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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884年2月中—3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2] (1884年2月中—3月初)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除了同盟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同盟在本国大约有三十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个别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3] 而关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共产党宣言”第4章)[14]。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要是背离了这个策略纲领,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十年以后,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巴黎的二月事变加速了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从而还改变了这个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了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胜利的。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移阵线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但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情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立刻就发生作用了。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没有争得这种地位的迫切要求;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它现在由于害怕工人竟不赞成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 当我们到达科伦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党人,部分地也由共产党人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伦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了;不过我们做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了编辑部。他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二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过。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伦,而不是柏林。首先,科伦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15]领会了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河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这个法典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略费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了一年徒刑[16],而在莱茵河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在一定时刻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别的制度下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针。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完全是巴登人的派别。我们当时应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的小邦割据情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同无产阶级利益相抵触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屑障碍除掉而扫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较一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严、严肃或激烈的。我们的敌人全是卑鄙的,我们对他们都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十字报”[17]——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来对待。但是,我们对那些由革命所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也没有采取较好的态度。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懦怯决议毫无用处。[18]这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不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这里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辩论,而大多数场合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要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 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渺茫太空进行讨论和通过决议的。因此,它就受到了较大的注意。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尔采-德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犹豫不决、畏首畏尾和作细小打算的态度,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了刚刚制造出这些偶像供自己使用的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正好证明我们打中了目标。 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革命已随着三月事变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们看来,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地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自成一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希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煞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好说话。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对工人政党做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19]。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你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也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能够这样做,因为议会已失去人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20]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 我们曾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官方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为达到我们党的真正目的而斗争:那时我们将对这个最极端的政党持反对派态度。 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激昂的热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在自己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21]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施加龌龊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高举着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很简单的:赞助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2月24日[22]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整个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参加斗争。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犯,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犯的必然性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末,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 这一政策贯穿着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号报纸,而俄军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 在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期比一期更猛烈和热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论文)[23]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地主是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他并且要求十亿塔勒的赔偿费。 与此同时,在4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作[24],这一著作明确地指出了我们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4、5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八千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八枝步枪和二百五十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年5月18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勒斯顿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塞隆的起义被包围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茵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们了。编辑部的一些人受到法庭迫害;另一些人作为非普鲁士人被依法驱逐。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个军团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伦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25] “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是没有照付的,——而在9月已经差不多发行到五千份了。在科伦宣布戒严时,报纸曾一度被封;在10月中不得不一切重新从头开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六千订户,而当时“科伦日报”[26],据该报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九千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马克思到巴黎去了,当时那里正准备着1849年6月13日[27]到来的结局;威廉·沃尔弗这时已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必须在被从上面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作了维利希志愿部队中的副官[28]。 写于1884年2月中—3月初 载于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12]“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是弗·恩格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第17页。 [1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页);引文中的重点是恩格斯加的。——第18页。 [1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3页。——第18页。 [15]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下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即在拿破仑统治下于1804—1810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合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347页)。——第20页。 [16]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阿·施略费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由于4月19日在该报第5号上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他在1848年4月受审,并以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六个月要塞监禁。——第20页。 [17]“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PreuβischeZeitung》)的称呼,该报从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第22页。 [18]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4—18页)。——第22页。 [19]恩格斯指的是载于“新莱茵报”的许多篇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马克思之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和6卷);这一批评也以概括的形式见之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94页)。——第23页。 [20]阿·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A.Bou-geart.《Marat,l'AmiduPeuple》.T.Ⅰ-Ⅱ,Paris,1865)。 “人民之友”(《L'AmiduPeuple》)是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让·保尔·马拉于1789年9月12日至1793年7月14日出版的报纸;该报于1789年9月16日至1792年9月21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题字:Marat,I'AmiduPeuple。——第23页。 [21]指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53—157页)。——第24页。 [22]1848年2月24日是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 1848年旧历2月24日(3月7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付欧洲的革命。——第24页。 [2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DieschlesischeMilliarde》)曾载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1886年,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由恩格斯作序言(见本卷第277—289页),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这本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中对这些文章做了详细的评述。——第24页。 [2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第25页。 [25]见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第301号所载、由编辑部署名的“致科伦工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19页)。——第25页。 [26]“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26页。 [27]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山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遭到逮捕和驱逐出境,或者被迫离开法国而流亡。——第26页。 [28]关于恩格斯作为维利希志愿队中的一员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一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启示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启示录[6] 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在英国,除了少数力图尽可能把这门科学保持秘密的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而外,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 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其中渗透到德国国界以外的少量东西,也决不是它最好的部分;这就是那以既摆脱了偏见和妥协又不失为基督教的东西而自豪的自由思想的批判:这些篇据说不是圣灵的直接启示,而是神通过圣灵对人道的启示,等等。这样,杜宾根学派(鲍尔、格夫勒雷尔等人)[7]在荷兰和瑞士就像在英国一样,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假如愿意稍微往前走一点,那就是追随施特劳斯。人所熟知的厄内斯特·勒南(他仅仅是德国批判家的可怜的剽窃者),便富有这种温和而完全是非历史的精神。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只有浸透着他的思想的美学的感伤情调和反映他的思想的枯燥文字,是属于他的。 不过,厄内斯特·勒南说得好: “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不要把它们和现在的教区相比;它们更像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 这是对的。基督教同现代社会主义完全一样,是以各种宗派的形式,尤其是通过彼此矛盾的个人观点来掌握群众的,这些观点中有的比较明确,有的比较混乱,而后者又占绝大多数;不过所有这些观点都敌视当时的制度,敌视“当局”。 我们就拿启示录来做例子。我们看到,它决不是全部新约中最难解和最神秘的,而倒是最简单和最清楚的一篇。我们应该暂时请读者相信我们打算在下面证明的事情,即:这一篇是在公元68年或69年1月间写成的,因而它不仅是新约中真正确定了日期的唯一的一篇,而且也是这些篇中最古老的一篇。公元68年时基督教的面貌如何,我们可以在这部书中看到,就像在一面镜子里看到一样。 首先是宗派,无穷无尽的宗派。在给亚细亚七教会的书信[8]中,至少提到三个宗派,关于它们,我们除此以外全无所知:尼哥拉派,巴兰派和被象征地叫做耶洗别的某个妇人的信徒。关于所有这三个宗派,书中说他们准许自己的信徒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自由恋爱”问题总要提到重要地位。有些人认为,这是革命进步,这是解脱不再需要的旧的传统羁绊;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受人欢迎的,便于掩盖各种各样自由的、轻浮的男女关系的学说。后者,即庸人,看来很快就在这里占了上风;“奸淫的事”始终和吃“祭偶像之物”相联系;这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是严格禁止的,然而,拒绝这一切,有时也会是危险的,或者至少是不愉快的。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所提到的自由恋爱的拥护者,一般都倾向于和一切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决不倾向于殉道。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它是在新宗派、新宗教、新先知数以百计地出现的时代,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在巴勒斯坦产生的。基督教事实上是自发地形成的,是这些宗派中最发达的宗派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中间物,后来由于加进了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斐洛的论点,稍后又由于受到斯多葛派[9]思想的广泛渗透,而形成为一种教义。的确,如果我们可以把斐洛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那末塞涅卡便是它的叔父。新约中有些地方几乎就像是从他的著作中逐字逐句抄下来的;另一方面,在柏西阿斯的讽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方,仿佛是从那时还不存在的新约上抄下来的。在这篇启示录中,所有这些教义的成分,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在这里,基督教是用流传到现在的一种最粗糙的形式来表现的。贯穿全书的只有一个教条: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但怎样得救和为什么得救——却根本无法解释。这里除了犹太人和异教徒的一种旧观念,即必须用牺牲来祈求神或众神的宽宥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这种观念被改造成基督教所特有的观念之后(实质上它使基督教成了普遍的宗教),它的内容是,基督之死是伟大的献祭,是一次而永远有效的献祭。 关于原罪——丝毫没有谈到。关于三位一体也只字未提。耶稣就是“羔羊”,但从属于神。例如,有一个地方(第15章第3节)把他和摩西平列起来了。书中不是有一个圣灵,而是有“神的七灵”(第3章第1节和第4章第5节)。被杀死的圣徒(殉教者)向神祈求报仇: “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第6章第10节)—— 这种感情后来在基督教道德的理论法典中被审慎地抹掉了,可是在实践中一当基督徒对异教徒占了上风,这种感情就表现出来了。 自然,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例如,在给七教会的书信中说: “我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不说是基督徒〉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会的人(第2章第9节); 又说(第3章第9节): “那撒但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 可见,我们这位作者,在公元69年时,简直丝毫也没有想到:他就是宗教发展的新阶段,即注定要成为革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的阶段的代表者。同样,当圣徒站在神的宝座前的时候,首先走来的是144000犹太人,十二个支派中各有12000人,在他们之后,才允许赞同这个犹太教新阶段的异教徒近前。 这就是在新约中最古老的、其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唯一的一篇中所描绘的公元68年时基督教的样子。这一篇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他自称为约翰。他甚至并没有冒充他是“使徒”约翰,虽然“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第21章第14节)。因而,在他写这一篇的时候,他们显然已经死去了。至于他是犹太人,这可以从他的希腊文中借用了大量希伯来语一点上看出来,文字语法错乱,即使和新约其他各书相较也截然不同。所谓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和本篇,至少属于三个不同的作者,这从它们的文字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如果它们所阐述的全然互异的教义还不能证明的话。 几乎构成启示录全部内容的那些神迹,多半是从旧约中的古代先知以及他们后来的摹仿者那里逐字逐句抄来的,从但以理书(大约成于公元前160年,它预言的事件是数世纪以前就发生过的)起,到“以诺书”——公元开始前不久用希腊文写的一种伪经——为止。即使在抄来的神迹的安排上,独到的创造也是极其贫乏的。斐迪南·贝纳里教授——我在下面所作的论述,应归功于他1841年在柏林大学的讲学——研究了各个章节和诗歌,指出这位作者所臆造的每一个神迹是从哪里抄来的。因此,我们在这位“约翰”的一切幻想时都跟着他走是无益的。最好是立即来研究能够揭开这篇无论如何是一篇奇书的奥秘的那一点。 所有“约翰”的正统注释家,在过了一千八百多年之后,都还在期望,他的预言必将应验,而“约翰”却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一再重复说: “日期近了,这很快就要到来。” 这特别是指他所预言的、并且显然是指望看到的那一危机。 这一危机就是神和被叫做“反基督者”之间的一场伟大的最后决战。最重要的两章是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我们略去不必要的饰文。“约翰”看到从海中上来一个七头十角(角对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兽: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 这兽必将在四十二个月(神圣的七年的一半)中获得统治大地的权柄,与神和羔羊为敌,在此期间一切人必须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兽的印记或兽名的数目。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伊里奈乌斯在二世纪时就知道,受伤并医好了的兽指尼禄皇帝。尼禄是第一个对基督徒进行大迫害的人。在他死后,特别在亚该亚和亚细亚,广泛流行着一种谣传,说他没有死,只是受了伤,不定什么时候会重新出现,并给全世界带来恐怖(塔西佗“编年史”第6章第22节)。同时,伊里奈乌斯还知道另外一种很古老的经文,其中表示那个名字的数目是616,而不是666。[10] 在第十七章里,这七个头的兽又出现了;这回在它身上骑着一个名声坏的、穿朱红色衣服的妇人,关于她的动人的描写,读者可以在该书中找到。这里天使向约翰解说: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他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可见,这里有两个明确的论点:(1)穿朱红色衣服的妇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罗马;(2)这一篇是在罗马第六个皇帝统治期间写的;在他之后,来了另一位,他在位不久;然后‘那七位之中”的一位又回来了,他受了伤,但却医好了,他的名字包含在这个神秘的数中,而且伊里奈乌斯已经知道,这就是尼禄。 从奥古斯都开始,顺序是:奥古斯都,提比利乌斯,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他的登基成了诸军团暴动的信号,特别在高卢,是由加尔巴的继位者奥托[11]领头来干的。可见,这一篇显然是在加尔巴统治期间写的,他在位的时期是68年6月9日到69年1月15日。而且这一篇中还预言尼禄很快就要回来。 现在谈谈最后一个证据——数目字。这个证据也是斐迪南·贝纳里发现的,而且从那时以来,在科学界中从未引起争论。 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犹太人开始把他们的字母当做表示数目的符号来使用。故弄玄虚的犹太教的拉比认为这是进行神秘解释即喀巴拉的新方法。密语用组成这个密语的各个字母的数值之和来表达。他们把这种新科学叫做gematriah,即几何学。我们这位“约翰”在这里也应用了这种科学。我们要证明的是:(1)这个数目包含着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个人便是尼禄,(2)我们的解答不仅适用于含有666这个数目的铭文,而且也适用于含有616这个数目的同样古老的铭文。我们现在举出希伯来文字母和它们的数值: ב(nun)n=50 ק(koph)k=100 ר(resch)r=200ס(samech)s=60 ד(waw)代替o=6 ר(resch)r=200 ב(nun)n=50 尼禄凯撒,尼禄皇帝,用希腊文来写是NêronKaisar。现在,假如我们不用希腊文的写法而用希伯来文字母来写拉丁文NeroCaesar,那末《Neron》这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nun》就去掉了,它的数值50也一起减去了。这就使我们得到另一个古老的经文616,所以,证据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注:上面所引用的名字的写法,无论是带第二个《nun》或不带,都可以在犹太圣法经传中见到,因而是可靠的。] 这样,这神秘的一篇,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约翰”预言尼禄将在70年左右回来,在他在位期间要施行恐怖统治,这种统治将继续四十二个月,即1260日。过了这段期间之后,神就会出现,战胜尼禄这个反基督者,用火焚毁那座大城,并把魔鬼捆绑一千年。千年王国就会到来,等等。现在,所有这一切,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除非那些无知的人,也许仍在企图计算出最后审判的日子。但作为几乎最早的基督教的真实的图画,作为真正基督徒之一所描绘的图画,这一篇,比起新约其他各篇加在一起的价值还大。 载于1883年8月“进步”杂志第2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进步”杂志 注释: [6]在“启示录”(指“约翰启示录”,圣经之一)一文中恩格斯探讨了早期基督教中的若干问题。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他早在1841年就对这些问题发生了兴趣,而且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中已部分地涉及这些问题。后来,在1894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篇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23—553页)中,对这些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本文发表在“进步”杂志上。 “进步”(《Progress》)——是英国的一家关于科学、政治和文学问题的月刊,从1883年至1887年在伦敦出版。一度曾接近社会主义团体。爱琳娜·马克思和爱德华·艾威林曾为该杂志撰稿。——第10页。 [7]这里指杜宾根神学学派——这个学派是斐·克·鲍尔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创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圣经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约诸篇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但又力图把圣经里的某些说法作为符合历史的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圣经的威信受到败坏。——第10页。 [8]指“约翰启示录”第2章和第3章。——第11页。 [9]斯多葛派——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公元六世纪的一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特别注意道德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问题用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加以解释;他们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12页。 [10]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5卷第28—30章。 恩格斯援引塔西佗看来不很确切:在恩格斯所提到的塔西佗“编年史”中的那个地方,没有谈到尼禄,谈的是别的事情,而在塔西佗的另一著作“历史”第2卷第8章中才谈到本文中所提到的有关事实。——第14页。 [11]恩格斯在他1894年写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23—553页)中对起义军团的首领问题做了确切的说明。——第1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格奥尔格·维尔特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184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 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 (1846年)[3] 樱花盛开的时节, 我们找到了安身处, 樱花盛开的时节, 我们住到了法兰克福。 饭馆老板对我们说: “你们的穿着真难看!” “你这讨厌的老板,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把你的白酒给我们拿来, 把你的啤酒给我们拿来, 白酒和啤酒之外, 再端来烤肉当菜!” 酒桶龙头像雄鸡啼唱, 酒也流得哗哗响。 我们喝了一口, 味道同小便一样。 老板端来一只兔子, 配上芹菜, 对着这只死兔子, 我们怕得厉害。 当我们躺在床上, 作完我们的晚祷, 床上的臭虫就爬出来, 一直把我们咬到天亮。 这发生在法兰克福, 在那美丽的城里, 谁住在那儿吃过苦, 谁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朋友维尔特的这首诗,是我在马克思的遗稿中找到的。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生在莱茵的德特莫耳特,他的父亲是那里的牧师——教区监督。1843年我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维尔特作为他的德国公司的经纪人来到布莱得弗德,我们一同快乐地度过了许多个星期天。1845年,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的时候,维尔特担任了他的商店的大陆代理人,并且设法把自己的总办事处也迁到布鲁塞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注:由此到本文结束,都同手稿核对过。——编者注],我们为了创办“新莱茵报”,又都齐集在科伦。维尔特负责小品栏,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是“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这篇作品描写了海涅在他的长诗“阿塔·特洛尔”[注:海涅“阿塔·特洛尔”第1章。——编者注]中这样命名的李希诺夫斯基公爵的冒险事迹。一切事实都是符合现实生活的;我们是怎样知道这些事实的,改次大概我可以谈谈。这些关于施纳普汉斯基的小品文,霍夫曼和康培书店1849年出版了单行本[4],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在1848年9月18日,因为施纳普汉斯基—李希诺夫斯基和普鲁士将军冯·奥尔斯瓦特(也是议会议员)一起骑马去侦察那些前往援助法兰克福街垒战的农民队伍,他们两人都罪有应得地被农民们当做间谍杀死了,所以德意志帝国当局控诉维尔特侮辱已故的李希诺夫斯基。于是,早已在英国的维尔特,便在反动派封闭了“新莱茵报”很久之后,被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三个月的监禁后来他也就服满了,因为他为了事务不得不时常回到德国。 1850—1851年,他为了另一家布莱得弗德的公司的事务前往西班牙,然后又去到西印度,并且几乎走遍了整个南美洲。在欧洲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之后,他又回到自己喜爱的西印度。他不愿放过在那里一睹海地的黑人皇帝苏路克[5]这个路易-拿破仑第三的真正原本的眼福。但是,正如威·沃尔弗1856年8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他遇到了 “防疫当局的刁难,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计划,在旅途中染上黄热病,便回到哈瓦那。他躺倒在床上,又得了脑炎,7月30日,我们的维尔特就在哈瓦那与世长辞了”。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的确,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同时,他不同于大多数诗人的地方,就是他把诗写好之后,就对之完全漠不关心了。他把自己的诗抄寄给马克思或我以后,就忘记了他们,往往很难使他在什么地方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只是在“新莱茵报”时期情形不同。其原因可以从维尔特在1851年4月28日从汉堡写给马克思的信的下述摘录中看出来。 “不过,我希望7月初在伦敦再和你见面,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汉堡的grasshoppers(蝗虫)了。在这里势必要使我过一种显赫的生活,但是我感到害怕。别的任何人,都会伸出双手去把它抓住。然而我年纪太老,不能变成市侩了,何况在大洋的彼岸还有着辽阔的西部…… 最近我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没有一篇是写成了的,因为我看不出写作有什么意义和什么目的。你就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写一点东西,那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但是我呢?为了使同胞的嘴脸上露出白痴般的微笑,而讲些无聊的刻薄话和庸俗的笑料,实在是再可怜不过了!我的写作活动已经随着‘新莱茵报’的结束而永远结束了。 我应该承认:最近三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使我懊恼,但回忆起我们在科伦的相处却使我十分快乐。我们没有使自己丢脸。这是主要的!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期以来,谁也不曾像‘新莱茵报’那样encanaille〔毫不客气地〕对待德国人民。 我不愿意说这是我的功绩,不过我也曾做过一份…… 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维尔特刚从那里回来〉[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如果我们有你的美丽的天空、你的葡萄酒、你的橙子和桃金娘,那该多么好啊!但是连这个也没有!除了凄风苦雨和熏肉之外,什么也没有! 与凄风苦雨为伴的你的 格奥尔格·维尔特”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那末读者中间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 不过,维尔特也写了一些不那么粗野的东西,我有时把其中一些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品栏。 写于1883年5月底 载于1883年6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手稿核对过 注释: [3]本文是弗·恩格斯于1883年5月底写的,发表在1883年6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标题是:“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1846年)”。早在1856年,在维尔特逝世以后不久,马克思就打算写悼念他的文章,但是他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发表这样的悼念文章,在德国五十年代反动势力猖獗的环境里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激发德国工会人和社民主党人对德国工人运动革命历史的兴趣。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在1879—1880年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从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和纠正它的一些错误和动摇。——第5页。 [4]G.Weerth.《LebenundThatendesberühmtenRittersSchnapphahnski》.Hamburg,1849;在“新莱茵报”上,维尔特的这部作品是以一组小品文的形式于1848年8—9月、12月和1849年1月分期刊印的。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第7页。 [5]海地共和国总统苏路克1849年8月26日自立为皇帝,他是个著名的残忍凶狠、爱好虚荣的人。反对波拿巴的报刊称拿破仑第三总统为苏路克。——第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对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大贡献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坟场,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根本谈不上对“宣言”做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如下一点。