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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五十卷——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 布勒斯劳 1849年5月6日于汉堡 亲爱的捷列林格： 兹向您介绍持信人、我们在德国的重要鼓动家之一布龙先生。 完全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1974年《史学杂志》第4期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尔[119] 布勒斯劳 ［注：现名：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1849年］5月6日于汉堡 布勒斯劳的布雷默尔先生： 兹向您介绍持信人布龙先生。由于去年的南德事件[120]，您也许还记得他的名字。 完全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于1974年《史学杂志》第4期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19]这封信和下面两封1849年5月6日写给《新莱茵报》通讯员爱·弥勒－捷列林格和安·施提弗特的信（见本卷第408—409页）是马克思1849年4月中旬到5月初逗留汉堡及其附近地区期间为卡·布龙写的介绍信。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些城市游历是为了同德国各地的革命参加者接触和建立广泛联系，并筹集资金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第408页。 [120]显然是指1848年4月巴登共和派起义。——第408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马克思致威纳尔·韦尔特海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马克思致威纳尔·韦尔特海姆 奥斯特劳 ［1847年］9月29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韦尔特海姆： 您收到我写的信想必会感到惊异，因为您可能已不记得我了。 我想简略向您说明一下此信的目的。 德国的刊物现在处于何种状况，您是晓得的。书报检查几乎扼杀了每一个合理的创举。另一方面，各种观点五花八门，以致好不容易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德国著作界又面临分裂为许多地方著作界——柏林的、萨克森的、莱茵的、巴登的等等——的危险。而从这些四分五裂的著作界中又可以看出各种极不相同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的大杂烩。 在德国的朋友们提醒我注意，正是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出版一种应对所有这些派别和观点采取批判态度的综合性杂志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不过，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条件的联系；因此，在这样的杂志上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在德国本土出版这个杂志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有同感。 所以，决定着手集股在布鲁塞尔创办这样的杂志，它的编辑工作由我主持。[117]还决定用股票收入创办自己的排字和印刷车间，以节约生产费用。 为此目的，将在全德国推销股票——每股25塔勒；所以我想问一问，您和您的友人是否愿意参加？ 我认为毫无疑问，只有首先阐明生产关系问题，以及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同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去考察和评价这些领域，才能对当前非常分散的德国运动，以至整个现代运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现在设想每年提供一份关于发售股票和预定股票的详细报告。股份可达200股。 如果您给我回信，请写下列的通信处：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卡尔·马克思博士。 在荷兰这里[118]，我只在姨父［注：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家里住几天，处理一下家务事。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您那里是否有埃德加尔［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消息？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76年5月5日《新德意志报》第107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17]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集股创办由他编辑的新的理论刊物。这个想法未能实现。——第407页。 [118]1847年9月底到10月初，马克思住在荷兰扎耳特博默耳他的姨父莱昂·菲力浦斯家里。——第408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16] 萨塞尔 ［片断］ ［1846年8月于布鲁塞尔］ 只有一开始通过批判把这些现存的流派（为了简短起见，我们可以用“坏”字来说明它们）克服掉，才能深信自己的正面的概念。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1979年柏林第2版）第3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16]马克思致贝尔奈斯的信的原件没有找到。这里发表的马克思的话是贝尔奈斯1846年8月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援引的。——第406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萨塞尔 ［1846年］5月7日于布鲁塞尔 贝尔奈斯先生： 您的稿件的稿酬——500法［郎］将于本月底付出[115]。根据同出版商［注：列斯凯。——编者注］订的合同，余数在稿件发表之后才能支付。 仍然忠实于你的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1977年布达佩斯《历史文献》杂志第23卷第3—4期 原文是法文 注释： [115]指贝尔奈斯的文章的稿酬。这篇文章显然是他的关于犯罪和刑事审判的文稿的摘要。该文稿本打算交给列斯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该出版社付排马虎，作者要求索回。马克思打算在1845—1846年同威斯特伐利亚出版商接洽出版的计划中的季刊上发表这篇文章。贝尔奈斯需要用钱，曾两次通过马克思领取这篇文章的稿酬。但是，由于出版季刊的打算落空，贝尔奈斯的文章没有刊出。——第406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敦 1846年3月7日于布鲁塞尔 圣若塞－汤－诺德区同盟街7号 亲爱的玛丽亚： 得知你幸福地生下一个长得非常象你的亲爱的丈夫［注：弗里德里希·布兰克。——编者注］的大胖小子［注：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我非常高兴。我本来早该向你表示祝贺，因为母亲［注：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寄来的消息放在我口袋里已经第六天，但这种寻常的祝贺太俗气和客套了，所以给你，我最衷心热爱的妹妹，寄去这样一封只是还礼貌债的贺信，我是做不出来的。相反，我捱过了六天，以便让你相信我是出于一片挚诚；立即表示祝贺，人人可以做到，而捱过六天，只有怀有特殊眷恋之情的人才能做到。立即表示祝贺什么也证明不了，并且完全走走形式必定是虚套；而捱过六天可以证明语言无法表达的深情厚意。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照例也不向你祝愿在这个小家伙之后再生许许多多小弟弟和小妹妹；这种祝愿在伦敦尤其多余，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已经做出了良好的榜样[114]。况且在这封信的末尾将留下足够地方，让你自己从手头上的任何一本尺牍上给自己抄下足够数量的perprocura［注：手稿上是：p.p.（perproeura）——受人委托。——编者注］令人愉快的祝贺和祝愿。承蒙你的照顾，我26岁就当了舅舅，这真使我有些不安，我究竟还是太年轻了些，而且还不够一本正经。不过，既然小爱利莎［注：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12岁就当上了姨妈，比我更糟糕，那末我也可以心平气和了，而且我保证尽力履行自己的作为舅舅的（我尚不清楚的）义务，只是你要花点工夫把这些义务向我详细讲解一番。因为我还有七个同样不幸的伙伴一起当舅舅和姨妈，所以我只要尽八分之一的义务就行了，这我承担得了，而且也使我感到好受些。我很高兴，你身体很好，我也不错，我想最晚今年夏天能在奥斯坦德见到你。我实在很想看一看你是怎样当妈妈的，生活琐事对你发生了什么影响，而这些琐事现在已经成为你作为“贤妻良母”的责任。而为了使这种影响不至于太大，我把信写得尽可能轻快一些，不过我还是请你回信，而且在信中也多少谈上一点生活琐事，谈谈妻子、母亲、操劳的主妇，或者，象荷兰人所说的，welgeliefdeEchtgenoot［注：心爱的妻子。——编者注］的事情。总之，只要你已经能够写信，这一次就一定要给我写信。 问候妈妈、艾米尔和海尔曼［注：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你的弗里德里希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1975年柏林第2版）第3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14]恩格斯讽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27岁就已经生了五个孩子。——第404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1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111] 汉堡 1844年10月7日于巴黎 田凫路38号 致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 尤利乌斯·康培先生阁下 阁下： 我和恩格斯合写了一本大约有10个印张的批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拥护者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书中探讨了哲学、历史和唯心主义问题，包括对《巴黎的秘密》[112]的批判等等，所以它对德国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整个说来，它不违背书报检查的要求。 如果您同意出版它，请马上给我回信，因为拖延时间只能使这个小册子丧失意义。如果海涅还在汉堡，请代我为他寄来的诗[113]转致由衷的谢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表关于这些诗的报道，因为我想同时报道收到诗的第一部分——叙事诗的消息。 忠实于您的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1975年柏林第2版）第3部分第1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11]这封信的片断最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53页。这次是全文发表。——第403页。 [112]指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具有感伤庸俗的社会幻想情调的小说《巴黎的秘密》。这本小说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外国也非常著名。——第403页。 [113]海涅从汉堡把他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Winterm?rchen 》）的部分校样寄给马克思，想在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之前先在《前进报》上发表。这部分诗刊登在1844年10月23、26、30日和11月2、9、16、20和30日的《前进报》第85—88、90、92、93、96号上。 在发表海涅的诗时，《前进报》编辑部还写了如下一篇可能出自马克思手笔的引言（载于1844年10月19日《前进报》第84号）： “最近海涅把他自己新近写的许多诗交给我们供本报《前进报》发表，我们表示欢迎，认为这些诗不仅是有价值的贡献，而且表明海涅在长期的冬眠之后已经苏醒，开始从事活动和创作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些新作品中再次发现我们所热爱的诗人是健康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我们开始比以前更热爱他。我们不感到失望——海涅在霍夫曼和康培那里出版了以《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为书名的小诗集。我们认为它无疑是海涅的最好的作品，完全符合他的泼辣而又热情的诗风。新思想的力量把海涅从沉睡中唤醒，他威严地登上了舞台，高举新的旗帜前进，用‘有力的鼓声’发出自己的号召。我们将发表这本书中的几篇典型作品，今天暂且刊登一篇极为精采的序言。”——第403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马克思致威廉·圣保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马克思致威廉·圣保罗 科伦 ［1843年2月于科伦］ 阁下： 寄上这本小册子[110]，请问您是否允许它作为我们的报纸［注：指《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编者注］的附刊发表。 忠实于您的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1978年柏林版第1期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10]马克思指卢格和维干德的小册子《呈萨克森议会第二议院。对1843年1月3日根据内务部命令查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的控诉》1843年不伦瑞克版（《AndieHoheZweiteKammerderSächsischenStändeversammlung.BeschwerdeüberdiedurcheinHohesMinisteriumdesInnernangeordneteundam3.Januar1843ausgeführteUnterdrückungderZeitschrift：《DeutscheJahrbücherfürWissenschaftundKunst》.Braunschweig，1843）。马克思把这本小册子寄给书报检查官圣保罗，显然是为了得到准许发表《莱茵报》驻德勒斯顿记者普菲茨纳写的对这本小册子的评论。这篇评论匿名发表在1843年3月12日和14日《莱茵报》第71号和73号的附刊上，标题是《评对萨克逊议会第二议院提出控诉的小册子》（《überdieBroschüreandieHoheZweiteKammerderSächsischenStändeversammlung》）。——第402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 （1842—1895年）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108] 德勒斯顿 1842年4月19日于伦敦 阁下： 在您逗留柏林期间，我有幸在瓦尔缪列尔酒馆同您结识，记得在谈到谢林时提起我一本已经付印的关于他的小册子［注：弗·恩格斯《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编者注］。我不揣冒昧随信寄上一本刚刚出版的小书，请您加以传播，有便请在《年鉴》上发表对它的评论[109]。勿须赘言，这种评论是写给大致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读者看的。 近期我可能会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年鉴》写的文章。当然，这篇文章不直接涉及某一本已经发表的著作，而是运用费尔巴哈所开创的观点来阐述中世纪的基督教诗，特别是它的中心点但丁。为《年鉴》的成就谨致最良好的祝愿。 致以崇高的敬意 弗·奥斯渥特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1980年柏林版第3期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08]这封在魏玛国立德国古典文学档案馆发现的信是恩格斯同德国政论家阿·卢格的通信和个人联系的开端。他们的第一次会晤在1842年3月底，在恩格斯从1841年10月1日到1842年9月30日逗留柏林期间（服兵役期间）。这封信使我们弄清楚了1842年6月15日恩格斯致卢格的第二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27—428页）中提到的关于恩格斯写有关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文章的不为人详知的事实。这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第401页。 [109]卢格履行了这一请求。他在1842年5月28、30和31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第126—128期上发表了他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评价，指出作者在叙述和批判谢林哲学中的鲜明立场。——第401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107] 条件规定如下： （1）5000佛罗伦的借款用《工人报》编辑部的名义或用报纸将来登记时所采取的任何其他名称办理手续；由编辑部的正式全权代表签发收据。该款转到维克多·阿德勒博士的名下。 （2）一切有关借款事宜，谈判、支付利息以及偿还债务，均通过贷款人的代表路易莎·弗赖贝格尔－考茨基夫人和《工人报》的代表维·阿德勒博士办理。 （3）借款期限定为两年，自1895年1月1日起；借款不得提前索还。1897年1月1日以后，借款可随时索还，并应于索还之日起一年内还清。 （4）《工人报》方面可以根据协议提前还债。 （5）借款每年附加额为4％。 （6）自1895年1月1日起，以分期交款形式划拨；根据同《工人报》的协议，最后一次交款不得迟于1895年6月30日。 写于1894年9月—10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07]字据是恩格斯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自己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周刊改为日报而于1894年9月至10月初写的。恩格斯欢迎这种意图并给予帮助和支持，其中包括为这一措施筹款。1894年12月14日，恩格斯给维·阿德勒写信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党外人士组成的银团，他们打算向《工人报》提供一笔钱，约五千佛罗伦，条件是“赋予”阿德勒“以领导角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326页）。他还嘱咐把他在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的稿费，寄给维·阿德勒以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需。恩格斯帮助编辑部招请其他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为该报撰稿，他本人也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1895年1月1日《工人报》日报出创刊号时，他特地给奥地利工人写了贺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0页）。——第398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106] ［1893年10月24日于伦敦］ ［电报］ 谨向党代表大会致以衷心的谢意并最真诚地祝愿大会成功！ 恩格斯 载于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893年10月22日至28日于莱茵河畔的科伦举行》，1893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06]这封电报是恩格斯打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以答谢代表大会开幕那天（1893年10月22日）由奥·倍倍尔建议发给恩格斯并由他宣读的致敬信。信里说：“来到德国社会主义诞生的城市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们，向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和它的不屈不挠的战士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和敬意。 代表大会主席团。” 在1893年10月22日至28日召开的科伦代表大会上，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报告，讨论了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对它的支持问题以及庆祝1894年五一节的问题，还讨论了奥·倍倍尔的报告“反犹太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第397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105] 很遗憾，年龄也不允许我研究捷克文了。你们民族的历史上有许多社会的和民主的传统，这对你们的运动十分重要。你们当中那些力求获得自决权的人是正确的；他们的意图是很自然的，对此我们应该赞同。可惜，他们对如此自然的社会运动却表现得目光短浅。我们坚信我们会取得结束一切民族压迫的胜利。请转达我对我们的兄弟们的问候！ 弗·恩格斯写于1893年8月 第一次用捷克文发表于1893年8月19日《人民之声》报第15号 原文是捷克文 注释： [105]我们得到的恩格斯给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的信是捷克译文，发表于1893年8月19日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之声》（《Posellidu》）第15号。 发表时编辑部加了如下按语：“最老的社会学家和学者恩格斯就代表大会问题向我报编辑询问捷克各政党情况，他说：”（见信文）。——第396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10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104] ［18］92年12月9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们： 我衷心祝贺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你们曾进行过相当久的斗争，以致你们能够以应有的方式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奥地利境外有不少人能够珍视你们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我们大家认为你们的过去就是你们的未来的保证。 衷心感谢你们的友好邀请，很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 无产阶级的节日万岁！国际社会民主万岁！ 永远是你们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1978年5月《道路和目标》杂志第5期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04]恩格斯的这封贺信是为答谢1892年11月协会理事会约他参加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的邀请信而写的。恩格斯这封信的德文原件是在维也纳国家档案馆里发现的。 为这个于1867年12月15日创立的协会的庆祝会所做的报告，载于1892年12月16日《工人报》第51号。——第395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 ［18］92年11月30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为同志们的友好回忆，请接受我衷心的谢意。愿协会将来到我的年龄时，能象我现在这样自我感觉良好。 致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西）柏林《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1970年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传记的补充材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传记的补充材料[103] （1）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书记。 （2）《状况》［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的新版。1892年版。 （3）《路·费尔巴哈》［注：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1888年斯图加特版。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10月底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03]这一补充材料是恩格斯补入他的预定供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Konversations-Lexikon）第14版第6卷发表的传记正文的（见本卷第533—535页）。补充材料应1892年10月7日弗·阿·布罗克豪斯的来信而写，出版者在信中以编辑部的名义请恩格斯审阅正文，做适当的修改和补充。——第393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 ［18］91年12月1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我衷心感谢你们为我七十一岁生日给我的贺信。 致以真诚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西）柏林《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杂志1970年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102] 1890年12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为你们上月28日给我的贺信中的良好祝愿，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尽管稍晚了一些。我同你们一样深为遗憾，我的朋友马克思未能活到看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不可战胜的发展，他为这一运动准备基地所作的促进工作比任何别人都多。 但愿你们的祝愿实现，胜利时刻临近！ 致以真诚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02]恩格斯在这封第一次发表的信件中，感谢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在1890年11月28日恩格斯七十寿辰时给他的贺信。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以及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成立的。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协会，其原因是引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分裂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拥护者的影响在协会里占了上风。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协会的工作。第一国际成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被英国政府封闭时为止。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该协会。——第391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100] 未开化。“文明国家”［注：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家具。——样式。——波士顿的马车。纽约的马车。旅馆的组织。公共马车，十七世纪式的旅行。此外，室内设备甚至是超时代的。窗栓。窗帷。钥匙。双锁。 对照鲜明的国家：铁路多于公路，而后者却很糟糕。上面是良好的空中铁道架于天桥上，下面则是很坏的马路。房屋连接在一起，但是内部有地毯和钢琴；甚至资产阶级的美国佬同封建的加拿大人相邻而居；纽约附近田园画似的霍布根和昆虫。 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生活和英国相反。只有卧室是私人的，而且也不完全是这样（由上面一排窗子通风）。——大厅、账房、办公室、女客厅，暖气装置使得冬天也没有必要关闭房间，因而这件事也就不用做了。旅馆里到处有人走来走去。 共和国近期罗马的希腊人。 如果从历史观点来看，宗教是他们的理论。Goaheadnation［注：前进的民族。——编者注］——挤过去，不许任何人走到或站在你的前面。甚至在波士顿也是如此，这种情况由于街道狭窄而令人非常不愉快，女人也一样。［注：见本卷第487页。——编者注］ 痰——厕所——不仅在那些实行戒酒法令的州里不真心遵守戒酒。任何人都不公开饮酒。死板。公鸡和蟑螂。 与加拿大不同。——原籍法国的加拿大人确实是由于革命而离开法国的，他们自己这里保留了在征服时得到保证的封建主义，他们走向衰落，——这种事实可同尼亚加拉［注：见本卷第488页。——编者注］相比，无人居住的房屋、桥梁，等等，——迁往新英格兰，他们在那里占去中国人的位置。原籍英国的加拿大人也是落后的，在多伦多也有许多陈旧房屋。 美国人不善于享受。 美国人不善于走路，他们要么快速奔跑，要么无事闲逛。 外省人［注：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土生土长的稳健的小资产者、小城市的居民和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小农形成支柱。这种小资产者到处都表现出自己的迟钝性，而同时又形成疯狂投机的坚实基础，完全象瑞士人，同瑞士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美国人的作风令人讨厌：博士、“柏林号”。 早期的发展。 纽约——港湾——美景——由于得天独厚而预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如何完成这个使命。对纽约夜晚的最初印象：耀眼的灯光、鹅卵石、肮脏、喧哗——令人厌恶。白天市容更不吸引人——电线杆子、空中铁道、横跨马路的招牌、公司的广告牌，建筑术看不到了，成群的人，大量的四轮车、轻便马车和车辆，比伦敦多得多，——不象样子、可恶；到处都是使人厌烦的广告。赌场庄头模样的人。男人的疲惫样子，女人也是一样。商店比伦敦出色，数量也多。乐土的大门就是这样。海上和陆上都是吓人的声音。马车的轰隆声，一辆马车造成的轰隆声比欧洲的十辆还大。一切美学都在出现一点获利希望时遭到破坏。 马的情况也不比人的情况好：有良种的成分，但还没有完全形成良种。多数马比英国的轻快；但是在加拿大还全是英国种。 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是掠夺性的经营。阿德朗达克山脉那里在乱伐林木。而其他地方又没有建筑用的木材（也许“科马林岛”是例外）。 铁路不好，旅客列车慢，在布法罗晚点和候车，在车站停车时间长得不可思议；白天列车少；大转弯，所以车厢长（见纽约市内铁道）；由于枕木的弹力和振动，车厢摇摆，晕车。 美国人——这不是民族，而是内战[101]时期由于共同行动的需要而联合起来的五六种不同的人和这样一种感情，即在他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 纯粹资本主义方式。［注：这几个字写在手稿页边上。——编者注］ 严格地实事求是地签订业务合同。没有任何小费。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小费就不行的地方，给小费的人马上会被看作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而被敲竹杠。 暴发户——民族特性。 有教养人的共同特点是保持自信的姿态，其他人的特点——至少是自负，或达到固执程度的刚愎自用。 弗·恩格斯写于1888年9月下半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00]这篇札记是恩格斯于1888年9月下半月显然在从美国旅行归来所乘的“纽约号”轮船上写的；在美国他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以及自己的朋友卡尔·肖莱马一起度过了一个多月——1888年8月17日至9月19日。从这篇札记的内容和提要形式来判断，恩格斯显然是打算写一篇专门叙述他这次旅行的文章，想在这篇文章中较详细地评述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指出其特点，即这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社会的明显差异和矛盾。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意图。过去发表的片断《美国旅行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34—536页）只是打算写的文章的开端。关于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旅行和对尼亚加拉瀑布等等的观感，恩格斯当时曾在1888年9月5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作了详细描述（见本卷第486—489页）。——第387页。 [101]指1775—1783年反对英国统治者争取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战争，结果成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第389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关于亨利希·奥伯温德[9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关于亨利希·奥伯温德[98] ［草稿］ 奥伯温德——在卖身给自由党人（由《新维也纳日报》的舍普斯付的钱）之后——要求必须支持自由党人，特别是在关于直接选举议员（已经不是通过省议会，而是通过选区）的问题上。肖伊表示反对，他在维也纳居于少数，于是分裂出去并在维也纳新城创办《平等报》；他抨击奥伯温德，——后者任《人民意志报》周报的编辑并把为创办新日报募集到的一万弗罗伦全花在周报上，——直到奥伯温德以诽谤罪控告他为止，但维也纳新城的陪审法庭宣布肖伊无罪，因为他证明自己是对的。此后，奥伯温德在维也纳失去一切影响，自由党人同他断绝来往，于是，他起初到汉堡，在那里同勃廖艾尔派[99]一起活动。后来到巴黎去了。 在大约一年前出版的小册子［注：亨·奥伯温德《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编者注］里，奥伯温德号召德国工人支持俾斯麦的政策，说这样他就会为他们进行一些社会改革。 弗·恩格斯写于1887年12月29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98]这篇短评可能是恩格斯对1887年12月25日保·拉法格给他的信的回信稿，拉法格的信是询问第一国际前活动家亨·奥伯温德的情况的，因为后者被揭发为普鲁士警察局的暗探。恩格斯的答复以批判的方式评述了奥伯温德在工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706—707页）。短评中所阐述的有关奥地利工人运动的思想斗争事件，是1873—1874年的事（同上，第33卷第580—582、600页）。——第386页。 [99]指所谓“纯拉萨尔派”小组，它以裁缝勃廖艾尔为首在七十年代中期活动于汉堡。这个小组反对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第386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94] 在3月2日《人民报》上一篇涉及我［注：指爱德华·艾威林，该信是以他的名义写的。——编者注］的文章中，您断言：[95] “艾威林交来一份包括某些项目的费用的账单，老实说，工人宣传员不该把这些费用列入账单，因为工人宣传员应当知道，费尽心力地募集来的用作宣传经费的捐款［注：《纽约人民报》发表的信文中，“捐款”一词改为“钱”。——编者注］，来自贫穷工人的腰包。” 我的回答仅限于这个主要的一点，而不涉及一切次要方面。我声明： 我寄给执行委员会的每周账单，包括我的一切费用，就是说，既包括党的费用，也包括我个人的费用。我事先而且是以最明确的方式向执行委员会解释过，——最初是同执行委员会的财务委员Ｒ.迈耶尔谈的，后来是在许多信中谈的，——一切纯属个人的费用都算在我的账上，从执行委员会保证给我的366美元（每天以3美元计算）的账上扣除，而且我完全听从执行委员会决定哪几项费用由党负担，哪几项费用算在我的账上。 我决不期望，更不要求任何个人性质的费用由“贫穷工人的腰包”来支付，我从来没有以这种来源抵补个人性质的费用。为了更详细地报道这一问题，请您看看2月26日我给各支部的通告信[96]；现将此信附上，在事情发生后，我对公布此信不会再有异议。 我还发现您的文章有一个刊误：在我对您1月12日的文章[97]的答复上注的日期不是“1887年2月”，而是1887年1月26日，我的答复是在我看到上述文章的当天寄给您的。 致社会民主主义敬礼［注：发表的信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签字）爱德华·艾威林 1887年3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3月30日《纽约人民报》第76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94]1887年3月30日发表的、署名为爱·艾威林的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信，是恩格斯写的。收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照相复制的笔迹，证实了这点。该信是就爱德华·艾威林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之间发生的冲突而写的，执行委员会公开向艾威林提出无根据的指控，说他的支出超出了执行委员会拨给他以及威·李卜克内西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于1886年作赴美宣传旅行之用的那笔钱。资产阶级报刊为这种指控叫好，并用它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本卷发表的这封信补充了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写给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们的许多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578、591—597、598—600、628—629页）。——第384页。 [95]下面的引文引自1887年3月2日《纽约人民报》第52号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再谈艾威林事件》。——第384页。 [96]指1887年2月26日艾威林的铅印信。该信是散发给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各支部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组织的；信中详细地回答了1887年1月7日该党执行委员会在通告信中对艾威林提出的诽谤性的控告。这封信发表在1887年3月2日《纽约人民报》第52号上，同时还附有编辑部文章（见前注）。——第385页。 [97]指1887年1月12日《纽约人民报》第10号发表的文章《艾威林和社会主义者》（《AvelingunddieSozialisten》）；这篇文章首先公开提出对艾威林的指控（见注94）。艾威林1887年2月26日的信（见注96）是对这篇文章的答复。——第385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93] 1884年12月31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伦敦报道：渴望已久的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现在已准备付印；更加可喜而且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还将幸运地得到第3卷和第4卷。 恩格斯写道： 至于我撰稿的问题，对此我近日不能向您做出任何许诺。但是，如果我有空闲时间，又看到什么材料或者发生什么事情，那时我的帮助也许会确有补益，我当然会立即准备予以帮助。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12月31日 载于1885年1月2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2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93]我们看到的这封信是个片断，载于1885年1月2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2号的专栏“最近的社会政治消息”（《Sozial-PolitischeNachrichtenderLetztenTagen》）。信可能是寄给约·狄慈根的，他当时是该报的编辑之一。——第383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今日》杂志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今日》杂志编辑部[90] ［草稿］［注：草稿是恩格斯亲笔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名义写的。——编者注］ 致不列颠出版公司 先生（或先生们）： 我不揣冒昧对您……［注：手稿上这里画了省略号。——编者注］的来信作答：在我最近那封信发出之后，我把您的文章同《资本论》的原文［注：《资本论》法文版。——编者注］做了核对。 我确认，第ⅩⅩⅢ（23）章《简单再生产》的译文很不完善，译者部分地由于不甚理解《资本论》的主要思想，部分地由于不够熟悉法语语法，而出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认为，从一部完整的有逻辑联系的科学著作的中间部分抽出某章，而不加任何前言就把它献给读者，是完全不对的。 至于说到出版我父亲［注：卡·马克思。——编者注］的著作的各个整章译文，那就产生了版权问题。请不要忘记，我要对其他也分享这个版权的人负责，而且为了我父亲的声誉对如何把他的著作译成英文负责。在这个问题上我保留自己的全部权利。 不过，我还是允许您在贵刊的下一期上再发表一章，条件是您要在发表这一章之前写几行，说明： （1）以前发表的那一章是第23章，而这一章是1872年在巴黎出版的《资本论》[91]的某章。 （2）译者是您和……［注：手稿上句子未完。——编者注］ （3）请您告知我，您还打算翻译哪几章，然后我考虑能否允许您这样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本身的性质。 众所周知，维·雨果用英文连一行也写不出；而我父亲作为用英文写作的作者已经三十多年了。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您援引维·雨果的诗[92]是绝对不适宜的。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4月下半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90]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这篇手稿，是他代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起草的致《今日》杂志编辑部的复信稿，原因是1883年4月14日该杂志第1期发表了《资本论》法文版第23章（相当于德文原著第21章）的不完善的英译文。这一章的译文发表时未加任何前言，随意用了一个标题：《Ⅰ.——TheSerfdomofWork》（《第一章：劳动的奴隶制》），而且译文有严重的错误。信稿中提到：马克思的继承人对其遗著的译文享有版权，而且为了马克思的声誉对这些译文的质量负责。关于是否允许再发表一章的译文一事，编辑部显然在我们没有见到的信中征求过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意见，而这件事的确定取决于编辑部是否执行几项要求。1883年6月《今日》第2期在发表《Ⅱ.——TheLordshipofWealth》（《第二章：财富的权力》）时所加的编辑部注，证明编辑部执行了要求。注中说：“这一章是原著第10章第2节和第3节的译文。本刊上期发表的那一章选自原著第23章。译文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已故马克思的。”副标题中指出，译文译自1872年法文版。——第381页。 [91]关于《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见注83和192。——第382页。 [92]这里指维·雨果的哪首诗，未能确定。显然，所引诗句包含在《今日》的出版者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信中。——第382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8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89] （1）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经济统计局）。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出版。6卷。 第1卷：只有经济统计局做书名。 第2卷：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编。 第4卷：农民经济形式。瓦·奥尔洛夫编。（这是第4卷的第1册）。 第5卷：私人地主经济。卡布鲁柯夫编。 第3卷：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 第6卷：工业（奥尔洛夫和博哥列波夫）。见编号21［注：见本卷第373页。——编者注］。 （2）俄国家庭手工业资料汇编。（俄罗斯帝国地理协会）。1874年圣彼得堡版。 （3）财政部年鉴。4卷。即：1869、1874、1875和1878年。 （4）交通部部刊。1879年圣彼得堡版。 （5）1877年国家监察机关报告。两卷，1878年圣彼得堡版。同上——另三卷（两卷，1876年版；一卷，1877年版） （6）交通部统计汇编。第1卷，1877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1878年版。 （7）俄国铁道资料汇编。1870—1872年。交通部统计局资料。1875年圣彼得堡版。 （8）1877年俄国沿欧亚国境的对外贸易概述。1878年彼得堡版。 （9）1874年最重要商品内河水运量。 （10）1874年和1875年商业信贷业务报告。1877年圣彼得堡版。 （11）1863年国家银行报告。1864年彼得堡版。 （12）1877年国家银行报告。1878年彼得堡版。 （13）委员会关于俄国农业和生产率状况的报告。五卷蓝皮书：第1卷：这是委员会的报告。另四卷：证明文件。 （14）对莫斯科商业信贷银行（斯特罗斯贝格）提起诉讼。三册。1875—1876年莫斯科版。 （15）十七世纪俄国的地区机关。波·契切林，1856年莫斯科版。 （16）北部地区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巴·普·丘宾斯基，1870年圣彼得堡版。 （17）俄国中部地区粮食贸易和生产状况。瓦·查斯拉夫斯基，1873年圣彼得堡版。 （18）前书续编。查斯拉夫斯基。里加的贸易。1875年圣彼得堡版。 （19）经济协会和俄国地理协会……考察团的报告。俄国粮食贸易和生产的研究。第1卷，1870年圣彼得堡版。 （20）（同上书）第2卷。1872年圣彼得堡版。 （21）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莫斯科省的手工业。第1分册，1876年出版；第2分册，1877年出版。（属于编号1）。 （22）（属于编号19和20）。伏尔加—马林斯克水路的贸易往来。伊·博尔科夫斯基。1874年圣彼得堡版。 （23）（属于编号19和20）。考察西部［注：原稿中误作南部。——编者注］地区……。米·拉也夫斯基。1874年圣彼得堡版。 （24）切尔尼果夫省地方自治局出版的对可耕土地估计的资料。 第1卷：切尔尼果夫县。1877年基辅版。 第2卷：博尔兹纳县。1877年基辅版。 （25）弗·巴·别兹奥勃拉佐夫。乌拉尔山区经济（山区经济）。1869年圣彼得堡版。 （26）特维尔省。同1783和1784年官方记载的比较。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出版。1873年特维尔。 （27）特维尔。统计资料汇编。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出版。 第1分册：1874年特维尔版。 第2分册：1874年特维尔版。 第3分册：1876年特维尔版。 第4分册：1877年特维尔版。 （28）再论特维尔。统计资料汇编。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版。历史和统计概要。1875年特维尔版。 （29）关于特维尔省土地的价值和收入。1876年版。 （30）特维尔省中等农民家庭的劳动是怎样补偿的。瓦·伊·波克罗夫斯基。1874年特维尔版。 （31）基姆雷镇（特维尔省）的制鞋手工业。吉霍米罗夫。 （32）与编号30同一作者。［注：瓦·伊·波克罗夫斯基。——编者注］特维尔省概论。（这书有两本。） （33）谢·维·帕赫曼：俄国习惯的民法。第1卷，1877年彼得堡版。第2卷，1879年版。 （34）米·哥尔查科夫：论全俄都主教、牧首和圣会议的地产。1871年圣彼得堡版。 （35）亚·罗曼诺维奇－斯拉瓦京斯基：《从十八世纪初到农奴制废除这一时期的俄国贵族》。1870年圣彼得堡版。 （36）国务知识汇编。第6卷，1878年版。 （37）《俄罗斯通报》。1873年6月号。 （38）考夫曼：俄罗斯银行统计。两卷，1871和1872年版。 （39）尼·阿里斯托夫：古俄罗斯的工业。1866年彼得堡版。 （40）尤·爱·扬松：《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年圣彼得堡版。 （41）（拉甫罗夫）论思想史。第1卷，1871年圣彼得堡版。 （42）维·雅·布尼亚科夫斯基：人类学的研究［注：维·雅·布尼亚科夫斯基《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居民的应用》。——编者注］。1874年彼得堡版。 （43）格·涅米罗夫：《圣彼得堡的交易所组合》。1876年版。 （44）无书名的匿名小册子。关于对土耳其及其盟国的战争问题。 （45）法律和生活。（关于农民法院）。扎鲁德尼。1874年圣彼得堡版。 （46）卡普斯亭：《俄罗斯民族的土地占有形式》。1877年圣彼得堡版。 （47）关于土地价值和收入的报告。（属于编号30，同一作者）。 （48）弗·特里罗果夫：《经济试验。村社》。1878年圣彼得堡版（枯燥无味）。 （49）《星期周报》。1870年。 （50）米·瓦·涅鲁切夫：《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77年莫斯科版。 （51）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两篇文章（俄文）。（载于《同时代人》的1859—1860年的文章）。 （52）新俄罗斯帝国大学校刊。《克罗地亚—达尔马戚亚的立法》。1868年敖德萨版。 （53）《俄罗斯笔谈》。（第3期）。论南俄古代村社。1857年莫斯科版。 （54）尼古拉·卡拉乔夫：俄国古代和现代的劳动组合。1864年圣彼得堡版。 （55）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赎卖土地》。解放［注：指1861年改革。——编者注］前载于《同时代人》。 （56）对五十名社会党人提起诉讼——《前进报》。1877年伦敦版。 （57）车尔尼雪夫斯基：法国的党派斗争。1875年日内瓦版。 （58）作者同上。卡芬雅克。 （59）Ｈ.鲁萨诺夫：《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最新文献。驳波斯尼科夫和瓦西里契柯夫》。1879年莫斯科版。 （60）阿·维·波洛夫措夫：关于村社的最初步骤……1879年彼得堡版。 （61）谢铎－费罗蒂：《概述俄国的未来》。1868年柏林版。 （62）Ｄ.卡尔·瓦洛克尔：俄国现状。1873年莱比锡版。 （63）叶甫盖尼·德·罗别尔提：《政治经济研究》。1869年圣彼得堡版。 （64）《星期周报》合订本（见第49期）。1872年彼得堡版。 （65）阿·克劳斯：《我们的移民区》。1869年圣彼得堡版。 （66）顿河哥萨克统计局报告。（1874年）。 （67）巴·索柯洛夫斯基：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 （68）丘普罗夫：铁道经营。第1卷，1875年莫斯科版；第2卷，1878年莫斯科版。 （69）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 （70）《祖国纪事》。1877年3期（11月、12月、10月），彼得堡版。 （71）哥尔查科夫：修道院的敕令（1649—1725）。1868年圣彼得堡版。 （72）国家产业部。资料汇编。1880年版。 （73）萨尔梯柯夫（谢德林）：《塔什干的老爷们》。1873年版。 （74）瓦·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夜莺》。1875年彼得堡版。 （75）亚·波斯尼科夫：《公社土地占有制》。第1卷，1875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卷，1877年敖德萨版。 （76）伊万·恩格尔曼：论按俄国法律取得土地所有权（俄文）。1859年彼得堡版。 （77）《知识》。1871年1月号（彼得堡）。 （78）巧妙的圈套。1875年莫斯科版。 （79）才离虎口又入狼群。1876年版。 （80）货币伪造者或俄国政府的代理人（俄文）。1875年日内瓦版。 （81）考夫曼关于银行业务的论文集。1877和1878年版。 （82）赫列勃尼科夫：蒙古入侵之前的社会和国家。1872年彼得堡版。 （83）巴枯宁的著作：无政府状态和蒲鲁东（俄文）。1874年版（第2册）［注：詹·吉约姆《蒲鲁东式的无政府主义》。——编者注］。 国家和无政府状态（同上）。1873年版（第1册）。 国际发展史（同上）。1873年版。 （84）柯瓦列夫斯基：《爱德华三世逝世前英国各郡警务管理……史》。1876年莫斯科版。 （85）作者同上。关于同样论题的著作。1876年伦敦版。 （86）作者同上。关于同样论题的著作。1876年布拉格版。 （87）作者同上。瓦得州。田地公有。1876年俄文版；1877年德文版。 （88）作者同上。路易十四逝世前法国的税收。第1卷，1876年莫斯科版。 （89）俄国劳动组合资料汇编。第1卷，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1874年版；第3卷，1875年版。 （90）谈谈圣彼得堡工人的生活。1863年柏林版。 （91）尼·卡列也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 （92）巴·亚·索柯洛夫斯基：《农奴制前俄国农村居民的经济生活和东南部草原的垦殖》。1878年版。 （93）《习惯法》。1875年雅罗斯拉夫尔版。 （94）《前进！》。1873和1877年版。 （95）亚·德·格拉多夫斯基：《俄国地方管理机构的历史。引言。莫斯科公国的县》。第1卷，1868年圣彼得堡版。 （96）尼·赫列勃尼科夫：《论社会对国家组织的影响》。1869年彼得堡版。 （97）瓦·伊·谢尔盖也维奇：《市民会议和公爵》。1867年莫斯科版。 （98）十七世纪的法国国家经济。（俄文）。维克多·戈利采夫。1878年莫斯科版。 （99）伊·杨茹尔：英国的间接税。消费税。1874年莫斯科版（俄文）。 （100）作者同上。英国的自由贸易（俄文）。1876年莫斯科版。 （101）论在俄国取得土地所有权。载于关于第四次颁发乌瓦罗夫伯爵奖的报告。1860年圣彼得堡版。 （102）列·萨巴涅耶夫：巴什基里亚地方的草原经营。1873年莫斯科版。 （103）关于俄国（1503—1580年）教会土地收归国有的法律研究。阿·巴甫洛夫。1871年敖德萨版。 （104）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统计委员会：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法律惯例集。1869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版。 （105）驳波斯尼科夫。齐托维奇。1878年敖德萨版。 （106）公社占有制。康·卡维林。 （107）格里耶和波·契切林：《俄国的不求甚解之风》。1878年莫斯科版。 （108）李利和马洛：尼古拉·斯托罗任科。1872年版。 （109）波·契切林：《俄国法律史论文集》。1858年莫斯科版。 （110）未来社会的社会服务。1875年伦敦版。 （111）《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俄文）。1875年柏林版。 （112）《关于萨马拉的饥荒》。1874年伦敦版。 （113）《未来社会的国家因素》。1876年版。 （114）《序幕》。六十年代初期的一部小说。（1877年） （115）瓦西里契柯夫给托尔斯泰伯爵的信。1875年。 卡·马克思大概编制于1881年下半年 第一次用原文和俄文发表于1975年《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第9期 原文是俄文、德文、英文和法文 注释： [89]《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Russischeinmybookstall》）这一手稿，写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笔记本中最后一本即1881—1882年所记的一本里。在这本宽长为10×16厘米的小笔记本的六页半（总数是108页）普通纸上，马克思用相当清楚的笔迹列出150多种版本的俄国书籍，在书名下划了直线并编了115个书号。显然，在编写这份书目时这些书是马克思手头拥有的。收进书目里的相当大一部分书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主要是论述俄国1861年改革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的。 在书名以及个别词句中有不少是马克思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写的，但大部分是用俄文写的。在这里，马克思写的俄国字通常用的是印刷体（见本卷第367—368页之间的插图）。——第372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87] 我们现在肃立在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的墓前，她1814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此后不久，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被任命为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在那里他同马克思一家过从甚密。两家的孩子在一起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今后他们的命运将永远连结在一起。 1843年，在马克思以旧《莱茵报》编辑身份第一次登上社会舞台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燕妮不仅关心她丈夫的成就、事业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新婚夫妇出走巴黎，起初是自愿的，而很快就成为被迫的了。甚至在巴黎，普鲁士政府也迫害马克思。必须遗憾地指出，象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协助那些力促路易－菲力浦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巴黎的人。全家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当这一事件在布鲁塞尔引起动荡的时候，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还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第二年就低落了。接着又一次被驱逐，起初再次到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迁到伦敦。这次驱逐确实苦难重重。尽管被驱逐者通常遭受的苦难使她的三个孩子［注：亨利希·格维多、弗兰契斯卡和埃德加尔。——编者注］——其中两个男孩——夭亡，她还是能经受住这种苦难。但是，一切政党，不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即所谓民主派，——都串通一气反对她的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所有报刊都毫无例外地不刊登他的文章；他在他俩只能以蔑视态度对待的敌人面前孤立无援，无法自卫；——这一切却使她感到莫大痛苦。而且这种情况继续了多年。 但是事情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在终于能有某些活动余地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于是，补偿她所经受的许多苦难的时刻来到了。她终于活到了这样一天：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卑鄙诬蔑烟消云散；她终于活到了这样的时刻：曾被各国反动派——封建派和所谓民主派——枉费心机地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明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开了。她终于活到能够看见：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并且继续从俄罗斯向美洲发展。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非常法令，在最近选举中光辉地证实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这个女性以如此明确的批判的智慧、如此的政治才干、如此热情而坚强的性格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所不知道的，报刊上也没有登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会由于再也听不到她的既大胆又合理的建议，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建议，而经常感到不足。 我没有必要来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说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我们正是在这里[88]肃立在她的墓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证实她怀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信念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且怀着这个信念与世长辞。她没有惧怕死亡。她知道总会有这样一天，她的肉体和精神都要回到生育她的大自然的怀抱。我们现在陪送她到她最后安息的地方去，我们大家要纪念她，努力做象她这样的人。［注：手稿上最后这段话用铅笔勾掉了。——编者注］ 弗·恩格斯于1881年12月5日宣读 用法文发表于1881年12月11日《平等报》第1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87]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恩格斯于1881年12月5日用英语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所载的讲话，是《平等报》上刊登的法文文稿的译文。本卷发表的恩格斯的讲话草稿是第一次按英文手稿的全文译出的。——第369页。 [88]指海格特公墓，位于大伦敦的北部，在过去的城郊海格特（Highgate）的区域内。该公墓是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为埋葬拒绝任何宗教仪式的自由思想者而修建的。这个公墓里葬有马克思及其家庭的几名成员，还有英国的科学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斯宾塞、法拉第等人）。——第371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第1分册而拟的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第1分册而拟的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83] Ⅰ （1）《泰晤士报》 （2）《每日新闻》 （3）《旗帜报》和《旗帜晚报》2 （4）《暇》［注：《余暇报》。——编者注］ （5）《派尔－麦尔》［注：《派尔－麦尔新闻》。——编者注］ （6）《旁观者》 （7）《观察家》 （8）《曼彻斯特卫报》 （9）伊曼特2 （10）奥格斯堡总汇［注：《总汇报》。——编者注］ （11）《法兰克福报》 （12）《科伦》［注：《科伦日报》。——编者注］ （13）《十字报》［注：《新普鲁士报》。——编者注］ （14）《新自由报》 （15）《人民意志报》 （16）《人民国家报》4 （17）《人民［之友］报》2 （18）《独立报》［注：《比利时独立报》。——编者注］ （19）《布鲁塞尔报》 （20）《新鹿特丹报》 （21）《日内瓦报》 （22）《哨兵报》 （23）《社会正义》 （24）《激进瑞士报》 （25）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 （26）《人民报》2 （27）《首都报》 （28）莱比锡，《德意志总汇报》 （29）《星期六评论》［注：《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编者注］ Ⅱ （1）梅萨4 （2）弗朗萨4 （3）格尔哈特1 （4）库格曼2 （5）狄慈根1 （6）穆尔和肖莱马［注：手稿中漏掉下面的顺序数码“7”。显然这个数码应写在肖莱马的名字前面。——编者注］2 （8）德朗克1 （9）维尔布罗尔［注：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编者注］1 （10）耶格尔、施佩耶尔1 （11）贝克尔（已寄出）16 （12）符卢勃列夫斯基（现有6本）15 （13）经布鲁塞尔寄给俄国人6 （14）雅科比1 （15）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84]1 （16）诺定昂，法国人支部[85]1 （17）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86]2 （18）比斯利1 （19）拉·塞西利亚2 （20）维沙尔1 （21）波克罕1 （22）雷尼亚尔1 （23）拉法格1 （24）赛拉叶和拉法格，一本未寄。寄往美国30本（其中5本免费）［注：马克思加上这一句，勾掉了“代售12”一句。——编者注］ （25）波特耳1 （26）法伊埃1 Ⅲ 6俄国1奥斯渥特 6符卢勃列夫斯基1《写真》 5左尔格、卡尔、德雷尔、施佩1《雅典神殿》 耶尔、波尔特 2伊曼特1吴亭 4弗兰克尔（2巴黎，肖伊）1勒费夫尔－龙西埃 25美国4符卢勃列夫斯基 9维沙尔（1巴黎；2亚尔萨1达金斯 斯；1勃艮第；4法兰斯孔1梅萨 太；1米兰，阿马杜）2格内科，利物浦 9符卢勃列夫斯基1弗朗萨 2勒穆修6维沙尔（4里昂、2亚尔萨斯和洛林） 2纽约附近的霍布根，霍兹默 尔博士6符卢勃列夫斯基 2科勒特2洛帕廷 1耶格尔博士12左尔格 1《首都报》1维耳马尔 2杜邦 4泰斯（3巴黎） 拟于1872年9月底至10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50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83]这份名单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参与下拟定的，按照这份名单把《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第1分册分别寄送给报纸编辑部、组织和个人，主要是寄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根据马克思与出版者莫·拉沙特尔于1872年2月签订的合同，规定《资本论》以分册形式出版（见注192）。篇幅为8印张的第1分册（大开本）于1872年9月底一经出版，很快（显然是在1872年9月底—10月初）就拟定了这份名单。从保存下来的1872年10月上半月第三者来信中可以看出，名单上列出的许多收件者已经收到《资本论》法文版第1分册。——第362页。 [84]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是1872年8月建立的，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当时侨居曼彻斯特的、通常是国际会员的流亡工人。该支部为反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拒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改良主义分子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见注86）。支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不列颠联合会和清除联合会中的破坏分子而进行的斗争。——第364页。 [85]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支部是1872年夏于诺定昂在总委员会委员、公社社员奥·赛拉叶的参加下成立的，它主要联合了公社的流亡者。该支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实现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而进行的斗争。——第364页。 [86]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是根据1871年10月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由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一些加入国际的协会的代表组成的。在此之前，这种委员会的职权都是由总委员会亲自行使的。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不列颠委员会中的革命派（维克里、杜邦、赖利、列斯纳等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12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人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不列颠委员会以积极的帮助。——第364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总委员会建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总委员会建议[79] （1）为了避免一切误解，应严格遵守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80]。按照这项决定，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将称作各该国的联合会委员会或委员会，而各地方的支部或委员会将称作各该地方的支部或委员会。 （2）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公布新版的章程[81]。除英文文本外还出版标准的法文和德文的译本。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本在印行之前须经总委员会批准。 （3）代表会议根据总委员会的建议，提议在女工中间成立妇女支部。当然，这绝不排除男女混合支部的存在[82]。 （4）代表会议责成总委员会执行章程中关于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应将拒绝提供所要求的材料的工人协会或支部通知总委员会。 （5）凡由总委员会委派执行特殊任务的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地区和地方委员会以及地方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但无权参加表决。 （6）代表会议工作结束后，凡是没有向总委员会缴纳本年度数额为每个会员十生丁会费的支部，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将不承认它是协会的支部。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9月20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1978年柏林第2版）第1部分第22卷 原文是法文 注释： [79]这一文件是马克思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提出的关于组织和策略问题的决议原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第542—544页），决议在1871年9月12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被作为总委员会的建议批准，并在1871年9月18日和19日的代表会议上一致通过。我们得到的法文文本是恩格斯于9月20日前后写成的。这个文本和《国际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正式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61页）不完全一致；在1871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这个文本，然后由马克思作了最后的校订，因为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受委托负责出版所有出版物的准备工作。——第360页。 [80]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参看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载于《国际工人协会。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RésolutionsadministrativesvotéesparleCongrèsdeBale.In：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Compte-renduduⅣeCongrèsInternational，tenuàBale，enSeptembre1869.Bruxelles，1869）。——第360页。 [81]关于用三种文字再版章程的决议，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正式版本中没有反映，而是在新版章程的附录中作了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85页）。——第360页。 [8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3页。——第360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关于地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关于地租 ［草稿］ （1）我们在上一次已经看到： 为了正确理解地租，有两点要同［……］［注：方括号［］中的删节号，表示手稿已损坏。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按意思添加进去的。——编者注］加以区别： （1）第一，［为］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也就是为他投［入土］地并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而支付给他的部分。这是［……］利息。无论我把1000塔勒投入棉纺织机还是投入土［地］上的［……］水渠，［我］从这1000塔勒得到收入这个来源没有任何变化。这还是生［产地］使用的资本的利息。 （2）第二，作为货币［地租的］地租［所采取］的形式。假定一个地段每年提供20塔勒地租。土［地所有者出］卖这个地段，也就是说，他出卖［20塔勒］的年地租。那么，地租或［地］段的买价怎样［确定呢？］……一个地段只是因为按照这20塔勒［……］来估价才具有价值。 因而问题是： ［为了］购买20塔勒的年地租，我必须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多少资本？换句话说［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状况下，能每年给我提供20塔勒的是一笔多大的资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知道，利率一般［是］多高［以及］一笔［100塔勒］的资本平均［提供］多少利息。 利率为5％，就是说：［我］支出的100塔勒给我提供5塔勒利息。问［题就是：］ 如果100塔勒每年提供5塔勒利息，那么，为了每［年提供］20塔勒利息，资本［应该多少呢？］。如果100塔勒每年［提供］5塔勒利息，则400塔勒每年［就提供］20塔勒利息。 因此，如果利率为5％，那么，土［地所有］者就会［以400塔勒］出卖他的每年［提供］20塔勒的地段。买者在20年内就会使他的资本得到［补偿］。20×20＝400。 可见，租地农场主每年支付20塔勒地租，而用400塔勒购买土地的［买主］每年得到［20塔］勒利息。对他来说，［租地农场主］支付给他的20塔勒，只是为了［他］以土地买价支出的400塔勒而支付给他的利息。在许多地方［投入］土地的资本提［供］的利息［有时］低于［在］别的产业部门使用资本所提供的利息。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投入土地的资本只［提供］〔2+（1/2）〕％，而投在商业或产业上的资本［却能提供5％］。在这种场合，一块提供［20塔勒］年地租的土地就会按800塔勒而不是按400塔勒［出售］。［买主］只有用40年时间才能收回自己的资本。如果租地农场主为一摩尔根土地［……］每年交付地租倘若为20塔勒，那么，收取这20塔勒的［地］主很可能只［……］2+（1/2）塔勒。 地租的［高］低［与］购买地租即土地［……］的资本［……］利息的高低无关。 ［……］其次，土地之所以［具有］价格，［它］之所以能［出卖］，是因为存在着地租，［而］不是反过来，地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土地的价格将得到支付。 ［……］一般来说，土地的价格［不］外乎是资本化的地租。什么［叫］做资本化的地租呢？这就是说，我把地租看作是投在购买土地上的资本的利息。一摩尔根土地的地租也许是20塔勒，但这20塔勒对购买土地的人来说也不会多于5、3、〔2+（1/2）〕％，不会多于资本的本国通常利息。如果利率为5％，那么我在20年内收回资本。因此，为了把地租资本化，也就是说为了换成资本，就把地租乘以资本按照支出时的利率得到更新、补偿所需的年数。 （Ｃ）既然地租的存在看来可以说明土地能出卖，那么，土地就没有说明地租。 （3）第三，地租是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占有者的年租金，是农产品工厂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土地占有者的年租金。为了使工厂主即工业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投在土地这种工业上，土地工业就必须象任何其他工业一样，平均地向他提供相同的利润。否则，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去耕种土地。如果租地农场主即农产品工厂主为了耕种土地和购买种子，增添肥料，由他出资补偿劳动工具的磨损或加以更新，支付工资等等而每年投入资本100塔勒；那么，他从农产品的出售中就必须得到110塔勒的利息和利润。他出售自己的农产品的所得中超出110塔勒的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构成地租。因此，如果他得到120塔勒，地租就＝10塔勒。所以，地租＝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余额。在这个生产价格中也算进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息和利润。 那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这个余额是从哪里来的呢？农产品工厂主在除了利息、利润、工资和其他生产费用以外怎么还能给土地出租者支付地租呢？农产品的售价怎么会高到足以在工资、利息和利润之外还能支付其他产业的生产中所没有的地租呢？ 首先，不能说这种地租来源于土地工业或土地的生产率。同样也不是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土地工业的生产率比任何其他产业都高，这决无别的意思，而只是说：在任何其他产业中都不可能支出相同的费用而获得更多的产品。但是，既然产品的价格平均受它们的生产费用的调节，那么土地产品的价格也应该低于其他一切产品的价格，这当然不能用来解释它们的市场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的余额。 现在我们来谈土地的限制。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底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1980年柏林第2版）第2部分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关于厄内斯特·琼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关于厄内斯特·琼斯 （摘自《人民报》的“政治评论”栏[75]） 前几天在皇家法院[76]里审理一起案件，对此我们必须详加叙述。1848年厄内斯特·琼斯由于自己的革命行为而被判处两年监禁。服刑期满后，又以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才干着手宪章派改组；——众所周知，1857年秋，他提出无产阶级同中等阶级的联盟计划。他抱着实现这一思想的目的，邀请资产阶级代表和工人代表出席联席代表会议，会议于去年初名义上在圣马丁堂举行了。[77]但是，仅仅是名义上的。宪章派方面连一个稍有威信的活动家都没有到场，而代替蔑视地拒绝邀请的科布顿、布莱特等先生，作为“资产阶级代表”出席的是两个可疑的人物：乌尔卡尔特共产主义派的帕麦斯顿分子肯宁格姆先生和从那时起就被揭穿有一般欺诈行为的某英格勒姆先生。所谓的“代表会议”制订了类似“同盟”的纲领，宣布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贵族的十字军征伐，真是徒劳无益。无产阶级提出抗议，资产者也看出从这里什么也捞不到，而厄内斯特·琼斯很快就发现，他既被老朋友遗弃，又被新朋友遗弃。他出版的两家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伦敦新闻》的读者范围日益缩小，琼斯最后决定把它们卖给布莱特的《星报》［注：《晨星报》。——编者注］出版者巴克斯特·兰利先生，——这种措施至少是冒失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人民报》当时是宪章派唯一的正式机关报。果然不出所料，这一措施在部分宪章派中间引起强烈的愤慨。厄内斯特·琼斯遭到强烈的攻击；在其他报纸中，《雷诺新闻》发表许多文章，硬说琼斯投靠了曼彻斯特学派[78]，在政治和财务方面利用了工人，说他是被收买的叛徒，云云。为此琼斯以诬陷罪对雷诺提出控诉。诉讼因许多情况拖延了，上星期六［注：7月9日。——编者注］才在皇家法院审理。琼斯非常令人信服地证实：由于他为维护宪章运动原则而进行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心目中完全破产了；他从来没有为他个人接收过宪章派的金钱，也没有被资产阶级所收买，相反，资产者在《人民报》的出售价格上欺骗了他。没有任何证据的雷诺先生，郑重其事地收回了自己的指控，当时为了做做样子，他被罚款40先令，同时被判偿付数达几百英镑的诉讼费，——这可不是小事！ 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个人的良好名誉，但是皇家法院的判决归还不了他的政治荣誉。现在他由于自己的轻率的调和企图而自食恶果。但是，错误是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原谅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7月15日 载于1859年7月16日《人民报》第11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75]“政治评论”（PolitischeRundschau》是每号《人民报》发表的专栏。从1859年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该报的编辑和负责人，这时，他就参加了这一栏的编辑工作。把摘录中对琼斯活动的评论同1857年11月24日和1858年9月2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以及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08—211、341—343、550—554页）加以比较，就可证实该文作者是马克思。——第354页。 [76]皇家法院（TheCourtofQueen’sBench）是英国最老的法院之一，十九世纪（1879年以前）是独立的高等法院。审理刑事和民事的案件，有权重审下级法院的判决。——第354页。 [77]马克思指的是早在1857年4月厄内斯特·琼斯建议召开的代表会议。预定参加会议的除宪章派组织的代表外，还打算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派。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定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点，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琼斯在六点（见注71）中只保留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这一让步引起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大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席会议在一再延期后，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在政治上动摇和滚到改良主义立场的表现，因而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只是过了几年以后，在琼斯重新开始从革命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时，才恢复朋友关系。——第354页。 [78]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经济思想中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这派的拥护者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得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纺织厂主布莱特和科布顿。——第355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致《总汇报》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致《总汇报》编辑部[74] 1851年10月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致最可尊敬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 兹因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刊登了标明9月26日［注：原稿中明显地误为27日。——编者注］字样的一篇科伦通讯，通讯中直接告发了我，我希望正义感促使编辑部在其最近一号上刊登如下答复。［注：卡尔·马克思《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6页）。——编者注］ 忠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于1978年《工人运动史论丛》杂志第3期 原文是德文 注释： [74]这里谈的是标有“科伦9月26日”字样的发表于1851年9月3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73号附刊“最新消息”（《NeuestePosten》）栏中的一篇通讯，通讯就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事诽谤性地指控马克思。报纸把马克思的声明原文删节后刊登于1851年10月18日第291号附刊。早些时候声明全文曾发表于1851年10月9日《科伦日报》第24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6页）。——第353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朱利安·哈尼反驳菲格斯·奥康瑙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朱利安·哈尼反驳菲格斯·奥康瑙尔[68] 伦敦3月10日。一星期前菲格斯·奥康瑙尔在《北极星报》上极其荒谬地攻击共和派。[69]就在宪章派的这家主要机关报的今天这一号上，朱利安·哈尼在回答奥康瑙尔时指出，他对共和派的种种议论和攻击是不妥的和毫无根据的。[70]奥康瑙尔只是提出他本人的资产阶级幻想，而朱利安·哈尼却表达了宪章派压倒多数的观点。因此，我们从哈尼的回信中摘录最重要的几段话发表在下面，这几段话能说明奥康瑙尔对共和派攻击的实质。 哈尼开始说：“如果我对奥康瑙尔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完全同意他信中第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也就是同意：党和它的著名代表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保证这个党及其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获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党内发生分歧时，如果双方无拘束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兄弟般气氛中交换意见，那么分歧是能够消除的。当然，政治的或个人的反对者、单独的或众多的反对者，会坚持不同的观点，并互相进行斗争。但是，最好的朋友有时在理论或实践问题上也可能坚持不同的观点。然而，如果双方都能以诚相待，那么这种分歧就不会产生不良后果…… 我担心奥康瑙尔先生被某个糊涂人或无耻的阴谋家弄糊涂了。否则，他未必会写信警告宪章派不要妄图建立共和派或进行共和宣传。我非常熟悉民主运动内部各派的情况，非常了解那些同情人民的人的观点，而且同现在在狱中受苦的许多宪章派领导人还有通信联系；我可以大胆地说，那种要以共和宣传代替争取人民宪章[71]的宣传的意图，只存在于看来是把奥康瑙尔弄糊涂的那些人的想象中。诚然，共和主义者有许许多多，但确实不是他们把‘纠纷的苹果’抛进宪章派队伍的。这种责难只能加给为奥康瑙尔先生提供假材料的那些人。 虽然英国的真正共和派以应有的方式表示他们同情大陆上的共和派同行，但同时他们对英国人民却保持沉默。他们知道，‘果子还没有熟’，要‘等待适当时机’。不过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共和派对某某政体的评价，是根据这种政体在多大程度上适于给人民以权力——允许群众实现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那种权力——做出的。他们知道，一个镀金傀儡（尽管他披着王服）的虚有其表的权力，同以人们劳动进行投机的‘富翁之王’——吮吸从事繁重劳动的人们的鲜血的吸血鬼——的真正的、巨大的和（现在是）万能的权力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因此，鉴于对王权赞成或反对的问题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此外它在目前不是时候，再说对它的宣传在政治上并不合乎目的，所以，要不是发表了奥康瑙尔先生的信，任何一个真正的共和派是不会现在提出它来讨论的。 我同意奥康瑙尔先生说的：企图预言实现人民宪章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会是荒唐的。但是，同样我不会谴责那些人：他们认为实现宪章的捷径是向人民解说这项措施的社会意义。去年的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在群众取得政权之前必须尽可能地教育他们。如果人民能这样认清情况，以致能选出当之无愧的国民议会，那么，与富人的阴谋结合在一起的临时政府的错误，就不会给光荣的二月革命带来这样的损失。但是，不管怎样，1848年法国革命既有肯定的结果，也有否定的结果。我感到遗憾的是，奥康瑙尔先生称法国宪法是‘装满幻想的口袋’。这部宪法，尽管有种种缺点，而且决不能说这些缺点不多或无关紧要，但仍然是我们的‘宪章’。不过，还不止于此。奥康瑙尔认为法国面临的普选结果不会成立比现在的国民议会更好的国民议会，我同意这种推测。不过，我也不希求在我们这里通过宪章之后第一次甚至第二次选举结果能成立真正改革派占多数的下院。但是，即使人民在享有普选权的情况下选出皮尔和科布顿、罗素和西布索普之流的议会，那么人民的这种考虑不周的事例也不能成为称宪章为‘装满幻想的口袋’的根据。这只是意味着人民的脑袋中装的不是脑子，而是某种代替物。法国人由于二月革命的结果取得普选权。如果他们在有自己的共和主义宪法的条件下竟象绵羊一样允许别人把自己当做牺牲品，那就让他们引咎自责罢，其实是否能成为自由者，只能取决于他们自己。 奥康瑙尔先生接着说：‘甚至在美国也象在世界任何君主国里一样，存在着阶级差别、全民族的贫困和人民的不满。’不错，在美国诚然存在着‘阶级差别’、‘贫困’和‘不满’，但是远未达到许多君主国里的那种程度。宪章的反对者利用奥康瑙尔反宪章的论据来反对共和派。他们叫嚷：‘请看美国：你们在那里将看到普选权的结果；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等！。’但是，用这种论据既驳不倒宪章主义，也驳不倒共和主义。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的存在，只是证明少数人的可耻和群众的无知，而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永恒正义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和卓越的。 我本不想把争取宪章的宣传局限于解释‘六点’和说明其理由。即使这种宣传导致宪章的实现，难道它能以应有的方式训练人民去妥善地利用最终争取到的政权吗？而且我坚信，在群众还没有充分理解到他们有了宪章就能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什么时，宪章是争取不到的。在我看来，根据普选权选出的议会应该研究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是鼓舞为争取宪章而斗争的千百万群众的最好办法，同时又是训练他们能在宪章成为法律时充分利用宪章的最好办法。 奥康瑙尔先生说：‘如果演说者走上讲台，说道：我是个共和主义者，那他可能会受到鼓掌欢迎，然而无论他还是他的听众都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更有必要解释清楚共和主义是什么，以便人民明了共和政体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宪章派对‘共和国’一词意义的理解无论如何要比奥康瑙尔先生所想象的正确得多。我甚至敢于断言，宪章派在这方面坚持的观点，与奥康瑙尔先生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奥康瑙尔先生断言：美国从来就不是君主国，那里保皇派不与共和派相抗衡。这是错误的。美国曾是不列颠君主国的组成部分，而且在革命开始时，曾有过强大的保皇党。幸而该党始终是少数派，并由于对其同胞的权利和自由采取敌对行动而被公正地没收财产和惩办。直到最近几年不列颠议会还每年表决，拨出一定金额，用以奖励‘美国保皇派’为神圣的不列颠君主国所作的牺牲…… 让兴高采烈的君主制崇拜者回想一下加里西亚的屠杀，让他们想一想在伦巴第的异常残暴的奥地利人，让他们回想一下强攻维也纳、炮击布拉格、克拉科夫、列姆堡［注：现名：里沃夫。——编者注］等，——最后的但不是不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试想一下匈牙利的目前事件，让他们看看这个被鲜血染红、被大火烧光和民穷财尽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全是这群恶棍一手制造的，他们只是完成更为卑鄙的恶魔即‘上承天命的’君主－皇帝的命令！” （我们的朋友哈尼在所有这些大量史实面前，完全忽视了“我英勇的军队”在波兹南、[72]施魏德尼茨、利格尼茨、美因兹、柏林、波茨坦、施潘道、爱尔福特、明登、明斯特、杜塞尔多夫、科布伦茨等地的英雄业绩，也忽视了上承天命的德意志“帝国”军队在34个幸福之邦的上千个居民点的暴行！[73]） “我不能同意奥康瑙尔先生的这种说法：在宪章通过之后，不管是谁——教皇、恶魔或王位追求者——登王位都没有关系。我认为，恶魔尽管有许多朋友，但不能争取到大多数来保证他进行统治。至于教皇，似乎罗马人也不同意奥康瑙尔先生的说法。只有那种可鄙的人才会接纳被赶出罗马的教皇当国王。我从自己方面来说同样不同情王位追求者——路易－拿破仑或他的某个竞争者。奥康瑙尔先生说：‘只要在王位背后的权力比王位本身强大，君主国与共和国之间就没有丝毫差别。’那时‘王位的野蛮闪光’又有什么用呢？或者说，为什么需要终身总统或当选连任四年的总统呢？看来，奥康瑙尔先生没有注意到，他关于共和主义的观念已经陈旧和过时。这种观念在六十年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目前真正的共和派——未来的人们——既否认总统，也否认国王，既不会投票赞成这个，也不会投票赞成那个。共和派将来的主要目标在于，防止人民重犯法国农民在去年12月所犯的错误：他们把路易－拿破仑这个家伙捧上了总统宝座。如果没有这种宝座，那就用不着担心有不适宜的人会占据它，或者它会变成王位。 这封信太长了，因此我只好简短地评述一下奥康瑙尔就宪章派对待其他民族的立场而对宪章派提出的忠告。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所建议采取的立场是带有纯粹自私性质的。如果‘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与你们无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就该责备自己。你们并没有为自己本身的自由做出什么为民族所尊敬的事情，而从另一方面说，你们的父辈是欧洲压迫者的帮凶和驯服工具。诚然，你们对自己父辈的愚蠢表示遗憾，但你们没有对那些为争取从英国用黄金和军队支持的大陆暴君们的压制下解放而战斗的人们表示真诚同情。 如果你们的父辈多注意一下对外政策，那么他们就不必流血，也不必把巨大的罪行负担留给自己的后代以及因在法国（同时也在欧洲其他地方）扼杀自由而玷污自己。此外，你们要注意，你们的统治者不会依照奥康瑙尔的忠告去做。他们不是亲自出马压制自由之友，就是迫使别人进行干预。即使他们不亲自给自由以致命的打击，那么无论如何会象犹大一样把自由卖到敌人手里。如果你们‘拒绝审查对外政策问题’（如同奥康瑙尔所要求的那样），并允许你们的统治者同大陆暴君们结成同盟重新给各民族带上过去的奴隶镣铐，那么大陆各民族将有权把你们看做是你们统治者的罪行的参与者，而‘诅咒、仇恨和极端蔑视’将在全世界与‘英国人’这个名称连在一起。 有人说过：一个人在马拉松战场上同在普通的地块上，即在未被自由和勇敢的人们的鲜血染红的地块上相比，如果心跳得不是更急，血管里的血不是流得更快，这个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漠不关心地对待自己同时代人的斗争和苦难，对待为争取各民族自由的人们的苦难和斗争，这个人就更不值得羡慕了。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砸碎长期的锁链，精神振奋地从国内异族压迫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摆脱牧师和国王给它戴上的枷锁，从而争取精神和肉体的解放；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被自己领导者所出卖，被自己过去的同盟者抛弃，但它还是满怀坚强的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不久前争取到的自由，而当我随后把视线转向我的祖国时，看到我的同胞麻木不仁、利己主义和奴隶般的思想方式，我感到惊讶和羞愧，他们既缺少勇气去效法意大利人的榜样，又缺少高尚风格赶去向意大利人求援，或者哪怕是向苍天祈求自己的胜利。 听凭奥康瑙尔先生鼓励你们这种对‘对外政策问题’的非常有害的冷淡态度罢，而我愿克服这种冷淡态度。我要使你们相信，对一个民族自由的每次打击，都旨在打击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一个民族的压迫者是所有民族的公敌’，所有国家的人们都是兄弟，‘应该象一个国家的公民那样互相帮助和促进’。” 哈尼就是这样写的。奥康瑙尔对共和派的攻击和上面引用的哈尼的答复，意味着奥康瑙尔这个宪章派的资产者和小店主同宪章运动的其他社会民主的领袖及宪章派内部为数众多的拥护他们的人之间的公开破裂。这种分裂对民主派事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3月10日 载于1849年3月16日《新莱茵报》第247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8]这篇通讯载于《新莱茵报》的“大不列颠”专栏，没有署名，但注有“伦敦”字样。恩格斯加的注和1849年3月19日朱·哈尼给恩格斯的信，确证作者是恩格斯（见前注），哈尼在信中对把他给奥康瑙尔的公开信译出并发表于报纸一事表示感谢（见注70）。——第347页。 [69]指菲格斯·奥康瑙尔给宪章派的公开信，载于1849年3月3日《北极星报》第593号，标题为《致宪章派》（《TotheChartists》）。——第347页。 [70]朱利安·哈尼给奥康瑙尔的回信，载于1849年3月10日《北极星报》第594号“给工人阶级的信”专栏，标题是《宪章主义和共和主义。——各民族的兄弟般团结》（《ChartismandRepublicanism.——TheFraternityofNations》）署名为“人民之友”。——第347页。 [71]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各项要求，有六点：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不记名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8年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三个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348页。 [72]反对反动的普鲁士压迫的波兹南民族解放起义于1848年4—5月为普鲁士军队所镇压。——第350页。 [73]指普鲁士军队镇压德国各地的人民行动。——第350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关于官方的辟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关于官方的辟谣 3月9日科伦。鉴于《新莱茵报》第229号发表了来自柏林的那篇文章[66]，恩格斯上校先生“不揣冒昧地”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给我们送来有关瓦尔德马尔亲王在东印度的行动的“官方的辟谣”。 我们既不承认警备司令部有权，也不承认某个其他政权机关有权向我们送发“官方的辟谣”。关于“辟谣”的指令适用于书报检查时期，而且专门用于受检查的报纸。我们现在不能发表恩格斯上校的辟谣，以免触犯出版法。 恩格斯上校先生送来戈夫勋爵关于瓦尔德马尔亲王的报告，要我们在报上发表，报告是经恩格斯上校请求而从普鲁士驻英国大使馆得到的。我们认为，每个军队的指挥官在官方的报告中，都会吹捧外国的亲王。因此，在我们看来，戈夫勋爵的报告什么也证明不了。我们记得，当远征印度时，我们曾经看到过伦敦当地的内容相反的报道。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和此地警备司令部一样，给伦敦写了信。[67]只要我们一收到回信，就发表恩格斯先生给我们送来的材料。 我们从来不拒绝接收史实性质的辟谣。然而，我们却极其坚决地拒绝官方的辟谣。但是，我们最后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奥尔良公爵，或者说，茹安维尔在东印度站在英国一方作战，那么法国能说什么呢？英国经营德国和普鲁士的工业。英国工业的支柱是东印度。因此，瓦尔德马尔亲王顶多不过是站在德国工业的死敌一方同德国工业作战。如果恩格斯先生愿意把他的辟谣作为他私人的辟谣发表，那么我们随时都准备照办。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3月9日 载于1849年3月10日《新莱茵报》第242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6]指的是1849年2月23日《新莱茵报》第229号从政府机关报《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Staats-Anzeiger》）转载的关于普鲁士亲王瓦尔德马尔逝世的报道。《新莱茵报》编辑部在转载表彰亲王在1845—1846年对印度锡克教徒战争的各次战役中所表现的“坚决和勇敢”的悼念文章时，加了一段批评性的按语：“记得当时英国报纸报道说，‘长眠地下的亲王’在索布拉昂战役中是按照下述原则行动的：距离越远，射击越无危险。‘Demortuisnilnisibene’〔“如果不能说死者的好话，就最好什么也不说”〕。”报纸的这一按语引起了科伦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的不满。1849年3月8日他给报纸编辑部发了一封信并附去一份他从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得到的不列颠驻印度军队司令吹捧亲王的报告，要求把这份报告作为官方的辟谣发表。恩格斯就这项所谓“官方的辟谣”写了这篇通讯。——第345页。 [67]从1849年3月19日哈尼的回信可以看出，恩格斯曾请求哈尼在英国报刊上寻找关于普鲁士亲王瓦尔德马尔在印度的言行的材料。哈尼在回答恩格斯时写道，他只能查阅《北极星报》，在该报中除了关于亲王逝世的简讯外，没有找到任何材料。——第345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声明 该报［注：指《知识界晨报》。——编者注］第83号和以后几号上，不来梅的唯理论发表了它对那里教会争论的看法[64]，这正与我那篇从该城发出的、在《晨报》上发表的通讯［注：弗·恩格斯《唯理论和虔诚主义》。——编者注］有直接关系。——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当我没有找到机会公开地和全面地表明我的信念时，唯理论者把我看成虔诚主义者，而虔诚主义者则把我看成唯理论者。因此，今年3月13日我收到下面这样的一封信，丝毫不感到吃惊： “您这个蠢货在南德意志报上大骂我们敬爱的、学识渊博的人，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根本得不到什么，只是给你们这个无名派别的小卒们再提供一次饶舌的机会。——然而，最可尊敬的人啊！如果您还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话，那我就奉劝您和您那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先生去求教作为良药的《公开谴责……》[65]和韦伯的有关教会问题著作。——也许，某个短工让你吃几记无伤大雅的耳光（尽管这个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手非常善于做这种事）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您认为：我对我曾否发表过某种合理言论或者无稽之谈，是无所谓的；我多么幸运啊！我的空钱包里又有了东西了！——您的忠实仆人希望很快就在更正确的道路上碰到您，并向您致敬。” 不来梅唯理论的论战就是这样！不来梅的唯理论者和自由思想派，就这样对付任何没有立誓无条件地效忠帕尼埃尔博士的人！很明显，抽象的唯理论具有这种充当伟大的宗教裁判者角色的道德倾向，而虔诚主义对这种倾向还只是在梦寐以求；但是，与虔诚主义相比，更不能让唯理论去求助于诸神和发现其起源。因为这些先生只要花点工夫去细心读完有关文章［注：弗·恩格斯《弗·威·克鲁马赫尔的两篇讲道稿》。——编者注］和在北德意志报上发表的关于我的信念的证明，那么他们就可用不着自找麻烦，辱骂我是虔诚主义者了。把我作为作家来关心的其他人，早就知道情况究竟怎样。在这里愿向自以为是自由思想和独立的顶峰的不来梅唯理论说清楚：支配这些通讯的不是别的精神，而正是黑格尔和施特劳斯的精神，这种勇敢和独立的精神是帕尼埃尔博士的所谓自由精神不能相比的。我对不来梅唯理论者直言不讳地说过，如果他们希望捍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以前的动摇不定，那么我和任何独立者都会站在他们一边；还说过，现在谈的已经不是托路克和韦格沙伊德尔，而是精神的他律或自律，难道我讲得还不够坦率吗？但是，明智的唯理论大概已陷入自己固执的守旧习性之中，而且陷得如此之深，以致不得不违反意愿而经常地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但是，不管唯理论怎样固执，他们必将从现代的舞台上消失，让位给更有生命力的历史形式。因此，更详细地去批驳唯理论将是无用的。历史已经给它作了判决。 弗·奥斯渥特 弗·恩格斯写于1841年4月中旬 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故居丛书》第15册1975年特利尔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4]指1841年4月7—9日《知识界晨报》第83—85号发表的匿名文章《教会争论》（《KirchlicheStreitigkeiten》）。文章中强调指出，以帕尼埃尔牧师为代表的不来梅唯理论在同虔诚主义的代表之一克鲁马赫尔传教士论战中给虔诚主义以毁灭性打击。 神学中的唯理论是某些神学家集团的一种倾向，它企图证明借助理性来认识“神的启示真理”的可能性。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唯理论倾向在新教神学中有很大的影响。 虔诚主义是十七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并反对纯理性的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十九世纪的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和虚伪。虔诚派反对表面的宗教仪式，赋予感情的体验和祈祷以特殊的意义，宣称一切娱乐活动以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都是犯罪。——第343页。 [65]指的是卡·弗·威·帕尼埃尔的著作《公开谴责爱北斐特的哲学博士，克鲁马赫尔牧师先生为其在不来梅提出革出教门一事进行自我辩解而出版的所谓〈神学答辩〉》（《UnverholeneBeurtheilungdervondemHerrnPastorDr.philos.KrummachervonElberfeld，zurVertheidigungSeinerBremischenVerfluchungssacheherausgegebenen，sogenannten《TheologischenReplik》》）1840年不来梅版。——第343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最近的水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最近的水灾 **不来梅2月1日。不久前这里发生1827年以来未有的水灾。威悉河水突然猛涨，把我们地区的河坝接连冲垮六处，淹没了整个右岸和左岸。我们大桥上游的冰块突然移动，冲毁一部分在修建主桥时架设的临时桥。虽然冰块又很快开始集中于城市的上游，但是有许多冰块被冲到岸边，挡住船只进入受淹地区。因此，邮政通信中断四五天，上周才勉强恢复。水落后，发现穿过沼泽地区的公路上的桥梁严重损坏，因此，邮政马车还要有一个时候不能通行；威悉河两岸之间也同样只恢复了人行交通。为了救济贫穷的和由于河坝冲垮而受灾的灾区居民，成立了一个协会，该会在一周内就募集了一万多塔勒和大量食品、衣物等。 弗·恩格斯写于1841年2月1日 载于1841年2月9日《总汇报》第40号，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建立同纽约的轮船交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建立同纽约的轮船交通 **不来梅11月5日。我很高兴有机会向你们报道，关于建立不来梅同纽约之间排水量为1000吨级轮船的定期航线的最后决定，现在已经通过。［注：见本卷第336页。——编者注］全部股票一天半就销售一空。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样快就成功了，有许多人还因此耽误了自己投资。只是现在这一事业才引起全城的关注，在此之前没有打动过任何人，也没有打动过那些曾根本反对这种企业的大船主，竞争的威胁并没有使他们不安。他们认为参加这种企业有损尊严；他们大发议论，说想要从事这种事业，就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股东名单上仅列有这样一些人的名字：或者是不久前搬来本城的人，或者是靠自己而不是靠继承发财的人。只有一个名字属于旧的富裕家族；不来梅共和国的这些继承人对待前面提到的企业的态度，可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些家族的两个非常富有的人物，由于一个格罗特（1+（1/8）克劳泽铜币）的邮费而把通过市邮局寄给他们的招股书退回去，并注明：首先他们应该知道信封内装的是什么。收到说明之后，他们声称，不值得为此花一格罗特，而且再次把招股书退回。发信人亲自把这一趣事告诉我。此外发信人卡尔·科伊特根先生为创办这种非常重要的事业所表现出的大公无私的热忱，应该受到高度赞扬。他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英国收集了关于螺旋桨轮船机件的材料，到达不来梅后就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而不惜任何牺牲，而与其他股东相比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事先就放弃对这个企业的管理。轮船将于费格察克由我们的第一个造船家约翰·朗格先生建造，他已经表示，准备必要时提供所需资金的一半；来年春天，轮船将安装到船台上，因而最迟1842年春天开航。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11月5日 载于1840年11月13日《总汇报》第318号，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继续运送马匹过境。——手工业者的小团体精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继续运送马匹过境。——手工业者的小团体精神 **不来梅10月30日。尽管已经颁布禁止从汉诺威运出马匹的命令，不久前还是经过我们这个城市为法国军队运送了数目可观的马匹。[61]运送几乎有数天之久；但是，后来得知，这些马匹在汉诺威的第一个驿站巴苏姆就被扣留了。 许多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这里存在较大的手工业者协会的报道，在公众看来，已不那么重要了。一定的关系把同一个行业的帮工联合起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客栈里共同生活的条件下以及在流浪期间，这些人当中产生某种小团体精神，因此，在同自己的师傅有争执，特别是发生冲突时，他们能相互依靠，这是十分自然的。时而有人宣布抵制某个虐待自己工人的师傅，一个城市的某个行业的师傅名声太坏，流浪的帮工们就远远地躲开那个城市，这都丝毫没有什么新奇或值得大惊小怪，虽然我决不想以此来为这类做法辩解。任何人也绝对不打算强迫帮工到脾气固执的师傅那里做工，或者到有某个对帮工采取反对立场的行会的城市去。但是，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有组织的联合会、蛊惑者[62]的阴谋、秘密法庭，那就太夸张了；任何一个人，如果象北德意志一家报纸的通讯员[63]那样认为这是一个征兆，预示着与巴黎ouvriers［注：工人。——编者注］的阴谋类似的阴谋，那么他只要一开始就弄清楚ouvriers这个词的含义以及德国手工业者阶层的组织与法国手工业者阶层的组织之间的差别，他的言行就会明智些。不过，我所说的只是自己的看法和这里的公众的看法。由于某些泥水匠帮工反对他们的师傅，的确引起过多次逮捕事件，但是，从那时起对此就没有任何报道了，至少是没有官方的报道。因而关于这个问题只能作一些推测。但是上面已经说过，这方面无疑有很大的夸张。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10月30日 载于1840年11月7日《总汇报》第312号，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1]恩格斯的这个批评显然是与1840年10月《总汇报》上出现许多关于为法国军队购买马匹的报道有关。按照1840年10月7日公布的汉诺威王国内务部的命令，禁止从王国运出马匹和从王国领土上把马匹转运到关税同盟各邦的边界以外。违反这项命令则罚款50塔勒。——第338页。 [62]“蛊惑者”是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的决议中对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广泛参加反政府运动的是知识分子、大学生，特别是各体操协会。他们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第338页。 [63]显然是指1840年9月19日《莱比锡总汇报》发表的该报不来梅通讯员关于这个城市秩序混乱的报道。——第338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螺旋桨轮船及其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使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螺旋桨轮船及其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使用 **不来梅9月22日。现在我十分高兴，不仅能够把老阿基米得精神获得的新胜利详细介绍给本报读者，而且还告诉读者，这里已经准备开辟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螺旋桨轮船航线。大家知道，伦敦的弗·佩·斯密斯先生发明一种方法把轮船的叶轮换成大为合理的阿基米得螺旋桨，安装在船的舵轮与船身之间的水面之下。［注：丁勒的《综合技术杂志》（1837）载有这种轮船发动机的说明和图片，见第54册第401页。（恩格斯加的注）］这一发明已经应用于“阿基米得号”轮船，并十分出色地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螺旋桨安装于船的尾部，这里船舱完全被隔开，水从两边流向尾部。另一重大改进是，在同一根轴上做两条走向相对的螺纹，取代一条螺纹，这样就可排除许多不便之处。特别是在用双螺旋桨时，舵本身保持垂直状态，因为水从两边对舵的压力是相等的。如同所有天才的发明一样，这一发明也是哥伦布鸡蛋的一例。每个人看到这种船都会感叹说：为什么你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然而，正是在力学这样的领域中，这种发明是天才的真正标志。但是，不富裕的斯密斯的想法却不为这些因循守旧的英国人所理解。甚至当他早在四年前在一只32英尺长、装有功率为两马力的发动机的小船上非常成功地试验了螺旋桨时，并且当他找到一个同意用自己的资金建造“阿基米得号”的保护人时，甚至在这时都没有一个伦敦的民用工程师承造发动机。某个不知名的工厂制造了号称功率为80马力的发动机，其实它的功率未必到60马力，顺便说一下，这对“阿基米得号”这样的排水量为240吨（一吨约等于2000磅）的船来说是不大相称的。船造成时，海军部很重视它，命令查佩尔舰长负责指挥新的轮船。它的第一次航行是从多佛尔到加来；它以空前的短时间1小时53分驶完这一航程。英国的公认为行驶最快的“维荣号”邮轮与“阿基米得号”同时出航，却比它落后10分钟。6月间“阿基米得号”完成环绕大不列颠的航行，同时访问了全国各大港湾，而且在那里进行了试航，在场的有航海船队、科学界和贸易航运的最有威信的代表。现在，当这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时，大家都向发明者深表嘉许。现在我们听一听一家苏格兰报纸的意见[56]： 《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写道：“今天我们很高兴地向我们的读者报道关于螺旋桨轮船‘阿基米得号’新近试航的结果，试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种发动机发明者的胜利。他深信自己能获得成功，邀请了最著名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本城一切关心发展蒸汽化航运的人上船，这样便可以确有把握地在这里对构造上的每个缺陷、对构造合理性的任何怀疑加以讨论。6月16日星期二早晨，停泊在港湾里的船只上和岸边聚集着一大群人，船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沿克莱德河顺流而下。应邀上船的乘客们，由蒸汽力推动前进，既无明轮喧嚣，又无船身摇晃；他们能感到，他们是在试验新发明的效果，这项发明将负有完成航运中伟大事业的使命。遗憾的是，因途中多次停驶而无法准确地确定速度，但是这里仍然可以想象到作为发动机的螺旋桨的有效性。首先，‘阿基米得号’不是作为快速船制造的，而只是为了表明，新型构造一经采用，就可很容易地在同一船上交替使用蒸汽力和帆；发动机制造得很粗糙，而且是在从来没有制造过海运用发动机的小工厂里制造的。此外，我们在途中停船，多半是为巨大的逆流所阻，尽管遇到这一切不利的、然而与新发明全然无关的情况，但阿基米得号仍不失为一只出色的高速船，它继续以高速前进。如果条件，特别是发动机的马力与我们一般的轮船一样，那么它的速度就会是巨大的。我们在丹巴顿与格拉斯哥之间曾试验在螺旋桨工作的同时还用帆航行了一个时候，结果非常良好，因为速度显著增加（既然螺旋桨轮船就其构造来说与一般帆船没有区别，那么它们就能或是用帆航行，或是用螺旋桨航行，或是二者同时使用。‘阿基米得号’驶过格林诺克，进入盖尔洛赫湖，这时把螺旋桨关上，只用帆继续航行。 虽然‘阿基米得号’的备受称赞的构造在速度上显得不理想。但是所有专家都确信，螺旋桨轮船关上螺旋桨，用帆行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量加快速度，丝毫也不慢于一般帆船。螺旋桨对明轮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船转弯时：旧式构造的轮船每逢转弯时都必须沿六倍于船身长度的弧线转动，因此要求相当大的空阔水面。而‘阿基米得号’只沿本身1+（1/4）的长度的弧线转动。” “最后，我们讲几点简单意见。许多联接在一起的保证螺旋桨转速的飞轮发出的噪音令人不愉快：这种噪音虽比叶轮造成的噪音小，但是它在船内听得最清，所以引起舱内的不快。然而有许多出席的专家当时就提出一些排除这种缺点的办法。不过，一般轮船行驶时所感觉到的颤动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此外，因为螺旋桨完全在冷水里，所以大大减少了机轴等的磨损。螺旋桨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与叶轮不同，它不引起水面振荡，这也就排除了至今行驶在运河和狭窄的河流里的小船当轮船通过时所面临的那种危险。水面保持完全平静，因而河岸免遭以前由叶轮造成的波浪冲击而带来的那种损害。相反，由于螺旋桨的活动，淤积的沉淀物从底下泛起，然后被水流冲走，因此，据查佩尔舰长说，普利茅斯港的长官建议采用螺旋桨，哪怕只是用于港湾的清除。” 其他报纸也是以同样的完全赞扬的口吻发表评论的。这里还可以举出《爱丁堡晚邮报》关于螺旋桨轮船优点的几点意见。[57] “螺旋桨用于远航船只十分有利，远航期间，在风平浪静时和处于微风或逆风的情况下，可以交替使用发动机和帆工作。任何天气，甚至在最大的暴风中，都可使用螺旋桨，因为它总是在水里，而明轮船在疾风的冲击下严重倾斜，航行时两个明轮中只有一个在水中。此外，螺旋桨轮船能够很容易进入狭窄的港湾，而这对在明轮上方装有宽大外壳的普通构造的轮船来说是办不到的。螺旋桨对战舰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螺旋桨在水中可以避开弹丸；而且螺旋桨的活动不依赖于船只的垂直状态，它吃水越深，力量越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螺旋桨是在密度较大的水层里工作的。