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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07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39] （1907年7月） 1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 （7月14日和23日〔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 鉴于： （1）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广泛、普遍、急剧的革命高潮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的形势下，只有同在旧政权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下产生的立宪幻想作斗争这一思想任务联系起来，积极的抵制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策略； （2）没有上述这些条件，即使革命时代的一切条件均已具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策略也要求象第二届杜马时期一样参加杜马选举； （3）社会民主党一向指出立宪民主党在实质上就是十月党，指出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1905年12月11日颁布的）在专制制度下是靠不住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因十月党的选举法取代了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便改变自己的策略；[40] （4）目前在俄国中部工业区日益发展的罢工运动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革命高潮的最有力的保证，它同时要求进行不屈不挠的工作，把目前还只是工会性质的运动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和势必发动武装起义的直接的革命运动， 代表会议决定： （一）第三届杜马的选举也要参加； （二）向群众说明1907年六三政变同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叛变的关系，同时论证单靠工会斗争是不够的，要努力把工会罢工运动变成政治运动和群众通过起义推翻沙皇政府的直接革命斗争； （三）向群众说明，对杜马的抵制本身不能把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抵制的策略只有在我们使工会运动的高潮变成革命冲击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条件下才是恰当的。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51—52页 2 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初稿 （7月21日和23日〔8月3日和5日〕之间） 代表会议认为：全体党员有义务努力贯彻伦敦代表大会[41]关于工会的决议；在建立各工会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上的联系或者在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时，要考虑各地的各种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首先注意使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一味消极地迁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别（立宪民主党人、非党进步派[42]、社会革命党人等）最喜欢的“中立”立场，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观点，始终不渝地促使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并且同工会建立经常的实际的组织上的联系。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53页 3 关于反对抵制的发言 （7月21日和23日〔8月3日和5日〕之间）报道 列宁在反对抵制时，主要强调两点理由，这就是：只有当群众运动广泛兴起，武装起义提上日程的时候，实行抵制才是恰当的。这时，抵制才是破除立宪幻想的斗争手段。那种认为抵制本身仿佛能够激发群众斗志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抵制的策略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的唯一体现而已。社会民主党抵制布里根杜马也好，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也好，都不过是从属于人民群众反对旧制度的积极斗争的一个现象。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抵制只是防止群众沉溺于立宪幻想并促使他们去进行直接斗争的一种手段。可是现在既没有群众的积极斗争，也没有立宪幻想，因此，抵制的策略就失掉了任何根据。 载于1907年8月12日《斗争报》（拉脱维亚）第82号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8卷第23—24页 注释： [39]这是一组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有关这次代表会议的其他列宁文献见本卷《附录》和《列宁文稿》第12卷第386—39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7年7月21—23日（8月3—5日）在芬兰的科特卡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6人，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9人，孟什维克代表5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人，崩得代表5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2人。列宁作为北方区的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代表会议。 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六三政变后的政治形势下紧急召开的。列入会议议程的有以下问题：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问题；选举纲领问题；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代表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报告人分别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反对抵制）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赞成抵制）以及代表孟什维克的费·伊·唐恩。在表决中，布尔什维克抵制派的决议草案有9票赞成，15票反对；孟什维克的反抵制决议草案有11票赞成，15票反对。布尔什维克中的抵制派在其决议草案被否决以后投票赞成列宁的决议草案，结果列宁的决议草案有15票赞成，11票反对。会议最后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决议，这一决议号召党参加选举运动，不仅同右派政党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9—220页）。 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问题，代表会议作了如下决定：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不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选举协议；在重新投票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达成协议以反对右派政党；在工人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 会议还就选举纲领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就参加选举和参加国家杜马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来制定选举纲领。”（同上，第224页） 会议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同工会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代表会议决定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四个决议草案都作为资料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的草案即第3个草案是以列宁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订的。 这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制定了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条件下的策略原则。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以《关于1907年7月21日、22日和23日党的代表会议的通告》形式公布。——45。 [40]这里说的立宪民主党的选举法是指1905年12月11日（24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十月党的选举法是指1907年6月3日（16日）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分别见注11和注6。——46。 [41]伦敦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伦敦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47。 [42]非党进步派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这一集团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以及在杜马中，试图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和派别的成员在“非党”的旗号下联合起来。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进步派组成了一个有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代表参加的集团。出于害怕爆发新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政府不肯让步造成了左派革命力量活动的条件。在1912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杜马初期是28名，末期增加到37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48名。 进步派于1912年11月11—13日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独立政党——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个纲领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民族主义自由派》和《选举总结》第3节）。进步派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伊·柯诺瓦洛夫、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地主和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进步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报刊有《莫斯科周刊》、《言论报》、《俄国评论报》和《俄国晨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1916年退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47。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在7月8日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宣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38] （在7月8日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宣读） 1．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如果抵制杜马的确是积极的抵制，也就是说，如果它所代表的是广泛的、普遍的革命高潮直接转入对旧政权进行直接冲击（即武装起义）的力量，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抵制杜马才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唯一正确的决定。如果抵制的内容是，无产阶级警告全体人民不要象小资产阶级那样盲目迷恋于立宪幻想和旧政权恩赐的、最初建立的所谓立宪机关，那么抵制就是在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 2．如果认为没有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个条件，没有旨在推翻旧政权的全民的直接冲击这个条件，脱离同人民对恩赐的立宪制的迷恋作斗争这一任务，抵制手段本身就能起作用，那就是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智地行动。 3．因此，如果根据有利于十月党人的选举法取代了有利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选举法这一事实，根据公开的十月党人的杜马正在代替第二届杜马（第二届杜马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话，做的是十月党人的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对革命事业也不无益处）这一事实，根据这些便宣布抵制杜马，那不仅是以革命的冲动来代替坚韧不拔的革命工作，而且也暴露出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对立宪民主党杜马和立宪民主党的立宪活动还普遍抱有糟透了的幻想。 4．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鼓动工作的焦点，应该是向人民说明，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起义失败的直接的和绝对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革命的第二个时期的教训，即1906年和1907年的教训就是：在人们普遍相信立宪制、普遍采用所谓立宪斗争手段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遭到失败，还没有积聚力量、恢复元气、更加广泛得多地投入旨在推翻沙皇政权的更坚决更有力的革命冲击以前，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反动派的不断进攻、革命的不断退却都是势所必然的。 5．目前罢工运动在莫斯科工业区如火如荼，并开始波及俄国其他地区，我们应该把这种形势看作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革命高潮的最有力的保证。因此，社会民主党不仅应该竭尽全力支持并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且应该竭尽全力把这一目前还只是工会性质的运动变成广泛的革命高潮，变成工人群众同沙皇政府武装力量的直接斗争。只有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只有在采取攻势的革命运动已经发生的基础上，与对群众的直接号召（号召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密切结合起来的抵制口号，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1907年7月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6—48页 注释： [38]这份提纲在1907年7月8日（2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上宣读后，于当月印成了单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于1907年7月8日和14日（21日和27日）在泰里约基（芬兰）举行。出席7月8日第一次会议的有6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8月14日第二次会议的只有5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和同彼得堡一些党组织中的抵制情绪作斗争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对第三届杜马选举的态度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赞同列宁在提纲和报告中坚持的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路线。——43。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1907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纪念葛伊甸伯爵 （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30] （1907年6月） “彼·亚·葛伊甸伯爵的逝世使俄国遭到重大的损失，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对此表示深切的哀悼。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卓越的形象，感召着不分党派的一切正人君子。如此幸运实属罕见！！！”接下来是从右翼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31]上摘来的一大段引文。在引文中，对这位“完人”的毕生业绩深表感动的，是多尔戈鲁科夫家族的一员——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而多尔戈鲁科夫家族的代表已经直截了当地承认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宁可同农民和平解决，也不要等他们自己动手夺取土地……“凡是习惯于尊重人的人，不管他以哪个党派的面目出现，对于葛伊甸伯爵的逝世无不感到悲痛，我们也深有同感。而已故的葛伊甸首先正是一个人。” 1907年6月19日星期二的《同志报》第296号就是这样说的。 《同志报》的政论家们不仅是我国合法报刊中最热忱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当然是批判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一些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家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库斯柯娃女士、波尔土加洛夫先生和其他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署名来点缀版面的《同志报》上，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斯米尔诺夫、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唐恩等孟什维克都备受青睐。总之，《同志报》的政论家们是我国“有学识的”、绝对不搞狭隘的地下活动的、“民主主义的”以及如此等等的社会中的最“左翼”代表，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 当在报上看到上面引的那几行文字时，禁不住要对这些先生大声喊道：我们布尔什维克显然不属于《同志报》这伙正人君子之列，该是多么幸运啊！ 俄国有学识的民主派的“正人君子”先生们！你们在愚弄俄国人民，使他们染上卑躬屈节和奴颜婢膝的恶习，在这方面你们要胜过普利什凯维奇、克鲁舍万、杜勃洛文这些臭名远扬的黑帮分子百倍，而你们却在进行一场反对这些黑帮分子的如此热心、如此自由主义、如此廉价、对你们如此有利又如此保险的战争。你们听到如此“荒谬的奇谈怪论”，会耸耸肩膀，和你们社会里的所有“正人君子”一起报以轻蔑的讥笑吧？是的，不错，我们很清楚，世界上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你们庸俗的自由派的自满自足。我们之所以感到很高兴，是因为我们的全部活动象一道铜墙铁壁，使我们能同俄国有教养的社会的这伙正人君子划清界线。 能不能找出几个说明黑帮分子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居民阶层受到腐蚀并走入歧途的例子呢？找不出来。 无论是他们的报刊、他们的社团、他们的会议、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都不能提供这样的例子。黑帮分子制造有警察和军队参加的暴行和兽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黑帮分子施展欺骗、捣鬼和收买的手段，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憎恨和蔑视。黑帮分子用政府的经费，组织了一帮听从警察驱使的酒徒。所有这一切，丝毫也不会对广大一点的居民阶层产生什么危险的思想影响。 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国合法的、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却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各种会议、各种社团、教学事务等无不证明这一点。而《同志报》在葛伊甸逝世问题上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影响。 “……重大的损失……卓越的形象……幸运……首先是一个人。” 地主葛伊甸伯爵在十月革命[32]以前高尚地充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人民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以后，即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刻投靠反革命阵营，投靠十月党，投靠这个痛恨农民、痛恨民主派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政党。这位贵族在第一届杜马时拥护政府，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为参加内阁进行过谈判（但没有谈妥）。这就是这位典型的反革命地主的生涯中几个最主要的阶段。 于是一批衣冠楚楚、有学识有教养的先生出场了，他们高谈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口口声声同情自由事业，同情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这些先生在报刊上，在各种社团中、在各种会议和选举中垄断了合法反对派的地位，就是这些人举目望天，向人民说教：“如此幸运实属罕见！……已故的伯爵首先是一个人。” 不错，葛伊甸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既善于理解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又善于非常聪明地维护这些利益的公民。而你们这些有学识的民主派先生，不过是可怜的傻瓜，你们在用装疯卖傻的自由派行径掩盖自己的无能，你们只会替地主阶级充当文化奴仆，此外便别无所长。 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内受他们的欺骗，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中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无耻之徒，自命超越任何“党派”，持“全人类”的观点，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讲人道和能宽容的人。” 可敬的先生们，你们错了。这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全体奴才的观点。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同志报》的诸位先生，你们正是这样的无耻之徒。你们以极其恶劣的宽容态度为之感动的是：那位支持反革命政府的反革命地主竟是一个有教养、讲人道的人。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在把奴隶变成革命者，而是在把奴隶变成奴才。你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言论，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的高论，是陈词滥调，是时髦的空话或欺人之谈。这是一块粉饰得并不高明的招牌。而你们自己就是粉饰的坟墓[33]。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的文化和学识统统不过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这是因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你们出卖灵魂不仅是出于生活需要，而且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 你们感动地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你们这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已经完全被葛伊甸之流所蒙蔽。在人民面前公开地把一个建立政党来支持维特、杜巴索夫、哥列梅金和斯托雷平政府的人说成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这无异于把某个红衣主教说成是反对教皇的坚定战士。你们这些民主主义者不去教导人民正确理解立宪制，却在自己的著作中把立宪制说成是姜汁鲟鱼[34]。毫无疑问，对反革命的地主说来，立宪制正是姜汁鲟鱼，是尽力改进掠夺和制服庄稼汉以至全体人民群众的各种手段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那么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了，因为他们的政策实际上也得到了葛伊甸的支持。要是没有十月党人其中也包括葛伊甸的支持，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就不成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推行不了他们的政策。请问“正人君子”中英明之至的民主主义者，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面貌（“立宪主义者”）呢？是根据他的言论，根据他的捶胸顿足，根据他的鳄鱼的眼泪呢，还是根据他在社会舞台上的实际活动？ 在葛伊甸的政治活动中，什么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呢？是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他未能就参加内阁的问题同斯托雷平达成协议呢，还是在这一事件之后他前去同斯托雷平进行谈判？是他从前某个时候发表过某种自由派言论呢，还是在10月17日以后他马上成了十月党人（＝反革命者）？你们在把葛伊甸称作坚定的立宪主义者时，教导人民说，前者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这就是说，你们连民主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却在那儿毫无意义地跟着重复民主主义口号的片言只字。 正派社会中的正人君子们，你们要记住，所谓民主就意味着同反革命地主对国家的统治作斗争，而葛伊甸先生所支持的以及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所体现的，却正是这样的统治。 “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们的沙龙民主主义者感动地说。是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承认了，而且也乐意承认，他比民主主义者们更有教养，更有头脑（这倒不一定同受教育有关），因为他对本阶级的利益和他那反革命社会活动的利益的理解，比你们这些《同志报》的先生对解放运动的利益的理解要高明。这位有教养的反革命地主善于巧妙而狡猾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熟练地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表面上的绅士风度来掩饰农奴主的追逐私利的意图和贪得无厌的野心，他坚持（在斯托雷平之流面前）用阶级统治的最文明的方式来保护这一利益。葛伊甸之流把自己的“教养”全都用来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俄国激进派沙龙中的“正派的”无耻之徒看来，这倒可以作为政论家用以表现现代社会中将教养用于卖淫勾当的极好题材。 “民主主义者”一谈到有教养时，总想使读者联想到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高尚的智慧和心灵。对葛伊甸这班先生说来，教养就是薄薄的一层脂粉，就是训练有素的本领，就是“练就”一套以绅士风度来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政治投机的功夫。这是因为葛伊甸的十月主义，他的“和平革新派[35]思想”，以及他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同斯托雷平的各次谈判，其本质统统无非是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勾当，无非是设法以更稳妥、更狡猾、更巧妙、更隐蔽、更不外露的手法来维护高贵的俄国贵族榨取千百万“乡巴佬”血汗的权利。这些乡巴佬无论在1861年以前还是在1861年，无论在1861年以后还是在1905年以后，都始终不断地遭受这些葛伊甸的掠夺。 从前，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就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主－地主有教养这种傅粉施朱的外表，认清其掠夺的需要，教导人们憎恨这等人的虚伪和冷酷。然而，那些以民主主义遗产的保护者自诩、参加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在评价葛伊甸时所表现的奴才相，较之《同志报》的先生们更甚百倍。我们把《同志报》的先生们看作俄国“社会”中“正人君子”的“民主主义”典范。］或者成为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要奴颜婢膝，并以自己作为非党民主主义者能不偏不倚而扬扬得意。这种表演怕是比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的业绩更加令人生厌吧…… 沙龙民主主义者得意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人’。葛伊甸是讲人道的。” 葛伊甸的人道精神所引起的这种感动，使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待人和蔼，有西欧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役说：“为什么酒没有温热？”仆役没有作声，脸色变得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36] 请看，这就是葛伊甸式的“人道精神”或葛伊甸之流的人道精神的典范。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比起萨尔特奇哈来……也是“讲人道”的人，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亲自到马厩去看看鞭挞费多尔的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过问鞭挞费多尔的树条是否在盐水里浸泡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役不打不骂，他这个有教养的人，只是站得远远地“处理”，温文尔雅又充满人道精神，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 葛伊甸的人道精神也正是如此。他自己没有同卢热诺夫斯基和菲洛诺夫之流一起参与拷打和折磨农民。他也没有同连年坎普夫和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之流一起去进行讨伐。他没有同杜巴索夫一起去血洗莫斯科。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建立这类业绩，而让全俄“马厩”中的这类英雄去“处理”，自己却坐在宁静雅致的书斋里领导着支持杜巴索夫之流的政府的政党——这个政党的领袖们为征服莫斯科的杜巴索夫举杯祝贺……“费多尔的事”派杜巴索夫之流去“处理”，自己不到马厩去，难道这不是确确实实的人道精神吗？在主持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报刊政治栏的老懦夫们看来，这是人道精神的典范……“他是个连苍蝇也不肯伤害的大好人！”支持杜巴索夫之流，坐享杜巴索夫之流镇压的成果，而又不必替杜巴索夫之流承担责任，“如此幸运实属罕见”。 沙龙民主主义者认为，抱怨一通葛伊甸之流为什么没有来治理我们，就算是登峰造极的民主主义（因为这位沙龙笨伯根本想不到这是葛伊甸和杜巴索夫之流之间的“自然”分工）。请听： “……真可惜，现在正是他〈葛伊甸〉最有用的时候，他却去世了。否则他现在会同极右分子进行斗争，发挥他最好的精神素质，以他所固有的毅力和机智捍卫立宪原则。”（6月22日星期五《同志报》第299号刊登的普斯科夫省通讯《纪念葛伊甸伯爵》） 真可惜，有教养、讲人道的和平革新党人葛伊甸，竟未能以他关于立宪的漂亮空话来掩盖第三届杜马即十月党人杜马的真相，来掩盖破坏杜马的专制制度的真相！“民主主义者”政论家的任务不是去撕破虚伪的外衣，把压迫人民的敌人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而是为失去了美化十月党人的老奸巨滑的伪君子感到惋惜……什么是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37]（WasistderPhilister？EinhohlerDarm，vollFurchtundHoffnung，dassGotterbarm！）什么是立宪民主党阵营的或接近立宪民主党阵营的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反革命地主发慈悲！ 1907年6月 载于19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37—45页 注释： [30]《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载于1907年9月初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之声》文集，并附有文集编辑部的如下按语：“这篇文章早在6月间《同志报》发表悼词之后随即写成，但由于某种与作者‘无关的’原因而未发表。现在把这篇文章编入本文集，编辑部认为，虽然文章的写作缘由目前已失去意义，但它的内容还是完全有价值的。”文章没有署名，但文集目录中标明作者是尼·列·。 所谓“与作者‘无关的’原因”一般是指警察当局与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而此处也指当时布尔什维克文集成了唯一可以发表列宁文章的出版物这一客观情况。——34。 [31]《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34。 [32]指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36。 [33]粉饰的坟墓意思是虚有其表或表里不一，典出于圣经《新约全书》。传说耶稣指责言行不一的犹太教律法师和法利赛派是伪善者，说他们象粉饰的坟墓一样，外表富丽堂皇，而里面充满尸骨和污秽之物（见《马太福音》第23章）。——37。 [34]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话。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名贵菜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等作品中曾用它来嘲讽俄国自由派人士，说他们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他们意在巧取豪夺。他们要宪法是为了便于巧取豪夺，就象用姜汁鲟鱼来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那样。——38。 [35]和平革新派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于1906年6月成立，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39。 [36]“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一个短篇小说《总管》。小说主人公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宾诺奇金是一个道貌岸然、举止文雅、不露声色地处罚下人的“文明”地主。有一天招待客人，他发现仆人费多尔没有把酒烫热，就镇静自若地按铃叫来另一个仆人，低声吩咐：“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意即把费多尔拖进马厩鞭笞一顿。——40。 [37]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歌德格言诗集《酬唱集》中的《悭吝》一诗。在这首诗里，歌德劝诫年轻人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成为灵魂空虚的怯懦的庸人。——41。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反对抵制（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反对抵制 （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1] （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会[2]，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受社会革命党人[3]影响的，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代表的直接参与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4]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5]一起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决定，而不应该由非党的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来决定。 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问题而出现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决定，也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文件，但是从该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社会革命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决定。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且正在讨论。 社会革命党究竟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呢？教师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讲到了第三届杜马毫不中用，搞六三政变[6]的政府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质的，等等，等等［注：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原文：“鉴于：（1）作为召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依据的新选举法剥夺了劳动群众在此以前所享有的、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一点起码的选举权；（2）该选举法为了居民中最反动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竟公然粗暴地强奸民意；（3）第三届杜马，按其选举的方法和组成来说，是反动政变的结果；（4）政府是要利用人民群众参加杜马选举这一点来说明人民承认政变，——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1）拒绝同第三届杜马及其各个机构建立任何联系；（2）不以组织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参加选举；（3）以组织名义广泛宣传本决议中所表明的对第三届国家杜马及杜马选举的看法。”］。他们的论据是这样提的：由于第三届杜马极端反动，采取抵制这样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对可以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作分析。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实行抵制不取决于某一机关的反动程度如何，而是如俄国革命经验现在也已经表明的那样，取决于实行称作抵制的这一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谁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年来的经验，不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就来谈论抵制，那就只好说这种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学到。现在我们就是试图从分析这个经验来着手研究一下抵制问题。 一 抵制布里根杜马[7]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象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8]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9]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10的法令[10]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就是坚持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问题，而1905年秋天，历史却把这个问题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宣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问题。1905年10—12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10—12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广泛最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权空白时期”——旧政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5年十二月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1906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11]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中和联合起来而斗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决定下一步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直接的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一些。 在所有孟什维克的书刊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书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象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12]，用这种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13]，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察的御用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革命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宣言［注：这篇论文编入德文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Internationalesausdem《Volksstaat》》）。俄译本：《〈人民国家报〉论文集》知识出版社版。］（1874年）的文章中非常清楚生动、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向读者致歉），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4—586页。——编者注］。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试问，究竟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呢？究竟根据什么主要的标志，说客观形势的特点使简单、直接、明了的口号没有成为空话，而成了唯一适合实际斗争的口号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二 在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形式的斗争已经结束）时，根据那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标志和征兆，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斗争的结局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一切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确定各种有助于弄清斗争前的局势的标志，因为我们想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到第三届杜马的问题上。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是1905年抵制得到成功的条件。现在应该研究，第一，特别强大的斗争高潮同抵制有什么关系；第二，特别强大的高潮有些什么特征和显著的标志。 我们已经指出，对某一机关的抵制并不是在该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产生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从已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争手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至少用来削弱这个政权，使它不能创立这个机关，不能利用这个机关［注：本文所说的都是积极抵制，即不是简单地不参加旧政权设置的各种机关，而是向旧政权进行冲击。应该向没有读过抵制布里根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书刊的读者提一提：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公开讲积极的抵制，坚决提倡积极抵制，反对消极抵制，甚至坚决把积极抵制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需要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需要在许多场合下让群众起来抗拒当局的命令（这种群众的抗拒是发动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行动上拒绝，也就是说，不是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某些运动上，如不断违反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非法的、但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等等。这样，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了：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要否定的并不是某个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该机关的存在本身。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到处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 在谈到1905年秋季高潮的特征和标志时，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革命展开不间断的群众性的进攻，不断攻击敌人并迫使敌人退却。镇压不但没有使运动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1月9日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罗兹的街垒战[14]、“波将金号”的起义。在出版、结社、教育等方面，旧政权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到处都在不断地被冲破，冲破这种范围的绝不只是“革命者”，而且还有普通人，因为旧政权确实已被削弱，确实已经老朽得失去了控制能力。高潮力量的特别显著和准确无误的（从革命组织的角度来看）标志，就是革命者提出的口号不仅不是毫无反响，而是完全落后于生活了。不论是1月9日的事件，还是以后的群众性罢工和“波将金号”的起义，都走到了革命者直接号召的前头。在1905年，群众对革命者发出的任何一个号召从来没有持消极态度，没有默不作声，没有拒绝参加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是对一触即发的气氛的自然的补充。当时这个口号根本不是什么“凭空虚构”，它只是准确而忠实地表达了勇往直前、走向直接冲击的高潮。恰恰相反，搞“凭空虚构”的却是我们的那些孟什维克，他们回避革命高潮，迷恋于沙皇在宣言上或8月6日的法令上许下的空洞诺言，对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诺言信以为真。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当初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所根据的不是最广泛、最强大和最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成了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革命中最重大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实而使向立宪君主制转变成为空洞的警察式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而是因为这些可怜的革命者思想上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误的这两个原因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混淆这些原因就是不能容许的了。 三 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一方面加以研究。1905年秋季和190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这个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制度所要求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上述问题甚至不能和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等量齐观，后者才是整个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一斗争真正是抵制的活的灵魂。想一想抵制派的讲话和他们的全部鼓动工作，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要的决议，那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多么正确。 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个方面。他们总是觉得，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是荒唐的、无意义的，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5]上的一些发言中，我记得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至于孟什维克的书刊就更不用说了。 乍一看，孟什维克就象一个人洋洋得意地教训他人说马吃燕麦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宣布同立宪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难道这不是荒唐之极吗？ 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堂而皇之地提到一些简单的常识，从而把问题庸俗化了，这是由于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将抵制布里根杜马置诸脑后，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看作产生立宪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的具体阶段。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类的人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例证。 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象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如此而已。这是公认的道理。这个公认的道理可以用来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样的立宪制度；在革命的某些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特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从这个公认的道理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吗？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所特别喜爱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在这些问题上很难给你什么启发，正如马吃燕麦这个信念在你选择合适的马和学会骑马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你启发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和1906年初曾经说过，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应该成为当时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的问题：在下一步将要取得胜利的是直接的道路，即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表机关的道路呢，还是迂回曲折的道路，即君主立宪和“杜马”类型的警察式“立宪”（带引号的！）机关的道路。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瞎扯理论、“凭空虚构”的？对这个问题，俄国革命的历史现在已经作出了回答。 1905年的十月斗争就是反对革命转上君主立宪制轨道的斗争。10—12月时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敢的、自由的立宪的时期，这种立宪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志，而与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立宪制时期的假立宪迥然不同。开展争取真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西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弄不懂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潮时期（1905年）和低潮时期（1906—1907年）。在第一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发挥得最充分，居民中所有阶级的自由而广泛的组织都得到最大的发展，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最不理会旧政权，最无视它的机关和命令——当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体现出来的立宪的情况下实现的。接着，在第二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出版自由等等都很不发达并不断低落，——这时存在着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炮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承认并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来维护的天知道的“立宪制”。 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大概没有哪个学究敢于否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事态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都会把1905年到1907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反立宪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即人民抛开警察式（君主）立宪去争取和实现自由的时期和君主“立宪制”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现在，立宪幻想的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16]时期，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弄清当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1905年和1906年初，无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还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孟什维克，都不明白这一点。 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存在于纸面上，并且不断使所有俄国立宪民主党[17]奴才的心灵深受感动。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行了俄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度。杜巴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终究是幻想。历史完全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然而，不仅是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立宪制”，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颂扬立宪制，奴颜婢膝地大费唇舌（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季切夫先生），证明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那就是大逆不道。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中无疑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立宪制”，相信杜马，而不听社会民主党的警告。 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时期是全国迷恋于资产阶级偶像的时期，就象西欧一些国家有时迷恋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 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的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1905年秋天气势汹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毕竟还是抵制……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同志报》[18]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象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一届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布里根杜马的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务。参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而不是在旧政权建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向全民“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得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都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转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恋，甚至连稍微广泛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制就没有必要了。 四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把1907年秋季和1905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 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1905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性质了呢？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1905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响应。例如，1906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1906年夏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1907年六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19]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1907年6月基辅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20]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象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象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4页。——编者注］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tolleJahr”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21]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22]，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象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23]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24]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25]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26]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不行的。 1905年和1906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卖给了黑帮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27]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洋洋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10—12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象第二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简单而微不足道的［注：参看1905年《无产者报》（日内瓦出版）[28]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页。——编者注），该文指出：我们并不笼统地拒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课题——为争取直接的革命道路而斗争。还可参看1906年《无产者报》[29]（俄国出版）第1号上的文章《论抵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343页。）——编者注），这篇文章强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1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1906—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六 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标志。我们应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能保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够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为什么有赞成抵制的倾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最接近直接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从按一定的类型“确定的”论据出发，而是从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出发的。 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两派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分歧的不多几个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复元气”，这就是原因。的确，10—12月的斗争几乎完全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承担的。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经常地、有组织地、不间断地在为全民族而奋斗。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与欧洲各国相比）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会因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12月以后，正是无产阶级受到了反动的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此后不断地受到这种猛烈攻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警察的迫害和处决使无产阶级人数锐减，而一连串的同盟歇业——从“惩罚性地”关闭官办工厂到资本家以阴谋对付工人——使工人群众的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而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说，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情绪高涨和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标志。对这个不十分明确、不易完全捉摸到的印象作补充的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复苏。对工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加强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和同盟歇业时期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现在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把握的、仅仅预期可能发生的罢工运动，而是各工人组织已经决定举行的一次最大的罢工。1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们早在1907年初就曾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并拟订了加强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第二次来开会的，已经是2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1907年7月举行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动的工人会有40万。这次运动是从莫斯科地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的。正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思想最落后、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最少、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部分。这些工人的主动精神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比过去广泛得多。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推进这一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比较起来，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罢工运动变成对专制制度的全面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来。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新的运动充满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某些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思路大致就是如此。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同一味重复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在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我们立即接受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所强调的东西，对曾经思考过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来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实行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没有任何革命内容的提法——规避还是不规避［注：见前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撰稿人、现自由派报纸撰稿人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提出的典型的自由主义论断。］？——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化、工业的复苏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全都当作是已经得到证实和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某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局部的高潮正开始出现。［注：有人认为，纺织工人的罢工是一种使工会运动脱离革命运动的新式的运动。但是对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因为第一，从悲观方面去解释一切复杂的现象的征兆，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常常会把许多没有完全“在马鞍上坐稳的”社会民主党人引上歧途；其次，如果纺织工人的罢工具有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疑应该竭力为消除这些特点而斗争。一旦我们斗争成功，问题必将会象我们所提的那样。］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展这个高潮，竭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进攻性的运动呢？当然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但是在目前，在局部的高潮刚刚开始，在它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为了使运动向前发展，是否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是否能够促进当前运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直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涉及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2月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对直接斗争的必要性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主事业象1905年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持民主运动时期那样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支持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的高潮，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离开直接的群众斗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保证。 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完全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相信第三届杜马，要学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唐可笑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人相信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过去无疑普遍地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热中于在俄国建立立宪机关（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的最初的尝试，现在却不迷恋于、也不可能迷恋于第三届杜马这个立宪机关了。 1905年和1906年初广大居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个代表机关上，即使它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的。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必须反对这种代表机关，而且要用最明确的态度表示反对。 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迷恋于第一个“议会”，不是相信杜马，而是对高潮缺乏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不能消除运动中的实际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还有削弱我们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一个与已经形成的高潮同时出现的口号，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缺乏信心，看不见高潮的力量。 首先应该注意使这个高潮的力量在实际上得到证实，过后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不过也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开展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是否需要提出特别的口号来转移对……第三届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不去注意某个重要的和确实能够使没有经验的、还没有见过议会的群众迷恋的东西，也许有必要抵制这个不应该去注意的东西。但是为了不去注意完全不能使当今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群众迷恋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宣布实行抵制。现在关键不在于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的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御变为对反动派的进攻。 七 我们来简要地归纳一下。抵制的口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1905年和1906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选择下一步发展道路的问题：走直接革命的道路还是向君主立宪转变。在抵制方面进行鼓动的内容主要是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从所有这几个方面来看，1907年秋季以前的形势说明完全不必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在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事先拒绝参加最反动的代表机关的同时，应该把全部宣传鼓动都用来向人民说明十二月失败同接踵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对立宪制的亵渎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亵渎势必继续下去并且会变本加厉。 在出现高潮、迫切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时，我们决不拒绝采用这个口号，目前我们则应竭尽全力，通过直接的影响，把工人运动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1907年6月26日 载于1907年7月底圣彼得堡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36页 注释： [1]《反对抵制》一文载于1907年7月底出版的小册子《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是当时持相反观点的列·波·加米涅夫写的《赞成抵制》，该文所署时间是1907年6月28日（7月11日）。 这本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秘密印刷厂印刷的，但伪装成为合法的印刷品，封面上印的出版地点是莫斯科，印刷单位是虚构的哥里宗托夫印刷厂。1907年9月，小册子被沙皇当局没收。——1。 [2]指1907年6月19—24日（7月2—7日）在芬兰举行的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社会革命党人50名、社会民主党人23名、无党派人士18名，他们代表了大约2000名有组织的俄国教师。代表大会通过了联合会的章程，并讨论了关于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关于同其他职业性联合会的关系、关于对当前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关于教师职业保障和互助等问题。会议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全俄教师联合会成立于1905年4月，当时称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联合会章程第1条规定，它除了为改善教师物质生活状况进行斗争外，还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它既是教师工会，同时又是为争取学校自由而斗争的政治团体。因此列宁称它为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1。 [3]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4]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 [5]出席全俄教师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是尼·亚·罗日柯夫。——1。 [6]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16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 [7]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99页）等文。——2。 [8]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彼得堡工人于1905年1月9日（22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屠杀工人的事件，激起了全国工人抗议罢工，仅1月份就有44万人参加罢工。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3。 [9]指1905年6—7月间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1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8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所属的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与此同时，“普鲁特号”教练舰于6月19日（7月2日）为支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A．M．彼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员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3。 [10]8月6日的法令是指沙皇政府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参看注7。——3。 [11]维特杜马即第一届国家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故有此称。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478人，其中立宪民主党179人，自治派63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16人，无党派人士105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参看注144），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5。 [12]“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文学教师》。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奇的史地教师，他平时沉默寡言，而一开口总是说些诸如“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之类的人所共知的“大道理”。“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是他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空话、废话和老生常谈。——6。 [13]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改革的典型。——6。 [14]罗兹的街垒战是指1905年6月9—11日（22—24日）波兰罗兹市工人的起义。1905年5—6月，在素称工人波兰心脏的罗兹市出现了罢工浪潮。6月8日（21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遭枪杀。6月9日（22日），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罗兹委员会号召下，全市举行了政治总罢工。工人们自发地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全市修筑了约50处街垒。经过三天激烈战斗，起义终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起义者死伤约1200人。——9。 [15]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共有157人参加大会。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利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11。 [16]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13。 [17]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3。 [18]《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1907年12月30日（1906年3月28日一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15。 [1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六三政变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给各党组织的信》。信中说：“无产阶级和代表它的利益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政府的横暴行为不能不予以回答和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号召各党组织“支持正在掀起的群众运动，使之进行到底；在有把握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而坚决的支持的地方，要立即发起运动，并把情况报告中央委员会”。——18。 [20]这里说的基辅起义是指沙皇军队第41谢连金步兵团和第21工兵营1907年6月4日夜在基辅举行的武装起义。当时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些部队里都有较强的力量。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消息传来后，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召开会议决定举行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军事组织委员会不赞成起义，但在起义已不可能制止时也决定参加。这一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这里说的黑海舰队起义可能是指1907年5月底黑海舰队实习分舰队水兵起义未果一事。1907年5月22日，实习分舰队由塞瓦斯托波尔港起锚驶往坚德拉湾。在发现水兵有发动起义迹象后，分舰队奉命立即返航，于5月28日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港。随后有数十名水兵以鼓动起义的罪名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19。 [21]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说，宪章运动是整个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进攻的自觉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1。 [22]“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21。 [23]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22。 [24]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22。 [25]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22。 [26]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对法国工人的下述忠告：“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象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页）——23。 [2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前者是根据孟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后者则是根据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3—155、209—210页）。——25。 [28]《无产者报》（《Пролег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26。 [29]《无产者报》（《Пролег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26。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07年6月至1908年3月即俄国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初期的著作。 第一次俄国革命持续了将近两年半，到1907年年中，沙皇政府控制了局势并转入进攻。1907年6月2日，沙皇政府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翌日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进一步限制工农的权利，保证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第三届杜马的绝对控制。六三政变标志着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结束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以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为首的专制政府对工人和农民进行残酷的镇压。成千上万的革命参加者或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或被放逐服苦役。反动政府破坏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查封工会组织，迫害布尔什维克。列宁为了躲避沙皇暗探的追捕，于6月匿居芬兰，12月再度出国，侨居日内瓦。鉴于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已不可能，沙皇政府开始实行以六三体制和新土地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政策。 六三体制就是把全部政权交给农奴主－地主，使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其目的是建立农奴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同盟，以保持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第三届杜马就是要体现这个体制。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选民团推选出的复选人占总数的3／4以上，而工人和农民推选出的复选人却不到总数的1／4。许多非俄罗斯民族被剥夺选举权。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本卷第1篇文章《反对抵制》以及《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提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献，批驳了抵制派的论据，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应当采取的策略。列宁指出，对某一机构是否采取抵制手段，不应以其反动程度为依据，而应以采取抵制的斗争条件是否存在为依据。抵制杜马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目的是使它不能建立这种机关。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说，只有在革命进入高潮并能转入武装起义的情况下，抵制杜马才是正确的策略。他认为，在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不具备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争取有代表进入这个反动机构，以便利用它来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他在批评主张抵制的人时写道，马克思主义“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见本卷第23页） 新杜马的选举达到了沙皇政府预期的结果。442名代表中，黑帮分子、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占409个，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占19个，代表农民的劳动派占14个。本卷中的《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等文献，分析了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成分及其反人民的活动，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杜马斗争策略。列宁指出，在第三届杜马中将会有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的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前者是反革命的，占杜马代表的2／3强，他们主张加紧镇压和保护农奴主－地主的利益，甚至企图完全恢复专制政体。后者也是反革命的，没有超过杜马代表的半数，他们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同政府的勾结，并且用徒有其名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这两个多数都屈从沙皇政府。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可以轮流依靠它们。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这个杜马宣传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广泛地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鼓动工作。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既要揭露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的暴虐，也要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本质。 斯托雷平的新土地政策企图按照地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以适应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制止农民革命的再爆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需要根据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修改自己的土地纲领。列宁在1907年11—12月撰写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重要著作依据1905—1907年土地运动的丰富历史经验，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以及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这部著作占本卷将近一半的篇幅。 列宁认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必须依据俄国土地占有情况的新材料。他说明土地问题在沙皇俄国之所以十分尖锐，是因为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一小撮贵族和地主手里，千百万农民因缺少土地而陷入困境。在俄国欧洲地区，3万个贵族和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有500俄亩以上，其中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每户平均有2333俄亩，而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仅有7俄亩。这种情况造成耕作技术落后，农民群众愚昧无知，农奴徭役制剥削形式繁多。这是农民展开土地斗争的根本原因。土地变革的实质就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俄国农业制度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 列宁指出，俄国的土地变革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一条是改良的道路即普鲁士式的道路，另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即美国式的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农奴制地主经济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变成贫农和雇工，同时分化出少数富农。这条道路仍然保存地主经济和大地产，使生产力发展速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度缓慢，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很长时期内遭受农奴制的剥削和奴役。第二条道路就是用暴力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使土地完全转归农民，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这条道路使俄国资本主义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能尽快地发展生产力，能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列宁指出，在1861—1905年期间，在俄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是要决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哪条道路。各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两种土地纲领，其基础就是这两种可能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方式。列宁在分析各政党和各阶级的土地纲领以及两届杜马中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之后指出，所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从黑帮地主到立宪民主党人）都主张改良的地主式的发展道路，而无产阶级代表和农民代表则主张革命的农民式的发展道路。农民代表和民粹派提出土地国有化和平均分配土地的要求。列宁揭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错误，同时肯定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平等思想在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 列宁用主要的篇幅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纲领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他指出，过去所有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在于没有很具体地设想到俄国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是哪一种方式。他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指出这个纲领不是要消灭农奴制关系的残余，不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彻底扫清道路，而是要巩固份地所有制，仅仅要求把非份地收归地方公有。列宁写道，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世纪的所有制，而且农民份地所有制也是中世纪的所有制。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主张在极大限度地保持农民利益的条件下消灭村社和中世纪的份地所有制，即废除土地所有制，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俄国第一次革命用事实否定了孟什维克的全部论据。农民群众没有接受孟什维克的纲领，而是主张土地国有化。列宁指出，激进农民的口号是：无论是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占有制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只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口号最真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要求，表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列宁论述了土地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土地国有化的科学概念同地租理论有密切联系。级差地租同有没有土地私有制完全无关。土地国有化并不消灭级差地租，而是把它交给国家。土地私有制产生绝对地租，妨碍对农业自由投资。土地国有化消灭土地私有制，从而也消灭绝对地租。它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列宁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肯定土地国有化才是彻底消灭农业中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最正确的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孟什维克否认绝对地租理论，就是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土地国有化的观点。 列宁探讨了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和它的动力问题，探讨了土地国有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他指出，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见本卷第392页）因此，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党的纲领只能主张土地国有化。列宁说，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应该彼此适应，经济变革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并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有助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列宁指出，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表现出孟什维克不懂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才能保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懂得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见本卷第298页） 列宁把他的论述概括为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局联结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估计到俄国农业可能有两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并且向人民明确说明每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和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激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见本卷第311页）列宁在1917年9月为这本书写的跋中指出，在新的时期，当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的时候，土地国有化就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新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列宁很重视研究布尔什维克同各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进行不调和斗争的经验。本卷的《〈十二年来〉文集序言》是列宁为当时准备出版的列宁著作三卷集《〈十二年来〉文集》写的。这篇序言简明地叙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两派在1895年至1907年间围绕党的纲领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的斗争，阐明了列宁在各个时期如何用不可调和的革命精神解决这些问题。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同他们进行的思想斗争“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见本卷第89页）列宁根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经验指出，特别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内必然存在产生机会主义的条件，“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得到锻炼，是十分必要的”。（见本卷第105页） 列宁利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中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列宁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初步总结了1905—1907年革命。他指出，第三届杜马的召开结束了相信专制政府和人民代表机关可以和平共处的时期，开辟了革命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期，把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革命进攻时期（1905年）同反革命玩弄立宪时期（1906年和1907年）进行对照，才能决定当前的政治路线。列宁说，革命斗争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一直在领导革命。俄国解放运动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是无产阶级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在群众运动的低潮时期，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地位被操纵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取代。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运动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它对沙皇制度的卑躬屈节。两届杜马的反革命时期使农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他们的领袖和同盟者。1905年革命进攻时期证明，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农奴主－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列宁坚信，新的全民的政治危机必将到来，那时又将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全民运动的领导者的使命。 《政论家札记》、《政治短评》、《新土地政策》等文章，阐明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指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革命斗争的前景。革命的失败使孟什维克丧失了信心。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党操纵着第三届杜马，立宪民主党已成为十月党的奴仆。列宁揭露说，按专制政府的意图，新杜马的使命是：“通过旧政权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微小的立宪改革的基础上的直接勾结来结束革命”。（见本卷第54页）资产阶级公然背叛革命，同旧政权紧密勾结，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列宁说，无论俄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会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和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列宁进一步揭露了沙皇政府的新土地政策。他指出，沙皇大臣斯托雷平、黑帮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懂得，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保证俄国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建立新的阶级支柱以保持自己的政权，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原因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见本卷第400页）新土地政策就是按照地主的办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用暴力手段破坏村社，使大批农民更快地破产。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更加坚决地向群众提出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口号，只有举行这样的起义，才能阻止斯托雷平的改革。在反动年代的黑暗日子里，列宁发出了充满信心的声音：“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长期进行工作。人们说我们坚如磐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心灰意懒，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热中于冒险行动。”（见本卷第403—404页） 本卷收载的一部分著作是有关第二国际第七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1907年8月间，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并作为社会党国际局的成员参加了大会主席团，还参加了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这是列宁第一次出席国际的会议，他在会上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全面介绍了大会的情况。《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对一些事实作了说明，《“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一文揭露了社会革命党人对大会情况的歪曲。列宁认为，这次大会在确定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他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作了鲜明的对比，并且本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见本卷第85页） 殖民地问题是大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荷兰代表万－科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根本不谈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争，竟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支持这个提案的机会主义者形成了多数。列宁认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和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在大会讨论中，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大卫代表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攻击左派不了解改良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透顶的。经过尖锐的斗争，大会通过了比以往更尖锐地谴责殖民政策的决议。列宁说，殖民地问题的讨论暴露了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真面目，表明欧洲一些国家里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列宁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殖民沙文主义的害处及其产生的原因，以便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去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是大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机会主义者反对工会接受党的领导。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的关系，彼此不相从属。德国代表中有一半是工会代表，他们支持这个草案。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工会中立。布尔什维克和各国党的左派反对工会中立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决了中立思想，肯定工会和社会党必须有密切的联系。列宁认为，这个决议对俄国人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自由派赞赏的中立思想彻底决裂。他指出，鼓吹工会中立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有利，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使德国的工会极明显地倾向机会主义。收入本卷的《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和《工会的中立》一文进一步批判了工会中立论，强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进行工会活动时，应该使工会同党接近，启发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大会讨论的最重要的也是斗争最激烈的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的决议草案共有四个，一个是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其他三个是法国社会党的代表爱尔威、盖德、饶勒斯和瓦扬分别提出的。列宁着重分析了爱尔威和倍倍尔的决议草案。爱尔威的草案要求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的观点是半无政府主义观点。爱尔威的错误在于：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不懂得能否用罢工和起义反对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列宁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列宁还批判了福尔马尔等人提出的以议会斗争方式反对战争的主张。倍倍尔的草案的缺点是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积极任务。罗·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对倍倍尔的决议提出的修正案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见本卷第73页）经过修正的这个决议案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列宁认为，这项决议既对军国主义问题作了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又向各国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3篇。其中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反对抵制的发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的注释》、《克·蔡特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注释》、《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的记录稿和总结发言、《第三届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附录》中的文献都是新增加的。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 列宁全集 LIENINGQUANJI 第十六卷 1907年6月—1908年3月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一混乱和绝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第一部分战后的重建 1945—1950年 一混乱和绝望 当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和欧洲大陆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成百万的人群在流动：占领军部队，被打败的部队，疏散的人群，劳工，由于国界的变动而被驱逐的人们，各种各样的难民。食物奇缺，军事当局对处理大量文职问题无能为力，而文官当局又缺乏经验，组织涣散，而且常常毫无权威。 日本主要城市中一半的房屋遭到破坏。由于战时的疏散，使生活在东京、大阪和神户的人口减少了一半。粮食供应中断。除了大米之外，其它食物的主要来源是黑市。1945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即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月，东京300万人中就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离开城市，到乡下设法弄粮食。由于工资的购买力还不到战前水平的十分之一，人们为得到食物花光了储蓄，变卖财产。许多人在这场谋求生存的斗争中失败了。正如有关这一时期调查中叙述的那样： “的确，食物奇缺，许多人实际上在挨饿。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些日子里，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倒毙街头是常见的事。1945年11月18日东京主要的日报报道：自战争结束以来，东京已有300人饿死，神户148人，福岗100人，名古屋72人，大阪42人”。“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无家可归和失业的人，他们变得极度虚弱。白天他们游荡于街头，四处寻找别人吃剩下的东西，晚上睡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车站或地下隧道中，仅靠一条单薄的毯子挡寒。即便他们有工作可干，那情形也没什么两样。因为一个临时工干一天挣得的钱超不过1日元或2日元，而一个小小的米团就花10日元，一块小面包要15日元”（穆尔，89—90页）。 在欧洲，由于战争的破坏而缺少1,600万套住房。据报道，柏林地区的难民就有800万，德国当局竭尽全力也只能安置那些濒于死亡的人，而迫使其他的人下乡去。《图画邮报》刊登了德国妇女和儿童在美国军营的大垃圾堆上寻找食物的照片，断言“德国今年的惨状将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1945年9月8日）。但是那年冬季使人绝望的状况不仅限于德国。正如《经济学家》所清楚地描述的那样： “灾难是巨大的，只是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农民自然要好过些，富人可以利用黑市买些食品，但欧洲4亿人口中约四分之一的贫苦城市居民今年冬季肯定要挨饿，有些将被饿死。华沙就是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地方。据《联合国救济与复兴总署》主席莱曼克先生说，那里将有1万人饿死。匈牙利，特别是布达佩斯，由于饥荒，死亡人数将达100万。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平均每人每日摄入的热量不到1000卡（维持健康要大大高于2000卡）。奥地利的一些城市，如新维也纳，已经有人饿死；在萨尔，据报道，孩子们正因饥饿而不断死亡；意大利北部及鲁尔、柏林等德国大部分大城市，要保证供给每人每日1200卡以上的热量是困难的。希腊和荷兰的西部情况在好转，但供应也还是不充足的。巴黎以及法国和其它大城市面临着新的食品供应危机。以上关于卡路里和食品的简单的描述，没有包括伴随饥饿而来的可怕的疾病，如结核、痢疾、伤寒、斑疹伤寒、佝偻病，也没有包括骇人听闻的妇女和婴儿的死亡数字。 “波兰十分之一的人患结核病，华沙高达五分之一。结核病在南斯拉夫也广为蔓延。捷克人说，在全国70万贫困儿童中发现50％患有结核病。柏林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布达佩斯自9月以来婴儿死亡率从16％增加到40％。鲁尔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据英国来访者说，几乎没有一个新生儿能活过这个冬天”（1946年1月26日）。 对于那些时常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先例可以说明战后的经济重建和恢复是令人鼓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些年，一个狂热的战后繁荣很快消失了。一些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整个欧洲在1920年至1921年间制造业生产下降了9.5％。英国受到影响最早，也最严重，失业率从2％上升到11％；美国产量下降了20％，失业增加到11.5％。美国在1920年和1921年间物价下降了22％。德国在同时期物价却几乎上涨了15倍。有关这一时期的一部经典的历史著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情况说成是“总的来看，比1946年好”（刘易斯，16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前景是不妙的。保罗·萨缪尔逊于1943年就提出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结合在一起的可怕局面，他担心“这将导致进入一个漫长的失业和工业混乱的时期，这在任何经济中都将是前所未有的”（萨缪尔逊，51页）。他后来写了一本极为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战后出版了。应该记住，他当时所说的是美国，而美国在战时是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段时期的政局同样也使人联想到动乱。不仅在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并获得了胜利，而且每个国家都为巨大的社会变革所震撼。战后德国确实有可能效仿俄国的道路，发生反对帝国政权的革命。意大利革命工人占领了工厂，对资本主义统治提出了爆发性的挑战。1918年后的几年中美国工业和政治不稳定的水平是空前的。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于1945年概括当时恐慌的情况是：“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方式不能胜任重建的任务”。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就在眼前，这是不容置疑的”（熊彼得，120页）。
作者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作者序 本书是1945年以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它并不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因为我们所注意的主要限于美国，西欧和日本。我们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考虑只涉及那些与先进国家密切相关的事件。我们相信，先进国家以它们自身的动力形成了一个类别；把世界这一重要部分40年的发展加以压缩，即使五百页的篇幅也略显不够。 我们把这个时期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战后的恢复（1945－1950年），大繁荣及其崩溃（1950－1974）和大量失业的年代（1974年以后）。这三个时期不大相同的特点要求我们对其区别而论。 恢复包括了各国内部劳动与资本之间基本关系的形成，以及各国间关系的形成，这种关系也就支撑了随之而来的繁荣。第一部分详细讨论了这五年内六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发展。这一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时期并不广为人知，尽管对特定国家有许多优秀的著作，——我们从中吸收了很多。我们也引用了许多目击者的叙述。特别是《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它表明了当时致力于向关心维护资本主义的人提供重要信息的杂志对各种事件是怎样评论的。我们的探讨大胆地超越了经济的范围，力图说明政治纲领、国际关系和其他许多问题。我们希望能够说明，繁荣的出现既不是预先注定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繁荣充分炫耀了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分歧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所淹没，无论是左翼或右翼政党都或多或少地热情接受这种意识。本书第二部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动乱的减少，并着重说明促成繁荣的经济动为。这里，我们把先进国家看作是同一组别，而不是个别国家。为此目的，我们提供了将七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计算在一起的数据（即第一部分我们着重说明其发展的六国加上加拿大），这七国共占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4个国家生产的85％左右。各表中先进资本主义国家（ACCS）的总数指的就是这七个国家。在正文中有时也指经合组织的整体。但是，我们注意到了不同集团（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关系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统治地位的黯然失色和日本的崛起。表中欧洲的数字指的是西欧四大经济强国（西德、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总和；正文中有时也指所有西欧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数字是共同体成员国的总和。 对60年代末的繁荣的开始终结，本书作了极为详尽的阐述。因为正是在这几年，由繁荣产生的那些观念——阶级冲突的完结，繁荣的永久持续——完全粉碎了。对于埋葬它们的力量和由这些力量所掀起的动乱事件，本书也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 1974年以来，资本积累步履瞒珊，大量失业卷土重来。第三部分分析了这些发展，并讨论了它们对先进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对劳动和资本间关系的意义。日本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工业关系的样板，这里对它作了较详细的考察。70年代和80年代初突出的政治发展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破灭。右翼政党采取进攻性政策以加强企业的地位，而工人政党则寻求替代方案，以保持和扩大繁荣时期获得的利益。为了简要说明这种发展，我们一方面探讨了撒切尔和里根的政第，另一方面探讨了英国工党政府（1974—1979年）和法国社会党政府（1981—）的政策。 我们力图对一些经济学术语进行解释，并且更重要的是对实际的经济机制加以说明，虽然有些章节对一些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人来说，可能仍然是困难的。许多很重要的经济事实是用表格说明的，但读者如果感到这些表格碍事，也不妨把它们跳过去。我们也用图来说明重要的趋势。我们很少把我们的说明与其他作者的说明加以对比，即使对他们的著作我们多所引用。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分歧无关紧要；对许多事件的重大争论我们都有阐述，如马歇尔援助的作用，60年代末赢利下降的原因，美国从美元的国际地位中获得的利益，政府赤字政策对维持繁荣的作用等等。但是，为数众多的有不同观点的细枝末节会使坚持说明本来已经十分复杂的事实的主要线索变得更加困难。资料来源的注指明了可以在哪里找到对立的观点。附录对我们计算的数据作了详细说明，这些数据构成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统计基础。附录也注明了第一部分所使用的统计资料的各种各样的来源。由于正文中时常提到以十亿美元为单位的出口、信贷等数额，附录中也有一个基价表。 我们是于1972年开始研究本书的课题的。当时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赢利和资本积累”问题的项目。我们非常感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对这个项目的资助，我们也感谢牛津大学经济和统计研究所为进行这个项目提供了房间，并不断向安得鲁·格林提供研究设施。当我们进行本课题时，我们写了第一部分的初稿，其中就包含有我们对资本积累分析的看法。 在过去约两年间，当本书的大部分已完稿时，环境要求我们进行分工。安得鲁·格林对多数章节进行研究，并写出第一稿；约翰·哈里逊完成其他章节的草稿，并将全书改写成为现在的样子；菲利浦·阿姆斯特朗收集有关赢利和资本积累的数据。最后的结果则是无休止的讨论的产物。 我们受到牛津研究所人员的巨大帮助，我们感谢赛比尔·欧文打印了几百页字迹潦草的稿子，吉连·哈利德计算表格和图表，凯赛林·费萨尔斯进行了计算，并感谢约翰·瓦特逊、多瑞因、芒吉尔、约翰·鲍威尔和阿里逊·贝特斯的出色的图书馆工作。 斯泰福·麦克唐纳研究了第19章的法国问题，温德·卡林为第一部分中德国的恢复提供了资料，并对全书广泛提出意见。在本书第12、17和18章中我们大量引用了戴维·素斯开斯有关欧洲劳资关系的著作。经过多次讨论，并考虑了博波·若瑟恩对草稿的评论，我们援用了他的许多意见，特别是第14章中有关就业问题和第16章中有关贸易问题的意见。博波·素克利夫参加了我们初期的工作，特别是恢复时期部分，并对初稿提出了详细的意见。我们非常感谢所有这些帮助，感谢许多其他对草稿的一些部分提出意见和以他种方式帮助我们的人，包括费里西泰·阿姆斯特朗，渥代克·布若斯，布恩特·哥什，马库斯·加郡托，路西·格林，泰瑞萨·黑特，斯泰文·侯夫，马克托·依托，阿兰·克拉梅，吉尔·帕特森，帕斯卡尔·配蒂特，西第欧·托苏卡，汤姆·威斯克夫和威拉·扎玛妮。
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译者前言 本书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的专著。作者是三位英国学者：菲益浦·阿姆斯特朗（技术变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安得鲁·格林（剑桥基督圣体学院约经济学教师）和约翰·哈里逊（泰晤士工艺学院的经济学高级讲师）。 西方国家学者有关战后世界经济史的著作颇多。这本书是近年来出版的这类书中颇具特色和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 本书以美、英、西德、法、意、日等六个资本主义大国作为主要对象，既对它们的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介绍，又加以互相比较。同时，还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作必要的概述。此外，作者也注意了国际经济关系，如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作者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恢复阶段，繁荣阶段和停滞阶段。对每一阶段情况和问题的叙述，都既有较丰富的系统资料，又有一定的理论分析。 作者们参阅和引用的文献资料颇多，包括战后历年的《经济学家》等报刊、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以及各国学者的大量有关著作。 作者在分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变化时，抓住了当时的资本积累、投资、就业、工资、利润、价格、税收、利息、政府开支等各种重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问的相互联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科学性。 本书内容虽是经济史，但作者在说明经济发展问题时，并未局限于经济，而是把经济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与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各党派动向，以及统治集团的政策等结合起来。 本书作者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有关的重大事件，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或许不够全面，不完全客观与公允，但都具有一定的论据，并非毫无根据的空谈。 总之，这本书对了解和研究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具有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史敏、张迪恳、卢韦、陈其广、尚列、孙延怀，李琮负责全书译文的校订。另外，俞品根同志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许多帮助。 译者 1987年9月
有关文献的说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有关文献的说明杜蒲当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陆国燊博士嘱我就莫里斯·迈斯纳敎授的《毛的中国及其后》一书中所使用的文献作一简要说明时，我不假思索地就应承了，这确实是一件对读者有益的事情。但当我为此重新浏览全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时，面对如此众多且内容广泛的文献，一时颇感踌躇。一般而言，西方学者著作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重视注释、文献和索引，迈氏本书尤为如此。此书叙述的是一个数亿人口国家上下五十年的历史，而且是一部他国历史，其内容以政治史为主，社会领域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然而，通览全书，作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史料信手拈来，评议随境而生，毫无生涩之感，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研究功底深厚，而且非常善于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通晓相关文献。总的来说，迈氏在本书中使用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中国官方公布或出版的文献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56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7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61年）；《毛泽东选集》（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文化大革命重要文献选编》（197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73年）；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数》（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历史的审判》（1981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1984年）等。这类文献主要代表中国官方的理论、政策和对国家历史的诠释。掌握这类文献，是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史和中国现实不可或缺的环节。但这类文献易于受政治条件的制约，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在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立刻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主要收录毛在1950年代的讲话和文章，是研究这段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但因内容包括一些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随后便不再发行。第二类：海外出版的史料文献主要有：鲍伊与费正清编：《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哈佛大学，1962年）；博伊德·康普顿编：《毛的中国：党内整风文件，1942—1944》（华盛顿大学，1966年）；《毛泽东思想万岁》2卷本（台北，1967、1969年）。香港联合研究所编：《共产党中国人名辞典》2卷本（1969—197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2卷本（1971年）；陈志让编：《毛著作：选集与传记》（牛津大学，1970年）；施拉姆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与信件，1956—197》（企鹅书局，1974年）；莫斯·罗伯茨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纽约，1977年）；韩丁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0—1979：文献概述》（学术资料，1980年）；切斯特·程：《不同政见文选：自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斯坦福，1980年）等。此外，海外情报部门搜集到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数据也属于这类文献。这类文献的主要特点是提供了许多未曾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和文件，对历史研究十分珍贵。但文献的来源一般不明确，部分文献不够准确，引用时往往要进行比较和考证。第三类：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提供的资料例如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1981年）；苏绍智：《中国与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产生》（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年）；许涤新：《中国探索经济增长》（北京，1982年）；薛暮桥编：《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香港，1982年）等。这类文献一般较为准确，但由于其作者的背景往往代表着中国官方的立场，因此，易为海外研究所忽视。但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中国大陆学者的见解越来越受到海外研究者的重视。此外，还有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到海外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大陆学者，他们一般不代表官方立场，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1978年），《在社会主义中国从革命干部到技术官僚》（加利福尼亚，1991年)；高原：《自来红：文化大革命编年史》（加利福尼亚，1987年）；崔之元等编：《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1998年）等。第四类：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是迈氏本书中参考最多的文献。主要有：费正清：《人民的中国与美国》（哈佛大学，1967年），《中国瞭望：中美关系的形象与政策》（纽约，1974年），《美国与中国》第4版（哈佛大学，1979年），杜希德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纽约：剑桥大学，1978—1991年）。施拉姆：《中国的不断革命》（巴黎，1963年），《毛泽东》（纽约，西蒙，1967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1969年），《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伦敦大学，1984年）；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哈佛大学，1951年），《共产主义与中国：涌动的意识形态》（哈佛大学，1968年）；麦克法夸尔：《双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0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卷（伦敦，1974年，1984年)；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剑桥大学，1983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分配》（剑桥大学，1983年）；邹谠：《文化大革命与后毛时代的改革》（芝加哥大学，1986年）等。这类文献多是出自西方较有影响的学者，不少人是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从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角度，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其见解不仅在西方受到重视，也为中国大陆的学者、甚至于领导人所重视。第五类是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的记述主要有：斯诺：《西行漫记》（纽约，1938年），《红色中国散记，1936—1945》（哈佛大学，1957年），《大河彼岸》（纽约，1961年），《漫长的革命》（纽约，1972年)；卜德：《北京日记》（纽约：1950年）；米达尔：《一个中国乡村的报道》（纽约，1965年），《重返中国乡村》（纽约，1984年）；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波士顿，1969年）；内特·李、白杰明编：《受伤者：文化大革命的新故事》（香港，1979年）；包德甫：《中国，苦海余生》（纽约，1982年)；林培瑞：《北京夜话》（纽约，1992年）等。这类文献都是作者依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而撰写，提供了第一手数据，内容丰富生动，不乏独到见解和分析。这类文献弥补了许多西方学者缺乏对当代中国的直观认识的遗憾。此外，迈氏在书中还参阅了一些在海外的不同政见者或为官方所不容人士的著作，如阮铭的《邓的帝国》（西点，1994年），方励之的《推倒长城》（纽约，1992年），以及曾当过毛泽东保健大夫的李志绥写的《毛主席的私生活》（纽约，1994）等。这里就不一一详述。在翻译本书及对其文献作分类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许多西方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的著作里，直接使用官方公布的材料或说法作为论据的似乎不多，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很多学者尽可能使用所谓民间的或内部的材料，或是引述当事人的采访，以避免给人以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口实，力图保持其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但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特别是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或敏感历史人物及重大决策的档案多数还没有公开，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改观，但从研究的需要来说，还远远难以满足学者研究的需要。这里，有中国文化中为尊者讳的影响，但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所幸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毕竟有了长足的发展，言论自由和市场化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开始用自己的话、按自己的理解来叙述当年的历史，那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的各种回忆录也使大众对那些始终像雾一般的人物有了多层面的了解，为理解他们的行为及其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角度，使当代人对历史过程的了解更接近于真实。然而，迈氏不同。他尊重当事人，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观点、立场和解释，然后用他们的行为及其社会后果加以对照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如他所说的：“我试图按照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宣称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目标，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出历史的评价。”因此，在他使用的文献中，他以官方公开宣布的发展路线和实行的政策为出发点和立论的根据。我们看到，他引述了很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公开的文件，因为这些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大政方针，而这恰恰是决定共和国历史的主要因素。他没有更多地涉及到中国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内幕，这正是当今许多学者所热衷的，在缺乏档案材料的支持下，很多这类的解释不免流于推测；他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及其鲜为人知的私生活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毕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决策结果及其实施，才是真正影响一个国家和千百万人生活最重要的因素。这正是迈氏此书的一个明显特点。从书中不难看到，迈氏对他所写的人民共和国历史倾注了深深的感情，惟其如此，你或许不同意本书的观点，但却不能不为作者字里行间表现出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深切关注所折服。但他首先是一个严肃的批判家，他以近乎于苛责的目光审视他书中人物所说的一切，然后与历史事实及其后果所映照，找到常人所不易发现的矛盾，做出一个思想家合乎逻辑的判断。迈氏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尊重历史事实，他的立论、观点和结论，是建立在历史材料支持和事实的基础，因此，当新的历史材料和历史进程与他最初的观点相悖时，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对任何历史学家都是极其痛苦的。迈氏此书第一版出版于197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陆还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外界对大陆的了解十分有限，他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材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各种红卫兵组织编印的材料，这些材料陆续流向海外，如台北在1967、196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与信件，1956—1971》，以及一些西方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中国生活的日记等。他在这一版中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毛时代结束之际，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官僚体制支配的社会，它既不像是资本主义，但也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1986年，“基于在后毛时代初期得到的关于毛时代的新资料，特别是关于不幸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0)和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资料”，在对全书作了较大修订后，出版了本书第二版，迈氏认为，庞大的共产党官僚机构，既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是实行资本主义无法逾越的障碍，而市场化不过是中国民族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权宜之计。在读者看到的这一最新版中，迈氏根据自己掌握的文献和过去20年中国的实际变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结论，他现在认为。共产党的中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代表和推动者。从理想出发，他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始终尊重历史文献和历史真实。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十三章市场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二十三章市场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1978年底，邓小平以提倡“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形象登上权力高峰。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承诺，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阶级，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邓小平因此而赢得了城市的民心。邓的政权将领导一场在世界历史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将使中国人民走上相对（且不论贫富悬殊）繁荣富裕的道路——但是，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的诺言，在邓的中国都没有兑现。邓第一个背弃的诺言是民主。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过去三个月，邓便着手对付拥护他上台的政治联盟中最脆弱的成员——民主运动中年轻的活动家。正是他们，在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中写下了充满热情的政论文章和动人心弦的诗篇，他们为1978年下半年支持邓小平的运动注入了最大的热情和活力。1979年3月，以魏京生被捕为信号的对民主运动的镇压，预示了后毛时代未来中国社会的特点。诚然，在邓小平的统治下，总的来说，党和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比过去有所松动，释放了成千上万名政治犯，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比过去宽松，这当然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收获。但是他们的民主权利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新政权反复强调，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改革”，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并不是指他曾许诺的、许多人以为是邓的目标的民主化进程。他的政治改革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这种原则和纪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二，是指通过党的干部队伍（用邓的话说就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使党的统治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简单地说就是，无论经济改革走得有多远，党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根本的变化。要保持用列宁主义思想改造和武装的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体制。如果说邓的“社会主义民主”中还有一些民主的内容，那么他说的社会主义最多也只有一丝影子。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当邓小平和他踌躇满志的同僚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政策时，他们热衷于经济权力下放，对尝试用市场手段打破僵化的中国那种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兴趣日浓，但对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毫无兴趣，因为这种改造将使生产者获得支配他们的生产条件和产品的手段。为什么不使用社会主义手段来解决问题，其原因值得人们深思，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不清是其中原因之一。在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中，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社会主义”的概念都被扭曲，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是国家对生产的支配程度。对于把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归结为高度集中和官僚化的中央计划体制的改革者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毫无吸引力。社会主义是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国家对生产进程的支配。但是，即使那些对社会主义有这种正确认识的人，也不愿意诉诸社会主义的手段解决问题。因为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手段以政治民主为前提，因而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直接挑战。确实，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双重的挑战，它既威胁到原有的经济体制，也威胁到共产党官僚的政治权力。此外，以工人和农民支配为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过先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感到恐惧。无论中国的改革者最初有多大的气魄，他们也只能在实际存在的经济模式中进行选择。所以，在三中全会时，政治上取得胜利的邓阵营里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对改革进行探讨中，没有认真考虑过用真正的社会主义选择取代指令经济模式。只有在现存政治体制中能被接受的改革措施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些措施包括各种下放经济权限的方式和引进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对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有着特别的诱惑，因为当时在全世界，正是新自由主义把“市场的魔力”捧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时刻。在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早期，曾有过经济管理权限和决策权限下放的实践（特别是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激进的下放措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并没有对党的领导造成威胁——当然，在具体方案上，权限下放会使某些官僚部门受益，削弱或影响其他部门的利益。市场也并非像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的那样，会对共产党的政治体系构成道义上的威胁。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成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工农业产品的数量，改善产品质量，同时又不会削弱党的权力或国家对经济“指令高度”的控制。总的来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共产党的国家在政治上依然居统治地位，在经济上依然掌握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此外，许多在最初对市场关系持怀疑态度的党政官僚（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既得物质利益），很快就感到市场经济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当然，很多官僚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谋利，大捞一把，这个问题下面将作简要叙述。※※※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市场当然地是与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2]市场经济必然地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导致出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清楚。但是，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同事没有设想中国未来要走资本主义。虽然一些充满热情的改革者，像卡尔·里斯金形容的，热衷于“散布一种关于市场奇迹的天真观点”[3]，但内在的价值观又使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可能鼓吹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政权，相反，他们把市场机制当成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作为打破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加速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进而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根本的物质基础。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经验，进一步增强了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信心。但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有限成就，被西方持同情态度的评论家大大夸张了。为了给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方式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目标寻找理论根据，邓时代的理论家求助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与毛时代不同。邓的理论家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前提的观点，正是这一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区别于19世纪其他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和社会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大工业及与此相应的成熟的无产阶级——它是未来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代表——的基础上。所以，马克思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在社会上具有怎样的破坏性和非人性，它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必然的和进步的阶段。实际上，马克思的许多经典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都可以理解成（中国现在实际上也是这样理解）是对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的赞扬。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者援引马克思的权威作为选择资本主义手段的依据，他们也常引用列宁的话，特别是列宁的这一类著名观点，如“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4]在从马克思主义中为市场改革政策寻找理论根据的过程中，邓的理论家们特别强调中国封建传统的有害影响。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失败，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中，依然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残余”——因此它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的最大障碍。毛泽东短暂的不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封建思想”在人民共和国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毛时代后期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大敌，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仍然是需要的，起着进步作用。至于他们提倡的资本主义方式与他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否一致这个棘手问题，改革派基本上缄口默言。市场改革政策的另一个准马克思主义的依据，是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命题。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即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最终也不复存在，所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当然，解决办法就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对八大的这种提法不以为然，不久即否定了八大的观点：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但是，1978年邓小平大权在握后，他在八大提出的观点重新成为后毛时代初期的主要思想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所有的社会考虑（以及社会主义的考虑）都要服从于迅速发展经济这一根本任务——使用一切最有效的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我们将要谈到的，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的这一命题经过精心雕琢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经济决定一切的理论（在老生常谈的马克思主义外表下），为把国民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提供了理论根据，丝毫不顾及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笼统地提出了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的方针，正式批准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计划，1979年，经济改革正式启动。这种笼统的提法，既照顾到市场改革提倡者的要求，也使那些坚持以中央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人能够接受。不过，最初的改革是为了纠正毛时代遗留的经济领域内比例失调的问题，主要靠行政措施解决，基本上没有涉及到采取市场机制的问题。1979年春季，新政府把华国锋的十年规划抛在一边，开始大幅度削减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投资，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政府还采取措施，有效地降底了“积累率”，即国家为扩大生产能力而调拨的社会产品的比例。积累率在毛时代越来越高，在华国锋执政时达到最高峰，严重地抑制了消费，这种趋势现在得到扭转，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按规定上缴国家粮库的粮食价格提高了20%，超出定额的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50%。此外，农民可拥有的自留地从占可耕地的5%增加到15%，国家对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也不再过多干预。国营工厂实行了新的奖金和分红制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分配，城市工人也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不过他们的受益程度远远比不上农民。邓政权最初的改革政策促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消费能力增强，这又促使消费品的生产和进口空前繁荣。1980年代初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消费品亦呈购销两旺形势，这是1979年政策调整的直接结果。虽然消费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收入增加，但在邓小平政府的大力鼓励下，以惊人速度蓬勃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城乡私有企业也起了很大作用。1980年代初期，除了农村集贸市场迅速繁荣发展外，在城市街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出售各种商品和食品的摊贩，私人饭馆和旅店纷纷开张，各种零售业、服务业雨后春笋般涌现，从理发铺、美容店到电视修理店应有尽有。在松散的集体所有制管理下，传统的手工生产也得到恢复。匆匆建立起来的街道小厂生产着各种家庭日用品，新建立的来料加工制使妇女在家里就可以制作衣服。政府所以鼓励这些私人或所谓集体企业的发展，原因之一是要填补经济中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在毛时代的后期，私人商店和集贸市场都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居民常常要走很远的路到国营商店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与那些冷冰冰的国营商店服务员（通常是超员）打交道。政府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减轻城市失业的社会压力。根据官方数字，到1984年，在城市日益繁荣的私人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有400万，在城市“集体”企业就业的人数超过3200万，这种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逐渐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7]随着政府不再限制私人企业可以雇用的人员数量，在私人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成倍增长。到1980年代中期，私人和“集体”企业是城市经济中发展最迅速的成分。改革开始后一位著名的市场机制提倡者的一番话，典型地道出了在私人企业中自我就业或就业对政府的吸引力，他坦率地评论说，对于这些工人，“国家不用再给他们发工资了”，[8]国家也用不着再给数量越来越多的家庭佣人发工资了。在毛时代，佣人并不新鲜，只不过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机关或党政高级干部家中工作的政府雇员。在后毛时代，技术精英、知识分子、中层干部以及比较成功的中国新资本家和在华的外国人家庭中，雇用女仆、厨师、园丁和保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邓小平时代初期，私营个体户的出现为中国的城市增添了活力，外国人热衷于把这种情况与毛时代清苦和单调的城市生活进行对比——即使那些在毛时代从未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对这种比较也乐此不疲。不久，豪华宾馆、夜总会和奢侈品专卖店——还有乞丐和妓女，取代了街头的小摊小贩和露天食摊。进而，中国的城市逐渐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城市没有什么不同，供人穷奢极侈的财富和赤贫现象形成显明而令人痛心的对比，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1980年代初期，许多西方观察家把中国城市中出现的个体户称颂为充满活力的中国资本主义诞生的迹象。当然，实际上不乏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白手起家最后“致富”，然后被中国和外国的媒体大肆宣传。但是，大多数这样的个体户和私人企业日子并不好过，有些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这种情况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中国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不是城市的小商业资本主义，而是起源于在邓小平“开放”政策下进入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外贸和投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和控制开放通道的官僚。开放政策1975年1月，周恩来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要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经济目标，需要大幅度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进最新的技术，也许还需要借外资，这就意味着要放弃——或是令其名存实亡——毛的“自力更生”国策。“自力更生”的原则在毛的中国有着神圣的地位。不过，自力更生实际也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政策，使中国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被排除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外。1950年代后期与苏联交恶后，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也陷于孤立状态，在毛时代的多数时间里，中国别无其他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毛主义的革命遗产，特别是延安时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思想，[9]也许给自力更生增添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并且无疑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毫无疑问，一些党的领导人，当然包括毛泽东在内，为了使社会主义中国免遭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有害影响，愿意为自力更生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无论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毛和他的同僚们采纳了19世纪末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普鲁士制定的保护主义战略，这一战略旨在使工业经济落后的德国实行相对孤立政策，直到其有能力与工业化的英国竞争为止。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其条件之有利，较之1950年代进入有天壤之别。[10]但无论其自觉的战略或原则是什么，在机会来临之际，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立即作出反映，使中国进入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一行动开始于毛时代的最后几年，始于中美关系接近及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北京和上海的访问之后。从1971年到197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两倍多，多数是与非共产党国家进行的贸易。[11]在过渡的华国锋政府领导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步伐大大加快，如已经提到的，华流产的“十年计划”号召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邓小平的市场导向发展战略及其“开放”政策，使中国迅速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接轨。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三倍多，在其后的六年里又增加了三倍，日本、香港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总的来说，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中国所说的“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可以说交易的各方在每笔生意上都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引起中国人担忧的不是贸易上的“开放”，而是中国向外国资本开放——为吸引外资而创造的环境和实践，令人不安地回忆起半殖民地时外国势力统治下的通商港的情况，这种现象最典型地反映在“经济特区”中。1979年，政府在靠近香港和台湾的中国南部沿海建立了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又建立了其他经济特区，在十年时间里，中国的所有沿海地区和一些有选择的内陆地区都对外“开放”了，就是说，这些地区为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劳动力、迅速致富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且给外国人提供他们在准殖民地环境里期待的舒适生活方式。[12]无论是从社会主义还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物。当时，北京政权还感到有必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特区的经济是赤裸裸的正宗资本主义，更加难以自圆其说的，是政府还曾宣布，特区是中国所有城市进行“改革”的榜样。此外，特区还是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工人的地方，是中国人为有特权的外国人提供各种服务的地方，特区是政府官员腐败的温床，不仅当地政府受到腐蚀，党政高级官员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在进出口贸易和其他交易中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且他们的那些有经商头脑的子女也因此受到了反面影响。然而，除了对特区在经济上是否真正成功仍有待争议外——即是说，特区生产出的资本是否比中国政府对环境的投资数量要多——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从总体上带来了预期的经济利益：为工业企业和各种其他现代化建设项目注入了外国资金，周期性的缺乏外汇状况得到缓解，能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中引进先进的科学和工业技术，减轻了中国工人就业的压力。“开放”政策最重要的成果当然是积累了生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邓小平政权领导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奇观之一，就是最初积累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政府中的贪官污吏。例如，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中国后革命时期的新“资产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就是地方官员（及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他们能够用国家规定的低价买进商品和物资，然后再转手以高额市场价格卖出。同样突出的事例，特别是在大众的政治意识中，是高干子女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上的有利位置，能够在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国有企业中充当赚取巨额利益的买办。无疑，这些腐败官和高干子女赚的钱有一部分会流向秘密的瑞士银行账户，如传言的那样，但大多数资金投入到国内各种能赚到高额利润的金融和工商企业，大大加快了资金积累过程和经济发展速度。外国资本对生产企业的投资数量也十分可观，而且在整个1980年代基本上保持稳定增长，然后是1990年代初期，在利润驱动下，投资急剧增长。仅仅在1994年一年时间里，中国吸引的外资（340亿美元）就相当于到1989年底为止的前十年的总和。[13]中国的外资主要来自海外的华人投资者，他们的投资渠道主要是通过香港。虽然存在着政治上的障碍，但到1990年代中期，仅台湾资本家在大陆的投资就达250亿美元，台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福建省。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单纯是能提供无数的廉价劳动力，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廉价劳动力（甚至常常更便宜），它的吸引力在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一支有着严格纪律性的、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对潜在投资者来说，另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中国政府禁止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中国政府还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和平劳动”的保障。邓和他的继承人强调“安定团结”——对列宁主义专制的委婉表述，这也深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还有直接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可能性，中国正在发挥它长期存在的巨大潜力，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当然，邓小平的“开放”政策获得的明显经济利益是需要代价的。代价之一就是中国从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成为一个主要的债务国——虽然中国的外债在绝对数量上是巨大的，但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从人均的基础上或是中国的经济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外债数量还是适度的。[14]当然，中国对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它对发展中国家并不总是仁慈的）的依附程度越来越深，而且要受到“国际”（但却是由美国控制的）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此外，“开放”为政府和非政府的腐败创造了新的机会——虽然如上所述，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条件下，官僚腐败也是资金积累的主要源泉。另一个代价是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定量统计）失去了民族自信心，毛的自力更生政策，无论其付出了什么经济损失，却使人民群众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创造光明的未来。在一个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支配和欺侮的国家里，这种民族自信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种信念在毛政权的最后几年开始动摇，但是，在后毛时代的领导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技术当成医治中国问题的万能良药后，民族自信心受到致命的打击，客观上导致了西蒙·利斯叹息的“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突然再生”[15]。“盲目崇拜”可能反而导致民族主义，可以预见，在以后的年代里，民族主义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和极端。然而，埋葬毛的自力更生政策，并不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实行“开放”政策意味着开始一个新的依附于人的时代。与1949年前的中国不同，在野心勃勃的外国列强与中华民族之间，是一个由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领导人领导的强大的国家，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能力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一个独立的中国，无论其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还有什么缺憾，将永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尽管如此，中国正在与之接轨的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已经是（还将继续是）对中国经济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一股强大力量。农业的非集体化正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和劳作的农村，最早感受到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力和带来的消极社会后果。从1979年和1980年起，邓政权开始进行农村改革，改革最初似乎是要回到19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为克服大跃进的困难而制定的“调整”政策上，但是农村改革很快就成为一场全面变革的洪流，1950年代和其后建立起来的集体化组织在这股洪流冲击下纷纷解体。到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个体农户生产取代了集体农业生产。农民劳动与生活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北京领导人的预期，这与过去二十多年的农村人口大起大落的流动情况相似，只不过这次转变的动因不再是受新的社会理想的驱动。农村改革的动因依然是为了使国家能够从农村获得足够的剩余产品，为国家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以四个现代化为名——提供资金。在毛时代，国家对农村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在邓小平时代，情况依然如此。但是，毛的继承人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现在的农业经济提供不出国家必须的资金。因此，最根本的第一步，是要调动农民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为现代经济发展筹措资金。用新的手段实现旧目的，就是在国家指导下使农村经济商业化。三中全会后，国家马上采取措施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国家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定价，放开农村集贸市场，在毛主义的农业体系框架中，这些“调整”措施都不难实现——但中国的市场改革家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中国的真正问题恰恰在于毛主义的体制，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体制运作方式问题。所以，在1979年对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为邓小平改革出谋划策的改革知识分子，对集体农业进行了全面公开的批判。按照这种批判的说法，在1955年和1956的所谓“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基本理论，在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强行建立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此外，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干部对“中农”采取强制措施的现象十分普遍，打击了农村中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使农业生产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停滞不前，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后期，农民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提高，导致社会主义在多数农民心目中失去信誉。除了对集体农业从总体上进行批判外，过去曾大力宣传的毛时代自力更生和社会平等的典型大寨大队，现在被官方说成是“左倾”产物，大寨的领导人陈永贵也被从中央政治局除名。党对大寨的批判，包括说大寨虚报生产数字、财务违规等，对于熟悉这个曾被广泛宣传学习的典型的历史的人来说，似乎不足为凭。[16]在批判集体化的同时，党的理论家把邓小平1956年提出的公式奉为经典，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的这一命题成为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作法的根据，以使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但是，对农业合作化的批判是对邓这一公式的曲解，似乎只有退回到合作化前的社会组织形式，才有助于解决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明显不相适应的矛盾，所以，他们提倡退回到家庭农业形式，认为建立在个体农民所有制基础上的商业化资本主义体系，不仅更适合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能够激活市场的能量，加快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80年9月，中共中央推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开始在中国农村进行重大体制变革以发展资本主义。根据“责任”制，个体农民与生产队签订关于使用队里一定数量的“集体”土地的合同，合同中规定农户应将一部分产品交给生产队，除用于上缴国家的税收和定购的粮食外，其余作为生产队依然承担的集体福利项目的开支。过去属于集体的家具和牲畜也都分给了农户，农民们又开始了个体农业生产。除了上缴生产队的部分外，农户可以自由地在这块土地上做他想做的事，可以选择任何方式处理他的剩余产品。虽然在早期有各种各样的“责任制”试验，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自己作主分了土地，但直到1980年秋季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后，这种体制才迅速为各地所采用。尽管最初规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本着自愿的原则，并主要适用于集体化搞不下去的贫困地区，但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就成为强制性的，在1980年代初期就迅速在全国普及。地方农村党员干部生怕被当成“极左分子”而受到排挤，十分卖力地贯彻新政策（有时强迫不情愿的农民执行），以显示自己对邓政权的政治忠诚。到1983年底，全国98%的农户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1955—1956年的集体化运动十分相似，去集体化也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完成的，这种作法曾被认为是左的错误，因地制宜的政策原则完全被置于脑后。里斯金将最初取代集体农业经济的体制称为“生产队和国家为地主的佃农制”[17]，这是十分贴切的。但是，佃农已不再是耕种着等份土地、彼此之间毫无差别的农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农民中的经济与社会差别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造成新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情况十分复杂：首先，并不是所有在承包责任制下签订的合同都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政府关于发展专业户和促进农村市场发育的政策鼓励下，许多农民致力于从事有利可图的行业，如种植经济作物、搞粮食加工、开办小工厂或修理店，还有一些农民把精力放在贸易和交通运输领域中的各种新生意上；总的来说，比起那些依然守着土地、种植粮食和其他基本农产品的普通农户来，这些所谓的“专业户”和各种生意人日子要过得更好。第二，1983年，政府为了解决农户缺乏劳动力的问题，特别是为了鼓励那些雄心勃勃、有企业家经营头脑的农民——他们是提供资金积累的大户，允许出租承包的土地、雇用付薪的劳动力。随着政府放宽并最终放弃对剥削的限制后，[18]新的二手承包人和雇工大量出现。那些拥有良好技能和经营头脑、一有机会就全力施展的人，证明了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句名言的真理性，这句话现在是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官方理论根据。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是由于农村党员干部在新的商业化经济中占有特殊的有利条件。许多农村干部最初坚决反对回到个体农业经济，原因之一是他们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力和收入。然而，许多干部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是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的独特法宝。许多党员干部在领导解散集体经济的进程中，首先确保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分到最好的土地和农机具。他们原来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他们获得紧缺的商品和物资，在越来越兴旺的黑市中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暴利。[19]解散人民公社对原有集体企业的非集体化起了主要作用。1982年底通过的新宪法，把原来人民公社的行政职能移交给乡镇或县政府：即中央政府下属的基层部门。公社的政治权力被取消后，它原来行使的集体经济和社会福利职能或是不复存在，或是转入私人之手，由个人、家庭或一些人合伙经营，以赚钱为目的，[20]甚至医疗和教育机构在农村商业化的浪潮中也未能幸免。到1980年代中期，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私人医生和私人学校，只为能出得起钱的人服务。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土地使用的私有化，尽管正式的所有者是谁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个体农户最初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通过与生产队（集体化时期留下的一种农村组织结构）签订短期承包合同获得土地，在法律上土地还是集体财产。为了消除农民关于新体制可能是临时的这一担心，使他们不致对土地进行掠夺式使用，1984年，政府颁布政策，允许把土地的承包期延长到15年。很快，土地承包期又延长到50年，这就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土地可以由后面几代人继承。这在事实上是把土地推向了市场。承包的土地可以转租、买卖和抵押，就好像是可完全转让的私有财产一样。1980年代初期，新的农业政策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效。从1978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21]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在六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许多农民盖上了新房，消费品购买力大幅度提高，饮食结构有了显著改善。农业经济发展的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是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放宽了此前对农业经济施加的压力，但是，这两者都是在集体经济的旧制度的体制框架内发生的。耐人寻味的是，农业生产高潮始于华国锋政权时期的1978年（增长8.9%），1979年继续增长（8.6%），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在1980年代初期以后才普遍实行的。[22]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也不论地区间发展还不平衡，邓小平时代毫无疑问将被作为经济发展最成功的时期载入中国农业历史发展史册。然而，农业生产的进步却未能一直持续。1985年，粮食产量突然大幅度下降，从前一年的4.7亿公吨猛跌到3.39亿公吨，在中国社会引起经济和心理上的巨大震荡。这是自从大跃进以来粮食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令人回想起了饥荒年代的恐惧，也是在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粮食短缺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那些辛辛苦苦真正在农田耕作的农民来说，市场给他们的回报越来越少。这种状况在许多农村地区又加剧了干部和农民之间长期紧张的关系，干部要完成国家的定购合同，他们常常在拿到农民粮食后只打一张“白条”代替现金。农民的税收负担过重，1980年代后期，腐败的政府官员又发明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摊派给农民，农民对干部的抵触情绪越来越深。无论如何，自从1985年后，农业生产陷于停滞状态，勉强跟上相对比较低的人口生育率。1980年代中期后，维持农民收入及部分农村地区繁荣局面的，不是农业产量或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而是以“乡镇企业”形式出现的农村工业的飞速发展。农村的工业化，是毛在大跃进时期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第十二章已作了交待），它的目标是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充分利用农村的闲置资源。同时，农村工业化也是为了实现更宏伟的社会目标、特别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手段。毛时代的农村工业化是比较成功的。到1970年代中期，在采用比较原始技术的社办工厂和队办工厂中就业的人数达到2800万人，几乎占农村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不过，直到市场改革时期，农村工业才真正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在邓小平政权的鼓励和资金的涌动中——资金分别来自地方政府、私人资本、外国投资以及各种各样的合作团体，各种门类和技术程度不等的农村工业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产值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在1980年代末的短暂紧缩后，1990年代又以年均30%的高速度发展。到1995年，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工人达到1.25亿人，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份。正是这些在乡镇企业中工作的农家子弟的工资（虽然很低），成为中国农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把乡镇企业界定为中国经济中“集体企业”的一部分，乡镇企业成为集体企业（其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中的主力军。然而，大多数农村的工厂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都是个体资本家和当地政府，所有的企业都是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运行的。乡镇企业到底具备不具备人们说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一个疑问——也许是一个至今还悬而未决的问题。[23]邓小平时代的农村经济政策付出了社会的和其他方面的代价——也为未来的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去集体化的消极后果之一是1980年代初期农村人口生育率大幅度增长。个体农业经济使农民希望多生儿子，既为了以后地里有劳动力干活，也为了长远的养儿防老。这是农民对去集体化和返回个体经济的本能（也是十分传统的）反映，但却与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制定的独生子女政策发生矛盾，政府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人口规模稳定在12亿。政府官员强制农民堕胎，绝望的农民溺死女婴，无论如何要生个儿子，这是人类的悲剧。国家利益与农民个人利益的冲突造成了这种悲剧，而冲突本身则是政府自相矛盾的政策引起的。1985年，政府对独生子女政策作了调整，实际上允许农村育龄夫妇可以有两个孩子，缓和了政府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但却又破坏了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去集体化还损害了其他长期发展目标和规划。由于分田到户，使农村土地支离破碎，特别是在那些根据土地等级不同划出相应比例进行分配的村庄里，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导致许多地区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耕作，严重地妨碍了中国农业机械化长远目标的实现。此外，随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市场驱动的社会中的萎缩，集体资金化为乌有，原来照顾农村老弱病残的集体福利随之萎缩。许多地区原有的大队医疗诊所先后关闭。农村学校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下降。由于家庭成了生产单位，农民需要把孩子留在家里帮助干活，学生的入学率也下降了。没有了公社和大队，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工程也变得十分困难，例如兴修和维护水利灌溉工程和大坝。这是1998年华北和华中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的原因之一。去集体化也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例如，由于各地农村都毫无计划地大兴土木盖新房子，需要大量木材作为建筑材料，乱砍滥伐森林（以及由此造成洪水泛滥）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回到个体农业经济，以及一些村庄相对比较富裕，农民把积蓄主要用于盖房，大量占用了可耕农田，使从1957年开始的可耕土地面积的减少达到了警戒线。[24]集体组织的解体，当然也瓦解了农民曾有过的集体价值观念，传统的风俗、信仰、迷信和礼仪很快填补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四个现代化旗帜下进行的“农村改革”，却使最典型的“封建主义”思想得到复活，而邓小平和他的市场改革理论家们，一直批判封建主义的历史危害，认为它是导致毛时代的政治错误和经济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与这些旧思想旧观念的复活相比，政府更担心的则是农民在婚丧嫁娶方面的“铺张浪费”——把本来可以用于改良土地、购买农业设备和保水保商的资金都挥霍一空。对农业缺乏长期投资，是自1985年后农业发展停滞不前、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的主要原因之一。去集体化的最严重社会后果，是农村中经济不平等的急剧发展，出现了新的农村阶级差别。中国农村的不平等现象一直就有，但在毛时代，这种不平等主要是地区差别，即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生态环境条件及其他差异造成相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差别，在同一地区内的经济差别是很小的。[25]在邓小平的改革时代，地区间的差别日益扩大，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别，使自毛时代就存在的这种现象更加严重。邓时代的创新，是在同一村庄、乡镇和地方出现的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越来越大的明显差别，进一步验证了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预言。率先致富的人所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并不大，但其绝对数量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他们善于利用新的市场机制获取利益。这种体制有利于有经济头脑、有野心、身体强壮、有技能、头脑灵活的人以及劳动力多的家庭，那些掌握政治权力或是有政治途径的人在这种体制内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那些地方党员干部，在抛弃了自己原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限制后，从集体财产私有化中谋取了最大的利益，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捞到最好的土地、掌握最有利可图的经营项目。农村党员干部是农村新资产阶级的核心，他们控制着各种不同种类的赚钱企业的经营。这个新阶级包括的人有：较为成功的各式“专业户”的带头人——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付薪雇用劳力在自己的土地或工厂里工作；各种服务业、商业和企业的老板或承包人；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着乡镇企业的地方党政官员，他们从事一切能赚钱的事，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新的二手土地小承包人，他们把土地转手租给贫困农民，后者才是真正在田里劳动的人。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是一个由不同集团的成员组成的正在形成的农村资产阶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即自己基本上不从事体力劳动，依靠剥削他人的劳动生存。这样，在一个日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环境中，他们承继和延续了最古老的社会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与农村新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是最古老的人数最多的农村社会阶级——农民。农民中的约二亿劳动力依然在田间耕作，大多数都是个体农户。他们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别极大，从“新富裕农民”（主要是政府说的“专业户”）到农村中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赤贫家庭。贫困农民被迫出售或抵押自己承包的土地，加入佃农和打工的行列，或是失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但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在毛时代后期，人民公社至少为农村绝大多数人口提供了起码的社会福利，但是自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散后，农村的约四亿劳动力中有近一半是富余劳动力。在新近商业化了的农业经济条件下，这两亿农村劳动力已经无法依靠土地生活，其中一亿人在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和其他在农村的非农业企业中当工人，其余的一亿人（虽然人数随经济形势的情况而波动）变成了新的游民无产阶级，一些人在农村打短工，还有一些人被迫走上犯罪道路，但大多数人最终成为到处打工的“流动人口”，他们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任何他们能干活的工作。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拿着可怜的一点工资，干的是建筑工这一类令中国城市人看来是十分现代和繁荣的艰苦工作。这样，去集体化和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使农村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由四个差别日益明显的社会群体组成：第一个群体包括各种商业和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精英、地方党政官员、职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第二个群体是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的数量在减少，但人数仍然众多；第三个群体是工薪阶层，主要在乡镇企业工作，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第四个群体是下层的流动劳动力。这种社会结构对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有利——也有助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的消亡。[2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然鼓励农村经济的商业化，并对其经济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但他们有时也考虑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重新实行农业生产的集体化问题。[27]他们强调，农业生产的集体化，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实现，而是“客观经济规律”和生产发展的自然结果。[28]实际上，在1990年代中期，有来自北方一些省的报道说，农民们开始把村里的财产收归集体所有，重新走集体农业经济的道路，这种作法显然得到了政府的鼓励。然而，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会自然地转变成集体经济，在现行的体制下，市场经济正在人们之间产生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别，创造出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日益两极分化的农村社会中，在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竞争和市场观念的熏陶的情况下，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地重新实行集体化，势必要引起社会的暴力冲突。一个以社会安定和谐为骄傲、强烈批判毛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权，又为不可避免地导致真正的阶级斗争创造了社会条件，这无疑是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了。城市工业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批准实行“市场调节”的三中全会刚一结束，邓小平阵营中的经济改革家就向这位最高领导人提交了关于如何用资本主义改造中国庞大、低效、技术落后的城市国有企业的具体建议。他们认为，至少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如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再由北京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而是由“自由的”市场力量进行调节，会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他们建议，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各个企业，他们的经营活动将以盈利为目标，采取关停并转的方式解决亏损企业的问题，后面这点以后没有再强调。企业自由权意味着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决定生产计划、工资水平和产品价格，企业有权支配盈利部分（如果有的话）。此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有权根据市场条件和生产效率标准招收或解雇工人，当时称为“打破铁饭碗”，即是说，结束国家正式职工的终身工作制。改革家们称，这样做可以有效地解决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29]概括起来，这些就是1979年提出的对城市工业按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改造建议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这当然不是他们欣赏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模式可以为民族利益服务。市场经济能够提高经济效益，能加快中国实现“繁荣富强”的步伐。因此，1979年下半年，政府选择了数千家企业作为试点，把它们作为自负盈亏的、有自主权的资本主义经济单位，开始了市场模式的试验。1980年代初期，这种做法进一步推广，占国家财政拨款总数16%的工厂和其他企业被纳入这一计划。[30]对工业进行这种资本主义式的初期改造未能持续很长时间。1980年代末期，由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的财政和社会问题，政府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在前不久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实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政策，导致了意料之外的严重通货膨胀。尽管根据国际标准来看，官方宣布的物价涨幅（根据官方有保留的数字，全国约为7%，城市偏高一些）并不算高，通货膨胀还是震惊了三十多年来已经习惯了平稳物价的中国人。在毛时代的27年中，消费品物价平均每年上涨的幅度不超过0.5%。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到了警戒线，这对一直循规蹈矩地奉行财政平衡政策的中国政府构成极大压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赤字，包括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关闭效益太差的工厂等，但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加剧了长期性的城市失业问题，政府现在承认城市劳动力的失业率达20%以上。[31]1980年，在政府全力对付通货膨胀、失业和财政赤字时，它又面临着重工业产值急剧下降的问题。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过分热衷于纠正重工业生产与消费工业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把重点放在企业的利润指标上——但事实上基础重工业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盈利的。1981年，根据官方数字，重工业产量下降了几乎5%，但外国分析家的计算是在8%以上。[32]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政府采取了被称之为“重新调整”的政策，中央政府重新对价格、工资、投资和原材料分配实行严格的控制，实际上是在城市工业中又重新建立了“指令经济”。在恢复了中央计划体制后，工业生产回升。1983年，重工业产量增长了12.4%，轻工业只增长了8.7%。[33]这种增长速度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与毛泽东时代后期基本相同。如上所述，1980年代初期，在对城市工业部门实行“重新调整”的同时，政府把注意力放到农业经济的去集体化、促进对外贸易和在沿海地区大力吸收外资方面。不过，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把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经济的努力。在对城市工业实行中央计划控制的同时，政府大力鼓励私人和“集体”企业的发展，鼓励外商在城市和经济特区建立合资企业。在城市工业经济中，迅速发展的非国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模式五花八门，但它们却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它们雇用的工人来自迅速扩大的劳动力自由市场。在“集体”企业中劳动的工人（从1981年到1983年，雇用的工人增长到700万）和在新的私人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在1980年代初期，雇用的工人从100万增加到超过300万），拿到的工资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工人，而且他们没有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职业保障和福利保障（如医疗保障和退休金），企业老板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任意雇用或解雇这些工人。他们与乡镇企业以合同制形式雇用的为数更多的领取薪水的工人一起，构成了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成员。在去集体化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流动劳动力，他们在城市之间漂泊，寻找他们能干的临时工作，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庞大。因此，虽然对城市工业进行大范围改革的计划暂时搁置，但在1980年代初期，“铁饭碗”已经开始动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改革者的基本目标之一。1984年，随着工业生产的稳定，加上受到农村改革成功的鼓舞，政府又雄心勃勃地重新开始对城市工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官方媒体称，邓宣布深圳的改革是成功的，为中国城市改革树立了榜样。邓的视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动力。随后，政府制定了与1979改革计划基本相似的改革方案，但这一次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远非当时可比：政府进行改革的热情和决心也更大。改革方案有三个主要部分：第一，制定和颁布了企业盈利的主要资本主义原则，相应地，约有四十万个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工资、价格和投资的自主权。至少在理论上，衡量这些企业的成败就看其在市场中是盈利还是亏损。第二，1984年改革方案的目标是建立普遍的劳动力市场。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朝着建立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方向发展。现在，邓政权提出要“打破”国有企业固定工人手中的“铁饭碗”（借用当时改革理论家的用语），1984年，国有企业职工占中国产业工人阶级人数的40%。然而，这种“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和尖锐的批评，不仅是直接受到改革影响的那些相对有特权的工人反对，而且相当多的党内老干部也表示反对，对他们来说，工人终身的职业保障是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最后，政府作出了妥协：已经进入国有企业的职工依然享受终身职业保障和各项福利，但对新入厂的职工将实行合同工制。在随后几年里，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合同制形式纷纷出台：逐渐取代了日益不稳当的“铁饭碗”。[34]1984年改革方案的第三部分是“价格改革”，三级价格结构取代了政府制定的官方价格的旧体制。关键的工业产品（如钢铁和石油）价格仍然由政府确定；允许其他工业产品价格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绝大多数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不再由政府控制，允许根据市场行情自由浮动。城市改革方案，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使中国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五年期，一方面是工业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日益加剧的分裂。仅在1985年，本来就已十分庞大的工业经济又增长了20%左右，城市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持续到1980年代末期。虽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在1980年代持续提高，不过，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成功（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本相对较低），而不是因为城市工业的效益得到改进。[35]无论原因是什么，在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十年里，城市工人的收入翻了一番多。人们的饮食结构也有明显的改进，特别是肉类消费数量持续增加，衣服的数量、款式和质量也得到改进。家庭消费的大件，如彩色电视机、缝纫机和电冰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一倍，到处是大兴土木的场面，城市居住环境日益改变。物质进步是真实的，而且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欢迎，但是，伴随着这种进步的，还有反复出现的社会和心理的震荡。繁荣和萧条（官方术语是“过热”和“紧缩”）的交替出现，频率加快而程度加深，给城市居民带来困苦和恐慌。特别是自从1985年实行“价格改革”后，在繁荣阶段后继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造成的萧条周期性地出现。到1989年上半年，官方承认的通货膨胀率每年高达25%，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通货膨胀率还要更高。已经饱受桀骜不驯的市场力量冲击的劳动群众，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甚一日的巨大不平等感到震惊。在有钱的企业精英和从“自由市场经济”中千方百计谋取私利的官僚（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在充满奢侈品店和夜总会的城市公开炫耀自己的财富）和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里靠到处打工谋生的游民无产阶级之间，其贫富差别之悬殊，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大城市相比都不逊色。干部的严重腐败行为使民众感到恐慌和愤怒，从高层到中下层的各级党政官员，运用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操纵市场经济，（与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起）率先致富。***198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连串的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波动，城市人民遭受着与典型的资本主义早期时代相似的痛苦和不安。工业生产增长率依然很高，但通货膨胀率和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也同样高。在邓小平时代第一个十年的后期，虽然官方的目标还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很少有人怀疑，在中国城市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建立了劳动力的自由市场，还捧着“铁饭碗”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政府放开了对大多数商品价格的行政干预，商品价格根据市场环境自由浮动；大多数企业按照资本主义的盈利原则进行运作。缺少的只不过是正式由法律确认的财产私有制。但是，即使中国从根本上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我们将扼要地概括其典型特征。官僚资本主义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就是使用政治权力和影响、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谋取私利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历史中，它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许多社会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也并不鲜见。有权势的官僚与依附的资产阶级为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谋取利益而狼狈为奸，是二千多年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36]在现代历史上，1930年代和1940年代，资产阶级依附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高官，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中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例子之一。[37]然而，共产党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起源却是非常独特的。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官僚资本主义是在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准社会主义时期后出现的。在这段时期里，作为一个有社会功能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如我们在第六章中谈到的，到195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当时用的术语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余资产已为共产党国家赎买，这个阶级的成员只不过是一小批日益年迈的养老金领取者，靠不可继承的国家债券的有限红利为生。这个垂死阶级日益减少的成员，由于人数太少、年龄过大，承担不了邓小平的市场改革所需要的资产阶级的角色。所以，创造一个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阶级的任务，便由共产党国家承担起来。在这个资产阶级早被消灭了的国家里，资本主义行为长期以来声名狼藉并受到压制，因此，新资产阶级最合适的候选人，非日益膨胀的共产党官僚机构的官员莫属。党的不少、也许是多数官僚最初对邓小平的市场政策持反对的或最多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把经济权力从国家和集体组织手中转交给家庭和私人老板，似乎对官僚的权力、地位和收入构成威胁。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人习惯的（许多人依然坚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目标难以相容。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官僚自身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原则似乎完全一致。然而，不管自己有什么保留意见，官僚们履行着他们的职责，在“改革”和“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下，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不久，干部和官员们就发现，在市场经济提供的为个人牟利的机会中——实际上取代资产阶级留下的空位，他们占据着独一无二的有利政治位置。许多官员迫不及待填补了这个社会空白，最先干上这一行的是人已中年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子女，包括邓小平和总理赵紫阳的孩子，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充当最能赚钱的买办，主要活动于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外国资本和中国市场之间牵线搭桥，通过促成外国公司和国家贸易机构的生意，接受数目可观的佣金。他们从有影响的掮客作起，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一些人以此为基础，与国际金融组织和投资银行建立了联系，并与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庞大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建立了关系。他们利用自己家庭的政治权力和影响猎取的财富，一部分无疑用于个人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海外投资，但他们把积累的大部分资金又投入到国内市场以牟取更大的利润，为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的高速增长提供了资金帮助。人们把这些有经营头脑、贪得无厌的共产党统治精英的子女称为“太子党”，他们是1980年代后期共产党官僚机构中普遍出现的奸商和腐败的最典型的象征，引起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政权的普遍不满，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这种不满情绪在政治上的反映。农村的地方党员干部也感受到手中的政治权力和影响能为自己带来个人财富。虽然大多数干部在开始时反对农业的去集体化，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是担心自己失去权力和收入，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感谢邓小平使农业经济商业化的政策。因为解散集体组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地方干部有权决定让谁在土地承包和集体财产私有化中获利。因此，在农村的多数地区，最好的土地和经营有利可图的企业的权利，都由党的干部和他们亲朋好友获得。[38]他们常常成为有钱的“专业户”的带头人或保护人；他们拥有着建筑豪华住宅的土地和建筑材料；他们（以及亲朋好友）在做生意、创办和经营工厂企业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简言之，党政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成为新的农村资产阶级中最炫目的成员。19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主要由官僚成分组成的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政府的市场取向政策，特别是在1984年重新开始工业改革后的政策，也同样有利于那些有着强烈金钱欲望和野心的城市官僚。价格改革提供了赚钱的绝好机会，它允许多种商品价格随着市场条件浮动——但还保持着平行的政府价格体系。这在实际上使黑市合法化，为官僚们致富提供了最普通、最简单的手段——掌握相应权力的政府官员以较低的国家定价购买商品和物资，然后再拿到市场上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售出。1984年后，政府积极推进城市改革，鼓励个人和家庭建立私人企业，也给城市官僚创造了牟利的机会。虽然直到1990年代后，党政官员摇身变为私人资本家——当时把这种现象称为“下海”——才成为普遍现象，但在1980年代，党政官员充当由其亲朋好友经营的企业的保护伞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些企业的最初资本通常就是由官员自己提供的，做生意需要官僚的保护伞，官僚想致富也要进一步开拓生意。一些官员实际上就是这些赚钱企业的所有者，但打的旗号却是官方所谓的“集体所有制”。1985年后赵紫阳总理的“沿海战略”，使中央放松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控制，鼓励了地方主义，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一带，[39]为官员致富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这样，在1980年代中期，新城市资产阶级逐渐形成，新阶级的组成，除了官僚资本家外，还包括人数迅速增长的大小私营企业主、国家、“集体”和个体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这是一个其成员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共同阶级利益的庞大复杂的社会团体，并将会继续如此。然而，他们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已经明显区别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工厂和商业企业的工薪阶层、中下层政府职员、小生意人和流动劳动力。但是，尽管新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但他们享受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胃口却越来越大。仅仅是他们对奢侈生活的追求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完全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区别开来——他们尽情享受着豪华的宾馆饭店和夜总会，拥有新的豪华住宅，在林林总总的专卖店中一掷千金，这使中国在国际贸易圈中获得了世界上奢侈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的名声。今天中国城市的贫富悬殊，与大多数西方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大都市一样巨大，而且最为耀眼。邓小平政权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无疑是超额实现了。在人民共和国，官僚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是不只有官员个人或官员集体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经营或赞助私人盈利企业，而且是整个官僚机构本身，无论其是否情愿，都卷入了市场，行使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必要功能。由于中央政府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从小学到秘密警察部门的各种国家机构，都纷纷开办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从小商店到生产出口产品的大型工厂，从居民区的小饭馆到接待外国人和旅游者的豪华宾馆。下海经商大潮中的最大奇观是人民解放军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主力军，除了生产和出口武器外，军队还开办了许多民用品企业，经营着二万多家工业、商贸和服务业的企业或公司。[40]※※※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如此迅速成长的市场经济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民主在西方是不可分割的，自由市场不但产生经济奇迹，而且还导致政治自由。著名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已故的戈登·怀特曾预言，后毛时代中国的市场改革的长远结果，将是“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41]然而，人们只要看一下现代历史发展的记录就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42]资本主义可以与包括法西斯政权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政权和谐共存。实际上，后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潮流总是循着巴林顿·摩尔称之为“保守的现代化”的社会政治道路，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就是明证，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同样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结果。[43]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充满活力和独立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个与现存政治制度有着利益冲突的资产阶级，是议会民主不可缺少的成分，正如摩尔的总结：“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44]如果说这一事实就是现代历史留下的经验，那么这一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西方国家经典的资产阶级不同，“后毛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但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是由共产党国家创造出来的阶级。这个阶级主要的成分是共产党干部及其亲朋好友，他们占据着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利用市场创造的新机会谋取财富。这个阶级只有依附于共产党国家才能发挥其经济职能，它的成员需要国家的政治保护以免遭受工人阶级和自由工会的侵犯。一句话，它是一个不具备民主素质的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政构成严重威胁的，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扶持的资本主义的受益人，不如说可能来自这种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在下一章中将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追溯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邓小平时代结束这段时期的中国政治史。注释[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6页。[2]关于十九世纪市场社会和市场观念在英国的发展历史，参见波拉尼的经典研究著作《大转型》（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7年）。[3]里斯金：《中国的市场、毛主义和经济改革》，载赛尔登和利皮特主编，《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第318页。[4]例如，胡乔木在《遵循经济规律，加快四化建设》的讲话中就引用了列宁的这段话。参见《北京周刊》，1978年11月10日，第10—11页。[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6]参见本书第24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扼要讨论。[7]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表14.1，第355页。[8]1979年7月薛暮桥接受电台采访的谈话。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358页。[9]参见赛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10]关于人民共和国与普鲁士的比较，参见德克尔斯颇有见地的文章《毛泽东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论脱钩》，载《现代亚洲杂志》第24卷第2期（1994年），第217—226页。[11]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表9.1，第208页。[12]有关经济特区的产生和早期历史的精彩扼要叙述，参见何汉理：《中国的第二场革命》（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1987年），第163—171页；关于对特区的出色评论，参见佩珀：《中国的经济特区：拯救蹒跚的实验的一剂药方》，文章是1986年提交的大学研究报告，刊印于《关心亚洲学者通讯》，第20卷第3期（1988年），第1—10页。[13]《中国日报》，1989年4月21日，第1版；1995年1月9日，第1版。1996年，外国投资增加到400亿美元，1997年也是400亿美元。又见《华尔街日报》，1997年12月15日，第A10版。[14]1995年，中国的人均外债大约为1000美元。相比之下。墨西哥的人均外债约为1.7万美元，巴西为9000美元，匈牙利为3.1万美元，波兰为1.1万美元。世界银行：《经济发展趋势，1996年》（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1997年）。数字引自该书第60、109—110、236—237、430—431页上的统计表。[15]利斯，一位对毛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人迷恋西方的东西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他的结论是：“（民族自信心是）（毛）政权取得的最积极的成果之一，却受到了这样的挫折，令人悲伤。”《纽约时报》，1979年1月3日评论版。[16]关于大寨在毛和邓时代的实际历史，有许多深入的第一手研究著述，例如，参见邹谠、布莱彻、米切尔·迈斯纳：《昔阳县的组织、增长与平等》，载《现代中国》，1979年4月，第139—186页；邹谠等：《国家农业政策：大寨榜样与后毛时代的地区变化》，载赛尔登和利皮特主编，《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第266—299页；邹谠：《农业承包责任制：在昔阳与大寨的实行》，载《现代中国》，1982年1月，第41—103页；韩丁：《翻身》。[17]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288页。[18]1987年，所有对私人企业雇佣工人的数量限制均被取消。[19]例如，参见陈佩华、赵文词、昂格尔：《陈村：一座毛泽东中国农民社区的近期发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65—284页。[20]关于去集体化，参见许慧文在《人民公社的命运》一文中颇有见地的分析，载《现代中国》第3期（1984年7月），第259—283页。[21]沃克：《调整时期的中国农业，1979—1983》，载《中国季刊》，1984年12月第100期，表1，第803页；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表12.1，第291页。[22]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大规模灌溉、洪水控制和技术基础设施，就不可能有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丰收。参见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296页；韩丁：《凤阳之行：中国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查》，载《每月评论》第6期（1983年11月），第14页。[23]参见麻省理工学院崔之元教授的研究成果，崔之元认为乡镇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对此作了清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例如：他的论文《中国的农村工业化：灵活的专业化、莫比乌斯带所有制和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芝加哥大学研究论文，未正式发表）。有关河南农村最近的集体化和民主化情况，参见崔之元等编：《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4]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从1949年到1992年，中国的可耕地面积下降了15%。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实际下降数可能更髙，参见斯米尔：《中国的环境危机》（阿蒙克，纽约州：M.E.夏普出版社，1993年），第57—58页。[25]关于毛时代晚期的平均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参见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223—256页。[26]在这一点上，中国加入了世界潮流。关于“农民的灭亡”，参见霍布斯鲍姆在《极端时代》（纽约：万神殿书局，1994年）一书中饶有趣味的探讨。[27]例如，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这样预言过。1982年9月13日《北京周刊》第37期，第18—19页。[28]例如，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北京：外文出版社，1987年），第53—58页。[29]例如，参见卡恩发表于1995年3月10日《华尔街日报》A1和A4版的报道。[30]有关这个时期对工业企业进行调整的具体情况，参见埃德蒙·李：《毛之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知情人的评说》，载《关心亚洲学者通讯》第15卷第1期（1983年1—2月），第16—25页；罗伯特·菲尔德：《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的变革》，载《中国季刊》第100期（1984年12月），第742—761页。[31]老资格的军队将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一次讲话中说，1979年城市的失业工人约有2000万。香港《明报》于1979年6月14日登载了这个讲话。中国城市的失业问题自1950年代就已成为周期性的问题，只不过官方未予以承认。在邓小平时代，由于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以及亏损企业的关闭，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32]索林杰：《第五届全国人大与决策过程：改革、调整和反对》，载《亚洲研究》第22卷第12期（1982年12月），第1263页。[33]国家统计局：《1983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公报》，载《北京周刊》第14期（1984年4月），第20—24页。[34]有关复杂的企业合同工形式的研究，参见布莱彻和许慧文：《被困住的鹿：一座中国县城的政府与经济》（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9—121页。该书通过对中国河北省一个县的调查，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颇有见地。[35]正如里斯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所论的，见第372页。[36]就传统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运作所做的深入分析，见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4页；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第3章。[37]有关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文献很多。有关的英文著作，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1980年）；贝热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38]学者对广东省一个村庄的跟踪研究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例证，该村的党支部在去集体化中获取了全村最好的土地和家具，参见陈佩华、赵文词、昂格尔：《陈村：一座毛泽东中国农民社区的近期发展》，第265—284页。[39]关于赵紫阳任总理及其短暂的总书记生涯，参见第24章。[40]有关例证，参见海尔：《中国的军火商：指令利润》，载《中国季刊》第132期（1992年12月），第1101—1118页。1998年7月，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下令人民解放军与经商彻底脱钩。对这一命令能否真正贯彻，人们普遍持怀疑态度。参见裴觉世：《中国开始解开军队—工业之结》，1998年7月28日《纽约时报》Al版。[41]戈登·怀特：《骑虎难下：后毛时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42]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深入分析，参见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43]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特别是第5、8章。[44]同上书，第418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十二章邓小平的复出与对毛主义的批判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二十二章邓小平的复出与对毛主义的批判后毛时代是在毛主义的外衣下开始的。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领导“一举粉碎四人帮”后，[1]立即就任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主席。据说这是毛泽东生前在病床上作的“安排”，这也是华国锋继任主席的唯一合法性根据。官方舆论反复宣传病危的毛给华的一个便条，上面笔迹潦草地写着“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在短暂的任期内，华国锋在政治风格和个人外表方面，都极力模仿他的前任。华的画像与已故主席的画像并列地悬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中。新领导人耗巨资在天安门广场建了毛的纪念堂，毛的防腐遗体被放置在水晶棺内，永久安放在纪念堂中，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瞻仰毛主席的遗容”。为了表明毛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工作的会议——华正是在1955—1956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崭露头角的。农村工作会议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进行的，大寨大队是毛树立的一个平均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典型。1977年初，华以及其他毛主义者匆忙地作出了一个保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的政治对手不久就给这一誓言的倡导者起了一个“凡是”派的称呼。但是，华国锋是有选择地遵循已故主席的“指示”的。在毛主义精致的政治外表下，华缓慢而又谨慎地开始放弃毛时代晚期的政策，逐渐返回到1950年代的毛主义。首先改变的是文化教育政策，这是如今身陷囹圄的四人帮影响最大的领域。在恢复了毛的“百花齐放”政策后，新政权放弃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蒙昧主义政策，被禁演的戏剧、歌剧和电影重新出现在舞台和银幕上，1966年后停刊的文学和学术期刊重新出版，越来越多的新杂志问世。文化解冻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年轻作家写的短篇小说，描写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因此被称为“伤痕文学”。借助于毛曾提倡的“洋为中用”的口号，政府开始促进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出版了一批新译的西方文学名著，逐渐消除了在过去十多年窒息着艺术生活的对外国“资产阶级”毒害的偏见和恐惧。文化大革命中和之前被关押和被送到偏远农村劳改的知识分子或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在1977—1978年悄然恢复了名誉，重新返回城市工作岗位。除了文化解放外，政府还采取了新的教育政策，更确切地说，恢复了旧的教育政策。华在讲话中虽然还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他开始取消动乱中实行的平均主义的教育改革，逐渐全面恢复了1950年代的精英教育体制。政府特别重视大专院校和高等研究机构的恢复和发展，其规模和水平很快便达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新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旨在赢得知识分子对华政权和“四个现代化”的支持，在新制定的党章和宪法中，都庄严地写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还披着毛主义的外衣，因此，他在政治上缺乏支持者。不过，他的政策确实使城市知识分子恢复了元气，其中大多数人怀有反毛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久便释放了出来。华政府努力缓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1977年10月1日，在建国28周年之际，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增加了1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实行更加严格的“科学管理”和劳动纪律的补偿。在理论上，毛的大寨还是学习的榜样，但在实践中，国家新的农业政策允许农民扩大家庭自留地，生产农副产品，鼓励农村集市贸易。华国锋试图以一个经济现代化者留名于人民共和国历史。华的经济政策点缀着大量的毛主义词藻，他特别重视毛在大跃进前的著作中提出的经济建设思想。周恩来的形象得到大力宣传，以使现代化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但是华的经济纲领主要依据邓小平在1975年为国务院起草的政策文件，当然，邓的作用在当时是得不到承认的。1977年，邓小平在两年前就提出的建议得到实施，华政府大规模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现代技术，以出口煤炭和石油创汇支付费用。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的工作得到高度重视，为此，全面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等教育体制。政府还制定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纲要。工厂中实施的严格劳动纪律与给工人更多的物质奖励的结合，使劳动生产率和工业生产迅速提高。1950年代的经济计划者（在毛时代后期他们一直默默无闻）的复出，也反映了当时的发展趋势。其中在政治上最著名的是陈云，他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制定者之一，提倡用市场机制作为国家计划的补充。华国锋在他的十年规划（1976—1985）中——但只到1978年2月才公布，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这个规划在大体上是国务院在1975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文件的修订版，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似，其重点是强调大力发展重工业。规划提出，到1985年，要建成120个左右的大型工业项目，其中包括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油气田、煤矿、发电厂、铁路和港口。[2]到2000年，华预言，中国的工业将接近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水平。但是华没有解释如何筹措新工业化所需的庞大的资金，他也没有提出如何解决毛时代留下来的比例失调及其他经济问题。华的现代化规划因为在财政上不可行而很快就被放弃了。十年规划的失误是导致华在政治上倒台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受到人民拥护的邓小平的权力日益增长。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上台（第二次复出）后，决心将后毛泽东的时代变为后毛主义的时代。邓小平的胜利邓小平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产生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后一位重要成员。[3]早在1920年代初期，他就是党的积极分子，他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作为毛派的成员，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要职。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分别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政治报告（1949后的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理论，在邓小平时代又发扬光大），同年，他又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直接控制着党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他与党和军队领导人战争年代形成的密切关系。但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下放到远离北京的江西省一个拖拉机厂劳动。1973年，在周恩来的保护下，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了领导职务——没有按通常的惯例，要求他对过去政治错误作出坦白交待。不久，他就成了病危的周恩来总理的当然接班人——但在周恩来去世后几个月，就被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煽动者而被再次打倒。[4]在毛政权最后阴霾的几个月里，由于四人帮的迫害，邓小平到了南方，受到在军队的故交的保护。邓小平有着坚强的政治意志，据说，为了重返北京，72岁的邓小平曾考虑如果必要的话，不惜诉诸内战。[5]但是，1976年9月毛泽东的逝世和10月“粉碎四人帮”，为邓小平的第二次政治复出铺平了道路。邓小平回到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不久便独揽大权，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已经没有必要维持与四人帮斗争时形成的政治联盟，这一不稳定的联盟是由华国锋领导的。华领导了1976年10月的政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接班人。导致邓小平权力上升和华国锋逐渐失势的进程持续了两年，邓小平熟练而无情地操纵着这一进程，没有引起他不愿意看到但有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动乱”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邓小平的成功不仅有赖于他的个性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他得到了大多数高层领导人的拥护，其中许多人是他的多年故交，同样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军队将领的广泛支持，这得益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与红军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邓小平坚决主张共产党要坚持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强调提拔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能坐“直升飞机”。邓的观点迎合了党和军队老干部的思想及其既得利益。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后果之后，恢复官僚秩序和社会稳定对党政军各界领导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越来越把邓小平视为当然的领袖。除了老干部和军队将领等高层官僚的支持外，邓还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自从党的八大以来，邓一直是知识分子社会利益的维护者。[6]在1975年起草的国务院文件中，邓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提出要给知识分子更高的待遇和更大的专业自主权。因此，许多知识分子认为邓是受人尊敬的周恩来的合法继承人。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的基础上。但是，邓的政治联盟的动力来自文化大革命——来自幸存的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和复仇的强烈情感。邓本人就是动乱的受害者之一，而且两次受害，这使他赢得了成百上千万过去十年的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羞辱和被“打倒”的党员干部、沉默和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被毛变幻的政治路线出卖的“迷失的一代”的往昔的红卫兵、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更多的遭受不同形式的肉体和精神迫害的普通群众，所有这些人都寄望于邓能够“拨乱反正”。※※※华国锋与邓小平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邓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华则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邓得到了中国最有权势的军队和党政官僚机构领导人的支持，而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跃居上高位，他只能号召起官僚机构中远不重要的一部分人——主要由受益于动乱时期的基层干部组成的松散群体；通过承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赢得人们普遍的支持，至少在城市里是如此；而华既没有在官僚机构中的真正权力基础，又缺乏社会的普遍支持。实际上，华在毛去世后，恰恰是因为缺乏权力和声望，方成为能被不同利益集团的官僚派别接受的领导人，并在华的统领下，粉碎了可能对官僚集团利益构成威胁的四人帮。他虽然接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位置，但他既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政治家，缺乏担任这两个职务的才干。为了保住他幸运地得到的最高领导职务，他只能依靠维护毛的权威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在此时，毛的光环已经褪色，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开始进行公开的批判。晚年毛泽东的遗产，是华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据，也是令他进退维谷的根源，在后毛时代，没有这份遗产，他会失去掌权的合法性，执着于这份遗产，他又不可能继续掌权。华国锋本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也加速了他的政治垮台。直到1976年12月底，他还不识时务地坚持开展最初由四人帮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而这场运动在当时已明显地成为时代错误。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开始清查所谓四人帮的“隐藏的追随者”，因此，削弱了自己在党政官僚机构中的基础。华的“百花齐放”政策，帮助了在城市里强大的反毛主义（亲邓）舆论的出现。因为不切实际而放弃的十年发展规划，暴露了他的无能。他本人平庸的个性和政治上的优柔寡断，与他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毫不相称。因此，他没有能力抵抗党内领导层和日益强大的公众舆论让邓小平复出的要求。1977年夏季，邓小平正式恢复了他在1976年4月第二次被打倒前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久，他又与华和国防部长叶剑英一起，成为中国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一。一旦跃居权力中心，邓小平就不再愿意与华国锋分享权力，这毫不令人奇怪。邓不会忘记，正是在自己受到批判和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华被提拔到中央领导层。现在，邓决心要捍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在“安定团结”的表面文章下，邓式风格的“实践派”打着虽然迂腐但政治上管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与华领导的被讥讽为“凡是派”在政治局内展开了新的角逐。1978年，邓小平的权力和威望不断提高，对官僚机构内“极左分子”的持续清洗，为邓的新老政治盟友腾出了位置。他许诺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解除对他们政治上的怀疑，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给知识分子在专业上更大的自主权、在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中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成功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7]他还表示要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1950年代曾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又先后回到领导岗位，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毛的许多政治对手也都陆续被“平反”，老干部的行列越来越壮大，信心也大增，这进一步加强了邓小平的权力。获得平反的还有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被关押或在政治上被打倒的十万名政治犯，他们中有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及其他类型的人。[8]1978年，他们被悄然解放出来。没有人公开指责邓小平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拨乱反正”中，最有政治意义的是党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这一事件当时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成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次剥夺他的权力的借口。但是在1978年秋季，当时下令民兵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的北京市长吴德被解除了职务，天安门事件成了“革命事件”。官方媒体现在大力宣扬两年半前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党的两次结论之间的时间里，天安门事件作为人民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的反映，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由年轻的不同政见者在1976年发起的备受尊崇的“四五运动”，在1978年初以大字报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北京的街头。青年活动家们（多数是过去的红卫兵和青年工人）呼吁“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党对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使他们的行列迅速壮大。邓小平及其盟友对他们的明显支持使他们深受鼓舞。1978年下半年，他们在北京市中心的街道上多次举行政治集会。一些大字报对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要求清除还在政治局中“毛主义者”，要求人权、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政治体制。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充满希望的时期。※※※民主运动（人们后来这样称呼）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如火如荼发展之际，在俯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里，党的领导人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会议。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和“实践派”的一次决定性（即使不是全面的）的胜利。一大批邓的支持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使邓能有效地控制这两个机构，进而控制全党。“凡是派”的大多数成员虽然还暂时保留着党内的正式职务，但他们原来负责的政治和经济工作已转手他人。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依然是党主席，但他除了这一头衔外已没有了实权。在全会上，华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此后，他所作的只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履行仪式上的职能，直到1981年，在放弃权力的三年后，他又不得不放弃了党主席的头衔。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决定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却有了新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所有的工作都要服从现代经济发展的任务。相应地，中共中央作出了结束阶级斗争的决策，或至少是结束“急风暴雨”的“群众”斗争，希望从此建立一个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局面。全会还提出了把“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式的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据，这种改革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主旋律。※※※继在北京的三中全会的胜利之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成功到美国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在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七年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起），开创了务实政治外交，邓小平成为这一政策的政治受益人，中美建交进一步增加了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不过，令人不敢恭维的是邓小平傲慢地威胁说要“给越南一个教训”。2月17日，在邓访美回国不久，中国军队侵入越南。动武的借口是越南侵占柬埔寨，推翻了中国支持的残暴的波尔布特政权。经过几星期血腥的但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的战斗后，中国军队撤出了越南。中国对越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损害了邓新政权在国际上的形象，这场入侵的唯一教训是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已大幅下降。[9]1978-1981年的民主运动邓小平很快发现，除了越南以外，他在国内也有敌人。曾在1978年下半年帮助邓小平巩固权力的民主运动，其人数和号召力在1979年上半年迅速增长。民运中的许多成员是已近30岁或30岁出头的从前的红卫兵，他们是“失落的一代”中坚持自我教育的成员，从事的职业三教九流。民运基本上没有学生参加，老知识分子也没有参加这场运动或公开对运动表示支持。然而，在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鼓舞下，年轻的活动家们表现出非凡的思想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他们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准政治社团，出版了越来越多的涉及内容广泛的刊物。民主运动迅速从北京扩大到其它大城市和省会城市。1978年，虽然民主运动的多数成员支持邓小平的权力，在1979年初也还寄望于邓开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后毛政权的主要列宁主义领导人并不打算鼓励一场不受党组织控制的民主运动。他们更不能容忍反映社会各界不满情绪的独立社会组织的存在，特别是在面临数百万没有工作、怨气冲天的下乡知青非法返城之际。与那些在当时的文化和思想解放中受益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同，多数年轻的民运积极分子表现出不妥协的反权威精神，他们批评党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否定党在思想上绝对正确。一些人还重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时的“极左”理论，认为中国被一个特权“官僚阶级”所统治。1979年春季，政府开始镇压民主运动，查禁了所有非官方的刊物，开始逮捕民运的领导人。魏京生是第一批被捕的人员之一，他是《探索》杂志的主编，他对邓小平和毛泽东都提出批评，是著名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这篇大字报的作者。除了政治和思想罪名外，他还被指控向外国记者提供解放军对越作战的军事情报。实际上，魏京生是当时中国少数反对中国入侵越南的公民之一。1979年10月，经过一天的审判，魏京生被判处15年徒刑。在其后两年里，许多魏的支持者都被捕入狱。已经牢牢地巩固了自己“最高领导人”地位的邓小平，在镇压过程中，谴责他昔日的民主盟友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罪犯，指责他们恢复了文化大革命邪恶的政治方式。相应地，邓小平要求禁止“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这四大自由曾被写入1975年1月的国家宪法中。尽管宪法中的这些权利在实践中很少得到遵守，但既使是纸面上的东西也令邓小平如芒在背，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攻击。[10]即便是在党为了证明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化”、开始制定和颁布新法律条文的1979年和1980年，官方宣布，许多参加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在政府的命令下被送到了劳改农场。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代替了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前者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1]。邓强调说，在这四项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事实证明这是唯一能坚持下去的原则。到1981年春季，曾一度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销声匿迹。民运的多数领导人被捕入狱，少数幸存者转入地下活动，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实际上，这次民主运动并没有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后毛政权推行的社会生活非政治化政策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导致社会上普遍的虚无主义，在群众中产生了思想和政治信仰危机，邓小平政权不是靠提出新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去填补真空，而是简单地诱之以利，鼓励群众去百货商店购置更多的新消费品，或是根据取代了革命口号的广告牌去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大众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漠然置之，更谈不上举行抗议。民主运动是国家镇压和民众冷漠的双重牺牲品。※※※在镇压下层民主运动的同时，邓小平着手巩固他在上层对党和国家政权机构的控制。他有条不紊地撤换了领导层内所有被认为忠诚于毛的人，换上了自己信任的人。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凡是派”剩下的基本成员都被撤职，其中包括原8341部队的负责人汪东兴，正是这支部队当时执行了逮捕四人帮的任务，以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提拔到中央政治局的农民领袖陈永贵。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右派”的党的资深领导人取代了“左派”空出来的位置。最集中地反映当时潮流的是为刘少奇平反，中国共产党隆重地举行追悼会，恢复这位中国共产党最出色的列宁主义者的党籍，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辞。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的清洗，被称为“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政治上埋葬华国锋是以一种彬彬有礼、但重实效的方式进行的。作为对华政治合作（以及团结象征）的回报，在实际权力已经转移到邓小平手中后的几年里，华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继承下来的头衔还继续保留着。不过，1980年9月，他被迫辞去了国务院总理一职，让位于邓在同年1月提拔进中央政治局的赵紫阳。[12]还是在1980年，邓小平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作为党的领导机关，1950年代，邓就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因而也是党的正式领导人），毛后来废除了这一机构。邓任命胡耀邦担任总书记，[13]这样，华本来就有名无实的党主席职务，现在只剩了一个纯粹的空名。1981年6月，华默默地辞去了徒有虚名的党主席职务，在同一会议上，中共中央还对毛泽东作出了正式评价。一年后，华又离开了中央政治局，但在由34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上，保留了华中央委员的资格，这是留给毛泽东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接班人的荣誉位置。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员人数已增加到4000万人）正式确认了三中全会后建立的新政治秩序，邓小平称这次代表大会是1945年（当时确认了毛的领导权威）以来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主要是批准了邓的新经济政策（下一章将讨论这一问题）和党的领导层的人事变动。胡耀邦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取消了已经显得多余的党主席一职。大会非同寻常地强调要加强列宁式的中央集权组织结构和对党员的纪律约束，认为党的基层干部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左”的倾向。“左”的概念更加宽泛，凡是对新政权的经济改革政策持消极态度都是“左”的表现。虽然邓小平宁可垂帘听政，安排自己的门徒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毫无疑问地（也没有人敢提出质疑）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的问题与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诠释邓小平要建立后毛时代的秩序，不仅需要清除左派对手，起用忠诚于他的干部，还要破除对毛泽东的神话。几乎与毛本人支配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一样，毛的幽灵也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邓小平政权主要领导人物都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迫害，只有削弱发动清洗的已故主席的神人地位，邓政权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保障。一旦证明了毛也不是一贯正确，那么再放弃毛的政策和理论就相对容易得多了。对毛泽东和毛时代重新作出评价，不仅是出于复仇的渴望或是权力的实际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党的官僚来说，这是一种告慰死难的朋友和同事的精神需要。它不仅表现为给死者“平反昭雪”，还要昭告世人，党已从灾难中吸取了历史教训，毛时代的灾难将不会重演。毛曾预言，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他的继承人决心证明，不会再有第二次了。然而，对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进行严肃的评价，是一项非常棘手的政治事业，这不仅因为已故主席的形象在群众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更重要的是，后毛时代的领导人，无论在思想和血统上，都与毛本人有着深深的渊源。不管他们个人对前主席怀有什么样的感情，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也就不可能有他们在政治上的今天。毕竟，毛既是中国革命的列宁，也是斯大林，虽然他的思想、政治实践和个性与这两位俄国领袖有很大的差别。像列宁一样，毛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和新社会的缔造者；像斯大林一样，他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是胜利后的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如果简单地像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待斯大林那样，谴责毛是暴君和篡位者，不仅会动摇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而且也会令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的道义合法性成为问题。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时，可以借助于列宁的名义。但对毛的继承人来说，除了毛本人外，中国没有一个列宁。正是基于这种根本的政治和历史原因，在1980年夏季起草对毛的评价的官方文件时，邓小平说：“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14]邓的评价表明，党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涉及到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且事关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毛不仅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英雄。正如邓小平说的，他缔造了新中国，使长期受压迫受欺侮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此外，作为革命家和民族领袖，即使是在他去世后，他生前享有的巨大声望也长久地留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农民心目中，千百万农民依然把神化了的毛泽东作为崇拜的对象。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特别是那些曾在毛的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中，在数百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的号召造反的青年积极分子中，毛也同样备受尊崇。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治生活的这一基本事实。在一次很能反映他的政治实用主义的讲话中，邓在谈到要对毛的功续作出“恰当的评价”时，警告说，否则的话，“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15]在起草对毛进行评价的正式文件时，邓的助手们认识到，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慎之又慎地进行这一工作。早在1981年6月党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式评价之前很久一段时间，由于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事件及人们思想上的变化，毛的声望就已经受到损害。虽然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放弃了毛的许多观点和政策，明确地开始了后毛主义的时代，但全会并没有对毛或毛时代作出任何正式评价。实际上，全会闭幕后发表的公报还煞有介事地借助于毛的著作的权威，并且宣布在未来“适当的时候”再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但是，全会确实号召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给许多毛的旧政治对手平反了，其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莫过于给彭德怀平反。毛于1959年打倒这位深得人心的元帅一事，被普遍认为是毛时代最大的冤案之一，在近二十年时间里，许多人都要求纠正这一冤案。彭德怀于1974年含冤去世，但彭德怀案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难堪的疮疤之一。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78年12月25日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赞扬已故元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英雄，恢复了他在1959年以前的历史地位。这种仪式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因为，给彭德怀以如此殊荣，意味着毛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上都是值得尊崇的。赞扬彭德怀，就是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彭正是因为坚决反对大跃进才受到清洗。在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官方的出版物上出现了含蓄地批评毛的潮流，而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则在非官方的出版物和街头的大字报中，公开地对毛提出批评。随着大批在毛时代后期被打成“右派”和“走资派”的人的平反，以及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政治和文化生活，大城市中批评毛的舆论呼声越来越高。被平反的著名人物中包括保守的官僚彭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党的高层领导人。邓安排彭真负责起草新的法律条文。在全党开展的反对“极左思潮”的运动，促使对毛的批评不断升级。“极左”一直是邓小平时代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思想和政治异端。反对极左运动表面上是批判早就死去的林彪和关在监狱里的四人帮，实质是针对毛统治的最后20年中普遍的极左现象。一大批学者和党的理论家提出了导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根源。[16]1979年10月，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在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发表的讲话，给批判极左和毛的晚年时代进一步提供了政治动力。在这篇事先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讲话里，叶剑英把大跃进灾难的原因归结为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谴责文化大革命是那些实行“极左路线”的人带给中国的长达十年（1966—1976）的一场灾难。[17]按照当时官方流行的政治提法，叶剑英把罪责归于林彪和四人帮，但是，很显然，其他人也要对文化大革命负责，毛泽东要承担主要责任。官方在1979年和1980年对毛主义进行批判时，一直没有点毛泽东本人的名字。实际上，在涉及其他政治或政策性事务时，出于权宜政治的考虑，官方还常常有选择地引用毛的著作以增加权威性。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个人崇拜”这一术语当时在中国与25年前在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时一样，是一种委婉的提法。官方为克服“个人崇拜”、有时也称为“现代迷信”造成的恶果而采取的措施，是坚持“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虽然这些大力宣传的原则并没有影响到权力完全集中在邓小平手中。不过，“集体领导”的精神在官方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义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中激进的内容后，毛泽东思想现在变成了全党智慧的结晶，而不单是毛个人的创造。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强调在毛时代历史教科书中被忽视了的其他老一代革命家的贡献。到1980年代中期，虽然有关毛本人的历史地位还有待于公开作出结论，但已故主席最后20年的统治已经成为公开批判研究的对象。1980年11月，在四人帮被捕后的四年，为了降低毛在群众中的声望，新政府开始对四人帮进行审判，审判情况由电视转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四人帮和毛过去的秘书陈伯达，在北京公安部的一所建筑里，接受由35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的审判。另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同时开始审判与林彪1971年反毛阴谋有牵连的五名解放军将军，两个审判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界定。长长的起诉书列举了48条罪状，包括阴谋推翻政府、企图谋害毛泽东、非法拘押、逼供信以及对70万人进行迫害，导致其中3.4万人死亡等。[18]虽然这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是依据新颁布的现代法律条文进行的，但审判当然是政治性的。法官与其说是听命于法律，不如说是按中央政治局的旨意行事。从开始审判到最后判决，中央政治局自始至终指挥着审判的每一个细节。对外国观察家来说，对四人帮的审判并不足以令人信服邓小平政权已经接受了国际公认的法律准则，实际上，这种审判不禁令人想起斯大林式的作戏审判，但审判却达到了它所期望的国内政治目的。高度公开的审判本身，就是对毛时代最后十年政治生活的有力批判。电视在晚间播出了有选择的一些证人出庭的审判片断，他们详尽地控诉了文化大革命中酷刑和死亡的恐怖事件。对那些在现在被称为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统治下受过迫害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说，能够目睹戴着手铐的江青和其他人被关进铁牢，接受审判，正应了“因果报应”，愤恨情绪得到发泄。对邓小平和他的同僚来说，审判不仅是一桩令人快慰的政治复仇行为，而且有助于继续在党政军官僚机构中清除“极左分子”。北京的公审是一个榜样，各省市也先后对“四人帮的追随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审判。但是，这种大张旗鼓的审判的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要提出毛泽东在这些事件中——他的妻子和一度的同志因为这些事件而被指控犯罪——的历史作用问题。当然，从审判四人帮一开始，毛泽东就是不言而喻的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桀骜不驯的江青一直利用他已故丈夫的权威来为自己辩护，无意中（但可以预料到地）在政治上正中邓小平的下怀。在一次申辩中，江青甚至说道：“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在审判长宣读的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最后陈述中，说中国人民“十分清楚，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难，毛主席负有责任。”[19]但是，邓小平的目的不是要在历史上把毛与四人帮一视同仁，他恰恰是要通过把毛与四人帮区别开以挽救历史上的毛，作为像普通人一样也可能犯错误的毛得到了挽救，但毛的历史地位和思想权威却受到了损害。除了把毛与四人帮区别开以外，邓在1980年夏天还提出，要把“政治错误”与“犯罪行为”区别开。在审判四人帮前后，官方报刊都采用了这种提法，反复强调“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及其同伙的罪行是有原则区别的”[20]。按照这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模糊的区别，由党控制的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有罪判决，五个月后，党又公布了对毛作的正式历史评价。关于毛泽东评价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在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主席后的第二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早在人们预期之中的对毛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的正式评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文件准备时间长达15个月。据说有4000名党的领导人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具体“建议”反复进行了修改。邓小平的许多意见都是强调，除了批评毛的政治和思想上的错误外，要充分肯定他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尽管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都渴望向毛的幽灵复仇，但邓小平认为，保留毛作为革命和国家合法性的象征是政治需要。在邓小平的坚决主张下，决议最后对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对毛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在称赞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现代化者的同时，决议还严肃地批评了已故主席在他统治的最后20年犯的错误。这些错误中包括1957年决定扩大反右运动的规模，导致许多无辜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尽管决议还提出这场运动（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的）最初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决议尖锐地批评了毛的“左倾”错误，认为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主要是由左的错误引起的，当然，决议也承认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刘少奇）也曾满腔热情地支持大跃进。此外，决议还指责毛在晚年实行“个人专制”，鼓励“个人崇拜”，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议严厉地抨击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被笼统地称为十年动乱，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虽然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责都被归于林彪和四人帮，但毛也难辞其咎，决议的结论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21]党所批判的年迈毛泽东这种全局性的、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说的“乌托邦”和“非科学”的思想潮流，决议对此有详细的叙述。根据这一官方评价，毛“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理论和政策上“脱离实际”，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提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即将来临的完全不现实的期望，违背了他的继承人（他们是更为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的历史“客观规律”。然而，决议虽然对毛的左的错误和其它方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在对毛的总的历史评价上，决议的结论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在决议公开发表以后，对毛的评价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公式，即毛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正确。许多知识分子和后毛时代党的领导人私下里对毛的评价，要比1981年6月决议中的评价低得多。但是，官方决议在对毛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的同时，又对毛作了高度评价，绝不仅只是党的新领导人为了保持革命的连续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幸存的老一代党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由衷的尊敬钦佩（即使不包括感情色彩）——作为革命领袖的毛，作为中华民族解放者的毛，作为经济现代化建设者的毛，即是在犯“左倾错误”以前的毛泽东。曾受到批判甚至迫害、如今又重返岗位的党内老干部，十分留恋他们早期革命生涯时作为党的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留恋在1950年代初期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毛泽东——他们心目中的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对邓小平和他的许多同僚来说，他们对毛的赞扬，决非仅仅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政治考虑，他们努力要恢复1957年前的毛主义，即毛在陷入有害的激进的乌托邦观念之前的思想。1981年的决议，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正式解决了毛的问题，其后几年，对毛个人崇拜的残迹也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不过，在通俗文化和非官方的政治生活中，很快又出现了令人称奇的对毛的崇拜。但是在1981年，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中，毛只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民族主义者和现代化的象征。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把后毛的政权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强化其合法性，而毛当然是在革命历史中长时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领袖。相应地，官方的出版物继续经常引用毛的著作，当然也是有选择性的。在后毛的岁月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已故主席非激进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并受到颂扬。然而，除了把毛泽东作为政治象征外，最重要的也许是同时否定了毛时代后20年的社会和思想激进主义，把毛从神降为一个也会犯错误——也会犯“全局性的错误”——的领导人，这为放弃毛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实行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准备搞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保证。注释[1]有关四人帮的倒台，参见上述第20章。[2]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北京周刊》，1978年3月10日。华的报告描述了十年规划的总体轮廓，政府随后又宣布了更加具体的建设项目和目标。有关这一规划的详尽分析，参见郑竹园：《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包瑞嘉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博尔德，科罗拉多州：西部视角出版社，1980年），第21—48页。[3]邓小平于1904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邓小平也算是五四一代的成员。五四运动爆发时，邓小平还非常年轻，当时激进的政治观念和思想潮流对邓小平的影响很深，1923年，他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了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4]参见本书第20章。[5]据说，邓当时曾对他的支持者说过这样一番话：“要么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让党和国家变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用心血创立的国家毁在这四个人（即四人帮）手里，……要么我们与他们斗争……如果胜了，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如果打败了，我们还没死，那就上山，或者跑到别的国家里等机会。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用广东军区、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力量跟他们斗争。”转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毛后的中国》，第130页。[6]参见本书第17章。[7]有关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讲话的原文，参见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8]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著名作家丁玲的作品对此进行了生动感人的描写，参见史景迁：《天安门》，特别是第335—369页。[9]有关对这次入侵的原因和结果精练而深入的叙述，参见特雷蒂亚克：《中国的越南战争及其后果》，载《中国季刊》第80期（1979年12月），第740—767页。[10]邓小平是在1980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废除“四大”的。参见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273页。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正式从宪法中删去了“四大”，同时删去的还有工人有罢工自由的条款，这是一项本来就未曾认真实行过的“权利”。在1980年12月25日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尖锐地抨击了民主运动中，特别认真地否定了中国是由一个特权“官僚主义阶级”统治的说法。参见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6页。[11]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8—184页。[12]赵紫阳（1919—2005），在共产党革命最后十年里在红军（迈斯纳原文如此——校者注）里担任政治干部，共和国成立后，在官僚行列里迅速得到提升，1960年代初任广东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是1970年代初经毛批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许多老干部中的一员。1970年代末期，当他任四川省委书记时，他实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随后被调进了北京。[13]胡耀邦（1915—1989），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作政治工作。1949年后，他一直是邓的追随者，他在政治上的浮沉与邓的兴衰息息相关。他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4]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15]邓小平：《对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16]有关对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参见威廉·约瑟夫：《中国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58—1981》[17]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2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叶剑英是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叶是委员长）和国务院发表讲话。华虽然仍是党的主席，但由叶来发表30周年讲话，这在当时是有着政治含义的。[18]起诉书原文，参见《北京周刊》第48期（1980年12月1日），第9—28页。[19]江青与张春桥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人都死于狱中。江青患有喉癌，据说于1991年5月在狱中自杀。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1992年死于肺癌。姚文元被判20年徒刑，于1996年出狱。[20]例如，参见《北京周刊》第1期（1981年1月5日），第4页。在审判四人帮前就已划定了这一区别。例如，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提出的看法。[2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官方版本，参见《北京周刊》，第27期（1981年7月6日），第10—39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十一章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十一章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赢得全国政权后曾许诺要进行两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及跟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遗留（实际上尚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1950年代初，共产党人迅速将腐朽的、四分五裂的旧中华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亿万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随着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结束，长期停滞的土地革命划上了句号，最终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腐朽的地主阶级，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传统形式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中获得了解放。共产党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废除了农村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辽阔国土上蕴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质资源，现在可以用来实现落后的、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 国民党的创建人、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曾提出他的奋斗纲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耕者有其田”，发展现代工业。人民共和国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共产党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位最杰出人物的合法继承人。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布的，长期（直到不久前）置身于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列的中国，确实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今天，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和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传统模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的成员，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受益人。此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征，是创造有利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如此。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农村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无论在规模和存在的时间上都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是由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废除私有财产——统治的国家强加的。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看来为时过早）后，他们毫不迟疑地开始了第二场革命。1953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四年之际，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这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匮乏和贫穷的条件下开始的过渡。在毛时代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同步进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毫无疑问，这是毛的目标，也是毛主义的主张。但是到最后，毛泽东在经济现代化上的成就远远胜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当然，这种看法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观点是，毛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而牺牲了“现代化”发展，毛晚年为了无谓地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忽视了发展经济。然而，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在毛之后时代对毛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评家们承认，在毛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尽管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的破坏，工业产量在共和国成立时不及常年的一半。但是，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1]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2]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所说： 工业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长（几乎是30%）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工业化进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战后新典的工业化国家中，也许只有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才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3] 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化国家，反映在与现代化相关的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上——至少是在“信息社会”前。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4]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5]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6]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对此也无能为力。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7]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工业结构。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8]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9]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和挫折，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10]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继承者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11]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12]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13]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14]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对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很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15]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16] 卡尔的话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学者深思，因为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自己获得公允的评价。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正是毛时代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之中，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事件的巨大失误及其带给人的生命代价。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 比较毛泽东作为一个现代化奠基者的历史地位来说，他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始人的形象（或失色的形象）更加复杂。如果说毛主义为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奠定了基础，那么，它是否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曾一度大力宣扬的、至今尚有许多人肯定的看法——特别那些在今天认为后毛时代的中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才走向市场经济的人。此外，曾备受推崇的毛主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果？ 无论人们如何宽广地定义“现代化进程”这一概念，都不应该简单地把毛时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理解为这一进程的翻版。现代化毕竟不是以废除私有制为标志的。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彻底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公有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到1956年，城市经济中残留的私有成分实现了国有化，农村经济实行了集体化。如果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当时北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的，那么，中国早在毛时代初期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1956年，当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中国领导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际，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与苏联没差到那里去。 和苏联的情况一样，中国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同时，开始全力以赴地实行工业化，而工业化当然是现代化概念的本质。但是，完全在国家领导下进行的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最初只是被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都是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工业化放在同步进行，放弃了（以不同的方式）社会主义必须以工业资本主义为前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的中国比苏联在许多方面更加积极。毛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他不愿意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单纯寄希望于非人的现代技术力量上。毛主义要求，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对社会关系和人的思想进行根本变革的进程（实际上以此为前提）。毛告诫说：在建设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毛否定了生产力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的实现这种简单的苏联教条，他认为，在此时此地，就应该实践现代经济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毛主义的新理论是，新社会以新人为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与建立社会主义技术基础同样重要。因此，毛认为，不能单纯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要以是否缩小了“三大差别”来衡量，即是否朝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缩小长期存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差别的目标前进。 然而，毛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图（虽然在许多方面引人注目），最终为毛的现代化目标与他的社会主义雄心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吞噬。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提供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毛的实践为支持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化有自己内在的规则，它产生了与社会主义理想不相容的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还出现了官僚和技术精英集团。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为了工业化城市的利益而剥夺农村。经济理性和官僚专业化的工业价值观念成了支配社会的准则，而工业化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目标反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与苏联的情况相比，毛主义的政策缓和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工业化要求不断增加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别的国家，专业化分工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三大差别”，它不会因为毛主义的理论主张或意图而改变。[17]缩小城乡差别是毛主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在毛时代，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来看，中国城乡实际的经济差别越来越大。从1952年到1975年，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从62元增加到124元人民币（按照现在的价格），而非农业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从148元增加到324元人民币。[18] 毛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存在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共产党国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矛盾。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明显结果，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虽然与斯大林主义的逻辑一致），中国越来越“社会主义”，国家却越来越居于统治地位。由于没收了有产阶级的财产，实现了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国家不仅成为社会的政治主人，而且成为它唯一的经济主人。虽然毛主义的理论家推崇群众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但毛主义的国家机器却日益脱离它所统治的社会，国家的官僚机器日益膨胀，越来越异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明显，社会匍匐在国家脚下。面对政治权力任意支配社会权力的弊端，除了让人民对号称是人民意志化身的领袖人物顶礼膜拜外，毛主义并无良策。对毛的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社会权力异化为政治权力崇拜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到头来，所有屹立着的毛雕像都成为巨大政治失败的奇异象征。 毛时代虽然为社会主义创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它决不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的时代。社会主义不仅仅意味着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国有化的工业。社会主义意味着——如果它有真正的含义——这样一种制度：政治权力由全体劳动群众行使；允许生产者自己控制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马克思说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有制”。毛时代常常求助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论证政治专制的合法性，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被国家篡夺了的社会权力全部归还给社会，国家转变为马克思称之为“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毛的中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毛主义是一种在面临（尽管它没有解决）协调现代经济发展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矛盾中产生的理论，但毛主义始终未能认识到，普遍的民主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 在毛时代，曾经有两个重要的时期，明确地提出并试图解决共产党国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双百运动中，毛本人主动提出了“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而运动本身就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但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这些要求受到压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官僚是一次全面的冲击，最初曾允诺要按照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对政治权力进行民主改造，但这一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文化大革命以列宁主义政党的全面恢复统治而告终。毛泽东发动了双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以他要对未能实践允诺，未能将国家从社会的主人变为社会的仆人负上主要责任——还要对这两场失败的运动所造成的人类痛苦负责。 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许多年中，毛主义者把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面教员”，但是他们却未能从苏联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没有自由和普遍的民主，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能永远把落后的经济条件和敌意的国际环境作为不实现这些权利的借口。在可预见的未来历史，“国家自行消亡”的马克思旧梦不过是乌托邦希望，但是，中国人民享受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样一些基本的民主自由的要求，决不是乌托邦式的要求。没有响应这类并不过分的诉求，无论怎样高喊“社会主义民主”一类的口号，都不过是为了使国家能继续操控社会而提出的空洞借口。在毛时代，却没有使人民民主自由的诉求得到一丝的曙光。 ※※※ 因此：毛泽东留给他的继承人的是一份复杂而矛盾的遗产，它的标志是毛政权取得了进步的社会经济成就与其倒退的政治特征之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如邓小平所说，毛“缔造了国家”，在人民共和国创建初期，完成了国民党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部分前提条件，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革命，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创造了虽不充分但却是必要的条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在革命胜利后，这种信念持续的时间比一般预期的要长得多）。另一方面，毛主义又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统治的基本方式，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新的正统观念与教条，镇压所有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者。诚然，毛泽东把共产党官僚政治看作是巨大的弊端，但他能够采取来遏制自己创造出来的官僚体制的唯一措施，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声望和个人力量。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毛的遗产都没有包括反对官僚统治的体制保证。 所以，在毛时代终结时，中国处在一个由官僚支配社会的历史迷雾王国里，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姑且称中国为“后资本主义”或简单地称为“后革命社会”。毛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即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它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劳动群众，即工农大众，没有权力支配产品和他们的生产条件，也没有支配国家的手段，国家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管理者，日益凌驾于劳动群众之上。毛政权成功地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但它没有能够实现它宣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在毛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彷佛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经死亡， 另一个又无力诞生。[19] 如果毛泽东和毛主义的生存时间能够再长一些，那么，不是没有可能打破这种困境，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可能兴旺发达。然而，在毛去世以前，毛主义就已经耗尽了它曾有过的巨大创造力。毛主义发展现代工业的方式是剥削农村，如果不使农民贫困化，这种方式就难以为继，而农民曾是共产党力量的主要源泉。毛发动的最后一场群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实现其声称的目标，留下的只是溃散后对政治冷漠的人民，冷漠之后是虚无，一个厌倦了的民族冷眼旁观1970年代发生在上层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宫廷阴谋，这些斗争和阴谋玷污了毛时代政治历史的最后篇章。面对这些普遍的政治不满和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毛主义已无力再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对政治冷漠的民族，已很难再为陈旧的革命口号和思想说教所打动。在毛时代的最后岁月，中国需要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日益衰老的毛泽东和教条化了的毛主义，已经没有能力为革命的振兴提供所需要的理论和动力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毛主义为自身的灭亡播下了种子。被奉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里的最落后的农村地区，正是在毛主义的旗帜下，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了一场最伟大的革命。在取得政治成功后，胜利的革命者在他们统治的这片广阔土地上，开始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现代化者，他们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此艰辛和巨大。他们创造了一个现代的国家，建立了一套现代教育体制，开始了中国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程。 但是，毛主义的政治手段和意识形态，依然是它所形成的那种落后环境的许多特征的反映。岁月流逝，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中国人远离那曾经孕育了革命和老一代领导人思维方式的原始农村环境。毛主义的手段和思维方式越来越不适合现代化中的中国的时代需要。毛主义的许多方面，依然留有它极力要克服的落后胎记。毛的政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成功的，但它与现代化中的中国环境越来越不协调。因此，在人民共和国创始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毛的继承人早晚将不可避免地抛弃最典型的“毛主义”的许多内容。 注释 [1]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26页。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第3页。 [2]郭益耀：《毛主义遗产与中国新工业战略》，载《中国季刊》第119期（1989年9月），第421页；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第1页。其他统计方式表明，工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从30%上升到72%，参见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卷，第25—26页。 [3]郭益耀，《毛主义遗产与中国新工业战略》，第421页。 [4]资料源引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标手册》（华盛顿特区，1976年）；美国商务部：《中国经济与外贸展望》（华盛顿特区，1977年）；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中国：经济评估》（华盛顿特区，1975年），载赛尔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性变革纪实》，表13、14，第135—136页。 [5]叶孔嘉：《重新整顿时期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变化》，载《中国季刊》第100期（1984年12月），表2，第716页。 [6]童大林、胡平：《科学技术》，载于光远主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年），第644页。 [7]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第3页。 [8]董辅礽：《论中国发展中的积累与消费关系》，提交于1980年11月21—24日在威斯康星召开的“美中经济战略选择”学术年会论文，第26页。转引自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以来对发展的探索》，第271页。 [9]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表3-7，第130页。 [10]同上书，表1.1，第2页。 [11]同上书。 [12]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表4，第38—39页。 [13]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纽约：自由出版社，1981年），表10.2，第350页。 [14]该词常被用来形容毛时代的经济史，例如伯恩斯在1985年3月31日《纽约时报》E版的文章。 [15]已有的关于集体分配收入的数据表明，在毛时代最后20年人均收入明显增长。但是考虑到其他事实，特别是1966年后对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的种种限制，多数研究者同意拉迪的以下结论：“从1956、57年到1977年，农村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十分缓慢。”有关判断事实真伪的难度，参见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第160—163页。 [16]引自塔里克·阿里：《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对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影响》（哈芒斯沃斯，米德尔塞克斯郡，英国：企鹅出版社，1984年），第9页。 [17]有关毛对劳动分工的观点，参见迈斯纳：《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论历史上的劳动分工》，载德里克与迈斯纳主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阿蒙克，纽约州：M.E.夏普出版社），第79—116页。 [18]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以来对发展的探索》：表10.8，第241页。 [19]阿诺德：《甜酿之诗章》，见阿洛特编，《马修·阿诺德诗集》（纽约：巴诺书店，1965年），第288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十章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与毛主义时代的终结1969-1976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二十章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与毛主义时代的终结1969-1976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会本身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但就在这些话余音未尽之际，爆发了新的政治斗争，团结化为泡影。斗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大动乱刺激起来的政治欲望，给斗争火上浇油；但这种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反对官僚权威的斗争不同，中国政治现在已转变成党内官僚领导人之间的派别斗争，完全避开了公众的视线。林彪的垮台九大以后，支配着中国政治的两个问题似乎书写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篇章：一个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在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敌对国际环境中的国际地位问题；另一个是党在文化大革命后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两个问题奇妙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都源自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而幸存的领导人对这种经验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乍看之下，很难看出文化大革命与外交政策问题有什么联系。1966—1969年间，中国与世隔绝，先是敌对的美国，后是同样敌对的苏联，千方百计孤立中国。由于忙于国内斗争，毛主义领导人似乎甘愿让中国的外交关系陷于停滞，他们甚至于1967年召回了大多数驻外使节。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正在大规模升级，炸弹已经落到了中国边界附近，美国还威胁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但是，中国所以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当时有些观察家分析的，是因为美国对越南的入侵造成的威胁所致；[1]恰恰相反，毛认为，就事关“世界革命”而言，中国国内的斗争要远比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更加重要。恰恰是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发表了最强烈的抗议声明，警告说，在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随时准备支持越南人民。事实上，毛在1970年坦率地告诉埃德加·斯诺，他决心打倒刘少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刘少奇提出恢复中苏联盟，抗衡美国在越南的威胁，这样就势必要延缓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在毛主义者看来，世界革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革命的命运，这反映出民族自我中心的膨胀。林彪在1965年写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这篇典型的毛主义文章里，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表达得淋漓尽致。该文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引到世界革命进程的全球观念中，提出“革命的农村”，即经济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将包围和战胜“先进”的城市，即欧洲和北美。这虽然不过是对世界形势的一种乐观展望，而不是中国要在世界革命中采取行动的声明，但它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领导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将保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会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榜样。所以，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将取代精神上已经堕落的“资本主义”苏联成为“革命故乡”，苏联在国内奉行的修正主义和国外奉行的机会主义，正在把世界革命力量引入歧途。这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孤立就被冠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美称。在这些年里，北京不时发表强烈的声明，坚定地站在世界群众革命运动一边，[3]同时还全面地痛斥世界各国的反动政府和领导人，从缅甸的“法西斯主义者”吴奈温到法国的戴高乐，当然还有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1967年，毛不仅把中国称作“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提出要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军事和技术中心”。[4]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苏联正是按照这种“国际主义”革命观粗暴地干涉他人事务。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北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烈地谴责这种侵略行为。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对杜布切克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验毫无同情之心，但中国一贯坚持国家主权的立场，这既是原则，也事关国家利益。苏联对捷克的占领，引起中国对与苏联发生战争的担忧。苏联的侵略，以声名狼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为基础。就是说，苏联有“权利”对属于所谓“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对中国来说，这种威胁是现实和直接的。苏联已经含蓄地警告要对中国的核装备（中国在1967年后拥有了氢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最好与美国共同一块动手）。在中苏5000英里的边境线上，苏联陈兵百万，数百枚苏联核导弹巳对准了中国各大城市。边界冲突日益频繁，不断升级。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召开之际，中苏两国军队刚刚在黑龙江省冰天雪地的乌苏里江上发生了激烈的边界流血战斗。在九大通过的由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摆在同样的位置上，两者都是被压迫国家和中国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还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但林彪对苏联也使用了同样严厉的措辞，他谴责“新沙皇”如同希特勒建立“欧洲新秩序”一样建立殖民地，采取“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但是，林彪乐观地预言说，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面前，都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5]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来说，仅仅是谴责苏联和美国一样邪恶，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奇迹发生，并不足以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周提倡一种新的全球外交战略，它是基于国家主权、和平共处、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传统原则，毫无疑问，周得到了毛的全力支持；这是一种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相应地与美国实行策略缓和的战略。这一战略与美国的利益不谋而合，很快导致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当然，这种新外交与风行一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称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义精神也许更合适）格格不入。在林彪看来，这即使不是对原则的背叛，也是对他热心鼓吹的世界范围的“人民战争”观点在政治上的完全否定。在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缓和的政策问题上，毛和他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分道扬镳了。在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上，毛与林也发生了冲突。毛和周提出重建共产党，恢复党的权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重建党——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一个能取代党的政治组织，而是要不要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党，是否恢复党的垄断地位，是否让大多数文化大革命前的领导人官复原职。对毛、特别是对周来说，党的迅速复原是国内当务之急，特别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导致的不正常的政治后果，即军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力量的现象。不管解放军具有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优秀质量，但眼前的局势引起人们对波拿巴主义的担忧，毛开始对军队将领的“骄傲”提出批评。此外，对苏联威胁的日益担心，也迫切需要建立稳定的国内政治秩序。毛主义强调在复兴和重建后的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团结一致与和解。毛现在公开赞成让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数领导人复职，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粗暴批斗（和被打倒）的干部全面恢复名誉。实际上，毛现在宣称，他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赞成对党政干部的“虐待”，指出，干部的不满情绪是重建党的主要障碍。[6]北京那些迄今为止躲过了对“极左分子”不断清洗的激进领导人——最著名的是陈伯达——认为，恢复老的“走资派”职务一事过于急躁。新领导人的选择，主要是依据他的行政能力和政治需要，很少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标准。林彪也反对让老干部复出，这倒不是由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情有独钟，而是因为列宁主义党的重建对他的政治野心构成了威胁。文革前的干部复职加强了党的组织，党越强大，林彪决定政策和事务的权力就越小。因此，在党的九大中，林彪提出三年前成立时就由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应继续存在，发挥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事实上，自从1968年林彪指挥解放军野蛮地镇压了激进的红卫兵后，他就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数成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显然，林彪是利用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抗衡中央政治局的砝码，阻碍重建党的进程。无论如何，林的建议没有成功，中央文革小组于1969年12月解散。九大以后的政治斗争，或至少是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军方与文职政权、军队与党之间的斗争，无论这种解释对理解至今尚扑朔迷离的事件多么有诱惑力。由于这场秘密斗争发生在1969至1971年，所以林彪不可能以军方代表、或以军方发言人自居。196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分子攻击时，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这场攻击，因此招致许多军队将领的怨恨。当时出面保护解放军的不是林彪，而恰恰是周恩来。林彪在军队领导层中固然有追随者，他们极力拉拢其他人一起维护林彪作为公认的毛的“接班人”地位，但与忠诚于毛和周的人相比，他们在人数和力量上都大为逊色。林对毛的挑战，不是军方对文职政权的挑战，而是政治挑战。然而，这是一场极暧昧和混沌的政治挑战，其中涉及的更多是权力和权术，而不是实际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与毛之间的冲突是所谓“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冲突。如果把林彪当成文化大革命原则的代表，以为他徒劳地反对九大后毛对这些原则的背叛，那就太牵强附会了。虽然后毛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从政治需要出发，把“林彪与四人帮”一起都说成是“极左分子”，指控他们要为“十年动乱”的主要罪行负责，但事实真相是，林与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人是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未来四人帮中的成员之一的江青，于1968年和周恩来结成同盟（虽然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共同反对林彪，这一同盟对1971年林彪的垮台起了重要作用。[7]命运不济的四人帮另一成员张春桥，是1971年林彪流产政变要谋杀的对象之一。[8]对林彪的指控包罗万有，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与政治异端清单中的所有罪名，其中最可信的指控，是说林彪是企图篡夺最高政治权力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正如威廉·约瑟夫评论的：“林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凡有利于他自己权力的任何路线和政策他都支持。”[9]对党的全面重建与中美关系缓和显然对林彪的权力不利，所以他反对这两项政策。毛与林在这两个问题上分道扬镳，毛进而怀疑林的个人野心和诡秘行事的方式，1970年8月下旬，毛与林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爆发了冲突，更准确地说，公开在中央委员会成员面前暴露了冲突。中国人民直到两年后才被告知领导人之间的这场政治斗争，但这只不过是胜利者对事件和涉及问题的一面之辞。对政策的公开争论已不再时兴，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作法形成了鲜明对照。根据毛后来的说法，林彪和陈伯达（在当时，把他们作为一个同盟至少是出于临时性的策略考虑）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毛形容说，他的对手有两个“纲领”：第一个是设国家主席，自刘少奇被撤职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第二个是在新的国家宪法中加上称颂毛是“天才”的条款。[10]“突然袭击”包括对周恩来外交和国内政策提出批评的会议发言，所以是突然，只是因为发言内容事先未请示毛。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建议，与毛在几个月前决定的新宪法中不提国家主席——实际上就是废除国家主席一职是相悖的。毛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是毛担心削弱周恩来总理在政府中的最高地位，因此不愿意让他的“接班人”林彪当国家主席。建议宣布毛是“天才”是一件令人莫名其妙的事，毛后来称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实际政治问题；称颂毛是天才与文化大革命时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所热衷的那一套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毛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和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乌托邦先知，凌驾于一切权力机关之上。1970年，把毛捧为天才，意在创造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将所有的政治智慧和权威都集于毛一身，归之于毛的思想而不是党，以此阻碍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列宁主义原则重建党的趋势。毛很快就看穿了利用对他的崇拜来反对列宁主义建党政策的政治含义，他拒绝把自己当作天才，后来，在谈到这件事的政治意义时，他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11]中央委员会既没有同意设国家主席，也没有宣布毛是天才。相反，林彪和陈伯达却因为阻挠党的重建进程而受到批判。此外，在明显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政策。经过两个星期秘密会议后发表的正式公报宣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12]这是五年多来第一次公开这样的提案。庐山会议还标志着陈伯达的垮台。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毛的私人秘书，颇得毛的赏识，是毛主义出色的理论家。文化大革命使陈上升到权力中心，成为中央五位常委之一，与毛、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并列。现在，他成为这场短暂运动的牺牲品，被扣上“极左分子”的帽子，成了中国的“托洛茨基”。如何处理林彪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林彪不仅是毛的正式接班人和国防部长，而且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声望仅次于主席本人。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英雄之一，1928年与毛首次见面后，他就成为毛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此外，在1970年秋季，林能够在军队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还是个未知数，促使林倒台的战略直到一年后才见分晓。当然，毛与林彪的斗争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对中国人民来说，林依然是毛选定的接班人，林继续公开发表讲话，主持官方会议，他的画像在报刊上位置几乎与毛同样醒目。1971年5月1日，林与毛一起站在天安门前面广场的检阅台上，但在表面的团结之下，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毛着手剥夺支持陈和林的政治或军队领导人的职务，其中包括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毛还以对付苏联威胁为借口，把林直接指挥的部队从北京调回到他们原来在黑龙江的基地。在为林彪垮台作准备的同时，林反对的政策也在实施之中。党的重建工作加紧进行。在党的九大后18个月内，没有能完成建立省级党的委员会的工作，但庐山会议起了清除政治障碍的作用。从1970年12月到1971年8月，所有的省都成立了党的委员会，有效地控制了省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周恩来的新外交也取得了预期的结果。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斯诺，中国政府已对华盛顿提出的恢复一年前在华沙中断的中美会谈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最好是另换地方举行会谈。[13]新的地方将是北京。同年12月，毛对斯诺说，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无论是作为游客还是总统都可以。[14]毛的邀请很快传到了华盛顿，斯诺也得到允许发表毛与他的谈话，斯诺的文章发表在1971年4月美国的《生活》杂志上。也正是在这期间，林及其支持者在政治局里作了最后的努力，以逆转中国外交政策的进程。但是，“乒乓外交”的时代已经开始，[15]并很快发展到“务实政治”时代。1971年7月11日，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已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两天的会谈，为尼克松总统次年2月访华作准备；这是中美外交上的双赢。9月，在基辛格访华后的两个月，林彪从公开场合消失了，在其后的十个月里，官方对此事未作任何解释。直到1972年7月28日，官方才首次下发了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说明。据说，林彪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政变，企图杀害毛泽东。政变失败后，他和妻子、儿子及其他同伙乘坐一架喷气式飞机企图逃到苏联，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当然，没有任何方式证实或否定官方的说法，跟许多类似的事件一样，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只限幸存者和胜利者有选择地提供的说法和文件。能够合情合理确认的，仅是1971年9月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导致对军队和政府机构上层的一场清洗，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职，不管是死在9月13日坠毁的三叉戟飞机上，还是死于别的时间别的地点，林彪确实是死了。[16]在最近几年里，北京和其他地方公布了大量关于林彪的“揭密”材料，但这些材料除了进一步叙述了被指控的阴谋夺权的细节外，有关1971年9月这场危机的起源和性质，提供的内容并没有超出1972年夏季人们已经知道了情况。勿庸置疑，庐山会议后的第二年，在中国最高权力层发生了一场阴谋与反阴谋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生活性质一个不幸的评注。但是，不能当然地认为林及其追随者从一开始就是阴谋家。看来很可能是毛出于权力和政策的考虑，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决定除掉林及其同伙。在1970年下半年，毛开始清洗林在军队和政界的支持者，1971年初，他改组了北京军区，确保该部队的可靠性。1971年8月18日，他开始了对南方各省的“视察”，此行的目的显然是在反对林彪的斗争中，争取各军区领导人的支持，为一个月后与林摊牌作准备。在视察中，毛称他一直是保护林，对林实行“治病救人”方针。他认为林有改过的可能性，但又预感地补充说：“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17]很显然，毛打算彻底结束这场斗争，对林是否能“悔改”已不抱任何希望。面对毛这种颇具威胁的政策手腕，林很可能破釜沉舟，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实施据当局说早在一年前就已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暗杀阴谋。根据北京后来的说法，1971年9月初，阴谋者“企图用火焰喷射器、40毫米火箭筒进攻毛主席专列，炸毁专列计划要通过的苏州附近的硕放桥，或者从空中炸毁专列，或者袭击专列停靠的上海站附近的一个油库”。如果所有这些精心策划的步骤都失败，下一步就是当毛到上海时，让他的一位警卫员开枪杀害毛泽东。[18]不过，周恩来在1972年下半年会见一个来访的美国报业编辑代表团时，承认《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未付诸实施。实际上，不存在什么暗杀毛和实施政变的行动。相反，由于害怕阴谋暴露，林彪仓皇登上了后来坠毁于蒙古的那架飞机。[19]但是，不管林的动机和行动可能是什么，他的垮台，以及他在党内、军内和革命委员会支持者的倒台，[20]扫除了巩固文化大革命后毛和周希望建立的政治秩序的最后障碍。林彪垮台以后，这位一度是毛法定的“接班人”便被扣上了一大堆“极左”的罪行。他除了阴谋杀害毛、实行军事独裁外，还妄图与苏联结成“罪恶联盟”，反对毛给党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政策和毛外交政策中的“革命路线”。林彪还被指控夸大了群众的自发性；过分强调生产中人的主观精神因素的作用；把大寨经验绝对化，鼓吹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破坏了农村的稳定；煽动对毛的个人崇拜，让人们死记硬背毛的语录而不是认真学习毛的著作等。1972年，在一些外国观察家眼中，林彪是被揭露出来的最典型的“极左分子”。[21]确实，中国的高级官员在当时告诉来访者，林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22]也许，对极左异端的批判，更多地不是为了揭露林彪，而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继续从文化大革命向后退却的政策。在林彪垮台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加快了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步伐。它的首要标志是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党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与文化大革命前完全一样。不仅仅是党组织得到恢复，大多数老领导人也官复原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作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批斗和打倒的干部又重新启用，越来越多的干部被恢复名誉，而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都是林彪阴谋策划的结果，除此之外，官方没有给出别的解释。大多数原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副手重新身居要职，但为了避免麻烦，他们离开了1966年时他们任职的省，被安排在别的省就职。[23]总的来说，老干部和保守干部力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权力机关的年轻激进干部的力量。那些著名的“牛鬼蛇神”如1967年武汉事变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恢复了名誉，1972年公开露面，被任命为军区领导人。过去由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也恢复了活动。重新组建的共青团取代了红卫兵，改组后的工会代替了工人代表大会。随着党的重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小。事实上，革命委员会已不合时宜，因为原来由它代表的群众组织基本上不复存在。但出于行政管理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如果正式取消革命委员会，难免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所以，革命委员会还是保留了下来。与此同时，自从林彪在军队的支持者被清除后，人民解放军逐渐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奉命接管的政治权力中退出。1971年，毛在南方视察时再次明确地指出，党要指挥枪。他告诫军队将领：“你们要过问军事……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要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嘛。”[24]十年来，毛一直把人民解放军作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但是，现在的时兴口号是人民解放军学习“党的优良作风”、“向全国人民学习”。党的重建，在逻辑上要求减少对毛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具有两面性的现象：一方面，它是人民社会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它并不简单地是人民对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国家权力的崇拜，而是人民完全地把自己（和自己的权力）都隶属于某一个人的最高权威之下，把这个人当作是集体意志和全部智慧的具体化身；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是动员群众反对统治他们的官僚机构、反对权威合法化的主要武器。尽管毛未必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异化性质，但他十分清楚个人崇拜的政治作用。1970年12月，他在与斯诺谈话间，再次坦率地承认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第一次在1965年），但他又说，在与不受他领导的官僚机构的斗争中，个人崇拜是一件必要的武器；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到了给个人崇拜“降温”的时候，但这需要时间。他说，要使人民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很困难的。[25]毛把“个人崇拜”与封建传统联系起来，表明他充分认识到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认识到个人崇拜所以能兴起，是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为旧的农业传统支配的农业国。他的这番评论说明，他是利用文化落后的条件来使自己的权威神秘化，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权威。1971年后，个人崇拜实际上已经“降温”。虽然仍不乏公众和官方对毛和毛思想的阿谀之词，但现在的重点是强调党的绝对权威（暂且不提一贯正确）。当然，党是在如今更倾向于列宁主义的毛的领导下，以毛的思想指导。个人崇拜的狂热一面被归罪于林彪。诚然，林是个人崇拜最热心的鼓吹者，但是，在1970年以前，没有证据表明毛曾反对过一度是他“亲密战友”的这种做法。林彪死后的几年，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政策，虽然付出了中国宣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沉重代价，但却给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利益。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不愿意也无法再继续它实行了二十多年的阻挠政策。1972年2月，在众目所瞩的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承认了中国自1949年后坚持的立场。公报保证将最终实现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要求美国逐步从台湾撤走其军事力量，承认台湾的前途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由于水门事件和两国国内政策中其他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拖延了这些协议内容的实施。与此同时，中国完全地实行了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当孟加拉国发生暴乱时，中国继续与巴基斯坦政府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1971年，在斯里兰卡发生革命起义时，中国对班达拉奈克夫人—如既往；1972年美国对越南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圣诞节轰炸”时，中国政府只是在口头上提出抗议，但他们充分地克制自己，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保持礼貌关系。各式封建君主和军事独裁者（许多人曾被北京斥责为法西斯主义者：有的甚至更糟）纷纷前往北京访问，受到热情款待。中国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希腊的法西斯军人政权也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在毛时代的最后几年里，中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力支持者，中国还是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中少数几个依然与智利军人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而正是这个军政权野蛮地推翻了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976年初，在安哥拉事务中，中国又与美国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站到同一条战线上。中国新外交政策取得的这些未免有些尴尬的进展，以及中国步入国际权力政治世界的舞台，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有任务都服从于这一目标。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面临苏联的直接威胁而采取的这种策略，最后被提到了一个这样的原则，中国声称：世界各地革命运动的利益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具有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特征的原则，也是一个反映了毛主义中浓厚的民族主义内容的原则。中国在1970年代初期的外交政策，至少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有了新变化，但它的国内政策并没有变化，其主要特征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路线谨慎地退却。1968—1969年，曾尝试过恢复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政策，但随后又放弃了。1970年，经济政策（主要由周恩来制定）的重点是稳定地、有秩序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农业方面，农业学大寨的主要目标是建设“大寨县”，重点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改进农业技术。在工业方面，文化大革命中被免职的管理干部重操旧业，加强管理权威，严格劳动纪律，建立健全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无政府主义”和“极左现象”作斗争。对外贸易和进口国外技术明显增长。[26]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的步伐加快，到1973年，据说“政府各部委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干部掌权”。[27]文化上的禁锢也明显地松弛，一些西方交响乐队到上海和北京演出，部分被查禁的书籍和电影重新面世。只有教育领域还在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时的激进改革（虽然1972年曾局部恢复了高校入学考试）。除此以外，总的趋势是返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但正如后来事情的发展揭示的，党内不是所有的派别都能无保留地接受这种趋势。不过，1973年8月24日到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毛和周实行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大会事先没有公开宣布，会议比以往更加保密。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开表明，虽然林彪垮台了，但现在的领导人依然忠实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则，而林彪背叛了这些原则，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代表过这些原则。王洪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是十大的两个主要文件之一。让王洪文作这一报告的决定，也主要是为了保持文化大革命的连续性；王洪文原是上海一个工厂的干部，年轻的党员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使他青云直上，进入了最高领导层。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毛主持大会但没有正式发表讲话。但很显然，他极力在以王洪文为代表的“激进派”与周恩来为代表的“稳健派”之间保持平衡——即使还谈不上调和。周恩来和王洪文都煞费苦心地强调九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管九大的政治路线如何空洞乏味，它是连结现在的领导与文化大革命的纽带。两人都强调党的绝对权威和不可替代的先锋队作用。周恩来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一切归党的领导。”[28]王洪文更进一步阐述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概念，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当然，王洪文同时强调了毛主义关于党的各级干部必须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原则。他还宣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杀头，不怕离婚，要敢于反潮流。”[29]这不免有一丝文化大革命的味道。不过，在林彪事件以后，恐怕少有人敢于进行这种挑战了。无论如何，十大最主要的目的是批准按照正统的列宁主义原则进行党的重建。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的这次大会制定的各种文件，反复强调的都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常用大号黑体字）。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重新确认，因此，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历史就有必要重写。所以，修改后的党章庄重地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30]王洪文还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整党运动”。[31]周恩来用人们熟悉的泛泛语言阐述了国际形势（“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32]，但是，外交部长姬鹏飞及其助手当选为中央委员，意味着周的务实外交政策实际上获得了批准。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明显减少了。十大面临的最困难问题是解释林彪的垮台。1972年，林彪和陈伯达被说成是“极左分子”。但是，官方很快发现这种说法难以自圆其说，对文化大革命两位主要领导人的这种指控会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或导致对现任领导人是否能真正代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则的怀疑。因此，林彪和陈伯达很快就又成了“极右分子”，被正式开除出党。林彪的罪名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陈伯达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老牌反共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周恩来的报告中用了大段篇幅把林彪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33]林彪被指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毛说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他竭力鼓吹“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荒谬观点。林彪的罪恶目的就是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似乎这些罪名还不够，周恩来指责说，林彪的罪行可以追溯到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早期生涯中。早在1929年，毛就对林彪“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34]不过周没有解释为什么毛用了四十多年才发现林彪的真相。这就是号称忠于人民、相信群众的党的代表大会对林彪作出的裁决——相信群众并不意味着需要告诉群众关于他们领导人的真相。虽然很少有人为林彪的死感到痛心，但林彪事件及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加深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在中国社会中郁积的政治虚无主义。十大对党章作了修改，最突出的当然是删除了林彪是毛选定的接班人这段令人难堪的文字。为给个人崇拜“降温”，新党章还删除了1969年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威力的浮夸句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威力就是向党造反的同义语。不过，为了体现文化大革命的连续性，新党章保留了毛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预言。这些观点在1973年与毛强调的政治团结、统一和稳定似乎十分不协调。最后，十大充分肯定了自林彪垮台后党的政治领导，强调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紧迫性。十大设立了五位党的副主席，他们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35]建立了在毛领导下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主席和副主席，再加上朱德、张春桥和董必武，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着一个已有2800万党员的党。批林批孔运动十大非同寻常地只开了短短的五天时间。十大闭幕后不久，就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在政治上埋葬林彪比文化大革命时处理刘少奇的问题更加棘手。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而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官方决定在林彪一长串罪名后，再加上一条他是孔夫子的信徒，这进一步增加了为林彪垮台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难度。1972年，毛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发动了一场表面看来是关于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学术争论，争论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公元前一千年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性质和时间。争论不久就集中在孔子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作用问题上。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不但儒学在当代是反动哲学，而且孔子其人在其所处时代也是反动分子，他的学说，阻碍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进步。1973年夏季，报刊杂志都普遍刊载了批判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文章。在党的十大于8月召开之后，对二千多年前死去的孔子的批判，与对两年前刚死去的林彪的批判结合起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批林批孔”运动支配着官方的舆论和公众生活。在这场奇怪的运动中，发表的文章中充满了晦涩难懂的历史影射和复杂的文学比喻，但是，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歌颂秦王朝（秦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的历史进步作用和秦始皇，肯定秦朝奉行的独裁的法家学说；相应地批判了代表垂死的奴隶主贵族利益、妄图让中国永远处于政治和领土分裂状况的历史反动派孔子及其学说。秦始皇（他曾焚书坑儒）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秦始皇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统一者，不管他使用的方法有多么残忍，他的行动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这场政治运动要表达的政治含义是十分清楚的：毛泽东作为现代的秦始皇，[36]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实现了经济发展，因此，毛顺应并代表着历史变革的客观规律和力量。林彪则恰恰相反，他是旧儒家在当代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卖国的、亲儒家的大臣吕不韦），他反对历史进步力量，政治上搞宗派主义，领土问题上是分裂主义，代表着陈腐的观念和旧的社会关系。这样，林彪成了二千五百年旧传统观念的继续人。似乎是为了给这桩历史公案盖棺定论，官方报纸郑重地宣布，林彪家里还悬挂着儒家格言的条幅。然而，“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批判林彪和孔夫子，运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由谁领导中国步入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中国朝什么方向发展。运动的意义不在于它对历史编纂真的有什么贡献，因为事态发展表明，这是毛时代最后一场搅起轩然大波的政治斗争。对峙的一方是老干部，他们多是老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和打击，他们把周恩来总理视为领袖和领路人；另一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政治权力的干部，他们竭力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即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中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以“四人帮”闻名的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和王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老干部与文化大革命新贵之间的冲突，围绕着官僚机构的权力和整个社会政策两个方面展开。在1971年反对林彪的斗争中，两派曾结成临时同盟，都透过林彪的垮台获益。毛曾试图把两派的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未必要调和矛盾，但尽力保持两派的平衡。在1973年的第十届党代会上，毛给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同等的发言时间。但是，不论批林批孔运动是怎样发动的、它最初的目的是什么，运动成为激烈政治角逐的战场。斗争打着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旗号，但双方都抓住一切机会抨击对方的政策。在表面的历史争论中，谈论的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宰相，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周恩来本人及其政策成为斗争的焦点。周恩来的支持者把周比作历史上秦始皇忠心耿耿的宰相李斯，他努力发展经济，提倡技术革新，是消灭诸侯割据后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总设计师，实行法治。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反对者强调的是李斯坚定地反对儒家的反动思想这一方面（他主张焚书坑儒），影射地攻击周恩来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老干部平反的政策。这样，让老干部回到原工作岗位，就是把潜在的反革命分子重新安插进国家机关。这场所谓历史争论涉及到的现实问题还有教育改革、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进口国外技术等。所有这些领域的斗争都采取借古喻今的方式，晦涩难懂。争论主要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展开，绝大多数中国人如堕云天雾海，运动对他们来说只是参加批判会，人云亦云地声讨早被遗忘的儒家。到1974年秋季，评法批儒的文章越来越令人费解，运动已是强弩之末，逐渐为人淡忘。运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都很难说清楚这场运动到底取得了什么结果。但是，究竟是哪一方在历史争论中占了上风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1975年1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明，周恩来和老干部显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然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余音未尽之际，周恩来患了不治之症。由于肺癌的折磨，他于1974年5月住院治疗。他在病床上继续顽强地处理国家事务。毛与周一样，也快走到生命尽头。1974年底，81岁的毛身体状况明显恶化，他常向来访者说他准备“去见马克思”。折磨了他长达十年的帕金森症已无法遮掩。[37]由于人民共和国的两位伟大领导人将不久于人世（两人都于多灾的1976年去世），政治继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在毛时代的最后18个月中，两派为争夺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一个在几年前悄然复出于政治舞台的人物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中心角色。在1970年代初期，随着文化大革命前大批干部复职，邓小平也回到了国家领导岗位。当这位党的前总书记在1973年春节的官方宴会上露面时，人们几乎忘记（至少在公开场合）几年前他还是在政治上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当时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邓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七年之后，他被重新任命为周领导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又进入中央政治局。1974年春季，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在会议上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中国属于第三世界。[38]在1975年1月初的中央会议上，邓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月下旬，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在国务院12名副总理中名列榜首，显然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周恩来对他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所做的最后贡献，是热切地呼吁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纪末进入“世界前列”。邓小平继承了发展了’四个现代化”的方针。这一方针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提出的到2000年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国家”的蓝图。周恩来在1975年1月13—17日召开的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上，再次重申了这一崇高目标。这是自1964年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最高权力机构”首次召开的会议。二千八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对自从上次人大会议后国家发生的巨大变革投赞成票，颁布新的国家宪法，像通常一样，批准党中央在一星期前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决定的方针、政策和人事变动。重病缠身的周恩来离开医院病床，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过去25年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使周恩来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勾划了“四个现代化”的总体蓝图。毛泽东仍然住在他的家乡湖南省，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可能是出于健康原因，或是对会议议程表示不满，或是仅仅是表示自己将退出政治舞台。[39]周恩来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中国过去的经济进步，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没有对中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他报告说，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加190%，其中钢产量增长120%，原煤产量增长91%，石油产量增长650%，发电量增长200%，化肥产量增长330%，拖拉机产量增长五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51%。周恩来还宣布，自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中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产量增长了140%。[40]上述数字与多数外国经济学家所作的估计相近；不过，这些数字固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没有揭示出中国经济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结构问题和其他问题，后毛时代的领导人则不得不加以正视。[41]四届人大通过了一个新的相对简洁的宪法取代了1954年宪法。新宪法有许多重大的修改，概括了过去20年发生的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以及毛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假设下（这一假设不久就面临挑战），人民共和国不再被定义为“人民民主国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对国家的绝对权威不仅是事实，而且成为法律。1954年宪法申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宪法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此外，新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权力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42]“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新宪法还重申了毛主义的一些具体原则、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继续革命”的理论。新宪法正式规定人民公社是农村政经合一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承认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宪法认可了公社社员拥有自留地以满足家庭需要的权利。革命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但主要是作为行政管理部门，而不是决策机构。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的“三结合”原则被重新定义为“老中青三结合”，这无疑反映了对政治稳定与接班人问题的考虑。自从刘少奇被打倒后一直空缺的国家主席一职，索性废除了事。国家元首的职责由年迈的朱德元帅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名义履行。新宪法删除了1954年宪法的某些自由权利，最突出的是“公民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和艺术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和“居住与迁居的自由”，这反映了当时总体上实行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新宪法又增加了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权利，鲜明地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根据毛的指示，新宪法补充了工人有权罢工的条款。但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示威自由一样，这些权利能否真正受到尊重是另一回事。然而，虽然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能否兑现的前景并不比过去乐观，但周恩来在1975年1月却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后文化大革命体制，为中国向毛和他之后的时代平稳过渡作了安排。周恩来和老干部显然在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会议上都占了上风。新任命的国务院29个部长，绝大多数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干部，其中多数人在个人关系和政治上都与周恩来过从甚密，只有文化部长一职为左派所有。邓小平在政治上引人注目的复出，标志着老干部全面得势。邓小平似乎当然是周恩来——也许是毛的接班人。“四人帮”的兴衰仅仅在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在1975年1月促成的团结局面便破裂了。极左领导人为争夺权力作了最后一击，在2月又发动了一场学习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运动的目标直指周恩来，或更准确地说，直接攻击邓小平。在周恩来长期患病卧床期间，邓小平成为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最出名的极左领导人是张春桥（自封为流产的上海公社领袖）、笔杆子姚文元（他的那篇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王洪文（上海国棉二厂的普通干部，在1973年党的十大时进入最高领导层）和江青（毛的夫人，号称是中国的文化旗手），后来以“四人帮”闻名。不过，在被当成“帮”（1976年10月）之前，他们都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成员，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和王洪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老干部和文化大革命左派领导人基本上平分秋色。然而，极左领导人的权力远没有表面上看来的大，更没有达到垮台后其对手所说的那种程度。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影响主要限于文化界和舆论界，他们充分利用这些媒体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国家和军队的权力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干部手中。四人帮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他们的政治生命，最终依赖于毛的保护和支持，而此时的毛泽东已重病缠身，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不过，毛对四人帮的态度是矛盾的，主席与这些声称是他最忠实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四人帮”一词正是毛本人提出的，在1975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他们在一年前搞的阴谋活动，告诫这些所谓的信徒不要搞成“四人帮”。[43]看来，毛很可能在总体上赞成四人帮提倡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但不赞成他们的政治手段。事态的发展表明，毛肯定没有把他们作为可以依赖或接受的接班人。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四人帮操纵毛谋取自己的利益，[44]实际上，很可能是毛有意识地鼓励四人帮提出关于社会阶级和和政治权力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最后导致四人帮的政治垮台），但又把这些问题留给未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解决。[45]无论是什么情况，四人帮并不简单地就是毛用线绳操纵的玩偶。尽管他们不代表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他们代表的也决不仅是自己和本身的政治野心。他们不了解农村，农民对他们也知之甚少；在城巿工人阶级中，他们能获得的支持十分有限；文化大革命中曾听命于他们的群众组织早已被镇压，而那些代表着多数工人群众的保守组织，从一开始就支持党的老干部和军队。四人帮所代表的只是那些产生于文化大革命的官僚，尤其是数百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或提拔起来的比较年轻的下层干部，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左派，自1967年开始对极左分子不断进行清洗后，左派基本上荡然无存。他们是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和四人帮一样醉心于权力），善于察言观色，能够紧跟不断变幻方向的毛泽东路线，为自己的仕途开辟道路，一位评论家贴切地把这些人称为“既定的左派”。[46]如果说邓小平代表着老干部，他本人是老干部复出的具体体现，那么四人帮代表的就是新干部的利益。1975—1976年日益加剧的拜占庭式政治斗争，基本上是老干部和新干部为争夺党和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毛的存在给这场斗争增添了一层宫廷阴谋的色彩，除此之外，老干部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上风。然而，毛时代最后一轮政治斗争虽然在本质上是不同利益的官僚集团的斗争，但围绕着它的意识形态斗争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更广泛的重要社会意义。根据毛的指示于1975年2月开始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焦点是社会不平等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这样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极左理论家仍然强调上层建筑的极端重要性，强调社会关系的革命转变是正确的经济发展方向的关键，但是，他们现在把这种观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解释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奉为经典，这是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问题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在《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指出前者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痕迹之一就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法权造成新社会里个人收入之间的重大差别（依据个人不同的生产能力）和其他社会不平等现象。毛主义理论家抓住“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大做文章，不是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必然遗产，而是把它当成对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威胁。毛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张春桥（他早在1958年就写过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47]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中国的商品经济、八级工资制、农村中私有和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各个方面、生产过程中日益扩大的地位差别等领域。他们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修正主义、产生“新生的剥削阶级分子”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因此，要保护所谓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即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义果实（数量本来就少，能保留下来的就更少）就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国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有必要缩小“三大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乡和工农差别），从而防止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简单地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意味着国家在分配领域实行更加平均主义的政策。极左理论家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导致斗争双方围绕当时的主要政策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论战，斗争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当时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经济发展战略；正在实行的工资制度；教育方针，特别是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引进国外技术；知识分子政策；农村的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老干部的复出等等。这场斗争贯穿于整个1975年，在此期间，作为第一副总理、因而也是实际政府首脑的邓小平，尽自己最大努力贯彻周恩来在1975年1月提出的现代化纲领。邓对当时毛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各项政策的正确与否，都要用经济标准来衡量，或他所说的，看它“是阻碍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为了这一目的，他于1975年秋季让国务院发布了三项政策性文件，要求通过加强管理和劳动纪律，整顿工业，通过积极引进国外技术，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恢复高等教育体制。[48]虽然这些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就其社会效果来看，只能扩大而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及其他问题上，双方理论家都求助于马克思的经典权威。但是，双方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教条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双方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不过，最后解决老干部与文化大革命分子之间争端的，不是看谁能更巧妙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看谁掌握军队。但在最后裁决作出之前，从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还在持续进行。双方剑拔弩张，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在严酷的派别斗争中，党纪国法遭到践踏，政治权力和专政手段的滥用越来越普遍。任意拘捕和不受任何限制的秘密警察活动，使全国、特别是城巿笼罩着担忧和恐怖的气氛，就此而言，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应负主要责任。他们虽然不像后来指控的，实行了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因为他们没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但在其权限范围内，他们确实使用了强制和恐怖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他们牢牢控制着的文化领域，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此外，在四人帮的主要政治基地上海和由康生和汪东兴控制的秘密警察机构内，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虽然四人帮的政治行动受其实际权限的制约，但他们的理论对当时的政治恐怖却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显明的特点之一，是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中独裁的方面，由于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所以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强化中央集权。张春桥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49]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所以要实行张春桥说的“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就是说，要加强国家的专政和镇压功能。极左理论家竭力渲染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色彩，鼓吹国家可以任意实行专制，“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革命的暴力，不但不反对，而且加以赞扬”[50]。在对巴黎公社的评价上，他们突出赞扬其“革命暴力”。在理论上，巴黎公社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但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更多地是赞扬巴黎公社的镇压职能，而不是它的“群众民主”和“生产者自治”的原则。实际上，在极左理论家看来，巴黎公社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公社过分沉溺于对阶级敌人的“仁慈”，没有充分行使国家的镇压权力。毛主义理论家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中得出的总结论是，国家、国家领导人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决定着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当然，在此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力颂扬古代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秦始皇和法家的目的，也是突出国家的决定性作用，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中，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这充其量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荒唐的曲解。伴随着起落消长的派别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勉强维持到了1975年底。其间，秋季还有过一场短暂的评通俗历史小说《水浒》的运动。《水浒》是毛最欣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一，[51]它写于十四世纪，描写了宋朝一群造反的绿林好汉的业绩，其中的一位头领背叛了造反者，向朝廷投降。据说，批判小说的“投降主义”，有助于防止现实中出现背叛民族和阶级的危险。毛也许对林彪事件一直耿耿于怀，但一些人却利用评《水浒》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批判他提倡用中国的原料（煤和石油）换取国外技术的所谓阶级投降主义罪行。不管评《水浒》运动发动者的意图是什么，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斗争都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打破国内政治僵局的是周恩来的逝世，这种方式出乎人们的意料；周的逝世，宣告了毛时代政治史上最后一章的结束。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周恩来在病榻上顽强地处理国家事务，1976年1月8日，他因癌症去世，享年78岁。在中国举国哀悼周恩来的日子里，他的成就和才能也得到了西方舆论界的广泛赞扬。接替周恩来任总理的既不是邓小平（周选定的，人们也普遍这样猜测），也不是第二副总理张春桥。显然，毛既不信任老一代革命领导人，也不信任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被任命为代总理的是鲜为人知的公安部长华国锋；华国锋是一位忠实的毛主义者，或至少毫无疑问地忠诚于毛。华的主要长处是他与斗争的双方在政治上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老一代革命家对华的任命还是满意的，但四人帮却不然。无论如何，华国锋的主要任务是把政府凝聚在一起，把派别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自从邓小平在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致悼词后，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但在大字报和报刊上，邓小平的名字随处可见，他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卞义道路的当权派”。倒是江青又给邓加了一个新罪名——“国际资本主义的代理人”。4月，左派分子又有了再次在政治上打倒邓小平的机会。4月初，随着中国传统悼念亡者的清明节的临近，大批北京市民涌向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纪念周恩来。巿民们来自工厂、学校、政府部门和附近的农村人民公社。他们的行动违反了政府的禁令，政府宣称，清明节是陈旧的封建习俗，禁止人们在天安门广场陈放花圈。在四天时间里，涌向天安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但带着花圈，还在广场张贴颂扬周恩来的大字报、诗词，还有人发表演说，其中许多内容都是批判四人帮的。清明节前一天，即4月4日是星期日，数十万群众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到黄昏时，宽阔的广场成了花圈和大字报的海洋。在第二天黎明前的夜幕中，巿政府派遣工人匆忙地把花圈和大字报装上卡车拉走。第二天，数十万愤怒的群众在广场举行示威抗议，这虽然违背政府禁令，但暴力事件发生的很少，因为许多警察和安全人员都同情示威者。大多数示威者被劝说和平地离开了广场，但到天黑后，仍有数千人留在广场，他们受到工人民兵的袭击，一些人受伤，许多人被捕，数百人被投入监狱。[52]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它在以后几年里成为强有力的政治象征——象征着人民对专制国家的反抗精神。但是事件的直接结果是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虽然人们看到的是富有斗争精神的广场示威者，举起右拳行共产主义敬礼，高唱《国际歌》，[53]但政治局会议还是宣布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成为煽动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了他的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是邓小平第二次被从政治上打倒的受益者，他被政治局正式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尽管还有待于全国人大在形式上正式批准），擢升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成为毛的接班人。接踵而至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官方报刊称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1975年周恩来病重时领导国务院所做的工作被斥为“右倾翻案风”，他制定的关于现代化的政策文件成了“三株大毒草”。批邓运动名为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但运动最缺乏的就是群众参与。但是，与运动同时进行的是秘密警察的镇压活动，便成千上万群众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当批邓运动进行到1976年夏天时，毛的病情恶化，他亲手创立的社会似乎面临崩溃。工人的罢工、怠工或是旷工浪潮直卷城市，工业生产直线下降，群众情绪低落，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又死灰复燃，犯罪现象和社会秩序问题严重。1976年7月28日，中国北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之一，地震中心在北京东部约一百英里的新兴工业城巿唐山，城市被夷为平地，占全巿人口四分之一的二十多万人死于地震。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传统说法，大自然灾害是王朝崩溃的前兆，为了消除这种传说的影响，北京的极左领导人命令幸存者要开展批判天命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迷信活动，指示他们要继续开展批邓运动。在“自力更生”的旗号下，北京拒绝接受国际援助，救灾的任务主要落在人民解放军肩上。在其他各省的支持和配合下，解放军确实有效地开展了救治伤员和恢复经济的工作。到秋季初，唐山的主要煤矿和钢铁厂都恢复了生产。毛泽东最后一次在官方场合公开露面是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随后他便退居于他的书房。由于疾病折磨，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有时甚至神志不清。他的活动只限于在他的寓所内短时地会见来访的外国贵宾。毛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一直是个谜，但很可能直到1976年初春他还对许多重大方针行使着最后裁决权。但到6月，他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官方宣布毛不再会见外宾。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终年82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灰烬中像凤凰一样再生的中国政治和军事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几乎马上就采取行动斩断了他们与激进的毛主义传统的联系，当然，他们是以毛的名义、打着毛的教导的旗号这样做的。10月初，在对毛的悼念活动刚刚结束之际，政治局便清洗了内部的激进成员。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四人帮被逮捕，他们的罪名甚多，其中一条是阴谋篡党夺权。[54]已经接替周恩来担任了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接替了毛的位置；但华国锋既不是作为革命领袖，也不是作为一名国务活动家登上政治舞台，他不过是一个官僚政府机构的看守人。1976年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还标志着在思想和政治上成熟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历史使命的终结。文化大革命及其灾难性的结果，吞噬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以及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先是文化大革命最初要整的那些“走资派”，继而是毛主义领导人，他们最初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随后成为不断进行的反“极左分子”运动的牺牲品。毛的两个既定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都出自完全不同的原因，丧身于大动乱之中。在漫长革命历程中，已经有许多革命领导人及其家人为之献身，幸存下来的老革命家现在也因年迈或疾病而相继过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董必武于1975年4月去世；自从延安时期就有“中国的贝利亚”之称而追随于毛的康生死于同年12月；与毛长期默契配合的周恩来去世于1976年1月；红军之父、作为革命的正义与团结的崇高象征的朱德于1976年7月逝世，享年90岁。老一代革命家中最年轻的邓小平第二次被从政治上打倒，而这一次似乎永无出头之日。随着毛的逝世，五四一代共产党革命家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是一批在一个最古老的国家里实践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的先行者。历史学家无疑会把他们作为最著名的、最富有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记载，因为他们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富有生气的革命的领导人，因为他们领导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也是最落后的国家开始了现代变革。1949年的胜利使他们赢得了政权，然而，这却是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它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极其可怜的物质基础上，他们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奠定了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本书后面几章还将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老一代革命家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既现代化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论他们在晚年如何苦于目的和手段的分裂，第一代革命家始终坚定地为实现他们在青年时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而奋斗。无疑，新一代领导人将会继续追求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的发展，并且，他们最终也许会成功地实现艰巨而又光荣的“繁荣富强”的国家目标。但是，后毛时代的领导人是否会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充满热情地继续为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这是毛时代结束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注释[1]例如，舒尔曼：《中国发生了什么：一场交易》，载《纽约书评》，1967年1月12日。[2]斯诺：《漫长的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8—20页。[3]当然，中国对世界武装革命斗争的支持主要是口头的，而且是有选择的。例如，中国媒体对格瓦拉之死没有任何报道。[4]引自毛泽东1967年夏季的谈话及当时在中国广为散发的宣传手册。英译文参见多比耶：《文化大革命史》（纽约：古典书局，1974年），附录4，第307—313页。[5]林彪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1970年12月毛与斯诺的谈话。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65页。[7]有关周恩来和江青连手反对林彪的情况，参见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章和结语。[8]《五一七工程纪要》，参见本文注释第18条。[9]威廉·约瑟夫：《中国的极左派评析，1958—1981》（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有关林彪倒台的其他叙述和解释，参见高英茂：《林彪事件：政治与军事政变》（白原市，纽约州：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社，1975年）；吉内肯：《林彪的浮沉录》（纽约：艾玛书局，1977年）；马依坦：《中国的党、军队和群众》（伦敦：新左翼书局，1976年），第14章；布里奇海姆：《林彪的垮台》，载《中国季刊》1973年第55期，第427—449页。[10]《毛主席在南方视察时与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记要》（1971年8—9月），载施拉姆主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与信件》（哈芒斯沃斯，米德尔塞克斯郡，英国：企鹅出版社，1974年）第292—293页。[11]同上文，第293页。[12]《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载《北京周刊》，1970年9月11日。[13]斯诺：《漫长的革命》，第9—11页。自从1950年代开始，中美大使在华沙共举行了一百多次没有任何结果的会谈。[14]同上书，第171—172页。[15]1971年4月初，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美国兵乓球代表团访问人民共和国，大批美国记者跟随运动员一起去了中国。[16]9月13日，确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但中国与苏联对机上人员的身份有不同的说法。[17]《毛主席在南方视察时与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记要》（1971年8—9月），施拉姆主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与信件》，第294页。毛在谈话中列举了前九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头目，自从1927年的陈独秀一直到1966年的刘少奇。当然，林彪不久就成为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头目。[18]新华社1980年11月17日公布。[19]《纽约时报》，1972年10月12日。[20]被捕的阴谋同伙包括军队一些高级将领，其中有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21]有关例子参见韩丁：《中国的转折点》，第39—40页；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118—122页。[22]有关例子参见张旭成：《中国的干部政治平反：旅行者手记》，载《中国季刊》1973年4—6月，第333页。[23]一个于1973年秋季访问人民共和国的观察家，至少认出了50名刚复原职的省委书记或副书记。无疑，实际人数不止于此，在后来几年会更多。同上书，第335页。[24]《毛主席在南方视察时与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记要》（1971年8—9月），施拉姆主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与信件》，第296页。[25]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7及161页。[26]1967—1968年，中国外贸大幅度下降，1968年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从1969年至1975年，外贸额从40亿美元增加到140亿美元。郑宇硕：《经济发展战略》，载布鲁格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第140—141。从1972年底至1975春季，人民共和国进口了价值28亿美元的工厂设备，主要从日本、西欧进口。小岛丽逸：《积累、技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载赛尔登和利皮特主编，《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第248—249页。[27]李鸿永：《邓小平的中国官僚体制改革》，载《中国改革的局限》（华盛顿特区：威尔逊中心，1982年），第31页。[28]周恩来1973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29]王洪文1973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30]《中国共产党章程》。[31]王洪文1973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32]周恩来1973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33]在林彪事件公诸于众之前，官方在提到林彪等人时，用“跟刘少奇一伙的骗子”。[34]周恩来1973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35]叶剑英（1898—1986），1920年代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年后，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延安时期，在朱德和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中任参谋长。林彪垮台后，他成为人民共和国最有权势的军队领导人。李德生（1916—2011），1935年19岁时就加入了红军，其后一直是职业军人，革命胜利后任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毛的坚定支持者，1969年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36]《五一七工程纪要》指控是林彪策划反对毛的阴谋文件，林彪死后在内部传达，以供批判研究，纪要中谴责毛是“现代的秦始皇”，毛对这一称呼求之不得。[37]1975年和1976年初，在毛的官邸受到毛接见的外宾发现，毛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他显然在1974年某个时候中过风，身体左半部分已经麻痹，影响了他的说话能力，他常常不得不用潦草的字条进行交流。[38]邓小平所说的后来被称为“三个世界理论”。据说是毛提出来的。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包括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是占世界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理论的目的是团结第二和第三世界共同反对美苏两国。[39]毛既没有出席这次中央全会，也没有出席四届人大会议。虽然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但他在人大会议期间却接见了西德反对党领导人施特劳斯。[4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41]有关毛时代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参见本书第21章。多数数据表明，在文革十年（1966—1976）里，工业生产以每年平均10%的速度增长。[42]在张春桥关于宪法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的讲话重点放在“党对国家机构的集中领导”。[43]《北京周刊》，1977年1月24日，第28—29页。