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注:我在英译本序言[见本卷第408—409页。——编者注]中说过:“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之前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0年德文版本译的,并根据1883年版本校对过 注释: [1]“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附有这篇序言的一版是经作者赞同出版的德文第三版,也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校阅的第一版。——第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1年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受我丈夫的委托把给维尔特的信寄给您。请您把它同您的信一起发出去。红色沃尔弗用机器做了几双新鞋,公民李卜克内西一天天变得严肃和有道德了,施拉姆由于穷困而闷闷不乐,并且再也看不到他了。孩子们问候恩格斯,我的丈夫在图书馆里消磨时日。 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0年1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0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受卡尔的委托在这里给您寄去六份《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哈尼好些了,他希望您寄一份给艾琳·麦克法林。您想一想,无赖舒贝特只有拿到现金才肯交给艾森三百份,而蠢驴瑙特现在完全失去了常态。因此,卡尔要写许多信,而您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把维利希及其同伙革出教门的科伦训谕连同新的章程[464]、通告等一起昨天都收到了。这一次科伦人表现得特别果断而积极,对这帮下流家伙非常坚决。您想一想,维利希还嫌第一个法农-卡佩隆宣言[注:见本卷第167—169页。——编者注]丢脸丢得不够,这些大人物又发表了第二个文告,维利希甚至寄给红色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三道命令,让他转交给科伦后备军,他在这些命令中从这里指示他们举行起义,在每个连队都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撤销一切民事和军事机构,必要时就枪毙这些机构的成员。而科伦的后备军现在又十分舒适地盘踞在父辈的城堡里,在凉爽的莱茵河畔饮酒作乐、高谈阔论了。如果维利希不进疯人院,那我就不知道谁该进疯人院了。沙佩尔从汉堡弄到一张护照,以便亲自担任豪德的特使职务。祝这匹河马万事如意吧! 德朗克也来信了。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的妻子又使她的丈夫相信自己是共产党人的首领。反正您不久就要到这里来了,您将亲自听到和看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卡佩隆分子夜里袭击了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把他打了一顿。红色沃尔弗向法庭控告了文累尔。在第二天判决以后,维利希用二十先令把他赎回。 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很快就要在这里见到您了。 您的燕妮·马克思 [信的背面写着] 大杜西街70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收 注释: [464]指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向同盟发出的通告(见注243)。这个文件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行为。中央委员会将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同这个通告和其他文件一起寄给伦敦区部。——第63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6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6月20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您把钱寄给了瑙特,而卖红字报[注:1849年5月19日出版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编者注]的钱您又不寄给他,而寄给别人,对此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奇怪。 当然,《评论》的整个销售办法必须改变。现在我的丈夫让我写信通知您,请您再也别给瑙特先生寄钱了,把钱全部,甚至极微小的数目(按普鲁士塔勒计算)都寄到这里来。这里的情况和德国不同,我们全家六口住在一个房间和一个很小的套间里,而租金却比德国一所宽敞的房子还贵,并且每个星期都要付房租。因此,您可以想象,哪怕只是一个帝国塔勒晚一天到手,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在这里对我们全家来说是设法糊口度日的问题。因此,请您不要等瑙特先生等人的吩咐了。此外,我的丈夫让我告诉您,他认为最好别让吕宁来发表批评他的文章[注:见本卷第560页。——编者注],宁可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决不要赞扬。我的丈夫从来不期望有人作深刻的批判,而只是期望有象各报介绍杂志和小册子的那种一般评介文章。您的报纸想向读者介绍和宣传什么著作,也是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刊登的是一些有关著作的短篇摘要,这并不要费很大功夫。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和您。 您的燕妮·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5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5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去年我在您家里受到您和您亲爱的夫人亲切而殷勤的招待,使我感到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没有给你们任何音信;您的夫人给我写了非常亲切的来信,我也没有回复。甚至接到您的孩子诞生的消息时,我也没有给你们写信。这种久不通信的状况常常使我深感不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无法写信,就连今天提笔我也感到非常困难。 但情况迫使我拿起笔来写这封信,请您把读者已经和将要收到的《评论》的钱尽快寄给我们。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笔钱。当然,谁也不能责备我们,说我们曾经计较过我们这些年来作了多少牺牲,经历了多少困难。公众很少知道,更确切些说,几乎完全不知道我们个人的事情,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官方的“大人物”所过的民主派的乞讨生活。而他所能够期望于自己的朋友,特别是科伦朋友的,就是对他的《评论》的积极热情的支持。在那知道他为《新莱茵报》做过多大牺牲的地方,他本来首先能够期望得到这种支持。然而由于经营上的疏忽和混乱,事情完全弄糟了,不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伦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三百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当倒霉的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注: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注: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出生了。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该多么不容易。单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四十二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都经常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拚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了我们在这里的仅仅一天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失礼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滚,两手发颤,不得不把心里话都向我最好的最忠实的老朋友之一倾吐一次。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十分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即使我们得到过什么人的接济,我的丈夫还是能够用他的财产加以偿还的。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的《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傲而大胆地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我不知道,难道我的丈夫凭他的著作还没有资格拿十个银格罗申的报酬吗?我相信,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我感到苦恼的事情。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我们的情况,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请你别提起这封信里的事。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义请您尽快把钱收齐寄来。我相信您只会作为我们细心体贴的朋友来利用这封信。 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代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请代我这个常常为自己的孩子流泪的母亲吻您的小宝贝。如果您的夫人自己给孩子喂奶,请您不要把信中说的事情告诉她。我知道,任何的激动都有碍健康,对小家伙是有害的。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三个大孩子长得都非常好。女孩子们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我们的胖小子十分滑稽和逗趣。这个小鬼整天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用尽气力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房子都颤动了。他唱道: 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 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 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它的世界历史使命也许就在于要开始巨大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又将重新携手战斗。 祝您健康!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康拉德·施拉姆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康拉德·施拉姆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为了使《评论》第一期能顺利出版,我受马克思(他工作非常繁忙)的委托写信给您。《评论》将由书商负责销售,而在比较大的城市还另设经销人。印刷等工作在汉堡进行,从那里把杂志寄给各地的经销人。第一期出得稍微晚些,随后各期很快就会出来,三月号大概月初就能出来。一旦《评论》的出版工作稍微安排就绪,每月将出两期。请您把广告马上登出来,即使《科伦日报》还没有得到它。至于您的关于南德的文章,马克思希望尽快地收到这些文章,以便登在二月号上;刊登最新事实,并不那么重要,这反正是做不到的;我认为,最好能做到通讯在当月15日脱稿,稿子要及时寄出,使它能在当月19日或20日到达这里。还有一件事,请您在广告上把价格由二十四银格罗申改成二十五银格罗申或二十足格罗申,后一个价格比较合适,所以书商也建议定这个价格。在法兰克福,《评论》的销售工作希望由您来主持,因此请您把助理经销人、跑腿等的费用给我们计算出来。我应该给您寄多少份? 目前这里没有多少新鲜事。司徒卢威和海因岑拚命做丑事,为了使他们自己和所有德国流亡者声誉扫地,他们把自己所能做的都做尽了。而且,这两个独裁者彼此也干起架来了,据说司徒卢威剽窃了海因岑的什么思想(?)!请代我向布龙问好,我最近将给他写信,那时再详细地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您是否需要在这里有个通讯员?我可以立即把有关议会中最重要的消息的报道寄给您,这些消息一定是令人感到兴趣的。我在经常注意英国的财政改革运动[462],随时可以向您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过几天我将给您奇一篇通讯稿去作为试笔,这样您就可以有机会告诉我,您是否愿意用我的文章和将付多少稿酬。在英国要想吃点牛排、喝口啤酒,就得有钱。 马克思家里刚出世的小共产主义者叫做亨利希·爱德华·盖伊·福克斯。他是火药阴谋[157]周年纪念日生的,所以叫盖伊·福克斯。目前这个小家伙总是啼哭,使得所有的人都讨厌他,不过他会慢慢懂事的。 所有的熟人都向您问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康·施拉姆 [卡尔·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的魏德迈: [寄去][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当票一张。[463]请你办理一下续当手续,所花费用请[从][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杂志预订金中扣除。我和我[的][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妻子向你的夫人和你问好。 卡·马克思 注释: [157]小福克斯是马克思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1849年11月5日生。他的这个名字是从1605年11月5日“火药阴谋”的英雄盖伊·福克斯的名字而来的;阴谋家——英国天主教徒——打算炸毁议会大厦,连同两院议员和国王詹姆斯一世一起炸死。——第162、628页。 [462]关于财政改革运动,见注183。——第628页。 [463]指1849年夏天向法兰克福当铺典当马克思家中银器的当票,当时马克思夫人带着孩子追踪马克思到国外流亡(见本卷第630页)。——第62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警察局长盖格尔1848年8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警察局长盖格尔 科伦 1848年8月5日于科伦 警察局长盖格尔阁下: 兹通知阁下,我对您所发出的公函[注:指警察局于1848年8月3日致马克思的复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2页)。——译者注]已立即向内务部提出申诉,我认为自己象过去一样仍是德国公民。 《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科伦警察局1848年4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科伦警察局 科伦 1848年4月13日于科伦使徒街7号 致可敬的警察局 我恳请贵局向有关机关为我申请科伦市的公民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1—454页。——译者注]。我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在该城读中学,后在波恩和柏林读大学,1842年和1843年住在科伦,任前《莱茵报》编辑。因该报停刊,我去国外并放弃了普鲁士公民权。事变发生以后,我回到祖国,现拟同我全家住入科伦。 谨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8年3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48年3月17日]星期四[注:可能是手稿笔误,根据信的内容看来,信是写于3月17日星期五。——编者注]于巴黎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旅馆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在这个大城市又是那样工作繁忙,四处奔波,他让我请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刊登一则通讯:在这里成立了好几个德国团体,其详细情况吕宁先生知道;但是旅居伦敦的德国人沙佩尔、鲍威尔、莫尔和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瓦劳、波尔恩(他们通过哈尼和琼斯同英国的宪章派也有直接联系)所领导的德国工人俱乐部同伯恩施太因、伯恩施太德、海尔维格、福尔克、德克尔等人所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协会毫无共同之处,[461]后者是一个打着黑红黄三色旗[121](在这方面联邦议会现在已经赶在它前面了)的团体,正在大谈长老布吕歇尔,并且在普鲁士退伍军官指挥下进行分组训练。非常有必要向法国和德国表示坚决同这个团体划清界限,因为它将使德国人丢脸。如果《汽船》出得太晚,那就请您根据上述事实写一篇短文,交给您现在在南方联系较多的那些德国报纸发表。请您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在德国报纸上报道这件事。 本来还想告诉您有关这里每分钟都在扩展的有趣的运动的许多情况(今天傍晚有四十万工人在市政厅门前通过)。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注:指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十分忙碌,只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到处流浪的女公民燕妮·马克思 注释: [121]指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他们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和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统一的口号解释为号召在德国建立象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第137、504、625页。 [461]指1848年3月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倡议下在巴黎成立的德国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章程是马克思草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力图通过这个组织去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志愿兵团打回德国去的冒险主义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 关于德意志民主协会,见注121。——第62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1845年1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 1845年11月10日于布鲁塞尔 普鲁士王国地方行政长官兼市长格尔茨先生阁下 阁下: 本月8日尊函收悉,谨答复如下:上月17日我的关于因迁居北美合众国而申请退出普鲁士王国国籍的呈文只涉及我个人,但是如果对于获得批准是必要的话,我请求这一申请也能包括我的家属。 忠实于阁下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1845年10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特利尔市市长格尔茨 [1845年]10月17日于布鲁塞尔卢万门外同盟路5号 阁下: 恳请极可尊敬的王国特利尔行政区政府发给我一份迁居北美合众国的许可证。我的免服普鲁士王国兵役的证明[460],应该是在特利尔市长公署或者王国特利尔行政区政府。 忠实于阁下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注释: [460]1838年马克思因肺病免于在柏林服兵役,1841年马克思被认为不适于服兵役。——第62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1845年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 布鲁塞尔 1845年2月7日于布鲁塞尔小萨布龙广场24号 兹有卡尔·马克思,系哲学博士,现年二十六岁,原籍普鲁士王国特利尔,愿偕其妻及一个孩子移居于陛下的领土,恳请陛下准予在比利时居住。[459] 深怀敬意地有幸成为陛下最忠实的仆人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注释: [459]马克思的呈文没有得到答复。1845年3月22日,马克思不得不签署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的保证(见本卷第457—458页)。——第62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51年1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51年12月27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摩尔公爵:[注:隐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摩尔公爵》。——编者注] 附上艾布纳尔的一封信。 今天我又接到魏德迈的信。其中写道: “最近,伦敦‘鼓动者协会’的一位使者到这里来阻挠金克尔公债的发行。这些先生们根据一小撮流亡者无中生有的许多叫嚣,大概以为在美国这里都分成金克尔派和反金克尔派了。科苏特的轰动一时的消息早已使人们忘记了金克尔,他能募集到几千美元这件事,实在不值得这样大做文章。 不管怎样,我可以在这里为你销售《评论》。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些新诗,这里也可以发表。” 魏德迈再一次催促我们之后,写道: “但最好先寄一首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来,他的诗是最吸引人的。” 请你把这放在心上,写一首献给新世界的新年之歌吧!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不管是悲壮的还是幽默的,写诗确实比写散文容易些。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想要把你这个非洲陛下在私生活中所特有的幽默变成艺术形式,那末我相信,你采用这种体裁也会获得成功的。你的夫人就曾经正确地指出,在你身上有许多潜在的机智。 我本想把魏德迈的信转给你,但是我必须先让恩格斯看看这封信,他大概要在这里呆到星期四,本星期二他曾希望在“犹太教堂”里会到你。 协会现已搬到西蒂区法林登街商场内威·约·马斯特尔斯酒商那里。今后会议每星期四在九点举行。协会有理由认为,它的新会址就在你的区内[457]。 罗素接受了帕麦斯顿的辞职[458],(1)为了在波拿巴面前装扮成立宪的英雄,(2)为了向俄国和奥地利让步。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这个事实首先会一般地影响到流亡者的命运,特别是影响到我们的命运;但是我认为,这对于英国说来,是一种政治上极不安定的一年的预兆。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看法:由于各种事件(例如也包括由于政治上的担忧,去年棉花的高价等等)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根据最近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 我全家向你全家问好。 极恭敬的摩尔 注释: [457]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委员开会地点的改变。1852年初开会地点再一次迁到另一个地方——王冠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页)。——第620页。 [458]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在和法国驻伦敦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支持路易·波拿巴的篡位。帕麦斯顿这样做没有商得辉格党其他阁员的同意,结果使他于1851年12月辞职,虽然在原则上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是没有分歧的,并且是在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政权的。——第62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1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1年12月1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前天,我收到了恩格斯转来的你的一封信。 首先祝贺你和你的夫人新年好。我的妻子也祝贺你们新年好。 现在我正坐下为你写一篇文章。你的约稿信来得太迟了,所以我今天不能完成。星期二(12月23日)将从这里给你寄去:(1)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斐·沃尔弗的《法国政变》;(3)威廉·沃尔弗的《复仇女神》。恩格斯也许会随今天的邮班把他的文章(我想是关于普鲁士的)寄给你。弗莱里格拉特那里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但是他答应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列为你的撰稿人之一。同维尔特正在商谈。同埃卡留斯也是如此。 你现在至少可以在美国定居一年。“它”不会在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455]发生。 我认为你应当等上述几篇文章寄到后出版第一期[注:《革命》杂志。——编者注]。相差不过五天。你可以预告以后几期将连载我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马克思评》。[456] 你马上给华盛顿市海军造船厂阿道夫·克路斯写一封信去。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他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和最富有才能的人之一,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你创办和推销你的杂志方面,他能帮你的大忙。 请别忘了下面的事情: 到德纳那里去一趟;让他把登载有我的文章的那几号《论坛报》[注:指用马克思的名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给你,并且立即把这几号寄给我。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所以就不再写了。这一工作已经中断了很久,所以我必须看了报纸以后,才能继续写下去,即使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也得写下去。 你的杂志一出版,你不仅要按时寄给我们,而且要寄来足够的份数,以便作为试刊分寄各处。 完全是你的卡·马克思 如果你没有受什么合同限制的话,就不要去买倒霉的魏特林的《工人共和国报》。否则,你也许能赢得二百个施特劳宾人[50],但是将失去广大的读者。而且只能以原来的名称进行活动。这是常规。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455]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期满。依照1848年的法国宪法,新总统的选举应每隔四年在5月份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618页。 [456]《革命》杂志刊载了一则行将发表马克思论蒲鲁东的著作的广告。但由于该杂志停止出版和没有其他发表的机会,这部著作马克思没有写成。——第61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851年12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2月18日]星期四晚上[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的两封信[注:见本卷第637页(第二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都已收到,我立即赶忙回信告诉您,他的每篇文章自然都要单独寄出,否则完全有可能一篇也赶不上轮船。[454]信必须在星期五晚上五、六点钟以前送到伦敦的邮局。我将看看,我还能来得及做些什么,——近来,祖国使我感到非常厌倦,我对它没有什么更多的了解。无论如何我要寄一些东西。我将随身带来英文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编者注]以及在这里存有的纽约《快邮报》。请您提醒马克思,叫他写信请魏德迈立即到德纳那里去取有关的几号《论坛报》,并且寄到这里来,以便我能继续工作[注:指恩格斯正在写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我什么时候能动身,还说不定,也许要到星期六早上。但是我希望最迟在星期六晚上六点钟,也许在上午十一点钟就能到达。再见,衷心问候您和您全家。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54]指马克思恩格斯为《革命》杂志撰稿的打算(见注304)。——第61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851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敦 1851年12月15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玛丽亚: 我在星期六收到了你的信,一星期中唯有这一天我根本不能写私人信件,因为这一天我们办事处中午就关门,不然你早就收到我的回信了。 最近你家里有很多人生病,我很不安,但是听到现在情况好转,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在我到达时,海尔曼和小提提能完全恢复健康。你是可以把一切情况写信告诉我的,因为如果我收不到信,我就总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此外,你也欠了我一封回信,今年夏天我把你家的钥匙寄了给你,你一直没有给我回信。 我的身体和往常一样,一直很好,只是在天气变坏后感到有些烦闷,我又不能更多地到郊外去,在曼彻斯特这里,到郊外去是极其必要的。几天来我有些预感,去年冬天使我受到折磨的牙痛又要复发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它妨碍我照常沐浴,等等。但愿这一切不使我很烦恼地就过去了,总之,我不想事先为我现在还没有的未来的病痛而过分忧愁。 我想在本周末把我现在的事情安排就绪,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本来是一个平静的时间,我争取在星期六晚上从这里动身。但是各次列车到达伦敦的时间不是在深夜,就是在凌晨,所以我不能立即去坎柏威尔,只能在“尤斯顿”旅馆休息一下以后,在星期日上午到你们那里去。总之,如果你在星期日早晨还没有收到我不去伦敦的信,那末你们可以在星期日中午到格罗夫等我。 至于法国人,这些蠢驴们要怎么干都可以,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衷心问候艾米尔、海尔曼和你的孩子们。根据你的描写,我觉得你的新来的女仆们倒是很有趣的。 注意:如果你在星期日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不希望我去拜访和打扰,你就写信来,下个命令,应当在什么时候到你那里去,我一定准确无误地做到。 永远是你的弗里德里希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1851年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442]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12月2日于伦敦 ……关于金克尔先生,您知道,他正在继续周游美国[284]。他到目前为止大约已经募集了一万二千美元,但是非常明智地避而不谈流亡者各派对这件事的真正态度,这一点从下面的事情中可以看出:他甚至向我的私人朋友求援,并且确实骗取了他们的援助。他把下面的愚蠢的纲领寄给了报界: “告人民的朋友。 德国暴君的无耻暴政和不义达到了极点。1848年革命斗争中赢得的一切自由制度都被君主的暴力所破坏。被压迫的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拔出剑来,为上帝同等地赋予一切人的最神圣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来到了。暴君怯懦地屠杀或监禁每一个为共和主义改革和被压迫者的自由而奋斗或呐喊的人,对这些暴君的仇恨马上就要大爆发了,很可能明年春天就要升起太阳,照耀着人们对他们的压迫者所进行的空前激烈的斗争。意大利将奋起斗争,直到暴政被彻底推翻,直到旧世界的一切地方都宣告自由。美国于1776年做出了卓越的榜样;欧洲决心仿效她的哥伦布之国海岸上的年轻的和卓越的姐妹。为了实现这个如此渴望的目的(特别是在德国),现在流亡在伦敦的德国著名的共和主义者〈?〉,为了创办国民公债,聚集在一起了。他们保证尽一切努力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偿还公债并付清全部利息和复利。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自由的朋友正在响应号召,热心支持这件事。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这个计划是否能实现,取决于共和制的拥护者。 受伦敦委员会的委托 哥·金克尔博士 1851年10月于巴尔的摩” 哥特弗利德先生在美国只遇到一个热心的对手,即代表卢格—菲克勒尔集团的卡·海因岑。但是,象海因岑这样平庸的空谈家的敌视,对被敌视者来说只有益处。在金克尔公债的保证人中,公开出面的是:三个普鲁士的前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维利希、泰霍夫——,大学生叔尔茨、奥·赖辛巴赫伯爵、平庸的柏林文学家梅因。但是金克尔暗地里还得到斯图加特残阙帝国议会[453]的前议长卡耳贝的勒韦(叫KalbvonL?we[注:双关语:《L?we》发音“勒韦”,意思是“伟人”;《Kalb》发音与“卡耳贝”(Calbe)相似,意思是“蠢材”。——编者注]——“伟人中的蠢材”更恰当)的签名。这个勒韦掌握着一份斯图加特通过的文件,该文件授予他随便何时何地召开帝国议会的全权。因此,对想以临时政府的身分进入德国的金克尔来说,为了把他的“统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物色到这个人是重要的。 第二个秘密的保证人是德斯特尔博士。他在德国的许多债权人肯定会满意地得知,他保证支付二百万金克尔公债的利息,并作为财政部长来掌管刚刚收入的两万美元。德斯特尔先生想在瑞士作为农村医生不受阻碍地搜刮农民(据说他在那里的处境比在科伦好,在科伦纠缠他的是债权人,而不是病人),同时又想使进入革命统治的天堂的大门为自己敞开。因此,他只是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提供了保证。如果他将被迫公开地为他按照老办法“悄悄地编织”[注:引自歌德的叙事诗《纺织女工》。——编者注]的东西作辩护,那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您从弗莱里格拉特给您的二封信中已经充分地认识了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的性格。因此,当您知道,“说谎”是他在美国的“伟大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一的手段时,您就不会感到惊奇了。我的一位朋友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金克尔竭力向赖德律-洛兰献媚,因为赖德律-洛兰向德国有名望的朋友们保证,一旦金克尔以及勒韦取得政权,他就派遣进行宣传战的军队越过国境。金克尔一旦手里有满把的钱并因此〈!〉成为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正象他所说的,他就会同马志尼建立联系。” 但是您知道,赖德律同敌视金克尔的委员会有联系并向金克尔的特使下了逐客令。至于马志尼,下面的事情就足以说明问题:大概十四、五个月以前,伟大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派遣了次要人物普鲁士前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去马志尼那里,说他席梅尔普芬尼希受金克尔的委托带着使命将去德国。为此他最缺少的就是金钱。马志尼给了他一千法郎现款,四千法郎的马志尼公债券,并提出条件:在一年内还清一千法郎和偿还已推销的公债券的半数。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德国回来了,在那里他消灭了许许多多酒瓶,但是连一个“暴君”也没有消灭。一年过去了。但金克尔也好,金克尔的特使也好,都没有到马志尼那里去。又过了几个星期,这个席梅尔普芬尼希又到了马志尼那里,但不是去还债,而是重新要求马志尼和哥特弗利德建立联盟。原来,哥特弗利德刚从新奥尔良收到一百六十英镑,因为在他看来,他只差几个英镑就可以成为“大人物”,他认为自己现在是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了。而马志尼则另有想法,并表示他在德国有自己的人(卢格之流),他拒绝同哥特弗利德先生建立联盟。但是金克尔毫不着急,他深信,如果一百六十英镑还不能使他成为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那末有两万美元就肯定会实现这个奇迹。抱有信念的人是有福的。 金克尔之所以在美国取得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和当地群众一样,对事态的发展缺乏清楚的了解,当地群众同他气味相投,另一方面因为他对他实际上主张的东西扯谎和隐瞒。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想选出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其中每个人掌管一个专门的部,例如德斯特尔掌管财政部,金克尔掌管雄辩和高级政治部,泰霍夫掌管军事部,维利希掌管征用(他对这方面是内行)部,梅因掌管教育部等等。这七个人中每个人参加这些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会,以便经常向最高委员会,即七执政报告情况。您看,这完全是按照法国临时政府的计划搞的,只是七执政官邸设在德国境外,而它的人民由一个五十至一百人的俱乐部所构成。 金克尔先生断然宣称,他在美国募集的钱不是用来援助流亡者的。他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义务。您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不让流亡者下层分享英镑,而让他一个人独吞的诡计。这个诡计现在已经实行了,而且随着财物的增加,必将以下面的方式在更大的规模上实行: (1)七个执政和他们的七个部应当领取薪水,就是说金克尔和维利希等人的所有亲信和这些先生本人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口进行革命活动而拿到这些钱的大部分。例如维利希先生在这里靠公开行乞已经生活了两年。 (2)这些先生在出版石印的通讯,他们把它免费分发给各家报纸。可怜的文学家梅因、奥本海姆和大学生叔尔茨等人捞取用来支付稿酬的另一部分钱。 (3)大人物中的另一些人,如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等人,又作为“特使”再领取薪水。 由此您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不许非常贫困的流亡者群众(工人等)使用这些钱,而另一方面,金克尔先生和他的亲信却可以得到可靠的、同时政治上有利的高俸的闲差,这一切都是在钱只能用于革命目的的借口下进行的。如果让广大公众知道大学生叔尔茨所策划的这些财政上的投机勾当,肯定是非常适合的。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还必须简单地谈谈科苏特。科苏特在他的活动中显示了很大的才能,一般说来,对待英国公众的态度是有分寸的。但是情况不象这个东方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他极力向资产阶级献媚,并且以东方的方式赞美象伦敦的西蒂区和它的市政体制那样的制度,而这些制度每天都被《泰晤士报》攻击为社会的弊病。另一方面,他激起宪章派对他的敌视,宪章派通过它的最有才能的代表厄内斯特·琼斯激烈地攻击他,就象它攻击海瑙那样。而科苏特无论如何是不策略的,他原来不让自己对任何一个党表示任何的支持,现在却站在一个党一边。最后,科苏特亲自看到了,热情和现金是彼此成反比的。直到目前为止,对他的公债的全部热情还没有使他获得八百英镑。 我们民主派流亡者这次又丢丑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了。他们的祝贺科苏特根本不屑答复。爱虚荣的花花公子和死乞白赖的矮子路·勃朗莱幸地接到了对他的祝贺的答复,但是科苏特在答复中直截了当地否认社会主义。 仍然完全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284]这里指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公债,金克尔于1851年9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第385、610页。 [442]马克思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艾布纳尔的这封信,以及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51年12月2日给艾布纳尔的信(见本卷第610—614页)于1956年第一次刊登在《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第9卷(《Mitteilungendes?sterreichischenStaatsarchivs》.Bd.9)上。从《公报》所发表的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在艾布纳尔收到以后立即就被他转交到奥地利警察局的手里去了,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艾布纳尔在这个时期是它的秘密情报员。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没有能了解到艾布纳尔同警察局的联系。艾布纳尔送给警察局的文件,后来转到了奥地利内务部,然后又转到外交部,从那里才转到了奥地利国家档案机关。在奥地利档案机关里保存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不知什么人转抄的抄本;第二封信是马克思亲笔写的。第一封信里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第二封里没有开头。显然,这些地方都是艾布纳尔在送给警察局时抹去的。 马克思把揭露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阴谋和吵闹的这些信寄给艾布纳尔,目的是让这些信的内容在一个刊物上发表,因为艾布纳尔同许多报纸和杂志有联系。