其次，明轮上方的外壳不容许在宽阔的船舷两侧安装大炮；由于螺旋桨不用外壳，这个缺点也排除了。” **不来梅9月22日。（续完。）“阿基米得号”在爱丁堡附近试航时所作下述试验也使这里的上流社会大为惊讶。当船向规定点航行时，舵手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阿基米得号”丝毫没有偏离直航向，继续向自己的目标行驶，螺旋桨划动的水如此牢靠地把船舵保持在笔直的方向上。十分明显，这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暴风中多么重要。后来转动了舵，船就非常灵巧地开始做圆形运动，船头部分画了一个圆圈，而船舵几乎处于中心。船每转一圈只不过两分钟。当“阿基米得号”从莱特要塞旁驶过时，进行演习的炮兵向海上的确定靶标射击。查佩尔舰长确信军人掌握自己火炮的艺术能保证轮船的安全，他想开个玩笑，吓唬一下船上的女士，于是决定在大炮和靶标之间通过，而同时又不妨碍炮兵的演习。炮手也为吓唬乘客而把大炮对准船；一门二十四磅炮发射的一枚炮弹，正在船头前面落水，另一枚炮弹落在船舵后边，而第三枚弹丸从桅杆上边飞过。船上乘客们对这种欢迎报以高声欢呼，而士兵也兴高采烈地参加欢呼。在同以自己速度著称的“要塞号”明轮蒸汽舰比赛时，虽然“要塞号”由于构造较轻和蒸汽机的马力较大而具有某些优点，但是“阿基米得号”以3/4小时完成7英里的航程，超过自己的对手半英里。 这次航行之后，弗兰西斯·佩·斯密斯先生在祝贺的欢呼声中被选为爱丁堡艺术和手工业协会[58]的会员，并受到该协会的正式的科学嘉奖。在朴次茅斯，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海军上将参加了试航，他怀着真诚赞扬的心情，要海军主管部门注意这项发明。在布里斯托尔，横渡大西洋轮船航运的倡议者克拉克斯顿舰长，决定用螺旋桨装备正在建造的、用于英国与美国之间航运的、排水量为3000吨的大型铁制轮船[59]。虽说有几次停泊，但全程约1700英里的围绕大不列颠的航线，三星期行完；船平均每小时航行10英里。7月，“阿基米得号”从朴次茅斯出发开往波尔图，用69小时行完长达800英里的航程，至今还没有一艘轮船能做到这点。8月，“阿基米得号”“旋进”（英国人用“toscrew”这个动词来表达这种移动形式）尼德兰；它这次航行是早晨5点离开安特卫普，开往阿姆斯特丹，绕过须德海中的特塞尔岛，晚7点左右到达目的地。英国、北美、荷兰和比利时为这些成就而发给发明者以特许证。 “阿基米得号”最初几次航行的结果引起不来梅的一个商人［注：卡尔·科伊特根。——编者注］的注意，他今年夏天转到英国经商。他乘坐“阿基米得号”完成了环绕大不列颠的旅行，以便有机会在空闲时间研究船的构造及其合理性。显然，许多成就中的每项成就都使他想到：这种发明对于美国与汉撒城市之间的活跃的而且不断增长的联系，特别是对于德国移民的运输，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热烈赞扬关于开辟欧洲与西大陆之间的轮船交通这一想法，而德国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利用这种交通的优点；现在正当航运领域里进行重大改进的时候，决不能再拖延利用海洋航运和阿基米得螺旋桨的这些优点了。既然螺旋桨不总是能用于江河，——因为其直径最小是5英尺，而船只通过所需要的深度至少要7英尺，因此，例如，螺旋桨轮船在莱茵河里逆流而上，就只能到科布伦茨，——所以我们就应该赶快为我们的横渡大西洋的交通利用新的发明。每年从不来梅运往美国一万至一万四千人。当然，帆船速度有赖于许多偶然性；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从威悉河岸到美国需要26天，但也往往发生这样情况：船只在这条航线上要花费60天到75天；去年从这里出发开往巴尔的摩、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的船只的平均航行时间是42天到45天；然而，由于这里还没有算上从9月中旬到2月底航行的船只，这种平均数字只能认为是最好季节的准确数字。用螺旋桨装备的轮船完成这一航行要快两倍，在不顺利的情况下则快一倍，而船费不过增加四分之一。 前面提到的那个不来梅人［注：卡尔·科伊特根。——编者注］使我们的自由市的第一个造船家［注：约翰·朗格。——编者注］注意到新的构造，他现在打算部分地靠自力装备用于不来梅与纽约之间的交通的大型螺旋桨轮船。但愿我们的富有的人和船主关心这一重要事业，而不要从利己主义的或目光短浅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出发来支持这一事业。诚然，乍看起来，可能这种事业不利于航运，因为帆船当然要被夺去一定数量的走这一航线的移民旅客。但是，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即使这一事业由于船主的打小算盘的竞争遭到破坏，不来梅与北美之间的轮船交通不管怎样也会很快开辟，不过那时将由某个北美城市来开辟。[60]这里的法律不阻挠用挂着北美或英国的旗帜的轮船定期运送旅客，正象美国的法律不阻挠世界各地的邮船向全国所有主要港湾定期航行一样。因此，但愿这里的船主更明智地行动起来，把不来梅与美国之间的轮船交通也拿到自己手里，这样做不会有困难，因为这对船主来说只要有三家商行的赞同就够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么这里有相当富有的公民，这些人未必能为其投资找到更赚钱的企业。他们如果放弃这一机会，那时英国或美国就会经营这一事业，德国不仅会失去好处，而且还会被认为是因图小利而不能谋大业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9月22日 载于1840年10月7、8日《总汇报》第281和282号附刊，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6]恩格斯从评论英国轮船“阿基米得号”试航成功的文章中作了大段摘录，部分是逐字逐句摘译的，部分是意译的；该文标题是《阿基米得号轮船》（《TheArchimedesSteamer》），载于1840年6月18日苏格兰报纸《格拉斯哥阿尔古斯报》。——第332页。 [57]为了证实螺旋桨轮船运输比帆船运输优越，恩格斯利用了1840年7月4日《爱丁堡晚邮报》第687号上的报道，这篇报道在《轮船航运的重大改进。阿基米得螺旋发动机》（《ＩmportantImprovementinSteamNavigation.——theArchimedesScrewPropeller》）一文中被引用。——第333页。 [58]指皇家艺术和手工业协会苏格兰分会（RoyalSocietyofArtsforScotland）。它是1768年在从1754年以来存在的大不列颠艺术、手工业和商品鼓励协会（SocietyofArts）的基础上成立的。——第335页。 [59]指排水量为3500吨的“大不列颠号”螺旋桨轮船，该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大的轮船。它于1843年7月从船台下水。——第335页。 [60]恩格斯的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1847年“远洋轮船公司”（“OceanSteamNavigationCompany”）开辟了纽约和不来梅之间的定期航线。——第336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新的通商条约。——军税[5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新的通商条约。——军税[52] **不来梅8月10日。市长斯密茨博士同关税同盟各邦签订通商条约[53]之后，返回我们城里已经好几天了。记述委员会和市议会之间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结果的定期刊物《市议会法令》也在这时出版了。这次谈判已于7月10日举行，但是，由于对关税同盟各邦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尊敬，谈判的结果只能在条约于柏林公布之后发表。不过，这项条约在我们的贸易条件下改变不了什么。酒商得益最多；而塔糖这里很少使用，不来梅贸易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砂糖却依旧征收关税。人们一开始就发现条约的缺陷是：不来梅代表为了不作其他的牺牲而没有同意——这就象与汉堡签订条约[54]以来在该城发生的情况一样——同盟各邦特别是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生产的麻织品自由进出口。这种产品是我们往美国出口的主要物品。但是，很快就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付出相当大的牺牲而只会使少数人取得微不足道的好处。问题是，在进口时这种麻织品，如同陆运的所有商品一样，根本不收税，而对所有商品征收的出口税只占价值的（1/3）％；可见，这种织品即使负担出口税，也能经受得住同汉堡的织品竞争；同时进口税的全部收入中几乎四分之一将来自麻织品。因此，国家就可能只感谢斯米特市长善于拯救这笔经常的收入。 在市议会长时间的辩论之后，通过了关于同盟军队中不来梅兵额的经费的明确决定。这里的法律规定男性公民只有在市民自卫军中而没有在常备军中服兵役的义务，因此常备军只好通过招募组成；这样就经常难以保证同盟军的兵额达到满员。为了通过相应的改革以结束这种逐渐养成的玩忽职守的态度，参议会责成市议会作出抉择：要么把不来梅公民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推广到常备军；要么征收军税，以增加常备军的薪饷和按照每年25金塔勒的数额增加他们应得的赏金。议会坚决反对常备军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理由是，在这种不大的邦里，普遍义务制只能采用负担过重从而最终是不合理的形式。当时可以听到不来梅人的有代表性的话：“我们同意献出自己的金钱，但不献出自己的鲜血。”可是，征收军税同样碰到困难，而且只是现在才经过略加修改后通过了拟订得相当出色的草案[55]。根据这项草案，军税是个人税，向十六岁至二十六岁的所有男青年征收，同时根据财产状况分等征收。 弗·恩格斯写于1840年8月10日 载于1840年8月20日《总汇报》第233号，未署名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2]这一篇和以下几篇通讯（见本卷第329—342页）是恩格斯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撰写的。恩格斯从1840年8月到1841年2月为该报撰稿。马尔巴赫国立席勒博物馆收藏的格奥尔格·冯·科塔的档案材料里发现的文献，证实这几篇未署名发表于报纸上的通讯为恩格斯所撰。特别是那里藏有1839、1843年《总汇报》稿费簿，该簿第419页上标明：“不来梅，恩格斯先生。”关于克尼里姆和汉·佩尔格发表恩格斯通讯的详细情况，见《卡尔·马克思故居丛书》第15册，1975年特利尔版（《SchriftenausdemKarl-Marx-Haus》，Heft15，Trier，1975）。——第329页。 [53]这里提到的不来梅和关税同盟各邦的通商条约签订于1840年7月4日。该条约收入自由汉撒城市不来梅的参议会的决议和法令汇编。 关税同盟是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同盟，成立于1834年。同盟逐渐包括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奥地利和一些小邦除外）。普鲁士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由于建立全德市场的必要性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促进了德国的政治上的统一。——第329页。 [54]汉堡和关税同盟（见注53）各邦的通商互惠条约签订于1839年12月。——第329页。 [55]恩格斯这里分析的军税征收法令是1840年6月3日通过的。——第330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第三章。（C）。（f）对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进行研究时的抽象前提和实际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C）。（f）对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进行研究时的抽象前提和实际过程 ［（ｆ）对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进行研究时的抽象前提和实际过程］ 首先要问，以上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以纯抽象的和同现实相抵触的假设为基础的呢？ 显然，这种抽象地划分为Ⅰａ等等（工人消费资料的生产）和Ⅰｂ等等（资本家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现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当然，必要生活资料构成工人消费资料的最大部分。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进入资本家的消费。很大一部分食品不论对工人来说或对资本家来说都是一样的。燃料也是这样。在所有其他方面，即使这是同一类别的产品，如住房、衣服、家具等等，那也毕竟是类型不同的产品。另一方面，某些奢侈品也进入工人消费（虽然就整个阶级的平均水平来说，并且例如衡量一下花费在烧酒等等上面的是多么多，而花费在子女吃穿等等上面的是多么少，那么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 不变资本的大部分是一样的，这就是原料、机器、工具、厂房等等。有的地方机床不同，但是建筑物、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等等相同。这实际上说明，不变资本从Ⅰａ转到Ⅰｂ以及从Ⅰｂ转到Ⅰａ所遇到的困难，比起由于分工而片面发展的劳动力的转移来要小得多。 这同上述各规律是否相矛盾呢？ 首先，Ⅰａ的基金和Ⅰｂ的基金在物质形态上，在使用形式上仍有很大差别。前者大部分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后者有很大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也就是由这样一些产品组成，这些产品的一部分在生产力的既定发展下和既定的劳动力下本来是完全不必生产的，一部分本来应以极小的规模生产，如果生产者同时就是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者的话。 只要观察一下总图式，就可以看到，最大的困难来自这样一点：同一资本家既属于Ⅰａ类别，又属于Ⅰｂ类别。例如，资本主义耕作者既生产进入Ⅰａ的消费基金的谷物，又生产进入Ⅰｂ的消费基金的谷物。因此，Ⅰａ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Ⅰａ中的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所消费，无须使这部分剩余价值先从Ⅰａ的实物形式转化为Ⅰｂ的实物形式。因此，Ｍαα（以及Ｍα）的一部分无须先在Ⅰｂ等等中实现，因而Ｍα不一定要等于Ｖ等等（Ⅰｂ等等）。 最好还是考察一下已发现的具有普遍形式的规律，看看这些规律同图式的一定形式有多少联系，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定的形式是否使这些规律表现得更加明显。 （Ⅰ）按照图式（例如ⅠＶ＝Ｍ）（第191页[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工人消费基金的价值等于生产过程的所有部门所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格。（在这种场合下，它等于Ｖ（ａ，αα，α）＋Ｖ（ｂ，ββ，β）。）另一方面，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价值等于所有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所以，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价值总量等于社会所消耗的可变资本价值总量Ｖ（ａ，αα，α＋ｂ，ββ，β）＋Ｍ（ａ，αα，α＋ｂ，ββ，β），也就是等于年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 这一原理同把Ⅰａ等等和Ⅰｂ等等看作社会生产过程的两大各自独立的分类这一点绝对无关，而在图式中原来是这样划分的。 不管社会消费基金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形态如何，从而作为构成这种基金的各种要素的源泉的特殊生产过程的物质形态如何，这一基金的价值总是等于Ｖ＋Ｍ，在这里Ｖ是所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价格，等于工作日必要部分的价值产品，Ｍ是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已消耗的剩余劳动的价值产品，而Ｖ＋Ｍ等于年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 （Ⅱ）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全部消费基金例如等于600（象上述场合那样），并且这600按其价值组成部分分解为Ｃ400＋Ｖ100＋Ｍ100，那么，这里包含的资本不变部分Ｃ400应［等于］（ＶⅡ＋ＭⅡ）400，后者是在这样一些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的，这些领域提供——直接或间接地——各种构成消费基金的商品的生产资料。这些存在于消费资料形式上的Ｃ400（Ⅰ）应同存在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ＶⅡ＋ＭⅡ）相交换。 单是由于消费基金价值分解成所有生产部门的（Ｖ＋Ｍ）这一情况，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因此，消费基金价值等于Ｖ300＋Ｍ300，在这里Ｖ300是所有各个类的Ｖ，而Ｍ300是所有各个类的Ｍ。 其次，这种消费基金价值等于Ｃ400Ⅰ＋Ｖ100Ⅰ＋Ｍ100Ⅰ。在这里，我们用ＣⅠ表示消费基金价值中资本不变部分；其次，ＶⅠ和ＭⅠ是消费资料生产领域本身中所创造的Ｖ和Ｍ的价值。 ［196］因此，由于Ｃ400Ⅰ＋Ｖ100Ⅰ＋Ｍ100Ⅰ＝Ｖ300＋Ｍ300，所以，Ｃ400Ⅰ（=Ｖ300＋Ｍ300）－（Ｖ100Ⅰ＋Ｍ100Ⅰ），也就是说，Ｖ300＋Ｍ300＝Ｖ200x＋Ｍ200x＋Ｖ100Ⅰ＋Ｍ100Ⅰ。 因此，Ｃ400Ⅰ＝（Ｖx＋Ｍx）400，也就是说，消费资料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等于可变资本部分加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 或者总的说来，如果消费资料价值等于Ｗ，而这个 Ｗ＝Ｃa＋Ｖa＋Ｍa（这里Ｃa是资本不变部分，Ｖa是资本可变部分，Ｍa是Ⅰ这个领域的剩余价值）， 那么，Ｃa＝Ｗ－（Ｖa＋Ｍa），即等于（Ｖｂ＋Ｍｂ），这里Ｖｂ是所有领域（不包括Ⅰ（ａ））创造的Ｖ，而Ｍｂ是所有领域（不包括Ⅰ（ａ））创造的剩余价值。 其次，现在很清楚，Ｃa（这里就是Ｃ400Ⅰ）首先应当同直接进入消费资料生产的生产资料相交换，或者换句话说，同构成不变资本Ｃa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相交换（通过这种生产资料得到补偿）。Ｃa恰恰应当从产品——消费资料——形式重新转化为自身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转化为这种产品即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因此，如果我们用ｂ1表示这种生产资料，那么，Ｃa首先应当由同一价值的ｂ1这种生产资料来补偿（也就是说，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Ｖｂ＋Ｍｂ）。（因此，在当前的场合，由商品ｂ1来补偿，其总量为Ｖｂ＋Ｍｂ＝400。） 如果现在ｂ1领域中的Ｖ＋Ｍ等于Ｖｂ＋Ｍｂ，也就是等于完全在Ⅰａ领域以外生产的Ｖ＋Ｍ的总量，那么，伴随再生产而进行的流通过程（各领域之间的交换）就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囊括一切生产（Ⅰａ商品的）直接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ｂ1这一领域以外，还存在其他生产领域，它们生产ｂ1领域的生产资料。因此，Ｖｂ＋Ｍｂ的价值应大于Ｖｂ1＋Ｍｂ1的价值；因此，由于用来补偿Ｃａ的商品ｂ1的价值大于Ｖｂ1＋Ｍｂ1，所以同Ｃａ相交换的商品ｂ1的一部分应当构成产品ｂ1的价值不变部分的一部分；Ｃｂ1价值中应靠Ｃｂ2来重新补偿的部分。 这个应靠Ｃｂ2来补偿的Ｃｂ1部分只能等于（Ｖ＋Ｍ）ｂ2，正如过去Ｃa等于（Ｖ＋Ｍ）ｂ一样。（假定为Ｃｂ1提供生产资料的一切工业部门都合并在ｂ2领域中。） （ｂ）的商品量等于（Ｖ＋Ｍ）ｂ即Ｃa，出售给（ａ）［类］。但是，这个量大于（Ｖ＋Ｍ）ｂ1，也就是大于ｂ1产品中可以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价值部分。因为Ｃａ＞（Ｖ＋Ｍ）ｂ1，所以出售给（ａ）［类］的有Ｃｂ1的价值不变部分的一部分，这部分通过同ｂ2交换而重新以自己的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因此，首先转入ｂ1的消费资料（ａ）或它们的价值（等于Ｃa），——由于这一价值大于（Ｖ＋Ｍ）ｂ1，——实际上从ｂ1转往ｂ2，而ｂ2反过来提供应重新得到补偿的Ｃｂ1部分。同Ｃｂ1部分这样相交换的ｂ2的价值部分，应等于（Ｖ＋Ｍ）ｂ2，因为ｂ2只应当用（Ｖ＋Ｍ）ｂ2同消费资料相交换。如果同ｂ2这样相交换的Ｃｂ1部分大于（Ｖ＋Ｍ）ｂ2，那它就会包括Ｃｂ2的这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又应当同商品ｂ3按（Ｖ＋Ｍ）ｂ3的数额相交换等等，——直到算完而无余数为止。因此，为明显起见，只须假定在ｂ1类外，还存在ｂ2类，因而（Ｖ＋Ｍ）ｂ1＋（Ｖ＋Ｍ）ｂ2＝（Ｖ＋Ｍ）ｂ，也就是等于归结为（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资料的全部Ｖ＋Ｍ的价值总量。 因此，过程是这样的：Ｃa完全同Ｃb1／Ｘ（即一部分Ｃb1）＋（b的商品）相交换。 Ｃb1／Ｘ从Ｖb2＋Ｍb2得到补偿，为此ｂ2提供Ｃa的等于Ｃb1／Ｘ的价值部分。 因此，实际上（Ｖ＋Ｍ）b1＋（Ｖ＋Ｍ）b2靠Ｃa得到实物补偿，而Ｃa靠价值等于Ｃb1／Ｘ＋的ｂ的商品来补偿，而Ｃb1／Ｘ则靠价值为（Ｖ＋Ｍ）b2的ｂ2的商品来补偿。 因此，等于Ｃａ的那部分消费资料在（Ｖｂ1＋Ｍｂ1）＋（Ｖｂ2＋Ｍｂ2）之间，即在（Ｖ＋Ｍ）ｂ之间的分配，使（ａ）的全部不变资本从（ｂ1）得到补偿，使（ｂ1）的部分不变资本从（ｂ2）得到补偿。 （Ⅲ）因此，在这个运动完成以后： （1）消费资料总量——（ａ）的全部产品——在（ａ）、（ｂ1）和（ｂ2）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Ｖａ＋Ｍａ）由（ａ）的生产者以实物形式占有，而等于Ｃａ的（ａ）的产品价值部分是这样分配的：它的数额为Ｖｂ1＋Ｍｂ1的部分归入ｂ1类，而数额为Ｖｂ2＋Ｍｂ2的另一部分归入ｂ2类。全部社会收入被分配。 另一方面，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是： Ｃａ（由ｂ1类补偿） Ｃｂ1（部分由自己的产品组成，部分由ｂ2得到补偿） Ｃｂ2（由自己的产品组成）。 还可以进行的唯一的流通，就是ｂ1类内部（在构成这个类的各生产领域之间）和ｂ2内部的流通；Ｃｂ1和Ｃｂ2之间还可以发生局部的交换。 因此，这全部流通只是在ｂ1和ｂ2类的不变资本之间进行的。 在（ａ）、（ｂ1）和（ｂ2）之间发生流通，直到Ｃａ得到实物补偿，并且（Ｖ＋Ｍ）（ｂ1和ｂ2）实现在（ａ）的消费资料上。因此，正是这种交换——也就是这后一种交换——的现象，使得亚·斯密等人据以得出错误的看法。 ［197］Ⅰ（ａ）Ｃ50a（Ｗ）＋Ｃ350αα（Ｗ）＋Ｖ100a（货币）＋Ｍ100a（Ｗ） Ⅱ（αα）Ｃ250αα（Ｗ）＋Ｃ200α（Ｗ）＋Ｖ100αα（货币）＋50镑货币 ＋ 50镑消费基金 Ⅱ（α）Ｃ400α（Ｗ）＋Ｖ100α（货币）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50镑。 Ⅱαα用50镑购买ＷⅠａ，Ⅰａ用50镑购买ＷⅡαα，Ⅱαα预付的50镑最终流回到Ⅱαα那里。 我们得出： Ⅰ（ａ）Ｃ400a（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100a（货币形式） ＋ Ｍ100a（Ｗ） （假定50镑用于这个类中的Ｍ100a的流通） Ⅱ（αα）Ｃ200αα（Ｗ）+Ｃ200（ａ的商品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100αα（货币）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50镑货币。 Ⅱ（α）Ｃ400α（Ｗ）+Ｖ100α（货币）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50镑。 总起来说，这里预付在流通上的是：支付工资Ｖ（ａ、αα、α等等）的300镑和用于剩余价值流通的150镑（Ⅰａ中50镑，Ⅱαα中50镑，Ⅱα中50镑）。 同过去一样，Ⅱαα和Ⅱα中预付在Ｖ＋Ｍ的流通上的货币应足以使Ｃ400α从（ａ）的商品（消费资料）形式重新转化为它们的（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其次，足以使Ｖ100αα（作为αα的工人的收入）同（ａ）的商品相交换；以及足以使Ｖ100αα的货币形式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以及足以使Ｍαα实现在Ⅰａ的商品上，并使为在Ⅱαα内部实现Ⅱαα的剩余价值而预付的货币流回到Ⅱαα那里。最后，这些货币足以使Ⅱαα的不变资本中等于（Ｖ＋Ｍ）Ⅱα的部分转化为ａ的生产资料，恢复Ⅱα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保证Ⅱα中预付在剩余价值流通上的货币流回，——同样，足以使Ⅱα的剩余价值实现在Ⅰａ的商品上。 如果Ⅱαα和Ⅱα各预付100镑货币，而不是预付50镑货币，那么，重新流回到Ⅱαα和Ⅱα那里的相应地各为100镑，而不是50镑。同量商品是用550镑而不是用450镑进行交换的，也就是说，有更大部分的财富会以不生产的金属形式沉淀下来。 最后，Ｃ200αα（Ｗ）和Ｃ400α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只在这些领域本身中发挥作用，而不进入同Ⅰａ的流通。 （2）第二，规律：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在图式中，假定（ｂ）的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和（ａ）的工人的消费资料是由完全不同的资本生产出来的；假定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物品。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构成（ａ）的工人的消费资料量的必要生活资料中的很大部分，也进入资本家及其仆役的消费，从而进入Ⅰａ的商品类别。另一方面，Ⅰｂ的奢侈品中的较小的一部分也进入工人的消费。 这会使（2）点中提出的规律在怎样的程度上发生变态呢？ 由于某一数量关系在这里可以任意确定，而丝毫不影响内部联系，所以我们从下述观点｛例如，假定Ｉ∶Ｖ＝Ｍ（第191页[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出发来考察图式：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1/2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1/2由奢侈品组成，而工人的消费资料的1/10由奢侈品组成，9/10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 这样，Ⅰ（ａ）就转化为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而Ⅰ（ｂ）则转化为奢侈品的生产。 如果以过去的生产关系为前提，我们就得出： Ⅰ（ａ）（必要生活资料）+Ⅰ（ｂ）（奢侈品） Ｃ280a＋Ｖ70a＋Ｍ70a Ｃ120b＋Ｖ30b＋Ｍ30b Ⅱ（αα）Ｃ280αα＋Ｖ70αα＋Ｍ70αα+Ⅱ（ββ）Ｃ120ββ＋Ｖ30ββ＋Ｍ30ββ Ⅱ（α）Ｃ280α＋Ｖ70α＋Ｍ70α+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在工资上首先花费300（即3×70＝210Ｖ（ａ，αα，α）和3×30＝90Ｖ（ｂ，ββ，β），210＋90＝300镑，这和过去一样）。 首先流回到Ⅰ（ａ）的是70镑－1/10［×70］，也就是70－7＝63镑，因为工人把自己的收入的1/10花在Ⅰ（ｂ）的商品上。 同样，流回到Ⅰ（ａ）的是来自Ⅱαα和Ⅱα的2×63镑＝126镑，和来自Ⅰｂ、Ⅱββ、Ⅱβ的81镑。（因为这里1/10也花费在奢侈品上。） 因此，流回到Ⅰ（ａ）的是63镑＋126镑＋81镑货币＝270镑（＝（300－1）/（10×300））。 在这270镑中，Ⅰａ中只剩63镑——作为回流的可变资本货币形式——因此我们得出：（概况） ［198］Ⅰ（ａ）Ｃ73a（Ｗ）+C207a（货币）+Ⅰ（ｂ）Ｃ120b ＋＋ Ｖ7a（Ｗ）+Ｖ63a（货币）Ｖ30b ＋＋ Ｍ70aＭ30b Ⅱ（αα）Ｃ280αα＋Ｖ70αα＋Ｍ70αα+Ⅱ（ββ）Ｃ120ββ＋Ｖ30ββ＋Ｍ30ββ Ⅱ（α）Ｃ280α＋Ｖ70α＋Ｍ70α+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其次，工人用自己的工资的余额购买Ⅰｂ的商品。因此，从Ⅰａ、Ⅱαα和Ⅱα流到Ⅰ（ｂ）的是21镑货币（3×Ｖ7）而在Ⅰｂ本身中的是3×3＝9（＝3Ｖ3）。总共是30镑。 因此，这样就完成可变货币资本到Ⅰｂ的回流，我们得出： Ⅰ（ａ）Ｃ73a（Ｗ）+C207a（货币）+Ⅰ（ｂ）Ｃ120b ＋＋ Ｖ7a（Ｗ）+Ｖ63a（货币）Ｖ30b（货币） ＋＋ Ｍ70aＭ30b Ⅱ（αα）Ｃ280αα＋Ｖ70αα＋Ｍ70αα+Ⅱ（ββ）Ｃ120ββ＋Ｖ30ββ＋Ｍ30ββ Ⅱ（α）Ｃ280α＋Ｖ70α＋Ｍ70α+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因此，如果从总工资中流到Ⅰａ的只有（300－1）/〔10×（300）〕＝270，那么，相反，直接流到Ⅰｂ的是Ｖ30b，即相当于Ⅰｂ的消费基金180的1/6，即6×30＝180镑的1/6（Ⅰｂ价值的1/6＝180/6＝30镑），这等于劳动基金的1/10（300/10＝30镑）。 此外，为便于进一步考察，一开始就应当指出，Ｍ70a是在实物形式上消费的。这种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很少被其他各个类所注意，就象借助这一货币进行流通的Ｍ35a的产品很少被其他各个类注意一样。 Ⅰａ资本家所消费的总价值等于他们的剩余价值的1/2，即300/2＝150镑。但在这150镑中，在Ⅰａ本身中消费的是35镑。 因此，剩下由其他资本家在Ⅰａ中消费的是150－35＝115镑。并且实际上，Ⅰａ中还可以在商品形式上消费的现在是73＋7＋35＝115镑。 因此，在进一步的流通中我们还应当考察： Ⅰ（ａ）Ｃ73a（Ｗ）+C207a（货币）+Ⅰ（ｂ）Ｃ120b（Ｗ） ＋＋ Ｖ7a（Ｗ）+Ｖ63a（货币）Ｖ30b（货币） ＋＋ Ｍ70a（Ｗ）Ｍ30b Ⅱ（αα）Ｃ280αα＋Ｖ70αα＋Ｍ70αα+Ⅱ（ββ）Ｃ120ββ＋Ｖ30ββ＋Ｍ30ββ Ⅱ（α）Ｃ280α＋Ｖ70α＋Ｍ70α+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Ⅰａ的207镑花费在Ⅱαα的商品上。因此，Ｖ70αα＋Ｍ70αα＝140镑先要转化为货币。从207减去140，尚余67，借助于这67，Ｃ280αα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280－67＝213（Ⅱαα的商品形式）。如果Ⅱαα用货币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Ｖ70αα，那么，它还必须把70＋67＝137花在Ⅱα的商品上。这样，Ｖ70α＋Ｍ70α就得到货币补偿，我们可得出总的情况： Ⅰ（ａ）Ｃ73a（Ｗ）+C207a（αα的生产资料）+Ⅰ（ｂ）Ｃ120b（Ｗ） ＋＋ Ｖ7a（Ｗ）+Ｖ63a（货币）Ｖ30b（货币） ＋＋ Ｍ35a（Ｗ）Ｍ30b（Ｗ） Ⅱ（αα）Ｃ213αα＋Ｃ67αα（Ｗα）+Ⅱ（ββ）Ｃ120β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 ＋＋ Ｍ70αα（Ｗα）Ｍ30ββ Ⅱ（α）Ｃ280α+Ⅱ（β）Ｃ120β ＋＋ Ｖ70α（货币）Ｖ30β ＋＋ Ｍ67α（货币）+Ｍ3（Ｗα）Ｍ30β。 Ⅱα应当总共消费70镑剩余价值。其中35镑是以Ⅰａ的商品形式，35镑是以Ⅰｂ的商品形式。但它只有货币67。因此，它先把35镑花费在Ⅰａ的商品上，32镑花费在Ⅰ（ｂ）的商品上。 于是，我们得到： Ⅰ（ａ）Ｃ73a（Ｗ）+C207a（αα的产品）+Ⅰ（ｂ）Ｃ118b+Ｃ2（货币） ＋＋ Ｖ7a（Ｗ）+Ｖ63a（货币）Ｖ30b（货币） ＋＋ Ｍ35a（货币）Ｍ30b（货币） Ⅱ（αα）Ｃ213αα＋Ｃ67αα（Ｗα）+Ⅱ（ββ）Ｃ120β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 ＋＋ Ｍ70αα（Ｗα）Ｍ30ββ Ⅱ（α）Ｃ280α+Ⅱ（β）Ｃ120β ＋＋ Ｖ70α（货币）Ｖ30β ＋＋ Ｍ3（Ｗα）Ｍ30β。 Ⅰａ用这35镑购买αα的35［镑］商［品］。 Ｃ213αα转化为Ｃ178αα＋Ｃ35αα（货币）＋其他等等。 但是，现在Ⅱαα还应当把3镑花费在Ⅱα的商品上。 经过这种交换以后，我们会得到： Ⅱ（αα）Ｃ178αα＋Ｃ3（Ｗα）+Ｃ32αα（货币）+Ｃ67αα（Ｗα）+Ｍ70αα（Ｗα）＋Ｖ70αα 或者（货币） Ｃ140αα（Ｗα）+Ｃ140（Ｗαα）+Ｖ70αα（货币）+{Ｍ38（Ｗα）+Ｍ32αα（货币）}， 而Ⅱ（α）就会是：Ｃ280α+Ｖ70α（货币）+Ｍ3α（货币）。 因此，我们就会得到： Ⅰ（ａ）Ｃ73a（Ｗ）+C207（αα的生产资料）+Ⅰ（ｂ）Ｃ118b+Ｃ2b（货币） ＋＋ Ｖ7a（Ｗ）+Ｖ63a（货币）Ｖ30b（货币） ＋＋ Ｍ35a（Ｗαα）Ｍ30b（货币） Ⅱ（αα）Ｃ280αα（=Ｃ140Ｗα+Ｃ140Ｗαα）+Ⅱ（ββ）Ｃ120β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 ＋＋ Ｍ70（=Ｍ38Ｗαα+Ｍ32货币）Ｍ30ββ Ⅱ（α）Ｃ280α＋Ｖ70α（货币）+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 Ｍ3α（货币） ［199］Ⅱα还只应当把3镑花费在Ⅰｂ中，这样我们就得到： Ⅰ（ａ）Ｃ73a（Ｗ）+C207a（Ｗαα）+Ⅰ（ｂ）Ｃ115b+Ｃ5b（货币） ＋＋ Ｖ7a（Ｗ）+Ｖ63a（货币）Ｖ30b（货币） ＋＋ Ｍ35（Ｗαα）Ｍ30b（货币） Ⅱ（αα）Ｃ280αα（=Ｃ140[Ｗ]αα+Ｃ140[Ｗ]α）+Ⅱ（ββ）Ｃ120β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 ＋＋ Ｍ70{=Ｍ38Ｗαα+Ｍ32αα（货币）}Ｍ30ββ Ⅱ（α）Ｃ280α＋Ｖ70α（货币）+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Ⅱαα把32镑花费在Ⅰａ的商品上，Ⅰａ用32镑购买Ⅱαα的商品。Ⅱαα用这32镑中的3镑购买Ⅰａ的3镑商品和Ⅰｂ的29镑［商品］。因而我们得到： Ⅰ（ａ）Ｃ41a（Ｗ）+C32a（[Ｗ]αα）+Ⅰ（ｂ）Ｃ86b（Ｗ） ＋＋ C207a（[Ｗ]αα）Ｃ34b（货币） ＋＋ Ｖ4a（Ｗ）+Ｖ66a（货币）Ｖ30b（货币） ＋＋ Ｍ35（Ｗαα）Ｍ30b（货币） Ⅱ（αα）Ｃ280αα（=Ｃ140[Ｗ]αα+Ｃ140[Ｗ]α）+Ⅱ（ββ）Ｃ120β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 ＋＋ Ｍ6αα（Ｗ）Ｍ30ββ Ⅱ（α）Ｃ280α＋Ｖ70α（货币）+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Ⅰｂ应当用15镑向Ⅰａ购买。假定Ⅰｂ这样做了（在它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以前）。 于是我们就得出： Ⅰ（ａ）Ｃ30a（Ｗ）+Ｃ11a（货币）+Ⅰ（ｂ）Ｃ86b（Ｗ） ＋＋ Ｃ32a（αα）+Ｃ207a（αα）Ｃ34b（货币） ＋＋ Ｖ70a（货币）Ｖ30b（货币） ＋＋ Ｍ35（Ｗαα）Ｍ15b（货币） Ⅱ（αα）Ｃ280αα+Ｖ70αα（货币）+Ｍ6αα（Ｗ）+Ⅱ（ββ）Ｃ120ββ+Ｖ30ββ+Ｍ30ββ Ⅱ（α）Ｃ280α＋Ｖ70α（货币）+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Ⅰ（ａ）把这11镑货币中的6镑花费在αα的商［品］上，5镑花费在Ⅰｂ的商［品］上。Ⅱαα同样把这6镑花费在Ⅰｂ的商品上，因此，这11镑流回到Ⅰｂ，于是我们得出： Ⅰ（ａ）Ｃ30a（Ｗ）+Ｃ6αα+Ｃ32αα+Ｃ207αα ＋ Ｖ70（货币）+Ｍ35αα，或者： Ⅰ（ａ）Ｃ280（[Ｗ]αα）+Ⅰ（ｂ）Ｃ75b（Ｗ）+Ｃ45b（货币） ＋＋ Ｖ70（货币）Ｖ30b（货币） ＋＋ Ｃ30a（Ｗ）（=Ｍ35－5）Ｍ15b（货币） Ⅱ（αα）Ｃ280αα（=Ｃ140αα+Ｃ140α）+Ⅱ（ββ）Ｃ120β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Ｍ30ββ ＋＋ Ⅱ（α）Ｃ280α＋Ｖ70α（货币）+Ⅱ（β）Ｃ120β＋Ｖ30β＋Ｍ30β。 Ⅰ（ｂ）用这60镑货币购买Ⅱββ的商品，其中30镑使Ｖ30ββ转化为货币，30镑花费在Ⅱβ中，在后者这里，借助于这30镑使Ｖ30β转化为货币。于是，这一流通结束。因此我们得到： Ⅰ（ａ）Ｃ280（[Ｗ]αα）+Ⅰ（ｂ）Ｃ75b（Ｗ）+Ｃ60b（[Ｗ]ββ） ＋＋ Ｖ70a（货币）Ｖ30b（货币） ＋ Ｃ30a（Ｗ）（=Ｍ35－5） Ⅱ（αα）Ｃ280αα（=Ｃ140αα+Ｃ140α）+Ⅱ（ββ）Ｃ120β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货币） ＋ Ｍ30ββ（Ⅱβ的商品） Ⅱ（α）Ｃ280α+Ⅱ（β）Ｃ120β ＋＋ Ｖ70α（货币）Ｖ30β（货币）＋Ｍ30β。 Ｃ75（Ｗｂ）中应当以Ⅱββ的商品形式补偿60［镑］，而15镑应在Ⅰｂ本身中消费。假定这一流通需要7+（1/2）镑，那么， Ⅰ（ｂ）=Ｃ60b（Ｗ）+Ｃ60b（[Ｗ]ββ）+Ｖ30b（货币）+（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7+（1/2）镑）。 其次，如果我们假定，为了Ｍ30ββ+Ｍ30β的流通，两个类各预付15镑，总共预付30［镑］，那么，Ⅱββ就花费15镑货币，用这15镑货币向Ⅰｂ购买15镑商品。同样，Ⅱβ也花费15镑货币，用这15镑货币向Ⅰｂ购买商品。 于是我们得出： Ⅰ（ｂ）=Ｃ30b（货币）+Ｃ30b（Ｗｂ）+Ｃ60b（[Ｗ]ββ）+Ｖ30b（货币）。 Ⅰｂ用这30镑货币购买ββ的30镑商品，由此得出： Ⅰ（ｂ）Ｃ30b（[Ｗ]ββ）+Ｃ30b（Ｗｂ）+Ｃ60b（[Ｗ]ββ）+Ｖ30b（货币）。 相反，Ⅱββ变成： Ⅱ（ββ）Ｃ90ββ+Ｃ30ββ（货币）+Ｖ30ββ（货币）+Ｍ30ββ（Ⅱβ的商品）。 Ⅱββ用30镑购买Ⅱβ的商品，因而变成： Ⅱ（ββ）Ｃ90ββ+Ｃ30ββ（β的商品）+Ｖ30ββ（货币）+Ｍ30ββ（β的[商品]）。 以及Ⅱ（β）Ｃ120β+Ｖ30β（货币）+Ｍ30（货币）。 [200]或者我们得出： Ⅰ（ａ）Ｃ280a（Ｗαα）+Ⅰ（ｂ）Ｃ90b（[Ｗ]ββ）+Ｃ30b（Ｗｂ） ＋＋ Ｖ70a（货币）Ｖ30b（货币） ＋＋ M30a（Ｗ） Ⅱ（αα）Ｃ280αα（=Ｃ140αα+Ｃ140α）+Ⅱ（ββ）Ｃ60ββ+Ｃ60ββ（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货币） ＋ Ｍ30ββ（Ｗ） Ⅱ（α）Ｃ280α＋Ｖ70α（货币）+Ⅱ（β）Ｃ120β ＋ Ｖ30β（货币） ＋ （Ｍ流通所必需的15镑） ＋ Ｍ15β（货币）。 Ⅱβ用15镑购买Ⅰ（ａ）的商［品］，Ⅰ（ａ）用15镑购买Ⅰ（ｂ）的商品，Ⅰ（ｂ）用15镑购买Ⅱββ的商品。 因而我们得出： Ⅰ（ａ）Ｃ280a（[Ｗ]αα）+Ⅰ（ｂ）Ｃ105b（[Ｗ]ββ）+Ｃ15b（Ｗｂ） ＋＋ Ｖ70a（货币）Ｖ30b（货币） ＋＋ Ｍ15a（Ｗ） Ⅱ（αα）Ｃ280αα+Ⅱ（ββ）Ｃ120（[Ｗ]ββ和β） ＋＋ Ｖ70αα（货币）Ｖ30ββ（货币） ＋ Ｍ15ββ（货币）+Ｍ15ββ（Ｗ） Ⅱ（α）Ｃ280α＋Ｖ70α（货币）+Ⅱ（β）Ｃ120β+Ｖ30β（货币） ＋ （Ｍ流通所必需的15镑）。 Ⅱββ用15镑购买Ⅰ（ａ）的商品，Ⅰ（ａ）用15镑购买Ⅰ（ｂ）的商品，Ⅰ（ｂ）用15镑购买Ⅱββ的商品，因此这15镑重新流到Ⅱββ那里。因而我们得出： Ⅰ（ａ）Ｃ280a（[Ｗ]αα）+Ⅰ（ｂ）Ｃ120b（Ｗββ） ＋＋ Ｖ70a（货币）Ｖ30b（货币） ＋ （用于Ｍ流通的7+（1/2）镑货币） Ⅱ（αα）Ｃ280αα+Ｖ70αα（货币）+Ⅱ（ββ）Ｃ120ββ+Ｖ30ββ（货币） ＋ （用于Ｍ流通的15镑） Ⅱ（α）Ｃ280α＋Ｖ70α（货币）+Ⅱ（β）Ｃ120β+Ｖ30β（货币） ＋ （用于Ｍ流通的15镑）。 Ｍ（ａ＋αα＋α）总额=70×3=210镑。 Ｖ（ｂ＋ββ＋β）总额=30×3=90镑。 现在，首先要指出，〔Ｍ（ａ＋αα＋α）〕/2＝70/2×3＝105镑是以Ⅰ（ａ）本身的产品的形式消费的。因此，Ｍ（ａ＋αα＋α）的这部分价值不进入同Ⅰ（ｂ）等等的流通。 〔Ｍ（ａ＋αα＋α）〕/2（＝105）同Ｖ（ｂ＋ββ＋β）（＝90）之间的差额是105－90＝15镑。这个差额应加以说明。 Ｉ（ａ）＝Ｃ280a＋Ｖ70a＋Ｍ70a＝420镑。（ＷＩａ）＝Ｖ70a＋Ｍ70a＋Ｖ70αα＋Ｍ70αα＋Ｖ70α＋Ｍ70α。 Ⅰａ、Ⅱαα、Ⅱα这些类在Ⅰａ［类］中消费： （1）3×Ｖ67＝Ｖ189（ａ，αα，α）；因此，尚余3×Ｖ7＝Ｖ21（ａ，αα，α）。 此外： （2）3×Ｍ35＝Ｍ105（ａ，αα，α）；因此，尚余3×Ｍ35＝Ｍ105（ａ，αα，α）。 此外： Ⅰ（ｂ）=Ｃ120b＋Ｖ30b＋Ｍ30b=Ｖ30b＋Ｍ30b＋Ｖ30ββ＋Ｍ30ββ＋Ｖ30β＋Ｍ30β。 Ⅰ（ｂ）、Ⅱββ、Ⅱβ这些类在Ⅰ（ｂ）类中消费： （1）3×Ｖ3＝Ｖ5（ｂ，ββ，β）。因此，尚余3×Ｖ27＝Ｖ81（ｂ，ββ，β）。 此外： （2）3×Ｍ15＝Ｍ45（ｂ，ββ，β）；因此，尚余Ｍ45（ｂ，ββ，β）。 因此，我们得出： Ⅰ（ａ）＝Ｖ21（ａ，αα，α）（ＷⅠａ）＋Ｍ105（ａ，αα，α）（ＷⅠａ） ＋Ⅰ（ｂ）＝Ｖ81（ｂ，ββ，β）（ＷⅠｂ）＋Ｍ45（ｂ，ββ，β）（ＷⅠｂ）。 此外，Ⅰ（ａ）中Ｍ105（ａ，αα，α）＝Ｍ81（ａ，αα，α）＋Ｍ24（ａ，αα，α）。 由此我们得出： 因此，应当在Ⅰｂ中实现的Ⅰａ的剩余价值分解为两部分： Ⅰ（ａ）Ｍ81（ａ，αα，α）＝Ⅰ（ｂ）Ｖ81（ｂ，ββ，β），它们互相交换。 Ⅰ（ａ）的价值Ｍ81通过Ｖ81（ｂ，ββ，β）组成的商品来实现，而Ⅰ（ｂ）的价值Ｖ81（ｂ，ββ，β）通过Ⅰ（ａ）Ｍ81组成的商品来实现。 但是，第二，在等于Ｍ24（ｂ，ββ，β）的Ⅰａ商品上实现的Ⅰｂ等等的剩余价值部分，等于105［镑］（ａ，αα，α）的剩余价值减去Ｖ81（ｂ，ββ，β）后的余额，也就是等于Ｍ24（ａ，αα，α）。 最后，等于Ｍ21（ｂ，ββ，β）的Ⅰｂ、Ⅱββ、Ⅱβ的剩余价值余额，等于在Ⅰｂ商品上实现的Ｖ（ａ，αα，α）部分，也就是Ｖ21（ａ，αα，α）。 Ⅰａ、Ⅱαα、Ⅱα的剩余价值等于70×3＝210，或Ｍ210（ａ，αα，α）。 Ⅰｂ、Ⅱββ、Ⅱβ的可变资本等于30×3＝90，或Ｖ90（ｂ，ββ，β）。 因此，Ｍ210（ａ，αα，α）－Ｍ105（ａ，αα，α）（在Ⅰａ等等本身中消费）－Ｍ24（ｂ，ββ，β）（在Ⅰａ中消费）＝Ｖ90（ｂ，ββ，β）－Ｖ9（ｂ，ββ，β），后者以Ⅰｂ的商品形式消费。 Ｍ210（ａ，αα，α）－Ｍ105（ａ，αα，α）－Ｍ24（ｂ，ββ，β）＝Ｍ81（ａ，αα，α），而Ｖ90（ｂ，ββ，β）－Ｖ9（ｂ，ββ，β）也等于Ｖ81（ｂ，ββ，β）。 ［201］或者，因为Ｍ24（ｂ，ββ，β）＝Ｍ45（ｂ，ββ，β）－Ｍ21（ｂ，ββ，β）＝Ｖ21（ａ，αα，α），所以： Ｍ210（ａ，αα，α）－Ｍ105（ａ，αα，α）－｛Ｍ45（ｂ，ββ，β）－Ｍ21（ｂ，ββ，β）＝Ｖ21（ａ，αα，α）｝＝Ｖ90（ｂ，ββ，β）－Ｖ9（ｂ，ββ，β），或Ｍ81（ａ，αα，α）＝Ｖ81（ｂ，ββ，β）。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Ⅰａ、Ⅱαα、Ⅱα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Ｍ210（ａ，αα，α）中扣除：第一，其中在Ⅰａ的商品上实现的那一部分｛等于Ｍ105（ａ，αα，α），第二，Ⅰａ、Ⅱαα、Ⅱα的这样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等于在Ⅰａ的商品上实现的Ⅰｂ、Ⅱββ、Ⅱβ的剩余价值部分（这个部分等于Ⅰｂ、Ⅱββ、Ⅱβ的剩余价值减去其中同Ｖ（ａ，αα，α）相交换的部分后的余额，即前者减去在Ⅰａ的商品上实现的那个剩余价值部分的余额），——那么，余额Ｍ（ａ，αα，α）就等于Ｖ（ｂ，ββ，β），即在Ⅰｂ的商品上实现的Ｖ（ｂ，ββ，β）部分。 总之，例如Ⅰ（ｂ）＝Ｃ120b＋Ｖ30b＋Ｍ30b，或等于Ｖ30b＋Ｍ30b＋Ｖ30ββ＋Ｍ30ββ＋Ｖ30β＋Ｍ30β。 如果我们用Ｖ′等等表示Ⅰａ中消费的Ｖ和Ｍ部分，而用Ｖ″等等表示Ⅰｂ中消费的部分，那么， （1）Ｖb＋Ｍb＋Ｖββ＋Ｍββ＋Ｖβ＋Ｍβ＝Ｖ′b＋Ｖ″b＋Ｍ′b＋Ｍ″b＋Ｖ′ββ＋Ｖ″ββ＋Ｍ′ββ＋Ｍ″ββ＋Ｖ′β＋Ｖ″β＋Ｍ′β＋Ｍ″β。 此外， （2）Ⅰｂ=Ｖ″a＋Ｖ″αα＋Ｖ″α＋Ｍ″a＋Ｍ″αα＋Ｍ″α＋Ｖ″b＋Ｖ″ββ＋Ｖ″β＋Ｍ″b＋Ｍ″ββ＋Ｍ″β。 由此得出： （3）Ｖ″a＋Ｖ″αα＋Ｖ″α＋Ｍ″a＋Ｍ″αα＋Ｍ″α＋[Ｖ″b]＋[Ｖ″ββ]＋[Ｖ″β]＋[Ｍ″b]+[Ｍ″ββ]+[Ｍ″β]=Ｖ′b＋[Ｖ″b]+Ｍ′b＋[Ｍ″b]+Ｖ′ββ＋[Ｖ″ββ]+Ｍ′ββ＋[Ｍ″ββ]+Ｖ′β＋[Ｖ″β]＋Ｍ′β＋[Ｍ″ββ][注：方括号中的加数在手稿中被删去。——编者注]。 如果在这里我们从两边减去Ｖ″（ｂ，ββ，β）和Ｍ″（ｂ，ββ，β）就可以得到： （4）Ｖ″（ａ，αα，α）＋Ｍ″（ａ，αα，α）＝Ｖ′（ｂ，ββ，β）＋Ｍ′（ｂ，ββ，β）。 现在，第一： Ｖ″（ａ，αα，α）＜Ｍ″（ａ，αα，α）和Ｖ′（ｂ，ββ，β）＞Ｍ′（ｂ，ββ，β）。 其次：Ｖ″（ａ，αα，α）＜Ｍ′（ｂ，ββ，β）。 如果Ｖ″（ａ，αα，α）＝Ｍ′（ｂ，ββ，β），那么，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因此： Ｖ″（ａ，αα，α）＋Ｖ′（ｂ，ββ，β）＝Ｍ″（ｂ，ββ，β）＋Ｍ′（ａ，αα，α）。 但从等式（4）得出：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Ｍ′（ｂ，ββ，β）－Ｖ″（ａ，αα，α）。 （1）如果Ｍ′（ｂ，ββ，β）＝Ｖ″（ａ，αα，α），那么，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2）如果Ｍ′（ｂ，ββ，β）＞Ｖ″（ｂ，ββ，β），那么，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也就是超出额等于Ｍ′（ｂ，ββ，β）的余额。 （3）最后，如果Ｍ′（ｂ，ββ，β）＜Ｖ″（ａ，αα，α），那么， Ｍ″（ａ，αα，α）＜Ｖ′（ｂ，ββ，β）， 也就是不足额等于Ｖ″（ａ，αα，α）减去Ｍ′（ｂ，ββ，β）后［202］的余额。 情况（2）——这正是我们的例子中假设的情况。 用实例来说明情况（1）和（3），就足以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两种情况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因此，必须只采用情况（2）。 注释： [34]指本手稿第二章，本卷未发表（见注1）。——第101页。 [35]马克思在这里是用法文引证杜格耳德·斯图亚特的《亚当·斯密的生平和创作概况》，这部著作曾屡次收入铅印版的斯密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其中也有一些法译本。马克思写作此手稿时利用的是哪个版本，难以确定。——第114页。 [36]马克思这里使用的“Ａ部类”（或其他处使用的“第Ⅰ部类”）是指生产消费资料那一类工业部门，“Ｂ部类”（“第Ⅱ部类”）相应地是指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文本中，根据后来的方案对部类编号采用了相反的顺序。本手稿中在“部类”［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这个词义上还经常使用“类别”［категория］、“类”［класс］等术语。——第121页。 [37]马克思引用的是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第一版1843年在伦敦出版。——第123页。 [38]“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圣经里的话（以西结书，第3章第18—19节和第33章第8—9节）。——第128页。 [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1—634页。——第136页。 [40]“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回避解决问题，进行拖延。用语出自福音书中的寓言，讲的是耶稣被敌人逮捕后，被送交罗马皇帝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本丢·彼拉多。彼拉多不愿意进行判决，他把耶稣这个加利利人又送交加利利王希律，希律又把他送回彼拉多。——第156页。 [4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引用了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一书中的见解：“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马克思评论这个见解时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根据那第一根棍子［stock］也许还可以说，为什么在英语中stock和资本是同义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9页）。——第158页。 [42]马克思说的是他从原文读过的瓦·瓦·别尔维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恩·弗列罗夫斯基的考察与研究》（1869年圣彼得堡版），书中第191—192页举出俄国一些省的农民的例子，他们为了维护种子储备不被动用和保证谷物的简单再生产，不得不过着半饥饿的生活。——第158页。 [43]显然，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一节中谈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的补偿的地方（见本卷第178—185页）。——第168页。 [44]马克思指斯密的如下见解：为企业主执行资本职能的一部分资本，形成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充分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22—424页）。——第171页。 [45]指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最终必定要用于保证它的居民的消费……”（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2卷第357、358页）。——第172页。 [46]指本手稿的第二章。该章第五节《积累。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的角度研究货币流通》在《资本论》第二卷最后编定时单独编为第十七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55—388页）。——第192页。 [47]见前注。——第192页。 [48]指《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一节的分节（ｂ）《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根据《目录》判断，马克思打算用这一分节来结束本手稿对再生产问题的考察（见本卷第6页）。——第198页。 [49]“罗伊特的检察官”——看来是指德国幽默作家弗·罗伊特一些作品中的人物“检察官布雷济希”（Entspektorßräsig）。——第213页。 [50]法国研究院——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分院即学院组成；自1795年成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费拉得尔菲亚哲学协会——美国最早的科学协会之一，成立于1740年。——第222页。 [51]马克思提到的是1861年进行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材料，即《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03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第三章。（Ｃ）对以上所述的几点说明。（a-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Ｃ）］对以上所述的几点说明 （ａ）作为可变资本投入的那些货币的回流 首先，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同时作为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资本家把货币支付给工人，后者用这些货币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这样，资本家又得到他重新用来购买劳动力等等的货币。但是，这个过程只直接发生在真正生产工人消费资料的工业部门。（在这里，即使有商人介入，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零售商从生产者那里得到商品，这时，生产者不是自己，而是通过零售商把商品卖给工人；零售商要把从工人那里这样得到的货币还给生产者。） 一个工业部门离工人消费资料（一般说来，也就是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越远，花在工资上的货币回到它们的起点的直接回流就越慢（参看：（Ｅ）第五次局部流通，第173页[注：见本卷第245—246页。——编者注]；从（Ａ）开始，第172页[注：同上，第239—243页。——编者注]）。 这里总是假定，同量货币，例如花在工资上的同量货币，会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起点。实际上，这种情况当然不会发生，或者说，只是偶然的现象。我们所说的回流，只是指一定量价值作为货币流回到自己的起点，而价值回流所采取的货币单位的个性如何，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至于我们所说的货币流通，则直接是指各种流通行为，或同一货币单位的换位。 同时，这里涉及的不是个别资本家，而是可变资本总量——因为可变资本起初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且总是一再要这样预付。 回流也象开支一样，要不断地进行。可见，由于这种回流是以一系列流通行为作媒介，而流通行为表现了再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现实运动，也就是说，既表现了从产品中扣除的那部分资本的补偿，又表现了进入个人消费基金的另一部分产品的补偿，——所以，总的说来，作为可变资本投入的货币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应当经历与图表中所描述的周转相一致的道路。 由此可见，起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预付或支付的货币的回流运动，包含或可能包含［175］这些货币本身的一系列周转。 至于社会资本各独立部分的周转期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各部门为推动同量劳动力而应当预付的货币资本量的区别，在这里就不进行考察了。虽然在一个部门中例如一年才周转一次，而在另一个部门中一次周转只需几个星期，等等，然而，不论在前一种场合或后一种场合，作为可变资本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会被工人当作他们的收入的流通手段立即投入流通，例如每星期投入一次。对于可变资本总量的流通来说，所需要的是完全一定的货币量。因此，如果在某个部门——由于它的周转期较长——投入流通的是这个总量的较大的、倍加的部分，那么在其他部门就是较小的部分。因此，那里完成回流运动的货币部分比这里要大。 （ｂ）作为可变资本投入形式的货币的回流和执行剩余价值、资本家收入的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回流之间的区别 再生产过程，从它的总运动来看，不仅为生产基金提供部分产品（作为生产资本物质要素），不仅再生产劳动力，重新使它并入资本，而且使发挥职能的货币重新分开，一部分充当资本的货币形式，一部分充当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货币形式）。（资本家的收入。） 但整个说来，起初作为收入的流通手段投入流通或花掉的货币的回流，不同于作为可变资本（资本一般）的货币形式而预付的货币的回流。 以这后一种形式预付的货币，由于它们本身被花费而回流。它们被资本家转化为劳动力，而工人把它们投入商品流通，对工人来说，它们是工人工资或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但是，劳动力价值构成工人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通过这种商品的出售，资本家起初支付给工人的并被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或其数额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流通货币），重新流回来，完成流通并回到自己的起点：在工人表现为自己的商品的买者的场合是直接流回，在一切其他场合是间接流回。 至于为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Versilberung］，或使剩余价值进行流通而投入流通的那部分货币，情况就不同了。资本家——而用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流通的货币，只能由资本家自己投入流通——花费货币购买自己的消费资料，他的这一行为本身不能保证这些货币流回到他自己的口袋里。相反，这种行为的唯一内容就是，资本家以货币形式付出价值，而以消费资料形式取回他要消费的价值（这种价值进入他的个人消费）。于是，这种价值被资本家用尽。它所以流回到资本家那里——正象这里所假定的，每个资本家只消费自己的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通过出售自己的商品实现这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他的商品包含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通过出售商品而得到实现，这同资本家花费货币购买消费资料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这一行为的结果。实际上，他只是预料到要出售这种剩余价值，因而花费了相当于剩余价值的货币量。这些货币在他出售商品以后又流回到他那里。 在实际当中看起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剩余价值中只有一部分属于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本人，而有一部分应由资本家让出去，例如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向贷出货币的资本家支付利息，向国家缴税（贡赋）。工业资本家是以货币进行这些支付的。资本家不是用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来偿付这些款额，而是用货币支出这一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即归他所有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货币总是由这个工业资本家阶级投入流通，但不是作为商品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而是为了同其他共同占有剩余价值的人清帐。后者又把货币投入流通购买商品。这样一来，货币又流回到工业资本家那里，因为工业资本家不是支付两次：先是以货币支付，然后以商品支付。因此，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的一部分总是处在上述资本家的同伙手里，并且，由于他们购买资本家的商品而流回到资本家那里。在这里，工业资本家从他们的同伙那里得到的货币，是他们用来向他们的同伙支付租金等等的货币。 （ｃ）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和作为资本或收入的货币形式所完成的活动 例如，拿第173页［注：见本卷第245—246页。——编者注］上的流通（Ｅ）来说。 在这里，同量货币50镑依次表现为Ⅱβ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然后是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或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收入的货币形式），Ⅰａ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Ⅱαα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Ⅱα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收入的货币形式），Ⅰｂ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Ⅱββ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最后，表现为Ⅱβ的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 在这里，货币起初作为Ⅱβ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存在，这不过表明，Ⅱβ的总资本中应转化为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作为货币掌握在Ⅱβ的资本家阶级的手里。Ⅱβ的资本家阶级花费这部分价值时，也就把它转化为劳动力。Ⅱβ的总资本中的这部分价值就不再作为货币资本即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存在，相反，现在它具有这样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构成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只有在Ⅱβ的资本家手里才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表现为应执行一定职能的，即应转化为劳动力的贮藏货币储备。它所以重新表现为同一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只是因为它从商品资本形式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并应从这后一种形式重新转化为劳动力。同一些货币（50镑）转到别的位置上，即转入工人手里后，便成了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即劳动力的价值或工人劳动的已实现的价格的货币形式，——但是，只有当工人还没有花掉这些货币时，它们才是货币形式。工人一旦花掉这些货币，它们便转化为工人的生活资料，成为资本家Ⅰａ手中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即货币资本；这就是说，他们的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形式过渡到（转化为）货币形式。这部分价值应当从这种货币形式重新转化为自己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即转化为生产资料。它只要还处在资本家的手里，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等等。 同量货币只要还在流通，就决不会取得它在自己的道路上所执行的这些不同职能。它只有在不进行流通的时候，才具有这些职能。货币只有作为发挥职能的流通手段，才进入流通本身。（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时，也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一部分，不过这种支付手段的职能我们在这里不来考察。） 因此，货币——作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收入等等的货币形式——代表不同状态的次数要多于它们的周转即流通过程的次数，在这些过程中，它们改换占有者，而它们的占有者则购买商品或为商品而支付。因为它们在起点和终点应当停留在这样的位置上：它们表现为资本或收入的货币形式，不是在实际上执行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例如，在流通（Ｅ）中，（1）它们是应投入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货币只要停留在这种状况，它们就不流通。而且（2）它们会回到同一位置和取得同一规定性，也就是说，不去执行其他职能，而是再次完成同一职能。因此，我们发现它们有八种形式（其中有两种形式相同），而它们只完成六次周转。 另一方面，货币只要实际上进入流通，就始终只发挥流通手段（以及支付手段）的作用。（货币只用作汇票，而不充当商品的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那些职能，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涉及。） ［176］（ｄ）预付在劳动力报酬上的货币部分地也执行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等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但一部分不变资本会借助于完全不以前一个货币量为转移的货币量进行流通 我们再考察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Ⅰ）第一类。消费资料： （Ⅱ）第二类： 整个说来，在Ⅰ和Ⅱ——在所有部门中——300镑货币花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300镑购买自己那份社会消费资料。于是，Ⅰａ的价值等于300镑的全部产品就转化为货币。显然，Ⅰａ的资本家本身花在工资上的那50镑货币，由于他们把自己的50镑商品出售给自己的工人，便作为他们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重新流回到他们那里。因此，只要300镑被用来购买或支付劳动力，而工人用这300镑货币购买生活资料，情况就会是这样的（Ｗ——商品：有关工业部门的产品）： （Ⅰ）第一类。消费资料： （Ⅱ）第二类。生产资料： 至于Ⅰ（ａ）的资本家，那么他们的全部产品现在都以300镑的货币形式存在。其中50镑是可变资本回流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处在这部分资本可以重新开始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上。但是，其他部分产品必须完成从这种货币形式的再转化。 Ｍ50a现在等于50镑货币，处在Ⅰ（ａ）的资本家可以使之转化为剩余产品，转化为自身消费资料的形式上；他们向Ⅰ（ｂ）购买50镑（Ｗ）；于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转到Ⅰ（ｂ）那里。（他们的这部分资本以其重新开始过程所应具备的形式再生产出来。）Ⅰ（ｂ）的这50镑商品进入Ⅰ（ａ）的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因而作为他们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消失。 但是，第二，Ⅰ（ａ）的资本家应当把以货币形式（200镑）存在的Ｃ200a重新转化为自己的生产资料形式（来自Ⅱαα）。因此，他们向Ⅱαα购买200镑商品。Ⅱαα［部类］应当用这些货币首先补偿的，是它的可变资本（即Ｖ50αα），后者从商品转化为50镑货币。其次，如果我们假定，Ｍ50αα已转化为货币和Ｃ100αα=Ｃ200αα/2，那么现在情况显然就会是这样的（Ａ——劳动力）： （Ⅰ）第一类。消费资料： （Ⅱ）第二类。生产资料： 如果考察一下Ⅰａ类，那么，第一，资本完全被再生产出来。Ｃ200a以新的生产资料形式存在，Ｖ50α又具有货币形式，以便重新把Ａ50并入自身。 最后，Ｍ50a。这一剩余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消费基金。这样一来，一方面，资本Ｃ200a以生产资料形式，Ｖ50a以货币形式全部再生产出来；同时，Ａ50用生活资料再生产出自身，而资本家用消费基金再生产出自身。因此，Ⅰ（ａ）类在流通过程中不再起作用，因而不再列入图表。 Ⅱαα类把Ｍ50αα从货币形式转化为Ⅰ（ｂ）的消费资料。因此，在这里，Ｃ200ｂ（Ｗ）转化为Ｃ150ｂ（Ｗ）+Ｃ50ｂ（货币）；其次，至于Ｍ50ｂ（Ｗ），那么它一开始就被用作Ⅰ（ｂ）的资本家本身的消费基金。 其次，Ⅱαα类把Ｃ100αα从货币形式转化为（Ⅱａ）的生产资料；由此，Ｖ50α以及Ｍ50α又转化为货币。 因此，在这些交易结束时，我们看到： Ⅰ类。消费资料 Ⅱ类。生产资料 至于Ⅱαα类，那么，Ｃ200有一半是处在自己的重新再生产出来的形式Ｃ100a（Ｗ）上。应考察的只是另一半。至于其他部分，Ｖ＋Ｍ，那么，它们之中的前一半重新转化为自己的货币形式，而靠Ⅰ（ａ）的生活资料维持自身的Ａ重新作为购买客体同［Ｖ］相对立。最后，Ｍ50转化为Ⅰ（ｂ）的消费基金。因此，这后两部分不再列入下一图表。 至于Ⅱ（α），那么，Ｖ从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货币形式；它借助于Ｍ50（货币形式）购买Ⅰ（ｂ）的商品，这种商品变成它的消费基金。因此，现在Ⅰ（ｂ）中是：Ｃ100ｂ（Ｗ）+Ｃ50ｂ（货币）+Ｃ50ｂ（货币）+其他等等。 因此，在这些交易结束时，我们看到： Ⅰ类。消费资料 Ⅱ类。生产资料 [177]Ⅰ（ｂ）类把Ｃ100（货币）转化为Ⅱββ的生产资料，于是就得到： Ⅱββ类用这50镑货币购买Ⅱβ的50镑生产资料。于是，Ｖ50β完成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再转化，也就是到再生产形式上的可变资本价值的再转化。 Ⅰ类。消费资料 Ⅱ类。生产资料 这样，Ⅱββ和Ⅱβ的情况是： 现在在所有类中，不论在Ⅰ（ａ）和Ⅰ（ｂ）中，或在Ⅱαα和Ⅱα以及Ⅱββ和Ⅱβ中，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已经恢复。它到处都完成了到自身的起点的回流。 因此就得出： Ⅰ类。消费资料 Ⅱ类。生产资料 在Ⅰ类（Ⅰａ和Ⅰｂ）、（Ⅱαα和Ⅱα）以及（（Ⅱββ和Ⅱβ）中，起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预付300镑货币，后来被工人当作购买手段，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花费在必要生活资料上，于是这些货币到处都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起点，然后再重新开始自己的运动。 Ⅰａ的300镑资本总产品，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等于工人的消费基金（收入）。因此，它全部被工人购买，即转化为货币（而且，工人例如从这些货币中拿出Ｘ镑付房租等等，以及这些货币用于工人的年消费资料中不是由他自己消费的部分上，或用于服务等等，这是无关紧要的）。 Ⅰ（ａ）的资本家阶级本身预付50镑用作可变资本。这些货币由于资本家把他们的产品的1/6（＝50镑）出售给自己的工人而又直接流回到资本家那里。这50镑应从下一步的计算中除去。因此，现在只剩下250镑货币。 从物质方面来看，Ⅰ（ａ）的产品等于工人的消费基金，而按价值来说，等于一个社会支付的工资额（产品同它直接相交换），所以很清楚，花在工资上的货币（或代表社会可变资本的货币）同时就是Ca＋Ma，即Ⅰ（ａ）的产品中代表Ⅰ（ａ）资本家阶级的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的货币形式，因而进一步又是这个部分的流通手段。Ⅰ（ａ）必须花费200镑以实物形式来补偿Ｃａ，花费50镑以消费资料形式来实现Ｍａ。因此，作为工人的流通手段从（ｂ），Ⅱ（α，αα，β，ββ）类转到Ⅰ（ａ）那里的货币，首先必须回到Ⅰ（ｂ）和Ⅱαα那里；后一［类］为Ⅰ（ａ）直接提供生产资料。 Ⅰｂ用50镑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因此应从进一步的计算中除去。同样，Ⅱαα也用50镑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因而同样也应从进一步的计算中除去。 现在，150镑货币处在Ⅱαα类手中（扣除用作可变资本的50镑）。其中50镑用于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花在Ⅰ（ｂ）的消费资料上。于是，Ⅰ（ｂ）的等于50镑的产品部分转化为货币。Ⅰa用其余的100镑向Ⅱα购买生产资料。因此，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流回到Ⅱα那里，它的剩余价值也转化为货币＝Ｍ50α。Ⅱα把这50镑花在Ⅰ（ｂ）的消费资料上；于是，Ⅰｂ的等于Ｃ50的第二部分产品转化为货币。如果我们撇开Ⅰ（ａ）和Ⅱαα的不变资本，那么它们的流通也就结束。 现在，除了剩余价值Ｍ50ｂ以外，Ⅰ（ｂ）有一半产品已经转化为货币。它应当全部转化为货币，因为除了Ｍ50（Ⅰｂ）以外，它全部进入Ⅰ（ａ）和Ⅱα、Ⅱαα、Ⅱββ和Ⅱβ的各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实际上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基金。但是，扣除作为Ⅰｂ的可变资本的再生产形式的Ｖ50（Ⅰｂ）以后，剩下的Ｃｂ应当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因此，Ⅰ（ｂ）用100镑货币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于是，Ｖββ以货币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而Ｃ50（Ⅱββ）＝Ｃ200（Ⅱββ）/4转化为货币。Ⅱββ用这50镑货币向Ⅱββ购买50镑的生产资料，这样，Ⅱβ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流回到Ⅱβ那里。 花在工资上的300镑的运动到此结束。 于是实现了下述过程： （1）各个类首先购买价值300镑的劳动力（＝Ａ的300镑价值）； （2）Ⅰ（ａ）的全部产品转化为货币（其中的1/6即50镑，仅仅是Ⅰ（ａ）本身所支付的工资的回流）（＝Ⅰａ的300镑商品）； （3）Ⅰ（ａ）的50镑剩余价值在Ⅰ（ｂ）的商品＝50镑上得到实现（Ⅰｂ的可变资本的回流）和Ⅱαα的200镑商品（＝250镑商品：Ⅰｂ的50镑＋Ⅱαα的200镑）； （4）50镑Ｖ流回到Ⅱαα那里，Ｍ50（货币）花在Ｗ（Ⅰｂ）＝50镑上，100镑花在Ⅱα的等于100镑的产品（＝150镑：Ⅰｂ的50镑＋Ⅱａ的100镑）上； （5）50镑Ｖ流回到Ⅱα那里，Ｍ50（货币）花费在Ｗ（Ⅰｂ）＝50镑（＝Ⅰｂ的50镑）上； （6）Ⅰ（ｂ）把100镑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向Ⅱββ购买它们（＝ββ的100镑商品）。 于是，50镑Ｖ又流回到Ⅱββ那里，而Ⅱββ把它转化为Ⅱβ的生产资料（＝β的50镑商品）。 于是，Ⅱβ的可变资本又流回到Ⅱβ那里。 ( ＝Ｗββ的100镑 ＝Ｗβ的50镑 ) ＝150镑 300镑至此完成自己的运动，又可以重新开始这一运动。 它们实现了Ⅰ（ａ）的300镑，即Ｖ50（Ｗαα），Ｍ50（Ｗαα），Ｃ100（Ｗαα），Ｖ50（Ｗα），Ｍ50（Ｗα），Ｖ50（Ｗｂ），Ｃ100（Ｗｂ），Ｃ50（Ｗββ），Ｖ50（Ｗββ）和Ｖ50（Ｗβ）。 Ⅰ（ａ）的300镑。其中扣除： Ⅰａ的50镑， Ⅰｂ的50镑（Ｖ50Ⅰｂ）； 剩下200镑。这首先是200镑Ｗ（αα）＝Ｖ50αα+Ｍ50αα+Ｃ100αα。其中扣除： Ⅱαα的50镑货币（Ｖ50）， Ⅰｂ的50镑； 剩下100镑。这首先是100镑Ｗ（α）＝Ｖ50α+Ｍ50α。其中扣除： Ⅱα的50镑货币， Ⅰｂ的50镑货币； 剩下的是0。 ［178］工资共支出300镑。 其中： ＋ Ⅰ（ａ）、Ⅱαα和Ⅱα的150镑； Ⅰ（ｂ）、Ⅱββ和Ⅱβ的150镑。 ＝300镑 这300镑把（Ⅰａ）的等于Ｃ200a+Ｖ50a+Ｍ50a的总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 所有六个类花在工资上的货币直接流回到Ⅰ（ａ）。其中有1/6等于Ｖ50a，直接花费在Ⅰ（ａ）中，并从这里重新流回。 因此很清楚，起初构成所有六个类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货币，在经过第一次流通以后，不仅首先应成为Ⅰ（ａ）的可变资本的，而且还应成为其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然后成为其流通手段。（因为Ⅰａ的产品＝300镑＝Ｃ200a+Ｖ50a+Ｍ50a。） Ⅰ（ａ）本身花在工资上的50镑货币作为Ｖ50a的货币形式从这里重新直接流回，因此对整个流通来说可不再加以计算。因此在进一步考察流通时只须考虑250镑。 但应当指出，Ⅰ（ａ）、Ⅱα和Ⅱαα只有150镑花在工资上。因此，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应当由这些类重新吸收的（换句话说，应流回到它们那里的）也只有150镑。但是，50镑＝150/3，或1/3，已经完成转到它们那里的回流。因此，只有（2/3）×150＝100还能被Ⅱαα和Ⅱα类吸收，而其余150镑应流回到Ⅰ（ｂ）、Ⅱββ和Ⅱβ那里。 任何货币都不能从现在代表社会总工资的Ⅰ（ａ）类那里直接流回到Ⅱββ和Ⅱββ那里，因为Ⅰ（ａ）没有什么东西要向Ⅱββ和Ⅱβ购买。 货币所以能从Ⅰ（ａ）那里直接流回到Ⅰ（ｂ）那里，只是因为Ⅰ（ｂ）的产品是资本家的消费基金；Ⅰ和Ⅱ的所有各个类的资本家通过这些产品实现着自己的剩余价值，正象所有各个类的工人都在Ⅰ（ａ）的消费基金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一样。 因此，50镑货币完成到Ⅰ（ｂ）的回流——作为Ｍ50a的流通手段——并在这里把Ｖ50ｂ转化为货币形式。在这里，它们就是可变资本的完成回流的货币形式；因此，在这种职能中，它们被Ⅰ（ｂ）类吸收，不再继续流通。只有200镑（＝Ｃ200a）仍处于流通中。Ⅱββ和Ⅱβ类为预付的工资还应补偿的100镑货币，只能作为这些领域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从Ⅱαα和Ⅱα那里流回到这些类那里。 （这里假定Ｖ50ｂ＝Ｍ50；因此，到Ｍ50a的货币形式的转化同货币Ｖ50ｂ相抵销。现在只可能有其他两种情形：Ｖ50ｂ∨Ｍ50a。这一点以后再研究。） 总之，现在200镑是Ｃ200a的货币形式。它们只有通过购买Ⅱαα类的商品才能转化为实物形式。这就是说，这200镑=Ｃ100αα+Ｖ50αα+Ｍ50αα。这里假定，300（αα）的产品的1/3即Ｃ100，能重新进入原有形式的再生产过程。等于Ｃ100αα的其他1/3必须靠Ⅱα的产品来补偿。因此，2/3的产品应出售给Ⅰα类。1/3以自己的实物形式留在Ⅱ内（在这里重新充当生产资料）。 在这200镑货币中，100镑一开始就把可变资本Ｖ50αα和剩余价值Ｍ50αα转化为货币形式。把Ｖ50αα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50镑货币，是花在工资上的货币的回流。因此，它们不再加以计算。50镑＝Ｍ50αα把Ⅰ（ｂ）的等于50镑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只有100镑尚须计算。 Ⅱαα类用这100镑从Ⅱα的产品中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一半，等于Ｃ100αα。它的生产资料的另一半由它自己的产品补偿。 因此，Ⅱα类得到100镑，其中50镑＝Ｖ50α，构成它自己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而50镑＝Ｍ50α，在Ⅰ（ｂ）中得到实现，从而流回到Ⅰ（ｂ）那里。 因此，实际上，Ⅱαα和Ⅱα吸收了100镑货币（Ｖ50αα+Ｖ50α）。相反，另外的100镑则作为剩余价值Ｍ50αα+Ｍ50ββ的流通手段流回到Ⅰ（ｂ）那里。 如果考察借助200镑货币在Ⅱαα＋Ⅱα中实现的总额，那么就得到：（Ｃ100αα+Ｖ50αα+Ｍ50αα）。但这个公式可分解为，其中Ｍ50αα和Ｍ50α在转化为货币以后用来购买Ｗ100（Ⅰｂ），而100镑仍留在Ⅱα和Ⅱαα中作为可变资本Ｖ50α和Ｖ50αα的回流。 在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形式中可以看到，Ｃ200（Ⅰａ）总是等于（Ｖ＋Ｍ）Ⅱａ（＝Ⅱαα＋Ⅱα）。 不变资本Ｃ200（Ⅰａ）的价值等于（假定是简单再生产）直接地和间接地为Ⅰ（ａ）生产生产资料的Ⅱαα、Ⅱα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总额。这仅仅是Ⅱαα和Ⅱα的生产者能花在生活资料上的价值量。 这个价值等于200镑（Ｃ200a）。 Ⅰ（ａ）的这部分产品转化成的货币即Ｃ200（Ⅰａ），只构成Ⅰ和Ⅱ以及其分类中所支付的那部分工资。因此，资本价值不变部分Ｃxa所转化成的那部分货币，应等于（Ｖ＋Ｍ）（Ⅱαα，Ⅱα）。因此，它应当能进行流通，一方面，实现Ⅱ（αα和α）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另一方面，把Ｍ（Ⅱαα，Ⅱα）转化为货币形式，以便在Ⅰ（ｂ）中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从而保证到Ⅰｂ、Ⅱββ和Ⅱβ各个类的回流。 Ⅰ（ａ）的产品由于工人消费而转化为货币；因此，它现在以起初预付工资的货币形式而存在，——Ｃａ＋Ｖａ＋Ｍａ。在这个量中，Ｖ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回流形式仍留在Ⅰ（ａ）中。Ｍａ花费在Ⅰ（ｂ）类中。Ｃａ应等于（Ｖ＋Ｍ）（Ⅱαα，Ⅱα）。 如果现在Ⅱ类内有200镑＝Ｃ50（Ⅰａ）处于流通中，那么，这些货币在Ⅱ类内的任何分类中实现的都不仅仅是Ｖ＋Ｍ，而且还有Ｃ部分，并且这个部分总是在另外的分类中最终分解为Ｖ＋Ｍ。例如，200镑首先实现的是Ｃ100αα+Ｖ50αα+Ｍ50αα，也就是说，不仅仅是（Ｖ＋Ｍ）αα，而且还有Ｃαα部分。当然，实现们Ｃαα的那100镑在Ⅱαα类那里被用于以实物形式补偿该类的不变资本；因此对它来说，这100镑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些货币被用于支付100镑Ｗａ。但是，在这些货币完全转到Ⅱα类手里以后，它们便不再充当不变资本的流通手段。它们只补偿Ｖ（Ⅱα）（只促进它的回流），并把Ｍ（Ⅱα）转化为货币形式。它们在Ⅱαα和Ⅱα两类中只把（Ｖ50（Ⅱαα）＋Ｖ50（Ⅱα）＋（Ｍ50（Ⅱαα）＋Ｍ50（Ⅱα））完全转化为货币，也就是把Ｖ100（Ⅱαα，α）＋Ｍ100（Ⅱαα，α）完全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在Ⅱαα和Ⅱα这两类中，无非是把Ｖ100＋Ｍ100（Ⅱ）＝Ｃ200（Ⅰａ）完全转化为货币。 显然，生产生产资料的这个类是由许多分类组成，这些分类本身一方为他方提供生产资料——全部地或只是部分地提供。因此，在其中一个类中表现为Ｃ的东西，在另一个类中则分解为Ｖ＋Ｍ。换句话说，它们能在“间接的”分类中实现Ｖ＋Ｍ，那只是因为Ｃ在“直接的”分类中分解为Ｖ＋Ｍ。 ［179］现在来谈谈Ⅰ（ｂ）、Ⅱββ、Ⅱβ各类。 首先流回到Ⅰ（ｂ）的是150镑＝Ⅰ（ｂ）、Ⅱββ、Ⅱβ中起初支付的工资额。 Ⅰ（ａ）的产品直接转化为300镑＝各个类花在工资上的总额，而流回到Ⅰ（ｂ）的只是这个数额的一半，即等于Ⅰ（ａ）（Ⅱαα，Ⅱα）＋Ⅰ（ｂ）（Ⅱββ，Ⅱβ）的剩余价值的一半。 在Ⅰ（ａ）和Ⅱαα、Ⅱα之间的流通中，转化为货币Ｃ200（Ⅰａ）的货币资本，为使Ⅱαα、Ⅱα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转化为货币形式而进行流通。 相反，无论是流往Ⅰ（ｂ）（Ⅱββ和Ⅱβ）还是流往Ⅰ（ａ）、Ⅱαα和Ⅱα的货币，只能等于这样一笔剩余价值量，它从Ⅰ（ａ）那里直接以货币形式流回到Ⅰ（ｂ）那里，以实现Ⅰ（ａ）的剩余价值，并且是由各笔从Ⅱαα和Ⅱα那里靠Ｃ（Ⅰａ）而得到的货币构成的。这就是说，作为可变货币资本能从Ⅰａ、Ⅱαα和Ⅱα直接流回到Ⅰ（ｂ），从而间接流回到Ⅱββ、Ⅱβ那里的，只能是等于（Ｍ50a＋Ｍ50αα＋Ｍ50α）这一剩余价值量的价值额，或者一般说来也就是Ｍa（Ⅰａ）、Ｍa（Ⅱαα）、Ｍa（Ⅱα）这一剩余价值量。在这里，这些Ｍ的量是拉平了的，因为各个部门中对劳动力的剥削假定是相等的。不等的剥削不会改变运动的进程，而只会使Ｍ的分配细节发生变形。 因此，结论是这样：只有等于Ｍ（Ⅰａ）的货币量才能从Ⅰ（ａ）直接流回到Ⅰ（ｂ）那里。 等于Ｃ（Ⅰａ）的货币量必须从Ⅰ（ａ）流回到Ⅱαα、Ⅱα那里。 这个货币量的价值等于（Ｖ＋Ｍ）（Ⅱαα，Ⅱα）。因此，这个货币量减去Ｖ（Ⅱαα，Ⅱα）就等于Ｍ（Ⅱαα，Ⅱα），——这是Ⅱαα、Ⅱα类能还给Ⅰ（ｂ）类等等的唯一的东西。 总之，归根到底，Ｃ（Ⅰａ）中等于Ｍ（Ⅱαα、Ⅱα）的数额通过迂回道路（经过Ⅱαα、Ⅱα）流回到Ⅰ（ｂ）那里，等等。 最后，应当指出，Ⅰ（ａ）的产品总价值是通过全部社会可变货币资本同这一产品相交换而转化为货币的。Ⅰ（ａ）＝300镑，并靠Ｖ50a、Ｖ50αα、Ｖ50α、Ｖ50b、Ｖ50ββ、Ｖ50β而转化为货币。其中Ｖ50a留在Ⅰ（ａ）本身那里，并充当同Ⅱαα、Ⅱα和Ⅰ（ｂ）、Ⅱββ、Ⅱβ各个类进行250镑流通的媒介。Ⅰ（ａ）的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以实物形式进入Ⅰ（ａ）生产者的消费。［它的等于］Ｖ50（Ⅰａ）的并在Ⅰ（ａ）内部用于支付工资的部分，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那里。相反，Ⅰ（ａ）的全部产品以实物形式出售给Ⅰ（ａ）等等的工人。 Ⅰ（ｂ）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情况就不同了。它等于Ｃ200（Ⅰｂ）＋Ｖ50（Ⅰｂ）＋Ｍ50（Ⅰｂ）。这一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以实物形式出售给工人。因此，Ｖ50（Ⅰｂ）不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相反，Ｍ50（Ⅰｂ）由这个类本身直接以实物形式消费。如果说为此需要有货币以完成Ｍ50（Ⅰｂ）的流通，那么这是Ｍ50（Ⅰｂ）所有者之间的流通。这一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应由他们自己预付，并流回到他们自己那里，其数量视他们为这一流通所预付的货币在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而定。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这一流通需要25镑，那么，在这一流通完成以后，这25镑仍象以前那样处在Ⅰ（ｂ）资本家手中，充当他们的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总流通的等于25镑的部分没有任何应由它来完成的其他职能。 Ⅰ（ａ）的去掉社会工资而剩下的货币基金＝30镑，这是由Ⅰ（ａ）的这一产品价值转化来的，只用于剩余价值的流通，这一剩余价值等于Ⅰ（ａ）的剩余价值和包含在（Ⅱαα、Ⅱα）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剩余价值，但不是用于Ⅰ（ｂ）、Ⅱββ和Ⅱβ类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这300镑先把Ｃ200a＋Ｖ50a＋Ｍ50a转化为货币。Ｖ50a——也就是它的货币形式——留下来被用于重复进行Ⅰ（ａ）的资本家和工人在本领域内的流通，并不加入进一步的流通。Ｍ50（Ⅰａ）在Ⅰ（ａ）类本身内直接转化为货币，并形成工资Ｖ50（Ⅰｂ）的回流形式，因而它在这里不会把任何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Ｃ200（Ⅰａ）分解为Ｖ50（Ⅱαα）＋Ｍ50（Ⅱα）＋Ｖ50（Ⅱα）＋Ｍ50（Ⅱα），而且这Ｍ50（Ⅱαα）和Ｍ50（Ⅱα）在Ⅰ（ｂ）、Ⅱββ、Ⅱβ等类内只是把工资，而不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 因此，劳动基金只充当剩余价值Ｍ50a、Ｍ50αα和Ｍ50ββ的流通手段。就所有这三个类别来说，货币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并且作为这些类别是Ⅰ（ｂ）、Ⅱββ和Ⅱβ的可变资本到Ⅰ（ｂ）的回流。 因此，Ⅰ（ｂ）类的货币基金首先等于150镑，是Ⅰａ、Ⅱαα和Ⅱα实现剩余价值后从它们那里转来的，再加上这个类本身为Ｍ50（Ⅰｂ）的流通而支付的并流回的25镑。这样，总共为175镑。 这175镑中有：25镑——用于在本类内部进行Ｍ50（Ⅰｂ）的流通。 50镑——由本类掌握，留在本类内使Ｖ50（Ⅰｂ）转化为货币。 因此，Ⅰ（ｂ）的产品价值形态（以及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现在是这样： Ⅰ（ｂ）：Ｃ100ｂ（Ｗ）＋Ｃ100ｂ（货币形式）+Ｖ50ｂ（货币形式）+（消费基金=Ｍ50ｂ）+25镑货币，后一部分货币是为Ｍ的流通而预付的，并在这一流通完成后又流回到Ⅰ（ｂ）类。 因此，Ⅰ（ｂ）只能为Ⅱββ和Ⅱβ这两类提供等于100镑的货币＝Ｖ50（Ⅱββ）＋Ｖ50（Ⅱβ）；也就是说，只是它们所消耗的可变资本的回流所必需的货币。 ［180］所以，在考察同Ⅱββ和Ⅱβ的进一步的流通时还要考虑到的Ⅰ（ｂ）部分已缩小到： Ⅰ（ｂ）：Ｃ100ｂ（Ｗ）＋Ｃ100ｂ（货币）。 Ⅰ（ｂ）用这100镑向Ⅱββ购买100镑的商品，由此转化为： Ⅰ（ｂ）：Ｃ100ｂ（Ｗ）＋Ｃ100ｂ（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相反：现在Ⅱββ是： Ⅱ（ββ）：Ｃ150ββ＋Ｃ50ββ（货币形式） + Ｖ50ββ（商品形式）+Ｖ50ββ（货币形式） + Ｍ50ββ（商品形式）。 50镑货币留在Ⅱββ类中，是可变资本Ｖ50ββ的货币表现，而且Ⅱββ用50镑购买Ⅱββ的生产资料（虽然这些货币假定用于Ｍ50ββ）。 这样就得出： Ⅱ（ββ）：Ｃ200ββ（Ｗ）+Ｃ50β（Ｗ）+Ｖ50ββ（货币形式），而对于Ⅱ（β）来说就是：Ｃ200β+Ｖ50ββ（货币形式）＋Ｍ50β（商品形式）。 于是，来自Ⅰ（ａ）、Ⅱαα和Ⅱα等类的货币被分配；而且，为了完成Ⅰｂ、Ⅱββ和Ⅱβ之间的进一步的流通，货币必须由这些类本身预付。 例如，如果我们假定，Ⅱβ类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流通预付50镑货币，那么，它就用这50镑向Ⅰ（ｂ）购买商品，而Ⅰ（ｂ）现在呈现为： Ⅰ（ｂ）：Ｃ50b（Ｗ）+Ｃ50（货币形式） + Ｃ100b（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Ⅰ（ｂ）用这50镑购买ββ的生产资料，因而现在呈现为： Ⅰ（ｂ）：Ｃ15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Ｃ50b（Ｗ）。 Ⅱ（ββ）则相反呈现为： Ⅱ（ββ）：Ｃ150ββ（Ｗ）＋Ｃ50ββ（Ｗ）＋50镑货币（＝Ｍ50ββ）。 假定Ⅱββ用这50镑向Ⅰ（ｂ）购买商品，而Ⅰ（ｂ）又购买Ⅱββ的商品，那么： Ⅰ（ｂ）：Ｃ20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Ⅱ（ββ）：Ｃ100ββ＋Ｃ50β（Ｗ）＋50镑货币形式。 Ⅱββ用这50镑购买Ⅱβ的生产资料，因而： Ⅱ（ββ）：Ｃ100ββ＋Ｃ100（Ⅱβ的生产资料）。 Ⅱ（β）：Ｃ200β＋Ｖ50β（货币形式）和用于剩余价值流通的50镑。 于是，这种分配就已经完成。 ［181］Ⅰ（ｂ）的产品＝300镑，完全进入各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在这些产品上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Ｍ50（Ⅰａ）＋Ｍ50（Ⅱαα）＋Ｍ50（Ⅱα）＋Ｍ50（Ⅰｂ）＋Ｍ50（Ⅱββ）＋Ｍ50（Ⅱβ）＝Ⅰ（ｂ）的300镑。 但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只有150镑＝Ｖ50（Ⅰａ）＋Ｖ50（Ⅱαα）＋Ｖ50（Ⅱα）流回到Ⅰｂ那里，也就是说，按我们的假定，这等于可变资本（Ⅰｂ等等的）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所必需的量。但是，这些货币不是作为Ⅰ（ｂ）的商品和Ⅰ（ｂ）的工资等等之间的流通手段而进行流通，而首先是直接作为Ⅰ（ｂ）、Ⅱββ和Ⅱβ之间的流通手段进行流通，这样就能使这种循环不断重新进行。因此，这些货币被Ｖ150（Ⅰｂ，Ⅱββ，Ⅱβ）完全吸收，不能用于这三个分类内部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所以，在这些领域内，货币应被资本家用作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我们首先假定用于Ｍ50（Ⅰｂ）的是25镑。这25镑留在这个领域内，也就是说，大致相当的货币量留在这里，虽然其中的单个成分可以同总流通的其他货币成分换位。在这种场合下，这些货币应由其他领域的这种货币成分所替代。在Ⅰ（ａ）中，只是在Ⅰ（ａ）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才发生货币流通（＝50镑等等），同样，在这里只是在Ⅰ（ｂ）的资本家之间才发生货币流通，而且流通的货币量等于25镑（用于实现Ｍ50b）。 我们假定，为了使Ⅱββ、Ⅱβ类中留下的150镑剩余价值进行流通，同样需要50镑。它们在这两个分类之间如何分配，这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流回到它们被花费的地方。 如果现在撇开使Ｍ50（Ⅰｂ）实现流通的25镑货币，那么，流回到Ⅰ（ａ）、Ⅱαα、Ⅱα类的150镑就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资本家收入的形式）。 我们先来考察Ⅰ（ｂ）（撇开等于Ｍｂ的剩余价值不谈，它作为产品进入Ⅰ（ｂ）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而为了使它流通，资本家预付了25镑）： 原来代表剩余价值（50镑）的一部分货币，现在是可变资本Ｖ50（Ⅰｂ）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其次，Ｃ100（货币形式）是Ⅰ（ｂ）的一半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Ｃ200（Ⅰｂ）的货币形式首先靠Ⅱαα、Ⅱα类所耗费的剩余价值提供。（因为只有花费在Ⅰ（ａ）中的Ⅰｂ的可变货币资本才流回。）如果Ⅱαα、Ⅱα的剩余价值提供了这些货币的一半，那么，另一半应当由Ⅱββ、Ⅱβ的剩余价值提供。 于是，Ⅱββ类中花费了100镑。在这里它们实现等于Ｖ50ββ（Ｗ）＋Ｍ50ββ的量。 Ⅰ（ｂ）：Ｃ100b（Ｗ）+Ｃ100b（货币），——转化为： Ⅰ（ｂ）：Ｃ100b（Ｗ）＋Ｃ100（ββ的生产资料）。 至于Ⅱββ，那它首先必须补偿等于Ｖ50ββ的工资。因此，这个量被截留下一部分。等于50镑的量作为Ⅰ（ｂ）的不变资本部分，形成Ⅱββ的回流的可变货币资本。这个量往下不予考虑。 ［182］现在Ⅱββ＝Ｃ200ββ＋Ｖ50ββ（货币形式）＋Ｍ50ββ（货币形式）。｛50镑货币Ｖ50——可变资本的回流货币形式。它们仍被吸收在这个领域中。｝ 如果现在Ⅱββ花50镑（Ｍ50ββ）用来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用来补偿一部分不变资本，那么： Ⅰ（ｂ）（扣除货币形式上的Ｖ50b和不再进一步进入一般流通的Ｍ50b以后）： Ｃ100b（Ⅱββ提供的生产资料）+Ｃ50b（Ｗ）+Ｃ50b（货币）； 而Ⅱββ（扣除货币形式上的Ｖ50ββ和消费基金Ｍ50ββ以后）： Ｃ200ββ；最后，Ⅱβ：Ｃ200β＋Ｖ50β＋Ｍ50β。 Ⅰ（ｂ）把50镑货币转化为Ⅱββ的生产资料，Ⅱββ使之转化为Ⅱβ的生产资料，在后者那里，这50镑（Ｖ50β）转化为货币形式。Ⅰ（ｂ）类所吸收的货币不再进一步用于Ⅰ（ｂ）、Ⅱββ和Ⅱβ之间的流通。于是就得出： Ⅰ（ｂ）：Ｃ150b（ββ的生产资料）+Ｃ50b（商品）。 Ⅱββ：Ｃ150β+Ｃ50（β的生产资料形式）。 Ⅱβ：Ｃ200β＋Ｖ50β（货币形式）＋Ｍ50β，或者进入进一步的流通： Ⅱβ：Ｃ200β＋Ｍ50β。 为了剩余价值（Ｍ50β）的进一步流通，仍然要预付货币。在当前的场合，我们假定Ⅱββ预付25镑来购买Ⅱβ的生产资料。于是对Ⅱββ来说，这25镑现在就是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但对Ⅱβ来说，则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和流通形式。Ⅱβ用这25镑购买Ⅰ（ｂ）的消费资料；在这种场合，我们得出： Ⅰ（ｂ）：Ｃ150b（ββ的生产资料）+Ｃ25b（Ｗ）+Ｃ25b（货币）。 Ⅱββ：Ｃ150ββ+Ｃ75（β的生产资料）。 Ⅱβ：Ｃ200β＋Ｍ25β。 Ⅰ（ｂ）用25镑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Ⅱββ用25镑购买Ⅱβ的生产资料。这样，我们就得出： Ⅰ（ｂ）：Ｃ175b（ββ的生产资料）+Ｃ25b（Ｗ）， Ⅱββ：Ｃ125ββ+Ｃ100（β的生产资料）， Ⅱβ：Ｃ200β＋25镑货币。 Ⅱβ用25镑向Ⅰ（ｂ）购买消费资料，Ⅰ（ｂ）用这25镑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25镑又流回到Ⅱββ那里。因此： Ⅰ（ｂ）：Ｃ200b（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Ⅱββ：Ｃ100ββ（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Ｃ100ββ（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25镑货币。 Ⅱβ：Ｃ200β。 如果Ⅱββ立即预付50镑，那么： 起点就是： Ⅰ（ｂ）：Ｃ150b（Ⅱββ的生产资料）+Ｃ50b（Ⅰｂ的商品）， Ⅱββ：Ｃ150ββ+Ｃ50（Ⅱβ的生产资料形式）+50镑货币， Ⅱβ：Ｃ200β＋Ｍ50β。 ［183］这样一来： Ⅱββ用50镑向Ⅱβ购买生产资料，因而取得这样的形式： Ⅱββ：Ｃ150ββ+Ｃ100（Ⅱβ的生产资料）。 Ⅱβ把50镑花费在消费资料上，因而取得的形式：Ｃ200β。 最后，Ⅰ（ｂ）用这50镑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因而取得这样的形式：Ｃ200b（Ⅱββ的生产资料）。50镑又流回到Ⅱββ那里，于是我们就得出： Ⅰ（ｂ）：Ｃ200b（Ⅱββ的生产资料）， Ⅱββ：Ｃ100ββ（Ｗ）+Ｃ100ββ（Ⅱβ的生产资料）+50镑货币， Ⅱβ：Ｃ200β。 在这种场合下，50镑通过Ⅱβ和Ⅰ（ｂ）后，经一次周转而流回到Ⅱββ那里（进行了三次周转：实现Ⅱβ的50镑商品、Ⅰ（ｂ）的50镑商品、Ⅱββ的50镑商品）。由于这最后一项交换，它们流回到Ⅱββ那里。 相反，如果只花费25镑，那么50镑就会分两次流回到Ⅱββ那里，并总共完成六次周转。 用于Ⅰ（ｂ）Ｍ50b的流通的货币，只是在这一范围内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作为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直接进行流通。 在我们提出的前提下，最初从Ⅰ（ａ）、Ⅱββ和Ⅱα直接流回到Ⅰ（ｂ）的货币，无非是Ⅰ（ｂ）、Ⅱββ和Ⅱβ中所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然而，就Ⅰ（ｂ）、Ⅱββ和Ⅱβ中后来预付的那些货币来说，尽管它们依次作为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它们的流通手段）发挥职能，但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些货币，这些货币是为了这些类内部的剩余价值的流通而预付的。它们表现为货币形式Ｃ100b，而Ｃ100b分解为Ｃ100ββ（因为Ｃ100b已分解为Ｖ50ββ+Ｖ50β） （Ｖ50ββ+Ｍ50ββ，以及Ｍ50ββ+Ｍ50β）。 到现在为止所考察的全部货币流通，归根到底只是Ⅰ（ａ，ｂ）和Ⅱ（αα，α，ββ，β）类中可变货币资本的流通，并且是充当这两类中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但是，同这种流通完全无关的还有： （Ａ）生产资料（ａ）（Ｂ）生产资料（ｂ） Ⅱαα：Ｃ100αα（Ｗ）+Ｃ100α（Ｗ） +Ⅱββ：Ｃ100ββ（Ｗ）+Ｃ100β（Ｗ） Ⅱα：Ｃ200α（Ｗ）。 +Ⅱβ：Ｃ200β。 首先应当指出，Ⅱββ、Ⅱβ一方同Ⅱαα、Ⅱα这另一方之间不发生任何流通。（实际上，对两个类来说，许多生产资料是共同的。） 只有当Ｃ100αα（Ｗ）等等、Ｃ200α（Ｗ）等等是由各工业部门的产品组成时，在这些领域内才发生流通；Ｃ100ββ（Ｗ）、Ｃ100β的情况也是这样。Ｃ100αα（Ｗ）和Ｃ200α（Ｗ）之间只有发生进一步的交换，货币才在这两个类之间流通（但这同已处于应有位置的Ｃ100α（Ｗ）部分无关）。 Ⅱββ等等的情况也完全一样。 因此，总流通的价值额分解为两个独立部分，其中一部分被预付在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上，另一部分在以各种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的各部分之间进行流通。如果认为全部产品都是用消费者所花费的货币额（即工资＋资本家收入）来购买的，或者认为这一货币额可供全部产品流通，那就大错特错了。 预付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上的货币用于不变资本的流通，这只是从下述这一点来看的：代表本生产领域的资本不变部分的那部分消费资料的价值，应当同不变资本生产领域中代表Ｖ＋Ｍ本身的生产资料相交换；另一方面，这只是从这样一点来看的：这种交换又决定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 ［（ｅ）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不相等的各种情况下，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假定工资大于剩余价值 到现在为止，假定工资和剩余价值是相等的。如果我们假定工资大于剩余价值，那么，由于一切生产条件假定不变，同一个年工作日（等于每日劳动一定小时的一定数量的工人）就表现在600镑价值上，即消费基金的价值上，这一基金一部分由工人的消费资料组成，一部分由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组成。 到现在为止是假定600/2＝工人消费基金和600/2＝资本家消费基金。而我们现在假定，600的2/3即400是工人的消费基金和600的1/3即200是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在原有的不变的生产条件下，工人每天为自己劳动的部分增大（不是1/2，而是2/3），为资本家劳动的部分减少（不是1/2，而是1/3）。 工作日划分的这种变化，要求为工人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人数和为资本家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有所变化。 ［184］由于活劳动和生产资料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之比不变，所以，这也要求生产Ⅰ（ａ）的消费资料和生产Ⅰ（ｂ）的消费资料的这两大类中的生产资料的划分发生变化。 总产品的构成如下：Ｃ1200＋Ｖ400＋Ｍ200。 消费基金＝600镑，其中400镑归工人，200镑归资本家。 Ⅰ（ａ）的生产使用的工人增多了1/3（不是300镑而是400镑：300＋300/3＝400）；Ⅰ（ｂ）的生产使用的工人减少了1/3（200镑：300－300/3＝200）。 工业部门Ⅰａ＋Ⅰ（ｂ）的产品价值应等于600镑（＝Ｖ400＋Ｍ200）。 工业部门Ⅰ（ａ）的产品价值＝400镑，Ⅰ（ｂ）＝200镑。 现在的问题是，这400镑（产品价值）如何分解为Ｃ＋Ｖ＋Ｍ。 为生产这400镑而使用的工人人数应当比生产300镑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多1/3（因为生产条件相同）。为生产300镑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50镑。现在它应当等于50镑＋50镑/3＝66+（2/3）镑。 但是，这66+（2/3）镑是根据劳动力价值按原有价格支付的。然而，它的价格已增大1/3（对整个社会来说从300提高到300＋300/3＝400镑）。因此，Ⅰ（ａ）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等于66+（2/3）镑＋1/3×（66+（2/3））＝88+（8/9）镑。因此，Ｖａ＝Ｖ88+（8/9）。 因为剩余价值是工资量的1/2，所以： Ⅰ（ａ）Ｍ＝Ｍ44+（4/9）以及（Ｖ＋Ｍ）（Ⅰａ）＝133+（3/9）＝133+（1/3）。 生产资料价值没有改变。因为工人人数增加1/3，所以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价值也增大1/3。 因此，不是200，而是〔200＋（1/3）〕×200＝266+（2/3）。 因此，Ｃａ＝Ｃ266+（2/3）。 而Ⅰ（ａ）的产品总价值＝Ｃ266+（2/3）＋Ｖ88+（8/9）＋Ｍ44+（4/9）＝400。 我们现在来考察消费资料的第二部分，即等于200镑的Ⅰ（ｂ）。 过去的劳动力50镑是同产品300相比，而劳动力Ｘ是同产品200相比。或者说，50∶300＝Ｘ∶200。Ｘ＝33+（1/3）镑。 但是，这一劳动力比以前贵1/3，因此，它的价值等于33+（1/3）镑＋1/3×（33+（1/3）镑）＝44+（4/9）镑。 因此，Ｖｂ＝Ｖ44+（4/9）。 Ⅰ（ｂ）的剩余价值等于22+（2/9）镑的一半。（以及（Ｖ＋Ｍ）（Ⅰｂ）＝66+（2/3）镑。） Ⅰ（ｂ）的生产资料价值过去等于Ｃ200。后来它减少1/3，200的1/3等于66+（2/3）。因此，200－〔66+（2/3）〕＝133+（1/3）。 因此，Ⅰ（ｂ）Ｃｂ＝Ｃ133+（1/3）。 因此，Ⅰ（ｂ）的总产品＝Ｃ133+（1/3）＋Ｖ44+（4/9）＋Ｍ22+（2/9）（＝200镑）。 ［185］所以整个Ⅰ类（生活资料）等于600镑，表现为： （Ⅰａ）（Ｃ266+（2/3）a+Ｖ88+（8/9）a+Ｍ44+（4/9）a）+（Ⅰｂ）（Ｃ133+（1/3）ｂ＋Ｖ44+（4/9）ｂ＋Ｍ22+（2/9）ｂ）。 Ｃ266+（2/3）a应当同Ⅱαα类的266+（2/3）相交换。这就是说，如果Ⅱαα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是由直接进入Ⅰ（ａ）的商品组成，而是由应当从Ⅱα得到补偿的商品组成，那么Ｃ266+（2/3）a就会等于（Ｖ＋Ｍ）Ⅱαα。这就是说，根据最初提出的假定，Ｃ266+（2/3）a同Ⅱαα的商品（266+（2/3））相交换，后者只有一半等于（Ｖ＋Ｍ）Ⅱαα，而Ⅱαα必须靠Ⅱα来补偿的另一半则等于（Ｖ＋Ｍ）Ⅱα。 于是我们得到： 最后，至于Ⅱββ和Ⅱβ，那么，（Ｃ133+（1/3）b＝（Ｖ＋Ｍ）（Ⅱββ＋Ⅱβ），并在Ⅱββ、Ⅱβ和Ⅰ（ｂ）的资本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均衡地分配开来。 Ⅱ（ββ）Ｃ133+（1/3）ββ＋Ｖ44+（4/9）ββ＋Ｍ22+（2/9）ββ Ⅱ（β）Ｃ133+（1/3）β＋Ｖ44+（4/9）β＋Ｍ22+（2/9）β。 在这种场合下，唯一重要的是Ｃxa应当等于（ＶY＋ＭZ）（Ⅱαα＋Ⅱα） 和 Ｃxb应当等于（ＶY＋ＭZ）（Ⅱββ＋Ⅱβ）。 Ｃx（Ⅱαα，Ⅱα）同（ＶY＋ＭZ）（Ⅱαα，Ⅱα）以及相互之比如何——Ⅱββ和Ⅱβ也是一样——这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一比例在Ⅱαα、Ⅱα和Ⅱββ、Ⅱβ中是否相同，同样是无关紧要的。 其次，很明显，在当前的场合流通比例不变，因为Ⅰ（ｂ）中支出的工资（直接为Ⅰａ支出）是3×〔44+（4/9）〕＝133+（3/9）镑，并重新流回到Ⅰ（ｂ）那里，用来支付Ⅰ（ａ）、Ⅱαα和Ⅱα的同样等于3×〔44+（4/9）〕的剩余价值，这3×〔44+（4/9）〕就构成这些部门的剩余价值。 正象过去一样，我们得到：Ｖ44+（4/9）b等等＝Ｍ44+（4/9）a等等（过去是：Ｖ50b＝Ｍ50a等等。） 现在假定，Ⅰ（ａ）＝350镑，而Ⅰ（ｂ）＝250镑。 因为总工资价值等于Ⅰ（ａ）的价值，而总剩余价值的价值等于Ⅰ（ｂ）的价值，所以Ｍ/Ｖ＝250/350＝5/7。 Ⅰ（ａ）的产品350镑，比Ⅰ（ａ）过去的等于300的产品增加1/6。因此，劳动力的使用增加1/6。 50镑劳动力∶300镑＝Ｘ镑劳动力∶350镑。Ｘ＝58+（1/3）镑。 但是，工人得到的工资也增加1/6；因此，Ⅰ（ａ）所使用的劳动力就要增加1/6。 因此，Ⅰ（ａ）的劳动力的价格等于58+（1/3）镑＋1/6×（58+（1/3）镑）＝68+（1/18）镑。 其次，Ｍ/Ｖ＝5/7。因此，Ｍ＝48+（11/18）。 过去使用200Ｃ，现在增加1/6∶200＋200/6＝233+（1/3）。 因此，Ⅰａ的产品价值总构成是： Ⅰ（ａ）Ｃ233+（1/3）a＋Ｖ68+（1/18）a＋Ｍ48+（11/18）a（=350镑）。 首先，至于现在说到Ⅰ（ｂ）的构成，那么产品价值［等于］250，而不是300；因此，劳动力［要］减少1/6。 50镑劳动力∶300镑＝Ｘ镑劳动力∶250［镑］ 也就是说，Ｘ＝（250×50）/300＝41+（2/3）。 因此，Ｖ（Ⅰｂ）＝Ｖ41+（2/3）。因为Ｍ/Ｖ＝5/7，所以Ｍ＝〔41+（2/3）〕×5/7。［186］因此，Ｍｂ＝29+（16/21）。 因此，Ｃｂ＝178=（12/21）。 因此，Ⅰｂ的价值产品＝Ｃ178+（12/21）ｂ＋Ｖ41+（14/21）ｂ＋Ｍ29+（16/21）ｂ（＝250镑） Ｃ233+（1/3）（Ⅰａ）＝商品233+（1/3）（αα），但这等于（Ｖ＋Ｍ）Ⅱαα（Ｖ＋Ｍ）Ⅱα。 因此，（Ｖ＋Ｍ）Ⅱαα＝〔233+（1/3）〕/2＝116+（2/3）；以及（Ｖ＋Ｍ）Ⅱα＝116+（2/3）。 过去，Ⅱαα和Ⅱα需要劳动力100，才能生产出等于Ｃ（Ⅰａ）的价值产品200。 要生产出价值产品233+（1/3），就要求劳动力增加1/6。也就是需要价值166+（2/3）的劳动力。 但是，这种在数量上增加1/6的劳动力也贵1/6。〔116+（2/3）〕/6＝19+（4/9）。因此，劳动力的价值＝〔116+（2/3）＋〔19+（4/9）〕＝136+（1/9）；这个数量的一半＝68+（1/18）。 因此，Ⅱ（αα）∶Ｖαα＝Ｖ86+（1/18）αα和Ⅱ（α）∶Ｖα＝Ｖ68+（1/18）α。 因此，Ｍαα＝Ｍ48+（11/18）和Ｍα＝Ｍ48+（11/18）。 因为假定资本构成和Ⅰａ的资本构成相同，我们就得出： Ⅱ（αα）Ｃ233+（1/3）αα+Ｖ68+（1/18）αα+Ｍ48+（11/18）αα（＝350） Ⅱ（α）Ｃ233+（1/3）α+Ｖ68+（1/18）α+Ｍ48+（11/18）α（＝350）。 其次，Ⅱββ、Ⅱβ类的资本具有与Ⅰｂ中相同的构成。 由此可得出总的结果： Ⅰ（ａ）Ｃ233+（1/3）a+Ｖ68+（1/18）a+Ｍ48+（11/18）a +Ⅰ（ｂ）Ｃ178+（12/21）b+Ｖ41+（14/21）b+Ｍ29+（16/21）b （＝350） （＝250） Ⅱ（αα）Ｃ233+（1/3）αα+Ｖ68+（1/18）αα+Ｍ48+（11/18）αα +Ⅱ（ββ）Ｃ178+（12/21）ββ+Ｖ41+（14/21）ββ+Ｍ29+（16/21）ββ Ⅱ（α）Ｃ233+（1/3）α+Ｖ68+（1/18）α+Ｍ48+（11/18）α +Ⅱ（β）Ｃ178+（12/21）β+Ｖ41+（14/21）β+Ｍ29+（16/21）β 不必详加考察先前的运动。 Ⅰａ（扣除Ｖ68+（1/18）a，这花费在Ⅰａ本身中并通过把商品卖给Ⅰａ的工人而流回）按价值等于281+（17/18）。其中流回到Ⅱαα、Ⅱα的是233+（1/3），这136+（2/18）中被Ⅱαα和Ⅱα领域吸收。 流回到Ⅰｂ的还应当有： 来自Ⅱαα、Ⅱα类的97+（4/18） 和来自Ⅰａ类的〔48+（11/18）〕/〔145+（15/18）〕镑 应当流回到Ⅰｂ、Ⅱββ和Ⅱβ的总工资等于〔41+（14/21）〕×3＝125镑。在补偿Ⅰ（ｂ）类中可变货币资本Ｖ（ｂ，ββ，β）以后，还剩下〔145+（15/18）〕－125＝20+（15/18）镑。根据过去的假定，这些货币大约有一半就足以使Ⅰｂ中Ｍ29+（16/21）b实现流通。因此，Ⅰｂ类还有余额供本类同Ⅱββ、Ⅱβ之间的进一步的流通（在Ｖｂ、Ｖββ、Ｖβ恢复为货币形式以后）。因此，在Ⅰｂ、Ⅱββ、Ⅱβ这些领域中，花费比过去少得多的货币就足以使剩余价值实现流通，因为流回的货币超过Ｖｂ、Ｖββ、Ｖβ由Ⅰａ、Ⅱαα和Ⅱα转化为货币形式所必需的货币而形成一个余额。 如果象过去已经假定的，Ｖ＝Ｍ，从而消费基金的价值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工人的收入，另一部分是资本家的收入，那么很明显，预付在劳动力上的货币资本只足以在一切领域中保证这一资本本身的回流，也就是只足以向Ⅰ类等等各类重新提供支付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货币基金。｛这种流通引起一系列的流通过程，这些过程保证了Ｃ（Ⅰａ）同（Ｖ＋Ｍ）（Ⅱαα，Ⅱα）的交换，并引起这种交换所必需的Ⅱαα和Ⅱα之间的一系列交换，同样也引起Ⅰｂ、Ⅱββ、Ⅱβ的可变资本的回流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媒介活动，——这一点在上面已作了分析。｝ ［187］Ⅰａ的全部价值产品通过它的商品被卖给工人而转化为货币基金。 这种产品现在以等于Ｖ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的货币形式而存在。 Ｖａ留在Ⅰａ中，它在这里被预付以后而流回。 因此，剩下的是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 Ⅰａ用货币Ｖｂ向Ⅰｂ购买商品，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以后（因为到处都是Ｖ＝Ｍ）Ｖｂ＝Ｍａ。这样一来，等于Ｍａ的货币量正好足以把Ｖｂ的货币形式还给Ｖｂ，也就是足以使可变货币资本Ⅰｂ（Ｖ）流回。 但是，Ｖ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Ｖａ＋Ｖｂ）＝Ｃａ，因为价值Ⅰａ－（Ｖａ＋Ｍａ）＝Ｃａ。 因此，Ｃａ＝4Ｖ，或者Ｃａ＝2Ｖ＋2Ｍ（因为Ｖ＝Ｍ）。 用于Ｖａ的货币在Ⅱαα、Ⅱα中被吸收。因此，起初流回到Ⅰｂ的2Ｍ（等于Ｖββ＋Ｖβ）在这里被吸收，并只经历充当这种回流媒介的那些流通过程。这些充当媒介的过程可以只限于Ｃｂ部分同（Ｖ＋Ｍ）Ⅱββ的交换，并且用于Ｍββ的货币通过Ⅱββ和Ⅱβ之间的流通最终作为货币形式Ｖβ而沉淀下来。 在当前的场合，由于Ｖ＞Ｍ，也就是说，工人比资本家得到更多的社会消费基金，或者说，工人的总收入多于资本家的总收入，所以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应当指出，在这一前提下，Ⅰａ的产品价值大于Ⅰｂ的产品价值，但两者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消费基金的总价值。这不仅要求一切生产领域的工人在大部分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也就是说，劳动价格要提高，而且（因为这里假定工人人数是一定的）Ⅰａ中，从而Ⅱαα、Ⅱα中就业的工人要比过去多，而Ⅰｂ中，从而Ⅱββ、Ⅱβ中的工人要按同一程度减少。 由此，首先可以得出：Ｖ（Ⅰｂ，Ⅱββ，Ⅱβ）＜Ｖ（Ⅰａ，Ⅱαα，Ⅱα）。 但是，其次可以得出：Ｍ（Ⅰｂ，Ⅱββ，Ⅱβ）＜Ｍ（Ⅰａ，Ⅱαα，Ⅱα），所以——假定剩余价值率相等——剩余价值量将大于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或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也就是说，生产工人消费资料部门的剩余价值量将大于生产资本家消费资料部门的剩余价值量。 如果我们看看Ⅰｂ的总产品价值，那么Ⅰ（ｂ）： Ｃｂ＋Ｖｂ＋Ｍｂ＝Ｍａ＋Ｍαα＋Ｍα＋Ｍｂ＋Ｍββ＋Ｍβ，其次：Ｍａ＋Ｍαα＋Ｍα＞Ｍｂ＋Ｍββ＋Ｍβ。 应当完成到Ⅰｂ的回流等等的货币至少要等于Ｍａ＋Ｍαα＋Ｍα。因此，它大于应由Ⅰｂ、Ⅱββ、Ⅱβ类实现的剩余价值。 显然，Ⅰｂ、Ⅱββ、Ⅱβ的序列是不准确的，因为（Ｖ＋Ｍ）（Ⅱββ，Ⅱβ）在这里不等于Ｃｂ。 ［187］首先必须确定Ｖｂ的量，因而也必须确定Ｖββ、Ｖβ的量，因为假定Ⅰｂ、Ⅱββ和Ⅱβ中资本的划分是相同的。 如果根据过去的构成（300ｂ＝Ｃ200＋Ｖ50＋Ｍ50）计算，那么50∶300＝Ｘ∶250 Ｘ＝41+（12/18）。 但是，劳动力的价格提高1/6。 所以，Ｘ＝〔41+（12/18）〕＋〔41+（12/18）〕/6＝41+（11/18）。 因此，Ｖｂ＝41+（11/18）＝Ｖ41+（11/18）ｂ。 Ｍ∶Ｖ＝5∶7。因此，Ｍ＝34+（91/126）。 Ｃｂ＝250－（48+（11/18）＋34+（91/126））。Ｃｂ＝166+（84/126）。 ∴Ｃｂ＝166+（84/126），又＝2（Ｖｂ＋Ｍｂ）。 因此得到：Ⅰｂ＝Ｃ166+（84/126）b+Ｖ48+（77/126）b+Ｍ34+（91/126）b。 但是Ｖ48+（77/126）b＝Ｖ48+（11/18）b，从而等于Ｍ48+（11/18）a。 因此，Ｖｂ＝Ｍａ。∴Ｖ（ｂ，ββ，β）＝Ｍ（ａ，αα，α）。 ［188］因此，在假定Ｍ＝Ｖ的第一个前提下，我们认为Ｍａ会补偿Ｖｂ等等，这样来说明过程是不准确的。 在这里，由于Ｖ＞Ｍ，则Ｖ∶Ｍ＝7∶5。于是，Ｖ＝7/5，然而Ｍａ等等等于Ｖｂ，虽然Ｍａ＜Ｖａ和Ｍｂ＜Ｖｂ。 我们预先就可以断定这一结果。 实际上我们得出： （1）Ⅰｂ的产品价值＝Ｃｂ＋Ｖｂ＋Ｍｂ。 （2）Ｃｂ＝Ｖββ＋Ｍβ＋Ｖβ＋Ｍβ。 这也就是说，Ⅰｂ的产品的资本不变部分以它完全进入资本家消费的形式而存在，——正象Ｃａ完全进入工人消费一样。 因此，Ｃｂ完全要靠ββ的生产资料来补偿。但是，因为Ｃｂ（在价值上）大于Ｖββ＋Ｍββ，所以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Ｃββ的一部分，即作为Ｃββ不变部分的那部分商品进入Ｃｂ的生产，并且只有Ｃββ的一部分才能进入Ｃββ的再生产，而另一部分则应转化为Ⅱβ商品的实物形式。Ⅱβ的这部分补偿Ｃββ部分的产品，是β这一产品超过它的构成Ｃβ的那个部分而形成的余额，也就是超过Ⅱβ为Ｃββ而生产的那个部分而形成的余额；这个余额等于Ｖβ＋Ｍβ。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那就只存在Ⅱββ类，而不存在Ⅱβ类了。 （3）因此，Ⅰｂ的产品价值＝Ｖββ＋Ｍββ＋Ｖβ＋Ｍβ＋Ｖｂ＋Ｍｂ。 但是，其次： （4）Ⅰｂ的产品价值＝Ｍａ＋Ｍαα＋Ｍα＋Ｍｂ＋Ｍββ＋Ｍβ。 因为社会剩余价值Ｍ（ａ，αα，α，ｂ，ββ，β）等于Ⅰｂ的产品价值，或者等于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资本家的收入等于他们的消费基金的价值，正如工人的收入等于Ⅰａ的产品价值，即等于工人的消费基金。 由此得出： （5）Ｍａ＋Ｍαα＋Ｍα＋［Ｍｂ］＋［Ｍββ］＋［Ｍβ］＝Ｖｂ＋［Ｍｂ］＋Ｖββ＋［Ｍββ］＋Ｖβ＋［Ｍβ］［注：这里和以下的方括号中的加数在手稿中被删掉。——编者注］。 如果从这个等式的两边去掉Ｍｂ、Ｍββ和Ｍβ，那么只剩下： （6）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 换句话说，Ⅰａ＋Ⅱαα＋Ⅱα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应当等于Ⅰｂ、Ⅱββ和Ⅱβ中花费在工资上的数额。 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这样解决： Ⅰｂ的产品＝（1）Ｃｂ＋Ｖｂ＋Ｍｂ， 或＝（2）（Ｖββ＋Ｍββ＋Ｖβ＋Ｍβ）＝Ｖｂ＋Ｍｂ。 全部产品由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组成。这种产品的价值＝资本家的收入量＝所有各个类的资本家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在这一产品中，应由Ⅰｂ的资本家以实物形式消费的只有Ｍｂ、Ｍββ＋Ｍβ，也就是Ⅰｂ、Ⅱββ、Ⅱβ这些类本身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如果资本家消费过多，他们就要把Ｃｂ或Ｖｂ部分用作个人消费（公式）。 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不变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 扣除这部分进入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产品以后，剩下的是Ｖｂ＋Ｖββ＋Ｖβ。这是Ⅰｂ的可变资本部分。但是这个部分是存在于这样的实物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它不是被生产它的工人消费，而是被资本家消费。Ⅰｂ的资本家把这部分产品的价值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工人。这些货币在Ⅰａ内，进一步在Ⅱαα和Ⅱα之间进行分配。 因为Ｖｂ＋Ｖββ＋Ｖβ应以Ⅰａ、Ⅱαα、Ⅱα的实物形式被购买（假定是简单再生产），所以很清楚，（Ｖｂ＋Ｖββ＋Ｖβ）应当等于（Ｍａ＋Ｍαα＋Ｍα），因为（Ｖｂ＋Ｖββ＋Ｖβ）价值可以由Ⅰａ、Ⅱαα、Ⅱα的资本家仅仅用他们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剩余价值额来补偿。 （在这全部论述中，无论是对Ⅰａ、Ⅱαα、Ⅱα来说，还是对Ⅰｂ、Ⅱββ、Ⅱβ来说，下面这种情况完全是偶然的：例如，按照我们的假定，Ｖａ＝Ｖαα和Ｖαα＝Ｖα，同样Ｖｂ＝Ｖββ和Ｖββ＝Ｖβ；其次，Ｍａ＝Ｍαα＝Ｍα和Ｍｂ＝Ｍββ＝Ｍβ。Ｖａ可以大于Ｖαα等等，Ⅱβ和Ⅱββ等等也是如此，唯一的规律是： ｛Cａ＝（Ｖαα＋Ｖα＋Ｍαα＋Ｍα）；Ｃｂ＝（Ｖββ＋Ｖβ＋Ｍββ+Ｍβ）； 最后：Ｍα＋Ｍαα＋Ｍα＝Ｖb＋Ｖββ＋Ｖβ。） ［189］Ⅰａ的产品＝（1）Ｃａ＋［Ｖａ］＋Ｍａ＝［Ｖ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 如果我们从这个等式的两端取出Ｖａ，那就得出： （2）Ｃａ＋Ｍ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 因此：（3）［Ｖαα］＋Ｍαα＋［Ｖα］＋Ｍα＋Ｍα＝［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如果我们取出等式的同等成分，则得到：（4）Ｍαα＋Ｍα＋Ｍａ＝Ｖｂ＋Ｖββ＋Ｖβ。 因此，我们直接从Ⅰａ以及Ⅰｂ等等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Ｃａ＝Ｖαα＋Ｍαα＋Ｖα＋Ｍα。 同样，Ｃｂ＝Ｖββ＋Ｍββ＋Ｖββ＋Ｍβ。 现在我们发现，Ⅰａ、Ⅰｂ等等所有各类的流通所提供的货币使Ｃａ得到实现，因而也服务于（Ｖαα＋Ｍαα）＋（Ｖα＋Ｍα）的流通。相反，它为Ｃｂ提供的货币对于Ｃｂ的等价物（Ｖββ＋Ｍββ＋Ｖβ＋Ｍβ）的流通来说却是不够用的。它提供的货币只够用来实现这一等价物中等于（Ｖββ＋Ｖβ）的那一部分的流通。 但是实际上，在完成到Ⅰｂ的回流的货币中，在实现Ｃａ＋Ｍａ的货币中，有一部分价值（＝Ｍａ）直接流往Ⅰｂ；另一部分等于Ｃａ的价值在Ⅱαα、Ⅱα类中使等于Ｖαα＋Ｖα的量游离出来，并经过Ⅰｂ把等于Ｍαα＋Ｍα的另一个量送往Ⅱββ、Ⅱβ。 然而，因为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所以货币量由于Ｃａ＋Ｍａ实现Ｖｂ＋Ｖββ＋Ｖβ而流通。 全部流通归根到底归结为等于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的可变货币资本的回流，——正如起初实现Ⅰａ的产品的货币量（扣除Ⅰａ中所花费的并且流回到Ⅰａ这里的Ｖａ）是由Ⅰａ类以外的各个类中所花费的可变货币资本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组成的一样。 在Ⅰａ最初借以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些货币中——即全部已花费的可变资本量中——等于Ｖａ的那部分本身已被花费和吸收，因而不再进入总流通。等于Ｍａ的另一部分直接流回到Ⅰｂ那里。这个Ｍａ部分是否等于Ｖｂ部分，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它补偿不了Ｖｂ，Ｍαα＋Ｍα就要大于Ｖββ＋Ｖβ，——只要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所有这些货币起初都流到Ⅰｂ那里，因此Ⅰｂ先把Ｖｂ转化为货币，然后使余额继续流通。 相反，Ｃａ（等于Ｖαα＋Ｍαα＋Ｖα＋Ｍα）先经过这后两类，对Ⅰａ和Ⅱαα之间，Ⅱαα和Ⅱα之间的流通发生影响，但是在它对这不同的各类之间的必要的产品交换发生影响以后，这些货币并不留在这些类中，而是补偿Ⅰｂ、Ⅱββ和Ⅱβ的可变货币资本，通过各种交换充当这一过程的媒介。 等于Ⅰ的货币基金是由所有各个类按其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而依比例提供的。这一货币基金首先补偿Ⅰａ本身中预付的Ｖａ；它实现（Ｖ＋Ｍ）（Ⅱαα＋Ⅱα），在这里留下Ｖ（Ⅱαα＋Ⅱα），然后把等于Ｍａ＋Ｍαα＋Ｍα的货币量送往Ⅰｂ，在这里直接实现Ｖｂ，尔后实现Ｖββ＋Ｖβ。它的运动至此结束。它不再继续周转。它协助实现的Ⅰｂ、Ⅱββ和Ⅱβ之间的商品的所有其他各种换位，只是这样一些阶段，这些阶段充当可变货币资本回流的媒介，或者说，充当可变货币资本周转的媒介。 因此，正是可变货币资本成为这一切交易的媒介。 但是，在余额中还留有等于Ｍ（Ⅰｂ、Ⅱββ、Ⅱβ）的剩余价值部分，它不能靠这一货币资本实现流通，它的流通需要预付特别的货币量。 在实际运动中，货币例如可以在所有各个类中预付在剩余价值上，正如在所有各个类中都应当预付可变资本一样，同时运动是交错进行的。例如，Ⅱαα不必靠货币从Ⅰａ回流而来购买剩余产品。但是情况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已知流通的一定速度，那么，实际处于周转中的货币量和处于运动中的货币量不可能多于实现Ⅰａ的全部产品所必需的货币（当然，交易的次数越频繁，充当周转媒介的循环次数越多，所需要的货币就越少），也就是可变资本＋部分剩余价值（Ⅰｂ、Ⅱββ、Ⅱβ）转化为货币所必需的货币。因为在各个类中，各方面都把货币用于Ｍ，所以，或者必定更多地出现货币无益停滞的现象（因为流通的货币多于正常情况下的需要），或者更多地出现这样的现象：例如，Ⅰａ、Ⅱαα和Ⅱα中在剩余价值上花费了货币，而在Ⅰｂ、Ⅱββ、Ⅱβ中不需要花费了。 ［190］假定工资小于剩余价值 我们起先假定Ｖ＝Ｍ，后来假定Ｖ＞Ｍ。最后，假定Ｖ＜Ｍ。 这样一来，如果说过去我们假定Ⅰａ从300增加到350，Ⅰｂ从300减少到250，那么现在我们假定情况相反：Ⅰａ从300减少到250，Ⅰｂ从300增加到350。 Ⅰａ的产品价值＝250镑（5/12工作日体现在250（Ⅰａ）中，而7/12工作日则体现在350（Ⅰｂ）中）。（250∶350＝5∶7。）生产300需要50镑劳动力，因此，生产250则需要41+（2/3）镑劳动力。 但是，Ⅰａ中不仅使用的劳动力减少1/6，而且由于整个工作日的划分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增加了，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所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格也下跌了。这也就是说，劳动总价格从300下跌到250，即下跌50，300∶50＝6，即下跌1/6。 按原有价格41+（2/3）＝ＶＩa。应把这个［数字］除以6，再从41+（2/3）减去商数。 41+（2/3）的1/6＝6+（17/18）。 41+（2/3），或〔41+（12/18）〕－〔6+（17/18）〕＝34+（13/18）。 因此，Ｖａ＝34+（13/18）＝Ｖ34+（13/18）a。 其次，Ｖａ∶Ｍａ＝250∶350＝5∶7。 因此，同样〔34+（13/18）〕∶Ｍａ＝5∶7。