[44]例如，加赛德在《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一书的第57页中写道：“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四人帮）是作为毛的代言人，但在毛病重期间，他们明显地为了个人目的而操纵毛。毛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但他不会轻易受骗。”[45]如理查德·克劳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第163页所叙述的。[46]这一术语是柏思德在《中国的民主运动，1978—1979》中使用的，见《亚洲研究》1981年7月号，第751页。[47]在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张春桥写了一篇题为《清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尝试就毛的一个简短评语进行了理论解释，提出要用革命年代的平均主义供给制代替解放后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文章说，供给制不但适用于干部，也适用于公社社员。有关这篇文章及其政治含义的情况，参见何汉理：《组织化的中国：官僚机构的问题1949—1976》（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191页。[48]1975年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三个文件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49]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载《红旗》1975年4月1日。这是张春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中的主要理论文章。姚文元在运动中的主要文章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载《红旗》1975年3月。[50]俞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载《北京周报》，1974年1月18日，第6页。[51]这本小说在西方由赛珍珠翻译出版，书名为AllMenAreBrothers。[52]关于4月初天安门事件有关目击者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参见加塞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101—126页。如加赛德提到的（第105页），类似的悼念周恩来的示威在全国多数城镇都有，只是规模较小于北京。[53]同上书，第107、109页。[54]逮捕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是由华国锋和国防部长叶剑英策划的，得到了解放军多数将领的支持。10月6日凌晨，由毛主义者汪东兴指挥的精锐的“8341部队”负责。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九章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结果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十九章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结果196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在兜了一圈后，又使人民共和国回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起点，政治权力复归三年前的状态，重新成为掌握它的党、军队和国家三位一体的官僚机构。党的重建，依然是以传统的列宁主义观点为基础，党恢复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诚然，在各级政治权力机构和经济部门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洞察力就能看出，在党的最高权威已经重新确立后，革命委员会不过是执行党内各项决定的工具而已。不过，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体制，但它确实使中国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姑且不论它是祸还是福。一个直接的明显变化是政治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毛主义者手中，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掌握在毛个人手中，因为许多出名的毛主义者已在动乱过程中被打倒，还有一些很快也将在政治上失宠。权力现在集中在毛个人的手中，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事实，在政治权力对决定社会发展方向起着根本作用的历史环境中，它会产生重大的社会结果。毛运用从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权力，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推行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彻底否定了刘少奇在大动乱前的政策和实践。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产生的毛主义纲领，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它的目的是抑制社会不平等和精英主义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毛主义纲领，并不像当时毛主义理论家们宣扬的那样，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1]此外，在毛主义政权的最后岁月里，从到下的各级国家机构对政治权力的日益专断和滥用，使毛主义的社会经济战略中许多可能的积极因素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和现象，其中之一就是被毛之后的继承者们谴责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现象。但是，动乱年代造成的变革，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深深地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不管是动乱幸存的受害者还是参与者，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验教训都影响着他们在毛时代后期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并持续到未来的邓小平时代。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结果，三年的动乱岁月本身就是历史，它是不可能被简单地一笔勾销的。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后果，也即是人们在评价这场动乱时首先考虑的问题和出发点，是它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当时官方并没有公布死于非命的人数，而后毛时代官方公布的数字也是不完整的，外国观察家估计的数字，出于不同的政治倾向，结果相差甚远；即使从官方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来看，死亡人数也是惊人的。1980年审判“四人帮”时，[2]官方的起诉书指控“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要对“十年动乱”（1966—1976）期间3.4万名无辜者的死亡负责。起诉书本身表明，死亡人数远不止于此。起诉书还提供了一些具体事件的详情，仅在西南的云南省就有1.4万人死亡。在人口稀少的内蒙古，有1.6万人死亡。[3]比较独立和可靠的统计数字是李正田提供的。李是197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根据李的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省有约四万人被杀，多数是在1968年军队镇压红卫兵运动时遭枪杀的。[4]李对广东死亡人数的估计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约有四十万人死亡的数字基本一致，这一数字是由法新社驻北京记者站于1979年首先提供的，这个数字是根据非官方的但“通常是可靠”的中国人士透露的；[5]实际死亡人数只会更多而不会更少。除了死亡外，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和镇压，给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肉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许多人在无休止的“批斗会”上受到毒打和折磨；还有许多人在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纯粹暴力的派性战斗中受伤；孩子因父母的所谓政治罪行（或阶级出身）而受到迫害，不得不对父母进行批判；数百万无辜群众被非法逮捕入狱或遣送到劳改农场；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发配到遥远的东北或新疆去劳动或虚度岁月，生活被毁，专业荒废。无论文化大革命在其他方面是什么样，它都是一个使人遭受巨大痛苦的时代。知识分子和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在中国国内外都有大量报道。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派别组织，在似乎无尽头的暴力与报复的循环中，最终都卷入了暴力和杀戮，但人民解放军对群众组织的残酷杀戮更是骇人听闻，许多人死于军队的枪口之下，特别是在1968年夏季对激进红卫兵组织和工人组织的镇压时，情况更是如此。武装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一旦被授权可以使用任何手段镇压那些把毛主义“敢于造反”的号召太当回事的群众组织、扭转无政府局面，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此外，军队主要是由青年农民组成，他们对城市造反学生本能地就反感。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的北京领导人，都不愿意使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的屠杀事件中起的作用公诸于众，因为且不论解放军是否“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但它肯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的柱石。所以，党的领导人宁愿把罪名推到自己的政治对手头上，这样既省事，又保全了人民解放军的名声，何况军队领导人与党的领导人又有着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因此，在1980年审判四人帮的起诉书中，将云南1.4万名死亡者的悲剧归罪于诽谤攻击省委领导的“极左分子”——丝毫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死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被当地驻军打死的红卫兵激进分子。毛时代后的中国当局，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江苏和南京对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和所谓的“极左分子”进行的血腥镇压也缄口默言，许将军对造反派的镇压从1967年初开始，到1970年达到高峰。仅在揪“五·一六”运动的一年时间里，就有十万人被打成极左分子，许多人被处死、被捕或被送到劳改农场。[6]北京对事实的歪曲，固然令人感到不快，但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一些外国学者全盘接受这种虚构的事实，却实在令人困惑不解。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受到的摧残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军队的血腥镇压却少有人提及；至少在比较流行的作品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暴行，都被笼统地归罪于“极端的毛分子”。然而，极端的毛分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且人数更多。但是，所有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和机构，对这个时期产生的大量非人道的野蛮行径都应负其应有的责任。1966—1969年时期的后果之一，就是留下了一份痛苦、怀疑、仇恨和复仇心理的苦涩遗产。农民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典型的城巿运动，它角逐的主要政治战场是在城巿，城市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文革的主要革命角色；但是，文化大革命却给农村带来了某些社会利益。在城市陷入一片动乱的时候，大多数农村地区在政治上依然比较平静，只有城市郊区的一些村庄有时会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旧的党组织和和新的造反组织都曾试图招募农民进城参加斗争。1966—1968年，偶尔有农民自己起来造反的，也多是出于“经济主义”的目的，他们进城游行，要求扩大自留地和集贸巿场，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始终没有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政治斗争中。这正是北京领导人所希望的局面，他们的政策就是要使农村远离城市的战斗，禁止红卫兵到农村串联。虽然禁令常被红卫兵当成耳边风，但红卫兵发现，农民对他们的革命呼吁几乎无动于衷。诚然，北京有时也发布指示，号召农民起来开展“阶级斗争”，与“四旧”作斗争，但指示的重点还是维护农业生产和提高产量。北京领导人可以容忍工厂的暂时停工，但不能允许农村陷入混乱，因为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中国的农业收成也是不稳定的。196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战士被派到农村“支援农业”，帮助“贫下中农”，他们发现许多村民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知道一些情况的农民对城巿开展斗争也漠不关心。无论怎样，士兵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促进农村的阶级斗争，不如说是保证阶级斗争不会妨碍农业生产。只是在1968—1969年当城巿的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后，运动才扩展到农村。农村也存在着政治和社会冲突，但与城市的冲突相比，情况并不严重；在农村，地区与地区、村与村之间情况差别很大。一些村子也学着城巿和附近中学的样子，分裂成几个政治派别，但这种分裂主要不是因为政治分歧，更多地出于宗族关系或邻里纠纷。[7]许多地方出现了紧张的阶级对抗，但这通常是“贫下中农协会”对原来的地主和富农仇恨的再发泄，它是建立在对早已不复存在的阶级对立的回忆的基础上。这常常导致对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农民的迫害，但并非像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是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正如理查德·克劳斯指出的，农村中存在着一种把原来的阶级成分变成新的等级范畴的强烈趋势。[8]在许多村庄里，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主要表现为由解放军组织的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运动和有组织地学习毛思想。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对毛的个人崇拜盛行，到处都建有毛思想的“忠字堂”，农民全家围坐在家里的“忠字台”旁，向毛主席献忠心，其形式与传统的祖先崇拜十分相似。另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农村的政治生活演变成为争夺基层权力的残酷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成为清算个人和家族宿怨的借口。然而，文化大革命确实使有关农村的社会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不是农村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结果，而是毛主义控制下的党和国家政权自上而下颁布的命令。因此，毛在1960年代初流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倡的农村政策，取代了受到批判的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农村政策。虽然贫下中农对村子和公社的社会经济事务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但总的来说，1970年代，上级党组织和国家政府机构对农村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比1960年代加强了。不管怎样，文化大革命肯定没有使农民参与控制那些一直统治着他们生活的政权机构。毛的农村政策主要是针对和遏制1960年代初期迅速发展的“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原来占农村可耕地15%甚至更多的自留地，现在被限制在5%之内，虽然没有取消自由巿场，但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农民在强大的政治和思想压力下，不得不把自留地里生产的“副产品”，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商业机构。为了消灭在集体劳动的工分分配问题上干部的普遍腐败行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前农村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工分制依然保持不变，它以（至少在理论上）非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按劳动分配”原则为基础，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在农村大多数地区的实践中，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做法，开展了一场“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大队是毛主义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的榜样，位于山西一个偏远贫穷的地区，据说，一些无私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艰辛的努力奋斗，建设了一个繁荣的农村社会主义共同体。他们创造了一套新的集体劳动和分配制度，称为“自报工分，群众评议”，即工分的标准由政治觉悟、诚实、为集体利益从事劳动的献身精神等因素决定。据报道，在毛的教导鼓舞下，他们通过全面调动过去没活可干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建成了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社区，以生产大队而不是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4年，毛把大寨经验作为典型进行推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大队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大寨大队的领导人陈永贵成了闻名全国的政治人物，1969年，他当上了中央委员，1973年，又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但不论大寨取得什么样的社会进步和经济成就，它不过是一个浪漫的榜样，一个斯巴达主义和平均主义原则的例证，是毛认为农村公社应该仿照的典型，但并非就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可能的发展方向。[9]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农村政策中最有社会意义和在经济上的成功之处，也许是重新启动了在农村进行工业建设的计划。建立社办工业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宣布要实现的目标之一。1966年5月7日，毛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写道：“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10]这不是一个新目标。早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就曾建了许多小工厂，但是其中大多数在随后的经济危机中不是倒闭就是难以为继，因此发展农村工业的计划不得不中止。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了发展农村工业的政策。此后，农村工业作为毛时代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创新而蓬勃发展，为邓小平时代的乡镇企业全面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毛发展农村工业有双重目的：在社会效益上，它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中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在经济上，充分利用当地农村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使其不致浪费，从而为农村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作出贡献。最初建立的农村工业主要为了直接支持农业生产，重点是发展生产和修理农机具、生产化肥及加工当地的农产品的小工厂。农村还建立了许多推广良种、普及农业知识的技术中心。到毛时代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化肥有一半产自地方农村工厂，全国迅速增加的农机产量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工厂制造的。此外，许多社办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钢材、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医药产品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商品。到1970年代中期，一个县拥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已不足为奇。[11]农村工业发展计划，是毛为实现农村地方经济自给自足、缩小城乡差别的宏伟战略中的一个部分（也许是最成功的部分）。到毛时代结束时，农村工业发展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农村中约有二千万农民成了农村工厂的全日制或季节性工人，减轻了农村长期存在的半失业问题；那些办得比较成功的工厂为农业发展和扩大农村工业的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工业为使人民公社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作出了贡献，一些比较先进的公社成为向周围农村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型科技中心。尽管农村工业的发展对消除城乡差别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城乡差别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前及其后没有变化，但总的来说，它正是按照毛在1961年提出的方针进行的：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巿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巿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点，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巿盲目流动。[12]文化大革命还导致中国人生活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的重心从城巿转移到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在19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灾难后的紧缩政策下，农村中的28万个医疗诊所，有20万个被迫关闭，而城市里的医疗机构却翻了一番。[13]1965年，毛批评说，医生只是为了“城里的利益”培养的，可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毛提出了一些激进的措施：医学教育用不着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婆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毛还提出，要把重点放到对疾病的预防上，放到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传染病”上，而不是放在他称为所谓科学宝塔尖上的“高、深、难”病症上。他的结论是：“城巿里的医生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14]1969年后大体上就是实行这样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结束后，医学院恢复了办学，正式的学制也从六年减到三年，以培养适应这种直接需要的医生，课程也作了相应修改，解决毛说的“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71年，新推荐入学的包括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赤脚医生”，他们虽然缺乏正规教育，但具有实践知识和经验。整个国民医疗卫生系统都下放到了地方，城市医院和医学院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了诊所和培训机构，配备了相应的医生。城巿医疗中心和人民解放军（拥有自己的医学院和医疗系统）都派出大批流动医疗队奔赴农村，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要求在流动医疗队或公社医院定期轮换工作一段时间。1969年，培训赤脚医生的工作有组织地全面展开并且越来越系统化。到1970年代中期，有一百多万这样的医疗辅助人员（是1965年的四倍）活跃在农村医疗领域里，为农民提供卫生保健教育，提供计划生育的知识和用具，治疗常见病，护送疑难病人到公社或城市医院。虽然农村新的医疗卫生系统的经费，主要来自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但中央政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下放到农村的专业医生由国家发放工资，流动医疗队的费用也由国家承担。政府还为培训赤脚医生提供经费。总之，虽然农村的医疗条件和水平还比城巿低，但上述这些措施毕竟是一场从城市到农村的重要资源转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与医疗体制改革相似，使农村受益。在1966年以前，教育体制忽视农村的现象十分严重，城乡教育的不平等愈演愈烈。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巿地区，这不仅表现在大学和中学主要设在城巿，而且城巿小学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农村。入学考试、升学制度、严格的入学年龄限制以及必须缴纳学费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城市贫困家庭出身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农村青年了。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城市培养专业人才，为城市精英特权的永久化服务。这当然是有意为之。1960年代初期，农村学校和业余学校数量锐减，与此同时，城市为党政官员子女专设的预备学校却增加了。[15]此外，整个教育体制代价高但效率低。大学为已经人满为患的政府机构和城市工业官僚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的专业毕业生，但却很少培养农村急需的技术人才。1966年前，这种教育体制就受到强烈的批评。最严厉的批评来自毛泽东。1964年，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他提倡缩短学制，提倡新的教育体制要建立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取代与实际生活脱节的书本教育制度。他强调自己长期坚持的一个信念，即最佳和最有创造性的教育形式，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不惜把孔夫子变成一个周游列国的贫农，甚至是一个“群众路线”的先驱者：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上过中学或大学，他当过吹鼓手，什么事都干过……还作过会计，会弹琴、射箭和驾车子。他教出七十二贤人，诸如颜回和曾子等，还有弟子三千。他年轻时来自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16]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后，这场意义深远的教育改革才得以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时，学校都停了课，在复课后，学校基本上就按照毛的新教育政策进行改革。新政策最积极的特征是扩大和发展农村地区的教育。国家减少了对相对富裕的城市地区的教育投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贫困地区、主要是农村的教育。虽然强调各地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在决定如何及在哪里发展教育方面，国家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新教育政策优先发展初级教育，由于初级教育在城市已经普及，所以，目标是在偏远地区普及五年小学教育。在现在众口一词谴责的“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里，农村小学和初中入学人数迅速增长。小学生人数在十年里从1.16亿人增加到1.5亿人，初中（包括农村小学里附加的两年制初中班）人数从1500万人增加到5800万人。[17]在发展农村学校的同时，也曾试图解散国家教育官僚机构，下放学校管理权。文化大革命前，农村学校由县政府（国家官僚机构）有关教育部门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进行管理，新教育政策则要求把学校交由所在地管理。小学一般由生产大队管理，中学由公社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农民在对教师和教材的选择、推荐学生上中学或大学、根据当地的特殊需要改革课程设置等总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18]此外，学费、入学考试和对入学学生的年龄限制都取消了。许多大跃进期间的业余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得到恢复。中学和大学的入学标准与课程的改革，给农村青年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再经过考试，代之而起的是推荐制度，由生产单位根据政治标准和文化程度进行挑选和推荐，贫下中农、工人、士兵和基层干部优先。青年必须在工厂或农村进行数年的生产劳动锻炼后，才有资格被推荐成为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哪来哪去”的原则。1970年代初实行的新农村教育计划，与同期死气沉沉的城巿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改革总的来说使农民受益，但动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与人们对当时情况的推测相反，文化大革命没有对农业生产造成多大破坏。1960年代后期与1970年代初期的农业生产，以每年平均约3%的增长速度平稳发展，[19]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没有提高。与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农村在经济上依然受到城市的剥削，是国家为城市工业投资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通过税收、强制性的征购和价格政策，把本来可以用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农业剩余产品收进国库。尽管大批农民从农村工业化计划、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受益，但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使城乡关系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工人阶级与工业中的劳动分工文化大革命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但在1966—1968年的革命运动中充当主角的城巿工人却一无所获。当然，毛主义广泛宣称，文化大革命使工业中的劳动分工领域发生了根本变革，这种变革，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就是“逐步消除了生产与管理工作、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20]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种自以为是的看法。实际上，所有的事实都说明，1969年后工厂的生产关系与1966年以前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诚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工人组织对整个工业组织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们的行动有时还得到了北京激进领导人的鼓励。工人们提出了各种政治要求，他们要求由生产者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废除工资差别和奖金，建立一个更平均的分配制度；废除临时工和合同工制；工人有在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国家分配的工厂和企业工作的自由权利；废除党对工会的控制等。文化大革命后期实行的新工业政策，多少吸收了一些上述要求。[21]随着1966—1968年地方党组织的瘫痪而不复存在的工会组织，与劳动部一起被正式宣布取消。在精神和政治鼓励取代物质刺激这一总政策下，取消了个人奖金和计件工资。由于减少了管理人员，废除了管理劳动组织和工厂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万条规章制度”是过去多年的产物，助长了刘少奇政权的官僚实践），企业中的官僚习气和等级制情况有所改观。为了缩小工人与管理人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在地位和作用方面的差别，恢复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的革命传统。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被要求拿出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下车间劳动，经选举产生的工人管理小组可以参加工厂的管理与决策。管理企业的主要责任由工厂革命委员会（由工人代表、干部和军人组成的三结合为基础）承担。革命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一长制管理体制。为了下放企业管理权，原来由中央各部管理的许多企业被移交给省里有关部门管理。在1970年代初期，上述这类革新即使能够勉强实行，也已面目全非了。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一些更根本的要求，要么就被束之高阁，要么就被批判成“极左”。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工业体制的最明显特征不是改变了什么，而是没有改变什么。对劳动力流动的严格控制依然如故——比苏联对劳动力的控制还要严格，官方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农民流人城巿。自由选择职业成了刘少奇的异端邪说，刘还被指责企图采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力市场。[22]剥削性的临时工与合同工（占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左右）制度依然保留下来，全然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制度被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而受到广泛批判，它在1960年代初期的发展，被作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基本的工资制度也维持不变，只是取消了各种形式的个人奖金（其中一些早在1966年前就已经取消，另一些变换了形式）。人们在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中不断批判金钱刺激，宣扬为人民利益无私劳动和集体劳动的精神美德。在国家企业中，职工的工资差别与文化大革命前大体相当。工厂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每月工资数额从30—108元不等（不包括学徒工、临时工与合同工，他们的工资在最低线以下），技术人员实行十五级工资制，管理干部和其他干部是三十级工资制。例如，1972年，在北京的一个模范工厂里，工人工资的范围在30—102元之间，平均工资为54元，而技术人员、工程师和干部的平均工资约为150元。[23]虽然激进的毛主义口号依然随处可闻，但建立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的要求，被当成“极左”受到批判，工人和干部中的等级制度没有受到触动。此外，1970年代初期，在经历文革破坏之后，重新恢复了工厂的劳动纪律（主要针对政治上十分积极的青年工人），逐步恢复了此前被废除的许多规章制度，越来越强调专家治厂和技术标准；[24]对工厂规章制度的批判现在成了“极左路线”的表现，即使工会的解散也被证明是暂时的。1973年，成立了省一级官方工会组织，代替或吸收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工人代表大会”，继之又恢复了全国总工会。党领导的新工会组织的作用与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明显差别。然而，评价工业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工厂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毕竟，革命委员会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在组织上的主要成就，是工人参与经济和政治决策的主要机构；这里，一个明显的和重要的事实是，工厂革命委员会是受党领导的。自从1969年重建党后，随着省、市级党委的成立，工厂中也很快恢复了党委。厂革命委员会隶属于厂党委领导，厂党委又对上一级党组织负责，这在1969年就已很明确，以后更是如此。厂革命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也是党委成员，党委书记当然地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厂长的角色。归根到底，经济和管理决策权在党委，革命委员会不过是执行这些决策的工具。在中国，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其后，集体工作并不是集体负责的。不管1970年代中国的工厂表面有什么变化，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与过去十年没有不同。断言文化大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了劳动分工方面革命性的转变，是经不住严格推敲的。至于在1966—1968年组成“革命群众”大军的城巿工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其后岁月里依然如故，城市工人阶级不可能对上述结果有什么异议。文化大革命固然暴露了中国社会各种经济和政治矛盾，但同时揭示了所谓无产阶级（即终身制的国家正式工人）的大多数成员是拥护共产党组织的，他们与现存工业体制有着保守的利害关系。知识分子、学生与文化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机构能够不受伤害地逃脱文化大革命，但是受害最深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中国1915—1919年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思想继承人，那场现代启蒙运动打破了数千年封建文化和政治专制主义的传统枷锁——导致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半个世纪后，胜利了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他本人也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却发动了一场使知识分子成为主要受害者的新的文化革命。第二次文化革命是第一次的一幅讽刺画，政治迫害、思想禁锢和文化蒙昧主义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标志，它在毛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这场极端强调“阶级”和“阶级立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中，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怀疑的对象，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使他们远离工人和农民。在一个已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开展一场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知识分子就是最醒目的“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下，他们成为机会主义者最方便的靶子，由于没有抵抗能力，因而成为卷入文化大革命各派——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政治替罪羊。他们既受到红卫兵的捕猎，也受到那些力图把政治攻击矛头从自己身上转移开的党政官员的攻击。除了党政干部外，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家经常被抄，书被焚烧，手稿被销毁。他们的所谓罪行株连了子女和家庭，而本人则常常在“学习与批判”会上遭受肉体和精神折磨。他们比党政官员更为弱势，因为没有组织来保护他们。虽然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员——事实上，他们在党内的人数比例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都高，但他们不掌握政治权力。没有自卫能力的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最甚，受迫害时间也最长。1967年下半年，当毛决定重建党以后，对党政干部的攻击就基本停止了，1969年后，许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但是，在毛时代后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却一直没有间断，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政治斗争和个人宿怨的牺牲品，许多人被捕入狱或被送到新疆或东北偏远地区的劳改农场。数百万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虚度岁月，还经常受到当地干部和农民的侮辱。不过奇怪的是，他们的关系还留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定期领取工资。留在城市或被经过劳动和“牛棚”改造后已经“无产阶级化”因而被允许返城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事可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已经停止，科学技术研究所由于政治上的顾虑及缺乏研究设备和物质条件而陷于瘫痪。1975年，邓小平在谈到科学技术停滞不前的状况时说：“科学院系统有15万名科技干部，没有人敢进实验室，都害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年轻人怕，老年人也怕。现在，研究人员不读书。”[25]高等教育的情况也不尽人意。大学几年没有招生，直到1970—1972年，才开始陆续招收一些学生，学校工作通常是在军人的政治监督下进行的。到1975年中期，大学在校人数只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一。校园里死气沉沉，缺乏学术气氛，甚至也没有真正的政治生活气氛，情绪低落的（常常不具备必要的文化基础）学生和教师只是无精打采地履行要求的政治与学术仪式。官方报道说，大学正在进行一场长期的实验与改革，对如何办学进行热烈的讨论和探讨。但实际上，官方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改变这种沉闷的状态。毛主义的文化革命者摧毁了旧的精英教育体制，但除了农村的小学教育外，文化大革命没有产生一套可以取而代之的有活力的教育体制。文化和教育领域似乎进入了一个黑暗的蒙昧时代。作家不能写作，或者写出来后无法出版，除了毛的著作和有关当时意识形态问题的政论文章外，出版界一片荒芜，艺术家不能绘画，演员和音乐家不能演出，只有江青的“革命”样板戏可以上演，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化”成果；几乎没有什么新电影问世，1966年前拍摄的影片被禁止播映；收藏有传统或现代艺术作品的博物馆基本上都不向公众开放；书店里空空荡荡，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被查禁；几乎所有的学术刊物、科学刊物和文学刊物都在1966年停刊，直到毛时代的后几年才允许少数刊物复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了对少数几本官方指定的经典教科书或片断的诠释；就连图书馆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对知识分子来说，1966—1976年真正是“荒废的十年”。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城市来说，除了艰辛暗淡的生活外，人才和经验的巨大浪费令人痛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毛主义具有强烈的反知识、反城巿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1964年，当毛宣布“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分期分批下乡”时，很少有人料到这一命令真的会付诸实施。城市学生的遭遇与知识分子相似——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甚至更糟。1967年，当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决定结束城巿的文化大革命并解散红卫兵时，毛泽东敦促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毛时代的后几年中，开展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26]运动以缩小城乡差别的革命理想为名，但实际上服务于当时最紧迫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把政治上桀骜不驯的红卫兵送出城巿，同时，也给城巿减少数百万的失业者。继被遣散的红卫兵下乡后，普通的中学毕业生也开始到农村插队，1967—1976年，共有约一千七百万城巿青年自愿或不自愿地到农村落户。最初还可能为革命理想主义而下乡的知识青年，很快就产生了被出卖的感觉，在政治上变得玩世不恭。由于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和在城市就业的机会，被迫忍受农村超乎寻常的艰辛生活，知识青年把自己看作是“失落的一代”；这就是那些最早响应毛“敢于造反”号召的大多数青年人的命运。政治权力与社会各阶级：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失败，不在于它没有实现根本的社会变革。在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任何企图激进地改变现存劳动分工、废除阶级差别的做法都注定要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在于，它没有产生普遍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可以使劳动群众掌握生产资料，在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同时，使劳动群众自身获得社会经济上的解放，从而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文化大革命在开始时，也曾许诺要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1966年8月的“十六条”号召建立“长期的常设群众组织”作为各级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权力机构”，还号召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与此同时，毛本人预言，中国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新的国家形式”，它将按照马克思的巴黎公社模式的原则组织起来。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从这些社会主义理想后退的历史，这种退却从1967年2月毛否定上海公社、同意建立军管的革命委员会开始，以1969年党的权威全面恢复、革命委员会很快变成执行党的政策的官僚机构而告终。无论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的动机是什么，到最后他只能满足于重建一个经过了思想整顿的党、一个经过了改造的国家官僚机构。毛主义认为，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用这一观点来衡量，文化大革命未能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失败就十分明显。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判断）：现存的党和国家机构正在使中国倒退回资本主义。这一判断又来自毛的两个主要观点（虽然有时并没有这样明确）——第一，党的官僚机构的高层官员利用他们在国家机构中的权力和声望，谋取物质特权，剥削全社会；实际上，他们正在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们不是通过财产所有权、而是凭借政治权力获得特权的。第二，根深蒂固的官僚阶级特权地位是来自他们统治的现存社会体制，保护这种体制，是其既得利益之所在，所以，他们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愿意容忍（甚至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资本主义形式。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恰恰正是那种被认为会产生修正主义趋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威胁的政治结构的复辟。诚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政治结构经过了改造，但这与过去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和控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毛“精兵简政”的思想，据说至少在中央一级减少了政府部门和干部的数量。1970年，周恩来宣布，中央政府部门的90个机构已经大幅度精简合并为26个，政府工作人员从6万名减少到1万名。不过，周恩来同时又报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干部，已有95%的人恢复了职务，[27]在今后几年还会有更多的干部官复原职。旧官僚机器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基本上显然没有受到触动，只不过在人员组成和组织形式上有所变化。[28]官僚机构不但复活，而且是凯旋复活。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积极分子需要得到奖赏，最普遍的奖赏就是封官。在党员队伍和官僚机构的花名册上，又增加了数百万个人名。文化大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场表面是反对官僚和官僚特权的运动，却扩大了官僚的队伍，尤其是在政治阶梯的中下层。当然，也不乏大张旗鼓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资产阶级习气、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各式运动。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建立在二十四级干部级别制基础上的干部制度还是依然如故。干部工资远远高于工人和农民的工资和收入。占据领导职位的人依然享有许多传统的特权，官方没有为消灭这些特权作过任何积极的努力，例如，公款吃喝，履行职责时的种种开销，高级干部配备的住房、服务员及专人驾驶的小汽车、在特殊商店里购物以及在官方疗养地方度假等。这种遮遮掩掩但又牢固地建立的官僚特权和利益体系，与官僚机构一起，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平均主义观念的冲击后又东山再起，只不过那些享受这些物质特权的领导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公开地进行炫耀罢了。毛主义克服“官僚主义”的药方是要求干部和所有“脑力劳动者”定期参加生产劳动，以使他们“不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五七干校”，为这种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化了的方式。在五七干校成立的第一年（第一个五七干校成立于1968年5月7日），约有三十万干部下放到干校劳动。在随后几年，数百万干部又体验了这个“思想革命化”的过程。在半年到两年的时间里，干部们每天用半天时间参加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就用来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据说干部通过“向农民学习”和“与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了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习气。然而，不管把干部从办公室送到田地里去劳动的做法如何值得称道，尤其是在一个传统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存在着鸿沟的国家里，但这种制度充其量只对医治官僚作风有效，而对改造官僚体制无济于事。如果下放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那么奇怪的是，五七干校独立建校，与毗邻的农民公社毫无关系，无论如何，农民还是农民，干部就是干部。干部在农村下放劳动和学习期间（据宣传，干部们争先恐后地自愿报名，把下放当成一件光荣的事），他们的职务继续保留，按职务级别领取相应的工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改造后，他们通常都返回原工作岗位或同级别的其它岗位。据说干部们在经过了干校生活后，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时，举止和态度都有了良好的变化，但既然如此，基本的政治结构和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改革可能使官僚精英在某些方面有所收敛，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关系仍然是国家（官僚是其代表）对社会的绝对统治。政治权力统治社会权力，当然不是一个新现象，它是整个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特征，实际上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特征。但在历史上，这种现象很少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文革后期表现得这样突出，也很少这样迫切和明显地需要寻找解决办法。按照马克思的用语（毛主义者及其继承人不喜欢这个词），这是一个“社会权力异化”的历史问题，即作为社会产物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分离，进而统治社会生活。文化大革命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使其永久化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使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在毛主义的最后岁月里，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严重派性和既存政治程序的崩溃，为国家权力越来越专制和独裁创造了历史条件。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产生常设的群众自治机构，而且也未能解决更为迫切的政治继承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但是，当1968年夏季毛把红卫兵领袖召集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式通知他们的造反使命已经结束时（然后，把大多数红卫兵送到了农村），实际上就是承认年轻一代没有能够经受住政治考验。文化大革命同样没有给如何解决高层的权力继承问题——就是谁将或谁有可能继承毛的问题——提供答案。1968年后，群众在政治上沉寂了，但政治局的情况正好相反，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未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演变成激烈的政治斗争，把所有的参与者都卷入充满政治陷阱的拜占庭世界之中。注释[1]贝特兰在他所著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革，并作了详细论证。[2]本书第22章将谈到有关对“四人帮”审判、在1976年毛去世后不久即逮捕了毛的信徒等情况。[3]《北京周刊》1980年第48期，第9—28页。[4]漆豪编：《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东亚出版社〕，1976年），第3及167页；子川：《李一哲与我》，《北斗》1977年第4期；材料引自骆恩典在1982年4月由亚洲研究协会召开的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广州的民主运动》，第10—12页。有关解放军在广东省和海南地区对红卫兵的屠杀情况，参见骆恩典：《文化大革命视野中的广州民主运动》，载《中国季刊》第101期（1985年3月），第5页。[5]法新社，北京，1979年2月3日。还可参见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纽约：导师出版社，1982年），第45—47页。[6]巴雷特·麦考密克在其博士论文《后毛时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列宁主义国家的民主进程》（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1985年）中，对许世友在南京和江苏进行的镇压作了评述，第61—63页。许将军于1970年代初调到广州军区任司令员。许世友和韦国清（1970年代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1968年在广西下令对红卫兵激进组织进行血腥镇压而闻名）都是邓小平的政治盟友，在后毛时代都位居要职。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和其他地方进行镇压的情况，参见布拉德沃思：《法定继承人们》（伦敦：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1973年），第94页。[7]韩丁：《变革中的农村》，载赛尔登和利皮特主编，《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第107页。韩丁在文中提到的情况发生在龙宝村。有关龙宝村在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参见韩丁的杰作《翻身》，第6及9章。[8]有关1956年后阶级转化为等级的情况，参见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第6章。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使得出身于地主和富农家庭的子女很难找到对象。[9]有关大寨榜样及其政治历史，参见邹谠等著：《国家农业政策：大寨榜样与后毛时代的地区变化》，载赛尔登和利皮特主编，《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第266—299页。[10]毛致林的信。下面有关农村工业化的讨论，特别得益于西格森的出色论文《农村工业与技术的内部转让》，载施拉姆主编，《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99—232页。[11]赛尔登：《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性变革纪实》（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关于1975年夏季的农村工业报告，参见珀金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小工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1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89—390页。[13]安炳炯：《中国政治与文化大革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14]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对卫生工作的讲话。[15]卡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不平等，1958—1966》，载约翰·刘易斯主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第235—236页。[16]毛泽东1964年2月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17]佩珀：《毛之后的中国教育：进两步，退两步，再重新开始？》，载《中国季刊》1980年3月，第81期，第6—7页。小学学制从六年减为五年，村办小学增加了两年制的中学班，使中学入学人数剧增。[18]学校交当地管理后，学校经费主要由所在的公社、大队提供，国家负责发放教师工资，同上文，第7页。当然，地方管理也要执行国家规定的统一课程，如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军训以及定期参加生产劳动等。有关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参见卡德纳和伊维德：《中国的教育革命》，载施拉姆主编，《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第257—289页。[19]在本书第六部中将探讨1970年代农业经济中的一些问题。[20]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11页。[21]有关对文化大革命工业政策的结果的三种不同评价，参见安多斯：《中国的工业革命》（纽约：万神殿书局，1977年），第9章；魏昂德：《毛主义工业遗产的讽刺》，载赛尔登和利皮特主编，《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第215—237页；华安德：《工业管理：群众参与的实验》，载布鲁格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伦敦：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1978年），第171—202页。[22]克里斯托弗·豪：《工业中的劳动组织与奖励机制：文化大革命前后》，载施拉姆主编，《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第242页。[23]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15—16页。1970年代初期，别的地区的工厂情况与此类似，有些工厂收入差距更大。[24]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具体例子，参见克里斯托弗·豪：《工业中的劳动组织与奖励机制》，页248—250；华安德：《工业管理：群众参与的实验》，第180—199页。[25]转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64页。[26]关于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参见白思鼎：《上山下乡》（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27]斯诺：《漫长的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2页。[28]即使人员的变动也是有限的。到1970年代中期，各省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都是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省里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有关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性质和废除，参见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革命委员会，1967—1979：讣告一则》，载《中国季刊》1981年3月第85期，第49—79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八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八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 1965年11月，名不见经传的文学评论家姚文元（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员）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公开信号。《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于五年前写的剧本。这一讽喻性的戏剧描写的是明朝年间，一个因反对地主和腐败官吏兼并农民土地而被专制君主罢黜的清官海瑞的故事，歌颂了清官的英雄主义。对于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中国读者来说，无需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看出，专制君主说的是毛泽东，清官是指彭德怀，兼并农民土地的做法正是大跃进实行的政策的写照，而彭德怀就是因为在1959年强烈地反对大跃进才被罢的官。 吴晗的剧作，不过是在大跃进崩溃后的“困难时期”中许多部反对毛主义的历史讽喻和政治讽刺作品中的一部。作者不单纯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受到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在党内高层的政治对手垂青的人物。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杂文系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些作品以比喻的手法批评毛泽东的缺点，暗示毛是一个精神健忘症患者，忘记自己的承诺，患有严重的精神紊乱症。[1] 随着1962年9月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对政治思想领域控制的加强，大多数以讽喻形式进行的抨击中止了。毛在当时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嘲弄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继而正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虽然公开用文学形式对毛进行的批评于1962年就销声匿迹，但被断定患有健忘症的毛泽东却没有忘记。正是在毛本人的授意下（在毛的夫人江青的帮助下），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于1965年11月问世。姚批判说，吴晗不仅歪曲了明朝历史，而且该剧关于“退田”给农民的内容，给那些妄想“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的人以思想上的支持。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焦点”。[3]不久后的事实说明，反对的力量不是来自资产阶级，而是列宁主义者。 在姚的文章发表后，毛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但时间在当时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在其后六个月时间里，文学和思想界的论战也没有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它也主要局限在学术和文学领域。 但是，毛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化领域内的又一场思想整顿，他看到了隐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蜕变迹象下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弊端，而党的机构似乎不愿正视和解决这些弊端；实际上，毛已经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1965年1月，毛带着这一命题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服了党的领导人同意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受命贯彻这一模糊但似乎无伤大局使命的，是由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彭真是中央政治局第五号人物，兼任北京巿委书记和市长，五人之中只有康生是毛的支持者。在11月姚文元文章发表前，五人小组形同虚设。姚文发表后，彭真匆忙采取行动，想把毛主义的政治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1966年2月，彭指责姚和其他毛主义者把“纯粹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对待”。虽然论战的政治含义十分明显，但在1966年春季前，彭和党的机构还是千方百计把论战主要限制在学术和历史问题上。与此同时，毛从公开场合消失了。从1965年11月起，他开始了为期六个月在各省的视察，聚集对自己政策的支持力量。 毛于1966年春季返回北京后，各种事件便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发展。对吴晗和毛在文化界其他政敌——被称为“黑帮”——的抨击越来越激烈和政治化。1966年初，总参谋长罗瑞卿（这位原为秘密警察的首脑被指控把军队事务置于毛泽东思想之上）被清洗后，林彪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军队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声称要在不断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解放军报》在5月初发表的社论中，要求不但要清除文化界的“反社会主义份子”，而且要肃清“党内的右倾机会主分子”。毛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宣布解散五人小组，谴责彭真阻挠文化大革命，指控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钻进了党的各级组织（包括中央委员会），准备建立“资产阶级专政”，通知警告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4] 这样，文化大革命很快变成了公开的政治行为。第一个倒台的高层领导人是彭真，不久彭真及其追随者的职务就被解除，由李雪峰领导的忠实的毛主义者改组和接管了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紧接着是对首都的宣传和文化部门的全面清洗，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是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他还掌管着权威的《人民日报》）以及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界太上皇的周扬。在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的指挥下，毛主义者控制了北京和国家的主要宣传机构。由江青和陈伯达领导的文化革命小组，主要由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是为领导文化大革命而建立的一个准官方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在许多方面行使着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权力。 但是，毛的目的决不单纯是控制北京。毛主义的目标是完全改组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此外，还有人的思想改造。实际上，在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革命精神和觉悟被视为决定最终结局的因素。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现存的党和国家机构已经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由此，导致在整个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恢复社会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改造国家结构，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论是从毛主义的选择还是客观政治需要出发，都只有动员群众采取毛所主张的革命行动，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群众在改造客观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会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号召的正是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深刻”革命。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毛似乎相信，正是社会意识（以政治行动和国家机构为媒介）最终决定社会存在。 红卫兵 在毛的文化革命小组和林彪领导的军队的大力帮助下，自下而上的自发群众运动很快全面展开。最先响应毛向现行当局造反号召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其中一些人真诚地相信毛宣布的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一些人是为了在学术界和政治界谋取自己的特殊社会利益；还有一些所谓“造反派”组织是由党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斗争方向和对象。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这场规模浩大、复杂多变和派别林立的青年运动。 席卷学校的动乱是从5月25日开始的。这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年青讲师聂元梓在校内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校长压制学生对吴晗事件的争论，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战斗”。北大党组织立即派人撕毁了这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进行政治交流的主要工具），与大字报相关的人员也随即受到了惩罚。但一星期后，毛欢呼这份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毛在谈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曾预言不久就会在中国看到一种“全新的国家机构形式”），他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广播和转载这张大字报。在各地学校，名目繁多的各种学生造反组织一哄而起。6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作出十八条规定，将高校新生入学考试推迟半年，以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在通知的鼓舞下，学生造反积极分子向学校的管理者、教师特别是学校党委发动了政治上的——有时是肉体上的——攻击。 学生造反派组织不仅攻击学校党组织和教育管理机构，而且各派之间也打得难分难解。在6月初学生骚乱刚开始时，刘少奇就匆忙向学校派出了工作组，试图把正在兴起的运动置于党组织的控制下。工作组也组织了“造反”学生组织，这些组织由高干子女领导，他们支持学校党委，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由毛说的“当权派”转向“资产阶级权威”和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所谓“资产阶级权威”显然是知识分子、教授、教师、作家和那些对政治攻击毫无抵御能力的人。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先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恰恰是在党组织支持下成立的、旨在保护党的官僚的“造反派”。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义升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1966年7月，他在无法忍受工作组迫害的情况下，自杀身亡。[5]在随后的几个月和几年里，许多人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最脆弱、最容易被当成“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政治上对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拿知识分子开刀。但是，最早开始做这种声名狼藉事情的，正是那些以党的机构为靠山的造反派组织，而党的机构正是毛主义者批判的对象。 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造反派不但迫害知识分子，而且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从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对这些造反派来说，使这些已经过时的阶级成份永久化，自有其政治用途和社会利益。他们还发明了“血统论”（或叫“自来红”论），宣称自己继承了现在是党政官员的革命老子的革命精神。隐藏在神秘的“阶级分析”和攻击知识分子背后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保护现存的党组织机构。 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在旧政权下来自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者，在新政权下却往往是社会和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保守）；而在“解放后”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激进分子往往正是那些1949年前的特权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无需多么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就可以解释这种矛盾——那些出身于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家庭的革命者及其子女，在1949年后享有政治地位、充分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他们在新政权下享有自己尚未完全习惯的很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从前的资本家、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受到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歧视——最典型的歧视是在教育领域。那些自称出身于下层阶级（至少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的人，与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制度和新的不平等有着保守的利害关系；而从前的统治阶级的后代，成了新的下层公民。所以毫不奇怪，后者热烈地拥护毛批判官僚特权、实行社会平等的号召，而前者则集结起来保卫党组织，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转向攻击从前的社会特权阶级的子女。1966年夏的学生运动，在许多方面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学生之间的政治分裂（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后）正是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的理性反映。出身于工农家庭、其父母又不是党的干部的学生，在中学和大学所占比例甚小，他们大致对等地分别加入了激进的和保守的“造反派”组织。[6] 在1966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谓“毛派”和“刘派”的学生组织互相口诛笔伐，间或还发生武斗事件，工作组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图操纵运动的发展。两派喊的都是毛的口号，都宣称自己忠诚于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对毛的思想、特别是毛关于社会阶级的思想作出解释，因而结论完全不同。7月下旬，毛不顾刘的反对，下令从学校撤出工作组，怒斥“五十天的白色恐怖”。学生造反派现在可以不受党组织的约束，按照毛的思想权威，自由地成立自己的组织。各种学生组织雨后春笋般成立，统称为“红卫兵”，但是，6—7月间学生中的社会与政治分裂在新的组织形式下，依然存在。 红卫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历史上有着神圣的意义。最早的红卫兵（赤卫队）是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武装工农群众。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支持红军的地方农民武装就叫作赤卫队。1966年8月初，佩带着标有“红卫兵”字样袖章的青年学生出现在北京街头，在毛主义领导人的鼓励下，短短几个星期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数以百万计的年轻造反派在“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的口号下，冲向全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响应毛主义的号召，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潮水般地涌向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8月18日，数百万红卫兵聚集在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象征着革命动乱的天安门广场，太阳升起时，毛如神降人间一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郑重地戴上红袖章，这样，他不但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舵手”，而且还成了红卫兵的“最高统帅”。一个月后，72岁的主席畅游了长江，报刊大肆予以宣传，称毛在65分钟时间里游了9英里，这也是一场造神活动，表明毛不仅在政治上超人一等，在体力上也无人可以企及。 无论是对年迈的毛的神化还是显示红卫兵的勃勃生气，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贯彻文化大革命的计划，后者是被选择来实现前者各种“指示”和“教导”的工具。在8月初召开的为期12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制定和通过了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许多非毛主义的党的领导人被排斥在这次全会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的代表。“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这一目的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目标是后来所称的“破四旧”。“十六条”中写道：“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7]这样，资产阶级就是那些有“旧思想”的人，而一切与毛泽东思想不相容的思想都是旧思想。毛泽东思想取代了党的组织权威，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据。 正如“十六条”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在党内，主要来自党的最高领导人；因此，清除党内的危险，消除资产阶级对全社会的影响，就不能由党按照过去整风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勇敢地发动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这是当时反复强调的方针。“十六条”规定，促进这场群众运动的主力军是红卫兵。长者们称赞红卫兵是“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最新宣布的“放手发动群众”的原则，取代了原先在工作组领导下发动群众的作法，进一步促进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发展。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使党的领导人感到担心的话，那么，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最终政治结果是否就一定是简单地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对党进行整顿，对此，“十六条”并未明确说明，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这些领导人寝食不安。“十六条”暗示，将根据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而不是列宁的党的先锋队原则，重新组织未来的政治权力。“十六条”宣称，在文革初期产生的新政治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和农村。”“十六条”还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普选制”。实际上，毛个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的。他曾在7月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它的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8] 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对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治制度、以及党在这种制度中的地位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设想，但毛泽东以党和党的主席的名义号召群众向党和党组织造反却是明明白白的（虽然并不令人吃惊）。8月5日，毛把自己的大字报贴到了中央委员会正在开会的会议室门上，敦促红卫兵“炮打”他指责正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党内对手的司令部。三天后，正式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8月18日，受毛思想指导、执行毛个人指示的红卫兵，被官方认可为向党政机关造反的先锋队。与此同时，现在被称为是毛“最亲密的战友”的林彪，非正式地被任命为主席的接班人。此后，毛主义的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整个党的机构及其最高领导人，特别是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9]以及被称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党的总书记邓小平。1968年秋季，中国最主要的列宁主义者刘少奇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被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开除出党，直到这时，官方媒体才公开点他的名（尽管墙上贴的大字报早已点名），但在1966年11月后，刘少奇已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并受到监禁。1969年，他被从北京送到开封（原文误为合肥——译注），死于肺炎（十年后人们才知道真相）。由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政治上倒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元首的礼仪性职能由孙中山的夫人、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担任。 在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号召向现行政治秩序造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亲手创立这种政治秩序的人，是那些革命元勋（毛当然是其中最德高望重的一位），他们亲手创建了党和国家机构，现在又认为这些机构非但不是他们追求的革命社会变革的工具，反而是其障碍。但是，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毛为什么要号召造反，而是为什么成百上千万普通中国人会响应毛的号召、又是如何响应的。 ※※※ 继“八·一八”天安门广场的壮观集会后，红卫兵以好斗的姿态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破除“四旧”。他们的暴力行为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远远超出了老一代人的预期和要求。虽然“十六条”规定要他们“敢字当头”，但也要求他们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用说理的方法，而不是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即使对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十六条”还规定，“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实际上，它强调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不能影响生产。但是，红卫兵在最初的造反活动中，毫不理会这些区别和限制。年轻的造反派更多地是按照早期的红卫兵宣言行动的，宣言称红卫兵将用从“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中得到的“法力”和“神通”，“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10] 在1966年最后几个月的混乱日子里，数百万红卫兵举着毛的画像（唱着“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挥舞着毛的“红宝书”（“红宝书”被赋予某种神奇的力量），走遍全国各地的街道和乡村，进行大串联，开展一场消灭过去封建主义的各种象征和当代资本主义影响的运动。他们砸抄博物馆和住宅，焚烧旧书和艺术作品；从孔夫子的课本到贝多芬的唱片等所有的东西都被抄出来，扔进了垃圾箱；街道和各种建筑物的旧名称都被废除，改成了新的革命名称，贴上了主席的画像和语录，倒霉的巿民如果穿着西装或留着港式发型，就会被手持剪刀的红卫兵截住，剪破衣服，剪光头发；同样遭到厄运的还有佛教和道教的寺院和遗迹。文化大革命在摧毁文化的同时，也摧毁着人。随着红卫兵的攻击对象从“四旧”转向“当权派”，党政干部被抓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被迫在群众批斗大会上承认自己的“罪行”，经常受到殴打和精神折磨，许多人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最脆弱和没有反抗能力的知识分子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老舍就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著名的《骆驼祥子》就是他的作品；他被中学红卫兵反复勒令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他的家被洗劫一空，所有的书被付之一炬。最后，人们于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的太平湖里发现了这位67岁老作家的尸体，据报道说，他是投湖自尽的。[11] 红卫兵的行动并非到处畅通无阻。有时，到工厂和农村的学生造反派遇到对立的工人和农民造反组织，双方之间就会发生流血的武斗。但最激烈的武斗发生在红卫兵内部之间。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运动中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陷入了似乎无尽的暴力与报复的恶性循环圈。由于大批在前些年下乡的城市青年都返回城市参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队伍更加壮大，但暴力和派性也越来越严重。这些人过去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怨气最大，对党心怀不满，尤其怨恨高干与军人子女，因为这些人可以逃避下乡，享有优先上大学的特权。“返城青年”通常都加入比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12] 北京的文化大革命领导人既想限制、又要鼓励年轻“闯将”的行动。他们规劝红卫兵不要使用暴力；命令他们不要干涉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告诫他们要把斗争予头对准个别的“走资派”而不是地方的党组织；批评他们煽动群众分裂而不是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群众。这种徒劳的努力，是为了使膨胀的、日益派性化的运动纳入某种形式的中央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解放军受命帮助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公共汽车和卡车，所到之处均免费提供食宿，这样的待遇当然无助于限制红卫兵的大串联。10月底，宣布学校继续停课至下一学年度，但这对红卫兵的造反热情没有多大影响。在1966年结束前，约有一千二百万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接受了毛的检阅。天安门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毛神奇般地现身，更谈不上是对红卫兵运动的限制，何况，林彪和其他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对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大加鼓励，对他们的“极左”行为几乎只字未提。红卫兵继续走过大街小巷，穿过农村进行“长征”，使自己经过千锤百炼，成为“革命接班人”；继续在全国进行免费大串联，“交流革命经验”；继续猛烈“炮打”各地党组织的司令部，揪斗干部、知识分子和从前的资本家及所有一切能被贴上或冠以声名狼藉的政治标签或阶级成份的人。 到1966年底，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数领导人感到红卫兵已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红卫兵不仅实现了“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而且还干得更多。他们实际上迫使全党处于挨打的境地。但红卫兵对一切权威的攻击有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危险，也不符合毛主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目标。他们贯彻了毛“勇敢地发动群众”的指示，但他们的做法却逼得工人和农民奋起捍卫党组织和社会秩序，反对这些年轻傲慢的不速之客。此外，政令纪律几乎全部废弛，暴力的派性斗争、对文化和艺术的破坏行为以及时常发生的十足流氓行径，所有这些构成红卫兵运动特征的事情，都使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得出结论，红卫兵已成为政治负担。1967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逐出政治舞台。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红卫兵政治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地方、省和地区党的权力机关手中“夺权”，新的政治角色登上了政治角逐中心：工人与军人。事实说明，较之前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新阶段带来的动荡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公社的浮沉 1966年夏季和秋季，随着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扩展到其他城巿和各省，对毛主义领导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低估了运动造成的混乱程度，低估了地方党组织对运动的抵制能力。在10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我也没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13]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谈到为什么群众组织没有实现大联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问题时，把责任推到那些“担心会丢掉乌纱帽”，“担心会丢掉尊严”、因此“煽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学生”的地方领导人身上。[14]当然，陈伯达不会提到，他和北京的其他毛主义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操纵群众运动，比起那些非毛派的党的领导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主义者还低估了另一个因素：城巿工人阶级自发的社会政治激进主义，它很快就崭露头角。但是在1966年底时，毛主义担心的是各省市旧的党官僚机构东山再起，这些机构利用群众组织的分裂来保护自己。实际上，从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行使职能的角度来看，党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独揽了大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在首都以外的省、巿和地区，党组织依然存在，固守自己的势力范围。所有的官僚机构都受到了冲击，但旧机构的各个部份又都保持着自己相对的完整性，地方领导人一方面表示忠诚于毛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极力抵抗当地毛的支持者的进攻。为了打破政治僵局，北京领导人号召立即实现“十六条”中规定的目标之一：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是第一个夺权的城巿。1967年的前几个月，在这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中发生的事件，对于决定全国斗争的未来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夺权事件不但暴露了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客观限制，也暴露了它的主观限度。 ※※※ 上海不仅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遍及都市的庞大的现代化工厂里，集中着数量最多的中国无产阶级，他们继承了1920年代流血的革命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工人阶级的战斗传统。上海又是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政治上最激进的城市，是成熟工人阶级的摇篮，是现代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于上海。1965年，毛又号召上海的知识分子开展文化大革命。如果说中国必须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理所当然地应从上海开始。1966年底和1967年初在这座巨大城市发生的事件，是其他城市将要发生的事件——虽然规模不及上海——的预演。 在北京毛主义的鼓舞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夏季，学生组织了类似首都的红卫兵组织。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党组织的操纵，红卫兵从一开始就陷于分裂。但无论派性有多严重，运动还是迅速发展，声势越来越大，从以大字报和群众集会形式对党组织进行口诛笔伐发展到对政府官员的人身攻击，从批判学校的“资产阶级权威”，发展到向由巿长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陈丕显领导的上海党政机构的全面挑战。[15] 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发生了一桩具有爆炸性的政治事件，诱发了群众对统治他们的官员深深的愤恨，这就是“黑名单”事件，类似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黑名单是由学校、工厂、居委会和群众组织中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搜集的公民的政治档案。黑名单使许多原来想响应毛的号召的人、特别是工人望而却步，他们担心，一旦党组织东山再起，会对参加运动的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报复。10月5日，北京下令公开销毁这些黑名单，学生造反派受到鼓舞，要求市当局销毁黑名单，但是党的官员拒绝交出这些他们称为“国家机密”的材料。11月初，一些好斗的红卫兵组织在晚间袭击市委办公室，想抢走材料，因而与党员干部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11月16日，北京再次指示，要求销毁黑名单，但规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许动用武力。不过，党组织并不容易被说服，结果，这些政治档案没有被销毁，却使造反派与党的干部之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深，这种党与群众之间的互不信任，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很久依然存在。 围绕着“黑名单”的斗争使上海市委威信扫地，它的权力为上海工人阶级取代。早在1966年秋季，造反活动就从学校蔓延到工厂，这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剧中，真正的无产阶级登台了。然而，工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战斗的，这是一个分裂成一方为老工人和技术工人、另一方为年轻的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工的阶级。前者受益于旧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在总体上希望保存现有的政治秩序；后者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使他们更热衷于向党的官僚机构造反。在享有国家正式工身份的工人与主要来自附近农村人民公社（以及少量的城巿失业者）的大量半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合同工之间，存在着更深的鸿沟。临时工只在一定的期限内被雇用，随时可能被辞退，合同工生活在最低限度的生存线上，他们不仅工资微薄，而且根本没有正式工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及工作保障。人们最初认为，或至少在理论上论证说，合同制是缩小工农差别（三大差别之一）的一种途径，但现实中的合同制不过是国家企业获取廉价劳动力的途径，是共产党国家谋利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除了其他剥削劳力的形式外，合同制也有长足发展。[16] 在前些年被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也返回了城巿，要求工作和住房，壮大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阵势，要求工作的还有复员军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临时工。 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成份以及城市贫民，都有各自不同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经济要求，相互敌对的各种政治组织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使心怀不满的工人和其他人，在不受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约束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心中的不满，自由地（虽然为时短暂）成立自己的组织。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令人目不暇接，所有的组织都号称忠于毛和毛的路线，但都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解释毛的路线。11月初，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个叫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松散组织，由王洪文当司令，王洪文是一个纺织厂的年轻中层干部。工总司是工人自己创造的组织，与北京的指示无关。事实上，当时来自首都的毛主义指示主要强调的是工人要促生产，而不是抓革命，要求工人只有在完成八小时的生产后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北京的大致设想是，在工人委员会（特别强调是在业余时间建立的）与管理干部的合作下，在工厂平稳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转变。由于担心影响生产，直到新的一年开始后，北京才号召工人成立“革命造反组织”。 但是，上海的革命高潮比毛主义领导人预计的要更快。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巿委提出要求，明确提出要用人民政权机构取代旧的官僚机构。工人们要求市委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从而向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他们要求市委为工人在全巿各工厂建立组织提供条件，要求巿政府对自己采取的措施作出公开说明。当这些要求被拒绝后，一些激进的工人决定上北京向毛泽东请愿。11月10日，他们强占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海巿委下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镇安亭，但有一半工人拒绝返回上海，他们在那里被困了三天。 首都的领导人对如何解决安亭事件举棋不定。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陈伯达，他发了一封电报警告说，“违背党的指示是一个严重事件”，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其次才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必须马上返回生产岗位”。[17]但是在上海巿委还没来得及执行这一指示之前，张春桥来到安亭，带来了北京的新指示；张在1966年7月到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前是上海巿委书记处书记。11月14日，张宣布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工人的要求上签字表示同意，迫使上海巿长曹荻秋也勉强签了字。显然，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认为，让无产阶级、至少是上海的无产阶级参加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前，毛泽东对真正的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直没有表态，上海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不久就将表明，毛对城巿工人阶级的信心只是暂时的。 随着工总司在11月中旬的胜利，造反派组织在全巿范围内组织工人和其他阶层人士，上海党政机构的权力很快分崩离析。群众运动以疯狂的步骤发展，声势日益浩大，与红卫兵结成松散联盟的各工人组织，为争取群众支持和夺取权力互相争斗。当时比较著名的群众组织有第二工人兵团（拥有50万体力劳动者，由性格暴躁的耿金章率领）、第三工人兵团（由数十万从工总司分裂出来的工人和学生组成）以及红旗军（复员军人组成的全国性组织的一个部分），这些组织最初都曾与工总司结盟，但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政治上更加激进。[18]与这些激进组织对立的，是一个自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组织。赤卫队是一个主要由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相对保守的组织，号称有80万人，它最初可能是在原市委支持下、为反击造反派的进攻而成立的。但是，赤卫队不久就对上海巿委屈从于造反派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提出强烈批判。支持赤卫队的还有一小批工人和其他市民，他们希望保持文革前的秩序，但同样也是打着忠于毛和毛思想的旗号。 到12月中旬，上海大致分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分别由保守的赤卫队和激进的工总司领导，当然两派也非铁板一块。在年底前的最后一星期里，两派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导致工厂生产停顿，严重地影响了市政服务。12月31日，在不断发生的罢工浪潮、政治示威游行和日益加剧的武斗的背景下，赤卫队宣布进行总罢工，使这个大都市经济完全瘫痪。旧官僚机构为挽救自己进行了最后的净扎，敞开了上海市及所属工厂的财政大门，使混乱局面雪上加霜。市政府当局为了满足几乎是所有群众组织都提出的经济要求，讨好工人，使他们在政治上不要过于积极，下令大量发放奖金，增加工资补贴和现金补助。这种作法后来被批判为“经济主义妖风”，它是上海巿委在绝望中的最后一招。在耗尽了自己全部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后，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最后彻底推翻自己。 被颂扬为“一月革命”的夺权，是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里完成的。1月5日，十几个与工总司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的造反派组织（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和帮助下），在两天前刚被造反派夺了权的上海主要报纸《文汇报》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篇宣言痛惜风起云涌的群众革命运动中的分裂（指责赤卫队和原市委制造了分裂），呼吁工人返回工厂，号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团结起来。第二天，为了显示团结的力量，上百万人聚集在巿中心广场举行大会，另有数百万人看了电视实况转播。会上批斗了曹市长和巿委其他高级干部，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迫使他们公开认罪。在以后的几天里，较低一级的干部也受到了类似的批斗，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游街。旧市委垮台了。 然而，取代旧巿委的不是完成了“一月革命”的工人，而是张春桥。1月6日，他再次来到上海，不仅是为了就任胜利了的群众运动的领袖职务，还是为了控制群众运动，重建上海的秩序。[19]与他一起到上海的还有他的助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与工总司司令王洪文达成了政治交易，结为同伙；十年后，他们三人被作为“四人帮”的成员逮捕入狱。工总司成了张春桥主要的群众基础，但张春桥不只依靠群众组织来恢复上海的秩序，他还接管了上海党组织，运用他过去在党组织的关系，争取基层干部的支持。张春桥还能够动用城巿公安力量和解放军驻沪部队，随时动用武装力量敦促工人返回工厂，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的“经济主义”要求，镇压罢工，重建政治秩序。到1月底，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管理秩序。 在维持1月初夺权时群众运动暂时的统一方面，张春桥没有成功。赤卫队虽然已经解散，其中许多成员加入了工总司，但一些参加1月夺权的激进组织却成了反对派。由于担心张春桥的新政权与为其取代的旧巿委是一路货色，代表体力劳动者和流氓无产者的组织（尤其是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对张统治的革命合法性提出挑战。在1月的后两星期内，派性战斗重新爆发，武斗不时发生。[20] 群众运动所以还能在表面上保持团结，是因为张春桥保证将按照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新的体制，即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广泛宣传的巴黎公社模式。上海所有的政治积极份子都一致支持巴黎公社的这些原则，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过去党的专政不满。1967年初，上海到处可以听到“一切权力归公社”的口号，当然，张春桥是否这样认为则是另一回事。 由于派性斗争而延滞了的上海人民公社终于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百万工人集会，庆祝“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上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但是，上海公社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马克思在1871年提出的原则建立的。马克思的模式要求建立一个“生产者自治的政府”，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有权随时撤换官员，而上海公社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张和姚的这种权力和合法性不是来自上海的工人，而是来自毛主席的最高权威。马克思要求废除常备军和警察，而张春桥却动用军队和警察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事实上，在新政府成立大会上，张就强调说，公社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此外，张在公社的计划、组织和领导中，都排除他的政治对手，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个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并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去抗议张春桥的镇压政策。[21] 然而，上海毕竟宣告要遵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及其神圣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公社理想在上海人民心中生了根。上海公社成立初期情况虽然令人沮丧，但如果给予上海人民机会和自由，公社或许能在人民的普遍支持和参与下成长和成熟。 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当上海人民翘首以待，以为北京会以欢呼一月革命的同样热情庆祝上海公社的诞生时，毛正在寻找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在1月期间，还有另外两个省发生了“夺权”，一起是山西，另一起发生在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在这两次夺权中，人民解放军在“革命运动”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两地在推翻了原省委后，导致的政治结果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了由革命群众、党的干部和军队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队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宣布，“革命委员会”是夺权后唯一合适的政权形式。在此期间，对上海公社没有公开发表任何看法。但在2月中旬，毛在北京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在北京逗留了十天），向他们作了交待。听说有些上海革命者要求废除一切“领导”后，毛向张和姚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非常反动的……实际上总还是要有领导的。”关于上海公社一事，毛怀疑公社的激进原则能否在上海以外的地方行得通，对公社这种政治组织能否保持必要的革命警惕性表示怀疑，因为即使在上海，“公社在镇压反革命方面也太软弱。人们到我这里来抱怨说，公安局捕人时，前门抓人后门放。”所以，毛建议——主席的建议在当时就是最高指示——把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巿“革命委员会”。[22]在这个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未来前途的问题上，毛还担心在公社这种机构里能否有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所以他坚决主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需要共产党及其富有经验的干部。[23] 张春桥在返回上海后，不得不在2月24日向全市人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解释为什么上海公社将不复存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毛主义的理论家们早就广泛公开地宣传，毛主席不但继承而且“发展和丰富”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更何况毛本人多次赞扬过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不管怎样，默默无闻地存在了短暂19天的上海公社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北京而不是上海工人作出的。其他一些原来准备成立公社的城巿也马上放弃了计划，转而搞起了“三结合”。上海公社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官方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它的成立和消失都没有任何记载。 虽然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不可能改变上海政治权力的现实，公社的消失也不过是换了个名称而已，但它的消失标志着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原则，意味着希望破灭。无论是上海还是其他地方的“革命委员会”，都不是群众民主管理的机构，在本质上是官僚工具。它最初是受军队支配。逐渐又回到了经过改造后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控制，最后与党合为一体。 1967年2月发生的这些事件，是毛主义从文化大革命最初宣布的目标后退的第一步。这些事件还说明，在中国，所有的政治权力最终取决于并归属于一个人和他的“思想”，这种现象类似于马克思曾描述过的，人民的政治权力最终变成了行政权力，“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24]。对毛的个人崇拜已达到如此普遍的程度，以至于主席不但能决定个人的命运，而且也能决定社会运动的命运。上海工人赢得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在1月初短暂的几天里实现了文化大革命宣称的既定目标，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现在，他们不得不把权力交给“更高的权威”。显然，文化大革命的“敢于造反”的权利不是人民固有的权利，而是由被神化了的毛的权威所赐予，因此，毛也可能随时废除这项权利。对上海工人来说，1967年2月，毛规定了他们造反的限度，决定了造反的政治结局。 夺权、军队和极左分子（1967年3月至8月） 1967年，在1月革命中达到顶峰的上海事件模式，也为其他地方所效仿。但在多数城市和省里，当地党的力量更强大，群众运动相对较弱，又常陷入派性斗争，缺乏像上海那样的群众运动领袖。此外，官方批准进行的“夺权”运动是有前提的，即夺权后只能建立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在理论上可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但在实践中，决不允许再进行这样的尝试。1月23日，林彪根据毛的命令，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支持“革命左派”，维护社会秩序。 同意军方介入对局势关系重大，但这一决定又显得自相矛盾。军队是国家机构中最官僚化的组织，现在却要由它来支持和帮助一场反对官僚精英的群众革命运动。但对毛来说，采取这一重大步骤，也许并不像后来的观察家——还有当时卷入斗争的多数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有什么不协调之处。无疑，在毛看来，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解放军比起城市群众来，是一支更可靠、当然也更有效率的革命力量，而后者缺乏自我约束，一盘散沙。此外，毛一直把军队视为保持革命斗争传统和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大本营。在林彪的指挥下，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几年，人民解放军就已经经历了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活的思想教育”的阶段。因此，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扮演其既定革命角色的准备，但并不是所有毛的追随者都同意这种观点。 毛没有号召军队自上而下地强加一场革命，军队也无意以“秩序”的名义实行接管。总的来说，人民解放军不一定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但毛对军队的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在党无法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行使职能、群众运动陷入派性斗争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下，军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仲裁者。随着形势日益混乱，军队不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士兵们进入工厂和公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解放军强制推行纪律，才使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在这些动乱岁月里得以维持。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军队通常在“三结合”中起主导作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站在群众组织一边，与老干部保持一定距离。由于众多的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真正拥护者，要决定谁是“革命左派”颇为不易，军队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群众组织。军队既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又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任务，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军队领导人一般选择后者。 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非常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在1967年2月和3月，在后来被批判的“三月黑风”中，军队强制（有时运用武力）解散了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进的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有数千人被捕、被杀或受伤。[25]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几乎所有的群众政治组织最终都诉诸暴力，但在动乱期间死亡的人，多数是在军队镇压时被打死的，而不是像一般认为的是死于“激进的毛分子”手中。在军队没有动武的地方，文化大革命被规定是一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正如李鸿永所指出，把毛的思想作为学习对象而不是行动指南，有助于压制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是为了解决军队面临的“口头上的革命与实际上的保守”的矛盾。[26]1月革命之后，在许多地区，正是军队、老干部和保守群众组织的三结合，阻碍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实现。 如果说军队的介入遏制了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势头，那么这主要是因为毛在当时决定采取相对稳健的方针。1967年2月，毛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口号，并着手纠正一年前在他的号召下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局面。由合同工、学徒工、复员军人和农村返城青年组成的各种群众组织——现在被视为过分激进的暴力组织——被宣布是反革命组织而正式被取缔。红卫兵虽然还没有被逐出政治舞台，但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其活动。学校（过早）宣布将于3月份复课，敦促学生返回校园。宣称对冲击政府机关、抢档案和对党政干部进行肉体摧残的行为要进行严惩。4月，已经沉寂了的刘少奇（虽然还是没有点名）除了走资派的罪名外，又被指控为叛徒。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斗争大方向”，使分裂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更重要的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政府机关开始重新行使职能，除了仍然由所谓刘少奇的追随者控制的党的机构外，党组织的合法性也逐渐得到恢复。给党的干部恢复名誉的工作也开始进行，据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忠于革命的，或至少是可以改正自己错误的。干部被说成是“夺权斗争的中坚”。周恩来作出艰苦的努力，劝说群众组织结束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一致。 尽管为使群众组织团结一致采取了种种措施：并且还有解放军的介入，但是“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仍然举步维艰。许多地方的夺权没有成功，另一些夺权又被说成是“假夺权”。“假夺权”有两种情况，一种所谓夺权不过是原党委的改头换面。另一种是解放军不让那些过分激进的群众组织掌权，把他们的夺权称为“假夺权”。[27]到1967年4月底，除了上海和北京外，[28]在其余27个省、巿和自治区中，只有四个省成立了为中央认可的革命委员会：山西、黑龙江、贵州和山东。在其他地方，原来的党组织虽然遭到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围攻，但依然根深蒂固。造反派组织不但自己内部打得不可开交，而且还常常与奉命来支持他们的军队发生冲突。混乱局面似乎陷入了僵局，除了导致流血外，文化大革命一无所获。 不久，后来被谴责为“极左分子”的毛主义领导人和组织又重新燃起了革命烈火。1967年春季，各地的军队领导人着手恢复“秩序”，这在许多地方意味着保护原来的党的机构，支持保守的群众组织，维持政治现状，使造反派对军队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由于周恩来在北京的努力，许多干部又重新恢复工作，进一步加深了造反派的敌意。站在对立面的绝不仅是少数几个极端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学生和农民对党的干部普遍怀有怨恨情绪，他们反对的也绝不仅仅是“一小撮”被官方称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果没有群众对官僚特权的普遍反感，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成百上千万群众会响应毛的号召起来造反。 反对军队介入和老干部恢复工作，意味着对革命委员会——现在是毛主义的正统政治模式——的抵制。不久，随着所谓三结合排斥了群众代表的指责声鹊起，对革委会的抵制公开化了。几乎所有地方的政治权力都落入了军队手中，而军队又依靠有经验的党政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 5月，在一场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和前两个月的“黑风”的运动中，这种不满爆发了，运动很快变成了反对一切权威的疯狂暴力活动。4月下旬，北京出现了批判周恩来是“红色资本家阶级”领袖的大字报。极左派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特别是外交部。红卫兵组织多次冲击了外交部机关，抢夺和毁坏档案室里的机密文件，要求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下台。从各省巿不断传来对立的群众组织在工厂、学校和街道进行武斗的坏消息。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三令五申，禁止武斗、非法关押、从解放军军工厂抢夺武器，但武斗规模不断升级扩大。7月，在全国陷于武斗和混乱的背景下，有人提出要成立毛主义过去号召过的“中国公社”。 为了调解武斗不休的各派群众组织，北京派出了政府和军队高级领导人到各省去帮助实现“革命大联合”。当时武汉的形势十分危急，武汉是中国主要工业中心之一，是全国铁路系统的枢纽。从7月初开始，这个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已基本瘫痪，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角逐的战场。一派组织是“百万雄师”（由50万熟练技术工人、国家工作人员和民兵组成），它受到省委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的支持，陈再道向来对不许镇压群众组织的禁令置若罔闻。另一派组织是由更激进（也更年轻）的工人和红卫兵组织结成的联盟，称为“武汉工人总部”，号称有40万人，该组织在1月曾进行过一次失败的夺权。它受到了由陈再道将军供给武器和士兵的百万雄师的围攻。[29]在陈再道拒绝周恩来要求解除围攻的命令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位要员王力和谢富治被派到了武汉。北京的特使于7月16日到达武汉，即令陈再道和其他军队领导人马上撤销对百万雄师的支持，支持“工人总部”，并令其对自己的错误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武汉军区领导人迅速作出反映，7月20日凌晨，反叛的士兵扣留了谢富治，而百万雄师则在军队的纵容下劫持了王力。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被软禁起来，而激进的一介书生王力，则被带到军区大院，受到殴打。消息传到首都后，北京也同样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周恩来试图调停冲突，但终因座机无法在被军队和坦克包围的武汉机场着陆而未能成功，随后，三个步兵师和一支空降部队在武汉地区集结，海军的炮舰也游弋于长江口，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下，陈再道才不得不屈服。7月25日，王力和谢富治回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而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则被灰溜溜地揪到北京。然而，谁能料到，几个月后王力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清洗，而一年以后，叛军之将陈再道却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并肩站在观礼台上，就好像他一直是毛和文化大革命的忠诚支持者一样。这是一个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转折，但它也许未超出自2月开始的从文革原则消退的无情政治逻辑。 武汉的反叛唤起了内战的幽灵，还表明作为国家唯一稳定力量的人民解放军也不是坚如磐石的统一体。在1967年8月的危急时刻，内战的可能性似乎一触即发，极左领导人对军队的革命性表示怀疑，造反派组织甚至对军队发动袭击，这样，导致党分裂和群众组织陷入派性武斗的政治分歧，同样威胁着军队的统一。毛主席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但毛夫人江青却不然。她在7月24日的讲话中谈及武汉事件时，愤怒地告诉红卫兵要“文攻武卫”。全国的造反派组织立即开始千方百计搜集武器（据说，人民解放军曾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把部队淘汰下来的旧武器给了红卫兵和工人组织，但转手给保守组织提供了更新式的武器，[30]导致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7月31日，《红旗》杂志挑衅地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地掌握枪杆子》的社论，号召打倒党内和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9日：林彪不点名地批评了军队将领们“压制群众”，要求他们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告诫他们要把“革命造反派”当作自己的老师——但他审慎地把武汉事件作为一个可以通过适当的思想整顿纠正的政治错误，回避了叛乱问题。[31]然而，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激进成员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揪出军内“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像党内走资派一样，篡夺了军队的权力。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军队领导人就受到了批判，其中包括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在一段时间里，朱德被说成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大军阀”。但是，由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把毛主义的革命样板、“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的人民解放军，说成也受到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也应像其他组织和机构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清洗，这还是第一次。 在北京，武汉事件和极左领导人的讲话，给8月左派的新攻势火上浇油。极左分子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央国家机关。成千上万名示威者占据天安门广场达一星期时间，要求把刘少奇交给群众公开进行审判。愤怒的群众还包围了周恩来的办公地。文化大革命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是外交部被造反派实际接管了达两星期之久。取代陈毅成为事实上的外交部长的是姚登山，他原是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官，因在4月雅加达使馆遭暴徒劫掠时挺身而出的壮举名噪一时。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基本上陷于停顿，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以林彪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观点为基础的、新的“革命国际主义纲领”。载着北京发出的新的“革命”指示的电波不断传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常常受到骚扰；英国政府接到了要求释放在香港被拘留的中国记者的最后通牒；外交方面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短暂时代，随着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而达到高峰，但也因此而告终结。 中央政府的职能很快得到恢复，但在其他城巿和省会城巿，局势日趋严重。造反派组织从兵工厂抢夺武器，有的甚至抢夺援越武器武装自己，在许多地方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在一些地区，武装的农民开进城镇，攻击政府机关。此时的人民解放军不但要保护自己，防止“敢于造反”的群众的攻击，还要保护依然在当地行使职能的政府机构，不管它是革命委员会还是原来的党组织。血腥的、常常没有任何结果的武斗，威胁着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一片政治混乱。 8月下旬，中国已经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回到了北京，他认识到，如果继续以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基础开展文化大革命，势必要冒全面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热月 1967年9月5日，军队奉命恢复秩序。群众组织被勒令交出武器，不得干涉军队执行任务。人民解放军被誉为“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军队”。为了使命令的权威性不容置疑，这一指示是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由毛泽东签署的，指示发至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所有群众造反组织以及党政军各机关。在军队监管下恢复秩序的同时，开始重新建立党组织，恢复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一进程是缓慢而艰难的，但却是逻辑的必然，已经落入军队的政治权力最终要归还给逐渐恢复了元气的共产党。 这一“正常化”的进程点缀着大量的革命词藻，它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和战斗口号，但显而易见的是群众不再有造反的权利了。公开宣布这一决定的是江青，她利用这一机会迅速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和左派同志，宣布今后决不允许再攻击解放军和政府，即使是“口诛笔伐”也是反革命行为。现在，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江青昨天还与之休戚与共的“极左”阴谋家，江青发现，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夏季几个月的派性武斗和暴力都被一骨脑地归罪于这些人的阴谋。[32] 对所谓武斗的煽动者公开判处死刑，强有力地传达了恢复秩序的信息。1967年10月1日，许多在早些时候受到批判的军队将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引人注目地站在毛的身边，这是军队神圣不可侵犯——至少是针对群众组织而言——的象征。两星期后，中央又下达指示，要求青年重新返回学校，这清楚地表明，红卫兵也结束了其历史使命。1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激进派喉舌、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被暂停刊出，这对中央文革小组不啻是沉重一击。 按照后来官方的说法，1967年“热夏”的混乱是一个在北京的小集团领导人策划的阴谋结果，这些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五·一六”集团，名称取自那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著名文件。据说，这些阴谋者在革命运动内部（特别是在没有经验的红卫兵中）制造分裂，挑动武斗，目的是推翻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取国家权力。在阴谋败露后，这些人被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新托洛茨基分子”和“极左分子”受到清洗。但是，在一个充满神话的极权社会里，加上辩证魔法的推波助澜，“极左分子”又摇身一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后来的调查又揭露出他们原来是刘少奇的人，官方对他们的定论是“形左实右”。[33] 阴谋集团的领导人原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那些显赫一时的成员，特别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最紧跟毛泽东的人。最初，这些人只有著名的毛主义理论家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几年后，陈伯达和林彪也包括在内了。[34] 革命运动通常不可避免地产生极端分子和过激行为，文化大革命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67年中旬，不乏这样的“文化革命者”，他们不折不扣地实践毛在几年月前批判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但是，这种虚无主义的趋势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在一年前红卫兵成立之时就一直存在着。要理解发生在1967年夏季的事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存在于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共同现象：当更高的领导人从最初的目标妥协、从激进的立场上退却后，那些继续坚持这些目标和立场的领导人就会成为“极端主义分子”；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毛在2月就已经开始致力使运动向稳健的方向发展，这与其说是大势所趋，不如说是毛感到运动已难以为继。所以，那些被贴上“极左分子”标签的人，或因为没有主席弯子转得快，或不愿意这样做。此外，毛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已经获得了自身激进的生命力，它几乎不受任何人的左右和指挥。 诚然，在与军队和其他官僚机构的斗争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确实操纵了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军队将领和官僚机构领导人也同样利用群众组织，而且一般比中央文革小组做得更成功。毫无疑问，上层的分裂导致群众组织分裂的派性越来越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实际上也确实在分裂了的中央文革小组内组织了一个派别，取名为“五·一六”，表示他们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因为这与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1967年5月下旬，人们可以看到那些自称为“五·一六武装组织”的好斗青年在北京大街上游行，他们无疑得到了北京激进领导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毛夫人江青，江青素以对青年造反派发表煽动性演说而闻名。然而，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着一个要夺取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的阴谋，遑论要推翻毛泽东了；更不可信的是说北京少数“极左的”知识分子，在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的情况下，竟然能够煽动和指挥整个夏季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群众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知识分子，除了能为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提供精神鼓励外，其影响主要限于北京。比较而言，倒是对“热夏”的这种解释更可信一些：这些事件主要是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和普通成员，因为普遍担心文化大革命的诺言和目标被出卖而对局势做出的自发反应。 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后的秩序，保留从动乱废墟中抢救出的成果，既需要上层的团结一致，也需要下层的顺从，这两点都不易做到。9月初，在毛的命令下，逮捕了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王力和关锋。但是，对“极左分子”的清洗（这与文化大革命毫不相容）却一直持续到最终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领导人（除了毛本人之外）都被赶出政治舞台为止。因为每当毛转向右的方向、或至少往中间挪一挪，他的绝大多数信徒就会发现自己太左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极左分子的清洗，最终将清洗到毛本人，虽说这发生在他去世几年以后了。 在北京日益浓厚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气氛中，清洗并不单针对极左分子。1968年3月，自从1965年罗瑞卿被撤职后一直任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的杨成武被捕，总参谋长易人，与杨一同被捕的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空军政委余立金。据报道说，林彪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万人军队干部会议上亲自逮捕杨等人的，虽然其中两人自长征后一直是他的亲密战友。杨成武一直站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前列，因此江青等对他恨之入骨。但毛所以下令逮捕杨，可能并不是为了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担心军队介入政治真空的步子太快、权力太大；毛要在最高政治层的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衡。无论是什么情况，这一事件说明，人民解放军已不再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这样，就为毛和周现在悄然领导的运动铺平了道路，即重新确立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威，领导国家回到稳定和秩序的轨道。[35] 北京领导人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勾心斗角妨碍着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稳定，但更大的麻烦是由群众运动的现状造成的。毛主义理想的解决途径，是让群众自觉自愿地实现群众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班子。但是，群众并没有真正联合起来，更缺乏团结的愿望。到1968年春季，大多数工人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冲突和武斗，对这场运动的目的也越来越难以理解，转而对政治变得冷漠，许多工人组织不是解散就是陷于瘫痪。有两位在北京的美国教师，一直敏锐地观察着文化大革命，对当时城巿群众的情绪是这样描述的： 一种阴暗的气氛笼罩着革命的首都。当我们沿着北京偏僻的街道长时间散步、乘着公共汽车四处周游时，我们默默地观察着这些通过制造革命而学会革命的人们，毫无疑问，运动带给他们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他们脸上的冷漠代替了冒险精神，他们依然走在火红的旗帜和毛主席画像下，但不过是出于习惯罢了。[36] 那些依然留在群众革命组织的、在政治十分活跃的造反派，对于他们要结合的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持不信任态度。和解是非常困难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由军队强制进行结合，军队负责建立从省一级直到工厂、人民公社和街道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但群众组织中一些好斗的派别继续进行武斗，使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季。在这些派别中，有1967年下半年在湖南成立的一个激进的红卫兵联盟，简称“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激进、但又有自身理论体系的组织，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理想，与毛曾提出但旋即在1960年代中期放弃了的新官僚统治阶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他们拥护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认为继续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他们赞扬文化大革命唤醒了群众，促进了人民民主，但是又批评文革领导人纠缠于攻击个别人，没有看到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阶级根源。他们认为，这个根源就是依然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篡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权力的“新官僚资产阶级”。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彻底“砸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建立以巴黎公社的普遍民主原则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公社”。[37]省无联，或至少其领导人无疑是激进的毛主义分子，但是在1968年，连毛都觉得他们太激进了。1月，负责公安工作的康生和其他领导人，谴责省无联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其后几个月里，他们受到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无情镇压。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次群众运动的高潮出现在1968年春夏之际。对军队的严厉干涉的强烈反抗，与短暂的官方反对“右倾回潮”运动混在一起，使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新的武斗。武斗主要发生在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学生和军人之间。在广州巿，各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情况十分严重，以至于军队不得不在夜间实行戒严，但同时又给保守派组织提供武器。[38]不过，最残忍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偏远省份，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广西。当时任军区政委、后来是邓小平盟友的韦国清，下令对激进的红卫兵格杀勿论，即使按当时流血武斗的标准来看，也令人震惊不已。[39]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种政治力量都制造过迫害和流血事件，而且愈演愈烈，但最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人员伤亡最惨重的事件，却是在1968年夏季军队镇压红卫兵和其他激进组织时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战斗发生在它两年前开始的地方：北京的大学校园内。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学生造反派把校园变成了武装营地。这不仅是去年夏季派性斗争的重演（但用上了致命的武器），也是对当局自上而下强加的秩序的反抗。最后，毛在7月底召见了学生领袖，通知他们（据说是眼含热泪）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40]随即，由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便开进了校园，制止武斗，约束学生，当然，他们不如毛那么温和。在全国各地，那些冥顽不化的红卫兵组织迅速遭到军队镇压，新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这样，判处红卫兵运动死刑的，正是当初帮助红卫兵诞生的力量。许多学生造反派领袖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则在军人和工人的监督下努力学习。 被送到农村的还有成千上万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抵触情绪的党政干部（为了平衡政治账本的需要）。官方期望他们通过几年的垦荒和艰苦生活，克服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五七干校”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被作为医治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1968年，把那些太招摇的官僚们从城巿打发到农村，在当时不失为缓和群众与干部之间紧张关系、重建一个更纯洁的党的一条途径。 但是，要彻底恢复党至高无上的权威，首先必须实现所谓的“大联合”，这是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政治结果。是否建立了由中央正式批准的省革命委员会，是衡量是否实现大联合的标准。省革命委员会又要负责审批地区、县和市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整个进程比预期的要慢得多。但随着西南各省和新疆、西藏等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到1968年9月，这一任务终于完成了。一般来说，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是在军队的主持下成立的。事实上，除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是由老干部任革委会主任外，其余各省都是由军区司令或政委任第一把手。群众，或更准确地说，那些被挑选出来的群众代表也参加了革委会，但这些群众代表很少出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群众组织，毋宁说是他们是群众运动废墟中的瓦砾。这种革命委员会与1966年曾许诺的“由普遍的选举制”产生的“永久的群众常设组织”，更风马牛不相及。 随着政治形势日趋稳定和群众运动风潮的平息，中央委员会以惯常的秘密方式于10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的主要议程是正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同月底，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在全会公报中，还宣布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虽然这一职务的任免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中共中央）。刘少奇不仅被指控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还是“内奸、叛徒和工贼”，并且在1922年后就背叛了党，成为国民党的特务。这些荒唐的指控不由使人想起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时的做法，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恢复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革命形象。这样一来，刘少奇的背叛不是党内自然的产物，而是外部力量对党侵袭的结果。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整体上保持着革命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与从外部混进革命队伍的敌人之间的斗争。 1968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但对毛的个人崇拜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主席著作发行的数量惊人，毛的画像、塑像和半身像的尺寸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的崇拜的产生和兴盛，都还是出于群众自发的真诚革命热情；现在，这种崇拜更像正统教会里的仪式，例如，有报道说：“在北京在各地，军宣队召开各种谈心会，在会上，对立组织的成员坐在一起绣毛主席像。”[41]在家庭里，通常都摆着毛泽东思想的“忠字台”，家庭成员围坐在台旁敬献忠心；学校的孩子不说“早上好”，而是以齐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开始一天的活动；全国各地到处修建用传统宗教象征装饰起来的纪念馆，记载和纪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人们有组织地来到这些被官方媒体称为“圣地”的地方朝圣。检验是不是忠诚于毛的标准，不再是看其是否能按毛泽东思想采取革命行动，而是看其能背诵多少句毛的语录，挂在街道或家里的毛主席像大或小。1966年，对毛的崇拜鼓励人们去破除迷信；1968年，对毛的崇拜产生了迷信。 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乎被埋藏时，对毛的崇拜却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曾一度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民群众，宣布自己永远忠于无所不包的“毛泽东思想”，那么他们就应该把自己隶属于产生这种智慧的那个人的权威之下，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建立在群众运动废墟上的毛的个人崇拜，对于军队领导人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长期以来，他们热衷于用毛泽东思想开展“思想改造”工作，这比用真正的政治运动直接反对现存的国家机器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军队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居于支配地位的组织。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个正式运动，亦即中国共产党全面复苏的前奏，是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表面目的，是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党政干部和其他人员，以及在动乱中上升到领导职位的人的政治面貌。清理的标准，已不再完全是毛有关在社会主义社会划分阶级的准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要求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现在，他向旧官僚的政治路线作出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更简易可行。因此，清理小组受命不但要审查本人的政治历史，还要审查他与所谓“黑五类”的社会关系，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为了顺应当时的政治气候，知识分子和文革中激进造反派组织的头目成了运动清查的重点对象。据观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最积极的是保守的政治领导人。[42]清理运动一般是从干部再到普通群众，许多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和迫害。由于阶级出身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主要标准，那些与出身不好的人有宿怨的人，趁机挟嫌报复，利用这一机会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恩怨。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为“九大”），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走下坡路。“九大”是1956年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没有邀请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的大会。大会由权力和声望都达到顶峰的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全面评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又被说成是“巩固党”的运动）和国际形势。报告在当时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内容。大会决议强调，必须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官方的正式口径）作为指导正确革命行动的唯一指南，并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特别重申了重建已经恢复了先锋队性质的党的必要性。在大会闭幕后的一次谈话中，毛又提到了重建党的问题，并补充说，在重建过程中，应该继续由群众对党进行“整顿”；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应每过几年就进行一次”。[43] 九大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名单，反映了军队在人民共和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扩大了的中央委员会里，共有170名正式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九是军队干部，其余成员则由党的老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平分秋色。权力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中，除毛和林彪外，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也许出于对重建和整顿后的党是否忠诚于毛主义仍不放心，或是要体现军队的影响，九大的新党章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44]4月24日，在大会秘密进行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继续谴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布九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 然而，所谓团结依然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而胜利的本质也难以界定。文化大革命以对列宁主义党的全面进攻为开端，以依据列宁主义正统形式重建党而告终——虽然打倒了毛的主要对手。1967—1968年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基础上开展的，但到了1969年，群众运动分崩离析，运动中被挑选出来的一些残余人物被吸收进了旧的官僚机构。文化大革命是血腥的，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1969年春季，这个问题一定萦绕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 注释 [1]除了北京副市长吴晗外，最著名的讽刺作家还有邓拓和廖沫沙，两人都是北京巿委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北京的报刊上，包括由邓拓主编的《前线》杂志。 [2]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3]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4]直到一年后，即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才公开发表。 [5]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一书中，叙述了这一事件（第215—216页）。李的这部资料丰富、分析深刻的著作，是迄今为止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阶级问题最重要的著作。有关党派的工作组在文革学生运动中的作用，参见该书第26—63页。李最后说：“在没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成为党组织选择的牺牲品的同时，最有特权的集团，即高干子女，成为党组织的主要同盟军。” [6]有关红卫兵派别的社会基础问题，参见骆恩典：《红卫兵派别和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博尔德，科罗拉多州：西部视角出版社，1982年）。书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刻而详尽的分析。还可参见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有关激进与保守的红卫兵的阶级出身的例证，见骆恩典书中第148—149页。 [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 [8]毛泽东1966年7月21日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9]有关对刘少奇的政治与政策的详尽分析，参见罗德明：《刘少奇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修订版，阿蒙克，纽约州：M.E.夏普出版社，1998年）。 [10]《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载《红旗》1966年第11期。 [11]关于老舍命运的详尽描写，参见史景迁：《天安门》（纽约：维京出版社，1981），第343—349页。 [12]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54—55页。 [13]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4]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5]有关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许多著作，其中有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9年）；魏昂德：《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安娜堡：中国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1978年）；谭宁邦：《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述评》，载《东方视野》1963年5—6月号，第7—25页；张旭成：《上海与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前后》，载克里斯托弗·豪主编，《上海：一座亚洲都会的革命与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白霖：《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政体》，载约翰·威·刘易斯主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 [16]刘少奇的经济和教育政策中另一个精心设计、但被扭曲的社会理想，是涉及青年工人和学生的“半工半读”计划。这一计划最早是为了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提供受教育机会而制定的，但却变成了另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这一计划的学生也起来造反，却被党的干部斥责是“社会渣滓”。参见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32—133页。 [17]尼尔·亨特，《上海日记》，第139—140页。 [18]有关上海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详细情况，参见上书，在第300—301页中，列举了18个最著名的组织。 [19]有关张春桥在1967年1—2月操纵上海革命运动的详细情况，参见魏昂德：《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第51—63页。 [20]除了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外，反对张春桥的著名群众组织还有工人第三兵团（它是由工总司里分裂出来的），由复员军人组成的红旗军，以及一些激进的学生组织，包括原来与工总司结为密切同盟的最大的学生组织红革会。同上书，第58—63页；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46—150页及尼尔·亨特：《上海日记》，第221—267页。 [21]“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是工人第二兵团的领导人耿金章，他宣布得到了48个革命群众组织的支持，拥有比张春桥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关耿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参见尼尔·亨特：《上海日记》中第11—13章。 [22]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23]同上。 [2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759页。 [25]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89—191页。有关军队的保守作用，参见第168—203页、第234—243页。 [26]同上书，第183页。 [27]关于广西的例子，见同上书，第160页。 [28]北京、上海和天津是直辖市，归中央政府直接领导。 [29]数千人死于6月和7月双方的武斗中，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见托马斯·罗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斗争与省级造反》，载《中国季刊》第47期（1971年9月号），第413—418页。 [30]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49页。 [31]林彪是在1968年3月24日北京召开的军队干部大会上发表这一讲话的。作为军队最高领导人，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知识分子不同，他当然站在维持秩序的立场上。英译见《南华早报》第4036期，第1—6页。 [32]江青讲话的英译本，参见《南华早报》第4069期，第1—9页。 [33]有关官方毛主义的版本，参见韩丁：《中国的转折点》（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第71—78页。 [34]本书第20章将谈到林彪与陈伯达的垮台。 [35]在后来几年里，北京流传着许多关于杨成武事件自相矛盾、有时含糊不清的解释，其中包括1972年指责杨卷入了声名狼藉的“五·一六”组织反对毛泽东的阴谋中。1974年，杨重新出现在政治和军事舞台上。 [36]戴维·米尔顿和南希·多尔·米尔顿：《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纽约：万神殿书局，1976年），第330页。 [37]有关省无联的主要文件，包括其《纲领》和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参见梅纳特：《北京与新左派》（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中国研究中心，1969年）。省无联的理论观点主要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分子”戚本禹，1968年2月，在省无联受到镇压后，他也受到清洗。 [38]有关广州的红卫兵运动，参见骆恩典：《红卫兵派别和广州的文化大革命》。 [39]福尔肯海姆：《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载《亚洲研究》1969年第8期，第580—585页。卡诺：《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纽约：维京出版社，1972年），第434—438页。《远东经济评论》，1968年7月4日，第13页。 [40]《毛主席与首都红卫兵的谈话》的记录稿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关于北京红卫兵的“天派”与“地派”之间的冲突，参见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有关章节；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米尔顿：《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第317—329页。在回答学生抗议时提出的镇压是由“黑手”操纵时，毛承认：“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 [41]米尔顿：《风不会止息：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第335页。 [42]李鸿永：《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1页。有关运动的详细叙述和分析，参见第287—296页。 [43]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44]《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年4月14日通过。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七章文化革命的概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十七章文化革命的概念毛的最后一次革命活动成为他漫长革命生涯里的最大悲剧——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幸的后果。1966年，72岁的毛上演了他生平最后一幕革命剧作，发动了他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大动乱。这是他为复兴他认为已濒临绝境的革命所作的最后垂死努力，但他的努力始终失败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失败，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支配和扭曲了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也给他本人的历史形象留下污痕。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宣布了他已无能（或不能）维护的原则和理想，释放了无法控制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些力量造成了巨大的人命损失和社会灾难。在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结束之际，它最终从肉体和精神上吞噬了它所有的发动者和支持者以及它的无数牺牲者——还有大批本来不愿意卷入这场争斗的无辜者。在毛主义政权的最后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着中国，几乎摧毁了中国。毛在北京的继承人——他们大多是毛最后这场革命的政治受害者——谴责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官方将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作为文革时期），根据官方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自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最沉重的损失”。虽然绝大多数最可怕的罪行都被归咎于毛的那些邪恶同事，尤其是林彪和“四人帮”，但是毛应对运动负主要责任，他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而极左理论不是毛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毛个人的思想和政治错误，最后被归结为数千年历史的深层影响，特别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的影响。深深植根于两千年小农生产传统的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了当代政治的“极左”现象，大跃进的空想主义就是极左的第一次全面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封建法西斯”的后果中，极左思想在政治上的危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1]。自从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自从1978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和受迫害人的具体情况渐为人知。近年来由官方或非官方途径披露的大量事实，使人们、特别是那些曾对文化大革命一度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同情的人，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重新进行全面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毫无保留地重复北京近年来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在后毛时代的中国，那些自由地谈论和撰写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人，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政治甚至肉体迫害的人，他们在把文革十年描绘成十足的灾难时，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感情色彩，这与当年毛主义者把文革看作最辉煌的革命胜利时的带有的政治利害关系，同出一辙。正如何汉理曾提醒的：中国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与过去的评价完全不同，不过这次我们不应太轻信。今天布道、谴责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革中受害的幸存者，他们就是那些曾受到红卫兵殴打、鞭挞和批判的“牛鬼蛇神”。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当局修改后的版本原封不动地译成英语，我们就会重犯1960年代末期的错误，当时我们仅凭表面的价值就接受了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解释。[2]今天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与过去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肯定一样，都无助于对这一事件的历史理解。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后果的意见分歧，在今后很多年里都会存在，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写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准确、深刻的史书。然而，在此之前显然不能因此对“十年动乱”视而不见，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时期的各种事件作为“失去的十年”而弃若敝屣。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毛主义和毛时代发展的历史顶点，而且，那个时代的经验将支配着毛以后年代的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哪怕是粗浅地分析和论述文化大革命历史，也绝非易事，这不仅由于文化大革命必然引起不同的政治感情，而且因为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历史和道德的两难困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时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和充满矛盾，堪称史无前例；没有任何时期像文革这样，一切历史的模拟都陷于无效；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像文革这样，如此公开地裸露自己的矛盾和伤痕，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异、曲折和古怪的历史事件。在现代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历史片断，充满着如此多讽刺和悖论，被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矛盾所困扰，受着动机和效果之间巨大鸿沟的痛苦折磨。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领导人疾声宣布的人民民主原则中开始的，但是，相信这种宣言的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使自己臣服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之下，这位“伟大的舵手”是作为人民集体意志的化身而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宣称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阶层和压迫者的斗争（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但运动不久就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而军队是国家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等级最森严的机构。毛主义领导人起初鼓动群众攻击中国共产党，允诺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治结构，但正是这些领导人最后又宣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实际上是“巩固”党，随后运动又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争夺领导权进行的殊死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它的领导人抨击“四旧”，尤其是中国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思想，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及围绕对毛的崇拜而出现的种种原始仪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国青年一代培养成五四时期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革命接班人”，但其结果却使整整一代中国青年人成了不关心政治、玩世不恭的一代人，在大动乱后，许多青年人称自己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自从1927年中国无产阶级受到蒋介石军队残酷镇压后，文化大革命才使城市无产阶级第一次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但是，在运动初期成立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文革正式结束之前很久就被解散或查禁了，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又一次因为政治上的消极而受到指责。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号称是代表农村反对城市剥削，但大多数农民从动乱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有些甚至还丢失得更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最初号召知识分子投身反对官僚专制的斗争中，许多知识分子响应了号召，但是，在这场蓄意反对精神产物的运动中，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更成为主要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复活社会主义精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这场动乱最终却使社会主义理想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破灭，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3]破坏了人民共和国脆弱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动斗争的目的，是让人民在追求美好未来的过程中更好地团结一致，不料留下的却是至今尚未完全终结的暴力与报复的恶性循环。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动乱产生的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运动最终的结果与运动最初的理想和目标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毫无疑问,应该要依据人们所作的而不是他们所说的来书写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应与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应当依据他的行动结果而不是他的话语和动机进行判断。然而，目标和动机在历史上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何况还有道义上的联系。要认真理解1966—1969年发生在（和席卷）中国的事件的意义，都首先应该正视这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即“将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意图与把这种意图歪曲成漫画的实际环境区别开”。毛的意图与他面临的环境之间的冲突，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的核心。因此，探讨文化大革命应当首先研究它的目的和目标——即使仅仅是为了评价它的失败的意义。文化革命的概念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文化革命”这个术语或概念都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文化革命”的概念深深植根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早在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半个世纪，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国还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受西方影响而开展新文化运动（1914—1919）[4]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新青年》杂志的知识分子，就呼吁进行“文化革命”，彻底改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在上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激进的民主知识分子使用“文化革命”这个词语，传达了两种对当代中国思想和政治有着深远影响的观念：第一，中国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要求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在现代的复兴毫无用处，而且在精神上是有害的，内容上是腐朽的；第二，他们非常强调人的意识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他们相信，文化和思想变革是有效政治行动和社会经济进步的根本前提。这两种观念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终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版本——毛主义的重要特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能够克服一切物质困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社会——这种信念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基础。毛虽然在理论上肯定正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他显然相信，历史的进程最终是由采取革命行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决定的。从这一信念出发，毛主义非常关注树立人的“正确思想”，重视“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思想改造”。正如“人比武器更重要”是毛主义指导革命和战争的原则一样，在革命胜利后，毛主义的发展战略则是基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基于毛常赞扬的群众的“无穷的创造力”。毛认为，自觉的人的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与这一信念相联系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无情的批判态度。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正确思想”要求彻底清除传统价值观念和旧观念的影响。在毛的文化革命概念中，反对传统文化和相信自觉的人的活动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是两个关键点。文化革命是毛从新文化运动时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下来的思想，无论是在革命的延安时代还是在革命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文化革命一直是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5]文化革命既是现代中国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不久，文化革命倍受重视，列宁就是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之一。列宁与毛一样，十分关注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漫长时期内，如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精神与革命目标的问题。但是，列宁的文化革命观点与后来毛的观点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列宁主义与毛主义在理论上的距离。[6]当列宁号召进行文化革命时，他一般是指那些依然保留“封建”习惯、风俗和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的群众，应当吸收“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一项未来的任务，它的前提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列宁设想，现代文化的载体首先是政治化的、受过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次是城巿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分子，他们将把现代城巿工业文化的成果带给生活在落后农村的农民。此外，列宁还相信，人民的现代文化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它的前提是建立现代工业经济。列宁在强调提高群众（特别是农民）文化水平的必要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说：“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7]列宁认为，文化革命需要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重要的是要“掌握资本主义留下的全部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8]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毛的文化革命概念都与列宁不同，与西方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不同。列宁设想，俄国民族的文化发展以俄国的现代工业发展为前提，而毛泽东则不受任何正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束缚，他设想的是，中国通过一个“不断革命”的进程，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毛来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无需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先决条件，相反，根本的前提是人的思想的“无产阶级化”，而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毛看来，虽然经济发展可能有助于产生社会主义的历史结果，但群众在文化上的“无产阶级化”，与其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它的前提。毛总是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9]。列宁在提倡文化革命时，赞扬资本主义文化形式和技术在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毛泽东统治着一个更落后的国家，却从未有这样的念头。对毛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方式，与他深恶痛绝的中国封建儒家文化一样，都是有害的，都与社会主义的目的水火不容，文化革命就是要消灭这两种邪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毛最终否认了（列宁从来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进步阶段的观点。相反，他极力称赞中国的落后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利条件，他论证说：“中国有幸没有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0]在谁是现代文化的载体这一问题上，毛的文化革命概念与列宁的也完全不同。列宁认为，知识分子依然起着决定作用。正如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观点要求把知识分子的“觉悟”灌输给“自发”的无定形的群众运动一样，列宁还设想，精通技术的知识分子将是对俄国进行工业改造的先锋，在工业化进程中，他们将把现代文化传授给群众。与此相反，毛泽东不信任知识分子，他对群众的自发性依然持民粹主义的信念，相信在群众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会产生有文化的人，进而实现他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民族理想。对毛来说，自力更生有着内外两层意义。正如中华民族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民在文化上也将自力更生，不依赖于知识分子和技术阶层。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出现了流行于大跃进时毛主义的口号：“群众应当成为文化与科学的主人。”毛把对城巿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扩大到对整个城巿的不信任；而列宁一直保持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即历史进步的力量在城市，所以他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文化革命将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毛则一直保持着在农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强烈的反城市倾向。在战争年代，毛的革命战略是发动农村“包围和战胜”保守的城市，与此相似，他认为，把农村作为社会与文化创造力的真正源泉，才是革命胜利后的正确发展路线的核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毛依然与从前一样，怀疑城市是使文化和思想堕落的基地。列宁提倡把城市的无产阶级分子派到农村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毛却提倡把城巿居民送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无产阶级的优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规模地把城市居民送到了农村。也许，毛主义与列宁主义关于“文化革命”概念的最根本差别在于如何看待理想的新社会与过去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列宁和马克思一样，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继承前人的一切文化成就和物质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所以，他痛惜俄国文化的落后，在1924年逝世前不久，他把俄国革命的退化，部分地归咎于文化落后。[11]毛泽东正相反，他欣赏文化落后、或至少是欣赏“高水平文化”的缺乏，他曾经评论道：“在历史上，总是文化水平低的人战胜文化水平高的人。”[12]这种看法反映了长期以来毛关于落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在大跃进开始时的1958年，毛用“一穷二白”公式概括了这种最极端的文化观念：除了别的特点以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因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3]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逻辑[14]、反对马克思和关于新社会必然要继承过去的一切成就（和负担）的观点而言，人们很难再发明出比“一穷二白”更激进的公式了。在逃避历史的乌托邦思想和把历史文化一笔勾销的反传统愿望的驱动下，毛宣称中国人民是“一张白纸”。在否定了传统中国文化遗产后，为了填补由此造成的感情真空，毛更激进地宣称过去的一切在现在已不复存在。毛似乎相信，在一张新的画布上，在一张没有被历史的瑕疵玷污的“白纸”上，就能创造出新文化。就毛的反传统思想和关于人的意识力量能够塑造历史的信念而言，毛的文化革命概念更多地是受到五四时期思想传统的影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几乎没有关系。1958年，毛在发动大跃进时乐观地宣布，中国是“一张白纸”，然而，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又悲观地得出结论，中国已变成被各种政治和思想的污渍浸染的一张画布。1964年，在与他的老朋友、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谈话时，毛强调说：“要破除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风俗，大力提倡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风俗和新文化。”[15]1966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毛主义的要求是破坏而不是继承，更不是建设。这种情况类似于半个世纪前，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的口号。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乌托邦”运动，那么，它与大跃进并不同，它的特点是一种奇特的消极乌托邦主义，它的发动者关注的不是未来积极的理想，而是消除过去的重负。毛在1960年代中期发动这场大动乱，支配了他最后十年的统治。这场大动乱当然不单纯是他文化革命思想的产物。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扭曲的发展形式，与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权力的欲望和个人政治雄心有密切关系。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尤其是在人们往往对此视而不见的情况下），这场极端形式的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企图解决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发展的社会不平等，干部和群众社会主义理想的蜕变，以及根深蒂固的新官僚阶层等。这些趋势使毛主义者担心中国可能会出现苏联那样的情况，权力被“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16]毛主义者要全力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仅仅用毛泽东本人“错误”的思想和他对权力的渴望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产生于仿效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大跃进的平均主义暂时遏制了不平等现象的发展，但在1960年代又迅速滋生蔓延。至少根据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是要缩小并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乡和工农这“三大差别”的。但是，大跃进崩溃后刘少奇实行的政策，使这些差别显著地不断扩大。在城市工业部门再次加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权威，扩大了工厂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差别——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知识分子恢复了他们过去的专业和社会地位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明显扩大，像毛主义者批判的，知识分子像趾高气扬的“官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扩大了城市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别。大幅度地削减国家就业人数，加剧了相对有一定特权的工厂正式职工与数量庞大的半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之间的矛盾，使问题政治化。[17]在农村，人民公社形同虚设，农户家庭自留地蓬勃发展，农村集巿日益兴旺，集体劳动越来越不景气，这些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之间在经济上的差别。官方在意识形态上批判说农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农村许多地区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虽有少数农民从半巿场经济中受益，整个农村的景况远不如城巿。在农村大多数地区遭受饥荒折磨的时候，为了使国家从大跃进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国家采取了照顾城巿居民、特别是官僚、知识分子和国家正式职工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国家对大跃进时建立的农村企业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许多小工厂被迫下马，毛为缩小农民与工人之间差别而实行的政策受到损害。农村学校和业余学校的发展被放到次要地位，以集中资源发展城巿的教育系统，包括专为高级干部子女开设的特殊学校。[18]大跃进时建立的许多农村医疗网点也被迫关闭，而城巿的医疗机构却在不断发展。在大跃进后的那段时间里，城乡差别和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现象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1950年代。社会主义理想的凋谢随着1960年代社会不平等的发展，集体主义观念日益淡漠，人们在口头上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这些目标与社会和政治实践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百姓对政治淡漠，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农村的情况尤甚。随着私人集贸巿场日益兴旺，传统的宗教迷信和社会习俗也逐渐复活。与群众的政治冷漠相对应的是党的多数领导人的保守主义思想，在激进毛主义言辞的外表下，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尤其是越来越官僚化的党的机构的权力。党和群众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大跃进曾使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和经济繁荣指日可待，当这种巨大的期望转瞬变成为纯粹的生存挣扎时，民众士气一落千丈，党的多数领导人对毛的乌托邦计划也产生怀疑。但除了大跃进的直接影响外，还有一些长期的因素对限制中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发挥着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恰恰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更准确地说，是领导这场革命的共产党的胜利。在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后，中国共产党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维护这个新社会制度。毛的“不断”革命不会给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带来任何利益，党的利益是永远保持它的统治，这必须以它所统治的社会的稳定为前提。到1960年代初期，党已发展成拥有约二千万党员的庞大组织，它严格地根据刘少奇制定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运转。党组织最初是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而建立的，现在，党组织的权力本身似乎成了主要目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评论说：“在激进运动的组织力量与激进主义本身二者之间：关系是倒置的。”[19]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几年，中国共产党的保守特征，证明了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所以，毛泽东关于革命精神正在死亡的担忧决不是空穴来风。被他认为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趋势（本身性质就已十分严重），是更深层的精神危机和政治退化的象征。毛意识到，他和其他五四时代的革命领导人不久就将退出政治舞台，他为此深感忧虑。毛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新旧两代的交替往往也是政策改弦易辙之时。为了把革命事业进行下去，毛不寄希望于他直接的继承人，而是像五四运动的先驱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青年一代，把青年一代培养成“革命接班人”的运动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培养新一代革命者。在毛看来，没有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也不会长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使党和人民的思想重新革命化。阶级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性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大思想斗争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主义理论显得十分大胆，但也颇令人费解。至少从广义上来说，1949年后中国实际发生的一切在理论上是清楚的。土地改革完成后，传统的地主统治阶级被彻底摧毁。1955—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消灭了富农阶级和农民中间的重大社会经济差别。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城巿资产阶级不复存在，随着买办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在1949年逃离大陆，它在中国大陆也毫无作为。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被国有化，作为对其工商企业的补偿，国家定期付给其成员微不足道的定息，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一个逐渐消失的社会团体。到了1956年，城巿和农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基本废除，旧社会的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代替他们的是一支越来越庞大的党政官僚队伍，他们以所谓工人和农民代表的身份，行使旧剥削阶级的经济职能。正如在苏联的情况一样，以经济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覆灭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政治为基础的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阶级还处在萌芽时期，它的成员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现实是再清楚不过了，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含含糊糊，它的作者们在理论上不研究官僚主义现象，在政治上拒绝这样做。在1956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社会差别“仅仅是同一阶级的内部分工问题”。[21]因此，八大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对抗性的社会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2]在二十多年后，这一公式又成为后毛时代的主要理论原则。从这一观点出发，党在新的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是着手发展经济。当然，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是完全被忽视了。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其思想残余还存在，它表现为每个公民档案里记载的阶级成份和政治结论，公民的档案保存在党组织和公安局里。虽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但在党和政府的档案中，那些曾经是这些阶级成员的个人（及他们的子女）的阶级成份依然把他们划归为原有阶级。官方划定的阶级成份，以及党建立的一套复杂而多变的评价体系，即根据本人的政治历史和表现做出的政治结论，[23]经常根据政治需要，时而强调，时而可以忽略不计。在庆祝1956年社会主义胜利的轻快气氛中，阶级成份和阶级斗争也被暂时地淡忘了。官方意识形态肯定了旧剥削阶级的灭亡。官僚行使原来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资产阶级担负的经济职能，但1956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涉及官僚的社会地位问题。官僚虽然没有私人财产，但他们享有原属剥削阶级的一切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在革命胜利后的官僚的问题上，八大只满足于一般地号召反对“官僚主义行为”，象征性地告诫全党不要脱离群众。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6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官方的意识形态都与苏联相似。与苏联一样，旧政权的有产阶级已经消灭，新官僚成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者，控制着（虽然在法律上不拥有）国家和集体财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与苏联一样，欢庆剥削阶级的消灭，宣布阶级斗争不复存在，忽视（或否定）新的官僚统治集团的存在。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苏联，革命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社会结果之一，是出现了自主的、拥有特权的官僚统治。官僚的权力和特权以及官僚的产生，都植根于列宁主义政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否认其官僚产物的社会阶级地位，符合共产党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对共产党官僚而言，继续延用革命前的、现在已不复存在的个人阶级成份，远比承认新社会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要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也能大致交待得过去，因为私有财产的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归属的唯一根据。由此出发，衍生出一条普遍的共产党教条（斯大林在1936年首次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废除了的社会里，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1956年，毛泽东显然同意党的官方立场，即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消除了对抗性的阶级矛盾（除了“资产阶级残余”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外），因此，没有必要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1956年12月，毛认为：“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斗争的尖锐化，因而伤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发展。”[24]直到19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失败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破灭后，[25]政治上失意的毛泽东，才开始重视废除了私有制的革命后社会里的社会阶级关系问题，特别是新社会本身的政治结构产生出来的新阶级的问题。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特别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他警告说，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他进而补充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他最严重的和不祥的警告。[26]毛的“资产阶级”概念令人迷惑，含义模糊，但当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新资产阶级份子”概念时，他显然不是指旧社会剥削阶级的社会残余和思想残余。他的注意力现在集中在革命创造出来的新社会中出现的不平等形式，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占有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与财产所有制无关。1960年代初期，植根于严密官僚等级制和地位制的有组织的不平等现象在党政机关中蔓延，并逐渐扩大到整个社会，毛对此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他痛惜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为正义和平等无私献身的革命组织蜕变成一个保守的官僚机构，他指责党的干部贪图享乐，走向腐化，只追求权力、地位和奢侈。[27]毛担心下一代人会重蹈父辈的错误，“干部子弟是让人不放心的一个原因，他们缺乏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架子很大，还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感。”[28]毛还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苏联历史上，这一口号实际上是对不平等的制度的认可。[29]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毛得出了任何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敢苟同的结论。他确信，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现在的官僚，革命使他们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控制着社会，在社会进程中占取大量社会劳动成果。毛有时是十分明确和直言不讳地谈到这一点的，他在1965年谴责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30]毛还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些“新资产阶级份子”的地位和来源。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指控说，他们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纯粹的夸张言辞，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的精确预言。毛泽东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会产生官僚统治的剥削阶级的人。在毛之前有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其中有韦伯、托洛茨基、米洛凡·吉拉斯等人。毛关于新官僚统治阶级的观点的独到之处，不在于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无论如何，他的理论还是不很成熟的——而在于这个观点是由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提出的。这种事情过去不曾有过，将来也不太可能再出现。在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毛的这种观点不啻是异端邪说，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它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极力论证的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然而，按照毛的观点，中国的官僚确实具备了新剥削阶级的形式，他们使用政治权力侵占了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他们不是靠私有财产而是靠由他们掌管的国家“公有制”获取既得利益，通过公有制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谋取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不是通过财产所有权获得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是通过（用马克思的话说）事实上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获得的。在毛看来，他们是、或至少正在变成没有财产但却功能齐全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虽然清楚地认识到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基本的现实，并且有时也谈到这种现实，但他最终从把中国的官僚等同于新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上退缩了。因为，如果将这种立场贯彻到底，那就需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文化革命，实际上，这就要求用暴力推翻共产党国家而不是仅仅进行思想改造。尽管毛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最“深刻”的革命，他清楚地知道，一场精神复兴与一场真正的革命之间的区别；这里无疑还有感情上和政治上的限制。无论如何，这批毛泽东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曾经是他的革命同志和战友。[31]全盘否定他们也就是否定了他自己领导的革命，否定了他为之奋斗而创立的新社会。他宁可相信，其中大多数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是可以改弦易辙的，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因此，撇开文化大革命的口诛笔伐和表面的轰轰烈烈，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如说是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暴力行为，不是毛的本意，而是中国社会的条件使然。从中国是处于新官僚统治阶级统治的政治立场上退却后，毛最终又把个人的政治行为作为确定其阶级属性的标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不是由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这样的客观因素决定的，相反，是由一些更为主观的因素决定的：对其思想倾向的评价，其“政治觉悟的水平”及其政治行为等。毛泽东断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时，重要的不是过去或现在的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一个人的“阶级立场”。[32]这种定义的长处是，它既废除了已不适合1956年后的社会现实的旧的阶级划分体系，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但又没有把党的官僚作为敌对阶级看待。毛的这种阶级观与他过去的阶级划分标准完全一致，即确定某一团体或个人属于哪个阶级，主要依据他们对待革命行动、或者像在1960年代初期对反革命行动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他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以主观标准来划分阶级，容易导致任意地把政治对手划为“阶级敌人”，使人们对个人政治行为比对社会集团政治行为更关注。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三种不同的阶级理论：第一种理论反映了1956年前的社会阶级结构，它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在官方的“阶级成份”体制中仍有一席之地；第二种理论是关于社会本身会产生新官僚统治阶级的问题，这种理论是毛提出来的，尚不成熟，一些激进的追随者将之付诸实践；[33]第三种理论即是个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决定了他的阶级属性的理论。第一种理论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肯定了1956年后的社会体制，很自然地为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第二种理论隐含着有必要进行一场反对现行政治体制的革命的思想；而第三种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是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理论，即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作为一个整体是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改造，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这只能通过全面发动群众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不过，所有这三种关于阶级的理论，保守的、革命的和改良的，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意识的组成部份。他们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然而，怎样判定谁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对谁而开展这场阶级斗争？那些年间来自北京的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含混不清又常常自相矛盾，不可能提供任何答案，或者说根据不同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毫不奇怪，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政治组织和表演者，都各自采用最适合自己特殊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阶级理论版本。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混乱，对文化大革命很快成为一场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根据不同的理论和政治立场，轻易地给某些组织或个人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并进行迫害。[34]注释[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式结论。[2]何汉理：《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载《威尔逊季刊》1980年秋季号，第137页。[3]德里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困境》，《现代中国》第9卷第2期（1983年4月），第188页。[4]关于1915—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参见本书第二章。[5]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强调了“文化革命”的思想，他提出，建立新的“革命文化”是政治胜利的保证。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不破不立”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破也即是扫除传统文化，与上个世纪第二个十年时的陈独秀及其新文化运动追随者的思想同出一辙。[6]关于列宁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不同，参见迈斯纳：《俄国与中国的反传统主义与文化革命》，载格利森、凯内兹与斯蒂茨等编，《布尔什维克文化》（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9—293页。本章部分内容即引自该文。[7]列宁：《论合作社》，《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8页。[8]转引自斯蒂茨：《俄国革命的反传统趋势：摧毁与保留过去》，载《布尔什维克文化》，第17页。并不是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列宁关于文化变革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观点。一些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主张进行“文化革命”，例如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还有一些“无产阶级文化”运动领导人认为文化与“思想”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与后来毛的观点十分相似。波格丹诺夫有关文化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观点，参见麦克莱兰：《布尔什维克政策中的乌托邦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无产阶级文化论战》，载《斯拉夫评论》第39卷第3期（9月号），第403—425页。[9]正如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对斯大林发展模式进行批判时提出的观点一样。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82页。[10]在社会主义与落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明确地否定了列宁的观点，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1960年代初期，毛写道：“列宁说：‘国家越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越困难’，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国家越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33－334页。[11]列宁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官僚退化深感悲哀，他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文明程度太低。有关列宁的这种看法，参见多伊彻在《列宁的道德困境》一文中的深刻分析，该文载多伊彻：《历史的讽刺》，第167－173页。[1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40页。[13]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l期，第3—4页。[14]人们常常引用的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思想的经典表述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l卷，第669页）[15]马尔罗：《反回忆录》（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68年），第373—374页。[16]《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这是中苏论战的主要文献之一，可能主要出自毛泽东之手。文章最初是以《人民日报》和党的机关刊物《红旗》的社论的名义发表的。[17]合同工主要来自城市失业人员以及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的半失业人员，工厂、建筑业和其他行业按照一定时间雇佣他们进行劳动；与国家正式工人不同，他们没有职业上的保障，也享受不到社会福利，实际上，他们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失业后备军”。[18]卡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不平等，1958－1966》，载约翰·刘易斯主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35—286页。[19]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纽约：威·瓦·诺顿出版公司，1969年），第187页。[20]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21]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2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23]关于政治结论及其与阶级成份划分之间的关系，参见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24]《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几乎没有提及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在几年后，即1960年代初，毛批评斯大林（斯大林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观点经常自相矛盾，采取什么观点取决于政治需要）忽视阶级斗争。[25]正如理查德·克劳斯指出的，大跃进是纯粹的毛主义理念的表现，但相对来说，大跃进中并没有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其中部份原因可能是大跃进允诺要从社会主义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过渡。参见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第65—66页。就毛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人民共和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而言，克劳斯的这本书资料丰富，分析深刻，不可多得。[26]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7]毛泽东：《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2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29]毛在1962年写道：“斯大林的书从头至尾都不谈上层建筑，没有考虑人民，见物不见人……他们（苏联人）相信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谈专，不谈红，只谈干部，不谈群众。”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30]毛泽东1965年在一份蹲点报告上的批示。[31]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第150页。[32]有关毛把政治行为作为判断阶级属性的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关系问题，参见理查德·克劳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书中第5章，第89—114页的分析。[33]虽然在“文革十年”及其后，有人坚持并在理论上精心论证这一点，但毛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两年（1975—1976）才又重新提出官僚统治阶级的理论，此时他已没有时间按照这种理论采取行动了。[34]关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阶级理论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参见当年曾是红卫兵的林伟然撰写的资料丰富、颇有见地的论文《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文化大革命与阶级理论》。本文是林伟然在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六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十六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1962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的稳定，毛结束了政治隐退而复出，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新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官僚化，纠正毛批判的“修正主义”导致新形式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使党和整个社会重新树立集体主义精神。这是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试图通过党和国家的系统实现自己激进社会变革的努力。运动的起因是毛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在中国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他谈到了“反动阶级的复辟”的可能性，警告“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为了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提出要开展以1942—1944年整风运动模式为基础的延安式教育运动。[1]毛当时虽然不直接管理党的事务，但他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党的决策。他依然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重要的是，他还指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毛的观点；决议大量引用毛的话，说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中，都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号召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建设。[2]不过落实这些决议的行动十分有限，只是在1962冬季至1963初，在部分农村地区开展了小规模的思想整顿运动，以改进农村党的工作，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直到1963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才具体说明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教运动。1963年5月的决议，简称《前十条》，是一篇典型的毛主义文献。文件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衰退和集体生产的名存实亡。第二个问题是党内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农村党组织的腐败现象。运动的相应目标是恢复集体生产，加强人民公社社会经济职能，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前十条》中最主要的是提出开展“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四清”的目的不仅是清除腐败现象，而且要揭露党员干部与富裕农民串通一气、盘剥大多数农民的情况。运动方式是通过“贫下中农协会”组织去“发动群众”。为了与官僚主义和领导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斗争，决议强调干部必须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表明“我们党的干部同样都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为了克服群众和干部不关心政治的现象，决议号召开展思想再教育运动，重点是进行“自我教育”。[3]使《前十条》成为一个典型的毛主义文献，不完全是文件宣称的运动目标——因为党的所有领导人也同样关注干部腐败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问题，而是毛主义者提出在农村恢复社会主义原则的方式。文件以典型的毛主义语言表达了民粹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强调运动要依靠基层农民组织和农民的主动性，而没有强调依靠党的组织系统。决议的民粹主义思想可以用毛在1941年说的一句话概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决议最后以毛的一段冗长的话作为结论。毛警告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而且还有变成“法西斯党”的危险。毛用来描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气，几乎就是对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言：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4]党的领导人虽然同意毛关于干部腐败和缺乏集体精神的看法，但他们同时也认为，毛号召大规模发动农民，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都是一项威胁——相对他们对党政机构的控制也是威胁。官僚机构对贯彻《前十条》各项措施的反抗，在有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补充文件中得到集中体现；一个是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被称为《后十条》的文件，另一个文件（被称为《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刘少奇于1964年9月发布的。[5]两个文件都对如何贯彻毛在1963年5月的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都恰到好处地引用毛的语录。但是，这两个文件的实际目的是缓和运动的激进势头，限制其规模，最重要的是把运动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向村和公社派遣工作组（党的上级机关组织的干部小组）监督地方干部和群众，派工作组是党的传统工作方法，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普遍使用，恢复派工作组是为了限制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在农民群众普遍发动和自主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求。在《前十条》中，毛强调运动的首要步骤是“发动群众”，刘少奇则主张：“各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动，需要由上级机关派遣工作组，整个运动应该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6]在《前十条》十分强调的农民协会，在《后十条》中根本没有提及，相反，《后十条》规定，“首先应召开党内会议”[7]。与毛提出的农民应有自己的组织的观点不同，邓和刘强调党的中心作用，强调由上级组织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领导和教育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是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前提。正确地解决了干部问题，团结群众的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8]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都是以正统的列宁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成熟及党的干部的质量和纪律性，是成功的政治与经济工作的关键因素。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载体（因此也是唯一能采取正确政治行动的机构），这一信念的具体体现，就是工作组所负的使命，它是中央机关派出的代表，它的任务是约束下级党组织和干部、自上而下领导群众。相反，毛泽东从来没有以为党在思想上是一贯正确的这种列宁主义信念。一方面，他把党看成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他同样坚信，革命创造性的真正源泉是群众，尤其是农民。对毛来说，党既是群众的“先生”，但更是群众的“学生”。特别是他在1960年代初期不再相信党是革命的可靠工具后，更强调后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主要寄希望于农民，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带有自发性的革命高潮。从这种基本的民粹主义信念出发，毛坚决主张，恢复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社教运动，必须以由大多数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为基础，不能由上级机关派工作组指挥运动。1965年1月，毛主持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会议表面上是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后发表了讨论纪要《二十三条》[9]，分歧明朗化了。《二十三条》一开始就提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反映。文件中把运动的重点由原来的农村基层干部变成“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警告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还在幕后，还有一些隐藏在党（包括在中央）的高层。实际上，《二十三条》是一份对党的官僚机构及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宣战书，这场斗争要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即毛说的“我们要大胆地发动群众”，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裹足不前（他十年前谈农业合作化时用的比喻）。文件号召重新组织农民协会，要求“让群众来判断和决定”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上面不能包办。迄今一直限于纠正农村干部的具体政治和经济违法行为的“四清”，变成了无所不包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无人能置身于这场清洗运动之外。这个文件清楚地表明，毛已把党本身、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看作是政治和思想不纯的主要根源，斗争已经没有调和余地。[10]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反对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的战线已无情地划定。军队的作用随着毛对党越来越不信任，他把目光投向人民解放军。军队成为革命价值观念的主要来源地，是改造社会的榜样，是与党内官僚机构保守主义进行斗争的政治工具。当然，把国家机器中最官僚、等级最森严的常规部队，当成反对官僚主义、实现平均主义目标的工具，这本身就自相矛盾。不过，从人民解放军的独特历史来看，毛主义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不是很明显（但决不是不存在）。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不是一个职业化的军事组织，而是一支主要由农民游击队战士组成的、高度政治化和带有平均色彩的群众武装力量。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革命斗争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在这种环境下，军队的职能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打仗，军队必然同时承担政治组织、经济生产、思想教育和发动群众等多项任务。党也许指挥着枪，如毛主义的原则，但军事职能与政府职能、军队与党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是重叠的。军队不是由职业军人指挥，而是由杰出的政治家，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的。正是这种局面使人们（特别是毛泽东本人）认为，军队和党一样，是革命价值观与革命思想的载体。虽然自1949年以后，解放军开始朝正规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但这种看法没有改变。1960年代初，林彪根据毛主义的原则对军队进行了改造，使军队重新革命化。1963年，在“学习解放军”运动中，军队首次走上了平民政治舞台。军队最初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如宣扬革命战士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第一个也最著名的英雄战士是雷锋，他完全符合毛主义的道德规范，具有传奇色彩，被描绘成“毛主席的好战士”。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军人到学校、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工作，军队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更加直接了。解放军对农村的影响主要是对民兵的控制，民兵由复员退伍军人和青年农民组成。大跃进崩溃后，民兵工作一度陷于混乱，如今重振旗鼓。然而，军队干预是有限的，干预的性质也十分独特。人民解放军没有取代党和政府的职能，党政工作仍然由官方文职领导人负责；军队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也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毛对四清的结果并不满意。军队干预的动力不是来自军内，而是来自外部的文职政治层，正是这一点使其具有独特的性质。军队不是主动去干预社会事务，它为党内的政治家利用；更准确地说，是在党内毛派的号召下登上政治舞台的。毛规定和限制了军队的作用，毛让军队介入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在党内斗争中得到军队支持，但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各条战线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但不管怎样，军队干预的政治结果不是决定性的，1965年，“刘主义者”依然掌握着党政机关大权，在军队支持下的毛派，是党内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些年里，军队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任务是大力宣传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对毛的个人崇拜不是新现象，毛在他忠诚的追随者和大多数农民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但在1960年代前，人们对毛的崇拜基本上是自发的，与毛在革命历史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是相称的。斯诺在1937年就写道，早在延安时代，毛“富有魅力的生涯”的传奇故事已在苏区流传。[11]1940年代初期延安的整风运动，大力宣传毛的著作，将他的“思想”奉为经典，对毛的个人崇拜迅速升级。而1949年的胜利，毫无疑问地使毛成了“救世主”和“大救星”。革命胜利进一步扩大了毛固有的巨大个人权力和声望。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虽然不乏对毛思想的创造性和毛的领导智慧的公开赞颂，但毛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上。直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毛才感到有必要越过党的集体领导，自此，他开始创造有利于出现一个最高领袖的政治条件，培养有利于对自己个人崇拜发展的政治气氛。简言之，这些政治条件的核心，是人民的领袖通过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直接面向社会并代表社会发言，有能力克服官僚机构对领袖政策的抵制。这就是说，党的个别领导及其思想具有比党的机构更高的政治智慧。由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一事的影响，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步伐暂时放慢了。中国官方虽然也正式表态反对“个人崇拜”，但这并没有真正反映毛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1958年初的一次秘密讲话中，毛提出要区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形式，他说：“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有个人崇拜，而在于个人是否掌握了真理，如果他掌握了真理，就应该崇拜他。”[12]毛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因此应该受到崇拜，这在大跃进中得到充分表现，他在运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越过党和政府的常规机构，像一个空想预言家一样，直接向人民发出号召。大跃进的失败极大地损害了毛的神圣地位，招致了对他尖锐的讽刺和批评——主要采取借古讽今的方式。196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的官僚机构重掌权力，使毛又一次深感建立个人权威和毛思想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迫切性，这一任务落在人民解放军的肩膀上。与过去对人们对毛的崇敬相比，1960年代的对毛的个人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不久后的文化大革命表明，出于政治需要的个人崇拜，本身也成为一种政治现象。I960年，林彪开始了一场把人民解放军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运动，随后，林着手用这所学校教育全国人民——把教育过程变成神化毛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正是军队的总政治部在1964年5月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不久便以“红宝书”著称，人们对它顶礼膜拜，林为“红宝书”的再版写了前言，他不遗余力地夸大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效力和巨大威力，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天才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不久，林彪写道：“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祌原子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仅限于少数几本）运动主要是由人民解放军搞起来的，在其后的三年里，解放军出版了近十亿册《毛主席语录》，大约一亿五千万册《毛泽东选集》。供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模范人物基本上都是解放军战士，所有英雄人物都把自己的功绩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教导。1965年，个人崇拜已十分流行。被神化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思想的生产者。当斯诺于1964与1965年相交的冬天访问人民共和国时，对毛“毫无节制崇拜”的现象使他感到困惑不解：现在街上悬挂着他的巨幅画像，每一间会议室里都摆放着他的半身雕像，他的著作和照片随处可见，而其他人的照片则不见踪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时四小时的表演，毛是唯一的英雄。在演出的高潮（招待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和王后演出，共有2000名演员出演，出席作陪的主人是刘少奇），我看到一幅根据我1936年拍摄的照片复制的画像，被放大到大约30英尺高。它使我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既对拍摄的技巧感到骄傲，又因为回忆起与此相似的俄国战时对约瑟夫·斯大林的狂热崇拜而感到不安。……（在中国）对一个人的崇拜尚未成为普遍的现象，但这种趋势是确定无疑的。[13]显然，毛对这种个人崇拜并不反感。他不仅区别了“正确的”和“错误的”的个人崇拜，而且在接受斯诺的采访（1965年1月）中，提出这种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富。毛坦率地承认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但他进一步提出，刚刚在三个月前发生的赫鲁晓夫下台事件，与赫鲁晓夫“没搞个人崇拜”有关。[14]革命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早在1964年春季，毛就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必要性，当然，毛是直接向中国青年发出这一号召的，因为青年不但是未来社会的主体，而且最少受到过去传统的腐蚀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所以，青年人比其长辈更容易接受实现革命目标所必需的正确思想。因此，首次公开讨论培养“真正的革命接班人”问题是在1964年6月举行的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两年后，共青团就被作为继续革命的障碍而解散。毛提出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首次公开发表在中国对苏联进行全面抨击的一篇文章中，文章题目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5]选择在这篇文章中发表，是因为在毛主义者看来，苏联现在完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反面典型。在文章里，毛对中国有可能像苏联那样从修正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公开表示担心，毛警告说（此前只限于在党内），中国面临着“反革命复辟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有变成修正主义甚至法西斯党的危险，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要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毛提出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标准，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此不再赘述。[16]值得注意的是，培养接班人运动不仅反映了毛对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担心，还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运动的实际含义是不能再依靠党来继续革命事业。真正的接班人不是党培养的，而是通过直接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产生。这样，培养接班人的运动与“学习人民解放军”运动及对毛的个人崇拜融为一体，人民解放军和青年成为真正革命观念的代表，成为取代保守的党和政府机构的革命选择。毛对净化青年人思想的迫切需要的关注，也反映在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日益不满中。他批评说，与社会现实和革命实践相脱节的“书本知识”毒害了青年一代的身心。1964年，他提出要缩短正规的教育学制，“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7]尽管毛对正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从来就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从未像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这样，以如此尖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他批评说：“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他从传统中国的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是：“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是害人的事。”因此，他的结论是“读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真正的知识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经验，不是来自正规教育，孔夫子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孔夫子从来就没有上过中学或大学……高尔基只读过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报童出身，但他发明了电。瓦特是一个工人，发明了蒸汽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过程中自学。从上述观点出发，毛最后的结论是，“书读太多就会成书呆子”。他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旧式的教学方法与考试制度——所有他谴责为“摧残人才”的东西。[18]关于历史和辩证法的论战毛泽东关注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他们是否能够被教育成毛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当时中国许多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提倡的理论观点却加深了他对未来的担心。1960年代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和作家对诸如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人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辩证法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和论战基本上是学术性的，是在一种相对自由和开放的气氛中进行的，但从其理论内容和政治含义来看，其中的许多观点明显是反对毛主义的。[19]例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历史学家吴晗（北京市副巿长，北京大学教授）提出，传统的儒家学说，尤其是“仁”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伦理道德体系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应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所继承，这种观点恰恰与毛主义激烈的反传统态度、或毛主义要求与过去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的主张格格不入。与此同时，其它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刘杰提出中国历史并不像西方历史那样为阶级斗争规律所支配，所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是进化式过程，“仁”的学说也缓和了中国历史上的阶级冲突，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仁”的学说在当代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些观点产生之际，恰恰是毛正在强调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之时。还有一些学者就毛主义关于农民起义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提出置疑，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农民都是一支保守的力量——而在此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义正对农民的革命力量和斗争精神大加称赞。与这些非毛主义的历史观点相呼应的是文学理论。针对毛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毛主义关于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学和艺术都是某种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的观点，一些学者公开予以反驳，他们提出了一种“历史主义”理论，认为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期中，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要融合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从这一观点出发，现代中国社会的革命与非革命的意识形态将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精神，它们之间的矛盾自然得到调和，因此，没有必要人为地制造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还有一些作家质疑毛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艺术的作用是宣传革命英雄榜样、批判反革命坏人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实主义要求按照群众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毛主义所希望的形象来描写群众，现实中多数人都属于所谓“中间人物”，他们被卷入革命洪流中，夹在革命力量与旧势力之间摇摆不定。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就属于这一类人，因此应该现实主义地反映农民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不用说，这当然不是毛主义希望见到的农民形象。论战最后集中于两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如何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非毛主义学者一般都诉诸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常从历史决定论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反驳毛主义关于意识在改变历史和社会现实中起决定作用的唯意志论观点。在论战过程中，这两种不同观点的政治含义逐渐清晰。批评者指出，在大跃进中，毛过分强调主观的历史因素，超越了客观的历史可能性，毛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做法也是如此；简言之，毛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阐述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反，对毛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信念就是“主观能够创造客观”，他们不厌其烦地引证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语录，强调马克思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批评毛主义的人被指责为看不到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企图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宣扬的理论是要阻止群众依照社会主义目标来改造世界。1964年，围绕杨献珍提出的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展开的论战，是这场意识形态之争的高潮。杨是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的校长，他是一位理论家，也是刘少奇的思想代言人。围绕辩证法的论战，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认识论和其它哲学问题的文章，但问题最后被简单地归纳为杨献珍把“合二为一”作为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反对毛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毛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和永恒的；杨及其支持者则强调，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及矛盾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杨的观点为当时在政治上仍居支配地位的刘主义者及其实行的有秩序的、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而持毛主义观点的人，则支持毛强调的通过阶级斗争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支持毛关于矛盾和斗争的绝对性和永恒性的观点。毛主义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在1962—1964年提出的理论是党内修正主义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是受传统中国文化观念以及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知识分子影响的结果。但对毛来说，观念并不简单地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思想本身就是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历史力量。单纯的学术争论是不够的，还需采取其它措施改变形势。1964年2月，毛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严厉的解决办法：“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分期分批下乡下厂。”[20]1964年6月，他号召按照1957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右斗争路线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他批评说，在过去15年里，知识分子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1]毛对知识分子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十分担忧，但令他更不满的，是党对修正主义思潮听之任之。负责1964年下半年整风运动的是由陆定一、周扬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历次思想运动相比，这次整风不过是走个过场便草草了事，运动只限于彬彬有礼的学术争论范围。这倒不是因为陆定一或周扬一下子变成了知识分子自由事业的拥护者——尤其是周扬，长期以来他把自己作为文学和文化正确观念的化身，以对不同政见者的无情迫害而闻名。他们所以敷衍了事，是不想让党和国务院文化部受到毛主义和解放军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能指望党的机构的领导人对“改造”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什么特殊的热情，因为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为他们制定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毛也并没有指望他们能做什么。实际上，毛对党的状况已经忍无可忍，以至于他在1964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尖酸刻薄地说：“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必说。”[22]1965年初，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命运一样，整风运动及这场历史和哲学的论战无疾而终。1965年，持异端见解的声音沉默了，但意识形态问题并没有解决，正如毛主义者与党的官僚之间的斗争处于僵局一样。毛主义者仅在文化界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在解放军的干预下，毛的夫人江青对传统京剧进行了改造；此外，毛主义占上风的就只有形式上的意识形态领域。虽然“毛泽东思想”在表面上还被奉为经典，但实际的党政权力依然掌握在非毛主义者手中，在激进的口号下实行的基本上还是保守的社会经济政策。毛的思想和社会革命化的种种努力，在顽固的官僚机构的抵制和群众的政治冷漠中屡遭挫折。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如此之大。在这些年里，采取行动的渴望与急躁一直困绕着毛的头脑，他在1963年写的一首题为《和郭沫若同志》的词中，就流露出这种情绪，他写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全无敌。”毛的意愿不久就化成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如果把大跃进后的五年看作热月反动的翻版，那么自1966年初开始的事件就是毛反对热月党人的革命的开端。注释[1]参见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2]在全会作出的三个决定中，当时只公开发表了全会公报。其它两份决议只在党内传达。[3]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20日。[4]同上文。[5]两个文件的正式名称分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6]《后十条修正草案》。[7]《后十条》。[8]同上文。刘少奇在修正草案中，特别强调做好干部的工作是运动正确发展的关键。他的结论是：“简单地说，要教育群众必须首先教育干部，要解决群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干部的问题。”[9]文件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0]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显然想调和与毛的分歧，至少是想弥合分歧。他把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与《后十条修正草案》放在一起，统称为《双十条》。毛拒绝调和，于1965年1月制定了自己的《二十三条》，目标是针对由刘控制的党的官僚机构，因此也遭到刘的拒绝。[11]1937年，当毛泽东的名字除了在苏区外，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还鲜为人知时，斯诺对44岁的毛的印象具有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力量，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第62页）[12]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3]斯诺：《漫长的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64页。[14]同上书，第65页。[15]这篇长文首先是以《人民日报》和党的机关刊物《红旗》的社论的名义发表在1964年7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中共中央针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所发表的第九篇、也是最后一篇反驳文章。[16]简略地说，“真正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7]毛泽东1964年2月2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18]同上文。[19]有关这场讨论和论战的情况，参见戈德曼在《中国共产党的1962—1964年“文化革命”》一文中的出色分析，文章载于约翰逊主编：《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219—254页。[20]毛泽东1964年2月2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21]毛泽东1964年6月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22]毛泽东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五章新经济政策1961-1965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十五章新经济政策1961-1965在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前五年的经济政策被批判为要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倒退回“资本主义”，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党的领导人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因为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而被打倒。然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毛的路线与刘的路线之间的差别并非如此之大。把刘少奇在1960年代初期实行的经济政策与列宁在40年前在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作一比较，也许不无益处。1921年，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以恢复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正在进行的内战破坏的俄国经济。列宁坦率地承认，从战时共产主义激进政策退却到新经济政策，是要鼓励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一种“混合经济”，部分是国有经济，部分是私有经济。布尔什维克掌握着大型工业企业，也允许（实际上是鼓励）小工商业私营经济的发展。国家除了征收统一的农业税外，基本上对农村放任自流，就是说，允许小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和自由市场的自由发展。国家鼓励外国资本向俄国工业投资，即使是在国有工业企业中，也醒目地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如泰罗制[1]）。列宁的直接目标是恢复国民经济，他的长远考虑则是在基本上和平的经济竞争中，社会主义部分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取得胜利。40年后，中国领导人采取的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似。为了解决严重的经济危机和1960—1961年的饥荒，他们采取了从大跃进的激进主义大幅度退却（不是名义上，而是事实上）的政策。在农业方面，对“小生产者”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主要是允许各农户扩大自留地。在工业方面，强调企业经营中的“利润”指标，加强厂长和技术人员的权威。市场力量和巿场价格发挥作用的范围更为广泛，物质刺激比精神鼓励更受重视。不过，虽说是被批判为“向资本主义倒退”，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仅仅是早期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苍白反映。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合作形式，只允许不超过可耕地12%的面积作为自留地。大小工业企业都是国家所有，商业活动总体上依然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不允许外资进入。如果刘少奇是“走资派”，那么比起刘少奇在1960年代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列宁在1920年代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更宽，步子也更大。尽管如此，“毛路线”和“刘路线”之间的分歧十分尖锐。1960年代初实行的政策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后果——毛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后果。1960年，中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解决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威胁的迫切危机。其中一个问题是粮食的分配，中央政府机关重新确立权威，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粮食定量分配制度和发放机制，从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农业生产连续三年（1959—1961）大幅度下降。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党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放松了人民公社对个体农民生产者的限制，发动城巿对农村提供援助，农业生产终于恢复——虽说这是在数百万人死于饥荒之后的事。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被派到了乡下，激进的农村地方干部被撤职（并受到批判），士兵、学生和数百万城巿无业居民也被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自留地还给了农户，农村的自由市场重新开放。“公社化”了的个人和家庭财产退还给了农民，允许农民开发荒地，城巿为农村提供了农药、化肥和小农具等紧急援助。到1962年底，农业生产已经稳定。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先导”的口号，上述措施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实施的。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充满活力的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国家将优先发展农业，降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时对工业发展速度的要求。这是一个毛主义者和非毛主义者都能接受的方针，它说明中国将不再回到斯大林的老路，把农业隶属于重工业。然而，这个方针还有不明确之处。虽说要优先发展农业，但以什么样的社会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并不明确。此外，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城乡关系以及毛主义关于农村工业化计划的命运等问题也都有待解决。在具体政策问题上，“以农业为基础”的实际含义，还取决于由谁来决定和实施政策。人民公社的衰退放弃了大跃进，但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下来，不过，公社的规模大大缩小了。全国2.4万个人民公社分解为大约7.4万个，每个公社约有1600个农户，大约与过去的乡相当，管辖区域约等同于一个传统的农村集贸区域。[2]人民公社仍然是农村基本的行政单位，但公社的工作由脱产领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他们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但是，人民公社不过是一个政治单位，它最初的社会经济职能基本上被取消了。1960年代初期，党的文件批评了农业产品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鼓励使用物质刺激手段促进生产。农民不仅重新有了自留地，还被鼓励从事“副业”生产，在自由市场上交换农副产品。为了鼓励农民购买城巿工厂产品，公社企业的发展受到人为限制。此外，基本的生产单位逐渐由人民公社过渡到生产大队，最后到生产队。生产队一般由20—30个农户组成，相当于过去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到1962年初，生产队成为组织劳动生产的主要单位。[3]随着人民公社的商业和财政权移交给县政府，人民公社的自主性进一步缩小。县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系统，还恢复了对公社民兵、学校和医疗卫生站的领导。大跃进期间分配到公社的拖拉机和其它大型农具，重新集中在约2000个苏联式的拖拉机站管理，出租后的利润上交给国家。这个时期的政策促进了农村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规模远比40年前列宁和俄国其它领导人容许的规模还要小得多。然而，从集体经济的退却意义深远。虽然官方规定的自留地面积不得超过可耕地的6%，但自留地的实际面积比规定的多一倍。由于自由巿场上的水果、蔬菜和家畜的成交价格较高（城巿里黑巿价格更高），绝大多数农民自然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上，集体劳动只是应差了事。到1960年代中期，私人生产大概占到农民总收人的三分之一。此外，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不再搞平均主义，实行了一套复杂的工分制度，根据个人的劳动效率而不是出工时间和出勤率进行分配。无论是集体劳动的工分制度，还是在自留地经营副业生产提供的机会，都必然有利于那些有生产技能、身体强壮、经验丰富和懂经营的农民。结果是农民的收人差别不断扩大，农村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也加剧了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在196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当地干部贪污公社钱财，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生产队基层干部和一些农民（多是过去村子里的头面人物）相互勾结，在工分分配上作弊，为自己谋利。在处理农村的腐败和不平等问题上，“毛主义者”与“刘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决不像后来文化大革命说的那么大。在根除干部腐败、制止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一样坚决；他们的分歧更多是在方法上，而不在目的上。刘和党的多数领导人主张运用党和国家机构来整顿农村局面，毛和毛主义者则希望在思想和政治上动员贫农，在此基础上开展群众运动。整顿工业与农村情况相似，城巿也实行了新经济政策，采取紧急措施缓解日益恶化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在1960和1961年，关闭了部分工厂，多数工厂因缺乏原材料和物资而缩小了生产规模。大跃进期间匆忙建立起来的一大批小工厂和小作坊，效率低下，浪费紧缺资源。到了1962年，工业生产从1958—1959年的水平下降了约40%。城市里大量工人失业或处于半失业状态，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涌向城巿，使就业问题更加严峻。政府为恢复城市经济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紧缩财政。数千个小工厂和效益差的工厂与作坊被关闭，大跃进期间招工到大企业的工人多数被解雇。全国招工工作冻结。全国工厂企业的劳动力精简了一半。第二个步骤是开展“回乡”运动，运动在1962年春季达到高潮。动员城里人“回乡”，与民粹主义无关，方式也与过去的“下放”运动不同，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城巿粮食供应严重的紧张局面，与因为原材料短缺和资金不足而削减工人一样，都是出于经济需要。为解决工业现代化这一长远问题，国家在重新强调计划经济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其它措施，例如，给各企业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权、引进一些市场因素、加强厂长的权威、重视科技人员的作用，以及提倡对工人进行物质刺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总的来说，北京的中央经济部门又获得了对经济的控制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策者恢复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与地区和省级党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工厂和企业的管理层，在大跃进期间名存实亡，现在又掌握了工厂和企业的经营权，建立了一套名为“独立经营权”的更灵活和自主的体制。管理者与工人之间传统的差别重新出现，天平的重点摆向了业务上的“专”，政治上的“红”不再是第一位；工人再次被置于管理者的权威之下，但旨在提高生产率建立的物质刺激机制以及改善物质生活的前景，使他们得到了补偿。工人阶级内部的收入差别，主要不是因为改革后的工资体制，而是因为普遍地采用了计件工资制，个人的生产率越高，拿的工资和奖金也越高。物质刺激在实践上的根据，在于它以生产效率为基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提高生产率是迫切需要；其理论上的依据在于按照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分配，必然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绝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新工业政策在许多方面不过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但这不等于它全盘回到了“斯大林模式”。国家在事实上严格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政策，原来用于工业的投资现在大量地用于农业，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为了增加化肥和农业机械生产，国家对现代工业中的一些重要部门进行了改造，还新建了进行良种研究试验的科学研究所，农村电气化的方案也在实施之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策者在重返岗位后推行的工业发展计划，较之十年前他们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要更加慎重和稳妥，现在，农业的现代化成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的时期标志着中国彻底摆脱了重工业发展压倒一切的斯大林模式。面临1960—1961年如此严峻的形势和艰难的任务，应该说，经济复苏和恢复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1962年，农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在其后几年里，虽然还说不上突飞猛进，但至少是稳定发展。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1.9亿吨增加到1965年的2.4亿吨[4]，国家还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了大量的小麦作为补充。到1962年底，工业生产恢复稳定。在1963年至1965年期间，工业生产以年均约11%的速度增长，就业率年均增长7%，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5%。[5]刘少奇的政策使国民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但其导致的社会结果和思想影响却不尽人意，经济进步付出了社会代价——新形式的不平等。农村中的自由巿场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导致出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民阶层，他们常常与地方干部和官员串通一气，利用新经济政策发展既得利益，并影响执行政策的地方政府。在城巿里，出现了一个享有一定特权的、有经验的技术工人阶层，他们受益于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这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同时也使得工人之间开始竞争，削弱了工人队伍的团结；缺乏集体意识又反过来加剧了工人内部的差别和分化，由于强调专业能力和技术特长，普通工人与技术官僚精英之间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不平等最突出的反映莫过于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别。尽管有少数农民已经富裕起来，但整个农村依然十分落后，与现代化的城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大跃进期间实行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已经放弃，大多数农村小工厂不是倒闭就是不景气，这样，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工人与农民之间，又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卖给农民的工业产品（例如化肥、农用机械、布匹、食盐、煤油、火柴，以及只有少数农民才买得起的收音机和自行车）的价格十分昂贵，城市从价格差别中得益。这与毛提倡的缩小工业产品与农民产品的差价、鼓励农民消费的政策背道而驰。[6]此外，由于工业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远高于农业生产率，因而奖金制进一步拉大了工人与农民之间业已存在的收入差别。而且，发展重点放在城市的教育政策，以及医疗和其它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也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这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为了城巿利益而盘剥农村的情况相似。1964年12月下旬，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再次当选为人民共和国主席，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了新形式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赞扬了过去两年的经济成就后，他说：同时，在社会上，在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和文教部门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新的剥削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剥削分子，总是要从上级领导机关中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它剥削分子总是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7]周恩来说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指谁？不是指财产所有者，而是指那些在现存“社会主义”制度下享有经济特权、社会声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不是凭借财产、而是凭借地位和收入享有特权。新的富裕农民和收入高的工人也称不上是“新的剥削分子”，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群众间的经济差别不过是更深的社会弊端的反映而已。周的报告中已谈到（和作出判断），这种弊端的实质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产生于“党政机关”，这无疑是说，党政官僚本身即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源。周恩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还闪烁其辞，毛不久后的谈话更直截了当。1965年，他开始指责“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工农群众的压廹者。他认为，官僚机关成为产生新剥削阶级的土壤，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必须强调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已经到了谁胜谁负的关键时刻。毫无疑问，毛的这些看法受到了当时与苏联日益加深的冲突的影响——相应地，毛认为实行“修正主义”政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是，毛的担心主要源自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对毛来说，那是大跃进后实行的经济政策导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能否通过非社会主义的手段实现。从历史的非决定论和毛主义自身的思维方式出发——即不能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结局，毛相信，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的，但与此同时，道德律令要求人们必须选择与其目的相一致的手段。在毛看来，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选择使用的手段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他们正在（毛的用语）“走资本主义道路”。除了关注社会不平等和官僚阶层问题外，毛同样担心由此引起的意识形态变质问题。虽然“毛泽东思想”依然受到尊重，但这主要是出于礼仪。如果说毛在政治上被人当作“老祖宗”，那他的思想和理想的命运也不济。执掌党政权力的领导人关注的是社会秩序、政府效率、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问题，群众普遍期望的则是社会安定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处于党的领导人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大众之间的，是技术阶层和各级党政干部，他们热衷于官僚机构的职业规范，无视毛主义的政治标准。这种趋势与当时的政策和群众的普遍情绪相吻合。毛从未来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出发，提出的“又红又专”概念被完全倒置了，职业和技术专长高于政治和思想原则。人们注意到，城市群众热情响应国家关于增加生产的号召，因为这也是增加收入，为了能够购置所谓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在农村，毛主义者看到，农民的这种“不健康倾向”表现为传统宗教仪式的复活、买卖婚姻、迷信崇拜、逢年过节的铺张浪费、赌博，以及农村干部政治热情和思想觉悟的急剧下降。[8]教育在一个社会的阶层形成主要依赖于收入和地位而不是财产的社会里，教育制度对形成社会的平等（或不平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60年代初期中国的教育制度促进了社会的不平等。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巨大发展。从1949年到1957年，小学学生的数量从约2600万增加到6400万，大学学生数量几乎翻了四倍，从11.7万人增加到44.1万人。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教育政策和实践与其经济政策一样，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教育事业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目标所必需的科学技术专家，全盘搬用了苏联的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和教科书，数以千计的大学生被送到苏联深造，学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9]1950年代，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群众比在旧政权下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但是，教育资源仍然是有限和不均等的。尽管国家新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但是中学和大学的正规教学标准还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新老特权阶层——城市资产阶级残余、党政高级干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子女。此外，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资源分布也不平衡。大学都设在城巿，课程设置也主要是满足城市需求，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城巿各阶级。城市儿童一般至少都能接受小学教育，但许多农村儿童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或只能得到最起码的教育。大跃进期间实行的教育政策，目的就是通过新的教育计划，重点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克服上述教育不平等现象。根据大跃进提出的“让群众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目标，短时期内便建起了各种各样的“半工半读”学校、“红专大学”和工人农民业余学校、夜校。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下，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了六年制的小学和三年制的初中，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当地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把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目标。1960年代初期，取消了这些平均主义的教育政策，恢复了1950年代中期的做法。财政紧缩迫使许多穷学校关闭，城巿和农村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受到限制，许多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下马，农村地区的小学和中学的管理权从人民公社转到了县教育局，这样，中央教育部门恢复了对农村教育体系的管辖权。中学和大学强调通过入学统一考试录取新生，这种做法显然有利于城巿享有特权的集团成员的子女，有利于城巿青年，而不利于农村青年。实际上，出现了城市和农村的双轨制教育体制：农村地区的孩子在上完小学以后（并非所有孩子都能上完[10]），如果还想继续上学，多数人进不了全日制正规中学，只能进“农业中学”接受农业知识培训；在城巿里，建立了一些特殊的重点中学，培养少数受到特殊训练的学生，补充技术知识分子队伍和官僚精英阶层，学生的首要职责是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在较好的中学和所有大学里，政治教育和参加生产劳动的要求只是流于形式。总之，1960年代初期的教育制度比十年前更加精英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别。正如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反映和强化了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别一样，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其它社会部门中，情况也是如此，最典型的是卫生医疗部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消灭和控制流行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建立现代医疗体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政府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在以预防为主，通过发动群众来提高环境卫生和公众卫生水平。不久，政府就自豪地宣布，新中国已经消灭了天花、霍乱、斑疹、伤寒、鼠疫、麻风、性病和吸毒，结核病和大多数寄生虫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国家投入巨额资金修建医学院校和医院，而过去，医院主要是靠西方慈善机构维持。从1949年到1957年间，国家建立了800多家西医医院，使医院床位从共和国成立时的9万张增加到30万张。受过正规现代西医训练的医生数量由1949年的4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15万人，此外，还有17万护理人员。到1960年代初期，每年约有2.5万名从医学院毕业的新医生。[11]成就虽然惊人，但并非人人同样受益。城巿居民享受着比农民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城乡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差别（与1960年代初期许多其它领域一样）十分触目，而且还在不断扩大。正是这种状况使毛在1965年警告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巿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巿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办法也是为了城巿。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12]所以，这个时期建立在非毛主义方式基础上的经济成就，导致了与毛的平均主义理想不相容的社会与政治结果。经济进步付出的代价，是官僚和技术精英集团的出现，是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新形式的不平等，是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结果。1963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纠正热月党人路线的第一次尝试。注释[1]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美国人，首先提出科学方法管理工业。细分为时间管理、功能专务分工、标准化等项。——编者注[2]乡的界线一般是按照传统的“标准集贸区域”划定的，通常由十个左右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联系密切的村子构成一个市镇，这一观点是由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巿镇与社会结构》一文中提出的。文章载于《亚洲研究杂志》1964年第24期。[3]这些措施是根据中共中央在1960年11月发布《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即“十二条”）和1961年3月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规定草案》实施的。[4]赵冈：《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1949—1965》（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42—260页。虽然赵引用的数字是1961年为1.6亿吨，1965为2亿吨，但反映的增长速度还是一致的。[5]里奇曼：《共产党中国的工业社会》，第615页。[6]这是毛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观点：“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负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和正确的工业产品价格政策……工业产品的交换，在我们这里，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和稳定物价的政策。”（参见毛《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记录稿——译注）[7]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吿》（196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1965年1月8日。[8]《乡三级干部会议报吿》（1963年2月9日）。引自包瑞嘉和泰韦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49—57页。[9]1962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构成情况，反映出国家对科学技术教育的高度重视。根据官方统计，在17万毕业生中，只有7000人，即只有4%的学生是学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工科毕业生有5.9万人；理科毕业生有1.1万人；农科和林业专业毕业生有2万人；医疗卫生专业有1.7万人；其余5.6万人毕业于教师或师范学校，师范院校的专业也是以理工科为主。小学与中学的情况也类似。在1962年的17万名毕业生中、只有1000人考上了研究生。不过在1949年以前，除了个别医学和专业研究院外，中国没有一所研究生院。1949年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比较慢，但其学术起点较高。多数有志读研究生的学生都赴苏联攻读，还有部分学生赴东欧国家攻读。[10]据报道，1965年，有3000万学龄儿童未能接受任何正规教育，其中多数是农村儿童。（《人民日报》，1965年5月18日）[11]赛德尔：《医疗与公众健康》，载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的发展经验》（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3年），第110—120页。有关人民共和国医疗发展的特殊观点，参见洪若诗：《赶走一切的害人虫》（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9年）。[12]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就卫生工作的谈话。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四章官僚的复辟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十四章官僚的复辟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官僚化的趋势产生于所谓社会革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里，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明显。当然，庞大的苏联官僚是最奇特——也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共产中国也不例外。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和复杂的官僚机构，因此，中国不可能免于源自历史的官僚传统和现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官僚本质的影响。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摧毁了以腐败和残暴而昭著的国民党官僚政权，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官僚的社会条件。实际上，与大多数其它现代革命的命运相似的是，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实现工业化的驱动，革命胜利后的进程成为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进程。1950年代，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实行，共产党官僚机构迅速发展膨胀。新设立而规模庞大的党和国家机构，比起中国历史上任何官僚机构，都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官僚的增长和常规化进程在大跃进时期暂时中断，但大跃进悲剧结束后，官僚化进程又卷土重来。尽管在对二十世纪共产党政权历史的研究基础上，人们普遍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官僚联系在一起，但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官僚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社会主义根本前提的观点，并没有任何联系。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社会各阶级进行斗争的产物，官僚机构是国家最典型的组织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官僚机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是对人类社会权力的滥用。官僚国家植根于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生活的“非社会本质”中，植根于“这种私有制、这种商业、这种工业、各个巿民集团间这种相互掠夺……因为这种割裂状态、这种卑鄙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典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1]所以，社会主义要求废除国家和官僚机构，正如以废除它得以产生的阶级社会为前提一样。马克思最初期望：“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的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2]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马克思认识到，在某些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各阶级都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国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独立性，自主的官僚机构能够统治社会。[4]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条件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还会继续存在。他对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乐观预言确信无疑：“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会失去政治性质。”[5]正是从上述观点出发，马克思称赞1871年的巴黎公社，称它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组织政治权力树立了榜样。也许，马克思对巴黎起义过于浪漫化的分析，以及他的《法兰西内战》—文，如我们所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和行动，并且，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再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法兰西内战》—文中，他强调，胜利的工人阶级应当摧毁，而不是简单地接管他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僧侣和法官”。他赞扬巴黎公社采取的做法，是把政治权力全部归还社会的反官僚措施，由普通的劳动者从事必要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由群众选举产生，直接对群众负责，只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薪金，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或特权。[6]简单地说，这就是马克思为解决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中的官僚问题提出的对策。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凡是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国家，非但没有缩小官僚权力，更谈不上开始国家消亡的进程，相反，比起革命所推翻的官僚机构，新国家的官僚机构的规模更大、职能更强、本质上也更加独立。人们通常注意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官僚化对革命后社会的威胁。但是，我们同样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发生。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正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存在着滋生强大官僚国家的历史条件。在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在俄国革命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机构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和专制。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不过是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随着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列宁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多伊彻把这种状况称为“官僚肆虐的不散狂宴”[7]。在共产党夺得政权后的中国，客观历史条件为官僚的生长提供了比俄国更肥沃的土壤。中国是一个经济更落后的国家，一个典型的农民社会，一个各社会阶级都十分弱小的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比俄国更少，在政治上不如俄国无产阶级成熟，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纤若游丝。此外，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传统。革命本身则在一个完全是民族主义的环境下发生，无论是在客观历史现实里，还是在中国领导人的主观世界中，都与国际革命毫无关系。总之，1949年的中国，苦于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社会的基本条件，有的只是易于产生官僚的社会土壤。除上述条件外，在长期饱受政治动乱和贫困折磨的中国，政治集权化的必要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官僚化的发展。此外，有产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和资产阶级的灭亡——虽然这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扫除了官僚化的最后障碍。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存在着社会阶级差别，不如说仅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差别，就是毛所说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8]。随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领导者”不但垄断着政治权力，而且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条件下，官僚机构不可避免地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统治力量。不过，人民共和国的统治官僚的权力相对受到限制，没有发展到像苏联那样极端的程度。官僚化的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因素是革命传统的影响。一方面，1930年代和1940年代形成的平等和平均主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按照仍在实行的“群众路线”的要求，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要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二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在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声望。他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和与人民之间保持着的特殊个人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所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制约着官僚化的发展。有关毛反官僚主义的动力和性质，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还要探讨这一问题。这里，只要注意到对毛反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解释就足够了。如果认为毛是真诚地厌恶官僚组织和官僚程序，而不是简单地出于权宜之计，那就会看到，五四运动初期，毛在信奉马克思主义前，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他后来又为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吸引后，进一步强化了他受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把巴黎公社作为理想模式，对毛的影响尤为深刻。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一直号召大家学习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另一方面，一些分析家倾向于否定毛受到这样的思想影响，他们认为，毛的反官僚倾向，不过是受世俗的实际政治利益驱动，目的是粉碎党组织对最高领袖者的仲裁权威构成的威胁。按照这种看法，毛本质上是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翻版。无疑，毛与斯大林一样看重保持自己凌驾于党组织机构之上的个人地位，但他的方法完全不同。斯大林惯用操纵不同官僚部门之间互相争斗以维护自己的个人至尊地位；毛则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反对官僚政敌，1955—1960年间发生的革命复兴就显然属于这种情况。例如，1955年毛发动合作化运动时，他拿出了革命年代的民粹主义精神，撇开党的官僚机构的领导，绕过新国家的正式官僚部门，直接号召群众开展合作化运动。双百运动对根深蒂固的官僚既得利益的特权构成明显的威胁，毛特别指出，“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求“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时，威胁的意味更突出。大跃进的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含有深刻的反官僚内容，因此遭到官僚的强烈反对。1950年代后期的革命并没有克服官僚主义，但确实限制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权力的发展。然而，1960年大跃进的向后退却和毛退出政治舞台中心，导致党和国家官僚权力卷土重来。处于纯粹为生存而挣扎的境地的群众，情绪十分消沉，厌恶政治。毛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被人们当成耳边风。情绪低落、厌恶政治的群众，正是官僚主义得以盛行的重要条件，这就是大跃进后中国的情况。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和物资供应紧张，交通运输和物资流通混乱不堪，国家计划受到破坏，饥荒的威胁，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毛主义者重新开始强调列宁关于纪律、秩序和组织观念的原则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人们对毛式的群众运动普遍颇为反感，希望经济稳定，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回归秩序就是当时的要求和气氛。因此，官僚统治的恢复具备了强有力的客观和主观条件。1960年代初期，官僚化支配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但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发生地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党控制着国家行政机关、军队和所有的群众组织，控制着城乡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从1960年到1965年的中国共产党及其1700万党员的历史，就是按照列宁主义关于政治组织的根本原则、特别是关于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基本原则来重新塑造党的历史。党是高度集中的组织，由具有真正社会主义觉悟的领导人指挥，像军队那样精确地行使职能，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组织（列宁曾誉为“总参谋部”）用纪律管束党员干部，党员干部以纪律管理和组织群众进行有效的行动。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性质的思想，与群众的“自发性”是不相容的。至于党和群众的关系，用列宁的话说，党存在的目的，就是“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9]正如党的领导人训练和用纪律约束党员干部一样，党员干部则同样以纪律来训练和组织群众。恰恰是毛主义高度评价的“群众自发性”，被指责破坏了革命后社会的稳定，尤其是损害了党的权威。到大跃进结束时，党的组织结构被严重削弱，党员意志消沉。党员干部把更多希望寄托在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的领导上，他们最关心的是恢复党的列宁主义权威和正统，重新确立牢固的领导路线，全面恢复党对社会的控制。[10]从流行的列宁主义观点来说，这些步骤是解决经济危机和恢复社会秩序的迫切的根本前提。党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把大跃进的灾难归咎于基层党员干部（大多数是受毛主义影响的农村干部），他们指责基层干部缺乏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无视群众的要求、愿望和不满情緖。当时，群众已经丧失了对激进社会行为的兴趣，处于贫困境地的大众需要的是秩序和稳定，所以，这类指责很容易为群众接受。许多地方干部被撤销职务，留职的干部则被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党组织下达的命令，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不是党的过错，而是一些党员的错误所造成。这样，暂时保住了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面子。一方面是基层干部（直接与群众接触的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和居民委员会的干部）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党的中高层机构的权威——特别是省、地区和巿党委的权威提高了，这个层次的党委是由党委书记领导，他们通常都是中央委员，直接对中共中央负责，他们成为自己管辖区内最有权势的人物。1960年，成立了直属中央的各大党区的委员会，过去在党内生活中作用不大的监察委员会重新受到重视，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并成立了培训党员干部的各级党校。党内生活比过去更加强调列宁主义的严格组织观念，强调服从党的纪律和程序，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及其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则是权力阶梯的顶端。在1961—1962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恢复列宁主义党的精神的重点，是恢复“民主集中制”，核心显然是“集中”。由于党牢固地掌握着国家机构的关键部门，党的领导人多数同时也是政府部门领导人，所以，党的日益集权化和官僚化，也就意味着国家机构的日益官僚化，还意味着上级党组织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控制不断增强，中央各经济部门恢复了对城巿工厂和其它大企业的管理权威。大跃进后党的人事制度也反映了这种官僚集权化和职业化的趋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充当先锋的激进的农村干部受到处理，重新起用了一批在1957—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清洗的干部。新吸收入党的主要是有技术和管理才能的专家，阶级成分和思想觉悟这些一度是决定性的因素已成为次要因素。在这样的环境中，党吸引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这种环境也有利于滋生党内的个人野心家。1957年春季，毛在“大鸣大放”中邀请党外人士对党提出批评，批评的主要问题就是官僚化、机会主义和野心。1960年代初期，官僚化的趋势只不过比五年前更明显一些，实际上，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基本上是1950年代初期趋势的继续，大跃进的乌托邦主义和民粹主义只是暂时地中止了这一趋势。官僚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党政干部被分成30个级别的体制被制度化；相应于干部的不同级别建立了一整套等级工资制；党政机关的干部职能分工更加专业化；革命干部转变成官僚职员和管理者；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迅速发展；官僚的职业化和职业的专门化；普遍生成的官僚机构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所有这些现象都于大跃进前植根，又在大跃进后的几年里进一步发展。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组织转变为保护和维持自己既得利益的专业官僚机构，那么，党对维护官僚机构由之产生、并受官僚机构统治的社会也有同样强烈的利害关系。要维护社会的存在，首要的是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不论官僚机构有哪些弊端，但在使中国摆脱经济困难、重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民经济方面，党的官僚机构却显示了它的长处。通过恢复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控制，给生产者提供物质刺激，依靠整顿后的列宁主义党组织的效率，北京领导人在非常短的时问内就成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北京的中央各部委重新建立了对现代工业经济部门的集中控制和计划，厂长和技术专家（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权威得到加强。上级党组织对人民公社乃至整个农村经济实行集中指挥，在对经济生活进行集中控制的同时，为了提高群众士气，促进生产发展，对工人和农民进行物质刺激方面，地方生产单位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工矿企业，这意味着进一步加大内部的工资差距，实行奖金制度；在农村，这意味着鼓励农民发展自留地，恢复自由巿场，默许向巿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到1961年底，城乡经济已基本稳定，生产在连续三年下降后开始回升。濒临崩溃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效率和官僚运作的精确性。※※※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模糊。他依然是党的主席，但他既没有控制党的机构，也不再决定党的政策；实际上，党所奉行的政策与他提倡的越来越不一致。毛的口号和语录依然到处被引用，但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毛主张的社会目的，而是为了促进国家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革命和党的领袖，毛依然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却不再是国家的领袖。当毛出现在党的会议上时，人们对他的讲话习惯地报以“热烈的掌声”（根据官方的记录），但多数党的领导人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激进的毛主义与党的官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毛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击败彭德怀后，便马上退出的党的日常事务。毛的隐退也许是出于自愿，或至少是体面的。但是，毛之所以隐退，是因为他清楚，虽然党的其它领导人缺乏彭德怀那样的勇气，但他们对彭提出的批评意见是赞成的；他还意识到，他已无法再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继续贯彻大跃进的社会激进政策（即使他想这样做），他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崩溃的经济和沮丧的农民不可能再给他提供这样做的有利环境。这样，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落入了“热月党人”的手中，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率。最著名的热月党人是刘少奇——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国家元首、党的第一副主席、毛非正式的接班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正统的列宁主义者。另一位著名人物是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掌管着党的组织权力。随着刘邓政治地位的上升，在大跃进中曾失去权力的党的其它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威也得到了恢复，包括陆定一、彭真和罗瑞卿，还有设计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家陈云、李富春和薄一波。他们都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但多数人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他们着手取消大跃进的政策，使中国恢复到“正常”情况。1960年代初的这几年，无疑是毛泽东长期政治生涯中最失意的一段时间。虽然他仍被尊崇为革命领袖，但他不再能决定新社会的前进方向。他试图发动革命运动的努力要么受挫，要么被曲解，甚至被置之不理。由于1959年下半年做出退出第一线领导层的致命决定，毛发现他已不可能驾驭日益官僚化和程序化的党的机器。正如他后来抱怨说，他在这几年里被当成“老祖宗”。1966年，他批评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11]随着大跃进的崩溃，自己在政治权力中心又随之被孤立，毛开始苦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已不再指望立即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不再认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种突然的质变，相反，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大跃进许诺要创立的经济奇迹也成了泡影：1958年，毛宣称中国要用十五年时间达到工业化西方的经济水平；1962年，他则沮丧地得出结论：“要使生产力极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已发展了三百多年，恐怕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大概也要花这么长时间。[12]在共产主义理想凋谢的同时，毛泽东对现在的制度能否继续生存也产生了怀疑。他开始认真考虑革命成果丧失后，是否要被廹开展新革命的可能性。他认为，革命制度也许会“夭折”，为不革命的国家所取代。他比过去更执着于历史复辟的可能性。他越来越确信，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3]没有理由认为在这场“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必然会取得胜利。1962年秋季，毛提出了“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警告说：“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14]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毛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这种历史的不确定性——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信念，即意志坚定的革命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创造历史。这是人民共和国的不祥征兆。毛虽然对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不像过去那样充满信心，但他没有陷入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状态，他也不甘于被人家当成“老祖宗”供养起来。尽管他不再把党当成可靠的革命工具，或至少不把党当成原来的那个党，他坚信自己有能力通过其它方式重新点燃革命烈火。毛控制不了党的官僚，党的官僚们也控制不了毛。如果他们想让毛离开政治舞台或放弃党主席的职务，他们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可能引起内战。毛在中国社会依然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他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个人崇拜”培养起来的威望），在党内的普通党员中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中多数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党高层内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是由于林彪任国防部长，军队显然掌握在毛的手中；毛失去对党的控制，但他依然拥有权力。1960年代初期执掌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领导人，也不可能考虑撤销毛的党主席头衔。毕竟，热月党人最关注的是秩序，因此，他们致力于恢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他们无意挑起一场后果难以预测的政治危机，使混乱局面雪上加霜。他们借助于毛的名声维护国家统一，利用毛的语录达到他们建立非毛主义的社会秩序；然而：正是由于借助于毛的权威和“思想”，热月党人为自己政治上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他们竭力避免公开的冲突，但挑起政治冲突和公开对抗的是毛泽东本人。1960年和1961年，毛基本上没有插手党的工作。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从政治和思想上巩固对军队的控制。1962年1月，他结束了政治上的相对隐居状态而开始复出，在包括省、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内约七千人参加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毛在讲话中，对大跃进后几年里支配党内生活的官僚主义的方式和实践，提出了全面的尖锐批评。毛批评的焦点，是刘少奇和其它领导人在过去两年中反复强调的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原则，刘少奇就以超列宁主义和极端集中制的方式解释和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也许，罗莎·卢森堡对列宁主义党的组织纲领及其造成的“官僚枷锁”颇有预见的批评，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她在1904年写道，这种纲领要求“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这意味着“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群众运动“严格地隔离开来”。[15]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更合适的语言来描述19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方式。毛肯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合理性，但他对这一原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实际上，他把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等同于自己的群众路线，认定党已放弃了群众路线。他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给民主集中制制造了分工，“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6]这里说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指领导在制定政策时，是自下而上地作决定还是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毛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反映了他长期以来对群众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深刻信念——而正统的列宁主义理论排斥群众的自发性。与此同时，毛指责党的领导人不相信群众，对他来说，民主意味着让群众先讲话，虽然他们未必有最后的发言权。党的干部缺乏对毛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理解，表现在毛所批判的：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愚蠢。[17]持这种恶劣态度的是省、地方、县党委的第一书记——党的官僚机构的中坚，毛称他们是“独裁者”，对他们极尽批判和讥讽之能事。毛提出的另一个命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不是一个新观点，但毛说的阶级斗争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中国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毛在1957年说的，主要是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形式。现在，他告诫说：“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毛担心的不是这样的反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会重新夺回国家权力，他担心的是党的状况：“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无疑，毛对他在党的层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耿耿于怀，于是开始捍卫少数派的权利：“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他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威胁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18]据官方记录，人们对毛的讲话报之以通常的“热烈的掌声”，但这对党的政策和实践似乎没产生多大影响。1962年9月，毛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发表讲话。他在全会上的讲话（及在全会前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重复他在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些观点，特别强调为日益加深的“修正主义”危险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9]毛还号召要根据1942—1945年延安整风时的原则，对党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了毛的意见。以后的三年半时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以各种形式、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全国开展起来。毛主义者开展这场新运动的目的，是要使党和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革命化，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纠正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谓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特别是在农村的这种倾向。但是，根深蒂固的党的官僚机构，既不希望毛的领导，更不愿看到毛的群众运动给社会造成混乱，这使运动受阻，转移了运动的目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受到官僚的抵制和普遍的冷遇，增加了毛和毛主义者的担心。毛本人的挫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政治挫折。毛已无法控制他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建立和指挥的党，这使他痛心疾首。他最痛苦的是，他亲眼目睹党从一个革命工具变成保守的官僚机构，党竟然屈服于他毕生与之斗争的官僚，他对此却无能为力。对毛来说，官僚是最大的社会弊端。毛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把官僚看成社会各种弊端的产物，而是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把官僚看成为外加于社会的弊端，是社会邪恶和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认为官僚阶层是一个社会阶级，但毛却不然，1965年他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怎样认识到他们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20]对毛来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官僚统治等于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统治，或至少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根源；毛所指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领导人，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是，毛所关注的决不仅是单纯的政治权力，毛为获得政治权力而斗争，决心获取政治上至尊地位，又矢志消除阻碍他达到目的的官僚障碍，这一切也许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如果说毛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邪恶，那么官僚主义者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同样是邪恶的；如果说他无法容忍大权旁落，那么他更不能容忍中国社会正在发展的方向。注释[1]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86页。[2]同上书，第395页。[3]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89页。[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1页。（此处迈斯纳观点不妥。明确表达上述观点的是恩格斯，马克思在这处引文与其说是阐述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还不如说是为接下来阐述的国家权力的阶级性作铺垫。参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89页〕——校对者注）[5]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22页。[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98—99页。[7]多伊彻：《当代马克思主义》（旧金山：兰帕斯出版社，1971年），第201页。[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9]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66页。[10]舒尔曼指出，在刘少奇主持的几年时间里，出版了大量列宁的著作。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520页。[11]毛泽东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2]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3]同上文。[14]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5]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卢森堡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4页。[16]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7]同上文。[18]同上文。[19]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20]毛泽东1965年1月29日在一份蹲点报告上的批示。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三章人民公社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1960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三章人民公社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1960 1958年初，在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八年之际，毛泽东确信中国已成功地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诚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实际上，毛认为这种斗争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但倒退回资本主义、或至少是倒退回旧中国社会的现实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对中国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任务已经完成——至少毛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中国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前进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也正是“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断革命”论要求的进程。毛泽东宣称：“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1]新任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对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号召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几年前才刚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还处于初创阶段。毛同意中国依然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但正是从这一事实出发，他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结论。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巩固，那对毛来说，这恰恰为向更高的社会阶段发展提供了机会，没有必要停下脚步去巩固既存的制度。他相信，正是相对不成熟的社会制度，为更大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性。相反地，毛认为一个社会制度越是巩固，变革的阻力也越大。毛比过去更加强调“思想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毛在有系统地对斯大林和苏联理论进行批评（一直未公开发表）时，指出：“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2]在进行社会关系的革命变革中，毛主义的指导原则是“趁热打铁”。[3]巩固现存的制度——从而拖延向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前进——无疑于停滞和倒退。 毛认为，经济落后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障碍。195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穷二白”理论，论证了落后是进行革命的有利条件。不久，他又进一步发挥说，经济越落后，就越容易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改造。[4]当然，毛也对经济落后感到忧虑——因此应该正视和克服经济落后，但是，消灭经济落后要与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变革同步进行。在发动大跃进时，毛号召开展“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既创造经济奇迹也创造社会奇迹——但后者不以前者的实现为先决条件。实际上，正是社会关系和思想的革命转变解放了人的生产力，为“技术革命”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证经济发展方式与共产主义目标可以协调一致。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时，毛提出：“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现在，他更坚定地相信社会革命是经济革命的必然前提，“无产阶级化”必须先于“机械化”。 要试图理解1958—1960年发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事件，重要的是把握毛关于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些观点。对毛及其追随者来说，“大跃进”（几年前就用过这一词，但只是指生产的迅速发展）现在不但具有经济含义，而且有社会含义。它表达了毛既要使社会关系发生质变、又要使经济发展出现“跃进”的意愿。毛主义认为，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和思想目标与迅速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目标是密切相关的，前者被认为是后者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在大跃进时期，毛主义明确地否定了斯大林的正统观念，即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与迅速的经济发展相结合，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相反，在毛看来，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立即采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培养人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是超越经济落后条件的前提。也正是在大跃进时期，毛主义成为一种把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规定的经济前提两相分离的学说。 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7年底，运动在1958年初的几个月主要集中于增加工业和农业产量。这场旨在“多快好省”（大跃进时最流行的口号）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是根据195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毛主义“同步发展”的经济战略开展起来的。在提高重工业生产指标的同时，这种战略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了加强地方当局和基层生产企业相对的自主权和决策的权威，部分中央官僚经济部门被解散，在“精兵简政”的名义下，机关办公室大门紧闭，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从事体力劳动。思想教育和道德说教取代了物质奖励，再加上“三年苦干换来共产主义千年乐园”的激励，成为鼓励工人和农民更努力地长时间工作的主要手段。不依靠行政命令，而依靠社会动员来组织广大群众，是运动突出的组织特点，大跃进带有很强的军事工作色彩，人们把“向大自然宣战”的大跃进，比做革命年代的战争，它们都需要同样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工业领域的大跃进以“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三年前宣布的，但在大跃进前基本上没有实行）为标志。根据这个方针，发展现代工业，以本土技术为主的、劳力密集型中小工业并举。对大工厂的工人来说，这个方针意味着增加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对某些工人来说还意味着收入减少），以完成更高的、不切实际的生产定额。新工业方针“第二条腿”的最典型的特征，是发动城乡亿万人进行的“土法”大炼钢铁运动，在新劳力密集型工业项目中，大炼钢铁是声势最浩大、浪费也最大的项目。其他一些小项目，特别是农村当地的小化肥厂和小煤矿等，虽然声势不大，但更能适应农村的需要。 在农村，家庭自留地的面积缩小了，集体劳动的规模和强度越来越大。数百万城市干部和技术人员来到农村，帮助农民建立和发展地方工业。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被组织起来修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兴修水利工程运动”开始于1957年秋季，到1958年初的几个月，水利工程规模空前浩大。 如果说毛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期望是“乌托邦”式的，那么他们关于中国人民正准备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更是天方夜谭。随着大跃进运动的规模和强度日益增大，毛主义者致力于寻找一种既能实现经济革命——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新型社会组织。他们找到了人民公社这种形式。1958年夏季，毛主义者把人民公社当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组织。 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夏季和秋季，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和五亿农民的生活；但是，人民公社并不是某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产物。公社化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在狂热的运动过程中，许多最重要的政策都是仓促制定、或是由当地干部就地决定的。运动的自发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公社化如脱缰之马，势不可当，进一步加剧大跃进的经济混乱状况。 人民公社虽然是毛的新经济战略，并为与共产主义即将来临的乌托邦空想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但没有证据说明在大跃进开始时，毛心目中就已有了人民公社的考虑。仅仅是在大跃进开始前的几个月，毛还预期需要五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巩固现存的农村集体合作社。[5]1958年初，毛在讲话和文章中都没有用过“公社”的概念，他也没有明确提倡对社会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改造。尽管195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决定发动大跃进时，曾号召把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更大的单位，但这一要求主要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此前几个月开始）的组织需要，与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全面开展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毛也只是到了1958年夏季末才发现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干部和贫农自下而上的自发激进行动，与毛和毛主义者自上而下的激进空想主义构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1955年合作化运动时的情况十分相似，两种力量相互壮大，使运动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其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超出发动者的预期。第一批人民公社于1958年4月出现在河南省的试验基地。尽管没有北京毛主义领导人的肯定，就不会有人民公社这种尝试，但最初创造公社形式的显然是当地合作社的积极分子。7月夏粮大丰收后，河南、河北和东北一些地区迅速兴起了合作社并为人民公社的运动，这时的并社基本上还是由地方自发进行组织。公社化运动虽然没有得到党的正式批准，也没有中央指示，但它得到了毛主义领导人在思想上的鼓励。创刊不久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1958年7月1日发表了毛主义理论家、毛的个人秘书陈伯达的文章，陈在文章中首次用“人民公社”的概念来形容湖北省不断发展壮大的合作社组织；他说，湖北的人民公社成功地把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培养了新型的“多面手”人才，他们“边干边学……懂得一些普通的科学技术知识”，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结合”，在学习先进生产方法的同时，还学习和掌握了基本的管理技能。因此，人民公社正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目标，为“我国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开辟了道路，陈伯达又把这些成就归功于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6] 7月初，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发表了长篇讲话，用更激进的口吻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他还大量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毛的语录作为论据。他用近乎千禧至福的词藻描绘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公社化运动，把革命高潮归结为“先进农民”的创造性，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他还把人民公社的观念和思想也归功于毛：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毛泽东同志关于公社的这种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得出的结论。[7] 根据陈与毛的个人关系和思想联系来判断，陈在《红旗》上发表的文章，标志着毛同意（不代表中央必然同意）了正在兴起的公社化运动。到7月下旬，当刘少奇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开始视察北方各省的公社化情况时，运动已全面展开。8月初，毛本人又进行了视察，为公社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动力。报纸显眼地刊登了毛对公社的颂扬以及把人民公社推广到全国的号召。所以，当政治局委员们出席8月17至30日在海滨疗养地北戴河召开的“扩大会议”（除全体中央委员外，还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巿的党委书记）时，他们面对的是又一个既成事实，许多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各地正以更快的步伐，争先恐后地建立新的人民公社，报刊早已公开广泛地宣传毛对公社的高度评价。虽然党的许多领导人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但他们除了正式批准已经发生的事情外，别无选择；不过，会议的时间长度表明，他们是在激烈的争论后才同意的。 8月29日在北戴河，党的领导人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批准了人民公社化的决议。决议提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已经普遍发展起来”，“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决议批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承认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决议认为，“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的规模较为合适。决议虽然接受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制度普遍化、或至少在农村普遍化的主张，但也反映了非毛主义的领导人所持的保留和怀疑态度。决议指出，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防止“强迫命令和急于求成”，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此外，决议强调人民公社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虽然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为“逐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好准备，但对于什么时候实现过渡却含糊其辞。实际上，决议的意思是需要数十年时间，决议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不仅包括“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还包括“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以及“收入的增加”。[8]当时发表的毛主义文章，甚至主张立即采用共产主义的劳动形式和组织形式，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指日可待，与这些激进空想的言论相比，8月29日的决议还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文件。 公社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和激进程度都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期。年底以前，有75万个合作社匆匆合并成了2.4万个人民公社，几乎所有农村人口都加入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官方规定的要大得多，平均每个公社由5000个农户（约三万人）组成。不过各社社员数量不均衡，少的社有5000人，多的社超过了十万人。许多公社无视8月决议的规定，在社会生活、劳动组织和分配方式上，都采用了共产主义形式。 1958年夏季和秋季是大跃进运动发展的高峰阶段，人们对经济繁荣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希望最大，群众的热情也最高。也正是在这期间，那些延滞了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目标成了直接的目标，毛主义领导人宣布这些目标很快就会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包括“国家自行消亡”的空想在内，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遥远未来，而是时代的迫切任务，而实现这些史无前例任务的担子落在了人民公社的肩膀上。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把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结合在一起”的、将“工农兵学商融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组织。通过把工业和农业、教育和生产、经济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人民公社承担起了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赋予“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变革任务。在大跃进时期的毛主义文献里，人民公社不但是生产的组织者，而且是“生活的组织者”，它不仅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手段，也是当时正在中国形成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雏型，这种雏型将成长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 人民公社还被视为既是共产主义新人的产物，又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组织，他们“又红又专”，行使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职能，具有建立新社会所必需而又重要的“共产主义觉悟”。紧接其后，毛主义又宣称，他们“每个人都是脑力劳动者，同时又是体力劳动者。每个人都能成为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乌托邦的论点和段落，被广泛引用来支持这种设想。在公社化运动初期，引证最频繁的莫过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偶然提及未来时对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我就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未来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这些乌托邦理想赢得了农民的积极响应，无疑使他们为实现这样的理想而自愿奋斗和作出牺牲。所以，在公社化初期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毛泽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正常渠道，在他本人与群众之间、在他的关于人民公社的乌托邦理想与群众对社会变革和经济繁荣的渴望之间，建立起暂时的直接联系。 早在人民公社之前，1957年秋季开始的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已使农村的劳动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来自不同村庄的农民组成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接受军队式纪律的管束，从事特定的劳动任务，像现代工厂一样进行分工和分配。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规模庞大的生产大队（一般由数千农民组成）逐渐定型，其功能也由农业生产扩大到经营新建立的公社企业和大规模的建设工程。生产大队下属有十多个生产队，一般情况下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公社则负责协调各生产大队之间的工作。从理论上说，人民公社基本上是自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单位。 农民组织成生产大队后，相应地也要对农村的社会生活进行直接而意义深远的变革，这种变革被称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进步措施。由于男性劳动者都从事兴修水利、大工程建设以及在新建的农村企业工作，农业生产普遍缺乏劳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是吸收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生产。虽然这种措施是为了缓解劳动力紧张的压力，但其结果却是向男女平等前进了一大步，因此也被说成是人民公社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目标之一。一些措施把妇女从传统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从事农业生产，以及通常由农村老年妇女营办公社食堂和幼儿园等，被说成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农村男女劳动力都被发动起来参加生产劳动，农民实行了新的公社集体生活形式，这些虽然暂时改变了农村家庭生活的原有模式，但农村家庭还是维持原样。某些混乱状况主要是由于男性劳动者被派到远离自己村庄的地方从事工程建设，与妻子儿女分离而引发的。但是，与当时西方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情况正相反的是，中国并没有废除传统的家庭结构，他们也无意这样做；即使是最激进的毛主义者，也坚决维护核心制家庭，一如他们一直受到极端清教徒性观念的束缚一样。 家庭结构虽然保持稳定，但家庭的自留地却不走运。对共产主义的期望越高，彻底废除个人财产、实行社会平均的呼声就越高，此外，实行普遍的集体劳动方式的逻辑结果也强化了这种呼声。由于绝大多数男女劳动力都参加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时间和精力照管自留地和家畜。1958年初尚占耕地总面积7%的自留地，到同年底实际上已被取消，变成了公社财产，家庭饲养的猪和家禽也充了公。在人民公社化搞得最激进的地方，社员家中从锅瓢碗罐到钟表、家具都成了集体财产，上交给了公社——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 下一步就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来分配剩余农产品，即扣除国家税收和用于再投资、福利事业后的农产品。尽管官方在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规定，人民公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要根据每个人的劳动量进行分配，但是，如何确定集体劳动中的个人劳动量，其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当时狂热的气氛下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简单地平均分配、或按照实际的和想象的个人需要进行分配，委实更容易得多。年底时，国家制定了分配比例，规定30%的产品实行按劳分配，70%的产品实行按需分配，但这个规定实际执行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实际上，由于缺乏资料，很难判断公社化初期的激进做法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得到实践，因为在国内外，广为人知的只是那些最激进的“模范”公社；在现实中，人民公社之间在规模、财产甚至性质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一些公社不过是原有集体合作社改头换面的形式，另外一些公社则迅速采用了所谓共产主义制度，唯一普遍的特征是密集型的集体劳动和漫长的劳动时间。 当时采取的激进政策和做法只是昙花一现，然而，当时实行的新的工业政策和教育政策，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新工业政策是推进“农村工业化”，新教育政策是以“边干边学”为原则的新的农村教育体制。毛主义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实行这些政策的理论根据。马克思虽然不愿意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绘制蓝图，但他确实曾笼统地描述过（他极少这样做）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相应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情况。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他提出了工人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后应采取的十条“普遍适用”的措施，其中包括“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和“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地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谈到教育政策时，马克思敦促实行“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普遍原则。[9]虽然毛主义的政策并非必然地出自马克思著作的启示，但这些政策与马克思提出的、并在经典著述中从理论上反复论证过的措施是一致的。当然，毛主义是在与马克思的设想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这些措施的。 建立人民公社所属的小工业的计划取得了正面的成就，但不应把这些成就与1958年开展的“土法”大炼钢铁运动的奇观混为一谈。土高炉浪费了大量人力，不久就被放弃了；但与此同时建立起来的声势不大的农村其他小型工业，却往往充满活力和创新。这些小型工业依靠当地的人力和原料资源，采用较原始的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别的地方不生产的小商品，充分利用了本来有可能浪费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好地迎合了当地农村的直接需要，实现了建立这些小工业的目标。虽然这些小工业最初免不了存在浪费、低效和失败的现象，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通过公社经营的制造和修理农用工具的小企业、生产化肥和农药的小化肥厂、小规模的发电站以及当地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中国农业从这些小工业中受益匪浅。无论是农村社会还是国民经济，都从地方煤矿企业、小炼油厂的生产以及地方生产的消费品中，获得了利润，它们正是后毛时代取得巨大成功的“乡镇企业”的前身。 新教育政策与重视农村工业化发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由地方兴办的各种业余教育学校——“红专”大学、夜校、业余培训项目以及各式各样的“半工半读”学校。地方办教育的指导原则是“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提供从事地方小工业生产所必备的基本技术知识和文化知识，为以后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作准备。教育计划以当代中国关于教育的激进观念和经验传统为依据，包括五四运动时为年轻知识分子提供的“半工半读”学校（毛当时也参加了这种学校）、民办学校和延安时代的其他教育模式。[10] 新型的农村学校体制除了服务于当地直接的需要外，还被视为实现毛主义“让群众成为技术的主人”的理想的手段，减少了农村对城巿专业大学和学校的依赖，抑制了技术知识阶层的增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目标作出了贡献。在当时乌托邦精神的感染下，各种基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被形容是“用来培养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保证他们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新人”[11]。报刊宣传说：“红专和业余大学不仅仅是为了适应暂时的需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这种新型学校不但是结合两者的理想形式，而且“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教育的萌芽”[12]。新教育体制还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马克思说：“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恩格斯也曾设想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13] 公社化运动中的空想色彩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它还同样浸染了政治领域——毛选择“公社”这个词作为新型社会组织的名称决非出于偶然。“公社”一词源于马克思对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把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样板。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公社”一词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政治权力和组织形式的概念，即武装的劳动群众砸碎了既存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即马克思说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后，用人民的“劳动组织”取而代之，把国家篡夺的社会权力完全归还给社会。在马克思对公社的描述中，武装的人民群众代替了常备军和警察；国家官僚机构被摧毁，代之以行政职能和立法职能合一的群众机构；行使社会必要的行政职能的不再是被任命的官吏，而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劳动人民的成员，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只领取一般工人的薪金，没有任何特殊地位和特权，处于人民的经常性监督之下；国家权力不再是集权制，而是掌握在由各自治地方公社组成的“自由的联邦”手中。[14]政治权力经过这种改造后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由此，马克思勾划出通向无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轮廓，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本身也不复存在。毛主义在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人民公社时，也正是持这样的理论。 马克思的巴黎公社模式在毛主义实践中的反映之一（扭曲的反映），是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军事化。毛在1958年1月宣称，“我们的革命就像打仗一样”，到7月，公社的农民像部队一样组织起来，在大喇叭播放的进行曲伴奏下，排队出工劳动。当时流行的口号不但要求群众要集体化，而且还要“军事化”、“战斗化”和“纪律化”。虽然工作的军事化，在理论上是以马克思关于由武装群众支配的共同体公社为根据，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这种做法使农民筋疲力尽，他们不得不忍受难以忍受的体力消耗和不断延长但不切实际的工作时间。 与马克思关于公社的设想尚算一致的，是恢复了民兵并武装农民，这些做法与人民公社化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正好吻合。[15]在当时官方的宣传中，把国内“与自然的斗争”和对付外部入侵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如1958年8月的《红旗》社论所说： 现在农业劳动中的组织军事化，虽然并不是为了对人间敌人，而是为了对自然进行斗争，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斗争中，互相转变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外来的敌人敢于向我们袭击的时候，就动员全民的武装，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这些敌人而进军。[16] 虽然在金门和马祖岛爆发直接战争的危险很快就过去了，但民兵运动一直继续到1959年底，有二亿人参加了民兵，3000万人配备了老式的步枪。[17]全民皆兵的复兴（根据废除常备军的巴黎公社理想采取的行动），不久就引起了关于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的一场政治斗争。 也许，人民公社化最激进（人民公社一时非常接近马克思的巴黎公社模式）的方面，是它具有改组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职能。1958年发表的毛的理论文章，强烈地主张要把人民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尽管公社中没有什么无产阶级。[18]人民公社取代了乡政府行使管理职能，官方对此的解释是为了使公社成为“行使国家权力职能”的政治单位，它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最理想的组织形式”。[19]毛主义强调，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把“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结合在一起”、“融工农商兵学为一体”的组织。毛主义还特别强调，人民公社具备把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和基本的“国家权力机构”结合起来的统一功能，又称这是使国家的内部职能（至少在理论上是由人民公社行使）逐步走向消亡的开始。[20]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广为宣传的所有乌托邦目标中，最富有空想性质的莫过于“国家消亡”，但这也许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它适应了农民传统上摆脱官僚专制统治、获得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心态。 当时发表的毛主义理论文章经常引经据典，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1958年9月，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是这方面的典型，文章说：“人民公社与乡的合并，即把经济组织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这与巴黎公社非常接近。”[21]比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模式的影响来说，更重要的是毛主义在理论上赋予人民公社的政治职能和人民公社化的现实，对现存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的职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假如人民公社真的按照毛最初设想的那样发展，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即像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时所说，将那些被国家篡夺了的社会权力归还给劳动者。人民公社化反官僚主义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在大跃进前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很快便对这种威胁作出了反应。12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他们捕捉到第一个遏制人民公社化激进势头的机会。这次会议是处理有关农村经济和组织方面面临的困难问题的，这些问题恰恰是在毛主义鼓励下的农村干部匆忙贯彻毛的政策时所造成的。 第一次退却 1958年夏季，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农民的热情普遍高涨，人民公社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实施的。但到秋末之后，由于粮食短缺，运动受到挫折，农民的劲头也明显下降。人民公社的草率建立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缺少有专长的人员去管理整个公社复杂的财务工作以及新引进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来自富裕合作社的农民，对与贫穷合作社合并后的平均主义十分不满，为了发泄不满，他们没有把牲畜交给公社，而是宰了去吃。社员们普遍对任意摊派劳动、分配不公、食堂的低效率管理及其他公社机构十分不满。由于农业劳动力都被抽调参加工业、水利和其他工程的建设，农业生产常常受到忽视，造成粮食短缺。国民经济的计划被打乱，导致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和分配失衡，负担过重的交通运输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财政政策的制定以浮夸的生产报告为基础，工业原料奇缺。地方干部的“命令主义”使劳动成为一种强制行为，而不是人的自觉活动。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而延长劳动日，使农民精疲力竭。人民公社化的现实，与大跃进最初依据的合理使用劳动力的原则背道而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的公社生活和自愿参加劳动。 由于经济困难日益严重，群众不满情绪也渐增长，党的领导人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会议，研究如何稳定经济的问题。12月10日，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基本上还保持夏季和秋季的高调，重申人民公社将是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22]但决议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旨在限制公社化中社会与政治激进行为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克服了毛的反对后通过和实施的，标志着一场激烈政治斗争的开始，而斗争亦在第二年夏季达到高峰。 武汉会议决定采取的重要措施，包括重新明确以“生产大队”为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位，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公社化前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合作社，虽然工厂企业还归公社所有。决议详尽地论述了（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别，明确规定人民公社依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产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决议强调，共产主义道路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进程，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水平为前提，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决议警告人们不要急于求成，不宜过早地采用共产主义措施，也不可幻想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决议还相应地要求恢复房屋、家具、生活用品和小家具等家庭财产的个人所有权，恢复自留地作为对粮食生产的补充，把小家畜和家禽还给农民。为了抵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充当急先锋的当地农村干部的影响，中共中央还要求重建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关在农村的权威。 1959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进一步淡化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建立了中央对运动的严格控制。这些会议与武汉会议一样，都是由刘少奇主持。武汉会议上，中共中央宣布了毛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决定，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接任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趋势。毛还担任着更为重要的党主席一职，但他已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党的机构。他后来抱怨说，自从武汉全会后，他就“大权旁落”了。[23] 毛也许被别人当作垂暮之人般对待，但他本人却依然十分活跃。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围绕着人民公社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辩论，毛主义者试图重振大跃进激进主义政策的做法没有成功。4月，毛个人向地方党委发出指示，批评武汉会议的决议。但是，12月会议后开始的退却仍在继续，到1959年夏季，大多数人民公社仅是形式上的管理机构。公社食堂已被废除，农民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自留地上，农村私人集贸市场（1957年下半年被取消）又重新出现。虽然北京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恢复中央计划和政治控制，但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原材料短缺和交通运输困难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生产，春季和夏季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旱涝灾害（受灾面积达全国可耕地的一半），使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蒙上不祥的阴影。 随着经济形势日趋严峻，毛主义者和党内其它领导人的政治斗争也日益激烈。斗争围绕着毛主义者后来说的“两条道路”展开：一条据说是复辟资本主义，另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这两条政治路线还有待于进一步划分。8月初，在中共中央于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斗争首次（还有多次）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庐山会议 在庐山会议上，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前途、毛的政治未来、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围绕这三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后来暂时得到解决），毛泽东与彭德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彭德怀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家，自从1928年率部到井冈山与毛会合后，他在军队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959年春季，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各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成为庐山事件开始的序幕。彭向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表示了自己对大跃进政策和毛的领导的不满（恰恰与苏联的不满巧合）。彭和其他军队领导人认为，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国防政策及中苏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军事安全需要一个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使彭领导的职业化军队实现现代化），需要尖端武器和苏联的核保护。大跃进对此构成了威胁，它破坏了中国的工业和技术发展及中苏同盟；而且，毛关于大力发展民兵的思想亦对职业化军队构成了更直接的威胁。 6月中旬，彭返回中国后，即对大跃进的各项政策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他的批评集中体现在一个月后直接写给毛的《意见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计划的崩溃、党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各种强制性的经济和政治措施，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毛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24]。 尽管彭不可能参与任何所谓俄国人反对毛的密谋，但看来毛和其他领导人不这样认为。因为恰恰在彭6月结束对苏联的军事访问回国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的中苏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向中国提供现代军事技术，据说还包括一枚原子弹样品。也正是在彭呈交他的《意见书》时，赫鲁晓夫于7月8日在波兰发表讲话，首次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是那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或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幻想的产物。[25]无论如何，毛确信，彭德怀已经“背着祖国，里通外国”了。[26] 应当指出的是，毛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作用并不是全面肯定的。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就土法大炼钢铁运动（他说这是场“灾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进的过于仓促作了自我批评：“我是一个1070万吨钢，9000万人上阵，这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27]然而，毛的这个讲话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既作自我批评，又从总体上捍卫大跃进的政策，特别是人民公社，既号召继续推进公社化运动，又诉诸政治威胁。他依然认为，农民中有着极大的“共产主义积极性”，重申自己对人民公社及其前途的信心（又承认自己在过去犯了错误）。他否认他本人和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同志：“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毛进而提出了他最严厉的政治威胁，他说，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行了，“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28] 毛非常尖锐地划分了两条政治路线，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政治局和中央可以选择的政策范围。毛不仅迫使党在他与彭之间作出选择，而且还把他个人对党的领导问题，与他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他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不可能冒一场大规模政治动乱（也许甚至是内战）的危险去解除毛的职务，他们除了重申毛的最高政治地位，至少在形式上支持他的政策外，别无选择。尽管毛不在乎一场全面的对抗以求彻底解决问题，但他的绝大多数对手毕竟要维护现存秩序，不想火上浇油，在经济混乱的情况下再制造政治动乱。他们没有彭德怀那样的勇气，无论刘少奇和其他人如何赞成彭的批评意见，但支持彭会引发难以预见的后果，所以，他们都转向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 这样，当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正式召开时，彭发现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他对大跃进的批评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毛决意让彭在政治上名誉扫地。由于党的领导人普遍怀疑彭卷入了赫鲁晓夫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党内无人敢拒绝毛的要求。对绝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无论内部分歧有多大，在涉及中华民族主权和独立原则上，他们的态度与毛一样坚定。因此，庐山会议通过了谴责“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把这一事件与1950年代初期的高岗反党阴谋联系在一起，谴责他对大跃进的批评是诽谤。彭被撤销了国防部长职务，他的支持者也分别被撤销了军内领导职务。9月，当时比较出众的毛主义者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8月26日发表的《庐山会议公报》十分坦率地承认了大跃进的失误，公报特别批评了当时已经放弃的土法炼钢铁运动，批评了无视中央计划和指示的现象；公报还承认，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核算程序，1958年的生产增长额被严重夸大。官方宣布的粮食产量从原来说的3.75亿吨降到2.5亿吨，而实际的粮食产量可能只有2.15亿吨。[29]此外，庐山会议决议号召继续开展大跃进运动，重申了人民公社的合理与合法性。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被归咎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排谤人民公社的成就，夸大人民公社的缺点。决议要求重新恢复公社食堂，缩小农民自留地面积。不过，庐山正式批准了武汉会议的决定，把生产大队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公社所有制的理论至少在当时被否定了。 1959年秋季到1960冬季继续进行的大跃进，不过是这场运动的回光返照。毛在庐山会议上的胜利很快就被事实证明只是徒具其表。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旱涝灾害席卷全国，歉收后粮食短缺接踵而至，使毛的号召和思想鼓动化为泡影。面对严冬的威胁，农民开始抵制公社食堂和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士气低落的农村党员干部也不再愿意强制推行这些措施。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还不时以大跃进的词藻作为点缀，但此时采取的政策实质，是审慎地从人民公社向后退却，官方默许了物质刺激和自由市场的再现，农村生产组织也退回到以小队（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互助组）为基本生产单位。由于城巿中也发生粮荒，工业生产因原料供应和分配问题而严重受到影响，直接的经济需求取代了空洞的社会理想，成为指导城市工作的原则。前一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时的乌托邦狂热和群众的积极性不复存在，现在，人们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 到了1959年底，毛不得不承认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被迫接受了（非常不情愿地）结束大跃进的必然结局。在11月下旬传达到农村党组织的毛的一封信中，他不再谈及促使大跃进发动的“不断革命”原则，而是淡淡地要求人们要注意“现实的可能性”，这封情绪低落的信意味着大跃进的寿终正寝。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毛虽然还担任着党中央主席一职，但他已悄然退出了党的日常事务管理和政治生活。由政治地位日益突出的刘少奇主持党的工作，党和国家组织重新建立自己的权威，毛默许了这种情况。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毛此时已不再认为党是进行革命社会变革的可靠工具。1959年9月，他指责说，“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30]。同年底，他也许得出了“资产阶级”（他使用这一概念并不严格）已经支配党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到1960年，毛已不再全面统治着党或是国家，不再决定具体政策。庐山会议上的胜利硕果仅余他的门生林彪对军队的控制。 ※※※ 大跃进的最后一幕是1960年初在城市中建立“人民公社”，但此时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与大跃进初期相比已完全不同。1958年夏季和秋季曾在城巿中建立了一些人民公社，但城市的公社化运动到1958年12月就停止了，原因是城巿生活的复杂性及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城市公社化运动比在农村受到的阻力更大。[31]1960年在城巿再度建立人民公社，用的还是大跃进的乌托邦口号，但目的已不再是社会革命，而是为了经济生存。城巿人民公社是为了解决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短缺采取的权宜之计，它的作用是重新组织供应和分配渠道，将城巿里的失业人员、青年和妇女组织起来，在仓促建立起来的车间里生产日用品，或在城市郊区的菜园子里种庄稼。农村人民公社尽管只是表面形式，但还是一直保留下来，而城市的人民公社则在1961年经济形势好转后就立即全部取消了。 然而，在形势好转以前，中国的城巿居民和农民不得不忍受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灾害最严重的一年；1960年的自然灾害比上年更严重。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严重的水灾，黄河（水量只有常年的三分之一）流域中下游地区饱受旱灾之苦，害虫威胁着农村大片地区。全国60%的农田都遭受涝灾或旱灾，农业生产直线下降，饥荒威胁着整个国家。工业生产由于经济作物被毁而下降，交通运输情况恶化。大批劳动力被抽调到灾区救灾，但由于食物短缺日趋严重，劳动群众的体力衰竭，情况普遍恶化。 1960年夏季，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了在中国约二百五十个企业工作的1400名科学家和专家，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几年后，苏联官方才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然，真正的原因是中苏关系恶化。在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后，撤退专家的行动加速了两国的最终决裂。俄国人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放弃“苏联模式”的做法感到愤怒，而中国对在1958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9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联人袖手旁观愤恨不已。1959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在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了“峰”会后访问中国。他对人民公社的冷嘲热讽以及彭德怀事件，不仅加剧了两国的敌意，而且也恶化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关系。赫鲁晓夫访问结束后，两国也没有发表例行的会谈公报。但是，1960年4月，中国方面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专著，可能出自毛之手。这部专著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策问题上独立于苏联的公开宣言。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党代会上，赫鲁晓夫激烈地指责了中国，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击苏联，中苏分裂正式公开化了——至少是在各国共产党面前公开化了。几星期后，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他命令苏联专家撤返回国，而且显然指示他们连技术图纸也一块带走。 这一举动不仅震惊了中国人，连苏联专家也都感到吃惊。化学家米哈伊尔·克罗契科——他也是苏联两次派往中国的科学代表团成员——这样形容说： 作为1960年被突然令人吃惊地命令回国的人员之一，我可以证明，对这一行动感到气愤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我认识的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和专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对合同尚未到期就被要求回国感到十分不安。当驻北京的苏联代表说，让我们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感到不满时，其他人和我一样，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吃惊。实际上，我们中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能过得像在中国这样好。我们的中国主人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一再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走，追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不走。 ……到9月初，除了少救几个外交人员和贸易官员外，已经没有一个苏联公民留在中国。[32] 克罗契科生动地描写了苏联对中国的桀惊不驯所施的惩罚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 突然撤退专家意味着大批工厂停建，使许多在建的工厂陷入一片混乱。按照俄国图纸建造的工厂得不到相应的配件。在俄国人帮助下建造的矿山和电厂也不得不下马。由于俄国人同时中止了交付计划和设备的合同，新的计划项目也被迫放弃。在经常决堤的黄河修建一个发电厂和水利设施也是被迫放弃的项目之一。[33] 对经过了两年自然灾害、农业歉收和组织上的普遍混乱的中国来说，俄国突然中止技术援助是对中国经济的又一个沉重打击。这样，中国“亲密的社会主义盟国”给中国1960—1962年间的“困难时期”雪上加霜。由于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2亿吨急剧下降到1959年的1.7亿吨，1960年又下跌到1.44亿吨，饥饿笼罩着中国大地。1961年粮食产略有回升，但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大跃进前的水平。只是到了1970年代初期，人均粮食产量才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34] 众所周知，1960年代初期，粮食短缺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疾病，夺去了许多生命。人们一直以为，这个共产党国家建立了一套有效合理的粮食储备制，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量进口的小麦，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现象。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后毛时代，开始出现目击者关于当时各地饿死人情况的叙述，官方也含蓄地（但拐弯抹角地）承认当时发生了饥荒。[35]此外，1980年代初期官方发表的死亡率统计数字表明，1959—1961年死亡率大大上升，人口统计学者据此计算，约有一千五百万人死于与饥饿相关的原因。考虑到还有别的因素，一些学者估计死亡人数达三千万之多。[36] 不幸的是，饥荒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适现象。贾斯珀·贝克尔在他关于大跃进饥荒一书的第一章（题为“中国：饥饿之邦”）中写道，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有记载的“主要”饥荒就达1828次，随着时间推移，饥荒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1876年，中国北方的一次大饥荒，导致1300万人死亡，按人口比例来计算，死亡率比大跃进时期还要高。[37]贝克尔写道：“对在前半个世纪在中国的许多（外国）人来说，饿死人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的事了。”[38] 多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人们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彻底根除了中国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饿殍遍野现象。在事情过去二十多年后才逐渐为世人知晓的大跃进的真实历史，打碎了人们的这种信念。虽然当时的饥荒程度和范围至今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血的代价”[39]。 作为大跃进的主要发动者，毛泽东无疑要对大跃进导致的人类灾难负上主要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像现在流行的对毛的看法那样，把毛比作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的刽子手。事实并不像贝克尔或其他人所暗示的，指毛是有意要屠杀农民。[40]非故意并没有预料后果的政治行为——无论其后果有多严重，与有意识的、自觉的屠杀比较，两者在道义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抹杀这种区别，无助于理解这类世纪灾难的道义准则。 除了粮食短缺外，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气氛也是导致运动最后悲剧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上级党组织要求发射卫星的强大压力下，农村干部谎报农业产量的数字。各级官僚机构都刮起了后来说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得到的产量数字远远超出实际产量。即使是后来进行的“核实”生产结果的运动，得到的产量数字也是被极力夸大的数字。在农村有大量余粮这种错误的假定下，国家放弃了一直实行的稳健政策，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征购（即农民必须以国家规定的低价向国家粮库交购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产量已大幅度下降，但国家征购的粮食定额却增加了。[41]直到1960年后，北京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削减了国家征购的粮食定额。然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着大片农村地区了。 地方干部竭力掩盖粮食短缺和饥荒现象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在大跃进初期，政治上的考虑迫使他们夸大粮食产量，现在，在大跃进快接近其悲剧性的尾声时，他们唯恐承担经济失败的政治责任，又极力掩盖日趋恶化的地方形势。在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政治环境下，心怀恐惧的地方干部向上级隐瞒了农民的艰难困境，[42]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许多遭受天灾人祸的地区始终没有得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物资来得太晚，数以百万计人因此而死亡。 多年以来，毛主义一直把大跃进的失败（就其承认的失败而言）归咎于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毛本人十分清楚地看到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巨大差别，也看到他提倡的政策与实行政策的方式之间的巨大矛盾。1959年2月，他在谈到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实践时，提到了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毛病。”[43]在同年晚些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了（也含自我批评）公社化及抽调劳动力中存在的草率和混乱情况、干部的“命令主义”以及对中央计划的破坏。他承认，当时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44]。然而，毛与那些将他视为导师的农村地方干部相似，对个人政治上的考虑最终压倒了对农民福祉的关注。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决清洗了彭德怀，继续坚持开展对彭批评的激进政策，似乎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业绩。在毛的坚持下，“共产风”再度刮起，造成巨大的人类悲剧，毛对此无疑负有主要责任。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人们曾寄予巨大希望。中国因此赔上惨痛的经济和生命代价后，1960年，大跃进以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败而告终。大跃进留下的是一份苦涩的遗产，它使农民和共产党之间的彼此信任荡然无存。大跃进加速了中苏联盟的破裂，使中国在国内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又面临一个日益险恶的外部国际环境。中国南半部为充满敌意的美军基地包围（从南朝鲜、日本、冲绳、台湾直到东南亚），现在，它的北部又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无论是国内危机还是国外威胁，都要求有非凡的治国之才。但是，当中国进入又一个十年时，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却陷入一场势不两立的内部斗争之中。 注释 [1]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3]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 [6]陈伯达：《新社会，新人民》，《红旗》1958年第3期。 [7]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红旗》1958年第4期。 [8]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8号。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22页。 [10]关于民办学校的情况，请参见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70—274页。 [11]张光春：《半工半读降低教育质量了吗？》，《时事》第20期（1958年7月1日）。 [12]金浩：《驳斥对红专大学的诘难》，《中国青年》第13期（1958年7月1日）。 [13]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308页。（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本中，本条注释均为《哥达纲领批判》，但按页码查找，并无引文，应为误。——校者注） [1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98—100页。 [15]1958年8月下旬，在中美日内瓦会谈破裂后，中共开始大规模炮击国民党占据的金门和马祖岛。美国威胁说要针对中国采取海空军事行动，中国则更坚决表示要解放台湾。炮击在一个月后结束，中美又在华沙恢复了会谈。 [16]《红旗》，第7期（1958年8月）。 [17]施拉姆：《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78页。 [18]人们也许注意到，在谈及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性质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取代了“人民民主专政”。 [19]参见毛主义理论家关锋的文章：《简论人民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哲学研究》1958年第5期。 [20]参见1958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吴芝圃：《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红旗》1958年第8期。 [21]吴芝圃：《论人民公社》，《中国青年》1958年9月9日。 [22]决议一开始就说，人民公社是“融工农商兵学为一体”、把政府行政与公社管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决议宣称，人民公社为“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为国家的内部职能的消亡开辟了道路。参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见新华社1958年12月18日消息。 [23]参见毛泽东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24]参见彭德怀八届八中全会给毛的《意见书》。 [25]在此以前，苏联公开的评论只是不点名地批评大跃进和毛泽东，常常是以批评布朗基主义式共产党人的名义进行的，说他们不懂得历史发展必然的阶段论。只有一次引人注目的例外，1958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会见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时，公开表示他反对人民公社。汉弗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新闻界，12月下旬，纽约《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欧洲版发表了这一消息。1959年1月12日，《生活》周刊也转载了这一报道。此事令苏联领导人尴尬至极。 [26]毛泽东1959年9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7]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28]同上。虽然毛很具体地谈了自己和别人犯的失误和错误，但他无意作过多的自我批评，他指出，即使是孔子和马克思也会犯错误。 [29]1959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到1.7亿吨，1960年只有1.44亿吨。 [30]毛泽东1959年9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1]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决议还是要求把“旧城市”转变成“新城市”，但推迟了这种转变。原因如上所述。 [32]引自《中苏分裂——撤走专家》，载多伦多《国际杂志》1971年夏季号，第26期，第556页。当然，克罗契科不会在苏联写对这些往事的回忆。1961年，他获准在加拿大进行政治避难。 [33]同上文，第559页。 [34]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表4.2，第149页。 [35]有关大饥荒时期中国一个地区的情况，《中国的饿殍》一文作了详细的描述，作者匿名，英文版由白思鼎作序，参见《纽约书评》，1983年6月16日，第36—38页。类似事件可见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1996年）。 [36]班尼斯特：《中国人口的变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年）。 [37]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第9—11页。 [38]同上书，第13页。 [39]转引自白思鼎：《斯大林主义、饥荒与中国农民》，载《理论与社会》第13卷第3期，第343页。白思鼎在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饥荒及其原因。 [40]贝克尔虽然没有这样直说，但在他这部很有价值但充满瑕疵、而又缺乏史料支持的著作中，他的基本看法是毛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旨在对付农民的战争。在他的结论部分，他专用了一节错误地解释和谴责儒家和毛对农民的刻骨仇恨——但却没有提供任何与两者相关的史料证据。他写道：“据党的文件记载，在大跃进开始时，官方认为，必须把农民作为敌人来对待，因为他们阻碍历史进步。所以要剥夺农民及其权利。对农民的轻视要追溯到孔子，他认为农民作为‘小人’是不可教的，因此只能受剥削。”（本书译者译）参见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第309页。 [41]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表2.1，第34页。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2亿吨急剧下降到1959年的1.7亿吨，但粮食市场（主要是国家存储）的粮食，却从5200吨增加到6400吨，即从约占总产量的31%增加到1959年占总产量的45%。有关“浮夸风”的原因及这种反常现象造成的悲剧后果，参见白思鼎：《斯大林主义、饥荒与中国农民》，第350—360页。 [42]有关地方干部为什么要掩饰粮食短缺和饥荒及这方面的例证，参见白思鼎：《斯大林主义、饥荒与中国农民》，第360—369页。 [43]毛泽东1959年3—4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44]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二章大跃进期问的经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十二章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大跃进的发展战略完全基于毛主义所说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但毛并没有设想仅凭革命热情就能带来现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乌托邦狂热的还有典型的毛的经济发展理论。考虑到当时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毛的经济发展理论并非像现在人们通常形容的那样不合理。要理解大跃进的经济原理，有必要区分毛的经济发展理论与这种理论在大跃进时期的实施方式。这种区分部份是人为的，因为毛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充分展现出来。但是在分析大跃进时，先作一定程度的抽象分析也许更为合理，因为在想做的事情与实际可以做到的，两者存在巨大的差距。归根结底，对毛主义者的最终的评价，与对所有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必须以他们所做的、而不是他们想做的事情为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独特的毛主义理论正是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中形成的：第一个问题是日益严重的城巿失业和农村半失业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酝酿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未能提出解决办法。第二个更普遍的问题是如何加速“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由于几乎得不到任何可观的外国投资，问题就变成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国的主要资源，即人力资源；这又带来了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效率问题；除了城巿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以外，毛主义者还质疑继续依赖苏联发展模式是否适应中国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第三个问题，人们普遍承认中国需要“技术革命”，问题在于，在不允许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阶层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人口、失业与半失业问题困扰现代世界经济落后国家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的速度更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留给当代的遗产，不仅有现代城巿和落后农村的“不平衡发展”现象，还有扭曲发展的城市经济和畸形的社会发展。在城巿里，集中着虚弱的、结构失衡的工业基地，聚集着大量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现代经济边缘的贫穷而肮脏的地方。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大都市，随处可见这种可怕的社会现象。1949年前中国大城市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最初几年的统治中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中最糟糕的混乱情况，但他们未能解决城市中更根本的“人口膨胀”问题。虽然城巿工业和城市无产阶级的数量在1950年代迅速增长，但城市人口从1949年的5700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1亿人，并不全是城市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果。大量的城市新居民来自涌进城巿、但又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城巿失业与半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多数经济决策者都认为，迅速发展的工业会给城巿迅速增加的人口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这种设想的基础上，他们拒绝进行生育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被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放任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只是在双百运动时期相对自由的思想气氛下，人们才认真探讨人口控制问题，并允许计划生育的提倡者公开发表意见。即使是毛本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最初版本里，也简单地谈到要提倡人口控制。[1]官方对此事的兴趣表明，他们逐渐开始承认工业化解决不了人口问题。而把城市居民送到农村的形形色色的“下放”运动，亦不过是加剧了农村的半失业问题。