马克思同时也力图公开驳斥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所散布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他们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中的材料。——第594、610页。 [453]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6月初把它的所在地迁到斯图加特以后,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议会叫做残阙帝国议会。这个议会自从保守派议员和很多自由派议员脱离它以后,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便迁到了斯图加特。6月18日残阙议会被维尔腾堡的部队所解散。——第61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1年12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51] 华盛顿 [1851年12月初于伦敦]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现已到达纽约。请你马上同他联系;我还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是你如果把信寄给《国家报》或者《晚报》,他肯定会收到。他会把党内所有情况告诉你。在纽约的一伙人中间[452],他对你会有帮助,你可以帮助他在美国找个工作。请你写信告诉他,说是我建议你同他联系的…… 注释: [451]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这个片断是根据克路斯1851年12月20日给魏德迈的信发表的。——第609页。 [452]克路斯在他给魏德迈的信中对这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是指金克尔公债,我由于不大了解情况,竟使自己卷了进去。马克思认为我暂时不必退出”。关于金克尔公债(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84。——第60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10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1年10月3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现在我再往美国给你寄出第二封信。在同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考虑成熟以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件事情。 第一,以前的《新莱茵报》没有在美国普遍发行。如果你能找到某个资产者,或者哪怕是从某个印刷业主和纸商那里得到必要的贷款,那末我认为,把《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编成一种袖珍小丛书出版,就象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的那种形式,是有好处的。例如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恩格斯关于匈牙利的文章[450],我的关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文章[注:卡·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编者注],维尔特的某些小品文等等。如果你在那里找不到这些文章,我可以从这里给你寄去,同时告诉你,哪些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你要为《新莱茵报》这套小丛书写一个简短的一般性的序言,在你认为必要时,也要为每一册写注释或后记。 第二,你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出版恩格斯和我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反对卡·海因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卡·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编者注],并加上说明。我相信,这些文章一定很畅销。 我们可以一起分得扣除生产费用以外的利润。 第三,我从美国收到了有关我的已出版的六期《评论》的许多要求和委托,不过我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因为我不能信任那里的无赖。你可以登一个广告,说这几期《评论》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不过,当然要等到有相当多的订货之后,我才从这里寄去。 第四,你可以(我们也是如此)在适当时候把我们目前所写的抨击性文章编入上面所说的小丛书里。从商业观点来看,先印现成的、手头已有的材料,当然比较可靠,比较方便。在简短的序言和后记中,你可以同来自右的和左的对手进行必要的论战。 因此,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出版商。这比办报所需要的钱少,而在政治上你却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你可以避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长期的办报筹备工作。我想,如果你把这件事向赖希(他有钱)作适当的说明,他会同意和你一起干的。 我全家、弗莱里格拉特和鲁普斯等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450]马克思是指恩格斯关于匈牙利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93—207、232—233、362—368、604—615页)。——第60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10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1年10月16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亲自给《纽约论坛报》的一个编辑安·查理·德纳写了信,而且寄去了弗莱里格拉特为你写的介绍信。因此,你只要到他那里,提到我们就行了。 你要我介绍统计学的参考书。我向你推荐1845年出版的麦克库洛赫的《商业辞典》,因为这本辞典里也有关于经济学的解释。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著作,例如麦克格莱哥尔的著作,他关于统计学的著作[447]大概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价格很贵。你在纽约的图书馆里肯定可以找到这些书。麦克库洛赫的辞典则是每个给报纸写文章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手册。 专门关于英国的书,还可以向你推荐1851年新版的波特的《国家的进步》。 关于商业史一般有: 图克的《价格史》,三卷,到1848年为止。关于北美的,我特别推荐麦克格莱哥尔所著的专门关于美国的统计学。 关于德国的有:冯·雷登男爵的《文化的比较统计学》。关于法国的有莫罗的著作[448]。 我还有一件事要委托你。我应前德国天主教神父科赫(你可以向《国家报》打听到这个人,因为他有时给该报写文章)的要求,寄给他二十份《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德文的)和一份英译本,并且委托他把英译本连同哈尼的序言[449]印成小册子。此后我再没有得到科赫先生的一点消息。请你第一,让他说明一下,在他给我写了十分恳切的信以后,为什么采取这种极可疑的沉默态度;第二,让他把英译本交给你,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印成小册子出售,也就是说能不能付印、发行和出售。不言而喻,如果可能,你可以得到一些收入,而我们则要求得到二十到五十份小册子。 德朗克将于本月23日到达这里。 请速来信。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所有朋友向你和你的夫人问好。 祝你海上旅途平安,在美国一切顺利。 你的卡·马克思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在这段时间里,我很惦念她,并向她表示热烈的关切。在这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她和两个孩子想来是真够受的!希望这封短信不要过早地先于您们到达纽约,当然,您们在纽约肯定是会找到临时家乡的。 埃德加尔[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从4月离开以后一直没有音讯。他从不来梅乘“改革号”帆船(船长是阿梅尔曼)出发,打算在加尔维斯敦上岸,先在新布劳恩费尔斯住下。亲爱的魏德迈先生,说不定您能从纽约打听到他的下落。他不来信是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可怜的孤零零的妈妈[注: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由于右手瘫痪,现在丧失了命运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安慰——不能和她心爱的人通信了。 祝您好。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注释: [447]指下述书籍:麦克格莱哥尔《各国资源和统计》1835年伦敦版(MacGregor.《TheResourcesandStatisticsofNations》.London,1835);《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1—1850年伦敦版(《CommercialTariffsandRegulations,Resources,andTrade,oftheSeveralStatesofEuropeandAmerica》.London,1841—1850)。——第606页。 [448]看来,是指莫罗出版的官方出版物《法国统计总览》(《StatistiquegénéraledelaFrance》)。——第606页。 [449]哈尼的序言是为《共产党宣言》英译文写的,这个译文发表于1850年11月9、16、23、30日《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第21—24期。——第60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851年10月4日和8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446] 科伦 [1851年10月4日和8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我对您丈夫的被捕和您同他的分离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一点我显然没有必要向您说了。使我放心的是,我深信,案子没有转到陪审法庭,司法机关是不能长期进行拘留的,而您和您的丈夫具有非常坚强的意志,足以对付命运的波折。如果您让送这封短信的人把下列书籍带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您…… 注释: [446]马克思的这封信是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给阿马利亚·丹尼尔斯的信中的附笔。信是按《科伦日报》译的,信的末尾——马克思在这里列举了他所需要的书籍——《科伦日报》上没有刊登。——第60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9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黎世 [1851年]9月1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已把你的事写信告诉他在《国家报》的他的一个熟人。糟糕的只是金克尔先生不久以前在那里安了窝。另一方面也发生令人高兴的事情:海因岑先生的报纸,即纽约《快邮报》被迫宣告破产。现在霍夫先生和卡普先生正试图集股创办新报。总之,现在正是进行报纸投机的有利时刻。 这里的大人物们彻底分裂了。这些家伙的行为就好象他们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并且要瓜分马其顿—亚细亚帝国那样。真是些怪人! 如果我在这里有更多的熟人,我就为你在这里找一个象铁路工程师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可惜我没有任何人情关系。然而我确信在这里是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工作的。糟糕的是我们大家都手头拮据,而你又没有钱在这里等些时候,看一看。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实现你到纽约的计划,那末一旦爆发革命,你在那里弄到返回欧洲的路费比我们弄到离开这里的路费,当然要容易。 但我还是尽一切力量在这里为你找工作,因为你一旦到了那里,谁又能担保你不会消失在西部地区的某个地方!我们的力量太小,所以我们应当非常珍惜我们现有的人才。 而且,你选择了一个不好的、不适宜的时间去旅行。不过,既然必需如此,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我至少相信,你到了那里,不会过象我们大家在这里所过的这种穷困生活。这一点起码也是要估计到的。 马志尼先生也不得不看到,现在是“民主”临时政府瓦解的时代。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少数派已经退出意大利委员会[注:参看本卷第357—358页。——编者注]。这些人也许是比较先进的。 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地利决裂,他的活动只是有利于奥地利。另一方面,他忘记了:他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太卑下了。但是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马志尼似乎认为,借一千万法郎要比争取一千万人更革命一些。我很担心,奥地利政府在紧要关头会自己动手去改变意大利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会按照“加里西亚的方式”[269]去进行改革。 请告诉德朗克,过几天我就会给他去信。我的妻子和我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你是否想在这里找工作,请再考虑一下。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269]马克思是指奥地利政府的如下政策:利用加里西亚乌克兰族农民和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的和民族的矛盾,以便镇压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846年冬季,波兰国内曾举行起义,争取波兰的民族解放,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起义,那时,奥地利当局往往能够引导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队伍。在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以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的革命时期,也曾企图在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预先取得加里西亚农民的支持,所以在这一年的春季宣布了废除加里西亚的劳役制和农民的一些其他封建义务。然而,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它使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不可侵犯的,而且使农民担负巨额赎金,要几十年才能付清。——第358、60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1851年8月下半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442]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副本] [1851年8月下半月于伦敦] ……您大概在各种德文报纸上读到了半政府的《石印通讯》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伦敦的官方德国流亡者向公众宣布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宣布他们已组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有渴望达成协议的民主派分成三个集团:卢格集团,金克尔集团和难于描述的维利希集团。在这三者之间,还飘荡着持中间立场的众神:小文学家,如梅因、孚赫、奥本海姆等,前柏林协商派[264],最后还有陶森瑞和一些奥地利人。 我们应当从欧洲民主派中央[162]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阿·卢格谈起。阿·卢格确实不是作为一个戴着桂冠的人物来到伦敦的。大家只知道他在紧急关头从柏林溜走了,后来向布伦坦诺谋求驻巴黎公使的职位也没有成功;在整个革命时期,每当幻想散布开来的时候,他总是用坚定不移的态度支持这种幻想,有一次灵机一动甚至发现按照“德骚的榜样”最能解决当前的冲突。他正是这样称呼那个小小的典型的保皇立宪民主国家的滑稽戏的。但他坚决地决定要在伦敦成为一个大人物。象往常一样,他采取同德国的一家民主派的地方报纸建立联系的办法,以便有可能用关于他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无稽之谈来肆无忌惮地引起德国公众的注意。这一次好运气落到了《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身上。现在卢格可以开始他的下一步行动了。因为他讲的完全是半通不通的法语,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以德国最出色人物的姿态自荐于外国人,但是马志尼立刻就完全准确地看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可以不客气地委托此人以德国人的名义在他的宣言上签名。于是,阿·卢格便成了欧洲临时政府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正如赖德律-洛兰有一次所说,是马志尼的人。阿·卢格感到他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理想。然而,现在问题在于,也要在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的心目中使自己显得象个政权的样子,并证明他除了不清白的名字外还将有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去。因此阿·卢格决定完成三大壮举。他同豪格、隆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一起组成了所谓的德国中央委员会[207]。他创办了一家杂志,名称很谦逊:《宇宙》,最后还发行了一千万法郎的公债在德国人民中间推销,他向德国人民保证以争取自由作为报答。一千万没有收到,然而《宇宙》却完蛋了,中央委员会也分裂成为它最初的几个组成部分。《宇宙》只出了三期。卢格的典型风格把世俗的读者们都吓跑了。但是,却利用《宇宙》杂志做了很多事,阿·卢格得以在纸上表达自己对于女王邀请冯·拉多维茨先生,而不邀请他到温莎城堡去所感到的惊讶,另外他本人编造了一些信件,在这些信里,他“以临时政府的身分”从德国向自己致敬,并以自己的轻信的朋友们的名义,对他回国以后“国家事务”将不允许他保持各种更亲密的私人关系而事先表示遗憾。 由卢格、隆格、豪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签名的关于号召认购一千万公债的呼吁书[443]还没有登出,突然谣传伦敦西蒂区有人正在按捐款签名单为司徒卢威赴美募款,而另一方面,《科伦日报》登载了约翰娜·金克尔太太的声明: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中央委员会。 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先生在三月革命前后的全部政治上的英明,不过是鼓吹“憎恨君主”而已。然而在伦敦,他为了得到现款,不得不给卡尔·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文报纸[注:《德意志伦敦报》。——编者注]撰稿,甚至还得受公爵先生阁下的亲手检查。这件事报告给了马志尼,当司徒卢威先生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炫耀在欧洲通告上的时候,马志尼却加以禁止了。司徒卢威就一去不复返,他怀着对中央委员会的极度愤恨到了纽约,以便把自己的固定观念,把自己少不得的《德国旁观者》移植到那里的土壤上去。 至于说到金克尔,正如阿·卢格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休地所说的那样,他的确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然而他是赞成呼吁书的;呼吁书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亲自转寄了一部分到德国去,而他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因为委员会选出的主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将军。阿·卢格在作此声明时尖锐地攻击了他称之为民主派的贝凯拉特的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金克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为她效劳的是《科伦日报》这种被禁止的报纸。 因此,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生;甚至阿·卢格也已经明白,这样三个人不但不能创造新世界,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但是,不倦的卢格还不愿认输。对这位大人物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使他能象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一切作出判断,东奔西跑,进行谈判,醉心于洋洋得意的空谈和在报纸上播弄是非。他真走运,菲克勒尔刚刚到了伦敦。金克尔先生的妄自尊大态度对他和其他两个南德人即戈克和济格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同时济格尔决不会愿意受维利希的指挥,戈克也决不会接受维利希改善世界的计划。而且这三个人对于德国哲学史知道得太少了,以致把卢格当成了大思想家;他们太天真了,以致受了他的伪装纯朴的欺骗;他们太富于庸人般的美德了,以致把这位所谓的流亡者所有的奔忙都信以为真。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注:戈克。——编者注]在给纽约《快邮报》编辑部的信中所说,他们决定试图同其余的集团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声。但是,就是这位记者却又抱怨说,实现这个虔诚而善良的意图的希望很小;金克尔还在搞阴谋;他同他的救命恩人[注:叔尔茨(1850年曾帮助金克尔越狱逃跑)。——编者注]、他的传记作者[注:施特罗特曼。——编者注]和几个普鲁士中尉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先暗地里活动,秘密地逐渐扩大,尽可能地掌握民主派的资金,然后作为强大的金克尔的党突然地公开出现;但是据说,这既不诚实,又不合理,也不明智。卢格也就在同一号报纸上对“绝对的受难者”作了几个侧击。就在纽约《快邮报》把这种流言蜚语传到伦敦来的同一天,举行了敌对集团的第一次正式的团结友爱纪念会。但这还没有完!阿·卢格通过纽约《快邮报》在美国征求倒霉的欧洲公债的认购者。曾在《科伦日报》上否认这件令人可笑的事的金克尔,现在却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独自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还说,应该把钱寄给享有最大信任的人;不用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要求先交纳五百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快邮报》上宣布,他,卢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员,在他那里可以得到已经准备好的债券。因此,对于势必丧失五百英镑的人来说,取得现成的债券总比去买还不存在的要聪明得多。而《快邮报》编辑部相当露骨地声称,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计谋,那就要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最后,当卢格在《快邮报》上搬出他那每星期一次的谰言,在报纸的各栏里装模作样,把自己打扮成未来的人物,并庆贺自己占有了所有与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相称的要职的时候,金克尔却在《快邮报》的直接对手《纽约国家报》上写道: “你们看,在大西洋彼岸正在十分内行地进行战争,而在此岸却在交换着犹大的亲吻。” 如果您问我,象阿·卢格这样一个实际上从来毫不中用,理论上早就完蛋,只具有典型的混乱文体的特点的人,他怎么还能起某种作用,那末我首先指出,他的作用只是在报纸上撒谎,他靠他所特有的极大的热心和用各种最卑贱的手段竭力传播这些谎言,企图使他自己和别人都相信谎言的真实性。至于他在这里的所谓流亡者中的地位,那么正好同他相称,虽然他只是一条汇流着整个这个民主派的所有矛盾性、不彻底性和局限性的阴沟。作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为他们的孔夫子[注:俏皮话:“孔夫子”在德文中是《Konfuzius》,同“糊涂虫”(《Konfusius》)一词发音相似。——译者注],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确立显眼的地位。 您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金克尔怎样随着他所认为的人民感情的风向,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某项事业,忽而又把它抛弃。在为短命的《宇宙》写的一篇文章里,他特别赞赏挂在水晶宫[444]里的一面大镜子。这里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个人的全貌:镜子是他的生命的要素。首先,按其实质来看,他是个演员。他主要扮演德国革命的受难者的角色,所以他在伦敦这里获得了本来是对其余的斗争牺牲者所表示的那种尊敬。但是,他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公开地酬谢他并祝贺他,同时却背着这个资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渴望达成协议的流亡者的极端派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认为,这样做既能保证自己博得现在的资产阶级的欢心,又能保证自己对革命的未来的权利。他在这里的生活同他过去在波恩时的俭朴生活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但是他往圣路易斯写信,说他生活得象一个穷人的代表所应该的那样。总之,他遵照规定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又毕恭毕敬地奉承无产阶级。但是,作为一个想象力大大超过理智之声的人,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不少迂腐的道德高尚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离开了他。据说,他现在打算周游英国,以便在各个城市向德国商人发表演说,接受别人的敬意以及把通常只是在南方土地上才有的收获双季庄稼的特权移植到英国的北方土地上来。金克尔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雄心的人,那他就错了。他是一个充满贪欲的人,而且命运除了把他引向他的愿望的目的,并把他安置到重要的地位上去以外,是再也不能跟这个滥用漂亮词句的无害的人开更恶劣的玩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遭到无法挽救的彻底惨败的下场。 最后,关于维利希,我只把他的熟人的看法告诉您。他们全都认为他是个目光短浅的空想家。他们对他的“天才”表示异议,可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宣布他“倒有性格”[注: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里的一句诗:“不是天才,倒有性格。”——编者注]。他自己对这种地位暗自高兴,并且用比预料的要多的普鲁士式的狡猾利用这个地位。现在您了解到未来的大人物了。 官方流亡者的总数,除了极少数例外,是由零构成的,其中每一个零都认为,如果它同别的零一起构成一打的话,它就成为一。由此产生了他们经常的想统一和合并的企图,这些企图总是由于这些渺小的大人物之间的小小的无谓争吵、倾轧、卑鄙行为和竞争而失败,但是又经常地这样干。他们一方面在北美报纸上彼此相互攻击,一方面又想面对着德国结成一条战线;他们聚集成一大堆散播流言蜚语的乌合之众,同时认为,这样才造成有力量和牢固的组织的效果。他们经常要自己相信,为了使公众敬仰,他们始终还缺少点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也就有组织地把每一个新来的流亡者招募到自己一边去。他们为了使弗莱里格拉特脱离马克思和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所做的努力既是死乞白赖的,当然也是徒劳无益的;为此他们现在用沉默来惩罚他。为了使他加入他们的正义者同盟,金克尔试用过一切手段,而阿·卢格甚至用书面形式向他呼吁。现在,他当然也和威·沃尔弗和其他与这种麻烦离得远远的流亡者一样,不属于“这一类流亡者”。又多一个人!如果要这些革命的卡普勤教士,这些革命的行乞的教士献出什么东西的话,那末为了多一个人,特别是多一个象弗莱里格拉特这样的如此有声望的人,他们会献出一个王国。追名逐利之徒和沽名钓誉者——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流亡者的总和。这些先生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而他们当然要为革命做好准备。于是,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便在瑞士成立了类似的同盟,同盟中未来的职位已经根据教阶制原则按次序分配好了。在这当中,在谁应该当第十七号或者第十八号代表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 您对这些先生们把半政府的《石印通讯》变成自己的《通报》[注:官方通报。——编者注]感到奇怪。如果我对你说,他们这些下流作家中有一个人经常为《新普鲁士报》胡乱写稿,另外有一个人正在做亲俄的《纪事晨报》的助手工作等等,那么您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不过,这绝不是背着官方流亡者进行的。不仅如此,他们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以宣读《石印通讯》的文章开始的。他们大约有五十人,而且在第二次会议上这个数字就减少了一半以上。不和的种子已经在这些渴望达成协议的人们中间开出了灿烂的花朵,不过,正如其中有一个人秘密地表示的那样,这些人仅仅是些“流亡者上层”。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众一个也看不到。 如果说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话,那末这一点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普遍的疯狂的仇恨,出于这种仇恨,他们准备去做任何蠢事,去干任何卑鄙勾当,去搞任何阴谋,只是为了发泄自己对这个bêtenoire〔骇人的怪物〕[注:直译是:黑兽。——编者注]的恼怒和愤恨的感情。要知道这些先生们甚至不厌弃同古比茨的《伴侣报》的前撰稿人贝塔(也叫贝特齐希)建立联系,并以这位大作家和爱国者为媒介,在快活的酒馆老板路易·德鲁克尔的机关报上怀疑马克思搞间谍活动,理由是,他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夫。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同马克思只打过一次交道,这一次就是,他通过没收贝克尔的印刷所并把在科伦的海·贝克尔投入监狱的办法,破坏了贝克尔开始出版的、第一分册已经问世的《马克思文集》的出版,并且阻挠出版已在印刷中的杂志。由于萨克森政府公布了共产主义的告同盟书,对马克思的仇恨就更加增加了,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份告同盟书的作者。[445]不过,马克思已经多年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他正如弗莱里格拉特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一样,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亲如兄弟的流亡者的流言蜚语。 可是,越是不理睬他们,这些未来的哈巴狗就越是狂吠不已。过早去世的古斯达夫·尤利乌斯,这个有充分的批判能力和学术上有造诣的人,现在也被流亡者宣布为他们的拥护者;他们的无聊而荒唐的勾当使他十分厌烦,所以他在去世前几个星期给一家北德意志的报纸寄去一篇详尽地描述流亡者的文章,但是,这家报纸拒不发表…… 注释: [162]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在1850年11月17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LaVoixduProscrit》)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169、341、570、583、594页。 [207]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写在威廉·皮佩尔于1851年3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最后一页上。皮佩尔在他的信中受马克思的委托全文援引了卢格、司徒卢威、豪格、隆格和金克尔以当时他们建立的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851年3月发表的宣言《告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44—345页)上面。——第241、276、595页。 [264]马克思是指在革命时期于1848年5月为了“根据同王室的协定”制定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前议员。——第337、348、594页。 [442]马克思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艾布纳尔的这封信,以及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51年12月2日给艾布纳尔的信(见本卷第610—614页)于1956年第一次刊登在《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第9卷(《Mitteilungendes?sterreichischenStaatsarchivs》.Bd.9)上。从《公报》所发表的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在艾布纳尔收到以后立即就被他转交到奥地利警察局的手里去了,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艾布纳尔在这个时期是它的秘密情报员。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没有能了解到艾布纳尔同警察局的联系。艾布纳尔送给警察局的文件,后来转到了奥地利内务部,然后又转到外交部,从那里才转到了奥地利国家档案机关。在奥地利档案机关里保存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不知什么人转抄的抄本;第二封信是马克思亲笔写的。第一封信里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第二封里没有开头。显然,这些地方都是艾布纳尔在送给警察局时抹去的。 马克思把揭露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阴谋和吵闹的这些信寄给艾布纳尔,目的是让这些信的内容在一个刊物上发表,因为艾布纳尔同许多报纸和杂志有联系。马克思同时也力图公开驳斥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所散布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他们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中的材料。——第594、610页。 [443]指的是所谓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宣言《告德国人》(见注207)。——第596页。 [444]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599页。 [445]看来,是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60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8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黎世 1851年8月7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非常感谢你报道的情况。如果你从霍夫施泰特尔[439]那里进一步弄到一些资料,我将非常感激。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记得某些教科书和各种军事参考书的书名;我特别需要最普通和最常见的材料,即在步兵见习军官和中尉的考试中都会问到的、因此在所有书籍中被认为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德克尔的那本著作[216]我还是在瑞士弄到的,是一本译得很糟的法译本,也没有地形图,可是马克思把这本书弄丢了,而且未必还能找到。我自己要弄一本地图集,不过我还需要一幅匈牙利地图。据我所知,奥地利总参谋部印过几种这样的地图。请告诉我,你的地图是否这种地图,它的价格多少。在万不得已时它毕竟要比施梯勒的大地图集更适用些。至于巴登,尤其是沿莱茵河的巴登—瑞士边界,从运动[440]时起我就保存了这方面一些相当好的地图。我要通过维尔特(他现在又住在汉堡了)打听价钱,那时再决定买什么。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再给我弄到一些资料,我将非常高兴。 你要去美国,这非常遗憾。但是,说实在的,如果在瑞士没有任何合适的工作,我就不知道能给你想些什么其他办法了。在伦敦不容易安插,连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也还没有找到事。他自己正在找工作,我也在尽力给他在这里找个什么事做,但暂时还没有结果。在音乐方面这里的竞争很激烈。纽约距离英国,尤其是距离曼彻斯特毕竟不是那么远了:因为有轮船定期航行,旅程是从头一个星期三到下星期六,很少需要十整天。在纽约你将会遇见小个子红色贝克尔[注: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他最近担任过《工人报》的发行人,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因为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他最近的通讯处是:北威廉街24号楼上;如果你不知道他现在的通讯处,那末在利埃夫尔那里(“莎士比亚”饭店)或者在《国家报》社大概能打听到它。总之,在纽约有很多工作,而且那里非常缺乏一位有理论造诣的我们党的常驻代表。你在那里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你将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可以使用的和顶一点用的德国人很容易美国化,并失去回国的一切愿望。此外,还得考虑美国情况的特点——过剩的人口很容易流入农业地区,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迅速而且日益加快地繁荣,因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制度是美好的理想等等。那些想回来的当地的德国人,多半是象梅特涅和海因岑那种在革命中捞到好处的堕落的人。在他们当中,越是次要的人就越是可悲。此外,你将在纽约看到祖国所有的帝国贱民[441]。我不怀疑,你能够在那里住下来。除了纽约以外,只有圣路易斯是个还不坏的地方;费拉得尔菲亚和波士顿是很糟糕的城市。如果你能掌握一家报纸,那就太好了;否则就设法在《纽约国家报》找个工作;这家报纸和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它的欧洲通讯一直受到我们的控制。 从你那里来的信最好是经过我转发。这样邮资可以由公司支付。 关于兵营的消息,除了维利希和这帮匪徒吵了一架并离开了兵营以外,我没有听到什么情况。马克思写信告诉我,未来的军队的骨干被毁灭了[注:见本卷第304页。——编者注],维利希落到了没有伯桑松的地步。多惨!可是,这个维利希不仅是个笨蛋,而且是个下贱的、背信弃义、凶狠的人;他用来为他极大的和完全无法置信的虚荣心和自我崇拜服务的凶狠是根本没有止境的。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撒谎成性的家伙。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确实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过一句老实话。他总是认为,他就是一个凭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天才应当导致革命取得胜利和彻底完成的人物。你想象不到,这种固定观念把这个家伙变成了什么样子。当然,这种自大狂在他身上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我认为,他完全能干得出各种卑鄙勾当,可是我还不认为这一次他会干出直接的背叛勾当。汉堡事件有别的原因;叛徒不是维利希和沙佩尔在那里的唯一代理人布龙;据说是豪普特泄了密,但我不能相信这一点。 当然,我们让这帮匪徒去干他们所乐意干的事,他们的整个活动,当然不过是吹牛、臆造狂妄的计划以及对我们叫骂而已。这一切对我们说来完全无关紧要。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这群人,因为普鲁士警察当局正在替我们这样做了。在他们盘踞的谢特奈尔的酒馆里,没有一句话不是被人向警察局作了报告的。 你走以前无论如何再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你搭乘的轮船的船名,这样我可以从本地报纸上知道它什么时候到达纽约。到纽约后马上把你的通讯处告诉我。马克思的通讯处是: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28号。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你听到过关于德朗克的什么消息吗?他仍然住在日内瓦,你可以从舒斯泰尔那里打听到他的通讯处。 注释: [216]指卡·冯·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一书的法译文,1822年柏林和波兹南版(C.v.Decker.