因此，Ｍａ＝48+（11/18）。 实际上，现在Ⅰａ中的划分同过去Ⅰｂ中的划分是一样的，只是Ｍ和Ｖ互换了位置。过去Ｍｂ等于34+（13/18）（现在是Ｖａ等于这一数额）和Ｖｂ＝48+（77/126）（＝48+（11/18）），而现在是Ｍａ等于这一数额。 因此，我们得出： Ｖａ＝34+（13/18）和Ｍａ＝48+（11/18）。 250－（Ｖａ＋Ｍａ）＝166+（12/18）（或者，在前面第187页下半页［注：见本卷第284页。——编者注］是166+（84/126））。 同样，我们得出： Ｖ（ａ，αα，α）＜Ｖ（ｂ，ββ，β），所以——因为在这些类中使用较少的劳动力——Ｍ（ａ，αα，α）小于Ｍ（ｂ，ββ，β）。 然而，尽管Ｍａ等等的量小于Ｍｂ等等的量，但这并不会改变到处都遵循的比例Ｖ＝5/7Ｍ（在所有各个类中）。Ｖａ的货币形式是34+（13/18），后者在Ⅰａ中预付并流回到Ⅰａ那里。 如果从250减去Ｖ34+（13/18），那么还剩下215+（5/18）。 Ｃａ＝Ｖ（αα＋α）＋Ｍ（αα＋α）＝Ｖ69+（8/18）αα+α+Ｍ97+（4/18）αα+α。 Ｖ（αα，α）留在Ⅱ（αα，α）中，而为了转化为货币而转到Ⅰｂ中的可变资本量则等于： Ｍ48+（11/18）a＋Ｍαα＋Ｍα＝3×〔48+（11/18）〕＝145+（15/18）＝3Ｖ（即Ｖｂ，Ｖββ，Ｖβ）。 和以前同样的一条规律得到证实： 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 过去已经表明，Ⅰｂ、Ⅱββ和Ⅱβ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较少，因为工资较多，而且总流通的较大部分是工资的流通所需要的；现在，Ⅰｂ、Ⅱββ和Ⅱβ的剩余价值的流通扩大了，而在充当Ｃ166+（12/18）a或整个Ｃａ和Ⅱαα、Ⅱα之间的流通媒介的货币量中，只有少部分用于Ｖ，而大部分用于实现Ｍ（αα，α），用于同Ⅰｂ之间的流通。 ［191］我们先把到此为止所获得的结果列一个总表： （Ⅰ）Ｖ=Ｍ。 Ⅰ（ａ）Ｃ200a+Ｖ50a+Ｍ50a +Ⅰ（ｂ）Ｃ200b+Ｖ50b+Ｍ50b （=300镑） （=300镑） Ⅱ（αα）=Ｃ200αα+Ｖ50αα+Ｍ50αα+Ⅱ（ββ）=Ｃ200ββ+Ｖ50ββ+Ｍ50ββ （=300镑）（=300镑） Ⅱ（α）=Ｃ200α+Ｖ50α+Ｍ50α+Ⅱ（β）=Ｃ200β+Ｖ50β+Ｍ50β （=300镑）（=300镑） （Ⅱ）Ｖ＞Ｍ。 （α）Ｖ=2Ｍ。 Ⅰ（ａ）Ｃ266+（6/9）a+Ｖ88+（8/9）a+Ｍ44+（4/9）a+Ⅰ（ｂ）Ｃ133+（3/9）b+Ｖ44+（4/9）b+Ｍ22+（2/9）b （=400镑）（=200镑） Ⅱ（αα）=Ｃ266+（6/9）αα+Ｖ88+（8/9）αα+Ｍ44+（4/9）αα+Ⅱ（ββ）=Ｃ133+（3/9）ββ+Ｖ44+（4/9）ββ+Ｍ22+（2/9）ββ （=400镑）（=200镑） Ⅱ（α）=Ｃ266+（6/9）α+Ｖ88+（8/9）α+Ｍ44+（4/9）α+Ⅱ（β）=Ｃ133+（3/9）β+Ｖ44+（4/9）β+Ｍ22+（2/9）β （=400镑）（=200镑） （β）Ｖ=7/5Ｍ。 Ⅰ（ａ）Ｃ233+（6/18）a+Ｖ68+（1/18）a+Ｍ48+（11/18）a +Ⅰ（ｂ）Ｃ166+（12/18）b+Ｖ48+（11/18）b+Ｍ34+（13/18）b （=350镑）（=250镑） Ⅱ（αα）=Ｃ266+（6/18）αα+Ｖ68+（1/18）αα+Ｍ48+（11/18）αα +Ⅱ（ββ）=Ｃ166+（12/18）ββ+Ｖ48+（11/18）ββ+Ｍ34+（13/18）ββ （=350镑）（=250镑） Ⅱ（α）=Ｃ233+（6/18）α+Ｖ68+（1/18）α+Ｍ48+（11/18）α +Ⅱ（β）=Ｃ166+（12/18）β+Ｖ48+（11/18）β+Ｍ34+（13/18）β （=350镑）（=250镑） （Ⅲ）Ｖ＜Ｍ（Ｖ=5/7Ｍ）。 Ⅰ（ａ）Ｃ166+（12/18）a+Ｖ34+（13/18）a+Ｍ48+（11/18）a +Ⅰ（ｂ）Ｃ233+（6/18）b+Ｖ48+（11/18）b+Ｍ68+（1/18）b （=250镑）（=350镑） Ⅱ（αα）=Ｃ166+（12/18）αα+Ｖ34+（13/18）αα+Ｍ48+（11/18）αα +Ⅱ（ββ）=Ｃ233+（6/18）ββ+Ｖ48+（11/18）ββ+Ｍ68+（1/18）ββ （=250镑）（=350镑） Ⅱ（α）=Ｃ166+（12/18）α+Ｖ34+（13/18）α+Ｍ48+（11/18）α +Ⅱ（β）=Ｃ233+（6/18）β+Ｖ48+（11/18）β+Ｍ68+（1/18）β （=250镑）（=350镑） 起点应当是Ⅰ（Ｖ＝Ｍ），因为在这里问题看起来最简单。如果这里假定，——以及在（Ⅱ）和（Ⅲ）中，——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同，那么，当Ⅰａ、Ⅰｂ等等本身只是各工业部门的联合体时，序列就更加表现为平均比例，在这种比例中，偶然的、个别的差异——不论是同一部门内的个体资本家之间，还是单个部门之间的差异——就被平均量消除了。 如果Ｖ＝Ｍ，那么Ⅰａ的价值等于Ⅰｂ的价值；其次，Ｖａ＝Ｍａ和Ｖｂ＝Ｍｂ。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Ⅰａ和Ⅰｂ的产品价值具有相同的构成。例如，Ⅰｂ可能是Ｃ250b+Ｖ25b+Ｍ25b；但这时（Ｖββ＋Ｍββ）应比（Ｖβ＋Ｍβ）大50，因为Ｃ250b＝（Ｖ＋Ｍ）（Ⅱββ，Ⅱβ）。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 Ⅰ（ｂ）Ｃ250b+Ｖ25b+Ｍ25b。 Ⅱ（ββ）Ｃ250ββ+Ｖ62+（1/2）ββ+Ｍ62+（1/2）ββ。 Ⅱ（β）Ｃ250β+Ｖ62+（1/2）β+Ｍ62+（1/2）β。 Ⅰｂ等等中的这种不同划分丝毫不会改变这里所考察的比例。Ｖｂ、Ｖββ、Ｖβ的价值量仍然等于Ｍａ、Ｍαα、Ｍα，尽管每一单个的Ｖ都不等于单个的Ｍ。｝ 其次，必须指出，（Ｖ＋Ｍ）（αα，α）对Ｃ（αα，α）之比和（Ｖ＋Ｍ）（ββ，β）对Ｃ（ββ，β）之比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在这些番号下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量，例如，这个量在Ⅱαα＋Ⅱα中比在Ⅱββ＋Ⅱβ中大。 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建立在Ｍ和Ｖ到处相等这一基础之上的比例，等等。（同样，Ｃａ＝（Ｖ＋Ｍ）（αα，α）和（Ｍａ，Ｍαα，Ｍα）＝（Ｖｂ，Ｖββ，Ｖβ）等等。） ｛在各分类中，例如在Ⅱαα、Ⅱα中，即使这里所考察的比例不变，也可以有其他构成［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在这里规律所决定的唯一一点就是：Ｃａ＝（Ｖ＋Ｍ）αα＋（Ｖ＋Ｍ）α。例如，假定（Ｖ＋Ｍ）αα＜（Ｖ＋Ｍ）α。例如，Ⅱαα＝Ｃ200αα+Ｖ40αα+Ｍ40αα。 在这种场合，同过去一样，Ⅱαα类应卖给Ⅰａ类200。又：Ⅱ（αα）Ｃ100αα+Ｃ120αα+Ｖ40αα+Ｍ40αα。等于200的Ｃ120αα+Ｖ40αα+Ｍ40αα补偿不变资本Ｃａ。但是，Ｃ120αα应由Ⅱα得到补偿，从而应等于（Ｖ＋Ｍ）α。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下列构成： Ⅰ（ａ）Ｃ200a+Ｖ50a+Ｍ50a Ⅱ（αα）Ｃ200αα+Ｖ40αα+Ｍ40αα Ⅱ（α）Ｃ180α+Ｖ60α+Ｍ60α。｝ （顺便看一下，如果假定的是一般利润率，情况将会是怎样的。预付总资本＝Ｃ600＋Ｖ150＝750。 总剩余价值＝150。 因此，Ｍ/（Ｃ＋Ｖ）＝150/750＝1/5＝20％。 因此，Ⅰａ的产品具有平均构成，并以300镑出售。Ⅱαα＝220＋40＝260，Ｖ＝40。Ｍ/（Ｃ＋Ｖ）＝40/260＝15％。这以后再研究。） （在Ⅱａ中，利润率会是25％。） ［192］回头来谈（Ⅰ）（Ｖ＝Ｍ）。 Ⅰａ的价值产品等于Ⅰｂ的价值产品，工人消费基金的价值等于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价值；所以，它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也相等。 在Ⅰａ、Ⅱαα等等各单个类中Ｖ＝Ｍ。 因为在进一步的分析中Ⅰ（ａ）的产品价值等于（Ｖ＋Ｍ）Ⅱαα＋（Ｖ＋Ｍ）Ⅱα＋（Ｖ＋Ｍ）Ⅰａ，等于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全部活劳动；同样，Ⅰｂ的产品价值等于（Ｖ＋Ｍ）Ⅱββ＋（Ｖ＋Ｍ）Ⅱβ＋（Ｖ＋Ｍ）Ⅰｂ，等于生产资本家的消费资料所花费的全部劳动。 其次，因为Ⅰａ的产品价值等于Ⅰｂ的产品价值，所以，社会工作日的1/2用在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在Ⅰａ，Ⅱαα，Ⅱα中），而社会工作日的另一半则用在资本家生活资料的生产上（Ⅰｂ，Ⅱββ，Ⅱβ中），或者说两大分类中使用同量的活劳动。 因为假定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同，所以，进一步也就假定Ⅰａ和Ⅰｂ中的劳动时间相同，两个类以及分类中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相同。 平均每个男子的工作日每天为ｔ（劳动小时）。年工作日＝ｔ×ｎ（日劳动乘以一年的天数），ｔ×ｎ＝Ｔ，平均工人即平均劳动力的年工作日。因此，社会工作日＝Ｔ×ｎ（平均年工作日乘以平均劳动力数（Ｎ），在这里，例如一个平均男劳动力＝Ｘ个妇女劳动力或Ｙ个儿童劳动力）。 因此，如果Ⅰａ等等和Ⅰｂ等等中各使用一半社会工作日，那就得到Ｔ×Ｎ/2，或Ｔ×（Ｎ/2）也就是说，它们之中每一类都使用社会所使用的平均劳动力的半数。 工作日等分为Ｖ和Ｍ——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对单个工人来说意味着他在1/2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在1/2工作日中为资本家劳动。 Ⅰａ的价值（工人消费基金）和Ⅰｂ的价值（资本家消费基金）相等，这说明社会工作日在它们两者之间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Ⅰａ等等和Ⅰｂ等等使用等量工人（因为假定平均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相同），或者说，两个类和分类各使用一半社会劳动力，也就是说，各使用一半平均的——化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劳动力。 这是个重要情况，它向我们表明，Ｍ/Ｖ从社会方面来看的比例不仅表现在单个工人的工作日划分上，而且也表现在Ⅰａ等等和Ⅰｂ等等生产部门之间劳动力数量的分配比例上（这种情况往往被忽视）。 其次，这里应当指出，在Ⅰ（Ｖ＝Ｍ）的假定下，劳动力Ｖ（ａ，αα，α）＝150镑（是社会劳动力的一半），并且这里的工作日一半构成Ｖ，一半构成Ｍ，从而生产价值300＝Ｖ150＋Ｍ150，也就是再生产Ｖ150（ａ，αα，α）＋Ｍ150（ａ，αα，α），再生产总社会劳动力，即它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诚然，它的工作日分为Ｖ150（ａ、αα、α）＋Ｍ150（ａ、αα、α）。所以，如果考察它本身和使用它的人，那么，它的工作日的1/2是由必要劳动和1/2是由剩余劳动组成的。但是，Ｍａ以及Ｖａ都由Ⅰａ的产品组成，即由形成Ⅰａ的工人消费基金的产品组成。但是，进入Ⅰａ等等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不是Ｍａ产品本身，而只是这一产品的价值，出售这一产品所得到的货币。 产品本身进入工人（Ⅰｂ，Ⅱββ，Ⅱβ）的消费。这是工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工资的基金，相反，工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的Ⅰｂ等等的产品价值部分却存在于进入Ⅰａ等等资本家消费基金的使用价值中，即产品中。｛资本家在这一产品中实现自己的等于价值Ｖ（ｂ，ββ，β）的剩余价值。｝ 因此，劳动力Ｖ150（Ⅰａ，Ⅱαα，Ⅱα）首先为自己完成必要劳动；形成它的剩余劳动、从而形成归它的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的东西，是同Ⅰｂ、Ⅱββ、Ⅱβ中所使用的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相等的劳动时间。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劳动力Ｖ150（Ⅰａ等等）只完成必要劳动；它在一半工作日中生产本身的生活资料，它在另一半工作日中生产那些从事Ⅰ等等的消费基金生产，即从事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生产的工人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劳动力Ｖ150（Ⅰｂ等等）只完成——如果从社会角度来观察问题——剩余劳动。他们的任何一部分产品都不进入他们自身的消费，也不进入Ⅰｂ等等的工人的消费。 Ⅰａ等等的工作日等于1/2社会工作日；它等于Ｖａ等等＋Ｍａ等等。同样可以说，1/2社会工作日等于Ｖａ等等＋Ｖｂ等等。 Ⅰｂ等等的工作日等于1/2社会工作日，它等于Ｖｂ等等＋Ｍｂ等等，其余1/2社会工作日等于Ｍａ等等＋Ｍｂ等等。 假定生产率、工作日的强度和长短，简言之，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不变，那么，随着Ｖ价值的增长，即随着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劳动时间）的工作日部分的增加，实际工资也增加，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则相应减少。也就是说，单个工人不仅得到自己产品的更大部分价值，而且也得到他所生产的更大部分的产品，因为一定劳动时间生产的产品量不变。 ［193］我们刚才看到，如果Ⅰａ＝Ⅰｂ，那么Ｖ＝Ｍ。 现在我们假定Ｖ＞Ｍ；至于前者大于后者的比例如何，这是无关紧要的，这一点在对Ⅱα和Ⅱβ进行比较时已经得到证明。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Ⅰａ中Ｖ从300增加到400；因而Ｍ从300减少到200，因此，Ⅰａ（400）等于2（Ⅰｂ）（200），或Ｖ＝2Ｍ。 刚才已经说明，如果Ⅰａ＝Ⅰｂ或Ｖ＝Ｍ，那么，单个工人不仅在一半工作日中完成必要劳动，一半工作日中完成剩余劳动，而且一半社会劳动力即半数平均工人使用在Ⅰａ中，另一半则使用在Ⅰｂ中。 总社会工作日等于ＴＮ，即平均工人年工作日（Ｔ）乘以平均工人人数。因此，如果说一半社会工作日消耗在Ⅰａ等等类中，另一半消耗在Ⅰｂ等等类中，那么这就是说，这两个领域和分类分别使用Ｔ×（Ｎ/2）。 因此，如果2/3社会工作日用来生产工人的消费资料，也就是说，被工人花费在自己身上，而1/3用来生产资本家的消费资料，那么，Ⅰａ、Ⅱαα、Ⅱα中是Ｔ×（2/3Ｎ），Ⅰｂ、Ⅱββ、Ⅱβ中则是Ｔ×（1/3Ｎ）。 因此，如果对各单个部门和各单个企业中的工人来说，Ｖ＝2Ｍ这个比例（或工资提高1/3）表现为工人将在2/3或4/6的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在1/3或2/6的工作日中为厂主劳动，而他过去是在1/2（=3/6）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在1/2（＝3/6）工作日中为厂主劳动，那么，这个事实同时表现为这样一点：Ⅰａ、Ⅱαα和Ⅱα中现在使用2/3或4/6总劳动力，而Ⅰｂ、Ⅱββ、Ⅱβ中只使用1/3或2/6总劳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1）如果考察的是各单个领域，那么，Ｖ＝2Ｍ，而不是过去的Ｖ＝Ｍ。 例如，Ⅰａ中Ｖ＝88+（8/9）和Ｍ＝44+（4/9），或Ⅰｂ中Ｖ＝44+（4/9）和Ｍ＝22+（2/9）。（Ｖ＝2Ｍ这个比例是偶然的，这里所以出现这个比例，是因为Ｖ增加1/3，而Ｍ减少1/3。） （2）Ⅰａ等等使用（2/3）×400（即2/3的劳动力）和Ⅰｂ等等使用（1/3）×400（即只有1/3的劳动力），而过去，在发生这种变化以前，劳动力在Ⅰａ、Ⅱαα、Ⅱα和Ⅰｂ、Ⅱββ、Ⅱβ之间是平均分配的。 其次可以看出： （3）由于Ⅰａ、Ⅱαα、Ⅱα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增加了，而Ⅰｂ、Ⅱββ、Ⅱβ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相反减少了，所以Ⅰａ等等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增加了，而在Ⅰｂ等等中则减少了。这种价值量过去在Ⅰａ等等和Ⅰｂ等等之间是平均分配的。 过去，Ⅰａ、Ⅱαα、Ⅱα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150镑，Ⅰｂ等等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150镑。现在，Ⅰａ、Ⅱαα、Ⅱα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133+（3/9）镑，而Ⅰｂ等等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66+（6/9）镑（加在一起是200镑）。 因此，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减少了（因为Ⅰｂ从300减少到200，而Ⅰｂ的价值等于生产的剩余价值量），而工人的收入总量增加了，于是随之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这种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中（由于在其他生产条件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下降了），Ⅰａ等等所生产的部分大于Ⅰｂ等等所生产的部分。尽管在Ⅰａ等等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减少了，但是在Ⅰａ等等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部分同Ⅰｂ等等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部分相比是增大了。 这是一种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现象。 （4）最后，Ⅰａ等等使用的不变资本部分同Ⅰｂ等等使用那一部分相比是增大了。在这里，增大的比例如何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首先： Ｃａ｛＝Ⅱαα（Ｖ＋Ｍ）＋Ⅱα（Ｖ＋Ｍ）｝＞Ｃｂ｛＝Ⅱββ（Ｖ＋Ｍ）＋Ⅱβ（Ｖ＋Ｍ）｝。 至于所使用的总不变资本，那么它等于Ⅰａ等等（266+（6/9））×3＋Ⅰｂ等等（133+（3/9））×3＝Ⅰａ等等（800）＋Ⅰｂ等等（400）。总共为1200镑。 过去，在Ｖ＝Ｍ的场合下，不变资本等于Ⅰａ等等（200×3）＝600和Ⅰｂ等等（200×3）＝600。总共为1200镑。 所使用的不变资本量相同，在两种场合都等于1200镑，不过其中的2/3＝800镑现在用于Ⅰａ等等，只有1/3＝400镑用于Ⅰｂ等等，而过去是600镑用于Ⅰａ等等，600镑用于Ⅰｂ等等。 因此，不是不变资本增加了，而只是不变资本在Ⅰａ等等和Ⅰｂ等等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 资本只有一部分增加了，这就是资本的可变部分。 现在资本的可变部分等于Ⅰａ（266+（6/9））＋Ⅰｂ（133+（3/9））＝400，而过去它等于300镑｛＝Ⅰａ等等（150镑）和Ⅰｂ等等（150镑）｝。 首先，至于增大了的价值Ｖ，那么，这在这里无非表明价值Ｍ按同一数量缩减了。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以及所消耗的劳动的数量仍旧不变。 社会消费资料价值总量仍旧不变。只是这一价值中以工人消费资料形式生产的部分增大了，而以资本家消费资料形式生产的部分减少了。实际上，必要生活资料既组成Ⅰｂ部分，也组成Ⅰａ部分。但是，Ⅰｂ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奢侈品组成的。在分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社会消费基金部分增大了，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部分减少了。 最后，至于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那么在Ｖ＝Ｍ的场合下，这一资本在Ⅰａ和Ⅰｂ之间是平均分配的。现在，（1）Ⅰｂ中预付在Ｖ上的货币资本小于Ⅰａ中的同一资本，而Ⅰｂ中预付的绝对量小于过去的绝对量。Ｍａ等等应小于Ｖａ等等，因为Ｖ＞Ｍ；但是，Ｍａ＝Ｖｂ等等。因此，现在Ⅰｂ中预付的货币资本应在绝对表现上小于Ｖ＝Ｍ的场合。 然而，Ⅰａ等等中所预付的货币资本（预付在Ｖａ等等上）增大的程度，应大于Ⅰｂ等等中所预付的货币资本减少的程度。因为Ｖａ＋Ｖαα＋Ｖα＋Ｖｂ＋Ｖββ＋Ｖβ现在比过去增大（增大1/3，因为Ⅰａ从300增加到400），而Ｖｂ、Ｖββ、Ｖβ比过去减少，所以，Ｖａ＋Ｖαα＋Ｖα的增大程度不应等于Ｖｂ、Ｖββ、Ｖβ的减少程度，而是前者应当大于后者。否则，Ⅰａ不会大于Ｖ＝Ｍ的场合下的Ⅰａ。 ［194］过去是：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为300镑，剩余价值为75镑，［总共］为375镑；现在是：可变货币资本为400镑，剩余价值为37镑，总共为437镑；也就是说，现在可变资本增加100镑。 实际上（不用说，在这里同商品价值相比，假定的流通额过于多了，这样，实现剩余价值流通的货币同实现Ｖ流通的货币之比是太小了），虽然Ｃａ等等＝（Ｖ＋Ｍ）（Ⅱαα，Ⅱα），但是在Ⅱα、Ⅱαα等等中，在Ⅰａ向Ⅱαα、Ⅱα购买不变资本前，总有一些货币作为剩余价值的流通储备而存在。不过这一点以后再较详细地说明。 如果Ⅰａ＞Ⅰｂ，那么，在所有情况下都要求有增多的货币用于Ｖ的流通和减少的货币用于Ｍ的流通。起初充当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的那部分货币，现在充当工资的流通手段，因而具有货币资本的形式。 可见，如果Ｖ流通需要更多的货币，那么，其中相当一部分要靠这样一些货币来提供，这些货币对于剩余价值的流通来说已成为多余的。 如果没有这种多余的货币，那么它的形成，——在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就要靠动用闲置的贮藏货币。 在这种分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正如情况所表明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现存的消费基金单纯在分配上发生变化，或进入社会消费基金的社会年产品部分在分配上发生变化。人们通常是这样看的。问题在于消费基金的各种形式的分配发生变化，在于这种基金借以存在的使用形式，在于各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力的分配发生变化，最后，在于不变资本的分配发生变化。 总之，由于上述情况下的这种变化，Ⅰａ会从300增加到400，即增加1/3或〔33+（1/3）〕％。预付的不变资本（在价值上）会仍旧不变。所使用的劳动数量仍旧不变。预付的可变资本会增加，不过（因为我们只考察它的物质基质），这无非表明会有更多部分的消费基金采取工人消费资料的形式，而采取资本家消费资料形式的则减少了。 如果由于资本积累而达到同样的结果，那么（在Ｖ∶Ｍ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原来等于1500镑＝Ｃ1200＋Ｖ300的资本生产300Ｍ。因此，如果Ｖ从300增加到400，那么Ｍ也会增加，因而我们就会得到： 300∶1500＝400∶Ｘ。Ｘ＝（1500×400）/300＝2000。 现在资本就会是：Ｃ1600＋Ｖ400＋Ｍ400。或者说，资本就会从1500增加到2000，即增加1/3＝〔33+（1/3）〕％。 资本增加1/3是很多的，这需要时间，更不必说，这会伴随有这样一些情况和运动，它们使人们不得不怀疑，现在由Ｖ400代表的劳动力的状况，是不是比过去由Ｖ300所代表的劳动力的状况更加糟糕。 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制使得例如Ⅰ（Ｖ＝Ｍ）和Ⅱ（Ｖ＞Ｍ）（如Ｖα＝2Ｍα）（第191页[注：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场合下表现出来的变化伴随有这样一些状况，这些状况会使这些变化失去作用，甚至会排除这些变化。 总之，如果我们比较Ⅰ（Ｖ＝Ｍ）和Ⅱα（Ｖ＝2Ｍ），那么这就是假定一切生产部门的工资同时都提高1/3。 Ⅰａ中的更大部分产品（这里我们先撇开对外贸易）由食品组成，这些食品应当是为下一年而生产的，——至少应当存在于生产食品的原料形式上。对食品的需求猛增。Ⅰａ等等的利润现在也相应地猛增。简言之，资本和劳动力应从Ⅰｂ等等被抽出，转往Ⅰａ等等。随着这种变化，在Ⅰｂ等等中会出现障碍。首先，对这种产品的相当大一部分的需求下降（因为这种产品中只有相对不大的一部分从Ⅰｂ产品转化为Ⅰａ产品，也就是说，现在由工人而不是由资本家购买）。只要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同一产品（和资本以及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只是从Ⅰｂ转到Ⅰａ。这一产品无非不是算在这个类中，而是算在另一个类中，因为Ｍ减少，而在新的条件下在Ⅰｂ等等中出现生产过剩。这种衰退影响Ⅰｂ等等中的工人的就业。他们的工资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因为他们转移到Ⅰａ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在Ⅰｂ等等中被游离出来的速度。（由于一定的分工使他们从属于一定的企业，这就部分地增加了这种转移的困难。）另一方面，他们的工资的降低会阻碍对Ⅰａ本身的需求的增长。于是，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种变化至少会局部地妨碍上述变化。 Ⅰｂ等等的产品的一部分是由资本家的家奴、仆役等等，简言之，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所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组成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由于Ｍ减少1/3而被解雇。（但是，如果考察的是整个资本家阶级，也就是全体占有剩余价值者，那么，这并不具有初看起来会具有的那种意义。参看1861年英国关于人口问题的报告[51]。）一部分被解雇的人——工人子女等等——在成年时由他们的父母自己使用比去当仆役等等可能更为合理：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进入Ⅰａ等等的劳动力市场。这首先只是对Ⅰｂ的一部分多余的工人在这里勉强度日这一状况的一种补偿。简言之，如果考虑到，一方面资本家阶级可以监督生产，另一方面Ⅰｂ中所使用的生产工人和一部分参与Ⅰｂ的产品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的游离，可以引起对过程本身的反作用，那么，这样的变化会遇到困难，相对说来它不可能发生，也就容易理解了，特别是在作出下述假定的情况下：工作日的生产率、强度和长短保持不变。至于在应用机器等等，即应用进一步游离劳动力的手段时，工资的提高所引起的反作用，这在这里还没有提到。 这就是每一这样性质的迅速的和普遍的变化在途程中会遇到的障碍，而这种障碍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所固有的；如果这种变化只是逐步地和局部地发生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对这种变化所自发造成的各种障碍就只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正是这些障碍常常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作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证明。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需要有普遍的措施以抵制我们的自发机制的作用，即使这些措施不能立即改造这种作用，也会引起突然的、显著的变化，从而破坏、削弱这种机制所固有的反抗力量，并因而促进沿同一方向进一步发生的变化。 如果我们现在把Ⅲ（Ｖ＜Ｍ）同Ⅱ、Ⅰ加以比较，那么这里就会看到相反的现象，或相反方向的变化。 ［195］Ⅰb＞Ⅰａ。一切生产领域中Ｖ＜Ｍ。Ⅰｂ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大于Ⅰａ。Ⅰｂ中吸收的劳动力比Ⅰａ多。Ⅰｂ中吸收的不变资本比Ⅰａ多。 至于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那它等于250镑（不是Ⅰ场合下的300，也不是Ⅱ场合下的400）。此外，按原有规模计算，剩余价值的流通需要〔34+（2/18）〕＋〔68+（1/18）〕＝102+（3/18）＝102+（1/6），假定为103镑。流通货币总量等于353镑。 ※※※ 劳动基金。首先应指出：这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所谓劳动基金固定不变。在年社会产品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劳动基金可以等于300、400、350、250等等。它可以下降得大大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直到达到绝对的最低额，它也可以上升并高于后者等等，——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变化。但是，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量，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教条之一！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第三章。［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Ｂ）关于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的表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155］本节的全部论述，可以从适用于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的公式中直接引申出来。 假定在某种商品如棉纱的生产中，消费掉价值1200镑的生产资料和价值300镑的劳动力。再假定剥削率为100％。那么，按照第一卷中所作的价值分析，产品价值分解为ｃ＋ｖ＋ｍ，或在这里的具体场合分解为1200ｃ＋300ｖ＋300ｍ，或者也可以说分解为【Ｃ1200＋Ｖ300＋Ｍ300】。 现在把这个公式用于社会的全部年产品，并且这里的几百可以看作几百万。其次，我们再假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不变。这样，社会年产品价值等于1200ｃ＋300ｖ＋300ｍ，或Ｃ1200＋Ｖ300＋Ｍ300。 这一产品部分地由消费资料组成，部分地由生产资料组成。 假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从而假定，无论是工人作为工资所得的部分，还是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所得的部分，都进入消费基金。 首先很清楚，根据这一假定，600镑产品价值（＝Ｖ300＋Ｍ300）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是说，由消费资料组成的产品部分，按其价值来看应当等于600镑＝Ｖ300＋Ｍ300。 因此，这些消费资料的价值等于全年的价值产品，也就是说，（Ｖ300＋Ｍ300），而（＝600镑）是实现着一年中重新加进的全部劳动的价值。 但是，虽然这些消费资料的价值等于600，即全年的价值产品，可是由此决不能反过来说，在这些消费资料中实现了一年中追加的全部劳动，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产品的价值，600镑，实际上是一年中重新创造的600镑价值产品。 无论是消费资料的价值，或者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而社会总产品就由这两种商品组成（同一种商品既可以用作消费资料，也可以用作其他商品的生产资料，而不管这些商品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但整个说来，两种商品不仅在职能上，而且在实物形式上都有所区别，而且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这种划分可能是绝对的分界线），——这种价值部分地是由生产它们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生产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再现的价值组成，后者被生产产品时所使用的劳动转移到产品上去；部分地是由新价值组成，这一新价值等于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加上这一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因此，等于600镑的消费资料的价值，是应分解为ｃ＋ｖ＋ｍ的产品价值。假定生产这种产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400镑，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100镑，这一产品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等于100镑（因为我们假定剥削率等于100％）。 于是，我们得出： （Ⅰ）价值：600镑 产品——消费资料 │ 【400ｃ＋100ｖ＋100ｍ或Ｃ400＋Ｖ100＋Ｍ100。】 因为在消费资料的价值600镑中，400镑只是再现的不变价值，从而只有来自于一年内所追加的全部劳动的200镑才是新的价值产品，可是年劳动的总价值产品为600镑，所以，在1200ｃ（或者等于1200镑的重新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中应有400镑分解为【ｖ＋ｍ】，分解为一年内重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也就是说，应当是体现着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所花费的劳动的价值。其次，因为劳动剥削率等于100％，所以这400镑应当等于200ｖ＋200ｍ，或Ｖ200＋Ｍ200。相反，这1200镑中的800镑应当只是再现在生产资料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我们得出： （Ⅱ）价值：1200镑 生产资料 │ 【800ｃ＋200ｖ＋200ｍ或Ｃ800＋Ｖ200＋Ｍ200。】 运用这两个公式，看来只是重复过去的论述。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Ⅱ），那么从这个公式就直接得出：在这1200镑中有400镑可以换取消费资料，即换取Ｃ400（Ⅰ）。因此，在1200镑中有400镑应当处于可以换取Ｃ400（Ⅰ）的实物形式上；也就是说，它们应当处于这样的实物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它们能以实物补偿生产消费资料即Ⅰ的产品时所消费的价值400镑的生产资料；实际上，Ⅱ的总额为400镑的这些商品的实物形式，应当是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后者应以实物［补偿］Ⅰ的［生产资料］。 但是，（Ⅱ）的全部商品量包括： （α）作为生产材料和劳动资料直接进入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资料； （β）生产（α）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生产资料。 在生产（α）的生产资料时，消费了一定量（β）的生产资料，而且这个量应当从社会年产品中得到补偿。诚然，Ⅱ（α）和Ⅱ（β）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可以具有同样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可以用作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可以用作自身的或其他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但是，（α）的生产资料和（β）的生产资料有很大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是有区别的，而且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这种区别带有绝对性质，并把这两个类别严格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它们也是不同种劳动的产品；或者说，一年中加进Ⅱ的那部分社会劳动，以一种实物形式消费在Ⅱ（α）的生产中，而以另一种实物形式消费在Ⅱ（β）的生产中。换句话说，Ｖ200＋Ｍ200不能成为加进Ⅱ的全部劳动的价值产品，而Ｃ800只能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 总之，假定在等于400镑的Ⅱ（α）的产品中，资本的不变部分等于200镑，而新加进的价值为200镑，其中包括100ｖ和100ｍ。 或Ⅱ（α）的产品： 价值＝400镑 │ 【200ｃ＋100ｖ＋100ｍ或Ｃ200＋Ｖ100＋Ｍ100。】 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或（α）的生产资料。 ［156］因为一年中加进的全部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600镑，或年工作日表现为600镑价值，但在Ⅰ中只加进200镑，在Ⅱ（α）中也只加进200镑，所以，1/3年劳动花费在Ⅱ（β）中，因而表现为等于100ｖ＋100ｍ的200镑价值产品。因此Ⅱ的现存产品价值分解为： 价值＝800镑 │ 【600ｃ＋100ｖ＋100ｍ或Ｃ600＋Ｖ100＋Ｍ100。】 Ⅱ（β）的产品。（β）的生产资料，或（α）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因此，社会总产品表现为这样： （Ⅰ）价值600镑的消费资料 （Ⅱ）价值1200镑的生产资料 │ （α）的价值400镑的生产资料同（Ⅰ）的消费资料形式上的Ｃ400直接相交换，因而以实物形式补偿Ⅰ的不变资本。 在400镑消费资料中，Ⅱ（α）保留下价值200镑的一半，即Ⅱ（α）的（Ｖ100＋Ｍ100），并用另外的200镑消费资料去交换Ⅱ（β）的三分之一产品，后者等于（Ⅱβ）的（Ｖ100＋Ｍ100），由此，Ⅱα的等于Ｃ200（Ⅱ）的不变资本得到实物补偿。 我们在第153页［注：见本卷第172页。——编者注］上得出的倒数第二个总公式如下： （Ａ）消费资料： Ｖ300＋Ｍ300＝600镑。 （Ｂ）生产资料： Ｃ1200＝1200镑，或Ｃ800（Ⅱ）＋Ｃ400（Ⅰ）。 在这里，还应当对Ｃ400（Ⅰ）作一些说明。 这Ｃ400（Ⅰ）部分是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年内被消费掉，并在第二年应得到实物补偿，只要生产应在同一规模上重复进行。固定资本的一定组成部分可以由很快就消费掉的和在一年中同样不断重新再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组成，例如，由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断重新毁坏的容器组成。正象在第一年年初那样，在第二年年初也必须拥有这些劳动资料。但是，为了在全年发挥作用，它们应在自身的各个再生产周期进行的过程中得到补偿，并且这些周期不是直到年初，而是在此以前就反复进行。然而，它们的较迅速的周转——较迅速的消费和较迅速的补偿——并不妨碍它们只作为固定资本不断发挥职能，并且一部分社会产品必定以同一实物形式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Ｃ400（Ⅱ）部分由生产材料组成，这些生产材料一年内在Ⅰ中以某种形式被消费掉，应在Ⅱ中被再生产出来，并且要在全年内不断存在。例如，谷物要全部进行再生产，棉花、亚麻等等植物原料也是这样。但是，Ｃ400（Ⅱ）本身在一年内要经过各种形式，这些形式在同一年内进入Ⅰ并在这里进行生产消费。例如，用谷物制成面粉（Ⅱ），用面粉制成面包（Ⅰ）或用棉花（Ⅱ）纺纱（Ⅱ），织布（Ⅱ），缝制衣服（Ⅰ）。 除了一年内生产出来的和——以面包、衣服等等形式——消费的面粉、纱、棉布等等外，一年内还没有生产出第二批同一数量的面粉、纱、棉布等等，以用于补偿前一个量，正象棉花、谷物等总是会有这种情形一样。同一种原料在一年内顺序变换谷物、面粉、面包、纱、棉布、衣服等等的形式，并在第二年重新顺序变换这些形式。但是，在消费资料会变换所顺序采取的不同形式的这些不同的生产领域中，生产一方面是顺序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同时进行的。如在单个工厂中，产品顺序经过各种形式，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并且又同时处在这不同阶段的每一阶段上，这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工厂。 ｛“如果我们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就可以看到，这些原料在获得自己的最后形态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经过时间上顺序进行的各个生产阶段。但如果把工场看作一个总机构，那么原料就同时处在它的所有的生产阶段上……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第1卷第327、32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82页。——编者注］）“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同上，第366页［注：同上，第417页。——编者注］）｝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Ｃ400（Ⅰ）就是消费资料的生产一年内所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即全部不变资本）的价值，那么，这Ｃ400一年内不能完全由同一价值的生产资料以实物形式来补偿；得到补偿的只是：（1）一年内消费掉的，但必须在年底得到补偿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2）其再生产具有年度性质的生产材料，因此它们在一年过程中不断被消费，但必须在年底得到实物补偿；（3）最后，这样一些生产资料量，它们是在短促的劳动期间内生产的（例如，煤、棉纱、面粉等等），是为Ⅰ提供生产资料的一切部门不间断地进行社会生产所必需的。例如，在开采新的煤和生产新的棉纱期间，纺织业者同时必须拥有一定量的煤、棉纱储备等等。为Ⅰ生产的储备量究竟应当有多大，这要取决于相互竞争、相互交错的各类部门中的劳动期间（以及流通期间，因为这里包括运输）的长度。 （Ⅱ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作为Ｃ800（Ⅱ）的组成部分，作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的每个要素构成不变资本，然而，例如煤本身今天在煤的生产中作为生产资料被使用和消费，通过今天的生产明天又得到补偿，等等。因此，并不是被消费的Ｃ800中的全部生产资料在年底都被再生产出来。被再生产出来的是其消费以及生产要延续一年的全部组成部分。其他组成部分只是按照——相应地要根据它们能被生产出来的劳动期间——不断保持储备的必要数量被再生产出来。） 但是，不论Ⅰ或Ⅱ都必须使年产品成为大批产品，这些产品在一年中一再地生产、消费和重新生产。因此，Ⅰ的产品，即价值600镑的消费资料中极大部分在一年中被消费。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如果是指简单再生产，那么全部600镑产品或者实际上被消费，或者至少［157］被社会消费基金吸收。 这一点要在下面几节里加以分析。 其次必须指出，600镑（Ⅰ）并不是一年内所消费掉的全部消费资料。 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进入个人消费基金的耐用品。 对房主来说，作为住宅出租的房屋是他的资本：房屋不进入他的个人消费基金。例如，工人（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有非工人）租住这些房屋是不断支付租金的。 但是，只有新建住宅的价值才形成年产品总价值的一部分。可见，处于流通中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和数量，大于一年内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因此，600镑的一部分并不是由这个部分的相应的占有者消费，而是例如由那些把并非当年创造的等价物偿还给他们的房主消费。一切处于下述状况的很快就会消费掉的消费资料也都属于此列：这些消费资料还没有被消费基金吸收，而是作为商品储备处于市场上，并且以起码的数量保证年复一年的不断供应。 如果我们考察年生产，那么，我们一开始自然要以这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的存在——作为这种生产的条件——为起点，这种资本有相当一部分在年初就已处于现成的形式上，如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是上年的产品）或要用一年时间进行再生产并充当生产资料的一切生产资料（棉花、谷物等等）。在这里我们和重农学派一样以秋天为起点，即以要用一年时间来提供的生产资料农产品为起点——部分用于再生产它本身，部分用于加工和制造消费资料。 部分年产品并不是以可捉摸的商品形式存在。例如，上述600镑中就包括全部铁路运转和其他进入个人消费的位置移动。它们的产品就是位置移动。为了生产这种产品就先要有一定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产品本身的价值——只有在生产产品时这一价值才能被消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构成600镑价值的一部分：如果这里所说的是个人消费，并且运输不表现为生产过程，因为商品本身已消失。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位置移动的价格固定在商品的价格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公式，那么，初看起来，关于比例性的假设——如400ｃ（Ⅰ）＝（Ｖ200＋Ｍ200）（Ⅱ）——似乎是任意的。然而： （1）假定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全部年产品被消费（部分用于个人消费，部分用于生产消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不完全由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直接吸收，有一部分留作供明年用的商品储备。但是，可以撇开这种情况，因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各年的这些余额会得到平衡，从而本年留作供明年用的商品储备的东西，会由本年所消费的商品价值不断得到补偿。｝产品具有一定价值量，——如1800镑。它的价值中由消费资料价值组成的部分也具有一定价值量，如600镑。这600镑中有一部分由不变资本价值组成。不变资本价值也具有一定价值量，如400镑。（这里用来表示这个量的一定数字是随便举出的，不过这个量有多大也是无400关紧要的。）如果600镑中400镑是不变资本Ｃ400，那么，其余200应当是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即200（Ｖ＋Ｍ）。这200如何分为Ｖ和Ｍ，取决于劳动能力的价格。如果劳动能力价格等于100，那么其余的100应当是剩余价值，100ｍ。如果劳动能力价格等于150，那么其余的50＝50ｍ。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600镑（消费资料）＝＋Ｍ100。这Ｃ400应当同（Ｖ＋Ｍ）400（Ⅱ）相交换，因为它们总是应当从它们借以存在的产品形式转化为这些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但是，在Ⅱ中只有一定量产品（由生产资料组成的产品）价值才能由它的生产者用于消费资料，而且这个数量等于新加进Ⅱ的分解为Ｖ和Ｍ的价值。因此，（Ｖ＋Ｍ）Ⅱ应当等于400镑。这个量在Ｖ和Ｍ之间的分配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点：它们的量应当等于Ｃ400（Ⅰ）。在这里，这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假定在这里分配情况是200Ｖ加上200Ｍ。在生产这（Ｖ＋Ｍ）400（Ⅱ）时，消费掉一定量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应靠Ⅱ的产品得到实物补偿。比例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只能是生产资料的价值额，这些生产资料由重新加进Ⅱ的并创造出新价值（Ｖ＋Ｍ）400的劳动所消费。在这里，我们假定这个量等于800Ｃ。 这样就得出（假定是简单再生产）：（1）各价值部分200（Ｍ＋Ｖ）（Ⅰ）和Ｃ400（Ⅰ），Ｃ400（Ⅰ）和（Ｖ＋Ｍ）400（Ⅱ），以及最后800ｃ（Ⅱ）和（Ｖ＋Ｍ）400（Ⅱ）的比例不是随意的，而是必然的。 （2）这种比例以（或表现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日按比例分配于Ⅰ和Ⅱ两个类别之间为前提；例如，如果社会工作日体现在等于600镑的价值中，并且Ｃ400（Ⅰ）等于400镑，那么，2/3的社会工作日应花费在Ⅱ中，而1/3则应花费在Ⅰ中。社会工作日的分配的前提是——所包括的是——实现这一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配。 （3）这个图式是： 因而也是如何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生产的图式（假定是简单再生产）。 Ｃ400部分一年中总是一再转化为消费资料并被消费，从而，不断形成为Ｃ400部分的（Ｖ200＋Ｍ200）部分，同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Ｃ400（Ⅰ）部分相交换。 显然，在一年中不断重复的各个较短时期中生产（或提供）的Ⅱ的Ｃ400部分，先是作为Ⅱ的产品存在，然后在Ⅰ中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当这个部分在Ⅰ中作为生产资料被消费的时候，它已经作为产品在Ⅱ中被重新生产出来。如果在年底这Ｃ400部分应作为固定资本或生产材料储备加以补偿，（Ｖ200＋Ｍ200）部分在年底就作为补偿Ｃ400所必需的产品而存在。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Ｃ400是Ⅰ中一年内消费掉的全部不变资本，那么，它是否由于400（Ｖ＋Ｍ）部分已经在Ｃ400的形式上得到核算就不会交换200（Ｖ＋Ｍ）？ ［158］首先我们考察一下Ｃ400（Ⅰ）和（Ｖ＋Ｍ）400（Ⅱ）的关系。 Ⅰ中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是Ⅱ的产品，同时Ⅱ中生产出来的用于补偿的不变资本按其价值来看，等于（Ｖ＋Ｍ）（Ⅱ）；这一产品就是Ⅱ中代表Ｖ＋Ｍ的实物形式。 在图式中，情况似乎这样：在年生产开始时，在一年内作为不变资本在Ⅰ中发挥职能的全部生产资料量，都掌握在Ⅰ的资本家手中，其价值等于400镑。根据这一假定，这全部生产资料量在一年内由Ⅰ消费，所以它在年底应当靠Ⅱ的产品全部得到补偿。｛如果以货币流通为前提，那么Ⅱ［类别］在年初就应得到交换Ｃ400的400镑货币，并在一年过程中用这些货币向Ⅰ购买消费资料。Ⅰ在年底就要得到400镑货币，并用这些货币向Ⅱ重新购买400镑生产资料，等等。｝ 但是很清楚，在这种假定下，这些生产资料中只有一部分作为Ⅰ的生产资本实际发挥职能，而另一部分总是作为Ⅰ的生产储备发挥职能。为了使一定规模的生产不断进行，固定资本——构成Ⅰ的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应当不断地全部加入生产过程，不断地处于生产过程之中。但是，生产材料，如进入家具、器具等等生产的木料、金属等等，涂料、煤以及其他用在固定资本上的辅助材料，面粉、棉布（在棉布直接进入消费的地方是纱）等等，这一切都不断进入消费。不变资本的这个流通部分中只有一定部分是逐周消费的，这种消费同固定资本量和Ⅰ中每周所使用的并以Ｖ100表示的劳动力的量相适应。实际上，Ｃ400（Ⅰ）部分在一年内——在较短或较长的时间里——总是以生产储备形式处于Ⅰ的资本家手中，或以商品储备形式处于Ⅱ的资本家阶级手中。 应作为Ｃ400（Ⅰ）组成部分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有相当一部分在一年中以或短或长的时段在Ⅱ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例如，煤（是Ⅰ所使用的机器等等的辅助材料）就是如此。假定煤每两周一次由Ⅱ提供给Ⅰ。显然，在这种场合下，Ⅰ只须储存供两周用的煤。Ⅰ在年初靠储存的这两周的煤开始生产，而到年底同样要靠Ⅱ的产品得到补偿。但是，Ⅰ在一年50周所消费的煤中可能拥有超过两周的存煤，这要靠Ⅱ每两周的同时进行的生产得到补偿。因此，重复计算是错误的，这种计算如下：Ⅰ消费50周的煤，Ⅱ生产50周的煤，两者合计是供100周用的煤，50周用于当年的消费，50周是为次年而预先生产的（即认为这些煤是预先生产的）。Ⅰ在两周内所必需的，从而构成Ⅰ的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煤的消费，同Ⅱ中为重新提供两周用煤而进行的生产，是同时进行的。到年底也和在年初一样，两周存煤的价值是Ⅰ的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Ⅱ）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一年内以一系列顺序出现的形式多次再现，也就是说，要经历一系列形式，直到这一产品进入Ⅰ为止。例如，一年内所消费的亚麻应在年底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应生产出供次年用的亚麻储备量。这些亚麻构成Ⅱ的不变资本（即亚麻纺织业者等等的不变资本）部分。这些亚麻在这里一部分作为亚麻生产者的商品储备，一部分作为商品资本（如在商人手中），一部分作为Ⅱ的生产者的生产储备（充当他们的原料）而存在。但是，这些亚麻的一部分每周被用于纺纱，然后以纱的形式落入织布业者等等之手，直到最后才以布的形式进入Ⅰ——例如作为生产衬衣等等的原料。亚麻应不断地在每两周内处于纺纱业者的手中，纱应每两周内处于织布业者的手中，布应在每两周内处于衬衣等等生产者之手。 因此，到年底Ⅰ［类别］应有两周的布储备得到补偿，而织布业者应有两周的纱储备得到补偿，等等。亚麻本身尽管实际上是逐渐地进入年生产过程，但要作为年生产储备全部存在于Ⅱ中，也就是作为Ⅱ的不变资本的潜在形式而存在。 假定Ｃ400（Ⅰ）的1/4是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每季度补偿一次，——即其数额为25镑，——那么，固定资本本身每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只有2镑，两周是4镑。其余300镑假定是一年中消费掉的不变流动资本的价值（生产资料）。假定后者要作为产品储备而存在，那么，300镑/50周＝30/5＝每周6镑，或两周为12镑。 因此，Ⅰ中是16ｃ＋4ｖ＋4ｍ＝24镑（一年为600镑）；Ⅱ中是【32ｃ+8ｖ+8ｍ】=48镑（一年为1200镑）。 对于Ⅰ＋Ⅱ来说，发挥职能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比与图式中的相同。 但是，一方面，因为Ⅰ的固定资本中有4镑并不是每两周而是每12+（1/2）周（50/4周）补偿一次，所以为补偿Ⅰ的不变资本，Ⅱ在年底应再生产出25镑＋12镑＝37镑，而不是16镑。其次，在这里没有算进Ⅱ的这样一些资本要素，这些要素尽管每两周以加工过的形式进入Ⅰ（以便成为生产消费要素），但是要在全年作为Ⅱ的生产储备而存在，如棉花、亚麻以及劳动期间几乎要延续一整年的其他一些生产材料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图式中，应作为产品或商品储备而存在的年产品部分很明显地表示出来，而在图式的后一个公式中却不明显。相反，在这个公式中周转表现得很明显。这里表示出，Ⅱ的部分产品一年中不断重新生产出来，——无论是以其最初形式（如煤），还是后来又经历一系列过程（这部分产品一再经过这些过程，然后作为年生产资料进入Ⅰ），——并在一年内在Ⅰ中同样不断地作为资本不变部分而发挥职能，也就是进行生产消费。这样，图式所造成的下述表象就消失：似乎Ｃ400（Ⅰ）在年底应完全由Ⅱ的产品补偿，因而应当全部被再生产出来。 对外贸易按照Ⅰ和Ⅱ的补偿要素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国外相互交换的程度，破坏Ⅰ和Ⅱ之间的这种严格比例。 ［159］（Ｂ）关于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的表述 这里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在前一章（Ⅱ，5[46]）中已做过考察，并应放到这里。 首先，我们解决了对图克提出的问题：整个资本家阶级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它投入流通的货币多？[47]看来，这无非是这样一个问题：商品总量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无论商品价值或流通的商品价值量都不会由于下述原因而发生变化：这些商品包含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这些商品的部分价值是它们的所有者和出售者不花费分文就得到的。 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既然假定进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流通中的全部货币最初就应当由资本家阶级投入。 作为资本家，既然他们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而发挥职能，他们就只是把货币投入资本（可变资本或不变资本）流通，而不是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我们以后会看到，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也会发生这种情形。）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认为资本家Ｘ从资本家Ｙ那里购买商品，把后者的商品价值，从而这种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支付给后者，而资本家Ｚ也为资本家Ｘ提供同样的服务，等等，——这种看法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注：参看卷末注40。——译者注］表现为一种恶的无限循环。虽然每一单个商品和每一定量商品孤立地看都等于ｃ＋，因而它们的实现也包含它们所含有的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年总产品以及每一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则分为一个等于ｃ＋ｖ的价值组成部分，即资本价值，和另一个等于ｍ的价值组成部分，即剩余价值。因此，用来实现ｃ＋ｖ，或Ｃ的流通货币量，并不是用来实现ｍ的流通货币量。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资本家作为资本来预付的货币（或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货币），和他们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即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是不同的。如果更详细地考察一下作为再生产媒介的流通机制，那么与此有关的某些形态变化就会显露出来。谜就会很容易解开，因为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货币量的一部分，简言之，也就是社会所拥有的货币量的一部分，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发挥职能，而另一部分则被用于资本家阶级收入的流通。 例如，在第Ⅱ章第5节中已指出，开办企业的资本家本身，可以不是作为资本家，而作为个体消费者把货币投入流通，然后用这些货币实现他的剩余价值。通过他的资本的流通，即通过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的实现，他重新获得作为他的收入的流通手段的这些货币。［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96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533—536页）。——编者注］ 但是一般说来，困难有下面两个来源： 第一，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从而把资本家也只是看作资本的人格化，不是看作挥霍者，资本主义的消费者，那么，我们固然看见他不断把剩余价值投入流通，因为这是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但从来看不见有货币作为收入的形式存在于他的手中，从来看不见他为了剩余价值的消费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第二，如果整个资本家阶级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虽然这个货币额由于同一货币的流通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少于体现着剩余价值的年产品总额，——那就好象他们为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就好象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资本家阶级，他们无偿地占有，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由货币流通引起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每个资本家都不是直接以他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形式消费剩余价值，而是从每年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据为己有。但是，流通的机制已经表明：当资本家阶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流通中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同一过程；或者说，作为资本家阶级来看，他们始终占有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货币额。因此，如果资本家不仅从商品市场取出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作为他的消费基金，而且他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也同时流回到他手里，那就很明显，他从流通中无偿地取出这些商品。虽然他为这些商品支付了货币，但这些商品并不需要他花费分文。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又把这一镑还给我，那就很明显，我就是无偿地取得了这个商品，这种交易的不断反复，也改变不了下列事实：我不断取出商品，并且不断占有这一镑，虽然为了取得商品，我需要这一镑，并且总是暂时地把我的这一镑让渡出去。资本家不断把这些货币作为不需要他花费分文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来收回。 我们已经讲过，斯密的公式是： （Ⅰ）消费资料：600镑=Ｒ600=Ｖ300＋Ｍ300 （Ⅱ）生产资料：1200镑=Ｃ1200 总产品价值分解为600镑，而1200镑生产资料的价值假定等于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600镑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可支付全部产品，——或者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花费的货币，足以支付全部年产品。托·图克重复这种看法。对于收入的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量和全部社会年产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抱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对全部年产品的不同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再生产的方法和每年进行补偿的方法不理解或者不加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它已经被驳倒了。 让我们听一听斯密和图克是怎样说的。 ［160］“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不同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商人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商人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由于商人之间的流通都是成批进行的，一般地说，每笔交易都需要数额相当大的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多半是零星进行的，往往只需要很小的货币额，常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够了。但小额流通比大额流通快得多。一先令比一基尼会更加快得多地交换其所有者，而半便士比一先令又要快些。因此，虽然全体消费者每年的购买至少〈这个“至少”真妙！〉和全体商人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照例可以用一个小得多的货币量来解决；因为同量货币由于流通加快而完成的购买量，在前一种购买中比在后一种购买中要多得多。”（亚·斯密《国富论》第2篇第2章） 对亚当的这一段话，托·图克评论说（散见《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版第34—36页）： “毫无疑问，这里描述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也包括工资的支付，而工资是消费者的主要收入……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一切交易，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通过直接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或换句话说，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以归结为资本转移的运动。资本的转移不一定要求货币，即银行券或铸币的运动，并且实际上在极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引起这种运动，——我指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方面……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易总额，归根结底必须由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额决定，并受它的限制。” 如果孤立地来看最后一句话，可能会认为，图克只是断言，在商人和商人的交易与商人和消费者的交易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换句话说，在每年总收入的价值和用来生产这个收入的资本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明确宣称接受亚·斯密的观点。 我们已看到（第1册第1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0—166页。——编者注］），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量大于商品流通不断吸收的货币量（货币贮藏等等）。一年中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的流通所吸收的货币量，更是如此，因为作为商品流通的各种物并非当年生产出来的，如地块、房屋、公债券等等。劳动期间要延续几年或一年以上的产品，如役畜、产品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就是如此。 （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并非当年生产和消费的一切产品，都要求特别的货币流通。例如，工人用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支付房租，而房屋过去已建成，并且还要使用若干年。房主用这些货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这一货币量用于并不是当年产品或当年部分产品的房屋价值的逐次流通。）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一定情况下，除了商品（特别是年产品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以外，一定量货币经常处于潜在状态，不发挥职能，但是，这些货币在一定动机的作用下就会发挥职能。 另一方面，再生产总过程并不要求它的一切运动都经历货币流通。首先，应排除一切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本，同样也排除潜在的生产资本——生产者掌握的生产储备，还未发挥职能的机器、厂房等等，以及其他等等；下述产品也是这样：它不是作为商品资本发挥职能，而是由它的生产者直接消费——无论是个人消费（作为他的收入部分），还是生产消费（也就是说，这时它重新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它作为产品走出来的过程）；或者还可能有这种情况：资本家不是以货币形式，而是以自己的产品的实物形式投入自己的一部分可变资本，例如，租地农场主用农产品支付工人工资等等。 ｛（因此，如果指的是年价值产品（而不是产品价值），那么，对于要经历若干年劳动期间的一切产品来说，应包括在内的只是一年中加进产品的价值，例如，并非当年收获期前进入葡萄酒价值的一切东西，而只是这一年内加进葡萄酒的价值。牲畜等等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当年劳动在所有这一切场合生产的不是产品的全部价值，而只是这一价值的较大或较小部分，但通过当年的劳动，这种产品也保存了去年等等所创造的业已存在的价值。如果不以适当方式保存葡萄酒，那么，它就会随着使用价值的丧失而失去自己的价值。牲畜等等也是这样。如果已经开始的建筑不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建筑物等等中已经包含的过去劳动就会白费。）｝ 因此，年产品借以流通的和我们在这里应专门进行考察的货币量，是由社会支配的，是不断被社会积累的。这一货币量不属于当年的价值产品。只是由于必须补偿已磨损的货币，部分年产品才应当同补偿已磨损货币等等的那些货币相交换，或者说，在某国内，一定量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力才应当耗费在这一部门中，即贵金属的生产中。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完全撇开不谈，因为我们在Ｂ节ｂ[48]中作较详细的论述。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假设是已定的，而实际上也是一定的。 ［161］因此，除了1800镑产品以外，还存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一定货币量，这是这一产品流通所必需的。如果我们要考察再生产过程以及作为其媒介的货币流通，那么，我们就应当研究价值1800镑的商品加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 （1）我们先考察Ⅰ。一年中购买的和消费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100镑。劳动力是用货币购买或支付的。这表明，可变资本的预付形式是货币资本。只有在每年周转一次的情况下，为此目的才需要最大数量的货币资本。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必定等于已购买的或行支付的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在这里就是100镑。这是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的最大数量。为简便起见，暂且假定实际上也是这样。Ⅰ的资本家（Ⅰ的总体资本家）把100镑货币支付给Ⅱ的工人（Ⅱ的总体工人），从而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转化为加进他的生产资本的活的劳动力。现在，他应当在生产上消费劳动力，而工人应当把这100镑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是作为收入花费。 工人用这100镑购买消费资料。他们从Ⅰ的商品市场得到100镑的商品，并列入自己的消费基金。但他们从谁那里购买这些消费资料呢？从Ⅰ的资本家那里购买，因为他们的商品资本正好具有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因此，工人为了得到这一数额的消费资料，又把100镑货币还给Ⅰ的资本家。这样一来，资本家重新占有他的100镑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他的可变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第二年又会以同一方式被预付来购买劳动力。工人通过消费生产资料保持和再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以后，他就作为雇佣工人，作为又象以前那样为了得到货币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也就是使资本家的货币重新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人而被再生产出来。 因此，这里有两次交易，使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流回到Ⅰ的资本家那里。 第一，Ⅰ的资本家是买者，也就是劳动力的买者。因此，他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货币，同这种劳动力的价值相一致。在这一交易中，货币同他脱离，而劳动力却作为他的资本组成部分被他占有。另一方面，Ⅰ的工人是卖者。所以，他得到货币，并且不再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第二，Ⅱ的工人是买者，也就是消费资料的买者。因此，他得到100镑的消费资料，并把100镑还给Ⅰ的资本家。资本家作为买者把100镑货币付给工人，作为消费资料的卖者又收回这100镑货币。资本家卖给工人的是工人自己的部分产品。 因此，交易的结果是，拥有100镑货币的Ⅰ的资本重新同Ⅰ的工人相对立，而工人则作为100镑劳动力的卖者革新同这个资本相对立。如果象这里所假定的，生产消费资料的Ⅰ的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那么，这一年，如1870年的产品应足够第二年即1871年全年使用，1871年生产的产品则是满足1872年的需要所必需的，而1870年消费的是1869年的产品。在这个前提下，对一切产品来说所假定的实际上只是部分农产品才有的情况。在这种状况下，Ⅰ的资本家例如在1870年期间付给工人100镑，而工人则用这100镑购买他们自己在1869年，即一年前所生产的消费资料。通过这种购买，工人在1870年把100镑归还给Ⅰ的资本家，而资本家在1871年用这100镑又重新支付工人的劳动力，或者说，工人靠这100镑在1871年又重新得到他们自己在1870年生产的一部分消费资料。 当年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实际上总是作为过去几年的商品储备而存在。 现在谈谈Ｍ100（Ⅰ）。Ⅰ的资本家阶级所消费的这一商品量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象Ｍ100本身一样，应处于Ⅰ的资本家阶级手中。资本家以100镑货币形式预付自己的可变资本，他们是把这100镑货币作为资本，即作为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来预付的，除此而外，他们还应握有另一货币额，这一货币额用于他们的剩余产品的流通，也就是说，充当这一剩余产品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配（交换）的媒介，——充当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而花费的媒介。 Ｍ100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不管是多少，例如，假定它等于Ｘ镑，显然，这种流通不仅仅包含Ｍ100存在于其实物形式上的商品，即消费资料的分配，或通过交换的分配。不仅形成Ｍ100的商品，而且这些商品借以流通的Ｘ镑货币也进行运动和换位。Ｘ镑货币虽然转入他人手里，但是它们并不消失。它们使握有Ｍ100商品量各个部分的人发生位置变换和转手，而在此以后就应停留在各不同点上。Ⅰ的每个资本家作为买者以怎样的程度从处于商品市场上的社会食品储备中取出Ｍ100的商品储备中他应得的部分，他就以怎样的程度把Ｘ镑的一定部分投入流通。但是，Ｘ镑中使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硬币的那一部分，回到Ｍ100商品量中归他所有的那一部分的卖者即他本人的手中。换句话说，在过程结束时也和过程开始时一样，Ｘ镑又在Ⅰ的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而全部Ｘ镑货币量也和Ｍ100实现流通过程以前的情况一样，重新处在Ⅰ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手中。 例如，假定资本家Ａ提供的Ｍ100中的价值部分等于5镑。他把5镑投入流通，购买Ｍ100/20＝Ｍ5，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产品的实物形式，而是以Ｍ100的其他资本家生产者提供的商品形式消费自己的剩余价值。但是，他也出卖Ｍ5，或Ｍ100/20，从而从流通中取出5镑；换句话说，和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的情况一样，他手里仍握有他所应得的Ｘ镑中的5镑。 ［162］资本家作为5镑剩余产品的买者，把5镑投入流通，他作为5镑剩余产品的卖者，又从流通中取出这5镑。他一只手拿出5镑，另一只手又取回这5镑。 使Ｖ100得以流通的货币，情况就不同了（对工人来说）。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一交易是ＷA—Ｇ—ＷP。这就是说，ＷA是工人出售的商品。他出售时投入流通的东西是商品，是他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货币。他通过这种出售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货币。他用这些货币购买ＷP，即形成他的消费资料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消费维持他的劳动力，因而使他能够重新出售劳动力。如果货币回到他那里，这不是通过ＷA—Ｇ—ＷP的流通，而是由于这种流通的重复。只有当资本家作为买者重新发挥主动性，重新购买劳动力的时候，对工人来说这种重复才会发生。（也就是Ｗ—Ｇ—Ｗ。） 对资本家来说，这种流通就是Ｇ—Ｗ—Ｇ；这就是说，他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对工人的关系只看作劳动力的买者和商品卖者的关系）转化为商品，而商品又转化为货币。货币的回流是由Ｇ—Ｗ—Ｇ流通进程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由流通的重复造成的。资本家反复进行的行为就是购买劳动力等等。工人总是只把自身出售给资本家，并不断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资本家则以Ｍ100购买商品，并按同一价格出售商品。 由于5镑流回到资本家Ａ（即他在Ｍ100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中占有的部分），5镑不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曾把5镑商品（Ｍ100的一部分）和镑货币，即10镑价值投入流通。但他从流通中只取出5镑价值。因此，如果这5镑货币没有回到他那里，那他就会失掉5镑；换句话说，如果他收不回任何东西，他就会失去Ｍ100商品价值中属于他的部分。 对资本家Ａ来说，5镑具有回流的作用，因为他作为买者付出这5镑，而作为卖者又收回这5镑。实际上，他得到这5镑，是因为他出售5镑商品，而商品转化为货币决不会使货币确立为货币资本。例如，如果他先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得到5镑，然后用这5镑购买商品，那么，这一交易不会引起任何变化。诚然，他用去了5镑，这5镑被花掉，不再回到他那里。这5镑货币应回到Ⅰ的其他资本家那里。 因此，Ｍ100的流通所必需的Ｘ镑回到Ⅰ的资本家阶级那里，这并不是作为资本预付的价值到它的起点的回流。这不过是Ｍ100的流通过程的所谓技术造成的结果，即下述情况的结果：Ⅰ的各资本家各自取得Ｍ100中归自己的部分，然后把他们重新相互还回的货币投入流通。 显然，Ｍ100的流通所必需的Ｘ镑的最大数量不能象Ｖ100那样等于100镑，因为在Ｖ100的场合有两种相对立的价值量：形成Ⅰ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部分的100镑货币，以及同这一货币量相交换的价值100镑的劳动力。因此，流通中存在的全部价值量等于200镑，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100镑（可变资本）加上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100镑。实际上，借助于这100镑货币，价值200镑的商品实现了流通；这100镑先由Ⅰ的资本家用来购买100镑劳动力，然后由Ⅰ的工人用来购买100镑消费资料。 Ｍ100的情况则不同。第一，这里流通的总价值等于100镑消费资料，而不象上述情况那样是200镑（100镑劳动力＋100镑消费资料）。同这100镑消费资料相对立的，不是购买这些消费资料的外部买者，这同100镑劳动力的情况不同，因为作为劳动力的买者同劳动力相对立的是资本家。Ⅰ的资本家们既是Ｍ100的买者，同时又是Ｍ100的卖者。如果我们甚至假定，他们都同时购买和出售这Ｍ100中归自己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Ｍ100的流通就需要最大数量的货，因为每个货币单位只流通一次，——那么，同一些资本家部分无疑就总是同时作为买者和卖者而相互对立，并且他们的买卖以怎样的程度得到平衡，在这种周转中货币也就在怎样的程度上不再流通。 如果我们假定，Ｘ镑也是流通商品的价值，如100镑（对于Ｖ来说），那么，对于Ｍ100商品量的流通来说，50镑就够了。 例如，如果资本家Ａ购买价值2+（1/2）镑的商品，那么，他就把同量货币投入流通。如果他出售5镑商品，那他就从流通中得到5镑。于是，2+（1/2）镑就回到他那里，并且再加上出售商品所得的2+（1/2）镑。如果他重新用2+（1/2）镑购买商品，那么，他在这个程序结束时就处于下述状态：他（1）从Ｍ100中取出自己的5镑剩余价值；（2）从流通中重新取出他为了得到5镑（商品）价值而投入流通的2+（1/2）镑货币。如果他花掉流回到他那里的2+（1/2）镑货币，——在他从Ｍ100中取出5镑以后，——那么，这就说明，他消费掉的东西多于他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而如果他的消费多出2+（1/2）镑，那么，他拥有的货币相应地也就少2+（1/2）镑。另一方面，如果守财奴Ｂ只消费2+（1/2）镑，而把自己的全部产品卖给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家Ａ，并得5镑，那么，结局就会是这样的：他从Ｍ100中只取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半，使之并入自己的消费基金。在购买Ｍ100的这一部分时，他把2+（1/2）镑货币投入流通。在出售进入Ｍ100的5镑商品时，他从流通中得到5镑，其中2+（1/2）镑对他来说也就是流回到他那里的货币（但这是经过上述转化以后才流回的货币），2+（1/2）镑是他的产品在货币形式上的实现。他取出用作自己的消费基金的，比他可能取出的（比他提供给Ｍ100的）少2+（1/2）镑。可是，现在他拥有5镑，而不是2+（1/2）镑。如果考察一下Ⅰ的资本家阶级，那么，它同过去一样拥有50镑，这些货币在此以前只对Ｍ100的流通起作用，尽管这个量在这个阶级的单个组成部分，即在单个资本家之间以不同方式进行分配。资本家Ａ得到的少2+（1/2）镑，而Ｂ多2+（1/2）镑。 资本家阶级每个代表所出售的商品的价值（指出售每人在Ｍ100中所占的部分）可以分解为，也就是说，这些商品量等于Ｘ（），因此每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为此支付ｃ＋，然而Ⅰ的资本家阶级购买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只等于它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Ｍ100，并且按照我们的假定，各单个资本家作为Ｍ100的组成部分取出的那部分价值，只等于他自己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他生产出Ｍ100的1/20，那么这部分价值只是Ｍ100/20，即5镑。 实际上，等于Ｖ100的100镑商品已被工人吸收，工人为此已把100镑货币归还给资本家。同样，Ｍ100以及Ｍ100借以完成流通的镑货币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但是，Ｃ400用于买卖，并不在Ⅰ的内部进行分配和流通（因为Ⅰ应当用这Ｃ400重新购买自己的不变资本），而是［162］在Ⅰ和Ⅱ之间进行分配和流通。 首先我们应当谈谈Ⅱ。 Ｖ200（Ⅱ），即投入Ⅱ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工人。因此，Ⅱ的资本家付给工人200镑（同Ⅰ的条件相同）。但是，Ⅱ的商品资本是由生产资料组成，而不是由消费资料组成，即不是由Ⅱ的工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工资或收入的那些商品组成。相反，Ⅱ的工人用200镑向Ⅰ的资本家购买商品。于是，200镑商品，即Ｃ200（Ⅰ），就进入Ⅱ的工人的消费基金，而200镑货币就从Ⅱ的工人转到Ⅰ的资本家那里。Ⅰ的资本家用这200镑来补偿Ｃ400/2＝Ｃ200，即自己一年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一半；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些货币向Ⅱ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于是（以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作为前提），Ⅱ的资本家一年中所耗费的可变资本又回到他们那里，而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以实物形式补偿了他们一年中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一半。 现在，Ⅰ的资本家只须以实物形式补偿他们一年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一半，其价值为200镑，Ｃ200（Ⅰ）。对他们来说，这些生产资料是以价值200镑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处于这种形式上的消费资料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体现着Ⅱ的资本家的200镑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即Ｍ200（Ⅱ），存在于生产资料的形式上，也就是说，存在于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Ⅱ的资本家不能消费自己的剩余产品，这一产品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因此，Ｃ200（Ⅰ）和Ｍ200（Ⅱ）应当发生换位（交换）。这种换位是通过Ⅰ和Ⅱ之间的货币流通实现的。 现在，如果我们采用Ⅰ中的各种同样的前提，那么，Ⅱ的资本家自己应当把实现他们的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不是象Ⅰ中那样把等于剩余价值一半的货币量，而是把等于全部剩余价值的货币量投入流通。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Ⅱ的资本家，即Ｍ200的占有者本身之间的分配（从而流通）（而Ⅰ中的Ｍ100的情况却是如此），而是Ｍ200（Ⅱ）同Ｃ200（Ⅰ）之间的交换，也就是400镑商品量的流通。因此，如果Ⅱ的资本家把Ｍ200货币价值投入流通，那么这就是说，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只是400镑（Ｃ200＋Ｍ200）流通商品价值的一半。他们用这一价值购买200镑消费资料；这样，Ⅰ中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Ｃ200（Ⅰ）就转到Ⅱ的资本家那里，而200镑货币转到的资本家手里。Ⅰ的资本家从来不曾支配自己的全部产品Ｃ400。他们的Ｃ200（全部产品的一半）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现在他们以货币形式掌握有全部产品中等于Ｃ200的另一半。可见，他们现在以货币形式，以货币资本形式拥有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一半。但是，不变资本在这种形式上不可能发挥不变资本的作用。因此，它应当从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因此，资本家用这200镑货币购买生产资料，而这一生产资料从实物形式来看体现着Ｍ200（Ⅱ）。这样，Ⅰ的不变资本的另一半也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所以，Ⅰ的全部不变资本（Ｃ400）对Ⅰ来说现在重新以它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实物形式而存在，以这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Ⅱ的资本家借以完成自己的剩余价值流通的200镑的货币形式，由于这种活动而从Ⅰ回到他们那里，因而在Ⅰ和Ⅱ完成交换以后，就象开始交换以前一样，重新由他们分配，用于下一年重新进行同一活动。 这种回流不过来源于这一技术因素：这400镑（Ｃ200＋Ｍ200）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是由Ⅱ的资本家预付的，投入流通的，因此重新回到他们那里。这不是来源于资本周转的实际运动的因素，如作为Ｖ100（Ⅰ）或Ｖ200（Ⅱ）的预付形式的货币的回流。如果Ⅰ和Ⅱ的资本家把货币用作支付手段，并且支付期限相互抵销，那么，Ｃ200（Ⅰ）和Ｍ200（Ⅱ）之间的流通不需要分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始终是作为观念的计算货币进行流通（不管它们的虚拟符号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如果假定，Ⅱ用100镑购买消费资料，也就是说，预付Ⅰ和Ⅱ之间流通的一半，相反，Ⅰ却用200镑购买生产资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Ⅰ就预付流通所必需的另一半货币。过程的经过就会是这样的：Ⅱ用100镑货币向Ⅰ购买消费资料，从而把Ｃ100转化为货币。Ⅰ用从Ⅱ那里得到的这100镑以及他所拥有的另外100镑（对他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来说是闲置的货币资本）购买价值200镑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对于Ⅱ来说把它的Ｍ200转化为货币。现在Ⅱ拥有，（1）它自己最初用来向Ⅰ购买消费资料并由于向Ⅰ的资本家出售而已经流回的100镑货币；（2）Ⅰ的资本家所花费的和代表Ｍ100（Ⅱ）的货币实现即货币形式的100镑货币。但是，Ⅱ的资本家在这种货币形式上不能消费Ｍ100，正象他最初不能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消费Ｍ100一样。因此，他必须用这些货币向Ⅰ购买消费资料。于是，Ｃ100（它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转到Ⅱ那里，而通过这种活动，Ⅰ所预付的100镑货币，即他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又流回到他那里。 最后，我们还应当考察Ｃ800（Ⅱ）的流通。 Ｃ800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这部分生产资料不进入流通，因而也不需要任何货币用于自己的流通。例如，煤的生产者不断以煤的形式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租地农场主不断以种子、肥料、耕畜的形式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机器制造业者不断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来补偿自己的机器，等等。 但是，Ｃ800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必须变换自己的居留地和占有者，从它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地方转到它作为生产资料发挥职能的另一些地方。对于这种多方面的往返运动来说，必须要有货币流通，而Ⅱ的资本家阶级应当拥有这种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这是它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并且它应当自行预付这些货币。 ［163］其次，必须指出，Ｃ800价值量不是同另一个800镑的数额相交换，——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商品形式（如Ｍ200同Ｃ200交换那样），——而是在Ｃ800占有者自身之间进行交换（如Ｍ100那样）。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这种货币流通所必需的量为400镑，那么这个数额完全够了。这400镑变换自己的位置，在完成自己的流通手段职能以后便作为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自己的占有者那里，流回到原来的起点。例如，资本家Ａ用20镑购买价值800/40镑＝20镑的生产资料。因此，对他来说，全部活动如下：他出售自己的价值20镑的产品，买进他人的价值20镑的产品，从而借助于他人的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他人的价值20镑的不变资本则由他的产品来补偿。为了完成这种活动，他把从流通过程中流回到他那里的20镑货币投入流通。象以前一样，他又掌握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上的）20镑和处于货币形式上的20镑。如果就Ⅱ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那么，它象以前一样，占有处于生产资料形式上的800镑和处于货币形式上的400镑，后者是这些生产资料在这个阶级内部（withinthesphereoftheirownclass）实现流通所必需的。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全部情况，那么，在把Ⅰ拥有100镑货币以供自己的不变资本Ｃ400实现流通的第二个假定考虑在内的条件下，就会得到如下结果： （Ⅰ）消费资料。600镑产品价值。 250镑货币，这就是： 100镑——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50镑——收入的流通手段，以及 100镑——用于不变资本流通的货币形式，总共250镑。 然后：Ｃ400，Ⅰ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Ｒ100（Ｖ100）——工人的消费基金。 Ｒ100（Ｍ100）——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Ｖ100——价值100镑的劳动力（Ｖ100）。 以及： （Ⅱ）生产资料。1200镑产品价值。 700镑货币： 200镑——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100镑——收入的流通手段，以及 400镑——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然后：Ｃ800，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Ｒ200（Ｖ200）——工人的消费基金， Ｍ200——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Ｖ200——价值200镑的劳动力（Ｖ200）。 充当Ｃ800的流通媒介的400镑货币，同借助于这400镑实现流通的产品Ｃ800一样，决不进入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流通。充当Ⅰ和Ⅱ之间的流通媒介的550镑，同流通货币总量950镑不相等，后者中的400镑只充当Ⅱ的不变资本各组成部分的交换媒介。 斯密认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货币流通也包括生产者本身之间的流通，他的这种看法首先是建立在他的下述荒谬假定上的：不变资本等于零，因而600镑社会收入等于1800镑社会年产品价值。 但是，其次，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对实际现象的不充分的和表面的分析上的，建立在这样一种一般假定上的：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收入，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产品的全部年价值归根到底分解为收入。 Ⅰ和Ⅱ中所使用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只要一转化为产品，Ｃ400（Ⅰ）就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也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在这种形式上它们已不能作为Ⅰ的不变资本发挥职能，因而不能作为部分社会不变资本发挥职能，而只是作为部分社会消费基金，因而作为部分社会收入实现时要消费的产品发挥职能。在这种形式上，成为Ⅰ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只是这一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它的使用形式。 另一方面，（Ｖ200＋Ｍ200）（Ⅱ）以生产资料形式，也就是以Ⅰ的生产资料形式而存在。就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来看，它们是剩余价值＋工资，Ⅱ的资本家阶级和Ⅱ的工人阶级的收入，但是就其使用形式来看，它们只能作为部分社会不变资本发挥职能。 因此，Ｃ400（Ⅰ）（处于Ⅰ的产品，即消费资料形式上）同（Ｖ200＋Ｍ200）（Ⅱ）（处于Ⅱ的产品，即生产资料形式上）的交换，对Ⅰ来说也就是不变资本价值，从而也就是一般资本价值从这一价值只作为收入消费的实物形式转化为能作为不变资本发挥职能的形式。对Ⅰ来说，这种转化就是它的部分产品转化为产品的物质生产要素。对Ⅱ来说，这种交换就是它的产品从生产要素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形式。因此，同一活动，对Ⅱ来说是它的收入的转化，对Ⅰ来说是资本的转化；但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只是由于Ⅰ的资本Ｃ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而Ⅱ的收入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 充当这种转化的媒介的货币流通，不是各资本相互交换的货币流通，而是生产资料同消费资料相互交换的货币流通。为此，在进行这种转化时，Ⅰ的不变资本价值取得这一不变资本价值转化为（Ⅱ）自身的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形式，即货币。由此，Ⅱ的收入价值取得它们从生产资料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形式所必需的货币形式。（Ⅰ）的600镑产品的货币流通的一部分是在Ⅰ和Ⅱ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Ⅰ的内部进行的。 相反，充当Ｃ800（Ⅱ）的媒介的货币流通，只是不变资本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也就是说，只是［164］生产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这种货币流通完全是在Ⅰ的流通或Ⅰ和Ⅱ之间的流通范围之外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为600镑产品即社会收入的消费充当媒介的那种流通的范围之外进行的。［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222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540—550页）。——编者注］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那种思想混乱而又狂妄到不加思索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大逻辑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为例来说明（参看第1卷第126页注30［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86页。——编者注］）。这个人，甚至李嘉图也要认真对待，称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李嘉图，同上，第333页）。 这位卓越的作家关于社会总再生产过程和总流通过程作了如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1．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239页） 这就是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第一，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供他们私人消费的或者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时，互相欺诈。所以，如果他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400镑，那么，只要每一个分享这400镑的人把自己那一部分，例如价值20镑的那部分卖给别人时贵25％，这400镑或许就会变成500镑了。但是，由于他们人人都这样做，每个人在把自己的那部分卖给别人时便都贵25％。结果就和互相按实际价值出售一样。他们不过是用500镑的货币量来使400镑的商品价值流通。这种方法与其说是致富的方法，不如说是变穷的方法，因为他们必须使总财产的一大部分非生产地保持无效的流通手段的形式。全部问题归结为：资本家阶级虽然把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全都提高了，但是仍然只有价值400镑的商品在他们之间分配，供他们私人消费；不过他们彼此都情愿借助于价值500镑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使价值400镑的商品流通。 我们把下面这一点完全撇开不说：对于“他们的一部分利润”，从而一般来说，假定已经有代表利润的商品储备。问题正在于，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至于这个利润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有多少，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产生一种假象，似乎这个代表利润的商品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资本家不仅彼此出售这个商品量（这已经够美妙、够深刻的了），而且还因为彼此以过高的价格出售给对方。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罗伊特的检察官”[49]的秘密，此人向自己的农民解释说，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乏。 2．这些资本家还把商品卖给 “他们支付薪金的和有闲资本家支付薪金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也就是出售商品〉，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把工资，或劳动力价值预付给工人——的回流，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用比如说Ｖ100（或100镑）预付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劳动报酬，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价值100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100镑，流回到他们手里，那么，他们就是这样发财致富的。但是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100镑。他们用100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因此，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100镑货币。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100镑货币生产了价值100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100镑商品卖给工人，从工人那里收回了100镑货币。因此，在过程终结时似乎产生下述结果：在这种交易后也和交易前一样，资本家占有100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100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富。如果这100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么，结局他们就是无代价地给予工人100镑商品，因为他们首先就要为工人的劳动把100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100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 ｛当然，资本家是怎样占有这100镑货币的，工人为什么被迫用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这100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象德斯杜特那样的有才华的思想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165］德斯杜特自己也不完全满意这样的解答。无论如何，他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会由于先支出Ｘ镑货币额，然后再收进100镑货币额而致富，也就是说，怎么会由于Ｘ镑货币的回流而致富（这个回流，只是说明为什么Ｘ镑货币没有丢失，不过是右手拿出左手又拿进）。他告诉我们，资本家发财致富， “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因此，资本家在他们和工人的交易中也一定会由于他们按更高的价格把产品卖给工人而致富。妙极了！ “他们支付工资……而这一切会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支出而流回到他们手中。这些人支付给他们的……比他们〈资本家〉在工资上所花费的要多。”（第240页） 这样一来，例如是资本家把100镑（Ｖ100）支付给工人，然后他们按120镑的价格把工人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以致流回他们手中的不仅是100镑，而且还得到新加的20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只能用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到100镑，那么，他们就只能用100镑向资本家购买，而不能用120镑购买。这就是说，这样做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但是资本家很狡猾。他们寻找另外的途径。工人用100镑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实际只得到价值80镑的商品；因此，他们无疑被骗去了20镑，资本家也无疑增加了20镑财富，因为实际上他支付的劳动力报酬比它的价值低20％，或者说，是迂回地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了20％。 如果更仔细地考察问题，就会看到，如果资本家阶级最初只付给工人80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80镑货币，实际向他们提供了价值80镑的商品，而不是去享受不必要的快乐——最初支付100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100镑只提供价值80镑的商品，那么资本家阶级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这似乎是正常的途径，因为德斯杜特先生自己也说，工人阶级必须得到 “足够的工资”（第219页）， 因为这个工资至少要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和劳动力，要足够 “维持……最节俭的生活”（第180页）。 如果工人不能得到“足够的工资”，用同一个德斯杜特的话来说，这就是 “产业的死亡”（第208页）， 所以，看来这不象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不管资本家阶级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是多是少，它总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80镑。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80镑，他们为交换这80镑，就要向工人提供价值80镑的商品。所以这80镑的回流并不能使资本家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100镑货币，那么，他们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比工人的实际工资要多25％，但为交换这些货币而向工人提供的商品却少25％。 换句话说，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象就是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人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此，只要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么，产业资本家和“有闲资本家”本来能够生产的利润基金就根本不存在了。 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他在第一项和第三项说到的剩余价值的其他基金，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工人的货币工资降低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那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基金，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了。而在德斯杜特看来，一切文化悠久而富裕发达的国家，情形正是这样；在这里， “在我们的古老的社会内，雇佣工人的生活基金几乎是一个常数”（第202页）。 即使在工资削减的情况下［beimAbbruchamlohn］，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也不是由于他们先付给工人100镑货币，然后为交换这100镑货币而向工人提供80镑的商品，——这实际上是多用25％的货币额即用100镑使80镑的商品流通，——而是由于资本家除了从工人的产品中攫取剩余价值即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外，还攫取了工人应当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产品的25％。按照德斯杜特设想的这种荒谬的方法，资本家阶级是绝对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他们支付100镑作为工资（购买劳动力），然后为交换这100镑（从工人自己的产品中）还给工人80镑的商品价值。但是，在下一个交易中资本家阶级必须为同一程序再预付100镑。因此，他们只是做无益的游戏，即预付100镑货币，为交换这100镑却提供80镑的商品，而不是预付80镑货币，并为交换这80镑提供80镑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可变资本流通，不断地、无益地多预付25％的货币资本。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财致富的方法。 3．最后，资本家阶级把产品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用来雇用自己直接剥削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这种资本家每年得到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同上）。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 “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基金”。 这样，假定他们的利润＝200镑，或Ｍ200。他们把比如说100镑（或Ｍ100）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但是其余的一半＝100镑或Ｍ100，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有闲资本家，即地租所得者和放债取息的资本家。因此，他们必须把100镑货币支付给后面这两种人。我们现在假定，这两种人从这一笔钱中要用80镑供他们个人消费，用20镑来购买仆役等等。 ［166］他们用80镑供个人消费。所以，他们用这80镑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80镑的产品脱手时，这80镑货币，或他们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的4/5，流回到他们手中。 其次，有闲资本家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20镑工资。他们也用这些货币向产业资本家购买20镑的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20镑的产品脱手时，就有20镑货币，或他们作为地租、利息等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的1/5，流回到他们手中。 交易结束时，产业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流回到他们手中；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半＝Ｍ100（100镑），却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中去。 因此，设法把如何在有闲资本家和他们直接使用的仆役之间分配这100镑的问题引进来（考虑进去），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显然是完全多余的。事情很简单：他们的地租和利息，总之，剩余价值，Ｍ200中归他们所有的部分，是由产业资本家以100镑货币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他们用这100镑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他们就把100镑货币还给产业资本家，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得到100镑的消费资料。 这样，产业资本家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就又流回来，这种货币回流，真的象德斯杜特夸夸其谈的那样，是产业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吗？在交易之前，他们有价值额200镑，其中100镑是货币形式，100镑是消费资料形式。在交易之后，他们只有原价值额的一半。他们又有了100镑货币，但却失去了100镑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已经转移到有闲资本家手中。所以，他们是失掉了100镑财富，而不是增加了100镑财富。如果他们不是迂回地先付出100镑货币，然后再把这100镑货币作为100镑消费资料的代价收回来，而是直接以他们产品的实物形式来支付地租、利息等等，那么，就不会有100镑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没有把100镑货币投入流通。如果是用实物支付，事情就简单地表现为：在价值200镑的剩余产品中，他们自己保留一半，其余一半则毫无代价地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甚至德斯杜特恐怕也不想把这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 产业资本家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土地和资本，为此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他们。这样借的土地和资本，对产业资本家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一般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也是构成剩余产品或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这种利润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所借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于为使用而支付的价格。相反地，这种价格会使利润总额减少。否则，就必须断言，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把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为自己保留下来，不给别人，他们将不是变富了，而是变穷了！（如果把流通现象，如货币的回流，同仅仅以这种流通为媒介的产品分配混为一谈，那就会在这个蠢驴那里到处出现极大的混乱。）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从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同上，第246页） 所以，租金等等的支付，现在是对产业家利润的削减。而在前面，这却是产业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为什么呢？要注意，这是因为产业家不是两次支付这个100镑的租金（先是100镑货币，然后是100镑商品），而是只支付一次，也就是100镑货币，并为交换这些货币提供100镑商品，只要这一商品将用这100镑货币来支付；也就是说，他们原先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由有闲资本家为交换100镑商品而又付给他们。 但是，德斯杜特总算还得到一种安慰。这些勇敢的产业家，换句话说产业骑士，对待那些有闲产业家，也和他们彼此相待或对待工人一样。他们卖给有闲资本家的一切商品，都要贵比如说25％。在这里，有两种可能。有闲者除了每年从产业家那里得到的100镑，或者还有别的货币资金，或者没有。在前一个场合，产业家就会按比如说120镑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出售给他们。所以，当出售商品时，流回到产业家那里的，不仅有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而且还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新价值的20镑。这时，又怎样计算呢？他们白白付出100镑的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代价而支付给他们的100镑，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自己的商品，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支付的。这样，100镑是损失。但是，由于价格高于价值，他们此外多得了20镑。因此，20镑收益＋100镑损失，仍有80镑损失，所以绝不是盈余，而总是亏损。对有闲者的欺骗减少了产业家的损失，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这种财富的损失变为发财致富的手段。而这个方法也不能长期有效，因为当有闲者每年只收入100镑货币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付出120镑货币。 于是就有另外一种方法。产业家出售价值80镑的商品，来换取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货币。在这个场合，他们象以前一样，仍然要白白付出80镑。他们采取这种欺骗的方法，减轻了对有闲者的贡赋，但是贡赋依然存在。并且，按照价格取决于卖者的善良愿望这一理论，有闲者将来能为他们的土地和资本要求120镑的地租、利息等等，而不是象到目前为止那样只要求100镑。 ［167］这个光辉的阐述和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十分相称的。他一方面抄袭亚·斯密，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242页）， 说产业家 “用他们的基金来支付劳动的报酬，而劳动把这种基金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利润”（第246页）， 而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这些产业资本家 “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第242页）， 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 “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因此，必须把他们的消费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第235页） 德斯杜特对货币流通怎样成为社会再生产和消费的媒介这个问题作了这样出色的叙述以后，接着又说： “这就是财富这个永动机所完成的事情。虽然人们对这种运动很不理解〈确实如此！〉，但是把它称为流通是恰当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并且总是回到它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进行生产的地方。”（第239、240页）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法国研究院院士，费拉得尔菲亚哲学协会会员，[50]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他甚至还这样谦虚地告诉读者，这全部光辉是从哪里来的。 “我希望，人们注意到，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和我们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同时，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的。”（第242、243页） 资产阶级的呆痴，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自杀！） （2） （Ⅰ）消费资料： （Ⅱ）生产资料： （生活上必需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在（Ⅰ）项中，我们已考察运动的最简单的形式。