1957年，由于前一年秋季歉收，再加上农业合作化的不协调结果，大量农民涌向城巿，城市的失业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同时，精简机构运动、军队人员大量复员转业、中学毕业生上大学的名额削减等，使就业情况更加恶化。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规模下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缓解城市里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不过下放的名义，当然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或农村的失业与半失业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城巿失业是当时经济政策中固有的问题，不可能很快就得以解决。即使是在毛非常乐观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里，也设想用五至七年的时间达到城市的充分就业。中国更正统的经济计划者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承认今后的失业率会越来越高，每年失业人数可能会达到500万人。[2]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继续强调发展大规模的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工业，意味着更高的失业和半失业率。1958年，毛主义的新经济战略，是要把发展的重心从资金密集型转向劳力密集型——从重工业转向相对投资少、主要依靠劳力投入的农业、轻工业和小型工业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失业问题；与此同时，这一方针本身还旨在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的经济发展战略来看，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但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负担，相反还是经济财富。1957年初，毛还热衷于人口控制，到1958年初，他则宣称：“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3]这样，便解决了关于人口控制的争论，计划生育的鼓吹者再次被指责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异端。劳动力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苏联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为建设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前提的现代工业基地筹措资金）的任务主要是靠剥夺农民完成的。斯大林有意识地决定从“集体化”的农民身上拿走工业发展计划必需的资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创造一个巨大重工业基础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人们相信，现代工业基础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产生“辐射”效应，最终使整个经济现代化。和苏联的情况相似，195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资金也主要来自农村。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广大农民依然处于生存的最贫困线边缘，在这情况下开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并继续采取斯大林的发展战略，正如第二个五年计划所提出的，这样能否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很成问题的，至少，继续照搬苏联模式，就意味着实行越来越强制的剥夺农民的政策。避免因城市利益去剥夺农村，是毛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尚未充分发掘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农民），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也更合理地分配投资。1958年采取的经济方针，不是要放弃重工业的发展，更不是一般地对现代经济采取卢德派[4]的否定态度。中国人的确希望像钢铁、化工和机器制造业这样的资金密集型战略工业能够比以往发展得更快——但不能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相反，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将共同发展，以“同步发展”——大跃进的主要经济方针——的方式快速发展。对先进的工业部门还将继续大量投资，但与此同时，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三个经济部门将有机地共同增长，互相促进。概言之，毛的战略是，促进轻工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至关重要，农业产量提高了，又会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家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的根本前提。在三个经济部门有机地相互促进的理论基础上，毛曾说过：“你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那你就要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5]从这一观点出发，产生了把“同步发展”作为建设现代经济最快途径的政策。“同步发展”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世界中显然都是最好的发展道路，但毛的政策是否可行尚有待观察。没有人会质疑所有经济部门以当时流行的“多快好省”为发展愿望，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一般认为，现代工业某一部门的迅速发展只能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发展为代价——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也接受这种理论的社会结果。但如果不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怎样才能为轻工业和农业的“大跃进”提供资金？毛主义回答说，同步发展的关键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正确的思想指导，就能在一场全面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利用尚未充分开发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工业中新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和农业，不但不需要新的投资，还可以创造出资金，这是毛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中国的主要人力资源、特别是尚未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位于农村，所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战略重点是农村而不是城市。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即使是在最好的年景，也只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一部分；如今，促进农村的工业发展将会使农村的劳动力充分得到利用。农闲季节时大批剩余劳动力，将转向所需资金不多的中小型工业，农村里诸如粮食加工业、工具制造、简单的消费品生产、页岩油生产以及小化肥厂等劳力密集型企业。也将与农业生产一同发展。这些地方性的工业项目，不仅可以有效利用农村的人力资源，而且还使工业企业更接近原料产地（从而减轻了对简陋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压力），消费不适合城市大工业使用的质量差的原料，鼓励立足于当地需要和条件的技术革新，加快支持大型建设工程和工业项目的资金积累。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被认为是符合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的选择。地方工业的发展会促进中国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农村的工业化将是消除工农差别和城郷差别的第一步。毛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经济权力的下放为前提。1957年秋季，曾进行过经济权力下放的工作，当时中央政府及其经济部门把相当程度的管理权限下放到省巿一级和大型企业（与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的改革相似），但比较起来，1958年实行的毛主义政策更加彻底，要全面剥夺中央官僚计划部门的职权，把经济权力下放到基础生产部门。毛主义认为，要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人力资源，就必须下放经济权限，由地方行使经济决策权。只有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组织中参与经济计划，才能充分发挥他们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权力下放和强调地方的发展，不意味或至少不表示要放弃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涉及到现代经济部门更是如此。国家甚至还制定了更加宏伟的重工业发展规划——“两条腿走路”的新工业方针，设定以本地技术与本地资源为基础，同时实现内地大工业和中小工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中小型工业都是劳力密集型企业，所以不会影响到对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技术革命通常人们说毛泽东的“反技术的偏见”，不是说他对现代科学技术有成见，而是说他对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担心。事实上，大跃进宏伟的经济蓝图，正是以快速采用大量先进的和中等的技术，以科学知识普及和教育发展为前提，没有人比毛更重视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在发动大跃进时，毛在欢呼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同时，对国家的经济落后感到痛惜，1958年1月，他宣布：“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6]然而，对毛和毛主义者来说，经济目标不能脱离社会和政治目标。虽然没有人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和迫切提出异议，但毛主义者关注的是怎样掌握，及由谁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毛担心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过分依赖苏联的技术，1956年，他警告说，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7]。这里说的“外国”，无疑是指苏联。1958年，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全面地批评了模仿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说：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喝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8]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付诸实施后，毛决心打破对苏联的技术依赖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不仅因为苏联提供的许多技术不适应中国的情况，尤其不适应新经济战略重点发展的农村小型工业，而且主要因为担心中国对苏联经济和技术的依赖会导致政治上的依赖，这种心理也是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映。[9]此外，经济和政治依赖会导致心理依赖，心理依赖又遏制了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在毛主义看来，照搬外国的东西会使人的精神受到束缚，产生消极思想，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以及生产力的解放），需要“自力更生”精神。因此，毛关于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的要求，是旧的民族自尊心与新的经济考虑两者结合的反映，这种要求蕴含着大跃进时期的主题——“自力更生”的原则。虽然党的多数领导人和非党内的知识分子与毛一样，希望结束照搬苏联模式的状况——实际上，双百运动中人们就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其中许多人对毛提出的技术发展方针持保留态度。毛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在不依靠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情况下，自行发展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党的经济计划者而言，这种方针近乎于荒唐；对技术专家来说，这是对他们职业的威胁。但对毛来说，科学技术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事物，如果对之不闻不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导致技术精英集团的形成，培养官僚主义，产生社会不平等现象。虽然党的领导人在1956年就免去了科学技术的“阶级属性”，毛在1958年1月又恢复了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的联系，他警告说，关于“红”与“专”的关系，容易产生不问政治的倾向，“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10]在毛说的“技术革命”里，只有政治而不是技术人员，才能保证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符合社会主义的目的。两年前，即1956年，在谈到技术人才时，周恩来认为问题主要是技术知识分子人数太少，缺乏专业技能。而毛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不产生特权技术阶层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毛提出的解决方式出奇地简单以致于流于空想——工人和农民群众自行掌握现代技术。而且，这些还将是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实现的，边干边学，掌握必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再把新学到的知识，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直接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不会再有什么“专家”，只有“又红又专”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新一代能工巧匠，才会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既能从事科学和文化工作，又能从事体力劳动。这样，就会产生毛说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所以，“又红又专”不是简单地意味着获得了技术专长的“红”的干部，或是获得了“红”的政治觉悟的技术专家（虽然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而是一种能够全面实现的普遍理想。正如中华民族将要在科学技术上独立自主，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民也要自力更生，在科学技术上不依赖于技术精英，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大跃进期间的群众集会中最流行的其中一个口号是：人民群众是文化和科学的主人；大跃进正是在这样的乌托邦气氛中进行的。注释[1]参见麦克法夸尔：《双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第273页。[2]克里斯托弗·豪：《中国城巿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第125页。[3]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4]卢德运动，即十九世纪初工业革命期间，工厂部份工作为机器取代，工人自发参加运动，以捣毁机器等方式反对企业主的剥削——译注。[5]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6]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8]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9]毛泽东在对中国不加批判地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提出批评后，又对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提出了全面的批评；这主要反映在毛1961年《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有关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参见莱维：《关于毛的新视野》，《中国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95—117页。[10]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一章不断革命：大跃进的思想渊源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十一章不断革命：大跃进的思想渊源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毛主义对早期工业化产生的后果的反应。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实现城市工业化，为建立新社会创造必要的但失败的资本主义未能提供的物质前提。1956年，毛泽东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条道路的社会代价太高了，社会主义者无法承受。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官僚主义发展、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阶层、现代化的城巿与落后的农村之间差距日益扩大，以及意识形态逐渐衰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似乎使中国日益远离而不是接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毛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手段才能实现。毛主义解决城巿工业化弊端的办法是使农村工业化。在农村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这种形式下，毛主义者找到了把社会主义目的和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的理想载体。人民公社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它又能成为中国向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跃进”的基本社会单位。在1958年夏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主义者通过实践，否定了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已扬弃的苏联正统观点，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互相结合，就会自动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原打算于1958年开始实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正式被取缔，但只能静静地在经济计划者的绘图板上蒙尘。大跃进没有具体的蓝图，它不是一个类似于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而是一种乌托邦社会观的产物。1958年1月首次提出大跃进口号时，毛描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的指导方针，但当时他的脑子里还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人民公社”的概念。然而，毛关于大跃进的思想背后，是一系列的理论假设和一种独特的经济发展观，人民公社正是这些理论的逻辑产物。大跃进的思想动力深深植根于革命年代的毛主义。革命年代奠定了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将其付诸实践的许多思想原则，在革命胜利十年后，这些原则再次浮现。毛把人的意识和道德品质当作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的唯意志信念，认为农民中蕴藏着真正的革命创造性的民粹主义观，又视落后为革命的有利条件的特殊信仰等等——这些革命年代的信念再次发挥作用，并有了更激进的诠释。这些信念与革命胜利后十年的经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在大跃进前夕宣布的“不断革命理论”。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未公开的讲话中，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在将于三天后在党内传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他详尽地解释了“不断革命”的概念。[1]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公开引用了这个概念，他宣称，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前进的。[2]这个概念在大跃进时期的理论文献中十分醒目，不久，不断革命理论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但马克思也用过这个概念。简略回顾一下这个思想的早期历史，有助于理解毛如何因为这一理论的运用而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与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或更准确地说，“不间断地进行革命”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于1850年提出来的。马克思是针对在1848年那场失败的革命中，相对落后的德国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保守主义作出的反应而提出这一理论。马克思预期，另一场欧洲革命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他考虑的是在一个无法依靠资产阶级实现民主革命的国家里，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如何。他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一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就不能允许胆怯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进程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将被迫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立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3]如果德国工人要追求自己的阶级利益，不为资产阶级所诱惑，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4]“不断革命”的思想，修正了马克思原来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各有一个严格规定的政治阶段的命题。这为后来经济落后国家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权威理论根据，至少是在国际革命形势的环境下，即使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也能够抓住政治时机，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850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再没有明确出现过“不断革命”的概念，在后来数十年里，也没有出现他们早期预料的革命形势。1905年后，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托洛茨基又提出了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因而他被看作是这一理论的最初倡导者。托洛茨基认为，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俄国工人阶级，以及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比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有革命性。由于事实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太软弱，政治上又太胆怯，因此它不可能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些任务自然落在得到农民协助的无产阶级肩上。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战斗性，弥补了它在数量上的劣势，因此，工人阶级将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一旦获得了政治上的支配权，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将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革命的必然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结果又反过来为西欧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动力，西欧国家革命的成功，则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保证。1906年，托洛茨基在其经典的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声称，“在资产主义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比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更快地夺取政权”是完全可能的。[5]因此，托洛茨基认为，革命在两个方面将是“不断”的：首先，经济上落后国家的革命不能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应该“不间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次，革命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落后国家革命的存亡取决于先进国家及时爆发社会义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中，革命才能不断进行。这些观点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时的指导思想。1917—1918年的事件，撮合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理论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之间除了语义学意义外的一切差别。直到出现了斯大林主义后，“不断革命”论才成为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异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取代了世界革命论，所有革命（大概除了俄国革命外）都必须按次序地通过各个经严格限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阶段，这一教义取代了“不间断”革命论。所以，当毛在1958年1月宣布“要讲不断革命论”时，[6]难免沾有“托洛茨基主义”之嫌，不久他也听到了这样的指责，尽管事实上这样的托派分子只有在人民共和国的监狱里才能找到。无怪毛又匆匆地补充道，不应把他说的“不断革命”论与托派理论混为一谈——尽管两者之间确有极大的差别，但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毛主义与“不断革命”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整个革命进程的特点是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存在，只有通过对既存现实的革命性突破，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和斗争——这是毛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出发点。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进步发展，“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此外，矛盾的解决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7]毛强调“不平衡”是历史发展绝对的和普遍的规律，主要针对制定经济五年发展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不平衡”理论使中国经济计划者和多数党的领导人十分伤脑筋。另一方面，对毛来说，要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把迅速发展经济与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如他在1月28日讲话中宣称的，搞革命必须“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8]，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要同时进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不是其产物，这是毛主义的中心思想。毛在1958年初提出“不断革命”论时，还号召进行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但它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已经或即将完成。[9]毛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实践，如大跃进所表现的那样，在强调技术革命的同时，更强调培养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萌芽。毛主义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始于夺取国家政权，继而是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后者又反过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0]毛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要否定的，不是迅速发展经济，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即相应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个严格界定的、或多或少滞后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毛所肯定的，是必须尽快实现“上层建筑”变革，即社会关系、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如果要实现革命的目标，革命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因此，毛在总结1949年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时，十分强调革命进程的不间断性。几乎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完成的同时（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中国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毛的说法，过渡时期于1956年“基本完成”。1958年这场大跃进运动，不但要实现技术革命，而且还标志着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对毛来说，这是在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内进行的根本性的革命“跃进”。显然，社会变革的进程要比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得多。根据当时毛的看法，在革命胜利后短短十年时间里，中国已经跨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正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跃进。但正如毛承认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贫穷国家。因此毛主义容易被指责为“超越阶段”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毛主义者单纯利用字面上的正统观念反驳说：“我们既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不过，至少在理论上，超越社会发展的“各阶段”的速度也太快了，就此而言，毛简直就是一个超级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此同时，毛还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毕竟，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根本观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变革过程来解决的。而毛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需要质的“飞跃”，需要与过去彻底决裂，需要一系列的革命，这显然是对斯大林理论的否定——正如毛的大跃进实践标志着全面否定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持续的革命变革进程将迅速使中国的经济实现现代化，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相信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能完成这种变革的基础之上。这与当年毛的革命战略的立足点一样，相信由正确的思想和道德价值观武装起来的意志坚定的人，能够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正如毛又以同样的信念来处理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前提，那么，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历程中，人们能够创造出这些客观的物质条件，根据“不断革命”论的要求，这一进程就是要从此时此地开始。在发动大跃进和提出大跃进的社会经济目标时，毛寄希望于历史的“主观”因素，即他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单靠现代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但现代经济和普遍繁荣是共产主义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毛并没有幻想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能够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生存。从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十分强调“伟大的技术革命”的必要性。他在1958年1月宣布，中国的工业生产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这成为当时群众集会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毛是在论述不断革命理论时谈到进行技术革命的问题。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也同样是把人的意识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分析经济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的关系时，毛描述了经济落后与思想落后互为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的思想仍然受到束缚，人民的创造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克服这一恶性循环的途径，是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将其转化到经济发展的任务上来。这种任务就像一场打不完的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11]。这种进程一旦开始，思想和经济就会在更高阶段上形成充满活力的进步循环，思想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同步前进。把“不断革命”论运用于经济领域，就是要不断地用思想政治工作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12]按照毛主义的世界观，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是新社会诞生的前提。从这种观点中逻辑地得出了指导大跃进的口号：“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人比物更重要”。最典型的毛主义理论命题莫过于“主观可以创造客观”。因此，“不断革命”论首先是不断的思想革命化，这是实现中国革命提出的社会与经济目标的关键。毛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突出方面——虽然没有明确表述——是它的民粹主义色彩，认为真正的革命创造力源泉是在农村。正如毛的“人民战争”革命战略是建立在深信农民的自发革命精神基础上，毛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同样基于对农村的信任。1958年与1927年相似，“人民”主要是指广大农民，毛再次把农村作为进步和新生的源泉。实现人的道德和思想转变的主体是“先进的农民”，不是城市居民。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不再是城巿无产阶级的责任，而是由农村人民公社承担。在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被当成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机构，在实际上也被视为最终废除国家的国内职能的机构。大跃进运动方针的重点是使“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不断革命”意味着“不断的”农村革命。在大跃进运动前夕，毛又提出了他长期信奉的另一个信念：“落后不是坏事”，它是“不断革命”论的基础，这亦与唯意志主义和民粹主义信念有密切的联系。它与我们通常熟悉的意思不同，不是指在现代世界中，经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借鉴先进工业国家的技术，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毛说的不是坏事，主要是指落后造成的精神和社会的净化以及有利于革命的政治条件，这与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早在1919年，毛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一方面痛惜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极端落后，另一方面，他看到，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蕴藏着充满活力的创造性和革命力量，预示着中国光明的未来：“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能力……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蓄之愈久，其发必速。”[13]从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生涯的开始，他就致力于在受现代经济力量影响最小的社会领域内寻找当代革命的源泉——尚未卷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农民和未被城巿资产阶级思想毒化的非城市知识分子。正是从中国的落后中看到革命的有利条件，所以毛在1930年自信地预言：“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14]由此，在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建构了关于革命的农村与保守的城巿的二元框架。1958年4月，毛把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有利条件归结为一个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公式：“一穷二白”。这个公式集中地反映了毛认为中国人民在进行革命时的独特优势：除了别的特点以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5]“一穷二白”的条件，不仅要求用“不断革命”的精神去克服它，而且也为向共产主义不间断地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正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中国人民才具备特殊的革命精神，能够把精神力量转换为物质力量，能够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何况，毛后来宣称说“在历史上，总是文化水平低的人战胜文化水平高的人”[16]。十九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历史的“过渡成熟”和道德的沦丧窒息了西方先进国家人民的革命精神，而经济落后国家的人民能够避免遭受这样的厄运，因此比其他国家人民更有革命性。“一穷二白”的理论与俄国民粹派的这种看法十分相似。俄国民粹派宣称，正是因为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工业化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无独有偶，毛也宣称，一穷二白的中国具有革命的特殊优势，前工业化的中国正在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的道路。亚历山大·赫尔岑曾以“我们一无所有”来宣布他对俄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17]，毛在中国的“一张白纸”的条件下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如果说中国人民的普遍特点是“一穷二白”，那么其中的两部分人尤其如此——中国最“穷”的是农民，最“白”的是青年人；穷苦农民最愿意革命，青年人最能够接受意识形态和精神的转变。“一穷二白”的理论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毛关于农民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革命阶级的信念，而且还标志着他对青年特有的信心的复活，这种信心是他在1915—1919年新青年运动时期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产生的。1958年，毛在一次讲话中说：“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18]毛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是什么关系？毛选择了马克思的用语，尤其在提出不同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时，方采用马克思的用语，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毛遣词上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在政治和思想上独立于莫斯科，决心走独特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道路，同时，还反映毛试图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自己唯意志主义的思想体系。但除了采用这一术语外，毛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中国的“不断革命”论保留了（实际上是夸张了）落后国家可以缩短革命发展的阶段，但这种观点得以出现的历史环境、它的理论假设的基础和它提出的方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许多重要前提的全盘否定。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可能性，指在世界革命的形势下，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毛的这一理论，却设想中国一国正处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之中，与世界革命进程毫无关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为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毛则认为，经济落后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改造的障碍。实际上，在不断革命的进程中，落后是激发人的干劲、促使道德净化的有利条件，因此，中国能够在脆弱的经济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相信，只有城巿无产阶级才能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毛则相信农民是实现革命转变的真正力量，农村是决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结局的主战场。毛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创造历史这一命题的字面解释的基础之上，由此得出人的思想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因素这一极端唯意志论的观点。诚然，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了历史”，但他还说（托洛茨基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对毛来说，基本上不存在着马克思说的对人的意识活动的这种历史限制，因此，用正确的思想和意志武装起来而有献身精神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思想，“随心所欲”地改造客观现实，不必顾忌特殊的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必考虑可能包含本国革命在内的世界革命形势。与毛的“不断革命”论密切相关的“一穷二白”论，与马克思上述观点背道而驰。马克思曾警告说（即使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坚持马克思的这种观点）：“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所臆断的靠‘地上的宝藏’，而是靠前人创建而又正在没落的文化成果，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20]相反，对毛来说，重要的不是历来所创置的产业，而是卸去历史重负之后对现在的信念，正是“一穷二白”的条件使人们有信心创造一个新社会。在备受推崇的“落后不是坏事”的观点里，体现不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客观历史力量的信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在于历史的进步运动中的思想也大相径庭；决定历史发展结果的根本力量是“主观因素”，即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的活动。正是在这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中，大跃进的方针得以形成和贯彻。注释[1]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2]刘少奇：《目前的形势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未来任务》，1958年5月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3]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57—558页。[4]同上书，第564页。[5]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纽约：1918年），第84页。托洛茨基最初提出这一理论是在他写于1906年的《总结与展望》，见《不断革命论·总结与展望》（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4），第29—122页。[6]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7]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8]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9]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10]毛泽东在1961年以《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题，批评了斯大林主义，详尽论证了这一问题。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台北：出版者不明，1969）。[11]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12]同上文。[13]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1919年7—8月号。[14]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5]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1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7]赫尔岑：《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伦敦：韦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1956年），第199页。[18]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669页。[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171—172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十章百花齐放：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自由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十章百花齐放：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自由1956年初，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已处于“社会主义过渡”的尾声。毛泽东在这年的1月宣布，1955年下半年的事件已证明是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胜负的关键。他预言：“到今年（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的胜利将在实际上得到保证”。[1]同月，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也欢呼“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来临。[2]一年后的1957年2月，毛的注意力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当然地把中国社会当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承认这个新的社会制度还有待“完全巩固”[3]。至于说1956—1957年的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只要注意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信他们已成功将中国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当时“共产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来看，他们确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是社会义国家。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制，由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掌握生产资料，那么中国与“社会主义故乡”苏联一样，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到1956年中期，农业集体化已基本完成，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工商业也于同年底实现了国有化。就连手工业的个体企业也被组织成社会主义的集体企业。与苏联一样，直到1956年底，中国是一个只有两种所有制的国家：城市经济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农村经济则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城市和农村都废除了私有制。根据当时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标准，中国的确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已经或即将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认识的基础上，1956年初，党的领导人开始制定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把注意力转到因迅速的社会主义化而产生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上。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落后的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社会降临而自然解决。共产党人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工业经济依然十分弱小。农业合作化虽然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混乱，也没有把农民推到政治上的敌对面，但合作化没有带来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民依然贫困。没有人相信在普遍落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够长期存在，更不用说繁荣昌盛了，即便毛也这么认为。现代经济显然要按计划发展，但由谁来发号施令，如何实现经济发展，都悬而未决。1956年初，毛作出了与众不同的激进选择，要求彻底放弃经济发展的“苏联模式”，仿佛存心要与正在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唱对台戏。对毛泽东和毛主义者来说，如何实现现代经济发展，与如何防止由现代经济发展造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两者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伴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还有从革命的组织形式向统治的官僚形式的过渡。革命胜利后官僚统治的普遍制度化，特别是借鉴苏联模式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新的政治与经济精英的出现，这也许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但却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目标互相矛盾，与毛主义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理想更是直接相悖。至少就毛主义者而言，以“百花齐放”而闻名的运动，部分目的是为了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问题反映了一个更大、更普遍的现象，即日益加剧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为国家所篡夺的社会权力将回归社会。但是在人民共和国，情况与苏联一样，“社会主义过渡”产生的恰恰是相反的历史趋势：越来越膨胀的庞大官僚机构日益异化于社会之外，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并非全然没有认识。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号召“用极大的努力……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4]。1957年2月，毛泽东也专门谈到存在于“政府和群众”间的“一些矛盾”。[5]共产党人没有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来看待。从1956年到1957年，共产党领导人开始重新估价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民的作用，正视来自人民的呼声。最引人注目、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要求来自城市各界，包括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本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等根本性问题。对迅速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对工人日益强化的压制性社会和政治控制，是工厂中越来越来严厉的劳动纪律。1956年的罢工，反映了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罢工是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满引起的。罢工活动比较分散，很快为政府所镇压，但由此却提出了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即根据官方理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问题。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过渡带来的自由不是更多而是更少。有一段时间，共产党似乎愿意承认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不可分割的承诺。1956—1957年发生的事件，表明了毛主义民主概念的局限性，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对思想自由的禁锢程度。1956—1957年“百家争鸣”时期提出和争论的根本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在人民共和国里，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公开更坦率地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及涉及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等问题。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党的领导人在反省“社会主义过渡”和工业化成就时，面对七年来迅速的社会经济变革造成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也是被统治的下层提出的问题，党对此不得不正视。当时对这些问题或“矛盾”的理解方式、解决或不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1956—1957年公开争论和党内秘密争论所导致的结果，所有这一切对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对理解在这些年中形成的独特的毛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1954年颁布的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显而易见，长期以来政府的实践和政策并不受宪法的约束，对待知识分子尤为如此。自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知识分子就不断地被迫进行思想改造和观念转变。如果他们的思想一直没“改造”过来，他们会痛苦地意识到，没改造过来的思想还是以不说为佳。对知识分子屈从于国家意志的重负，宪法也无能为力。实际上，肃反运动和1955年胡风被捕入狱事件，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使一年前刚刚宣布的法定“言论自由”的权利成为一种讽刺。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得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现在，在国家强制的思想与政治专制下，知识分子的支持逐渐消失，1949年时的期望化为被动的顺从。在1955年的后几个月里，党的领导人开始制定旨在重新获得疏远了的知识分子支持的新政策。这不是共产党突然发现给知识分子以自由的恩惠，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尽管毛个人的动机要更复杂，我们下面还要谈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需要更多更好的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决定制定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与此同时，毛提出了农业发展的十二年纲要，号召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开展技术革新。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满，而且噤若寒蝉，很难提供国家需要的合作和智力创新，对知识分子的压制成为发展经济的不利因素。1955年秋，全国人大的非党内人士代表被要求就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情况准备报告。共产党就如何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如何使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等问题，征求了民主党派的意见。1955年12月，毛向政治局提交新的农业发展纲要时，特别敦促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这是不久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开展的运动的首次号召。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非党内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反映了党内领导层在当时的共识。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一直是个理论上的难题。与工人、农民或资产阶级不同，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不可能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即按照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无论知识分子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多么重要，他们只能算是社会“阶层”或“分子”，知识分子在四个阶级的联盟——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中的地位也是最模糊的。但是，假如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他们毕竟是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值得怀疑的。为了打消这种怀疑，周恩来试图给知识分子一个前所未有的阶级地位：他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知识分子问题”不再是一个他们在政治和思想上可靠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他说：“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这个问题能够通过采取专门措施来解决。周建议，通过合理的组织和工作安排，知识分子就能更好地“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应当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好的设备、更多的书和更好的住房条件，给他们较高的工资和待遇，加快晋级，不要让他们参加太多的行政工作和政治学习，以免荒废专长。要增加大学招生数量，制定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长远规划。周还提出，政治问题更多地是党内而不是知识分子间的事情。他批评了“我们目前关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批评了对知识分子“不应有的怀疑”，即动不动就把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当成反革命分子来怀疑的倾向。这并不意味着不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控制和“思想改造”，但党将更有耐心，“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与此同时，允许知识分子有较大的专业自主权，以更好地掌握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知识。[6]党仍然是政治和思想上的主人，但党承认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主人，鼓励知识分子掌握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党主动采取措施结束周恩来说的知识分子与国家间的“某种隔阂状态”。作为对知识分子这种新的信任，周号召克服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障碍。结果到了第二年，知识分子的党员人数增加了50%以上。1957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内的知识分子党员数量比工人阶级党员数量还多。[7]毛泽东很可能不喜欢周的讲话，因为新政策意味着要建立一支可以有效地把专业活动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离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条件是他们不公开表示对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敌意。这种政策会加速专业精英阶层的形成，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及经济上的特权地位而脱离群众；这恰恰是毛已经开始扭转、不久还将公开反对的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结果。诚然，毛与周一样，都主张发展现代经济，认识到掌握现代科学的必要性，毛比周更强烈地主张搬掉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党的官僚重负。但是，他提倡的经济发展路线，含有不同的激进社会意义，与党当时正在实行的路线完全不同，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即使毛觉得周讲话的社会含义与自己格格不入，但周提出的其中一个政治观点肯定是他所由衷赞同的。在周对党对知识分子新政策的解释中，他谈到了有必要结束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他强调“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他批评了“过于急躁、生硬和机械照搬”苏联模式的“宗派主义”倾向，他说，这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他还强调了中国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自给自足”的必要性。这种典型的毛主义观点是对未来的预言，或许，周和毛在当时都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深远意义。※※※1956年1月，在周恩来谈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正在敦促党采取更激进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将遵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同时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进程。[8]党内正在出现的争论不仅涉及到社会经济变革的步骤，而且涉及到变革的性质。当党内多数人还沉溺于苏联的发展模式，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看成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单延伸时，毛泽东提出了以全面抛弃苏联模式为前提的各项政策。与官僚合理化、城巿工业化和中央集权化控制的思路相反，新的毛主义理论是延安“群众路线”模式普遍化的产物，它的直接动因是毛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讲话后，农村兴起的民粹主义高潮。迅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迅速的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权力下放和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同步进行。这种毛主义理论的出现对现存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形成了威胁，受到激烈的反对。1956—1957年，党内就采取什么方针发展社会经济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直到1957年下半年，毛主义理论开始在大跃进中实行后，争论才得以解决（可惜只是暂时解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而党内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争论却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但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周恩来1956年1月讲话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提的逻辑结果，它意味着建立一支苏联式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这对在官僚机构领导下的现代工业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周及党的多数领导人大都出于经济目的利用知识分子，而毛则是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知识分子，把它作为群众社会经济运动的组成部分，绕过现存的官僚渠道，来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变革。由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走得太快，党内已经有了对毛的批评意见。虽然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正式批准了毛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毛后来还是指责多数党的领导人对他的建议漠然置之。纲要本身在其后18个月里被束之高阁，而党继续执行稳健的紧缩政策。毛似乎要宣布，解除对知识分子政治约束的建议，甚至比周的建议更彻底，以准备开始他的反官僚主义运动，但是，由于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带来巨大冲击，“百花齐放”运动不得不推迟进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批判，震惊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后来埋怨俄国人“事先没有与兄弟党进行磋商”，各国共产党也都与中共一样对此不满。赫鲁晓夫是在苏共大会闭幕时发表秘密报告的，显然是在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这篇报告明显是匆忙拟就，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的即兴演说。但是，报告给中共带来的麻烦，不在于事件本身引起的震惊，而在于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共党内产生的政治影响。尽管赫鲁晓夫报告中详尽描述的斯大林的怪异个性和统治方法，可能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感到吃惊，但他们对苏联历史还没有无知到发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内容闻所未闻，他们对斯大林犯下的主要罪行其实十分了解，当务之急是如何向普通的中共党员和中国人民解释这一事件。中国领导人该如何解释，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颂扬的伟大革命领袖，为什么现在被斥为血腥的暴君？不管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私下里是怎么看待斯大林的，在公开场合他们都是极尽颂扬之事，而且历来如此。1939年，毛在庆祝斯大林60岁诞辰时称颂说，斯大林同志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救星。在这位苏联独裁者70岁诞辰时，毛写道，斯大林同志是全人类和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毛在悼词中说，人类失去了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各国共产党也都用同样的语言赞美斯大林，类似的溢美之辞在其后几年一直充斥着中国的新闻媒体。如果仅仅是不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讲话，固然可以延缓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但解决不了问题。正如赫鲁晓夫在结束他的报告时告诫的“家丑不可外扬”，结果是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讲话全文。而中国人一直没有公布报告。直到1957年，一位匿名人士翻译了这份报告的英文版摘要，然后写成大字报贴出，中国公众才知道了报告的详细内容。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不久，虽然大家对细节尚不了解，但这份报告的矛头所向，已在中共党内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开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陷入了窘境，因为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们不遗余力地把俄国的独裁者作为偶像公开颂扬。他们也对苏联在打破偶像前没有事先打招呼感到恼火。但与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更严重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比较起来，个人的窘境就无足轻重了，这一事件使中国正在效仿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与道义上是否合法成为问题。如果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较高阶段，苏联的社会主义又是最先进的模式，那么，社会主义怎么会产生像赫鲁晓夫逼真（有选择地）描述的这样一个犯有野蛮罪行的领袖及其领导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来说，它提出了一个更具体、更直接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领袖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毕竟，赫鲁晓夫报告中的主要论点，以及他对出现的邪恶的“解释”，是斯大林作为一个篡权者，“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通过培养“个人崇拜”使自己免受任何批评。毛1955年7月的讲话和发动合作化运动，是否也是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呢？难道毛泽东本人不也正逐渐成为类似形式的英雄崇拜的对象吗？中国领导人对上述问题思考了一个多月后，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出评论。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方式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评论；这篇文章可能出自毛本人之手。社论很笼统地谈到了斯大林的“失误”和“错误”，基本上没有透露赫鲁晓夫报告中批判的内容。文章一方面称赞苏联新领导人“对过去的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又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袖，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贯彻执行了列宁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方针。文章承认斯大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更多是含蓄地批评赫鲁晓夫没有好好解释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捍卫斯大林在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也是从侧面捍卫正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还试图解释（和辩解）“个人崇拜”问题。[9]在解释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产生斯大林的邪恶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评论与赫鲁晓夫的讲话一样，难以令人信服。但毛泽东不同于赫鲁晓夫，他不愿意把斯大林与斯大林时代分开。赫鲁晓夫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把苏联社会主义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和列宁主义，把那个时代所有的失败和恐怖都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他反复重申，罪恶是由于“个人的独断专行”造成的。另一方面，毛却坚持认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特点。”所以，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应当归功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失误他也负有责任。由于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的历史形象总的来说应是正面的。因此，文章强调说：“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当然，人们要带有批判性地研究斯大林的著作。但是对毛主义者来说，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尽管他不是一个完人——至少公开的记录就是如此。[10]毛还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解释，但解释的目的不是要从政治层面正视这个问题，而是把它归咎于历史。他解释说：“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崇拜，是因为“旧社会带有毒素的思想残余”，它“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因此，“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可悲的是他过分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并受到落后思想的影响。文章暗示，这种情况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无论如何，防止出现个人崇拜问题的必要措施是现成的——在“民主”与“集中”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党的领导人要谦虚谨慎；贯彻“群众路线”。[11]※※※在暂时解决了斯大林问题后，毛即着手处理党的领导层和党的机构对他提出的激进社会和经济政策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他认为，党已褪化成一个保守的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恢复党的革命精神的途径之一，是从外部向党挑战。这一任务首先落到了非党员的知识分子身上。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把知识分子从思想和政治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虽然毛看到，知识分子有限度的不安和反抗能带来一定的好处——而是为了恢复党的生机。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致辞中，毛泽东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5月26日于北京召开的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了毛主义的这项新政策。[12]“百家争鸣”的概念适用于科学家，而“百花齐放”的概念适用于作家和艺术家；这种区别是意味深长的。据说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科学家可以提倡和探讨不同观点的科学理论，不必担心政治上的干涉，目的是促使科学进步，它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另一方面，对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来说，对自由范围的界定则十分模糊。诚然，自由的允诺是对全体知识分子而言的。陆定一说：“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他声明，新政策“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3]。然而，自由的保证又受到种种限制。虽然艺术家和作家在艺术风格和题材选择上可以自由“鸣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优先，却不是唯一允许使用的方法，但是，他们不能自由地决定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历史和哲学作品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们是有阶级性的，因此，在一个“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国家里，这些作品还要受到政治监督。此外，自由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艺术和文学作品的生产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新的宗旨。陆定一没有涉及谁是“人民”、用什么为人民服务——以及由谁来决定的问题。此外，“大鸣大放”运动的目的早已预先规定了。陆指出：“只有经过公开辩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14]自由的“思想斗争”可以进行，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获胜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等于零。但是，毛泽东通过陆定一的讲话要发动的运动，不是又一场整顿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这一次，他调整了方向，需要整顿的是共产党；非党内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陆定一的讲话充满了对党员的傲慢和无知的尖锐和辛辣的讽刺：有一些党员……自以为是，看不见甚至忘记了别人的长处，他们听不得批评的意见。自己永远以先生自居，把别人看做是永远只配当自己的学生……这些同志应该赶快停止陶醉，放谦虚些，多听别人的批评，多做些学问，多向党外人士请教，同他们好好合作。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党员应该注意补足自己的缺陷了。办法只有老老实实向懂得的人去请教，去学习。非党员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学习得很努力。共产党员向他们学习各种知识的时候，不应落后。[15]由于宣布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科学家们开始批评党的干部对科学的干涉和无知。苏联的正统观念也遭到质疑，对在政治上仍然很敏感的遗传学问题，科学家们展开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自由辩论。但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对让他们自由地“大鸣大放”持谨慎态度，一次讲话不足以消除六年压制产生的恐惧。陆定一的讲话本身也不可能完全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他反复谈到胡风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思想，只能产生唇亡齿寒的效果。他还警告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也没有做完”[16]，其效果与上面同出一辙。此外，陆还仔细地在“朋友”与“敌人”、“人民”与“反革命分子”之间划了界限——界限不清的界限。用什么来保证知识分子公开发表的观点不会被用来当作他们是“敌人”或“反革命份子”、而不是“人民”的证据呢？多数党员干部公开的敌意更让知识分子发慌。毛虽然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发表批评意见，但他们日常工作中接触的党员干部可不会进行这样的鼓励。正如民盟主席、北京政府的部长罗隆基后来对问题的解释所言：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基本原因还在于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至花不敢开，家不敢鸣。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认为这两个口号提出以后，今天社会是淫辞放恣，异端猖獗，他们就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17]虽然如此，到了1956夏季，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在作家协会和文学杂志组织的专门座谈会的鼓舞下，开始就纯粹文学意义之外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批评的矛头主要是官僚主义的弊端和官僚机构的臃肿，批评充满了毛主义期待的时代精神。他们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廉价的乐观主义”，呼吁恢复十九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暴露而不是掩饰真实的社会情况和群众生活的疾苦。他们批评党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一年前胡风曾因之入狱的许多思想，现在随处可闻，1950年代初写成后出版不了的作品现在付梓。在北京大学1956—1957学年的课程表上，排着凯恩斯的经济学课和罗素的哲学课。一直被认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异端的计划生育问题（知识分子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异端，但自从1954年后，官方内部一直悄悄地研究和提倡计划生育）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提倡。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式批准（较之同意还进了一步）了开展双百运动，尽管如此，党的绝大多数机构和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运动，知识分子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即毛泽东的政策对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构成威胁。11月发生反斯大林主义的匈牙利事变，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运动的敌意。虽然中国与匈牙利的情况毫无类似之处，但他们还是对两国发生的事件进行类比。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自由导致工人反对共产党国家的暴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强烈骚动，尤其是在年初中国工人发动了空前的罢工浪潮之后，难道不会引起同样的后果？中国领导人是否真的担心会发生匈牙利事变姑且不论，但匈牙利革命却给了他们反击的借口。同年底，党的机关警告，“毒草”正在百花中蔓延。对党内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突然变成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右倾主义”的批判。1957年初的几个月，双百运动受到压制，应邀对党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静候着党内官僚的报复。1957年2月底，毛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对知识分子的报复推迟了，双百运动以更激进的方式复苏。毫无疑问，毛的这一长篇讲话是社会主义时期“毛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文献。要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回到1956年后期党内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的分歧，分歧把党分成了“毛主义”和“非毛主义”两派。※※※1956年，中国领导人在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成就的同时，着手准备将于1958年开始实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中国经济的计划者尽管也调整了某些形式，但仍然遵循苏联的发展模式。虽然这些调整并非毫无意义，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框架和指导思想，依然与指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模式基本一致。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相应地强调当务之急是培养现代科学技术人才。[18]工业化意味着城巿工业化和城巿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正如周恩来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热情地宣布的：“我们将要建设许多新的城巿和扩建许多原有的城市。”[19]此外，一般认为，建设现代的工业基础是进一步朝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根本前提。这样，毛由于过早地强行推进农业合作化而受到指责，因为落后的工业条件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农业对机械化和技术的需求。毛反过来加强了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评。他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只会强化前四年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已经产生的不良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后果。这意味着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巩固已形成的专业化精英和官僚精英，现代化的城巿和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更加拉大，推迟激进的社会变革，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衰变。1956年4月，毛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他的建议，即他《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原文十年后才发表）。这篇讲话用词隐晦，但明确要求放弃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并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同过去一样，还是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但投资将集中用于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除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先进的工业外，还要发展落后的内陆和偏远地区的工业；除大规模的城市重工业外，重点将放到发展中小工业上；除中央部门的行政指令（及下放到地方部门的控制）外，相对自由的地方企业将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单位；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项目以代替资金密集型项目；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迅速的社会变革与迅速的经济发展同步，这两者的决定因素是群众的创造性和思想觉悟。不是要放慢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实际上，是要加快发展步伐，但发展的方式、产生的社会和政治意义都与过去大不相同。[20]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文件，基本上没有反映毛关于经济发展的非正统的观点。由于毛当时已不像过去那样在党内享有绝对权威，因此他的意见才有可能被忽视；无论一个人可能享有多么崇高的个人威望，但一个庞大的常规官僚机构很难听命于某一个人的意志。1955年，为了实现迅速发展集体化的计划，毛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直接向农村干部和农民发出号召，这一举动引起党内领导层的不满。1956年的形势不再有助于这种“绝技”的再现，赫鲁晓夫在2月对斯大林和“个人统治”的弊端的抨击，削弱了毛的地位。1945年后首次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八大，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正是刘和邓而不是毛，向大会作了主要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新党章中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的话。八大重新设立了1937年曾被取消的总书记一职，进一步削弱了毛的权力。邓小平被任命为总书记，他开始行使对党的组织机构的控制权。毛后来指责说，党的多数领导人在1956年“不理会”他的意见，这种说法是有充分根据的。毛依然享有巨大的个人声望，但党内已大权旁落；他依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师，但不再是政策大师。正是当毛在党内政治上相对无权，他又认为保守的国家和党的机构阻碍着激进的社会变革，1957年2月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样，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分歧与政治权力问题便联系在一起。消除官僚机构对毛提出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反对，是毛的当务之急，2月讲话的目的就在于此——它确立了毛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触发了一系列毛将自己置于党之上（至少是党的领导层之上）的政治事件，毛再次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直接向“人民”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旨在重新恢复双百运动，运动在过去两个月被党的官僚机构匆匆压制下去。毛的讲话不是在党的会议上，而是在最高国务会议（即国家机构）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正如他在1955年7月通过非党论坛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一样，毛此时又一次绕过党的正常渠道宣布新政策和新理论。在这两件事上，毛的立场都没有得到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党中央两次面对的都是既成事实。毛的2月讲话直到6月才正式发表（经过修订的版本），但原文的主要内容很快就在知识分子内部流传。党的机构已经把不同意见压制下去，而且致力于清除1956年下半年有限的“争鸣”产生的“毒草”，毛这时发表这篇讲话，其意义不仅在于重新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而是在于他讲话的出发点是认为党不是当然地具有对正确思想的垄断权，因此，党需要听取来自党外的意见。之所以有必要把双百运动继续开展下去，不仅是为了发挥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矛盾不是新发明，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和永恒的——这就是长期以来毛主义理论的主要原则。毛就“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与“敌我”矛盾的区分，也不是新提法。假如毛仅仅是重申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那他的讲话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政治或思想上的轰动效应。这篇讲话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威胁——在于提出了两个新命题，这两个命题是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兆。在毛列举的许多矛盾中，他特别强调的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矛盾不仅仅普遍存在于政府与群众之间，而且尤其存在于“领导者”与“人民”之间；而“领导者”不单纯是指下层官僚机构的官员。毛没有排除与人民发生矛盾的领导者可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也没有排除在某些问题上领导者可能是错误的而“人民”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毒草。”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这样。[21]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思想斗争的考验，才能够区别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既然党和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犯错误，党就应该接受来自人民的批评。毛宣称：“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既然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那么党听取批评意见的范围和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这样，从理论上讲，凡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有批评共产党的自由。那些“取得人民信任”的“民主党派”在“互相监督”的政策下，享有“监督共产党”的权利。[22]相比起给所谓“民主党派”提供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而言，对列宁主义党的一贯正确性提出的质疑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如果现在普通群众能够自由地批评党，那么，除了毛本人外，又有谁能作他们的代言人？毕竟，毛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还是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此外，作为人民革命的领袖，毛与人民有着他人无法企及的特殊联系。因此，如果人民能够自由发表意见，那么毛无疑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言人。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把自己从列宁主义党的戒律中解脱了出来，使他能以人民代表这种独一无二的身份从外部对党提出批评，他亦很快就进入了这个角色。如果说党不是一贯正确（所以要接受人民——和毛泽东——的批评）的观点暗含着对党的权力机关、特别是那些反对毛的政策与计划的人的威胁，那么另一个命题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威胁。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思想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已经建立，阶级剥削已被消灭，因此，在基本一致的人民中间依然存在的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两者在性质上是非对抗的，这是毛这篇讲话的主要前提。但是，毛对这个前提作了限制，他指出，“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还存在。虽然主要不是与剥削阶级的残余、而是与其思想影响进行斗争，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太可能发生实际的较量，但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已足以说明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一观点是毛主义长时期发展的逻辑顶点，按照思想态度而不是客观社会标准来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它标志着严格的思想决定论的出现，此后，它支配着毛主义。这与几个月前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阐述的官方观点直接发生矛盾。“八大”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决定性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阶级差别已经缩小成“只是同一阶级内部的分工问题”。[24]毛恰恰在他力主恢复双百运动之际宣布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这是不祥之兆。既然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实际较量，而是不同阶级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就为把曾表达错误观点的人说成是“阶级敌人”开辟了道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也就能很快转化成人民与敌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样，就可以用“强制的手段”取代“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大鸣大放”的第二阶段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结束的。新理论对毛在党内的对手具有同样的政治威胁意义。如上所述，如果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也不是一贯正确，那么同样可以说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果阶级斗争现在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那么就可以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党内的思想和政策分歧，党自身也能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这些观点的政治含义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完全明晰，但是在1957年，毛已为最后的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其后的岁月里，他步步朝着最后的结论靠近。双百运动的复兴是毛2月讲话的第一个政治结果，但不是立竿见影的。运动受到党的组织的抵制，知识分子也持怀疑态度。很难想象党的干部对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矛盾的运动会有什么热情，尤其是毛把党的官僚主义行为说成是矛盾的根源，号召通过群众对领导的批评和监督解决这种矛盾。党组织的抵制增加了知识分子的疑虑，他们怀疑毛的号召会不会是个圈套。历史学家翦伯赞形容说：例如，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关于百花齐放是出于真心或者仅仅是个姿态。如果是真诚的，知识分子还得琢磨允许百花开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花一开就往回收……他们得考虑哪些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哪些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只是在嘴上响应号召，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促进百花齐放……知识分子还是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25]但毛的态度不变。虽然毛的2月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但《人民日报》已披露了讲话的主要观点。党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保证会真诚地欢迎批评，各大城巿都在3月和4月召开了座谈会。毛在一次知识分子集会上，再次强调共产党欢迎、也需要批评，他敦促党中央正式同意开展“大鸣大放”。4月底，党开始了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弊端的整风运动，运动采用“和风细雨”方式，但整顿的对象显然是共产党，非党内的知识分子则成了进行整顿的人，批评的焦点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这一突出的政治问题。一旦党的领导和干部受命不得干涉人们自由发表意见，3、4月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欲言又止的涓涓细流，在5月和6月初就汇成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的洪流。官方对批评意见没有进行反驳，似乎证明党的领导人真诚地欢迎批评意见的承诺的严肃性，因此，批评越来越大胆，意见也越来越尖鋭。运动的发展也越来越带有自发的色彩。除了“民主党派”和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外，一些其他社会组织也召开了非正式的会议。报纸大量报道了批评的意见和讲话，但是更尖鋭的批评是贴在学校里和公共建筑墙上的大字报。人们感情冲动，用越来越严厉的语言表达长期受到压抑的思想和感情。一时间，气氛很像1919年五四运动初期的情况，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摆脱过去压迫的解放意识和反对旧思想、旧体制的自由情感。确实，许多参加运动的学生都把自己比作五四运动的先驱。但与五四运动不同的是，双百运动被禁止从城巿知识分子圈扩大到城市其他阶层的群众，没有召开过让工人、农民参加的座谈会。虽然一些知识分子也谈到了群众的生活条件，为群众的利益呼吁，但运动基本上只限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范围内。在允许知识分子进行批评的短暂日子里，知识分子的意见无所不有，小至对日常事务的不满，大到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只限于呼吁专业领域的自由权，其他一些人则直接论及根本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诸如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个问题。1954年的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无论是宪法还是毛义理论，都规定了民主党派的自由和参政权利。然而，在政治实践中，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民主党派只有同意中国共产党秘密地作出的各项决定的“自由”。对于重大事件，共产党既不事先与他们协商，也不允许他们反对。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级人民代表会议，情况都是如此；因此，有人问道，“统一战线”、四个阶级的“民主专政”以及共和国宪法意义何在？还有人对党组织和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提出了详尽的批评，进而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共和国政府与党事实上没有任何区别的问题。虽然大多数提出政治敏感问题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但他们还是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反对“党对国家的垄断”。还有呼吁实行“社会主义法制”，正如当时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一样。有人问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居住自由、特别是“不可侵犯”的“公民人身自由”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人们详细列举了对这些自由权利的种种侵犯，胡风事件也被反复提起。为什么不经过法律审判程序就逮捕胡风？还有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在三反和肃反运动中发生的非法拘捕事件。人们还要求，现在应邀参加“大鸣大放”的人不会遭到类似的厄运。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抨击。例如，人们批评说，1950年的婚姻法的内容和精神都未得到贯彻执行，甚至一些党员还继续用封建态度对待妇女，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对依然存在的压迫妇女现象不闻不问。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是用共产党自己的社会主义标准来批判共产党的行为。尽管因为所谓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双百运动时期的批评很快销声匿迹，但实际上，人们批评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恰恰是共产党没有遵循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则。对共产党来说，最具有威胁性的，是双百运动中，有人批评共产党背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革命理想。这些批评形式不同，但结论却是一致的，即共产党已经抛弃了革命传统，正在成为一个“新阶级”，正在加大而不是缩小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这样形容说：党在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候是站在群众中间；解放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党不是站在群众中间，而是站在群众后面统治群众……（领导人）职务不同不等于身份不同。一些的人的官位意识强烈，吃饭和看戏都得有专门的位置。[26]人们批评党员干部采取旧时达官贵人和国民党官僚的态度，享受着类似的特权，住的是豪宅，雇着佣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读书，享受专门的度假圣地、娱乐设备和医疗保健——所有这些都与群众无缘，以群众的利益为代价。一位批评者问道：“谁在享受高级生活标准？是党员和党员干部，过去他们穿的是草鞋，现在他们坐小汽车，穿毛料制服。”[27]结论正如一位老革命在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中所言：“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虽然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阶级，但这个阶级的萌芽正在形成和发展。”[28]党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农民，以及党占有越来越多的不相称的劳动群众生产的产品份额，这意味着将再现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分裂。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来说，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不是脱离社会发展的性质与内容的抽象原则。自由也不是知识分子独享的权利。自由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全体人民享有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对于遏制官僚主义的发展、防止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形成与巩固、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都是必需的。一个享有特权的执政党吸引着那些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野心家和官僚。只有消灭了特权，才能吸收真正的革命者加入共产党。因此，他们要求减少专职官员的数量，废除他们的特权，让群众监督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由群众参加管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在党内外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批评家们不限于谴责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还指出，在人民中也出现了不愿意看到的不平等现象。他们批评党对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视而不见，默认了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他们叹息工人不能参加工厂的管理、没有自由工会以及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造成分裂的新工资级别制度。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批评与毛主义对国家和社会的批评实在异曲同工。就在双百运动开展之际，毛也严厉地批评过脱离群众、抛弃了“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党的官僚机构的特权；在2月讲话里，他提出，领导的“官僚主义行为”是引起“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因。他宣称“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毛对官僚主义的抨击变得越来越激烈，很快，他就不仅仅指责“官僚主义行为”，而是要求消灭“官僚主义阶级”，与1957年的批评者一样，他发现这个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毛在1957年就批评说：“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29]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城乡差别的发展。他在2月讲话里简短地谈了这个问题，指出：“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30]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各项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用平均主义方式来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城市特权阶层；甚至就在1957年内，毛便着手缩小城市工人中间的工资差别，推翻1956年的“工资改革”。然而，1957年春季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不久就被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反右运动中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从而悲剧般地结束了双百运动。毛领导了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运动的受害者中有很多人对中国社会的条件、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缺陷，持有与毛相似的观点。具有讽刺和可悲意味的是，正是毛邀请知识分子参加“大鸣大放”运动，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政治提出的批评与毛基本一致，但也正是这样而为毛所迫害。毛虽然在平均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目标上与知识分子相同，但他不赞成他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观点。毛不愿意承认，建设政治民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事实证明，这正是“毛主义理论”的致命缺陷之一。除了抨击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外，双百运动还涉及到其他一些为毛很快采纳和支持的批评意见，特别是涉及到面对苏联及全盘采用苏联模式的批评。一些人抨击俄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拆除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迫使中国承担朝鲜战争的代价，对给中国的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和高额利息。1957年，这些人被痛斥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分子”，但在三年以后，毛和其他领导人用更严厉的语言谴责苏联。还有一些人批评在学校里“机械照搬”苏联的全部课程和教科书，“盲目模仿”苏联的科学与工业的理论与技术，这种批评正好发生在毛主义全盘抛弃“苏联模式”的前夕。教师与学生批评中学和大学里的等级差别和形式主义的作法，这正是毛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抨击教育制度的内容。人们抱怨当局忽视群众保健预防工作，医生的主要精力都用于照顾党的官员，传统中医不受重视等等；毛不久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人们还批评政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城巿”，1957年夏天，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文学评论家陈企霞被指控参与了一个反党阴谋，指控的证据包括一份报告，其中说到农民或许会因为“城乡生活水平的过分悬殊”而造反。六个月后，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缩小城乡差别。大学生是双百运动中最激进、最不受约束的批评家。所谓的“大学风暴”在5月19日开始于北京大学，学生们忙于在校园建筑上和教室里张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教室里空无一人。“大字报战役”的主要场所作为“民主墙”而为人所知，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第一份中译稿就出现在这里，是译自纽约《工人日报》的节选本。运动在这里发展成集会、游行和露天大会，活动的中心地点是校园里被更名为民主广场的地方。像五四运动一样，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效仿北京学生的榜样。学生的批评意见与老知识分子的意见基本一致，只不过学生更强调缩小党委在大学的权力，消除苏联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此外，学生的“大鸣大放”更具有政治色彩。大学生成立了一些准政治组织（例如百花社），这些组织散发传单，组织集会，出版油印小报。讨论会常常变成了“批斗会”，党员干部和学校管理者成为斗争对象。一些学生领导人很快便在全国闻名，其中最著名、最敢言的是培养干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抨击“新的阶级”制度，指出除非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到6月初，日益发展的学生运动（已从大学发展到中学）火药味越来越浓，甚至出现了暴力行为。有报道说，一些学生占领了大学办公室，攻击党和政府机关，扣留学校干部和党员干部作人质。学生们还模仿五四运动的先驱，企图“走向人民”，去组织工人和农民，但没有成功。虽然刚刚萌发的学生运动在6月中旬就被制止，但学生如此迅速地自发组织起来参加反对当局的政治活动，预示着未来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现象以更大的规模重现，但政治环境和政治目的已迥然不同。1957年的“大学风暴”比起九年后毛发起的运动，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标志着双百运动的结束。此前，党的权威报刊一直未发表社论性的文章，只限于报道批评家提出的意见。现在，《人民日报》宣称，“右派”滥用他们的自由权利去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赏。相继发表的社论具体驳斥了“大鸣大放”时出现的各种观点，警告出现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强调要用阶级斗争对付那些在运动中自我暴露的敌人。6月中旬，知识分子用来批评党的座谈会变成了党的干部批判批评家的论坛。反右运动开始清查党内外持有异端的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了一年时间。“百花齐放”仍然是官方政策，但目的不再是栽培鲜花，而是为了根除“毒草”。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毛泽东尚未正式发表的2月27日讲话作为继续批评党的根据，6月18日毛修订后的讲话正式发表，为压制批评声音进行论证。公布的版本附了一个说明，称作者对原记录稿作了“一些补充”，补充的内容中将可以容忍及不可容忍的意见区分为六项准则。这些事后的标准模糊得足以把任何一个批评者逐出“人民”行列——而且只能由党来决定某一观点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利还是有害于“社会主义改造”。从当时的讲话的原始录音稿（其中部分片断当时见于波兰）判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增删。例如，毛在2月讲话中说：斯大林犯了错误，他把内部分歧当成外部对抗，导致了恐怖统治，杀害了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6月发表的版本删去了这段话，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准备将迄今各种“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删除的还有毛的警告，他说，用恐怖的方式处理内部的对抗性矛盾，会使这些矛盾变成以国家敌人的形式出现的对抗性矛盾，就像匈牙利的情况那样。而6月版本却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在反右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被指控模仿匈牙利的裴多菲倶乐部，妄想在中国煽动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毛在2月讲话中批评了那些反对双百政策的党员干部，把他们的反对归结为“害怕批评”。因此，他说“没有必要担心双百方针会产生毒草”，并补充道，即使是毒草也会是有益的，相比之下，在6月版本中，他强调需要辨别“香花和毒草”。官方出版的版本要比原来讲话的口气更加严厉，这样做是出于压制知识分子的需要，因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已经超出官方能够接受的程度。反右斗争的最严厉的打击对象首先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罗隆基和章伯钧（两人都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是最公开的靶子，尽管他们都是最谨慎的批评家。经过无数次报纸的公开批判和整风会议后，他们被迫承认自己组织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见不得人的阴谋”。最初的坦白被认为是不彻底的，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交待。虽然“大鸣大放”时期不过才一个多月，但他们的忏悔却一直持续到1959年春季。这种公开交待与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对待不同政见者的作法类似。例如，在“坦白”了各种令人难堪的政治罪行和思想罪行后，罗隆基在结束自我批判时说：“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对不起民主同盟的几万个同志……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并且今后要忠诚老实的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来为中国人民服务。”[31]章伯钧在详细地检査了“我的反动政治纲领”后屈辱地说：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的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夸，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32]反右运动中，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儿子对他进行公开批判后，又进行了自我批判：“我诚恳地承认我的错误，请求人民给我处分，我向人民投降。”[33]在斯大林的俄国，自我鞭挞的“坦白”往往被当作判处死刑的证据。中国则不同，在经过一段心理折磨考验后，惩罚也随之结束。1957年，罗隆基和章伯钧都被撤销了部长职务，但还是恢复了他们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地位，1959年，又恢复了他们全国政协代表的资格。学生在5、6月间是最激烈的批评家，但官方党对他们的处理是比较宽大的，也很少让他们作公开的交待。官方党的政策是，青年学生是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被旧社会残留的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诱入了歧途。一些学生领导人被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但大多数定为右派分子的学生仍然被准许在党的监督下留在学校。受到最严厉对待的是那些提倡自由反映现实生活的左派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与党的官僚长期相处的经验，使他们比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加多疑，他们只限于间接地对毛正统的文学艺术观点提出批评，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幸免于难。在反右运动中重新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文学界独裁地位的周扬宣布，双百口号不是像“某些资产阶级作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自由化的政策，而是一个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斗口号”。“社会主义文化”的战斗发展，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作家进行压制的战斗。周扬需要了结与老对手的宿怨，其中的一位受害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丁玲，她也许是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一位作家。她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代，曾因政治异端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现在，丁玲因被指控煽动反党活动、搅乱了青年作家的思想而被划成右派。她被开除出党，在作家协会的职务也被撤销，遣送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她的作品也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消失了。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那些不愿意坦承政治罪行的其他文学作家头上，作家协会成为惩罚异端作家的警察机构。这样，对双百运动的镇压，摧毁了中国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础上、伴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希望。它强化了党对国家权力垄断的事实，撕掉了“民主党派”可以在国家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后一层外衣。它使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缄口默言，在政治和思想上对知识分子进行更严厉的压制；它恢复了毛主义观念在文学艺术界的至尊地位，但却窒息了中国的思想界和艺术界。为什么党和毛背弃了自己关于一个更民主、更自由社会的诺言，又破坏了自己关于决不报复那些应邀自由地“大鸣大放”、公开向党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的庄严保证？其动机确实令人费解，时间的流逝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就双百运动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当时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整个运动都是共产党领导层为清查不同政见者而设下的圈套，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一旦他们自我暴露便立即给予惩罚。反右运动确实使双百运动变成了这种情况，某些党的领导人后来也宣称，这就是运动本身的目的。7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党是故意让“毒草”出笼的，以便摧毁毒草的栽培者。1958年5月，刘少奇在解释双百运动方针时说：“我们允许社会主义的毒草出笼，让人民通过比较的方法，认清这些毒草的实质，产生义愤，团结起来连根铲除它们。”[34]这种事后的解释，对维护一贯正确、团结统一、始终如一的列宁主义党的形象大有好处。但1956—1957年时的党不是磐石般的统一体，当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双百运动是毛不顾多数党的领导人的反对而力主发动的，所以不存在党为什么背弃自己诺言的问题，因为党从来没有作过任何承诺；问题在于为什么毛在作出允诺后又违背自己的诺言，这个问题的两部分都不易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在发生东欧动乱、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后，毛要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气氛以防止中国出现类似暴乱，但当双百运动看来要威胁到共产党政权时，他又收紧了政治缰绳，这也许不无道理。毛在1957年2月讲话中，或至少在6月的修改稿中，明显反映出对匈牙利革命的深切关注。不过，虽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有可能影响双百运动第二阶段的时间安排和结果，即2月讲话和5、6月的“大鸣大放”，但事实上，还是在1956年秋的波兰动乱（中国支持这一反苏联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前，甚至在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发表关于斯大林秘密报告之前，毛就已经在提倡双百方针了。毛的动机看来比“让人讲话”的理论更加复杂和矛盾。双百方针是以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支持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乐观前提为基础。显然，毛在1955—1956年期间的讲话和著述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出发，把“人民”看作有机的整体，六亿人民“团结一致”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民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以及人民对这种利益一致性的自觉意识，是毛反复强调的观点。虽然长期以来毛不信任知识分子，他还是相信，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35]“矛盾”问题的主要方面不在知识分子，而在于党的干部“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36]毛在1956年2月提出的设想（虽然有自相矛盾之处），是在“所有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平稳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37]对党实行自下而上的批评和接受来自党外监督的双百方针，有助于使党的领导人不脱离人民，平稳地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毛认为，在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过渡中，来自群众的批评会带来更高程度上的团结一致。他还认为，高度团结的人民会懂得，“自由”不应逾越社会主义“纪律”的界限，“民主”应该与“集中”相结合。双百方针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毛主义长期以来对斗争观的信念。斗争既是目的，又是社会主义过渡所需的正确思想所赖以发展的基本途径。关于马克思主义，毛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互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们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38]因此，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者勇于接受错误思想的挑战。如毛所说：“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39]没有错误思想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滞不前，革命精神也会衰退。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所以有必要进行这种阶级斗争。实际上，即使不存在这种阶级斗争，它也会被制造出来。一方面，大力强调斗争的必要性——而且是无休止的斗争——似乎与毛的这一主张相矛盾，即团结一致的人民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地解决沿途出现的任何非对抗性矛盾。但另一方面，毛坚信，正是通过斗争，“人民”才能提高团结一致的自觉性，在更高程度的思想改造基础上实现更高程度的团结，始终遵循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毛主义关于团结一致的人民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以不断斗争和思想改造为前提。不仅是“人民”和党外知识分子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党本身更需要进行改造和整顿。来自党内外的批评意见会促进斗争，即使（特别是）批评意见是错误的，批评本身也有助于使日趋保守的领导层和越来越官僚和僵化的党组织恢复生机。在5、6月间批评的性质和激烈程度，证实了党的许多领导干部最坏的担忧。毛对团结一致的人民和支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尽管他后来也重复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许多观点，他还是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缺点的批评，当成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最让官方恼火的是青年学生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们成长于1949年后的新社会，很难把他们的错误思想归咎于旧社会的影响。把双百运动的结束归因于党内从一开始就反对毛政策的保守官僚们，或许不无道理，因为他们最害怕自由的批评，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压制双百运动，报复批评者；但这样一来，就开脱了毛迫害响应他的号召的批评者的历史责任。事实表明，毛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无法容忍超出所谓“社会主义纪律”模糊界限的批评意见。早在5月25日，毛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就表达对运动发展方向的关注，他警告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当运动在6月似乎有导致社会和政治动乱的危险时，他毫不迟疑地动用党和国家的权力发动了反右运动。他斥责报纸刊登了“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有害文章”。他在夏季几个月发表的讲话中，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强调加强“纪律”（而不是“自由”）和“集中”（而不是“民主”）的必要性。[40]尽管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根本就不同意开展双百运动，但毛也决不是让大家在运动中自由发表意见的倡导者。如果说对双百运动的压制和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标志着某些观察家所说，毛关于全体人民形成新统一战线的“自由化”理论是失败的，而他党内保守对手则胜利，那么，恰恰是在毛双百方针的前提中就蕴含着这一失败。“人民”是团结的统一体，以及和统一体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两个假设本身就埋下了迫害异端的伏笔。如果人民在其目标和利益上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发表的意见也会大致相同；而那些发表违背了人民社会主义利益的意见的人，就应被逐出“人民”的行列，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应被剥夺，因为这项权利只能给人民，不能给“敌人”。至于“敌人”，毛在他修订后的讲话稿中轻松地说：“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41]既然决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人民”的最终标准是看其思想态度，因而“言论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最受限制、最无力的权利。此外，双百运动的目标不是以自由表达意见本身为目的，“大鸣大放”只是达到更高程度社会政治统一的手段；双百运动所依据的毛主义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如果批评有导致分裂的危险，那么毛主义的逻辑和必然反应就是通过运动来收场。※※※双百运动虽然以毛的失败和党的机构的胜利告终，但毛主义者很快就把反右运动变成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工具。反右运动以压制和惩罚知识分子批评者开始，但在7月下旬在青岛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宣布要采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把运动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目的是巩固合作化，打击农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反对允许发展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的右倾政策。到初秋，实际上已经禁止农民在自由市场出售农产品，退出了合作社的农民也被劝说或强迫重新加入。毛对农村的政治控制普遍加强。毛的最后一击是把党的反右运动变成对党内“右派”的大规模清洗。中共中央于9月正式批准了清洗运动。毛借助于群众路线的原则，对官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保守力量发动攻击。自1957年初开始的“下放”运动声势越来越大，由于党政干部都被下放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城巿各级机关几乎空无一人。反右运动进行到1958年时，有一百多万党员受到了开除、留党察看或警告处分。毛主义者在运动中重新控制了党的机构。与此同时，毛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得到党内最高层的认可。在越来越激烈的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下，提倡可能被视为保守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危险的。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毛激进的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解决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这也意味着放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直接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主义占上风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推翻了1956年初的工资改革。物质刺激被当作右倾错误受到批判。1957年11月，实行了新的更加平均的工资政策，新政策突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在双百运动期间，中国抛弃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开始走上了中国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宣布在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域方面与苏联及斯大林传统分道扬镳。然而，中国虽然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却未能相应地摆脱政治和思想领域内的斯大林模式，这是一个严酷和可悲的历史嘲讽。对1957年5、6月中进行“大鸣大放”的批评者的镇压，使摆脱斯大林政治与思想模式的希望化为泡影。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通向双百运动曾允诺的政治民主与思想自由。注释[1]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3页。[2]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7页。[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4]《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6]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8—173。[7]官方宣布的知识分子党员人数，从1956年的125万增加到1957的188万，工人党员人数只127万。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132页。[8]1956年4月25日，毛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观点。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本书第12章中将详细分析这一报告。[9]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后，1956年12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社论。这篇社论主要还是谈“斯大林问题”，为斯大林辩解。这篇文章主要回应最新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10]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毛私底下对斯大林的看法当然没有这样恭敬。例如，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按照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的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11]同上文。[12]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13]同上文。[14]同上文。[15]同上文。[16]同上文。[17]罗隆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1956年3月1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3月23日。[1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1957年9月27日。[19]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2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88页。[2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22]同上书，第394页。[23]同上书，第389页。[24]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6日。[25]摘引自麦克法夸尔：《双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0年），第28页。[26]同上书，第49页。[27]同上书，第87页。[28]同上书，第75页。[2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9页。[30]同上书，第382页。[31]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32]章伯钧：《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33]《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34]刘少奇：《目前的形势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未来任务》，1958年5月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3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36]同上书，第384页。[37]同上书，第387页。[38]同上书，第389页。[39]同上书，第391页。[40]参见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4—439页，第456—465页。[4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1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九章农业集体化1953-1957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九章农业集体化1953-19571953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中国基本上成为一个个体农户所有制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家农户都拥有大致同等的土地、自给自足的传统中国农民的理想制度，却是由当代共产党国家一手建立的。中国漫长历史上的传统理想，在短短几年内就可以真正实现。1953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中国基本上成为一个个体农户所有制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家农户都拥有大致同等的土地、自给自足的传统中国农民的理想制度，却是由当代共产党国家一手建立的。中国漫长历史上的传统理想，在短短几年内就可以真正实现。人数最多的贫农与为数不少的“中农”和少数“富农”之间依然存在着社会经济差别，但在拥有的土地数量和收入方面，差别则相对较小。事实上，现在每个农民都有一份地契，他们不用再担心地主、典当铺老板、高利贷主、摊派非法苛捐杂税的官僚、无异强盗的军阀部队和土匪的掠夺。这种社会接近于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想实现的“农民乌托邦”社会，即在一个相对平均的理想社会里，绝大多数家庭都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相对安全地耕作。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人民共和国在这一个时期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的乐园。绝大多数农民都深深地依附于自己的土地，传统的劳作习惯、宗教活动和社会价值观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土地改革的绝大多数受益者都期望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能给他们带来相对富裕的生活。然而，土地改革后农村的情况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繁荣，也制约着国家现代经济的发展。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方式不利于采用更有效的劳动模式和现代农业技术，严重妨碍了生产率的提高。1953年和1954年的粮食产量勉强与人口增长率持平。此外，农民承受着高额的国家农业税负担，还必须以国家规定的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仓库。国家虽然从农业经济征收了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工业化发展，但对农业投入的资金却少得可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还不到投资总额的10%。除了1953年和1954年农业歉收外，农村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土地改革刚刚结束，农村就出现了传统的高利贷活动。富裕的和生产率较高的农民开始向贫穷的、生产率低的农民放债。在一些情况下，债务人被迫将自己的土地出售给债权人。[1]如果任由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农村经济中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传统的剥削形式，旧的社会经济差别模式就会重现。由于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一些农民是为了在工厂找工作，但大多数人是因为农村粮食短缺才流入城市。这种情况加剧了城市已经十分严重的失业与半失业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人口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就业率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计划制定者过高地估计了新的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大量军人于1954—1955年复员转业到地方，也增加了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共产党从来没有设想过单靠土地改革就能使农业生产实现必要的经济革命，或在农村产生理想的社会组织。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土地改革当成通向农业集体化道路中一个不可逾越的过渡阶段。但是，他们认为从个体农户所有制到集体农业所有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组织互助组，互助组由六户或以上的农户组成，土地仍为个体所有，但他们在农业劳动中互相帮助；开始时这只是一个季节性组织，然后发展为长年组织；互助组的作用是扩大劳动单位，培养集体劳动的模式。第二个阶段，互助组合并成“半社会主义的”或“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虽然还是私有，但土地的经营耕作由集体进行；各个农户收成或收益的分配，部分是按照各农户的出工情况：部分根据他们交付给集体耕作的土地数量。在第三阶段，“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合并为“高级”的或“先进”的农业合作社，也即是集体化。“高级”农业合作社将废除土地私有制，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向社员分配劳动产品。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的形成完全是自愿的——至少这是官方的政策，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的农民可以自由退出。[2]农村中党的干部被告诫只能使用说服的方法。政府鼓励农村干部建立互助组和合作社的模范样板，提醒他们不要采用“命令主义”方式。党的领导人十分了解农民对自己土地的依附性，所以当时党的各种文件都反复强调，对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是实现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提。此外，总的设想是，农业社会化要求采用现代机械化工具和现代技术，这只有工业化才能提供。毛和其他领导人一样，认为起码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实现工业化。因此，农业集体化也是一个相当长的目标。那些要求尽快向集体化过渡的干部，也因鼓吹“空想农村社会主义”受到批评。1953年2月，中共中央就这一问题总结说：“在我国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农民的个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3]对社会变革采取这种渐进和谨慎的方式，与毛泽东在1949年的观点完全一致，即现代工业化是农业社会化的前提。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不同意党在1953年采取的政策。直到两年后，毛才成为“空想农村社会主义”的最热心的提倡者。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农业发展的规定体现了这种循序渐进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布的稳健目标是，到1957年底，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将被组织在初级农业合作社中。计划丝毫没有提及建立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合作社。农村社会变革按照预定的步伐进行。到1955年中期，约有15%的农民参加了初级社。但是，小农经济产生的问题比预期的要严重得多。第一个五年计划设想农业和农副产品产量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4]而1953年和1954年的农业产量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由于工业化依赖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准确地说，依赖于从农村获得剩余产品以用于城市的投资。农业经济停滞不前威胁着工业化计划，造成农民经济上的困苦。[5]1954年中期关于禁止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余粮的决定，加剧了农民的困境。此后，农民除却自己消费的部分外，其余粮食都要（以低价）卖给国家。许多农民的收入因此而减少。由于1955年初粮食短缺，农民大量种植粮食作物，减少了经济作物的面积，使收入进一步下降（并威胁到工业化计划）。后来，周恩来谨慎地承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给农民造成严重的困苦：“在1954年，由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全国粮食产量的情况，向农民多购了一些粮食，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不满。”[6]长期以来对“农民的个人主义”十分敏感的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土地改革强化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依附性。因此，他们一直坚持农业集体化只能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要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重要的是通过向农民证明合作化将会增加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共产党决心不脱离农民阶级，因为正是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国革命才取得胜利。但是，在1955年初，共产党认为，农民的个人主义不但阻碍了农村的社会变革，也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停滞的农业经济威胁着工业化，对新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外部安全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目标都构成威胁。除了农业生产外，农村社会的方向问题也引起党的担忧。毛在1955年中期抱怨说：“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农民力求把自己变为中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走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7]土地改革保留了“四大自由”，即买卖和出租土地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资金自由和在自由市场上进行贸易的自由。党的领导人越来越担心这些自由会产生富农阶级，使传统农村社会的阶级分化再度出现。农村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党的农村干部受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的腐蚀。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许多担任运动领导人的农村干部从政治积极分子变成只关心自己的土地和家庭福利的人。由于农村干部本身就是农民，这种现象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愿望和农民对美好社会的设想，在某种情况下，也反映了他们对新国家把力量投入城市工业化，却忽视曾是革命源泉的农村地区的不满。还有一些农村干部抱怨说：在政治重心移向充满活力的城市后，他们却不得不依然留在农村的穷乡僻壤。许多农村干部对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模糊的了解，认为自己的政治作用就是在新的和平稳定时期里，代表一般农民想成为富农的愿望。正如党的领导人批评说的：“我们一些同志对待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他们满足于农民已经从地主手里取得了土地，希望稳定农村的现状……而不了解这就会……放任农村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8]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党自己造成的。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工业化，共产党满足于通过正式的国家机关，即通过乡政府和乡属公安机关去治理农村，这当然足以适应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控制、收取农业税和从农民手中强制购粮等直接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受到忽视，农村干部遭到冷落，他们在社会运动中已不再是先锋，转而经营自己的私利。新土地革命党的领导人最初设想，农民的互助组组织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发展，足以限制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并提高农业生产率。他们相信，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劳动力和农具，农业产量就会增长，农民也会被合作化的优越性吸引，小农意识也会逐渐被克服。农业的合作劳动在中国传统中就存在，共产党在早期也曾组织过农民合作劳动。在历史上，合作劳动是农民的一种普遍实践，特别是那些雇不起劳力的农民，在播种和收获季节相互交换劳力，但合作通常只限于少数家庭，一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战争年代的根据地里，共产党也把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劳动，也尝试过合作社的形式。[9]从数量上看，1949年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加人合作化组织的。在每个地区，一旦完成了土地分配，个体农户就被组织进了互助组。与传统的劳动合作形式不同，新的互助组成员更多（由6户到20户、甚至由更多的农户组成），也不再依血缘关系组成，而且很快就由季节性的安排变成长年性的组织。此外，长年互助组的成员还在集体的基础上从事副业生产。到1952年底，有40%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1955年初，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增加到65%。土地改革完成得较早的北京地区加入互助组的比例要更高，而华中、华南地区的比例要低一些。虽然在1955年初只有15%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但这符合当时实行的循序渐进政策。然而，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发展遇到了许多困难。经过多年的战乱和斗争岁月，渴望回到正常生活的情绪支配着这个时代，革命年代和土地改革运动时期的热情逐渐消逝。新闻报导埋怨说，互助组常常是个流于形式的组织。拥有更多土地和更好农作技术的富裕中农经常拒绝与贫农合作。有时中农和富农把持着新成立的互助组，损害贫农的利益。虽然互助组和合作社有利于国家征税征粮，但没有提高农业生产率。1953年和1954年农业连续歉收。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初级”农业合作社能在预期的“两、三年内”达到使农业生产量提高30%—50%的目标。[10]1954年底，尽管多数农民都被组织进各种形式的合作劳动的组织中，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农村两极分化的趋势。问题归因于个体农户所有制和与之相应的小农意识。报刊文章和党的报告开始经常引用列宁的名言：“小生产经常地、无时无刻地、自然地和大量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农村经济的停滞不前威胁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为对毛提出的“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论断的反应，北京再次把注意力放到了农村。1954年3月召开的党的工作会议制定了在农村地区重振党组织的计划，5月的中央会议正式作出了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定。在1954年10月和1955年5月两次党的会议之间，无论是在基层农村还是在党的领导层的秘密会议上，都发生了一些至今尚鲜为人知的事件。根据毛泽东后来的说法，1954年10月会议决定把“初级”合作社的数量增加五倍，从10万个发展到60万个。根据他的说法，这个指标已在1955年6月完成，共成立了65万个合作社，中国1.1亿农户中有1690万户加入了合作社。[11]不过，各方面对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在政治上也出现不同意见。1955年3月，国务院下令停止进一步发展合作社，而五月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继续发展，但提出步子要放慢一些，即在今后一年半中只新增40万个合作社；毛对此不满，两个月后，他以戏剧性的方式推翻了这个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历史为秘密所笼罩。由于没有公开的论争，也就不可能十分准确地再现1955年前后围绕着新农业政策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理论争执。从现有材料来看，1955年初，党的领导层基本达成了共识——但不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要确保工业化的经济需要，就必须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步伐。确实，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应当以有序和渐进的方式来建立合作社，以防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合作社仍然是“初级”的或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他们总的思路是，高度的技术发展和农业生产机械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合作社的根本前提，这只能在未来实现。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济对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农业政策方面有重要的影响。他们从苏联经验中总结出两项教训，一项是长期推迟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会导致农村的阶级分化，强化农村有优势地位的富裕农民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抗。另一项教训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自上而下地快速推进集体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领导人对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农业集体化造成的流血动荡记忆犹新，1000万农民被害或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大片土地荒芜，牲畜被成群屠宰，动乱之后饥荒接踵而至。中国共产党没有公开提到这些恐怖事件，并非因为无视历史事实，而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谨慎。除了因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考虑他们不可能公开批判斯大林外，他们也不能一边按照斯大林的道路实行工业化，一边谴责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然而，无论苏联的总体发展模式对中国人有多大的吸引力，中国领导人决心要避免斯大林的集体化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代价。对农村中出现富农阶级的担忧还在其次。党组织在农村的发展以及合作化组织的稳步增加，足以制约任何已经产生和将近要产生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李富春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概括了党在农业政策方面取得的一致意见。报告强调，要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农业经济方可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合作社还要继续发展，但必须采取循序渐进、有组织的方式进行，并必须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一个稳妥的合作化目标，到1957年底，将现有的60万个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包括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户。报告的重点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城市工业化服务。诚然，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步转变过程，取决于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与此同时，对在可见的一个长时期内还占农民数量多数的个体农民，国家还将给予“有力”的帮助。[12]总之，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7月初在农业问题上的共识。7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只他一个人便戏剧性地结束了这种共识。此后，中国便开始通过独特的毛主义道路走向“农村的社会主义”。正如党内一位领导人后来说的：毛的讲话“解决了三年的争论”。[13]争论是以党的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方式“解决”的。毛发表这次讲话，不是在只有少数人同意他的观点的中央委员会上，而是在当时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省和地方党委书记的会议上。实际上，毛是越过了党中央直接向全党发出号召。直到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批准了毛的新政策。其他党的领导人在当时均认为合作社建立得太仓促，毛则宣称合作化运动发展速度太慢。[14]在原定到1957年底前实现建立100万个合作社的目标的基础上，毛要求再增加30万个，并把时间提前到1956年秋季。他宣布，到1958年春季，全国至少要有一半的农民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其余的一半农户将在1960年前加入合作社。不过，毛讲话的意义，不在于他提出的加速合作化运动的日程表，而在于用唯意志主义的方式实现社会历史的变革，以及他相信农民能完成这种变革的民粹主义信念，正是这种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信念，构成革命年代毛主义的基本特征。毛的讲话实际上也否定了1949年后指导党的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这样，毛的讲话意味着中国将抛弃苏联的模式，“毛主义”出现在革命胜利后的历史舞台上。毛在报告中开宗明义便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这一精神贯穿于报告全文。农民中有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篇报告的观点和设想，与毛在约三十年前开始农村革命生涯时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非常相似。1927年，毛看到，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现在他又看到，“农村合作化中的社会改革高潮”在“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农村中不久就会出现一种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在1927年预感到农村将是真正革命力量的策源地一样，在1955年的今天，他又一次转向农村去寻找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动力。如果说《湖南报告》宣告了作为非正统革命战略的毛主义的诞生，那么，1955年的报告则标志着毛为解决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提出的新的非正统战略的萌芽。毛1955年的报告还提出了群众运动与列宁式的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也可以追溯到“湖南报告”。1927年，毛认为，革命创造性的真正源泉不在党内，而在农民采取行动形成的自发运动中，不是由党来判断农民的革命运动，恰恰相反，农民运动本身就是判断党是否真正革命的标准。[15]1955年，毛又一次将革命的农民与革命性不强的党作了对比。当绝大多数农民都投身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时，许多党员“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不是农民落后，恰恰是党变得太胆小谨慎。毛提醒人们要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但是很明显，党现在犯的是右的错误。毛宣称“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那些认为合作化运动“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的党员，不过是暴露了他们自己对群众的不信任。毛还对那些“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的党领导人提出了尖鋭批评。[16]对毛来说，真正重要的经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延安时期形成的、1955年再次重申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要求领导与群众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要求在革命活动进程中进行自我教育，这是毛主义独创的观点。无论是在革命胜利前还是胜利后，它都要求人们大胆地参加眼前的实际活动。“干部和农民在自己斗争经验中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17]毛强调说，组织农民入社的领导“骨干”应是“乡村中当地的干部”、革命年代和土地改革时期的老农村干部以及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上面派下去的干部只是“辅助力量”，他们的作用是“指导和帮助”，“而不是包办代替一切”。[18]理想的干部是延安时期的地方游击队领导人，这样的干部来自当地农民，与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毛在7月31日的报告不仅标志着脱离了党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骤和采取方式的既定政策，还意味着毛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目的、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这一更普遍的问题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新的观点。1955年中期，党实行的合作化政策是基于两个毋庸置疑的理论观点：第一，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农业产量，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必须的资金。由于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所以，衡量农业合作化的效用和价值的标准，是看它能否提高生产率，又能否给国家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第二，一般认为，农业的社会化以城市的工业化为前提，只有现代工业才能为大规模的集体合作社提供所需要的技术和农业机械。1949年，毛曾接受了（实际上是提倡）这些观点；1955年，他推翻了这些观点，他在7月31日的讲话中，含蓄地否定了第一种观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第二种观点。一方面，毛尽可能地像强调集体化会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资金那样，强调集体化将给农民带来社会和经济利益，毛指出，大多数农民依然很贫穷，农业集体化是“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的唯一出路，农业集体化决不单纯是城市工业化的手段。他提出，工业化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项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革命任务，他警告“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为了城市利益而盘剥农村这种现象深深的不满——以及对整个城市工业化战略和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构成挑战。另一方面，毛现在否定了他本人在1949年提出的，农业社会化依赖于优先发展“强大的工业”[19]，相反，他现在论证说：“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更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到五个五年计划，即20年到25年的时间。”[20]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却不能拖延，“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1955年夏，毛还认为，虽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践或可能性上，要比多数党的领导人设想的来得快，但仍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他强调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要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进行。跟其他领导人一样，他也坚持要避免强制的方法，避免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但是他坚信，大多数农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贫农和下中农——将会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余农民在看到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后，也会走上这条道路。合作化运动的直接计划仍然是着重组织初级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需要四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将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同样也要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然而，1955—1956年冬季发生的异乎寻常的事件，动摇了毛在1955年夏初对渐进发展的合作化的设想。[21]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的文件形式，正式批准了已成为事实的农业政策；文件显然出自陈伯达之手，他是毛在理论上的最亲近的助手。决议基本上重复了毛在7月提出的观点，补充了一些关于指导合作化运动开展的具体意见。党的领导层中仍有人不赞成毛的观点，但是，毛的计划已于秋收之后的10月正式开始执行，批评者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只好保持沉默。在毛7月讲话至10月中央会议期间，各地党的干部致力于农村党组织的建设，以便领导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1955年的最后几个月，合作化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迅猛发展，其结果超出了毛最乐观的估计。到年底，已建立了190万个初级合作社，比毛提出的到下一年10月达到的目标还要高出50%。到1955年12月，63%的农户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是同年中旬时入社农户数量的四倍。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基层全面发动，贫农的平均主义渴望和当地干部的政治热情，使运动如火如荼。毛的讲话预示着大跃进时期狂热的乌托邦实践。他形容说，合作化运动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他把合作化的成功归因于他所说的“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22]。农民改造着中国农村，他们使1955年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农民的劲头不仅来自经济上的自我利益，更重要的是来自他们内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农民自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长期信念，是毛有关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观点的最重要特点。合作化运动强化了他对农民的革命创造性、人的意志和意识创造社会现实的信念。因此，他充满信心地预言，“这一年（1955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23]。毛把农民的行动看成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对毛主义未来革命的预言，也是毛主义过去革命历史的回声。由于毛在1955年夏季制定的目标在几个月时间里就被超过了，12月，毛又宣布了新的目标——1956年底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用四年左右时间实现从半社会主义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转变。[24]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再次加快了时间表，号召到1958年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化。[25]修改后的目标及农村迅速变化的社会条件，促使党的社会阶级政策加以修改。最初，合作化运动的核心是贫农和“下中农”[26]，通过榜样或教育的力量，逐步吸引上中农或富裕中农入社，这是因为担心富裕中农（他们提供国家征收的大部分余粮）会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将农业生产降到最低水平。另一方面，不允许富农和过去的地主入社，这是为了防止富农利用自己财产优势控制“初级”合作社，使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得以改头换面地继续存在。[27]但是，全面合作化的开展比预期要快得多，因此有必要吸收所有农民（包括富农在内）入社，因为富农拥有大量良田及性能较好的农具和家畜。由于集体合作社都是由“初级”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大组织，通常包括全村的农户，无论从组织形式上还是经济需要上，个体农户都已经没有必要存在。集体化要求废除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工具的私有制——以便所有农民都能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报酬，因此，随着集体化的迅速发展，对富农可能保持他们传统经济优势的担心也很快消失了。这样，在1956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党实际上取消了对加入新合作社的阶级成份限制，把大多数富农和过去的地主当作普通农民来对待，不管是否自愿，最终所有农村人口都成了合作社的社员。[28]1956年上半年，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在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年初几个月里，许多原来的个体农户加入了初级合作社，初级合作社很快又变成了“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同年夏季末，约有一亿农户（占农村人口的90%）成了大约48.5万集体合作社的社员，官方称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春耕前，剩余的农户也全部加入了合作社。除了农户为自己消费或为在有限的自由市场出售农产品而耕种的小块自留地外，土地私有制已被废除。至少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农民都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在集体土地上劳动。农村的社会阶级差别已经消失，只余下土地改革时划分的阶级成份，但这种政治上的标签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已经没有关系。从“初级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向“高级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的转变速度之快，是合作化运动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连北京最激进的领导人也对运动异常的迅猛颇感意外。毕竟，完全的集体化意味着农民要交出他们对私有土地拥有的全部权利，许多农民的土地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更多的农民是在新近的土地改革中把土地作为胜利果实拿到手的。集体化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反映了贫农对普遍社会平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政府向比较先进的合作社提供了贷款。[29]但更重要的是，初级社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分配制度：一种是根据农户入社时交出的土地和资金的数量给予合理等量的报酬（不管愿意不愿意），另一种是按劳分配，初级社解决不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正如许慧文指出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可以解决主要由土地和资金引起的冲突，所以，它对干部和贫农有特别的吸引力。初级社所以这样迅速地过渡到了高级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初级社中存在的收入分配矛盾和利益上的相互冲突。[30]虽然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也没有出现原来担心的经济混乱现象，但这并不是说集体化的实现在组织工作和其他方面都是一帆风顺的。在1955年“社会主义高潮”的关键时期，农民的反抗是微弱的。占农村人口20%左右的富农和富裕中农，对自己的社会地位降至普通农民肯定是不满意的，但在强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下，他们还是平和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关于屠杀耕牛和其他农用牲畜的情况也偶有报道，报纸上也笼统地指责地主和富农的“破坏活动”，但总的来说，农民的暴力反抗事件没有发生，国家也没有使用暴力手段。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强制行动以及当地干部的“命令主义”，已足以驱使那些自愿也罢、不自愿也罢的富裕农民加入合作社。直到合作社完全建立以后，才出现农民严重不满意的迹象，但即使如此，农民也是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如拒绝出工或退出农业合作社，有些地方还解散了合作社（尤其是南方各省中匆忙建立合作社的地区）。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许多农民再次涌向城市。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还是与苏联野蛮的集体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斯大林是如何给俄国农民带来“社会主义”的——从城市派出军队到农村，集体化成了城乡之间的内战，村民在军队的包围下被迫投降，不情愿的农民在枪口下被圈进了合作社，公开反抗的农民被就地处决。斯大林“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意味着要消灭1000万农民，因为富农即使想要加入合作社也不允许；数以百万的农民被杀害，另有数百万农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不毛之地。大多数集体化了的农民对斯大林政权怀有深深的敌意，在纳粹德国入侵时，莫斯科对农民的敌意深感棘手。直接的经济后果更是灾难性的，俄国有一半牲畜被屠杀，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陷于停滞，接踵而至的饥荒几乎毁掉工业化进程，而进行集体化的目的又正是为了实现工业化。相反，中国的集体化基本上是一场和平的社会革命——没有动用军队建立合作社，农民的反抗只限于少数人，反抗方式也是非暴力的；国家没有因合作化陷入经济混乱。仅仅是两国不同的历史条件，说明不了为什么俄国和中国的集体化结果如此不同。从传统上看，中国农民与俄国农民和其他地方农民一样，都是靠土地为生。此外，即使不考虑俄国的所谓乡村公社的“社会主义”传统民粹理想，中国的集体村社传统也比沙皇俄国的弱。任何工业化前的社会的土地私有制，都没有像在中华帝国那样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也没有任何地方像在中国那样，个体农民所有制的观念如此牢固。依照社会和文化基础来看，在中国废除土地私有制遭到的反抗应要比在俄国更强烈才是。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其中一个原因要从中国农村在土地改革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寻找。在中国，土地改革后富农阶级仍然存在，但人数远比俄国富农少，更不具备俄国富农阶级的力量。中国的富农阶级不像俄国富农阶级那样，具备时间和条件来巩固自己作为农村资本主义阶级的支配地位。此外，与俄国不同，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十分贫穷，包括那些在土地改革后成为“中农”的农民在内，他们在集体化中不但不会损失什么，反而可能获益。相比之下，在1920年代末的俄国，三分之二的农民是“中等阶级”农民，他们竭力想上升到富农的地位，坚决反对集体化。[31]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国，三分之二的农民像毛泽东描述的“一无所有”。简单地说，中国拥有愿意进行激进社会变革的数量巨大的赤贫农民。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上述可能性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几乎没有支持者，在农村也没有什么组织机构。1917年后的俄国农村，虽然没有被置之不理，但也只是处在以城市为基础的政权的松散统治之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革命是由主要为农民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是通过发动亿万农民来实现的。195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已经城市化，但在农村依然有着雄厚的组织基础，农村党组织又在1955年重新恢复生机。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地方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完成的，是由他们本来出身于贫苦农民，又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如果没有广大普通农民的积极支持，就无法想象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能够这样迅速和平的实现；同样，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的传统，也很难想象农民能够被组织起来，对自己的社会生活进行如此剧烈的变革。毛泽东完全没有必要、也无意进行野蛮的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由于中国和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在性质和结果上都非常不同，因此，令人奇怪的是，发动中国集体化运动的毛泽东，大力称赞斯大林在“1929年至1934年这六年时间里”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宣称“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32]毛对斯大林——已故的斯大林——给予这样的敬意，不是由于他不了解苏联历史，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在这六年里”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他也决不想让中国重蹈这一灾难的覆辙。他感到有必要宣称跟随“苏联的榜样”，不过是反映了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尴尬关系，这种关联充斥着令人费解的地方。无论如何，在集体化问题上，毛借助于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发动了一场完全非斯大林化的群众运动，正如在1949年以前，毛在公开宣言中极力称颂斯大林，但在革命实践中却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一样。农业合作化除了被称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性步骤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和具体的目标，人们相信这些目标既能给国家也能给农民带来利益。首先，全国合作社系统的建立，能使国家更有力地控制农业生产，更有效地征购余粮。毫无疑问，党对合作社经营情况的监督，确实促进了国家的税收和粮食征购工作，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稳定的粮食供应，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尽管这很难说是农民的福音。其次，大规模集体耕作，促使技术知识普及得更快，有利于采用新的农业技术，特别有利于采用那些不适合于小生产的农业技术，或是个体农民缺乏手段或兴趣采用的农业技术。按照设想，合作社最终将实现农业机械化。1956年，为了配合合作社的建立，政府匆忙推广了几项农业技术革新，最有名的是双轮双铧犁、双轮播种机和作物密植技术，但最初的结果并不理想。[33]第三，集体化运动是为了至少在农村消灭土地改革后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通过废除所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土地、大型农机具和牲畜，去实现这一目的。合作化基本上（还不是完全）拉平了某些地区的农民的收入，这意味着大量的农民，即占农民总数25%的原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收入比合作化前降低了，获益的理应是贫困家庭，但其获得的利益微不足道。集体化减少了农民自留地的副业收入，影响了农村手工业，使农民的总体收入下降。此外，集体化没有触动普遍存在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不平等，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高潮”之前还是之后的岁月里，地方之间的不平等都是巨大的。不过，对领导和群众来说，合作社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当新的体制适当地建立起来后，可以大幅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全体农民。尽管毛泽东宁可相信绝大多数农民是受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但无论是在集体化前还是其后，党的政策所以对贫困农民有吸引力，主要还在于贫困农民自身的物质利益。[34]对于那些怀着巨大热情支持集体化运动的贫困农民来说，没有理由不相信党对他们的许诺，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会得到提高。毕竟，正是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寄生的地主阶级，进行了意义重大的土地分配。在土地改革后的几年里，党实行的市场和信用政策，都着眼于照顾贫困农民的利益，限制富裕农民的买卖和放债行为。[35]这时候，集体化不但保证带来直接利益，即分享富农和上中农的多余财产，还有可能获得在合作社制度下人人有份的重大经济利益。不过，在毛时代的20年里，这种可能性一直没有实现。集体化既没有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产生经济灾难，也没有像其倡导者预期的那样导致经济增长。一些合作社办得很兴旺，另一些办得很糟糕，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状况没有什么变化。[36]总的来说，从1956年到1970年代末期，农民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增加。[37]这既有后来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也由于国家继续要求农业经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绝大多数合作社没有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调动不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大跃进的几年外，在毛时代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合作社的确千方百计地供养了快速增长的人口（虽然农村的劳动力也相应增加了），农民也确实获得了利益，但这种利益靠统计数字是无法反映的，如更大的安全感、照顾老弱病残的福利事业、农村教育和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工业化的开展等。但总体上看，集体化经济的发展并不如人意。※※※合作化的第一年（1956—1957）的组织工作比较混乱。合作社比它所取代的“初级”社组织规模要大得多，合作社最初平均由246个农户（约一千二百人）组成，而初级社仅有几十户人家，陌生的经济管理和财务计算使合作社面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合作社所有的土地、牲畜和家具都是集体所有，而农民按其劳动所得的报酬主要是粮食，有时也有少量现金；这样，每个合作社都面临着算账的问题。在国家宏观指导的基础上，合作社建立了一套评估劳动贡献的“工分”计算体系，这不可避免地在社员中引起纠纷和不满。此外，最初在喂养牲畜和看管家具等问题上责任不清，经常有牲畜因缺乏照料而死亡。合作社还面临长期规划的问题，它要决定在完成国家税收和上缴公粮后，用于分配给社员的粮食数量、用于福利和生产投资的比例等。许多出身贫苦家庭的年轻干部在发动农民进行合作化运动时十分称职，但他们缺乏管理合作社所必须的管理、簿记和算账的技能；派到农村的城市干部和中学毕业生虽然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但他们鄙视农村生活，所以作用不大，农民也看不惯他们的“城市派头”。起初，党的领导人把集体化初期出现的经济和组织上的问题，归咎于过去是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但他们很快认识到，刚刚集体化了的农民缺乏生产的积极性。随后，在1957年的大部份时间里，政府普遍放宽了对合作社的控制。毛泽东也以不乐观的口气预言说，还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起集体农业。与此同时，政府制定了给农民提供更多物质刺激的政策。1956—1957年间，政府的税收和公粮派购下降到总产量的25%，允许农民在自留地的种植和在自由市场出售农产品方面，拥有更大的弹性，缩小了规模过于庞大的合作社；1957年，平均每个合作社有169个农户。国家缓解对农业经济的压力旨在提高农业产量，但是，宽松政策的实施却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提高农业产量的目的，一方面是解决农民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国家提供更多可用于交换的剩余农产品和原料，给城市工业的发展筹措资金。国家为了提高农业产量，给予农民物质手段和物质刺激，然而，恰恰正是这些措施，却使国家失去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将于1958年后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更笼统的目标，两者所需要的农业剩余产品。国家通过减轻农村的负担，增加对消费工业的投资，从而帮助了农民，但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妨碍了国家本身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计划。1958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进行大跃进冒险，解决了上述矛盾之际，但又制造了新的矛盾。正如1955年夏季毛通过个人干预，“解决”了关于合作化的争论一样，此时，毛将用更激进的方案同步加快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试图调和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跃进政策将在党内领导中引起有关革命胜利后发展道路的漫长争论，导致党内领导层无可挽回的分裂。领导层的内部分歧在后来的十年里一直没有公开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自身四分五裂时才全面暴露。但是，冲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5年中期，毛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之时。迅速的合作社转瞬就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许多党的领导人认为毛及其追随者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者，推行的激进社会变革远远超过了中国脆弱的经济基础能承受的限度。而毛则确信，官僚主义的党的机构成了他设计的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保守障碍。1957年，在“社会主义高潮”胜利的鼓舞和激励下的毛泽东，又提出了更激进的政策，党内分歧更加尖鋭；冲突已不再限于农业问题，一系列国际、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与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交织在一起，分歧范围越来越大。要理解大跃进前夕的分歧和当时决策的政治气氛，有必要回到1956年，研究在人民共和国史上以“百花齐放”闻名的短暂但却十分重要的这段历史插曲。注释[1]尽管这种特殊情况的程度难以准确地说明，但高利贷的情况看来普遍存在。例如，傅高义1953年在广东一个地区进行调查时注意到，该地区有10%的农户从事借贷活动。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142页。[2]党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中规定：“退出互助组或初级社的农民，可以撤回他们投入的资金或保留金。但如果是购买了土地股权的农民要退出，最好是在每年庄稼收获之后再退出。”引自赵国钧：《中国大陆的农业政策：文献研究1949—1956》（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63—64页。[3]同上书，第61页。[4]计划号召粮食产量增长17.6%，农副产品产量增长幅度更高。计划强调说：“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参见李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3—1957》。[5]在1955年10月中央会议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工作报告里，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写的：“中国工业增长很快；事实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跟不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如果农业和农副产品的增加滞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将面临极大的困难。”[6]周恩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6页。[7]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7页。[8]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10月11日。[9]合作化源自1942年12月毛在中央会议上作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有关延安合作化运动的叙述和分析，参见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16—427页；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37—254页。[10]邓子恢：《关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1954年7月15日。[11]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1页。[12]李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3—1957》。[13]此话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于1955年11月说的。参见哈里森：《通向权力的长征》，第470页。[14]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公布于1955年10月，但毛讲话的精神在此前几个月已向全党传达。以下有关的讨论均基于这一报告。[15]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16]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3页。[17]同上书，第169页。[18]同上书，第176页。[1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20]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8页。[21]中共中央于1955年10月11日通过了这个文件。1955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表示新政策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22]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9页。[23]同上书，第233页。[24]同上书，第222页。[25]《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1967》，1956年1月23日。[26]土地改革的其中一个结果：是许多贫农进入了所谓的“中农”行列，发明了“下中农”这个词，是指那些用毛的说法就是“贫困无依”的中农。[27]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用各种伪装混进到合作社中来。”企图使合作社变成他们的工具。不过，“在那些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合作社已经巩固了的地方”，可以有条件地接受那些早已放弃剥削和实行守法劳动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分期分批地加入合作社。[28]参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1967》和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1956年6月30日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29]有关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迅速转变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参见许慧文：《过渡时期的中国农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86—317页。其著作对中国农村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深入、透彻和有趣的分析。最近兴起的对合作化问题的“重新评价”，丝毫没有动摇这本资料丰富、富有见地的著作的结论。读者若有兴趣，不妨读一下一位提倡重新评价的作者的“惊人的新结论”，但看来还是基于原来的老材料。见赛尔登：《合作与冲突：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与集体化的形成》，载赛尔登与利皮特编，《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阿蒙克，纽约：M.E.夏普出版社，1982年），第32—97页。[30]许慧文：《过渡时期的中国农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第300页。[31]据一般估计，在1920年代末俄国2500万农户中，只有500万户是“贫农家庭”，1800万农户是“中农”，200万是“富农”。在中国，占农民总数70%的“贫农”或“下中农”处于赤贫或贫困状态。在俄国，只有20%的农民处于贫困状态。[32]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4页。[33]关于1956年采用新技术及其缺陷，参见许慧文：《过渡时期的中国农民》，第312页；赛尔登：《合作与冲突》，《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第79页。[34]正如许慧文在详尽描述后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所言：“对无数农民来说，事情的本质在于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自身的利益，废除小生产作坊，先加入前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然后加入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许慧文：《过渡时期的中国农民》，第334页）[35]有关党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之间农村的市场和信用政策，参见同上书，《过渡时期的中国农民》第5、6章，第195—274页。[36]有关集体化失败地区的报道，参见韩丁：《凤阳之行：中国新家庭承包制的调查》，载《每月评论》第35卷第6期（1983年11月），第1—28页。关于一个相对成功村庄历史的详细描述，参见韩丁：《翻身》（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37]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表4、表6，第159—160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八章工业化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八章工业化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共产党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它今天所谓保守的一面，我们就很难理解人民共和国的这段早期历史，也无从评论1949年的胜利者为决心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无论毛主义的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有多大差别，在长期农村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来没有放弃未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正对胜利的革命者最初实行的政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年里，共产党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过去两千年从未有过的根本变革。到1952年底，共产党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任务（也许尚未成熟，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已基本完成，所以开始准备向革命进程的新阶段前进，即他们所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主张在现代社会里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那么，共产党与被其击败的前朝的区别在于，对共产党来说，繁荣富强不是最终目标，它只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至少1952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经济落后与社会主义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那么，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在经济落后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物质和社会成就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有成为现实的历史可能性。对马克思（还有列宁）来说，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现代工业组织、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分工的高度专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劳动的协作化模式，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只有这些进程才能创造出未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经济条件。此外，不能从历史决定论的立场退缩。针对有人鼓吹在资本主义完成它必然的历史任务以前就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以及希望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引起的邪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曾回答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毛泽东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先哲们常常提醒人们，一场“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充分发展前就企图废除私有制的革命——在历史上将是徒劳的，甚至可能是退步的。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平等”的“原始”和“粗糙”形式，它为更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和更有压迫性的政治专制开辟了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非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规定的进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他们痛苦地认识到，前工业化时期的落后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但是，他们面临着严峻的历史两难境况：一方面，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使社会主义革命者最终夺取了政权；另一方面，也正是资本主义的失败使执政的革命者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假如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能像日本或德国那样，成功地建立现代工业经济，那么在中国，通向革命的道路就关闭了，因为保守的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地方是不会发生革命的，正如在工业化道路上作为“后来者”的那些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事实上，在保守政权下工业化的失败，创造了有利于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也留下了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所以，共产党既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不发达及经济落后遗产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在掌握政权后，他们除了利用政权寻求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外，别无选择。最先面临这种两难选择的并不是中国人。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派把经济落后看作是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优势，他们认为，正是相对缺乏资本主义发展这一点，使俄国在社会和道德方面具备成为社会主义先驱国家的特殊有利条件。俄国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前资本主义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社会主义的体系框架中，通过采用西方先进国家的现代技术，俄国就能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弊端和官僚社会的精神堕落。马克思没有轻易否定俄国民粹派的观点；马克思承认，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落后的优势”，例如文化交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情况和使用传统社会生活的公社制等，都有可能缩短现代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2]但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是，只有当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进行的革命，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爆发的情况下，这些优势才能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中发挥作用。[3]归根到底，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存在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创造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中，即以现代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存在为前提。马克思的结论成为列宁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所持的基本理论观点。不管列宁的革命战略观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距离，他还是认为，俄国革命是一颗“火星”，它将点燃西欧长期延滞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没有被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场政治事件，它能否导向社会主义，取决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否及时采取行动。但是，与马克思和民粹派不同的是，对列宁来说，绕过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很快就变成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不仅是理论问题。当预期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时，在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封闭的国家里进行了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列宁的理论都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列宁虽然对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和道义上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他解决问题的答案，与后来斯大林进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基本一致。简单地说，列宁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否生存，取决于它能否运用这一政权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能否在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任务。这意味着首先要迅速实现城市工业化，而城市的工业化又要求有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控制农村，从农业生产中征收城市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列宁对迅速发展经济的关注（1918年中旬后他日益重视这个问题），反映在他常常流露出来的“技术官僚倾向”（集中表现为：他关于“电气化加苏维埃等于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他提出的“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口号；他对“泰罗制”工作效率和管理方式的推崇；强调重工业发展为主轴等；也表现在他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无条件的肯定。虽然在列宁主义中还看不到斯大林主义的残暴和非理性，但斯大林主义在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城市工业化的战略，其理论和政策要点却来自列宁。列宁曾对民粹派的观点进行过无情的抨击，但他现在却不得不承担“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或更准确地说，一条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道路）的先驱者的角色，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列宁关于革命胜利后的指导理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迅速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存在，以及关键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三者的结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的实现。1952年，中国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假设，这是他们全盘接受苏联的发展与组织方式的理论前提。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与向社会主义过渡与30年前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是，经济发展不济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造成的困境，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麻烦。苏联的经验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可以运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落后国家里实现工业化。不过，如果说中国人还能从俄国经验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他们面临的客观经济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尽管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到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但中国经济中的现代工业成分还不到沙皇俄国时的一半，而中国人口却是俄国的四倍。即使进行这样的比较，也不足以弄清中国的落后程度。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不但弱小，而且主要是由帝国主义建立的，所以，中国经济比俄国经济更依赖于外国经济。此外，中国的农业技术甚至比革命前的俄国还要原始。中国的文盲率比俄国更高，普遍的教育水平比俄国更低，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在中国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2年，虽然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但工农业总产值勉强超过193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俄国革命后的同期历史相比，在斯大林开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27年，俄国的人均工业产值比1952年的中国人均高出四倍之多。1952年，中国的人均农业产值仅是25年前苏联的20%。因此，中国从农村获取城市工业化需要的资金数额也要比俄国少得多。此外，中国现代的交通运输设施也比当时的俄国落后得多。这样，在比俄国实行工业化进程时更不利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开始了发展现代工业的历程。如果说俄国缺乏马克思主义规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那中国的情况就更糟。然而，正是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这一点，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为创造这些条件而进行奋斗。如果说中国比俄国更落后，那么，正是意识到这种落后，促使中国共产党以更大的决心克服落后。正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没有站在历史的进程之外，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为革命奠定物质和社会基础一样，执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依赖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产生社会主义或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此时此地，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人力资源，对社会进行改造并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两者必须同时进行。所以，在1953年1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宣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经结束，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阶段。1953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之际，政府正式宣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正式的毛主义理论中占有显著位置，而且也预示中国将有一个长期的资本主义（或至少是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在仅仅发展了四年后就被突然中止了。无疑，匆忙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持有民粹主义式的敌意，也与他在思想上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的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有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其部份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背上理论包袱，诸如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中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们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不断强调社会主义要求（即便不以此为必然前提）工业化这个命题，现在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这一点。他当时坚持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而后者又是“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4]1953年的时代主题是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本质上是重工业发展计划。诚然，在开始实行五年计划的同时，共产党还宣布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重点还是发展现代经济，而不是社会关系的转变。“社会主义”在当时意味着逐渐废除私有制，从1953年到1956年，城市经济中尚存的私有成分多数都实行了国有化。在农村，还仅限于把合作劳动形式逐步引进以个体农户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中。直到1955年下半年，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加快开展，农村的社会关系突然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但是，至少在整个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质还是加紧实现城市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建立经济基础。中国工业化进程全盘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的方式、措施和理论框架。现在看来，中国人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苏联发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议。毕竟，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提醒套用外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危险性，早在1940年他就写道：“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5]中国革命本身，就是毛主义根据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的需要，灵活地运用西方理论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历史明证。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自己的奋斗、通过形成自己的革命战略、通过拒绝俄国的指挥，才最终赢得政权。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地位的确立，也是没有听斯大林意见的结果。然而，虽然中国人不信任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却基本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关于革命后的发展战略。苏联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唯一的历史模式，当时的中国人对斯大林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实现预期的社会目标也没有任何怀疑。至于苏联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从未引起疑问。虽然中国人除了苏联官方的教科书的内容外，对苏联知之甚少，但毛泽东在1940年就在文章里称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又宣布，俄国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6]这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信念。毛泽东尽管一直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提出批评，但他却引人注目地把苏联发展模式全盘运用于中国。即使当时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没有、也不敢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中国所以倒向苏联，除了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信念外，还有一些直接和实际的原因。中国领导人认为，俄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对中国的工业化计划至关重要。中国几乎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任何援助，特别是在冷战年代。他们只能期待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1950年2月，在毛首次（前后两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后俄国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俄方在条约中同意向中国提供50套重要设施。在由俄国经济专家管理的工厂里，要求采用苏联的经济模式和管理组织形式。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俄国的援助，更重要的是俄国的技术和中央计划的经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1953年、1954年和1956年这几年，双方又签署了新的协议，以满足这些需要。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的援助比中国希望得要少得多，援助的政治条件又高于中国的预期，但在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工业发展中，俄国的援助仍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采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与中国对自身国家安全考虑密切相关。早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很久之前，毛就宣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必然地“一边倒”。他在1940年提出这个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7]无论毛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政治上对俄国人多么不信任，但共产党中国倒向哪一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在内战期间支持蒋介石，特别是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与苏联在政治上结盟的必要，政治上的联系又促使中国加大了仿效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力度。正是毛泽东本人率先号召走苏联道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8]正如列宁曾提倡“向资本主义学习”一样，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流行口号是“向苏联学习”。毛主义者当时相信，他们仿效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学习的是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技术，当时群众集会喊的口号是“让我们现代化、苏维埃化”。1915—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毛的思想逐渐形成的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就是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与“民主”。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也以同样的虔诚和热情，期待俄国教给中国现代技术和现代社会主义。毛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期望不久就将破灭，正如40年前青年毛泽东及他的知识分子导师对西方资产阶级模式的期待已经破灭一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结果(1953-1957)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以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有高度集中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指引，就能够实现工业化。根据这样的思路，1953年1月，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社会关系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或毛主义所称的“无产阶级化”，在工业化后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中国领导人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的一般观点，即工业化要求城市化。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争论展开的。但是在1953年，当中国开始追求“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道路时，这些理论观点都是被作为前提而获普遍接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详细内容直到1955年中旬才公布——自相矛盾的是，也正在这个时候，毛主义者对这些理论前提产生疑问，但它的总体大纲在1952年秋的党中央会议上就决定了。[9]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期望能在工业产量和就业方面获得与苏联相似的发展速度。[10]在期望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毛预期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社会必需的经济基础，然后在二十世纪的其余时间，“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国家”。[11]195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以决定生产目标和指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指标。以后几年，又陆续成立了各类更加专业化的中央经济部门，进行计划与控制的机构，作为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补充。比起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重心主要放在重工业的发展上，如钢铁、机器制造、燃料、电力、冶金和基础化工业等。国家对工业投资只有11.2%用于轻工业（消费产品），88.8%用于发展重工业。[12]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其合理性——1949年前，中国工业经济总体上十分落后，工业经济中的现代成分由帝国主义支配，又是以依赖于进口原料的加工业为主，使结构严重失衡。[13]因此，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是消费工业和农业技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但国家对农业经济的投资量却是微不足道的。[14]从1953年到1956年，剩余的城市私人企业已全部国有化，但农业的社会化被视为一个依赖于城市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漫长过程。李富春说：“要使劳动农民和手工业者彻底摆脱个体的小生产的道路，而转向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大道，这就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工作，通过一些必要的过渡形式，才能逐步地完成。”[15]在致力于发展日本人在满洲建立的重工业基地的同时，政府强调必须“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相对于上海、广州这样的通商口岸而言〕，并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在五年时间里将建成的694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有472个分布在内地。其目的是逐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新建工业靠近原料生产地和消费、分配地区。[16]俄国同意提供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被中国计划决策者看成“工业建设计划的中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17]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热情洋溢地赞扬苏联的慷慨大方，一如他们后来切齿地谴责苏联的背信弃义。在当时，最典型的说法是“苏联兄弟般的援助”和“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国际主义的表现”。[18]实际上，苏联的财政援助十分有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只占中国经济发展总投资的3%。对于同意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俄国人只提供了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费用。[19]比较起来，苏联的技术和中央计划经济的经验比其财政援助更有意义。俄国人为尽快安装样板工厂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和管理需要的人员（包括培训中方人员）。此外，苏联还提供了建立各类其他工厂和建筑项目的详细设计图纸和技术信息。195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向中国派出了1200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六千多名中国学生在苏联的各所大学学习科学技术，七千多名中国工人在苏联的现代工厂里实习。这样，中国人就不必完全依靠自己薄弱的技术资源。不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97%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中国人民自己筹集的”。[20]1952—1957年间，中国工业发展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已经不算低的14.7%。[21]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年增长率为18%，根据西方一些较为保守的估计，增长率在16%。[22]中国整个工业总产值几乎翻了一番多。主要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更高，例如，钢材产量从1952年的131万公吨增加到1957年的448万公吨，水泥产量从286万公吨增加到686万公吨，生铁产量从190万公吨增加到590万公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公吨增加到1.3亿公吨，发电量从每小时72.6亿千瓦增加到193.4亿千瓦。[23]此外，中国第一次生产了数量有限但意义重大的卡车、拖拉机、喷射式飞机和商船。总之，事实说明中国人是苏联模式的出色学生，中国在1952—1957年间的工业发展速度远比苏联在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发展速度要快。[24]与此同时，城市工业的就业人数也大量增加。1952年时有约六百万工人（包括建筑工人），到1957年，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达到1000万人。[25]在五年时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从7000万人增加到约一亿人，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新兴的工业化城市里，人口增长速度更快。1957年，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有13个，而在1949年时只有五个。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和稳定的现代工业基础，虽然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还很弱小。但是，这种成功付出了社会代价与经济代价。绝大多数代价是中国农民承担的，城市的工业化主要是建筑在剥夺农村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工业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农业生产却停滞不前。根据官方很可能夸大了的数字，1952—1957年间，粮食产量以每年3.7%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外的估计，增长速度约为2.7%，勉强赶上2.2%的人口年增长率。然而，城市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村，国家征收高农业税，农民被迫以国家规定的低价把大量的粮食出售给国家粮库。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1950年代的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但与历史上所有的经济进步一样，它是建立在社会的某一部份对另一部份的剥夺基础之上。城市工业化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城市失业与半失业问题，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农民自发涌入发展中的城市，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毛泽东和其他人一样积极地投入到迅速发展城市工业化的事业之中。但是，在这一工业化的进程中，还没有出现独特的“毛主义”发展模式。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独特战略的“毛主义”还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只是作为对苏联式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和政治结果的反应，才有了毛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政治后果采用苏联工业化模式必然要求采用苏联式的政治组织和国家管理形式。集中的经济计划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官僚化和常规化。毛主义对管理简单化的偏好让位于复杂的日益专业化机构。革命政党的干部转变成管理者和官僚职员。工厂里的工人越来越受到工厂管理者的控制。“游击队”多面手的革命观念，为备受推崇的专业化和技术专家所取代。在新的等级制和新型的社会不平等面前，旧的平均主义观念彻底破碎。工业化要求严格的纪律、社会稳定和经济理性，这使坚信群众创造性的革命理念黯然失色。为了直接的经济发展目标，社会主义目标正被搁置并局部仪式化了。革命者成为官僚统治者的趋势开始于1949年，但现在这一趋势成为潮流。计划经济的目标日益决定着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总体特征；虽然这里没有斯大林主持的工业化过程中的非理性和暴行，但这正是斯大林主义的典型发展。在国家机关的扩展与集权过程中，特别是在负责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管理的政府部门的建立过程中，官僚化的表现最为明显。1952年11月，成立了类似斯大林的国家计划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任国家计委主任是高岗，他是东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沙皇。东北地区是受苏联影响最大的地区，也是最普遍采用苏联政治和经济方式的地区。1954年，新成立的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关，取代了原来的政务院，正式建立了官僚化的集中体制。国务院的权力，也即是国家权力，集中在它的常务委员会手中，常委会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统辖和指导着一大批处理经济事务的专门机构，包括各种各样临时的或常设的委员会（如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以及许多中央经济部门。数量最多、权力最大的部门都是与重工业发展相关的部门，例如，单论负责机器制造业就有六个独立的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另一个政治结果是1954年成立的国家监察部权力的扩张。监察系统官僚机构遍及各地，它的职能是监察工业经济部门中的低效益和腐败现象，防止地方偏离国家经济的指导和指标。它与秘密警察机构密切合作，与苏联情况相似，秘密警察的权力随着国家监察部权力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在罗瑞卿任部长的公安部领导下的秘密警察，从未有斯大林俄国秘密警察那样大的恐怖权力。然而，1950年代中期在中国开始出现的总体政治结构，越来越类似于苏联中央集权制下的“垂直”官僚统治形式，恰如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十分相似一样。随着正式的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和权力不断增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开始削弱，党的作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采用苏联“一长制”的工矿企业中，这种声势十分明显，虽然除东北地区外，一长制的采用都没有达到苏联那种极端和狂热的程度。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有效经营，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制和建立在技术专长标准基础上的责任制。适应这种需要的关键是有一个专业的、职责和权限明确的工厂厂长，他负责贯彻来自上面中央政府的指令，有能力在自己作主的企业中完成这种指令。“厂长负责制体系”的需要是苏联时代特征的反映，列宁的话赋予了这一制度以合理性：“任何大工业——它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源泉和生产基础——必须无条件地具备能够指挥数百人、数千人甚至于数百万人的严格的统一意志。但是，如何才能保证意志的统一？只有成千上万的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意志。”[26]采用苏联的管理体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逻辑结果，它反过来加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因为“一长制”建成了一条从北京的中央政府到最基层的各个企业的指挥链。这种体制对工厂党组织的作用和在工厂工作的工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弗朗茨·舒尔曼指出的：在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借鉴苏联的经验，赋予厂长们以极大的权力。党的作用只限于思想上的领导。在管理体制中，一级服从一级。工人必须服从管理者的指挥……人们认为，一长制下的工厂，就是在权威的厂长的指挥下，对工人进行冷酷的理性管理。[27]职业化的工厂厂长主要是从1949年前的技术知识分子中选拔的，因为很少党员具备必要的经济工作经验。那些具备这些技术专长的党员首先是一个企业管理者，然后才是党的领导者。工厂厂长主要对中央政府各部的经济指令负责，工厂党组织对厂长的政治制约力越来越小。地方党的官员和干部也没有能力向厂长的权威挑战，他们也要向上级党组织负责，最终同样是向管理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党的领导人负责。虽然反复强调厂长要在“党的思想领导”下工作，但这种要求只是流于形式。毕竟，厂长的权威是党给的，党在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以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目标为中心。对于工人来说，工业化进程意味着服从越来越严格的各项劳动纪律，它还在工人队伍中造成了日益增大的工资差别和地位差别。比较熟练的工人被任命为车间和小组的负责人，成为监督从前伙伴的监工。工资政策也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给熟练工、有专长的或效率高的工人发放奖金。1956年的“工资改革”集中体现了这种趋势。根据技术熟练程度和效率确定工资标准，工人间工资差别更加悬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工会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到了1950年代中期，工会成为贯彻国家政策、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城市工人的政治地位从一开始便理所当然地模糊不清的，在一个从农村革命中诞生的社会里，情况必然如此，因为工人在革命中无所作为。1950年代中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无产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却变得更加模糊。虽然工业化给工人带来了经济和物质上的利益，但实现工业化的方式使工人对自己工厂事务的发言权，较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还小。独断的管理体制使工人管理工厂的社会主义原则成为空想，政治生活的普遍官僚化又进一步使工人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远离在理论上是由他们“领导”的国家，远离在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党的社会成份和吸收党员的方式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类数字说明不了真正的政治权力杠杆置于何处及由谁操纵。1949年，针对党员基本上都是由农民组成的情况，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大力吸收城市无产阶级成员入党。但是，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被官方认可是工人的党员勉强占党员总数的13%。知识分子的党员数量远远超过工人党员数量，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步伐也较发展工人更快。自从1949年后，党员的总数翻了四倍，从300万发展到1270万，但多数新党员都来自农村。[28]此外，1950年代中期发展党员的重点，是那些已经在社会经济领域处于重要岗位的人，以提高党的影响力。在党员发展上，优先考虑的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在同样条件下，熟练工人比非熟练工人优先入党。比社会组成成份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转变成一个官僚组织，革命精神逐渐褪化。在1950年代中期，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党的干部性质和作用的变化。“干部”这个词，狭义地说，是指在一个组织内担任领导的负责人。在实际生活中，它是指在党的组织，或在党领导的机构及群众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这个概念包含着比革命领导者更广泛的含义。理想地说，干部是无私的人，具有正确的革命价值观，能献身于革命目标；他是一个“多面手”，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能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要求；他“又红又专”，但首先是在政治和思想上“红”，其次才是“专”；他忠诚地执行党的政策，但又能独立地、创造性地工作；他遵守党组织的纪律，但又密切联系群众，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干部“既是群众的先生，又是群众的学生”，实际上，在当群众的先生前必须先当群众的学生。理想的干部与那些“在办公桌打盹”的官僚或是在桌子后发号施令的官员截然不同。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拥有一大批基本符合毛理想的革命领导人标准的党员干部。这些党员干部是一批献身于革命目标和革命理想的人，他们不是为了度假或是谋一份职业才投身革命。在革命者成为统治者的1949年后，干部的现实（且不论干部的理想标准）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在新国家机构中任职的干部，不得不承担政治和经济管理中更为具体的任务，新的职务要求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在革命环境下曾是群众领导的党的干部，正在成为统治群众的国家管理者——而且主要是在办公桌上管理，这进一步加深了新管理精英与被管理的群众间的隔阂。1949年前，党吸引和吸收的是革命者；1949年后，党吸引的是那些把党员身份当成在政府中进身之阶的人。此外，1949年后，越来越多的具有管理和经济工作经验的人进入日益膨胀的政府部门，变成了干部，他们后来所以被吸收入党，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新的国家机构中的领导位置，他们的政治信仰反在其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受工业化职业规范和价值观影响的“新干部”，使那些坚持朴素价值观和革命英雄主义理想的“老革命”相形见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技术员、工程师亦取代了革命者成为新的社会楷模，“新”“老”干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加剧。“老革命”曾批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官僚化是对革命传统的否定，有悖于社会主义理想。政府部门官员则批评老干部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不能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合理分工和职责。老干部来自于革命战争环境，在生活和工作方式上，他们习惯了艰苦朴素和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人民共和国初期，他们享受的生活待遇比较平均，政府给他们提供住房、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须的一小笔津贴。然而，到1955年，干部级别被分成了26级，相应地每月工资也从30元到560元（12美元到224元）不等。至少在城市中，工资主要是根据干部在工业化进程中作用的大小来决定级别的。官方为新的、不平等的薪制解释的理论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就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不能搞按需分配。那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老革命干部被说成是鼓吹“绝对平均主义”的异端。党和干部的官僚化顺应了时代的普遍趋势，是追求现代工业化过程中的产物，它的主要特征是对现代科学和专业技术化力量的信仰。“合理化”、“系统化”和“制度化”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反映了傅高义说的“与打游击思想分道扬镳”。[29]实际上，也是对毛主义革命遗产的变相否定。在工业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布的目标逐渐变成仪式化的东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宣传和信仰依然如旧，但是，真正的行动目标是迅速发展工业，真正起作用的价值观是最有助于工业化的价值观——经济理性与管理效率的价值观。高岗事件虽然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也愿意采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他们决不能容忍苏联利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获得对中国政治上的支配。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防止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攫取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隐藏在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党内政治清洗背后的，正是这种担忧——它是中苏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预兆。1953—1954年政治清洗的主要受害者是东北党政领导人高岗。虽然当时没有明言，但清洗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对东北的政治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高岗对毛主义的信念显然是无懈可击的。1930年代初期，作为中国西北农民游击队的领导人，高岗是陕北红军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底，毛带领红军长征的幸存者到达陕北根据地。在战争年代，他与毛密切合作，巩固对党的控制。在延安时，他是中央西北局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他与林彪的部队一起被派到东北，成为东北地区党政领导人。他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年，他被任命为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因而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贯彻实施。高岗在政治上的垮台和他的追随者被清除出党外一事，是在195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并于1954年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认可。高岗被指控在东北地区搞“独立王国”（也就是说，独立于北京的政府），并且密谋夺取国家政权。据说高岗以自杀作为对这些指控的回答。直到一年多后，即1955年3月，这次清洗才正式向人民公布，反映出人民共和国把政治决定作为机密来处理。公布的情况里丝毫没有提及对高岗的东北“独立王国”所象征的苏联政治渗透的担忧。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高岗阴谋夺取国家政权这一模糊指控，但确有大量事实证明，高岗与俄国人有密切的政治关系。苏联人在战后对东北地区军事占领虽然早已结束，但依然对东北施加重要的影响。在苏军占领期间，他们把东北地区的大量工业设备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后来苏联帮助恢复了东北的重工业基地。苏联控制着1950年建立的中苏合资木材公司，继续控制着中国东部铁路（及其下属经济企业）和大连港及旅顺港。直到斯大林去世和高岗被清除后的1955年，中国才收回了控制权。在高岗统治东北时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一直在东北处于支配地位。据说高岗早在1945年就曾带着使命访问过苏联。[30]1949年7月，他又以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再次去了莫斯科，与苏联就一项经济协议问题进行谈判，这比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成立及1950年2月毛与斯大林的谈判，还要早了几个月。此外，高岗最积极地提倡采用苏联工业组织模式，这些模式在东北地区、也即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引进得最早，也采用得更为彻底。高岗事件的部分事实正像官方所公布的那样，地方向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权，这是中央政府难以容忍的。但是，高岗的东北“独立王国”与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在历史上，东北地区一直是苏联向东亚地区扩张的关键目标。北京控制东北地区，就意味着排除俄国人的控制。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高岗便被清洗，这不完全是巧合。正是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明显的软弱，才使北京有信心清除高岗，清除苏联在东北的影响。北京的举动使两国关系有了暂时的改善，两国关系比过去平等一些，其标志就是1954年下半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以及苏联同意放弃他们在东北的地位。高岗的垮台是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难解的事件之一。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毛把东北的前沙皇当作斯大林在中国的主要代表看待。高岗事件发生几年后，在一次秘密谈话中，毛在尖鋭地批评苏联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时说，“斯大林很欣赏高岗，还送他一辆汽车，高岗每年8月15日都给斯大林发电报。”（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向苏联投降的日子[31]）毛还谈到，东北和新疆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在人民共和国的两个“殖民地”。[32]继高岗后，负责上海地区（中共华中局）党政事务的饶漱石也被清洗。饶还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时的委员之一。饶和高岗一样，也被指控为经营“独立王国”，与高岗结成联盟阴谋篡党夺权。没有证据表明饶漱石与苏联有联系或有亲苏倾向。他和高岗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控制着中国两个主要的工业中心：东北和上海。为什么两人结成了后来被谴责的“高饶反党阴谋集团”，至今仍是一个谜，如同被指控的阴谋的性质一样令人不解。肃反运动1955年3月的党中央全会还决定开展一场普遍的、大规模的官僚清洗运动，即肃反运动，或者叫“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这场运动一直进行到1956年上半年。在高岗事件之后，“暗藏”一词具有不祥的含义。如果连髙岗、饶漱石这样身居要职的人都是反革命阴谋分子，那任何人都可能是怀疑对象。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同，肃反运动主要是肃清“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反动分子的党内运动。受到怀疑的党的干部被拘留审查，与过去采取的“整风”运动方式相似，被审查者要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联系作出书面或口头的详细“交待”。1955年下半年，约有十五万名党政干部受到审查，恐惧的气氛笼罩着官僚机关。成千上万名被认为持有“错误观点”的人，被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往“劳动改造”营，通常都不经过司法程序，而是由行政命令决定。到1956年中期，多数人获得释放，官复原职，官方一般就对他们的错误指控进行道歉。肃反运动的部分目标是清除被怀疑为高岗、饶漱石集团成员的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恢复党中央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立经济、政治官僚机构的控制。由亲苏的专业人士控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被大幅度削弱，工厂企业中厂长的权力也受到限制。建立了党对各种经济管理机构，特别是国家监察部门的严密监督机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党对监察部门的监督意义深远。肃反运动的许多做法与斯大林对官僚机构的清洗有相似之处，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肃反运动缩小而不是加强了日益膨胀的秘密警察的权力和独立性。正如后来官方解释的：“（肃反）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把公安机关置于党的领导之下。”[33]肃反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对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痼疾却用处不大。解决官僚问题的唯一社会主义药方是由人民群众控制官僚统治机构，而肃反运动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此。毛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官僚弊端仍然如故，而且还在发展——在毛领导的共产党内部发展。1955年，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肃反运动火药味更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官僚权力正不断增长。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肃反的先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论家胡风的批判运动。胡风是著名思想家鲁迅的追随者，长期以来，他对共产党官方文艺政策和党对作家、艺术家的干涉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他是左翼文学运动时期最著名的非党内人士之一。他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家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期。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风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对党的政策也表示赞成，但继续反对用政治来窒息艺术和文化的创造性，警告说这样会造成“文化沙漠”。因此，就像自1930年代后期一样，他因为“主观主义”和背离毛主义文艺原则的“资产阶级”倾向继续受到批判。他在左翼运动时的主要对手周扬，现在是牢牢掌握党的文艺和文化事务大权的沙皇。1949年后，胡风的著作很难出版，他的许多支持者也成为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和后来的“文学改造”运动的受害者。但他本人依然被视为一个革命作家来对待，他的错误思想也被认为可以通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改正过来。的确，在1953年知识分子相对比较自由的短暂时期里，胡风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执行理事。感受到这种宽松自由气氛来临的胡风很是乐观，1954年7月，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批评党在文艺界的官僚限制文艺的发展，呼吁给作家和艺术家以表现自己创作才能的自由。但到同年底，对这份报告的公开讨论变成对胡风进行批判的全国性运动。胡风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先是他的老对手周扬领导批胡风运动，在周恩来公开谴责胡风后，全党都投入了对胡风的批判。1955年春季肃反运动开始后，胡风问题又升了级，从思想上的异端成了政治上的颠覆分子，据说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特务。同年7月，他被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胡风从历史舞台消失后，反对“胡风主义”的运动继续进行，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控制。运动使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沉默的同时，也引起了知识分子对党产生了深深的不满情绪。社会后果既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采用的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那么产生相似的社会后果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出现了新型的不平等。迅速的工业发展，或至少是工业迅速发展采用的模式，必然导致两类新官僚精英（虽然仍处于萌芽时期）的出现，他们在其各自擅长的领域里掌握着越来越大的权力。一类是政治精英，是由迅速成为管理者和职业官员的党的领导和干部组成，分布在控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扩大的国家机关中。另一类是技术精英，是由工程师、科学家和厂长组成，他们负责日益扩展的现代经济组织的经营。这两类新的社会集团主要为职业和专业规范所支配，马克思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对他们作用不大。地位、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差别，使他们越来越脱离工人和农民。[34]对工人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造成了压抑日重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不管工厂是由职业化的厂长管理，还是由作为管理者的党的干部来管理，工人都不得不服从提高生产率所要求的越来越严格的劳动纪律。他们不但必须在工作单位服从强制性的管理，而且还要在居住地接受居民委员会的类似管理。此外，由于建立在劳动技能和生产率基础上的工资和奖金的差异越来越大，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的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上。城市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农村进行剥夺的基础上。城市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农村经济却基本上停滞不前，因此，现代化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差别越来越大。深受苏联方式和课程影响的新教育体制，也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趋势。正规教育的发展给人印象至深。1949—1957年间，小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大约2600万人增加到6400万人）。大学入学人数翻了两番，从11.7万人增加到44.1万人。城市人口在新教育机会的受益远远超过农村人口的受益。虽然官方的教育政策是优先工农子女入学，但中学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制度还是有利于特权阶层的子女，即出身于旧的资产阶级、党政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为了适应工业化的需要，总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教育制度，首要的重点是理工科。与苏联的教育制度相似，中国高等教育的功能是不断制造出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分子。在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政府还宣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虽然发展现代经济和工业的目标十分明确，但社会主义的含义则越来越含混。中国社会似乎是远离而不是接近革命曾许诺的那个社会主义前景。工业化的结果是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越来越明显。新出现的社会精英承担了新出现的工业制度需要的复杂劳动。在日益官僚化的党的领导下的国家机器更加强大、更具压制性。现代工业发展曾被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本身成了首要目标，社会主义目标被推到了更遥远的未来。毛与“毛主义”很快被迫面对第一个五年计划造成的手段与目标的两难困境。正如毛主义革命是在农村诞生和发展一样，毛主义者再次把目光转向农村，从农村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和衰退的革命精神。注释[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2]有关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看法及民粹派对他的影响，请看瓦利茨基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论争》（牛津：克伦顿出版社，1969年）一书第179—194页中饶有趣味的分析。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传统的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166页。[3]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俄国革命成为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时，前资本主义的公社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原文为《资本论》俄文版序言，是迈斯纳搞错了。——校对注）[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6]分别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1页；第4卷，第1481页。[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0页。在取得政权后，毛用更明确的语言阐述了这一点：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一边当然是指苏联。（同上书，第1481页）[8]《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1页。[9]1953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公布了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在后来两年里，可能又对计划的具体内容作了一些修改。计划于1955年7月5—6日，由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参见李富春：《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3—1957》。[10]根据官方数字，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产量以每年约18%的速度增长，产业工人的人数由300万增加到800万。有关中国人为什么相信他们能够达到俄国的发展速度，参见克里斯托弗·豪：《中国城市的就业和经济增长，1949—1957》（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102—104页。[11]李富春：《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3—1957》。[12]同上文。根据李卓敏的计算，1953—1957年间实际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占87%，用于轻工业的投资为13%。参见李卓敏：《经济发展》，载《中国季刊》第1卷（1960年1—3月），第40页。[13]同上文。[1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用于发展的总投资中只有8%用于农业、森林和水利。（数字引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公报》，1959年）。[15]李富春：《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3—1957》。[16]同上文。[17]同上文。[18]同上文。[19]李卓敏：《经济发展》，载《中国季刊》第1卷（1960年1—3月），第38页。[20]同上文，第39页。[21]李富春：《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3—1957）》，在1952年的初稿中，规定的增长速度还要高，但由于初稿从未公布过，所以无从知晓具体数字。不过据报道说，对数字的修订分别是在1953年和1955年。[22]关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参见《伟大的十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关于西方经济学家公认的数字，参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1967年）。[23]参见理查曼：《共产党中国的工业社会》，第636—637页，图表7-12。[24]苏联官方宣布的数字是年增长率为18.5%，但多数西方专家估计年增长率约为12%。[25]参见克里斯托弗·豪：《中国城市的就业和经济增长，1949—1957》中表8与表9。[26]天津《大公报》，1953年12月31日。引文转引自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55页。有关这一复杂问题的详尽分析，参见本书第13—17章。[27]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56页。[28]同上书，第128—139页。在1272万党员中，官方确定为工人党员的有174万名，知识分子党员188万，农民党员850万。“其他类别”60万，主要是军人。党员人数占总人口的2.5%，是当时所有共产党国家中比例最低的。[29]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127—128页。有关干部向官员转化的分析，参阅《革命者到半官僚：干部“正规化”的过程》，载《中国季刊》第29卷（1967年1—3月），第36—60页。[30]根据苏联的材料，1945年，高岗和刘少奇去苏联讨论与苏军占领东北相关的事宜，此后，高岗的西北局与苏联共产党一直保持接触。参见哈里森：《通向权力的长征》（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2年），第376页。[31]意为感谢苏联解放中国东北——编者按。[32]参见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33]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1958年）。转引自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344页。[34]1950年代中期，级别高的工厂厂长和工程师的月薪达到280元，工人的平均工资是65元。此外，还为技术与管理精英中的上层成员提供更好的住房和带薪假期，他们一般都有佣人。1956年初的工资改革认可和加大了工资差别。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七章土地改革：农村的资产阶级革命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七章土地改革：农村的资产阶级革命1952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主豪绅已不复存在。曾统治中国社会达两千多年的地主阶级的覆灭，标志着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已经完成，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消灭地主阶级的进程是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但地主阶级的灭亡，无论是从社会意义还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衡量，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行动。正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权力，并清除了阻碍资产阶级所有制成长的封建制度一样，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通过没收地主的财产，重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创造了一个由从事小资本主义生产的个体农民所有者组成的庞大阶级。地主和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中叶，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中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共产党承担了这一项历史任务，目标是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却要在农村创造促进资本主义所有制繁荣发展的条件。当然，这种历史矛盾并非没有历史先例。在俄国，类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了一场农村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是，在苏维埃历史的最初十年，资本主义农民的人数不断增加。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允许农村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政治权力，同时也被证明是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工具。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历史讽刺。在俄国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反而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假若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得再早一些，即发生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夺取政权的政治条件成熟以前，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农民很可能成为坚决维护自己的资产、反对革命的政治保守力量。西欧多数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农民激进主义之后，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保守主义。马克思常对这种现象作出评论，在一篇总结性的评论文章中，他挖苦地说道：“波拿巴[1]王朝是农民的王朝。”[2]但是，在农村革命发生得较晚、并与社会主义革命互相关联或社会主义革命涉及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在俄国，新的个体农户没有时间强化自身，成长为一个足以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恐怖互相抗衡的阶级。在中国，政治条件更有利。与布尔什维克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广大农民支持的基础上取得政权的，在农村有雄厚的组织根基。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微不足道，而对激进的社会变革却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中国农业的社会化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方式进行，两者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结果也截然不同。土地改革：1950-1952年1949年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农村已有五分之一的乡村完成了土地改革。共产党决心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迅速推进到刚刚解放的其他各地农村。进行土改的决心不仅出于农村消灭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即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承诺），还包含着各种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考虑。其中一个原因是，要维护新政权的群众支持基础，就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是共产党向占中国农村5亿人口70%的贫农许下的诺言，贫农是共产党最大的支持者。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决定了普遍进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第一，土改会消灭地主阶级（从而也消除了潜在的反革命威胁），建立共产党在乡村的政治权力，进而有助于建立一个牢牢管理和控制着农村的集权化国家。第二，土改出于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共产党期望通过土改，至少能够在传统耕作技术的条件下，提高农业产量；为农业技术革命奠定政治基础，而农业技术革命又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希望所在；为未来农村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基础。共产党决心完成农村的社会革命，但他们也决意避免在内战末期北方一些省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出现过的暴力事件。1949春季，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农村的工作重心也由在政治上发动农民去建立国家的新秩序，变为稳定农村经济。党的领导人号召结束乡村的革命恐怖，努力控制自发的农民激进势力。对已从革命者变成统治者的共产党来说，激进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破坏性的。1950年初，许多被指责为“极左分裂者”和“滥杀无辜”的年轻村干部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在重新制定国家指导方针的过程中，土地改革的进度放慢或停止了，在华南和华中的新解放区里，当地干部的行为也受到约束。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党内对如何遏制土地改革初期的暴力行为和混乱局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其一，坚决消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豪绅；其二，在保持农业生产稳定的前提下坚决完成土地改革；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地主阶级传统上是一个寄生阶级，它靠收取自己拥有的土地的租金取得财富，但对农业生产几乎没有任何贡献。除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外，人类学家费孝通还指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事实：“地主无法排除佃户而直接从土地上得到收益，但是没有地主的帮助，佃户也能耕作土地。”[3]地主阶级与城市资产阶级不同的是，后者具备新政权需要和利用的经济和技术才能，而地主阶级对社会毫无用处，是一个经济上没有价值、社会和政治上又令人生厌的阶级。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报告中，概括了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观点，两星期后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正式采纳了这些观点。虽然在18年后，刘少奇的这次讲话被当成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但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报告中的稳健观点，即“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4]在社会革命的转变时期，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需要，对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存至关重要，这是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一致同意的。实际上，在刘少奇做这一报告的一星期前，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已为将要实行的稳健的土地政策定了调。他说：“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这是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5]刘少奇提出的土地改革运动要遵循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是毛泽东在1949年前后一直提倡和实行的基本原则。它的实际社会经济含义是，保护在经济上有效率的富农和中农，使他们不会受到要求马上实行彻底社会平等的激进平均主义的伤害。在土地改革法中涉及如何对待占农民人口30%的、没有被划为贫农和雇农的这部分农民的条款中，以及1950年夏季政府颁布的法令中，都体现了保持农业生产稳定的精神。地主（占农村人口的4%左右，拥有30%的可耕地）的土地和财产都被政府无偿没收，分配给无土地农民或贫农。对公有土地，如乡村祠堂、寺院、教堂、学校等（通常也是由地主家庭间接控制），也采取了这样的政策。但对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也同样分给他们一份与贫农相等的土地，“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经过五年自食其力的劳动，在政治上老老实实，“地主分子”的帽子也可以摘掉。更重要的是，有关条款禁止没收“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这一条款与1949年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是一致的。通过这一条款，城镇中从事工商业的地主家庭成员可以被划为“民族资产阶级”成员。这样，在消灭地主阶级传统上的寄生一面的同时，也保留了他们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虽然后者也存在着劳动剥削。更能显示共产党将迫切的经济问题置于社会问题之上的，是对富农采取的比较宽厚的政策。富农人口虽然只占农村人口的6%，但其农业产量几乎占了农业总产量的一半。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此外，还允许富农继续出租土地给佃农，但“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应予以没收”。[6]这样，富农被允许从事两种传统形式上的剥削：能雇用农业劳动力，可以向佃户出租土地。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共产党还不遗余力争取中农的政治合作。中农虽然只占农村人口的20%，但农民协会的领导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农。土改法规定，不得没收中农的土地和财产。“富裕中农”这样一个新提法的出现，使他们有可能通过剥削，即雇用农业劳动力和出租部份土地，获得总收入的25%。[7]虽然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保护了中农和多数富农的经济地位，那是一项比较稳健的政策，但它也同时规定了土地改革的主要社会目标，即消灭地主豪绅阶级。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完全实现共产党关于“均分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保证，而在内战期间，农民正是在这两个口号的感召下集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的。没有完全兑现诺言的原因，在于任何企图在农村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都会给农业经济造成巨大的混乱，如1947—1949年北方的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那种情况。新土地纲领减弱了社会激进主义的势头，正是汲取了过去的教训，反映共产党对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关注，这也正是革命者在成为统治者后应予考虑的问题。在当时官方的文件和声明中，出于这些政治和经济方面考虑的内容比比皆是。摧毁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阶级是一个良好和必要的目标，但不是目的本身。正如新土地法开宗明义地提出的，长远目标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8]也正如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反复强调的，不管土地改革的结果如何平均，都不会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生产总量，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无论如何，在共产党看来（不过当时农民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土地改革只是农村长远的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发展的第一步：是最终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保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的稳定，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国家的利益。相比而言，对富农和中农作出的暂时让步，只是为实现长期发展而作出的微不足道的让步。1950年中旬，多数党的领导人认为，如何贯彻实施土地改革法的这些特殊条款，比这些条款本身更加重要。在中国北方早期进行的土地改革中，左右土改工作的基本是年轻激进的村干部和贫农中的激进势力。这次情况不同，土改工作是在上级的领导下进行，参加土改的干部必须遵守党中央和政府的指示。如果政治和经济的形势要求土改采取更加渐进的方式，那么这也是应该付出的代价。如刘少奇在1950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的：“如果在某些地区开始土地改革后，发生了某些偏差，并引起了某种混乱状态，而不能迅速纠正时，则应该停止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到明年再去进行。”[9]1950年夏季的土改运动并不像设想的那样有秩序地进行。乡村里的阶级斗争力量一旦被释放，就把官方的规定和政府的约束置诸脑后。农村中较有特权的阶级的反抗程度和贫农对土地的要求（以及惩罚从前压迫者的要求）程度都比北京领导人预期的要强烈得多。1950年夏季，运动以非常平稳的方式开始，一系列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培训进行土改的党的干部；组建和发展当地农民协会和议事机构；在华南、华中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情况调查，在农民中划分阶级成分；开展教育运动；树立和推广“先进”的工作典型等等。由于各地的社会、经济情况都不相同，北京强调，各省当局要根据当地情况和需要来指导运动。诚然，土改运动开始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南方的宗族势力（超越不同阶级的组合）比在北方要强大得多，而党组织又比北方弱。在许多新解放区，地主的社会经济力量也比北方各省强大。地主利用宗法联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免受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的侵犯。许多地主逃到城市，躲藏在亲戚家中，把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借给”本村中同族的贫苦成员。有时，地主干脆直接贿赂农民，让他们出面反对关乎传统的变革。此外，从北方派到南方和西部的土改干部，常与当地党的干部发生政治冲突。北方干部希望尽可能彻底和迅速地进行土改，南方干部则常受到宗族联系或个人私交的束缚。但是，总的来说，到了1950年底，运动进行得比较平缓，发生的暴力事件也不多。土地改革通常是由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发动进行。农会取代了农村中由富裕家庭的长者构成的传统组织体系。民兵组织取代了过去由地方上的军事“自卫队”构成的保甲体制，自卫队多是由当地的“恶霸”组成，就是武装的匪帮，通常受地主驱使，专门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和恐吓。共产党军队一进入农村，便枪毙和关押了许多这样的恶霸。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治权力通过农会和民兵组织建立起来后，运动就转向社会和经济目标。首先是地主发还农民的租金，然后，开始在农民中进行复杂的划分阶级成分、调查土地隶属情况的工作。由于乡村的阶级界限十分复杂，又常与宗族联系纠缠在一起，以及土地隶属情况有时并不明确，所以，一些问题难以定论，作出的决定也带有任意性。但从总体上看，虽然存在着政治判断的干预，但其结果与社会经济现实还是吻合的。社会学家杨庆堃曾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一年和共产党统治的最初两年在广东进行过乡村研究，他报道说：“在土地改革的调查中确定的各阶级的总的比例，与我们知道的在共产党统治以前的乡村阶级构成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10]阶级成分和土地隶属情况的确定，是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前奏，它导致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社会现象：村民都尽可能地叫穷，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在富裕农民中引起普遍的恐慌：强烈的焦虑和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村庄，因为现在每个家庭都被指定了一种能产生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的阶级身份。那些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家庭等待着将要落下来的斧头。划成富农成分的家庭极度不安，他们知道，虽然现在的政策是“保存富农经济”，但自己的命运尚未确定……中农心中也惶恐不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还能保留多久。此外，许多相对富裕的农民被当做富农看待，他们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会把他们“提升”到富农的行列襄。[11]阶级路线的划分宣告了公开的阶级斗争在农村的开始。土地改革的目的不仅是要在经济上剥夺地主，而且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要使他们在农民心目中威风扫地、声名狼藉。通过发动村民开“斗争会”，共产党鼓励贫苦农民表达他们长期压抑的愤怒，公开批斗过去的压迫者。对视为斗争对象的地主来说，最好的结局是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后，领到一小块自己耕作的土地，最糟的结局是在群众大会公审后立即遭枪毙。毫无疑问，在土地改革运动引发的农村社会的内在冲突中，本质上就潜伏着暴力和恐怖的可能性，但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地主采取的恐怖行动可能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朝鲜战争的爆发与土地改革法的颁布发生在同一个月，虽然中国军队直到年底才直接卷入战争，产生了中国与美国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它对中国国内情况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许多地主感到共产党政权不会维持多久，国民党政权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从而抗拒土改。对新政权来说，战争引起了对反革命的担心，焦点是对地主的担心。在共产党要消灭的两个社会阶级中，官僚资产阶级已逃离大陆，基本不复存在。但是，地主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却依然留在大陆，或是在农村，或是躲进城里。1950年下半年，随着朝鲜战争的加剧和国内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北京发出指示，要求采取更激进的农村政策，加紧农村的阶级斗争，全面加快土地改革运动步伐，以粉碎依然存在的地主阶级可能造成的威胁。政治因素的考虑压倒了经济需要，各个村庄越来越频繁地召开斗争会，对地主的公开审判也更加严酷。早些时候在北方土地革命中发生的恐怖主义，成为现在土地改革中的特征，但已不再是自发的了。土改运动仍然在中央的指挥和控制下开展，逐渐地与1951年秘密警察对反革命嫌疑犯采取的恐怖相结合。许多地主被判死刑或被送进劳改营。但被划为地主家庭的约二千万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得到了一小块土地，开始了他们尚不习惯的种田人的生活，不过在社会上他们依然被称为“地主”。到了1952年底，除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外，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已经完成。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历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运动开始时宣布的目标，即消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阶级，尽管在这一进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预期中更多的暴力和恐怖手段。事实证明，担心土改运动会破坏农业生产是没有根据的。在1950—1952年间，农业总产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1952年增幅最高。[12]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秩序的建立（以及贸易和交通运输的恢复）。虽说经历了十多年的外敌入侵和内战，但1952年的农业产量依然比战前最好的一年——1936年——还要高得多。1949年开始兴建新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逐渐扩大可耕土地的面积，组织消灭害虫活动，农药与化肥的使用量有了显著增长，这些足以弥补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副作用。由于现在耕作的是自己的土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都比过去更高，并且开始采用了更好的耕作技术。土地改革实现了中国农村的重大社会革命，但它并没有导致农业的经济革命。土改本身没有改变乡村的生产模式，技术的改进也是微不足道的。诚然，农民劳动果实的分配比过去平等，穿着长袍马褂修剪着指甲的“绅士”们再也不可能靠别人的劳动过活。农民对旧制度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普遍的贫穷情况依然如故。即使按照官方数字，1952年的农作物产量比战前最好的年份还要高9%，也很难跟得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更不要说还要为工业和农业的资本投入提供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传统的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何况农业生产还依赖于变幻莫测的天气。土地改革的经济局限从一开始就被认识到了。刘少奇在运动开始前就提醒说：“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只有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新中国的工业化能够实现……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最后解决。”[13]在现代经济革命实现以前，中国还得承受落后的重负，只不过现在是大家比较平均地承受这种重负。然而，在没收和重新分配几乎占全国一半的可耕地的过程中，最直接受益的是贫农和无地农民。佃农和农业工人现在有了可供自己耕作的土地，而最穷的雇农还得到一份额外的、通常是最好的土地。尽管他们是新制度下社会和政治上的宠儿，但在农村，他们依然是相对最穷的，继续受着普遍贫困条件的折磨。土地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平等运动，但决不是一场平均主义的运动。农村人口中依然存在着突出的经济差别。贫农拥有的土地数量约为当地平均数的90%，中农占有的土地数量略高于乡一级的平均数，富农占有的土地数量则一般为平均数的两倍。此外，劳动剥削还没有完全废除，富农和一些中农仍然向佃农出租土地并雇用受薪的短工。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带来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所产生的问题所抵消。土地的重新分配产生了大量分散的、经营规模更小的农户，强化了对提高生产率的传统制约。虽然废除了高利贷，但小农户缺乏足够的农业资金这个老问题更加严重了。拥有资金的富农和中农不愿意按照新国家规定的低利率出借资金，而国家只拥有非常有限的建立农村新的信用体系的手段。总税收额比旧政权时还要高，一般的估计是，土改后国家的税收约占农业总产量的30%左右，是1949年前的两倍，尽管现在主要是由较富裕的农民来承担高税收。大多数从前的佃农虽然从土地改革中受益，但普遍的情况是，土地的再分配没有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和收入。在佃农数量比较多、佃农权益相对有保障的南方一些地区，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规模更小、效率更低的农户，他们的收入反而不如原来当佃农时的收入高。不过，总的来说，虽然存在着农民贫困这种普遍问题，但大多数农民的物质条件还是得到了改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以生活条件的直接改善来衡量土地改革的意义。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与消灭了最坏的剥削形式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土地改革为农村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奠定了社会和政治基础。由各村农民群众中的政治积极分子进行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为在乡村稳固地建立集权制的国家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贫下中农产生的年轻的政治积极分子组成了新的农村领导层，取代了地主阶级，与国家的政治机构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虽然国家的政权机构只设在乡一级，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已将国家的权威向下延伸到了“自然村”。随着传统的地方观念和家族观念的崩渍，以及层层建立的中央国家政权机构，乡村的地方隔绝状态也被打破，农民成了国家政治中的一部分，并逐渐纳入国家市场经济中。毫无疑问，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村级，以及寄生的地主阶级的灭亡，其中最重要的结果是使政府能够大量调拨农业剩余产品。我们将看到，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根本前提。土地改革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农民政治意识的普遍提高。土改运动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发动阶级斗争的方式开展起来的。所有的村民都参加了阶级斗争，因为无人能避开阶级斗争产生的后果。群众斗争大会和公审大会，激发了农民潜在的能量和埋在心底的仇恨，从前受压迫的被动受害者，今天在大会上控诉、审判和惩罚过去的压迫者。如果说土地改革的目标是由上面决定的，那么土改的进程则是由下面的农民完成的。农民感到，正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参加1949年以前革命斗争的农民来说，土地改革不啻为一种深刻的创伤性的心理体验，是一场赋予他们权力感、使他们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的深刻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的完成导致了个体农民所有制的建立，它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反映。政府给新的土地所有者发了地契，他们现在可以合法地自由买卖和出租自己的土地。虽然政治权力掌握在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共产党手中，但1953年农村的社会经济形势，还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有利于农村资产阶级的成长。共产党从来没有隐瞒他们的观点，即个体农民所有制只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是通向集体化道路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土地改革运动开始的前一年，毛泽东曾宣布，农业集体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当时他认为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完全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14]在什么时间、如何实现农业生产的集体化，以及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社会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共和国今后十年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注释[1]指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侄子。他于1851年12月2日摧毁国会成立独裁政体。一年后改称拿破仑三世。在马克思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雾月十八日即法国革命历的1799年11月9日，当时拿破仑推动政变而成为独裁者。——编者按[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762页。[3]费孝通：《中国士绅》（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参见该书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96页。[4]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页。[5]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页。[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款。[7]同上文。土地改革法规定只能获得总收入的15%，但1950年8月4日的政府法令增加到了25%。[8]同上文。[9]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10]杨庆堃：《共产主义变革初期的中国农村》（坎布里奇，马萨诸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59年），第143页。[11]同上书，第143—144页。[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报》，重刊于《人民中国》（北京，1956年7月16日）。[13]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页。[1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六章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六章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统治一个处于革命余波后的国家是极端困难的。政治才能是一种稀有商品”[1]——这一公理适用于大多数革命胜利后的局面，但套在1949年后的中国却显得勉强。在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的三年时间，他们对中国的统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他们也不乏政治和行政管理人才。正是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而不是什么特别的统治天才，造就了革命胜利后的这种特殊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的取胜方式不同于以往传统的起义模式，即革命者突然上升到了陌生的统治者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获得的，在斗争中，他们既是革命者也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组织方式来治理相当的土地和人口。但是，他们的经验只限于农村。城市落入共产党手中的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共产党人自己的预期。在城市，政治和行政管理人才确实是非常稀有的产品；这一问题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2]当共产党军队实际占领城市后，毛泽东便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及“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3]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初都是出身于城市的知识分子，但在长期革命考验中幸存下来的大多数领导人，二十多年来都生活和战斗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对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干部来说，城市则完全是陌生和怪异的地方。正如一位当时生活在北京的美国学者观察到的：“有些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见过大城市，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关电灯。”[4]此外，陌生还伴随着不信任感。集合农村的革命力量以包围和攻占不革命的城市，这种革命战略滋生了强烈的反城市情绪。在1949年以前，革命者把城市看成是保守主义的阵地、国民党的堡垒、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也是产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腐败的温床。1949年，他们既是解放者，也是进入城市的占领者。对那些没有为革命胜利作出贡献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与强烈的怀疑感交织在一起。长期的革命经验使革命者把革命的农村与保守的城市截然区分开来，这种二分法在毛主义的思想里根深蒂固。新统治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城乡关系问题），这种革命的残余观念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中国虽然基本上是个农业国，但有6000万以上人住在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里，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949年，上海有六百万左右居民。北京、天津各有200万以上居民。广州人口超过了100万。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里，城市生活十分悲惨，一片混乱：大量的失业与半失业人口涌现，地方管理机构腐败无能，庞大的黑社会、帮派和秘密团伙肆无忌惮地欺侮民众，吸毒现象普遍，妓女众多，人民没有起码的卫生条件和市政设施等等，这些因素提高了共产党治理陌生城市的难度。除了这些长期存在（并不断恶化）的问题外，战争和垂死政权的残暴统治摧毁了城市的经济生活，使问题更加尖鋭。严重的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饥荒、暴乱和抢劫，在长期充斥着犯罪问题的城市引发了各种新的犯罪浪潮。由于没有原料，工人亦因营养不良而无法工作，工厂和车间不得不关闭；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国民党在统治城市的最后六个月里，生活费用平均每星期上涨25%；例如，在共产党接管北京的前一年，北京面粉价格上涨了4500倍。[5]货币变得一钱不值。南京政府颁布的各种“货币改革”不过是生产了大量毫无价值的废纸片，经济生活基本上倒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境地。在中国最主要的工业城市沈阳市，这种情况十分典型：有50万人逃离了沈阳。有的跑到解放区去了；有的跑到华北当难民去了。工业生产几乎全停顿了。由于城市被包围，城里最主要的问题是食品严重缺乏，一个工人每月配给供应的视频只够维持10天，许多人不得不吞咽那些东北人通常用来喂猪或作肥料的豆渣饼。可能是缺少维生素，吃这些豆渣饼的成年人都患上了夜盲症，而那些孩子，则永远地瞎了。事实上，有一些病人，甚至眼球都碎裂了。食品匮乏又导致煤炭产量的下降；而煤炭产量的下降，又导致电力中断；倒过来，电力中断又导致许多煤矿被淹，生产已经完全停滞了。今年冬天，那里肯定闹饥荒。[6]在上海，黄包车夫因营养不良，虚弱得拉不动车上的客人。许多城市都有濒临饿死的人无人照看、最后暴尸街头的报道。这就是国民党的最后遗产：一贫如洗的城市。共产党统治者缺乏管理城市的准备，但现在，他们要管理的城市却是一片废墟。共产党既缺乏有组织的城市群众的支持，又缺乏经济上的物质支持。除了原始的农业经济负担外，又增加了新的意料之外的负担：现代经济成份的崩溃。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从这种赤贫的条件下开始的。共产党在城市里拥有一种政治资本：对国民党的普遍仇恨。悲惨的经济状况导致政治上的不满，垂死的政权行为腐败，借助于恐怖手段以维持政治统治，任意捕杀，镇压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对二战后初期成立的、反共但却是独立的工会运动的镇压等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满。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不了解共产党人，恰如农民革命者不了解城市居民一样；但是，仅凭共产党的胜利会带来和平与秩序这一点，他们就衷心欢迎农村盖过城市。虽然各种文献都反映了城市居民对旧政权的普遍愤恨，但这种情緖很少表现为公开的或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也缺乏用以客观估量人们对新政权的感情的可靠资料。人们对新政权的感情取决于他们所属的地位和社会阶级，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共产党来到这里受到许多站在他们那边的人的欢迎。当人们走在大街上，已明确地感到一种新的宽松的气氛，虽然这种气氛很难用确切的词汇来表达。”[7]有人形容说，广州市民以“谨慎而不是欢欣”的情绪等待着解放军进城，“他们的主要感情是城市和平移手的轻松感”。[8]在城市地区，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是共产党最热情和最积极的支持者，尽管真正的理想主义总是与机会主义和伪善混杂在一起。大多数政治上独立的知识分子看来都愿意在新政权下工作。1948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前的四个月，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评论说：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喜欢参与政治。但是，当他们听到政府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她的目的是要带给中国一个民主诚实的政府时，他们看到的却是这些声明一次又一次被嘲弄的事实。真的，远远谈不上改进，政府是越来越糟糕。所以，今天，很少有人相信人民会对政府的改革抱有希望……最初，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支持政府的。尽管我们也看到了她的许多不足之处，但是我们希望她能改进……我们已经完全相信这个政府是无药可救了，我们希望越快把她推翻掉越好。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有能力来作出这个改变的力量，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现在愿意支持共产党。当然，我们希望走中间道路，但这是不可能的。[9]许多有钱的资产阶级成员已随着国民党一起逃走。但是，大多数被共产党归类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留了下来，这些人形形色色，有商家、小店主、小工厂主、小作坊主、企业或商业机构里的管理人员等等。腐败官僚机构的非法掠夺和内战的动荡局面，已使他们几乎破产，没有什么可以再失掉的了。他们本来不会对一个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政府抱什么热情，但他们寄望新统治者能够兑现诺言：限制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毫无疑问，他们对新政权的态度十分暧昧，恰如共产党以暧昧和怀疑的方式看待他们一样。至于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受压迫的流氓无产者，包括人力车夫、当苦力的临时工、乞丐和小偷——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和感情，更难以准确地描述。他们构成了大多数的城市人口，但却是最少发言权。他们是城市居民中在新政权下获益最多的人，又是最少被人了解的人。他们当中大批人参加了1949年庆祝胜利的集会，参加了其后几年城市里的各种群众游行和集会，但他们庆贺的是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革命的胜利，对此，他们的感情肯定是复杂的；人们只能根据不完全的资料推断，1949年，城市工人是怀着希望和热情迎接共产党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成员是长期遭受极端的社会经济压迫的受害者，在旧政权的最后几年，他们处于失业和半饥饿的状态，因此，即使他们对执政党竟然宣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也还是真诚地迎接新政权的胜利。城市居民眼看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占领城市，心情虽然十分复杂，但单凭对旧政权的憎恨，就足以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欢迎新制度。他们的希望和担忧交织在一起，正如共产党不熟悉城市一样，城市居民也不了解共产党。但是，他们愿意与国家的新统治者合作，以结束声名狼藉的国民党政权留给城市的混乱局面。彼此的怀疑和不信任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通过双方合作，落实和平的社会秩序、充足的粮食供应、恢复崩溃的经济和推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等，这些都是共同的愿望。城市居民参与恢复城市社会和经济生活，他们普遍而真诚的愿望，多少弥补了共产党缺乏有组织的政治支持的缺憾。新政权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公共秩序和恢复城市的市政服务，城市的情况跟农村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在农村有一套组织形式和熟悉情况的干部队伍，但在城市，他们不得不依赖旧政权留下的官僚机构；尽管大多数国民党高官都与国民党军队一同逃离，但官僚机构中的许多低级职员依然留在市政管理部门，在更低的层次上，地方警察机构的情况也是这样。为了恢复秩序，新政权保留了原来的民事警察机构，留用其中许多成员。多年后，党的干部取代大部份旧官员，许多干部是从城市青年中新吸收的。城市行政管理和警察机构的形式结构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这些机构现在是由北京中央政府和军队的公安部门控制。虽然旧的城市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形式还保留着，许多旧官员和职员仍被留用，但关键职位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以确保地方官僚机关向新的国家政府及其政策负责。各式各样在表面上自治、实际上与政府机关密切相关的城市群众组织相继建立，目的也是进一步加强中央的控制。这类全国性的组织有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和各种职业协会，它们把城市社会中的主要阶级和团体组织在一起，这些组织是在原来存在的组织基础上建立的，在本质上是中央政府机关的延伸，由控制着国家政府的同一个党控制。各种协会则控制着城市的大部分人口，是中央制约当地行政管理机构和工矿企业地方主义的重要砝码。1952年开始建立的“城市居民委员会”（一般由100—500户人家组成），是对城市居民进行组织控制的又一个层次。居委会有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职能，除了向所属居民宣传和普及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外，居委会还向政府反映居民的看法和意见；在处理家庭和邻里纠纷时，它又起着准司法机关的作用；就控制和告发犯罪行为和政治异见而言，它又行使着警察的职能；居委会还要承担市政服务工作，比如公共卫生和消防；它还具有社会福利功能，如向困难家庭提供社会救济，组织居民进行文化和娱乐活动。虽然居委会提供福利及其他积极的服务，是必要和值得肯定的，但它在本质上是实行控制的强制性工具。正如弗朗茨·舒尔曼评论道：“居委会的一个基本任务是监视它管辖范围内的居民的活动，定期向派出所汇报，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来自人们所知道的保甲制的办法。”[10]与1949年前的保甲制情况相似，居委会的准警察和准司法功能干涉了人们的私生活，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然而，虽然共产党依靠的是旧的官僚机构形式及许多旧官员，但他们迅速而稳固地在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力。执政的革命者决不会被旧官僚的残部所推翻，共产党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虽然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是稳固的，但它在最初几年要实现的目标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没有太大关系。他们推行的城市政策和实施方案，是任何强而有力的国家政府在这种环境下都要做的；实际上，这也是旧的国民党政权打算做的事。任何一个新的中国政府都面临的任务是：建立社会秩序、进行人口登记、收缴私藏武器、控制通货膨胀、建立穏定的货币体系、恢复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恢复市政服务功能、改善卫生设施及加强中央对地方城市行政机构的控制；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政府才要解决城市中长期存在的社会顽疾，如普遍的吸毒现象、妓女和庞大的黑社会、秘密社团与黑帮的犯罪活动及由此而来的腐败行为。鸦片问题是反映旧政权的无能和新政权的成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毒品问题就一直折磨着中国社会，1839年鸦片战争后，毒品在中国迅速蔓延。国民党政权上台时，毒品交易主要由犯罪组织经营。国民党的反鸦片法和反鸦片运动劳而无功，一方面是由于政权的无能，另一方面还有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发现，在毒品交易中谋取暴利的黑社会和帮伙在政治上是可以利用的，腐败的官僚机构和警察部门则因有利可图而保护毒品交易。然而，在中国历届政府统治下持续和发展了近两个世纪的毒品问题，新政府在两年内就彻底解决了。共产党将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对毒品的主要供货商和交易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手段（包括死刑），赦免小毒品商，对吸毒者实施戒毒方案，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教育运动，召开“禁烟”大会，通过宣传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等。到1952年，鸦片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已很难找到吸食鸦片的人了。共产党还通过镇压、改造、发动群众和教育等方法，同样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其他的普遍问题。广州是旧中国犯罪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傅高义在总结了共产党统治的最初三年取得的成果时说：“最终扫除了妓女、吸食鸦片者、赌博和酗酒。一个世纪来第一次公共道德恢复过来，人们不再担心抢劫，也不再害怕夜间在街上行走。帮助与严格监督双管齐下，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但却遏制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11]正如城市的社会改造，实现了中国长期以来屡受挫折的振兴意愿，驱逐外国人出境，也满足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感情。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并非像当时西方媒体描述和谴责的那样，是“共产党暴政”的结果，而是一个深得人心的中国民族主义行动，标志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时代的结束。虽然在驱逐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群众排外的偶然暴力事件，但整个过程还是比较有秩序的。开始是要求外国人向新政权进行登记，限制和监督他们的活动和旅行。外资企业受到控制，最后被没收和国有化。1950年下半年，在朝鲜战争紧张局势的影响下，中国政府要求所有西方人都离开中国。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已离开中国，还有少数外国商人、传教士和教师留在中国；翌年，随着一系列群众反帝集会的进行，他们被强令匆匆离境。虽然当时正是恐怖时期，朝鲜战争又激起人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但大多数外国人还是和平离境的。所有外国资产都被冻结，外国企业被没收。中国的基督教徒被迫中止了与外国教堂的联系。在被驱逐的外国人中，有不少人对新政权怀有好感，希望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全面的反帝运动使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基本中止。但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和心理需要远远压倒了这些考虑。正如一位非共产党的开明知识分子向一位美国朋友解释这种局面时说道：“共产党的反帝运动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饱受欺凌和压迫的结果。共产党要向人民表明，人民才是自己家园的主人，决不许外国人在这里作威作福。”[12]这里面不涉及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或类似的问题，毋宁是对一个世纪饱受侮辱的心理补偿。驱逐外国人，是中国将来在平等条件下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必要的心理前提。自从1842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历届政府，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主义者，都曾立誓要摆脱外国的枷锁，但只有人民共和国，才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显示出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政府。最初几年的城市经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从来都不纯粹是“民族主义”的，但在最初几年里，他们实行的经济政策，与毛提出的革命尚处在“民族的”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是基本吻合的。1949—1952年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促使大量小资产阶级的个体经营农户出现，而没有造就社会主义经济。城市出现了独一无二的结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形式的“混和经济”。“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与国民党结盟或在经济上与外国利益息息相关的人士）拥有的工业、商业等企业和银行被国家直接无偿没收，成为国家所拥有。到了1949年，官僚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已逃离中国。新中国通过国有化，从一开始就已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简单地（有可能是简单化地）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国有制，那么城市经济的主要部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然而，经济的主要成分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最初几年里，新政权基本没有触动一百多万小业主和手工劳动者，除此之外，还有原则上是按政治态度标准确定的“民族资产阶级”，依然被允许继续拥有私营的工商企业，按照形式上是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经营，实际上，政府鼓励他们扩大经营，建立新企业。到1953年，私人工业企业数量从12.3万个增加到15万个，在私人企业里就业的工人数量从164.4万增加到223.1万人。私企产值占中国工业的37%。[13]不过，私人经济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产品价格、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都是由国家决定的。在私人工厂中，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工人组织，负责执行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对企业的管理起监督作用。更重要的是，私人工厂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依靠国家分配原料，并通过国家的渠道销售产品，私人商业企业在批发和零售业务上都依赖国家的商业组织进行。简言之，这不是自由经济，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比旧的遭受批判的“官僚资产阶级”更加依靠国家官僚机构。两者的差别本质上是政治上的差别，人民共和国一个追求新目标的新国家，但这毕竟还是资本主义的。资本所有者从他们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中获利，虽然利润受到控制，但赚的钱足以使“民族”资本家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复兴“国家资本义”并不完全是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原因。共产党不是纯粹要兑现“新民主主义”的诺言，也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观点；原因要实际得多——要重建崩溃的经济，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有利的方式是重建既存的经济，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如果马上宣布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并将之国有化，将导致组织上的混乱。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复兴，要运用唯有资产阶级才具备的管理技能和技术知识。通过结合经济需要和政治要求，新政府获得了留在大陆的资产阶级成员和技术专家的支持，使移居海外的许多人得到鼓舞，返回祖国，投身于国民经济的重建工作。1952—1953年间，“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此后，随着私人工商企业变成完全国有化，或较典型的“公私合营企业”发展起来，“国家资本主义”迅速走向衰落。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国家利用政府投资的形式，控制并最终完全掌握了企业的利益，原来的私有者一般继续留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领取政府根据他们占有的股份给予的5%的定息。事实上，如果不看名义的话，企业已为国家所有和国家管理。到1956年，城市经济中的私有成分已不复存在。任何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企业都已被有效地收归国有了。保留下来的小部分私有成分只限于手工劳动者、工匠和小商小贩。“国家资本主义”只作为一种残余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只得到国家根据原属他们的工商企业中的“资本投资”而确定的红利，按季度领取微不足道的金额，或是获派不可兑付的债券的利息，聊作补偿。虽然他们在城市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但他们已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他们的债券也不能由后代继承。然而，即便国家资本主义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只有过短暂的兴旺，它却实现了既定的经济作用。1952年，城市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国家的重建进程中，共产党寻求具备专业技能的城市精英与之合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技术人才、旧政权留下来的官员和管理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一旦实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共产党很快就不再依靠这些被认为是城市居民中最不可靠的人。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共产党进行了三次压制性的政治运动，包括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对官僚腐败和浪费的“三反”运动，及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这些与先前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同，后者旨在从总体上根除社会上的政治反对者，而这些运动都是针对城市中特定精英集团的。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不同，后者是要摧毁对新社会毫无用处的农村地主阶级。城市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进一步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这些社会集团，而不是摧毁它们。在保留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使他们政治化。他们与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不同，在政治化后依然属于“人民”的行列。1951年秋季，毛泽东宣布：“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4]开始了革命胜利后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这样，思想改造运动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及为未来朝社会主义而转变，创造经济前提三者结合起来。运动开始是学习毛的著作，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规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所有主要的城市都开展了这场运动，使用的是人们熟悉的毛主义方式——群众大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小型“斗争会”、公开批判，思想上被定为有罪的人的书面或口头“坦白”等等，并要求知识分子抛弃个人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接受禁欲的毛主义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运动一般是从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然后扩大到中小学教师、学生以及作家和艺术家。虽然很少有公开的强制（尽管有一些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去“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但知识分子承受的社会和心理的压力却非常大。改造成功的模糊标准完全依循“思想改造者”的主观判断，就是观乎一个人通过“坦白”或自我批评去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进而接受新社会思想的态度是否“真诚”。知识分子是否真正实现了毛主义要求的灵魂深处的根本转变，还有待商榷，但思想改造的外部效果是明显的。运动结束于1952年，党更牢固地控制了教育界，取消了知识分子在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两年谨慎地享有的一点言论自由。四年以后的“双百运动”时期将表明，此次压制是如何在知识分子心中引起深深的不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始于1952年初，与思想改造运动基本上同步进行。三反运动的目的是撤换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纠正新国家的管理机构在职能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这场运动的特点是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批判腐败的或暴虐的干部，这是典型的毛主义的政治手段，后来成为所有运动的特征。虽然还远远谈不上群众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但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方法上，都是一种与斯大林主义完全不同的实践。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官僚主义，特别是反那些留在城市管理部门而可有可无的旧国民党官员、在内战后期吸收入党但已被证明不胜任革命胜利后的管理工作的新党员，以及受城市资产阶级影响而腐化堕落的老干部。最后一点是典型的毛主义的观点，即城市生活滋养了官僚主义的习气，腐蚀了革命价值观。不过，运动到最后并没有形成对官僚机构的大规模整治，只有不到5%的政府干部正式受到惩罚，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但多数人只是简单地被撤职或降级。[15]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是一场范围更广、意义更重大的运动。总的来说，运动是直接反对城市经济中的腐败行为，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从1952年到1953年初，共有45万个企业受到国家当局的正式调查。虽然一些资本家因不法经济活动入狱，但主要的惩罚措施是罚款。通过追缴拖欠的税款，课以重金和其他经济上的强制手段，进一步剥夺了资产阶级剩余的财产，大多数企业和工厂不得不成为公私合营企业，这实际上是实现国有化的一条快捷方式。1951—1952年的运动巩固了共产党在城市的统治，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结束。1953年初，中国城市的市政管理机构、经济和教育部门牢固地控制在党和党领导的中央国家政权手中。新政权是集权和压制的，但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城市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有效的治理。※※※1949年，共产党曾宣布他们的目标是“三年恢复，十年发展”；1952年底，随着城市复兴、农村土地改革（下一章将探讨这个问题）的完成，新统治者实现了他们前半部分的诺言。政府的注意力转向了“十年发展”，即在一个仍然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工业化却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毛泽东亦不愿看到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后果。城市工业的发展导致新社会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更加尖鋭，无论是在为共和国的诞生而奋斗的革命年代，还是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城乡关系都是共产党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日益加剧的城乡对抗也许是现代工业化的内在本质；但在中国而言，由于革命源自农村并带有农民革命的特点，以及城郷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上极端不平衡，城乡关系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在城市，共产党成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了对城市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的强力国家机构，但共产党与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工人阶级，两者的社会政治联系依然十分脆弱。尽管在建国初期，共产党曾努力巩固和扩大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但直到195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600万党员中，工人或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比例却不超过10%。在其后几年里，这个比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在农民中原有的雄厚政治根基。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还是一个“农民党”；然而，党的这种政治根基是建立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经济和个体农民所有制基础上的。这样，在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党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关系还不明确，人民共和国开始了自己工业化进程。不过，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依然是农民，但党的高层机关现在则以城市为基础，党的多数领导人很快也城市化了。尽管根据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理论[16]来判断，他们还不能算是工人阶级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但他们确实把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与城市工业的发展联结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至少与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联结起来。但党的另一些领导人——可以把他们视为是农民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却很难接受城市生活以及城市领导乡村这样一种前景，其中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毛泽东。1949年，他宣布中国开始进入“城市领导乡村”时期的同时，也警告说，对先前获胜的革命者而言，城市化可能腐蚀他们的意志和思想，这便存在危险。就是说，城市生活产生的“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作风，有可能取代“艰苦奋斗”的农村作风。[17]他的警告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影响下，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更加扩大。这种差距也反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从注重城市的领导人与注重农村的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到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寄托在现代城市工业的发展上，已可见一斑，以至党依然把自己作为农民的代表，更看重农村的社会主义变革之间的两种观点的差距。注释[1]邓恩：《现代革命》（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17页。[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6页。[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页。[4]卜德：《北京日记》（纽约：亨利·舒曼出版社，1950年），第72页；中译文见《北京日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第69页。该书对国民党统治末期和共产党统治初期的城市作了十分具体和生动的描写。[5]同上书，第100页。中译本，第95页。[6]同上书，第33页。中译本，第33页。[7]同上书，第99页；中译本，第94页。卜德注意到，参加解放军欢乐游行的平民，“大多数人的热情显而易见不是虚假的……另一方面，旁观者的反应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不外露，但他们显然为展示的武力所深深吸引”（第104页；中译本，第99页）。[8]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45—46页。[9]卜德：《北京日记》，第23—24页；中译本，第23—24页。[10]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376页。保甲是国家进行社会政治控制的一种传统体系。从理论上说，它是由百户人家组成，每个成员都要为其他成员的行动和表现负责。[11]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67页。[12]卜德：《北京日记》，第158页；中译本，第141页。[13]数字引自里奇曼：《共产党中国的工业社会》（纽约：兰登书屋，1969年），第899页。[14]《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15]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318页。[16]有关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以及他关于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村知识分子的区分，参见他的论文《知识分子》，载于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纽约：国际图书出版公司，1971年），第5—23页。[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五章新国家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五章新国家1949年，夺取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像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那样，怀有强烈炽热的革命期望。对列宁来说，俄国革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世界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前奏。然而，内战、外国入侵以及在落后的俄国进行革命的孤立无援，这些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乌托邦式的革命希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期望成立的、很快就会“消亡”的工人公社性质的“半国家”非但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纯粹为了政治生存的需要，建立起日益集权和专制的国家机器；在经济生存的压力下，所谓在“工人自身的自由和自觉纪律”基础上由工人管理工厂的承诺，被官僚机器自上而下强加的纪律，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手段的采用所替代；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的生存这一国家利益，很快就使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烟消云散。随着斯大林专制主义萌芽，消亡的不是国家，而是乌托邦的幻想。列宁只是在临终前，才忧郁地质疑他所领导的革命在道义和历史上的合法性，以及他是否事与愿违地领导了对革命梦想的粉碎。在去世前，他动情地坦言，他“在俄国工人面前感到内疚。”[1]相比之下，1949年的中国胜利者是忧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像其俄国先驱那样怀有雄伟的革命幻想，因此也没有幻灭破碎后的挫折感。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对世界革命的憧憬上，而是国家面临亟待解决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革命还是在一片孤立的国土上进行的，它独立于国际革命的潮流而发展，在物质和思想上都与国际革命潮流无关。中国革命经验中深刻的民族主义特点，与跟1917年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理论口号。毛泽东与列宁和托洛斯基不同，他是一个杰出的民族革命领袖，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代言人。此外，到1949年，一国——即使是一个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已不再是异端邪说。1949年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17年的俄国。1949年，毛不必写一部列宁的乌托邦论著《国家与革命》的中国版本，一篇《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已足矣。毛在文章中重申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但将这些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与此同时；他强调，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和经济体系是当务之急。中国与俄国不同的是，建立一个能实现民族统一、建立政治秩序的集权国家（无论其正式的理论表述是什么），非但不是对革命承诺的背叛，恰恰相反，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新政权早期社会经济政策也实行得比较顺利。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曾许诺过的及人们所期望的基本一致。在城市工业部门，基本上是由新的国营企业家与旧的资本家共同行使管理权，与30年前的俄国不同，中国工人并没有因此而要求由生产者直接管理工厂。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中国无产阶级没有提出什么主张，也不可能成为“工人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在农村，新国家证明有能力满足长期受压迫的农民的直接要求。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和他们新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1949年是充满了乐观和巨大希望的一年。但是，对可能性的异常现实的认知，使他们的希望趋于缓和。当时的可能性就是彻底完成中国革命中被长期延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土地改革，以及曾许诺的长期艰巨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最初几年，这些工作是在相对温和的政策基础上、在一个革命胜利后政治与社会空前稳定的环境下开展的。中国与俄国不同，政治上的胜利没有驱使人们期望立即建立一个完美正义的社会制度。正如毛在共产党胜利时所说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2]在中国，新长征要解决的是中国政治与经济建设中的特殊问题；没有人指望神助般的“世界革命”会恰逢其时地赶到，以加快中国建设的进程。当时的口号是“三年建设十年恢复”，反映了这一时期相对冷静的特征。稳定政治和发展经济是当时的主旋律。没有人会认为当时的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幻想主义者。因为当时的毛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都承认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本前提。在新秩序得到巩固并似乎已制度化以后，革命乌托邦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短时间内巩固革命的胜利，并为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过渡创造条件，就此而言，中国在许多方面具有比俄国更有利的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被迫在物质和精神上进行一场令其精疲力竭的内战，而在中国，内战发生在革命年代，并且已经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时，只遇到了反革命的零散抵抗。此外，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管理者。因此，他们比当时的俄国共产党更少地依靠旧政权留下的官僚机构。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群众基础要比俄国共产党更广泛得多，特别是他们赢得了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的支持。与列宁遇到的情况不同，在中国广大农村里，毛泽东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尽管共产党人在城市没有什么组织基础，但至少他们的民族主义主张和为长期忍受苛政压迫的人民带来秩序的许诺，赢得了主张民主的知识分子和城市一般市民的同情与合作。在俄国革命中无足轻重的民族主义因素，却是有利于中国新领导人的一种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崛起于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抵抗日本入侵的领导力量；在战后的最初年代，他们同样有能力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这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此外，与早期苏联不同，人民共和国既没有完全与世隔绝，也没有面临像苏联那样的外部反革命势力入侵的威胁。不管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多么暧昧，仅仅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邻国的存在，就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新中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证。何况，新中国还有苏联提供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虽然这些援助较之预期的要少得多，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但是，中国在社会和经济上的极端落后，却使这些相对有利的因素黯然失色。落后是一个世纪来改良与革命的失败的历史遗产。1949年，中国共产党继承的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它远不及十月革命时的俄国经济水平。这种极端落后贫穷的条件正构成中国历史环境中最关键的因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决定1949年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至关重要。※※※在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几个月，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新政权所据之以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原则，为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根据。毛首先指出，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长期压迫，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已经破产，毛宣称，新国家将不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更准确地说，新的人民共和国将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此外，新政治制度将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工人和农民只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统一战线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这个公式，允许发展本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没有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以加快现代经济发展。毛宣布，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毛反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定地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毛没有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但其含义是说，只有经过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才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国家。[3]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岁月，毛主义的这些主张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是什么关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毛用来说明新国家特征的“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个民主国家还是一个专政国家？就毛愿意涉及这一问题而言，他的回答是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对人民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属于人民的人实行专政。新国家的专政职能规定的十分明确：政府将“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4]。剥夺这些集团和阶级的民主权利——所有国家暴力机构的职能就是确保镇压完成。如果企图理解“民主”在毛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含义，那就会进入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境地。毛写道，民主是区别于反动派“人民”享有的权利。毛自己恰恰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民是什么？”还可以补充一个问题：“谁来决定谁是人民，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谁是人民？”这些时而明确时而模糊的问题，在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在不同的时期答案也迥然不同。1949年，毛的回答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人民”是由要进入政治统一战线的四个社会阶级的成员组成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毛主义理论中，“民主”这个词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通常理解的资产阶级民主；根据毛的说法，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他们有权利投票，“选举自己的政府”，而政府又反过来对不属于人民行列的反动派实行专政。[5]至于这些基本的民主权利是否兑现，则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根据新国家的政治实践进行验证。第二，民主是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更准确地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就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任务的完成。在城市中鼓励资本主义经济企业的发展，在农村中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而是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描述。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进行合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既是一个后封建社会，又是一个“前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便是“民主的”。第三，民主意味着四个被定义为“人民”的阶级的政治代表。这里，我们遇到了毛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晦涩的方面：政治权力与社会各阶级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人民共和国创建之始正式参政的十多个非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的作用，仅仅是象征性的；毋庸讳言，其作用也是从外部预先决定的。甚至那些最著名的准党派，如据说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盟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最多也只在名义上是政党。没有一个民主党派拥有一定意义数量上的群众追随者，即使是在其正式组织机构里，人员也很少。共产党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因此毫无疑问（也无人置疑），新国家（无论其正式结构是什么，也无论官方理论是如何描述）的实际政治权力将掌握在共产党和红军手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企图掩饰这一基本政治事实。共产党的政治权力与革命胜利后的两大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两者的关系也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官方理论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然而，党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关系早在1927年就切断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农村蓬勃开展时，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却是消极的。实际上，即使到了1957年，当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十分庞大，城市中的党组织亦已健全时，党员中的工人比例也只有14%。另一方面，尽管正是农民保证了毛主义政党的政治胜利，党员中绝大多数成员也一直来自农民，但中国共产党从未宣布过自己是一个农民政党。[6]这是一个悖论，一个革命政党却宣称自己是一个政治消极的阶级的政党，而不把自己看成——至少是含蓄地——构成自己实际社会基础的革命阶级的政治代表。1949年9月21—3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建立了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依然没有澄清这个悖论。政协这个词（姑且不论其机构）是共产党在二战后向国民党建议成立联合政府时提出的。国民党垮台后，在任何意义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已没有必要，也缺乏政治基础。不过，一个不是纯粹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至少在表面看来对真正的国家政权在政治上是有利的。一大批非共产党的政治和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当时被称为“民主人士”）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7]会议经过充分协商，正式批准了根据毛泽东在三个月前提出的新政府机构的建议，任命毛为国家主席。许多非共产党人在新国家的政府机构里担任要职，或至少获得很高的头衔。例如，在最初的24个部委中，11个部的部长是由非党人士担任的。共和国的六位副主席，有三位是党外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新国家的这种人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装饰性和礼仪性的，但也不是毫无意义。与众多非共产党的杰出人士的政治合作，反映了革命有着广泛的民族感召力，也可见新政权广泛的群众支持基础。此外，这种作法也有利于一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它有助于获得非共产党的中国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支持；使私营企业家和技术知识分子消除对允许资本主义企业暂时存在所产生的疑虑；为毛主义关于新国家是建立在由“人民”组成的四个阶级联盟基础上的理论；为隐含在这一理论中的政府将实行相对稳健的政策提供左证。对新政府的管理结构作更多分析，委实没有必要，它本身并无什么独特之处。政府管理部门一开始就由周恩来领导，最初称为政务院，1954年，新宪法颁布后，更名为国务院。在国务院之下，形成了延伸到省、县和乡的中央官僚体制。最早是毛泽东以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其后，又由不同的权力机关继续任命周为总理。在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动荡的前25年里，正是周恩来的作用保证了文职国家机构的连续和稳定。在建国后的前五年里，文职政府笼罩在军事管理机构的阴影下。革命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都是出自强大而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红军。胜利之初，由军队负责在全国建立秩序和新的管理机构，保护国家防止外敌入侵。1949年，中国被划分为六个军区。直到1954年，整个国家实际上处于军管之下。正是中国共产党把文职管理与军事管理凝聚在一起，建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1949年，获得胜利的共产党人面临的政治任务，不是把旧的国家机器碎片重新拼装起来，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已不能适应现代国家统一的需要，而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共产党人不得不在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完成这一使命：整个国家只拥有最原始的交通运输系统；在这片国土上，强大的传统地方势力和地方观念阻碍着现代民族意识的发展；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为民族统一提供了极其脆弱的物质基础。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何况还是在其中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完成现代政治上的统一，确实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任务。而这一任务却在1949—1952年短短的时间内有效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新统治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高效率的组织工具。产生于革命年代的共产党，当时有着近五百万党员，具有高度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系统。20年的武装斗争使其组织和党员的行为习惯都带有军人般铁的纪律。党的干部不仅是富有经验的革命组织者，而且还是有经验的政府管理者，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明确的目标。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很长时期里，共产党就行使着准政府的职能，这为新国家提供了组织基础、领导干部和组织群众的方法。无论毛泽东的个人声望有多高，也不论周恩来的管理才能多么出色，都取代不了党的组织机构，及忠诚而有纪律的党的干部。当然，党组织与国家政府机构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党的领导人在正式的国家机构中担任主要负责人。这种现象在最高层的代表就是毛泽东，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从上而下的国家机构，直到最基层都是这种模式。党的干部或是正式在官僚机构中任职，或处于监督非党干部工作的位置。当然，由于采用苏联的“政委”制度，贯彻毛著名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类似的情况在红军中早已存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和多数军队干部在党内都有很高的地位，严格的政治控制体系遍及军队各级。此外，在1949年前后成立的（或重新组织的）各种群众组织和准政府的机构里，都成立了党的组织。在工会、农会、教育界、“人民法庭”和民兵组织中，或是共产党员担任领导，或是由平行的党组织实施领导。在1949—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虽然官方称新政治制度是代表着四个社会阶级的联盟并以此为基础，并相应地有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作为点缀，但国家权力掌握在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手中。准确地说，政治权力掌握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手中（1949年时有44名中央委员），具体说是在14人的中央政治局手中，更准确地说，国家权力的杠杆掌握在1949年的政治局五名常委手中，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的内部政治史。※※※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承袭的混乱政治形势，是革命的一个有利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任何持久的革命胜利，都要求彻底摧毁旧政权的政治机构。马克思在评论1871年巴黎公社的著名文章中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权前，必须彻底废除马克思称之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官僚架构、军队和警察。[8]这也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不能够“接管”现成的国家官僚机构，而必须“砸碎”它。在逝世前不久，列宁将十月革命的失败（或至少是其未能兑现诺言）部分地归因于旧沙皇官僚体制的顽固。在这个问题上，1949年的中国政治形势预兆着未来革命的前景良好。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没有必要去砸碎旧国家官僚机器，因为它基本不复存在。旧制度的官僚机构残余不构成前进的障碍，使共产党人有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去创造自己崭新的政治机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尚未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传统的官僚思维和行为模式（即使不是这类官僚机构）的顽固存在，尤其是革命胜利后特殊的社会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列宁主义组织结构，都是导致官僚主义迅速发展的动因。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背上旧官僚机构的包袱，但他们很快就会背上本身产生的官僚机构的重荷。领土统一：一项仍未完成的任务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时，尚有大片国土还没有在新政权控制之下。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前的数月，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土崩瓦解，但中国南部、西部和西北的偏远地区，仍为国民党军队残余部队，或在内战时与国民党连手的地方军阀占据。因此，新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军事上控制这些地区。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南方推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当时这被称为“脚的战役”，与其说这是严肃的军事斗争，不如说是国民党军队逃跑的速度能否比解放军进军的速度更快的问题。10月12日，国民党军队放弃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都会广州市，次日，解放军进驻。随后两个月，南方各省均为解放军占领。11月中旬，贵州省落入解放军之手。12月初，第四野战军占领了广西省，国民党桂系一些军队逃到了海南岛，1950年4月，解放军攻占了海南岛。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主席于1949年12月向共产党投诚，但产生了一个尴尬的国际副产品：残余的国民党军队逃到了缅甸的掸族地区，在其后的20年里，他们依靠非法的鸦片贸易和台湾空投的美国物资维持生计。在中国西部和西北的军事行动更困难，时间也拖得更长。1949年12月底，解放军控制了四川全境，但国民党在新疆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50年3月，这个日子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有组织的军事抵抗的终结。中国重新恢复对西藏的控制，与其说是个军事问题（弱小的藏军在1950年10月就被击溃），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和政治问题。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政治上的不明确与文化上的敌意，是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主要特征。十八世纪时，清王朝收并了西藏。随着清王朝于十九世纪末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开始解体以及英军通过印度的入侵，西藏开始脱离中国的控制。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西藏正式独立。虽然英国对西藏模糊的宗主国关系，及与西藏与新独立的印度接壤部分的利益关系，使西藏的政治问题更形复杂，但二十世纪所有的中国人，无论其是否为共产党人，都认为西藏是当代中华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虽然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出于民族主义和战略地位的原因，决心恢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他们处理涉及的文化和政治问题十分慎重。经过与印度和西藏领导人的谈判，达成了1951年的协议，协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赋予西藏高度的文化和社会政治自主权。同年秋，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但1959年的西藏暴乱表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最大的忧虑来自被国民党占据的台湾，这不仅意味着领土统一的任务尚未完成，还意味着内战尚未结束。中共显然准备于1950年夏天进攻台湾，但这一计划因杜鲁门总统于6月27日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其“中立化”而未能实施。美军干预的借口是朝鲜战争爆发。但这仅仅是个借口而已，因为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发出注定要经历厄运的“进军鸭绿江”的命令，从而直接威胁中国边境之前，中国人并没有卷入朝鲜战争，何况，为什么台湾局势与朝鲜战争相关，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实际上，即使是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后，台湾海峡的所谓“中立化”依然如旧。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湾事实上的保护，使国民党政权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政府。从朝鲜到东南亚，美国建立了环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台湾便是其中的一环。中国与苏联接壤的漫长的北方边界，构成中国实现领土统一的又一障碍。除了老沙皇在十九世纪末从清王朝攫取的大片土地外（主要是东部沿海省份和西部的新疆地区），由于二战中日本战败，俄国人趁机恢复了在满洲的支配地位。他们占领了旅顺港、大连和中国东部铁路，尽量把满洲的工业设施都拆走运回俄国。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但民族主义要求的领土统一的任务尚未实现。美国的干涉阻碍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俄国长期的扩张政策使中国无法收回北部失去的领土，这两种局势都潜伏着危机。镇压与恐怖新中国政权的力量最终建立在军队和警察等暴力机器的基础之上，所有国家都是通过暴力机器来控制社会。如果不是人们喋喋不休，说通过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进行统治，本是毛的国家的独具特征，其实没有必要重复这种老生常谈。就宣传这种当代流行神话而言，许多外国观察家，特别是那些热衷于在儒家的过去和共产党的现实间寻找历史共同点的外国观察家，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起劲。在汉学研究中，承认儒家思想对传统中国的合理性——即帝王和官吏通过“道德楷模”统治国家的神话，但据此便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旧式君主，按照某种永久的“天命”以道德示范为基础进行统治，以复兴“天朝”，则未免只是一厢情愿了[9]。至于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宣传过这种废话。他在1949年写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儒家学说去界定了新政权的本质，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10]新中国的生存当然是依他说的暴力工具，最重要的是军队和警察力量。新中国的领导人充分利用了国家这些常规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诚然，毛泽东提倡使用“民主的即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对人民施“仁政”，以区别于“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虽然反动阶级的个别成员有可能通过教育“改造”洗心革面，但如毛所说，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将被“最后消灭”。[11]但在毛所说的“说服”——包括教育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思想改造”运动——背后始终矗立着“强迫”的常规机构，即所有国家最终都依靠的有组织的暴力机构，这些机构毕竟不是摆设而已。除了解放军外，新统治者还拥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军队所有的单位都设有一个“公安部门”。因为直到1954年，中国在本质上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这些机构在社会中行使着警察的职能，其成员监督着城乡地方警察部门履行职责。此外，党内还有一个由康生领导的秘密警察机构（党内另有一个处理纪律问题的监察委员会）。由于党组织已遍及正式的国家机构、群众组织和大型工矿企业，显然党的警察机构也同样强而有力地控制着普通民众。1949年，随着政府的成立，还设立了一个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称为“公安部队”，隶属于由罗瑞卿领导（1949—1958年）的中央政府公安部，这支部队很快发展成渗透到国家机关最基层的内部安全机构。公安部队除独立行使警察职能外，还监督和控制着所有的地方警察机构。在城市中，每个居民委员会（平均由一百户左右居民组成）都设有治安组，每个乡级政府也都设有类似机构。要详细说明上述各种机构的政治作用是不可能的。秘密警察的活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毕竟是“秘密”。在当代中国，党、军队和国家政权机构的功能重重交叉，各自拥有自己的警察组织，在对国内社会进行控制的层层机构中，他们的活动重合在一起，使情况更形复杂。虽然中国的秘密警察不像苏联的那样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但它依然是令人生畏的政治控制武器，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形容为“一种镇压工具”。从1949年到1953年，新国家的镇压功能的表现特别明显。这几年既取得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成就，也常有严厉的政治镇压，是一个政治恐怖的时期。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总是伴随着恐怖的统治，因为在旧政权下居于经济和政治支配地位的阶级和集团不愿意放弃特权，而胜利的革命者又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胜利成果。成功的革命总是会遭到反革命的反扑，而反革命活动又迫使新统治者动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暴力手段，以保卫新政权。相对来说，中国的反革命活动不算猖獗。早在1949年以前，旧制度就已基本解体或遭摧毁。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势力相对弱小，在政治上又缺乏凝聚力。这些阶级中许多有钱的或有机会外逃的成员，都逃到了香港、台湾，或到了更安全的美国。许多留在大陆的成员虽然敌视或害怕共产党（各有充分的理由），但却没有能使他们集结起来的政治旗帜。受到共产党蔑视、国民党镇压的所谓民主的“第三种力量”，早已被证明不过是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幻想的产物，其领导人多数流亡在外。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长期以来政治上的腐败，使那些曾经支持、并尚且愿意支持国民党的人，也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和希望。就连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支柱，一度极有势力的宋、孔家族，也逃出了大陆，还抛弃了台湾的国民党，携带着旧政权的大批财产隐退到纽约和新泽西；其他政党和组织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从1949年底到1950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几乎没有理由担心反革命的反抗活动。共产党最关注的是统治大陆的内部问题。建立全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及恢复崩溃的经济，都是非常棘手的工作，需要强制性的政治手段。但是，相对来说，国内有组织的政治反抗是微不足道的；在建国起初的几个月里，新中国的领导人的确不必为此担心。1950年6月下旬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一个外部的、对中国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事件，但却诱发了反革命的幽灵，威胁新共和国的生存，继而启引一个国内政治恐怖时期。我们这里无意讨论战争爆发的原因，它至今还是一团迷雾，但我们注意到，中国起初决无意卷入这场战争。[12]当时，中国领导人正致力于从内部巩固新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队复员转业工作，此时的主力部队都部署在南部沿海一带，准备进攻台湾，土地改革运动又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当然不可能欢迎一场可能在边界地区产生严重国际后果的战争。直到11月美军节节推进，威胁到中国东北边界时，中国军队才跨过鸭绿江，使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军遭受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失败。这场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战争，中国宣称中国军队仅仅是帮助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志愿军”，美国则声称美国军队是应联合国的“要求”而行动的，双方的说法都不真实。在两年半内，中美双方的军队主要是沿“三八”线一带进行血腥的磨擦战。“三八”线既是战争爆发的地方，也是战争结束的地方。虽然中国从苏联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但比中国预期的要少，而且不能及时到位），但战争给刚刚开始从侵略和内战的废墟上恢复的脆弱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也是惊人的，牺牲者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尽管战争给中国在物质和人员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在政治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外国势力又一次的侵略威胁，巩固了群众对政府的爱国支持。“抗美援朝”运动成功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更重要的是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胜利。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但是现在，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了一支西方军队，然后，在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中，又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打成了平手。这场战争也许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即使许多反共的中国人也有同感。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洗刷了自己，也使全世界记住了这一教训。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重要力量现身于世界舞台（并激发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界，庄严地宣布了新中国是世界舞台上一个不可轻视的国家，它证实了毛泽东在1949年所自豪地宣称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13]然而，这是回顾历史后的看法。当时，即1950年底到1951年，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领导人当时顾不上为新中国最终在世界上“站起来”而自豪，他们更担心的是新生共和国的生存问题，这种担心不无根据。这场中美冲突不仅可能导致美国直接入侵中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美国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都鼓吹这种做法），它还诱发了国内的反革命幽灵。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已建立了对台湾的军事保护，不但延长了残存的国民党政权的寿命，还把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与爆炸性的国际政治冲突捆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非常现实的危险，正是致命的内战与外敌入侵的结合，曾扼杀过多次革命。这两股“复辟”势力的合并曾扭曲了法国大革命，镇压了巴黎公社，几乎摧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外部与内部反革命力量的结合的漫长历史，深深地铭刻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记忆之中。中国领导人在当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现实的危险，也同样肯定不会忘记这些前车之鉴。如果说内部的反革命力量相对弱小，那么外部入侵的威胁却是非常严重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一场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的新内战的可能性迫在眉睫。在美国有影响的“中国院外集团”的帮助与鼓励下，台湾国民党政权恢复了元气，想把这种可能性变为反革命现实。国民党的政治特务通过香港潜入大陆，国民党军队则跨过“中立化”的台湾海峡，在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袭活动。在美国，催促杜鲁门政府把朝鲜战火直接引向中国和“放生”蒋介石的喧嚣声不绝于耳。对革命存亡的外部威胁，使新国家最初采取的温和政策和实践变为愈演愈烈的镇压政策，并最终在1951年几乎遍及全国的恐怖统治。1951年2月21日，毛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正式公开使用恐怖手段。不用说，惩治反革命分子并无什么新奇之处，无论是在1949年前还是其后，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国民党特务、支持者和同情者一直受到镇压。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实际与潜在的政治敌对势力的镇压也不断升级。但二月条例却有所不同，它不仅更广泛地界定了什么是反革命活动，扩大了政治镇压的范围，而且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反对所有形式的不同政见者，从而在全社会制造了恐怖气氛。在其后的几个月，除了秘密警察的镇压活动日益加强外，各大城市都举行了一系列群众大会，对那些被指控为反革命中坚分子的人公开宣判处以死刑，对次要的反革命分子，则由警察逮捕后移交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审判。报纸每天都刊载长长的死囚名单，显著地报道他们令人发指的政治罪行及惩治方式。如果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制造公开的恐惧和恐怖气氛，及清除国家潜在的反对者，那么这场运动是十分成功的。人民共和国从未公布过这场恐怖运动的牺牲者的全部数字（假如有准确的记录），外部观察家估计的数字，又因观察家自身不同的政治倾向而极不相同。然而，这些不完全的官方报道也足以说明，死亡者的数量是巨大的；例如，单单广东一省，当地官方报道说，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十个月中就有2.8万人被判处死刑。[14]周恩来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及，在1952年由政府正式审理的反革命案件中（未提及具体数字），有16.8%的人被判处死刑，42.3%的人被判处“劳动改造”，32%的人处于“监督”之下，8.9%的人属于“重新教育”的范围。[15]按照官方公布数字，1951年上半年受理了80万件反革命案，那么仅在六个月时间里就有13.5万人被官方处死。毫无疑问，实际数字要大得多。考虑到持续的时间较长，再加上很多人未经正式司法程序就被处死，不少相对比较客观的观察家估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三年里，约有二百万人被处死。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这大概是人们能够估计到的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了。这个数字也包括了在1950—1952年土改运动中，以及在公审时，长期受压迫的农民半自发地要求立即处死的人数。在这三年中，还有二百多万人被关进监狱或遣送到劳改营。无论实际死亡的人数是多少，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说，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后继之而来的恐怖统治下，处死的人可能更多，但这并不能减轻问题的严重性。同样，也不能因为在1949年前的中国每年就有千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或回忆起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被官方处死和被野蛮屠杀的人不计其数（这些都没有统计数字，也没有人进行过统计），就认为在镇压中死亡的人数无足轻重。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对比，不是要为革命进行辩解，仅仅是为了对事物保持一定程度的历史感，使人们不至轻易地表示道义上的自豪或义愤。在大多数革命形势下，人们并不能在恐怖与非恐怖之间自行选择，而只能在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之间自行选择。由于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饱受反革命恐怖之苦，所以，现在也不要轻易对革命恐怖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正如巴林顿·摩尔指出的，“革命暴力是人们为与受压迫的过去决裂、建设一个较少压迫的未来的努力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历史现象。[16]但是，在革命的承诺与革命者的实际行动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所以不能单凭对未来的许诺，而理所当然地证明革命暴力的合理性。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试图评价对革命的社会成就和付出的人的代价之前，需要作更多的分析。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史中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那就是公开的政治恐怖时期的相对短暂和新国家制度的迅速巩固。随着国内实际的或可能的反对力量受到镇压，以及到1951年朝鲜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美军入侵的可能性减小，运用恐怖作为政治控制手段的势头也减弱了。到1951年底，虽然在一些完成土改任务尚需一年时间的农村地区仍实行恐怖手段，但国家开始回复到较为“正常”的行政控制和官僚统治的方式。不过，回到“正常”只意味着公开的政治恐怖时期的结束，并不标志着持续的政治压制时代的终止。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后，强大国家的目标已经实现。毫无疑问，1951年的恐怖统治和朝鲜战争的经验，赋予新制度一种更严厉、更专制的特点，而情况本来可能不会是这样。但是，如果能从这些政治事件中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曾说过的一个简明道理——国家是镇压和强制的工具。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和其后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恩格斯提出的、列宁曾多次说过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真理性：“只要国家还存在，就没有自由。”注释[1]转引自多伊彻：《历史的讽刺》（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73页。[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3]同上书，第1479页。[4]同上书，第1475页。[5]同上书，第1475页。[6]根据官方数字，1957年共有1272万名党员，其中工人党员人数为174万名，农民党员人数为850万名，知识分子党员188万名，其他60万名。参见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32页。[7]出席会议的662名代表中，只有16人是中共党员。[8]《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95页。[9]作者原文用“mandate”及“MiddleKingdom”。这里驳斥不少西方汉学者比喻共产党夺到政权，尤如中国历史中的改朝换代，也就是说毛泽东承受了“天命”，以“天朝”心态自居，垂治万邦。——译者注[10]《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6页。[11]同上书，第1476页。[12]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有这样一些解释：北朝鲜独自作出的决定；苏联鼓励和操纵北朝鲜发动战争；加上美国的教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挑起战争。几乎没有外交史家再相信曾一度盛传战争是由中国预设的。实际上，最近有证据表明，虽然苏联人知道战争正在酝酿之中，但他们没有通知北京这一情况。有关中国的作用，参见怀廷：《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纽约：麦克米兰，1960年）。关于朝鲜战争的复杂原因，参见柯明斯的出色著作，《朝鲜战争的起源》（二卷本；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1990年）。[13]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14]引自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64页。[15]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16]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6年），第506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四章毛主义革命与延安传统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四章毛主义革命与延安传统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残部进入井冈山——位于湖南与江西交界处的偏远山区，这里曾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自此悄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招募无业农民、收编当地土匪武装，毛创建了一个小型武装根据地。1928年春，朱德率一千余士兵来到井冈山与毛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力量，朱德担任了红军总司令。其后21年的革命战争年代，朱德一直是毛的亲密战友。正是在井冈山的边界地区，毛开始形成了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战略思想。从1928年到1930年，毛的军队学会了运用游击战的策略，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通过大量吸收农民入伍、颁布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朱毛军队”迅速壮大，逐渐从军事上控制了江西省南部地区，并于1931年在这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虽然毛开创了农村革命的独立进程，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尚未步入这一轨道。在毛致力于巩固江西农村根据地的几年时间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正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率领小股农民起义部队进攻大城市。但是，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没有回应这些革命召唤。1930年底，共产党人重新获得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希望破灭了。失败后的共产党力量或是转移到了江西苏区，或是退到十多个较小的农村苏维埃根据地，多数位于长江上游地区。在以后的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内部，共产国际支持的领导人与毛及其拥护者之间，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斗争。斗争发生在与外界隔绝的、革命与革命者都被囿其中的农村地区——地理位置显然对毛有利。1931年11月正式宣告成立、定都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三年。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管理着约一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领土和约三百万人口。以后陆续建立的十多个小的农村苏维埃地区扩大了中央苏区的面积，总人数约六百万人。红军数量也增加到30万人，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战斗力量。中华苏维埃的历史是短暂的，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提供的历史经验却有深远影响。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一个颇见规模、卓有成效的文职政府机构，虽然这个政府垮台了，但幸免于难的政府成员成为有经验的政治管理者和成熟的革命者。1930年代初，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创造的游击战术不断发展，在大规模的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共产党人懂得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发动农民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他们认识到，发动农民革命的首要条件是红军在军事上的优势能保证农民的安全。农民愿意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作出牺牲，但如果在形势毫无希望并面临反革命力量报复的情况下，他们就会畏缩不前。他们还认识到，在一个仅处于生存水平的农业社会里，要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不能实行激进的社会平均主义政策，这会威胁到生产水平较高的中等农民利益，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有害的。他们明白，要实行有深远意义的土地改革，不能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强加给农民，只有通过各个村庄的农民组织和农民的参与，才能实现土地改革。正如列宁将1905年的俄国革命看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预演”一样，短暂的江西苏维埃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延安时代的“预演”。但是，这场“预演”使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农民支持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34年，在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瓦解。同年秋季，共产党人被迫放弃了江西根据地，开始了历时一年的非凡的北向进军，这就是闻名于世、可歌可泣的长征。长征的政治和心理意义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的残余部队，突破了甘肃省六盘山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了陕北。在中国西北这块偏远、原始、人口稀少的土地上，来自各省的共产党人找到了自己的避难地。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天堂，但却能为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以重新发动革命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机会。1934年10月15日夜，有约八万名红军士兵和35名妇女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在艰辛的历程中，只有不到一万人幸存，跟随毛到达位于长城南面的陕西。在迂回曲折的漫漫长征途上，无数红军战士长眠在中国西部变幻莫测的高山、河流和沼泽中，其中许多人是毛的亲密朋友和同志，他们与追赶的国民党军队和沿途的军阀武装份子拼搏，在血腥战斗中牺牲。在那些失踪并永远找不到的人中，有毛的两个孩子，他们与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因为年龄太小，无法参加6000英里长征而被留在有同情心的农民家中。留在江西抵抗国民党进攻、掩护红军主力北上的人中，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他在1935年初的一次战斗中阵亡。如果不谈个人政治观点，那么，无论以何种人类壮举的标准来衡量，人们都会同意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把长征比喻为“现代无与伦比的奥德赛[1]”（an"Odyssey"*unequalledinmoderntimes）的说法。[2]但是，不应用英雄主义和伟大的人类史诗来模糊这样一个事实：长征始于政治与军事的失败，其结局几乎是灾难性的。共产党人在成功地击退了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后，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无力再对付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为第五次围剿设计的“围堵”战术。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听任支持过自己的农民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报复，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失败。在次年的残酷环境里，红军的大部分力量被摧毁这一事实，也很难被当成一场胜利。长征后到达陕北的那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所能庆祝的充其量是他们还活着这一简单的事实。然而，长征揭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时期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心理意义。从政治上看，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获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在江西苏区时，毛曾被共产国际支持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剥夺了领导权力，被迫离开了领导核心。“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的一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组成的小团体，负责在中国执行斯大林的指令。直到在1935年1月的长征途中，这个小团体的权力才被剥夺，毛泽东成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在后来的岁月里，毛的领导地位也曾受到过挑战，但是，他现在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党（和军队），实施自己的革命战略。中国共产党终于甩掉了共产国际的梦魇。不管斯大林的脸色如何，毛确立了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在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党历史上，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样，长征使毛登上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使他领导的革命者抵达了一个地理上相对安全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发表对日作战宣言，为爱国和革命的双重目标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长征的心理意义是无形的。至少就毛而言，长征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信念，即人只要具备相应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克服所有的物质困难，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对那些经受了长征考验的幸存者和受长征精神鼓舞的人来说，长征经验——无论这种经验在当时多么痛苦——使他们恢复了对革命的希望，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人们必须先有希望而后才有行动；不但必须具备理想和使命感，还必须具备希望和信心，坚信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能像长征和长征的传奇故事那样，能够给人带来根本的希望和信心，即使身处绝境，意志坚定的人也能战胜命运。正是毛泽东将这种对未来的信念灌输进人们的心灵，激励起人们的斗志。这种信念不仅存在于那些能够根据共产主义理想创造未来的人们心中，而且贯穿于最终实现这些理想所必须的价值观念之中。那些已为人熟知的毛主义情操，如不断斗争、勇于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自己信奉的价值观，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们信奉和实行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这些价值观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这些禁欲主义的价值观，成为后来大力提倡的“延安精神”的核心。长征中死去的人数远比幸存者多，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长征对“延安精神”的特殊贡献。这么多人都死了而我却还活着，幸存者的这种意识使他们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产生了宗教式的献身感。后来，毛也对自己还活着感到惊奇，他评论说：“看来死神对我不感兴趣。”[3]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其后成为一种象征，长征对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来说，都是最终和最高的考验。毫无疑问，长征经验对毛形成这样一个信念起了巨大的作用，即他的命运就是带领追随者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其他人即使没有毛的这种特殊使命感，也都有着类似的经验，对人员的巨大伤亡感到痛心，铭记活着的人应尽的义务；这种心理遗产对延安共产主义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特殊使命感，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使无数牺牲烈士的鲜血不至于白流，随时为革命而献身的准备不至于无谓。所以，仅仅还是活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成为一件具重大心理影响的事情。它同时还产生了重大的政治作用。它不仅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还证明了领袖政策的正确与领袖智慧的高超。事实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样说似乎并无不当——起源于长征。毛是把红军幸存者带出荒原的先知。虽然陕西不是理想之地，但后来革命的不断胜利，实现了毛的预言，证明他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尽管在延安时代还没有出现1949年后那种对毛及其“思想”的极端崇拜形式，但在毛的名字和他本人周围，已经有了一种神秘和令人敬畏的气氛。早在1937年，斯诺就报道说，毛已经获得了“颇具魅力”的声望。[4]中国人在后来称颂长征时，把长征说成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成功。然而，在当时看来，胜利似乎并非如此必然。红一方面军所欢呼雀跃的，是他们的生存，仅此而已。1936年，毛在分析形势时，比后来的笔杆子们要坦率得多：丧失了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5]诚然，毛把失败归咎于刚刚失势的党内对手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错误，充分地表达了他对最终胜利和他为夺取胜利制定的新战略的信心，但是，他对长征结束时党的情况的评价是悲哀和准确的。1935年底，刘志丹率领自1931年就一直在陕北进行游击战的数千红军战士与毛会合。刘志丹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原是国民党军官，他的英雄业绩使他在陕西享有罗宾汉式的声望。此外，1935年9月，在毛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前的几星期，还有数千名红军放弃了湖南的小块根据地，来到陕北。1936年，又有两支红军残余部队到达陕北，一支是原在湖南活动的由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另一支是由张国焘、朱德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张曾率部队脱离规定路线，最后取道新疆到达陕北。尽管如此，到1936年下半年，陕北红军总数也不超过3万人。比起围追堵截的蒋介石军队来，这实在是一股小得可怜的力量。延安时期与农民革命1936年，共产党的军事形势不容乐观，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也十分困难。陕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方之一。多少个世纪以来，水土流失使陕北的土地贫瘠荒芜，只能供养很少和极端贫穷的人口。毛泽东曾对一个外国参观者说，陕北“是中国一个非常贫困、落后、不发达和多山的地区。”[6]1936年，周恩来认为，陕北是复兴中国革命最不利的地方，“陕北的农民太穷了。”他当时抱怨说：“这里土地贫瘠……江西苏维埃的人口有300万，这里最多不过60万人……在江西和福建，人们都是带着包袱参加红军的，这里的人参加红军连双筷子都不带；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穷的了。”[7]至于延安本身，特别是毛和其他领导人曾居住和工作的窑洞，如今已成为供人们参观瞻仰的革命圣地。延安虽然是一座建于约三千年前的古城，但在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在中华文明逐步南移的数世纪里，延安逐渐变成一座偏僻的边城，主要是抵御来自中亚游牧民族入侵的一个军事前哨。1936年底，共产党军队占领延安并把它作为陕甘宁边区首府时，延安只是一个约有一万人的贫困市镇。延安的萧瑟反映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的贫穷落后。延安现在的博物馆和圣地展示的，不是历史的名胜，而是现代革命历史的实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作家曾礼貌地赞扬延安的艰苦环境，毛则简短地回答说：“我们别无选择。”[8]但是，中国人赞颂的是延安时期而不是延安这个地方。然而，人们怎么会在颂扬那个时期的同时又不喜欢那个地方呢？一支衣衫褴褛、与世隔绝、缺乏物质条件的革命队伍，又是如何在短短十年间成长为拥有百万之众的强大军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那些热衷于考察历史偶然性作用的人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无疑是一件最有吸引力的事件。可以很容易地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不会出现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根本条件。延安就还是地处遥远西北省份的一个贫穷巿镇。今天，北京也不会有人颂扬“延安精神”，也就不会有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去思考“延安现象”了。日本的侵略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国民党人被赶出了大城市，失去了其获得财政和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对国民党来说，战争的破坏导致了经济上的巨大混乱和官僚腐化，最终导致全面的腐败堕落。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农村的政权管理机构基本上都被摧毁，作为国民党在农村统治基础的豪绅地主，或逃离农村，或在军事和政治上处于无助状态。[9]与此同时，富有农村工作经验、擅长游击战争的共产党人则打开了进入广大农村地区的通道。日本侵略者虽然能够占领城市，但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对农村进行有效的控制，共产党游击队的根据地得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迅速发展。随着国民党军事力量向西部节节败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多数地区土崩瓦解，使共产党人能够走出在陕西偏远的藏身地，将其军事影响和政治影响扩大到华北和华中广大的农村地区。日益强大的延安根据地虽然还是革命的政治与思想中心，但共产党干部的足迹已遍及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他们赢得了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政治支持，在敌后战线组织了许多游击战争。事实证明，共产党于抗战时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来并逐渐增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对共产党赢得1946年再次全面爆发的国共内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抗战时期，共产党人所以能够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主要基于他们提出的全民抗战的爱国主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取代了旧的“天命”。