《DerkleineKrieg,imGeistederneuerenKriegführung.Oder:AbhandlungüberdieVerwendungunddenGebrauchallerdreiWaffenimkleinenKriege》.BerlinundPosen,1822)。——第252、591页。 [439]魏德迈这个时期在苏黎世同瑞士军官、军事书籍《1849年意大利日记》(《TagebuchausItalien1849》)的作者古斯达夫·霍夫施泰特尔有来往。——第591页。 [440]指德国西南部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见注145)。——第591页。 [441]这是恩格斯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的讽刺性称呼,来源于他们曾经从事制定帝国宪法一事。——第59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1851年8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伦敦 1851年8月6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普斯: 今天我在这里打听有关肯达耳先生的事,明天把我所了解到的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你。如果在他给你回信并暗示他对你抱有希望之前,我马上就去他那里,这只会使他非常冷淡地接待我,而且也不会把一切所需要的情况告诉我。这些正人君子是非常讲究形式的。不久以前,海恩向这位肯达耳谋求职位,并且提到了我,但是肯达耳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从我这里打听他。在发生这件事之后,如果我过分地强求于肯达耳,那末对你只会有害处。你一收到肯达耳的回信,就告诉我他说些什么,我就马上去他那里,为你打听一切,并尽量设法使这个人对你有好感。当然,如果哈森普弗鲁克对你的逮捕令已经失效,那末可能立即就会给你安排工作。不过即使没有失效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是我能在这里给你弄到一个什么职位,那就太好了,可惜我在这方面的熟人太少了,此外,这里只是为了学现代语才聘请家庭教师,而熟悉现代语的人又绰绰有余。不过,我看是否能让瓦茨去活动一下——他正在参加教育运动,而且他现在有很多熟人。 你的弗·恩· 以后请把信封粘得好一点——你的信寄到我这里多少是开着口的。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黎世 1851年8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刚从恩格斯那里收到你的信,现在赶忙给你写回信。如果已经不可能把你留在这里,那末,我当然非常希望,至少在你离开以前同你见见面,和你谈一谈。 但是,你既然决定去美国,那末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刻,既可以在那里谋生,又能给我们党带来好处。 你大概肯定会得到《纽约国家报》编辑的职位。原先这个职位是推荐给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的。他随信附来一封给该报的所有人之一赖希黑尔姆的信。实业问题就是这样。可不要失去时机。 现在谈谈别的事情。海因岑先生和尊敬的卢格一起,每个星期都在纽约《快邮报》上攻击共产主义者,尤其是攻击我、恩格斯等人。这里所有的民主派坏蛋都利用这家报纸当作他们倒垃圾的臭坑,这里当然长不了谷物,也结不了果实,然而却是莠草丛生。最后,海因岑还恶毒攻击《国家报》,而《国家报》却连这个对手也不能对付。 不管《国家报》执行什么样的美国政策,在欧洲政策方面,你将不受约束。海因岑在那里完全是以大作家自命。如果有人去那里,给这个爱吹牛的空谈家一个厉害看看,那美国报界将会感到高兴。 如果你当了编辑,我们将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可惜,《国家报》驻伦敦记者是无赖汉和蠢驴载勒尔。同时也必须堵住欧洲政府的成员卢格的嘴。 你的那篇反对克里斯特的文章很好。我没有什么可改的,只是提一下,在各工厂区,工人确实是为了从自己的孩子身上榨取金钱才结婚的。这是悲惨的,但却是事实。 你当然知道,我正处在非常可悲的境地。要是长此下去,我的妻子就要完了。经常的操心,为日常琐事的奔忙,使她精疲力竭。此外,再加上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不打算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破坏我的声誉,来为他们自己的无能报仇。维利希、沙佩尔、卢格和其他许多民主派的坏蛋都是专干这一行的。只要有人从大陆来到这里,他们就立即向他劝诱,要他也干这一行。 几天以前,“著名的”见习法官施拉姆[注: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马上就悄悄地对他说:“不管革命的结局如何,大家一致认为,马克思是完啦。最有成功希望的洛贝尔图斯马上会下令把他枪毙的”。全是这个态度。当然,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置之一笑,它一分钟也不会使我离开我的工作;但是你知道,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 不过,这里还谈不上党派的问题。大人物们尽管有表面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在这里却只忙于相互保证他们彼此的重要性。无论在哪一次革命中都没有浮现出来过这种没有头脑的败类。 如果你到纽约去,就顺便拜访一下《纽约论坛报》的安·德纳,代我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他问好。他也许能对你有用。你一到那里,就立刻给我来信,但仍象往常一样寄给恩格斯,因为他付邮费比较容易。无论如何我希望在你动身到海外去以前,你再给我写一封短信。在你的夫人到达的时候,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她衷心问好。 如果你能留在纽约,那你离欧洲也不太远,而且既然在德国报刊完全受到压制,那末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在报刊上进行斗争。 你的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刚获悉,大人物们,卢格及其集团,金克尔及其集团,沙佩尔和维利希及其集团,还有这些大人物之间的调停人菲克勒尔、戈克及其集团,建立了一种海绵式的联合。你知道,有一个关于农民的故事,一个农民把每十二舍费耳的谷物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了。然而他说,数量必定起作用。这些懦夫也这样说:“数量将起作用”。其实,把这个生面团粘在一起的粘合剂是对“《新莱茵报》集团”,特别是对我的仇恨。当他们凑成一打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真正的力量。 如果你在纽约不能掌握《工人报》——如能掌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因而将不得不同《国家报》进行谈判,那末你要提防自己的朋友卡普,他正在那里活动。我们手头有材料证明,这个家伙——我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是反对我们的主要阴谋家。 再见,我亲爱的。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851年7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日内瓦 1851年7月9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德朗克: 你很长时间得不到我们任何消息了,因为加累尔去世后我们没有你的通讯处,而后来,当你把舒斯泰尔的地址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听说,你自己很快就要来英国。可是,由于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在伦敦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而一点也没听到你的消息,所以我们只好猜测,你还要在那里呆些时候。 关于去年秋天的伦敦事件你知道了。[437]关于那些这里没有向你报道的事情,你可以从这个时期所发表的文件中获悉。因此,为了使你了解情况,我只要告诉你后来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从1850年11月起就一直呆在曼彻斯特,而马克思说英语有困难,所以同哈尼和宪章派的联系就有些削弱了。沙佩尔、维利希、路·勃朗、巴特尔米等人——总之,是一群一方面不满我们,另一方面不满赖德律—马志尼委员会[162]的乌七八糟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利用了这一点,以便把哈尼拉来参加庆祝2月24日的宴会。结果他们成功了。在这次宴会上发生了以下怪事: (1)我们两位出席宴会的朋友[注:威廉·皮佩尔和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其中有施拉姆),被德国流亡者那伙败类赶了出来。事情搞得很严重,几乎闹到法院,但是在受欺负的一方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以后,被我们调解下来了。这一事件使得同哈尼的关系有些紧张,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大好。但是,同哈尼相比,琼斯却根本不同,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现在他正在英国人中间宣传《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因为没有来自德国的贺词,维利希先生就宣读了一份来自瑞士的贺词。上面也有你的签名。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法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欺骗或者伪造手段把你的名字弄到这种文件上去的;在你亲自把这件事情作了应有的调查以后,你无论如何要把一切必要的情况告诉我们。顺便说一句,在关于宴会的报道里也刊载了这份有你签名的贺词。你可以想象,当签名者中出现了一位《新莱茵报》的编辑的时候,人们是多么兴高采烈。 (3)布朗基献词事件。巴特尔米装扮成布朗基主义者,劝布朗基给宴会寄一篇献词来,而布朗基寄来了一篇对包括勃朗之流在内的整个临时政府的出色的抨击文章。好象遇到晴天霹雳而大吃一惊的巴特尔米就这个文件的事作了汇报,决定不宣读它。但是布朗基知道,他在同谁打交道,于是在举行宴会的同时,在巴黎各报出现了献词的全文,从而破坏了整个效果。多愁善感的撒谎家小矮个路·勃朗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而整个委员会——维利希、沙佩尔、路·勃朗、巴特尔米、维迪尔等人——则在《祖国报》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献词的事。但是,《祖国报》对这一报道补充说,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该报向他打听过)把献词寄给了签署声明的巴特尔米先生,而且在手头还有他的收据。在这以后,巴特尔米声明说,这一切都是事实,全部过错由他自己承担,是他撒了谎——他收到了献词,但没有宣读,是为了不破坏协调一致。但是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前龙骑兵上尉维迪尔声明说,他要供认一切:巴特尔米向委员会汇报过献词全文,而委员会决定不宣读它。可以想象,这对这群匪帮是多么丢脸的事!我们把献词译成了德文,并在德国和英国散发了三万份。[201] 十一月动员时期[438]的伪造信件使维利希欣喜若狂,以致使他想用普鲁士的后备军使世界发生革命。在我们手里掌握有异常可笑的文件和有关这方面的革命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将用得着它们。首先是打算把“写作分子”斩尽杀绝,并且要宣布实行被动员起来的艾费耳高原农民的专政。不幸,结果是一无所得。 从那时起,这些彼此结盟、相互确保对方获得统治权和永垂不朽名声的大人物,力图为自己弄到个哪怕是最不足道的地位,可是白费了力气。全部落了空。他们只好满足于,德国所发生的所有搜查和逮捕,没有一次是因同他们有联系而引起的。 然而,我们满意的是,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信口开河、头脑不清和软弱无能的伦敦流亡者,而且终于能重新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对于这帮坏蛋个人所干的无数的下流勾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等闲视之。我们总是比这伙败类站得高,并且在每次重大运动中能控制他们。1848年以后的实际教训从那时起使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而1850年以后的平静时期我们则适当地用来进一步钻研。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有比他们多得多的优点,而且在他们想不到的领域也是如此。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们全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而我们不是。不可理解的是,在经受了这一切以后,竟然还有这样一些蠢驴,他们的最高意愿不过是:在起义——他们称之为革命——刚取得第一个胜利的第二天,能参加一个什么政府,然后过那么个把月,就被推翻或者身败名裂,被人抛弃,同1848年勃朗和弗洛孔的遭遇一样。试想一想吧:一个沙佩尔—格贝尔特—梅因—豪德—维利希政府!遗憾的是,这些可怜虫永远也不会如愿以偿;他们会重新落到充当尾巴的地步,所以他们也只能在小城市里和农民中间制造某种混乱。 你在日内瓦到底干些什么?有人说,你已经结婚,当了爸爸,同时你同莫泽斯[注:赫斯。——编者注]的关系很好——由于照顾他的妻子。而另一些人说,所有这些纯粹是诽谤,可是,与你相隔十纬度,对此很难判断。弗莱里格拉特也在伦敦,正在出版一卷新的诗集。维尔特住在汉堡,同我一样,在最近吵架以前一直在写商业通讯。他在西班牙旅行中什么也没有带来,甚至连淋病也没有带来。不过,这个月他要去伦敦。红色沃尔弗[注:费迪南·沃尔弗。——编者注]经过了亲爱尔兰、资产阶级的……[注:原稿此处不清。——编者注]、精神失常和其他有趣状态等各种不同阶段,他完全不喝烧酒而喝二合酒了。马克思老爹天天去图书馆,以惊人的方式扩大着他的知识和他的家庭。而我在喝罗木酒和水,啃书本,同棉纱打交道,十分无聊。这就是要告诉你的关于我们私人方面的一些概况。 由于在德国发生逮捕,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想方设法建立联系并再次着手去做本已委托给别人的某些工作,因此你一定要尽快地把瑞士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总之,请立即回信。如果你还要求做什么解释的话,请指出是哪点。来信请寄:经加来转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我收。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162]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在1850年11月17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LaVoixduProscrit》)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169、341、570、583、594页。 [201]马克思指恩格斯于1851年3月5日寄给《泰晤士报》为驳斥该报刊载的路易·勃朗关于布朗基献词的诽谤信而写的声明。恩格斯的声明没有被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3—545页(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布朗基献词《人民要警惕》是被囚在贝耳岛监狱里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1851年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献词。布朗基在他的献词中痛斥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前成员——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拉马丁等人是人民的叛徒。宴会的组织者故意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630—632页)。——第232、234、239、262、585页。 [437]恩格斯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一事(见注160)。——第583页。 [438]1848—1849年革命被摧毁以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企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经瓦解的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1850年秋,奥普之间的斗争因黑森选帝侯国而在它们之间引起的冲突尖锐化了。黑森选帝侯国的革命发动使奥普两国找到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而且每一方都希望充当运动镇压者的角色。为了回答奥地利军队进驻黑森选帝侯国,普鲁士政府于1850年11月宣布动员,并且也向那里进军。可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没有经过严重的反抗就向奥地利让步了。——第58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汉斯: 我通过法布里齐乌斯寄给你信,这样做不知是否妥当。谁能担保这个人不会在边境被捕?因为他在这里装了整整一箱信。 虽然你设想的美国计划没有什么结果(想必恩格斯已写信给你谈到这点[注:见本卷第578页。——编者注]),但你毕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这里来帮我们的忙。也许会找到某种同别人合作的工作——当然,纯粹是为了挣钱,因为需要生活。 我现在从可靠方面获悉,我们的朋友们被捕是因为出现了叛变和告密。我从心眼里确信,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以及他们那帮下贱的坏蛋直接参与了这一卑鄙勾当。你知道,在德国排除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阻碍他们通往宝座之路的人,对于这些inpartibus[注:inpartibus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非现实的〕“大人物”来说是何等重要。这些蠢驴不懂得,别人把他们看作是蠢驴,而且充其量也只能对他们嗤之以鼻。 维利希尽管有他市侩般诚实的、斯巴达式斋戒的、军士的伪善的道德,却是个十足平庸的——请注意,十足平庸的——骗子手,一个整天在酒馆鬼混的人,此外——虽然有一位可敬的庸人告诉过我,但我对此不敢担保,——他是个行骗的赌棍。这家伙整天呆在酒馆里,不过当然是在民主派的酒馆里,他在那里吃白食,他给酒馆招揽客人以代替付款,他用连这位骑士自己也不再相信的关于未来革命的一成不变的空话为这些客人解闷,而且在各种不同场合经常重复这些空话,却总是收到同样的效果。这个家伙是最下贱的帮闲。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干的。 这个家伙的全部共产主义归结为,他决定和其他游荡的骑士们一起依赖社会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此人的全部活动就是,在酒馆里造谣中伤和诬蔑我们,吹嘘他在德国的联系,他虽然没有这些联系,但他的同伙:“中央的小丑”[435]阿·卢格,傻瓜海因岑和撒谎成性的丑角、装腔作势的神学美文学家金克尔,却都相信。他在法国人面前也吹嘘这些联系。 顺便说说,上面提到的教士阿多尼斯在资产阶级人士中跑来跑去,被他们豢养,受他们宠爱等等,而同时继续偷偷地保持同沙佩尔和维利希的被禁止的联系,希望同“工人党”也保持接触。这个家伙是想左右逢源。他在各方面都酷似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无非就是宝座上的金克尔,其特点也是那种平淡无奇的夸夸其谈。 如果你要问我,你在这里何以为生。那末我就回答:请效法勇敢的维利希吧。他不播种,不收割,而天父还是在养他。 不过,说真的,如果你留在德国有危险,那末你就应该到这里来。如果你能平安地在德国住着,那当然留在那里更好。因为那里比这里更需要人。 你的卡·马· 又及:英国的对外贸易至少占它整个贸易的1/3,而在谷物税废除以后就更多了。可是,克里斯特先生的全部论据毫无价值。品托已经阐明[436],如果对某种东西来说需要10/10,那末最后的1/10和前面的9/10同等重要。即使假定英国对外贸易只占1/4(这不准确),那末毫无疑问没有这个1/4,其余的3/4也不能存在,何况构成整数1的4/4呢。 民主派为了不使自己丢丑,不使自己成为笑柄和不拿生命冒险,早就习惯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了。但是,这些“无限小”的软弱无能,却从来还没有象在这里“中央的”民主派卢格、豪普特、隆格等人所出版的机关报上那样,如此惊人地表现出来过。这里出版了一个很糟糕的周刊,用了大吹大擂的名称《DerKosmos》(弗莱里格拉特正确地把它叫做《DasKosmos》)[注:《Kosmos》是德文的阳性名词,前面应加阳性冠词《der》,现在用中性冠词《das》,是嘲讽蔑视的意思。——译者注],大概在德文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厚颜无耻和空洞无物的东西——这说明了某些问题。甚至在偏僻的德国教区出版的任何一家民主派小报都没有放出过这种臭气。 看来,让平静的时期再延续几年就好了,应该让1848年的所有这些民主派有个腐烂的时间。我们的政府不管多么无能,它们同这些妄自尊大的、平庸的蠢驴相比,毕竟是真正的天才。 再见! 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注: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诗句。——编者注],工作很快就要结束。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一切都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注释: [435]马克思指的是卢格参加了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162)。——第580页。 [436]指下述书籍:阿·克里斯特《保护关税制度问题的现状》18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A.Christ.《Ueberdengegenw?rtigenStandderFragederSchutzz?lle》.FrankfurtamMain,1851);伊·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I.Pinto].《TraitédelaCirculationetduCrédit》.Amsterdam,1771)。——第58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6月19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汉斯: 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地址。我很早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想问你以下的问题。 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156],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注:弗·恩格斯《〈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和《匈牙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62—368页和第604—615页)。——译者注],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433]——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关于我在巴登部队中晋级的事当然就不用提了——我没有得到过比普鲁士皇家后备军炮兵伍长更高的职位[321],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必需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对我毫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我所需要的,是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许多是我根本不知道的;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是知道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告诉我,以便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编制。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认为,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恰恰比法国或英国的军事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炮兵学,贝姆的手册[434]也许是最好的。 在现代战争史方面(我对较古代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而且这方面我还有蒙特库库利老头的著作),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这些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方面最好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认真研究1848—1849年历次战役的历史,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知不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 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价钱不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1792年以后的各次战役(尤其是1801—1809年的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战役,1806—1807年和1813年的萨克森、绍林吉亚、普鲁士战役,1814年的法国东北部战役,伦巴第、匈牙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比利时战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但它太不详细了。我有1792至1814年期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是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这样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地图集? 你是不是知道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我只是从梯也尔先生的讲话里知道他的,大家知道,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矮小的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他当然有理由不会象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尔斯的被捕令人深思。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这个案件中去,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注:见本卷第313页。——编者注],马克思显然会写信告诉你的。象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切都要办齐全的话,在这里就需要花很大的代价,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 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末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伦敦很有好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 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相对抗的事情? 请尽快回信。 你的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注释: [156]马克思于1849年8月底来到伦敦,在这里居住直到逝世。1849年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者聚会伦敦,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改组。1849年11月,恩格斯来到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主要是致力于恢复同盟的以前的组织,和活跃它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成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对1848—1849年革命作了总结,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 1850年11月中,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有了经常性,天天进行。——第162、576页。 [321]1841年9月到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恩格斯利用业余时间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课。——第428、576页。 [433]关于恩格斯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情况,见注155。——第576页。 [434]约·贝姆《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弗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J.Bem.《ErfahrungenüberdieCongrevschenBrand-Raketen,biszumJahre1819inderk?nigl.poln.Artilleriegesammelt》.Weimar,1820)。——第57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1851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苏黎世 [1851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普斯: 从马克思(他在几天以前曾到曼彻斯特我这里来过[213])带给我的你的来信日期上,我惊讶地看出,它几乎是在一个月以前就寄出的。不过马克思对我说,他立即就给你写了信。 至于你的美国计划,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那里没有什么可去的,因为你既然懂英文,在伦敦也能马上找到工作。那里需要大量象你这样精通古代语的人,特别是如果你有文凭的话。要知道甚至连根本不怎么样的人也能弄到很好的职务。美国报纸上的事是骗人的鬼话。如果这是件要紧事情,那末你真的认为,这个家伙会从欧洲为自己写信招聘一个编辑,并且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吗?谁知道那里的情形怎样,从那时起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等到预支的旅费,除非世界末日。而且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值得为这个事情到芝加哥去;最普通的樵夫每星期的收入是四美元,而且如要解雇,一星期前就得通知——这是那里普遍流行的规矩。 ……[注:手稿此处缺损。这一段的开头残缺。——编者注]希望你已经收到它了;你一收到,就收拾行装,带着到伦敦旅行的护照,乘船前来。大陆的报纸报道,说什么英国政府不再让流亡者到这里来了。胡说!别把自己搞糊涂了,即使警察局说你必须得到英国驻伯尔尼公使的签证,你也别相信。任何这一类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只需要路过法国的签证,因此要法国公使的签证,这种签证瑞士人会给你弄到。你将平安地经过法国来到这里。万一法国人把你送到哈佛尔,想再从那里把你送往美国——可以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那你就干脆在哈佛尔搭乘开往南安普顿或者伦敦的轮船。你知道,在这里边境上谁也不会受到阻拦;尽管有反动报刊的这一套胡言乱语,我期望在博览会[186]期间能在伦敦见到你。我再说一遍:别把自己搞糊涂了,在任何情况下,你要坚持想到伦敦去这一点。如果法国政府要在过境方面阻挠你,而且你的经费又许可的话,那最好是按我选定的路线前来……[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请给罗伦佐·希奥察……[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写封特别恭敬的信,说明你是从他的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他的地址的,请他帮帮你的忙,告诉你现在那里有没有开往英国的船,是什么样的船(帆船还是轮船),大约在什么时候开航。同时请他告诉你船长的姓名。到时候你可以同这些船长或者书面联系(信寄到船上),或者直接前去。我的旅费(包括伙食)花了六英镑(一百五十法国法郎)。你的旅费可能更便宜些。旅行到热那亚,如果到都灵以前的大部分路程(这一带沿途景色异常优美)你是步行经日内瓦和蒙塞尼山隘,或者更短些,经大圣伯纳德山口(马提尼—伊符雷)的话,那花钱并不多。从都灵几乎到亚平宁山山麓都有铁路为你效劳。再就是还有更近的步行的道路:经莱斯河谷地、富尔卡、辛普朗,从那里直达亚历山大里亚。所有这几条路都非常好。从海路来说,气候现在是最好的了(多半是刮东风),而且在地中海航行将是非常有趣的。尽可能乘英国船。我看,所有这些,二百五十法郎就对付着够用了,要有三百法郎则肯定足够。问题是科伦人[注: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能不能给你弄到这笔钱。但是你无论如何应到英国来。我现在就给马克思写信,要他就钱的问题再次给科伦写信。如果钱还是没有,那你也不妨再次写封信给丹尼尔斯或者毕尔格尔斯。 至于从英国去纽约的船票,那是贵得厉害;三等舱的旅客们经常受到很坏的待遇;这种情况现在正好在议会里讨论着。头等舱通常是十五至二十英镑。过去,当我们自己打算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把这些都打听好了。南安普顿的轮船,二等舱不错,也便宜。也有个别的螺旋推进式轮船在行驶;如果碰巧能乘上其中的一艘,那末乘二等舱可以既便宜又走得快。不管怎样,我坚决地希望,你将到这里来并在这里住下去。你在这里的机会比在美国要多,而且除此之外,一旦到了那里,就不那么容易回来了。在美国使人厌恶的是:海因岑在那里算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而厚颜无耻的司徒卢威现在要周游全国,去到处散发臭气。那里的人们真见鬼了!在土耳其大桡船上当奴隶,胜于在美国当报纸编辑。 尽快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快点来吧。 你的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注释: [186]指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0、230、258、267、282、295、377、573页。 [213]大约从1851年4月17日起,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住了几天。——第246、256、57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1851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432] 科伦 [1851年5月于伦敦] ……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注释: [432]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摘自丹尼尔斯1851年6月1日致马克思的复信。——第57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1851年4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431] 科伦 1851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为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筹集了十五先令。还差十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拿到。我将按照你的建议行事。请让我负担一英镑吧。应该付五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 注释: [431]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所引用的一段。——第57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1851年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428] 科伦 [1851年]2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希望你收到了《莱茵报》。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写信。如果你把我向你要的维利希的信件寄给我,那我就用不着把下面的卑鄙事情告诉你了。我仍然不得不请你立刻把这些信件寄给我……我把下面的消息寄给你,好让你把它读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听。再让他们把关于此事的消息传遍整个德国。 事情就是在2月24日[188]伦敦的宴会上,我们的两个朋友、党的同志[注:康拉德·施拉姆和威廉·皮佩尔。——编者注]在“海瑙!”的叫喊声中,在英勇的骑士维利希主持宴会的情况下当众遭到毒打[注:见本卷第218—219页。——译者注]。为了了解后面所叙述的事实,必须先作如下说明: 法国流亡者也象所有其他流亡者一样,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派别。后来,他们在教堂街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协会。这个协会本应是慈善性质的,即对流亡者进行救济。政治被排除在协会之外。因此为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建立了一个中立地带。这里,同时出现了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山岳党人[146]和卡贝分子,布朗基分子等等。 2月24日快到了。你们知道,法国人对于这样一种可以出出风头的机会,就象女人将要分娩那样,长久地准备着,讨论它,并从各方面研究它。因此教堂街协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以便筹备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出席了会议。小个子勃朗——注意,他不能即席讲话,他写了演讲稿,对着镜子记住和背熟——站起来,发表了精心炮制和仔细修饰的狡诈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千方百计地说明,这个慈善性的协会不能举办政治性的宴会,因此,也不能庆祝二月革命。赖德律-洛兰反驳了他。在激烈的争论中小个子勃朗脱口而出说,由于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加入欧洲中央委员会[162],所以他也不会同他们一起参加任何宴会。别人回答他说,宴会不是欧洲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而是有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的代表参加的教堂街协会举行的。 第二天,这个协会收到了路·勃朗的来信,说他打算举行盛大的反宴会……[429] 这样一来,路易·勃朗就把哈尼及其一部分拥护者吸引来参加了自己的宴会。英国的基础打好了。但是,要象欧洲中央委员会那样,能变出彩虹的全部颜色的大陆底色还嫌不足。为此目的,路易·勃朗把他的行家眼光投向了马志尼委员会的滑稽的模拟画,即维利希—沙佩尔—巴特尔米—维迪尔之流的委员会。 现在来谈谈这个委员会的产生和性质,以及它在各有关团体中的追随者。 当维利希和沙佩尔及其拥护者被开除出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时候,他们便同维迪尔、巴特尔米以及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流亡者中的渣滓联合起来,并迫使这群败类承认他们是欧洲中央委员会。沙佩尔和维利希(他们当然希望这个肮脏的、不象样子的和可怜的杂色画从远处看好象是一件艺术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他们想向德国共产党人表明,欧洲流亡者是跟他们走,而不是跟我们走的,他们——不管德国愿意不愿意——完全有决心一遇机会就在那里夺取政权…… 路·勃朗为了实现他反对教堂街的阴谋,并不厌弃同他所看不起的这帮人进行联系。他们当然兴高采烈。好不容易他们才获得了地位。这些先生们虽然竭力要把所有的作家开除出他们的协会,但是只要某个著名作家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他们就双手抓住他不放。沙佩尔和维利希已经预感到自己胜利在望了……到那时,德国共产党人就可能顶不住而怀着懊悔的心情回到他们的庇护之下…… 宴会于2月24日在伊斯林顿举行。我们的两位朋友,施拉姆和皮佩尔,出席了宴会……宣读了贺词。路·勃朗宣读了他的代表们的贺词。朗道夫宣读了议员格雷波的贺词(在巴黎再也没有能搞到第二份贺词),一个波兰人宣读了他的一些巴黎同伙的贺词,而主持宴会的伟大的维利希宣读了来自拉绍德封的贺词。他们从德国什么东西也没有弄到……[430] 现在你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痛斥这些胆小的诽谤者和卑鄙的匪徒,只要有可能的地方,都要去做。 为此,你们必须马上把维利希的信件寄来。 注释: [146]山岳党是聚集在《改革报》周围、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这个党的代表于1849年在立法议会中组成一个很大的派别。——第154、569页。 [162]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在1850年11月17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LaVoixduProscrit》)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169、341、570、583、594页。 [188]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的所在地。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在伦敦的各种各样法国流亡者;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协会成立于1850年秋天,以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为其宗旨(见本卷第569页)。 