现在，我们对其较复杂的形式进行考察，这可以使人们看到，构成Ⅰ和Ⅱ的工业部门不管如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虽然这种往返运动，以及作为这一运动的媒介的货币流通由此而复杂化了。 首先，我们在Ⅰ中把产品分为两种，从而分为两大生产领域，这就是：（1）工人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2）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从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目的来看，问题并不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变化：在一定的限度内奢侈品可以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而另一方面，足够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要进入资本家的消费，——这就是说，同种产品和同一生产部门的产品会出现在两个部类中。 我们先考察消费和再生产的货币流通媒介。 首先，我们看到在Ⅰ（a）中有300镑的产品充当工人的消费资料。在这个生产领域中，资本家预付50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工人用这50镑货币从这些资本家那里购买50镑的商品（＝Ｖ50a）。这50镑只在Ⅰ（a）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流通。 其次，在Ⅰ（b）中，我们看到有300镑的产品充当资本家的消费资料。资本家预付50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工人用这50镑货币在Ⅰ（b）中向Ⅰ（a）购买50镑的商品（＝M50Ⅰa）。Ⅰ（a）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购买Ⅰ（b）的产品（＝V50b），即供他们消费的Ⅰ（b）类的消费资料。于是，他们用来支付工资的那笔货币资本同时流回到Ⅰ（b）的资本家手中。最后，M50Ⅰ（b）这笔基金是在这一类的资本家之间借助于25镑的货币流通而进行分配的。实际上，V50（Ⅰa）同M50（Ⅰa）相交换。 在Ⅰ中，经过这次周转以后，情况是这样的：Ⅰ（ａ）的资本家还拥有200镑的必要消费资料（Ｃ200a）和再度购买劳动力的50镑货币资本。Ⅰ（ｂ）的资本家还拥有200镑的资本家的消费资料（Ｃ200b）、再度购买劳动力的50镑货币资本以及用于这些资本家的收入流通的25镑。Ｃ200（ａ）（Ⅰ）和Ｃ200（ｂ）（Ⅰ）应当从产品形式重新转化为这种产品的生产资料。这是通过Ⅰ和Ⅱ之间的流通而实现的。 我们先考察Ⅱα＋Ⅱαα，即Ⅱ中由工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 ［168］在Ⅱ（αα）中，50镑货币被预付在劳动力上，Ⅱ（αα）的工人用这50镑货币向Ⅰ（ａ）购买相应数量的消费资料。 这样一来，现在，经过这一交易以后，Ⅰ（ａ）的不变资本就由Ｃ150a商品和50镑货币组成。Ⅰ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向Ⅱαα购买50镑的商品（＝Ｖ50Ⅱ）。因此，用于可变资本流通的货币资本流回到资本家Ⅱ（αα）的手里，他们总是用它支付工资。 其次，Ⅱ（α）的资本家把50镑货币花费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50镑货币向Ⅰ（ａ）购买商品；Ⅰ（ａ）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向Ⅱ（αα）购买商品（＝Ｍ50αα）。 所以，现在情况是这样。 Ⅱαα的资本家拥有100镑商品（＝Ｖ50αα+Ｍ50αα）。他们还拥有200镑商品（Ｃ200），作为他们的可变资本货币形式的100镑货币以及他们的剩余价值借以实现的50镑货币。（他们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Ⅱα的资本家还拥有自己的全部产品，此外，他们还花费了50镑货币，这些货币现在处在Ⅱαα的资本家手中。Ⅱαα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向Ⅱα的资本家购买50镑商品，这样，Ⅱα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又流回到Ⅱα的资本家手里。 现在我们来看看Ⅱβ和Ⅱββ。 Ⅱββ把50镑货币预付在劳动力上。Ⅱββ的工人用这50镑货币向Ⅰ（ａ）购买50镑商品。Ⅰ（ａ）用这50镑向Ⅱ（αα）购买50镑商品。Ⅱαα用这50镑购买Ⅰ（ｂ）的剩余价值50镑。Ⅰ（ｂ）用这50镑向资本家Ⅱββ购买50镑商品，这样，Ⅱββ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又流回到资本家Ⅱββ的手里。 为更明白起见，我们把到此为止完成的一切交易按照我们所考察的顺序列表如下。 在Ⅰ内部的周转完成以后，所呈现出的情况是这样的： （Ⅰ）工人的消费资料： Ｃ200a（商品形式）+Ｖ50a（货币形式和劳动力形式） +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Ｃ200ｂ（商品形式）+Ｖ50ｂ（货币和劳动力）+用于收入流通的25镑。 因为这里所计算的125镑货币在Ⅰ的内部不断流通，所以我们在考察Ⅰ和Ⅱ之间的交换时，可以把其中的第一类归结为： Ⅰ（ａ）工人的消费资料：Ｃ200a（商品形式） +（ｂ）资本家的消费资料：Ｃ200ｂ（商品形式）； 因为这是Ⅰ中同Ⅱ发生流通的唯一的商品。 现在先是Ⅰ（ａ）和Ⅱαα之间发生局部流通。 Ⅱαα先预付50镑购买劳动力。工人用这50镑货币向Ⅰ（ａ）购买50镑商品；Ⅰ（ａ）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Ⅱαα购买50镑商品。这样一来，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重新流回到资本家Ⅱαα的手里。 于是，我们得出： （1）Ⅰ（ａ）和Ⅱαα之间以及Ⅱαα内部的第一次局部流通 这第一次流通的结果是： Ⅰ（ａ）工人的消费资料： Ｃ150a（商品形式） + Ｃ50（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Ｖ50αα） Ⅱ（αα）（ａ）的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资料： Ｃ200αα（商品）+Ｖ50αα（货币）（劳动力）+Ｍ50αα（商品）。 [169]最好总是从作为流通起点的循环来开始描述序列。 这样，第一次局部流通的结果可以表示如下： Ⅱ（αα）αα的生产资料。 Ｃ200αα（αα的商品）+Ｖ50αα（50货币+Ａ）+Ｍ50αα（αα的商品）。 Ⅰ（ａ）工人的消费资料。 Ｃ50a（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Ｖ50Ⅱαα） + Ｃ150a（消费资料形式）。 （2）Ⅱα内部以及Ⅱα、Ⅰ（ａ）和Ⅱαα之间的第二次局部流通 Ⅱα的资本家投入50镑货币作为可变资本；工人用这50镑货币向Ⅰ（ａ）购买50镑商品。Ⅰ（ａ）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Ⅱαα购买50镑生产资料，资本家Ⅱαα用这些货币来补偿生产资料，从Ⅱα购买生产资料。因此，Ⅱα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50镑货币资本又流回到Ⅱα的资本家手里。 因此，Ⅱαα内部产生以下变化： 第一，Ⅰ（ａ）用50镑货币向Ⅱαα购买生产资料。生产资料转到Ⅰ（ａ）那里。 在这次交易以后，Ⅱαα呈现以下状况： Ⅱαα．Ｃ50αα（货币形式）+Ｃ150αα（αα的商品形式）+ Ｖ50αα（50镑货币+Ａ）+Ｍ50αα（αα的商品）。 Ⅱαα用这50镑货币（Ｃ50αα）向Ⅱα购买生产资料。 所以，这次交易以后就得出： Ⅱαα．Ｃ50αα（Ⅱα的生产资料形式）+其他等等。 由此，总运动的结果是： Ⅱα．生产资料（α）。 Ｃ200α（（α）的商品）+Ｖ50α（50镑货币+Ａ）+Ｍ50α（α的商品）。 Ⅰ（ａ）．（ａ）的消费资料。 Ｃ100a（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00a（消费资料形式）。 Ⅱαα．生产资料。 Ｃ50αα（Ⅱαα的生产资料） + Ｃ150αα（αα的商品形式） + Ｖ50αα（50镑货币+Ａ） + Ｍ50αα（αα的商品）。 （3）Ⅱββ内部以及Ⅱββ和Ⅰ（ａ）、Ⅱαα、Ⅰ（ｂ）之间的第三次局部流通 资本家Ⅱββ把50镑预付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50镑向Ⅰ（ａ）购买商品，Ⅰ（ａ）用这50镑向Ⅱαα购买生产资料，Ⅱαα用这50镑购买Ⅰ（ｂ）的剩余产品，Ⅰ（ｂ）用这50镑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这样一来，Ⅱββ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50镑货币资本又流回到Ⅱββ那里。 全部运动的结果： Ⅱ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Ｃ200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Ｖ50ββ（50镑货币形式+Ａ） + Ｍ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Ⅰ（ａ）．（ａ）的消费资料。 Ｃ150a（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50a（ａ的消费资料形式）。 Ⅱαα．αα的生产资料。 Ｃ50αα（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50αα（αα的商品形式） + Ｖ50αα（50镑货币+Ａ） + 0。（因为Ｍ50αα花在Ⅰｂ的消费资料上。） Ⅰ（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50ｂ（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50ｂ（ｂ的消费资料）。 （4）Ⅱβ内部以及Ⅱβ和Ⅰ（ａ）、Ⅱαα、Ⅱα、Ⅰｂ、Ⅱββ之间的第四次局部流通 资本家Ⅱβ把50镑货币预付在劳动力上；工人用这些货币向Ⅰ（ａ）购买50镑的消费资料。Ⅰ（ａ）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向Ⅱαα购买50镑的生产资料。Ⅱαα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Ⅱα购买50镑的生产资料。Ⅱα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向Ⅰ（ｂ）购买消费资料。Ⅰ（ｂ）的资本家用这50镑向Ⅱββ购买50镑生产资料。Ⅱββ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来补偿Ⅱβ的50镑生产资料。因此，Ⅱβ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50镑货币资本流回到Ⅱβ那里。 全部运动的结果是： Ⅱβ．β的生产资料。 Ｃ200β+Ｖ50β（50镑货币+Ａ） + Ｍ5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Ⅰ（ａ）．ａ的消费资料。Ｃ200a（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Ⅱαα．αα的生产资料。 Ｃ100αα（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00α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50αα（50镑货币+Ａ） + 0（50镑用作消费基金）。 Ⅱα．α的生产资料。 Ｃ200（α的生产资料） + Ｖ50α（50镑货币+Ａ） + 0。（即50镑用作消费基金。） Ⅰ（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100ｂ（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00ｂ（ｂ的消费资料形式）。 Ⅱ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Ｃ50ββ（Ⅱ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Ｖ50ββ（50镑货币+Ａ） + Ｍ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 如果现在看一看到此为止得到的结果，那么： Ⅰ（ａ）．ａ的消费资料。 Ｃ200（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因此，Ⅰ（ａ）的全部不变资本完成了从（ａ）的消费资料形式到这些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即到αα的生产资料的再转化。 投入不同生产领域Ⅰ和Ⅱ的全部可变资本（货币资本）花费在Ⅰ（ａ）的消费资料上。 这里不可能发生任何进一步的交换。 现在代替Ⅰ（ａ）的产品的是： Ⅰ（ａ）．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中发挥职能的资本： Ｃ200a（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和劳动力+ Ｖ50a（货币资本） 价值50镑的劳动力 因此，这个资本被再生产出来，重新开始自己的过程。 ［170］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 Ⅱα和Ⅱαα， 那么首先存在： Ⅱ（α）．Ｃ200α（生产资料）+Ｖ50a（货币形式） +价值50镑的劳动力 和 首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从资本分为各组成部分的假定出发，那么，Ｃ100αα由它本身的产品得到补偿，也就是说，不变资本Ｃ200αα的一半，象全部不变资本Ｃ200α一样，由这一资本本身的产品得到补偿。 如果我们从另一划分出发，那么，结果就不同于上述结果。下面还会看到，在作社会划分的情况下，这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可能，Ｃ100αα部分作为生产资料进入Ｃ200α，也就是说，Ｃ200α的相应部分进入Ｃ200αα的生产资料。 例如，在这样的场合：Ｃ200α=Ｃ180α（α的生产资料）＋Ｃ20α（αα的生产资料） 和Ｃ200αα=Ｃ120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和Ｃ80αα（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在这种场合，还会有Ｃ200α（Ⅱ）和Ｃ200αα（Ⅱ）之间的货币流通。 如果为了简便起见不考虑这一点，那么还会发生的就只是Ｃ200α（Ⅱ）内部的货币流通和Ｃ200αα（Ⅱ）内部的不以前一流通为转移的货币流通。如果我们假定，这两种流通各需100镑，那么，Ⅱα和Ⅱαα内部的全部再生产就表现为： Ⅱ（α）．Ｃ200α（α的生产资料形式） 和这一不变资本在Ⅱ（α） 的资本家之间进行流 通所必需的100镑＋Ｖ50α（50镑的货币形式） ＋价值50镑的劳动力 和 Ⅱαα． Ｃ200αα（作为α的生产资料的Ｃ100 和作为as的生产资料的Ｃ100＋Ｖ50αα（50镑货币形式） ＋不变资本200（αα）流通所必需的100镑＋价值50镑的劳动力。 因此，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过程的全部条件得到更新。 如果把整个第Ⅱ类看作社会整体，那就可以看到： Ⅱα＋（αα）．用于α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本： Ｃ400α+αα（生产资料）+Ｖ100α+αα（100镑货币形式） + 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200镑+价值100镑的劳动力。 因此： Ⅱα．Ⅰ（a）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Ｃ400（生产资料）+Ｖ100（100镑货币形式） + 生产资料流通所必需的200镑货币+价值100镑的劳动力。 现在只剩下一点我们还要加以考察：Ⅰ（ｂ）和Ⅱβ+ββ之间的进一步的流通进程。 我们到此为止所得的结果是： Ⅰ（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100ｂ（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00ｂ（ｂ的消费资料形式）。 Ⅱ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Ｃ50ββ（Ⅱ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Ｖ50（50镑货币） +Ｍ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 Ⅱβ．β的生产资料。 Ｃ20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50β（50镑货币形式） + Ｍ5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5）Ⅱββ、Ⅰ（ｂ）和Ⅱβ之间的第五次局部流通 Ⅱββ花50镑货币购买Ⅰ（ｂ）的商品，Ⅰ（ｂ）用这50镑货币向Ⅱββ购买50镑的生产资料，Ⅱββ用这50镑向Ⅱβ购买50镑的生产资料，Ⅱβ用这50镑购买Ⅰ（ｂ）的50镑商品，Ⅰ（ｂ）用50镑向Ⅱββ购买商品，因而Ⅱββ的货币又流回到自己手里。 由此得出如下结果（如果就各步骤进行考察）： Ⅱ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Ｃ50ββ（Ⅱ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Ｖ50（50镑货币） + Ｍ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 ［171］于是得出下述结果： Ⅰ（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150ｂ（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50（ｂ的消费资料形式）。 Ⅱ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Ｃ50ββ（Ⅱ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50ββ（50镑货币形式） + Ｍ50ββ（50镑货币形式）。 下一个过程是在Ⅱββ和Ⅱββ之间进行的；Ⅱββ用50镑货币向Ⅱβ购买50镑商品，结果如下： Ⅱ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Ｃ100ββ（Ⅱ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50ββ（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50ββ（50镑货币形式）。 Ⅱβ．β的生产资料。 Ｃ20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50β（50镑货币形式） + Ｍ50β（50镑货币形式）。 然后，Ⅱβ处于主动地位，向Ⅰｂ购买50镑货币的商品，结果如下： Ⅱβ．β的生产资料。 Ｃ20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50β（50镑货币形式） + 0（因为50镑货币花在β的消费基金上）。 Ⅰ（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150ｂ（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Ｃ50（货币形式）。 最后，Ⅰ（ｂ）用这50镑货币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结果如下： Ⅰ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200ｂ（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Ⅱ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Ｃ100ββ（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Ｃ100ββ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50镑货币形式。 如果不是假定，Ⅱββ预付Ⅱβ和ββ内部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全部货币（例如，Ⅱββ预付25镑，Ⅱβ预付25镑），那么，这50镑不会流回到Ⅱββ那里，而是25镑流回到Ⅱββ那里，25镑流回到Ⅱβ那里。（5）的全部流通的总结果是： Ⅰｂ．ｂ的消费资料。 Ｃ200ｂ（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Ⅱββ．ββ的生产资料。 Ｃ100ββ（Ⅱ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Ｃ100ββ（ββ的生产资料） + Ｖ100ββ（货币形式）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50镑。 Ⅱβ．β的生产资料。 Ｃ20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 + Ｖ100ββ（货币形式）。 Ⅱ的资本完全得到更新，并且Ｃ200ββ(Ｃ100作为β的生产资料和Ｃ100作为ββ的生产资料）和Ｃ200β（β的生产资料形式）得到计算，这实际上就是为Ⅱα和Ⅱαα所假定的情况。 在这里也应当假定，这种不变资本的流通需要200镑，100镑用于Ⅱββ，100镑用于Ⅱβ。 因此，Ⅱβ和ββ进行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完全更新，情况归结如下： Ⅱβ．Ⅰ（ｂ）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Ｃ400（生产资料形式） ＋ Ｖ100（100镑货币形式） ＋ 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50镑 ＋ 它们流通所需要的200镑 ＋ 价值100镑的劳动力 最后，如果我们看一下过程的总结果，那么它将是这样的。 生产基金： Ｃ400（用于Ⅰ（ａ）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 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200镑 ＋ Ｃ400（用于Ⅰ（b）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 这一不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200镑 ＋ Ｃ200镑（Ⅰａ的消费资料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 Ｃ200（Ⅰａ的消费资料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 Ｖ100（100镑货币资料）＋Ｖ100（100镑货币资料） 价值100镑的劳动力＋价值100镑的劳动力 或者：生产基金。 Ｃ1200（生产资料形式） ＋ 这些生产资料的流通所必需的400镑货币 ＋ Ｖ300（300镑货币资本） ＋ 价值300镑的劳动力 和：消费基金。 Ｒ600［注：Ｒ在这里和以下都表示收入（“revenu”。）——编者注］ ＋ 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流通所必需的75镑货币 因此： Ｃ1200 ＋ Ｃ1200的流通所必需的400镑货币 ＋ Ｖ300（劳动力） ＋ 劳动力的流通所必需的300镑（生产基金） ＋ Ｒ600 ＋ 剩余价值的流通所必需的75镑。 因此，正象以前那样，Ｃ1200＋Ｒ600，要计算的只是劳动力和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总额。 1800镑产品通过775镑货币总额进行流通，也就是：400镑——只用于不变资本的交换，其余375镑中，25镑只用于剩余价值的交换，而350镑则用于使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各得其所的流通。 ［172］因此，1800镑商品是通过775镑货币来进行流通的。但是，只说到1800镑商品就不对了。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把300镑劳动力算进去。 我们再次专门考察一下货币运动。于是，总共1800＋300＝2100镑处于Ｗ（商品）和Ａ（劳动力）形式上的价值。 首先，我们得出： （Ａ）Ⅰａ、Ⅰｂ内部和Ⅰａ和Ⅰｂ之间的第一次局部流通 （Ａ）Ⅰａ和Ⅰｂ： （第167、168页［注：见本卷第222—228页。——编者注］） 50镑 2次周转。价值100镑的商品得到实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的Ⅰ流通形式。可变资本、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50镑 3次周转。价值150镑的商品＋Ａ得到实现。 （Ⅰｂ）的可变资本、（Ⅰｂ）的工人收入、（Ⅰａ）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Ⅰｂ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25镑是Ⅰｂ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由他们预付。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 这125镑只在Ⅰａ和Ⅰｂ内部，即在Ⅰ的内部进行流通。 Ⅰ（ａ）＝用货币预付的可变资本50镑购买Ａ（劳动力），（Ⅰａ）的工人用这50镑向Ⅰａ的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于是这些货币又流回到Ⅰａ的资本家那里，等等。这50镑使100镑商品，即50镑劳动力和50镑商品实现流通。这些货币由于这种花费性质，同时就作为货币资本发挥职能，也就是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发挥职能，因此，它们不断重新流回到自己的起点。 资本家用50镑向工人购买劳动力，并把工人自己的价值50镑的产品部分卖给工人。由此就产生了这种货币资本的回流、产生了Ｇ100—Ａ100—Ｗ′—Ｇ100这个运动。货币起初作为货币资本发挥职能，然后作为工人的流通手段发挥职能，这样就流回到起点。 起初，资本（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被预付，然后收入以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这些货币形式被花费。 Ⅰ（ｂ）：以货币形式预付的（Ⅰｂ）的可变资本50镑。在这里，运动比在Ⅰａ的场合更加复杂。50镑必须经过更多的交易，然后才能作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返回到自己的起点。 50镑被预付在劳动力的报酬上。Ⅰｂ的工人阶级用50镑向Ⅰａ购买消费资料，Ⅰａ的资本家阶级用50镑向Ⅰｂ购买消费资料，这样，50镑货币资本就流回到Ⅰｂ那里。 这样，Ⅰｂ中起初把50镑预付在价值50镑的劳动力上：第一次交易。50镑购买50镑的商品（Ａ）。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Ⅰｂ的工人用50镑购买Ⅰａ的消费资料，商品：第二次交易。50镑起初是工资或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形式。 因而是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被当作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用来购买Ⅰａ的50镑商品。 因而，到此为止借助于50镑完成了100（Ⅰａ的100镑劳动力＋Ⅰｂ的100镑商品）的流通。 对Ⅰａ的资本家来说，这50镑是他们的收入的货币形式Ｍ50（Ⅰａ）），或他们的收入的流通手段。他们用这些货币购买（Ⅰｂ）的50镑商品。 因此，现在借助于50镑，价值150镑的商品完成了流通，这就是Ａ50（Ⅰａ），Ｗ50（Ⅰａ），Ｗ50（Ⅰｂ）＝150。 通过最后一次交易，这50镑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 至于形式，那么50镑的镑起初是（Ⅰｂ）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Ⅰｂ）的工人收入的流通手段。 对于（Ⅰa）的50镑商品来说，本身是购买手段， 因而是Ⅰａ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 对于Ⅰｂ的50镑商品来说，本身是购买手段， 由此，又成为（Ⅰｂ）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25镑 用于Ⅰｂ的资本家收入的流通。 50镑的三次周旋促成它们本身的1次流通，由此它们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Ⅰｂ那里。 ［173］（Ｂ）第二次局部流通。在Ⅱαα内部和Ⅱαα和Ⅰａ之间进行 50镑 （1）Ⅱαα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2）Ⅱαα的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3）Ⅰａ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作为这种具有Ⅰａ的生产资料形式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实现（或对Ⅱαα作为购买手段，对Ⅰａ作为它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发挥职能）。 （4）Ⅱαα的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借助于这50镑实现了50镑的Ａ（Ⅱαα），50镑的Ｗ（Ⅰａ），50镑的Ｗ（Ⅱαα） ＝150镑 在Ⅱαα中，作为可变资本（货币）预付的50镑被用来购买Ａ（Ⅰａ的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资料）。 （Ⅱαα）的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50镑商品。50镑是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这50镑现在是Ｃ50（Ⅰａ）的货币形式，也就是Ⅰａ的不变资本的1/4部分 的货币形式。 Ⅰａ的资本家用这50镑货币购买（Ⅱαα）的50镑商品（生产资料）。这样，（Ⅱαα）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又流回到Ⅱαα的资本家那里。 （Ｃ）Ⅱα内部和Ⅱα、Ⅰａ和Ⅱαα之间的第三次局部流通 50镑 （1）Ⅱα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2）Ⅱα的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3）Ⅰａ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4）Ⅱαα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5）Ⅱα的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借助于50镑实现： 50镑的Ａ（Ⅱα）， 50镑的Ｗ（Ⅰａ）， 50镑的Ｗ（Ⅱαα）， 50镑的Ｗ（Ⅱα） ＝200镑 50镑作为Ⅱα的可变资本预付。工人用这50镑购买Ⅰａ的50镑商品。Ⅰａ用这些货币向Ⅱαα购买生产资料（50镑）。Ⅱαα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Ⅱα购买50镑生产资料，用来进行补偿。于是，Ⅱα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50镑货币资本流回到Ⅱα的资本家那里。 （Ｄ）Ⅱββ内部和Ⅱββ、Ⅰａ、Ⅱαα、Ⅰｂ和Ⅱββ之间的第四次局部流通 50镑 （1）Ⅱββ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2）Ⅱββ的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3）Ⅰａ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4）Ⅱαα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 （5）Ⅰｂ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6）Ⅱββ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借助于这50镑实现： 50镑的Ａ（Ⅱββ）， 50镑的Ｗ（Ⅰａ）， 50镑的Ｗ（Ⅱαα）， 50镑的Ｗ（Ⅰｂ）， 50镑的Ｗ（Ⅱββ） ＝250镑 Ⅱββ的资本家预付50镑用作可变资本。工人用这50镑购买Ⅰａ的50镑商品，Ⅰａ用这些货币向Ⅱαα购买50镑生产资料，Ⅱαα用这些货币购买的Ⅰｂ的剩余产品，Ⅰｂ用这50镑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于是，Ⅱββ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50镑货币资本流回到Ⅱββ的资本家那里。 （Ｅ）Ⅱβ内部以及Ⅱβ和Ⅰａ、Ⅱαα、Ⅱα、Ⅰｂ、Ⅱββ之间的第五次局部流通 50镑 （1）Ⅱβ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2）Ⅱβ的工人收入的货币形式， （3）Ⅰａ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4）Ⅱαα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5）Ⅱα的资本家收入的货币形式， （6）Ⅰｂ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7）Ⅱββ的不变资本（1/4）的货币形式。 （8）Ⅱβ的可变资本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借助于这50镑实现： 50镑的Ａ（Ⅱβ）， 50镑的Ｗ（Ⅰａ）， 50镑的Ｗ（Ⅱαα）， 50镑的Ｗ（Ⅱα）， 50镑的Ｗ（Ⅰｂ）， 50镑的Ｗ（Ⅱββ）， 50镑的Ｗ（Ⅱβ） ＝350镑 Ⅱβ的资本家预付50镑货币用作可变资本；工人用这50镑货币购买Ⅰａ的50镑商品，Ⅰａ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向Ⅱαα购买50镑生产资料，Ⅱαα用这些货币向Ⅱα购买50镑生产资料，Ⅱα用这些货币向Ⅰｂ购买50镑消费资料，Ⅰｂ用这些货币向Ⅱββ购买50镑生产资料，Ⅱββ向Ⅱβ购买50镑生产资料。于是，Ⅱβ的可变资本流通所必需的50镑货币资本流回到Ⅱβ那里。 概述 ［174］（Ｆ）第Ⅱ类（α和αα）内部的第六次局部流通 200镑 Ⅱα和Ⅱαα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200镑（Ⅱ（α和αα）的不变资本）的流通。 参看：第170页［注：见本卷第232—235页。——编者注］ （Ｇ）Ⅱββ、Ⅰｂ和Ⅱβ之间的第七次局部流通 50镑 （1）Ⅱββ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2）（Ⅰｂ）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3）（Ⅱββ）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4）Ⅱβ的剩余价值的流通手段。 （5）（Ⅰｂ）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6）Ⅱββ的剩余价值的回流的货币形式。 借助于这50镑货币实现： 50镑的Ｗ（Ⅰｂ）， 50镑的Ｗ（Ⅱββ）， 50镑的Ｗ（Ⅱβ）， 50镑的Ｗ（Ⅰｂ）， 50镑的Ｗ（Ⅱββ） ＝250镑。 假定Ⅱββ把全部货币投入自己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即以货币形式投入50镑，用这些货币向Ⅰｂ购买消费资料；Ⅰｂ用这50镑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Ⅱββ用50镑向Ⅱβ购买生产资料。 Ⅱβ用这50镑向Ⅰｂ购买消费资料（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Ⅰｂ用50镑向Ⅱββ购买生产资料，由此，这50镑又流回到Ⅱββ那里。 （Ｈ）Ⅱββ和Ⅱβ内部的第八次局部流通 200镑 Ⅱβ和Ⅱββ内部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Ⅱββ和Ⅱβ内部的不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社会流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130］第三章［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08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89—397页）。在这里和在后面类似的情况下，某些字句上的出入，是由于恩格斯在辞句上作了修改，或者是为了使俄译文更准确而作的修改。——编者注］ 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商品产品，它的决定性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为周期性的过程，即经过一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的周转。无论我们考察的是形式的循环，还是形式的循环，直接生产过程Ｐ本身始终只是这个循环的一个环节。在前一种形式中，它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在后一种形式中，流通过程表现为它的媒介。它的不断更新，资本作为生产资本的不断再现，在这两种场合，都以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转化为条件。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不断地重新完成各种转化的条件，是资本交替地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条件。 但是，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序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劳动力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媒介作用的买卖行为。 因此，各个单个资本就其总体、就其结合为社会资本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资本本身的循环；（2）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作为商品资本，剩余价值本身也包括在资本的流通中，因为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的循环同样也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包括工资的支付，但是这种工资耗费在商品购买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节，虽然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本书第一册［注：指《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编者注］，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的行为，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来分析。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定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我们假定，一方面，资本家按照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他在流通领域找到使过程重新开始或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各种客观存在的生产资料。我们在那里曾经更详细地考察的流通领域中的唯一行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劳动力的买卖行为。 在本册的第一章［注：见本卷第7—98页。——编者注］，我们考察了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的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除了第一册所考察的劳动时间，现在又加上了流通时间。 在第二章[34]，资本的循环是作为周期的循环，也就是作为资本的周转来考察的。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怎样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种形式的循环；另一方面又研究了决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长短不同的各种情况。我们还指出了，循环期间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比例，对生产过程本身的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第一章主要是考察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种形式，而第二章研究的，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职能。特别是货币资本表现出一种在第一册里没有谈到的性质。在这里揭示了一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一定量资本的大小不等的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周转的条件，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和更新，以便使一个定量的生产资本能够不断地执行职能。 但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表现为商品世界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131］同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现在则表现为社会资本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也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资本的流通、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章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即在这里研究一下。 货币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指出过货币资本的两个方面。 （1）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2）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两个组成部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既定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能够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任何条件下总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均的）数。为消除流通的停滞所必需的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的。 关于（Ⅰ）。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二重化，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同样，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流动资本恰恰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 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再购买。 在这里，就单个资本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后者不过是以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 但是正如第一册已经指出的，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生产本身的规模，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 并入生产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量，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报酬相同时，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如果货币资本随着这种剥削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的加强而增加，那么，它也不是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对原有劳动力在内含方面或外延方面的使用不同，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和体现在其中的生产出来的价值产品增加了，而货币资本没有增加，没有必要使用追加货币资本。如果由于追加辅助材料而必须追加货币资本，那么，资本价值借以预付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和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同一些劳动资料，简单地说就是固定资本，可以用延长使用时间的办法，也可以用增加使用强度的办法，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无须为固定资本追加货币支出。这时，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快了，可是它的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也更迅速地提供出来。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这取决于使用它们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 关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来的熟练程度，情况也是如此。（不太聪明的凯里算出，土地所有者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因为支付给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为使土地具有现在这样的生产能力而投下的全部资本或劳动（当然不提从土地掠夺去的生产能力）。根据这种算法，对单个工人就必须按照整个人类为把一个野蛮人造就成一个现代的美国机器工人所花费的劳动，来支付报酬了。正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这样说：如果把投在土地上的一切没有报酬的、但已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转化为货币的劳动计算一下，那么，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已经一再以高额的利息偿还了，土地所有权也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社会的角度看，如果不包含资本价值的追加支出，当然首先只是增加产品的量，而不是增加产品的价值（撇开它能够用同量的劳动把更多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即把更多不变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这种情况）。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形成资本材料，从而形成资本积累扩大的基础。 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预付大量单个货币资本。关于这一点，如第一册已经指出的，这部分地是通过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实现的，而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从而表现这些价值的预付货币资本，并不需要绝对地增大。单个资本可以通过这些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来增大，而它们的社会总额并没有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只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分配而已。 最后，上一章已经指出，通过周转期间的缩短，能用较少的货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的生产资本。 ［132］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 这只是表明，预付资本——一个由既定的价值额构成的资本，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等于一定的货币额——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价值量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如果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已定的，那么，购买一定数量的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是确定的。或者说，要预付的资本的价值量是确定的。但这个资本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大小是可以伸缩，可以变化的。 关于（Ⅱ）。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每年都必须有一部分用来购买（或生产）货币，以补偿磨损掉的铸币。不言而喻，这对社会生产相应地是一种削减。至于货币资本（它部分地充当流通手段，部分地充当贮藏货币），那么，既然它已经存在，已经取得，它大部分就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自然源泉并存。不能把这种货币资本看成是限制这些东西的。通过它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和外国进行交换）生产规模就能扩大。但这以货币依旧起世界货币的作用为前提。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推动生产资本所必要的货币资本量也就有大有小。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说，或者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彼此不相等，或者流通期间的长短和劳动期间的长短不成倍数，——都会形成潜在的（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 周转期间，就它由劳动期间的长度决定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所决定，所以，不是由生产过程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决定。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规模较大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限度。这个限制被信用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创造任何产品（有效用的）；而另一些生产部门在一年间多次地或者不断地不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创造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在没有后者参加的情况下，前者按什么比例进行。象从前一样，在劳动期间短的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 这种差别是由特殊的劳动过程的物质性质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这里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得到的是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产品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起的，那么，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单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起初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一般来说，由商品生产的性质）引起的。第二，必要的预付货币量和这种预付的长期性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 第一种情况，即要预付的资本必须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不会由于这个货币本身的形式——不论是金属货币、信用货币、价值符号或其他等等——而消除。 第二种情况也决不会由于通过哪一种货币媒介（或一般来说，通过哪一种交易形式）取走劳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却不把等价物投回流通，而受到影响。 ［134］（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社会流通 （ａ）从个人观点和社会观点看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 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曾经指出，产品价值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个价值组成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另一个价值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并且体现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于是，假如所消费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的价值为400镑，预付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为100镑，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剩余价值量也是100镑，产品价值总计为600镑，即 假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再假定资本家出售这个价值产品，把它转化为货币，转化为总额为600镑的货币。对于100镑剩余价值的花费我们不感兴趣。等于400ｃ的第一个产品价值组成部分，只是再现于产品中，而其他两个组成部分，100ｖ和100ｍ，则构成生产过程中新生产的价值产品。然后，由于购买生产资料，400镑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现实要素，100镑由于购买劳动力再转化为可变资本的现实形式。在产品中，生产资本不复存在；它转化为商品，由于商品产品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态变化，由于对这些形态变化起媒介作用的交换行为，它以其最初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商品形式必须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形式必须再转化为构成生产资本的生产要素。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要素形式（它只有以这种形式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是以资本的流通过程行为为媒介的。但是，在考察直接生产过程时，这些行为只是被当作前提。对此我们没有详细论述。然而，一旦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论述时，一些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清楚地呈现出来。单个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执行职能。它的运动不仅决定于它同社会总资本其他部分的社会联系，而且决定于它同整个商品世界，同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的生产消费过程，而且包括社会的个人消费过程）的社会联系。例如，价值600镑的产品——500镑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必须转化为货币，即必须作为商品出售。商品是应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还是作为生产已经完成的或生产没有完成的劳动资料，或者是作为生产出来的材料，进入生产消费，也就是说，充当构成其他资本的物质因素，这取决于该商品的实物形式。 从产品的实物形式来看，例如，产品是奢侈品。虽然这个600镑的商品资本中，4/6即400镑，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只代表他的不变资本的商品形式，1/6即100镑只代表他的可变资本的商品形式，但是很清楚，从社会观点看，这个商品形式的资本既不构成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也不构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充当生产资料，也不能充当必要生活资料。在研究开始时，我们遇到另一个严重得多的困难。体现600镑产品的商品，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实物形式，产品价值的4/6都等于400镑，也就是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在生产产品时损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再现于产品中。产品的这个不变价值部分，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并不是真正地再生产出来。它不构成新价值产品的部分。（见第1卷第174页：“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所生产出来的是旧交换价值借以再现的新使用价值。”［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4页。——编者注］）一旦产品转化为货币，它的不变价值部分（在这里等于400镑）就进行向新的生产资料的再转化，这些新的生产资料应该补偿旧的、在生产过程中磨损了的生产资料。但是，用来补偿已损耗的不变资本的这些新生产资料的价值，肯定不是仅仅由再现的价值组成。另一个困难：我们看到，每个工作日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可以把社会的年劳动看作一个工作日。如果我取全部工作日的一个平均量，那么我们首先就会得出一个算作社会平均量的单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乘以全年中每天使用的工人的平均数，就得出社会工作日。最后，这个社会工作日乘以全年工作日的平均数（按照我们的假设，它的长度是10小时），就得出表现为一个社会工作日的全部年劳动时间。例如，平均社会工作日为10小时。全年同时按10小时工作的工人的平均数为500。于是，一个社会工作日就是500×10＝5000小时。最后，一年中做满的平均工作日数为300；于是，年总劳动就表现为一个长度为5000×300小时＝500000×3＝1500000，即表现为一个1500000小时的工作日。如果现在剩余价值率为100％，那么这个社会工作日就等于75000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750000小时剩余劳动。象每个单个工人的工作日一样，这个社会工作日只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组成，只由生产工资的劳动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组成。那么不是为生产工资或剩余价值，而是为生产补偿一年中所损耗的、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的新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那里呢？ 在第1册中已经谈到（第574、57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7—648页。——编者注］，按照亚·斯密的看法，如果从社会的观点而不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考察总商品产品，产品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个价值部分，就象纯主观的幻象一样完全消失了，而且斯密把这个教条遗留给他的所有门徒。为了向读者说明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先来看亚·斯密本人是怎么说的。 ［135］“在每一个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之一，或三者全体〈即分解为地租、利润（包括利息）和工资〉；并且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这三者都多少不等地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去。” “例如，在谷物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斯密在这里给劳动者和役畜定出同样的作用，并且同样地向他们“支付”工资，这一点看起来是天真的〉，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第1篇第6章） 在后面的第三册里，我们将考察亚·斯密以他自己的分析形式对商品价格进行的分析，即对商品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进行的分析。而为了便于我们的研究，应该把商品价格的形式归结为更简单的表达方式。利润（利息）和地租——这只是剩余价值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名称。因此，斯密对价格的分析归结为价格分解为工资（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构成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归结为两个。他所谈到的并且使之等于零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产品中等于转移到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价值部分。 于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这样阐述问题，产品价值存在于三个组成部分之中：补偿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不变资本价值）的价值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工资）的价值部分，最后是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例如，谷物的价值对单个租地农场主来说分解为：对已损耗的农具和役畜的价值补偿、工资和剩余价值。（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土地所有权的地租。）但是从社会观点看却不是这样。单个资本家本人认为是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东西，对另一个资本家来说，是作为由工资＋剩余价值这两个要素组成的东西存在的。虽然对另一单个资本家，例如租地农场主向他购买农具和机器的那个资本家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于这位生产农具和机器的厂主来说，他的产品——例如播种机——的价值由生产它们时损耗的机器、消耗的煤、原料（铁、木材）等等的价值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由资本的不变部分、可变［部分］＋剩余价值组成。但是在另外某个地方，机器制造业中所消费的机器、煤、原料等等的价值，仅仅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工资和剩余价值；虽然如果我们考察生产蒸汽机、或生产铁、或生产煤的单个资本家时，情况又不是这样；等等。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说亚当在举例上的特别不幸。在他的例证中，谷物价值之所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因为役畜消费的饲料被看成役畜的工资，役畜本身则被看成是雇佣工人；因而雇佣工人也只不过被看成是役畜。） 总之，对每一单个资本来说，产品价值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不变的资本价值＋可变的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而对社会资本来说，总产品价值只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可变的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论证如下： “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或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那么，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第2篇第2章） 因此，从每一单个资本的观点看，产品价值（与价格相符合）分解为，而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总年产品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分解为ｖ＋ｍ；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正是因为，对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商品产品的价值分解为ｖ＋ｍ，而社会商品量的价值只不过等于组成这个量的单个商品的价值总额。 不过亚当·斯密必须说清楚，社会商品价值，或社会总资本生产的年商品价值，怎么能够不同于单个商品价值，也就是说不同于单个资本家的商品产品，而对每一单个资本家存在着的价值组成部分，一当我们考察这些资本家的总数时，这个部分怎么就不存在了（不如说，甚至消失了），也就是说，从社会资本观点看它怎么就消失了。他是这样论证的：现在作相反的假设，即如果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问题，要消失的那一个价值组成部分，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他不承认一开始曾设想：商品价值的社会构成和单个构成之间存在着实际的或想象的矛盾。相反，他认为对于每一单个资本家是正确的事情，对于他们的总数即社会资本也必然是正确的。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宁可说由于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对于单个资本存在，所以它对于社会总资本也存在。［136］正因为如此，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发现了 “逻辑的实际表现”[35]！ 我们认为，斯密把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这是一种轻率的概念。它的作者安慰自己说，如果价值的这种分解不是“直接”发生的，即在考察某一单个资本从而考察单个产品时发生的，那么“最终”这种分解仍然必定是正确的。商品价值如此“最终”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这完全是用无限的进程来聊以自慰的随意设想。资本Ａ的产品包含着等于转移到该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但是这个消费了的不变资本是资本家Ｂ的产品，他的生产资料又是资本家Ｃ的产品，依此类推。包含在年产品中的社会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最终必然会在某个资本家Ｘ手中完结、消失。把问题从Ａ转移到Ｂ，从Ｂ转移到Ｃ，从Ｃ等等一直转移到Ｘ，从而把问题越推越远，直到我们的视线达不到的远处，这种做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样，Ａ、Ｂ等等手中的产品价值，我们也可以从一开始就假设，它分解为即直接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我们看到，斯密进行论证的全部进程只不过归结为，在最后直接假设最终必然发生的事情；因此他的论证的进程是，最终假设的情况与他曾直接假设的情况正相矛盾。 施托尔希接受亚·斯密的这种概念，把由工资和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总额构成的这种价格称为必要价格（prixnecessaire），他说： “用在材料、原料和成品上的流动资本本身＜可见，这就是由辅助物质、生产材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生产材料本身包括半成品＞，是由商品构成的。这些商品的必要价格，是由同样的要素构成的。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商品的总体时，把这部分流动资本算在必要价格的要素内，就是把同一个东西计算两次。”（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0页） 这里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计算两次”。很清楚，例如，纱是生产麻布的原料，虽然纱的价格构成织布业主的一部分不变资本，但是从社会观点看，纱的价值中包含的工资不可能支付两次，即从织布业主的角度看作为原料（或更确切些说，原料的一部分）的价格支付，从纺纱业主的角度看作为工资支付。对社会来说，这部分价值是工资，尽管它表现为织布业主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这只是证明，从社会观点考察的价格，不同于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考察的价格，但是决不证明斯密对价值的分析是正确的。 接着，施托尔希说： “不错，工人的工资同企业主利润中由工资（如果我们把工资当作一部分生活资料来看）构成的部分一样，也是由那些按市场价格购买的、本身包含工资、资本利息、地租和企业主利润的商品构成的……这种看法不过证明，要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同上，注） 例如，假定按斯密的意见来分解价格，就应该认为，纱的价值由工资＋剩余价值组成。如果撇开货币形式，那么工资就由商品组成，而这些商品又由工资＋剩余价值组成。这个问题本来同我们讨论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这里有两个情况。第一，用商品价格决定劳动价格，然后又用劳动价格决定商品价格，这是循环论证。第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第1卷第187页及以下各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7—250页。——编者注］），虽然每一单个的局部的产品（商品部分）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分解为但是，另一方面，产品作为整体可以分解为：价值只等于ｃ的一部分产品，价值只等于ｖ的另一部分产品，价值只等于ｍ的第三部分产品。在那里（在第1卷），这是用来说明每一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的。这样一来，对于社会资本来说，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经济学家既然不能说明单个资本家的商品产品的这种价值分解，当然就更不能说明社会总资本的这种价值分解。 施托尔希说，不能把流动的不变资本计算两次，这句话只不过是斯密原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种说法是为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并摆脱从社会观点计算不变资本（在这里是流动的不变资本）的必要性所需要的。例如麻布的价格。这个价格从一开始就包含从事麻布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此外还有等于纱、煤等等、所使用的机器和厂房等等的价值的不变资本部分。构成织布业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所有这些商品的商品价值又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不变资本部分。在考察体现在麻布中的全部社会产品部分时，不能对其中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总额计算两次（既作为纺纱业主、亚麻种植业主、煤矿业主、机器制造业主等等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又作为织布业主的不变资本价值进行计算），这是很清楚的。对包含在总产品中的同一些价值要素，即工资和剩余价值，不能计算两次（更确切地说，重复计算），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全部价值产品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或者说全部不变资本消失了，也就是说，完全不算数了。无论如何，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从社会观点看的不变资本，不可能由从各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表现为不变资本的所有那些资本部分的价值总额构成。 ［137］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考察斯密的分析。 所有商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地租，即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 商品产品的价格中等于工资的那个要素，只不过是处于商品形式中的可变资本，它是由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预付的，并且由工人把它作为工资花费。这就是商品产品中补偿可变资本以便不断作为可变资本重新预付出去的那个部分。 商品价格按成分来说等于工资＋剩余价值，即等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不构成预付资本的任何部分，不构成资本预付的任何部分。确切些说，这是新的价值产品，它作为超过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被生产出来。这一点首先对于社会剩余价值中由每一单个资本为自己生产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来说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单个资本家支付他所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他的不变资本不断反复地体现在这些生产资料中。 这个价值也包含着这些商品——这些生产资料——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也就是年社会价值产品，——那么很清楚，剩余价值不可能被“计算两次”，对于每一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不可能超过社会资本中他所预付的那个部分而形成余额，总之，它不可能既形成剩余价值，同时又表现为社会总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不管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事情是怎么样的，社会年产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素，不形成社会预付资本的任何要素。 如果从社会产品价格中预付资本或资本要素的观点看，公式分解为： 工资＋剩余价值＝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分解为： 可变资本＋0，或 因为剩余价值不是预付在 分解为可变资本 社会资本生产上的部分。 或者，从社会观点看，全部预付资本直接地或最终地归结为可变资本，归结为预付在购买劳动力上或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 这就是斯密的价格分析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这不过是他的直接说法的另一种表述。他说，第四部分，即花在生产资料上的部分，只是在主观上（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才形成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而在社会方面不是这样；因而，不变资本价值，作为特殊的价格形成要素，并不包含在商品中，因而，不变资本价值，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并不预付在商品生产上。 虽然亚·斯密在这一点可能导致荒谬看法的地方忘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补偿资本的那个部分，始终只直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它只支付生产劳动者的工资……一个人无论把自己的哪一部分基金用作资本，他总是希望这部分基金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因此，他只用它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为资本家执行了资本的职能之后，便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第2篇第3章） 换句话说，全部社会预付资本由可变资本组成，即由这样一个价值额组成，它只有在资本家用它购买劳动力时才为资本家执行资本职能，然后转化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或者说，由生产劳动者用来购买必要生活资料。 亚·斯密是在考察资本积累那一章里指出这一点的。在资本积累、资本新形成时，情况确实是这样，这时资本的最初职能和生产方式、资本的真正实质暴露出来。这里我们在资本的原初状态看到这种情况。新形成的资本所具有的情况，对于原有资本也是正确的。那里所看到的东西，只是这里大部分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按照亚·斯密的意见，现在资本的预付实际上可以只由可变资本的预付组成，所以积累实际上就把这个资本归结为每年生产的财富中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花在工资上的那个追加部分。 “一年内节约下来的东西，象一年内支出的东西一样，照例是会被消费的，而且在同时被消费；不过，它是被另一些人消费的。富人一年内支出的那部分收入，大多数情况下由无用的食客和家仆消费，这些人决不会用任何一点东西来补偿他们的消费。富人一年内为获取利润而节约的那部分收入，直接作为资本使用，消费相同，时间也几乎相同，但由另外一些人消费，由农业劳动者（labourers）、工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者《labourers》相对而言的工业劳动者（manufacturers）〉和手工业者消费，他们把自己一年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同上） 在第1卷第574—57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6—647页。——编者注］我们已经指出过，亚·斯密把生产劳动进行消费和生产劳动者消费财富混为一谈，而由于生产劳动进行消费，每年生产的财富中的追加部分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此作为资本积累；这样一来，全部积累就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追加使用，——然而这完全符合斯密的前提的概念，即全部预付资本从社会观点看直接地或最终地就是预付可变资本，社会资本就其总体来看仅仅由可变资本组成。［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本页末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32—433页）。——编者注］ ［138］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地重复亚·斯密的这种积累理论：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 事实上，李嘉图乐于接受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由工资＋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组成的理论。他和斯密争论的问题是，1．关于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把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 2．实际的向前推进：李嘉图把商品价值分解为这些部分。因此，价值量是前提。价值各组成部分的量的总额是既定的。斯密却相反（他常常背离自己固有的比较深刻的见解），在他那里，工资、利润等等是事先假定的，因此价值量是事后由它们相加得出的。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 （拉姆赛所说的同其他资本相区别的固定资本，正是我所说的不变资本即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拉姆赛，同上，第174页注） 拉姆赛顺便说道： “价值取决于（1）任何商品（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量。（2）取决于这种劳动的产品的一定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量的增长，但不构成维持工人生活的资料这样一种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同上，第59页） 第二点意见很重要。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或以价值或以实物形式，加入用于消费并且本身形成社会年收入的商品产品量，即使这一部分，在一定的“持续时间”也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不管我们怎样考察问题，——是从个人观点考察，还是从社会观点考察，——这一“部分劳动产品”（虽然它后来构成消费基金要素）在一定的时间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这个部分还必须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因此，社会劳动产品的一定部分虽然转化为适于消费的商品，但始终要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这就是Ａ部类[36]（我们以后要对它进行考察）的不变资本。 约·斯·穆勒先生自然是以其特有的学究式的妄自尊大重复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资本家用于生产的费用……由支付劳动的工资构成。直接付出的工资占每个资本家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其中包括用在材料、工具和建筑物上的费用。但是材料和工具是由劳动生产的；因为我们所假设的资本家不是代表单独一个部门，而是代表全国生产工业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自己生产工具，提供材料。他借助预支的费用完成这件事，这些费用也全是由工资构成。如果我们假设他不生产而是购买工具和材料，那么事情也不会有变化：他补偿另一个生产者所支付的工资。不错，他补偿给他的还有利润，如果他自己生产这些东西，他自己就会获得这部分费用的利润，就象获得其他部分费用的利润一样。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从材料和工具直到成品，全部费用仅仅只由工资构成；例外的只是参加进来的资本家中的那样一些人，他们为了公共利益〈！〉到工序完成得到自己的一份利润。最终的产品中不构成利润的那一部分，全都是对工资的补偿。”（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68年伦敦大众版第253页） 事实上，约·斯·穆勒先生在更早的一部著作中就企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和解释斯密的以及李嘉图的理论。为了便于计算等等，他在那里曾假设，由于某种发明，种植谷物的资本家（租地农场主）不需要固定资本和种子了。（《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100页］） （资本家必须象其他任何不是资本家的商品生产者一样支付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至于这种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无酬劳动，也就是由剩余价值组成这一事实，丝毫不会使这些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因而也不会使资本家必须支付这个价值这件事发生变化。因此可以认为，资本家由于必须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价值，即他的资本的现实要素的价值，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所以他由此也会提供剩余价值流通所必要的货币。于是，一个资本家为支付不变资本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同时对另一资本家来说（其实在每一单个场合，情况看来也是这样）就表现为他的剩余价值流通所必需的货币。例如，织布业主购买纱、机器、煤等等。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中也包含着剩余价值。这些货币由织布业主作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形式预付出去或投入流通，但是，同时这些货币把生产纱、机器、煤等等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他们可以用这些货币再去购买个人消费的麻布，这些货币又可以实现织布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但是每一单个资本家，就他个人来说，不能把他预付在不变资本上的并且由于出售商品而不断重新流回他手里的那些货币当作收入花费；他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些货币当作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花费。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对于单个资本家的总数，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正确的。由此产生出全部的混乱。构成不变资本——不论是单个资本家的还是全社会的——的商品量的价值，就象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一样，可以分解为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的可变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也适用于单个资本家的每个局部产品，特别是当他的产品由离散的产品，如谷物、机器等的量构成时，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来说，这是孤立的社会的局部产品。但是，如果从一部分产品的角度看问题，那么这个［外观］就会消失。以不变资本形式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买卖在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商品量，只是社会商品量或年产品的一部分。作为这样一个特殊部分，它只不过是社会不变资本价值的实物形式。这个商品量既不包括工资花费在上面的商品量，也不包括剩余价值花费在上面的（或在其中得到实现的）商品量。它的价值——就是社会产品价值减去工资价值，再减去剩余价值。 ［139］可见，必须预付在构成不变资本的那部分社会商品量的流通上的货币，并不预付在构成剩余价值的商品量的流通上，同样也不预付在构成工资的商品量的流通上。关于这一点应该在后面比较详细地叙述。） 约·斯·穆勒先生又说： “从长远来看〈这应该是时间持续的意思〉〈这是斯密的“最终”这个词的穆勒式的文雅的代用词，它是同“直接地”一词相对而言的〉，资本本身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转化为工资。”[37] 前面我们说过（第1卷第553页）： “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2页。——编者注］如果资本家每年消费剩余价值，就象剩余价值每年被生产出来那样，那么资本家就是把它当作收入来花费。这是他的产品价值中每年他可以作为私人消费者花费的那个部分。相反，如果他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如果他把它投入资本，那么按照我们刚才叙述的斯密的理论，这也丝毫不会改变这部分产品的消费性质。区别只在于，资本家让其他人——不是家仆而是生产工人——消费掉这部分产品。 至于这种剩余价值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以生产资本家的利润的名义，另一部分以借贷资本家的利息的名义，第三部分以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名义，被装入私囊和消费掉，这完全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全部年剩余价值仍然表现为资本的年收入，并且作为这种收入可以被非生产地消费掉。 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斯密的分析），是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从而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的可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即同劳动力进行交换的实际商品（而不是这些商品借以预付出去的货币形式），不论是它的价值还是它的实物形式，实际上只不过是工人本身每年以实物形式和按价值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商品量。这个部分作为可变资本进行预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表现形式。因为这部分年产品或年产品价值是劳动力的周期果实，每年由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消费，所以即使它在资本家手中不构成任何预付的可变资本，它也可以看作是工人的年收入。这种收入分解为工人每年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和其他生活资料。 可见，由于每年生产的社会产品的价值等于： 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于工资＋剩余价值， 所以这个价值可以非生产地消费，可以加入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年总工资构成工人阶级的年收入，这个收入的价值可以在一年中以价值相等的一部分年产品的形式被消费掉。年总剩余价值构成资本家阶级的年收入，资本家阶级每年可以用这个价值购买和消费年商品产品中代表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 总之，每年生产的商品量的价值等于 工人工资的价值＋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 等于工人阶级的收入＋资本家阶级的收入。 这两种收入的总价值等于每年生产的商品量的总价值。一个总价值抵补另一个总价值。因此，每年生产的商品量可以作为收入花费和消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更确切地说，一国的或国家的年总生产归结为年收入，即归结为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的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和等于每年支付的工资总额的工人阶级的收入。因而，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会进入社会成员的年个人消费。 亚·斯密反对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种必然的结论。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让·巴·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注：本段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33页）。——编者注］ 亚·斯密在第2篇第2章先引述自己的理论，即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然后接着说： “这个年产品〈“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润或地租”〉，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 可见，全部年产品归结为收入，可以由相应收入的所有者消费。亚·斯密从正确的运用自己的价格理论一下子转到相反的论点。转变是通过不正确的举例、直接的歪曲进行的。 “虽然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总价值这样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分配，构成他们的收入，但是就象我们把私人地产的地租区分为总地租和纯地租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收入作这样的区分。 私人地产的总地租包括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一切；纯地租则是扣除管理、修理的开支以及其他一切必要费用之后，留归土地所有者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他不损及自己的财产而可以归入用于直接消费……的基金的东西。”（第2篇第2章） 亚·斯密通过把年产品总价值归结为工资＋剩余价值，或象他说的，归结为工资＋利润＋地租，从而把社会的年总产品归结为社会的年收入，也就是归结为一年中必须消费的产品。然后他企图借助于某些实际上是荒谬的作法，用“收入”一词来摆脱这种伤脑筋的处境。 这里以单个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为例，因为地租构成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本身构成分解为收入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现在在这个例子中必须说明，收入并不分解为收入，这一点对于单个土地所有者就象对于社会一样是不正确的。但是怎样证明这一点呢？借助于荒谬的概念混淆。 ［140］第一个歪曲：假设资本家（租地农场主）提供进行耕作所需要的全部资本，也包括建筑物等等。资本家为进行修理，一般来说为补偿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维修他的农具所花费的那部分产品价值，不形成他生产的剩余价值或他的收入的任何一部分。这部分价值形成补偿生产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如果不是租地农场主，农业资本家，而是土地所有者提供这部分不变资本，并且必须使它得到补偿，这一点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不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这种产品中必须用于修理费的那部分价值，不构成剩余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但是构成补偿一部分不变资本的那个组成部分。这部分产品价值不构成地租即剩余价值的任何部分（斯密把地租只看作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只具有属于地租的外观，因而构成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因为租地农场主并不直接用它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而是把它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后者为租地农场主补偿这部分不变资本。补偿不变资本的这部分产品价值是由Ａ花费，还是由Ｂ花费，这绝对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这部分价值照旧不构成收入，而构成补偿不变资本［的基金］。亚·斯密企图这样掩盖这个伤脑筋的事实，他先让租地农场主把产品价值的这个不变部分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然后让土地所有者再把它偿还给生产基金：也就是说，斯密让土地所有者不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是作为与租地农场主相结合的资本家。如果租地农场主有合伙人，并且把价值产品的一定部分支付给他作为维修建筑物等等的费用，以便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难道这部分价值会因此而成为某人的收入或剩余价值的一个部分吗？ 第二个歪曲。但是，亚·斯密并不满足于这种虚假的搪塞之辞，他又谈到了单个土地所有者从自己的地租中支付的所有其他费用。比如说，土地所有者必须向为他收租的地产管理人支付工钱，向对他的地产实行抵押借款的资本家支付利息，向国家缴纳税款。所有这些同样构成这位善良的土地所有者的纯收入的正当扣除。但是这绝对不会使下面这件事发生任何变化，即作为地租支付给他的那部分土地产品价值，构成由他、他的管理人、他的债权人以及国家作为收入进行消费或可以进行消费的剩余价值。至于剩余价值起初由Ａ得到，但并不全部留在Ａ的口袋里，而是必须同Ｂ、Ｃ、Ｄ等等分享，这一点与这个剩余价值的经济性质没有任何关系，不管从剩余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还是从它形成收入来看，都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亚·斯密说“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38]——他现在开始精力充沛地进行论述，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这里他所指的正是每年生产的商品资本中必须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 “构成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同上）， 就是说，从社会观点看，这个部分任何时候也不会分解为剩余价值或工资，同样， “构成个人或社会的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不是总收入或纯收入的部分”［第2卷第272页］。 亚·斯密只把产品价值中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看作补偿不变资本，因而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分解为任何人的收入的价值部分。这种情况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只要产品价值有一部分分解为不变资本价值，而不分解为工资，不分解为剩余价值，有这样一个结果就够了。斯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所做的区分，只是为了对与他的价格分解相矛盾的这个结果进行辩解，对他和他自己相矛盾进行辩解。总收入——这是完全不能说明总商品产品的词句。至于这个总商品产品的价值分解，——不是分解为收入，——这在总收入价值大于纯收入价值这句话中已经说出来了。如果纯收入指的是剩余价值，那么这就是说，总产品价值分解为补偿不变资本所需要的东西＋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等于纯收入。如果说的是产品中什么部分分解为收入，那么可变资本也分解为工人的收入，结果是，产品价值分解为生产产品时损耗的不变资本的价值＋收入（等于工资＋剩余价值）。 亚·斯密不敢做，而他的庸俗化者让·巴·萨伊敢于去做的，就是从斯密的价格分析得出逻辑的结论。他直截了当地说，从社会观点看，总收入和纯收入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全部社会产品分解为收入，每年由工人当作工资，由资本家当作利润，由土地所有者当作地租，全部用掉。 “一个人拥有一万法郎收入并且把它们全部吃光，——是否因为他把收入全部用掉就应该把他看作是没有收入的人呢？” 纯产品只能和私人利益有关系，“每一个企业主从局部出发〈可见这种事纯粹是主观的〉，把他所得到的东西扣除他所支付的东西以后的余额看作纯产品；然而他所支付的东西，他预付出去的东西，对接受他的支付的人来说是纯产品。呢绒厂主向农民购买羊毛：付出的价值对他本人来说是预付，对农民来说是利润，是农民收入的一部分。农民又只把他所得到的东西，他的返回来的费用看作纯产品；而他的费用本身又构成某人的收入——例如他的耕地人，他对后者的劳动进行支付。 因此，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作为收入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64页） ［141］由此可见，由于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分解为工资＋剩余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而且每一个价值组成部分都构成工人、资本家或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资本家的预付可变资本分解为工人的工资，从而分解为收入，所以社会总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各种收入，因此可以在一年中进行消费。 至于价值的不变部分，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年产品价值中构成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则只是主观的假象，只有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看才是真实的。所以，充当一个人的不变资本，总之是充当资本的东西，事实上是另一个人的收入——这句话从那时起在庸俗经济学中处处可见。 最后，虽然当考察每一单个资本家时，所生产的价值产品只等于工资＋剩余价值，而且与产品的总价值不相符，后者还包括这一资本家所使用的、所消费的、但不是年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但从社会观点看，资本家阶级每年生产的价值，与产品总价值，与物化在社会年产品中的价值是相符的。因此资本家阶级可以用等于工资＋剩余价值的价值购买社会年产品。 “要完全了解这种收入，就必须注意，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各种人的收入，因为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工资在这里正是叫做“勤劳者的利润”〉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而不象某派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同上，第63页）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斯密的价格分析导致这个真实的、从他的观点看是必然的、但显然是荒谬的结论，这种分析很自然地引起了相反的意见，这种意见恰恰来自把斯密教条当作基础的人，这个人在这个基础上声称对商品价格的任何确定的分析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施托尔希。 “让·巴·萨伊先生断言……一国的收入等于它的总产品，也就是说，从收入中没有给生产费用留下任何东西……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一部分分解为资本，一部分分解为利润。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家所需要的产品，也用来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28、134—135页） “我们要问，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的家庭（我们在俄国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其收入是否等于这个家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总产品？难道一家人能够住自己的粮仓和畜棚，吃自己的谷种和饲料，穿自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乐品吗？按照萨伊先生的论点，对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同上，第135—136页］“萨伊把总产品看成社会的收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可以把等于这个产品的价值消费掉。”［同上，第45页］“一国的纯收入，不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消费了的价值总额的余额构成，就象萨伊所描写的那样，而只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为生产目的而消费了的价值的余额构成。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消费这全部余额，那么它就是消费自己的全部纯收入。”［同上，第146页］“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而不必扣除任何资本〈即不变资本，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由工人作为工资，因而作为收入消费〉，那么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同上，第147页］“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即不变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同上，第150页］ 可见，施托尔希认为，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35页止由恩格斯基本上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34—439页）。——编者注］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起来的，而按照这种分析，每个商品的价格等于工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只是（通过萨伊）他才弄清楚，这种价格分析导致荒谬的结果。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有科学意义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观点。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截然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不正确的。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142］（ｂ）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Ａ）假定没有货币流通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形成它的分数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社会产品中补偿资本，即加入生产以及再生产的那些部分，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些部分，就是说，既包括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也包括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这种消费既包括商品世界的再生产，也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这些阶级的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显然，我们应当分析的是第三个流通公式： 特别是由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我们应当从Ｗ′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形式补偿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在分析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假定，单个资本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以货币形式补偿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然后通过再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满足于这个假定了。既然这些生产要素是客观的东西，那它们就同用来和它们交换并由它们来补偿的单个产品一样，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同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这个部分存在，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和物质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因此，首先要研究规模不变的再生产。其次，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如果价格同价值发生偏离，这种情况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并不会有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交换的仍然是同一产品量，虽然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不再和他们各自预付的资本成比例，不再和他们每人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成比例。至于价值革命，那么，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发生的，就不会改变全部年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发生的，就会成为干扰。第一，这种干扰只有在被看作是对保持不变的价值比例的偏离时，才能被认为是干扰；但是，第二，关于年产品价值例如以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以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规律一经得到证明，那么，价值革命，无论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上还是在可变资本的价值上发生，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作为这种或那种资本执行职能的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因为原有价值将被另外的价值取而代之。 最后，为使问题简化成它的最简单的情况，一开始就必须完全撇开货币流通，就是说，也撇开资本的货币形式。流通的货币量显然不构成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它是保证这些产品的流通的。 因此，如果说的是总产品价值分为不变价值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以货币流通为转移。只有在撇开货币流通来考察问题之后才会看出，以货币流通为媒介会出现怎样的景象。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我们的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这种生产过程，在每一单独场合，都表现为一个单个资本的过程。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需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需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必定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范围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产品的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社会总年产品分成两大部类：（Ⅰ）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Ⅱ）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Ⅰ）消费资料的生产 直接提供消费资料——食物、衣服等等的所有生产部门，从社会观点看，构成一个单一的生产部门，构成一个种类（虽然它由极其不同的种和亚种组成），即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全部资本，从社会观点看，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单一的大部类，形成社会资本中用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部分。 这个资本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它所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它所雇用的全部工人的工资价值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的，即由它所推动的活劳动本身构成的。 第二，这个资本分成不变资本，它等于为生产生活资料而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资料一方面分成固定资本，机器、劳动工具、容器等、建筑物、役畜等等，或分成流动不变资本，由辅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组成的生产材料。 至于年的（一年中生产的）总商品产品，它的价值由下列部分组成，第一，一年中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第二，等于所使用的劳动力或可变［143］资本的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即体现了一年中所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产品价值。可见，为生产生产资料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构成产品价值、消费资料价值的一部分，并作为这样一个部分再现出来。然而，不论是劳动力本身，即工人，还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都不作为商品产品的一个部分再现出来。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活劳动，只属于生产过程。它消失在自己的结果即产品中。它只是在资本的生产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作为资本的，并入资本的动力，发挥作用。它不构成资本生产的商品资本的任何要素。但是另一方面，必须以资本可以随时在市场上找到雇佣工人为前提。否则它就不能把劳动力并入自身。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不论是商品（本来意义的）还是工人，都是过程的产品。因为工人通过消费他们得到的那部分消费资料而保存和再生产自身，并且象我们还在第一卷[39]所指出的，由于过程的全部机制的作用，这些工人最终仍然作为雇佣工人出现在市场上。可见，如果考察全过程，事实上工人，即作为雇佣工人的工人，会象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一样地被再生产出来，作为资本被再生产出来。但是，工人就象他们的劳动本身一样，不是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虽然他们的价值是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 商品产品——消费资料——的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生产它们时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包括生产它们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全部价值。生产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全部被消费，所以它们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上。但是固定不变资本只有一部分被消费。因此，［只有］这部分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产品上。另一部分固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照旧存在，并继续执行职能，虽然它的价值减少了。如果我们考察产品价值，那么这部分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对我们来说就不存在了。这个部分是独立于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外的那部分资本价值，它存在着，继续与新生产的商品价值并存。这一点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已经指出过（《资本论》第1卷第179页及下一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8—239页。——编者注］）。在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我们在这里对它的考察一开始不谈货币流通，从而也不谈货币资本，这时产品——商品——价值的这种演绎（抽象）已经不够了。如果我们考察单个资本的年商品产品，那么为生产年商品产品所使用的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不仅仅等于实际上以实物形式被补偿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它等于固定资本的年平均损耗，固定资本必须这样得到补偿，即在它的整个生命期满后，例如20年后，它能够以实物形式全部得到更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价值的1/20（等于1000，如果固定资本的价值例如是20000的话）是否每年用于实物形式的替换，是无关紧要的。相反，从社会资本的观点看，在解决一年中消费的资本怎样能够由商品产品来补偿这个问题时，一开始考虑的只是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中必须以同种新物，即以实物形式，部分地或全部地实际进行替换的那一部分。应该指出，下面对年价值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一部分）进行的考察中，设想的是转移到产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固定部分，只等于固定资本价值中为了能够以同样的规模重新开始再生产而必须以实物形式进行补偿的那一部分。 我们假设，预付在社会生活资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等于400镑。这400镑在这里等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些生产资料必须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以便在下一年再生产过程得以重新开始。设可变资本等于100镑，也就是说，这是生产这些生活资料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最后，设剩余价值率等于100％，因而，等于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量将是100镑。 在这个假设中，产品的年价值，即一年中社会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的价值等于600镑，即。这全部产品以消费资料的，即可以进入社会消费的商品的实物形式存在，按照我们的假设，它们实际上也进入社会消费，因为我们的前提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前提是工人消费全部工资，资本家消费全部剩余价值。 如果我们先考察产品的1/6，它等于100镑，即等于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等于体现年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那么这个部分全部由资本家消费，并且它象这种社会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以它可以直接进入消费的形式存在。