国民党领袖先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继而因无力抵抗而失去民族信任，共产党则赢得了民众的信任。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仅是革命中心，而且（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征。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延安，献身于共产主义（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事业。在延安，他们中许多人先进入西北抗日军政大学接受训练，进行思想“改造”，成为迅速发展的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管理和军事干部。日本的侵略不仅加剧了农村的经济危机，而且激发了农民强烈的反帝情绪，共产党人则成功地将农民的反抗情绪转变成现代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利用它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目标。在日本侵略者无法控制和占领的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农村地区，日军实行了惨无人道、凶残野蛮的三光政策，更是给共产党创造了这种新的政治机会。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动员农民，共产党这一方针对延安时期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成功具有重大的意义。有这样一种倾向，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解释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或把这场革命视为新的社会精英借助于群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偶然浪潮而获得权力的一个事例。有鉴于此，把整个“农民民族主义”现象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来看待就格外重要了。中国农民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认同感，与农民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并非始于1937年，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久远的特征。即使是农民武装反抗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已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9—1842年鸦片战争。因此，无论是高估农民对现代民族意识的自发性，还是低估共产党在给农民灌输这种现代民族意识中的作用，都同样会导致极大的误解。早在1937年很久以前，共产党人就是热切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把农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基本反帝情绪改造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共产党起了主要的作用。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全国各地农民之间的联系，创造了全国范围的抵抗运动，使这场运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使命感。共产党不仅仅只是代表民族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把民族主义灌输给农民。此外，无论是共产党提出的民族主义主张还是群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都没有减轻农民的社会经济苦难，也没有削弱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承诺对农民的吸引力。准确地说，在共产党人发动农民并赢得农民支持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大多数地区，情况正好相反。战争进一步加重了农民本已可怕的经济负担，反而增强了共产党土地改革纲领的吸引力。诚然，延安时期官方的土地政策相对于江西时期的标准是比较温和的。这时的土地改革纲领不再重提剥夺和瓜分地主财产，而采用了减租减息的方式，这样做部分是为了遵守战时与国民党结成脆弱联盟的条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不仅力图获得贫农和中农的支持，而且要争取地主和富农的支持。然而，不得超过收成三分之一的地租、废除地主和官僚赖以剥削农民的许多传统的非法方式，对于长期处于最残酷的社会、政治、经济压迫的农民来说，不啻为福音。再者，并非所有地区都严格遵守这种“温和”的官方土地政策。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那些地主与国民党军队一同逃走的地区，渴望土地的农民分去地主的财产。在豪绅地主没有逃走的地区，他们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的情况则十分普遍。作为交换，日本人为利用地主传统上的“社会控制”功能在政治上为其服务，允许地主保留剥削农民的传统经济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来说，地主不但是经济上的压迫者，而且还是汉奸。新的民族仇恨更加剧了基于社会经济的固有仇恨，共产党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主张，恰恰迎合了农民的这两种情绪。在农村多数地区，剥夺地主财产是一项颇得人心的政策。凡剥夺了地主财产的地方，凡共产党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农民的安全和他们刚得到的土地的地方，共产党都赢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当然，条件和政策因地而异。在一些地区，为了民族团结，就必须牺牲社会革命以获得农村所有阶级的支持；在另一些地区，激进的土地政策又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其他一些地区，则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经济主张均徒劳无效。但是，即使是在实行温和土地政策的地方，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地豪绅精英的政治权力被剥夺，其社会权威和声望受到严重损害，他们仅存的一点经济权力，也依赖于新的政治-军事权力执掌者、即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的恩赐。在延安时代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长达两千年中一直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豪绅地主阶级的权力受到破坏甚至被剥夺，标志着自公元前221年封建帝国建立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开端。日本侵略者迫使国民党军队及其官僚机构从中国多数地区撤走，使共产党人能够以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重目的去组织农民，客观上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侵略本身并没有创造革命形势——因为它已经存在，但侵略的确强化了革命形势，为革命行动提供了新的时机。然而，无论“革命形势”如何成熟，它自身也不会产生革命。只有革命者才能制造革命，也只有在革命者能够正确地估量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可能性时，他们才能制造革命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要理解延安时代共产党人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必须考虑到当时所有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特别是毛泽东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各种倾向。毛主义的起源毛主义要到1940年代初才成为共产党的正统教条，但它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纯粹中国式的）解释却始于此前20年。把毛主义简单地看成是延安时期“客观”条件的理论反映，忽视了这样一个公理：人既是历史的创造物又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创造自己的历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设想来创造历史。无论是延安的共产主义或是毛泽东，一概不能例外。正是毛在当时已经成名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延安的共产主义。1935年，毛到达陕北时，脑子决不是一片空白。1920年，毛成为共产主义信徒时，那些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革命概念的思想倾向业已存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革命经验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倾向。毛早期的思想信念是深刻的唯意志论，即历史（以及发动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即人的观念、意志和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当毛在其革命实践的进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放弃这种信念，忠诚的革命者有能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改造社会现实。诚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理论，使毛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必然性有了某种程度的确信，但最终的分析表明，毛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并非基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这种信念之上。对毛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如何思考以及他们决定参加革命活动的决心。这意味着，中国革命无须依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既定水平，革命活动也无须受制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教条。它还暗示着要特别注意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这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毛看来，正确的思想是进行有效革命活动的根本前提。正是这种信念，使毛主义十分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强调思想上的统一对延安时期成功地进行游击战争至关重要。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难以实行集中的组织控制，培养人们对共同信念和共同的思维方式（进而是共同的行动方式）的强烈责任感，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共产党人为什么采取“人民战争”战略和游击战策略，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地运用这些战略和策略原则，都与毛和毛主义者着力强调“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如果说毛的唯意志主义冲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决定论含义，那么，在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来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从其马克思理论生涯之初，毛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冲动便使他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中心。早在1930年，毛就预言：“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10]这种自信反映出他确信，中华民族在建立未来世界革命秩序中有着十分独特的作用。毫无疑问，国际主义的抱负和目标在这里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动密切交织在一起。但是，正是在这个托洛茨基曾称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危险领域里，毛与那些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正统教条束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民族主义成份，不仅反映在他对共产国际长期的敌视态度，还反映在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理解，这一点更为重要。其中心思想是，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不如说是来自中国社会外部。真正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持续威胁，中国将作为一个潜在的无产阶级国家而自立于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中。为了对抗外部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能够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帜之下。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的人，应该被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表从中华民族，或至少从“人民”的行列中驱逐出去。因此，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阶级斗争可以从属于民族斗争，实际上，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并不矛盾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潜在地是革命者，这种看法使毛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潜力予以热情的评价，使他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感情服务于共产主义目标。在毛开始其革命生涯的1919年，他就倡导过“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11]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也影响了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它强化了毛关于中国人民在面临外部敌人时要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信念，导致他认为“人民”本能地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源自早期民粹主义信念的一项毛主义口号。1919年，毛就断言：“中国人民有着巨大的内在力量。”[12]毛的民粹主义思想、本质上的农民倾向和他对“生活与劳动之和谐”的农民理想的浪漫称颂，使他把“人民”这一概念限定于农民群众（因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毕竟是农民），并高度评价农民具有自发的革命热情。这样，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时，毛的民粹主义就驱使他把注意力放到农村。1927年2月，毛在其著名的（异端之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他发现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他预言说，这股力量能够横扫它面前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不愿意与农民打成一片的革命知识分子。后来，毛还表达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知识”的不信任和对农民固有“智慧”的钦佩。毛主义精神的许多特征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对职业专门化的蔑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反城市的偏见、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毛并不简单地是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民粹主义者（正如他并不简单地是共产主义外衣下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但是民粹主义思想和冲动深深地影响了他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毛的民粹主义对农民的信念，支配着毛主义备受赞扬的“群众路线”，以及党的干部在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时所遵循的各种原则和规定。知识分子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群众的学生，这项毛主义的准则在延安时期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假若情况不是这样，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也就无法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毛关于农民具有潜在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观点，不仅与马克思不同，也与列宁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意识的载体只能是城巿无产阶级。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意识是由组织成具有高度纪律的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灌输给“自发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农民在革命进程中只起辅助作用。毛之不同于列宁主义，不仅表现在他对城巿工人阶级全无兴趣，而且反映在他就党的性质和作用的观点。列宁认为，党是神圣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具体体现，不存在谁是先生谁是学生的问题。而在毛看来，这恰恰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不愿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反而充分地定义有组织的党的意识与群众的自发革命意识之间的关系。他关于党是革命意识的载体的信念是不完全的，因为这里涉及他对农民所持的民粹主义信念，他相信，真正的革命知识和创造性最终源于人民自己。虽然毛在组织和战略问题上堪称大师，但他设计的组织方式或他实行的革命战略与严格的列宁主义原则大相径庭。毛可能绝对相信他自己的革命智慧，但他对党的革命智慧的信任却远不如列宁主义那样绝对。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几乎不可能充分把握战争时期提供的革命时机，更不消说利用这种时机发动一场纯粹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恰恰是毛的非正统思想，才使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捕捉到这些机会。正是毛关于人的意志和意识的力量能够创造历史现实的这种唯意志信念，才使他对那些本来可能抑制革命活动可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前提与社会阶级的考虑置之不顾。正是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才使他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获得群众的支持，使他从城市走向了农村。也正是毛对农民群众自发的革命力量的民粹主义信念，才使他采取和实行了非正统的“人民战争”的战略。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延安时期是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战略家最多产的时期。后来被奉为“毛泽东思想”的大量著作，都是写作于这个时期。虽然毛延安时期的著作与其说是澄清，不如说是更模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义版本的本质，但这些著作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些著作奠定了毛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获得政治的独立，现在可以宣称他们在思想上亦已独立，他们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毛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中一些独有的特征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基础。最后，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毛与其他人所撰写的），旨在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性，为许多新党员灌输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合理性。然而，即使毛和党的其他领袖实现了上述最后一个目标，这是令人满意的，但尚未解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关键的理论问题。毛的著述中没有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几乎完全与城市和城市无产阶级隔绝、完全依靠农民支持的共产党，如何实现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虽然要经过一个不定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个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解决的难题，而且更是一个直接关乎革命的目标和未来的重大实践问题。农民虽然热衷于社会经济改革和土地再分配，但即使相信农民自然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毛泽东，实际上也不相信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愿意（自发地或以其他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农民最激进的要求，也不过是在个体农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分配土地。诚然，这也是农民革命，但无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它都不过是一场排除了社会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革命。不管是在毛主义或是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都没有什么能说明这样的农民会是社会主义未来的载体。那么，谁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在毛的理论文献中，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重复——无产阶级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对列宁主义的重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体现。毛只是补充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产生于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战略，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正式宣布。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理论公式，政府代表四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联盟是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的联盟，这就是说，最终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分析这类理论公式不会有什么收获。实际情况是，在重要的延安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缺乏城市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他们也没有努力争取这种支持。事实上，以农民作为革命根本力量，发动农民后，就会形成革命的农村包围非革命的城市这个局面，并最终夺取城市，这种战略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争取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努力。历史中的“主观因素”，特别是党的领袖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自觉决心，是决定革命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根本因素，这是毛主义不遗余力强调的观点。无论这种革命战略是如何地非正统，毛主义者依然坚定地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虽然他们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但他们追求的却是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的政治、社会目标和历史责任。这种“主观因素”对决定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方向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这样，在毛主义的理论中含蓄、实践中明确表达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载体是那些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人”，他们独立于任何社会阶级而存在，既不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实际存在，也不隶属于农民阶级。革命精英（党及其领袖）在思想上坚定地把握着社会主义目标，领导群众运动去实现这个目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意识”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固有意识，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通过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和社会主义世界观，（通过革命活动）实现精神和思想上的转变。当然，强调意识在创造历史和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反映了毛由来已久的唯意志思想和民粹主义观点，以及毛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独特理解。诚然，毛一直密切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客观阶级状况，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都是阶级斗争热心推动者。但是，他同样也倾向于按照道德和思想的标准，而非按照客观的社会阶级标准来判断人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一个潜在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产生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前提；而在毛看来，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的存在就足以证明一个革命阶级的存在。延安传统延安时期不仅对共产党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给胜利者留下了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后来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既然那些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人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领导人，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1949年后实行的政策深深地打上了他们在早期的英雄年代获得的经验的烙印。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作为英雄的革命年代的象征而颂扬。但对许多人来说，革命年代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纪念革命年代，但它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的需要了。对于成为统治者的革命者来说，这种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但对其他人、特别是对毛和深受毛影响的人来说，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纪念的对象，它是一种能提供未来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毛主义者高度珍视的延安传统，部分是制度上的遗产，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的遗产，二者难以截然分开。毛主义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中许多独特的作法，在延安岁月中就已有端倪。在政治领域，备受推崇的群众路线政策，制约着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精兵简政”运动；根据地方的需要和条件下放权力、调整政治结构；要求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的“下放”与“下乡”运动……这些措施旨在缩小（还谈不上根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鸿沟，它们也是毛时代的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此外，战争和封锁造成的艰苦条件，使边区和游击区在经济上不得不自给自足，各种经济活动的试验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也应运而生。为了维持战争年代的农业生产，共产党人吸取了农村传统的互助方式，推行合作劳动的组织形式。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一些新工厂，以满足军事需要，同时也给农民提供基本的非农产品——农民过去通过与城市的贸易获得这些产品。在整个农村地区，由于没有资金来源，新的合作制工厂主要依靠劳动密集方式，采用简单的土法技术，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原材料。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发挥地方创造性——成为延安时期的口号和经济政策原则，从运用这些原则的经验中，产生了在农村环境中把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同时，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形成了延安时期的教育政策。其重点是通过半工半读学校、夜校和各式各样边劳动边学习的计划，实行普及教育。这些教育政策不仅是促使人们看书识字和提高政治觉悟，还提供了切合当地特殊需要的实用技术知识。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些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针和实践，对毛主义解决革命胜利后面临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隐藏在这些方针和实践背后的价值观体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延安精神”主要涉及精神和道德问题，更具体地说，是涉及对继续革命的进程至关重要的那些社会与价值观念及生活态度。毛主义在延安时代形成并成为英雄的革命年代特征的那些观念，从根本上说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这些观念包括为人民利益无私斗争、自我牺牲、勤奋努力、自我批评、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及自我约束等。在延安的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在事实上实践着这些观念，艰苦严峻的革命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所要求的斯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别无选择。在毛看来，这些观念不仅是过去胜利的泉源，也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革命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体系和价值观念相去甚远，但正是从这一进程中，（在许多方面）派生出对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目标独特的、富有建设性的做法。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肯定不会想到，在一场导向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农村的革命力量会包围和战胜不革命的城市，城市工人阶级只是被动地等待由农民组成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而在延安时代，在实行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和谐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显然是实现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步骤。[13]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距、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个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而根本的步骤。后来，毛主义也正是如此评价和颂扬延安传统的。延安时期要求干部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对中国传统上特别突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毛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领导人应是思想纯洁的，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理想要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不谋而合。正是通过革命斗争实践，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里形成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新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和价值观，这是二十世纪中其他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无法比拟的。然而，延安传统不是通向解放的唯一价值观念。延安时期还是这样一个时代：毛和毛主义者制定了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严格教义和正统理论，对那些背离正统的人进行迫害，对政治和思想上的不同政见者进行无情镇压。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上的“解放”，另一方面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这种矛盾现象既是1949年前、也是1949年后的毛主义的特征。※※※延安十年的经验，强化了毛主义的各个观念，例如精神力量高于物质力量、人的因素重于机器因素的信仰、真正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是在农村而不是城巿、思想和道德上的团结比任何官僚组织人为地强加的团结更为重要等。更重要的是，正是有赖千百万农民的积极支持，规模宏大的人民社会革命才得以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共两党脆弱的停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内战，国民党军队比共产党正规的军队力量除了在人数上拥有四比一的优势外，还拥有主要由美国提供的现代军事技术和装备。然而，无论牺牲和困难有多大，共产党最终以惊人的速度赢得了1946—1949年内战的各大战役。正如斯图尔特·雷·施拉姆生动描写的那样，这是“历史上弱小但具有献身精神的、组织良好、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战胜强大但不得人心、士气低落、领导无方的军队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此时的蒋介石及其军队和政府的残部，已逃到了台湾岛，对怀有敌意的岛上人民实施统治，并向美国的第七舰队寻求庇护。共产党人正确地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延安时期的思维和实践。这些思维将不会被遗忘。在革命胜利后的岁月里，它们将不时被一再提出，成为新革命纪元的开始。注释[1]一首史诗。诗人荷马描写奥德修斯自特洛伊战争后经过十年时间，历尽沧桑，回到故乡伊塔卡。——译者注[2]斯诺：《西行漫记》（纽约：兰登书屋，1938年），第177页。参见该书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3]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4]同上书，第67页。[5]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6]引自米达尔：《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导》（纽约：万神殿书局，1965年），第xxvii页。[7]引自斯诺：《红色中国随记，1936—1945》（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60—61页。[8]斯特朗：《明天的中国》（纽约：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1948年），第18页。[9]在这里“gentry”译“豪绅”，前此译成“士绅”。因清末科举已废，故也。（该注释在中文版正文中没有标出对应项目号，正文标注处为电子书校对者所加。——校对注）[10]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页。[11]这是毛泽东19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12]同前文，参见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41页。[1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在革命后采取的步骤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22页。[14]施拉姆：《毛泽东》（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10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几乎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死地的反革命政变，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两次革命失败：一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称为“国民革命”的失败；另一次是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虽经英勇斗争，但最终还是陷于失败的中国新生的城巿工人阶级对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变革。两次失败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1920年代的失败几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双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1927年后，革命从城巿转移到了农村，正是在农村，诞生了毛主义，铸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21年，当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时，他们坚信，主要的任务是组织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是马克思曾预言、俄国革命所预示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一部分。他们首先致力于组织工人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大城市的产业工人组织和偏远地区的煤矿、铁路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工人罢工活动此起彼伏，其动机往往既有政治目标，也有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起码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要求。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年轻的共产党人就建立起了代表50万工人的全国总工会，能够发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五一”劳动节的示威游行。然而，共产党人不久就认识到，在一个由残暴的军阀势力统治的国家里，纯粹的军事实力是决定政治事件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镇压和摧毁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远比创建这些组织容易得多。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放弃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但不得不推迟它的实现。共产党人很快还认识到，世界革命同样也不得不推迟了。由于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发生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苏联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无论是俄国的民族利益，还是列宁主义革命战略的逻辑，都要求中国革命的进程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留给未来——因为共产党人通常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性革命爆发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而布尔什维克革命未能点燃世界革命。1922年，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代表将苏联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判断转告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勉强地接受了这个令人沮丧的信息。但是，无论是莫斯科的政治权威，或是中国的政治现实，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结成联盟。国民党是一个仍然由孙中山领导的老革命党，它借助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而恢复了元气，在广州市及周围地区初步建立了政治和军事根据地。国共联盟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即消灭军阀割据，驱逐帝国主义。共产党是这一联盟中弱小的一方。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或称“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共联盟正式建立。苏联向广州的国民党提供了武器、金钱、军事和政治顾问，旨在建立一支现代军队进行北伐，最终统一中国。而莫斯科向共产党人提供的只是精神鼓励和政治建议。回顾这一段历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解是如何浅薄——至少在涉及中国问题时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变革，它要扫除旧封建主义（或前资本主义）遗留的陈腐制度，代之以符合资产阶级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发展的新政治制度。这一进程的中心环节是国家的统一，即建立一个拥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国家货币和税收体制的中央政府；简言之，即消灭所有封建割据的残余，创造有利于建立全国市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和法律环境。至少从理论上讲，这一进程还应包括建立议会民主，这是最适合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此外，资产阶级革命还应给予其他社会阶级（特别是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一定程度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废除依然束缚着农民的封建关系，加速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依照特定的列宁主义模式，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包括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民族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还应包括在农村进行反封建主义的社会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强调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巨大政治作用，可以部分地弥补工业资产阶级的软弱不足。然而，国共联盟矢志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一场十分有限的革命。在时代的革命辞藻下，国民党领导人对革命这一概念的理解没有超出他们愿意接受的程度。对他们来说，革命只有两个目标：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至于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们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革命从其开始之际就暗示着中国的新政治制度在本质是一种军事制度。它非常明确地排除了、或至少推迟了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一句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实现的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当然，中国确实需要一次成功的国民革命。1911年的革命只不过是推翻了不合时宜的满清王朝，它既没有造就一个强盛的国家，也没有促成一个民主的国家；相反，继之而来是黑暗的军阀时期的政治动乱和分裂。辛亥革命既没有触动使中国深陷于外国强权下的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侵略网络，也没有动摇既存的国内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农村中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士绅地主的统治。到了1920年代，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已成为中国所有政治上有识之士的共识，从而促使传统统治阶级与现代社会各阶层和政治派别联合起来。对一直恪守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inonecountry）教条、此时却又深深涉足于中国内部政治的孤立无援的苏联领导人来说，这场国民革命可能产生一个亲善的中国政府，实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但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国民革命，它需要革命的深入发展。已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的社会阶层和团体给予了“国民革命”莫大的动力，使其远远超过了构成国共联盟基础的那些有限目标。在城市，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反抗工业化初期的不平现象；在农村，农民组织（或被组织）起来，推翻传统的地主阶级统治。已经政治化并在政治上组织为现代政党的激进知识分子，热切地领导着群众革命运动。正如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所展示的，这些力量是不可能为“民族”革命或更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范围所左右的。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与国民党的联盟为共产党人走向中国社会，提供了更广泛的途径和可资利用的潜在于社会的巨大革命力量。在国民党旗帜下活动的共产党人，重新开始组织反抗精神日益强烈的工人和农民。1924年到1927年间，城市和农村的有组织或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还越来越激进。正是群众运动，使现代中国的两大政党在几年时间里迅速地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为国共联盟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激进群众运动日益增长的特点，造成了政治的紧张局面，加剧了社会冲突，从而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其结果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激进与冲突的阶段。1925年上半年，工人罢工的浪潮席卷上海——帝国主义在华的中心和象征。5月30日，工人和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租界里的英国巡捕在驱散示威者时，开枪打死了12名示威者。“五卅”惨案产生了爆炸性的结果，在所有大城市中引起了一系列罢工、示威游行和抵制洋货运动，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席卷全国。6月23日，在广州的外国人居住地，群众与外国人发生了激烈冲突，英法军队开枪射杀了50名示威者，殴伤多人；广州惨案激起了在香港的中国工人的总罢工，这次罢工使英国这块殖民地陷入瘫痪达16个月之久，并在全国掀起了抵制英国货运动。10万名香港工人来到广州，表达了其强烈的战斗精神。他们还组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使其成为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1925年夏季出现的具有战斗精神的群众运动，在其后两年以迅猛的速度和力量发展，它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目标也并不仅严格局限于反帝的范围。诚然，强烈的反帝民族情绪加剧了革命运动，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屠杀中国人的惨状更激化了反帝情緖，但是，其中一个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生活在外国势力统治下的城市并在外国人的工厂劳动的工人，很自然地把经济剥削与外国人的存在划上等号。正是社会经济压迫与外来压迫的结合，使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斗争性。伴随着1925—1927年间的城市工人运动，同样富斗争性的农民运动也在农村兴起。除了利用秘密社团、暴力群体等传统组织形式进行抗议和反抗外，还出现了新型的农村组织，即农民协会。农民组织的成员多数是贫苦农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组织活动的产物。农民协会成为士绅的主要威胁。1925年中期，单单在国共联盟的主要政治、军事所在地广东省，就有5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其后两年内，广东农民组织的成员翻了四翻，农民协会在各省也迅速发展。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緖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动力来自对社会正义和经济生存的要求。“五卅”运动燃起的群众运动对国共两党都造成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使国民党能够巩固在广州的势力，并从广州向其他地方发展。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蒋介石凭借对受过苏式训练的军队的控制，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同年底，他又将国民党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广东全省和邻近省份。1926年夏，国民党开始了准备已久的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在北伐军的攻势下，各路军阀纷纷土崩瓦解。北伐军的辉煌战绩得益于革命群众运动的援助，蒋介石军队连续的军事胜利，又进一步推动了工农运动。“五卅”运动既导致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壮大，也同样使共产党同盟的力量和影响急剧扩大。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始不足百人，1924年也不过只有500名党员，但到了1925年底，在前六个月群众运动迅猛发展的基础上，共产党宣称已有2万名党员。而在1927年上半年，党员人数又几乎增加了两倍，达5.8万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更是庞大，特别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具有斗争性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此外，负责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共产党活动家，虽然打着是国民党的旗号，对这些新群众组织有巨大的号召力。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或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及在蒋介石的新军中，都占据着重要的职位。群众运动给国共联盟以巨大的政治推动力，但也正因群众运动节节高涨，最终破坏了联盟的政治基础，使国共分裂，共产党遭到镇压，几乎被摧毁。然而，群众革命运动一经发动，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已不可能被限制在“国民革命”的狭隘范围之中。城市工人不仅打击外国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而且把目标指向中国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工人运动威胁的不仅是外国人的财产和特权，而且威胁到一般的财产权。在农村，农民运动攻击的对象不是外国领主，而是中国地主和农村上层人士的权力。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导致了爆发社会革命的威胁，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社会革命威胁日益增长，使与国民党血肉相关的城巿资产阶级内部得以巩固；蒋介石军队的军官群体，多是地主家庭出身，对平均主义的革命开始感到恐惧。在有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越来越成为维护有产阶级和社会秩序的政党。1926年下半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进，工人和农民组织迅速发展，群众运动的目标和手段也日益激进，越来越具有革命的特点，尤其是在农村更是如此。由下而上的自发群众运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足以让最激进的共产党人也瞠目结舌。这种惊奇（和兴奋）的感情，贯穿于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文章中，毛泽东形容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是天然的、根本的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1]然而，社会革命与国共联盟的条件是不兼容的。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式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达来自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的指示，要求限制群众的激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共政治联盟；指令中国共产党应该限制而不是促进群众运动，应该压制群众运动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站在斗争前列，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退维谷，故并非所有共产党人都听从了莫斯科的“劝告”。即使中国共产党人想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力不从心，因为群众革命（特别是在农村）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任何党派所能控制的范围。虽然许多个别的共产党员企图领导运动，但总的来说，共产党处于茫然不知所从和无所作为的状态。其结果是，工农群众面对正在准备镇压群众运动的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前者没有防御能力，基本上是群龙无首。1927年最初几个月，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征讨所向披靡，军事上明显处于优势，群众革命运动也发展到高峰。国民党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与群众的社会革命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蒋介石羽翼丰满，具备了摧毁群众运动及抛弃俄国施主和共产党同盟的军事实力（并得到上海大资本家的财政支持），冲突随之爆发。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3月21日至22日，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控制了上海，迎接国民革命军的来临。3月26日，蒋介石及其军队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上海，群众视他们为解放者来欢迎。然而，解放者很快就成了刽子手。4月12日黎明，声名狼藉的青红帮和其他黑社会的打手，与国民革命军的精锐部队一起，向共产党和激进工会组织的总部发动进攻，开始了大屠杀，摧毁了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巿中的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及有组织的激进运动的中心。镇压活动从上海开始，扩大到国民党控制的长江以南所有地区，随后又扩展到尚未处于国民党势力范围的、由军阀控制的北方地区。在反革命暴力的狂涛中，蒋介石把这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军队，变成了摧毁中国共产党和激进群众组织的工具。城市中所有的工会和学生组织都被取缔了。但最骇人听闻的屠杀发生在农村对农民协会的镇压。曾拥有数以千万会员的农会惨遭镇压，短短几个月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曾迅速兴起、给中国农村的变革带来希望的伟大的农民革命，近乎于销声匿迹。如果说在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中被屠杀的有成百上千人，那么在1927年至1930年的白色恐怖下，被屠杀的人数则又何止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复存在。在国民党军队一系列急风暴雨的打击下，党的组织基本解体。为逆转这股反革命潮流，共产党人铤而走险，多次举行起义，但为时已晚，反而使党的队伍遭受更大的损失。1927年12月，共产党人在广州举行的最后一次大型起义，却又惨遭镇压。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拥有5.8万名党员的强大组织，到同年底，仅存万余人，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士气低落，缺乏领导。一些党员叛变，但多数党员或战死疆场，或遭敌人处决。死里逃生的党员转移到偏远的农村地区，重新开始了新的革命。共产党从毁灭性的失败中汲取了惨痛教训，在其后的岁月里，这场教训指导着党的革命战略。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下，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国民党正是凭借其军事优势，在1927年击垮了共产党。中国政治生活中这一基本事实，深深铭刻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尽管蒋介石在毛泽东之前就已实践了这条原理，但毛泽东汲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成为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形式。许多共产党人还进一步认识到，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而言，莫斯科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来源地，正是莫斯科制定的“统一战线”战略，使中国共产党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不是要拒绝统一战线，而是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性。他们在农民身上看到了新的革命潜力。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共产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是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前提。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已摆脱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革命局限性的教条。1927年的事变标志着两场而非一场革命的失败：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农村的农民运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或至少是潜在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既反对国内资本主义，也反对国外资本主义，其目标是废除私有制。在当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确不合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历史必然性就是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只构成中国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到1920年代中期，大企业雇用的产业工人数量已达200万人，他们高度集中地分布在现代中国经济的各战略重地。如果加上城市的半无产阶级，其数量则更大，大概有一千万人，毛泽东曾称他们为“都市苦力”。他们壮大了城巿革命运动的力量[2]。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与1917年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差距并不大[3]，政治战斗力也毫不逊色。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力、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二十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都难以与之相比的。此外，中国的城巿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再加上强而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些有利因素，使建立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如说是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缺乏经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把命运依托在国民党身上。在中国共产党内，缺乏一个像列宁或托洛斯基那样勇敢果断、富有远见卓识的领袖，未能把握住革命形势所提供的机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如何不情愿或是出于无奈，他们都接受和贯彻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俄国人帮助创建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又把这支军队交到一个用它来摧毁中国革命的人的手中，也决非是预先算定的。这一讽刺性的历史悲剧所以能成为现实，不是因为群众运动的软弱，而是由于其领导人的软弱和局限，归根到底是因为莫斯科制定的致命政策。苏联的国家利益与中国革命的真正利益发生冲突，这并非是最后一次。但是，1927年发生的事件——尽管其发生并非必然，却对决定中国革命的未来和性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巿工人运动和党的力量丧失，已无法挽回。1927年后，共产主义革命再次兴起，但革命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它是一场发生在偏远农村的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经历了1927年血腥镇压的城巿无产阶级，在其后20年的大部分时间，政治上无所作为；直到1949年胜利后的农民军队开进城市以前，共产党人在城巿中也一直未能重振旗鼓。如果说19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诚然，1927年到1928年间，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上，国民党军队胜利地进行了北伐，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但是，以城巿为依托的南京新国民政府，却几乎没有为城市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动力和机会。它在农村则极力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依靠当地士绅地主精英的势力。即使就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而言，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是表面的、不完全的。所谓的“国家统一”与其说是建立在消灭军阀势力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与北方较强大的各股军阀武装结成的脆弱联盟的基础之上。所谓“民族独立”，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本身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尚有待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落在共产党人肩上。注释[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2]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3]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俄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约三百万。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章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章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开始挑战士绅阶级和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但直到十九世纪末，士绅阶级的成员开始反对本身阶级的儒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时，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才真正开始。在1890年代，一批人数不多但有影响力的传统地主官僚精英的后裔开始不信任儒家价值观念的作用（及其道德准则）。在受西方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而旧的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对此作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在理智上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其中一些人不愿意无条件地接受传统的、被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因此不愿意在旧制度中接替父辈成为统治者。一批属于传统统治精英后裔的年轻学者，开始游离于本身阶级之外，形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新阶层的核心——现代知识分子，现代革命运动的领袖正由此产出来的。正是士绅的后裔——他们实际是本身阶级的叛逆者，将为最终摧毁士绅这个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理论和领导。 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历史中，具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并非如通常所认为是仰赖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声望，而是当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定条件使然。在一个以大规模社会与文化解体和极端的政治动乱为特征的环境中，在一个所有社会阶层都极其弱小、因而没有任何阶层能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作为自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知识分子本身并不能够创造历史。由于切断了与其所属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但在政治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必须与其他社会阶级建立联系，并把握住时机，成为反映穷苦大众在社会与经济领域内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将大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形式中——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才能认识和利用当代中国历史环境所造就的革命潜力；也只有在这时，知识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理想和蓝图去改造社会现实。1890年代，当士绅的后裔抛弃了接替父辈统治者地位的道德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出现时，他们播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种子。但严格地说，只有在30年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民大众的命运息息相关时，现代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 1920年代，随着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极其重要的历史联系也得以开始形成。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并非直接启蒙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而突然在历史舞台上出现。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知识分子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具有启蒙意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它是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然而，他们认识中国国情的方式，及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无不深深受到以往知识分子禀性所影响。 民族主义与传统的破灭 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破灭这两者不可思议的结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显著特征。毫无疑问，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高度的民族性，因为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的内在因素。所以，现代知识分子的首次意义重大的政治行动，发生在中国面临遭侵略成性的西方列强肢解和殖民化的时候，决非偶然。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事力量使中华帝国颜面扫地。也正是这一年，孙中山发动了首次意图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更意味深长的是，康有为也在这一年组织了约一千三百名年轻的士绅知识分子精英，联名抗议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投降条约，鼓吹实行变法，把变法视为拯救中国的良策。这一事件标志着知识分子反叛旧制度的开端：它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最杰出后裔中一大批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普遍感到不满，也反映他们不愿意在他们已经丧失信任的体制中为官。到1890年代中期，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具有精神优越性的中华文明国家，不值得自鸣得意的儒家学者津津乐道了。 随后几年，帝国主义按各自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疯狂地瓜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也采取更为紧迫的新形式。他们的努力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达到高潮，这是一次试图从上层变革中国的著名政变，英勇但却时运不济，一场反政变使其流产，中国又回到了维新前的状态——依然受到腐朽的官僚阶层和衰败的士绅统治阶级控制。 1890年代，在对传统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都反映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责任，即中国如何在一个由帝国主义支配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因此，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如何维持特定的中国文化或特定的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有志之士努力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成为一个既富强又繁荣的国家与社会。正是这种关注，决定了知识分子对所有新观念、新思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理解及其政治用途。 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是当代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会与民族主义的追求相伴？毕竟，一般而论，民族主义要求尊重本国的历史，民族主义者也总是要歌颂和美化本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然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并非如此。它把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当作不适应民族生存的东西而摒弃，继而又把它们当作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而加以鞭挞。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第一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民族国家力量的基础，不单纯是西方取得的物质成果，而且还有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竞争与进步的观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和征服自然的观念等。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儒家学说里没有类似的价值观念，导致了现代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落后，所以要将这些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引进并运用于中国。 从宣称传统不再适应现代国家的目标，到从道德方面抨击传统，只有一步之遥。随着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随着要求解释危机和寻找解决办法的需要日益增长，迈出这一步并非难事，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严复阐述民族主义理论的著述便预示了这一点。虽然抨击和根绝传统并非是梁启超和严复所想要或期望的民族主义结果，但他们对现代世界力量根源的探讨，导致他们在思想上彻底与过去决裂，这是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认识到的结果。他们把维护国家生存和国家强盛作为判断所有观念和制度的民族主义标准，表达了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两层含义：其一，他们相信，在现代世界，只有在西方理论和思想的智慧中，才能找到为国家强盛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因为正是西方理论和思想保证了列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其二，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的中国信念和价值观念不可能有助于国家强盛这一根本目的，所以必须将之抛弃。 因此，虽然许多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对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恰恰是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就潜藏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1920年代，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以更激进的方式表现了这种反叛传统的潜在力量。面对日益盛行的现代西方观念，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淡薄；但驱使他们如此强烈地反传统的动力，却是来自新世纪来临前20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1911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儒家伦理秩序的象征），使传统价值观念失去最后的合法性，但政治机会主义者出于纯粹反动的目的，将儒家的某些观念玩于股掌之上，作为维护腐朽社会和寄生其中的腐败官僚与军阀的支柱。儒家学说与社会政治保守主义的继续联结，使整个传统文化遗产都受到了猛烈抨击。 1915年至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号召要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年轻热情的亲法者（Francophile）陈独秀首次发出了在中国进行一场文化革命的号召。他于1915年结束了在日本的自我流放，返回中国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为了更明确地反映他反对传统的决心，他后来用法文“新青年”（LaJeunesse）给杂志命名。1921年，这位近代法国民主与文化的崇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袖。 《新青年》对因其聚合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实在不容低估。他们的著作铸造了整整一代青年学生的信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这些学生成为政治上的主力军和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在《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年轻的毛泽东，他深受该杂志的影响，1917年，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一篇强调体育文化重要性的论文）。《新青年》灌输给毛和他的同时代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文化观和道德观的彻底改变是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根本前提。他们要求的不是革新传统文化，因为他们多数认为，中国的过去几乎或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留。他们要求彻底革除过去的一切价值观念、传统和习俗，以一种建立在他们仰慕的西方民主与科学基础上的崭新文化取而代之。《新青年》杂志充满了对儒家学说的辛辣嘲讽、抨击和对传统的无情批判，这不单单反映认为传统已经过时、无用的观点，而且还表达了一种情感，即传统在道德上也是腐朽的，并且可能历来如此。 与无情否定中国的过去相应的，是对青年一代热切的信任。青年将是新文化的载体，因而代表的是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中国社会的诞生。青年被认为较少受到旧传统的腐蚀，还没有被病态文化和病态社会所浸染，比其前辈更易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价值观，他们被视为拯救民族必须进行的文化变革的代表。 《新青年》知识分子的另一显著特征——实际上也是现代中国分子的总体特征——是坚信观念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始终确信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先导。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这种趋势的强度和韧度都是空前的，而强调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更是这种趋势的总体特征。 在陈独秀于1919下半年皈依马克思主义前，《新青年》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一旦政治事变迫使它的许多撰稿人和读者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它最终生产出了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编辑部有两个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是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早期的党员主要是由追随他们、为这份非比寻常的杂志所发表的观点培育起来的青年学生组成。中国共产主义的领袖，即后来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出自这个青年革命者的早期团体，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助理。在他们新树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带有许多早期知识分子的烙印，如民族主义、反传统文化以及坚信观念可以铸造社会现实的唯意志论等。 这些不同的信念是难以调和的。赋予观念和思想意识以决定性作用，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强烈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内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主义内容和目标，或与马克思主义要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难以兼容。进而，民族主义又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否定互相冲突。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多次导致具有深远而重要政治影响的紧张局面。1915年至1919年间的马克思主义勃兴前的文化革命产生的这些问题和紧张局面，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重现在1960年代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文化革命涉及的中心内容都是批判和否定历史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感情的问题，都坚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都相信青年是社会道德变革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1915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运动最典型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新知识分子彻底的反传统精神，表现了他们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取向以及对历史传统和制度在精神上的否定。反传统也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独立性，他们作为一个新社会阶层出现于中国社会之中，不依附于任何社会阶级，也不是这些阶级的代言人。这样，在垂死的士绅阶级中，产生了一个肩负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自主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个新社会制度中，他们所背叛的这个阶级将不复存在。 然而，这批知识分子缺乏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手段。他们自主地位的另一面是在社会上孤立与政治上无权。他们提倡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观念和制度，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几乎无人响应。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扭曲，使其没有能力作为一个承载自由观念和促进民主发展的阶级。 所以，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与现代城巿处于隔绝状态，一如其在精神和物质上与落后的农村分离一样。社会上的孤立与政治上的无力，使他们没有根基，屡遭挫折，迫切需要在中国社会中寻根。对文化变革的疾呼呐喊，不仅是他们医治中国痼疾的理性良方，也表现出他们社会与政治上的孤独状态，没有能力进行他们渴望的变革。直到1919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转变后，知识分子的处境才出现变化。这种转变使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幻想破灭，给他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信仰。马克思主义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时机，也为结束他们的孤立状态提供了希望。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导致在中国“无根”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相结合的一系列事件始于1919年5月4日。这一天标志着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开端。这一天，三千多名学生走上北京街头示威游行，抗议西方民主国家在凡尔赛和会上将德国原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作为战利品转让给日本。抗议活动以学生包围和焚烧北京政府的亲日部长官员的住宅和官邸而达到顶点。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和逮捕学生，激起举国上下对软弱腐败的中国政府和长期以来剥削和压迫中国的外国政府的愤恨。示威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方式日趋激烈，很快就蔓延到全国所有主要城巿。 “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工人和商会都加入到学生斗争的行列。大规模的群众示威、罢工、抵制洋货，与当局不时发生的暴力对抗席卷中国各城巿。“五四”运动唤醒了长期处于呆滞状态、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反帝浪潮横扫各个城巿，全国（即使还不算农村）陷于政治和思想上的激烈动荡之中。 这一重大的新政治形势使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政治化了。许多曾自认为是自由的世界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现在成了富有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奋起捍卫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许多原来拒绝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把中国的悲惨现状归咎于民族文化有根本缺陷，认为政治手段只能解决表面问题，现在也开始热衷于直接的政治行动，以从外部威胁中拯救中国，解决来自内部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威胁。渗透在城巿中的新型政治行动主义精神，为组织群众进行有效的斗争，为知识分子能够有效地领导群众斗争提供了希望。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凡尔赛的致命决定引起了强烈的民族愤恨情绪，国内民族政治行动主义也日益增长，这一切导致“先进的”西方国家会按照民主与科学的原则指导中国的信念迅速破灭。西方老师现在被视为压迫者。西方世界会为中国复兴提供先进模式的形象消毁，取而代之的是以为西方世界是由不可信、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新形象。由于摈弃了中国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知识分子仍然从西方寻求指导，但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批判西方世界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不再维护既存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 正是在“五四”运动创造的新政治与思潮的环境下，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此前，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曾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兴趣，但少有人真正皈依。在对西方民主的信仰已经破灭、国内的政治觉醒要求采取更有效和更直接行动的形势下，十月革命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近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但又否定了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形式，拒绝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这一点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十分重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呼吁，和新苏维埃政权宣布放弃沙皇帝国在中国的特权等事件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摈弃西方对现代中国的支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失为一种出路。接受俄国革命，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案的出路，也是在世界范围的革命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为世界革命的前景提供了榜样，尽管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受这一榜样的鼓舞，但他们却是通过一条有深远意义的民族主义道路来追求新社会主义的理想。正如20年前在民族主义反叛传统中国价值观念的长期进程中产生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如今，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幻想的破灭，孕育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两种历史环境下的中心问题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与随后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忧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后，民族主义将服务于社会革命的目标，此外，从民族主义产生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将始终制约着解释和运用这种新理论的方式。这是一个必然的条件，由于中国是一片需要国家独立和社会革命的土地，这两个任务恰恰是不可分割的。 正由于“五四”运动激发起民族主义，使人有冲动采取政治行动，并与列宁和托洛斯基著作中对即将来到的世界革命形势的乐观预期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承担起了组建共产党的任务。1920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各种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不尽相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基础。在巴黎、东京和柏林留学的激进的中国学生也建立了类似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来自各共产主义小组的12名代表在上海秘密举行了成立会议，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査，会议最后一天移至杭州附近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在新成立的（受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会议通过了采用标准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并宣告奉随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标。 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人数甚少，成员年轻，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会议代表的全国党员总数仅有57名。对一个建立在缺乏社会主义政治传统的国家里的新组织而言，人数的确太少了。党的领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吸收的党员多数是自己的学生。在这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精神传统的国家中，党的领袖及党员对指导其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无可避免地是肤浅的。这似乎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下一页
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这里所说的"socialclasses"，中译为“社会阶层”较为合适，然而其中又提到“bourgeoisie”或“proletariat”，则译成“中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较为妥当。故此，“阶层”及“阶级”时或互用，难以作严格的区分。——译者注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农民起义失败，标志着当代中国革命史的开始，它的顶点是二十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农民革命取得胜利，尽管这决不是革命的终结。意味深长的是，无论是1850—1865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还是近一个世纪后的共产主义革命，他们的思想体系都不是源自数千年的中国传统，而是源自近代西方的理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它的领袖洪秀全自称是基督教上帝的门徒（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而毛泽东则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马克思的现代信徒。无论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地“中国化”，并配合了中国的历史条件（他们的思想体系也确实比较顺应中国国情），洪秀全和毛泽东都不是作为中国圣贤传统中的圣人出现的，相反，他们二人都是以反传统、新社会理想的代表和新社会制度的先知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这种社会制度是以西方理性和政治传统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为基础。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在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革命就是帝国主义所起的意义深远的作用之一，尽管这完全是出自偶然。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和知识方面。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旧的儒家秩序，使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而且，作为副产品，它为当代中国革命者提供了反对旧传统和旧制度的新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要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要摆脱中国传统的束缚。未来的新蓝图排除了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西方对中国的统治。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摈弃了中国文化历史的过去，奏响了反传统的和弦，在一个多世纪里，其声响一直在中国回荡。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中国是一个传统已僵化的国家，中国人保守地执着于传统的儒家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因此，人们往往形容中国人实际上对“西方的反应”无动于衷。但是，要切记的是，中国当代革命史是以反传统的方式开始的。在强烈的反传统意识的驱动下，摈弃了中国文化历史遗产的太平天国以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为后来的革命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所继承，特别是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的知识分子所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正来自这批知识分子。无论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性如何阻碍了中国保守派实现现代化（中国保守派改革中国的失败不只是文化上的原因），但因此假定只有依据中国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的生存状况，才能理解当代中国革命，这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是缺乏理据的。中国革命者倾向采用西方提供的被认为是最激进的观念和思想，并从中推演出偏离传统方式的激进的未来蓝图。他们总是关注中国未来的困境，但目的不是要复活旧的中国传统，而是寻求埋葬旧传统的途径。然而，单凭观念和思想造就不出革命的环境，更不能创造革命。由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潜在地具有革命性，才使得革命的观念（和反传统的冲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成为能动力量。此外，在关键的社会领域中，西方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却是自相矛盾的作用，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它创造了当代革命的环境，但又阻碍革命的实现。正如马克思预言的，帝国主义作为“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为中国革命、事实上也为所有受到其冲击的非西方世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无论帝国主义的行为动机多么卑鄙，也无论它使用的方法多么野蛮，对那些单靠自身力量无法进入现代历史的民族来说，帝国主义是打破僵滞的、受传统束缚的社会的必然历史力量。套用马克思的话，帝国主义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力量，“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但马克思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终社会经济后果过于乐观了。诚然，帝国主义的进攻确实摧毁了旧中华帝国的万里长城，以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加速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瓦解。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和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秩序，特别是在外国政治和军事力量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及周围地区更是如此。然而，新的中国并不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而为西方资产阶级世界的翻版。在西方帝国主义扶持下引进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依然保持其外来的特征，只能以有限和扭曲的形式发展。虽然当代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但这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经济力量弱小的阶级，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赖以产生的西方帝国主义力量。此外，中国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而不是产业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中国巿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充当中间人。在一个当代经济为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里，无论其个别成员可能对外来统治怀有多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仇恨情緖，依然羽翼未丰，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外，还能指望它干点别的什么事情？因此，伴随着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个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而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弱小而发育不全的城巿无产阶级，这是极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1911年满清帝国垮台时，中国有4亿人口，产业工人人数不超过100万，其中多数是在缺乏机械动力的小作坊里工作。工人多数来自农村，而不是传统的城市手工业工匠，因此他们与故乡村庄和农民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因素，再加上人数少，妨碍了当代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发展。这样，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当代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弱小的还不只是这两个阶级，当代中国的历史特征是所有社会阶层的软弱。伴随着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权力和声望的衰落。当帝国主义破坏了与豪绅息息相关的封建帝国官僚机构的基础后，豪绅地主发现沿用传统的寄生方式剥削农民更有利可图——随着旧政治秩序的解体，通过官僚体制的传统机会（以及传统的官僚和儒家对剥削的道德制约）衰减，这种方式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由于缺乏远见、机会和资本，旧统治阶级的成员中只有相对很少的成员转而从事现代商业、工业或现代形式的商业化农业。所以，传统的中国豪绅在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知识世界中，依然维持其主要传统，豪绅阶级产生不了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虽然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前，豪绅在地方农村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还居支配地位，但它已是一个日趋衰败的寄生阶级，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破产，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毫无作为。腐朽的豪绅地主是阻碍从内部改造封建帝国制度的主要因素，因此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形成。除此以外，由于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中国未能走上巴林顿·摩尔称之为“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走过的道路。当然，中国曾进行过这样的尝试。继镇压了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蒙耻之后，保守派的“自强者”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使中国对外能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保护满清帝国，对内巩固旧的儒家社会秩序。但这是徒劳的挣扎，在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可见一斑，而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已被瓜分为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垂死的满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十年，在1911年的那场准革命中默默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长期以豪绅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封建秩序分崩离析，又反过来加速了豪绅地主在现代社会的衰落，封建帝国的终结不仅使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这种思想体系在传统上认可豪绅地主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且也使豪绅地主失去了他们长期赖以获得财富和政治保护的官僚网络。垂死的豪绅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二十世纪，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传统形式的社会经济剥削，而这已不再受传统政治和道德法令所约束。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的农民，最终有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尽管方式不同——农民以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方式，最终于二十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地主。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豪绅地主的衰败所产生的不同历史结果：在当代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两者有分离的趋势。至少在西方的历史经验里，一般的历史情况是，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层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造就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兴起。我们关于社会阶层的兴衰、关于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的一般关系、关于革命的主要理论，都为从近代西方历史经验中推演出的各种范畴所支配。我们历史意识中最突出的部分，就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时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贵族力量遭到破坏，近代资产阶级逐渐上升为社会和政治的支配力量。然而，当代中国的历史情况却并非如此。虽然豪绅地主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冲击，但是，在豪绅地主被迫放弃支配地位的中国社会里，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却没有上升到支配地位。如上所述，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极端弱小。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暗淡的摹本。当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依然是农民。在传统中国社会秩序解体的时代里，农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新的经济力量增加了农民原来已经不堪承受的巨大负担，在日益沉重的传统压迫形式之上又增添了新的剥削形式，但却没有改变旧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和传统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地方化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的本质，决定了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层，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政治途径。与传统时代一样，当代中国社会建立在农业劳动基础之上，但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对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方向几乎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效政治行动——实际上就是革命——的潜力，但仅靠农民自己是发挥不出这种潜力的，它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使中国农民成为当代历史的参与者，而不仅是当代历史的牺牲品。作为一个阶级本身，农民不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而且缺乏社会与经济权力。然而，重要的是，曾统治中国社会二千多年的豪绅地主衰落和腐败，而且当代资产阶级太不发达，以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阶级。日益腐朽的豪绅地主所以能够在1911年封建王朝垮台后生存，大概因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际上也不愿意）消灭它而已。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当代中国历史现象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政治权力对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没有任何阶级能居于支配地位、所有社会阶层都软弱无力的社会里，政治权力日趋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并从总体上控制社会。十九世纪下半叶地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割据，1911年辛亥革命创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迅速崩溃（名存实亡），其后袁世凯实施军事独裁（1912—1916），以及接踵而至的十年军阀混战，无不反映了这种趋势。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不仅历久犹存，并制约着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传统的残余特征，而且也是中国当代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特征。单单依据政党所代表的特定社会阶层利益，既不可能理解国民党的历史，也不可能理解共产党的历史。诚然，这两个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牵涉不同的社会集团及其利益，但是，虽然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业和金融资本家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并不简单地就是地主和银行家的政党，与其说蒋介石的国民党依靠城市资本家的经济支持，不如说“上海金融家”更需要依靠蒋介石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共产党取得政权是靠农民的支持，但在它领导的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进程中，它并没有变成一个农民的政党；农民的支持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事实证明共产党比农民更革命。在中国当代两大政党活动的历史环境中，与其说是社会阶层的利益决定政治和政策，不如说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社会各阶层的命运。既有特殊的革命潜力，又有保守的历史内蕴，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状况。满清政府末年出现的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割据，二十世纪初的军阀统治，1927年后的国民党政权，是其保守性的反映。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政治权力不是用来改变中国社会，而是保护既存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关系。革命的潜力则表现在文化—政治精英的出现，他们赋予革命运动以更激进的动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所能允许的范围。注释[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404页。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英文原著第三版序言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下一页 英文原著第三版序言 《毛泽东的中国》第一版手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稍晚时，即毛泽东去世前的几星期。在我准备将手稿送往自由出版社付梓之际，我匆匆地将毛去世这一事实（以及后来发展表明的，毛主义的结束和农民革命时代的终结）补充进了手稿。 在《毛泽东的中国》中，我试图按照中国共产党人宣称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目标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出历史的评价，然而，其结果不尽人意。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既是一个取得巨大的社会与物质成就的时代，也是一个极其野蛮和罪恶的时代。它使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在上个世纪沦为世界上最落后和最悲惨的国家开始了向现代工业的转变。毛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尝试把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主义目标融合在一起，引人注目，尽管这一尝试是不完全的并最终失败。最明显的失败是，曾为众多人满怀希望地称颂的中国“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为创造设想的新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民主政治前提进行努力。毛主义不是一种能够接纳马克思说的“生产者自治”这一根本真理的理论，这对任何一个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败。因此，在毛时代结束之际，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官僚体制支配的社会，它既不像是资本主义，但也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1]。简言之，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国》第一版得出的结论。 以《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为名的第二版出版于1986年。基于在后毛时代初期得到的关于毛时代的新资料，特别是关于不幸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0）和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资料，第二版部分地更正了一些史料和解释上的错误。第二版更多地描写了邓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始料不及的深远变革。在1980年代初写作时，我曾把市场力量的运用解释为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国家——这个官僚的庞然大物似乎既是横亘在社会主义、也是横亘在资本主义前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需要的权宜之计[2]。 我的结论下得太早了。事实上，共产党的中国非但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障碍，而且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代表和推动者。在过去20年里，无论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在1979年时的初衷是什么，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密集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因此，第三版在写这段历史时，首先要探讨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特殊本质及其社会结果。 新版必然要在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史再增加15年，将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写到千禧年的最后一年，这一年还标志着共和国成立50周年。新增的这15年历史，再加上试图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易于理解的分析，使得新版篇幅较上一版要长。因此，我对全书中的多余的词和句子作了删除，在叙述中还删除了那些在1970年代看来十分重要和引人注目，但在今天已意义不大的章节。 还要指出的是，原版中使用传统的韦德-贾尔斯罗马标音体系〔注：通常译为“威妥玛拼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来标示中国的人名和术语，现均改为由更广泛使用的拼音体系来标示，但那些在书出版时就使用传统方式标示的人名或书名，依然保待原样。 ※※※ 下述篇幅的大部分内容是来源于许多学者和记者的努力，他们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有关近现代中国的著作、论文和报告。在注释和文献选录里我简略地列上了他们的著述以示感谢，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担心，我使用了他们的成果却得出了他们许多人未必能同意的解释。 我非常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们，多年来，他们阅读了手稿各版本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提供了宝贵的评论或建议。在他们中间，唐纳德·克莱因、詹姆斯·谢里登、阿里夫·德里克、罗伯特·波林、林春、罗伯特·马克斯、崔之元特别慷慨地提供了自己的时间和智慧。我还要感谢卡尔·里斯金，他允许我大量地使用他关于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的巨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的材料及其他富有真知灼见的著述。我特别感谢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一位十分特殊的朋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许多同事，特别是西奥多·哈梅罗、斯坦利·库特勒，他们对本书的写作给予积极的鼓励并发表了十分有益的见解，在此一并致谢。比尔·布朗和汤姆·麦考密克也许不知道，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多数是在里海咖啡馆共享午餐时非正式地表达的——最终在这一新版中得到了反映。 我很感谢那些在二十多年里参加了当代中国史专题课程的研究生，他们以特别的方式为本书的写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课堂上提出和讨论的许多独到的问题，也正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有时，我将手稿的一些片断和章节拿给他们，他们不厌其烦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慷慨地允许我借用他们在论文中的观点。我从他们身上受益匪浅。我在这里难以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必须特别感谢鲍伯·马克斯、毕克伟、凯瑟琳·林奇、李芾甘、布伦达·桑森、王远义、龚志强、丹·迈斯纳、汤姆·卢茨、利萨·布伦南以及不幸英年早逝的林伟然，他们对本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还要特别感谢自由出版社聘请的特约评稿人玛丽莲·杨和威廉·约瑟夫就本书新增的第六部分内容的报告，在我完成最后部分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评论给我以巨大的鼓励。他们的建议使本书避免了不少史料错误及遗漏。 我希望表达对自由出版社原高级主编乔伊斯·塞尔策热忱的谢意，本书第二版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策划和督导，他还为第二版的出版作了初步的安排。我非常感谢自由出版社的现任高级主编布鲁斯·尼克尔斯，赞赏他的鼓励、专业水平及与难以驾驭的作者打交道的高超技艺。我还有幸得到自由出版社编辑助理卡瑞恩-埃米·金的帮助，她的鼓励和耐心令人称道。 我对林恩·卢布科曼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她就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慷慨地贡献了她的学识和时间，一如她的爱。 本书的第二版是献给哈维·戈德堡，他在第二版出版后不久辞世。本书的新版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纪念这位最伟大的导师、最好的朋友、最忠诚的同志，这些形容词虽常被滥用，但在这里，恰是用其本意。 莫里斯·迈斯纳 麦迪逊，威斯康星 1998年8月 注释 [1]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纽约：自由出版社，1977年），第386—389页。 [2]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及毛后的中国》（纽约：自由出版社，1986年），第482—485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版序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第二版序*《毛泽东的中国》一书初版的写作工作始于70年代初期，1976年夏季，仅仅在毛泽东于9月去世前的几个星期，本书的手稿全部完成。1977年，在自由出版社即将准备出版本书之际，我又简略并十分匆忙地将关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的去世及这一事件的直接政治结果[1]的内容补充进最后一稿中。尽管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神话曾经如此显赫地支配着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1/4世纪，但是在我写作本书初版的最后几页时，我尚未充分认识到毛泽东离开中国历史及他本人进入“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意义。事实表明，毛译东的去世为中国革命全面的去激进化和解放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但又受到压制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提供了时机（尽管并非必然是其原因）。这些力量基本上是迅速的（然而是失调的）工业化的产物，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上升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的这些年中，邓小平和他的伙伴们使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了令人注目和引起争议的变化。虽然还难以预料邓小平时代实行的政策和改革试验的社会结果，但迄今所发生的变革已远远超出了我在1976年所能预期到的范围。虽然我怀疑，这些变革并非像其表面呈现给现在的观察家们的那样是根本性的。然而，无论邓小平时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毛泽东的继承人提供了大量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新情况，尤其是如今受到北京谴责的关于1966—1976年“文革十年”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出于有意，另一方面也是在“四个现代化”旗帜下实行的新路线的自然结果。有关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新线索和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进入后毛译东时代）促成了本书新版的问世。考虑到大量新的事实和研究成果，我对本书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第五部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新增加的“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一章，把60年代后期发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事件置于一种更易于理解的历史和理论的环境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果的叙述（本书第19章和第20章）增加了大量的内容，这场大动乱如今呈现出来的比我在写作本书初版时所看到的要更有破坏性，也具有更复杂的社会含义。关于叙述毛译东晚年统治的第21章（初版第20章）尤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扩充。在1976年，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结束的大量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尚未为人所知，至少对我是这样。我所知道的事情的意义又是十分模糊并常常有所误解。我希望经过修订后的本书不致有重大的缺陷。所以，讨论“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第五部与本书初版时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篇幅也相应更长了一些——对此恳请读者见谅。本书新增写的第六部是认识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年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初步尝试。这部分由两章组成，其中比较简短的前一章是试图评价毛泽东时代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并指出毛泽东遗留给他的继承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后一章（第23章）扼要地阐述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由于这是一个在1985年中期尚未结束的变革和实验的时期，所以这一章仅仅是一个历史纲要，在这里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尝试性的说明。应该指出的是，对本书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章节的修订受到了财力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除了更正印刷方面的错误外，对本书叙述1966年前的历史的修订只限于其中两章。关于50年代中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10章的后半部分作了一些变动，吸收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14章的最后几页也作了些修改，补充讨论了由于大跃进的冒险而造成的饥荒。在试图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史时，我在本书中运用的判断标准与初版时运用的完全一样。在评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时，无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主义者还是批判“文革十年”的后毛译东时代的领导人，我都努力按照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目标所持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喜欢用的“现代化”这个多少有些杂乱的棱镜来看待他们本人的言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毛泽东主义的前任一样，也宣称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所推行的不单纯是现代化，而且还是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观代化”，因而他们努力的结果也应相应地以此来判断。中国的共产主义现实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差距，按照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与过去的）领导人宣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当代中国历史，势必会导致批判性的、或许还是令人沮丧的结论。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的初版中，我正是按照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后毛泽东时代很可能是以官僚主义的持久存在及官僚主义对社会的继续统治为标志。尽管毛泽东的继承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们，我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这个结论，即使我对于这些年变化了的许多其他问题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本书初版的另一个结论是毛泽东主义的中国没有能够坚持其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修订后的这一版中，我又将这一结论用于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因为对我来说，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似乎比10年前更加遥远了。另一方面，我也并不打算接受那些后毛泽东政权的批评者或拥护者在目前所持的观点，即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黎明即将来临。和毛泽东时代的情况一样，后毛泽东的中国既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也不可能变成其中任何一个，除非人们无视所有经历史认可的事实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重新加以定义。在本书第六部中，我将论及我作出这个也许是模糊不定的结论的理由（尽管比我原先想作的要简短得多），读者将会鉴定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在本书的各部中，尤其是在最后几部中，读者也许会发现某种失望的或许是悲伤的情绪。尽管我并不指望亲眼看见但却总是希望着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而对毛泽东政权后期和后毛泽东时代所怀有的这种希望的逐渐破灭，无疑反映在本书的第五部和第六部中。然而，我确信，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既造成过大的灾难，但也取得了较大的物质成就和社会成就。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会唤起人们很高的期望，但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革命者成为统治者后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而不是他们取得的成就。不过，我希望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与过。本书初版与新版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许多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造诣颇深的学者们的工作。尽管他们不一定同意我在本书中的很多观点，但本书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在这里简略地提到的以及未提到的他们的著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帮助、卓识、批评和鼓励。无论从个人的还是学识的角度，我都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妻子林恩·卢布科曼，她对本书的写作所作的贡献是不朽的，即便这本书本身并非是不朽的。莫里斯·迈斯纳1985年秋注释*录自《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1—5页，原标题为《修订版前言》。——校者注[1]毛泽东去世的直接政治结果是华国峰接管权力和（于1976年10月）逮捕了自称是毛泽东信徒的“四人帮”。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的初版中，我曾将华国锋称为“官僚机构的看守人”。后来华国锋作为中国领导人短暂而又平庸的执政历史表明，没有必要修改这一评语。关于“四人帮”的情况我在1976年知之不多，所幸的是，虽然尚有许多不足，但修订后的这本书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上一页|下一页
中文版序言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下一页中文版序言中国，这个在1949年前的一百年被西方人士轻蔑地称之为“东亚病夫”的国家，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经济，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这样的速度，在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令经济史学家瞠目结舌。人们很轻易就忘记——许多人已经忘记或也许根本不知道——今日的中国是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产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毛主义革命的顶峰，它是所有现代革命中规模最宏大、最受人民拥护，并且可能是最富有英雄气概的革命。然而，它又是以深刻的矛盾、特别是以革命自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为其标志；这种矛盾以多种怪异、晦涩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要理解革命后中国痛苦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结果，就必须了解这种矛盾。我在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时，不是指毛主义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令人误入歧途的含义。同样，在我看来，简单地认为这种斗争意识反映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及其政治“路线”上的观点也不足取。那些加入并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人（在1949年前，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多种多样，对以什么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矛盾，不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矛盾，而是革命者的主观目标与其所处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冲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目标，正是这一理论教导说，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或在产业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的国家里实现。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教导说，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物质和社会条件。因此，中国革命必然地只能限于“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社会结果将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延安时期的鼎盛年代，毛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部分地承认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限制条件。但在1950年代初期，为了在建设工业基础的同时，加速实现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匆忙取消了“新民主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本书即是探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尝试的历史及其结果。在本书中，我的结论是，这一尝试是失败的——原因我在下文中将会谈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结果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自从1980年代中期后，这种结果日益昭显——尽管为了（日渐式微的）意识形态宣传需要，当局尽力论证所有政策及其结果都具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使结果模糊一点。自1998年我完成了本书的英文版写作之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特征更加明显。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速度加快；国外投资急剧增长；能否取得盈利成为进行经济决策最终的、唯一的判断标准；经济自由化的语言和标准支配了社会精神生活；社会福利锐减，社会经济不平均等现象更为突出；《福布斯》杂志发布年度中国富豪排行榜。国内外都要求中国经济遵守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规则，并加以实践，压力越来越大。显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现在导致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有人以此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观点的佐证，即马克思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前言）。有人则认为，如果胜利了的共产党人在过去半个世纪，实行不同的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社会主义是有可能在中国实现的。猜测如果历史人物采取与他们实际做的不同的做法，历史会变成为什么样，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只能遵从乔·麦·特里维廉[1]的结论：“人就是他之所是，后世迟来的智慧对他不产生影响，他只做他做的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已被证明是失败的，这就是事实。然而，毛主义革命并没有失败。现在流行的看法是，毛主义革命其实大可不必进行，如果国民党继续掌权，那么“现代化进程”也会产生出相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果，中国也会因此而避免革命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取得这些积极的成就（这并不是要原谅或否认这个时代人的野蛮行径）。这些成就包括在这片饱受外国野蛮侵略和军阀混战之苦的国土上，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政治统一。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停滞、衰败和人的巨大痛苦之后，独立和统一是社会与经济进步之首要的、最根本的前提。政治上的胜利为共产党国家取得其最重要的成就，即为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革命提供了保障。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使共产党政权能够调拨农村剩余产品，为现代历史上有记载的规模最宏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工业化进程提供资金。※※※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为工业化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底子极薄、国内与国际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格外沉重。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的：“事实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穷国为现代化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的唯一正当理由在于，如果不付出这种代价，情况会更糟糕。”诚然，执政的共产党人取得的主要成就——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土地改革、工业化——也是国民党要实现的目标。但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它的社会基础，可能恰恰是阻止它彻底完成对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的土地革命的障碍。无论如何，这一历史成就应归功于实际完成了这一任务的政党，与假设在不同的环境下也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党无关。除了口头上的宣传外，这些成就本身与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关系。一个长期分崩离析的帝国的政治统一、一个现代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全国性巿场的诞生、农村的前资本主义关系废除、现代工业化的开始——这些全都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产物，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资产阶级的参与。尽管在发展道路上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加以政治上的错误与罪行，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后革命的转变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久前还被视为亚洲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中国，今天可以宣称是世界上强大的工业经济实体之一，而且是迄今为止最有活力的经济实体。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过去半个世纪增加了一倍——从1936年的平均35岁增加到毛时代结束时的1976年的65岁，今日已达到70岁。毛主义企图使革命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然而徒劳无功。1978年，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也是默认了这一点。由此出发，继之是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典型的经济活力与社会瓦解。社会主义及作为其本质的民主先决条件，依然是中国悬而未决的历史议题——也许会由未来几代人来实现。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威斯康星，麦迪逊2003年10月注释[1]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MacaulayTrev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目录页||下一页
血染江岸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血染江岸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政治命脉，也是他的经济来源，罢工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不仅是对他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为了掌握京汉铁路的员工，是费了很多心机的。他对工人组织工会的问题，无疑地是恩威并用，总以不破脸，能能使工人就范为度，免得损失实力，暴露他的弱点。所以在郑州军警与工人短兵相接，在江岸张厚庵与工会负责人当面交涉并没有决裂，都是吴佩孚软化工人的诡计；吴佩孚不下命令用屠杀来镇压工会，谁也不敢屠杀工人。但是吴佩孚毕竟是一个最反动、最毒辣的军阀，到了恩威无灵的时候，他必然使用他的最后法宝——屠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人领袖，及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总工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当时犯了对敌情估计不足、警惕性不高的错误，总以为同军警打了几个回合，也不过如此，吴佩孚不会对工会采用屠杀镇压的手段，过于乐观，过于轻敌，终于造成很大的损失！二月七日，罢工运动仍然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武汉各界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于途，各报馆派有专访记者在江岸采访罢工运动的新闻材料。到下午二时许，张厚庵又来到江岸，他和随从十余人，临时仍驻在扶轮学校的楼上，后来事实证明，这里就是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指挥部。张厚庵派一个军官到工会通知：请工会派几个负责人到扶轮学校和张参谋长谈判复工。工会以为有约在先，毫无顾虑，当由林祥谦等几个工会负责人同张厚庵会见。工会代表首先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判复工。张厚庵说：“国家的军队驻在国土上，哪里要驻军队，哪里不驻军队，这是军事长官的职权，也许复工了这里还驻军队，这是另外一件事，与罢工无关，还是先谈复工的问题。”工会代表说：“不能无条件复工。”张厚庵说：“你们的要求条件已送到北京，和转到了吴大帅那里；你们要求的范围太广，涉及的主管部门太多，一时不能决定，现在只能答应你们已在各主管长官考虑中，京汉铁路是国家南北交通要道，与；国家政治、军事、治安息息相关，必须马上复工，越快越好，不然的话，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只有由你们负责！”不等他说完，林祥谦说到：“复工是全路工人的事，既然这样，我们拿什么叫全路工人复工呢？”张问：“你叫什么名字？”林答：“林祥谦”。张冷笑说：“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召集全体工人，叫他们马上复工。”林祥谦说：“没有那样简单容易。”张厚庵马上变了脸色说：“我下命令恢复交通，你下命令复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项德龙看到了事态的严重，不能不有一个脱身之计，就很委婉地问：“我们马上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张答应说：“可以，快去。”大家才退出来，向工会方面走，项德龙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团到工会集合”他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因为林祥谦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这个任务对外是秘密的，张厚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知道林祥谦是罢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他同林祥谦对话的冷笑中，暗藏着无限的恶意，因此他想把林祥谦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执行罢工的任务。林祥谦方在迟疑还没有说话，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军官说：“你们几位去通知大家到工会来开会，我陪林会长(军官这样称呼他)到工会去等你们。”林祥谦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就很愤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堂堂的集会结社，我们有罢工的自由。我只知道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他就径直回到工会，他此时已经失去自由了。其余的人都散了，项德龙叫杨德甫暂时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杨德甫说：“我暂到汉口居士林里听你们的消息。项德龙去找纠察团准备抢救林祥谦出险。”一会儿车站上发出紧急集合的号音，大家还以为军队要撤退了，岂料不到一刻钟的时光，工会的四方八面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步兵，为数约有一千余人，大有弓上弦刀出鞘一触即发的神气。这样的场面，工人不止见过一次，不以为怪。第二次的号音又响了，这是冲锋的号音，军队散开了，以作战的姿态，冲进了工会和各厂处，逮捕工人，尤其是工会负责的人，把林祥谦、李开元等十三人和几个火车司机由工会里绑到江岸车站上；把林祥谦绑在车站的电线上。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背着大刀的士兵来问林祥谦说：“你还不下复工的命令吗？”林祥谦很从容地回答说：“我下命令给谁？”军官指着火车司机说：“下命令给他们和纠察队。”林祥谦很愤激地高声说：“你们蛮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老子无话可说。”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的左肩上砍了一刀，然后再说道：“上工不上工？”林祥谦抗声说：“不上！”那军官令再砍一刀，怒喝道：“你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祥忍痛在呼：“上工要总工会命令，我的头可断，工不能上！”军官令再砍一刀，此时林祥谦鲜血溅地过多，晕过去了。过了一会醒来，军官狞恶地笑道：“现在怎样？”林祥谦操着福建中音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此王八蛋手里……”正在相持之际，项德龙率领工人约百余人，冲进了车站，快扑到林祥谦的身边，站在车站的军官一声吆喝，军队再度发出冲锋的号音，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整个刘家庙立即变成了战场，枪声、人声、喊杀声、喊打声、妇孺哭泣声，混作一团。绑在电线杆上的十三个工人，除林祥谦是被乱刀砍死而外，其余的人及一部分纠察队员都被乱枪打死在江岸车站的血泊中。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亦发生了大屠杀的血案：当林祥谦等在工会被军队捆绑拖走时，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率领纠察团团员约二十余人，前往抢救，曾玉良受伤后，奋起抓住一个持枪的士兵，扭作一团，拳打脚踢，复用口咬，士兵亦受重伤。曾玉良是一个身躯肥大，膂力过人的人，冲打起来，活象一只发狂的老虎，旁边的官兵不敢走近他的身边，一个军官拔出手枪，连发数响，曾玉良与那持枪的兵土同时中弹死去。在这次战斗中，战死在工会门前，及在江岸车站同林样谦烈士一起牺牲的，尚有平车厂的木工陈年伯，机器厂翻砂工人徐言发、李开元，平车厂工人吴海发、柳成有，机器厂合拢班工人王先瑞，机器厂锅炉工人陈端炳，车头厂验车工人林开庚、邵承鹰，机器厂打磨工人吴彩贞，机器厂翻砂工人朱仁斌、梅才咏，车务处铁工晏佑来，车务处车头生火工人张福狗、梅启发，车头厂炭棚工人姜和顺、陈芝槐，车头厂机工王起鹏、司机刘文银，工务处工人丁道启、李启发、龚德咏，领班胡兴顺，车头厂工人刘长发，车务处摇车工人杨庆寿，车头厂生火工人陈道忠，平车厂油漆工人叶志槐，车头厂加油工人叶青山，工务处工人张春喜，车头厂工人秦君，车头厂锅炉工人钱惠和，机器厂车床工人胡如树，工务厂翻砂工人刘幼亭，机器厂铜工刘寿真，以及林样谦烈士的弟弟林元成（原为信阳段升火工人）等三十余人。伤者无数。血满长渠，尸横遍地，哭声震地，杀气弥天，江岸工会牺牲最大，工人被杀最多，这次“二七”血案，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走上新的政治舞台！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资产阶级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起来，英勇搏斗，不怕流血牺牲，开辟了革命进军的大道！接着武装部队会同路警在刘家庙工人宿舍中逐户搜索工人。工人绑进工厂，司机绑上车头，一部分工头也出来为军警服务，这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七时之间发生的大屠杀工人的血案。林祥谦、曾玉良等三十七人被反革命军阀杀害了，他们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林祥谦烈士是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人。他的祖父林发趋是个贫农，只有半间瓦屋六分多水田，靠副业生产打渔摸虾为生，他的父亲林其庄有四个儿女，林祥谦是老大。在前清末年，林祥谦烈士的父亲在马尾造船厂做锅炉工人，每天只有两角多钱的工资，星期天休息就没有工钱，所以他的工资除了他一个人的伙食外所剩无几。林祥谦烈士的母亲就在靠耕种那六分水田并搞些副业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林祥谦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在童年时即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六七岁时即跟着母亲下田耕作。有时母亲留他在家里，他就象成人似的照顾弟妹，淘米洗菜，把灶火燃着，饭弄好了，等着妈妈，妈妈从田里回来总是欢天喜地的夸他说；“好孩子！”福建是龙眼的产地，他的家里有一株枝叶茂盛的龙眼树，每年结的龙眼又多又甜又早。但是附近地主的儿女仗着有钱有势，明抢暗偷，总得不到一点收成。林祥谦气愤极了，在他十三岁的那一年，他也有点气力，龙眼熟了的时候，他不分昼夜在龙眼树下看守着，快到收成的那几天，有一天夜里，那些小流氓成群结队地把龙眼偷去了很多，林祥谦赶到，同那些小流氓理论，反被打了一顿，他很气愤地跑到马尾造船厂对他的父亲说：“地主崽子们太欺压人，我得在这里结交上很多的朋友，回到尚干去给那些坏蛋一顿恶打，才泄我心头之恨。不然我就再不回去了。”他的父亲就把他留在马尾，送进小学读书，他每天放学回家替父亲烧茶煮饭，这样半劳动半学习，进步很快，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能读能写能记账了。因为生活的困难，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进工厂当学徒，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因为勤于钻研，他很快地就学会了钳工的复杂技术。终以没有后台，工作了五年，亦未提升为正式工人。一九0七年他的妹夫周连城把介绍到京汉铁路刘家庙机器厂做工。一九一三年林祥谦被调到郾城做验车工作，这一年才同陈桂贞女士结婚，不久他又被调江岸机器厂工作。林祥谦烈士性格和善，对父母孝顺，对妻子亲爱，对兄弟朋友和睦友爱。他自奉甚薄，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一生没有穿过绸缎呢绒的衣服，也没有穿过皮鞋，自己虽然是这样节省，但每遇同乡同事有缓急之需，常典当衣物帮助人，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每遇强暴凌辱穷苦人民，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虽花钱费力在所不计。在工人俱乐部任财务干事时，公私分明，丝毫不苟，为同事所敬服。在“二七”罢工运动中，他同项德龙手联手，肩靠肩，不分昼夜地工作，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他常对项德龙说：“罢工运动就是革命运动，没有不流血不流汗的革命，也没有不流血不流汗的罢工，我们要准备一切应付事变！”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同志们无不悲痛落泪，切齿痛恨封建军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英勇的战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英勇的战斗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就这样流产了，各委员、各地代表以及郑州各厂处的工人都被军警围困住了。总工会遂决定改变斗争的办法向敌人反击。（一）把总工会移到江岸办公。（二）准备全路的总同盟罢工。（三）确定罢工运动的负责人，推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吴汝明、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各处分会由各分会执行委员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四）重新改组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的纪律。（五）罢工命令由彭占元、马定清、刘文松及其他火车司机负责传达。各地代表各自设法回各自的岗位，对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作实力援助。这个办法分途秘密通传以后，次晨各地代表都相继离开了郑州。郑州总工会于二月二日黎明被军警查封了。至此，全路的工人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情绪激增，工人的团结力量高涨，就是一向对吴佩孚存着幻想的工人如杨德甫之流，也看穿了吴佩孚的狰狞面貌，这就是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创造了条件。总同盟罢工的五项办法，是在郑州先由党内同志会商决定之后，由项德龙同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等提出来的，他们都同意了，才秘密传达给各分会的负责人，这就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动员总同盟罢工的第一道命令，时间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前后，地点在郑州车站。郑州军警封闭了工会，驱逐走了各地的工会代表，吴佩孚自以为京汉铁路的工潮，镇压下去了，对全路各处，并无警戒部署，这就给我们进行罢工运动以有利的机会。武汉工团联合会的各工会代表到达汉口以后，当夜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支持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并发动学生、工、商团体，一致声援，星夜分电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会，同仇敌忾，以示坚决支援。江岸工会代表们回到江岸以后，即在工会集会。总工会决定于三日起在江岸分会开始办公，并决定命令各分会于二月三日开始总同盟罢工运动，罢工命令由三日早班北上快车的司机和加油工人分别送达。同时发出罢工宣言，并分别向北京政府国务院及交通部提出罢工的要求如下，（一）要求交通部撤换播弄是非的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南段局长冯沄。要求吴佩孚、靳云鹗撤换破坏工会蹂躏工人的郑州警查局长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损失费六千元。（三）二月一日在郑州被军警扣留的各项匾额、对联、银盾等礼物，要求地方当局用军乐队送还工会，所有占据郑州工会的军队立即撤退，并将工会设备恢复原状，郑州军警当局向工会道歉。（四）要求星期日工人轮流休假，工资照发。（五）要求农历年关轮流放假一星期，工资照发。以上要求，若不达到圆满目的，全路工人，誓死决不上工。罢工的部署既定，罢工宣言，罢工要求等项文件于三日早晨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分别送由邮电局及武汉各报发表，到二月四日上午八时前后，正式罢工命令即已普遍分送到各分会。上午九时起，各站各厂即实行罢工，至下午一时，全路车辆停止净尽，无论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顿。总工会发出“敬告旅客传单”，“敬告京汉路员司的通告”，说明京汉铁路工会筹备的经过，及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被封闭的情形。在罢工期间，维持秩序工作，由工会纠察队担任。在工人俱乐部时期，即已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在各分会成立时，才正式编制起来，最初的任务是调查登记会员，征收会费，排解工人与工人间的纠纷。罢工令下，工人纠察队重行编组，改名为工人纠察团，它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防止任何人对罢工运动的破坏活动，执行罢工纪律，就成为罢工委员会的警卫部队。各纠察团设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至二人。江岸工会与总工会是一体，纠察团组织比较健全，团长是罗海澄、副团长是曾玉良、姜绍基。罗海澄不细致，也不识字，曾玉良是个老好人，姜绍基是个小滑头，各人都有各人的缺点，所以把他们置于罢工委员会之下，受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的指挥调遣。在罢工期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罢工的重心在江岸，支援罢工运动最力的是武汉各工团，由各工团的活动，发展到报馆和学校，各家报纸在四日下午，即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出号外，各学校在我们党的发动下，组织了京汉铁路罢工运动的慰问队，每日从数十人至数百人，络绎不绝，把一个刘家庙的小集镇，形成了一个闹市，这样就把罢工运动的声势壮大了，政治意义提高了。关于组织学生和妇女到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慰问的工作，党的方面是陈潭秋负责，团的方面也有几个同志负责，在运动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二月五日，从早到晚，各学校团体妇女的慰问队逐渐增多，各学校并准备发动同盟罢课，各工厂也正在酝酿同盟罢工来支援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这样就使湖北督军萧耀南，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冯沄等不能不重视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了。这些反动头子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动了两种攻势:一种是由京汉铁路管理局派出代表二人到江岸工会商量复工的条件，经过几次的会谈，他们答应只要工会命令全路立即复工，罢工的要求属于路局职权范围以内的，都可以同意。路局职权范围以外的可以分别转呈交通部及巡阅使署核办。但是他们却禁止工人开工会成立大会与封闭郑州工会的问题，推说完全不知道。总工会方面答应只要路局能保证立即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启封，准工会另行定期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赔偿损失；其余的条件可以复工后商量。当然敌人出面谈判，只是一种和平攻势，瓦解罢工运动，争取舆论同情，并无诚意。但杨德甫及其他比较软弱的人就认为这是路局的好意，谈判复工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敌人的阴谋毫无加戒备了。敌人另一种攻势是由萧耀南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1]会同汉口镇守使署到江岸工会提出两个条件：(一)工人无条件复工。(二)交出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等五人。其余被胁从的工人一概不究。这样的条件当然唬不倒已锻炼的工人，遭到工会强硬的拒绝。张厚庵当即指挥武装部队占驻工厂，监视工会的活动，迫令大智门车站卖票，并在工人家里捉去了火车头上的司机二人，强迫开车。事为总工会所闻，马上派纠察团率领工友约千余人，包围军警，将两个司机抢回，工人与军警发生格斗，同时军警也将纠察团的工人捉去五个，再向工会交涉，以五个纠察团的工人换取两个司机；工会再派人到扶轮学校张厚庵临时指挥所交涉。他们知道工会的团结力量相当大，不是马马虎虎威胁得了的；就是捉去两个司机，也不可能叫全路复工，扣留几个工人也不能解决问题，遂转变态度，将五个纠察团的工人释放，并约定第二天工会派出实际负责的人同他切实会商复工的办法。时间已经很晚，张厚庵走了。监视工会的武装部队是张厚庵的卫队，也随他走了，但是进驻工人和车站的武装士兵并没有撤退，为数虽然不多，对工人总是一种压力，工人愤慨的情绪更为高涨。这一天，总工会发行《罢工月刊》创刊号。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同盟罢工的紧急宣言”。二月六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江岸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大会，除江岸全体工人而外，有武汉各式工团各学校组织的慰问队，总共约有一万四五千人，首先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报告罢工的情形，并对各工团各学校大力支援，热情慰问，表示感谢。接着各工团各学校代表演说，其中有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许白昊，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林育南，以及烟厂工会的代表，学联会的代表，各报的新闻记者等。尤其是施洋的演说，慷慨激昂，更博得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下午三时，宣布散会，群众结队在江岸车站绕行一周，盘踞刘家庙的少数武装兵士也受到感动，对游行群众毫不留难，事实上在群众的威力之下，少数武装士兵也不可能有留难的举动。游行示威的群众经过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到一码头，沿路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胜利万岁！”在游行示威时，群众手执白旗，旗上写着援助罢工的各种各样的标语。工人纠察团手执红旗，旗上写着：“维持秩序”“执行罢工的纪律”的标语，步伐整齐，秩序良好。当天夜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发出“致全国各铁路工友书”，呼吁经济支援与实力支援。罢工运动，已经经过四天了，反动统治的军政当局，尚无丝毫接受工人罢工要求的迹象，张厚庵原约定六日再来谈判，亦不见来，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工人的团结很紧密，外面各工人团体，各学校和社团援助接踵而至。罢工运动以疾风暴雨之势，震撼着这个黑云弥漫的武汉和京汉铁路全线！[1]过去一般书刊均误记为张厚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暴风雨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暴风雨前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长江支部即自南而北发展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同时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本来俱乐部就是工会的雏形，不过有了俱乐部，不等于有了工会。但要建立工会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第一，在反动统治之下，工人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虽然是公开的活动，那是在复杂错综的环境之下，偶然发生的，并不等于工人已经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工人的组织，军警可以随时予以武力干涉或解散，所以工人的集会结社问题，是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斗争。第二，工人本身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意识形成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京汉铁路是这样，其他各条铁路也是这样，这一问题如果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反复的商量研究，党决定把第一个问题作为政治问题，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一切公开宣传，都拿一九二一年吴佩孚“保护劳工”的通电作根据（这个通电是李大钊和吴佩孚在洛阳会谈之后，由吴佩孚发表的）；工会的组织活动则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第一步是联络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各帮口的冲突。第二步是进行“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瓦解帮口。在这方面，项德龙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尽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同各站各厂的负责工人和活动分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当时都用的化名。在那种军阀官僚政治的场合里，他们的地位不高，自然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只要在铁路上能够进行工作，也就够了。在交通部里，他们是守口如瓶，不同任何人扯关系。而高恩洪却希望他们多多为之效劳。高以总长之尊，常常召见他们，有时甚至还用电话约他们到高家里，询问铁路上的情况。当然他特别注意的是交通系的人物和活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满足高的要求。有一次，包正在总长室同高恩洪谈话，次长劳之常进来，高恩洪对他介绍说：这位先生是蔡孑民先生介绍来帮忙的。可知李大钊是扯蔡孑民先生的关系，把他们介绍到交通部的。当时他们常向李大钊汇报交通部的情况。李大钊要他们搞好同周围的人的关系，最好多拉些人作掩护，免得孤立。那时育才科新来了一个科长，名叫黄统，是吴佩孚交用的人。李大钊曾和他在日本同过学。因此特别要他们同黃统密切联系。后来发生了“二七”工潮，他们五个人以鼓动工潮的嫌疑被撤职。此时高恩洪去职，吴毓麟继任交通总长，欲置他们五人于法网，倒是黄统多方解释，始得免予根究，这时，他们才了解李大钊同志当初的用心。他们在交通部任职约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铁路上，各路各站各厂差不多都跑遍了，走熟了，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陇海铁路是由李震瀛负责，工作重点是开封与洛阳。他因为不是交通部的职员，往来全路各处是受到一些限制。据说，他在洛阳曾见过白坚武，并见过吴佩孚。他对上层的联系，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过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的面貌，始终是维持员工俱乐部的状态。在“二七”工潮中，李震瀛曾在京汉铁路工作过，以后即不知所终了。自江岸工人俱乐部与郑州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以后，接着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也陆续成立。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于同年四月间成立，其余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各站，如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各站也在发动组织。一九二二年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在郑州又召集了一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议。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决定了总工会筹备会的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淩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干事，共计全路十五个大站，每站有筹备委员一人。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章程草案，分给各筹务委员带到各厂站征集全路工人的意见。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规模大备，各厂站的工会组织工作，由项德龙、吴汝明分别负责，全路的工人，对于工会的组织活动，非常热心，形成了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工会的高潮。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全路工人较多的车站：江岸、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新乡、彰德、顺德、正定、保定、高碑店、琉璃河、长辛店、北京等十六个站口，都成立了工会，其他各较小的站口，也组织了工会小组或工会委员会，工人的组织，已经是普遍到全路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江岸举行会议，决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的地点决定在全路的中心站郑州，所以成立大会决定在郑州举行，事前对全国各兄弟工会发出请柬数十起，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招牌于一月中旬即挂起来了，一月下旬总工会已经开始办公，这些情况，事前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报告京汉铁路管理局，得到该局同意，并答应开会时郑州以南的代表准由江岸挂专车到郑州接送，郑州以北的代表由路局发给来回免票，一切安排好了，全路工人欢欢鼓舞。然而，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场激战也就由此开始了原来就在这时候，吴佩孚的后台老板英帝国主义正在幕后阴谋策动。它是有政治经验的，长江一代又是它的势力范围，工人一组织起来就不得了，因此就指使军阀吴佩孚无论如何要把工人镇压下去。一月二十八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武装警察多人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方面以事前既已得到京汉铁路管理局的同意，或可以得到转圜的余地，故不为所动。二十九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工会活动，切实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事态已经是一步逼一步，总工会就不能置之不理。李震瀛当时也在郑州，他同吴佩孚见过几次面，他说:“吴佩孚的事好办，只要同他见了面，我们的态度软一点，他会迁就我们的;我们派几个代表到洛阳去一趟。或有转圜的希望。”这个办法固然不妙，但是目前已闹成了僵持的状态，也只好用这个办法去试一试，或可以打开僵局。于是就推定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等五个人为代表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这五个代表从郑州到洛阳时，郑州的军警当局即把代表的姓名和行踪电告了吴佩孚，所以他们刚抵洛阳车站，就有吴佩孚的巡阅使署副官在车站上相候，很快地吴佩孚就接见了他们。吴佩孚装出一副尊严的面孔对他们说：“京汉铁路的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一向是视部属如子弟的吗？只要与你们有好处的事，我哪一样不同意呢？现在民气是太嚣张了，北京的学生打了教育部，据报还有人要推翻黎大总统，我是军人，我有保卫国家维持治安的责任，我不准在我的防地内有任何骚乱，你们把各处的人都邀集到郑州开会，你们能保证这些人中没有坏人吗？我已下了命令不准开会，我还能够收回成命吗？军令如山，你们不知道吗？我准你们成立工会，就是不准你们开甚么成立大会，免得动摇人心，招致叛乱。”说到这里，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相继都说了话，虽然话说得很和平委婉，骨子里面还是很硬，主要的内容是：（一）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二）根据你的政治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是你发的，不能出尔又反尔。（三）大会筹备很久，京汉铁路管理局已经同意，各地的代表大部分已到达郑州，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吴佩孚的那些“约法”和政治主张，原是骗人的，现在英国人又给他上了一课，他哪里还去管那“约法”和“主张”，便说道：“这些道理我还不懂吗？你们不能不顾及我的威信，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你们若说一定非开会不可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吴佩孚冷笑数声，起身走了。杨德甫等退出来，即匆忙回到郑州，向总工会汇报情况。在大家会商之下，意见颇不一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吴佩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工会，在这一点，工人是胜利了。既然是合法的，工会成立大会就不能说不是合法的。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的面子起见，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这是杨德甫的主张，有不少的人赞成。第二种看法，认为他既准我们成立工会，又不准我们开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这种做法岂不自相矛盾？会期已经到了，交涉还没有办好，我们可以改期开会，或是展缓一二天开会，再派代表分赴各方面请愿，同时也派代表再同吴佩孚交涉。这是凌楚藩的主张，也有一些人赞成。第三种看法，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已，求得解决，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靳云鹗、赵继贤、冯沄、黃殿辰以及大小员司都是压迫我们的人，都是我们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我们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还都要乖乖地听他们的话，那末我们的工会就没有作用了。这是项德龙的意见，他并且大声疾呼地说：“我以为今天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决心和估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是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甚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来，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项德龙说到这里更加激动，眼圈红了，双手发抖，几乎掉下泪来，大家很受感动。接着，吴汝明、李震瀛也说了话，同意项德龙的意见。各地来参加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大部分也参加了这次会谈，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主任秘书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许白昊、汉口香烟厂工会代表等都讲了话；尤其是施洋的讲话，声色俱厉，更为动人。最后他喊出“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在会场的代表和在那里听消息的工人，都不知不觉地跟着施洋喊这两个口号！忿怒的声音震动了屋瓦。工人斗争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遂一致决定不问成败利钝，准在二月一日照原定计划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晚，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来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计有武汉工团联合会、汉治萍总工会、汉阳兵工厂工会、汉冶萍驳轮工会、汉口人力车工人工会、汉口英国香烟厂工会、扬子铁厂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及各段分会、武汉机器工会、缝纫工会、鄂直豫蛋厂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建筑工会等三十多个工人团体，代表三百余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男女学生代表及新闻记者三十余人。各铁路方面的代表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各段各厂的代表共六十余人。京汉铁路十六个分会的代表共计六十五人。还有各小站分属各分会的工会小组及工会委员会的代表一共数十人。大部分的代表住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五洲大旅馆。因为总工会是租的一栋民房办公，地点不够宽大，所以把工会会场布置在市中心区的花地岗五庆里一个戏园——普乐园里，工人们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二月一日拂晓，郑州全城内外军警当局宣布紧急戒严令，沿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工会方面早有精神准备：吴佩孚、赵继贤、黄殿辰的臭威风都见过了，大了不得不过是禁止工会开成立大会，工人组织工会是根据约法，军警凭甚么禁止工人开会呢？这个简单的概念，工人差不多都知道，所以工人都是理直气壮，估计军警当局把工会是无可如何的。普乐园的会场，工会知道已被军警查封了，大家都认为封条不过是白纸写的黑字，并不是钢筋水泥的堡垒。到上午十点钟，住在五洲大旅馆的各地代表捧着对联、匾额、银盾各项礼物向普乐园进发；铁路总工会的委员及全郑州的工友都是从容不迫地向普乐园走来。两路人马汇集在普乐园门口，对着封闭了的大门一声吆喝，三拳两足，破门而入，主席走上主席台宣布开会。大家还没有坐稳。军警的大队人马闯进了会场。警察局长黄殿辰一马当先，跑上主席台对大家说：“奉巡帅令：禁止你们开会，限你们五分钟内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主席和几个工会的委员围着黄殿辰理论。台下便呼起口号：“维持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一呼百诺，声震屋瓦。军警虽然装出弓上弦刀出鞘的样子，究竟还不敢开枪。这说明吴佩孚当时对工会的手段是着重在威迫利诱，还不敢以屠杀的手段来实行镇压。象这样牛皮糖的状态，相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是每一个工人，都在军警监视之下。我们只得决定暂时宣布散会，再想第二步办法。主席宣布散会以后，工人即分途夺门而出，总工会的匾额、对联、银盾都被军警捣毁净尽。各代表回到旅馆，旅馆里住满了军警，跑到菜馆里，菜馆里也是住满了军警，到总工会，也是挤满了军警，这就是吴佩孚对工会坚壁清野的战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一个青年工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一个青年工人寒冬雨后，武昌的街道上泥泞满地，寒风刺骨。项德龙到黄土坡十六号来访，那天，他身穿一件皂色的棉袍，头戴一顶黑棉布的瓜皮帽，脚上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手拿一把雨伞，完全是乡下人的打扮，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初见面时，他还有点拘束不安的样子。我们坐下来，我先开口问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他说：“我想同您谈一两个钟点，您忙吗？”我说：“可以。”他就开始从他的家世、读书及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以至在模范大工厂做工的情况；他说：“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是个穷书生，死得很早，我和我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大的。我十五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穷，不能升学，所以考进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约在八、九元至十一、十二元不等，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是二十岁的人了，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体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已，如何参加工作。”他还谈了一些工厂把头压迫工人、剥削工人、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的实例，他说到最后激动到眼圈都红了。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说话与表情中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平凡。看起来象个乡下人，但他有充沛的热力和远大的抱负，我还很少见到这样的青年工人。我安慰了他一番，又鼓励了他一番，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对他作了一些扼要的介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最后又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都是《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大小丛书，如“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之类。并约下星期日下午一时再来会谈。第一次的会谈，竟达到两个钟点，送他们出门回来，我感到高兴，心想如果各处工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龙一样，工作就好做了。第二天我到徐家栅同李书渠谈起同项德龙会谈的情况，李书渠说：“项德龙是我小时的同学，他很聪明，也很调皮，家里很穷，他的叔父项仰之是武昌慈善会的会长，有钱有势。但他从不同他叔父往来，他常骂他叔父是一个吃人的光棍。他叔父也把他无可如何。我曾经同他谈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你，他说要来找你谈谈。”听他这么说，我对项德龙更感兴趣了，即约李书渠参加本星期日我们的会谈。到了星期日，还不到正午一点钟，我们刚吃完午饭，项德龙就来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说：“你们给我的书都看完了，我每天夜晚读两个钟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李书渠过去接待他，又谈了一些模范大工厂的情形。这一次见面，他就不象上次那样拘谨了。我们坐下来，先由他谈了一点模范大工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形。我就提出纱、布、丝、麻四局各厂和第一纺纱厂的工人情形，问他知道不知道。他很直率地说：“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的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从第一次谈话之后，本来就想把他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派到江岸担任京汉铁路工人倶东部的筹备工作，因为对他的了解还不多，所以一时没有决定，经过两次的谈话和李书渠的介绍，组织上相信他确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因此就把意见提出来，请他考虑，并由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负担他的生活费。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组织上请他先回家同他的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不是一件小事；他说：“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过了几天，我们把介绍项德龙来工作的意见向杨德甫他们提出来，他们都表示欢迎。组织上又把江岸铁路工人中的帮口关系同项德龙交代清楚，要他在工作中注意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帮口的冲突，再逐渐地消灭帮与帮的矛盾。他答应说：“这样的情况各工厂都有，我们在工作中注意这个问题，随时随地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过了几天，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八时，我同项德龙一路到江岸，参加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第二次筹备会，我介绍项德龙同他们们见面以后，当场决定聘项德龙为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的文书，月支生活费十五元，他马上就担任会议的记录。会上决定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委员会，推定杨德甫、黃桂荣为筹备委员，林祥谦为财务干事，周天元为庶务干事，曾玉良为交际干事，这些人事上的安排，是经过事前同各帮口的协商，平均分配的。全议以后，他们把所有关于俱乐部的筹备事务，都交给项德龙了。从此，项德龙就常住在刘家庙，同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再到江岸，他们已租定了江岸龙王庙为俱乐部筹备处的办公地址，俱乐部的招牌已挂出来了，写着“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为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据林祥谦他们说：他们把组织工人俱乐部的事口头报告了厂长；这个厂长是法国人，他答应说：工人组织俱乐部在他们的国家里是极平常的极普遍的事。他没有大惊小怪的表情，这样就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因此大家就把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作为合法的活动；俱乐部的招牌他们就在工厂里写好了，做好了，油漆好了，挂出来了。项德龙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丢掉了自己的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们认为这样舍已为人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他能说会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搞得很好。俱乐部的活动有象棋、围棋、军棋、乒乓球、篮球、京戏、讲演各组，并办了一个业余夜校，项德龙自任教员。在夜校读书的工人，以小工居多数，小工是铁路工人中生活最苦，工时最长，地位最低而生活又没有保障的人；不仅如此，在工人没有组织以前，动不动还要挨打挨骂，最为人所看不起。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以后，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在工人中发生了影响，工匠对于小工也称哥道弟，客气起来了，因之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常在一起坐着，一起活动，地位无形中提高了，工匠对小工的团结，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所发生的阶级友爱，所以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小工在工人中是多数，通过业余夜校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成为最坚强的一个力量，项德龙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在一个星期日里，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刘家庙是距汉口约十五华里的一个乡下小集镇，街道甚窄，居民不多。开会那一天，细雨蒙蒙，泥泞满地，路上非常难走。可是到会的人非常踊跃；全体工人中除了出勤的以外，都到了会，请了很多的来宾，江岸总段各厂的厂长，都被他们请到了；各处来参加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有京汉铁路的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站各厂的工人代表；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的代表，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李汉俊也被邀请；他是以汉口市政督办公署的总工程师身份出现的，我是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场布置在龙王庙正殿，堂皇富丽，气派不凡，有茶烟糖果，并有名贵的雪茄和洋点心。会场正中间有红底黑字的“劳工神圣”匾额，左右有“劳动创造世界，机器巧夺天工”的对联。会场的大门扎有松柏枝的牌坊，牌坊的上方有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横额。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据说:这样热闹的场面是刘家庙从来所没有过的，全镇居民，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上午十时左右，宣布开会了。放了很多鞭炮，主席杨德甫宣布开会，黄桂荣等人报告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的经过和江岸工人俱乐部组织公约，主席提付表决，全场一致鼓掌通过。林祥谦报告收入会费与支出筹备费的情形。接着，主席请来客讲演。第一个被他们请出来讲话的就是他们的洋大厂长。这个法国人，身材不高，年纪约在四十岁左右，翘胡子，红脸蛋，他带着微笑，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有时还夹着几句法国话和英国话，讲了半个钟点；他先对法国和欧洲各国的工会作了简单的介绍;其次说到中国工人组织工会的必要;最后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他的讲话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他把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作了一些介绍，对我们的工作有好的影响。接着是请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讲话。这个中国厂长，本来是反对工人组织俱乐部的，但是洋厂长的一番演说，完全是支持的意思，于是他也讲了几句勉励的话。李汉俊讲了日本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我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织工会的情况。当时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启蒙时期，还在“组织起来”的阶段，所以还没有提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是厂长、工程师、员司、工匠和小工和谐的气氛下举行的。据项德龙说:在成立工会的前一天，各厂处的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踊跃地到俱乐部缴会费，办理登记手续，在江岸各厂各处的工匠小工没有一个不加入工人俱乐部的。项德龙在名义上担任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是担任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到一九二二年四月间他被吸收入党以后，才改名项英。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工作，算是很顺利地完成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发展江岸以北各站的工人俱乐部，并着手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江岸一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江岸一夜田福生把我带到凌楚藩的把兄弟杨德甫家里。见面之后，我把凌楚藩、王宗培的介绍信交给他，并说明来意。杨德甫很殷勤地招待，并说：“我这里的房子很窄，您大概也没有吃晚饭，我们先到得意楼去吃晚饭吧，为您接风！”说了就拉着我走，那一种热情，使我没有方法推辞，同时又吩咐一个叫小周的小工去找姜绍基、黃桂荣、曾玉良等到得意楼来吃饭。他关照小周说：“凌师傅的朋友来了，带来了一封信给他们，我在得意楼欢迎他吃便饭，请他们来作陪。”我们到了得意楼的楼上，找了一个宽大的坐头，一面喝茶，一面谈在开封、郑州所见到的人和所接触的事。杨德甫以为我同凌楚藩是老朋友，也把他同凌楚藩的交情说了一大概。不到半个钟点的时间，楼梯上一阵脚步声，黃桂荣、曾玉良、姜绍基等都来了，大家见面让座，他们轮流看了凌楚藩、王宗培的介绍信，又向我问了一些关于凌楚藩和王宗培的情况之后，都说：“好！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一会儿酒菜都送上来了，就开始喝酒，他们几个人都是好洒量，相互之间称哥道弟，倒很亲切。这几个人中，除了杨德甫、曾玉良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外，其余的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们对杨德甫、曾玉良都称师傅，其余的相互称老黃、老姜。对杨德甫更客气一点，事后了解，杨德甫是湖北帮的领袖，他的工龄长、手艺好，他在厂里的徒弟多，有不少的工匠是他一手带出师的，他也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喜欢交结人，所以就当时的情况说，他在工人群众中是有点地位的。吃完了饭，我才开始把在郑州同凌楚藩、王宗培等所谈的话，在这里对他们又讲了一遍。黃桂荣首先发言说：“同意把江岸的工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我们才有力量！不过，今天到的人还不够齐全，我们要在各厂各处找出各帮负责的人商量一下，这是个大事，要大家同心协力，才搞得好。”接着老姜说：“我们在这一两天内找几个各帮负责人在杨师傅家里会商一下，定一个日子，我们到您府上拜访，就便商量我们组织起来的方法。”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向大家扫射了一下，最后才对着我微笑。我当时很敏感地想到：他们大概是想先了解我是甚么样的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是甚么样的团体，就马上答应说：“很好！下星期日就在我家里准备便饭，候诸位光临。”他们同声说：“好！”杨德甫同我认了同乡，对我殷勤照顾，问长问短，我们谈话的时间很长，快到十一点半了，我已来不及过江，杨德甫留我住在他家里。这倒叫我难住了，心想我同他是老乡，怕福建、江南两帮的工人看了不顺眼，我便说：“我还可以到汉口去找个旅馆住一夜。”姜绍基说：“如果您不嫌脏的话，就住在我们那里，我同黃子坚同住一间房，两人都是光杆，我们两个人同榻，你就住在我的铺上如何？”我想找个机会同他们个别谈谈也好，进一步了解他们各帮间矛盾的所在，才能得出一个解决矛盾的办法，这也是工作中必要的步骤，就答应住在姜绍基和黃子坚的宿舍里。我们下得楼来，他们又一路送我到姜绍基的宿舍里，又坐了一会儿，已经是十二点了，我们才握手道别，又同姜绍基、黃子坚谈了一点各帮的情况，与一般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据他们说：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次晨，我们都起得很早，他们六点钟进厂，我即动身过江。回到黃土坡十六号我们的机关部，还不到八点，陈潭秋和黃负生都迎上来问长问短。黃负生说：“出门一个星期多了，没有来信，我们倒怕你们在陇海路上出了危险！”我当时把这一星期的活动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陈潭秋笑说：“这一炮算轰开一条路了！”大家都很高兴。过了三天就是星期日，我们照例从上午八时起举行工作汇报，到十点钟会结束了。陈潭秋、黃负生、李汉俊等留下来准备接待京汉铁路江岸总段来访的工人，并商量了一下关于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计划。约在十一时左右，他们来了，除了杨德甫、姜绍基、黄桂荣、曾玉良外，还有黄子坚。只有一个我不认识，他身材不高，两眼凹陷而有光芒，身强体壮，态度沉默，约在三十左右年纪。他站在我们面前微笑着。正要准备问他尊姓大名时，杨德甫抢上前来替我们介绍说：“这是林师傅，是我们多年的老伙伴，他的名字叫祥谦。”我同林祥谦握手后，即介绍陈潭秋等同他们见面，并说明他们的身份。大家坐定之后，我们开始讲工人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方针。李汉俊讲了一些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简单情况。陈潭秋、黄负生分别讲了关于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这样他们似乎是已经了解了我们都是文教界和报界有地位的人。接着杨德甫（湖北帮）、黄桂荣（江南帮）、林祥谦（福建帮），分别报告了江南总段各厂各处的工人分布情形，及福建、江南、湖北各帮口一向不和睦的历史情况，我们又针对各帮可不和睦的问题，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们似乎也很感动。最后杨德甫说：.“我们完全同意您们的意见组织起来，帮口不和睦是个事实，我们今天到场的人都要负责向我们的弟兄调和解释，我想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只有一个比较困难的事请大家想办法：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按时上工，谁去负责同大家联系？谁去负责办理组织和登记工作呢？江岸各厂各处的工人一共有三千几百人，这种联系和组织的工作，不是容易做的，恐怕一个人还做不完，但是在眼前我是一个也找不着，怎么办？”大家又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然后决定了以下的几点办法：（一）由今天到场的人为发起人，进行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二）各帮的负责人继续征求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发起人。（三）由劳动组织书记部介绍一个适当的人担任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和联络工作。（四）俱乐部成立以后再计划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会，并以江岸为起点向北发展，俟各段各厂各站的工人俱乐部组织相当成熟时，即进行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吃了午饭以后，有谈了一些关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他们才动身过江，我们握别时，约定下星期日我到刘家庙杨德甫家里听他们汇报工作情况。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工作是开始了，杨德甫提出来的需要有个专人负文书和联络责任，实际上这就是组织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开会讨论过好几次，找不出一个适合的人来，正在党要用人的时候，事有凑巧，我们接到项德龙的一封来信，他自称是《劳动周刊》的读者，武昌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他要同我们谈谈和工人运动有关的的问题。大家很高兴，马上复了他的信，请他在星期日下午来，并要我接见他。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初到郑州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初到郑州正是寒冬的夜晚，郑州街上，几乎断绝行人了，凌楚藩来到扶轮学校。我们相见之下，双方都有一点神秘的心情，在他那一方面，也许感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特从远道来访，过于突然；在我们这一方面：几个月的摸索，到今天才接触到正规的铁路工人，自然感到非常兴奋，又存着莫大的希望。我们先谈了一点关于陇海铁路罢工的情况，才向到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及他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凌楚藩很感慨地说：“铁路工人的待遇，比一般的工人是高一点，但也有限，象我这样的工匠，也算是经过了十磨九炼，在工作上负技术责任，还要带几个学徒，指挥一群小工工作，每天工作时间照规定是十小时，轮流值班，有时还要加班，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十一小时左右。我们的待遇，是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特级工匠的工资有到七十元的，那要有熟练的技术和很长和工龄。在一百个工匠中难得有一两个。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如果在工作上表现不好，随时有被开除的危险。在工人福利方面，也是虚有其名，各路各段各厂各处都设有福利机构，用人很多，花钱不少，所用的那些人，都是一无所长的特权阶级的私人，这些家伙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福利费真正用到工人身上的，那是很有限的。我到郑州已经当了六年工匠，我的家庭人口不多，生活还过得去，不过一般工人的生活都很苦，没有心思干活，觉得没有甚么前途。机器工人，就是机器的奴隶，前途还有甚么希望呢？”我们听了他的谈话，知道他是相当懂事而又有活动能力的人，他对人的态度也很热情，就对他说道：“工人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也是创造世界的人，工人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工人搞起来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工人正在组织活动中，中国也不应该例外，所以我们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周刊》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我们的任务是：第一，调查各地各种各样工人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第二，宣传鼓动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发动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第三，把工人组织起来，由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到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工会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团体，也就是保障工人权利的组织。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我们这次来访问您的目的是：第一，是想了解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第二，想同您商量如何才能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很想听听您的意见。”他马上站起来很兴奋地说：先生！这对我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一件大事。我同意您的意见。《劳动周刊》我看过几期，我也想到组织工人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从从那里做起，现在既然有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发动组织工人，我们有了依靠了。我想就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式方法，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我愿意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贡献我的力量，您看我能干甚么呢？“我说：“我们先计划把郑州这一段的工人组织起来。”他接着说：“我们还可以计划把江岸总段的工人也组织起来。”我问：“江岸方面的工人，你认识的或有交往的有多少人？”他说：“我有个把兄弟在江岸做翻砂匠，还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福建帮、江南帮、湖北帮，我同他们都处得不错，因为我是个湖南我，是一个超乎帮口以外的人，所以我在江岸方面的人缘很好，我对这方面还有些办法。”于是就决定先就郑州江岸这两个总段作为工作据点；郑州方面由他负责，江岸方面由他介绍几个朋友同我们联系，组织活动由我们负责。谈到这里已到晚上十一点半了，话还没有谈完，他提议工我们再住一天，明天夜晚我们再商谈一次，他再约一两个伙伴来同我们谈谈，作出初步决定。我们同意他的意见。工作总算是找着门路了，很感愉快。第二天下下七点多钟，凌楚藩同他的伙伴王宗培、刘文松来了（刘文松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了工贼）。他介绍我们见了面，坐下来，凌楚藩开始说：“我们昨夜谈的话，我已同他们（指王、刘）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夜所谈的意见；郑州方面暂由我们三个人负责联络，江岸方面也找出几个负责的人来，先把这两个总段组织起来，将来各站的组织，由江岸向北发展，由郑州向南发展，先把郑州南的各站各厂组织起来，再由郑州向北发展，长辛店方面原来有个工人补习学校，或许已经有了初步的组织。”我说：“北段的组织可由中国劳动组会合书记部北方支部负责进行，我们可以分头进行。”王宗培是个翻砂匠，他是湖北人，曾在江岸工作过，他对江岸的情形也很熟悉。刘文松是个火车司机，河北人，家住在郑州，经常在车头上工作，他对全路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们两人也谈了一些工人的组织工作和工人的福利问题。总起来说，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凌楚藩知道扶轮学校那个同志同我们的关系，便邀请他帮助他们做些联系及文书工作，他当时答应了。但后来他因为教书很忙，对他们的帮助不多。谈到最后，请他们写几封介绍信，好到江岸接洽，还告诉他们，准备次晨早车南下。凌楚藩说：“坐明天上午十点钟的车，到江岸时刚放工，便于找人。明天我来送行，信我今夜回家写好，明天带来。”我们愉快地握手告别。在我们准备上车前，凌楚藩、王宗培都来送行，交来他们写的介绍信，凌楚藩说：“你到江岸接近黃昏时候了，刘家庙的地方虽然不大，可是小巷很多，那里除了车站，街上没有电灯，夜晚找人是很困难的，我到车上去找一个熟人带去就省事多了。”上了车，找定座位，凌楚藩到车前车后寻了一下，带来一个加油的工人，介绍给我们作伴。他两人把我们安顿好了才走下车厢，站在车厢的窗子外，凌楚藩还叮嘱到江岸见甚么人说甚么话，王宗培也带口信问这个和那个的好，列车要开动了，我们在窗口又紧紧地握手道别，我们的感情融化在一起，好象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车开出了车站。那个加油工人走到车厢里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开始攀谈起来。据说他姓田名福生，福建人，在京汉铁路工作了三年多，他的家也住在刘家庙，他把江岸各厂各处的情况谈了很多。他耳朵有点聋，问他的话，他很少听得见，所以只好让他自由自在的说，他说甚么就听甚么，无论他说的任何人和任何事，听起来都是很新鲜的。从他的谈话当中，知道一些各帮不和睦的情况，真有点为工作前途担心。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们坐的火车到达了江岸车站，冬天的季节，又是农历下旬的时光，没有月亮，同田福生出了车站，转弯抹角，对面不见人，如果不是凌楚藩想得周到，走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真是两眼漆黑，寸步难行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陇海铁路罢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陇海铁路罢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陇海铁路发生了罢工。党中央电令长江支部及北方支部同志前往参加，会同指导这一罢工运动。我们接到电报，即星夜动身北上。到开封时，北方支部的负责人已先到了那里，我们都住在开封城内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内。据多方面了解，陇海铁路这一次的罢工活动，是以一般工头为骨干，主要是由员工要求年终发给双新而引起的。按照铁路上的成规，只要路局营业旺盛，十二月得发给员工一个月的双薪，如果路局营业不好的话，也可以不发。陇海铁路此时没有全路通车，营业不甚好，所以路局决定不发双薪。但是京汉、津浦铁路年终都发给双薪，这几条铁路，有联运的关系，各路员工是互通声气的，因此以一些工头为首鼓噪起来，而员司工人亦以共同利害关系，便一呼百诺，相约罢工了。罢工的原因既然单纯，问题不大，所以也易解决，罢工的第二天，铁路管理局取得了交通部的同意，答应年终双薪照发，很快就复工了。我们到开封时，他们已复工一天了。但是总不能白来一趟，因此我们即以庆祝罢工胜利和名义，在开封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住了一天，同他们谈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式方法问题。出面招待我们的大部份是工头，他们的俱乐部叫做陇海路员工俱乐部，俱乐部内有耶稣的画像，有詹天佑的画像，有交通总长、次长和铁路局长的照像，可以想象这个俱乐部不是工人的组织，而是交通系系统的那些老爷们搞的把戏，与我们的工人运动的性质并没有相同这处。不过既到了那里，又得到热情招待，也只能相机行事了。我们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任务，对他们能接受的程度，作了一些宣传，他们也表示愿意同我们互通声气，互相帮助。谈到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谈到产业组合问题，他们很咸兴趣；对于“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的问题，对于“劳工神圣”的说法，他们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们的话头虽然是侧重劳资协调，发展生产，可是也不否认劳资的矛盾，阶级的对立。彼此谈话都很客气，他们对我们也很尊重，我们只是了解客观的情况，各说各的，各听各的，没有发生任何争执。这些工头当中，有一个姓金的，是山东人，他是高个子，粗眉毛，大眼睛，鹰鼻子，翘胡须，据说他是个基督教徒，能说会道，他对于全国各铁路的情况相当熟悉，我们同他谈到铁路工人组织工会问题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说：“老兄！要把陇海铁路的工人组织起来，甚至要把全国的铁路工人组织起来都不难，不过要面面照顾到，组织工人是主要的，工人得不到员司的支持，工人就很难组织起来。再说我们这个类型的人，就是员司与工人之间的桥梁，没有我们，组织工会就很难做到。”我们听了他的议论，不置可否。后来他又谈到京汉铁路的情况，他说京汉铁路各方面的人，他都熟悉。我就便说：“我想了解京汉铁路的情况，准备给《劳动周刊》写点文章，请你介绍一两个在京汉铁路上工作的朋友好吗？最好是工人，我想研究铁路工人的生活情况。”他很慷慨地接受了我的要求。过了不久，在我们准备离开开封之前，他交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机务厂的一个工匠凌楚藩，一封是给车务处的一个工务员，姓名忘记了，我们到郑州也没有去找他。当离开开封的时候，陇海路员工俱乐部的几个朋友送我们上车，他们表示非常亲切，握别时，还约定要常通消息。因为这一次的联系，后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李震瀛（大革命以后不知消息，传闻已脱党）在陇海铁路做工运的工作。李震瀛经常住洛阳，常往来地郑州开封之间，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经过几次改组，逐渐把组织的重心，建立在工人方面，但是始终没有把工头的关系肃清，这是陇海铁路工人工会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离开开封的当天正午，到了郑州，有个同志在郑州交通部扶轮学校教书。下车后，我们就住在这个同志的宿舍里，并请他把介绍信送给凌楚藩，请凌当夜八时前后到扶轮学校来同我们见面。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对北方的京奉、京绥、津浦、正太、陇海各路有联运的关系。对南方尚待完成的粤汉铁路，也有联运的关系，它不仅在经济上很重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全路的规模宏大，员工约三万余人，江岸（即刘家庙）、郑州、长辛店是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各总段都设有机务厂，车务厂以及工务电务等机构，设备齐全。北洋政府一贯是视京汉铁路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命脉，历任主管交通的大员，均为北洋政府的宠儿，他们对于这五条铁路，都抓得很紧，尤其是对京汉铁路丝毫不肯放松，因此形成了交通系。交通系的后台老板是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和交通总长叶恭绰等，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从铁路局长到各路各段各厂各站员司以至工头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醉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交通系自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掌握铁路，愚弄工人，他们却没有想到工人会有阶级觉悟的那一天。不过这欺骗笼络的政策摆在我们的工作前面，总是我们开展铁路工人运动的绊脚石。京汉铁路工人，一向处在中国官僚与外国工程师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组织活动，在交通系的劳资协调的政策之下，组织过甚么员工福利会与员工联谊会这样的团体，这在少数高级员司把持下，与广大铁路工人不发生任何关系，不能算是工人的团体。在五四运动的前后，北京大学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曾派人到长辛店讲演过，同工人开始接触，到一九二0年以后，在长辛店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进行启蒙工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老板加租，发生同盟罢工运动。汉口租界的人力车，共有二千余辆，人力车工人约有六千人左右。我们得着罢工消息以后，先派郑凯卿化装一个人力车工人去调查情况，接着在大智门迎宾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我们用《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找着了人力车工人的一个活动分子樊一狗。樊一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苦人。我们在人力车停车的街口上遇着他，把他请到迎宾旅馆房间里，请他把罢工的经过告诉我们。据他说：“老板如果再加租，就不能生活了。一辆车子分三班，每班不过五个钟点，生意好，一班可以拉得一块多钱，生意不好，不过几角钱。现在每人每日要交五角钱的租钱，老板还要每班加二角租钱，这样下去，只有不干！”他说到这里掉下泪来！我们安慰他说：“你不必伤心，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步，你们可以向老板直接交涉，向他说理。第二步，可以到工部局去告他们，把反对加租与罢工的理由向工部局提出来。我替你们找一个义务律师，先作合法斗争，再看情形定办法如何？”攀一狗马上转忧为喜，带着兴奋的表情说：“先生！我们是苦力，谁也看我们不起，你们这样热心帮助我们，叫我们更有劲了！世界上真有好人啊！我们先到茶馆去喝一杯茶，告诉了我们的弟兄，再去找律师好吗？”为了不便在群众面前暴露身份，我们只好辞谢了他的好意，我说：“不必到茶馆喝茶了。下午一点半钟你们推出两个代表到后花楼大同旅社隔壁皮业公所左二巷五号施洋律师事务所来，我们在那里等你们。”分别后，他去找他们的伙伴，我们就去找施洋，说明来意。施洋同我们虽然是熟人，但是此时他还不是同志，我们知道律师是要钱的，所以答应照他的规定折半给他公费。施洋笑说：“如果谈公费，不仅不能折半，而且还要加倍，因为这是一个劳资沖突的问题。我接受这个案子，就是代表人力车工人向资本家说话，可能要到工部局去打官司，比到法院打官司要麻烦些。不过在正义与人道的观点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人力车工人是穷人，你这个新闻记者（我当时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我这个律师也是穷人，只要有机会，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说甚么公费呢？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洋也不在乎！”他的语气之间，充分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义愤！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们就把同攀一狗接谈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案件。到了下午一时半，攀一狗同袁诰成还有一个同伴共三个人来了。攀一狗是一身褴褛，腰弓背驼，头发胡须都斑白了，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一个老头子。袁诰成不过三十多岁，身强力壮，身穿一件皂色棉布袄，头戴一顶黑布瓜皮帽，不高不矮的身材，黑胖的脸蛋，没有胡须。另外一个同伴：看来是个青年，据说他曾在法国做过三年华工，这个人倒是能说会道，象见过世面的样子。他们初进门来，有点拘束不安的样子，我们和施洋同他们握了手坐下来，双方作了介绍之后，就请他们把罢工的起因和经过及要求的条件说一说，他们仍推攀一狗代表他们说话，攀一狗把情况摆完了之后，袁诰成紧接着说：“律师先生！我们真忍不住了，我们对老板是一个铜板的租金也不能加了！我们要就这次罢工当中提出减租的要求，哪怕是减一个铜板，也叫我们服气，要不是这样，我们就罢工到底，车行也只好关门，我们橫竖是穷人，他们那些老板们就穷不起！”袁诰成愤恨之气，溢于眉宇。另外的那个小伙子也讲了很多理由。施洋听了他们的话之后，说：“我接受你们的委任，照法律的规定，我们要签一个合同，你们还要给我一个委任书，我们把合同、委任书签定之后，明天我就用书面通知各车行老板，并要到法国工部局去备个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最后我们又对他们三个代表说：“罢工是反对加租的武器，团结又是罢工的武器，你们一定要团结，要把罢工支持到胜利，你们对于团结把罢工支持下去有把握吗？”他们一致答应说：“困难不是没有，不过我们可以劝告弟兄们暂时咬紧牙关，找点零活，再大家相互间通挪一下，大概十天八天还不至于发生问题；今天已经是罢工的第三日了，罢工一日，我们的生活固然很困难，车行老板的损失也很大，听说他们很着急。”于是我们替他们拟了一个罢工的宣言和汉口租界全体人力车工人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揭发车行老板联合压迫人力车工人造成罢工的事件。第二天汉口各报把这两个个文件都发表出来。施洋律师向各车行老板提出书面的通知，我们又找了两家通讯社和我的几个老同行写了几条“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的第三日”的新闻报道，这样就把人力车工人罢工的事件，在社会舆论上造成了有利的印象。这一来，车行老板就被动了，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不得不出面同施洋律师作仲裁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人力车工人罢工的阵容良好，秩序井然，巡捕房也了解这是一个劳资冲突的问题，对人力车工人方面没有施行甚么压力。车行老板在这次的罢工运动中是走的下风。但是在谈判中斤斤较量，关于租金的增减问题，就是减一分钱或是增一个铜板（当时三个钢板约值一分银元）都争执到一天半天，因此就把谈判的时间拖得很长。罢工支持到第九天的时侯，巡捕房对双方提出警告，限期复工，同时人力车工人限于穷困，车行老板也感到损失不小，谈判到最后的关头，双方才同意以下条款：（一）车行老板取消加租。（二）在原租金内，每日每班每人提出二分钱作为人力车工人的福利费，实际上每日每班每人缴租金四角八分（等于减租二分）。（三）人力车工人组织“人力车工人工会”，车行老板不得不干涉破坏。（四）在罢工期间，车行老板应负担人力车工人每人每日的饭食费二角，作为资方对劳方的损失赔偿。这几个条款凭律师作成议定书，双方签字以后，写成一式三份，劳资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送巡捕房备案，以资信守。租界人力车工人才宣告复工。这一次的罢工运动，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对我们开展武汉工人运动却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在启蒙时期的工人运动，很不容易发动一次罢工运动，尤其是人力车工人，差不多是流氓无产阶级，组织更难。这一次罢工，开始是人力车工人的自发运动，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工作同志参加进去以后，提出了合法斗争的方式，整理了罢工运动的阵容，团结了斗争的力量，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扩大了罢工的影响。先把资方那一向对人力车工人居高临下的气焰压倒，使巡捕房对人力车工人罢工立于第三者的地位，就分散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壮大了罢工运动的声势，才有可能把这一次的罢工运动坚持到底，以至胜利。第二，工人团结是罢工运动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有计划的宣传教育，工人的团结，尤其是人力车工人的团结，是很容易发生问题的，罢工坚持到十余日，六千多人力车工人都能忍饥受饿，同仇敌忾，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表现，也就是罢工胜利的保证。第三，当时的政治坏境，工人还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武汉也没有任何工会，在这一次劳资协议的条款中把“人力车工人组织工会，车行老板不得干涉破坏”列为一款，得到资方的签字，得到巡房准予备案，人力车工人工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胜利，为武汉各种劳动组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给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工作铺平了道路。人力车工人复工以后，大家欢欣鼓舞，在资方赔偿劳方的损失经费项下提出了五千元，作为建筑人力车工人工会的经费，在大智门附近法租界对面租了一块空地，把人力车工人工会的会所建筑起来，工人的工会设置在自己斗争得来的房屋里，这在武汉也算是首创的，为工人运动树立起一个胜利的榜样。人力车工人工会聘施洋律师顾问，他们都很爱戴施洋，都称施洋为“施先生”，到一九二二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吸收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人力车工人工会的工作，就由施洋负责指导，一直到他为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牺牲为止。而施洋的名字则永远存留在武汉每一个人力车工人的心中。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摸索中前进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摸索中前进前面说过，在临时中央时代，党在武汉的工作只是对于武汉各种工厂的分布、工人的数量作过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实际上还没有同任何工厂工场的工人发生联系。因此现在等于重新开始。一九二一年十月间，我回到武汉，陈潭秋、黃负生等同志决定先建立机关。经过几天奔走，在武昌黃土坡十六号（或者是二十六号）找到一处房子，这是一个三楼三底的全楼，陈潭秋兄弟（陈荫林是潭秋同志的八弟后亦入党）、黃负生夫妇，都住在这里。我们当时多是光杆，租房子是要有家眷的，所以租房子是黃负生出名，他的夫人王纯素算是我们这个机关部的女主人。日常生活都由她主管。工作开始了，党和工作发展得很慢，只吸收李书渠入党（后来脱党），他原是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之一，除了他以外，利群书社方面的人物我们还是没有联系上。工人运动的发展比较快。最初我们由黃负生、李书渠的关系联系上了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厂厂长的儿子孙瑞贤。孙瑞贤原是汉口私立致公中学的学生，这个学校也是同利群书社有关系的。由孙瑞贤的关系，认识了他的父亲孙镜芳，但是他是厂长，不有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才认识他的弟弟孙叠芳，孙叠芳是个工匠，因为他是厂长的弟弟，又是师傅，在那样的环境中，孙叠芳算是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我们得到他们兄弟父子的支持，才在徐家棚筹办一个工人补习学校。这个学校的校舍，是施洋经手建筑的，施洋字伯高，湖北省竹山县人，寒土出身，约在一九一七年前，在湖北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有所成校毕业，毕业后在武汉赋闲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取得律师登记的证书，在武汉执行律师业务。他的性情豪迈，才气纵横，好与人论是非曲直，侃侃而谈，有旁若无人之概。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扶弱抑强出于天性。在五四运动时，他代表湖北学生会、武汉各界联合会，奔走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间，为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在爱国仇货运动中，颇负时誉。各界联合会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收集了一些捐款，并拍卖了一些仇货，到结束时剩下一笔钱，施洋就以办理平民教育的名义，在徐家棚的一块荒凉的空地上建筑一所简单的楼房，房子建筑起来约有两年的时间，空着没有使用。陈潭秋在找房子做校舍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所房子，并查明了这所房子的来历，第二天就去找施洋，请他把这所房子借给我们或者是租给我们。施洋是个很敏感的人，他也知道一点我们是干什么的人，他同意把房子借给我们，并马上同我们过江到徐家棚，把管房子的人叫来，将房子点交清楚，什么条件也没有，他只说：如果这个学校成立董事会时要算他一个董事，我们也很慷慨地答应了，这就是我们同施洋共事的开始。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开学了，夜晚为工人开补习班，白天开工人了弟班，陈潭秋、陈荫林轮流担任补习夜校的英文教员，补习英文的多半是工匠，补习国语，算术的以小工居多数。李书渠、孙瑞贤担任国语、算术教员。工人子弟学校，也招收了三十多个学生，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的一学校，好象是沙漠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因此又进一步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李书渠经常住在徐家棚，并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工作，我隔天去一趟，或是一个星期去两趟，我们算是顺利地建立起来一个据点。不过当时的粤汉铁路，仅通车到长沙，规模甚小，工人不多，作用不大。主要的工作对象还京汉铁路。过了些时，我们又找到了孙叠芳，要他介绍我们同京汉铁路工人发生联系，据他说：京汉铁路是湖北帮，江南帮，福建帮的人多，广东帮的工人在京汉铁路的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他同这方面没有任何联系。这条路了走不通了，我们只好到大智门车站，江岸各工厂旁边作调查，想找机会接近工人，同他们发生联系，终于仍是不得其门而入。陈潭秋有个本家曾经在京汉路江岸警务段当达路警，我们找着了他，把他当作宝贝，缠住不放，要他住到刘家庙，设法同京汉铁路工人发生联系，但他不好好干，我们花了些钱，费了不少的气力，结果还是一事无成。我们真感到苦恼，也只好耐心等待。张太雷曾经介绍我到碪家矶扬子铁厂一个姓沈的工程师那里去觅取工人运动的门路，这位先生是张太雷的同学，有很浓厚的书呆子气，我去同他谈过两次，他把扬子铁厂的各种设备，化铁炉的构造，生产的情况，工人的数目象上课堂一样，对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好象是不知道我为甚么去找他，他所说的，同我所想的完全是文不对题，我也只好认为是此路不通了。在这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定了好几个工作计划，武汉有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工人，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真感到苦闷。我们也设想过，都进工厂做工，再搞工人运动，但是长江支部的工作同志一共只有三四个人，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工作，谁也不能进工厂，而且也没有哪个工厂招收工人，更不会招收我们这样文绉绉的既没有技能又没有足够劳动力的人去做工。我们开过好几次会，研究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法，终于没有得出一个切实易行的方法来。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列宁的一个故事：列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时，费了很长的时间，组织了五个工人，他很得意地写信告诉莫斯科方面的同志，认为是在工作中一个很大的成就。可见组织群众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复杂的、长期的工作。我们的急躁情绪，想一下子就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发动组织起来，那是谈何容易啊！在当时的情況之下，我们只好一再更改计划，最后定出步骤：（一）准备条件。（二）等待时机。（三）深入群众。（四）暴露敌情。我们一面觅取工作的对象，一面进行理论的学习，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在汉口各报上，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又把上海《劳动周刊》分散在各工厂、各码头、各公共场所，也起了一些作用。到了十一月下旬，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发生同盟罢工，我们的同志参加了这一次罢工运动，工作才得到进展。巴库宁曾说过：“一次暴动，要胜似十万传单”，这是一个真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开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开端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没有一定的范围。对人处事全凭热情，因此，有人讨厌我，也有人愿意同我做朋友。但就是这些朋友也免不了常和我争吵打架，因为我是过于感情用事。陈潭秋与我相识最早，他常呼我为“暴徒”，刘伯垂常戏称我是“感情动物”；我自以为这都是生活细节，并不放在心上。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党，有一套保密的规定，因此入党以后，我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从前是幻想得多工作得少，后来是幻想得少做得多了。当时我们的党并没有提出思想改造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投入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经受思想改造，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不有所改变，去适应革命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我加入党以后的第一个改变。当时武汉的知识界人士比起北京、上海、广州各地是落后得多，因为落后，同志就少；同志少了，工作面自然就窄，因此敌人也就不多。不是没有敌人，而是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或是我们警惕不高，不把敌人在眼里。如党在武昌建立的第一个工作部，设在山前多公祠五号，就在湖北省警察厅紧隔壁。我们在那里集会，作各种宣传、组织的活动，差不多是如入无人之境。真正的秘密工作还是在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经受了血的教训才学会的。至于封建势力，如两湖经心系的那些老头儿，虽然仇视新文化，但并不知道我们是属于新文化当中的哪一家，更不知道有何历害，大了不得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指责我们是甚么“离经叛道”，“有过激嫌疑”，如此而已。别的倒也不来妨碍我们。不过他们这些指责、中伤，对我们的工作客观上却也起了某种推动作用。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思想中，多厌恶旧的东西，喜欢新的东西，那些老师宿儒最看不起的人或是骂得最毒的人，就是那些青年学生最喜欢接近的人；有好多青年在课堂上听着那些老先生的咒骂，引起了好奇心，便转弯抺角来找我们谈家庭问题，谈婚姻问题，谈社会问题，谈伦理道德问题；终于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吸收他们加入青年团或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妇女读书会。如果没有两湖经心系的那些老先生的“宣传”，工作还可能发展得不那样快呢！当时党组织的活动对象，主要是学生。学生有要求婚姻自由的问题，尤其是女学生，在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之下，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天罗地网，党组织不仅支持这种要求，还帮助他们离婚或逃婚。这样的事虽然只做过两三件，但在学生中却是一传十，十传百，影响遍及各校，都说《新青年》杂志派的人是自由天使。其次，学生要求升学，有很多穷苦学生中学毕了业怕考不上大学，即令考上了又没有钱交学费，党组织便帮助他们半工半读，或是介绍他们到莫斯科去免费留学；虽然这样的事也做得不多，但是只要做了一两件，这就给那些穷苦的学生带来了希望，使广大的青年学生发生了向心力的作用。再其次，是学生在学校毕了业或是半途废学，党组织便帮助他们在学校或是报馆搞一点工作，或是介绍他们到上海广州工作，无论成功或不成功，这种热情帮助是很容易容易使人理解的。党组织通过这些方法联系群众，帮助一些穷苦的学生，树立了威信。在那很短的一个时间中，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把革命的影响散布到各学校里。此外，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吸收了武汉中学、第一师范、外国语学校、旅鄂湖南中学，及武高的一些学生为团员，虽然一共不过二十来人，但是这些人在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代都成立主要的革命干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在党纲草案中已经规定下来了。照说党应该向工人运动方面投下相当大的力量，换名话说，应刻是以工人运动为工作重点。但是在武汉支部初期，党对工人运动是比较陌生的，同志中只有郑凯卿一个人是工人出身，而且他失业很久，才在昙花林文华书院找着一个校工的工作，跟工厂也没有甚么联系.他在文华书院工作很忙，工资很少，为了生活，又不能抛弃那个工作，来搞工人运动.即令可以为他的生活想出办法，也很难叫他一锄头挖一个井，把武汉的工人组织起来。支部经过好几次的讨论，拟定了一个武汉工人运动的计划，决定先从调查入手。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武汉各工厂工人的分布和工资、男工女工童工的状况作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送到《新青年》杂志发表。除此以外，工人运动计划差不多是纸上谈兵了。实际上除了郑凯卿外，同志们没有接触到任何一个工人。为了商量如何去接触工人，如何去组织工人的问题，支部开了好几次的工作会议，还没有得出结论。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劳资冲突，也发生一些各种各样、规模大小不同的罢工运动；但是这些都是属于经济意义的多，属于政治意义的斗争少。就是说，工人阶级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之下，活不下去了，自发起来和资本家做斗争。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是：（一）组织起来：包括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二）经济斗争：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工人的福利问题。（三）政治斗争：包括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问题。这个计划就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了。接着在八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宣告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劳动运动计划，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部。并且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开始时，是先就小沙渡纺织工厂附近恢复了停办很久的工人补习学校，其次就以浦东一带的烟草工人和纺织工人，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各印刷工厂的印刷工人为工作对象。不过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上海的各种企业：第一，多半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经营或间接投资，各工厂工场中都有洋大人的暗探活动与工厂把头严密的监督和无情的压迫，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我们要接近工人，就比较困难。第二，各工厂工场中，都有地方性帮口，如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之类。工人大多在帮。那时我已到了上海。我们本来就很难接近工人，就是接近了这一帮，就更难接近那一帮，这也是一个困难。第三，在上海各工厂、工场、码头、公共场所以及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青帮、洪帮的组织活动，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大而言之如公司企业工厂工场，小而言之如里弄摊贩，如果没有青帮的关系，必然动辄得咎，一事无成。这三个难关，摆在工作前面。我们也认识到：第一个难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不把帝国主义打垮，或是把他们赶走，第一个难关就冲不破。要冲破这一关，只有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准备力量，同这一伙强大的敌人战斗到底。第二个难关与第三个难关，是封建社会形成的恶劣势力，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对于第二个难关的对策，是先找出各工厂的各帮的领袖人物，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的冲突，再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这样做虽然说收效慢一点，确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解决了帮口与帮口之间的矛盾问题。对于第三个难关：我们开过好几次会，不容易得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但是在当时我们同志都是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一套，下台来写一套，倒还有人；如果要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洪帮里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过了不久，李启汉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工人，她是一个在帮的人，她同李启汉处得很好；由她的引荐，李启汉就拜了她的师父，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加入了青帮以后，由小沙渡纺织工厂辗转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联系，工作这才逐渐发展起来。在上海的广大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了在上海把工作作了初步的部署而外，计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作机构，使中国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各产业集中地区得到平衡的发展，决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下，设三个支部。南方支部设在广洲，北方支部设在北京，长江支部设在武汉。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前后这三个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了。接着在南方发生海员罢工运动。在武汉发生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同盟罢工运动，在北方发生陇海铁路的罢工运动。这三个不同类型的罢工运动，最初虽然是自发的罢工斗争，但是南方支部参加了海员罢工运动；长江支部参加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运动；北方支部会同长江支部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运动。这三次罢工运动，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导后，罢工运动的性质不同了，不仅仅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了，而带了政治的要求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活动，就同京汉铁路郑洲以南的各段工人发生联系，于是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转变的一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转变的一年当时的农村也并不比城市安静.到处洋货充斥，一片萧条景象.落后的农业经济频于破产，农民生活贫困不堪，南北各省都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乡下人好辛苦，吃了年饭望端午”，这是说明农民一年只有两次吃肉的机会。农民一年的辛苦，只能生产一点粮食和棉花，而粮食棉花又受了舶来品的排挤，值不了几个大钱，加以贪官污吏的剥削，土豪劣绅的压榨，敲精剥髄，油尽灯枯，就是老百姓拿一点鸡蛋到集镇上去卖，如果遇着警察和衙役也要抽头，同到厘金上的喽啰，还要纳税。县太爷的衙役一年四季下乡，名义上是催钱粮拿匪盗，实际上是挨家挨户打抽风，每到一处先供吃喝，走的时候还要送路费，如果吃得不好或是路费送少了，来一下拍破鼻子打一个假的破头案，用抵抗公差，殴打公差的名义来耍无赖。他们每到一处，就是鸡厌不宁，人心浮动。在官府苛逼、胥吏勒索之下，农民真是永无喘息之日。健壮的农民便一个一个逃到城市里来，有的在码头上当苦力，有的到武汉、上海、天津、广州拉洋车，有的到工厂旁边做临时工和小工，有的做小贩，还有的成了乞丐。这样，农村里的生产力降低，城市的游民增多，工商业地区的劳动预备军扩大，社会也就更加动荡不安了。农民的工作甚忙，生活极苦，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没有片刻的安闲，在播秧割谷与播种的时候，都是日以继夜两不见天的劳动，收获以后，稻谷交给地主，棉花卖给富人，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为了生活，仍然是两不见天地上山砍柴，下水摸虾。有时吃稀饭，有时吃青菜，有时吃树皮、草根，吃观音土。一九一九年前后，大江南北各省，连年闹旱灾虫灾，还有的地方遭水灾，官府有积谷，地主的粮仓里有二三年至五六年的陈谷不拿出出来救灾，河南陕西的农民吃观音土，四川贵州的农民吃树皮草根，因为消化不了，引起了很普遍的瘟疫，还饿死了不少的人，这些灾难是谁带来的呢？当然是那些地主豪绅、封建军阀。可是他们在灾后却装出一副假慈背的嘴脸，发出“人心不好”、“天灾难测”的叹气！他们发起“皇经功德”、“玉皇大蘸”，这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忏悔，并借这样的名义，向穷苦农民派钱捐款，请些游手好闲的和尚道士念经诵咒，自已则大吃大喝，贪污中饱，有的地方闹了十天半月，有的地方闹了一个月至一百天，穷苦的农民出了钱，出了力，还要早晚到所谓“经堂”、“佛殿”里礼佛忏悔，还要向那些地主豪绅打躬作揖，称他们是经主、斋主、蘸主、忏主，自己出了钱还称地主豪绅为施主，为善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黑暗，可想而知了。一九二0年二月初，农村里开始春耕了，那个破落的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只好再回到武汉。到了武昌，照例要到各报师友处走动一下。为了生活，不得不重操旧业，借了一点债，当了一件旧棉袄，暂时安排一下生活和工作。可是思想上总无法平静下来。我在武汉居住多年，由于采访新闻的关系，足迹几遍大街小巷，深感这个城市藏污纳垢，丑恶不堪。所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封建军阀的残忍狠毒，所听到的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任何一个有热血的人，静夜自思，无不忧心如焚。当时汉口租界林立，一江两岸，一望都是外国人的兵舰。谁能相信这是中国的领土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倒像是生活在外国一样。帝国主义的兵舰所在之处，在一定范围以内，不准中国人的船舶靠近它。就是过江的民船，也不准靠近日本兵舰，更不能靠日本租界登岸。外国人的舢板撞翻了中国人的民船是常有的事。兵舰上的官兵常常坐着舢板上岸，以采买菜蔬为名，撞入民房，调笑妇女，以至偷鸡摸狗，无所不为。人民的愤怒在卖国政府的压制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自认晦气！租界的建筑比较汉口华界，那是有天堂地狱之分，但是租界内藏污纳垢，比起中国地界更肮脏更龌龊。无论是哪一国的租界内，都有赌场，有鸦片烟馆，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娼妓或外国娼妓。日本租界的鸦片烟馆更多更贱，就是乡下来的流氓地痞以及游手好闲的城市平民，都可以进去吹躺一番。法租界的赌场规模宏大，为富商大贾与所谓高等华人出入之地，轮盘赌、四门摊、牌九、三十六门，有一块钱的孤丁可以赢得一百六十元的巨款，因此吸引了不少冒险家。不少豪门子弟、姨太太、小姐，在这里倾家荡产，堕落腐化，终至送掉性命。从赌场里发生出来的奸淫、拐骗、窃盗，以及谋财害命的事，更是司空见惯。英租界也不例外，也是烟、赌、娼应有尽有，不过表面上还是维持一种上流社会的风格，只有所谓高等华人才能出进罢了。每个租界都俨如一个小国家，它有它的政府（工部局、巡捕房），有它的监狱，有它的武装（兵舰和武装巡捕），有它的法律。中国人如果在租界上违犯了它的法令规章，它可以照它管理航租界的一套国家机器来处理，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就是它们在中国所享受的治外法权，租界上所用的巡捕，露骨地表示出殖民主义的特色，如日本租界的巡捕是朝鲜人，法租界的巡捕是越南人，英租界的巡捕是印度人。这些当巡捕的人，都是所谓“亡国贱民”，这些人都是它们选择来的忠实奴仆，一个个都是身强体壮，对于他们的主子是忠顺的，对于中国人就非常凶恶，他们主要的是管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在租界上的劳动平民。他们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有时候还要敲诈勒索：动不动就带到巡捕房关起来。殖民主义者对于它们的奴隶固然是极尽压迫的能事，而对于它们的奴隶侵犯中国平民的非法行为，还是极其其袒护的，谁遇上了这样的事，只有自认晦气，中国政府既不能保护这些受害的人民，租界当局更不管这些中国平民的死活。此外，租界对中国人还有很多禁律：中国乞丐不准进入租界，中国武装官兵不准进入租界，租界上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招牌，汉口沿江大马路的滨江那一方面有树荫密布，花草丛生，可供游览，但是中国人不仅不准在那里游览，就是在那里走路也不行，即令是所谓高等华人也必须是穿洋服着革履才能在那里行走，任何一个有钱有势的中国人，如果不穿洋服在那里经过，也要受到巡捕的干涉和侮辱。所以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对租界没有不痛恨的（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武汉时，工人和市民不顾英国兵舰的威胁，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帝国主义国家在武汉的势力，除了兵舰与租界而外，具有文化侵略性质的书院和学校很多：武昌有英美两国主办的昙花林的文华书院（后改为华中大学），胭脂山下的博学书院，洪山北麓的捕文书院，还有圣三一学校，圣约瑟女校，都是规模宏大，气派不凡，所收的学生由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这些学校收费很重，穷人的子弟不敢问津，只有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子弟才能进去。这些学生都是养尊处优，穿洋服、吃大菜、读圣经。他们的课程主要是神学，其次是英文和法文，自然科学和中国的文史学科不过是点缀风景，具体而微了！此外还有天主堂，福音堂，青年会，密布在武汉三镇，日本人在汉口郊外还办了一个同文书院。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办的学校教堂青年会，目的都是一样，第一步是以神道设教来麻醉中国的青年；第二步是培养出来一群传教士、买办、洋奴，作为奴化中国的骨干；第三步在那些洋学生中培植间谍，作为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的内线。这些阴谋诡计，到五四运动以后，只要是有点政治觉悟的人，谁都认识到了，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教会学校与教会学校觉的学生，都存在一种轻视和鄙视的感觉。在任何一个教会学校的集会上，总有一个节目是某牧师或某传教士讲甚么“上帝教人行善，上帝引导你们的灵魂入天堂”，事实上恰恰相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办学校传教，正是进行奴化中国青年，进行扩大它的殖民主义，想把中国人民埋葬到十八层地狱里。阴谋诡计与甜言蜜语，哪里能够掩住血淋淋的事实啊！汉口是中国内地商业的中心，洋货的输入，土货的输出，行业甚多，交易频繁。从江汉路一直到桥口长达数里的河街与黃陂街，都是大小商店。他们对海关要纳进口税出口税，对征收局要纳营业税，对厘金局要纳百货厘金的运输税，关卡重叠，敲精剥髄，老百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此外对税务机关的大小喽罗还要送额外的贿赂，否则就交易不成，或者给制造一个瞒税漏税的罪名，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货物或者停止营业若干日以至关门。各税务机关除海关是外国人管理不买军警机关的帐以外，属于财政部门的税务机关还要买军警机关的帐：就是送贿赂和用私人。商人对军警方面要纳营业牌照捐、门牌捐、户籍捐、房捐、清洁捐、保安捐、消防捐，对收捐的员警也有一套陋规费，也就是贿赂。这些税和捐以及大小的贿赂的费用，商人就加在商品上，真正负担这些苛税杂捐的还是劳动人民。所以商人是政府和军警压榨的对象，商人也是政府和军警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汉口又是个娼妓众多的地方。娼妓约有二三万人，管理娼妓的花捐局是一个肥缺，流氓政客趋之若骛。无论官娼私娼，都受到军警权要的保护，否则就不能营业。有很多政治上的阴谋，商业上的投机，都是在那里计划成交的。娼妓所在之地，即是赌博与鸦片烟发展的场所，烟、赌、娼的糜烂社会，是军人与警察栽培灌溉起来的，所以军警龟头娼妓有血肉相联的关系。武汉的洪门哥老会，非常猖獗，与长江上游的袍哥棒老二，上海的青帮，同属一丘之貉。它们的范围广泛，组织严密，上到官府，下至里弄，都有它们的兄弟喽罗，据说无论青帮洪帮都讲交情义气，能为人济困扶危，在一些社会黑幕小说中，把那些帮会人物点缀得出神入化。但是我们的所见所闻，那些帮会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罪大恶极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恶徒。王占元的汉口陆军稽查处长刘贵堂，就是一个著名的帮会人物，他除了为王占元缉捕爱国志土，杀害革命党人而外，并包赌包烟包娼包盗；还纵容他的部署，设置所谓架子楼，贩卖人口。在汉口各街各巷横行无忌的大摆队小摆队（流氓组织），都是他的喽罗，在洋船码头火车站上明抢暗偷的，也是他的兄弟。汉口陆军稽查处差不多是帮会的一个山头。直到蒋介石当权的时代，武汉行营侦缉处长（即陆军稽查处的后身）是长江双龙山的杨庆山。凡是帮会著名的人物如黃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等，没有一个不是为反动军阀当爪牙，作鹰犬，与进步的人士及善良的人民为敌的。汉口是中国内地鸦片烟出口的枢纽。鸦片烟的产地主要的是川康滇黔，其次是甘陕，这是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政府也有一套禁烟禁毒的法令规章和组织机构，但都是虚有其名。事实上各省的督军省长，驻防的军队，关卡的员司以及大小军警人员，几乎无人不沾染烟毒。负地方行政责任的军警卫员长官包种鸦片烟，交通要地的军政人员包运鸦片烟，大小城市的文武官吏包售包吃鸦片烟。搞这种行业的商人，一定要上结权要，下联帮会，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否则也很容易出危险。各地的鸦片烟运到汉口，汉口的鸦片烟商设有神秘的宏大的鸦片烟栈，再由汉口转运到大江南北各口岸各城市。上海汉口各国航界内还设有提炼鸦片烟的吗啡制造厂，有的是中国人搞的，有的是外国人搞的；英国和日本向中国输出鸦片烟由来已久。汉口因为是鸦片烟输出的总枢纽，所以货多价廉，吸鸦片烟的人多，不仅各国航界上有鸦片烟馆，中国地界各大小旅馆中也有鸦片烟馆，就是汉口西北一带地区的贫民窟里，也有秘密的鸦片烟馆。鸦片烟的毒害泛滥到各阶层各个角落里，更加深了政治上的黑暗，社会上的腐败人民的贫困。武汉三镇的人口总共不过百余万人，武昌约在十万人左右，汉阳约在五万人左右，汉口约在百万人左右，武昌汉阳是地大人稀，汉口是人稠地密，汉口租界上的卫生设备和社会秩序是另外一个天地，中国地界从江汉路到桥口，比武昌汉阳还要落后，河街黄陂街是商务最繁盛的地区，垃圾满地，乞丐成群。尤其是残废的乞丐，有没有脚的，有没有手的，有瞎子，有瘫子，有五官不正耳鼻脱落的麻疯病患者，有街头巷尾滚来滚去，叫嚣喧嚷，象蛆虫一般蠕动，使行人却步，不敢向迩。后城马路的人行道上，无论是春夏秋冬，都有无家可归的老少男女睡在那里。那些饥寒交迫的穷人，有的是失业工人，有的是破产的农民，有的是无依无靠的孤老，有的是无父无母的弃儿，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每到春天有春瘟，夏秋有霍乱，瘟疫暴发，死亡枕藉。武汉的瘟疫流行，一年不止一次，每次的死亡率很高。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冲来撞去，依然是找不到出路。其痛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来找我到江汉通讯社当编辑。这个通讯社是同乡的一个小政客在省议会的几个省议员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我当时也是饥不择食就答应了。通讯社的地址在汉口江汉路附近的一个里弄里。通讯社在出稿以前做了好几个宣传广告，真象煞有介事似的，其实里面只有一个社长一个编辑，一个厨师兼通讯员还兼油印工人，采访写稿编辑靠我一个人单干。社长租了一辆很漂亮的包车，每天晚上同那些腐败的官僚政客在三分里四成里的妓院里鬼混。我干了一个礼拜，才知道一些苗头，他们是督军兼省长王占元的走狗，省议会最反动的一群议员。那一年省议会要改选，这个通讯社是他们竞选活动的工具。如果我同他们同流合污地搞下去，那就变成了军阀官僚政客的走狗了，我决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来干这样的勾当！这天，我向社长正式提出不干了，他先甜言密语地留我，后来说要等他找着了人才能让我走，经过了好几次的争吵，我答就他干到月底，有人接替我也走，没有人接替我也走，好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羁绊。接着有一个同学又来找我，他也是好久没有职业的人，突然在日本租界了一栋房子，置了家具，也挂出一个“大江通讯社筹备处”的招牌，拉我入他们和伙，他倒很坦白地说：“也是穷极无聊，本不会搞通讯社这样的行业，只是有个亲长是国会议员，他们要搞一个通讯社，准备下届竞选，要我替他们帮忙，现在是在筹备期间，到处拉人，我想你是一个老新闻记者，他们一定欢迎你，你愿意干吗？”我就反把我在江汉通讯社的一段经过告诉了他，我说：“我不愿当军阀官僚政客的走狗。”他说：“据我所知，他们不是拥护王占元的人，他们是主张鄂人治鄂，将在省议会发动这种活动，在不反对王中元当督军的情形之下搞一个湖北人当省长，所以他们的活动不是同王占元有甚么直接的关系。”我说：“那就是王占元的参谋长何佩瑢搞的。”他说：“我也不完全清楚，恐怕同他有点关系吧。”我说：“新玩意儿不少，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一点我们可以做而且能做的事，你把我们的关系不要同他们讲，将来这个通讯社的编辑你担当起来，我可以帮你的忙，你必须把他们当中的人和事告诉我，我可能替你们作点义务宣传。”说完了我回到大关帝庙十二号仍营旧业。五四运动的大半年以后，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在卖国政府压迫之下虽然沉寂一些，但是学生教职员和工商界不满意现状的情绪仍然没有消失，江浙各省已经发起了公民监督选举的活动，长江各省已经发现了学生选举监督团的组织。我同一个被王占元通缉有案住在法租界不敢出门一步的老国民党员熊晋槐商量了一下，我以学生、新闻记者的身份出面发起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在武昌湖北教育会招集了一个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的筹备会，加上陈潭秋和其他几个朋友的奔走，几天功夫，联络了一些失学失业的学生和法政学校的学生。那一天到会的也有一二百人，会开得很好，通过了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的章程、宣言，选举了团长副团长，除当天到会的人都为发起人以外，并继续向各学校团征求发起人，正式宣告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成立，分组办事，开会的记录和通过的文件送各报馆发表，看起来好象是声势浩大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找了几个失学失业的人，开了这样的一个会，熊晋槐拿出十串钱，我们印发了传单宣言章程，分发到各报馆学校社团，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群众和组织。我们借此发一发牢骚，骂一骂人，为我们那些穷苦的青年一鸣不平而已，并没有希望在这方面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是给军阀官僚政客学阀们看起来有点惊异，因为他们是做贼心虚，又以江浙各省也有同样的活动在前，不便采取高压手段来禁止这种活动，他们也怕再搞出五四运动那样的局面来，所以他们就采取了“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可见五四运动以后，反动统治阶级的威风已经削弱了，人民正义的呼声可以得到社会的同情，舆论界的赞许，我们才有可能对于当时的所谓督军派、自治派、议会派、研究系、政学系以及国民党的那些官僚政客奔走豪门竞争选举的恶行，尽可能地揭发出来，虽然他们也向报馆里找过麻烦，凭借军警的势力进行取缔，但报馆里推说新闻记者是有闻必录，就是报道与事实不符的，当事人可以更正，新闻记者并没有甚么责任，也就不了了之。当时汉口有八家大报，都是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他们之间也是有矛盾的，我们当然也懂得行情，哪一方面的消息，适合于送到哪一家报馆发表，分途进行，无论是攻击哪一派的官僚政客，总有报馆把我们的报道发表出来。那几个月中，生意很好，收入较多，生活方面得到暂时的改善，拉近的人似乎也比以前多一点。有一天，一个同乡的旧国会议员刚从上海回来，我去看他并采访新闻。他是同刘伯垂由广东经过上海才回到武汉的，见我干这一行，就劝我帮刘伯垂办报，或是办杂志，我当时未置可否，不想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真来找我了。刘伯垂名芬，是湖北鄂城人，清末留学日本，在早稻田法科毕业，他在少年时曾从章太炎学过文字学，也跟陈独秀学过声韵学，是同盟会的会员。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就当律师，一九一八年前后，广东军政府时代曾在广东做过高等审判厅厅长，他原信仰无政府主义。一九二0年秋，他在广东辞官北返路过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过几次，陈独秀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派他回武汉发展组织。刘伯垂回到武汉以后即开始物色同志，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约在一九二0年九月中旬，刘伯垂到大关帝庙十二号来看我并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我们谈了很久，吸收我参加了党。不久，他便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创立了中共武汉临时支部。支部第一次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内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中，阅读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刘伯垂报告了中共成立的经过和组织体系，最后选出支部书记，并决定租定武昌山前多公柌五号为机关部，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也挂在这里。他从上海带来了很多小册子，多半是《新青年》杂志社了出版的，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临时中央主办的《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著的《经济学说》，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小册子是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品。我们当时感到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读得太少，对苏俄的情况也知道不多，主要的时间放在读书上面。每一星期支部要开一次会，开会时就由这几个人轮流做读书报告。照临时中央的规定，发起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公开的，发起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青年团同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各地的青年团建立互相通报的关系。在那个草创的时期，虽然工作没有展开，也算是粗具规模了。我在旧社会里是个无依无靠、孤苦零丁的人。从学校出来，过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好象是水上的浮萍，大海的飘舟，不知向哪里去抵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经过了转弯抺角，才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我认识了我的前途，增加了我的力量，我再不是一个孤苦零丁的人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一个大转变！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流浪在武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包惠僧：“二七”回忆录流浪在武汉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武汉热的透不过气来。大街小巷都是屎尿淋漓，垃圾成堆，经过太阳的蒸发，就是臭气熏天，遇着一场大雨，变成屎尿横流，泥泞满地；地下的狐鼠与空中的蚊蝇，非常活跃，连达官贵人的楼台庭院也受到它们的光顾了。当时我住在武昌大关帝庙十二号一个小旅馆里，前门有便池，后门有粪坑，中间一个大天井，终年污水盈寸，臭不可当。我住的房间在天井旁边，每到黃昏时候，蚊虫撞破脸，一到天明又是苍蝇飞满室，加以铺板上的臭虫，窗檐上的蜘蛛，阴湿地上的跳蚤，真是骚扰不堪。有时候，室内发现毒蛇和蜈蚣，就更使人苦恼了！心想搞一次清洁运动，把臭虫和跳蚤镇压一下，再买床蚊帐，或可得到暂时的安静。但是事实上，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即令搞一次清洁运动，又哪里能够改变这种龌龊污秽的环境！这里是武昌最便宜的旅馆，连住房带吃饭每天二百四十个铜钱，每月仅费七串（千）二百个铜钱，合成银元不过两三块钱，因为便宜，住客很多。其中主要的是法政学生和各学校毕了业就失业的青年，还有少数打官司的乡下人。倒也是形形色色，构成一个小小的社会。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样出房租、膳费，冷暖却有不同。法政学生多半是地主豪绅的纨袴子弟，他们是有钱有势的人物，老板待若上宾。他们的膳食费用是整月或整季的预付，老板对他们是必恭必敬，称某少爷、某先生或称某相公、某老爷。那些失业的学生是穷措大，膳食费是三天一交，一个礼拜一结，付不出膳食费的人，自然要受老板的白眼和冷落。甚至有的时候连名带姓叫骂一顿，以至撵赶出门，逼得那些穷苦的青年面红耳赤，不得不典当衣服行李清偿馆费用。古人说：“床头黃金尽，壮士无颜色。”真是话不虚传！我虽然有点零星收入，还可以按月付出膳食费用，没有受到老板正面的奚落，但是处境也并不比那些失学失业的青年好些。我看不惯那些趋炎附势、擅作威福的行为，因此，同老板发生过几次口角，同那些纨袴子弟们打过架，树立了不少仇敌。就这样在混乱中住了一年多！一天夜晚，我又同老板吵了一架，觉得再住不下去了，就想设法迁居。我把那一天的新闻稿件写完已是午夜一时了，加上思想上的不安，蚊子和臭虫的侵袭，真疲乏极了，很想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睡一觉。我想蛇山顶上没有人烟，那里或者没有蚊子和臭虫，至少比这个龌龊的小旅馆风凉一些，就悄悄地拿了一条卧单跑到蛇山顶上。这里倒是凉风习习，寂静无声。我在一个多年不用的要塞炮台旁边的草地上，拣一块地方埋头睡下。心想：如果没有毒蛇和夜鬼来侵扰，这一睡必定要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不料刚刚入睡，脖子上好像针刺了一下似的，又痛又痒，用手一拍，打死了一个又长又大的蚁子，一会儿嗡嗡之声，越来越密，简直招架不了，这里的蚊子比旅馆里的蚊子厉害得多，不能再入睡了。一阵苦恼，便翻身爬了起来。我在山顶上，一边缓步，一边极目四顾，武汉三镇的夜景，历历如画，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顿时把心中的烦闷，身上的疲乏冲洗尽了！汉阳兵工厂不断地向江面吐出火光，武昌纱布丝麻四局与第一纱厂的乌烟缭绕，相映成趣，京汉铁路与粤汉路隔江相望，龟山在前，洪山在后，不仅是形势天然，从工商业条件来说，真是中国内地唯一无二的一个生产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年，总以为武汉是一个争名夺利的是非之地，罪恶的渊薮，一个堕落腐化龌龊不堪的城市，今天夜晚竟发现它有无比的美丽。心想，那些坏东西是人为的，如果有一个好的政府，有一种清明的政治，有一个好的市政建设计划，武汉三镇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有希望的！想到这里，精神兴奋起来，睡意全消。连忙拾起卧单，走下山来。这时，报晓的更鸡齐鸣，街上已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了。路过龙王庙，忽然发现了奇迹。这个没有香火没有住持的破庙，向来是乞丐栖息之所，破烂与污秽是应有尽有的，我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有到这里来，这个破庙变样了：乱草铲平，瓦砾捡尽，庙门两厢虽然还是那样破烂，但是清静无哗，并没有一个乞丐。再看看庙门虚掩，左上方挂着一个崭新的招牌，上面写着：“启明化学工业社”，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信步走了进去。里面仍是空旷破落，无大变动，正殿上仍然是龙王爷的塑像，神气十足，只有左廊下睡着两个人，远看似乎是两个乞丐，走拢去一看，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閤八士和陈治安。我把他俩叫醒了，他俩坐了起来很惊奇地问：“你怎么来得这样早，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互相谈了别后的情况，才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回不得家乡，流浪在武汉很久，才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准备做点小本生意，因为不懂生意经，又改变方针，买了两套做粉笔的模型做粉笔卖。在抵制仇货运动中，各学校都联合不用日本货，中国商人很少做这种经营，即令有做出来的，也像石头一样硬，写不出字来。他们利用在学校里的一点化学知识与做手工的经验，来搞这种行业，做出成品不比日本货差，比中国商人做的好，更以抵制仇货，提倡国货，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之下，以学生的身份，亲自拿着粉笔到各学校商店推销，几乎把武汉各公立学校半年用的粉笔都包下来了，竟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两三个月之间，除了吃喝成本，还净赚了二百多块钱。因此信心十足，满想大干一场。正好找着这个破庙，挂出那样一个招牌，还准备招股，扩大经营呢！“我们已经开始制造油墨和浆糊了。”閤八士有些兴奋又有些难为情地说。“当初我们不过是谋个饭碗罢了，想不到学政法的倒办起实业来了！”我也苦笑了一下。心想这也是这个社会的古怪现象，一个人要存在下去，不得不在夹缝中去讨生活。接着，他俩又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从买原料，制成成品，向各学校商店推销，都是他俩自己动手，照说成本低，应该利润大；但是由于在市场上没有信誉，各学校一贯都是用日本货，日本货一般地说比中国货好，所以制成的东西推销比较难，几乎赔了钱。五四运动以后，展开了抵制仇货运动，在学生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的支持之下，国货抬了头，他们半年多的积货在一个月当中便销售一空，还有很多学校、商店继续来定货。閤说：“我们想从这一方面或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你能够加入我们的活动吗？能出钱也好，能出力也好，就是不出钱不出力，能够出一个名作为启明化学工业社的发起人，在精神上支持我们也好！”我说：“我也是一个迷途的羔羊，想奔赴光明，但不知哪里有光明，我当新闻记者也是为了生活，同你们做笔卖是一样的，就我所知道的，时中书局是失业的学生办的，利群书社也是失业的或者将要失业的学生办的，这都是不安于现状又找不着出路的一群，国家不管我们，社会不管我们，我们为了要活下去只好自己干起来，你们干吧！我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我给你们当股东没有钱，当学徒吗？那是八十岁学吹鼓手，一世无成。我对于这个世界气闷极了，我真想找一个终南捷径，来一个一拳打碎黃鹤楼，两足踢翻鸚鹉洲，象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来把这个世界改变一下，越快越好，我没有像你们那样的耐心，象苦行僧似的，搞这样的行业。人生几何？到甚么时候才能看到一个清平世界啊！”閤问道：“你的终南捷径是甚么呢？”我说：“揭发社会的黑暗！”閤问：“你的武器呢？”我说：“一枝铁笔！”閤问：“一个人一支笔能够起多大用呢？”我说：“这就看事在人为了。总之，这个社会不改变是不行的。”閤说：“你的看法太不现实，不过同利群书社那些朋友有些相同。”我问：“他们如何做法呢？”閤说：“那说起来话长，你最好是去访问一下，也是一个新闻材料。”我说：“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我也知道几个，我以为他们同你们和时中书局是一样的，他们真有与你们不同之处吗？我真要去访问他们一下。”閤说：“你要我们介绍吗？”我说：“我是新闻记者，用不着要人介绍。”閤说：“他们对你不会说实话的。”我说：“等到需要你们介绍时我再来找你们。”谈到这里我就准备要走，他们拿出一份启明化学工业社的组织大纲及招股章程给我，要我替他们作义务宣传，并要我同他们常来往。我接受了他们的委托之后，又对这个破庙里的四方八面端详了一番，倒也清洁宁静，比我住的那个小旅馆好得多，我马上灵机一动，问道：“你们这里很宽敞，欢迎我住在你们这里吗？”他俩同声说：“只要你不嫌这里破烂，我们很欢迎你来！不过我们的伙食吃得比较苦一点，一天吃两顿，每顿一菜一汤，差不多都是素食，我们是自已做饭，胃口倒也不错。”我说：“我不会做饭，我也没有时间搞这些。”閤说：“那没有问题，横竖我们是要吃饭的，用不着你动手。”我当时笑说：今天可算不虚此行了！找着了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又发现了一个利群书社的线索，今天就先搬家，再去访利群书社。分手之后，我就径直回到旅馆，同老板算了账，把一卷行李一个网篮搬到龙王庙，利用正殿上倒下来的一扇破门做铺板，虽然窄一点，长一点，不大好看，但是这里巷蝇不多，蚊子很少，没有一个臭虫，摊开了行李，很甜蜜地睡了三个钟点，赶去了长时间没有睡好的疲劳。吃了午饭，就辞别了两位朋友，去访问利群书社。利群书社是开设在武昌橫街头的一个丁字路口上，门前和其他的商店一样，只是比其他商店简单朴素一点，店堂的正中间有一张象餐桌的长方形的台子，上面堆满了上海北京各处新出版的杂志报章，台上置一个一尺见方的白底黑字的牌子，正面写着“阅览台”，反面写着几行简单的阅览规则，无论何人都可以在那里阅览，不取阅览费。柜台里面安置两个又高又大的书架，书架上，疏疏落落地摆了一些书籍，也没有人守柜台，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买书卖书的交易却很少，挤了一大堆人，也看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顾客。我在那里徘徊了半个钟点，找不着一个问话的人，一会儿书社的后室有两个不象工人打扮的青年，抬着一筐垃圾走了出来，我想这总是他们的伙计吧！我就拦着他俩问：“谁是你们的管事的呀？”他们答应说：“我们没有经常管事的人，只有轮流值班的，现在就是我们值班，你要买书报吗？”我说：“我是新闻记者，我想采访贵书社的情况，替你们作一些宣传报道。”他们笑说：“我们是甚么也没有，只有几个人，这个铺面是租的，贩卖的书报是卖了再给钱，我们是中华大学的走读生，借利群书社作一个宿舍，并可以得到阅览书报的方便，就是如此而已，我们没有可以值得宣传报道的东西，辜负了你的好意。”说到这里，不等我再问便嘻嘻哈哈地走了。我碰了个钉子，心想这里门坎真紧，可是也更引起了我对他们的好奇心，接着我就去访问了好几个与利群书社有关系的人：陈学渭、罗四维、林育南等，他们都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实话，仅仅说这是一个工读互助的团体。当时一些局外人也多以为他们不过是读书不成，生活不了，一个穷苦失业失学的一群青年的组织。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利群书社，是共存社的事业机构，共存社的发起人是恽代英。到这时我才算找到一些脉络。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后，就在该校任中学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富于想象力的人。他不满意他的家庭，不满意他的学校，更不满意那种社会和国家。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学问方面就有相当的造诣，颇有文名，他常在《东方杂志》和《大中华》杂志上写方章。他更善于词令，在教课和任何集会上，讲话很有热力，能吸引听众，所以在中华大学各部有相当威信。他因为不满意现状，想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创造一种接近现实的新的人生，他有四大戒律：不吃洒，不抽烟，不穿绸缎，不做官。有四大愿望：改造自己，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有四大工作步骤：个人自修，朋友互助，由乡村教育发展新村运动，由文化运动来发动改革政治运动。后来以这种思想为中心，成立共存社。共存社的纲领，差不多是由他的四大戒律、四大愿望、四大工作步骤演绎出来的，利群书社就是共存社最初的一个事业机构，后来恽代英在黃陂、黃冈办过乡村教育；在重庆、泸州办过师范教育。他在四川任教时，不仅把共存社的社员带去当教员，并且把共存社的社员带去当学生，萧楚女、林育南等都是共存社的主要成员。到一九二二年春，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吸收林育南为武汉学生代表，共存社才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它的主要成员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加入共产党后，共存社即宣告解散，这是后话。在当时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一共也不过十几个至二十几个人，除萧楚女外，都是中华大学附中、一中、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差不多都是布衣布裳布鞋布袜，象一群清教徒似的，对人都是冷冰冰地叫人不可向迩。我想这也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不会成甚么大事，也没有兴趣去随随他们，仍然过着白日到处采访，夜晚埋头写稿的生活。当时，武汉的报馆、通讯社很多，他们除有自已的记者外，也约请一些不拿薪水只拿稿费的特约记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两家报馆发给了我特约记者证，有了这两个证件，我就可以横冲直撞了。我采访新闻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各界联合会，是属于抵制仇货运动的报道；一个是湖北教育界，是揭发各学校的黑幕如贪污腐化那一类的报道；一个是通过鄂西的几个省议员对鄂西军政府（是蔡济民、唐克明、柏文蔚等反对北洋政府的武装组织）的一些报道。这在当时都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可以刺伤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政府及军阀和学阀，因此采访的新闻很有市场。有一天，我到省议会秘书长蔡养朴那里去采访新闻，因为他教过我几何代数，我们算是师生关系，虽然他不大喜欢我，可是他有责任接见新闻记者，发布应该发布的新闻，所以我常到他那里走动。那一天他把省议会无关重要的两个议案交给我作为新闻发布，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是我的学生，我不能不对你说直话，一个读书人去当新闻记者就是未路，这种行业不仅辛苦，而且危险，一句话或是一件事到了你们的口头笔下，都变成了嬉笑怒骂，总要刺激一些人，甚至骂得不成话，那谁还敢同你说实话呢，又有谁敢同你做朋友呢？截至现在就有不少的人怕你，把你的名字同‘报痞子’联在一起，我听着很为你难过，我劝你不要搞这一套，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他说完之后，只顾抽他的水烟袋，不再看我。我受了这顿没头没脑的教训，颇不甘心，就说：“自从毕业以后，我钻了不少的冷窟窿，坐了不少的冷板凳，谁也不理我，低首下心地去找了校长好几次，他给我在附小半个书记（支书记的半薪每月十余元）兼四点钟的课，虽然生活很苦，地位很低，我还是忍气吞声干了一个学期。八十串钱一年的乡村小学教员我也干了五十天，结果我同当地的豪绅及流氓地痞对骂了一阵，他们兴师动众要同我打架打官司，我被迫离开那个学校，逃到武昌来找学校的老师，谁也不支持我，接着又害了一场大病，逼得我好几次想跳江，真感到天地之大，无我立足之地，想下乡种田，无田可种，想披发入山，无山可入。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关头，在旅馆遇着一个新闻记者，他吹他当记者的一套混世法宝，启发了我，我才开始在各报投搞，经过了半月投搞的信用，才得到那两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这样才解决我的暂时生活问题。这一年多来，辛勤的采访，努力的写作，不造遥言，不说谎话，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至于刺激人不刺激人，骂人或不骂人的问题，我就没有去考虑。您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不过，天地间的事，正当不正当是人为的，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所谓正当的职业，那个职业就变成了作恶的工具，新闻记者在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是不值一个大钱的，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新闻记者倒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社会的尊重。我倒不一定要干这种行业，因为要活下去，恐怕只有这种行业好干，因为这是凭自己的劳动来换生活，既不求人，又心安理得。”我说到这里，他脸上作出极不愉快的表情，把他手上拿的水烟袋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不声不响地跑进内室去了。这是撵我出门的表示，我也只好站了起来，不辞而去。此后，我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星期光景，有两个警察到龙王庙来调查我的情况并检查了我的网篮行李，那两个同学害怕了，要我搬家，报馆里同我比较接近的一个编辑告诉我说：湖北省警察厅通函各报取缔“雷”“鸣”记者的稿件，他劝我暂停写稿，或是把笔名改一下，看看风色。我想这是一个无抵抗的办法，我既没有做贼，又没有造反，为甚么要那样怕人呢？这是那些老家伙放的火，他们排斥异已，才搞出这个鬼把戏。可是我不写稿不能生活，写了人家不用也是枉然，为了不使报馆为难，只得又换了两个笔名。龙王庙的老板既然不敢留我，只好又搬到大关帝庙十二号去。转眼到了冬天，抵制仇货运动已经到了尾声，可报道的消息极少，湖北教育黑幕的报道，不知政府与报馆之间是一种甚么默契，一概不采用，鄂西军政府的活动在冬防期间报馆也差不多不要。这样，稿件用得少，收入也相当减少，差不多不能维持生活了。武汉的天气，到了严冬，雨雪连绵，天寒地冻，那个破旅馆是纸糊的房子，到处是洞，寒风刺骨，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那时陈潭秋在武高毕业以后，也闲在这里。我们朝夕相处，唯以聊天消磨时光。闲得无聊，他也帮我采访、写稿。夜晚冷得难当的时候，就用报馆赠送的报纸作燃料来取暧。到了旧历年关，旅馆的客人都回家过年去了，陈潭秋约我一路回家过年，我本不想回家，但是在旅馆里也住不下去，各报馆一律放假五天，我只好同他在旧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回到故乡。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讨债的人川流不息。母亲看见游子远归，倒是欢天喜地，父亲却是气忿不平。他把一家穷困的责任都推在我同哥哥的头上，说我们兄弟不成才，带累父母弟妹受苦，每天要咒骂几顿。精神上的痛苦与在武汉的情况并没有两样。读着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冰霜刀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春去难寻觅，……”之句，真同感到流出泪来！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杀出重围，冲破罗网，找到一个自由天地，光明世界！回目录下一篇
向无政府主义者进一言（葛兰西，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一1920）》）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向无政府主义者进一言葛兰西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是很容易动肝火的，因为他们都妄自尊大，总是确信自己是已被揭示的革命真理的保护人。自从社会党在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下掌握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并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向工农群众进行传播以来，这已经是一种“荒谬的”自信了。到现在为止的一段时期以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除了自鸣得意地重复“我们经常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一贯正确的!”这种说法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做，他们从不费心去面对下列问题：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并没有追随我们呢？为什么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经常追随社会党和与之有关的工会呢？（为什么意大利无产阶级经常让自己受社会党及与之有关的工会的“欺骗”呢？）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只有在作出大量自渐形秽和翻然悔悟的姿态之后——只有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绝对真理的观点，并认识到当……他们是对的时候，他们却是错误的之后，他们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最终的回答。只有认识到，绝对真理不足以吸引群众去参加行动，不足以向群众灌输革命精神，而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特殊的“真理”——认识到为了人类的历史，唯一的“真理”是体现在行动中的那种真理，而那种真理已成为人民心目中热情的动力并且从群众自身来说已经转化成意义深刻的行动和真正掌握了的东西。只有在做到这一切之后，他们才能作出最后的回答。社会党始终是意大利劳动人民的政党，它的错误和缺点也即是意大利劳动人民自身的错误和缺点。但事物并非是静止不动的：意大利的生活水平已经改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已经提高，社会党有了更显著的政治地位并且试图创造出自己特有的学说。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却始终停步不前。他们认为自己一直是正确的而且现在仍然是正确的，这种信念使他们处于被催眠的状态。社会党已经和无产阶级一起有了变化：它之所以有了变化，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有了变化。党的这种转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深刻真理，现在它已经把这种真理当成自己的了；党的这种转变还显示了党的“自由意志论”的特点，这一点是不应该被聪明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忽视的，而且它还应该给他们以精神食粮。经过思考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很好地得出结论，即被理解为无产阶级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自由，从未体现在自由意志论的团体内，却经常体现在社会党这一边。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属于工人阶级和只属于工人阶级的观念——这里就有着无政府主义者永远“胜利”的理由，有着他们永远“正确”的理由。无政府主义是任何被压迫阶级都能产生的基本的破坏性的观念；这是每一个统治阶级所传播的意识。由于所有的阶级压迫都体现在一个国家内，无政府主义便成了一种破坏性观念，它把被压迫阶级所有的苦难都归咎于国家。每一个阶级在变成统治阶级以后，都以实现自己自由来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并把一个最适合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体系强加于社会以前，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它仍然继续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它的国家的法律并不是约束它的法律——这是它自己制订的法律，因此资产阶级可以说它生活在无法无天、自由自在的环境之中。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将再次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那时它将又一次地意识到国家的存在，意识到与它的愿望不相干并同它的利益和习惯、同它的自由相敌对的法律的存在。它将意识到国家是强制的同义语；因为工人的国家将剥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自由。工人的国家将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保障，这种生产方式发展下去，将要摧毁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所有痕迹和它们再度出现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观念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正如同属于工人阶级的观念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一样。每一个特定的阶级都有它自己的，而不是另一个阶级的，特殊的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每一个被压迫阶级的“边际”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则是现代工人阶级而且只是这个阶级所独有的特殊的观念。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脱离现代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无产阶级是它的结果）的关系制订出来的，那么这些理论就会变成一种神秘密码。无产阶级并不因为国家是国家而去敌视它，正如同资产阶级过去不因为国家是国家而敌视它一样。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和贵族政权是敌对的；但是它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自由民主是赞成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对掌握在资本家和银行家手中的政权是敌对的；但是它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和掌握在工人和农民手中的政权。无产阶级拥护工人国家，把它当成阶级斗争的一个阶段——最终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终于占了上风。但是阶级将继续存在，如同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社会和对一切有阶级划分的社会都适合的形式——国家将继续存在一样。但是这一次国家将掌握在工人和农民手中，他们将利用它来获得自己发展的自由，并且把资产阶级完全从历史上排除出去。他们将要巩固那些将防止阶级压迫重新出现的物质条件。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这场论战争端是否有可能获得解决呢？这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是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是由知识分子，由职业空想家组成的情况下，那是没有希望得到任何解决的。对知识分子来说，无政府主义是一尊偶像：这是他们现在和将来的特殊行动的存在理由。因此，在无政府主义鼓动家的眼里，工人国家将仍然是一个“国家”，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一种强制因素，正如同它对资产阶级是一种强制因素一样。但是，对于自由意志论的工人们来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武器。他们的革命精神超越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进行战斗所反对的国家，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即国家的观念。他们所要摧毁的财产关系并不是一般的“财产关系”，而是财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形式。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来说，工人国家的到来将是他们的阶级的自由的到来，因而也是他们自身的个人自由的到来；它将在实践中为实现无产阶级理想的每一种试验和每一种尝试开辟道路。创造这场革命的工作将吸引他们并把他们改造成为忠诚的、守纪律的战士的先锋队。在无产阶级进行创造工作的积极行动中，工人与工人之间将不再存在分歧。共产主义社会不能靠命令，靠通过法律和政令建立起来：它是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活动中自然地产生的，工人阶级在工农业生产中获得了主动的自由，并被推动沿着新的路线，按照新的秩序去重新组织生产。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工人将赞赏集中的政权的存在，这个政权将作为他们新得到的自由的永久保证而起作用，并使他们无需随时中断自己的活动而去捍卫革命。他们将因此而赞赏一个由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伟大的党的存在：一个有高度组织和纪律的党，它能激励革命的创造力，它能提供一个献身精神的范例，并通过这个范例，吸引它后面的广大的工人群众，领导他们去更快地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给他们造成的那种蒙羞受辱和疲惫衰竭的状况。……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是容易动肝火的，因为他们妄自尊大。当受到无产阶级的批判的时候，他们就容易火冒三丈。他们喜欢受到奉承，喜欢别人用恭维的语言说他们是革命主义的战士而且在理论上是绝对有条理的。我们相信，意大利的革命需要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合作——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在具体的无产阶级问题的基础上的坦率而真诚的合作。但是，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也必须使他们传统的策略准则经受一次彻底的审查，如同社会党已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必须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来证实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政府主义者需要在理智上变得稍微开明一点——人们会认为，这对那些声称要求自由而且除了自由以外别无他求的人来说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一1920）》英文版第1卷第185一189页（李吟波译）
执政党和执政阶级（葛兰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执政党和执政阶级葛兰西本文是由两篇短文《执政党》和《执政阶级》合成的。原先这两篇短文登在《新秩序》同一栏内，内容有紧密的联系。社会党是执政的党，是应当执掌政权的党。社会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即代表由工厂工人组成的、没有财产、永远不会成为私有者的阶级的利益。社会党正是把自己的现实活动建筑在这些利益之上，建筑在没有财产和确信永远不会成为私有者的人的利益之上。劳动者阶级不仅由产业工人构成：所有劳动者迟早会变成无产者，变成为没有财产和确信永远不会获得财产的阶级。因此，社会党面向全体劳动者阶级，面向职工、贫苦农民、小私有者，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证明所有劳动者，不管他们从事何种劳动——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将落到工人阶级的地步，而似乎每个人都能成为私有者的一切民主幻想都是天真的幻想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自由党是工业家的党，是主张自由经济竞争的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党，是资本家阶级的执政党；它试图利用竞争，把整个有组织的社会劳动工业化，试图把整个私有者阶级变为自己的经济雇主的典型——资本家一工业家。共产党是无产者的党，是主张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党。它是典型的无产阶级社会的党，是工人阶级政府的党。它试图通过协调和规划生产活动的国民经济中央委员会把曾经被资本家所工业化的全部工作实行社会化，并把还没有被资本主义所工业化的其余一切劳动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它试图使全体社会成员成为无产者，不过是新型的无产者：解放了的和获得新生的无产者，不掌握私有财产、但是管理社会财富并享受他们因自己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而理应得到的欢乐和福利的无产者。这个历史地位使社会民主党承担着一定的职责。既然它主要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产业工人阶级，那么它是执政的党。私有制使无产阶级面临着灭亡的成胁，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威胁。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经济竞争起先导致生产过剩，然后导致国家垄断的建立，导致帝国主义，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残酷冲突，导致财富的大量消灭，导致物价上涨，导致失业，导致因饥寒而死亡。没有财产的阶级，永远不可能成为私有者的人始终迫切地关心实行社会化，建立共产主义。但是，在其他的劳动者居民阶层中可能产生和发展新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实行工业化的那些生产形式中，私人所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可能开始发展起来并具有惊人的规模。在资产阶级国家被摧毁、金融资本所利用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以后，手工业者为了垄断全部劳动和全部生产为自己谋利，可能试图利用社会主义政府来发展自己的企业，使用雇佣劳动，成为工业家。假如无产阶级政府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就可能起来暴动，宣布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等等，并造成政治基础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府的反对党。小私有者（或者来自大地产、粗放经营体制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的贫苦农民），利用战时的食品供应条件还在延续这一情况，将一公斤土豆卖得比一个汽车轮胎还贵，一个面包比一立方米砖垛还贵，还可能要求在交换过程中将他的非机械化的、从而经济价值较小的劳动十倍于工人的价值较高的劳动。假如无产阶级政府不允许农民在剥削工人方面取代资本家，那么农民就会起来基动，就会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中间找到一批人，来组织旨在反对工人的农民政党。在所有这些生产领域里，即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可能丧失政治权利，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未能为不是私有者并且绝对相信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私有者的无产者创造劳动条件的领域里，可能甚至在革命后出现反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这些力量试图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社会党既然代表受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死亡威胁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那么它就会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组织革命民族政府的委任状。但是只有当社会党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消除一切诸如此类的困难，能够把一切社会成员变为新型社会所特有的新型的人——解放了的、获得新生的和摆脱了雇佣劳动奴役的无产者，能够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即各民族的统一的国际，没有国家的社会时，它才能成为执政的党。假如社会党能给革命提出具体的目标，假如它宣布无产阶级革命就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使人民群众为之激动并陷入绝望的现时生活中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它就能成为革命政府的政党。这样的革命是目前社会党的最高纲领，但是它本来应当是最低纲领，而最高纲领应指出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工作争取消灭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对抗和冲突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使切身利益在于建立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作好达到自己历史目标的准备，那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在自己身上培养象目前资产阶级那样的心理；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剥削的艺术，而是管理的艺术，即把无产阶级国家的这样或那样的创举，这样或那样的大规模行动进行到胜利结束的艺术。然而，即使无产阶级愿意，它也不能在自己身上培养剥削者的心理。无产者不可能成为私有者，假如它去破坏工厂和机器，成为一堆破铜烂铁的所有者，那么它过不了几天就会死亡。正是由于工业生产的高度技术条件，它不可能成为私有者和剥削者，无产者负有历史使命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去解放所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社会党将在实际上成为革命政府的党，如果无产阶级确信，只有通过革命途径执掌政权的阶级政府才能解决它的直接的迫切任务。工人阶级懂得，只有从事生产，它才能统治社会，才能把社会引向共产主义。因此，从事生产和扩大生产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基本的和经常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包含以下内容：如何争取使工人阶级能够维持生产并能够扩大生产，如何争取使工人们不为每日的面包而发愁，以便使他们体力上健壮，文化上得到发展，能以全副革命热情献身于工业劳动，献身于生产，探索和采用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链条中的牢固环节的新的劳动方法，新的生产方法。工人阶级面临的直接任务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保证劳动者的粮食，建立这样的政治制度，使食品的分配不是自流，不是按私人所有者的愿望，而是根据劳动者的需要和生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将日益具有具体的历史意义，将愈来愈成为丝毫没有雅各宾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的原则，同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公式毫无亲缘关系的原则。无产阶级的原则公开承认维护受资产阶级国家带来的腐败和破坏所威胁的人类社会的业已成熟的和有机的必要性。必须生产物质财富，而要生产物质财富，工人阶级必须在体力上和智力上能够胜任英勇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必须使现有的粮食资源首先用来维持工人阶级，维持生产者阶级，以实现这样的政权，即能够强迫采取这样的措施，能够保证工人阶级有这样的生活条件，有这样的物质水平，使它能够进行工作，扩大物质财富的生产。如果现有的粮食平均每人每日只能消费200克，那政府就必须保证工人每天有300克粮食，而让不工作的居民每天只有100克以至更少的粮食，甚至根本不给他们提供任何粮食。这祥的政府只能是工人的政府，只能是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政府。如果工人阶级根本不能行使工人国家的执行权力，那么工人政府也就不可能实现。工人本身必须注意工人国家法律的实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才不致面临落入冒险家和政客们之手的危险，才不致面临混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危险。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学会从事公共事业，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必须取得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心理，通过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在群众大会上，在代表大会上，在各种讨论会上，通过相互教育的方式来取得。工厂委员会就是试图在工人国家中进行自治的意大利工人阶级这一历史经验的最初形式。第二步，即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将是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将请意大利所有工厂的代表来参加。代表大会将由专门选举出来的代表而不是工会官员所代表的全体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将提出并力图解决意大利无产阶级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阶级的内部问题，如无产阶级统一、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加入第三国际、通过第三国际的某些提纲（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工会等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一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对工业实行工人监督、8小时工作日、泰罗制、劳动纪律等问题。现在同志们就应当在按企业召开的大会上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全体工人群众都应关心这些讨论，都应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用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工厂召开的所有大会上，必须将有关这些问题的详尽的和有根据的建议进行讨论并提付表决，而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应当分析在工厂大会上展开的讨论情况，协调全体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工作，即探索真理和把决议具体化。这样，都灵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就会真正成为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整个意大利汇聚起来的工人们就会得到光辉的证据，证明工厂委员会为了把工人阶级引向解放、引向胜利能够作出什么样的事情来。都灵的工人们将比现在更明显地在发挥革命热情、在自我教育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取胜和巩固的条件方面作出榜样。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127一133页（田松译）
国际和国际主义（[波]艾萨克·多伊彻，1964年10月22日在伦敦大学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伊彻国际和国际主义[波]艾萨克·多伊彻（1964年10月22日在伦敦大学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张苹摘译今天，我想谈谈三个国际所起的作用，以及曾经鼓舞它们的基本思想——国际主义思想。因此，我讲话的题目是国际的成败和国际主义的生命力。我想着重谈一个关键的问题：贯穿于现代整个工人运动史中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相互作用和冲突。第一国际是由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发起，在伦敦成立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英法工人之间建立某种合作和团结一致的关系，反对从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输入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也要防备国际资本破坏罢工的行动。确立了有组织的国际工人运动传统的国际工人协会，就这么平凡地诞生了。国际的起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是出自工团主义的考虑。但是，1864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那次会议中有个占据中心地位的人物，是他的天才给整个事业留下他的印记。他把会议提高到一个大大超出原来设想的高度。那就是卡尔·马克思。他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开幕词和这一新组织的章程。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协会的建立原来是想要宣布国际主义思想，主张工人应有国际团结。但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当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就是为了要表示西方的工人阶级对波兰反沙皇俄国的武装起义的声援。这里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激起第一国际的热情的问题，竟是一个民族问题。在这新的国际组织诞生的时刻，我们就碰上了工人运动中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影响的问题。第一国际实际上不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初次尝试。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收尾的。几十年来，一些从事宣传的工人阶级社团和组织，就试图相互建立某种国际联系。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多成果。1848年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有15年处于停滞，处于失败之后通常出现的那种情绪消沉低落的状态。但是，国际主义的思想，已经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了根。欧洲革命失败之后，西欧的资本主义经过了一段发展特别迅速的时期。1863年，即第一国际成立的前一年，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说：“我们的全部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人们一读到他的这篇演说，就会想起那些话可能出自1962、1963年间一位保守党或工党右翼政客之口：“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的繁荣幸福！我们的福利国家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一切有关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是多么不合时宜!”如此等等。这就是1860年时遍及西欧的情绪，那时，工人运动还没有从1848一1849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但是，到1864年，英国、法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在较小程度上，都突然感到了新的动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朋友的通信中，我们能感受到这种新的情绪的反响。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信件中的评论和想法来判断国际成立时的形势，那么得到的结论是：一些流亡在伦敦的大陆人士，跟大陆的一些工人团体的代表保持着联系。建立国际是他们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桩有趣的事件，但并不是那么能够引起轰动的事件。马克思是带有一定的保留参加这个运动的；他不愿跟当时在伦敦活动的某些小宗派和煽动家团体牵扯在一起。恩格斯于1851年写下的一段话，经过了十多年之后依然是适用的：“难道象我们这种逃避官职象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1]马克思当时宁愿集中力量写他的《资本论》，他正确地认为那是桩重要得多的事情。但是，1864年9月，有一批法国工人来到伦敦，跟他们的英国同志商讨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阵线。他们的毅力和决心使马克思深受感动，他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从思想方面给运动以有力的推动。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比其他参加者的国际主义要深刻得多。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人的实际经历，这使他们感到需要通过超越国界的相互合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工资和工作条件。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国际主义。但是，欧洲政治思想史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提供了另一个源泉。这个源泉不妨说是出自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和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历史上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并不排除而是事实上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冲突。据称存在于法国人个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妨说波及到了欧洲，而成了各国之间的平等和博爱。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个人之间的平等只不过是形式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平等。正如阿·法朗士谈到这种平等时说：“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不允许百万富翁罗特希尔德和巴黎流浪汉睡在塞纳河桥下。”各国之间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平等也是形式主义的。任何国家的自由贸易分子、进口商与出口商、买主和卖主，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是，在“世界的工场”和原始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在罗特希尔德之流与世界流浪汉之间，在进行贸易总是有利于强者而有损于弱者的世界上，究竟有什么真正的平等呢？尽管如此，平等和博爱的号召将动员人们去作更深的思考，并从要求形式和法律上的平等发展到要求经济和社会平等。19世纪初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号召，还使得许多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引向合乎逻辑的结论——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引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背后，经常可以发现各国商人之间竞争的现实。在无产阶级的行列里，则一直存在着为争夺就业机会的竟争。马克斯和恩格斯完全知道，竞争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只有在消灭了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也就是消灭了资本主义之后才会消失。现代工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结束工人的竟争意识，控制使他们易于沦为资本主义剥削牺牲品的个人主义。工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向工人灌输有利于整个阶级的团结意识。这就是工会的起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号召不只是要消除工人们在一国之内的有害竞争，还要消除国际范围内的这种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主义首先是工人自我毁灭的竞争意识，国际主义则是工人超越国界的团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主义是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发展而来的，它克服了世界主义的限制，并终于否定了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我说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植根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以确凿无疑的热情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摧毁了各个分离的经济单位的地区的、封建的或民族国家的界限。资本主义在扩大资产阶级视野的同时，也扩大了无产阶级的视野。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行将进一步大大超越国界，走到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所能走到的地方，创造出一种国际经济，一个按国际范围来规划并合理安排自己的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社会。马克思所宣布的，实际是民族国家的终结。他并没有认为这种终结就是他所处的世纪的政治现实，但是他目光远大，看到了一个新的国际社会正在出现，这个新社会自然会要打破国家所设的种种障碍和国界。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开幕词中宣布这一国际社会即将来临，可是第一国际的召开就是为了要对波兰人争取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斗争表示声援。国际一方面宣称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又要求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和获得独立。能够解释这一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情况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那一代的社会主义者都确信，社会主义的国际共同体如果不按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各国人民的自由意愿来建立，那是建立不起来的。只有能够自由建立自己的国家的人们，才能自由地而不是被迫地放弃自己的民族国家。半个多世纪之后，列宁把这种态度比之于妇女的离婚权。他说，任何妇女都必须享有与其丈夫离婚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说必须使所有妇女相信，她们都应该同她们的丈夫离婚。列宁说，同样也不该劝导每个民族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得承认每个民族都享有建国的权利。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为促进社会主义国际共同体的到来而努力，可是，我们也应该支援任何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是，颂扬民族国家，致力于让它永存，那就简直是反动的了。马克思看到了新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怎样开始为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社会组织创造物质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只有到了今天，在经过了120多年之后，我们的政治家们才终于懂得了“各民族的互相依赖”的道理，试图按他们自己笨拙的方式来建立他们如此大肆宣扬的“欧洲共同市场”。尽管他们作出了努力，这一共同市场还是不能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流沙上扎下根来。资本主义国际扩张的动力依然存在，这种动力蜕化成了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通往第一国际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或平行的潮流是显而易见的：工人的国际团结的实际需要；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思想，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导向国际经济、国际分工……以及社会主义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这就是第一国际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内涵，以及它的理论背景。按通常所说的“实际政治”的观点来看，国际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它因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沦而分裂，它并没有象巴黎警察署所指责的那样促成和组织了巴黎公社，相反，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了国际的最终解体。按我们的着法，按当时人们的看法，国际是一种非常小的运动；它甚至未掌握当时一些小党派已掌握了的简陋的宣传手段。尽管如此，它首次宣布了以后行将变成为一项富有生命力的原则的东西，即国际主义的原则。国际在年青时死去，可它留下了至今仍在世界工人阶级耳畔回响的强有力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留下的遗训锻造了世界左派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国际所宣布的这一原则，比国际本身要伟大得多，有力得多，而这就是它取得的唯一的实际成就。第一国际解散之后的20年中，工人运动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里逐渐取得进展。当时并没有什么国际组织。建立第二国际的倡议，是1889年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的神话里，恩格斯充当了那个组织的发起人。可是，当我们看到恩格斯同劳拉和保尔·拉法格的私人通信时，就会发现恩格斯对在巴黎有些狂热地准备着的这一社会主义进程的前景并不十分热情。他在召开代表大会不到三个星期之前写给劳拉的一封信里，顺便提到了“你们的这次代表大会”，他反对显然在酝酿着的“秘密召开组织会议”的任何计划。他说，德国人无疑“愿意自始至终都召开公开会议——除非有某些方面的人渴望以某种形式恢复国际，对于这件事，德国人将全力反对而且应该反对”。恩格斯接着说，“他们没有力量搞国际组织，在目前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3]尽管如此，国际仍然发展壮大。在从188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国际是个宏大的组织，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大。列宁在1919年评论说，如果说第一国际代表了社会主义向深度发展的时期，那么第二国际就促成了社会主义向广度扩展。_第二国际表面上仿佛是第一国际的继承者，宣传同样的革命思想和同样的革命纲领；就这一点来说，两个国际都是深深扎根在1848年的传统之中的。第二国际运用了关于无产阶级团结的所有口号，唱了赞美工人的兄弟情谊的所有颂歌，代表各国工人发言。但是，这终归只不过是遮掩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一层薄薄油彩而已。1914年大战一爆发，国际就崩溃了。正象罗莎·卢森堡指出的那样，所有参加国际的正式政党，除了俄国和波兰的党以外，都变成了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党了。第二国际虽然还苟延残喘，但已只剩下坏死的骨架了。摧毁第二国际的，除了民族主义的爆发之外；还有一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这个因素。第二国际成立四年之后，恩格斯提醒拉法格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4]在第二国际崩溃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义党似乎想使无产阶级的解放成为“只是德国人的事业”。民族主义在第二国际内得势并非偶然；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假繁荣和先进国家工人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议会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平协商，使工人运动越来越紧密地同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就象今天把工人运动束缚在我们那所谓的福利国家上一样。但是，大战的突然爆发使这一工人运动受到严峻的考验，并因而失败了。列宁怎么也不相信，有着强大的群众力量与“完美的”组织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竟会完全背叛他们的国际主义，站出来保卫德意志帝国，劝导他们的无产者去进行一场反对俄国的圣战。列宁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他失望到有一段时间想脱离政治移居美国，象1848年之后有些失败了的革命者移居欧洲之外一样。但在列宁身上，这种失望情绪决不会存在多久。他拿起笔来进行战斗，揭露德国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怯儒，无情地斥责叛徒考茨基。大战爆发后的几个月里，列宁已在考虑要建立一个新国际。老国际已经不光彩地死去。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篡改者们已经不可救药。他们已把整个组织拖进了民族爱国狂热的泥潭。摆在面前唯一的建设性任务就是聚集力量来建立第三国际。但是，在战争当中，社会党人却决心要全力保卫他们各自的祖国，只有在1915年9月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在老的国际外面才有人小心翼翼地重申了交战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1917年大风暴过后，就不存在什么国际了，而国际主义还是存在的。这一次从欧洲的另一端，从落后的俄国，又一次传出了那有力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19年，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担负起了把欧洲的工人运动从社会爱国主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并且重新提高革命的国际主义意识的水平的任务。卢森堡反对这一事业。据她的估计，欧洲的工人运动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这种思想并从而采取行动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国际也就会处于一个党即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党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深信，再一次重申国标主义的原则，对使工人运动重新具有活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们有成立第三国际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在国际的概念中加上另一个特点，不只是把国际看成是团结各国无产者的工具，而且把它当成欧洲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政治参谋部。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只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总的斗争中即将演出的下一幕的序幕，因此需要有一个政治参谋部，来和谐地计划和指导各国革命劳动群众的整个斗争行动，协调全部口号，建立一定的国际纪律，使离心的民族利益和地域的愿望服从全局。有一段时间里，这种希望似乎是可以真正实现的。在紧接着俄国革命而来的那个阶段里，国际主义意识蓬勃高涨，甚至象欧内斯特·贝文那样的保守的右派，1920年竟领导英国的码头工人罢工，反对运送军火去打布尔什维克。由此可以看到，第一个工人国家在西方劳动者中有多大的影响了。第三国际也许有助于团结各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但它并没有取得更多成就便消失了。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卢森堡所预见到并且担心过的事：一个党的至高无上。胜利了的苏共开始控制整个国际，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扼杀了苏联国外乃至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发展。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后资本主义和后革命的民族主义，从那种强调俄国革命自给自足的思想意识里表现出来。第一个工人国家为“防疫线”所包围，受到世界所有反革命势力的孤立，不得不采取自给自足的办法。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这种情况的最高表现。一国社会主义的许诺，还引起了民族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促使苏联把外国共产党当成跟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办外交的工具和走卒。第三国际于1943年被斯大林当成同邱吉尔和罗斯福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被解散和埋葬了。这是形势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民族主义在一个国际中越来越得逞，就势必压垮和埋葬那个国际，或者肆无忌惮地践踏它。这就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命运，这也是第三国际的命运。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托洛茨基认为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一样破产了。德国的无产者并不象共产国际的论述所希望的那样“处于伟大斗争的前夜”，已经遭受了可怕的失败。他认为，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因为老的国际已经在废墟中奄奄待毙。他宣称，1914年第二国际有意识地背叛了它的所有崇高理想，而1933年共产国际则纯粹由于愚蠢、疏忽和盲目而造成了法西斯的胜利。建立一个新国际的计划在托洛茨基的心里慢慢成熟。经过四年的宣传和基层工作之后，他才感到准备就绪，可以召开成立大会了。但是，第四国际是个死胎，这主要是由于并不存在它可以赋予生命力的国际革命运动。现在，我们得思考一下几个国际历史上一个最显著的自相矛盾之处了。俄国革命是在不存在任何国际的时刻发生的；同样，中国革命又是在不存在任何国际革命组织的时刻产生的。本世纪所经历的两次伟大社会革命，影响了8亿多人，但都发生在没有任何“参谋部”来提示、指导和调配力量的时期，都发生在一国范围之内，而在这个范围里，革命壮大并超越了民族意识的界限，再一次成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新的冲突的目标。在中国、苏联和东欧，民族主义在风起云涌地上升。但是与此同时，国际主义也在重新涌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冲突，民族利已主义和国际团结之间的不断斗争，越来越变得明显了。民族主义的浪潮，显然是斯大林主义引起的后果之一。列宁在同民族主义病症作斗争时，谴责了象杰尔席莫尔达（果戈里小说中的一个残暴警官——译者注）那样“伟大”的“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5]它充满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傲慢，凌辱弱小民族，而弱小民族则报之以强烈的民族主义。东欧所有民族受了凌辱，于是不信任俄罗斯人。不管表面上怎样表现团结，这种反应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身上一样强烈。这能解释1956年波兰哥穆尔卡的重新掌权和匈牙利内战这些事件。列宁所谴责的大俄罗斯主义在赫鲁晓夫身上也还是存在，是他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宣称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和道德的时候，第一指出了工人运动应具有怎样的气氛，第二指出了向新社会发展的最后结束。社会主义者应该是国际主义者，尽管工人阶级并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者还应该理解群众的民族主义，但是要象医生理解病人的弱点或疾病那样。当前我们看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和对由一党控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叛。一个不存在的国际的解体，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步现象，如果工人运动能相继在国际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的话。从对几个国际一个世纪的历史述评中，我们能吸取的唯一教训是：国际主义思想比几个相继成立、兴旺但随即衰落并死亡的国际要更重要、更符合需要、更富有生命力。几个国际过去了，而国际主义则依然是新世界的活生生的原则。在国际的废墟上，我依然深信国际主义的思想会象一株在废墟中生长和欣欣向荣的植物那样，将成长和壮大起来。译自艾·多伊彻：《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墨西哥时代出版社1975年西班牙文版[1]、[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0页、第37卷第232页、第39卷第87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5]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2页。
马克思主义100年（[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洲际新闻》1983年5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另一译本：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100年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美国托派刊物《洲际新闻》，1983年5月16日） 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后当今的世界上，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地位有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议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影响看来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大，过去从来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举行过这么多的圆桌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出版过这么多的书籍，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多的文章来谈论马克思。 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在世界各地有这么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么多的群众党派领导人宣称自己受马克思思想的指导。但是，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关于马克思主义“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甚至“死亡”的议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两种运动（即理论运动和实践运动）的结合体。研究这两种运动，看看当今马克思主义究竟偏重于哪一种运动，是很有必要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其严密的科学性，它尊重所有的科学规律。马克思的一生是科学家的一生，对那些以任何借口掩盖或捏造事实和调査结果的人，马克思总是嗤之以鼻（包括对那些提出“我扪决不能给战斗的工人泼冷水”的人在内）。 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 马克思一直从事科学工作，正是因为他相信，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他坚信，如果不用对现实及其发展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来不断教育工人，工人的斗争就决不会有什么成果，即决不会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一个献身解放事业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严肃和迫切。通过革命行动消灭所有的使人类遭受奴役和痛苦、变态和异化的社会环境，这是很有必要的。同样也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对全人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此目的，马克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是忠贞不渝的。 马克思主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今天，马克思义的两个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有效性和科学地预见各种事件的有效性而言，其所显示的结果完全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把1843年的世界和1983年的世界加以比较，假若我们问自己已发生的变革是否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变革，它们是否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质及其矛盾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教导我们去理解这些矛盾那样)，回答只能是肯定的，这不需要费许多事进行证明。 马克思比同时代的任何科学家和道德家都更知道技术革命巨大和猛烈的推动力，这种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固有的，产生干私有制、市场经济、竞争以及贪得无厌地从活劳动中榨取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以积累更多的资本(亦称死劳动)。 这种动力确实令人敬畏，因为它会通过自动化将劳动从所有非创造性的、令人厌倦的、使人异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这种动力也是可怕的，因为它会周期性地使生产力变为破坏力，危害人类和自然，并威胁整个地球。 解放运动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场解放运动给人以同样深刻的印象。但它也显然更是自相矛盾的。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来人的激励，那些组织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们已变得目光锐利，这使他们在解放运动中取得某些进展，从而部分地改造了世界。 以下是所取得的重要成绩：争取缩短一周劳动日的斗争已发展到要求将每周工作时间从72小时（甚至更多)减少到35小时。我们能够而且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我们也同样努力奋斗，以便同我们那些受剥削最深、压迫最重的兄弟姐妹们团结在一起。 有人也曾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这种阶级团结。这样做虽然很困难，但却不是不现实的。例如曾经掀起过与古巴革命、印度支那革命和中美洲革命相配合的运动，这就是证明。 特别是由于列宁思想的影响，有些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取得了胜利——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到南斯拉夫革命、中围革命、古巴革命以及印度支那革命。即使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存在，这些胜利不能说是永远不会丧失，但这些毕竟是今日世界的现实。我们已经能这样说，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今天的世界就会大不一样，会远比今天更残酷野蛮。 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然而，他们关于人类解放的设想并没有在世界各地全面实现。真正的工人运动分裂成两大潮流，即改良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支流逐渐从后者转向前者)，两者都遭到了惨败。 社会民主主义在通过改良来消灭资本主义方面没有取得丝毫进展。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它带来了失业和贫困)，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的饥饿以及威胁人类的核毁灭，这些就足以证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虽然斯大林官僚主义篡夺了工人阶级迄今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所带来的果实，但它最终还是完全陷入了绝境。那个从革命胜利中诞生出来的社会并没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停顿下来。另外，除了古巴外，所有的国家都由暴虐的官僚主义统治着，阻碍人们继续向社会主义迈进。这个官僚主义赤裸裸地压迫工人，在有官僚主义的各个国家内，以及在整个世界，官僚主义比资产阶级宣传更能有效地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信誉扫地。 这才是目前碟喋不休加以宣传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根源。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是官僚化的工人运动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官僚社会的危机。更严重的是，这些运动的领导者越来越公开地抛弃马克思主义，为这些危机推波助澜，这本身就证明了马克思与此亳无关系。 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 如果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标准去分析这些危机的话，就会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1.首先要指出的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这些危机的根源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在认识社会方面最伟大的贡献是，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社会民主党人奉行了投降主义，然后，又帮助了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径；接着，斯大林又犯下了罪行，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分子依次向希特勒投降。如果把这些都想象成是由于马克思著作中的不足之处所引起的，那几乎是荒诞无稽。 二十世纪的大悲剧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不是马克思造成的。这些悲剧只能解释为亿万人之间冲突的产物，是大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物质利益相互冲突的结果。在这个方面，所有的思想(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都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但很难说是主要作用。 2.另外，去寻找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最终根源，去探讨这个斯拉夫人如何偏离这些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蒙古人如何征服了俄国，或者去探讨睡在我们身边的权力熏心的暴君如何等待时机成熟而猛然醒来，这样做同样是错误的。 俄国革命成功和倒退的秘密在于对下列矛盾所作的最后分析，即世界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开始于1919年)同在俄国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的不成熟以及争取全球性革命胜利的主观条件的不成熟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这使世界革命进程出现了一些偏差，其消极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3.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最显著地表现为它能为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来龙去脉提供最为精确的分析方法。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运动中的官僚主义，对官僚独裁政权以及对官僚化的过渡性社会的批判，是最科学、最彻底、最能指出通向历史的真正解决道路的批判。 世界上所有反动力量(从克里姆林宫到华盛顿，还包括梵蒂冈和右翼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内)感到非常震惊和非常害怕的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越来越多地来自东欧国家和中国。这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重新觉醒的开端。 4.我们所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持续了30年的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旨在实践中克服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和“活的社会主义”(这同社会主义亳无共同之处)。 这就是我们称作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1980—1981年在波兰出现的革命高潮是迄今所达到的顶峰。利昂·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预见了这场革命，而且只有他们对这场革命有所准备。 这场政治运动的胜利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在经过不可避免的探索以后，这场运动会导致有计划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经济自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导致联合劳动者的统治。 至于国家问题，这场革命将会建立一个以最广泛的多元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工人自治制度，也就是工人委员会的统治。有了这个统治，国家会立即开始消亡。执政的将是工人委员会。对建立这个制度至关重要的革命政党，只是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决不取代这些委员会。 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 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也间歇地沿着通向解放的同样道路前进，而这条道路不可避免地是曲折的，这个革命在俄国是发生在1917年，在德国是1918年，匈牙利1919年，意大利1920年、西班牙1936年，后来又在意大利1948年和1969年，法国1968年5月，在葡萄牙是1974—1975年。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在不完全的工业化的影响下，在无产阶级作为他们中间一个主要阶级出现后，才逐渐地统一了方向。 这些就是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其行程虽然步履维艰，但还是走向解决人类危机的唯一正确道路——工人委员会的统治和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盟。 这就是第四国际斗争的目的所在,马克思也正是为此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只要这场历史性运动茌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取得第一个胜利，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奇谈怪论就会永远结束。 (艾华摘译黄维金校）
第四国际（[比]E·曼德尔，万明译自《托洛茨基》一书第10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第四国际[比]E·曼德尔（万明译自《托洛茨基》一书第10章）俄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欧洲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呈现出一种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特征。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中一开始就把三十年代末期总结为“反动时期”。任何人要怀疑这个判断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在那之后所立即发生的事情。然而，托洛茨基热衷于把其余生献给唯一的目标：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即建立第四国际，这明显地是与他对时代的判断相矛盾的。世界无产阶级不断失败，越来越多的成员士气衰竭，因而要完成这个计划是极端困难的，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他知道能够立即得到的成果会是有限的。他的追随者为数甚少，他们费力集合起来的组织毫无指望地缺乏物质资料，并且由于他们的根本弱点和他们在工人阶级群众中的根本孤立所造成的分裂而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他仍然顽强地从事这项工作，甚至宣称这是他一生中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使命一一这意味着比形成不断革命的理论更重要，比指导十月起义更重要，比建设红军并指挥红军在内战中获胜更重要。怎样才能解释这个迷惑了如此多的传记作者和批评者的矛盾呢？一些人轻率地谈到，这是一个怀恨在心、利己主义的老人的自我幻想，他虽然处于彻底的政治失败和无能为力的境地，仍在幻想历史将以某种方式报复他的敌人。其他的人则把托洛茨基最后致力的工作视为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清楚地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有某种错误，如果不是从开始就有，那么起码也是源于他被从党和祖国驱逐出来并且不能与他的同僚进行知识交流和提出政治批评，如果考虑到他在为第四国际战斗的过程中撰写的政治分析时，这种解释的弱点便十分明显。正是在那段时期里他分析了苏联和西班牙内战的性质，提出了对莫斯科审判的毁灭性批评，并预示了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的签订和不可避免的废除一一这些成就比得上他以前做出的任何成绩，清楚地证明他的智力和分析能力正处于顶峰时期。有一些作者接近了真理，他们试图把这一矛盾提到内在矛盾的高度——不仅仅存在于托洛茨基的思想中，而且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试图结合两种因素，这两种因素追究其逻辑结论通常是互相排斥的：宿命论和唯意志论。作为理解现实的一种方法，它倾向于宿命论。作为一种行动体系和一种革命技巧，它倾向于避开对客观现实进行费力的分析。要想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中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如果不是绝无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这些作者认为，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这种平衡在革命兴起时期得到维持，在二十年代晚期开始动摇，而在三十年代则决定性地遭到破坏。虽然托洛茨基作为客观现实的批评分析家仍然十分杰出，但作为政治家他却完全迷失了方向，成了乌托邦唯意志论的牺牲品：荒谬地希望，为他的主张鼓舞的几千人会成功地改变历史的进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缠绕在一起的有趣问题，这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又关系到整个社会科学和政治。然而要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停止做形式概念的游戏。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种行动体系，一种革命实践。但是它通过建立由对能动的历史现实（一个特定社会的运动规律，每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所做的严格科学分析中得到的有效行动的总有局限的参数，尝试着避免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潜在危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可以达到一些目的。其他的则不行一一即使有最好的政策，最高昂的战斗精神，以及个人和群众最高形式的自我牺牲。一些措施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其他的则不然，不管那些使用者的幻想如何。同样，受客观条件决定的社会矛盾的存在独立于人类愿望或决定之外，只要特定社会尚存，这些社会矛盾就不会消失，也许会导致非常不同的后果。这样结果将取决于谁起决定性的作用（哪个阶级，阶级的哪个部分，这个阶级的哪个政党，受哪种纲领的激励)，谁带头，谁蠃得争夺社会力量的战斗，等等。这种方式表明，最初出现的分割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对立（“宿命论的决定”与“主观唯意志论”)在客观理论分析和革命实践之间越来越以一种更高的结合接近起来（也可以说是结合一斗争，结合一矛盾)。如杲没有一种科学的理论，革命的实践就会陷于乌托邦式的无效率之中：因为除非透彻地了解现实，否则是不能以一种自觉的方式改变现实的。但是如果没有革命的实践，科学的理论在双重意义上变得日益无效；它倾向于被动地观察，并且由于单纯地观察，而失去真理的那种最后标准，即实践检验。科学理论和革命行动的这种“结合与矛盾”是很难达到的目标，也不是可以简单平常地实现的。这是一个倾向性的渐近结合：现实、意识和现实的自觉转变的完美结合对于人类来说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但真理却总是具体的。人们不禁要问自己：托洛茨基对于三十年代末期的历史趋势是持一种正确的看法还是不正确的看法？建立第四国际的需要是那种看法的逻辑结果吗？那是一种曾经可以并且现在仍然能够达到的可行目标吗？粗俗的嘲笑——“看看托洛茨基去世时第四国际是多么虚弱，看看甚至在创立四十年后的今天它们是多么虚弱”一一不能代替清醒的、批评的科学分析。确实，如果它变成这种分析的代替物，那么，那就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而是他所谓的持怀疑态度的批评家，他们将体现出非科学和宗教的思想，如果不是魔术思想的话（幼稚地相信，通过否认一个问题的存在可以使之消失)。因此让我们从最广泛的历史角度重新说明这个问题。如果处在无产阶级遭受到的一连串严重失败的最困难关头，人们相信这种失败是决定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退化是不可阻止的，那么降回到野蛮状态就是人类合乎逻辑的唯一命运，资本主义和古代奴隶社会一样，由于基本对抗阶级的相互瓦解将会消亡。它将不会引出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可以很容易地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在三十年代末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并非完全是荒谬的。同样也不难表明，极端的悲观主义浸透了大部分的传统左派，如果不是极左派的话。就连托洛茨基本人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至少在两个场合也不得不与之作斗争：他于1939年写的《苏联和战争》和他作于1940年5月的有力的政治宣言《第四国际紧急大会的宣言》。他以其特有的清晰和视野把历史的选择集中于一个关键性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上：无产阶级按照社会主义模式重新建设社会的能力。因而他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变成了他的最后信息。除去无产阶级之外，当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股力量有能力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的重新建设。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的社会力量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将永远不会有任何这样的证据。因此，人类的社会主义前途一一避免资本主义退化到野蛮状态的可能性——基本上依靠于无产阶级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的能力。确实，在六十年的伟大革命斗争之后一一在托洛茨基最后一次论述这个问题的三十九年之后——无产阶级尚未有说服力地证明这种能力。他们具有能力以一种英勇的、有时是明显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方式进行战斗，但还未具有能力在一个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先决条件的足够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这样，托洛茨基就把问题罝于困境。或者说，在未来的岁月中，无产阶级将证明不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世界革命的衰落将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明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在经过一些新的起伏、一些新的局部胜利和失败后，工人的力量将在世界上的关键国家被征服和得到加强，世界革命将会胜利，世界社会主义将得到建设。换句话说，一切都依照1923年至四十年代初期世界革命的失败的性质而定——这些失败是局部的还是全部的，是暂时的还是无限的。托洛茨基坚持下列观点，即这些失败是局部的和暂时的，革命会再次高涨，法西斯（和日本的)专政以及殖民帝国将不会熬过这场战争和紧接着的战后时期。尽管他错误地把斯大林主义专政列入这张名单中，他的远见证明大体上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比起悲观主义者的看法来说不知要正确多少，那些悲观主义者在1939—1940年之间一劳永逸地否定了世界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途。然而，尽管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世界革命会出现一次新的高涨一一这个信念不是建立在盲目的信心上，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矛盾的正确分析上，这些矛盾将再次把群众引到行动的道路上——他对一个自发性群众运动（更不用提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化错误领导人的愿望了)莫名其妙地盲目获得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能力不抱丝毫幻想，不管他们仍然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局部成功，托洛茨基确实低估了在社会和政治力量十分特定的战后关系中这些成功可以达到的程度——这种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重大任务绝对不会由自发的群众本身完成，更不会由摧毁和抑制这种群众自发性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机构完成。必须具有更高程度的工人阶级觉悟，集中表现在一个新型的、勇敢的和政治上敏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身上，并体现在一种新型的革命领导、新型的革命群众政党和一个革命的群众性国际身上。为了促进这样一种新型先锋队和这样一种新型领导的出现，就必须保卫斯大林主义威胁要彻底摧毁的共产主义纲领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仅仅是用书本、小册子和文章是不能保证的。这种连续性必须体现在新的一代干部和战士身上。在另一方面，苏联堕落得很深，以至苏联无产阶级不可能在苏联共产党内最终在政治上再次积极起来。（这种再生是肯定会有的，不管工人阶级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其巨大的历史性失望中恢复过来。)苏联群众把整个苏联共产党都看作是享有特权的统治官僚阶层。因而，政治革命的观点不仅仅引起托洛茨基试图解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和纲领性问题，而且也引起了在国际范围内的组织问题。如何才能保证面临另外一个敌人和其他战略任务的世界无产阶级一一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重新联合呢？如果仅仅是因为第四国际把苏联政治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那么，它从长远观点来看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便具有历史性的决定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第四国际的计划与对二十世纪历史主要趋势进行严格客观分析是紧密相关的。它合乎逻辑地出于下面的判断，即人类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危机。那种经常引用的公式之用意不仅仅是一种肯定，而且也首先是一系列的否定。我们否认不存在人类危机；否认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是次要的意外事件；否认即使人类不战胜资本主义，进步和文明也仍将继续发展。人类的危机不是这样的危机，即生产力处于这样腐败的程度，以至社会主义从客观上来讲不再是可能的，人类的危机也不是这样的危机，即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剧烈持续地衰落，工人们被同化进（堕落进）资产阶级社会的程度非常深，以至再不能被看作是革命的代理人（“革命的国民”)。同样地，人类的危机也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危机，即工人只能以一种压迫形式（被一种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联系的官僚政治？)代替另一种压迫形式。必须说明，所有这些前提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都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关键任务是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先锋队，并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领导在质量上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否则，必将出现的世界革命的下一次高潮就将不会引向世界社会主义。当托洛茨基把建立第四国际的计划紧密地与所谓的过渡纲领相结合（这份文件的标题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与为过渡要求而战的战略相结合——他最为敏感地意识到“主观因素危机”的双重方面：领导的危机和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危机。根据把两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托洛茨基只能抵制一种荒谬的看法，即一个完全为改良主义思想统治的工人阶级可以被“哄骗”来进行一场“他们实际上并未做出努力的革命”。过渡要求斗争的主要作用是使工人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必须夺取政权的结论。纲领是沟通他们目前的觉悟状况和一场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觉悟之间的一座桥梁。但是，这座桥梁只能建立在极其坚实的支柱上：工人阶级的自觉需求和最关注的事物，这些要求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持续危机，并且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些要求加以。通过群众动员及工人阶级的行动和自我组织来满足这些要求的斗争：这就进一步给桥梁坚实基础的进一步支柱。在1933—1940年时期，托洛茨基在其关于党的建设的评论中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的“人类的”“多数”或者人们愿意说“技术”方面。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先进分子不断出现并变得政治化。在爆发巨大的群众运动时期，在工厂这一层经常有一支新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走到前头领导这个阶级。但是这些先锋队成员不能自发地制订出具有全球性的正确革命纲领。这样一种结合——这正是建立第四国际的关键！一一除了其他要求之外，还要求革命的核心在群众斗争中、在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的讨论中进行正确的策略干预。它同样要求“干部的原始积累”应该跨过这样的关键性阶段，即这些革命组织是被阶级仅仅视为改良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批评者，还是开始被阶级视为可靠的代替形式。这种分析从建立在阶级角度看是的工人组织的功能性质之上的。为此，它不会为了一个小铅笔刀而抛弃一件部分受到损坏和无效率的工具。在新工具可以实际上替换旧工具之前必须有最低限度的效率作保证。当这样一种可靠的代替形式尚未出现时——这种代替形式不仅仅具有正确的纲领和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也具有足够的组织力量——工人阶级中先进阶层的批评性战斗精神的巨大潜力在每一次斗争高潮之后大都消亡殆尽。这反过来又对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和一个新的革命国际造成了额外的困难。非常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在其对第四国际的未来的设计中在几个较小问题上犯了错误。我说非常奇怪，这是因为他的基本分析使他很有可能避免这种错误，而实际上他的基本分析也含有与他得出的结论相反的结论。他主要错在相信第四国际在第二次大战后将会迅速地发展——这种预言没有考虑到二十年来革命几乎不间断地失败对于一般的阶级觉悟水平所起的破坏作用。他正确地预见到，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意大利、德国、俄国和西班牙克服这些破坏作用。但当他考虑到整个世界无产阶级时，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些作用弃而不顾。在这一点上他很明显地是错误的。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想经历共产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那种迅速发展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这种过程将证明是极其持久和极其矛盾的。另一个错误是托洛茨基充满信心的假设，即斯大林主义政权将不能延续到这场战争之后。托洛茨基没有象传说那样进行了叛卖，相反，他对苏联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遭遇不抱悲观的看法。他相信，苏联为了自卫，在社会与政治的结合和对工业资源的灵活分配方面将证明是远远优于沙皇俄国和帝国主义对手。尽管他担心官僚制的错误管理、专断和恐怖会持续地逐渐破坏这一优势——这一判断可以由任何对1941一1942年期间在俄国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客观分析所证实——他正确地倾向于同意下述结论，即占优势的社会制度从长远看将获得胜利。然而，托洛茨基把两种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这从根本上与他的整个分析的一些根据相抵触。恰恰因为世界革命在战后不可避免的高涨而不能迅速和自发地导致胜利，那将仅仅是一个局部的革命高涨。同时恰恰因为那只会是局部性的，斯大林主义专政的迅速垮台——即俄国无产阶级的新堀起一一就绝不是可以肯定的。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发生的事倩比托洛茨基的一些有力的预言要远为复杂。这将涉及：世界革命的局部胜利和局部失败；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和苏联及其新“缓冲地带”中官僚统治的暂时稳定；内部矛盾和世界革命的局部胜利（其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震撼世界的事件，尽管它从开始就是官僚化的)对这种稳定的破坏，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和斯大林主义的日益严重的共同危机，这开始于1968年5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引起了世界革命新的和加速的高涨。但是，我们现在超出了对恰当地称作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围。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他为第四国际而进行的战斗是和他最后生涯中的整个历史远见紧密结合的：由于历史结果尚未决定而继续战斗的意愿。是野蛮状态还是社会主义将要获胜仍未决定。世界革命是将接连失败或是将最后胜利仍未决定。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苏联社会是将导致新的、可在历史上重现的剥削形式，还是苏联无产阶级借助于勃兴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将清除掉斯大林主义的令人作呕的残余仍未决定。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是否将在所有新胜利的革命中重演（起码只要它们仍旧是在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内胜利)，社会主义能否表现出马克思寄予极大希望的那种自我批评和自我修正的能力仍未决定。无产阶级是否会证明出有能力建立一种人类文明和自由的水平远远超出资本主义在其最光荣的时期里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的无阶级社会仍未决定。在托洛茨基的眼中，为第四国际战斗意味着积极地介入当前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战斗，从而来帮助解决这种矛盾以有利于工人阶级、人类进步和最广义的人类利益。只有未来才能决定这是不是一种现实的，或是乌托邦式的努力。但是那最好是现实的努力，因为否则人类的前途将真的是一片黑暗。
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比]E·曼德尔，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214—217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比]E·曼德尔（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214—217页）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5期[编者按]1979年伦敦出版了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著名托派理论家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著《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现将其中《中国革命》、《中苏争论》、《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等三节，全文译载如下，供研究、批判参考。现在来总结关于第四国际开展世界政治大量问題的讨论是再合适不过了。首先让我们综合地分析一下要点。自从1963年以来，第四国际的大部分决议提到了“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以及附庸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于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概念和采纳毛的“三个世界”的论述来划分世界冲突提出了批评。你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必须承认，我认为这种对我们分析的过激指责，只不过是根据大量错误信念所致，而不是严肃的政治反驳。在我们提及“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时，我们所谈的就是在三个地区（人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面临着不同的战略任务。这种战略任务的区分不是回到1963年，而是要回到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时的过渡的纲领性的主要文件精神。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我们正面临着“传统”观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动荡形势。在附庸资本主义国家里，记事册上所记载的是不断革命的过程，靠不断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必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夺取国家政权的办法，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废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无产阶级面临的是反对官僚政治革命的任务，这种任务在性质方面既不同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又不同于不断革命。不论是拒绝接受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理论，还是拒绝接受托派对苏联的性质及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性质的分析，或是两者均不接受，都是对“三个组成部分”的任务之特性的否认。只有在高度抽象概念的情况下，才能坚持工人们面临着实质上的同一任务，并在美国、印度、苏联采用实际上的同样方式去完成这些任务。更有趣的问题是宣称通过在三部分国家中同时发生世界革命的过程来奠定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基础。这里有两个基本论点：第一，要解决三部分国家中每一部分国家特有的任务，只有解决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所有三部分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意味着要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标准来管理国家。第二，就是全人类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一一即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通过世界革命本身的每一个过程，逐渐地把特有的任务和一般的任务结合起来。然而这丝亳不意味着把抽象书本上的极端主义和世界革命实际过程对立起来。而它的意思是在各个国家里采用夺取政权形式的革命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任务上有个真正的一体化。让我们回顾一下：托洛茨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战略观点与下列荒谬的思想是不相同的，即：工人们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夺取政权，甚至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或者夺取政权必须同时发生在一系列的主要国家里。相反，不断革命论清楚地表明，夺取政权是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条件，不同任务，一个一个国家地进行，而革命的过程，只有通过继续扩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使其一体化才能完成。最终，在世界革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本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而世界无产阶级也会维护其团结。在三部分国家中任何一部分国家的任何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是不会和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它不应该处于从属地位，不应该受到阻碍，也不应该以某种“高等利益”的名义去束缚它。这一点就反对官僚政治革命和在附庸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劳苦大众的斗争而言尤为重要。这些意见含有双重的论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纳，而第四国际在他们的纲领上，政治上及组织上都有所表现。一方面，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规律影响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现实，同时也影响着世界革命的实际过程，它不能继续和同时在所有阵线上前进。革命者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其统一，而他们既不能把他们的任务又不能把他们对这种更为重要的统一的不断发展的革命过程的支持放在次要地位。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发展不平衡的世界革命含有一个联合的任务。在每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锋们有支援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革命的任务，同时必须积极准备在本国干革命。放弃第二任务而赞同第一任务就成为革命的一种阻碍，如以第二任务的名义放弃第一任务，即使说那种启发式的俗套话，如“支援他人革命等于自己革命”，也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和放弃了本国的共产主义。这种客观论证的第二方面涉及到现实革命地区性的扩大问题。这决不是任何“内在的逻辑性”预先决定的，而特别不是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存在预先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大量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演变：地理上的接近，政治上的联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历史传统、政治形势的相似，个别革命运动的积极力量，等等。例如：在非洲葡萄牙殖民地革命已经在葡萄牙有了深刻的反响（并通过葡萄牙在西班牙也有影响），这种反响产生在下列国家之前：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法兰西1968年5月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南斯拉夫的这种反响和在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响有些类似。没有一种客观规律，使得殖民地革命只能扩展到其它半殖民地国家，使得一种政治革命只能扩展到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或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扩展到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因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也采取不同步方式，但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决定着国际间的所有各种革命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要坚持这种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必须在组织上表现为联合起来的世界党。（李保家译自《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214—217页，李玉斌校）
中苏争论（[比]E·曼德尔，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84—198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中苏争论[比]E·曼德尔（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84—198页）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5期[编者按]1979年伦敦出版了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著名托派理论家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著《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现将其中《中国革命》、《中苏争论》、《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等三节，全文译载如下，供研究、批判参考。早在六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的稳定局面就出现动摇的迹象。尽管国际形势并无根本变化，但各种事件层出不穷。诸如古巴革命以及有关的美苏对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青年激进化的萌芽以及“新左派”的兴起、发生第三次印支战争的明显局势，等等。从华盛顿对古巴革命、老挝危机和“第三世界”不少民族主义政权（纳赛尔、恩克鲁玛、苏加诺等）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的反应来看，帝国主义显然继续执行着冷战政策。另一方面，正在此时，一向团结的“共产主义阵营”随着中苏争论的公开化，开始出现严重分裂的迹象。分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否由于中苏领导人在物质利益上发生的实际冲突所引起的争论的发生和发展？首先，阶级斗争、反帝斗争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应分別加以考虑。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但又不是机械的联系。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的持续发展”（一般称为“战后繁荣”）在六十年代末（有人认为是七十年代初，但我不这样认为）已近尾声。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再次高涨，1968年5月的晴天一声霹雳，正是这种高涨的标志。但是有一点极为重要而必须注意的是：阶级斗争的高涨是在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之前，当时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的现象，实际收入仍有上升。而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自四十年代末以来，从未间断地越演越烈，尽管在不同的附属国家中群众运动时起时伏，上述危机却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种危机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爆发，并与第二次印支战争（导致北越建立了工人国家）、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开始、古巴游击队运动的开展以及取得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革命运动的传播、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胜利、第三次印支战争的开始、非洲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斗争的加强，等等，都有直接的联系。总的来说，世界范围内青年人的激进化和“新左派”的兴起，是以“第三世界”为中心的世界革命影响的副产品。新左派潮流的特点，诸如“第三世界主义”、否认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较长期地沉默和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浪潮不断高涨这种独特而复杂的环境的产物。但是，1968年5月法国的事件突然改变了这种环境，从而改变了激进派一贯的目标和口号。整个这个时期，苏联官僚阶层坚持推行与殖民地资产阶级合作的基本路线，以阻碍殖民地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趋势。这是克里姆林在从中国到越南、阿尔及利亚到古巴、印度尼西亚到印度、埃及到伊拉克所有这些国家中的战略方向。哪里的掌握群众运动领导权的共产党坚持这种方向，那里的革命就遭到挫折，付出鲜血和失败的代价。另一方面，哪里的共产党（或独立的革命力量，如古巴）即便从经验出发，摒弃这种战略，那里的革命就取得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即便不能充分理解，也已普遍地感到，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反帝运动”中已爆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对诸如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关系、斗争的方式、这些国家革命的动力（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等问题上的策略，突然比以往几十年更公开地进行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危机，由于反映在群众斗争的命运上的大量明显对立的事实而日益加深，古巴的胜利和巴西的失败；中国、越南的胜利和印度尼西亚的惨遭屠杀，正好都是对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革命”中开始出现一些摒弃孟什维克一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和与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的传统策略的倾向。但是，不管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当初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意识形态上的残余，还是由于他们片面强调针对政治策略的斗争形式，这些倾向都是与仅部分地保留的古典的斯大林主义决裂的。因而，阶级合作这种相反趋势虽然无疑是可能的，但在很长时期内，它们在这些倾向中所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激动也是完全真实的。帝国主义对于反帝解放斗争的反应比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而且方式也多种多样。的确，整个时期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公开的反革命军事干涉、经济压榨，公开和不公开的政治干涉；但是，与此同时，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大部分民族小资产阶级一起，在政治上玩弄花招也从未间断。确实，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花招比起公开干涉来能取得更大效果。如帝国主义在越南失败，而在埃及却取得成功。事实上，早在七十年代初，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有使用某些政治手腕而放弃直接军事干涉的倾向。当然，这种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国内关于越南的反战运动。这种运动不仅成功地迫使华盛顿撤回地面部队和停止轰炸，为越南的胜利创造了前提，而且禁止了美国政府为最后挽救阮文绍政权而进行干涉，并创造了一种使美国统治阶级不能进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惯用的大规模公开军事冒险的政治局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帝国主义在整体上放弃使用暴力的反革命干涉政策，也丝亳不暗示印度尼西亚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不再可能发生。但是反战运动和帝国主义目前在使用阴险的政治手腕上的成功，引起了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策略上的转变。问题是六十年代出现的这些变化和发生中苏争论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要从方法论上来考察。如果我们了解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的领导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和动力，就必然会把政冶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相对独立性同基于直接物质利益矛盾的争论联系起来考虑。随便忽视哪一方面，都是放弃古典革命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国家中统治的官僚阶层（就我们的讨论来说，即中苏官僚阶层）的特点的分析。如果把讨论单一地（或差不多单一地）集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上，就会认为这种官僚阶层是既无物质利益又不同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伙人。另一方面，如果把讨论单一地（或差不多单一地）集中在物质利益的冲突上，那么实际上就会认为这种官僚阶层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官僚阶层不作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作为无产阶级中需要维护自己特殊物质利益的一个特权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所占的这种“中间”地位的特点表明，政冶和物质利益的这种独特联系就是不同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发生冲突的最终根源。这种独特联系反映在不同官僚阶层的特殊统治方式之中，换句话说，反映在他们实行权力垄断以维护和保证自己特权的统治方式之中。准确地说，因为官僚阶层不是新的统治阶级，并不具有必然的社会作用，在工人和农民眼里也无主观上的合法性，判定他们的特权，只是根据他们竭力保持权力的垄断。官僚阶层所以不得不竭力维护这种权力垄断，是为了保持财产国有化、正统的共产主义传统、一党制和政治压迫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中苏冲突的根源在于中苏官僚阶层在客观上不可能在政治一意识形态上保持一个共同的方向（无论是国内事务或外交方面），这是因为两国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一经济条件。为什么政治一意识形态的不同会不可避免地上升为国家水平的分歧？道理很简单：毛不能容忍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亲苏派，同样，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容忍苏联共产党内存在亲毛派。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中，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是一致的，这种争论必然会反映为两国之间的冲突。克里姆林企图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之就范，北京则被迫在国家水平上进行反击。于是，这种冲突，一开始就不纯粹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是莫斯科或北京的官僚阶层不能容忍在自己的队伍里存在“多中心主义”或“派别活动”的反映，因为这样就会对他们的权力垄断和物质特权进行挑战。于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上的分歧终于要反映出官僚阶层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中的不同自卫策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资本主义含义的“竞争”。例如莫斯科并不想“征服”内蒙以剥削其财富，北京也亳无“夺取西伯利亚资源”的兴趣。这两个国家的结构中都不存在使他们的统治集团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扩张的因素。因而重要的是中苏冲突的“物质根源”，在性质上不同于帝国主义内部或者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之间冲突的物质根源。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经济竞争。这种冲突只要不发生在特定的政治和军事条件下引起的军事冲突，是可以斡旋和调解的，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种冲突就一天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之间的冲突，终于要反映到这些国家的社会一经济结构的对立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也可以调解和制止。然而，只要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被推翻，这种冲突也不会消灭。但是，统治的官僚阶层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官僚阶层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就决非是工人国家的社会一经济结构所引起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可以认为这种冲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而其他的冲突则与此不同。下一个问题比较长，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六十年代，第四国际曾在关键时刻支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以反对苏联。他们主张中国虽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应在国际政治中起重要作用，这比让克里姆林起这种作用有更积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第四国际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认为现在这两个最大的工人国家起着同样有害的作用，虽然继续把中苏分裂的根源归咎于苏联。但是，必须推敲以下的论点。克里姆林的反革命作用一般可从其消极的作法上加以判定，换句话说，苏联领导人劝导在其影响下的各种力量自我约束，不抓紧革命的机会，而去支持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中的“较小的魔鬼”。然而，在过去八年中，机会日益增多，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约束，使得革命运动大大越轨，而且积极支持反革命。这可以1971年孟加拉战争为例。苏联领导人从“古典的”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来说，或多或少起着一种反革命的作用，它不积极支持拉赫曼集团，而只是竭力保证停战，以求政治上的独立和不“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免威胁亲苏的印度政权的稳定。但北京实际上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都给予巴基斯坦专政的军事力量以积极的援助。伊朗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克里姆林是在国王和亲苏的党之间进行调和，避免发生反对国王的坚决斗争。但北京却认为国王是一个进步人物，是一个反帝战士。最后，我们发现中国领导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开支持资产阶级政治力量中的右翼：尼克松、杰克逊、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施特劳斯、法国的戴高乐派。这些人物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冷战上都是一致的。过去八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遏止苏联的影响。因此，在所有的情况中，中国领导人都积极支持帝国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力量，唯恐革命取得胜利——甚至反对革命取得胜利——以致在客观上加强了苏联领导人的力量。相反，人们可以从很多情况中看到，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特别是华盛顿关于冷战的态度和政策，却有抬头之势。事实很清楚，包括目前卡特加强军备竞赛在内的这些冷战的新例子，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因而克里姆林不得不自卫，并被牵连进与帝国主义日益增多的冲突之中，而在这些冲突中，中国一般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根据以上所有这些情况，如果这些前提大家都能同意，是否能说，苏联的政策是积极的，而中国的政策是消极的，因此中国的政策显然要更坏一些？我不同意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们宁可从更基本的方面出发来讨论。官僚阶层之间冲突的根源之中也有在一个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概念问题，这种概念反映官僚阶层特殊利益，并作为他们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这个问题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用的；这就是说，决定“社会主义”这个标签是否可以应用于某些特殊国家，或者决定处于相对孤立条件下的不发达工人国家是否应该竭力争取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倒是一个工人国家中社会一经济发展的特殊策略问题。在一个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体现一种使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都服从这种民族发展的需要的策略，即所谓的“在主要堡垒中建设社会主义”。因而，这种策略不可避免地将民族主义和民族救世主主义联系起來，因为这种将一切归结于一点的做法从定义上来说，是民族主义的，除了这种特定国家内部的共产党人（也不多）外，其他的共产党人都不会接受这种观点，除非他们相信这个特殊国家（唯有这个特殊国家）代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堡垒。这种策略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放弃世界革命的真正目标。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严格执行这种发展策略，还会受到一系列官僚阶层尚无法左右的客观的制约。正是由于这个道理，苏联在实践“一个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时，克里姆林发生过一系列的摇摆。如从布哈林企图使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到后来的强迫合作化；从1925—27年缓慢的工业化到头两个五年计划惊人的增长率，等等。与这些政策的变化一样，外交政策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第三时期”、人民战线、苏德和约、“反法西斯大同盟”、冷战宗派主义、人民战线策略的恢复，等等。这些剧烈的摇摆并不反映官僚阶层策略的基本变化，因为在一国实行社会主义和和平共处依然是根本路线。相反，这些摇摆只是表明官僚阶层随着客观形势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当然，有时是以前路线的影响自发引起的）。采用这条基本路线，需要各种战术的变化。确实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中采用了同样的基本路线，但却在政策上未发生过相似的剧烈摇摆。执行在一国中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又受哪些客观的制约？我们提出五点，但不是全部（只是勾画出一个一般的轮廓）：有关官僚阶层的根本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对官僚阶层的态度；官僚阶层统治的国家中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活动（或觉悟）的水平；作为整体的世界革命的起伏；官僚阶层通过其所控制的政党对世界革命的每一局部的影响。根据与中国有关的上述五点，对毛的政策进行一番检查，那么，所有政策的转变就都讲得通了。斯大林逝世后，毛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官僚阶层中，即便不是最高权威，无疑也是领导权威之一。他所倡导的政策决不是无理性的。即便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他首先保持冷静，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比赫鲁晓夫“个人迷信”的粗糙政策要老练得多地说明了斯大林的罪行。1956年，他支持克里姆林对匈牙利的第二次军事干涉（11月4日）；但他同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和一些苏联领导人一起，谴责第一次军事干涉（10月23日）。他也竭力阻止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赢得东欧的很大同情，而不仅仅在哥穆尔卡以前的“自由派”之中。亳无疑问，当时在绝大多数共产党，甚至可能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都存在亲毛的倾向。我们知道，当时欧洲党内原来的一些亲赫鲁晓夫的力重转而倾向北京。今天，已有足够的证据来阐述赫鲁晓夫和毛在基本立场上的主要分歧。他们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态度发生不同变化；对反帝运动有不同的策略（一般是在如何推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上）；各有不同的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简言之，赫鲁晓夫派坚持：与美帝国主义实行广泛的缓和；联合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政府）；一般不太强调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性；在苏联和东欧更大程度上实行“用户第一主义”，加强与国际帝国主义的技术竞赛；在不发达工人国家中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首先建立少量巨大的重工业中心）；只在苏联军队中保持能与美国匹敌的尖端军事装备（如核武器）。另一方面，毛派认为：回避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主要依靠“第三世界”国家的武装斗争，即所谓世界革命的真正中心；以“人民战争”作为主要的防卫手段，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时在工人国家中分散部署核武器（这就是说，莫斯科得向其他工人国家提供核武器）；提倡主要基于“劳动投资”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即小规模、分散、劳动强度大的工业）；依靠教条（“政治挂帅”）固定工、农工资、限制官僚阶层物质特权以及通过发动群众加速经济增长。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分歧的物质根源并不难发现，因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两个官僚阶层“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环境是十分不同的。必须特别强调的差异有四点：就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和中国的敌对来说，在性质上是更与中国敌对；中国在社会一经济领域中更为落后；中国群众政治积极性高（特别是农村）；中苏两个官僚阶层在不同地区对当地共产党发生重大影响：中国主要在亚洲和其他大陆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克里姆林的影响主要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因此，赫鲁晓夫和毛派的不同政策在逻辑上必然是由于运用“在一国中实行社会主义”的策略时，在客规上受到的不同制约所决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两个官僚阶层不仅通过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且通过使用国家力量（实力政策）来解决分歧。但我确认这方面的决定性的一步首先是克里姆林在1960年和1961年跨出的。因此，苏联官僚阶层要承担将争论转变为国家冲突的主要责任。莫斯科突然中断对中国的援助，撤回专家，留下未完成的建设计划，从而浪费了中国投入的大量资金。随之而来是大规模缩减正常贸易，实际上由苏联掀起了对中国的联合抵制。同时，克里姆林拒绝给中国核武器或帮助发展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接着陈兵西伯利亚中部的中苏边境，把带核弹头的导弹瞄准中国主要城市、工业区域和中国西北核试验中心。人们只要回顾一下苏联采取这些措施时的国际政治局势，就能体会到他们犯下了何等重大的反世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卑劣罪行。美帝国主义当时正急忙在整个东南亚建立其军事基地。五角大楼很大一派人主张在中国发展防卫力量之前，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帝国主义侵越战争正大规模升级，并准备以各种形式镇压其他亚洲斗争。中国面临觉悟到“大跃进”第二阶段崩溃后所产生的危急的经济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的行动表明苏联的官僚阶层以中国而不以帝国主义作为他的主要敌人。将上述诸因素统一起来考虑，我们即能容易地理解毛在六十年代奉行这种外交政策的原因。这种政策逐渐从强调与美帝国主义敌对的立场转到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因为毛担心存在苏美联合起来反华的危险。这种担心并非亳无根据的。同时，北京当时仍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以支持反帝斗争为“总路线”，与苏联“和平共处”的观点针锋相对。当时的口号是“自力更生”，这实际上只是中国经济孤立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孤立是华盛顿和莫斯联合抵制的结果。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僚阶层伺机而动。随着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平息，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某些策略已比较容易。机会终于来到了，但不是来自克里姆林（莫斯科再次犯了错误：只要撤回一些集结在中苏边境的军队，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情况就会大变），而是来自帝国主义，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寻找新的贸易出路。从1971年开始，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结束了闭关自守的状态。接着是尼克松一基辛格主动提出和解，他们部分的目的是希望能根据对美帝国主义有利的条件结束越南战争，并改善华盛顿长期以来与北京的关系。北京热烈反应，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以适应这种反应：“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与此密切相关的苏联已成为主要敌人的概念。中国运用在一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策略（目前的提法是“四化”）当前所受到的客观制约与二十年前有本质的不同（一种未知因素是城市群众搞政治活动和潜在的反抗的程度）。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将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的理论和实践，会像过去几十年来北京口头上反对“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一样，也会延续几十年。这种政策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完全没有延续的物质基础。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他们会发现与华盛顿“和平共处”比与莫斯科“和平共处”更难。为了加速经济增长，在贸易和信贷上单纯依赖帝国主义国家，会严重损害作为他们权力和特权基础的计划经济。南斯拉夫的官僚阶层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而他的中国同事，终于也不得不依此办事。对北京来说，同时与“两个阵营”贸易则更为合理，以便取得两方的信贷和援助，像南斯拉夫所釆取的成功的作法那样，“抓两头带中间”。中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就像南斯拉夫那样，需要调整对莫斯科的态度。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苏联官僚阶层也会对此感兴趣，虽然对双方来说，这种转变需要等待两国领导人的变化。以上的分析作者只是打算指出中国这些做法并非与官僚阶层正常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就苏联过去和当今的政策来看，也有相似的情况。所以会有中国的政策比苏联的“消极”等等看法，是错误地把克里姆林的反革命外交影响只看作一些“坏的协议”。如苏德和约公开支持希特勒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提供物质援助（以油的形式）；在佛朗哥政权的后十年中，莫斯科作为盟国帮助其破坏罢工（如西班牙煤矿工人罢工时运去波兰煤）；公开支持阿根廷维德拉政权（克里姆林及其阿根廷走狗）；最初支持朗诺反对红色高棉，还不算镇压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例子，也已远远超过以上所谓的“消极的”反革命政策了。总之，我不同意现在已形成帝国主义和北京结成同盟准备对付苏联的冷战局面，因而苏联官僚阶层出于自卫，变得更加“反帝”这种看法。伊朗即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莫斯科积极与沙赫进行商业、工业和技术合作，不同意Tudeh党作为反沙赫的积极力量；这种对沙赫的支持远远超过北京的离经叛道和狂热地称颂沙赫为“反帝战士”的行经。实际上，北京对伊朗只能作很少的援助，但伊朗不管莫斯科言词如何慎重，却不予信任。我认为目前世界局势的基本发展方向不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进行新的全面的冷战，而是继续几十年来一贯推行的“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乘美帝国主义在印支战争中惨败而削弱之机，克里姆林可能采取一些主动，特别是在非洲（和阿富汗），以改变边缘地区的力量对比关系。华盛顿则作出加速军备竞赛并在有些地方进行反击的反应。但这一切是出现在总的“缓和”局面而不是出现在华盛顿与北京结成侵略性同盟反对苏联这种局面之中的。确实，从根本上来说，美帝国主义对与苏联官僚阶层和平共处更感兴趣，因为它需要莫斯科在关键地区（西欧，拉丁美洲）的反革命支援，而中国在那些地方根本无能为力。如果国际局势的这些基本方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当然要重新考虑苏联和中国领导人的反应。但是，目前尚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作一个预测的话，我不认为形势会立即发生变化，因为这需要西欧、美国或拉丁美洲阶级力量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瞿霭堂译自《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84—198页）
中国革命（[比]E·曼德尔，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55—159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中国革命 [比]E·曼德尔（潘德智译自《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55—159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5期 [编者按]1979年伦敦出版了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著名托派理论家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著《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现将其中《中国革命》、《中苏争论》、《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等三节，全文译载如下，供研究、批判参考。 一方面，中国革命优越于苏联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积极地动员了人口中更为众多的群众，自然也包括农民在内。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次要的。从此这种矛盾就一直影响着中国无产者的状态。中国的政治生活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一直比较“健康”，即群众参与政治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群众未曾经历过苏联人所苦恼的非政治化。另一方面，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在这种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一直是更为“原始”的。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反官僚主义革命的过程与苏联和东欧的反官僚主义革命的过程将有所不同呢？ 我不同意中国革命积极地动员了比苏联人口比例更大的群众的断言。这并不是因为我低估确实重要的中国农民群众动员的规模，而是因为我相信你的声明暗示出对1917年和1918年俄国的群众动员的规模的严重低估，我认为那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即使你把中国农民包括在内，情况也还是如此。不管怎样，苏联和中国的群众运动的后来的动力确实是极不相同的。 苏联在1920年和1921年之后存在着一个非动员化和非政治化的连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年之久。接着，经过三十年代畸形的清洗，这一过程导致了性质上更为深刻的道德败坏。在中国，另一方面，尽管农民动员有起有落，尽管群众运动在城镇即使在1947年至1956年期间也比苏联1917年到1921年期间的群众运动更受到限制，但也没有像斯大林主义类型的政治活动的那种历史性的崩溃。确实，在中国动员连续高涨：在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和又在七十年代（1976年天安门示威，随后是清除“四人帮”之后大的高涨）。 在这方面，中国的形势比苏联的形势有利，虽然你正确地指出共产党传统的更为巨大的缺点，我还想补充指出，社会势力之间极不有利的关系。这也是推测，可是中国的政洽革命在苏联之前爆发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政治革命一定会采取与那些东欧或苏联的政治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形式反映出我们提到的有利或不利条件的组合。在到目前为止发生的群众政冶斗争的第一次浪潮中，每次都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要求，甚至连具有“贫乏的布尔什维克传统”的“落后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这不是十分引人注意吗？ 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过分复杂和繁多，在这里无法讨论详细情况。然而，我想强调这场革命的一个关键方面，即在1945年到1949年推翻蒋介石统治的群众斗争当中农民所起的作用。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否向不断革命理论的基本论点提出了挑战呢？ 我首先想顺便指出在1946年到1950年的革命高潮中，城市工人阶级的比较有限的参加不是由客观因素预先决定的。确实，中国工人阶级在传统的中心例如上海市——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这是由于日本的占领，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内残暴行为，经济生活的部分无组织状态，等等。然而在中国北部，尤其是满洲，这就不那么正确。在这个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军事目的发展了工业。尽管确实生活凄凉低下，镇压非常残酷，非法斗争也不是不可能进行的；由于民族压迫和超经济剥削的刺激，这种斗争确实发展了。而且，战后紧接着出现了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城市斗争高潮，尽管没有达到1925年到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那样的高度。这种高潮是大有前途的，但受到不需要独立开展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扼杀。之后，在内战的最后阶段，蒋介石匪徒造成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和进行的残酷镇压，使得城市斗争极其难于进行。 然而即使有这条附加条件，也不能否认打倒蒋介石，为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创造了条件的主要力量是以农村为基础的。这是出人意料的吗？我说不是。其实，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里，他相当明确地阐明，农民，作为落后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革命中总是要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罝”，这不仅仅是因为土地问题本身，而且还因为国家问题。在所有那些农民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情况都是如此。当今，这种情况越来越稀少（尽管在一些重要的国家仍然是这样，象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和埃及）；但是，1945年中国的状况当然是如此。因此农民大规模地参加1945年至1950年的革命斗争，这根本不使人感到意外。 然而，真正的分析问题是以下这些问题：什么社会势力掌握着这些斗争的政治领导？人们怎样解释这次革命能够取胜的特殊的组织体制，也就是以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为一方与以蒋介石军队为另一方之间的武装对抗？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对我来说似乎无可置疑。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城市社会势力领导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和军事人员。（我所以说机构和军事人员，是因为来自城市的军事人员不断地输送到游击队和解放区，由1937年一直到赢得大城市本身的解放，这种人员流动开始是数千紧接着是数万。）把这些势力的性质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就是对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信条产生疑问：即小资产阶级是不会起到一种独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政治作用的。尤其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官僚主义的这种特性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能够摧毁私有财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从一开始就是在高度官僚主义化的条件下），并且在朝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并且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强国的战争？不可能。唯一恰当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除去它常常是与机会主义的和甚至是奸诈的战术迂回曲折，是在为消灭资本主义进行着斗争，所以它代表着主要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势力。党的机构体现了从一开始与大多数无产阶级相比就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但是这种机构是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外部的组织结构。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比较复杂。任何仅仅使用军事手段来推翻支配成百万人民生活的所有制关系的社会革命都不能够获得成功。改变了居住在黄河北部地区的数百万人民的所有制关系的土地革命（即使不在长江北部），当然并不局限在两军间的军事冲突。大量的迹象表明在中国东北部农村大规模的起义，实际上是发生在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全面战争之前，很可能是破坏有关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之间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北部和中部这样的农民起义——一场真正的大众的土地革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爆发，而不是尾随于后；这些起义如果不是军事胜利的原因，那么也为军事胜利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南部，自然情况是相反的。土地革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进行的，甚至为党的官僚机构有意识地抑制了一些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国北部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其革命锋芒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传统的农民起义，对此必须进行客观的分析。这一地区的农村社会遭到十年连续战争的彻底破坏：内战，日本帝国主义的苛捐杂税和镇压，反革命的国民党势力的掠夺和镇压，打击日本占领军和蒋介石势力的大规模游击战，等等。所有这些原因出现了一个拥有数百万赤贫农民的阶层，他们摆脱其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事实上使他们已变为半无产者，甚至半贫民。这种社会变化说明了大规模范围的持久游击战，解放军的大量补充，自发的起义，对蒋介石在他的部队于1945年8月后占领中国北部后重新强行施行“正常的”雇农一一地主关系的企图进行了出色的抵抗，以及土地革命在乡村从开始就采取的激进形式。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从激烈的土地改革转变到对资本家阶级的私人所有权的镇压，而没有遇到来自农村居民的有效的抵抗。在剥夺城市资本家的财产之前，大部分农村的资产阶级的财产已经被没收并且为农村穷人所消灭。 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中国工人国家性质明显地不同于苏联，更不用说东欧一些国家，而且对中国革命的独立分析肯定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工作。可是尽管有这些重要的不同，显然我们对苏联社会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时的主要性质的分析，苏联社会为特权官僚主义机构篡夺了权力这一情况所终止，要清除官僚机构只有通过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也基本上同样适用于中国。