2月24日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第203、212、231、233、569页。 [428]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所引用的一段。——第569页。 [429]关于这里被略掉的地方,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接着是叙述路·勃朗怎样能够把他们的朋友哈尼和宪章派的最激进派一起吸引来参加他的宴会”。——第570页。 [430]关于这里被略掉的地方,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接着是详尽地叙述他们的两个朋友(根据以上所述他们属于同盟)在这种情况下所受到的侮辱”。——第57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1851年2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427] 科伦 1851年2月8日[于伦敦] ……又及:维利希和沙佩尔同巴特尔米等人一起,由于大肆吹嘘他们在德国的影响和对我们大肆诽谤,终于把路易·勃朗愚弄到这样的程度,他竟同这些“败类”联合起来举办庆祝二月革命的宴会,还同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类似宣言的庆祝会节目单。矮子由于自己的虚荣心而上了当,他是想让赖德律-洛兰看看,他也有一批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的追随者。现在,事情又完全弄糟了。矮子担心他白白地损害了自己的声誉,毫无必要地失信于我们,而他同我们本来从1843年起就有了某种联盟,尽管这种联盟并不十分密切。 然而,你知不知道维利希首先以什么博得朋友们的钦佩?以自己在科伦的巨大影响。因此,你更有必要把信件寄给我;应该阻止“木匠”[189]的活动。再见。 注释: [189]1848年革命前夕,维利希辞去普鲁士军官职务,在科伦当木匠。——第203、567、568页。 [427]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所引用的一段。——第56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1851年2月1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426] 科伦 [1851年2月1日左右于伦敦] ……如果你把维利希的信件寄给我,我将万分感激。[注:见本卷第203—204页。——编者注]一方面,让我们在这里,在巴比伦的河边[注:圣经《诗篇》第137篇第1节。——编者注]也能参加你们的哈哈狂笑。另一方面,这个人利用同你的“表面上的”联系,在外国人面前自我吹嘘,同时责难我们。最后,我认为你必须或者通过我,或者你自己直接给他去封短信,婉言谢绝同他继续通信,因为考虑到,在伦敦搞幽默对他来说是毫无危险的,然而你们在科伦会因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不仅你们,就连我们在德国的党的同志们,也会因此而受害。这可能比由于“木匠”[189]偶然想出来的玩笑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更为不幸,同时也更为可笑…… 注释: [189]1848年革命前夕,维利希辞去普鲁士军官职务,在科伦当木匠。——第203、567、568页。 [426]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本文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所引用的一段。——第56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850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巴门 1850年12月3日于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包裹已收到,谢谢你很快地弄来了雪茄烟,它得到了大家的赞赏。衬裤也很好。 几天前父亲写了封信给我。他对哥特弗利德·欧门更加佩服了,即使散伙他也打算同他继续合作;同彼得则除非不得已,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继续共事了。关于欧门兄弟公司,我将收集一切能够收集的资料。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哥特弗利德·欧门说,他们平均每年盈利六百英镑,最近几年则更多。做这种生意,在一般的年头是不容易亏本的。他们需要的是不大一笔资本,这笔资本他们是有的;他们的商品(次等的缝纫和针织用线)比起销路大大减少的高质量的商品来,要畅销得多。 1849—1850年度的收支平衡表还没有做好;借方和贷方还是混乱不堪。看来父亲又坚持要把平衡表整理好,听说明天就要着手去做。 彼得先生是今天早晨或者昨天晚上到这里的。他把老希尔叫去了(他住在离我们办事处两幢房子远的一家旅馆里),他很有礼貌,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至少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办事处露面。如果他想找我的碴儿,那是不会成功的。父亲不愿卷入两兄弟的争吵,我也不会干预这事。但是哥特弗利德现在是左右为难,所以不得不同我保持关系,我用不着问他,他自己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如果彼得·欧门自己来管理办事处(大概终究会这样做),那末我查账的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妨碍。到目前为止,我一个星期只有四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做这个工作;但他恰好习惯于吃午饭的时候到办事处来转转。不过,账本中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搞到了,剩下的只是把欧门兄弟公司卖给我们商品的价格同相应的市场价格进行十分复杂的比较,以及检查旧的账目等,看看是不是能在其中发现什么问题。过两天我将把欧门兄弟公司1849—1850年的全部清理好了的账目以及欧门漂白工厂的账目寄给父亲,让他看看,这些绅士们是怎样用他的资本去做生意的。 雪茄烟的钱请记到父亲的账上,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向玛丽亚、海尔曼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弗里德里希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1850年1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海尔曼·贝克尔 科伦 [1850年]12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贝克尔: 我知道,因为我给毕尔格尔斯写的一封信,你感到很委屈。然而,这封信是在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写的,在这封信里,我既不想责怪我在科伦的其他朋友,也不想责怪你。我想,这样的解释会使你满意的,我就可以不再提过去的事而直接谈谈我想向你提出的建议了。 1.你知道,舒贝特先生把我们的《评论》办得多么糟糕。我想,最近几天,他那里就要出版最近两期。我希望这个刊物(从二月份起)作为季刊继续办下去,每个季度二十印张。更大的篇幅就有可能容纳更加丰富多采的材料。你能否承担出版的责任?需要什么条件? 2.我的一位朋友[注:皮佩尔。——编者注]把我一本反对蒲鲁东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从法文译成了德文,并为它写了一篇序言。为此我向你提出同上面一样的问题。 3.我拟了一个计划,准备给读者提供一套由若干篇幅不大的小册子组成的现代社会主义文献。在三月份以前,还不能开始这样做。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件事,那末现在就可以做些准备工作。我以为,德国的读者在最近从高级政治中获得令人快慰的经验以后,将逐渐地不得不转而关注现代斗争的真正内容。 请你立即答复。 你的卡·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10月2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你给我做下面一件事: 请你向舒斯泰尔或其他人借些钱,赎回我在法兰克福当铺的银器,然后把银器卖给法兰克福的珠宝商或其他任何人,再把你从那个人那里借来赎当的钱还清,把剩余的钱寄到这里给我。 在这种场合你和那个人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如果这东西你卖不出较高的价钱,那你可以把它送回当铺。 另一方面,现在我的情况是这样:为了能继续工作,我无论如何也要弄到钱。 我请你重新送到当铺里去的东西(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出卖价值)只是:1.一个小银杯;2.一个银盘;3.用盒子装着的小刀叉;这些都是小燕妮[注: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的东西。 你打算写一部通俗政治经济学,我非常赞同,只是希望你赶快付诸实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1850年7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巴黎 [草稿] 1850年7月17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布林德: 我们长时间没有写信是出于误会。这是因为我们以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通告[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以前[已由][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我们的特使克莱因转给你了,我们在等着你答复。[现在][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发现,克莱因在布鲁塞尔根本没有[留下][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这样的东西。 请你尽快给我写信,单独放一个信封,名字写……[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我们打算过几个(8)星期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425]。你对霍尔施坦事件是怎样[想的][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我们先派一个特[使][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在那里工作过两年,对所有的人和环境都了解得[很充分][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 关于我个人的问题以及我……[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许许多多的意外事故,下次再谈。 这一次我是找你谈一件私事……[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不要拒绝帮助我。我和我的亲属商量好了,……[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星期在荷兰同我的表舅菲力浦斯要商谈解决我的钱的问题。[为此][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我要亲自到荷兰去。我妻子的病一直[妨碍][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我动身。现在只有过几个星期我才可以去,因为我表舅的两个女儿要接连在他那里举行婚礼,而事务问题只有过几个星期才能商量。 在这期间,鉴于有这笔交易,我就拿它作担保,给伦敦这里一家商号开了一张二十英镑(五百法郎)的期票。期票于星期一或星期三到期。如果我不能兑现,我将会遭到公开的……[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而这在这里党的现有关系的情况下,而且由于我同普鲁士使馆和英国内阁的关系,[可能][注:手稿有一小块被撕掉了。——编者注]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后果。 我已经听说,戈克在巴黎现在有一笔相当大的资本。请你立即写信给他,而且不用细说,就问他能否凭债券或期票借些钱给。万勿拖延。 在我未去荷兰把事情办妥以前,确实是身无分文了。 我相信你会尽一切可能去做的。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425]指预定召开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364—365页)。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50年9月发生分裂,后来又由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破坏活动(见注160),代表大会的召开未能实现。——第56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流亡者会议主席1850年6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流亡者会议主席 伦敦 [草稿] [1850年]6月30日[于伦敦] 主席公民: 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424]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 我今天没有出席流亡者的这个庆祝集会,是因为我身体不适,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注释: [424]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根据列宁的定义,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第56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6月27日于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寄钱给瑙特。这家伙是个诚实的笨驴。下一次我将向你说明情况。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激动的信[注:参看本卷第629—635页。——编者注]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们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情有可原的。 吕宁的批评(我看到了第一篇和第二篇[423])证明,他不懂得他要批评的东西。我也许要在我们的《评论》上给他作一些说明。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内阁可能今天倒台。这样一来,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将在这里开始。我们个人很可能是托利党的第一批牺牲品。早已决定的驱逐出境,那时也许就会执行。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423]马克思是指吕宁对已出的四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评论文章,文章刊登在1850年6月22、23、25、26日《新德意志报》第148—151号上。这篇文章对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两部著作给了特别的注意,同时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差别的观点。马克思在《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378—379页)中回答了这种批评。——第56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6月8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的《评论》情况怎样?特别是钱的问题怎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现在普鲁士当局在伦敦英国政府那里采取种种措施,要把我也从英国驱逐出去。如果我在这里不是身无分文的话,我已经搬到英国内地,政府也就找不到我了。 “红字报”[405]情况怎样?已经收到美国来的订购单了。销出去多少份了?你那里还剩下多少份? 你们的报纸[注:《新德意志报》。——译者注]好象和其他报纸合谋对我们的《评论》采取沉默抵制态度。当然我了解,《新德意志报》的读者对拉沃更感兴趣些。 问候德朗克和你的夫人。 你的卡·马· 注释: [405]指用红色油墨刊印的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第524、55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本生男爵1850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本生男爵 伦敦 1850年5月30日于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致普鲁士驻伦敦公使本生爵士阁下 阁下: 我们从公开的报纸上获悉,《新普鲁士报》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涉及目前旅居伦敦的那一部分德国流亡者特别是普鲁士流亡者的揭露材料;上述的报纸谈到伦敦和柏林之间的某些关系,并且该报把我们之中的一个人的名字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我们所在的团体[161]没有《新普鲁士报》。因此我们冒昧地请求您并期望阁下您,作为我们国家驻英国的官方代表,出于您的公正,费心把有关的几号《新普鲁士报》提供给我们使用。 谨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奥古斯特·维利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注释: [161]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初于1849年9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169、343、347、547、551、55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和马克思致弗·帕迪贡1850年5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弗·帕迪贡 伦敦 [草稿] 1850年5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帕迪贡: 我们刚刚知道,您的协会[422]打算向希腊街的德国协会提出自己的纲领,并问他们赞成不赞成这个纲领。 从我们星期六谈话以后,我们是不相信这件事的;因为如果您或者您的协会向我们指出,说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是最下等的废物,那我们会干脆把他们赶出门外,而不去问他们是否赞成我们的纲领。 我们已经向您指出,这个协会的领导人是吹牛家或骗子手。骗子手和吹牛家什么都能签字。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一再提出的联合和协调一致的建议,他们甚至会在我们的宣言上签字。 您知道,如果您的协会接受了这样的建议,那末为了我们的名誉,我们就必须立即和拉脱本广场协会的成员断绝一切联系。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 注释: [422]前一个协会是指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4月中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一起,同他们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见注197)。希腊街的协会是指民主联合会(见注412)。——第55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泰奥多尔·舒斯泰尔1850年5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舒斯泰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5月13日于伦敦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泰·舒斯泰尔先生 通过法兰克福的魏德迈先生,我们收到了以法兰克福流亡者委员会名义寄给居住在这里的施提贝耳先生的十英镑,我们向您表示感谢,并通知您:这笔款子已经收到,并已入账。 如果您能继续设法在法兰克福或其近郊为这里的流亡者筹寄款项,我们将非常感激。流亡者的人数天天还在增加,这十英镑很难满足一周内最迫切的需要。收入越来越少,可是现在需要救济的流亡者,按其职业来说在那里几乎全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希望就业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国外分部 书记弗·恩格斯 一切款项请通过魏德迈先生寄给马克思先生,或者寄给伦敦索荷广场国王街21号卡·普芬德先生。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4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4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你给马克思的信,还有流亡者基金五英镑和给我的短信,今天都收到了。与此同时,你大概也收到了附有流亡者委员会声明、告同盟书和报告的两封信。[421]请你尽快地把它们印出来,并在自己周围尽一切可能为流亡者筹募款项。其他情况你可以从附给德朗克的信中知道。在法兰克尼亚、纽伦堡、拜罗伊特等地也许可以筹募一点。《新莱茵报》在那里的销路是很好的。如果你在慕尼黑有什么人,你可以写封信到那里去。你知道,现在,当司徒卢威这个蠢驴及其同伙竭力在革命前夕利用流亡者使自己重新在报纸上出现的时候,至少是继续救济我们的流亡者,不让新来的优秀分子落到这些蠢驴的手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有关声誉的事情。 我们以为随后出的两期《评论》已经到你手了:第二期有五个星期了,第三期至少也有好几天了。结果发现瑙特这个蠢驴根本没有寄给你!今天我们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他,要他立即把它们寄给你。第三期在他那里已经有一星期了。第三期上已全部登完第一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在你收到第三期以前,不要对它进行评论。 再见。 你的弗·恩· 我们刚刚知道,司徒卢威、捷列林格、施拉姆[注: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鲍威尔[注:路易·鲍威尔。——编者注](施托尔佩人)等坏蛋在德国各报上造谣,说我们的委员会[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编者注]吞占了流亡者的钱。在书信中也传播着这种诽谤。想必你没有在哪儿看到过,否则你早就为我们辩护了。你知道,我们大家都为革命出了钱,我们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甚至连《新普鲁士报》等也从来不敢在这样的事情上非难我们。只有卑鄙的民主派、小市民中无能的“大人物”才会极端无耻地干出这种卑鄙事情。我们的委员会已经三次提出报告,每一次我们都要求捐款人指派代表来检查账目和收据。还有哪一个委员会是这样做的?每一分钱,我们都有收据。委员会的任何委员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捐款中的一分钱,而且不管处境怎样艰难,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我们亲近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人比别的流亡者多得;凡是稍有经济来源的人,没有一人得到过一分钱。 如果德朗克已经不在法兰克福,那你就把信拆开看看,再转寄给他。 注释: [421]看来,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以下的文件: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以及《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5—357、288—299、607—609页)。——第55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4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4月22日于伦敦索荷区麦克尔斯菲尔德街6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把附上的声明[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登在《新德意志报》。这里的“大人物”企图利用流亡者为自己重新取得地位,并且他们为此在各报上要了一些手法,这样就使寄钱到这里来受到阻碍。我们已经收到救济流亡者的款子约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英镑并且把它分配了。其他一些人筹集了总共不过两英镑十五先令,而现在他们却想扮演“无援的”流亡者的维护者的角色。如果我们现在收不到钱,那末过一个星期我们的五、六十名流亡者就会身无分文而流落街头。 今天晚上这些大人物想举行一次流亡者的集会,谈一谈能做些什么。我们完全听其自由。当然,他们在会上又会讲些漂亮话,订些庞大计划,但是救济流亡者的钱却没有。不过,即使我们谁也不去参加,他们肯定也会失败的。 马克思最近大约两星期以前给你寄了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51页。——编者注],他焦急地盼望着你的回信。 向你的夫人和吕宁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1850年4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 汉堡 [草稿] [1850年4月11日左右于伦敦] 致舒贝特: 1.现在,在发行第三期[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以后,我们盼望最近就三期销出份数进行最后结算并清理余额,如果这一工作到4月15日还不能完成,就让他写信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应立即告知,第三期印了多少,其中有多少能保证销完。比有把握的数字只能多印几百份。 2.既然舒贝特认为不需要由哈根先生担任发行负责人,那末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改动原稿上任何一个字。现在我们通知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立即同他断绝一切往来。哈根就是受委托来监督不许有任何改动的。 3.因为舒贝特违背我们的指示,不给瑙特寄四百五十份,而只寄三百份,所以瑙特应去取他所不足的、舒贝特寄给艾森的一百五十份。其次,我们希望,以后寄给瑙特时,应同时寄给艾森。如果我们再听到申诉,我们就要采取其他措施。我们也希望今后在一期印完后,立即随首班轮船发往伦敦五十份。 (写一封信给哈根,附在给舒贝特的信里。)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4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4月9日于伦敦切尔西区国王路安德森街4号 亲爱的魏德迈: 如果你立即写信告诉我,《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的销路如何以及我们能否很快就收到钱,我将非常感谢你。你们住在德国偏僻地方,对这里的生活条件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第三期在本月10日出版。我们还不确切知道,汉堡那个家伙[注:大概是指哈根。——编者注]是出于什么动机,把事情拖得这样久。现在我们应该结束这种状况了。 流亡者委员会[161]也委托我向你们的委员会呼吁。现在我们要养活六十名流亡者;预计还有几百个从瑞士被驱逐出境的人。因此,流亡者基金我们快要用到最后一分钱了,那时人们又将流落街头。 向你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161]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初于1849年9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169、343、347、547、551、55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850年3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伦敦 [草稿] 1850年3月12日于伦敦 如果在您无耻地诽谤了恩格斯,而工人协会理事会已经作出把你开除的合理的决定之后,您还配决斗的话,我就会因您昨天给工人协会的信而向您提出决斗了。[419]为了揭穿您那革命狂热的虚伪面具,现在我在另外一个阵地上等着您;到目前为止,您还利用这种假面具巧妙地掩盖着自己渺小的利益、妒嫉心、受过损害的自尊心以及对您的伟大天才得不到世界承认(得不到承认是从您考试落第时就开始了)而忿忿不平的怨恨情绪。 只要您稍微认真地思考一下,您就会懂得,如果说我不得不作为证人去宣布加重您的罪过的事实,那末从我这方面来说,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去避免发生丑事。须知这种丑事会使我的声誉受到双重的损害:一个是在由我介绍您进去的工人协会面前,一个是在您仅仅由于给我的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撰稿才发生关系的读者面前。 您给我的信(这些信随时可以发表)证明,您千方百计地想把“民主派的达赖喇嘛和未来的君主”的角色强加于我。可是,您用什么来证明,我曾经同意充当这种荒谬的角色? 您唯一能够指责我的,就是我没有在克拉普卡事件后立即同您绝交,没有在其他人面前揭发您;关于这个事件的损害名誉的性质,我曾经当着目睹者的面立即直截了当地对您说过。我承认我当时有缺点。只是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根据弗莱里格拉特和哈根的证明,说您在您已写好的反对《西德意志报》的小册子[420]出版前一个月,又提出为这家报纸撰稿,特别是您毫无根据地对恩格斯进行诽谤,才使我确信,我过去以为是个别的轻率行为的事实,原来是整个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不管怎样,您昨天没有按照维利希最近的一次要求(虽然他叫您来是根据您的愿望)到这里来,算是您聪明。您知道,同我对质,您会得到什么。 卡·马克思 注释: [419]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爱·弥勒-捷列林格进行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阴谋活动而写的(见注416)。 3月3日,公意法庭把捷列林格开除出协会,捷列林格又写了一封对恩格斯充满卑劣诽谤和诬蔑性攻击的信,对此提出抗议。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为了回答弥勒-捷列林格的所有这些阴谋勾当而写的。——第549页。 [420]指捷列林格的一本小册子《下流的小报〈西德意志报〉》1850年杜塞尔多夫版(《WestdeutscherZeitungsjammer》.Düsseldorf,1850)。——第55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泰奥多尔·哈根和斯蒂凡·阿道夫·瑙特1850年3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舒贝特、泰奥多尔·哈根和斯蒂凡·阿道夫·瑙特[418] 汉堡和科伦 [草稿] 1850年3月4日[于伦敦] 1.舒贝特。信已答复。第二期[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应该象已许诺的那样不贵于第一期。至于四百五十份的问题,现在第一季度不再变动。至于第二季度,则由他提出建议。关于克勒尔的报酬的协议与此毫无关系。 舒贝特关于成果的报道同他以前的报道和我们收到的报告不符。 以后在没有问我们以前,任何东西不要删掉。第三期仍然可以保留:《为共和国捐躯》[注: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篇。——编者注]。 寄五十份到这里来。南德意志的通讯不再登了。 2.哈根。内容同给舒贝特的信。让他对印刷厂主[注:克勒尔。——编者注]进行经常性监督,由印刷厂主给他开出有关印数的证明。南德意志的通讯不再登了。 他应该坚决地反对书报检查的要求,并把自己的名字作为发行负责人登在扉页上。如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篇遇到什么困难,应当立即通知。 3.瑙特。印刷费用与汉堡同;对艾森:百分之二十五用于科伦,百分之五十用于其他份数,除了从伦敦发出的邮费和我们所订的广告费外,其他一切费用都包括在内。 印刷厂主必须在十天内送出五个印张,并规定违约罚款办法。 注释: [418]写在一小张纸上的这个文件是恩格斯给三个收信人——汉堡的舒贝特和哈根以及科伦的瑙特——的信的初稿。——第54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2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伦敦 [草稿] [1850年2月底于伦敦] 致伦敦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公民基林斯基和里什卡要求德国流亡者委员会[161]给予补助。当向他们要证件时,他们拿出两份由弗·普尔斯基先生签发的证明书(随信附上证明书的副本)[417]。根据这两份证明书看来,他们不是德国流亡者,而是匈牙利流亡者,因为他们曾被主管机关征募去匈军服役;所以他们不属于德国委员会而属于匈牙利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同时,他们肯定说,从匈牙利委员会得到过十先令的补助,而且预先告诉他们,今后不再给他们补助了。让这些人得不到任何救济而流落街头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因此请问你们,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匈牙利委员会拒绝给这两个公民补助是否有特殊原因。 (附证明书的副本两件) 注释: [161]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初于1849年9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169、343、347、547、551、558页。 [417]在恩格斯的这封信内附了以下两个文件的副本: “兹证明卡尔·基林斯基先生于1849年7月同从撒丁来的匈牙利骠骑兵一起,被送至君士坦丁堡,因他不再有参军的机会,于1850年2月从该地返回伦敦。 弗兰齐舍克·普尔斯基 1850年2月22日于伦敦 兹证明马丁·里什卡先生于1849年7月同从撒丁来的匈牙利骠骑兵一起被送至君士坦丁堡,并打算参加匈牙利军队。但因军事行动结束而未能如愿,于1850年2月返回伦敦。 弗兰齐舍克·普尔斯基 1850年2月22日于伦敦”。 ——第54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850年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伦敦 [副本] [1850年2月7日]星期四晨[于伦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我很晚才收到您的便条[416],所以我虽然非常乐意,但是很难为您弄到一张今天舞会的入场券。此外,您虽然已被吸收为协会会员,但是您还没有会员证,也没有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而且就在前天,一个和你类似情况的人还被赶出协会。根据这些理由,我完全无法满足您的愿望。 准备为您效劳的恩格斯 注释: [416]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弥勒-捷列林格1850年2月5日的便条的答复,便条内容是请求给自己弄一张伦敦教育协会举办的舞会的票。恩格斯拒绝满足这个请求,这成了捷列林格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支持他们的伦敦教育协会无理取闹的原因。参见本卷第549—550页。——第54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我迟迟才回你的信,因为两星期来我病得很厉害。 杂志[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将在下星期出版。其中登有你的文章。我们希望你继续写。杂志因我生病而推迟出版。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打算两期合在一起出,但是出版商从营业方面提出了完全合理的理由反对这样做。于是需要重新变更,这时恰好碰上我生病。 将从科伦给你寄二百份去。其中两份请寄给法兰克福附近赫希斯特的克·比林格尔。他是在这里订阅的。也别忘了收费。 你托我去找捷列林格,我已照办。他根本不适合做英国的通讯员。在维也纳,瞎扯一顿还可以过得去,可是在这里就需要研究问题。下次再详谈。 你的卡·马克思 我和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在汉堡,已经订购了一千五百份左右。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50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伦 [1850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今天只就一件紧急的事情给你写几句。 为了我们的《评论》,为了把它逐渐改变为双周刊和周刊,然后根据情况重新把它变为日报——也为了我们其他的宣传目的——我们需要钱。钱只有在美国才能弄到,现在所有的半革命者(例如,有个叫安内克的,他在普法尔茨可耻地逃跑了,还申明自己连士兵也不是)都在那里摘金苹果。 因此,我们决定,立即把康·施拉姆作为特使派往美国。我们所设想的这样长时间的旅行,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塔勒。我们请你尽快地为此筹集款项,同时请你立即为《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康·施拉姆(他勇敢地从威塞尔要塞逃跑出来,回到了我们党)寄来介绍信。 为钱的事,我也给格·荣克写了信。 盼即回信。 你的卡·马克思 我们的特使同样也接受了这里的宪章派和法国流亡者的委托。 这是涉及整个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事情。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你必须在你的介绍信中讲清楚《新莱茵报》在德国的地位以及它的革命作用。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850年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415] 伦敦 [副本] 1850年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恩格斯、载勒尔、维尔特、维利希和我将不出席1月3日举行的集会,原因如下: 1.被邀请的政治流亡者的名单是任意确定的。例如,其中就没有康·施拉姆和斐·沃尔弗。 2.数年来一直领导伦敦德国民主派的工人一个也没有被邀请。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415]马克思的这封信是为了答复班贝尔格尔、弥勒-捷列林格和鲁道夫·施拉姆1849年12月30日写信邀请他参加德国流亡者的集会而写的。——第54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1849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 巴塞尔 1849年12月22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麦克尔斯菲尔德街6号 亲爱的沙贝利茨: 来信收到了,我没有在洛桑给你回信,是有种种原因的,而主要是因为我做了一次从热那亚到伦敦的环球航行,使我在海上呆了五个星期。我当时没有把我的手稿[注: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交给班贝尔格尔,是因为我想把它作为单行本出版,或者(如果出不了单行本)把它登在当时我们已经计划出版的杂志[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上。现在这个杂志已经创办起来了,一月份将在德国出版第一期——这一点你从前些时候《伯尔尼报》登的广告上大概就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或者你的老头[注: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老沙贝利茨。——编者注]愿意承担在瑞士推销杂志的任务,并与我们直接建立账目联系,我们是非常乐意的。我们在汉堡的经理人可以把杂志寄给你们,你们也可以设立一个全瑞士的总代理机构。不管怎样,我们宁愿只同殷实可靠的商号打交道,而在伯尔尼登广告的那个人我不了解。有机会请告诉我,此人能否信得过。请考虑一下,整个这件事该怎么办才好,并请告诉我条件如何。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每三个月结算并付款一次,至少长期订户应如此。我们在汉堡的经理人也是这样做的。 请把附上的广告[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编者注]登在《国民报》上,如果你有时需要广告来填补空白,就请你首先用这个广告。 第一期除了一般性的前言(马克思写的)以外,包括了我写的关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一篇文章、小沃尔弗[注:威廉·沃尔弗(鲁普斯)。——编者注]写的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和斯图加特议会近况的文章、马克思和我写的时事述评,如有可能,还包括马克思在这里工人协会所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讲演的第一讲。[413]此外还有一些小文章,也许还有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写的一些东西。沃尔弗、马克思、维尔特和我现在都在这里,如果可能的话,鲁普斯不久也将到这里来。 一般说来,这里一切都很好。司徒卢威和海因岑随时随地都在阴谋反对工人协会和反对我们,但是没有得逞。他们同几个从我们协会清洗出去的温和的抱怨派[246]办了一个单独的俱乐部[412],海因岑就在这个俱乐部里发泄他对共产主义者的害死人的学说的愤恨。 请立即就事务问题给我来信。 你的弗·恩格斯 预祝你新年健康。 劳驾立即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道耳的《日记》、贝克尔和埃塞伦的著作,[414]以及其他在巴登出版的对巴登战役史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有事实而不是空喊的东西邮寄给我。所花费用,你可以记到我的名下,或者算到将来同《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订的合同中去。 注释: [246]指资产阶级人士对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的反应。马克思仿照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讽刺地把这些人士的代表叫做“抱怨派”(《Heuler》)。——第296、542页。 [412]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和1850年4月底在伦敦建立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合会。