它一部分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在这里，从社会角度进行的考察和从单个资本的角度进行的考察，区别只在于：生产某种生活资料的单个资本家，以他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只消费自己剩余价值的某一部分，也可能完全不消费。他以各种并非他自己生产的商品量的形式消费这个部分，这种消费——他的剩余价值在整个一系列消费资料中的这种实现——对他来说，第一以出售他的产品为媒介，第二以花费货币为媒介，这些货币在购买他的各种消费资料时抵偿包含在他的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相反，如果考察生产消费资料的整个部类的资本家，那么很明显，他们全体直接消费掉他们自己总产品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的价值等于这个总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这些资本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个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全体资本家共同生产的剩余价值100镑中所占的份额，从总剩余价值中抽出必要生活资料和商品，而且，当然会发生每一单个资本家提供给消费基金的商品和他从这个基金中为个人消费抽出的商品之间的换位，以及这些商品的所有者的更换。 （Ⅰ）的商品产品中价值100镑的这个1/6，前面已经说过，由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组成。如果我们考察形成这个量的所有单个商品的价值，那么这些独立的商品本身中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归结为。这就是说，它们的价值一部分由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组成，另一部分由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组成（这个价值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可变资本，或工资），第三部分由剩余价值，由体现在商品中的无酬劳动组成。但是，因为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等于100镑，就是说，等于总产品中体现一年中付出的全部无酬劳动的那1/6价值，因而等于总年产品中（Ⅰ）这个部分包含的剩余价值，所以在（Ⅰ）中的资本家阶级可以把100镑的商品，即等于总产品价值1/6的商品量，从总产品中抽出、取走，把它并入自己的消费基金。如果考察的不是单个商品本身，而是把它们看作价值等于总产品价值1/6的局部产品，情况就会是，它们既不包含任何不变资本价值，也不包含任何可变资本价值。它们仅仅是剩余劳动的体现，因此，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移到总产品上的价值量，现在自然就集中在总产品的其他5个部分。（参看第1册第187页及以下各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7—248页。——编者注］） 总产品中价值100镑的第二部分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由在Ⅰ中工作的工人阶级消费。在作为总产品价值一个部分的它的价值中，只体现必要劳动。虽然商品（主要是Ⅰ的工人阶级从总商品量中得到的必要生活资料）由不变价值、可变价值和剩余价值组成，但是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等于100镑，就是说，等于商品量的第二部分价值，其中只包含工资（可变资本价值），或只体现必要劳动。 对于单个工人来说，他们消费的产品同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不相符合，或者只是部分相符合。而他们全体作为阶级共同消费的量，只构成他们共同生产的［144］商品量的某一部分。 其次，在这里，当我们撇开流通过程的媒介来考察再生产过程时，必须指出，Ⅰ的总产品的一部分被抽出加入工人的消费基金，是同Ⅰ的资本家阶级的可变资本重新得到补偿同时发生的。 工人的个人消费同时就是他们个人本身的再生产过程或保存过程。个人消费保证工人不断存在和出现在劳动市场上。 另一方面，可变资本作为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要素，就是劳动力本身。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补偿这个可变资本的价值，他付出的价值等于体现工人必要劳动的工人产品的价值（表现在必要生活资料和其他商品中的价值）。借助于Ⅰ的工人阶级的年产品的这部分价值，资本家不断重新购买会生产这个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Ⅰ类别的工人阶级只是由于为了这个价值而不断向Ⅰ的资本家阶级让渡他自己的劳动力，才获得这些生活资料，才有可能在商品市场上购买这些生活资料作为自己的消费基金。因此，等于100镑ｖ的这部分产品的消费本身包括：（1）这些商品的消费，它们离开商品市场，进入Ⅰ的工人阶级的消费基金；（2）由于消费这些商品，工人本身得到再生产；（3）工人由于不断反复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他们生产的这部分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可变资本价值转化为劳动力和被同一价值的劳动力所代替，他们发生再转化，并不断作为雇佣工人存在。工人的这种消费过程与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补偿或不断再生产同时发生，并以此为条件。 Ⅰ的这部分社会产品，其价值等于＝200镑＝总产品价值的2/6，因而它只是全部产品量的一部分，价值为200，即总产品价值的2/6，——这就是Ⅰ的资本生产的全部年价值产品。社会总劳动或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一半体现为100镑，即总产品价值的1/6，这部分价值等于生产这些产品时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说，等于整个社会工作日中形成可变资本的，形成工资的，换句话说，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那一半。整个社会工作日的另一半由无酬劳动组成，它体现在总产品价值中等于它的剩余价值的那个部分中。在等于200镑的产品价值（分解为工资价值和剩余价值）中，体现了整个工作日。此外，在这个工作日中再不生产任何价值产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Ⅰ类别的商品（即一年中生产的社会消费资料）的总量是Ⅰ在一年中使用的劳动的产品。如果把它作为使用价值来考察，这就是劳动的产品。正是由于劳动以其不同的形式——生产不同的社会消费资料所需要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同构成生产的客观因素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结果，生产出Ⅰ的年产品。然而，Ⅰ所使用的劳动的这个年产品的总价值，不是这个劳动的价值产品。相反，Ⅰ的产品总价值等于，就是说，它等于一年中新生产的价值或年价值产品200镑（100ｖ＋100ｍ）＋400镑价值，这400镑不是Ⅰ的工人在一年中生产的，而是在他们的生产之前就作为他们消费的生产资料——他们劳动的客观条件——的价值而存在的，即作为不变价值进入他们的劳动过程。这400不变价值在产品总价值的4/6的价值中，在400镑中再现出来。但是，它不是以它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因而能够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400镑不变资本的那种实物形式再现出来。现在它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就是说，它构成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等于这些消费资料总价值的4/6＝2/3。为了补偿预付的、消费了的不变资本，它必须从这种消费资料的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形式。现在它作为Ⅰ的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存在，或者说，作为Ⅰ的产品中价值等于预付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部分存在。这个不变资本作为价值在自己的产品中被替换了，但是这个价值是以商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这些商品不是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因而不是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所以不能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只有具备这种补偿条件时，再生产才是可能的。因此，现在我们还必须考察社会年产品的第二部类，生产资料。 （Ⅱ）生产资料的生产 假定预付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已消费的资本价值，即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800镑。 这里不包括（象在Ⅰ中一样）以其实物形式继续存在的固定资本，也不包括固定资本中用于下一年的再生产而没有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价值。 假设在Ⅱ这个生产部类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即一年中使用的并已消费的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200镑。假设剩余价值率象在Ⅰ中一样，是100％；换句话说，Ⅱ的整个年工作日一半是必要劳动，另一半是剩余劳动。于是，剩余价值量将等于200镑。 因此，Ⅱ的总年产品价值等于1200镑，即800镑ｃ＋。这个总产品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构成。Ⅱ的年产品这个价值中，只有4/12＝2/6＝1/3＝400镑是Ⅱ的工人阶级生产的年价值产品；就是说，整个年工作日把价值400追加到产品上；这个工作日的一半是必要劳动——200，等于工资或可变资本的价值，工作日的另一半是剩余劳动，200镑剩余价值°因此，总产品价值400镑的一部分——1200的1/6，即200镑，由工人花费，另一部分即200镑由资本家花费，前者由工人当作工资花费，后者由资本家当作剩余价值花费。但是Ⅱ的产品的所有要素都由不进入个人消费的生产资料组成。所以这部分产品必须同Ⅰ的一部分产品相交换，Ⅰ的这部分产品等于400镑，代表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价值，但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实物形式（消费资料）而不能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于是，这里就发生Ⅰ的总额为400的商品（消费资料）同Ⅱ的总额为400的商品（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Ⅰ的商品代表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价值，Ⅱ的商品分别代表它的生产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剩余价值和工资，其价值等于他们生产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的总额。通过这种交换，商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再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形式，即转化为Ⅰ的这个不变价值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这就是Ⅰ的再生产的不变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同一交换，Ⅱ的商品产品中直接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即以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转化为Ⅱ的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资料形式，即转化为他们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可以进行个人消费的实物形式。这样一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另一个条件就实现了，这个再生产过程把消费过程当作自己的一个条件或自己的一个环节包括进来。 ［145］其次，必须指出以下的情况。 Ⅱ的资本家阶级，象Ⅰ的资本家阶级一样，把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交给工人，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对劳动力进行预付，从而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暂时还是把货币流通撇开不谈。）但是，Ⅱ的工人阶级必须用等于200镑的产品去交换Ⅰ的价值200镑的产品，以便能够消费它。 400镑产品部分（消费资料形式）的交换，对于Ⅰ类别的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只不过是他们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从生活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的产品的简单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这个不变价值部分能够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在Ⅰ中这种交换只从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出发。对他们来说，这是资本的交换。相反，对于第Ⅱ类来说，这种交换只是它的产品中价值由工资（即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那个部分的交换。对他们来说，由于这种交换，这个价值只是从其不可消费的商品的直接实物形式变为可消费的商品。 现在我们已经处理好了Ⅰ的全部产品和Ⅱ的1/3产品。 其中，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价值为600镑的Ⅰ的产品中，2/6＝1/3＝200镑，由它自己的生产者，资本家和他们的工人消费掉，即转入他们的消费基金。Ⅰ的产品的4/6或2/3，由第Ⅱ类别的资本家和工人消费掉，即被他们的消费基金吸收。相反，Ⅱ的产品中，生产资料中，只使用了4/12＝2/6＝1/3，即400镑。这个数额补偿了第Ⅰ类别资本家的不变资本。 因而，在（Ⅱ）中还剩下2/3的产品价值800镑。［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48页止由恩格斯基本上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70—474页）。——编者注］这个价值等于Ⅱ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再现的价值并不是在Ⅱ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而是当年以前作为不变的价值，作为这个过程的生产资料既定的价值，进入这个生产过程的。它现在存在于Ⅱ的那部分没有被第Ⅰ类别的资本家吸收的商品量中。因而，仍然保留在Ⅱ的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这个商品量的价值等于他们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价值的2/3。 关于生产一种特殊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我们可以说：他出售他的商品产品，或者说把它转化为货币。当他把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时，他也就把他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货币了。然后，他用这个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再向别的商品的卖者购买自己的生产资料，或是把他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一种它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而现在，这样假定就不行了。第Ⅱ类别的资本家包括生产生产资料的全体资本家。此外，留在他们手中的800镑商品产品，是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这部分社会产品不能和任何别的部分交换，因为年产品中已经不存在可以和它交换的任何别的部分。年产品的其余部分已经全部作了安排：一部分为社会的消费基金所吸收，另一部分用来补偿第Ⅰ类别的不变资本。第Ⅰ类别所有能够用来和第Ⅱ类别交换的东西已经全部交换完毕。 只要我们注意到，Ⅱ的全部商品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构成的，困难就很容易解决。这里出现的现象和上述Ⅰ中出现的现象相同，只是方面有所不同。在Ⅰ中，全部商品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因此，其中由这种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来计量的部分，可以由它的生产者本身消费。在Ⅱ中，全部商品产品由生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容器、辅助材料、原料等等构成。因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它的实物形式用Ⅱ的商品产品进行补偿，以便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在Ⅰ中，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由它自己的生产者个人消费掉，而在Ⅱ中，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则由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上消费掉。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进入个人消费，在后一种情况下，产品进入生产消费。第Ⅱ类别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是在第Ⅱ类别的一部分商品产品＝800镑中再现的，而且是以实物形式再现的，这种形式的商品产品能立即作为新的生产资本（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在Ⅰ中，600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总额＝200），直接进入Ⅰ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另一方面，这个商品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400），不能再进入Ⅰ的资本家的生产消费，而要通过和Ⅱ的交换来进行补偿。相反地，Ⅱ的价值为1200的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总额＝400镑），不会进入它的生产者的个人消费，而是必须首先和Ⅰ的产品交换。另一方面，这个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却处在这样一种实物形式上，这种形式的不变价值部分——如果把第Ⅱ类别的资本家看作整体——能够直接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Ⅱ的不变资本，由大量的不同的资本群构成。它们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例如，有若干被投入铁的生产，有若干被投入采煤业，等等。每个这种资本群或每个这种社会的群资本，又由许多大小不等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构成。 这一点在本节完全应该提出来，实际上在第一节也应该提出来。 首先，社会资本，比如说1500（可以用百万等等来表示），分成不同的资本群；也就是说，1500的社会资本分成各个特殊的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被分别投入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投入每个特殊社会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价值，按照它的实物形式，部分地由各特殊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构成，部分地由它们的经营所必需的、具有相应的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构成，这种劳动力由于分工，并按照它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承担的局部劳动的特殊性，而各不相同。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又由投入该生产部门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的总和构成。这里所说的，既适用于Ⅰ，也适用于Ⅱ，因此，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应该放在本节开头，资本分为它的两大社会类别的地方。 至于说Ⅱ中以它的商品产品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那么，它有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当作产品生产出来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者，甚至进入这个生产部门的个别部分）。例如，谷物再进入谷物的生产，煤炭再进入煤炭的生产，铁再进入铁的生产（以机器形式），等等。 当构成Ⅱ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己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换了位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Ⅱ类别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Ⅱ的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是Ⅱ的这些产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Ⅱ的不变资本的因素再进入生产过程，但不是进入Ⅱ的这个部门，而是进入它的另一个部门。 ［146］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Ⅱ类别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换。这是Ⅱ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直接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生产它们的场所，进入另外的场所。换句话说（例如和Ⅰ的剩余价值的情况相似），Ⅱ的每个资本家按照他作为这800镑不变资本的共有者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商品总量中取出他所需要的相应的生产资料。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Ⅱ类别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类别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部门，因此，在这个类别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这个问题在后面应该作进一步的阐述。） 象在Ⅰ中一样，Ⅱ的总商品量（1200镑的存在形式）是这个部门一年中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然而只有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才是这个劳动的年价值产品。这个劳动体现在产品的1/3价值中，即200ｖ＋200ｍ。产品价值的另一部分等于800镑，因而还有价值为总产品2/3的那部分产品量——这只是再现的价值，而不是Ⅱ在一年中生产的价值，因而，由于Ⅰ使用的年劳动已经处理完毕，这就不是社会年劳动生产的价值。年劳动的产品是产品本身，而不是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只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包含在Ⅱ的生产资料中的价值，是由Ⅱ的新劳动的特殊具体形式转移到Ⅱ的产品上的，因为新的（因此也形成新价值）劳动恰恰必须以具体形式添加上去，它就是以这种形式把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见第1册第［16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Ⅲ）全部社会商品产品的分配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作用］ 如果我们现在把年商品产品的全部运动展现出来，我们就会得出： 垂直的符号│表示产品进入本类别生产者的个人消费；斜的符号\表示第Ⅰ类别和第Ⅱ类别的产品互相交换；最后，垂直的符号│表示产品用于生产它的那个类别的生产消费，即再进入本领域的生产消费。 或者也可以这样表示： 全部社会商品产品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起媒介作用，这个图式就在多大程度上包括这个过程。 在（Ⅰ）的Ｃ400同（Ⅱ）的（Ｖ200＋Ｍ200）进行交换之后，Ｃ400不仅象原来一样构成由消费资料组成的（Ⅰ）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而且以其原初的实物形式，以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在这种实物形式中它可以作为（Ⅰ）的生产资本的不变部分执行职能，简言之，可以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资本的这个部分是不变的，它的价值再现于产品中，或转移到新形成的产品上。这个部分不是这一价值增殖过程的产物。但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它以生产资料形式，以劳动过程的客观因素形式存在，——同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劳动相对立。只要资本的这个部分不以这种形式存在，它就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执行职能。 另一方面，当这种交换完成以后，（Ⅱ）的（Ｖ200＋Ｍ200）不仅作为Ⅱ的产品中体现可变资本价值或劳动价格和剩余价值的价值部分存在，即不仅作为产品的部分价值存在，而且这两部分价值现在还以实物形式，以使用形式存在，采取这种形式，可以使工资用于工人的再生产，剩余价值用于单个资本家的再生产（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 Ⅰ和Ⅱ之间的这种交换，无非是形成社会产品一部分的生产资料同形成社会产品中同样价值部分的消费资料形式的它们的等价物的交换。社会产品总价值分解成的那些价值部分，并不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在Ⅰ和Ⅱ进行交换之后我们来考察这个价值，并且考虑到两个［类别］只是构成产品社会价值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看到： 或者说，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成的几个组成部分，就象我们在一个1500镑的单个资本的产品上所看到的那样，这个资本由1200镑不变资本和300镑可变资本组成，积累率等于100％。价值（按照第1卷阐述的原理）等于1800镑，即1200ｃ＋300ｖ＋300ｍ。 ［147］按照交换的图式（2），也就是，（Ⅱ）的Ｖ200和（Ⅱ）的Ｍ200处在消费资料形式上，而（Ⅰ）的Ｃ400处在生产资料形式上。 这样，如果全部社会产品分为两大类别——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那么它现在就表现为： （现在在Ⅱ中，既有直接用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生产资料，也有用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上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当Ⅰ的生产资料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中被消费时，Ⅱ正在生产新的生产资料来补偿它们。） 可见，这个图式可分解成三个图式，这些图式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问题： 因此［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56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74—478页）。——编者注］，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生产的Ⅰ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Ⅰ的剩余价值（即等于Ⅰ当年生产的价值），加上当年生产的Ⅱ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Ⅱ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Ⅱ当年生产的价值。 因此，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一年中生产的全部价值。 整个社会工作日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它创造Ｖ300的价值，或300镑）和剩余劳动（它创造300镑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值）。这两个价值之和＝600镑，等于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价值（600镑）。 因此，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总工作日生产的总价值，即等于社会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社会剩余价值，也就是等于全部年价值产品。 但是图式（Ⅰ）还告诉我们，虽然这两个价值量是一致的，Ⅰ的商品即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绝不因此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这个部类内生产出来的。这两个价值量一致，是因为在Ⅰ的产品价值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Ⅱ新生产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因此，Ⅱ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能够购买对Ⅰ的产品生产者来说代表着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这就表明，为什么尽管对Ⅰ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产品价值也等于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产品的价值却可以分成ｖ＋ｍ；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Ⅰ）ｃ在这里等于（Ⅱ）（ｖ＋ｍ），社会产品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通过交换来互相交换它们的实物形式。在这样交换以后，（Ⅰ）ｃ的价值就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而（Ⅱ）的价值则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正是这种情况，使亚·斯密断言，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ｖ＋ｍ。这种看法，第一，只适用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第二，其所以适用，并不是指这全部价值都是Ⅰ生产的，因而它的产品价值等于Ⅰ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或等于Ⅰ使用的劳动力价值），加上Ⅰ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只是指：Ⅰ（）＝Ⅰ（ｖ＋ｍ）＋Ⅱ（ｖ＋ｍ），或者说，因为Ⅰｃ＝Ⅱ（ｖ＋ｍ），即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Ⅱ的可变资本价值加剩余价值。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年社会工作日（即整个工人阶级全年耗费的劳动）和每个单个工作日一样，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虽然这种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同样也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可变资本价值即工人用来购买他自身再生产的资料的那部分价值，和资本家可以用于他自己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也就是用来生产那种专门供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从而在伴随而来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产品的。 按照我们的假定，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一个600镑的货币价值，其中只有1/3＝200镑价值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生产的，即生产那些最终实现社会全部可变资本价值和全部剩余价值的商品的那个部类生产的。因此，按照这个假定，社会工作日的2/3是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虽然，从Ⅱ的单个资本家和工人的观点来看，社会工作日的这2/3（从Ⅱ的工人的观点看，社会工作日的这2/3由他们的劳动形成，从资本家的观点看，则是由他们的资本把劳动力并入自身所起的作用形成），即他们的总劳动，完全象社会工作日的其余的1/3在Ⅰ中那样，仅仅用来生产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以及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这2/3，只是生产已经耗费掉的不变资本（或正处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不变资本）的补偿物。个别地进行考察，工作日的这2/3生产的总价值对它的生产者来说只等于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但这个工作日不生产［148］可以使它所生产的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花费掉的那种使用价值。 首先必须指出，无论在Ⅰ中还是在Ⅱ中，社会工作日没有任何部分是用来生产这两大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并在其中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它们生产的只是追加到分别由Ⅱ的800和Ⅰ的400构成的不变资本价值上的价值（Ⅱ的400和Ⅰ的200）。｛以生产资料形式生产的新价值，还不是不变资本。它不过要在将来作为这种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Ⅰ的全部产品，即消费资料总体，是使用价值；具体地就它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就它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它是Ⅰ中的1/3社会工作日的产品。它是这个部门所使用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如织布劳动、烤面包劳动等等的产品，也就是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执行职能时所生产的产品。相反，Ⅰ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只是再现在新的使用价值上，再现在新的实物形式即消费资料的形式上，而以前它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通过劳动过程，这一部分的价值从旧的实物形式转移到新的实物形式上。但是，这2/3价值产品的价值＝400镑，并不是在Ⅰ的价值增殖过程中生产的。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Ⅰ的产品是新执行职能的活劳动和现有的、作为这种劳动的前提的生产资料（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物化条件而在其中实现）的结果。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也完全一样，Ⅰ的价值产品等于由社会工作日新追加的1/3所生产的新价值（可变资本价值＝100＋剩余价值＝100，共＝200）加上不变价值400。在这个不变价值中，物化着已经过去的、在我们所考察的Ⅰ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完成的2/3社会工作日。Ⅰ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在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中表现出来。它存在于一定量的消费资料中，等于400镑，即2/3社会工作日。消费资料是这部分产品价值借以再现的新的使用形式。Ⅰ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400ｃ（Ⅰ），同Ⅱ的生产资料＝400（200ｖ＋200ｍ）相交换，事实上也就是并不包含当年劳动而在本年以前已经完成的2/3总工作日，同本年新追加的2/3工作日相交换。当年社会工作日的2/3，不能既用于不变资本的生产，同时又为它们自己的生产者形成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除非把它们同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中包含着本年以前而不是本年耗费和实现的2/3工作日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这是当年的2/3工作日同在本年以前耗费的2/3工作日的交换，是当年的劳动时间同本年以前的劳动时间的交换。这样，下面这个谜就可以得到解释：尽管整个社会工作日的2/3不是用来生产可变资本或剩余价值，而相反地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以补偿当年所消费的不变资本，但为什么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却可以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简单说来就是：Ⅱ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他们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Ⅰ的产品价值的2/3（或2/9，如果从产品的社会总价值看），从价值方面考察，是本年以前耗费的2/3过去的劳动的产物。 社会产品之和，Ⅰ＋Ⅱ即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就它们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固然是当年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当这种劳动本身被看作有效的、具体的劳动，而不是被看作劳动力的耗费，不是被看作形成价值的劳动时，才是这样。前面讲的一点，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资料只有通过加到它上面的、同它一起执行职能的活劳动，才能转化为新的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但是，反过来，如果当年的劳动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现成的生产资料，没有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它也不可能转化为产品。 我们举单个资本生产的产品价值为例，如机器的价值是600镑；对这个价值的分析表明，它由例如组成。我们知道，这个价值全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我们还知道，产品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绝对不会改变产品的价值结构，也就是说，完全不会使下述情况发生变化：这个机器价值的4/6，即价值400，等于生产它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1/6，即100，等于生产它时消费的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相符合），还有1/6，即100，等于生产这个机器时加在它上面的无酬劳动的价值。所使用的生产资料价值等于400，以及新劳动追加的价值产品200分解为等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情况显然同生产资料的具体性质，同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那种劳动的具体性质，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其次，既然必须把这个产品的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等等，那么我们只要让400镑在流通过程中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工人花掉100ｖ，资本家花掉100ｍ就可以了。如果出现困难，就应该满足于这样一种想法：由于一系列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40]的交易，最终一切都会得到解决。一旦我们来研究社会资本，因而研究社会价值产品时，这些错误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商品世界具有外部存在。但社会资本及其产品则包括整个商品世界。其次，对简单再生产的考察，消除了关于简单再生产中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是新积累的资本形式这种错误说法。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这只能是对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补偿。 （Ⅱ）的400（200ｖ＋200ｍ）中包括的2/3社会工作日，只包含花费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必须用来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因此，生产出来的价值对社会不会存在两次。它以新生产的生产资料——机器、铁、木材等等，螺丝钉等等，煤等等本身的形式存在。对于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者来说，它的价值也不会存在两次。这个价值对他们来说，直接作为他们自己产品的价值存在。但是，这个价值对于它的生产者来说所以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生产资料转化为消费资料——，只是因为一部分消费资料要表现为它们的生产者的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必须从消费资料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形式。可见，虽然生产资料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归结为消费资料，对社会来说它却归结为对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补偿。如果不注意这一点，那就只会象亚·斯密一样得出结论说，例如工人吃掉机器价值的一部分，但是机器本身是不能消费的。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这种劳动＜生产这个资本的劳动＞的价格，的确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可见，这里说的社会纯收入指的不仅是进入资本家的而且也指进入工人的个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因为为此目的从事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就其他各种［149］劳动来说，价格和产品二者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亚·斯密，同上，第2篇第2章）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每年也和西尼耳先生的野蛮人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必要性。它要把自己年工作日的一部分献给“工业”，以便所生产的即使不再是弓，也是用来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的其他生产资料。［注：西尼耳夸夸其谈道：“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见第1册第5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4—655页］） 恩·弗列罗夫斯基对俄国农民真正的节欲的描写值得引用来进行比较，他们不把自己的一部分谷物吃光，而把它当作种子材料“消费”[42]。］由此可见，当年消费的不变资本怎样在下一年再现出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秘密。但是据说，这样一来，从作为生产基础的现有生产资料以及不变资本倒退的运动无疑也在全力进行。不仅会退到西尼耳的“野蛮人”，甚至还会退到托伦斯的“野蛮人”，自然界向他提供石头和棍棒，总之，向他提供生产资料[41]。然而，如果我们谈的是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那我们就已经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和使现有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的那些过程为前提了。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在Ｃ400（Ⅰ）和（Ｖ200＋Ｍ200）（Ⅱ）进行交换之后公式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会在Ⅰ（生活资料）的序列中看到Ｖ100（Ⅰ）＋Ｖ200（Ⅱ）＝Ｖ300以及Ｍ100（Ⅰ）＋Ｍ200（Ⅱ）＝Ｍ300；即Ｖ300＋Ｍ300＝600镑。在Ⅱ（生产资料）的序列中看到Ｃ800（Ⅱ）＋Ｃ400（Ⅰ）＝Ｃ1200＝1200镑。ＶⅠ就象ＶⅡ等等一样，这只不过是全部社会产品中表现为与产品价值部分的名称相同的那些部分。由此我们得出： （γ） （Ⅰ）消费资料：Ｖ300＋Ｍ300 （Ⅱ）生产资料：Ｃ1200。 如果这样来列出这个公式：让资本的彼此相联系的各部分——产品价值的各组成部分，它们等于预付社会资本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变得一目了然，那么就会得出： （Ⅰ）消费资料：Ｖ300 │ ＋Ｍ300 （Ⅱ）生产资料：Ｃ1200。 公式：Ｃ1200＋Ｖ300＋Ｍ300，或1200ｃ＋这就和我们分解一个1500镑的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得出的公式完全相同，这个单个资本把1200花在生产资料上，300花在劳动力上，价值增殖率为100％。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资本的不变部分，只是作为产品的价值要素出现，只是依照这些生产资料作为活劳动的客观因素实际执行职能的程度，从而转化为新产品的程度转移到产品上。活劳动作为有用的、具体的劳动——作为特殊的劳动种类、劳动方式——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从而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使这个价值有可能以产品价值要素的身份出现，与此同时，活劳动在其整个活动过程中，创造新价值，把等于ｖ＋ｍ的新价值产品加到再现的不变价值（或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上。 因此，每一个新产品的全部价值都等于再现的生产资料价值，或不变价值部分，加上在产品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加到整个产品上的价值。 实际上在Ⅱ（生产资料）的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800中，包含着4/3或1+(1/3)社会工作日。（如果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600镑，那么800镑就等于1+(1/3)或4/3社会工作日。） 这些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表现，作为产品中等于800ｃ或Ｃ800的那个价值部分再现出来。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新产品（实际是转化为新生产资料）的活劳动，包含的劳动时间等于2/3社会工作日。因此，它把400镑新价值产品加到生产资料价值Ｃ800上，这400镑新价值产品又分为Ｖ200（或200Ｖ）和Ｍ200（或200Ｍ）。这种划分（新加价值400分为Ｖ200和Ｍ200）绝对不会使这个价值的量发生任何变化，相反，这个价值的量决定Ｖ＋Ｍ的价值总额的量。因此，Ⅱ（生产资料）的产品的总价值是4/3＋2/3工作日＝6/3＝2工作日＝1200的价值表现，在这个总价值中，不变价值800镑是4/3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这4/3工作日在Ⅱ的这个产品开始生产之前已经过去了，而400镑＝Ｖ200＋Ｍ200则是2/3［社会工作日］在生产它们时添加的活劳动上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Ⅰ（消费资料）中，已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再现的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等于400ｃ（Ｃ400），即等于2/3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把这些生产资料转化为消费资料的活劳动，就时间来说，等于1/3社会工作日，就是说，它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上的新价值是200镑，由Ｖ100和Ｍ100组成。Ⅰ的产品的总价值600镑（消费资料）是一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其中2/3＝400是生活资料的本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已耗费的2/3劳动的价值表现，而1/3＝200镑是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的价值表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总产品和产品的价值: ［150］就［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66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78—484页）。——编者注］产品价值1800镑和它分成的各个类别来说，对它们的分析决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的困难更多。不如说困难完全是一样的。 全部社会年产品包含三个以一年为期的社会工作日。每一个这种工作日的价值表现都＝600镑；因此，总产品的价值表现＝1800镑。 其次，在一年的生产过程（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过程）开始以前已经结束的劳动时间由全部已耗费的劳动时间组成：在Ⅱ中，有4/3工作日（800镑），在Ⅰ中，有2/3工作日（400）。总计是6/3工作日＝2工作日，即1200镑。因此，Ｃ1200是在全部社会产品价值中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价值。 再次，在Ⅱ中新追加的社会年工作日的1/3，是必要劳动，或者说，是这样一种劳动，它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或支付Ⅱ使用的劳动的价格。它的价值表现＝200镑。同样，Ⅰ的1/6工作日，或这里使用的1/3社会工作日的一半，是必要劳动，表现为100。所以，总共300镑（200镑＋100镑），是由必要劳动构成的半个工作日的价值表现。（1/3＋1/6＝2/6＋1/6＝3/6＝1/2。）因此，Ｖ300是由必要劳动构成的半个追加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最后，Ⅱ的工作日的1/3＝200镑新创造的价值，是剩余劳动；Ⅰ的工作日的1/6（100）是剩余劳动；总计社会工作日的1/3＋1/6，或1/2，由剩余劳动构成。因而，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300镑。 因此，社会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等于所考察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耗费的两个工作日；价值表现： Ｃ1200＝1200镑 当年耗费的必要劳动等于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1/2；价值表现： Ｖ300＝300镑 当年耗费的剩余劳动等于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1/2；价值表现： Ｍ300＝300镑 因而，产品的总价值＝Ｃ1200＋Ｖ300＋Ｍ300＝1800镑 所以，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总价值或产品的社会价值的分析。困难是在把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社会产品的组成部分本身作比较时产生的。不变价值部分等于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新创造的价值即Ｖ＋Ｍ，等于由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工作日（其价值表现＝600镑）似乎全部耗费在生活资料＝600镑的生产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600镑＝Ｖ300＋Ｍ300，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资本价值＝1200则以一种和生活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似乎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上，因为这整个工作日似乎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Ⅰ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总价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生活资料生产（Ⅰ）上的那部分年劳动大2/3。年劳动只有1/3耗费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这个年劳动的2/3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Ⅱ在这期间生产的追加价值产品，等于Ⅱ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Ⅰ生产的以生活资料形式再现的Ⅰ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再现了Ⅰ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生活资料量，构成一定量生产资料的等价物，这个生产资料量体现Ⅱ的年劳动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实物补偿。因而，Ⅰ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总价值，等于Ⅰ和Ⅱ新生产的价值总额，即等于Ⅱ中2/3年劳动和Ⅰ中1/3年劳动生产的新价值，所以等于社会年劳动生产的Ｖ＋Ｍ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Ⅱ）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Ⅱ）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生活资料（Ⅰ）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换句话说，这个总价值，等于生产过程开始以前Ⅱ花费的4/3过去的工作日和当年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Ⅰ花费2/3的过去的工作日的价值表现，或者说，等于2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因此，在分析全部社会年产品时出现的困难在于：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中去的新价值Ｖ＋Ｍ是以生活资料形式来表现的，而这个不变价值部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生产资料——来表现。因此，就价值方面来考察，就出现了一种假象，好象所消费的产品量的2/3，会以新的形式，作为新的产品重新出现，而不需要有任何社会劳动耗费在它们的生产上。 就单个资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每个单个资本家都使用一定种类的具体劳动，这种劳动把它特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具有一定实物形式的产品。例如，某个资本家是机器制造业主，他在当年耗费的不变资本＝1200ｃ，可变资本＝300ｖ，剩余价值＝300ｍ，产品＝1800；比如说，这个产品是18台机器，每台的价值等于100镑。在这里，全部产品是由相同的形式，由机器构成。（如果机器制造业主生产多种机器，那么每一种机器都要单独计算。）全部商品产品，是当年在机器制造上耗费的劳动的产物，是同一种具体劳动和同一些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产品价值的不同部分以相同的实物形式表现为同种劳动的产品；12台机器包含1200ｃ，3台机器包含300ｖ，3台机器包含300ｍ。这里很明显，12台机器的价值＝1200ｃ，并不是因为这12台机器只体现那种在机器制造开始以前已经耗费掉的劳动，而不体现当年在机器制造中耗费的劳动。为生产18台机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会自行转化为12台机器的价值；但是，这12台机器的价值（它本身由800ｃ＋200ｖ＋200ｍ构成），等于18台机器包含的不变资本的总价值等等。因此，机器制造业主必须从18台机器中出售12台，以便补偿已经耗费的不变资本，这些资本是他再生产18台新机器所必需的等等。相反地，虽然所使用的劳动只是用来制造机器，但劳动的结果却说成是：6台机器＝300ｖ＋300ｍ和总额为1200ｃ的铁、铜、木材、皮带、钉子等等，即机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果这样说，问题就说不清楚了。相反，对后面这些东西，单个资本家要通过流通过程来进行补偿。 ［151］单个资本的产品，即独立执行职能、赋有自己生命的任何一个部分或份额，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件是，这个产品必须实际具有一种使用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使它成为商品世界可以流通的一个部分。它是否作为生产资料——劳动资料或生产材料——再进入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它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那部分价值，是否具有那种使它可以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这是一件毫无关系的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就会通过产品的流通，从产品形式再转化为它的物质生产要素的形式，不变资本就由此以它的能够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在年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在能够实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中再现的时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 其次，个别地考察，资本家通过新追加的劳动，只是生产他的产品总价值中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而不变价值部分是由于新追加劳动的具体性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损耗的不变资本——一部分第Ⅰ类别的资本家，一部分第Ⅱ类别的资本家所损耗的、生产地消费的不变资本。社会工作日的这一部分只生产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只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只能够买回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它既不分解为可变资本，也不分解为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补偿社会的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它只生产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要用来实现Ⅰ和Ⅱ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既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社会总产品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象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应用社会考察方法，就要研究总体资本家，社会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也许在Ⅱ的产品方面，即在等于Ｃ800（Ⅱ）＋Ｃ400（Ⅰ）的生产资料方面，会重复总公式中出现的同一个困难。的确，许多同一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充当ＣⅠ，即既充当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充当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例如，谷物作为谷种充当谷物的生产资料，同样它也可以充当面粉和面包即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因此，如果再生产谷物，那么提供谷物的同一劳动，既提供该资本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谷物的谷物，又提供作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谷物。产品以其实物形式，既补偿生产生活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谷物，也补偿生产这种生产资料时消费的谷物。产品一部分补偿Ｃ800（Ⅱ），一部分补偿Ｃ400（Ⅰ）。然而，对于参加谷物——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其他生产资料来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谷物的劳动，并不生产参与生产这种生产资料的建筑物、农具、役畜、矿肥等等。因此，价值中，即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中，以谷物形式再现的不变部分（Ｃ800（Ⅱ）的一部分），不以它能够再充当该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出现，但是它可以充当生活资料——面包、酒等等——的生产资料。 现在产品总价值表现如下： 这里假设，Ｖ200＋Ｍ200同Ｃ400（Ⅰ）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处在这个部分对Ⅰ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进行补偿的实物形式中。相反，Ｃ800表现为Ⅱ的产品中仅仅再现了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部分。但是，生产Ｖ200＋Ｍ200时消费的劳动，即生产Ⅰ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劳动，同生产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有一些不同。也就是说，Ｃ800并不是全部处在它能够重新作为Ⅱ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中。 但是这个困难只是表面现象。例如，我们假设，生产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用的全部劳动，是社会工作日的1/3，而在这个工作日中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不变价值等于Ｃ600。再假设，生产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劳动，是社会工作日的1/3，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Ｃ200。 那么我们就得出： （ａ）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800镑＝Ｃ600＋Ｖ100＋Ｍ100。 （ｂ）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400镑＝Ｃ200＋Ｖ100＋Ｍ100。 象原先一样，（ｂ）的产品同Ｃ400（Ⅰ）相交换。但是Ⅱb类的资本家必须从（Ⅱ）类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C200，因而他们要用从Ⅰ得到的生活资料的一半去交换V100＋M100（a）。在过程终了时，生产生产资料的Ⅱ类手中就会有C600，即（Ⅱa）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和Ｃ200（同Ｖ100a+Ｍ100a交换的），即（Ⅱb）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 象原先一样，Ｃ800在Ⅱ的资本家手中，Ｃ400在Ⅰ的资本家手中，也就是说，象原先一样，Ｃ1200在总资本家的手中。这只是对货币流通形式的影响，我们这里还不考察它。 ［152］同一种产品既充当消费资料又充当生产资料，这种情况同样没有意义。例如，煤用于住宅取暖，是充当消费资料，用于发动机器，是充当辅助材料，用于制造染料，是充当生产资料（生产材料）。只要它用于一种职能，它就不用于其他职能；在一种职能中它属于Ⅰ，在其他职能中它就属于Ⅱ。如果煤的生产者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对煤的个人需要，那么他的情况就和消费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的任何资本家的情况一样。这一部分不进入社会流通，因此无须通过流通对这一部分进行补偿。 产品，例如面粉和麻布，是作为消费资料直接进入消费基金，还是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面包或漂白布的生产，这种情况同样没有意义。在前一种情况下，它属于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属于Ⅱ。总计算仍然是一样的。如果产品以后不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而是直接进入消费基金，那就不需要把它当作生产资料进行补偿。如果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那就必须把它当作生产资料进行补偿。 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例如Ｃ1200中棉花所占份额的情况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量要在下一年得到补偿，然而它同谷物的情况完全一样，是当年的产品。但是后来这个棉花变成纱，然后变成布，然后变成印花布，然后变成裁缝的生产材料，最后变成服装成品。我们知道，这种服装的价值＝棉花的价值＋纺纱追加的价值＋织布追加的价值＋布在染色或印花时追加的价值＋缝纫追加的价值。这个价值形成Ⅰ的消费资料价值的一部分，可能只等于Ｖ300＋Ｍ300中社会把它变成服装的那一部分。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的确，社会生产资料中，即社会的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现在同时处在棉花、纱、布、印花布等等形式中，以便不断转化成服装。加入服装生产的所有这些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必须不断地同时并存。然而在下一年开始时，要在全年得到保存的棉花，大部分处在棉花形式中，只有小部分（也就是说，根本不会是总额Ｃ400）处在其他实物形式中。但是这个问题最好在本章第2节[43]考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后一个公式。 在这里，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Ｖ300＋Ｍ300＝600镑，预定要以消费资料形式实现，并且以这种形式在当年消费。这就是说，600镑价值使同样价值的消费资料离开社会生产转为消费基金。因此，Ｖ300由工人阶级花费，Ｍ300由资本家阶级作为收入花费。因此，它们实际上构成不同于社会资本的社会收入。它们构成产品的社会价值中进行个人消费的部分，这个部分不同于进行生产消费的，即必须重新进入生产基金和劳动过程的那个部分。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用字母Ｒ表示收入，于是得出： 1800镑。产品价值 │ Ｃ1200 │ ＋Ｖ300＋Ｍ300 全部产品 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收入600只能从社会总产品中抽出消费资料；这里的价值是1800镑——产品的全部价值。相反，1200镑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即转化为资本，并且大部分以只能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存在。 ｛社会产品的总价值＝1800镑。其中社会收入的价值只有1/3＝600镑，全体消费者（工人＋资本家）能够具有和并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只是社会总产品中具有这三分之一价值额的商品，产品。［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72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84—486页）。——编者注］相反，1200镑＝2/3产品价值，却是必须用实物来补偿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数额的生产资料必须再并入生产基金。施托尔希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的必要性，但是不能够证明它：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注：亨·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34、135、150页。——编者注］｝ 但是，亚·斯密在提出这种直到现在还有人信以为真的荒谬教条时，不仅采用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形式，似乎全部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工资加剩余价值，或者按他的说法，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利息）加地租，而且还采用了一种更通俗的形式：消费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直到现在，这还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所谓科学的一种最牢固的公认的常识，甚至是一个永恒真理。这个教条是按照下面这样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方式说明的。随便举一种商品为例，如亚麻衬衫。首先，亚麻纺纱业主必须向亚麻种植业主支付亚麻的全部价值：亚麻籽、肥料、役畜等等的价值，加上由亚麻种植业主的固定资本（如建筑物、农具等等）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加上在亚麻生产上支付的工资，再加上亚麻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最后还加上亚麻由产地运往纺纱厂的运输费用。然后，织布业主不仅要把亚麻的这个价格偿还亚麻纺纱业主，而且要把由机器、建筑物等等，总之，由固定资本转移到亚麻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以及在纺纱过程中消费的一切辅助材料、纺纱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等等，偿还给亚麻纺纱业主；漂白业主也是这样，他还要加上织成的麻布的运费；最后，衬衫厂主，要把全部价格支付给只向他提供原料的所有以前的生产者。而在衬衫厂主那里，又追加价值：一部分是在衬衫缝制过程中以劳动资料、辅助材料等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一部分是其中耗费的劳动加进的衬衫缝制工的工资的价值和衬衫厂主的剩余价值。现在，假定这全部最终产品，衬衫，值100镑，并且假定这是社会在全部年价值产品中在衬衫上耗费的部分。衬衫的消费者支付这100镑，也就是支付衬衫中包含的一切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亚麻种植业主、纺纱业主、织布业主、漂白业主、运输业主、衬衫厂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是每个儿童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往下又说：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应当说：进入消费基金的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由消费资料组成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可以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都是如此。［153］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额，确实等于在商品中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加上最后追加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赋予产品最终形式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全体消费者能够支付这个价值额的全部，因为尽管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构成的，但是，一切进入消费基金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最大限度也只能等于分解为ｖ＋ｍ的那部分社会产品价值，也就是等于由当年耗费的劳动加到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价值——中去的价值。但是，说到不变资本价值，那么，我们看到，它是按照两种方式由社会产品量来补偿的；一部分是通过生产消费资料的Ⅰ的资本家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Ⅱ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说法，似乎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44]。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以价值400镑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Ｃ400（Ⅰ），对第Ⅰ类的资本家来说，形成不变资本价值。虽然产品的实物形式适于消费，但是，第Ⅰ类的资本家不能消费它。另一方面，Ｒ400（Ｖ400＋Ｍ200）＝400镑是第Ⅱ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生产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它们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以本身的价值不能在其中得到消费的物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个800镑的价值额，其中能消费的只有400，而在交换之后和在交换之前一样，其中的一半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半只形成收入。至于第Ⅱ类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一部分是通过Ⅱ的资本家的不同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在其中得到再生产）之间的交换用实物来补偿，一部分是用自己的产品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生产资料；例如，农民把自己收获量的一部分用于播种，煤的生产者把每天生产的一部分煤再用于煤的生产等等。资本家用自己的产品或通过他们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同其他资本家生产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以实物进行补偿的这种不变资本，自然不需要由其他任何人对它进行补偿。双重的补偿是不会发生的。 关于全部年产品价值最终必须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45]，只有把消费者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者即个人消费者和生产消费者，把消费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即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才是正确的。但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生产地消费，那无非是说，这一部分必须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 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公式： （Ⅰ）消费资料：Ｖ300＋Ｍ300＝600镑。 （Ⅱ）生产资料：Ｃ1200＝1200镑。 表面看来，亚·斯密把全部资本分解为可变资本，把全部产品价值分解为收入的做法是对的。 首先，在第一个序列中，Ｖ300＋Ｍ300＝600镑实际上是等于一年中使用的社会劳动的价值产品的价值。这两个价值彼此相符，虽然Ⅰ的这个产品价值决不是年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它在Ⅰ中只占年工作日的价值产品的1/3，在Ⅱ中占2/3。但是表面现象并不能使人有理由认为，既然Ⅰ的产品价值＝600镑，由200镑价值产品（1/3工作日）加400镑不变价值部分（等于2/3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之前就结束了的劳动时间）组成，既然这个价值等于Ⅰ和Ⅱ使用的活劳动的价值产品，因而等于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那么这个产品价值实际上也是以全部年劳动为前提，即以Ⅰ使用的劳动的价值产品为前提。首先很清楚，Ⅰ的产品可以全部分解为收入，因为Ｖ300分解为300镑工人工资（收入），Ｍ300分解为300镑资本家收入。第二，Ｃ1200应该是一个单纯的表面现象，从社会角度看应该变为零，因为全部年产品不管以什么样的实物形式存在，都是年劳动的产品，但这全部年劳动，按照前提（由于概念的混淆），都是Ⅰ耗费的。因此，剩下的只是Ｖ300＋Ｍ300。既然Ｍ300等于剩余价值，那么作为资本留下的就只有Ｖ300，即可变资本，这一点亚·斯密和约·斯·穆勒是说得非常明确的：全部资本直接地或最终都归结为工资。 相反，如果我们考察最后一个公式 1800镑。产品价值 │ Ｃ1200 │ ＋Ｒ600 全部产品 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那［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174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86—487页）。——编者注］相反就会觉得似乎可变资本消失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似乎资本只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了。这是因为，原来表现为Ｖ300的东西，现在已经分解为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即工人阶级的收入。这个部分的资本性质因此也就消失了。实际上，拉姆赛曾经得出这个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由固定资本构成，但是，他所说的固定资本是指不变资本，是指一个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量，而不论这些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还是生产材料如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等等。 他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流动资本不是在生产上直接起作用的，对于生产也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一个条件……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才是生产费用的要素。”（拉姆赛，同上，散见第23—26页） 拉姆赛还对固定资本（他是指不变资本）进一步说明如下： “这种劳动〈即“生产任何一种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的任何一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的生产，但不能维持工人生活的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同上，第59页）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了亚·斯密种下的祸根。在他那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中了。不变资本由劳动资料构成，可变资本由生活资料构成；二者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它们都不能生产任何剩余价值。 ［154］当谈到资本家一部分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他购买生产资料），一部分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即他购买劳动力）预付某一价值额时，从一开始就应该理解为同样意义的对两部分资本的价值预付。预付一词在这里不过表示某一价值额的所有者花费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他把价值当作资本价值来花费，也就是说，把它当作必须作为他的剩余价值的经常源泉执行职能的价值来花费。他花费价值不是为了把它实现在消费资料中和加到自己的消费基金上。相反，如果注意到资本家在预付资本时与之进行交易的那些人，那就应该说，在这里资本家什么也没有预付。织布业主向纺纱业主购买纱，向机器制造业主购买织机，等等。总之，他购买生产资料，他所拥有的一部分价值额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同样，他向工人购买对工人劳动力的使用。这里发生的是等价物同等价物的交换，因而这里没有发生任何预付。资本家向工人支付货币，并且在这个交易中换得的不是成品而是生产要素，如果说这种情况把对劳动力的这种支付变成为预付，那么织布业主在向纺纱业主支付纱的费用时也对他进行了预付，因为纱对他这个织布业主来说只是未来生产的要素。织布业主在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也得到预付。总之，买者进行预付，因为他支付货币，卖者得到预付，因为他付出的只是商品。至于买者把他从商品所有者那里买到的商品用于什么需要，——是用于自己个人消费还是用于生产消费，——这同商品所有者完全无关。如果这里能够谈得上预付的话，那么可以说工人预付了自己的劳动，因为劳动是在发挥作用之后才被支付的。就象机器制造业主对纺纱业主进行预付一样，他在一定时期把机器提供给纺纱业主，只是在这个时期过去之后才得到支付。其次，织布业主支付给纺纱业主的价值，属于织布业主而不属于纺纱业主。相反，织布业主支付给工人的价值只不过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而资本——如果考察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话——是这种工资的货币形式，只不过是工人自己的转化为金的价值产品的某一部分。支付给工人的不仅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价值产品，而且问题还在于，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本身就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如果按照惯用的庸俗经济学的方法，把资本家看成是对工人的未完成的产品或未售出的产品进行贴现的银行家，那么我们假设工人——例如织布工——一周劳动的产品等于100ｖ＋100ｍ＝200镑。资本家用100镑对工人的这个价值进行贴现，也就是说，贴现率为50％，因此，资本家按每周100％使用自己的货币。但是他本人在银行家那里是按每年50％进行贴现的。因而，如果每年按50周计算，他支付2先令。作为工人和银行家的中间人，他由于向银行家支付2先令而从工人那里又得到49镑18先令。可见这个办法帮不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忙，更不用说单纯的贴现率完全不能说明可以使工资和剩余价值得到实现的那些产品的存在。 这里我们考察再生产过程，一开始就把货币流通撇开了，因而考察可变资本的预付也撇开了货币资本的干扰。总财富作为财产掌握在整个资本家阶级手中（在这里我们应该把这个阶级看作一个股份公司）。一部分以生产资本的形式处在这个阶级的生产基金中；另一部分作为它的商品资本处在市场上（这里应该把市场看作公共集市，所有单个资本家都把自己的商品留在这里）。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工人只能以消费资料的形式预付——按照我们的假设，货币流通被抽象掉了——资本的可变部分。他们从该商品资本中拿出价值300镑的消费资料来购买300镑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现在构成他们的生产资本的一个部分，加入他们的生产过程，并且作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生产过程中可变资本的实际的、物质的存在。在产品中，在商品资本中，预付的劳动力价值被再生产出来，剩余价值也［包含在其中］。作为资本流通来考察的资本流通就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涉及到——因为谈的是总产品的再生产——资本流通，而且还涉及到商品产品中加入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消费的要素。 Ｖ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部分 300ｖ是可变资本，或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则是表现资本流通的形式。 当资本家用这300镑ｖ同活劳动力进行交换之后，工人便把他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得的价值300镑的生活资料当作收入进行消费。这300镑进入工人的个人消费基金。它们所以是收入，因为它们是工人不断重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周期果实。在等于劳动力价值的可变资本价值直接以生活资料形式进行预付这样的前提下，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可变资本，例如300镑，只是在300镑实际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本家用这300镑生活资料购买了活劳动力之后，才是工人的收入；因而，同时也是以下面这种情祝为前提的，即资本家这样预付的300镑价值作为价值部分再现在劳动过程的产品中，也就是说， 由于工人的劳动，他的资本的可变部分从生产过程返回他手中。1200ｃ＋镑不仅包括1200ｃ，而且包括作为可变资本被再生产的或处在再生产过程中的300镑ｖ。 要看到总的再生产的面貌，只有一个再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1）以其原有的实物形式继续存在并且能够执行职能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部分生产资料既不作为产品也不作为价值在当年生产出来。但是它们由于在该年被使用，也就是说，由于作为活劳动的物的要素执行职能，而保存了适于执行职能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属于劳动的年产品。 （2）应该列入资本的商品产品的还有，第一、资本家本身，第二、一种也构成商品市场的一部分但不属于资本家所有的特殊商品，这种商品不是资本家投入市场的商品产品部分，而由它的所有者工人出卖，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由于资本家是通过消费剩余价值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再生产自身，所以资本家阶级就不仅仅是在它的个人的要素中再生产出来。剩余价值同总收入的关系同时表明，资本家是作为上层社会被再生产出来的。其次，资本家所以作为资本家阶级被再生产出来，是因为社会的生产资料作为他们的不变资本被再生产出来，而劳动力不断地形成他们的生产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由于一部分产品—必要生活资料—转化为劳动力而被维持和再生产出来。工人所以同时作为雇佣工人被再生产出来，是因为物质财富和实现他们的劳动的资料这整个世界，都作为资本，作为他人的财产同他们相对立，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同他们相对立，生活资料作为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同他们相对立；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由资本家阶级消费，另一部分则由于工人不得不重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阶级，由于工人的活劳动力转化为社会的生产一资本的组成部分，而由工人重新购买。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第二册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资本论］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1] [0a]第二册目录[2] ［注：在手稿中，在《目录》的上方马克思写了《第一章。资本流通》。——编者注］ 写于1868年底—1870年中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第一章。资本的循环（第1—33页）［注：括号里是作者标明的手稿的页码。——编者注］ （1）流通的三种形态 （ａ）货币资本流通的形态。资本的形态变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ｂ）生产资本流通的形态 （ｃ）商品资本流通的形态 （ｄ）循环的三种形式 （2）流通时间 （3）流通费用 （ａ）从简单流通形式中产生的费用 （ｂ）在流通本身里进行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α）储备的形成 （β）运输费用。（补偿费用和其他费用） 第二章。资本的周转（第34—129页） （1）周转的一般规定。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2）形成资本周转中的差别的各种情况 （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从固定资本产生的周转周期 （ｂ）劳动期间长度的差别 （ｃ）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 （ｄ）从生产过程的特殊方法产生的周转周期 （ｅ）流通时间的差别 （3）流动（可变和不变）资本一般的周转规律 （4）可变资本的周转和年剩余价值率 （5）积累。从剩余价值实现为货币的观点出发研究货币流通 第三章（见背面） 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 （1）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第130—141页） Ａ.简单再生产（第141—页） （ａ）不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第141—158页） （ｂ）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 Ｂ.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积累 （ａ）没有货币流通的情形 （ｂ）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情形 （2） 注释： [1]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资本论》第二卷的草稿之一，系首次发表。它标明为《第Ⅱ稿》。在这一著作的扉页上恩格斯注明：“大约完成于1870年。” 关于马克思写作《第Ⅱ稿》的时间缺乏准确的资料。但是，它很可能是在1868年底到1870年中这一段时间里写成的。在这一草稿里，马克思第二次打算系统地阐述资本流通理论的基本问题。 制定资本流通理论和完整地叙述这一理论的第一个草稿，是《第Ⅰ稿》。它是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他最初打算在这一卷中既包括第一册也包括第二册）的过程中写成的，看来马克思写作的时间是在1865年上半年。《第Ⅰ稿》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上。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前，马克思继续研究资本的流通问题，并且从1865年下半年到1867年8月还写了两个手稿。其中之一是《第Ⅲ稿》，它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的提要并附有引自较早期的笔记本中的摘录和某些评注。下一个手稿是《第Ⅳ稿》，它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7页）。在这段时期，还写了一个几页的片断。在这个片断中马克思已开始了《第Ⅳ稿》的修改工作，这个片断没有编号（也和10至12年以前写的一些其他片断一样）。 发表在本卷上的这个《第Ⅱ稿》在1870年完成以后，写作长时间中断，主要是马克思的健康情况不佳造成的。只是在1877年，他才有可能重新开始《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在1881年以前他又写了一系列篇幅不同的手稿。其中多数是该卷开头部分（主要是第一篇）的草稿，而最后一个手稿是对《第Ⅱ稿》第三章所作的修改稿。 把《第Ⅱ稿》的正文和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正文加以比较分析，并且仔细地考虑恩格斯关于在准备出版第二卷时如何利用原稿的说明，就可以看出第二卷的第二篇几乎完全和本手稿第二章相同，而恩格斯编辑时所做的修改是特别谨慎的：他“只是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页）。这样，在第二卷第二篇里恩格斯除利用《第Ⅱ稿》以外，只利用了其它草稿的某些页。因此，这一手稿的第二章没有发表在本卷中。本手稿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材料，恩格斯利用得很少。这两章在很多方面与《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定稿不同，因而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所以全部发表。 《第Ⅱ稿》是按原稿译成俄文的。在整理正文的时候改正了明显的笔误，在脚注里标明和指出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采用的所有段落，现在的俄译文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的俄译文更准确了，中译文则是根据俄译文翻译的。 为了读者方便起见，正文分成了若干部分，在许多情况下由编者加上了标题。编者加的标题、在翻译正文时必须做的说明（在不需要专门加注释的场合）、马克思提到的已出版的著作的有关材料，都放在方括号里。方括号里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手稿中作者编的页码。因此，正文本身中原有的方括号改用花括号来代替。 在正文里，根据马克思的提示，个别段落作了某些挪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在该段的开头，而且在末尾也标上了手稿的页码。 把手稿翻译成俄文的工作是很复杂的任务。手稿的正文，特别是第三章，文字上未经加工，有些地方，马克思的思想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所以叙述带有提要的性质。手稿是用德文写的，但是常常遇到英文、法文、拉丁文的语句，有的地方马克思完全使用英文或法文。在翻译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力求完全表达作者的风格、术语和马克思所考察的问题的实质。——第3页。 [2]第二册的《目录》看来是马克思早在写作《第Ⅱ稿》第三章的过程中就已写成的。作这种揣测的根据，是在这个《目录》中第三章的页码没有写完（见本卷第6页）。从第三章的计划草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打算研究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但是这个打算没有实现。在许多情况下《目录》中的标题和手稿正文中作者写的标题在措词上是有差别的，这反映出为使论点更加明确和周密，为使研究结果的逻辑结构和叙述形式更加完善，曾进行了细致的工作。——第5页。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说明 本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最后一卷。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第Ⅱ稿；第二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年到1895年期间写的一些著作；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内写的一些书信。后面这两部分文献大都是本全集以前各卷出版后陆续发现的。 马克思生前没有写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最终定稿，而是遗留下大量手稿，恩格斯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编成了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后的1865—1870年期间，马克思主要写了第二卷的四个手稿（编号为Ⅰ—Ⅳ），间隔几年之后，从1877年起直到逝世前，又写了四个手稿（编号为Ⅴ—Ⅷ），此外，各个时期还写了一些未编号的零星手稿。发表在本卷第一部分中的《资本论》第二卷第Ⅱ稿，就是写于上述第一个时期的。关于这个手稿，恩格斯说：“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恩格斯还引证马克思的话说，“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页）。由此可见这个手稿的重要性。 这个手稿的内容共分三章，其中论述资本周转的第二章正文，经恩格斯作少量文字上的修改后，几乎全部编入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二篇《资本周转》。因此，本卷只收入这个手稿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正文。这两章的论述有不少地方与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有关篇章不同，因而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这个手稿反映了马克思制定资本的流通理论的某些过程，同时使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时利用过的重要手稿之一的原有面貌。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指出，资本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资本的生活就是运动，它既经历生产过程，又经历流通过程，二者密切相联，缺一不可。不过，在流通领域资本剥削的秘密被进一步掩盖起来，造成了新的假象。正是流通领域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成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论证的依据。 本手稿第一章所论述的是资本循环问题。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采取三种职能形式，这就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马克思在这一章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形式，这些分析已经非常接近于《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最后论述。在分析生产资本的形态时，马克思高度评价魁奈的《经济表》，指出它用一些直线和斜线一目了然地总括和描绘出不同的循环形态，这是独创性和大胆行为。马克思评价说，“魁奈医生的功绩就是他第一个这样明确地规定流通……《经济表》被老米拉波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以后的第八奇迹”（本卷第40页）。 马克思在本章中关于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在谈到商品流通速度的意义时，他说：“如果说资本价值在货币形式上是永生的，那么它在商品形式上会招致商品体的一切病害。经过一定时间，商品就会变坏。由于使用价值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会减少。经过一定的时候，商品体会变成商品的尸体，而商品的美丽灵魂即价值从中消失。”（本卷第58页）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重视生产领域，而且要重视流通领域，尽量安排好流通过程，缩短流通时间，减少流通费用，进而促进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关于流通领域所揭示的一些原理，实际上对于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形式来说，都是适用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本身是运用辩证法的卓越典范。马克思把黑格尔神秘化了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加以彻底改造，使之成为锐利的分析武器。但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时遭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后者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等同起来。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关于辩证法和他自己同黑格尔的关系曾作出著名的论述。在本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最初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在回答欧·杜林的攻击时写道：“杜林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辑的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本卷第35页）。 本手稿第三章分析的是再生产问题。这是马克思继《资本论》第二卷第Ⅰ稿之后，对再生产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在分析中反复考察和批判了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斯密教条”，指出这个错误理论一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这种教条认为，一切产品价值归根到底只分解为收入，不承认不变资本的存在。由此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斯密教条的错误根源就在于不懂得劳动二重性，不知道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因而不懂得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错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详细分析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如何在价值形式和实物形式上实现补偿问题。当时主要还是集中研究简单再生产问题。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仍把消费资料的生产归为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归为第二部类。马克思在分析中，先是把货币流通这一因素抽象掉，单纯分析两个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又把货币流通的因素加进来重新分析一遍，而且进一步把第一部类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把第二部类分为生产消费资料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用的生产资料，因而整个分析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图式，并进行了大量的计算。这些分析表明，马克思为了得出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那样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明确公式，曾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探索过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个手稿的最后，当马克思开始分析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时，写作就停止了。但是，按照马克思亲自拟定的《目录》可以知道，马克思本来打算在最后分析扩大再生产问题。 本卷第二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0年到1895年期间所写的二十八篇著作。其中有的在当时已经发表过，有的则以手稿形式保存到现在。开头几篇文章，同本全集第一卷和第四十一卷中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处于同一时期，即不来梅时期，内容也较近似。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二十岁前后的青年恩格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独立的见解，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关心，以及对宗教和教会所持的批判态度。恩格斯的民主主义立场，在这些著作中已经很明显了。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第一次收入本卷。其中《朱利安·哈尼反对菲格斯·奥康瑙尔》一文，为我们了解《新莱茵报》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态度，提供了新的材料。恩格斯认为，宪章运动中的左派领袖哈尼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奥康瑙尔的公开破裂，“对民主派事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见本卷第352页）。恩格斯指出，哈尼的观点代表了宪章派的大多数人，即工人群众。 本卷关于宪章运动的另一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琼斯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和宪章运动的革命精神，同时批评了他对资产阶级妥协、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原谅的”（见本卷第355页）。 本卷第三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到1895年7月4日恩格斯逝世前一个月这一期间所写的九十一封信。这些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方面的活动和广泛的联系，也包括了对某些理论问题的阐述。 1847年9月29日马克思给威·韦尔特海姆的信，说明马克思曾经筹划在原有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之外，在布鲁塞尔再创办一家杂志。他认为，这家杂志应该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从德国实际情况出发，对各种思潮进行批判，同时：“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条件的联系”（见本卷第407页）。马克思在这里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确定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联系。 马克思关于地租问题的论述，在本卷中占有不少篇幅，其中包括马克思在1853年10月5日和10月18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两封信和1861年底写的关于地租的草稿。在10月5日的信中，马克思批驳了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地租理论，指出凯里把地租说成是资本利润或利息的一种形式，又把利润（利息）归结为工资的一种形式，“只是用‘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的空话代替‘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见本卷第418—419页）。针对凯里把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说成是土地肥力递减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凯里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本身（见本卷第419页）。马克思还扼要地说明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这些论述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是一致的。马克思进而批判了凯里关于劳动总产品增长会使资本家、地主和工人均等地受益这种幼稚的说法，他指出“当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的百分之二”（见本卷第422页）。这充分揭露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马克思关于地租的草稿，很可能是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讲政治经济学课时的讲稿。在这个草稿里，马克思经过分析，指出地租就是“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余额”。这种表述方式同《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说法是相呼应的。 本卷发表的1872年到1875年马克思给莫里斯·拉沙特尔和茹斯特·韦努伊埃的信，使我们对《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的校订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马克思在1874年7月23日告诉拉沙特尔，这本书“不得不几乎重新全部改写”，并且“在许多地方补充发挥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原理，使得法文版和德文原本一样具有独立的价值”（见本卷第45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俄的覆没将使欧洲各反动政府失去支柱，给人民革命的胜利造成极有利的条件。本书中收入的恩格斯在1879年12月14日写给托马斯·奥耳索普的信说明，恩格斯十分注意俄国国内的形势，指出“俄国专制制度的崩溃对德国和奥地利会有极大的影响”（见本卷第472页），而且认为“在这里所设想的当前的俄国危机，是1848年以来最重大的危机”（见本卷第473页）。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1893年5月27日给亨·德·芬埃德的信，是极其有意义的。恩格斯当时已经看出，在英国，甚至在法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而美国、俄国这样一些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正以不可遏止的速度向前发展。这说明恩格斯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本卷第一次收入了我国保存的马克思的两封书信，即1875年7月12日给茹斯特·韦努伊埃和1877年8月25日给尼·德利乌斯的信。这两封信于1983年3月9日第一次发表在我国《人民日报》上。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为依据，除个别著作和书信外，其余各篇都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在本卷中，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方括号改用花括号｛｝。马克思在引文中所加的词句或标点符号，放在尖括号〈〉内。编者加的标题和插入的文字用方括号［］标出。马克思手稿的原稿本编号和页码用方括号标出，括号中的罗马数字表示稿本编号，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1］第二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1］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2］第一章 资本的循环过程 （1）资本的形态变化 流通的第一形态。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一般说来，资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形式是货币形式，货币进行循环Ｇ—Ｗ—Ｇ′，——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数量更多的货币，买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去卖。从简单商品流通来看，这一过程仍旧是无法解释的（见第1册第2章[3]）。这个谜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才能解开。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不是简单地生产商品，而是生产这样的商品，它们的价值大于其生产各要素的价值，因而发生了价值增殖。通过随后进行的商品出售，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不过取得货币形式。 例如，假定资本家最初预付540镑，即：400镑用来购买8000磅棉花，80镑用来补偿已被磨损的劳动资料，纱锭等等，60镑用于工资。假定剩余价值率是100％，而商品产品是8000磅棉纱；这8000磅棉纱的价值就等于480镑ｃ＋60镑ｖ＋60镑ｍ，［注：这里为了表示400镑不变资本等等，将用“400镑ｃ”等等这样的符号，因为它比第一册上使用的符号“镑”等等更方便。］或600镑，比如说它是2000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货币表现，其中只有400花费在纺纱过程本身中，而200是剩余劳动。因此，如果每磅棉纱卖1先令6便士，或者，如果8000磅棉纱卖600镑，那么它们便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售。实际上，如果资本家把1磅卖16+（1/5）便士，或把8000磅卖540镑，那么他便是向买者送了1/10的礼，相当于800磅棉纱，或者说比商品的价值便宜1/10销售商品。剩余价值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售，那么同时也就是实现了剩余价值。已取得商品形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棉纱）、已成为现实的200天无酬劳动，通过出卖棉纱不过取得货币形式。 或者，假定两个资本家互相直接出卖自己的商品（例如，棉纱和棉花）；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充当计算货币。其次，假定在生产他们的商品的时候使用的劳动量相同，剥削程度也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双方都只是交换等价物，600镑棉纱的价值和600镑棉花的价值相交换，但Ａ先生和Ｂ先生都实现了60镑利润。在交易结束以后，Ａ拥有棉花形式上的剩余价值60镑，而不再是棉纱，另一个人Ｂ拥有棉纱形式上的剩余价值，而不再是棉花。他们手里的60镑剩余价值只是改变了使用形式，但它早在交换以前就已存在。无论在交换以前还是在交换以后，总价值1200镑都以棉纱和棉花的形式存在。但是交换以后也和交换以前一样，这一价值的1/10，120镑是剩余价值，也就是除剥削相应的劳动力外不需要两个资本家花费分文的那一价值的数额。劳动有酬或无酬——这种情况对于它创造价值的性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正因为这样，Ａ必然卖给Ｂ（而Ｂ也卖给Ａ）10/10的商品价值，而他们每人只支付了这个商品价值的9/10。 资本家实际上知道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秘密。这一点可以由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行为，由他疯狂追求剩余劳动得到证明。不过，他虽然不是德奥古利，却过着双重生活[4]：一种生活是在避开旁人视线的生产领域，在那里他是主人和统治者；另一种生活是在公开的市场上，在那里他以买者和卖者的身份出现，和自己相同的人打交道。这种双重生活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产生双重的神经冲动，从而产生双重的意识。他处在生产领域中的时候所懂得的东西，他在流通领域中已经不能懂得了。 我们的资本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占有无酬劳动，无可争辩地从540镑造出了600镑的价值，从而生产出60镑的剩余价值。预付的价值额只是由于丧失自己独立的价值形态才获得增殖的能力。 最初预付的540镑货币现在变成了价格为600镑的8000磅棉纱。这种价格只在观念上是棉纱价值的货币形式，它只有通过出售棉纱才能实现。虽然它在生产领域中已被生产出来，但是剩余价值象商品价值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只有在流通领域中才能实现。促使货币贮藏者把商品的价值和价值形式混淆起来的那种错觉，也使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它转化为金或银混淆起来。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注：第1册第178页及以下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8—247页］。