十三石油和1974年的大震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三石油和1974年的大震荡 石油危机 大震荡 1972—1973年间短暂的繁荣是战后长期繁荣的最后和最狂热的阶段。1973—1974年冬季的“石油危机”和1974年夏天的国际性震荡，把黄金时期推向一个猝然的痛苦的停滞时期。 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中东爆发战争。冲突使阿拉伯石油国家团结起来，并给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新的动力。该组织是主要的非美国石油生产者的卡特尔，过去由于内部分歧而无所作为。 为了试图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这里显然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译者注278］，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全面削减石油出口10％（后来又曾一度减少到25％），以及有选择的禁运（主要是针对美国），并要求各石油公司有义务严格遵照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指示办事。 “在它们接到削减生产的通知后，它们毫无推托地照办了。当阿拉姆科公司被通知削减生产10%后，该公司还关闭了一些采油设备，这些设备的产量相当于禁运前几个月对美国的最大销售量。这样该公司负责地将产量削减到低于9月份23％的水平。当沙特坚持要阿拉姆科公司严格控制它的石油出口目的地时，该公司让油轮船长签署了到达目的地的保证书，并安排接收每条船到达经批准的港口或终点的电传消息。”（特纳，第135－136页）。埃克森公司甚至答应沙特要求，提供该公司供应全世界美国军事基地用油的情报。 但是，由于石油公司将石油从这一到达地转运到别的地方，有选择的禁运使削减的产量平均分散而失效。尽管普遍担心出现相反情况（见下面），在石油供应方面每天削减500万桶，占非东方集团产量的9％，却并没有造成多少持续性的问题。但它在现货油价方面的影响（出现飞跃或高涨）却被各产油国用来普遍提高油价。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功地迫使和保持了油价的大幅度上升。油价在1973—1974年冬提高了3倍，使石油生产国的年收入提高了640亿美元——足以购买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1.5％。这次价格上升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紧缩政策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导致了生产迅速下降和双位数的通货膨胀。1973年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紧缩政策，用以对付短暂繁荣中的价格加速上涨和随之提出的大幅度提高工资的要求。其措施大部分是货币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供应增长年率从1972年的14％降到1973年底的8％；短期利率从1972年初的4％上升到1973年中期的10％。财政政策也趋向紧缩，除了美国是个重要的例外，欧洲和日本的政策更为紧缩，大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年率从1973年上半年的8%，下降到同年下半年的3％（虽然后面这个数字由于石油禁运造成的生产损失而减少）。1973年秋季失业率开始上升。从1973年夏季起，原料和粮食价格开始下跌。但是世界通货膨胀率在当年下半期上升到年率10％，因为在这之前原料价格的上升转移到最终产品市场。 石油价格上升使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条件都恶化了。它提高了投入的成本，因而使赢利下降，加强了使工业部门提价的压力（按现行产出价格，许多固定资本的运行不再有利可图）。它也把世界购买力的1.5％一下子转移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受益者没有，在短期内也根本不可能，用掉它们多得收入的大部分。因此，世界需求下降了。 由于进一步实行更加紧缩的政策，这些压力加强了。1974年春，多数国家的货币状况进一步紧缩。然而几个月内通货膨胀率继续上升，1974年上半年除美国以外，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都继续增长。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出口到外围国家的机会增加了。商品繁荣使许多不发达国家增加了出口收入，而进口的增加则稍为滞后。还有许多非产油的不发达国家，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借入了石油输出国没有花掉的储备。 石油价格的提高反作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1974年春天通货膨胀达到年率15%。 对70年代的许多估计，都把石油危机看作是关键的发展。石油输出国组织常常扮演反面角色，为了某些政治动机而操纵世界经济。同样地，价格上升象晴天霹雳，打击和严重破坏了过去运行良好的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确，石油危机给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以沉重打击，对经济危机的形式和时机，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成了一次冲击的引发器。这次冲击成了经济过热时期和继之而来的大量失业与经济滞胀时期的分界。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情景在两个重要方面使人迷惑。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在油价上涨以前就处于严重困难中，但远未充分表现出来。石油危机前的基本问题是积累过度（相对于劳动供给和赢利率锐减来说）。如果石油危机不发生，这一基本问题也并不就会消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石油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就能对过度积累顺利地进行调整。带有狂热性的短暂的高涨不是顺利调整的预兆。 第二，它忽视了石油危机是植根于过去的发展中的。当然，促使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行动的中东战争本身，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史的产物。但是还有许多直接的经济联系。其一，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否在短暂的高涨而并没有同时出现高水平需求的情况下，成功地使价格上涨，是值得怀疑的。其二，美元贬值促使价格上升，因为大部分石油以美元计价，而美元价值在下降。 而且，石油输出国组织几乎肯定地不能维持大幅度提价，因为美国石油进口政策在70年代不会发生猛烈变化的设想完全失败了。整个60年代，美国在法律上限制石油和石油制品的进口（这项立法是在1959年为支撑美元而制定的）。到1970年，美国能源90％自给。以后政策急骤扭转。1971年对本国生产的石油实行价格控制，限制进口的立法取消了。1972年石油进口猛增。1973年8月实行了双重价格制度：1972年已经开采的油井生产的石油，其价格固定在最多不超过每桶4.35美元的限度内，1973年及其以后出油的油井生产的石油和进口的石油，价格没有上限。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价格的上升，石油公司不愿加强1973年以前油井的生产。这种倾向被一个声明所加强。该声明宣布，价格控制是暂时的，到1985年底将会取消。到1976年，强加于天然气的价格控制导致进口石油进一步替代本国能源。 其净结果是美国在70年代从能源自给90%变为进口占国内需求的50％。到70年代末，美国每天进口石油800—900万桶，约相当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产量的30％。其进口费用在1979年提价前每年约为400亿美元。尽管美国是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最大出口国（大约占欧佩克对外采购量的15％），在70年代后半期，它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仍占全部贸易赤字的大部分。 最后，油价上涨在更一般和根本的意义上说，是繁荣的产物。伴随积累的巨大增长而来的石油消费巨大增长，带来了蕴藏耗竭的威胁。到了70年代初期，人们表现出对已探明储量的“耗竭线”可能低于足够开采25年的传统水平的担心。这种担心因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的有影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而加强了。该报告提起公众注意，世界将面临基本原料和燃料，包括石油的短缺。英国石油公司的采掘经理论证石油生产在80年代初将达到顶点，到1978年需求就将超过供给。在石油部门内部，指出为了保持“耗竭线”，必须每年发现一个利比亚，已成为口头禅。为了促进能源的节约和开发，需要作出重大的价格调整。 上面关于油价上涨的影响是就整体而言的，但对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其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部门之间最重要的是石油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区别。大部分工业面临成本提高和利润减缩，而大石油公司却财运亨通。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兴起使在所有权和经营方面也象价格一样，发生了变化。在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营石油公司的直接出口从占该地区无足轻重的比重上升到约占50％—55％。石油输出国组织中为政府所拥有的石油生产从1970年的约2％上升到1974年的60％和1980年的80％—90%。到70年代末，大石油公司仅仅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区域内还保持原油生产的所有权。 尽管油价上涨推动着石油的开发和生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石油生产仅仅从1973年的每天500万桶提高到1980年的每天630万桶，只能提供七大石油公司炼油需要的35％。而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政府也开始要求分享生产上的所有权。七大石油公司占世界炼油的比重从1973年的51％下降到1980年的38％。 油价上涨时消费国的不同影响，可以日本和美国的比较为例。 日本没有任何矿物燃料蕴藏，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石油来满足它的基本能源需求，所以油价上涨极大地增加了它的进口支付。为赚取额外的外汇要求更多的出口，这使国内收入不断外流。由于这部分收入的减少要来自工资和利润，因而加强了分配斗争和降低了积累率。另外，外汇支付的增大，增加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从而缩小了调整国内经济政策的余地。对于日本，石油冲击是重大的打击，没有任何能减轻打击的有利之处。 美国就很不同。首先，美国公司在石油公司中占支配地位。而且，美国有很大的石油蕴藏，使它能够作到石油自给，而不象其主要竞争对手西德和日本那样。另外，双重价格制度使美国国内工业能够按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1979年上半年约低40％）购买石油。这显然使它获得了竞争的优势。最后，从长期看，美国还拥有油页岩和沥青页岩的巨大蕴藏。这些方面的发展按1974年以前的石油价格来衡量，经济上并不太合算。1979年那一轮的油价上涨使其提炼在经济上大体可行。油页岩的提炼可使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做到石油自给，从而消除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而这一点是五角大楼愈来愈担忧的。 所以，当石油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造成重大困难时，它的影响——就象商品繁荣和美元危机一样——是不平衡的。美国所受的困扰比它的主要对手要少些。 大震荡 1974年夏天，开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震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在1974年7月到1975年4月间下降了10％。1975年上半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比一年前下降了3.5％，国际贸易下降了13％。整个1975年，生产低于1973年（美国降低1.5％，日本略高1.5％）。战后最坏的两年在1958年结束，当年生产还比1956年高4.5％。1974年的大震荡无疑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次。 多数国家的经济大震荡是从投资猛降，特别是从存货下降开始的，这方面无一例外。因此，对经济大震荡已经开始的任何说明，都必须集中在投资的猛降上。 从长期看，投资与利润紧密联系。因此，投资下降的潜在原因是盈利的下降。但这还不能说明确切的时间。利润下降已经多年了投资猛降却在1974年夏天突然发生。 资本家投资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利。因此，投资水平基于对未来盈利的预期。这种预期通常受过去利润的很大影响，但这不是唯一的考虑。许多因素形成资本家对未来的信心。70年代中期信心的丧失常常单纯归咎于石油危机。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过于狭窄地归结在这上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信心在一个人的意识中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一旦它垮掉了，就很难再建立，就象我们在讨论繁荣的起源时试图表明的那样。但是信心就象信任一样，也是十分坚定的。一旦牢固地建立起来，它就要力图证明它自己，就象我们在关于繁荣的力量那一节中试图表明的那样。然后又因信心受到重大的打击而使繁荣夭折。 仅仅石油危机还不足以摧毁资本家在黄金时期的大多数年份所感到的那种信心。这一击是这么沉重，因为信心已受到过多次打击。即使如此，也并没有造成立即的崩溃。 在过去几年，资本家受欧洲工资爆涨和一般工业关系恶化的打击。他们经历了布雷顿森林制度的崩溃和国际金融的愈来愈不稳定。通货膨胀加速，商品价格涨上了天。利润率下降了1／3，过去两年迅速的和高度同步的繁荣也没能使它恢复。 但是正在恶化的预测还没有导致投资的崩溃。在极其繁荣的情况下，它们只带来了缓和的下降，但没有发生崩溃。最明显的后果是，投机大规模增加，因为更多的资本家试图通过旁门左道，而不是通过生产性投资来赚钱，因此，巨额外汇交易以及股票价格、黄金、土地、不动产和商品等方面出现了繁荣。通货膨胀加速，当局的软货币立场和商品繁荣都促进了囤积居奇。 石油危机进一步损害了信心。最初，在削减生产和有选择地禁运的情况下，人们的担心集中在如何保证供应的问题上。多数政府都计划1974年约减少石油供应1／5，匆匆地通过紧急立法来节约石油的使用。1973年12月石油公司宣布石油输出国组织已削减石油供应17.5％。 所有大股票交易所都买卖兴隆。华尔街的价格在11月份的一周内下跌了5％。黄金价格再度猛涨，1974年的第一周上涨了将近五分之一。《经济学家》评论道，“多年来，热中于搞黄金投机者被看作是不文明的人。现在时兴谈论的是文明的即将崩溃。他们在华尔街的好日子来临了”。（1974年2月16日）。人们描述日本的气氛“相当恐慌”。 从1974年1月起，石油再次开始自由流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库存的高潮。这可能是为了应付冬天的供应混乱。商品价格再次上升。现在人们的担忧转向价格上涨以及所谓“资金回流问题”。 很清楚，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可能花掉它所收入的大部分，它们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借出。许多国家也需要大量借钱来支付石油进口。问题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似乎主要在美国市场放贷，而有潜力的借款者都集中在欧洲和第三世界。人们广泛怀疑私人金融机构能否成功地将资金从贷款者输往借款者，而一般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应起重要的作用。 意大利很快就出现借款困难，正如《经济学家》所描述，“可能发生1929年式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信号出现在我们面前。欧洲银行家们开始对借款给国有化部门和有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即使是大国）政府，抱谨慎态度。意大利似乎正接近于不能还债的状况；它的国际信誉和外汇储备一样，很快丧失殆尽。意大利今天己遭到冷遇，其他有赤字并有特殊政治问题的国家——密特朗的法国，威尔逊的英国，弗朗哥以后的西班牙，有着大杂烩式的议会的丹麦——明天会不会也被遗弃？”（1974年4月20日）。 国际货币基金要组织一个重大回流计划的机会是很少的。在十国集团——领先的中央银行——达成史密森协定时，曾宣布要开始讨论一项新的长期货币改革。虽然遇到美国的阻挠，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理事会下设的以货币改革为目的的一个委员会迟至在1972年终于成立了。它包括20个成员。英国财政大臣巴伯指出，在这个新的论坛内达成一项协议比在旧论坛更难一倍。这个委员会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1974年春天充斥世界新闻媒介的水门事件的被揭露，丝毫无补于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最大表决权的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资金的最大接受者、国际货币的最关键的发行者［指美国——译者注］，是由一个愈来愈集中地注意着自己将如何平安脱身的总统管理着；同时，对私人银行应付局面的能力产生的怀疑，造成了愈来愈大的担忧。 当回流问题成为经济议论的中心时，其他地方的发展也很不令人鼓舞。生产减缓，通货膨胀率上升，所有国家的政府（除了英国）大力压缩通货。商品价格在1974年5月以铜价领先猛跌。日本官方鼓励企业出售存货以改善清偿能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一次幅度比1929年更大的股票价格猛跌迫在眉睫。1973年9月到1974年9月间，股票价格下跌幅度，从日本的23％到英国的55%。在此期间消费物价上涨了约15％。股票实际价格下跌更大。英国股票实际价格下跌速度达到了战时闪击战的水平。 国际银行体系开始瓦解。6月26日西德最大的私人银行，赫尔斯塔特银行，由于外汇投机亏损而垮台。美国银行也亏蚀严重，由于拒绝赔偿而与本德斯银行大吵起来。西德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拒绝救援赫尔斯塔特银行，使许多存款者损失了存款。 后果是严重的。国际银行社会是如此紧张，以致有一阵子没有一个期货外汇市场正常经营。所有外汇交易的最大份额都限制在少数纽约银行。它们拒绝与许多小银行以及多数法国和意大利银行打交道。外汇支付的数额骤然下跌（见图13.1）金钱从全世界各地的小银行流出。《经济学家》对6个星期以后那种气氛的评价是，“即使是捕风捉影的谣言，也会引起市场的波动。”（1974年8月3日）。然而从那时起，大震荡已经开始了。 当信心丧失时，很难准确地解释这是为什么。寻找难以捉摸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白费心血的。因此对任何一个事件，譬如对赫尔施塔特银行的倒闭过份重视，都会是错误的。可以合理地说的只是，前几年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一切，使人们可以预期在某个时刻就会出现信心的崩溃。 已经造成的衰退使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起来。到1975年秋季，大约11％的固定资产堆满了灰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登记的失业人数从短暂繁荣末期的大约800万人上升到1975年春季的1500万人。即使这一增长数字，也大大低估了真正的失业情沉。参与率大大下降，就业不足现象上升，在欧洲的移民工人数减少了100万以上。 当时还有另外两个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且后来一直如此。一是虽然生产大降，高通货膨胀率却还在继续。矿产品和金属价格从1974年5月到该年年底下降了30％。食品价格从1974年11月到1975年6月下降了33％。但是，从1974年夏天起通货膨胀虽有所放慢，而整个价格在衰退达到深谷时继续以年率10％的速度上升。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实际过程已变得极难驾驭。 另外一个造成震惊的发展是公共部门开始出现巨大赤字。由于衰退使税收收入减少，政府收入下降，而由于失业津贴支出的迅猛增加，公共支出却不断上升。如果政府不承担这么多赤字，则衰退将更为加深，因为赤字部分地抵消了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收入增加和国内投资下降而引起的需求缩减。然而，从这时起，由于公共部门规模过大，对借贷的需求便无法避免了。 然而，当时还未引起很大注意的是，由于大震荡而造成的最重要影响是利润的进一步下降。在1974和1975两年，利润率的下降相当于过去5年的降幅（见表13.1）。到1975年只相当1968年水平的60％。美国下降较少些，因为美国资本受油价上涨的打击不那么严重。1975年制造业利润率跌到1968年水平的一半（见表13.2）。 表13.1企业利润率，1968—1975年（%）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日本 196817.219.413.531.7 197313.614.811.319.6 197510.212.37.313.5 --------------------------------------------------------------------- 资料来源：见附录。 表13.2制造业利润率，1968—1975年（%）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日本 196823.628.914.846.0 197319.322.512.133.5 197511.616.77.910.4 --------------------------------------------------------------------- 资料来源：见附录。 --------------------------------------------------------------------- 油价的大幅度提高（这是对生产的一项重要收入）以及随后经济大震荡的严重性，使利润率不可避免地立即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油价上升的结果，它使可用作利润和工资的资金减少。其减少幅度约为年产值的0.5％。大震荡也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轻微下降。保持利润比重的先决条件是实际工资在1973—1975年间每年下降约1％。结果，高通货膨胀和失业人数的大大增加，使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比过去减少了一半（在欧洲和日本的制造业部门尤其明显）。但是实际工资并没有削减。因此，利润的比重下降了。经济震荡也使资本产出率下降了（平均下降约10％），因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增加。其综合的结果是利润率大大下降。 随后几年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利润水平远低于繁荣时期预期的水平，这是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积累持续停滞的关键。而停滞又是那几年失业人数增加的关键。
第九章法商水电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第九章法商水电业 上传者注：法电工人领袖徐阿梅1938年出狱后，写有《法电工人活动和奋斗史》，辑入本章（该章有5万多字）。但到底哪些部分为徐阿梅所写，说法不一。一说徐阿梅的手稿为5万余字；一说为4万多字；刘宁一在《回顾抗战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片断》则表示：“法电、英电和华电由张祺编写（其中法电57天大罢工由徐阿梅编写）”，可能有误，因为57天大罢工的篇幅就小多了。徐阿梅20年代初即入法电当钳工，对法电及厂内工人斗争史应该相当熟悉，所以第九章很可能是在徐阿梅原稿的基础上编辑的，至少第十节《工人的活动和奋斗史》大部分应该是他的手笔。 一法电的历史 二目前的营业状况 三法电公司之组织和管理系统 四职工总数及各部之详数 五工人之年龄及籍贯 六职工待遇 七工时及劳动强度 八法电工人生活的概况 九法电工人之文化程度 十工人的活动和奋斗史 一工会初创时期——第一次罢工 二北伐时期——第二次罢工 三工统会与工整会时期——第三次及第四次罢工 四机务部工人单独奋斗时期——怠工胜利 五一九三○年的第五次罢工 六帝国主义压迫工人之真面目 七罢工五十七天的经验教训 （一）在经验方面 （二）在教训方面 八一九三一年的几次斗争 九第六次罢工——法电工人领袖徐阿梅被捕 十一九三二年之第七次罢工 十一工人活动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电）是上海数一数二的企业，是法租界交通市政业的托辣斯。租界内市面的繁荣，与百余万市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不能缺少它，所以它在法租界实际上握有莫大的权威。 当我们乘十路电车到吕班路卢家湾的时候，那高大的厂房、引擎、水塔、电车站及修理厂等全部建设，吸引着人们视线的注意，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法电公司的所在地。 一法电的历史 法电始创于一九○五年（于一九○八年五月正式成立，总公司设在法国巴黎），当时规模很小，仅二路、五路等有轨电车及电灯而已，路程亦很短，发电量亦有限。当时的地址据说是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在开始时营业不很兴盛，其原因大约与英电有些相同，即中国人一时对资本主义下这种怪物有些不了解。以后克服了这种习惯上的困难后，营业就渐渐地发达起来，经过数度的扩充和厂址的迁移，到现在卢家湾的厂址已是第三次了。初创时资本额的总数仅为三百万法郎，发展到现在达四千万法郎以上，成为法租界唯一无二的大企业。 二目前的营业状况 法电每年营业收入的利润，只要从它范围不断的扩大就可以知道其大概的状况，据说在一九三七年的营业利润有六百六十万元之巨，而一九三八年的利润收入，据估计可突破以前的纪录，约在一千万元以上。因为在“八一三”以前有轨、无轨及公共汽车这一项的总收入，每天至多到七千元之数，而现在每天收入竟有一万二三千元左右。电灯费的收入，过去每月三十六万元，现在则增加了一倍有奇；自来水费的收入，过去每月三十二万元，现在也增加了一倍以上之多。这些数字，证明法电目前的营业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三法电公司之组织和管理系统 法电公司之组织，从它的营业性质来说，可分为三大部门：即交通（包括有轨、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电灯、自来水。而按照公司当局管理系统及生产部门来说，共分二大部门，即一为车务部，二为机务部，其下面则又分成若干车间。管理的系统，最高为大班（现任大班为发物来Faveret），另有一人副之，次为总工程师共三人，再次则为车、机两部之正副总管各二人，以上之职务均由法人自任之。 四职工总数及各部之详数 法电公司全体职工共计一千八百余人。计职员约三百人，车务部工人（司机及卖票）八百人，机务部六百佘人。兹将各部门职员工人分别叙述如下（见第276页）。 大班秘书处——拷贝间（即印刷打字等工作）三人 车务部职员内勤（注一）票箱间二十二人 夜账间十二人 管理间（即小写字间）二十人 外勤稽查十二人（注二） 查票三十八人 写票三十九人 露天八人（注三） 工人司机有轨电车一○五人 无轨电车五十六人 公共汽车八十四人 卖票有轨电车二四四人 无轨电车七十二人 公共汽车八十四人 其他撬路四十五人 加油十人 跟车（学徒性质）十人 读章程（已进公司之第一步之手续）二十人 机务部职员栈房会计处十三人 定货间二人 栈货间六人 打样间八人 车床间五人 自来水间五人 工程处五人 路政处一人 引擎间三人 董家渡自来水厂三人 药水间四人 火表间三人 电灯间二人 大线间二人 工人老车间九十人 新车间五十人 车床间五十人此三部门为铜匠间中最主要的部门 引擎间六十七人 自来水间五十人 工程处十一人 较电间三人 大线间三十三人 火表间十六人 栈房间八人 接线（即电灯间）四十人 高马车间（修电车线）十人 铁路间四十六人 马达间十四人 木匠间十五人 漆匠间十人 南码头董家渡自来水管厂七十二人 顾家宅自来水分间六人 贝当路自来水分间六人 总栈房间职员 （即大写字间）大写字间二十人 抄表间二十四人 电话间四人 工程师 注一：内勤职员又分为四个等级，即最高头目一人，高级职员二人，再次为职员，候补职员，尤以候补性质者占多数。 注二：稽查共十二人，其中华籍八人，法籍二人，白俄二人，但是在名义上是同等级的，在实际又有分别，例如华籍之稽查遇到外籍稽查时须拿出簿子由外籍稽查盖印子（即签字），这是不平等表现之一。其次在薪金一项上相差也是很远，例如中国稽查每月薪金60元至160元为止，而白俄则自160元起至300元止，法国人如在上海进公司者，每月薪金300元至600元止，来自法国，其每月薪俸自500元至1200元止。总而言之，名义上尽管相同，但其权利实有天渊之别了。尤其是对华籍职员待遇特别低，可是有个别华籍高级职员自不知耻，一副洋奴性，专以媚外求荣献殷勤为能事．真是令人齿冷。 注三：露天是由司机升起来的，负责修理和照顾车子，其地位及薪金和写票同。 此外在表上之工人数目，为每日生产中所固定额数。所以在实际上如司机与卖票还不止此数，因每天有因病或因事而告假者或被罚而革班头者，有一部分做“野鸡”班头的，就是一种准备班头的意思，卖票们常叫这种班头为“打野鸡”，所以大家都喊为“野鸡班头”。同时工人的人数也因现在公司营业发达而在增加着，如公共汽车战前只有二十辆左右，现在增加到六十辆，而乘客仍拥挤不堪，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公司当局鉴于界内交通之需要，近向外洋新定汽车二十辆，不日即可到沪，即行增加各线行驶，以利交通云”。（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译报》） 至于电车汽车之数量，据调查有轨电车共约百余辆（包括拖车第五十号至八十号共三十一辆在内），无轨电车三十八辆左右，公共汽车约六十辆。目前每日行驶之车辆，计有轨一路，有马达十一辆，拖车十一辆；二路有马达十三辆，拖车十三辆；五路三辆，拖车三辆；六路四辆，七路十辆，十路十辆。无轨电车十八路二十辆（十七路十八辆由英电公司行驶），二十四路连英电公司共十三辆。公共汽车二十一路十六辆以上，二十二路二十四辆以上。这也就是车务部目前营业之大概情况。 五工人之年龄及籍贯 （一）工人之年龄一般地说与英电、华电相仿，在车务部方面司机们三十至四十岁之中年人为最多，卖票则以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者为多，因其多流动的原因。在机务部方面工人年龄二十至三十岁约一百八十人，三十至四十岁约三百十人，四十岁至五十岁七十人，五十至六十岁约三十人。 （二）工人之籍贯车务部方面苏北籍共占三分之一，卖票北方人共约六七十人，湖北籍约二三十人，宁波籍约二十余人，无锡二十余人，常州十余人，本地约百人。司机除苏北籍以外，湖南、湖北约卅余人，北方约五十余人，南方人约三分之一弱。在机务部方面，江苏籍约在四百人以上。其中本地约八十余人，浙江籍约百余人，其中以宁波人为最多，山东约六十人，河北省三人，湖南四人。工人工作年数，车务部方面开车年数久远的比卖票要多，机务部工人较之车务部又要长久些。在机务部方面五年以内者约百分之十五，五年至十年者约百分之五十，十年到十五年者百分之三十，十五年以上，约百分之五，从开厂做工到现在者尚有一人，名陆德源，现年七十多岁云。 六职工待遇 法电公司的待遇，较之英电在表面上似乎好一点，但比之华电还是有些逊色；同时法电当局对工人管理之严厉，乃是上海企业中独一无二的。工人的各种活动是被严格的取缔的，在厂内经常驻守着侦探和巡捕，豢养了多头走狗密布了侦探网，造成漆黑一团媚外求荣恶势力的猖狂。机务部之工人比较团结有组织，所以这种恶势力就难于一味孤行，而车务部方面真是任其为所欲为了。由于这种原因的存在，职工的待遇在实际上也受了相当的影响，所以在叙述职工待遇之前不得不指出，以供深刻研究之必要参考，现将各项待遇纪述如下： （一）工资是按日计算的，司机每天工资最低五角五分，外加津贴二角，米贴一角；一个月做满二十四天可得升工四天，所以一个人要在一个月内做满三十天连升工可得二十七元七角。卖票最低工资与司机同，司机每天最高工资一元六角半，连津贴、米贴、升工每月可得五十五元。卖票最高每天一元三角半，做满三十天可得四十九元半。但是一个人象牛马一样能做满三十天的有几个人呢？那么一天不做不仅一天没有工资，就是米贴、津贴的待遇也就不能享受了。 机务部工人之工资，大工（即长工）共三百四十人，最高工资每天三元八角，最低八角，普通大多数每天在一元至一元三角。 小工共二百八十人，每天最高工资九角五分，最低四角，普通在五角五分至七角之数，礼拜日休息工资照给。 车、机两部工人之工资，规定每年增加一次。车务部每年加三分，机务部依照工资计算增加一成，但现在公司当局已无形取消该项规定，所以工资增加与否，听任资方欢喜，因工人在目前尚无力量争取其兑现实行。 职员之薪金，是按月计算的，内勤职员每月大约自二十元至二百元，中间分成许多等级。外勤职员大约自三十元至一百六十元止。其中稽查每月自六十元至一百六十元，查票四十二元至七十二元，写票自三十二元至六十元。兹为明了起见，将各部门主要工人之工资及职员之薪金列表比较之： 职位最高工资最低工资 车务部司机每月55元27元7角 卖票每月49元半27元7角 机务部大工每天2元8角8角 小工每天9角半4角 职员内勤每月200元20元 外勤每月l60元30元 法电是法国资本家创办的，所以管理方法也多采用法国式的，它与法国的金融界也有着联系。因此我们将在中国的法电卖票员的工资，与法国的电车卖票员工资作一比较，也是应该的吧！ 在法国一个新进公司服务的卖票员的每月工资为一千一百二十五法郎（按现在汇兑市况五百九十五法郎合国币百元），假使家里有一个小孩子，每月可得增加一百五十法郎，有二个孩子再加一百法郎，以下类推，假如有七个或八个小孩的家庭，更可以得有特别奖金。此外衣服费每月由公司津贴一百法郎，每周的工作时间为四十小时，法电则在七十小时左右。而法国生活程度与上海之比较，等于一与二之比。从此看来，我们中国卖票员与法国卖票员的生活，真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之别了。 （二）年节赏规定每年一月，到十二月底领取，倘使每年做不满三百工，那么年节赏便要照比例扣减。米贴每天一角，津贴每天二角，各部工人一律，在上项工资中已附带的说明了。 （三）赏饯车务部卖票员每天卖的票价超过二十五元，可得赏铜板七分；三十元，一角；三十五元，一角三分；四十元，一角六分；以上均以此数为止，不过与从前按照铜板数的赏钱比较起来，实际上已经减少了。在从前每天卖七十千赏一角，八十千赏一角半，九十千赏二角，一百千赏二角半，以此数为止，可是现在最高只有一角六分了，并且卖的数额常在二百千以上，前后相较每月要减少三块钱之多，更不用说照情理现在收入比从前多几倍，应该增加赏钱的了。 （四）抚恤金没有一定的规定，也就是说厂方没有该项的待遇。不过看工人的团结力量怎样，厂方便给与少许罢了，一般因病死亡，大都作退职论，因公死亡则由公司看事件之情形而决定。 （五）退职金凡工人或职员在公司服务满五年者，告退时可领取三个月之工资，即依照工资每月百分之五计算，以下类推，未满五年者由公司酌量发给。 （六）伤和病假如在工作中受了伤，由公司送医院，工资照给，不进医院则没有工资。凡患病者进公司当局有联系之广慈医院住院，医费由公司负责，并可得工资之半数。其手续，在病时由医生签字后向公司告病假，出院时亦须将医生之签字单交于公司当局为有效。在家里养病，公司当局对药费及工资概不负责，可是很多工人因不信任西医，也无钱请西医看病，所以有了病大多数是自己请中医诊治，所以公司当局在法理上也应该添加中医医生，及同样的应由中医医生之证明而给以药费及半数工资之待遇，很多工人都有这样一个要求。至于职员因公受伤或因病住院，工资完全照给。但在家里疗养也没有上项待遇。 （七）惩罚在法电最厉害最毒辣了，特别从“八一三”后国军撤退上海以后，公司对职工态度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其剥削与压迫。惩罚的办法，可分罚钱、革班头、停生意三种，但是罚起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而完全听任洋大人和它的爪牙之随意所为，公司当局虽然订有职员、卖票、司机、车务服务的章程，但是该项章程也多含混模糊，对于奖赏没有只字，惩罚则每条可以应用，现在为使各界明白起见，将该项章程抄录若干于后： 职员须知 一、端整凡在班人员，办公时应穿着公可所发之制服，其外务查票、写票及卖票人员须将衣帽整刷洁净，穿戴须整齐，钮扣必须时常钮整。对于自身脸而手腕当洗揩清洁，头发须时加修饰，以壮观瞻。倘职员等懒于修饰，致令人见而生恹，公司内只得罚停其派定之班头。 二、办公时禁止吸烟及吃食。 三、遵命各职员须听从上级员司所发之命令，偶或当时所发之令稍觉欠通应暂时遵做，容缓另再报告。 四、守章各职员应遵守捕房及车务上预定章程。 五、礼貌查票卖票及司机人员，对于公众须曲尽礼貌，和蔼待遇，俾免争噪。倘搭客蛮强无理，各职员又宜忍耐对待，不能彼此相争。至遇搭客过于强横，噪闹不休，致无法敷衍时，得能寻觅证人，交托巡捕帮同排解。 六、禁谈闲言查票、卖票及司机人员禁止与乘客谈说无关系之言语……。 七、毋许多言在班时除当对答外，余概不准与司机人多言。 八、（略）。 九、卖票做班时应备之手续卖票人在车厂内或末站接班者，应按照备订之时刻表准到之。在厂内接班者，到时应先至派车员前报到，在末站接班者，到时应即报知末站排车员或写票员。 十、专用各物及验视车辆既报到后，应各至号衣房领取应用物件以备开行出厂。未出厂前，应先验看玻璃窗车辆及坐位是否齐全干净，再当细察车门路牌箱车钟电灯扭机木挟钳撬路棒铁扁担等妥为放准，再留意小铁门关闭否，……卖票人将车开出厂后，应负车内一切完备之责任。 十一、（略）。 十二、……车到末站时，卖票人当将路单票板交给排车员或写票员，再报告其所作之班头电车号数及司机号码。 十三、十四、十五（略）。 十六、卖票时应知种种在末站车将开动前，卖票人应向车内乘客凭价目单逐一按站划票。……卖票人不得将一种车票同时卖动二刀。及原刀卖完，应将小号码先卖，再依顺号码排整卖下。如有抽心抽底颠倒卖法，公司内当作有意舞弊，须予以严重责罚。……如欲卖票迅速，应对车内乘客高声呼喊。……凡派班在旧式及八轮两种正班车上者，卖票人应向站在后月台乘客先卖，再卖车中……凡派班在中间上落正班车或拖车者，卖票人应向中间乘客先行卖票再续卖后前两头。…… 十七、验查车票当查票员上车验票时，卖票人应将路单递给，同时如见卖票人闲散自若，而乘客中被查见有漏买车票疏忽等情，应由查票员记号作报告单报告之。无论何时，对于查票员不应有高声争论事，并不得邀乘客帮同排斥之，倘与报告或有不符处，得禀白总稽查长。…… …… 廿五、车抵末站时，卖票人除照顾车内乘客完全下车后，再须迅速检视车内乘客有遗忘物件否，如有检得，当立刻携报末站排车员转存。路遇闯祸或遭意外等事，至末站时应禀报排车员知晓，掉头开车时，应换开车后灯亮与红绿车灯。 廿六、结帐公务完毕时，卖票人应进厂结清票款，交入帐房，再详细看明次日派做何种班头。 廿八、祸事倘电车碰撞路人，车上卖票人当拉惊报铃（急铃六声）停车，唤同巡捕察看伤处并抄录巡捕号码。倘闯祸事无关电车，……卖票人亦须将该肇祸人姓名住址记留或抄录车照号数，见证人姓名住址亦须记留。 …… 一○一、司机人做班时须知……（上同卖票同）凡司机人派有班头者，应各备带电箱小钥匙及挟线木箝。 一○二、凡在厂内接班者，司机人须验看车辆一周，如前后月台车机附件备全否，大灯及号灯端整否，沙箱内黄沙装满否。 一○三、凡车辆在厂内将开动前，司机人应先踏响铃声，并留意前车顶车底或车旁边有无危险或阻碍，及车开动时，须缓缓行之，车停时应紧塞车縺。 一○六、各司机人非得上级城司准许，不得擅自开车或擅让闲人随意开车。 …… 一○八、电车行驶时，司机应按下列诸端照行之：左脚应踏近警铃，左手应按执电箱上大钥匙，右手应掌执塞车縺，电车正行驶时，禁止乘客或各员役与司机人在开机处闲谈，并不得回头或引颈探望后面两边。 一○九、……开动车机时，司机人当用右手扳旋小钥匙，再用左手旋动大钥匙，按速率线度由一二三及五六七渐渐旋转之，……不得将车开动时，即旋扳四度及八度速率线，并不得直实回旋至圆圈点处．） 一一○、车将开动时，不得急切疾驶，或突然停歇，应驶慢车，缓缓开动或停歇之。 …… 一一二、速率电车往来次数均按照每路预订之时刻表照行之。如所驶之车，其钟点与预订之时刻表较慢者，司机人不得因车慢超越规定之速率线度开驶之。 …… 一二九、……分路处有撬路夫者应由撬路夫撬之，而司机人须看明该路轨是否撬对所向之的否。如中途或有闯祸等事，则概归司机人负责。 …… 一三一、转弯或分路处，电线分线拉线处，转弯或近分路处司机人应开慢车缓缓行之。 一三二、车抵末站时司机人应注意下列诸端紧塞车縺（即紧发郎），将钥匙扳准关点处，摇掉所向路牌，察看沙箱内黄沙积满否。如察觉所驶之车有损坏等情，司机人应报知末站排车员或写票员。 在上面所引的章程中，每条都可以作为罚钱革班头或停生意的惩罚根据，现在就举些事实来证明吧。根据第一条章程，有一卖票帽上铜牌子说他没擦亮而被罚扣了八块大洋，某号查票为了在班头上伸了一次懒腰，被认为有妨害观瞻便罚停五天，另一卖票为了打一个呵欠被罚洋五块；此外十九号查票在廿四路查票时，因人多拥挤不堪，致有二人漏票，下车被稽查查到即被开除。一百十九号开车的被停生意，真是天上飞来的横祸，因为别人打架，他没有做见证人去报。被开除后去问车务总管的理由，便赏之以“外国火腿”（脚踢）和“雪茄烟”（打耳光），被拳足殴打得血流肉肿，这种野蛮非人道的举动，实是空前未有的！有一次二路电车到徐家汇站时，有一老者下车跌跤而自己承认头晕所致，公司便把卖票停生意，并且说二十二号写票员没有将此事报告公司而把他从写票降为卖票。九号撬路无缘无故突被停歇；其他如三百六十六、四百二十二号卖票，都是一点小小的过失便被开除了。总之公司每月被开除的至少在二三十人左右，有时每天几乎有三、四人被开除。据说在去年被开除的工人约在三百人之多。革班头“吃大菜”（训斥）罚款的事情，每天总有三四十人之多。被罚之苛刻就是米毛一点点的小事情，如开车太快、太慢、断电线、碰车子脱班或客人上下未完而开车、不打铃开车、开车时向左右张望等，罚起来就是四元五元或革八天十天，或甚至半个月的班头，好象公司的营业就靠罚钱来维持似的。据说公司每天的罚款约在二百元左右，这一数字也够我们惊讶了。有重一点的，还要如未宣判徒刑的罪犯一样，每天须到公司去等，在那里不给你工作做，也不能自由的离去，一直到宣判了一定被罚的日期后始可不要到公司去等候。这样破天荒的无理处罚，使职工的每月收入毫无保障，生活是比前恶化了；这样自然引起大家对公司的不满意和愤怒，特别对几个甘愿做洋奴的华籍职员，如外勤五号稽查陈××及李某刘某黄某等，内勤方面如白××，二郭兄弟二赵兄弟等，机务部方面如翻译张某、工头费某、职员范某、陆某等，工人都恨之入骨。这般人也确是只知自身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和工人大众的利益，真是太不知耻了。要知道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尽管目前的压迫似乎受不到什么反抗，但是工人的反抗情绪是增加着；所以谁也不能预料将来不会有象法电从前“二十四天”“五十七天”的大罢工斗争。一些势利昏庸的媚外先生们，过去一号稽查的悲惨结果，也该值得自省吧！目前我们不愿在中法友谊关系上，有着被敌人利用或挑拨的机会，所以希望公司当局迅速纠正那些足以妨害中法友善与劳资关系的压迫职工的办法吧，这对于中国抗战与公司当局将来自身的前途都是必要的有利的。 七工时及劳动强度 工时在法电一般地说是规定为八小时，不过在实际上各部门还有些差异，在“八一三”后更是不同了。例如公司当局之最高职员在实际上每天没有八小时之工作；车务部之司机及卖票规定工作时间亦为八小时，但现在每天实际上做九小时至九小时半，外加接班、落班、交帐、看班头等时间算在其内，总得十一小时以上。但实际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小时至一小时半，而工资则仅增加一角。在工人精力的消耗上说这又是极大的剥削。并且现在公司营业超过从前倍余，工人的工作也就紧张了一倍多，可是得到的报酬呢，是加紧压迫和剥削，把从前的铜板赏更加减少了。在机务部方面，工作时间比车务部好些，引擎间是日夜三班制，其他各车间则为二班制，另外再派几个等班（即等到第二天工人上工为止的班头）。 假日在法电规定每逢中、法纪念日及星期日休息，工资照给。机务部及车务部之内勤职员均可得该项待遇。但外勤职员是每月连续休息四天，例如一号至四号为止，工资照给。司机与卖票则没有休息日，除非罚停几天可得算是休息外，在通常要告假休息几天也不很容易办到。在去年夏天正当笔者赴打浦桥某里访友，见同居房中有一中年卖票员，形容憔悴，眼睛红肿，蹲在地上抚摩奄奄一息快将死亡的心肝——儿子，孩子的娘也正在哭哭啼啼的哀痛着。还有一个医生在小孩的肚上，拍了几下摇摇头似乎没有希望了，眼见得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孩子顷刻间便呜呼哀哉。此情此景，谁无恻隐痛惜之心？可是正当此时，一个排车员前来催促，大呼“某号卖票，赶速接班。”该卖票苦苦地哀告允其告假半天，始终不答应，后来还是靠工友间的互相帮助，由另一搭班工友连做了几趟。公司当局这种办法，真所谓“死人不管”。不过在这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切都以金钱为出发的，就是说一切都是金钱在作祟着，假如司机或卖票员平时在派班员面前纳些贡献，拍些马屁，那末你要请假也并不是很困难的。同样的我看那小孩假如家里有金钱能请个比较高明的医生，也不是完全无救的。在法国一个卖票员有一个小孩子可多得一百五十法郎工资，但在中国同样有一个小孩子，为了生活，父亲却眼看儿子将死去，连告假也不允许。同是人，同是法国资本的老板、其待遇何其不同耶！此无他，法国的工人己经争取得一些生活权利的保障。中国的工人要想得法国工人阶级那样的生活，还是靠自己来争取才有希望呀！等待是消极的一种表现，容忍也该有一定的限度吧！ 八法电工人生活的概况 法电之工人生活，在大体上与英电、华电差不多，大多数工人的家属是在上海的，一娘一妻一二子女的小家庭最多，所以在他们的负担上说是相当重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完全靠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公司严厉的惩罚和疾病，都是迫使工人生活困苦，影响到工人的思想的条件。在走狗未肃清以前与工人的团结未完成的时候，工人行动非常谨慎，机务部之大工的工资都又相当高，故平时他们不肯轻举妄动。在车务部方面，有轨电车之卖票或司机大都以新进工人或年数较短的为多，年数较长的即升到无轨电车，以后再升到公共汽车。所以在法电之无轨电车及公共汽车之工人多为老工人，工资也大些，年数也都是相当长久的，这部分工人的地位也比较巩固些。 （一）关干衣食住行方面车务工人可领大衣一件，须穿二年，黄色布单衣二套，帽子二顶（一为夏天，黄色的，一为冬季，元色呢的）。车务内勤职员第一年可领二套白色布衣，以后每年一套。冬季领哔叽衣装一套，第一年进去是领旧的，第二年可领一套新的，以后隔一年一套。冬季可领大衣一年一件，旧的要交还公司，帽子一顶。不论工人或职员衣服概须自己洗之。机务部没有上项衣服之待遇。公司概不负责膳食，无饭堂、饭作等设备。车务工人按照各人班头之不同而各自备餐，因不能定时用餐，所以车务工人之有胃病者几占十之二三，肺病亦相当地多。机务部吃饭时间在日里十一时半至下午一时，在时间上还算宽裕与固定。夜班在晚上十一时上工，一时至二时休息，可以吃些点心，早晨八时出厂。住的问题是由工人自己解决的，厂方没有工房或宿舍等设备，不过在厂里有三四间房子可以容受一小部分单身工人的居住，和一部与工作上有关系的职员住在里面。在行的方面，车务工人和职员乘坐英电、华电的电车是不要买票的，假使穿便服那么要佩带帽上之铜牌子为证明亦可通行无阻，机务部工人乘坐本公司之电车备带公司发给之派司，英电华电则能通行。但法电工人乘坐法电之公共汽车是不允许的，这大约是一种阶级的限制吧！ （二）法电工人之信仰工人受了几次罢工斗争和革命的领导以后，一般地说是进步了许多，新思想有了相当的传播，特别在大革命时代老工会的政治影响，一直到现在很多老工人都以自己参加老工会号召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为光荣。这就是革命思想深入群众中的明证。此外，工人的宗教信仰以受佛教的影响与传统为最大，不过参加佛教吃素念经的并不多见。信仰耶稣和基督教占极少数。信仰回教的有一小部分，以湖北和山东籍者居多。 （三）嗜好香烟、老酒、赌博等嗜好是普遍的现象。经常吃酒者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四十。吸食毒品（鸦片）者，机务部有十一、二人，车务部大约二十人左右，其中以高级职员（且多带走狗色彩的）占多数。 （四）娱乐假使很据今年元旦日政府当局发表的提倡正当娱乐的娱乐来说，那末可以说，法电工人根本是没有娱乐。公司当局对于娱乐方面不仅没有提倡，而且采取破坏压迫的政策。据说有一次工人自动组织了一队足球队，并且天天练习，后来由走狗报告公司当局知道了，即叫参加足球队的“吃大菜”；公司间工人：“踢球疲倦吗？”工人回答说：“疲倦。”“疲倦？既然疲倦踢什么球呢！”自此以后，凡参加足球队的人，每天所做班头特别苦，时间也长些，这样一来，使工人不敢再参加正当娱乐的团体。如果有些工人沉醉到打麻将、跑公司（即游艺场）、吊膀子、寻开心等堕落生活，公司则不过问。比较老诚一点的工人，不愿干这些事，又无正当娱乐，每天打算点吃吃，抱抱小孩，睏睏觉就完了。现在为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就应提倡工人正当的娱乐，这也是现在抗战中应有的任务。 （五）交际工人间有喜事互相庆贺等事情还是以感情为出发点。倘有人死亡，那末大家捐一角二角，以自愿为原则。职员与工人间的交际，公司当局是严禁的，但是依然存着，因为部分职员的权势可以支配工人的饭碗。例如某号职员做事，你假如不送些礼物，以后便会吃亏。此外，中国的职员和工人对洋先生也总得送些人情，例如机务部有些工人和职员，每年外国冬至节，互相讨论着买点什么古董或中国特产来取悦洋大人而保住自己的饭碗。此外有部分工人想工作快乐一点的，便向派班者经常“打照会”（即每月交纳一元或二元），如夏天做早班比较好，而冬天早班天气寒冷比较苦，晚班比较来得适意。所以每一工人每年用在这一不必要的交际费上，为数的确很可观的吧！ 九法电工人之文化程度 法电工人之文化程度，在车务部方面，卖票的都认识几个字，法文知道与否无关。司机在七八年以前进公司的不识字者至少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以后进公司的大都认识几个字，在机务部方面识字者大约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职员懂英文、法文者并不很多，在去年底公司当局曾警告外勤职员，务于今年底为止学会几句法文或英文，否则一律降级为卖票云。听说有个高级职员法文是懂得满好，可是中国字反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因此难怪他的思想和行动接近于洋大人了。 十工人的活动和奋斗史 一工会初创时期——第一次罢工 （一）在“五卅”时期的工人动态一九二五年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路枪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胞，发生了全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五卅”运动。可是法电的工友们对于这次伟大的反帝运动，只表同情而已，并没有积极的参加。 那么法电的工友们怎么没有参加这次的罢工呢？因为当时的法电工友们不明了这次罢工的意义，同时又没有人去和他们接洽组织。 （二）首次组织工会记得好象是在一九二五年的下半年，由车务部全体开车、卖票的工友共同在法租界天文台路五凤里借了个会所，成立了一个车务部开车卖票的工会。 （三）首次向公司提出条件工人有了工会当然要设法解除所受的种种压迫及痛苦，所以就向公司提出了几条改良工人待遇的条件：即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减轻罚款等几项。 （四）首次罢工公司方面对工人所提出的条件完全采取不理的态度，结果引起了法电工人的首次罢工。 开车和卖票罢了工，电车完全不出厂。这样一来，机务部车间里的工友就没有事情做了，于是他们时常四五人或五六人的聚在一块儿谈这次开车卖票罢工的事。大家都说，公司里这班外国赤老对我们工人实在太凶太恶了，所以是要同他这样的罢罢工。 过了三天，开车卖票的工潮由社月笙等出面调停复工。这次开车、卖票进厂复工是非常的威风，举起了两面很大的国旗，军乐队开路。这给予机务部工人一个极大的兴奋。所以机务部工人也就开始三三两两的加入了开车卖票的工会。不到三个月，机务部全体工人完全加入了工会。 然面这一次开车卖票罢工，究竟有没有得到胜利，在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得到了胜利，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胜利。因公司方面所答应工人的条件，并没有履行。 （五）工人不了解工会车机两部的工人虽有了组织而团结在一块，可是大家对于这个工会的作用还不十分明白。比如开会时，大家总是没有什么意见，不说话，随便主席的秘书怎样说就是怎样好。而且在这时大部分的工人都抱着服从总工会的命令的心，所以那时的总工会对于工人方面的威信是很高的。 二北伐时期——第二次罢工 （一）武装训练国民革命军将要到上海之前一月，法电工人和其他部分工人一样，都是很忙。忙些什么呢？就是学用手枪用盒子炮及手榴弹等军器准备武装起来！ 训练法电工人武装的人是总工会派下来的一位姓高的。高为人很和气，所以凡是参加学习武器的工人对高的印象都是很好的。 法电车机两部受训练的工人共有八十余人，每日受训两小时，是晚上七至九时。 （二）通告能指挥工人的动作因为大部分的工人不了解开会的意义，所以工会的负责人俞茂怀（即俞飞）不时常召集工人开会，就是有什么事也不一定召集工人开会。多数是用命令式的通告来通知工人的。 一般工人接到了工会的通告就照办，通告上怎么说，工人一定会怎样去做的。 （三）罢工欢迎北伐军北伐军到上海的时候，俞茂怀并没有召集工人开会．只出了一张通告通知工人说，一律罢工欢迎北伐军。 这通告的效力非常大，车务部的工人见了这张通告，就把电车开进了厂，机务部的工人见了这张通告，就停止了工作，大家一同到工会里去。到了工会也没有开什么会。俞茂怀就拿了许多传单出来叫工人去散发。工人就把这些宣传品散发到各马路中间。 （四）阻止英租界公共汽车行驶第二天下午一时开了个全体大会，有人报告说英租界的公共汽车还在开。于是大家决定到公共租界去阻止公共汽车行驶。 散会后，全体工人就出发，到了静安寺路，来了两部公共汽车，于是工人就一拥上前把坐在汽车里的客人叫下来，命令开车的开进公司。可是这两个开车的工人很坏，他们想把这些坐在汽车里的工人开到巡捕房去。然而开车的这种鬼计已被车内的工人识破，大家即命开车的停车，这时车已快到静安寺捕房了。 汽车内的工人下了车后，本来预备回到工会去了。可是这时从东面也开来了一部公共汽车，工人又上前阻止行驶。大家正在劝说公共汽车的开车、卖票工人时，四面来了大批的中西巡捕把工人围住，结果被捕去工人二名。当时马路上的情形非常混乱。 罢工第三天，听说公共租界的公共汽车还在开，大家又到公共租界去看，结果没有见到一部公共汽车。各个工人就很欢喜的回到工会去了。 （五）准备暴动一天将要黄昏的时候，俞茂怀就下了个命令说，凡是以前受过武装训练的同志今天不准回家。 过了一会，一班受过训练的工人，大家手里都拿了几条红绿布，说是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到南市去开火夺取高昌庙兵工厂，以黄浦江内的兵舰开炮为号。 到了晚上，各工人预备出发到南市暴动，可是却不能到南市，因为那天晚上戒严得特别厉害，时间也特别早。这一定是工人要暴动的消息给军阀知道了的缘故。后来兵舰上的炮也没有响。 （六）军阀逮捕工人在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军阀的司令部里派了大批的武装包探将法电的工会包围，幸时间还早，一些较重要的负责人还没到工会，所以捕去的不过十几名普通工人。 此事发生后，一般胆量小的工人非常恐慌，工会变成他们不敢去的地方了。 后由法租界的闻人黄金荣等会同法捕房劝法电工人复工，至于被司令部捕去的十七名工人，由黄金荣等担保保出。各工人为了要营救这十余人，即答应了复工。复工后司令部把十七名工人释放了出来。 （七）二次罢工欢迎北伐军及暴动与上次罢工相隔没有多少时间，法电工会又通告工人罢工欢迎北伐军，工人接到工会的,通告就实行罢工。 罢工的当天工会又出了一个通告贴在工会内云：全体工友准下午一时一刻到会集队出发，到龙华欢迎北伐军。同时开会通知各工人，今天下午大家必须去欢迎北伐军等等。 到了下午一时，法电工会内聚集了不少工人，俞茂怀即通告工人集队自西门出发。 法电工人由法租界出发进入华界时，即把早预备好了的青天白日旗插了起来，俞茂怀也把放在身边的手枪拿了出来速步前进，这时每一个工人的内心都是异常的兴奋。 看到了小局子或派出所，法电工人即冲了进去，这时警察局内或所内的负责人早已跑空，剩下的只是几个小警察。他们一看到工人来了，就把预备好了的白布绑在手臂上，规规矩矩的站在门前，两手举起表示欢迎。工人一进了局或所里面，就把剩下来的枪拿起来武装自己。 可是徒手的工人实在太多了。虽说这些小局子或派出所里面弄到了一些武器，那里够分配呢？故没有拿到枪的工人就主张到城内大东门道台衙门去（淞沪警察厅设在道台衙门旧址）,因那里的枪要比什么局什么所的枪来得多。 工人还没有进道台衙门，可是道台衙门的军乐队已站在大门两旁，呼呀呼呀的吹着，咚呀咚呀的敲着来欢迎法电有枪和无枪的工人进道台衙门了。 工人进了衙门，领导人俞茂怀即召集道台衙门所有的警察训了一次话，并命他们把所有的枪械缴了出来，工人拿到了枪，大家都欢喜得了不得。 后来法电工人又向南市进发。到了南市会同了南市救火会和华商电气公司及求新造船厂等处的工人，到地方厅、公安局、兵工厂、火药厂等处，把军阀剩下来的军器完全搬了出来。这时工人真出风头，大炮、机关枪、步枪、盒子炮、炸弹都有。到处老百姓见了拿枪的工人都是十分的欢迎。 一般在军阀队伍中的兵士见了武装的工人，总是喊着老乡和敬礼。 工人有了武装等于是军队，故工人一致主张成立了一个工人司令部。俞茂怀为总司令，俞小峰为副司令。部址设在华商电气公司内。 法电和南市各工厂的工友虽冲了不少的地方，可是一个也没有牺牲。不过有几位工友自己玩弄枪械走了火，遭受了无辜的牺牲。 然而闸北等处却牺牲了不少英勇能干的工友。 法电工人等把兵工厂等重要地方夺下来的第二天，正式的北伐军也到上海了。到第三天，工农兵学商在公共体育场开了个极热烈的庆祝大会。 （八）复工过了几天，各工厂的工人都先后复了工，法电当然也不能例外。除在工人司令部当纠察队的工人而外，都复了工。 这次复工和上次欢迎北伐军罢工没有成功而复工情形绝对不同。上次是一声不响，愁眉不展忍着痛复的工，可是这一次的复工，工友在公共体育场排队出发，一路上都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这是多么的威武啊！ （九）团体的力量有一天法电工会想在法租界西门路西成里召开代表大会，后被法捕房知道了，捕房即通知法电工会的负责人，说是今天在租界内不可开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会的话，那请到华界去开好了。 法电工会的负责人对法捕房的回答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说：“在我们为什么要在法租界开会呢？因现在租界内每天总是很早的就戒严了。而我们的代表大部分都是住在租界内的，所以若到华界去开会是非常地不方便的。”后来法捕房无法阻止只得允许法电工人若在华界开会，即使在戒严的时间，也可随便在租界内进出。 （十）工会解散到了四月十一日的晚上，政局转变，国共分裂，工人司令部被军队四面围住开枪，一直开到天亮，工人在军阀手里夺来的武装，都被国民军缴去了。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 这样一来，法电的工会也就成了问题，这时工会的主持人俞茂怀也跑掉了（后来这人叛变了工人阶级）。因此一般工人未免有些恐慌起来了， 工人既有了团体，当然不能再把团体失掉的，若一旦失去团体，这对于工人的前途是极危险的。 法电的工人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的团体无论如何不可散的。所以就有一些较前进而热心团体事业的工人出来想法子，仍把这个原来的团体维持下去。 有一天一些热心会务的工人聚集在公共体育场，法电工会内想商谈会务的事。可是事情还没有商谈，突然来了大批武装军警把这些热心会务的工人，一个个的绑了起来，解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 五、六十个工人在司令部的荒地上站了一个多钟头，后有一个人来说是杨司令训话。接着杨司令就对工人讲了一大套后，除了三个工人代表外，一律准觅保释放。 三个工人代表在司令部住了好几天，后有工人的代表及代表的家属请求杜月笙设法才得到自由释放了。 三工统会与工整会时期——第三次及第四次罢工 （一）二次组织工会及失败上海总工会（即老工会）被取消后，当局即设立了一个工统会，所有的工会都要到工统会去登记。不到工统会去登记的工会就认为不合法，因而也就不能存在。 法电工会也去登记了，法电全体工人即在公共体育场开了一个工会成立大会，并由全体工人选定了执行和监察委员。这是法电工人第二次组织工会。 法电工人有了团体后，资方对工人的待遇更刻薄，压迫更厉害，资方的目的是想把工人团体打散。 大多数工人实在再忍不住资方的无理压迫，故即开会讨论怎样向资方提出改良待遇的问题。 然而工人的条件还没有向资方提出，资方却早已得到工贼走狗的报告，立即向积极的工人进攻。先有常务委员戴汉森被司令部捕去了，说他是反动分子。后有常务委员陈邦俊到工统会去，请设法向司令部保出戴汉森。但是工统会却回答说没有办法。子是陈邦俊即在工统会内闹了几句，到晚上陈邦俊也被司令部捕去了，说他是激烈派。结果戴汉森被判了三年徒刑，陈邦俊判了五年徒刊。 自陈邦俊被捕去后，就没有人敢向工统会、市党部去讲话了。胆子小的人连工会也不去了。这是一些工人受了工贼走狗的谣言恐吓所致的。于是法电工人第二次组织的这个工会即无形的消灭了。 （二）走狗的下场法电工会无形消灭后，当时被工人指为走狗的车务部一号稽查杨家模没多久也被人暗杀掉了。 原来杨家模被工人揭出他是资方的走狗后，资方就特别优待他，代他领自备手枪，同时资方又送房子给他住。故他一天到晚在公司内，门也不出一步，车务间门口用安南巡捕看门。他以为有这样的布置决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然而他的结果还是得到了走狗的应有的下场。 （三）三次组织工会工统会取消后又来了一个叫做工整会。 法电工人在这时期，因某种关系认识了一个工整会的常委，他的名字叫做刘云。于是工人又想把法电的工会恢复起来。 这时刘云很肯为法电工人出力，他首先设法把前在工统会时期被司令部捕去的戴汉森，陈邦俊保了出来。为此法电的工人曾一度非常的相信刘云。 其后即在刘云家内开了几次恢复法电工会的筹备会。参加的人数除车务部十余人外，机务部只陈茂林、徐阿梅、黄全发三人。 法电工人正在忙着筹备恢复工会，一天因发大水，所以到了晚间，应进厂的电车就不能进厂。于是这些电车只好停放在霞飞路上。开车和卖票的工人也只好不回家睡在电车中，不料有一个法国水兵吃酒醉了到电车内拿刺刀把开车的吴同根刺死了！ 吴同根事件发生后，一班正在努力恢复工会的热心分子，加紧必须马上恢复工会的宣传，这样一来，全体工人就定期在市党部三楼开了个工会成立大会，并选定执监委员办理会务，这是法电工人第三次组织工会。 至于吴同根的事，后来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这是完全得力于工会。 （四）为争取工会自身利益而又罢工法电的工人虽两次组织工会并奋斗多次，但是他们的待遇还是非常的恶劣，生活还是得不到安定。故在三次组织了工会后，就接二连三的开会讨论向公司提出改良待遇的条件，共有十余条。 各条件经全体工人赞同后，即向公司提出，并限定资方答复条件的时间。但是资方对于工人所提出的条件一声也不响，而只当没有这回事的一样。后虽经社会局数次召集劳资双方调解，但是资方总是缺席不到，弄得社会局也无法进行调解。此时工人才被迫举行罢工。 罢工后工人即组织了罢工委员会主持罢工，同时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故法电车机两部虽有一千数百人罢工，一点也不混乱。 每一个工人在罢工期内，每天必须分上午和下午到工会两次签名报到。 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每天至少开会一次，每日下午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报告每日罢工的经过及讨论应付资方的办法等等。罢工数天后，即有杜月笙出面，代表资方向工人方面接洽调解，初被工人拒绝，后他会同了市党部的代表及社会局的代表再同工人接洽商谈复工条件。 谈判复工的地点，杜月笙架张请工人到他的公馆里去谈，工人主张要在市党部里谈。杜月笙无法，即同意了工人所主张的谈判地点。但是工人代表到了市党部后，杜月笙没有来，来了一个代表叫做李应生，并开来两部汽车接工人代表到杜家去谈判。工人代表本来不答应，后经市党部和社会局的代表再三请求劝解后，工人代表才答应到杜月笙家里去谈判。 工人代表到达后没多时，杜月笙出来和工人代表会面，开始谈判复工的条件。工人方面所提的条件十分之七杜月笙答应了，即增加工资，每日工作八小时，星期日休息全天，退职金及抚恤金等等的条件。于是就写了一张条件的草稿，工人代表及杜月笙双方都在草稿上签了字。接着就谈定复工的日子及资方实行所答应的条件日子。 复工的日子是谈判后第三天，资方实行条件的日子是复工后第三天。如果资方不实行，工人就再实行罢工。 （五）重行罢工及条件谈判的经过工人复工了三天，资方所答应工人的条件仍不实行。工人没有办法，只好再把工来罢。 此次罢工后，一些工人认为上次所组织的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有几个靠不住，所以把以前的罢工委员会推翻，另组织了新的罢工委员会。并一致推举徐阿梅参加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自徐阿梅参加了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后，罢工委员会工作非常紧张，工人也忙得了不得。 过了两天，资方便在公司门口贴出了答应工人的条件的通告，即资方答应每人每日增加工资六分，每日工作时间减少半小时，几项无关重要的条件。当然得不到工人满意，故工人都不睬它，还是继续罢工。 后来杜月笙又派人来同工会的负责人接谈，调解复工的条件。工会的负责人即把这接谈的事交给全体会员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公推徐阿梅、徐茂林、华志勇、汪钧四人为向公司及杜月笙谈判的代表。 第二天，徐阿梅等即赴公司见大班谈判条件。但是大班对于工人所提出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及星期日全天休息等条件坚决不答应，其余的条件要工人复工后才酌量实行。 当天下午法电工会得到杜月笙的通知，说是法捕房总巡费沃利要请工人代表到捕房谈话。 工人代表徐阿梅等，即和市党部、社会局代表一同到法捕房，杜月笙派了一个代表来，他本人不到。于是徐阿梅等就表示说今天非请杜月笙来不可，否则什么都不必谈了。杜月笙的代表听了徐阿梅等的话，没有办法，结果去请了杜月笙来，谈判才开始。 杜月笙来后，徐阿梅等即向法捕房总巡及杜月笙提出对于谈判复工的几条先决条件：第一、罢工工资照给，第二、承认工会，第三、工作八小时，第四、星期日休息全天，第五、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五元。 工会代表所提的第一条罢工工资照给，即由杜月笙拍胸承认说：“罢工工资我拿出来，向我算好了。”第二条承认工会，由法总巡费沃利答复工人代表说：“这一条你们不必要求的，你们工会只要有力量，就是公司不承认工会，你们还是可以办事的，假使你们的工会没有力量，就是公司承认了，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这一条可以不必谈的。”关于三、四、五三条总巡也同杜月笙一样的拍胸说道：“这几条是正当的要求，有我担保替你们办到。我马上替你们打电报到法国去，这个电报一定可以很快的回来的，一回来你们这些条件就可实现了，我担保，请你们放心好了。还有的条件待你们明天复工后，我们大家再来谈好了。” 工会的代表听了总巡明天要工人复工的话，大家不说什么。可是徐阿梅却不客气的回答费沃利道：“我们的条件还没有谈好，根本就谈不到复工的问题。即使我们的条件谈好了，明天也来不及复工。” 总巡听了徐阿梅的话后，即发脾气说道：“你们明天一定要复工，你们不复工，我们就不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和杜月笙先生都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明天不复工呢？” 几个代表看到总巡发脾气，似乎就怕了起来，什么话也不说了。可是徐阿梅始终同总巡争着说道；“你总巡要我们明天复工，随便怎样都是办不到的。” 总巡钉住徐阿梅说道：“为什么呢？” 徐阿梅很直爽的回答他说：“就是你总巡答应我们的条件，是否能实行，还要打电报到法国，等法国的电报回来才能决定。就是你总巡今天对我们答应及担保的条件，我们几个代表也不能决定复工的日子，必须要等我们明天把你总巡和我们所说的一切报告给全体工人听，如果全体工人赞成你总巡的主张，先复工而后谈条件的话，那末就可复工了。要是全体工人不赞成你总巡的主张的话，那根本谈不上复工两字。” 徐阿梅把这些话说好后，双方都不谈什么，沉默了四五分钟的时候，总巡又开口道：“那么准定后天复工好了。” 徐阿梅道：“这是不能决定的。因为复工的权不在我们几个代表手里，是在全体工人的手里。所以后天能不能复工，要等明天开会后才能决定。” 工会代表出了法捕房，即坐杜月笙的汽车一直到杜家。杜月笙就向工人代表说道：“算我触霉头，我答应你们的罢工工钱好了，你们复工后，到我这里来拿五千块钱去吧。” 工会代表说：“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共有一千三百多人，我们罢了二十多天的工，这五千块钱叫我们怎样分派呢？” 杜月笙说：“好好，再加一千块，一共拿六千块去好了。” 徐阿梅很直昂的对杜月笙说：“杜先生，我们罢工到今天为止，已有廿三天了。刚才我们在捕房的时候，杜先生不是拍着胸膛说‘罢工工资我拿出来，向我算好了’的话吗？我们决不要杜先生多拿出钱来，我们只要求你按照我们的工资及罢工天数计算，一个也不多要。” 杜月笙说：“你们的罢工工资要我全数拿出来这是办不到的，现在我们大家不必多说了，我再加一千块，一共七千块，你们收了吧。你们要明白，这些钱并不是公司拿出来的，是我姓杜的一个人拿出来的。” 各代表觉得此事实难谈成，因相差的数目实在太多了，所以就不和杜月笙谈下去了。 （六）开会发生变化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各代表召集全体会员开会，由徐阿梅主席报告昨天和大班及法总巡和杜月笙等谈判条件的经过情形，工人听见主席的报告大不满意，一致反对主张复工的人，此时时间已六点过了。主席正要付赞成复工与不复工的表决时，会场上的电灯突然熄掉了，会场起了一阵骚扰，幸而主席的态度严肃，把这骚扰平静下去了。 一会儿工人把电灯修理好了，发现在会场上指导工人开会的市党部及社会局的代表跑掉了。 电灯亮后，工人还是继续的开会，一致决定关于复工不复工的问题，等待明天上午九时再开大会来讨论决定。 （七）代表破坏工会散会后工会代表徐阿梅等即到市党部代表刘云家中，报告开会的结果。后刘云对工会代表说：“你们明天不能复工，必须回答杜先生一声才对。” 工会代表华志勇就说：“杜先生那里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回复他的。” 徐茂林说：“那末我们现在大家就去好了。” 徐阿梅不赞成说：“今天杜先生那里，我认为不一定是要去的，等明天上午的会开好，得到一个结果之后，再去告诉他好了。” 华志勇很气愤的样子说：“我们答应人家今天开会后给他的回信，那怎么可以不去呢？” 徐阿梅说：“不过我们今天开的会是没有结果的，所以没有去的必要，就是去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刘云抢着说：”不要谈了，还是大家去一去吧。” 徐阿梅答刘道：“就是一定要去，也用不着大家去，只要一人或两人去好了。” 徐茂林说：“要去大家一道去。” 徐阿梅本想那天晚上不到杜月笙那里去的，但是各代表及市党部和社会局的代表都主张一同去，大家坐了刘云的自备汽车到杜月笙家里去了。 杜月笙一见到工人代表就问道：“今天你们的会开得怎么样？明天一定复工吗？” 华志勇笑嘻嘻的回答说：“明天不能复工，因为我们今天的会没有开好，所以特别来关照杜先生一声。” 杜月笙听了工会代表华志勇的话后，即板起了面孔说道：“你们倒便当，来向我说一声明天不复工就算了。但是叫我那里有面孔去见费沃利总巡呢？也叫我说明天不复工吗？这我倒说不出口。你们要晓得我姓杜的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我姓杜的有什么本事，全靠着信用才出名的，答应了人家的事，没有不替人家办到的，办不到的事，我就不答应人家。象你们这样昨天答应了人家今天复工的，但今天仍不能复工，这还能做事吗？你们去想想看。” 徐阿梅一点也没有被杜月笙吓倒，很愤慨的答复他说：“杜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昨天我们并没有答应今天复工，我们只说后天能不能复工，要等待明天开会后方能决定。现在大家不赞成今天复工，那我们做代表的有什么办法呢？” 杜月笙对徐阿梅看了一看说道：“你们做代表的一点神气也没有。” 华志勇抢着说道：“杜先生：我们神气是有的，但是没有老式。”（老式是上海白相人当中所通行的话，就是手枪的别名。）这里可见华志勇走狗出卖工人的无耻勾当了。 杜月笙说：“呀！你们要‘老式’吗？有的。墨林，（杜的亲信）去拿一只‘老式’来。” 不到五分钟，墨林拿来一支六寸长的手枪，和七颗枪子，交给杜月笙，杜月笙就把他交给了华志勇，华贼得到手枪说：“那好极了。” 于是杜月笙就很得意的说道：“做代表的是要这样，胆子放大一点才对。”接着他向华志勇说：“那你们用什么法子叫工人明天复工呢？” 华志勇答道：“没有旁的办法，只有今天晚上我们到每个工人家里去通知他们，叫他们明天一定要复工。不过我们要是有什么事一定要请杜先生帮忙的。”这是多么无耻的臭屁啊！ 杜月笙说：“那你们尽管放心，你们有什么事我一定帮忙，你们不好到公司里去做工，就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照你们在公司里的工钱加倍给你们。你们帮我的忙，我是晓得的，现在你们每人先拿两百元去用吧。” 徐阿梅在无耻走狗华志勇的投降和杜的利诱收买下，气得发火了，他很响亮的说：“请问杜先主，你现在给我们每人两百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倒不懂得你的意思。” 杜月笙看着徐阿梅一时说不出话来。于是市党部及社会局的代表就说：“杜先生你看错了，他们这几个人都是不对钱看的。” 杜月笙说道：“我晓得的，我给他们的钱不是旁的钱，是给他们坐车子的车钱。” 徐阿梅说：“车钱也用不了这么多，况且我们根本用不到什么车钱，就是要用，也不会向杜先生领取。” 杜月笙说：“好了，现在辰光也不早了，那就请你们分头去叫工人明天一定上工吧。” 徐阿梅本想继续的反对华志勇所主张的到工人家去叫工人复工，但是各代表和市党部社会局的代表都同意叫工人复工，所以徐阿梅也孤掌难鸣了。 各代表一出了杜月笙家的大门，徐阿梅就向华志勇等说道：“我们平日在工会开会时，不是时常说，打倒出卖工人利益破坏罢工的走狗吗？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事？哼！我看你们怎么同工人去说。” 但是华志勇等对于徐阿梅所说的话不睬，他们还是兴高采烈的分派着你去叫那些工人复工，我去叫那些工人复工。他们要叫徐阿梅陈茂林何全林三人去喊机务部的工人复工，结果只有徐阿梅不去，他反而通知机务部的工人说是明天车务部有工人要复工，但是我们机务部复工不复工还是到明天早晨大家到工会开会后再说。这真不愧是工人的代表！ （八）破坏罢工的复工天还没有亮，公司门口已站了不少的人：即叫工人复工的一部分代表、杜月笙的代表和法捕房的中西包探，还有一些想复工而又害怕复工的开车和卖票的工人。 辰光已到了应开车出厂的时候了，工贼华志勇虽说喊了一些工人来预备复工，可是他们却你向我看我朝你望的不敢进厂，更没有一个敢去开车。 此时杜月笙也来到了公司门口，他问华志勇怎么还不叫工人把车子开出去？于是华志勇就不顾一切的自己进厂去，拿了昨晚杜月笙给他的手枪开了一部电车出来。接着一部分本想来复工的开车、卖票的工人，也就进厂开车实行复工了。 机务部的工人一晓得电车已出了厂，也就来到了公司门口看着。于是就有何全林等及杜月笙的代表来劝他们复工，可是大家不愿意进厂复工。他们都说徐阿梅说过的，今天复工不复工，必须大家到工会去开过会之后才能决定。 何全林等没有办法，只好对工人说：“那末请你们等一下，我去叫徐阿梅来。”于是何全林就到徐阿梅家去了。可是徐阿梅却叫何全林一同到工会去开会，何全林没有办法，只好独自一人回到公司门口，再劝工人复工。结果机务部一部分胆子较小的工人被他们骗进工厂复工了。 （九）工人包围代表徐阿梅七点钟到工会，但已有不少的工人在那里推测这次破坏罢工的人是谁了。大家一看见徐阿梅到了，就问徐阿梅到底是谁破坏我们的罢工。徐阿梅即把昨晚在杜月笙家里所谈的一切详情报告了工人，各个工人听了徐阿梅的报告，非常愤恨华志勇等工贼，大家都说，我们要把华志勇等狗东西打死！ 各工人正在大骂几个代表的时候，陈茂林也到工会来了，工人一看到他，就把工会的大门关了起来。大家说：“不要放他走，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本来陈茂林不是破坏罢工的主事人，工人一时对他为什么当时不反对华志勇要使华志勇不致出卖人，所以要打死他。于是徐阿梅出来调解，向工人道：“你们现在要打死陈茂林为些什么呢？” 各工人说：“因为他出卖我们的罢工，同时他也和华志勇一样拿了手枪到工人家去叫工人复工。” 另有一个工人说：“我亲眼看见他在桥头拿了手枪喊工人复工。” 陈茂林听了各工人的话笑了笑说：“我并没有手枪，至于有没有叫工人复工，你们问徐阿梅好了。” 徐阿梅说：“各位工友、你们说陈茂林也有手枪，这我可以证明陈茂林他是没有手枪的，如果他真的和华志勇一样拿了手枪去喊工人复工，那不要说你们不答应，就是我姓徐的也不会答应的。” 于是一般工人见了徐阿梅极力为陈茂林证明，故大家也马马虎虎不说什么了。 后来工会里的工人越来越多了，于是大家开了一个会，讨论复工与不复工的问题。一部分工人主张继续罢工，去叫已经复工的工人出来，另一部分工人则主张下午一律复工。其理由是现在复工的人已超过未复工的人数，继续罢工是不成了。结果付表决赞成复工的是比较多点，于是就复工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 （十）签定条约工人复工后，几个工人代表和市党部社会局的代表，仍不断的到杜月笙家里去，商谈怎样与公司签定各项条件及如何发给罢工工资。 结果是由杜月笙约定了一个日期，在家里签定了一个法商水电公司劳资条约。 签定此条约的代表人名单如下：劳方代表华志勇和陈茂林，资方代表杜月笙和李应生，主席委员是社会局第三科科长张廷灏。 工会就把此次所签定的条约印就散发给工人阅读。但是工人看了并没有什么表示，这是由于多数工人对工会已失去信仰的缘故。 然而公司方面对于所签定的条约仍不履行，他们所实行的只是公司贴出的通告上载明的两项：即一，减少每日工作半小时；二，每人每日增加工资六分。 至于工人罢工的工资，由陈茂林等再三向杜月笙请求，结果杜月笙一共拿了九千块钱出来（另外津贴工会每月办公费二百元），后来工会就把这九千块钱分派给工人，不论工资大小，每人派到五元，这五块钱就算是廿四天的罢工工资。这样一来，很多工人不满意工会，甚至连工会都不要去了。 （十一）走狗捣乱工会虽有不少工人不满意工会，对工会的一切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是也还有一部分工人却在极力的想法把这个工会维持下去。 可是刁滑的资本家看到工人对工会的热心，就想破坏，命令大批走狗来捣乱工会。他们借查工会帐目为理由，把热心维持工会的徐阿梅等用绑票的手段，弄到了茶馆内，强迫徐阿梅等交出工会的钱，但是工会里的钱，并不是徐阿梅等所保管的，所以走狗也没有什么办法。 后来走狗们想打徐阿梅等，徐阿梅虽没有被打着，他的父亲却被走狗们打伤了。因此对工会影响非常之大，由于负责人的暂时离开工会，工会一时便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了。 （十二）不灰心徐阿梅虽然被走狗们绑了票，他的父亲虽然被走狗们打了一顿，但是他们对于工会的事一点也不灰心。他们不久又回到工会来领导全体工友奋斗了。 不过如果要车务工人来维持这个工会，那就非常困难。因那时资方和一些走狗对于车务部工人看得非常牢。若有人一到工会或想活动维持工会，那些走狗们就把你开车或卖票的号头及姓名报告公司，公司立刻就停掉你的生意。所以很多车务部的工人吓得不敢到工会去，更不敢为工会活动。 （十三）一群走狗走狗与走狗之间也是有派别的。要把他们分起来可分为三派：第一是在车务方面的，为二号稽查李麟书等；二是廿号查票刘××××等；三是满天飞查票沈××等。 这些走狗常常明争暗斗得非常厉害。 机务部是不是就没有走狗呢？也是有的不过少些。比如新车间铜匠头脑俞××和老车间小工头脑费××是。 （十四）机务部工人单独维持工会在工会受到资方走狗捣乱破坏之后，车机两部工人想要立刻共同维持工会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徐阿梅等因此向机务部工人计议，首先巩固机务部工人的组织，以便作为整顿全体工会的基础。徐阿梅的主张得到机务部大部分工人的赞同，就把工会改组，选出各车间干事十余人，并帮助执监委员推进会务。 从此车务部工人就脱离了法商水电工会的组织。 四机务部工人单独奋斗时期——怠工胜利 （一）应付资方借故开除工人的方法经二十四天罢工后，公司即用最凶恶的手段来对付工人，尤其是一般较热心会务的工人，天天有被公司开除的可能。然而事实上车务部被开除的工人要多得多，这是由于车务部工人完全脱离了工会的缘故。 公司对待机务部的工人当然不会比车务部工人优待的，恐怕只有更痛恨吧，何尝不想开除机务部办工会的热心分子，然而由于机务部工人的团结比车务部坚强得多，公司岂敢不当心。 即使公司把开除车务部工人的手段用到机务部工人身上，机务部工人却用极简单的方法粉碎公司的开除获得胜利。这方法就是当公司借故开除或罚工资的时候，工会马上召集各车间代表开会，推派代表向公司大班交涉，如果交涉无效，各车间工人就实行怠工，一直到取得胜利为止。结果几十次的怠工，没有一次是失败的。 （二）工头和工会对立工人没有组织工会之前，工头在工人中的势力是非常大的。工人的生意完全操在工头手中，他要停那个人的生意，就停那个人的生意，因为工头有这些恶权力，所以一般工人都怕工头。有的还拍工头的马屁，每月每节送钱给工头，如果到时候不送，他就到外国人那里说一声，那你的生意就停掉了。一个新工人进来，只要向工头送去一笔钱运动运动，那生意包管成功，所以做工头的坏蛋很多。 但是工会巩固之后，每个工人的生意是有相当保障了。平时工人也不再送钱给工头了，拍工头的马屁的也少了，这无疑是给工头一个极大的打击。 工头受到这种打击后，就拚命的反对工会，时时刻刻的想毁灭工会。后来费××这个走狗小工头组织了一个机务部全体工头的关帝会，吸收了一些无知的工人来同工会对抗。可是因机务部的工会组织很巩固，工人的团结力极强，工头的关帝会不久也告寿终正寝了。 （三）机务部工人单独向公司提出条件机务部工人在坚强的工会领导下团结得更紧密，徐阿梅主张再向公司提出改良待遇条件的必要，这条件就是星期日休息整天、工资照给等。公司接到这些条件，仍是和从前一样不理睬。 工会会员见着公司不理睬的态度，就公推徐阿梅为工会全权代表，向公司大班直接交涉。但是大班的态度非常强硬，坚决拒绝工人的要求，于是交涉失败。 （四）怠工大班拒绝工人的要求之后，全体工人非常愤恨，要求立即实行罢工来警告公司，使其觉悟。 但是徐阿梅却反对此时主张罢工，其理由是罢工是工人的最后武器，所以非到万不得已时决不使用的。况且除了罢工外，现在还有许多可以争取条件的方法。 徐阿梅所谓这时争取条件的方法，首先是怠工，他觉得如果当时用罢工的手段来对付公司，这种斗争的方式太高，工人的元气未复，又未必能与车务部工人取得一致，力量比较小，公司不一定接受条件。假如用怠工斗争的手段对付公司，这使公司容易接受，因为资方受了历次罢工的教训，也知由怠工而发展成为罢工的危险。于是全体工人一致主张实行怠工。 （五）怠工胜利工人实行怠工后，公司首先也只当没有这回事一样的不理睬，工人方面也并不派代表向公司讲话。这样经过了半天，到下半天，公司大班态度转变了，通知买办叫工人代表徐阿梅谈话。于是开始谈判工人所提的条件了，结果大班允许工人星期日全天休息，工资照给。不过不是每星期日休息全天，而是一个星期日休息全天，另一星期日休息半天，其余的条件也完全答应了。 这次怠工可说是完全胜利了，只是在星期日休息不是百分之百的令人满意。工人最初也不主张复工，非坚决取得绝对的胜利不可。后经徐阿梅向工人解释说，在不利的环境之下，工人的行动当适可而止，工人才答应复工了。 五一九三○年的第五次罢工 （一）要求米贴及其他一九三○年初，米价不断地高涨，全市各工厂的工人都纷纷向资本家请发米贴。 法电机务部工人也向公司提出要求：每人每月米贴五元，每逢星期日及中法两政府所规定的纪念日应该放假的，一律放假全天，以前未有的封关，今后应当补进去，和公司负担工人医药费、停工工资照给等条件。 公司接到工人的要求后，仍是抱着不理睬的态度来应付。但是工人方面过了几天得不到公司答复，大家推派徐阿梅等向公司交涉，一连交涉了几次，没有结果。于是工会就召开全体大会，一致决定，实行怠工。 怠工后，各工人认为此次向公司提出的要求过高，恐一时难得解决，故即组织怠工委员会来主持怠工时的一切事务，另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 公司对于工人此次的怠工，非常恐慌，故即叫工人代表谈话。大班极力劝解徐阿梅等命各工人不要怠工，但大班对于工人所提的各项要求却无切实的答复，故工会代表拒绝了大班的劝解。 后由法捕房政治部华督察长陈志卿先生会同公司买办沈叔眉先生出来向工人调解，首先答应每人每月米贴一元五角及星期日一律休息全天，至于中法两政府所规定的应放假的纪念日，一律照旧，不增加。 但是工人一致主张非达到所提的各项最低要求的目的不可。 怠了半天工后，大班复叫工人代表谈判条件，结果大班答应了各条件，即星期日一律休息全天，中法两政府所规定应休假的纪念日一律放假全天，工人有病可住医院，发给工资半天，若因公受伤得病发给工资全天，米贴每人每月一律发给三元。大班把工人所提的条件谈好之后，忽然向工会代表道：“你们这次所要求的米贴是不是代表你们工会方面的工人所要求的？” 徐阿梅听了大班的话后即回答道：“不，我们是代表全公司吃米的华人所要求的。”大班听了徐阿梅的回答后，表示“满意的”笑了一下。 后来，工会代表召集工人把大班所允许实行的各项条件作了详细的报告，大家听了甚为满意，于是就复了工。 （二）职员组织团体法电的大部分职员，对工人是很轻视的，他们以为自己的一切都要比工人高人一等。 但是这一次怠工工人却为他们要求米贴，这是想不到的。同时他们领受这米贴心里似乎也有些过不去。有几个职员说：“我们的知识比工人多，我们的地位也比工人高，我们应当替工人谋些利益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但不为工人谋利益，反而要工人来为我们谋利益，真是惭愧得很！” 于是这班人就发起了一个全体职员聚餐会，参加的职员共有二百余人。全体职员在第一次的聚餐会时议定成立一个职员会，并推定了几位负责人进行一切。 但是职员聚餐后的第二天，公司方面知道了，面且知道得很详细。于是大班即把在聚餐会当中所推出的几个负责人叫到写字间大骂了一顿。同时通知他们道：“若你们再聚餐，要和工人一样的组织团体，那我把你们这几人立即开除。” 于是职员进行组织团体的事就停止了。 （三）工人又提出条件自工人要求米贴得到胜利后，英电工人也向公司提出要求，但是英电公司方面不答应，以致引起英电工人的罢工。 英电工人罢工后，即派代表来到法电工会请法电工人援助。 法电工人为了援助英电工人的同情罢工起见复向公司提出各项条件，并令公司实行一九二九年由杜月笙先生等出面所签定的各项条件，若公司不答应，也决用罢工手段对付之，达到英法两电同盟罢工及同一胜利的目的。 但是法电工会和工人正在积极对公司交涉条件及布置罢工的时候，英电工人复工了。这样法电工人对公司进行交涉条件较松了一点，同时法电工会即召集全体代表大会讨论对于公司所提的各项条件的问题，一致议决继续积极进行交涉，一方面呈请社会局调解。 后经社会局数次召集劳资双方进行调解，但是资方始终不出席，调解宣告失败，再由社会局呈请市政府仲裁。 工会方面看到社会局无法进行调解时，复派代表向公司直接交涉，并限定公司答复条件的时间。 （四）怠工不成到了限定公司答复条件的日期，公司仍没有答复。工会即召集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应付办法，一致议决实行怠工。 法捕房及杜月笙得知法电工大又要怠工后，杜月笙即派大把工会代表找了去关照道：“你们明天无论怎么样不可怠工或罢工的。你们要晓得五月里是不好罢工的，政府方面是禁止的，只有共产党才主张五月里罢工，故主张在五月里罢工的人就是反动分子，所以你们明天一定要怠工或罢工的话，即你们一定要吃亏的。” 徐阿梅听了杜月笙的话即回答道：“杜先生，你要晓得我们工人本也不愿意罢工，但是公司方面不肯谅解我们工人的痛苦，不但不肯谅解，反而天天加紧的来压迫我们工人，并不守信用，比如去年由杜先生出面同我们所签定的各条件，但公司到今天尚未一条条的把它实现。所以我们现在决定从明天起一律怠工，实是出于不得已的事，希望杜先生帮忙并谅解。” 杜月笙道：“你们要我帮忙，我是没有不帮忙的，不过你们要在五月里实行罢工，我是没有办法帮忙的。假使你们肯听我的话，明天不要罢工，过了这个五月，你们再罢起工来，那我一定大大的帮助你们。” 徐阿梅道：“那我回去同工人商量商量看，假使大家赞成明天不怠工的话，最好，如果大家明天一定要实行怠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杜月笙：“阿梅你一定要设法劝工人在五月里不要罢工，要罢工过了五月再罢工好了，到那时你们罢工，我一定帮忙。” 徐阿梅答应向工人去劝劝看，当晚召集了各车间代表把杜月笙说的话报告了一下，各车间代表主张决依照大会的议决案做去，明天准定实行怠工。 到第二天早上公司门口来了不少法捕房的中西探捕及杜月笙方面的人，要徐阿梅劝工人不要怠工，于是在公司内的一块荒地上召集全体工人大会，徐阿梅把杜月笙所说的在五月份不可罢工，及劝工人千万在目前不要罢工等语向全体工人详细的作了报告。 但是出于意外的，全体工人听了后，犹豫不决，大家一句话也不说。于是徐阿梅即付了两个实行怠工与不怠工的表决，可是全体工人对这两个表决不赞成也不反对，始终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表示意见。“我们这次向公司所提出条件，是不是应大家需要而提出的？是不是大家的主张？”徐阿梅大声向全体工人说了以后，一班工人忽然似乎觉醒似的说道：“提条件是我们大家的主张，我们一定要公司实行这些条件。” “昨天开会时，大家不是说今天非实行怠工不可吗？那么为什么我今天付表决时大家都不响了呢？”各工人仍是不说什么，于是徐阿梅复说了些鼓励工人非向公司争到所提出的条件不可。后即下命令式的对工人说道，“假使大家赞成今天定要实行怠工的话，那大家不要散，仍聚在这里。如果大家赞成今天不怠工，主张由代表再向公司继续交涉各项条件的话，那请各车间工友回到各车间去工作。”全体工人于是回到各车间去工作了。公司以为这次工人决定怠工而不怠工，是由于工人对工会已失去了信仰的缘故，所以他们设法通过捕房的关系收买了一批堕落份子为走狗。这次受公司收买而甘心做走狗的工人，一共有三十余人。 （五）法捕房包探请客法捕房政治部的负责包探因法电工人时常发生工潮，同时无法得到工潮发生的消息，所以也很想收买几个法电工人做他的走狗。结果由毛××等为他找到了几个法电工人的关系，就是走狗徐××等数人，于是他即请客，并开长房间给走狗们集会讨论如何破坏工会，等等。 （六）走狗的破坏工作他们每天除吃酒、白相妓女外，讨论了如何来消灭工会，结果他们决定了破坏工会的几个步骤。他们认为要破坏法电工会，首先要把徐阿梅去掉，如果不把徐阿梅弄掉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们决定要弄掉徐阿梅，并决定了三个办法：（一）运动党部控告徐阿梅是共产党。（二）如果告不准，用绑票手段对付之。（三）若绑票不成即用暗杀手段对付之。 结果走狗的三个办法，被全体工人及徐阿梅知道，用一种极巧妙的方法抵住，吓得他们不敢实现他们的办法。 （七）徐阿梅被开除一帮走狗想用非法手段对付徐阿梅不成后，即报告公司开除徐阿梅。公司采纳了走狗的意见，即无故开除了徐阿梅。 徐阿梅被公司开除后，并没有说什么，就一声也不响的回家去吃午饭了。 全体工友得知徐阿梅被公司无故开除后，意见非常的混乱，有的主张立刻实行罢工，恢复徐阿梅的工作，有的主张包围大写字间与大班讲理，有的主张问过徐阿梅后再来决定对付的办法。 不到一刻钟放工吃饭了，一部份极热心团体的工友就饭也不回去吃，都到徐阿梅家商量应付办法。但是徐阿梅却不愿意发表意见，他说：“你们在平时都说拥护我，今天我到要看看你们了。” 这些工人听了徐阿梅的话后说道：“我们下午一致怠工叫公司恢复你的工作就是了。”说罢，工人就分头去进行下午怠工的事了。 徐阿梅听了工人下午要怠工的话，也不说什么，只笑了一笑。他吃过饭到工会去，走过公司门口看到许多工友聚集在一块在开会了。有的工友看到了徐阿梅很亲热的来叫他进公司去开会。可是徐阿梅却回说：“我己被公司开除，所以不能再和你们在公司内开会了。” 那些走狗见到工人要开会要怠工来恢复徐阿梅的工作，即在工人中活动，劝阻工人不要开会，不要怠工，他们说：“对于徐阿梅的事，慢慢去同大班说好了。”结果这些走狗被几个火性大的工人骂了一顿， （八）实行怠工机务部全体八百余工人开会一致议决即刻实行怠工叫公司恢复徐阿梅的工作，不达到目的决不复工，于是全体八百余人即实行怠工。 这一次怠工的特点是，秩序非常的整齐，每一个工友的情绪也比任何一次怠工的情绪来得高涨，对于一班走狗及公司都是非常愤恨！ 公司大班一得到工人实行怠工的消息立即赶到公司叫工人推派代表谈话，后即答应恢复徐阿梅的工作。 （九）徐阿梅提出复工条件大班向工人代表答应恢复徐阿梅的工作后，一批工友即到工会内去请徐阿梅到公司工作。但是徐阿梅却不愿马上回去作工，他说：“没有这样便当，他们要停就停，他们要我做就去做，这不是寻开心的事。” 各工人听了徐阿梅的话后，即问道：“那末照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徐阿梅说：“我的意思，必须向公司提出对于我的复工条件：1．要公司保障以后没有同样的事发生；2．要开除我的外国人巴拿向全体工友道歉；3．要大班的汽车接我复工；4．要公司当我进厂时放一百块洋钿鞭炮对全体工友表示歉意。” 徐阿梅为什么提出这四条件？在他个人认为他所提出的要求，公司方面是决计不会答应的，实在他的目的想把这怠工转变为罢工，对从前向公司提出的各项条件作一次最后的解决。 工人代表即把徐阿梅提的条件向公司大班提出，先遭大班坚决拒绝。后来大班看到全体工友对于所提的要求也非常坚决，决无退让的可能，于是答应了徐阿梅所提的四项要求。 （十）欢迎徐阿梅复工大班的汽车直放到法电工会的门口，请徐阿梅登车进厂复工。徐阿梅很得意的坐上了大班的汽车，一路放着鞭炮，到公司门口全体工友排列两旁，大放鞭炮，鼓掌，挥帽欢迎。徐阿梅就在全体工友这样热烈地欢迎和庆祝声中进了公司，并立即召集全体工友作了一次很简单而又是有力的鼓励和感谢全体工友的演讲。 至于徐阿梅所提的第二点要开除他的法人巴拿向全体工友道歉，没有完全办到，因当时巴拿已逃跑了，后由公司买办再三向工友讲好，由他代表巴拿向全体工友道歉。 （十一）走狗集会全体走狗在当天晚上到法租界大陆饭店，商议关于徐阿梅被开除而复工出风头的事。 公司开除徐阿梅本是走狗的主张，所以当巴拿把徐阿梅开除后，每一只走狗的心里都是非常得意。他们以为他们的大功这一次一定可以告成的了。他们决想不到全体工友会立刻怠工，更想不到大班会允许徐阿梅恢复工作，并答应徐阿梅的复工条件。所以他们怨恨大班胆子太小，他们说：“很好的一件事给大班弄坏了。”最后他们议定对徐阿梅决用暗杀手段对付之，他们说：“让他今天出风头好了，不过他还有一趟风头好出，就是等他大出丧时再出一出风头。” （十二）工会召开部务会议和全体大会自徐阿梅被开除的事发生后，走狗即拚命的活动，拉拢一部份知识较低的工人来捣乱工会。 工会负责人徐阿梅等看到如此情形，为加强团结起见召开执监会议，决轮流召开各车间部务会议，整理内部，劝各工友不要受走狗的利用，劝已受公司利用的走狗赶快觉悟过来，并讨论以前对公司所提的条件应如何争取解决。 各车间部务会议的结果很好，大家一致主张对一些目前走错路而为公司做走狗的工人，限于最短期内彻底觉悟，否则一律打倒之。 对于向公司所提的条件再请社会局召集调解，若社会局调解不成，实行罢工。 开过部务会议后，工会即进行申清社会局召集资方调解。后虽经社会局多次召集劳资双方进行调解，但资方始终不派代表出席，故社会局也无法进行调解。 社会局的调解宣告失败后，工会即发出通告召集全体会员大会，形势非常地紧张。徐阿梅主席报告部务会议及社会局调解不成的经过，全体听了主席的报告后非常地愤恨，一致决定实行罢工。 后由市党部的代表许也夫再三劝解全体工友不要立即实行罢工，但是全体工友不听，非要立即罢工不可。 结果由主席徐阿梅提出即由工会去信通知公司大班限三日内答复所提的各项条件，如无答复，三日后全体工友一致实行怠工的主张，全体工友一致赞成通过。同时把工贼捣乱工会和谋害工会负责人的阴谋，当众揭露，使工人更加提高了拥护工会保护负责人的热心和警惕。 （十三）全体怠工开过全体大会后，工会方面仍派徐阿梅等数次向公司大班提出最后的谈判条件，但是公司方面不管工人的代表怎样讲，总是拒绝工人所提的各项要求。 到了限定公司答复条件的日期（即六月十七日的晚上），全体工人即自动的聚集在公司内荒场上开会，请徐阿梅报告在最近三日内向公司交涉条件的经过情形。于是徐阿梅即把公司拒绝各项要求的实情作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全体工人都是非常地愤恨，一致决定从明天起实行怠工。 十八日全体工人进厂后果然一律怠工。 惟此次怠工与往日的怠工不同，此次形势非常紧张，法捕房立即派出大批的探捕到公司门口监视工人的行动。 全体工人恐发生意外或与捕房发生一种无谓的冲突，故即选定怠工委员会及纠察队来主持怠工及维持秩序。全体工人怠了一天的工，可是公司早已下了决心，故对于工人实行怠工完全不睬，只当没有这回事的一样。工人到了放夜工的时候仍在公司内的荒场上开了一个大会，一致决定明天还是继续怠工，一直到公司觉悟时为止。 （十四）怠工转变罢工十九日早晨全体工人仍和往日一样的想进公司，可是今天已办不到了，公司早已把铁门紧闭，公司门口并派有大批的中西探捕把守，驱逐工人进厂，于是全体工人被迫不得已而实行罢工。 十八日全体工友怠工之后，公司到晚间贴出通告，略谓：本公司因车床间等部工人于六月十八日不愿工作，决将车床间及厂方门户关闭，俟该工人等通知公司，愿照现在待遇办法实行复工，再行开始，特此通告。西历一千九百三十年六月十九日本经理白云云。 （十五）开会被阻全体工友看了公司所贴出的通告后，心里都非常愤恨，大家即到工会内去开会，可是等到全体工友到工会，工会内已坐了大批的警察局包探，阻止工人开会。工友无法，只好暂不开会。 这样一来，徐阿梅等即向市党部及社会局去报告被迫罢工的经过及请准予开会等等。到了下午工会内的包探完全撤退了，这或许是已得到市党部和社会局通知的缘故。 （十六）全体大会四项议决十九日下午三时机务部全体工友在华界鲁班路会所开全体大会。议决：（一）全体工友每日上午九时及下午三时，须两次到工会签到；（二）发表泣告各界请求援助书；（三）呈请市党部社会局调解；（四）组织罢工委员会及纠察队。 （十七）扩大宣传请求援助全体大会之四项议决案，确定了以后斗争的领导机关与罢工纪律，同时向市党部民训会呈请备案，并请求惩办勾结资方破坏工运之走狗，要求按址拘捕，处以重惩。一面向工会发出宣言，说明工友生活日高，米珠薪桂，有增无减，向资方提出之条件于法津于情理都有根据，并无过分之要求。讵知外国资本家惯施其压迫之手段剥削我国工友，毫无商量余地，竟将少数工友逐出，复将铁门锁闭，我们的罢工可以说完全是资方造成的，希望各界同胞多多援助云云。 二十日，机务部七百余人，到西门公共体育场开全体大会，徐阿梅大会主席、市党部代表许也夫出席指导，讨论关于厂方雇用白俄工作，破坏工运案，议决呈请上级机关向厂方交涉。其次致函劝告在公司的华籍职员，请求援助。其内容为： “此次向资方提出条件，原为生计攸关，——况我同胞，稍具天良，无不愤慨填膺，敝会当率全体工友，誓死奋斗，不达目的不止，相应函请查照，即希同志本同胞互助之精神，振臂而起，以援工友，不胜感激涕零之至”云。 致函杜月笙请求援助，其原文如下；“月笙先生大鉴：敝会工友，不幸此次竟遭厂方拒绝，迫成罢工，三日以还，毫无结果，群情惶骇，惊异莫名，设再长此以往，行见扩大风潮，兹经罢工委员会议决，请求各界一致援助，……为此函请先生，鉴核赐予指导，加以援助……”此外，工会见公司华员尚无表示，特再函请华员援助。同时发出请求本市各级党部，各级工会声援书。浦东各工会如日华纺织工会，祥生铁厂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太古三北轮船装卸工会等联合发表了声援宣言，使工人情绪为之一振。 公司方面之各种损失：自机务部工友罢工以来，公司虽雇用白俄一二十人，充任修理机务，但仅能修理极普通之机件。加以当时天气阴雨以后，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损坏者不计其数。连日由卢家湾达十六铺之六路十路电车，仅有三四辆开行，乘车常须等半小时之久。而火车站西一路之自来水总龙头管子，忽于二十二晨爆裂，以致积水成潦。公司方面即派法人五名，并向工部局雇用马路小工二十余名前往修理。机务部工友二百余人乃往阻止，以促公司当局之觉悟，而公司已预商由华界兵警及法捕房包探等数十人，武装警卫。各工友睹状异常愤慨，即回工会讨论应付办法，决定当日下午三时假公共体育场开第二次工友全体大会。当工友回来时路过徐家汇路菜市路口，有一部份工友拾砖乱掷六路第十七号电车，车上之玻璃均被击碎，后始各散去。 全体大会：在下午三时全体工友均集于公共体育场，由徐阿梅主席，议决三案：（一）资方应保障工人生命；（二）罢工期内工资照给；（三）驻逐白俄在厂工作。当经全体工友一致通过，交罢工委员会逐项执行。 惩办走狗：有陈乔松者，亦是工会的执行委员，在罢工期间亦为罢工委员，可是竟甘心受资方之利用，煽动工友，阻止工运，造谣惑众。除一面呈请市党部法办外，当由罢工委员会讨论议决扣留，召集董家渡全体工友，证明确实，遂将他扣留，送至公安局严予究办，以作破坏工运之警诫。 英租界交通受影响：法电无轨电车原系通行英租界，自罢工后由于电车损坏日多，以致开驶之车仅有数辆，几行过英租界时班次不能规定。英租界当局深恐发生意外，故于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起，凡法租界的十四、十七、十八路无轨电车，暂全停驶英租界；而英租界之电车亦不通行于法租界，须待罢工解决后，才恢复原状。 住户电灯突然灭熄：在平时机务部接线班工友，每夜须出外修理电线，否则常有烧坏之危险。在二十五日夜间法租界内中外住户数十家，均以电灯熄灭，而纷纷函请公司即速派工人修理，每日接获此项信件，不下十余封，但公司因工人罢工后，实无应付办法。 闸北各工会开联谊会：如商务工整会，商务总务处职工会，英商自来火行工会，华洋印刷工会，北区第七八工会等三十余工会，到代表六十余人，作出议决，发表宣言，援助法商水电公司罢工，并派代表慰间罢工工友。 罢工委员会为了与各界取得密切的联络及帮助起见，特在公共租界天后宫桥、闸北宝山路、法界爱多亚路三处增设办事处，以其与各界联络，扩大罢工运动，决定与资方作长期之斗争。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工会召集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厂方的步骤，当时决定在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开罢工委员会全体纠察队联席会议，讨论紧急问题。 （十八）电车机钥被抢车站秩序大乱约在上午十时半左右，行驶斜桥至十六铺之法电六路电车，正由南向北驶，行经方洪桥站，司机正将车煞停时，忽有形似工友者数人，从车中拥出，将司机人抱住，一人即将电钥夺攫而去。司机停止车头，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约数分钟，吓得不敢声张。正在是时又有六路三十二号电车由北驶南，行抵白云观，三路廿号由南向北，至京江公所附近，亦被夺去机钥；司机者各呼捕，但均无补救办法。又有三路电车第四号、三十六号、三十九号等，正由北向南开，行抵小北门站，五路十四号，由北向南，行至西门站，一九号及六路二号，由北向南至方派桥站时，均被工人用同样方法，从司机者手中夺去机钥。同时法电二路电车廿五号由南向北，行抵新开河站，又二路一○五号行抵贝当路站，一路七号至华龙路站，五路六号在西新桥站，六路廿一号在小北门站，二路一○○号、一一八号等电车的机钥亦被抢夺而去。顿时各站秩序大乱，观者塞途，一切交通完全为之断绝。 法捕房及公安局二区总署及一区一分所，各派大批武装警察、巡捕、包探，分别出动警戒保护，一面派工人随带机钥，将车驶回卢家湾停车厂，一面派便衣警察探捕，随车保护，一直到正午十二时以后，始恢复原状。公司的损失很大，同时罢工运动之影响更扩大了。据事后调查，纠察队表现了非常的英勇和行动上迅速一致，不过非常可惜的，有周阿六、刘桂生等三工友因而被捕了。 （一）公司布告六月三十日公司贴出第四次布告，略谓：敝公司自十八日发生工潮以来，用户方面诸多不便，深致歉疚，兹定于七月一日起招添新工，恢复工作，诸希周知云。 （二）工会大会工会得悉厂方发出通告后，认为公司当局毫无诚意，遂于三十日下午三时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开大会，讨论应付方法，出席工友六百余人，公推徐阿梅主席，报告最近布告及前日法捕房逮捕工友三名、二区公安局逮捕工友一名之经过。旋经全体工友讨论一致议决：关于公司布告招用新工案，全体工友随时调查，有无新工进厂工作，报告工会；关于被捕工友案，呈请市党部社会局及函请法租界华董杜月笙转至法捕房，限于二日内即行释放，并决定后日开全体会员大会。 三十日开大会前之纠纷：当机务部全体工友正列队由鲁班路会所前往公共体育场开会时，行经斜桥，适有法商六路十八号电车一辆，由北开来，驶入华界，该司机人将车开足速率希图冲散工人，当时撞伤工友朱光德腿部甚重，致路上群众及工友异常愤激，乃上前与司机人理论无效，遂群将该车玻璃击碎。时有卖票头目在上，声势甚凶，即主使开车横冲者，均被石块击伤，后由华警赶到排解后，一场纠纷始未扩大。 爆电箱、断电线、熄电灯：在一日上午九时，在康佛路北首有一无轨电车，电线忽然中断，又在爱多亚路口有一电车的电箱忽然爆裂，不能行驶只得停在该处，因工人罢工无人修理，使交通受了很多困难。在霞飞路至徐家汇一段路灯忽坏，达三四十盏，行人大感不便，因此厂方急于招得新工，但应招者寥寥无几，计一日上午有新工二十余人，进厂工作，后经罢工工人分头劝告，该新工友等深表同情，下午即无人到厂工作，并闻新工友进厂工作半日并未领得工资，因此出厂时有将铜件顺便带出者，厂方意图破坏工友团结，结果反而又受一意外损失。 （三）捕房戒严工人镇静罢工工人为对付厂方招收新工之不良行动起见，工会召集临时会议，告诫工友严守纪律，故并无严重事件发生。工会宣传队全体出发，于午时新工人出厂时纷向劝导，当时法租界的气氛顿形恐惶紧张，各路电车站口，特增法捕四名，并派大批武装包探及便衣包探，四出梭巡，戒备极为森严，可是工会宣传队还是按计划达到了宣传的目的。 （四）大雨倾盆下的全体大会工会原定七月二日午后二时在公共体育场开大会，后因大雨倾盆，一片泽国，才改在附近旷场开会，六百余工友，衣履尽湿，仍坚决表示奋斗到底。 由于工人的团结与坚持，使厂方损失增多，新招来之少数工人，又不谙修理，以致电厂中之三根线已坏去两根，如果完全坏了，则全法租界之电将发生影响。自来水总管因连日阴雨，逐渐发生障碍，电车汽车亦均相继不能行驶；住户电灯不亮的情形，更是日渐增多。又以七月十四日为法国民主纪念节，向例公园备处均扎各色电灯以志庆祝，因此公司方面渐趋软化，不得已商之于杜月笙请其出任调解。工会以公司当局既已允开谈判，当于三日下午三时，召集临时谈话会，推举徐阿梅等四人出席谈判。社会局方面亦以工潮久延不决，所以也派第三科科长张廷灏召集工会代表谈话，当由徐阿梅代表工人与之接见。 经人调解斡旋之结果，被法捕房拘捕之工友周阿六，柳林生二名，当晚经调解人保释，交工人代表带回，完全恢复自由，至于被公安局拘捕之宋有兴，亦允当晚释放。 工会代表将接洽经过提交全体大会讨论，工友一致均请调解人先允条件，然后复工，当时陈继蕃，崔广余在会场等候消息后，即返至调人处报告经过。 （五）允三条件杜月笙调解后，即答应了工会所提之三项先决条件。（一）罢工期间，工资照给：（2）增加工资；（3）抚恤金。 通过后工人并决定四项要案。陈崔二代表复到工会报告已许之三条件后，当召集大会讨论，略谓：三条件口头已允许，应定期实行，至于其余条件，在复工后仍须继续交涉，当经调人代表允为转达。于是全体工人又议决：（l）厂内白俄及新工一律出厂；（2）明日上午九时整队赴厂工作；（3）十四日前如条件不能履行，仍继续罢工：（4）罢工委员会依然存在等要案多件。 （六）改期复工在工会所提之先决条件中，除三项条件外，并须释放工友，可是被拘于公安局之宋有兴工友，己被转送临时法院，若欲保释，还要经过许多手续，于是工友均认为不能满意，拒绝复工，后经调人往返商磋，决定七日晨八时复工。而在五日下午被法捕房捕去之工友周阿龙等三人，亦于六日下午三时保送至工会，宋工友亦由调人负责于当日恢复自由。 工会重新讨论复工办法：六日下午三时，工会召集代表会议，讨论议案，（1）厂方允许三条件，应由调人负责，会同市党部社会局签字实行；（2）宋有兴被捕应于今晚（七日）释出；（3）厂方应将新工及白俄完全退出；（4）破坏份子，如果仍照前日情形，应由法捕房拘办；（5）厂方应在工人复工时，将大门开放。以上条件如不能达到，则仍继续罢工，而工会所组织之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暂时不取销，待各项条件办到后，正式复工时始行裁撤。 （七）厂方无诚意，复工又变化当众工友按照决定，于七日上午八时集合进厂复工之际，忽见厂方贴出布告，略谓：“本公司于上月三十日所招之新工人，兹定于本月九日（星期三）上午七时期满，凡所有新工人，及十八日起罢工之工人，均可来厂报到工作，但是额满为限，特此周知”云云。全体工友瞥见此项通告后，均愤不可遏。他们得悉厂方对新工人及白俄并未加以裁撤，且对所允之三项条件，亦未正式签字，一致认为厂方毫无诚意。于是临时全体决议，遵照工会决定继续罢工，以促公司之觉悟。并派代表面谒调解人请其主张公道。可是调解人认为，事前并未得悉厂方发出此项通告，对工人继续罢工，觉得有些进退为难，只得当面申言，以后不愿过问此事，听其自然，态度表示异常消极，并借口将于一、二日内赴杭一游，借豁胸襟。至是劳资双方之斗争，又进入更紧张之阶段了。全体工友均抱定资方一日不签字答复条件，则工人一日不复工之宗旨，继续斗争坚持到底。 工会根据全体工友之意志，将调解经过情形，呈报市民训会鉴核，并请求援助。八日下午召开第八次全体工友大会，因会址过小，即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事先呈报上级，市民训会特派许也夫到场指导，公安局亦派警员前来维持秩序。由徐阿梅报告昨日预备复工情形，及今后对付办法，经众举手议决，不签字，不复工，坚持到底。徐阿梅又谓：连日本会开会，办理复工事，市党部未派代表出席，本会有所疑间，今请许也夫先生出席解释云。当由许也夫说明二点：略谓一方面因有私人调解，未便参加出席。其次，若无市党部命令参加，私人亦不能出席云。 （八）开会发现工头当大众正在讨论之际，忽发现工头十余人参加会场（按工头被认为非属工友，故不得加入工会），他们意欲向工友说明，愿代表工友往厂方接洽条件，征求各工友意见。但是全体工友一致认为此系资方走狗之行动，严加拒绝，故各工头乘兴而来，莫不扫兴而归。 （九）组织后援会工会鉴于工友虽团结一致，然力量尚须增强，即由工会推派代表，分赴各工会接洽，请求援助，并报告法商厂方无理压迫及欺骗之经过事实。各级工会均义愤填膺，非常同情，决定积极推行援助办法，及发表宣言等行动。至十一日上午召集了各工会代表，讨论组织法商水电罢工后援会之办法。 （十）赴市党部请愿十日上午十时许，全体工友在卢家湾集合后整队至林荫路市党部请愿，提出三项要求： （l）请释放工友宋有兴，如市党部无答复，则将赴公安局及法院请愿； （2）追押破坏工运之陈乔松； （3）资方摧残工运，请市党部援助。 当由党部职员答复：第一项由党部修函法院，请即释放，但以法院己将宋判公决无结果。第二项由主管军政会议决定致函公安局办理，第三项由军政会议决定再办。工友鹄候很久，乃整队而回。 （十一）电车被毁因公安局态度之强硬及压迫过甚，且于十日有越捕开枪情事，虽然没有伤人，但已引起大众的反感。在十日下午一时左右，法华交界一带，突有工人将六辆法商电车的玻璃全部击毁，当时公安局岗警及法捕等，闻讯后均匆忙赶到，极力遏止，并开枪数响，幸均枪口向空放，致未肇祸。至于被毁车辆，由厂中另派白俄，将车驶回。当日未能将法华两界交通恢复，到夜间，在南洋桥及皮少耐路一带又有电车四辆被击毁，有一辆连电箱也完全损坏了。待捕房得悉派探捕赶到，一般工人早已不知去向了。 （十二）华法电车不通自电车不断被击后，市党部函法商水电公司警告，并由市政府去函法商电车公司，即日停驶华界；因法电公司并未在中国官厅驻册，偶在华界发生事故，无保护之必要，故华界当局通知在工潮未解决前，在华界行驶之电车暂时停驶，于是三、五、六等路电车，自十一日起一律暂时停驶。 （十三）党政军开联席会议十日下午市党部、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公用局、社会局等机关代表十余人，讨论法电工潮事项，拟定数项办法，直至六时许才散会云。 （十四）罢工工友会议下午三时工会全体工友集于体育场举行会议，讨论结果：（1）董家渡法商自来水厂，公安局派武装警察八名保护，应如何对付案，议决呈请市党部调查确实，致函公安局撤销该项警察；（2）某报对于本会罢工重要消息，不予尽量登载案，议决呈请市党部致函该报警告，以后关于法商水电工潮新闻应尽量刊登，并请新闻界尽量登载罢工消息，以促公司当局之觉悟。 （十五）水管坏、电灯熄法电的自来水总管，设在南车站西的共有四根（计三十二寸一根，二十四寸一根，十六寸两根），第一次损坏者为二十四寸水管，旋即修复。在十一日晚上九时，埋设南车站西首及打浦桥两处之自来水管，一为三十二寸，一为二十四寸，因被人将该两处总管关闸，以致水管不堪涌涨，顿时爆裂，均告损坏。以致从十二日起，法界之自来水顿受影响，用户均感水混浊不堪食用，而公司也苦于不能派人前往修理。十二日晚上，爱多亚路嵩山路东之方棚间，有一部份机器损坏，因电力高压，若不作紧急处置，则租界内即有危险之虞。旋查天主堂街方棚间亦有同样弊病。于是公司即将发电机关闭，而界内遂有数段停止电流，顿成黑暗世界，热闹区域商店尚在营业时内，都感到十分不便。而公司因工潮关系，不能很快的修理恢复起来。捕房方面深感匪类乘机抢劫，特派巡捕加紧梭巡，直至十三日下午五时，才将电线修理完竣，恢复原状，而十四日为法国民主纪念日，按向例举行盛大之灯会，厂方恐又有此项不幸事件发生，即派人商之于杜月笙特请各罢工工友在此两日内，勿在外有所举动。当由工会常务委员徐阿梅答复，工友举动极为和平，至于水电及电流之发生事故，系新工人不谙修理，致骤告损失，乃是必然的事。 自来水管损坏后，薛家浜，陈家桥等处，几成泽国，致华商电车一路、四路不能开行，只得临时改变路线。法电公司方面当即派工前往修理，并由市政府饬令公安局保护，工友萧正发以劝阻新工修理水管，被公司西人击伤手腕，由二区警署解公安局候询，工会即呈请市党部准予保释。全体工友得悉公安局派武装警士保护公司修理水管，非常愤怒，一致认为中国官厅既认法商未在中国官厅驻册，自无保护之必要，而迭次维护法商修理水管，则罢工胜利不知如何才能达到。因此特由工会召集临时谈话会，决定再向市党部请愿，要求取缔公安局该项违反罢工斗争之行动，以保工人之福利。 （十六）二次请愿工会鉴于公安局武装保护公司修理自来水管事，特派代表赴社会局报告，又在十五日上午，赴市党部请愿，由民训会杨先生接见工会代表，当允代转各委，准于设法援助。当日公安局长又召集工会代表谈话，略谓望工友取镇静态度，以免意外事端云。可是法界电车之被击掷，还是时常发生。 （十七）各业工会积极援助上海各业工会因法电工潮已届一月，未得解决，特召集代表大会，前述法商水电罢工后援会遂成立了。到数十团体，代表百余人，通过要案多件，推举后援会代表，计有邮务工会陆京士、南华轮船招待工会张耀明、书画笺扇业工会唐寿祺、商业职工会徐少川、药业职工会赵增辉、丝光染业职工会顾少泉、商工整委员王文华、酒行职工会顾吉人、酱业职工会翁瑞夫、商工发行所职工会王永良、华成工会周学湘、报业工会陈庆云、派报工会梅国桢、闸北水电业工会李永祥、英美烟厂工会陈培德等十五团体代表为后援会负责人。大会呈请市党部转军警机关切实保护法电罢工工人，并要求驱逐白俄。最后由大会发表援助宣言略谓：法商水电工人，在法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苦痛呻吟，达于高点，近来金潮澎湃，物价飞涨，最低微的血汗工资，的确不能维持生活，不得已向厂方提出改良待遇条件，讵知厂方完全拒绝，竟实施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封锁铁门驱逐工人，逮捕工友，种种压迫行为，无所不用其极。公司当局同时对市党部社会局召集调解也置之不理，其目无我国家，藐视我政府之心昭然若揭。法电工友被迫到末路，遂不得不宣告罢工以与奋斗，——我们全市工友，站在工人同一战线的立场上，对于罢工工友深表同情，我们决联会［合］工人阶级，为罢工工友后盾，誓与法资方奋斗到底……胜利一日不达，奋斗一日不止。披沥陈词，谨此宣言。 （十八）工潮扩大车务部工友参加罢工车务部开车及卖票工友，鉴于机务部工友罢工奋斗之热烈坚决，并以本身亦受法帝国主义资本家之压迫，而外界均积极援助，司机与卖票理应援助，故于十八日晨起，已自动参加罢工，纷纷签名，表示合作。当日到工会签名报到者，有数百人，只有少数司机工友或被朦蔽，或被巡捕房每辆电车加派华捕一人越捕二人随车监视，未得参加罢工，但经工会设法劝导后，都先后参加了罢工。 （十九）车务机务两部全体工人大会自车务部工友参加罢工后，罢工工人的情绪更加提高了。十八日下午特在公共体育场开两部工人全体大会，到八百余人，当由工会主席徐阿梅报告车务工友加入援助罢工情形，深望团结一致，对付资方，则不难得到最后之胜利云云。继由车务部代表沈君演说，表示援助意义。至十九日少数行驶之电车亦因无人接班而停驶了。在早晨六时半有一辆电车出厂，驶至辣斐德路吕班路时，被一部份工人将拖尔铃取下，车即停驶，卖票一九七、三九○号开车一六九号当被罢工工友殴伤，而电车机件玻璃等物都破坏了。车务工友参加罢工后，即在工会开会讨论条件，如罚款及无故停人等。 （二十）公司当局之恐怖行动： （l）贴通告：略谓本公司自七月七日贴出通告后，截至今日当日尚无旧工人前来复工，兹自星期一即七月二十一日起，续行招收工人，凡旧工人前来本公司录收后可以复工，作新工论，惟以足额为限云。 （2）滥捕工友：有工友陈阿荣等四人，十九日晨在吕班路公司附近行走，被公司职员西人名巴拿者命巡捕将四人拘捕而去。 （3）捕房戒严：租用汽车多辆，各处巡查，在设有电箱之处，加派探员四人法兵二人。计全界内有电箱七十余座。华界毗连之各铁栅门，提早关闭，断绝交通。并加派义务武装探员三百余名严密防卫，如临大敌之战争状态。 （二十一）各业工人扩大援助运动英商自来火行工会致函法电工会，并派代表慰问，表示愿以实力援助，由该工会请公司致函法商资方磋商，促其觉悟，解决工潮，否则该会亦一致罢工一星期，以为援助。上海各工会援助法电罢工后援会，于十九日开第一次会议，推定各方负责工作人员，并发宣言。此外，上海清洁业第一特区工会整理委员会，亦于二十日发表援助法电工友之郑重宣言。而法电公司之职员，亦以工潮延长不决，表示拟与工友一致行动。故全体工友以各方工友积极援助，莫不勇往奋斗，抱着不屈不挠之精神。 （二十二）工会扩充工作工会原有的罢工委员会及纠察队，都由机务部工友推出，现在车务部工友加入后，即加以扩充，以便大家积极工作。车务部工友即推选穆小山孙爱棠等五人为罢工委员。另选王炳林等十人为纠察队。自此罢工委员会之力量与威信，也就增加了不少。工会之经费，在平时收入每月约有八十几元。公司方面亦按月津贴五百元，自罢工以来，公司拟停止津贴，但以罢工委员会之力量和调人之疏通，公司不得不照常津贴，故工会经费尚不发生问题。至于工友被捕时有所闻，经全体议决，工会对于被捕工友之家属方面，决予实力上之援助，给以一定数量之经费，俾免发生生活恐慌，以安被捕工友及家属之心，使斗争更加能够坚决奋斗而至争取到最后胜利。 六帝国主义压迫工人之真面目 （一）工潮扩大马浪路上发生惨剧（一）惨案产生之经过自车务部工友大部份参加罢工后，仍有少数人不顾工友屡次规劝，始终置若罔闻，因而激动公愤。另有一部份未参加罢工之高级职员稽查则组织俱乐部破坏罢工纪律。因此有车务机务两部工人二百余人，于二十一日晨八时许，整队齐赴法租界马浪路四六二弄二号俱乐部内，拟加责问；不料当大队徒手工友前往之际，法捕房方面已经得悉，立即派大队铁甲车，满载武装警卫巡捕百余人，向手无寸铁之群众开枪扫射，当时群众以公司当局常与巡捕房勾结镇压工友，莫不愤怒万分，乃冲毁该处俱乐部，旋又被迫退回，但是已经有二十余人中弹受伤了，其中有数人受重伤，并且竟被拘去。有一泥水匠也不分皂白的被法帝国主义凶手走狗们打死了。被捕工友二十四人大半是身受重伤，不能行动，捕房非但没有迅速地加以医治，而将其拘禁一室，强迫其招口供。如此野蛮屠杀之手段，实是“五卅”以后最残暴的行为了。 （二）工人全体大会惨案发生后，工会即于下午召开大会，到工友七百余人，由主席报告惨案经过：略谓我们工人今天到俱乐部去，举动极为文明，而捕房方面竟不问情由，开枪扫射，此可忍孰不可忍，望工友一致努力云。旋讨论议案：（l）备文陈述惨案经过，呈请上海各机关一致交涉；（2）请后援会扩大宣传；（3）呈请组织惨案后援会；（4）规定以后工作方针。此外，工会方面以此次罢工虽属资本家压迫．但法租界当局亦不能辞其咎，法领对于此亦不加过问，决定致函法领警告，希望主持公道，妥为调解，俾促进中法邦交之友善关系。 （三）一片同情愤怒之声惨案发生后，引起国人非常的愤慨，同起反对。上海各团体均往工会慰问，工会方面亦派人向各受伤和被捕工友家属慰问和查询。各工会援助法电罢工后援会立刻召集紧急会议通过议案十五项。并发表告新工友书，促其不要为区区私利所诱，而应有互助之精神云。其次如邮务工会、浦东电气职工会、商务工会、报界工会等均发表宣言，痛斥法商资方与巡捕房之暴行。市党部方面以工潮愈趋严重发生惨案，乃向上级请示办法，并派员赴京报告，也发表了宣言和告工友书，表示应有的责任。 （四）职员参加罢工阵线日益坚强马浪路之惨案造成剧变，各部工人参加罢工者，截至二十四日，已达一千五百余人，包括职员在内。在二十三日职员组织了法电公司华籍职员后援会，到会百余人，推举委员十一人，当时议决案如下：（l）由职员致函公司，促资方觉悟，尅日解决罢工事件；（2）发表宣言，谓职员等分属华胞，睹此危机，不忍坐视，特联合全厂华员一百余人，即日离厂，宣布援助。加入罢工阵线共同奋斗，以促帝国主义之猛省，而为我数百工友争取胜利云；（3）劝告在职职员，早旧离职，援助工友；（4）职员准备加入工会，增加团结力量；（5）各会员须每日上午九时到会。时有职员邵子英甘心做资方走狗破坏罢工，公司一方面严禁未加入罢工之职员参加罢工，一方面用毒辣手段取消参加罢工者之职业，并将向各学校招工补充。工会得悉前情，即会同后援会决定办法：（1）警告邵子英；（2）通告各学校暨各界，在本厂工潮未解决前无论如何不得受法商之招雇，违则以破坏罢工论。 工会为加强纪律与开展工作起见，特议决：（甲）登报警告未加入工会之职员工友，决定两项办法：（l）即加入工会，与各罢工工友职员一致行动；（2）否则须将前次罢工所得每月之米贴三元，即日送至工会。上述两问题，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逾时不复，则采取全体力量对付之。（乙）积极组织宣传队，尽量向外界宣传罢工经过及受中西越捕压迫之真相。（丙）向外募捐。一般罢工工友生活亟需维持，被捕工友家属亦均嗷嗷待哺，各业工会虽尽力帮助，但尚缺乏，故由工会组织募捐队向各界募捐，源源接济，以增强斗争力量而安人心。 （五）党政机关对法电工潮之注意市党部以工潮严重，除电中央请外交部向法使交涉外，一面派员赴京，一面派员常住法电工会。市政府亦于二十三日上午特召集会议讨论法电工潮事，并派耿秘书赴法总领事署，向法领交涉。社会局方面以二次请双方代表调解，但资方迄未派员参加，致调解无从着手。按劳资争议法，社会局不能调解时应请市府召集劳资仲裁，但法电资方实权握于法商之董事会，并谓无须受制于中国法律，故使调解益加困难。于是市府在二十五日再派耿秘书晤驻沪法总领事甘格霖，协商调解办法，甘氏表示愿任劝告厂方责任。此外各工会后援会亦致书法领指陈职责所在，难辞其咎。华员也一致议决，致函法租界工部局各华董纳税华人会及各路商界联合会，共起调解此次罢工风潮。他们又责问法界华董，对于捕房枪杀华胞滥捕工友等事，毫不闻问之失当。工会方面也提出四项条件，由党部代致中央交涉：即（1）中央明令外交部，饬向法当局严重交涉；（2）惩办惨案凶手；（3）由捕房向工会道歉，并撤革开枪凶首；（4）明令惩办反动捣乱之附和帝国主义资本家之人。 （六）初步交涉的经过中央对于法电工潮事，决定两项办法：（1）关于惨案由中央转咨外部，向法使交涉抗议；（2）工潮方面，责成上海市党部民训会及市府会同处理，并派王星舟来沪调查以便交涉。又请李石曾氏就近办理一切。自市府数度与法领交涉，及工会一度向法领警告后，法领即将条件研究后表示态度：（l）罢工时期之工资照给；（2）对于增加工资一项口头承认，每人增加三元；（3）对于惨案原则上表示接受；（4）工人复工须由厂方开列名单逐批复工，并须开除百余人。上项即为法领接受警告后之一种表示。 工会方面对于法领之表示，认为不能接受，特别关于开除工友百余人问题，更使工友非常愤怒，况此次罢工异常正当，若被开除大批工友，即是罢工之失败，况且条件之履行，尚须等到恢复工作之后才能执行，故一致加以拒绝。并认为须先释放被捕工友，才能开始谈判条件。 （七）车务工友及职员会议车务工友于二十六日会议决定，因近来工作纷繁，再增加外勤职员六人进行一切事务，并议决，二号及五号稽查查票写票尚未报到者，限期报到。露天三号及二十三号查票仍到厂中工作，显系破坏工运应予警告，限日到会，否则一致对付。其次，职员亦召集了全体会议，通过决议：（l）致函买办间职员在三日内离职到会，否则以相当手段对付；（2）如职员中有加入罢工后仍到公司办公者，应处以严厉之手段，以儆效尤；（3）捐款未有交到者，应由组长从速收集。罢工委员会亦召集了会议，议决扩充纠察队组织，并派一队到后援会服务。对于应设法释放被捕工友问题，函请法界华董及法律界设法救济，计先后被捕之工友达三十一人之多。此外，各工会后援会亦再函法领。要求令饬水电公司，限三日内正式承认劳方要求，如过期无圆满之答复，敝会誓作实力之后盾。各地党部也纷起援助，专电慰问或发宣言。全市工会如交通、市政、纺织、印刷等百余工会发表了总宣言，热烈的表示声援，并扩大一角募捐运动，各工会征收会费时均一律附收募捐一角。由于各方积极的援助，罢工的阵线是一天天的巩固与扩大起来了。 （八）再次调解的不成政府方面派王星舟办理一切，并由李石曾就近主持，表面上事态似有急转直下之势。据李氏之意，对工人罢工虽表同情，但以迁延不决为非久计，故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为最妙。市民训会陈君毅与工会代表×××接洽调解的条件，由×君接洽结果计三项：（l）工资每月加二元四角；（2）罢工期内工资照算；（3）厂方开除一人五十名。 （九）全体大会三十日下午工会召集了全体大会，由徐阿梅报告调解的经过，对于向×君调解的三项条件，当场一致否认。并议决如下； （l）“七二一”惨案所有受伤医药费，应由公司负责， （2）组织宣传队， （3）组织募捐队， （4）走狗殴打沈福生受伤案，呈请上级机关及捕房严缉惩办， （5）以后发现走狗，本会当以严厉手段对付之。 职员亦召集了全体会议，决定致函法京巴黎法商水电公司董事会，要求勿执成见，尅日解决工潮。其次他们又组织宣传部并讨论宣传方法。车务工友亦开了部务会议，并提出要求条件如下： （1）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2）取消打铃后放客及路牌不摇之罚款， （3）取消过站漏票及一切查票忘报等罚款， （4）不揩油不得停生意， （5）每日工作以八小时为限，否则工资照加， （6）开车如无意发生不测之事，应由公司负责， （7）车行驶在路所有出轨路线脱拖铃等不得有罚， （8）取销到站快慢之苛罚， （9）罢工期内工资照给， （10）撬路打灯与售票开车，一律平等， （11）工友如有小过不到公司写字间问话， （12）如罚点名，须给半工工资。 到八月二日下午，法电全体工友一千四百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五项议案，其中第二项系限公司买办写字间全体职员，即日到会报名，否则作洋奴走狗，派纠察队裁判。并规定各部消息登报发表，。应合并统一，以增强对外宣传之效力。社会局方面看到法电工潮之延长与扩大，特别令工人方面持以镇静，毋得意气用事，滋生枝节。可是当时的情形，社会局一张训令，实在没有什么作用的。 （十）责成买办三日解决罢工委员会及纠察队于三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于法捕房将各铁门关闭，阻止全体工友整队前往公共体育场开会问题，由中央外交部提出抗议，并备文警告法国政府，以工潮久不解决，须负赔偿工会及工友之一切损失。最后责成公司买办沈某负责限三日之内解决，如无结果，则由各部工友提出增加条件，向公司要求等议案。经一致通过，切实执行。次日工会谈话会又决定：推派代表向大班询问对工潮态度，并请党部从速解放被捕工友，和最后警告破坏罢工之走狗。五日又召集全体大会于公共体育场，主席报告后，由工友相继演说，词极悲愤，工友坚持罢工之气氛十分的坚决和紧张。大会当场通过反对法捕房无故拘捕罢工委员及工友的宣言。及对捕房逮捕和资本家阴谋陷害，表示工友誓不甘休的决心。 （十一）直接交涉各方调人进行调解既感棘手后，全体工人即选出代表八人，于七日亲赴厂方面向大班孟梭郎询问究竟，而孟表示工会方面已呈请中央交涉，则尽可向中央询问，态度殊为强硬。各代表当向大班表示，此事不论中央或法领如何进行，务请于二日内予以圆满之答复。当时谈判的形势极为紧张，厂方探捕密布戒备。工会方面以此次交涉无结果，即召集局部会议，决定请求党部从速办理工潮，如二日之内无结果，决以全体工人力量，严厉手段对付之。对于漆匠间工头陈某破坏罢工纪律问题，交审问科调查，由纠察队办理。 （十二）严厉制裁捣乱份子八月七日下午，在工会附近突有形迹可疑六人，被纠察队识破系捣乱份子，当即予以拘捕（逃去一人），经群众审问，供出受人指使前来捣乱工会者共有百余人，均在龙华集中，而同来之六人，系任刺探消息。当由工会议决将六人送交市公安局法办，并呈请民训会依法办理，但被工会拘捕之六人，送交公安局后，很快释放了，这样就引起了工友们很大的不满意。以后不断的要求明令追捕法办，这样就使走狗份子不敢再大胆捣乱了。八日又在公共体育场召集了群众大会，计到工友一千三百余人，一致决定不达目的，誓不复工之办法，并通过制裁工贼走狗，不得开除工友等要案。 （十三）警告大班孟梭郎历次谈判无结果，均因公司方面态度强横所致。因此工会决定用书面警告大班，如警告不听，则工友方面不得不用严厉手段对付之。工会并决定发表告法租界市民勿付水电费书，向居户市民呼吁，在工潮未解决前，幸勿付给账款，以示援助，而促法帝国主义资本家之猛省。同时扩大募捐运动，向商店、公司、工厂各处进行，得到了极好的成绩，使罢工工友得到很大的帮助。二十一名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发出通告，定十二日召集第一次会议，发表代表大会宣言；向法帝国主义作强有力之表示，并唤醒各界同胞同情，据理力争，而使罢工得到完全胜利。 （十四）李石曾奔走调解经李氏与法领事数度洽商，工潮渐趋缓和，工会提出复工先决条件：（1）要求法租界当局将被捕之工友迅予释放；（2）加薪问题，每人每月加工资洋二元四角；（3）罢工期内工友工资，由厂方照发；（4）资方开除工友问题，由李石曾先生设法调解，所有被开除工友，准在工会办事，按月工资由厂方照给。此外，李氏认为工人生活极感痛苦，因为衣食住问题不能解决，所以不得不造成罢工风潮，面李氏认为妥善之办法，先由中国官厅提倡创办工友廉价宿舍及合作杜、俱乐部，使工友无形中减少费用，并调剂工余生活。当以后工潮解决李氏赴青及转抵北戴河游览时，忽又想起，特电法电罢工委员会，略谓将此事电达中央，请于相当之时加以援助云。 （十五）紧急关头的谈判罢工委员会于十二日召集会议，当场决定：（1）将此次罢工情形交付全体大会讨论；（2）请求厂方保障工友，不得开除工友四十名；（3）工友如复工之后，厂方有无理压迫及不履行条件时，全体工友当立即罢工，并呈请上级机关备案；（4）决定于十三日上午召集全体工友谈话。此外，工会方面推派代表徐阿梅等向市党部询问中央党部调解本案之态度。即由陈君毅、王星舟与法电代表作交换意见之谈判。 （十六）正式签字经过数度商洽结果，最后在李石曾的寓所谈判成功，当时出席的有劳方代表，市政府代表及总领事代表×××等均列席，双方在释放工友与工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工人代表认为只有先释放被捕工友，然后复工，而资方要先复工后再释放，后由杜月笙担保先释放。工资照给问题，工友方面要求需立刻办到。后来决定由工会方面将罢工名单立刻缮就送交资方后，立即将罢工工资全数发给。至于开除工友四十名的问题，厂方承认四十名工友在工会担任职务，他们的每月薪金由公司发给。于是在十二日下午由各列席代表逐一签定草约，交市府代表往总领事署正式签字，其手续由总巡费沃礼代表总领事签约，但对于第四条，改由杜月笙负责，故未列为正式条约，惟草约中，则明白载明之。 （十七）工会通告各项条件商决之后，工会即发通告如下：略谓其签定之条件，（1）罢工工资照给；（2）一律每月增加工资二元四角；（3）被捕工友全体释放：（4）四十名工友工资照给，其待遇与在厂工友同：（由杜月笙先生负责，每月送到工会中）（5）抚恤金，退职金，年赏金，原则接受，其办法另议；（2）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友及职员；共计六项，兹特定十二日上午九时，召集全体工友报告。如各工友认为满意的，即行于下午一时前往复工云。 （十八）胜利大会罢工委员会于当日下午在工会门前空地，召开罢工胜利及欢迎被捕工人出狱大会，到一千四百余人，大会主席张阿毛，报告开会宗旨及庆祝胜利等语。后由工友相继演说，并呼口号，至二时散会。全体工友即前往公司复工。这一伟大的持久的罢工斗争，至是成为工运史上光荣的一页。大家在高呼团结一致，拥护工会，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等口号之下，结束了罢工斗争。 （十九）工潮余音工人复工后，水电工潮虽告一段落，但马浪路惨案还没有解决。各界工友对于惨案仍不放松，继续力争，求得合理之解决。工会又表示捕房释出工友中，有七八人之伤，尚未痊愈，如不达惩凶道歉之目的，决不放弃斗争。其次，此后公司方面对于条件，仍有不完全履行之处，如车务、机务仍有十余人未能复工。工会即派代表请求杜月笙向公司责问。厂方即申明一待新工退出，即可重行入厂工作。而对于反对白俄及新工问题，也经过了几次的交涉后，才逐渐地实现。至于罢工期内的工资，由工人代表陆续领到六万三千四百十三元二角。至于未加入罢工者，工资有无与工会无关。 （二十）公司损失自罢工以来，电车营业之损失，电灯骤减，水管爆裂，电车损坏等种种不幸事件之损失，总共计算起来，在二十万元以上云。 （二十一）加紧工会组织自复工后工会会务仍不稍放松，在车务机务两部工人补发罢工期内工资时，每人扣除工会基本金二元，以作前时开支及巩固工会之用。又车务部所有开车、卖票、撬路、打灯等工友未加入工会者，劝于三日内一律到工会报到，并缴入会费洋二角，否则如厂内发生意外，该会不予保障。二十二日，工会召集四十名工友开谈话会，关于组织问题，经讨论临时推定各科办法，分秘书科、组织科、宣传科、调解科、交际科、交通科、调查科、监察科等，为办理会中一切事务，待下届执行委员选定后重行组织。 （二十二）资方阴谋捣乱工会法电工会自一九二七年成立后，本有会员千余人，包括公司各部工友，但一度发生分裂，车务工友全体退出，其原因系一部分走狗份子受资方之嗾使，另成立一俱乐部。但车务工友了解该俱乐部主持者确系受资方使命，故加入者寥寥无几。当罢工期内，工会曾派人至该俱乐部磋商，非但无结果，反而造成了马浪路“七二一”惨案。俱乐部又受资方之托付，买通暴徒，施行暗杀，幸皆为该工会所揭露，曾将凶器证据呈请党部和法捕房备案。可是，九月廿四日上午，该俱乐部纠集反动份子七八十人，持械闯入工会，捣毁器具，劫去重要文件，工会办事员郑瑞生被殴重伤。此后他们并来函恐吓。工会根据前情，即召集全体工友紧急会议。决议将此事主报党政机关，当由党部指令派员调查，并函公安局严缉行凶暴徒归案惩办。公司因尚未达到破坏工会之目的，又煽动从前破坏罢工之新工人二百余人至卢家湾水电公司一带要求工作，并誓言用武力打走老工人。厂内工人均甚镇静，表示不受资方之挑衅，后由捕房将若辈驱逐，始各散去。工会召集组长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向资方提出限日内履行工会提出之各项条件，并发出告全市工界书，揭露了资本家及走狗的破坏阴谋。 七罢工五十七天的经验教训 根据当时统治阶级采用白色恐怖的镇压政策，罢工的环境是相当恶劣的。但这一次伟大的长期的罢工斗争是胜利了，现在就将斗争的经验教训再述于下： （一）在经验方面 （一）有充分的准备：本来在富有革命意义的五月，为了响应老工会（中华总工会）的号召，与援助英电的罢工斗争，法电工人就决定要用罢工来援助英电和配合革命之五月的行动。后以英电罢工结束和法电本身准备尚未充足，所以在五月未能实现。但法电对于斗争的布置还是不稍放松，反而加紧准备，特别对机务部工友的组织有了相当成功，所以也就由机务部开始发动了这次斗争。 （二）在策略上，于斗争开始时是用和平方式进行，向资本家提出的六项要求，也都经过工友广泛的讨论。到发动罢工后，在宣传方面，以罢工理由之合理，尽量造成舆论上的优势；在行动上，则自始至终是一贯采取了步步进攻的姿态，并且争取每天每一小的胜利，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和信心。例如第一次二百余工友赴南市破坏自来水管时，探捕军警已加防备，形势非常紧张，全体工友就遵照领导人的意见整队而回，在路上就动手打坏电车。这样就给十分懊丧的群众情绪以新的刺激，使资本家出乎意外，防不胜防，以后又破坏了水管和电线，逼得资本家一天天走向软化。 （三）罢工工人的组织，是很完善及严格的。所有工人都以小组组织起来，并产生组长会议、部务会议，和各部之代表会议。此外建立了罢工委员会和组织了纠察队并筹划了监视走狗的消息网。罢工的纪律也很严格，每一工友每天须在上午及下午二次到工会报到，这样就使罢工工友紧密地团结在罢工委员会的周围。 （四）斗争的方式，是善于灵活的利用公开合法的可能，如对党政机关及社会上各法团名人，都用呈文或请求书等方式，取得联络，一切活动的方式，如开会打工贼等，都用了公开合法的形式，这样使斗争的实力不受到打击。 （五）利用了民族主义意识，使全国各地及各界都积极地起来援助，把反帝反资问题密切的联系起来。 （六）正确的领导，和工人群众团结的力最，及真正英勇果敢的工人领袖，是这次斗争胜利的主要因素。由于革命政党的领导与启示，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增高了工人的团结力量，并在工人团结与不断的斗争中，产生了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能想能做，能坚决牺牲奋斗的工人领袖。 （二）在教训方面 （一）工人不举手，使五月的时候没有实现斗争。很多工人因为不能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往往在决定问题的场合，问赞成的举手或反对的举手时，出现群众一只手也不举的现象，相反的也有赞成也举，不赞成也举。经过数次解释，并在会议中随时留心一样不举手或都举手的人；个人向之说服，这样一来，使以后的会议生活非常的严肃和活跃。 （二）对付走狗问题，法电走狗之猖獗，这是谁也知道的，正因为这样，就用尽了一切方法来应付走狗，也给走狗以相当严重的警告和打击。但罢工时，走狗问题始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里的原因，固然是公司方面破坏工人团结之一种毒辣手段，但工人阶级应互助友爱的阶级教育工作，进行得非常的不充分，也是原因之一。 （三）做工人领导工作的要善于自我批评。在工人群众讨论会议中，有许多问题是很复杂和困难的，但往往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而应立刻给以答复。有时问题回答或决定错误时，自己要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甚至隔了一天数天也是如此。徐阿梅之所以成为工人领袖，在于善于自我批评，这一点是取得了群众的信仰和拥护。 （四）培养群众干部，巩固工会组织问题，在这方面是存在着很大的弱点，例如工人大会每次主席或报告，总是徐阿梅一人担任，因此便不能培养很多的干部和领袖，使以后工会组织更加健全巩固和扩大起来，而使当时上海的工运真正由工人领袖来负责，可惜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有实现。以后徐阿梅被捕，使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也是工运中所应该注意的。 八一九三一年的几次斗争 （一）对于年赏问题的怠工在上次罢工复工时，资方对年赏及抚恤金、退职金等问题，仅在原则上决定，至于具体办法，则尚未拟定。但是转瞬年节己届，以致工友均表不满，空气又形紧张，后经杜月笙与资方磋商，由资方提出办法数项，劳方一致认为与原则上相差尚远，不能接受，且资方常用离间手段，欲使工友间互相敌视，在无形中取消已承认之某些条件。十二月廿四日，工会特开组长大会，讨论此事，莫不愤恨异常。因在复工条约上，载明在工会办事的工友，工资由厂方照给。当由工会派代表赴杜月笙宅交涉。至十二月廿九日，在鲁班路明德里工会内，开紧急会议，要求每人年终双薪一月。卅日向公司买办当面提出，至中午即在卢家湾电厂前空场开群众大会，议决在当日下午一时，全体怠工，并由代表向大班提出要求。对于年赏问题，大班答复按照服务之年度发给：（一）服务二年以上者，双俸一月，（二）一年以上者，奖赏工资一月之十分之七，（三）服务一年以下者，一律奖赏工资半月，并规定三十一日发给。各代表认为满意，经工人一致决定于卅一日晨复工。车务部工人虽未加入怠工，但亦照例发给。 （二）与华捕冲突发生怠工四月十一日，法电工人俞海泉等五人，在公司所赁住屋内工作，倾倒垃圾于该屋衖［同“巷”，即胡同］内，适有二○三号华捕经过，竟将工友殴伤，复拘至捕房。此事激起机务部全体工人之怠工及十路电车之停驶。当由公司大班向捕房直接交涉，结果法捕房承认向工会登报道歉，担负受伤工人之损失及送药费，并将该华捕撤职查办。全体工友认为满意，即行复工。 （三）要求恢复被开除工友进厂工作之怠工七月十六日，工会召集组长大会，由张银生主持讨论前次罢工停职之二十七名工友恢复工作问题。当时推定代表会同前次大会推定之四代表，向厂方提出要求，经数度谈判一无结果，机务部全体工友即开始怠工，警告厂方。后经人调解结果，被开除廿七名工人之中，先行复工十四名，再有十三名由工会继续交涉，工人认为满意，怠工二小时后即复工。至七月廿九日，争取到完全胜利。于是机务部全体工友在卢家湾开欢迎二十七工友复工大会，用白布标语，横挂鲁班路之中，由主席徐阿梅向工友致谢词后，一路爆竹喧笑，欢迎工友入厂工作。 （四）劳工纠纷，车机两部开始分裂机务部工友于八月十三日上午突然怠工，其原因是机务部一工友于早晨行经法大马路外滩，因铜元落地俯而拾之，适有二路电车迎面驶来，见该工人在前，当即煞车，由口角而动武，一司机三卖票帮同相打，结果该工友内部受微伤，回厂报告同部工友。机务部全体工友及职员一千二百余人均愤恨异常，由工会召开会议，当场提出：（一）车务部向机务部燃放鞭炮以示道歉；（二）行凶司机、卖票，一律开除职务，二号稽查李麟书撤职；（三）由公司发通告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四）由公司通告各车不准司机、卖票殴人，并派代表向公司严重交涉，同时派纠察员开定备车赴各站劝阻各车行驶，迫进卢家湾厂内，将行凶司机、售票拘入机务部看守起来。各路电车汽车均停在卢家湾附近，交通亦为之阻断。至中午谈判解决：由厂方购一百元鞭炮表示道歉，二号稽查如确系为首者则撤职，并由公司通告及保障。于是自八仙桥至卢家湾一带，机务工人欢天喜地，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使居民误为枪声，并几乎忙煞了巡捕房。 当日下午车务部一部分工人受李麟书指使，又与机务部工人在卢家湾厂门前发生大冲突，结果有数卖票受微伤，送入广慈医院，有些车务工人认为失败，即到马浪路俱乐部开紧急大会，决定要求登报道歉，燃放鞭炮，惩凶，负责医药费等项，派代表向公司交涉。而公司亦与车务部同样答复了机务部。总之，工人是上了资本家走狗们的圈套了。从此，互相仇视，分裂，而造成今日法电工人之空前未有的痛苦。特别在车务部方面的一部分工人，就变成为走狗所利用了。同时公司方面，更毒辣的采用培养多头走狗的政策，使工人自已互相攻击，互相歧视，这样资本家就坐收其渔人之利。对于工人的压迫，就为所欲为了。这一痛苦的教训，现在法电的工人，正在深深地觉悟着，懊悔着。 在这次自己工人队伍的纠纷中给我们的教训是车务部有些甘受走狗利用的，确属可恨，实为全体工友所共弃；但机务部工友一时富于感情作用，不从全体工人阶级之团结与真实友爱出发，而将小题大做，把对于车务部中之少数败类的问题，变成为两部门工人的对立现象，也是很大的遗憾。 （五）为争取八小时工作的怠工胜利法电工友以国民政府颁布之工厂法规定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起，各工厂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法电公司拖延不执行，于是即由工会向公司提出要求，又呈请社会局迅予召集双方调解，经几次谈判无结果，机务部工人特于廿七日晨开临时大会，决定非达目的不休。并推派工人代表六人向大班孟梭郎直接交涉。而孟氏以为实行八小时工作，于公司方面损失不赀，当时答复尚须考虑。工人方面见交涉未能成功，即实行怠工，各路电车亦实行减少并缩短路线，故交通颇受影响，公司方面因工人实行怠工，较八小时损失尤大，故于下午二时谈判时，公司即承认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并发通告，改每日工作九小时为八小时云。全体工人因目的已达，在车间中大呼怠工胜利口号后，即于下午四时半起照常工作。 由于工人团结的力量，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但既得的胜利尚须用团结来保障，例如车务方面，由于走狗的出卖捣乱，使工人团结受到影响，现在每日的工作时间又回复到九小时以上了。这又是多么严重的教训啊！ 九第六次罢工——法电工人领袖徐阿梅被捕 （一）被捕前法电之罢工接线间之工人在朱家桥华盛路与接户一女人发生口角。那女的叫了流氓来捣乱，于是与流氓发生了冲突，当晚，许多工人到华盛路去论理。双方都叫了很多人在徐园茶楼吃“讲茶”，捕房方面将工部局小工五人捕去。这样一来，工部局小工和法电工人同到嵩山路捕房要求释放五名小工，捕房的副巡出来讲话，要工人进去，并用手枪威胁，工人毫不畏俱，夺下副巡之手枪，并打开了头，工人还是不肯散。于是巡捕房将铁门关起，但工人始终不散，巡捕即向群众开枪十余响，顿时秩序大乱，而工部局又有三工人及法电四人被捕。法电工人回到厂里要求大班保释被捕工友，没有得到允诺，全体工友即开始怠工，以后即继之以罢工。 （二）被捕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徐阿梅到新新公司去参加一会议，正趁上电梯，突被预伏该处之包探所逮捕，并立刻开到包探巡捕三汽车，先把他解到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后即引渡到卢家湾捕房。当引渡时，法捕房为防止工人劫夺起见，避开吕班路改从金神父路到捕房。他们又立刻派了二百多巡捕，分乘十九辆汽车，将康悌路临时戒严，到徐阿梅的家里，已经有二十多名包探实行搜查，找不出物证，只有一包探预先带有一张共产党的传单，这样便作为逮捕的“正式”证据了。 （三）审问到捕房后，总巡费沃利即找徐阿梅谈话，并申明：“你今天被捕，既非法捕房、又非我总巡要逮捕你，而是中国政府的命令。” 徐阿梅答道：“我不承认是中国政府的命令，因为既是中国政府的命令，就应有中国政府之公务人员。” 费沃利说：“不信，明天亲自送你到南京政府去。” 徐阿梅说：“好的，送到南京去，死也愿意，我不愿意在租界里。” 以后，捕房即打电话给杜月笙。法领事及公司大班，到巡捕房讨论后，由一翻译向徐阿梅说：“今天放你出去，你能不能担保明天复工。” “你弄错了，罢工是工人大多数的事，我不能担保，假如能放我出去，我也只能去劝劝他们。”徐阿梅说了后，由翻译去告诉西人再经他们讨论后，又来向阿梅说： “假如今天不放你出去，明天能否罢工，请估量估量。” “早已说过了，罢工不是少数人的事。”阿梅这样的回答。 “好了，关下去，明天送到司令部去！”那位翻译说了以后即走了。他们把徐阿梅送到一房间，日夜派三包探并加安南兵轮流看守，真是打破了捕房的纪录，中外的新闻记者常到捕房来拍照，他们得意的笑笑，表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除了一条猛虎似的。 （四）判决经过数度的开庭，以共党的传单和煽动罢工等为证据，徐阿梅被处十三年徒刑，执行十年零六个月，“一二八”后大赦，改刑为六年六月。在牢四年余后，送反省院住十六个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狱。 当徐阿梅在狱期内，法电工人常常向厂方提出，要求保释。并每一工人每月都自动捐出大洋一角，总数约在六十元左右以维持徐的家属生活，给在狱中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而被捕的徐阿梅以精神上的安慰。 十一九三二年之第七次罢工 （一）罢工原因自“九一八”与“一二八”以后，经济危机加深，工人的生活也更加困难。其次，一九三一年九月罢工之失败，大批工人被开除，徐阿梅之被捕，均促进斗争之酝酿。再次，则为政治方面之黑暗，据说当时新调来的驻沪法领事，从前曾在沪领馆任事，他在离沪时在送行问题上与杜月笙等发生了暗斗。而这次重临上海，即施报复，对法租界内之赌博公司，及燕子窝等加以严厉取缔。这样一来，一般吃白相饭的就苦煞了，而杜月笙等为表示力量起见，即极力布置法电之罢工斗争。 （二）罢工的领导这次罢工的斗争领导，在形式上也是由工会决定的，但在实际上和从前完全不同了。斗争的原因，虽是各方面所促成，但是领导是在走狗分子的手里，特别是被杜月笙的少数徒弟所操纵，如车务部之李麟书，机务部之邵子英等，他们活动的方式，为便于吸引骗欺工人，就不得不提出群众所迫切要求的口号，可是这又为公司所不欢迎，于是即将邵子英宣布开除，这样就使工潮成熟起来，经过数次要求无结果后，即于七月六日由工会开会决定于七日起一律怠工。 （三）罢工后所提的要求（一）接线案被停职之二十一工人复工；（二）照给津贴工会办事费，每月二百元；（三）由公句证明徐阿梅并非共党，要求保释。以后又提出补充要求恢复抄表间主任邵子英职务等十二项条件。 （四）罢工七天的经过在六月间工人的要求已向公司提出后，经过几次交涉，均无结果，到七月七日开始怠工，当时工人召集紧急会议，对于公司大班提出交涉，并呈请党政机关迅予调解，同时组织纠察队，维持工作秩序。八日下午因谈判无结果，即实行罢工，召开工人大会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并警告大写字间、定货间、买办间职员从速离厂，否则依照处理走狗办法处理。 调解经过罢工后，法租界市民已受影响：而市政府为求早日平衡解决及地方治安起见，即由市府秘书往访法领事梅理霭，开始时法领态度极为强硬，经数次交涉后，法领方面亦以民主纪念节即到，为避免工潮扩大，即访晤吴市长，商谈工潮解决。但公司方面以为此次罢工完全属于非法，认为一切调解，绝无考虑余地，态度非常强硬，故调解进行十分困难。 职员退出工会法电一部分华员认为这次工潮，在事前未曾加以同意，而事实上工会方面又未容纳多人主张，故一部分职员于十日宣布退出工会，而另外组织职员联谊会，发表宣言，同时向工会声明退出原因。至十一日有一部分职员约六十余人，在工会召集紧急会议时，认为是资方诱惑，故意破坏工运，对联准会组织，绝对否认，并发表宣言。可是以后职员即与工人开始分裂了。 工人请愿罢工委员会于十二日下午二时，根据谈话会议决定，推派代表赴市政府请愿，要求迅予向法领交涉。由秘书长俞鸿钧接见，允与法领协商，并劝工人静候依法调解。此外，车务部请求自十三日起停止电车出厂。 市政府命令复工工人向市政府请愿后，市府令人向法领交涉。但市政府即接受法领之要求，当即要法商水电公司，劝告工人为顾全两国邦交与地方治安，即日起先行复工，一切条件，静候当局解决。 （五）宣布复工七月十四日为法国民主革命纪念日，照例是放假，可是当时的工会领导者却以公司名义通知公司当局，于十四日晨一律复工，罢工委员会亦宣布撤消。而关于劳资纠纷静候解决的问题，工人方面因市府迁延很久，迄未向法领交涉，特推派代表向市党部请愿，得到的答复是自当顺序进行。一场风潮就此平息了。 （六）罢工的教训这次罢工的原因，虽是工人对公司不满的表示，但可惜的，没有上次那样的团结勇敢，因此结果是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是受了野心家的蒙蔽，只要他们的企图达到以后，工人的利益是不管的，甚至还会帮凶出卖，也是不足惊奇的。不过从这种痛苦的教训中，工人愈是觉悟到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获得自身的解放，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强团结的力量，才是决定一切的基础。从这次教训中，也更加使工人明白，只有能紧决勇敢奋斗的工人领袖，才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因此许多工人更感到被捕坐在牢中的徐阿梅之可敬。所以很多工人经常在物质上，精神上帮助他，这也不是偶然的。此外，觉悟的工友也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上次罢工中正确的领导，与这次投机分子的操纵，所得到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两个极端。而当时统治当局所给予法电工人的不好的印象，一直到现在，谈起从前旧事的时候，莫不愤慨，因为这是从事实中尝到的痛苦的教训啊！ 十一工人活动 （一）帮派问题法电机务部与车务部工人之间，资方采取各种各样挑拨离间的方法，因此两部门在行动上是不大一致的，感情上也不很融洽，并且有时竟发生意气上的冲突。至于各部门内部团结问题，在机务部可以说是有相当的组织性，在基本上可说是团结一致的。工人中只有几个人参加国民党，而且大部是职员。工人参加共产党的在大革命时代是相当的多，所以遗留下来的许多作风，在以后工人斗争中充分地证明了。拜杜月笙为老头子的，有过去的邵子英等几个职员，拜另外一帮老头子做先生的也有不少。参加洪门的可没有。而且对洪门方面的各种设施，大多数工人是表示不满的。此外机务部工人中，尚有许多聚餐会和某种社的组织，参加的工人有相当的多，而且也是在工人中比较有力量的组织。虽然该种组织的生活表现，尚离不开开房间，赌博等等落后的玩意儿，可是他的组织确是因此存在。在车务部方面，工人的内部是四分五裂的，厂方采取了分裂政策的手段，培养了大批走狗分子互相攻讦，这样便将工人队伍分化成若干块。最明显而有势力的大体可分三派：（一）以杜月笙徒弟浦东人李麟书二号稽查为首的有个联益社的组织，在形式上已在市党部登记过，李自己并在车务部中收了三十多个徒弟，大徒弟是一百七十号卖票。参加联益社组织的共有一百七十余人，会员每月缴会费三角，可是在形式上挂了联益社的招牌，在内容上丝毫没有甚么。几年前据说办过京剧班，而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其次以山东人廿五号查票刘德功为首的组织了一个联谊社，社费每人每月二角，据说收社费也可以收到一百多人的，可是也有人两面都缴了费避免得罪了那一方面，真是苦煞了卖票。在法律上说，联谊社是没有登记过的，可是公司当局承认了它的存在。再次则为新近走狗五号稽查陈国华也布置了爪牙，拚命向公司献媚，无理地压迫工人，伸张他的恶势力。这样一来把车务部工人内部的团结破坏无遗，弄得非常的散漫，使工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现在工人已开始觉悟到所受痛苦来自何方，领受这种教训了。 （二）工会生活本来法电工会正式成立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高潮中，当时有会员千余人，包括各部门工友，定名为法商自来水电车电气工会。大革命失败后，工会改组，经社会局核定，改名为上海市第一特区水电产业工会。后来一度分裂，因车务部工友有一部分受厂方走狗唆使，全体退出了工会。但在五十七天大罢工斗争中，又开始统一起来，职员也参加，成为法电工会史上最兴盛的时代。可是团结不久，又逐渐被资方有计划的破坏，车务部工人及职员相继退出工会，而此时工会又变成机务部工人单独的组织了。 不过现在的工会生活，是非常不充实的，无论教育工人、干部训练、民主精神都感不够。不过无论如何，工人有了团结，才能获得保障自己的饭碗，如机务部方面的工人，被公司无故开除的事，是不曾发生过。但我们看看车务部方面，被罚被开除的事，真是触目惊心，天天有的事。这就是因为没有统一团结组织的最大原因所铸成的大错。车务工友亦在深切经验教训中，觉悟到团结统一力量的迫切需要。不久的将来，统一的强有力的工会，必然会在法电公司中重新的建立并扩大起来。 （三）抗日活动法电工人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向来是不甘落后于人的。过去的不必多说，自从“八一三”沪战爆发后，法电机务部的工人，即组织了一个星期服务团。有三百多工友参加，每逢星期日工厂放假日子，去帮助国军各种防御工作，颇得当时军队的信仰。国军西撤后，该团工作即无形停顿。此外在募捐方面，机务部工友，在抗战爆发时，曾募了一百余元去慰问前方将士，在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时，车务部工友共买了四百余元，去年“九一八”纪念的献金运动中，机务部全体工友共捐了三百元零九角九分，表现对祖国热烈的爱护。在车务部方面各种救国工作，由于各工友的热烈拥护与参加，成绩也很不错。如去年以来，曾进行一次慰劳伤兵募捐运动，买了日用品派代表到医院去慰问伤兵。去的代表回来说，都感到人生中最大的兴奋。在去年“七七”纪念日，根据国民政府的号召积极推动了素食运动并进行了献金，当时参加的三百余人，捐款在百元左右。到十一月时又进行了一次扩大的募捐运动，车务部的开车、卖票、写票、查票及个别高级职员都一致参加了这次募捐运动，共计捐有一百八十一元，参加人数达七百四十七人之多。此后，车务部的热心分子，更继续努力的推动了节约救难运动，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参加人数共有三百余人，每期可募到六十七元。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法电工人对于祖国的生存有着莫大的关心，并明白表示着对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信念。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指出的，法电的救亡运动，还没有达到更深入更广泛的应有程度。如各种募捐运动还没有吸收到每个群众都参加，没有利用抗日工作来进行各部门的统一组织运动。如车务部内部的统一运动，车务机务两部的统一运动，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统一运动以及更进一步与法商公司当局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斗争行动等等，更有待于更努力地去促其实现。为了实现各部门的统一运动，首先便要捐弃成见，共同谅解，工人间如此，工人与公司之间亦如此。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工人自身的获得解放，法电的全体工友，就要刻不容缓的亲密的团结起来！
1934和1936-37上海纺织业罢工潮（来源：[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八章第7—12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34和1936-37上海纺织业罢工潮来源：[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八章第7—12节（P252—288）贵族工人的觉醒大萧条年代最幸运的留存者便是美亚绸厂，该厂是1920年由买办资本建立的一个小厂，当时资本仅万元，织机12台，工人三四十人。次年，厂主的女婿蔡声白被任命为该厂的总经理后，生产迅速发展。当时蔡声白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他将从美国学到的管理知识应用于生产中，并进口新式织机，招聘受过教育的工人操作。蔡的两个助手都是浙东人，他们常常前往嵊县和东阳县招聘聪慧的年轻男女进厂做丝织学徒。当然他们得先过严格的测试关。多亏其青年工人有朝气，懂技术，至1927年，美亚已经发展成为全中国最大的丝织企业，拥有408台织机，1300多雇员，其中一半多的人都经过四到五年的学徒期。为了鼓励青年人提高产量，厂方提倡生产竞赛，增加薪水，同时还提供一系列福利待遇：宿舍、餐厅、诊所、图书室、夜校、俱乐部、竞技队，等等。在这些有远见的举动的刺激下，在十年时间里，美亚便发展成为拥有10个分厂、1000多张织机的企业集团——其织机数量占到上海织机总数的将近1/4。当时该市绝大多数丝织作坊都不超过10张机子。比起其他丝织企业来，美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都有多种渠道，使之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能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当许多倒霉的竞争者身处绝境时，美亚的利润却继续滚滚而来。至1934年，美亚的1000张织机占到整个上海仍在运作中的织机的一半。但是，对美亚来说，成功中也孕育着危机。技术数量、生产能力强的年轻雇员知道厂里财力雄厚，便开始要求增加额外补贴。1927年初，部分美亚工人在一位来自浙东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大同的鼓动下开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加强工作保障，承认工会。虽然总经理蔡声白开始时对这些要求不予理睬，但当何大同握着手枪闯进经理室后，蔡改变了态度。厂方同意增加40%的工资，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今后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向工会发放津贴。1927年3月21日，美亚工会成立。然而，此后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何大同处于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之下。在一次秘密会议期间，警察突然来临，何大同逃到街上，不慎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倒，被警察抓住，不久便被枪决，时年24岁。随着何大同之死和相伴而来的工会被解散，美亚不但打算在新招收的工人中加强纪律，还拒绝兑现先前的诺言。1930年，一名工人以难以胜任其岗位而被解雇，其余工人则被要求签定雇佣合同——早先的权利被大打折扣。对此，美亚8个分厂的工人（1229名男工和女工）罢工两周，以示抗议。结果，劳资双方都只取得了部分胜利：从理论上来说，1927年厂方同意的条件应该得到尊重，但工人们仍然必须签订雇佣合同。织工们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两个月后，即1930年夏，他们再次发动罢工。此次罢工持续了35天，在上海市社会局——他们更倾向于工人一方——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实现1927年协议，给工人发放补贴，给予新近招收的临时工以永久性岗位。1933年的工人骚动是后来一系列美亚工人制造的麻烦的开端。数年后，丝织品价格大滑坡（1933-34年间跌落了约50%），诱发了另一场更具戏剧性的冲突。因为街上到处都游荡着失业的织工，贪图利润的美亚经理们认为这是一个削减劳动成本的天赐良机。1933年，厂方削减工人工资10%。次年，厂方宣布再次降低工资，降幅平均达15%。可是这一次工人们不依了。1934年春，美亚所属10个厂的工人——45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全体罢工。罢工者指出，美亚各厂在1933年创造了最高销售记录，他们要求恢复1933年前的工资水平。在50多天狂热且充满暴力的日子里，罢工者不断地向厂方、党政官员和警察施加压力，并扩大舆论影响。同时，他们又与外来的盟友取得联系，其中最著名者即共青团。这些联系使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罢工结束时，有143名工人因被指控与赤色分子有联系而解雇。尽管政府心存怀疑，但此次罢工并不能简单地归于外来的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其严密的组织，强有力的要求，均来自美亚各厂的工匠；美亚织工之政治自成风格，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贵族工人”的名誉。然而，1934年罢工的失败，标志着这一特殊形式的抗议的终结。在后来的年月里，由于织工们失去了许多特权，外来党派开始在其政治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上海整个纺织业在1936-37年间复苏时，数十家小丝织厂重新开工生产。经官方批准成立的工会稳步地吸收最近重新上岗的雇员。1937年的罢工浪潮——涉及到全市200多家丝织厂——乃是新成立的工会大肆活动的明证。幸亏有政府（以及帮会）的关系，工会发动的罢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工人的独立性也随之衰减。至1937年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织工们看起来失去了许多贵族工人的明显特征：自信、自控和自治。厂方的多方盘剥和政治干预的增加，使这些曾经幸运的工人陷于不怎么好过的境地。然而，在抗日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时期，工人行动主义无论是在频率还是在政治影响上都有所增加。由于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历，以及从农村返回的共产党革命者不断的鼓动，丝织工人——尤其是那些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里的丝织工人——政治性日强，在上海复活的激进工人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社会构成与大众文化这些织工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如何成为如此有影响的政治势力的？上海丝织工人的数字各时期有着戏剧性的差异：在大萧条时期，被雇佣的织工不足1万人，但随着1936-37年间的恢复，其人数已达4万多人。这一数量大、变化快的工人力量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织工。其中工作最稳定、最具威胁的织工主要来自浙江东部的嵊县和东阳县。这些工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女，他们都从美亚以及其他大型机器丝织厂开始其丝织生涯。对他们来说，来到上海乃是升迁的机遇。从现存美亚绸厂2500多份工作申请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新工人均来自农民家庭。而且，这些年轻的织工——他们进厂时多为二十来岁——并非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因为他们几乎都曾受过初等教育。第二种人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传统手工业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世代相传的小型丝织作坊，年纪较大，受教育较少，由于农村手工业的衰落，他们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对他们来说，来到上海，就等于步入无产化过程，失去了许多原先作为传统手工业生产者的自由、自主特征。这些织工通常工作于工资较低且不稳定的小厂，与其工作于大型机器丝织厂的工人兄弟形成了鲜明对照。两种类型的织工之差别还从其文化程度上体现出来。1938年对上海织工情况的调查表明，来自浙江东部的织工的文化程度之高令人称奇：高小程度的男工有30%，初小程度的有40%，稍识字的有25%。至于来自浙江东部的女工，有一定文化的占35%。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些织工较高的文化水平是与美亚早期的招工政策分不开的。相反，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他们构成了小型丝织厂的绝大多数，其文化程度低下；男工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不识字的，女工文化程度更低。上海丝织业中，约有一半是女工。在小厂中，女工一般都在准备部干活，而男工大多在机织部工作，从事技术性的机器操作。这种以性别划分工种的情况一直存在于浙江农村，丝织工作本身常常由男性担任，他们负责织机的操作、保养和修理。妇女则认为在复杂的织机上爬上爬下是不体面的。在美亚绸厂，蔡声白引进了新式管理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工种划分。当发现女性织工的工作能力并不比男工差时，美亚雇用了大批女性织工（一般资料称为“绸工”——译者注），而工资只及男工的80-90%。厂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成本，造就一支更为驯服的工人力量，因为一般看法是，女工比起男工来，没那么多的要求。美亚的织工——无论是男工还是女工——都不必担负机器修理的责任，修理之事都由杭州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技工担任。来自不同的地区，教育水平高低不等，工作环境各有天地，造成了上海丝织工人中这两类集团各具特色的大众文化。来自浙江东部的大多是青年，接受现代都市文明较为容易。在手头有钱的日子，衣食住行都带些小资产阶级色彩，有的西装革履，出门就坐车，看电影，吃西餐。正如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回忆他在与一家大型丝织厂的雇员相遇的情况时所说：“有一次人家要求我前往协助调停附近的物华绸厂为期已两周的罢工。我是第一次进该厂，我穿着旧衣服，发现织工们拒绝在白天见我。次日，我换上一套新衣服，披着一件新外套，来到厂里，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这些赶时髦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信仰，人家相信关公兄弟会那一套传统的秘密结社或歃血结拜，他们则相信友谊互助会。男女婚姻很少由家长做主和回到乡下办喜事；相反，男女工多为自由恋爱，不经过什么麻烦仪式，直接实行同居的很多。这一点，他们是从上海的学生中学来的。当然，其浙东习俗并非一概弃而不用。许多织工天生就有一副唱绍兴戏（即越剧）的好嗓子，他们还常常在当地茶馆里客串演出。在美亚绸厂，织工们组织起一个越剧团，该剧团成为1927年罢工的组织核心。据说，因为有较丰富的舞台经历和对越剧的执著爱好，许多年轻织工都能在广大群众中演说；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自然便是他们充分发挥鼓动能力的明证。因此，以地缘划分人群在这些“摩登的”贵族工人中仍然十分盛行。共产党早期在美亚的网络实际上便是以地缘划分的。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他们被迫离家，大多没什么文化，旧习惯、旧传统根深蒂固。他们的服装，多着蓝布褂裤，扎起裤脚。他们往往集体住宿，一间小房子，挤了许多人，很是肮脏。不少的人信佛，信命运，也有人相信耶稣和天主，因此常常迁就现实，比较缺乏远大眼光——这是1938年一份共产党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他们对婚丧的礼节比较看重，终是尚习旧俗而已，届时，少不了大吃大喝，此一情节有助于加强同乡感情。这些织工中还保持着浓重的血缘关系，有些人甚至是全家一同进厂做工。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人来到上海，不是像上述浙江人那样以学生为榜样，而是效法帮会中人行事。结拜兄弟，结拜姊妹，加入帮会，使这些形同无根浮萍的工人找到了某种社会认同感。正如一位女工回忆的那样：我们大成丝织厂准备部的十位女工结拜成姊妹。大姐二姐都来自杭州，老五老六也是。在某个休息天，我们相聚在公园亭子里，当中有一人会写字，把我们大家的名字写在一张红纸上。她还将我们的誓词写在红纸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纸誓词由大姐保管。结拜之后，我们到一家娱乐中心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场。这类结拜团体虽然是非正式组织，但在厂内拥有相当势力。上面那位回忆者还提到，有一次，她躲过了监工一次重罚，原因就在于另外九位姐妹向监工发出威胁，如果不收回成命，她们将停工不做。背景和文化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活动上。简单说来，来自浙江、受过教育、已经城市化了的工人（他们是1930年和1934年罢工的主力军）往往希望罢工有良好的组织，明确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权力和要求。相反，来自传统丝织业地区的织工（他们在1936-37年罢工中担当主角）更倾向于进行比较简单的罢工，其要求很少超越他们失去的利益范围。然而，尽管存在差异（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但上海丝织工人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与上海许多产业部门的情形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丝织工人很少发生械斗，除非工会组织者故意挑动其事。织工们对自己的工作都有一种荣誉感，容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斗争。1934年，当美亚绸厂受过教育的织工站在动员的最前方时，小厂工人很快伸出了支援的手臂。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可能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具影响的劳资纠纷。由于罢工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要求赢得了广泛的听众。同时由于共产党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介入，此次罢工深受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影响。导致此次美亚绸厂著名罢工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厂方宣布削减工资——因为当时的生产受到了世界市场的影响。1928-1931年，印度和东南亚的购买力占到美亚绸厂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可是，在后来的几年中，日本竞争者在两地的销量占了上风；至1934年，美亚的出口额只占其总销量的28%。尽管1933年对美亚来说是个丰产年（当年销量达到创记录的600多万元），但总经理蔡声白担心，销量主要转向国内市场，前景令人担忧。因此，他决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预防生产滑坡。从绸厂保存的数据来看，美亚的工资支出占了生产成本的相当比例，占其销售额的18%。所以，蔡声白希望通过大幅度降低工资来防止利润滑坡。3月2日，当工人们结束新年假期回厂上班时，厂方宣布了降低工资的决定。工人的情绪立刻愤怒起来。次日早上，第六分厂——拥有美亚的试验所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工匠——的织工们在上工钟声响过后，“都庄严肃静地站在厂门口，拒绝上工。”抗议本身对六厂织工们来说不是什么未曾经历过的事。几个月前，该厂10名技术最娴熟的工匠——从事特殊织物的五台织机工人——便发动怠工，要求增加工资。他们很快就得到厂里其他工人的支持：先前厂里由极少数人组成的读书会，发展为人数较多的友谊会（四五十人），集中力量予以援助。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这样就激发了工人斗争的情绪和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自信，不久，全美亚工人友谊会运动开展起来，十个分厂都有了友谊会。友谊会的背后，有一批政治化了的工人在操纵。例如在美亚四厂，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有10到15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六厂，有10名织工加入了共青团。其中有几人在1934年新年假期决定留在厂里，准备应付估计会出现的新一轮削减工资。所以，当六厂罢工者派出代表前往各厂联络、寻求支援时，一张组织良好的网络早已铺就。※几天里，其余工人，除了学徒工（约500来号人）外，都参加了罢工。罢工后各厂都选出罢工委员，组织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委员会之下，分成若干小组，并产生组长委员会。十个分厂的罢委会各选派代表2或3人，组成总罢委会，设在六厂，由该厂一名共青团员主持其事。总罢委组织如下：总务、组织、宣传、交际、纠察，共计五部。总务下分文书、会计两科；组织分登记、调查、编制三项；宣传由另一名来自六厂的共青团员负责，下设宣传、募捐二队，另设编辑部，负责出版罢工日报；交际负责谈判及外界保持联系；纠察则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谈判代表，收集情报，保护工厂机器，供应伙食，等等。※这里，我不赞同爱德华·哈蒙德（EdwardHammond）的观点。他认为：“罢工的组织工作相当缓慢，原因有几方面，最重要的是缺乏事前准备工作。”见EdwardHammond,OrganizedLaborinShanghai,1927-193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1978),p.222.该问题研究的主要资料——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the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老工人访谈录，政府及工厂档案——提供了一个更全面且完全不同的工人组织画面。所有这些资料都没有被哈蒙德利用。然而，哈蒙德指出，在1934年罢工中，工会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尽管美亚六厂的几名共产党员在罢工前试图建立一个赤色工会，但加入者寥寥无几，未能形成气候。参见“张祺访谈录”，1982年3月10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这些组织的迅速建立，乃是工人中原先存在的非正式网络的反映。例如，在美亚六厂，负责保卫工作的纠察队中，有个12人互助会，早在罢工前五年就有了。地缘关系也在组织工人中发挥出作用。张祺是来自浙江浦江县的六厂工人，她很快在七厂发动起同乡女工参加罢工。也许正因为有这些长期而广泛的联系，罢工者都能听从罢工领导者的命令。正如一位参加者所回忆的：“罢工期间，工人很有纪律性。每天我们都来到工厂接受指令。每当进厂时，我们都要向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然后，我们就听从安排，有些人负责站岗，另一些人则被派出去募捐。”凭借其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罢工者开始发出怨愤之声。罢工开始后一周，他们发表了一份表达其立场的宣言，深深刻印着他们的道德信念：“只要我们能够生存，只要厂里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很愿意忍受苦难和压迫……我们所要的只是生存……现今再次削减工资，我们已无法维持生存。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一天天熬下去？如此重压之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最后的武器：罢工！”与其他行业的工人相比，丝织工人的境遇并不像美亚宣言中描绘的那么凄楚。1934年，丝织工人是上海工人中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仅次于造船工人、印刷工人和机械工人。比如，与非技术性的丝厂工人相比，他们每小时的工资是后者的三倍。而且，即使是在丝织工人中，美亚工人也是特别幸运的。他们的工资比本市一般小型丝织厂的工人要多一倍。蔡声白削减工资的举动是想把美亚的工资与本行业其他企业的工资拉平，以便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美亚织工的工资不是绝对的下降，而是突然之间的相对下降，后者导致了工人的抗议。正如表9所示，1934年，上海丝织业的工资达到了五年来的最低点。与1932年的最高工资和1933年的次高工资相比，1934年工资的下降幅度十分明显。表9上海丝织业工人工资情况，1930—1934年（每小时工资，单位：元）工种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1934年丝织0.096元0.091元0.112元0.104元0.087元缫丝0.044元0.041元0.034元0.038元0.029元资料来源：WageRatesinShanghai(Shanghai,1935),p.54.美亚的织工希望通过唤起厂方的同情来停止削减工资，他们说，关键在于，工资是个是否维持一个工人家庭体面生活的“道德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工资支出是否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太高的“分配问题”。罢工者从以往的经历中知道，作为调解劳资纠纷的社会局往往软弱无能，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直接与厂方谈判。因此，总罢委会以公函通知蔡声白，约定3月11日下午2时在法租界马浪路总厂当面谈判。届时，工人代表40余人准时到达谈判地点，并为预防起见，特派200余名纠察队员前往保护。然而，总经理拒不见面，且要求工人派代表赴英租界山东路美亚绸厂发行所谈判。工人代表因赴该处有失保障之虞，一致要求经理赴厂谈判。不多时，法捕房开来大批巡捕包探，试图驱散人群——当时已聚集达3000人，为了将代表与成千的支持者隔开，厂方在厂门施放电流，阻止代表出门，企图加以监禁并送捕房。一场战斗随之在捕房及其调来的装备铁甲车机关枪的安南兵和手握石头的工人之间展开。在两个小时的对抗中，一名妇女死亡，工人重伤者十余人，轻伤者百余人。厂方见事态扩大，不得已将代表全数放出。此时，工人即整队退至西门体育场，召开临时群众大会，愤怒的代表们相继发表演说，强烈谴责厂方的背信弃义，并决定改变策略，向市政府社会局请愿。惨案发生后，工人情绪更加高涨。因为直接交涉之路已断，于是决定走由政府机关调解的路子，并正式向社会局发动请愿。3月13日，1000多名工人向市政府进发，提出以下要求：支付受伤者的治疗费用，抚恤死难者家属，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恢复以前的工资水平；惩办法租界肇始主犯，赔偿损失，在报纸上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社会局只是答应予以适当考虑。为了尽可能地传播罢工信息，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化水平，美亚总罢委会向上海市民发出公开信。此信很快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中强烈谴责美亚总经理蔡声白勾结军警，袭击工人，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并说他已没有资格与美亚工人共存共荣：美亚丝绸公司乃上海丝织业巨头，生意兴旺，每年获利甚丰。去年总销量达600多万元之数，超过先前任何一年。但总经理蔡声白对劳资合作之意义懵然不知；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增加公司利润。他用尽各种手段盘剥工人。近日他又设计进一步削减工人已经低得可怜的工资，使工人无以为生，不得不举行罢工。令人惊讶的是，蔡声白不仅不妥善处理，反而动用武力加以镇压……这一借洋人之手谋杀我同胞的行径与五卅悲剧有什么两样。工人们决心坚持斗争。不消灭暴力、不打倒资本家走狗蔡声白、不废除不合理的工资待遇、不为死伤的工人同胞报仇，我们决不罢休。所有活着的人们、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为这场屠杀感到愤怒。我们希望你们发挥良知，和我们一致呼吁惩罚罪犯。再有，我们希望你们为处于困境中的工人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随着这封公开信的发表，罢工者将自己与厂方之间划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中国的贵族工人将不再采取私下谈判以求得雇主施恩的方法。现在战斗已经公开，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被吸引加入。正是在这一阶段，外来的共产党组织者被这个曾经孤芳自赏的工人群体的阶级觉悟所吸引，更加积极地插手丝织工人的罢工。美亚各厂附近的茶馆是工人们聚谈罢工进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党开展动员工作的舞台。年轻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以找朋友或找亲戚为借口，先从富有同情心的茶馆顾客入手，然后与罢工者逐步取得联系。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来自共产党几个方面——中共沪西区委、共青团江苏省委，甚至包括远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的声音都在催促工人们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共青团刊物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强调共青团江苏省委有必要掌握美亚的斗争。可是，虽然共产党人全身心投入，他们执牛耳的企图却未能实现。一份4月初被英国巡捕搜获的共产党内部报告承认：“尽管美亚罢工者的态度是好的，但我们的活动仍然停留在斗争的外围。”报告还叹称缺乏“坚强的组织”，指责工人罢工委员会不懂得区分它自己与共青团之间的责任。这种“混乱”显然是罢委会自主行事、不受外界干扰的结果。共产党人虽然未能有效地取得罢工的领导权，但他们的努力却一直在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由于害怕共产党插手，美亚厂方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立场，政府也倾向于不支持工人。3月15日，厂方发布最后通牒：在两天内工人必须复工，违者以自动解雇处理，另雇新工人取而代之。次日，罢工代表被召到社会局与党政官员会谈。当局态度坚决地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其他事情由党政方面协调解决。3月17日，厂方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但很显然，政府规劝罢工者复工以瓦解其战斗性的图谋落空了。因此，当局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大批便衣警察被派到美亚各厂，试图绑架有嫌疑的罢工领导人。在六厂，当一位姓施的领导人被包探抓住时，一位女纠察队员奋不顾身，一口咬住包探的手，施某得以趁机逃脱。但在五厂，因纠察队员一时疏忽，一个名叫刘金水的罢工委员被骗绑进当地公安局。第二天，400多工人及支持者围住西门公安局，要求释放刘金水。公安局头头答称，自己无权处理此事，因为捕刘是奉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命行事的。包围的人群不满意于这一解释，拒不解散。相反，抗议者整夜静坐，公安局大门前和周围街道都挤满了人，交通完全堵塞。其间，法界及南市一带的数百名绸厂工友纷纷组织慰劳团，携带大批食品前往援助，并帮助包围。西门一带的商店也纷纷捐送食物，并举行会议，准备以罢市来援助。震旦、大同等大学也派代表来慰问声援。次日早上，远离市区的工人也成批地赶来支援。上午10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眼见工人情绪不断高涨，各界纷纷支援，不得不发布命令，释放被捕工人。听到这一消息，工人群众欢呼起来，鞭炮声不绝于耳。在胜利的刺激下，罢工者很快向上海当局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除了恢复1933年前的工资水平外，工人们还要求全额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取消罚扣工资，男女同工同酬。要求的最后一条反映了丝织女工在此次抗议中所发挥的作用。美亚原本想通过多招收女工来养成一支驯服的队伍，结果打错了算盘。3月11日事件中女工的受伤，女纠察队员的英勇，一名女工的被关押，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了女工高昂的战斗精神。刘金水的被释放大大鼓舞了织工们的情绪，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当局并未继续让步。公安局加强监视并开始逮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3月27日，一个国民党代表从南京带来的一份秘密报告说，共党分子已经渗入到此次运动，他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有十几名罢工者因为散发罢工刊物和进行募捐被抓（其中有好几个被处以拘留）。然而，警方的行径再次壮大了罢工者的支持队伍。为了抗议警方滥抓滥捕，500名美亚学徒于4月5日开始罢工。厂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习惯上，学徒因其地位的原因，往往是安分守己的。他们在三到五年的学徒期里，要向厂里交30到50元的保险金，如果在学徒期满之前离开，这笔钱就要被没收。虽说学徒是美亚厂里最穷的，因为他们在学徒期里基本没什么收入，所以他们看起来不可能加入反对削减工资的抗议浪潮，但是，当这群工人加入斗争时，罢工者也开始修改其原先提出的要求，增加了要求厂方废除学徒交保证金的规矩，工头不得欺压学徒，向每个训练期满后的学徒（无论男女）提供一台织机。随着全体工人加入罢工，美亚罢工的影响迅速扩大，上海其他各机工厂的怠工、罢工、总罢工和请愿示威，很快汹涌澎湃起来。上海橡胶厂的工人派代表到美亚，要求罢委会给以组织上的帮助，药业、阳伞业也联合罢工与请愿，此外尚有烟厂丝厂等斗争。即使是在内地，在传统的丝织业中心湖州和杭州，织工们也步其都市兄弟的后尘发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美亚罢工不仅受到了其他易于罢工的工人的欢迎，甚至也受到了某些雇主的欢迎。其他丝织企业自然都从美亚罢工中获利，这种现象使美亚工人募得了不少捐款，充实了力量。※※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P156-157。类似情况从1927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英美烟公司罢工的支持中也可看出（参见第七章）。眼见市场渐被竞争者占领，厂内则连学徒工都不干活了，厂方决定施以报复。第一步就是试图停止膳食，先从局部开始实行，其步骤是将工人平时吃的菜蔬一律取消荤菜，只供给很坏的几碗素菜。此举立刻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向各厂厂长要求恢复原样。在九厂，有200名女工还举行了绝食斗争。四厂的织工——在该厂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将厂长住处包围起来。试图翻越路障解救厂长的警察，在遭遇到工人从屋顶兜头浇下来的粪便以后，仓皇撤退。该厂长在被包围两昼夜后，被迫签字保证改善膳食，并拿出100元作为临时菜蔬补充费，才得以恢复自由。由于劳资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局决定更积极地介入调停。青帮头子杜月笙被请来当说客，但他要求工人放弃斗争的努力未能奏效。杜在美亚工人中没什么徒弟，所以说话也不管用。4月8日，蒋介石电令迅速解决此次工潮，迫于压力，社会局组成一个正式的调停委员会，计划在4月10日作最后的调解。在约定的4月10日上午10时之前，数百名工人聚集到市政府社会局外面。他们两人一排行进，手举孙中山画像，并派人散发写有“劳工神圣”等内容的传单。在社会局外面聚集起来后，织工们唱起了罢工主题歌：“多么悲伤，多么悲伤，多么可怕的悲伤；美亚工人的薪水减了许多……”然后是齐声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可是，令工人大感惊愕的是，调解又泡汤了——美亚厂方根本就没有露面。厂方声称，将长期停工关厂，故无调解之必要。因为事情悬而不决，调解也就无从谈起。厂方为了证明其决定不是空穴来风，关闭了所有工人食堂的大门，使得罢工者陷于无饭可吃的境地。同时，罢工者仍按照原定计划前往社会局，要求迅速解决劳资纠纷，反对厂方停止膳宿。至午后五六点钟，全美亚工人4000余人均已先后赶到，将社会局、教育局、卫生局统统包围起来，不论局长职员以至茶役，一律不许出入。当时局中职员正值办公完毕回家之时，均受阻不能返家。一场冷雨袭来，数千工人干脆静坐以待。当晚一名女工甚至带了婴儿，坚持坐在阴冷的空地上。此时，美亚罢工者已占领上海市政府的心脏部位，大批警察和保安队被调来，准备镇压。次日早上，数百警察和保安队以及六辆救火车到达现场，将工人团团围住。场面陷于混乱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来上班，当他想挤出一条路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工人们将他围住，要他将问题解决。受这一场面的刺激，警方决定向工人发起攻击。一时间，棍棒乱舞，水龙头对准工人喷射。最终，许多人受伤，抗议者被驱散。4月11日事件成为美亚罢工的转折点。※虽然警察袭击导致人们对罢工的极大支持（4月11日事件发生后不久，沪南沪西的100多家小丝织厂即发动同情罢工），但是当局却再也不同情工人方面了。在经历了罢工带来的冲击后，上海的官员们开始倾向于站在美亚厂方一边了。※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评价美亚罢工时认为，4月11日的抗议是当时极“左”工运政策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之一。据此，美亚罢工委员会被说成是执行了王明“盲动冒险”的路线，如果采取谈判策略，效果就会好多了。美亚罢工最终失败的原因，是执行了当时党的错误政策。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P140-142。尽管大家都知道4月11日事件是当时形势逐渐升级的结果，但事情的发生是否与执行共产党“左”倾工运政策有关还不清楚。美亚总经理实行的新策略也推动了资方与政府的合作。在罢工过程中，蔡声白将全世界成功地镇压丝织业罢工的新闻报道剪了一大堆。蔡声白也许从这些材料中得到了启示，他决定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来结束罢工。他以同乡关系为名，积极拉拢社会局头头及其三个下属，当然大笔金钱是少不了的。同时请他们帮忙迅速结束罢工。政府的严厉态度也在不断出动大批警力以削弱罢工势力中得到了体现：在上海宣布临时戒严，禁止一切集会结社，把警察派到美亚各厂，逮捕活动分子。在四厂，有11名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并被送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押，其中包括共产党支部书记。4月13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蔡声白在那里也有关系——致电上海市党部，下令竭尽全力立即制止罢工。中央党部害怕有“不良分子”（即共产党的同义语）插手其间。次日，在美亚各厂的逮捕数字便上升到了40人。在政府严厉措施的鼓动下，美亚厂方闻风而动。工厂宿舍被关闭，工人们被迫投靠亲友，或者流浪街头，许多工人甚至不得不寄宿在郊外的五卅公墓。由于无家可归，群龙无首，丝织工人的战斗精神日渐消失。由于失去了许多关键人物，总罢工委员会发现已经很难维持对工人的领导。美亚的学徒，在厂方答应向他们提供自己的织机的引诱下，最先开始复工。此时，织工们向罢工委员会提出取消罢工，如果不答应，就先自行复工。为了挽救危局，总罢委会决定召集群众大会以便冲破或减少白色恐怖的威胁，决定在4月21日再次向市党部发起请愿。届时，有1000多疲惫的工人来到现场，要求当局释放被捕工友，立即恢复膳宿。所提要求很有限度（根本就没提工作问题），表明此次运动已经日薄西山。国民党当局相信自己此时已占上风，答称：先复工后调解，被捕者待工人复工后释放，膳宿由市党部下令厂方即日供给。由于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织工们次日即回厂复工，结束了他们为期51天的罢工。罢工工人回到厂里，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宣称工厂已经改组，复工工人必须重新登记。登记之事很快变得明朗，就是对罢工工人加以留难和检查。结果，有罢工积极分子143人被开除。4月27日，应蔡声白的直接请求，南京方面下令上海当局严厉处置美亚罢工中的“反动分子”。三天后，40名先前被捕的工人被龙华警备司令部判处徒刑30天或45天不等，并移送漕河泾监狱执行。四厂的共产党书记，因同案中人的出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一法律裁决，正式宣告了美亚罢工的结束。从此次持久的、最终失败的工人政治中，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呢？对美亚罢工者来说，他们痛苦地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的罢工是一场典型的“贵族式”罢工：其组织基于小型的、先已存在的友谊网络，所提要求十分温和，且以道德语言来引起公众注意；外来的援助受到欢迎，但领导权仍掌握在职工自己的手中。而且很显然，这种针对雇主的抗议形式是无法奏效的——蔡声白原本曾经有过的对手下技术工人的尊重及道德义务，在面临追求利润的时候黯然失色。有位积极参加1934年罢工的女工，认为那次罢工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最终导致她加入了共产党，她回忆道：“我参加美亚罢工时还很年轻，也很天真，但是经过这场罢工，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认识到工人必须斗争，必须罢工。这就是那场罢工带给我的深刻教训。”工人可能还希冀厂方能恢复劳资双方先前的良好关系，但现实很快带给他们的是幻灭。蔡声白——他曾声称：“此次纷争不仅是给我们个人或我们一个厂留下了伤疤，也给整个民族工业留下了伤疤”——很快就采取了报复措施。在这场罢工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美亚工人工资被削减30%，关闭了所有的工人宿舍，工厂食堂饭菜提价。使工人们雪上加霜的是，厂方开始实行租机制，也就是将织机包租给工人。美亚可以坐收年租，这样既可保证财源，又可卸去直接管理工人的麻烦。虽说厂方仍要负责原材料和产品销售问题，但工人的雇用、训练和工资等问题则完全由租机者负责。如此，管理费用下降了大约15%。蔡声白在与包租者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将自己与普通工人隔开了一定距离。对工人来说，租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同乡地缘关系的分立，因为包工头显然偏爱与同乡人打交道。罢工之后，曾经引以自豪的美亚“贵族工人”失去了许多原本将他们区别于本市境遇不佳的纺织工人的特权。同时，上海其他的大型丝织厂，迫于行业萧条的压力，也与美亚一样，开始压缩管理规模，实行租机制。这一步无疑是产业组织方式的倒退，缩小了原本薪水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大厂织工与待遇较差的小厂织工的差别。上海丝织工人的政治潜力一向不被人注意，美亚工人1934年的罢工令人耳目一新。早期的工运组织者，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忽视了这一技术程度高、工资收入高的工人群体。因此，美亚工人的罢工，引起了各党派的极大兴趣。如同所见，共产党人试图掌握罢工的领导权——尽管未能大获成功，他们的尝试引起了其他党派的连锁反应。国民党方面曾派人（以大公报社记者名义）深入罢工者之中，试图劝说工人修改请愿内容，转移斗争目标。官方工会也对罢工发生兴趣，尽管当时只有美亚二厂有它的组织。到包围市政府的“四一一事件”之后，该官方工会就渐渐活跃起来，它利用在二厂的工会关系，开始分化二厂及五厂脱离总罢工委员会。在美亚大罢工的尘埃渐渐落定，即罢工之后二三年，一种新型的丝织工人政治开始显露出来——官方工会在其中唱起了主角。织工们与官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但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和完整性。1936—1937年的全市罢工在美亚罢工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上海丝织工人陷于沉寂。由于其“贵族工人”兄弟罢工的失败，以及经济压迫的沉重，该市织工已经无意于再发动另一场罢工。当然，罢工并未绝迹，只是规模很小，目标有限。1935年，织工的罢工每次平均为55人，与前一年平均为近1000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该行业正处于严重萧条时期，1935年的罢工，无论是反对削减工资，还是反对开除工人，普遍都未取得成功。然而，到1936年下半年，随着丝织业渐渐恢复元气，罢工的频率和成功率都有所增长。该行业形势的转变可归因于日本大量走私进口人造丝。走私人造丝既便宜，数量又大，只要有一小笔资本，就可以建立一个小型丝织厂。到当年年底，上海约有480家丝织厂开工，绝大多数都只是拥有几台织机的小工场。当年，丝织工人总共发动了29次罢工，比此前任何一年都多。这些罢工时间不长（平均为8天），目标温和，但收效却很大。这些罢工多系新近建立的小厂的织工所为，其规模声势难望两年前美亚罢工之项背。此时的罢工，没有提到1934年大罢工时提出的男女平等、改善学徒待遇等问题。1936年的罢工也没有女工的广泛加入，绝大多数都是纯男性参加的、只提出有限的工资要求的罢工。这类罢工中明显的保守主义和性别歧视，反映了这些小型丝织企业的社会结构和工作情况。（这一时期罢工的一个特例便是美亚二厂工人举行的又一次罢工，此次罢工发生在1936年夏，为期两个星期，有150名女工和100名男工参加，工人们要求削减包工头的权力，废除工资等级，改善劳动条件。）丝织工人罢工的全面复苏引起了上海当局尤其是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的注意。这两个部门的高层官员，正陷于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便把日渐活跃的丝织工人视为满足其私心私欲的潜在的社会基础。因此，两个对立的派系竞相建立官方工会，力图将丝织工人纳入自己的麾下。12月，第一个新型织工工会成立，大约有6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代表、社会局代表和亲国民党的上海市总工会代表。这个名为四区工会的新组织很快就声称拥有3000会员，覆盖120个分厂。四区工会有社会局的背景，因为有个该局调解处的职员任某插足其间，当时有沪东织工领袖何某、邹某系任某同乡。至1936年11月间，这几人已将沪东各厂积极分子百余人结成调帖兄弟，进行筹备四区丝织产业工会工作。四区工会组织严密（与美亚的罢工委员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下设总务、宣传、调解、监察、组织和交际等六股。区工会之下有13个分工会，分别控制着100多个厂干事会。各厂干事会下设小组，总数约600来个，每组为5人，设组长一人，纠察一人。虽然其组织严密，四区工会之行事并非一帆风顺。据警方报告，至少有两个分工会积极图谋篡夺区工会的领导权。华德路分工会（拥有40个分厂的约800名工人）与四区烟业工人工会关系密切，后者是上海总工会之下由青帮控制的一个工会，它很想与其社会局对手争夺对丝织工人的控制权。另一个分工会（拥有大约350名职工，多半为美丰厂的工人）则对其上级工会的专制行为不满，转与美丰资方关系密切。上海的其他各区工会也纷纷建立起来，其政治情况之复杂，并不比四区工会逊色。1937年1月，三区织工工会在沪西成立。始作俑者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农工部的王豪，他曾在1936年下半年派去解决一场五厂联合罢工。王豪不仅是青帮领袖陆京士和朱学范的徒弟，还是国民党准军事组织蓝衣社的成员。由于沪西不少织工都曾经在蓝衣社受过训练，所以王豪很容易在这批工人中发展关系。在上海水电部的支持下，他以令抗议者满意的结果解决了五厂罢工。因此，他以该五厂为基础成立了三区工会，成立大会很是热闹，朱学范也亲自赶来参加。人们也许没想到帮会中人能在江南工匠中取得成功，但是可想而知，小厂中缺乏文化的织工，在其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生活不稳定，与缺少技术的工人有很多相同之处。对他们来说，帮会发起的工会为其不稳定的生活提供了一定保障。王豪组织工人的行动与其后台老板陆京士和朱学范在工人中发展势力、为即将到来的国大代表选举的计划是一致的。当时，尤其是陆京士，正卷入与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先开）及上海市代理市长（俞鸿钧）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中。这些人都想插足上海工人运动，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工人们为了改善处境，欢迎建立工会。正如一位织工所回忆的：我们工人当时不知道工会是国民党为国大选举拉选票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组织起来会给我们以力量。王某此人，我认识，他是蓝衣社的人。但他有一副“左派”面孔——吃的是面条，骑着自行车，住的普通房子——确实受到了工人的信任。或者，就像另一位织工所说：“当王豪来的时候，因为有人代表工人说话，我们都很高兴。”当局各派系对丝织工人的青睐，甚至也引起了不那么顺从的工人的反应。2月，南市久华厂潘某等发起成立一区丝织产业工会，南市有美亚的六个厂，经再三动员，一向超然物外的美亚各厂先后加入。1934年斗争时起发动机作用的美亚六厂，在各厂中最后一个加入。因为在全市大部分丝织厂建立工会之事比较顺利，王豪遂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上海丝织工人待遇改良委员会”。随即，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迅速在丝织工人中流传开来。3月27日，在王豪等人的组织下，全上海丝织工人大会在曹家渡白利南路临近圣约翰大学的空地上召开，到会2000余人。大会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等要求，正式通过组织待遇改良委员会。织工认为，丝织业正从萧条中复苏，可以为工人增加工资。在经过多次争论后，资方同意为每日收入低于五角者增加15%工资，超过五角者则不予考虑。由于这部分最低收入者在丝织工人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工人们拒绝了资方的意见，决定发动一场全市范围的罢工。当全市各丝织厂接到警方保护的命令时（面子上是为了保护工会免遭仍在干活的工人的恐吓），形势顿时紧张起来。3月29日，锦新厂150名罢工者因警方阻拦他们找资方对话而冲砸工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同日，大约500来名工会会员开到元林（音）丝织厂要求该厂工人组织工会。有3名工人与挣扎于该厂的英国巡捕发生激烈冲突，其中一人用石头砸一名警士的头，并冲上前想抓住他。但正像一份英文报纸所说：“警士罗威尔（Lovell）曾经代表警察参加1935年的运动会，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跑掉了。”几天后，3名积极分子被抓去审问，头上还缠着绷带。警方阻碍工会之举更坚定了工会领导人的决心。3月30日半夜，220家工厂（总数为354家）的11944名工人（总数为23000人）发起联合罢工※——为当年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便是王豪的待遇改良委员会。如表10所见，罢工遍及全市各区。※工厂数和工人数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P135。表10上海丝织工人罢工的地区分布，1937年3月地区罢工次数工厂卷入数公共租界东区4000169西区5767其它8386法租界156020南市300010闸北20008总计11974220资料来源：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Mar.31,1937.在王豪“冲厂”策略——经过蓝衣社训练的工人纠察队员冲入那些工人不愿罢工的工厂砸毁机器——的煽动下，此次罢工急速蔓延。近年有些回忆录揭示，当时中共地下党反对在丝织行业开展总罢工，主张因地制宜，以比较“开明的”手段与资本家打交道。尽管共产党在四区工会有些势力，但整个丝织业的罢工领导权却掌握在王豪手里。王豪的策略不仅遭到中共地下党的批评，同时也遭到他在社会局里的对手的指责。社会局对该市关键的产业部门之一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罢工感到恐慌，同时为了削弱王豪及其后台老板的权力基础，遂发布紧急训令，以裁决办法来解决丝织业工潮。训令内容包括：工人全面增加工资一成，等经、等纬给津贴，租机制改承揽制（厂方须负雇佣关系之责任），女工生产有四星期休假工资照给。这些条件比较宽大，足以消弭工人继续罢工的热情；至4月初，绝大多数织工已回厂上班。社会局在促使工人方面结束罢工取得了效果，但资本家并不那么好说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拒绝执行给工人增加10%的工资等决定。罢工期间，美亚总经理蔡声白——当时正主持丝织业同业公会——牵头成立了应付工潮委员会。各厂均服从其节制，每台织机每月缴纳两元为应委会经费，应委会则设法对抗社会局提出的裁决训令。4月中旬，蔡声白把当时冲突情况反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断言上海地方官员建立工会的企图乃是造成该市工人大罢工的主要原因。延至5月初，当时正在上海医病的蒋介石见丝织业劳资纠纷迁延不决，各大报纸对罢工情况仍在大肆渲染，遂申斥党政机关负责人员，饬令迅予解决。作为回应，5月14日傍晚，公共租界的大批探捕对四区工会采取突然袭击，借口是工会妨碍锦新厂工人张某的自由（张实系资本家走狗），将工会印信文件及入会工人之名册全部劫去，有20多名工人被抓去拘押在捕房。※※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P177；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77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2-1054。那位曾向警方告密的张某抱怨道，自己被工会关了4个小时，被迫跪在地上，身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锦新厂的走狗”。锦新厂的干事会还将其丑态拍了照片。几天后，四区工会代表（包括工会理事，一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职员）前往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请愿，要求立即派员交涉送回工会印信、文件、名册，释放被拘押的工会理事及工人。工会领导人希望社会局能立即答复，以防止东区愤怒的织工继续发动罢工。此时社会局方面也感到手足无措，是倾向于他们曾倾力帮助建立起来的工会呢，还是迫于中央党部的指令行事？资方的毫不妥协打乱了社会局利用上海工人的工会化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图谋。南京方面，与公共租界一样，害怕丝织、纺织和烟草等业工人的高度工会化将共同控制该市的经济，国民党的合作主义梦想将变为一场共产主义噩梦。就像当地一份报纸所说：“令当局深深烦恼的形势并不是孤立的，很有可能发展为一场工会联合的潮流，并且在将来的劳工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南京官员的脑子里，共产主义的幽灵攫取高度组织化的工人运动的控制权已经为期不远。正如一份亲国民党的报纸在该市丝织工人罢工高潮时发出的惊叹那样：“也许，人们只是看到莫斯科妖魔经常被害怕工人的资本家放出来耍威风，但上层官员的手里确有证据表明，当前工人运动的发动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是有牵连的……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应不应该增加工资的问题，而是一个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实际上，克里姆林宫对此次丝织业春季罢工的影响微乎其微。最积极的共产主义组织——被其上海地下党的主要对手称为“托派”——以锦新厂为基地。该厂工人在“托派”煽动下拒绝接受社会局的调解方案，继续开展长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30%。无疑，此种激进举动导致了5月14日警方袭击四区工会事件的发生，因为锦新厂的罢工者一直在用工会房屋煮大锅饭。而且，其工会的负责人是从前锦新厂一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工人。但从总体上来说，在丝织工人的罢工中，共产党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然而，即使没有许多共产党人的参与，这次斗争仍然极具政治性，即上海当局各派系都在力争占上风。当政府代表企图掌握工人领导权时，丝织工人中先前被掩盖的矛盾露出了水面。5月24日，美亚十厂500多加入工会的工人突然爆发帮口之争（溧阳帮与杂帮之间）。一帮同籍工人想复工，另一帮同籍工人则坚持要罢工，以取得更好的工作条件。从当晚11时至次早6时，两帮人在厂门口大打出手，以至血流遍地。社会局方面认识到他们已经失去对局势的控制，遂认定丝织工人之工会必须加以除去。6月3日，社会局下令关闭一区、三区和四区工会。新的工会，只要不在工人中煽动闹事，便被允许存在。※6月22日，王豪在其被取缔的三区工会办事处被捕。他在被关了一个月后释放，受到了沪西织工旗帜和鞭炮的迎接。※ShanghaiTimes,June3,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20。社会局的最后一招便是在工会请愿时将皮球直接踢到中央党部。有位织工曾回忆道：“大家都想到南京去请愿。虽然大家都看穿了上海当局的面目，知道它根本不会替工人说话，但我们对蒋介石都还存有幻想。”见“竺伯清（音）访谈录”，1961年8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王豪也因为卷入请愿而遭到逮捕。见“何振声访谈录”，1961年5月25-26日，同前。在日本人发动侵略前的一个月里，国民党官员快马加鞭成立新的丝织工人工会。同乡关系被各路工会组织者利用起来。由于形形色色的工会领袖争权夺势，挑拨离间，至1937年夏，在丝织工人中已形成四分五裂、不相统一的局面。到当年8月日本人侵入并控制了上海的丝织业时，他们发现，曾经值得骄傲的“贵族工人”已陷于一片混乱。共产党的复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织工罢工与其他时期、其他地方、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工匠罢工有某些共同特征。就像伯纳德·莫斯（BernardMoss）在解释19世纪中期巴黎工人的斗争时所说：“工业化步伐对工人来说已经够快了，商业竞争已使熟练工匠的安全、完整和相对价值受到威胁，足以引起他们的抵制和反抗，但完全的机械化还不能排除其技术，也无法消除其抵制的能量。”即便如此，工人运动不仅仅是工业结构或市场条件的产物。更大的政治背景也是导致工人反抗的关键因素。正如爱德华·肖特（Edward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所说：“我们期望随着有组织的工人罢工的增加能导致国家政治的变化。而且，我们希望罢工的政治性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即工人运动国家化。”上海织工也不例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末期，外来的组织者将丝织工人的罢工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紧密地与地方性和全国性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不长的时间里，帮派工会将织工斗争的自身特征——行业自尊、自治和道德主义——削去了不少。但从长远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化经历为上海丝织工人今后开展更重大的斗争打下了基础。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的一年里，在仅存的美亚两个厂里，共产党重新建立了支部。在美亚四厂，有十名工人加入了共产党。在九厂，建立了一个三人支部。在1938年负责恢复上海工人运动的四个共产党干部中，有两人曾是丝织工人。※※“何振声访谈录”，1982年7月，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皮革工人刘长胜任中共上海职工工委书记，刘宁一任副书记，织工张祺任组织部长，织工何振声任总务部长。可以肯定，战争期间，激进分子不是没有遇到过对手。蓝衣社成员王豪——1936—1937年罢工的煽动者——投入了日伪怀抱。一些当初怂恿织工罢工的托派分子也不例外。然而，很显然，共产党占了上风。1937年8月13日，即日本人对上海发动攻击的当天，年轻织工在共产党号召下建立起救国会。该组织成为共产党吸收新成员——尤其是从那些年纪轻、受过良好教育的织工中——的重要工具。珍珠港事件之后，即便是外国租界中的抗日活动也已无法立足，共产党采取了更隐蔽、最终也更有成效的动员方法。变化了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采取“传统的”工人联合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结拜姊妹和结拜兄弟。这些人们所熟知的结合形式依照性别、车间和同乡关系划分，工人们很能适应。这些组织驾轻就熟，经常举行宴会，借以巩固团体纽带。在宴会热闹轻松的气氛中，共产党组织者便借机行事——阅读鲁迅的短篇小说，选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此来提高众人的政治觉悟。在抗战后期，这些以互助为基础的兄弟姐妹结拜团体成为许多怠工和静坐罢工的组织核心。日本投降后，丝织工人在内战时期困扰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动乱中继续扮演了主要角色。开始，丝织工人罢工的组织动力主要来自战后不久重建的工会。※在四个区的工会中，有三个由国民党党员重新开办，但其中有两个工会的执委会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实际掌握之中。而且，三区工会——包括大成的三个大厂以及美亚的两个厂——直接掌握在共产党人陶云山的手中。陶原是美亚工人，因为参加共产党活动而被开除，他在工友中长期开展歃血结拜活动，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工会。他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一个亲戚帮他活动，使其行动合法化。至1946年初，三区工会号称已在115家工厂中拥有3000多名成员。虽然也面临来自国民党和残余的托派分子的竞争，但陶云山的工会仍然在战后多次以丝织工人为主力发动的罢工斗争中扮演着主角。※※※工会与当局交涉的内容从女工怀孕到生活补贴，无所不有。见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1-7-50,#6-9-1625,#6-9-1633.※※“陆端华（音）访谈录”，1970年5月9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吴永年（音）履历”，同前；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9-17；《上海第九丝织厂》，P69；《三区丝织业工会调查》，台北，调查局档案，#556.18/803.三区工会曾抱怨说，国民党干部和托派分子常常在中共领导的工会取得一定谈判结果时，在工人中制造分裂。1946年3月，上海约300家丝织厂的1.2万多名工人发起了一场长达将近三个月的罢工。由于朱学范的介入，工人们最终赢得了增加工资的胜利，大大降低了美亚总经理蔡声白的影响。抗战时期，蔡声白把美亚仅剩的两个厂交给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管理，从而避免了日本人的直接接管。尽管这一决定在经济上有利，但在政治上却背上了间接与敌寇合作的骂名。通过威胁要公布蔡声白的通敌丑行，三区工会得以战胜这个曾经霸道的资本家。织工之行动主义在1946年推选潘月英为国大代表一事上进一步显露出来。潘是一位美亚厂的熟练织工，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当年初为了庆祝国际妇女节，曾组织上海5万名女工大游行。潘月英（以及其他熟练女织工，尤其是美亚厂的工人）之行动主义不禁让人想到1934年的罢工，女工在当时也是唱主角的。1936—1937年间，帮派盛行，女工们一度沉寂，到了内战时期，这些女战士又在斗争中发出了呐喊。1947年，织工们又站在了上海罢工的前线。国民党工运领袖陆京士曾建议建立团体，促进上海丝织业劳资双方的合作，但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拒绝。不仅如此，1947年5月8日，四个区工会动员了1万多名织工从外滩向市政府进发，要求解冻生活指数，以便与通货膨胀的速度保持一致（为了控制当时脱缰野马似的通货膨胀速度，绝望之中，国民党当局冻结了生活指数，也就是工资不再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增加）。游行的织工散发了将近3000张传单，上面写着：“物价走起来像飞机，指数走起来像蚂蚁。”到市政府后，他们递交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请愿书，开头就写着：“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呼吸！我们要继续为民族的利益而工作！”此次织工团结行动的公开展示，激发了其他行业工人发起同样目的的抗议，当局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取得解冻生活指数斗争的成功，与一出揭露通货膨胀罪恶的戏剧的上演是分不开的。该剧由女织工们分别扮演工资、物价和镣铐等角色，生动泼辣，向人民作了广泛的宣传动员。该剧作者王文华是名织工，也是地下党员，据他自己回忆，他是在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至1947年末，在上海织工中，已经活跃着数百名像王文华这样的共产党员。然而，当年11月，革命者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当特务袭击富通印刷所时，现场被捕的共产党人中有三区丝织业工会负责人陶云山，他当时去印刷所赶印共产党方面编辑的期刊《织工简报》。对织工运动极为不幸的是，陶向特务供述了一切，暴露了许多同志。工会被国民党接管（在军统的保护下），直到变节者陶云山被确信已经改过自新，才让他重新担任主任一职。由于三区工会变色，共产党组织者失去了在丝织业的一个重要基地。漏网的共产党人不久就受到国民党另一次进攻的威胁。1948年3月，共产党工运干部王中一被捕，并在其住处搜出了一份中共地下党名单。丝织业曾是王中一最早负责的一块，被搜去的名单上写着丝织行业剩余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姓名和住址。有32人立即遭到逮捕，7人自首，另有43人逃离上海，去参加了新四军。尽管当局大肆逮捕杀戮，丝织业的激进主义并未被斩尽杀绝。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时，中共地下党工委书记张祺成为仅存的一个前美亚工人（曾是美亚六厂的熟练工匠）——曾领导过1934年的罢工。织工们在激进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取决于他们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历。在那段艰苦时期，织工们失去了许多“贵族式”特权，但增强了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团结。正如米歇尔·汉纳根（MichaelHanagan）在谈到其他地方的此种情况时所说：“无产阶级本身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大罢工……相反，无产阶级的增长，同时伴随着大批生活受到威胁的工匠的出现——他们扮演了工人反抗的催化剂——才导致大规模工人罢工的出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发展有助于上海丝织工人成为“大批生活受到威胁的工匠”，他们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就像最近对英国“贵族工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工厂工匠与其他工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其较高的薪水，而且在于其强调互助和倾向工会化的团结精神。贵族工人往往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持其特权地位。虽然这类活动只是代表部分工人，只是一种基本的保守主义，但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维护既有特权的行动才能向激进主义转化。对上海丝织工人来说，国民政府时期正好带来了这种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开始是在1933年，接下来更富戏剧性的是在1934年，丝织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领导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比较繁荣的美亚绸厂。这些早期罢工与世界其他地方典型的工匠罢工有很多共同特征。法国里昂织工在1831年和1834年的大规模反抗与一个世纪后的上海丝织工人发动的罢工很是相像。按照罗伯特·贝祖查（RobertBezucha）的记叙，里昂丝织工人的教育程度较高（约70%的男工都识字），收入较好，拥有比较鲜明的大众文化背景。以互助团体为基础的里昂丝织罢工“不是混乱的佐证，而是其集体组织努力的结果。他们根本不是游荡的、‘危险的阶层’，只是在其命运遭到威胁时才奋起反抗”。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丝织工人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是丝织品销售在国际市场严重滑坡带来的。但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并非唯一因素。上海丝织业本身的变化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当高度机械化的美亚绸厂在曾经充满剧烈竞争的领域占据上风后，为了保证利润（当然是害怕世界性萧条的继续会使情况更加恶化），资方开始降低工人福利水平。熟练工人遂开始考虑采取自卫行动。美亚工人罢工的完全失败导致了上海丝织业系统的进一步变化。最显著的是，租机制降低了工匠的自治性，缩小了美亚“贵族工人”和该市其他丝织厂织工的差别。由于这些因素，雄心勃勃的当局在1936—1937年间发起了工会化运动。结果与当局的愿望适得其反，工人斗争更加政治化——尽管失去了早期反抗中“道德经济”的意味，但有助于为抗战及战后与共产主义革命联合开辟道路。在那些导致国民党政权被推翻的岁月里，丝织工人发出了激扬的呼声——常常是站在革命事业的角度上。结语以国内资本为主导的上海丝织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启迪意义的行业案例——其罢工起因不完全是出于对洋人的愤怒，关键变数在于该行业自身的发展。通过归纳几种不同的丝织工人——非技术性的缫丝工人，小工场里“传统”的织工，大工厂里都市化的织工——本章致力于阐明纺织业总一个单一部门的劳动状况和反抗形式。缫丝工人，由于家庭责任的原因而与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厂里受到拿摩温的严格控制，所以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为了逃避车间里枯燥的工作而举行的连锁罢工，当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但是，他们举行持久的政治性罢工却不多见。对织工来说，他们的生产技术使自己拥有比较稳固的都市职业以及发起范围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抗议的能力，所以更有可能在他们中间开展政治行动。但即便是在织工中，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年纪大的工人，因为在乡村从事过较长的丝织业，他们最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是因为农村经济形势的凋敝，并受到城市劳动组成方式的吸引——其中帮会所起的作用往往十分显著。相反，在美亚和其他大型工厂里，年纪较轻、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倾向于更为激进的政治方式。终于，这些织工成为支持上海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如果说国内资本控制的企业如丝织业中的工人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的话，上海丝织业的其他部门——如棉纺厂——是否也是如此呢？或者，更多外国资本的卷入是否会使纱厂工人更加团结呢？棉纺厂虽然在纺纱工人和纺织工人中没有极为明显的技术上的差异，但仍然包含着行业内部的重大差异。纺织业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女工，另有一小部分男性技术性工匠，他们薪水最高，工作最有保障。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享有特权的工人群体往往站在纺织业共产主义活动的最前沿。例如，1925—1927年间，在浦东日华纱厂，由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极大的纺织工会，其领导人就是一位木工。同时期，规模很大的恒丰纱厂的中共党员主要都是从下层职员和机车间的铜匠中吸收进来的。大康纱厂的中共支部成立于1938年，支部书记从前曾在该厂做过技工。1948年2月2日，发生著名的申新九厂罢工——人们常常将此次罢工视为革命斗争中非技术性女工行动主义的典范——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一名从事机器工作的男工手里，罢工指挥部就设在厂内机器间。共产党把申新九厂视为革命活动的一个可靠据点，正是因为该厂拥有比其他绝大多数纺纱厂高出许多的男工比例。罢工过程中，由于身为中共党员的男工攻击女工首领，男女工人之间发生冲突，大大削弱了罢工的力量。男工们指责这位女工首领享受资方和国民党提供的优厚待遇，他们把她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卡住她的喉咙，给人看起来就像在发生一起强奸事件。尽管这位女工被其他女工救了出来，但她的喉咙严重受伤，好多天都难以发出声音来。男女性别是纺织工人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女工多为非技术性劳动者，男工则大多占据着较为优越的技术性工种。由于纺织业男工比其女工同伴有着较多特权（无论是在工作条件上，还是在地缘上和受教育水平上），他们比毗邻车间的女工更容易与共产党的学生-干部打成一片（他们绝大多数都与男工们来自同一地区）。共产党干部无法在缫丝厂开展工作，无疑与这些厂里技工的缺乏有关（在上海，技工基本上都是来自江南的男性）。缫丝女工与乡村关系割舍不断，更使她们无法附着于某个党派的事业。帮会分子穆志英所做的组织工作——开始是以来自苏北的装配工人作后盾，后来则干脆依附于缫丝厂老板，依赖于与工厂女工头的合作。即便如此，她们的每次行动都是短命的。共产党在缫丝女工中开展的工作也不那么顺手。然而，单从性别上并不能说明问题，美亚绸厂织工及其他机器厂的情况给我们的是另一种印象。在那些厂里，受过教育的年轻江南妇女已经与农村一刀两断，她们也像其男性同伴一样积极从事党派活动。可是许多小型丝织厂的情形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妇女仍然从事着技术含量较少的工作。在那些厂里，被迫离开农村的织工成为1936—1937年间帮会-国民党所建立工会的主要成分。他们的罢工，与美亚罢工不一样，妇女参加者不多，也很少提男女平等的要求。因此，纺织工人中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种有规则的（尽管从来不是自动的）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分裂化的联系。并非性别、地缘或职业等事项本身导致了特定的政治分野，而是这些事项与特殊的社会关系结合（如姊妹结拜、兄弟结拜、互助会、行会、帮会等），这些关系又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独立的运动交相发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阶级内部的分裂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陷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发起富有特色的斗争——虽然其内部仍常常充满冲突。
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詹姆斯·坎农，1953年5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党 InternationalismandtheSWP詹姆斯·坎农（1953年5月8日） 译者：张兄 本文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多数派领袖坎农1953年5月8日在纽约支部领导人会议上做的一篇演讲，它勾勒出了多数派在对待国际革命同志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本文摘自《捍卫革命政党》一书，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为本文添加了一些小标题。本次演讲后一个月，一个亲巴勃罗的少数派在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内部讨论会上就打着“国际民主集中制”的旗号，以“服从纪律”要求英国支部的多数派领袖加里·希利（GerryHealy）支持巴勃罗的国际书记处。据希利讲，国际书记处那帮人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希利支持巴勃罗反对社工党多数派，他们就不会从事反对他的派别斗争。 1953年9月23日巴勃罗的国际书记处写信给希利，禁止他在1954年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采取反对国际书记处巴勃罗派的言行，要求他停止加强组织建设的工作，并告知他英国支部的少数派将不再服从支部的纪律。 针对巴勃罗的行为，社工党领导层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在第四国际内部组建一个反巴勃罗的派别。 在“公开信”发布之前，第四国际书记处（成员包括皮埃尔·弗兰克、厄内斯特·曼德尔和巴勃罗）在1953年11月15日向所有支部发了一封函，说科克伦—克拉克—巴特尔（Cochran-Clarke-Bartell）派是由于背叛行为被社工党开除出去的，否则社工党将会“远离我们的运动”。但很快社工党和各个支部的亲巴勃罗分子强烈反对巴勃罗支持这一观点。一个月后召开的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只有巴勃罗的支持者参加，他们公开了自己的反对立场。由此世界托派运动就分裂成两个公开流派了。 这两个派别的政治分歧主要是对苏联官僚集团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作用这两点看法不同，而且在1957年的时候这一分歧还缩小了，但两派对立的分裂状态还是一直持续到1963年。主要原因是巴勃罗坚持认为第四国际在组织上应该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党，而坎农和社工党则反对。坎农认为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力量弱小，很难保证各国主要领导人之间经常沟通，更别说紧密团结协作了。 在坎农看来，各国支部的领导层才是我们运动的真正领导者，只有他们才能组织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在这一点上第四国际不能取代各国支部的作用，它应该利用各国革命政党的合作关系帮助各国支部。 据说科克伦派在党内声称自己有所谓“国际运动”的支持。有些同志就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其实我们大家从很早以前就是国际主义者了，在25年前我们就站在了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正是由于我们坚信了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才和托洛茨基走到了一起，才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 1928年我们独立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寻找我们可以团结的国际盟友。但当时我们不可能找到太多同志，因为苏联内部的反对派已经被彻底粉碎，托洛茨基本人也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当时在美国我们能确认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是站在流亡的托洛茨基旗帜下的唯一代表。 但我们很快就和德国、法国的一些组织建立了联系，在1929年春天托洛茨基被赶出苏联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我们给他写了封信，很快又收到了他的回信，从那时起我们就和托洛茨基一起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这就是后来的第四国际。 查看历史，我相信我们美国托派比其他国家的托派更配得上“国际主义者”的称号，而且借用汉森（JosephHansen）同志的话，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1]。 国际合作 国际运动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的看法是：尽管没有正式的隶属关系，我们仍然是国际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也愿意就美国问题和其他问题向国际运动献言建策。我们不是一家国际商业公司在美国的办事处并需要接受国外老板的命令，这不适用于我们，这是共产国际的那套把戏，我们绝不接受，这也是我们脱离出来的原因。我们认为国际主义就是国际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和国际同志能够分享各自的有益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就共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同志般的讨论与合作。 现在在这场派别斗争中，国际运动不可能支持少数派，也不可能支持多数派。因为现在的国际运动，按我们的理解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员。他们还没有了解到这次分裂，甚至他们的组织活动也才刚刚开始，他们是不可能解决这次分裂的。那么事情就仅限于科克伦派的这一辩解了（如果我们所听非虚）：只有少数几个巴黎人组成的国际书记处公开宣布支持少数派。 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至少我们还没有被告知。但我们确实不希望第四国际依仗领导层的支持来插手美国的事务，一旦这样第四国际的责任和形象都会被亵渎。因为如果第四国际的领导层不是经过各国政党民主选举产生的，它就没有理由像一个国际组织那样发挥作用。不过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决定，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什么。 战后八年来第四国际一直在进行重建工作，但巴黎的领导层从来没有提到过美国党内有任何严重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对其领导层缺乏信心。相反他们一直都认为社工党一直最坚实地支持着第四国际发挥领导作用，从1929年国际还处于“胚胎时期”（借用科克伦派的话）至今都是这样。 即使在1929年托洛茨基领导第四国际的时候，有一半人都是来自美国。那时的国际从本质上讲，也不是各种政党和组织之间的机械联合，而是有一个领导轴心。从1929—1940年这11年间，这个领导轴心就是托洛茨基和美国托派领导层的合作。 托洛茨基从没有隐晦过这一点，我们一直是他最坚实的支持者。我们是并不像伯纳姆（Burnham）在《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一文里说的那样是托洛茨基的“应声虫”，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和托洛茨基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大原则问题上，在推动内部民主选举方面，在清除不合格成员和稀里糊涂加入我们运动的成员方面以及在为明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方面，我们是坚决支持托洛茨基的。 第四国际第一次世界大会（之前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几次预备会）是在1938年召开的。由于托洛茨基非常倚重美国党，于是就想加强我们在国际里面的影响力，当他为大会起草完毕《过渡纲领》后，他首次将它寄给社工党。他首先征求我们社工党的意见，希望我们能在大会上发起这一纲领。因此第四国际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就是我们社工党在纽约举行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我们作为报告人在世界大会上提交了这份《过渡纲领》。 在世界大会召开之前几个月，我们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了墨西哥城，和他当面讨论纲领的内容并形成文字。这些观点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的。托洛茨基写好草稿后就送给我们，我们在全体会议上又讨论了一遍并予以采纳。这就是为什么《过渡纲领》也是社工党全会决议的技术方面的故事。 从那时起到托洛茨基逝世前，尤其是他来到墨西哥后，我们不无自豪地说社工党几乎就是托洛茨基自己的政党。他是如此关心我们并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以至于他事无巨细地对党的问题献计献策。而我作为全国的书记，有幸与托洛茨基保持着经常的往来，沟通交流着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任何事情，他的建议一个接一个地传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建议，我们就给他写信，或者派代表拜访他。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国际运动的领导核心就是“托洛茨基—美国托派”轴心。 自1940年起，由于托洛茨基逝世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托派运动被镇压，国际运动的核心力量就是美国的社工党。由于美国沃里斯法禁止国际联合，我们就不再从属于第四国际了，我们的角色只能是顾问和咨询性质。但在能力上，我们依然被全世界视为托派国际主义的非正式代表。 反对斯大林恐惧症（Stalinophobia） 1945年后战争结束，欧洲开始重建，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相继成立，在国际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之前我们和托洛茨基发挥的领导轴心现在转变成新的“巴黎—美国”轴心。在战后的第一阶段，俄国问题引发了全世界托派同志的大讨论。因为在二战结束时斯大林主义者建立奴役劳工集中营的事情、以及斯大林派军队在东欧和东德的残暴行为被公布于众，在欧洲引起一波恐惧斯大林主义的浪潮。 这些恐怖事件（并没有夸张成分，的确是真的）在全世界进步工人中产生恶劣影响，以至于在我们队伍里也引起了连锁反应和怀疑情绪。法国同志很快就因俄国问题而产生分裂，有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称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了，它是一个奴役劳工的国家”等等。 在当时欧洲仅有两三个领导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些俄国问题再次证明我们捍卫苏联的正确性，而正是我们给他们以真正有力和决定性的支持。就我所知，我是第一个坦率、直截了当并毫不含糊地澄清问题的人，那是在1945年11月经我们党领导层的同意，我在纽约发表了一次关于纪念俄国革命的演讲。演讲稿刊登在报纸上后，欧洲的同志们就发表了一份纲要予以支持。正是这样我们才终止了所有疑虑并再次清楚地声明我们是苏联的捍卫者。 我捍卫的并不是苏联的奴役劳工集中营，也不是任何恐怖事件。我仿照托洛茨基那样说：“我们并不捍卫任何退化和反动的事物。但面对俄国，我们确实看到了经济国有化的强大力量，经历残酷战争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就是我们所捍卫的。”在那次关键的时刻我们就是这样详细表明了自己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 在1947年又有另外一波恐惧斯大林主义的浪潮，这次集中在最先进的人群中。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解到不仅在欧洲，而且在苏联内部，那帮残暴的、难以置信的叛徒们都干了哪些罪恶勾当！我们也知道了海因兹·纽曼（HeinzNeumann）和他妻子玛格丽特·卜博曼（MargaretBuberman）的故事，他们夫妇一生都是共产主义者。纽曼曾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但他不是托派），但由于不同的政见被俄国人枪杀，而他可怜的妻子则被关在俄国集中营里三年。苏德条约签订后二战爆发，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向希特勒示好，就把卜博曼和一卡车德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交给了希特勒，于是卜博曼又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呆了5年。 像这样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扑面而来，于是就引发了新一波的斯大林恐惧浪潮。莫罗（FelixMorrow）和戈德曼（Goldman）在思想上受到了冲击，他们说：“这太恶劣了！我们再也不能把苏联当作一个工人国家来捍卫了。”新的疑虑再次笼罩欧洲。 这时候我写了一篇小册子《美国的斯大林主义与反斯大林主义》，现在这些白痴正据此攻击我有某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恐惧症。事实上我文章的每一页、每一章都在反击斯大林主义恐惧症。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回应费希尔（RuthFischer），他在沙赫特曼（Shachtman）的报纸上谴责我们在苏联问题上的立场，还呼吁每个人团结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我写下那本小册子来说明，我们将只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不是跟反共分子和反动分子联合。 斯图尔特（Stuart）从欧洲回来后不久我问他：“欧洲同志看到我的小册子反应怎样呀？”他回答：“你的文章一见报，他们就把它当作是对路线的支持，这再次加强了我们国际运动捍卫苏联的立场，除非站在工人阶级原则上，否则不会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 可以说那时我们和欧洲领导人的关系是亲密合作相互支持，我们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当时他们在我们党内知名度不高，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于是我们就公开宣传介绍一个个欧洲的领导人，把他们推荐给我们的党员，树立他们的威望。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有共同的原则，其次是我们认识到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在美国和全世界都还没有建立起威信。社工党前前后后对他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有助于他们开展伟大的工作。 下面我们要谈一些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点，我今晚上要提到的一些分歧，是过去七年里很多只是在我们领导层内才知道的问题。 和巴勃罗派的分歧 第一个分歧就是我们反对巴勃罗派在国际组织事务上的“共产国际倾向”，即仿照共产国际早期的原则，把国际建设成建立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际组织，可以象共产国际那样做决定下命令等。我们一直在告诫他们：“你们不要那样做。现在国际的力量还很弱小，你们的力量也还弱小。在现有条件下你们不可能建立起那样的国际组织。如果你们非要尝试一下，只会削弱你们的威信并制造出分裂局面。” 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确实从一开始就有意要建成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际组织，但那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俄国发生了革命，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因此产生联动反应。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在精神和政治上都有绝对的权威。另外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布哈林已经被世界革命工人公认为革命的可靠领导人，正是他们在其他一些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拥有无限的资金可以慷慨地支持和补贴外国政党。任何一个政党党内有分歧，分成两三个派别时，他们可以资助这些人从世界的任何角落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面前，各派代表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国际的领导人藉此也能够充分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从而提出建议。共产国际早期就是这样，多提建议，少下命令。 说到代表团，我本人也曾五次作为代表去莫斯科。每次我到那儿的时候，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派别都有代表去那儿。在1928年六大上，我们美国共有20名代表，分别代表了三个派别。我们所有的费用都由共产国际承担。 随着俄国党的退化和斯大林主义的上台，曾经被托洛茨基和列宁小心翼翼看护的双刃剑——共产国际的集权主义，在斯大林手里彻底成为其打击国际运动内所有独立思想者的工具。 我们都已经看到共产国际对当前国际运动造成的伤害了。所以我们认为，当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足够力量支持世界各地支部派代表共商大计的时候，当我们还主要是靠书信进行联络的时候，想要建设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际组织是绝对错误的。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认为国际的领导层应当把工作主要放在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上，而尽可能少地进行组织方面的干涉，尤其是对欧洲以外支部的干涉。 欧洲各国政党距离很近，在组织联系上相对紧密。但即使在这儿，我们也有顾虑。欧洲的同志们好几次都担心这种组织集中化和强调纪律的倾向，即使这只适用于欧洲紧邻着的几个国家的政党。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分歧，一个逐渐淤积的分歧。尽管如此，我们以前确实也没有对此进行过多地批判。他们这种干涉各国内政的做法是不适宜的，这一错误要比莫罗和沙赫特曼的错误严重两倍。而我们社工党在处理派别斗争和分裂方面的经验，毫不夸张地说要比他们多100多倍。而且我们都认识我们正在处理的人。 当时的党员都会知道莫罗，这个曾经为党做过很多工作的人，在1945-46年患上了斯大林恐惧症。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处理，但当我发现这是一种斯大林恐惧症的时候，他们说我是某种政治医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患者能够治愈的，是该对它实施孤立和隔离的时候了。这种病会直接导向社会爱国主义，并与帝国主义和解。这就是斯大林恐惧症。 斯大林恐惧症最终使莫罗背叛社工党。他突然发现自己曾经那样热爱和尊崇的党竟然一无是处。他是如此地厌恶我们党以致于还写了《党内危机的根源》一文，说党不仅那时候是错的，而且党一直就是错的。后来他逐渐向沙赫特曼派靠近，极不道德地向沙赫特曼派传递我们正在与之斗争的信息。他甚至还直接跑过去向他们报告我们政治委员会的大会是如何讨论和计划与沙赫特曼派斗争的具体内容。 有一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年轻同志到沙赫特曼派的总部买了一份小册子，也可能是一份《劳工行动》，就发现莫罗和六个沙赫特曼派分子笑呵呵地坐在一起，正向他们通报他刚参加完我们自己的政治委员会会议的内容。最后我们决定猛拉他（他被称作是科克伦派的圣女贞德）一把，并以全体会议决议的形式告诉他：“你已经做过什么什么了，这些都是不对的，是对党不忠的。我们为此谴责你，并警告你必须终止和放弃这种做法。” 我们给他的全部惩罚就是这么一次小小的警告。但几个月过去了，莫罗根本没有收敛，我们得到了他更多的背叛证据。最终我们向党做了汇报，没有任何粗俗的描写，只是进行一次基于事实的党性教育。然后就到了1946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美国革命论纲》，莫罗发言表示反对（我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他有意为之）。既然他违反了纪律，大会就宣布，基于莫罗对党的种种背叛行为，而且在经过党的警告后依然不悔改，大会经过无记名投票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这就是我们社工党的对内处事方式。你知道，它可能招来误解。这是个如此温和的党，那些从未参加过其它党的人们是不会知道，他们来到我们党，是来到一个怎样的乐土。 如此的自在、民主和宽容！没有人会干涉你任何事情，也没有纪律约束你。你看，我们的全国检查委员会已经历经三次大会了，却没有向大会汇报过任何事情。这是社工党唯一一次收起和善的面孔实施纪律惩罚，原因并不是这个人犯了一次错，或者他浑浑噩噩，而是由于他对党不忠，辜负了党的信任，于是惊讶就来了！怎么突然这个昏睡而宽容的党竟然抡起了斧头砍掉了冒犯者的脑袋？ 只要你辜负了党的信任背叛了党，下场就是这样。这会引起一定的震动，尤其对那些骑墙派而言。但这一次确实是我们党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将那些冒犯纪律且屡教不改的人开除出党。 巴黎的国际书记处深受与莫罗同一阵线的法国国际共产党（PCI）右翼的影响，在它的主导下，第四国际一看到我们的行动，就立即通过了一份与我们社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匿名决议直接对立的决议。这给了党内莫罗派一线生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先跟我们商量。你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1500名大会代表的决议。如果你们还讲民主的话，你们就应该好好听取多数派的意见。” 巴黎这一小撮人的行为非常草率突然，我们要正告他们：“请不要再胡来！”我们也绝不理会他们在莫罗问题上的干涉行为。他们的行为只会给圣地亚哥的莫罗派注入生机，而他们几乎就要服从我们党代会的决定了。如果第四国际支持了他们，他们就会获得生机，而我们则会失去社工党在圣地亚哥的组织。 我们的第二个分歧就是关于沙赫特曼派。在1947年我们和沙赫特曼派进行了团结统一的和谈，并为此进行了严格的约定。在和谈期间，1）双方不得相互攻击；2）双方不得接纳对方的成员，也就是说不能从对方拉人；3）双方不得接纳被对方开除的人。 但时隔不久沙赫特曼派就发表了费希尔的一封信，批评社工党在斯大林主义问题上态度。而后他们又发表了一个脱离我们党的人——韦伯（Weber）的一封信，指责我们对待斯大林主义的政策，甚至还在污蔑我们在帮助格别乌（GPU，克格勃的前身）。我们怎么对付呢？我们首先检查签过的协议。“上面都写了什么，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我们检查并发现他们违背了协议。决定终止谈判。我们马上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很短的声明：“鉴于沙赫特曼派处处违背双方的约定，谈判就此终止，再见。” 事情就是这样。后来我们通过委员会的匿名投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沙赫特曼派既然已经无心谈判，我们就决不能任由他们胡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了，这种能力并不是什么神力的赐予，更不是我们天生具有的能力，而是由于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派别斗争和分裂斗争的经验，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就像一个老泥瓦匠一样，我们已经有了30年的丰富经验了。 你们知道欧洲的同志们随后做了些什么吗？他们自认为比我们更聪明，再次不征求我们的意见，甚至连欧洲大部分同志都不知道，杰曼（Germain）在巴勃罗的支持下给沙赫特曼写了一封信，说他对统一和谈失败深感惋惜，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他本人赞成并支持国际内的统一运动。他这是公开鼓动沙赫特曼继续在我们党内和国际运动内制造麻烦。 我已经说了，这次他们又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斯坦因（MorrisStein）同志也只是在这封信发出后才知晓，而我们则连这封信的副本都没看到。我不想指责他们有什么恶意，只能说他们经验不足。他们还不知道应该如何按照组织程序处理问题。 如果沙赫特曼知道事情的原委，他就会充分利用这封信做文章。但他聪明过头了，他以为他太了解“坎农的诡计”，他认定坎农抛出杰曼的这封信是为了再次诱骗他上当（但他已然决定脱离了我们的控制，并准备继续下去）。所以他对杰曼的信报以轻蔑一笑，于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封信没有造成伤害。我们提这件事，是在我们的普遍共识与合作前提下指出他们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我们之间的第三个分歧是关于法国党。法国国际共产党（PCI）在世界大会上应该是认可了大会的决议的，但会后几个月我们突然就听到它出现了内部分裂（或部分分裂）的消息。国际书记处不顾法国党中央委员会多数同志的反对，就派出一人代表第四国际成为充当一个两派人数对等的委员会的仲裁人。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取代了法国党自己选举的领导人。你们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嗯，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勃然大怒。我们倒不是在政治上同情法国党的多数派，因为他们也在糊弄世界大会决议。但我们想问：“如果你能干涉某国政党的选出的领导的话，你究竟是要建立怎样的一个国际呢？” 此事对我影响甚大，因为我是那种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1925年在美国共产党多数派举行的大会上，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命令我们和少数派组建一个人数对等的全国委员会。电报上虽然没说是命令，但现场的共产国际代表古谢夫却表示电报的内容就是要求我们这样做（完全不顾我们在人数上二比一的优势），而他则充当仲裁人的角色。我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至高无上的共产国际的决定，参加这个与少数派人数对等的委员会并由古谢夫代表共产国际担任主席。古谢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建一个新的政治委员会，并投票支持洛夫斯东派成为政治委员会里的多数派。 正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所以我们不希望法国党重演悲剧。我像其他同志一样已经怒火中烧了。不过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已然面对了这个既成事实，如果想通过组织程序来强力纠正这次严重的错误，只会对和我们政见不同的法国党右翼有利。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法国党多数派的雷纳（Renard）写信向我求助。我压了好几个月没有给他回信。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不谈及这个被国际书记处任命的畸形组织，我该如何就法国党的问题发表意见。最后出于纯粹政治的考虑，我给他回了信，但丝毫没有提及这个组织问题。但他却在给我的信中抱怨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回复的政治信件中，故意假装没有看到对方某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反对那种做法。接着又出现了其它分歧。巴勃罗在一篇文章谈到“数个世纪的堕落的工人国家”，我们再次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我们说：“他所谈的‘数个世纪的堕落的工人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当今资本主义正走向毁灭，革命车轮已启动并将取得胜利的时候，难道清除官僚主义毒瘤还需要花费几个世纪吗？” 我对斯坦因同志说，我将写文章反对巴勃罗，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观点。但斯坦因却说：“如果你这样做了，就会打击巴勃罗的威望，影响他的位置。如果在国际里出现坎农攻击巴勃罗的情形，那么我们整个联盟都会解体的。这件事很敏感，你最好不要做。” 这件事情也引起了我们普通党员的质疑。几天后阿恩·斯瓦贝克（ArneSwabeck）来参加全体会议时问我：“数个世纪的堕落的工人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他还告诉我，在芝加哥支部有一位女同志就站起来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斯大林主义能持续几个世纪，那么我去外面卖咱们的报纸，还有什么意义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听说旧金山支部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不过我们在党内一直保持安静，没有讨论此事。在我们讨论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时候，我在政治委员会上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相信自己长达几分钟的评论已经让他们认识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知晓我们是不会支持他们在大会决议里写“革命后斯大林主义还会持续几个世纪”的言论的。我们做的就这些。 还有一个麻烦的因素，约翰逊派（Johnsonites），他们一直在鼓动“坎农主义与巴勃罗主义的对抗”，企图利用我们之间的分歧做文章。这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情况。如果你像布雷特曼（Breitman）一样精密地衡量一切物品，刻意保持两边的平衡，你就当不了政治领袖。你必须要决定什么是主要问题，你要站在哪一边支持哪一派。 我不想给约翰逊派以任何口实和机会，让其利用我的名义从事反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会。因此在1950年的大会上，我本来想要谈“退化的工人政权将会持续几个世纪”的问题，但我却故意转移话题，说鼓吹“坎农主义对抗巴勃罗主义”的言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和巴勃罗派在大原则上是一致的。默里·韦斯（MurryWeiss）跟我看法一致，在洛杉矶的讨论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因此我们堵住了约翰逊派的嘴巴。 我前面是谈了很多我们和巴勃罗派的分歧，有些分歧甚至还很严重，但我认为这些分歧都是我们在对整体有共识的大框架下出现的分歧。我们非常钦佩巴黎领导人的伟大工作，尤其是他们对战后局势的重要分析；我们也非常钦佩这一点，尽管他们的组织基础不够宽广，但他们的工作赢得了大家的衷心支持和配合。 这些都是大原则，我说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如果党内有对巴勃罗崇拜，我们绝不是其中一员。尽管我们很尊敬巴勃罗，但也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当作任人摆布的傀儡。这不是我们理解中的正确的国际组织关系。沃德（Warde，也即乔治·诺瓦克）同志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这场斗争已经开始在我们党内酝酿了，沃德身负我们的具体指示。欧洲同志问他“我们怎么办？”他回答：“这要取决于你们，但我的建议是，别管它。美国党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组织，其成员富有经验，干脆别管它，看它如何发展。待一切明了之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可以发布自己的看法了。但现在不能卷进去，尤其是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你可能是错误的。” 这就是我们总的态度。他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帮你处理这个新派别呀？”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一旦我们接受了你们的帮助，情况就会很糟糕。因为我们就将是由于外力的帮助才被选举和委任在领导岗位上的，我们并不是党的真正领导人。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接受领导职位。” 我们不希望他们干预我党事务的原因是，1）我们确实不需要他们的支持；2）我们不希望党内领导人的产生，不是经过普通党员按照自然、正规和自愿的程序选举的；3）即使他们通过任何形式来支持科克伦派，我们也会对他们说：我们根本就不理会你们。 国际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 请不要把我们这种态度视为我们反对国际，我们只是开诚布公讨论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关注这一问题呢？因为当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是由外部力量任命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我们也认为无论如何，一个革命政党成熟的标志就是，它能够在自身的斗争实践中培养出被广大党员熟知和信任的本土领导干部。而外人不应该干涉其党内领导人选的问题。 我说过，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里出来的，我们深知共产国际的罪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其唯一的罪恶。它最大恶行之一就是破坏各个独立共产党的自我组织生活。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到处推翻本土化的领导人，在那些他们不能直接得手的地方，他们就设计谋之，秘密培养党内反对派逐渐瓦解并最终摒除其领导层的独立个性。 共产国际就是这样对付美国共产党的。他们首先清除了所谓的坎农派领导人（托派），随后又清除了洛夫斯东派领导人，然后又驯化了福斯特派领导人并使其处于卑贱的地位。当他们把整个党驯化成温顺的绵羊时，他们就说谁适合党领导人呀，那就白劳德吧。正是这种情况下白劳德才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因为白劳德是如此的懦弱和没有独立个性，以致于他根本就不可能去争夺领导职位。他被任命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这些年来只不过就是莫斯科的一个傀儡，根本没有实际的权力。所以当莫斯科想抛弃他时，只是轻轻动了动指头就把他赶走了。 这是我们不喜欢看到的情况，我们和托洛茨基相处时绝没有任何这类事情，也根本不可能。托洛茨基曾就共产国际清除各党领导人发表过意见，恕我不能逐字逐句地引用，因为我手头没有文件，但我几乎是一字一字地记着呢。他不只是针对托派领导人的情况，还关注了德国共产党右派—布兰德勒派，他们也是被组织的阴谋清除出党的。托洛茨基说：“领导层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党自然成长选出来的，如果由外界力量强行任命产生，就会为政党留下很多难以治愈的创伤。” 斯大林主义对全世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它们造成了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斯大林主义一旦掌权，这些共产党就再也不能在自身的斗争实践中培养出真正有威信的本土化领导人了。所以共产党的领导人很容易就成为莫斯科的傀儡。 我们为了坚持己见在1928年就脱离了共产国际，我们不愿意支持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共产国际路线。我们当时要求在讨论中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我们没有去制造分裂。我们只是想说，通过争论我们认为托洛茨基是正确的，我们还希望在选举活动结束后，可以让我们在小范围的组织讨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被他们赶出来了。 和托洛茨基的关系 我们记得我们当初对于新国际并没有什么期望，我们当时也很想知道，尤其是我个人特别想知道这个新的国际和托洛茨基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的呢？他是完全把我们当成其追随者对待呢，还是会给我们一点空间，对我们尊重一些呢？我很好奇。 新国际最初的经验非常好，从1929年到1932年，大家之间都是友好地书信沟通、提建议和全面而仔细地解答。然后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例子，是关于B.J.菲尔德（B.J.Field）的。他在我的《美国托派史》一书记载中是后来旅店行业罢工活动的负责人，但在此事之前两年，他仍在我们党内。他在支部活动之外另行组织学生开立了一个自学班，并拒绝将其课程情况向支部的执行委员会汇报。支部执行委员会对照其活动章程，认为支部有权掌控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活动，于是就要求菲尔德提交课程表，以便让执行委员会知晓他那里的情况。 这个支部显得有点急躁（我个人确实没做什么），不管怎样菲尔德拒绝了。在这个自学班里，他是个大知识分子，他曾经在华尔街报社里工作过，还曾屈尊大驾参加过一些托派的活动。而现在竟然有一群不重要的年轻人要他服从纪律。因此他说：“不。”年轻人就说：“不行，章程就是这么规定的，一切事情都得按照规定执行。”菲尔德坚持说不，于是他们就决定在纽约支部大会上批判他（这次会议我记得很清楚，西尔维娅（Sylvia）也是这样），听取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然后开除他。事情就是这样。 这件事确实做得不够好，如果当时能协调一下的话，结局一定会很好的。但纽约支部坚持说“他违反章程”，所以菲尔德离开了。而菲尔德这个人很有学问和能力。他决定要向这帮纽约乡下人证明一些事情。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个有威望的统计学家，一个著名作家，一个真正通晓经济数据的一流学者（因为他终生与经济数据打交道）。 最后他决定带着妻子亲自去君士坦丁堡拜访托洛茨基（当然他有资金），托洛茨基当时已经被完全孤立，所以他欢迎所有的访客。菲尔德有这位老人热切渴望得到的用以进行政治分析的各种数据。作为一名实干家，托洛茨基立即请菲尔德坐下来写出他的数据并与之合作。随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B.J.菲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在法国的托派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前景的长篇、严肃和重要的文章，而这个家伙却刚刚被我们党开除出去！ 我们自言自语道：“噢，麻烦来了！”我想：“如果托洛茨基知道他在怎样对待我们党的话，恐怕他就会有另外的看法了吧。”我们静下心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这个正作为您的秘书并在欧洲发表了一些文章的B.J.菲尔德，1）已经被共产主义联盟的纽约支部开除了；2）我们党的章程是有具体规定的，但B.J.菲尔德却违反了章程，所以被开除了；3）国际里的任何其他政党如果接收一个被我们党开除的党员或允许其在那里发表文章，对我们而言是很难接受的，这是对我们党纪的敌对行为。因此我们要求您终止与B.J.菲尔德的合作，法国党也应如此。” 我承认这次是我一生中遭遇的最大一次情绪危机。我至少预计托洛茨基会回给我们一封傲慢的信，说我们只是一群制鞋匠，菲尔德的文章比纽约支部的章程更重要，我们应该清醒清醒，认清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认为我决不能接受这样的一封信，因为那就意味着把美国党降格为一个傀儡了，我们再也不能建立起一个有自主权利执行自身纪律的政党了。 我们默默期待着回信，然后这位老人的信就来了，这是一封非常善解人意的信，大致内容是：“我很抱歉，我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我是太渴望得到这些材料了，以致于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冒犯到什么。不管怎样我本心是无意冒犯纽约支部的章程纪律的。我将停止与菲尔德的合作，除非我得到你们的特别批准。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等等。 他还说：“但同时菲尔德先生很懂经济学，他过来找我本身就说明他希望在我们的运动中作一些事情。因此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建议一下，等他回到纽约时，你们可以不让他回归组织，但可以让他作为我们的同情者考察他六个月，如果他在这六个月内表现得不错，那么你们可以考虑重新接纳他入党。” 这就是我们和托洛茨基在权威和自治问题上的斗争结果。我跟你们说，收到这封信那天我们高兴坏了。这也使我确信我们可以和托洛茨基相处共事，我们可以接受他，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党，并且伟大的托洛茨基将会尊重我们的权利。这是第一个例子。 现在少数派把1940年我们和托洛茨基讨论的纪要印制出来确实对我们很有利。我将在讨论会上详细说这事儿，在这儿就不赘述了。但有一件事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和托洛茨基的讨论，并不是像少数派说的那样，说我们只是托洛茨基的傀儡和应声虫，说我们去墨西哥就是为了问托洛茨基“给我们什么命令呀？”等托洛茨基回答后我们就跺着脚跟高喊“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和托洛茨基进行了大讨论和辩论，我们也有观点上的真正分歧。 不仅如此，一次讨论结束时托洛茨基说：“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一点，我就不会在党内提出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至于白劳德的候选资格，由你们来决定。”等等。 托洛茨基后来私下里跟我说：“我不会就此事做什么，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不想制造任何争论。”他不想让我们党得到最轻微的暗示，说他反对我们的领导层。虽然那次讨论涉及到一个策略问题，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但他显示出对我们绝对忠诚的态度。 我们从来不必担心有人在身边说：“托洛茨基反对党的领导层。”我们也从来不必担心被人打闷棍。托洛茨基不会这样做。如果托洛茨基有什么想对党的领导层说，他就会给作为书记的我写信；如果他与党内其他人有书信往来（这是经常发生的），他总是抄送我一份，以保证我们随时知道有什么事情，而我也没有理由担心会有什么秘密的、双重的规则。托洛茨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关系模式。我们不需要任何命令，我们不接受任何来自托洛茨基的命令，当然更不用说那些不如托洛茨基的人的命令了。社工党不需要接受任何命令。建议、商量与合作，我们接受。我们绝不会接受共产国际式的指令。我们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是我们渴望的国际模式——合作，这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全部。 要合作不要命令 很多人都想对我们下命令。我想起一个犹太谚语：“活得越长，越明白事理”。知识的一方面是人要通过他的人生经验进行学习的，但很多人却习惯地把和善与忍耐误认为是愚蠢的表现。在国际的内部关系上，我们采取的态度一直就是和善与忍耐，但却不止一次地被人认为是愚蠢，那些不够资格给我们下命令的人也这样认为。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困难的话，那绝对不会是第一次了。 我想你们当中会有人记得洛根（Logan），他曾经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很有学问，也是国际书记处的秘书，但他也在向美国党领导层下达命令。我们回应道：“不，不，我们不接受。”还有一个德国组织IKD，“三个论纲”的退化主义者，他们写的论纲足有一英里长。我根本没法阅读，更不用说理解其意思了。这么长的论纲，这帮人竟然要求我们立即付诸执行。我说：“不，不。第一，我还没有读你们的论纲；第二，我根本不理解它们的意思；第三，我不认可这些论纲；第四，既然你们这么聪明能写出我都不明白的文字，那你们对我们党来说简直就是聪明过头了。” 下一个是你们都知道的墨西哥伟大的穆尼斯（Munis），他给我们的都是稀奇古怪的命令、指示和批评等等。我们很耐心地把它们印制出来，我很遗憾地说，我们耐心地印制出来的许多东西，就是这个荒谬而夸张的傻瓜以托洛茨基继承人的身份自居写的。我们不能接受。 最后一位下命令的人是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Sedova]）。她实际上也是沙赫特曼派和戈德曼派鼓动宣传的受害者。他们鼓动她说，你要想让坎农支持你，就得拿出点让他尊重你的国际性的权威来，你忘了他追随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的吗？他们就鼓动娜塔莉娅给我们下命令去做什么事情。当然你们知道悲惨的结果就是，我们根本不接受娜塔莉娅的命令[2]。 事实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来自任何地方、任何人的命令的。我们把国际书记处当作是一个同志组织，当作是合作伙伴，而不是把它当作主人和教皇。对于那些只是引用巴勃罗的一句话就想解决一切问题的少数派，我们将进行反击。巴勃罗不是我们的教皇，他只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倒是很欢迎他给我们提建议。 但是如果巴勃罗和国际书记处站出来支持少数派怎么办？假如事情这样发生了（我不会说它将发生，我猜测科克伦派的盲目自大只是听到了一些国际书记处将会支持他们的谣言），那也不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将一如既往。 有同志说如果国际书记处决定支持少数派的话，我们这边的一部分人可能就会转到少数派阵营里，听到这个我很纠结。我记得起托洛茨基在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内斗争时动员同志们勇于坚持己见，在其向共产国际六大提交的申请书中写过的一句话：“受上级命令影响而改变自己观点的党员是无耻的。”他认为这样的党员是对党不忠。因为党至少期望最无经验的新成员能够老实对待党，诚实地对党说出他的想法，而不是在得到这个或那个领导、或这个那个委员的命令时就见风使舵。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党员可以不必完全服从纪律，而是说一个人的观点对自己而言是神圣的。我也希望我们党内是这样，不管你从政治委员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还是从全体代表大会上得到指示，你的观点都不为之而改变。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权威的话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否则他就不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你得服从纪律，服从大多数人的决议。如果你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可以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等待时机，等有新情况出现，等重新讨论相关问题时，你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托洛茨基说，一个布尔什维克不仅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人，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他向党证明他是对的，或者党向他证明他是错的。 我们明白这次党内斗争的意义。同志们，我们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政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么说，也不是因为我们吹牛皮，更不是像科克伦说的那样任何人都得说党的好话。而是因为我们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垮台的地方战斗，我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全部力量集中的地方——美国战斗着。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中国、朝鲜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不能成为决定性的革命，只要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美国，那些地区的革命就只能属于临时性的。 这也是托洛茨基在1929年给我们的第一封信里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有问题最终只能在美国本土上解决。如果这是真的（这当然是真的），那么我们这些在帝国主义大本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地）建立革命政党的人，我们这些对革命未来充满信心的人，实际上就是在建造世界上最重要的政党。 我们是时代的选民，这并不是科克伦嘲弄我们1946年大会决议的轻蔑之词，而是事情的本质。如果是这样，如果这个党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样的危机；如果这个危机不仅是纲领的危机，也包括对国家、劳工运动和政党未来发展的认识危机；如果我们党研究了这些危机，而不只是一些小分歧；如果我们也研究了党的领导层的问题（归根到底这对每一个政党、每一场工人运动和每一次革命都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我们研究了，那么一旦战斗打响，那些明白了战斗内容、了解人民、知道方案并坚决执行方案的人们就会将战斗进行到底。 我们时刻为应付这些情况准备着。我们希望得到整个国际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但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人或那个人、或某一组织的同情与支持，我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停止战斗的，一刻都不会的。这只是说明社工党内的斗争转移到国际领域。那我们就会坚守阵地并寻找盟军反击那些愚蠢地帮助科克伦的任何人。这将成为一场国际运动内的一场斗争。 如果战斗真的在国际领域打响了，我绝对相信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我们不能取胜的任何理由。我们本身是希望避免这场战斗的，我们也不会主动挑衅。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在国际领域有什么反对我们的阴谋与行动。但如果战斗真的来临，我们将会全力以赴。这就是我们的做事风格。 注释 [1]汉森在党的内部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斯大林主义描绘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科克伦派将这个短语看做汉森不懂得斯大林主义矛盾性的证据。 [2]自托洛茨基死后，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娅逐渐与第四国际运动发生歧见。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她公开与第四国际决裂，声称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第四国际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立场已过时。
十五失业与积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五失业与积累 新技术 实际工资 产量的停滞 应该责怪消费者吗？ 或许应该责怪外国人吗？ 或许是政府应该受到谴责？ 投资和积累 利润 利润、资金和信心 积累和生产率 生活水平和通货膨胀 新技术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采用“新技术”是大量失业重新出现的原因。这类“新技术”主要是以微电子学为基础的。至于为什么这种说法会很流行，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对技术变革可能存在的有害影响的恐惧心理，在失业增加时普遍增强，而在就业机会充裕时渐趋消失。例如，50年代的美国曾得过一种“自动化恐慌症”，然而一旦那些年代的低增长和高失业被60年代较为迅速的发展所代替时，这种“自动化恐慌症”也就消声匿迹了。同样，70年代的美国，由于和欧洲相比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因此明显地不太关心微电子学和就业问题。 许多工人有过因新的投资而失去工作的个人经历。在他们看来，新技术似乎是确凿无疑的罪魁祸首。最后，对具体产业部门的多次研究表明，就业机会总量的减少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结果。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很少是一目了然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里，新的投资往往是直接节省劳动力类型的，这类投资的增长速度比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要快。而且，由于产量的增长大于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劳动数量下降的作用，总就业量也在增加。当时没有一个因为技术变革而失去原有工作的人会发现很难到别处再找一份工作。 应该说，要从研究技术变革的形式和速度入手得出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结论是极其困难的。这些困难已经造成了两类相对立的分析错误。技术变革典型地提高了生产率这一事实，使一些人得出了工业中的就业人数必定要减少的结论。这种结论实际上否定了产量增长的可能性。赞成上述结论的一些较圆滑的学者虽然承认在某些工业部门减少就业人数的情况下产量会有所增加，但是并不认为在其他部门中的就业量会增加。 与此相对的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由于处在技术变革最前列的那些公司可以获得竞争利益，因而就有可能造成就业的增加。尽管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说明整个经济生活的就业模型。还有，当这种论点被应用于各国具体问题的研究时，它既然没有说明世界其他国家里正在发生的情况，也就没有说明这个国家在运转中所处的经济环境。这种分析虽然比一个乏味的平均数要好一些，可并不能给人以什么安慰。 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是由这样一些因素形成的，诸如：单位产品所需劳动量和其他投入减少的程度、创新对于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影响程度以及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新技术是属于工业领域专用的还是对整个经济领域普遍适用的。最重要的是新技术是被引入到繁荣的市场环境中去还是被引入到萧条的市场环境中去，这决定着失业率上升的程度。 无人知晓当今正在出现的各种新技术，从经济学角度讲，究竟是怎样从性质上相互区别的。但是，无论整个经济状况是停滞还是发展，这些技术在今后的经济生活中终将得到广泛的运用。至于宣传界为什么将微电子学作为可能造成失业的一个根源而予以如此重视，或许这种讨论所必然具有的推测性质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在就业问题上，尽管要说微电子学和与之有关的技术是否将会产生不同于先前的技术变革的影响，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任何技术变革对失业率都只有比较轻微的影响。生产率的增长始终比50年代和60年代要低得多。因而，决不是那些新技术使得生产一个确定单位的产量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得比以前更快了，相反，生产一定量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的下降幅度比以前几十年慢得多。如果每个工人都象60年代那样连续每年增产3.75％，那么，1973年以后达到的2.5％的年产量增长率就将意味着就业率每年下降1.25％。到1981年底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也将达到劳动力总数的25％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而不是实际记录的6.5％了。 失业率超过了前10年，并不是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然破坏了就业机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实际工资 第二种广泛流行的说法是：失业率上升是工人工资提高得太快的结果。1983年初西德经济部长奥特•拉姆博斯道夫就表示过，他坚信应该由工人对失业率上升问题负责任。他说：“7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一直承受着过高的实际工资水平的沉重压力。目前的失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劳动力现在已经变得过于昂贵这一事实”（萨契斯第255页）。 既然“过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不足”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对过度积累及70年代中期发生危机的分析（见第十一及十二章）看来似乎就和对实际工资水平所起的作用的这种强调相一致了。但第十二章的论述是，正是由于积累和可供利用的劳动供给之间的比例失调，成了70年代初盈利下降的根本原因。实际工资的提高不过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征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作用因素。 此外，在1973年以前实际工资迅速增加的时期里，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来看，在1965年—1973年的8年中，产品工资（雇用劳动力的真实成本）每年上升4.1％（见表15.1），而在1973—1981年的8年中，产品工资实际上比此前的8年要上升慢得多，但是失业率却飞快地上升了。正因为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急剧地下降了，所以即使是1973年以后产品工资增加慢得多的情况也仍然意味着利润在进一步下降。 表15.11965—1981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和工资 单位：平均年增长速度％ 生产率产品工资 1965—1973年3.54.1 1973—1981年1.31.7 资料来源：见附录。 这种利润连续下降的过程还从两个重要的方面促使失业率上升。首先，它进一步阻碍了新的投资并因此缩减了需求。其次，它加重了经济萧条对于陈旧的、缺乏效率的工厂的压力，从而又加速了这类工厂的倒闭。这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它将生产集中到生产率较高的工厂去进行，使平均劳动需要量降低了。但也因此而增加了失业救济金领取者的人数。 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提高产品工资同时也意味着提高以工人有效购买力表示的实际工资；产品工资比生产率提高得稍微快一些，这种实际情况有助于保持消费品的市场。因此，虽然提高实际工资是70年代危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对1973年以后的就业增长产生了一些互相对立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它决不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失业率上升的背后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产量的停滞 从1974年的经济恐慌以来，市场萧条一直是对生产从而也是对就业机会最直接的抑制因素。由于寻找买主不容易，所以厂主们对提高产量一事一直踌躇不前。要解释这种产量停滞的原因，我们就必须先问一问，究竟是谁或者是什么事应该对消费力的呆滞负责任。现在已经有人拉出来了一些替罪羊。 表15.2展示了一些主要支出因素在减缓总支出的增长速度方面起作用的情况。 表15.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因素对提高销售量所起的作用（1960—1982年） 1960—19731973—1982 1973—19751975—1979 1979—1982 GDP平均增长百分比5.51.9 -0.74.30.5 其中：家庭日常消费和住房3.51.4 0.32.70.5 政府支出0.90.4 0.50.40.2 企业固定投资1.00.1 -0.90.70.0 企业资产存货0.1-0.2 -1.20.4-0.6 净出口0.00.2 0.60.00.4 说明：数字表明各个因素直接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83年12月，表5，以及较早一些年代的同类资料。 应该责怪消费者吗？ 初看起来，消费支出的缓慢增长似乎是主要原因。在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百分比降低了的3.5个百分点中，有整整2个百分点是因为生活消费品和私人住宅等主要由工人购买的商品的销售量增长得较慢造成的。 可是，工人作为消费者基本上是处在被动地位的（见第八章）。在任何时候，都主要是由其他类型的支出如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所规定的市场来决定就业水平，并由此决定工资总额。这一因素和各种税率一起构成了影响工人消费的主要因素。不论何时，积累率都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劳动生产率对实际工资的增长又有显著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速度从60年代的3.75％到1973年以后的10年中下降到了不足1.5％，从而抑制了实际工资的提高。生产率增长过慢就意味着成本提高较快，因此为了保持赢利水平，企业不得不用提高产品价格的方法来抵消货币工资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上升造成的影响。工人的购买力还因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和纳税额的增加而受到更沉重的打击。这种购买力在1973年以后每年仅仅增长3％左右，低于1973年以前那些年份的增长速度。如果产品工资仅仅和生产率同步增长，那么购买力的年增长率将会再下降0.5％。 用于购买消费品和住宅的支出的下降幅度比实际收入下降的幅度要小，储蓄在那些实际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降低表明了这一点。从1960年到1973年储蓄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从8.5％上升到了12.9％。这个比重在此后继续上升，在1975年时达到了13.6％的顶峰水平。当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试图用多储蓄的办法来补偿通货膨胀对已有储蓄的实际价值的侵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随着通货膨胀局面的缓解，储蓄率就降了下来。到1980年时已下降到了11.4％。 既然工人对储蓄在他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比对他们的收入增长率有更强的控制力，由此可以确认他们对总支出所起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否则，如果储蓄率继续按照1973年以前的趋势上升，消费的增长速度就会更慢——每年将近0.75％! 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美国特别强劲有力。在那里，储蓄率并没有随着70年代中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其后还从1975年的8.5％下降到80年代初期的6％左右。1975年，作为个人可支配收入一个组成部分的消费债务急剧下降，但是，在随后的经济高涨中又猛烈地回升了。抵押债务甚至上升得更为迅猛，从1975年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45％激增到1979年的54％。这些支出的增长有助于保持社会的总支出水平，特别是用于购买住宅建筑方面的支出，尽管其他类别的消费处于呆滞状况。 或许应该责怪外国人吗？ 事实证明：自从发现世界上还有外国人存在以来，他们一直是便于利用的替罪羊。70年代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酋长们看来就是充当这类角色的极好的人选。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石油价格上涨的结果，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了，从而起了减少总支出的作用。但是应指出的是：这种贸易条件恶化对1973年—1981年间发达国家所得收入的购买力实际上影响并不大，每年只有0.5％。再者，这种影响有一部分还被比进口增长更快的大量出口所抵消——进口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增加出口的一个结果（见第十六章）。这一现象在表15.2中得到了反映：净出口年增长0.25％，从而以正平均数的作用影响了总支出。 恶化了的贸易条件对支出的消极影响和改善了的净出口状况对支出的积极影响并存，产生了我们可以在国际收支的变化中看到的作用。作为整体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1973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的国际收支顺差变为1981年也是相当于0.3％的逆差。据此可以说，消极影响确实存在，但作用很小。所以，从对总支出的直接影响这一角度来看，虽然石油输出国的酋长们所起的作用是令人沮丧的。但是这种作用非常之小。 或许是政府应该受到谴责？ 在60年代，政府增加的商品和劳务开支为年增长产量的1％提供了市场，而1973年以后它只为年增长产量的0.5％提供了市场。由于美国的军事开支逐步收缩，70年代初期政府经常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1973年以后，用于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经常性民政开支也降低了增长速度，许多投资计划如住宅和道路建设计划被明显地削减了。 尽管政府支出增长得较慢，政府预算却从70年代初期的收支平衡状态变成了1975年以后的赤字状态，赤字数额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收入的缓慢增长抑制了政府税收的增长。虽然收入中用于缴税部份的比重上升了，但也没有完全抵消这一影响。在平衡表的另一方面，上升着的失业率使失业津贴和其他职业变动所需的费用增加了。1973年以后，这类费用一年增加的数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5％，比1973年以前提高了一倍。 要不是政府迅速增加预算赤字的话，1973—1983年的经济甚至会更加萧条。然而这些赤字只不过是不景气时期国家预算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的产物。至于那些特征我们在前面那节文内已经描述过了。总之，政府并没有采取深思熟虑的步骤来刺激总支出。事实上，在1975年支出急剧增加之后（在1978年支出又一次膨胀，虽然程度要低得多），政府采取了收缩政策。 福利支出的减少是符合资方需要的。老板们反对高税率，因为它们会冲击利润。即使是向工人征税，由于工会试图用要求提高工资的办法来保持纳税后的净工资收入水平，高税率所起的作用也将是提高产品成本。面对萧条的经济形势，要保持支出增长唯一可以选择的另一种方法就是靠借债来筹措资金。高利率的政府公债固然可以为某些资本家提供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形式，但是这样一种金融资本的积累不能解决整个体制的问题。因为与生产资本的积累不同，它对提高生产率和潜在过剩毫无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了保持就业率而增加支出，这种做法可能不仅会增强工人的力量，还会妨碍资本家为有利可图的生产重建基础的企图。这些问题我们将转到第十七章来讨论。 简而言之，政府支出的缩减对1973年以后市场萧条局面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它是一个独立的原因，也是对下述各种困难作出的一种反应。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些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投资和积累 1973年以后企业固定投资的增加对总支出增长所起的作用只大约相当于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1％，这仅仅是60年代企业固定投资所发挥的推动力的十分之一。并且，甚至就是这么一点点推动力也被资本的贬值抵消掉了。总的企业投资稍稍下降了（见表15.2），这是造成市场萧条的决定性因素。 整个过程并不是平和地进行的。投资速度的急剧下降集中发生在1974—1975年（见第十三章）。而且，即便是在1975－1979年的“恢复”时期里，企业投资上升的速度也只相当于1960—1973年企业投资平均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在1979—1982年间则根本没有任何增长。当时所有主要国家集团都存在着这种经济停滞的局面。1973年以前的企业投资增长得越快，前后两个时期的反差也就越明显。 投资的停滞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而且还不断地损害着积累速度的基础。在积累过程中，一个不景气的投资年份所起的作用与打一个嗝无异，但这样的情况要是持续10年就会造成经济态势的重大损失。总投资水平的停滞使每年的资本存量很少有增加。因为既然资本存量仍在增长，在以后的每一年中都将有更多部分的投资汉仅是为了满足更新己报废设备的需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1973年之后的10年中积累率下降得很厉害：在1965—1973年间平均每年的积累率为5.3％，1974—1982年平均每年为4.1％，到1982年竟降到了3.5％。 积累率这样大幅度地下降是1973年以后这个时期中的重要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利润 获取利润是积累的主要动机。1974一1975年的大衰退之后，由于进口商品价格和工资的压力减轻以及生产能力利用水平的逐步提高，利润率有所增长。 但是对每一个国家、对制造业和整个经济部门双方来讲，1978年的利润率都仍然比1973年要低——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来看就低得很明显。由于石油价格第二次暴涨以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降低，1979年利润率再度下跌。到80年代初期，制造业的利润率甚至比1975年还要低得多，商业部门的利润率也并不比1975年高。把1981年的利润率水平和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前一年的水平做一个比较（见表15.3），就可以看出利润率下降的猛烈程度。在各个国家集团中，商业利润率只有最高水平年份的一半左右，制造业的利润率则只有最高水平年份的大约三分之一。 表15.31960—1981年的利润率（单位：%）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欧洲日本 商业 顶峰年①17.2②22.3③16.3④32.0⑤ 1981年10.211.87.614.2 1981年／顶峰年0.590.530.470.44 制造业 顶峰年①23.6②34.9③19.9④46.5⑤ 1981年8.910.35.213.3 1981年／顶峰年0.380.300.260.29 ①指利润率开始持续下降的前一年。②1968年。③1966年。④1960年。⑤1970年。 资料来源：见附录。 紧随着利润率的开始下降，1970年后制造业部门的积累率也转而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5.1）。然而就整个商业部门来看，尽管存在着利润率已经下降这一事实，但到1973年为止积累率仍然得以维持。只是在1973—1974年发生的种种事件打破了对繁荣的乐观期望后（见第十三章），整个商业部门的积累率才与利润率一起下降了（见图15.2）。 正象战后重建末期稳固确立的高利润率曾经作为杠杆将积累率推进到60年代中期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样，从那时开始下降的利润率随之也将积累率拽了下来。积累条件急剧变化（概括地说是获利能力的下降）这一事实，由于到70年代中期积累率仍未恢复而显得更为突出，尽管与当时存在着一些被观察家们认为可以导致积累率恢复的其他推动力。 在1974—1975年间，相对于产品价格的上涨来看，材料和工资成本上升得很快，这也就是说“实际的”材料成本和产品工资上升得很迅速（见表15.4，那里用英国的有关资料表明了这方面的发展情况）。这样势必导致加速报废并增加换旧工厂的需要。1979年石油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产生类似的但又更加难以言喻的作用，因为当时实际工资增长得更慢（见表17.2）。可以预料，这些变化会鼓励人们进行降低成本的投资，特别是对能节约原料和燃料的有关技术进行投资。 迟至1974年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坚信投资情况将会比1956—1958年经济下降时期的投资情况较为令人满意。在1972—1973年的极度繁荣时期里，当生产能力的利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且比以往持续了更长的时期时（《经济展望》，1974年12月，第21页），生产能力被严重过度使用的情况加剧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计是错误的，投资水平停滞下来，积累率也下降了。 表15.41973—1375年英国制造业中各种因素在总产值中所占比率％ 燃料与原料工资 毛利 197333.049.4 17.6 197536.852.2 11.0 资料来源：英国：《国民收入与支出》1983年。 利润、资金和信心 利润问题的资料一般是一些历史资料。过去的利润，一方面是资本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主要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被资本家作为期望得到未来利润的条件。虽然最近一个时期的实际收入情况显然有助于未来投资期望的形成，但实际收入情况并不是决定未来期望的唯一因素。“信心”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复杂和狡猾的牲灵（见第十四章）。在以往利润率情况的确切资料和对未来的预期那种较为朦胧的心理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这一点只要查－看一下投资资金的筹集情况就可以发现。 实际利润水平直接约束着可以从企业内部筹集资金的投资规模。所以在利润减少时，资本家只能靠增加借款或发行股票来保持投资。但他们实际上没有这样做。由于利润率暴跌，1974年的借款额确实迅速增加了，而且投资计划只能缓慢地进行调整。但是到1981年时，除了日本的资本家以外，资本家们非但没有靠更多借债的办法来保持投资，反而从企业内部资金来源中筹集了大量资金，这部分资金在投资总额中占据了较高的比率（见表15.5）尽管存在着下述事实，即：在美国和欧洲，由于税收和股息在毛利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以用来再投资（见表15.6），但资本家们还是使内部资金在投资中占了较高的比率。 表15.51973—1981年内部资金在固定投资中所占的比重①（单位：％） 19731981 美国80.085.1 日本57.853.0 欧洲②68.872.3 ①非金融业的资料。②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未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核算》1981年第1卷 表15.61973—1981年税收和股息在毛利中所占百分比① 税收 股息和利息 19731981 19731981 美国17.610.5 39.048.1 日本12.816.1 43.348.9 欧洲②14.220.0 50.847.0 ①非金融企业的资料。②法国与英国的未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同表15.5。 即便是在日本，作为投资资金一个组成部分的借款额也增加了。但是所增加的借款既不足以抵补交纳的税款，也不足以抵补在毛利构成中所占份额有明显增加的股息支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企业从外部筹集更多的资金呢？ 由于股票价格下跌，股票的发行情况令人感到沮丧。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后，1974年“实际的”股票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左右（见第十二章）并且从此一蹶不振（见表15.7）。所以，尽管生产资本的积累在80年代初期就已发生，股票市场仍然被估计只能从那些生产资本中得到相当于1973年水平的三分之二的利润。这是一个清楚的迹象，它表明股份持有人预期当时的低利润水平将会持续下去。 表15.71973—1981年实际股票价格指数① 1973 1974 1979 1981 美国10070 5858 日本10069 7076 欧洲② 100 64 66 56 ①股票价格指数是用消费品价格来除的。 ②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未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资料计算。 代替股票发行可选择的办法是向银行借款或者是发行债券。1974年较高的名义利息率一直保持到1979年，尤其对长期借款来说是这样，1979年以后名义利率还在上升。可是要用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来计算，1981年以前的实际利率是很低的，甚至常常是负利率。然而，不管实际利率如何，名义上的高利率对于贷款初期的现金周转总是意味着一种沉重负担。那一类“实际”利率也是那些贷款在还清以前的终身利率。如果通货膨胀率以后下降了，那么按名义上的高利率所借的长期债款的代价将变得相当高昂。对通货膨胀的预测与对获利可能性的预测互相影响。 对这类危险所作出的反应在美国表现为短期借款明显涨落，短期借款在债务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73年的35％上升到1981年的42%。可是这种情况在德国和日本并未发生，那里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企业和银行的联系也更紧密些。 作为一个外部资金来源，固定息率借款的重要性呈现上升趋势。负债产权率上升了——在德国和日本是五分之一左右，在美国则接近了二分之一。但是问题很清楚，资本家对于用增加贷款来进行的投资中所能得到的未来收益是否足以抵消利润率的下降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积累率未能恢复。由于年复一年收益都很低，这种悲观主义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了。 积累和生产率 70年代初期生产率只有很小的发展（见第十一章），1973年以后发展速度减慢的现象更加明显了（见表15.8）。将商业部门作为整体来看，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只有前10年的一半。在美国，虽然仍有许多部门的生产率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最高的，但事实上1973年以后生产率根本没有提高。在制造业部门中，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甚至并不比60年代的增长幅度的一半高多少。 表15.81980—1981年生产率下降的情况（单位：平均年增长％）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欧洲 日本美国 制造业每小时的产量 1960—19735.15.7 10.53.4 1973—19813.34.2 5.81.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60—19733.74.3 8.42.0 1973—19811.31.9 2.90.1 资料来源：见附录，美国劳工统计局《基础资料》。 生产能力利用不足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在1974－1975年间以及在80年代初期尤其是这样。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从资本产出率下降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包含着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大量的属于企业经常性开支的劳力，如售货员和办公室职员，在产量下降时并没有减少，就连生产工人也不是主动去职的。只有在估计产量下降的情况将会继续下去的时候，在认为裁员的成本诸如退职金是值得的而且劳动力大军的反抗能被克服下去的时候，才会适当地削减就业劳动力的数量。许多公司只是用所谓的自然消耗办法（即不替补退职或离职工人）来缓慢地削减雇员数量。而在这一期间内，生产率下降了。 大体上说，由于经济衰退程度深化，加速废弃陈旧的工厂和解雇工人应该成为有利于生产率较快增长的一个因素。关闭陈旧的和缺乏效率的工厂应能提高生产率的平均水平，恰如射死了矮个子士兵将会增加一支军队的士兵平均身高一样。但是，1973年以后产品工资的缓慢增长表明：由于工资成本的提高而产生的废弃旧工厂的压力减弱了。而另一个方面，原料成本提高必然会增强加速废弃旧工厂的压力。 深化了的经济衰退对陈旧工厂的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由于那些继续运转的工厂中发生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在加速废弃缺乏效率的工厂的同时，因经济衰退而造成的低产量使效率较高的工厂利用不足的情况加剧了。这些效率较高的企业只有进行残酷的价格战才能得到足够的定货。这种做法可以把那些十分陈旧的工厂排斥掉，以便保持效率较高的工厂的产品销路，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只得提高实际产品工资和减少利润。所以，这种情况只有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才可能发生。 当然，生产率的发展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现存工厂所发生的变化，关键的是它还取决于那些新工厂的设备状况。积累速度的渐次下降意味着新工厂加入实际生产的速度是缓慢的，这一情况部分地反映在资本——劳动比率增长速度的下降上。不过，这一指标实际上还低估了机械化速度下降的程度。这是由于旧工厂的加速废弃作为经济衰退的一个结果在为考察资本存量所作的统计中没有得到反映。因为那种统计是以假设工厂按“正常的”速度报废为基础的。所以积累速度的下降始终是生产率降低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一个更难于回答的问题是：那些建立起来的新工厂的生产率提高幅度是否和旧工厂的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一样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对7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的作用看来比60年代要小（见第十一章）。不过由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低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要想以综合统计资料为根据来了解1973年以后生产率的这一发展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即便假设这个趋势会得以保持，大部分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归因于积累的不足，这既是因为积累情况对生产率有一些直接的影响，也是因为积累不足会使产量停滞不前，而这和生产率问题是分不开的。产量的停滞进一步抑制了积累，还使人们对科技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失去了热情，同时又瓦解了繁荣时期所建立的高速积累和生产率增长的有效循环。在生产中引进新技术的过程进行得很慢，而且采用新技术的结果是造成失业而不是提高生活水平或减少工作时间。 生活水平和通货膨胀 1973年以后，积累速度和生产率增长速度减慢，导致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减慢。尽管1974—1975年工资在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地提高了（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利润减少了），但工人实得的税后收入在那几年中的增长速度只有先前年份的一半（这是因为总产量在下降）。这种低速增长的局面在其后的年份还继续存在。 货币工资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图15.3）无疑反映了失业率的迅速上升。这种状况削弱了工人在与资本家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持续通货膨胀的局面下，他们被迫同意实际工资只能以比较小的幅度增长（见第十七章）。 图15.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工资和价格情况（1973—1983年） 面对着萧条的市场，通货膨胀原有的恢复能力却表现为这种制度（指资本主义）的一种惰性。失业率高，而工人却拒不同意削减工资，还针对上年的通货膨胀，为提高工资以保持或稍稍改善他们的实际工资状况而斗争。于是，雇主们让步了，并得以把提高了的成本大部分用提高物价的办法转嫁出去。货币政策在1979年以前基本上扮演了一种允许信用膨胀到足以给生产的适度扩张提供资金，但又不使利率高到失去控制的程度的被动角色。通货膨胀则只是在缓慢地逐步下降。 1979年以后围绕石油价格上涨，情况有了变化。各国政府骤然收缩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试图把获利可能性受到的进一步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如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指出的： “各国政府几乎无例外地用紧缩总需求的政策来对付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价格大上涨。其目的是双重的。它被断定对实现下述两项目标有重要作用： 1．防止国外价格的冲击变成国内工资一物价螺旋式上涨的内在因素； 2．防止在1974—1975年间曾出现的压挤边际利润的现象再度出现。 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一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看到他们的利润率有一种下降趋势。那时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得能源和单位劳动成本引人注目地提高了，利润首先被用于补偿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收入大量减少，从而投资急剧下降。面对1979年和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保证雇主和雇员都明白通货膨胀式的解决方法将不会得到资金支持，从而使边际利润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必要使家庭和公司认识到，第二个这样的时期来到了——较高的能源价格可能会持续下去。因此重要的事情是公司应该抵制工人为补偿石油输出国组织造成的实际收入减少而提出的通货膨胀性质的加薪要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81年12月，第6—7页，重点为我们所加）。 在第十八章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种方法的逻辑性。此处引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1973年以来有关积累的关键作用的结论性的说法：“最近10年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再次证实了投资的重要作用。因此，和许多国家有关的一项主要政策一直是使资本的形成达到较高的速度。然而，在一种基本上是市场调节的经济中提高投资速度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同上）。这一说法无疑是对10年来有关情况的一种谨慎的说法。
十四失业剧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第三部分形势在崩溃（1974年——） 十四失业剧增 失业 就业结构 是谁丢掉了工作？ 失业 1974—1975年的经济大震荡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73年以后10年的生产增长速度还不及60年代增长速度的一半。速度的减慢意味着潜在产量的巨大损失。如果1973年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和前10年保持同样快的增长速度，那么，到1983年它们的产量就会增长几乎三分之一。增长的那部分商品和劳务将比德国和日本加在一起的年产量还要多。 这10年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先是疲软的恢复，接踵而来的是1979年石油价格第二次大幅度上涨后经济重新开始下跌。针对那次经济恐慌，早在1975年，主要国家的政府就开始采取扩张性的削减税收和增加支出政策，因此，在那一年的年中，经济开始恢复。起初，经济增长得很迅速：1975年6月到1976年3月工业生产增长了10％，几乎恢复到了1973年11月达到的顶峰水平。但是，这种发展不久就失去了势头，仅以一种缓慢的速度持续到1979年，那一年的产量比1973年提高了17％。 1979年石油价格猛涨1倍使那时的经济受创：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生产跌落了2－3％。虽然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和不发达的非石油生产国的出口迅速增长有助于维持需求量。但是，税收增长和支出削减，随之是通货紧缩和高利率，在1981年和1982年中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在1979—1982年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的产量增长速度还不到1％。1983年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只不过使总增长率提高了2％左右。 1973年以来这种低速增长最明显的、对好几百万人来讲也是最痛苦的症状就是大量失业的再次出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登记的失业人数从短暂繁荣末期的800万左右上升到了1975年春季的1500万。在恢复时期失业率微有降低，主要是因为北美洲的就业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1979年后的低速增长造成了失业人数更加迅速的增加。1980—1983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从占总劳动力的5.5％上升到8.5％。198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总计有约3200万人失业（见表14.1）。 表14.11973—1983年失业率情况①单位：百分比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 19733.44.8 1.33.0 19755.58.3 1.94.5 19805.67.0 2.06.0 19816.57.5 2.28.0 19827.99.5 2.49.3 1983②8.49.8 2.710.1 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资料校正以保证不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 ②1983年的数字是前9个月的资料。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83年12月，表R12。 官方的失业统计数字并没有说明全部情况。首先，这类统计仅仅包括某些类型的失业。譬如在英国，只有那些在就业中心“登记”待雇的人才纳入统计。这种做法大大地低估了实际失业的人数。据估计，80年代初期欧洲每三个新产生的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被未经登记的失业者所占有。对一些国家的详细研究进一步证实：要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失业人口估计数，就应该在官方的数字上再增加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失业的绝对人数被这样故意打了折扣，那么，官方的失业数字变化确实也可以说明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 失业是因为可得到的就业机会与求职人数不平衡而产生的。失业人数的增加表明了这种不平衡状况的加剧。这既可能是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下降的结果，也可能是谋求这些机会的人数增长速度太快的结果。在1973年以来的失业增长中这两种因素的作用都是一直存在，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提供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减慢了。在业人数事实上并没有减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1973年—1982年间就业人数每年增长0.8％，但与70年代初相比要低将近0.5％（见表14.2）。尽管美国还保持着就业增长的高速度，但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就业增长速度都减慢了。 表14.2人口、劳动力和就业1960—1982年单位：年均增长％ 1960—19681968—1973 1973—1982 15至64岁人口美国1.6 1.81.6 欧洲共同体0.60.5 0.7 日本2.01.1 0.8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1 1.21.1 劳动力美国1.72.2 2.3 欧洲共同体0.10.5 0.7 日本1.41.0 0.9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0 1.31.4 就业人数美国1.91.9 1.7 欧洲共同体0.10.5 0.2 日本1.51.0 0.7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1 1.20.8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历史统计》1960－1981年，表1.2，1.3，1.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展望》表4表5。 1973年以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比1973年以前要稍快一些（见表14.2）。虽然属于就业年龄类别（15—64岁）的人数增长速度稍有下降，但这一下降被在业及求职人数比重加速上升所抵消，假如在业及求职人数比重这一参与率完全没有上升，从而就业年龄人口和劳动力同步增长，那么，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将只有它的实际增长速度的一半。 参与率的提高是男性的参与率与女性的参与率各自非常不同的变化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见表14•3）。男性的参与率下降了，这主要是由于提早退休之故。在这方面，德国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在劳动力人口中，60—64岁的男性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75％下降到了1979年的40%，但是女性的参与率迅速提高抵消了男性的参与率的下降。在美国，参与率提高得最为明显，从1973年的51.5％上升到了1982年的61.5％。 表14.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参与率1960—1982年① 19601968197319791982 总计69.768.168.570.270.4 女性46.847.649.754.455.9 男性93.589.587.886.285.2 ①年龄在15—64岁之间，属于劳动力（在业的或参加了失业登记的）人口百分比。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历史统计》1960—1981年，表2.6，2.7，2.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展望》表3.B。 有人认为：女性的参与率的提高是因为：与主要雇用男性劳动力的那些部门相比，妇女就业集中的那些部门（特别是服务行业）至今没有受到过什么经济变动的严重打击。但这决不是全部原因。因为在1973—1982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平均失业率几乎和男性平均失业率增长得一样快（分别为4.2％—8.2%和2.8%—7.4%），所以，求职女性的人数就比在业女性的人数增加得更快。由于男性成员的收入增加得太慢或者是因为失业而断绝了收入，许多家庭都在寻找第二收入来源。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丈夫失了业的妇女比那些丈夫有工作的妇女更有可能希望参加工作。在这方面，对待妇女和对待源于长期繁荣的有酬劳动的新型社会态度所具有的能动力和复原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里，将就业的缓慢增长与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相比较，二者的相对性有很大的变化：在1973—1975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率根本没有提高，与此同时求职人数却每年增加1.1％。1975—1979年间就业的增长稍稍快于劳动力的增长，前者的年增长速度为1.8%，后者则为1.7％，因此失业率稍有下降。1979—1982年的情况又有变化，就业率几乎没有提高（年增长0.1％），而求职人数的年增长速度为1.1％。 表14.4各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化1973—1981年单位：百万 美国日本 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农业-0.1-1.5 -1.9-3.5 工业2.00.1 -4.1-1.6 服务业13.44.6 6.025.8 总计15.33.2 0.020.7 劳动力19.23.8 4.630.2 失业人数3.90.6 4.69.5 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中包括加拿大，因此此数大于该集团的实际总数。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劳动力统计》，1970—1981年，表5，表6，表7。 就业结构 失业率的上升是与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在总就业机会中所占比率的明显下降相一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从1973年到1981年减少了160万。在美国新增加了200万个就业机会和日本保持就业机会基本不变的同时，四个欧洲大国却失去了400万个工业就业职位。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上升得很迅速，但还没有快到足以向所有新劳动力、向那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人以及工业中失业了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步。 工业就业的相对重要性是在70年代开始下降的。在60年代这一比重一直相当稳定。因此，人们把70年代早期以来失业率的上升归咎于“逆工业化”，也就不足为怪了。尤其是在大制造业工厂工人的失业问题始终是每日新闻的内容之一的情况下，就更不足为怪了。 这种逆工业化通常被认为是竞争不足的产物。然而，所有国家都一直存在着工业就业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这个事实表明：竞争不足并不能用来当作答案。1973年到1981年，工业就业在总就业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从33.2％下降到30.1%；欧洲经济共同体，从41.6％下降到37.1%。尽管从现象上看日本在出口制成品方面取得了成功（见第十六章），但这一比重在日本也从37.2％下降到了35.3％。实际上，日本经历的情况表明：必须审慎地理解“逆工业化”的说法。日本的工业产值在1973—1981年间比国民总产值增长得快（分别为年增长4.9％和年增长3.9％），而工业就业量的增长却比社会经济总就业量的增长要慢，这是因为工业生产率提高得比较快之故。就连产量极迅速地增加也没能把生产率提高这个因素完全抵消掉。在日本，逆工业化与其说是由于产量增加得慢造成的，倒还不如说是因为工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引起的。 在德国，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得慢得多，但是工业就业在总就业量中所占比重的相对下降主要还是因为工业生产率比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得快。在繁荣时期里，由于这种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差别一直伴随着工业产量的迅速增加，因此工业部门得以保持它在总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1973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特别是投资的停滞妨碍了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所以较高的工业生产率就导致了工业就业比重的相对降低。 一旦失业人数增加，就业结构的变化就被人指责成是造成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长龙阵的祸因。否则，人们就不会去注意这些变化。在繁荣时期，农业就业人数往往急剧减少。不过既然从农场中“解放”出来的工人在别的部门中又找到了工作，也就从来没人会认为农业的减员应对失业问题负责任。就业结构方面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经久不变的特点。但就这些变化本身而言，它们从来就不是就业总量增长迟缓的原因、它们之所以被作为对失业现象的一种解释而得到普遍认可，既是因为它们就是这样被人当作造成失业增加的原因来广泛宣传的，更重要的，也是因为那些在工业部门中失去工作而又不能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很明显地倾向干把他们的苦难生活归罪于他所在部门的裁员、 是谁丢掉了工作？ 持续的失业比暂时的就业机会短缺更为有害。因为它至少更容易使人们长期找不到工作。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国来说，失去工作12个月及12个月以上的失业人口比例从1963年的22％上升到了1982年的40%。但是，并非所有的失业率上升情况都可以用人们更长时期找不到工作来解释：己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失业救济金渡日。如此大量的失业有其渐增的影响。很明显，今天的失业与60年代的失业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由于找到其他工作的机会很少，失业正在变得更加可怕。1981年，25岁到44岁之间的失业英国男子可以指望得到10个月的失业救济金。 由于忽视了各种统计分组之间的差别，一个特定年代的平均失业数字也会歪曲实际情况。失业的综合数字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分解：按照国家、地区或城市；按照部门、行业、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按照年龄和性别；按照民族和血统。按照这些众多的标准来进行失业统计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不利影响，因为哈莱姆区任何一个十几岁的黑人孩子对他们在上述标准中所处的地位都知道得实在太清楚了。 失业负担的不均等明显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或许最有爆炸性的问题是青年的失业问题。1982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25岁以下的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失业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2.6倍（在意大利可能高达7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比他们父辈的失业率上升得更快。那里的失业率现在已经和美国的失业率不相上下了（见表14.5）。 表14.青年失业率1973—1982①单位：占青年劳动力的％ 19731982 美国9.917.0 日本2.34.4 法国4.020.3 德国1.07.0② 意大利12.627.4② 英国 3.3 19.8② ①年龄为16—24岁。②1981年数。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劳动力统计》1970—1981年。 人口变化的趋势和产业关系的发展把青年失业率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由于繁荣时期里工会的力量增强了，有许多工会组织已与资方就“先进后出”的就业安排方法进行了谈判，这种安排方法实际上有牺性青年工人来保护老工人的作用。解雇工人要支付解雇费的政策，使雇主们可能更乐意选用所谓“自然损耗”的办法，而不是用解雇的方法，这样就特别猛烈地打击了那些新近步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 政治家们对欧洲失业问题的这一特征已经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为年轻人提出了无数“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第十九章的内容就是对此问题的一些批判性的讨论）。如比利时的劳工部长就曾诘问过：“谁能说得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达到这怒火燃烧起来的时刻？!”（《金融时报》，1953年1月17日）。 下一章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工人又重新失业的问题，再往下的几章则用来评价1973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大大下降所产生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已经改组（见第十六章）。工厂工资底数确定的力量对比已经转而不利于工人，这使雇主们试图重新组织生产并引进日本颇觉自豪的劳资关系体系（见第十七章）。在繁荣时期的年月里，保守派政党试图用夺回工人过去己经取得的许多利益的方法来巩固这种力量对比上的转变（见第十八章）。而面对经济紧缩的压力，工人党派无力保卫，更不用说去扩大那些益利了（见第十九章）。前景是令人悲观的（见第二十章）。
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詹姆斯·坎农，1945年8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 詹姆斯·坎农（1945年8月22日） 译者：素侠云雪 1945年8月22日，坎农在纽约的一场关于列昂·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21日被一名斯大林派的特工暗杀）的纪念会上发表了以下演讲。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不久（8月6日和9日），坎农利用此机会表达了对此种暴行的愤怒。他的演讲以《列昂·托洛茨基的遗产及其追随者的任务》为题发表在1945年9月22日的《战士报》上。 五年前的今天，那时世界正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深渊，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托洛茨基同志被斯大林主义的刺客所暗杀。我们当时将他看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者来纪念他，虽然他的思想还不为世人所知，但他的思想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今天，在他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们因站在了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危机的开端，在思想和文字必须转化为行动时——今天我们向行动者托洛茨基表达我们的敬意。 我们在1938年庆祝我们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时，我们明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庆会议上，托洛茨基同志也是演讲者中的一名。虽然他不能来到纽约，但他用留声机里的录音向我们演讲，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一场关于我们党成立十周年的伟大庆祝。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听到了这次演讲。你们应该能想起，他曾说只有将对过去成就的庆祝作为未来的预备时，我们才有权利去庆祝。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今晚花时间去纪念我们那高尚而杰出的死者，只是首先把它当成一种手段，准备和组织活着的人们为他向我们指出的那一目标而作的斗争。 不论在生前死后，托洛茨基的主要思想都是相当质朴的。他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导致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由广大群众进行社会化管理的现代工业，受到了过时的私有制和为私人利润而非人民利益而经营的束缚与妨碍。他理解到当代生产力已远远、远远地超出民族国家的人为的疆界。这两个巨大矛盾——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及其为私人利润而经营，工业受制于过时的民族国家的架构之内——是当代社会的巨大灾祸——贫穷、失业、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来源。 托洛茨基认为用革命手段推翻寿限已过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产业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以计划调节为基础，其发展应该基于需求而不是为了利润。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对抗必然会让位于一种国际性的联盟——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让所有人都过上丰裕的生活——不仅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都如此。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没有必要也不会被鼓励去算计别人，那时将没有市场控制领域与投资领域的你争我斗，也没有必要通过殖民来算计和奴役他人。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全世界不同部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和平地、合作地团结起来，只要这样，一个国家的力量就会变成所有国家的力量，一国的匮乏将为其它国家的过剩所补足。人类将被组织起来，共同去改造艺术与科学的所有功能，使其能为地球上的所有人来服务。 托洛茨基教导我们，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这种革命改造。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现代社会中唯一真正进步的和革命的阶级，他们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最前沿——只有他们才能引导这场伟大的斗争，只有他们才能实行这一伟大的革命改造与社会重组。工人不仅是唯一进步的阶级，而且由于其数量和他们在社会中的战略地位，他们还是最有力量的阶级。所有工人都应当认清自己的历史利益与力量，并应组织起来使其更具影响力。 托洛茨基教导我们，这种现在已提上历史进程的，为了革命改造这个世界的斗争需要一个党的领导。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强调——不是一个同其他党一样的党。这就是他传达给我们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的信息：“不应是一个混同于其他党的党”，不应是一个敷衍了事的党，不应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党，不应是一个空谈和妥协的党，而应是一个不断革命的党，应是一个极具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党。这个党应毫不妥协地在各条战线上反对资本主义，尤其是要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这个党必须领导向过时的社会结构发起的总攻。 在1940年，全世界的工人都需要托洛茨基的思想。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早已成熟。但工人群众及其组织的自觉性和觉悟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托洛茨基挺身而出时，人们需要他的思想——一种震撼世界的强音——去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去领悟托洛茨基的思想，还没能把他的思想贯彻在行动中。 工人的大型政治组织和产业组织，已经因其领导人的堕落而日趋堕落。这些领导人不是代表工人的利益，而是变成了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民主党；已成为无产阶级叛徒的第三国际共产党；还有大型工会——他们都不接受托洛茨基的革命计划。他们都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虽然这个政府使人民陷入战争的血泊之中。 托洛茨基在遗嘱中说他至死都坚信第四国际的胜利，今晚我们将他的信念带到讲台上来。他至死都坚信我们会胜利，可惜却没有机会活着参加到运动中来。 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六年。劳工领袖们支持这场战争。教授及其他知识分子们为这场战争辩护。教会为这场战争祈祷。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预计到战争的结果了。这场战争有什么成果可以展示，它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呢？看一看欧洲吧！看一看亚洲吧！或者，看一看临近的家园，看一下那些歇业的工厂，看一下失业服务处前排成的长队——一条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饥饿的长队，这条长队将很快容纳大量退伍军人——如果他们还活着并能从战场中走出来的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可以加足马力去生产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工具，却不能在所谓的和平时期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产品。整个欧洲，一个高度文明的欧洲，成了一块充满饥饿与绝望，毁坏与死亡的大陆。 波茨坦的胜利者向欧洲宣告了胜利与解放的到来。他们下令肢解德国的产业——欧洲大陆上最具生产力的产业。他们宣称要让作为欧洲工厂的工业化德国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于那些遭到毁灭的落后农业国家。不是让最落后的国家提升到最发达的水平，而是让最发达的和最文明的国家降到最落后的水平中去——这就是所谓和平的制造者的明确计划。这就是针对欧洲的计划。 那么人类的结果应该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一则来自法兰克福的电讯。我要引用一下关于这两个地方真实情况的这则官方报道：“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这一带的消费者一天摄入1100到1300卡路里热量，而军人一天要摄入3000卡路里。据统计，在德国的美占区，粮食多数都分配给了士兵，此外只有1/3的粮食分配给被‘解放’的人民。”是呵，欧洲人民将会增进对解放者的热爱与感激之情。 和平的根基无疑已经铺设了一千多年了。资本主义在其死亡的痛苦中将人类拖向黑暗的深渊。资本主义的所谓和平本质上就是战争，就是同人民作对。资本主义每天都在证明自己是什么货色，它将人们炸死！用燃烧弹将人们烧死！它摧毁他们的产业，将人民饿死！如果觉得这还不够恐怖，就用原子弹将其“敌人”从地球上抹去！这就是释放资本主义的计划！ 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可以很快地将原子能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用于实战。通过原子能，它可以将人类笼罩在恐怖中。原子能第一次投入实战就使50万人的生命从世上瞬间消失。 第一个目标广岛有34万人，第二个目标长崎有25.3万人，两个城市的人口合计约60万。有的报道曾说，这两座城市的建筑物并不是很坚固，他们的住宅还很拥挤。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两次爆炸中丧生呢？有多少日本人没机会去庆祝一下原子能被发现的成就呢？从各种迹象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他们几乎全部被杀或受伤！几乎！ 今天，《纽约时报》一则来自东京的报道提到了长崎的现状：“之前繁华的市中心变成了一大片废墟，我们看到这里除了瓦砾外什么也没有。”日本报纸《每日新闻》的首页的图片反映了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这篇报道写道：“其中一张图片反映了距爆炸中心10英里处的惨状。”农村的住宅被彻底摧毁，屋顶被炸得粉碎。雅马哈摄影协会的一名摄影师在爆炸后不久便赶到长崎。这篇报道引用了这位摄影师的描述：“长崎死了，到处都被夷为平地。只有少数建筑物幸存下来，孤零零地矗立在灰烬之中。”那位摄影师还说：“这里的伤亡极其惨重，即使幸存者也多数为各种伤病所折磨。”此前的日本报刊曾说在广岛只有一人幸存下来。 通过这两颗原子弹的精准爆炸，美帝国主义共造成50万人的伤亡。年轻人与老人、正在摇篮中的孩童与年迈的老人、新婚夫妇、健康人或病人、老人、妇女、儿童——他们每个人都因华尔街与日本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争斗而丧失生命。 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在东方传播文明的，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暴行啊！这是美国的一个耻辱，美国之前还通过树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来照亮整个世界呢！现在全世界都真真切切地从“美国”这一称号中得到了报应，尽管一些原先为战争祈祷的牧师现在开始反对战争。其中一位牧师这样对报刊说：“美国已经丢掉了她的道德地位。”她的道德地位？是的，她全都丢掉了，这是事实。扔下原子弹的帝国主义恶魔们也明白这一点。他们获得了什么呢？他们获得了东方的无限财富，获得了对东方的控制权。他们得到了奴役和控制远东数亿人民的权力。这就是他们进行此次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道德，而是为了利润。 还有一些牧师则在报刊上引用一些《圣经》中的内容，这些内容与温顺和绅士的耶稣相关。他们说将传教士送到远东是徒劳的。我相信这些问题会使他们相互争论起来。我们可以设想，在摩尔根或洛克菲勒的豪宅内部正进行着一场有趣的讨论。在同一时间，他们——讲座在这时陷入沉寂——金融支柱、教会支柱、传教士的支持者和各种各样的公司们在想，“我们应该对远东的异教徒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通过派遣传教士来让他们信服上帝呢，还是应该直接用原子弹将他们打入地狱？”这也就是讨论的主题。但不管怎样你都能确定，美帝国主义到了哪里，哪里的地狱就会为新到的大量主顾而欣喜若狂。 美帝国主义使得全世界都对它充满恐惧与仇恨。今天，美帝国主义这个人类的敌人，正注视着整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1200万人死亡。仅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第二次大战又导致3000万人死亡；但受害者肯定不止3000万，因为这个数据还没有把战争中饿死的人也统计进来。 资本主义在这个世上夺去的生命不可计数啊！如果将所有的受害者的头颅都收集起来并堆成一座金字塔的话，一定可以垒成一座高大的山峰。那将是展示资本主义成就的纪念碑，它将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真实面目的象征。我觉得，如果在头颅金字塔的上端再加一个承诺“四大自由”的讽刺性电子标牌，这个纪念碑就完美了。逝去的人至少从欲望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了，幸存者却依然要与饥饿和恐惧为伍。 谁耗尽3000万人的生命来赢得一场战争呢？我们在《战士报》的著名漫画家通过其独具艺术见地的寥寥数笔画了这样一幅画：资本主义手持钱袋站在世界的顶端，他一只脚踩在坟场，一只脚踩着沦为废墟的城市，其标题是《唯一的胜利者》。美帝国主义及其卫星国是这场战争仅有的获利者。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主人会怎样依据这场历时六年的战争来规划未来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生命和文化的大规模毁灭，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帝国主义者们就开始谋划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制止这些疯子，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吗？全世界人民都认为已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必须用某些方法来改变它，对此我们难道能有所怀疑？很久以前革命马克思主义就说过，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资本主义有沦于毁灭并与文明同归于尽的危险。而按照战争所提示的一切，以及对未来的估计，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给这一选择下个更准确的定义：人类面临的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灭亡。也就是说，要么让资本主义苟延残喘，要么让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相信，面对这个可怕的选择，全世界人民必将觉醒，及时行动起来拯救自己。我们相信在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的新主子——准备巩固其胜利之前，将会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并将被击溃。一面是被华尔街所奴役的世界人民，他们将反抗帝国主义主子，就像当年被罗马帝国征服的省份反抗罗马帝国一样。与此相伴的是起义，是我们的配合斗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在对我们的主要敌人和人类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反抗中，将要领导美国工人和其他下层群众。 五年前的今天，我们第一次去悼念我们伟大的思想者托洛茨基同志。今天，当革命行动与亿万人的生死息息相关的时，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由思想领导的行动——我们纪念托洛茨基同志，因为他是一名伟大的行动者，工人群众的组织者，革命领导人。这就是我们今晚纪念托洛茨基的精神所在。 他参与了我们建党的每一件事务，现在我重复一下他所讲过的话：“不是一个混同于其他党的党”，而应是一个可以领导革命的党，一个深刻的党，一个不半途而废而能坚持到斗争到底的党！ 如果你生活在痛苦中，如果你终日劳苦，如果你想过得更好，如果你想为拯救全人类而斗争，那么，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党，欢迎你参加到这伟大的斗争中来。 我们党不接受悲观者与怯懦者，不欢迎自私自利者、事业狂与官僚分子。但这扇大门永远为那些决心去改造世界并思考这些问题的工人敞开。 托洛茨基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留下了一整套的伟大理论，而这些理论充分体现在我们的纲领中。托洛茨基在我们面前作出了一个革命者的榜样，他为人类利益而生，为人类利益而献出生命。总之，他在历史上告诉人们如何在革命中将理论转化为行动。 我们用这些遗产将我们的斗争与通往胜利的道路武装了起来。我们每一个人，托洛茨基的信徒们，需要通过胜利来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以便于将它们吸入我们的肌肉和鲜血里，去真诚地对待这些理论。总之，我们应将这些理论转化为行动。 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能建立一个在世界上坚不可摧的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足以领导美国群众的党——以回应帝国主义强加于世界人民身上的战争计划，形成革命的源泉并保证世界人民的和平。
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中国人（[法]保尔·拉法格，1880年6月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中国人[1][法]保尔·拉法格（1880年6月9日）童荣卿译张晓默录入上—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宣布实行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由于资产阶级的行动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特别是当它提出永恒的原则时更是如此，所以实行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意味着各民族起来反对为恢复法国旧制度和对工人阶级不分民族、种族和肤色进行兄弟般的剥削而武装起来的贵族阶级政府。但是当封建主义的欧洲被打败，而资产阶级牢牢掌握了政权时，它就开始煽动沙文主义，并把它变成了统治的工具。梯也尔就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而有哪一个苏沃洛夫、布吕歇尔、俾斯麦会敢于在巴黎进行一场象这个凶神恶煞，这个当代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仇恨的化身所进行的大屠杀。资产阶级在向工人阶级鼓吹沙文主义的同时，继续把资产阶级的剥削看作国际性的事业。资本没有祖国，什么地方有利可图，它就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在友好的国家还是在敌对的国家，法国的资本都要从事竞争性的生产，平衡预算，为它们提供战争经费。我们的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工业家们毫无二致地迫使自己法国的、比利时的、德国的、瑞士的、意人利的、西班牙的工人从事同样使人愚笨的劳动。在鲁贝、兰斯、里昂或者巴黎，无论是德国老板还是法国老板，当需要镇压罢工工人时，总能找到军队和法庭来为自己服务。俾斯麦也同样愿意利用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法庭来迫使愤怒反对自己的法国老板或者波美拉尼亚老板的德国工人遵守秩序。各国资产阶级兄弟般地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性质，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的产生，尽管资产阶级竭尽全力煽起和怂恿民族敌对。德国的国际主义者因要求停止反对共和制法国的战争而遭到俾斯麦的逮捕，而巴黎工人抗议驱逐他们的敢于同法国社会主义者一致行动的德国弟兄。但是，当资产阶级报刊竭力挑起民族敌对，法国政府设想只要驱逐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就可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家们，这些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代表说些什么。5月5日，在“政治经济学协会”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人问题和劳动自由”的辩论[2]。引号里的话完全是从《经济学家杂志》和《法国经济学家》上引来的。众所周知，在美洲和澳洲，不论是属于白种人的还是属于黑种人的工人阶级，都把输入中国苦力（人们对待他们比对待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还要残酷）看作是对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威胁，势求他们的政府停止买卖黄种人。而在加利福尼亚这个问题甚至具有革命的性质。在事先作了这些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让经济学家们来发表意见了。博克尔（美国总领事）。“中国人是美国胃里的一个异物，就象难以消化的食物，无法消化和排泄它……非洲人即使处于奴隶地位，还总是对所在国依恋不舍，接受它的思想、它的习惯、它的政治。他天生就非常令人喜欢、非常善于摹仿，所以从获得解放以来，他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中国人始终还是中国人，……他们在旧金山的中心建立了一个中国城，过着没有妻室和子女的生活……非洲的奴隶制度在美国已经消灭，达到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且做得非常适当，使得以后任何其他的奴隶人口……都不会落到黑种人在奴隶制度下所处的那种境地。”热·加尔涅：“博克尔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是对人类错误认识的结果。”这是“拼命想捞选票的政客”的语言，“真心实意追求真理的朋友是不应该这么说的。而真理在于，劳动自由就是原则，这个原则使生产更富成效，使分配更加公平。无论如何必须使人数最多、生活最贫穷的阶级仍然积极地劳动和表现出种种审慎，首先包括马尔萨斯所提出的那种审慎……”（啊！饶舌的老家伙，你过于积极地用舌头为自己低下的智能效劳！）西莫宁：“这个问题仅仅是劳动自由问题的一个方面……劳动自由有没有界限？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绝对尊重供求的自然规律吗？”（美国领事说，中国人问题不过是黄种人的奴隶地位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说，中国人问题是劳动自由问题。）热·加尔涅：“实质上这里可以看到一种同工业中采用机器相类似的现象：比较廉价的生产……是一种福利，进步……”（饶舌者，住嘴！）阿·库尔图瓦：“中国人问题类似妇女劳动问题。工人们把中国人排挤出工厂，特别是排挤出印刷所，他们究竟指责中国人什么呢？他们指责说，中国人靠廉价劳动和靠节制个人费用来搞竞争，使工资降低。工人们对那些用祟高的品质同他们进行竞争的人不能容忍，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你说工人的崇高品质就是善于节制个人费用，如果我们抓住你的话，你会看到，我们会如何赋予你祟高的品质，尽管你是个资产者！）拉弗勒：“必须保持原则。”伟大的原则，你们在那里？你们在那里？是谁打碎了杯子[3]、罐子、汤盆！……等等。温：“中国人的移居所能提出的一切问题应该归结为正义和自由这一个问题”（瞧，这些原则，它们引起了多少的议论！）……“在正义和有益之间不可能有矛盾”。（对谁有益？温，特鲁瓦的银行家，你说，因为贷出的资本（银行家没有生产出过资本）生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对银行家有利，所以他们的高利贷利息是正义的。如果无产者认为没收法国的和纳瓦拉的银行家的资本和利益是有利的，那你怎么回答他们呢？）布什罗：“应该扩大问题的范围和遵循正义与经济科学的起码原则。凡是导致廉价的东西，我都欢迎。凡是为我们廉价提供自己的产品或自己的劳动的人，总是会被愉快地接受的。如果中国人劳动好又能满足于微薄的工资，那为什么要推开他们呢？是为了鼓励民族的贪欲吗？……但这是发疯。”（亲爱的主张廉价的朋友，集休主义者也有自己降低物价的手段，——这就是消灭资本家的利润。）拉弗勒：“中国人非常勤劳，并且他们的需要极其有限，因此他们能满足于非常微薄的工资……中国人的到来是有益的，因为凡是有中国人到来的地方，生产的增长和交换的发展都加快了。”（集休主义者要强迫全体资产者劳动，他们有着比你的中国人更好的加强生产和交换的计划，这难道你没有想到吗？）西莫宁：“在加利福尼亚，白种人一天要价两到三美元，而黄种人有半个美元就满足了。博克尔先生，你们说中国人威胁着文明，但是你们能有文明应当大人归功于中国人。第一，南方的先生们，你们很幸运找到了黄种人来代替不愿意更多地劳动的获得解放的黑人……这就是中国工人，而且他们同意冒生命危险在巴拿马那些流行恶性疟疾和鼠疫的地方修筑铁路路堤，……中国人呵！真是恩人，新人陆的上帝……模范的劳动者，……中国人根据经验证明了，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靠微薄的工资可以生活并做到有积蓄。这就是人们不能原谅他们的地方！”（西莫宁，我们也不能原谅你如此热情地表现出的这些高尚的感情。你居然说，中国人以繁重的劳动为代价，在获得解放的黑人理智地拒绝劳动的那些盛行鼠疫的地方创造着文明的财富，而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工资！）勃罗克博士：“澳洲和美洲的欧洲人不应该驱逐他们，而应该使用他们……对于那些喜欢生活好而懒惰的工人来说，他们是危险的竞争者。”（你说喜欢生活好而什么事也不千是罪恶。但是，博士，资产阶级的全部道德就是这种罪恶。）保·勒卢阿-博利约：“欧洲工人的过高要求最终将迫使把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带进欧洲，大家知道，他们是很节制的：即使他们不来欧洲，如果他们掌握机器和我们的完善的生产方式，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将是严重的竞争者……由于世界性的竞争和自由贸易，造成这样的局面：在随便哪一个国家，工资的数额单靠本国所固有的条件将无法调节，对它起影响的将是全世界的劳动市场的状况。”（噢，原来如此！博利约，你可以因自己的自由思想超过自己的同行而自豪，你对本质的和经济的演变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你真以为付给你报酬的金融家是动物系列的最后一环，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系列的最后一环，无产阶级不可能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九三年和建立起新的社会环境，使生产者有可能自由地发展被挤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框里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你真以为这样吗？）柳涅博士（内务部行政总监）：“非常可能，中国移民很快将由陆路而来，欧洲东部将出现移民……他们将给我们古老的欧洲带来他们的节制、职业上的忍耐和廉价的劳动。”（行政长官，伪善的共和派，你说“如果我国的工人消费的只是必要的东西，那末其中的大多数能够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并且能很好地养育自己的子女”，难道你在内务部为中国人的涌来作准备，是为了降低法国人的劳动价格吗？这将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应得的胜利成果。）帕·加尔涅：“问题很简单：要让他们来去自由。这就是规律和必然趋势！……这些黄种人移居法国的前景丝毫不使我害怕，我愿意接受他们。有人说，他们的繁殖力很强，——就算这样吧；一旦他们熟悉了我国的文明，他们自己也将成为马尔萨斯主义者。”〔可是有人对你说，中国人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他们是热尔明尼分子[4]！——饶舌的老家伙，真的要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你才能停止向我们唠叨你的马尔萨斯主义吗？）布什罗：“如果他们，这些中国人，来我们这里，大概不会象在他们自己国内、或在巽他群岛、或在澳洲、或甚至在加利福尼亚那样生活；他们不会去教法国人多劳动少消费，而会很快地从法国人那里学会生活要好劳动要尽量少的技巧。”（可怜的布什罗，你说对了，自由自在快乐的生活很快就会教坏这些可爱的中国人。）罗比诺：“如果中国人是象西莫宁和拉弗勒所说的那样，如果他们节制、勤劳、节俭、守纪律，那末不仅不应该把他们推开，而且应该召唤他们来。让他们，这些善良的中国人来吧！如果阻挠他们来，则对法国工人更坏！让他们拿中国人做榜样吧；让他们成为明白事理、有节制的人吧，让他们不辜负劳动者这个名字吧，他们喜欢给自己取这个名字，但是他们并不总是能配得上这个名字。如果中国人教会他们少跑来跑去、少离开作坊和家园而去酒馆，少喝酒而多岁约，那末这对他们将是巨大的帮助。中国人万岁”（这是内心的呼声！）利穆津：“我不同意……”但是正当这位冒名者发言时，大家都起身悄悄地走了，因而这场出色的辩论就此结束。总之，资产阶级的永恒原则，就是降低劳动价格……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要在欧洲，在法国建立无非是更加残酷的奴隶制度的苦力制度；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就是让那些……劳动多消费少的亚洲人充斥法国，用饥饿来折磨法国工人。据说，类似的辩论正在巴黎进行，资产阶级的报纸纷纷转载并大加赞扬，这些演说家都是认真的、头脑健全的人，是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总之，他们反映的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或共和主义的、耶稣会的或自由思想的充满了法国资产阶级灵魂的高尚感情！同这些大腹便便的高尚的资产者的计划相比，路易十六和巴赞的罪恶计划显得多么可怜和无害！译自《拉法格选集》第卷[5]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319-325页。[1]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6月9日《平等报》第21号。——编者注[2]这次辩论是由于1880年2月在加利福尼亚发生的迫害华工的事件引起的。《法国经济学家》（1880年5月15日》和《经济学家杂志》（1880年第5期）报道了这场辩论的情况。——编者注[3]此处原文另起一段，疑为印刷错误。——录入者注[4]欧仁`热尔明尼是1877年轰动一时的丑闻事件的主人公，因被判刑而逃亡巴西。——编者注[5]原扫描件不清。——录入者注
十一过度的积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一过度的积累 工人阶级的发展 60年代晚期的充分就业问题 紧张的劳动力市场 积累与对劳动力的需求 利润受压 生产率的增长 产品工资 国际竞争 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 利润率的下降 纳税后利润 工人是否得到好处 通货膨胀 美国经济的下降不是从繁荣中产生的唯一问题。积累的急剧上升本身是福也是祸。它把资本主义推上了历史上最长和最陡峭的经济斜坡，但也付出了代价。到头来，增长的发动机严重过热，道路日益颠簸，形成了过度积累。 过度积累的基本概念是：资本主义有时产生一种它自身无法支撑的高积累率，因而积累率最后不得不下降。在战后高涨的末尾，在积累和劳动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导致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的额外需求造成老设备的加速报废。实际工资提高，使采用老机器变得无利可图，因而加速了以新机器代替工人的进程。这在原则上是可以平稳地发生的，即随着利润率的下降，积累率也逐渐下降到一种能维持下去的水平。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平稳地转变的机制。在60年代后期，过度积累的最初影响是出现了过热增长时期，当时工资和物价都迅速上升，并充满一种急功近利的计划热情。这些现象暂时掩盖了，但无法制止赢利的恶化。资本家的信心受到了损害，投资急剧下降，并出现了投机活动的失败。过度积累引起的不是增长率的缓慢下降，而是一种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 本章及随后的两章将考察这一进程。本章主要分析作为积累的基础的一些发展。后两章则更为详尽地叙述日益加重的各种经济困难。 工人阶级的发展 迅速的积累损害其自身存在的条件的一个途径是它建立了一支巨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资本主义对追加新工人的渴求形成了一个愈来愈大的靠工资生活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经济条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他们被剥夺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生产所需要的资财，因而不得不为赚取工资而在他人管辖下工作，他们的利益与他们雇主的利益根本上是相对抗的。 1950—1970年期问，全部就业人数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上升了30％。在没有任何特大规模的由工资就业转为其它形式就业的情况下，就业上升本身就使工人阶级的规模增大了大约三分之一。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的增长大大快于整个就业人数的增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用部门就业的人数增长了4600万，而独立劳动者（个体经营者）及“家庭工人”减少了2000万。1954年，按官方的分类，属于后面这两类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1％，到1973年这一比例就下降到17％。 在农业以外的独立劳动者的人数实际增加了100万，虽然它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大大下降了。绝对就业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的增长，它为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机会。在工业中由于大企业的活动具有优势，独立劳动者的人数通常被缓慢地排挤掉，虽然1970年在意大利和日本从事制造业的独立劳动者仍占制造业就业总数的15％。 在从独立劳动者转向工资劳动者的统计数字背后发生的事件之一，是劳动者离开土地。就涉及到的各个人来说，这种迁徙常常是由家庭农场的阴沉世界迁往大城市的光明天地。对整个社会来说，这就是一个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其中的一个因素是乡村地区的就业不足。许多农场的家庭工人数超过了能够充分就业的人数，因此，向城市移民不会减少粮食产量。日本、美国、法国和西德的得不到报酬的家庭工人数减少了将近1200万，或者说减少了70％。农村的机械化也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点部分地是由于资本主义农业对家庭农场的排挤所造成的。美国、日本、法国和西德的自耕农户的数目大约减少了600万，或50％。 就业不足的减少、机械化（其加速进行部分地是由于家庭工人的迁徙）以及改进耕种方法，使农业产量大大增加而就业人数大为下降。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工业，整个发达国家的情况是这样（见表11），除日本而外的各个主要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 表11.11955—196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部门年平均增长率（%） 产值生产率 农业1.85.6 工业5.74.2 服务业4.93.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组织：《1960—1980年产值的增长》，表8及表7；小川和罗索弗斯基，表2.5 农业中的这些发展反映了其他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而服务部门的这种需求比工业部门增长得更快（见表11.2）。 表11.21955—196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业的年平均增长率（%） 全部农业工业 服务业 1.0-3.8 1.52.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0—1980年产值的增长》，表4及表5 需求的形式（包括投资比重的增长，见第八章）保证了工业生产的增长快于服务业产值的增长。然而，服务业就业的增长更快，这是因为它的生产率增长较慢（尽管许多服务业产值以及生产率的计算比较困难）。 某些服务业就业的增长是在市场之外由国家提供的，并显著地表现于福利国家的形式（见第九章）。国家雇员的人数由1960年占全部就业人数的大约11.5％上升为1974年的大约占14.5%（不包括国营工业的雇员，他们为市场生产商品并直接地提供剩余）。某些私人雇用的劳动力也服务于非赢利性机构。在日本，国家的福利事业并不发达，这部分人约占就业人数的2％。这些工作都不是严格的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是工资劳动者，这就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先前的独立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也使工会成员的数量增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会员人数从1952年的大约4900万增加到1970年的6200万。但是参加工会的挣工资和薪金者的比例却从1952年的37％降为60年代后期的31％。对此，许多人都用两种相互联系的趋势来解释：即白领工作愈来愈多和服务性的工作愈来愈多，而这两者在传统上都是工会组织比较薄弱的部分。在英国和西德，体力劳动工人的数目实际上一直停留在高涨时期的人数上，而白领工人数在英国增加了50%，在西德则翻了一番。由于在这两国白领工人中的入会水平仅及蓝领工人的一半左右，因此，这种变动便降低了加入工会的平均水平，尽管已有更多的白领工人开始参加工会。 总的工会会员数字仅能粗略地反映工会化的发展水平。因为这些数字把英国的矿工、美国的行车司机和日本“公司”的工会都混在一起。但是，至少就欧洲来说，还是可以作出某些概括的。这就是：白领工人和公共部门工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以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使全国性工会官僚的权力有所加强。一旦实现充分就业时，这些发展就会影响到工人斗争的形式（见第十二章）。 60年代晚期的充分就业问题 60年代中期，挣工资的工作岗位的大量增长曾有效地形成了充分就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曾降到3％以下。虽然在1971—1972年衰退时期，失业率曾迅速上升，但在1973年前的其余年份大致围绕看3％的水平上下波动（见第十二章） 在充分就业中既反映了繁荣的历史性成就，也埋藏着繁荣毁灭的祸根。充分就业引起的困难最明显地表现于通货膨胀的加速。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但最终却更为致命的问题是赢利率的普遍下降。但最根本的困难或许是对资本主义控制基层工厂的威胁。波兰的经济学家卡列基在25年前曾经预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充分就业的保持将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这些变化将给企业领导人的反对者以一种新的动力。在持久充分就业的社会制度中，‘解雇’将不再起一种惩罚措施的作用。……企业领导入对‘工厂中的纪律’和‘政治的稳定’将比对利润更为重视。他们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从他们的立场看，持久的充分就业是不安全的，而失业应成为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卡列基，第140—141页）。 紧张的劳动力市场 以失业率计量的劳动力需求强度在1970年似乎稍有下降（见图11.1a）。但失业率可能是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一个不大可靠的指标。失业登记的情况随规则的变化而变化，或随过去的“边际”类别，譬如已婚妇女，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而变动。劳动力需求形式（在各地区或各行业间）的迅速变化也会在加重劳动力短缺的同时留下多余的“结构性”失业。1972—1973年间经济的迅速上升形成了一些“瓶颈”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协调”。 劳动力需求的一个替代指标是雇主的职位空缺通知。虽易引起误解，但它至少在大体上显示了雇主正在物色工人的迫切程度。空缺数表明西德在1970年、日本在1973年的需求强度均达到了高峰（见图11.lb）。同样，在英国和美国，空位数也显出在70年代初劳动力市场是非常紧张的。 积累与对劳动力的需求 对劳动力的需求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因资本积累的趋势而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率在1970年达到高峰时刚刚超过5.5％，比60年代初增加了一个百分点。欧洲国家的积累率先在60年代初达到高点，然后在十年以后降到稍低一些的水平。美国的积累率在1966年前后达到高点，但在70年代初期比60年代初期却要高得多。日本的积累率在60年代末达到高点，而日本固定资本总量的日益增长也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的积累率在60年代是上升趋势有重要影响（见图11.2）。 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取决于积累的形式和程度。如果繁荣时期的积累是以每个工人装备的机器数量不变为基础的，那末资本总量的扩大就要求雇用工人数等量地增加。然而新的生产手段通常比原先的生产手段机械化程度更高（见第八章）。因此，就业的增长率要比积累率低得多（见图11.3）。但70年代初期机械化的速度并未提高，那时达到高点的积累率也就产生了很高的劳动力需要强度。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并未增加到足以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民用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仅比60年代上半期略多一些（见表11.3）。 表11.31960—1973年民用部门就业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日本欧洲 1960—19661.11.7 1.40.3 1966—19731.22.2 1.20.2 资料来源：见附录。 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1968—1973年间非农业劳动力数量每年增长1.7％，其中大约一半是由于农业劳动力人数的减少和妇女参加非农业劳动人数的增加（见表11.4）。移民的关系不大，仅占每年劳动力增加数的0.1％。鉴于男子参加劳动的比例减少（特别是由于提前退休和教育的扩大），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劳动力来源，就业的增长率就会下降一半。劳动力短缺也将更为严重。 劳动力短缺也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使之缓解。然而，事实上根据可能得到的粗略资料，平均年工作时数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通常都下降了。这是60年代初期趋势的继续，因为工人利用他们在较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的较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而使工作时间减少。然而，这种情况也反映了由于更多的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队伍而使部分时间工作者增多。 表11.41968—1973年劳动力的来源（年平均增长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日本欧洲国家 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1.01.5 1.20.4 净移民的影响1.00.2 00.1 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1.11.7 1.20.5 参与率变动的影响0.20.3 0.30.1 劳动力的增长1.32.0 1.50.6 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影响0.40.2 0.70.5 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1.72.2 2.21.1 其中：妇女2.43.1 2.21.8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劳动力统计》；麦克拉肯，见表A11。 利润受压 积累和追加的劳动力供给之间愈来愈大的不平衡要求加速废弃老工厂以便更快地把工人转移去使用新的生产手段。因为几乎得不到追加的劳动力，雇主们为获得操作新安装的机器的工人激烈地竞争。结果导致货币工资迅速上升。如果设备更新加快，通货膨胀也将加速，但不会和货币工资上升一样快。产品工资（雇主雇用工人的实际支出）上升使运用老设备不再赢利，劳动力向新设备转移。这种设备加速更新和造成这种情况的产品工资的迅速上升，反映了积累率相对于可获得的劳动力供应来说是过高了。积累过度的又一迹象是利润受压。 1968—1973年间，企业产值中利润所占的份额下降了大约15％（表11.5）。所有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利润的下降。在欧洲的利润所占份额于60年代初期下降之后，70年代初期再次下降。美国在1966年后开始急剧下降。日本在1970年以后利润率直线下降。虽然利润被压低的时期极不相同，但下降的情况十分相似，几乎在所有地方利润份额都降到了相当于高峰水平的75％。1969年标志着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始下降，因为这是日本利润份额的上升已不再能抵消其他国家的下降的第一年（见图11.4，11.5）。 表11.51960—1975年利润所占的份额（%）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欧洲日本 全部企业 高峰年①23.5②22.5③ 25.4④36.1⑤ 197319.916.7 19.528.1 1973年/高峰年0.850.74 0.770.78 制造业 高峰年①23.7②22.8③ 25.9④40.7⑤ 1973年20.617.8 17.932.9 1973年/高峰年0.870.78 0.690.81 ①利润率持续下降之前的年份②1968年③1966年④1960年⑤1970年 各个地区利润份额开始下降的时间大致都在积累率处于高峰的时间。这并非巧合，而是由于加速积累与劳动力短缺相结合是使利润被压低的基本原因。 然而，这不是发生作用的唯一的影响。生产率和产品工资两者的表现并不确切地符合关于过度积累的极简单的描述。生产率与产品工资决定利润份额的变化，关于它们的变化将在后两节中叙述。描述利润份额下降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推理性的，因为对各种不同的影响无法进行定量的分析。 生产率的增长 因劳动力不足而加速废弃老厂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随着工人更快地由老机器转向新机器，使用中的更现代化和生产率更高的机器的比重上升了。然而，在了70年代初期并未出现更迅速的生产率增长。尽管积累率相对于劳动力的增长来说加快了（表现为资本—劳动之比的增长每年加快约0.5％），1968—1973年间生产率增长要比60年代初期慢大约0.5％（表11.6）。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虽然在美国和日本最快，但在所有国家都发生了。制造业保持了生产率的增长，但从理论上说，资本—劳动之比的大大加速，随着机械化步伐的加快，应当导致生产率更快的增长。 表11.61960—1973年的生产率与机械化（平均年增长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日本欧洲 全部企业 生产率（每个工人）4.02.6 8.94.4 1960—19683.41.3 7.74.2 1968—1978 资本—劳动之比 1960—19683.71.7 8.95.2 1968—19734.02.2 12.24.6 制造业 生产率（每小时） 1960—19685.03.3 105.8 1968—19735.23.6 11.25.6 资本—劳动之比 1960—19683.20.7 9.75.3 1968—19724.62.8 12.54.4 资料来源：附录；美国劳工统计局：《基础资料》 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大概有三个原因。认为加速更新将导致生产率的加速增长的看法是假定机械化（新机器的安装）会继续使生产率有同样的增长。然而，如果机械化只能使生产率有较少的增长，那末尽管设备更新加快了，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也将下降。 看来作这样的假设是有道理的，即欧洲与日本机械化最能促进生产增长的时期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在技术角逐中的落后者可取捷径“追赶”。而当接近美国所树的技术前沿时，生产率的增长将会放慢。但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欧洲和日本还落后好大一截呢！1970年，西德仍然是一个可怜的二流角色，其制造业的生产率还不及美国的一半（见表10.1）。而且，“追赶”论无法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如果机械化使生产率增长较少，就象人们所认为的，未能使制造业的生产率加速增长，那就必定是因为技术前沿推进的速度不够快，或者是由于某种特殊重要的技术进步已力竭势衰了。 生产率的增长并非单纯地依靠设备（不论是否以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机器来置换老的生产率较低的设备）。整个工厂（新的或老的）的生产率可以得到改进，如果管理工厂的经验能产生较好的组织方法。可以相信，这点好处在60年代晚期也已消失。雇主能否维持或增加劳动强度（工人实际进行工作的工作日的比例）与工作的速度也对生产率发生影响。加快生产流水线的速度和增加劳动的“弹性”（因此，工人将完成更广泛的工作任务）将能提高整个工厂的生产率。60年代末，偏紧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会力量的增强使雇主更难以增加工作强度和实施重新组织的计划。这大概是当时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一个原因。 使美国6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较高的一个特殊因素是随后出现的强有力的经济繁荣：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由80％左右上升到1966年的91%，生产率也就提高了。作为对比的是：1973年的设备利用率与1968年（87％左右）大致相同，因此，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就不可能象前一时期那样地增长。 产品工资 如前所述，当积累与可获得的劳动力供给之间的脱节愈来愈严重时，产品工资的较快增长是促使加快设备更新的基本原因。产品工资的增长率在1969年达到高峰，积累也恰好在那时达到高峰。产品工资的增长在1968—1973年期间比在1960—1968年期间要稍快一点（每年大约快0.5％）。产品工资增长率的微小提高造成对增大了的更新压力的低估，并因此也低估了过度积累的程度。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所有新、老工厂生产率增长的放慢（通过重新组织和提高劳动强度也可提高生产率）意味着产品工资已有的增长已经包含了加快设备更新的因素。有些老工厂依靠加快工作和提高效率，本来仍有利可图；但由于没有达到这样的生产率而变得不能赢利。其二是，原材料费用的上升（见第十二章），即使在产品工资并未加速增长的情况下，因为老工厂变得不能赢利了，也促使设备更新加速。美国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1960—1968年间原材料价格大约每年上升0.5％，而最终产品的价格每年大约上升1％。与此对照，l968—1973年间，原材料价格每年猛涨11.5％，而最终产品的价格每年上涨4.5％。原料成本相对于最终产品售价的急剧上升的影响是，一些老工厂变得不那么赢利了。过度积累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老工厂的经营，因此，它们不得不被废弃。而原材料价格的加速上升意味着只需产品工资稍有增长，老厂也不能维持（见图11.6）。 国际竞争 仿佛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复杂似的，还必须提出另一个对利润份额发生影响的因素。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几乎肯定地是造成利润边际下降的一个因素。以生产率水平的均衡化趋势为基础的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必然会降低国内生产者的垄断力量。它肯定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因而，由对劳动力的高需求所产生的高货币工资将易于转化为产品工资的增长并达到必要的设备更新率。愈益加剧的总的国际竞争水平可能使有关的所有国家的利润率下降，但必须将其与各个国家相对竞争力的突然变动相区别。这种变动会使竞争力遭到削弱的国家的利润率大为恶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70—1973年间日本工业由于当时日元升值使相对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三分之一，从而造成竞争力急剧下降。在日本的出口厂商被迫接受较低的利润率的同时，上述因素在使日本工业利润率大幅度降低中大概也起了一些作用。但美国和欧洲的进口竞争工业则因日本的出口厂商被迫提高他们的价格以补偿增加的成本在利润率方面有某些补偿性的改善 然而，即使这个时期的日本，汇率的变动也决非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因为非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看来也以同样的速度在下降，而那些部门的国际竞争压力是无足轻重的。使利润率趋于均衡的力量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将国际竞争的影响传递至这些与外界隔离的部门。相比之下，劳动力的短缺则对一切部门都有影响。并且似乎是对利润率下降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 利润率取决于产出—资本比率以及利润的分配（见第八章）。更新率的加速将会降低所计量的产出—资本比率。已报废的固定资本总量的某个部分可能仍被列入统计，因为这是根据一种固定的报废率（固定的经济生命周期）的假设。在利润份额降低的时期，必然出现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企业或只是制造业的产出—资本比率大约下降了5—10％（见表11.7）。个别地区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幅度要大得多（10—20％），因而促使利润率也大为下降。 如果在资本总量的统计中对加速更新予以适当的考虑，那末就应当表现为更高的折旧率（因而较低的利润份额）而不是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然而看来除加速更新以外的影响也在被计量的资本产出率的下降中起了作用。上面讨论过的所有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的因素都在促使资本产出率的下降。此外，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停止下降了。在70年代初期，投资货物价格的上升稍快于整个产品的价格上升，而60年代整个产品的价格上升曾比投资货物价格的上升快大约1％。该怎样解释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形式还不清楚。可能生产率的下降特别明显地表现于投资货物部门（美国的建筑业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子）。而70年代初期十分高的需求则把投资货物的价格以特别快的速度抬高了。可以肯定，原材料价格的迅速增长会抬高投资货物的价格（包括进口原材料），其速度将快于整个产品的价格（按规定应剔除进口价格的影响）上升的速度。最后，在1966年以后的美国，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虽然不可能精确地计量这些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资本产出率下降和随后的利润率下降。 利润率的下降 利润份额的下降和资本产出率的下降结合在一起使利润率下降（见图11.7，11.8）。1968—1973年间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企业和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五分之一，而1973年每个主要地区的全部企业和制造业的利润率与先前的高峰相比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这次下降在欧洲始于1960年，在美国始于60年代中期，在日本始于1970年（见表11.8）。 表11.81960年—1973年的利润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欧洲日本 全部企业 高峰年①17.2②22.3③ 16.3④32.0⑤ 1973年13.614.8 11.319.3 1973年/高峰年0.790.66 0.690.61 制造业 高峰年①23.6②34.9③ 19.9④46.5⑤ 1973年19.322.5 12.133.5 1973年/高峰年0.820.64 0.610.72 ①利润率持续下降前的年份②1968年③1966年④1960年⑤1970年资料来源：见附录 从我们关于利润份额和资本产出率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利润率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来自机械化的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实现更有效的工作组织和增加劳动强度的困难，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成本的压力，国际竞争对价格的压力，尤其是投资货物价格的迅速上升，都起了某一部分的作用。较低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对说明美国利润率的下降也是重要的，虽然它只是不完全的解释。 尽管存在各种复杂的影响，我们仍应强调高积累率是造成利润率下降的最根本的原因。增强了的劳动力需求既通过提高产品工资直接使利润率降低，又为其它使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如工作组织的困难与工资激增提供了背景条件（见第十二章）。作为对过度积累的影响作出的部分反应，美国实行的紧缩政策也导致了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降低。最后，在部门之间（投资货物部门与消费品部门）、商品之间（基本原材料与其它商品）和国家之间（导致国际竞争的加剧）积累的不平衡局面也促使利润率下降。不管如何比较衡量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积累的程度和形式在1973年以前的年份中是不可否认地把利润率拽下来了。 纳税后利润 虽然纳税前利润率反映了资本积累、劳动力供应与竞争力等基础性的经济力量，但是雇主们最直接关心的是纳税后利润率。政府可以采取削减利润税的办法来补偿利润率的下降，或是削减公司税率，或是增加资本投资的税收减让。关于纳税后利润率的资料是粗略的，但根据从各种来源得到的关于有效税率的数字，即利润中纳税部分的比例，可以看出某种趋势（见表11.9）。 表11.91960年—1973年①利润的有效税率（%） 美国英国 日本法国 19604738 —28 19653736 —27 19703940 1626 19733911 1929 ①不同的税收制度和不同的估计方法是不同国家的数字不易进行比较 资料来源：格里姆，表5；英格兰银行：《季度公报》，1981年6月，1976年6月；日本：《国民核算年度报告》1982年，第36页；马雷斯与德莱斯特，表1。 美国在60年代中期利润率下降以前就大幅削减了公司税负担，所以从那以后的利润率下降在税前和税后是差不多的。仅在英国曾进行过较大的税收减让，这对下降中的利润率有根本性的影响。1970—1974年的保守党政府大大增加了用于投资的税收扣除。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则对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的库存价值实行追溯性的税收扣除。其影响是税收负担剧降。在7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几年中税后利润率实际上高于税前利润率，这是因为政府通过税收减让和赠与提供的投资资金多于从利润中收取的税款。估计70年代初期的纳税后利润率仅比60年代初期略少一些。这样，英国的利润率下降就因对公司的税收减让而有所减弱。这意味着税收的负担转给了工人，减少了他们由于谈判力量增强而获得的利益。 工人是否得到好处 初看起来，工人似乎明显地从开始出现过度积累而得到好处。充分就业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的有保证的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或者还能减轻劳动强度和改善工作条件。再就是，产品工资的迅速增长也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但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产品工资的加速增长是否导致生话水平的更快提高将取决于工人所消费的物品的价格相对于他们所生产的物品的价格是如何变动的，以及在增加的福利和社会服务中未得到反映的工人的税收支出占他们收入的比例是如何变动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在70年代初期比60年代每年大约要快将近1％。生产率年增长率的放慢为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大大慢于整个国内产品价格的上升所抵消，结果是折合成消费品购买力的工资的增长超过了产品工资（即以全部产品的购买力计算的工资）。这不是因为进口产品的价格增长明显地慢于国内产品的价格增长，“贸易条件”（出口与进口价格之比）对国内购买力的影响是极小的。虽然进口价格加速上升了，但出口价格也上升了（出口价格实际上在70年代初期和国内产品的价格上升得一样快，而不象60年代的情况，那时出口价格的上升比国内产品价格的上升慢得多）。 替代的情况是：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其他类别全部产品的价格的上升显著放慢了。政府采购物品和劳务支出的价格以及投资货物的价格比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每年都要快1％左右（见表11.11）。可能促进工人增加收入的因素包括：政府雇员工资比较迅速的上升，投资货物工业较慢的生产率增长；以及对某些投资货物的很高的需求。 表11.111961年—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变动（年平均增长率，%） 国内产品出口产品 进口产品私人消费 公共消费 投资 1961—19683.41.3 1.53.24.8 2.6 1968—19735.95.1 5.05.48.2 6.1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核算》（1950—1979年），卷1，第82—83页 这些显然是模糊不清的发展使实际情景出现了差别。工人采购物品的价格上涨的相对减速抵消了生产率下降对他们的生活水平的不利影响。所以，工资份额的增长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较快提高，而不仅是抵消较慢的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但是必须也考虑到税收的影响。在整个60年代，全部收入中纳税的比例（工人税收负担的一个粗略的指标）曾稳定上升。这使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每年减少大约半个百分点。如果这一趋势在70年代初期得到加强，那末工人的消费就将下降，即使工资的份额有所上升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税收负担继续以同一速率增长，因此，税前工资份额的增长就转化为较高的实得工资收入。 欧洲的税率增长要慢得多，因此实得工资的增长要快得多。在日本和美国，工资份额的增长十分强劲，以致足以维持早先的实得工资增长势头，尽管生产率增长放慢，税收也增加了。因此，当由在主要地区的比较不利的趋势汇集成一个总的情景时，其纯粹的结果是工人无疑在实得工资方面有所收益（见表11.10）。 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有赖于政府的服务。这方面的支出在60年代稳定上升，出现了一种急剧转向民用支出的趋势。美国的军事支出大为减少，从而使民用支出有可能迅速上升。日本的民用支出也上升很快。欧洲在整个60年代，其民用支出的比重曾稳定上升，但未能继续保持这种速度（见表11.12）。 表11.121960—1973年的公共支出（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9601968 197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民用①19.221.9 24.2 军事6.65.8 4.1 美国 民用①16.819.4 22.5 军事9.18.8 5.7 欧洲 民用①23.127.4 28.8 军事4.43.7 3.4 日本 民用①15.216.0 18.7 军事0.90.7 0.7 ①民用支出归属于“各项计划”，它不包括债务利息及各种补助（后者的影响包括在税收的讨论之中）资料来源：见附录 在民用支出占全部生产的比例所增加的2.5个百分点中，大约一半是服务支出（保健与教育），另一半是转移支付。实际上所有较高的支出份额都是由于提供这些服务的费用的相对上升。因此，提供服务的“数量”（例如，以提供这些服务所雇用的工作人员数来计量）并不比整个生产增长得更快。转移支付（养老金、失业救济等）比例的增长也可能采取这种形式（如其在过去整个时期中实行的，见第九章），即扩大计划的覆盖面而不是在实际价值增长方面超过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军事支出的大量削减使得有可能加速扩大社会福利，而无需相应地使税收负担迅速上升，这也体现了工人的利得。这是改善生活条件的压力的另一个产物。 因此，70年代初期，工人阶级在实得工资与公共服务以及高就业、减少工作时间和改进工作条件等方面所得甚多。而资本则承受着过度积累的代价。 通货膨胀 至今我们的讨论完全是以“实际”条件进行的，如实际收入中利润和工资所占的份额、实际的生产率、实际工作时数等等。讨论中涉及到的价格仅是相对的：投资货物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进口商品相对于出口商品的价格等等，并未考虑总的价格水平的变动。 原则上说，通过调整实现充分就业而不出现任何通货膨胀趋势是可以做到的。寻求劳动力的竞争将使货币工资更快地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将使老的固定资本变得有竞争力，然而能赢利的生产能力随后将超过市场的需求。因此，由新机器制造的较便宜的产品所参与的争夺市场的竞争，将使价格上涨率降到原有的水平。货币工资的迅速增长将意味着产品工资的迅速增长较老的和过时的设备将更快地被废弃，以便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为新工人和新设备腾出空位。产品工资的迅速增长。意味着实际工资的迅速增长，作为生产所得的一部分的消费将会上升，而利润和投资则将下降。信贷的不断扩大将使增加了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而不致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动。 但这些并不是发生在70年代初期的情况。通货膨胀自60年代中期起持续发展。1965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物价在一年中平均上升8％。而1973年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高达7.8％。价格的加速上涨是由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由于高的劳动力需求而增强了力量的工会，力求提高货币工资，使之在已有的通货膨胀率条件下超过引起充分的设备更新的需要。有时，工资的压力爆炸性地引起工资的急剧上升，尤其是在那些由于原先实行收入改策而使工资上涨受到抑制的地方。这种工资增长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当雇主由于而临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固定汇率而无法充分提价来弥补“过分的”工资增长时，就会直接地出现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但国际竞争并不总是那样能绑住人们的手脚。政府有时通过货币的迅速贬值来抵消因工资增长而出现的成本方而的不利条件，以此对国际竞争作出反应。 即使在那些价格的上涨可以抵消工资增长的地方，如果信贷没有很快扩大到能使同样数量商品 按较高价格水平售出的话，总的利润最终还会下降。因此，政府面临着很强的压力，要他们促使信贷迅速扩张，以抵消工资猛涨对赢利率造成的不利影响。当他们默然接受这一点时，其结果是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资本家也不愿接受利润率下降所包含的积累下降。他们能够通过增加借贷资金（主要是工人的储蓄）的比重来维持原先的积累率。尤其在西德和美国，70年代初期企业的借贷高于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日本和法国的企业借贷也在1973年达到高峰（见表11.13）。 表11.131960—1973年企业借贷①②占固定资本投资的百分比 美国日本 法国西德英国 1962—196715.4— 32.331.9— 1968—197227.229.4③ 31.833.85.2 197336.139.2 40.841.28.3 ①企业借贷是储蓄（包括转移部门）与固定资本投资之间的差额。属于非金融的企业和准公司部门。 ②包括非公司企业 ③1970—1972年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核算》，1981年，卷2。 这种部分地通过银行系统的额外借贷保证了货币供给的迅速增长。通过这种借贷筹集的投资促使商品需求上升，使销售能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进行。 政府对这种信贷扩张不负责任，因为并未出现巨大赤字而需以印制钞票来弥补赤字。政府的借贷没有上升的趋势（见表11.14）。发达国家平均说来大致实现了预算平衡。但政府未能防止信贷扩张。他们准许银行系统在利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率（即“实际”利率下降）的情况下满足资本家对信贷的需求。这有助于保持股东们的投资收益。虽然投资的总收益减少了，但通过更多的按下降的实际利率的借贷来筹资，资本家借此还是保持了股东们资金的利润率。例如，英国在1965—1973年间，股东们的纳税前利润率下降了七分之一，而所使用的全部资本的收益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 表11.141965—1973年政府的结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欧洲日本 1965—1967年-0.4-0.2 -1.20.8 1960—1970年0.30.4 -0.61.8 1910—1973年-0.30.0 -1.51.3 资料来源：见附录 由于通货膨胀损害了积蓄的购买力，工人们不得不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来储蓄才能补得上原先储蓄的价值。所以，通过银行汇集的额外信贷最终是由工人提供的。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进口费用的上涨比发达国家内部价格的上涨慢得多。但在70年代初期进口原材料的费用加速上升了（见第十二章）。 工人们试图靠富有战斗性的工资谈判来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资本家们则试图通过扩大借贷来维持积累，因此，不经过一场斗争便无法吸收这些较高的原材料费用。雇主们通过提高价格向工人转嫁负担。政府则准许扩大信贷以为提高了的价格水平提供所需资金。当发达国家出口到原料生产国的产品价格上升（也就是贸易条件的恶化减少）时，部分负担也就最后消除了。其余的部分则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来回拉锯，或是工资追赶物价，或是相反，物价赶上工资。最终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的加剧。 政府的信贷政策不受国际货币考虑的约束。当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愈来愈弱和越南战争的开支陡升时，美国资本实力的相对下降反映在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上。这些逆差与大量的资本外流合在一起，为其他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美元储备。所以，他们的信贷政策通常不为国际收支的考虑所抑制。当对外结算确已成为问题时，政府常常采取贬值的措施而不是实行必需程度的紧缩政策。1972年英镑的浮动标志着这种转变，即不顾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宁愿持续进行扩张。 美国通货膨胀的加速使对价格上升的限制有所放松，这种限制原先是由其它货币与美元的挂钩来加以规定的。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超过美国的地方，就用贬值的办法把原先的限制推到一边。低通货膨胀率国家则拒绝货币的重新定值，因为这将减少出口的赢利。其净效果是出现经常性的国际收支盈余的趋势，它通过保持对产品的高需求而提高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情况既来自国外的原因，也由于国内的借贷者可以容易地从银行系统获得信贷，而银行普遍充斥着外国资金。美国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有一个合理与稳定的通货膨胀上限。而在60年代晚期却有了一个不断上升的最低额。 这一章所叙述的过度积累的过程是复杂的。本页的图解概括了各种起作用的力量。这些力量的展开和互相交织，以及它们与其他较次要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十美国统治地位的黯然失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美国统治地位的黯然失色 贸易的增长 国际垄断寡头 美国经济的回降 国内的低积累 国外投资 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 美国获利 维持美元的代价 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 我们在第八章着重讨论了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涨的动力。当然，在各国之间，高涨是很不平衡的，日本的积累浪潮比其他国家更为有力。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最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经济支配的削弱。本章将讨论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及其含义。 在高涨刚开始时，美国经济能力居压倒地位（见表10.1）1952年，美国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近60%,、工人总数的33%和企业固定资产总额的一半。对1950年人均生产总水平进行的仔细研究表明，以美国为100，英国相当于55，法国为46，西德37，意大利25。美国煤炭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到4倍，为法国的7倍。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近为英国的3倍或者西德的4倍，与日本的差距更大。1950年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与日本的差距更大。1950年它出口的制成品为西德的5倍，日本的17倍。1957年世界最大的50家公司中，非美国的公司仅7家。 表10.1美国经济的份量1950—1970年（%） 1950 1970 美国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比重58①47 美国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52① 45 美国人均产值与其他国家比较 英国182166 法国217133 西德270133 意大利400217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英国279285 西德367232 日本——272② 美国占最大10国制造业产量比重62③44④ 美国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比重3316 ①1952年②1953年③采用罗埃对日本与西德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中的估计④1971 资料来源克拉维斯，表1；柏莱斯，1981，表41；勃兰森，表3.8，3.13；罗埃，表3 美国企业的优势在50年代初期比出口统计所表现出来的更占压倒地位。由于贸易竞争和货币限制特别针对美国产品，美国在西欧和日本的出口受到限制。尽管消除这些限制是美国在达成国际货币基金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协议中的首要目的，40年代贸易和支付过早开放的失败（见第四章），使采取与西欧和日本的出口能力相联系的自由化的步伐较为慎重。50年代初期由于自由贸易和支付，美国才能保证取得世界贸易的极大部分。只有使欧洲各国货币对美元进一步贬值，才能达到进出口平衡。 贸易的增长 繁荣时期贸易的扩张是罕见的。1951—1953年和1969—1971年间，世界制成品贸易量增长了349％，而同期世界生产量才增长了19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成品的出口在1950－1971年间扩大了480％。在这一巨大的增长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见表10.2）。它们对不发达国家和对东方集团出口的增长则慢得多。 表10.2制成品的出口1950—1971年（按1955年价格，单位：10亿美元） 19501971 西欧国家之间4.646.7 北美国家之间2.511.7 西欧国家与北美国家之间2.615.6 日本与欧洲北美国家之间0.313.7 小计10.087.8 世界其他地区14.353.2 总计24.3141.0 资料来源：巴契洛等，表2.4 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扩张的结果，使在这些国家国内消费的制成品中，进口部分大大增加。特别是在欧洲各国间，“进口渗透”远远超过5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那时的水平则接近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非常低的水平（见表10.3），而到1971年“进口渗透”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大战前曾经达到过的可观的水平。然而，在美国，“进口渗透”的增长（全部发生在60年代）代表了本世纪以来进口制成品的第一次严重侵入。主要的出口国中，只有对日本仍然无法渗入——其制成品出口的一切不寻常的增长，都用于支付飞速增长的原料进口（见第十二章）。 表10.3制造业的进口渗透1973—1971年①（％） 19131937 195019631971 西欧②136 61117 美国32 238 日本3411 345 ①进口占制成品生产与进口之和的% ②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非加权平均 资料来源：梅泽尔斯，表6.4；巴契洛等，表3.3 作为一个整体，工业国1950—1963年间制成品进口增长的一半左右代表着本国市场进口渗透的扩大，一半反映了市场的扩大；1963—1971年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6％，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代表进口占本国市场比重的扩大。 促进发达国家间贸易扩大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削减关税。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关税壁垒的减少使贸易增长了25—35％。在欧洲自由贸易区内（由包括当时的英国在内的7个非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组成），降低关税壁垒造成对这些国家10—15％的额外进口。60年代后期减税的肯尼迪回合使制成品关税的平均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机器和汽车关税降低二分之一。美国和英国过去对7％的进口商品实行的高关税率几乎全都消失了。而税率低于15％的商品（不包括农产品和燃料）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美国从54％上升到85％，英国从37％上升到85％，欧洲经济共同体从71%上升到97%。由此而新增的进口，英国约为15％，欧洲经济共同体较少，而美国则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 毫无疑问，进口渗透出现了一些上升，特别是50年代撤销了非关税限制，企业利用运输费用的下降和需求的迅速增长，打入新市场。但是，到60年代，削减关税对这一时期的贸易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只有日本的市场仍然有些难以渗入。 国际垄断寡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扩张和竞争超过了每个国家或集团内部更加垄断的趋势。资料是拼凑的，但却表明集中是在稳定地（即使不是很可观）加强。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的资料都表明最大企业在制造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见图10.2）。 无论日益加强的垄断对降低国内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有多大，在多数情况下都被进口的更大的挑战所淹没。的确，各国内部的合并运动，是对日益增强的海外竞争的一种反应。 美国经济的回降 美国利用它在战后居压倒优势的力量推动贸易的巨大增长了。但是，美国和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从贸易繁荣得益最少的英国，贸易比重都下降了（见图10.3和表10.4）。 表10.4出口量的年平均增长率1953—1971年 1953—1959年1959年—1971年 英国0.26.3 西德16.99.2 日本19.015.9 资料来源：布兰逊，表3.14 美国企业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西欧和日本的竞争对手依靠低得多的工资成本（见表10.5），取得比美国高得多的资本积累逮度（见图10.4）。1955—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116％，日本增加约500％。把就业的增加计算在内，人均固定资产总额的增加（机械化程度提高的指标）美国为38％，西欧为87％，而日本为203％（见图10.5）。1955年美国制造业中每个就业工人的平均新投资约为西欧的1.6倍，为日本的将近5倍；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中平均每个就业工人的新投资约与西欧工业的平均数相同，比日本少三分之一。1954—1970年间，美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不到一半，而日本提高了2.5倍，西欧提高了1倍。但是即使劳动生产率如此爆炸式地提高，并未使西欧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见图10.6）。可用于评估的资料十分杂乱，但表10.6中的估计数表明，甚至在1970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仍超过100％。然而严峻的是，美国的老企业，在有些部门还不仅仅是老企业，愈来愈面临西欧和日本的新企业的挑战。那些新企业在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正逐渐接近美国的水平，而工资成本却远远低于美国。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包括社会保险税，大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相当于日本的10倍。直到1970年以前的那些年份里，尽管美国以外的国家货币工资增长快得多，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在劳动成本方面，仍拥有巨大的优势。 表10.5制造业的小时劳动成本，1960—1970年（指数，美国=100） 19601970 西德3357 英国3440 日本1023 资料来源：G．雷，1972年，表1；1967年，表1 国内的低积累 美国的低积累率无疑是美国企业实力日益相对下降的至关重要的征兆。但是这个现象难以用低利润来解释。美国制造业是下降得最厉害的部门，其利润率（纳税前）仍高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50％（1955—1970年美国为28%，而其他国家为19％）。美国的高劳动成本和高劳动生产率，显然有大致相抵补的效果，使美国的利润份额与其他国家差不多，美国的产出—资本比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表明生产组织（包括轮班工作）十分有效率。 看来，美国税收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比其他有些国家稍高（在50年代中期，美国大约占三分之一，而日本约占五分之一）。这并不反映较高的国家开支。在1952－1970年期间，无论美国或其他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民用和军事项目中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都是26％。无疑美国军事开支占的比重更大些（军事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4％，而其他国家仅占3.9％），只不过它被较低的民用开支平衡了，特别是社会保障支出，在其他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而在美国仅占5.1％。无论美国资本为维持“自由世界”秩序而面对怎样的不利，它都从降低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开支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抵补。 在任何情况下，以利润不足作为解释的因素是很说不过去的。积累较快的国家的公司，投资多于它们拥有的利润——从银行或货币市场借入其超过部分。日本公司在60年代初期借入的外来资金占它们投资的40％以上；法国借入了它们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西德公司也差不多。但是，美国公司再投资的总额仅相当于它们的利润额。无疑它们能够借入更多资金，使其固定资本总额扩大得更快。如果它们这样做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就会更为充分，这反过来又会使公司的利润增加（从1957年到1963年，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平均仅为80.5％，比1966年达到的高峰低将近12％）。 为什么美国公司没有能取得更高的投资率？也许部分的答案寓于这样的事实中，即二次大战前和战争期间开发的新技术，有许多已经体现在固定资产中了。现有的技术不能提供足够的新机会，相反在西欧和日本，落后的技术和低工资相结合，为实行有利可图的现代化提供了很大的余地。但是即使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较少这一点可以作为解释投资率低的某种原因，然而如果美国企业觉得它自己受到了更多的压力，它还是能够作出更大的努力去改进技术的。在60年代初期，美国支出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75％的费用，用于研究和开发，而当时欧洲大陆和日本仅为1.5—2％。但是美国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一半左右由联邦政府提供，而其支出的80％用于宇航和军事目的。的确，那些从研究与开发费用中得益最多的部门（宇航、电子），确实有效地保持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其他部门，如钢铁和汽车业就显得过于自满了。 所有这些表明，美国企业缺少竞争压力的感觉，这对于它优势地位的丧失，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工业结构由少数公司支配的状况，可能比日本或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更甚。但这最多也只是一种表明企业行为方式的粗略的指标。工业由非常少的巨型企业统治，可能会引起残酷的竞争；这些少数企业可能象日本那样，以很高的投资率进行投资。美国比较稳定的寡头统治结构，可能会培养出一种自鸣得意的情绪。几乎从零开始重建它们在世界市场地位的日本和西德资本家是不会有这种情绪的。 一旦走上低积累的道路，就有一种强大的止步不前的趋势。工资的缓慢提高对于废弃旧工厂、代之以新企业的压力很弱。相反，迅速积累，就象在日本发生的那样，使每个企业都受到强制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实际工资成本的迅速提高，不能迅速地积累就要招致灾难。看来美国企业已固定在低积累的模式之中，甚至在60年代，当掀起了日益高涨的竞争浪潮时，也难以摆脱这种状况，这对美国本国市场有明显的影响。 国外投资 虽然国内投资停滞，美国企业为了利用欧洲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可能性，掀起了一个海外投资浪潮。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账面总额，从1950年的120亿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780亿美元。为了取得廉价劳动力和避开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的关税，美国在欧洲制造业的投资迅猛增长，从1950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40亿美元。 关于人们所说的这种“美国的挑战”，有三个方面需要强调。首先，对整个美国企业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投资出路。以1956—1970年期间来说，如果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全部投入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总额也只能增加4％左右。其次，这些国外投资的资金并不是由本国利润提供的；在同期内，美国企业从它过去的海外投资中所获利润大致相当于流向海外资本额的1.25倍。当美国的直接投资从拉美（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55年的占38％降到1970年的占19％）转向欧洲（占美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从15％上升到31％），从采矿业和石油业转向制造业（1950年制造业投资占美国对外投资的32％，1970年为41％）时，平均地说，美国的海外投资是靠它本身利润的再投资。 其三，虽然海外投资对整个美国企业并不特别重要，但对于大跨国公司却重要得多。在1957－1965年期间，美国制造业海外子公司的额外销售，估计占生产增长总额的13％（增加的出口对生产的增长无足轻重，仅占2％）。以大型美国公司为例，其海外子公司增加的生产占公司增加的销售额的29％。到1966年，海外子公司销售额占公司销售额的20％。1972年，美国多国公司生产的大约22.5％是在海外生产的。同年，据报导，石油、办公和摄象设备的多国公司（主要是美国的）的海外生产所占比重分别为58％，41％和37％。 打入迅速扩大的欧洲市场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有助于美国大公司抵补国内增长缓慢的某些后果。然而，它们仍然比来自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的竞争对手的增长慢得多，甚至在最重要的高科研密集部门也是如此（见表10.6）。这使美国大公司对其他国家公司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在1957年，100个最大公司中有74个属于美国，到1972年只有53个了。1962年最大的100家美国公司的销售额几乎为另外100家非美国最大公司销售额的2倍，到1972年，前者只比后者多40％。由于美国公司通常是最大的公司，它们销售额增长的放慢便导致了有关部门集中程度的下降（集中程度以最大的3个公司销售额占最大的20个公司销售额的比重来衡量）。在16个部门中有11个部门集中率下降，反映了西欧和日本公司开始在规模上赶上美国公司，从而增强了竞争程度。以汽车为例，1962年最大的3家美国生产者占20家最大汽车生产者销售额的67.5％；到1972年这一比重降为58.1％。1957年最大的8家美国汽车公司销售额为其最大的3家竞争对手销售额的11.9倍，到1972年其差距为4.2倍。钢铁部门的这个比率从4.7倍降到0.9倍。 表10.6最大公司销售额的增长，1962—1972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公司的增长超过美国公司增长的%） 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 高科研密集部门2971 其中电子部门1950 中等科研密集部门27158 其中汽车部门51218 低科研密集部门768 其中纺织部门1157 所有的大公司26106 资料来源；邓宁和皮斯，表5.5 正如汽车业的例子所说明的，美国大型公司虽然受到了挤压，但并未被扼杀。迟至1977年，在航空和宇航、办公设备（包括计算机）、科学和摄影设备制造业中5家最大的公司仍然是美国的。同样，在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中最大的4家公司、车辆制造部门中最大的3家公司电子和橡胶部门中最大的2家公司、石油部门、工业设备和食品部门各5家最大公司中的3家，也都是美国的公司。 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 美国资本地位的下降是繁荣时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正是由于美元登上了世界货币制度中心的最高地位，成了美国在战后的支配地位的象征，因而美元的削弱也就象征着美国实力的销蚀。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主要由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制度（见第三章），并不是立刻就完全得到实施的。的确，直到50年代后期，出于贸易的需要，多数欧洲货币都能完全兑换时，这项制度才得以充分实施。只是从此以后，欧洲企业才完全自由地使用其本国货币去购买美元，以便支付进口；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仍然广泛地存在。然而，可兑换货币之间愈来愈广泛地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无疑有助于贸易的大大扩展。这种扩展实际地发生了。可是，布雷顿森林制度的全盛期是很短的。随着60年代时间的推移，该制度的根本弱点显露了出来，它集中表现在美元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上。各种试图修补这个制度的尝试都失败了。在繁荣的最后危机阶段（见第十三章），出现了巨大的金融动荡。布雷顿森林结构终于被摈弃。 至少从1947年起可以看出，战后时期美国企业和金融的总的利益在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必须迅速地扩张，以便为美国商品和资本提供尽可能敞开的通道。布雷顿森林制度在作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扩张的结构和为美国出口和资本提供尽可能畅通的渠道两方面，都作了很大贡献，因而只能认为它是成功的。但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即关于美国获得这些通道的条件。当美元在某些方面被摆到特权地位时，正是这个制度的实行，使美国企业愈来愈难于利用它所提供的机会的全部利益。 美元是布雷顿森林制度的关键。不仅其他货币的币值有效地钉住美元（形式上是钉住黄金），而且美元还不得不成为其他国家官方储备的很大部分。这是因为黄金的生产（按35美元一盎司的固定价格）不足以供应它在工业上和货币上的需求。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发现美元并不象黄金那么好，只是当他们持有美元可以获利时，才觉得它比黄金好。在50年代，黄金产量的大约五分之三进入了官方储备。但当时的黄金储备总额只增加了17％。同一时期由这些储备所支持的商品和劳务贸易额却增长了一倍多。在60年代黄金产量较高的年份中（1965年最高），作为储备的黄金远不及产量的10％，使储备的增长还不到3％。在50年代，各国为支持其迅速发展的贸易而积累的追加储备，大部分是由美元构成的。而在60年代，黄金的份额也是无足轻重的。 美国获利 其他国家依靠美国向它们提供所需的美元来增加其储备的这种情况，把美国放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因为只有美国用对外支出超过收入的办法给其他国家提供美元，其他国家才能积累储备。美国正是这样做的。 美国所有的赤字都不是贸易赤字的结果（1950—1967年美国商品贸易盈余达700亿美元）。利息和红利的净收入又有600亿美元。但是政府的海外支出（贷款、赠款和军事支出）以及资本输出超过了这些盈余，结果，黄金和美元流往外国中央银行达300亿美元。直到50年代后期，各国对美元的流入一般是欢迎的，因为它缓和了早期的美元短缺。然而外国掌握的美元数量（美元负债）的增加和美国黄金储量的下降（8年中减少75亿美元）结合在一起，使美国黄金储备到1968年已难以偿付外国储备中美元数额的10％。随着这个比率的下降，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愈来愈脆弱，直到最终崩溃（见表10.7）。 表10.7美国国际收支平衡，1950—1967年（10亿美元） 1950—1959年1960—1967年 商品贸易29.339.6 劳务和汇款-5.3-8.5 净军事转移-23.1-20.5 美国政府赠与（不包括军事）-20.5-14.8 净利息和红利收入25.536.5 经常项目均衡6.032.3 直接投资（净）-17.2-27.9 股票和债券投资（净）-3.7-6.4 政府贷款-4.1-10.6 长期资本-25.0-44.9 经常项目与长期资本平衡-19.0-12.6 外国私人掌握的美元 1.5 -2.8 提高资金来源： 外国官方储备掌握的没有13.08.1 美国储备的下降4.56.7 （其中黄金储备） （5.1） -7.4 ①包括净短期资本。②不包括美国对外国私人的流动债务。③包括美国对外国私人的流动债务。 资料来源：《美国现代商业概览》1975年6月，1972年10月 在考虑事情如何发展之前，首先弄清这一制度对谁有利是重要的。乍看起来似乎很清楚，它使美国得益。它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印钞票来购买外国企业（1950—1967年购买企业价值达450亿美元），或对外国政府进行贷款和赠款，或支付国外的军事开支吗？它不是用毫无价值的纸片在购买企业和对国外施加影响吗？ 这样一种招致戴高乐从左的方面对美国进行批评的说明，是过于简单化了。首先，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并不完全靠美元纸币弥补；接受美元的外国中央银行在纽约货币市场按现行利率进行投资。这意味着美国实际上是在向国外借钱，尽管众所周知当时支付的实际利率较低（按财政部的纪录，1960—1966年间，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实际利率为1.5％）。美国，或者更确切地说，美国资本，显然能够获利；如果它能按1.5％的利率借入资本，在欧洲建立或购买企业，并在那里能获得大得多的利润率的话。但是美国企业向欧洲和其他地方进行那么多投资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美国能向外国中央银行借钱来填补国际收支赤字。它们的对外投资是基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依靠能使其投资夺得海外市场吸引力的技术诀窍、制造技术和产品的竞争优势。如果美国不能平衡赤字，以便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那就只能采取降低美元价值、提高出口竞争能力的方法，取得足够的贸易盈余，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正象欧洲和日本反对美元对其货币的贬值所表明的那样，如果美国通过贸易盈余来为它的资本外流提供资金的话，欧洲和日本看来将要损失更多。对美国的实际反对意见是与美国在国外的活动，而不是与其筹集资金相关的。简而言之，说美国是在滥用它的金融地位，也就等于是说美国的竞争是“不公平”的，而不是有效的。 欧洲实际的怨言是，美国金融力量将资金吸引到纽约，而美国的工业力量则强大到足以在海外成功地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阻碍法国或德国公司以美国公司所享有的同样条件在欧洲或美国借款，并用这些钱去购买欧洲或甚至是美国的企业的原因，是它们在金融和工业上的软弱无力，而不是欧洲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谴责美国滥用（而不是简单地使用）它的地位，只不过在一点上有些份量，即美国对外国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要将过多的美元兑成黄金。这种压力在1960年以缓和的方式开始。那时由于人们开始害怕美元可能“不如黄金那么好”（就是说，黄金价格固定），黄金市场便发生了一些投机活动。对此，美国非正式地要求它的伙伴们运用自己的权力，限制美元兑换黄金。到第二年，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建立了“黄金总库”，不仅由美国，而且由所有这些国家提供黄金，以期稳定私人黄金市场。 由于美元兑换黄金在60年代崩溃了，美国加紧对外国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要它们不要参与黄金需求方面的私人投机；1967年西德发表正式声明，答应不将它的美元兑换黄金，许多其他国家，除法国是显著的例外，也都明白地发表了同样的非正式声明。最后，在1968年，由于私人投机压力增大，“黄金总库”解散（实际上它已经枯竭）。允许黄金私人市场自己决定价格水平。表面上美国仍然抱着那个虚构的幻想不放，即官方握有的美元仍按35美元一盎司的老价格兑换黄金，同时通知其他中央银行，如果他们试图从中取利，这一比价就会立刻被撤销。 尽管为了维持美元地位，施加了这一切压力，但美国依靠自己的能力所得来弥补赤字的程度，看来是有限的。这种利得要表现在国外投资利润的收益中。然而1960—1967年间，从国外所得的利息、利润和红利的数量（净支付额）仅从34亿美元增加到53亿美元。这一增加的大部分，在任何情况下，代表了投资收益。这些投资是美国以对外贸易的盈余收入进行投资“赚来”的。由于靠其“特权”地位而能廉价地借款和进行有利的国外投资而增加的部分较小，剩下的部分就得靠对外国中央银行施加压力来提供筹资。 维持美元的代价 此外，美国维持美元价值，不是指对黄金比价，而是指对其他货币的比价，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60年代，美国商品贸易的盈余不再增长，到1968年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盈余，而美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却不断上升。以比较成本来表示，美国的竞争能力在60年代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当欧洲和日本企业将其注意力转向美国市场时，它们相对低的工资成本使它们得以大举入侵。同时这种低工资成本和日益扩大的欧洲市场又刺激美国对外投资水平不断增长。美国开始从国外购买比它自己在1959年出口多得多的消费品，到1969年贸易赤字为40亿美元；1968年汽车贸易已出现赤字。仅仅在资本货和化工制品方面的贸易盈余有增长——二者合计盈余额在1959—1969年间从50亿美元增加到110亿美元。较低的汇率将导致美国出口和替代进口的竞争能力与赢利能力的提高。如果货币工资没有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问题是，美元贬值会不会危及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以限制资本外流来保护美元，被认为是值得的。1963年实施的一项利息均衡税被用于降低对外国债券和股份的购买。1965年美国银行削减了对外国人的贷款。1968年美国多国公司被要求增加从国外筹集资金，以进行其海外投资。美元还能被保护多久，以及从美国资本的利益出发，它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紧接而来的危机。这猛烈地改变了美元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作用和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关系。 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 在60年代末期，即使美国国际收支没有恶化，国际货币制度的某些重要改革也不可避免。基本的矛盾是，恰恰由于世界其他国家得到了对外的清偿能力（积蓄了美元）而破坏了国际清偿能力（通过减少对美元的黄金支持）。禁止各国中央银行将美元兑现黄金，制止了诺克斯堡［诺克斯堡：美国国家黄金储备库所在地——译者注］的黄金库存总额的下降，但却使美元负债上升。美国从海外货币当局长期借款的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形式，仅仅改变了负借的形式，只能是权宜之计。增加美元的黄金支持的唯一途径是提高黄金价格。这一举动将使储存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值更多的美元，从而改善对美元的支持；将使其他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值更多的美元，促使那些银行积累更多的可赚取利息的美元储备；将使黄金生产受到刺激，使私人需求减少（因为工业部门将设法节约黄金的使用，投机者得到其利润）从而使各国得以将更多的黄金吸收进储备中。 美国的近期代价将具有政治性，主要得益者是大产金国——南非和苏联——以及那些过去用购入黄金、抛售美元的办法从事投机的人。更重要的是，不能保证一次一劳永逸的黄金提价（通常认为要涨价l倍）就足够了。如果唯一的问题是黄金价格问题，即战前固定下来的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格，由于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而必须进行调整，以保证黄金的充分供应，那么将金价提高1倍，也许就能达到目的。的确，当时美国通货膨胀率非常低。1952—1967年间，美国批发物价每年只上升0.8％。由于其他货币与美元的比价是固定的，也就限制了其他地方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出口价格每年只上涨0.9％。所以，黄金储备不足是由于贸易量的提高，而不是由于价格上升造成的。但是，到60年代末期，起初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措施，然后又由于越南战争而出现的美国的繁荣，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物价的稳定。1967—1970年间，美国批发价格每年上涨3.3％。通货膨胀按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将会使整个问题再度发生，即按新的固定价格，黄金库存的价值相对于增长的贸易额来说又将不够了，而利用黄金价格进一步提高而进行的抛售美元的投机，则会变本加厉（因为这已在早先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只有使美国的物价重新稳定，才能使一次完成的提高金价起作用，而现在从提高金价的行动中看不到任何这种苗头（的确，黄金对美元的支持的改善将减轻美国政府必需为保卫美元而维持价格稳定的压力）。否则黄金价格的提高似乎是继续支持美元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地位的一种保证，而美元地位总是处在由于美元相对于黄金的价值下跌而更加受轻视的威胁中。因为这些原因，美国在60年代后期坚持反对提高黄金的官价。 看来在60年代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调整金价来保证有足够的黄金流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储备。在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业需求、投机和货币需求之间大概从来就没能达到平衡。在试图适当运用价格机制（黄金价格）来稳定货币制度的另一端，提出了多种有意识地创造国际货币的计划。这种国际货币肯定将补充或替代黄金或甚至美元的作用，而成为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到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开始对这样一种计划感兴趣，也许是由于它认识到，为了保护诺克斯堡的黄金，除了施加压力外，还需要有更能持久的办法。于1968年通过并于1970年实行的特别提款权制度，在国际货币基金账户上给各国以贷款。这种特别提款权以黄金定值，收取1.5％的利息，供借款国用于国际收支赤字的结算。这种“纸黄金”是想用增加储备中的实际黄金量的办法，为美元降温。获得特别提款权的供给，不会受工业需求变化、苏联黄金销售或投机的干扰。其最初的安排（8年内95亿美元）是希望在停止美元流动的情况下，提供一个合理的储备增长。它看来似乎是国际合作和理性的胜利。就象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胜利是短命的（见第十二章）。在随后发生的混乱中可以愈来愈明显地看出，美国资本虽然被削弱了，但决非没有能力保卫它的利益。