民主联合会的组织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司徒卢威、博布钦、鲍威尔(施托尔佩人)等——极力阻挠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阴谋反对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马克思把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叫做“流亡者委员会”(见注161)。——第537、542页。 [413]恩格斯信中所提到的威·沃尔弗的文章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第一期中没有刊登。编辑部的通知中说,威·沃尔弗的著作《德国议会的最后几天》将在杂志的第二期发表。但只是在第四期上,才刊登了威·沃尔弗评论斯图加特“残阙”的国民议会和帝国摄政的文章《〈全国各地〉特写补充》。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国际述评(一)》,刊登于杂志第二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4—268页)。 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做的政治经济学讲演没有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刊登过。——第542页。 [414]《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1849年伯尔尼版(《Rap-portsduGénéralMieroslawskisurlacampagnedeBade》.Berne,1849);阿·道耳《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莱茵普法尔茨和巴登解放斗争时期的日记》1849年圣加伦版(A.Daul.《TagebucheinespolitischenFlüchtlingsw?hrenddesFreiheitskampfesinderRheinpfalzundBaden》.St.Gallen,1849);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Joh.Phil.BeckerundChr.Essel-len.《GeschichtedersüddeutschenMai-RevolutiondesJahres1849》.Genf,1849)。——第54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1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12月19日于伦敦切尔西区国王路安德森街4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了。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各种各样的事务以及我写信时动作困难,这就是我长期沉默的原因。经过种种波折[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首歌。——编者注],现在我终于把我的杂志[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安排妥了,我在汉堡找到了印刷厂主[注:克勒尔。——编者注]和发行人。一般说来,整个事情都要用私人的经费进行。糟糕的是,在德国在能够开印以前,总是要费许多时间。我几乎不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出三期或许两期月刊,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而《政治经济学》连写完草稿的机会也没有了。 因为你就住在德国,详细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清楚,所以你也许可以抽出时间,简短扼要地把南德意志的情况以及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的杂志写一写。 其次,我请你把附上的广告[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编者注]登在你们的报纸[注:《新德意志报》。——编者注]上,但是只能在《科伦日报》登出了汉堡书业经理人的广告以后再登。你可以把抄件寄往威斯特伐里亚。你从广告中可以看到,我们除了希望通过书商推销外,还希望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推销,就是我们党内的同志组织订阅,并把订户名单寄给我们。目前我们还不得不把价格定得相当高而每期的篇幅并不多。如果我们的资金因杂志销路甚广而增加的话,那末,这些缺点就会得到克服。 你对蒲鲁东、勃朗和比埃尔·勒鲁之间的争论是怎样看的呢? 维利希向你问好,恩格斯、红色沃尔弗[注: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维尔特也向你问好。 目前在英国这里,正在开展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一方面是保护关税派进行宣传,这种宣传受到狂热的农村居民的支持(谷物自由贸易的后果开始象我在几年前所预言的那样表现出来了[注: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另一方面是自由贸易派从自己体系中作出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结论,他们在对内政策方面是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183],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又是和平派。而最后是宪章派,他们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贵族,同时又更加起劲地开展了他们这一派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希望不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托利党在内阁中代替了辉格党,那末,这些党派之间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宣传的外部形式就会更有革命性,更加激烈。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 你想必已经知道,我的妻子给世界增添了一个公民[注: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她要我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也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请速回信。 你的卡·马克思 又及:你能否给我弄到公民亨策的地址?[注:这封信的下面一部分,保存下来的是一个抄件,不知道是谁抄的。——编者注] 你从报上可以看到臭名远扬的海因岑愚蠢的大话。德国的革命把这个家伙毁灭了。要知道,在革命以前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小资产者和商品推销员喜欢看这些白纸黑字印出来的蠢事和大话,他们自己就是坐在小酒馆里吃着乳酪和饼干,十分神秘地干这种蠢事,说这种大话的。现在他想在政府面前损害其他居住在瑞士和英国并积极参加革命的流亡者的声誉,来挽回他自己的面子。他大吵大闹,并且威胁说,不久以后要在进早点的一刻功夫吞掉千百万人,力图以此获得一种有利可图的殉道者的光荣。 注释: [183]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加入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他们在1849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成立了这个协会。资产阶级激进派用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的要求,指望在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受到科布顿、布莱特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的改良派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五十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1855年解体。——第191、199、53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1849年1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 伦敦 [草稿] [1849年]11月30日于伦敦 医生先生: 鉴于我们所属的两个团体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且您直接攻击了这里的流亡者委员会[412](至少是攻击了这个委员会中的我的同事和朋友),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行动被双方解释为暧昧不明的话,我们就必须断绝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昨天晚上我妻子在场,我认为不便说出我对这种冲突的意见。 对于您的诊治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请您把账单寄给我。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博士 注释: [412]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和1850年4月底在伦敦建立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合会。民主联合会的组织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司徒卢威、博布钦、鲍威尔(施托尔佩人)等——极力阻挠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阴谋反对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马克思把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叫做“流亡者委员会”(见注161)。——第537、54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乔治·朱利安·哈尼1849年10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乔治·朱利安·哈尼 伦敦 1849年10月5日于热那亚 亲爱的哈尼: 你大概已经收到我托维利希上校寄给你的那封短信了。我现在告诉你并请你转告马克思,今天早晨我到了热那亚,如果风向和气候好的话,我明天就乘斯蒂文斯船长的英国纵帆船“康沃耳钻石号”前往伦敦。我在途中大约要走四五个星期,因此将于11月中到达伦敦。 能够这样快地找到好机会,摆脱这种可诅咒的警察气氛,我感到非常庆幸。我确实从来没有看到过象皮蒙特这里组织得这样好的警察。 永远忠实于你的弗·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8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8月25日于洛桑市拉帕吕德广场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经过种种波折[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首歌。——编者注],经过了在黑森和普法尔茨的多次被捕[411],经过了在凯则尔斯劳顿三个星期的悠闲生活,经过了一个月的光荣战役(在这期间,为了换换花样,我也曾身佩战刀,做了维利希的参谋),经过了同流亡者队伍一起在窝州度过的一个月枯燥的宿营生活,我终于来到洛桑这里,开始了独立生活。我首先坐下来,写一篇关于整个普法尔茨—巴登滑稽剧的可笑历史[注: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但是因为我和德国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哪些城市戒严,哪些不戒严,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找哪个出版商。我现在一个出版商也不认识。你在当地,应该比较清楚哪一个出版商愿意商谈出版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是完全保险的,不会有被没收或吃官司的危险。也许在法兰克福能找到这样的出版商。但是他必须有钱。请你费心把这方面的情况尽快地写信告诉我,我好立即采取措施。 最近我在日内瓦看到了你们的红色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他非常愉快,在乡下同德孚众望的埃塞伦和其他和蔼可亲的diisminorumgen-tium[注: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一起喝酒。 向你的夫人和其他熟人衷心问好。 你的恩格斯 注释: [411]1849年5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黑森士兵逮捕(他们怀疑他俩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后被送往达姆斯塔德,从那里又被送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释放。 1849年6月初普法尔茨临时政府以进行反政府宣传的罪名在基尔希海姆博兰登将恩格斯逮捕。由于临时政府成员德斯特尔的坚决要求,恩格斯于次日被释放。——第53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49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伦 [1849年]9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来信请寄:格罗夫纳广场罗伯茨街18号彼得逊咖啡馆卡尔·布林德收;给我的信要另放在一个信封里[注:手稿中这句话的两边都划了一道。——编者注]。 我只能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一百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要去打扰;她好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创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拉萨尔显然是因我给你的信[注:见本卷第527页。——编者注]和我给他的信而在抱怨。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意图,本来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给他写信,但是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使我很难动笔。 等我身体稍微好一点,我就把政治状况更详细地写信告诉你。希望你立即给我写封短信。向你的夫人、丹尼尔斯等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1849年8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雅科布·沙贝利茨 巴塞尔 1849年8月24日于洛桑市拉帕吕德广场8号 亲爱的沙贝利茨: 我非常感谢你迅速地把信转给了我。因为信不能直接寄给我,而我又没有别的地址,所以我不得不麻烦你。也许你还会收到一两封给我的信,仍望费神给我转来。 我现在呆在洛桑,写关于普法尔茨—巴登革命闹剧的回忆录[注: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你很了解我,不会以为我在政治上参与了这个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事件。我在卡尔斯卢厄和凯则尔斯劳顿十分痛快地取笑了临时政府的错误和犹豫不决,拒绝了一切委任的职务,而且普鲁士军队一来,我就到欧芬巴赫的维利希那里去,作为他的参谋参加了整个战役。我有时在司令部,有时在前线,但始终同最高指挥官保持通讯,经常同德斯特尔(他作为“红色佞臣”推动了政府前进)联系,我参加了各次战斗,最后在拉施塔特会战中,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事情,懂得了许多事情。你知道,我有足够的批判能力,不会赞成平庸的极端共和主义者的幻想,能够看透领袖们用大话掩盖起来的怯懦。 我的这一著作按照《新莱茵报》的精神,对这一段历史提出了与其他可以预期将会出现的说法不同的解释。它将揭露某些肮脏勾当,特别是将包含关于迄今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普法尔茨事件的许多新材料。它的篇幅不大,大概有四到六印张。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不停地物色一个出版商。我不想把稿子寄往德国,因为在邮递中有失窃的危险。我对瑞士的出版情况知道得很少,我想问问你,你的老头[注: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老沙贝利茨。——编者注]是否属于适合出版这类著作并(请注意)能够付款的出版商之列。我必须立刻拿到钱,因为需要过日子。这部著作是容易读的,这一点恐怕无需向你多说,它在德国可以出售(它不会被没收,因为它的题目没有提供可被没收的借口),这我可以用我的名字作担保。因此,如果能同你父亲订一个合同,那我就信托你了,如果不能,那也不要紧。在这种情况下,务请你给我想些其他办法,包括告诉我德国可能找的出版商,因为我对德国的出版情况也一无所知。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你尽快地给我回信。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8月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8月中于巴黎] 亲爱的魏德迈: 如果吕耳愿意承担我所无能为力的全部事务工作而他将因此得到佣金,我是乐意接受他的建议的[410]。 1.不过我这里还没有一个能垫付必要经费的印刷业主。 2.我认为预订名单是多余的。在《西德意志报》和莱茵的其他报纸以及另外一些报纸上刊登广告会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件事特别需要在柏林、汉堡、莱比锡和布勒斯劳的报纸上刊登广告。 关于你的报纸[注:《新德意志报》。——编者注]的消息十分令人不快。为此我最近要给《新莱茵报》的正直的老经理瑙特写信,然后把结果告诉你。 我的文章[注:见本卷第530页。——编者注]本来你早就应该收到,可是由于我妻子和我所有的孩子全都生病,我当了一个星期的护士。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卡·马· 盼尽快回信。 注释: [410]指给马克思的一套小册子寻找出版商的事情(见本卷第530页)。——第53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8月1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8月1日左右于巴黎]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从德朗克那里知道,从威斯特伐里亚女士[注:见本卷第524页。——编者注]那里什么也没有弄到。那也不要紧。 现在请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小册子发行出去? 我想从论工资的小册子着手——《新莱茵报》上只刊登了它的开头一部分[注: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编者注]。我要给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关于目前情况的政治性短序。你认为,譬如说,列斯凯会同意这样做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在接到稿子后立即付钱,而且要多付钱,因为我知道,这个小册子销路一定好,现在就已经有许多人准备预订了。我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去偿还列斯凯的旧账。 如果列斯凯以后看到,这件事进行得顺利,那末我们将来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进行。 昨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一封信[注:见本卷第525—527页。——编者注];他在瑞士,并且作为维利希的参谋参加了四次战斗。 达摩克利斯的剑还悬挂在我的头上。驱逐我出境的命令[注:见本卷第156、158、160页。——编者注]既没有取消,目前也没有执行。 不管目前的情况对我们个人如何不利,我还算是心满意足的。事情非常顺利,官方民主派所经受的滑铁卢应该看作是一个胜利。托上帝的福,政府承担了为我们向资产阶级报仇和惩罚它的任务。 这几天,我也许给你的报纸[注:《新德意志报》。——编者注]寄一篇关于英国状况的短文。现在我对这个题目腻烦透了,因为我在好些私人信件中已经就这个题目发挥过了。 请直接写信给我,我的地址是: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的妻子感到很不舒服,这是她怀孕的自然的影响。再见,亲爱的,立即给我回信。 你的卡·马·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49年7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伦 [1849年]7月31日[于巴黎]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向你承认,拉萨尔的行为使我非常吃惊。我个人曾向他求援,因为我自己也曾把钱借给伯爵夫人[注: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编者注],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拉萨尔对我是不错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料到会这样使我难堪。相反地,我曾经请他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我宁愿过最贫困的生活,也不愿公开求乞。为此我给他写过信。 这件事真叫我说不出的生气。 我们来谈谈政治吧,因为这可以摆脱一切个人不愉快的事。瑞士的情况愈来愈复杂,而现在意大利方面又加了一个萨瓦问题。看来奥地利打算在不得已时,用牺牲意大利来弥补它在匈牙利的失利。但是,如果现在的法国政府容许萨瓦并入奥地利,它就会把自己置于死地。法国议会的多数派正处于明显的瓦解中。右派分裂为纯菲力浦派[注:路易-菲力浦派。——编者注]、与菲力浦派一起投票的正统派,以及最近和左翼一起投票的纯正统派。梯也尔之流的计划就是要使路易-拿破仑执政十年,直到巴黎的伯爵成年,然后再代替他。如果国民议会——几乎是肯定了——再征收酒税,那就会使所有的葡萄酒酿造者起来反对它。它的每一个反动措施都会使一部分居民脱离它。 但是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英国。不要对以科布顿为公认首领的所谓和平派空抱希望。也不要对英国人在全国举行集会时对匈牙利人所表示的“无私的热情”空抱希望。 和平派不过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打扮。二者内容相同,目的相同,首领相同。就象自由贸易派在国内攻击贵族,以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法来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一样,现在,他们又攻击贵族的对外政策,攻击它在欧洲的联系,企图破坏神圣同盟。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激进的资产者,他们为了毫无限制地进行统治,想同贵族彻底决裂。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把人民引上了舞台,使人民获得政权。不用中世纪的战争,而只用贸易战争来剥削各国人民——这就是和平派的口号。科布顿在匈牙利问题上的行动是直接由一些实际理由引起的。现在俄国想签订一个借款协定。科布顿这个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禁止金融资产阶级签订这种协定,在英国是工业统治银行,而在法国却是银行统治工业。 科布顿对俄国人进行了比邓宾斯基和戈尔盖所进行的更可怕的战斗。他揭露了俄国人财政方面的穷困状况。他说,俄国人是最贫穷的民族。西伯利亚矿山每年只给国家七十万英镑,而国家所收的酒税却比这大十倍多。诚然,彼得堡银行地下室里的金银储藏量达一千四百万英镑,但它却是八千万英镑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因此,如果沙皇动用银行地下室的储备,那他就会使纸币贬值,而在俄国国内引起革命。傲慢的英国资产者叫喊道:可见没有我们的贷款,这个专制主义的庞然大物是动弹不了的,而我们什么也不给它。我们用纯粹资产阶级的办法再进行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争。金牛犊比坐在世界宝座上的其他一切蠢牛都有力量。当然,在匈牙利问题上,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不是采取迄今实行的奥地利的封锁政策的做法,而是同匈牙利签订贸易条约和进行某种自由贸易。他们深信,他们现在悄悄地积极提供给匈牙利人的钱,将会通过贸易的途径带着利润和利息回到他们手里来。 英国资产阶级对大陆专制主义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是与它从1793年到1815年所进行的反对法国的斗争完全相反的。这一发展过程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7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7月13日于巴黎百合花路45号回信请寄:腊姆博先生收 亲爱的魏德迈: 德朗克可能已经写信告诉你,你应该把红字报[405]推销出去,随便卖多少钱。 我全家在这里已无分文。而现在毕竟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挣到三千至四千法郎。我的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压制它)在这里开始受到欢迎;能否做到必须出第二版,要看我是否在几家最重要的报纸上都登出几篇评论它的文章。但是要使这一点对我有利,就必须把布鲁塞尔和巴黎现有存书如数买过来,以便成为此书的唯一占有者。 如果有三百至四百塔勒,我就可以做这件事,同时可以在这里维持最初一个时期。在这方面你也许可以帮助我,办法就是这样: 里达有一位女士(吕宁和她也有联系),曾经为了《新莱茵报》寄给卡尔·波斯特一千塔勒,但是当这报纸停刊时,她又把钱收回去了。能否通过你动员她把这笔预付款拿出来?我曾经给《新莱茵报》(这毕竟是党的企业)投资七千塔勒以上,因此,我认为我更加有权要求得到这种支援。 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办这件事,但是不要告诉别人。告诉你,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就完了,因为我全家都在这里,而且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 盼即回信。 你的卡·马克思 注释: [405]指用红色油墨刊印的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第524、55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849年7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巴黎 1849年7月25日于窝州斐维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和马克思想必都会感到奇怪,我竟这么久没有给你们一点音信。原因是这样:就在我从凯则尔斯劳顿写信给马克思的那一天,传来消息说,霍姆堡已被普鲁士人占领,因而同巴黎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当时我不能再发信,就到维利希那里去了。在凯则尔斯劳顿,我本来打算不过问一切所谓革命活动的[406];但是当普鲁士人到来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参加了战斗。维利希是唯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参谋。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407],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发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蛮勇举动”却不知有多少!总而言之,我幸运地摆脱了各种危险,而《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们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金克尔报名参加我们的军团当射手,他干得很出色;就在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头部被枪弹擦伤,而且成了俘虏。 在我们的军团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一切部队都晚二十四小时进入瑞士,于昨天到达了斐维这里。[408]在战役中以及在进入瑞士的行军途中,我根本无法写信,即使只写一行也不行。但是现在,我要赶快报告一下情况,赶紧写信给您,尤其是我在巴登某处听说马克思已在巴黎被捕。我们看不到任何报纸,因而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我根本无法断定。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为此焦急不安,我万分迫切地恳求您安定我的心,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马克思被捕的这个传闻还没有证实,所以我仍然希望它不是真的。不过,德朗克和沙佩尔都在监狱里,这一点我几乎是深信无疑的。总之,如果马克思还是自由的,那就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并请他马上给我写信。如果他感到在巴黎不安全的话,那他在窝州这里将会是十分安全的。政府本身自称是红色的,是不断革命的拥护者。日内瓦的情形也是一样。曾在美因兹军团里担任过指挥官的那个特利尔人席利,目前正在日内瓦。 我如果能从家里搞到一些钱,那我很可能到洛桑或日内瓦去,到那里再决定以后怎么办。我们那个曾经勇敢地作过战的部队现在使我感到腻烦,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思想家[409],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军团里能够谈得来的多数人都已经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我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所处的地位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是少得多了。因此,请您立即使我摆脱这种不明真相的处境。 您的恩格斯 来信寄瑞士斐维德国流亡者弗·恩格斯收 (如有可能,就用寄到提翁维耳或麦茨的信封。) 注释: [406]恩格斯指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145)。——第525页。 [407]指1849年6月29—30日巴登革命军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附近最后一次会战。被包围在拉施塔特要塞里的巴登军的残部直到7月23日才投降。——第525页。 [408]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作战所在部队于1849年7月12日越过了瑞士边界。——第526页。 [409]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抱有唯心主义观念,认为思想具有独立作用,而不懂思维、意识对物质实际的依赖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叫做思想家。——第52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404]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6月1日于宾根] 亲爱的魏德迈: 我请你以我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名义控告翻印弗莱里格拉特诗作的出版商,并且要求他赔偿损失。 我的全权代表是科伦的斯·阿·瑙特,请你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他。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克思 注释: [404]1849年5月底,《新莱茵报》停刊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德国西南部作了一次旅行,他们是从普法尔茨去宾根的。马克思于6月初从宾根去巴黎(见注144)。——第52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1849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 科伦 [草稿] [1849年3月5日左右于科伦] 致第二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先生 阁下: 我确信普鲁士皇家的军士不会否认他们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所说的话,所以我不必对现在成了问题的谈话找任何证人[注:手稿删去了下面的一句话:“虽然当时碰巧有一位《新莱茵报》的编辑在我家。”——编者注]。至于所谓我曾声明,什么“正如人们不久以前所看到的,法庭不能把我怎么样”,那末甚至我政治上的敌人也会同意,即使我有这样愚蠢的想法,我也不会对第三者说的。而且,军士先生们自己也不会不承认,我曾经向他们说明,刊登在横线以下的东西和我完全没有关系,我一般只是对报上我签字的那部分文章负责。可见,甚至根本扯不到我对法庭的态度问题。 我宁愿放弃对此事作进一步调查的要求,因为我不是为了处罚这些军士先生,而只是要通过他们长官之口来使他们注意自己的职权范围。 至于您最后的热情的意见,那末《新莱茵报》对最近在军队内部发生的磨擦表示沉默这一点就已表明,它是完全能考虑到目前人心激动的情况的。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1849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1849年3月3日 科伦 [草稿] [1849年]3月3日于科伦 致第二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先生 阁下: 前天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有两位军士到我家来找我个人谈话。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因此他们没有被接待。昨天下午这两位先生又到我这里来,要求同我面谈。 我请他们进了房间,随后也跟了进去。我请这两位先生坐下并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他们希望知道2月28日《新莱茵报》第233号发表的那篇反对冯·乌滕霍芬上尉先生的文章的作者的名字[403]。我回答这些先生说:(1)所说的这篇文章和我没有关系,因为它登在横线以下,所以也可以说是广告;(2)他们可以免费登反驳意见;(3)他们可以对报纸提出控告。这些先生说,由于这个广告,整个第八连都感到受了侮辱。我回答说,只有第八连的全体成员都签了名才能使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这两位军士先生就向我声明,如果我不把“这个人”说出来,“交出来”,他们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事情就可能“严重了”。 我回答这两位先生说,用威胁和恐吓从我这里是根本得不到什么东西的。之后,他们就嘟囔着走了。 如果连队象一帮土匪一样派代表到个别市民那里去,想用威胁手段来迫使他们做这样或那样的供认,那末纪律一定松弛到了严重程度,法制观念大概完全没有了!我特别不明白“我们再也不能约束我们的人”这句话的意思。难道这些“人”有自己的司法权?难道这些“人”除了法律上的起诉手段以外还有其他手段? 上校先生,我请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把这种奇特的蛮横要求给我解释清楚。如果迫使我诉诸舆论,那是令人遗憾的。 注释: [403]指刊登在1849年2月28日《新莱茵报》第233号附刊上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简讯指责了以反动观点著称的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上尉冯·乌滕霍芬滥用公家燃料和用公家燃料作投机买卖。——第52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丹尼尔·芬奈尔·冯·芬奈堡1849年3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丹尼尔·芬奈尔·冯·芬奈堡 1849年3月1日于科伦 阁下: 要不是我事先得向别人询问关于您的事,我早就给您答复了。我认为您在这里公开进行活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里的警察厅长邀功心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今天我们就看到有一位波兰流亡者没有任何理由就从这里被驱逐了。其次,我向您建议,因为您的护照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所以最好选择其他任何途径前往巴黎,只是别走经过科伦和布鲁塞尔的这条路。经过科伦还可以,但是在比利时边境您肯定要被捕,也许拘禁许多天之后才用囚车把您送往法国边境。我自己在五个月以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402],而且我们每天都听到比利时人对待流亡者的这种可耻行为。您甚至会有这样的危险:这些流氓们会象抢流亡者冯·霍赫施泰特尔的钱一样,把您的钱全部抢去,而您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如果我能在其他方面为您效劳的话,我一定乐意去做。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02]1848年10月初恩格斯同在九月事件(见注128和138)之后从科伦逃走的德朗克一起,来到了布鲁塞尔;10月4日他们两人被比利时警察局逮捕,送入监狱,后来押解到法国边界,他们从那里前往巴黎。——第52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恩斯特·德朗克1849年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恩斯特·德朗克 巴黎 [1849年]2月3日于科伦 亲爱的德朗克: 对你的信(其内容恩格斯已告诉我了),我简要答复如下: (1)关于你到这里来的问题。我曾经写信告诉你:“在我给你写信以前不要到德国来”,因为克腊茨对我说过,你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2)后来我写信给卡普而没有给你,是因为卡普一再用恫吓信纠缠我。我给卡普的期票,科尔夫没有承兑。在这期间我已向股东会议声明,不是科尔夫就是我应当脱离该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此外,普拉斯曼恰恰在这期间又扣押了邮局的汇款,而报纸也正如恩格斯本人到达这里时[400]所承认的那样,每天都有破产的危险。 (3)至于迈耶比尔的事,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处于我们这样每天都有排印工人因为一两个塔勒闹事的情况下,我就不能忽视一百五十塔勒。 (4)至于我谈到卡普的那封信,我是对的。卡普在最艰难的时刻以公开攻击进行威胁。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当时的处境,你就会理解我的气愤。至于维尔特的评注(不过这涉及的不是你,而是不断写信到这里来的伊曼特),我现在才听说。 (5)至于1月14日寄出的二十五塔勒,那是在有人亲眼看到的情况下寄到艾韦贝克那里给你的。这里的邮局明天将对此事作出说明。请注意:卡普就在这时候收到了我十五塔勒。 (6)至于没有收到我的回信的问题,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可以证明,我经常给你写信。 (7)我有一次曾以非常激动的语气给你写信,那是因为:(a)我这里报纸的处境极为困难,报纸的所有通讯员和债权人都找到我的头上。(b)因为伊曼特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肯定地说,你和卡普等人把我骂得十分厉害,而高贵的博伊斯特(如果我没有搞错是博伊斯特的话,因为我不确切知道)也寄来了类似的信。 过几天,报纸不是垮台就是得到巩固,那时我们立即再给你寄些钱。现在我们根本没有钱。二十五塔勒的事必须弄清。 我总是把你看作报纸的编辑,这一点无论从各种报纸上刊登的新广告,还是从我发表你的关于驱逐法兰克福的流亡者的文章时注明“寄自科伦”这样的做法上都可以看出来。[401] 你的马克思 [威·沃尔弗的附笔] 完全同意上述内容。 你的鲁普斯 注释: [400]1848年9月底离开科伦的恩格斯(见注128)于1849年1月中返回该地。——第519页。 [401]《〈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83—684页)。 马克思指发表于1849年1月11日《新莱茵报》第192号的一篇关于法兰克福流亡者维德克尔从伦敦被驱逐的通讯《欧洲警察同盟》,注明“1月8日寄自科伦”,用德朗克的通讯员名字署名。——第52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849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拉提博尔 [1849年]1月15日于科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您对邮件到达的日期算得总是不对,因为您以为奥地利和柏林来的邮件会准时到达这里,但它总是迟到一两天,到得极不准时。您从维也纳来的第一封信我是10日晚上收到的。11日我就立即寄了一封信到奥得堡,并附有五十塔勒的银行券,存邮局待领。因此,无论如何您必须回到奥得堡去领取这笔钱。 只要您从奥得堡回来立即来信,告诉我您找好的临时住址在什么地方,您就可以收到报纸。 尽管盖格尔不怀好意,我希望您的护照问题能在两三天内最终顺利解决。但是您也要写信告诉我,柏林的朋友应该把护照给您寄到什么地方。 如果您一定不去维也纳(这会给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带来无法补偿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您得找一个人代替您写每日通讯),那末,我看布[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勒斯劳对您倒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我经常忧虑地惦念您那理应有比较安乐的命运的夫人。 附上一份《新莱茵报》,因为上面有关于马扎尔人的社论[注:弗·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编者注],希望您对它感到兴趣。 请尽快给我写信。在法国,春季又将开始新的吵闹。可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过于迅速地达到了“罪孽深重”的地步。 