］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对商品的单个卖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和充满危险的过程，这种混乱就巩固下来了。对于大量生产、因而必须大量出售的资本家来说，随着营业规模的扩大，危险也增加起来。如果他原先没有占有整个工人大军的剩余产品，那他现在就不需要出卖这种产品。而他恰恰相反，用他出卖这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来解释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盗窃商品的比耳·赛克斯还可以更加天花乱坠地谈论出售商品的危险。 其次，资本家通过出卖商品来实现从他的工人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不仅随着市场价格的一般波动而改变。在商品市场上资本家同“资本家”相对立。狡猾对狡猾开始单独决斗。“海盗和海盗莫相残”，或者象［3］马屠朗·雷尼埃所翻译的那样： “海盗相残，一事无成”[5]。 假定我们的资本家不得不以590镑销售他那8000磅棉纱。虽然他生产了60镑剩余价值，但是他只实现50镑剩余价值。他的剩余产品的六分之一，即133+（1/3）磅，只不过是为他的伙伴致富而纺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6]。反之，如果他能够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例如卖610镑，那么，他虽然只生产了60镑的剩余价值，但他实现了70镑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七分之一，即10镑，不是在他的生产领域中生长出来的，而可能是在邻人的生产领域中生长出来的。但是他亲手在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里摘下了这些流通的金苹果，所以他认为做出了纯粹是海格立斯式的业绩[7]。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单个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和他出卖商品所实现的剩余价值之间出现了量的差别。在这种不正当交易的时候，不仅是剩余价值，甚至一部分资本价值也可能不付等价物而更换所有者。在那些得到资本价值的人的手里，这一部分不断形成剩余价值。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这种变化实际上只是改变已有的价值的分配，结果，剩余价值的来源就变得不清楚了，资本家本人最后再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了［注：西斯蒙第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资本家把“让渡”利润和“生产”利润混淆起来，还在他很久以前，詹姆斯·斯图亚特[8]就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在第3册里[9]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剩余价值的还是商品价格的表现形式都会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公正的理论家也还是不了解的），因此，事情表现成另外的样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实践家有利害关系。］。 Ｇ—Ｗ—Ｇ′循环使下述情况变得不可思议：在Ｇ—Ｗ行为即购买商品以后和Ｗ—Ｇ′行为即重新出卖商品以前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始终是看不见的。这样，如果我们用字母Ｐ来表示这一生产过程，那么Ｇ—Ｗ—Ｇ′就变为。 第一个阶段：Ｇ—Ｗ。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准备阶段（从第1册考察的观点来看）。 资本价值，即其使命是作为资本发挥职能的价值，它最初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着的。它在这一形式上开始自己的运动。第一个过程，，是简单的流通行为，是买，是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行为作为资本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具有职能上的一定内容。价值在货币上拥有自己的一般等价形式。因此，作为货币预付的资本价值，能够按照它要在其中发挥职能的生产领域的不同而转化为极不相同的商品。但是要作为资本发挥职能，货币就必须变为劳动过程的各要素，即生产资料（不管它们具有怎样的特殊形式）和劳动力（不管它们的用途如何）。货币必须变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表明，购买劳动力本身的所有者在市场上出卖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 第二个阶段：Ｐ 当资本价值在第一个阶段中靠流通行为从货币转化为商品之后，也就是说，从物质的观点来看，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化为形成产品和价值的各要素之后，接着第二阶段是这些商品的消费。劳动力通过它的活动表现即通过劳动本身被消费；生产资料被劳动消费，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活动的物的要素，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消费掉。［注：“消费掉”（verzehrt）这个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有更多的劳动力转入流动状态，也就是在进行这一过程时花费的劳动多于构成劳动力价值，从而构成它的价格或它的用货币支付的价值的劳动。因此，资本价值生涯中的这第二个阶段是它的生产消费，即生产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发生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即货币和商品互相换位，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的第一个阶段相比，这第二个阶段包含着资本价值的实际形态变化，即双重的形态变化。一方面，发生了物质的形态变化。创造出新产品，创造出劳动过程熄灭在其中的一个成果。这种产品在实物形式上与在商品市场上购买的形成产品的各要素是不同的。例如，虽然小麦本身作为形成产品的要素加入小麦的生产，但是在生产小麦时形成产品的各要素中，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肥料、机器等等，最后，还有劳动力。因此，即便是在产品本身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同样一些产品的生产资料中的情况下，它的实物形式也跟生产它的Ｘ种要素的实物形式不同。但是，第二，除了这种物质形态变化即作为劳动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外，资本价值发生了价值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价值形成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资本价值创造出超过以货币形式预付在购买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价值的余额，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之前并不存在，它只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加到商品上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 物的因素——生产资料——在货币开始转化为资本时不是必须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例如，厂房、机器等等是根据订货生产的。这里的货币在形式上起支付手段的作用（就是说，在交货以后立即实行支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只是由于资本家的需求，现有的人们才能够作为劳动力活动——雇佣人员、儿童等等。 ［4］商品简单的形态变化Ｗ—Ｇ—Ｗ完全是在流通领域范围内，也就是在商品市场上进行的［注：“进行”（verläuft）这个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商品一旦进入消费，它便退出流通。资本价值的情况则不同。资本价值的生产消费，或它在流通领域以外发挥职能，即在生产领域内发挥职能，构成资本价值循环的特殊生命阶段。因此，只有当资本价值在生产上被消费，从流通领域回到生产领域，在这里无论在实物形式上还是在价值量上都发生了实际形态变化以后，第二个行为，卖，才会补充第一个相反的行为，买。 资本价值在它的前两个阶段中的运动，自然是以资本家为媒介的。这种运动作为他自己的运动表现成这样：他起初作为流通的当事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买者发挥职能。然后他从商品市场上消失，去作为商品生产者，请注意，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发挥职能。 第三个阶段：，作为资本家的行为是卖，作为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本身的过程是从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纯粹是形式上的流通行为或纯粹是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阶段。诚然，第一个阶段，Ｇ—Ｗ，也是纯粹的流通行为或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环节，但是这个行为作为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生活阶段，在物质上已被规定，具有特殊的内容——价值从它最初的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要素。相反，Ｗ—Ｇ，生产过程在其中熄灭的那个商品的卖，不具备这种在物质上规定了的、职能上规定了的内容。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也和任何其他商品生产者一样，必须出卖商品，把商品从它的实物形式变成它的等价形式，或者说变成货币形式。除了这种形式的转化以外，卖不具有任何其他内容。Ｇ—Ｗ则相反，不只是买，不只是货币形式变成商品形式，而且是货币形式变成特殊的一定性质的商品。 当我们孤立地考察Ｗ—Ｇ本身时，情况便是这样。但是，如果同循环的上一阶段联系起来考察，那它就是另一种样子。最初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上述例子中是540镑，在第一个阶段Ｇ—Ｗ中变成价格为540镑的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吸取剩余劳动的过程中孕育着剩余价值。产品——8000磅棉纱——的价值因此等于构成产品要素的最初的价值540镑＋剩余价值60镑，即600镑。可见，离开生产过程的商品Ｗ比最初进入生产过程的那些商品Ｗ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我们用Ｗ′来表示这种商品。如果Ｗ′按其价值出卖，那么它便卖600镑，即540镑最初的资本价值＋60镑这一资本价值的增殖额。退出生产过程的商品孕含着剩余价值，即在生产过程中转入流动状态的无酬劳动所体现的价值增殖额。和最初的预付资本价值相比，这个商品是增大的价值，它等于最初的资本价值＋它的增殖额。但是这一增大的价值现在在商品的形式上作为新形式的商品例如棉纱的价值而存在。它现在只在等于540镑＋60镑的棉纱价格上具有独立的形式，也就是它只具有观念上的货币形式。通过出卖商品，Ｗ′—Ｇ′，这一价格得到实现，即商品价值从商品形式再变成货币形式。但是，由于商品价格的这种实现，不仅最初的资本价值，540镑的Ｗ或Ｇ，获得了它在Ｇ—Ｗ行为中失去的它最初的货币形式，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新生产的和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剩余价值60镑也转化为60镑货币。 因此，被看作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个生活阶段的Ｗ′—Ｇ′行为，决不单纯是卖。它是预付在生产商品上的资本价值＋在生产中加进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这是孕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金或银，因此，这既是预付资本价值返回到它最初的货币形式，也是剩余价值在货币上的实现。从一般形式来考察的卖也是商品价格的实现，或它们的价值表现在货币形式上。但是，由于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价值在这里等于最初的资本价值＋剩余价值，那么卖也就是这样一个价格的实现，它等于最初的资本价值＋新生产出来的超过这一资本价值的余额或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说Ｗ′—Ｇ′行为不象Ｇ—Ｗ那样表现为物质上一定的行为（从而表现为资本价值生活中特殊的职能行为），即表现为货币转化成它作为资本发挥职能所预先决定的特殊使用形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么相反，它对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价值量来说具有特殊的规定性。这不只是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资本价值的实现，而且也是和它结合在一起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实现。这种规定性恰恰只对于资本家或发挥职能的资本价值来说才存在，它只存在于资本家生活的普遍联系中，或这一生活的不同阶段的彼此关系中。 对买者来说，Ｗ′就是Ｗ，就是一定价值的商品。例如，对于8000磅棉纱的买者来说，棉纱的卖者出卖这8000磅是补偿他的资本，还是他愿意把卖得的货币作为收入来消费，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就象对于他来说，在纺纱过程中把120镑加到480镑生产资料上的那400个工作日，是否在其中有200代表有酬劳动，200代表无酬劳动，也就是说，它们是全部还是只有一部分代表工人的价值，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一样。他必须支付的，［5］是这8000磅棉纱的价值，即480镑（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代表400天剩余劳动的120镑，也就是600镑。对于棉纱的买者来说，Ｗ′—Ｇ′＝Ｇ—Ｗ，购买商品，仅此而已。［5］［18］Ｗ′—Ｇ′，也和Ｇ—Ｗ一样，都是流通的简单行为。买（Ｇ—Ｗ）比卖（Ｗ—Ｇ）更容易，这种差别在考察简单商品流通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这种差别产生于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差别。但是，作为独立的资本循环的两个阶段，Ｇ—Ｗ和Ｗ′—Ｇ′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Ｇ—Ｗ对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对于预付价值开始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过程。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相反，在Ｗ′—Ｇ′行为中，问题就不仅是预付资本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了。这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家在这里不象是在Ｇ—Ｗ行为中那样进行预付；他是获得，并且获得的比它预付的多。因此，他买（Ｇ—Ｗ）的时候没有卖（Ｗ′—Ｇ′）的时候热情高，而卖的愿望比买的愿望更强烈这一事实，并非产生于Ｗ—Ｇ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环，而是产生于它是独立的资本循环中的一环。［18］ ［5］可见，资本循环，一方面和一般商品流通结合在一起，加入其中，构成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构成资本价值自己的独立运动（对资本家而言，资本家使用自己的货币，让它们发挥资本的职能），这一运动部分地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内进行，部分地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外进行。 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表现在：（1）流通的两段，Ｇ—Ｗ和Ｗ′—Ｇ′，买和卖，作为资本运动的阶段在职能上具有一定的性质。Ｇ—Ｗ，买，在物质上是被规定了的。货币转化成的或被购买的那些商品必须具备特殊的使用形式。一方面，它们必须充当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必须包括劳动力。如果货币所有者不能购买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被它自己的所有者拿去作为商品出卖，那么货币就根本不可能转化为资本，或者说，价值就根本不可能作为资本价值发挥职能。另一方面，Ｗ′—Ｇ′这一段流通作为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换句话说，对商品的买者来说是单纯的买，或者从商品所有者方面来说是卖），作为资本价值运动中的一个生活阶段，不仅是预付在商品生产上的资本价值的实现，而且也是生产过程中新加到商品上的剩余价值的实现。（2）资本循环不仅包括两个属于流通领域的简单商品形态变化的阶段，Ｇ—Ｗ和Ｗ—Ｇ，买和卖。它还包括流通领域范围以外的生产过程Ｐ，也就是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生产消费，这些商品的形式是最初的资本价值Ｇ通过流通行为转化成的。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Ｗ—Ｇ—Ｗ完全是在流通领域范围内进行的，并且仅由两个流通行为组成。商品的消费并不涉及这种形式变换。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并从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商品便退出流通而进入消费。（3）最后，资本价值在一般商品流通范围内所实现的循环的独立性表现在这一点上：资本价值经过一系列部分地是形式上的，部分地是实际上的形态变化以后，它重新返回到自己最初的货币形式上来——这些货币只发生了数量上的变化；或者表现在这一点上：资本家起初投入流通的货币最后终于又流回到他那里——即流回到他那里时已经是增殖了的货币。资本价值开始自己生活的第一个形式，货币形式，也是运动结束时的最后形式，或者说，资本家预付的货币再流回到他那里即流回到出发点，这种情况象在考察Ｇ—Ｗ—Ｇ′时已经指出的那样（第1册第2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7—177页。——编者注］），是对买的行为进行补充的那个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购买商品，货币投入流通，而商品则退出流通。由于随后补充的卖，商品又投入流通，而货币则退出流通，或投入流通的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它们的出发点。货币向它们的出发点的回流（或者说，资本价值再转化为它最初的货币形式），是对购买商品进行补充的出卖商品的必然结果。这一运动无论如何不会由于购买商品之后和重新出卖商品之前所发生的停顿而改变，在停顿时期，买来的商品由于进行生产消费或通过生产过程，既改变了自己的实物形式，也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商品买来以后都要重新出卖，而不管它的实物形式或它的价值怎样变化。因此，货币一定会发生向它们的出发点的回流，或者说，商品形式再转化为最初的货币形式。至于除此之外流回的货币数额多于最初预付的数额，它增加了剩余价值量，现在要解释这一点是很简单的。如果说资本家作为卖者从流通中得到的货币多于他作为买者投入流通的货币，那只是由于他再投入流通的商品Ｗ′比通过买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Ｗ具有更大的价值。归根到底，他从流通中得到的货币所以多于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只是因为他作为卖者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大于他作为买者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的价值。 的确，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资本循环包括商品Ｗ的即货币在第一阶段转化成的那些商品的消费，这也就是它们的生产消费或生产过程。但是，这个循环并不直接包括退出生产过程，然后又被投入流通的商品Ｗ′的消费，而只包括它的出卖，包括它再转化为货币。诚然，退出生产过程的商品必须是使用价值，有用物，它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能成为这样的有用物：它的实物形式使它能够或者充当生产资料或享受资料，或者充当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料，而尽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归根到底它是供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用的，归根到底购买它只是为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消费掉。但是，它的消费不包括在资本价值的循环中，这种资本价值在流通中由于出卖而再次抛弃它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商品形式。商品，例如棉纱，一经出卖，表现在棉纱上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能重新开始，而不管这些棉纱发生了什么变化。因此，只要商品出卖没有任何困难，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他所体现的资本价值的循环没有中断。他的买者，商人，与此同时可以在世界的这一或那一地区把未卖出的棉纱囤积起来（保存在仓库里），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继续购买新的棉纱，他们这样做或者是用自己的货币，或者尤其常见的是用借来的货币，即他通过信贷能加以支配的货币。显然，归根到底商品（棉纱）必须卖给购买它的买主，才能进行消费，即进行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凡是最后不把商品提供给消费者（生产消费者或个人消费者）的一切买和卖的行为，都只是暂时的行为，不是最终的行为。因此，买者——这里指的不只是从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的第一个买者，而且是在商品卖给最终消费者以前经手的那一系列买者——归根到底必须销售商品。如果后来弄明白，这种商品或者不可能出售，或者只能降价出售，那么最后对生产者的反作用就变得明显了。那时，我们会看到在每次危机中都会定期重复的现象经常出现在国会的发言里，出现在货币市场的出版物里。这些言词充满信心地说生产是“健康的”，可是突然间，由于各种偶然性和商业上的冒险行为而变得“不健康”了。［注：甚至托·图克在他的其他方面值得赞扬的《价格史》中，也表现得活象这样一位军事史家，他的主角在各次战役中总是战败，但总是“健康地”战斗，直到不能不说他挨了一顿好打为止。在书的正文中，对于采取商业危机这种特殊形式的危机有所暗示。相反，如果生产者自己把商品托人代售或进行长期赊卖，直到最后他才不得不调整出售或进行清算（象1847年那样），那么当然很明显，生产不是“健康的”，但是，恰好在这时人们也同样声称，“商业”或“生意”是健康的。[10]］ ［6］资本价值通过它在自己的运动中经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创造出不同的形式：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商品资本形式。同一资本价值按照它处于自己循环的某一阶段和完成某一职能的情况，而轮流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是资本在其循环中所经历的各种形态变化。 （1）货币资本 对于一般商品流通来说，货币资本只不过是货币。这些货币只有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特殊的、职能上一定的形式中的一种，即只有对于资本在一般流通范围内所完成的独立循环来说，才是货币资本。因此，在流通的每一单个行为中，货币资本也只是完成货币职能中的某一种职能，它只是充当购买手段，支付手段等等。在上述例子中，资本家预付540镑，所以代表1600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便以货币形式的资本，以540镑的形式，开始自己的循环。在这540镑中，60镑用于购买劳动力。对于540镑必须作为资本价值完成的循环来说，这60镑不只是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在资本家手里，它是货币资本的可变部分，即其中用来变为活劳动力的部分。但是在市场上，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内，这些货币对于资本家本身来说只完成一定的职能，它们充当他的购买手段或商品的支付手段，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劳动力的支付手段，此外，同一60镑一旦转到工人手里，便失去了资本的性质。对工人来说，它们只是商品形态变化Ｗ—Ｇ—Ｗ中商品的正在消失的货币形式。工人为60镑而出卖劳动力，其目的是用这60镑购买生活资料。因此，这60镑只是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 在流通的图式中，资本价值的开始形式和最终形式——即开始自身增殖的资本价值形式和已经完成这种增殖的资本价值形式——是货币资本形式。540镑价值又以其货币形式存在，但是，这540镑作为货币资本，即作为最初预付的货币额对60镑剩余价值的关系是对自己成果的关系。由于作为货币资本的540镑和作为它的金价值产品的60镑之间存在差别，资本家便能够例如吃掉这60镑，而把540镑作为资本价值重新投入循环。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考察一般商品流通中货币流回到出发点的那一阶段，即Ｗ′—Ｇ′，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商品8000磅棉纱的出卖，那么货币无论是在卖者即棉纱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手里，还是在买者手里，都只是起货币的作用。在每次出卖的时候，货币都充当买者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而对于卖者来说，它们充当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货币形态。 在考察货币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它们的形式之一是贮藏货币形式。如果这种贮藏货币具有职能上的作用，那便是充当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准备金。相反，如果货币作为财富最终的绝对的形式一直保存下来，那么贮藏货币便只是金银的毫无意义地积累起来的储备。如果资本家不得不使他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发挥准备金的作用，那么这种准备金正是处于贮藏货币的一定职能形式上的货币，即为了将来的购买或支付所必需的货币储备。这种货币储备只有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形式和职能之一，才是后备货币资本。资本家远不赞同货币贮藏者的幻想。因此，他没有以贮藏货币形式保存自己货币的宿愿。但是他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商品流通提供给他的货币，或者可能是他在流通中进行其他投机而得到的货币，对他来说既不需要直接用作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也不需要用来恢复他的准备金，于是，这些货币便停滞在他那里成为贮藏货币，成为不执行任何职能的货币。这些货币对他本人以及对一般的流通来说是单纯的贮藏货币——简直是货币贮藏者握在手心里的贮藏货币。这些贮藏货币只是剩余价值变成的金，这种剩余价值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额，便会作为追加资本起作用，因为我们记得，决不是任何数量的货币都能作为资本起作用。或者，它可能是最初预付的并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返回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不过这一部分由于市场条件不利，不能再直接转入流动状态，所以它停滞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仅仅表明它的职能被中断等等。无论如何，这种贮藏货币都是单纯的贮藏货币，只有在资本的特殊循环中占职能上的一定地位以后，才能获得货币资本的用途。贮藏货币形式上的现有货币资本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它或者还没有执行自己的职能，或者执行的职能被中断。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货币资本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自己的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又抛弃的特殊的职能上一定的形式之一（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资本价值在自己的一系列形态变化中所采取的形式之一），由于本身一定的性质而不同于对它进行补充的其他形式，那么这些性质并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由于资本在这里具有货币形式，——可见，也就是具有货币所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性质。例如，540镑不在纺纱生产中，也能在任何其他生产部门中自行增殖，因为象货币本身一样，资本家也是万能先生。或者，如果第一个循环结束时资本返回到它的货币形式上，［7］它能够全部或部分地转化为其他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本。相反，已经转化为一定生产要素的资本也只能在以这些要素为条件的生产过程中起作用，而商品资本，即这8000磅的棉纱，只要还没有卖出去或再转化为货币，就既不能在同一生产部门中，也不能在其他生产部门中作为资本重新发挥职能。货币资本转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节省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投资领域中不断变化的分配来说起着很大的作用——依然不是产生于它作为资本的性质，而是产生于它作为货币的性质。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具有直接交换一切商品的性质，从而具有转化为任何使用价值的能力，而不论所得到的使用价值是否已经是上市的商品，还是按照订货生产的。 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我们的资本家发现他的资本在国外比在本国增殖得快，——而我们的资本家也和货币本身一样，是世界主义者。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资本以什么形式输往国外呢？作为商品资本吗？但是别国的边界上可能有海关人员和异教徒守在那里禁止商品输入。或者国内某些商品的生产比国外贵。那么它们便不适于出口。至于其他商品，国外可能已经充斥，它们的价格因此低于正常的水平，等等。在这样的商品市场行情下，最有利和最正确的做法，是把渴望旅行的资本在货币形式上作为货币资本送出去。但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因为它是货币形式上的资本，货币现在也起世界货币的作用。这里有意义的是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区别，而不是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的区别。成为资本——不如说这是它们共同的性质，在货币或商品形态上成为资本——是它们的特点。当代的政治经济学还能得到的唯一慰藉，就是它高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谬误。因此，它小心翼翼地掩盖货币同商品的差别，同样顽强地企图用货币资本充当资本时的性质来解释只是由它的货币性质所产生的东西。［注：参看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9、1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6—177页］］。 货币资本不是独立的资本形式；它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其循环或形态变化的系列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之一。因此，不能把它和独立的资本形式混为一谈，例如，和生息资本混为一谈。［注：“现有货币总量〈金，银行券和银行信贷〉的一部分总是处在把它们当作资本来用的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货币资本。”（约·莱勒《货币和道德》1852年伦敦版第7、8页）可见，在莱勒先生看来，货币资本（moneycapital）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职能形式之一，是和生息资本没有区别的，等等。但是英国人在谈到“moniedcapital”〔“货币的资本”〕的时候，在这里使用了和“moniedcapital”〔“货币资本”〕不同的说法，不过只有前一种说法可以用来表示生息资本，等等。但是这种讨厌的暗语，以及交易所的野蛮观念，从皮特的反雅各宾政府时期起就已特别广泛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中。科贝特从十九世纪初起，就在他的《政治纪事报》上同由此造成的语言上和意思上的歪曲作斗争。他早在他的《语法》一书中就告诫遇到这种问题的青年人说，不要理睬使用复数“money”的人。[11]］ ［（2）生产资本］ 由于流通的第一个行为Ｇ—Ｗ，资本抛弃它的货币形式而转化为生产的各要素。它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它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的职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它的这种形式和这种形式的职能属于生产领域，而它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和职能属于流通领域。在这种形式上它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最隐秘的过程是价值增殖或生产剩余价值，流通行为Ｇ—Ｗ对于这个过程只具有前奏的性质，这个过程的结果由于流通行为Ｗ′—Ｇ′而只转化为银或金。最后，资本在流通领域只改变自己的货币和商品形式以及自己的人格化，同样，资本家在对和他相同的其他买者或卖者的关系上只表现为卖者或买者，虽然在第一册里已经指出，作为买者的资本家和作为劳动力卖者的工人之间的平等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纯粹假象［注：“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4页］］。由于活劳动力加到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上，价值即过去的、物化的死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第1册第161页［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21页）。——编者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剥削劳动力的过程。“生产资本”这个术语很好地反映了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变为劳动要素的生产率，创造价值的活动变为现有的、已存在的价值的主动性，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的血液。工人从属于劳动产品，创造价值的力量从属于这个价值本身，发挥职能的劳动力作为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借以存在和发挥职能的简单形式而存在，而另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由劳动的物的要素和现成的价值构成，——所有这一切是以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对工人的强制和统治关系（或在这方面的表现）为媒介的，正象货币转化为商品等等是以资本家的买或卖的行为为媒介一样。作为这样的关系，资本是生产的，因为它不仅总是把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而且还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正是通过这些形式把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至于生产资本，这里应当指出，资本价值在这一职能上拥有它在流通领域中所不能得到的潜力。除了资本价值从流通领域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外，资本价值在这里把不是劳动产品、因而不是价值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加在自己身上，同样也把生产过程本身的组织中所产生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加在自己身上（第1册第6章ｂ［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5—670页。——编者注］）。 资本所以成为生产资本，是因为价值把形成价值的力量加在自己身上，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了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掌握了生产资料。 在第一册中（第3章1和2［注：同上，第201—237页。——编者注］），我们记得，生产资料一方面构成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构成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从这一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来说——在对正在起作用的劳动力的关系上是作为吸收劳动的手段发挥职能的。 ［8］政治经济学满足于朴素的外观，从简单劳动过程即从与任何社会形式无关的自然过程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它根据这一点说明生产资本是生产资料，因为它们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不是没有劳动的协助就存在的自然物。如果读一下下面这样的话： “生产资本是以某种方式和工业结合在一起、处在增殖过程中的东西”（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5页）， 那就只能意味着：生产资本是处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蠢话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天真。这种混乱是要把下列东西偷运进来：承认来自自然界的生产资料是资本，从而承认来自自然界的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所谓来自自然界的工人引起资本家的出现。如果事先假定工人是雇佣工人，从而也事先假定有资本家，那么这样说就更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小心谨慎的和字斟句酌的“思想家”，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可能说明“生产资本”这种说法严格地讲只是形象的说法，因为严格地讲，只有劳动，而非生产资料，才是生产的。资本的生产性是词藻华丽的说法吗？穆勒先生可以同样宣称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生产性是词藻华丽的说法！但是，如果他真相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断，把生产资本只理解为生产资料，那么他的批评就依然停留在幼稚的水平上。他应当这样讲：首先，“资本”这个词在这里是生产资料的多余的简单的名称。因此，应当打倒它！经过这样剪裁以后，问题就不是关于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资本，而是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的问题了。穆勒先生达到这一点以后，就面临着接触科学问题的危险，即：产品生产过程中或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的？他没有谈这一点，而是企图向自己和别人解释说，生产资料，例如皮革、松香和锥子这样一些东西，实际上只有在人们借助于它们才能劳动的情况下，才充当生产资料，即充当劳动材料或劳动资料。他还能够作出深思熟虑的结论说，谷物和［9］肉如果不是被吃掉，便不是消费品。难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被列入七大贤人之中[12]！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不妨看看梅克伦堡的地主冯·杜能的说法：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1）资本本身是死的，只是由于人的活动才有用；（2）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部］第2编第5、6页） 杜能在这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错误前提出发的，即认为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因此资本成了工人的主人。他不可能懂得，物，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才能变成资本。因此，他不应当问工人怎样会落入资本的统治下，而是应当问生产资料即已经存在的价值由于什么原因才变成资本？不过，尽管问题的表述是错误的，问题的解决几乎是可笑的，但是提出问题本身就向我们表明，为什么冯·杜能在德国教授们编的经济著作中总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家”。使他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孤独的人的，不是捷尔洛夫这个名字[13]，而是思维方式。［9］ ［（3）商品资本］ ［8］生产过程熄灭在产品中。成品被排出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这是供出卖的产品，或商品。这样，资本从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这不仅是最初预付的资本价值，而且是在生产过程中充实了剩余价值的、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因而作为商品资本存在的资本价值。商品的唯一职能是商品的出卖，是商品转化为货币。这种商品资本的转化，对于最初的预付资本价值来说是回归，而对于它所增加的剩余价值来说则是首次转化为货币。 可能有这种情况：资本主义生产者，例如租地农场主，把一部分产品直接用于他个人的消费。他这样在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中消费的东西，自然不会转化为响当当的铸币，也不会作为商品执行职能。另一种场合，即一部分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再加入它作为产品退出的那同一个过程，就更为重要得多：例如，煤加入采煤过程，小麦加入小麦的种植，等等。由生产者自己进行生产消费的这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在资本家的簿记中作为计算货币存在，但它并不实际转化为货币。这一部分产品仍然是资本的组成部分，不过是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以前曾经指出过，除了产品，从而除了商品以外，加入生产过程的还有其他要素，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并不是加入生产过程的一切产品都退出流通过程，并不是一切产品以前都作为商品流通。 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和任何其他商品生产者一样，可以为了等待更好的市场行情而不把商品运往市场。商品迟早必须脱手。这样暂时存放起来的商品是潜在的商品资本，是职能有意被中断的商品资本。相反，供出卖的商品是否必须在它准备出卖的阶段上停滞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一点根本不会改变如下的事实：它处在流通领域，因而它所代表的资本价值是作为商品资本发挥职能。例如，商品尽管仍未卖出，但在这一职能上仍会影响市场价格。 初看起来，似乎流通形式的资本两次作为商品资本发挥职能，一次在Ｇ—Ｗ中，在买的时候作为商品发挥职能，第二次在Ｗ′—Ｇ′中，在卖的时候作为Ｗ′发挥职能。首先应当记住，Ｇ—Ｗ中的Ｗ有一部分是由劳动力构成的。在工人卖出自己的劳动力之前，它是商品，但决不是商品资本。他一旦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它便必然作为生产资本的可变成分起作用。只有奴隶的劳动力才可能具有商品资本的形式。其次，至于资本家用自己的货币转化成的用作生产资料的其他商品，如原料，辅助物质和劳动资料，那么，它们在卖者手里决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资本。它们可能是独立劳动者、奴隶等等的产品。在流通领域中，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交织在一起，它们的产品都表现为同样的商品形式。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关心的只是资本的流通形式，所以有利的作法是，一方面完全撇开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假定资本在这里支配了国内的全部生产，也就是说，全部商品产品同时也是商品资本。因此，在这种前提条件下，Ｇ—Ｗ中的Ｗ对生产资料的卖者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商品资本。它们是孕含着剩余价值的产品，卖者必须把它们变为货币形式。但是它们对买者来说不是商品资本，相反，买者购买它们的时候是想把自己的资本价值从货币形式变为消费形式，在这种场合就是变为生产资本的形式。只要商品Ｗ在卖者手里，它们就还不是这样一种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这种资本价值通过这些商品的购买而开始自己的循环。它们一经转入买者手里，即进入他的资本的循环，它们便成为他的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说得确切一些，成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不变部分的存在形式，而不管他是否把它们立即投入生产过程，还是留作供以后的生产过程用的储备。商品资本从表面上看两次出现在流通中，这一事实实际上只是反映了［9］在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Ｗ—Ｇ—Ｗ中见到的现象。买，Ｇ—Ｗ，在这里对买者来说是商品的第二个形态变化，是商品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消费形式，但是对卖者来说是第一个形态变化，是卖，Ｗ—Ｇ，是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同样，在资本的这一循环中，对买者来说Ｇ—Ｗ是第一个形态变化，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但是对卖者来说Ｗ′—Ｇ′是最后一个形态变化，是商品资本的实现。在这里，同一些物在一个资本的循环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随后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中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等的规定性随这些物在资本价值的循环中所处的位置（和相应职能）的变化而变化。 商品资本之所以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循环的一定阶段上所采取的独特形式，只是由于资本采取它必须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那种形态。但是，商品的唯一职能是它的出卖或它转化为货币。 资本的形态变化： Ｇ—Ｗ。例如，代表1600个工作日的价值，在其货币形式上，比如说在540镑的形式上，开始运动。这个价值必须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执行职能。因此，它就其使命来说，本身已经是资本价值或资本。第一个阶段，或第一个过程，属于一般商品流通的范围。作为流通的阶段，它是简单的流通行为，是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环节，是货币转化为商品，是买。但是，作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第一个阶段，这种买在物质上已被规定，即用货币交换的或用货币购买的那种商品的特殊性质，已由执行资本职能的货币性质所规定。作为资本循环的第一个阶段，流通的这一简单行为，买，或形式上的形态变化Ｇ—Ｗ，货币转化为商品，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同时是预付资本价值开始自行增殖的过程，是货币转化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例如棉花，纱锭等等，以及纺纱工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它在流通过程中完成的循环的第一个行为，因而是流通行为。流通的这第一个行为，或这第一个形态变化，是由资本价值在货币形态上完成的，或作为货币资本完成的。通过这第一个形态变化本身，资本价值转化为各生产要素的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Ｐ。现在资本价值从它的第一个形态——货币资本的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态。它采取另一种形式，或处于另一种状态，并且在这种形式上完成另一种职能。生产资本的职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实际形态变化。一方面，各生产要素——棉花、纱锭、纺纱工人的劳动——变成新产品，变成棉纱。另一方面，资本价值自行增殖，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预付价值有一部分保存下来，有一部分通过新生产的价值来补偿劳动力的预付价值，最后，加进了剩余价值。各生产要素的价值是540镑。产品即棉纱的价值等于540镑预付资本价值＋60镑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剩余价值，即等于600镑。在产品中，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职能，也是资本价值作为生产资本的状态，全都消失了。棉纱不可能再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必须作为商品出卖，或者说，在这种商品从流通领域即从它的第一个阶段进入生产领域以后，进入它的第二个阶段的发挥职能的领域以后，再进入流通领域。或者，如果从资本家的主观行为即充当资本价值客观运动的媒介的那种行为来看，那么，资本家起初作为商品的买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尔后离开市场，充当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其后，又离开生产领域，重新在市场上充当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形式和价值的那种商品的卖者。 ［10］Ｗ′—Ｇ′。资本循环的第三个或最后一个阶段和它的第三个或最后一个形态变化。 Ｗ′—Ｇ′——简单的流通行为，卖，或商品简单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价格为600镑的棉纱转化为600镑的货币价值。本身被看作属于一般商品形态变化的这一过程Ｗ′—Ｇ′，只不过是Ｗ—Ｇ。但是，作为资本价值独立循环中的一段，即和它以前的各阶段相比，Ｗ变成了Ｗ′。各生产要素Ｗ的价格是540镑，现在Ｗ具有600镑的价格，因此，和Ｗ相比是Ｗ′。同样和Ｇ＝540镑相比，Ｇ′＝600镑。可见，在这里商品的职能既是预付在商品生产上的资本价值540镑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又是加到商品上的剩余价值60镑转化为货币。因此，资本价值在自己的最后阶段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通过商品资本的职能，即通过Ｗ—Ｇ的流通行为，通过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资本也就回到它最初的540镑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过现在它和60镑的关系，是自行增殖的资本和自己的成果的关系，和它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关系。［10］ ［11］所以，每一单个资本一方面是总的商品流通两个本身对立的部分Ｇ—Ｗ和Ｗ′—Ｇ′的因素（要素），它在其中或是充当货币，或是充当商品，并且和商品界的一系列形态变化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总的流通范围内，它完成自己的独立循环，生产领域是这一循环的暂时阶段，在这一循环中，它在总的流通范围内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形式，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职能上一定的形式，并且在这一循环中，它以离开起点时的形式回到自己的起点。在它自己的包含着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形态变化的这一循环的范围内，它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它不只是作为货币价值返回，而且是作为已经增殖的、已经增加了的货币价值返回。 诚然，形式上的循环，表现为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但同时，生产过程在这里只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表现为流通过程的暂时阶段，它处在流通过程的两个半段Ｇ—Ｗ和Ｗ′—Ｇ′之间。运动的起点形式和终点形式是货币，是独立的价值形态，是价值的等价形式。因此，撇开媒介环节来看的资本价值的总过程，便是Ｇ—Ｇ′，便是预付货币的流通，这些货币从这一流通中出来的时候已经增殖，——是孵出货币的货币。 我们立刻就会看出，这一形式是单个资本运动的真正形式，单个资本起初作为货币进入市场，又作为货币离开市场——不管资本家是否真正停止营业，或者他只是把他的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抽出来投入另一生产部门。此外，可以看出，一部分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经常以Ｇ—Ｇ′的形式流通。例如，资本家的确经常把货币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或支付在工资上，还通过出卖工人的价值产品经常从流通中取出更多的货币，以便不断地重新开始同一过程。 正由于价值的货币形态是可以摸得着的表现形式，那么流通形式，即起点和终点都是真正的货币，并归结为Ｇ—Ｇ′，归结为赚钱的流通形式，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因和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生产过程在这里只表现为赚钱的必要媒介，表现为确实不可避免的不幸。因此，所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盛行投机的狂热，它们想不经过非常麻烦的生产过程而赚钱［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但是，如果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这种流通形态不是确定为特殊的表现形式，而是确定为它的循环的普遍的和唯一的形式，那么它的空幻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作为普遍的形式，这种循环是周而复始的圆圈，在其中，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商品资本形式不断地消失，又不断重现出来。在这一周转本身中，资本从货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回流，不过是不断重新消失的回流，任何其他的过渡点，都同样可以被定为出发点和回归点。资本价值恰恰在它的货币形态上被确定为出发点和回归点，这一事实不过是表明了资本家的主观目标。但是，这一循环形式自身指明了另一种形式是自己真正的、但躲在背后的基础。它的出发点是货币，是商品的转化形式。要使它从这种形态转化为生产资本，不仅要以经常存在生产资料为前提，而且还要以经常存在雇佣工人为前提。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册里已经看到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1—634页。——编者注］，工人不断以雇佣工人的身分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不断地以这种身分抛向市场。可见，流通的形式［12］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前提，从而以循环的形式为前提，在循环的形式中生产资本及其职能，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出发点，也是回归点［注：杜林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辑的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14]。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 孤立地来看，流通形式本身是货币贮藏的合理形式，从而是货币体系即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形式。尽管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启蒙宣传，这一体系依然在实践家的头脑中，特别是在商人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注：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里的收获实际上是值得花费气力的；让肤浅的理论家们和虚伪的哲学家们去尽情地嘲笑和鄙视吧：明晃晃的金子，耀眼的银子——这便是财富，……只有这个世界才有这样美丽的东西；现在财运亨通的商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可以骄傲地在自己的储钱匣上写下这样的箴言：‘谁不怀好意就让他丢脸！’[15]。”（厄内斯特·赛德《金银条块和外汇》1868年伦敦版第534页）这位为眷恋金银而苦恼的厄内斯特·赛德先生，既不是“肤浅的理论家”，也不是严肃的理论家，而是处在一切理论之外和之下。如果说职业权威，即伦敦的《经济学家》、《金融市场评论》等等，依然吹嘘大厚本的汇编著作，那么这是由于厄内斯特·赛德先生（他自己承认是英国式的德国商人）悄悄地从现代德国《商人算术》教科书中剽窃了一切矛盾的观点。这些教科书的特点是包罗万象，主要观点论述得明确，删掉了无用的细微末节，因而比令人厌恶的、充满了伦巴特街精神的英国《汇兑通》要好[16]。］［12］ ［10］所以，如果我们考察资本的总循环，那么它便是由连续不断的形态变化的序列组成的，在这些序列中，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轮流地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然后流回到它最初的货币形式，可以重新开始同一循环。它的运动从流通领域出发，经过生产领域，又回到流通领域。新的形态变化部分地以商品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为媒介，部分地包含着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生产要素和价值本身上的实际形态变化。因为资本在自己的循环中经过的不同阶段在职能上已被规定，并且与这些阶段相适应的每个形态变化都决定着下一个形态变化，所以它们只能依照时间的顺序进行。这种顺序同时包含着循环中资本价值量的变化同资本在进入上一阶段时具有的价值之间所不断进行的比较。如果说价值对于形成价值的力量即对于劳动力的独立化是从货币转化为劳动力时开始，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对工人的统治而得到实现，那么这种独立化同样表现在这种独立的循环中，在这种循环中，货币、商品、各生产要素的形式只是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暂时形式，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把自己作为生产出来的价值量同在较早阶段上自己未发生变化的价值量进行比较，把自己现在的价值量同自己过去的价值量进行比较［注：英国少数受过高深教育的银行家之一赛·贝利，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理解得多么差，他有多少理由批评李嘉图，可以由他说的一句话得到证明：“价值是同时存在的各商品之间的比例，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同上［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72页］；这是从麦克劳德和其他的人那里抄来的）应当相信，价值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会使这类幼稚观点无法存在。］。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不是特殊种类的资本，而只是过程中的同一资本价值采取的职能上一定的不同形式，或不断变化的状态，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在自己循环的一定阶段上采取和抛弃这些形式，以便回到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后重新进行同样形式的循环，——这是简单明了的事情。但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没有弄清这个问题，在考察理论史的第四册（第三卷）[17]中读者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原因很简单。政治经济学抓住的是表面上表现出来的现成的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去研究这些形式的隐蔽的发展过程。在现象上——这一点把迷恋外表的观察者弄糊涂了——资本价值在自己循环的特殊阶段上所采取的、从而构成自身运动的单纯环节的各种形式和职能硬化起来和独立起来。因此，它们似乎是特种资本的职能或单独一类资本家的专门职能。这一点将在第三册中作更详细的说明。但是，事先在这里举出这种形式转化的例子是有好处的。假定资本流通的后一个阶段是形态Ⅰ，即资本价值在其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Ｗ′—Ｇ′。Ｗ′—Ｇ′行为，从上述例子中的资本家方面来说是棉纱的出卖，对买者来说是Ｇ—Ｗ，或棉纱的购买。现在假定，资本家不是卖给消费者，而是卖给想再把棉纱倒手出卖的那种买者。对于棉纱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棉纱一经出卖，他的资本循环便告完成。但是，对于棉纱形式所代表的价值来说，只要棉纱是它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的商品形式，实际上这种循环就没有完成，并且也不会完成。 棉纱可能还要经过购买它而又出卖它的一切人的手。这是Ｗ—Ｇ行为的不断重复。这个行为，或者说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资本的这后一个形态变化，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个最终的形态变化Ｗ—Ｇ，只有当商品卖给消费者时（而不管这些消费者是把它用作个人消费资料，还是用作生产消费资料）才会最终完成。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只有在那个时候，Ｗ—Ｇ，即对卖者来说的棉纱到货币的形态变化，对买者来说的［货币］到使用价值的形态变化，才告完成。但在表面上却是另一种情况。对于棉纱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来说，在他的资本循环中棉纱一经卖出，Ｗ′—Ｇ′就可能是最后一个形态变化，哪怕棉纱继续作为商品流通并不断地再出卖。只有当他卖给临时买主的棉纱在后者的手中作为卖不出去的商品积存起来的时候，他才会看到这种联系，而这种情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使生产者自己手里的棉纱卖不出去。那时对他的个人资本循环的这种反作用就会提醒他，虽然对他来说Ｗ—Ｇ行为已经预先完成，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尚未完成。另一方面，Ｗ′—Ｇ′也和任何卖一样，对买者来说是Ｇ—Ｗ，是买。因此，对于想再出卖棉纱的买者来说，Ｗ—Ｇ＝Ｇ—Ｗ，是他的货币形态变化的第一个行为。只是由于下一次再卖，他才实现Ｗ—Ｇ。可见，Ｗ′—Ｇ′作为投入棉纱生产的资本循环的阶段，并没有由棉纱生产者最终实现，而是在后来（或有时）仅仅由棉纱的买者实现，这种情况［11］在买者看来是Ｇ—Ｗ—Ｇ。因此，为了接着出卖而购买棉纱，为了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而把货币转化为商品，表现为资本的独立运动，这种运动始终只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并且不断地在流通领域中重复。由于这种情况，流通的一段Ｗ—Ｇ，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简单阶段或环节，在买者手中采取特殊形式的资本即商人资本的职能形态，更确切些说，采取商品经营资本的职能形态。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Ｗ′—Ｇ′这一形态变化，在商人手中不仅独立为Ｇ—Ｗ—Ｇ，即执行独立发挥职能的资本流通的职能，而且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这种运动还产生剩余价值，以致预付在购买商品上的价值在出卖商品时会增殖，从而表现为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以后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在这里并不重要。这里只须说明，资本价值在自己暂时的商品资本的职能上怎样取得一种独立发挥职能的资本即商人资本的表现形式。 资本的循环只有当它的不同阶段无阻碍地从一个转到另一个的时候才能实现。如果资本停留在第一阶段Ｇ—Ｗ上，那么，货币资本便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它停留在生产阶段上，那么，一方面生产资料会闲置起来，另一方面劳动力也无事可干，或者生产过程本身会因发生故障而受到破坏和中断。最后，如果资本停留在最后一个阶段Ｗ′—Ｇ′上，那么，卖不出去的商品便会堆积起来并把流通运动的道路堵塞。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的是，循环本身要求资本在循环的一定时间和一定段落上固定下来，也要求有与此相应的资本价值存在状态或形式。 ［12］流通的第二形态： 生产资本及其职能，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前提和结果，起点和终点。因此，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间断地流通的形态，或生产过程的形态，因为它同时是再生产过程。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这里媒介是由商品流通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阶段，Ｗ—Ｇ，卖，和Ｇ—Ｗ，买，构成的，也就是由商品在自己流通中经过的整个形态变化序列构成的。因此，如果我们撇开价值变化，而只考察形式，那么处在作为起点的生产过程和作为终点的生产过程之间的东西便是总流通过程ＣＫ。上述的形态便是 Ｐ—ＣK—Ｐ。 或者说，流通过程只表现为对再生产起媒介作用的环节。魁奈医生的功绩就是他第一个这样明确地规定流通。这个形态和应当在以后的第Ⅲ［点］考察的形态，构成他的《经济表》的基础，经济表被老米拉波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以后的第八奇迹［注：老米拉波一字不差地说：“从世界产生的时候起，曾有过三大发现赋予政治社会以重大意义……其中第一是文字的发明……第二是货币的发明……第三是《经济表》，头两项发明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的完成”。［维·里·米拉波《农业哲学或一般的农业政治经济学》176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52页］无论关于《经济表》，还是关于重农学派，康替龙都可以说：“此事我有大功。”[18]］。 在流通的第一形态中，循环是由商品资本的职能，由它转化为货币来完成的。因为预付的货币额，例如540镑，是这里的起点，而已经增殖的货币额600镑是终点，所以60镑剩余价值是否作为收入花掉，或是作为增加额加到原有的资本上，这样的问题不会发生在这一循环本身的范围内。它只有在循环重复的时候才有意义。循环的第二形态就不是这样。它从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开始。通过它自己的职能，通过生产过程，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在我们的例子中是转化为价格600镑的8000磅棉纱。商品资本的职能——即8000磅棉纱转化为货币——在这里是循环的第二阶段，但是在资本自己的流通过程中是第一阶段。因此，关于60镑剩余价值是否必须加到资本上去或者作为收入花掉的问题，必须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有可能完成它的循环的后面各阶段以前加以解决，并且要看循环如何解决，循环的性质怎样变化而定。如果这60镑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那么它们便离开它们只要还采取商品资本形式便会加入的资本循环。60镑在这种场合发挥着职能，但不是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它们被花掉，而不是被预付。它们在一般商品流通中起自己的流通手段的作用，但是它们在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不起任何作用，而资本以它最初的价值量540镑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简单再生产（第一册第六章第1节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1—634页。——编者注］），它的形态表现在第Ⅱ点上： 。 ［13］相反，如果剩余价值60镑或它的一部分加到资本上，也就是被吸收进资本的独立循环，那么，首先在流通领域中预付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增加了。资本循环从价值540镑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开始。它以600镑或590镑等等的资本价值结束。这样，第二形态就变成，也就是变成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流通形态，或资本主义积累的流通形态（第一册第六章第1节ｂ［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5—671页。——编者注］）。这是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形态。 如果撇开使事物发生变形的一切其他情况，应当记住的是，生产过程可以扩大的比例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因此，虽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预定要资本化，而通过资本化，不同循环的重复［才能实现］，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必须积累到它实际上能够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数额，或能够加入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循环的数额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有些时候要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存在，或者说，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存在。因此，货币贮藏本身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要素，它虽然是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产生的，但还是和这种积累过程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由于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再生产过程本身便不能扩大。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所以要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者不可能直接扩大自己生产过程的规模。如果他把剩余产品，在这里是800磅棉纱，卖给金银的生产者，而金银的生产者把新生产出来的、追加的金或银投入流通，或者换一种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他把剩余产品卖给用一部分国民剩余产品进行交换而从开采地进口追加金银的那些商人，那么他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便是由金银构成的国民贮藏货币的增殖额。但是在一切其他场合，在买者手中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这60镑，在我们的资本家手中只采取贮藏货币的形式，因此对他来说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如果进一步探究这一过程，那么归根到底所发生的只是由金银构成的国民贮藏货币的另一种分配。 如果在我们的资本家的交易中货币不是作为流通手段，而是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形式上的支付手段，而是作为特有的支付手段执行职能，［注：在商品为订货而生产并在交货时才进行支付的情况下，货币在形式上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 只有在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以后过一定时期才进行支付时，货币才作为特有的支付手段执行职能。］那么，应该资本化的剩余产品就不是转化为货币，而是转化为债务要求权，转化为对等价物的所有权，买者可能已经拥有这种等价物，也可能买者还只是期望得到它。正象过去的货币贮藏一样，这里的债务要求权或所有权的积攒，都同时伴随着积累过程。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这种积累形式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作为资本积聚的形式之一无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怎样的反作用，它本身并不构成真正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的环节。 现在当我们考察形式的时候，让我们回来谈简单再生产过程形态。 商品流通（或最简单形式的商品形态变化）在这里作为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态变化序列而周转。只要这种流通不停息，货币在这里就只是作为流通手段，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作为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可见，资本价值在这里采取的货币形式，货币资本的形式，是转瞬即逝的和为这一资本价值的循环充当媒介的形式。商品资本，或者确切些说，代表预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资本（在我们这里是7200磅棉纱）转化为货币，从货币再转化为商品，这种商品必须充当使用价值或进入消费（在这里是进入生产消费）。但是，这一形态变化在这里具有职能上一定的内容。买和卖，采取货币形式和抛弃货币形式，在这里只是为了商品即棉纱从它的现成形式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棉花、纱锭等等和劳动力，——以便实现资本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它从其中出来的生产资本形式。［13］ ［18］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必须不断地使自己的躯体更新，从现有的商品形态变为新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形成价值的力量，劳动力。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和再生产出来，被同种或另一种使用价值替补，才能始终是多年的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但是，现成商品的出卖，即商品以出卖为媒介而进入生产消费，是商品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在一定时间内，它们必须改变自己旧的消费形式，以便继续以新的消费形式存在。［18］ ［13］在单个资本最初表现为货币形式的形态Ⅰ中，也就是这种资本开始投入一定的生产部门的形态Ⅰ中，货币只是由于变为生产过程的各要素才转化为资本。但是在以生产过程为前提的形态Ⅱ中（也就是说，这里就单个资本而言，已经以它投入一定生产部门并在其中不断执行职能为前提），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只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环节，或商品再转化为它自己的各生产要素的媒介环节；因此是一个过程，在其中商品变成货币，或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变成商品，或货币资本再转化生产资本；只形成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 各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从而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商品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或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这种转化以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为媒介。但是，它的内容是作为整体来看的再生产过程的环节。Ｗ—Ｇ—Ｗ作为资本流通形式，除形式变换外，本身还包括职能上一定的物质变换。 在考察资本独立循环的时候，我们总是以商品按其价值买和卖为前提。因此我们把市场价格的波动撇开了。但是，即使在这种前提下，下面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我们这里是540镑，能够实现形态变化序列，或从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商品生产的各要素。资本的循环包含着连续的各阶段，即在时间上不一致的各阶段。第一，资本在一定时间里在生产领域中作为［14］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它在生产领域中的这种停留时间可能较长或较短。在我们的场合，这种停留持续到预付在劳动力、棉花、纱锭等等上面的资本价值540镑转化为价格600镑的棉纱为止。生产资本一经转化为商品产品，它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流通领域。但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商品——例如棉纱——的各生产要素的价值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由于棉花歉收，较少量的棉花比过去代表较多的劳动。因此，棉花的价值上涨了。所以要以原来的规模继续生产或者使用同量资本去推动同量的剩余劳动，540镑的资本价值就太少了。反过来也是一样。棉花的价值降低了。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同一资本价值540镑会多于在原有规模上继续生产所必需的价值。因此，保持下述条件至关重要：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在流通领域发生的形态变化序列Ｗ—Ｇ—Ｗ，不仅决定着这一资本价值从商品形式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形式，而且这种序列只有在商品和商品各生产要素彼此间保持它们最初的价值比例时才能实现。在这个地方简单地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在问题只涉及对循环形式的考察时，不仅以商品按其价值买和卖为前提，而且还以它们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价值不发生变化为前提。［14］ ［9］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它越发达，各生产要素本身就越是以更大的程度从流通流向生产，或作为商品进入生产。例如，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农业同农民的农业作一比较。农民本身生产自己的生产要素的较大部分。标准的苏格兰租佃者出售他的种子，禾秸，简言之，出售一切动产。相反，他通过购买补偿所有这些要素，换句话说，这些要素从流通领域流向他那里。［9］ ［14］作为资本的两个形态变化的流通过程，表明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特有内容：不仅总产品（除上述例外）作为商品进入一般流通，而且各生产要素也从流通进入生产过程。 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在其循环形态Ⅰ中所具有的独立性的外观，在这第二形态中消失了，这样，第二形态批判了形态Ⅰ，并且把它归结为它的真正内容——自行增殖的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但是要注意，被批判的东西，只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的独立性——孵出货币的货币形式，——但不是过程中的价值本身的这样一种独立性，恰恰是这种独立性赋予这一价值以资本的性质，并且赋予生产过程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物质的生产资本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构成，但是，这些生产要素的价值如果不是作为实际货币存在，就是在资本家的簿记上固定为计算货币，例如540镑：生产过程本身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也是价值形成过程，而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只是540镑价值转化为600镑价值的手段。重商主义体系在其公式Ｇ—Ｇ′中清楚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特点，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重商主义体系面前进行启蒙式的自夸时却忘记了这一特点，忘记了创造价值的价值，即价值作为资本的性质。因此，它装腔作势地喜欢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简单劳动过程，而不是看作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动因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致富本身，也就是说，不是单纯形成剩余价值，而是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形式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公式，而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公式，或者说，是同时作为积累过程的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的公式，即这一形式。这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公式，是生产资本为了创造具有更高的自行增殖能力的生产资本而执行职能的公式。反映着生产过程对人实行专制的这一公式，统治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人物所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统治着李嘉图。这个公式得到历史的证实。因为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对人和物来说无情地保证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和社会结合达到成熟地步，直到生产过程能够被置于人的有计划的社会监督之下并服从于人的统治。但是，当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过程的过渡性的历史形式说成是永恒的自然形式时，它是在进行欺骗。 形态Ⅱ以形成产品和价值的各种要素为起点，但是这些要素进入了循环，并在循环的范围内作为商品，以不变资本价值各物质要素的形式，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重新进入循环。因此在它们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已经部分地或全部作为商品资本进行流通。可见，形态Ⅱ也以流通形态为前提，在流通形态中商品资本是运动的起点，因而也是运动的终点。所以，在考察劳动过程的时候可以看出，产品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 流通的第三形态： 从去年的收获到今年的收获这种运动，只提供这种流通形态的一个例子。 这里的起点是商品资本Ｗ′。如果把Ｗ′（例如价值为600镑的8000磅棉纱）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么它第一，由Ｗ即由基本量的产品组成，这些产品的价值等于转化为商品产品的生产资本的价值，即由价值为540镑的7200磅棉纱组成；第二，由专门代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Ｗ组成，在我们的例子中由价值为60镑的800磅棉纱组成。因此，公式——我们为了简便起见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可以分解为： 。 商品资本在自己流通的范围内，在转化为货币以后，分为两个独立的流通。｛在我们的例子中商品是离散值，因此，总商品资本的剩余产品在转化为货币之前能够在物体上同总产品分开，这纯粹是偶然的。如果产品是价值600镑的厂房或机器，那么，这种物体上的分离便不可能。只有在厂房和机器出卖以后，600镑商品资本的流通才可能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流通。｝ ［15］商品资本Ｗ′＝Ｗ＋△Ｗ转化为货币额Ｇ′＝Ｇ＋△Ｇ，这里的△Ｇ是转化为货币的△Ｗ。△Ｇ也转化为资本家当作收入花掉的商品。无论△Ｗ最初作为Ｗ′的可分部分或不可分部分存在，随着Ｗ′转化为货币，或随着商品Ｗ′的出售，剩余产品的流通都分为△Ｗ—△Ｇ—Ｗ，而这样一种流通，即使它以商品资本的运动开始，它还是从资本循环中退出并消失在一般商品流通中。 相反，是商品资本的循环，这种循环从自身中除去加到商品资本上面的剩余产品以后，便转化为它自己的各生产要素（Ｗ—Ｇ—Ｗ），或转化为生产资本，并且由于生产资本执行职能，重新转化为商品资本Ｗ′或Ｗ＋△Ｗ。 在第一阶段，Ｗ′—Ｇ′，最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一起作为商品资本彼此分辨不开地进入流通。剩余价值的流通本身在这里是资本循环的要素。只有在Ｗ′—Ｇ′行为完成以后，最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才能分开（形态Ⅱ中在第二阶段Ｗ′—Ｇ′所发生的事情，在以Ｗ′—Ｇ′为最后阶段的形态Ⅰ中完全没有表现出来）。 在把形态Ⅲ作为单个资本循环来考察的时候，形态Ⅲ没有进一步加以思考的理由，因为这一形式的流通过程已经在第二形态（Ｐ—Ｗ′—Ｇ′—Ｗ—Ｐ）的中间部分考察过了。同时只需要指出，商品资本或商品形式上的资本也象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一样形成循环的前提，因此同样也可以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来考察： 因此，运动可分解 为 Ｗ′ △Ｗ—△Ｇ—ｍ（剩余产品——货币——商品，消费资料） 和 或者说，分解为属于简单商品流通的剩余产品的流通和资本循环，只有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形成流通。但是，在第一个环节Ｗ′—Ｇ′中，或在商品资本流通的行为中，剩余产品的流通包括在商品资本本身的流通中，并且只有在第二阶段，一旦Ｇ′分解为△Ｇ和Ｇ，其中每一个都继续走它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才分离开来。 在形态Ⅲ中，市场上的商品——从而起商品资本作用的资本——形成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变的前提。因此，如果把这一形态确定为形态Ⅰ，那么，在两者中生产过程只是充当总运动的媒介，但是也以在它以前存在的商品和货币为条件；因此，表面上看来，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都来自商品流通，并且只由商品构成。（表面上看来，它从商品流通中获得自己的一切要素。）而这也是一种片面看法，它忽视了与商品要素无关的生产过程的潜在能力。相反，在形态Ⅱ中，即从生产过程本身出发，因而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过程上面的形态中，生产资本加进自身的那些既没有包含在它的不变资本部分中也没有包含在它的可变资本部分中的要素，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作为生产过程的潜在能力发挥作用。 在形态Ⅰ和Ⅱ中，循环是从资本价值开始的，一次是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另一次是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在形态Ⅲ中，循环是从商品资本开始的，而商品资本除资本价值外总是包含剩余价值，总是由这样一个产品量构成，这一产品量的价格等于资本价值加上价格等于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商品资本的运动，Ｗ′—Ｇ′，是总产品的运动，因而也是总价值的运动。而形态Ⅰ和Ⅱ由此从一开始便是资本独立循环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商品资本的运动只是一个环节，形态Ⅲ不是从资本价值开始，相反，资本价值的循环作为独立的循环同只是总产品的总价值在第二阶段的流通分离开来。在形态Ⅰ和Ⅱ中从播种开始，在形态Ⅲ中从收获开始，或者象重农学派所说的，在前两种形态中从“预付”开始，在后一种形态中从“回收”开始［注：因为Ｗ′—Ｇ′—Ｗ—Ｐ—Ｗ从总产品（总价值）开始，也就是包括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在内，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撇开对外贸易，起初不应当注意它）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当剩余产品中必须进入生产的部分已包含着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当年的生产是它下一年生产的前提，或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年当中（剩余产品在它可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同时和简单再生产过程一起立即被生产出来）。（生产率可以只增加资本的物质，而不提高它的价值；不过它为增加价值创造了追加的量。）］。因此，如果把形态Ⅲ单纯看作资本价值的循环，即把包括在其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孤立起来，那么，这个形态就不再有什么意义。它只是在形式上区别于其他两个形态。但是形态用自己的起点表明自己不单纯是资本价值的循环，而是表明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资本价值的循环本身只是一个分支，并且循环由这种运动所决定。其次：在形态Ⅰ中，循环以货币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即以资本价值既不能进入生产消费，也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那种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在形态Ⅱ中，循环以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即以生产资本必须被用于再生产消费，而一部分也只能用于再生产消费的那种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开始和结束。 相反，在形态Ⅲ中，起点和终点是现成的商品产品，这种现成的商品产品必须作为使用价值用于消费，并且视其性质如何，或是只能加入个人消费，或是只能加入生产消费，最后，或是加入这两种消费过程中的每一个。因此，不同形式的消费过程在这里表现为资本价值循环本身的条件之一。 形态Ⅰ以Ｗ′—Ｇ′的行为结束，即以商品资本的运动结束，由于Ｇ—等等—Ｇ′的循环形式，这里的重点直接转到形式方面，资本价值从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原来作为剩余产品存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更多的货币。 在形态Ⅱ中，对于生产资本本身的循环Ｐ—等等—Ｐ来说，商品资本的运动Ｗ′—Ｇ只有作为的环节，即作为商品向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才是重要的。 ［16］相反，在形态ⅢＷ′—等等—Ｗ′中，商品资本的运动，即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总产品的运动，既表现为资本价值独立循环的前提，也表现为受资本价值独立循环所决定的东西。因此，如果这一形态就其特点来理解和考察，那么只谈下面这样一点就不够了，这就是：进行环形运动的资本价值的两个阶段，Ｗ′—Ｇ′和Ｇ—Ｗ，一方面形成职能上一定的资本形态变化阶段，另一方面形成总商品流通的环节。有必要弄清单个资本发生形态变化时价值的运动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以及同社会总产品中准备用作个人消费部分的流通的［联系］。但是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到循环的形式，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章来考察这个问题。同时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凡是在谈到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时，例如，在下一章[19]，我们都把形态Ⅰ和Ⅱ作为基础。单个资本应当理解为社会总资本中独立出来的并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资本执行职能的部分。社会资本只是由这些单个资本构成的，所以它的运动只由它们的运动组合而成。但是说明这种组合本身是一回事；说明构成这种组合的各个单独的运动又是一回事。 现代政治经济学缺乏思考而又草率行事，直至今天它的特点仍然是不去考察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相互之间以及同一般商品流通之间的交织，而是抛开这种交织，这就更加鲜明地突出了魁奈医生天才的勇气。当人们的研究必然只去分析彼此没有联系的现象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时候，魁奈医生在自己的《经济表》中试图用一些直线和斜线一目了然地总括和描绘出完整的经济运动的全景。他的学生们在一些著作中试图把该《表》分解为不同的循环形态，这些著作（例如，参看勃多神甫的《经济表说明》）也显示出巨大的理论意义。 如果说让·巴·萨伊以其肤浅的方式在页边上写下一些非批判的和仓促收集加工的材料，从而暴露出在概括事物时法国精神的全部荒谬倾向，那么相反，这种法国精神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力量和胆略，在魁奈、拉瓦锡、拉普拉斯、比夏和拉马克［注：马克思勾掉了居维叶的名字，写上了拉马克的名字。——编者注］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 循环的三种形态 在三种形态的每一种当中，过程中的资本的循环都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不论是生产过程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还是流通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媒介。货币资本的形态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属于流通领域，生产资本的形态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一循环中，开始循环的资本形式也是它的终结，或者说，它的前提同时是它的结果。因此，每个循环同时是再生产过程，不过这不单纯指形态Ⅱ和Ⅲ反映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也不单纯指形态Ⅰ即不作为单个循环，而作为过程不断转动的形式；相反，这里是指每一个循环再生产出它出发时的那种资本形式。因此，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社会形式，就象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是整个过程的产物。 其次，这三种形态是三种不同的循环形式，它们从内容来说各自作为特殊形式而不相同。形态Ⅰ，，是这样一种资本的形式，它不断被重新投入，它的运动一直受到注意，直到它从企业中抽出为止，虽然它可能只是为了进入另一领域才离开一个生产领域的。其次，这是把整个过程的主导倾向——现有价值的增殖——表现得最直接、最明显的形式。形态Ⅱ，，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形式，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最后，形态Ⅲ，，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运动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资本本身的独立循环只是一个环节。 ［17］这些形态中的每一形态作为循环的特殊形式，都以其他形态为前提。我们已经看到，形态Ⅰ以形态Ⅱ为前提，而从生产过程的结果开始的形态Ⅲ，当然，以它的不间断性，即以形态Ⅱ为前提。另一方面，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每一循环作为经常不断的转动，形成所有三个形态。由此可见，例如，在周而复始的圆圈中，Ａ、Ｂ、Ｃ各点中的每一点都是出发点和回归点。同时这始终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确认的同一运动。实际上不是三个形式，而只有一个形式。 我们已经看到，过程中的资本逐渐地，按照时间的顺序，通过自己的不同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具有特殊的形式，它在这种形式上完成特殊的职能，并且正是由于完成这一定的职能，才得到改变的形式，它在这一形式中过渡到下一阶段，以便完成相应的职能。预付的生产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额，例如540镑，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表现。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生产资本的职能（由此它转化为商品产品）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它始终在流通领域之外，从而不是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职能一旦完成，它便不再作为生产资本存在，而是作为价格600镑的商品资本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因此，生产过程现在中断或停止下来。如果说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期间中断，那么流通过程也在生产过程期间中断，最后，流通过程本身分裂为两个阶段，以致在资本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时候，作为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便停止下来，反过来也一样。循环的不间断性在这里是通过经常中断来实现的，实际上只是这些中断的不间断性。 然而，这并不是过程中的资本本身的不断循环实际上所表现的方式。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为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的阶段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空间上是互相并存的。每一资本终归是一定量的价值。因此，只要它分配在自己的不同阶段上，它就能在其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不同形式上同时执行职能。当一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力、棉花、煤等等执行职能的时候，另一部分从棉纱转化为货币，同时第三部分又从货币转化为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时，它的产品恰好以棉纱的形式离开生产过程。资本的各个一定的部分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经过过程的各个特殊阶段，当一部分离开一个阶段的时候，另一部分则进入该阶段，也就是说，当资本价值按时间顺序逐步通过它的全部周期性的形态变化时，它同时不断地停留在这些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上。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在这里轮流地通过循环，但是资本的一个部分总是处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上，或者说，当一部分离开一定阶段并抛弃属于该阶段的形式时，另一部分已经到来，进入这个阶段，并接受属于该阶段的形式和职能。这就象工厂中不间断地进行生产一样，在那里既是所有的原料通过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不同的局部过程，也是这些原料的不同部分彼此并列地同时处于不同的局部过程中。整个过程的统一是通过一系列形态变化实现的，资本的每一部分一个接一个地通过这一过程。实际过程的不间断性是通过这些形态变化的并列存在实现的，或通过资本同时分配在它的不同阶段上实现的。资本的每一种形式在这里出现在另一种形式之前和跟在另一种形式之后，一种形式上的一部分资本的再生产，例如货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再生产，以另一种形式上的另一部分资本的再生产，例如以商品资本形式上的再生产为条件。 但同时，作为三种形态的资本的再生产形式的三种循环，即，总是齐头并进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而同时另一部分则作为新的商品资本离开生产过程，进入流通。可见，循环形式Ｗ—Ｗ′不断运行；其他的形式也是一样。 因此，在资本价值完全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的第一种方式下，整个循环只是在形式上可以被理解为三种形态的统一，资本在它的每一种形式和它的每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也同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以及依次通过三个阶段的情形一样，是经常不断的。因此，在这里整个循环是资本三种形式的实际统一。 ［18］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是，这种再生产过程同时是它的每一个环节的再生产过程（因而是循环）。资本的不同份额依次通过不同的阶段和形式。可见，每一种形式虽然不断代表另一部分资本，还是和其他部分的资本同时通过自己的循环。一部分资本（不过是不断变化的和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的货币资本存在，第三部分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存在，而这些形式的经常存在是以总资本通过这些阶段为媒介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正象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的阶段一样，是彼此并列地进行的。但是，这些不同过程的并列进行是以下列情况为媒介的：资本的一定部分不断作为资本循环的起点通过构成它的再生产过程的形态变化序列，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另一种流通形式的起点完成同一形态变化序列。 社会资本——它的运动是各单个资本运动的总合——当然总是处在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不同形式上和职能上，因此，它的运动总是三种循环形态的具体统一。 这同样适用于处在不断更新的流中的单个资本。但是，不同阶段的同时性，因而循环的连续性，在这里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会中断，这要看生产过程本身是否具有或大或小的偶然性质——例如，生产过程取决于渔业、农业等等中的自然条件（如一年中的季节），或者，由于生产过程取决于契约的情况，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的情况下就是如此。甚至在生产过程并不中断，生产资本因此可以在一定规模上不断执行职能的时候，代表总价值中同时以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存在的那部分的比例，或资本同时在自己不同的阶段上同时执行职能（分配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生产过程的不间断性。 ［19］（2）流通时间 资本经过自己流通过程的两个对立阶段的时间，即它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形成它的流通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流通的两个过程和，虽然是资本形态变化序列中职能上一定的阶段，它们本身恰好是流通的一些简单行为，买和卖，所以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只起货币和商品的作用。此外弄清楚的还有（第二章，2［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77—189页。——编者注］），货币和商品在自己的流通中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而只是改变自己的价值形式。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是它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断的时间。 如果说资本价值在货币形式上是永生的，那么它在商品形式上会招致商品体的一切病害。经过一定时间，商品就会变坏。由于使用价值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会减少。经过一定的时候，商品体会变成商品的尸体，而商品的美丽灵魂即价值从中消失。因此，如果说资本在其商品资本的职能中没有获得追加的价值，那么它可能丧失价值。资本能够作为商品流通而不致遭受局部或全部丧失价值危险的那段期限的长短，当然随商品产品不同的自然性质而变化。但在任何情况下，商品的易朽性规定了商品流通时间的自然界限。 具有一定价值量的资本所推动的劳动时间越多，它的自行增殖便越多。相反，具有一定价值量的资本的流通时间越长，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少。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形式转化越仅仅是想象的，即这种转化的时间越是接近于零，资本的生产职能在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情况下就越接近于最大限度。例如，如果资本家为订货而生产，产品的价格在交付产品的时候一部分以他自己的生产要素的形式，一部分以支付工资的货币形式支付给他，那么他的资本的流通时间便接近于零。资本主义生产企图通过信用冲破它自己的界限，也就是说，使流通时间等于零，或使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态变化变成想象的，即不需要时间。 让我们以流通的一种形态为例，考察它表现在最简单形式上的过程。540镑资本以生产的形式用在建筑材料等等和劳动力上。只要价格为600镑的房屋建成，这一生产资本的职能便告完成。现在房屋必须出售：资本流通时间的第一阶段，即Ｗ′—Ｇ′时间的长度。房屋出售以后，资本价值必须再从它的货币形式540镑转化为建筑材料等等和劳动力：资本流通时间的第二阶段，即Ｇ—Ｗ时间的长度。只有在资本再转化为它的生产形式以后，建筑过程才能恢复。在这里，生产过程，从而资本的自行增殖，十分明显地在资本的整个流通时间内暂停下来，被中断了。相反，如果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循环，以致总资本的循环作为它的不同部分的连续循环而进行，那么很明显，相应部分的流通时间，或它们处在流通领域中的时间越长或越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断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就越少或越多。因此，流通时间影响生产过程，即影响资本的自行增殖，不过是消极的影响。它在时间方面规定界限，并在预付资本价值生产地执行职能，从而自行增殖的规模方面规定界限。 随着流通时间的增加或减少，它对资本自行增殖所起的消极影响的程度也有变化。但是，界限所具有的弹性决不能消除它的性质和它所起的界限的作用。有毒的气体总是不利于健康，因为它们在大气中的多寡只决定它们对健康有害作用的程度。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时间能够创造价值这一迷信看法，是由各种不同的现象造成的，这些现象应当在以后加以考察。例如，由于延长流通时间，商品价值或利润得到提高的现象。政治经济学越是喜欢抓住现象，这种现象就越是向它证明，资本具有不以它的生产过程，即不以剥削劳动力为转移的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有些经济学家在分析商品流通时，意味深长地着重指出，流通过程不管其形式如何，从来不创造价值，甚至这样的经济学家一旦遇到同一流通过程本身表现为资本生活过程的一段时，也会忘记这一简单的道理。 ［20］（3）流通费用 虽然资本在流通期间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而只改变自己的价值形式，这种形式变换也会造成劳动和价值的追加支出——流通费用。 首先，资本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或相反的转化，是资本家的事情。商品的卖和买。出售时间和购买时间。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形成资本再生产时间的必要部分一样，卖和买的时间也是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执行职能的时间的必要部分。这形成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但是，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的生产职能的限制一样，卖和买的时间也是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者起作用的时间的中断。［注：当商品生产还处在原始的萌芽状态的时候，赶集的时间——买和卖的时间——是商品生产者工作之余的休息。对于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农民来说，集市同时是节日。］资本家可以在市场上竭尽全力地活动，但是他的这种劳动既不能创造产品，也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他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执行必要的职能，不过是非生产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括非生产过程。 最后，当资本家Ａ，我们的棉纱生产者，把他的8000磅棉纱以600镑卖给需要这种棉纱去织布的资本家Ｂ以后，他的脸上顿时露出笑意并显出一付非常狡猾的神态。他郑重其事地宣称：“我在这笔交易上损失了两小时，只有天晓得这段时间在工厂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此外，我在这两小时中花费了我宝贵的精力，特别是我的唇舌。因此你必须在600镑棉纱的价值之外，对我卖东西的这段时间追加报酬。”资本家Ｂ脸上露出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表情嚷道：“追加报酬？我在购买商品时损失的时间和你在出卖商品时损失的时间一样多。如果你不是用滑稽可笑的企图欺骗我，我们五分钟就能达成协议。老实说，为此你必须给我补偿购买时间的损失，应当从600镑中扣除。再说，朋友，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每只鸟都有自己的飞法。虽然你的信仰比你的棉纱更牢固，但是你即使在天堂里也会为你的事业绞脑汁。” 当他的企业规模变得使他把商品的买和卖转交给自己的代理人对他更有利，甚至对他是一种必要时，那么方才描写的过程只会由此改变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他的资本流通过程所作的牺牲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钱包。不过，就代理人本人来说，诚然，他也和纺纱的人或干了蠢事的人一样，花费自己的劳动力。他的劳动也为他创造了价值，即创造了他的工资。但是，任何职能的性质都不会由于从彼得手上转到保罗手上而发生变化：为现有价值充当媒介的劳动并不会因为资本家为它支付报酬而具有创造价值的性质。但是，这恰恰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一种替代法，它使得下列现象神秘化：这种或那种职能从流动状态即构成许多人活动的单纯环节，转化为少数人的专门职业，转化为流通过程的一些最简单的行为，特别是流通过程的具体形态的这种行为［注：如果某一个人的服务为他自己提供的价值成了这个人生产某种价值的标志，那么，也许加尼耳就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姘妇比农民全家人更具有生产性得多，而且说实在的，实际上只有所谓的非生产工人才是生产的[20]。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可能还会补充说，姘妇实际上——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么至少间接地——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工厂主除了自己的令人讨厌的“那一口子”以外，还必须养一个使他生活“更加快活的”伴侣，在这样的环境下，总是会刺激他更加精力充沛地去经营生产过程，加紧榨取“劳动力”。］。 ［21］让我们略微研究一下货币的简单机械运动。例如，在购买犁的时候，为了单纯支付货币，农民就要费一定的功夫——进行心算，交付货币所花费的肌肉力，而交付货币对一切人来说还会使他的朴实心灵不快。因此，犁不仅使他花费货币，而且还有脑子、肌肉和心灵的各种运动，谁也没有给他补偿这些东西，他在出售谷物的时候，又会重复这些运动，不过方向相反。除了货币以外，他为取得这些货币所花费的力气以及他装货币的皮包或他装货币的瓦罐所受的磨损，都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一旦瓦罐变成骑士冯·韦尔特海姆[21]的大铁柜，或变成最伟大的梵天（不是印度的，而是伦敦的）所封闭的铁保险箱时，一旦计算、收支货币的手续人格化为工厂或银行的出纳员时，这些流通费用便失去了自己的隐蔽性质，但没有失去自己的非生产费用的性质。 在资本的循环中，不仅资本价值的量发生变化，而且过程中的价值也不断改变自己的躯体。后者常被流通过程升华为单纯的债务要求权。但是价值只具有一种独立的形式——货币形式。因此，只有当资本循环表现在想象的货币上，表现在计算货币上，并且它的运动反映在这种形式上的时候，它才能被理解为过程中的价值的运动，被理解为这种价值的休戚相关的生活道路。因此，资本过着双重生活，在市场上和生产中过着此岸的、具体的、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的生活，而在资本家的簿记上过着彼岸的、抽象的、单调的生活。在自己的产品中只有较少部分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小农，是在自己的脑子里进行簿记核算的，这种习惯连大农也长久地保持着。只有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来说，簿记才成为不可缺少的职能［注：下面到本段止被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51页注12）。某些文字上的出入，是由于恩格斯在辞句上作了修改，或者是为使俄译文更确切而作的修改。——编者注］。在中世纪，只有在修道院的农业中才有簿记。但是，我们知道（第1册第34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6页。——编者注］），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个公社官员的专职。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用在簿记方面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正象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社劳动力，是从农业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会计员的情况，就和印度公社的会计员的情况相同［注：就象簿记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它的职能性质很少变化一样，会计本身在下述问题上的变化，例如在办公费，从而会计处，会计员的工资等等是否算作投资这样的问题上的变化，同样是很少的。资本家只有用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才能支付会计员的报酬，尽管在开始经营的时候，他必须预付这些；如果他把这些算作投资，ｍ∶ｃ这一比例就会变小。房屋等等、基本设备是工厂的附属物，是它的官僚部分；它们列入资本的支出，但是这部分投资不生产剩余价值。］。 上面引用的例子足以说明真正流通费用的性质。它们是非生产费用，是劳动和价值的一种支出，这种支出不改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量，只是充当交换价值形式转化的媒介［注：魁奈。］。在个人的范围内，对于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来说，它们以本来的面目表现出来：表现为他的生产职能的中断和价值的牺牲，这些价值既不加入他的个人消费，也不加入它的生产消费。同一些非生产费用无论集中在大的社会范围内，还是集中在资本家手里，都表现为资本的支出，一部分用于流通代理人的工资，一部分用于补偿他们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注：部分地说，例如，即使资本家的流通代理人预先为自己约定从利润中取得一定的利息，而不是工资，流通费用的表现形式中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过资本家所采取的计算方法丝毫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对于这些比较频繁或不频繁但不断重复支出的非生产费用，并非由预付资本来补偿，而是由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来补偿，非生产费用是剩余价值的扣除。开始营业的资本家预付这些非生产费用，正如同他对自己个人的消费进行预付一样。但是预付的形式并没有使这些非生产费用拥有补偿自身的能力，正如同没有使这些消费费用拥有补偿自身的能力一样。如果资本家把非生产费用看成是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那么他就是把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算作资本的补偿。价值产品中被他算入资本价值项目的那一部分，他是用剩余价值来冲销的。 ［22］但是人们会问，商人资本和他的利润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商人毫无疑问获得剩余价值，那么难道他获得剩余价值不是通过增加商品的售价，即通过增加商品的价值吗？