九是一个新的、已被驾驭的资本主义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九是一个新的、已被驾驭的资本主义吗？ 福利国家 西德的共同决定 法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日本的产业政策 结论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黄金时期”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经济成就使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那种经济衰落和阶级对抗的坏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看法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在许多国家中出现的，包括主要左翼和右翼政党在内并为工会和雇主协会所赞同的政治上的广泛一致。 其核心的特征是对所谓“混合经济”的接受。而“混合经济”是一种容许国营企业存在、同时政府负有管理经济责任的资本主义结构。一般说来，工人获得了一些权利和物质利益。最重要的权利是可以自由组织工会和以某种方式表达意见。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则是提供适当的就业和工资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的福利服务。反过来，他们也不再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控制提出异义［议］。资本家也默认这些权利和有关的规定，以此作为对一种可以获利的经济环境的回报。 左翼对这种“混合经济”基本参数的接受可从1956年出版的安东尼·克罗斯兰德所著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得到证明。他认为，“传统上，或至少是自马克思以来，支配社会主义思想的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即贫困、大规模失业、肮脏、不稳定，甚至是整个制度可能崩溃等等。”……资本主义已变得几乎超出了人们的一切认识。尽管有时出现轻微的衰退和国际收支危机，看来它还是保持了充分就业及至少是可以容忍的稳定程度。可以预期，自动化将可靠地解决任何现有的生产不足问题。预计我们现有的增长率将使我们的国民生产3倍于50年代。”（见该书第517页）他还预言，“任何政府如果削弱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那末它在选举中的得票数就会急剧下降。”3年以前，邱吉尔在托莱斯也曾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现在政党的实际区别主要仅在于侧重面的不同。”（吉尔莫，第20页） 形成这种意见一致所必需的支持基础是相信国家能够治理经济使之实现前进的目标，其中最重要之点是国家能够始终调剂支出以保证充分就业。在后面几章中，我们将谈到，作为长期展望，这总是不现实的，因为保持繁荣的那些过程也不可避免地使之受到损害。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些试图在一致认可的参数范围内改变经济特点的例子。 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根本原则由法国抵抗运动宣言作了很好的概括，该宣言要求“制定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计划，以保障所有法国男子和妇女在他们无法以工作来谋取生存手段时向他们提供这种生存手段。”（森特·朱尔斯，第122页）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则以更为朴实的语言重述了这个问题，“社会保险应以保障生存所需的最低收入为目标。”（赖姆林格，第149页） 这个原则不是本世纪40年代的发明，其实践也不是本世纪50年代的创新。包括病、伤事故和老年补助的大规模社会保险是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遵循凯撒宣言提出，并由俾斯麦加以推行的。它认为“寻求社会疾病的治愈不应只限于对过份的社会民主的镇压，而应同时从正面促进工人群众的福利。”（赖姆林格，第114页） 第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失业保险计划是1911年在英国由工党政府实施的，它有统一的失业补助率并由雇主、雇员和国家分摊支出。英国在1908年还实行过小的非捐助性的养老金制度，在1911年实行过健康保险。一次大战后，失业保险的面扩大了，并且实施了一项捐助性的养老金计划。法国在1930年实行了包括养老金、疾病和一套家庭津贴办法的社会保险计划。 福利国家虽不是新鲜事，但在二次大战以后却有巨大的发展。政府的民用支出（是比福利支出更大的范畴，虽已省略债息和补助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15％上升到1973年的24％。 这种巨大发展并不仅是左翼政府实施福利政策的结果。在7个主要国家中，1950—1973年期间左翼作为多数党执政的时期仅有英国的威尔逊政府（1964—1970年）和西德的勃兰特政府（1970—1973年）时期，然而在麦克米伦、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和肯尼迪执政时期以及意大利的各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日本的右翼首相执政时期，福利支出都增加了。福利支出的增加在60年代明显地要比在50年代快得多，在欧洲更是如此。就同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见第十一至十二章）一样，这确实反映了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的日益增加，右翼政府也对这种压力作出了回答，而对当选的左翼政府来说，这更是一种直接的结果。 在战后最初几年实行的福利制度是以过去已有的成就为基础的。战前实行过的福利计划一般都恢复了或加强了。即使是英国的贝弗里奇计划对失业保险也仅有很小的效果。美国实行的失业保险、工伤事故津贴和公共援助则未有重大变化。 继续实行战前的补助计划形成了重大的国际差别。英国的计划是按照统一的税率和补助率，而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计划则根据收入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过去福利计划中的差距常常是由于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创新而造成的。如英国贝弗里奇计划采用的家庭补助，就曾在法国自1932年以来实行过（而在1954年之前，西德因继续纳粹时期的人口政策而未再实行家庭补助计划）。福利计划包括的范围扩大了。战前规定仅限于工业工人的计划一般都扩大到包括独立劳动者、农场工人和家庭佣人。在许多情况下，放宽交纳社会保险税的限制条件意味着已有更多的人有资格享受福利（美国在40年代后期，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仅有五分之一的人享受保险或获得养老金）。 在欧洲，失业保险的条件一般说是更为优厚了，也更易获得了。以1975年的情况与开始实行的年份（一般在战前）相比，补助相当于收入的比例平均已有些微上升，领取补助的时间也比过去增加了1倍，将近为一年。等待核准领取补助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仅2天），不合补助条件（如因行为不端而被解雇）的时间也已缩短了一半，大约3个星期。 一项真正巨大的革新是在英国由全国保健服务（NHS）代替了疾病保险。它作为权利，是完全免费的，而无需核查财产或纳税（虽然1950年实行了处方收费）。但这作为普遍的按需供给来说是仅有的。而在其它地方，继续实行着战前传统的福利措施，即实行与收入联系的保险加上对那些不享受保险的人实行水平低得多的“社会援助”。 50年代的一项重要发展是福利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挂钩。这最清楚地表现于西德在1957年实行的养老金改革，那是阿登纳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顾中央银行和雇主们的强烈反对而力主通过的。而在其它地方，福利也都定期往上调整而取得了类似的效果。 西德实行的这一改革通过将养老金与过去的纳税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加强了“保险”的原则。这次改革取消了俾斯麦以来一直存在的最低养老金水平，而大大扩大了差别。英国工党也建议以一项将养老金提高到相当于收入的一半的计划来取代原先的统一税率和补助率。这类计划终于在70年代得以实行。此外，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在原先的统一失业补助率之上增加一种与收入联系的补助（如在英国）或变为一种完全与收入联系的支付（如在西德）。 养老金可以作为70年代初福利水平的某种标志。在法国、西德和美国，据估计，已婚夫妇的养老金约为其纳税后收入的50—60％，在英国和意大利大约为三分之一，在日本大概只为五分之一。失业补助和疾病补助的比例平均还要高一半（其变动从日本约8倍到意大利的一半）。 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否已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具有人情味了，或者说这些变化大多是装饰门面的？对此，不能简单地予以回答。 新的措施确实使大笔的资金流入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手中。7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国内生产总值的20％多一点用于社会支出，而美国及英国的这一比例为17—18％，日本为10％。福利措施享受面的扩大，差距的增大，指数联系和放宽纳税合格标准，使许多人获得不小的收入。 60年代，在生产总值中用于福利供给的比例的增加领中有一半多是由于福利享受面的扩大。福利的现金支出随着平均收入的上升而增加，也比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快（见表9.1）。 表9.1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支出的增长 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由于人口的变动① 由于享受②面的变动由于对每个领取者的实际支出与福利增加 教育1.10.0 0.60.5 收入保障2.00.8 1.20.0③ 保健1.90.1 1.10.8 全部5.00.9 2.90.3 ①人口的年龄变动（老年人，儿童）对支出的影响 ②享受福利计划的人口比较的增加对福利支出的影响 ③相对于平均水平未有变化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组织：《公共支出趋势》表7。 但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福利国家永远不会接近于消灭贫困。根据标准贫困数字（依据各国官方贫困标准的平均数计算的国民所得百分比），在70年代初，西德有8％的人口，英国有7.5％的人口，美国有13％的人口，法国有1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有关福利国家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否由于减少了必须工作的强制性而损害了雇主对劳动者的控制。有两种情况必须予以区别。一种是公众舆论所关心的，即个人自愿离开劳动力市场而靠国家“给饭吃”的可能性。由于减少了雇主可雇用的潜在劳动力，这可能会驱使工资上升。在繁荣时期实际社会援助水平的提高曾使这种自愿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更为可行，即使社会援助相对于收入的比率并未上升（一般不会上升，尤其是儿童补助相对于平均收入还大大下降了）。放宽领取补助金的合格标准也减少了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寻找工作的压力。然而，在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养老金的上升与收入挂钩也使不工作的代价上升了（至少从长远看是如此），因为养老金一般是与所纳保险税挂钩的。事实上，“社会援助”（给不合领取养老金条件者的转移支付及失业补助等等）在70年代初仅占全部转移支付金额的5％。在这部分支出更为重要的美国和英国，用于社会援助的转移支付的比例在60年代几乎没有增长。由于社会援助的低水平和领取援助的“寒碜”，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众多的人依赖“施舍”的现象。 然而，由于社会福利的发展，对任何一个特殊的雇主的依赖已大为减少。平均失业补助在60年代随纳税前收入的增长而上升。但因税收负担相对于收入有所上升，很可能在失业时获得的净收入相对于有工作时的收入也有一些上升。有时罢工者家庭获得补助的绝对额也增加了。那些不工作的人也可享受保健。所以，因暂时失业或罢工招致的经济困难下降了。这有助于使工人在面对他们的雇主时增强信心，减少对停工、罢工或是被解雇的顾虑。 这些情况的发展不应当被看作是孤立的现象。各种情况是相互影响的。使被解雇的顾虑减少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失业的减少，它使得有可能很快获得新的工作。较高的生活水平也使许多工人略有积蓄，从而为他们因停工、罢工或被解雇而招致的经济损失提供了额外的保险。一些国家双职工家庭所占比例的较大上升也起了类似的作用。 工人为支付福利服务而增加的税收负担使雇主的劳动力费用（雇主支付的工资总额加上雇员的社会保险税和收入税）和工人实际所得（经扣除这一切之后的净工资）之间出现了一个差额。而由于税收负担的上升，在最终付给工人的金额和雇主为此支付的金额之间的差额也增大了。工会在与个别雇主或整个行业雇主的谈判中力图增大工会会员工作的报酬，而谈判对社会福利并无影响。因此，日益提高的税收“楔子”使关于工资的冲突更形尖锐。虽然福利国家的发展一般不致于减少驱使工人去工作的压力，它却减轻了对各个特殊雇主的依赖，并提供了新的冲突的源泉。在这些冲突的过程中，这种愈来愈大的独立性会得到发挥。 西德的共同决定 工人有组织地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利是协调一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通常采取由工会和雇主按制度进行集体谈判的方式。但在西德，也采取了显然更为先进的“共同决定”的方式，这引起了很强的关注。 这种关注部分地起因于西德在繁荣时期的突出的经济成就。共同决定是否对西德的“经济奇迹”作出了贡献？但对这种关注也另有解释。自从70年代中期以来，左翼政党对协调一致愈来愈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态度（见第十九章）。这种转变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产业的民主，它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同决定的原则。 共同决定——工人直接帮助他们工作所在的公司的权利——是西德工会在战后时期最为关注的事项（见第六章）。起初他们把它看作是大规模的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后来，由于西德经济被稳定地引向改组的资本主义，共同决定则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化的一种替代——是保证使大企业再也不能象在30年代那样发挥政治作用的另一种途径。共同决定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在1950和1951年，90％以上的冶金工人和矿工投票赞成采取罢工行动以求获得他们所在行业的一项特别的共同决定法。 这项制度涉及到工人可选举监察委员会成员的一半，而由股东选举其余的一半并指定一名“中立的”主席。工人也可否决（事实上是任命）广泛负责人事问题的劳工处长。在非钢铁和煤炭部门，工人可选举三分之一的监察委员会成员。在所有部门中，职工选举的工作委员会都有权就某些问题（工作时间、假日、工资等级表的执行）参与共同决定或否决其它一些事情（雇用、工作、分类、调动），或就其它一些事项（人浮于事、个别人行为不端）提出自己的咨询意见，并获得经济信息（利润、生产、投资）。 但是，工人的影响比之于这些条例所规定的要小得多。在钢厂和煤矿的劳工处长是控制公司日常业务的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其他成员是生产和业务经理）。他或她的命令包括大部分除经济刺激和工作评价以外的工作委员会有权共同决定的问题。这些劳工处长可能已开始实行开明的人事政策，但要在企业的整个方向问题上真正代表工人的意见还将经历一个长过程。“劳工处长在法律上应负责运用其职权为公司整体的最大利益服务。由于他是由工人选择的，他在理论上将受制于广泛的忠诚冲突。大部分劳工处长已经解决了这种冲突，这是因为他们办事更象负责的经理成员而不是本来的工人的代理人。当他们能赢得管理委员会其他人员的信任和接受时，他们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如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陷于孤立，他们的影响也就大为削弱。”（亚当斯和C．鲁美尔，第12页） 监察委员会的工人成员一部分是由工作委员会选举的，另一部分是由工会选举的。除钢厂和煤矿以外，他们是少数代表，这意味着委员会中的平衡常常有利于雇主，而他们获得的信息也是有限的。通常的协调一致是，在这些委员会中工人的影响已受到限制。而且，似乎出现了委员会成员与工人之间较少通气的现象，委员会成员按规定应对公司的“敏感”问题保密。因此，工人代表要动员工人反对雇主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工作委员会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不同意他们有共同决定权的一些“社会问题”，将会导致仲裁解决。而对一些重要的人事问题如雇用、解雇、工种分类或劳动力的重新调配表示不同意，则将通过劳工法庭解决。对大批工人的解雇必须征求工作委员会的意见，但工作委员会无权号召罢工。 某些弱点是明显的。工人的代表常被从管不了他们的车间调走。他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也受到限制，他们利用信息的权利更受限制，就同他们的影响范围和他们能利用的法令是有限的一样。 共同决定在改进工作条件方面也似乎没做多少事情。“比之美国的钢铁工业，在这里，繁重的体力劳动、高温和冒险作业以及保健条件远未受到应有的注意（和纠正），至少固定工人在很大程度上要忍受监工的个人强迫（简言之，就是加快干）。”（赫顿，第329—330页）尽管象同一作者所指出的，在共同决定的工厂中，“工作小组在主要操作中、在决定自己的进度和休息等方面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同上，第330页）另据一项调查报告，工人把工作委员会看作是管理机构的一部分。然而工人积极参与选举，参加选举的人数一般达到80％左右。增加影响的压力导致产生1972年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在许多人事问题上（诸如雇佣合同与培训）扩大了共同决定的权利。1976年法案则向所有拥有200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推广一种并不有力的平等的共同决定方式。它之所以弱于钢铁和煤炭工业是因为在工人所提名的人选中必须有一名高级经理人员，而由股东提名的主席，一人就有两份投票权。 雇主显然也有很大的保留。他们向法庭投诉，要法庭宣布1976年法案违宪，但未获成功。无论今日的共同决定是多么无力，但它也从两方面提醒了雇主：一是记住他们享有的特权遭到普遍和严重挑战的日子；二是这样的事情可能再度发生。 西德的共同决定的局限性和雇主对共同决定所作的反应与任何为产业民主而进行的斗争通常都是有关的（见第十九章）。 法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在大规模经济管理中，无论在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战后时期愈益明显的特征倾向是寻求理智的协调一致。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国家的长期计划工作。……制订经济计划已成为新的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点。”（肖恩菲尔德，第67页、121页） 作者在其1965年所著《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陈述的观点（这在当时是对发达国家战后趋势的最有影响的表述），是完全符合协调一致的精神的。如果政府要管理新的资本主义，那末经济计划工作显然是具有本质意义的。 肖恩菲尔德认为法国是这方面的先驱者。法国又是如何进行计划工作的呢？大多数政府运用税率和政府开支来影响整个经济的支出水平。但这种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无法消除企业面临的许多经济上的不稳定因素。凯恩斯本人曾主张“大规模地收集和传播有关企业状况的资料，包括在必要时通过法律规定，充分公开对人们有用的所有的企业事实。这些措施包括社会通过某些适当的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许多错综复杂的事情实行直接的情报采集，然而这些措施不应使私人的主动性和企业受到损害。”（埃斯特赖因和P．霍姆斯，第8页）确切说来，这种“广义的市场调研”就是法国计划工作的核心。这种计划工作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将能促使人们对未来取得一种共同的看法。对此，企业将以大胆的投资计划作出反应，必要时，政府还将通过税收和信贷政策予以推动。 这个进程是从重建6个基本部门的蒙涅特计划发展起来的。该计划是在1945年末制订的，用以向美国政府说明法国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现代化的，因而有资格得到一笔贷款（见第四章）。现代化委员会是当时主要的计划机构。它把文职雇员与经理人员召集到一起（工会工作人员虽然参与了，但从未发挥主要作用），经过研究，订出了产量和投资的目标。 这一进程的继续形成了计划工作的基础。然而，不太准确的目标逐渐被根据整个经济增长的目标及其分项如私人消费、政府支出等等所作的对各行业市场的精确预测所取代。 蒙涅特计划无疑促进了基本部门的重建。美国人被说服允许将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对等基金”用于这些目的。这种支持帮助蒙涅特保护了投资目标未受当时紧缩政策的影响。6个部门中的3个部门，即煤炭、电力和铁路部门的国有化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部门本身的规划已融于整个计划，这将有助于减少怀疑和优先获得资金。对私人部门的影响（真正的检验）则很难估计。有关“国家与贸易协会、康采恩集团或在例外的情况下与个别企业签订合同”（R．奎塞尔，第134页）、甚至对违抗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建议也从来未被实行。在1947年企业重新获得主动性之后也未曾实行过。对外汇、信贷和稀缺材料的控制很难推动任何企业进行扩展。然而，蒙涅特班子中的一名成员记得那个计划确曾“推动呆滞的钢铁业实现了现代化”（同上书，第245页）。 据后来在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中担任过财政部长的雅奎斯·德洛斯的记述，当蒙涅特第一次召集这些钢厂老板到一起，并要求他们在4年内重建起战前的生产能力时，“据说，当时出现了两起或更多起的心脏病发作。”（德洛斯，第15页）然而，仅一年之后，上述目标就被实现了。在1951年，他要求再扩充40％时“就完全不灵了，因为这些钢铁厂老板是如此寄希望于马尔萨斯主义，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计划工作的回答就不应仅仅是给予财政刺激，而应通过直接干预改变钢铁卡特尔本身。……如果你在不同产业中重复这类轶事一、二十次，你就在开始说明计划在最初时期的作用了。”（同上书） 随着委员会的数目和计划模式中方程式的增加，判断随后的各个计划对私人部门的影响也变得更为困难了。 事实说明，企业至少在60年代对计划是重视的。在1967年，79％的企业知道计划对整个经济的预测；50％的企业（85％的雇员在5000人以上的企业）知道它们本行业的生产和投资的预测，24％的企业（51％的最大企业）说计划预测对他们的投资决定有影响。 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计划至少在60年代末期之前曾鼓励企业进行积累。“按照我们询问过的见证人的意见，在第二个国家计划（1954—1957年）中提出的增长预期似乎与50年代初通常认为只能有低增长率的看法是矛盾的。计划假设的经济增长的情景（它肯定产品将能售出）看来在1952年后的恢复增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卡雷等人著作，第471页） 一项精确的统计评估说明，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计划设想的情景要好于仅从已往的趋势所作的推断。但是看来计划在创造一种“增长气氛”中的重要性减少了，因为迅速增长的经历使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期望迅速增长。然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勉强的成功。 即使计划对积累水平的影响的减少是必然的，它仍对积累的形式有重大影响。然而，至少在70年代初以前，政府并未有意识地去形成某种产业格局。例如，第五个国家计划的目标是促进集中，以便在每个部门形成两、三个主导企业（全国冠军），这个目标完全是非选择性的。国家仅仅通过改变法律和税收条款来促进兼并，但并未选择这些企业。 也存在着选择性干预的机制。计划人员可以决定资金的使用，“这意味着每一个依靠外部资金的项目都将经过是否符合计划目标的检查。如果该项目被检查通过，委员会将研究给予该项目以充分的税收和信贷刺激。”（埃斯特赖因和P．霍姆斯，第179页）但是，由于没有总体的产业战略，因此看到资金几乎自动地给予企业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个行业中的投资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根据某个观察者的记述：“一般说来，在行业的目标和各个公司目标的合计数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异。”（S．科恩，第68页）这意味着“法国的具体指标计划系统涉及到……确定各企业在总的发展计划中所占的份额时，相互间存在妥协和协调。”（同上书，第71—72页） 在50年代和60年代，计划关于企业投资的预测总是低于实际完成数。例如，在1965—1970年间，企业投资每年增长8.5％，而预测数仅为每年5.8％。其差额远远大于生产增长的预测和实际之间的差额。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企业曾正式同意接受各自生产能力的增长份额，随后却又通过投资增加了他们的份额，这种超过计划目标的投资确实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计划的制定在推动法国资本开始进入有活力的增长过程中曾暂时地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但它肯定未能为那种增长过程提供后劲。而增长过程是由法国工业处于落后状态、雇主的有力地位及有利的外部环境等条件所决定的（见第二、四、六章）。计划可能在积累进行之初起了一点小作用。而当条件变得不利时，计划工作也不可能继续维持积累。70年代，法国也象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增长陷于停顿。它的计划由于愈来愈不符合实际，并且其预测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员色彩以及政府以传统的紧缩政策作为其最后手段而终于信誉扫地。到1979年，仅有9％的雇主认为计划是重要的。甚至受衰退袭击的部门也希望计划工作还是少一点更好。在法国，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样，资本宁可以较为传统的资本主义行为方式来代替这种协调一致（见第十七章）。 但工会强烈地批评对计划工作的损害，并且“为此感到遗憾，即除了屈从于世界市场力量之外，竟无任何明确提出的真正应当优先对待的事情的尝试。”（埃斯特赖因和P．霍姆斯，第116页）这个调查叙述了社会主义者对60年代初期的第四个国家计划的“怀旧”之情。当1981年选举时，密特朗政府又回到了战后初期一、二十年的计划工作的老路。 日本的产业政策 一般认为，缺乏一项产业政策是法国计划工作的特点。日本则被视为以其成功的产业政策在充满活力的积累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范例。日本通产省的官僚们是否成功地理顺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呢？ 日本刺激积累的一般措施在内容和程度上与其他国家采用的措施没有多大差别。政府通过日本发展银行等机构直接供给投资资金。但即使在50年代初的高峰时期，政府提供的资金也仅占工业资金的7%（工业资金的12％是在企业外部筹集的）。50年代下半期，政府提供的资金占的比例曾降到4％。政府还提供各种税收减免。这些减免在1955年高峰时大概使企业税负平均减少五分之一，在60年代初减少大约12％。有一些是为坏帐规定的标准条款。最具有创新意义的是：对“特殊机械”、“特殊修理”（重工业工厂的）、研究与开发、“重要新产品”的销售规定可免缴所得税，“重要设备”可免征关税，某些出口可免征所得税。但他们在1959—1963年间仅减免了6％的税收。 然而，这种合计数可能会引起误解。无论是政府的贷款还是税收减免都是有高度选择性的，它们被有针对性地用于特定的产业部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使企业获得私人银行的贷款。关税及禁止外国公司在日本建立企业则是更为重要的武器。 日本政府决定采用一整套政策武器、利用各种机会来促进特定产业部门的发展。下面以若干实例来说明这种进程。 日本在战后显然已不能再靠纺织品出口来获得其大部分外汇收入（见第二章）。因此，它采取了促进基本“重工业”（钢铁、化学、造船）部门发展的政策。1947年后，实行了“有计划造船”的政策。每年政府宣布建造各类船舶的总吨位数并选择有关的造船企业和（国内的）船主。日本发展银行则以优惠条件为之提供所需资金的大部分（在50年代初达到80％或更多一些）。利率补助有时包括在15年内分期偿还本息、。资助出口的优惠贷款“或许是对造船业的最重要的帮助。”（I．玛嘉齐纳和T．豪特，第69页）公司也能从一种异乎寻常的制度获利。按此制度，出口的造船企业能得到进口原糖的配额，而售出原糖将能获得厚利。结果造成了日本第一个创“奇迹”的工业。到70年代初，日本的船厂造出了世界船只总数的一半以上。 钢铁对主要出口工业（如造船业）来说是一项关键性的投入，在战后不久也被确定为一个重要的恢复部门（而发展巨型运矿船反过来又使日本钢铁业克服了原料运输费用昂贵的不利条件）。50年代，钢铁工业遵照该行业与通产省共同制订的两个五年“合理化计划”得到了发展。钢铁业从大笔政府贷款获益。政府贷款在“一五”计划时期占其借款总额的一半。到60年代初，从政府方面获得的资金仍占其筹资额的10％。钢铁业也得到许多税收减免。 政府还一直参与了扩大生产能力的进程。“在日本钢铁联盟的名义下，私人钢铁公司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提出并讨论了酝酿中的来年投资计划（这些代表通常是企业的经理，也是经常进出通产省的人）。会上，联系整个行业的需求前景和现有的市场分配格局对生产厂家的计划进行了评估。经过这些经理和通产省重工业局钢铁处的官员在会上、会下的讨论，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们便试图就各生产厂家的重大投资数额和时间取得一致意见。通产省非正式地参加了这些会议。…… 在达成一致意见后，通产省就发出一个报告，就该产业的发展道路提出建议…… 据说，还没有直接拒绝过任何大企业要求扩大生产能力的申请，虽然其中一些申请曾被推迟。当然，这就是协商过程的机制：说服要扩大生产能力的企业缓交申请或接受推迟扩大生产的批复。当这种劝说无效时，协商一致也就受挫。”（玛嘉齐纳和豪特，第48页） 引人注目的是，通产省常常试图放慢积累的速度以避免出现生产能力过剩。而生产能力过剩却因新工厂的规模日益增大（虽然每年建厂的数目减少了）而更形严重。1965年，企图摆脱通产省的“行政指导”而保持独立的三幡钢铁厂不遵守该行业关于推迟所有对新轧钢设备的投资的决定。通产省则以限制其进口焦煤配额的方式对其进行纪律制裁。1967年，“有8家钢铁厂要求批准其开始建造新的高炉，而按通产省的预测只需新建2座。结果，5家获得了批准，l家被准许推迟一年建设”（卡普兰，第148页）。这就促使通产省寻求企业间的合并。但日本钢铁业后来“只有2家保守的生产厂家合并了。而对其它生产厂家的影响，至少是对并不反对合并的三幡和川崎这两家来说，这对生产是不利的，同为它减少了对继续有力地扩大生产的刺激。”（同上书，第151页） “政府对钢铁业的支持是无法以其现金支出来衡量的。政府通过批淮在各个最能产生效果的领域的申请，为钢铁业做了许多事情。一些选择性的措施，如为建立新的环境安全的工厂提供债务保险，在采购原材料和建立反衰退卡特尔方面给予帮助，既提供了支持又未消除竞争或使各个公司的创造性受到抑制。甚至以下述方式推动了扩大生产能力的合作，即允许在内部继续进行重大的竞争并比在美国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变动。以贷款、赠与和税收减让等方式从政府实际流入钢铁业的资金并不多，至少在50年代晚期以后是很少的。对每吨钢所提供的援助大大少于许多欧洲国家政府提供的同类援助（常补贴缺乏竞争力的工厂的损失）。”（玛嘉齐纳和豪特，第54页） 钢铁业确实是日本另一个取得成功的事例。1977年，日本有25个生产能力在200万吨以上的高炉在运转之中，而欧洲经济共同体只有7个，美国一个也没有。 在50年代初，日本的汽车工业是由少数被朝鲜战争挽救免于破产的仓促凑起来的卡车厂组成的。日本中央银行本来倾向于进口汽车。但通产省认为国内的汽车工业十分重要，应当得到扶植。通产省的意见取胜了。政府在早期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汽车工业。外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禁止的（它必须有助于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起初，进口汽车的限额为每年50万美元。到60年代中期则以禁止性的高关税代替了限额。鼓励进口外国技术，但规定要在5年内使90％的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日产”是唯一签订了许可证协议（与奥斯汀工厂）的主要生产厂家。“丰田”与“王子”（后来并入“日产”）采用的是国内技术。汽车业因获得日本发展银行的贷款及各种税收减免而得到好处。但是，通产省在生产厂家的投资政策或技术开发活动中仅起了很小的作用，或几乎没有作用。”（凯普兰，第116页） 通产省在1956—1966年间以一系列零部件供应厂商的生产现代化与合理化为目标，促进了汽车零部件流水线生产的实现。但它在通过各种计划推动汽车装配厂进行合并方面却遭到了全面失败。在70年代初，企业并未相互合并或并入较大的康采恩，却有3个日本的小公司与美国3大汽车公司签署了隶属协议。当时通产省尽管反对此事，但还是敌不过使外资自由化的政治压力。 现今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最后是“通产省毫不含糊地予以控制的”计算机工业（卡普兰，第78页）。1960年，作为向日本制造厂家转让其基本专利的回报，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获得了在日本生产计算机的权利，大部分日本公司与美国的大制造厂商签订了技术援助协议。到60年代中期，通产省认识到了计算机工业的重要性，增加了贷款和补贴，开始采取一系列使这一产业合理化的措施，并组织起合作企业。其高潮是建立涉及通产省的电子研究所、国家电信实验室和5个主要计算机制造厂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通产省合并企业的意图未能胜过公司之间的竞争倾向（表明通产省“控制”的有限性）。在支持技术开发的同时，通产省组织了租赁公司，以比国外出租计算机更具竞争性的条件，专门出租日本造的计算机。直到70年代初，计算机工业一直受到有关规定的保护，即规定只有在买不到合适型号的日本计算机时，才允许购置外国计算机（包括IBM在日本制造的计算机）。虽然日本计算机工业在繁荣年代还无足轻重，但在80年代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很难就此得出简单的结论。通产省显然有力地推动了某些关键性工业的发展。它提供了资金、保护，有时还鼓励技术开发。在少数情况下（如在钢铁工业），它还有效地协调了发展计划。 另一方面，通产省看来在试图通过合并企业以实现合理化方面并不成功。通产省有时也阻碍了钢铁工业的积累。在另一些情况下，它起了促进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再则，前面谈到的事例都是通产省影响较大的部门，因而不太典型。“一些迅速发展的‘新’工业部门（其产品向全世界的出口曾迅速增长），如摩托车、轴承（尤其是微型轴承）、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钢琴和拉链，即使在其发展初期也较少得到政府的帮助。这些工业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地发展起来的，几乎不靠政府的保护或计划工作。”（小宫，1975年，第219—220页，显然，产业政策无法充分说明日本积累的异常强劲，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见第八章）。 结论 在繁荣中可以见到国家福利条款的普遍化及发展，前所未有的政府为经济增长和改变产业结构而作的计划尝试，以及某些吸收工人参与确定企业发展方向的试验。然而，应当看到最重要之点是：这些发展并未对那些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关系有实质的损害。尽管工人的力量愈益强大，这可从福利条款向“产业民主”发展的趋向中看到，但工人仍然不得不向雇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使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虽不再是被控制了）。尽管国家通过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进行的干预愈益重要，但关于投资的重大决定仍然需由私人资本的控制者根据私人的赢利性来作出。 或许对在“黄金年代”管理“混合经济”的尝试说来，最为重要的是人们相信那些尝试是行得通的。这有助于维持信心，而反过来又有助于保持积累。积累提供了工作、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福利及利润的源泉。这些又反过来产生新的协调一致。 当繁荣的条件开始消蚀时，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以非常残酷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生产坚持下来（见第十四章）。但在繁荣过程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对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的逆转有重要影响。许多右翼人士谴责繁荣的崩溃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见第十八章）。与之相反，左翼人士则认为工人与国家对经济的更多参与已指出了危机将会如何以有利于工人群众的方式得到解决（见第十九章）。繁荣时期建立的各种方式就这样为随后出现的大量失业的年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八黄金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第二部分大繁荣1950－1974年 八黄金时代 工人和生产资料 利润 利润的份额和利润率 生产与实现 工资 工资为什么上升？ 出口 政府支出 投资 日本的经济奇迹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它的“商品的巨大积累”。 马克思的的《资本论》中这些为人熟知的话可用以说明战后长时间的繁荣。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惊人的生产增长。 到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比1950年提高了180％——几乎3倍于当年。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生产的东西，比在这之前四分之三世纪所生产的还多，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可比的时期都多好几倍（见表8.1）。 表8.11820—1973的长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① 产量人均产量 固定资产总额出口 1820-18702.21.0 ----4.0 1870-19132.51.4 2.93.9 1912-19501.91.2 1.71.0 1950-19734.93.8 5.58.6 ①各国数字的算术平均。 资料来源：麦迪逊（Maddison），1982年，第91页。 以这样的速度增长，每16年产量就翻一番。如果以后也能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人口增长年率为1％，那么每一代人将大致比父辈生活好1倍，比其祖父辈好3倍。 而且，这一类数字只是说明发展的速度。单从数量上衡量，还不能说明质量的提高。人们不仅比他们的前辈拥有得更多，而且还有革新性的新产品。到1969年已有千百万人能够通过彩色电视机观看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正如一位英国首相在当时所说的，人们从未生活得那么好。 工人和生产资料 产量的增加与就业人数的增长并不成比例。1952—1974年间，民用部门就业人数仅增长29％。因此，额外生产的大部分是由于每个工人产量的增加。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提高了一倍，年均增长3.3％。 生产的增加并不是由于工人劳动工时的延长，整个说来，“名义”工作周时已经缩短，休假日增加了。已婚妇女从事非全日工作的人数也迅速增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前身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估计，工作小时在50年代内每年减少0.3％，60年代每年减少0.8％。因此，总的来说，小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大大快于年劳动生产率，尽管工时的计算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私营部门。 劳动生产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这些生产资料的总额1973年比1952年增加了1倍半。由于就业的增长相对缓慢，每个工人使用的生产手段的数量在此期间增加1倍多，就象是过去操纵着一台机器的工人，现在操纵着两台。 但是，机器已经改变了。技术进步意味着新一代的机器包含着重大的革新。到繁荣期结束时，每个工人平均操纵的机械不仅数量比过去增多，而且与20年前使用的机械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随着新机械的性质的变化和工厂基层的斗争，工人操作过程也起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不能用数量来计算，很难说，到繁荣时期结束时，人们的劳动一般地说是否更艰苦。然而，无疑的是，多数人的工作都与以前不同了。劳动过程的变化，部分地是生产潜力的爆发。 利润 当然，就业、生产手段和产量之间关系的破坏，除了纯粹统计学上的意义外，从任何方面都不能解释繁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更多的商品和劳务不是它的最终目的，而是谋取利润的手段。任何解释繁荣的严肃的尝试都必须围绕资本家从其支出中得到多少利润这一核心。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曾经详细考察过一些途径。在这些途径中，由于战争造成的后果，有利可图的生产的条件已被重新改组。重建过程是繁荣的必不可少的发射台。但是随后的飞行航线不仅仅依靠发射装置。那么，在繁荣时期，利润率情况是怎样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特意搞出了有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数字（7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得到的最好估计数字的加权平均数）。正如附录所说明的，我们所做的既包括整个公司企业部门，也包括最重要、最敏感的制造业部门。 利润率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没有发生转折，尽管在50年代后期的衰退中曾经下降（见图8.2）。从60年代中期以后，利润率趋于下降。后来的下降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这里我们先集中讨论利润率是如何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维持上升的。 利润的份额和利润率 我们将用两个统计指标来考察利润率的发展。一是利润在产值中所占份额，另一是产出对资本的比率。 利润份额的变化表示劳动成本（包括职工所得税在内的工资）和产值之间关系的变化。如果实际生产工资比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慢，则利润份额就上升。如果劳动成本的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末利润份额就缩小。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利润份额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换句话说，就是实际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以同样速度上升，大约每年3.5％（见图8.3）。 图8.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工资 ①产品工资（Productwages），指以产品实物（通常是制造业产品）表示的工资——译者注。 由于利润率是收益对所用资本的比率，只有在产出对资本的比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变的利润份额才能维持不变的利润率。产出对资本的比率又取决于所用资本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资料使用数量和产量都有了很大的增长。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在制造业和全部企业中，二者都几乎平行地增长，因此，产出对资本的比率一直相当稳定（见图8.4）。 生产与实现 至此，前面的叙述还停留在对某些繁荣特征的统计描述。为了进一步说明，也为了试图了解所涉及的过程，我们要回到有利可图的生产的基本要求上来。我们已经讨论过，只有生产剩余的正常条件能够维持，即只有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之间的适当平衡得以保持的情况下，一个持久的有利可图的扩张时期才会出现。但是，如果资本家想要销售他们的产品，从而使剩余以货币形式得到实现，他们还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在黄金时期取得成功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积累如何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成功地保持充分的生产和产品实现的条件？ 工资 工资对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都是成本的重要部分，也是整个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工资的发展是生产剩余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工资也是收入的最大来源，因而来自工资袋的支出是市场的关键来源。也就是说，工资对实现也十分重要。所以，考察工资对繁荣的作用及其发展，将提供一个明显的出发点。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工资成本的上升大致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平行，每年接近3.5％。按历史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极快的速度。乍看起来，这样的速度似乎肯定有利于实现（成为市场增长的关键），并且同样肯定地有损于生产（成为惊人的利润源泉的唯一阻碍）。但是，不断上升的工资起着更为复杂的作用。如果积累很快，通常就必须有大量工人来开动新安装的机器。其中有些工人来自新增加的劳动力、失业的下降和家庭农场人数的减少（见第十一章）。但是，这些来源的人数还很不够。如果资本家不得不寻找额外的职工去开动所有的新机器的话，繁荣就会很快失去势头。更重要的来源是，工人们从旧机器转移到新机器上。如果生产手段已使用了20年（这是合理的数字），那么拆除这些旧机器可以每年省出5%的劳动力去操纵新机器。这个数字在繁荣时期比劳动力年增长数要大4倍多。 工资上升是拆除旧机器的主要直接原因。资本家拆除旧机器的准则，并不一定是机器是否还可以使用——多数机器在它尚未损坏以前早就被废弃——而是看它还能不能带来利润。而使较老的机器不能在运转中带来利润的关键因素是工资成本的升高。 这样，看起来好象是一种传统，繁荣时期生产资料的迅速增长依靠更多的生产资料的废弃。如果这种废弃没有发生，那么资本家就不能寻找工人去开动新机器，也就不得不大大削减积累。 因此，工资的上升从根本上说不是破坏生产条件。既然劳动力有限，工资的提高对积累的速度，从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就是至关重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两个过程相结合的结果，即生产率高的新机器的迅速安装和生产率低的旧机器的迅速废弃。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旧机器的废弃大多不会发生，劳动生产率也不会象它已经出现的情况那样，增长那么快。 工资上升对于市场是重要的，主要因为工人的追加支出构成消费开支增长的大部分。对消费品开支的增加反过来又使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大致相应增长。的确，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以及为生产这些耐用消费品所要求的技术上的改进。这种消费的增长对于稳定是重要的。如果实际工资在1955—1970年间保持不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不受影响，利润对产值的比重就会从15—20%增加到50％左右。如果积累能平行地上升，那么它将达到年增长率15%。由于消费的增长每年仅为大约1％（劳动力的增长率），整个制度将会变成为了生产其他机器而狂热地安装新机器的制度。 这个模式是荒唐的，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并没有得到开动新机器的工人。过程永远也不能走到那种地步。但是，这一点是准确无误的：即使消费没有足够快的增长，繁荣也能受到有力的推动，但工资的上升对增长却是十分重要的。在50年代后期日本的不寻常的扩张中，生产超越消费，积累大大加速，这是一种例外，而且只能暂时维持。 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比重的下降远比日本在那些例外的年份为少（1952—1973年间仅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9％降到59.5%）。来自工资的那部分消费（个体经营者收入相当于平均工资）比这个比重下降更快（见图8.5）。来政府支出的消费（退休金等）从195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上升到1973年的10％。政府的这项支出，部分地是以直接税形式按收入的平均比例缴纳的。直接税占政府该项支出的比例从1952年的16％上升到1973年的22％。 尽管税收增加了，尽管收入中的储蓄部分从6％上升到11％，尽管在收入总额中，租金、红利和利息，以及高的个体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可能稍有增加，来自工资的消费在1970年仍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如果按人口平均的工资没有增加，则来自工资收入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从1952年的52％降到1970年的31%。这将要求其他方面的开支（资本家和政府的支出）要有一个不可想象的增加，如果过去增加的生产品都能卖出去的话。 尽管工资为消费品提供日益增长的市场而对维持积累具有重要性，它仍应被看作是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基本上被动的因素。工资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积累过程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繁荣要求使剩余得到实现。从总体上说，工人的支出提供了需求。这种需求使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能实现利润。但是资本家对职工的支付是一种减少利润的耗费，而不是一种实现利润需求的源泉。只有在别处就业的工人的支出，才能实现消费品部门的利润。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有需求的情况下——来自出口、政府或职工自己的需求，才会被雇用。所以，实现全部剩余，最终将有赖于雇主（投资或消费）、政府或出口购买者的足够的支出。 工资为什么上升？ 叙述劳动成本上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一回事，说明它们为什么上升则是另一回事。但是，作用提供了机制的线索。在生产方面，当迅速积累而使劳动力紧张时，会由于资本家争相雇用工人而使工资水平提高。采用新的更有效率的设备的资本家愿以比采用老机器的资本家支付较高的工资来吸引工人，因为前者能够比后者在较高的工资水平上取得利润。如果想要雇用足够的工人，他们必须支付得多一些（除非更多的老机器停止使用），否则操纵新机器的工人就会短缺。 在实现方面，拥有新生产能力的企业将趋于削减价格，以同那些使用旧设备的对手争夺市场。新设备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允许这种削减，而不会使利润下降。其结果是使劳动成本相对于产品价格有所上升。因此，实际工资的上升是竞争过程的产物。效益较好的企业从这里赶走较弱的对手，夺得劳工和市场，否则，这些劳工和市场会被效益较差的生产者抓住不放。 这些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获得劳工的竞争和为取得市场的竞争，究竟哪一个是推动工资上升的更基本的力量？实际工资随着劳工市场竞争和产品市场竞争的最终结果而发生变化。劳工市场竞争决定货币工资的变化，产品市场竞争决定着价格的变化。在任何时候，劳工或市场的短缺都可能成为在现有实际工资水平上限制积累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一来：将随后的实际工资增长主要地归因于这两个市场中哪一个的竞争更激烈，是有道理的。 在繁荣过程中，许多国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失业劳工和在家庭农场中就业不足者后备军的日渐耗竭（关于这方面的发展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劳工市场显著紧张。从一般意义上看，有理由说，由于繁荣的发展，劳工市场的紧张在驱使实际工资上升方面的作用超过了产品市场竞争的作用。但这仅仅是一般而言，在国与国、部门与部门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区别。 强调公司之间的竞争在提高实际工资方面的作用，似乎会使我们忽视日常的工资谈判的现实。这种杜撰出来的想象肯定更近似于北非的集市，而不那么象坐在谈判桌旁的工会会员和雇主。但其对立程度并不象看上去的那样尖锐。在黄金时期，有组织的工资谈判造成了一种传输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作用，积累的要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性的斗争，导致了实际工资的必要的提高。 关于工资报酬的谈判只涉及货币工资的变化。而实际工资取决于货币工资和价格两方面的变化。工会并不和雇主谈判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所以，他们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实际工资，即产品市场紧缩到使雇主不能通过提高物价来转嫁所有货币工资的提高。而产品市场的紧缩是工会无法控制的。 为使积累顺利发展，需要废弃一定数量的设备，这决定了必须提高实际工资。如果集体谈判的结果没有满足工资增长的要求，那么公司就不能找到足够的工人来开动所有新安装的机器，而不得不支付高于协议的工资。这会造成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如果协议高于工资增长的要求，那就会导致设备更新过速，从而造成失业。这在繁荣时期并不很明显，当时的趋势是失业减少。另一种情况是，公司会将多付的工资部分通过提高物价来进行转移，实际工资的上升就会低于原来的预期。这是6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发展的一个原因。如果集体谈判“恰到好处”，那么过程就简单了，基本上就没有变化。 出口 如果工资不能使剩余实现，不能实现的部分就有待于出口销售和政府支出，或者是雇主自己，成为需求的来源。发达资本主义集团可以用对世界其他地区（如不发达国家和东方集团）的贸易顺差来实现剩余。由于发达国家集团对国外的销售多于购入，资本家不用在本国积累生产资料就能增加他们的资产（通过在第三世界办厂、积存黄金或金融资产等形式）。 对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从1958年的200亿美元（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年份）上升到1970年的420亿美元。同期对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出口从20亿美元上升到80亿美元。上述两者合计在1970年仅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5％，略小于1958年所占比重。出口收入的大部分被该集团的进口支出所抵销。例如，工业国家在1970年的出口盈余仅为9亿美元，约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产出的0.5％，或占投资的3％。因此，出口作为一种实现剩余的手段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政府支出 对民用商品和劳务（卫生、教育等等）的支出的增长比总产出的增长快一半，对个人的赠予（如养老金等）增长速度比总生产快1倍。二者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都约上升了4％。这种增长的一半以上被军事开支所占比重的下降所抵销。政府投资所占比重相当稳定（见图8.6）。其结果是，政府支出比总产出上升得更快。 政府支出所占比重上升的影响取决于资金来源。如果政府支出的钱是借来的，那么资本家即便不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也能致富。他们购买金融资产（如政府债券），而政府用借来的钱购买商品，从而实现剩余。这样需求就会上升，假如实际工资的提高并没有使利润减少，经济就会扩张，表明投资较高。政府刺激商品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做法的弊病是：政府的利息支出提高，便试图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利息，而最终会使利润下降。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立即出现，因而在一段时间内还不需要抑制积累。 无论如何，总的来说，这不是繁荣时期政府为开支筹集资金的途径。政府赤字总额在1958年和1967年衰退时期的1％和1955、1960与1969年繁荣时期的-1％之间波动。尽管利率上升，债息占个人收入的比重仅从1952年的2.25％上升到1973年的2.5％。因此，与那些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巨大重要性的人们的看法相反，繁荣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建立在政府赤字基础上的。 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是由税收提供的。所以，政府支出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纳税人收入的相应减少来弥补的。由于工人的实际总收入主要取决于积累，提高税收就吃掉了一部分实得的报酬。但是靠提高税收来支付额外开支以平衡预算的方法仍然是扩张性的，只要税单是用减少储蓄的办法，而不是用削减开支的办法来支付。因此，增加了的国家支出确实可能有助于实现。若是没有政府支出，要达到需求的同样增长，就必须有更高的投资。 投资 投资构成对表现为生产资料形式的剩余产品的需求。既然投资水平可以衡量这种需求的水平，投资水平的增长就可以衡量对市场增长的直接贡献（显然，通过所引起的工资增长，也还有一种间接贡献）。 1958年是投资水平下降的唯一的一年。任何一个五年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总是在4％以上。因此，投资水平的日益提高，通过实现绝对量日益增加的剩余，使生产得以扩大。 投资也阻止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尽管在50年代中期后的10年间，工人储蓄比重趋于上升——这是一种限制消费增长的发展。如果投资的比重没有增长，生产将会放慢。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利润率的提高和预期的销售增长的实现导致了投资的扩大。积累率增加了，而不是生产增长放慢了。 投资比重的上升，部分地是由于高积累国家（德国，特别是日本）加权平均数的增加。上升的大部分是制造业和其他部门的投资（见图8.7）。 1961年，公司企业投资资金的78％来自企业自有收入。其余部分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8％，来自向私人部门的借贷（即工人的储蓄和领年金者的收入）。到1973年，自有资金比例下降到64％，而公司为弥补资金不足而借入的资金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这抵补了由于工人储蓄增加而引起的停滞趋势。 所以，积累在维持有利的实现条件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积累的高涨基本上是自行维持的。它同时使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产品增加，保证这些剩余产品能找到市场，使雇主得到稳定上升的利润。 日本的经济奇迹 日本的繁荣最为强劲。1955—1961年是其决定性的时期。在那几年中，积累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动力，使繁荣延续了整个60年代。这个时期——黄金时期最光辉的一页——特别充分地表明了繁荣的基本动力，因为它显示了这些动力在高速运行中的作用和巨大成效。 日本曾经处于紧缩性的道奇稳定计划的钳制之下（见第六章）。朝鲜战争的景气推动日本经济走出了停滞。1949—1952年间，出口扩大了2倍，利润份额增加一倍。经济扩张使雇主能够从紧缩性经济的合理化中捞到好处。 但是经济扩张是靠国际收支危机大力推动的。进口上升了三分之一，而出口停滞不前。问题在于日本资本的竞争能力弱。其政府的1952年《日本经济概览》指出，重工业产品由于原料成本高和劳动生产率低，其价格比其他国家的产品高30—40％。这是有代表性的。该报告还认为，“设备通常是老式的，老朽和低效率的，很难实行标准化和大量生产。”（该报告第114页）。工业结构现代化的起步很困难。机床使用在5年以内的只有7％，在10年以内的不到三分之一。 政府用紧缩信贷的办法来对付国际收支危机。这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合理化。到1965年，出口价格已降低到世界水平，这必然是一个加速废弃老朽企业的过程。当投资停止增长时，它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1955年的积累率仍约为4％，仍在进一步实行现代化。到50年代中期，钢的劳动生产率约相当于美国水平的一半。但工资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所以，日本每单位钢铁产品所含的工资成本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也低于欧洲水平。纺纱的劳动生产率差不多等于美国的水平，比欧洲高得多。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口就不能扩大到足以平衡1955—1961年经济扩张所要求的额外进口。 在那6年间，企业实际投资猛增170％，积累率从每年4％提高到12％。企业投资增长到吸收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投资产品的生产增长了2倍，而消费（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增长还不到50％。那些与投资联系最紧的部门（机器、金属、建筑）的积累率达到每年25—35％，这意味着每3年或不到3年固定资产总额就翻一番。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过去曾经有过这么迅猛的积累。 说节俭的日本工人提供了这么多的积累，这简直是神话。他们的储蓄按欧洲标谁来看确实是高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福利开支很低、住宅价格很高而且迅速上涨），在这期间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从9％上升到16％。但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工人储蓄只上升了8％，而投资却跃升了13％。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5年的19%上升到1961年的33％，与此相平行，利润（纳税前）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1％上升到39％。后者的上升提供了必需资金的大部分。 利润的比重能够很快地提高，是因为实际工资不需与劳动生产率平行地增加。迅速积累保持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大多是由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超额生产——，因此需求短缺并没有造成价格下降而使实际工资提高。由于劳工后备充足，既不需加速工资的增长，也不需为使工人解脱出来操纵新机器而加快报废旧设备。 就业增加了大约十分之一。工业和服务业从农业部门吸收了50万工人，其就业人数增长了大约四分之一，这与固定资产总额的增长相比显得缓慢。但追加的工人使积累获得了有决定意义的弹性。在那6年间，建筑部门的就业增加了三分之二，增加约50万人，从而增加了它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电机部门的就业增加了2倍，增加了50万人，也使它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这些特定部门就业人数的跃增，在劳动力增长很慢的紧张的劳动市场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6年间劳动市场大大紧张起来。失业率和寻找闲置岗位的工人的比率都明显下降。1961年所达到的水平，在那以后的10年内一直持续着，很少波动。更换工作的人，如自动离职者的人数增加了。货币工资逐年增加，达到50年代中期水平的2倍左右。最显著的发展和标志着劳工市场条件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是，产品（实物）工资与货币工资同样加速增长。在制造业部门，平均产品工资增长率从50年代中期的每年6％上升到60年代初的12%。其他部门也有类似情况。积累的上升特别从落后部门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包括50年代初期原农业工人转入服务部门）。由于劳工市场紧张，产品工资的加速提高限制了落后部门的发展，因而保证了对迅速增长的现代部门有弹性的劳工供给。这种效果由于工资差别的缩小而加强了，特别是在大型制造业企业。大企业产品工资的增长率只相当于小企业的一半，从而促使大企业在牺牲小企业的情况下不断扩张。 以上发展避免了生产资料的新的积累找不到劳工。它们保证使进入市场的额外工人很少投入小规模经营，从而产生了一种劳动力供给弹性，这对先进部门的迅速积累有重要意义。在1955年，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工人就业于仅有不到20个工人的小企业。到1961年，这个比重下降到四分之一。拥有30个工人以上的制造业工厂数目增加了三分之二。小型工业是旧生产资料的大“尾巴”。这种旧生产资料可以报废，而不致使现代企业利润受损。所以，产品工资的提高是愈来愈紧张的劳工市场和不使积累受到阻碍的机制的最清楚的反映。 新的生产技术被加速引进。在1955年底到1961年间，每个工人使用的资本量几乎增加一半，化学工业部门则增加1倍多。从海外引进新生产技术的速度在1960年增长2倍。到第二年，制造业生产的一半以上使用了外国技术。在增长最快的部门，如电机、运输设备和钢铁部门，这个比例更高。到这6年的末尾，日本拥有比英国或美国更年青的工具机，40％使用尚不到5年。化工、运输设备和电机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以上。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保持了资本货实际成本的迅速下降，抵补了提高机械化程度对资本费用的增加，加上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提高，推动了资本产出率［资本产出率：指每一单位固定资本的平均产值——译者注。］的提高。因此，利润率比利润份额上升更快。企业纳税前的利润率从1955年的19%上升到1961年的27％。 总之，加速积累推动了就业的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机械化的飞速进行，就业并没有象固定资本总额增长得那么快（见图8.8）。 充裕的劳动力供应使新机器的采用毋需要求产品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样快。这一情况由于迅速机械化而变得更易出现了（见图8.9）。 资本家靠投资增长快于生产增长来实现不断增加的剩余部分（见图8.10）。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机械化的进度，资本产出率提高，便促使利润率进一步提高。然而，到这一时期的末尾，劳动力市场更形紧张，迫使产品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速上升，以保证足够的旧机器废弃，为开动新安装的机器提供劳动力。利润份额、利润率和积累率大致稳定在过去6年形成的很高的水平上。 这种迅猛增长的积累速度及其经济机制使人眼花缭乱。而重要的是不要被它们迷惑，而忽视了它后背后的社会进程。额外产量是车间基层生产出来的。在那里，雇主巩固了一种能保证最大限度控制的产业关系制度。私营部门比较强的工会一个个被认定为目标，引起了剧烈的争执。但是，到这十年末，有战斗性的工会主义在私营部门已实际被拔除了 雇主通常的策略是激起一次罢工，或者把工人关在厂外——不给工资，没有工作或解雇——然后就鼓动建立能顺从管理的“第二工会”。日产汽车公司经理部在1953年8月取消了工资谈判，将工人赶出工厂。它的目的是在引进从奥斯汀公司购买的新装配线技术之前，取得对基层的控制。工人占领了工厂，但由于“第二工会”的建立而遭到了失败。 一年以后，一个重要的钢厂宣布解雇其3700名工人中的901名。“工会要求撤销解雇决定，条件是工人接受按比例削减工资。由于公司拒绝这项要求，工人们举行了罢工。……正当罢工进入高潮，在右翼工会联盟全劳的主持下，由800名工人组成了第二工会。他们提的新口号是‘立即接受解雇，重新开工生产。’在警察的保护下，新工会成员试图突破通过第一工会组成的警戒线，激烈的冲突发生了。……”（《东方经济学家》1954年11月）。经过6个月的斗争，工人们失败了。多数被解雇的工人坚持到最后。 1958年，最大的造纸商之一，王子造纸公司，要求清理已关闭的车间，“王子”的工人是日本国内报酬最高的工人中的一部分。他们过去曾为8个在“红色整肃”中被解雇的前职工赢得了每人每年100万日元的津贴，并把他们安置在接近公司住宅的企业里工作。经过145天的罢工，在警戒线上发生过许多暴力冲突，达成了一项协议。“第一工会”的领导人因涉嫌骚扰新成立的“第二工会”的成员而被开除。工人们集体脱离第一工会。 这种斗争在日本最大的采矿企业，隶属于三井采矿公司的三池煤矿的争端中达到顶点。公司以怠工为由，要解雇1300名工人，其中包括300名工会领导人。《东方经济学家》——它的同情反映同名刊物的同情——对这情况解释道：“矿山的机械化已进行到相当完善的程度……，然而该矿每个工人每月的生产只有14吨，而通常是20吨。为什么呢？回答是十分明显的。那里大多数工人每天只工作2－3小时……。工会对工人的控制简直荒唐。没有一个人能突入矿工住宅区，如果他经过工会守卫的大门时没有出入证。……经理部的命令完全不听，而工会领导人的指示却不折不扣地执行……”（1960年1月）。 工会采取了罢工行动。经理部的回答是赶出工厂。警戒线上发生了暴力冲突。在其高峰时10万名警察与同样数目的工会支持者对峙。这些支持者是富有战斗力的总评工会联合会动员起来的。1名罢工者死亡，1000名受伤。但是，由于所有其他煤矿公司的工会和三井公司其他矿的工会，都接受了公司经理部的计划，三池矿的工人被孤立了。最后，他们不得不接受解雇。看来斗争是力量的较量，而雇主的胜利是决然的。从那以后，大型私人工业企业没有再发生过大罢工。 经理部的进攻策略和国家的支持并非雇主胜利的唯一解释。工会运动还不成熟，它在工人中扎根太浅，它的领导人的策略软弱。企业经理部易于组织“第二工会”，不能简单地用他们的恐吓威胁来解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 工资制度给雇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武器。一旦工会退却，经理部便更加利用工资袋中按年龄和技能确定工资的因素，进一步暗中伤害他们。工人们唯恐与雇主对立会失去他们的技能奖金，因为奖金愈来愈取决于合作态度，而不是取决于技术。如果被解雇，他们立即就会失去老年津贴和长期服务奖励金。工资制度的这些特点作为反工会力量在50年代逐步加强（“终身就业”、“高等工资”）。到1955年，39％的工资取决于“技能”（1947年为26％）。工资制度也有助于创造一种通过削弱工人团结、成立“第二工会”的有利气候。一位美国观察家在1957年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公司提出工作分类和按工作考核来调整他们的工资结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除了是改头换面的传统的工资制度外，还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优点’、‘忠心’和‘合作’态度常常与服务年限相联系，用来作为增加工资的主要标谁。……经理部没有急于实行大肆鼓吹的工资合理化，因为他们自己关心保持工人和企业的一致性。……经理部没有坚持用按工作资历顺序（就是说，先进者先出）取代固定工和临时工制度，是出于它自己的家长式的责任心和出于临时工就业所提供的经营的灵活性”（莱维纳，第117－119页）。 在1958年，20—25岁的工人的收入不到40—50岁工人收入的一半，相当于两次战争之间和1948年的60％左右。老工人急于保护他们的技能奖金，往往支持“第二工会”的官僚们。成功地采用拥护经理的“第二工会”，对日本后来的经济成功来说，与不寻常的积累率同样是基本的。二者携手前进。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目录·凡例·前言1918年·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1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7日）2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8日）3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不晚于3月8日）4就托洛茨基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5就“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关于支持托洛茨基的修正的声明所作的发言（3月8日）6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3月8日）7就季诺维也夫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提出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8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3月8日）9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3月8日）10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3月8日）11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建议（3月8日）12就姆格拉泽关于吸收最大的党组织参加制定党纲的建议所作的发言（3月8日）13就拉林对党的名称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14就佩尔舍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15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16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发言（3月8日）17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3月8日）18党纲草案草稿（不晚于3月8日）·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行为（1918年3月8日和16日之间）·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3月11日）·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1918年4月23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1918年3月12日或13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1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草案（3月14日）2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3月14日）3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15日）4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3月13日或14日）·《反潮流》文集序言（1918年3月19日和26日之间）·同《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兰塞姆的谈话（1918年3月19日和26日之间）·对关于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918年3月23日）·《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当前的总口号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竞赛“协调的组织”和专政苏维埃组织的发展结论·人民委员会关于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费开支的决定草案（1918年3月26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水路运输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3月26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劳动义务制问题的讲话（1918年3月27日）·关于革命法庭法令的两个文件（1918年3月30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4月1日）·对关于向外省派遣委员的规定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8年4月5日）·给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的指示（1918年4月7日）·在阿列克谢耶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4月7日）报道·经济政策特别是银行政策的要点（1918年4月10日和15日之间）·银行政策提纲（1918年4月10日和15日之间）·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4月11日）·致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918年4月13日）·对登记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8年4月16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糖用甜菜种植贷款的决定（1918年4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1918年4月18日）·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1918年4月18日和25日之间）·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不晚于1918年4月19日）·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1918年4月23日）·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8年4月23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918年4月29日）·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9日和5月3日之间）·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播种面积组织处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8年5月2日）·农业人民委员部领导问题事先协商会议的决定草案（1918年5月3日）·致俄共中央（1918年5月4日）·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5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决定（1918年5月6日）·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1918年5月8日）·对粮食专卖法令的补充（1918年5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工人同饥荒作斗争的决定草案（1918年5月9日）·抗议德国政府占领克里木（1918年5月11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1918年5月12日或13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1918年5月14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18年5月15日）·《当前的主要任务》小册子序言（1918年5月17日）·给国有化企业代表会议的信（1918年5月17日）·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8年5月18日）·对《关于组织征粮队问题告彼得格勒工人书》的补充（1918年5月20日）·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1918年5月22日）·在全俄劳动委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5月22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燃料的决定草案（1918年5月24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汽车运输的决定草案（1918年5月25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18年5月25日和6月7日）·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1918年5月26日）·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5月26日）·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1918年5月29日）·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1918年5月或6月）·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城乡商品交换条件的协议草稿（1918年5月或6月）·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1918年6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1918年6月4日）·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6月5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1918年6月7日）·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918年6月8日）·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18年6月10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决定草案（1918年6月14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制革业总委员会拨款的决定草案（1918年6月15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贷款的决定草案（1918年6月15日）·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关于征粮队问题的讲话（1918年6月20日）·在索科利尼基俱乐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6月21日）·关于组织征粮队（1918年6月27日）·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1918年6月）·在西蒙诺沃分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6月28日）·预言（1918年6月29日）·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1918年上半年）·同《人民政治日报》记者的谈话（1918年7月1日）·在阿列克谢耶夫练马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7月2日）·人民委员会关于保证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决定草案（1918年7月2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7月3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7月5日）·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二章第二十条草稿（1918年7月5日以前）·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的谈话（1918年7月7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未执行《共和国纪念碑法令》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7月8日）·告彼得格勒工人书（1918年7月12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和政府声明（1918年7月15日）·在列福尔托沃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7月19日）·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18年7月23日）·在哈莫夫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7月26日）·在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7月26日）附录·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提纲（1918年3月13日或14日）·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业电气化的记要（1918年3月18日）·《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1918年3月—4月）·《银行政策提纲》草稿（1918年4月10日和15日之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作的《总结发言》的提纲草稿（1918年4月29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初稿（1918年5月10日）·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作的《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提纲（不晚于1918年6月4日）·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提纲（1918年6月26日或27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的提纲草稿（不晚于1918年7月5日）·《列宁全集》第34卷年表（1918年3月6日—7月27日）
第十四章革命再革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十四章革命再革命一、人的觉醒时代二、中国人民的反抗（一）一般人民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转变情况（二）扑不灭的反抗火焰三、红色政权的内在的矛盾和弱点（一）落后的统治（二）党内的矛盾和不安（三）经济的矛盾（四）文化的贫困四、革命再革命（一）大仁大义爱的出发（二）阶级联盟（三）民主自由的旗帜（四）社会主义的远景一、人的觉醒时代人类在悠远的历史中，曾经有个很长的时期被自然的环境围困，被愚昧无知蒙蔽，被同类蹂躏摧残。但人类在长久岁月中，逐渐征服了自然，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光明；愚昧无知逐渐撕去了薄雾，人发现了自己；蹂躏人类的暴君相继送到博物馆里。这是人的觉醒时代。新时代的潮流是飓风，它有能力摧毁阻碍它前进的东西；新时代的潮流是巨浪，它有能力排斥海洋中的渣滓；新时代的潮流如太阳，它有能力温暖冷酷的地方，它能照明黑暗的角落。人是这个潮流的主宰。在人的觉醒时代，人是主宰者。人掌握了科学，掌握了机器，生产了前所未见的物资，挖掘地下的，开展天空的，宇宙的一切几乎都在人的控制之下。人掌握了知识，有了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理。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既不听命于奴隶主，亦不听命于“真命天子；既不听命于“巫师”，亦不听命于“独裁专政”；人只听命于新时代的民主。残暴的专制帝王是一去不复返了！帝国统治的殖民主义也将一去不返，现在仅存垂死的挣扎。人的觉醒时代，正走向人的时代，那一切历史上残存的渣滓都将被新时代的潮流一洗而光！谁敢反抗这个时代，谁就是历史车轮下的罪魁！但是，在人类历史向着正常合理的途径迈进中，人类中还有抱着奴役人的思想的人；这种人是专制帝王的化身，是兽中狐狸；是阳一面，阴一面的两面派；是内怀奸诈阴险，外示“开明进步”；是骗子能手，是野心的狼。他们是外示顺应潮流，实行欺骗；内怀毒狠，蓄意吃人。举例来说，这种人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贯穿他们的历史活动，都处处表示了这一套。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革命，是打着反沙皇腐败统治的旗子，是顺应俄国人当时民主自由的要求。沙皇统治被打倒了，继之而来的是斯大林血腥的统治，时间已有四十年之久。苏联人民欢迎这一套吗？百分之百是不欢迎的。他们何时奋斗解脱这个枷锁呢？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中国人民百年来，受尽了内外的压迫，外有帝国主义者，内有专制君主和民元以后的大小军阀。他们有不断的反抗，起义、和革命。这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的要求。人民已经由听天由命的思想转到要自己掌握命运。但是打倒压在头上的几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小军阀等等，不是一下子就会很顺利成功的。前人的鲜血为后人铺平了道路，例如太平天国虽未成功，但是作了反清的革命运动的先锋，到了辛亥年终将专制王朝推倒。民国以后，袁世凯盗窃国权，僭越帝号，又被人民推翻。接着北洋军阀扰乱中国，国民党的“北伐”，藉着人民的力量推翻了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权本可有机会领导人民建国，但是内部充满了腐败和贪污；专横无道，它们又违反了民意，人民又抛弃了它；这时假藉民意，应声而起的是共产党。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陌生的。共产党于未得政权之前，或得政权一两年之内，它们是善于欺骗人民，和善于伪装的。它们知道人民迫切要求民主自由，它们装作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它们知道人民要求生活改善，它们装作举起经济解放的旗子。凡是人民迫切要求的，它们就伪装为同情者，支持者，或领导者。它们就在伪装下混过了人民的眼睛，利用人民的力量走上自己的独裁专政。人民有了觉醒，有了要求，在他们为此而奋斗的过程中，由于自己还没有健全的组织，有时还会上骗子的当。但这是暂时的。人民会从事实的考验中发现善恶，发现骗子和恶棍。当他们发现“同路人”是骗子是强盗时，他们都会驱逐、打倒这种骗子和强盗。觉醒了的人民可被骗于一时，却不能被骗于长久；少数人可能被骗的时间长，多数人却不能长久作梦。中国人民在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贪污无能而又强暴之时，一时误上了共产党的当，以为共产党也是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人，也以为它们的宣传号召也像有人格的人发自他们的真心。大家为民主自由斗争，为生活改善斗争。结果，被反对者是垮台了，而上台者不是人民的代表，不是人民自己，而是有组织、有力量、有军警的共产党。这个党又以人民的名义宣告中外，它伪称是代表人民的，维护人民利益的。它欺骗了世界，同时欺骗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初上统治宝座之前，有些人是不信它这套法螺的，但是一般人民还是等待着，看它下文分解。结果是时间仅仅七八年，共产党的狐狸尾巴就露在人民眼前，因为中国人民是亲身体验深受其害者。人民的要求完全被抹杀了，而人民恰成了共产党统治蹂躏的对象。共产党以特权阶级自居，完全以人民为敌，以人民为剥削压迫的对象。人民这时又恍然大悟了！聪明的骗子，有时也自食其果的。共产党在未得政权之前，为了骗取人民支持，开口闭口讲民主自由，讲经济解放。它们得了政权之后，实际上已绝没有民主自由的事实，已绝没有人民生活改善这一回事；但是骗子得过谎言的好处，所以还是开口闭口讲这一套，向人民宣传教育这一套。对共产党来说，这套东西本来是用以骗人的，因为说来顺口，而且身受谎言的好处，所以一直就说下去了。这时似乎它们自己也忘了是谎言。因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谁也不许指责它们的谎言；它们教人指鹿为马，虽为专政独裁也说成是“民主”。但是事实是胜过雄辩的，事实是会说明一切的，而且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共产党讲了一套民主自由，它说来虽为骗人，但是听者是有意的，欣赏的。等到骗子觉悟到被骗者信了谎言——民主自由的谎言，骗子开始心慌，人民真的要求民主自由了，把骗子的谎言当作真言而要求实现。人民开始时是为了民主自由而跟共产党走了一段路，共产党为求得人民的支持同情，在取得政权前，和取得政权后，一直是谎言连篇，大谈民主自由。人民又受了一段民主自由的教育，人民觉悟的程度又提高了一步。在人民的觉悟程度不断提高的时候，以事实为证，知道了和体会了共产党所贩卖的民主自由，经济解放，实际是独裁专政，是经济独占，是特权阶级上了舞台。共产党的谎言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在人民觉悟中，共产党的谎言好像一块重石，又打了共产党自己的脚。人的觉悟时代，基本是否定专制，压迫，和束缚；基本是保障人权——民主自由。这是一条真理，合于此者人民会接纳，反于此者人民会抗拒。但是宇宙间常有善恶两种力量在斗争。善的发扬，恶的就是下降；善的不扬，恶的就猖狂。可是我们纵观一下人类的历史，从古到今，善的力量把人类历史引长而且发光；这其间，虽有杀人盈野，专制腐败，黑暗冲天，人欲横流的恶的势力的黑暗时代，结果还是善战胜了恶，民主自由战胜了专制独裁。在人民觉醒的时代，恶的势力又在挣扎；它假装民主混进人民群中实行破坏，发挥古代专制魔王的疯狂。正好像神怪小说中所叙述的妖精，变作人形，混进人群中，实行它的阴谋破坏，甚至有时完全困扰了人。但是现实的世界，正如神怪小说所反映的世界，善的力量终究制服了恶的势力，不能让天狗吃了太阳，人的觉醒时代一定不会容许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残暴不仁。这又是一场决战，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实行专政独裁的人们，一定是现了丑形而被人民铲除消灭。人民的时代就是一面照妖镜，它不允许长袖善舞的妖孽潜藏在人民的队伍里，发挥暴君的疯狂；不能容许古帝王的幽灵重现于人民的时代。我们可以反证一下，如果这不是人民时代，而是古帝王专制时代，在共产党统治的匈牙利，也许没有1956年的人民革命事件；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也许没有骚扰；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也许没有工人捣毁工厂；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也许没有各色各样的反抗。正因为是人的觉悟时代——人民的时代，而不是古帝王专制时代，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制独裁，压榨人民，人民才起而反抗，不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自己反抗，而且全世界的人民一致在反抗，全世界人民一致向黑暗势力斗争。在人的觉醒时代，人民不是孤独的，他们到处有朋友，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声音是相同的，一致的。一国人民的灾难，都会得到他国人民的同情；而且共产党的恶魔统治如一种病菌，如任其发展，如各国人民不互相关心，同情和支援，合力将其扑灭，这个病菌如鼠疫一样会传染到广大地区。这个病菌在人类社会又似一种毒癌，待其生根发展，那时人类的灾难，就不堪想像。人的觉醒，人的时代，是历史正常的发展，人在这个时代充分表现了力量和智慧。人的时代将使古代残暴幽灵一去不复返了。人的时代一定可以驱逐共产党的残暴恶邪。二、中国人民的反抗我在前十三章说所叙述的事实，和所作的分析，由共产党之取得政权，利用统一战线，骗取民主党派，红色政权的本质，十一个残暴运动，对民主自由道德文化的摧残，以及统治者的生活和人民生活的对比等等，是偏重于暴露共产党的残暴不仁，和其制度上所存在的缺点。如止于此，只消极地写出人民的横遭蹂躏，而不介绍人民的反抗行动，那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我个人的体会和我所知道的事实，我有这样的一种印象：自共产党取得政权直到现在，一般人民对它的态度是分为观望、怀疑、沉默和反抗的四阶段；个别的人、个别的集团、甚至个别阶级是由开始就反抗，直到现在；这是由少数到多数，最后汇合成为反抗的洪流。这种分法不是严格的，只为了解问题的真相，这种分法是为解说问题的方便。不然，一方说人民观望、怀疑、沉默；一方又有反抗、斗争；如此，便易于混淆起来，看不出各个期间的主流。同时，这是分析事实，介绍情况，不牵扯到著者的主观愿望。（一）一般人民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转变情况现在我们先叙述一般的情况，即是一般人对共产党的态度。首先，我们谈一般人民的观望态度，这阶段可由1949年红色政权成立日起，到1950年终或延长到1951年春。论来，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陌生的，不认识的。尤其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人民对之是有恐惧的心理，没有理由去欢迎它。但是人民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不满意的，对它的贪污腐化，横征暴敛，是反对的；对它的政治不民主，经济的四大家族官僚垄断，人民是反抗的；共产党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时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虽未全力支持共产党，但也给予了共产党多少方便。共产党自己说过：“解放战争若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想要成功是很难的。”这种支持是舆论的支持，文化人为了打击国民党所有的言论，都对共产党有利。农民输送粮食，传风递信，服务兵役；工人罢工，反压迫、反饥饿；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这类活动都是直接、间接的对共产党的支持。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学生等等为什么有这种活动呢？因为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抗国民党给予他们的压迫苦难。这些人是显明的为共产党工作吗？那又不是这回事。但他们未受共产党的宣传号召，如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的影响吗？我想共产党的骗人号召对这些人会起一定影响，何况共产党人又渗透这种活动。人民的活动虽不显明地为支持共产党，而实际上帮助了共产党是肯定的。同时，还有一种心理要素也不容忽视，当人民不满现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又想突破现状，设法计较明天怎样；只想突破现状，如能突破现状就是胜利，就是光明。人民可能没想到共产党能执政，虽然他们的行动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得了实惠。人民也可能在极端压榨的困难中想到，就是共产党执政也比旧的好些，因为新政权是否给予人民痛苦，还待事实证明；而旧政权给予人民的痛苦，已经成为事实。何况，共产党在这期中还不断地散布谎言说：“我们是为民主、自由、幸福、繁荣、强大的新中国而奋斗。”就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和一般人民的复杂心理与其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和活动，共产党给予了充分利用；加以它的组织力量——党和军队，最后共产党成了功。一场斗争结束了。共产党上了天安门；人民游行在长安街上，有意的或无意的，自愿的或强迫的，作了支持这个政权的象征。任何政治改变，除非人民自己有组织有领导，自己可收获果实；否则就是百忙一气，牺牲了生命、财物，最后由野心家窃取果实。首先，人民变成观望的旁观者，作为帮忙后的赋闲者，最后还成为统治者的压榨对象。过去中国历史，汉、刘邦，明、朱元璋，同是以平民起家，得到人民支持；等到他们登上宝座，拜相封侯，人民还是遗忘在脑后，还是苛捐杂税的负担者。近百年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得到人民的支持，打下南京，他们拜相封侯，建造宫殿，也是把人民忘在脑后。近年国民党北伐成功，颇得人民支持同情，统一了中国，而在台上者不但忘了人民，反而成了人民的革命对象。共产党亦然，它们的成功得力于人民之助，它开口闭口说是为了人民；待它上台之后，游行示威需要人民，捐赋需要人民，被敌视的也是人民。共产党于1949年上了台。支持它的，同情它的，期望它的中国人民就退入旁观地位。人民对这个政权是无份的，人民只是被利用一时的对象。人民对政权无份，人民也不会就转过头来反抗它，（其中当然也有反抗的人，详下文。）因之，要观望一下，看它如何实现诺言。给新起者一个表现的机会，看它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去实现民主自由和幸福。人民还寄以善意的企望和等待。这时一般人民虽听到一些共产党在东北土地改革的残酷事实，他们不以为然，但还是以宽大的态度原谅它：这也许是初得政权者一时不得不采取的步骤，但望以后知过能改。人民的观望时期，也是共产党初得政权的恢复经济时期；尤其是在都市，共产党虽有它的威风，但也在学习管理技术时期。故所表现还不那样凶狠，还是外示假谦虚，对待人民还有相当的假和善，动辄就自称“土包子”，愿向人学习。在这时期，任便是不喜欢共产党的人，也常有意外之感，认为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可怕，并不是传说的红胡子强盗。在这期中，人民虽与政治无份，但对这个新政权还寄予期望；同情者希望它好好地干，惧怕者也不那样心惊肉跳。至少，一般人是观望一下，看它将来如何。共产党之新得政权未作下马威，自有它的理由；即政权未稳，需要安定一下人心。同时在它未入城前已向干部、军队谆谆告诫，要小心谨慎，要虚心学习；城市人不是好惹的，须要机智和他们相处等等；要学会管理城市，然后用管理城市本领管理乡村。人民的观望阶段正是共产党学习管理都市的阶段，是共产党学习管理技术阶段，甚至是学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阶段。这个时期正是和平共处阶段。但是好景不常，在共产党安定一下，学习了不少知识之后，共产党便逐渐拿出阴毒办法，逐渐露出了真实面貌。这个阶段到1950年底或1951年春告一段落。其次，是一般人民失望和怀疑阶段。这个阶段以年来计是在1951年春到1952年底。1951年是恐怖的高潮年，全国有三个大运动在进行；这就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其详细情况已见第五章。1952年有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详细情况已见第六章。这些个运动暴露了共产党的真面目，带来了残暴恐怖，在人民头上浇盆冷水。人民开始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进了城市不是和颜悦色吗？现在怎么杀气腾腾了？”人民又自问：“共产党不是说新民主主义吗？转眼之间新民主主义结束了。民主哪里去了？”人民疑问：“共产党不是说建立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吗？人民是自由幸福的吗？现在处处恐怖，人民的自由哪里去了？人民丢失了大部所有，生活日渐穷困；怎么美衣、美食，出则华贵汽车，住则高楼大厦，只有共产党人和一部帮闲分子？”人民疑问：“国民党统治时代，甚至汉奸统治的时代，一切骄奢淫逸，贪污腐化的现象，又重现于今日，而且是超而过之。这是什么时代？这个革命政权到底是作什么的？”共产党所作所为已非其昔日宣传号召的东西，而且其行为恰恰与它所说的、所允诺的相反。人民有千百个疑问，共产党回答这些疑问的，只是不着头脑，顾左言它，或是画饼充饥。它这时向人民所宣传欺骗的又是一套，说什么：“过渡时期应有的现象”，“镇压反革命分子为革命手段”；说什么“大家吃些苦，咬紧牙关，我们的远景是美丽的”；“我们牺牲一切，为下一代造福。……”这一套法螺，在人民心中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人民始终观望同情共产党，期望共产党真能代表人民，为人民为国家作一番好事，谁知它方才开始就露出了这样的嘴脸。人民沉入怀疑和失望状态，原来的一片希望、热情、幻想、美梦，都付之流水。人民在怀疑失望之时，他们付出了眼泪！千千万万人遭受了横暴折磨，万万千千的人忍受了痛苦。人民对共产党原存的一点希望火花，渐渐地熄灭，黑暗的影子在他们眼中，逐渐地扩大。其三，一般人民的沉默阶段。这是1953年到1955年春。这期间，共产党纵有一些小运动，那是局部的而非全国性的。共产党已知道几年来把人民整的遍体鳞伤，丧失了人民感情，在策略上它不能不采取“休养一下”的方法。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宣传，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这时期提出的。一般人民经过第二阶段的怀疑和失望，已转入沉默阶段。一方面是回忆共产党的言不顾行，和表现的种种残暴；一方面是对共产党的号召、宣传，以至行政措施，漠不关心，只企图善自保全自己。这时一般人民已对共产党厌恶。例如，从前，在开会时，有些人还是热情的发言，现在他们变为不得不发言，发言时也只是背诵党八股，毫没有自己的感情在内。从前，跑街道的人也像煞有介事地热心工作，现在只是为了应付场面。从前每个街道发现反革命分子，有人很快地去报告警察派出所；遇有捉特务场面，群众围着观看，或是贡献力量；现在遇有这类事没人忙于去报告，捉捕时也没人围观，或是帮助。人民遇有此场面只是漠然处之，若无其事。从前，广播上，提到天津姚大娘捉特务，人民还喜形于色，对姚大娘有敬佩心情，姚大娘也因此成名。现在，再提到这事，人民是充耳不闻。姚大娘于表现功劳之后，被共产党宣传一时，成为捉特务英雄；但事过境迁，姚大娘还是饿着肚子吃不饱饭。一般人民沉默了，他们有万种心事压在心头。黑夜是黎明的前奏；沉默是澎湃的前幕。中国人民以亿万颗被刺伤的心，便奔向一个反抗的方向。其四，一般人民反抗阶段，这是指1955年夏到1957年以后。中国人民同情共产党，支持过共产党，他们企求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未实现诺言，反而多行不义，压迫残杀，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一般人民经过期待观望阶段，失望痛苦阶段，和沉默忧思阶段，终至走上反抗阶段。中国人民的当前敌人就是共产党。他们表现了各种反抗，表现了各种力量，这是一个尖锐的斗争。在这期中共产党有反胡风运动，有肃清反革命运动，有反右派和全民整风运动。人民已向共产党挑战，斗争已经开始。关于这一斗争情况，我移到下文去写，因为这是一个集全国各方面反抗的洪流。（二）扑不灭的反抗火焰共产党假借民意取得政权之后，它采用了分化中立和个个击破办法，对付人民，即对广大人民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对个别的人，个别集团，甚至个别阶级采取个个击破办法。它们说：“斗争面不要太宽，牵涉的人不要太广，使敌人孤立，使群众和中间分子保持中立或站在我们这边。”由于群众不了解共产党，更未体会到它这套阴毒办法，同时群众是散漫而无组织的，尤其是谁若未领受过教训，谁也就难体会其中的味道。结果是一般人民于革命新胜之余，采取观望，社会有号召力的团体党派都上了共产党花言巧语诱惑的圈套。于是共产党对少数人，个别的团体，甚至个别阶级施行了残暴镇压。这被压迫的一群，有的人因早对共产党的企图了解，故起而反抗；有的人因身受其害，故愤而反抗。这个反抗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就在进行。首先是地主阶级分子，土地改革在什么地方进行，什么地方就有反抗。在1949年左右东北有反共的回乡队，和共产党撕杀一阵，终因力单人寡被打垮了。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全国各地有组织的民间反抗力量，如溃散的军队，各地方民众武装，即共产党所谓的“道会门、土匪、强盗……”在各处和共产党搏斗。据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政治法律委员会向我们报告，截至1950年底，被他们肃清的民间武装部队就有170多万人。这种民众武装固然是复杂的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是一致地反对共产党。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罗瑞卿又向我们报告，说是全国各地有反抗的群众，他们焚毁工厂、焚毁火车、破坏仓库、破坏工厂机器；以至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就有4000多起。干部下乡，被杀害的人数令人惊骇；就以广东省为例，截至1951年春，已经有7000多干部死于反抗群众的刀枪之下。其他如广西、湖南、四川等各省都有类似的情况。少数民族也有反抗。例如，甘肃的回民在天水区就有2万多人暴动，时间是在1952年，经过大批军队的镇压，方告平息。新疆维吾尔族也有骚扰。一部分是结合国民党投降后的骑兵师叛变，其他是零散的民间队伍。就以我亲耳闻到的为例，1951年我那次到新疆作传达报告，当离开迪化由天山北路向哈密进发，到了奇台，就听说有7个牧人起义，奔赴天山，当地政府派兵追击。为保护我们一行人，临时还派了机关枪和士兵6人随地防备。待我们由哈密经天山南路返回迪化途中，行至吐克逊时还看到由迪化派出的装甲车去追击这伙起义的人民。据说人数已经达到300多人，由起义到那时，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工人也有反抗，例如：在1950年开滦煤矿有6万多工人罢工，共产党大力镇压，将为首的一批人执行了枪毙。在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全国各地都有零散的反共武装力量；各行、各界、各阶层都有零散的反抗活动，这是反抗共产党的初期表现。但是共产党出动了大批军队、公安队、把有组织的民间武装击溃了；它又紧接着有残暴的土地改革斗争，有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性的大屠杀，有抗美援朝运动，一方面引导人民的视力对外，一方面是在内部肃清西方的势力和影响。到1951年底，共产党以其有组织的党，有训练的军队，在大多数人民还在观望，还在中立的时期，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荡了全国零散的反抗武装力量；和各行、各界、各阶层的反抗活动。民众的初期反抗，以流血屠杀告终。自从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民众的反抗才转变了形式，由有组织的公开反抗，转入地下秘密的活动；由粗糙的工作方法，转入细致的工作方法；由聚集的方式，转入分散的方式；由表明的活动，转入隐藏的活动；由轰轰烈烈转入无声无响的。斗争在表面是和缓了，而内里是尖锐了；从前是少数人，渐渐人数增多了，因为一般观望的人民，在失望的阶段逐渐有人走向反抗的方面。这个阶段是指1952年中至1955年夏。对共产党来说是风暴之后，一时的沉静；对反抗的人来说是一场战斗之后的整顿休养；对一般人民来说是由观望而转入失望，再转入沉默，有的人加入了反抗队伍。这一切象征着正酝酿一场更大的斗争，酝酿一个新的高潮。在这高潮到来之前，社会的一般现象是怎样呢？反抗和不合作现象是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广大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不再热心共产党的号召；互助组不起劲，农业合作社形同虚设，农民为了自己的打算多，为共产党的“正义事业打算少”。共产党指责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暗流！工人已了解不是领导阶级，只是共产党用以骗人的工具。他们不热心劳动竞赛，不再为竞争劳动模范出卖那种劳力。他们埋怨工资太低，他们说冻结工资太不合理。他们指责工厂管理不合理，充满了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知识分子所梦想的天国已经破产，他们厌恶共产党的胡作非为。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使自己的脑力退化，他们已不用脑筋去思考问题，而只是官方教给的一套，背诵了事。他们感到知识贫乏，毫无生气；于是在教授群中是当一天和尚念一天经，在学生群中发生了共产党所指责的“极端民主”，即是不爱听共产党的话。例如从前，每有政治大课，全体学生争先恐后地去听讲，现在学生不这样热心了。北京航空学院四五千学生，有一次上政治大课，出席的只有四五十人，这给共产党一个了不起的打击，狗皮膏药没有了市场。在工商业还没有公私合营之前，工厂主人要受工人的气，商店老板要受店员的气。他们是把自己的工商业看作赘疣；总喜欢吃光、搞垮，甚至望共产党没收了为快。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何苦再受这种乌气。而工人和店员也是一肚子闷气，以吃光、搞垮为快。民主党派被共产党骗了，而且随时还得给它作应声虫，啦啦队。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还得为共产党骗人，这种苦恼是说不出的。有的等死、有的愿死，只有行尸走肉之徒才甘心混这碗共产党剩余的冷饭。共产党员怎样？有良心、有善良愿望的人，也是摇头，心里自问这是什么天下？青年团员怎样？大部分纯洁的青年痛心疾首，他们言里言外一片不满意的声音。城市居民已经厌倦共产党的统治，就以积极分子说罢，跑街道的人们已经没有了两三年前那种热情。一般人民是唉声叹气，从前不愿说和不敢说的牢骚话，现在是脱口而出。我住的附近一个商店的老板敢向人讲：“日本统治八年，完事了，共产党也快八年了！”在北京为声援埃及游行示威时路旁看热闹的人讽刺说：“该挨击了！”因为埃及和“挨击”的发音相同。五一节、和十一国庆节是游行热闹的场面，本是大家高兴的日子，但是在游行中发现反对共产党的标语和传单，有的青年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代替了“毛主席万岁”而被捕了。沉寂象征着风暴的来临。中国人民普遍的厌恶了共产党，他们表示了不满，表示消极的反抗，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人民还没有自己组织起来，还不会齐一步骤和行动，这是就有忍耐不住的人起来点火；如我亲听到的于1954年底，天津附近某乡200多农民包围了供销合作社，把货品分光，捆绑了干部，待开来军队把这群农民逮捕，让农民指出哪个人为首，以便惩处。农民齐声地说：“我们没有首领，我们每个人都是首领。”再举一个例：1954年秋，苏北徐州附近的几个乡村的大批农民出动抢公家的粮站，人数有1万左右，他们表现了轰轰烈烈的反抗。粮是抢到了，结果是被军队包围打垮了，几个为首的分子被处了死刑。这两个例是有人亲临其地，目睹其事，亲口向我述说的；其他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或大或小的都有。我们住在北京的人，已知道全国各处有骚扰，不安静。这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共产党是警惕性十分高的组织，而手段是残酷毒辣的。它侦知了这种情况，于是双管齐下：即是肃清反抗的力量，积极消灭人民的物资基础。前者是由1955年夏起搞反胡风运动，该年秋起大搞肃清反革命运动；接之而来的是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工商业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反胡风运动是在清除在文化界、高等学校、艺术团体中的反抗分子，先擒住人民的灵魂支持者。这时在这些团体中就是热火烧天，终在共产党大洗大烧之下，牺牲了大批知识分子。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在全国各处、各角落扫清反抗的力量。共产党这一摸底扫出大批“皇帝”和反共总司令，以及民间无数的反抗单位和分子。在我估计总有几十万人，这种情形于第七章内已作介绍。共产党的肃反工作，在人民方面来说，就是反抗暴政；共产党自诩其肃反工作清除几十万人，牵连到的几百万人，其反面的证明就是人民的反抗力量的浩大。我们于指责共产党残暴时虽不时说：“它冤枉了大批好人。”是的，没有反抗行动的人被他们杀害了不少，这是冤枉。但是，若以反抗共产党的心思而论，那就是不是几百万人的问题，而是几亿人的问题。共产党也明知道，但它却不敢公开声明与几亿人为敌。它还是采取分化，个别打击的办法；还不得不假装自己是代表人民！人民的反抗和共产党大屠杀大逮捕之后，共产党得到一次胜利，它任意地抢夺人民的财产；在农村出现高级农业合作社，把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在都市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把私营工商业借口公私合营吞在共产党的肚里。毛泽东吸着胜利的烟，饮着胜利的酒。他以为把人民折磨得七魂出窍，再不敢发言，再不敢反抗。于是继着大屠杀，大逮捕之后，继续把人民财物抢夺一光；他笑着脸，以“开明天子”的态度耍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有信心地想：“叫你鸣放，你也不敢鸣放！”他阴毒地想：“假如还有不怕死的人敢于鸣放，那正是给我一个遍寻不得的机会，因为肃反所搜不出来的人，反而在鸣放中得到了。”毛泽东又阴毒地设下这个陷阱。肃反运动才过一年，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才过半年多，毛泽东于1956年秋提出大鸣大放。他以为人民被整得遍体鳞伤，已经喘不过气来，毛泽东以绞刑刽子手的身份假怜悯地说：“给他们喘一口气！”他以为全国人民已吓破了胆，再不敢出声；他以为把“反动分子”杀光了，再没有人会反抗。古诗人有两句诗形容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正是形容人民对暴政反抗。统治者杀了一批人，继之而起的人更为雄壮，更为有力。因为人民和暴政是不能共存的。毛泽东提出鸣放，有的人就开始鸣放；鸣放的人未始不知道这是陷阱。但有一些人是想以头颅鲜血击溃共产党的王朝。有些人开始试着鸣放，想要适可而止。但是鸣放的声音，愈鸣愈大愈高，原想适可而止者也不能自制，随着鸣放的大流高入云霄。鸣放开始是知识分子，是少数人，但一经开始便普遍到各行各界各阶层，而成为多数人的洪流。因为积累在广大人民心中的，是对共产党的普遍不满和厌恶。我今举一些鸣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政府高级官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些人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黄琪翔、费孝通、钱伟长、顾执中、华罗庚、曾昭抡、张云川、沈志远、杨逸堂、钱端升、黄药眠、潘大逵、韩兆鹗、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叶笃义、杨子恒、谭惕吾、雷天觉等五十几人。在学术界有地位的鸣放代表人物，如储安平、徐铸成、孙大雨、葛佩琦、萧乾、叶恭绰、吴子光、王造时、陆贻等大批人士。在学生中的鸣放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谭天荣；人民大学的林希翎；沈阳师范学院的高其义；西北交通大学的王仁发；天津南开大学的李艺林；河南大学的皮有亮；浙江大学的高晋升；安徽师范学院的李大琪；南京大学的徐少达；武汉大学的吴开斌、姚中琪、蒋兆鹄；汉阳师范学院的曾昭谷；湖南大学的唐庚、袁先辕；湖南医学院的周至成；广西大学的郑兆麟；云南大学的赵任、白维明；贵州大学的王庆群、胡迈之；四川大学的冯元春；四川农学院的赖斌；重庆西南学院的周世光、钱永发等大批学生领袖。其他各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不胜一一列举。这里不能不再特书一笔的，就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大鸣大放中也有主持正义的，其代表人物为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中央农垦部长助理刘培植；台盟主席谢雪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丁玲，副主席冯雪峰；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贾潜等人。青年团员代表人物为谭天荣、李艺林、林希翎、冯元春、王建中等人。这些代表人物所发出的鸣放只是声音，但是这声音是有时代的背景，是有广大人民不满的情绪。鸣放的人有的代表人民反抗；有的也是向共产党贡献忠言：这样胡搞下去是不得了的。他们的鸣放是有事实作根据的，这种根据就是广大人民厌恶了共产党，想杀尽共产党。人民怎样表现力量呢？怎样表现对暴政的反抗呢？他们不适用言词，而懂得行动。今据报纸上刊登过的，举几个例子，说明人民反抗的行动。山东馆陶县浮浪乡农民进攻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共产党干部杀死。这种行动影响了农村，杀共干之风盛行于山东。河南省淅川县农民万余，以锄头镰刀棍棒为武器，攻破淅川县，扩张到附近二县。后共产党调兵十万激战包围，时达两月，才告平息。浙江金华县，澧浦区农民，男女老幼围攻区公所，杀了共党干部，以后退入山中。广东廉江县雅塘墟大批农民进攻粮站，砍死粮站干部7名，追杀粮站主任戴义兴17刀。云南省，罗平县马街乡，大批农民攻打农业合作社，将共干区长周学清杀死，缴了民兵枪支，上山去了。陕西省咸阳、长安两县农民，围攻区乡公所，乡长谢辅被众殴伤。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反共的活动，而且声势浩大。新疆的地方民族主义已经抬头，他们要组织民族党，他们要建立自己民族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他们反抗共产党干部的统治，在这些要求之下，就是各形各色的反对活动。在青海有反共游击队，他们随时随地袭击共产党。在云南省边疆有少数民族反抗共产党的武装，他们出没于缅甸和寮国的边疆。在西藏，虽然中共不断拉拢达赖喇嘛，允诺放宽对西藏的控制，但是喇嘛教徒仍难与马克思主义者和平共处，他们自始至终有不断的反抗。关于少数民族的反共活动，报纸上最近屡有报导，最主要者是新疆和西藏方面的反共活动。关于新疆方面的除了报纸报导之外，最近又得到维吾尔族友人为我略述经过。他告诉我：“新疆有反共游击队约6万人，其中民众自动反共者约为2万多人，属于‘民族军’的约3万多人。‘民族军’是地方军队，由各少数民族人组成，曾受过苏联的训练，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排挤清算，故一部分人起而反共。”提起“民族军”，使我想起我那次到新疆时，得有机会与他们的首长们有聚会的机会，尤其是在伊犁，他们的军长还为欢迎我特举行一个晚会。和我一起工作的玉素圃夫就是这个军的团长，为人很好。这些人起而反共，我对他们寄以无上的同情。接着我的朋友说：“‘民族军’在东南疆活动，以和阗、喀什等山区为主要基地。人民游击队则分布各地。显著的冲突如1957年8月在和阗爆发的，参加的有几万人，附近数十村庄都起来响应。他们破坏交通，捣毁中共机关和各种建设，焚毁粮仓，捕杀共产党的干部。”“今年（1958）6月他们又破坏克拉玛油田，连续烧了四昼夜，死伤共党干部和职员2000多人”。“中共残酷地剥削新疆人民，强迫牧民加入‘牧业社’，但是牧民却吃不饱；从前他们每天能吃半斤牛羊肉，现在每周还吃不到几两。几个月前，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县曾发生抢粮事件，参加的维吾尔族人约几万人。共军开枪，射击群众杀伤了不少人。吐鲁番县长哈生木因此骚扰而被共产党枪毙处死。”“人民的反抗，接着是中共的镇压，由1957年8月到今春2月，中共在和阗、喀什逮捕了4万多人；其中包括游击队回教首领买卖提伊明大毛拉和阿不都拉大毛拉等人。今年4月到6月又将党书记赛夫拉也夫，伊斯哈提，苏古尔也夫；教育厅副厅长依不拉音吐尔的，伊犁自治州长艾沙哈扎克等人逮捕。估计去年，在南疆人民反抗而被杀的，不下1万人。”这就是新疆人民最近反共活动的大概情形。我们再看关于西藏的人民反共活动。1958年4月8日，伦敦专电报导如下：“《每日电讯报》记者报导说：共党侵入西藏八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仍在有效的与共党进行苦战。该记者说：反共的藏人已切断重庆与拉萨间的直接联系，迫使中共不得不绕道建立长达1800里的交通线，卡木（译音）地区的城镇都在激战中易手；驻防拉萨的共军，去年冬季虽被迫增加至3万人。中共的炫耀军力，并未能使当地人民害怕，紧张局势依然存在。“该记者在西藏边境访问期间，曾晤西藏地下运动者及逃亡至印度边境的西藏领袖们。反共游击队仅配有旧式步枪，但据估计，他们曾杀伤共军4万人以上。他报导说：目前战事的中心，仍旧是两年前藏人发动武装抵抗的地带。拉萨以东百余里吉阿达村的中共供应线，已遭反共的游击队切断，中共在卡木区部署有9-12万军队，以图镇压藏人，但告徒然。据说共军飞机曾以毒气及高度性爆炸弹攻击反共藏人的大本营。“共党已开始建筑自青海通过‘安全’地带，而至拉萨的其他道路；最困难的造桥，有俄国工程师担任；造路工人大多数是移来充当奴工的数万名政治犯，死亡率据说至为惊人。拉萨方面战斗尚未爆发，但地下运动以拉萨为中心颇具力量，有一触即发之势；主要的反共力量，是拉萨附近三大寺院里面的26000名僧侣，都完全忠于达赖喇嘛，共党一再在拉萨炫示军力，他们始终未受丝毫影响。”同时证之以同月7日北京的广播报告：内称：“中共当局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机关与民间社团内的‘右派分子’正式宣布全面清算运动”。中共政权监察部下令：“宣布完全消灭少数民族地区的右派分子为1958年党政主要任务之一。”这两段新闻的对照，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共活动是很活跃的，毛泽东政权碰到了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反共的活动，虽系广大中国人民反对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因为有宗教组织和信念，尤其是有少数民族感，他们的团结力就比较坚强，斗争力因之也高。上述几个例子，反共活动是发生在农村，有的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万千个行动的小例子。全国各处都有或大或小的反抗行动。但这个反抗的洪流是逐渐地开始，还不到澎湃奔流的时期。我们再取几个例子，说明在学生、工人中的反抗活动：北京五三中学杜茂卿以自制炸弹炸校党委曲正。北京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作反共演说。湖北省汉阳中学学生攻打县政府，将县长及县府干部捆绑。后被军队包围，群众领袖王建中、钟毓文、杨松被处死。四川大学，以学生李健、席上珍、袁其龙为首，游行示威，殴打校党委，放火烧饭堂。南京大学学生以徐少达为首，发动罢课罢考，组织学生纠察队示威游行，殴打党员学生，捣毁《新华日报》。四川雅安农学院学生以青年团员周世光为首，号召反共，将副院长、党委殴伤，游行示威，占领车站，夺取车辆，开赴成都会师。甘肃玉门油矿，和新疆乌苏油矿都有工人打死矿区工会党委、书记，打伤苏联专家洛夫斯基，罢工反抗；为首者为劳动模范工人，和一等功臣。这些例子也是随手取来，不过代表万千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鸣放高潮期中，即人民反抗期中，全国确处于匈牙利革命前夕的情况。就以北京为例，学生和工人都跃跃欲动，都要上街游行，政府也调大万批军队驻北京附近，以备万一。所以这时就有人想收拾善后残局，我们在报上看到反右派斗争中，某些人所作的检讨，就透露这种情况。全国人民都在厌恶共产党，但不等于说都采取了积极行动；有的极少部分人还在受共产党欺骗，还在给共产党点缀门面，作共产党的“群众”。但是这个“群众”是不可靠的，因为广大人民已经在仇恨共产党，他们迟早也得归队。试回想一下：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初，是多数人观望，少数人反抗；现在是在行动上心理上，绝对多数人在反抗，只有极少数人以个人利害或受骗尚未觉醒还在围绕着共产党。这已充分证明共产党失去了人心，面对着全国人民这个广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已经向共产党挑战。在共产党人的口里也承认这个事实，我在第七章内引用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已经作了分析介绍。中国人民反抗的烈火是愈烧愈高，共产党虽不断在镇压扑灭这个烈火，但是在它宣布胜利结束一次斗争之后，接着又是新的反抗，新的壮烈的火焰。例如1955年肃反运动方宣布胜利结束，毛泽东以为高枕无忧，故意大谈鸣放，以为万世一统江山，谁人还敢反抗。但是时间不过一年，而反抗的声音和行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个火由局部而逐渐烧遍全国。共产党的全民整风就是证明全国到处都有反抗的烈火。这反抗的火焰不但是在民间，而且烧到共产党内部，共青团内部，以及它的长城“解放军”内部。这是一个严重的局面！这是一场生死的斗争。最后为说明这场斗争的尖锐化，我用共产党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话作一个反证。他说的“反革命分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反抗人民，他说的混入革命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就是那些有善良愿望的人参加了革命；以后看到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而是一小撮人作威作福，因之而反抗共产党的人。他指出的数目虽极有限，因他不敢说人民都向共产党反抗，有了这个界限说明，我们再看他的报告。在1957年12月4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俱乐部的报告，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在报告开端就说：“从1955年6月开始到1957年为止，……查出了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已经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混入共青团内的有3000多名。……在中央国家机关就查出220多名。……运动中还破获了一批重大的和长期没有能够查清的疑难案件，破坏和查清了一批政治破坏事故和破坏嫌疑事故；查出了3600多名利用各种伪装埋伏下来和新派遣进来的现行特务分子。……证明我们各个战线和几乎所有的工作部门都被混入了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不少反革命分子混入了我们的内部，有些确实是钻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并且已经窃取了党和国家的职务，当了县级以上各种领导干部的就有260名。从革命队伍内部清查出10万多个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运动还清查出65000多名普通的反革命分子，各种反动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另外，还发现了9000多名反革命嫌疑分子，揭发和处理了反动小集团3000多个”。此外，“查清了170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其中问题严重的近13万人。”罗又指出：“1957年夏季，社会上残余反革命分子，各种坏分子和部分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趋嚣张、搞宣传、搞组织、搞武装活动。海外特务机关加紧派遣间谍策划组织‘抗俄反共革命运动’。他们互相呼应，企图变天复辟。”罗在结束报告时说：“不论在城市，在乡村，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紧张地进行着。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仅还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达到相当尖锐，有时甚至十分尖锐的程度。”罗最后表示：“肃反运动，还要继续到底，不可草率收兵。”是的，新的斗争，就在上演。这就是人民反“公社化”的高潮。从1958年4月中共试行“人民公社”后，一直到年底普遍实行公社化，大陆人民的反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是继续合作化以来的反抗而更进一步。合作化时期，农民由怠工、杀耕畜、毁粮食、不交税等等消极的反抗，到杀干部、抢粮仓、搞暴动等等积极的行动。中共看到“合作化”既推进困难，而又处处碰到了“敌人”；它乃本着“一不作二不休，杀人不死枉为仇”的心理，在危难面前不是退却求全，而是想再跃进一步克服难关。这就是它大搞“人民公社”的背景：即想挽救合作社所带来的危机，而又想大力控制全国人力和物力。为此，共产党实行公社化，在“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的三个口号下，想达到它的彻底控制人力和物力的办法。也就因为它要在危机面前，在一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面前，而想向前更跃进一步以控制人民和压榨人民，新的危机自然是接踵而至。这就是在新阶段中人民的反抗。在“合作化”的期中，人民因饥饿起而反抗；在“公社化”之后，人民的饥饿程度加深，家庭生活被摧毁，被奴役的情况更惨，人民的反抗乃是极自然的道理。这一斗争一定是尖锐的，那绝不是如共产党所宣传的“那只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造谣、生事”；而事实上却是一般人民普遍的反抗。有的不得不藏在心里，消极的反抗；有的乃起而行动，不惜流血斗争。总之，这个新阶段的斗争是在开始，而不是告终。现在，我随手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公社化”后人民的反抗行动。第一个例：1958年9月24日，在福建省海澄县属的港尾附近的几个地区，大批人民和民兵乘着国军飞机投弹，共军乱逃的时候，大杀共党干部，劫军火库、毁粮仓、破坏交通及通讯设备，待大队共军和公安部队赶到，斗争还继续一昼一夜之久。最后虽然是共军“胜利了”，而抛在斗争场上的有400多个共产党干部的尸身，和3000多个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遗体。第二个例：广东省台山县，在1958年10-11月中有多起反“公社化”的活动。为此，中共逮捕了400多人——为首的人们都被判处徒刑，其中还牵涉到一批共党干部。（此事见10月18日《台山日报》）第三个例：青海人民激烈反抗“人民公社”。“公社”无法推行，既建的“公社”多不健全，“内部混乱达于极点。”（见《青海日报》）第四个例：广东中山县的湾仔“人民公社”于12月9日曾发生两小时的反抗暴动。枪声在澳门都可听到。这次反抗三个为首的青年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大批农民被捕。这些例子是说不完的，因为全国人民在各种情况下用不同的方法反抗中共的“人民公社”。反映在中共官方报纸的就是大杀“地主、富农”；就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就是枪毙“美、蒋特务”；就是逮捕“右派分子”；说他们破坏公社。这些登在报上的“镇压”、“枪毙”、“逮捕”等等词句，实际就是人民反抗的真实报导。我们对这种新闻，应当作如是观。“人民公社”创办之后，共产党不但碰到了广大人民的反抗；而且这个“公社化”碰到了解放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碰到了机关中下级干部普遍的反抗。他们是来自乡间，乡村中还有他们的家属、故旧、亲友。这些家属，亲友的遭难，一定影响这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以及机关中的中下级干部。他们的情绪就一定很坏。所以共产党在军队里、在机关里最近正进行大教育，还得来一套大整。也就是在这里种上了反抗的火花。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它就是招认了这一系列的人民反抗，不过它反咬一口：说反抗的是“反革命”，坏分子；它招认了人民反抗的小例子，而隐蔽了大的反抗事件。任便共产党如何说和如何辩，新的反抗将继续发生；斗争一定是坚持下去，人民也不会“草率收兵”，直到共产党的政权被推翻为止。三、红色政权的内在的矛盾和弱点共产党是狡猾阴毒的；但是一经人明瞭它，这套技术就将使用不灵。共产党是一贯以骗人起家；但是一经揭穿，只剩下可耻的回忆。共产党一向夸耀自己的组织健全，党员有高贵品质，党有铁的纪律；但是一经证明这个党是强者的工具，是压迫人的工具，它的一切虚伪灵光就为之失色，它就无法维持党员对它的忠诚。共产党常自诩有群众基础，党的成功是由于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但是一经党上了台，便把群众踏在脚底，它不止是脱离了群众，而且是压在群众头上的大山。把这些骗人的、吓人的、利用人的东西都给揭穿，都从共产党身上剥掉，剩下的共产党的面貌就很清楚。那只是一小撮利欲熏心的人，控制着一群打手——他们称之为解放军，向人民示威，挂着马克思主义幽灵的旗子，以贼光闪闪的眼睛注视人民，手内霸占人民的一切所有，这个形象就是今天中国的共产党。当我们分析共产党的弱点时，我们相信它会倒在人民的面前。在人民的时代，是不容许残暴专政的人群的存在。但是人们绝不应有轻视敌人的心理。共产党是二十世纪的新恶魔，新怪物，它是花样百出，随时混乱人们的目光，正如孙猴子会七十二变。这要对它细心的防范，抓紧要害的进攻。认准它，不放松一步的追杀声讨，不上它花样百出的圈套。同时，人民必须以它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人类的公敌，二十世纪毁灭人类文明的恶魔。和这个恶魔斗争是很尖锐的，而且也是很吃力的。我们人民誓必有打生死战的决心，才能击破它的力量和影响，万不应因它有弱点而对之以轻心，或等待。最后，我们人民必具信心，集全国人民的力量，以及世界爱好民主自由人们的同情和支援；这样之后，是一定能驱逐共产党和打倒共产党！共产党统治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弱点，就包含在其全部制度和统治中。它表面上表现的有办法，五光十彩，却就为它自己带来了危机。这些统治术和办法，在初期起过于共产党有利的作用。久之，在人民恍悟之后，在其办法经过实验之后，这些有利于共产党的东西，逐渐成为它的累赘，即逐渐暴露弱点，内在矛盾逐渐发展。即使共产党唯利是图的，善于运用辩证法随时变化的，但是它无法克服其中的困难；因为共产党离开这套统治术和办法，它将原形毕露——一群无知残暴之徒。它将一无所有，它将表现得孤弱无力。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也把它分类。共产党的统治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弱点有下列的几方面：（一）落后的统治共产党很骄傲地以为统治严密，经常用警察、军队、和特务折磨人民；不时搞运动斗争人民；还用一套骗术设法欺骗人民。这个严密的统治基本上就在那里制造敌人。共产党宣布一次得意的胜利，就是在另一方面等于宣布了丧失人心。它的大张旗鼓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就等于登记一次人民对它的谎言又一次了解。共产党的欺骗、打骂、斗争、镇压、恐怖的统治，是基本上包含致命的内在矛盾和弱点。这种统治正和人民的觉悟竞赛。时间愈长，它就愈显得丑恶、孤立、软弱、和残暴。我们试回忆本书所叙述的事实：就骗术讲，共产党是一贯地认为，受骗者一部分人明白它的欺骗手法，任你明白，它再骗未尝过这个味道的新人。它以为受骗的后备军是无穷尽的，但是被骗的人终究是有限度的，骗了这批，再骗那批，终有骗完的一天。中国的人民虽有六亿之多，但是在八、九年的岁月中，他们始由少数，再到多数，现在普遍到全国人民都领受了共产党的骗术；他们也是始由少数，再到多数，再普遍到全国，全国人民都了解了共产党这一套骗术。共产党已到了黔驴技穷无所再施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共产党所怕的脱离群众阶段。脱离群众又一个解释就是群众觉悟了共产党的欺骗，再不上当，再没有支持共产党的热情。其次，再就共产党的斗争技术讲。共产党是一贯地采用个个击破的方法：斗争这个，使那个孤立、中立或倒在它的一边。就分段斗争来说，它是成功的；但总结全面斗争，它还是失败的。我们在上文介绍几个大运动中已经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它是集中力量斗争地主阶级；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斗争社会上有影响号召力量的人；三反、五反运动主要是斗争工商界人士；思想改造运动是斗争知识分子；婚姻法是破坏家庭等等。这些斗争都是分阶段集中力量斗争某一群人的。但是1957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已展开向全国人民作普遍的斗争。这一方面是共产党宣布各场斗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就等于宣布它在各阶层普遍树立了敌人。最后它斗争全国人民，也就是宣布向全国人民作战。这场斗争，共产党宣称是相当或十分尖锐的；我看也是十分尖锐的，这场斗争不是终结而是开始。由这两个例子说明，今日共产党所处的地位不是因为扩大欺骗面和斗争面而加强；反之，正因为人民觉悟了它的欺骗的人日渐增多，被斗争的人也已普遍，共产党的力量正在削弱。共产党不仅是脱离了群众，而且是群众以它为敌了。共产党的统治术到了这个阶段，就充分暴露了它内在的矛盾和致命的弱点。有人或者说：共产党是很狡猾而又聪明的人群，他们不会改变方法吗？我要问：什么方法？我也会回答：“为了适应人民的觉悟，只有民主自由的方法。”但是共产党绝对不会也不能采取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一经采用，采用的党也就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一再坚持：它的政权是专政的，它的制度是民主集中的，它的思想武器是马列主义掌握普遍真理的，国家是镇压机器的……这一套东西披在共产党身上才成其为共产党。这些东西都是绝对和民主自由相反的。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愚民政策、是独裁专政、是少数寡头作威作福。如果采用民主，叫人民决定国家事务，哪里还会有党的专政和毛泽东的独裁？如果让人民自由地想、自由地说，愚民政策一经揭穿，哪里还会有共产党？共产党的办法只有坚持下去，它的办法是见不得人民的；戏法一经揭穿，共产党的真面目一经暴露，它将是最丑恶的东西。它不能与人民见面，只能蒙蔽着混下去。但是残暴落后的统治，一经和人民的觉悟竞赛，它一定是日渐没落；愈接近其没落的时期，其统治的残忍愈厉害，对人民的压迫就愈加强；这就是共产党特务头子罗瑞卿所说的：斗争将要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共产党的残暴欺骗的落后统治，给它自己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和致命的弱点。如果，叫我们给它设计想出一条活路，我们也是束手无策的。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终局它还得倒在人民的脚下。共产党欺骗人民的时期已经过去，共产党“依靠群众”的办法已到脱离群众的时期。现在它若生存下去，只有靠镇压和枪杆了。马克思的幽灵再不灵验，毛泽东的棋子等于裹脚布，共产党的面貌只表现狞恶、心虚。但是残暴终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从共产党那里学到了“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的道路是胜利的”。（二）党内的矛盾和不安共产党的组织是严密坚强的，它有铁的纪律，它要党员服从比古代教会之令教徒服从教会还厉害。共产党是以此起家，而且得了政权。得到政权之后，有大批自私自利分子参与共产党，其中也有被骗的纯洁青年，队伍更形扩大。共产党是这样一个组织，由初期到现在，它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它自己天天在斗争这种毛病，天天这毛病还是无法治好。它将被这个老病与因之而生的杂病绞死，或是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个与它有生俱来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天天警惕这“三害”，这“三害”还在时时侵攻它，尤其是在其掌握政权之后，“三害”的猖狂更变本加厉。共产党是没有民主的，谁有力量谁来领导，谁在其位谁就领导。于是除了高高在上者发号施令，在下者惟有听从。于是各级党的负责人都自然形成官僚主义，其差别者只是大小官僚之别，而无性质之别。官僚主义除了作威作福的特点外，还有马马虎虎处理事务的毛病；甚至有党下级负责人不敢作决定的毛病。有这样毛病的党来治国，其不错误百出是难想像的。其次是主观主义。共产党开口闭口讲唯物，讲客观条件；但因为开始就自信掌握了宇宙间的普遍真理，自信力的强度使自己迷信，以为自己作什么说什么都是真理。这就是主观主义的基本来源，而且没有自由言论的批评，更增加主观主义的成分。主观主义就是不根据现实妄作主张。共产党人大权在握之时，高低级都以权威者自居，自然增强了他们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作错事的大毛病。过去几年来共产党统治所犯的数不清的大错误，就是受主观主义之赐。最后共产党的毛病是宗派主义。因为共产党开始就是讲组织，讲力量的党，谁有力量谁就有权，无力者就被领导。这样自然使党员有一种求取互相援助的心理。自然是会发生意见相同，利害相同的一群互相接近，互相支援；同时这也是互相斗争的现象。宗派主义是与共产党有生以来并存的。唯当权的大派一定是想尽方法消灭其他各小派别的。于是清党整党的运动是不断地在进行。我在本书第三章里不是介绍过党内宗派斗争吗？不是提到过党内的那些“山头”吗？看过今天中国大陆上的情况，共产党内的“山头”不但未被扫荡干净，我想是在发展，而且又钻出不少小“山头”；如党在攻击的地方主义派、新修正派、地方民族派等等，都是新兴的山头。浙江省长沙文汉，青海省长孙作实等人，以地方主义派被开除党籍；共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以涉及新修正派罪名被开除党籍。这说明共产党的宗派或山头，不只限于党成功之前的实力派山头；在党成功之后，因其作为颇失人心，党内又出现了有异议的分子，他们又形成了有议论、有主张、批评的山头；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又出现了少数民族色彩颇浓的地方民族山头。这些山头都是毛泽东宝座的挑战者，都是党镇压的对象；都是说明党的团结有问题，都是证明党内的不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与共产党并存的三害，它由开始到现在以至将来，还是共产党的病源。因为共产党的制度是这三害不能不产生的根源。共产党虽时时在斗争三害，但是它是无法消灭这三害的，除非共产党自己死亡为止。共产党所带来的本身的三害，愈是到了统治人民时期，三害的现象愈显著。因之统治党的人不能不全力铲除三害，因为三害继续发展，就是党统治权削弱的时候。但是党在除三害斗争的时候就在不断地掀起党内的不安，就自然影响党内的团结。清党虽在一方面是巩固党的办法，但过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削弱党内的力量，制造党内部的纷争。共产党对外作战，所最怕的是内部团结问题，这就是它们所说的：“堡垒由内部攻破”。共产党为健全自己，就不能不继续地清洗；清洗就是内部的不安，就是清洗一部“敌人”，内里还会潜伏大批“敌人”。清洗是为了团结，同时也制造不团结；清洗为了健全党，同时也是削弱了党。这个矛盾对共产党来说是无法解决的。它是面对着“堡垒由内部攻破”的危险。1954年共产党有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今天又在党内发现大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提示共产党内部所存在的危机。据它们自己发表的文件，这种“右派分子”钻到了它们的心脏，在政府机关，党各级组织，解放军、人民法院、企业单位、共青团各级组织等等方面都有反党的分子。这不是“堡垒由内部攻破”的事实例子吗？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或取得政权后的头几年，它有广大被欺骗的后备队伍，它清党清除大批党员，还可补上大批党员。今天它的骗术已为群众了解，上当的人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容易，自然也不会有那样多人诚心入党。在党一方面现在已以全国人民为敌，它自然也不敢轻易招募党员，使大批反党分子钻入自己的心脏。这样就是削弱共产党，使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和日渐削弱的地步。共产党原是一个组织严密，骗术甚高，战斗力颇强的党；但是因为内在矛盾重重，在党的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就走向分化、削弱、内部不安，以至没落的境地。共产党是可以战胜的。它已失去从前的朝气，和党内的团结；最主要的，党失去了全国人民的心。（三）经济的矛盾我们在第八章“狂人的天堂”里已经看到共产党的经济制度，那种铺张浪费和无知的主观决定，是与第九章所谈的广大人民穷困的生活情况不相容的。这就是基本的矛盾。只若共产党这种狂人统治一天，它们是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是独占经济，是为特权阶级的腐败奢侈生活服务的，是特权阶级予取予求毫无限制的，是建立工业为保持政权发展野心而不顾人民需要的。但是，中国人民的经济力量有限，绝对应付不了共产党人扩大的胃口，绝对支持不了共产党人的盲目铺张和收不到益处的所谓建设。结果一方面扩大开支，加深压榨；一方面是忍饥挨饿，过着非人类所能忍受与饥饿斗争的生活（录入者注：原文少了“的生活”）。共产党天天教人民缩紧肚皮“节约建国”，共产党自己，尤其是高级的一群，天天在穷极奢侈；人民在忍饥挨饿，共产党建设不必要的工业，也可说是浪费的建设。这种情况是不会持久下去，也不可能持久下去，同时人民是等不待这样持久下去。结果是穷了人民，逐渐的，穷神也会光顾共产党。经济穷困的结果，这结果是共产党自己制造的，一定是绞杀共产党，拖垮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有大志的，以征服世界为己任。在它存在而未达到此目的之前，它是一定是变本加厉地铺张浪费；同时为保卫自己的政权和征服世界的准备，必竭力作军事投资，这样一个无底的老鼠洞是填不满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体念到民生的，更谈不到人民需要的。它们给予人民的是“唯心的”，是“精神教育”；如信仰共产党，拥护领袖，“养成高贵品质，作劳动英雄”；……各种的捐税、买公债、贡献劳力、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等等，人民这套贡献确实是唯物的，其程度之深，令人民有负担不了之苦。中国共产党以穷苦人民的财物，自己硬装阔少；今天资助北朝鲜，明天资助北越；今年救济这个兄弟国家，明年救济那个兄弟国家，而自己人民都在饥寒号苦。这样的经济支配，少数人从心所欲地支配，还不是饮鸠止渴，终有亏竭的一日？共产党的经济必是官府党部辉煌闪耀，军队警察装备整齐；而人民是面有菜色，褴褛不堪。这就是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发生在二十世纪，可以说是怪现象。就以苏联来论，四十年的革命政权，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是脑满肠肥，军队“我武唯扬”，火箭已经上天。而人民呢？还是吃黑面包，衣服仅能遮体。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此而已。其间闹过粮荒，饿死大批人民；经济浪费，压死大批人民。今天新起的共产党专政国家，如中国、匈牙利、波兰，都在经济方面暴露了这种缺点。在20世纪60年代，还能许它们像苏联过去那样轻松地压榨人民吗？据我的观察，这是时代不会容忍的。因为，人民掌握了这个时代！共产党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有了致命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它只顾统治者享受，保护政权和准备征服世界。它是与人民生活幸福背道而驰的。因为共产党放弃不了前者，那只有压榨后者。若想顾到人民生活幸福，势必削弱自己的享受与保障政权和征服世界的准备。这样它是不心愿的，而且情势也不允许它这样作的。这种基本矛盾，在共产党政权下是无法克服的。结果，这种矛盾的发展是会绊倒共产党；其中只有一个意外，那就是它征服了世界，那时它的经济才能得到解决。（四）文化的贫困一个社会制度想要健全发展，必须是有生力的，活活泼泼的气象。共产党在未得政权之前，在宣传和文化工作方面倒还有些新鲜，还类乎百花齐放，反正目标是在攻击当权的政府。但一经得到政权，它就陷入保守，高悬统一思想的旗子，明为尊崇马列主义，实际就是要人服从强者——毛泽东——的一言一行。他的思想和智慧代替了六亿人的思想和智慧。人民在这时是不许独立思考，因为独裁者代为思考了一切。人民被束缚在一定的思想范围，一言一行，都必须有所根据，那就是党的宣传和政策。不这样，就有一套大帽子在等待着你。什么“落后思想”、“自由主义”、“唯心论”、“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反党领导”、“反革命、反人民”等等。这一套帽子随时都会给人扣在头上。这个帽子比唐僧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咒的帽子还厉害百倍，这样就使人不敢思考，不敢彼此交换意见，只有死守党的教条。党的教条是枯燥无味的，是死的东西，而且是由少数不高明的人抄袭马列主义而加以解释的东西；用这死寂的教条，束缚六亿人的聪明智慧，那结果一定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共产党就用这死教条作宣传，写党八股文章、作小说、拍电影、搞戏剧，于是千篇一律都是这种东西。人民于接受之后，都有反胃口的现象，更不用说它的吸引力和鼓励作用了。共产党为什么这样愚蠢搞这样死板东西呢？为什么不要作些有新生气的东西呢？因为，它的文化政策之所以如此，是源于它政权的性质和统治思想的愚民政策；如果，若想使文化艺术有生气，必定要有现实的基础，必是以现实为背景，加以表扬，加以批评，或是以现实为基础提示一个新的远景。关于这一套，表扬现实，共产党是欢迎的；但是现实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是丑恶现象，表扬起来，正如赞美一个麻子丑姑娘，说她天生丽人；表扬者固然可大加以表扬，而听者看者的胃口就有些作呕。共产党的现实世界正是如此，如果以现实情况作一个批评，这是共产党不许的，批评就是揭露共产党的丑。一九五七年不是有一期“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的一些措施和现象吗？结果不是有大批“右派分子”以“反党”、“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惩罚和折磨吗？如果，以现实为背景提供一个远景————与共产党不相容的远景，那更是不许。对共产党来说，那就是“造反”思想，一定加以讨伐无疑的。文化思想受了这样的束缚限制，自然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而共产党的一套教条又是那样枯燥无味。如果，想改变一下，那又是碰到了共产党的基本愚民政策。它又放手不得，放了手就会如洪水冲倒它的龙王庙。这种矛盾是无法解除的。不是毫无生气的党教条控制，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产党只有采取前者，其结果就是文化贫困，毫无生气，社会是呆滞不前，人民是一副苦脸。出现在思想、科学、艺术、小说、戏剧、电影方面的，是同腔同调引人恶心的表演或催眠曲。但是，人民不会满于现状的，从这次“鸣放”运动中不但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文化控制的反抗，也看出共产党内部的反抗；如丁玲、冯雪峰、彭子冈、徐宁等人都是老党员，他们也受不了这种死沉沉的控制，发出反抗的声音，也就因此而被开除党籍。这不止是文化问题，也看出共产党党纪的危机，和党内道德的危机。综观上述红色政权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弱点，都是与共产党生而俱来的，尤其是取得政权之后，这种矛盾愈形尖锐化，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它们是共产党就不会有开明克服的办法。前途的发展是很显明的，共产党在统治上一定是加强镇压，施行残暴，从前它赖以成功的群众路线，将以脱离群众告终。它在党内必不断清洗，老党员伤心失望，新党员不知所终；最后只有一小撮人作威作福。党的团结有大问题，至少是党日渐削弱而不是加强。在经济上必定是支出浩大，必加重压榨，人民的痛苦日深，终有支持不了或不愿支持的一日。在文化上，共产党的宣传号召必成为人民厌恶的东西，已不能像往日那样引人入胜。没有文化生气的社会，就是停止不前，没有不引来危险的。这些基本矛盾是与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即使它瞭悟到这种危险，它也是不能克服的，因为它们是共产党。四、革命再革命一个人若患了病，必须医治，有时是服药，有时是不得不施行手术。共产党是人类身上的毒癌，为求得人类走向民主自由幸福，必须消灭共产党这个毒癌。共产党是人类的公敌，全世界人民必须以消灭共产党为第一任务。而铲除这个毒癌的办法是服药与割治手术并施。服药抑制病菌发展，等于思想斗争，即是自由思想与奴役思想的斗争，民主思想与独裁思想的斗争；看哪种思想占着上风。人民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培养，也就是保持身心健全，精神焕发；对毒癌来说是一种预防剂。施行手术割治人类身上的毒癌就是革命手段，这是到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任毒癌发展下去，那就是人民的灾难无穷，痛苦万分；人民为避免这种痛苦和灾难，就不能不施行割治手术，彻底将毒癌割除。行施割癌手术是流血的，暂时也是痛苦的；但一经毒癌消灭，人民的远景是快乐的，幸福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身上的毒癌。它潜伏一个长期，人民还未发掘；它还逐渐作祟，人民还以为是伤风感冒，不是什么大症，人民还未重视；现在它已是伸出爪牙折磨人民，想要绞死人民；人民已觉醒这是足以致死命的毒癌，人民已开始抵抗。大势所趋，人民必定走上割治毒癌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革共产党的命，主要的是靠自己的力量，由内部攻击共产党。这里是广大的人民向共产党斗争，其中农民必为主要的力量，因为中国农民是处于穷苦的地位；其次城市居民和工人阶级，他们同是共产党压榨的对象。而在广大人民革命斗争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必是起号角的作用。最后，还有一部反共力量是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这就是有良心或是失意的共产党员和解放军人，他们到了相当时期，也必如法国大革命时的法王军队参加入人民队伍，亦如1956年匈牙利人民革命，匈牙利的红军一部参加人民的行列。中国人民革命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势力之外，还有海外3000多万的华侨，他们是热爱祖国和热爱祖国的同胞的，什么时候祖国需要他们，人民呼吁他们，他们是热情的，必以全力支持的。此外，台湾还有国民政府一部力量，一部分军队，它们也是日夜梦想反攻大陆的。这些力量都对中国人民革命有利，都是其他共产党统治国家的人民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世界的反共力量。今天，自由的世界是在全力和共产世界作斗争，任何地方有共产党的骚扰，或任何地方有反共的革命，整个自由世界都是关心的，尤其是对反共力量都给以热情的支持和援手。所以，中国人民反共的革命，不但有海外侨胞，台湾国民政府的全力合作，而且还会有国际的同情和支援。中国人民到现在为止，已走入反共的阵地；但由于共产党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控制还十分严密，手段还空前的毒辣，一部分人还受共产党的欺骗利用，所以目前还没有开展普遍的轰轰烈烈的反共斗争。这虽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是战斗前的沉静时期，没有大开火，可是斗争已经零散地在展开，火花是时起时落，这并不是绝对黑暗沉静而无火花的黑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当年以此语提醒他的同志。他们欺骗了人民，乘着人民不满当时现状的情绪，星星之火，果然燎原了；火花燎原之后，把共产党送上统治的宝座，而共产党还给人民的是黑暗，是空前未有的黑暗。今天，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烈火是烧毁共产党，而将要照明中国的大陆。时间是属于人民的！胜利是属于人民！中国人民这次革命是有怎样的远景呢？以什么为基础？能达到怎样的目的？并且怎样才能不陷过去覆辙为野心家利用，而人民能自己掌握政权呢？这类问题都是大家关心而急于要知道的。我想根据时代的背景，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广大人民的善良愿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前景，作一个现实的叙述。这种叙述难以避免的，会有著者本人的观察和主观愿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前景是中国人民要求的，而且著者的主观愿望，也正如广大人民的愿望一样，可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一）大仁大义爱的出发中国人民这次革命是大仁大义的，是以爱出发而不是以恨出发。在实行革命过程中，由于共产党的残暴镇压，不能不流血，但是人民是积极求自由解放，流血的责任是在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不能不流血，那也只是如割治毒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的革命不是为报复而革命，人民的革命是求解放自己，是大仁大义的行动。胜利之后，只是对罪大恶极的中共的首脑人物追问责任，从严惩办。其他一切附从分子，一概免究，不算旧帐。这不但表示人民是宽大的，而且也避免自己再走错误的道路。历史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的残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推翻打倒它是应当的，法国人民这样作了。然而继之发展下去，雅各宾党变成以嗜杀成性，把法国变成恐怖的天下，残忍的报复心理招来雅各宾党自己的无力，自己变成了反动，终使革命未符人民期望而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起家，利用了人民当时的革命要求而成了功。但是执政几年，不断的清算斗争，以屠杀人为快，结果失去全国人心，招致人民的厌恶和反抗，以至才有今日的人民革命。这种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学习而引为深戒的。人类的历史是很长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力量在斗争；即是善与恶的斗争，爱与恨的斗争。而人类历史之能延长至今日，就是证明“善”与“爱”的胜利，“恶”与“恨”的失败。其间，恶与恨虽有时占了上风，但结局还是被善与爱击垮。历史上有过法老王以百万人命建金字塔，秦始皇倾全国人力建万里长城，有罗马皇帝尼禄的荒淫残暴，有中古教会的黑暗，有屠杀人民的百年战争，有俄皇尼古拉的腐败，有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的暴敛，有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有斯大林的屠杀，希特勒的独裁等等数不尽的恶势力的一面。但是历史上也有中国人民的揭竿而起，有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路德改教，有英国大宪章，有文艺复兴，有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有美国独立革命，有牛顿、富兰克林、爱迪生、爱因斯坦等等伟大的发明家，这数不完的善的力量，终究拯救了人的世界，免受恶的势力的折磨。善的势力，爱的力量使人类文明伸延到二十世纪，而且是光明灿烂的。这一条正义的大道，一直会同人类的命运同其长久。大仁大义的革命，以爱出发的革命，不但是符合人类历史正常的发展，而且也正符合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我可提出一个反证，共产党近年来在中国进行血腥清算斗争，都是其一手制造，那是与人民的感情生活习惯相反的。例如在斗争地主和一系列地斗争任何人，共产党那种卑鄙无耻的语言和残暴行为是不受人民欢迎的，人民是被利用驱使而作那些违心的勾当；当场逼于形势，不得不如共产党指使的那样作，作了之后，人民是痛心而惭愧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中国人民优良传统是与恶势力不两立的，中国人民是懂得“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是受了“爱人者人恒爱之”的道理的教育。以爱出发而不是以恨或报复出发的革命，不但是正确的道理，人生的哲学，一条正确的路；而且在对共产党作战时，这也是一个有力而又不可攻破的战略。这个战略是攻心的，是要共产党的堡垒“由内部攻破”。大家少流一点血，都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二）阶级联盟中国人民革命是阶级联盟。中国共产党于夺得政权之初，也用过阶级联盟的口号，它说它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而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在本书上文已揭穿共产党的专政性质是党的专政，是毛泽东的独裁专政；共产党已居于统治特殊地位，各阶级是被欺骗了沦为被统治的地位。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共产党残酷统治的奴隶。中国人民这次革命是反抗这种现状的，是各阶级求取解放，是全国人民求取真正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革命敢于高举阶级联盟的旗帜，是有事实根据的，不是暂时的策略，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而是面对人类智慧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真理：原子能的时代将改变人类生活的面貌，在经济制度上不可能存在人剥削人，人吃人的现象。而是人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在过去历史中，甚至到今日，社会中是有阶级存在的，一个阶级剥削其他阶级的事实也存在过。尤其是在近代利用蒸汽机为动力的产业革命之后，资本家驱使大批工人为他们制造利润。共产主义的导师马克思据此而写了《资本论》，其著名的部分为剩余价值的学说。姑无论剩余价值学说在学者讨论中是否真实，而共产党人是以剩余价值为理论根据，鼓励阶级斗争；并且为此，它们似振振有词地搞残暴的革命。即在革命成功之后，还以惧怕阶级敌人复辟为借口，还在大肆屠杀人民。原子能的时代将解除共产党的理论武装。就算它们所主张的剩余价值学说是真实的，是它们唯一可以讲理的武器，并以此为他们革命的理由，因为人剥削人是不公正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是应该废除的。尽管各国共产党上台之后是自己作威作福，作了最大的奴隶主。但是它们革命招牌是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剥削的社会制度；因之，他们说必须透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阶级。原子能时代首先把马克思主义送进历史博物馆，他的学说已经没有丝毫的时代价值，共产党所骄傲骗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谎言，在原子能时代彻底破产了。我在1949年去北京参加红色政权之前，曾经著文论述原子能的发现，用到工业上，基本使剩余价值学说破产，共产党已失去了理论的根据。今天，我在这里再简单地叙述一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资本家雇佣工人，譬如说六个小时的工作，就可够每个工人的所需，也就是说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但工人作了八小时，仍然得到同六个小时工作一样的工资，其余二小时的生产，就被资本家剥削去了，作为他从工人身上剥夺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资本家既这样剥夺致富，以致积累资金，扩大生产；于是资本家愈搞愈富，工人是愈搞愈穷，仅能维持饥饿线上的生活；于是有罢工、有骚扰；于是产业工人爆发革命，变生产工具为公有，这是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而他的党徒们，自苏联革命，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是等待不了经济条件成熟，在工业落后的国家提前了革命。原子能的时代将改变生产的面貌，工业动力的煤和石油将由原子能取而代之。以原子发电站为例，原子能发电站比起用普通燃料的发电站有很多优点：主要的是原子能发电站的燃料体积极小而能量极大，一块火柴匣大小的铀，可以供给相当于300万立方米的气体燃料或2400立方米的煤或1400立方米石油所产生的能量。试想一下，这将省去大批人力去开采煤矿，和石油矿。这就是人征服自然，而不是人剥削人。现在报上也常登载，如原子能机车，据推测它的功率可达8000匹马力，能行2万公里不须补充燃料。原子军舰，原子潜艇，原子火箭，原子破冰船等等都是利用原子能而有令人不能思议的功效。这都节省了大批人力，假如世界不如今日的紧张，而把原子能用于和平工业，那将是人类迈进幸福的天堂。原子能不但是工业动力，而且在改变土壤上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用在医药治疗上可以治疗从前不能治疗的病症；用在人为的原料上将不知有多少广大的用处。而且科学正在发展，氢弹的问世，又预示氢能的广大用途将为人类服务。原子能时代是提供一个前景，是生产上的大革命，是原子能代替了千千万万人的劳力，是人类从自然界的解放，是改变人剥削人的事实；是人的胜利，是科学的胜利，是科学家的头脑代替了千千万万人的手，是共产党借以号召的剩余价值学说的破产。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告终。原子能的时代是人的时代，是人的互助互爱的时代。有了这个即将实现在目前的远景，中国人民这次反共的革命，敢于提出阶级联盟，而且保障这个联盟。这个远景是减少了阶级的冲突，而加重了阶级调协的机会。原子能时代不但立即否决了共产党，使它失掉了市场；原子能时代也将逐渐使资本主义退下政治舞台。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社会广泛运用原子能为人类服务的时候，这个力量不能控制于少数私人之手，而必是控制于社会国家之手。国家真正为人民福利的目的将因原子能时代的来临，相得益彰。阶级联盟是中国人民战胜共产党的有力组织，它能保障取得胜利，胜利之后又能彼此互助调协走向新时代的乐园。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无耻谎言，将是人类史上一段黑暗和引人恶心的笑话。（三）民主自由的旗帜中国人民的反共革命的政治路线是民主自由的，我们在上文中已不断揭穿共产党所谓的民主自由都是为骗人而说的谎话；它实行的独裁专政，否决了人的价值，和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社会能管理完善，能启发智慧，能正常发展的唯一制度。民主自由制度能纠正错误，限制恶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最合理的制度。尽管现在的民主自由制度有些弱点，这些弱点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民主自由得到充分发展，它将是愈走愈向上，愈辩愈光明。人民的时代必须民主自由的时代，这个名词为共产党窃用骗过人，但一经以事实揭穿，它的骗言谎语就将失效。中国人民的反共革命，即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以阶级联盟为组织形式，那就不能不包含多党制，使各方的利益有所代表，有所发言。唯历史已经给我们提示警告，在民主制度下，虽系多党制，但共产党和法西斯之类的政党是摒除在外的；因为它们已经以此名词奴役过人，而且人民为它们的暴政流过了大量的血，牺牲了人类数不尽的生命。人民虽不必以牙还牙复仇雪恨，但是不容许这类假借民主自由活动而破坏民主自由的政党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这种保卫民主自由的措施，是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人民的时代就是民主自由的时代，就是反一切独裁专政的时代。那些古代残暴帝王的幽灵化身的东西，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人都是人民时代扫荡的对象。这种幽灵将一去不复返了。在二十年前，我曾说过，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二百年来各帝国主义者抢完一切殖民地之后，殖民主义已到告终之时，日本军阀愚蠢地以各先进帝国主义者为榜样进行抢夺，想征服中国，这样作，没有不招来祸殃的。结果，日本军阀是得到了惩罚。今天，在人类走向觉悟，在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玩弄原始时代的统治，还在不断大屠杀几百万人民，奴役六亿人民，还想一党一人专政，还死抱着不合时宜的学说，这不止看出他们这群人的疯狂，利禄冲昏了头脑；同时也看出他们的无知，和视觉嗅觉的不敏。这群疯子一定要在人民面前付还血债。（四）社会主义的远景中国人民革命所企望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与共产党的不同。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依靠民主自由，共产党的是独裁专政。我们认为没有民主自由也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保证社会主义不落入歧途，在群众管理和监视之下，社会主义才能为广大人群谋福利，而不会被特权阶级利用作为剥削的工具；在民主自由的生活中，社会主义才会表现优越性，而不是死板板的教条，和妄作主张的杂乱措施。原子能时代就提示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工业和设施，都将逐渐地采用原子能，这就预示这种与广大人民有关的工业和设施不适宜控制于私人资本家之手，而应由国家社会经营或管理，这就预示社会主义化的远景，这个远景，谁也不应反对，而且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中国今天工业落后，还谈不到利用原子能于工业上，但这是时间问题，而且为时也不会太远。即使在现在的基础上，我想人民革命还是欢迎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论来原子能时代的远景，社会主义必将到来；论近状，中国在共产党蹂躏之后，私人资本已经破产，工商业已经集中在国家手里（即共产党手里）；人民革命成功之后，我们虽不必严格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而实际上私人资本自己已落到无力活动的地步。同时以社会建设来讲，中国人民也没有理由再从头由资本主义作起的道理。这就决定中国的远景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过，我们要了解，中国人民反共革命是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组织力量是阶级联盟的，它的社会主义远景不是一切工商业，不论大小，不论轻重，一律社会主义化，如共产党今日所行的一样，而是公私经济并存的社会。重要者与国计民生关切者，归公家经营；轻者，不甚重要而适宜于私人经营者，归私人经营。我们须知，公家经营和私人经营只是方法，其目的是使大家过丰美的生活。这种情况是随时因时因地因事调整的，而调整者不是武断的政党，却是通过人民自己选出的民主形式的议会。共产党统治大陆，固然给人民带来灾殃，但不容否认的，它的那套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谎言，却给人民一种启发。共产党虽没有民主自由，它们所谓社会主义是特权阶级共产党的专利，但人民由这个经验却体会到民主自由的重要，和以民主自由为保障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优越性。中国人民反共革命，是理论与实践的真实统一，是要把自己迫切的要求，自己来兑现。在人民觉悟的时代，中国人民将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阶级联盟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向反动的共产党进军；尽管共产党还作垂死的挣扎，施行残暴的镇压，但它已失去人心，处于孤家寡人的地位；只剩下一个外强中干的躯壳。人民对它的厌恶和仇恨已到：“时日曷丧，予舆汝偕亡”的境地。漫漫的黑夜，恐怖的风暴，只是暂时的；留待给人民的是黎明，是清明的明天。时间是属于人民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最后，我还是以一首词来作本章的收尾。在1954年1月4日上午，我到颐和园介寿堂拜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主同盟副主席沈钧儒先生。是日天阴小雪，游人很少。沈先生住的介寿堂是政务院的休养所，专供高级官员休养之用；院内走廊改造一新，画栋雕梁，屋内完全是现代最好的设施，暖和如春。坐在屋内一面谈话，一面看雪景，很有诗意。辞别沈先生之后，我的兴致来了，自己登上了排云殿；举凡颐和园的湖山，宫殿屋宇，历历在望。此时雪还是纷纷地下，颐和园是银色的世界。当我欣赏雪景之余，忽的想到清朝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们在此度过长久的岁月；忽的又联想到今日园中的达官显宦，他们的专制和享受，与帝王太后有什么不同。历史是无情的，一个倒了，一个来了，以今比古，还不是一样？感慨之余，在排云殿上填了这首词。点绛唇腊雪飘飘，湖山松柏着素缟；小梅娇弱，咬着丹唇笑！无限江山，树折猿猴倒；秦淮沼、后浪前潮，休道花常好！上一篇回目录
八月全会总结（拉狄克，1927年8月1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拉狄克八月全会总结拉狄克（1927年8月12日）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19一八月全会是在中央委员会内的多数派在国际政策方面遭到严重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的准孟什维主义的政策而导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其部分成员系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凶的英俄委员会的垮台、斯大林关于英国人不敢断绝关系的预言的破产）和反对派得到巩固（反对派联盟融合为一个整体、反对派分子在全国的许多支部内采取的行动、2500名反对派分子发表声明）的情况下召开的。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死不认错，并为本次全会规定了以下目标：向反对派发起猛攻、促成反对派的分裂及思想上的退却，从而涣散其队伍、把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提出的目标如能实现，就会为进一步大大改变党内乃至国内的力量关系对比扫清道路。把公认的反对派领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就会大大地减轻镇压反对派、将其清除出党的队伍并动用国家机关的力量对付反对派的难度。但是斯大林忽略了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斯大林在政策方面的失败大大地破坏了他在广大的党的积极分子阶层和党内官僚阶层中的威信；第二，实际上正在偏离列宁路线的党内上层人物不会轻易采取开除的行动，这样就等于发出“刹车”信号和提出党的方针向何处去的问题。斯大林还忽略了反对派的联合所产生的力量，忽略了反对派的反抗能力。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失误，斯大林不得不实行策略上的退却。他败坏反对派的名誉，但一改开除反对派领导人的初衷。这种退却仅仅是一种策略性退即，因为斯大林及其集团并没有放弃把反对派开除出党这一根本目的。他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以此进行更猛烈打击。他指望利用最近几个月时间来拼凑证明反对派从事派别活动的证据，并利用掌握的材料发起进攻，全会决议为这场进攻确定了方向。这场进攻是围绕下列问题进行的：（1）党的热月蜕变的危险性问题；（2）反对派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3）分裂危险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党的问题。二斯大林集团的策略计划在全会之后的头两天就遭到了全面揭露，他作出的对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实行“赦免”的决定之用意也被识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提出的口号是：中央委员会对反对派作了最后一次让步，应密切注视反对派是否停止了派别活动，一旦发现继续活动的迹象就毫不留情地给予抨击。报界的诽谤中伤还在继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反对派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的意图被几个不起眼的小组给破坏了。当乌格拉诺夫们假惺惺地呼吁让反对派发言时，那几个抱成一团的不起眼的小组用嘘声和口哨声阻止了反对派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说明情况。这就预示着，斯大集团甚至在几周的时间内都不会允许进行真正的争论。在未来岁月里始终对反对派进行中伤的情况下，在两三周时间内能让发表几篇反对派的文章就很不错了，这样一来，斯大林集团以后就可以说什么，“党有机会听取双方的意见”了。一伙又一伙流氓则在千方百计地“证明”党“是了解情况的，是成熟的”，用不着听也不想听反对派的意见，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党内群众究竟对此抱何种态度，他们为什么会容忍这种嘲弄？在参加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的3000名代表中有好几百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认认真真地澄清一些问题。在基层官方机关中会有数百名官员已经不是出于简单的好奇、而是饶有兴趣地倾听反对派的意见了。他们私下进行的谈话即可证明这一点。但是这部分积极分子没有或者说不想出来反对那些破坏分子。为什么？因为目前的情况尚未使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他们不想冒险去同那些好斗者对着干，他们知道，在这帮人的背后有党的机关撑腰。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策略结论：用“和平主义的方法”寻找接近党内中间分子的途径的建议在下列意义上才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不厌其烦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不用我们个人的或正式的过激言论击退任何人；但是如果以为关键问题是发言的方式，发言方式关系到能否打通接近党内中间分子的道路，那就大错特错了，党内的中间分子想听取发言，对于那些妨碍他们听取意见的人来说，问题可就不在于方式了。他们想让党内的中间分子听取发言。另外，党内的中间分子并不是党的核心人物。在党内占较大比重的是两种成分：党的机关和党的基层群众。党的机关在风平浪静时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基层群众则在水流受客观情况影响产生波动时具有决定性意义。中间分子平时在党的机关面前畏畏缩缩，到了关键时刻就屈从于党内基层群众，首先是工人的情绪。仅此一点即可说明，党的基层群众应当是我们的基本依靠力量。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反反复复的宣传工作招募党的官员中那些忠顺分子和所谓的中间分子，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基点。党内中间分子最近几个月关注的焦点是党的代表大会。对于党的基层工人群众来说，近几个月的中心问题是签订集体合同的运动。我们应当以同样旺盛的精力为完成上述两项任务作好准备。3．［原文如此］至于说到党的代表大会前的战役，我们认为，我们的纲领将成为它们的主要武器。应从斯大林派在全会上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角度出发修改我们的纲领。在有关战争、热月和分裂的问题上持辩护立场是极其有害的。在纲领中要就这几个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讲清楚。任何程式化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其原因有二：第一，程式化的东西会让人觉得我们发生了动摇、失去了信心，我们的对立面也会因此在作迂回退却运动，但是其目标始终在于分裂党，党发生分裂之后就要逮捕反对派领导人，即那些即将被开除党籍的领导人（“贵族式的流放”有可能是为此而采取的一种方案）。到那时，一切都取决于是否具有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趋势及怎么办的问题作过深思熟虑的考虑的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接替者。对最近几个月的思想斗争所涉及的三个中心问题应作出如下结论：（1）热月问题是中心问题。党及其领导机关的热月蜕化倾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叫嚷什么，以反对派为代表的部分无产阶级想要勒索农民（这是准备利用我们的农民军队反对我们党的一部分，并因无产阶级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而对整个无产阶级施加压力）；（b）发展生产力的方针，而不问其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c）发展工业，即不经常注意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和提高他们对工业领导工作的实际参与程度的方针；（d）扩大党的机关的比重，而缩小基层党组织的比重的方针，斯大林在全会发表的声明中对这个方针所作的经典性表述是：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把这些干部撤下来，这个（声明）是对政权脱离党和无产阶级的经典性表述，是对波拿巴式政变所作的经典性表述；（e）在索柯里尼柯夫草拟的对外政策中，这种倾向应公开地称作热月倾向，应指出它在党内（“各级组织”）的势力范围，并公开承认，这种倾向在党内右派（李可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和索可里尼柯夫）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在中派（斯大林）身上得到了部分体现。应公开承认，热月倾向正在增长，正在苏醒，尽管尚未经过周密考虑的表述出现。揭露这种倾向是反对派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只要富农一搞武装发动，或者一有战争，这种倾向就会在极短时间内定型，就会尖锐地提出有可能导致我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变动问题。（2）在战争问题上纲领中要重复我们在两次发言中谈过的那些内容，并将其归纳到一起，确切地说就是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尽管企图改变国家这一性质的倾向来势凶猛。捍卫这个国家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分三条战线进行：抵御世界资本的进攻、抵御以白卫分子为代表的俄国过去的统治阶级的进攻和抵御日益增长的热月倾向。不管反对派本身的处境如何，我们都将无条件地手持武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使之免遭世界资本的进攻，然而正是这种捍卫要求我们去同那些国际资本在我国企图依靠的分子，或者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政策恶化取胜条件的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与其说国家资本指望得到俄国贵族或俄国老牌资产阶级中的落伍者的帮助，不如说指望得到富农、耐普曼和专家的帮助。富农会把农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发动起来反对我们。钻进我们的国家机关的专家和耐普曼会瓦解我们的战斗力。同这种危险的斗争不能仅仅是消极的、肃反工作人员的斗争，而首先应是从经济和政治上支持农村贫农和下中农阶层。因此，反对我党部分领导人滑向富农政策的斗争与捍卫祖国的斗争有最直接的关系。这场斗争，而且只有这场斗争才能保证我国后方，才能提高军队的革命气势。对斯大林集团曲解托洛茨基同志拿克列孟梭打比方的用意而提出的问题不应回避，而应作出明确的回答：即使是在目前的多数派实行错误领导的情况下，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些领导人改正错误、党采纳我们的纲领，才是胜利的保证。（3）在有关两个党的问题上应转守为攻。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从来就不代表在工人运动中搞分裂的思想，因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列宁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实行联合的惟一基础，是把国家的平民百姓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惟一基础。列宁在与孟什维克实行决裂的同时促成了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十月联合。从历史上看，只有那些以工人阶级的上层与大小资产阶级相勾结、把矛头指向工人阶级的下层群众和农村下层群众的政策去代替捍卫无产阶级这一惟一彻底革命阶级的利益的政策的派别，才是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恰恰是由于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才产生了反对派。反对派对10年的革命赋予无产阶级的巨大革命能量充满信心，希望纠正党的路线。反对派并没有提出分裂的问题。提这个问题的是那些靠党内卡压手段、靠分裂政策阻挠党纠正自己的路线、阻挠党内改革的人，党内改革就是要搞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能够增加无产阶级在党内的比重并帮助党清除那些既不与工人阶级，又不与贫苦农民保持联系的人，清除那些投靠我们执政党的人。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在列宁主义政策基础上实现联共党的统一而斗争，我们不要求享有从事派别活动的自由，我们只要求党具有按照党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和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规定的办法决定党的政策问题的自由。如不按规定的这些办法办事，就必须以迂回的方式来动员党的力量。要想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有可能成为实行专政的党，但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小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相反却必然引发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工具——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党而进行的斗争。在纲领中应当阐明这些主张，并使之变成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中心。这是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所作的惟一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淡化这些主张、避而不谈策略上的考虑只会削弱自己。我们党目前经历的危机意味着革命今后许多年会遇到的严重危机。在这种危机中，那些能够深入地思考各种问题并能为此而承受各种打击的志同道合者才是惟一现实的依靠力量。只有在那些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能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核心形成之后才能对黎民百姓产生影响。耍手腕是免不了的，但是前提是要有善于灵活应付的强手。三关于我们对签订集体合同运动的干预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意见。我们的要求的总体框架已在纲领中提出。按部门、按地区实行专业化势在必行。趁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利用最短的时间就这个问题进行准备、确定我们的行动的突破口之机，我们应当对这场运动的策略问题作出考虑。这场运动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对待非党工人的态度问题，即第一线的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过的问题。我们的总的立场应当是：不听信任何蛊惑性宣传，办不到的事情不许诺，我们应当在各支部内外捍卫从工人阶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角度看来是必要的要求。如果反对派第一线的工人能够在党的各个支部内勇敢而顽强地捍卫这些要求，那么肯定也会在非党工人中传播开来。要在非党的、但具备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开展鼓动工作，鼓动这些工人为纠正党的总路线，特别是有关工人问题的路线而加入到党内来。尽管我们的工厂里的干部还不够坚强有力，也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随着这项任务的完成而逐渐成长起来。卡·拉狄克1927年8月12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著、漆豪校注）1976年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著、漆豪校注东亚丛书，1976年版序言·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
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著、漆豪校注）1976年版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关于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是由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讨论，由李正天执笔写成的。依次序取他们姓名中一个字作代表，所以大字报的作者署名李一哲。陈一阳、王希哲都是中学毕业生，文革时是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分子，后来下放农村。王希哲后来又被调返广州当工人。李正天生于1944年，武汉市人，住在广州，是「广州美术学院」（现称「广东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1966年届毕业生。文革时是广州红色造反者总司令部副宣传部长，带领一个班子，专负责撰写理论性的大字报。他后来脱离「红司」司令部，成为当时红司「吶喊兵团」独立组织头头。「红司吶喊是由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组成的，影响力很大，主宰了广州运动某一方面的动向。当时开了许多辩论会，深入到农村、工厂、中学、大学，影响相当广泛。」（引自「大陆知青座谈会」，「南北极」，第65期，1975年10月16日）「『呐喊』兵团除了独自『作战』以外，常与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劲草』以及红卫兵新一司『虎山行』战斗队合作，成为广州地区『极左』思潮的先驱。当时，广州永汉北路（今北京路）是高水平大字报的集中点，各有『地盘』。而红司『吶喊』的大字报是最吸引人的，除了其观点使人侧目以外，那手美术字体的毛笔字及刊头设计都特别醒目，所以广州居民对『吶喊』兵团印象甚深。」（引自汝嵇：关于「李一哲」，明报1975年11月27日）1968年7月27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间，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陆续进驻全国各级学校，在军队支持下，将1966——8年毕业生分发上山下乡，并清理左派头头。李正天等三人同被广州警备司令部拘捕，参加警司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于变相坐牢）王陈两人于68年底释放下乡，李正天因为问题严重，一直被拘留三年，71年林彪事件后被放回美术学院。返美院后拒分配，要警司说出叫他坐牢的原因。说他不能背着反革命的黑底去被分配地区。他终于被留在本校当图书馆管理员。当时全国搞批林整风，广东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召集前造反派头头开会，动员他们拥护批林运动。李正天出席会议，即席批判林彪余党，并为自己翻案。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宣称：「最后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李正天即联络陈、王两人，写这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初稿成于1973年9月13日；三个月后，12月12日完成二稿。初、二稿大概都曾在机关内部贴出，但没有造成巨大的影响。十大之后，中共大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李正天等积极投身运动中。他和陈、王两人借到广州市立新北路442号三楼大厅作为讨论和书写大字报的地方。1974年4月间，李一哲依规定向省委运动办公室备案并贴出大字报「广东怎么办？」，「提出生产停滞、青年外逃、特权成风、没有民主等现实问题，猛烈攻击『林彪体系』，要求彻底肃清广东的『林黄分子』」（引自「李一哲大字报论集」，页150——151）。这张大字报在群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因而受到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重视。由于大字报论点鲜明，富革命性，真正表达群众的愿望，受到群众的拥护，对运动的开展有很大的帮助，赵许两人每星期三接见李正天，听取他对群众反映的报告，表示支持。李正天等在这时期写出了一连串大字报，发表了很多演讲。李一哲的大字报都张贴在广州市北京路口和中山五路交界处，是全市最热闹的地方。李一哲的大字报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途为之塞。数路经该处的公共汽车，都要绕道而行。他们的大字报水平高、文字好，又有插图，堪称图文并茂，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李正天，口才好，有理论，分析深刻，演讲会中常获得掌声。正由于他们杰出的表现，正由于敢于提出「林彪体系」而予以无情的批判，与文革中被压的群众、干部有一定共通的观点，因而得到各方面热烈的支持。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时，为了进一步了解「林彪体系」在广东造成的灾害，了解群众对运动的反应，赵紫阳指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任命李正天为「社会问题调查员」。李正天即组织调查组，赴各地搜集林黄集团的血债资料。调查报告的部份曾在「南方日报」发表。大字报中指出，在「林彪体系」时期，「仅广东一省被杀害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是有调查作根据的。所以宣集文对这大字报的批判，不敢触及这一点。这次的社会调查工作，使李正天等得以搜集资料，充实这张大字报。据说，在他们写作过程中，参加意见的有两百多人，其中包括「批孔」理论家杨荣国。1974年11月7日李一哲大字报写成了定稿，修改正文前五部分，重写了第六部分，又加上一个回答批评的序言。1974年11月10日在广州市北京路口贴出，整个大字报用67张白报纸写成。李一哲大字报上街，是曾备案，经批准的。李正天奉命每隔数日向赵紫阳汇报群众的反应。李一哲大字报轰动广州市，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李正天又募集纸张，油印散发，因此流传范围相当广泛。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代表人民群众的拥李派占尽上风。李一哲大字报理直气壮地批判林彪体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应，广东方面将大字报呈送中央，要求定性。李先念亲自披阅，作了「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的批语。据说中央曾派纪登奎到广州处理此事，亦将李一哲大字报定作反革命事件，下令全市批判。据说，那时候李正天被看管，陈一阳逃匿，王希哲「上京告状」。本文后面所附的是官方最重要的批判文章，1974年12月3日以大字报形式贴出，署名「宣集文」，即是说：「广东省委宣传部集体创作的文章」。文章经多人之手，拼凑而成，不大黏合，读时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官方将此文与李一哲大字报印成小册，发至各单位供批判参考。广州市委也有一篇批判文章。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此一大字报，并印发给中央委员批判。74年底中共中央召开省委书记扩大会议，李先念谈到社会上出现的极左思潮时说：「全国各省都有此一思潮，以广东李一哲为典型。」会中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表示：「河南找不出李一哲大字报这样高水平的反面教材」。赵紫阳在未离广州时，在省高级党校作了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动员报告，对高年级学生说「若批不倒李一哲大字报，不准毕业。」74年11、12月间中山大学组织哲学系三、四年级工农兵学员百多人批判李一哲大字报，先是每人写一篇批判文章，又从其中挑出60篇，再精选出20篇，在中大操场开批判会。据参加者回忆，当日设两讲台，各有扩音器，采用辩论形式。参加批判发言的在一边，李正天在另一边，背后有两个彪形大汉「保护」。李一哲并没有停留在已写的大字报上，而是就基本论点作引，针对最近社会上发生的事作批判，滔滔不绝。发言过程中常因言词激烈，被「保护人」强按下去。中大学员们因奉命念批评文章，照本宣科，造成了两不相干的辩论局面。由于此次批判会办得十分不光彩，中大当局接着又按照第二次批判会，邀请工人参加，由老工人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罪恶，回忆过去悲惨生活。李正天十分感动，站起来很沉痛地说：「老伯伯，我们贴大字报，搞批林批孔，正是要防止旧社会的悲剧重演。要是不将林彪体系批倒，中国人民又将回到旧社会中。」老工人连连点头说对，搞得哄堂大笑，批判会只好草草收场。据去年底广州逃港青年消息，「陈一阳、王希哲已在压力下自我批判，而且在某一程度上参加批判李正天的斗争，只有李正天还继续坚持下去，真有五不怕的勇气。」但在这个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社会，作为反革命分子，无论你有多大的勇气，都不可能坚持下去的。面前有的是「牛栏」、「渣滓洞」、「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则区区一个李正天，又能算得甚么呢？李正天之所以能坚持下去，除了自己真真正正是「不畏虎的年轻人」（可怜另外两个不畏虎的，已给老虎吞噬、消化掉了）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李一哲大字报已「通了天」。毛泽东说：「广东出了个李一哲是件好事！」究竟是甚么好事？是一株大大毒草，好做反面教材呢？还是一个反潮流的榜样？谁都不知道。因此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正式戴上去。而且，李正天懂得利用官僚阶层的矛盾，他的大字报多少代表了一部份解放干部，如邓小平、赵紫阳之类的利益，替他们捧场。既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此事采取观望的态度，只好让它自然发展：让群众斗群众。广州各单位要斗李正天，事先向当局登记，安排日期，再用专车把他接到单位进行批判。由于李正天理论水平高，惯于斗争，掌握了丰富的事实，很有辩才，他利用这种批判会，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讲坛，使得批判他的人，反而受他批判。李一哲大字报中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说话，都没有用惯常的方法，以黑体字写出来，只是混在文章中。传有人批判李正天时，所批判的正是毛泽东的说话，因而被李正天抓着辫子，狠狠还击。这里我们可以举宣集文批李一哲下面一段文章为例：「李一哲为了污蔑无产阶级专政，还制造了一个『理论』根据，即所谓『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的产生，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但这是枉费心机的。首先，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和一切特权没落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其次，我们从来认为封建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同这种传统观念作斗争，包括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是无产阶级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李一哲把与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识形态硬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头上，把『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强加给广大群众和我们党的广大党员，以此作为他们『论证』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已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宣集文批李一哲的封建、独裁专制的说法，其实是批到毛泽东头上了。因为李一哲的这一句，正是直接从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政权问题」一节录出来的。原文是这样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毛选，卷一，页71）宣集文一班人闯下大祸，就只好对李正天的反击默不作声。广东省委下令将宣集文这一段文章删去，又要求已得到原来文章的，将这一段涂去。1975年4月10日，李一哲又贴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问题回答」，答复了「批判」过程中提出的廿个问题。5月，赵紫阳指示不准李一哲大字报上街，从此广州市民再也看不到他们喜爱熟悉的、自成一格的字体，漂亮而带讽刺的插图，匕首般犀利而又辛辣的文字。对黑暗现实大胆的、无情的深中要害的抨击，大快人心；又令统治阶层寝食难安的李一哲大字报从此消失了。北京路两次畅通无阻，黯淡的广州市被吞噬入黑暗之中。茫茫长夜，充满恶梦的茫茫长夜。1976年以来，我们已没有李正天的任务消息，他还在继续斗争么？可以想象的，在批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中，单因他为邓小平讲过半句好话，就已罪在不赦了。除非他向当权者投降，否则大概已回到他已渡过三年的监狱，面前是无尽的三年。林彪体系就是毛泽东体系李一哲的笔下有两个司令部、两个体系：一是代表正确革命路线的毛泽东体系，一是封建法西斯的林彪体系。而过去社会「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六年前林彪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毛主席的那一套」。林彪于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时得到政权，在文革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他的体系，到1968年下半年完全确立，「人民群众」「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胜的复辟行动」。继复课闹革命、军管军训之后，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红卫兵的大本营——各级学校。以军人为主体，旧官僚为辅，又点缀了群众代表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在加速建立。「1968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制『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抓人，到处镇压，到处是冤狱。」林彪体系是以「1969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高潮。」1971年9月，林彪垮台。但「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反面，把一派热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是革命，动他们不得。」其实直到四届人大已开了一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已实施了一年多的今天，情况还是没有丝毫改变。李一哲和他们的大字报所遭的厄运，正是此事实的铁证。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在中国（恐怕条件各国都如此），从来就有两套历史，一套以语言文字构成的，理想的三皇五帝夏商周，以至秦汉明清，足以发人遐想，引人幽思的历史；而活生生的，则是改朝换代残杀的现实。这一传统在中共手中得到发扬光大。有最崇高的理想，用最华丽的语言刻划下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实际上还是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我们并没有忽视49年以来，中国大陆所有制发生的根本变化。今天，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已几乎绝迹。但所有制的改变没有解决生产方式和产品分配的问题。人民群众并不能参与到生产的安排和产品分配的事务中，他们的命运还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因此所有制的改变对人民的利益来说，没有质的不同。国有化、集体化的结果，使统治者更能抓到绝对的权力。李一哲们是真诚地相信两个司令部存在、还是有意利用这种说法以获得生存和表现的机会，我们不能知。但他的客观效果是很明显，用中共所宣传、应诺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式的社会——来抨击现实的存在：林彪体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林彪体系」就无时无地不存在着。有哪一次运动不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革以来哪一个文件不是经毛主席签上「照办」才发出的？文革小组，不是由毛主席的爱人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么？多少次毛主席亲眼看着千千万万人举小红书，听着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多少次毛主席亲自接见「活学活用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的成员；毛主席不是亲口向斯诺讲过文革过程中个人崇拜的必要么？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而且写进中共九大党章和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周恩来十大的政治报告说：「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王洪文在十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说：「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不也是好话说尽么？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没有外于现实政权的毛泽东路线，有的，则只是理想的存在。将毛泽东隔离于现实政治以外，将现实政治挂上要加以批臭的「林彪体系」的招牌来加以批判，是李一哲有意的策略还是无心的创获，无疑，这是一个较安全而最有效的方法。没有现实的制度，又能到何处去寻毛泽东，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则恐怕也只有毛泽东「思想」罢了。当然，现有的制度，现有的人物都有它理想性的一面。旧中国重重不能解决的矛盾下，终于激发了一场大革命，革命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在旧社会的废墟中诞生，新政权本就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上。也正由于社会斗争的现实加这种理想，唤起了千千万万人起来斗争，终于推翻腐朽的旧统治集团，夺得了政权，摧毁了旧的剥削阶级，赢得社会改革的胜利并进行建设。很多党员，本就为理想而抛弃一切，投身革命中。以为理想斗争，为理想牺牲作为人生的目的，视个人欲望、物质追求为可耻，要人民群众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知识分子阶层和城市居民。一般农民所要求的，还是眼前生活的提高。）以理想为它的特征是不足为奇的。很多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过的人，带有极浓厚的理想色彩。很多到过这社会的人，都能感受到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氛。在一个缺乏理想的世界，对于内心深处已受理想主义影响，而又不能抛弃个人，生活于现实中的人，对于那种集体的活动，规律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宁不引起自我内疚而深深地赞叹。但事实的另一方面却是：旧的制度被推翻，新的制度建立起来；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新的统治阶级站起来，更贪婪地霸占一切，只是蒙上理想的外衣。但理想不能当饭吃，现实生活中有种种违反绝对理想主义的需要，现实社会又不会是绝对理想。聪明的人以理想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以理想为衣，包裹一切、攫取一切。诚挚的人或者坚持理想，而为「理想」所吞噬；或者过着理想和现实相分离的两重生活。如果说理想精神生活为这社会的特征，伴随而来的正是高度虚伪和人格分裂。作为这制度的最高代表毛泽东，以他本身特有的气质，特有的地位和长期宣传的塑造，一般人心中的英雄崇拜，他已是理想的化身、真理的代表、永不落的太阳。当这制度发出一切耀眼的光辉，他在这制度内，是它的光源。而当这制度黯淡，他又超然于制度外而予以批判，以保持一个永无错误，最英明正确的神话。文革时以造反派面貌出现，号召青年，支持群众起来夺权的岂不是毛泽东么？是的。当群众运动到不能控制的地步，人民要真正掌权的时候，提出三结合，出动军队镇压革命的，岂不也是毛泽东么！将千百万青年下放农村的是毛泽东；接受李庆霖告状，对他经济支持，将他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的也是毛泽东。乃至暂时保护李正天，使他有机会讲话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他会提倡造反，提倡反潮流；以毛泽东的地位，他可以，而且希望通过批评使制度完美。但一切的极限就在：不要削弱他本人的权力和动摇整个制度。杨曦光们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是容许的，但当他们为人民提出了夺军权，提出了砸烂整个国家机构再重建，他们就成了「反革命」了。中共的宣传将毛泽东打扮成一个尽善尽美，生而知之的天纵之圣。中共政权一切不合理想的事都是别人干的。似乎当「错误路线」渐占统治地位之时，他站在一边，默不做声；待到「错误路线」泛滥成灾，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动摇到这个政权的根本时，这位先知先觉出来大喝一声，于是一切再从最好开始。但过了不久又现在「错误路线」。而且每一循环的周期愈来愈短。但事实上，作为中共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个由党领导的国家，哪一个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决定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文革前有刘少奇路线，文革后有林彪体系，最近又有邓小平路线，他们背后靠的无非是毛泽东。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哪有甚么外于毛泽东体系的体系。曾经作为统治集团成员，加入权力斗争的林立果所拟的「571工程纪要」，对毛泽东这种手段有深切的了解。「纪要」说：「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亲生的儿子也让他迫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将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有两个毛泽东：理想的和现实的，只要理想的毛泽东不威胁到现实的毛泽东的存在，而是替他贴金，「他」可以大谈革命、大民主、反官僚之类。但要是「他」向现实的毛泽东挑战，则命运注定要倒霉的。这里我们引用二段毛泽东自己的话为例。1967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这封信有人怀疑是为批林而补写的。对我们来说，（这封信是事前或事后写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自毛泽东笔下，充分表露出他的心理状态和性格。）那时候，罗瑞卿、彭真先后被斗倒，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继承人的刘少奇，和中共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还未挨斗、未垮台。林彪还只是中共中央五名副主席之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由于忠于毛泽东受提拔已开始上升。那时候林彪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5月18日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告诉江青：「我朋友的那篇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想法，我是深感不安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会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让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是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就在这封信发出一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林彪被选为党唯一的副主席，从此以后一直到70年庐山会议，林彪一直都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为了政治的需要和利益，不惜将自己的原则「逼上梁山」的脸孔，在这封信中清清楚楚显示出来了。毛泽东爱谈巴黎公社，侈言在政权机构中运用巴黎公社大民主的形式。1967年1月革命，上海群众夺了旧党委市委大权，要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就在名词与实质上玩把戏，说甚么「我们不在名词，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跟着就否定「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说：「我们是否还是稳当点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为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国家的政体问题，国体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叫甚么主任、社长呢？不但出了这个问题，还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改就紧跟着有个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改变国号，外国大使就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维埃造成麻烦，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甚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规定了。「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不改，还叫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证上海人民的热情，大家喜欢这个公社。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你们不很孤立吗？现在不能登『人民日报』，那样全国都要叫，为甚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二个办法就是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甚么意思，没甚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这样就全国一致了。当然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不想改，那你们就叫一个时候。你们看怎么样啊，能说得通吗？」这指示将毛泽东对公社那种叶公好龙式的心理活生生地摆到我们面前。当上海人民群众要建公社，他并不去考虑这一新生事物的实质，而是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考虑到他的党，考虑到外国承认的问题。他害怕全国各地学上海人民的榜样也建立公社，所以对上海人民公社实行消息封锁，却又一方面假假惺惺，怕上海人民孤立，诸多作态，无非是要取消上海公社，达到建立他那种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目的。李一哲笔下的中国社会李一哲生活在一个「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社会，那里有「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抢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那里有「特权阶层的客观存在」，有「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那里有「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且「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最可怕的是那里盛行礼治，在林彪当权时期搞了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干部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的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人。」社会上充满的是「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在那段日子里，「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3.18』、『4.12』、『5.30』、『6.23』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广东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五，若照同一比例计算，在林彪当权时期，全国被杀害的群众，干部达一百六十万人，而被迫害的则达四千万人！首先揭破「礼治」的秘密的是杨荣国，他指出：「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那么这社会比封建社会还不如，实际是个新奴隶社会。林彪体系乃至在林彪垮台的日子里，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在这个新奴隶社会里，种种的政治运动，有种种官方的目的和说辞。但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人民群众也有自己对运动的看法。「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他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杨荣国们为甚么要揭穿礼治的秘密？为甚么要指责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杨荣国写了「孔子——顽固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批孔就是为了批新孔，批判新的奴隶制社会，批判作为这个社会支柱的新礼治，笔诛那批将「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当局」作为罪名的现代「大夫」。进一步，就「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在思想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在这个社会里，作为消灭贵族，统一中国，首次建立起封建专制皇朝的秦始皇被赞扬是可以了解的。「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倒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新的秦始皇岂不还有他的劳绩在？但李一哲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除了受到「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同时又受到「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否定」。林彪垮台，搞批林了。但「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70年8月以前，后来想开到71年9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74年3月以前。」但群众也来「反复辟」、「反回潮」，他们反对的是林彪体系的复辟和林彪路线的回潮，要求回到1968年夏天以前文化革命中出现的官僚靠边站，群众大民主的局面。面对着「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有人搞学习「儒法斗争史」，统治集团看成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以及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分权的斗争。而人民群众则联系到当前社会无法无天，要「法制」，不要「礼制」。李一哲说：「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抢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中，少数派提出「反潮流」来为自己作解。毛泽东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有人借反潮流为名来打击群众「批林批孔」的潮流，指出这些是「回潮」、「复辟」。在文教战线上树立「反潮流」的榜样，无非是要回复到没有林彪的林彪路线，无非是将「反潮流」纳入当权者所定的轨道。李一哲清楚指出：「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执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那么，真正要反潮流的人，所要反的，岂不正是明明白白么？张铁生、黄帅和「黄帅」的被捧出来作为反潮流的英雄，无非是迎合某些特殊阶层的利益。张铁生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黄帅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还不都是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真正敢于反潮流的，有「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为种种政治目标而搞起的不同政治运动，目的无非是为当权一小撮人的政治利益，每一个运动，都少不了制造一套说辞来掩盖问题实质。但这套说辞无论多动人，都免不了露出马脚。即以「尊法扬秦批孔」为例，「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尊法批孔」就「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官方理论家们对秦始皇无原则歌颂，对法家无原则肯定，则是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精神。这一点不单人民的眼睛雪亮，统治阶层中人也心中有数。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说：「笔杆子托派还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李一哲大字报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其实，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早在延安时期和大鸣大放已开始了。文革的爆发，正是社会矛盾集中反映。文革期间造反派对当时社会性质，已有很深刻的分析。作为省无联的理论家杨曦光在他草拟的「『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里再三提出警告：「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官僚主义者』的阶级」，「这个『红色』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杨曦光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左派的看法指出：「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现实财产的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也就在那时候，杨曦光大声疾呼：「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而且预言了：「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李一哲大字报所描绘的社会现象，岂不正是证实了杨荣国不幸的预言。对中国现阶段社会本质，左派革命青年提出的分析，在统治阶层中得到证验。「571工程纪要」（不管真是林彪一伙的政变计划，或者是毛泽东为坐实林彪罪名的栽赃，它产生自统治阶层，代表统治阶层——最少其中一部份——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总是不必怀疑的。）指出：「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并且握有兵权，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是变相受剥削。」「纪要」又说：「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而直斥毛泽东：「他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们的口号是：「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扛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皇朝，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层的某部份人，为了争权而正视部份的社会现实，提出反映群众要求的口号，以便利用人民群众，作为自己争权的工具，与左派革命者对社会的分析都得到相同的结论，则这社会的本质，岂不是很明显的么？这是一个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社会。说它是封建性，乃在它明显的等级制度和继承性。说它是法西斯，也就指它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礼治」为主要的招牌的。林彪体系是以天才史观为其思想上的纲领的，「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也就是说：「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林彪死后，又有谁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还不是那个在「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批判李一哲的宣集文大字报，以及社会上一切运动，还都不正是以「天才」的意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宗法性的话语出现在中共九大、十大党章中，出现在70年宪法草案及四届人大颁布的宪法中。这都说明了今日的「党章」、「宪法」还是「以天才史观为其思想上的纲领的」，是「天才」主宰一切，以「天才」的意志为意志的。统治阶层人事有变动，而社会的性质则没有一丝一毫的改易。那么，围绕着刘少奇、林彪和毛泽东的斗争，归根结蒂还是权力斗争，岂不就很明显么？特权的基础——家庭李一哲大字报的要害乃在于指出了「林彪体系」下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林彪体系的社会基础乃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份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到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共特权阶层的产生，并不是晚近的事，早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在「野百合花」里讨论到「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时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在衣服的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一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人大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到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就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延安的特权阶层过的却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生活。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情况并没有变好。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只有愈演愈坏。干部分开三十级，一级工资和三十级工资相差超过三十倍。社会上各种工作，分别实行八级工资。此外还有大批的临时工、合同工，工资当然比不上正常的工人，而且也没有工作及福利的保障。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工资较国营为低。农民的收入更低，更没保障。还有很大一部份上山下乡青年，辛辛苦苦工作，却连自己都养不了，反要靠家庭支持。这还只是就实得工资而论。高级干部有国家照顾，有住屋，有国家供应的司机、汽车，有厨师、保姆、勤务员，更高层的乃至有特别的护士、医生，干部特别的供应站，供应食物用品，有特别的招待所、疗养所。总之，本身及家庭生活各种需要都由国家供应，谈这些人工资的收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钱对他们，又有甚么用处呢？1965年军队取消「等级表面化的军衔制」，但取消表面的制度，并不能改变实际等级的存在。看衣服多少只袋子，看衣服的质地，看后面尾巴长度（所跟勤务人员的多少），看所乘坐的汽车，看汽车放不放帘，这些都将等级显示出来的。文革时期，当群众觉醒起来，揭露了大批特权阶层生活的资料，最使人注意的是各地存在的「干部子弟学校」，这类特殊的学校，配上特殊的师资设备，培养特殊分子。他们毕业后通过前门或后门，按自己的志愿选择，进入他们自己喜爱的学校，出校门进入机关门，去做官当老爷，此即「父是英雄儿好汉」之谓也。这正是李正天所指出的「政治经济上实际的地位」。李一哲所指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在毛泽东家族中，有很刺目的呈现。毛夫人江青，借着文革扶摇直上，成了当前中共一个重要的决策人，毛泽东的代表。女儿萧力，文革时曾抓过解放军报，以后一直负责抓文化战线的工作。这还是较为幕后的工作。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文革前还在军工学院读书，现已官居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文革前还承欢膝下，牙牙学语的小女孩王海容（毛泽东堂侄女），一个北京外语学院学生，此时也来个三级跳，从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而部长助理，而副部长。其它的干部，莫不如此。高级干部，大权在握的，无所顾忌，公然让自己的子弟亲朋接班，地位较低的稍有顾忌的干部则让子弟走后门，上下成风，沆瀣一气，如钟志民般自动退学的，恐怕万中无一。这也正是李庆霖向毛泽东告御状中所说的「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就难怪李一哲愤愤地质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其实，既然认定现阶段中国社会带有封建性质，则这种风气的出现，也正不足为奇的。当然，无论甚么社会都有「走后门」现象，但好像中国特别严重，究竟是么原因呢？答案要从家庭制度中求。今日世界，恐怕很少国家的家庭制度，像中国大陆那么强固吧！香港、台湾都是中国的地方，但家庭制度就远不及大陆强固。当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孩子是要靠家庭抚养的；除了人口的少数，可以享到退休金外，老年人的奉养，也要靠家庭。农村的分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上山下乡的青年，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还得向家庭伸手要钱。更不要说一切意外要靠家族彼此互相支援了。而更严重的是在政治方面，同一家庭的人，命运几乎是息息相关。孩子的前途受他家庭成份影响最大。某一家庭的成员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影响也是整个家庭的。譬如某人本来是干部，犯了错误变成坏分子，他的子女也就从红五类而变成了黑五类的子女。当然，黑五类的妻子可以离婚，脱离家庭；黑五类的子女也可以宣称脱离家庭，但他的家庭成份是黑五类，那是不可改易的。既然同一家庭的人，彼此负有同当罪过的义务，则一旦其中某人飞黄腾达，其它人接受援引，鸡犬升天，也是他们的权利。经济上的需要，又再加上政治的压力，家庭的紧密自是不在话下了。我们有时也听到「大义灭亲」的故事，父母出问题，子女起来斗争、批判，譬如文革时刘涛批判她的父亲刘少奇之类。这类批判，通常是得到被批判人的暗示、鼓励。既然家庭成员的揭发批判成了必然的步骤，与其拖泥带水，存「温情主义」，倒不如表演慷慨激昂，或许也可借此减轻成员的罪过。就如文革时邓小平被指为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时，他就曾开家庭会议，动员子女对他揭发，告诉他们可以脱离家庭。这也是爱心的表现。爱通过如此曲折的方式表达，在那冷莫的甚至残酷的外表下有多么激烈的热情，又岂是外间人能想象得到的呢？在中共大陆这样结构的社会，除非是整个制度的改动，否则特权阶层的产生，又岂是能够避免的么？由家庭制度这个坚实的据点，很自然地滋生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大地方中又有小地方，大山头中又有小山头，互相援引，用人唯亲。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延安时期，甚至躲警报，各个山头的人也互不混杂。每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浮沉，除了影响到他的一家外，还关联到他的亲友，他的同事，他的部属，就是泛家庭主义的最好说明。中国历来是家族式的统治，皇帝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是「天子」，代表神授的皇权；他是「圣人」，代表道德和真理，因而有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在家尽孝，孝于皇帝即是尽忠。忠君就是爱国。当忠孝不能两全，统治者当然鼓励忠，鼓励「大义灭亲」。忠是封建皇朝的基本道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是社会的封建性质所决定的，难怪李一哲再三强调反封建的任务。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和反响基于对现中国社会深刻的分析，李一哲提出反礼治、反封建、反特权；要求民主法制，一句话，就是要求保证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并把这些写进宪法。在中国，1954年的宪法也规定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但一直到文革高潮，官僚靠边站，人民才获得真正的革命大民主。文革「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到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1968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但文革也「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正是这一股新兴力量的代表。他们宣称：「我们是『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大字报正是这部份人的呼声。他们知道：即使他们的希望被写入宪法，「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的斗争。」在一个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民主与法制正是革命的口号，它总结了文革的成果，成为中国人民明确的奋斗目标。1968年极左派提出「夺军权」「砸烂一切国家机器」的口号，对于今后中国何处去，只提出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即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的目标，缺乏明确的内容。李一哲总结文化革命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枷锁。」文化革命而终于变成封建性的法西斯专政，可为李一哲的论断作注释。人民群众争取自身的权利，而且将获得的权利用制度肯定下来，不但保证人民自己管理社会、国家，随时撤换那些失去人民群众信任的干部，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而且消除人民内部间的「派别专政」。革命家们或许要批评李一哲的要求是一种改良主义，向特权阶层要求民主、法制无异与虎谋皮。当然，要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的社会法西斯统治或许是一项更革命的主张，但当统治阶层还没有彻底腐烂，当革命条件还没有充分成熟，当社会条件还没有完全许可，革命的失败只有更加强反动者的气焰，损失了革命的力量及摧毁人民群众革命的热情。即使革命成功，由于社会还缺乏条件，政权很容易又落到一批野心家手中。民主、法制的提出，自然不可能完全得到统治阶层的接纳。但由于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更重要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即使只能获得一点点的让步（譬如贴大字报的权利），这就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为人民的进一步要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然要同时看到人们会对统治阶层产生幻想而削弱了斗志和力量。）要是民主、法制的要求被残酷镇压下去，则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人民群众只能将自己的愿望通过斗争来实现。则「改良主义」本身，也有正面的价值在！李一哲大字报的真正弱点并不在于它的「改良主义」，乃是在于它对民主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它道出了人民群众要求民主的心声，它知民主的权利要靠人民群众自己争取，但同时它又说：「人民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路线』」，甚么是「正确的路线」？还不是谁抓到权力就抓到「正确的路线」，而目前，毛泽东就是「正确的路线」的化身，「正确的路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的「民主」。要求民主的同时却又将反民主的武器交给统治者，是大字报的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它的根源是在于李一哲还对那个理想性的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有幻想，他甚至真的认为有外于「林彪体系」的毛泽东体系，社会上真有一种「二元状态」，因而他的大字报虽然批判现实方面，尖刻有力，击中要害；而在提出努力目标时，处处受掣，稍嫌疲弱。在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的支持拥护声中，广东省委宣传部却对李一哲进行批判。宣集文的批判文章，暴露了官方打手们的无能。既然李一哲是以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对丑恶的现实——林彪体系作批判，事实既是确然存在，批林又是官方提倡，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他们是不可能批判李一哲的。他们只能用李一哲所指斥林彪们「谁反对就打倒谁」的手法，歪曲实行，颠倒是非来诬害大字报的作者。宣集文的文章，是一个「林彪体系」对待革命群众的典型。李一哲大字报早就指出「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宣称自己是革命路线的化身，「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因为「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宣集文所能加在李一哲身上的无非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大帽子，完全不摆实行，讲道理，对李一哲代表的人民大众的要求，加以「资产阶级」的标签全盘否定。宣集文所用的逻辑，无非是某一观念是考茨基说过、是林彪说过、是赫鲁晓夫说过而李一哲还拿来讨论，那么李一哲自然便是他们一流人。完全不问具体内容，不问具体环境。宣集文文章最大的贡献在于证实了我们的论证：林彪体系即实际的毛泽东体系。宣集文的确努力而且是成功地将这一点表明出来。他们不同意李一哲以文革时林彪体系取代毛泽东体系，社会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的说法。这就使得李一哲所指控，有八亿人民作见证的「林彪体系」的种种罪恶，都自然落到毛泽东体系上面去了。宣集文问：「『林彪体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统治地位了吗？不，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历史，痴人的梦呓与谎言。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居心极其险恶的污蔑。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遭受到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的一种表现。但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是在同刘少奇、林彪干扰、破坏反复较量和斗争中进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处于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才开创出今天如此一片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正因为如此，林贼的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里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李一哲为甚么把这个中央早已有明确结论，本来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却故弄玄虚，胡诌甚么出现了『二元状态』，妄图用诡辩的手法，为他们提出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被『取代了』的谬论及辩解。他们到底要打甚么主意？」李一哲将理想——「毛泽东主义」供起来，以它来批社会现实——「林彪体系」，自然「批到林彪体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为了避免被挂「林彪体系」的牌子，他们索性戳破，将理想丢去，指出「毛泽东体系」即「林彪体系」的事实。宣集文明白地表示他们对文革和李一哲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其实是一场权力的斗争。他们当权了，所以宣称：文革胜利了！李一哲的看法完全不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就是因为人民还没有掌握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社会没有实现「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而是实行「封建性的法西斯专制」，而林彪垮台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才促成李一哲写出他的大字报，要求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单对文革，对于「反复辟」、「反回潮」、「批林批孔」、「对秦始皇的评价」、「对法家的评价」等等，宣集文都有一套官方的看法。宣集文的文章，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林彪掌权时期造成的「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的人的嘴脸，是很有帮助的。这班人在李一哲大字报前颤抖，语无伦次地自我辩护，回避主要的问题，有意地混淆矛盾，恼羞成怒的破口大骂，既为李一哲大字报所指斥的提供了一个活典型，且也将大字报不便明言的点破了，倒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李一哲们将希望「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也只有他们能够同这张大字报有共鸣；那些「既得利益获得者」那能了解一个革命者的胸怀呢？在群众反迫害、反特权、要求民主与法制声中，李一哲大字报所要献给的人大，终于在1975年1月13至17日在北京秘密召开。议程是大会结束后才公布出来的。李一哲对四届人大的六点希望，除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列入宪法外，其它完全落空。这个群众不知道「代表」从何而来的大会所通过的宪法，表现了十足的礼治。一切政权集中到中国共产党手中，而党权则由中央委员会主席掌握。真正体现了所谓一元化的领导。中共主席凌架于宪法之上，他比皇帝的权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大结束后，照惯例应举行的学习四届人大文件活动，完全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代替。二月份起，「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及全国刊物，相继发表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红旗」三月号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则语录。在编者按语中引用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同期，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刊登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李一哲大字报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和「法制」的呼声，中央的反应是封建式的「宪法」和「专政」。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更是针对李一哲及其它大字报而发的，可以看成中共中央理论家们对李一哲式大字报的回响。姚文元、张春桥是围绕着毛泽东下面的话来做文章的：「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这里提到社会存在的八级工资，完全没有注意到各不同行业工级的差别，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人的差别，国营企业的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的差别。不提到工人农民的差别以及农民之间的差别。而最重要的，他根本不敢提到官僚机构中30个不同等级间的差别以及官僚与人民之间的差别。姚文元指出：「林彪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何而来？姚文元引用毛泽东的话：「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生产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份，党员一部份，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姚氏进一步提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张春桥从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必要。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姚文元、张春桥都明白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基础，但他们正是这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利益的代表者，因而他们提不出切实的解决办法。他们所能提出的无非是多读书和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张春桥异想天开地总结说：「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在这思想指导下，中共掀起学理论的运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产生「林彪」一群的「重要经济基础」没有丝毫地改变，学理论为何能改变社会现实？何况领导学理论的，又是特权阶层的人物，他们自身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和受益者，他们自己都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学理论又有甚么用？我们还需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李一哲大字报清楚地指出：「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左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自文革以来，中国大陆的斗争，都是党的斗争，就非常雄辩地说明这一点。李一哲根据苏联的经验认为「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中国的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姚文元的文章有意地将林彪集团和地主阶级搭上钩，混淆不同的矛盾。但毛泽东自己不能不承认：「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则很明显，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和共产党内走资派的矛盾。谁是走资派？走资派第一是从「资产阶级法权」中获得特权，第二是当权派，用这二标准来量度毛泽东、张春桥、姚文元一流，则他们自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他们自己贼喊捉贼，装出一副革命的脸孔，享受种种特权。他们也来讲专政，则无非是「专无产阶级的政」！人民群众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他们曾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非是以「阶级斗争」为名，实行法西斯的统治，实行恐怖政策以压服人民。他们惯于在人民内部，在他们党内制造矛盾，以群众斗群众的方法来混淆、掩饰当前的主要矛盾：人民对共产党的矛盾！共产党员与党内一小撮当权派的矛盾。当专政的权力抓在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手中，对人民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他们的手法是骗，骗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抓不服就关，关不服就杀，提倡在肉体上消灭反对他们的人。难怪人民要高呼：「秦皇的封建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关于天安门事件——4.5运动李一哲大字报是经历中共二十多年来统治，特别是经过文化革命洗礼后觉醒的人民群众对实现社会不满的心声；天安门事件则是群众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的反抗和愿望。这是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为中国民主运动史，写下崭新的一页。中共统治集团历来就有「理想」派和实际派的分别。前者代表较多理想的成份，负责决策工作；后者则为政策的执行者，较了解实际的情况。两派相辅相成，有时又不免有矛盾和斗争。个人属于哪一派别，除了本身信仰、气质有关外，也由本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使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似乎带有较多理想的成份的人，一负责到实际政策的执行，就又表现出十分现实了。无论「理想」派、现实派，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巩固政权、保障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一切违反这一目标的个人或行动，自然要受到自觉或强迫的压制。毛泽东在文化革命时大搞群众运动以推翻「走资派」，但当群众运动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以至于要冲决整个制度时，就是他下令军队镇压群众。群众要搞巴黎公社式的权力机构，他却软硬兼施，要建立军人、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从革命委员会又终于将群众代表排出其中，成了统治集团内「老、中、青」的三结合。我们应知道，「理想」派的「理想」有一定限度的，它要搞的是运动群众而非真实的群众运动，但由于在理论上和某些实践上，他们多少鼓励群众对理想的追求，群众由被动而变成自动，由蒙眬而觉醒。群众开始按照他们的拍子走，但缓慢形成自己的节奏的过程中，走自己的道路必然地要跟那些群众运动的「伟大统帅、舵手和导师」的愿望相违而引起冲突。群众认清这批「理想」派「理想」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事实上，由于文革的经验教训，文革以来的种种政治活动，现实派固然缩手缩脚，不敢发动群众；「理想」派也再三定下框框，企图将群众运动限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中共中央对每一次运动都明文规定不准串联，不准搞红卫兵式的组织。以代表群众运动的方向，以群众运动自居的毛泽东，最多也只是批准让大字报上街，而且这种大字报上街还加上种种的限制，以至终于名存实亡。群众愈来愈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无非借政治运动，运用群众来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这种夺权运动，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使国家动荡，生产停滞，使人民群众日增反感。文革后的「理想」派是以江青为首，上海一班「秀才」为班底的一个「文人集团」。他们是在毛泽东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多年来的精心培养，毛泽东已成了中共党、中国和八亿人民的象征，他代表一个权威，一个天授皇权式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将身后事寄托在「理想」派身上。「理想」派有毛泽东作靠山，就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伸长手到处抓权。他们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无非是借此培养实力，清洗一切反对或有反对他们的嫌疑的人。但他们只是一小撮的政治暴发户，缺乏足够的行政经验，缺乏官僚层的基础，与整个官僚制度发生矛盾，他们除了有毛泽东的权威，很难使广大干部信服和支持。他们打起革命的招牌，自命为群众利益的代表，要群众去反对那些阻碍他们夺权的官僚，要群众按照他们的意旨去革命，将群众看成阿斗。当群众自己行动起来，违背他们的利益，他们立即搬出毛泽东的偶像来进行镇压。过去，毛泽东有两重身份：作为官僚制度的顶端，他代表这个制度，是这制度的决策人；另一方面，他又是理想主义的象征，代表人民群众，代表革命。因而，他有时甚至回过头来批评这一官僚的制度，鼓励群众运动，成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在建国后的每一历史时期，在毛泽东手下，总有一批实际事务的执行者，人民群众或干部层对某一政策或整个制度的不满，常易将它推到执行的错误。文革了，刘少奇一批人被推倒了，林彪等垮台了，周恩来逝世了，邓小平被批判了，一切可以作为借口的外围都被解除了。以江青为首的「理想」派在握的只有毛泽东权威的王牌，他们只能赤裸裸地将他抬出来。毛泽东成了「理想」派的护身符，一切对现有权力的批评都是对他的批评，一切的不满再也不像过去般有缓冲，而是直接地结集到他身上，他再无推诿的余地了。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干部愈来愈看到他的真面貌，毛泽东已不是整个统治的制度的代表，而降落到为私利而不惜借用一切手段争权的「理想」派一群的代表。他不是全党的领袖，只是党内一个少数集团的头头。毛泽东自己再不具有超然的地位，而是直接介入党国的权力斗争。而对广大人民，毛泽东理想的局限性也是清清楚楚的。理想派以毛泽东为争权的本钱，将毛泽东放在一个与人民、与广大干部对立，毫无遮拦的地位。毛泽东的偶像形象，随着林彪事件而黯淡，而将愈来愈黯淡。我们看现实派一边。现实派并没有一个组织和完整的纲领，没有一个领袖，它囊括了大部份处理日常事务，执行政策的干部，即是统治阶层的大多数，特别是中下层干部。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直接地接触到实际的情况，注重日常经验，要求安定，要求强固制度，有很大的保守性；他们不可能接受群众运动，视群众运动为洪水猛兽，因为群众运动最先冲击到的是他们。他们也明白为了本身的利益，不能太多损害群众的利益。因为将群众迫上梁山，无非将整个制度埋葬，于他们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识使他们结集起来，成为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在某些历史时期内，有个别人因本身的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这股势力的代言人，但这股势力并不因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垮台而消失。除非是一次彻底的群众性运动，否则这股力量可以有消长，但只要有官僚制度存在，它将如影随形地存在着。靠官僚制度本身是不可能打垮官僚制度的；靠特权阶层，是不可能限制特权的膨胀的。这只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只要抓权者不至于整个推翻这一制度本身，这股统治的技术力量即可为所用。它倒不在乎其中个别人或某一部份人之被打击。文革初期毛泽东想通过党政军现成的机构执行他的「革命路线」，实行夺权斗争，但因要动摇的是这制度的根本，所以处处受阻力而终于不得不借助于群众运动。当群众运动的发展超出可控制的范围，作为整个制度的代表人毛泽东又必然地回到这个制度中，并在其中获得支持的力量。文革、林彪事件以后，统治阶层分化加剧，内部矛盾激化，有毛泽东作靠山的少数派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步骤的抓权，统治阶层的矛盾加强，「理想」派为抓权制造种种政治运动，来作为政争的手段，他们用「理想」来打击现实派的干部，他们用「理想」来逼迫人民。而事实无非抓权，愈来愈虚伪。「五七干校」、「一打三反」、「新四清」、「重新整理阶级队伍」、……「反潮流」乃至「反击右倾翻案风」，无非是打击干部，无非是压制人民。因而使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生产不前。由于「理想」派只将「理想」作为工具，人民已不相信这类「狼来了」式的谎言，与其生活在一种恐怖、困乏的环境里，永没有改善的可能，他们倒较希望安定，较希望国家在稳定中前进，人民生活得到相应提高。在目前的情况下，「理想」派成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焦点，成为人民与统治阶层的矛盾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与现实派倒有一个要求安定、要求国家稳步前进的共同基础了。天安门事件就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是国家事务的实际执行者。他的才干、组织和领导的能力，在当代是第一流的，即在人类历史上来说，也是十分出色的。二十多年来，作为国家行政机器的最高发动人，在这整个制度不断官僚化僵化的过程，作为这一制度行政的主持人，周恩来成了整个官僚阶层的代表者，他也始终不渝地为这一制度服务。1949年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当这制度的内部矛盾已达无可调协，面临着群众运动致命的打击，整个制度日渐瓦解，周恩来尽了一已的才能，挽救了这一制度的内外危机。周恩来对官僚阶层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在中国官僚层中获得的拥护和敬爱，愈到后期则愈较毛泽东为多。对人民群众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和外交的成就，与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官僚阶层的代表，他是现实派的头头。这一派人要求巩固制度，必然地反对一切群众运动，与群众自我解放的目标相违。因而，文革中群众的左派如省无联等组织，攻击矛头直向周恩来，指他是「中国红色资本家的最大的代表」。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维持官僚制度和官僚层利益，使他们成为群众运动的敌人。但文革以来，「理想」派的弄权，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周恩来为首的现实派提出了国家在安定中求发展的政策，较能符合群众的愿望。周恩来扶病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纲领代表群众的要求，也较正确地反映历史的路向。十大以后，由于病情恶化，周恩来主持的国家工作，逐渐由邓小平接班，邓小平俨然成了现实派路线的执行人。1975年夏天，邓小平综合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学理论、批修、防修，安定团结，将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而自文革以来，「理想」派即从未停止过利用种种机会，如批林批孔、反潮流、学习儒法斗争史等政治运动，打击现实派及其代表人。至此又搞「批水浒」和「反右倾」。大概75年秋天，「理想」派已开始全面对「三项指示为纲」的现实派路线发动攻击。先是反击文教科技战略上的右倾翻案风，10月11月间，毛泽东在党内点了邓小平的名，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理想」派批判邓小平，矛头直指向周恩来。1976年元旦，毛泽东发表1965年所的两首词，其中有一首是批修的，为「批修正主义路线」政治运动作舆论。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根据邓小平的悼词，周恩来临死前还在病床学习毛所发表的两首词，隐隐约约透露出周恩来死前所受「理想」派挟毛泽东而来的政治压力。周恩来死后的火葬，扬灰于祖国大地的遗言（倘若这遗言是真实的）侧面反映他对自己身后权力斗争恶化的估计。而且，自周恩来入医院以后，新闻界及社会传闻多指他患心脏病；据说，75年秋天，中共中央曾有文件传达总理心脏病经动手术，反应良好，正在康复中，而官方的讣告却又说他于1972年已发现癌病。周恩来的葬礼，毛泽东不参加，而是由已在党内被点名批判的邓小平致追悼词。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周之不尊重，而要邓小平致词，又似乎有安抚解释的作用。周恩来之死，举国同悲，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但在中国，中央的反应十分冷淡。人民日报只用极少的篇幅，或者甚至不报导国内群众的悼念活动和国外舆论对周的赞扬，发表出来的无非官式来往的电讯。周恩来死了，大家问，谁来承继他的职位、他的事业呢？二月，出于外间的意料外，华国锋以代总理身份出现。代替周恩来的不是大家认定的邓小平。邓小平在国内正受愈来愈多的指责。三月份，社会上有数不清的小道消息，政治谣言。甚么江青找美国人写传记，说她和毛主席结婚是被迫的。邓小平亲自将译文交主席看，主席看后大怒，要与江青离婚。周总理、朱德替江青说好话。「毛主席批判江青！」「周总理死得不明不白！」「周总理的私人医生失踪！」「周总理有政治遗嘱！」「清明节前后一定有热闹看！」而在「理想」派大本营的上海，周恩来死后，有人对参加追悼会的群众浇冷水，而且出现批判周恩来的言论和大字报。2月29日文汇报刊出文章，暗批周恩来。立刻津浦线上火车厢就有「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的标语。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如火似荼，由打击一批「党内不肯悔改的当权派」变成打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集中打击邓小平。四月起群众藉送花圈纪念周恩来来表达自己对当前局势的看法。特别是在北京，天安门烈士纪念碑北面，挂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黑底白字的横额。连续拥来的是写着各式各样表达心声、堆了高达10多公尺的花圈和像片。花圈上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你！」「我们要维护你的英雄形象，将会完成你的光辉计划！」「打倒反对周总理的叛徒！」成千上万的群众汇集天安门，发传单，发表演讲，人民群众动起来了。「理想」派控制下的北京公安部门已嗅出火药味，他们开始管制「坏分子」，他们开始「劝」群众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暗地里盯睄到天安门去的人群。大批的便衣警探出动了，混进群众队伍中用威吓来阻止群众送花圈上天安门的热潮，但群众报以愤怒的拳头和怒号。纪念碑前有大字报指控：「有人企图阻止我们到天安门悼念总理，但甚么也不能阻止我们悼念总理！」四月四日，清明节，连日来，大批下放青年休假返北京，他们与老同学、文革时的老战友相聚，大家所谈的无非是「理想」派为抓权而祸国殃民的事实。对当前局势的不满，对自身处境的忧虑，结集为对总理努力目标的寄望。但当悼念活动受到压制，则它代表不单是对被悼念者的敬意，而且，也寄托着对当权派的不满和反抗。群众对公安部门的暗示不加理会而是报以老拳使当权者紧张，他们要更清楚表示他们的意图，他们要抓人了。但他们遭到回击，群众明显地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纪念碑前的花圈愈来愈多，已堆高到15公尺，顶上是献给毛泽东已逝的妻子杨开慧的花圈，群众的意思也愈来愈明显：「打倒一切企图攻击周总理的反动派！」谁攻击周恩来，还不是以江青为首的「理想」派？群众写着：「打倒慈禧太后！」「打倒英廸拉‧甘地！」群众中有人高呼：「反对一切假马列主义者！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这些附有现实意义词句的花圈已使「理想」派寝食难安，他们竟使出最笨拙的手法，于深夜出动军队搬走花圈。是他们亲手点燃4·5运动的导火线！四月五日，公安部门已布置好由中央警卫团、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守卫队伍，禁止群众在纪念碑前致送花圈。花圈在纪念碑前被搬走的消息传遍整个北京城，一大清早，数万群众自动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提出质问：「凭甚么搬走我们的花圈？」得到的只是无声的回答。为着送花圈，他们冲破警卫的封锁线。为着找回花圈，他们冲击人民大会堂，冲击历史博物馆和军营。一切阻挡这群众运动的人都被说服，被制服。阻挡这运动的汽车被捣烂、焚毁。纪念碑前又堆满花圈。但统治者也没有屈服，他们又出动民兵，在群众返家午饭的时刻搬走周恩来遗像和花圈。群众再一次结集，向民兵们索回他们的花圈，放火烧毁指挥进行这一罪行的民兵总部。下午六时半，官方广播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搬出毛泽东的权威，要群众离开广场，北京的民兵开始紧急集合。经过一天英勇而无望的斗争，广场上人群愈来愈少。数千群众留在广场，守护他们的花圈。在国际歌声中，他们献出最后一批花圈，献上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诗作。有人高声朗诵：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九时半，总攻击令自中南海下达，数万民兵分成十路，配合着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和军警，扑向数千手无寸铁的疲弱的群众。群众手拉着手，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在苍茫暮色里，在不停歇的歌声中，操着大棒的民兵朝群众迎头痛击，多少人倒在血泊里，更多人被抓上囚车。天安门再一次染上鲜血。多少年来，天安门是作为新中国的象征而存在着，而现在，又有多少人为这个新中国的真正诞生而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他们的艰苦奋斗，直接将名字刻上烈士纪念碑！历史的进展如何缓慢和迂回啊！4·5运动在全国各地得到响应，群众自己行动起来祭周恩来并表达自己的心声，各地的统治者自然都组织起来镇压此一群众性运动。根据官方报导，郑州「有人借清明节搞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类似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并且行凶打死了电信局的焦春亮。」安阳发生武斗，南京等地都发生过拥周邓的群众示威。4月6日由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罢免邓小平，将他指为天安门事件的策动者，又任命华国锋为总理。统治阶层内，「理想」派与现实派的斗争，终以「理想」派的一时胜利而暂告结束。本书所附录的「人民日报」记者和「工农兵通讯员」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导，反映了4·5运动的一个侧面，反映出官方污蔑群众运动的可耻手段。他们将一个自发性的群众运动说成是统治阶层或某一个人所策动的。藉此将4·5运动变成一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变成一股社会逆流，以达到既打击反对派，又打击群众的一石两鸟的愿望。群众悼念周恩来，群众同情以周恩来为首的现实派的稳健政治路线，同情为执行多少于国家和人民较为有利的稳健路线而被批判的邓小平。他们中有些人喊出支持邓小平的口号，因为「理想」派多年来为了一小撮人的私利，打着党和国家的旗子，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将某些寄望放在周恩来的接班人邓小平身上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拥护敌人所反对的，岂不正是打击敌人的方法么？群众借着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正面与「理想」派为敌。「理想」派所靠的，只是毛泽东愈来愈减退的权威，为了镇压群众，「理想」派将这权威捧出来，毛泽东直接表示镇压群众运动，正面站到群众运动的敌对地位，群众也开始对他直接挑战，喊出「打倒秦皇」的呼声。文革以后随之而来的种种群众运动，群众只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表达自己的愿望，4·5运动的重大成就，就是群众挣脱毛泽东偶像地位的束缚，直接向他的权威宣战。群众运动开始走上一条独立的道路。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因4·5运动而更形炽烈。邓小平垮下来，现实派的一些重要人物或也将逐渐个别地被「理想」派所代替，只要毛泽东的权威还存在的一天，这种夺权会朝着有利于「理想」派方面发展。但现实派所代表的是大多数的干部，不是一次大的群众运动的冲洗，只靠官僚的换班，是不可能完全将他们更易的。一旦毛泽东死了，「理想」派失去靠山，则现实派的反攻就可以从各方面开始。而更重要的，现实派的政治路线是从现制度中产生，是与现制度较相适应的。「理想」派的理想，拿来作为政争的手段，是可以的，要是真想实行起来，必然要与现有制度发生矛盾，而他们是靠现制度而存在。「理想」派一旦抓到权力，处理日常工作，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改变现有的制度（毕竟靠这制度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为着使这制度运转，为着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现实的情势自将迫使他们收起「理想」的遮羞布，他们要不就是异想天开地坚持他们所谓理想而被这制度所吞噬。真有理想的，就成为理想的牺牲者。但更多，或几乎全部，「理想」只是处境不同产生出来的，只是一种争权的手段，在现实的需要之下，他们自然轻而易举地抛弃了「理想」而与现实妥协。「理想」派在个人方面不一定会转化成现实派，他们一旦当权，实质地转化为现实派是可预见的。毛泽东在生之日，出现的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的周邓路线，总之是没有现实派的现实路线，是受制度本身所决定，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又何况，只要现实派一旦有反攻的可能，「理想」派的人，除了个别代表分子，一夕之间变为现实派也是可能的。天安门广场4月5日夜的血迹，在不断扩大中，统治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白色恐怖，逮捕杀害革命群众。但中国人民是杀不尽的，让我们踏着先烈的血印，朝着他们的理想前进！1976年5月30日初稿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出版说明本书收载的三封书信和五篇文章，是列宁一生中的最后著作。列宁由于1918年遇刺受重伤，更由于多年操劳于党务、政事，因而从1921年底开始，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1922年5月不幸中风，右肢瘫痪；经过数月疗养，有所好转；12月中旬再次中风，遂卧床不起；1923年3月，病情明显恶化，此后便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列宁顽强地同疾病进行了斗争，他在重病中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为解决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而殚精竭虑。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他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口授了收载于本书的这些文献，给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政治和理论遗产。这些文献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列宁在这里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他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发展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进行改革的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本书前一部分是列宁在1922年12月下旬口授的三封书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给代表大会的信》通常被看作列宁的“政治遗嘱”（也有不少人把本书收载的全部文献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列宁考虑到自己因病将无法在1923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于是口授了这一著名信件。列宁充满着对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党的统一的最重要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为此，他建议吸收工人共产党员和劳动农民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委员，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至50甚至100人，以便减少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从而使中央委员会在其工作的继承性和抵制分裂方面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列宁的这一思想又在本书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进一步作了阐述。为了保证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列宁专门评述了党和国家的几个最高层领导人物——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的个人特性，更着重提到了当时党的总书记斯大林的个人特性。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领导人物，分裂危险的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列宁强调指出，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和政策的正确性。《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涉及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中的宏观领导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为了制定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并监督计划的执行。苏俄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愈来愈显得重要。列宁在本信中，建议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使它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列宁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个机关的领导者应当是有科学修养的人，还应当具有吸收人才的丰富经验和能力。《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口授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成立（1922年12月30日由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之际。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首先成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一个包含多民族的联邦制共和国，因而正确处理国内民族关系至关重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初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组成。列宁从苏俄的国情出发，认为苏联的成立不应是其他各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而应是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平等原则进行“联合”。在成立联盟的问题上，列宁反对“自治化”，即反对使各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变成俄罗斯联邦的成员而只享有自治权。在列宁看来，保留民族自决的原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的外高加索联邦包含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这三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关于这三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不是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是直接加入即将成立苏联的要求，遭到粗暴的压制和打击，却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尽管本信具体谈到的是所谓“格鲁吉亚事件”，但它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指导意义。它反映了列宁对加强苏维埃各民族的友谊和合作的关注。他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各民族人民的关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本书后一部分的五篇列宁在1923年1月初至3月初口授的文章，当时曾发表在《真理报》上。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有力地驳斥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论断。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国内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因而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即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从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和文化水平。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他还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嘲笑机会主义者企图用一成不变的框框规定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迂腐之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揭露他们的错误的根源，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从思想上武装了党和人民，增强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列宁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世界斗争的结局正是取决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同时列宁清醒地估计到仍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告诫全党要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这是苏维埃俄国整个战略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列宁在阐述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时，把重工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重工业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巩固苏维埃国家、保障国家独立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尽一切可能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基础上而不能通过使小商品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建立重工业。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国营企业的利润、税收、国家机关缩减开支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节约。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有克服的障碍。列宁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在阐述他的合作社计划时，揭示并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列宁特别强调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一切工作看作面临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指出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他认为，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苏维埃俄国才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脚跟，但是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指出，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科学。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就无法建立。列宁尖锐批评反对文化和科学发展中的继承性、对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态度的人，要求批判地接受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宝库，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他说，俄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因此，列宁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日记摘录》中，他要求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振奋他们的精神。他强调“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把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国家机关改造为新型的机关是苏维埃俄国早期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列宁把它视为两个划时代主要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列宁论述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查院在革新国家机关、提高机关工作质量方面的职能和任务问题，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建议把它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列宁的意见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要适当扩大，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它能够不顾情面、不慑于哪怕是总书记或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而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规定办理，以减少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或偶然情况造成的影响以至分裂。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派出委员参加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工作。工农检查院的人员要精干，应当都是经过特别考查，十分可靠，懂得科学管理，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和工作质量。列宁深感可以用来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人才太少。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文化，而有知识、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才又少得可怜。因此，列宁提出了学习的任务，要求监察机关的人员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既要了解国家机关工作的一切细节，又要了解资产阶级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列宁认为，国家机关的整顿不能急于求成，工农检查院作为改善国家机关的工具应当首先成为真正的模范机关。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整顿国家机关、革除旧习、改变机关面貌的崇高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顺利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战略计划。列宁最后口授的这些书信和文章，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其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入探讨。本书具体编选工作由丁世俊负责。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1991年3月《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1992年9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北京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年表（1922年3月—1923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列宁全集》第43卷年表（1922年3月—1923年1月）1922年12月12日上午11时，列宁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12月13日上午，列宁发病。11时医生A.M.科热夫尼科夫和瓦·瓦·克拉梅尔给列宁看病，说服列宁不要在任何会议上发言，暂时要全休。12月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列宁的病情突然恶化。12月16日上午11:00-11:45，医生瓦·瓦·克拉梅尔和A.M.科热夫尼科夫给列宁看病，他们建议列宁去哥尔克疗养，列宁没有同意，仍留在莫斯科。12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专门决定，责成约·维·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12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列宁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和右腿瘫痪。12月23日请求医生A.M.科热夫尼科夫允许向速记员口授5分钟，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焦虑不安；得到医生允许后，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到住所，向她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主席团成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国际歌》的歌声中，通过给列宁的致敬电。12月24日列宁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的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医生研究后决定：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带有通信的性质。禁止会客。第二，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晚上，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到住所，口授了10分钟《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根据列宁的请求，给他取来了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12月25日继续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12月26日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完《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最后一部分。12月27日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12月27日或28日口授一份札记，拟订了以后工作的题目：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从新经济政策观点来看它的意义、关于职业教育总局同国民的普遍教育工作之间的关系、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的冲突谈起）、关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国民教育统计的新书。12月28日向莉·亚·福季耶娃继续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12月29日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完《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还口授了对《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补充意见——《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医生允许列宁读书。列宁读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12月30日被选为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名誉主席，这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向列宁发了致敬电。列宁被选为第一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列宁很关心各联合起来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将怎样建立的问题，开始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12月31日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12月读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为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编写的《俄国识字状况》小册子（1922年莫斯科版），在《日记摘录》中使用了这本小册子中的材料，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1923年1月1日-2日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日记摘录》一文。1月4日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对1922年12月2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的补充。开始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论合作社》一文的第一部分。1月5日继续口授《论合作社》一文，重读口授记录。1月6日口授《论合作社》一文的第二部分。不晚于1月9日口授《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提纲。1月9日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即《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初稿。1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列宁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1月13日两次召见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完《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即《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初稿。1月16日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读速记记录稿。1月17日晚上6时和7时之间，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读自己昨天口授的对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一书的评论的记录，并作修改；继续口授这篇评论的第二部分。同医生谈话，请求医生允许他读报。1月19日晚上7时和9时，两次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口授关于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第二稿《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向医生A.M.科热夫尼科夫说，对今天的写作表示满意，感到十分疲倦。1月20日中午12时至下午1时之间，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补充和修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委托莉·亚·福季耶娃确切地了解一下，俄国现在有哪些研究科学组织劳动的机构，开过几次这方面的代表大会，哪些团体参加了这些大会。1月22日中午12:00-12:25，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修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第二稿，最后决定采用这一稿。1月23日中午12时至下午1时之间，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重读《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作了稍许改动后送《真理报》。1月24日委托莉·亚·福季耶娃向费·埃·捷尔任斯基或约·维·斯大林索取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委托莉·亚·福季耶娃、尼·彼·哥尔布诺夫和玛·伊·格利亚谢尔研究这些材料并提出书面报告，以供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使用。1月25日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在《真理报》上发表。1月25日以后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讲述同瓦·尼·卡尤罗夫和基·尼·奥尔洛夫谈话的内容，他们两人是来询问列宁的健康状况的。克鲁普斯卡娅同他们谈话时没有询问他们是否读过和是否理解《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列宁对此表示遗憾。第二天列宁委托克鲁普斯卡娅再一次同卡尤罗夫和奥尔洛夫谈话，他们说他们对列宁文章的思想是理解的。1月26日委托莉·亚·福季耶娃转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副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和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如果他们同意《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观点，就请召开几次会议，研究科学组织劳动的问题。1月29日列宁问医生，他能否在1923年3月30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医生说不行，但说在此之前他将能起床，再过一个月可以看报。1月30日向莉·亚·福季耶娃了解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亚·德·瞿鲁巴、瓦·亚·阿瓦涅索夫和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等领导干部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看法。1月—12月列宁在医生的监护下疗养。医生为恢复列宁的健康，采取了各种措施，定期给他会诊。医生认为，列宁在同疾病作斗争中表现出他是一位十分刚毅的人。2月初列宁健康状况明显好转。2月1日开始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晚上18:30，把莉·亚·福季耶娃叫去，指示应该怎样研究和利用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还询问了亚·德·瞿鲁巴等人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看法。2月2日上午11:45，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找来两本书：A.E.霍多罗夫的《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经济考察的尝试）》（1922年上海版）和米·巴·巴甫洛维奇的《苏维埃俄国和帝国主义日本》（1923年莫斯科版）。2月3日上午阅读，然后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晚上7时，同莉·亚·福季耶娃谈研究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一事。2月4日奥·费尔斯特教授来看望列宁，说列宁的健康状况有好转，允许他每天工作两个到两个半小时。晚上6时左右，向玛·阿·沃洛季切娃继续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晚上8时，又把沃洛季切娃叫去，审阅和修改该文的打字稿。2月5日中午12时，向玛·阿·沃洛季切娃继续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口授速度缓慢，有的地方表达有些困难。晚上18:50，同玛·伊·格利亚谢尔谈关于研究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一事；委托格利亚谢尔向中央统计局局长帕·伊·波波夫了解，中央统计局对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哈尔科夫苏维埃职员的调查统计材料研究得怎样，什么时候完成，是否准备发表。2月6日晚上7时和9时之间，向玛·伊·沃洛季切娃继续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列宁的情绪很好，与沃洛季切娃一起工作了大约1小时30分钟。2月7日上午，把莉·亚·福季耶娃叫去，同她谈关于中央统计局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进行的苏维埃职员调查统计的结果、关于格鲁吉亚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院等问题。中午和晚上，两次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2月9日上午，把莉·亚·福季耶娃叫去，重申要把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的问题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担心职员调查统计表是否印得合乎要求；同意福季耶娃的建议：委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阿·伊·斯维杰尔斯基检查关于调查统计的小册子的出版工作。中午12时多，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的结尾部分。2月10日委托莉·亚·福季耶娃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交给亚·德·瞿鲁巴，要他尽可能在两天内看完。2月11日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恶化，医生奥·费尔斯特严禁列宁看报、会客和听政治消息。2月12日同莉·亚·福季耶娃谈出版调查统计结果的小册子、研究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改组工农检查院等问题。2月14日中午12时，同莉·亚·福季耶娃谈话，要求赶紧完成他交办的任务，因为他一定要向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一些建议。晚上再次同莉·亚·福季耶娃谈到他交办的三件事，特别详细地谈到最使他焦急不安的格鲁吉亚问题。2月20日晚上，列宁请求把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给他送来。2月22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听取关于列宁健康状况的报告，全会决定必须经常向党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通报列宁的健康情况。2月25日晚上，阅读并向速记员口授一个多小时。2月27日再一次索要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以及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7卷。2月在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谈话中，多次谈到Ф.金发表在1922年9月3日《真理报》上的《“专家”（统计调查试验）》一文，要乌里扬诺娃同作者谈一谈，把列宁肯定这篇文章的意见转告给他，并了解他在哪里工作。3月2日晚上，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作补充和修改。经过最后审阅，将该文送去付印。3月3日收到莉·亚·福季耶娃、玛·伊·格利亚谢尔和尼·彼·哥尔布诺夫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的报告和结论意见。看《真理报》编辑部寄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的校样。3月4日在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谈话中，十分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不晚于3月5日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得知，1922年12月22日，约·维·斯大林在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时态度粗暴，并以诉诸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因为她在医生奥·费尔斯特的允许下记录了列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口授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一封信。3月5日中午12时左右，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信中认为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不能秉公处理格鲁吉亚事件，请他出面在党中央全会上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口授给约·维·斯大林的信，信中要求他为态度粗暴一事向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否则就跟他断绝关系。不晚于3月6日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谈话，克鲁普斯卡娅告诉列宁，美国人提出要在1927年在美国消灭文盲。列宁说，1927年俄国革命十周年时，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列宁希望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并建议克鲁普斯卡娅着手去写。列宁读他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文化的基础》一文，并建议对该文作些补充。3月6日向玛·阿·沃洛季切娃询问列·达·托洛茨基对他昨天口授的信的答复，得知托洛茨基以有病为由，拒绝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就格鲁吉亚问题发言。口授给波·古·姆季瓦尼、菲·耶·马哈拉泽等人的信，对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粗暴态度以及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表示愤慨。3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3月10日列宁的病再次发作，不能说话，右半边身体瘫痪加重。3月11日外科医生弗·尼·罗扎诺夫教授给列宁看病。3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始发布列宁的病情公报。3月13日《消息报》发表政府公报，公报中说，列宁的健康状况近来明显恶化。为此，政府认为有必要从即日起发布关于列宁健康状况的公报。3月21日下午2时，国内外医生给列宁会诊。经过全面和仔细研究，医生认为列宁主要是某些血管有毛病，现在采取的治疗措施是正确的，这种病几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目前病情正在好转。3月31日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次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列宁为主席团名誉委员，并批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关于必须建立列宁研究院的建议。4月2日莫斯科市卫生局局长弗·亚·奥布赫来看望列宁。4月3日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次代表会议选举列宁为出席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月16日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分送给俄共（布）中央各委员。4月17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因病第一次没有出席的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关于为帮助列宁战胜疾病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列宁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第二次会议通过给列宁的致敬信。4月18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代表大会晚上会议结束以后，先在各代表团代表会议上，后在各代表团会议上宣读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4月24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一致选举列宁为党中央委员。4月2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选举列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全国许多组织、机关、企业和个人纷纷给列宁发来贺电，祝贺他诞辰53周年，祝愿他尽快恢复健康。5月15日以前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5月15日列宁在许多医生陪同下转到哥尔克疗养。5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尽快发表列宁的《论合作社》和《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两篇文章。5月26日和27日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在《真理报》上发表。6月2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列宁的委托，把列宁1922年12月27日—29日口授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转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向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传达列宁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列宁的指示写进了俄共（布）第十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6月1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列宁为共产国际名誉主席的决定。6月23日—7月上半月列宁的病情又严重起来。6月26日或27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列宁的文章中新提出来的关于合作社的问题。7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候选人。7月6日苏联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列宁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7月7日第十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列宁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7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列宁为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候选人。7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任命列宁为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1922年3月—1923年1月）目录·凡例·前言·〖附〗《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出版说明（1991年）1922年·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1922年3月6日）·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1922年3月9日、24日和26日）·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1922年3月11日）·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就瑞典贷款谈判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2年3月13日）·就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策略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1922年3月14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1922年3月14日或15日）·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3月16日）·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并附给埃·王德威尔得的复信稿（1922年3月17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并附给出国同志的指示草案（1922年3月17日）·伊·伊·斯捷潘诺夫《俄罗斯联邦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1922年3月18日）·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3月18日）·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便条并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1922年3月18日）·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问题给约·维·斯大林的信（1922年3月21日）·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草案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信（1922年3月21日）·庆祝《贫苦农民报》创刊四周年（1922年3月23日）·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1922年3月23日）·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1922年3月23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1．开幕词（3月27日）2．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27日）3．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28日）4．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3月29日和4月2日之间）5．关于农村工作决议的草案（给恩·奥新斯基的信）（1922年4月1日）6．关于《真理报》刊登广告问题的发言（4月2日）7．闭幕词（4月2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1922年4月3日）·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1922年4月9日）·就三个国际的柏林代表会议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2年4月9日和10日）·给查理·普·施泰因梅茨的信（1922年4月10日于莫斯科）·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922年4月11日）·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1922年4月11日）·对《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1922年4月14日）·就拉帕洛条约的报道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的便条（1922年4月18日）·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1922年4—5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1922年4月27日）·《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小册子序言——1922年版序言（1922年4月28日）·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1922年5月2日）·就财政政策问题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1922年5月2日）·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1922年5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中央委员会呈报实物税汇总数字的决定草案（1922年5月11日）·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1922年5月15日）·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实施法草案的补充和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1922年5月15日和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定草案（1922年5月15日或16日）·就发展无线电技术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922年5月19日）·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给约·维·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1922年5月20日）·就裁减红军问题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1922年5月20日）·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5月23日）·致外高加索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不晚于1922年5月26日）·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1922年9—10月）·白璧微瑕（1922年9月10日以后）·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9月17日）·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9月26日）·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1922年10月6日）·致巴库市工人（1922年10月6日于莫斯科）·致纺织工人代表大会（1922年10月10日）·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1922年10月11日）·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1922年10月13日）·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1922年10月16日）·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10月18日）·致全俄财政工作者代表大会（1922年10月20日）·致苏俄之友协会（美国）（1922年10月20日）·致技术援助苏俄协会（1922年10月20日）·致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10月20日）·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22年10月24日）·给新解放的沿海地区的贺电（1922年10月26日）·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法尔布曼问（1922年10月27日）·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1922年10月31日）·就俄罗斯联邦致各协约国照会的措辞问题给格·瓦·契切林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0月31日）·致《彼得格勒真理报》（1922年11月1日）·致《真理报》（1922年11月2日）·致共产党人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1922年11月2日）·关于合作银行的提纲（1922年11月2日）·致彼得格勒纺织工人（1922年11月3日）·致全俄统计工作者代表大会（1922年11月4日）·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1922年11月）·致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非党女工农妇代表会议（1922年11月6日）·致原米歇尔逊工厂工人（1922年11月7日）·致国营“输电”发电站职工（1922年11月7日）·致克林齐的斯托多尔制呢厂工人（1922年11月8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11—12月）1致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11月4日）2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1月13日）·就裁减军队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1922年11月13日）·致北美俄国侨民（1922年11月14日）·致全俄农业展览会的贺词（1922年11月14日）·致“光明”社（1922年11月15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1922年11月20日）·致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922年11月22日）·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1922年11月25日和29日）·致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1922年11月26日）·致国际工人援助会书记明岑贝格同志（1922年12月2日）·致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22年12月4日）·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1922年12月4日）·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工的建议（1922年12月4日）·关于尼·叶·费多谢耶夫的点滴回忆（1922年12月6日）·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家供给委员会报告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22年12月6日或7日）·就政治局的议事规程提交全会的建议（1922年12月8日）·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1922年12月9日）·致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1922年12月10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1922年12月13日以前）·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亚·德·瞿鲁巴的信（1922年12月13日）·关于对外贸易垄断（1922年12月13日）·关于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1922年12月15日）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一1923年3月）·给代表大会的信（12月23日）·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1922年12月27日）·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2月30日）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1922年12月31日）1923年·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923年1月23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附录·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材料（1922年3月）·《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的材料（1922年4月）·《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提纲（不晚于1922年5月20日）·《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提纲（1922年10月25日以后）·关于稳定卢布的札记（1922年10月底—11月初）·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提纲（1922年11月10日和13日之间）·《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材料（1923年1月）·关于把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全权转授格·瓦·契切林的声明（1922年3月25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列宁值班秘书日志（1922年11月21日—1923年3月6日）·《列宁全集》第43卷年表（1922年3月—1923年1月）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之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十一章帝国主义之后？ 一跨国公司 二中心资本：统一还是对抗？ 三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 四小结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架变革的发动机，通过一系列危机和动乱，朝一条通常可以预测的方向前进。无法假定任何在某一特殊阶段领先的人会继续领先，因为资本主义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马克思曾期待着一旦获得独立，资本主义在印度得以充分发展，并且列宁也期待着，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更高的利润，积累的中心会从较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从这种框架来看，正式帝国的终结也许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相比之下，许多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假史资本主义总是强化了现有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在弗兰克看来，中心——卫星关系的链条确保了中心的发展和卫星的不发达，这又进一步巩固了链条。这导致-种预言，作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屮心，美国将继续控制着这个体系，不发达国家注定仍然处于从属地位，除非它们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种观点看来（它最初发展起来实际是要解释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贫穷特性），正式帝国的终结是无关紧要的。 从未被完全遗忘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重新突现。关于生产方式的争论（上面第十章），由于其强调不发达的内部原因，是经典观点复兴的一部分。本章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新思潮已经加以分析的方法。第一节是对跨国公司这一最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简要讨论。第二节概述有关中心资本的未来的争论：确实是美国统治，还是很可能回到相对均等的资本主义中心之间的对抗？最后一节关注外围资本主义的未来：第三世界注定继续不发达，或世界全面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真的是可能的吗？ 一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超过一国范围运作的资本主义企业。在跨国公词和全国性的公司之间没有一道清楚的界线，因为所有跨国公司开头都是全国性的公司并逐渐在国外扩张它们的业务。通常把跨国公司看做是庞大的；并不是非这样不可，但世界上大多数最大的公司都是跨国的，而更大的跨国公司则是我们论述的主要话题。某些作者把其注意力限制到具有超过一国范围生产活动的公司身上，排除了商业和金融公司，而它们也正在迅速成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可以另指超国界的或国际的公司；这些术语（通常）都是同义的⑴。 到目前为止，有关跨国公司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公司。全国性的和跨国的公司，两者都在世界范围内通常得以充分整合的各种市场上销售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而且两者都以实际上由当地劳动力市场所决定的工资水平购买劳动力。两者都服从同样的竞争需要而使成本最少化并且进行积累。不用奇怪的是，这些由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机制所决定的环境对它们的行为施加了严密的限制。例如，考虑一下没有跨国公司的体系，其中，在诸如原料销售上各公司在几个不同的国家内竞争。成本最低的供应商通常将取得成功，而其他人则失败。所有公司都设法把成本降至最低。现在，请与一个在所有有关的不同国家运作的跨国公司作比较。它也会把生产集中到成本最低的地方，设法使成本撮小化。结果很可能正好是一样的。当没有理由假设国内资本会有任何不同举动的时候，因为外国公司“忽视国民经济的需求”而抨击它们是没有意义的。批评必须指向体系。这个例子也说明，只要在世界市场上仍然存在着竞争性的强制，对工业的国家控制很可能相对来说是无效的。关于（大）跨国公司的第二个重要事实是，它们是庞大的，并且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大公司具有组织上的资源来控制分布在几个国家的业务和处理所涉及的法律、金融问题。许多文献，尤其是关于跨国公司在不发达国家的文献，把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和外国资本的影响统统合并在“跨国公司的影响”这一单一标题之下。这不利于作清楚的分析。 夸大跨国公司的新颖性将是一个错误。商人资本从一开始就是在国际间运作的。海外矿山和种植园的组织和融资也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到19世纪晚期，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国际流动，这种资本流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采取了直接投资的形式，即由己经参与其本国生产的公司把资本投资于海外的生产性活动。跨国公司甚至今天也常常把它们的主要活动放在它们在那里有合法户籍和其总公司的国家。然而，即使仅仅作为一种趋势，今天才有可能谈论那些具有“全球眼光”、并且从全世界范围内考察潜在的生产场所的公司。 在公司的水平上，无法充分地分析跨国公司的出现和重要性；必须把它看做更加广泛的生产和资本国际化过程的一部分（参见巴洛阿，1973）。可以把跨国公司看做是引导商品、资本、技术知识、组织能力和技术人员国际间运动的组织。对任何这些流动而言，它们无论如何并不是惟一的渠道。资本主义公司间（在单一国家之内或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涉及从自发的市场交换到单一所有制下合并的整个范围；例如，给技术和商标的使用、合资企业、经营合同、全部工业设备供应及必要培训的“承包”（turnkey)合同等安排许可证。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持续国际化环境中，世界范围内资本集聚和集中的结果。如果巨大公司的形成被限制在国家的界限内，这才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布哈林分析过这些过程（前面第6章），但指望民族资本集团的形成会占支配地位；结果最终并非完全如此。超越国家界限的资本主义公司之间各种联系的增加象征着希法亭在单一国民经济水平上所描述的“相互依赖和支配关系”的国际化（前面第5章）。 米夏勒（1976）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明确特征。正统的经济理论论述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假设了国家之内，而不是国家之间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他称这种研究为“国际经济学”。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卢森堡、阿明）曾经采用过这种研究方法。另一种可以选择的研究方法，“世界经济学”，把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设想为是国际的，或更确实地说，是世界范围的。列宁的过错并不在于采用了这些研究方法中的第一种（甚至布哈林也没有完全逃脱指责），而是他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和不明确的。米夏勒因而感到可以自由地“重读”（重写？）列宁，认为资本输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但坚持认为，基本的因素不是货币资本的输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输出。世遍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义产关系是由在国外建立子公司（以反对通过贷款的“有价证券”投资，或购买作为纯粹金融资产的股份）的公司或金融集团的直接投资所创造的。大的垄断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出现是海外子公司创立的必要前提。米夏勒因而把（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直接等同于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的出现。他把这个趋势开头的时代确定为1900年前后，尽管它受到萧条和战争的制约，甚至今天也显得似乎是一种异常的现象。 他论述了资本输出的三种主要形式。第一，列宁时代的资本输出主要致力于获得原材料。今天其重要性相对减弱。第二，资本输出可以致力于渗透输出不能有效渗透的市场，创造一种结构，其屮生产设备在几个不同的国家被重复制造。作为少数制造商垄断市场的对抗的结果（并且可能是一般的“实现”问题；米爱勒的论证是不清楚的），这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形式。第三，並且日趋重要的是，资本输出也许致力于剥削廉价劳动以生产再输出到“本”国或第三国市场的商品。米夏勒尤其强调这种形式，它导致径直超越国家界限的联合生产组织的创建。有一种真正的把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外围的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进口替代”（上述第二种动机），而且是为中心和全世界的市场进行生产。我已经提到过这种可能性，并且证明它已经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者所忽视。然而，米夏勒认为，它不会消除中心——外围鸿沟，因为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维持了外围的低就业并因而保持了低工资。然而（除了偶尔提一下之外；1976：154），他没有注意这样的可能性：中心的工资和就业水平可能被拖累降到外围的水平。 像其他许多作者一样，米夏勒坚持认为，跨国公司和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表示民族国家重要性的减弱。这里我想他是搞错了。从不同的国民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的国际化所创造的世界体系的概念日益不合适了，但并不能就此推断民族国家作为阶级冲突、政治整合和国家机器的场所是不重要的，国家机器掌握着比货币、财政政策更有力的武器。下面我将证明，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持久的机构。 我不会对有关跨国公司的文献进行完全的考察；它是非常烦琐的，并且大部分文献与帝国主义主题不相关。更好的办法是，在更具体问题的环境下，连同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考察一下跨国公司的影响。雷迪思（1975）提供了一部有用的论文集，它还有一个参考书目。也许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作者是海默，他开始是在主流经济学之内从批判的立场进行写作的，然后，在他不幸去世前不久，釆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参见海默，1972，1976；海默和罗桑，1970）。跨国公司出现的最重要结果是，个别国家（例如，公司以那里为基地的国家）民族资本的扩张不再直接与国民经济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后面两节会讨论这一结论。 二中心资本：统一还是对抗？ 从定义上讲，跨国公司运作于几个民族国家。而其他的资本主义公司通过出口产品的生产、通过使用进口原料或部件、通过采用得到国外许可的技术、通过把许可出售给其他人等等，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是国际化的。这丝毫也不是指任何特定的资本都缺乏民族性——特定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中的明确基础。跨国公司以某种方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小规模冲突，这一观念是一种虚构。事实上，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民族基础；每个公司在特定的国家都有历史的根源，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其最髙层管理人员都是在其本国招募的，其绝大部分的资本和生产仍然位于那里。以小国家为基础的公司（如瑞士的雀巢公司）和两个具有英国——荷兰双重国宁的巨型公司（壳牌和联合利华）这样的例外情况不多。 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一起成长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分析优先于政治分析并不意味着一种历史的顺序，也不是指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它们边界的测定能够在经济水平上加以解释。资本主义开初，以及后来的长时间内，工业资本的生产活动是以本土为基础的，而它所服务的市场却常常像全国性的市场一样，是地方的市场或是国际的市场。认为开始出现了一种整合的国民经济或民族的“社会形态”，然后构造出国家与此相匹配，这实际上是错误的。相反，国家的存在（以及其边界扩展到抵抗其他民族国家的程度限制了进一步的扩张）创造并且划定了民族利益、全国市场等。每个资本都指望其“自己”国家的支持以反对在其他民族国家所形成的资本，并且因为对国家支持的共同需要，与同一个国家之内的其他区域性资本形成联盟。出于对资本主义阶级内部不同局部利益之间妥协的需要和包容与其他阶级冲突的需要，产生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的密集网络，正是这构成了“国家”。 当资本扩展到国家边界之外，它当然也一定会产生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至少达到这种程度即它需要惟有国家行为才能提供的各种条件（法律体制、货币体系、基础设施）。莫莱（1970讨论了这些问题，并且得出了综合的结论：国际化削弱了与私人资本相对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受到沃伦（1971）和罗桑（1971）（简洁而中肯）挑战的结论，他们论证道，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关于与特殊资本相对的国家权力，而是关于当它在国外运作时国家怎么样才能支持它自己的资本。要点是资本需要本国政府的支持以保护它的利益。在国内由国家满足的全部需要（财产的保护、合同的执行等等）在国际上由国家间的谈判和协议来满足。大部分的外交机构——民族国家通过它们互相处理事务（在和平时期）——已经发展起来正是为了商谈贸易活动的规则。无国籍的公司，尽管原则上不是不可能的，但将处于劣势，因为它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代表。 罗桑（1971）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考察了英国这个特殊的例子。尽管英国国民经济相对较弱，但英国的资本是比较强大的。公司个体的反应就是把它们更多的活动转移到国外发展前景更好的地方去，因而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经济。这最终削弱了英国政府保护它们利益的能力，英国资本的国外利益是脆弱的，而针对它的报复威胁则阻碍了改善国民经济状况的“民族主义的”政策措施。“英国资产阶级的领导阶层己经被有效地‘非民族化’了，并不是因为它们自己的软弱，而是因为英国政府和它们自己本国基础的软弱。”（罗桑，1971）因此，英国资本渴望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化（EEC），这也许最终会提供一个更加坚固的大本营。个别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及其保护其民族资本利益的能力因而不仅依赖于民族资本的力量，而且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力量。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是被相对和平的时期间隔开的资本主义列强间激烈对抗的历史。马克思写作时一度似乎有理由预测民族国家的消亡，而列宁和他同时代的人则分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达到白热化这段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绝对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出现了，当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讨论复兴之时，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普遍设想，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已经由美国的统治所取代。对那些对拉丁美洲——最清楚不过地处于美国影响范围之内的地区——特别感兴趣的美国作者来说，这似乎格外明显。然而，欧洲和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美元的疲软和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增强了对帝国主义现阶段这种观点的怀疑，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引发了新一轮的辩论。 许多作者预见到民族资本在欧洲共同体（EC）之内融合，形成一种统一的欧洲资本。曼德尔（1967，1975）预言了这样的发展，罗桑（1971）也对此作了慎重的讨论。必须指出的是，真正的欧洲公司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公司被另一个不同国家的公司接管和兼并不同）并不是按照这些作者所期待的步骤展开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公司才开始出现，然而当时非常缓慢。欧洲范围资本的融合会增强欧洲资本面对美国资本的力量，而欧洲继续的分裂则相应地有利于美国资本。对欧洲范围民族资本融合的预见当然与欧洲共同体可能演变成某种更接近于民族国家那样的事物有关；再次出现了发展，但还是十分缓慢。欧洲统一的缓慢发展加强了关于民族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事物这一论点；构成民族国家的各种政治联系的密集网络代表了阶级、阶级各部分和其他利益集团之间大量妥协的制度化，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是非常困难的。 20世纪70年代的争论中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民族资本将合并在美国的统治之下，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许可协议，转包经营等从其他国家吸收企业或使它们服从。这似乎是普兰查斯（1975，第1章）的立场。然而，这种情况与其中民族资本仍然是界限分明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其中，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接受从属的地位，因为它们知道，对美国统治的任何挑战必然失败；这种前景是由尼古劳斯（1969）强有力地提出来的。许多作者认为美国资本在现代帝国主义中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但没有把详细情况说清楚（例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69；马格多夫，1969）。在那个时代，美国公司在世界最大公司的清单中占多数，美国的国内生产和海外投资要比其他任何国家多得多。美国在欧洲投资的规模和增长似乎尤其重要。欧洲殖民帝国的衰落使得美国资本得以渗透到世界上以前拒绝过它的各地区（因此美国人在战后的时期“反殖民主义”）。美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军事支配优势过去是，现在也是显而易见的。 发展的趋势过去是不清楚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立即明显地享有一种十分罕见的优势，人们倒希望其他列强相对地恢复那么一些。有些作者认为，欧洲和日本比美国更为迅速的发展只不过是对这种趋势的一种回应（例如，普兰查斯，1975），而其他人则主张，它是对美国统治地位的一种真正威胁，预示着主要资本主义列强间相对平衡的新纪元。曼德尔（1967，1975）和罗桑（1971）两人都预言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以及随之产生的对抗的强化。然而相当奇怪的是，争论的双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欧洲资本的相对力量上。欧洲统一运动的相对失败阻碍了欧洲资本的竞争力；正好有一种说法是，欧洲共同体形成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在欧洲的资本，它更为迅速地把欧洲当作一个单一市场。然而，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资本显而易见已经是最可怕的竞争者；它坚持国家一体而没有分裂，并且维持了资本巾义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增长率大约30年之久。 争论集中到如何解释资本从美国向欧洲的大流动和随之出现的美国资本在欧洲的高速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已经能够看到这种流动的巨大逆转，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对70年代欧洲所听说的外国所有权表示了问样的担忧。普兰查斯（？）把美国在欧洲的投资看做是美国霸权的决足性证据，理由是，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扩张的主要因素，但除了参考列宁之外，他对这个论断没有提出什么证据。罗桑利用他与海默合着的著作（罗桑和海默，1971）机智地作出了反驳，指出美国资本在美国，欧洲资本在欧洲仍然起支配作用。因为欧洲市场正比美国市场扩张得更为迅速，美国资本不得不增强其对欧洲市场的渗透，仅仅是为了维持它的相对地位。（在其他市场的扩张不能够弥补与欧洲有关的地方的损失，因为日本市场被证明是难以渗透的，而其他市场相比较而言非常小。）把市场增长率和改变了的市场份额的各种影响结合起来，“大的美国公司在保持其对外国对手的优势方面，正面临并将继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罗桑，1971：第163页） 罗桑因此承认，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实质上是与其竞争者有关的美国资本所获得的利润，被这样的事实所弥补：即欧洲的公司仍然掌握更加迅速成长的欧洲市场的更大份额。曼德尔（1967）同样认为，对欧洲资本而言，美国在欧洲的扩张是一个“失败”。这些易于受到批评，因为不同市场的相对增长率不能够被当作是一定的。欧洲更为迅速的发展不仅仅是欧洲资本更强大动力的结果，也是欧洲资本更强大动力的原因，但美国投资的流入正好促进了欧洲的发展，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欧洲资本的发展。更笼统地讲，一种资本的扩张可以补充其他资本的扩张，而不是与它们竞争。 如果我们承认在少数资本主义中心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平等的趋势，正如曼德尔和罗桑所证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必须问，它们之间会是什么样的关系。罗桑把竞争和对抗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敌对的，敌对的程度既依赖于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地区，又依赖于竞争的强度。”（罗桑，1971）在微观经济水平上，这无疑也适用于单个资本；市场——单个资本在其中与其他公司竞争扩张的整体速度不受它们的控制，并且它们正在为既定市场的份额而斗争。然而，并不清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必定存在相似的敌对性（詹金斯，1987，区分了公司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对抗）。一旦整个经济扩张的整体速度被当成一个变量，那么一个资本的扩张也许与另一个资本的扩张就是相互补充的。国家就处在设法调解资本之间两方面关系——补充和敌对——的位置上。因此也许就有可能复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观念：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同意合作和共同开拓世界。并不是简单地在一方面预言帝国主义间的对抗，或另一方面预言超帝国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更重要的是问对公共利益的认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包容由其他分歧利益所产生的敌对性。 没有几个战后的作者曾经考虑过帝国主义之间战争（列宁和布哈林都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表明，某种程度的合作，某种限度的冲突，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与一两个其他作者一样，苏特克里夫（1972）顺便提到过这种可能性。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国家实际上的确为了其整个民族资本而理性地活动，就像某些非常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假定的那样，那么对它们来说合作将不会是困难的。考茨基将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国家政策是实际政治实践的产物，它不得不调解不同集团的利益，并且深受长期的妥协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这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历史的影响）。结果，国家政策无论如何都不必然是理性的。 自从这里所讨论的主要著作的时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己经在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后来的世界性衰退中，在债务危机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尽管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显然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大多数评论者都预言了比实际所发生的剧烈得多的对抗。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阿拉伯供应商对某些石油进口国实行禁运，石油公司为改变供货渠道所釆取的措施，以及防止世界货币体系可能发生“石油美元”的灾难性运动所釆取的非常成功的紧急措施，就是以国家间合作为基础的私营部门适应性的例子，80年代债务时间表的重新修订，即使充满更多的冲突，（迄今为止）已经被证明能够足以避免最为恐怖的国际金融的崩溃。尽管美国的支配地位显然正走向终结，但希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立即崩溃将是不明智的。 三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 也许，关于世界体系未来的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能够开始终止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像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20世纪上半期，相对而言，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迹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得出了与经典作家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以前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一开始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那么现在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足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必要。 当欧洲和北美已经工业化的时候，世界经济相对来说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运输是昂贵的和充满风险的，这样，仅在生产成本是非常不同的不同地区进行商品贸易。大多数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在当地通过手工技术生产。因此，就以牺牲更古老的方法为代价为本地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空间，但来自更先进中心的竞争则受到限制。资本相对而言是不流动的，技术体现在劳动力的技能和经验之中。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本地资产阶级以及技能和技术知识的地方性集聚。资本主义在许多中心的独立发展是可能的，它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这种进步受到某一个殖民国家压制的地方除外）。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不会接受这种分析；他们己经证明，一种整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早期就存在着。事实与他们所说的正相反。直到工业革命时为止，洲际贸易大部分是诸如食糖之类的奢侈品（奴隶是一种例外情况），欧洲殖民统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对附属地区生产方式的影响（常常是直接的和野蛮的）来实现的。 在19世纪后半叶期间，运输费用显着下降，容许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各种组织形式被找到了，技术知识的系统化使技术的国际转移容易得多。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它导致一种相对完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性的创立。今天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境况因此与早期的境况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可能会问，比如说，按照英国所确立的这种模式的工业化今天是否是可能的。人们也可能会问，那种模式的工业化在现今条件下是否是一种合适的标准。 一方面，如今正在开始工业化过程的不发达国家面临着来自具有数世纪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背景的先进中心的竞争。结果，一种世界性的专业化模式已经被建立起来，其中，不发达地区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或者直到目前为止）并进口工业品。工业化意味着取代进口（或闯入出口市场），而不是取代原始手工业。另一方面，资本和技术如今可以被引进，而先进国家的工资上涨抵消了那里高生产率的优势。 近年来，第三世界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开始是在进口替代的形式上，开始运用进口的资本设备进行相对“轻的”消费品的生产，常常是多多少少运用一些进口资金和具有跨国公司（全部或部分拥有的子公司、合资的子公司、特许经营等）的某种参与。争论的中心议题是，这是否仅仅是以新的形式再生产了中心与外围间的依赖关系（如阿明、弗兰克、苏特克里夫和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还是它是否标志着中心——外围划分崩溃的开始（如沃伦所主张的）。 苏特克里夫（1972）是为数不多的、明确解决不发达国家发展前景问题的作者之一，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是如何的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巴拉特．布朗（1972）论述了某些同样的话题。）苏特克里夫承认外围工业增长的事实，但认为证据回答不了关键性的问题：能够像日本那样有完全独立的工业化吗？或者说，如果没有；能够足以发展到创造“进步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像俄国1917年那样的无产阶级）吗？除某些计量问题之夕卜（数字也许夸大了发展的程度），他提出了怀疑所观察到的工业发展的两个理由。第一，由于进口替代，增长常常被集中在奢侈消费品的生产上，而对它们的需求是有限的，而且这种类型的工业化增强了限制需求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这是依附论者的论证（参见古田户，1973）；想要人们接受它，则需要某些对渗透到其他经济部门或出口市场的工业化的失败的解释来支持它。第二，工业产量的增长也许和就业的增长不匹配，因为运用了高生产率的、资本密集的方法。随着生产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结果是“既缺乏资产阶级又缺乏无产阶级”。（比较阿里吉，上面第十章）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许不会创造马克思所描述的其中绝大多数人被吸收进无产阶级的那种阶级结构。许多作者都已经强调了大多数人的这种“边缘化”。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事实上预言过不断增长的“相对剩余人口”，可以说，不发达国家要比先进国家更紧密地适合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 苏特克里夫为“独立的”工业化提出了不同的标准，他说，这“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而是与此相关包含着这样的观念：工业化并不只是“源自’另外的经济的工业化”。（1972：第174页）他的经济独立性的标准是，生产应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当地的投资资金应该提高或者至少应该受地方控制，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工业结构，在某种（不是非常清楚界定的）意义上，技术应该是独立的。这些标准的基础并不清晰；它们暴露出依附概念非常模糊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说，发展“源自”何处为什么会这么重要？结果的确是更重要的。 经济独立也有其“社会的和政治的对应物”。这里，苏特克里夫的论证似乎更有力： 当剩余落入那些将其用于生产的人的手中时，才会出现经济发展……这部分是指需要受能够保护其利益的国家支持的工业资产阶级……国家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既独立于那些与工业化相对立的当地的社会利益，又独立于外国的利益。（苏特克里夫，1972：第176—177页） 关键问题是：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吗？这种意义上的独立的确要求发展（主要）受当地的财政支助并且受地方控制，通过在特许协议上附加各种条件之类，外国技术的运用可能导致实际的外国控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要求“技术的独立”。（依附能够通过联合的子公司而产生于进口技术的特许，对这种依附的详细案例研究，参见P．帕特奈克，1973）我看不到独立的资本主义阶级为什么应该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或技术复制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理由；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人们期待着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以及大规模的商品、资本和技术交换。 苏特克里夫对技术独立性的关注似乎主要出于一种不同的考虑。他显然认为，“外国的”技术（技术能够具有国籍吗？）是不适合的，因为它是过于资本密集的（1972：第176页）。这种思路已经被广泛争论；资本密集的技术意味着相对少的就业，这对需求结构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然而，资本主义公司——无论是外国的或是民族的——很可能将釆用使利润最大化的技术。不发达国家构成了一个足够大的资本货物市场，因为使技术适应那里的价格和工资率是有利可图的。因而运用本地发明的技术的当地公司不太可能会做出非常不同的选择。无论如何都有理由认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选择使可供再次投资的剩余最大化的技术也许是最佳的选择（多布，1955，1960；森，1968；阿明，1976：第320页）。伊曼纽尔（1982）己经有力地证明，不发达国家应该欢迎作为获得技术的一种方法的内向投资，并且应该采用“最优方法”（bestpractive）技术。 苏特克里夫认为，独立的发展（在他所界定的意义上）是不太可能的，除非宗主国和卫星国之间的联系被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或剧烈的资本主义危机所中断。发展的前景受制于不发达国家的相对落后，受制于建立在技术优势基础之上的垄断控制，受制于由于利润回流和不平等交换而产生的剩余从不发达国家中被抽出。这些都是些人们所熟悉的论证。 到20世纪70和80年代，掀起了一场非常猛烈的反对苏特克里夫那种依附理论的浪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出现了一次强烈的反弹。比尔，沃伦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先驱》（Imperialism,PionnerofCapitalism，1980，由于他不幸早逝而未完成，死后出版）是对这个趋势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他主要的论证思路早在以前的文章中就已经出现（沃伦，1971，1973）。对沃伦的尖锐批评，参见阿迈德，他把沃伦的工作说成是“浅薄的和执迷不悟的”1983：第65页）；而福斯特“卡特（1985：20）所做的保护依附理论某些部分的更慎重的努力似乎使其失去了大部分的内容。 沃伦的著作非常多地体现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著作的精神（参见上面第二章）。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由于产生持续的技术进步，解放了个人创造性并同时在大规模生产中获得经济收益，而使得它不同于所有以往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文化的“人道主义层面”促进了平等、公正、宽容，以及探索和冒险的精神，并且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一直如此。这是一座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文化和政治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因为议会民主——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形式——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政治环境。“扩大议会民主的过程……因此最终会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强大的和不可抗拒的动力。”（沃伦，1980：第30页） 他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体系向世界非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地区的渗透和扩散”。（1980：第3页）假如他十分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那么就不必奇怪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有历史进步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强大优势的生产力和文化特性最终必然使所有其他的生产方式屈服，并把它们完全消灭。”（1980：第40页）按沃伦对它的定义，帝国主义在非殖民化之后能够延续，但它生来是自我——限制的。一旦整个世界成为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扩散必定终止。 殖民主义——对附属地域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正如沃伦所认识到的那样，难以支持从外部把不民主的控制强加在附属地的人民身上，但他认为，到了摆脱自由主义的罪恶感，认识殖民统治积极成就的时候了。殖民主义好处的最生动的证据是，以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因而产生的人口激增来衡量，殖民征服之后健康状况的改善。像马克思那样，沃伦以非常积极的观点看待人口增长，把它当作经济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不理会马尔萨斯式的恐惧，比大多数评论家所能够做的还要随便。他还强调了‘殖民统冶之下教育的改善，这把资本主义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传入世界的新地区。这并不是说他不考虑民主的、反殖民的斗争。现代反殖民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文化传入殖民地的产物，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人们所希望的。他要论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否认殖民主义的成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带着伤感和落后的观点反对资本主义的渗透，他们不应该混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沃伦的基本论证是，假设有一个国家机器对外国企业施加压力并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建立在外国（或由外国控制）的资本基础之上的发展就是民族资本发展的一种补充（1973：第39页）。在其1973年的文章中，他论证的例子主要是在以资源为基础的国际企业（燃料和材料）这种背景之下，从而表明，当地政府己经成功地获取了更大比例的回报和更大的控制权。当然，从那时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各国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了。他证明，制造业中正在出现同样的进展。尤其是，当其民族企业在特殊工业中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和知识，东道国的地位得以巩固，这是单纯出现了工业的结果，更是政府强制雇用和提升当地居民的结果。跨国公司部分拥有的子公司越来越趋于在当地股东的控制之下，他们因而构成了民族资本主义阶级的基础。跨国公司把技术，更广泛地说，把现代资本主义转移到第三世界。 作为体系的帝国主义使剩余价值从外围流到中心，那又怎么样呢？沃伦有力地证明道，即使返还利润的流出超过投资的流入，这并不表明经济效果是有害的，因为“‘在这期间’，资本如何确切地被处置，可以说被忽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是生产力进步的另一面”。（1973：第39页）资本主义既利用，又促进发展。 如果资本主义向世界非资本主义地区的扩张创造了一个不平等和被称作帝国主义的国际剥削体系，那么，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传播到整个非资本主义世界，它同时也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我们的论点，它同样是马克思、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的论点。（沃伦，1973：第41页） 对这种帝国主义观念显然有异议。自从列宁时代以来，没有几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早己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先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沃伦回答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看到殖民帝国的崩溃和第三世界独立国家的建立。我们必须大致地看到各个阶段中的帝国主义历史：首先是为民族的（政治的）独立创造基础，然后是全面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沃伦看来，民族独立是至关重要的，既是因为它为更高生活水平的普遍需要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迫使政府促进工业发展，还因为它打破了殖民强国的垄断控制，允许新独立的国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和东——西方间的竞争而获得有利的待遇。资本主义发展并不要求预先存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其他统治阶级能够并且必须促进工业化。‘‘这些‘实业家’（industrialisers）自己也许成为工业资产阶级，或者也许被他们自己创造却控制不了的工业怪物所取代，或者也许与他们相融合。”（1973：第42—43页；参照斯齐曼斯基，1981：第120页；詹金斯，1984；和上面第十章所讨论的莱伊斯，1978）此外，帝国主义国家确实支持发展（通过右翼、民族主义政体）以牵遏社会主义。 在那些很可能是有意引起关注的方面，他主张： 帝国主义是各种手段，通过它们，在西欧巳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技术、文化和制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文化——在世界其他地方播下了其革命的种子。（沃伦，1980：第136页） 预先为保护自己以防止被指责为种族中心论和骄傲自大，他指出，各个社会并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的，因此从逻辑上讲某些社会必然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处在其他社会之前，因此，拒绝使用最先进国家的标准就是放弃所有关于人类进步的概念。在这方面，就像在他的大多数论证中一样，沃伦遵循着马克思，他毫不犹豫地对他视为落后的制度和社会做出了判断。 如果沃伦的论证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似乎是非常糟糕的和错误的（因为它的确如此），尽管它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十分相似，那么人们自然要问，过渡期间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沃伦的著作的重要部分就是致力于对列宁以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进程的批评，打算回答这个问题。我将简要地概括它。列宁首当其冲。他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被批评；的确，他对民粹派向后看的观念的攻击完全适合沃伦的情况，并从赞成的角度加以引用。然而，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强调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把资本输出描述为国内缺少投资机会的结果，并且传达了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的印象：其中少数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对半个世界的剥削基础之上的。通过这种作法，他得以把帝国主义描述为已经全面退化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样，直接革命就是惟一的希望。（我不相信列宁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作出过像沃伦所理解的如此灰暗的描绘，尽管他的有些追随者的确是这样。） 根据沃伦，列宁的描述颠倒了事实。帝国主义是年轻的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果。资本输出不是国内投资的一种替代性的选择，而是它的补充。国内的高增长率产生了对原料的需求，并因而产生了在原材料生产地区投资的需求。快速的技术变革在国内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也创造了在其他国家运用新技术的机会（铁路就是一个例子）。无论如何，资本输出在垄断兴起之前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列宁写作的时期之后）衰落，那时，垄断更为普遍。 共产国际1919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重申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殖民地的解放必须跟随宗主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然而，随着20世纪20年代时间的消逝和西欧直接革命的希望的破火，来自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坚持要求放松束缚。渐渐地，共产国际的政策转而鼓励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盟，转而把社会主义视为通往现代化，完全绕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1928年，共产国际正式宣称帝国主义从经济上讲在殖民地是退步的。（政治组织能够通过法令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一观念本身是有启发作用的。）根据沃伦，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承认它自己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所俘虏，按照这些观念，所有的灾难都怪罪于外国人，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被合并了。新殖民主义观念是民族主义者政府的一种借口；如果独立不能带来曾经所希望的利益，那么这必定是因为可恶的外国人仍然正在图谋破坏真正的独立。 章节标题“作为民族主义神话的依附论”概括了沃伦对依附理论的态度；他自己的观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经验观察表明，大量的主要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以第三世界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尤其是工业化）方面实质性的高潮为标志……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及其对第三世界的全面影响实际上促进了它的工业化；依赖关系……已经，并且正在显着地松懈……所有这一切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不再存在……我们希望栺出的是变革的基础。（沃伦，1973：第3—4页） 为了论证他的立场的正当性，沃伦不得不表明，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地区曾经是，并依然是进步性的。他认为各种证据表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内，在生产能力和第三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福利方面的空前进步。这种发展一直是非常不平衡的，因此，某些国家、部门和地区已经比其他地方取得了多得多的进步；的确，他对第三世界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范畴表示疑问。 没有必要重复沃伦所整理的用来支持其案例的大量数据；案例的主要特征能够被十分简要地加以概括。就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整体而言，人均GNP的增长速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已经加快。第三世界如今正在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发展得更为迅速。人均GNP不是完善的福利指标，但它与其他福利和发展指标密切相关，因此所观察到的人均GNP的确表示福利的真正增长。没有证据表明在不平等方面有任何普遍的增加（尽管有必要指出，证据是如此的不可靠，以至于完全从中得出任何结论都是轻率的。）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大部分人口的所谓“边缘化”；公开的失业说明不了什么趋势，同样也没有什么有关不充分就业的证据，无论如何只是表明个人不能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工作（工作时间常常是非常长的）。贫困当然存在，低生产率依然浪费了大量劳动，但两者都有所改观。第三世界占世界产量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这期间已经上升。农业成就并不这么好，但很大程度上是错误政策的结果；改进是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的确比沃伦所报道的更早的吋期更为困难，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必定抑制福利的增长，否则将抑制产量的增长，但这些是不重要的限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做得很好。 沃伦的论调有时是太过于乐观的（Panglossian），但他的主要结论不能被否认；战后时期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显着的成就。社会主义者常常暗中以把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排除在外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发展。如果从“大众需求”方面来界定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满足需要，但这使我们不能够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即从它为持续的资本再生产创造条件的角度，在持续停滞和成功发展之间作出区别。 还有对沃伦论证的两个更为重要的批评。第一，他过于简便，以至于不能够对第三世界的整体作出结论。正如他偶尔承认的那样，发展的历程是十分不平衡的。有些国家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撒哈拉南部非洲，那里人均收入很多时候实际上己经下降。这不会给依附理论家或那些指责资本主义造成发展失败的人任何安慰，因为低发展国家大体上是那些很少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但是它的确意味着，与坚持认为它在任何地方都同样有效相比，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地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己经如此显着地取得了成功，而在其他地区则并非如此。 第二，他关亍资本主义导致发展的主张传达了——我认为必定是打算传达的——深一层的信息，即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把发展推进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发生的程度。贯穿全书的思想是，有一种单一的历史发展主流，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之中并通过帝国主义的作用而扩展到整个世界。现在情况也许是这样（它与马克思的观点显然是一致的，无论某些有关俄国独特道路可能性的著名但无足轻重的评论如何，都无关紧要），但与沃伦相比，这显然是一种需要更多的讨论的案例。例如，有可能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正在发生，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选择。人们不能够因为没有更明确地论证这个案例而指责沃伦，因为他没能活到这样做。 四小结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马克思主义作者普遍地预言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统治地位，并且设想，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完全决裂的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在提高它们相对地位方面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两种预言看来都相当可疑。跨国公司像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公司一样都服从于同样的市场压力。它们能够逃避竞争规则的惟一方法就是转而获得它们肖己国家的支持，但国家帮助它们的能力己经大幅度减弱。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地位显然结束了，这样，强劲的第三世界独立国家能够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与另一个强国的斗争中渔利。对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而言，最重大的限制也许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这样，发展将继续是非常不平衡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如此。先进国家中的现有工业受到低工资地区工业中心持续发展的威胁；也许不是外围，正是中心在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损失得最多。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世界秩序正在非常迅速地变化着。
第十章第三世界中的阶级和政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十章第三世界中的阶级和政治 一生产方式 二印度的争论 三阿里吉 四雷伊 五莱伊斯 六加拉赫和鲁宾逊 七小结 这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原理：即国际关系（政治的或经济的）只能从有关国家的内部结构方面加以理解，这被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和生产方式方面加以概念化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的热潮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新发现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分析不发达国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适当方法的争论，福斯特·卡特（1976）考察了70年代中期（争论最活跃的时期）。我将关注争论中那些与帝国主义理论有关的方面。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一种非常相似的结构：“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1[1]）然而，向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不同的地方釆取了十分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早先的发展阶段和先前存在的生产方式，取决于它在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早晚，等等。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在过渡期间尤其复杂，如今在第三世界正在形成着。对第二世界中的阶级和政治的硏究因此必须采取案例研究的形式；没有任何一般的理论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本章第1节考察了由P·P·雷伊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方式连接（articulationofmodesofproduction）的传统和观念。第2节描述了关于印度农业方面的争论，第3至第5节概述了三个有影响的对非洲社会的案例硏究：G·阿世吉关于南部非洲和热带非洲之间差异的研究，雷伊对刚果——布拉柴维尔的研究和C·莱伊斯对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研究。最后，第6节介绍了J·加拉赫和R·鲁宾逊的研究中关于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政治之间关系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非一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一生产方式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把生产方式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中连续的阶段，以一种预先决定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在过渡时期，旧的方式衰败了，而新的方式首先出现在先前的制度之中，接着取代了它。新的组织形式的发展积极地破坏旧的组织形式并加速了它们的衰败。在某些阶段，革命重新构建了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因此是一种矛盾关系，新的统治阶级通过与旧秩序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尽管外部的影响可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过程，或者甚至允许跳过一个阶段，但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连续的阶段。当然，这种简要的概述当然是讽刺性的，但我认为它把形成更详细论述基础的关键思想暴露了出来。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有一些支持它的论据。 托洛茨基有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尽管他的思想实质上仍然受到“阶段”论观念的限制，但他强调了（相对）落后的重要性，并且论证说后发社会的结构不同于已经领先的那些社会的结构。这一论题，因为对俄国适用，通过他的著作而被扩散开去（关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和详细的参考书目，参见克耐帕兹，1978；另参见斯齐曼斯基，1981：第55页）。他认为，俄国受到来自更先进的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为抵抗这种压力，俄国政府率先既促进工业发展，又促进初（有限的）旨在提高国家军事效率的社会和行政现代化的程度。与西欧各国相比，国家机器具有相对更大的影响力，而资产阶级的影响力相对更小，而且工业城市与贫穷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短语“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概括了这一现象，意思是说，各国家、各部门和各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但发展不是彼此隔绝的。托洛茨基观点有特色的地方在于他强调了国家的作用。除俄国、日本和东南欧有关的部分地区之外，目前就此思考许多地区是困难的；在其他地区，当遭遇西方的压力时，民族国家屈服了。前殖民地的地区常常显示出一个非常相似的扩大的国家机器，尽管它们已经通过不同的道路形成了这种状况。 关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典论述是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74，1899年第1版）。俄国当时正处于过渡的中间，列宁正在尽力解决相对落后国家的政治策略问题，仔细地考察了过渡的过程和所形成的过渡形式。他关注的问题实质上是那些与今天不发达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以及其中固有的阶级斗争和可能的阶级联盟。 列宁划分了四种在农村起作用的主要过程。第一，通过进步性的逐渐脱离农业的“工业”行动，商品生产和交换正在出现。这些行动形成了有特色的工业，也许以行会为基础加以组织，但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迅速渗透，并通过交换把彼此之间以及与农业联结在一起（使人想起马克思相似的分析）。第二，当以相对自给自足的家庭为单位的“中农”分解为乡村资产阶级化（kulaks,富农）和乡村无产阶级，农民中出现了一种进步性的分化。第三，当（封建的）徭役或劳务体系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取代时，地主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农业通过两种途径产生：农民中乡村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最后，在农业自身内部出现了一种发展中的专业化模式，并因而在农业内部，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有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在这种过程中，大量的过渡形式被创造出来了：“上述两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列宁，1974：第197页[2]）仅仅通过把它们放到从一种定义相当明确的制度（封建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资本主义）过渡过程的背景中，列宁就可以弄懂它们的意思。我怀疑，至少部分关于当代不发达国家的争论受到这样的想法的困扰：在没有把它们适当地置于历史过程背景的情况下，就把直接观察到的社会特征（列宁描述为“各种各样的方式”）直接与不同生产方式的明确特征联系在一起。 在以一种创造性的和非教条式的方式加以运用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分析欧洲历史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否能够同样成功地用来论述非欧洲社会，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阶段论”看来，人们必须或者说不发达国家是前资本主义的，或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或者说它们正处于过渡之中（因而意味着它们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的）。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阶段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商品生产；第二，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第三，积累和引入新生产方法的压力。在不发达国家，商品生产的渗透迅速展开，但雇佣劳动和最好的生产率实际水平长期被限制在少数部门之内。或者这些国家没有正在变成资本主义的（那么它们处于什么状态呢？），或者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规律（那么资本主义概念用于什么状态呢？）。人们已经在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某些尝试。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釆取了最为激烈的路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是从面向世界市场的生产是否采用雇佣劳动方面加以界定的。这是定义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也与马克思所分析的规律十分不同。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普遍的发展；它是在损害其他地区的情况下促进了某些地区的发展。我已经因为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缺少支持他们口号式概括的任何充分设计的理论分析而对他们提出了批评。阿明的分析是一种进步，在一个来自依附理论的全面框架中，运用了更传统的生产方式的概念；它可以被批评，但理由不同。 对弗兰克和沃勒斯坦来说，一种更忠实于马克思的选择就是把工资关系看做资本主义的明确特征，正如拉克劳建议（上述第8章第3节）的那样，并且论证不同生产方式在一个单一社会中可以共存，或者永存（抛弃了“阶段”观念），或者经历一个非常长期的过渡。.在这段上下文中使用了不同的短语；人们可以谈到（资本主义和从属方式）之间的保存一分解关系，谈到“受阻的”过渡（至少在字面上保留了“阶段”观点），或者，像贝特汉姆在另外的上下文中所做的那样，在没有指出朝一个或其他方向运动的情况下，谈到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所有这些方法似乎从本质上讲都是语义上的；关键是分析的实质。 支持把注意力集中在直接生产者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上，并因而集中在作为资本主义明确特征的工资关系上的例证，是由布伦纳（布伦纳，1977）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最有力地提出来的（另参见布伦纳（1985），以及阿斯顿和菲尔品（1985）对讨论的报道）。他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提高生产率的趋势把资本主义与所有先前的生产方式区别了开来： ［沃勒斯坦的］立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就如同资本主义发展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这样的论证与下述观点是不一致的：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了通过创新促进积累的作用，被构造进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自由雇佣劳动力的阶级关系的结构之中。因为从这种占优势的立场出发，经济发展和不发达两者之间都不是直接相互依赖和彼此促成的。每一个都是特殊的阶级关系发展的产物，都是某种程度上历史中确定的“外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方式有关系……沃勒斯坦诉诸于这样的立场，认为两者……本质上都是剩余转移过程的结果……他因此必然以……忽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任何内在趋势告终。（布伦纳，1977：第60—61页） 自由雇佣劳动的存在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才是重要的。第一，因为只有在一个向由劳动的体系中，劳动才能从一项工作中被重新分派到另一项工作上，并被集中到更大和更复杂的生产性组织之中。在资本能够在市场上自由聚集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地方，资本才能够是真正流动的。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在雇佣劳动体系中，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竞争于是获得了强制的力量。任何不能跟上社会确立起来的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都被逐出局外；积聚和集中的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部分因而依赖于工资关系。节省劳动的创新造成多余工人从而使降低成本得以可能，并创造了一种封建制度中所没有的选择，在封建体系中，农民被束缚于特定的土地所有制。竞争迫使资本家使成本最小化，不断地再造一支流动的劳动力后备军。 在封建制度中，再生产所需要的东西是由农民的小块土地来满足的，这样，领地（demesne）的产品，它们也许在市场上出售，都是剩余的产品。一个封建地主，要使短期利润最大化，会试图限制农民的流动（使他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减少土地和投入到农民小块土地的劳动时间，但不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而是通过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甚至达到制度的再生产受到威胁的程度。市场机会的扩展甚至能够强化封建剥削和引起生产力的倒退。布伦纳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第二次农奴制”（secondserfdom）的波兰（沃勒斯坦特别喜爱的例子之一），“尽管整个经济有出口的倾向，但它最多能够输出其全部农产品的百分之五到七。”（布伦纳，1977：第69—70页）农民小块土地比领地生产得更多，并且每英亩能够产生更大的市场价值，但它们被无情地削减掉以扩大地主的利润。这里，（给予统治者的）利益导致了倒退。如果从根本上讲的话，向雇佣劳动的转变在很长的时期内只对地主有利。在农奴制己经衰败到难以恢复的地方，雇佣劳动才得以运用。 农业中一种替代的制度是小农所有制。这里，如果农民能够生产他们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市场再次缺乏强制力（参看卢森堡），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附属再次抑制了灵活性并因而抑制了技术进步。英国是欧洲惟一的在没有产生小农所有制的情况下农奴制已经被消除的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其中生产者完全依赖于提供他们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而劳动力本身并没有成为商品。生产工业原材料的农民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完全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够相对容易地扩散开来。 生产方式，是从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加以界定的，因此不是社会制度纯粹形式上的特征，它也没有从纯粹分配的方面来界定彼此对立的阶级。在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在决定发达和不发达方面，它具有极端重要性。布伦纳展示了联结生产方式的结构特征与其动力的机制，并因而论证了它们的关联，并非仅仅是维护它。发达和不发达是阶级结构的产物，而阶级结构本身又是不能被抽象加以分析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 也许关于生产方式作用的最重要和深刻的讨论是由P·P·雷伊提出来的。他在布伦纳的工作之前，更加直接地针对当代不发达国家进行分析；本节其余的部分将关注于讨论雷伊的理论框架，而他对刚果一布拉柴维尔的案例研究将在第四节论述。在《生产方式的连接》中（它构成了《阶级联盟》，雷伊，1973，下面简写为Alliances的大部分），雷伊提出了他主要的理论观点并讨论了欧洲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雷伊，1971，下面简写为Colonialisme）仔细研究了刚果一布拉柴维尔从“世系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奴隶贸易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negrier[3]，勒布里斯、雷伊和塞缪尔，1976）是一本研究非洲工人移民既在非洲内部，又在非洲和法国之间——的论文集。雷伊写的“理论导论”是他观点的一个非常好的简要概述。雷伊的工作的出发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关于雷伊所研究的非洲部分地区社会关系性质的争论；关于这些争论，参见梅亚苏（1964）、泰莱（1972）和雷伊（1975），以及《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布拉德比（1975）和福斯特·卡特（1978）在其用英文写的文章中对雷伊的工作进行了有启发性的讨论。关于生产方式的“连接”（articulation）观念，参见沃尔佩（1980）和迈尔斯（1987）。 雷伊的出发点是由阿尔都塞和巴利巴提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巴利巴在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阿尔都塞和巴利巴，1970，第III部分）中，并在此书英译本的术语表中，对这些概念以及它们相互关系作了最好的表述。简而言之，他们坚持认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等）是一个抽象的、无时间限制的概念，从一种特殊的，严格说来是种确定的连接两个阶级的关系（当然，无阶级的方式除外）方面来加以界定。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概念上的构造；但是一种更加具体的构造；现实社会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形态。（这里，有一些棘手的哲学问题，涉及抽象概念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不想纠缠它们；参照鲁西奥和西蒙，1986）。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两者都必须从它们的再生产角度加以分析，也就是说，它们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必然相互联结产生一种能够至少暂时维持自身存在的作用体系。对这些概念的批判性的讨论，参见卡特勒、兴德斯、赫斯特和胡塞因（1977）。 在理解雷伊的工作中，最相关的是这样一个观念：社会形态（如同拉克劳的“经济体系”）可以包括一种以上的生产方式。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坚持认为，除短暂的过渡时期之外，一种生产方式居支配地位，确定了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或统治的阶级。雷伊的生产方式连接概念，牢牢地扎根于按阿尔都塞风格分析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的分析之中。正如上面所表明的那样，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把少产方式设想为一个接着一个的依次发展阶段。因为一种方式不能一夜之间取代另一种方式，必然有一个长的过渡过程，在此期间，旧的生产方式开头占支配地位，然而允许新的生产方式成长起来，然后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占据支配地位，而旧的生产方式会持续一个更长的时期。雷伊独创性在于坚持认为这个过程如此之长，以至于过渡是一种正常的情形，并且以通常在研究“纯粹”生产方式具有的严密性来分析这一过程。 在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中，两种生产方式不是彼此独立的，恰恰是并肩坐着的。存在着相互作用，其中每一种方式都影响另一种方式的运转，这样，过渡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就不能按孤立地分析一种生产方式的逻辑那样来理解。在一种生产方式将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意义上，两种生产方式是矛盾的，但是，在过渡期间，每一种都必定被再生产出来，这样它们再生产的条件必然是一致的。雷伊把这称之为两种方式的“连接”。 在雷伊论述的所有例子中，加以详细展开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像卢森堡一样，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以牺牲所得到的其周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为代价的扩张趋势。这种对福斯特·卡特（1978）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同样效果”（homofience，从字面意义上讲，“具有同样的结果”）的坚持使他坚定地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边，并使他拒绝任何（如巴兰和弗兰克所提议的）从资本家的限制性行为角度对不发达的解释： 让我们别再指责资本主义犯下了它所没有犯过的罪行，它是不会想到去犯这一罪行的，即它按照自身的规律总是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充满着发展“不发达”国家的欲望。（Alliances：16） 然而，为什么有些地区先进，而另外的地区则并非如此呢？如果单单资本主义到处都有同样的影响，那么差异必定存在于连接的另一半，即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媒介和土壤”（用卢森堡的话说）的各种前资本主义方式之中。雷伊批评卢森堡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些方式的内部机制。资本主义继封建制度之后繁荣起来，然而“一般而言，除日本之外的非西方国家，曾经表明并仍然表明，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自己确实是陷入了一种悲惨的境地”。 雷伊开始继续思考资本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首先是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这样，与前资本主义方式的连接必然就此把人口中增长的部分排除在前资本主义生产之外（或者至少保证他们必须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或他们的一段生命花在挣工资上）。在农业上，尤其在基本食物的生产方面，资本主义相对缓慢地使自己得以建立。因此，资本主义的部门必须通过与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者的贸易而为其工人获得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那里，它继封建制度之后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方式，像马克思在其对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些需求通过驱逐农民和销售作为地租而榨取的剩余产品而得以满足。 然而，在世界的其他部分，前资本主义的方式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发展为满足资本主义的需要，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够从内部产生。这些地区能够（并且的确）参与交换，并被拉进世界市场，但是，交换加强了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控制并且增强了对植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抵抗。这才是雷伊论证的最重要的部分；他仅就刚果一布拉柴维尔这个特殊地区（第四节）作了详细的论证，人们根本不清楚论证是否推广到了其他地区。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们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为了让这些地区对资本开放，必须取代现有的统治阶级并且改造本地的社会。运用直接的军事和行政强制来招募工人和迫使村民出售专供销售的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雷伊把这种行政强制体系称作殖民的生产方式。一旦前资本主义的框架被改造得与资本的需要相适应，它就能够听之任之。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发展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和当地政府来加以保证：今天不发达世界的“新殖民”模式。正式的非殖民化对资本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威胁。更改了形式的、先前的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因为在一个长时期内，资本主义的机制不能够靠自身的力量支持再生产。 雷伊从这个论述中得出了他主要的政治结论。资本主义与觅新构造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互相需要并且互相维持。在同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试图消除前资本主义的压迫形式是不可能的，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俄国，中国）己经能够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消除这些陈旧的限制。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以前的封建地区勇往直前，但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阻碍。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地区通过交换而连接，但前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信号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交换没有改变基本的生产关系并且没有对更合理的生产组织提供任何强烈的促进因素。因此资本主义有好的理由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但还是缺乏手段。当中心的资本主义达到金融资本阶段时，障碍则被克服，根据雷伊，正是在这一阶段，资本才能够从外部强行加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部分论证不是十分清楚。事实上，欧洲国家改造殖民地区的生产方式的确要早得多（例如，从16世纪起在拉丁美洲），但是它们强加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并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雷伊的全部年表适合非洲。金融资本的时代因此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征服的时代，但理由完全不同于列宁所提出的那些理由。（至于按相似的思路对列宁的重新解释，参见米复勒，1976；米夏勒和雷伊在其他大多数观点上是不一致的。）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出现在先前的封建地区，并且经历了那里的全部发展过程（资本主义一封建主义连接），带来了生产力相应的巨大发展；在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世界的其他部分被卷进了交换关系之中。金融资本的兴起是强制征服和转变“不发达”地区的信号，（最终）伴随着非殖民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处于支配地位，但由于前资本主义方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发展仍然迟缓。 雷伊大量地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像罗莎，卢森堡一样，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中强制的作用，但是，他区别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封建统治阶级本身采取的强制）与其他的过渡（来自外部的强制），还区别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生产制度的转变（这不需要涉及强制）与无产阶级的产生而形成的生产关系的转变。他的论证明显地（和公认地）来源于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商人资本的论述。在此期间，雷伊所依据的马克思工作的各个方面实质上已经被忽视了，因此，指出这些来自马克思的根源并不是贬低雷伊的贡献。更蜇要的是，他为殖民主义之后的“新殖民”阶段提供了一种解释，把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其先前的阶段，与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连贯叙述联结了起来。 二印度的争论 大约在弗兰克一拉克劳（关于拉丁美洲）的争论，雷伊、阿里吉和其他人有关非洲的研究的同时，在印度有一个内容非常相似的争论。表面上看，争论点是印度农业是否应该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十分无聊的语义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印度农业的落后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因为缺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鲁德拉（1969，1970以对旁遮普大农场非常朴实的统计调查从而挑起争顶论，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明确界定的资本主义农场主（farmers）阶级。帕特奈克（1971a，b;1972）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批评，而查托帕迪埃（1971a,b）则指责两人都是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继而出现了一场全面的混战（巴纳吉，1972,1977；弗兰克，1973；沙乌，1973；阿拉维，1975）。麦克伊彻因（1976）和福斯特·卡特（1976）考察了这场争论。 普遍的观点是，“绿色革命"（各种高产作物的引入）与农民之间差别的扩大有关，因为富裕的农场主更能够承担必要的灌溉和肥料的费用。所有争论的参与者（鲁德拉除外）似乎都己经同意，这体现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争论点是印度的农业在殖民期间（1949年之前）是否（像查托帕迪埃所认为的）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使“绿色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之内的一种发展阶段，或者，农业是否（像帕特奈克和其他人所主张的）以前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的事实是争论双方的共同基础：农业部门很长时间内一直为市场而生产，一部分农村人口（30%〜40%）是由农业雇佣工人所构成的，但是，生产方法上的发展却一直非常缓慢，没有什么剩余作为再投资。（对这些事实及其历史背景的有用的回顾，请参见阿拉维，1975。） 为方便起见，我们忽略争论的时间顺序，而从査托帕迪埃开始。他认为，印度农业尽管仍然处于过渡之中，但实质上早就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印度与列宁时代的俄国实质上处于同样的境况。缓慢的发展速度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是缓慢的。简而言之，他重申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根据这种分析，每个国家实质上依次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麦克伊彻因（1976）大体上支持查托帕迪埃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过渡的分析方面对印度所作的诊断，但更强调外部的因素。他不愿意接受任何认为生产方式可以被“组合”的观念，除非在相对短暂的过渡吋期，而是认为，印度幸存的前资本主义形式掩盖了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帕特奈克（1971a,b;1972），以及沙乌（1973）和巴纳吉（1972,1977）也把表面形式和根本现实区别开来，但以此支持相反的结论。她主张，雇佣劳动的存在并不是印度农业是资本生义的真凭实据，因为假如缺乏就业机会，工人就不是真正自由的。此外，如果剩余没有被生产性地投入到同一部门或者甚至同一企业，那么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否从积累方面来定义资本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积累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主要特征（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是另两个主要特征、其二，定义是否适用于公司或农场的层次，或是某种更高的层次。布伦纳（上面札已经讨论过）在欧洲的背景中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引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提高了生产率；而印度的争论则因为印度明显缺少这种关系而有所不同。弗兰克（1973）注意到，在英国，剩余的确被当作了投资。 定义是一个语义问题。重要的是发现产生积累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以及积累所采取的形式。帕特奈克对殖民时期农业的停滞有一个解释。因为在殖民政府的支持下，英国的竞争使得工业没有发展，这样，农产品市场萧条了。农业受到了“古老的资本形式”（商人资本，高利贷）的剥削，“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导致前资本主义方式没有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重建的情况下慢慢地瓦解了”。（帕特奈克，1972：A一149）独立导致了（国家资助的）工业的发展，并因而为农业投资提供了机会。帕特奈克于是认为印度农业在殖民时期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但她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可以选择的分类。 巴纳吉（1972）和阿拉维（1975）提出了“殖民的生产方式”概念来涵盖殖民地的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巴纳吉后来抛弃了这一观念，因此我将关注阿拉维的论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共同的特征，但这个概念不同于雷伊的“殖民方式”。）阿拉维的主要观念是想恢复经典的作为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概念。他认为，殖民地印度既不是封建的（因为有普遍的商品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没有什么积累）。他不愿意谈论各种方式的组合，因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只能共存于矛盾的状态中，并且没有人曾经“证明乡村‘资本家’阶级与‘封建的’地主之间存在着任何冲突”。（他显然没有注意到，人们差不多能够同样地说早期的现代英国。）不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把殖民主义对应于资本主义的或封建制度的一个阶段，因此，它必然是别的什么事物，一个“殖民的”阶段。他的殖民方式的特征是：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内部的断裂、普遍的商品生产、剩余向宗主国的转移和缺少积累等等（对照巴兰的“典型的”不发达国家或阿明的外围资本主义）。如果让阿拉维选择的话，他有资格把这称为生产方式，但它远不像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它没有明确的生产关系，它没有界定任何具体的阶级对立。把它称为生产方式很难看到能够获得什么。 巴纳吉（1977）发展了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积累这个观念。生产方式是必须通过分析才被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的确定整体”，它不能够被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如商品生产，或雇佣劳动之类）。任何特定的生产方式可以与多种多样的“剥削形式”兼容。然而，不同方式的“运动规律”又如何加以区别呢？它们似乎就是那些控制生产的人的不同的（社会地决定的）动机或目的。资本主义是为积累而进行的生产，封建制度则倾向于满足地主的（社会地决定的）奢侈消费的需要，并且“宗法一农民”（patriarchal—peasant）的方式受农民家庭生存需要的支配。他认为，尽管种植园农业中表面相似的生产单位是资本主义的，但拉丁美洲的大庄园（latifundias）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因为它们倾向于资本积累，虽然“仅仅从长期看，是一种受封建消费方式支配的、相对缓慢和主要是零星的趋势”。（巴纳吉，1977：第16页）我发现这种区别难以理解。尽管在这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中有许多附带的巧妙之处（如，证明雇佣劳动在13世纪的英国就像在目前的印度农村一样普通），但主要的论证似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悬而未决。“运动规律”来自何处？消费的政治经济（学）和动机的社会基础是重要但被人们忽视的主题，但是它们必须得到解释，而不是被当作解围的事物（deusexmachina）引进来用以界定不同的生产方式。我想，在社会结构的相对持久的特征中寻找它们的基础将使我们回到生产关系。 从印度的争论中出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剥削形忒”（雇佣劳动，农奴制等）的作用。许多作者已经指出，表面的或法律的关系也许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名义上独立的农民也许依赖于商人的贷款和得到一个与其说是真正的市场价，不如说更像计件工资的产品价格。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在法律的和真正的关系之间作出区分。例如，当奴隶真正是能够在奴隶市场上买卖的奴隶时，主张奴隶种植园能够是资本主义的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根据布伦纳的解释，有强烈的理由认为（真正的，不是法律的）生产关系是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适当的分析水平：世界体系，民族国家，生产单位，或其他什么。这不是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能够选择在一个水平上分析而不顾及其他；对世界体系的任何适当的论述必然包括它们全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惟一的问题是语义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等修饰词能够附加在什么样的实体上？人们能够谈起一个资本主义的农场，或一个封建的国家吗？孤立地看，这些都是无意义的问题。 三阿里吉 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和转变的某些最有创见的工作出现在关于非洲的研究之中，也许是因为资本主义最近对非洲的渗透比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要多得多。我将讨论三位研究非洲的作者：阿里吉、雷伊和莱伊斯，而从乔瓦尼·阿里吉开始。他的最重要的稿件——有些作品是与约翰·索尔合作的——收集在《非洲政治经济文集》（EssaysonthePoliticalEconomyofAfrica，阿里吉和索尔，1973，以下简写为EPEA；尽管原文在书目中列出，页码出处根据本文集）之中。这些论文中最著名的是《历史视野中的劳动供给：罗得西亚非洲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硏究》，它完全可以被当作是一篇杰作。 阿里吉研究了资本主义在撒哈拉南部非洲的渗透。他认为这个地区分为两个具有非常不同的历史的两个区域：热带非洲和南部非洲。在他对两个地区的分析中，隐含的（有时相当明确的）截础是关于当地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连接的论述。从阿里吉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显然把热带的和南部非洲的当地社会看做实质是原始公社制的： 热带非洲的大部分人口由独立生产者组成……个人通常能够通过部落的或家族的权利而获得土地。通过买卖而获得或转让土地是相当罕见的。……市场交换是……外围的……。从政治上和/或经济上讲，封建的因素、土地所有者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或者不构成国家的权力基础，或者并不十分重要。（EPEA：13—14，141） 然而，本地的农民对各种市场剌激因素——供应商品和任何时候提供给他们的谋取工资的工作（尽管不是其他因素）——都一对非常敏感。与雷伊相比较，阿里吉并没有把当地的生产方式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热带非洲的缓慢发展是由于缺乏资本主义发展来扩大对劳动力和前资本主义农业产品的需求，并不是因为两者之』的供给不足。 热带非洲的主要特征起源于资本主义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限程度。在资本主义渗透的更早阶段，主要需求的是非熟练的劳动，而性质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而是由保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立场的流动劳动者来满足的，在那里，他们的家庭能够生产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并且相互的义务保证了个人生病时和老年时的安全。低工资、低熟练程度的模式发展起来了。阿里吉认为，这种流动的劳动力是农民的一部分，而不是无产阶级（因为生存是在前资本主义部门得以保证的），这样，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然而，现代的国际公司运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需要更少量的半熟练工人。因为即使半熟练劳动也需要劳动力的稳定，因此训练工人是值得的，这反过来需要工资的大幅度增长，超过流动工的水平，促使工人切断他们与传统经济的纽带。同时，原封不动地接管了殖民地权力的国家机器支持相对高工资的精英和准一精英阶层。阿里吉把这些集团一起统称为“工人贵族”（尽管承认这一术语有些不妥）。在缺少任何真正的当地资产阶级或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情况下，这种工人贵族构成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参照第十章第五节莱伊斯的论述、可以理解，国家政策支持相对高的工资，这促进资本密集型生产方法的运用并相应促进了低水平的就业。 结果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其中，（小的）现代部门相对而言没有提供什么就业机会，并且没有怎么购买传统部门的东西，因为工资相对较高的无产阶级本身就把其收入花在现代部门的产品或进口产品上。对进口产品的高度需求，加上缺乏真正的资本货物部门，导致贸易收支紧张，它制约了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任何加速增长，而前资本主义农业部门因缺乏任何来自需求的剌激而停滞不前。农民的相对贫困可以导致分化和资本主义农场主中富农阶级的形成，但对农业产品需求的缓慢增长“抑制了正在产生的富农扩大雇佣劳动的动机和经济能力，这样……在没有把小农阶级稳定地吸收到资本主义农业的情况下，它往往是产生了一个贫困的小农阶级。”（EPEA：126） 这种明确的表述与帕特奈克的观点（第十章第二节）和“依附理论者”十分相似。阿里吉主要关注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对阶级结构的影响，然而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国外投资应该采取他所描述的那种特殊形式。另外，他几乎毫无商量地假定，小规模的、以当地为基础的发展没有前途；莱伊斯对肯尼亚当地资产阶级形成的讨论（第十章第五节）显示，发展的前景也许比阿里吉所设想的更好。（有关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全面的讨论，另外参见下面第十一章。） 德简夫里（1981）对拉丁美洲农业和发展的分析与阿里吉对热带非洲的描述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德简夫里认为，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盟。保护措施提高了工业产品的价格，而许多政策措施（包括食物进口）抑制了主要食品的价格，使得工资得以控制。食品生产是不赢利的，并被留给了农民，而大种植园专门从事于非食品农业出口商品的生产。政策被用来支持出口农业部门，以便获得地主的支持和支撑贸易支付差额；出口部门也从廉价食品和低工资中获益。食品生产中的投资是不赢利的，这样，食品生产增长缓慢，为未来留下了隐患。拉丁美洲的阶级结构不同于非洲的阶级结构（工资被压得低，并不高，因为当地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原因），但结果却非常相似：两种情况下农业部门都受到损失，农业增长也受到损害。 相比之下，南部非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以规模大得多的资本主义渗透而闻名（矿物发现的结果），另外的突出之处是出现了富裕的定居的殖民资产阶级，这种早期繁荣所创造的各种（真实的和想象的）机会使他们得以产生。热带非洲和南部非洲之间的差异因此来自于资本在两个地区所发现的不同机会，而不是来自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任何重要差异。阿里吉研究了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尽管他坚持认为南非的发展是相似的。 在资本主义渗透的早期阶段，在当地招募足够的劳动力确实是困难的，并不是因为非洲人完全不愿意对市场刺激因素做出反应，而是因为与按矿山准备提供的工资比率从事雇佣劳动相比较，努力地生产用来销售的商品会带来更好的现金回报。在这个阶段，非洲农民能够在不参与货币经济的情况下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产品或劳动力的出售都是使用剩余劳动时间来提高生活水平。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简单的：非洲农民被逐出土地，这是原始积累过程的典型特点。然而，值得稍微更细致地考察一下罗得西亚原始积累的一些独特的方面。农民被驱逐出土地不能够立刻发生，因为需要为矿业部门提供食品。罗得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在很早的阶段（1902年）就被剥夺了（EPEA:195），但非洲农民仍然占有土地，因为土地是充裕的而劳力却是缺乏的。欧洲的土地所有者最初是通过“半封建的”的关系来剥削非洲人的：勒索劳务或货币形式之类的地租。地租和税负迫使非洲人进入货币经济，但并没有迫使他们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只是出卖他们的产品。直到1921年至1923年的萧条之前，从现在的赞比亚和其他地方来的辖区之外的非洲工人对罗得西亚的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在第一阶段期间，不同的相反趋势也发挥着作用。非洲农民投资改进生产工具，主要是“土地一使用”型的工具（挽畜、犁），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但同时他们形成了新的消费习惯，变得更加依赖干货币经济，越来越多地被欧洲资本主义农场主排斥在最好的土地之外。由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市场上交易的供应品，压低了非洲人通过出售其产品而能够获得的价格，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由于土地的缺乏和随之过度耕作而造成的肥力损失而有所下降。1921年至1923年的萧条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当时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从那时起，非洲的居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依赖于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与热带非洲的农民处于十分不同的状况。 随着部落保留地区家庭其他的工作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当，非洲工人在农业经济中保持的立足点允许工资降低到单个工人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垄断市场供应的工业引进了更现代的技术并“稳定了”各部门劳动力时，非洲的平均工资上涨了，而其他部门无产阶级的工资则维持在单人生存的水平。阿里吉以更简练的句子总结道：“实际工资保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积累的水平上，并不是因为供需的力量，而是因为政治一经济机制，它保证了按‘期待的’工资率的'期待的’供应。”（EPEA：214） 阿里吉的分析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积累分析的极好应用。它常常被误解为只是提出了某种特定的殖民机制；我感受最深的是，比如说对英国的资本主义起源而言，它是多么的相似啊。“半封建的”阶段和农民受自身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个别土地所有者的驱逐，这些都是人们相当熟悉的。真正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地方那里存在着表面上相似昨“半封建的”结构（例如，拉丁美洲的大庄园制度）——迄今为止已经以一种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了。阿里吉的解释似乎是，罗得西亚的经济迅速扩张是因为具有众多民族（殖民者）资产阶级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植入。 四雷伊 雷伊的一般理论框架已经被讨论过。他对资本主义在本国之外的影响的分析实质上依赖于对刚果一布拉柴维尔“世系”社会的个案研究（雷伊,1971）。在把严谨的、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本主义对其渗透的细致硏究结合方面，没有能与之相媲美的成果。雷伊主张，第一，他能够对世系生产方式下定义（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在资本主义在所研究的地区安置下来之前，这种生产方式是占支配地位的；第二，地区的历史能够通过非常谨慎地考察资本主义的和世系的生产方式的互动来加以理解。尤其是，在奴隶贸易期间，世系生产方式非常适合于形成供输出的奴隶供应，而在生产出口货物上则非常不足，并且完全不能够独立地或者产生无产阶级，或者产生一个可以提供食物的市场来支撑无产阶级。这些事实确定了它与资本主义相互作用的历史条件。 雷伊认为，世系生产方式确定了两个阶级：首领（或长辈）和他们的依附者（或晚辈）。每个首领都有一群依附者；个人由（真正的或名义上的）家族关系而确定了在制度中的地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不同规模的团体中进行，首领的生活必需品主要在其自己的家庭内生产。各个团体由交换网络联结起来，由首领加以实施；首领的阶级地位和世系生产方式由首领在这些交换中的作用来决定。以前的交换中获得或由依附者的剩余劳动生产的“贵重货物”（prestigegoods）被用来相互交换，交换奴隶（在1920年以前），或交换女人（作为团体成员的新娘，为她们支付嫁妆或“聘金”）。 其他作者已经把这种制度（或相似的制度）描述为是原始一公社的，即无阶级的。雷伊提出了一个非常仔细的阶级定义： 我们将谈到任何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其中，一个特殊集团控制着剩余产品，部分或全部剩余产品被用作直接生产者与这个集团之间各种依附关系的再生产。（雷伊，1975：第60页） 资本主义也通过交换关系（劳动力的出卖）来界定，而且在资本主义的方式中，就像在世系社会中一样，剩余产品也许并不专用于统治阶级的个人消费。有争论的是，首领（长辈）不是一个独特的阶级，因为晚辈们会依次继承，但雷伊反驳说，大多数人口（奴隶和他们的后裔、妇女、大多数自由的男性）被排除在外。 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而言，奴隶制和奴隶交换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懂得，世系社会中的奴隶制度完全不同于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制度。当犯下一个罪恶（偷窃、行巫术）时，罪犯可以被移交到被冒犯集体的首领手中，这样，奴役总是把个人放到其原始的集团之外。接受罪犯的首领可以把奴隶继续交换或把他安置在自己的集团中。一旦被安置下来，他就不再是可以买卖的并且获得一个实际上与集团其他成员没有多少差别的身份。奴隶的生产不存在，永恒的奴隶身份也不存在。雷伊争辩道，在一个人口是主要资源的社会中，这种“男人的流通”与“女人的流通”（作为妻子）一起发挥作用，使人口从过度密集的集团重新分配到人口不足的集团。 可以轻易地看到这种制度是如何适应于奴隶贸易的。常常引起争议的是，伴随商人资本的商品交换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影响，并且人们立刻就会认为，在整个16世纪至19世纪晚期期间，差不多有数百万奴隶（从整个非洲）的输出己经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影响。相反，雷伊则认为，在这期间世系社会依然完好无损，因为奴隶贸易只不过是这些社会正常机能的扩展。 欧洲贸易者通过沿海的王国等级制的世系社会——而得到奴隶，每一个王国都垄断着为数不多的可用港口中的一个。贸易者通过重要世系的首领购买奴隶，这样，与欧洲人的贸易就被同化到首领之间的交换制度之中。沿海的世系社会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佣金等等），这可以被用来获得比所输出数目更多的奴隶，这些奴隶于是能够被安置下来并融合到社会之中。“在整个奴隶贸易期间，罗安哥（Loango）王国为其自身既充实了商品，又充实了人口。”（Colonialisme:279）对更遥远的内地各世系社会而言，情况也大体上一样，它们充当了把奴隶运往海岸，向内地运送欧洲产品的传送带。在这期间，属于“贵重货物”范围的东西来了，差不多全是欧洲产品一统天下。占统治地位的首领的财富和权力增长了，他们之间交换关系的网络扩展了而不是被破坏了。“世系社会居民的减少因为控制人口流通的机制而［得以］缓慢下来，最重要的是通过所获得的部分奴隶的再次进入机制而得以补偿。”（Colonialisme:279）居民减少的主要地区是遥远的内陆，在这些地区没有一种世系结构或那里的世系生产方式是软弱的，无法供养净得的奴隶。这就阐明了雷伊的总的观点：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交换关系并不必然毁掉前资本主义社会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铺平道路。 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因为非洲之外的各种原因），欧洲商人试图发展产品贸易以作为替代。所涉及的产品主要是象牙和橡胶，以传统的和极端浪费的方法所获得的狩猎和采集产品，这有可能破坏这些产品的自然资源。在1898年至1900年期间，一直正式对该地区实施控制的法国政府，试图通过在“特许公司”之间划分版图来建立“合理的”出口生产。在雷伊的论证中这个事件是重要的，因为这一开端的失败是他证明资本主义无力首先通过经济手段来使自己得以确立的主要证据。特许公司发现它们不得不不去应付当地的首领，因为法国殖民权力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作用。引入资本主义生产的企图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因为（付给首领的）工资是高的，而且，劳动力的供给和工人的储备是不可靠的。公司最终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内陆的贸易点，而不是在海岸继续从事传统方式的易物贸易。贸易在数量上受到限制，因为世系社会仅仅通过交换来满足其对贵重货物的需求。生活必需品继续依赖市场范围之外的传统生产。因为釆用浪费的生产方法，供给枯竭并且公司实际上不再存在。 在雷伊看来，从1920年军事征服完成起直到1934年，这期间的特征是殖民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具体表现为劳动力的强制补充和产品的强制出售。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系生产方式连接中的第一阶段，相当于本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资本主义和世系社会之间以前的关联完全是外在的，并没有构成一种连接。由强制招募的劳工修建的刚果一大西洋（Congo—Ocean）铁路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以1.5万或2万条生命为代价的项目。 开始，在特许公司破产之后，一个“维持生存的”社会仅仅与商业资本交换以满足其对显赫货物的需求。后来，从1934年（甚至1932年）至今，劳动力的“自由”出售……并且继续助长了产品的出售。这是因为，在铁路修建期间，那些曾经以自给自足经济为生的工人同时成为了雇佣劳动者和购买者；而那些仍然留在乡村的男人以及尤其是妇女则变成为供应品的销售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被打破了……在第一阶段期间，一方面是工人，另一方面是产品是通过暴力而获得的，因为社会不知道如何对待“支付”中强行接受的货币……但很快情况就完全颠倒了，货币成了……不仅是商品，而且是聘礼的媒介。（Colonialisme：365—366） 尽管行政当局肯定抱着一种“文明化的使命”（将文明理解为资本主义），但殖民的生产方式不是为转变世系社会而有意建立起来的。它们发现自己在所处的环境中没有什么选择。 1921年，行政当局被事实所迫，惟有采用适合于他们计划范围的干预形式：生产方式自身的重组……我们认为，所做出的众多经济的，甚至是技术的选择具有转变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功能（无论它是否是那些负责人的有意识的目的——G·索特尔并不断定他们具有足够的智慧曾经自觉地尝试这样的干预）。（Colonialisme；367） 世系生产方式通过嫁妆（聘礼）的货币化而适合资本主义的需要。雷伊强调指出，世系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是通过货币形式表达的，根据雷伊，正像货币地租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货币表达。作为世系首领之间聘金支付的货币流通通常没有被转向其他目的。同时，首领要求年轻男子挣钱给他们来支付聘礼。以聘礼形式支付的可用货币的数量因此不断地增长，并且聘礼的水平也相应膨胀。年轻男子为了支付他们的份额而被迫为工资而工作或出售产品，这样，通过把产品，首先是劳动力逼到市场上，世系的生产关系，首领对女人流通的控制从而适应了资本主义的需要。同时，聘礼的膨胀使它保持在雇佣劳动者力所能之外，除非它靠首领积累起来的储蓄而得以增加，这样，首领便维持了其控制；世系关系得以维护。 在殖民期间，世系社会的政治结构首先受到蔑视和破坏，接着便在很大程度上按经济一社会结构同样的方式被重新构建。传统的首领体制被吸收进了行政管理，而部落、氏族和世系间先前的统治模式则再次出现。独立的刚果一布拉柴维尔政府初生的本土资产阶级和政治领导阶层都来源于同一个控制着奴隶贸易并从中受益的集团，这是一个具有数世纪作为资本主义和土著社会之间中间人活动经验的买办集团。 这一阶段为新殖民时期做好了准备。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能够通过纯粹经济的方法来关注其自身的再生产，但需要一种前资本主义方式伴随它，以便提供额外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还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力提供食物。与先前的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更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相对而言得以充分理解。在刚果一布拉柴维尔，第一次大萧条，接着是世界大战使发展中断，经过20年的间隔之后，这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充分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动力是宗主国金融资本在出口部门的投资。只有宗主国的资本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殖民时期已经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但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的资本主义的阶级。世系方式的转变已经确保可以利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区域的自然资源现在对资本主义开发打开了空间。外部市场占支配地位，因为由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而创造的内部市场主要是食物市场，通过小规模生产来满足。 雷伊关于新殖民时期的最重要的主张是：前资本主义的（世系的）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仍然阻碍了发展。这不再是劳动力缺乏问题，而是“部落制的”政治在新独立的刚果一布拉柴维尔政府的统治问题（尽管这是有待证实的，而不是被证明了的）： 世系体制的加强无疑阻碍了“发展”。许多善意的欧洲观察者相信，从技术的角度看，西方资本主义的政府会有兴趣支持有效率的现代官僚政治来反对部落制的官僚政治。他们忘了一件事，即资本主义并不是对发展的技术层面感兴趣（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对社会层面感兴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榨取剩余价值。（Colonialisme；462） 因为这个原因，资本主义政府支持部落制并维护世系的生产方式，在世界的其他部分维护其他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今天扮演了一个实质上是反革命的角色：它维持现有的最古老的形式；当它们受到威胁时，它恢复它们（参见乍得苏丹领地的例子）。”（Colonialisme：463）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被资本主义所维护并随其兴衰。除非速度太慢，否则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不必去除这些古老形式的负担的。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去除不发达国家的工人所承受的双重负担；战胜资本主义也将扫除前资本主义的形式。 雷伊的分析有待商榷。首先，能够加以证明的是，世系社会事实上是无阶级的、原始公社制度。这种批评会伤害雷伊的分析必须建立在主导方式的确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这一主张，但却不会触及他的解释。其次，“殖民的”生产方式的观念实在让人不满意。这一观念似乎是雷伊的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对此他后来加以拒绝）的产物：必定存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方式，并且在那个阶段它不能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尚未确定。这只是一个行关当地水平的问题；资本主义在其本国有可靠的再生产的基础。在其他情况下，雷伊坚持认为，生产方式必须通过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界定，阶级关系再生产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在殖民的生产方式中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它联结了什么阶级？殖民组织显然不再生产它自己：确切地说，它生产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根本不需要把殖民主义描述为一种生产方式。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劳动力的强制招募和产品的强制出售描述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它是由某一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和世系的生产方式的连接而产生的，并且有助于资本的利益。 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是，不管其他大陆如何，雷伊所研究的刚果一布拉柴维尔的地区对非洲其他地区具不具有典型性（参照克鲁梅耶和斯图尔特，1981；樊·宾斯伯根和盖希勒，1985）。雷伊主张世系社会能够承受奴隶贸易的影响并且能够在其基本结构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生存下来，这一主张似乎不适用于非洲其他地区。在许多地区，奴隶贸易毁灭性的影响得以相当充分的证实（例如，阿明，1976：第319—322页，以及所引用的参考书目；有关对资本主义历史中奴隶制的更广泛的讨论，参见迈尔斯，1987）。阿里吉发现，在非洲其他地区，土著居民从一开始就愿意出卖农产品和劳动力，尽管只是当价格合适的时候。武力在南部非洲被用来把非洲人逐出土地和强迫降低劳动力的价格，就像在欧洲一样；它并没有被用来驱使人口进入市场，而是把想要的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然而事实是，武力被运用了，而且它是来自于外部，并非来自于当地的统治阶级，这样，雷伊的分析并没有被完全摧毁。 五莱伊斯 可以理解，第一批关于第三世界生产方式和阶级的作品主要关注农业中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续存在。随着阶级结构变化的凸现，重点落到了农业人口中无产阶级的形成方面。许多作者接受了依附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并且解释说，他们假定发展缓慢是根据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持续存在。能够把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引导到依附论的框架中去，在这方面，阿明（第八章讨论过）就是一个范例。 莱伊斯（1978）对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研究标志着争论中的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因为他以前是作为非洲背景中依附理论的一个最主要的代表出现的（莱伊斯，1975），如今他明确地抛弃了这一观点。他证明，肯尼亚在全部重要时期都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步扩展，提高了工业的生产率并且有（一部分的）资本入超净额（netinflow）。依附理论家曾经主张，第三世界发展的例子是“例外的”；肯尼亚的案例并不是如此轻易就能解释过去的。同时，莱伊斯与沃伦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过程正在进行之中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关于沃伦，参见下面第十一章、他反而为特例研究辩护以说明为什么发展在某些地方要比在其他地方进行得更迅速。 在殖民化之前，在如今的肯尼亚中部，一个“积累者”阶级己经通过向新的区域移民、掠夺和贸易得以控制了土地和牲畜。他们作为殖民政府的“首领”安置下来，得到了使用被殖民者剥夺的土地的权力，但是能够通过教育、雇佣劳动和商业来保护，甚至增强他们的地位。他们还确定了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支配地位，并且当国家获得独立时以强势集团的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个已成为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集团，能够在整个殖民时期转移在征服之前所积累的资本，并且在殖民时期结束时以统治阶级的身份出现。（莱伊斯相信M·科温奠定了这种分析的基础，主要在未发表的论文中。）国家在其后的阶段中扮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国家机器控制着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迅速加大了本国资本积累的范围和速度”。（莱伊斯，1978：第250页）殖民者的资本主义已经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无产阶级，基础设施）。受国家资助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接一个部门取代了殖民者，先是农业，然后是城市房地产业、商业，最后是制造业。莱伊斯坚持认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角色，而是“反映了本土资产阶级的现存阶级力量，以他们已经取得的资本积累为基础。”（1978：第251页）他把“现代化精英”的观念，以及把国家看做是国内外资本之间调解人的观念当作“神秘化”而加以拒绝。虽然人们能够理解他的观点，但他也许已经把它夸大了；当然，国家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政治精英也不得不权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压力和构建一个可操纵的权力集团。仅仅把国家当作统治阶级的被动工具，这未免太简单了。 在20世纪70年代，原始积累继续以“各种现代的掠夺方式”进行着，而国家假装看不见，但是也有一个本国资本从有着快速回报的商业向制造业的运动，制造业的回报尽管更慢但却更可靠，因为那里更少竞争。民族资产阶级稳定了其地位并且开始扩展既定资产阶级的所有附加权利：出现了不同门类的资本、与此相关的附属团体（律师、会计等）、独具特色的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私立学校、杂志等）、阶级组织（肯尼亚雇主联盟）和阶级意识。 莱伊斯不认为肯尼亚的例子具有典型性；它以肯尼亚经历的某些特殊性为基础，尤其是存在着一个经历殖民时代而得以充分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积累者阶级，以及存在着一个殖民者阶级，这为民族资产阶级所准备接管的资本积累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他的例子都具有其自身的特征（鲁贝克，1987，包括由不同作者所做的关于非洲不同部分的研究）。莱伊斯的确主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在外围的社会结构中得以极大的扩展，生产力能够在其中并通过它们而得以极大提高，因为在殖民时期之前以及期间，不得不主要考虑阶级力量结构的理由是：由不发达和依附理论而展开的某些泛泛的理由不能确定这种发展的限度。（莱伊斯，1978：第261页） 六加拉赫和鲁宾逊 当然，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已经得以广泛研究，但是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一直都极不情愿从总体上把帝国主义理论化或系统化。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几乎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职业素质。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外就是约翰·加拉赫和罗纳德·鲁宾逊的工作；我将指出，他们预见到了本章其他各节中所讨论的某些主题，虽然运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文体和术语，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向他们的工作学习。由论述“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加拉赫和鲁宾逊，1953）的创新性文章而引发了《非洲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鲁宾逊和加拉赫，1960的全面研究。某些新近的文章（鲁宾逊，1972，1986）概括了鲁宾逊如今称之为偏心的（excentric）帝国主义观；关于他至1988年研究工作的全部书目，参见波特和霍兑德1988）。 1953年的文章就开始抵制认为19世纪中叶的“自由贸易”时代是一个对帝国无足轻重的时期这样一种观念。因为加拉赫和鲁宾逊指出，这一时期英国没有放弃任何领土，正式的帝国的确引人注目地扩大了，而不正式控制的地区甚至得以更进一步的扩展。鲁宾逊在其后来的作品中更强调的第二个主题是拒绝现有各种理论的欧洲中心论，它是这样一种观念：帝国（empire）历史中的重大发展必须用帝国中心的相应发展来加以解释，殖民地只不过是中心各种事件的被动牺牲品。偏心理论（“偏心的”，欧洲之外的中心，是欧洲中心的人为对立面）强调了帝国主义当地合作者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和激进的术语来说，买办），这是一个令人回想起弗兰克（后来）关于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概念的观念。 帝国主义者致力于获得“便宜帝国”，以最小的成本和风险而获得最大的回报。因此他们宁可操纵而不是直接控制，他们尽可能地依赖于当地的合作者和使用当地的资源。强迫接受正式帝国意味着这种政策的失败，当失去不正式的控制时，是勉强采纳的。不同的非欧洲社会具有不同的结构，因而为操纵和不同种类的潜在合作者提供了不同的机会。不同地区帝国主义历史的差异能够通过本土社会结构的差异，通过伴随外围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发展，而不是通过中心的变化来解释的。 鲁宾逊（1972，1986）一方面指出了欧洲殖民地区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指出了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区之间的差别。白人殖民者是理想的合作者：文化上与欧洲相联，准备并且愿意寻找出互利的贸易和投资模式。因此，在拉丁美洲是非正式的英国帝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权力稳定地转移到当地政府手中。相比之下，在非洲和亚洲，“欧洲化在制度上的障碍被证明是难以克服的”。（1972：第276页）缺乏当地的资产阶级，并且帝国的权力不得不归于寡头统治集团和当地的精英。当这些地区被拽入网络时，当地的政治体制被动摇了，而帝国主义者迟早被迫选择撤退或取而代之，或者选择“从外部重新建立合作”。（1986：第278页）原来的模式仍然建立在可利用的当地资源的基础之上。在力量的不平衡达到其极端的情况下，在天平的一端，殖民地总督“摧毁本土结构”并且“强加最苛刻的条件”。（1986：第278页）有趣的是，鲁宾逊所提到的例子是刚果一布拉柴维尔（参看上面第十章第四节雷伊关于殖民阶段的论述）。更常见的是，当地的结构尽管能够保留但被重新构建了，并被迫承担了帝国大部分的费用，提供了帝国大部分的人员；分裂的印度既自我征服，也付出了代价。 （正式）帝国的结局是以相似的术语加以解释的。帝国主义依赖于一系列的“契约”：欧洲列强之间的“契约”（例如，分裂非洲的各种协议）；帝国主义者和合作者之间的“契约”；合作者和受统治的人众之间的“契约”。1940年以后，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相对于美国、苏联而言欧洲殖民列强力量的衰退，这些帝国都非常迅速地崩溃了。帝国变得太昂贵以致于不能维持下去。（参见斯齐曼斯基，1981：第119一120页） 我们将如何对待这种解释呢？至少就所涉及的要点而言，我在其中几乎看不到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这至关紧要的话父鲁宾逊确实正确地评论道：“没完没了地争论帝国主义是出于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动因看来归根到底是无用的。”（1986：第281页）的确，接受加拉赫和鲁宾逊的叙述将涉及到抛弃这样的观念：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阶段，但这一观念看来实在是太陈旧了。另一方面，我怀疑加拉赫和鲁宾逊有点过分强调他们理论的“偏心”因素。他们完全认为（资本主义）欧洲的扩张冲动是理所当然的，试图通过在外围按其方法所发现的障碍来解释所有的事情。例如，鲁宾逊（1972）几乎是随便地断言，欧洲是把各种非欧洲经济整合进市场和投资体系中并且保护它们对抗竞争的动力之源，并且不容争辩地假定，欧洲在整个过程中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具有超过其他地区的巨大优势，允许它随时随地以所需要的代价维护控制。欧洲人领先程度和特征随着时间的变化肯定有所不同，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不同选择的相对代价，而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结果，从（正式的或不正式的）控制中所获得的各种机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也是不同的。如果通过不同行动过程给（帝国主义者）所提供的成本和收益的平衡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历史，结论必然是，成本和收益既受中心，也受外围发展的影响。 七小结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直接生产者及其直接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来定义各种生产方式，并把它们看做是社会发展各个连续的阶段。这种方法仍然能够被维护，但当它运用于现代不发达国家时，它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一种选择是把各种先产方式重新定义为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否认生产关系的适用性，但足，这其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另一种选择是，通过证明各种生产关系能够，或者持久地或者经历非常漫长的过渡而共存于一个单一社会中，来修改作为连续阶段的生产方式概念，即各种生产方式的“连接”。实际上，这仅仅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但许多作者己经用它对特殊地方的发展做出了有启发性的论述。 争论中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在解释发展或不发达时，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如何？对某些作者来说，它们居核心地位，而其他人则用能够在多种社会体制中出现的各种因素来解释不发达的持续存在，比如剩余的榨取，或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通过不平等交换等等。我自己的看法是，一种单一的解释未必适用于全部发展阶段中的所有情况，这样，一种完整的理论可以吸收两方面的观点。国家政策至关重要：不断增多的大量重要文献把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与阶级联盟和国冢政策联系了起来。政治独立是重要的，因为它极大地扩大了当地政治力量的行动范围，尽管它不会自动地保证民族的政治自主权。第二（并且这是一个非常相关的问题），生产关系中的变革如何能够得以分析？某些作者把生产关系看做是非常持久的，仅仅作为灾难性事件（比如征服）或持续阶级斗争的结果才发生变化。而其他人则把“剥削形式”或“劳动力被招募和补偿的方式”看做非常容易改变以适应各种经济条件。我还是不清楚人们能不能确定地概括出来。 注释： [1]中译文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这段话出自《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作者所标页码有误，他后来给译者的电子邮件指出了这一点。——译注 [2]中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贞。 [3]布鲁厄在给译者的电子邮件中指出：“把这本书名翻译准确比较困难，在法语中，Negrier意为奴隶贸易（slavetrade），因此，Capitalismenegrier最直接的翻译就是‘奴隶贸易的资本主义’（slave—tradingcapitalism），我想不出更好的译法。然而，我认为雷伊的标题运用了‘negtier’字面意思是‘黑人商人’（traderinblackpeople）这一事实——那本书写的是除奴隶制度之外的殖民地国家干预的各种形式，它迫使非洲人放弃农民经济并叶使他们的劳动适用于资本主义。”——译注