您的卡·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1848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395] 1848年12月于伯尔尼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 公民们: 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于本月9日、10日和11日在伯尔尼这里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建立彼此间的永久的联合,并确定伯尔尼联合会[396]为区部联合会。 本中央委员会现在通知你们,联合已经建成。 其次,中央委员会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决定同三月同盟进行通讯联系。由于我们共同章程第一条的规定,不能同三月同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为瑞士各联合会在这一条中明确表示赞成民主社会共和国[397]。 再次,代表大会委托我们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德国帝国中央政权对瑞士所采取的措施[398]。这些既不公正又令人可笑的措施不仅在整个欧洲面前败坏了德国的声誉,而且对我们,在瑞士的德国工人来说特别有害,因为它危害到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使我们德国民主派在我们的朋友,瑞士民主派面前处于被人误解的地位。 我们希望,三月同盟的任何一个议员能利用最近的合适时机,把瑞士德国工人的这种正式观点通知所谓国民议会[399]。 我们等待着你们的材料和来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信的背面写着]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议员特留茨什列尔先生收 注释: [395]恩格斯的这封致三月同盟的信是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受瑞士德国人联合会的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委托写的(见注388)。在1848年12月10日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讨论到与小资产阶级的三月同盟(见注140)建立联系问题时,斗争激烈起来。尽管伯尔尼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根据三月同盟这个组织不是站在共和派立场这个理由,发言反对同三月同盟通讯,但仍然通过了给三月同盟写信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全文在12月11日的会议上被批准。恩格斯在起草这信时,不得不考虑到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他终于使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莱茵报》对待三月同盟的立场在这个正式文件中得到了反映。例如,他在报道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决议时强调指出,新建立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共和主义纲领,使这个组织不可能与三月同盟进行密切合作。——第515页。 [396]到1848年时,伯尔尼工人联合会成了瑞士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之一,对伯尔尼州许多较小的工人联合会起着领导作用。它遵循共和民主纲领,但在很大程度上受着魏特林和波尔恩的影响。工人联合会于1849年春季瓦解。——第515页。 [397]根据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第一条,新组织的宗旨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会员,并且以一切合法手段,力求做到使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原则和设施得到德国人的承认,并得以实现”。——第516页。 [398]临时中央政权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和帝国内阁组成,它是按照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定建立的。临时中央政权虽然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没有任何实力,但仍然帮助了德意志各邦君主实行反革命政策。关于中央政权因在瑞士的德国共和主义流亡者的活动而对瑞士政府提出的要求,见弗·恩格斯《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2—62页)。——第516页。 [399]指德国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国民议会,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始开会。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德国的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制定全德宪法。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人的懦怯和动摇,由于小资产阶级左翼的不坚决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并且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主要问题上不能采取坚决的态度。议会不敢动员人民的力量去反击反革命的进攻和捍卫它所制定的帝国宪法;1849年6月18日国民议会就不再存在了。——第51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警务顾问威廉·施梯伯1848年12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警务顾问威廉·施梯伯 柏林 [草稿] [1848年12月29日左右于科伦] 编辑部收到了您的来信[393],现在正要发表从法兰克福寄来的更正。至于您威胁说要对诽谤进行起诉,那这只能证明您对刑法典[394]的无知,因为刑法典上关于诽谤的条文是不适用于本报第177号上的那篇通讯的。为了使您安心,我们现在告诉您,这篇通讯是在《新普鲁士报》发表类似报道以前,由一位法兰克福的议员[注:大概是施略费尔。——编者注]寄给我们的。我们认为,您以前在西里西亚的活动不能驳倒上述那篇通讯的内容,虽然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您放弃在柏林的比较有利可图和比较有名望的地位,而换取一个尽管是合法的但是不可靠和不光明正大的地位。 至于您对您在西里西亚的活动的保证,我们将尽力为您提供资料,是公开提供还是私下提供,随您的便。 我们原谅您信中对于民主派和民主派刊物的指责,因为对您来说这还是新东西。 注释: [393]指1848年12月26日警务顾问施梯伯因12月24日《新莱茵报》第177号刊登一篇寄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题名《施梯伯博士》的通讯,而写给《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一封信。简讯报道了施梯伯因1848年9月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而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调查。编辑部在1848年12月30日报纸第182号的附刊上刊登了一则对这篇简讯的更正,说:施梯伯去法兰克福旅行是为了安排他的私事。——第514页。 [394]刑法典(Codepénal)是1810年法国通过的,沿用于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第51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斐维联合会1848年12月25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斐维联合会[387] 1848年12月[25日左右]于伯尔尼 致斐维联合会 朋友们,兄弟们: 我们以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回答你们12月7日的来信。[388]因为代表大会已经拟定各个联合会联合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不打算谈你们对苏黎世联合会[389]的指责,而直接回答你们信中涉及已形成的集中统一的各个问题。 你们首先要求,代表大会也要考虑个别联合会仅仅用书信方式所进行的投票,而且还引用了民主原则。代表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考虑了你们所提出的理由,但是认为,不能同意这种做法。大会认为,如果这样,就根本用不着召开任何代表大会,只要各联合会向中央委员会写信,然后中央委员会计算票数,宣布结果就行了。这大概也就是各联合会迄今为止进行联系而又一无成效的方式方法,而代表大会却在几天之内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事情办妥。这正是因为,通过几个小时的口头讨论,会比多年的通信获得更大的效果,更容易达成协议。没有派代表的联合会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讨论,他们不能听到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而正因为这些理由最后要决定投票的结果,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投票。否则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产生一个多数。尽管你们认为这是不民主的,但是我们认为,你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内都是行不通的,而行得通的始终是我们的意见:在美国、瑞士、法国以及其他一切比较早的民主国家里,始终奉行这样的原则:没有派代表,就不能投票。况且代表大会考虑到让每个联合会将来都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已经决定承担代表们的全部费用。就连这一次代表大会你们也许是能够派代表参加的;洛桑联合会也缺少派代表的费用,就让一个在伯尔尼的公民作为代表,并且给他发出了指示[390]。 到目前为止,瑞士各联合会之间还没有怎么统一起来,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中央联合会居然提出了那样多的相互矛盾的建议。正因为如此,苏黎世联合会建议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苏黎世联合会所起草的临时章程,自然只是一个建议,它必须经代表大会通过,而且你们从随函附去的记录抄本中可以看出,已作了重大修改。但是现在,当由于十个不同联合会的代表的协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开端的时候,非常希望没有派遣代表的联合会参加已经开始的集中统一行动,并象派出代表的联合会几乎都在这点或那点上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而服从多数的决议那样做出让步。没有相互间的让步,我们就永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你们关于把军人联合会“自助者”[391]宣布为中央联合会的建议,大会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但是被否定了。军人联合会“自助者”按照这里的法律(志愿兵法)是一个被禁止的组织,因此,其他联合会本身加入这个组织就同样有被解散和没收财产的危险。其次,军人联合会只愿作一个军事性的组织,而不把代表各联合会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并与德国进行通讯联系看做是自己的职责。柏林中央委员会和莱比锡的工人委员会[392]即使在无可非难的问题上也不会贸然同军人联合会进行通讯联系,因为这样做本身会有被解散和逮捕的危险;同样,军人联合会也不会同这些委员会进行经常的通讯联系,因为这样会招致瑞士当局对自己的最残酷的迫害。我们首先要力求达到的集中统一,应该不给政府以任何借口来对流亡者进行新的迫害,使别人无法进行挑剔,这种集中统一因此也就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甚至连俾尔的代表[注:施坦道。——编者注]也有这种看法,他反对把中央联合会的职权转交给军人联合会理事会。不过,对于任何人来说,加入军人联合会,当然都是自由的。只是希望各联合会本身不要加入,这样在发生新的迫害时,就不会连累到联合会,而只涉及个人。 我们依次回答了你们信中所提的各个问题,现随信附上大会的记录,让你们了解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我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大会的委托,要求你们加入德国各联合会已经形成的联合行动,并尽快地把你们是否愿意参加的决定通知我们。 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你们应该象其他联合会过去已经做了而且将来也会这样做的那样,为了顾全主要的事情,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你们应该参加到许多联合会花了不少经费和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联合核心中来。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容许因为微小的意见分歧而继续分裂下去,那这种联合核心才会带来好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中央委员会 来信请寄:伯尔尼克菲希巷109号恩·贝格尔先生收。 注释: [387]由于警察的迫害不得不暂时离开德国的恩格斯,在瑞士各城市、特别是在洛桑和伯尔尼居留期间,同当地的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以洛桑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了1848年12月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390)。——第511页。 [388]指1848年12月9—11日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瑞士许多城市的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通过了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根据章程,领导总会的应该是中央联合会(伯尔尼的工人联合会被选举为中央联合会),而行使日常领导的则是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2月14日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弗·恩格斯参加,他担任了书记的职务。 斐维联合会在其12月7日的信中表示反对苏黎世的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且在信中建议,俾尔的军人联合会(见注391)行使对新总会的领导。在1848年12月10日代表大会会议上讨论了斐维联合会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央委员会被委托写复信,说服斐维联合会放弃自己的要求,参加新建立的总会。——第511页。 [389]指1848年4月成立的民主派组织,苏黎世的德意志民族联合会,该组织的成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及旅居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是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弗吕贝尔、卢格)影响的。1848年夏季,民族联合会加入了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建立的德意志民主联合会的组织。1848年8月,民族联合会向瑞士所有的德国人联合会号召建立联合组织和召开代表大会。——第511页。 [390]指1848年11月起旅居伯尔尼的恩格斯。洛桑工人联合会于1848年12月8日把恩格斯选为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和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81—682页)寄给恩格斯。洛桑联合会的领导人格·施奈贝尔格、克·哈夫和邦格特于1848年12月8日就这一点写信给伯尔尼工人联合会说:“由于斐维联合会(它只承认俾尔联合会为中央机关)的冷淡态度,我们不能派遣代表。所以我们决定给我们的朋友恩格斯以全权。如果他不出席,则其全权转交给朋友弗罗斯特。”——第512页。 [391]军人联合会(Wehrbund)“自助者”是由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于1848年秋季创立的。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俾尔(伯尔尼州);归附它的是瑞士各城市主要由手工业者组成的各个联合会。军人联合会遵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针,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联合瑞士所有的德国人志愿队,以期在德国建立共和国。它的组织正象他本身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秘密团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带有密谋的性质。瑞士当局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对贝克尔以及军人联合会的其他组织者进行了司法追究。结果,贝克尔被判决从伯尔尼州驱逐出境,为期一年。——第513页。 [392]指1848年10月26日至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德斯特尔、赖辛巴赫、赫克扎梅尔。 指设在莱比锡的由斯蒂凡·波尔恩领导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它是在1848年8月23日—9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在斯蒂凡·波尔恩影响下制定的代表大会纲领,向工人提出的任务是力求实现一系列狭隘的职业上的要求,因而使工人离开革命斗争。——第51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848年1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维也纳 [1848年12月5日于科伦] 亲爱的捷列林格: 您可能已经收到您所缺少的那几号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了,但其中大多数我们这里没有。因此,我还在尽力为您弄到所缺的那几份。 至于您的小品文,请您原谅,我因为实在太忙,直到目前还没有把它读完。如果它不适用于我们的报纸,我们就把它寄还给您。 至于地址,您所有的来信都寄到了。为谨慎起见,您可以寄:制帽人街17号韦雷斯先生收。这个地址不会受到任何怀疑。 我们的报纸目前一分钱也没有了。但是订户……[注:原文有一个字看不清。《人民呼声报》在这里在括号内加了一个字《tr?umen》(梦想),并打了一个问号。——编者注]。这些蠢驴终于明白,我们的预言总是正确的;如果政府不下令叫我们停刊,那我们在1月初就会摆脱困境了,那时我将尽一切可能给您支付报酬。您的通讯无可争辩地是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写得最好的,完全符合我们的方针,因为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刊已经从我们的报纸转载了这些通讯,所以您为教育欧洲读者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根本无法向您描述,为了使报纸能办下去,我不得不在金钱方面做出多大的牺牲并做出多大的忍耐。德国人是一些没有头脑的蠢驴。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衷心问好。请接受我对您的永恒的友谊。 您的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48年1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48年11月13日于科伦] 亲爱的拉萨尔: 请在你们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383]里通过如下决议: (1)普遍拒绝纳税——特别要在农村宣传; (2)派遣志愿军去柏林; (3)捐款给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384] 受莱茵省民主委员会[385]的委托 卡·马克思 (私事) 亲爱的拉萨尔: 如果你能给我寄钱来,无论是二百塔勒,或者借贷单据,那我将非常感激你。请把它们寄到塞西利安街7号我妻子处。我今天接到了传票[386],人们都认为,我明天将被逮捕。 你的马克思 注释: [383]1848年11月初在杜塞尔多夫,同在莱茵省的其他各城市一样,各民主派准备反抗以1848年11月9日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从柏林迁往偏僻小城市勃兰登堡为开端而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普鲁士政府。抗议运动是在联合一切与反动派相敌对的力量的口号下进行的。马克思所说杜塞尔多夫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大概是指订于1848年11月14日举行的人民俱乐部、争取建立民主君主政体同盟、市民联合总会和市民自卫团的联合会议。在这次会上拉萨尔提出了马克思所建议的行动计划。——第509页。 [384]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6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会是为了联合全部德国民主主义同盟而召开的。在1848年10月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510页。 [385]指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导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民主主义团体的活动。马克思在这个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第510页。 [386]1848年11月14日马克思被传到法院侦查员那里就《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一文中“侮辱”检察官黑克尔一事进行侦讯。这篇文章刊载在1848年10月29日《新莱茵报》第129号上。在法院前面聚集着侦讯结束后向马克思致敬的人民群众。——第51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1848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 柏林 1848年9月1日于科伦 亲爱的科本: 您的文章现随函奉还。本来我早就可以把它寄出,但是因为搬家[382]时的忙乱和与此有关的许多事务把您的地址遗失了。 马克思可能已经对您说了,我们在那“被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您是我们所愉快地怀念的唯一的一个柏林人。不过,那种“被逐出境的不眠之夜”毕竟是美丽的,面对着人们称之为德国革命的这种庸人的无聊的滑稽剧,我十分留恋那种夜晚!但是必须懂得为亲爱的祖国作出牺牲,而最大的牺牲,就是要回到这个祖国去,为这些笨头笨脑的公众写社论。 祝您健康!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82]《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开始出版的时候起是在圣阿加塔街12号威·克劳特印刷所印刷的,从第88号和第89号起(1848年8月底)报纸在制帽人街17号迪茨的印刷所印刷。——第50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848年5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敦 1848年5月24日于科伦市赫勒街14号 亲爱的艾米尔: 上星期六我来到了科伦这里。《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将在6月1日出版。但是为了不致立即遇到阻碍,我们必须预先在伦敦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那里没有别人,所以冒昧地把这个工作托付给你。 (1)请你在一个报刊经销人那里为我们订阅(从接信之日起,到7月1日止)《电讯》(报)和周刊《经济学家》各一份。由报刊经销人(你可以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以免我们以后再来打扰你)每天把这两份报刊用邮包或者象通常邮寄报纸那样按印刷品寄给我们,邮件经奥斯坦德寄科伦圣阿加塔街12号威·克劳特先生收。 (2)请把附去的信发出。 (3)请垫付这两份报刊的订费、这封信的邮资等等,这些费用的账单立即寄到科伦圣阿加塔街12号《新莱茵报》发行科,并说明钱应该交付给谁。这样,这笔钱就会立即付清。 报纸出版所需的资金已经筹足。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所缺的就是这些报刊,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版了。《泰晤士报》我们已经收到,头一个月我们只需要上述两种英国报刊。如果你在其他报纸上碰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并且把它寄给我们,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一切费用当然都将立即归还。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些能提供有关贸易、经济状况等详细消息的报纸。请来信告诉我,现在伦敦有哪些报纸,好让我们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我自然没有见到玛丽亚,因为她还没有到达,我就走了。但是在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立即回去一趟。不过,目前在巴门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无聊,人们都对在那里所获得的一点点自由表示愤恨。这群蠢驴认为整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让他们大发横财,而由于在这方面现在遇到阻碍,于是他们就拚命地叫喊起来。如果他们想要取得自由,他们就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曾经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在巴门,蠢驴们却以为他们应当无偿地得到一切东西。这里的情形看起来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普鲁士人还是那样,在波兰人身上用硝酸银打烙印,而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刻,美因兹正遭到普鲁士人的炮轰,因为市民自卫军逮捕了几个喝得醉熏熏的胡作非为的士兵;独立自主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虽然听到了炮声,但看样子根本无动于衷。在柏林,康普豪森无所事事地消磨时日,而反动派、官僚和贵族集团却愈来愈猖狂,因而激怒了人民,人民起来造反了。康普豪森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直接引导我们走向新的革命。德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再见。 你的弗·恩· 注释: [381]漫画是在政府下令查封《莱茵报》之后画的。前列画的三个掘墓人是主管书报检查的三个大臣: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艾希霍恩被画为穿着僧侣法衣的松鼠(见注31),司法大臣米勒带有司法的象征——天平、剑和蒙在眼睛上的布带,还有内务大臣冯·阿尔宁。放在棺材上的是《莱茵报》,周围是戴着嘴套和镣铐的比喻性的人物,象征着反对派报刊。——第508—509页之间。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848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敦 1848年4月15日于巴门 亲爱的艾米尔: 我平安地到达了这里[124]。整个巴门都在等待着,看我怎么干。人们以为,我会马上宣告共和国成立。庸人们因为莫名其妙的恐惧而发抖,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总之,人们以为我一到来,许多事情就将迅速得到解决。今天当我到克·欧门和安·欧门的办事处去时,他们就明显地在发抖。我自然不会去干涉任何事情,而是静静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 这里的恐慌情况难以形容。资产者要求信任,但是已经不再有什么信任了。大多数人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在为生存而斗争。但是因此工人们连肚子也吃不饱,有时就作一些反抗。到处都是瓦解、破产、无政府状态、悲观失望、恐惧、愤恨、对立宪政体的热情、对共和国的仇恨等等,而目前最有钱的人的确是最苦恼和最着慌的人。同时,一个个却都吹牛、撒谎、咒骂、发怒,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最安静的市民都真正地狂怒起来了。 但是一旦宪章派开始行动,他们才会真正感到惊奇。示威游行[380]还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我的朋友乔·朱利安·哈尼(请把所附的信转寄给他,信寄布朗普顿女王街9号)两个月以后将取代帕麦斯顿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同你打赌,赌两个便士或者随便多少钱都可以。 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那里一切都好。他们正在等待你的兄弟海尔曼,安娜现在在哈姆。向玛丽亚[注:玛丽亚·布兰克。——编者注]和孩子们问好。再见。 你的弗· 注释: [124]1848年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从国外流亡回到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了解了德国的情况之后,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即实际上无产阶级的一翼。他们建议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4月1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科伦,立即着手筹备出版一种大的政治性的日报——《新莱茵报》,它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恩格斯为了扩大报纸的股份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于4月15日左右去莱茵省的巴门、爱北斐特和其他城市。——第141、506页。 [380]指宪章派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目的是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游行示威,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示威群众解散。——第50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1848年4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 巴黎 1848年4月5日于巴黎 尊敬的公民: 我们在逗留巴黎的最后两天内,曾经拜访过您几次;但是我们看到您那里总是挤满了来访者,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不能依次等候。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未能和您最后见一次面的情况下离开这里,我们对此感到惋惜。 这封信将由艾韦贝克先生转交给您,他答应把地址交给我们,我们将按照他给的地址给您写信。 我们毫不怀疑,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进展的好消息告诉您。 同时请您接受我们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和恩格斯致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等人1848年4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等人 巴黎 致伯恩施太德等先生 1848年4月1日于巴黎新圣奥古斯丁路22号 副本 为答复伯恩施太德等先生今天早晨留交马克思的便条[379],特声明如下: (1)马克思根本不考虑就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章向任何人作解释。 (2)马克思根本不考虑向同他毫无关系的德意志民主协会[121]的委员会或代表团作解释。 (3)如果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先生个人,而不是作为某个委员会或某个协会的成员要求作解释,那末已经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和另一次公开场合对伯恩施太德先生说过,他们应该去找谁。 注释: [121]指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他们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和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统一的口号解释为号召在德国建立象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第137、504、625页。 [379]写4月1日的便条的人——伯恩施太德、洛温费尔斯、伯恩施太因、福尔克和迈尔——要求马克思把在《特利尔日报》上写文章评论德意志民主协会(见注121)的作者姓名告诉他们。——第50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848年3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敦 1848年3月28日于巴黎 亲爱的艾米尔: 我今天收到了四张五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请你立即把后半截寄来,因为我必须尽快地动身。我非常感谢你在这危急时刻欣然答应立即给予我帮助。《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已经给你订了。 至于这里的党派,如果不算比较小的(正统派和波拿巴派,这些人只会搞阴谋,纯粹是一些宗派,在人民中间没有影响,其中一部分很有钱,但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实际上是三个大党派。这三个党派,第一是2月24日的战败者,即大资产者、交易所的投机者、银行家、工厂主和大商人、从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第二是小资产者、中等阶层、在2月23日和24日站到人民一边的国民自卫军的基本群众、跟着拉马丁和《国民报》跑的“明智的激进派”。第三是人民,是现在以武力控制着巴黎的巴黎工人。 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小资产者扮演着一种居间调停的但是非常可怜的角色。但是他们在临时政府中占居多数(拉马丁、马拉斯特、杜邦·德·累尔、马利、加尔涅-帕热斯,有时还加上克莱米约)。他们,还有和他们一起的临时政府,都动摇得很厉害。局势愈平静,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就愈倾向于大资产阶级;局势愈动荡,他们就愈是重新和工人们联合起来。譬如,最近,当资产者又变得极端厚颜无耻,甚至发动八千名国民自卫军到市政厅去抗议临时政府的法令,特别是抗议赖德律-洛兰的果断措施的时候,他们竟真的吓坏了政府的多数成员,特别是软弱无能的拉马丁,致使他公开地抛弃了赖德律。但是在第二天,即3月17日,就有二十万工人涌向市政厅,宣布他们无条件地信任赖德律-洛兰,并迫使政府的多数成员和拉马丁撤销了原来的决定。因此,在这时,《改革报》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路·勃朗、阿尔伯、阿拉戈)又占了上风。在整个政府中,他们还是最能代表工人的,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可惜矮小的路易·勃朗由于他的虚荣心和他的那些狂妄的计划而大出其丑。他很快就会弄得声名狼藉。但是赖德律-洛兰表现得很好。 最糟糕的是: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工人许下种种诺言,而另一方面却一个也不能兑现,因为它没有勇气采取对付资产者的各种革命措施——实行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没收一切流亡分子的财产,禁止现金输出,建立国家银行等等,使自己获得为此所必需的资金。有人让《改革报》派许下诺言,然后又用极端荒谬的保守的决议来使他们无法履行诺言。 现在在国民议会中又增加了一种新因素:占法兰西民族人口七分之五并拥护小资产阶级政党、即《国民报》的农民。很可能这个政党会取得胜利,《改革报》派要遭到失败,那时又会发生一次革命。也可能议员们到了巴黎,会看到这里是怎样一种情况,就会认为只有《改革报》派才能够长期掌握政权。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选举延期两周举行,这也是巴黎工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胜利。 《国民报》派,即马拉斯特及其同伙,在其他方面表现也很坏。他们生活优裕,并为自己的朋友搞宫殿、弄肥缺。《改革报》派则完全不同。我到过老弗洛孔家里一两次。这个人和过去一样住在一所低劣的住宅的五楼,用一个旧的陶制烟斗吸一般的次烟,只是买了一件新睡衣。他的生活方式仍然象他担任《改革报》编辑时那样,是共和派式的;他还是那样亲切、诚恳和坦率。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正直的一个。 最近我在土伊勒里宫茹安维尔亲王的房间里和老安贝尔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曾经流亡布鲁塞尔,现在是土伊勒里宫的警卫队长。现在伤病员躺在路易-菲力浦卧室里的地毯上,用烟斗吸着烟。御殿上苏尔特和毕若的像被扯下来撕碎了,格鲁希的像被剪碎了。 刚才,为一个因伤死亡的工人送葬的队伍,在《马赛曲》的乐曲声中经过这里。至少有一万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武装起来的公民为他送葬,从堂甸大道来的浮华青年也不得不作为国民自卫军马队跟随着送葬队伍。资产者都因为人们这样隆重地为一个工人送葬而大为发怒。 你的弗·恩·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848年3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伦敦 1848年3月26日于巴黎 亲爱的艾米尔: 在光荣的二月革命和没有爆发的比利时三月革命之后,我于上星期又来到了这里。我给母亲写信要钱,准备再过几天离开这里回德国去,我们打算在德国重新出版《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现在母亲极力催我赶快回德国,一方面是因为她以为这里又可能要动起枪来,怕我会遭到什么不幸,另一方面是她本来就希望我回去。但她同时写信告诉我: “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把钱寄给你,因为几天以前富尔德通知父亲,说他不再营业了,而父亲寄给他的几张数目很可观的期票也被退了回来,并且被拒绝支付。所以望你来信告诉我,应该怎样把钱寄给你。” 最简单的办法是,由你用银行券寄二十英镑给我(英镑在这里比价很高),再让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立即把这笔款子归还给你。这样,钱就能很快到我的手,我就可以动身了,否则,我还得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才能收到从巴门或从恩格耳斯基尔亨寄来的钱。因此,我今天就立即写信到巴门去,让他们把二十英镑归还给你,并请你照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办理,因为期票不能用了。 你可以把银行券都剪成两半,当天就把前半截寄来,信寄巴黎胜利路19号我收,第二天再寄后半截,寄到同一条街道同一个门牌费里西德·安得列小姐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邮件失窃。 这里的情况很好:2月24日和3月17日被击败了的资产者又重新抬头,疯狂地咒骂共和国。但是结果只会是,在他们头上不久就会爆发一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风暴。如果这些家伙这样无耻地搞下去,人民不久就会把其中的某些人处以绞刑。在临时政府中有一帮人,特别是有吹牛家拉马丁给他们撑腰,拉马丁这个人不久也会受到惩罚的。这里的工人(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除赖德律-洛兰外不承认任何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赖德律-洛兰比任何人都更坚决、更激进。弗洛孔也很好,我到他那里去过几次,现在马上又要到他那里去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我们同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征服德意志共和国的伟大的十字军征讨[378]毫无关系。 向玛丽亚[注:玛丽亚·布兰克。——编者注]和孩子们衷心问好,请立即回信。 匆匆草此。 你的弗里德里希 注释: [378]恩格斯指共和主义志愿军团从法国侵入德国的冒险计划(见注121)。——第50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1847年12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巴黎 [1847年]1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安年柯夫: 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促使我前来伦敦[376]。同时我也利用这次伦敦之行,建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同英国宪章派之间的联系,并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对英国宪章派讲了话[377]。您也许已经看到英文和法文报纸上对此所作的一些报道。 不过,我踏上旅途后(我还得在这里呆几天),却把我的家庭撇在极其艰难和无望的困境之中。问题还不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生病。我的经济状况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说正受到债主们的围攻,她遇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 怎么会落到这样危急的地步呢,原因很简单。我的德文手稿[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没有全部印出来。