在这里简单的流通费用创造价值的能力难道不是表现得很明显，并且是以极大的规模表现出来吗？不过我们将在以后在商人资本独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来考察这一点。 最后还应当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采取流通费用形式的一部分社会费用，在任何其他社会生产方式下都必须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例如，在印度公社中我们看到生产记账员，尽管只是农业生产的记账员。可见，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社会财产的社会一定会把它的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部分地通过买和卖即流通过程实现的［注：如果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社会财富的一切分配都通过商品流通来实现，那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少数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拥有所有权。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就它再生产和集中这种所有权这一点来说创造这种所有权。这种生产作为媒介直接促成的事情，是社会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尽管剩余价值本身在各种工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进一步分配以流通过程为前提，但是分配本身不是仅由买和卖这两个行为构成的商品流通的环节。］。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不仅造成特殊的、只是它所固有的费用，而且大大地增加它和其他社会生产方式共同的费用，尽管这些费用表现的形式不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察了真正的流通费用，即现有价值的形式变换所引起的费用。但是也存在所谓的另一种流通费用，这种流通费用全部或部分地由生产过程产生，即由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继续执行的职能产生，这些职能的真正性质由于它们渗入流通过程而模糊起来。这里的追加资本（处于流通领域中的，因而作为商品或货币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来不形成价值）使用生产劳动，这种劳动的一部分没有得到报酬，这就象资本使用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劳动的情况一样，因此创造剩余价值。至于这样使用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充当价值形式变换的媒介的那种劳动，因为它是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产品起作用，而不是对产品的价值形式起作用。属于这方面的事情，是商品的分割、衡量、计量、分类、包装等等。我们将充分地考察与形成储备和运输费用有关的费用。 储备的形成 亚·斯密把储备的形成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现象。斯密认为，它的必要性是由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产生的。 他说：“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中，没有任何分工，几乎不发生交换，每一个人为自己谋得一切东西。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必要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生活而积累或储存储备。” 可见，储备以分工为前提。 “一旦彻底实行分工”， 储备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出卖他生产的商品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但是 “按照事物的本性，储备的形成必须在分工以前”。［注：第2卷，序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版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2卷第249页］］ 可见，分工以储备为前提。 混淆储备和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流行习气［注：威·罗雪尔先生直到现在仍然深信，如果不是命运预先决定资本家的存在，社会就几乎难以维持下去[22]。］，来源于亚当·斯密，他显然把储备的历史形式，它的商品形式即商品储备，同真正的储备混为一谈了。这种情况看起来就象把贮藏货币同它们的银行储备基金形式混为一谈一样。 建立储备是不取决于任何社会历史形式的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即使野蛮人也能利用现成的自然储备，诚然，是在最原始的形式和在最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利用的。如果说我们发现某些种类的动物已经有了储备，那么即使是对文明史作最肤浅的观察也会发现，在所有的发展阶段上都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储备。它的形式之一，就是把收获物储藏在地窖里，这从古代色雷斯人、日耳曼人和其他野蛮人时代起就一直存在，并且［23］直到现在在俄罗斯人［注：“从野蛮人传到希腊人和罗马人口中的词σειρósσιρós，Sirus，就是“粮窖”。瓦罗在《论农业》（Ⅰ，57）……中说：“有些人在地下，在山洞里有粮仓，称作σειρovs，在卡帕多基亚和色雷斯就是如此”。后来普林尼也说（18，30）：“但是，最好是象在卡帕多基亚和色雷斯那样，保存在称作粮食地仓的地窖里”[23]。库尔齐乌斯（7，4，24），在谈到巴克特里亚人时写道：“……野蛮人把粮仓叫作西尔，他们把粮仓掩蔽起来，只有挖掘谷仓的人才能找到，他们把自己的粮食藏在里面……”[24]日耳曼人也是把谷物埋在地下，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第16章中说：“他们也有地窖，上面用厚厚的一层牲口粪盖起来；它们被用作过冬的地方和谷仓，因为那种地方可以避严寒。”[25]（雅科布·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64页）“在黑土地带（在俄国）时常可以看到，全年的收获物都存放在地窖里或者垛起来。”（奥·冯·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莱比锡版第5页）“为了请地主贮藏谷物，农民必须交纳1/2俄石黑麦或小麦，或者每个纳税人一年要分担2俄升燕麦或大麦，并且这种报酬一直要支付到每人只剩1.5俄石储备为止。”（同上，第120页）］那里都还可以看到。尽管亚·斯密错误地认为储备的形成只是由于产品变为商品和产品储备变为商品储备造成的。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却在从供自己消费的生产过渡到商品生产时，在经济中引起最厉害的和最危险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到最近仍然保留着 “古老的习惯，把丰年不可能卖很大价钱的大量谷物，存放在谷仓里”［注：《答复。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饿）》，根据下院决定于1867年5月31日刊印，第1部分第230、231页第74号。］。 美国南北战争和由此突然急剧增加的对棉花、黄麻等的需求，造成印度西北各省和其他地区大大缩减稻谷的种植，使稻谷价格提高和各产稻区出卖积存的稻谷。再加上1864——1866年由海上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大量输出稻谷。这样，使1866年的饥馑带有很尖锐的性质，这次危机仅在奥里萨一地就夺走了100万人的生命［注：同上，第174、175、213、214页和第3部分：《关于贝巴尔饥荒的文件》第32、33页。在这些地方，在饥荒的原因中特别指出“原有储备的流失”。］。在迈索尔 “由于稻谷的价格太高，各区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收获运往生产棉花的贝拉里和达尔瓦尔地区的市场，因此，许多地区连粮食种子都完全不够用”［注：《印度。1865—1866年的进步和状况》，根据上院决定于1867年5月2日刊印，第41页。“但是，在没有拨出必要数量的种子粮以前，任何一个私人农庄在庄稼收成以后——无论庄稼如何——都不能把冬小麦用作口粮，不能出售。”（奥·冯·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莱比锡版第120—121页）］。 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粮食向法国出口，造成古老的阿拉伯储存粮食的制度发生变革，致使阿尔及利亚不久前的可怕饥荒极为尖锐，这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26]。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里，社会产品的基本量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然后这一商品量的一部分不断离开市场，进入生产消费，而另一部分则进入个人消费。 首先，至于真正的消费基金（即社会产品中准备用作个人消费的量），那么经常留在它的最终消费者手里的只是它的较小的部分。民众，即工人阶级，把全部挣来的东西吃光，因此不可能形成消费储备。资本家阶级不需要这样的储备。货币使他经常有可能支配市场上的大量产品，供他个人消费。因此，和以往的社会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直接形式上的消费储备，即消费者本人支配的消费储备减少，而总是在商品形式上作为商品储备存在的消费基金则相应增加。 至于生产储备，即在生产消费者手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那么，首先应当除去真正的劳动资料，机器，厂房等等。它们已经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由各种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构成的生产资本的各要素则完全不同。 ［24］为了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这些要素的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必须处在储备中。它形成潜在的生产资本，这种潜在的生产资本不断转化为能动的生产资本，并且通过流通过程同样不断地更新。资本主义社会向我们展现出一幅把这种生产资本在社会范围内积聚在少数人手中的图景。较早的社会制度则表明它在个人范围内分散在许多人手中。但是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都是这样，例如，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就不是这样。 生产储备的保持，也象任何其他储备的保持一样，是通过这样一种生产过程进行的，这种生产过程中要加入使用价值，在这种场合是原料和辅助物质。这一过程需要花费资本，不变资本（建筑物、容器、器械等）和可变资本，劳动力（一部分是堆存物品用的劳动，一部分是为了保持清洁、避免有害影响等等）。这个过程追加到放在仓库里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生产情况下一样，一部分是不变资本随着自己的消耗而转移到它们上面去的那部分价值，一部分是由活劳动加进的价值，它们又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注：例如，如果把利息说成建立储备的费用要素，那么把利息只是作为自身的一部分包括在内的剩余价值本身，就表现为费用的一部分。至于所谓的保险费用，那么它们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扣除。保险费用使整个资本家阶级分担生产资本由于事故、火灾等等而遭受的偶然损失。］。 生产资本必须处在潜在生产资本或生产价值形式上的时间的长短，随着它更新的可靠性和速度而变化，因此，这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地点离原料产地的远近，部分地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程度。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例如煤、铁、棉纱的生产与运输的大批地、连续地和迅速地进行，从而它们作为产品离开一个过程，然后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过程这一行为的大批地、连续地和迅速地进行，会使它们的生产消费者手里的煤、铁、棉纱的必要储备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程度是既定的，从而交通运输手段的发展程度是既定的，那么生产地点离原料产地的远近就决定着必要生产储备数量的增减。例如，俄国比生产棉织品的其他国家离横垮大西洋的贸易中心较远。在它的北方港口一年中只有很短的时间能够行船，而所有的工厂区都离它的南方港口很远。因此，俄国的纺纱业主能够保证自己弄到必需的棉花储备的那段时间是很短的。他必须刻不容缓地大规模地做这件事，因此他在生产储备形式上预付的资本部分不得不比其他国家多得多。这样，他同时受到棉花价值突然下跌造成损失的危险也比较大。由于离棉花产地遥远和离欧洲进口棉花的港口遥远，瑞士的纺纱业主甚至习惯于储备整年的棉花。当然，这会增加他们平时的生产费用，但他们在1860和1861年在新奥尔良进行的大量购买，却由于美国南北战争造成的棉荒而例外地成了他们的赢利事业［注：“幸好瑞士人有保持一年储备的习惯，这是该国的地理环境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处境较好，这指的是原料的价格。”（《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4年版第7号第9页）英国大使馆的秘书伯恩利在他从伯尔尼写来的通信中指出，瑞士的工厂主认为，他们和工人的相互关系比英国好得多。 “在瑞士，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好主人的工人，会受到他的伙伴的轻视。”（同上） 伯恩利先生还指出了巴塞尔和苏黎士的工厂主是些“老于世故的人”（接着他自己在第10页上指出，漫长的工作日和低微的工资，是瑞士平民的命运，由此引起他们对工厂主的憎恨），由此他认定，不相信工厂主嘴里的言词“更妥当些”。因为问题在于，不久以前，瑞士的工人安心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对自己的主人所采取的宗法式的依附态度。最后，当他们最近几年企图抛弃这种宗法式的桎梏的时候，——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27]，——巴塞尔、日内瓦和苏黎士的“老于世故的人”就声嘶力竭地呼救，并呼吁警察和武装力量去起“共和的、爱国的、安定的”作用，结果使欧洲很开心。］。同时，必须指出这里的差别。如果说曼彻斯特、普雷斯顿等地的纺纱业主由于从利物浦市场的输入而经过短时期便恢复了他的棉花储备，那么这种情况虽然减少了曼彻斯特等地生产储备形式或潜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棉花的堆积，但是在同样程度上增加了利物浦等地商品储备形式上的棉花数量。只有当航运的发展使棉花能够在一年中以更小的批量从美国、印度、埃及等地不断输入的时候，英国必须一下子用在棉花上的总资本预付才能减少。 ［25］一个生产者按照订货为另一个生产者生产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尽管作为商品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但不进入市场。（或者，如果它进入市场是由于出卖，那么它也不形成商品储备。这当然是就产品的生产者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来说的。） 除了上面考察的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正常条件的商品储备以外，还有畸形的商品储备，市场商品充斥。它是由于商品不能卖出而造成的，而不管这种不能卖出的原因何在。资本停滞在自己循环的一个阶段上，它的形态变化的流动序列中断。这里流通的停滞不是构成它的不断运动的环节，这里是流通的真正停滞。因而费用变为非生产费用，这是单纯由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运动形式造成的真正流通费用。造成畸形储备的那种流通的停滞，一方面降低商品的价格，同时另一方面提高商品的保管费用，因为这会延长保管的时间［注：下面接着是马克思用铅笔补写的一句话：“机器、各种劳动资料等等形式上的商品储备”。——编者注］。［25］ ［2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产品在市场上表现为商品，或资本在其循环的一个阶段上采取商品资本的形式。每个资本在这一形式上构成社会商品储备的一个要素。它不断被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所消耗，同样不断通过再生产得到恢复。再生产的不断的流巩固下来，因而在市场上取得稳定的财物世界的外观，但是财物世界的各个要素总是不断变化着，就象火车站总是挤满了人，不过总是新的旅客一样。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越大，它的资本主义形式越发达，为形成商品储备所需要的社会财富的量就越大［注：“在生产和消费都相当大的地方，自然，总会有相当大的余额处在中间阶段，处在市场上，处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路上。”（《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6、7页）］。 正象在分析货币流通时所看到的，它的不断运动以一部分货币的不断停滞为条件，同样，商品流通的不断运动以产品在商品储备形式上的不断停滞为条件。即使为了填补每日的需要，例如商人［25］也必须把他的一部分商品留作商品储备，而他的其他部分商品则作为商品进行运动。正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受事先决定的需要的限制，而只受生产资本的规模的限制一样，储备的形成也不是以既定的需要范围为出发点，而是以需要的不断增长为出发点的。大部分产品，特别是植物产品，只能定期更新，在温带气候地区一年只更新一次，而这些产品必须保存一整年。不管它们能够较快还是较慢地更新，产品必须保存在中间阶段上，在那里它们成为商品储备，保存在储藏库里、码头上、仓库里、小店铺里等等。保存费用现在表现为流通费用，因为它们和产品的关系就是和处在流通过程中的商品的关系。但是这种形式变换根本不改变事情的实质。由于这些费用只是运送费用，即由同一些商品造成的费用，尽管最初是处在商品储备的形式上，后来是处在生产储备或消费储备的形式上，所以，它们增加保存中的商品的价值，部分地是增加保存商品所必需的不变资本（建筑物等）由于消费而转移到商品上的那部分价值，部分地是增加使用在商品上的追加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储存谷物，例如，无论是作为磨面粉的生产储备，作为农民谷仓里的直接消费储备，还是作为谷物仓库里的商品储备，都丝毫不改变费用的性质。为了保存谷物，例如，不仅需要建筑物、容器、器械等等，而且还需要把谷物放进仓库和使它的质量和数量免受自然界破坏作用的活劳动。无论把谷物保存在租地农场主的草棚里还是谷仓里，都有无数的昆虫属于各种天然的谷物害虫之列，谷象虫就是一例［注：关于这些有害的昆虫，详见威·柯蒂斯《农业中的昆虫》［1860年格拉斯哥、爱丁堡和伦敦版］和克比和斯宾斯《昆虫学》［1856年伦敦版］。］。根据可靠的资料，一对谷象虫5个月中会生出6045个后代。雌谷象虫钻破粮食的皮——小麦、大麦、燕麦、玉米、大米的皮，把卵产在小缝里，然后用它自己的粪盖住。这样每粒谷物就变成繁殖场所，卵在那里进行自己的蜕变，在蜕变期间幼虫吃粮食，直到剩一个壳为止。过6—8个星期成虫最后把剩下的壳咬穿。治理这种害虫，到目前为止除了保持清洁和建筑物通风，谷物过筛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以外，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注：科贝特1841年计算了在9个月的季节里保存小麦的费用：它的数量的损失是1/2％，3％是小麦价格利息的费用，2％是仓库的租金，1％是风净和运输费，1/2％是运送的劳动，总计是7％，或者说，在小麦价格为50先令的时候，每夸特花费3先令6便士。（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140页］）。根据利物浦的商人向皇家委员会提供的证词，1865年利物浦保存粮食的费用是每月每夸特2先令，或每吨9至10先令。（《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1867年伦敦版第331号第19页）］。 一种商品从它作为产品退出的领域转到它充当生产资料的领域，或从生产领域转入个人消费的那段时间的任何缩短，都会减少商品储备的规模和费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一同发生的其他革命，使一些人手中的商品储备减少，并在更大的规模上使它集中在其他人手中，这种集中使商品的保管费用减少。例如，伦敦西头的药房老板们由于利用了把他们和西蒂区中心仓库联系起来的私人电报，结果用于商品储备的资本预付额减少了。（《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1867年伦敦版第17253号第844页） ［26］在潜在的商品资本中，——在这样的商品储备中，这些储备被隐藏起来或直接从市场抽出来，以便以后出现有利的价格行情时再投入市场，——如果投机成功，即所期望的价格革命到来，由此引起的追加保管费用就成为利润的扣除，而如果不到来，就会造成额外损失。但是，这种商品储备的出售价格不会由于这些追加的（投机）费用而提高。 储备形成的正常性或反常性，——一种是为适应再生产过程而用于维持出售的连续性所必需的储备，一种是由于卖不出去而形成的储备，——大多是在危机时期才显示出来。大家知道，1860年和1861年的一部分时间是英国棉纺织工业最高涨的年代［注：1860年英国进口1429697450磅子棉，1861年进口1359823120磅。］。只是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才表明，积存在联合王国的棉纱、纺织品和子棉储备的数量有多大。这种储备足够三年即1862、1863和1864年用的，这一点可从下列图表中看出来： 1862、1863和1864年联合王国棉花的统计表。［注：根据埃利森和海伍德公司的正式报告（1866年3月）。[28]］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1862、1863和1864年以棉纱和纺织品形式出口的棉花是1208920000磅，在同一些年份，联合王国进口的棉花——减去再出口并把留在国内的部分折合成重量相等的棉纱以后——只有1187369000磅。可见，1862、1863和1864年联合王国出口的棉花比它进口的多。因此，在这期间这里的人们穿衣服用的原料是事先积累起来的。 由此可以理解，美国南北战争防止了英国一场多么可怕的危机［注：参看第1卷第44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99页］。在开辟金川港口后的第一年，日本拥有大量的丝储备，这种储备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主要输出品，实际上成了英国完全不准确的计算的基础（《女王陛下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的商务报告。1865—1866年》1867年伦敦版第253页）。］。 ［27］运输费用 ［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81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67—170页）。某些文字的差别，是由于恩格斯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是为使俄译文更确切而作的修改。——编者注］ 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部分的商品形态变化中，产品不断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换句话说，发生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可能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真正移动。这种移动是以运输业为媒介的。没有商品的实物移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Ａ卖给Ｂ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例如棉花，尽管经过几十道不同的流通过程，由棉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地未动，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注：施托尔希把这种流通称为《Circulationfactice》［“虚假的流通”］。］。实际上这里发生位置变化的，只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人的国家里，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表现为流通费用，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产品的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甚至运输在产品的自然属性上引起的一切变化，除了较少的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物品的消费过程中，在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过程中才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这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把交换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这部分地是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是由于运输上所使用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追加进来。这种追加价值，就象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补偿工资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的划分也和到处一样，并不改变商品追加的价值量，而只改变它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位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必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间，煤炭由井下运到地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的产品作为完成的商品从一个独立的生产场所转移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生产场所，只是在较大的规模上表现同样的现象。除了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外，商品运输还包括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作好消费的准备。 以前讲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成反比。这个规律，象适用于其他任何生产部门一样，也适用于运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死劳动和活劳动越少，在运输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在流通时间必须经过的距离越短，社会劳动生产力就越高，反之亦然［注：“‘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所在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它被消费的地点。因此，它使我们有理由（！）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9年巴黎第4版］第2卷第458页）确实如此，但是商品是怎样获得这个追加价值的呢？是在生产费用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利润。因此，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耗费更多的劳动。这决不应认为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09—310页注）］。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商品在它流通的时候运输的距离成正比。但是，这后一点不应当完全机械地来理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规模和比重成正比，和商品的价值成反比。但是，引起变化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根据产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等的相对程度不同，在运输上就需要采取程度不同的认真的防护措施，因而需要耗费多少不等的劳动和劳动资料。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分类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例如，英国铁路的货物分类表卷帙浩繁，按其总的原则来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倾向上的：把货物繁杂的自然属性，变为同样多种多样的运输上的困难和敲诈勒索的借口。 例如，“玻璃从前是每一克列特〈一定容积的包装箱〉值11镑，现在由于产业进步和玻璃税的废除，只值2镑，但是，运费还是和以前一样贵，如果由运河运输，那就更贵了。从北明翰运送玻璃和上釉商品到方圆50哩的地区内的运费，从前每吨是10先令。现在，在玻璃有破碎危险的借口下，运输价格提高了两倍。但是，如果玻璃真的被摔破了，铁路局并不赔偿”。［注：《皇家铁道委员会》第630号第31页。其他的诉讼同控告铁路大王们比较起来，可能只不过是把股东的货币转到同他有亲属关系的律师的腰包里，而要控告铁路大王，那简直比在土匪的断然要求面前俯首投降还要危险得多。］ ［28］其次，运输费用加到商品上的相对价值部分和该商品的价值成反比，这成了铁路大王们制定与商品价值成正比的商品运输价目表的特殊根据［注：产业家和商人对这种情况的抱怨，在“证词”的每一页上几乎都能看到。］。 例如，下列资料反映了具有不同价值的商品的价格由于运输费用而相对提高的情况。这是商品价值增加一倍时商品所要经过的路程长度（公里）的资料[注；《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1867年伦敦版第853页。把1000元（近200镑）的银块从墨西哥的矿产地运到英国的费用，是它的价值的23+（1/8）％，不过，这里除运费外，还有在墨西哥交纳的税，代售佣金，保险费，——简言之，一切非生产费用。（《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第1号第262页）］。 茶叶从中国经陆路运往俄国 “在1724—1816年，以及后来的1819—1822年，从欧洲经海路输入茶叶是许可的。1822年被严格禁止，敖德萨自由港例外。” 从1862年4月1日起，广州的茶叶在交纳一定关税的情况下，又重新准许从海上输入。 现在我们来看看陆路运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注：1792年进口6851普特，1863年是247101普特。（《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第6号第794、797页——卢姆勒先生关于俄国茶叶贸易的报告）］ 以前，俄国人在欧洲散布一种偏见，说什么由商队运来的茶叶比由海上从广州向欧洲进口的要好，因为海上运输会损害茶叶的香味。这些都是诡计。无论商队运来的茶叶，还是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都是来自同一种灌木，同一些茶场：红茶主要来自福建省，花茶和绿茶主要来自安徽省。海上运输的影响完全取决于包装的时候是否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经陆路运到恰克图出售的茶叶，大部分是用船直接从汉口顺扬子江运到上海的，小部分是从福州和广州运到上海的；但是，较大部分的茶叶是在广州东北的福建省收来的，经陆路或水路运往衢江。从那里由苦力用福琼所描写的办法翻山越岭把茶叶运到常山。在这里把茶叶装在小船上，每只船约装载200箱。而后这些船只沿汇入钱塘江的河流往下航行40俄里。在那里茶叶又转上能装500箱的船只。载茶叶的船只过汉口市［注：俄文原文如此，可能是杭州市。——译者注］后进入东海，然后它们沿岸到达春申江［注：可能是吴淞江。——编者注］，沿江到上海。在这里把茶叶再装上更大的船只，这些船只除其他货载外，装载1500箱茶叶。这些船只离开上海，沿着海岸航行到天津，在天气好的时候，大约要15天才能到达。［29］在天津，又把茶叶装在较小的约能载200箱的船上。它们沿白河经过10天到达离北京约22俄里的通县。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口外），——距离约252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2—3个月之久。大家知道，位于俄国和中国边界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是茶叶商队贸易的中心。” “从恰克图经色楞格斯克和上乌定斯克，并且经过贝加尔湖冰上的冬季道路到达伊尔库茨克，约七八天的路程。这条道路最合适的时间是从一月中旬至四月中旬。贝加尔湖长350（英）里，宽40里。它往往是难以征服的，因为在降雪结束以前很少能完全结冰。在湖上滑行的雪橇的滑木下面装着铁条；马钉着掌。在某些情况下，当遇到顺风的时候，只要竖起帆来就行了，没有马也可以……在西伯利亚东部主要城市伊尔库茨克，一部分茶叶留在当地出售，随着1月份的到来，部分茶叶运往伊尔比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供西伯利亚西部和皮尔姆、喀山、阿尔汉格尔斯克、奥连堡、维亚特和沃洛果达等省采购。二月里运到托姆斯克的茶叶，在多数情况下整个春天由于道路难以通行，都囤积在那里。五月份再从托姆斯克运到秋明，一部分走陆路，但主要是走水路，经托姆河到鄂毕河，经鄂毕河到额尔齐斯河，从那里到塔拉河，经该河将近6月末到达秋明。由秋明经陆路运到皮尔姆大致需要12天。在这里再装上在卡马河航行的船只；顺河而下到达喀山旁边的伏尔加河，而后沿伏尔加河上行，于7月末到达下新城。下新城现在和莫斯科有铁路相联——旅客需要12小时的行程。从恰克图到下新城的直达运输常常因河流封冻而拖延6个月的时间，有时只需要这段时间的一半时间，这种运输的距离（俄里）是： 从恰克图到伊尔库茨克—557 从伊尔库茨克到托姆斯克—1554 从托姆斯克到秋明—1768 从秋明到喀山—1236 从喀山到莫斯科—821 ———————————————— 共计—5936＝4452（英）里 从产茶的省份到恰克图是5000俄里，因此，商队运输的茶叶共需走10936俄里（7291里）的路程，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市场。”［注：《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第6号第791—793页及以下各页。“在贝加尔湖解冻的时候，茶叶从恰克图用车运到色楞格河口，从那里用大商船由湖上运到安加拉河的源头。在这里装上‘浮运船’（平底货船），这些船只继续沿安加拉河下行到伊尔库茨克。顺风的时候只需要几小时，不顺风则需要几天，有时要一个月。俄国的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水路交通只有绕道才行。例如，从鄂木斯克到秋明水路是3000俄里，而陆路只有632俄里。”］ 一斤最便宜的茶叶（第三季茶）在中国产茶的省份值5便士，运到恰克图的时候值11便士，运到莫斯科的时候值26便士（2先令2便士）。一磅同样的茶叶从伦敦经海路运到圣彼得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1先令10便士；经海路运到科尼斯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1先令9+（1/2）便士，如果从汉堡运到彼得堡，再从那里运到莫斯科，则可能卖1先令6+（3/4）便士。［注：这是1864年的计算，即俄国对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规定相同的进口税以及削减这些关税（1865年）以前的时期。由于这些变化，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之间在费用上的差距变得更有利于海上运输。（同上，第816页）］ 茶叶在俄国甚至比在英国更是必需品。喝茶是农民的一种“变相的蒸气浴”。因此可以断定，俄国茶叶的消费一定会超过英国。唉！但是在这个幸运的国家里事情要比其他国家里妙得多，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差别。大不列颠（人口不到3000万）1866年进口了13900万磅茶叶，其中供国内消费的是10200万磅，或者说，［30］每人年平均消费约等于3+（1/2）磅。相反，俄国的人口超过联合王国一倍多，在1863年，由于准许通过它的欧洲边界输入茶叶，因而输出量增加到1000万磅，每人每年输入的茶叶还不到半磅。如果不考虑官方统计材料未加计算的走私贸易，那么俄国的普通人只喝开水，这被巧妙地称为喝茶。［注：“彼得堡的西伯利亚商人，长期以来绞尽脑汁想弄清为什么1磅普通红茶（1854年以前）在伊尔库茨克值1卢布70戈比，而同样的茶叶在彼得堡卖1卢布50戈比。究竟是伊尔库茨克的商人获得的利润过高，还是彼得堡的商人出售茶叶亏了本呢？实际上，花茶和所谓的家常茶的买卖变得无利可图，许多伊尔库茨克的批发商都停业了，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茶叶店的数目却不断增加。这说明茶叶买卖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而在运去茶叶的西伯利亚各地区则是亏本的生意。对彼得堡的商人先生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茶叶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茶叶来自塞米巴拉亭斯克。但是从塞米巴拉亭斯克到彼得堡的距离超过3000俄里，所以，如果在塞米巴拉亭斯克1磅茶叶值1银卢布，那么在利润最小的情况下，在彼得堡也应当值2卢布；但是商人们把每磅茶叶卖1卢布40戈比。最后，西伯利亚商人通过不同的试验终于弄清楚，彼得堡商人出售的最普通的一种茶叶，是由1/3的普通红茶，1/3已经用过然后又加以烘干的茶叶以及1/3所谓的砖茶配制成的。这种成品按照官方资料的说法，不是供俄国人本身喝的，而是供他们邻近的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喝的。”（同上，第800页及以下各页）］ 俄国茶叶贸易的例子说明，海运比陆路运输相对便宜。另一方面，作为海运的特点应当指出，它的运费标准变化极大，因此，它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不一样。把商品运往遥远国家的商船，回程的时候必须携带商品（或压舱货），当时在某个港口的船只的数目，某些准备在当时输出的商品的状况等等，不断发生变化，无论如何不能象陆上运输的来去那样受人控制。例如，1866年初从上海到英格兰和纽约的海运运费相应为每吨1镑10先令和2镑，五月和六月运费上涨到4镑和4镑10先令，而到年终又重新降到最初的水平。［注：《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馆的商务报告》第106页。］ 商品的产地离它的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地点越近，需要运输业追加的劳动就越少；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花在运输上面的劳动的生产力就越高。［注：《皇家铁道委员会》第90号第103页。］例如，爱尔兰从英格兰运进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陶器，仅运往爱尔兰的商品的破损所造成的费用就将近商品价值的1/6。［注：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将看到，英格兰的铁路局不去发展内地的生产力，完全没有利用它们。］而这个国家不单是制造陶器的普通粘土很多，而且甚至优质陶土也很多。 原料加工的程度越高，它的比重便越低，它的绝对价值便越高，从而由运输费用造成的价格追加便越低。如果把谷物变成粉并装进密封的桶里，它的运输费比它在实物形式上的运输费要少一半，更不用说粉碎谷物还会为牲口提供最重要的饲料成分，由此在产地还把保障土壤肥力所必需的物质返还土地。生亚麻即使通过铁路运输几乎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价值同它的重量相比太低。相反，麻打过以后，它的重量比它的价值低了。玉米是墨西哥高原上的主要食物。有些地方播种1蒲式耳种子可以产出250蒲式耳；在某些地区，一年能收获两次，而在海湾沿岸的某些地方和区域，甚至收获三次。在内地各州，如瓜达拉哈拉，收成非常丰硕，以致某些地区的租地农场主可以只用玉米来育肥猪群。在猪的脂肪长得特别厚以后，就把脂肪掺上这个国家非常丰富的碱土，制成名叫“达基斯基节”的肥皂。然后，玉米就通过这种形式，即肥皂的形式运走（1磅肥皂约值10分）。 当然，原料究竟是就地加工还是以未加工的形式运输出去更有效益，取决于地方工业发展的程度。在圣安多尼俄采矿区，通常只开采蕴藏在离地表很浅的银矿。因为这种矿在丧失硫的时候受到风化，所以为了提取银，很久以前就使用美洲公认的叫作“帕季奥”（patio，treadingbyrules，踏矿）的方法。但是，当工作转到15—20码深的时候，被采的矿便不是那样被风化的，而是充满了硫化物；由此可见，提取银成了困难的事情，使用当地的办法所花的代价比产品本身的价值要高得多，所以在做了一系列尝试之后，不得不停业。但是1857年以后，银矿石开始免税向英国和德国输入，以便在那里加工，于是开采银矿又变得有利可图了。 当某一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已定，因而从遥远的地方运到市场上的商品，——至少，就这方面来说，——看来是在比平均社会生产条件更不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时，运输费用就变成单纯的非生产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运输费用就不是附加，而是商品价值的扣除。下列图表摘自［31］安德鲁斯领事向参院和联邦国库所作的著名报告，它表明在不同种类的运输中运输费用对同一种商品的消极影响的程度，以及同样的运输费用对不同价值的商品的消极影响程度。［注：《美国的有价证券》，一个英裔美国人著，1860年伦敦版第15页。］ 从下面引用的图表可以看出： “价值最高的商品在离市场100英里的地方如果用公路运输，减少价值15美元。按1吨计算，即减少将近其市场价格的1/3，较便宜的商品（玉米）也减少15美元，减少的价值超过其市场价值的一半”， 玉米用公路运输170英里，便会完全丧失市场价值，而用铁路运输，只减少1/10的市场价值；同样，用公路运输小麦330里，就会完全丧失价值，而用铁路运输，市场价值只减少约1/10。 安德鲁斯说： “普通公路运输的经济可行性限于较短的距离——显然取决于货物的性质和道路的质量。用这种道路运输的花费平均每吨1里约15分（1/7美元），这大体上是国内相当准确的价格。如果同时考虑到，小麦的价值每蒲式耳是1+（1/2）美元，玉米的价值是75分（3/4美元），33蒲式耳等于1吨，那么小麦的价值等于它运输330英里的费用，玉米的价值等于它运输165英里的费用……但是，还有用铁路运输的可能性，费用是1英里1．5分，或等于公路运输费用的1/10。因此，上述商品运输在经济上的极限分别扩大到3300和1650英里。在这些商品用普通公路运输时成为经济界线（极限）的那一点上，［32］用铁路运输的小麦每吨还值44美元50分，玉米每吨还值22美元20分，——这些数额代表由于完成这种工作而造成的价值的实际增大。 引用安德鲁斯报告的英裔美国人说，总之， “离市场这样远的商品（走兽力车路）会一文不值，如利用铁路，则相应地每吨有44美元50分和22美元20分的价值。由此可见，铁路在没有铁路便没有任何价值的地方，创造出货币价值来。”[29] 魁奈医生已经指出，运输费用是全部还是部分地追加到商品价值上，或者说，它们是部分地还是全部从这一价值中扣除，换句话说，它们在怎样的程度上由商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支付，或由这两者分担，都取决于市场行情。［注：魁奈医生（载于《重农学派》，欧·德尔编，1846年巴黎版第一部）说：“商业费用，虽然也是必需的，但是应当看成是沉重的支出。”（《经济表的分析》第71页）在《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中，他写道，由于商人之间的竞争，商人的利润降低——这只使“第一级卖者和作为消费者的买者所受损失减少。靠牺牲商业费用而造成的损失的减少，并不是……通过商业而得到的财富的增加，不管对商业持怎样的看法——是看成直接交换，即不考虑运费，还是把运费计算在内”。（第145—146页）“商业只是价值同相等价值的交换，而它的费用……只是亏损的开支”。（第146页）因此，魁奈把同时又是消费者的生产者之间的真正交换区别为真正的商业，商人进行的所谓商业只是这种真正商业的手段；因此，他把商人经营的商业作为《négoce》〔做买卖〕而同“真正的商业”区别开来。“商业费用总是由产品的卖者支付，如果没有中间费用，产品的卖者就会得到买者为这些产品付出的全部价格。”（第163页） “被视为最初的卖者和最后的买者的那些消费者，是商业的原因。”（《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52—553页）“商业也象诉讼过程一样：进行诉讼的决不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法官……即便诉讼由他们提出，诉讼也总是由双方进行的，并且是为了双方而进行的；……这双方进行诉讼，他们也支付这些诉讼的费用。对于商业当事人也应当这样说：他们是商业的工具……决不是进行物物交换的人进入交换，相反，实际上消费者是在这些当事人作媒介的情况下彼此进行贸易的。”（第553—554页）我们所以引用这段引文，是因为凯里先生的德国崇拜者认为他发现了“交往”和“贸易”之间的区别。如果相信了他们，那么他还发现了双重竞争，因为詹姆斯·斯图亚特先生早就有一整章（第2册第7章[30]）论述双重竞争，更不用说更早的著作家了。 如果说魁奈及其学说把运输费用也看成是由单纯流通形式产生的费用，那么他们这样看毕竟是从不同的依据出发的，而且这些依据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他们说，买卖行为是既定价值的等价物之间的单纯交换。相反，他们把运输业看作是单纯的花费，因为除农业外，他们把任何工业部门都看成是不生产的，即不生产剩余价值的。］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由于运输和交通工具的革命而降低一定量商品的运输费用，那么另一方面，它增加用于运输业的社会劳动部分。它决不听从诗人的亲切话语： “既然福在眼前， 何必舍近求远！” ［注：歌德《回忆录》。——编者注］ ［32ａ］第一章的补充 第10页的补充。 麦克劳德先生可以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人们围绕资本及其各种形式说了何等混乱和何等夸张的废话，此人按照他自己的郑重其事的说法，是 “所有学派中的奇怪现象”和“科学中的出类拔萃者”； 特别是他坚信，在定义的精细方面，他甚至超过他的机智的同胞邓斯·司各脱。 首先，他对我们说： “区分和规定‘资本’这个词的含义和意义，是研究一个对象时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为这〈“这”？指什么呢：是“对象”还是“词”？〉在那些从不同意义上使用它的著作家们那里，意思有那么多的变化，从而产生不少的混乱。”（亨·丹·麦克劳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年伦敦版第62页） 麦克劳德先生现在想帮助消灭这种混乱，然而用的是如下办法。 “资本最初的、真正的和本来的含义，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积蓄，它的象征是货币。”［第66—67页］ 从真正的含义，我们立刻转到象征的含义，接着宣布象征的含义是真正的含义。但是 “积累劳动的储备还没有花光，所以必须有一种代表和计量它〈储备〉的物质实体，这种实体便是货币。”（第66页） 产品发展为商品和商品发展为货币，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当然，这样一来，这种发展也就被阐明了。积累的劳动或资本，成了……资本本身的象征。 “我们的工人积累资本储备，即资本的象征——货币的储备。”（同上［第68页］） 麦克劳德先生起初认为工人是贮藏货币的收集者，同时他重复货币主义的看法，把资本看作积累的金银，这使他的英格兰式的想象力无上光荣。 “某一数量的金银”，或者按照学者的说法，“他以往的能力、见识、勤奋等等的某一数量的已实现的象征”。（同上，第71页） “某一数量的已实现的象征”这种说法多么“科学”！这会使西蒂区“有教养的”代表们多么兴高采烈呀！ 在把资本和贮藏货币这样美妙地混淆起来以后，没有进一步绕弯子就完成了向商人资本的过渡： “既然他的〈商人的〉业务的起点应当是购买他准备出卖的商品，那么什么力量使他能购买商品呢？资本。因此资本是购买力，是商业的动力，是使商品从生产者转到商人那里的力量，——换句话说，这是使商品流通的流通力量。最初的意思不是指商品本身，而是指使这些商品所体现的所有权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的力量……但是商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是……把它们出卖……商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交易结束时比在交易开始时拥有更大的货币量，如果他在购买商品时拿出1000镑，那么他期望……由这些商品获得1500镑。由此可见，在周转过程中商品被赋予动力，赋予这1500镑的购买力，因此……‘资本’的名称对于商品来说是在第二级的、比喻的意义上采用的，商品才是使商人成为1500镑所有者的动力。如果一个人购买了商品，以后又把它出售，那么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表达，此人会说他的资本完成了周转。”（第69页） ［32ｂ］但是，为什么在买和卖这两个行为中只是执行货币和商品职能的货币和商品，除它们自己的名称以外，现在还获得了资本的名称呢，——这一点从这里是绝对看不出来的。相反，麦克劳德却表达了“深刻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如果我们愿意，便可以把货币和商品称为资本，货币是原初意义上的资本，商品是第二级意义上的资本，因为商人开始自己的第一个行动即购买时是用货币，而他进行第二个行动即出卖时是用商品。他还顺便发现，商人的“真正目的”是从流通中得到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商人“期望”把用1000镑购买的商品卖1500镑，这种行为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说”叫作“资本周转”。具有使商品流通的性质的货币，怎么会突然间获得完全不同于这种性质的性质，也就是使1000镑变成1500镑，即增殖，自行增殖，从而把一切都变成资本的那种性质呢，——麦克劳德先生对这一点解释得很简单。这一点是单纯用商人的“直觉”和“期望”以及“重商主义的话”来解释的，而这种话也应当有助于解决一切其他的疑难。 “因为取得货币是任何一个人劳动的目的，所以凡有助于此的一切，都可以在借喻意义上称为资本。”（第69—70页） “如果一个人把货币作为资本，即以取得利润为目的，那么他以什么具体形式投入，原则上是没有区别的。一个人把自己的货币投入农场以便出售产品，另一个人……投入商品的购买以便出售商品时有利可图，第三个人把自己的货币投入自己的智力发展，用来掌握某些职业，以便在运用这种职业时得到利润……就是说，资本在最流行的和普遍的意义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上的本来意义上，是人能够经营的一种东西，或人能够利用来取得利润的一种东西，或能够帮助人增加收入的一种东西……由此可见，劳动者的劳动工具以及他的技能和劳动，就是他的资本。”（第70页） 这里的阐述是非常美妙的。起初资本在本来的意义上是“积累劳动的储备”，而货币是这一储备的象征，即资本的单纯象征的表现，但是，接着资本的象征一下子变成本来的资本。因此，资本是由金银构成的贮藏货币。但是，由于商人先用货币来使商品流通，而后又用商品来使货币流通，所以商品是第二级的或比喻意义上的资本。不过商人不只是用货币来使商品流通和用商品来使货币流通，而且还力求通过这些流通行为取得利润。但是其次，因为除商人以外，一切其他的人也获得利润或至少获得收入，也就是，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说，每一个人都想“赚钱”，所以凡是用来获取利润，或者甚至用来挣生活资料的一切，都是某种第三级意义上的或“借喻”意义上的资本。而这个借喻的意义同比喻的意义很不一致，同样，比喻的或第二级的意义同象征的意义很不一致，而象征的意义同本来的意义很不一致，——这种借喻的意义是“资本的流行的和普遍的意义”，因此，借喻的意义是资本的“本来意义”。按照匹克威克的意义[31]，所有这一切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在我们知道了资本是人们用来得到利润，或不是得到利润而是只得到生存可能性的一切东西以后，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信用是资本，因为 “商人通过信用得到利润”（第72页）。 ［32ｃ］虽然信用也是资本，但是根据前面的解释，资本毕竟是货币。因此它们是两个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和信用”。其次，由于这两者——货币和信用——都使商品流通，所以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说： “资本和信用构成流通的手段”（第72页）， 而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流通的手段本身构成资本。 回到“流通的手段”上来，为的是让运用“重商主义的话”变出的戏法所引起的混乱，即货币作为货币使商品流通的性质和作为资本孵出更多货币的性质之间的混乱，在读者的头脑中作为科学的发现巩固下来。 确实，这种混乱是麦克劳德先生的一大“发明”，是他的科学的资本（借喻意义上的）。有一个在精神上和他相近的法国人，某一位里什洛，以《政治经济学上的革命》（在比喻的意义上）为书名，把这种混乱搬到罗曼语的土壤上来。具有象这位麦克劳德（更确切些说，是MacLoud[32]）这样的马力的混乱顾问[33]，竟责备李嘉图缺乏“科学训练”，这就毫不足怪了——不言而喻，这已经是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了。 第24页的补充（汤普逊）。 “这些地方积累资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12亿镑，或者不超过整个社会年劳动产品的三倍……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准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第441页）“在这庞大的年生产和年消费中，一点点实际积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确，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巨大的生产力上，而是放在一点点积累上。而这一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人所占有，转化为一种工具，用来占有大多数人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因此，对这少数人来说，这样一种工具就变得非常重要。”（第442页）“人们总是用惊异的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当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但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象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涛一样滚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这个年产品的数量和分配，应该首先成为研究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并且它具有这种意义，也几乎完全是由于它对年产品的分配的影响。”（第443页）“……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第433页）“在所谓积累起来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而是由对社会的未来年生产力的需求构成的，而这种需求是由没有把握的工具和用具产生的和使其永久不变的。”（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版］第453页） 对运输业的补充 “但是，美国铁路运输体积小的商品的费用，大于这些商品可能得到支付的价款，尽管法律上规定的收费率只取决于重量，而与商品的种类无关。”（迪·拉德纳《铁路经济》1850年伦敦版第411页） 体积大和重量轻的商品。焦炭比煤轻，却具有更高的价值。 “前提条件是，分类〈名称〉以商品的相对价值为基础。”（《皇家铁道委员会》1865年［伦敦版］第761号［第37页］） ［32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运输业 西班牙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1866年伦敦版第11号 “许多地区，由于内地交通不足，不可能把产品运往有利的市场，结果，当某些省份出现好收成的时候，恰恰为邻近地区所真正需要的许多谷物却烂掉了。甚至少数已有的主要道路非常缺乏桥梁，时常可以看到，在发生泛滥的河岸上挤满了80或90辆‘卡洛斯’，即装满了农产品的农民大车，往往要呆上3—4天之久，才能够涉水过河。在那些没有道路和一切运输都靠骡子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在50年前，内地运输只用这种办法，如果一般来说还有道路的话，也是很少的。”（第184页） “国内内地交通路线略有发展，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被当作会对该国生产资源发生良好影响的事业而给予应有的注意。看来，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铁路运输能力很差。小车站寂静无人。显然，铁路没有进行任何运输，有一两位旅客，——可能是牧师或农村的镇长，——这便是全部生活迹象了。现在国内的大部分产品都不可能运到主要的铁路线上……特别是加斯梯里亚各省，首先新加斯梯里亚就是这种情况。”（第184—185页） 葡萄牙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1867年伦敦版第1号 “葡萄牙的花边生产特别发达，有些方面超过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类行业。这里的花边比这些国家便宜得多。但是恰好在这个国家，花边几乎没人知道并且很难买到，因为花边是在农村和农业地区用手工织出来的，这些地方远离首都，并且由于缺乏通往较大居民中心的道路而非常闭塞。”（第4页） “目前葡萄牙感到普通道路修建不足。在普通道路的尽头，国家开始修建铁路；那些不和普通道路相联的铁路，穿过无人居住的地区，通到无人来往的车站……现在葡萄牙，即使不按地理位置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孤岛，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到达，而它那些土地极为肥沃、人口稀少的内部地区，只有骑马才能到达。”（第5页） “至于道路，我敢设想，如果政府在没有建成将与铁路密切相联的普通道路以前，就着手修建铁路，那是本末倒置。1849年整个葡萄牙只有42公里公路，1865年公路的长度是1976公里，而现在有2195公里普通道路。1865年葡萄牙铁路的情况是：使用中的是6940公里，还建成了3245公里铁路。”（同上，第4号第506页） 希腊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 1865年第10号 （法尔库阿的报告。 1864年11月28日于雅典） “将近1100万镑公债都未能使希腊居民拥有七条道路以上；其中很多道路都很短，多数很不安全；所有它们的长度至多180至200（英）里。实际上，从纳弗普利昂到特里波利斯的道路，在官方的统计文件中是3—4条，因为它穿过三四个大城市或村庄。这当然只不过是一条大路的各段。即使联接首都和它的交通最频繁的港口〈联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短短的一条路，也只有一部分由日夜巡逻的骑兵队防御路上的强盗，而到冬天，雨量特大的时候，河流猛涨，大部分道路被基菲索斯的水淹没。道路由国家出租……希腊没有铁路……”［第232页］关于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间的铁路，空谈和作计划等等已经搞了20年。“现在的结果是，有30—40个工人每周在穆兹丘陵上干四五个小时的活。”（第233页） “然而，如果不算上述的七条道路，那么同国内各内部地区联络的唯一手段，就是花边运输。”（第233页） “国内居民不习惯于劳动，一年当中几乎每两天就有一天是公共的节日，或非正式的休息日。”（第233页） 注释：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77—189页。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是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在第二版以及后来的各版中，这一卷的结构有了许多改变。为了使正文更容易看清楚，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各章都改成了篇，节改成了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是根据德文第4版（1890年）编的。这就使马克思的引文和23卷的正文之间存在篇章页码等方面的不一致。——第7页。 [4]德奥古利兄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双生子英雄卡斯托和波鲁克斯，他们的名字成了形影不离的兄弟情谊的象征。根据神话，注定要死亡的卡斯托在一次搏斗中死亡以后，宙斯让永生的波鲁克斯同自己的弟兄分享永生。从那以后，哥俩开始过双重生活：一天在亡灵的地府中生活，一天在奥林帕斯山上和众神一起生活。——第9页。 [5]马屠朗·雷尼埃的诗句（马·雷尼埃《讽刺诗》，Ⅻ，致姆·弗雷米纳特）。——第10页。 [6]“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摘自味吉尔的讽刺诗：“你们，鸟儿们，你们筑窠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绵羊们，你们长毛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蜜蜂们，你们采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耕牛们，你们拉犁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第10页。 [7]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海格立斯成功地以机智战胜了看守花园的百头巨龙，从阿特拉斯的女儿们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里盗窃了金苹果，成了海格立斯闻名的业绩之一。——第10页。 [8]“让渡利润”——反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观点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说法，根据这一说法，利润来自商品按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揭露了这种说法的辩护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1—14、24、37—39、43、56—57页以及其他各页）。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指出了“让渡”利润和“生产”利润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在第4篇《论商业财富》（第4、6和第8章）中谈到这一点。——第11页。 [9]马克思在写这一手稿之前，已把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三册“写成了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7页）。——第11页。 [10]大概指的是托·图克的著作《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价格史》）中的一个地方，即第342页，那里引用了阿希伯顿勋爵的小册子《金融危机和商业危机考察》中的引文。小册子的作者在把英国1825年和1847年的危机进行比较的时候写道：“应当指出，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我在上面指出的1825年产生信用内部紊乱的原因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如果说得准确些，那么国内商业信用的状况十分健康，而信用手段的流通从来没有显得更令人烦恼”。——第20页。 [11]显然指的是威·科贝特以给他的儿子詹姆斯的一系列书信的形式写的《英语语法》这本书。在总共二十四封信中谈到了官方的谈话和文件中所发生的语法和修辞上的错误，举了英国议会审查的一项法案的名称里“货币”这个词错误地使用了多数的例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判断，马克思弄错了，他认为科贝特是在自己的另一本书《给年轻人的忠告，附带给年轻妇女的忠告》中指出这一语法错误的。——第24页。 [12]七贤——根据传说，是德尔斐神灵所认为的希腊男人中最聪明和最受人尊敬的一些人。关于社会行为准则，有关家庭和市民的义务，对习惯和信仰的许多格言和圣训，据认为都是他们制定的。马克思这里引用了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第90—94页上的没有科学根据的论断，用来讽刺穆勒在世时享受了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的荣誉。——第28页。 [13]暗示冯·杜能不声不响地过了四十年的隐士生活，死时的名字是捷尔洛夫。——第28页。 [14]《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1867年）第3期第3册中发表了杜林对《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这里指的是刊载在第182页上的杜林的说法。——第35页。 [15]英国袜带勋章上的格言。——第36页。 [16]马克思谈的《教科书》，可能指的是商业学校的校长弗·恩·费勒和卡·古·奥德曼写的实践指南《商业算术大全，供贸易、职业、工艺学校以及商人自学用》，曾多次再版。 “汇兑通”——是以货币行情、长度和重量为内容的手册的英文名称，这个名称来自意大利文“cambista”（银钱兑换商人）。——第36页。 [17]指的是《资本论》第四卷，现在通称《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37页。 [18]“此事我有大功”——味吉尔的史诗《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第6行。——第40页。 [19]在本卷中，本手稿的第二章没有发表（见注1）。——第52页。 [20]加尼耳的这些论断包括在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第一卷的一些章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些论断，其中也引用了这个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10—212页）。——第62页。 [21]骑士冯·韦尔特海姆这个名字显然是虚构的，马克思用两个德文词“Wert”（价值）和“Heim”（休息地，住所）组成，直译是“价值的住所”。——第62页。 [22]马克思可能是指威·罗雪尔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397页上的下述见解：“由于资本家特别阶层的存在，必然使扩大生产的资本积聚容易起来，并且使拉平价格的资本流进和流出容易起来！即便是‘游手好闲的’资本家，至少有一点好处，如果没有他们，任何一个有本事而没有资金的人都不可能成为企业主”。——第66页。 [23]普林尼《博物志》第8册第30章。——第67页。 [24]昆图斯·库尔齐乌斯·鲁富斯《亚历山大大帝传》第7册第4章第24节。——第67页。 [25]塔西陀《日尔曼尼亚志》第1册第16章。——第67页。 [26]指1867年严重的欠收所造成的阿尔及利亚的饥荒。——第68页。 [27]马克思指的是从1868年11月9日开始直到1869年春天的巴塞尔织带工人和染丝工人的罢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7—420页）中对工人燃起的经济斗争作了详细的论述。马克思在1869年1月1日和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瑞士工人的这次罢工以及有关的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08、212、214—215页）。——第73页。 [28]马克思引用的材料摘自《内战时期棉花贸易状况》一文，该文以著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J·E”署名，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1866年4月14日第1181号第447页上，这些材料以埃利森和海伍德公司的报告为依据。1868年12月9日和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引用了这些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08—209、212、214—215页）。——第77页。 [29]这些摘录是马克思从上面引用的《美国的有价证券》一书第15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来的，用“英裔美国人”署名的作者的真实名字未能查到。——第90页。 [30]指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该著作的第二册第七章的标题是《论双重竞争》。——第90页。 [31]“按照匹克威克的意义”——这个来自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说法，通常的意思是“不是直接地，不是照直地”，有时是“推测地”，在这里的上下文里是“用非官方的语言来说”，即“粗略地说”。——第94页。 [32]文字游戏：麦克劳德英文原名为Macleod，马克思诙谐地改称为“Macloud”，“Loud”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好吵闹的，大喊大叫的”；所以麦克劳德（Macloud）便是“爱叫喊的人”。麦克劳德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序言第Ⅷ页上责备李嘉图“缺乏科学训练”。——第95页。 [33]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很难译的词“Konfusionsrat”，它是用“Konfusion”（混乱）和《Rat》（顾问）两个词按照表示国家官员称号的模式组成的。——第9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报道 工人的老朋友 上星期，海伦·德穆特逝世了［注：海伦·德穆特于1890年11月4日逝世。——编者注］，社会主义的党因此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成员。1823年元旦生于圣文德尔，父母是农民，十四岁来到特利尔的冯·威斯特华伦家。1843年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妻子。从1837年起到1881年马克思夫人逝世时止，除马克思夫人婚后的最初几个月之外，两位妇女始终生活在一起。1881年12月马克思夫人逝世和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之后，海伦·德穆特搬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里料理家务。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证明 “她具有非常健全的头脑，异常直爽的性格，总是关心别人，为人可靠，天性真诚纯正”。恩格斯在她的葬礼上说，马克思同海伦·德穆特不仅商量困难而复杂的党的事务，甚至商量有关他的经济学著作问题。恩格斯说：“至于我，马克思逝世后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主要是由于她在我家里，给了我欢乐和帮助。” 海伦葬在海格特墓地马克思及其妻子的同一墓穴里。 载于1890年11月22日《人民新闻报》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对格奥尔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的评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对格奥尔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的评论[231] 格奥尔格·阿德勒先生在他的书中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该书是“将近一年半研究的成果”。对此种说法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这取决于对这本书的性质怎样看。如果阿德勒先生写这本书是想要对德国工人运动的产生、性质、基础和目的作出科学的、认真的叙述，那么这个说法就太幼稚了，因为，要搞清楚专门的文献，即为系统掌握材料进行准备工作，一年半的时间即使对一个亲身经历过所涉及的时代的人来说，也未必够用。如果格奥尔格·阿德勒先生只是想要迎合今天人们对有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一切所表现出的兴趣，那么告诉人家他用如此不可思议的短时间就写出了这本书，至少会博得人们对他的勤奋和才干的赞赏，因为他只用不多的那么些个月的工夫就读完大量的书报并从中摘出他认为有用的一切材料。虽然他搜集材料之匆忙早已决定了他的书根本不可能具有什么科学价值，但他毕竟编出了一部提供有关目前人们都很想详细了解而知之甚少的许多人物、事件和著作的各种资料的参考书。 很遗憾，阿德勒先生的书作为参考书也有很大缺点。决不能期望此类著作有科学的深刻性、充分掌握材料、有完整的叙述、提出重要的见解。但是，能够而且应该期望此类著作的是可靠性。即使再退一步，不要求资料的精确，那么总是应该要求资料抄得正确。遗憾的是，阿德勒先生连这一点也不能完全做到。 阿德勒先生的著作在细节上的不确切之处，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第65页上说：“这时（从1845年）领导瑞士宣传活动的是贝克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和‘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事实上，载勒尔从1845年是在布鲁塞尔。 阿德勒先生向我们讲述了莫泽斯·赫斯的高度浪漫的传记。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拆穿这个传记的诗意的夸张。赫斯不可能被他的父亲剥夺继承权，因为按照莱茵河沿岸各省当时实行的拿破仑法典，这是非法的。1844年他不是从巴黎到布鲁塞尔，从那里又到爱北斐特，而是从巴黎到科伦，1845年8月才到布鲁塞尔。他既没有作为士兵也没有作为军官积极参加过1849年的南德意志起义，据我们所知，他也没有被缺席判处死刑。 我们也没听说过马克思的祖父叫莫迪凯（第139页）。他的父亲出生于萨尔鲁伊，而不是特利尔。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1820年，而不是1818年，他在曼彻斯特呆到1844年8月，而不是1845年初（参看第141页）等等。 这类错误多半是疏忽大意造成的，下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证明。阿德勒先生在第142页上对我们说，《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在布鲁塞尔合写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他从提供这一资料的格罗斯先生那里[232]还是从别的什么人那里抄来的。但是他在附录第5页上把《神圣家族》列为1844年出版的书。［注：从那里的上下文来看，并非刊误。（作者注）］结果这本书就出现了一个奇特之点：先刊印而后才撰写。但是，这两个地方向我们表明，阿德勒先生手上从未有过《神圣家族》。因为如果他有过，那么他从扉页和前言就应当看到，这本书1844年写于巴黎，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 阿德勒先生在第213页上列举《新莱茵报》的编辑时，还把斐迪南·沃尔弗忘了。过了几页（第230页），他甚至对我们讲，上述报纸的主编卡尔·马克思 “经常遭到种种笑骂、人身凌辱，而且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而这样的事在阿德勒先生看来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新莱茵报》上的抨击文字是那么尖锐。实际情况是，1848年科伦《新莱茵报》的敌人们只要不受到打扰就满意了。所有的人，包括军人在内，对报纸的编辑部都敬畏之至，认为它是一座武装得很好的和难以攻占的堡垒。只有一次，有两个军士来到马克思的住所，声称他侮辱了军士的称号。马克思穿着睡衣出来见他们，衣袋里装了一支没有上子弹的手枪，枪柄露在外面。仅仅是这样一个景象就吓得两位军士先生不再说什么，乖乖地溜走了，尽管他们身上带有武器。[233]这就是阿德勒先生的耸听之言唯一的事实根据。 他的不准确之处并不总是给人以疏忽大意的印象。有时似乎是有意的，特别是想要为1848年以前在普鲁士执政的政权开脱。例如，书中（第101页）说，德意志各邦政府曾向基佐内阁介绍了巴黎《前进报》的倾向；基佐迎合它们的意旨，封闭了《前进报》，把该报的编辑，其中包括马克思，驱逐出法国，但是过一星期，又撤销了驱逐令。然而《前进报》的许多编辑和撰稿人还是离开了巴黎，马克思、巴枯宁、赫斯到了布鲁塞尔，卢格去了瑞士，而毕尔格尔斯去了科伦。阿德勒先生这样说。 其实，这正是普鲁士政府干的，它唆使基佐采取行动，它首先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驱逐他的命令并没有撤销。赫斯根本已经不在巴黎，而是在科伦，卢格留在巴黎，只是后来才前往瑞士，毕尔格尔斯自愿同马克思一起到了布鲁塞尔。关于巴枯宁，我们一点确切情况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没有迁居布鲁塞尔。阿德勒叙述得不确切是明显的，同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追求一定的目的：一方面，尽量为普鲁士政府参与此事打掩护，另一方面，把这整个事件说成是非常无害的。 第116页上说，与其他德意志邦相比较，“普鲁士给共产主义提供了较大的自由”。阿德勒先生在这里忘记了，他自己在前几页还谈到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和最高书报检查机关（第103页及以下各页）使任何一种不合它们心意的期刊都不可能存在。至于阿德勒先生举出《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来，说尽管该报“不同意帮助反动派反对民主派”，但普鲁士政府还是准许它存在，对此，人们可以反驳说，该报象“‘真正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其他报纸一样，当然是帮助反动派反对民主派的；不公开谈论此事而是有时用关于自由的空话加以掩饰，这丝毫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关于在普鲁士如何平息饥饿的织工的骚动一事，阿德勒先生亲自向我们作了介绍。他告诉我们，1844年6月在西里西亚约有五千织工起来闹事。 “不错，他们的劳动时间长而又繁重，所得的工资实在微薄（夫妻加上孩子一周才有十四个格罗申的收入！）”（第108页）。骚动被镇压，“八十三名被捕者被提交布勒斯劳的刑事法庭，主谋被判处打二十四鞭和十年木工劳役，这一残酷的惩罚真的执行了。” 但是，我们在第134页上看到，普鲁士政府有理由“期待同无产阶级结盟的可能性！” 非常清楚，阿德勒先生那样迫不急待地要把他的书抛到市场，他就不可能通过更仔细的研究把他掌握的材料中的空白填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匆忙拼凑，到他的两位研究德国工人运动早期史料的前辈的书中去找材料，这本书就是施梯伯和维尔穆特两位先生写的那本书，书名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受官方委托编写。供德意志联邦各邦警察机关使用》，人们称之为“黑警书”。阿德勒先生所有成问题的地方，可能都是附和了这本1853年在柏林出版的参考书，因为他自己的观点与参考书的两位编者的观点没有多大区别。读起阿德勒的著作，有时确实使人感到，在你的面前是一部新的警书。 凡写到侮辱陛下、叛国、“煽动仇恨与轻蔑”等事件时，其认真态度多么感人！在他所掌握的材料中，凡遇反警察言论，我们这位史料研究家几乎无不在自己的书里写上一笔并报以应有之义愤。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234]，尽管它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却只是一笔带过。阿德勒先生“不得不放弃更详细地探讨其中阐述的理论”（第97页，并参看第119页），当然详细地探讨不是很容易的。然而对象哈罗·哈林这样一些“蛊惑家”的血腥诗文，虽然它们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在除警察之外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却详尽地加以研究！以整页整页的篇幅转载哈罗·哈林的诗作[235]当然要比分析马克思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好办而“有趣”。 阿德勒先生认为关于《德法年鉴》必须指出的唯一的一点，就是“挑衅性的”语言。巴黎《前进报》（在它的撰稿人中有海涅和马克思）引起他注意的主要也正是这一点。他只是从该报一些文章中摘引了一些有关切希行刺案的议论。这些文章的倾向同当时在全德国流行的关于市长切希的小调是一致的，而且根本不能反映《前进报》本身的特点。此外，他还摘引一些讥讽普鲁士大臣们的言论和马尔的某些“挑衅性的”诗文！ 《新莱茵报》上引起阿德勒先生注意的，主要是它的“煽风点火的文章”的“可怕的挑衅性的”言词。这些文章使他十分惊愕，以致报纸的内容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从《新莱茵报》在它生命道路终结前不久的一些言论中，他“非常清楚地”看出：“《新莱茵报》近期的实在目标是通过一场席卷许多国家的人民革命来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如果阿德勒先生不是那样匆忙地，而且不带着那样大火气阅读《新莱茵报》，他就会发现，该报一开始就作为自己的目标把这种主张提出来，同南德意志人的联邦共和制针锋相对。阿德勒先生若是比较冷静地思考一下，关于这里所说的那家报纸他就不会硬说，该报的资产阶级创办者们想赋予它以“科伦的地方性质”。他会这样写：该报“被要求坚持科伦民主派的精神”，顺便说一下，这种要求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没有同意过。 我们无法理解，阿德勒先生怎么会硬说《新莱茵报》要求在德国立即实行专政。在人们据以评价该报的社论中这种言论一点也找不到。或许出现在哪一篇连编辑们自己都没注意的不显眼的通讯里。 可以想象，作者转述事实既然采取这样的方法，当他不得不进行理论论述时，他的论述又是什么样子。对《共产党宣言》内容的论述就是一例。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谈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对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摘录。阿德勒先生在还没有写到这本书诞生时期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提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摘录了它。他不把这种摘录叫做仅仅摘自一本书的“摘录”，而叫做魏特林的整个“学说概要”。当然这里讲述的也是显眼的东西，而不是本质的东西；对魏特林的幼稚的历史观探讨甚详，尽管他的历史观远不如他对现代社会的出色批判能代表他的学说，而这种批判却被丢在一边。作者细心地考察了魏特林的空想主义思想，例如他的交易小时｛Kommerzstunden｝，以及他的欲望论，可是，关于魏特林在设想改造以后的社会时立足于社会劳动同孤立劳动相比所具有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这一点，我们一个字也看不到。我们关于魏特林对婚姻、民族和宗教的独特观点也一无所获。魏特林的体系在阿德勒先生的叙述中显得如此幼稚而又乏味，以致如果不是直接了解魏特林体系的人，就会同阿德勒先生一道感到惊奇：马克思和恩格斯竟对魏特林的体系如此称赞。 不仅对魏特林体系的重要方面讲得不够，或者根本不讲；相反，对非重要方面所用篇幅多得不成比例，阿德勒先生把魏特林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的情况比比皆是。魏特林说： “求知欲是社会机体的主要推动力，它引导着一切其他的欲望。”但是，知识导致对他人的奴役、社会的不平等，其结果是求知欲遭受压制。 “从一开始占有欲就支配了社会机体。后来享受欲同占有欲共同统治。这两者一直统治到今天，而知识则屈服于它的这两个饮血食肉的伙伴的便便大腹之前。 因此，受压制的求知欲变成了为占有欲者和享受欲者的利益而传播的胡说、谬误、迷信、偏见、欺骗和谎言”（第118、119页）。 阿德勒先生是这样转述这些话的： “因此，求知欲是社会机体的主要推动力，它引导着一切其他的欲望，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体现得不够充分。” 请对比一下魏特林的果断有力的语言和阿德勒先生的摘录中的淡而无味的词句吧，在阿德勒先生笔下，求知欲遭受压制竟成了求知欲处于引导地位，只是体现得不够充分！ 同时，阿德勒先生强迫用明确的德语写作的德国裁缝用起了新普鲁士教授社会主义的唬人字眼。例如，凡是魏特林只是说社会的地方，他却强迫魏特林说“社会国家”。 “组织良好的社会不知道什么是犯罪、法律和惩罚。” 阿德勒先生把这句非常明确的话翻译成： “不过，魏特林的社会国家不知道什么是犯罪、法律和惩罚。” 魏特林认为是每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自然结果的东西，在阿德勒先生笔下，成了魏特林式的社会所固有的荒谬的空想主义胡说。 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别的地方，“社会”也被“社会国家”所代替。 “我们来看一下魏特林的社会国家”， ——阿德勒先生写道。—— “人人幸福是国家的目的……对这一点的保证，以及对共同性｛Gemeinschaft｝的不断完善的保证，应当由社会国家来提供”（第21页）。 所有这些话在魏特林那里一个字也找不到。人人幸福是国家的目的这句话可能是阿德勒先生无意中写的。他常常跟着某些现代社会主义者重复这句话，所以他的笔自动地一下子把“人人幸福”同“国家”这个词联到一起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句话。我们在魏特林那里是没见过这句话的。他谈的只是“社会的改造”，而不是国家的改造。关于后者，他是怎样想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 “完善的社会没有政府，而有管理；没有法律，而有义务；没有惩罚，而有医治。” 这是在《保证》第三章的结尾用黑体字印的。而第87页上说： “请您给我说出‘祖国’这个概念给社会带来过什么好处，哪怕是唯一的一点好处。我丝毫也找不出这种事实，而找出的却是大量的危害”……“制止因边界而引起的永恒冲突的最好办法是完全消除边界。边界是我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许多错误之一。” 魏特林提出的理想社会，应当是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边界的社会，即凡是构成国家概念的东西一概没有的社会。但是，阿德勒先生把魏特林的无国家的社会翻译成了社会国家［注：这里的“社会国家”一语，原文是Sozialstaat。这个德文词的前一半Sozial（社会的）系来自拉丁文，用纯粹的德文写是Gesellschafts。所以下文有“用德语说就是Gesellschaftsstaat”。——译者注］，用德语说就是“Gesellschaftsstaat”。 我们担心占我们的读者的时间太长了，因而我们不打算再进一步评述。不过以上所述已经足以说明，在德国，人们现在是如何撰写历史的。但是，阿德勒先生的书也有某些功绩。他所描述的运动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这位史料研究家的描述即使是拙劣的、歪曲的、草率的、不准确的，也贬低不了这个运动。作者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恢复了对这一几乎完全被忘却了的运动的记忆，唤起广大读者对它的兴趣。不管书的缺点有多么严重，它还是有许多有用的资料，对批判地读这本书的人是大有益处的。同时，这本书如果能够激起严肃而又深思的研究家——当然他需要有比“将近一年半”长的时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那么它对科学来说也许还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收获。 载于1886年2月《新时代》第4年卷第2期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31]对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着重讲述有影响的各派理论）》（1885年布勒斯劳版）一书的评论，是卡·考茨基根据恩格斯在这本书页边上写的批语、他的信件，显然还有他的口头意见而写成的。批语是恩格斯大约在1885年11月因倍倍尔曾请他帮助准备对这本书的评论而写的。10月28日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阿德勒写的那本十分肤浅并且主要是以施梯伯的著作为根据的书，考茨基已转给我了；我将帮助他对该书作一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71页）。12月初，恩格斯就把自己的意见通知了考茨基。把写有恩格斯批语的那本书同这篇评论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这些批语全都在评论里得到反映。这篇评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揭露了阿德勒的反动观念，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和歪曲，而且还说明了早期德国工人运动史的意义。——第723页。 [232]指古·格罗斯著《卡尔·马克思略传》1885年莱比锡版。——第724页。 [233]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1—523页。——第725页。 [23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5—467、596—655页；第2卷第269—587页。——第727页。 [23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里对哈罗·哈林的活动作了讽刺性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29—336页）。——第72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尔·马克思同《太阳报》通讯员约翰·斯温顿谈话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尔·马克思同《太阳报》通讯员约翰·斯温顿谈话记[230] 卡尔·马克思是当代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无疑是强大的作用。他既不追求表面效果，也不追求荣誉；对庸俗的吹吹拍拍丝毫不感兴趣，也丝毫无意追求权力。他从容不迫，不知疲倦，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学识和超群的智慧；他满怀深远的谋略、逻辑的方法和实际的目标。正是这位卡尔·马克思，他过去和现在促成的地震般的大动荡多于包括朱泽培·马志尼在内的欧洲任何人。这些地震般的大动荡震撼了多少民族，摧毁了多少王座，如今又使多少帝王和官高爵显的骗子心惊胆战、变颜失色！ 作为柏林的大学生、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者、报纸的编辑、《纽约论坛报》过去的撰稿人，他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和素质。作为曾经使人胆战心惊的国际的创始人和精神支柱、《资本论》的作者，他在洲半数国家遭驱逐，几乎被所有国家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最近三十年来伦敦就是他的避难所。 我在伦敦时，他正住在著名的伦敦人海滨疗养地兰兹格特；就在那里，我在他的小别墅中见到了他和他一家两代人。一位相貌端庄、语音悦耳、彬彬有礼的文雅妇女在门口迎接我，她显然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和卡尔·马克思的妻子。而那位亲切而温厚的六十岁的人有着硕大的头、和善的面容、长而密的蓬松花白头发，他就是卡尔·马克思吗？ 他谈话的风格很象苏格拉底——那样无拘无束、那样广博、那样富于独创之见、那样尖锐、那样真挚，而且是冷嘲热讽，妙趣横生，奔放爽朗。他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俄国的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德国的思想发展，法国的积极行动和英国的停滞不前。他寄以希望地谈论俄国，富有哲理地谈论德国，欢快地谈论法国，忧郁地谈论英国，轻蔑地提到英国议会里的自由党人花那么多时间搞的“原子般的改革”。他一国一国地评述欧洲世界，描述特点、事件和人物——有明摆着的也有藏于深处的；指出事态的进程是朝着无疑将会实现的目标发展的。 当他谈话之际，我时时不禁感到惊奇。显然，这位很少出头露面的人却深刻通晓当今现实，从涅瓦河到塞纳河，从乌拉尔山到比利牛斯山，他到处在为新的纪元准备条件。他的劳动现在并不是徒劳的，正象过去一样，那时曾经产生了那么多合人心愿的变化，有过那么多英勇的战斗，在攻占的高地上建立起了法兰西共和国大厦。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才越来越清楚，我提出的“您现在为什么没有从事任何工作？”这一问题是无知的人提的问题，是一个他不能直接回答的问题。当我问为什么他那硕果累累的巨著《资本论》已经从德文原文译成俄文和法文却没有译成英文时，他好象回答不出，但是他说纽约已经有人向他表示要搞一个英文译本出来。他说，这本书只不过是一个片断而已，是一部三卷本著作的一卷，其余两卷尚未出版。整个三部曲是“土地”、“资本”、“信用”；马克思说，最后的一卷将用大量美国实例来说明问题，因为在美国信用已取得十分惊人的发展。 马克思先生正注视着美国事态的发展，他关于某些构成美国社会的主要力量的看法很能发人深思。顺便说一下，他在提到自己的《资本论》时说，每个愿意读它的人将会发现法文译本在许多方面优于德文原本。马克思先生提到法国人昂利·罗什弗尔，当他谈到他的几个已故的学生，激情奔放的巴枯宁、才华横溢的拉萨尔以及其他人时，我可以看出，这些在当今条件下可能会左右历史进程的人物受他思想影响有多么深。 在马克思谈话当中天色晚了下来。英国夏日傍晚的长时间黄昏来临了；他建议在这个海滨城市散散步，沿着海岸到海滨浴场去，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玩，主要是孩子。我们在沙滩上还看到他一家人：他的已经欢迎过我的妻子、两个女儿带着小孩，还有他的两位女婿［注：燕妮和沙尔·龙格带着孩子让、昂利和埃德加尔；劳拉和保尔·拉法格。——编者注］，其中一位是伦敦皇家学院的教师，另一位似乎是著作家。这是非常美满的一家——总共大约十来个人——两个为有自己的孩子而感到幸福的青年妇女的父亲，和孩子们的充满生活乐趣、富有女性温柔的外婆。卡尔·马克思在做外公的艺术方面和维克多·雨果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但马克思更幸福，因为他的出了嫁的女儿使他的晚年过得愉快。 晚间，马克思及其两位女婿同家人分手，陪着美国客人度过了一小时。谈话涉及到世界、人、时代和思想，我们的碰杯声在海上回荡。 火车不等人，夜幕已经临近。我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思考着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涉及存在之最终规律的问题。我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得到回答。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我竭力搜索枯肠寻求最佳措词，后来我用下面这样一个大问题打断了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的沉默： “什么是存在？” 他眼望着我们面前的咆哮的大海和岸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好象陷入了沉思。对我问的“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他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 “斗争！” 开始我以为我听到的是绝望之声，然而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规律。 载于1880年9月《太阳报》和约翰·斯温顿《在法国和英国四十天的观感和札记》1880年纽约版；1955年3月《群众与主流》杂志第8卷第3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30]马克思同当时担任纽约进步报纸《太阳报》编辑的约翰·斯温顿的谈话是1880年8月进行的。这次会晤后，马克思曾同斯温顿保持了一些时候的通信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应他的请求给他寄去《资本论》的法文译本。这篇谈话记见报后，马克思于1880年11月4日写信给斯温顿说：“应该谢谢您在《太阳报》上所写的友好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46—447页）。——第71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同《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谈话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同《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谈话记[224] 伦敦，12月18日。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的一座小别墅里住着现代社会主义的主要柱石卡尔·马克思。他因为传播革命理论而于1844年被驱逐出其祖国——德国。1848年他返回德国，但数月后又被驱逐。后来，他旅居巴黎，但是他的政治理论又成为他1849年被驱逐出该市的理由。从那时起他的大本营就设在伦敦。他的信仰一开始就给他招来种种不愉快。从他的家庭状况来看，显然这种信仰没有给他带来财富。马克思在所有这些年头当中一直坚贞不屈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是因为他坚信这些观点的正确性。无论我们如何坚决谴责这些观点的传播，但是我们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位现在受人尊敬的流亡者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示应有的敬意。 通讯员访问过马克思两三次，每次都看到博士在书房里一手拿着书，一手夹着雪茄烟。他看样子有七十开外的年纪。他很结实，肩膀宽，腰板直。他有着学者的头、文明犹太人的脸、花白的长发和大胡须，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他对待外人异常谨慎。他一般还是接见外国人的，但是那位接应来访者的仪态端庄的德国女人［注：显然是指海伦·德穆特。——编者注］奉有指示，不接见来自祖国而没有携带介绍信的人。然而，你只要一出现在他的书房，马克思就带上他的那只单眼镜，好象要衡量一下你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一样，无拘无束地同你攀谈起来，把他关于全世界人物事物的广博知识展现在你面前，引人入胜。他的谈话不是围绕一个题目，而是多种多样的，就象他的书架上摆着的书籍一样。人们通常可以根据一个人读的书来评价这个人；所以如果我告诉你，我甚至粗略地一瞥就发现了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莫里哀、拉辛、蒙台涅、培根、歌德、伏尔泰、倍恩，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蓝皮书，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的政治和哲学著作等等，你就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了。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使我惊讶的是马克思对美国最近二十年来的重大问题了如指掌。他批评我国的立法时——不论是联邦的还是各州的——情况掌握得如此之多而且准确到惊人的程度，使我不能不想到他可能在美国有消息来源。但是他的知识决不限于美国，而且还包括整个欧洲。当他谈到他所喜爱的题目——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并不是象人们常常描写他的那样慷慨激昂地大谈一通，而是严肃地和充满信心地详细讲述他的“解放人类”的乌托邦计划，他的这种严肃态度和信心说明他坚信自己的理论纵使在本世纪不能实现至少在下个世纪也能实现。 卡尔·马克思博士在美国最为人所熟知的身分显然是《资本论》的作者和国际协会的创始人或者至少是该会最主要的台柱。读者从下面的谈话中会了解到他关于这个协会目前的形式是怎样讲的。但是，我首先要从1871年以国际协会总委员会名义印行的国际协会共同章程中摘录几段话，读者从中可以对协会的意图和目的作出公正的判断。章程的引言强调[225]，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为达到工人阶级的总解放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 因而，引言要求 “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接着章程指出，国际协会承认：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因此，可以认为每个协会会员都是工人。在伦敦成立的协会，其目的 “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接着章程又说，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协会设有：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是 “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 这个委员会审查新的分部或支部加入国际的申请并作出相应的决定，解决支部之间发生的矛盾，用美国人的说法，实际上是“操纵机器”。总委员会的经费来自每个会员每年缴纳的一个英国便士的会费。其次，在各个国家设立联合会委员会和地方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必须至少每月向总委员会报告一次工作，每三个月寄一份关于它们的支部的组织情况和财政状况的书面报告。如果某个地方的报刊上发表攻击国际的东西时，最近的分部或委员会必须立即将这个出版物寄一份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建议在工人阶级中间建立妇女支部。 总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罗·阿普耳加思、马·詹·布恩、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Ｇ．Ｈ．巴特里、爱·德拉埃、欧仁·杜邦（因公在外）、威廉·黑尔斯、乔·哈里斯、胡利曼、茹尔·若昂纳尔、哈里埃特·罗、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罗赫纳、沙尔·龙格、孔·马丁、捷维·莫里斯、亨利·梅欧、乔治·米尔纳、查理·默里、普芬德、约翰·罗奇、吕耳、萨德勒、考威尔·斯特普尼、阿尔弗勒德·泰勒、威·唐森、爱·瓦扬、约翰·韦斯顿。各国的通讯书记是：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阿·埃尔曼——比利时；托·莫特斯赫德——丹麦；奥·赛拉叶——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沙尔·罗沙——荷兰；约·帕·麦克唐奈——爱尔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海尔曼·荣克——瑞士；约·格·埃卡留斯——美国；勒穆修——美国的法国人支部。[226] 我在访问时向马克思博士谈到约·钱·班克罗夫特·戴维斯在其1877年的正式报告[227]中援引过的纲领，认为这是我曾经看到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目的的最明白、最准确的叙述。他说，这个纲领的条文是从（德国1875年5月）哥达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抄录的。[228]他指出这一纲领条文翻译得不确切，表示愿意提供一份修正稿。现将他向我口授的修正稿按原样照抄，附在下面： 第一条——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在一切选举中，不论地方的或国家的，都享有普遍的、直接的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权。 第二条——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由人民直接投票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 第三条——实行普遍义务民兵服役制。废除常备军。 第四条——取消一切针对出版自由和公共集会自由的非常法。 第五条——实行免费诉讼。由人民行使裁判权。 第六条——由国家出资实行普遍的、义务的和免费的教育。实现科学和宗教的自由。 第七条——取消一切间接税。征收直接的累进所得税作为国家和地方的经费。 第八条——给工人阶级以结社自由。 第九条——通过立法规定男工的正常工作日。限制使用女工，禁止使用童工。 第十条——制定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卫生法，由工人自己选出的人员来处理有关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的问题。 第十一条——对犯人的劳动作出相应的规定。 班克罗夫特·戴维斯先生的报告中还列出了第十二条，即最重要的一条：“在民主监督下由国家给生产合作社以帮助和信贷。”我问博士，他为什么忽略了这一条，他回答说： ——1875年召开哥达代表大会时，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统一的。一派是拉萨尔的拥护者，另一派是大体承认国际的纲领的人们，称为爱森纳赫派。上述的第十二条没有写入纲领，而是为了向拉萨尔派让步才写入纲领的一般性前言之中。后来再没有人提到它。戴维斯先生对这一条是为了妥协而写入纲领而且并没有特别意义这一点只字不提，反而郑重其事地把它作为纲领的主要原则之一加以强调。 ——我指出，不过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把变劳动资料为社会的集体财产看作是运动的最高目标。 ——当然，我们说，运动的结果将是这样的，但这是时间问题，教育问题和建立更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我说，这个纲领只能为德国和一两个其他国家所接受。 ——对不起！——他反驳说——如果您仅仅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那么您就根本不会了解这个党的活动。纲领中的许多条在德国之外是没有意义的。西班牙、俄国、英国和美国各自都有针对本国特殊困难的纲领。这些纲领的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最终目标的共同性。 ——那么说这个目标就是劳动的统治？ ——这个目标是劳动的解放。 ——欧洲社会主义者是否认为美国的运动真正是一个运动？ ——是的。它是这个国家发展的自然结果。有人说，运动是外国人输入的。五十年前当工人运动开始在英国招致敌视的时候，有人正是这样说的，但这是在人们谈论社会主义很久以前的事。在美国，工人运动从1857年才开始起显著作用。从那时起工会顺利发展起来；后来成立了把不同工业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的工人大会，最后又成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如果您从头到尾研究一下这一系列的发展，那您就会看到，社会主义在这个国家的产生并没有外国人插手，只是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 ——通讯员问道，那么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究竟做了什么？ ——做了两件事情。——他回答说——社会主义者证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是普遍的，无处不有，一句话，具有全世界性质，因此他们力图使各国工人彼此互相了解；这一点尤其必要是因为资本家对工人的雇用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利用外国工人来对付本国工人。于是各个国家的工人之间就产生了国际联系，这证明社会主义不仅是地方性的问题，而且是国际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应该通过工人的国际行动来解决。工人阶级搞运动是自发的，他们意识不到这一运动的最终目标将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发明运动，而只是向工人说明运动的性质和目标。 ——我插话说：推翻现代社会制度是什么意思？ ——我们断言——他继续说——企业主占有土地和资本而劳动者只占有自身的劳动力并被迫把它作为商品出卖这样一种制度，仅仅是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将会消亡，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我们到处都观察到社会的分裂。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随着现代国家的产业资源的开发而加剧。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使历史发展的现阶段革命化的手段已经具备。在许多国家里，在工会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政治组织。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党的必要性已经显而易见。工人不能再相信那些政客。一伙一伙的投机家和匪徒把立法机关抓到自己手里，把政治变为交易对象。诚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美国，但是美国人民比欧洲人更果断。在美国，一切事情的明朗化来得更快，在那里虚伪和伪善要比大洋此岸少一些。 我请他给我解释一下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快的原因，他回答说： ——现在的这个社会主义政党产生得较晚。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遵循那些在法国和英国已经很流行的空想体系。德国人的天性素来比别国人更倾向于理论思维。德国人善于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某些实际的教训。您不应该忘记，同别的国家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德国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在法国和英国几乎成为过去的东西，在德国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好久以前就支配着那两个国家的那些强大的政治因素，当社会主义理论深入德国工人阶级时才在这里产生作用。因此，几乎从现代工业一开始发展，德国工人阶级就建立了独立的政党。它在德国的国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因为在德国不曾有过能够同政府的政策相对抗的政党，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工人政党身上了。要叙述党的发展道路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不过我可以这样说，与美国和英国资产阶级迥异的德国资产阶级如果不是由软弱无比的胆小鬼组成的话，全部反政府的政治活动本来是应该由它进行的。 我问他国际的队伍里有多少拉萨尔分子。 ——拉萨尔党本身是不存在的。——他回答说——当然，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些拉萨尔的拥护者，但数量并不大。拉萨尔先前曾经采用我们的一般原则，在1848年后的反动时期过去以后，他开始了他的鼓动活动，那时他以为，鼓吹以生产合作社形式使工人合作化的思想，就可以卓有成效地活跃工人运动。据他说这样一定能调动起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他把这仅仅看作是达到运动的实际目标的一种手段。我这里有他的几封信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您把这叫做他的万应灵药？ ——完全正确。他求见过俾斯麦，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俾斯麦，而俾斯麦当时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鼓励拉萨尔的政策。 ——俾斯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 ——他是想利用工人阶级作为同曾经煽动1848年风潮的资产阶级抗衡的力量。 ——博士，有人说，您是社会主义的大脑和心脏，因而您是从这里，在自己的小别墅里秘密操纵着所有的组织、所有的革命等等，即所有目前发生的事情。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我知道。——我们这位年长的绅士笑了一笑说。——这纯属胡说。但它也有有趣的一面。例如，在赫德尔行刺前两个月，俾斯麦在他的《北德报》上抱怨说什么就是同耶稣会派首领贝克斯神父结了盟的，说我们使得他俾斯麦对这个运动毫无办法。 ——那么，您那个在伦敦的国际协会难道不领导工人运动吗？ ——国际协会当时是有益的，但它过时了，已经不复存在。它存在过，也确实领导过运动，但近年来社会主义有了迅猛的发展，所以国际协会的存在不再有必要了。各个国家都开始出版报纸，互相交换报纸，这几乎是各国党之间的唯一的联系。成立国际协会首先是为了使工人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懂得应该在各国工人队伍中建立真正起作用的组织。不同国家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利益是不同的。这个坐镇伦敦的国际领袖的怪影纯粹是臆造。不错，当国际的组织成立之后，我们曾经向其他国家的工人协会发过指示。我们曾被迫开除过几个纽约的支部，其中包括伍德赫尔夫人大显身手的那个支部。这是1871年的事情。[229]在美国有许多政治家——我不便说出他们的名字——想利用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是非常熟悉他们的。 ——马克思博士，人们认为各种反宗教的煽动性言论都来自您和您的拥护者，您当然是希望将这整个体系加以消灭和根除的了。 ——我们知道——他稍加思索之后回答说——对宗教采取暴力措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宗教将随着社会主义发展而消亡。社会发展的结果必定会促使宗教消亡，而在社会发展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教育。 ——您知道波士顿的约瑟夫·库克牧师吗？ ——我们听说过他；这个人对社会主义一窍不通。 ——他不久前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中说：“现在人们说马克思认为在美国、大不列颠，可能还有法国，劳动改革可以通过非流血的革命来进行，但是在德国，还有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则必须流血。” ——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博士微笑着说——也会预见到俄国、德国、奥地利即将发生流血革命，而且还可能有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人今后继续实行他们现在所实行的政策的话。法国的革命能够在这些国家里重演。这是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但是这样的革命将由多数人来完成。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 ——我补充说，上面提到的那位牧师先生从据他说是您于1871年写给巴黎公社活动家的一封信中摘录了一段话。这段话说：“眼下我们最多不过三百万人。再过二十年，我们将有五千万人，甚至可能有一亿。那时世界将属于我们，因为起来反对可恶的资本的不仅有巴黎、里昂、马赛、而且有柏林、慕尼黑、德勒斯顿、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布鲁塞尔、圣彼得堡、纽约，一句话，全世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新的起义面前，过去将会象恶梦一样消失，因为在千百个地方同时燃烧起来的人民烈火甚至会根绝对过去的记忆！”博士，我想您在今天的情况下不会否认您是这段引文的作者吧？ ——我根本没有写过这样的话。我永远不会写这种激昂慷慨的荒唐话。我写东西一向是深思熟虑的。这大概是那个时候《费加罗报》用我的署名发表的东西。当时流传过千百封这类的信件。我曾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写过声明，说这是伪造的。但是，如果我要想一一驳斥有关我的言论和文章，那我就得有二十位秘书。 ——但是，您不是在报刊上支持过巴黎公社吗？ ——当然，我这样做过，那是因为一些报纸社论谈到他们。其实，英国报纸上的巴黎通讯就足以驳倒这些社论所散布的无耻谎言。例如，公社仅仅处决了六十来个人；麦克马洪元帅及其杀人不眨眼的军队消灭了六万多人。从来还没有哪个运动遭到过象公社所遭到的那样的诽谤。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原则也宣传杀人和流血吗？ ——从来就没有一个伟大的运动——卡尔·马克思回答说——不是经过流血而诞生的。美国的独立是经过流血取得的。拿破仑通过流血的方式掌握了法国，并以同样的方式被推翻。意大利、英国、德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证明这一点。他继续说，至于说杀人，那么大概用不着我说，这并不是新的现象。奥尔西尼谋刺过拿破仑，君王们杀的人比任何人都多，耶稣会教徒杀过人，清教徒在克伦威尔时期杀过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之前干的或企图干的。但是，现在任何谋刺帝王或政治家的行为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其实，正是现在，要是德国皇帝死了，社会主义者会深感遗憾。他的在位很有好处，而俾斯麦为社会主义运动干的事情比任何其他政治家都要多，把事情做绝了。 我问马克思博士对俾斯麦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 ——人们在拿破仑垮台之前认为他是天才；而后来称他为蠢货。俾斯麦步拿破仑的后尘。他开始是在统一德国的借口下建立专制制度。他的政策大家都是清楚的。他最近的所做所为不过是想要搞一次类似政变的行动，但这种企图是要失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象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样反对1870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场纯粹的王朝战争。他们发表了宣言，警告德国人民，如果德国人民容许把这场似乎是防卫性的战争变成侵略性的战争，那么它受到的惩罚将是军事专制的建立和对劳动群众的无情压迫。随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群众大会，并发出呼吁要求同法国实现光荣的和平，因而立即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该党的许多领导者被投入监狱。尽管如此，只有该党的议员敢于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上反对——而且是非常坚强地反对——强行兼并法国的省份。［注：指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的发言。——编者注］但是，俾斯麦却以强力推行自己的政策，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开始谈论俾斯麦的天才，而这时他已不能夺取新的领土，人民要他拿出新颖的办法来，这样他就遭到了惨重的挫败。人民开始不信任他了，他的威信降低了。他需要钱，国家也需要钱。他曾在有名无实的宪法的遮掩下，让人民负担重税以支付他的军事的和统一德意志的计划所需费用，直到实在无法再征新税时为止，而现在他则企图干脆避开宪法征新税。为了任意地吸干人民的血汗，他把社会主义魔影呼唤出来，并利用他所掌握的一切权力来挑起暴乱。 ——您经常从柏林得到消息吗？ ——是的——他回答说——我的朋友们定期向我通报消息。那里很平静，俾斯麦大失所望。他驱逐了四十八位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帝国国会议员哈赛尔曼和弗里茨舍，以及拉科夫、鲍曼、《自由报》的奥艾尔。这些人号召柏林工人保持平静。俾斯麦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个城市有七万五千名工人正濒于饿死。他以为，如果驱逐工人的领导者，人们就会闹事，这样就有借口进行血腥屠杀。那时整个德意志帝国将会受他钳制，他的得意之作“铁血”理论就会得胜，他就可以任意提高税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爆发任何暴乱，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俾斯麦面对着已形成的局面和政治家们的嘲笑，目瞪口呆。 载于1879年1月5日《芝加哥论坛报》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24]《卡·马克思同〈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谈话》是一个重要文献。这个文献反映了马克思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领袖的作用和他对有关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的各种问题的观点。马克思利用同美国资产阶级报纸通讯员的谈话来揭露反动集团和反动报刊所散布的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的诽谤。在这里特别是揭露了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通过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真实内幕（参看本卷第185—197页），阐明了德国、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前景。马克思对在这之前工人运动的与国际的活动有关的发展阶段所作的评述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文献对研究马克思的生平也有一定的价值，尽管通讯员写得有些不准确（如马克思的年龄、他1843年离开普鲁士的情况和他在1848—1849年的活动）。 这里发表的文献在1964年以前没有被发现过。