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目录 （1864年9月—1870年7月）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5—14 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15—18 卡·马克思。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草案…………………………………………………………19 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20—22 卡·马克思。致“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23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24—27 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28—36 弗·恩格斯。提德曼老爷古代丹麦民歌……………………………………………………………………………………37—3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40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41—87 一……………………………………………………………………………………………………………………………46—61 二……………………………………………………………………………………………………………………………62—73 三……………………………………………………………………………………………………………………………74—8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88 弗·恩格斯。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89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最初方案……………………………………………………………………………90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91—92 卡·马克思。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93—94 卡·马克思。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95—98 卡·马克思。致“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声明……………………………………………………………………………………99 卡·马克思。“人类的主席”……………………………………………………………………………………………100—105 卡·马克思。更正…………………………………………………………………………………………………………106—107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108—110 卡·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11—169 几点说明………………………………………………………………………………………………………………………113 1.生产和工资………………………………………………………………………………………………………114—116 2.生产、工资、利润………………………………………………………………………………………………116—125 3.工资和货币………………………………………………………………………………………………………125—129 4.供给和需求………………………………………………………………………………………………………130—131 5.工资和价格………………………………………………………………………………………………………132—134 6.价值和劳动………………………………………………………………………………………………………134—143 7.劳动力……………………………………………………………………………………………………………143—146 8.剩余价值的生产…………………………………………………………………………………………………146—148 9.劳动的价值………………………………………………………………………………………………………149—150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150—151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151—154 12.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155—157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157—163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163—169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70—183 一致“共和国”周报编辑…………………………………………………………………………………………170—173 二致“共和国”周报编辑…………………………………………………………………………………………174—178 三民族理论之运用于波兰…………………………………………………………………………………………179—183 卡·马克思。警告…………………………………………………………………………………………………………184—185 弗·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评………………………………………………………………………………………………187—212 一………………………………………………………………………………………………………………………189—193 二………………………………………………………………………………………………………………………194—198 三………………………………………………………………………………………………………………………199—203 四………………………………………………………………………………………………………………………204—207 五………………………………………………………………………………………………………………………208—212 卡·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213—223 1.国际协会的组织…………………………………………………………………………………………………213—214 2.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214—215 3.工作日的限制……………………………………………………………………………………………………215—216 4.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216—218 5.合作劳动…………………………………………………………………………………………………………218—219 6.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19—221 7.直接税和间接税…………………………………………………………………………………………………221—222 8.国际信贷…………………………………………………………………………………………………………………222 9.波兰问题…………………………………………………………………………………………………………222—223 10.军队……………………………………………………………………………………………………………………223 11.宗教问题………………………………………………………………………………………………………………223 卡·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224—229 卡·马克思。辟谣………………………………………………………………………………………………………………230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231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232—235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236—240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爱北斐特日报”作………………………………………241—242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243—245 卡·马克思。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246—247 卡·马克思。剽窃者………………………………………………………………………………………………………248—253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254—256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257—259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新巴登报”作……………………………………………260—262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263—271 一………………………………………………………………………………………………………………………263—267 二………………………………………………………………………………………………………………………268—271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273—325 第一章商品和货币…………………………………………………………………………………………………275—286 一商品本身…………………………………………………………………………………………………………275 二商品的交换过程…………………………………………………………………………………………………277 三货币或商品流通…………………………………………………………………………………………………279 A.价值尺度（假定金为货币）……………………………………………………………………………………279 B.流通手段…………………………………………………………………………………………………………280 （a）商品的形态变化………………………………………………………………………………………………280 （b）货币的流通……………………………………………………………………………………………………281 （c）铸币——价值符号……………………………………………………………………………………………282 C.货币………………………………………………………………………………………………………………283 （a）货币贮藏………………………………………………………………………………………………………283 （b）支付手段………………………………………………………………………………………………………284 （c）世界货币………………………………………………………………………………………………………286 第二章货币转化为资本……………………………………………………………………………………………287—294 一资本的总公式…………………………………………………………………………………………………………287 二总公式的矛盾…………………………………………………………………………………………………………290 三劳动力的买和卖………………………………………………………………………………………………………292 第三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295—305 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295 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297 三剩余价值率……………………………………………………………………………………………………………299 四工作日…………………………………………………………………………………………………………………300 五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304 第四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306—325 一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306 二协作……………………………………………………………………………………………………………………307 三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11 四机器和大工业…………………………………………………………………………………………………………315 （a）机器本身………………………………………………………………………………………………………315 （b）借助机器占有劳动力…………………………………………………………………………………………317 （c）工厂整体的典型形态…………………………………………………………………………………………320 （c′）或（ｄ）工人反对工厂制度及机器的斗争………………………………………………………………321 （c″）或（ｅ）机器和剩余价值…………………………………………………………………………………323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326—350 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的决议…………………………………………………………351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352 卡·马克思。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353—355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不列颠政府对沙皇俄国的态度所作的声明…………………………………………………………356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357 卡·马克思。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358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359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360—365 弗·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366—367 弗·恩格斯。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368—371 弗·恩格斯。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补充）…………………………………………………………………372—373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关系………………………………………………………………374—376 卡·马克思。1866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377—379 卡·马克思。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380—381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382—384 弗·恩格斯。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385—392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393—394 卡·马克思。比利时的屠杀………………………………………………………………………………………………395—400 卡·马克思。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401—403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404—406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407—413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414—416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417—432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433—434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435—443 卡·马克思。讣告…………………………………………………………………………………………………………444—445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446—455 卡·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456—462 一………………………………………………………………………………………………………………………456—460 二………………………………………………………………………………………………………………………461—462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463—464 卡·马克思。机密通知……………………………………………………………………………………………………465—479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480 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483—484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485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48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487—489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490 卡·马克思。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491—493 卡·马克思。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494 卡·马克思。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49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499—505 卡·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506—522 弗·恩格斯。爱尔兰史……………………………………………………………………………………………………523—571 自然条件………………………………………………………………………………………………………………525—549 古代的爱尔兰…………………………………………………………………………………………………………550—571 弗·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572—573 弗·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574—575 附录 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579—580 在1865年7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修改和通过的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581—583 燕妮·马克思1866年1月29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584—585 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586—596 卡·马克思关于马志尼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的发言记录……………………………………………………………597—598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599—603 卡·马克思在1867年2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演讲记录……………………604—605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606—609 卡·马克思关于新蓝皮书的统计数字的发言记录………………………………………………………………………610—611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612—613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614—634 燕妮·马克思1867年10月5日左右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的摘录……………………………………………635—636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的报告）…637—639 卡·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记录………………………………………………………640—642 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643 告伦敦德国工人书…………………………………………………………………………………………………………644—645 卡·马克思关于棉纺织工业中的竞争对法国工人状况的影响的发言记录……………………………………………………646 总委员会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决议………………………………………………………………………………………647 卡·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648—649 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650—653 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654—656 土地和劳动同盟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男女工人书………………………………………………………………………657—663 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664—669 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670—700 一………………………………………………………………………………………………………………………670—672 二………………………………………………………………………………………………………………………673—676 三………………………………………………………………………………………………………………………677—681 四………………………………………………………………………………………………………………………682—686 五………………………………………………………………………………………………………………………687—691 六………………………………………………………………………………………………………………………692—694 七………………………………………………………………………………………………………………………695—697 八………………………………………………………………………………………………………………………698—700 卡·马克思关于“蜂房报”的发言记录…………………………………………………………………………………………701 卡·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转述）………………………………………………………………………………702 卡·马克思关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的发言记录……………………………………………………………………………703 注释…………………………………………………………………………………………………………………………707—83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831—877 人名索引……………………………………………………………………………………………………………………878—918 期刊索引……………………………………………………………………………………………………………………919—922 地名索引……………………………………………………………………………………………………………………923—931 译后记………………………………………………………………………………………………………………………………932 插图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一版的扉页…………………………………………………………………………………3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第一版的扉页………………………………………………………43 弗·恩格斯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证……………………………………………………………………………………………88—89 1866年普鲁奥战争图…………………………………………………………………………………………………194—195 载于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报上的卡·马克思给日内瓦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信……………462—463 记录簿中贴有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手稿的一页…………………………………………………481 弗·恩格斯“爱尔兰史”手稿的第一页…………………………………………………………………………………………527 爱尔兰地图…………………………………………………………………………………………………………………540—541
热月危险和反对派（拉狄克，1927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拉狄克热月危险和反对派拉狄克（1927年6月）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九卷№94391．什么是热月危险？苏联的热月危险就是资本主义胜利的危险，而且这种胜利的取得不是通过世界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推翻工农政权，也不是通过资本主义分子的暴动，而是通过苏维埃政权从无产阶级政策的轨道慢慢地退向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道路。在把这种蜕变危险称作热月危险时，谁也不会认为会重演法国革命时期发生的事件。这种比较着重指出的是，在法国革命中，阻止革命发展的势力来自领导革命的雅各宾党内，正像在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可以找到企图扭转历史车轮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势力一样。2．是否可以指出热月的危险呢？当然，如果这种危险存在的话，那么不仅可以指出它，而且指出它也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直接责任。我们队伍内首先开始指出这种危险的是列宁。列宁借乌斯特里亚洛夫1922年春天发难之机就“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的问题提出以下看法：“路标转换派这样提出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1]列宁指出的事实和可能性，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报刊也经常指出。他们和列宁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指出这样的倾向（意图）是为了从中汲取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而列宁指出蜕变的危险，为的是警告无产阶级和动员一切革命力量同这种危险斗争。谁反对指出蜕变危险的共产党人，谁引证孟什维克的报刊来证明反对派同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相似，谁就只能证明，他自己就是热月的帮凶。俄国革命中的热月分子比法国的热月分子更得掩盖自己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径，以易于实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10年了，列宁学说的广泛传播使人民群众的注意力更加敏锐，因此必须引证列宁的话来掩盖任何背离列宁主义、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径。只有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热月倾向才能得逞。3．联共（布）内的热月倾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1）热月倾向的第一个标志是竭力鼓励生产力的发展，不管它们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贫穷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现在变得更加贫穷了。它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因此，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在短时期内通过社会主义经济使它富裕起来，那就应当鼓励任何振兴经济的愿望。例如，如果我们没有力量相当迅速地建立国有工厂，那就应当尽可能把许多建设工厂的租让合同交给外国资本家。这是否正确呢？如果外国资本家建设的工厂比工人国家手中拥有的工厂还多，那么他们在苏联的经济实力就会强大无比，以致可以摒弃工人政权，或者至少可以迫使工人政权完全考虑他们资本家的利益。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如果苏联收取巨额贷款，就会受资本家的奴役。列宁教导我们说，租让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好处，但他只允许在不威胁工人政权的范围内实行租让制。他对贷款的态度也是这样。经验表明，外国资本家不会急于得到我们的租让合同和给我们贷款。但是，由于租让企业的过度发展和贷款的金绳索而可能威胁我们的危险，现在由于苏联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威胁着我们。富农是苏联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基础。苏联的富农有几百万。富农不是大资本家，而是小资本家。但是，小资本家可以成长为大资本家。富农使千百万雇农、小农依附于他们，从而成为威胁工人政权的力量。与此同时，城市里的耐普曼、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在增长。如果富农不遇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坚决反击，那么他们将对工人国家造成威胁。因此，谁想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谁就是在为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做准备，这不取决于准许富农发展是否是为了扩大出口，或者是否希望富农把钱存在我们的银行里，从而“长入社会主义”。凡是对党内的富农危险估计不足、反对消灭贫困的叫嚷、要求鼓励“善于经营的庄稼汉”和“生产商品的庄稼汉”的人，凡是称贫农为懒汉的人，都是我们党内自觉或不自觉的热月倾向的代表。（2）那些虽竭力发展国有工业，但不关心无产阶级参加工业领导和不注意不断改善工人状况的人，也是热月倾向的代表。我国的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因为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无产阶级国家。我国工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基础。因为只有在工业提供的拖拉机、电力等物资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农业，也就是从小私有者的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耕种土地。但是，只有当所有的工人群众，而不仅仅是少数被派往工人国家的经济机关和被提拔到红色经理等等岗位的工人群众代表参加到这一建设中去时，社会主义工业的真正发展才有可能。谁不重视生产会议，不去发展它，谁排挤工厂委员会，谁在工厂迫害批评工厂制度的工厂通讯员，谁就是在扼杀工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关心。这样做不仅减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且削弱了工人阶级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工人判断我国工业的性质不是根据一般的定义，而是根据他的感觉——即他觉得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还是缺乏意志的工具。工厂里没有工人民主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工厂。不关心工人的状况具有同样的意义。国家还很穷，它的生活水平低得可怜。对此我国工人非常理解。但是，他们不理解的是，节约劳动保护方面的投入，节约制度不是表现在节约汽车、行政经费上，而是表现在通过降低计件工资、榨取血汗而人为地减少工资上。工人们要求他们的福利随着工业的增长而提高。他们的这种要求维护的不是什么“车间的”特殊利益，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因为没有健康的和有文化的工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业。那些认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不了解只有同工人群众一起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管理人员，那些忘记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为发展工厂的工人民主制、为工人的健康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而斗争的工会工作者，那些追随和附和工厂行政机构的工会工作者，都是热月倾向的代表，因为他们正在破坏工人阶级同发展国有工业这个工人政权的经济核心的密切联系。谁允许富农、耐普曼、路标转换派知识分子的代表进入我们的政权机关，谁就是热月的代表。富农在我国人口中占的百分比很小，但是，尽管如此，决不能允许他们进入苏维埃，因为他们是富人并使相当一部分贫农依附于他们。他们有可能夺取我们最基层的政权机关。路标转换派知识分子对苏维埃说尽甜言蜜语，但他们的目的是慢慢地把权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夺过去，以便把我们的政策引向资本主义轨道。允许他们参加苏维埃机关意味着使他们有可能同富农相勾结，有可能代表富农的利益。是否存在允许富农、路标转换派等进入我们机关时倾向呢？是的，这种倾向是存在的。只要指出扩大富农在村苏维埃的选举权和反对“消灭贫困”的叫喊就足够了，这些做法在反对派的批评下才被取消。只要指出工人老党员叶夫多基莫夫和萨普龙诺夫被赶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富农政客、立宪民主党的合作社工作者萨德林却被请进去就足够了。（4）在联共内部消灭党内民主的人也是热月倾向的代表。联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和主要工具。没有先进工人和贫农的组织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捍卫专政，人民群众需要领导人。但是，联共并不是委员会的总和，而是善干思考、能够分析各种事物的工人群众，他们不是根据激情行动的。上百万党员不可能成为按照上面的命令而开动的一部机器。如果联共党员都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推论和决定，党就会存在和发展。谁想用修改领导机关在没有群众参与下通过的决定（而群众只是研读这些现成的决定）来取代这种经常性的思想和感情工作；谁禁止在联共内开展批评，谁就是把生机勃勃的联共这一专政的捍卫者、争取社会主义的战士变成名存实亡的组织。这样的联共不会给自己的中央以任何关心。这样的党在投票时意见高度一致，但优秀的工人将离它而去，它将成为由钻营者、阿谀奉承者和把党证看作避免失业的保证的人组成的乌合之众。这样的联共不仅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无力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缺少在危急时刻能够领导工农群众前进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精干力量。因此，争取党内专政的斗争是反对热月倾向的斗争。（5）谁把党的机关置于党之上，谁就是在为热月扫清道路。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战斗组织。只有它才能够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机关，即县委、省委和中央委员会拥有的革命力量就是党内现有的革命力量。即使党的领导机关毫无例外地都由优秀的共产党员组成，光靠它们也无力进行革命事业。如果党的领导机关脱离了党，那么，这已经预示将出现巨大的危险。为了捍卫革命，没有理由脱离党，把自己置于党之上。脱离党意味着它们企图用向其他阶级让步的政策、同其他阶级妥协的政策来代替捍卫工人专政的政策。我们党是执政的党。不存在脱离阶级的政党。如果政权脱离工人阶级政党，那么政权就会落入其他阶级之手。我们党内是否有这种企图呢？是的，这种企图是有的。这种企图表现在，支部书记和地方组织的书记依靠中央要比依靠党员群众多，他们压制党员对他们的任何批评，党代表大会不按党章规定每年召开，党的政治局使党中央在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上面对既成事实，党的总书记拥有甚至列宁也从未为自己要求过的权力。这些倾向在党的总书记斯大林的声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撤除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把这个声明当真，而不是当作官僚主义的胡言乱语，那么，它将意味着，党不能更换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不是工人先进分子的机关，它操纵党的政策，党是不存在的。而如果党不存在，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失去了利剑，失去了保护，政权的性质将任由党的领导人决定。那时政权蜕变的道路将敞开，因为列宁说过：“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2]（6）谁牺牲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同国际资本相勾结，谁就是热月企图的帮凶。列宁教导我们要懂得，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灵活机动，即对国际资本主义作出一定的、暂时的、局部的让步，但他知道并指出了这些让步的界限。这样的界限就是专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苏联不仅会承认债务，甚至会支付一定的债务利息，以避免战争或得到贷款。但是，谁要以苏联的名义提议支付的债务利息导致我国国有工业增长的延缓，谁就是热月分子，因为没有我国国有工业的发展就不能捍卫工人政权。为了克服商品短缺现象，苏联可以允许进口一定数量的外国商品，哪怕这些商品是我国工业可以生产的，但是，谁建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谁就是热月分子。因为对外贸易垄断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捍卫者。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成本比外国工业高1～2倍。应当通过合理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尽力降低成本，但是，谁使我国的工业丧失对外贸易垄断的保护，谁就是扼杀我国的工业。谁为了同外国资本家保持和平而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借助红色恐怖进行自卫，或者为了同外国资本勾结而要求扩大非劳动者的选举权，谁就是促进我国政权的蜕变。我们党内有这样的分子。（7）谁削弱我国革命的国际性，谁就是热月倾向的帮凶。苏联是在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的国际危机中诞生的。我们只有借助西方的胜利革命给我们提供的大量的技术力量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西方革命取得胜利以前，我们只有借助全世界工人和东方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才能保住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支持这些运动，我们才能从外部保护无产阶级专政。谁劝我们放弃支持东西方革命，谁试图以放弃这种支持为代价而达到同资本主义的和平，谁就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为资产阶级蜕变敞开大门。把无产阶级革命限制在一国范围内是热月的明确无误的标志，不管它以什么言词作掩护。4．我们党是否已经发生热月蜕变？我们指出了我们党内存在的热月蜕变的主要倾向，这些倾向反映了对我国政权蜕变的指望，它们存在于我国城乡小资产阶级中间并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持。我们党的哪一部分受这种热月的影响最厉害呢？在夺取政权以后加入我们党的小市民受这种影响最厉害。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人曾真诚地为反对地主政权、反对武装干涉而战，但是他们没有同工人阶级完全打成一片，不愿意真正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不愿意为国际革命而拿自已的幸福冒险。而有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升官发财和拥有特权而归附于党即执政的党。这些倾向是在我们国家的官僚中间，甚至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官僚中间产生的，他们鼠目寸光，把资本主义给予我们的暂时的喘息时机当成了和平，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包围。这些倾向在同耐普曼有密切接触和热衷于生产力（不考虑其阶级性）的发展的经济管理人员中间日益增长。这些倾向正在向一部分工会官僚蔓延，他们被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困难吓破了胆，放弃了争取实现这一目的的斗争并成为经济机关的一部分。这些倾向正在寻找走向国家农业领域一部分党内官僚的道路，因为在农业中没有城市无产阶级，在像西伯利亚或北高加索那样的地方，控制、纵容富农比反对他们更容易。这些倾向正在小资产阶级青年当中增长起来，青年们不了解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对形形色色的浅薄的社会主义理论情有独钟，认为本国富农只要不举行暴动就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综上所述足以使人清楚，热月蜕变的危险来自我们党内多达数十万的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并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工会的和部分党的官僚中得到最强烈的反映。我们党是否蜕变了呢？没有，它还没有蜕变。我们党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它还没有同热月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它甚至还没有充分看到这些倾向，因为这些倾向还不敢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还不敢发表广泛的纲领，它们还是分散的偷偷摸摸的倾向，还未成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倾向。如果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了解了这种危险，他们一定能战胜它。我们党的中央应当领导这一斗争，可它没有领导，因为热月倾向在中央的右翼部分中找到了保护者。5．应当同热月危险进行十分坚决的斗争。任何以所谓不是普遍的倾向，而是一些局部错误的说法来安慰党的企图只能增加危险，因为它麻痹工人群众的警惕性。普遍的倾向就是局部错误、各种意图和意向的总和。危险刚开始时最容易克服。当危险发展起来，有了意识，制定了纲领，那么，在热月倾向的代表在我们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的岗位和地盘产生作用的情况下，可能就太迟了。富农运动突然施加压力或战争的危险可以一下子使热月的危险大大加剧。反对派号召进行的斗争，只有依靠广大工人党员的联合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个斗争的旗帜上应当写上下面的口号：无产阶级同贫农和中农建立反对富农的联盟。争取工厂的工人民主制。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捍卫党内民主。捍卫我国革命的国际性。捍卫列宁主义。卡·拉狄克[1927年6月][1]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92页。[2]同上。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译者：马景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匈牙利〕卡尔·波兰尼著KarlPolanyi（1886-1964）译者：马景文2013年【《巨变》PDF下载】1944年版译者说明：Polanyi中译有「波兰尼」，「博兰尼」。原文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1968年第八版）。·译言·Block《导读》·序第一部国际体系·第一章百年和平·第二章保守的1920年代，革命的1930年代第二部市场经济的兴衰（一）血汗工厂·第三章生活环境与进步·第四章社会与经济体系·第五章市场模式的演变·第六章自发调节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第七章1795年史宾汉兰制度·第八章前因后果·第九章赤贫主义与理想国·第十章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二）社会的自我保护·第十一章人、大自然和生产组织·第十二章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第十三章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阶级利益和社会改变·第十四章市场和人·第十五章市场和大自然·第十六章市场和生产组织·第十七章自发调节被削弱·第十八章破坏性的紧张关系第三部巨变·第十九章民选政府和市场经济·第二十章社会变化齿轮中的历史·第二十一章复杂社会中的自由·附录一：评论选译·附录二：经济行为及社会结构：镶嵌之困惑·附录三：阅读参考
十六国际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六国际关系 东方集团 不发达国家 石油生产国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债务 发达国家不平衡的发展 国际货币 贸易 贸易保护主义 战后随即形成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在繁荣时期极少出现裂缝。冷战局面稍有缓和，但无论是东欧还是中国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商品市场。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不过却很少因此危害到它们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甚至持久的、流血的独立斗争也难以中断物资供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漠视东方世界，控制着南部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增长的情况并不平衡，但随着全面的迅速发展，这类差别可以得到调节。然而，在萧条之后的那些年月里这种结构破裂了。 东方集团 尽管各种政治关系明显恶化了，并且在80年代初又开始了“第二次冷战”，而西方世界与苏联、东欧以及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却几乎没有变化。“东部贸易区”——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描述这些国家时所用的微妙说法——在7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以商品和资本的重要市场的面目出现，这些商品和资本是因西方世界的经济萧条而闲置的。60年代发达国家向东方集团出口比重只有微小的增加。而1973年和1975年间这一比重却增长了一半。1976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出口的机械设备约有五分之一输入到东方集团国家。雪铁龙和菲亚特两大公司分别签订了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生产小汽车的重要合同，这些汽车向西方国家出口所得将足以抵补进口机械和技术的费用。通用汽车公司特许在匈牙利生产后轴以此换取贝德福特卡车。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公司在1974—1980年间签订了60多个建立化工厂和化肥厂的合约。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赤字从1973年的30亿美元激增到1975年的90亿美元。 贸易中的新奇现象，从苏联购买百事可乐浓汁或西方技术中可得到的观念资本以及个别的商业活动规模都导致了对东方市场重要性的某种程度的夸大。即便在1975年发达国家对东方集团的出口也不足6％（两年前是4.5%）。 最近几年贸易急剧下降。到1982年东方集团的贸易逆差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东方国家以往的贸易扩张主要靠借款来获得资金的。他们欠西方国家的各种债务从1974年的20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900亿美元。在1975年至1980年中，西方银行每年的放债额超过50亿美元。这种情况表示着资本的大量积累。到1981年欠款的年利息总数就达90亿美元。东方集团变得不愿意多借款了，而且已不能够向萧条的西方市场出口更多的商品了，因而从西方的进口也急剧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向东方集团的出口在1982年下降了大约14％，在发达国家的出口额中东方集团所占的比例降回到4.5%左右。 波兰的例子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它的债务占东方集团所欠的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它的外债清偿率（还本付息额在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在1982年超过了100％。为此，它不得不采取一项重大的偿债新计划，并且所有的东欧国家都突然发现它们再要借款实际上已不可能了。由于人们对存款是否能够得到偿还的恐慌感加强，1982年初匈牙利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了10亿美元。问题在于东方集团无力增加足够的出口以保证支付利息以及最终偿还本金。贷款国只有保持贷款与外汇收入（指借款国）间的一个“安全的”比率，他们才能增加未偿还贷款的价值。无疑，贷款和利息偿还额只有在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才能迅速增加。70年代流行的靠西方国家公司建立工厂来交换一部分产品出口的交易就是防止这类问题发生的一种尝试。对那些东道主国家来讲，这些交易是形成出口的一种方法，而对那些西方国家公司来说，这些交易为它们提供了廉价可靠的供应源泉。然而，联合国所作的统计表明：按这些“回购”协议提供的产品仅仅构成了向西方国家出口的5％左右（占苏联出口的10％）。到80年代中期按这些合同所供应的天然气可望占德、法、意三国可燃气需求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向日本提供的煤每年大约有600万吨。以苏联为主的东方国家每年还将出口价值10多亿美元的化学制品。就这些交易所提供的化工制品和小汽车一类产品来说，将直接和西方国家多余的生产能力进行竞争。如果这些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也迅速扩大，东方集团的出口才能发展到快得足以支付西方国家新贷款的利息的程度。 不发达国家 许多评论家指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发达国家经济的萧条和失业状况。这个论点往往被用来为发达国家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作辩解。然而，这是相当错误的。南部集团的发展最初缓和了西方世界经济衰退的局面，而后来不发达国家没能继续发挥这一作用是南部集团本身的中心地区发生了经济萧条的结果。南部集团的情况与东部集团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其一是西方集团与南部集团的经济联系规模较大。例如，到80年代初期，巴西和墨西哥各自所欠国际性银行的债款和所欠整个西方集团国家的债款一样多。第二个重要区别是西方集团与南部集团之间关系的变化比西方集团与东方集团的关系变化更剧烈。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60年代进行的积累活动大致是并行的。从1960年到1973年间它们的年投资增长率分别为6.2%和7.6％。1973年以后这种格局改变了。在发达国家投资增长停止了，然而在不发达国家中投资在飞跃增进：在1973年至1979年间年增长率达到10.7％。因此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占全世界资本投资的比例从1973年的16.5%上升到1979年的23.25％。70年代初期不发达国家的积累接近发达国家所达到的5.5%的速度。而到7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年增长率下降到了4％，不发达国家的年增长率却达到了4％的2倍。 不过，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只是集中发生在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和少数建有成功的制造品出口部门的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而言，70年代的情况要比60年代更糟糕。虽有约半数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年增长2％以上，然而6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曾已达到这一水平。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30个最穷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将近十分之一）发现它们的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了（见表16•l）。 表16.11960—1980年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 （单位．年均增长％） 1960-19701970-1980 国内生产总值发展中国家总计5.75.6 制造品出口高速增长国家6.47.1 不发达国家2.63.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中国家总计3.13.0 制造品出口高速增长国家3.64.5 不发达国家0.00.6 人均实际收入①发展中国家总计2.44.5 主要石油输出国0.911.1 制造品出口高速增长国家3.54.0 不发达国家0.0-0.3 ①人均实际收入是指全体居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根据出口购买力的变化进行了调整。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1981年，第34页。 外汇是许多不发达国家最严酷的限制因素。紧随第一次石油危机而来的是商品价格的僵滞，许多不发达国家开始通过西方银行这一渠道举借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盈余资金。他们的大量进口需求一度为西方出口商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市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使得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70年代的后几年，商品价格大致保持在1974年的水平上，到1980年，商品价格比1970年高出了3倍。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则意味着1980年的制造品价格并不比1970年高，1982年的经济衰退又使它们降低了20％。不发达国家也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蒙受损失。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交换比在1970年到1980年间年均下降1.7％，出口量年下降0.8%。因此，它们的出口购买力也以每年2.5％的速度下降。到80年代初，上述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一点。 石油生产国 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价格上涨提高了石油生产国的实际收入。1970年到1980年主要石油出口国的出口购买力年增长18％，尽管由于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和采取了节能措施使石油输出国的出口数量停滞不前。在1973年到1980年间，非东方集团国家的收入中石油输出国所占的比例翻了一番，达到了12％。这些额外的石油收入中的大部分，或者作为利润或者作为向外国石油公司征收的税收增加了石油输出国政府的收入。在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利润收入的比重从1972年的82％上升到1974年的90%。 石油输出国政府已着手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计划。国内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70年至1973年的21.4％上升到1979年至1980年的28%，也就是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而产生的额外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被用来进行投资（见表16.2）。这种爆发性的经济增长最初为发达国家中那些身受经济衰退重压的产业提供了倍受欢迎的解脱机会。从数量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出口年增长14%，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数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增加到8％。石油输出国组织成为机械工业特别重要的市场。到1980年时它吸收了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机械出口量的10％和日本机械出口量的13％。西方公司也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投资项目提供了必不可少和有利可图的技术。各种民间的服务如土木工程的进口在70年代按价值算增加了10倍。 表16.21960—1979年石油生产国的投资增长情况 （单位：年均增长％） ———————————————————————————————————— 1960-19731973-1979 沙特阿拉伯（建筑业）8.1①23.6 科威特—21.3 伊朗13.028.9 委内瑞拉7.314.1 尼日利亚—27.6② ———————————————————————————————————— ①1663—1973年资料。②1973—1977年资料。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1980年，第2卷，表6A. 对发达国家来说，石油生产国进行“积累”的理想方式显然是储存军事装备。这一方式本来应该为出口商品提供市场，应该造成毫无疑问的竞争力，并能减轻维持这些地区治安的费用负担。但实际上只有当石油生产国将石油财富运用于符合民众愿望的发展计划时，它们才能免除政治动乱之虑。在伊朗这一西方的中东战略中心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即使是最昂贵和最复杂的镇压技巧也只能推迟对腐朽制政权的反抗，而这种推迟会使反抗变得更凶猛，更具爆炸性。伊朗国王的垮台使人们对有利可图的武器出口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忧虑和恐惧，因为出口的武器正被用来反对它们的提供者。 政治不稳定并不是唯一的难题。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大量投资集中在重工业部门。在70年代后期，5个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投资，约有五分之一投入了炼油、石油化工、化肥、基础金属和水泥工业。虽然工厂销售产品的增加使西方企业的定货大量减少，但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困难。仅沙特阿拉伯一国就计划在90年代时能够独占世界石油化工产品市场的4％到5％。如果市场扩展很快，那么，世界生产能力的这种增加也许可以不太困难地被消化掉。但是停滞意味着甚至是生产能力的边际增量——特别在肯定是以投入的增加为依靠的情况下——也给发达国家的各类产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③ ［原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译者加上“（地区）”，本节其它地方亦如是。——录入者注］ 在不发达国家中积累的另一极是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还在石油输出国的重工业投入生产之前，这些国家（地区）就开始对西方世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迅速积累是出口收益有巨大增长的结果，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出口的增加是来自较快的积累（见表16•3）。由于1970年到1980年间出口的年增长率为11％，他们的成功看来可以与日本的成功相媲美。 表16.31960——1979年新兴工业化家（地区）的投资增长 （单位：年均增长％） --------------------------------------------------------------------------- 1960－19731973－1979 南朝鲜20.418.9 香港4.6①13.3 新加坡16.64.6 台湾14,25.0③ 巴西12.4②6.5 墨西哥9.34.1 -------------------------------------------------------------------------- ①1968—1973年资料。②1965—1973年资料。③1973—1977年资料。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1980年，第2卷，表6A；世界银行，《世界统计》。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地区）中的佼佼者。亚洲最大的三个出口国（地区）——台湾、南朝鲜和香港——合计占不发达国家（地区）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制造品的大约一半。巴西和墨西哥提供了15％，新加坡、南斯拉夫、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合计则占15％稍强（在下面的讨论中，由于缺乏资料，台湾不包括在内）。整个70年代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制造品的比重增加了一倍还多，从22.1％上升到45％。到1980年，发达国家进口的制造品中有8.5％来自第三世界，而在1970年只占4.5％。 尽管有了这样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不发达国家仍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制造品。1980年的贸易逆差从1970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了1755亿美元（这相当于1970年发达国家制造品出口额的17％和1980年的将近20％）。198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卖给不发达国家的车辆是它们向不发达国家购买车辆的31倍，化工产品是9倍，钢铁是7倍，机械产品是6倍。 不发达国家领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仅有几项产品——他们卖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明显多于他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买的——是皮革和鞋类（3倍）以及服装（5倍）。这些部门的发展——再加上机械工业的少数分支部门的发展对发达国家造成了难题。对身受重压的德国服装生产商、英国电子生产商和美国电视机生产商来讲，整个不发达国家从它们国家进口为数甚巨的制造品这个事实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安慰。它们的市场逐渐被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所吞并。1980年墨西哥、香港、新加坡和南朝鲜各自向美国出售了10多亿美元的机械产品。香港和南朝鲜还向美国出口了10多亿美元的服装。南朝鲜又说服美国购买了10亿美元的轻工业产品。香港向欧洲经济共同体销售了10多亿美元的机械产品和服装。南朝鲜则劝说日本主顾接受了至少3亿美元的机械产品、纺织品和服装。既然发达国家的市场只是缓慢地在扩大，进口商品不可避免地要排挤本国产品。那些承受了工厂倒闭和失业损失的人必然要谴责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再者，尽管生气勃勃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并没有从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获得巨额贸易盈余，但在和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盈余，另一方面它们和日本的贸易却出现逆差（见表16•4）。 表16.41980年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贸易平衡 （单位：10亿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贸易对象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地区） 南朝鲜0+1.4-2.4-1.0 香港+2,5+1.9-4.2+0.9 台湾+3.3+1.8-2.9+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8+5.1-9.5+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按商品分类的贸易统计，C辑，1980年计算。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向发达国家出售的商品比它们从发达国家购买的商品更多，而宁可说是它们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向美国推销生活消费品，同时却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因此，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间的摩擦主要地是以日本为一方和以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另一方之间摩擦的反映。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竞争的场所。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部门中，有很大一部份为跨国公司所有：在新加坡超过70％，在巴西超过40％；在墨西哥和南朝鲜占30％左右，在香港约为10%。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之中，有许多是由日本人的公司进行的。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所造成的潜在问题被上述资料低估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来的进口货一直受到特殊措施的压制。关税己不再是主要的武器。1979年关税占进口商品货值的比率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和美国分别是1.1％、2.9％和3.5％。但现在许多贸易是用“非关税壁垒”——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进口数量的方法加以限制的，这是为了防止进口商品以低廉的价格来抢占国内生产者的生意（见表16•5）。 表16.51983年贸易控制情况 （受到控制的产品类别百分率） 数量控制价格控制 发达国家总计23.37.5 美国6.29.7 欧洲经济共同体37,514.8 日本10.40.3 -----------------------------------------------------------------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保护贸易制度》，表7。 这一类控制方法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平均幅度为26％（这些是不发达国家的典型出口商品），而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仅为9％（这些是发达国家的典型出口商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商品有约9％受到价格限制，约15％的受到数量限制，这是依据所进口商品的产地国家来确定的，这种规定通常直接针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除了粮食和武器之外，所限制对象最普遍的是服装和纺织品（这类商品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几乎有80％属于限制范围）和鞋类（在美国70％属于限制范围）。早在50年代中期，日本就曾同意限制纺织品向美国的输出量，英国则与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缔结了双边协定。1962年美国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将进口棉纺织品的年增长率限制在5％的长期协定，为各种各样的双边协定提供了一种框架。1971—1972年美国与日本、香港、南朝鲜和台湾谈判，达成了一个适用于人造纤维的协定。1973年的多种纤维制品协定又将限制范围扩展到羊毛制品。它虽然提出了一个允许进口年增长6％的指标，但据此却大大有利于对“敏感性的”商品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在1977年，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威胁说要重新分配那些拒绝接受所提条件的国家的限额，这一协定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条件也更严格了。 “一旦各国政府为了对本国的工业负责而对来自某些国家的某些进口商品实行有选择的控制，各种各样的控制办法就不可避免地会蔓延滋生，直到出现全球性的对来自低成本资源国的进口商品实行控制为止。长期协定和多种纤维协定最初是正确合理的，其道理就在于：为了避免从一个固定来源的进口商品猛增而导致市场的崩溃，有选择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样也就背离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非选择性原则。然而，选择性的进口法规刺激了新的进口来源或多样化的其他产品。到后来这些新产品也受到了限制（根据多种纤维协定），就象限制任何新的生产者一样。一个贸易法规体系已经这样发展起来了，并逐渐成为更具全球性的体系了。这个最初是有选择地反对少数几个出口国家的体系，现在已发展到了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扩展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系国以及对外加工业务，现在已经威胁到了发达工业国家内部如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伍尔考克，第46页）。在70年代，只有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进行了真正有生气的积累。尽管80年代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它们仍然设法保持了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当南朝鲜向国外大举借债为积累提供资金时，债款被用来再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新增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找到了销路这个事实表明，增加着的债务是可以偿付的。那些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即第二个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地区，却几乎无力经受住80年代初期的不景气局面。早几年间把它们当作理想主顾的银行家们开始为这些国家的信誉是否可靠做起恶梦来。 债务 有借款也就意味着有贷款。1973年后不发达国家巨大的债务累积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资金有盈余才有可能造成的。除了国内积累（用石油换得石油化工产品）之外，石油生产国还在国外积聚了资金财产（用石油换得石油美元）。他们的国际收支顺差在石油价格上大幅上涨后达到了顶峰（1974年达到650亿美元，1980年达到1070亿美元），此后由于开支和进口成本上升，顺差数量减少了。在1973—1981年的整个时期中他们的顺差总数达到大约5000亿美元，相当于他们的收入的15％。 尽管利润较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还是一直能借石油盈余资金来保持积累（虽然这是以提高他们已经高度紧张的外国资金比率为代价的）。面对停滞，他们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这样做。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准备把借债规模扩大到足以保持需求的地步。所以，面对不景气的出口市场和价格大涨的燃料账单，非石油生产的不发达国家如果要发展就只好被迫承受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1974－1981年间所有这些国家的逆差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逆差数的2倍。 它们的债务反映了这些逆差逐渐增大的影响。一种估计认为他们的债务总额达到了7500亿美元。增长最快的部份是欠西方国家私人银行的债务。1973年末到1981年不发达国家欠西方政府和像世界银行一类国际机构的债务上升近2倍，而欠私人银行的债务上升8倍。到了1983年初已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 在发达国家要想进行有利可图的放债机会已很有限的银行，发疯似地竞相吸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存款，将之贷放给南方国家。这看来是足够安全的。许多贷款的利率各不相同，以保证不管利率怎样变化都有利可图。 然而，债务国家受到上升的利率、到期偿付债务和停滞不前的出口收利的打击。有一种估计是：在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里，高利率使不发达国家失去了200亿至250亿美元。13个最大的债务国用于长期和中期债务的还本付息总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从1974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25％。1981年不发达国家应偿付的债款有1290亿美元，实际上已两倍于他们的外汇储备。墨西哥应还280亿美元，而它的外汇储备则停留在仅40亿美元的水平上。这种债务危机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许多政权——不论是军事的和独裁的政权如巴西和阿根廷，还是联邦共和制政权的墨西哥——借债部分地是为了转移民众正在高涨的不满情绪。这些债款也有一部分存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或被送到别的安全的“避难所”；据估计在1981年和1982年期间有1000亿美元流出了拉丁美洲。 然而，即使所有的借债都用于生产性投资，还是会产生各种问题。单独一个国家有可能避免这类困难。按国土规模比例讲南朝鲜累计的债款数比那些“成问题的”拉丁美洲的借债国家更多，但持续的出口成功保证了它有较高的债信。不过，要是所有的借债国家都以南朝鲜的规模进行积累的话，过剩的生产能力早就猛涨了。因为如果不能为那些产品找到市场，即便是生产性的投资也将劳而无获。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对不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种种成功迹象，西方世界必然会用各种贸易保护手段组成火网来作出反应（见下文）。 因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或无法从别处借到足够的钱以抵挡步步紧逼的债主，这些债务国被迫要求修改偿债期限。那些债权人则被迫向他们让步，至少是有条件地根据他们最近的偿债情况对他们的债务作出“重新安排”，1981年到1982年，有10个新的国家着手进行重新安排债务的工作，这比1956年到1970年整整15年里做出这种安排的国家总数还要多。重新安排的债款总数达到了2500亿美元。 这种局面是非常脆弱的。1983年最大的100家银行的资本约为1600亿美元，也就是拉丁美洲所欠债务的一半左右。最大的9家美国银行己借给墨西哥的款额相当于它们的资本的半数，其中大多数银行借给墨西哥和巴西的债款合在一起比它们的资本总额还多。如果这些国家拖欠债务，这些银行就会破产。银行家们私下里同意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倒账将对银行的利润水平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也很可能对银行体系的信誉造成破坏性影响（见《金融时报》，1983年2月18日）。这一情况迫使银行不但要重新安排现有的债款，而且还要放出更多的贷款以使债务国家能够如期支付利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世界各国的银行继续向拉丁美洲的债务积存栏里填入更多的美元，而这些银行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然而，他们明白：由于他们那样做，或许这些钱就永无再见之日了；实际上，甚至只要能拿到利息他们就算是幸运的了…… 总共有约3000亿美元的债务是拉丁美洲所欠的。现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那里去的新借款不是作为生产性的长期资本投资，而是为了一个更急迫的目的：防止对世界性银行体系的可怕的突然打击。如果任何一个主要的债务国——仅仅指拉丁美洲国家，即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不能如期偿付它应付的利息款，这种突然打击就会紧随而来。以往由各个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所安排的连续的“最后一分钟”的现金注射，正是为了不让那个时刻迫逼到眼前而己。目前仍然是这样。但是，万一那个时刻到来，它就会象一场飓风那样横扫华尔街，它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美国银行的倒闭；它将会使黄金价格飞涨；它将会在拖欠债务的国家产生政治局面的混乱；并且，最糟糕的是，由于信誉上产生了危机，它将会使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见《经济学家》1982年12月11日）。 重新安排债务和新的贷款一直是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提供了一部分追加资金（给巴西50亿美元，墨西哥40亿美元，阿根廷20亿美元）。作为报答，它要求那些政府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各种强硬政策：减少政府赤字，限制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以及为改善对外贸易而实行货币贬值。墨西哥同意将它的预算赤字从1982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削减至1985年的3.5％，并将年通货膨胀率从100％下降到70％。这些一揽子政策是35年以前在马歇尔计划期间欧洲和日本所贯彻的政策的“直系后裔”，对就业问题甚至有更具破坏性的影响。 “在此期间，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看来就象被一场飓风所席卷，每个月都将有数以百计的公司破产。上一年的私人投资下降了15％。据估计，几个月之间失业率就从8%跃增到了约13％，整个经济状态中不充分就业的人数无论怎么算都可能要占到45％左右”（见《经济学家》，1983年4月30日）。 根本的问题是：那些贷款中的大部分没有能够投资到这样－些行业中去，这些行业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状况下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利润，从而有可能支付债息和最终还本。这样，就必然要有人被迫付出代价。这里有三个候选人：一个是银行。如果贷款被无条件地注销了，那么，由于伴随而来的信用制度垮台的危险，银行股东们就要吃苦了。如果是政府从银行的船里把水舀出来，那就要让西方国家的纳税人来付出代价。剩下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不发达国家充分地压缩它们的经济，把进口减少到净外汇收入足以负担支付债务利息和偿还债款本金的程度；换言之，也就是使第三世界全力还清债务。所有为了解救这场国际债务危机的方案都必然包含着玩弄这三种可能性的把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控制的，现在它正听命于这些政府，试图强制实行第三种可能性的方案。但这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如果第三世界的阻力太大，或是世界经济中充满了敌对气氛以至于各种严厉的政策也不能使不发达国家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那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银行将不得不提供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都将会造成世界经济更进一步的收缩。 发达国家 不平衡的发展 1973年以来积累的下降主要发生在经济繁荣的发源地——日本和欧洲。到1982年时，日本因投资停滞使企业积累率下降到了5.7％，比70年代初期的积累率的一半还低。在欧洲，这一积累率从5.5％下降到了3.1％。在美国，1980年所达到的积累率为4％，这与70年代初的积累率相当。1982年它只下降到3.2％（见图16•l）。 图16.1企业积累1970-1982① 百分数的变化 ①总的固定资本存货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见附录 在国际竞争的决定性部门制造业中这种格局甚至更引人注目。到1980年美国制造业的积累率比60年代时翻了一番。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则已下降到一半或不到一半。现在美国的积累率水平与日本相似，比欧洲则高一倍——一种令人震惊的转变（见图16•2）。 图16.2制造业的积累1970～1980① 百分数的变化 ①总的固定资本存货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见附录。 但是，美国的经济既没有倒退到与日本相等的地位，也没有恢复它原先与欧洲相处时的有利地位。首先，美国的就业上升得很迅速：在1973年到1981年间制造业的就业年增长0.4％，而日本制造业的就业年下降0.3％，在欧洲则为年下降1.7％。所以，作为机械化指标的工人人均资本存货，在日本增加了约6％，欧洲为5％，美国则为4％。不过这个差别比过去的年份里要小得多（而且由于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和日本的旧设备磨损速度较快，这一点没有在资本存货的统计中得到反映，因此，这种差别可能被夸大了）。 但在生产率的成就方面差别极大。尽管工人人均资本存货增长较快，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低于1973年以前那个时期（见表15•8）。尽管机械化的速度不是很慢，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得比它的对手还要慢。日本的资本家用迅速发展生产的办法实现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虽然比60年代要慢得多）。欧洲工业则采用解雇工人的办法保持了生产率较有节制的增长。美国的企业没能象日本和欧洲的企业那样，尽管积累率较高，生产率却停滞了。流行过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有，能源价格的冲击、反污染措施和其他立法的影响、研究和发展经费的减少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是非常令人信服的。更关心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怎样来解释情况的美国资本家试图通过加紧向工厂基层进攻来解决这个难题（见第十七章）。 所以就生产率的增长而论，美国企业与欧洲企业相比处在一种不利的地位，而欧洲企业又落在日本企业的后面。但是竞争还要依靠汇率手段，因此，在对主要集团之间的贸易格局作出评价之前，我们必须来看看国际货币体系是怎样发展过来的。 国际货币 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见第十二章）并不象人们有时断言的那样对贸易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尽管有政府试图抚平“骚动的市场”的干涉，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至今为止却一直在天天相当大幅度地波动着。不过这些波动——以美元和马克之间的汇率为例，平均每天为0.5％——在阻碍贸易方面被认为只有微小的影响。较为严重的问题倒是从一年到另一年的汇率变动倾向完全未能够消除各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差别。以相对单位劳动成本计算的实际竞争程度有很大的变化（见图16•3）。从1973年以来美国、日本和德国年与年之间的经常性项目差额在（＋）100—150亿美元到（－）100—150亿美元的范围内浮动。与美元相比，日元和马克都升值了，前者一直维持到1979年，后者则维持到1980年，升值幅度大大高于有据可查的它们的成本增加的低速度。1978年之后，特别是在里根的紧缩通货政策指导下，美元急剧增值了。所以，到1982年时这三个国家的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回复到了1973年的情况。此外，将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些涨落似乎己抵消了。1974年到1981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为2.5亿美元，日本为12.5亿美元，德国则收支平衡。 图16.3实际竞争状态，1970—1982① ①指与其他竞争者比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上升即竞争能力下降。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国际金融统计》1983年。 在汇率的变化使大多数国家的经常性支付状况大致保持平衡的那些年代里，美国仍然有能力为大量的资本输出筹措资金。这一投资相当于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那些年中的一倍（从货币数量讲）（见表16•6）。在1973年到1982年间各国政府所据有的外汇储备几乎增加了2倍。尽管在这些外汇储备中现在马克和日元的比重正在上升（1981年末分别为12.5％和4.1％），但仍然有70％是美元，而且这部份美元之中又有三分之二为纽约所掌握。美元至今仍保持着主要国际通货的地位，它被私营的国际性银行用来经营它们的业务，被各国中央银行作为储备的主要组成成分加以掌握。 对于有能力为连续的长期的资本输出供给资金的美国企业来说，好处就是在：除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之外还可以不断地把从国外得来的利润和利息收入积攒起来。从1975年到1981年美国资本从国外得到了1610亿美元的纯利润和利息。1974年到1981年之间每年的各项收入从155亿美元增加到330亿美元。在增加的收入中，一部分完全是已有的国外工业投资的较高的货币利润收入。但也有一部分是（420亿美元，净数）追加国外投资的利润，这一部分投资是由其他一些积累了美元储备的国家以相对较低的利息率提供的资金（在1974到1980年中，美国的平均实际短期息率不足0.1%）。 如果说长期资本输出压低了汇率，那么其代价就是美元的币值高过了它应有的程度。在能实现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美国（至少是到里根当选时为止）甚至可能宁愿让美元的币值更低一些。但这一点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1977年把美元币值“咬”下来的尝试几乎导致了一场灾难：美元的过剩数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致于一旦投机活动被刺激起来，局面就几乎不能控制了。1980年末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处在16560亿美元的水平上。各国官方金融机构据估计拥有2400亿美元（1570亿美元在美国境内，其余的在美国国外，特别是欧洲的美元市场上）。其他外国人在美国以外的美元存款有7000亿美元。如果所有这些钱款开始兑出美元的话，美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将只能够维持几秒钟。1978年中美国曾不得不作出紧急安排，从外国中央银行得到300亿美元的支援以躲开一场即将来临的美元崩溃危机。其他国家政府那时之所以愿意帮助美国则是因为一种疲软的美元将减弱它们的出口竞争力。如果日本和德国的出口商还没有和美国的竞争者并肩缩减美国市场的压力的话，里根政府紧缩通货的政策对他们来讲将是一件幸事（见图16•3）。 表16•61975—193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单位：10亿美元） 商品贸易－145.5 劳务及汇款12.1 军事交易净额－4.1 美国政府赠予（不包括军事援助）－24.7 利息与股息收益净额161.5 经常项目差额－0.7 直接投资（净额）－41.8 股票与债券投资（净值）－26.0 政府贷款－19.6 长期资本－87.4 经常项目差额和长期资本的差额－88.1② 国外私人掌握的美元①－14.3 资金来源： 国外官方储备美元91.3 美国储备的减少－12.5 （其中黄金）（－0.2） ①包括短期资本净值。 ②自1979年以后美国的各类帐目没有将某种资金占有的长期性质与短期性质相区分。 不过长期资本部分相对而言较少，并且已做出了一个大致的估计。 资料来源：美国《现代商业概览》，1982年6月。 贸易 从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地减慢了。1973年到1981年间的年增长速度为3.5％，远远低于前10年年增长8.7%的速度。世界贸易在制造品这个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中的年增长为5.1%，与此相比，繁荣时期是10.8％。由于市场扩大得较慢而过剩的生产力在增长，竞争加剧了。 在争夺市场的斗争中，获胜者和失败者通常是根据他们在制造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区分的。整个7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占的比重下降很大。日本则赢得了大部分，但在一个长时期的下降之后美国的比重也稍恢复（见表16•7）。到80年代初期，除了意大利以外的所有主要欧洲国家只占据了一个较低的比重，到1982年时德国的比重仅仅只比美国和日本的比重高了两个百分点，而在1973年时它的出口要比美国高三分之一，比日本高三分之二。 表16.71973—1981年制造品出口比重 （单位：各自在三者总计中所占％） 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 1973年18.267.514.4 1981年20.460.019.6 资料来源：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贸易》1982年，表A19，A20，A21计算。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都是制造品的主要进口者，不过1973年美国进口的制造品大约与它出口的制造品一样多，而欧洲经济共同体出口的要多得多，几乎构成了这三个集团的制造品净出口（出口比进口少）的三分之二。日本进口制造品的比例一直很小，却提供了净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16•8）。 表16.81973—1981年制造品的进口与净出口 （单位：各自占三者总计的％） 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 进口 1973年25.369.15.6 1981年27.867.05.2 净出口 1973年-1..869.039.0 1981年3.941.351.9 资料来源：同表16.7。 日本一方面是出口比重有了极大的增加，另一方面进口比重却没有增加，从而使它所占的净出口比重上升到了50％以上。由于美国的制造品贸易变为略有顺差，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占的比例下降较多。这个变化反映了日本的增强了的竞争能力，然而这也是为发达国家的贸易形势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所需要的。 作为石油价格上涨的结果，三个主要集团都面临着燃料进口费用上升的类似情况。1973年到1981年美国进口燃料的净值上升了660亿美元，日本上升了630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则增加了810亿美元。他们还都面对着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局面。不过在美国的食品出口净值从60亿美元上升到210亿美元时，日本却反而要为食物进口多付100亿美元。因此，美国初级产品进口净值增加了520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是880亿美元，而日本是810亿美元。美国还在“劳务出口”（主要的是来自国外的利息收入）净值上挣得了一笔几乎等于它在初级产品进口上所受损失的数目的收入。在“劳务”收支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情况改进极小，日本则更恶化了一点。所以，如果美国只需要使制造品净出口增长120亿美元就可以象1973年那样保持经常项目收支的平衡，欧洲经济共同体要取得这种效果却要增长740亿美元的制造品净出口，日本则需要增加890亿美元。结局是美国在制造品净出口中获利100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是610亿美元，而日本是.940亿美元。 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只是在发达国家以外的那些市场上增加它们的净出口（如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上），那么就不致发生什么摩擦。欧洲经济共同体大致就是这样做的。在制造品净出口中，输往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增加了410亿美元，输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加了200亿美元，输往东方集团的增加了50亿美元，输到较小的工业化国家的则增加了150亿美元。日本在除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的上述所有那些市场中也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成功：在那些市场中它的净出口增长了190亿美元。美国虽然并无必要输出更多的制造品，但也向石油生产国增加了140亿美元的制造品输出，向别的不发达国家则增加了80亿美元。由此看来，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干得比他们必须要干的还出色，而日本却显然做得比较槽糕。这种体系之所以实现了平衡只是由于日本成功地在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上进行了渗透。输往美国的日本制造品出口净值增加了220亿美元，输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则增加了100亿美元（见表16•9）。这一现象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要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的呼声。 表16.91973—1981年向各个市场的制造品净出口① 单位：10亿美元 进口国家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美国石油输出国其他不发达国家总计 出口国家 美国 1973年-6.9-3.3—2.42.5—1.1 1981年-29.80.7—16.010.48.9 欧洲经济共同体 1973年-1.8—2.36.611.139.8 1981年-13.2—-4.047.131.8100.8 日本 1973年—1.95.62.57.724.7 1981年—12.327.322.032.7118.3 ①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净进口数字与相应的净出口数字不一致。 资料来源：同表16.7。 然而，即便日本只是要保持较低速度的经济增长而又不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逆差不断增加，它的初级产品进口货值的上升也使它必须相应地增加制造品出口的净值。另外，美国和欧洲在第三世界市场中的成功意味着它们在制造品净出口方面必然会对日本欠下为数巨大的逆差。 制造品的进出口净差额并不是对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唯一影响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货物出口正在迅速扩大销路。这个事实对发达国家中面临着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进口竞争的服装制造商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安慰。美国的办公和电信设备公司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出售了70亿美元（净值为50亿美元）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并没有给美国的小汽车制造商造成什么深刻印象，这些制造商在1981年面对的是进口了价值接近于50亿美元（净值40亿美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产品的局势。而且，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制造品的进出口净差额还不大时，总的贸易量已经很大了（在1981年是400亿美元左右）。它和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制造品总值一样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日本进口的制造品总值的两倍。制造品贸易总量的增长也很迅速，1973年到1981年间数量上增加了约二分之一，比制造品生产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生产增长得较慢和失业率上升的时候遭受了进口渗透势力增长的威胁（见表16•10）。这种情况加强了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 表16.101970—1980年进口品在制造品表面消费品中的比率， 单位：% 1970年1980年 总计其中来自不发达国家总计其中来自不发达国家 欧洲共同体20.42.531.84.6 日本4.71.36.22.4 美国5.51.38.62.9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表4。 贸易保护主义 1973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贸易已经常常受到某些方式的控制。属于控制范围之内的制造品贸易的比例从1974年的约13％上升到了1982年的30％左右。 第一流的技术一直是谈判时“自愿”限制出口的对象。至今为止已被运用的、包括面最广的这类措施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中所采用的，但美国也已经用上了这种方法。《经济学家》杂志在“是进口还是毁灭”的标题下讨论了这些方面的情况的发展： “根据现有的协定，在任何年份中，每100个英国的汽车购买者中只有11个人可以选购新的日本产汽车。每100个法国的汽车购买者中则只有3人可以购买新的日本产汽车。美国也有同样的做法。虽然在夸夸其谈什么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但里根政府限止美国人在一年之中（本月中这个限期被延长了4个月）购买的日本产汽车不得多于168万辆。 “欧洲最近签订的那个协定比美国的协定走得更远。它把贸易保护主义远远地扩大到了人们所熟悉的对纺织品、钢铁、造船和各类汽车的老保护圈之外，直到把建立产科医院也作为它的贸易保护对象。日本人一直被迫同意“节制”一系列产品的出口，其范围从石英表、叉式升降车一直到工作母机（在这方面他们“将特别注意到法国的市场”）。这个协定还对在共同市场上销售的日本产磁带录像机强制规定了数量限额，并对欧洲国家自己的厂商在这一市场上占有的最低比例作出保证。今年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出售的日本录象机不得超过455万台，其中包括60万套以成套散件形式出口、最后在英国和西德的日本录像机工厂里组装的录像机。欧洲制造厂家则保证向共同市场出售120万套，而且这批商品的价格将不会因为受到日本商品的削价竞争而降低”（《经济学家》1983年2月19日）。 在1982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强迫在美国出售汽车超过10万辆的公司要在美国制造或购买至少相当于这些汽车价值1％的商品，在此数之外每增加1万辆汽车的销售，相应的在美国制造和购买商品的比例也增加1%，最高限额是允许出售90万辆汽车，但那时在美国制造和购买的商品就要占这些汽车价值的90％了。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之间最激烈的斗争可能一直是有关钢铁的斗争。1982年6月，美国政府发现有9个国家的政府在“不正当地”补贴它们的钢铁工业（英国钢铁公司被认为是最坏的冒犯者）。经过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同意采取一种定额分配制度，但一份有关谈判情况的报告详细地指出了这种定额分配制度的局限性。它说：“减轻来自欧洲人的竞争压力并不能使美国钢铁厂商得到他们所指望的进口压力的解脱。关税和限额制度不过是湍急的河流中的石块。它们只能短暂地使水流减速。被关在美国门外的欧洲公司将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上展开竞争，这些竞争有时是针对着美国公司的。而且，那些不需服从定额分配制度的生产者，特别是日本、南朝鲜和加拿大人，将通过努力把更多的产品转移到美国市场中去的办法来对这种竞争作出反应”（见《经济学家》1982年12月25日）。 紧张局面也涉及到农产品。世界食品出口中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比重从1976年的8.3％上升到了1981年的18.3％，品种有肉类、奶制品、谷物以及食糖的出口，这些出口得到了80亿美元左右的津贴。 加强贸易保护的趋势导致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急剧增加。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从1979年的7亿美元上升到了1981年的27亿美元。在同一时期里西欧的投资则从82亿美元增加到了124亿美元。70年代后期的美元贬值使得外国人在美国建立工厂变得较为有利了，这就提供了一种刺激因素。美元贬值还使得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减少了（从1979年的250亿美元下降到了1981年的90亿美元）。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作用因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论说：“70年代的时候，海外直接投资主要与邻国的原材料供应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利用有关，而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日本已经很明显地把出口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一种明显与贸易摩擦的加剧及贸易保护制度的威胁有关的转变”（《经济展望》，1982年12月，第60页）。但是，海外投资，甚至是和国内生产厂商的合作，可能只不过是把问题推后一个时期而已。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一直有一种压力，它要求重新给“国内产品”下定义，以便把有关的关税制度和定额分配制度扩展到适用于和欧洲生产厂商合资的企业所生产的日本汽车（如日本的本田公司和英国的雷兰德汽车公司合资企业的产品）。 “自愿限制”日益显示出其不完善性。无论一种特定产业得到什么利益——况且这些利益可能会受到在第三世界市场上加剧了的竞争的限制——它对整个局势所起的作用总比对有关产业的收益总额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把日本汽车排斥在国内之外固然会削弱日元的地位，然而因此也增加了其他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汽车生产厂家所受压力的解除被对其他部门压力的加强所抵消。已知日本积累的活力和它的进出口贸易格局，就可以知道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品贸易中日本的顺差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一点是对日本人所造就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压力。
庇护九世上天堂去（保尔·拉法格，188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庇护九世上天堂去[1][2]【法】保尔·拉法格著（1881年）王子野译张晓默录入一1871年12月13日在梵蒂冈的一个大厅里有两个老年人在谈话。一个穿着白衣，另一个穿着红衣。穿白衣的老人衰朽不堪，时时失掉记忆，象小孩一样，同一句话要重复讲几次他才能听得懂它们的意义。这个人是教皇“永无谬误的人”。穿红衣的老人有一头白发，一副不可一世的、高傲的面孔。这是庇护九世的第一顾问，红衣主教安东涅利。他焦急地期待着永无谬误的人死去，为的是可以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一切都失掉了！一切都失掉了！——永无谬误的人嘟嘟囔囔地说。——对那没有失掉勇气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有失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失掉？我们还留下什么呢？这些该死的东西、这些匪徒从我手里把我的地盘一个一个夺去。在许多世纪以来教皇、我的前辈象国王一样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地方，现在我却过着监禁的生活；教皇过去曾经走进走出的、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梵蒂冈的大门，如今被革出教门的、该死的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士兵守卫着。他把我掠夺精光，现在我同基督一样穷，比彼得还要可怜，当时他用自己的网打鱼，为的是获得一块面包。——啊，教皇啊！你握有格雷哥里七世[3]所没有掌握过的东西，国王和皇帝在那个格雷哥里七世面前发抖，象森林的野兽当日蚀的时候发抖一样。你握有的东西，任何一个教皇，不管他多么伟大，还从来没有掌握过：你是永无谬误的人。你是伟人中的最伟大者。你比上帝还要伟大。上帝完成了自己的创造，又后悔了；他让自己的创造物被洪水吞没。而你是永无谬误的人。你不应当、不能够犯错误，你不能后悔。而你斥责别人，因为你登得这么高，超过了上帝本人。他是你的仆人。你发号施令，而上帝则服从。——唉，假如无情的衰老摧毁我的身体，夺去我的牙齿，使我的智慧变糊涂和只留给我一种痴呆的感觉，那么我还能谈得上什么伟大，什么永无谬误呢？假如腿上的溃疡把我钉在椅子上并且使我失去食欲，这种土地之子中的最不幸者所享有的福祉，那么我还有什么伟大可言？永久的青春，永久的享乐，这就是我需要的东西。——笨蛋！为什么死亡的时刻还长久不来结束你的早已成为一具化装僵尸的躯体呢！——被这位神父的不断哭诉激怒了的那个穿红衣的人想道。——假如明天那些没有眼睛和没有耳朵的蛆虫啃掉永无谬误的人的躯体，那么我还有什么永无谬误可言？——教皇继续哭诉着说。——我们将把你的尸体用香料防腐，我们要使你变得象石头一样硬，以便让第一个永无谬误的人的面孔永世长存。当你应当象大丈夫那样行动的时候，为什么反而象妇女那样哭泣呢？你的肉体虚弱是因为你允许不信教的人损害你的灵魂。人不只是靠面包和肉类活着。假如你恢复自己的权力，假如你变得比利奥、西克斯丁、格雷哥里[4]更加强大有力，假如那些伟人中的伟人在你面前低头，假如在那无数跪倒在地、前额触着尘土的人们中间唯有你挺胸站立，那么你可以重新获得青春朝气。——谁能创造这奇迹？——被他的仆人，其实曾经是他的主人的强烈的虚荣心激动了的教皇发问道。——信仰！——她已经死了。——死了？我们复活她。几千年来我们把人类拴在沾满血污的拷问架上。现在我们将重新用烧红的烙铁来撕裂他们的躯体，为的是把信仰灌输到他们心里去。信仰是恐怖的女儿。我们要迫使人们发抖。——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难道你的眼睛只是为了不看什么东西而长的吗？难道你没有看到一切都在走向毁灭吗？我们的权力已经动摇了，摇摇欲坠了，但是终究唯有我们在文明的废墟上站住了脚跟，因为我们是扼杀人类个性的过去时代的精神的代表，这种精神是不灭的。难道你没有看见，资产阶级——正是那个在前一世纪靠着智慧、嘲笑和断头台的刀子战胜了我们的资产阶级——被吓坏了，四面环顾，想找到保卫者和拯救者？难道你没有看见国王和皇帝因感到他们脚下的基石已在动摇，于是把目光转向我们？我们是救生的铁锚，资产阶级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利用对未知的恐惧来驱使人群；我们知道许多咒语，可以摧毁毅力，削弱意志，迫使人群放掉手里的小山雀而去追求天上的仙鹤。难道你没有看见，象为了挤碎蛋壳而在蛋内挣扎的鹫雏[5]一样，粗手黑脚的工人阶级为了炸毁旧的社会形式而痉挛地奋起？为了在它脱壳之前扼杀这个怪物，一切特权阶级都应当联合起来。难道你没有看见，对无产阶级要求归还从它那里夺走的一切的恐惧，对国际的恐惧，对共产主义的害怕，已经把一切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联结在一起？难道你没有看见，为了围剿社会主义而恢复了神圣同盟？啊，永无谬误的教皇呀！正是我们这些旧时代的精神的代表成了反对文明破坏者十字军的领导者。这些人想消灭一切社会，一切道德，一切正义。——那该怎么办呢？——那位改变了面色的穿白衣的老人高声说。——需要出奇迹。——奇迹？——永无谬误的人问道，他的脑袋无精打采地低垂下去，他的声音逐渐微弱。——对，巨大的奇迹，它将使整个世界大吃一惊，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是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圣彼得的骨殖创造过奇迹。信徒崇拜过它们。但是解剖学家走来，把它们抓在自己的肮脏的手里并说了渎神的话：“这是羊骨头！”于是奇迹的骨头停止了自己的奇迹。在法国曾出现童贞女马利亚，——她说话，走路，不信教的人就发出哈哈大笑。——这都是普通的奇迹。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巨大的奇迹。——你应当上天去同上帝认真谈一谈。上帝对待自己的职业过于轻松了。假如他做了可怜的六天工作，就想使一年中其余的日于对于他都是礼拜天和闲逛的日子。假如工人也学他的榜样，那末他该说什么，我们大家又该说什么呢？上帝太会偷懒了，应当让他克服自己的懒惰，让他为我们做点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为他做得很多了。如果没有我们，上帝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人类的语言中甚至不会有上帝的名字。神父呀，上天去把耶稣或圣灵带回到地上来。我们跟他在一起将创造出奇迹和复活信仰。永无谬误的人大吃一惊。——登天！要我这样年老衰迈的人登天？——他用手势和痴呆的声音重复着说。——新鲜空气、旅行的愉快将使你精神振奋。在天上上帝将治愈你的痔疮。医生曾预言你的肛门上将长出一个新的瘤子。上帝的手指能够治好它。好啦，你赶快上天去吧，而我将代你进行管理。痔疮是安东涅利的无法辩驳的论据。——但是当我回来时你不会把我关在门外吧？——焦怯不安的永无谬误的人发问道。——啊，神父，我是你的忠实奴仆！——好！我就登天吧。但是我将委托什么人监视你。——穿白衣的人心里想。——啊，但愿你在路上摔死！——穿红衣的人暗暗地这样想。二在取得进入天堂的门票之前，教皇穿上了自己的最好的法衣。他把自己的口袋装满以备万一。他记起了小饭馆老板曾经献给骑士唐·吉诃德的劝告：少许的钱和几件干净衬衫在路上是必要的。教皇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到达天堂之门。在大门的守卫室里还有亮光。他小心地叩了叩门：没有人回答。他使出全力来叩门，——圣彼得匆匆地把门打开。他怒气冲冲，他的醉熏熏的面孔发红。他准备狠狠地把这个不速之客教训一顿，因为他这样不识趣地破坏了他每晚同神瓶谈话的习惯。——哪一个坏蛋在叩门？——他用发怒的声音喊道。但是他喉咙里的声音马上就卡住了，脱下自己的海狸帽和弯腰曲膝地鞠了一躬。他说：——请原谅，至圣的阁下，我以为这么晚的时候只有多虱的圣拉弗尔才会来。请原谅……教皇的华丽的衣服在圣彼得的精神上引起了革命。被激怒了的庇护九世丢了一块钱给天堂的看门人，然后走进去，嘴里嘟囔着说；——还说我是这个喝醉的和蛮横不讲理的奴仆的继承者呢！他在危急的时刻背弃了他的主人。这个酒鬼为了满足自己的酒瘾还会背弃一百次。稍稍有点兴奋的圣彼得用赞赏的眼光看着向天堂的大道走去的庇护九世。——真正是一个衣着漂亮的家伙！狗！他只给了我两个法郎。该死！这是赝制的教皇的钱……骗子！教皇迷路乱走了整整一夜，最后他终于弄清了上帝住宅的位置。这是一间可怜的小茅屋。人们警告他不要叩门，因为没有人叫得开。据说上帝进入衰迈之年就成了厌世者。他过孤独的生活并且不想听见人的声音。这些消息使教皇发愁。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行动会不会成功。可是他坚决地推开门并且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茅屋的唯一的房间。它的外观是可怜的。糊墙纸又脏又破而且到处都掉落了。在熏黑的顶棚上出现了锯齿形的裂缝。在炉灶的旁边安放一张伏尔泰式的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盛着锦葵汤的瓦罐和一只有缺口的杯。一个弯成两半的老人坐在椅子上搅弄一些只发烟不发热的焦枯木头。这个老人就是上帝。这已经不是那个曾经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的强有力的工人，这已经不是那个严厉的耶和华，他曾在梭登大发雷霆，他曾下起滂沱大雨，要把人类淹死；这已经不是那个可怕的摩西的上帝，他曾在闪电中显灵，他曾为了令人爱慕而散播恐怖，他曾把毁灭、鼠疫和饥馑送往大地。这不是中世纪的阴森的上帝，他曾隐藏在被阴影盖住的游动神庙的深处，呼吸着烧烤的人肉的香味和享受着受宗教裁判所拷问的人的痛楚呻吟和嚎哭之声，这不是理查五世和路易十四世的专制的上帝，他曾把地球抓在自己强有力的手里，这甚至不是伏尔泰的上帝，可怜的钟表匠，他每天早晨开动宇宙的机器，这甚至不是资产阶级的上帝，立宪的君主，他统治，但不管理；这甚至不是德国形而上学者的虚无缥缈的上帝，——第一反题，否定的否定。这是一个肮脏的小老头，样子极丑，有一把蓬乱的和吐脏了的胡子，发抖，咳嗽，发出沉重的呼哧声，身上沾满唾沫，一双脚包裹着绒布，身上穿着一件缝了补钉的和穿破了的长袍，臀部露出一块红衬布。非常吃惊的教皇忘其所以，高声说：——就是这个衰老的、虚弱不堪的、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伟大人物，我作了他在地上的代表。——谁在这里说话？——上帝扬声说，抬起自己的微黄的面孔，面孔上显出一个塞满烟草的犹太人的大鼻子。——你自称是我在地上的代表而你又敢在我面前放肆说话！你竟敢在天堂的这一角里打搅我，在这里我虽然不能死掉，但我试图强迫别人把我忘掉……既然你已经擅自闯进了我的隐匿之所，你就欣赏一下你所说的虚弱不堪的伟大人物，欣赏一下你的创造物和你的先辈们、万恶的教皇的创造物。我产生派遣我的儿子耶稣到人间去的想法的那个日子真该死。在这之前我是人间和天上的最高统治者。人们只服从我。现在人们把我当作老废物送进游动神庙，人们于是就在痴呆的耶稣的塑像面前和在他的母亲、荒淫的童贞女面前，在污秽的和臭气冲天的圣安东尼的双腿面前，在他的伙伴面前下跪和点燃蜡烛，把他们变成圣物。财神马门的时代又回来了，金猪用自己的脚践踏万军之主[6]……我给予人们智慧的那个日子真该死。在这之前我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生物填满宇宙，我打雷，我刮风，我下暴雨，我掀起海浪，我震撼大地直到它的最深之处。但是象小儿残酷地把昆虫身上的腿和翅膀拔掉一样，理性也从我身上把我的功能一个接一个除掉。它把这些功能归之于无意识的自然力量。我只执行天意的职能，使国王登上王座和把恩典赐给人们。但是残酷无情的理性却教导说，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强者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人民群众愚蠢和胆怯，并且俯首贴耳地听从指挥和剥削。理性发展起来，它压低我的地位。理性充满宇宙。理性真是该死的东西！我的地位降低了，我变弱了。但是无知识的、愚昧的，胆小的人仍然需要我。我是为他们存在的。只有我有权作为永无谬误的人。而你，愚蠢的老人，你剥夺了我的最后的特权，你把我从我的王位上推翻，你把上帝变成玩具般的跳舞人，它的牵线掌握在你的手里。于是我必须借你的眼睛看，我必须借你的舌头撒谎。爱虚荣的和渎神的老家伙该死！那个按照自已的形象创造了我之后又把我丢弃的人类该死！那个创造了人的家伙真该死！真该死！……啊，但愿我能用石头痛打大地的儿子，将他们捣碎，但愿我能淹死他们，把所有的处罚和所有的霹雳都投在他们身上！唉，可惜我是软弱无力的！于是上帝搭［耷］拉下脑袋，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要知道这是一个躁狂者！”——教皇想，“一切都很糟糕，不论是他做的，也不论是别人做的。我猜想，假如我说起自己的痔疮，象安东涅利所建议的那样，那就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是没有什么用的。上帝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耶稣——这才是我所需要的上帝……”庇护九世默不作声并且匆匆地离去。三离开天父上帝的小茅屋不远之处，教皇遇到一群穿着鲜艳的和五颜六色的衣服的嘻嘻哈哈的妇女和年轻姑娘。这欢乐的一群围着一个有发亮的头发，有用最上等的红颜色涂抹过的面颊和嘴唇，有丰满的和戴了宝石戒指的双手的淡黄发的年轻人跳跃。这个容光焕发的年轻人打扮得油头粉面，十分俏皮好看，看来他只想到自己的头发和想到他的漂亮会给周围的娘们以什么样的印象。这个小胖子就是耶稣。啊，他同那个拿撒勒的耶稣、木匠的儿子、施洗者约翰的朋友、躲在山洞里睡觉和吃蝗虫的野蛮牧人有多么大的区别呀它！他同那个因人间苦难的阅历而变得抑郁寡欢的基督很不相象，那个基督曾远去荒漠和为了分担挨饿者的痛苦而持斋；那个基督曾经光脚在石板路上行走和骑着柔顺的驴子庄重地去到耶路撤冷；那个基督曾经用自己的神的破烂衣衫吸引了穷苦大众，使僧侣和富人恐怖并且向不知希望为何物的穷人宣布希望！他同古罗马的奴隶在苦难中产生的那个基督很不相象，那个基督是他们拴在一条锁链上的同伴，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象英勇的角斗士斯巴达克一样，是一个可怕的革命者！他同中世纪那个忧郁的、瘦削的，象征着法国农民的苦难的基督又是多么不相象！这些基督是非常可爱的、伟大的，作为人民的疾苦的代言人，他们在贫苦群众的心中生长起来、受尽折磨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基督都死了！……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卷发的耶稣，资产者的耶稣，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和妓女的耶稣，甜得发腻的年轻人仍然活着。受窘的教皇目瞪口呆地瞧着他。——欢迎你，高贵的外来人！——耶稣对他说。——我从你的窘态看出你是新来的人。多么幸运呀！我们将听到来自人间的消息。你带来了最近一期的《时装评论》吗？上帝的确是幸福的，而你，可尊敬的老人，将同他在一起。好，请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吧！我的温柔的小鸽子比年轻的猴子更富有好奇心。怎么，地上的妇女都还穿袒胸的衣服吗？还使用撑裙褶的腰垫吗？我非常喜欢这种服装，它很轻便，雅致！——主呀，我来是为了同你商量你的教堂的困境，——教皇打断他说。——巴黎女人仍然还是用黄色来染自己的头发吗？讨厌的式样！我的胡子和我的头发正在失掉原有的魅力，我想把它们染成黑色。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法？我的心爱的女王们！——最甜蜜的耶稣，你是我们的模范，对你来说染发同给百合花上颜色一样。——这群恋人齐声高喊。——我的心肝宝贝，你们的愿望对于我就是法律。——主呀，你的教堂正受到攻击。——妇女们仍然还用米粉作的香粉来搽脸吗？呸！或许以为你拥抱的是面口袋。凡是献身于我的人，我都禁止他们使用香粉和胭脂，假如男人们也这样做的话……——主呀，你的庙宇正在遭到玷污……——那么，拉舍尔是不是终于发明了新的饮料来使精神陶醉和激起被爱情弄衰竭了的力量呢？——主呀，你的信徒陷于绝望之境。他们不再哭泣了。他们把所有眼泪都哭干了。他们不再抱怨诉苦，——渎神者的手封住了他们的嘴。主呀，你被人从你的宫殿里逐了出来，而你在地上的全权代表是在监狱的稻草上睡觉。——这当然是令人难堪的事。难道这就是你从活人的住处给我们带来的唯一消息吗？好啦，你究竟是谁，为什么对我的教堂有这么大的兴趣？——主呀，我是庇护九世。——哈哈哈！——那快乐的一群发出了哈哈大笑声。——这个可怜的老头子，我们亲爱的耶稣（他的接吻是这么甜蜜，他的抚爱可以使我们神魂颠倒）的全权代表就是这样吗？现在我们懂得为什么妇女们的心中正在失去信仰。愤怒充满了神父的灵魂，他的多皱的面孔因生气而发红。但是耶稣愚蠢地微微一笑并抚摸自己的胡子，用手扶靠在自己的宠姬马德莱娜的身上，正在这时候圣泰莉莎的一双因爱欲而发烧的眼睛恨不得把他吞下去。——老头子，请你不要见怪这一群神魂颠倒的女人所说的话。她们由于爱我而忘记对你采取应有的尊敬态度。咱们老实说吧，她们是正确的。谁会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让患痛风病和丑恶的老人成为我的全权代表？我是这么漂亮，以致我的姿态可以促使妇女的心象小山羊一样跳动。让我来把我的头脑里出现的想法讲给你听听。让我的想法白白地消失，这是不常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改革：从地上的最美丽的儿童中选择男的和女的教皇。不去写什么《现代错误学说汇编》，这些东西只能使易怒的和爱哭的忧郁病者高兴，我的教堂的这两位首领将把自己的恩典赐给那些最崇拜我的人……请你不要耸肩。我的思想抵得上你的那个滑稽可笑的、引起我的父亲发怒的永无谬误的思想。最后，我是无所谓的，对我的教堂，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主呀，请不要把你的目光引开你的教堂，请不要嘲笑你的仆人的苦难。——老头子，我是认真的，象咖啡馆里的仆役送上帐单时一样认真……一劳永逸地让我的教堂见魔鬼去吧！我不想为此绞尽脑汁，我的一群苏丹王后已经够找麻烦的了。单是一个圣泰莉莎就需要十个海格立斯去对付。这是真正的美莉莎琳娜[7]。到我父亲那儿去吧。——上帝诅咒我！——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要装出这样生气的面孔，这会引起我消化不良。我能为你做什么？——同我一起到人间去。——你怎么啦，发疯了吗？要我回人间去！……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人们……请看，那是圣灵！它保留了关于地球的美好回忆，或许它会跟着你去。四童贞女马利亚穿着一件有曳地长后襟的、天蓝色的、没有腰带的外衣，懒洋洋地走来。白鸽，圣灵，爬在她的肩上，咕咕作声并且爱恋地微微触到她的面颊和颈项。圣约瑟在她背后走着。有无数分枝的两只大角长在他的脑门上。这些角起初使善良的约瑟发愁，但是听从自己的忠实女友的劝告，他曾去请教过一位年轻的医生，于是他安心了。他知道了角标志着某种优越性，他开始爱它们了，他觉察到马利亚的依恋随着它们的长大而愈益强烈。最后他把它们视为天堂里最宝贵的东西。这三位一体的形象引起教皇发笑。——圣童贞女，我的母亲，——耶稣说，——给我们圣灵，我的肉体上的父亲。而你，被指派作为我家圣灵的鸽子，请给庇护九世出点主意吧！——假如需要的只是圣灵[8]，那末我在海伊-卢萨克街第九十五号就有；不是酒，而是神的，甚至是最好的……——这很快就会结束吗？——教皇打断说。——永远不。我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编出六十个双关语，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编出一千四百四十个。只有最厚颜无耻的人才会否认我的神性，难道不对吗？马利亚陶醉于自己的鸽子说话，然而庇护九世暗暗地骂了一句：——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在他们中间最聪明的是鸟。假如不幸人们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那会怎样呢？……什么样的一群白痴！——庇护九世建议我回到地上去，——耶稣说，——假如我再次被拖到那里去，那么我现在就开放我的后宫，停止倾轧，并且娶妻。但是你不要指责人们，特别是妇女，你可以帮助贫苦的老人。你能飞，在需要的时刻翅膀会把你从困境中救出来。——你是骗子，庇护九世！你一文不名，因此你想在我的参与下开设当铺，以便虔诚地掠夺虔诚的信徒，你想把我变成一只喜鹊，偷东西的喜鹊[9]。于是神圣的鸽子高傲地竖起羽毛和展开自己的尾巴，对钟情的马利亚的温柔的眼光采取冷淡的态度。——好的，我同意重新下降人间，但是首先我应当说出我的信念。圣灵坐在圣约瑟的一只角上，咳了几下，清了一清自己的嗓子，说：——我是三位一体的成员，但是我不象上帝那样抱有偏见，也不象我的儿于耶稣那样没有脑筋。——我在天堂的面前宣布我拥护进步的进程，拥护人和神的完善的改善。我拥护铁路；我反对用来拉公牛和大学生的板车；我拥护电灯而反对冒烟的蜡烛。我拥护安全剃刀；我拥护国际和共产主义……哎，不是这样，我失口了！你知道，当这么多的思想挤在脑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弄得糊里糊涂，说话颠三倒四。言归正传，我再说下来。我拥护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我拥护联邦制的、议会的、自由的、分权的共和国。如果仔细地观察一下，那么三位一体也是联邦制的、平等的共和国，共和国的理想。请好好地体会我的思想：耶稣虽然是傻瓜，但总是神，上帝虽然是疯子，但也是神；我，虽然我是圣灵，我也是神。所有的神都是平等的而且相互之间构成联邦的关系。所以……——让鸽子讲这些卑鄙的事情，这多么不体面！——教皇高声说。——亲爱的圣灵，——约瑟说，——假如你到人间去了，那末谁来安慰我的无可安慰的夫人呢？当她离开我的床去哭泣和祈祷时，谁在不眠之夜给她作伴呢？——马利亚会去找那个安慰过你的年轻医生，我的好约瑟，——圣灵回答说，——他将作为奸夫来安慰她，……小心照料你的妻子，她很快就要做母亲了。——再做母亲，——圣约瑟高声说。——啊，我决不承认这个私生子。这件事与我毫无关系，我管不了这许多。我不打算再承认我的妻子的孩子。马利亚拒绝我的爱抚，一心保持自己的贞操，然而她生的孩子，比母兔还要多。——约瑟，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就这么吵吵嚷嚷？又将有一个孩子，这算得了什么。须知是我供养全家，我在你的妻子每一次生产之后，给你购买公债。使马利亚受孕的是我，圣灵。但是她虽然怀孕，却仍然是处女，并且在生孩子之后仍然是处女。这是一个秘密，是你所不能理解的。只有当你的角长到十公尺的时候，你或许能猜破它……可是出发的时间已到。圣火在我的胸中燃烧。我想给人们鼓劲，鼓励他们爱自由，爱自由贸易，爱无息贷款，教会他们使用英国的雨衣。——必须把这畜生的喉咙堵起来，——教皇嘟嚷着说，——现在我要用棉花堵住自己的耳朵。马利亚哭了。约瑟发笑，他感到他的角在长高。圣父和圣灵来到天堂的门边并要求看门人准许他们通过。——圣灵，你上哪儿去？——圣彼得问道。——到地上去。——你是勇敢的。打猎的季节开始了，说不定子弹会打中你的背部。——哎，糟糕！……的确如此，问题很严重。——永无谬误的教皇，——它继续用傲慢的声调说，——我必须完成伟人的使命。我不能象一只平平常常的鸽子一样去冒生命的危险。这些不信神的人只顾自己的胃，——他们可能射死我，拔去我的毛，把我放在铁叉子上烧烤。假如我这个三位一体的灵魂被放在油里煎熟，那么三位一体将变成什么样子？而可怜的童贞女马利亚又将如何？老头子，神圣的、公共的和私人的义务把我拴在天堂的岸边。多么可惜！为了在人间建立市政自治、议会制共和国和马尔萨斯主义，我本来很愿意牺牲自己。再见！于是鸽子展翅高飞。——你究竟是谁？——看门人问。——我是你的继承者，彼得。难道你不能为我做点什么事吗？——怎么，你就是那个小偷庇护九世吗？你就是那个滥用我的名字并借此勒索钱财的人吗？你把那些借圣彼得的名字搞来的钱藏进口袋去，连一个铜板也不肯拿出来给我。你这坏蛋，滚开！于是圣彼得一脚就把教皇踢到地上来了。※※※在梵蒂冈的一个大厅里有两个老年人在谈话，一个穿着白衣，另一个穿着红衣。穿白衣的在呻吟和哭位。穿红衣的怒气冲冲地高声说道；——我们的王国完蛋了。人们真该死！强大的声音充满空间，这是盘[10]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它轰轰隆隆地响着：——天上是空虚的！选自拉法格《宗教和资本》（王子野译）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123-138页，并根据《拉法格选集》第3卷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389-400页作了校订。[1]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881年《平等报》。——编者注[2]庇护九世（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1854年曾宣布关于童贞女马利亚的贞洁受孕的信条，1864年公布《现代错误学说汇编》（Syllabuserrarum），把一切反对教皇统治的学说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列为“错误学说”，1870年宣布了“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1870年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夺取了教皇的辖区，占领了罗马并宣布它是意大利王国的首都。1871年意大利议会承认教皇是独立的君主，但是限制他的权力不能越出梵蒂冈。庇护九世宣称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编者注[3]格雷哥里七世（希尔德布兰德）（1020左右-1085）——罗马教皇（1073-1085）。——编者注[4]这些人曾是罗马教皇。——编者注[5]原文为“刍鸟”，为常见字库所无。其字义当为“幼鸟”，则规范简化字应为“雏”，不从“鸟”而从“隹”。——录入者注[6]犹太教中上帝耶和华的称号之一。——编者注[7]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一世的第三个妻子，以荒淫著名。——编者注[8]双关语。法语中“esprit”一词既有圣灵的意思，又有酒精的意思。——编者注[9]双关语。法语中“Pie”既是人名庇护，又有“喜鸽”的意思。——编者注[10]希腊神话中的森林和牧场之神。牧人和猎人的保护神。——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目录 （1883年5月—1889年12月）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3－4 *格奥尔格·维尔特。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1846年）……………………………………………………5－9 启示录……………………………………………………………………………………………………………………………10－16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7－2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27－203 第一版序言…………………………………………………………………………………………………………………29－31 一史前各文化阶段………………………………………………………………………………………………………32－38 1．蒙昧时代…………………………………………………………………………………………………………32－34 2．野蛮时代…………………………………………………………………………………………………………34－38 二家庭……………………………………………………………………………………………………………………39－97 三易洛魁人的氏族……………………………………………………………………………………………………98－113 四希腊人的氏族……………………………………………………………………………………………………114－124 五雅典国家的产生…………………………………………………………………………………………………125－136 六罗马的氏族和国家………………………………………………………………………………………………137－148 七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149－165 八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166－178 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179－203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1884年单行本前言……………………………………………………………………204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205－220 帝俄高级炸药顾问…………………………………………………………………………………………………………221－223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224－231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232－239 致“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240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241－261 当前的形势…………………………………………………………………………………………………………………262－263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264－265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266－276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277－289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290－29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292－298 *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299－300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01－353 一………………………………………………………………………………………………………………………305－314 二………………………………………………………………………………………………………………………315－325 三………………………………………………………………………………………………………………………326－334 四………………………………………………………………………………………………………………………335－353 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354 *关于里昂玻璃厂工人的罢工………………………………………………………………………………………………………355 欧洲政局……………………………………………………………………………………………………………………356－364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365－371 “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372－382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383－392 *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393－395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396－402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403－410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411－412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序言………………………………413－431 *1889年鲁尔矿工的罢工……………………………………………………………………………………………432－434 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435－437 *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438 资产阶级让位了……………………………………………………………………………………………………………439－444 弗·恩格斯的遗稿 *论未来的联合体……………………………………………………………………………………………………………………447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448－458 关于“农民战争”…………………………………………………………………………………………………………459－460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461－527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序言草稿…………………………………………………………………………………………528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提纲……………………………………………………………………………529－530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结束部分提纲…………………………………………………………………531－533 *美国旅行印象……………………………………………………………………………………………………………534－536 附录 格·亚·洛帕廷给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539－541 1849年的五月起义……………………………………………………………………………………………………542－544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545－568 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569－570 恩格斯同“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谈话…………………………………………………………………………………571－572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议报”…………………………………………………………………………573—585 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586－587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89年7月14—21日）。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588－590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591－612 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613－616 注释…………………………………………………………………………………………………………………………619－726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727－766 人名索引……………………………………………………………………………………………………………………767－809 期刊索引……………………………………………………………………………………………………………………810－811 地名索引……………………………………………………………………………………………………………………812－8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族名索引…………………………………………………………………………820－826 译后记………………………………………………………………………………………………………………………827－828 插图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封面………………………………………………………………………………28－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扉页……………………………………………………………………………………18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扉页…………………………………………………………………………303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扉页…………………………………………………………………………………………405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手稿的一页………………………………………………………………………………………………475 弗·恩格斯修改的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570－571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目录 （1875年3月—1883年5月） 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3—10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1—35 给威·白拉克的信…………………………………………………………………………………………………………13—14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15—35 一……………………………………………………………………………………………………………………………15 二……………………………………………………………………………………………………………………………26 三……………………………………………………………………………………………………………………………28 四……………………………………………………………………………………………………………………………29 弗·恩格斯。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36—38 弗·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39—40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41—59 一……………………………………………………………………………………………………………………………43—53 二……………………………………………………………………………………………………………………………54—59 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61—106 一……………………………………………………………………………………………………………………………64—67 二……………………………………………………………………………………………………………………………68—71 三……………………………………………………………………………………………………………………………72—75 四……………………………………………………………………………………………………………………………76—78 五……………………………………………………………………………………………………………………………79—82 六……………………………………………………………………………………………………………………………83—87 七……………………………………………………………………………………………………………………………88—91 八……………………………………………………………………………………………………………………………92—96 九…………………………………………………………………………………………………………………………97—100 十…………………………………………………………………………………………………………………………101—103 十一………………………………………………………………………………………………………………………104—106 弗·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107—109 弗·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110—114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15—125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26—131 弗·恩格斯。*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132—134 弗·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35—158 一…………………………………………………………………………………………………………………………137—140 二…………………………………………………………………………………………………………………………141—144 三…………………………………………………………………………………………………………………………145—149 四…………………………………………………………………………………………………………………………150—154 五…………………………………………………………………………………………………………………………155—158 卡·马克思。布赫尔先生……………………………………………………………………………………………………159—160 卡·马克思。*答布赫尔的“说明”………………………………………………………………………………………161—162 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163—169 弗·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70—17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72—190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172 二、给报纸拟定的方针………………………………………………………………………………………………………178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182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191—200 一、关税率……………………………………………………………………………………………………………………191 二、国有铁路…………………………………………………………………………………………………………………196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201—247 一…………………………………………………………………………………………………………………………205—218 二…………………………………………………………………………………………………………………………219—227 三…………………………………………………………………………………………………………………………228—247 卡·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248—249 卡·马克思。工人调查表……………………………………………………………………………………………………250—258 一………………………………………………………………………………………………………………………………250 二………………………………………………………………………………………………………………………………252 三………………………………………………………………………………………………………………………………253 四………………………………………………………………………………………………………………………………256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259—263 卡·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26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265—267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268—26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1881年3月21日）……………………270—27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272 弗·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273—276 弗·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277—279 弗·恩格斯。工联……………………………………………………………………………………………………………280—286 一………………………………………………………………………………………………………………………………280 二………………………………………………………………………………………………………………………………283 弗·恩格斯。对法国的通商条约……………………………………………………………………………………………287—291 弗·恩格斯。两个模范地方议会……………………………………………………………………………………………292—295 弗·恩格斯。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296—298 弗·恩格斯。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299—303 弗·恩格斯。工人党…………………………………………………………………………………………………………304—307 弗·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308—310 弗·恩格斯。棉花和铁………………………………………………………………………………………………………311—314 弗·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315—318 弗·恩格斯。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319—321 弗·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322—32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325—326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327—336 弗·恩格斯。论美国资本的积聚……………………………………………………………………………………………337—339 弗·恩格斯。布雷的牧师……………………………………………………………………………………………………340—344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345—347 弗·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348—350 弗·恩格斯。马尔克…………………………………………………………………………………………………………351—369 弗·恩格斯。燕妮·龙格（马克思）………………………………………………………………………………………370—371 弗·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372—373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374—379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380—388 一………………………………………………………………………………………………………………………………380 二………………………………………………………………………………………………………………………………38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1870年10月30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391—395 卡·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96—429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430—452 初稿………………………………………………………………………………………………………………………430—441 二稿………………………………………………………………………………………………………………………442—446 三稿………………………………………………………………………………………………………………………447—452 卡·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扎记………………………………………………………453—477 Ⅰ［准备改革的］过程……………………………………………………………………………………………………453 Ⅱ［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456 Ⅲ地方自治机关……………………………………………………………………………………………………………463 Ⅳ俄国………………………………………………………………………………………………………………………471 弗·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478—538 凯撒和塔西佗…………………………………………………………………………………………………………………478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493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509 注释：各日耳曼部落…………………………………………………………………………………………………………523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539—599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变革………………………………………………………………………………539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552 注释：法兰克方言……………………………………………………………………………………………………………564 注释……………………………………………………………………………………………………………………………603—66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664—696 人名索引………………………………………………………………………………………………………………………697—724 期刊索引………………………………………………………………………………………………………………………725—727 地名索引………………………………………………………………………………………………………………………728—740 度量衡和货币名称表………………………………………………………………………………………………………………741 译后记…………………………………………………………………………………………………………………………742—745 插图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第一页…………………………………………………………………………12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的第一页……………………………………………………………………………………173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第一版的扉页……………………………………………………203 卡·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页……………………261 弗·恩格斯译的诗“布雷的牧师”，引自“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他的文章……………………………………………340—341 弗·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日耳曼人移住图………………………………………………………………531 弗·恩格斯“法兰克方言”一文中的日耳曼方言图………………………………………………………………………580—581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目录 （1872年3月—1875年3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3—55 一………………………………………………………………………………………………………………………………7—10 二……………………………………………………………………………………………………………………………11—21 三……………………………………………………………………………………………………………………………21—30 四……………………………………………………………………………………………………………………………30—44 五……………………………………………………………………………………………………………………………44—46 六……………………………………………………………………………………………………………………………46—51 七……………………………………………………………………………………………………………………………51—55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1872年3月5日和12日…56—59 卡·马克思。致“自由报”编辑……………………………………………………………………………………………………60 卡·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61 弗·恩格斯。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62—63 卡·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64—67 弗·恩格斯。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68—69 弗·恩格斯。致萨拉哥沙代表大会…………………………………………………………………………………………………70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71—18 弗·恩格斯。致费拉拉工人协会………………………………………………………………………………………………79—80 弗·恩格斯。伦敦来信。一、*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81—83 弗·恩格斯。*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84—85 弗·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86—88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89—92 卡·马克思。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93—96 卡·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文章……………………………………………………………………………………………97—101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102—10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104—105 弗·恩格斯。国际在美国…………………………………………………………………………………………………106—113 弗·恩格斯。致帕尔马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114 卡·马克思。致鲁尔罢工的矿工…………………………………………………………………………………………115—117 卡·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118—127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128—13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135—138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139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140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141—177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72年9月2—7日…143—152 弗·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153—16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165—177 一关于章程的决议……………………………………………………………………………………………165—166 二关于条例的决议……………………………………………………………………………………………166—169 三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的决议………………………………………………………………………169 四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决议………………………………………………………………………………169—172 五对总委员会财务报告的审查………………………………………………………………………………………172 六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与的权力……………………………………………………………172—173 七关于同盟的决议……………………………………………………………………………………………173—175 八未来的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成员…………………………………………………………………………175—177 九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177 十记录审订委员会…………………………………………………………………………………………………177 卡·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的通讯记录稿………………178—180 卡·马克思。致“海盗报”编辑…………………………………………………………………………………………181—182 卡·马克思。致“每日新闻”编辑……………………………………………………………………………………………183 弗·恩格斯。海牙代表大会（给比尼亚米的信）………………………………………………………………………184—190 弗·恩格斯。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191—197 弗·恩格斯。伦敦来信。二、*再谈海牙代表大会……………………………………………………………………198—199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葡萄牙罢工）…………………………………………………200 卡·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201—202 弗·恩格斯。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203—208 弗·恩格斯。致洛迪下伦巴第工农协会（国际支部）………………………………………………………………………209 弗·恩格斯。伦敦来信。三、*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210—212 弗·恩格斯。伦敦来信。四、*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西班牙状况……………………………………………213—21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216—219 弗·恩格斯。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220—225 卡·马克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226—231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233—321 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237—259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260—294 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295—321 卡·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322—323 弗·恩格斯。普鲁士“危机”……………………………………………………………………………………………324—330 卡·马克思。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331—333 卡·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334—340 弗·恩格斯。论权威………………………………………………………………………………………………………341—344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345—349 一………………………………………………………………………………………………………………………345—346 二……………………………………………………………………………………………………………………………347 三………………………………………………………………………………………………………………………347—348 四………………………………………………………………………………………………………………………348—349 弗·恩格斯。给总委员会的便函…………………………………………………………………………………………350—352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353—355 弗·恩格斯。*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摘自给阿·赫普纳的信）………………………………356—358 弗·恩格斯。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359—362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363—36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365—515 一引言………………………………………………………………………………………………………………369—372 二秘密同盟…………………………………………………………………………………………………………373—386 三同盟在瑞士………………………………………………………………………………………………………387—403 四同盟在西班牙……………………………………………………………………………………………………404—416 五同盟在意大利……………………………………………………………………………………………………417—425 六同盟在法国………………………………………………………………………………………………………426—430 七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431—438 八同盟在俄国………………………………………………………………………………………………………439—483 九结语………………………………………………………………………………………………………………484—486 十补充………………………………………………………………………………………………………………487—500 十一文件……………………………………………………………………………………………………………501—515 弗·恩格斯。在国际中……………………………………………………………………………………………………516—520 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521—540 一………………………………………………………………………………………………………………………521—524 二………………………………………………………………………………………………………………………524—531 三………………………………………………………………………………………………………………………531—537 四………………………………………………………………………………………………………………………537—540 弗·恩格斯。英国的选举…………………………………………………………………………………………………541—547 弗·恩格斯。帝国军事法…………………………………………………………………………………………………548—557 一………………………………………………………………………………………………………………………548—550 二………………………………………………………………………………………………………………………550—557 弗·恩格斯。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558—560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561—567 弗·恩格斯。流亡者文献…………………………………………………………………………………………………569—623 一波兰宣言…………………………………………………………………………………………………………571—578 二公社的布朝基派流亡者的纲领…………………………………………………………………………………579—587 三………………………………………………………………………………………………………………………588—598 四………………………………………………………………………………………………………………………599—609 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610—623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624—627 弗·恩格斯。支持波兰……………………………………………………………………………………………………628—631 弗·恩格斯。半官方的战争叫嚣…………………………………………………………………………………………632—640 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641—64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647—654 1．导言。1500—1789年……………………………………………………………………………………………657—652 1789—1815年…………………………………………………………………………………………………………652 “关于德国的札记”第二个手稿摘要……………………………………………………………………………………653—654 卡·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655—708 附录 爱尔兰的警察恐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711—713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714—715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716—717 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718—721 卡·马克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和关于总委员会权力的发言记录………………………………………………………722—723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724 卡·马克思关于茹柯夫斯基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725 卡·马克思关于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726—727 卡·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记录……………………………………………………………………………728—729 弗·恩格斯关于总委员会驻在地的发言记录……………………………………………………………………………730—731 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卡·马克思的委托书………………………………………………………………………………………732 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委托书………………………………………………………………………………………733 给总委员会驻伦敦负责意大利事务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指示………………………………………………734—735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736—737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1873年5月30日的决议…………………………………………………………738—739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各意大利支部的声明………………………………………………………………………740 告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741—742 注释…………………………………………………………………………………………………………………………745—83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834—867 人名索引……………………………………………………………………………………………………………………868—907 期刊索引……………………………………………………………………………………………………………………908—911 译后记……………………………………………………………………………………………………………………………912 插图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扉页…………………………………………………………5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的扉页，上面有作者写的赠给劳拉·拉法格的字样……………………………………23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扉页………………………………………367 卡·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的一页………………………………………………………697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目录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 目录 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1864年 1．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日）………………………………………………………………………………………………5 2．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日）………………………………………………………………………………………………6 3．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4日）………………………………………………………………………………………………9 4．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7日）……………………………………………………………………………………………18 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9日）……………………………………………………………………………………………20 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4日）…………………………………………………………………………………………21 7．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6日）…………………………………………………………………………………………23 8．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8日）…………………………………………………………………………………………25 9．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2日）…………………………………………………………………………………………30 10．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4日）………………………………………………………………………………………31 11．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5日）………………………………………………………………………………………32 12．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34 1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8日）…………………………………………………………………………………………37 14．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0日）………………………………………………………………………………………39 15．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2日）………………………………………………………………………………………43 1865年 16．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5日）…………………………………………………………………………………………44 17．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7日）…………………………………………………………………………………………47 18．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30日）…………………………………………………………………………………………49 19．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日）……………………………………………………………………………………………51 20．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3日）……………………………………………………………………………………………55 21．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5日）……………………………………………………………………………………………57 22．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6日）……………………………………………………………………………………………60 2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6日）……………………………………………………………………………………………60 24．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7日）……………………………………………………………………………………………62 25．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9日）……………………………………………………………………………………………64 26．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0日）…………………………………………………………………………………………66 27．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1日）…………………………………………………………………………………………68 28．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3日）…………………………………………………………………………………………70 29．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71 30．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6日）…………………………………………………………………………………………75 3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8日）…………………………………………………………………………………………76 32．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0日）…………………………………………………………………………………………79 33．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2日）…………………………………………………………………………………………80 34．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2日以前）……………………………………………………………………………………81 35．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4日）…………………………………………………………………………………………81 36．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5日）…………………………………………………………………………………………82 37．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7日）…………………………………………………………………………………………87 38．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3日）……………………………………………………………………………………………88 39．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4日）……………………………………………………………………………………………89 40．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6日）……………………………………………………………………………………………91 41．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7日）……………………………………………………………………………………………93 42．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0日）…………………………………………………………………………………………96 43．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1日）…………………………………………………………………………………………97 44．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3日）………………………………………………………………………………………100 45．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4日）………………………………………………………………………………………103 4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8日）………………………………………………………………………………………104 47．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1日）………………………………………………………………………………………107 48．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2日）………………………………………………………………………………………108 49．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6日）………………………………………………………………………………………110 50．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2日）………………………………………………………………………………………111 51．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日）…………………………………………………………………………………………112 52．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日）…………………………………………………………………………………………115 53．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9日）…………………………………………………………………………………………117 54．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2日）………………………………………………………………………………………120 5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3日）………………………………………………………………………………………122 56．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0日）………………………………………………………………………………………123 57．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4日）………………………………………………………………………………………126 58．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5日）………………………………………………………………………………………130 59．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5日）………………………………………………………………………………………133 60．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1日）………………………………………………………………………………………134 6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5日）…………………………………………………………………………………………137 6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7日）…………………………………………………………………………………………141 6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9日）…………………………………………………………………………………………144 64．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6日）………………………………………………………………………………………146 65．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9日）………………………………………………………………………………………148 66．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1日）………………………………………………………………………………………151 67．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2日）………………………………………………………………………………………152 68．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4日）………………………………………………………………………………………154 69．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9日）……………………………………………………………………………………155 70．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8日）………………………………………………………………………………………156 71．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3日）……………………………………………………………………………………157 72．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5日）……………………………………………………………………………………158 73．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7日）……………………………………………………………………………………159 74．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0日）……………………………………………………………………………………160 75．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日）………………………………………………………………………………………163 76．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164 77．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6日）……………………………………………………………………………………165 78．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底—1866年初）…………………………………………………………………168 1866年 79．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4日）…………………………………………………………………………………………170 80．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5日）…………………………………………………………………………………………171 81．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5日）………………………………………………………………………………………173 82．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6日）………………………………………………………………………………………175 8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0日）………………………………………………………………………………………176 84．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0日）………………………………………………………………………………………178 85．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180 86．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4日）………………………………………………………………………………………182 87．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9日）………………………………………………………………………………………183 88．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0日）………………………………………………………………………………………184 89．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2日）………………………………………………………………………………………186 90．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日）…………………………………………………………………………………………188 91．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5日）…………………………………………………………………………………………189 92．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6日）…………………………………………………………………………………………190 93．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0日左右）…………………………………………………………………………………191 94．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0日）………………………………………………………………………………………192 95．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5日）………………………………………………………………………………………193 9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6日）………………………………………………………………………………………194 97．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4日）………………………………………………………………………………………194 98．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7日）………………………………………………………………………………………197 99．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日）…………………………………………………………………………………………198 100．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日）………………………………………………………………………………………201 101．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6日）………………………………………………………………………………………203 102．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6日）………………………………………………………………………………………204 103．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0日）……………………………………………………………………………………206 104．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3日）……………………………………………………………………………………208 105．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3日）……………………………………………………………………………………210 10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日）………………………………………………………………………………………212 107．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9日）………………………………………………………………………………………214 108．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0日）……………………………………………………………………………………215 109．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6日）……………………………………………………………………………………217 110．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7日）……………………………………………………………………………………220 111．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5日）……………………………………………………………………………………221 112．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223 113．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9日）………………………………………………………………………………………225 114．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1日）……………………………………………………………………………………227 115．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0日）……………………………………………………………………………………229 116．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4日）………………………………………………………………………………………231 117．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7日）………………………………………………………………………………………233 118．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9日）………………………………………………………………………………………236 119．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2日）……………………………………………………………………………………239 120．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1日）……………………………………………………………………………………240 121．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5日）……………………………………………………………………………………242 122．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7日）……………………………………………………………………………………244 123．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6日）………………………………………………………………………………………247 124．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7日）………………………………………………………………………………………249 125．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0日）……………………………………………………………………………………252 126．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3日）……………………………………………………………………………………254 127．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3日）……………………………………………………………………………………255 128．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6日）……………………………………………………………………………………256 129．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日）……………………………………………………………………………………257 130．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日）……………………………………………………………………………………258 131．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3日）……………………………………………………………………………………259 132．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5日）……………………………………………………………………………………261 133．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8日）……………………………………………………………………………………264 134．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0日）…………………………………………………………………………………265 13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1日）…………………………………………………………………………………266 136．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8日）……………………………………………………………………………………268 137．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4日）…………………………………………………………………………………269 138．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7日）…………………………………………………………………………………270 139．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21日）…………………………………………………………………………………272 140．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31日）…………………………………………………………………………………274 1867年 141．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9日）……………………………………………………………………………………275 142．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9日）……………………………………………………………………………………277 14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1日）……………………………………………………………………………………279 144．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5日）……………………………………………………………………………………280 145．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3日）……………………………………………………………………………………280 146．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日）………………………………………………………………………………………283 147．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4日）………………………………………………………………………………………285 148．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3日）……………………………………………………………………………………289 149．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4日）……………………………………………………………………………………292 150．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7日）……………………………………………………………………………………295 151．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7日）………………………………………………………………………………………300 152．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2日左右）………………………………………………………………………………305 153．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3日）………………………………………………………………………………………306 154．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6日）……………………………………………………………………………………307 155．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2日）……………………………………………………………………………………310 156．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4日）……………………………………………………………………………………313 157．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6日）……………………………………………………………………………………315 158．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7日）……………………………………………………………………………………317 159．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7日）……………………………………………………………………………………319 160．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0日）……………………………………………………………………………………324 16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0日）……………………………………………………………………………………325 16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1日）……………………………………………………………………………………325 16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4日）……………………………………………………………………………………326 164．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5日）……………………………………………………………………………………327 165．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6日）……………………………………………………………………………………328 166．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3日）……………………………………………………………………………………329 167．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4日）……………………………………………………………………………………330 168．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6日）……………………………………………………………………………………333 169．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7日）……………………………………………………………………………………334 17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1日）……………………………………………………………………………………339 171．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日）………………………………………………………………………………………340 172．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日）………………………………………………………………………………………341 173．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4日）………………………………………………………………………………………342 17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7日）………………………………………………………………………………………345 175．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9日）………………………………………………………………………………………346 176．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1日）……………………………………………………………………………………347 177．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1日）……………………………………………………………………………………349 178．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2日）……………………………………………………………………………………351 179．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2日）……………………………………………………………………………………353 180．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2日）……………………………………………………………………………………354 18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3日）……………………………………………………………………………………358 182．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4日）……………………………………………………………………………………356 183．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8日）……………………………………………………………………………………362 184．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9日）……………………………………………………………………………………362 185．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0日）…………………………………………………………………………………364 186．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1日）…………………………………………………………………………………365 187．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3日）…………………………………………………………………………………366 188．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4日）…………………………………………………………………………………368 189．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5日）…………………………………………………………………………………370 190．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8日）…………………………………………………………………………………371 191．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9日）…………………………………………………………………………………372 192．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2日）…………………………………………………………………………………375 193．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日）……………………………………………………………………………………377 194．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日）……………………………………………………………………………………378 19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5日）……………………………………………………………………………………381 19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7日）……………………………………………………………………………………384 197．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8日）……………………………………………………………………………………387 198．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9日）……………………………………………………………………………………388 199．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0日）…………………………………………………………………………………389 200．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4日）…………………………………………………………………………………391 201．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4日）…………………………………………………………………………………392 202．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6日）…………………………………………………………………………………393 203．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7日）…………………………………………………………………………………395 204．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8日）…………………………………………………………………………………397 20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8日）…………………………………………………………………………………398 20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9日）…………………………………………………………………………………399 207．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9日）…………………………………………………………………………………400 208．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9日）…………………………………………………………………………………400 209．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30日）…………………………………………………………………………………403 210．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4日）……………………………………………………………………………………407 211．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6日）……………………………………………………………………………………408 212．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7日）……………………………………………………………………………………409 21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7日）……………………………………………………………………………………413 214．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2日）…………………………………………………………………………………413 215．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4日）…………………………………………………………………………………415 216．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6日）…………………………………………………………………………………416 217．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7日）…………………………………………………………………………………417 218．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9日）…………………………………………………………………………………419 第二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1864年 1．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10月4日）………………………………………………………………………………423 2．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0月16日）………………………………………………………………………425 3．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1月2日）………………………………………………………………………………426 4．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1月24日）……………………………………………………………………………429 5．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1月26日）………………………………………………………………………433 6．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1月28日）………………………………………………………………………433 7．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1月29日）……………………………………………………………………………434 8．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29日）…………………………………………………………………………436 9．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11月29日）……………………………………………………………………………437 10．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2月22日）……………………………………………………………………440 11．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2月22日）……………………………………………………………………………441 1865年 12．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月8日左右）……………………………………………………………………………443 13．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月10日）……………………………………………………………………………444 1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月11日）……………………………………………………………………446 15．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月16日）………………………………………………………………448 16．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2月13日）………………………………………………………………449 17．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2月15日）…………………………………………………………………………451 18．恩格斯致奥托·迈斯纳（2月22日）………………………………………………………………………………452 19．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3日）…………………………………………………………………………453 20．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23日）…………………………………………………………………………454 21．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2月27日）………………………………………………………………………………460 22．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10日）……………………………………………………………………………461 23．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3月13日）………………………………………………………………………………467 2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3月29日）……………………………………………………………468 25．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4月10日）………………………………………………………………………472 26．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4月13日）………………………………………………………………………………473 27．马克思致莱昂·封丹（4月15日）…………………………………………………………………………………474 28．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4月25日）………………………………………………………………………………477 29．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27日以前）……………………………………………………………………478 30．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24日）…………………………………………………………………………479 31．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7月3日）………………………………………………………………………………480 32．马克思致莱昂·封丹（7月25日）…………………………………………………………………………………481 33．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11日）…………………………………………………………………………483 3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20日）…………………………………………………………………………484 35．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21日）…………………………………………………………………………485 36．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9月30日）………………………………………………………………………………486 37．马克思致所罗门·富尔德（11月9日）……………………………………………………………………………487 38．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15日）……………………………………………………………………………487 39．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20日）……………………………………………………………………………488 40．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1月21日）………………………………………………………………………489 41．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1月25日左右）…………………………………………………………………492 1866年 42．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月13日左右）………………………………………………………………494 4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15日）…………………………………………………………………………497 4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15日）…………………………………………………………………………499 45．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月24日）………………………………………………………………………501 46．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2月14日）………………………………………………………………………502 47．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3月16日）……………………………………………………………………503 48．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3月18日）…………………………………………………………………………504 49．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3月20日）………………………………………………………………………………508 50．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3月22日）……………………………………………………………………………511 51．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4月6日）………………………………………………………………………………513 52．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6日）……………………………………………………………………………516 5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6日）……………………………………………………………………………517 5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4日）……………………………………………………………………………519 55．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8月13日）………………………………………………………………………………520 56．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23日）…………………………………………………………………………522 57．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8月23日）……………………………………………………………………………524 58．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8月28日）………………………………………………………………………………524 59．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8月31日）……………克思（9月）………………………………………527 60．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9月）………………………………………………………………………………………527 61．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9月5日）………………………………………………………………………………528 6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9日）…………………………………………………………………………530 6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3日）………………………………………………………………………534 6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25日）………………………………………………………………………537 65．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11月12日）………………………………………………………………………538 66．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2月7日）………………………………………………………………………………539 1867年 6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18日）…………………………………………………………………………541 68．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6日）…………………………………………………………………………542 69．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月17日）……………………………………………………………………542 70．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4月30日）………………………………………………………………………543 71．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5月1日）……………………………………………………………………………545 72．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5月5日）………………………………………………………………………546 73．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5月13日）………………………………………………………………………………548 7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10日）…………………………………………………………………………551 7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3日）…………………………………………………………………………553 76．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7月20日）……………………………………………………………………555 77．马克思致伦敦某书商（8月14日）…………………………………………………………………………………556 78．马克思致奥古斯特·韦莫雷耳（8月27日）………………………………………………………………………556 79．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8月27日）………………………………………………………………………558 80．恩格斯致劳拉·马克思（9月23日）………………………………………………………………………………559 81．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1日）………………………………………………………………………560 82．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2日）………………………………………………………………………564 8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5日）………………………………………………………………………565 84．恩格斯致海尔曼·迈耶尔（10月18日）…………………………………………………………………………567 85．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8日和20日）………………………………………………………………568 86．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1月10日）……………………………………………………………………………572 87．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1月28日）…………………………………………………………………………572 88．马克思致维克多·席利（11月30日）……………………………………………………………………………574 8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30日）………………………………………………………………………576 90．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7日）…………………………………………………………………………578 91．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2日）………………………………………………………………………579 92．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3日）………………………………………………………………………581 附录 1．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早于1864年11月29日）…………………………………………585 2．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5年3月30日）……………………………………………………586 3．卡尔·马克思。自白（1865年4月1日）…………………………………………………………………………588 4．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6年1月29日）…………………………………………………589 5．燕妮·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866年2月初）…………………………………………………………591 6．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6年2月26日）………………………………………………………592 7．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6年4月1日）…………………………………………………………593 8．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6年12月24日）…………………………………………………595 9．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7年10月5日）…………………………………………………596 10．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12月24日）…………………………………………………596 11．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1866年3月19日）…………………………………………………………………599 12．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1867年6月28日）…………………………………………………………………602 注释……………………………………………………………………………………………………………………609—710 人名索引………………………………………………………………………………………………………………711—75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760—788 期刊索引………………………………………………………………………………………………………………789—798 插图 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三页…………………………………………………………………………13 卡尔·马克思（1866年）…………………………………………………………………………………………178—17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六十年代中期）……………………………………………………………………………216—217 恩格斯1867年4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287 卡尔·马克思（1867年）…………………………………………………………………………………………390—391 马克思1865年4月15日给封丹的信的草稿1864—1865年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的一页…………………………………475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爱琳娜和劳拉…………………………………………………502—503 马克思对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评语………………………………………………………………………531 卡尔·马克思的《自白》，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纪念册中的一页………………………………………………588—589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39年7月〖再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前言出版说明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棉纺织业第三章丝织业第四章缫丝业第五章针织业第六章上海电力工业及电料业第七章上海煤气工业第八章英商公共电车业第九章法商水电业第十章华商电气业第十一章英商公共汽车业第十二章出差汽车业第十三章上海邮政事业第十四章上海电话公司第十五章印刷业第十六章机器及铁工业第十七章锯木业第十八章卷烟业第十九章面粉业第二十章榨油业第二十一章码头业第二十二章黄包车业第二十三章上海两租界工部局工人第二十四章上海各业职员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目录 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860年 1．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1日左右）………………………………………………………………………………………………5 2．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5日）……………………………………………………………………………………………………8 3．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6日）……………………………………………………………………………………………………8 4．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11 5．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31日）…………………………………………………………………………………………………14 6．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31日）…………………………………………………………………………………………………17 7．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日）……………………………………………………………………………………………………19 8．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日）……………………………………………………………………………………………………20 9．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3日）……………………………………………………………………………………………………22 10．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4日）…………………………………………………………………………………………………25 1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4日）…………………………………………………………………………………………………27 12．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7日）…………………………………………………………………………………………………28 1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7日）…………………………………………………………………………………………………29 14．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9日）…………………………………………………………………………………………………30 15．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9日）…………………………………………………………………………………………………38 16．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2日）………………………………………………………………………………………………39 17．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40 18．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4日）………………………………………………………………………………………………42 19．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5日）………………………………………………………………………………………………43 20．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8日）…………………………………………………………………………………………………44 21．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9日）…………………………………………………………………………………………………46 22．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2日）………………………………………………………………………………………………47 23．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6日）………………………………………………………………………………………………48 24．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7日）………………………………………………………………………………………………50 25．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4日）………………………………………………………………………………………………52 26．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7日）…………………………………………………………………………………………………53 27．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7日）…………………………………………………………………………………………………54 28．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8日）…………………………………………………………………………………………………56 29．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0日）………………………………………………………………………………………………57 30．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1日）………………………………………………………………………………………………58 31．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8日）………………………………………………………………………………………………59 32．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1日）………………………………………………………………………………………………60 33．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日）…………………………………………………………………………………………………62 34．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4日）………………………………………………………………………………………………63 35．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6日）………………………………………………………………………………………………64 36．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0日）………………………………………………………………………………………………65 37．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5日左右）…………………………………………………………………………………………69 38．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5日）………………………………………………………………………………………………69 39．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6日）………………………………………………………………………………………………71 40．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6日）………………………………………………………………………………………………72 41．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7日）………………………………………………………………………………………………73 42．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8日）………………………………………………………………………………………………74 43．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8日左右）…………………………………………………………………………………………75 44．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9日）…………………………………………………………………………………………………76 45．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7日）………………………………………………………………………………………………77 46．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1日）………………………………………………………………………………………………78 47．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3日左右）…………………………………………………………………………………………79 48．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5日）………………………………………………………………………………………………80 4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9日）………………………………………………………………………………………………81 50．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日）…………………………………………………………………………………………………82 5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4日）…………………………………………………………………………………………………83 52．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7日）………………………………………………………………………………………………84 5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9日）………………………………………………………………………………………………85 5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日）…………………………………………………………………………………………………86 55．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初）……………………………………………………………………………………………………87 56．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3日）………………………………………………………………………………………………88 57．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5日）………………………………………………………………………………………………89 58．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5日）………………………………………………………………………………………………91 59．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0日）………………………………………………………………………………………………93 60．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5日）………………………………………………………………………………………………94 61．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日）………………………………………………………………………………………………97 62．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日）……………………………………………………………………………………………100 63．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5日）……………………………………………………………………………………………103 64．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1日）…………………………………………………………………………………………105 65．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5日）…………………………………………………………………………………………106 6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5日）……………………………………………………………………………………………107 67．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3日）…………………………………………………………………………………………108 68．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4日）…………………………………………………………………………………………110 69．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1日）…………………………………………………………………………………………111 70．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3日）…………………………………………………………………………………………112 71．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6日）…………………………………………………………………………………………113 72．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8日）…………………………………………………………………………………………116 73．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3日）……………………………………………………………………………………………118 74．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5日）……………………………………………………………………………………………119 75．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5日）……………………………………………………………………………………………120 76．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6日）……………………………………………………………………………………………122 77．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2日）…………………………………………………………………………………………124 78．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8日）…………………………………………………………………………………………126 79．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8日）…………………………………………………………………………………………128 80．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9日）…………………………………………………………………………………………129 8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9日）…………………………………………………………………………………………129 82．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3日）…………………………………………………………………………………………132 8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6日）…………………………………………………………………………………………132 84．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7日）…………………………………………………………………………………………136 1861年 85．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3日）………………………………………………………………………………………………138 86．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7日）………………………………………………………………………………………………139 87．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8日）………………………………………………………………………………………………141 88．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1日）……………………………………………………………………………………………143 89．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8日）……………………………………………………………………………………………144 90．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2日）……………………………………………………………………………………………146 91．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9日）……………………………………………………………………………………………148 92．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31日）……………………………………………………………………………………………150 93．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31日）……………………………………………………………………………………………151 94．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日）………………………………………………………………………………………………152 95．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4日）………………………………………………………………………………………………153 96．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6日）………………………………………………………………………………………………154 97．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4日）……………………………………………………………………………………………156 98．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7日）……………………………………………………………………………………………158 99．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7日）………………………………………………………………………………………………160 100．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0日）…………………………………………………………………………………………165 101．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6日）…………………………………………………………………………………………171 102．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0日）…………………………………………………………………………………………172 103．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2日）…………………………………………………………………………………………173 104．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9日）…………………………………………………………………………………………176 105．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日）……………………………………………………………………………………………180 106．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日）……………………………………………………………………………………………183 107．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5日）……………………………………………………………………………………………185 108．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2日）…………………………………………………………………………………………190 10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0日）…………………………………………………………………………………………193 11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日）……………………………………………………………………………………………195 11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8日）…………………………………………………………………………………………196 112．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30日）………………………………………………………………………………………198 113．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6日）…………………………………………………………………………………………201 114．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8日）………………………………………………………………………………………202 115．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0日）………………………………………………………………………………………204 116．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7日）………………………………………………………………………………………205 117．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2日）……………………………………………………………………………………………206 118．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5日）…………………………………………………………………………………………207 119．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9日）…………………………………………………………………………………………208 120．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3日）………………………………………………………………………………………210 12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9日）………………………………………………………………………………………211 122．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7日）………………………………………………………………………………………214 1862年 12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5日）…………………………………………………………………………………………216 124．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8日）…………………………………………………………………………………………218 125．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日）……………………………………………………………………………………………219 126．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5日）……………………………………………………………………………………………221 127．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6日）……………………………………………………………………………………………222 128．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8日左右）………………………………………………………………………………………227 129．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5日）…………………………………………………………………………………………228 130．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8日）…………………………………………………………………………………………229 131．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5日）……………………………………………………………………………………………232 132．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6日）……………………………………………………………………………………………236 133．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2日）…………………………………………………………………………………………238 134．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8日左右）……………………………………………………………………………………239 13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9日）…………………………………………………………………………………………239 13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3日）…………………………………………………………………………………………240 137．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7日）…………………………………………………………………………………………244 138．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9日）…………………………………………………………………………………………246 139．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4日）……………………………………………………………………………………………247 140．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6日左右）………………………………………………………………………………………250 141．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8日）…………………………………………………………………………………………250 142．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日左右）………………………………………………………………………………………253 143．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5日）……………………………………………………………………………………………253 144．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1日）…………………………………………………………………………………………255 145．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1日）…………………………………………………………………………………………255 146．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0日）…………………………………………………………………………………………256 147．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0日）…………………………………………………………………………………………259 148．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1日）…………………………………………………………………………………………262 149．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日）……………………………………………………………………………………………263 15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日）……………………………………………………………………………………………265 15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7日）……………………………………………………………………………………………271 15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8日）……………………………………………………………………………………………273 15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9日）……………………………………………………………………………………………275 154．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2日左右）……………………………………………………………………………………278 155．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3日）…………………………………………………………………………………………278 156．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4日）…………………………………………………………………………………………279 157．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0日）…………………………………………………………………………………………280 158．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1日）…………………………………………………………………………………………283 159．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初）………………………………………………………………………………………………283 160．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9日）……………………………………………………………………………………………284 16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0日）…………………………………………………………………………………………286 162．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6日）………………………………………………………………………………………288 163．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9日）………………………………………………………………………………………290 164．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4日）…………………………………………………………………………………………292 16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5日）…………………………………………………………………………………………293 16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9日）…………………………………………………………………………………………295 167．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4日）………………………………………………………………………………………295 168．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5日）………………………………………………………………………………………296 169．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7日）………………………………………………………………………………………298 170．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0日）………………………………………………………………………………………300 17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4日）………………………………………………………………………………………301 172．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26日）………………………………………………………………………………………302 173．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30日）………………………………………………………………………………………303 1863年 174．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日）……………………………………………………………………………………………305 175．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7日）……………………………………………………………………………………………308 176．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8日）……………………………………………………………………………………………308 177．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3日）…………………………………………………………………………………………310 178．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4日）…………………………………………………………………………………………311 179．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6日）…………………………………………………………………………………………314 180．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316 18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321 182．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7日）…………………………………………………………………………………………323 183．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7日）…………………………………………………………………………………………324 184．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9日）…………………………………………………………………………………………326 185．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0日）…………………………………………………………………………………………327 186．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1日左右）……………………………………………………………………………………328 187．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1日）…………………………………………………………………………………………329 188．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4日）…………………………………………………………………………………………330 189．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8日）……………………………………………………………………………………………333 190．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9日）……………………………………………………………………………………………336 191．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8日）…………………………………………………………………………………………339 192．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1日）…………………………………………………………………………………………340 193．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0日）…………………………………………………………………………………………342 194．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9日）…………………………………………………………………………………………346 195．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0日）…………………………………………………………………………………………348 196．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1日）…………………………………………………………………………………………349 197．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2日）…………………………………………………………………………………………351 198．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2日）…………………………………………………………………………………………354 199．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4日）…………………………………………………………………………………………355 200．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6日）……………………………………………………………………………………………356 20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5日）…………………………………………………………………………………………363 202．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2日）…………………………………………………………………………………………367 203．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4日）………………………………………………………………………………………369 204．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371 205．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3日）…………………………………………………………………………………………371 206．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4日）…………………………………………………………………………………………373 207．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2日）………………………………………………………………………………………374 208．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7日）………………………………………………………………………………………376 1864年 209．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3日）……………………………………………………………………………………………378 210．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0日）…………………………………………………………………………………………380 21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5日）…………………………………………………………………………………………382 212．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1日）…………………………………………………………………………………………383 213．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9日）…………………………………………………………………………………………383 214．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9日）…………………………………………………………………………………………385 215．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日）……………………………………………………………………………………………388 21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日）……………………………………………………………………………………………389 217．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日）……………………………………………………………………………………………390 218．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3日）…………………………………………………………………………………………391 219．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6日）…………………………………………………………………………………………392 220．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0日）…………………………………………………………………………………………393 221．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3日）……………………………………………………………………………………………395 222．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3日）……………………………………………………………………………………………398 223．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400 224．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9日）……………………………………………………………………………………………402 225．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6日）…………………………………………………………………………………………406 226．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日）……………………………………………………………………………………………408 227．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4日）……………………………………………………………………………………………409 228．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5日）……………………………………………………………………………………………411 22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5日）…………………………………………………………………………………………412 23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1日）…………………………………………………………………………………………414 231．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日）……………………………………………………………………………………………415 232．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日）……………………………………………………………………………………………417 233．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4日）……………………………………………………………………………………………419 23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7日）……………………………………………………………………………………………422 第二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860年 1．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月12日）…………………………………………………………………………………429 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30日）……………………………………………………………………………………430 3．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月31日）…………………………………………………………………………………431 4．马克思致约阿希姆·列列韦尔（2月3日）…………………………………………………………………………………433 5．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2月6日）………………………………………………………………………………………434 6．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8日）………………………………………………………………………………435 7．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2月13日）……………………………………………………………………………………437 8．恩格斯致弗兰茨·敦克尔（2月20日）……………………………………………………………………………………443 9．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0日）……………………………………………………………………………………444 10．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2月21日）…………………………………………………………………………………446 11．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23日）…………………………………………………………………………448 1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3日）…………………………………………………………………………………452 13．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2月24日）…………………………………………………………………………………454 1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7日）………………………………………………………………………………475 15．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2月27日）……………………………………………………………………………………476 16．马克思致穆赞比尼（2月27日）…………………………………………………………………………………………478 17．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29日）…………………………………………………………………………479 18．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3日）……………………………………………………………………………………489 19．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3月3日）……………………………………………………………………………………494 20．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3月7日）……………………………………………………………………………508 21．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3月13日）………………………………………………………………………………510 22．马克思致律西安·若特兰（3月13日）…………………………………………………………………………………511 23．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5日）…………………………………………………………………………………513 24．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3月27日）…………………………………………………………………………………515 25．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4月4日）…………………………………………………………………………………516 2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9日）……………………………………………………………………………………517 27．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4月9日）…………………………………………………………………………………519 28．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月9日）……………………………………………………………………………522 29．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4月11日）…………………………………………………………………………………524 30．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13日）…………………………………………………………………………………525 31．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4月16日）………………………………………………………………………………526 32．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4月19日）………………………………………………………………………………527 33．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21日）…………………………………………………………………………………528 34．马克思致格奥尔格·莱茵兰德尔（4月24日）…………………………………………………………………………529 35．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24日）…………………………………………………………………………………529 36．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24日）…………………………………………………………………………………531 37．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4月25日）…………………………………………………………………………………532 38．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5月8日）………………………………………………………………………………………532 39．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5月15日）……………………………………………………………………………………533 40．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6月1日）………………………………………………………………………………………536 4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2日左右）………………………………………………………………………………538 42．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6月2日）…………………………………………………………………………………549 43．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6月23日）…………………………………………………………………………551 44．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8月2日）……………………………………………………………………………………553 45．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8月15日）……………………………………………………………………………………554 46．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8月20日）…………………………………………………………………………………555 47．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8月21日）………………………………………………………………………………556 48．恩格斯致《军事总汇报》编辑部（8月24日）…………………………………………………………………………557 49．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7日）……………………………………………………………………………………559 5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15日）…………………………………………………………………………………562 5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15日）…………………………………………………………………………………565 5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2日）…………………………………………………………………………………565 5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23日）………………………………………………………………………………566 5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5日）…………………………………………………………………………………567 55．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1月21日）……………………………………………………………………………568 56．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1月22日）……………………………………………………………………………569 57．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1月24日）………………………………………………………………………………570 1861年 58．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月3日）………………………………………………………………………………………571 59．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月3日）………………………………………………………………………………………572 6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16日）…………………………………………………………………………………573 6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28日）…………………………………………………………………………………575 62．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7日）……………………………………………………………………………576 63．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2月13日）…………………………………………………………………………………577 6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15日）…………………………………………………………………………………579 65．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2月27日）…………………………………………………………………………………580 6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7日）……………………………………………………………………………………582 67．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3月24日）………………………………………………………………………………584 68．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3月28日）……………………………………………………………………………………587 69．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4月2日）………………………………………………………………………………………588 70．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4月13日）………………………………………………………………………………589 71．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5月3日左右）………………………………………………………………………………592 72．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5月6日）……………………………………………………………………………………594 7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8日）……………………………………………………………………………………597 7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29日）…………………………………………………………………………………600 75．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1日）…………………………………………………………………………………602 76．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7月17日）………………………………………………………………………………603 77．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2日）…………………………………………………………………………………606 78．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9月24日）………………………………………………………………………………610 79．马克思致路易·瓦托（11月10日）……………………………………………………………………………………611 1862年 80．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1月15日）………………………………………………………………………613 81．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2月26日）…………………………………………………………………………614 8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28日）…………………………………………………………………………………616 83．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6月4日）………………………………………………………………………………………620 8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6日）…………………………………………………………………………………622 85．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3日）…………………………………………………………………………………626 8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13日）…………………………………………………………………………………627 87．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14日）…………………………………………………………………………………628 88．马克思致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威廉·什瓦尔茨（8月19日）…………………………………………………………629 89．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20日）…………………………………………………………………………………629 90．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21日）…………………………………………………………………………………631 91．马克思致威廉·沃尔弗（10月4日）……………………………………………………………………………………631 9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7日）…………………………………………………………………………………632 93．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2月15日）………………………………………………………………………635 9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28日）……………………………………………………………………………636 1863年 95．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4月22日）………………………………………………………………………639 96．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2月15日）…………………………………………………………………………………640 97．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2月23日）………………………………………………………………………642 1864年 98．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2月20日）…………………………………………………………………………………644 99．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3月29日）…………………………………………………………………………………647 100．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4月14日）………………………………………………………………………………649 101．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9日）……………………………………………………………………………………652 102．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10日）…………………………………………………………………………………655 103．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13日）…………………………………………………………………………………656 10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5月17日）………………………………………………………………………658 105．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5月24日）………………………………………………………………………………659 106．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6月25日）………………………………………………………………………………661 107．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7月12日）………………………………………………………………………664 108．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8月17日）………………………………………………………………………………665 109．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9月2日）……………………………………………………………………………………667 110．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9月12日）…………………………………………………………………………669 附录 1．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8月14日）…………………………………………………………………………673 2．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0月5日以后）……………………………………………………………………674 3．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16日以前）……………………………………………………………………674 4．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底）………………………………………………………………………………676 5．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4月初）………………………………………………………………………………677 6．马克思请斐迪南·拉萨尔代办恢复普鲁士国籍事务的委托书（1861年4月12日）………………………………678 7．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1月初）……………………………………………………………………………679 8．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1月24日左右）…………………………………………………………………680 9．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63年11月24日左右）……………………………………………………681 10．燕妮·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64年6月中）………………………………………………………………683 注释…………………………………………………………………………………………………………………………687—784 人名索引……………………………………………………………………………………………………………………785—83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840—870 期刊索引……………………………………………………………………………………………………………………871—881 插图 卡尔·马克思（1861年于伦敦）……………………………………………………………………………………166—167 恩格斯1863年5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343 附在马克思1863年7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说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图表……………………………………361—36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4年于曼彻斯特）………………………………………………………………………398—399 马克思1864年6月写的威廉·沃尔弗的简历…………………………………………………………………………………403 马克思1861年的护照…………………………………………………………………………………………………604—605 马克思1864年5月9日就威廉·沃尔弗逝世一事给燕妮·马克思的信……………………………………………………653
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目录 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1856年 1．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8日）……………………………………………………………………………………………………5 2．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7日）………………………………………………………………………………………………………7 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2日）…………………………………………………………………………………………………11 4．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16 5．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9日）…………………………………………………………………………………………………18 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23 7．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7日）……………………………………………………………………………………………………31 8．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5日）…………………………………………………………………………………………………33 9．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0日）…………………………………………………………………………………………………37 10．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4日）………………………………………………………………………………………………41 11．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6日）………………………………………………………………………………………………44 12．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6日）………………………………………………………………………………………………49 13．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7日）…………………………………………………………………………………………………50 14．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8日）…………………………………………………………………………………………………51 1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3日）………………………………………………………………………………………………53 1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3日）………………………………………………………………………………………………55 17．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6日）………………………………………………………………………………………………57 18．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9日）………………………………………………………………………………………………58 19．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5日）…………………………………………………………………………………………………59 20．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6日）…………………………………………………………………………………………………60 2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8日）………………………………………………………………………………………………60 22．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日）…………………………………………………………………………………………………63 23．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4日）…………………………………………………………………………………………………66 2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2日）………………………………………………………………………………………………68 25．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6日）………………………………………………………………………………………………71 26．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7日）………………………………………………………………………………………………74 27．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6日）……………………………………………………………………………………………76 28．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30日）……………………………………………………………………………………………77 29．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30日）……………………………………………………………………………………………78 30．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7日）……………………………………………………………………………………………80 3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83 32．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2日）……………………………………………………………………………………………86 1857年 33．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0日）………………………………………………………………………………………………87 34．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4日）………………………………………………………………………………………………90 35．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0日）………………………………………………………………………………………………91 36．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2日）………………………………………………………………………………………………94 37．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3日）………………………………………………………………………………………………96 38．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6日）…………………………………………………………………………………………………98 39．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6日）………………………………………………………………………………………………98 40．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4日）……………………………………………………………………………………………102 41．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1日）……………………………………………………………………………………………102 42．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8日）……………………………………………………………………………………………105 43．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0日）……………………………………………………………………………………………108 44．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4日）……………………………………………………………………………………………110 45．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1日）……………………………………………………………………………………………112 46．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31日）……………………………………………………………………………………………114 47．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日）………………………………………………………………………………………………117 48．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9日）………………………………………………………………………………………………118 49．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1日）……………………………………………………………………………………………120 50．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2日）……………………………………………………………………………………………121 51．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3日）……………………………………………………………………………………………124 52．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8日）………………………………………………………………………………………………127 53．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1日）……………………………………………………………………………………………129 54．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0日）……………………………………………………………………………………………130 5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2日）……………………………………………………………………………………………132 56．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3日）……………………………………………………………………………………………135 57．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8日）……………………………………………………………………………………………136 58．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2日）……………………………………………………………………………………………138 59．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5日）……………………………………………………………………………………………139 60．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9日）……………………………………………………………………………………………139 6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日）………………………………………………………………………………………………140 62．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日）………………………………………………………………………………………………141 63．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6日）………………………………………………………………………………………………141 64．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8日）………………………………………………………………………………………………143 65．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1日）……………………………………………………………………………………………143 66．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1日）……………………………………………………………………………………………145 67．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4日）……………………………………………………………………………………………146 68．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6日）……………………………………………………………………………………………147 6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4日）……………………………………………………………………………………………148 70．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0日）……………………………………………………………………………………………149 7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9日）………………………………………………………………………………………………150 72．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5日）……………………………………………………………………………………………151 73．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1日）……………………………………………………………………………………………153 74．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5日）……………………………………………………………………………………………156 75．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6日）……………………………………………………………………………………………159 76．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8日）………………………………………………………………………………………………161 77．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0日）……………………………………………………………………………………………162 78．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1日或12日）…………………………………………………………………………………163 79．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5日）……………………………………………………………………………………………164 80．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7日）……………………………………………………………………………………………165 81．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8日）……………………………………………………………………………………………167 82．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1日）……………………………………………………………………………………………169 83．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1日）……………………………………………………………………………………………170 84．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2日）……………………………………………………………………………………………173 85．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178 86．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4日）……………………………………………………………………………………………179 87．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5日）……………………………………………………………………………………………183 88．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6日）……………………………………………………………………………………………185 89．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9日）…………………………………………………………………………………………187 90．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0日）…………………………………………………………………………………………189 91．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9日）…………………………………………………………………………………………194 92．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31日）…………………………………………………………………………………………196 93．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3日）…………………………………………………………………………………………198 94．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5日）…………………………………………………………………………………………199 9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6日）…………………………………………………………………………………………204 96．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7日）…………………………………………………………………………………………207 97．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4日）…………………………………………………………………………………………208 98．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7日）……………………………………………………………………………………………212 99．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8日）……………………………………………………………………………………………215 100．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9日）…………………………………………………………………………………………219 101．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1日）………………………………………………………………………………………221 102．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7日）………………………………………………………………………………………223 10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8日）………………………………………………………………………………………226 104．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2日）………………………………………………………………………………………227 105．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5日）………………………………………………………………………………………229 106．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30日）………………………………………………………………………………………234 107．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31日）………………………………………………………………………………………234 1858年 108．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日）……………………………………………………………………………………………239 109．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5日）……………………………………………………………………………………………240 110．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6日）……………………………………………………………………………………………241 111．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7日）……………………………………………………………………………………………243 112．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7日）……………………………………………………………………………………………245 113．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1日）…………………………………………………………………………………………247 114．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4日）…………………………………………………………………………………………248 115．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4日）…………………………………………………………………………………………249 116．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5日）…………………………………………………………………………………………252 117．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3日）…………………………………………………………………………………………252 118．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5日）…………………………………………………………………………………………253 119．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8日）…………………………………………………………………………………………255 120．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256 121．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9日）…………………………………………………………………………………………258 122．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30日）…………………………………………………………………………………………259 12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日）……………………………………………………………………………………………261 124．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8日）……………………………………………………………………………………………264 125．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0日）…………………………………………………………………………………………266 126．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1日）…………………………………………………………………………………………267 127．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4日）…………………………………………………………………………………………269 128．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8日）…………………………………………………………………………………………271 129．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2日）…………………………………………………………………………………………273 130．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4日）…………………………………………………………………………………………275 131．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日）……………………………………………………………………………………………277 132．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日）……………………………………………………………………………………………278 133．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4日）……………………………………………………………………………………………280 134．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284 135．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1日）…………………………………………………………………………………………287 13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5日）…………………………………………………………………………………………288 137．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6日）…………………………………………………………………………………………289 138．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7日）…………………………………………………………………………………………290 139．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9日）…………………………………………………………………………………………295 140．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6日）…………………………………………………………………………………………296 141．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9日）…………………………………………………………………………………………296 142．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日）……………………………………………………………………………………………298 143．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9日）……………………………………………………………………………………………306 144．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2日）…………………………………………………………………………………………309 145．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9日）…………………………………………………………………………………………310 146．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30日）…………………………………………………………………………………………314 147．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日）……………………………………………………………………………………………315 148．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1日）…………………………………………………………………………………………315 149．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318 150．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9日）……………………………………………………………………………………………319 15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日）……………………………………………………………………………………………321 152．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4日）…………………………………………………………………………………………323 153．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5日）…………………………………………………………………………………………326 154．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6日）…………………………………………………………………………………………330 155．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0日）…………………………………………………………………………………………332 156．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5日）…………………………………………………………………………………………333 157．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334 158．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0日）…………………………………………………………………………………………337 159．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3日）…………………………………………………………………………………………338 16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8日）…………………………………………………………………………………………340 16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1日）…………………………………………………………………………………………341 162．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7日）…………………………………………………………………………………………343 163．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8日）…………………………………………………………………………………………346 164．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1日）………………………………………………………………………………………349 165．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2日）………………………………………………………………………………………352 16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日）…………………………………………………………………………………………353 167．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0日）………………………………………………………………………………………354 168．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4日）………………………………………………………………………………………355 169．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9日）………………………………………………………………………………………357 170．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1日）………………………………………………………………………………………359 17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6日）………………………………………………………………………………………361 172．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7日）………………………………………………………………………………………362 17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2日）………………………………………………………………………………………364 174．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8日）………………………………………………………………………………………365 175．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30日）………………………………………………………………………………………365 1859年 176．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6日）……………………………………………………………………………………………367 177．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8日）……………………………………………………………………………………………368 178．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3日和15日之间）…………………………………………………………………………369 179．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1日）…………………………………………………………………………………………370 180．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6日）…………………………………………………………………………………………372 181．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7日）…………………………………………………………………………………………372 182．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374 18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日）……………………………………………………………………………………………374 184．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8日）……………………………………………………………………………………………375 185．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9日）……………………………………………………………………………………………376 186．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0日）…………………………………………………………………………………………378 187．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4日）…………………………………………………………………………………………379 188．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5日）…………………………………………………………………………………………379 189．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1日）…………………………………………………………………………………………382 190．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2日）…………………………………………………………………………………………383 19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5日）…………………………………………………………………………………………383 192．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5日）…………………………………………………………………………………………384 193．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日）……………………………………………………………………………………………389 194．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4日）……………………………………………………………………………………………390 195．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0日）…………………………………………………………………………………………391 196．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6日）…………………………………………………………………………………………393 197．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2日）…………………………………………………………………………………………394 198．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5日）…………………………………………………………………………………………395 199．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日）……………………………………………………………………………………………396 200．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9日）……………………………………………………………………………………………397 201．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1日）…………………………………………………………………………………………399 202．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2日）…………………………………………………………………………………………400 203．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6日）…………………………………………………………………………………………401 204．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9日）…………………………………………………………………………………………403 205．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2日）…………………………………………………………………………………………404 206．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6日）……………………………………………………………………………………………408 207．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6日）…………………………………………………………………………………………411 208．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8日）…………………………………………………………………………………………412 209．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3日）…………………………………………………………………………………………419 210．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4日）…………………………………………………………………………………………421 211．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5日）…………………………………………………………………………………………422 212．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7日）…………………………………………………………………………………………425 213．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8日）…………………………………………………………………………………………426 214．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日）……………………………………………………………………………………………427 215．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429 216．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0日）…………………………………………………………………………………………432 217．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4日）…………………………………………………………………………………………433 218．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4日）…………………………………………………………………………………………436 219．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8日）…………………………………………………………………………………………437 220．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8日）…………………………………………………………………………………………438 22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9日）…………………………………………………………………………………………441 222．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0日）…………………………………………………………………………………………443 223．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2日）…………………………………………………………………………………………444 224．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5日）…………………………………………………………………………………………446 225．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日）……………………………………………………………………………………………449 226．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3日）……………………………………………………………………………………………451 227．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452 228．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0日）…………………………………………………………………………………………453 229．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3日）…………………………………………………………………………………………455 23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6日）…………………………………………………………………………………………457 23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5日）……………………………………………………………………………………………458 232．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8日）……………………………………………………………………………………………459 233．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1日）…………………………………………………………………………………………459 234．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2日）…………………………………………………………………………………………461 235．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462 236．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3日和27日之间）…………………………………………………………………………463 237．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7日）…………………………………………………………………………………………465 238．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8日）…………………………………………………………………………………………466 239．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3日）…………………………………………………………………………………………467 240．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5日）…………………………………………………………………………………………468 241．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0日）………………………………………………………………………………………472 242．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6日）………………………………………………………………………………………474 243．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8日）………………………………………………………………………………………475 244．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3日）…………………………………………………………………………………………476 24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4日）…………………………………………………………………………………………480 246．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7日）…………………………………………………………………………………………483 247．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6日）………………………………………………………………………………………484 248．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7日）………………………………………………………………………………………485 249．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7日）………………………………………………………………………………………485 250．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9日）………………………………………………………………………………………488 251．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6日）………………………………………………………………………………………493 252．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8日）………………………………………………………………………………………496 253．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0日）………………………………………………………………………………………498 254．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1日或12日）……………………………………………………………………………502 255．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3日）………………………………………………………………………………………503 256．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9日）………………………………………………………………………………………505 257．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0日）………………………………………………………………………………………506 第二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1856年 1．恩格斯致威廉·施特芬（4月15日）………………………………………………………………………………………511 2．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6月21日）………………………………………………………………………………………512 3．马克思致艾萨克·埃恩赛德（6月21日）…………………………………………………………………………………517 4．马克思致威廉·赛普尔斯（7月22日）……………………………………………………………………………………519 5．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8月8日）…………………………………………………………………………………………520 6．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8月11日）……………………………………………………………………………521 7．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10月23日）…………………………………………………………………………522 1857年 8．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3月25日）……………………………………………………………………………523 9．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4月16日左右）…………………………………………………………………………………524 10．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12月8日）…………………………………………………………………………………525 1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2月21日）………………………………………………………………………………526 1858年 1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2日）…………………………………………………………………………………529 1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1日）…………………………………………………………………………………533 14．（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4月14日）…………………………………………………………………………………535 15．恩格斯致鲁道夫·施拉姆（5月6日）……………………………………………………………………………………536 16．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5月11日）……………………………………………………………………………………537 17．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5月11日）…………………………………………………………………538 18．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31日）…………………………………………………………………………………539 19．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0日）…………………………………………………………………………………541 20．马克思致《新时代》编辑（不迟于7月12日）…………………………………………………………………………543 2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12日）………………………………………………………………………………545 1859年 22．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月25日）…………………………………………………………………………548 23．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1日）……………………………………………………………………………………550 2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日）……………………………………………………………………………………555 25．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4日）……………………………………………………………………………………556 2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3日）…………………………………………………………………………………560 27．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2月23日）…………………………………………………………………………………561 28．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5日）…………………………………………………………………………………561 29．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4日）…………………………………………………………………………………563 3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6日）…………………………………………………………………………………565 31．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3月17日）…………………………………………………………………………………566 3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28日）…………………………………………………………………………………567 3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4日）……………………………………………………………………………………570 3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19日）…………………………………………………………………………………571 35．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4月20日）…………………………………………………………………………………575 3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5日）……………………………………………………………………………………579 37．马克思致麦克斯·弗里德兰德（5月16日）……………………………………………………………………………580 38．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18日）…………………………………………………………………………………581 39．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5月21日）…………………………………………………………………………………587 40．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5月28日）…………………………………………………………………………………588 41．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6月2日）……………………………………………………………………………………589 4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0日）…………………………………………………………………………………590 43．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6月22日）…………………………………………………………………………………591 4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17日）………………………………………………………………………………592 45．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9月26日）………………………………………………………………………………595 4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2日）…………………………………………………………………………………597 47．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0月8日）………………………………………………………………………………600 48．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1月5日）……………………………………………………………………………………602 49．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6日）…………………………………………………………………………………603 5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14日）………………………………………………………………………………609 5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15日）………………………………………………………………………………611 52．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11月16日）………………………………………………………………………………612 5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22日）………………………………………………………………………………614 54．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1月23日）………………………………………………………………………616 55．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1月28日）………………………………………………………………………619 56．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2月22日）…………………………………………………………………………………621 附录 1．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3月28日）…………………………………………………………………………627 2．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4月12日左右）……………………………………………………………………629 3．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8月11日和13日之间）…………………………………………………………630 4．燕妮·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1857年12月8日）………………………………………………………………631 5．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9日）……………………………………………………………………………634 6．燕妮·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4月9日）…………………………………………………………………635 7．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8年5月9日以前）………………………………………………………………………636 8．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8月13日以后）……………………………………………………………………638 9．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1月4日）…………………………………………………………………………639 10．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2月23日或24日）…………………………………………………………639 注释…………………………………………………………………………………………………………………………647—738 人名索引……………………………………………………………………………………………………………………739—794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795—836 期刊索引……………………………………………………………………………………………………………………837—845 插图 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二页和第三页……………………………………………………………………45 1856年10月至1868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80—81 恩格斯绘制的1857年1月1日以来奥尔良中等棉价格变动表………………………………………………………………205 伦敦英国博物馆，马克思曾在该馆阅览室从事写作……………………………………………………………………248—249 马克思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二页………………………………………………………………………………301 马克思1858年4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311 曼彻斯特古老的切特姆图书馆，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和恩格斯在五十、六十年代曾在这里从事写作……438—439 马克思1856年6月21日给妻子燕妮·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513