已印出来的那部分,只是为了能够问世,我答应不拿报酬。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销路很好。但是要到复活节我才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收入。 光是我妻子的收入是不够用的,很早以来我就和我自己的母亲商量,想至少得到我的财产的一部分。现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希望。但是这一切在目前并没有什么帮助。 我毫不客气地、坦率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您,如果您能给我的妻子寄去一百至二百法郎的话,那您真的是把我从极大的苦恼中救了出来。自然,要等我同我的家庭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以后,我才能还您这笔钱。 如果您能接受我的建议,我请您把钱寄往我原来的地址: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但是,您在信中不能让我妻子看出,我从伦敦给您写了信。原因我以后再告诉您。 我希望,下一次写信能告诉您一些比较令人愉快的消息。 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376]1847年1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来到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107)。——第497页。 [377]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举行的伦敦国际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见注106)。——第49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7年10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巴黎 [1847年]10月26日于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本来想让恩格斯带给你一封信,但是在他走的那天事情特别多,所以就把这件事忽略和忘记了。 其次,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请求我写几句话,把她向你介绍一下。我想,你现在已经认识她了。这个女人在同她丈夫的决斗中表现了对于一个德国女人来说是很大的毅力。 在布鲁塞尔这里我们已建立了两个公开的民主团体。 (1)一个德国工人团体[87],已有成员一百人。这里进行的讨论完全是议会式的,此外也组织社交性的娱乐活动,如唱歌、朗诵、演剧等。 (2)一个比较小的国际性的民主团体,参加的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德国人。[88] 如果你什么时候再到这里来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在小小的比利时甚至在进行直接的宣传方面,也可以比在很大的法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尽管公开活动还很有限,但它对每个人都起着非常振奋的作用。 我们可能要遭到警察当局的陷害,因为现在掌权的是自由派内阁,而自由派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但是我们能够对付他们。这里的情况不象巴黎那样,在那里外国人是孤立地同政府对抗。 由于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利用出版社,我同德国国内的德国人达成协议,已经着手合股创办一家月刊性的评论杂志。在莱茵省和巴登已经征集了一定数目的股份。只要筹款够杂志办三个月之用,我们就立即动手干。 如果筹集的经费还能允许的话,我们打算在这里建一个自己的印刷厂,也可以用它来印刷一些单行的著作。 我现在想从你那里知道: (1)你是否也愿意认购一些股份(每股二十五塔勒)。 (2)你是否愿意撰稿,就是说也列入扉页的撰稿人名单。 因为你本来早就欠我一封信了,我请你这一次克服不愿写信的毛病,赶快给我回信。此外,我想请你问一下巴枯宁,通过什么途径,按照什么地址,用什么方式我能够把一封信寄到托尔斯泰手里? 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的那桩怪事,确实是我们的“国父”的无可奈何的愤怒在日益加深的标志。 再见。 你的马克思 [注:在信上燕妮·马克思写了地址:“寄科伦实习医生哥特沙克博士先生”。在这下面马克思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海尔维格:由于疏忽,我们差一点把上面这个错误的地址写在这封信上了。”——编者注] 注释: [87]指德意志工人协会,该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方面(见注88)起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德意志工人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98、495页。 [88]在恩格斯的信中所讲的1847年9月27日民主派的国际宴会上,通过成立民主协会的决定。恩格斯被选入组织委员会。 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时当局迫害以后,协会的活动就变得比较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100、494、49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致律西安·若特兰1847年9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致律西安·若特兰 [注:参看本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布鲁塞尔 [1847年9月30日于布鲁塞尔] 阁下: 由于我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几个月,我认为我无法完成荣幸地受9月27日会议[88]委托的任务。 因此,我请您从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当中找一个人,参加负责建立一个国际民主团体的委员会工作。 我冒昧地向您推荐一位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当时参加了会议的话,会议本来会选他担任我的职务的,由于他没有出席,大家委托我担任了这个职务。我说的是马克思先生,我深信,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因此,不是马克思先生将代替我的职务,而是我当时在会议上代替了马克思先生。 请您接受我对您的特别崇高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会议期间不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先生住在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注释: [88]在恩格斯的信中所讲的1847年9月27日民主派的国际宴会上,通过成立民主协会的决定。恩格斯被选入组织委员会。 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时当局迫害以后,协会的活动就变得比较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100、494、49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1847年9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布鲁塞尔 [1847年]9月2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赫斯: 请你今天到埃特尔贝克大街的大沙龙(也叫罗亚尔宫)去一趟。 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7年8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375] 巴黎 [1847年]8月8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海尔维格: 我要赶紧告诉你,你的来信收到了。我从信中知道的完全是我事先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一切是可鄙的流言。我就是希望从你那里得到这几句话,以便能够用文字证据向恩格斯说明,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瞎扯是什么性质。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尽管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躲避和疏远这些人,这些老太婆总是用这类无聊琐事来打扰我。只有用极为粗暴的做法才能摆脱这些蠢人。 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用这种事扰乱了你的安宁。这些老太婆的特点就是,他们企图抹杀和掩饰一切真正的党派斗争,而把播弄是非和挑拨离间那一套德国人的惯技拿来冒充革命活动。这些可怜虫! 在这里,在布鲁塞尔,我们至少没有这种讨厌的事情。 这里的普鲁士大使馆曾经密切注意和监视伯恩施太德,想抓他的错。使馆终于达到了目的。使馆告发了他,并且把三个案件强加到他的头上:(1)财政案,说他违犯了印花税法,(2)政治案,说他在他的报纸[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上曾经宣称,路易-菲力浦该杀,(3)一个比利时贵族奥济先生提出的诽谤案,因为伯恩施太德曾经正确地指责过这个人利用谷物牟取暴利。 所有这三个案件都是毫无根据的,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本来就很少被人看得起的普鲁士大使馆成为笑柄。路易-菲力浦、奥济和比利时印花税法同大使馆有什么关系? 法院侦查官自己也说,所有这些案件都是无中生有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布鲁塞尔报》却面临着突然发生经济破产的危险。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特别是现在,伯恩施太德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报纸将会办得更好些。那些高贵的条顿人在这个事件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各位出版商诓骗伯恩施太德,因为他无法在法律上追究他们的责任。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不是在写作上或在经济上给予哪怕极其微小的帮助,而是认为,更方便的是宣称伯恩施太德的名字对他们是一个障碍。这些人任何时候都会找到借口而什么也不干的!他们要末就是说本人不行,要末就是说那人的妻子不行,要末就是立意欠妥,要末就是文风不佳,要末就是版面有问题,或者推销起来多少有一些危险性,等等。这些先生想要坐享其成。如果有一家不受检查制度约束而又是政府所百般刁难的反对派的报纸,而报纸的编辑通过他的工作的结果本身表明他是愿意从事一切进步活动的,难道不应该首先利用这种机会吗?!如果认为这家报纸还不令人满意的话,难道不应该使它令人满意吗?!但不是这样,我们的德国人总是可以拿出一千条现成的格言,来证明他们为什么要白白地放过这种机会。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都只是使他们感到进退两难。 我的手稿的情况也和《布鲁塞尔报》差不多,而蠢驴们天天写信问我为什么一点也不让付印,甚至指责我宁肯写些法文的东西而不愿写别的任何东西。生为条顿人,就还得长期地为此而吃尽苦头。 再见。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在巴黎还将得到一份我的法文著作[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的勘误表。个别地方没有这种勘误表是看不懂的。 只要你有空闲,又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就请来信。 马克思 注释: [375]这封信中有燕妮·马克思给海尔维格夫人的附笔。——第49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7年7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巴黎 [1847年]7月27日于布鲁塞尔伊克塞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海尔维格: 恩格斯刚刚从巴黎来到这里,将在这里呆几个星期。他谈到了下面的一则奇闻,对此我请你尽快地澄清一下。 贝尔奈斯告诉艾韦贝克说,海尔维格曾到我这里来过并且宣称,马克思对他是那么友好,看来马克思是有求于他。接着贝尔奈斯还完全允许艾韦贝克继续传播这个笑话。 要不是这种流言在我们巴黎的熟人们中相当广泛地散布,我自然不会为此去动笔墨。 因此,我请你立即确切地向我说明,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的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1847年3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 科伦 [1847年]3月7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丹尼尔斯: 你或者你们科伦的某一个人可能会收到赫斯关于共产主义事务的一封信。我迫切地请求你,在我通过维·[注:大概是维尔特。——编者注]把文件和书信交给你们以前,不要让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回信。无论如何我要再一次迫切地请求你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这些事情是不能通过书信告诉的。如果你不能来,那末亨·毕尔格尔斯在一两天内必须来。你或者你的代表就住在我家里……[注:信的下文缺了。后面几句话是写在信的前头空白处的。在“在我家里”这几个字后面,马克思注了“见上面”的字样。——编者注] 总之,你或者亨·毕尔格尔斯必须尽快到梅克林来。 请立即把所附的信交给爱北斐特格律恩街的楚劳夫。 别到布鲁塞尔来,要到梅克林;你或者毕尔格尔斯何时到达,请提前一天来信告知。 你能把你的日常事务搁几天吗?[注:这一句话和签名写在信的左边空白处。——编者注] 你的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巴黎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安年柯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卒,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开玩笑地说到了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薄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374],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研究。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错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十七世纪中叶而结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竟是这样地遥远,甚至普通经济学家都不会忘记的东西他都忽略了。他谈分工时,竟完全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好啊!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于九到十二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所以,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是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做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荒谬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总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是,这只有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末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采用机器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做第三个进化,当做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啊!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象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一切信贷机关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十八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存在有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这些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末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销,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结果,是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就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末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不是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象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这样,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仅仅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实行它。这样考虑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么点东西竟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诡计来发现神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和实际生活隔离起来,把它们和现代生产、和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隔离起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以其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爱情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跟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相对立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谩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象一个圣徒,象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做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怀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想有可能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6]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又及:您或许会问我,我写信给您为什么不用流利的德文,而用蹩脚的法文?这是因为我所涉及的是一个法国作者。 如果您的回信不拖得太久,我将非常感激您,因为我想知道您是否懂得了我这粗陋的法文中所包含的思想。 注释: [6]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369),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第8、18、27、468、488页。 [374]1846年11月1日安年柯夫写信给马克思谈到蒲鲁东的著作时这样写道:“老实说,我认为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个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论。”——第47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1846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 达姆斯塔德 [草稿] [1846年]8月1日[于布鲁塞尔] 尊敬的先生: 您曾经写过一封信,向我说明了您对出版问题的想法[368],我立即就给您写了回信。您提到“学术性”问题,我在回信中曾经对您说过:这本书是学术性的,但不是普鲁士政府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学术,等等。您还会记得,您在第一封信中,对于普鲁士政府发出的警告和警察当局刚刚对您进行的审讯,感到十分紧张。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写信告诉您,我将另找一家出版社。 我还收到了您的第二封信,信中您一方面声明拒绝出版,另一方面同意以新出版商的名义开期票来偿还预支稿费。 这次您没有接到我的回信,因为我原来以为很快就可以给您一个肯定的答复,就是说,可以把我找到的另外一个出版商告诉您。这件事为什么拖延了,下面就要告诉您。您所提出的偿还预支稿费的建议,我是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接受下来的,您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出版问题我只交涉过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当时就说明,如果接受我的稿子,就必须还给您一千五百法郎。这一点,我随时都可以提出证据来。此外,恩格斯和赫斯也可以作证。 另一方面,您会记得,在巴黎洽商时以及在书面合同[369]中,对于我的著作形式的革命性程度,根本没有做任何规定,相反地,我当时甚至认为两卷必须同时出版,因为第一卷一出版,第二卷必然会遭到禁止或者被没收。科伦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当时在场,可以证明这件事。因此,从法律上说来,您没有权利提出新的条件或者拒绝出版,而我从法律观点看来,既没有义务要偿还预支稿费,也没有义务接受您的新建议和修改我的著作。不用说,我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要把我同您的关系看作一种法律上的关系,特别是合同上同样也没有规定您有付给我预支稿费的义务,而您付给了我,我应该而且已经把这件事看作纯粹友谊的行动。在此以前,我总是经常根本不顾金钱上的巨大损失,不要出版商(例如出版《德法年鉴》的维干德和弗吕贝尔,以及您马上就会知道的其他出版人)履行他们在合同上商定的和法律上规定的义务,而现在,我也任何时候都根本没想到要叫任何一个出版商损失哪怕一文钱,即使从法律上说来我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恰恰对您就会例外呢,而且您对我还作了特别关照,这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至于回信为什么耽搁的问题,那是由于下述的原因: 德国的几个资本家接受了我、恩格斯和赫斯的一些著作的出版任务。[370]当时甚至有希望建立一个不受任何警察检查制度约束的,象样子的大出版社。此外,通过这些先生的一个朋友[注:魏德迈。——编者注]的帮忙,还答应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为了把我编辑的和恩格斯等人合写的著作[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的第一卷手稿安全地带过边界,这个朋友在布鲁塞尔一直呆到5月份。本来他随后应该从德国来信确切地告诉我,同意或不同意出版《政治经济学》。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或者说得到了一些含糊其词的消息,只是在那部著作的第二卷手稿绝大部分已经寄往德国以后,前不久那些先生才最后来信说,由于他们的资金已经另有所用,这件事一无所成。对您的肯定的答复就这样耽搁下来了。在一切事情都已决定以后,我和正在这里的从达姆斯塔德来的皮尔舍尔先生约定,让他把我的一封信带给您。 由于同德国资本家商定要出版那部著作,我就把《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工作搁下来了。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在一封信中告诉过您的在《政治经济学》出版以前必须完成的那部论战性著作。 关于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 对于您的最近这封信,我的答复如下: 一、如果您不出版这部著作,我一定按照您所说的办法把预支稿费还给您,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我从另一个出版商那里得到的稿费如果比同您商定的少,那末您就应该分担同我一样多的损失,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另找出版商是由于您的缘故,不是由于我的缘故而引起的。 二、我的书要出版是有希望的。前天我收到了一封德国来信,信中告诉我,有人想建立一个出版共产主义著作的股份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将乐于一开张就出版我的著作。但是我还把这事看作是非常不肯定的,必要时我将另找出版商。 三、因为我的著作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 顺便告诉你:对开本两卷的《重农学派》[371]在7月底才出版,最近几天才能运到这里,虽然我在巴黎的时候该书的出版广告就登出来了。这两卷书现在必须充分注意。 我这部书现在将作较大的修改,它甚至可以以您的商号的名义出版。不过,在看了手稿以后,您也完全可以以别的商号的名义出版这部书。 四、至于期限问题,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我的身体很不好,我不得不在8月到奥斯坦德去作海水浴,此外,我正忙于出版上面所说的两卷著作[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因此,在8月我做不了很多的事。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 五、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已经告诉您,一方面是由于在英国收集到了一些新资料[372],另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充,所以手稿将比约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印张。 因为合同已经签订,所以,您会记得,我在前一封信里说过,我已经决定,尽管篇幅几乎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我愿意仍然拿原定的稿费。如果我把新收集的资料单独出版,那就会损害这部书。为了著作本身,我任何时候都毫不犹豫地情愿承担经济上的损失。我既没有想要撕毁合同,也没有想要削弱这部书本身的影响。 但是,如果按照您过去那封信的意见,我可以重新签订合同的话,那我就要增加一个新的条件,即超出原定篇幅以外的印张,您应以同样的标准付给我稿费。我认为,由于我为写这部著作到英国去了一趟,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而且我还买了大批价格昂贵的参考书,我从这部著作所得的收入显然是所剩无几了,因此,我提出这个要求就更加合理了。 最后,如果能够有某些合理的条件,我希望这部著作能在您的出版社出版,因为您对我是十分亲切和友好的。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拿出德国和法国寄给我的许多来信向您证明,读者正在迫不及待地期望看到这部著作。 忠实于您的马克思博士 请您立即写信给我[373],来信寄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12号“野林”郎努瓦先生。 注释: [368]指出版商卡·威·列斯凯于1846年3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谈的是马克思打算写的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见注6)的出版问题。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列斯凯1846年7月29日来信的回信。——第471页。 [369]指马克思同列斯凯签订的下列合同: “以现在旅居巴黎的马克思博士先生为一方,以达姆斯塔德的卡·威·列斯凯出版社为另一方,今日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马克思博士先生授予卡·威·列斯凯出版社出版其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专有权,该书共计对开本两卷,每卷篇幅均在二十印张以上。 第二条作者马克思先生不得在其它出版社出版可能与上述著作相竞争的作品。 第三条列斯凯出版社必须付给马克思博士先生全部著作的稿费,计3000(叁千)法郎,其中半数必须在交出全部手稿时支付,另外一半在印刷完毕时支付。此外,出版社必须赠予作者先生该书十二部。 第四条出版社在该著作交稿后应立即付印,并力求使该著作出版时装订合乎要求。 第五条《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印数定为二千部。 第六条本合同只适用于该著作的第一版。如果需要印第二版,应该签订新的合同。不言自明,列斯凯出版社保留有印刷第二版的优先权。 本合同一式两份,由双方签字。 卡尔·马克思博士 卡·列斯凯 1845年2月1日于巴黎”。 ——第472页。 [370]马克思指的是同威斯特伐里亚的实业家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商谈关于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事,以及拟建合股的共产主义者出版社的事。关于这两件事,见注34和58。——第473页。 [371]《重农学派》(《Physiocrates》)是魁奈、杜邦·德·奈穆尔和其他重农学派的著作集,1846年由欧·德尔出版。——第474页。 [372]1845年7—8月马克思在同恩格斯一道去英国的期间在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研究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第475页。 [373]列斯凯在1846年9月19日的回信中通知马克思说,由于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严格和警察迫害,他拒绝出版马克思的著作。——第47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1846年7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 科伦 1846年7月27日于奥斯坦德圣托马街11号 亲爱的赫斯: 你瞧,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布鲁塞尔给你写信了。我在这里要呆到8月10日,大概11日从布鲁塞尔前往巴黎。马克思把你的信寄到我这里来了。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夫人[注:西比拉·赫斯。——编者注]越过边界,但是她没有护照,毕竟是麻烦事。因为在她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两三天了,关于整个这件事情,我仅仅知道你信上所谈的情况。再说一遍: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 你的恩格斯 [1846年7月28日左右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赫斯: 现在把恩格斯的这封短信转寄给你,我只是再补充一句,你的夫人快活康健。载勒尔对她照顾得很好,并且介绍她认识了福格勒和福格勒太太,她几乎天天同他们在一起。 我的妻子帮不了什么忙,因为她病魔缠身,多半时间都卧于床榻。 你的马· 正要把信发出,恰好看到《科伦日报》登了你评卢格的文章的预告。因为我们的著作[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的出版可能还要拖延很长时间,所以我劝你把你评卢格的那一部分抽回去[365]。这一部分你几乎全部都可以用上。 我已经写信去威斯特伐里亚[34],让他们把手稿寄给丹尼尔斯。如果手稿还没有寄给丹尼尔斯,那就让他们把关于卢格的那一部分直接寄给你。 海因岑的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366]?格拉齐安诺博士在文章中是怎样评论你的[367]?请告。 注释: [34]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威斯特伐里亚在当地实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帮助下出版他们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由约·魏德迈进行的谈判于1846年5月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7月2日给雷姆佩尔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严厉谴责了威斯特伐里亚的资本家的拖延、搪塞和推托行为。接着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借口缺乏资金最后拒绝出资刊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著作。但拒绝刊印的真正原因是:出版人自己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批判的那个流派的代表人物。——第36、467、471页。 [365]指的是莫·赫斯在1846年上半年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写的论卢格的一章,题为《格拉齐安诺博士,德国哲学界的小丑》。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工作在1846年遇到困难,赫斯在1846年7月下半月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打算把这一章作为单行本出版,如果马克思同意,他请马克思叫人把手稿寄给他。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对这一要求的答复。赫斯的这一章以《评格拉齐安诺博士文集》为题,发表在1847年8月5日和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号和第63号上。——第471页。 [366]指卡·海因岑于1846年在曼海姆出版的文集《反对派》(《DieOpposition》)。——第471页。 [367]指卢格和他的著作《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录》1846年莱比锡版第1部分和第2部分(《ZweiJahreinParis.StudienundErinnerungen》.ErsterundzweiterTheil.Leipzig,1846)。——第47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6年5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比雷菲尔德附近的希耳德舍 [1846年]5月14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魏维: 给你的信写晚了。在这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我本来想按照约定在柳提赫就给你写信。但是,钱的事使我很不愉快。这类事情我宁愿拖一天算一天。然而最后也只好忍受下来。 你很快就会从这里收到一封正式的信件。手稿你即将收到。第二卷[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译者注]差不多已经完成。第一卷的手稿一到(最好用两个邮包寄这些东西),殷切希望马上开始付印[34]。 至于你的有关灵堡的想法,对于出版小册子来说,这倒是很好的。二十个印张以上的书籍最好在德国本土印刷。[363]我认为,已经为此找到了一条门路,这条路第一可以在名义上完全把迈耶尔[注:尤利乌斯·迈耶尔。——译者注]置于局外,第二可以使各邦政府对这件事感到棘手,第三,这条路本身很可取,因为发行工作会委托给非常熟练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住在这里的福格勒可以承担全部的书籍销售业务,他在莱比锡有个经理人,这个人主要是推销禁书。书本身要在德国印刷。编辑人每次都作为出版人,就是说,“作者自费出版”。福格勒应允了一些条件,我从他给我的一封信中照抄如下: “我愿按集市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寄送、转运、交货、兑现、经理等等费用,承担全部委托业务,条件是,把书给我寄到莱比锡,邮资付讫。” 就是说,福格勒在这里开一张发货票,书从印刷地点直接寄到莱比锡他的经理人那里。印刷地点当然不能在普鲁士。在每年复活节集市时,和福格勒清一次账。 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出版二十个印张以上的书籍的最好的办法。至于说小册子,你的建议肯定是不错的。鉴于股份出版社的事,我想瞧一瞧。不管怎样,困难是会有的。 如果迈耶尔同意福格勒的建议,那就可以马上开印——只要在普鲁士以外随便找到个印刷地点。 至于我[注:手稿此处中断。——译者注] 你最近给菲·日果和给我本人的那封信到达时,我已写到这个地方。恩格斯刚才坐在我旁边,就共同的部分答复你。坦白地说,你信中通知的消息使我相当不快。[364] 你知道,我手头很紧。为了使自己在最近期间在这里暂时还能过得下去,我把最后的一些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都当掉了。为了节约起见,我还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家,而迁到“野林”这里。此外,我本应该再新雇一个女佣人,因为我最小的孩子[注:劳拉。——译者注]现在断奶了。 我曾向特利尔(我母亲处)和科伦她的一位同行求助,想借到一千二百法郎,但都落空了。为了能恢复正常状态,我必须有这样一笔钱。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书的发行方面的消息就更加使我不快,因为我本指望从经济学[6]一书中预支到那笔钱。 固然,在科伦还有些资产者可能在一定期限内给我预支一笔钱。但是,这些人很久以来已转到和我们在原则上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我决不想去求助他们。 至于出版物的稿费,如你所知,我只拿到第一卷的一半。 我自己的倒霉事不算,还从四面八方向我,作为出版物的编辑人,涌来火急的信件等等。特别是这里有一件与贝尔奈斯有关的不愉快的事。你知道,他通过你已经分期预支了一百零四法郎。贝尔奈斯开出一张5月12日到期的期票(给他的面包铺老板),但付不出款,期票必然是被拒绝受理,这又造成了新的费用,等等,等等。面包铺老板现在想叫他坐牢。他写信给我,我当然不可能帮他什么忙,但是,为了暂时把事情拖延一下,我已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 1.给巴黎的海尔维格写了一封徒劳无益的信,请求他预支一笔钱给贝尔奈斯,直到贝尔奈斯的文章发表; 2.给贝尔奈斯写了一封法文信,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一下他的债权人,我在信中通知他,出版之后他还将得到总数多少多少的稿酬。这样一来,那个市民把期限宽延到6月2日。贝尔奈斯的欠款加上不予受理费用等等共一百二十法郎(我已经不再知道确切数字了)。 你看,全面的灾难!眼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下一次我给你写一封实质性的信。除了许多的工作、家务事等等,又加上这一切金钱的压力,你应该因此而谅解我为什么没有给你写信。 祝好。 你的马· 我的妻子和我衷心地问候你的未婚妻[注:路易莎。——译者注]。 附带说一句并为了避免任何误会——赫斯从我现在出版的两卷当中,不应再得到什么了,相反地,他还应该交回给我们一些。 我的私人通信处: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野林”郎努瓦先生宅。 你给我写的私人信件,信封上应写: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平原路郎努瓦先生收。 注释: [6]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见注369),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第8、18、27、468、488页。 [34]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威斯特伐里亚在当地实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帮助下出版他们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由约·魏德迈进行的谈判于1846年5月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7月2日给雷姆佩尔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严厉谴责了威斯特伐里亚的资本家的拖延、搪塞和推托行为。接着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借口缺乏资金最后拒绝出资刊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著作。但拒绝刊印的真正原因是:出版人自己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批判的那个流派的代表人物。——第36、467、471页。 [363]约瑟夫·魏德迈在他1846年4月3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通知说,他打算建议尤利乌斯·迈耶尔“在灵堡成立一个出版社”,因为在德国二十印张以下的著作要受检查。对二十印张以上的著作来说,这一点在形式上是不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著作不会被查禁。魏德迈希望,能够争取到几个资本家干这件事;在获得荷兰公民权之后,他本人也能够得到许可。他请马克思询问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个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也象同卡·格·福格勒达成的协定以及其他的努力一样,没有取得结果。——第467页。 [364]马克思从约瑟夫·魏德迈1846年5月14日的信中得知,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耶尔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第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