马恩全集第二十八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 目录 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852年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月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2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24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月2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月2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2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2月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2月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2月1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2月1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2月1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2月2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2月2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3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3月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3月1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3月3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14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2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24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25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2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2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3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5月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5月1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1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2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5月2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24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6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7月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7月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7月1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7月1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7月2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7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5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8月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8月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1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8月1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1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8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2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9月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9月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9月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1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9月1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2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2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9月2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9月2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4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0月1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4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3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4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1月5—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1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1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1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1月2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11月2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2月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2月14日） 1853年 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1月1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月2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月2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2月1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2月2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3月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3月1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3月1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3月22［—2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4月1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4月2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4月2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2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5月2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2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3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7月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7月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7月1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8月1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8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1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9月1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9月2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0月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0月1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0月2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1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1月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1月2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1月2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2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2月1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2月14日） 1854年 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月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月1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月1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月2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2月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2月1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3月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3月1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3月1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3月2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3月2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4月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4月1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2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2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4月2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4月2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5月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5月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6月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6月1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6月1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6月1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6月2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6月2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7月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7月2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2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8月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8月2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9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9月1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9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9月2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0月）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0月1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0月2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0月2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1月1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1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1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2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2月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2月15日） 1855年 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月1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月1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月1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月3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2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2月1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3月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3月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3月1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3月2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3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4月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4月1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4月1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5月1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5月）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6月1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6月2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6月2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7月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7月1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8月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9月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9月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9月1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2月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2月1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5年12月1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2月14日） 第二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1日）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852年1月14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16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23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23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52年1月26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30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30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13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19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20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2年2月23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27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3月25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4月16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4月22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4月23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4月30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5月1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5月28日）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52年6月11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6月11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6月26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7月20日） 马克思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1852年7月22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7月30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8月初） 马克思致亨利希·布罗克豪斯（1852年8月19日）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1852年8月27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9月3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5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8日） 马克思致阿·布吕宁克（1852年10月18日）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852年11月22日） 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1852年11月底）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1852年12月3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2月7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528] 马克思致古斯达夫·泽尔菲（1852年12月28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月21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3月25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4月12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4月17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4月26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4月26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6月14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9月15日）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1853年9月26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0月初）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1853年10月13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中）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1月中）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1854年3月30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4年4月6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4年6月1日）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54年12月20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5年1月23日）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55年4月17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5年7月28日）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855年9月6日）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55年9月11日）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55年11月8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5年11月8日） 附录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7日）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9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16日）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27日）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15日）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28日）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3月10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7日）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5月15日）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6月2日）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6月14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9日）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11月4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1月24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2月12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3月底）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13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23日） 注释…………………………………………………………………………………………………………………………667—777 人名索引……………………………………………………………………………………………………………………778—83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840—875 期刊索引……………………………………………………………………………………………………………………876—885 插图 1850年至1856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索荷区第恩街28号）……………………………………………20—21 恩格斯1853年6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三页………………………………………………………………………………261 君士坦丁堡至尼什的军用道路石印图……………………………………………………………………………………324—325 马克思的夫和女儿燕妮……………………………………………………………………………………………………438—439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的第三页的一部分……………………………………………………………………505 1853年9月17日《改革报》的原版，载有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信写的《“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文的一部分………………………………………………………………………………………………600—601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目录：书信（1875年1月—1880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目录 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75年1月—1880年12月） 1875年 1．马克思致恩格斯（2—3月）……………………………………………………………………………………………………5 2．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1日）……………………………………………………………………………………………………5 3．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8日）……………………………………………………………………………………………………10 1876年 4．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4日）…………………………………………………………………………………………………13 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5日）…………………………………………………………………………………………………15 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8日）…………………………………………………………………………………………………18 7．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5日）…………………………………………………………………………………………………21 8．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6日）…………………………………………………………………………………………………22 9．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9日）…………………………………………………………………………………………………24 10．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5日）………………………………………………………………………………………………27 1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1日）………………………………………………………………………………………………30 1877年 12．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3日）………………………………………………………………………………………………32 13．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日）…………………………………………………………………………………………………35 14．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日）…………………………………………………………………………………………………36 15．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37 16．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6日）…………………………………………………………………………………………………38 17．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7日）…………………………………………………………………………………………………40 18．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7日）………………………………………………………………………………………………43 19．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1日）………………………………………………………………………………………………44 20．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5日）………………………………………………………………………………………………46 2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8日）………………………………………………………………………………………………48 22．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9日）………………………………………………………………………………………………50 23．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3日）………………………………………………………………………………………………52 24．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4日）………………………………………………………………………………………………56 25．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5日）………………………………………………………………………………………………59 26．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1日）………………………………………………………………………………………………62 27．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日）…………………………………………………………………………………………………64 28．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67 29．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7日）………………………………………………………………………………………………69 30．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5日）………………………………………………………………………………………………71 31．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底—1878年初）………………………………………………………………………………74 1878年 32．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7日）………………………………………………………………………………………………75 33．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8日）………………………………………………………………………………………………78 3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8日）………………………………………………………………………………………………80 35．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9日）………………………………………………………………………………………………83 36．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1日）………………………………………………………………………………………………83 37．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4日）………………………………………………………………………………………………84 1879年 38．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4日）………………………………………………………………………………………………87 39．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0日）………………………………………………………………………………………………89 40．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5日）………………………………………………………………………………………………91 4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5日）………………………………………………………………………………………………93 4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6日）………………………………………………………………………………………………95 4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7日）………………………………………………………………………………………………97 44．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8日）………………………………………………………………………………………………98 45．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3日）…………………………………………………………………………………………………99 46．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9日）………………………………………………………………………………………………100 47．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9日）………………………………………………………………………………………………101 48．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0日）……………………………………………………………………………………………104 49．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1日）……………………………………………………………………………………………106 50．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1日）……………………………………………………………………………………………107 5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4日）……………………………………………………………………………………………108 52．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8日左右）………………………………………………………………………………………109 1880年 53．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3日）……………………………………………………………………………………………110 第二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75年1月—1880年12月） 1875年 1．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7日）……………………………………………………………………………………113 2．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9日）……………………………………………………………………………………114 3．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月20日）…………………………………………………………………………………115 4．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月30日）…………………………………………………………………………………116 5．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2月3日）……………………………………………………………………………………117 6．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11日）……………………………………………………………………117 7．恩格斯致海尔曼·朗姆（3月18日）………………………………………………………………………………………118 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18—28日）…………………………………………………………………………119 9．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3月22日）……………………………………………………………………………………126 10．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5月5日）………………………………………………………………………………………129 11．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5月8日）……………………………………………………………………133 12．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5月8日）……………………………………………………………………………………134 13．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10日）……………………………………………………………………………………135 14．恩格斯致帕特里克·约翰·科耳曼（5月20日）………………………………………………………………………137 15．恩格斯致阿·古皮（6月14日）…………………………………………………………………………………………137 16．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18日）…………………………………………………………………138 17．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7月14日）…………………………………………………………………139 18．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1日）…………………………………………………………………………………141 19．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6日）…………………………………………………………………………………142 20．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9日）…………………………………………………………………………………142 21．马克思致海尔曼·舒马赫（9月21日）…………………………………………………………………………………143 22．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24日）…………………………………………………………………144 23．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9月27日）……………………………………………………………………………………145 24．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8日）…………………………………………………………………146 25．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0月11日）…………………………………………………………………………………147 2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2日）……………………………………………………………………………150 27．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5日）……………………………………………………………………………152 28．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1月8日）……………………………………………………………………………………155 29．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1月9日）……………………………………………………………………………………156 30．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1月9日）…………………………………………………………………………………157 31．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1月12—17日）…………………………………………………………161 32．恩格斯致保尔·克尔施滕（11月24日）………………………………………………………………………………165 33．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2月3日）…………………………………………………………………165 34．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2月4日）………………………………………………………………………166 35．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2月16日）…………………………………………………………………………167 36．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2月17日）………………………………………………………………167 1876年 37．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4日）……………………………………………………………………168 38．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4月25日）……………………………………………………………………………………170 39．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5月18日）…………………………………………………………………171 40．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14日）…………………………………………………………………172 41．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14日）…………………………………………………………………173 42．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15日）…………………………………………………………………173 43．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16日）…………………………………………………………………175 44．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30日）…………………………………………………………………176 45．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8月11日）……………………………………………………………………………………177 46．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8月15日）…………………………………………………………………178 47．恩格斯致伊达·鲍利（8月27日）………………………………………………………………………………………179 48．马克思致燕妮·龙格（8月底—9月初）…………………………………………………………………………………180 49．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8月30日）………………………………………………………………………………182 50．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1日）…………………………………………………………………………………182 51．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6日）…………………………………………………………………………………183 52．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9日）…………………………………………………………………………………184 53．马克思致伊达·鲍利（9月10日）………………………………………………………………………………………184 54．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12日）………………………………………………………………………………185 55．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15日）…………………………………………………………………186 56．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9月21日）……………………………………………………………………………187 57．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9月23日）……………………………………………………………………………………188 58．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9月30日）……………………………………………………………………………………189 59．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7日）…………………………………………………………………192 60．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0月7日）………………………………………………………………………………193 61．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10月13日）………………………………………………………………………………196 62．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0月15日）………………………………………………………………………………199 63．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0月16日）………………………………………………………………………………199 64．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0月20日）………………………………………………………………………………200 65．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20日）……………………………………………………………………………200 66．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21日）………………………………………………………………202 67．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1日）…………………………………………………………………………………203 68．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1月6日）……………………………………………………………………………………205 69．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13日）………………………………………………………………………………206 70．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1月20日）…………………………………………………………………………………207 7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1月20日）………………………………………………………………………208 72．恩格斯致古斯达夫·腊施（11月底）……………………………………………………………………………………211 73．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2月16日）…………………………………………………………………………………214 74．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2月18日）………………………………………………………………………………215 75．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21日）………………………………………………………………………218 1877年 76．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1月9日）………………………………………………………221 77．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9日）…………………………………………………………………………………222 78．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月9日）……………………………………………………………………………………223 79．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月21日）……………………………………………………………………………………225 80．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月21日）……………………………………………………………………………226 81．马克思致威廉·亚历山大·弗罗恩德（1月21日）……………………………………………………………………228 82．马克思致弗雷德里克·哈里逊（1月21日）……………………………………………………………………………229 83．马克思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1月23日）……………………………………………………………………………230 84．恩格斯致海尔曼·朗姆（1月25日）……………………………………………………………………………………231 85．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2月14日）……………………………………………………………………………………232 86．恩格斯致伊达·鲍利（2月14日）………………………………………………………………………………………233 87．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24日）…………………………………………………………………235 8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3月4日）………………………………………………………………………………235 89．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16日）…………………………………………………………………236 90．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23日）…………………………………………………………………237 9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3月24日）…………………………………………………………………………238 92．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3月26日）……………………………………………………………………………………239 93．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27日）…………………………………………………………………240 94．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29日）…………………………………………………………………241 95．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4月11日）……………………………………………………………………………………241 96．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1日）………………………………………………………………………………243 97．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17日）…………………………………………………………………244 98．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4月21日）……………………………………………………………………………………245 99．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21日）…………………………………………………………………248 100．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4月21日）…………………………………………………………………………………248 101．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23日）………………………………………………………………249 102．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4月24日）…………………………………………………………………………………250 103．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4月26日）…………………………………………………………………………………252 104．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5月3日或4日）……………………………………………………………………………253 105．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5月26日）…………………………………………………………………………………254 106．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6月25日）…………………………………………………………………………………256 107．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2日）………………………………………………………………………………259 108．恩格斯致弗兰茨·维德（7月25日）…………………………………………………………………………………261 109．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7月31日）………………………………………………………………………262 110．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31日）……………………………………………………………………………263 111．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8月1日）……………………………………………………………………………………265 112．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8月8日）……………………………………………………………………………………266 113．马克思致马耳特曼·巴里（8月15日）………………………………………………………………………………267 114．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8月18日）…………………………………………………………………………………268 115．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8月24日）…………………………………………………………………………………269 116．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9月4日）…………………………………………………………………………270 117．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7日）………………………………………………………………272 118．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0月5日）………………………………………………………………………………276 119．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2日）…………………………………………………………………………278 120．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0月13日）……………………………………………………………………………279 121．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19日）……………………………………………………………280 122．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0月23日）………………………………………………………………………………282 123．马克思致西比拉·赫斯（10月25日）………………………………………………………………………………284 124．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11月3日）………………………………………………………………………………285 125．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11月10日）………………………………………………………………………………286 126．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20日）……………………………………………………………………………290 127．马克思致西比拉·赫斯（11月29日）………………………………………………………………………………290 128．马克思致某报编辑部（12月19日）…………………………………………………………………………………291 1878年 129．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月11日）………………………………………………………………………292 130．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4日）………………………………………………………………………………294 131．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11日）……………………………………………………………………………297 132．马克思致瓦列利昂·尼古拉也维奇·斯米尔诺夫（3月29日）……………………………………………………302 133．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4月3日）……………………………………………………………………………………303 134．恩格斯致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4月3日）……………………………………………………………304 135．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4月28日）……………………………………………………………………………305 136．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4月30日）…………………………………………………………………………………305 137．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6月26日）…………………………………………………………………………………308 138．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7月13日）………………………………………………………………………………308 139．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7月15日）………………………………………………………………………………309 140．恩格斯致瓦列利昂·尼古拉也维奇·斯米尔诺夫（7月16日）……………………………………………………310 141．恩格斯致奥斯卡尔·施米特（7月19日）……………………………………………………………………………311 142．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7月30日）…………………………………………………………………………………312 143．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8月10日）………………………………………………………………314 144．马克思致乔治·里弗斯（8月24日）…………………………………………………………………………………316 145．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4日）…………………………………………………………………316 146．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9月12日）…………………………………………………………………………318 147．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9月12日）………………………………………………………………………………318 148．马克思致燕妮·龙格（9月16日）……………………………………………………………………………………319 149．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9月17日）…………………………………………………………………………………320 150．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10月3日）………………………………………………………………………………321 151．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10月10日）……………………………………………………………………………322 152．恩格斯致海尔曼·阿尔诺特（10月21日）…………………………………………………………………………324 153．马克思致某人（11月4日）……………………………………………………………………………………………324 154．马克思致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11月10日左右）………………………………………………………………325 155．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15日）…………………………………………………………332 156．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19日）……………………………………………………………………………334 157．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28日）…………………………………………………………335 158．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29日）……………………………………………………………………………337 159．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12日）……………………………………………………………………337 160．马克思致茹尔·盖得（1878年底—1879年初）……………………………………………………………………339 1879年 16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月30日）………………………………………………………………………340 162．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3月1日）………………………………………………………………………………342 163．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4月）………………………………………………………343 164．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月10日）……………………………………………………………344 165．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5月28日）………………………………………………………………………………350 166．恩格斯致古根海姆（6月16日）………………………………………………………………………………………351 16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17日）……………………………………………………………………………352 16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26日）……………………………………………………………………………353 169．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7月1日）…………………………………………………………………………356 170．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7月29日）………………………………………………………………………………358 17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4日）………………………………………………………………………………359 172．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8月7日）…………………………………………………………………………………361 17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8月19日）……………………………………………………………………………………362 174．恩格斯致卡尔·赫希柏格（8月26日）………………………………………………………………………………363 175．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9月8日）…………………………………………………………………………364 176．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9月15日）………………………………………………………………………366 177．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9月17—18日）…368 178．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9月18日）…………………………………………………………………………………384 179．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9月19日）……………………………………………………………385 180．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9日）………………………………………………………………386 18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9月24日）………………………………………………………………………391 182．马克思致贝尔塔·奥古斯蒂（10月25日）…………………………………………………………………………392 183．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14日）…………………………………………………………………………393 18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14日）……………………………………………………………399 185．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24日）…………………………………………………………………………400 186．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12月3日）………………………………………………………………………………404 187．马克思致某人（12月11日）…………………………………………………………………………………………405 18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2月16日）…………………………………………………………………………405 189．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19日）……………………………………………………………………408 190．恩格斯致阿梅莉亚·恩格尔（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411 1880年 191．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10日）……………………………………………………………………………412 192．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2月17日）…………………………………………………………………………………414 193．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3月26日）……………………………………………………………………………415 194．恩格斯致赫·迈耶尔（3月底）………………………………………………………………………………………415 195．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月1日）…………………………………………………………………………416 196．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5月4日）……………………………………………………………………………………419 197．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5月4—5日左右）…………………………………………………………………………420 19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初）…………………………………………………………………………………420 199．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6月27日）…………………………………………………………………423 200．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7月22日）……………………………………………………………424 201．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8月2日）………………………………………………………………426 202．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8月5日）………………………………………………………………427 203．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8月17日）………………………………………………………………………429 20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30日）………………………………………………………………431 205．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9月3日）……………………………………………………………………………………432 206．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9月3日）……………………………………………………………………………………433 207．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9月9日）……………………………………………………………………………………434 208．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9月12日）……………………………………………………………438 209．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9月12日）…………………………………………………………………………………440 210．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9月29日）…………………………………………………………………………443 211．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和某人（10月5日）………………………………………………………………………443 212．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0月12日）……………………………………………………………………444 213．恩格斯致哈·考利茨（10月28日）…………………………………………………………………………………445 214．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11月4日）…………………………………………………………………………………446 215．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5日）………………………………………………………………449 216．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5日）………………………………………………………………454 217．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1月12日）………………………………………………………………………454 218．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11月13日）……………………………………………………………………………455 219．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2月8日）………………………………………………………………………456 220．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24日）……………………………………………………………………457 221．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2月29日）………………………………………………………………………………458 附录 1．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5年10月25日）………………………………………………………………461 2．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6年8月16日和20日之间）…………………………………………462 3．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6年11月25日）………………………………………………………………465 4．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1月20日或21日）………………………………………467 5．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8年6月8日）…………………………………………………………………471 6．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1880年10月1日）………………………………………………………………………472 7．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摘录）（1880年10月27日）……………………………………………………………475 8．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搞录）（1880年10月31日）……………………………………………………………476 9．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1880年11月23日）………………………………………………………………………477 10．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书信的内容摘记………………………………………………………………………………479 11．恩格斯关于他的妻子莉·白恩士逝世的讣告…………………………………………………………………………481 注释…………………………………………………………………………………………………………………………485—563 人名索引……………………………………………………………………………………………………………………564—608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609—634 期刊索引……………………………………………………………………………………………………………………635—643 插图 卡尔·马克思（七十年代下半期）………………………………………………………………………………………86—87 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梅特兰公园路41号），从1875年3月到逝世马克思一直住在这里……………………126—127 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的第一页………………………………………………………………………………131 恩格斯1875年11月12—17日给拉甫罗夫的信的第一页……………………………………………………………………159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女儿燕妮………………………………………………………………………………………………180—181 马克思1877年11月10日给布洛斯的信的第一页……………………………………………………………………………287 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318—319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432—433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468—469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目录：书信（1870年7月-1874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目录 第一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70年7月-1874年12月） 1870年 1．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0日）……………………………………………………………………………………………………5 2．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2日）……………………………………………………………………………………………………8 3．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8日）…………………………………………………………………………………………………11 4．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9日）…………………………………………………………………………………………………14 5．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1日）…………………………………………………………………………………………………15 6．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日）……………………………………………………………………………………………………21 7．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3日）……………………………………………………………………………………………………24 8．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日）……………………………………………………………………………………………………26 9．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4日）……………………………………………………………………………………………………30 10．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5日）…………………………………………………………………………………………………31 1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32 1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0日）………………………………………………………………………………………………36 1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2日）………………………………………………………………………………………………39 14．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5日）………………………………………………………………………………………………39 15．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5日）………………………………………………………………………………………………40 16．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7日）………………………………………………………………………………………………45 17．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0日）………………………………………………………………………………………………47 18．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2日）………………………………………………………………………………………………49 19．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0日）………………………………………………………………………………………………50 20．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日）…………………………………………………………………………………………………51 21．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4日）…………………………………………………………………………………………………53 22．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6日）…………………………………………………………………………………………………56 23．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7日）…………………………………………………………………………………………………58 2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0日）………………………………………………………………………………………………61 25．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2日）………………………………………………………………………………………………64 26．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3日）………………………………………………………………………………………………66 27．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4日）………………………………………………………………………………………………67 28．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6日）………………………………………………………………………………………………69 1871年 29．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8日）………………………………………………………………………………………………71 30．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9日）………………………………………………………………………………………………72 3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1日）………………………………………………………………………………………………73 3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3日）………………………………………………………………………………………………74 3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4日）………………………………………………………………………………………………75 3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8日）…………………………………………………………………………………………………76 1873年 35．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3日）………………………………………………………………………………………………78 3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4日）………………………………………………………………………………………………79 37．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5日）………………………………………………………………………………………………80 38．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6日）………………………………………………………………………………………………81 39．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0日）………………………………………………………………………………………………82 40．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1日）………………………………………………………………………………………………86 4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9日）………………………………………………………………………………………………90 42．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30日）………………………………………………………………………………………………92 43．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0日）………………………………………………………………………………………………93 44．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3日）…………………………………………………………………………………………………95 45．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9日）…………………………………………………………………………………………………97 46．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9日）……………………………………………………………………………………………98 47．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30日）…………………………………………………………………………………………100 48．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5日）……………………………………………………………………………………………103 49．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7日）……………………………………………………………………………………………105 50．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0日）…………………………………………………………………………………………107 5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1日）…………………………………………………………………………………………109 1874年 52．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5日）……………………………………………………………………………………………110 53．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1日）……………………………………………………………………………………………112 54．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4日）………………………………………………………………………………………………114 55．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2日）……………………………………………………………………………………………115 56．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4日）……………………………………………………………………………………………116 57．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日）………………………………………………………………………………………………117 58．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5日）………………………………………………………………………………………………119 59．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8日）……………………………………………………………………………………………122 60．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1日）……………………………………………………………………………………………124 第二部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70年7月—1874年12月） 1870年 1．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7月26日）……………………………………………………………………………………131 2．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7月28日）……………………………………………………………………132 3．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29日）…………………………………………………………………………………136 4．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8月2日）………………………………………………………………………………137 5．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8月2日）………………………………………………………………………………………141 6．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8月3日）………………………………………………………………………………………142 7．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8月5日）………………………………………………………………………………………143 8．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8月6日）…………………………………………………………………………………………143 9．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8月7日）………………………………………………………………………………………144 10．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8月12日）……………………………………………………………………………………145 11．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8月15日）……………………………………………………………………………………145 12．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日）……………………………………………………………………147 13．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9月2日）………………………………………………………………………………149 14．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4日）……………………………………………………………………………………150 15．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9月12日）………………………………………………………………………151 16．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9月14日）………………………………………………………………………………153 1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9月14日）………………………………………………………………………………156 18．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14日）…………………………………………………………………………………156 19．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9月14日）…………………………………………………………………………158 20．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9月15日）…………………………………………………………………………158 21．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9月16日）………………………………………………………………………159 22．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23日）…………………………………………………………………………………161 23．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0月19日）……………………………………………………………………163 24．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11月11日）…………………………………………………………………………………164 25．马克思致荷兰和佛来米的国际会员（12月3—9日之间）……………………………………………………………165 26．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3日）……………………………………………………………………………166 27．恩格斯致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12月17日）………………………………………………………………………170 28．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2月19日）………………………………………………………………………170 1871年 29．马克思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月13日）…………………………………………………………………………173 30．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月18日）……………………………………………………………………………………174 31．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月21日）……………………………………………………………………………176 32．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21日）…………………………………………………………………178 3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4日）…………………………………………………………………………………179 3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2月4日）………………………………………………………………………………………184 35．马克思致约翰·雅科比（2月4日）………………………………………………………………………………………188 36．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27日）…………………………………………………………………189 37．马克思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3月2日）……………………………………………………………………………189 38．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3月10日）……………………………………………………………191 39．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3月10日）…………………………………………………………………………………192 40．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3月23日）……………………………………………………………………………………195 41．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3月30日）……………………………………………………………………………………198 42．恩格斯致菲力浦·克楠（4月5日）………………………………………………………………………………………199 43．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5日）…………………………………………………………………………………201 44．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6日）…………………………………………………………………………………202 45．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0日左右）…………………………………………………………………………205 46．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2日）………………………………………………………………………………206 47．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3日）………………………………………………………………………………208 48．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3日）………………………………………………………………………………209 4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7日）………………………………………………………………………………210 50．恩格斯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4月19日）……………………………………………………………………………211 51．恩格斯致弗朗西斯科·莫拉（4月20日左右）…………………………………………………………………………213 52．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20日）………………………………………………………………………………214 53．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20日左右）……………………………………………………………216 54．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4月26日左右）……………………………………………………………………………217 55．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28日）………………………………………………………………………………219 56．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4日）…………………………………………………………………………………221 57．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4日）…………………………………………………………………………………222 58．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5日）…………………………………………………………………………………223 59．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5月10日）……………………………………………………………………………………224 60．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和路易·欧仁·瓦尔兰（5月13日）………………………………………………………226 61．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6月12日）………………………………………………………………………227 62．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6月13日）………………………………………………………………230 63．马克思致女儿燕妮、劳拉和爱琳娜（6月13日）………………………………………………………………………231 64．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6月16日）…………………………………………………………………………………233 6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18日）………………………………………………………………………………236 66．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22日）………………………………………………………………………………237 67．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7月1—3日）………………………………………………………………………………240 68．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10日）………………………………………………………………………………246 69．马克思致莱昂·比果（7月11日）………………………………………………………………………………………247 70．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7月12日）…………………………………………………………………248 71．马克思致阿·奥·拉特森（7月12日）…………………………………………………………………………………249 72．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7月16日）…………………………………………………………………………………250 73．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7月21日）…………………………………………………………………………………255 74．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7月22日）………………………………………………………………255 75．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7月24日）…………………………………………………………………………………256 76．马克思致查理·卡隆（7月26日）………………………………………………………………………………………257 7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27日）………………………………………………………………………………257 78．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迟于7月27日）………………………………………………………………………259 79．马克思致尼古拉·伊萨柯维奇·吴亭（7月27日）……………………………………………………………………260 80．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7月28日）…………………………………………………………………………………262 81．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7月28日）…………………………………………………………………………………271 82．恩格斯致汉普斯泰特“天意修女”修道院院长（8月初）………………………………………………………………272 83．恩格斯致菲力浦·克楠（8月4日）………………………………………………………………………………………273 84．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8月9日）……………………………………………………………………275 85．马克思致泰奥多尔·科尔（8月10日）…………………………………………………………………………………277 86．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8月10日）…………………………………………………………………………………278 87．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8月14日）……………………………………………………………………………………281 88．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不早于8月14日）…………………………………………………………………………282 89．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中）……………………………………………………………………………………283 90．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8月25日）……………………………………………………………………………284 91．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8月25日）……………………………………………………………………………………285 92．马克思致蒙丘尔·丹尼尔·康韦（8月29日）…………………………………………………………………………287 93．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3日）……………………………………………………………………288 9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5日）……………………………………………………………………289 95．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9月6日）……………………………………………………………………………290 96．恩格斯致“密勒和理查”公司（9月9日以后）…………………………………………………………………………291 97．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11日）………………………………………………………………………………292 98．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2日）…………………………………………………………………294 99．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12日）…………………………………………………………………296 100．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9月13日）…………………………………………………………………………………297 101．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9月15日）………………………………………………………………………………297 102．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9月23日）…………………………………………………………………………………298 103．马克思致古斯达夫·克瓦斯内夫斯基（9月29日）…………………………………………………………………299 104．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5日）………………………………………………………………300 105．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1日）………………………………………………………………………………302 106．恩格斯致恩利科·比尼亚米（10月13日）…………………………………………………………………………303 107．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3日）………………………………………………………………………………303 108．马克思致约翰·黑尔斯（10月14日）………………………………………………………………………………304 109．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0月19日）…………………………………………………………………304 110．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9日）………………………………………………………………………………305 111．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20日）………………………………………………………………………………306 112．恩格斯致《玫瑰小报》编辑部（10月20日）………………………………………………………………………306 113．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10月21日）……………………………………………………………………………307 11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25日左右）…………………………………………………………………………310 115．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底）……………………………………………………………………………………311 116．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1月4日）……………………………………………………………………………311 117．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4日）…………………………………………………………………………………314 118．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6日）………………………………………………………………315 119．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11月6日）……………………………………………………………………………316 120．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9日）……………………………………………………………317 121．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9日）………………………………………………………………320 12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9日）……………………………………………………………………………322 123．马克思致卡尔·施佩耶尔（11月10日）……………………………………………………………………………323 124．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1月13日）……………………………………………………………………………324 125．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16日）………………………………………………………………………………326 126．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1月17日）…………………………………………………………………………327 127．马克思致茹尔·若昂纳尔（11月18日）……………………………………………………………………………328 128．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18日）………………………………………………………………………………329 129．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11月22日）……………………………………………………………………………329 130．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11月23日）………………………………………………………………………330 131．恩格斯致卡尔梅洛·帕拉迪诺（11月23日）………………………………………………………………………338 132．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1月24日）…………………………………………………………………………341 133．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1月24—25日）……………………………………………………344 134．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1月25日）………………………………………………………………………………351 135．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波托茨基（11月25日）…………………………………………………………352 136．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波托茨基（11月29日）…………………………………………………………353 137．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9日）……………………………………………………………353 138．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1月29日）……………………………………………………………356 139．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2月9日）…………………………………………………………………………………358 140．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15日）…………………………………………………………………………360 141．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2月18日）………………………………………………………………………………365 142．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2月30日）………………………………………………………………………………366 1872年 143．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2日）………………………………………………………………………………370 144．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3日）………………………………………………………………………………372 145．马克思致马耳特曼·巴里（1月7日）…………………………………………………………………………………373 146．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第一稿（1月6日左右）…………………………………………………………………374 第二稿（1月14—15日）………………………………………………………………………………………………376 147．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18日）……………………………………………………………………………378 148．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月19日）………………………………………………………………383 149．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月19日）…………………………………………………………………………………384 150．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月19日）…………………………………………………………………………………388 151．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月24日）………………………………………………………………………………389 152．恩格斯致商业职工支部（1月26日左右）……………………………………………………………………………397 153．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1月29日）………………………………………………………………………………398 154．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2月1日）………………………………………………………………………………400 155．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2月1日）……………………………………………………………………………………401 156．马克思致拉沙特尔出版社（2月9日）…………………………………………………………………………………402 157．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2月12日）………………………………………………………………………………403 158．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15日）……………………………………………………………………………404 159．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2月16日）………………………………………………………………………407 160．恩格斯致朱泽培·贝内代蒂（2月18日）……………………………………………………………………………409 161．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2月24日）……………………………………………………………………………410 162．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2月26日）…………………………………………………………………………………412 163．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2月28日）…………………………………………………………………………………413 164．恩格斯致西吉兹蒙特·波克罕（3月初）………………………………………………………………………………415 165．恩格斯致路易·皮奥（3月7日）………………………………………………………………………………………416 166．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3月7日）……………………………………………………………………………………420 167．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8日）…………………………………………………………………420 168．马克思致艾米尔·埃德（3月9日）……………………………………………………………………………………422 169．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3月11日）…………………………………………………………………………………422 170．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3月11日）…………………………………………………………………………………427 171．恩格斯致路易·皮奥（3月中）…………………………………………………………………………………………429 172．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5日）………………………………………………………………430 173．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7日）………………………………………………………………432 174．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3月18日）……………………………………………………………………………433 175．恩格斯致切扎雷·贝尔特（3月21日）………………………………………………………………………………434 176．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3月21日）…………………………………………………………………………………435 177．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3月21日）………………………………………………………………………………442 178．恩格斯致詹纳罗·博维奥（4月16日）………………………………………………………………………………443 179．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4月22—23日）………………………………………………………………………445 180．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23日）……………………………………………………………………………449 181．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5月3日）……………………………………………………………………………453 182．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7日）………………………………………………………………………………455 183．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5月7—8日）……………………………………………………………………………458 184．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5月9日）…………………………………………………………………………464 185．恩格斯致费拉拉工人协会（5月10日）………………………………………………………………………………465 186．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15—22日）……………………………………………………………………466 187．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23日）………………………………………………………………470 188．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27日）………………………………………………………………471 189．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27—28日）……………………………………………………………………472 190．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5月28日）……………………………………………………………478 191．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5月28日）……………………………………………………………………………480 192．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29日）………………………………………………………………481 193．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5—6日）…………………………………………………………………………482 194．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6月10日）………………………………………………………………………………484 195．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6月14日）………………………………………………………………………487 196．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6月14日）………………………………………………………………………………489 197．恩格斯致“无产者解放社”（6月14日）……………………………………………………………………………490 198．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21日）………………………………………………………………491 199．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7月2日）…………………………………………………………………………………494 200．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7月5日）…………………………………………………………………………………497 201．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7月9日）…………………………………………………………………………………499 20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9日）………………………………………………………………………………500 203．恩格斯致乌果·巴托雷利（7月18日）………………………………………………………………………………501 20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23日）……………………………………………………………………………503 20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29日）……………………………………………………………………………503 206．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7月底）………………………………………………………………………………………504 207．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8月4日）…………………………………………………………………………………506 208．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8月4日）…………………………………………………………………………………508 209．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8月5日）…………………………………………………………………………509 210．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8月7日）………………………………………………………………………512 211．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8月15日）……………………………………………………………513 212．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8月15日）……………………………………………………………………………514 213．恩格斯致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8月19日）………………………………………………………………515 214．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24日）……………………………………………………………………………517 21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26日）……………………………………………………………………………518 216．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9月初）………………………………………………………………………………………518 217．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1日）………………………………………………………………519 218．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10月1日）…………………………………………………………………………………524 219．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5日）………………………………………………………………525 220．马克思致某人（10月12日）…………………………………………………………………………………………527 221．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4日）………………………………………………………………………………529 222．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0月16日）………………………………………………………………………530 223．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0月29日）……………………………………………………………………………531 22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日）………………………………………………………………532 225．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16日）……………………………………………………………535 226．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1月19日）…………………………………………………………………………………541 227．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25日）…………………………………………………………542 22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7日）………………………………………………………………543 229．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赛拉叶（12月9日）……………………………………………………………………………546 230．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2月12日）…………………………………………………………547 231．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14日）……………………………………………………………549 232．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21日）……………………………………………………………551 233．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12月30日）……………………………………………………………………………553 1873年 23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4日）…………………………………………………………………555 235．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月18日）……………………………………………………………560 236．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1月29日）………………………………………………………………………………562 237．马克思致阿里斯提德·方通（2月1日）………………………………………………………………………………563 238．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2月11日）………………………………………………………………………564 239．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2月12日）…………………………………………………………………………565 240．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12日）……………………………………………………………………………568 241．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3月11日）………………………………………………………………………570 242．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3月18日）………………………………………………………………………………571 243．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20日）………………………………………………………………572 244．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3月22日）……………………………………………………………577 245．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22日）………………………………………………………………578 246．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月7日）…………………………………………………………………………579 247．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3日）…………………………………………………………………580 24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14日）………………………………………………………………586 249．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0日）……………………………………………………………………………590 250．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日）………………………………………………………………………………595 251．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7月10日）……………………………………………………………………………597 252．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7月26日）………………………………………………………………598 253．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8月12日）……………………………………………………………603 254．恩格斯致约翰·德·摩尔根（9月18日左右）………………………………………………………………………604 255．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20日）………………………………………………………………………………606 256．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24日）………………………………………………………………………………606 257．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7日）………………………………………………………………607 25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5日）……………………………………………………………610 1874年 25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19日）……………………………………………………………………………614 260．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27日）……………………………………………………………………………615 261．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14日）………………………………………………………………619 262．恩格斯致威廉·布洛斯（2月21日）…………………………………………………………………………………620 263．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27日）………………………………………………………………621 264．马克思致乔治·穆尔（3月26日）……………………………………………………………………………………622 265．马克思致乔治·穆尔（3月28日）……………………………………………………………………………………624 266．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4月19日）…………………………………………………………………………………626 267．马克思致燕妮·龙格（4月20—24日之间）………………………………………………………………………628 268．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5月12日）……………………………………………………………………………629 26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5月18日）……………………………………………………………………………630 270．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6月1日）………………………………………………………………………………632 271．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24日）……………………………………………………………………………634 272．恩格斯致燕妮·龙格（8月2日）………………………………………………………………………………………635 273．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4日）…………………………………………………………………636 27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4日）………………………………………………………………………………639 27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10日）……………………………………………………………………………640 276．马克思致燕妮·龙格（8月14日）……………………………………………………………………………………640 277．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2—17日）………………………………………………………643 278．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20日）……………………………………………………………………………649 279．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0月15日）………………………………………………………………………………650 280．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0月17日）…………………………………………………………………………651 281．恩格斯致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10月20日左右）…………………………………………………652 附录 1．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8月10日）…………………………………………………………655 2．爱琳娜·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8月12日）………………………………………………………657 3．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8月18日左右）……………………………………………………658 4．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9月13日左右）……………………………………………………659 5．燕妮·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1871年6月13日左右）……………………………………………………………661 6．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10月3日）…………………………………………………663 7．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1871年12月21—22日）………………666 8．爱琳娜·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1年12月29日）………………………………………………………673 9．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2年1月22日）…………………………………………………676 10．爱琳娜·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2年1月23日）………………………………………678 11．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鲁伊治·斯蒂凡诺尼（1872年2月29日）…………………………………………………680 12．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2年5月3日）…………………………………………………681 13．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2年5月26日）…………………………………………………………683 14．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1872年6月27日）……………………685 注释……………………………………………………………………………………………………………………689—815 人名索引………………………………………………………………………………………………………………816—867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868—904 期刊索引………………………………………………………………………………………………………………905—916 插图 卡尔·马克思（七十年代中期）……………………………………………………………………………………………4—5 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83 一份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扉页，上面有马克思的题字………………………………………………………………423
五马歇尔援助计划：美国改变方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五马歇尔援助计划：美国改变方针 欧洲发生了危机吗？ 美国的经济问题 美国的劳工 马歇尔计划是怎样实施的 人们回忆起战后年代时，通常都会首先怨到马歇尔计划和冷战的开始。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12日向国会的一次讲演中正式发动了冷战。他号召给希腊和土尔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概括出后来人所共知的杜鲁门主义的要点：“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反对被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试图征服的自由的人民”（耶今，第283页）。 6月5日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一项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应该帮助起草这项计划并且提供支持，“以便使之对我们来说是实际可行的”。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建议几年之内每年要求美国拿出50亿或60亿美元。如果说马歇尔计划限于欧洲，紧跟着对日本的政策也有了同样的改变，美国政府在1947年11月要求日本政府制定一个经济恢复计划，保证“日本经济尽早恢复平衡”（J·哈利戴，第187页）。 美国想法的转变对恢复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也是互相联系的。一位白宫助手把马歇尔计划称为“行动中的杜鲁门主义”（耶今，第321页）。 欧洲发生了危机吗？ 历史学家对于美国为什么决定允许它自己积极参与欧洲的恢复问题的意见颇不一致。没有争议的问题是恢复需要美国继续以现有水平进行援助。关键是在马歇尔以前美国没有打算提供这样的援助。1946年的食品援助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显然是要证明西欧工业的恢复在此基础上有了进展。 尽管现在食品和原材料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得到，但是欧洲缺少美元购买。欧洲对美国有巨大赤字。1946年的出口不到进口的四分之一，而且1947年的收支状况仍无改善。欧洲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赤字从1946年的58亿美元上升到1947年75亿美元。大部分是通过美国贷款筹集的（见图5.1）。而贷款常常附加苛刻的条件（比如给英国的贷款）。黄金和美元的储备迅速减少。马歇尔援助计划通过的前2年，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新的资金来源对维持必不可少的进口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和日本都没有垮台（与后来许多估计相反）。1946－1947年严酷的寒冬使恢复又倒退了。但是这离经济崩溃还很远。既使在1947第一季度（当时受到气候的严重影响），欧洲工业生产比去年同一季度仍高16％。它恢复得很快：1947年最后一个季度产量比1946年最后一个季度高12％。但是这种生产水平，也必须靠用美元购买必须的进口物资才能维持，更不用说进一步提高生产了。欧洲的危机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 显然，要判断欧洲和日本没有美国的继续援助会怎样过下去，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困难的。华盛顿相信什么事将会发生，而且为什么它认为这种前途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显然很简单的问题也成了有各种不同解释的难题。 美国高级外交官J·M·琼斯私下这样概括了当时欧洲的前景：“如果允许这个地区螺旋式地下降到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最好的话，他们也要从美国的轨道脱离出去，并且实行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最差的话他们将进入俄国的轨道。那样我们将单独面对全世界。这个代价是什么，是我们用来进行武装的钱和我们的经济孤立吗？我看我们不可能避免比1929—1932年更严重的萧条，并且把极其沉重的税金花在我们被迫在全世界承担的义务上”（霍罗威兹，第126—127页）。 人们有力地论证说欧洲独立的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真实的可能性——真正的迫切问题，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条件，而是它的形式，“它将是合作的还是竞争的”，“华盛顿正确地觉察到没有美国参加的恢复对美国的利益是一个基本的威胁”（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337—338页）。但是把美国关在欧洲市场外的主张是不能持久的。 欧洲各国的经济距离发展成独立的联合体，即贸易主要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还差得很远。1947年他们互相出口量按实际价格计算，只是1938年的一半多。从世界其它的地方（包括美国）进口只是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然而，欧洲从美国买的商品比战前多90％。1947年美国的出口占欧洲进口的27％，而1938年是10％。欧洲把能得到的每一个美元都花在购买美国食品，原料和资本货物。欧洲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非常不稳定的位置，难以开辟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样做将是孤注一掷，只有得不到美国的帮助才会采取。 英国可能是个例外。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主要大陆国家或日本要稳定得多。实际上，英国财政部已经考虑了得不到美国贷款，又得不到大量马歇尔援助的后果。1946年初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拟定了一个“不包括美国的、英磅基础上的多边体制”计划。其基本思想是建立一个扩大的英磅区——包括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王国——在这个区域内美元将被严格地汇集在一起，并且控制进口。但是该文件承认欧洲国家的支持“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的政策应当建立在这样事实的基础上，即在一个破产者的世界上，有一半偿付能力的就是国王”（克拉克，第141页）。凯恩斯嘲笑这种主张，发问道：“（其它欧洲国家）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破裂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是为了借给我们他们还没有得到的钱吗？”（同上，第135页）。 1947年中期，这些财政部官员讨论“不多的马歇尔援助”的意义时，他们对单独进行下去变得很悲观。谈到欧洲美元共同资金时就想用一项有节制的建议来代替，就是签订一系列双边协定，这项协定“主要是和较强国家（即澳大利亚、新西兰、艾莱［注：艾莱（Eire）——爱尔兰共和国的旧名称。——译者注］、丹麦）签订，而不是和那些看来要耗费掉我们很多钱并在分配很少的供应时提出许多难题的国家”（同上，第178页）。认识到英国不能履行自由贸易和支付的义务时，新文件不再谈“走出”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贸易组织，也不再谈建立以英磅区为中心的平行组织的问题。 它承认进口项目应当削减，尽管“要不砍这个计划是极端困难的，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就会面临工业生产活动的衰退的前景——逐渐下降到德国当今那样的困境”（同上，第177页）。它也预见了需要“采取相当于全国总动员的激烈的行动；扩大出口生产（如煤炭和纺织品），刺激节省进口的生产（如农业），并且停止长期基本建设项目……建筑和投资计划一般应当大幅度削减，以节省木材、钢和人力。我们没有资源满足我们的基本消费需要，加上出口，再加上投资”（同上，175—178页）。 因此即使处境最好的、有可能得到马歇尔援助的国家，如果没有这种援助也非常虚弱，以致只有令人绝望的未来。用财政部的话说，这是“走投无路”的境地。马歇尔援助不是诱使欧洲离开相互合作的可行的资本主义道路和离开美国独立道路的诱饵。 它也不是使欧洲免于立即走上俄国的轨道的诱饵。欧洲的共产党并没有做好准备发动莫斯科鼓动的武装起义。只有希腊共产党有夺取国家政权的强烈图谋，它这样做也破坏了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讨论中将西腊［此处疑为“希腊”之误——校对者注］让给了西方势力范围。1946年初有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凯南认为，苏联领导人设想只有在另一次帝国主义间战争之后才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革命动乱”。与此同时，“国外民主进步分子将被利用来对资本主义政府施加压力，使他们沿着与苏联利益相一致的路线走”（凯南，第548页）。他接着说，共产党将被用来“增加社会和劳资的动乱”，要求那些对经济或国家不满的人“寻求纠正的办法，但不是从调停和妥协中寻找这种办法，而是从发动暴力斗争使社会发生其它解体中寻找这种办法”（同上，第555页）。但是共产党在1946年的行动证明他在这点上是错误的（见第四章）。 尽管进行了这样的辩解，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楚地“看见共产党的活动是西欧目前困难的根源”（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凯南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说，“美国对欧洲援助的努力不应当是为了对付共产主义的斗争，而是为了恢复经济繁荣和欧洲社会的活动”（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376页）。但是它也注意到“共产党人正利用欧洲的危机”，而美国援助“的目的应该，换句话说，不是为了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而是针对经济失调，这种失调使欧洲社会易受任何和各种极权主义运动的利用，而且俄国共产主义现在正在利用它”（凯南，第336页）。 因此，美国确实感到欧洲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这不过是由于共产党实行的政策。关键的一点是，如果工人阶级的条件没有改善——更不用说它进一步恶化——那么大规模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突然爆发。共产党直到目前虽然尽了力使这样的反应变得无害，今后也许会在普通老百姓的压力下领导这场斗争。不这样做将会危害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在共产党力量较弱的地方，社会党就会受到同样压力。“共产主义的威胁”是真实的。但是危险在于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会激起人们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化、计划化和工人控制，而不管共产党的政策如何。 欧洲和日本资产阶级的状况使他们不能解决他们身受的这种压力。如果美国对欧洲的阶级斗争袖手旁观，那里很可能出现社会主义。而要推测社会主义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可能是毫无结果的。当杜鲁门总统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在1947年9月告诉一群国会议员说，“我们必须实行一项临时缓和援助计划，直到马歇尔计划开始生效，否则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将垮台，奥地利也是一样，而且在最终结果上，整个欧洲都将成的共产主义的”（耶今，第328页），但这不是一个荒唐的想法。 一位美国官员在1947年2月的一次企业家会议上把这一基本观点说得更加清楚：“如果美国的世界贸易计划失败，就将加速国有化在世界其它国家中的扩展……在反对这一席卷全球的运动中，我们不能一意孤行。如果每个主要国家都走向社会主义，要在美国保留真正的私人企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极其困难的”（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338页）。 因此美国的基本任务就是重新组织提供欧洲恢复所必须的资金——用保证维护有效的资本主义控制的计划来代替现行的实用主义的安排。外交事务高级顾问凯南在1947年初讨论法国和日本形势时，对这个问题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这是一个实行“财政和社会纪律的严格措施”的问题（第330页）。J·M·琼斯后来写道：“信心不足。1947年1月21日的《世界报告》发表了一篇关于欧洲恢复情况的报导。它的结论是欧洲的恢复开始停滞。部分是由于缺乏信心和缺少能干的工人，但更主要的是寡助和受挫的感觉，这种感觉降低和损害了政府的权威”（第83页）。 美国的经济问题 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主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及日本）的前途，而这又完全涉及美国的利益。但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也起了作用。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见第二章），美国在1946年初利润造很高的。但是数量空前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美国商业部的《现代企业概览》描述了对经济不稳定的普遍担心：“现有的大量现金存款和流动债券往往被看作是通货膨胀性的繁荣和崩溃的征兆，就象上次大战后时期内发生的那样”（1946年2月，第31页）。 向和平生产的转变进行得比所担心的要顺利得多。1945年和1946年间产量下降了820亿美元（1972年价格），实际上所有这些下降都是由于政府的军事开支。私人生产仅下降了120亿美元，或3％，尽管政府从私人的购买额削减了1020亿美元（大部分是军需品）。差额被消费和房屋建筑的增长（分别是300亿美元和10亿美元）、企业固定投资和重建库存的大幅度增长（分别是15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和180亿美元净出口的增长（主要到欧洲和日本）所弥补。当控制取消后，由于放松了被压抑的要求，私人开支得到了鼓励。 战争期间流动资金有了很大增长。私人存款超过了私人收入的20％。尽管高收入阶层占储蓄的大部分，但仍普遍渴望得到消费品。实际纳税后利润的份额从1949年［注：疑有误，可能为1939或1945——校者注）的9％到1946年的7％。但是这可能被忽视了，因为这种下降被迅速的通货膨胀掩盖了。利润看起来较高，因为库存价值增长，而这又完全是物价提高的结果，这种价格的增长被错认为是利润了。此外，利润较高也是因为折旧提成不足，折旧提成基于机器的价格，而不是基于替换它的成本。用这种错误方法计算出的利润看起来既高，增长又迅速。公司又有许多流动资金，几乎没什么债务。因此，对新的资本货的需求十分强烈。 高开支使退役人员较顺利地被吸收。1945年至1946年，军队中的就业人数下降了800万人，而民用工作人数上降［注：疑为“升”字之误——校对者］了近400万。失业者从战争结束时80万的低点上升到1946年3月的270万人（年底下降到210万人）。因此显然有200万人左右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增加了，一些战时的老工人退休了。最重要的是有225万女工失去了她们的工作。 电影《铆工罗西》反映了当时一种流行的做法，许多妇女仅几年前被拉到战时工厂中去工作，现在又突然被遣散回家照顾孩子。私人部门就业的增长几乎正好被工作小时数的减少所抵销，（工作时间从1945年1月的45.4小时减少到1946年的40.4小时）。这是由于加班减少，特别是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时间从战争结束以来并没有什么变化。 马歇尔计划对美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出口方面。1946年净出口增加占非政府开支总增加的近1／5。这个增长防止了军费开支下降可能引起的衰退。1946年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1947年第二季度，当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讨论最激烈时，净出口达年率124亿美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而它的重要性甚至比这个数字表明的还要大。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是通过消费开支实现的，主要依赖于工人们的就业。如果出口减少，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就得失业。1946年出口了16％的农业机器，20％的货车和卡车，10％的钢产品和40％的小麦。如果生产出口商品的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开支将会下降。美国对消费品的需求将受到打击，导致工人失去工作。这种“乘数”效果的程度是很难计算的。但是出口对全面就业的重要性肯定比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得多。因此美国的开支很易受欧洲国家购买美国出口品的能力的影响。美国高级官员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变化。《总统经济报告》（1948年）说：“外国利用美国的贷款和他们自己的黄金和美元的速度正在使这些资金迅速消失，一些国家从美国进口的能力正在耗尽。许多国家不得不更严格地限制他们从美国的购买”（第26页）。 1947年春在马歇尔讲话前几个星期，艾奇逊在一次讲话中生动地强调了美国出口的重要性：“160亿美元的商品是很难想象的。它代表着美国全部男人和妇女一个月的劳动……当国内转变的过程完成时，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比战前更依赖出口，以维持我们的经济已经习惯了的商业活动的水平……继续保持政治的稳定，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使我们的恢复比预期的慢得多。因此，外国对美国产品的急需在1948年并没有减弱，然而外国对商品的支付能力只是稍有提高。在现在许可的条件下将有一大笔钱用来弥补下一年的赤字。但是这笔钱将在1948年下半年迅速减少……我们必须把欧洲和亚洲这两个大车间的修复工作向前推进，这两个大陆的最后恢复取决于德国和日本”（约翰斯，第277页一278页）。 约翰斯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预计在几个月内将发生一次轻微的经济衰退；如果由于外国无支付能力使预期出口下降，加上国内经济的虚弱，那么衰退对美国的生产、价格和就业的影响就可能是最严重的”（第207页）。 美国的劳工 在马歇尔宣布他的计划那个月，国会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基本上剥夺了工会的权力。4个月之后，马歇尔在两个主要工会联合会之一的产业联合会（代表了近一半的有组织能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上讲话，警告“民主的敌人”，说他们将暗中破坏工人们对我们体制的稳定性和我们传统的健全性的信心”（普雷斯，第340页）。 杜鲁门和马歇尔计划主要是想在欧洲和日本帮助重建“社会纪律”，同时它们也有国内的因素。1945年—1946年的罢工浪潮（第2章）已显示出国内社会纪律的弱点。新的行动将有助于为向国内有组织的工人进攻造成一种气候，以便与美国在国外所承担的义务相一致。 1946年初的大罢工只限于增加15％左右的工资。政府通过放松物价控制以弥补对雇主的影响。如1946年2月，钢铁工业每小时增加18.5分，接着政府批准钢的价格每吨提高5美元。巨型企业美国钢铁公司面对工人的罢工首先作出的这种安排，为实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部门树立了榜样。 杜鲁门对1946年5月铁路工人罢工的反应是，他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予他“非常权力以镇压由政府掌握的任何部门的罢工”。罢工者和工会官员将被“充军……在总统指定的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和任何条件”（普雷斯，第290页）。罢工在提案成为法律前取消了。5月底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尽管煤矿名义上是受政府控制的。他们赢得了工资大幅度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实行了每吨煤征税5分，用作保健和福利基金，由工会和政府联合管理。秋天煤矿工人的领导人约翰·路易斯要求重新商谈合同。政府对此加以制止，通知路易斯收回他终止合同的宣告，引起40万矿工罢工抗议。法官判处工会罚款350万美元，路易斯罚款1万美元。在向最高法院上诉期间取消了罢工。12月12日（战争行动结束已一年多）杜鲁门说：“最近煤矿的罢工使我不可能宣布现在战争已正式结束了”（普雷斯，第299页）。 1947年3月最高法院判定，如果工会收回废除合同的要求，可减少罚款到70万美元，4月矿工停工6天，追悼在一次矿井事故中死亡的111人。大多数人拒绝再下矿，因为煤矿违犯了安全法规。路易斯要求，当每个矿被证明符合联邦矿井安全法规时，矿工就立即回矿。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当合同终于在6月结束时，雇主同意了提高工资每小时44美分，矿区福利增加1倍，并接受联邦矿井安全法规。大多数其它工会没有举行罢工，工资提高很少（每小时7.5分到15分）。 企业组织了一次大的运动要求废除价格控制，他们争辩说，价格控制对1946年春天肉类和面包的短缺是有责任的，这种短缺本来可能部分地应付过去。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28％，批发价格指数上涨了2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快）。养活3口人的工人实际收入在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之间增长了415%。取消价格控制后他们的收入开始下降。到1947年比1945年1月下降了15％左右。1947年利润急剧增长，达到产值的9％左右。 企业也对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比诸如接管工厂、实行禁令等更严厉的紧急措施，并且对工会运动发动更大的进攻。1947年6月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正是这样做的： ——宣布关闭的车间为不合法，并且允许各州通过取缔工会车间的法律； ——宣布二次罢工或联合强迫经理承认无证工会为非法； ——在合同满期之前要有6天“冷静”阶段； ——允许雇主控告工会违反合同或非法罢工和联合控制； ——联邦雇员禁止罢工； ——总统可实行禁令，对任何“旨在影响国家健全和安全”的罢工推迟80天，以便进行调解，并要求在罢工前进行投票； ——要求工会官员保证他们既不是共产党成员，也不是任何从事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组织的支持者； ——禁止工会在联邦选举中推出候选人。 杜鲁门反对这个提案，但在第一年的法令书中引用了其中条款12次。矿工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签订的合同明显地使他们免于在这一法令下受到毁灭性的起诉。但是大多数工会领导，除路易斯之外，都在塔夫脱—哈特莱的宣誓书上签了字。 把对外政策与对工人的进攻联系起来的一条共同的线是对“共产主义威胁”施加压力。现在看来令人吃惊的是，共产党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曾占有强有力的地位。1946年它控制了构成产联的工会的大约三分之一。它的主要堡垒是拥有50万人的有力的联合电气工会（UEW），食品和烟草工会、无轨运输和农业机械工会，以及主要工业城市中的地方工会联合会。它在汽车工会（UAW）中也是颇有影响的。 对共产党的攻击并不是因为它现在在工业中有任何战斗性。战争期间它帮助缓和劳资冲突。《商业周刊》敏锐地评论道：“自从俄国卷入战争，这些工会的领导从极左转到极右。今天他们大概在任何有组织的工人部分中拥有不罢工的最好记录；他们是对工人进行联合管理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是唯一提倡工资刺激的……总而言之，与他们打交道的雇主现在在工业中有最和平的劳资关系”（布雷彻，第221页）。 战争敌对行动的结束没有引起向战斗性的阶级斗争转变。1946年初通用汽车公司罢工时，共产党控制联合电气工会的工人在联合汽车工会之前接受了调停。正象联合汽车工会的主席所解释的，这“可能把我们置于不利的地位，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将要求我们坚持按照同样的条件解决”（普赖斯，279页）。沃尔特·鲁赛尔在罢工之后的大会上当选为联合工会主席时，遭到了共产党的反对，尽管他得到了最富有战斗性的分会的支持。 对工会中的共产党的攻击主要开始于1946年11月的产联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不满和拒绝共产党或其它政党及其追随者干涉产联的事务”（同上，第332页）。这样就打开了一条禁止共产党人掌握领导权的道路。这种政治迫害有助于使罢工浪潮无威胁性，使哈夫脱—哈特莱法易于实施并且加强了那些准备与企业达成妥协的工会领导的地位。电气工业和农机工业的工会组织分裂了。在鲁赛尔上台一年内，他利用“赶走共产党”运动取得了联合汽车工会的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并对所有的反对者进行压制。 实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显然有助于对美国共产党的进攻，共产党现在已被当作敌人的第五纵队。但是这样强调共产党主要是把劳资斗争与政治颠覆相结合的一种手段。这使得对所有左翼分子和工会中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发动了更广泛的进攻。而且，对外政策很明显地与此相一致。 马歇尔计划是怎样实施的 马歇尔计划——或者说欧洲复兴计划刚一宣布，国际货币基金就放宽了它的严格的贷款条件。它和世界银行一起，在以后的12个月内向欧洲贷款10亿多美元。1947年12月，杜鲁门说服国会同意给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6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使他们渡过难关，直到马歇尔援助到手。国会最后批准了130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在4年内分发。这比欧洲要求的数量一半还少。但是他们，特别是英国反应很快，并热情地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来改成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以制定复兴规划。使美国感到轻松的是，对此项计划苏联拒绝参加，因为它认为各国制定各自复兴计划的主权将受到破坏，德国的赔偿也将被搁置一旁。 欧洲政府坐下来在相对缓和的经济气氛下起草这些计划。1947年上半年，前景有明显好转。工业生产又达到了战前水平（如果不包括德国，还要比战前高）。1946—1947年严寒的冬季之后农业生产有所改善，虽然比工业慢得多。尽管贸易条件较差（进口价格上升比出口价格快），达15亿美元的对美国贸易赤字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总赤字只有轻微减少）。 表5.1美国非军事赠予和政府长期资本接受额，1946——1950年 每年100万美元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1946—19471722948371474419 1948—1950857668847378373 资料来源：美国，《收支平衡》，表46， 只有德国于1947年后得到的美国援助大量增长（表5.1）。美国坚持让受援国起草4年恢复计划，以便更有系统和有监督地进行援助（而且使援助有明确的结果）。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8月底从巴黎给他的政府写道：“决定煤和钢的需求时，应考虑现有工厂的相对效率及其它有关事宜……必须注意生产能力利用的最初选择，而不须考虑国家界限”（巴尔弗，第84页）。这种国际计划既要取得最大量的生产，又要保证产品的分配，这是有关的欧洲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而且正如克莱顿及美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们在几个星期之后所承认的，这绝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程序和组织将造成计划经济并使之达到危险程度。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国际卡特尔的建立，这些卡特尔刺激民族主义和挫伤自发经济力量的最终恢复”（同上）。他们指的“民族主义”不是阻碍欧洲范围内的计划的民族主义，而是维护欧洲利益，反对美国及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经济力量”。因此，美国同意整个计划应建立在每个国家呈交给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各个4年计划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计划是互不一致的。比如，大陆国家的目标是在同英国的贸易中得到5000万英镑的盈余，而英国却不想有这么大的赤字。 欧洲的产量预期在计划时期末达到1938年水平的120％（比1947年增加35％）。出口从60亿美元上升到106亿美元（有14亿美元赤字）。但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这个数字是从各个国家的计划目标中引出的。它争辩说，除非进口压低到各国计划目标的75％，否则就会有30亿美元的赤字。美国的援助预计总额将达到相当于欧洲生产的5％。 马歇尔援助给美国的外援形式带来了明显的转变。从1947年可偿还的贷款和利息显著下降。非军事性赠款相应增加（见图5.2）。与给予欧洲各国政府以较大支持的同时，美国也放松了要他们向美国资本开放他们经济的压力。 自由贸易派想利用马歇尔援助作为杠杆砸开英镑区。有人曾写道：“我们手中现有的讨价还价的武器以后也许不会再有……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取消渥太华体系（英镑区对美元进口的控制），以后我们将永远做不到了”（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366页）。但是美国政府拒绝这种态度，认为首先需要支持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经济。尽管如此，美国尽力劝说欧洲人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咨询作为贬值的先决条件，和有约束地赞同国际贸易组织提出的原则。他们成功地和每个国家达成史无前例的协议。协议规定要“稳定货币，建立或维持有效汇率，平衡政府预算……创造或维持国内财政的稳定”（同上，第380页）。国会也采用了“对应”条款，要求受援国留出一笔与援助相等的本国货币，在得到美国的同意后使用。除此之外，虽然已减轻了对贸易自由化的压力，美国人坚持许多对美国企业有利的条款：以援助资金购买商品的50％必须用美国船只运输并由美国保险；援助资金购买的食品必须从美国进口，尽管他们可以在别处买到更便宜的食品；美国的石油利益也得到优惠待遇。据一位官员说，这些安排“维持了美国石油在欧洲的销路……否则这些销路就会失掉（同上，第447页）。马歇尔援助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欧洲在长时期内对美国企业来说是安全的，但也没有理由放弃短期的利益。
第八章依附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八章依附论 一弗兰克 二沃勒斯坦 三拉克劳的批评 四阿明 五依附论：资产负债表 六小结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最有影响的著作《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弗兰克1979a，下面简写为CULA）是以一句极好地概括了他的立场的话开头的： 我和巴兰一样相信，正是资本主义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产生了过去的不发达并且仍然造成目前的不发达。（CULA：XI） 最根本的是要认识到，这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一个多么猛烈的决裂啊！把它与马克思比较一下：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49页[1]） 弗兰克关于资本主义造成不发达的主张是依附论的典型，各种依附论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主导着马克思主义的（和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世界经济的思想。这些理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中心和外围（术语不同；可以替代为中心和卫星，或核心和外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过程造成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裂缝加宽，当中心以牺牲外围为代价而发展时，而外围则被迫处于依附状态。通常的政治和军事统治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在依附论中则起到次要的作用，它被用来解释非殖民化时代中人们所看到的第三世界发展的持续失败。就依附论者讨论不发达的历史而言，人们能够区分出一种理论强式（欧洲发现了那些当时发达的国家，并使它们变得不发达）和一种较不普遍的理论弱式（欧洲阻止那些不发达国家发展）（格里芬和古雷，1985）。20世纪70年代期间，依附理论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到了80年代，那些仍然在依附论框架内工作的作者明显处于守势。 我将关注依附论传统中一些最有影响的作者，主要是弗兰克、沃勒斯坦和阿明，把重点放在那些争议和仿效最多的著作上。与本书所考察的较早时期相比，在依附论框架中存在着种类繁多的著作，因此讨论必须是有所选择的。本书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不是关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讨论的主题已经相应地作了选择。依附论是从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决不是所有它的拥护者都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按其自身的地位来写依附论的历史，我将有更多的话来谈谈诸如卡多索和多斯桑托斯这样的作者。 弗兰克有时被看做是依附论的发明者（西蒙和鲁西奥，1986年），尽管有其他人能够与他争夺这一荣誉。他的作品通常釆用论文的形式，然后以书的形式辑录出版。最重要的文集是《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CULA，1969a，1967年首次出版）和《拉丁美洲：不发达或是革命》（1969b），《流氓资产阶级：流氓发展》（LL，1972）是对其批评者的答复，代表了他的立场的小小改变和重新阐述。《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DAU，1978）代表了某些问题上的进一步变化，受了其他作者的影响，尤其是阿明。由更多理论论文点缀的《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包括对世界经济的历史叙述。在弗兰克以后发表的许多作品中，有三部作品（1981,1983,1984）值得一提。我将全神贯注于早期的著作，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当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即使这样，弗兰克随后也已改变了他的观点。弗兰克遭到了包括拉克劳（1971）在内的其他人的批评。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MWS，1974a）是打算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进行分析的4卷本着作的第一部分，并延续到《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1980）中；它们涉及了从1450年至1750年之间的时期。人们在《历史资本主义》（1983）和一篇文章（1974b）中可以发现对他的观点的更加容易理解的介绍。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一起被收在一本富有启发性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CWE,1979；另参见1984）之中。布伦纳(1977）已经对沃勒斯坦（以及弗兰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阿明的主要著作有《世界范围的积累》（1974，下面简写为AWS、《不平等的发展》(1976，简写为UD）和《阶级和民族：历史性的和目前的危机》（1980），它们都涵盖了非常相似的主题。《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7，简写为IUD）是一部论文集，其中“争论的终结”一文非常清楚地表达了阿明的主要观点。他还写了大量的关于特殊地区，尤其是北非（1966）和西非（1971）的作品。阿多（1984）收集了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以及阿明的富有启发性的论文。阿明因为折衷主义而受到批评（巴罗勒，1982；参照格里芬和古雷，1985），尽管并不清楚为什么那竟然是一个缺点。 一弗兰克 弗兰克把资本主义等同于一种以垄断和剥削为特征的（世界范围的）交换体系。他还（含蓄地）认为，在任何基本的方面受到“资本主义”（交换）影响的世界的任何地区都是“资本主义的”。他在证明下述观点上没有什么困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深深地渗透进了拉丁美洲，以至于大陆上没有什么地方还未受影响。甚至那些实质上专门从事商给自足的、维持生计的农业的地区（例如巴西的东北部，参见CULA：153—154）都是初期出口工业衰败的产物，而大庄园（latifundias，即由农民耕种者劳动的大种植园）适应商业机会而出现了，尽管它们在那里随后衰退到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 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某些地区导致了发展，而在其他地区则导致了不发达的发展。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按弗兰克对这词的使用，不是一种原初状态；他创造未发展（undevelopment）这一名称指资本主义渗透之前的事态（尽管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没有太多地使用它，理由是，所有更加古老形式的痕迹很久以前就巳经波资本主义重新构造过了）。“不发达的发展”的出现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点是具有中心一卫星的结构。中心剥削卫星，剩余被集中到中心，而卫星则被切断了潜在的投资资金，这样它的发展被延缓了。更重要的是，卫星被降低到依附状态，这就形成了一个对持久的不发达感兴趣的本地的统治阶级，一个遵循“不发达政策”的“流氓资产阶级”（参见LL各处）。我将首先讨论弗兰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一“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的观念，然后讨论剩余从卫星向中心的转移及其后果，最后讨论由此产生的经济政治结构。 首先考察一下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的观念。 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剩余的剥夺与占有之间的矛盾贯穿在过去和现在的整个智利经济之中。的确，正是这种剥削关系以链条似的方式把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家中心之间的资本主义联系延伸到地区中心(国家中心占用了地区中心的部分剩余），再从这些地区中心延伸到地方中心，这样继续延伸到从小农或佃农那里剥夺剩余的大土地所有者或大商人，有时甚至从这些小农或佃农依次延伸到受他们剥削的无地的劳工。在这条路线的每一阶梯上，上层相对少数的资本家对下层众多的人行使着垄断权力，剥夺他们的一部或全部经济剩余，这些经济剩余在依次被逐级减少的上层剥夺后的余留部分，便被各层占有为自己所用。因此，在每一点上，国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资本主义体系都为少数人创造了经济发展，而为多数人带来了不发达。（CULA：7—8，类似的言论在弗兰克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例如CULA中第146—148页关于巴西的论述。） 根据弗兰克，这种中心一卫星关系的“链条”从16世纪起就已经存在；自那时起，改变仅仅表现在对卫星的统治和剥削形式方面，本质并没有改变。这就是“变化中的连续性”原则（参照阿多，1986）。 作为一种描述，弗兰克的“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是似乎有理的。统治和榨取剩余的关系不仅存在于直接生产者和他们的直接剥削者之间，而且存在于世界体系的所有层次上。这个观点对弗兰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链条”既有助于把剩余导向中心，又有助于创造各种维持不发达的阶级利益集团。然而，作为一种分析，它提出的问题比它回答的还要多。我要批评弗兰克主要是因为他根据纯粹表面的相似性而把十分不同的各种关系合并在一起。我尤其要指出，商人资本和现代垄断资本是完全不同的。 基本的观念涉及到一种交换关系，中心在其中具有垄断地位，因为每个中心都有几个卫星，而每个卫星只面对一个中心。这里所用的垄断概念与来自经济学教材的概念相似：一个面对众多小的买主的单一卖主，或者反过来，一个面对众多卖主的单一买主。垄断者能够制定交换的条件，并且夺得由另一方控制的任何剩余。然而，弗兰克把这一观念扩大到涵盖任何剥削的或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垄断的根源或形式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是各不相同的。”（CULA147）例如，人们能够说，地主垄断了对土地的占有，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等等。但是，如果人们没有在不同的垄断形式之间作出区分，尤其没有在阶级垄断和个人垄断之间，在生产资料的垄断控制和交换中的垄断之间作出区分，那么，断言剥削是垄断的结果则成为一句无意义的同语反复。 在弗兰克的等级中的国际和区际水平上，涉及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垄断。第一种，也是与弗兰克的论述最相称的一种，是紧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和统治而在拉丁美洲建立起来的、延续到20世纪的商人资本的垄断体系。商人集中了用于出口和区际贸易的产品，并且配送外国的和城市的产品。他们通常不直接参与生产；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的组织生产的行动是次要的。商业垄断也许或者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关，或者与（小规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关。弗兰克没有明确作出区分的第二种垄断是现代垄断资本，以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为特征。在不发达国家，它典型地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国家的垄断还存在。与商人资本相比较，现代垄断资本对生产实施着直接控制，并且通常完全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最现代的技术。混淆这两种垄断是一个重大失误。有些情况的确难以分类，例如，在跨国公司参与从小规模生产者那里购买农产品的情况下，或者在它们在相对简单的技术基础之上组织生产的情况下（如，种植园农业），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的存在并没有使这种分类无效。 在等级的地方水平上，即更接近直接生产者的水平上，弗兰克提到了商人、地主和（偶尔提到）资本家。这些人彼此之间必须被清楚地区分开来。弗兰克认为，在实践中分清这些关系常常是困难的，但这恰恰使得有条有理的分析变得更加必要。我不认为，这些不同的剥削关系彼此之间独立存在。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已经相互作用和互相补充正是这使得弗兰克的论述具有其特有的叙述上的真实。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要点是，弗兰克把个人或阶级的经济等级（“相对少的上层资本家”剥削“下层许多人”）等同于空间的或地理的等级（世界和国家中心、地区中心、地方中心）。这种经济和空间关系的一致是某些，而不是所有剥削体系的特征。例如，当分散的生产单位的产品被集中到地区中心为了大量出口，或为了装运到城市市场时，商人资本有时造成了一种地理的等级。正是这种情况与弗兰克的描述最相称：经济的和地理的等级相一致。 现代垄断资本的常常是通过表面上类似的地理等级来进行管理的。总机构位于主要的世界中心，地区机构或当地的附属机构都被建立在大城市，而生产活动的定位则受人力、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支配（参见海默，1972；钱德勒和雷德里希，1961）。这种管理等级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都不是一种“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管理的各种中间层次只不过是公司的代理，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在工人和作为一个资本单位的公司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工资关系。另一种等级是由存在着从属于大公司的承包人之类而形成的。这个问题被希法亭讨论过并且仍然是重要的（弗里德曼，1977）。至于商人资本，它涉及到交换关系，但是所涉及的单位都是生产单位，因此常常位于一个单独的城市区域之内。所有这些等级结构都不同于竞争的资本主义，它的特征是惟有一种联系的“链条”：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在弗兰克的“链条”（还有沃勒斯坦的核心一外围关系）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各种表面上的相似性。列宁说过，金融资本“把它的网撒到”全世界，布哈林写道，“一些巩固的、有组织的经济实体”面对着农业的外围。然而，对布哈林和列宁来说，这是通过把权力和财富集中到中心而正在改变世界体系的国际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同时在外围发展了生产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在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看到一种从本质上讲是静态的、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再分配系统的地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一种正在改变世界的发展过程。这些观点之间的本质区别可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强调中发现。惟有弗兰克能够指出，因为忽视了现代垄断资本取代商人资本之后生产关系上的真正的改变，“链条”仍然从本质上保持不变。 根据弗兰克，“中心一卫星关系的链条”是“不发达的发展”的原因。后面的短语界定得不是很清楚，但它的部分意思似乎是产量、就业和生产率等发展中的数量上的延迟（它其他方面的意思是体系的质的转型）。我现在回到这个（巴兰、弗兰克、沃勒斯坦和其他人以各种十分不同的形式采用过的）论证上来：剩余从卫星向中心的转移导致了卫星发展的延迟。 首先，考虑-一下剩余概念。弗兰克提到了巴兰的定义（上面第7章），但是，在弗兰克的框架中使用这一定义还有各种额外的困难。巴竺把剩余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产出与（实际的或必要的）消费之间的差额。对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而言，剩余只不过是所生产出来的超过所消费的物质余额。 然而，弗兰克明确地关注于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与交换关系的网络有关的生产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被消费的商品并不是在相关单位之内生产的，这样，生产和消费必须在它们之间的差异能够被计算之前以可比较的单位加以估价。估价问题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马克思利用劳动价值解决了这一问题。弗兰克和巴兰都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要论证交换中存在着剥削，就有必要把实际支付的各种价格与某些“正确的”价格参照系作比较。在实际支付的价格水平上，生产者显然得到了他们出售的东西的“价值”。我知道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或普遍的解决办法，这极大地降低了剩余概念的有用性。劳动价值仅仅在一个比较相同的系统中才有意义，在这种系统中，由于竞争消除了效率低的生产者而导致技术水平的某种一致性。这就是马克思在其对价值的讨论中所暗示的条件。正如弗兰克自己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世界经济在这种方面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同一的，因此，剩余概念只能以一种相当松散的和定性的方式来使用。 如果我们接受了剩余概念，我们仍然必须问：剩余从卫星向中心转移的结果是什么？这里，弗兰克把经济的和地理的剥削方面合并起来极大地增加了混乱。说一个区域从另一个区域榨取剩余强烈地暗示着某些物质产品从一个地方被掠夺并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而，在一个交换系统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正在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不等价的商品交换，以及对某些数量价值的使用的控制从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个人（或团体）转移到生活在（或有他们的总机构的）其他地方的个人(或团体，或法人团体）。没有对剩余的使用的分析，就没有向我们传达任何关于新投资的地理位置的信息。巴兰的剩余概念的全部要点是：剩余代表了潜在投资，并因而代表了经济增长。 作为一个起点，请考虑一下在一个充分发展的（理想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是什么决定了的投资的地理模式。这里，投资将被引入到产生最高利润的行动之中（正是这导致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章）。从地理方面讲，投资将被放到成本最低的地方（考虑到运输费用），并且因此，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情况下，投资将投向低工资地区，即不发达地区。我并不认为这些理想的条件曾经存在，也不认为依照收益率安排投资将是值得做的。真正的观点是，投资的地理模式根本不需要与剩余所有者的地理位置相符合。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对不发达国家的超额一剥削将意味着更迅速的发展，就像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弗蘭克的大部分论证因而指错了方向：剩余从卫星向中心的转移本身并不能解释卫星发展的不足。发展的模式依赖于那些支配着剩余的使用的因素。 弗兰克对这种批评的部分回答亳无疑问会涉及到他对作为经济依附的结果的卫星经济畸形的讨论，下面将讨论他的回答。他还认为，中心一卫星关系链条的结构阻碍了投资从中心向卫星的反向流动。这里，与商人资本和现代垄断资本之间的区分有关。 在商业等级的情况下，对卫星剩余的生产性运用存在着各种非常实际的障碍。生产单位与剥削它们的资本主义企业相分离。如果商业利润被反过来投资到商业企业自身的扩张之中，这丝毫不会扩大实际的生产。在生产掌握在前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地方，至少在没有改变社会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商人资本也许既没有办法承担，也不打算承担的任务——的情况下，也许就没有投资资金能够由此被引入生产的渠道。在生产是以能够生产性地吸收货币资本的小的资本主义公司或前资本主义单位组织起来的地方（如，奴隶种植园），问题是投资资金将不是唾手可得的，除非生产是有利可图的，而如果潜在的利润要被商业经纪人挖走，那生产就不是有利可图的。 在现代垄断资本，尤其是在跨国公司的形式的情况下，事情就不同了。许多评论者（如海默，1972；亚当，1975）曾经争论的问题是，跨国公司考察全世界来选择投资地点、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市场，等等。他们没有特别的理由非把投资集中在它们的自己的国家，它们确实是跨国的，正是因为它们过去没有这样做过。与前述那些任何资本形式相比，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应该更加接近于“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 弗兰克举出证据表明，利润以各种形式从拉丁美洲向美国的外流大大超过投资资金从美国的回流。这确实不令人惊讶，因为一般而言确实只有一小部分利润被再投资，而不管利润是在先进国家或是在不发达国家创造的，也不管是由当地的或是外国的资本家创造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大部分利润被消费了。这也许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控诉，但并不是特别针对外国资本。巴兰认为，垄断资本尤其倾向于浪费剩余。我曾经批评过这种观点，无论如何，它总体上是对垄断资本的控诉，而不是对外国的或跨国公司那样的事物的控诉。相关的问题是跨国公司是否比当地拥有的资本主义企业再投资得更少。在弗兰克关于外国公司的论述中，民族主义的言辞常常取代了冷静的分析。 因此，我的结论是，（控制）剩余向中心的转移本身并不是一种对卫星发展不足的解释，它必须通过考察剩余的使用来加以解释。当然，剩余在不同的人手里这一事实也许与决定它的使用有关，但它不是惟一的因素。尤其生产和交换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生产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的地方，剩余的生产性使用的范围比在生产是前资本主义和剩余被商人资本所占有的地方要广得多。然而，在任何情况下，由经济环境所提供的动机和机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剩余的转移不是“不发达的发展”的惟一原因；弗兰克还声称，作为一个卫星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了一种扭曲的和依附的经济结构。这个观念被许多作者独立地发展了，并且使他们成为著名的依附学派。要点是，即使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受到国际环境强加的抑制。 多斯桑托斯（1970）对依附作了以下定义： 就依附而言，我们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张的反映。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2] 实际情况是：不发达国家生产范围有限的常用原材料以供出口（这是早期发展阶段的结果）。收入非常不平等并且大量的剩余流到国外，这样，大众消费品市场受到限制。“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涉及到资本集约型技术，这样就像低工资一样，就业率很低，使得大部分人口被“边缘化”了（marginalized），或者失业，或者从事生产率低的传统活动。（除了现代部门缺乏把人们排除出去，从而迫使他们重新从事低生产率的活动之外，边缘化概念几乎与各种二元论理论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二元论理论最初把现代部门看做是受到了传统部门的阻碍。）市场仍然是狭窄的，进一步阻碍了发展。古田户(1973）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因素：精英的消费方式是对更先进国家那些消费方式的模仿，结果是使需求向进口偏斜或倾向于那些通过资本集约方法生产的商品，从而使问题更严重。现代生产方法需要进口的资本货物、进口的部件和材料，而跨国公司则把利润送到国外（公开地或通过迂回的方法）。收支平衡因而是一个持久的叫题，它阻碍了发展，并且被迫保持传统的出口工业作为对外交换的收入来源。 首先考虑一下狭窄的市场问题。有两个问题：市场的绝对规模及其增长率。一个小的市场限制了使用现代大规模技术的机会；毫无疑问，在这里，小的不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更大的不发达国家（巴西，印度等）不是这样。为（可能几乎无限的）出口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既能够克服这个问题，又能够克服缓慢增长的市场问题。消费品市场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并不是高的（high）剥削率的结果，而是上升的（rising）剥削率的结果。相应而言，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够较快地扩张。这是反对消费不足论的一个标准的论证，是弗克所接受的一个论证（DAU，第五章）。然而，引起争论的是，生产资料主要是进口的，因而本地工业的增长就受到消费品市场缓慢增长的限制。情况因而随有关国际专业化类型的设想而转移。出口（它产生收入，从而产生需求）被设想为仅限于传统的出口。为当地市场而进行的生产被设想为仅限于消费品上。需要关于专业化类型的解释来给予这些论证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么收支平衡又怎么样呢？假设一个国家出口有限的传统原材料，那么就不能够容易地扩大其出口。出口收入的增长是有限的，这样进口的增长必定也是有限的(因为进口最终必然靠出口来偿还）。至于说到资本设备或材料，如果进口对增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整个经济的增长就会受到收支平衡强制的限制。发展经济学家是熟悉这个论证的（它是“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参见利特尔，1982），并且它是完全有条理的。像“狭窄市场”论证一样，问题是它根据的是对专业化类型无能为力这一假设；的确，对其中出口市场是狭窄的这一特殊情况而言，它正是“狭窄市场”论证的一种变体。 需要对这些论证补充的某些内容是，对一个国家为什么应该被这样限制在它能够生产和出口的商品范围之中作出一些解释。所有的证据表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事实上已经扩大了它们生产的商品范围，或者取代产品的进口（用行话说这被称为“进口替代品的工业化”），或者通过自己出口产品（“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有些转向出口产品的国家自己成为初级产品的纯粹进口国，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创造了市场。利益自然未被均匀分配，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已经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却至今没有取得成功。否认某些显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不是非常有益的。 最后，弗兰克强调了依附的政治结果。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把它们的地位归功于它们在从乡村伸展到帝国主义中心的“链条”中的位置，并且有兴趣来维护它。 这种殖民的和阶级的结构为资产阶级的统治部门非常充分地规定了明确的阶级利益。利用政府内阁和其他国家工具，资产阶级在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制造了一种不发达政策。（LL：13） 弗兰克论证中的最精彩之处就是对拉丁美洲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即19世纪独立之后的时期——的分析。在这一时期，在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欧洲人”与保护本国工业的拥护者“美洲人”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欧洲人”由控制着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领导并受农业出口利益的引导，正是因为前几个世纪的依附已经造成了一种由一直从体系的延续中获利的集团支配的经济，他们是更强大的一方。自由贸易使从事出口的农业家得以便宜地得到进口制造品，而按贬值了的通货，当地通货的疲软则增加了出口产品的价值，使收入转移到那些出售出口商品的人手中。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当地的制造业不能够与进口货竞争，这样就维持了不平衡（LL:61）。国家政策在其他方面也适合着出口部门的需要：税收，土地分配，移民政策，港口，铁路，等等。弗兰克总结道：“欧洲‘流氓资产阶级’建立了'民族的’流氓国家，它们从未取得真正的独立，并且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是流氓资产阶级的流氓发展政策的有效工具。”（LL:58） 相比之下，美国没有为除南方之外的出口农业提供各种合适的条件。 因此，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以小农为基础的阶级结构没有对发展政策设置任何障碍，这使得北方资产阶级变得强大到足以利用独立性来促进全面的发展，在南北战争中击败南方的种植园主/出口商，强迫实行一种工业化政策并达到了他们自己工业的“起飞”点。（LL58一59） 弗兰克十分正确地认为，国家政策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国家政策是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的阶级之间以及阶级的各阶层之间冲突的结果；从现有的经济结构中获利的阶级和阶层对维持它感兴趣并处于获得成功的有利地位。然而，他的政治分析被下述假设完全削弱了：国际贸易不利于发展和自给自足的利益，因而各阶级和各阶层都因为它们是支持还是反对贸易而被分类。发展政策中的各种问题实在是太复杂，根据这种简单的对立是把握不了的。无论如何，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政策已经敌视工业发展这种观念完全是荒谬的。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工业保护的水平己经非常高（某些情况下高到不合理的地步），而且国家投资已经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可以认为，至少有些国家已经由于忽视农业和初级生产而失败了，而不是相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当工业资本开始变得如此虚弱时，它是如何成功地获得国家的这种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个问题，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将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讨论。 最后的评论：弗兰克的论证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是其失败的重要根源。他通常的程序是，先提出简短的、标语式的断言，然后通过举出一系列的历史事例来对它们进行证明和详细解释，经常大段引述其他作者或原始资料。这种风格的论证的问题是，它没有给系统的理论阐述留下空间；人们仍然会不断地说：是的，它像在这些例子中那样出现了，但是，它为什么，而且必定到处都是一样的呢？除此之外，关键性的术语（发展、不发达、中心、卫星、资本主义，等等）从未加以明确地界定。使得读者从实质上是按描述性方法而提出的用法中去推断它们的意思。它们常常有一系列的意思，而不是具有一个严格定义的单一意思，因而模糊了某些他最重要的断言的逻辑。 二沃勒斯坦 我将简要地概括一下沃勒斯坦的论证，因为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弗兰克的那些论证是相同的。他坚持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不是封闭的体系，不能像过去那样来对待它们。 我们把存在于其中的分工当作一个社会制度的明确特征，既然这样，为了平稳的和持续的地区需要品的供应，其中不同的部门或地区都依赖于与其他部门或地区的经济交流。 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仅仅是这样几类：“小体系”（封闭的地方经济）、“世界帝国”（以一个中心权力机构提取贡赋为特点）和“世界经济”(通过市场交换而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并不必然必须覆盖全球；它是一个“具有单一分工和多元文化系统的单位”。那么，世界经济是一个没有单一中心权力机构的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是一种世界经济（就像所界定的那样）。 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即，单一分工但多元政治形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不会引起另一方。我们只是正在通过不同的特征来解释同样不可分的现象。（CWE：6）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分为三个层次的国家：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同地区的国家机器的力量，导致剩余从外围向核心的转移，这又进一步增强了核心国家机器。国家权力是中心的机制，因为“市场中的行动者”都试图通过利用国家来改变贸易条件以便“在当它不会使其利益最大化时，避免正常的市场作用”。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他国的统治——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从起源上讲，核心一外围的划分是通过一种技术决定论来加以解释的。西欧专门从事制造业和动物饲养这些需要相对高的技术的活动，并且更多地是由报酬相对优厚的自由工资劳动力来进行的。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相对强大的“核心”国家的基础，能够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操纵市场。西班牙属美洲（采矿业）和靠波罗的海的东欧（谷物）专门从事相对不需要什么技术的活动，因此资本家选择了（通过国家干预）强制劳工的形式，而且在制造业与初级产品出口利益集团之间出现了利益的差别。当地政府是软弱的，并且容易被核心征服，这样，这些地区就成为“外围的”了。 一旦情况如此，核心国就能够操纵整个体系的运转来维持这种核心一外围的划分以迎合它们的需要。它们有意削弱外围的国家或通过征服完全消灭它们，并且还通过强加垄断限制、保护它们自己的工业、禁止外围相应的保护等方式来改变市场的运转。 “半一外围”是一种工人贵族的国家或地域。如果没有它，世界体系就成为两极分化的和易于反叛的，而一个中间层次则瓦解了各种对抗。作为对半一外围现状的一种解释，这种论证让人难以接受。半一外围的建立是有意的吗？沃勒斯坦引用的各种特殊的例子(16世纪的意大利，后来的俄国，包括苏联）看来并不是曲核心国家有意创造的。无论如何，如果核心被划分为各个独特的民族国家（根据定义），那么谁在那里监督整个体系的利益？半一外围的观念对理论而言倒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为变革提供了一个地点。新的核心国家能够从半一外围中产生，而衰退的核心国家则能够下降为半一外围。另一方面，半一外围的观念能够容易成为各种例特别（adhoc）解释的借口：核心阔家被预料是要成功的，这样，所有行为恶劣的核心国家都被重新说成是半一外围的，如此等等。存在着根本不给理论留下任何实质性内容的风险。 眼下，人们还是可以问道，对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沃勒斯坦似乎把任何为市场利润而进行生产的人都当作资本家。劳动力的确是一种商品，但“雇佣劳动仅仅是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以此被招募和补偿的各种方式的其中之一。奴隶制、强制的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的生产、交谷租种和租佃都是可供选择的方式”。(CWE:17）马克思的体现了自由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资本主义概念被无情地抛弃了。在沃勒斯坦看来，“阶级分析”等于对特殊国家之内的“辛迪加集团”的利益分析，而且，假设我们考察这些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结构性的地位和利益”，“阶级分析”就是合理的。同时，阶级没有永久的现实，并不比“种族国家”具基本性。这起码是我对沃勒斯坦著作中那些通常难以理解的段落所做的一些更多的解释（参见CWE：24，224—226）。已经成为众多争论话题的中心点是：“劳动控制的方式”（雇佣劳动，奴隶制等）是由现实的市场联系加以确定的世界体系作用的附带结果。核心国的情况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往往是（由统治阶级，在国家支持下）加以选择的，而在外围，采用的是更加强制的制度。 总的说来，沃勒斯坦的主要观点是，世界体系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没有多少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除此之外，我发现的不过是一系列的定义和短语，还有大量详细的、似乎常常与他的全面概括没有什么关联的历史资料。所缺乏的是将两者连接起来的理论水平，即严格地确定结构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了他为此所要求的结果。 三拉克劳的批评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两人都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交换关系的体系。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有意把诸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那些剥削关系——这些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包括在内。这种方法已经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作者的批评。拉克劳在一篇已经成为许多争论的出发点的文章（1971，重印于1977年）中阐述了他如下的基本观点： 当然，弗兰克有权抽象出大量的历史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模式。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甚至能够赋予由此产生的实体以资本主义的名字……但是，一个完全无法接受的事实是，弗兰克声称他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因为对马克思而言一—对任何甚至表面了解他的著作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一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是由自由的工人出卖其劳动力而构成的，其必要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拉克劳，1977：第23页） 马克思把交换和商人资本的发展看做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是完全一致的。我已经叙述过马克思在这一方面的分析。 拉克劳在“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之间作了区分。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定形式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的综合体。”(1977：第34页）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惟一相关的两种生产方式： 封建的生产方式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其中生产过程是根据以下方式运行的：1.经济剩余是由受超经济压迫制约的劳动力创造的；2.经济剩余被某些直接生产者之外的某个私人占有；3.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依然掌握在直接生产者的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剩余也是受私人占有的支配，但是与封建制度不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劳动力的所有权是相分离的。（拉克劳，1977：第35页） “经济制度”由“不同经济部门，或不同生产单位——无论是在地方的、国家的或世界范围内——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1977：第35页），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能够包括作为构成要素的不同生产方式”。（类似的观点被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作者发展了，并将在第10章被进一步讨论；这里，讨论一下拉克劳的看法，因为它是作为对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批评而提出来的。）根据拉克劳，不排除封建的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这样，弗兰克假设拉丁美洲的封建地区已经深深地受到交换影响的论据就成为离题的了，而且“证实农业部门生产关系的封建性质并不必然包括维待二元论者的命题”。（1977：第32页） 沃勒斯坦回答道：“在我看来，实质问题涉及到为了进行对比而确立的适当的分析单位……如果斯威齐和弗兰克不是遵循马克思的字面意义的话，就能更好地遵循他的精神。”（CWE：9）他的答复的实质是，体系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且实际存在的惟一整体是世界经济。这非常充分地显示出了要点。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两人都直接根据所观察的事实来寻求描述性的判断。相比之下，马克思坚持抽象的必要性。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直接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物（就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样、相反，它是一种概念上的客体，思维的产物。目的是要在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进行详细分析之前辨别出各种主要的关系并对它们进行分别的考察。沃勒斯坦的答复因而是无的放矢，因为马克思并不寻求一种实际存在的整体。 然而，诉诸马克思的威望仅仅是为教条主义者解决了问题（比较福斯特·卡特，1979）。马克思的确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为生产方式下了定义，但是，仍然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方法在解释现实方面要比其他任何方法产生更好的效果。我已经证明，弗兰克的分析中的主要缺陷直接来源于他对生产关系的忽视。如果这一点被承认，那么它就加强了拉克劳的论证。另一方面，拉克劳自己有关不发达和前资本主义方式连续性的解释是让人非常难以置信的。 拉克劳写道：“[弗兰克]向我们表明了先进国家是如何剥削外围国家的；他始终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某些国家为了其自身的发展进程而需要其他国家的不发达。”（拉克劳，1977：第35—36页）还有：“如果我们要说明……发展导致了不发达，那么我们就必须证明，外围地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持就是中心国家积累过程的一个内在条件。”（拉克劳，1977：第37页）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谬误。拉克劳主张，如果发展需要不发达，那么不发达会产生，而不是以其他什么方式。资本主义所必须的任何事物都会产生，这是一种拙劣的功能主义[3]。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发达对发展来说是必要的，它也许仍然不会产生，或者是因为宗主国资本的所有者（一直不理解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性，或者是因为他们缺少实现其愿望的手段。另一方面，不发达也许不是必要的，但还是能够产生，就像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在交火中被杀，而他的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必要的。再者，不发达也许在对发展并不是必要的情况下有助于发展，这可能是锦上添花。我也许太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逻辑谬误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实在是太常见了。拉克劳试图通过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来表明不发达对发展的必要性，我已经对此做了批评（第二章）。他主张，先进国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降低了利润率，这必须通过向有机构成低的地区扩张来补偿。然而，即使情况确实如此，这也解释不了前资本主义方式的延续；更确切地说，人们总是期待在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导致资本主义取代前资本主义的方式（例如，就像列宁所期待的那样）。 布伦纳（1977）在提出非常不同的正面论证时，发展了拉克劳的关键性的观点并增加了对沃勒斯坦非常彻底的批判。他的中心观点是：资本主义首先在促进技术发展、提高生产率并因而增加利润（通过相对剩余价值）方面是无可匹敌的。这种发展生产力的趋势是马克思的主要结论之一。布伦纳表示，其他生产方式（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叫“劳动控制的方式”）不具有同样的动力。“劳动控制的方式”也同样不是由统治阶级自由选择的。它们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因此，世界经济的不同部分有其自身的趋势，这些趋势源自那里所确立的生产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各自独立地发展，而是说分析应该从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出发，然后继续分析它们彼此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条论证思路将在第10章进一步加以展开。随便说一句，请注意，如果提高生产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那么，“核心”，或“宗主国”的繁荣就不必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发展就不必然是不发达“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这并不是否认能够并且的确产生剩余的国际流动）。这并不是一种新观点；它重申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四阿明 阿明的两部主要著作的标题概括了他的指导思想：《世界范围的积累》和《不平等的发展》。积累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必须当作世界范围的一种单一过程来进行分析，但是它又产生于一个划分为许多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包含不同生产方式的世界之中。积累并不有助于在这些社会形态之间创造一致性，而是把它们划分为两类： 那些中心的形态和那些外围的形态。中心的积累是自我中心的记比一(autocentic,selfzxaycentred）；它是受其自身内在的动力所支配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相比之下，在外围，积累是依附性的或外向的（extraverted），受中心一外围关系的制约。 按照我的理解，阿明的分析的中心是对不平等的专业化的解释，下面会详细讨论。简言之，他认为，国际专业化的模式取决于绝对成本水平（而不是像李嘉图所想的那样取决于相对优势），而且，成本水平依赖于生产率和工资。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早，或处于各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因而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较大的领先地位，在此期间，无论是在中心还是在外围，工资都被压低到某种接近生理上维持生存的水平。这就确立了一种不平等的专业化模式。后来，中心的工资开始上升，但中心在生产率方面的领先地位依然足以保证至少大部分工业部门中更低的成本。不平等的专业化因此既是不平等发展的原因，也是不平等发展的结果；两者都取决于各种生产条件，并反映在交换关系之中。 假设在这种类型的不平等专业化和发展条件下，中心的资本主义会正如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发展：驱逐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受到阻碍，因为外围只能在以资源为基础的活动中（矿业，热带农业）进行竞争，而且只能有面向狭隘的国内市场的有限发展。大部分人口被排除在资本主义部门之外，这样，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被消除。这就对不发达国家的典型结构——“外围资本主义”提出了一种解释。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中心的工资开始上升，而大量的失业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则抑制了外围的工资。阿明对中心提高了的工资的解释既含糊不清，又前后矛盾；这里我不详细论述；参见布鲁厄（1980a；1980b：第250—256页）。中心的高工资和外围的低工资导致了不平等交换，正如伊曼纽尔所分析的那样（在下面第九章讨论）。简单地说，伊曼纽尔认为，外围的低工资意味着其产品的低价格，而高工资中心的产品则以高价出售。根据阿明，这甩有些事情需要关注一下：中心在生产率上具有的优势大大超过其更高的工资，人们也许同样期待它的价格是低的。然而，他认为，尽管中心在大多数（工业）生产行业中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因而尽管有工资差距，却仍维持着不平等的专业化），外围在不多的、其所专门从事的生产行业中也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因此，在其出口工业上，外围把高生产率与低工资结合了起来，在国际性的利润平均化的条件下，这就是不平等交换的诀窍。 阿明批评伊曼纽尔在没有充分解释工资的情况下就把工资当作一种“自变量”。用阿明的话说就是：“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是国际价格，还是不平等的工资水平？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由历史原因（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工资的不平等，构成了专业化和使这种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国际价格体系的基础。”（UD：151）因此不存在什么自变量，只有使自身永久存在的过程〈另参见阿明1977：第185页）。 外围的社会形态以各部门间相互脱节为特征，因为缺乏大多数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品的各工业间的联系，马克思用其再生产图式分析过，在世界水平上存在着，但在国民经济范围内是不完善的。外围还以生产率的不平衡为特征：由外国资本操纵的、处于最现代行列的出口部门与原始的前资本主义部门共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但并没有成为独一无二的。作为需求模式的一个结果，第三部门（tertiarysector）过度扩张，并缺少工业投资的机会。外围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根本不是“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它们是“不发达的发展”的产物。 那么阿明关于世界体系的论述又是如何与其他作者的论述相一致呢？他从伊曼纽尔那里接受了对国际价格的分析，加上了他自己有关不平等专业化的论述来补充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上，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对国际贸易的第一次严肃分析。当然，其他作者己经描述了由于外国竞争而造成的外围工业的崩溃（马克思关于印度手织机纺织业的崩溃的论述，等等），但是阿明发展了这一观念并使其处于他分析的中心。不平等的专业化为分析外围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巴兰和依附论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阿明从不同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形态，就像第十章讨论的许多作者一样。在他的分析中垄断同样起了非常小的作用，而资本流动却是最具重要性的。 阿明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阐述的那种经济规律仅仅适用于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事实上是与其他生产方式共存的。一种仅仅涉及狭隘经济变量间数量关系的“经济的”分析只能是事情的次要部分。只有通过对具体社会形态的分析才能懂得真正的历史，也才不能把真正的历史归结为生产方式的一种预先确定的延续。他的工作的主要部分因而关注于历史的分析（UD，第一章，第五章）。这里我不指望能给予阿明著作的这一方面以充分的论述，我不会试图这样做；我将只是挑选某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并试图说明其主要的轮廓。阿明关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讨论因为其结合了广博的知识和有分析力的见解而格外引人注目。 他界定了五种生产方式，其中四种是人们熟悉的：原始一公社的、奴隶占有制的、简单小商品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显然与众不同的方式是： “纳贡”的方式，它通过强行征收贡赋而把一种剥削这種村社的社会政治机器加在现存的村社头上；这种纳贡的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各阶级最为普遍的形式，我在（a）其早期形式与（b）其诸如“封建的”生产方式这样的发展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別，其中乡村公社失去了其对属于封建领主的土地的所有权(dominiumeminens)。(UD:13) “纳贡”的方式我们显然早就知道，另一个称呼叫做亚细亚方式。它包括一系列社会结构，从没有怎么脱离原始一公社方式的非洲社会（尽管非洲文化是伟大的），到封建的欧洲。这个概念的包容一切的性质的确降低了其有用性，尽管人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在其中难以做出任何十分严格的区分的领域。 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融合儿种生产方式，并因而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阶级结构。纳贡方式占支配地位的形态可以包含商品生产和交换，尽管纳贡方式的纯粹形式并不这样。例如通过贸易，不同的社会形态相互作用，这能够为靠其他地方生产的剩余为生的社会形成基础。分析任何社会形态的关键是剩余的生产和流通，许多方面就像巴兰一样，被定义为“为确保重新构成劳动力而超出所需要的消费的生产”。（UD：18）这就为历史分析提供了一种充分的和灵活的框架。 阿明描述了一个由三种“主要的”纳贡形态（中国，埃及，印度）组成的前资本主义世界，它们周围是非常不稳定并更多地受中心影响（而不是相反）的“外围”。地中海的外围产生了一个由奴隶占有方式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并且依赖于其自己的外围（欧洲）来获得奴隶的供应。这种社会在野蛮入侵者面前的崩溃产生了欧洲封建制度，并且最终产生了资本主义。在中国遥远的东部外围，日本演变成一个封建社会并因此成为一种本土的资本主义。所有这一切与马克思的判断（现在通常遭嘲笑）亚洲社会没有真正的历史具有一种令人怀疑的相似性，但恰恰相反的情况是，这些亚洲社会现在被称做“中心的”。有一点要注意，外围也产生了进步；阿明认为，今天，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从外围开始。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尽管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如此的不同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至于类比实在不能被视为证明了任何事情。 阿明对封建制度的论述有点矛盾。它是最发达的纳贡模式： “既然充分发达的[纳贡模式]几乎总是倾向于成为封建的（这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埃及）”（AWS:140），那么，“中心的”纳贡形态就被描述为向封建制度的运动。另一方面，封建制度是外围的，因为从分析上看它是一种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IUD:16），而且因为（从地理上讲）它发展于那些自然条件不利和中心化趋势更弱的地区的边缘（UD：55—56）。这也许表示所引用的两部著作间立场的一种改变，但是我觉得它是对各种定义的不令人满意状态的一种反映。当然，关键是资本主义从“外围”的封建制度中产生，这样，以往的外围就成为中心。 资本主义起源于封建制度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历史，它是既通过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形成，也是通过掠夺物的商业积累来加以解释的；但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不清楚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地方的确是因为它是以封建制度为先导的。美国、加拿大等“新的”资本主义中心是中心无产阶级化的副产品，这导致了向外移民和在殖民地形成了小商品生产占异常比重的社会，并因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环境。 阿明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人们熟悉的）阶段。第一个是重商主义阶段，以资本主义在其本土的出现和联结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交换关系网络的建立为标志。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简称“竞争的资本主义”，尽管与外围的各种关系常常是垄断的），从1800年前后持续到1900年前后。根据阿明，这个阶段以中心与外围间大致平等的交换为特征（因为在中心，工资仍然是低的）。生产率的提高被当作竞争条件下降低价格的手段来实施。当“欧洲和美国退回到它们自己”时，这是世纪的一个“停顿”（UD：187）。再者，在阿明的用语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如果不是在他的叙述中，就是在他的“停顿”还指这样一个时期：其间，“资本主义市场的向外扩张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最重要的手段”。（即下一页，第188页）在这一时期内，一种新的国际专业化模式的基础无论如何被打下了，而且中心与外围间的划分线被设立了。 当然，阿明主要关注于（1900年起的）帝国主义阶段。在中心，工资（随生产率）开始上涨，资本变得非常具有流动性，而且世界市场变得紧密相联，这就为不平等交换的产生创造了各种条件。在正在出现的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中心竞争力量的阻碍，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则保留了下来。外围的社会形态是根据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渗透的日期、自然条件所提供的各种机会等，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正是在对通向外围资本主义的这些不同路线的分析中，作为一个分析历史的作者，阿明的技巧是最突出的，而我并不打算进行概括。 然而，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外围形态都趋向一种共同模式的外围资本主义。在阿明的论述中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外围资本主义是通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来加以界定的，而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仅仅成为一种“外壳，它的内容已经变成劳动力的出卖”。（IUD：191） 我们还经常把我们自己限定在“微观经济”的水平上，即公司的水平上来寻找资本主义关系……在外围的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模式似乎也可以被整合到资本主义市场之中，但实际上资本支配着直接生产者。后者不是小商品生产者……事实上，他很可能类似于以前存在于欧洲的家庭手工业工人，受到资本的剝削，事实上他向资本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而不是―他的产品。这里，如果看不到正是劳动力的出卖推动了制度，就无法理解世界体系的统一。（IUD：90~91；另见110：361） 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方式的吸收（与不同方式间的连接相反）最近己经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阿明也承认，当跨国公司把它们的行动转移到廉价劳动力的源头时，跨国公司的兴起能够使事情得以彻底改变。把这些线索综合起来可以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预言：“外围资本主义”正处于非常根本和相当迅速的变化过程之 阿明的论证的核心是经济过程：资本主义在外围的发展受到中心工业占优势的竞争力量体现在削价与外围工业抢生意，或确立一种根本上制止新工业出现的价格水平的能力上的阻碍。在阿明看来，至少从工业革命起，这种机制就既在中心，又在外围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所有发展阶段发挥着作用。 向出口行为（外向型）的畸形转变，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并非产生于“国内市场的不足”，而是由中心在一切领域的较高的生产率所致，这迫使外围把自己限定在产品的补充供应者的角色上，从事它所具有自然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特色农产品和矿物。作为这种畸形转变的结果，当外围的工资，就相同的生产率而言，巳经变得比中心更低，集中于外围国内市场的有限的工业发展将变得可能，尽管同时交换将变得不平等。随后的工业化模式尽管是进口替代型的，但与跨国公司内部新的国际分工（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影响一起，并没有改变外向型的基本条件，即使它们改变了它所釆取的各种形式。（UD：200） 手工业生產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阻碍迫使人们开始进入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后来进入过分扩展的第三（服务）部门，迫使工资下降并巩固了地主和其他前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地位。低工资和前资本主义方式的持续存在都起源于缺乏充分发展的工业部门。也还有其他的机制在起作用。当超经济强制是使利润最大化的最节省成本的手段时，资本就决不会轻视它，而要闯入商品生产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的社会，强制是必要的。国家权力、经济垄断权在发展的所有阶段也都发挥着作用。然而，阿明强调了外围各种形态朝一种共同道路的趋同，尽管它们的历史十分不同；上面概括的经济机制是他对持续不发达的一般解释。 阿明的论证路线还能够与“相对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或“相对成本”（comparativecosts）理论联系起来。有两点与此相关。第一，仅仅因为地理的原因，外围的各种形态在“特色农产品”和（某些）矿物的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接受这一点并不难。第二，所创造的就业不足以吸收全部的劳动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也许是真实的，但在阿明的论述中所涉及的确切的机制并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考察。必须一开始就论述一种预备的论点。在主流经济学中，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被当作是既定的。阿明正确地批评了这种观点。外围并不是本来就注定是原材料的供应者；不同活动中的劳动生产率是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专业化理论所能做的就是揭示不平等的发展如何出现在贸易关系中。这些关系反过来改变了后来的发展模式。 权威的关于国际专业化的后一李嘉图理论是建立在充分就业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在通常的仅仅具有两种商品的李嘉图式的例子中这并不太明显，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专门生产一种商品，其他国家就必须专门生产另一种商品。实际上当然存在着商品的多样性。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如果一国，比如A，有另一国两倍的劳动力，那么它必须专门从事吸收两国体系的三分之二总劳动的商品生产。如果我们考虑一系列的商品，按秩序排列，一端是A国具有最大的相对优势的那些商品，那么在A国的进出口商品之间就很可能确立了一道分界线，处于允许两国都充分就业的那一点上。这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在A国存在着资源闲置，那么，那里的回报因素（工资、利润等）必定下降，直A国在某些其他的生产部门能够通过削价与B国竞争为止。在充分就业（或者至少相等的失业）得以到处确立起来以前，分界线沿着活动的谱系移动。 相比之下，在阿明的论述中，(由“看不见的手”）分派给外围的工业不足以充分吸收那里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源，这样就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并且同时，货币资本就从生产性使用中转移了出去。他的论证看来是不完善的；下降的工资（和其他回报因素）应该恢复外围在足够的领域中的竞争力以弥补需求的下降。 事实上，他的分析处于一种更糟糕的状态中。他声称，与更发达经济的贸易将产生失业。李嘉图的经典分析（1951，第7章）想要表明，贸易将提高不够先进经济和较为先进经济的收入，因此没有必要为了恢复充分就业而强制地压低工资。李嘉图式论证的要点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只能够传动相对价格的结构。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比其他国家以低于实际成本100倍地生产每一种商品，从根本上讲，这与假设相对成本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区别。我将考察这种分析，从两种国家都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情况开始；基本点适用于任何商品生产体系。 有两种不同的情况，能够从中挽救阿明的论述。第一种情况是，相对优势在其中是这样的：假设技术运用于不发达地区，那个地区被排除在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之外。这正是阿明的例证；外围被排除在“工业的”行业之外，这是通过劳动一密集的（手工业）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被迫专门从事农业（土地一集约型的）。结果是增加了对土地的压力，租金提高，并且或者强制压低工资，或者导致失业。（这是斯托尔普一萨缪尔逊(1941)的论证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这里，关键是相对成本的模式。 第二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李嘉图式的论证假定，不同国家间只有商品是流动的，因此只有（相对的）商品价格被平均化了。如果取而代之假设资本也是流动的，资本家就会在任何成本最低的地方从事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位劳动成本，因而取决于与生产率相关的工资。这仍然不足以充分保证在外围将存在非工业化和失业。如果工资的差异与（假定的）生产率差距相适应，对外围而言就没有理由是无竞争力的。阿明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一旦中心的工资已经上升得非常高，新的“轻”工业就会在外围建立起来），但在他的论证中它只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我们因此必须假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工资被固定在实际的费用上；例如，在19世纪，无论中心还是外围，工资都接近于生活维持费，因此外围的工资不能被削减（关于这一段落所依据的理论论证，参见布鲁厄,1985）。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是，正如阿明所主张的那样，当资本是流动的并且生产率的差异超过了工资上的差异，那么贸易就可能造成失业。更先进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利润率（更低的成本），因此资本就从不发达国家流失，形成了失业。专业化取决于绝对成本，并非相对成本。在阿明所引的李嘉图的一段话中，李嘉图评述了这种可能性（李嘉图，1951：第136页）。阿明提到了资本从外围流失到中心，这符合这种分析，可是他还认为，超额一剥削的结果是外围的利润高于中心，这与这里所提出的分析不是一致的。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不同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及其发展对论证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在讨论（外围）“部门生产率不平衡性”的幌子下，阿明探讨了相对优势的模式： 当然，除在两个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之间之外，不可能在严格的意义上比较各种生产率……正如伊曼纽尔曾经提醒过我们的那样，只有在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之间，人们才能谈及不同的收益率。虽然具有一种特定的价格结构，但如果条件是这样的：即劳动，或资本，或两者，在一个部门不能像在另一个部门那样获得相同比率的回报，那么我要说，生产率在那个部门中是更低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劳动和资本来说，实际的趋势是在所有部门中都以相同的比率获得回报。然而，如果[中心的]这种价格结构……被传播到外围，如果各种技术条件（因此和生产率）被分布到中心之外的地方，结果将是各种因素在不同的部门中不能以相同的比率获得回报。(UD：215一216） 这里，请注意中心的价格结构决定世界价格这一假设。这排除了伊曼纽尔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因为不平等交换的观点恰恰是指，外围的低工资体现在支付给外围产品的低价格之中（参见下面的第九章）。阿明也许会争辩道，价格是与中心的和外围的成本一导致生产率的不平衡（像所界定的那样）和不平等的交换——相对应的那些事物之间的中介。 在《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中，阿明更进一步地否定了伊曼纽尔的分析，坚持认为中心和外围生产的是同样的产品，并且否认“在世界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是独特的，即它们都具有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IUD:209）这一点似乎这样的：即它与生产什么无关，因为需求无论如何都能够被创造出来，比如说塑料花。然而，即使所生产的商品是不断变化的，它们彼此之间仍然必须是有区别的，否则就不存在交换的或社会分工的基础。特别是，如果使用价值并不是“独特的”，那么就没有不平等专业化的余地，而阿明的分析就会与不平等交换理论一起消失。如果外围和中心生产同样种类的商品，它们必须以同样的价格出售，那么超额一剥削必然作为在外围从事生产的公司的超额利润，而不是通过不平等交换出现的。如果资本只是部分地流动，那么超额利润和不平等交换就能够共存。阿明没有清楚地详细说明所涉及的各种假设。 仍然需要对生产率的各种水平及其发展作出解释。阿明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商品交换是惟一的整合因素时，不同地区的生产率是按照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而有所不同的。专业化将依赖于比较的(并非绝对的）成本。假设在诸如外围被排除在主要工业部门之外这样的成本模式下，模式将趋于持续存在，或被加强，因为将没有获得工业经验的机会。 一旦资本成为流动的，就难以看到技术、从而生产率水平为什么没有与资本一起被转移。然而正像阿明（IUD:212）所了解的那样，它们显然处于某种状态之中。答案的主要部分的确必定在于对外经济：即个别企业或者不能为自己提供的各种生产条件，或者在工业已经充分建立起来的地方不需要提供的各种生产条件。例子有熟练的劳动力、供应者的网络、相应的运输服务等等。这些当然就是为什么难以（即，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代价高并因此是无利可图的）在一个新地点从事生产的所有原因。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更早时期，比如说1900年左右，当时中心的工资仍然非常低，技术仍然主要掌握在熟练工人手中，而没有被有组织地完全地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参照布瑞夫曼，1974），这就容易理解，对中心现有的资本主义公司而言，没有什么把生产转移到外围去的动力。 然而在现阶段，工资差距是大的，跨国公司具有大量的转移技术的经验，因此，要理解生产率鸿沟为什么会持续存在就困难得多。没有它，阿明的主要论证就将失败。他承认，工业从中心向外围的转移的确是一种趋势，但是又提出了大量的理由说明这种趋势为什么不占主导地位。第一，它花费时间，而且刚刚开始。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它为什么，比如说，会比资本设备的周转时间费多得多的时间呢？第二，资本主义需要中心的高工资来提供一个市场（IUD：213）。即使这是真的（它仍然是消费不足论的另一个版本，我已经对此进行过详细的批评），但仍然没有解释个别公司为什么会继续在工资高的地方从事生产。第三，他提到了需要国际收支平衡（IUD：213）。这不是问题：如果伴随着资本货物的输出，资本从中心大规模的流出将不会干扰其国际收支平衡。一旦工业已经被转移，那么中心支付进口的能力将被削弱，但总的行动水平，并且因而对进口的需求也会被削弱。对外围而言，阿明愿意接受这种论证；但为什么对中心而言就不愿意继续接受这种论证呢？第四，为了“再生产其自身的生存条件”，外围的发展必定受到阻碍和扭曲（IUD：218）。这只不过是重申了问题。但它为什么以及如何自己再生产呢？他最终相当绝望地断言，比方说，如果墨西哥成为美国的一个十分发达的省，那么“矛盾将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和政治领域”。（UD：381） 总之，阿明提供了一种关于外围发展的似乎合理的解释，外围至少在某些部门保持一种不同的工资水平、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持续的前资本主义模式）和一种滞后的生产率水平的时候，被分阶段地整合进了世界市场。然而，他对生产率的发展，尤其在跨国公司的时代，没有一种适当的解释。德简夫里（1981：第9页）把阿明看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观念的部分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他对生产方式概念的使用比大多数人更有经验，然而，他的总体框架却被划归于依附论传统。 五依附论：资产负债表 依附论硏究的基本原理似乎是：（1）(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被划分为一个中心和一个外围（或同样意义的术语）；(2)外围的各种社会是“依附的”，而中心的那些社会却并非如此；[3]依附性以某些有害的方式制约或扭曲了外围的发展。我将依次考察这三个原理。 依附理论把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和外围。弗兰克的确承认卫星、卫星的卫星等的链条，而沃勒斯坦则提出了“半一外围”，但这一术语显然表明了基本的两极模式。如果这样一种分类是有用的，那么，与所有中心经济相区别的所有外围经济必然具有同样的重要特征。非常难以看清它们是什么。例如，请考虑一下韩国、埃塞俄比亚、印度、新加坡和阿根廷。我想，所有这些国家都会被大多数依附论作者看成是外围的，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又能得到什么呢？惟一能正当地把它们都划归“外围的”办法就是主张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依附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在于发现“依附”意味着什么。根本的意思似乎是，中心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外围的依附国则不是。从任何简单的意义上讲，这无疑是荒谬的；在现代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不受外部事件的影响。当然，规模至关重要；例如，美国显然要比新加坡更不依赖于国外市场，似同样地，比利时是比印度更加“依附的”（从那种意义上讲）。事情一定是更加复杂。一种可能的意思是，中心的国家从其对世界体系的参与中获利，而外围的国家则并非如此。我暂时推迟对这种可能性的讨论。我猜想，依附观念中的另一个要索是，世界体系是由中心国家以某种适应其自身目的的方式形成起来的。这可以明智地被说成是主要国家的政治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正是重新塑造世界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完全可以认为，在正式独立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实施着政治统治，或者把这种政治统治强加于那些从未正式屈服的国家之上。然而，依附理论的要点似乎是：各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市场机制维持着某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依赖性，并不需要公然地使用国家的力量（对这个规则而言，沃勒斯坦是一个例外）。如果意思就是这样，则表明没有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在市场体系中没有中央计划机构，没有总体目的。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大量的个别企业和家庭制定它们各自的计划，它们通过市场相互作用。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在这种分析水平上，各国都不是相应的单位。 因此，在依附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必须是主张“依附”国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或扭曲，而中心国家的发展却不是这样。这不是一种能够轻易加以评价的主张，因为它预先假定了某些依附国家不能达到的、标准的发展速度和模式。依附传统早期的作者对它们意味着什么是非常清楚的；外围甚至将进一步地落后于中心，将不能发展重要的工业部门，并将继续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支付它们的进口产品。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把更充分的讨论推迟到第11章，这里仅仅指出所有权威的统计资料将说明什么：不发达国家的产量己经比更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人口也增长得更快，但即使如此，按人口计算的产量至少已经跟得上工业产量和输出己经更为迅速地增长了；一个普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关键并不是在某种抽象的或理想的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正在做着好事；存在着贫困，工作条件常常是十分恶劣的，等等。关键是，依附理论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给予有用的指导。有一些为“依附的工业化”概念下定义的努力，但是，除了那些在依附理论上有智力投资来保护它的人之外，这没给多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依附理论的一个更有力的控诉是，第三世界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的不平衡。一些国家已经经历了极高的增长率，并将无疑很快地加入到中心国家的行列中去。最广泛讨论的例子在东亚，尽管在南欧和其他地方也有例子。相比之下，第三世界的其他部分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人均收入数10年来实际上已经大幅度下降。制造业出口的增长已经更大量地集中于一些异常成功的地方。强制地把这些非常不同的案例归入单一的“依附”范畴完全不是有益的。 假设它有这些明显的缺陷，理解依附理论如何以它所采用的方式逐渐支配了激进思想就有点困难，更为困难的是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这样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相异的分析框架。能够加以论证的是（哈里斯，1986，第7章），依附理论，以及相关的观念，适合于第三世界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的确，一种把所有罪恶都归咎于外国人，并且把国家支持民族工业的干预合法化的思想体系，无论对国家机构的人员，还是对正在出现的工业资本，都是十分适合的。依附理论出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虚弱的时期，并在发展经济学中有其根基，它从中继承了民族利益和民族发展的概念。它看来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注意力已经转到对不同“外围”国家内在结构差异的考察。 六小结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两人都把资本主义等同于世界范围的交换关系的网络，即把剩余从卫星（外围）导向宗主国（核心）。两人都坚持认为，世界经济不同部分的内在结构和发展主要是由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较低水平上的生产组织（企业、部门、民族国家）是次要的。两人都主张，发展和不发达是硬币相反的两面，即一面是另一面的结果。我对两位作者的主要批评是，他们宏大的全面叙述和他们对（有时是有启发性的）特殊史实的讨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缺少的是真正的理论。然而，由于强调不发达的重要性和从世界体系发展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中心的和外围的社会形态。在中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了其他的方式，并产生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分析过的那种发展过程。在外围，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中心更先进工业竞争的“阻碍”，因此前资本主义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种十分不同于中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出现了。阿明对不平等专业化的解释依赖于中心和外围相对的生产率水平.他没有对此加以充分解释。他的解释是依附理论最精致的版本，并且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洞见。 从更全面的水平上讲，依附理论失败了，因为它不能解释在所谓的外围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十年间爆发的工业化，它也不能有助于说明第三世界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 注释： [1]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2]中译文参见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02页。一译注 [3]functionalism，功能主义，结构一功能理论把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看成整体，其中所有各个部分都发挥其功能以相互维持并保持整体性，如果个部分破坏了，便会引起其他部分的重新调整。参见[英]布洛克等编的《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35页。一译注
第七章巴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七章巴兰 ―垄断和停滞 二增长和剩余 三发达国家 四不发达的根源 五不发达的持续 六小结 我从1900年至1920年之间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理论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各种理论，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没有产生值得注意的创新。俄国革命的成功和西欧革命的失败扩大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共产主义者（随着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建立而制度化）之间，以及欧洲不同国家各共产党之间的裂缝。伴随斯大林执政的是，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所有的共产党中，强迫人们在理论上接受陈旧的正统观念。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胜利进一步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何重要的发展。我不愿讨论出现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它们相当机械地照搬照抄列宁，就所涉及的帝国主义问题来说，它们往往吸收列宁著作中更不充分的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的“过度成熟”并在消费不足论的意义上解释它（关于某些这样的著作，参见肯普，1967年，第7章）。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斯大林得以巩固其权力之前，俄国在经济学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讨论，但是它们当然主要针对革命之后的经济政策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硏究，由于有少数在与西方孤立地进行工作的作者而在这段时期保持着活力。莫里斯·多布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但对帝国主义却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多布，1940年，第7章；多布，1963：311ff）保罗·斯威齐的教科书《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更新近的著作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保罗·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1973年，下面简写为PEG）出版于1957年，无论就其所涉及的问题，或是就其理论内容而言，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环境中，敌对和战争已经不是突出的问题。巴兰指责垄断资本既是先进国家，又是不发达国家停滞的根源。同时，他是第一个认为不发达国家的权利本身就有研究价值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确，列宁曾经写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74）但是，俄国是半发达的，而不是不发达的国家。在把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做是一种不同于先进国家早期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方面，巴兰与其前辈不一致。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种态度支配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的思想。 巴兰和斯威齐密切合作了很长时间，合作的最大成果就是他们合着的《垄断资本》（1968）。试图确定哪个人是他们所代表的一般思想路线的原始作者确实是没有用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经过《发展的政冶经济学》直到《垄断资本》，有一条连贯的发展路线，开头非常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逐渐演变成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的时候，尤其在美国，在北方和南方，巴兰和斯威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每月评论》（由斯威齐和其他人编辑》，培育了整个学派的作者。 ―垄断和停滞 如上所述，巴兰和斯威齐是“消费不足论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工人有限的购买力而经受持久的需求短缺。他们全部的论证显然接近霍布森的论证，尽管他们似乎一直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已经讨论了霍布森的看法（第四章），因此我将简单地脱提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斯威齐认为，如果人们考虑马克思所描述的不同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扩张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这个论证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他还认为，垄断企业不太可能实现足以维持需求的投资。第二个论证是由巴兰展开的。它们以一种十分不同的形式结合在《垄断资本》之中。 斯威齐的第一个论证是这样展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的份额和此后靠工资为生的人的消费份额在总产品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资本集中到更少数人的手中则意味着下降的利润份额被消费了。因此消费吸收了总产品下降的份额（这预示了《垄断资本》中的“剩余上升的规律”），下降的消费份额必须与上升的投资份额相等。消费和投资两者随着时间的过去都增加了，但是，如果需求的扩大要与产出相一致，投资的增长必须快于消费。斯威齐认为，只是要求新的投资来扩大生产消费品的能力（这一点是含蓄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在新的投资和生产出的额外消费品产量之间有一个由市场内部因素加以确定的比例，这样两者只能同步扩大。然而，在为维持需求而要求投资应该比消费增长更快，与市场内部因素要求它们同速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他得出结论说，需求将与产出不等，除非在非生产性使用中（军费等），或通过资本输出找到某些吸收产出的方法。 论证中的缺陷（恰恰与霍布森的论证一样）是显而易见的；斯威齐假设，生产资料只是用来生产消费品，但是投资还進入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较低的消费份额能够通过更快速增长，与更多的进入生产消费品产业的投资保持平衡。当然不能保证这会发生，但是，如果存在足以赢利的投资机会，那么，加速积累的机会就将被利用。推动资本主义的是赢利的前景，而不是消费的扩大。要反驳斯威齐的消费不足论的分析，就得依靠投资率，它本身是由投资机会决定的，投资率决定着产出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是否会被消除。 斯威齐有一个进一步的论证，与消费不足论的论证不同，它在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和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中占主导地位。我将全神贯注于巴兰的阐述，因为它看起来比所引用的其他著作中的阐述更完整。巴兰认为，有两种投资动机：引入新的生产技术和扩大产量。垄断将阻碍新技术革新的引入，因为它们会形成使现有技术过时的危险，同时它不会扩大产量，因为它为了卖出更多的产品将不得不削价，从而减少了它的利润。他把竞争的资本主义与垄断组织支配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中，任何阻碍降低成本创新的公司都将由于其竞争者的低价而被驱逐出市场。竞争的公司为了扩大产量而进行投资，因为它们每一家都试图扩大它们的市场份额，而不注意对总产品和总价格的影响。阻碍扩张的公司将落后于其竞争者，将以更高的成本而告终，并将缺乏引入新的生产方法的资源。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情况。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把朝向垄断的趋势看做是一种强化竞争，而不是抑制竞争的因素，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确不是完全一致的。相比之下，巴兰和斯威齐却认为，当每一个市场上只有一些大公司在活动的时候，竞争性的斗争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将普遍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andletlive）的政策。希法亭曾经以非常开放的方法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列宁和布哈林曾经把它当作他们所拒绝的“超帝国主义论”的一部分而加以拒绝。这里有一些悖论式的现象。虽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布哈林，往往把每一种国民经济都说成是由一个单独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所支配，但他们的思想受到下列事实的影响：集中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垄断的主要形式是相当数量的公司之间相对松刚散的卡特尔协议，很有可能分解为激烈的竞争。后来写作的巴兰和斯威齐强调指出，在每一个市场上都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公司，而不是一个，但是，它们是为数不多的足以并且已经足以维持一种稳记的“力量均势”的公司。 然而，有必要对理论论证作出评价。垄断组织通常会比竞争的公司投资得更少吗？我相信巴兰和斯威齐没有证实这个中心点。首先考虑一下技术创新。关于市场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曾经有过大量的争论。没有明显的经验证据表明竞争性市场所具有的优越性。小公司可以感觉到的任何更大的创新动机都被它们下降的创新能力所抵消（例如，参见海和莫里斯，1979年，第13章，以及那里所引的参考书目）。从理论上讲，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垄断组织和竞争性公司两者都具有使成本最小化的动机：因而就有采用任何降低成本创新的动机。在两种情况中，只有当运用新设备的总的生产成本比运用旧设备的直接成本低（因为运用旧设备的资本成本已经下降：可选择的事就是把它抛弃，或者只要它还给资本成本带来任何回报，就继续用它）时，引进新设备并且抛弃旧设备就是值得的。巴兰意识到这一点（PEG：198—199），但他以把资本委托给公司使用要承担风险和资本供应有限为依据，提出了其他论证。他认为，这些将导致垄断组织退缩不前，而竞争性的公司则被迫向前走。另一方面，人们能够认为，大公司会投入大量资源来有意识地探寻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产品，因此会有更多的创新机会，即使他们在某些机会的利用上会更迟钝。巴兰的论证所归结的结论并不是说，从长远看垄断组织延缓了技术变革，而是说它们将更经济并因此用更少的投资来引入新技术。这是会促进还是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取决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更经常的是因为需求短缺而放缓，还是由于可资利用的技术机会的短缺而放缓。换言之，垄断组织对技术变革的反应方法仅仅导致一个体制之内需求的不足，需求不足在这种体制中不管怎样都是一个难题。 论证的重心因而落在这样的主张上：垄断组织限制产量的扩大以保护垄断利润。这是把静态论证运用于实质上是动态的问题上。对一定的成本和需求水平来说，有产生最大利润的特定价格和产量。只要既定的条件保持不变，一个垄断组织就会继续生产这种产品，并且不会为了扩大产量而投资。为了分析投资，我们必须考察成本和需求的变化。静态的模式无济于事。一个同样静态的竞争产业模式能够被构造出来。再者，在一定的成本和需求条件下，存在着确定的均衡产量。任何的产业扩张将降低利润并导致资本外流。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率受成本和需求变化所支配（参见马修斯，1959年，第33页等处）。 必须在经济整体中寻找需求变化的决定因素。一种产业的扩张造成对投资货物的需求，还创造了就业，扩大了对消费品的需求。需求的扩大，如果不被别处的收缩所抵消，具有一种累积效应。其他产业逐步增加投资，这引起进一步的扩张。无论经济是竞争的或是垄断的，这个累积过程将始终起作用，尽管并不必然以完全相同的方法。当需求缩减时，同样的过程朝相反方向起作用。结果，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连续的繁荣和萧条。决定着整整一段长时间的总投资率的主要因素，因此必然或者是缓慢而且稳定地在整个繁荣和萧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力量，或者是通过循环机制、通过繁荣和萧条的相对强度和通过使繁荣或萧条中止的限制因素而实际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垄断组织通过过度扩张来避免扰乱一个特定的、静态的市场的愿望根本就不解决问题。 必须承认，没有人具有一种真正令人满意的关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或者关于它们与垄断或竞争在经济中的优势的关系的理论。 因为缺少任何理论，我们必须求助于证据。巴兰，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寻找的证据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段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历史上最严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萧条，使他易于找到垄断资本主义失败的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繁荣”强有力地表明，垄断资本主义与发展并不是不相容的。“长期繁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它远远超过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任何这样的阶段。当巴兰和斯威齐在60年代写作《垄断资本》时，他们应该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似乎由于过度关注美国经济而误入歧途。当然，日本和欧洲是发展的主要中心。 二增长和剩余 经济剩余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和“重农主义者”，他们是从物质剩余方面来思考的，物质剩余是社会或国家可得到的、超过维持人口和股本不变所需要的产品以上的部分。这种剩余或“净产品”能被用作积累、军事用途或文化发展（例如，参见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951年，第26章）。马克思把这一观念转变为阶级关系的表达：剩余劳动是被剥削阶级不得不从事的为其剥削者生产商品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相当于剩余产品，即资本家为其自身消费、为投资，或为非生产性工人和食客而占有的商品。 巴兰实际上回到了经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出于与古典经济学家同样的原因：讨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把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人均物质产品产量的增长。”（PEG：128）为了衡量增长，我们必须有一些总计物质产品产量的方法；巴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决定假设“总产品的增长能够以某种方法加以衡量。”（PEG：129）关键不是测量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事实上巴兰是从数量上来界定发展的，与更早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不同，他们的焦点在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质变。在某些方面，这代表了一种前进，因为像“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类的观念基本上是数量式的，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然而，存在着忽视质变并且把社会主义仅仅看做是更快增长的一种手段的危险。 巴兰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理论。他列举了许多导致增长的因素（PEG：129—131，但以新的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净投资而出现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净投资是部分的经济剩余，他总结道，剩余的规模和用途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把净投资定义为生产资料股本的净增加额。这一定义被主流经济学所釆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涉及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样，对马克思而言，资本积累包括预付给新工人的工资，但不包括非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增加额。在“原始积累”的标题下，马克思把由于从非资本主义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而产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向资本的转变包括在内。在巴兰的理论框架中，其惟一的意义就在于由它产生的剩余使用上的改变。 巴兰的目的是要证明，资本主义在一个阶段上是发展的一种（适度）有效的动力，但是，社会主义现在将做得更好，因此，他需要把发展界定为与社会关系无关，以便能够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因而己经到达其历史规定的时间的终点。 他把实际剩余（actualsurplus）定义为当前净产出与当前消费之间的差额。因为事实上，与对新的生产资料上的投资不同，一切产品的使用可以被算作消费，实际剩余等于净投资加上超越有关国家边界的所有资金的流出量（或减去所有流入量）。这并不意味着剩余必然决定投资；如果投资不足以吸收（潜在的）剩余，那么，或者是产出下降，或者是剩余必须被用于当前的消费。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如果没有对商品的需求，它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而对整个世界而言，实际剩余必须等于净投资（加上黄金储备的增加额，这能够被忽略不计），这样，一个国家的任何差异必然形成剩余转移为在另一个国家的投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转移能够通过资本输出（它仍然是资本输出国资本家的财产），或者通过作为先前投资行为结果的利润、红利和利息的流入来实现。它还能够釆取“贡赋”通过统治权直接从殖民地榨取流入的形式。 潜在剩余（potentialsurplus）的数额等于在不把当前消费降低到某一最低必要水平的条件下整个具有发展趋势的社会能够用于投资的数额。因此，它是“在一定自然和技术环境下借助可利用的生产性资源能够被生产出来的产量与可以被当作必要消费的数量之间的差额”。（PEG：133）这里有大量的概念上和实际上的测量困难（泰勒，1979：第79页），但是巴兰没有从数量方面使用这一概念，而是满足于指出潜在剩畲与实际投资水平之间存在的巨大差额。 巴兰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哪些种类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哪些是非生产性的。从定义的角度看，更贴切的应该是思考不同产品被使用的方式，因为剩余的各种定义是从产品的产出和使用方面提出来的。简单说来，巴兰不赞成的所有产出（“在一个秩序合理的社会屮这将是不存在的”）都算作是实际消费的部分，而不是必要消费的部分。因此它们说明了潜在的与实际的剩余之间的差额部分。（我禁不住有这种想法：在“一个秩序合理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可以给他们自己每人分配一辆镀铬的卡迪拉克牌轿车，哪怕让巴兰这样的淸教徒式的知识分子烦恼。但最后谁来决定什么是合理的呢？） 第三个剩余概念是计划剩余（plannedsurplus），这是惟一与社会主义社会有关的概念，它在巴兰论证的进一步发展中没有什么作用。它是“最佳的”产出水平（也许低于最大可能的产出量，因为更短的劳动时间，等等）与“最佳的”消费水平之间的差额。因而它代表了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精心的、有意识的集体选择的结果。 巴兰的程序现在是非常明显的：计划剩余表示一个合理的社会打算对其潜在剩余的使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剩余小于潜在剩余，因此，剩余的规模和使用，实际剩余和潜在剩余之间的关系是调查研究的焦点。 三发达国家 巴兰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讨论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讨论，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事实上，他列举的所有例子和证据都是美国的，而且，所有的叙述与其说它将适用于，比如说，日本或西德，不如说在美国那种环境中才更有意义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国家”或“国民经济”的概念被想当然地作为分析单位，没有经认真的讨论。从对诸如剩余、投资等之类概念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到，它们是在国家水平上的集合概念。 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论证取决于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比，尽管它是相当混乱地根据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竞争的理想化模式与（巴竺所看到的）垄断资本的现实之间的对比而提出来的；理想化的模式“至少大致，表明了实际上己经为……生产力空前发展作好准备的机制的基本原则”。（PEG：165）由此看来，竞争的资本主义由于把工人的消费压到最低的程度而使剩余最大化，促使资本家去节省，而且消除非生产性支出。因为竞争引起的创新和扩张的压力，剩余主要用于投资。竞争的资本主义因而是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因。 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演变被证明是非常难以阻止的： 然而，垄断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剩余，从这一概念最相应的意义上讲，是越大越好，也就是说，要考虑现行的产出水平，资本主义制度下影响收入分配的市场机制，以及传统的基本生活水平的或多或少的平衡上升。（PEG：177） 换句话说，剩余就是剩余。然而，它是大量的和增长的。这里，巴兰似乎（这不是非常清楚）已经使用了作为总利润和其他资产收入之和的剩余概念。换句话说，他回到了马克思的概念，尽管是在价格方面，而不是在价值方面。 他全神贯注于剩余的使用，认为与垄断集团所能够的投资相比，它们将倾向于更少地投资，这样就有一个持久的需求短缺，除非有其他的刺激因素盛行起来。我已经叙述了（并且拒绝）这种把垄断当作停滞原因的说法，它是巴兰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例证的核心。然而，如果剩余未被使用，它就根本不会以货币的形式实现。卖不出去的商品将不再生产。随之产生的失业将减少消费，还要进一步地削减总销售额和产量。因此，对垄断资本主义来说，中心问题是避免20世纪30年代那种规模的萧条或更糟的情况。在巴兰的论述中，这是以不同的浪费形式吸收剩余来达到的，有些形式是对需求不足的反应，有些形式是资本主义其他发展的偶然结果。因为持久的需求不足，销售努力逐步加紧，同时，部分潜在剩余转向广告业、挥霍性产品多样化等等。（这种论证在《垄断资本》中比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得以更充分的展开。）另一部分剩余被投入到大公司之内增加的非生产性活动，并非出于与需求不足有直接联系的原因，但仍然有助缓解需求不足。 国家支出以不同的浪费的方式吸收了大量的潜在剩余，尤其是通过军费。巴兰讨论了有用的国家支出的可能性，但却未必可靠地在政治的范围内对它作出判断。首先，统治阶级对国家支出是左右为难的；它想要维持需求，这就要求剩余被使用，但同时它又想要保持对剩余的所有权，并不愿在税收方面放弃它。其次，对任何与私人供应相竞争的集体供应存在着强烈的反抗。无论如何，国家将不会真诚地致力于充分就业，因为一定数量的失业对维持劳动纪律和缩减工资是必要的。这些论证使巴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失业分析的基本内容，但拒绝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干预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无冲突的资本主义的论证。以同样的方式，巴兰拒绝了关于通过提高消费而带来的工资提高或向穷人转移支付的提高能够解决问题的论证。这是霍布森的处方，但巴兰同列宁一样认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这并不是一条可能的出路。 军费——与此相关的各种支出形式，如间谍活动，给同盟国的军援等等是作为为数不多的国家支出形式之一出现的，它能够在不伤害统治阶级任何权力部分的情况下吸收剩余。在巴兰的分析中，军费是与帝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巴兰没有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定义，从他对这个词的使用中也不清楚他的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像布哈林一样）用这个词泛指扩张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发展的一个阶段（列宁）。它并不必定指形式上的领土扩张政策，但包括更普遍的打算增进国民，尤其是其大公司全球利益的政策。它并不必定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尽管巴兰的确以一种非常隐含的形式提到了竞争；PEG：242一243）。简言之，巴兰关于帝国主义起源的论述大致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但是他认为，它在先进国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军事和其他有关开支而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帝国主义最终成为国家支出的一个借口。这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商品输出不会有助于吸收剩余，因为它必须通过相应的商品输入或资本输出来保持平衡，否则支付平衡会被扰乱并且将促使重新调整（通过币值的重新调整或其他方法）。这不会阻止个别的企业通过寻找出口市场来试图减缓它们自己的需求不足问题。 另一方面，资本输出导致一种平衡的商品输出（使支付平衡保持一致），并且因而有助于吸收平衡。同时，个别的垄断企业不愿意在国内扩张，因为担心扰乱市场一—渴望在国外扩张。世界市场并不像国内市场那样被彻底瓜分了（PEG：240），尽管同样的、避免在国内市场上阻止它们竞争的愿望这里也发挥着作用（PEG：239）。巴兰非常矛盾。一方面他需要资本输出作为他论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另一方面，他想保留他把垄断作为一种阻止国际国内范围投资的力量的论述。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以后将考察这些原因），他认为，不发达国家仅仅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机会。正如他的批评者己经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资本输出仅仅是以一种非常临时的方法促进了吸收剩余，因为他认为，利润和股息的回流它增大了剩余很快超过资本的流出。这没有真正损害他的论证，因为决定到国外投资的是个别公司，并且它们正在试图使它们的利润最大化。 巴兰认为，公司要求并得到了政府对它们国外行为的支持，以对东道国施加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的形式，导致大量的支出用于军事机构的维持、对外援助、技术补助等等。这是帝国主义的真正意义： 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从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增加什么样的收入和就业。对个别的有关公司和与这些公司有联系的团体而言，这些增长尽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不必是非常大的……当人们不仅仅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政策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直接利益，而且从整体上设想这些政策的后果时，问题就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显示出来。对所谓的友好政府的贷款和捐赠，军事机构上费用……所有这一切具有庞大的数量……因此，经济剩余的这种使用形式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影响，远远超过对外经济活动本身的收入和就业所产生的影响。与前者相比，后者就像一块撼动磐石的游石——实际上只具有次要的意义。（PEG：245—246） 乍看起来接受这种论证是困难的。纯粹为得到国家支出的好处就遭受所有与帝国主义政策有关的真正风险（如战争），这的确是不合理的，而且这种好处无论如何都能通过把国家支出导向更有用的目的上来取得。这正是巴兰的意思；它是不合理的，但（他声称）它发生了，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就是不合理的，还因为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从这种政策中获益，而其他利益集团又会受到任何替代政策的威胁。这种论证事实上是旧的对殖民主义激进批评的一种巧妙倒置。人们常常认为，占有殖民地有利于一小撮受惠者，但是总的说来“国家”所付出的代价超过了收益。激进分子因此认为，全体人民应该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假设站在其消费不足论的立场上，巴兰能够认为，帝国主义的“代价”事实上是有利益的，因为它们有助于通过吸收剩余维持需求和就业。因此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受益者和人民大众之间就存在着利益的一致（只要对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垄断资本主义来说，惟一的选择就是不具备这些政策条件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当然，霍布森正好考虑了同样的论证，但是声称收入的重新分配能够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消除对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 巴兰在这段上下文中提到了列宁“工人贵族”的观念，但他的观念显然与列宁的思想不是一回事。他从列宁那里获得的所有东西就是这样的可能性：“帝国主义政策也许实际上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来说是有好处的。”（PEG：245）然而，列宁把好处看做是垄断利润的一部分以更高工资的形式给了工人阶级的少数人，而巴兰则把它主要看做是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有更好的就业前景。 巴兰的例证，首先建立在一般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垄断资本在吸收剩余上有困难，浪费因此是——自相矛盾地——有利于垄断资本和全体人民的（只要基本的框架依然没有改变、其次根据的是有一个政治明星群体的存在，他们允许某些形式的国家支出，同时禁止其他形式。这两个假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要比其他时期在其他地方看起来更似乎合理。最后的评论是：巴兰的论证，正像在本节中所呈现的那样，实际上是霍布森论证的翻版。遗憾的是，巴兰没有给予霍布森其应有的荣誉。 四不发达的根源 巴兰把世界经济分为两个部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作为其他国家跟随的模式来加以讨论的；只要它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仅仅从事有计划的和均衡的贸易，那么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就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影响。处于发展中间阶段的国家也大部分被忽视了。 先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集中在三个主题之下：贸易流动、剩余流动和政治一军事影响。贸易流动有助于向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初级产品资源，而不发达地区工业的发展受到先进国家进口制成品竞争的阻碍。当垄断资本中心地带由于过度剩余造成问题增加时，剩余流动，以利润和红利的形式使不发达国家丧失了非常需要的投资资源（尽管它们是可以得到的，但它们也许得不到利用）。先进国家的政治影响有助于维持善待外国投资者和抑制本土发展的不发达地区的政府。所有这些力量，因为它们影响不发达地区，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加以更加详细的讨论。 为了建立这种两极模式的世界体系，巴兰必须解释先进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在积累资本、财富和力量方面巨大差异的起源。根据巴兰，资本主义中心地带高水平的发展是没有问题的，竞争的资本主义是高速发展的一种力量，先进资本主义经济在很长的时期中一直被竞争的资本主义支配着。问题是解释为什么同样的过程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 巴兰认为，在欧洲殖民主义时期之前，“到处”存在着“一种生产方式和一种社会政治秩序，它被方便地概括在封建主义的名义之下。”（PEG：268）尽管有地区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已经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进入解体和腐朽的过程”，它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在欧洲（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与亚洲（“亚细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巴兰确定了资本主义的三个前提条件：（1）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伴随着农民被驱逐出土地；商品生产和分工的发展；（3）商人和富裕农民的资本积累。在这些前提条件中，他赋予第三个前提条件，即商人资本形式的资本积累以战略性的意义，理由是其他两个前提条件正在各处以一种大致同样的速度发展着。商人资本在欧洲的发展是欧洲扩张的基础，是欧洲资本得以在其中从世界其他地方吮吸剩余的过程的基础。世界经济，从它的不同部分处于大体同等的状态开始，由于剩余的再分配而被分成富裕的和贫穷的地区。这种解释主要是根据印度与日本的对比而提出来的，印度受到其英国占领者大规模地掠夺和剥削，而日本则保持着独立并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此外，巴兰强调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持。独立国家设法保护新产业免遭竞争，提供基本设施等等，而附属地区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则有组织地歧视本地的能与统治国竞争的生产者。 巴兰的工作代表了一种转变：把资本主义发展看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的一个地区的发展。这最终可能导致一种历史观，即把历史看做一场零分比赛[1]，看做是一场为分配固定的世界收入而进行的斗争。假设他强调了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及其所创造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技术的巨大进步，和……产量和消费的重大增长”，（PEG：165）那么，为此指责巴兰将是不公正的。他的后继者，尤其是弗兰克，则进一步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五不发达的持续 不管不发达的根源是什么，巴兰都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开始存在着一个相当一致和具有特色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它阻碍了那里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个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庞大和非常落后的，具有小规模农民生产和一个寄生的地主阶级的农业部门；一个小却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部分归外国所有，为有限的本地市场生产；许多为出口而生产的企业，具有代表性的是外国所有的和生产初级产品的企业；最后，人量的商人，包括大部分控制外贸和与外资有密切联系的商人，还有少数渗透到更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商人。巴兰把这描述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秩序”（PEG：300），但农业部分似乎具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巴兰在他的讨论中事实上根本没有清楚地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作出区分；从那以后，作出这种区分的正确方法已经成为一件激烈争论的事情。从“生产方式的连接”方面来理解，巴兰的描述等于是把资本主义的城市工业和出口部分，以及占支配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农村部分，等同于使两部分之间形成主要联系的商人资本。我想，这就是阿明对它的解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些视为“宗主国一卫星国关系链条”中的不同层次，其中，城镇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卫星，乡村是城镇的卫星，就像弗兰克所指出的那样（参照巴罗勒，1985，第4章）。巴兰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但是他的相当描述性的和注重实际经验的方法为许多不同的解释留下了通道。 当然，分析的出发点是不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剩余。他认为，尽管因为低水平的产量，剩余在绝对量上是少的，但因为大众消费被压至尽可能低的水平，剩余在相对量上是大的。经济剩余因而大到足以允许有一个相当快的增长，尽管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对不发达国家缺乏增长的解释必定在于剩余的使用，而不是它的规模。 关于不发达国家缺少生产性投资，他提出了一种双重解释。剩余不能够用于投资，因为它或者被引入到先进国家，或者被吸收到非生产性的应用，但即使它没被转移，它也不会被用于投资，因为投资的动机太弱。巴兰没有把这两个论证分开，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两者都提出来。也许是，如果剩余能够用于投资但没被投资，：将出现在长期的需求不足、价格下降和资本外流之中，然而如果投资机会在那里却没有可以利用的剩余，将会出现持久的繁荣和资本流入。伴随少的可用作投资的剩余和弱的投资动机，有一种低一增长平衡。无论如何，两种论证并不是完全可以分开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弱的投资动机是剩余转换成其他用途的原因。储蓄和投资决策不是完全分离的。我将跟随巴兰反过来仔细考察不同的部门，考察剩余的产生和使用。 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最大的部门是农业。巴兰描述了两种农业生产可以通过它们被组织起来的方法：小规模的农民生产或大庄园系统。这些在不同的地区可以按不同的比例组合起来。在维持生计的农民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因为小规模的生产和古老方法的使用，生产率非常低。尽管这样，总产品的大部分被地主拿走，表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农民并不投资以改良生产方法，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剩余正在从他们那里被吸走），因为只要土地被再细分为非常小的地块，就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机会。 地主也不投资改进生产方法，因为他们不能够确信能以更高地租的形式获得回报，因为小块土地使得不可能有许多投资形式，因为他们控制的剩余大部分被“维持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相称的生活方式的必需品”（PEG：304）所吸收。他们所实施的储蓄被转换成出借的货币或获得更多的土地，并因而也许转换成被迫借债或廉价出售其土地的贫苦农民的消费。这里显而易见的是，正是社会生产关系是发展的障碍，并且有一些从本质上讲是前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后的作者已经更清楚和更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 在由雇用劳动工作的大庄园的地方，那里，换句话说，农业是资本主义的（巴兰没有这样说），当投资回报一般来讲是不确定的并且实现起来缓慢时，因为劳动力便宜和机械相对昂贵而使投资受阻。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论证；不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遭受到妨碍其充分发展的各种困难。这条思路也己被许多作者所遵循；关于低工资的影响，见第九章。 虽然土改所做的一切是要减轻租金负担和对大庄园进行再次划分，但巴兰对它作为一种答案并不热心。因为农民非常穷，他们把任何增加的收入花在消费上，而由土地的再分而造成的对进步的阻碍却强化了。在（现在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集中化，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了出去，提高了生产率，并同时提供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一个工业品市场和供给产业工人的农产品（参见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巴兰认为，土地改革只有在工业发展、国家政策鼓励资本主义工业扩张的环境下才能成功。土地改革本身并不是什么方案并且也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为什么农业上的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够伴随着同时的工业发展，这其中确切的原因不是清楚的。的确，如果有工业雇用他们，被资本主义农业驱逐出土地的劳动者将只有在工业上找到工作，但是，这非得是资本主义农场主所关心的事情吗？资本主义农业事实上在许多不发达地区己经十分迅速地发展了，同时城市的失业也有相应的增长。巴兰对小规模农业的敌意也许源自对农业集体化的偏爱；如果是这样，现在没有什么人会赞同。 剩余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自然增加了“商人、货币出借人和各种中间人”，他们统统都可以被当作商人资本来描述（巴兰避免这个方便的术语）。商人资本在不发达国家“无组织的和孤立的市场”中能够利用许多机会来获得垄断利润，但同时，垄断利润从没落的地主、富农等中吸收新的成员加入到这个阶层。强化的竞争并不导致对垄断利润的侵烛，而是导致越来越小和更加本地化的垄断组织的创立。结果是，一个庞大的和寄生性的商人阶层吸收了大部分的剩余，尽管其许多成员是相对贫困的。就像土地的再分配一样，商人资本的再分配是进步的一个障碍。巴兰也认识到大规模商人的存在（正像农业中存在着大种植园一样）；由于生产性投资上比较低的回报和资金其他用途的吸引，他们不敢把他们的利润进行生产性投资。巴兰关于寄生性掌握商人资本的描述是令人信服的（PEG：308一313），但他对事态的这一阶段的解释却是粗略的。在先进国家也有一个其中商人资本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但它被产业资本推到一旁。不发达世界中乡村地区对商人资本的持续控制必须用农业和工业两者有限的发展来解释，在巴兰的论述中，尤其是后者。 巴兰对工业发展不足的解释是他解释不发达的关键，具有几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来自国外的竞争扼杀了新生的工业，狭窄的市场阻碍了发展，存在的工业发展迅速采取了垄断的形式和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些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目前的先进国家处于其发展的初始阶段，但是因为有坚定的国家支持而被克服；缺乏同样的来自国家的支持是今天阻碍类似的发展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 来自国外的竞争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在解释工业发展不足时已经强调的一个因素。阿明更加细致地发展了这一论证，因此我将把讨论推迟到下一章。无论如何，来自国外的竞争都能够被保护所制止。国家支持因而是决定性的因素。狭窄的国内市场是普遍低水平的产量和收入的结果。巴兰这里没有提出消费不足论的论证：应受责备的正是低的总体发展水平。他的论证虽然有点古怪。“在这种情况下，在别处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商业阶段向其工业阶段转变的小工场没能够扩散。”（PEG：314）狭窄的市场难以阻止小规模生产的扩散。对已兰而言，狭窄的市场的真正重要性是，大规模的生产导致了早期的垄断的发展，而垄断是彻头彻尾的真正的祸害。 在迅速完成从对经济制度的进步作用到退步作用的整个历程中，[工业企业]在早期阶段上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其结果与不发达国家中主要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颇为相似……垄断性工业一方面通过妨碍资本和人员从流通领域转入工业生产领域，来延长资本主义的商业阶段。另一方面，垄断性工业既不能为农产品提供市场，又不能为农业剩余劳动提供出路，并且不能向农业提供廉价的制成的消费品和工具，这样它就迫使农业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使结构性失业者经常处于闲暇状态，并促进了小商人、乡村工业等的进一步增长。（PEG：315—316） 我已经叙述了巴兰关于垄断阻碍投资的论证及其他的缺点。他提出的例证在不发达国家也许更加有力，在那里，总需求的大部分来自非常平静和不灵活的农业部门，因为，正如上面我已经论证的那样，在一个垄断系统中，市场的扩张必定是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 迎合国内市场的外国公司甚至更可能大规模地发挥作用和占有垄断地位。事实上，外国所有权与垄断对投资的抑制性影响没有区别。外国公司另外还被指责为把剩余送到国外并进口它们购买的许多东西。两种指责都不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斯齐曼斯基估算，有一个财富从先进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净流入；1981，第9章）。外国公司也许会把利润在当地再投资，如果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话，并且也许会购买当地的商品，如果它们更便宜或更好的话。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从其祖国获得政治支持，事实上，通过取代当地公司，它们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还有为出口生产的公司，主要生产初级商品并且主要为外国所有。巴兰主张，从典型意义上讲，它们仅仅把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工资，即剩余相对较高并主要从乡村获得。因此对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什么剌激（它也许刺激了投资），对本地可供投资的剩余也没有大的贡献。我将把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讨论保留到后而的章节；巴兰再次成为已经被进一步发展的思想的源泉。因为在巴兰的时代，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品出口已经迅速增长，这是一个他没有预见到的发展。 第一，因为外国资本在国家之内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及其取得其祖国支持的号召力，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结构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压力下形成了。巴兰主张，外国资本与经济发展是相对立的，因为它会威胁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它会产生更高的赋税，并使国家对促进国内发展的支持变得不利于出口部门对专门的基础设施“需求”。第二，有一个附属于外国资本的强大的商人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起供应商作用的企业、代理商和承包人，还有那些处理进出口业务的人。巴兰把这些人称作“买办”资产阶级。在代表它们自身的利益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代表着外国资本的利益。第三，存在着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反命任何对现状的干扰，并与外国资本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最后，工业资本，尽管它在经济中具有相对小的分量，被集中到少数强大的垄断组织手中，但它们反对任何威胁它们垄断地位的发展。这些并不是惟一的阶级力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其自己的利益，与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利益相对立，这些阶级力量必须有所表达或以某种方式加以收买（或两者皆有），而一个进步的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弱小，但能够存在。 显然，有许多可能的联盟能够从这种阶级和阶级分裂的复杂网络中产生出来，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分析的发展中，就像其著作中的其他方面一样，巴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的工作暗示了一条可能的分析思路。他自己的着重点主要在外国资本，和它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抑制发展中的作用方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我们拿走外国统治的因素，将给我们留下非常多的同样的阶级和冲突，就像先进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争夺权力的斗争那样。我们也许怀疑巴兰的假设：商人阶级和封建阶级必定同样地敌视发展；在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的国家，他们并不总是这样。 巴兰讨论了不发达国家中三种不同类型的行政管理（government），他把它们称作：殖民管理（colonialadministrations）、买办统治（compradorregimes）和“新政”政治（“NewDeal”governments）。这种划分现在看来是较不贴切的，因为非殖民化已经几乎消除了形式上的殖民统冶。当然，殖民的地域被外国资本直接控制着，兴趣在于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廉价政府。买办统治被巴兰描述为与殖民统治没有什么区别。政府工作被委托给当地的利益集团，可以依靠它们来支持出钱的主人（或者如果他们惹是生非就被甩掉），这样，本地人口中的特权部分得到了大量的剩余，他们把它们铺张浪费掉了。他引证石油酋长作为例子（当然，这是在欧佩克（OPEC）之前）。 “新政”政治更加令人感兴趣。巴兰没有进行非常深刻的分析，而是描述了要求独立的大众联盟的形成。他写作的时代，只有少数的殖民区域已经取得了正式独立，而且它们处于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他没有完全把这样的可能性排除在外：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些可能沿着日本的道路取得真正独立的经济发展，但他预见到各种巨大的困难。中心问题是，并不仅仅是外国资本受到经济发展的威胁。国内有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也有许多害怕的东西。一旦获得独立，民族主义运动分裂为左翼和右翼，结果取决于各种力量的精确平衡。如果大众改革的压力是强大的，巴兰认为，很可能出现反动的本地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之间的快速和解；独立将变成一种假象，民主的伪装将被抛弃。这样的例子是不难想到的。在工人阶级弱小和工业资产阶级相对强大的地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就更好些。 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不可能的，巴兰却认为它是未必可能的，并且期望它最好比潜在的剩余在技术上所可能提供的发展要更缓慢。惟一可靠的发展之路是通过采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他提倡苏联的发展模式，把农业剩余首先用在发展重工业上，然后用在发展消费品工业上。 因为巴兰做出了一个清楚的预言：垄断资本主义将会导致延缓先进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人们可以尝试在与事实的比较中检验这个预言。情况并不很顺利。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总产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增长得更加迅速。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巳经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为迅速（沃伦，1973年，1980年）。的确，不发达国家按人口计算的平均产量，尤其在农业部门，已经比能够希望的发展得更为缓慢，但即使在这里，令人怀疑的是，以前的任何时期是否有一个更好的记录。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巴兰是把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这种对比本应该做得更好，但我对他并不这样看。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记录。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将在第11章作进一步的讨论。 六小结 巴兰认为，垄断导致必要消费之外的产品剩余从生产性投资转移到浪费性使用。因此这就既是先进国家，又是不发达国家停滞的原因（这一论证从理论上讲是不充分的，并和事实冲突）。不发达国家受具有其本地追随者的外国资本的支配，受商人的和地主的利益的支配。所有这一切都与发展相对立。他把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引向对不发达国家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许多被后来的作者进一步发展的观点。 注释： [1]zero-sumgame，零分比赛，即一方获胜受益（得n分），另一方失败受损（得n分），其总和为零，——译注
马恩全集第四十三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 目录 说明…………………………………………………………………………………………………………………………………Ｉ—Ⅶ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一八四八年六月 德国军队在松德维特的失败…………………………………………………………………………………………………………5—6 合并问题……………………………………………………………………………………………………………………………………7 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8 赖辛施佩格…………………………………………………………………………………………………………………………………9 七月 休战“谈判”……………………………………………………………………………………………………………………………10 和丹麦休战谈判的破裂…………………………………………………………………………………………………………………11 八月 杂闻………………………………………………………………………………………………………………………………………12 米兰公告…………………………………………………………………………………………………………………………13—14 哥特沙克医生……………………………………………………………………………………………………………………15—16 同丹麦的休战和汉泽曼…………………………………………………………………………………………………………………17 查理－阿尔伯特的叛卖…………………………………………………………………………………………………………18—19 驱逐沙佩尔的企图………………………………………………………………………………………………………………20—22 盖格尔和沙佩尔…………………………………………………………………………………………………………………23—24 九月 *附在《左翼的财政方案》一文后面的编者按………………………………………………………………………………………25 他的继任者………………………………………………………………………………………………………………………………26 逮捕………………………………………………………………………………………………………………………………………27 军令。——候选人。——对普鲁士暧昧态度的半官方评论…………………………………………………………………28—29 《祖国报》论休战协定…………………………………………………………………………………………………………30—31 *科伦安全委员会的任务和地方当局…………………………………………………………………………………………………32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他的助手们……………………………………………………………………………………………………33 *科伦的反革命…………………………………………………………………………………………………………………34—35 *逮捕莫尔的尝试………………………………………………………………………………………………………………………36 十月 来自“模范国家”的最新消息…………………………………………………………………………………………………37—39 十一月 我们的资产阶级和尼克尔博士…………………………………………………………………………………………………………40 维也纳消息………………………………………………………………………………………………………………………………41 *柏林国民议会的决议…………………………………………………………………………………………………………42—43 *瑞士两院会议…………………………………………………………………………………………………………………………44 *拒绝纳税和农村………………………………………………………………………………………………………………45—46 来自瑞士的各种消息……………………………………………………………………………………………………………………47 *国民院的选举结果……………………………………………………………………………………………………………………48 选举。——济多…………………………………………………………………………………………………………………49—52 *国民议会中左派的立场………………………………………………………………………………………………………………53 *国民院的辩论…………………………………………………………………………………………………………………54—55 *拉沃的辞职。——对瑞士边境的侵犯………………………………………………………………………………………56—57 联邦委员会和联邦院的会议……………………………………………………………………………………………………………58 两院的联席会议。——联邦委员会……………………………………………………………………………………………59—60 十二月 国民院的会议。——联邦院。——教皇的抗议。——帝国的谷物禁运。——瓦勒州大会议……………………………61—63 国民院会议………………………………………………………………………………………………………………………………64 *被拆的信件……………………………………………………………………………………………………………………………65 伯尔尼被宣布为瑞士联邦首都。——弗兰西尼………………………………………………………………………………………66 *来自瑞士的各种新闻…………………………………………………………………………………………………………67—68 贝格和鲁维尼的决斗……………………………………………………………………………………………………………………69 德国边境封锁。——帝国。——军事会议……………………………………………………………………………………70—72 联邦委员会和外国使节们。——德森的联邦委员会。——邮政机构的集中。——德意志帝国军队一名指挥官的道歉…73—74 瑞士对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英雄行为的证明…………………………………………………………………………………75—77 对德国流亡者的措施……………………………………………………………………………………………………………78—79 厄修拉女修道团修道院。——为霰弹国王征兵。——“市民公社”。——统一关税率委员会…………………………80—81 *德利加尔斯基的免职…………………………………………………………………………………………………………………82 对德国流亡者采取的措施。——军队从德森撤回。——贵族公社…………………………………………………………83—85 一八四九年一月 瑞士和意大利的事件……………………………………………………………………………………………………………86—88 弥勒先生。——拉德茨基对德森的攻击。——联邦委员会。——洛鲍威尔………………………………………………89—91 最后的志愿兵……………………………………………………………………………………………………………………………92 预算………………………………………………………………………………………………………………………………………93 牧师造反…………………………………………………………………………………………………………………………94—95 保护关税的宣传。——那不勒斯军队的征兵…………………………………………………………………………………96—97 弥勒。——夫赖堡州当局。——奥克辛本……………………………………………………………………………………98—99 *恩格斯上校的回答…………………………………………………………………………………………………………………100 二月 匈牙利的斗争………………………………………………………………………………………………………………101—106 巴纳特消息…………………………………………………………………………………………………………………107—108 第十九号军事公报及其评注………………………………………………………………………………………………109—112 战争。——政府同南方斯拉夫人之间的龃龉……………………………………………………………………………113—115 *匈牙利的战争……………………………………………………………………………………………………………116—119 战地新闻………………………………………………………………………………………………………………………………120 三星反对三角………………………………………………………………………………………………………………121—122 第二十二号公报……………………………………………………………………………………………………………123—128 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129—131 帝国皇家军队的军事艺术…………………………………………………………………………………………………132—133 文迪施格雷茨。——犹太人和南方斯拉夫人……………………………………………………………………………134—136 第二十三号公报。——战地新闻…………………………………………………………………………………………137—140 关于马扎尔人的详情。——蒂萨河畔的胜利。——奥地利人的暴行。——战争的概况……………………………141—144 *再谈马扎尔人……………………………………………………………………………………………………………145—146 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147—156 俄国人入侵。——塞尔维亚人。——奥地利人的前途。——战地新闻………………………………………………157—162 三月 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战地新闻…………………………………………………………………………………………163—167 *欧洲大战不可避免………………………………………………………………………………………………………168—169 战地新闻……………………………………………………………………………………………………………………170—174 匈牙利战争…………………………………………………………………………………………………………………175—179 *匈牙利战地新闻…………………………………………………………………………………………………………180—182 拉萨尔案件…………………………………………………………………………………………………………………183—185 马扎尔人的胜利……………………………………………………………………………………………………………186—190 战地新闻……………………………………………………………………………………………………………………191—194 《科伦日报》关于战况的报道……………………………………………………………………………………………195—201 *奥军司令部第二十六号公报……………………………………………………………………………………………202—204 战地新闻……………………………………………………………………………………………………………………205—208 第二十七号公报。——战况报道…………………………………………………………………………………………209—214 战地新闻……………………………………………………………………………………………………………………215—218 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的奥地利通讯……………………………………………………………………………………219—221 *战地新闻…………………………………………………………………………………………………………………222—224 *战地新闻…………………………………………………………………………………………………………………225—227 模范共和国…………………………………………………………………………………………………………………228—231 *战地新闻……………………………………………………………………………………………………………………………232 战地新闻……………………………………………………………………………………………………………………233—235 *战地新闻…………………………………………………………………………………………………………………236—237 战地新闻……………………………………………………………………………………………………………………238—241 战地新闻……………………………………………………………………………………………………………………242—249 *战地新闻…………………………………………………………………………………………………………………250—252 匈牙利的战事报道…………………………………………………………………………………………………………253—261 战地新闻……………………………………………………………………………………………………………………262—264 战地新闻……………………………………………………………………………………………………………………265—266 战地新闻………………………………………………………………………………………………………………………………267 *战地新闻……………………………………………………………………………………………………………………………268 战地新闻。——塞尔维亚的混乱局面……………………………………………………………………………………269—273 战场…………………………………………………………………………………………………………………………274—278 意大利。战地新闻…………………………………………………………………………………………………………279—280 战地新闻……………………………………………………………………………………………………………………281—287 意大利。战地新闻…………………………………………………………………………………………………………288—291 *来自匈牙利的最新消息……………………………………………………………………………………………………………292 战地新闻。——俄军增兵……………………………………………………………………………………………………………293 四月 *战地新闻…………………………………………………………………………………………………………………294—297 *战地新闻…………………………………………………………………………………………………………………298—301 战地新闻……………………………………………………………………………………………………………………302—305 战地新闻……………………………………………………………………………………………………………………306—308 南方斯拉夫人和奥地利君主国……………………………………………………………………………………………309—310 匈牙利的战争………………………………………………………………………………………………………………311—316 战地新闻……………………………………………………………………………………………………………………317—322 战地新闻……………………………………………………………………………………………………………………323—328 *战地新闻。——匈牙利…………………………………………………………………………………………………329—330 奥地利人的悲叹……………………………………………………………………………………………………………331—332 战地新闻……………………………………………………………………………………………………………………333—336 战地新闻……………………………………………………………………………………………………………………337—338 战地新闻。——德国舰队…………………………………………………………………………………………………339—341 战地新闻。——文迪施格雷茨评钦定宪法………………………………………………………………………………342—345 *关于起义者被歼灭的谣言………………………………………………………………………………………………346—347 *马扎尔人的胜利……………………………………………………………………………………………………………………348 *马扎尔人的胜利…………………………………………………………………………………………………………349—351 奥地利人的失败……………………………………………………………………………………………………………352—357 战地新闻……………………………………………………………………………………………………………………358—362 *对议会权力的蔑视。——为曼托伊费尔效劳的特务活动………………………………………………………………………363 *战地新闻…………………………………………………………………………………………………………………364—367 战地新闻……………………………………………………………………………………………………………………368—369 战地新闻。——布柯维纳的农民战争……………………………………………………………………………………370—372 埃尔凯曼………………………………………………………………………………………………………………………………373 战地新闻……………………………………………………………………………………………………………………374—377 斯洛伐克人。——所谓邓宾斯基公报……………………………………………………………………………………378—380 *战地新闻…………………………………………………………………………………………………………………381—385 邮件尚未送到…………………………………………………………………………………………………………………………386 新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达尔马戚亚强盗国…………………………………………………………………………387—390 战地新闻……………………………………………………………………………………………………………………391—394 *战地新闻…………………………………………………………………………………………………………………395—397 战地新闻……………………………………………………………………………………………………………………398—400 战地新闻……………………………………………………………………………………………………………………401—402 匈牙利的斗争………………………………………………………………………………………………………………403—406 战地新闻……………………………………………………………………………………………………………………407—411 *匈牙利人的胜利…………………………………………………………………………………………………………412—413 战地新闻……………………………………………………………………………………………………………………414—415 *匈牙利人的成就。——维也纳的动荡……………………………………………………………………………………………416 马扎尔人的成就……………………………………………………………………………………………………………417—421 *战地新闻…………………………………………………………………………………………………………………422—426 五月 战地新闻……………………………………………………………………………………………………………………427—428 *战地新闻…………………………………………………………………………………………………………………429—430 *战地新闻…………………………………………………………………………………………………………………431—432 *战地新闻…………………………………………………………………………………………………………………433—435 *来自德国南部的消息………………………………………………………………………………………………………………436 来自匈牙利的消息…………………………………………………………………………………………………………437—438 *匈牙利的局势……………………………………………………………………………………………………………439—440 *战地新闻……………………………………………………………………………………………………………………………441 *科苏特的布告……………………………………………………………………………………………………………442—444 战地新闻……………………………………………………………………………………………………………………445—446 *革命正在临近……………………………………………………………………………………………………………447—448 *爱北斐特的局势……………………………………………………………………………………………………………………449 *战地新闻…………………………………………………………………………………………………………………450—451 *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的起义…………………………………………………………………………………………452—453 *诚实的施万贝克……………………………………………………………………………………………………………………45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关于布鲁塞尔警察当局1848年2月27日—3月1日逮捕、殴打和驱逐威廉·沃尔弗出境的札记…457—458 卡·马克思。*关于禁止为哥特沙克举行火炬游行一事所写的简讯……………………………………………………………459 卡·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的草稿片断……………………………………………………………………………460 卡·马克思。《新莱茵报》审判案发言初稿……………………………………………………………………………461—466 弗·恩格斯。*论奥地利的军事专政……………………………………………………………………………………467—471 弗·恩格斯。*关于普鲁士后备军的动员………………………………………………………………………………472—473 弗·恩格斯。辟谣声明……………………………………………………………………………………………………474—476 附录 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驱逐马克思出比利时的命令…………………………………………………………………479—480 驱逐马克思出比利时时发给他的通行证…………………………………………………………………………………481—482 巴黎德国工人俱乐部通知……………………………………………………………………………………………………………483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收付款单据…………………………………………………………………………………484—485 关于卡尔·马克思向科伦警察署长所作申述的上报材料…………………………………………………………………………486 《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487—490 新莱茵报公司章程…………………………………………………………………………………………………………491—499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8月4日在科伦民主协会全体会议上讲话的报道…………………………………500—501 恩格斯1848年8月13日在科伦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公众大会上的讲话记录。摘自报纸报道…………502 关于马克思1848年8月28日在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上讲话的报纸报道…………………………………………503—504 关于马克思1848年9月2日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就雇佣劳动与资本所作演说的报道……………………505 内务大臣屈韦特尔给马克思的信……………………………………………………………………………………………………505 《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启事………………………………………………………………………………………………………507 登记簿上关于允许恩格斯在伯尔尼州居住以及关于他出境前往德国的记录…………………………………………508—509 科伦工人联合会1849年2月4日全体会议报道片断…………………………………………………………………………510 科伦工人联合会1849年2月15日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511 科伦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给莱茵省总督的信……………………………………………………………………………512—513 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就驱逐马克思出科伦一事给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提出的报告…………………………………514—515 佐林根民主联合会给马克思、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的邀请信……………………………………………516 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给莱茵省总督艾希曼的信，随附就驱逐马克思一事给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的指示副本……517—518 科伦的王国行政机关给莱茵省总督艾希曼的信，随附就驱逐马克思一事给警察局长盖格尔的指示副本…………519—520 关于恩格斯被驱逐出爱北斐特………………………………………………………………………………………………………521 民主报刊和工人报刊对马克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停刊的反应……………………………………………………522—526 关于诽谤德国国民议会议员的审判案……………………………………………………………………………………527—530 《新科伦报》编辑部启事……………………………………………………………………………………………………………531 警察署长关于政府命令驱逐马克思出巴黎的通知…………………………………………………………………………………532 警察署长关于拒绝马克思申请取消驱逐其出境的政府命令的通知………………………………………………………………533 注释…………………………………………………………………………………………………………………………537—595 人名索引……………………………………………………………………………………………………………………596—628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629—645 期刊索引……………………………………………………………………………………………………………………646—653 地名索引……………………………………………………………………………………………………………………654—668 插图 1848—1849年匈牙利地图………………………………………………………………………………………396—397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目录 说明…………………………………………………………………………………………………………………………………Ⅰ—Ⅶ 弗·恩格斯著作 （1838—1844年） 贝都英人……………………………………………………………………………………………………………………………3—5 致敌人………………………………………………………………………………………………………………………………6—7 《致市信使报》………………………………………………………………………………………………………………………8 给龙克尔博士的公开信……………………………………………………………………………………………………………9—10 弗·威·克鲁马赫尔关于约书亚的讲道……………………………………………………………………………………………11 寄自爱北斐特……………………………………………………………………………………………………………………12—13 德国民间故事书…………………………………………………………………………………………………………………14—23 卡尔·倍克………………………………………………………………………………………………………………………24—30 时代的倒退征兆…………………………………………………………………………………………………………………31—37 普拉滕……………………………………………………………………………………………………………………………38—40 咏印刷术的发明…………………………………………………………………………………………………………………41—50 约艾尔·雅科比…………………………………………………………………………………………………………………51—54 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55—60 现代文学生活……………………………………………………………………………………………………………………61—89 Ⅰ剧作家卡尔·谷兹科夫………………………………………………………………………………………………………61 Ⅱ现代的论战……………………………………………………………………………………………………………………74 关于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90 风景………………………………………………………………………………………………………………………………91—99 不来梅通讯…………………………………………………………………………………………………………………100—105 剧院。出版节……………………………………………………………………………………………………………………100 刊物………………………………………………………………………………………………………………………………103 黄昏…………………………………………………………………………………………………………………………106—113 不来梅通讯…………………………………………………………………………………………………………………114—123 不来梅港纪行…………………………………………………………………………………………………………………114 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124—125 悼伊默曼之死………………………………………………………………………………………………………………126—129 不来梅通讯…………………………………………………………………………………………………………………130—135 唯理论和虔诚主义……………………………………………………………………………………………………………130 航行规划。剧院。军事演习…………………………………………………………………………………………………133 圣海伦岛……………………………………………………………………………………………………………………136—137 齐格弗里特的故乡…………………………………………………………………………………………………………138—143 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144—160 夜行…………………………………………………………………………………………………………………………161—163 皇帝遗骸的迁葬……………………………………………………………………………………………………………164—166 伊默曼的《回忆录》………………………………………………………………………………………………………167—176 不来梅通讯…………………………………………………………………………………………………………………177—183 教会论争………………………………………………………………………………………………………………………177 和文学的关系。音乐…………………………………………………………………………………………………………181 低地德意志方言………………………………………………………………………………………………………………182 漫游伦巴第…………………………………………………………………………………………………………………184—196 Ⅰ翻越阿尔卑斯山！…………………………………………………………………………………………………………184 谢林论黑格尔………………………………………………………………………………………………………………197—205 谢林和启示…………………………………………………………………………………………………………………206—269 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270—293 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294—297 一个旁听生的日记…………………………………………………………………………………………………………298—304 Ⅰ……………………………………………………………………………………………………………………………298 Ⅱ……………………………………………………………………………………………………………………………301 莱茵省的节日………………………………………………………………………………………………………………305—307 时文评注……………………………………………………………………………………………………………………308—312 同莱奥论战…………………………………………………………………………………………………………………313—316 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317—318 《施本纳报》的自由思想…………………………………………………………………………………………………319—320 《刑法报》停刊……………………………………………………………………………………………………………321—322 普鲁士出版法批判…………………………………………………………………………………………………………323—331 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332—387 第一章………………………………………………………………………………………………………………………332 第二章………………………………………………………………………………………………………………………349 第三章………………………………………………………………………………………………………………………360 第四章………………………………………………………………………………………………………………………375 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388—389 柏林杂记……………………………………………………………………………………………………………………390—391 集权和自由…………………………………………………………………………………………………………………392—397 《泰晤士报》论德国共产主义……………………………………………………………………………………………398—402 法国共产主义……………………………………………………………………………………………………………………403 弗·恩格斯书信 （1838—1842年） 1838年 1．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28—29日）……………………………………………………………………………………407 2．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9月1日）……………………………………………………………………411 3．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11日）…………………………………………………………………………………………413 4．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9月17—18日）……………………………………………………………416 5．致玛丽亚·恩格斯（10月9—10日）……………………………………………………………………………………426 6．致玛丽亚·恩格斯（11月13日）…………………………………………………………………………………………430 7．致玛丽亚·恩格斯（12月底）……………………………………………………………………………………………432 1839年 8．致玛丽亚·恩格斯（1月7日）……………………………………………………………………………………………434 9．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月20日）………………………………………………………………………………………437 10．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2月19日）……………………………………………………………………………………447 11．致海尔曼·恩格斯（3月11—12日）……………………………………………………………………………………452 12．致玛丽亚·恩格斯（3月12日）…………………………………………………………………………………………453 13．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4月8—9日）…………………………………………………………………………………455 14．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10日）…………………………………………………………………………………………460 15．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4月23日左右—5月1日）……………………………………………………………………462 16．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28日）…………………………………………………………………………………………481 17．致威廉·格雷培（4月28日左右—30日）………………………………………………………………………………487 18．致玛丽亚·恩格斯（5月23日）…………………………………………………………………………………………493 19．致威廉·格雷培（5月24日—6月15日）…………………………………………………………………………………494 20．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6月15日）……………………………………………………………………………………499 21．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7月12—27日）………………………………………………………………………………504 22．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7月底或8月初）……………………………………………………………………………512 23．致威廉·格雷培（7月30日）……………………………………………………………………………………………514 24．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28日）…………………………………………………………………………………………520 25．致威廉·格雷培（10月8日）……………………………………………………………………………………………522 26．致威廉·格雷培（10月20—21日）……………………………………………………………………………………526 27．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0月29日）…………………………………………………………………………………528 28．致威廉·格雷培（11月13—20日）……………………………………………………………………………………535 29．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542 1840年 30．致莱文·许金（6月18日）………………………………………………………………………………………………551 31．致莱文·许金（7月2日）…………………………………………………………………………………………………553 32．致玛丽亚·恩格斯（7月7—9日）………………………………………………………………………………………556 33．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4日）……………………………………………………………………………………………559 34．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20—25日）……………………………………………………………………………………562 35．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18—19日）……………………………………………………………………………………567 36．致玛丽亚·恩格斯（10月29日）…………………………………………………………………………………………570 37．致威廉·格雷培（11月20日）……………………………………………………………………………………………574 38．致玛丽亚·恩格斯（12月6—9日）………………………………………………………………………………………578 39．致玛丽亚·恩格斯（12月21—28日）……………………………………………………………………………………582 1841年 40．致玛丽亚·恩格斯（2月18日）…………………………………………………………………………………………586 41．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2月22日）……………………………………………………………………………………589 42．致玛丽亚·恩格斯（3月8—11日）……………………………………………………………………………………593 43．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5日）……………………………………………………………………………………………596 44．致玛丽亚·恩格斯（约5月初）…………………………………………………………………………………………597 45．致玛丽亚·恩格斯（约8月底）…………………………………………………………………………………………599 46．致玛丽亚·恩格斯（9月9日）……………………………………………………………………………………………600 1842年 47．致玛丽亚·恩格斯（1月5—6日）………………………………………………………………………………………602 48．致玛丽亚·恩格斯（4月14—16日）……………………………………………………………………………………606 49．致玛丽亚·恩格斯（夏）…………………………………………………………………………………………………609 50．致玛丽亚·恩格斯（7月2日）……………………………………………………………………………………………610 51．致玛丽亚·恩格斯（8月2—8日）………………………………………………………………………………………612 弗·恩格斯的遗稿 （1833—1841年早期文学、诗歌和剧本习作） 献给我的外祖父………………………………………………………………………………………………………………623 1836年的诗……………………………………………………………………………………………………………624—625 约写于1837年初的诗…………………………………………………………………………………………………626—627 海盗的故事………………………………………………………………………………………………………………628—643 伊托克列斯和波吕涅克斯决斗…………………………………………………………………………………………644—647 科拉·迪·里恩齐………………………………………………………………………………………………………648—683 附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证明书……………………………………………………………………………………………68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受洗证明书……………………………………………………………………………………………688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伊丽莎白·恩格斯（1835年8月27日）……………………………………………………689—691 中学高年级学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肄业证书………………………………………………………………………692—693 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品行证书……………………………………………………………………………694 注释…………………………………………………………………………………………………………………………697—735 人名索引……………………………………………………………………………………………………………………736—770 期刊索引……………………………………………………………………………………………………………………771—775 插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四十年代中）小册子《谢林和启示》的扉页………………………………………………………207 小册子《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的封面……………………………………………………333 弗·恩格斯诗剧《科拉·迪·里恩齐》手稿的一页……………………………………………………………………656—657
马恩全集第四十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 目录 【说明】与《马恩全集第1卷》重复的篇目，基本上不再上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说明…………………………………………………………………………………………………………………………………Ⅰ—Ⅴ 卡·马克思著作 （1835—1843年）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3—7 给父亲的信…………………………………………………………………………………………………………………………8—19 狂歌………………………………………………………………………………………………………………………………20—23 一、小提琴手……………………………………………………………………………………………………………………20 二、夜恋…………………………………………………………………………………………………………………………21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25—175 笔记一……………………………………………………………………………………………………………………………27 笔记二…………………………………………………………………………………………………………………………44 笔记三…………………………………………………………………………………………………………………………72 笔记四…………………………………………………………………………………………………………………………102 笔记五…………………………………………………………………………………………………………………………131 笔记六…………………………………………………………………………………………………………………………149 笔记七…………………………………………………………………………………………………………………………163 自然哲学提纲………………………………………………………………………………………………………………176—182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3—285 献词……………………………………………………………………………………………………………………………185 序言……………………………………………………………………………………………………………………………188 目录……………………………………………………………………………………………………………………………191 第一部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193 一、研究的对象…………………………………………………………………………………………………………193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196 三、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198 第二部分。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在细节上的差别………………………………………………209 第一章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209 第二章原子的质………………………………………………………………………………………………………218 第三章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223 第四章时间……………………………………………………………………………………………………………229 第五章天体现象………………………………………………………………………………………………………233 附录的片断： 批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244 二、个人的不死…………………………………………………………………………………………………………244 1.论宗教的封建主义。庸众的地狱……………………………………………………………………………………244 附注……………………………………………………………………………………………………………………………247 第一部分…………………………………………………………………………………………………………………247 第二部分…………………………………………………………………………………………………………………263 附录……………………………………………………………………………………………………………………………282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新序言草稿……………………………………………286 马克思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1841年4月6日）……………………………………………………………………28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伯恩哈德·沃尔弗（1841年4月7日）…………………………………………………………………288 集权问题本身以及有关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289—291 再谈谈奥·弗·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学院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292—296 编辑部对《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的声明……………………………………………………………297—298 《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败》和《莱茵通讯》两文的编辑部按语………………………………………………299—300 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301—308 《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的编辑部按语…………………………………………………………………………………309—311 关于定期报刊的内阁法令…………………………………………………………………………………………………312—313 《科伦日报》记者和《莱茵报》的立场…………………………………………………………………………………314—316 雷纳德致总督冯·沙培尔的信……………………………………………………………………………………………317—321 《汉诺威的企业家和保护关税》一文的编辑部按语……………………………………………………………………………322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323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324—328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附刊上登载的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问题………329—345 《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即将对冯·沙培尔总督作出答复的通告………………………………………………………………346 《总汇报》简评……………………………………………………………………………………………………………347—348 评内阁训令的指控…………………………………………………………………………………………………………349—355 本地省议会代表选举………………………………………………………………………………………………………356—360 《莱茵—摩塞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361—364 《莱茵—摩塞尔日报》的修辞练习………………………………………………………………………………………365—367 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国家的抽象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摘自1843年《克罗茨纳赫笔记》）…368—369 《德法年鉴》大纲方案……………………………………………………………………………………………………………370 致《和平民主日报》的声明………………………………………………………………………………………………………371 《勒·勒瓦瑟尔（DELASARTHE）回忆录》摘要1829年巴黎版第1—4卷…………………………………………372—388 青年马克思的文学和诗歌习作 （1833—1837年） 爱之书。第一部……………………………………………………………………………………………………………391—438 爱之书。第二部……………………………………………………………………………………………………………439—484 歌之书………………………………………………………………………………………………………………………485—567 献给父亲的诗册……………………………………………………………………………………………………………569—736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737—808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笔记本）………………………………………………………………………809—814 附录 卡尔·马克思出生证书………………………………………………………………………………………………………………817 论宗教问题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818 拉丁文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823 特利尔中学学生毕业证书……………………………………………………………………………………………………………82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5年11月8日）……………………………………………………………………………829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5年11月18—29日）………………………………………………………………………830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2月—3月初）…………………………………………………………………………835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3月19日）……………………………………………………………………………839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5—6月）………………………………………………………………………………840 亨利希·马克思同意卡尔·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证明函件………………………………………………………843 波恩大学肄业证书……………………………………………………………………………………………………………………84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11月9日）……………………………………………………………………………846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12月28日）……………………………………………………………………………849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2月3日）………………………………………………………………………………853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3月2日）………………………………………………………………………………85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8月12日）……………………………………………………………………………862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8月20日左右）………………………………………………………………………866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9月16日）……………………………………………………………………………868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11月17日）……………………………………………………………………………87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12月9日）……………………………………………………………………………87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2月10日）……………………………………………………………………………88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2月16日）……………………………………………………………………………887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6月24日）……………………………………………………………………88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39—1840年）……………………………………………………………………891 柏林大学毕业证书…………………………………………………………………………………………………………………896 法律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对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89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41年8月10日左右）………………………………………………………………900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43年3月初）………………………………………………………………………903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婚约……………………………………………………………………………………907 注释…………………………………………………………………………………………………………………………913—953 人名索引……………………………………………………………………………………………………………………954—979 期刊索引……………………………………………………………………………………………………………………980—982 插图 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开头………………………………………………………………………4—5 耶拿大学授予马克思的哲学博士学位证书（1841年4月15日）………………………………………………………………228—229 马克思的诗册《爱之书》第一部的封面……………………………………………………………………………………………397 波恩大学特利尔同乡会的大学生（后排右起第四人为马克思）……………………………………………………………836—837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年表（1918年3月6日—7月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列宁全集》第34卷年表（1918年3月6日—7月27日）1918年3月6日—7月27日列宁先后居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3月6日出席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开幕式，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大会听取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3月6日或7日接见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罗宾斯请求把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日期推迟到收到美国政府对苏联政府1918年3月5日照会的答复以后。3月7日出席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午会议）；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在尼·伊·布哈林作副报告时，记下报告的要点。出席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下午会议）；在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时，记下了所有发言的要点。不晚于3月8日写《党纲草案草稿》和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草案。3月8日写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提纲。出席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午会议）；在尼·伊·布哈林作总结发言时，记下要点，并插话反驳。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在大会讨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案时，反对列·达·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卡·伯·拉狄克的声明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起草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出席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下午会议），作《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并提请大会审议自己起草的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在大会讨论决议草案时，发言反对伊·维·姆格拉泽、尤·拉林、罗·安·佩尔舍和尼·伊·布哈林的建议。大会一致通过列宁的决议案。列宁被选入党纲修改委员会。在大会讨论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时发言，建议大会屏弃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并起草有关决议。大会通过决议。列宁被大会选入俄共（布）第七届中央委员会。3月8日和16日之间写《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行为》。3月9日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军事专家委员会制定建立军事中心和改组军队的计划的决定。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员调配（由于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驻地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党中央机关报、各人民委员部、银行等问题。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经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名，当选为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疏散彼得格勒工业设备、把前大公米·亚·罗曼诺夫及其他人遣送彼尔姆省等问题，以及关于油田国有化的法令。3月10日由于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列宁同其他中央委员和各部人民委员于晚10时乘专列离开彼得格勒前往莫斯科。3月11日在赴莫斯科途中，撰写《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晚8时左右，抵达莫斯科，住国民旅馆。3月11日—16日领导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大会工作。3月12日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一起去克里姆林宫察看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办公用的司法机关大厦和供列宁暂住的骑士楼；参观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庆祝1917年二月革命一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在原阿列克谢耶夫军校练马场举行的庆祝1917年二月革命一周年万人大会上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3月12日或13日写《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3月12日和14日《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和第47号上发表。3月13日主持军事领导干部会议。会议讨论红军的组建、旧军事专家的使用以及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等问题。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关于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讲话。会议通过关于承认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3月13日或14日写《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提纲》和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草案。3月14日同斯大林一起写信给乌克兰地区特派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要他采取一切措施建立俄国南部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阵线，抵御德奥军队入侵。接见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接受他递交的美国总统伍·威尔逊致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声明。起草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午夜1时20分列宁向大会作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3月15日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地区党的工作和苏维埃组织的情况（关于召开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俄国南部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阵线，关于顿巴斯的撤退）、关于《真理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迁往莫斯科出版和编辑部成员等问题。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下午会议）；作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列宁起草的以共产党党团名义提出的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3月15日和4月8日之间列宁在同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时提出在广场和其他显著的地方为革命家、学者和作家建立纪念碑的想法，并建议吸收优秀的雕塑家、艺术家和作家参加这项工作。3月下半月—4月上半月拟定《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3月16日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式）。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17日列宁接见即将从莫斯科前往巴库的工农政府驻中亚和巴库省的特派员彼·阿·科博泽夫，把签署的委任状交给他，要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并托他转交自己给巴库同志们的信。3月18日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工技术局和经济政策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彼得格勒工业区和中央工业区的电气化问题。列宁在听取情况介绍时作《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业电气化的记要》。3月19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非常疏散委员会、关于成立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和最高民防委员会等问题。3月19日和26日之间撰写《反潮流》文集序言。3月21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俄罗斯共和国铁路管理问题时，修改《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护路和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疏散金属和军事设备问题、合作银行章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3月22日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预算。3月23日接见在叶卡捷琳娜城（今萨拉托夫省马克思市）复兴农业机器制造厂工作的自学成才的发明家、一种国产拖拉机的设计者Я．В．马明。接见英国《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兰塞姆。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各种保险事业实行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和关于修改《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护路和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法令》的问题时提出修改意见，在同全俄铁路员工代表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辩论时坚持必须在铁路运输管理中建立一长制。会议还讨论了铺设窄轨铁路以保证莫斯科的粮食供应等问题。3月23日和28日之间向速记员Я．Ｂ．赫列布尼科夫口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3月24日以前同匈牙利战俘组商谈关于成立俄共（布）匈牙利组和出版它的报纸《社会革命报》（《Szocialieforradalom》）问题。3月24日主持特别委员会（享有人民委员会的权力）会议。会议讨论植棉计划、土耳其斯坦的灌溉工程、铺设向莫斯科运粮用的窄轨铁路工程以及关于审查工业企业预算的程序问题。3月25日主持陆海军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军区领导人和一些军事专家的会议。会议讨论组织和建设红军问题。列宁在发言中指出必须利用军事专家，并提出讨论义务兵役制、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和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问题。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合作社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用于农村商品流通的拨款的法令草案时发表了意见，并指出法令中有必要规定同富农作斗争的措施。会上，列宁就选举负责处理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和莫斯科区域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划分和相互配合的专门委员会问题作报告。列宁被选入该委员会。3月26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费开支的决定和关于水路运输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3月27日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义务制问题、一些工程师和工业工作者提出的关于成立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建议、关于同合作社代表谈判的报告等事项。3月29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28日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给各地农业机关拨款的申请报告的决定时，列宁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张给予贷款。在讨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关于发行地方流通券的报告时，列宁不同意这一建议，而同意加快发行纸币。会议还讨论了《波罗的海船队管理暂行条例》草案等问题。3月30日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出版《贫苦农民晚报》和《真理报晚报》、人民委员会同莫斯科区域人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党中央的工作以及召开莫斯科区域党代表会议等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时发言。在讨论《关于革命法庭法令》草案时，列宁提出要改写，并写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法令的决定草案和致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信。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运粮用的窄轨铁路、关于工商业改造、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直属调查委员会和格·瓦·契切林关于俄芬条约的建议等问题。3月31日以前《国家与革命》第一版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3月31日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利用旧专家和其他一般政策问题。3月底参加对外贸易委员会（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按照国家总的计划统一外贸的各项工作、协调外贸的各项措施。4月1日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在讨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时讲话。会议批准了关于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条例。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克服机构重叠的措施以及赤卫队的给养等问题。4月2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立即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举行和平谈判（由于德军进攻哈尔科夫）和关于成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等问题。4月3日接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A．П．波波夫，向他询问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情况和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以及其他问题。接见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谈美国红十字会援助苏维埃俄国医疗设备和药品事项。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乌克兰人民书记处特别代表团的声明的决议和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宣布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为独立的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决定。4月4日参加党中央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同乌克兰中央拉达谈判问题、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协商参加实际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其他问题。参加党中央委员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会上，列宁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发言，指出必须利用托拉斯组织者的经验，阐述了关于集中管理铁路的法令的意义，答应不久发表自己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提纲。4月5日接见制革工人工会代表团，代表团提出按工人席位占三分之二、企业主代表占三分之一的比例改组各区制革业委员会，请求予以协助。列宁写信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和人民银行莫斯科办事处负责人T．N．波波夫，指示他们立即拨款给制革工人工会。就日军和英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一事召集紧急会议。致电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赞同他们在日军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后立即通过的决议，并指示他们储备粮食抵御日本占领军。打电话给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A．П．波波夫，请他晚上7时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各人民委员部向外省派遣委员和代表的规定的法令草案，列宁对草案作了补充。在讨论给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拨款问题时，列宁提出了一个决定草案，草案由会议通过。列宁支持卢甘斯克及其郊区的工人代表团关于拨给国家银行卢甘斯克分行钞票的申请报告。会议还讨论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提请着手同中欧各国政府举行关于归还被德奥军队在尼古拉耶夫夺走的苏俄船只的谈判以及其他问题。4月6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成立最高战俘事务委员会的法令草案时，列宁起草关于成立统一和整顿战俘后送和交换工作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人民委员会原则通过了这一草案。列宁发表紧急声明，下令以渎职罪逮捕罗马尼亚方面军特派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B．Б．斯皮罗。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集中管理邮电的法令草案、营救停在芬兰的属于军事部门的商船等问题。4月7日参加党中央全会的工作；在全会讨论党中央的一般政策问题时首先发言，谈论革命的新时期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必要性等问题。全会委托列宁起草关于当前任务的提纲。列宁在阿列克谢耶夫军校练马场群众大会上讲话。致电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日军可能发动进攻指令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做好防御工作。4月8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队组建的条例草案、关于召集各部门开会研究贯彻布列斯特条约问题、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等问题。4月9日以前接见从彼得格勒来的科学院院士谢·费·奥登堡以及其他院士，同他们谈关于科学院进行苏维埃俄国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的决定以及科学院主持或制定的各种研究课题和实验项目。4月9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合作社问题时四次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南方地区临时特别委员部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4月10日阅读美国驻莫斯科代表的正式通知，通知声称英美海军将官和大使事先不知日军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说“此举仅仅是为了保护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列宁批示各报立即报道这一事态和驳斥这种可笑的说法。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话，建议他对美国驻莫斯科代表关于日军陆战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理由的虚伪声明作一个半外交半挖苦的答复。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给伏尔加商船队拨款问题时，修改并签署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审阅、修改和补充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提出的关于合作社的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国有化企业和暂归国家管制的企业之间相互结算的法令草案、关于预付手续以及其他问题。4月10日和15日之间写《经济政策特别是银行政策的要点》一文。主持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银行政策问题的讨论会。根据会上的发言，起草会议的决定和《银行政策提纲》。4月11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讲话，坚决主张把所有托拉斯化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和吸收资产阶级专家为国家服务。4月12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拆除沙皇纪念碑和建造革命纪念碑问题、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合并问题，以及建议科学院调查苏维埃俄国自然资源等问题。4月13日阅读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8年4月12日通过的决议，向顿河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贺电。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纪念碑的法令》。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摩尔曼的防务等问题。4月13日和26日之间写《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4月15日函请司法人民委员部各部务委员前来座谈该部的工作问题。参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听取雷宾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伊·德连科夫工程师关于雷宾斯克经济状况的报告后，建议给雷宾斯克提供紧急贷款。4月16日审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登记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法令并作补充。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共和国邮电事业管理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4月17日接见制糖工业劳动者代表大会代表团，听取关于制糖工业部门情况的汇报。列宁向代表团表示，人民委员会一定关心制糖工业，而且将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发展。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与会者祝贺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一周年。在会议讨论鼓励农民种植甜菜的拨款问题时，列宁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出版问题、关于建立国家的消防措施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4月18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登记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法令草案时审订草案，并作修改和补充。草案由会议讨论通过，列宁签署了法令。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发表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4月18日和25日之间起草《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4月19日起草《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人民委员会同莫斯科区域人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时写《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全俄疏散委员会的法令草案、授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初步审核一切预算以及成立结核病防治所等问题。4月20日列宁同雷宾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伊·德连科夫工程师谈共和国经济状况、雷宾斯克的工业状况和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措施。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泥炭开采场的法令草案时建议成立集中管理泥炭开采的机构；在讨论关于战俘的法令草案和审理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内部冲突问题时发表意见。4月22日以前写便条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要他必须向即将来到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说明，按照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各国大使应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递交国书。4月22日接见德国和奥地利战俘中的国际主义者埃克尔特等人；给埃克尔特开证明信，说明他本人了解埃克尔特，并请各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予以协助。同斯大林一起复电土耳其斯坦边疆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布人民委员会支持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土耳其斯坦根据苏维埃原则实行自治的决议。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同乌克兰谈判问题、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签署给陆军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根据人民委员会4月22日23时通过的决议，立即采取一切措施保卫哈尔科夫省的东部边界，特别是切尔特科沃车站，抵御德军和盖达马匪军的进攻。签署《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法令》。4月23日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莫斯科区域女工代表会议上发表简短讲话，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大会祝贺，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草案、《关于铁路水路混合运输委员会条例》草案、关于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4月24日左右同即将动身回国的美国记者阿·里·威廉斯谈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农村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社会主义前途、工业国家中的社会革命发展的前景、苏维埃俄国同美国的关系和美国武装干涉远东的危险性等问题。用英文写一封给美国国际主义社会党人的信并由威廉斯转交。4月24日接见察里津火炮制造厂工人代表团，同他们谈工厂怎样转为民用生产，并记下工厂的情况和实际困难。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废除财产继承权的法令草案、战俘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问题（对4月23日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草案的修正案）。4月26日以前参加特别委员会（享有人民委员会权力）的工作，委员会批准关于给1918年土耳其斯坦的灌溉工程拨款的法令草案。4月26日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他执笔写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列宁的提纲。中央决定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真理报》附刊形式和单行本形式发表提纲，并委托列宁把提纲压缩成一项决议案和在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批准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局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问题、《真理报》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成立中央档案馆和图书馆管理局问题、建立俄国革命运动史档案馆和图书馆问题以及救济人民委员部改名为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等问题。4月27日接见美国记者亚·龚贝格，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出版局负责人托·Л阿克雪里罗得，请他协助龚贝格收集有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材料，以便向美国和全世界报道。签发给阿斯特拉罕苏维埃的电报，询问恩巴油田停产原因、采取的措施和需要中央什么援助等详情。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和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进行和谈的代表团成员会议，讨论同乌克兰媾和的原则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1918年北方地区泥炭开采预算、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4月28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即《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在《真理报》第83号和《消息报》第85号附刊上发表。4月29日通过直达电报同到达库尔斯克与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谈判的俄罗斯联邦和谈代表团团长斯大林谈话。接见里海舰队代表瓦·伊·博伊措夫，同他商谈立即从波罗的海调派四艘雷击舰和一支加强的步兵和炮兵部队到里海保卫巴库事宜；阅读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4月13日关于巴库政治形势的信件；翻阅邵武勉托博伊措夫送来的文件和报纸；给博伊措夫写证明信；函请海军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保卫巴库。电请邵武勉通过直达电报经阿斯特拉罕或库什卡和塔什干报告巴库的局势。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会议赞同报告的基本论点，责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同列宁一起拟出一个简要提纲，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予以公布。4月29日和5月3日之间写《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4月30日复信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表示坚信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必将在新旧大陆所有国家建立。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德国占领区政府机关的情况、《关于奖励的法令》草案、《关于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4月底同美国记者、社会党人罗伯特·迈纳谈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会对待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欧洲革命的前景以及从国外获得可靠情报的方法等问题。不早于4月同莫斯科省苏维埃代表季·弗·萨普龙诺夫谈话时得知莫斯科省粮食即将告馨，情况危急；写便条把这一情况告诉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5月初同苏维埃起义总部（4月18日由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塔甘罗格成立）的代表谈话。同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威·库西宁和库·曼纳谈有关芬兰革命运动的问题。5月1日在红场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上讲话。赴霍登卡广场途中，向苏舍沃－玛丽亚区的工人游行队伍发表关于“五一”劳动节的意义的简短讲话。在霍登卡广场检阅部队。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出席拉脱维亚步兵和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会，并发表简短讲话。5月2日同摩尔曼斯克边疆区代表谈话，并函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当天接见他们。通过直达电报同在库尔斯克与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谈判的俄罗斯联邦和谈代表团团长斯大林谈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制糖工业国有化问题、开发摩尔曼斯克边疆区问题、播种面积组织处归属问题以及其他问题。5月3日同担任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布尔什维克们会商，研究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提出的由他们领导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要求，起草这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致俄共（布）中央》的声明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略加修改后一致通过《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会议听取列宁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完全掌管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声明同几位担任该部部务委员的布尔什维克商谈的情况的报告。会议批准商讨会作出的拒绝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无理要求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成立独立的乌克兰共产党的问题、关于同莫斯科党的工作者商讨加强党组织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12个粮荒省份的代表从乌法省自行采购和运输粮食的问题、关于改组俄国红十字会的法令以及其他问题。5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给各省、县、乡苏维埃的指令：以列宁写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为当前工作的指导方针。根据党中央委员会5月3日的决定，列宁召集莫斯科党的工作者开会，讨论如何加强党组织的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革命法庭法令》草案、尼·瓦·克雷连柯关于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四名审判员从轻判处贪污案件的紧急报告、关于成立军区和向军区委员会委派军事领导人的法令、关于摩尔曼斯克铁路状况等问题。函请俄共（布）中央把开除轻判贪污案件的审判员党籍的问题列入议程。5月5日写《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5月6日赴伊利因斯科耶村弗·亚·奥布赫教授的别墅休息，晚上在乌索沃村和新茹科夫卡村之间的林中打猎。打猎后连夜返回莫斯科。出席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德国方面提出要把伊诺要塞交给资产阶级的芬兰以及英日两国的陆战队分别在摩尔曼斯克和远东登陆而出现紧张的国际形势问题。会上，列宁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决定》（会议一致通过）和给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和谈代表团的电报稿。5月7日接见英国驻苏维埃俄国外交代表罗·洛克哈特。5月8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关于粮食情况的报告时写《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惩办贪污的法令草案、关于贯彻政教分离法问题以及其他问题。5月9日登门拜访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工人支援贫苦农民为取得粮食而同富农作斗争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草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5月9日、10日和11日《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在《真理报》第88、89号和90号上发表。5月10日听取普梯洛夫工厂采购委员会主席安·瓦·伊万诺夫关于彼得格勒严重缺粮情况的汇报；请他转告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政府正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国内粮食问题；函请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给伊万诺夫一份证明：粮食人民委员部将授予工人征粮队更大的权力。同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伊·沃耶沃金谈西伯利亚国民经济的状况和发展前景。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调整和发展西伯利亚国民经济的各种措施的法令草案、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水路工程预算以及其他问题。5月10日和13日之间接见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苏维埃成立大会筹备会议代表，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在座。5月11日写《抗议德国政府占领克里木》，这份外交人民委员部给德国政府的照会是因德国人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把黑海舰队从新罗西斯克调回塞瓦斯托波尔而写的。在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上校回国之前，列宁同他谈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森林法令以及其他问题。5月12日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委员会会议。会议赞同副工商业人民委员美·亨·勃朗斯基关于俄美贸易关系的报告。5月12日或13日写《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同莫斯科省粮食代表大会代表谈话。5月13日签署给各级苏维埃关于建立红军的电报。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汇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中央决定把提纲作为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受托代表党中央在代表会议上以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苏维埃成立大会筹备会议等问题。出席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在听取尼·伊·布哈林的副报告和一些人发言时作记录；写总结发言提纲，随后作总结发言。5月14日写拟将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的对外政策报告的提纲。致函巴库苏维埃主席斯·格·邵武勉，对他采取的坚定而果断的政策和善于把这种政策同审慎的外交策略结合起来，表示欣慰。写便条给副工商业人民委员美·亨·勃朗斯基，指示苏俄代表在俄德贸易委员会5月15日就恢复俄德经济关系举行的会谈上的讲话次序。致函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上校，随函附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委员会制定的关于俄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初步计划，希望这计划对罗宾斯同美国外交部和美国出口专家的会谈有所裨益。校阅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的、即将由波涛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的长条样，并写序言。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对外政策的报告。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森林基本法》草案、关于保证给北方区域提供资金的法令、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立法提案司条例以及其他问题。5月15日同副工商业人民委员美·亨·勃朗斯基商谈当日即将举行的俄德恢复经济关系委员会会议问题，赞同勃朗斯基准备的报告要点。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代表会议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列宁写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作为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拥有外国投资的俄国银行实行国有化问题、关于支付外国人的活期存款和存放保险柜中的贵重物品的手续问题、关于向德国人和英国人出售白金问题、关于同尚未正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租让合同以及其他问题。5月16日命令最高军事委员会派遣军事代表去东南（顿河）战线同德军签订停战协定和划定分界线。接见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米尔巴赫伯爵，同他举行正式会谈。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授予西伯利亚粮食特派员亚·格·施利希特尔新的权力的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给每个人民委员发一份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副本的问题、关于公布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的问题、关于石油问题以及其他问题。5月17日为自己的小册子《当前的主要任务》（内收《当前的主要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两篇文章）写序言。接见出席国有化冶金企业和金属加工企业代表会议工人代表团；在谈话时对索尔莫沃厂问题、乌拉尔问题、兹拉托乌斯特厂问题作了简记。写信给国有化企业代表会议。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检查院机构的法令》草案（第8—17条）、关于给国有化企业和暂归国家管理的企业支付预付款的问题、《关于成立石油总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5月17日或18日写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5月18日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波兰军（冲出奥地利，进入乌克兰，在此地陷入德军重围）问题、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苏维埃成立大会筹备会议问题、《真理报》和《贫苦农民报》编委会成员问题、关于活跃党组织和党员活动问题、全俄肃反委员会问题。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内财政状况和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苏维埃检查工作的法令、《关于改组水运管理机关的决定》草案以及煤炭调配等问题。5月18日和21日之间接见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A．E．阿克雪里罗得，阿克雪里罗得要求列宁说明在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税收问题。5月19日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干部的调配问题、芬兰问题、彼得格勒问题、宗教界的宣传问题、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军事会议问题、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问题、革命法庭的工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5月20日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创建人会议选举列宁为该院正式院士。列宁婉言谢绝。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农村苏维埃的任务问题和关于财产赠与的法令草案。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对《关于组织征粮队问题告彼得格勒工人书》的补充；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就改组地方供应机关的方案交换便条。会议讨论了瞿鲁巴的提议：把关于改组地方粮食机关和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为供给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提上议事日程。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5月21日签署《关于组织征粮队问题告彼得格勒工人书》。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成立区域人民委员会的程序和它们与中央的关系问题、农业学术委员会及其科研和专业单位改组为俄国农业科学研究所等问题。5月22日给彼得格勒工人写《论饥荒》一信。在全俄劳动委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讲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批准经济委员会关于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一亿卢布拨款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从察里津调给巴库一万普特粮食以确保石油外运、关于每星期一、三、五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处理经济问题、关于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地方粮食机关的法令草案、《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革命法庭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5月23日写人民委员会的处分决定：因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擅自从1918年3月1日起把列宁的薪金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违反了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18日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报酬标准的决定，给予他们严重警告的处分。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审议有关将要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关于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讨论有关哥萨克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一事。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库班代表团等问题。5月23日和26日之间起草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5月24日致函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和驻柏林总领事维·鲁·明任斯基，谈俄德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问题。致函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鉴于巴库处境艰危，建议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结盟。从海军总参谋长E．A．别林斯1918年5月24日给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得悉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那部分黑海舰队躲避不了德军的攻击，列宁在报告书上批示：鉴于没有退路，令立即炸毁舰艇。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燃料问题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燃料的决定。会议批准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讨论关税的法令草案、瑞典代表团关于瑞俄两国商品交换的建议等问题。5月25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把汽车运输移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运输局汽车运输处的问题时，列宁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汽车运输的决定，批评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列宁的草案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在讨论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成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时，列宁赞同这个主张，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5月26日写《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出席党中央委员与共产党员军事干部会议，同他们讨论利用军事专家问题。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5月28日鉴于德国企图夺取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舰艇和商船而俄国无法将它们转移到别的港口或从陆上保卫新罗西斯克，列宁签署给黑海舰队司令员和总政治委员的秘密指令：炸毁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全部舰艇和商船。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放在瑞典的那些已付款的农业机器发表议程以外的临时声明。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苏俄海防和边防的法令草案、关于采取紧急措施供应铁路员工粮食问题、关于解决租让制问题以及其他问题。5月28日和6月1日之间致电用强力向富农获取粮食的威克萨工人，希望工人们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其他挨饿的人获取粮食。5月29日写《告工人农民书草案》，这是1918年6月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问题的决定》的基础。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就单独收购粮食一事提出的告居民书草案时，列宁写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第一部分；同亚·德·瞿鲁巴交换便条，谈组织反对单独收购粮食理由的解释工作。人民委员会决定发布给顿河和库班哥萨克的号召书和呼吁必须紧急动员一切军事力量支援顿河和库班地区的告居民书，宣布莫斯科实行戒严，委托列宁同契切林和托洛茨基起草人民委员会的号召书、呼吁书和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关税和海关机构的法令》草案、关于派人民委员会成员去北高加索和察里津负责统一俄国南部地区的粮食采购工作、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在拟定执行方案时的要求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告居民书、《关于关税和海关机构的法令》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宣布莫斯科实行戒严的决定。5月30日同奥廖尔省叶列茨县苏维埃的代表们谈话；函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发表列宁同这些代表的谈话内容（关于该县整顿秩序、镇压资产阶级和管理文明庄园的经验）。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战线的情况和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告居民书。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告顿河和库班两地的哥萨克劳动人民书。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拨变时针的法令草案、俄国红十字会告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书草稿、档案管理总局条例、关于撤销革命法庭判决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5月31日接见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运输交通局代表Б．A．巴克（即巴赫）。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人民委员会就有关各自单独收购粮食一事的补充决定问题作出决议：在报上通报5月29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情况并公布那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哥萨克州管理机构的法令草案、关于改组和集中管理苏维埃俄国汽车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5月下半月或6月初写《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草稿（没有写完）。5月列宁的《为了面包与和平》（1917年12月14日（27日）写）一文在《青年国际》杂志第11期发表。5月或6月写《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城乡商品交换条件的协议草稿》。6月1日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拨款100万卢布在伦敦卡尔·马克思墓地建立纪念碑的决定。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西伯利亚供应乌拉尔的金属和机器的条件、关于各自单独收购粮食问题的补充决定以及其他问题。6月2日写对《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意见。指导由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工作。这次会议审订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草案。出席前往柏林同德国进行缔结经济协定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团员会议。会上，列宁给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写信，谈俄德经济关系问题。写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电话稿，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速派优秀的粮食干部来莫斯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戏剧《斯捷潘契科沃村及其村民》。6月3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关于使用肃反委员会存放的没收的财物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粮食政策、检查资产阶级报刊的整个财务等问题。6月4日起草《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决议。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和总结发言。6月5日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致贺词。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用产品支付工人工资问题、银行问题、赔款问题等。6月6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公共工程等问题。6月7日写便条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建议发表给工人的公开信并印成单页发给各工厂，要工人们不要相信散布惊慌情绪的人，选派一些可靠的人帮助粮食机关。同特维尔省上沃洛乔克县苏维埃代表团谈组织征粮队的问题。同地方代表谈苏维埃选举问题；向他们说明劳动人民有权罢免自己在苏维埃的代表。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草案时，起草给审订这个条例的委员会的指示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公路筑路专家关于把公路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技术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合理性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6月8日同从瑞典回国的瓦·瓦·沃罗夫斯基谈国内情况。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结束1918年1—6月的预算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6月9日打电话召请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前来谈话，向他介绍新罗西斯克的情况，介绍德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六天之内把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舰队和商船调回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通牒性要求和关于黑海舰队部分指挥人员、军官反对炸毁这些军舰和商船的情况；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写委托书，命令他即赴新罗西斯克处理此事。6月9日—10日列宁同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起在马尔采－布罗多沃庄园（莫斯科省博戈罗茨克县附近）休假一天。6月10日接见奥廖尔省马尔采夫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听取他们关于该区粮食情况的谈话后，让他们持信去找粮食人民委员部，要他们协助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和组织征粮队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批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问题时，拟定关于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公布苏维埃政府在吸收工程师参加工作方面的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收入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就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一事告居民书以及其他问题。6月11日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坚决主张利用时机火速多派征粮队经维亚特卡去乌拉尔采购粮食。同别日察的布良斯克机器制造厂代表谈话，并让他们持信去请求粮食人民委员部尽力满足工人的粮食需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统一指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和反革命的军事行动问题、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的暂行条例以及其他问题。6月12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拨给农机制造业基金的问题时，列宁就这个问题分别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巴·米柳亭、财政人民委员伊·艾·古科夫斯基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写纸条。会议还讨论了苏维埃机关职工工资法令。6月13日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和肃清反革命势力的一切军事行动）的命令。6月14日以前接见奥洛涅茨省苏维埃成员A．Ф．马尔丁诺夫和П．C．萨宗诺夫，向他们了解该省情况，并为他们签署了向该省运粮的委托书。6月14日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和副粮食人民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谈从彼得格勒派大批鼓动员去农村的必要性。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多派一些工人到乌拉尔去做鼓动工作和领导工作。签署《告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号召穆斯林劳动者参加穆斯林社会主义军队。回彼得格勒省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尼·亚·叶梅利亚诺夫谈征粮队和反粮食投机倒把斗争，并给他写关于派他去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执行特殊任务的证明书。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批准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问题时，起草《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决定（获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休假的暂行规定》以及其他问题。写给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彼得格勒的代表博勃罗夫的电报稿，请他们继续加紧往农村派征粮队和鼓动员。6月15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给制革业总委员会拨款的决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贷款的决定（均获通过）。会议还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以及其他问题。6月17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高红军士兵待遇、关于立即收购所有布匹以防止外流等问题。6月18日致函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要求在瑞士收集和出版关于德国和奥地利左派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资料。致电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告知打算在通航期结束前颁布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法令，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把石油产品运往伏尔加河流域。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关于尽快疏散易爆物资、国家报刊以及其他问题。6月19日在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各工厂党支部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组织征粮队去征收富农的余粮的必要性。6月20日以前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西伯利亚粮食特派员亚·格·施利希特尔谈建立一个县的粮食采购示范试验点的问题。6月20日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发表关于征粮队问题的讲话。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谈话，对于得不到有关同饥荒作斗争的资料一事表示不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报纸上发表一条关于1918年6月20日在亚历山大铁路上发生开枪事件的虚假新闻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会议还讨论了《石油工业国有化法令》草案、关于弗·沃格达尔斯基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签署《石油工业国有化法令》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6月20日以后写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6月27日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的提纲草稿。不晚于6月21日责成司法人民委员彼·伊·斯图契卡和副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组织人力把亚·格·哥伊赫巴尔格主编的《新家庭法》一书译成德文，以便广泛宣传苏维埃法律。6月21日在索科利尼基俱乐部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同饥荒和反革命作斗争》的讲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给斯摩棱斯克省苏维埃拨款等问题。6月22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全俄铁路运输工人工会理事会起草的《告全体铁路员工书》。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教师劳动报酬标准的决定、谢米列奇耶铁路等问题。6月22日以后签署《告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书》，指示各级苏维埃在对敌斗争中不得任意捕人。6月25日听取工农政府和谈代表团关于同乌克兰的帕·彼·斯科罗帕茨基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情况报告。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规定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的集体合同的程序条例草案、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关于德国大使威廉·米尔巴赫就德国人在从银行提取存款和贵重物品时遇有困难一事递交照会的临时动议以及其他问题。6月26日以前接见奥廖尔省叶列茨县苏维埃代表，并同他们谈该县建立贫苦农民政权的情况。6月26日致函彼得格勒的格·叶·季诺维也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其他在彼得格勒的党中央委员，坚决抗议他们阻拦工人用群众性的恐怖手段回答沃洛达尔斯基被害事件。列宁在信中还建议利用苏维埃改选中的胜利，派1—2万彼得格勒工人组成的征粮队去乌拉尔和坦波夫省等地。出席研究苏维埃宪法问题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收到摩尔曼斯克边疆区苏维埃主席A．M．尤里耶夫建议向登陆的英军作进一步的退让的电报后，复电警告尤里耶夫不得违背苏维埃政府的坚决回击英国和德国武装干涉者的政策。听取从图拉、叶列茨、奥廖尔视察回来的副内务人民委员亚·格·普拉夫金关于这些地区的粮食情况和叶列茨县组织贫苦农民、从苏维埃中彻底清除富农的情况的汇报，并同他们交谈。听取坦波夫省的代表关于该省粮食情况的汇报和对收成的预测，并同他们交谈。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便条给人民委员会秘书，严格要求执行1917年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人民委员会议程上列入问题的程序的决议。会议讨论陆海军人民委员列·达·托洛茨基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报告、援助亚美尼亚难民问题、关于统一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政策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6月26日或27日拟定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提纲。6月27日起草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决议。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单确定列宁为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在图书馆工作中实行瑞士和美国的一套办法的报告、关于成立中央住房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致电奔萨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亚·叶·敏金，指出组织征粮队去征收富农的粮食是当前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6月27日以后审定和签署人民委员会的告英军士兵书《你们为什么到摩尔曼斯克来？》。6月28日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列宁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决议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听取坦波夫省捷姆尼科夫县苏维埃主席谢·伊·列别捷夫关于该县情况的汇报，并函请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给该县苏维埃提供贷款。听取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主席关于布匹收购和没收布店布匹问题的汇报，并同他交谈。先后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的罗戈日区劳动人民群众大会、西蒙诺沃分区工人群众大会和莫斯科河南岸区工人群众大会，分别发表题为《国内战争》的讲话，并同许多工人交谈。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问题、《关于布匹的采购和分配的法令》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6月28日和7月3日之间阅读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制定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上面作批注，提出补充意见并在边页上写评语。6月29日写《预言》一文。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拨款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建造伟大的俄国革命活动家临时纪念碑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征召1893年、1894年和1895年出生的正在炮兵部队和工兵部队服务的工人和职员服役、关于征召1896年和1897年出生的彼得格勒工人服役和关于征召政府机关的职员和工业企业工人服役等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6月30日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苏维埃俄国驻斯德哥尔摩外交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商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组织、驻外代表处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问题。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作战部，向派往东线的政治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介绍前线一般情况和红军政治工作任务。6月同职业技术教育非常会议代表团谈话。6月底和7月3日之间同从里加秘密来到苏维埃俄国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卡·克·达尼舍夫斯基谈话，了解前线的情况、士兵的情绪、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情况，列宁建议他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6月底或7月上半月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去莫斯科城郊的昆采沃寻找度假用的房子，并在昆采沃村党员大会上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上半年写《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写完）。7月1日同瑞典的《人民政治日报》记者谈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交通人民委员弗·伊·涅夫斯基关于铁路员工抗议某些征粮队违法乱纪行为的报告向会议作报告。列宁修改和补充人民委员会给各征粮队队长和地方苏维埃的电报稿，然后提交会议批准；会议批准后，签署这个电报。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同德国交换战俘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出版单行本。7月2日《预言》一文在《真理报》第133号上发表。在阿列克谢耶夫军校练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必须保证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一事提出临时动议，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电讯集中管理的法令草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条例以及其他问题。7月3日以前主持关于查封莫斯科资产阶级报纸问题的会议。7月3日主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分别起草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草案在补充一些条款和修改之后被采纳。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讲话。7月5日以前写《俄罗斯联邦宪法总纲》第二章第二十条草稿。同出席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些乌克兰党的工作者讨论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7月5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总结发言。7月6日得知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后，去德国大使馆。写《给俄国共产党各区委员会、各区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各红军司令部》的电话稿，通告德国大使被杀害事件，指示它们动员一切力量来搜捕凶手。召见司法人民委员彼·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苏维埃步兵师政治委员卡·安·彼得松和卡·克·达尼舍夫斯基，通知他们：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一事由拉脱维亚步兵师执行。7月7日致电在察里津的约·维·斯大林，通告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被杀害事件，指示斯大林同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保持密切联系。审阅拉脱维亚苏维埃步兵师师长约·约·瓦采季斯关于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方案，并表示赞同。写给莫斯科苏维埃的电话稿，要他们立即告知巴斯曼区，列福尔托沃区和索科利尼基区采取一切措施逮捕乘坐装甲车向这些区逃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写给莫斯科市各区苏维埃和工人组织的电话稿，命令他们立即派出武装队伍去搜捕逃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7月8日签署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查明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叛乱的态度的决定。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询问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代理国有产业人民委员帕·彼·马林诺夫斯基他们未执行1918年4月14日公布的《关于拆除为历代沙皇及其仆从建立的纪念碑和设计各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的法令》的原因，并起草人民委员会对教育人民委员部、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未执行这一法令提出警告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珍贵艺术品和历史文物的登记、禁止出口和收归国有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人民委员会因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不召开办公会议期间授予小人民委员会负责处理各种问题的权力等问题。7月10日听取拉脱维亚苏维埃步兵师师长约·约·瓦采季斯关于平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的报告，同他谈东线的局势，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体系和红军建设等问题。7月1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被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签署《告全国军民书》（电报稿），通告原东方面军总司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已举行叛乱。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用纸条与财政人民委员伊·埃·古科夫斯基就筹备发行苏维埃俄国新纸币一事交换意见，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使用莫斯科城市电话的法令草案、关于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部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合并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同刚从辛比尔斯克省回来的彼得格勒工人瓦·尼·卡尤罗夫谈话，向他了解农民的情绪、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以及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情况。7月12日写《告彼得格勒工人书》，这封信交由去彼得格勒的工人瓦·尼卡尤罗夫带去。同拆除旧纪念碑委员会秘书H．Д．维诺格拉多夫建筑师谈话，要求他经常报告《关于共和国纪念碑法令》的执行情况。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代表谈话，向他们了解北方的军事形势、群众的情绪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等情况。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的资产阶级报刊和印刷业问题、关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划归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7月13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中央住房委员会的工作、莫斯科的住房情况、把坏人和寄生虫迁出莫斯科及其郊区的措施、关于几类人退出俄罗斯联邦国籍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7月14日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去昆采沃过星期日。23日以后回到莫斯科，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谈话，对如何答复德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调派一营德国士兵到莫斯科保护德国大使馆的要求作指示。7月15日就德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调派一营德国士兵到莫斯科保护德国大使馆的要求一事，起草苏维埃政府的声明。召集部分人民委员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讨论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后的形势。会议决定拒绝德国政府派兵进驻使馆的要求。会议赞同列宁起草的政府声明。列宁委托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在自己未能出席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以自己的名义通报由于德国的无理要求而发生的同德国政府的一些纠葛并宣读自己起草的政府声明。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赞同列宁起草的政府声明。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德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发表讲话，并宣读自己起草的政府声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声明，并告知广大劳动人民。7月16日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代表团谈话，得知该厂因缺乏燃料而面临停产的危险答应把支援该厂煤炭的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分别就苏维埃俄国全部布匹实行国有化的方法问题和提高人民委员的待遇问题作报告。不晚于7月17日同统计学家帕·伊·波波夫谈建立国家统计问题。7月17日致电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费·伊·科列索夫，告知为给土耳其斯坦军事援助所采取的措施。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关于批准把喀山省暂时划入伏尔加河沿岸军区的法令问题作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成立护路管理局的法令草案，关于保护俄罗斯联邦图书馆和书库的法令草案，副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在莫斯科建立50位杰出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纪念碑的报告，关于俄国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所条例以及其他问题。7月17日以后同雕刻家谢·德·梅尔库罗夫谈在莫斯科为50位伟人建立纪念碑的问题。7月18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海军人民委员部关于给阿尔汉格尔斯克区和北冰洋区舰队战备拨款的申请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关于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这一判决的报告、关于布匹垄断的法令草案、关于组织国家统计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听取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关于德国政府再次提出要向莫斯科调派300名德国武装士兵保护德国大使馆的要求的报告。7月19日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一起接见德国外交代表库·里茨勒尔，谈德国政府提出的调派德国士兵进莫斯科的要求。同莫斯科省苏维埃土地局代表谈莫斯科省国营农场同公社实行合并的问题，让他们持信去找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和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商讨帮助和监督的实际措施。接见白俄罗斯难民全俄代表大会代表团，听取他们介绍白俄罗斯人民的情况，特别是被德国占领的那部分地区的白俄罗斯人民的情况。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的列福尔托沃区劳动人民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目前时局和国际形势》的讲话。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车辆修理总厂举行的铁路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苏维埃俄国无线电事业集中管理》的法令草案、关于救济被白匪洗劫的雅罗斯拉夫尔居民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7月20日致函彼得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格·叶·季诺维也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叶·德·斯塔索娃，要求他们尽量多抽调一些彼得格勒工人去东线。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增补农业机器制造业调查委员会成员的报告，通报美·享·勃朗斯基未执行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15日委托他负责召集专门委员会制定对外国人的租让合同的任务一事。7月22日致电巴库苏维埃主席斯·格·邵武勉，表示完全支持斯大林7月20日给邵武勉的电报，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走狗的决议。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加强对内河航运的检查以阻止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商贩通行问题、打击投机倒把的法令草案、各级代表苏维埃向地方居民征税的权力和义务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7月23日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作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签署给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电报，电报要求该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向全俄人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塔什干和土耳其斯坦边疆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状况、各人民委员部独立解决有关本人民委员部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力以及其他问题。7月24日致电正在察里津的约·维·斯大林，通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严重的粮食状况，要求运来尽量多的食品。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表维·普凯谈关于救济芬兰难民的问题。7月25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人民委员会关于制止反犹大暴行的呼吁书草稿和命令各级苏维埃采取制止反犹太人运动的坚决措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弗·伊·涅夫斯基担任交通人民委员和帕·伊·波波夫担任中央统计局局长的任命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国家统计条例草案以及其他事项。7月26日同德国斯巴达克联盟成员赫尔塔·霍尔登（给列宁带来克·蔡特金1918年6月27日的来信）谈德国形势。复函克·蔡特金，对蔡特金、弗·梅林和其他斯巴达克派同志要同苏维埃俄国的共产党人同呼吸共命运深感欣慰；向蔡特金介绍俄国的国内战争情况，深信俄国党必能战胜资产阶级；收到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新的国印，在给蔡特金的信上盖了国印。接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委员会主席Д．C．科罗博夫和B．A．拉甫卢亨，听取他们关于消费合作社的状况和活动的介绍，特别注意吸引合作社参加粮食采购工作的问题。先后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的普列斯尼亚区群众大会和哈莫夫尼基区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苏维埃宪法会给劳动人民带来什么》的讲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人民委员会告全体铁路工人书草稿和人民委员会就没收和征用伏尔加河流域日耳曼族移民的粮食的手续问题致萨拉托夫和萨马拉地区的电报稿；推迟研究关于社会保险工作由劳动人民委员部转归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管理的问题，并委托这两个人民委员部把这个问题交给工会或其他组织去进行广泛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军马服役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事项。7月27日同派往农村的彼得格勒维堡区粮食宣传鼓动小组谈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不许亲属在同一苏维埃机关共事的法令草案、俄籍难民同其他苏维埃俄国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