1964年美国工人社会主义周刊《社会主义者》（《TheSocialist》）根据《芝加哥论坛报》重印了其中一个片断。1965年第一次用德文全文发表于《社会史文库》汉诺威版第5卷（《ArchivfürSozialgeschichte》B．5．Hannover）。俄译文全文发表于《苏共历史问题》1966年第10期（《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КПСС》，1966，№．10）。——第707页。 [225]被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492页。——第708页。 [226]这份国际总委员会成员的名单，通讯员显然是引自1871年12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GeneralRulesand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第710页。 [227]指美国驻柏林大使约·钱·班克罗夫特·戴维斯1877年2月10日给美国外交部长汉密尔顿·菲什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有关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部分发表于官方出版物《美国。国务院。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1877年华盛顿版第175—180页（《UnitedStates．StateDepartment．PapersRelatingto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 》．Washington，1877，pp．175—180）。——第710页。 [228]这里讲的是1875年5月哥达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纲领发表于《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大会的记录》1875年莱比锡版（《ProtokolldesVereinigungs-CongressesderSozialdemokratenDeutschlandsabgehaltenzuGothavom22．bis27．Mai1875》．Leipzig，1875）。 纲领中具体的要求有十四条，谈话稿中有些条合并了。下面提到的第十二条没有列入这些要求中，而是写在纲领的总论部分。——第710页。 [229]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赫尔领导的、基本上由资产阶级改良派组成的第一国际纽约第十二支部，由于企图利用国际工人协会以达到与国际不相容的目的（鼓吹资产阶级改良）并把自己的领导强加给其他美国支部，而于1872年3月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9页）。——第71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声明[223] 本人卡尔·马克思， 住密多塞克斯郡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哲学博士，真诚郑重声明如下： 经起草并经本人复阅标有字母“Ａ”之文件，系由本人递交议会议员、女王陛下内政部首席大臣……理查·艾什顿·克罗斯阁下之备忘录。事由为：申请依当今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第三十三年起草并通过之议会法令——第十四章，题为《法令：改进有关外国人和不列颠公民法律地位之法律》——发给本人以入籍证书；文件所陈属实。 本人做此郑重声明，自信真实无伪，并以已故国王威廉四世陛下在位第六年起草并通过之法令所规定为依据，该法令名称为《法令：撤销本届议会会议冠有下述标题之法令——〈法令：更有效地取缔国家各机关所实施和采取之誓证，代之以声明；同时更彻底地禁止任意在法院以外立誓并采取其他措施取缔无必要之立誓行为〉》。 本声明写于密多塞克斯郡圣马丁巷82号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八月一日 ｛签字｝ 卡尔·马克思 受理人 大法官法院受理 立誓的伦敦特派员 克利斯托夫·Ｒ．卡夫 首都警察局 苏格兰场 侦察警官的特别报告 1874年8月17日 卡尔·马克思——加入国籍案 兹就上列人士谨报告如下：该人系一恶名昭著之德国鼓动家，国际协会首领与共产主义理论捍卫者。该人对其君其国不忠。证人西顿先生、马西森先生、曼宁先生、阿德科克先生均为英国出生之臣民及有身分之房产主。他们就他们自何时起认识该声明人所做之证言正确无误。 Ｗ．雷默斯——警长 Ｊ．威廉斯——警长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23]马克思为了1874年8月去卡尔斯巴德疗养，曾经打算取得英国国籍。这一办法是预防奥地利当局迫害的措施。在奥地利，象在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连同马克思通信都足以能够使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遭到法律追究。马克思并没有等到对他的声明的答复即于8月15日前往卡尔斯巴德。显然，拒绝的理由根本没有告知马克思。 这里发表的《加入英国国籍的声明》是一份由马克思填写并签名的表格。英国官员的报告写在另一张纸上。——第70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宪章运动纪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宪章运动纪事[222] 年表 ［注：手稿开头空一行，接下去写的是：“墨尔本——1841年9月。辉格党人”（墨尔本的辉格党内阁倒台的日期）。——编者注］ 1838年9月17日宪章派在韦斯明斯特新宫殿场举行群众大会。 9月20日群众大会和武装集会被宣布为非法。［注：这句话之前勾掉了：“1838年8月6日在北明翰举行集会（演讲人：阿特伍德、斯科菲尔德、菲·奥康瑙尔），决定请求下院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后面勾掉了：“王国政府出布告说，火炬集会”。——编者注］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举行群众大会。 1839年1月在北明翰举行群众大会：通过［注：这里勾掉了：“关于普选权是主要要求的”。——编者注］宪章派决议。——在里子发生了挫折。 1月21、22日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和爱丁堡举行群众大会。 2月5日国王的演词中威胁要通过立法手段迫害宪章派。 3月16日在“王冠和锚”酒馆里举行宪章派代表大会。奥康瑙尔和哈尼宣布暴力原则。 4月1日爱丁堡举行支持内阁大臣的集会。宪章派取得了胜利，把市长赶下了主席座位并通过了自己的决议。 4月29日兰第德诺发生宪章派骚动。——宪章派一度控制了该城。（前不久在纽波特，约翰·弗罗斯特被免除治安法官的职务。） 5月8日亨·文森特在纽波特以煽动骚乱的罪名被捕。（内阁危机——临时妥协。） 5月13日宪章派代表大会的余下的成员（小资产者离开之后）转到北明翰。5万人迎接他们并陪同他们走过全城。在第一次会议上，立即起草宣言：要求从银行取出所有自己的钱，只同宪章派做生意，举办“神圣月”并武装起来。——菲·奥康瑙尔要求把关于组织宪章派内阁的请愿书在50万持枪群众护送下“和平地”递交给女王。 5月25日克萨尔－摩尔举行群众大会。菲·奥康瑙尔声明他将参加，因为市政当局宣布这次群众大会是非法的。 6月14日阿特伍德递交宪章派的请愿书——128万人签名。235票对46票拒绝讨论请愿书。 6月18日格罗特关于秘密投票的提案以333票对216票被否决。 7月4日北明翰发生宪章派的骚动；在斗牛场举行的集会被军警驱散。代表大会的书记［注：威廉·洛维特。——编者注］被捕。代表大会抗议。 7月15日斗牛场再次发生骚动，人们在市内游行，出现了抢劫，许多店铺被烧。军队出动，没有打死人。 7月18日兰第德诺骚动的参加者被判处监禁。 7月20日新堡发生骚动。 8月2日文森特等人在蒙默思被判处监禁。 8月3日北明翰骚动的参加者受审；三人被判死刑，但得到赦免。 8月6日这时已经改在伦敦阿朗德尔咖啡馆开会的宪章派代表大会，由于没有准备好，决定把原订8月12日举行的“神圣月”推迟，但是凡有能力做到的工联组织都应从12日起停止工作两三天，举行游行和集会，反对当前的国内贫困状况。 8月11日｛伦敦的｝圣保罗教堂和曼彻斯特的旧教堂在讲道进行中被宪章派占领，并未导致任何结果。 8月12日曼彻斯特、麦克尔士菲尔德、波尔顿等地——试图举行三天的“神圣月”。冷冷清清、不了了之。 8月15日切斯特陪审法庭审理约·雷·斯提芬斯案件，罪名是在海德市考顿－特利举行非法集会和煽动骚乱。在这次集会上有人开枪。——在诺茨弗德监禁十八个月。 8月27日议会会议延期。 8月30日内阁再次妥协。 9月14日宪章派全国代表大会被解散。 9月20日菲·奥康瑙尔在曼彻斯特以煽动风潮的罪名被捕。 9月23日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指责宪章派是托利党的代理人（设菲尔德）。 11月4日纽波特的骚动。山地居民在弗罗斯特和威廉斯率领下开往城里，他们在特列德加尔公园附近同琼斯的队伍（来自庞蒂浦）汇合，向事先调集的（保护城市官员开会的）士兵进攻。一场恶战，场地上留下九名死者，其余人携伤员退去。次日晨弗罗斯特被捕。士兵由一名尉官指挥！此后不久威廉斯也被捕。——12月31日至1月8日开庭审判。一个证人做证说：原订要阻拦赴北明翰的威尔士邮班，以邮班不到作为中部和北部起义的信号。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苦役。 1840年1月13日恢复反谷物法的宣传——曼彻斯特举行宴会和集会。 1月16日议会开幕。 3月内阁在下院两次遭到失败。内政部委员会开始追究渎神罪。 3月17日菲·奥康瑙尔在约克接受陪审法庭审判。审判延期。 3月25日反谷物法同盟在宫殿场开会。通过决议。 3月31日到目前为止，在反谷物法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只达到980352人。 4月8日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在利物浦陪审法庭受审。以煽动暴乱的罪名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 4月11日菲·奥康瑙尔以诽谤的罪名被判处在约克监狱监禁十八个月；他被当作普通罪犯对待（菲·奥康瑙尔4月20日的信）。 8月4日艾释黎勋爵就童工问题上书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都是由于自由派的软弱！）。 8月11日议会闭幕。 11月6日赫瑟林顿以渎神的罪名被判刑，判决缓期执行。 1841年1月21日在里子，激进派为了同宪章派进行联合而举行集会。但是在宪章的各条中达成协议的只有普选权问题。 1月26日议会开幕。 2月16日内阁失败——223票中占31票。 4月29日宪章派袭击在德特弗德举行的反谷物法的集会，没有成功，但在里子举行的这种集会确实被他们搅散了。罗素想要就谷物法乱谈一通。 5月7日内阁失败——598票中占36票。 5月25日邓科布递交有130万人签名的宪章派请愿书（赦免等等）；反谷物法的只有474448人。 6月2日宪章派袭击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反谷物法集会，没有成功。 6月4日皮尔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312票赞成解散，311票反对。赫瑟林顿控告莫克森一案。在雪莱问题上的渎神案。被认定有罪。 8月19日选举之后，议会开幕。托利党人占多数。 8月28日墨尔本内阁被多数推翻——629票中占91票。皮尔。皮尔内阁存在到1846年7月。 10月7日议会闭幕。里子、佩斯里、格拉斯哥、布莱得弗德、诺定昂等地工业区的大贫困。 11月10日在得比，企业家举行拥护自由贸易的代表会议。 12月29日格拉斯哥发生破产。 1842年1月7日格拉斯哥举行宪章派代表大会，菲·奥康瑙尔出席。 2月1日宪章派在托利党人的帮助下搅散南安普顿举行的反谷物法集会？ 2月2日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的喧嚣。 2月3日议会开幕。 2月9日皮尔提出20（价51）、1（价73）的滑动税率［注：滑动税率（slidingscale）是英国于1828年开始实行的，即国内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按一定比率提高，价格上涨时进口税按一定比率降低。此处指的是1842年2月皮尔对税额与谷物价格的比率进行的调整。新的比率是：小麦每夸特价51先令和51先令以下时征进口税20先令，是为最高税额；每夸特价73先令和73先令以上时征进口税1先令，是为最低税额。——译者注］。 3月11日皮尔的预算——取消120万英镑的关税，特别是原料和半成品的关税。所得税。前项滑动税率于4月29日成为法律（经国王同意）。 5月2日有3317702人签名的宪章派请愿书被列队从林肯法学协会广场送到议会大厦。请愿书不得不分成几部分递进去，因为它进不去门。邓科布要求议会会议听取请愿书。49票对287票。 5月25日斯托克波尔特举行反贫困集会。济贫税从1836—1837年的2628英镑增长到7120英镑；半数以上的织工陷入赤贫；三千多所房子空着（“斯托克波尔特在出租”），在希顿－诺里斯有四分之一的房子空着，有一千名房主领取贫民补助金。 6月1日达德里地区的矿工罢工。 6月3日格拉斯哥失业工人举行大会，会后在市内搞了一次要求面包和工作的游行｛beggingprocession｝。 爱尔兰发生哄抢食品的骚动：在恩尼斯，一艘装面粉的船被抢；在科克，人们袭击蔬菜市场没有成功。 6月7日艾释黎提出限制矿山和工厂使用女工和童工的工厂法案｛factorybill｝。 6月25日《里子信使报》报道：有4025个家庭即五分之一的城市居民领取贫民补助金。到处都是“大贫困”。 6月28日皮尔税则在下院通过。7月4日在上院二读。 7月1日关于贫困的辩论。照例没有结果。在爱尔兰总是发生农村骚乱。 7月2日在邓弗里斯发生哄抢食品的骚动，几家面粉商人的店铺被抢。 7月5日反谷物法同盟在伦敦举行代表会议。布莱特发表了威胁性演说，他说：设菲尔德有一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伍尔弗汉普顿有62座炼铁炉停产；在斯托克波尔特，济贫税额为每英镑两先令，共得3600英镑，而1839年为每英镑1先令8便士，却得5000英镑。提高济贫税——每英镑提高到3先令4便士，几乎每天都有工人和小业主集会讨论形势。柏斯勒姆发生大骚乱，军队出动。 7月5日设菲尔德举行自由贸易派会议。Ｗ．贝利牧师说：不应该用语言而应该用暴力去影响议会；一位先生说要杀死皮尔云云。 7月11日维利尔斯关于由议会的委员会审议谷物法的提案，以231票对117票被否决。 同时发生数起谋刺女王的事件，皮尔制定保护女王不受侮辱的法律：流放殖民地等等。 7月18日利物浦、曼彻斯特和里子等地举行反贫困集会。要赶在议会闭幕之前派一代表团去见皮尔。 8月1日艾尔德里和科特布里奇的煤矿工人和铁矿工人罢工，接着就是格拉斯哥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8月4日埃士顿和奥尔丹发生罢工，曼彻斯特发生骚乱。 8月12日议会闭幕。 8月15日曼彻斯特举行工联代表会议，会议和平地进行。 8月17日宪章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相反）是战斗性的。 8月18日“北部绥靖完成”。 8月24日怀特（乔治）在北明翰无视警察，无视逮捕令，由人保卫着参加集会并发表演说。 9月5日在约克和郎卡斯特，陪审法庭的特别巡回法庭审讯了156名暴乱者。 9月30日在斯泰福，陪审法庭的特别巡回法庭审讯了暴乱者。菲·奥康瑙尔以8月在曼彻斯特等地的集会上煽动暴乱的罪名被捕。 10月6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的集会上声称同盟将捐出五万英镑。 12月9日老朽的西蒂区市政委员会表示支持谷物的自由贸易。 12月31日季度收入减少940062英镑。 1843年1月9日奥康奈尔宣称，要在本年实现取消合并——因此，恢复宣传鼓动。 1月26日反谷物法的周会。威尔逊恢复宣传活动——上周发行40万份小册子，第二天增加两倍。 2月11日议会开幕。 2月13日霍伊克勋爵在议会贫民问题委员会的提案。辩论到17日，然后以301票对191票被否决。科布顿威胁皮尔。 2月23日瓦尔特提出把济贫法放宽一些的提案；讨论这个提案时查明，政府执行新济贫法越来越严厉。 3月1日菲·奥康瑙尔及其他人在兰卡斯特受审。奥康瑙尔及其他许多人被认定有罪，但是现在由于手续方面有疏漏，判决没有执行。 3月15日从本日起，反谷物法同盟恢复在德留黎稜戏院的周会。 3月24日二读工厂法案。 3月31日根据决算，收入增加了，但仍然低于去年（新的所得税除外）。 4月27日爱尔兰的武器法案，因为那里买的武器很多。 5月9日维利尔斯关于谷物法的提案；经过五天的辩论，以381票对125票被否决。 皮尔声称，他打算坚决反对废除谷物法。 5月24日理查·阿克莱的遗嘱被证实——800万英镑。 6月8日基尔肯尼举行争取取消合并的大会——30万人。 6月10日威尔士的“利碧嘉”起义开始：要求废除关卡、取消什一税、降低租金、废除什一税和新济贫法。 6月15日在恩尼斯——争取取消合并的集会——50万人。 关于教育的条款。实际上，法案由于非国教徒的反对（2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而失败。（在爱尔兰，所有支持取消合并的官员全被撤职）。 7月19日经过一周的辩论，斯密斯·奥勃莱恩关于调查爱尔兰贫困状况的提案以243票对164票被否决。 7月25日布莱特——达勒姆的议员。 8月15日塔腊山举行争取取消合并的大会。 8月24日议会闭幕。 威尔士的“利碧嘉”起义在继续。爱尔兰的骚乱。——由缴租问题造成的威胁，收割庄稼的事件等等。 9月28日伦敦康文特田园剧院的集会上恢复反谷物法的宣传。一年间散发900万份小册子。 10月1日穆拉格马斯特举行要求取消合并的大会。 10月7日克隆塔尔弗的同样性质的集会，被官方明令禁止。 10月10日调查“利碧嘉”起义原因的皇家委员会。 10月14日奥康奈尔被控告——罪名还没有提出一条，在交保证金后被释放，下次开庭时必须到庭并回答检察官的任何指控。 10月21日谷物法的反对者在伦敦西蒂区的选举中获胜：帕蒂森战胜贝林。 10月23日都柏林的法庭开庭。——奥康奈尔现在是“爱好和平的”了！ 10月26日审讯“利碧嘉”起义的参加者——严厉的判决（卡迪夫）。 11月8日对奥康奈尔提出明确指控。 1844年1月1日韦斯明斯特侯爵转到反谷物法同盟方面。国内举行许多次支持谷物法和反对谷物法的集会。 1月15日奥康奈尔受审。他被判决，5月24日皇家法院[19]批准判决，十二个月徒刑。 2月1日议会开幕。 2月6日新工厂法案（去年没有表决）。 2月12日奥斯特勒牧师坐了三年债务监狱后获释！ 6月6日工厂法案成为法律。 1845年铁路投机，秋季的马铃薯病害。 1846年7月—1862年2月。罗素。 1847年7月28日选举。菲·奥康瑙尔和瓦尔特在诺定昂当选。 12月7日菲·奥康瑙尔关于调查同爱尔兰的合并是怎样通过的和怎样执行的提案，255票反对，23票赞成。 1848年3月13日宪章派在肯宁顿广场举行示威。琼斯发表激烈的讲话。在爱尔兰，革命的“青年爱尔兰”要求武装。3月6日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似乎与所得税问题有关；警察被击退，增加到500人，晚间发生新的冲突。——6日在格拉斯哥发生失业者的骚乱，有的地方被抢劫，军队出动，但一枪未发人群就散了。 爱丁堡和利物浦发生同样情况。 4月1日爱尔兰成立射击俱乐部。 4月4日伦敦的宪章派全国代表大会。订于10日举行示威。厄·琼斯主张斗争。布·奥勃莱恩主张在人民还没有比法律强大之前必须等待。 4月6日菲·奥康瑙尔关于赦免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的提案以91票对23票被否决。 4月7日格雷提出对付暴乱性言论的“保卫王室和政府的法案”。 4月10日肯宁顿广场。宪章派的游行队伍在肯宁顿广场汇合并从那里带着体积巨大的请愿书朝下院方向前进。25万特别警察。——4300士兵向肯宁顿广场集结。——星期六晚上在搞武装问题上发生分裂：布·奥勃莱恩赞成，菲·奥康瑙尔反对。布·奥勃莱恩及其同伙一起离开。示威游行未成，向韦斯明斯特进军取消，菲·奥康瑙尔乃于晚上以通常方式递交了请愿书。 4月13日关于请愿书的辩论；签名不是5706000个，似乎只有1975496个，其中许多是胡写乱涂的。 5月16日宪章派全国代表大会分裂。 5月27日约翰·米契尔｛被判处｝流放十四年。——对宪章派和合并取消派的这类判决在克勒肯威尔－格林和拜特纳－格林引起了小规模暴动。 6月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热。 6月6日琼斯和另外三人被控煽动暴乱。 6月6日奥康奈尔建立的合并取消派协会瓦解。 6月11日伦敦大力防范宪章派暴动：银行、造币厂、政府机关、太晤士河上的轮船都布满士兵。此外，议会还贮备了食品。 6月12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看来失败得其惨无比。6月起义［注：指1848年6月22—25日的巴黎工人起义。——编者注］。 7月7日琼斯和另外五人被判处监禁二年并于刑满后限制其权利。 7月22日罗素要求在爱尔兰停止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出法案。 7月25日斯密斯·奥勃莱恩试图搞暴动。——29日斯密斯·奥勃莱恩被捕。 8月8日贝克莱提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以86票对81票被否决。 8月14日宪章派在埃士顿－安得－莱因起义。用手枪和长矛夜袭市政厅被击退，一名警察被打死。 8月15日在曼彻斯特有十四名宪章派领袖以号召武装暴动的罪名被捕。 8月16日十八名佩带武器的宪章派领袖在伦敦的奥兰治街被捕，其他人在穆尔街被捕。好象夜里要发起进攻。查抄了许多武器。 8月25日伦敦的审讯。26日在曼彻斯特审讯宪章派。受审者被判处两年苦役。 8月26日在伦敦审讯8月16日被捕者——终身流放。 1852年6月8日菲·奥康瑙尔在下院胡言乱语，被议会警卫逮捕，送往疯人院。 1855年8月30日菲·奥康瑙尔死于诺亭山。 1856年5月3日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以及流放的爱尔兰人被赦免。 1869年1月26日厄内斯特·琼斯逝世，终年五十岁。 弗·恩格斯写于1886年8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Ⅹ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注释： [19]皇家法院——英国最古老的法院之一，在十九世纪（到1873年为止）是独立的高等法庭，负责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并有权重新审理许多下级法院的判决。——第35、107、133、144、603、698页。 [222]《宪章运动纪事》是恩格斯根据宪章派报纸的资料、个人的笔记和回忆整理的独特的研究成果。这实际是宪章运动史著作的详细提纲。它说明了宪章派左翼在运动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英国宪章派的宣传活动和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相互影响和互为条件的。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将第一次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保存下来并转告给工人政党，因此答应德国社会主义者海·施留特尔（H．Schlüter）的请求，帮助他编写宪章运动史。看来，恩格斯1886年8月底编写的这个年表是施留特尔于次年出版的《英国宪章运动》（《DieChartistenbewegunginEngland》）一书的基础。——第68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关于《平等报》停刊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关于《平等报》停刊的声明[221] 很遗憾，《平等报》存在了没有多久又被迫停刊了。关于此事，我们获悉： 《平等报》编辑委员会同印刷厂主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合同规定印刷厂主负担费用，而利润同编辑部平分。只要能出售6000份，就足以补偿费用。第1号一下子就销售3800份。但是在出版第3号时，印刷厂主就说，他不愿意再为传播他不同意的思想出钱，他将只付排字和纸张的费用，其他一切费用应由编辑部支付。拿出合同也无济于事。要么同意，要么停刊（c’estàprendreouàlaisser）。后来他终于改变了办法，把广告的收入和在巴黎以外销售报纸的收入让给编辑部。过了四天，印刷厂主又说：这些条件也要废除，编辑部必须自己负担出版报纸的费用。因为编辑部办报所缺的正是钱，所以报纸注定要垮台。编辑部将对此人破坏合同的行为提出诉讼，但报纸却是办不下去了。全部秘密在于：有人让此人印刷大型奥尔良派报纸，同时明确要他首先赶走那些犯下企图没收奥尔良王朝财产之罪行的可恶的社会主义者。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2月27日 载于1883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21]这篇短文是恩格斯就法国工人党的日报《平等报》停刊一事写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恩格斯在1883年2月27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平等报》又垮台了；我请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就此事公布如下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1页）。 《平等报》从1877年创办起，多次停刊和复刊。本文所涉及的是该报第五辑（1883年2月15—26日）停刊的情况。——第68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不许通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不许通奸”[220] “不许通奸。”——要写这个题目，关于德国的和其他的君主都有很多事情可谈，但是首先，老费泽在他的《德国宫廷史》中把这个题目已经谈得很详细了。在四十多卷的文集里，除了君主的通奸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其次，既然每个庸人都可以随意地和不受处罚地搞违禁的享乐，我们为什么应当认为这种享乐对君主来说是不道德的呢？如果说有给自己的妻子染上梅毒的皇帝（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那么也有不少能够以这种功绩自豪的贵族、资产者、甚至小资产者。而且就是在法国革命以前也远不是所有君主都象巴登－杜尔拉赫的老侯爵那样胡作非为。这个老侯爵曾经用抢和买的手段弄到了大约一百三十个最漂亮的姑娘，把她们关在他在杜尔拉赫附近布莱贝格的后宫里，还派一名军士看管，如遇美人执拗不从和违犯其他纪律的情况，就赏以早就告诉过她们的那二十五鞭。 但是在这方面，伟大的霍亨索伦·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外。他曾经对自己说，男人必须有女人才能干通奸之事。所以，如果我用男人代替女人，那么我就不会破坏夫妇的忠诚。 勇敢的普鲁士人喊道：中伤，无耻的中伤。这种谎言是卑鄙的无神论者伏尔泰杜撰的！我们听一听“普鲁士王国宗教局总顾问、巴登和科伦联合中学及其附属学校的校长”安东·弗里德里希·毕兴先生讲的话。他于1790年在汉堡出版了一本书《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的可靠史料》。这本书是题献给“我的仁慈的主人和保护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驾前大臣赫茨贝格伯爵的，因此只能写政府所喜欢的事情。宗教局顾问先生在这本书的历史附录中向著名的汉诺威医生戚美尔曼博士（《论孤独》）宣战，在附录第20页上说道： “我（在较早的著作中）曾尽量简短和小心翼翼地写道：国王由于避免同妇女交往而失去许多性的快感，但从同男子交往中得到补偿。”戚美尔曼说，不对，“他亲近某些男人”是另有原因的——他缺少一件小东西。 而宗教局顾问从清洗已故国王遗体的医生那里得到郑重的、带有十分愤懑情绪的保证：实际上一应俱全，因此同男人的亲近完全被证实。 国王不破坏夫妇忠诚之说是从多么早的时候起就传播开来的，传播得多么广，证实这一点的不仅仅有舒瓦泽尔于1759年寄给伏尔泰的对国王的讽刺诗。诗的结尾是： 你怎能非难温情， 你对情欲的领略 仅仅是在鼓手的怀抱。 特伦克的《回忆录》第1卷第36页里引用了一个更早的1745年的事例。 “一个同时充当公开的加尼米德的近卫军步兵中尉……挖苦起我的秘密恋爱来。我骂他是什么什么，我们拔剑而斗，我伤了他的面容。在一次视察教会的场合，国王走过我的身边时说：‘上帝啊，让他留点神，让雷电劈死他！’” 弗里德里希作为真正的哲学家创立了一个学派，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三世是他的外甥。施洛塞尔援引过的一位瑞典伯爵的手稿中有这样的话： “在他之前，在瑞典还不知道有鸡奸。”（施洛塞尔《十八世纪》第4版第3卷第134页） 看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弟弟亨利希亲王是一个毫不逊色的学生。 “我获悉 ——米拉波在《柏林宫廷秘史》1789年德文版第2卷第69页上写道—— 亨利希亲王的一个过去的仆人由于有一套办法来满足其主人对少年男子的色欲，最初是宠臣，而后来成为亲王在那里当首席牧师的马格德堡的掌教。” 弗里德里希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已经不象他的叔父那样偷偷摸摸了。他既玩丈夫，也玩丈夫的妻子。米拉波在前面援引的著作的第2卷第133页上说： “里茨（国王的近侍）这个油头粉面、滑头滑脑的下流年轻人说：国王还在当普鲁士王储的时候就在他妻子的床上拿他充作加米尼德，而他的这个妻子则是王储的情妇”等等。 我们就此结束，暂不研究以后的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是否破坏过夫妇的忠诚。但是，我们的民族自由党人布劳恩、卡普之流表现得多么愚蠢啊！他们声嘶力竭地揭露十八世纪德国小君主的荒淫及其在夫妇关系上的不忠。相反，他们却拚命地把霍亨索伦家族的美德捧到天上。然而，他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那就是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至少这个家族有一位代表，而且是最伟大的代表，坚贞不渝地履行了“不许通奸”的诫条！ 请注意。为了您正确理解那首法国诗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以举出一些细节。1759年，在七年战争时期，当时在瑞士住在日内瓦附近的伏尔泰，得到了途中被拆开的一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手稿。手稿中间有一首骂路易十五和彭帕杜尔的小诗： 看啊，你们这位软弱的君主—— 彭帕杜尔手中的玩物， 阿穆尔在他的头顶 打上肮脏印记无数。云云。 伏尔泰同法国在日内瓦的驻办公使磋商之后，为了免受追究而把这首署名“弗里德里希”的诗转寄给法国的外交大臣舒瓦泽尔公爵。于是，舒瓦泽尔给他回了一首诗，诗中说道： 从未放肆若此的批评家啊， 天性与阿穆尔无意中的玩笑 就开得你神魂颠倒。 你怎能非难温情，云云，云云。 前已抄录，不再重复。伏尔泰在《我在柏林之时》中引用过（此书很便宜，在巴黎瓦卢瓦街2号的国立图书馆可以买到；《伏尔泰小说集》1876年版第5卷——《燕妮传》等……《我在柏林之时》。定价25生丁）。 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这本书里大骂他搞男色一事满不在意。这从下面事实中可以看出：一位柏林书商得到若干册《我在柏林之时》，曾请示弗里德里希如何处理。弗里德里希回答：随它去，这本书可以卖；他认为，一个人靠这本书挣几个塔勒是无可非议的（施洛塞尔《十八世纪》）。 这是1783年，在伏尔泰逝世五年后发生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初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注释： [220]《不许通奸》（《Dusollstnichtehebrechen》）一文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撰写的。该报曾经发表一系列揭露德国统治阶级的伪善伪德的文章。1881年1月30日，报纸开始连载这类题材的一组文章，总标题为《十诫》。恩格斯在2月2日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的信中认为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不许偷盗》是报纸最成功的文章之一。伯恩施坦在回信中报告说这组文章将继续连载，同时写道：他不愿触及第六诫（《不许通奸》），因为“在他看来，关于‘不道德的’生活的一切辱骂总是俗不可耐的”。他在这封信中还请求恩格斯寄一些可供报纸在威廉一世诞辰（3月22日）临近之际抨击霍亨索伦王朝使用的材料。3月12日，恩格斯把自己的文章连同给编辑部的补充说明（也一并收入本卷）寄给了伯恩施坦，他在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您应该知道谈这一问题是否弊多利少。不管怎样，我是想给您指出一个既谈这条诫律而又不致陷入庸俗道德说教的办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62页）。恩格斯的文章没有在报上登出。——第682页。 很遗憾，《平等报》存在了没有多久又被迫停刊了。关于此事，我们获悉： 《平等报》编辑委员会同印刷厂主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合同规定印刷厂主负担费用，而利润同编辑部平分。只要能出售6000份，就足以补偿费用。第1号一下子就销售3800份。但是在出版第3号时，印刷厂主就说，他不愿意再为传播他不同意的思想出钱，他将只付排字和纸张的费用，其他一切费用应由编辑部支付。拿出合同也无济于事。要么同意，要么停刊（c’estàprendreouàlaisser）。后来他终于改变了办法，把广告的收入和在巴黎以外销售报纸的收入让给编辑部。过了四天，印刷厂主又说：这些条件也要废除，编辑部必须自己负担出版报纸的费用。因为编辑部办报所缺的正是钱，所以报纸注定要垮台。编辑部将对此人破坏合同的行为提出诉讼，但报纸却是办不下去了。全部秘密在于：有人让此人印刷大型奥尔良派报纸，同时明确要他首先赶走那些犯下企图没收奥尔良王朝财产之罪行的可恶的社会主义者。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216] 拉伯克在序言里摘引了弥勒（约·格·）的《美洲原始宗教史》、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巴霍芬的《母权论》、凯姆斯勋爵的《人类史》。 他在第一章（绪论）里谈到梅恩的《古代法》时说，如果这位先生多少读过一些游记之类的作品，那他就不会作为“显而易见的道理”而提出：“要是人们都自称为他们母亲的亲属的亲属，原始社会组织就会被弄得混乱不堪”，而我（即拉伯克）下面则要讲一讲实际上麦克伦南先生也早已指出过的：依女系确定亲属关系是全世界蒙昧人社会的通例（第2、3页）。 《印度居民》一书（约·福·沃森和约·威·凯编辑整理）在讲到奥德的蒂库尔人时说，他们“几乎是混杂地以大群体的形式住在一起，即使两个人被认为是结了婚，这种关系也只是名义上的”（引自拉伯克原书第60页）。 麦克伦南，也象巴霍芬一样，是从淫婚阶段，或者叫做群婚｛communalmarriage｝阶段，谈起的。 ║[而拉伯克在第70页上表示，他相信这种胡言乱语，也就是说把群婚和淫婚等同起来；实际上清楚得很，淫婚是一种以卖淫为前提的形式（卖淫只是作为婚姻——不论是群婚之类的婚姻还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之对立物而存在的）。因此这是逆序法。]║ 下一个阶段在他（麦克伦南）看来是弟兄共妻的那种多夫制；再以后就是寡妇内嫁制，即大哥死后他的妻子就嫁给他的二弟，以下依次照此办理。他认为从此有些部落就发展成内婚制部落，另一些则发展成外婚制部落，也就是说，有些部落禁止在本部落以外通婚，另一些则禁止在本部落以内通婚。如果说这两种制度有新老之分的话，那么他认为外婚制一定是最古老的。外婚制是建立在杀婴的基础上的，并导致了抢劫婚姻。在后来的一个阶段里，依女性计算世系的观念必然肯定导致了部落内部的划分，于是实行真正的抢劫就没有必要了，抢劫乃成为一个象征（第69、70页）。拉伯克承认蒙昧人中盛行杀婴，但“在发展程度最低的人当中，男婴被杀的时候和女婴被杀的时候一样多”，例如埃尔 ║（这个臭名远扬的人！）║ （《中澳洲考察》）关于澳洲就是明确地这样写的（第70页）。 ║拉伯克的批判态度的典型例子就是，他承认麦克伦南的关于“外婚制”和“内婚制”的胡言乱语，而后又玩花招“搞实用主义”——把这种现象解释得合理：║ “群婚渐渐地被以抢劫为基础的个体婚姻所取代，这起初导致外婚制，后来就导致杀死女婴；这样，麦克伦南的顺序就颠倒了过来。内婚制和有规则的多夫制，尽管是常见的，但我把它们看作是例外，不在正常发展进程之内（第70页）。甚至在群婚制度下，一个战士在一次掠夺性的出征中抢来一个漂亮姑娘，他就会要求独自占有她的权利，而且在有可能的时候，他会置风俗习惯于不顾（！）……也还有其他一些两种婚姻制度并存的情况；因此，实际上不难做出群婚制和个体婚制并存的设想……一个女战俘……她的地位是特殊的，部落对她没有任何权利，俘获她的男子可以随意把她杀死；如果他要保留她的性命，他完全有这样做的自由；他愿意怎样就怎样，丝毫无损于部落”（第70、71页）。 “他（麦克伦南）还认为，抢劫婚姻出现于那种奇特的风俗，即只同本部落以外的人通婚的风俗之后，而且起源于这种风俗。他给这种风俗取了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外婚制。我则相信外婚制起源于抢劫婚姻，云云”（第72页）。 ║可见，拉伯克同麦克伦南一样对基础，即存在于部落之内的氏族一点也不了解，尽管他也援引了某些事实，他在这些事实当中也的确触及了这一现象，而且事实上他也有所感觉。 这里拉伯克照抄麦克伦南，以表明║ “‘抢劫’，不管是真的还是象征性的，在婚姻的概念中占有多么大的分量。我认为麦克伦南先生是第一个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人。我（拉伯克）借用了他宝贵的著作中的如下证据，但（！）增添了几个补充的事例”（第73页）。 ║（伟大的、最伟大的拉伯克！）║ 如果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有四个比邻的部落，它们都有外婚的习俗，都依母方而不是依父方计算世系——……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结果将是，每一个部落都由四个塞普特或者克兰组成，这四个塞普特或克兰代表着原来的四个部落，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共同体，其中的每一个部落都分成若干个克兰，一个男子结婚必须娶别的克兰的女子（第75页）。 在那些有了固定的管理形式的农业部落中，首领们常常有大群的妻妾，甚至他们的地位也以他们妻妾的数目来衡量，就象在别的部落里以牛马的数目来衡量一样（第104页）。“在很多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部落中，盛行依女系确定亲属关系的习俗”，因此乃有“这种奇异（！）的做法，即一个男子的继承者们 ║[可是那样他们就不是那个男子的继承者；这些文明的蠢驴摆脱不掉他们自己的旧框框]║ 不是他自己的子女，而是他姐妹的子女”（第105页）。在几内亚就是这样，一个富有的男子死后，他的财产，除盔甲外，都只传给姐妹的儿子，斯密斯是这样说的（斯密斯《游几内亚》第143页。又见《平克尔顿游记汇编》第15卷第147、421、528页；《阿斯特利旅游文汇》第2卷第63、256页），这样做的根据是 ║（搞实用主义！）║ 他肯定无疑是亲属（第105页）。巴特尔（在《平克尔顿游记汇编》第16卷第330页上）谈到，龙戈（洛昂戈）城是由四名首领治理的，他们都是国王的姐妹们的儿子，“因为国王的儿子从来没有当国王的”。卡特勒梅尔（《记埃及及其某些邻国的地理》1811年巴黎版；巴霍芬在第108页上引用了他的话）谈到，“在努比亚人中间，阿布·塞拉赫说，如果一个国王死了，而在他身后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外甥，则有权登上王位的是这个外甥，而不是那个天然继承人”（！）（卡耶《旅行记》第1卷第153页）；他在谈到中非洲时说：“王权总是留在同一家族里，但从来不是子继其父，他们选择国王的姐妹的儿子，认为用这种办法更能保证王权传给王室血族成员”（第105页）。 ║（如果不是卡耶而是当地的非洲人这样讲，那就证明，按女系继承的做法只是对最高级职位（首领）还保留着，而且他们自己也不知其根据为何。）║ 在北非洲我们看到柏柏尔人中间也存在着这种习俗；伯顿则说它存在于东方（第105页）。 波利比乌斯（在谈到从母方按女系的世系时）说洛克里人也是这样；在伊特剌斯坎人的墓碑上世系是按女系记载的（第106页）。 在印度，卡西亚人、柯赫人和纳伊尔人都保留着按女系计算的亲属制度。按照布坎南的说法，“在图拉瓦的班塔尔人中间，一个男子的财产不是遗留给他自己的子女，而是遗留给他姐妹的子女”。按照瓦·埃利奥特爵士的说法，马拉巴尔的居民“尽管也象别的省一样种姓繁多，有一种特别的习俗却是全体一致的——财产的传授只按女系”。他还以康纳中尉为依据补充说，在特腊范科尔，除波南和南布利婆罗门外，一切种姓的人也都是这样。累瑟姆说（《记述民族学》第2卷第463页），“做儿子的纳伊尔人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反过来，做父亲的纳伊尔人也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谁。丈夫的财产如何处理？传给他姐妹的子女”（第106页）。 在大吉岭附近林布人的部落（印度）里，在男孩子取名字并加入其父的部落时，由其父付给其母一点钱，孩子就归父亲所有了；女孩子则留给母亲并属于母亲的部落（坎伯尔《民族学会学报》）。马尔斯登（《苏门答腊史》第376页）说，在苏门答腊岛的巴塔克人中间，“首领职位首先不是由死去的首领的儿子来继承，而是由他的一个外甥继承；这个奇异的（！）规矩在该岛马来人居住区内还被普遍用于财产方面，甚至在巴东一带也是如此”（第106、107页）。 约翰·理查逊爵士（《远航日记》第1卷第406页）说，在库克湾的基奈人中间，一个男子的财产不是传给他自己的子女，而是传给他姐妹的子女。库钦人的情况也是这样（斯密逊学会报告，1866年发表，第326页）（第107页）。卡弗（《北美旅行记》谈到，在哈得孙湾的印第安人中间，子女“总是以其母亲的名字来区别的；如果一个女人嫁过几个丈夫，而且同每个丈夫都生有子女，则所有这些子女都以她的名字取名”（第107页）。类似的规矩也盛行于海地和墨西哥（约·格·弥勒《美洲原始宗教》第167、539页）（第107页）。 马里纳在谈到波利尼西亚的时候说，在友爱群岛或者叫做汤加群岛（在他所著《汤加群岛》第2卷第89、91页）“贵族身分是按女系传下去的，因为如果母亲不是贵族，子女也就不是贵族”（第107页）。从马里纳的著作里的另外一段看来，这些岛上的人正在从按女系确定亲属关系的阶段向按男系确定亲属关系的阶段过渡。从斐济人的名为瓦苏的那种习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存在着女系继承权（第107、108页）。在西澳洲也是这样，“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其姓氏总是随母亲”（埃尔）（第108页）。 ║按照拉伯克先生的说法，宗教（可区分为）下列诸阶段：║ （1）无神论——这里的含义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明确概念；（2）拜物教——人认为自己能够迫使神（神的本性总是坏的）满足自己的愿望；（3）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自然物如树木、湖泊、石头、动物等等（天体等等）成为崇拜对象；（4）萨满教——非凡的神祇比人力量大得多，具有和人不同的性质，他们所在之处也遥远得很，只有萨满才能去得；（5）偶像崇拜或拟人观——神更全面地具有人的性质，威力更大了；但还是可以听人指使的；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创造者；人们用像或者叫做偶像来表现他们；（6）神成了造物主，他不单单是自然的一部分了，他第一次成为超自然的存在。 ║[这意味着，按照拉伯克先生的看法神是头脑的编造。]║ （7）道德和宗教联系了起来（第119页）。蒙昧人几乎总认为神灵是坏东西，是某个看不见的部落的成员（第129页）。 ║试比较拉伯克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即蒙昧人的推理能力高于信神的欧洲人的推理能力（拉伯克，第128页及以下各页）。║ 苏门答腊人说，月亮里有一个人不停地在纺棉线，可是每天夜里都有一只老鼠把他的线咬断，迫使他从头再纺起来（第138页）。 弗吉尼亚的土著人在一圈竖立着的石头中间跳圣舞，这些石头除上端粗糙地雕成人头形状外，同我们所谓的德鲁伊教神殿里的完全一样（见拉伯克，第156页采自拉菲托《蒙昧人的习俗》一书的插图）。 关于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关于他们的原始宗教、平等及其他等方面的有趣｛报道｝，见耶稣会传教士巴赫特神父所著：《关于美洲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报告》1773年版。1863—1864年《斯密逊学会报告》曾译载。 祖鲁人—— ║不幸的人们！——║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卡拉韦说——地和天会是由一个看不见的神造出来的”（第162、163页），但他们却相信看不见的存在者，其根据一部分是从影子，但主要是从梦来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影子看成是与肉体相伴随的灵魂（在希腊人中间这种观念盛行）。相信他们在梦中看到的｛死去的｝父亲或兄弟的存在（认为他们仍然活着），相反地，祖父则被认为都是死去了的（第163页）。 偶像崇拜是略高一些的人类发展阶段的特点；处于最低阶段的部落，连偶像崇拜的痕迹也没有，拉菲托的书（《美洲蒙昧人的习俗》第1卷第151页）正确地指出：“基本上可以说，大多数蒙昧民族都没有偶像。”不应把偶像同受崇拜之物混淆起来，拜物教是对神的进攻，偶像崇拜则是对神的服从（第225页）。 偶像一般都采取人形，同偶像崇拜紧密相关的是那种以祖先崇拜为内容的宗教（第228页）。祖先崇拜……在不同程度上流行于所有中印度土著部落中（第229页）。卡弗尔人对他们死去的亲属奉献牺牲并祈祷（同上页）。其他的部落则想办法用粗糙的雕像来保持对死者的记忆。帕拉斯（《游记》第4卷第79页）说，西伯利亚的奥斯嘉克人“祭祀死去的人。他们为奥斯嘉克人的著名人物雕制木像。在悼念他们的宴会上，人们把一部分食品摆放在这些木像前。对死去的丈夫爱情深厚的妇女也备有此类雕像，她们与这些雕像同眠，给这些雕像穿戴上好看的衣饰，非把自己的饭食在雕像前面供上一些不进餐”。埃尔曼（《西伯利亚游记》第2卷第56页）也讲到，一个人死后，“他的亲属就制做一个粗糙的木雕像来象征和纪念死者，把它安放在他们的帐篷里象神一样地供奉”一个时期。“他们每餐都给雕像祭献食品，如此等等”（同上页）。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半神圣化只进行几年的时间，然后雕像就被焚化了。“但如果是一个萨满死了，这一习俗在他身上就变成了完全的终极的神圣化”；然后（埃尔曼接着说）对“象征着死者的这块穿着衣服的木头”就不是仅仅“供奉一定的时期”，而是“由这位祭司的后人尽最大的可能，力求使他一代一代地受人崇拜； ║[见菲尔《雅利安人村社》，此书载有现今孟加拉贵族还完全保持着这一套习俗等等的情况][217]║ 而且他们还用精心编造的神谕或其他的手法来为他们的家神谋取像普遍承认的神的祭坛上一样多的供品。但是后一种神（埃尔曼说）也有其历史根源；它们本来是有地位的男子的纪念像，这些纪念像后来由于传统习惯和萨满的利益而渐渐地被人们任意地加以解释和吹嘘，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勿庸置疑的；而且还有一个可资印证的情况，这就是，为供奉这些圣者而设的所有神帐——这种神帐自古以来在沿河一带很多——其中只发现过一个（在萨马罗沃附近）里面有个女人像”（第230页）。 ║[拉伯克援引了智者所罗门的著作（《智慧》，第14章第12页），这位圣贤在这里神谕般地讲了崇拜木雕神像现象的产生。║ “13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他们也不会永远存在。 14是人类的虚荣使他们出现在世上，因此他们的末日也必然很快来临。 15为早死的儿子而哀伤的父亲先把儿子作为死去的人而为他制作了雕像，然后把他尊奉为神，并让治下之民为其举行圣礼和祭献。 16后来，这种得到时间承认的渎神的习俗就被当做法律来遵守，并且由统治者下令把雕像当作神来供奉。 17对于因住地遥远而不能当面向其礼拜的人，他们则为之制一雕像：为他们所尊敬的国王制作一个清楚的雕像，是为了用此种虔心取悦于不在面前者，宛如其在面前一样。 18而且艺匠的刻意求精也使得无知者更加盲信。 19因为他们（即艺匠）或许是由于想讨掌权者的欢心，努力用他们的全部技艺把雕像做得精美异常。 20于是民众，在雕像的神采的迷惑下，现在就把它当成了神，其实前不久它还只是被作为人来纪念的。”] 偶像决不是只被当作一个象征物。在印度（杜布瓦，第407页），人民的祭礼如果不象平时那样多了，婆罗门有时候就“把这些偶像用铁链锁上手和脚，让人民看这副受辱的样子，并对人民说，他们的神曾经因穷困而借钱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现在被无情的债主锁拿起来。婆罗门宣称，不把借的钱本利全部还清，无情的债主们决不释放这些神。人们看到自己的神被锁拿起来而惶恐不安，乃挺身而出；由于认为为使神得到解救而出力是一切善行中最有价值的，他们就按照婆罗门所要求的数目筹款代偿此债”（第231页）。 ║这里试比较《唐·吉诃德》[218]第2部第23章里这位勇士在蒙特西诺斯深洞中的情节。他正和蒙特西诺斯谈话间，忽然看见║ 不幸的达辛尼亚两个伙伴中的一个走到他身边，满眼含泪，低声抽噎着对他说：“我家夫人达辛尼亚·台尔·托波索亲你老人家的手，给你请安。现在她非常拮据，所以要向你老人家迫切恳求，请你收下我现在带在这儿的这条新的斜纹布裙子做抵押，借给他六个雷阿尔，或者尽你身边所有的无论多少，她说很快就可以还的。”这个请求 ║（唐·吉诃德向桑科·判扎和学者叙述道）║ 引起我的诧异和惊奇，我就转身向着蒙特西诺斯先生，问他道：“蒙特西诺斯先生，着了魔法的高贵人物也可能有拮据的时候吗？”他回答道：“你相信我吧，唐·吉诃德·德·拉·曼却先生，所谓拮据这种情况是到处都流行的，一切都波及的，人人都有份的，连对那些着了魔法的人也不肯放松。现在达辛尼亚夫人既然差人来向你借六个雷阿尔，那抵押品看来也很好，那你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借给她了，因为她的境况一定是窘迫得很。”我回答道（唐·吉诃德说）：“我并不要抵押，可也不能如数借给她，因为我身边只有四个雷阿尔。”我就把钱借给了她……并说道：“好姑娘，你去告诉你家夫人，说我听见她境况不好，心里非常忧恼，恨不得变成富格尔，给她助一臂之力，云云”。 在提尔，人们崇拜海格立斯像，并把它看做就是神的本身，因此当亚历山大大帝围城的时候，他们用铁链把它牢牢地锁住以防它跑到敌人那边去（第231、232页）。 随着文明的发展，首领们越来越横暴，越来越要求人们更加尊敬他们，把人们关于权力和威仪的概念大大升级，提到前所未见的高度（第232页）。这些升了级的概念后来也被用之于神。崇拜偶像表明人的智力发展到了比崇拜动物，甚至比崇拜天体更高级的阶段。甚至崇拜太阳在神的概念方面与崇拜偶像比较起来，虽然不总是，但通常都是处于更低级的阶段。 ║[这意味着对神的供奉比崇拜偶像的时候“低级”。]║ 这部分地是由于：首领和国王的权力逐渐增大，从而人们在思想上对存在着一个非过去任何时候所能想象的强权，习以为常（同上页）。例如在西非，贩卖奴隶使首领或国王的财富，从而也使他们的权力大增，他们大讲排场威仪，要求人民奴隶般地尊敬他们。谁也不能与他们同席而食；除非诚惶诚恐地跪着，谁也不能到他们的跟前，这无疑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充分理由的（第233页）。这种尊敬的表现已经是近乎崇拜，所以“下层的人们就相信了国王的权力所及不仅限于地上，他还有足以使上天落雨之威力等等的说法”（第233页，引自普罗瓦亚尔《洛昂戈的历史》）。卡萨利斯说，纳塔尔的暴君们“要人们几乎象神一样地尊敬他们”（第233页）。塔希提的国王和王后被奉为神圣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们用过的东西，甚至构成他们名字的那几个声音都不能拿来做任何普通的用途了。荒谬绝伦的阿谀之词成为宫廷语言的特色。国王的“寓所叫做‘阿阿莱’即天上的云，如此等等”（同上页）。 人的崇拜不会长久地限于去世者。在很多情况下，也被加之于在世者。当然，崇拜一种动物或一种树的蒙昧人不会把崇拜人看做是荒谬的。 ║[好象文明的英国人不“崇拜”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或格莱斯顿先生似的！]║ 他们的首领在他们的眼中几乎具有同他们的神一样大的——如果不是更大的——威力。但是人的崇拜仍不盛行于完全去开化的社会，因为首领们 ║（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经常同自己的追随者保持接触，所以缺少宗教所要求的、而在夜动物身上却很突出的那种神秘性。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和首领们越来越脱离自己的臣民（！），情况就改变了，人的崇拜成了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第235页）。对一个大首领的崇拜似乎象对偶像的崇拜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蒙古人对修士阿谢林说（《阿斯特利旅游文汇》第4卷第551页），怎么？既然你们基督徒毫不怀疑地崇拜木桩和石块，为什么你们不肯同样地崇拜贝奥特－诺伊？要知道可汗曾下令对贝奥特－诺伊必须象对他本人一样地崇拜。”这种崇拜几乎总是伴随有一种对神祇的信仰（第234页）。 在萨满教还没有完全取代图腾崇拜的地方，君主政治的建立连同它那一套经常性的排场和礼仪，导致远为更加有组织的对旧有诸神的礼拜。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就是西非的崇拜蛇和秘鲁的崇拜太阳（第235页）。白人常常被拿来当作神，象库克船长在大西洋，如此等等。“索莫索莫的首领图伊基拉基拉对汉特先生说：‘如果你先去世，我将把你当作我的神。’”“在去世者的灵魂与神之间、神与在世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因为有很多祭司和老首领都被认为是圣者，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会为自己要求神权。‘我是一个神’，图伊基拉基拉常常这样说，而且他也相信这是真的。”（厄斯金《西太平洋》第246页） ║拉伯克说：║ “初看起来似乎很难理解，怎么人能被认为是不死的 ║[他的意思是说：不会经受自然死亡；拉伯克在自我嘲讽而不自知；他认为，很自然，他们“会经受”“非自然死亡”，也就是说，虽然经受了自然死亡，但是还继续活着]。║ 然而就是这种信仰却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第235页） 梅罗拉说（《平克尔顿游记汇编》第16卷第226页及以下各页），在他那个时候，刚果的巫师叫做星西里，意思是——土地神。他们的首领被尊为“刚嘎·齐托尔涅，这个称号是大地之神……他更宣称，他的肉体不会经受自然死亡；而且……为了让他的崇拜者深信这一说法，当他或是由于年纪或是由于疾病而感到末日将临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弟子中他所属意的继承者召来，装一番把自己的无边法力传给他的样子”；他让这个继承者把他当众吊死或杀死，如此等等（第235、236页）。西藏的大喇嘛也是这样。 为求善恶诸神赐福免灾而举行的牺牲祭献（第237页）。起初，人们以为神灵真的把献给他们的供物吃掉；但是人们又发现，作为牺牲物的动物并未消失不见；由此得出结论是，神灵吃掉了祭物的灵魂部分，把粗杂部分留给自己的虔诚的崇拜者。例如，在印度的大吉岭附近的林布人就是把供奉的牺牲物吃掉，他们说得很清楚，“把灵气给神，把肉给我们自己”（第237页）。 在新西兰，当特·卡纳瓦把珠宝献给仙女们的时候，她们只把影子拿走，对尘世实物是不感兴趣的（乔·格雷爵士《波利尼西亚的神话》）。在几内亚，按照博斯曼的说法，“只把血给偶像，因为肉他们自己很喜爱”。在别的地方，肉由祭献者吃掉，就象奥斯嘉克人那样，而偶像则在嘴边抹上血（奥斯嘉克人就是这样做的）。就连这个做法在有些场合下也终于改成了——涂红颜色；印度的圣石就常常是这样（福布斯·莱斯利上校）；在刚果也是这样，受崇拜之物每逢新月都被涂上红色，如此等等（第237、238页）。 在斐济人中间，遇有盛大祭献之时，“按照当地的信条，属于被描写为大胃口的神的那一份仅仅是牺牲物的灵魂；实物则由崇拜者们分食”（威廉斯：《波利尼西亚之研究》）[219]。 ║圣餐的解释。║ 在很多情况下，牺牲物由参加者分食似乎是仪式的一个不可少的部分。例如在印度（杜布瓦，第401页），当祭礼“一完毕，祭司即走出，将奉献给偶像的供物拿出一部分来分发。这一份东西被当作圣物来接受，并当场吃掉”。在红种人中间（斯库尔克拉夫特《印第安部落》第3卷第61页；坦纳《记述》第287页），在为狩猎季节开始而举行庆典的时候，牺牲物“必须吃光，一点不剩……在阿耳贡金人中间……在这种庆典上……牺牲物的骨头一块也不能损坏”（第239页）。 ║常常发生奇异的等同现象（他称之为“混淆”），║ 即把牺牲物和神等同起来，牺牲物先受礼拜，然后才献祭，吃掉。例如，在古埃及，牺牲物阿皮斯同时也被认为是神（柯克斯《神话学手册》第213页），而伊菲姬妮亚则被有些人认为同阿尔蒂米斯是一样的。 ║（不仅牺牲物圣牛阿皮斯，还有牺牲羊基督都同样等于神；他的亲生儿子。）║ 约·格·弥勒在谈到墨西哥时说，每年在一定的时间里，“祭司们就制做一尊神像，神像用各种各样的种籽，混以被杀祭之幼儿的鲜血烘烤而成。 先为准备庆典而进行多种多样的宗教性的洁净和赎罪的活动：水洗、放血、斋戒、游行、焚香、鹌鹑祭献、杀人祭献。然后由凯察尔科阿特尔的祭司对着那个威齐洛波奇特利神像射出一箭，把神像射穿。这样，那个神就算死了，同杀人祭献时一样，由祭司把神的心挖出来，由神在地上的代表——国王——把它吃掉。躯体则分给本城各区，让每个人都得到一小块”（第239、240页）。 在墨西哥每年还为特斯卡特利波卡举行大祭；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被挑选出来做牺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战俘；在整整一年之内被当作神来对待和崇拜，如此等等。在最后一个月的开始，把四个漂亮姑娘给他做妻子；最后到他的捐躯之日，就由一群庄严列队的人把他置于队首，送至神殿，以繁多的礼仪毕恭毕敬地将他杀祭，然后由祭司们和首领们把他吃掉。——中印度的孔德人也举行这种吃人祭礼。在地上竖起一根粗大的桩子，牺牲者坐着被绑在桩子上，用酥油、油和姜汁涂身，并饰以鲜花，日间受人群的礼拜。夜晚，狂欢盛宴重新开始；第三天早晨，给牺牲者喝一些牛奶，这时，主持典礼的祭司祈求女神给人民赐福，如此等等。祭司详述此种礼仪的起源和好处……最后称，遵照女神的意旨，人民在此集会，如此等等。可是，在这一套装模做样的礼仪结束以后，牺牲者却是被送到丛林里去屠杀的；为了防止他反抗，把他的臂骨和腿骨打断或者用鸦片或曼陀罗使他麻醉，然后由詹尼用斧将他砍伤……这时人们一拥而上以获取他身上的一片肉，转瞬之间牺牲者就被撕扯得只剩下骨头了（第240、241页）。 在非洲某些地方“吃受拜物”[这种事情在今天还象征性地存在着，例如发誓时“把受拜物刮下一点或磨下一点放到水中或食物中，然后含在口里但不吞咽”]就是一种庄重的立誓仪式，妇女用之以向丈夫表示忠诚，男子用之以向朋友表示忠诚（第241页）。 牺牲物一般地并不是无例外地给所有的人吃；在斐济只限于老年男人和祭司；妇女和青年男子完全排除在外。渐渐地，祭司们攫取了独享全部牺牲物的权利，这就促进了祭献活动。而且还影响到祭祀的性质。例如博斯曼说，祭司们鼓励人们祭祀蛇神而不太鼓励人们祭祀大海，因为祭祀大海“什么也不会剩给他们”（第241、242页）。 导致以动物做牺牲的那种情感所达到的顶点自然是以人做牺牲——在几内亚、太平洋诸岛，以战俘做牺牲——在巴西；除去已经提到的孔德人，在印度还有许许多多的民族；至今那里在有些已不再准许以人做牺牲的地方，人们还用面粉、面糊或泥土做成人形，然后把它们的头砍下祭神（第242页）。在古代历史上，迦太基人、亚述人、希腊人也都是这样；罗马人直到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秘鲁、墨西哥。在墨西哥，按照约·格·弥勒的说法，每年在神庙里杀祭的有两千五百人（保守的估计），但是有一年却在十万人以上。在犹太人中间，以动物做牺牲规模极大，象征性的人祭表明人祭曾经是常有的事情。 耶弗他的女儿；又见《利未记》第7章（第241—243页）。 最初根本没有神殿或庙堂；在新大陆只有在中美洲和秘鲁（第244页）。在印度坟冢｛tumulus｝演变为神殿｛temple｝（弗格森《拜树和拜蛇》）。 低等人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祭司（第244页）。在希腊有祭司，但没有专职祭司（第245页）。 在汤加群岛首领们被认为是不死的，图阿，即平民，被认为是有终的；关于中间等级，即穆阿，则看法不一（同上页）。 相信灵魂（不同于鬼魂），相信一种普遍的、独立的、无终的存在，这只限于最高等的（？）人种（同上页）。 朗格神父在他写的《澳洲土人》中讲到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耐心想使一个很聪明的澳洲人懂得 ║（应该说使他相信）║ 没有身体他还是存在的，可是那个黑人忍不住地笑……他很久不能相信 ║（“他”指的是那个聪明的黑人）║ 这位‘先生’ ║（即朗格神父的那位愚蠢的朋友）║ 是严肃认真的，当他弄清楚的时候 ║（弄清楚这位先生是诚心诚意的蠢驴），║ 说者越严肃认真，整个这回事就越显得可笑”（第245、246页）。 ║（拉伯克在自我嘲讽而不自知。）║ 凯撒告诉我们，在古代的不列吞人中间，金钱的借贷在习惯上采用死后债（postobits）的形式——即承诺到另一个世界偿还（第248页）。 ║畜生拉伯克说：║ “科学为宗教事业……所立下的巨大功劳……迄今尚未得到应有的承认。科学仍然被许多卓越的但气量狭小的 ║（这个气量大的庸人！）║ 人士认为是同宗教真理相敌对的，而事实上科学所反对的只是宗教的错误”（第256页）。 在塔希提有一个很特别的惯例，即国王只要一生了儿子，就得退位；土地所有者生了儿子就失去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变成仅仅是年幼的所有者的土地代管人了（见埃利斯《对波利尼西亚的考察》第2卷第346、347页）。巴苏陀人实行一种严格的嫡长权，而且父亲在世之时，长子就对财产、对弟妹们都能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卡萨利斯《巴苏陀人》）。就是这种嫡长权同女系继承权结合在一起，在斐济还十分盛行，在斐济，这种制度叫做瓦苏，这个词的意思是外甥或外甥女，“可是却成了这样一种男子的头衔，这样的人在有些地方，凡是属于他舅父所有或归他舅父支配的，他都有特殊的权力任意据为己有……在斐济，一个首领不论其地位多高，只要他有一个外甥，那他也就有了一位老爷”（第315页）。 澳洲人（不同于美洲的红种人，红种人借以维持生活的是比较大的猎取物，他们只有部落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由各个狩猎集团共同使用）借以维持生活的是负鼠、爬虫、昆虫、植物根等等，一般说来，只能够在自己个人占有的土地上获取食物——“每一个男子都有一定份额的土地，任何时候他都能精确地指出他的地界。这种地产由父亲在世时分给儿子们，而且差不多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一个男子可以处理自己的土地或用它来同别人做交易，而女子则从来不能继承，长子在诸子当中也不享有任何特殊权利或优势。”在某些地块，树胶等物特别多，在树胶收获季节，众多的家庭都有公认的使用这些地块的权利，虽然在其他的时候是不许他们到这些地块上来的（埃尔：《澳洲考察》第2卷第297页；格雷《澳洲》第2卷第232、298、236页）。……“有些澳洲部落甚至宣布河里的水是属于他们的……在澳洲，越界狩猎被认为是犯了大罪。” 在重视耕作的波利尼西亚，也象在塔希提一样，每一块土地都各有其主；甚至几株树也有时分属不同的主人，一株树和这株树所生长的土地也分属不同的主人（埃利斯《对波利尼西亚的考察》第2卷第362页）。在新西兰，土地的占有分三种，即部落占有、家族占有、个人占有。一个部落的共同权利常常是很广泛的，而且由于部落内部的通婚关系而变得很复杂……孩子们从一落生时起就有权分得一份家产（泰勒《新西兰及其居民》第384页）。 可能与此有关的现象是，“用孩子的名字称呼父亲的奇异习俗。在澳洲有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当一个人的长子取了名字时，父亲就使用孩子的名字，叫做卡德利特皮纳，即卡德利之父；母亲叫做卡德利尼扬基，即卡德利之母，‘尼扬基’是女人的意思”。在美洲也有同样的习俗（斯密逊学会报告，1866年发表）。例如“库钦人的情况是，父亲使用其儿子或女儿的名字；儿子名字的后边加上一个‘蒂’字就成了父亲的名字；比方说，凯－埃契－埃特得了一个儿子，儿子取名叫萨赫－纽。父亲现在就叫萨赫－纽－蒂了，他的原名凯－埃契－埃特则被忘却”。 在苏门答腊（马尔斯登《苏门答腊史》第286页）有许多地区是父亲使用他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象“帕－拉丁”、“帕－林杜”（“帕”代表“巴帕”，意思是“某人之父”），有了这个新名字以后他就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名字……女子永远不改变她们出生时所取的名字；可是人们常常出于礼貌按照她们最大的孩子的名字称呼她们：“玛·西·阿诺”，即“某人之母”，但这只是一个客气的称呼，不算是一个名字。 在低等人种中，首领们很少过问任何犯罪事件，除非该事件直接涉及或被认为涉及全体人民的利益。至于伤害个人的事件，每个人都应该自己保卫自己或为自己复仇。杜泰尔特（《加勒比诸岛史》第316页；又见拉巴《美洲诸岛旅行记》第2卷第83页）说：司法“在加勒比人中间不是由首长或什么官吏来掌管，而是象塔皮南布人一样，谁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谁就按照自己怒火的支配和力所能及的程度，向对方取得他认为自己应得的补偿；社会根本不管惩罚罪犯，如果有谁受到了伤害或凌辱而不力求复仇，他就会受到所有其余的人的轻蔑，被看做是一个懦夫，一个不值得敬重的人。” 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间，如果有一个人被杀害了，“只有死者的家庭才有权实行报复，家庭成员在一起开会商议并做出决定。城镇或部落的统治者是不予插手或过问的”（《美洲考古学会学报》）。实际上似乎可以这样看：法规最初的目的与其说是惩罚犯罪者，不如说是限制和减弱受害一方所实行的报复（第317页）。 合法的报复在量的方面常常是有严格规定的。例如在澳洲，“一种可以减罪的办法是，罪犯前来接受如下的考验：由一切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向他抛掷长矛，或者是让人用长矛刺穿其身体的某些部分，如象大腿、小腿肚或腋窝。对所有一般的罪行都指定了肢体的哪一部分应接受矛刺，一个招致了这种刑罚的土人往往从容安静地伸出自己的腿让受害者去用矛刺穿”。这种刑罚在量的方面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如果有人在刺的时候一时失手或是出于其他原因超出了允许的限度——比方说损坏了股动脉——则此人同样要受惩罚。 ║[夏洛克干的那种事！]║ （乔·格雷《澳洲》第2卷第243页。） 卡·马克思写于1881年3—6月 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 原文是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注释： [216]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摘要，是马克思在1882年做的。马克思在这份摘要中所做的批注，主要是有关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以及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拉伯克是民族学进化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对拉伯克观点的批判，反映着马克思在研究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拉伯克书的摘要在大开本的笔记本里占八页。这份摘要由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第660页。 [217]指的是约·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伦敦版。马克思于1881年做了此书的摘要，与摩尔根和梅恩两书的摘要用的是同一个笔记本，写在第128—154页上。马克思对菲尔这本书的摘要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亚非人民》1964年第1期、1965年第1期、1966年第5期，后来用原文发表于《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第668页。 [218]马克思用西班牙文从塞万提斯《唐·吉诃德》中摘录的这段文字在拉伯克的书中没有。——第669页。 [219]马克思所举的事例是托·威廉斯的文章《岛和岛民》中讲的，此文载于1858年在伦敦首次出版的《斐济和斐济人》第1卷。——第67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 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193] 在翻译的布雷亨法规（法律汇编）中最重要者是：《古制全书》（古代法的伟大著作［注：这是对《SenchusMor》（现译为《古制全书》）书名含意的解释。——译者注］）和《艾锡尔书》。惠特利·斯托克斯先生认为前一著作编纂于十一世纪或稍前一个时候；《艾锡尔书》还早一世纪（第12页）[194]。 艾德蒙·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 约翰·戴维斯爵士[195]。 威尔士法律［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二章《古爱尔兰法》。——译者注］[196]。 布雷亨是职业的爱尔兰法学家阶级，其职业成为世袭。 凯撒。《高卢战记》第六卷第十三、十四章。 为《古代法律》第三卷写序的一位现代学者认为，实行布雷亨制度，就在于实行仲裁（第38页）。（参看《爱尔兰的古代法律》。）如果一位上等人不愿偿还他的债务（依法应该偿还），《古制全书》规定“对他斋戒坐索”（同上页，《爱尔兰的古代法律》第1卷第113页）。这和印度人所谓的“坐达那”[197]相同（第39、40页）。 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改宗后，爱尔兰的全部神父权威［注：梅恩原文作：“全部祭司或宗教权力”。——编者注］自然转归了“圣者之族”（即在该岛各地建立的传教的僧侣团体）和依附它们的许多主教。因此，除法律的规定完全符合新的基督教法典的规定，符合“成文法”的情况之外，旧法中的宗教部分都被取代（第38页）。布雷亨们的唯一目的是迫使争议双方将其争端提交一个布雷亨或一个布雷亨所推荐的某权威人士，这样一来，绝大多数的诉讼都不免要归结为财产扣押法｛LawofDistress｝，这种法律宣布采取各种方式，用扣押某人财产的办法迫使其同意仲裁（第38、39页）。布雷亨看来是发明了（借助假想，即纯粹假设的情况）一些事实，用这些事实作为自己法律学说的基础。他的发明必然受到他的经验的限制，所以法律条文中所用的案例……就说明了拟制这些条文的社会背景（第43、44页）。“自然法”指的是布雷亨们所解释的古代法（习惯）；它只有在与“成文法” ║（也就是基督教的胡言乱语）║ 相一致时才有约束力（第50页）。布雷亨声称，圣帕特里克和其他伟大的爱尔兰圣者都认可了他宣布的法律，有的甚至修订过它（第51页）。 或多或少地受罗马法 ║[无宁说就是教规法]║ 思想熏染的教士也给布雷亨法规带来了罗马的影响（在它所达到的范围内）（第55页）。由此产生了有利于教会的关于遗命（“will”｛“遗嘱”｝）的观念；也产生了关于“契约”的观念（“约言神圣”对神父们说来［注：梅恩原文作：“对教会说来”。——编者注］是十分重要的）。《古制全书》的一部分（已发表的），即《科鲁斯·别斯克纳》，主要讲的是“契约”，从它可以看出教会的物质利益是编纂它的主要动机（第56页）。 根据布雷亨法规，“契约”有两种，即“有效契约和无效契约”。古时，契约的效力从各方面受……家族、远亲、同村人、部落、首领的权利的限制；如果你缔结有损教会利益的契约（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还受教会权利的限制。《科鲁斯·别斯克纳》的大部分就是论述这些古代的限制的（第57、58页）。 《艾锡尔书》规定了不仅非婚生子，而且由通奸所生的非婚生子的合法地位的条文，并且定下了赔偿挂名父亲的损失的数额。论“社会关系”的部分似乎认定两性的临时同居是惯常的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从这一前提出发，它详细规定了双方的相互权利，并特别照顾女方的利益，直至规定按她在共同住所居住期间所做家务的价值赔偿其损失（第59页）。论“社会关系”这一部分提到“长妻”（第61页）。 ║梅恩认为这是教会影响的结果，但是这在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例如，在红种的印第安人那里，到处可见。║ 习惯的看法似乎是，（基督教的）贞洁……乃是一特殊阶级（僧侣、主教等）的专门美德（第61页）。［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三章《作为社会基础的血缘关系》。——译者注］ ║以下的“摘录”表明，一方面，梅恩先生还没有能剽窃摩尔根尚未发表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企图把尼布尔著作中已有的东西说成是他亨利·萨姆纳·梅恩“指出的”！║ “从部落公社在一片土地上最终住下来起 ║（好一个“最终”！荒唐，因为，如我们所常见的，部落刚一住下，就又要自愿地或被迫地迁徙，迁到其他某个地方去再住下），║ 土地就开始代替血缘关系而成为社会的基础。这一变化是极其缓慢地发生的，等等”（第72页）。 ║[这表明他对转变的实质了解得多么少。] 他继续说道：║ “家庭由实际的血缘关系所组成，这当然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对于所有比家庭大的人类集团说来，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则有取代认识日益模糊的血缘关系而成为他们之间联合的纽带的趋势”（第72、73页）。 ║[这表明氏族是一个多么不为他梅恩所注意的事实！]║ “几年前我就指出（！）（《古代法》第103页及以下各页）国际法的历史已向我们证明：作为国际体系的基础并与统治一定土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领土主权观念，非常缓慢地取代了部落主权的观念”（第73页）。按梅恩先生的意见：第一｛阶段｝是印度的联合家庭｛jointfamily｝，第二是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第三是先在俄国后在印度发现的真正的农村公社（第78页）。 ║[所谓的“先”和“后”不过表示伟大的梅恩开始知道这些事物的相对时期而已。]║ 没有“较小的社会集团”的解体，没有这些集团对构成它们的人们所拥有的无论民主治理或专制治理的权力的崩溃，我们， ║如尊敬的梅恩所说的，║ “就永远不会有作为我们整个思想的依据的一些伟大概念”（第86页）； ║而且这些伟大的概念是：║ “土地作为可交换的商品的概念，它只因数量有限才不同于其他商品”（第86、87页），“统治权的理论或（换言之）每一社会一部分人对其余的人拥有无限的强制力量的理论”，“法律作为单数或多数的统治者的独占权力的理论”，“不断增长的立法主动性以及” ║——[呵，蠢驴！]——║ “立法价值的尺度”……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第87页）。 布雷亨法学家们直截了当地承认由于把部落的部分领地据为部落成员个人财产而产生的土地私有形式。但是私有主的权利仍然受到血缘亲属团体的监督权的限制，而且这种监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印度的农村公社对被分割的财产所实行的监督还严（第89、90页）。“‘芬’｛fine｝或者说家庭（？）一词，被用于爱尔兰社会的所有单位，从最广义的部落和一切中间集团直到家庭（现代意义上的），甚至家庭的各部分”。（沙利文《布雷亨法》，序言）（第90页）。塞普特｛sept｝在布雷亨法中是部落的分支｛subtribe｝或联合家庭（第91页）。眼下，首领按英属爱尔兰法官在著名的“加维尔肯德［注：见本卷注39。——译者注］案件”｛“caseofgavelkind”｝中对他的称呼是宗族长｛caputcognationis｝（第91页）。不仅部落或塞普特按名祖的名字命名，而且它所占据的地区的最常用的名称也由他而来，例如“奥勃莱恩辖区”或“麦克劳德辖区”（同上页）。部落的分支所占的地区有时从属于小的首领或者说“弗莱斯”｛flaiths｝（第93页）。一切未被占据的部落土地更是全部落的财产，在理论上它的任何部分最多只能临时占有（第93页）。在部落土地的占有者中，有一些自称为部落成员的人群，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放牧而按契约组成的联合体（同上页）。在“荒地”即未被占据的部落土地上，一些地块通常是由部落成员的移民耕种或者固定放牧，并准许奴隶身份的耕种者占有它，尤其是在靠近边境的那些地方。在这一部分土地上，首领的势力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而且他也在这里安置他的“富伊德希尔”｛fuidhir｝或者说外来佃农：一个很重要的阶级，亦即那些来自别的部落请求他保护的逃亡者和“落魄”的人……这些人和新部落的联系仅在于他们对首领的依附和首领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第93页）。 有些家庭设法避免按理应定期重分集体共有的领地；另一些则经过集体的同意而得到份地作为服务的奖励或作为职位的属地；此外还发生土地不断向教会转移以及部落权利和教会权利紧密交织的情形……布雷亨法表明，在它形成的时候，那些能造成专有财产的原因……就已经起很大的作用（第95页）。土地与共有地相分离的现象在首领身上表现得最充分，他们中许多人除拥有领主所特有的领地外，还拥有一般占有的大片私人地产（同上页）。 ║这个蠢驴以为║ “现代的研究……对于雅利安种族与其他族系的种族的深刻差别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印象（！），但是它表明：断言存在于雅利安各分支民族间的许多的、可能是大多数的实质区别，实际上不过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已”（第96页）。［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四章《部落和土地》。——译者注］ 十七世纪初英裔爱尔兰法官宣布英国习惯法适用于爱尔兰全境，于是 ║从肮脏的詹姆斯一世时起，║ 所有土地，除非按授产或遗嘱决定以其他方式转让，均由最后一个所有主的长子继承。约翰·戴维斯爵士在他的关于判例和法庭辩护的报告中指出，以前爱尔兰的所有土地都是按塔尼斯特里｛tanistry｝制度或加维尔肯德制度转让的。 ║关于被这位戴维斯想象为继承制度的加维尔肯德制度，他（戴维斯）这样写道：║ “当爱尔兰塞普特的一位有土地的成员死亡时，塞普特首长便把塞普特的全部土地进行一次重新分配。他不是将死者的土地分给他的子女，而是用来增加构成塞普特的各家的份地。但是在这些英国法官看来仅仅是“继承制度”的东西，却是“古代终生享有的方式”（第99页）。例如在印度的不分居联合家庭｛jointundividedfamily｝中，从欧洲法律看来不过是各支继承人的stirpes｛支系｝或者说stocks，乃是家庭的真正分支，聚居在共同住宅的不同部位（《加尔各答评论》1874年7月号第208页）（第100页）。 爱尔兰有的地方实行朗得尔｛rundale｝占有制[198]；现在最流行的形式是耕地分据 ║（这样的叙述歪曲了实际！），║ 而牧场和沼泽地公有。可是五十年前，耕地分为许多块农田，这些农田定期地，有时是每年，在租户中重新分配，这是经常的事（第101页）。梅恩认为，“爱尔兰的”朗得尔“占有制”“不是财产的形式，而是占用的方式”， ║可是这位老兄自己却指出：║ “古老的租佃形式一直是古代财产形式的证明……最高所有权的产生，是由于购买小自主地所有者（？）的土地，由于向村落荒地殖民使其成为领主的荒地，或者（在更早的阶段）由于把整个整个公社的农民变为农奴（维蓝），以及由于逐步改变关于他们权利的法律理论。但即使首领或领主成了部落全部或大部领地的公认合法所有主，相沿成习的占有和耕种方式”并没有变（第102页）。 布雷亨法中的主要部分，即阐述全部落与各成员或各户在部落财产上的相互权利的部分，称为《科鲁斯·别斯克纳》；这部分刊载于正式版本的第三卷（第103页）。使整个问题模糊不清的是［注：梅恩原文作：“引起研究者最大怀疑的是”。——编者注］“编者对教会利益的强烈的和明显的袒护：的确，一部分条文所讲的干脆就是教会财产法和宗教机构的组织法。当这位作者肯定，在一定情况下，部落成员可以赠送或者按契约转让部落土地时，他对教会的偏袒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他的法律学说产生怀疑（第103—104页）。 在说德语的国家里，教会组织 ║（基督教牧师的）║ 也属于收受赠送公共的或者说‘人民的’土地的最早的和最大的户”（斯塔布斯《宪政史》第1卷第154页）。 遗嘱、契约和分产所有权，的确都是作为虔诚赠品的收受者的教会所必需的（同上页）。所有的布雷亨法作者……都对作为不同于集体财产的私有财产或者说专有财产有所偏爱（第105页）。 接着是讲“部落”或“塞普特”，见《爱尔兰的古代法律》。第2卷第283、289页；第3卷第49—51页；第2卷第283页；第3卷第52、53、55页；第3卷第47、49页；第3卷第17页；第3卷第5页。同部落入的集体组织，象罗马的宗亲一样，看来保有某种形式的最后继承权（第111、112页）。《关于共同租佃制的审判》是布雷亨法中尚未发表的一部分 ║（1875）；但是只知道译文，而不知道原文的梅恩先生十分敏捷，在它发表以前就对它作了如下的报道：║ 它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共同租佃制是如何产生的？”所作的回答是：“是由于有几个继承人，并且他们在地段上的人数不断增加”；该文接着又说：“土地第一年应由亲属随各人的意耕种；第二年他们应交换地块；第三年应划定地界，整个分割过程应在第十年完成”（第112页）。 ║梅恩指出：时间的规定是布雷亨法的立法者虚拟的安排，这点说得对，但是他说的内容是：║ “首先是一个联合家庭 ║（用它来代替氏族，因为梅恩先生把在印度存在的那种联合家庭错误地当作最早的形式），║ 这种家庭由‘几个其人数在地段上不断增加的继承人’所组成。在最早的阶段上，各家拓殖土地并无固定的法规（！）。后来才有交换地块的制度。最后才是地块的分割专用”（第113页）。 惠特利·斯托克斯先生给梅恩提供了载于爱尔兰非法律著作上的两段话。《颂歌集》（据说是十一世纪的著作）在第5ａ印张上写道：“那时（即埃德·斯莱恩之子的时代，公元658—694年）爱尔兰的人口众多，多到他们每人只能得到3个9垄地，即9垄沼泽地，9垄平地（耕地）和9垄林地”（第114页）。另一爱尔兰手稿（据信为十二世纪著作）《列鲍尔·纳·霍伊德列》上说：“在埃德·斯莱恩之子时代以前，既无沟渠，亦无篱笆，亦无围着土地的石墙，而（只）有平地”。“在他们这个时代由于农家过多，他们才把地界引进爱尔兰来”（第114页）。这两段话都把集体制度之所以被限制使用的制度所取代归之于“人口的增加”。这种定期给每户分配一定地段的沼泽地、林地和耕地的做法，很象按瑞士阿里明达公社法规现在还在实行的分配牧场、林地和耕地的做法（同上页）。 ║梅恩先生，作为一个呆头呆脑的英国人，不从氏族出发，而从后来成为首领等等的家长出发。愚蠢（第116—118页）。（这正好符合氏族的最早形式！例如，摩尔根的易洛魁人就有这种家长，在那里氏族按女系计算世系。）［注：参看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版，上册，第70页，那里有“一家之父”一词。——译者注］ 梅恩的愚蠢在以下的话中达到顶点：║ “所以，人类社会的所有各分支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从原始家长细胞所产生的联合家庭 ║[他在这里指的正是现今印度的联合家庭形式，它带有很次要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它在农村公社之外，尤其在城市里处于统治地位！]║ 发展而来；但是，凡是在联合家庭是雅利安种族（！）的一种制度的地方，我们（谁？）都看到，它来自这样的细胞，在它解体时，我们看到它又分解为许多这样的细胞”（第118页）。［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五章《首领及其等级》。——译者注］ 地产有双重（！）起源……一则来自亲属或部落成员的个人权利与家庭或部落的集体权利相分离……一则来自部落首领的最高权力的膨胀和变质。 ║[可见，不是双重起源，而只是部落所有制和包括部落首领在内的部落集体这同一个来源的两个分支。]║ ……两者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都经过了封建制度的熔炼……后者（首领的最高权力）重现在军役田占有权或骑士田占有权｛tenures｝的某些显著特征中……前者则重现在非显贵地产｛holdings｝包括定役租地｛socage｝即特殊的自由佃农租地的主要规则中（第120页）。 ║使用了这样一种很表面的方式：║ “首领的地位……在早已失去自己最初形式的长子继承权中，……在收取某些捐税和强制实行某些垄断的权利中，以及第三，在成为自己私产的一部分部落领地上一度由首领（？）以后又由领主独享的特别的绝对的财产形式中留下了它的遗迹。另一方面，由于解体的形式的不同，从部落所有权中产生了不同的死后继承制度，子嗣平分土地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一些调节土地的耕作，有时还调节产品的分配的细致的习俗规定中也留下了另一种遗迹（第120、121页）。 按阿瑟·杨格的说法（《1787年、1788年和1789年旅行记》第407页），‘小地产，即属于耕种者的小农场’占法国全土三分之一以上（阿·杨格说）。据托克维尔说（《旧制度》），它们所占的比例还在增加，因为宫廷生活养成了贵族的挥霍浪费，使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领地一块一块地卖给农民”（第121、122页）。死后均分或大致均分的法律是法国通行的法律；长子继承权大多只限于骑士占有田的土地。在法国南部，均分的习惯由于实行同一个罗马法的规定而更加牢固，在那里长子的特权只因采用罗马法特别条例（它在立遗嘱或调整遗产时给milites（服役军人）以优待）和规定每个骑士和每个地位较高的贵族都是罗马法中的miles才得到了保证（第122页）。 ║罗马十二铜表法让立遗嘱人有绝对的处置自由；在无遗嘱时才在（他的继承人）中均分，后来是子嗣的权利优先等等。相反，（立遗嘱人的独断）是得到保障的，等等。║ 托克维尔（第1卷第18页）。《旧制度》说明了收取封建捐税和强制实行小垄断的权利为法国大多数贵族提供了几乎全部生活费用。一些贵族除了他们的封建权利外还有自己的土地（即领地，作为绝对的财产归其所有，且有时规模甚大），其余的主要不是靠地租，而是靠封建捐税过活，并在军队中为国王效力而获得少量生活费用（第123、124页）。 由于法国革命的结果，人民的土地法取代了贵族的土地法；在英国则是相反的过程：一度只适用于骑士占有田的长子继承权，开始适用于绝大多数的英国地产，只有肯特郡和其他几个地方的加维尔肯德制度除外（第123、124页）。这一变化在格兰维尔[约当亨利朝第三十三年 ║即1186年；亨利二世（1154—1189）]║ 和布拉克顿[大约不迟于亨利三世朝第五十二年 ║即1270年；亨利三世（1216—1272）║ 时期之间迅速发生。 格兰维尔写道，似乎一般的法律规定造成了实行定役租地制的自由农所占有的土地在占有者死后由全体儿子平分；布拉克顿则认为似乎长子继承的规定普遍适用于军役占有田，一般也适用于定役租地的地产（第125页）。 ║乐观主义者梅恩发现，║ 另一方面，习惯占有地[和官册占有地]蜕化为自由保有的地产……这一变化在官册占有地和圈地专员指导下进行了大约四十年。 ║我们这位自满的老兄正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有同等意义的英国的法国革命。请不要笑！（见这位老兄的著作第125页。） 这位可笑的老兄把罗马的绝对的地产形式变成了“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然后继续说道：║ “……专有的和绝对的地产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西欧各地比在英国更流行]║ 我认为在我国占据统治地位……除非地产归至少要象家庭那样小的集团所有，文明不可能有重大进步；……我们把象开垦北美土地那样的成就归功于英国‘特有的’绝对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第126页，在那里恰好是把土地所有权中一切英国特有的东西都消灭净尽！呵，你这个庸人！）。║ 众所周知，最早在爱尔兰定居的诺曼人的贵族，后来成了爱尔兰部落的首领……据说他们是最先忘记自己对自己佃农的义务而只顾自己特权的人（第128页）。 甚至根据（爱尔兰的）看来是最老的条文，一大部分部落领地似乎都不断地让渡给部落分支、家庭或处于依附地位的首领……一些注疏表明这一过程在作注疏之前无疑已经走得很远了（第129页）。“首领权力的扩大首先是通过把自由的部落成员变为‘他的人’，使他们处于不同程度的依附地位这样一个在其他地方称为‘庇护制度’的过程……其次是由于他对部落领土上的荒地的权力以及他在该地设置的奴隶或半奴隶的殖民地的权力不断增长，最后是通过他从他的直接臣属及盟友获得的物质力量，这些人多数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他”（第130页）。 不管统治者是否承认有一个凌驾于他之上的人，或者最多承认教皇、皇帝或上帝本身是这样的人，领主的采邑加上由他的自由佃农掌握的出租地，再加上归他直接支配的领地，这就是一切封建主权的典型全貌（第130—131页）。 ║可恶的弗里曼（《诺曼人的征服》第1卷第88页）对部落首领变为封建领主作了轻易的解释，因为他把他应该解释的东西——即享有特权者总是形成了公社的特殊阶级或者特殊部分——作为前提，他在那里说：║ “高贵者——埃尔｛eorl｝和卑贱者——乔尔｛ceorl｝的不同是我们据以出发的根本事实”（第131页）。 产生贵族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同村人或者亲属集体重视世系出身，因为人们相信世系出身保持着每一个小团体的最纯的血统（第132页）。条文中说，“每一个首领都统治着他的土地，不管土地的大小如何”（第132页）。 而布雷亨法表明了非显贵的自由民能够成为首领的道路，同时，他所达到的这种地位也就是“对一群依附者的管辖”。 ║（这些家伙后来就成了特殊阶级的成员）（第133页）。║ 在贵族一开始就是公社的一部分的地方，—— ║在那里，请注意，特殊情况本身就已经是派生的，也就是说，║ 在那里，整个一个部落集团征服其他一些部落集团或对它们确立它的统治后仍然保持完整，或者是，一个原来的由同部落人、同村人、或者市民组成的集体逐渐把各种各样的受保护的依附者的集团聚集在它的周围。据说在苏格兰高地某些整个整个的塞普特或克兰遭到他人的奴役；在爱尔兰从远古的时候起也存在着自由的部落同交租的部落的区别（第133页）。 在布雷亨法中，首领首先是富人（第133页），也就是富有不在于土地，而在于畜群，羊，首先是牛。出身与财富的对立，特别是与非地产的财富的对立，完全是现代的事情。请看荷马著作和《尼贝龙根》中的英雄；在后来的希腊文学中，出身的光荣和连续有七个富有的祖先επταπάπποιπλουσιοι的骄傲不相上下；在罗马，金钱贵族与血缘贵族很快就融为一体（第134页）。 在（布雷亨法）《凯恩－艾基尔涅》（第279页）这一篇条文中说，“每个部落的首领都应当是部落里最有经验，最高贵，最富有，最有学问，真正最有名望，斗争中最有力，追求利益和承担损失都最坚决的人”。所以个人财富 ║[但是，梅恩先生，这仅仅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已经远非上古]║ 是首领维持其地位和权威的主要条件（第134、135页）。 布雷亨法表明，获得这样的财富就打开了随时走向首领地位的道路。丹麦的一部分贵族是农民出身，在古代的英国法律中留有乔尔或许可以成为泰恩｛thane｝［注：泰恩意为贵族。——译者注］的过程的某些遗迹（第135页）。 布雷亨法谈到鲍－艾尔｛bo-aire｝——有牛的贵族。这不过是指可能由于取得了大片部落土地的使用权而广有牛群的农民（第135页）。真正的贵族——艾尔分为｛七个等级｝ ║[（请注意，这是僧侣法学家布雷亨划分的；这一法律同所有古代僧侣著作（例如，《摩奴》）[134]一样充满了为首领、高等阶层等效劳，最后这一切又为教会效劳的虚构。此外，他们象各种法学家一样，可以随时提供虚构的分类）]。║ 每一等级根据属于这一等级的首领所有的财富数量，他提出的证据的分量，他以契约（本意为“绳结”）使他的部落服从于他的力量，他从他的附庸所得到的实物捐税，他的名誉的价格或他遭到损失时所索取的特别赔偿而与其他的等级相区别。等级阶梯的最低一级为艾尔－德萨｛aire-desa｝；布雷亨法规定，当鲍－艾尔获得的财富比艾尔－德萨的多一倍，并拥有此财富已达几代之久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成了艾尔－德萨。《古制全书》说：“他是一位其父辈不是首领的下级首领”（第136页）。布雷亨法的条文中反映出财富特别是牛这种财富的很大重要性（第139页）。 最早的由于受国王恩宠而产生的贵族大概是由comitatus或王党所构成（第138页）。法兰克人的宫廷总管成了国王；苏格兰的管事（即大管家）的血缘流入了英格兰王室的血统中。到现在为止在英国，王室会议和宫廷的要员仍比所有的贵族，至少比所有同级的贵族享有优先权。所有这些高贵的头衔 ║（毛勒早在梅恩之前就知道这一点了，休耳曼也部分地知道），║ 如果说不是指原来僧侣的职位，那就是指……最初……奴仆的职务（第139页）。宫廷是从非常低贱的开端产生的（第139页）。斯塔布斯这个树桩［注：原文是文字游戏，德文的“树桩”stubbig与英国人名Stubbs（斯塔布斯）谐音（译者按：这个文字游戏是马克思写的）。——编者注］（《宪政史》）指出，“国王（英国的）的奴仆｛gesiths｝是他的警卫和私人顾问”，他又指出，“一个乔尔的自由的管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奴仆”。王党在爱尔兰的法律著作中不属于贵族，它和基本上由奴隶组成的国王私人卫队联系在一起。 在社会的某一阶段上，为首领或国王个人效劳普遍都希望以赐地的形式获得报酬。条顿族国王的王党广泛享有采邑，被赐以人烟稠密的和已经开发的罗马各行省的土地；在古英格兰，这一阶级被赐的公有地最多（也可以说次于僧侣［注：梅恩原文作：“次于教会”。——编者注］）；隐蔽的变化的一部分秘密就在这里，由于这一变化而从国王那里得到显职和权威的新贵族——泰恩，就吞并了较老的贵族——埃尔（第141页）。而在罗马帝国北部和西部边境外的地方或者就在这些边境地区土地甚多。在中世纪它还是“最便宜的商品”。实际的困难不是取得土地，而是得到使土地富饶的工具（第141、142页）。首领（爱尔兰的）首先是拥有大量的畜群；他是军事领袖；他的大部分财富是战利品；他作为民政官，又通过占荒地为牧场而扩大势力以及依靠把他的牲畜分给部落同胞的制度，增加了他的牛群。跟随他去劫掠的王党也靠他的战利品发了财；如果他已经是贵族，那末他就变成更大的贵族；如果他还不是贵族，那末财富就打通了走向贵族的道路（第142页）。（参看达格莫尔《卡弗尔人的法律和习俗概说》）。 每当需要对王党与条顿族国王的关系作出法律的说明时，总是选用罗马法中宣布依附者或被释奴隶对其保护人具有半奴隶关系的部分。从布雷亨法的一些条文中可以看到，一位高级首领总是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些不自由的依附者；一位艾林［注：艾林是爱尔兰的古称。——译者注］国王的扈从则不仅由自由的部落同胞，而且由对他承担着奴隶义务的卫队所组成……即使……当comitatus或王党是自由民｛freemen｝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是或者总是他的近亲（第145页）。［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主要是梅恩著作的第六章《首领和土地》。——译者注］ 在布雷亨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牛，包括公牛、母牛、小母牛和牛犊，以及马、羊、猪、犬、蜜蜂（后者生产最重要的原始奢侈品）；但首先是Kine（母牛）。Capitale，母牛的头数，cattle｛牛｝，派生出法律上一个最有名的名词和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最有名的名词：Chattels｛动产｝和Capital｛资本｝。Pecunia（第147页）。最早的罗马法把公牛列为最高级的财产，与土地和奴隶一起作为Resmancipi｛财产法｝的对象。最古的梵文文献证明，作为食物食用的母牛在某个不详的时期却成了圣物，其肉被禁止食用；两种主要的“在罗马成为买卖对象的东西”——公牛和地产，就相当于湿婆的圣牛和印度的圣土（第148页）。当人群在地块上定居下来并开始种植谷物，牛就显出了极大的价值（同上页）。起初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肉和奶；而在很早的时期，当它作为工具或交换手段的时候，它就具有了显然特别重要的作用；在荷马的著作中它是价值的尺度；相传最早的罗马铸币印有牛的图像；pecus（牲口）和pecunia｛货币｝（第149页）。在布雷亨法中牛起交换手段的作用；罚金、税款、地租以及利润都是按牲畜的头数计算，不一定只是母牛，但差不多都是母牛。人们常常提到两种价值尺度，“瑟德”和“库姆哈尔”；库姆哈尔最初应当是指女奴，而“瑟德”则直接用以表示一定数目或数量的牲畜。但是后来牛主要是靠它在耕作中的作用，靠它的干活以及它的粪便才有价值。它作为耕畜在西欧（在这里也不是到处）只是逐渐地才为马所取代；在世界的更广大地区，马仍如最初在各地那样，只用于作战、游乐或狩猎（第150页）。所以公牛几乎是现今称作资本的东西的唯一代表（同上页）。改变牛的地位并使它变成部分地附属于土地的｛adscriptusglebae｝动物的同一原因，无疑也造成了奴隶制的很大扩张……奴隶大量输入罗马共和国的中央地区，西欧的自由耕种的公社大批蜕变为农奴集团（第150、151页）。 在古爱尔兰，困难不在于获得土地，而在于得到耕种土地的手段。牲畜的大所有主是各种首领，他们一开始在这方面就比其他的部落同胞占有优势，可能是由于他们作为部落军事领袖的天然职能的原故。另一方面，从布雷亨法明显看出，首领们面临为其畜群寻找足够的牧场的困难。尽管他们支配自己统治的那个集团的荒地的权力日益增长，但是部落土地中最肥沃的部分看来还是那些被自由的同部落人所占有的土地。因此也才有牲畜收授制度，《古制全书》专门有两节——《凯恩－萨耶拉特》和《凯恩－艾基尔涅》，即萨耶尔牲畜租赁法和达耶尔牲畜租赁法，就是论述这一制度的（第152页）。 在封建社会，每个人都是另一个比自己高，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人的从属者（第153页）。 按斯塔布斯的说法（《宪政史》第1卷第252页），封建制度是从采邑和庇护制这两大来源发展起来的（第154页）。庇护制尤其遍及西欧各地（第155页）。首领（爱尔兰的），不管他是爱尔兰编年史称为国王的许多部落统治者之一也好，或是英裔爱尔兰法学家后来称为宗族长｛CapitaCognationum｝的联合家庭的首长之一也好，都不是部落土地的所有者。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土地，这部分土地由他的私人庄田或官方领地构成，或由两者一起构成，他对一般的部落土地具有一般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对那部分尚未被人占有的荒地还越来越大。同时他还是自己部落同胞的军事[领袖]，也可能正是因这一地位……获得了大量的牲畜财富。因此对他来说把一部分牲畜安置在部落同胞之中是非常重要的，而部落同胞常常由于环境所迫又十分需要牲畜耕种土地。所以在布雷亨法中首领始终作为“牲畜的授给者”，部落同胞作为牲畜的接受者而出现（第157页）。接受牲畜后，自由的爱尔兰部落同胞就成了凯列｛ceile或kyle｝，即自己首领的附庸或仆从，必须向首领不仅交租而且提供劳务和贡赋。于是“庇护制”的结果便确切地产生出来了（第158页）。部落同胞接受他的首领的牲畜越多，他的身分就降得越低。由此产生萨耶尔和达耶尔两类佃农（相当于英国庄园的自由佃农和依附佃农的身分）。萨耶尔牲畜佃农由于从首领那里只接受了数量有限的牲畜，所以仍为自由民，保有他的全部的部落权利；正常的租期为七年，期满他获得占有他所管理的这部分牲畜的权利。在此期间他得到利用牲口耕地的益处，首领得到产物和增殖物〔即幼仔和粪便〕以及奶。同时特别规定，除此之外首领还有获得贡赋和劳役的权利；所谓劳役是指附庸为首领收获庄稼和帮他建筑城堡或要塞的劳务；另外还注明，可以要求附庸跟随首领出征以代替劳役（第158、159页）。 在存放在萨耶尔牲畜佃农的牲畜中再增加很多牲畜，或者部落同胞在第一种情况下获得数量特多的牲畜，就成了达耶尔牲畜租赁制。达耶尔牲畜佃农失去了他的某些自由，并且他的义务总是很繁重的。他从首领处接受来的牲畜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按接受者的等级，另一部分是按他今后所应付的实物租费｛rentinkind｝。承租人的各种等级的法律标准是根据他的“名誉的价格”，也就是根据给他造成损失时应付给他的罚金或者说赔偿费的数额，这种标准依受害者的名誉地位为转移。关于租费，布雷亨法中说：“相当于价值一袋［注：袋，重量单位。——编者注］的小牛及其附属物和三人在夏天的食物以及干三天工的牲畜数目，是三个‘萨姆－哈伊斯克’｛“sam-haisc”｝的‘小母牛或其价值’（《凯恩－艾基尔涅》第25页）。换言之，如果首领给佃农三头小母牛使用，那么他就有获得小牛、食物以及工役的权利”。其次，“相当于一个‘达尔塔德’｛“dartadth”｝的小母牛及其附属物的牲畜数目，是十二个‘瑟德’｛“seds”｝”——根据解释，这等于十二个“萨姆－哈伊斯克”小母牛或六头母牛等等。这种最古老的实物租或食物租与佃农土地的价值毫无关系，只与首领寄存在佃农处的牲畜的价值有关；它只是后来才发展成为按佃农的土地交付地租。达耶尔佃农最感烦恼的负担是“食物”｛“refections”｝，也就是供给牲畜的首领有权在一帮人陪同下，在一定时期，到达耶尔佃农家大吃大喝一定天数。梅恩先生说，爱尔兰的首领似乎并不比他的佃农住的好，屋内的陈设也差不多同样差，他在家里不可能享受到因他授予牲畜使他有权享受到的食物。尽管布雷亨法对这种作法加以规定，并从各方面予以限制，但是它的骚扰和滥用仍是明显的；那些引起象斯宾塞和戴维斯[39]（！）那样的研究爱尔兰的英国人反感的压迫，也就是他们 ║（这些道貌岸然的英国骗子！）║ 这样愤怒谴责（！）的爱尔兰首领的“coinandlivery”[199]和“cosherings［注：供给首领及其侍从的吃喝；见本卷注39。——译者注］”无疑都来源于上述这一作法（！）。 ║尊敬的梅恩忘记英国国王及其廷臣的巡游（见安德森和麦克菲尔逊的著作）（并参见毛勒的著作）[200]，却厚颜无耻地揣测说：║ “这样一种爱尔兰习俗，在英国人看来（！），大概最能说明……从法律上和立法上彻底废除爱尔兰的各种习俗是完全合理的”（！）（第159—161页）。布雷亨法学家认为，产生达耶尔牲畜租赁制及其特有义务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存的。在缴了七年食物租和服务了七年 ║（这是雅各必须服务的时间）[201]║ 之后，如果首领死亡，佃农就获得了占有这些牲畜的权利；另一方面，如果佃农死亡，他的继嗣就部分地，虽然不是全部，解除了自己的义务。达耶尔牲畜租赁制开始是由于佃农的需要，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可能常常变成实际上永久性的（第162页）。 英国官册地产租佃中的赫思奥特｛heriot｝，即领主在依附佃农死后所拿走的“最好牲口”，被解释为对古时领主寄存在其农奴土地上的牲畜的所有权的承认，正如军役田占有权的赫里奥特被解释为来源于武器的寄存一样。亚当·斯密指出了分益租佃｛metayertenancy｝由来甚为古老，当时他在苏格兰还发现了它的一个称为“钢弓”｛“steelbow”｝的变种（第162页）。在布雷亨法的官方译本的一篇前言中把分益租佃与爱尔兰古代法中的萨耶尔和达耶尔牲畜租赁制作了对比。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分益租佃中地主出土地和牲畜，佃农出劳力和技术；在萨耶尔和达耶尔牲畜租赁制中土地属于佃农。另外：爱尔兰的古代法律关系产生的不仅仅是契约义务，而且是身份；如果佃农接受了牲畜，他在社会和部落中的地位就明显地改变了。 ║[在古代，契约义务变为身份多么容易，而防止身份改变又多么困难，例如俄国就是证明，在那里私人服务直接变为奴役，甚至在自愿的田间劳动等等中也很难防止这种改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详见俄国的材料]（第163页）。║ 在爱尔兰接受牲畜并非始终自愿；至少在爱尔兰习惯法的某个阶段，部落成员有义务接受自己“国王”……即最广义的自己部落首领的牲畜。愿作租佃者的人所属的部落，在某些情况下，对他接受新的地位有否决权……为了使部落在有合法权利这样做的时候有进行干预的机会，接受牲畜必须公开进行，而且法律对暗地接受牲畜的后果作了仔细的说明。因此有一条规定：“任何人的土地上如原无租金，都不得在身后留有租金”（第163、164页）。 如果供给牲畜的首领和接受牲畜的克伊列属于同一部落，所产生的关系就不同于部落的联系，而更有利于首领得多。但是这位首领并不始终是部落成员自己的塞普特或部落的首领。布雷亨法试图阻挠在部族成员与外部落首领之间建立附庸关系。但是许多情况表明，这种事情是有的。每个贵族，按照我们的假定，照例都富有牲畜，并且抱有按供给牲畜的习惯把他的畜群分散出去的目的。富裕了的农民，即鲍－艾尔，也拥有接受他的牲畜的克伊列。因此这样形成的新集团往往很不同于由首领和他的克兰所组成的老的集团。新关系也不局限于艾尔（或者说贵族）和克伊列（即自由的但非贵族的部落成员）。鲍－艾尔无疑常常接受地位比他们高的首领的牲畜，地位较高的首领看来也接受地位比他们高的首领的牲畜，最后，“供给牲畜”成为其他地方的“庇护制”的同义语……布雷亨法通过虚构把爱尔兰国王说成是皇帝的“牲畜的接受者”。该法说，“在艾林国王未遇到反抗时”（据解释，这里的意思是：在他掌握着都柏林、瓦特福德、里美黎克等港口时，这些港口经常操在丹麦人之手），“他接受罗马皇帝的牲畜”（《古制全书》第2卷第225页）。注文中还说，有时“牲畜由帕特里克的继承人 ║[“教皇”的代称]║ 供给艾林的国王”（第164—166页）。 正如几位不久以前的著名作者所认为的，封建制度的这种自然成长，与首领或领主对部落或村落的权力的扩大过程，并无根本不同，而无宁说是它的一部分。随着未占有的荒地逐渐变为他的领地，村民或部落成员由于自然（？）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受制于他的私人权力（第167页）。 法律条文（布雷亨的）描写了最初的财富贵族的情景；参见凯撒著作中的高卢克尔特人，《高卢战记》第1章第4节和第6章第13节。在古代世界我们很早就发现平民阶级对贵族阶层负债累累（第167页）。雅典平民因对雅典贵族负债而成为债务奴隶；罗马平民也同样受着罗马贵族的金钱奴役（第167、168页）。在很古的时候土地是滞销商品，而资本则异常不稳，它的增加特别困难，它也只存放在极少数人手中……因此，握有不是土地本身的耕作工具的所有权，在早期的农业公社中是最重要的力量……可以认为（！），比一般稍大的原始资本通常都是靠抢劫得来的……所以它大多操在贵族阶级手中，这些阶级的职业就是征战杀伐，并且职位的利益无论如何都是它们独占的。高利的资本借贷，债务人无可奈何的沦落，就是这种经济条件的必然结果（第168、169页）。布雷亨的《凯恩－萨耶拉特》和《凯恩－艾基尔涅》的作者们，以其明确详细的表述，显然是要使强制性的制度带上必然性和公正性（第169页）。 “埃里克”，也就是罚金，或者说对严重罪行的物质赔偿（第170页）。这一习惯法规定罪犯所属的塞普特或家庭必须（以牲畜，后来以货币）支付这种罚金（第171页）。 Feodum，feud，fief都来自Vieh——牲畜。Pecunia和pecus也是这样［注：Feodum，feud，fief分别为拉丁文、英文和法文，意为封地，封地所有权；Vieh为德文，意为牲畜；pecunia，pecus为拉丁文，意为财产，牲畜。——编者注］。正如罗马法学家所指出，pecunia是一个人的所有一切财产的最广泛的代名词，同样“feodum”最初意为牲畜（第171、172页）。 按沙利文博士的意见，feodum来自克尔特语；他把它和fuidhir｛富伊德希尔｝联系起来。即是说，在每个爱尔兰部落的领土上，除了萨耶尔－克伊列和达耶尔－克伊列外，似乎还住着其他几类人，这些人的身份比萨耶尔和达耶尔这些部落成员更近乎奴隶。这几类人称为先克列伊特｛sencleithes｝、鲍特哈克｛bothachs｝和富伊福希尔｛fuidhirs｝；后两类又分为萨耶尔－鲍特哈克、达耶尔－鲍特哈克和萨耶尔－富伊德希尔、达耶尔－富伊德希尔。从条文，尤其从尚未发表的《科鲁斯－芬》看，那些处于奴隶地位的依附者，和这块领土上的自由人一样，也有家庭或部落的组织；实际上，象古爱尔兰社会那样的社会，其所有各个部分都或多或少具有流行模式的形式。在《末日裁判书》[202]以及其他英国文献如科塔里和鲍尔达里中所模糊描绘的这几类人的身份，看来很象先克列伊特和鲍特哈克的身份；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被奴役阶层的来源好象是与居统治地位的民族不同，他们属于该地较早的或土著的居民。部分家族，或由它们组成的部落分支，无疑处于首领的特别奴仆的地位或者说依附于首领的地位；他们或者为首领耕作他的直接领地，为他放牧牲畜，或者被首领安置到部落荒地上的单独的移民区；他们所付的租金或劳务看来完全由首领随意而定（第172、173页）。 被首领安置在尚未被占据的部落土地上的那部分人，是这几类人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富伊德希尔，还有来自他乡的异乡人或者说逃亡者，实际上是那些断绝了原来的使自己在公社有一个位置的部落关系的人。从布雷亨法可以看出，这类人为数甚多；那里曾多次提到一些家族或部分家族放弃自己土地。在某些情况下，法律把断绝部落关系和断绝这种关系者的逃亡看作是“可能发生的事”。部落，部落分支以及家族要为自己的成员的犯罪行为负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为他们履行公民义务负责。只有强迫或说服成员离开这个集体，它们才能解除这种责任；《艾锡尔书》中规定了实行驱逐时应遵守的法律程序：部落向首领和教会付一定的罚金，再宣布逃亡者不受法律保护……结果可能是使国内充满“断绝关系的人”，而这种人只有成为富伊德希尔佃农才能找到一个家，并得到保护；所有足以扰乱实行布雷亨法的爱尔兰秩序的事情，都足以使这类特殊的人大量增加（第173、174页）。 富伊德希尔佃农只依附于首领，并且只是通过首领与部落发生关系；首领也成了他们的负责人；他们耕种首领的土地，所以他们是爱尔兰有史以来的第一批“无定期的佃农”｛“tenantsatwill”｝。《古制全书》说，“三种租金”是：“向外部落的人〔这种人无疑是富伊德希尔〕收取的rackrent｛与地产年产值相等或相近的租金｝，向同一部落的人收取的公平合理的租金，以及同部落人和不同部落人平等缴纳的约定租金”。在一条“注释”中，曾经把rackrent｛与地产年产值相等或相近的租金｝的译语，比之为“一头被迫月月产奶的奶牛一年到头所产的奶”（第174、175页）。另一方面首领很愿鼓励这些富伊德希尔佃农。有一条条文说：“他引来了富伊德希尔，以便增加自己的财富”。真正受损失的是部落的利益，部落作为一个整体因适宜放牧的荒地减少而受损害。参看汉特的《奥理萨》，那里指出了离开本土的“漂泊的农民”给奥理萨的“世袭农民”带来了怎样的损害（见《奥理萨》第1卷第57、58页）。（第175—277页）；参看艾德蒙·斯宾塞（最迟写于1596年），约翰·戴维斯爵士，写于1613年前。 ║对诸事如意的梅恩说来，爱尔兰佃农问题“不久前才解决”（第178页）。以他惯有的乐观主义精神，借助1870年法案[203]就把问题解决了（！）。║ 布雷亨法的作者总的倾向与其说是过分强调部落成员的权利和自由，无宁说是夸大首领的特权（第180页）。 他们承认爱尔兰首领在十六世纪的权力和首领对待自己的佃农很凶，把这归咎于逐渐袭取了爱尔兰首领职位的诺曼贵族，如菲茨杰拉德氏、伯克氏、巴里氏等首先滥用这种职位，从而为所有爱尔兰的首领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第181页）。比较好的是沙利文博士的理论（在他的导言第ＣⅩⅩⅥ页上），按他的理论，这种体制的建立是“由于富伊德希尔佃农人数的不断增加”（第182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长时期内大大促使这类人增加的原因，这就是：丹麦海盗的骚扰，内部的仇杀，盎格鲁－诺曼人的征服行动，佩耳[43]的存在以及佩耳对其境外的首领所玩弄的挑拨离间政策。因此内战频起，部落到处土崩瓦解，这就意味着出现大量的与部落断绝了关系的人（第183页）。正如在奥理萨完全受柴明达尔摆布的迁徙农的存在造成了老佃农的租金大量增加和地主的横征暴敛一样，富伊德希尔佃农对爱尔兰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他们的出现严重地恶化了萨耶尔佃农和达耶尔佃农的命运（第183、184页）。［注：梅恩著作第六章的摘录至此完。——译者注］ 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 ║在其他方面不值得批评一提的马丁·哈弗蒂的《爱尔兰史，古代和现代》（1867年都柏林版）指出[204]：║ 塔尼斯特阿赫特｛Tanaisteacht｝（或塔尼斯特里制度）是一种关于“头衔、职位和权力的转让”的继承法。卡里教授说：“没有不变的继承规定……不过按我们的古代文献的总的精神是父死由长子继承，排除了所有旁系的觊觎者，除非长子被褫夺了资格等。所以长子作为公认的假定继承人和职位的后继者，被称为塔尼斯特｛tanaiste｝，即小的或第二之意，至于其他的儿子或在长子失去资格时有权入选的人则只不过叫做righdhamhna，即王的材料或王的素质。塔尼斯特即继承人和塔尼斯特阿赫特即继承制度二词就是这样产生的。塔尼斯特有独自的产业以及自己的特权和义务。他的地位低于国王和首领，但高于国内所有其他显贵……塔尼斯特里制度，在盎格鲁－诺曼人看来，不是继承法基本的本质的要素，而是有关各方随时可以采纳或放弃的条件；这一制度看来未曾在艾林普遍推行，虽然它在那里的许多地方占过优势……塔尼斯特职位的更迭并不造成财产的破坏或人民的动荡，它只影响当事人本人的地位，不管他依情况的不同是国王、首领或是某种人文学科的教授；这种人常常为‘暴力’所排斥。”[卡里教授的这些话载于《马格列纳之战导言》，为克尔特社会刊印，1855年都柏林版。 ║引自哈弗蒂《爱尔兰史》第49页，那里还说：║ “最初的意图是把遗产交给同姓氏同血统的年纪最大德行最高的人，但实际上这就是把遗产交给力量最强的人，家族相仇和内战乃是必然结果。”（哈弗蒂著作第49页）] 根据[布列吞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等都有的]加维尔肯德制度[39]（或gavail-kinne），财产平均分配给所有儿子，无论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但是，如果象常见的那样在父亲生前就析产，那么，长子除获得和他的弟兄们相等的份额外，还得到父亲或肯菲涅[“kenfinè”或“cean-fine”这个词（按卡里教授的说法）只用于较小家族的家长，从来不适用于任何首领]应分得的住房和其他建筑物。这个额外的份额给予长子是因他是一家之长，并考虑到他承担着保卫全家安全的一定义务。如果没有儿子，就把财产平均分配给死者的最近的男性继承人（按卡里的说法，如果没有男性后裔，则允许女儿终生占有财产），无论是叔伯、弟兄、侄儿或从兄弟都一样；但是女系不得继承。有时一些有几个分支的部落或家族，由于某一分支的绝灭，需要把整个部落或家族的土地重新分配；但是约翰·戴维斯爵士和其他接受他的看法的英国法学家所描述的那类混乱或不公正行动显然不是由法律造成的（第50页。他援引字典的编者奥勃莱恩博士写的关于古爱尔兰人法律的评论一文，瓦兰西将此文匿名发表在《爱尔兰古籍汇编》第3期）。 在爱尔兰，土地占有权｛thetenureofland｝实质上是部落的或家族的权利……在爱尔兰，一个部落或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有在全部落所占的土地中取得相应的一份的平等权利。“由于所有的人都享有称号和血统的平等，于是就产生了个人的自尊和相互依存的意识，这在日耳曼人和盎格鲁－诺曼人的附庸制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整个整个部落的占有权自然常常为战争所破坏，每当一个部落被逐或迁到它没有世袭权利的地方，它如果要得到土地，就必须向该地的国王交纳租金；这种租金有时重到这种程度，以致使外来者不得不到别处去另觅家园”（同上，第50页） ║（参看同书第28页注释，一个好象在麦布女王时代发生的例子！）。║ 英国狗——这些野兽的人性自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以来尽人皆知！——对爱尔兰的compositio或“埃里克”｛罚金｝大吵大嚷， 却忘记在阿瑟尔斯坦法律和威尔士法律（贤者豪厄耳的法律[196]，见前引书第51页及同页上的注释）里也有同样的东西。 收养｛fosterage｝直到较近时期仍甚流行；英国政府对此经常颁布严厉的法律以防止英裔爱尔兰家族与“不过是”它们的爱尔兰养父产生亲密的友谊。根据爱德华三世朝第四十年（公元1366年）的基尔肯尼法令[46]，收养和戈西普列德[gossipred，或者说教父权，按教规法乃是精神的亲属关系；先前，陪审员如果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gossip｛戈西普｝，就可能被指责为偏袒的人。（戴维斯论爱尔兰，载约翰逊博士的词典关于gossipred一字）]，以及与爱尔兰本地人通婚均被宣布为背叛。坎布里亚的吉拉德（《爱尔兰地形》第3篇第23章）说：“如果说在他们（爱尔兰人）中能找到友爱和信任，那么只有在养父和他们的养子之间去寻找”。斯塔尼赫尔斯特《爱尔兰史》第49页说，爱尔兰人爱护和信任他们的奶兄弟胜过自己的亲兄弟。“他们只信任他们，寄希望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加入他们那一伙。奶兄弟是他们最可信赖的最可爱的人”。另见哈里斯《韦尔》第2卷第72页（前引书第51、52页）。 ║在继续引述梅恩之前，应当指出，1605年7月4日卑鄙的詹姆斯一世[他在伊丽莎白时代，在他登基之前，曾扮演天主教徒的朋友的角色，并且如安德森博士在《王室宗谱》第786页所说，║ “他暗中帮助爱尔兰人，比西班牙公开帮助还多”]下令在爱尔兰正式实行信仰划一法令（伊丽莎白朝第二年），并命令“天主教僧侣”离开这个王国。同年，古爱尔兰的塔尼斯特里和加维尔肯德习俗为皇家法院[19]的裁决所废除，财产的继承要按英国法律的规定办理。 ║这些无赖║ 宣布爱尔兰本地的土地占有权为非法，宣布英国的习惯法在爱尔兰有效，从此，长子作为合法继承人，既继承属于领地的土地，也继承按爱尔兰特有的加维尔肯德习俗加以分割的地产。梅恩著作（第185页）。 ║卑鄙的约翰·戴维斯爵士曾任詹姆斯国王时的爱尔兰总检查长，这个职务当然要选一个堪与媲美的家伙来担任，此人就是既“无偏见”和公正又向伊丽莎白曲意谄媚的诗人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他给爱尔兰的疾病开的处方是：║ 动用大批军队“迫使不愿屈膝者投降，把那里的强硬派打倒”，不管寒冬炎夏必须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然后他继续说道：“结局将很快到来”，并以他在“最近曼斯特战役”中的亲身见闻作为证明。 ║详见哈弗蒂著作中关于这位诗人的残忍野蛮行为的叙述（该书第428页注）。 詹姆斯的明确目的是“掠夺”，他把这称为殖民化。驱逐和奴役爱尔兰人，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所有这一切均以反教皇主义作为幌子。║ 1607年，还拥有大片土地的爱尔兰最后的两个大首领奥尼尔和奥当奈尔被击溃。1608年，北部的首领卡希尔·奥多尔蒂爵士等（他们的起义）被镇压下去。最后，奥尔斯脱、蒂龙、德里、多尼果尔、弗马纳、阿马和卡万等六郡为国王没收，分给了从英格兰和苏格兰来的冒险者。为此目的利用了代总督｛lorddeputy｝，阿瑟·奇切斯特爵士（培根的计划 ║极其愚蠢的詹姆斯一世不中意），║ 他获得了卡希尔·奥多尔蒂爵士的大片土地作为参与这次大规模劫掠的酬谢。（见奥顿诺凡《四教长》。）伦敦商业区的富有的市侩是这次劫掠的最大参与者。他们获得了209800英亩土地，并重建了该城（即德里），后来称为伦敦德里。根据“为垦殖｛plantation｝奥尔斯脱而制定的最后计划，这些土地分成了若干块，这些地块又分为几种：一种是2000英亩，留给富有的企业主和国王的高官显职；一种是1500英亩，分给了国王在爱尔兰的大臣，允许雇用英格兰或爱尔兰的佃农；第三种是1000英亩，分配的限制更少。排挤当地居民和禁止天主教是这次殖民力求遵循的基本原则。柯克斯说，在为指导殖民者而刊印的指示中特别提到“他们决不容许任何一个不宣誓承认国王为宗教领袖的劳动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同上，第497—500页）。 爱尔兰议会表面上呼吁建立“新教徒的优势”，实际上也是为詹姆斯一世搜括钱财，他的“贪婪无度”和总是缺钱是臭名昭著的（同上，第501—503页）。 ║由于借助“垦殖”的掠夺十分得手，詹姆斯一世现在打算将它推广到爱尔兰其他地方；║ 任命了审查头衔和确定伦斯特所有土地的权利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们工作十分迅速，以致很短期间就有385000英亩土地交与詹姆斯支配， ║[就是这个“愚蠢的、迂腐的傻瓜”，被休谟称颂为“英国的所罗门”][205]。 （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的详情见前书第501—505页）见李兰德著作[62]。扮演清教徒恶棍角色的阿瑟·奇切斯特[他每干一次新的丑事，就多得一些爱尔兰土地的赏赐，并得到了贝尔法斯特男爵的头衔。他在1616年干完他的工作后，退出了爱尔兰政府]║ 决定把未给国王找到“充分证据”的陪审员的案件转交星室法院[72]，作为对他们的惩罚；他们有时“被示众，割去耳朵，穿舌头，有时在额头上打上烙印等等”（下院公报第1卷第307页，见前引书第505页注）。［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七章《家族的古代划分》。——译者注］ 在英裔爱尔兰法官宣布本地占有制为非法的一个“声名卓著的” ║（为何不是“臭名昭著的”？）║ 案例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沿用（英国）习惯法之前，爱尔兰境内的所有地产或按塔尼斯特里制或按加维尔肯德制处理。领主或首领的头衔｛signoryorchiefry｝以及随头衔转移的那部分土地原封不动地传给塔尼斯特，不加分割，塔尼斯特总是由选举或凭势力而不是凭世系产生；不过所有小领地则按加维尔肯德制在男性中分配”。（约翰·戴维斯爵士的报告《加维尔肯德案件》，在詹姆斯一世朝，第三届冬季开庭期，向全体法官所作）（第185页）。 ║[塔尼斯特里制度（见前面的哈弗蒂著作摘录）是一种较古老的长子继承权形式，这不是梅恩先生的发现，正如哈弗蒂著作摘录所指出，奥勃莱恩博士、卡里教授等早已认定这是事实。这一制度简单的依据是：首领，无论是氏族首领或部落首领，在理论上是选举的，实际上是在去世的首领的家庭中（而对部落说来无宁说是在氏族中）世袭；大多数情况是长子，相应地则是叔伯（依世系而定）；既然自己的土地已与职能联系在一起，它当然随职能而转移。] 关于加维尔肯德制度，约翰·戴维斯爵士说：║ “按爱尔兰的加维尔肯德习俗，小领地在塞普特的所有男性（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在内）中分配；分配后，如果塞普特的某个成员死亡，他的那份土地并不分给他的儿子，而是由塞普特首领把属于这个塞普特的全部土地加以重分，按每个成员的世系古老程度｛accordingtohisantiquity｝分给他相应的一份”（第186页）。 ║[爱尔兰的塞普特，即氏族。]║ 斯金援引一位苏格兰高地的英格兰工程官员1730年左右发表的意见说：“他们（山地人）分为在首领或领袖｛chiefsorchieftains｝统治下的部落或克兰，每个克兰又从主干分出各自有首领领导的分支。这些分支又分为五、六十人的小分支，他们从各自的首领起计算自己的世系”（斯金《山地人》第1卷第156页）。戴维斯所描述的情形与印度联合家庭在一个成员死亡时发生的情形相似（第187页）。尤其在一切收益均归“共同钱柜或钱袋”的地方，任何人生命的停止都会产生联合在家族集团的所有亲属潜在地、即使不是现实地分配死者那份财产的结果。在联合家庭解体时，如果财产不是percapita｛按人头｝，而是perstirpes｛按支系｝分配，那么这就符合戴维斯的首领“按每个成员的世系古老程度｛accordingtohisantiquity｝”分给他一份的说法了（第187—188页）。加维尔肯德产生于农村公社的平等的或定期的土地分配。最后的结果是：“最后一个占有者的子孙 ║（而以前这还在生前就已经进行了）║ 排除所有其他的人而占有他的财产，而在家庭之外的那一部分公社成员的权利则缩小为对出卖的否决权或对耕作方式的监督权”（第189页）。 在戴维斯的报告（见前）中看来与布雷亨法、尤其是与其中的《科鲁斯·别斯克纳》（它规定了部落土地的权利）矛盾的地方，是他除塔尼斯特里制度外只知道“加维尔肯德”制度，而在布雷亨法中除“塞普特”以外还有其他的（不是部落的或血族的）“财产”形式。沙利文博士在序言（《布雷亨法》）第CLXX页说：“根据爱尔兰的习俗，财产起初只传给死者的男性后裔，每个儿子分得相等的一份……但是，如果没有儿子，最后由女儿获得继承一切的权利。”（这与肯特郡的加维尔肯德制度类似。）《科鲁斯·别斯克纳》暗示，在一定情况下土地至少可以永远让渡给教会（第191页）。可能在某一时期，爱尔兰的加维尔肯德制度（明白地说就是在塞普特内分割死者的土地），在肯特郡实行的现代的加维尔肯德制度，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许多继承形式并存于爱尔兰。布雷亨法的作者作为法学家和教会的朋友 ║[诸事如意的梅恩以其一贯假殷勤的柏克司尼弗口吻还加上：（或许是）作为自己国家的同情者！]║ 特别倾向于财产在各个家庭内继承（第193页）。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曾经经常发生这种情况：首领除了按职位属于他的领地外，还占有英国法学家称之为小领地的大地产。史册上载有两个爱尔兰大首领把这种地产分配给自己的亲属的例子。十四世纪时康瑙尔·莫尔·奥勃莱恩把大部分地产分给了由他的亲属构成的塞普特 ║（即氏族）║ 的不同家庭，只留1/3中的1/2，即1/6，并把这1/6分给他的三个儿子，给自己只留下租金。在十五世纪末，托蒙德国王康瑙尔之子达弗·奥勃莱恩的儿子多诺·奥勃莱恩，将其全部土地分给了他的十一个儿子，自己只保留了邸宅和附近的土地。这两件事相隔一世纪。在前一情况下，土地经过几代人仍然处于未分状态；在后一情况下，土地已经是定期分配了。康瑙尔·莫尔·奥勃莱恩分配了塞普特的遗产，多诺·奥勃莱恩分配了家庭的遗产。——（瓦兰西《爱尔兰古籍汇编》第1卷第264、265页。 ║参见哈弗蒂著作。梅恩使用了写于他之前的爱尔兰作家的著作，却不提他们的名字）。║ 康瑙尔·莫尔·奥勃莱恩似乎（！）很重视氏族［注：梅恩原文作：“家庭始祖的后裔”。——译者注］所分成的不同的支系｛stirpes｝或分支｛stocks｝；符合戴维斯的关于将无人继承的那一份“按成员的世系古老程度”分给塞普特成员的说法。在最古老形式的联合家庭 ║（应叫作氏族）║ 和由它产生出来的组织农村公社中，这些分配都是percapita｛按人头｝，后来就perstirpes｛按支系｝分配，在后一种情况下，特别重视联合家庭 ║（应为氏族）║ 的始祖的后裔所分成的各个世系，并且让他们保有自己的权利。最后各个分支本身就脱离了联合家庭 ║（氏族）║ 所构成的那种外壳，每个人的那份现在定期分配的财产 ║（梅恩未解释这种向定期平均分配的转化）║ 在他死后分给他的直系后裔。这当儿，现代形式的财产就确立起来了。不过联合家庭未完全失去对继承的影响。 ║[“现代形式的财产”根本不是这样确立的；例如请看俄国的公社]║ 如果没有直系后裔，那么联合家庭的规则至今也还决定着遗产的取得。如果血缘较远即旁系继承，则按照较原始的形式，即percapita｛按人头｝，如果继承者是较近的亲属……则perstirpes｛按支系｝（第194—196页）。 上述两个首领生前分产的事，在印度联合家庭中也有；《奥德赛》中的老首领莱尔特斯，当他完全衰老时，他同样也放弃他的权力，只保留了他所支配的财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较穷的自由民｛freeman｝”则成了条文（布雷亨法）中常提到的部落中的“高级”领养老金者（第196页）。 ║[把按遗嘱继承所产生的死后分产看作某种特殊东西，这是一种现代的偏见。例如，即使在变成家庭的私人占有地以后仍属共有的地产，即家庭共有、每人都有自己想象的一份的财产，在｛家庭的首领｝死后也依然如此，不管家庭是继续一起生活或是实际已分开都一样；因此只要家庭的首领愿意（或者象在印度联合家庭里那样，共同继承人强迫选举的或继承的家庭代表同意），分产在他生前就可进行。梅恩把印度现存的那种私人家庭（而且，这种家庭在城里比在农村多，在地租占有者那里比在农村公社的实际劳动者那里多）看作塞普特和克兰从中发展起来的基础，他的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也可以从下面一段话中看出。在他说了║ “克尔特首领拥有的遗产分配权”实质上就是《密陀娑罗》给“印度父亲”规定的那种体制之后，接着说道：“这是属于联合家庭中血统最纯的代表的部分特权 ║（表示氏族关系和部落关系的愚蠢说法）；║ 但是随着联合家庭、塞普特或克兰更加人为化，分配权越来越带有看来象纯粹行政的权力的趋势”（第196、197页）。 ║情况恰好相反。对于无论如何不可能忘怀英国私人家庭的梅恩说来，氏族以至部落的首领的这种完全自然的职能，自然正因为他是它的首领（理论上说始终是“选举的”），所以就表现为“人为的”和“纯粹行政的权力”，而现代的paterfamilias｛家庭之父｝的专断，从古代观点看，正象私人家庭本身一样，恰好也是“人为的”。]║ 按照印度法的某些制度，父亲在生前分配财产时，有保留两份的权利，而按照印度的某些习惯，长子在与他的兄弟分父亲的财产时，他比别人多分一份。类似希伯来古代史中“长幼继承权”｛birthright｝［注：按希伯来人古代的习俗，长子或幼子继承较大的一份遗产。——译者注］。不要把它和长子继承制的权利相混。 ║[请看前引的哈弗蒂著作，就可证明梅恩先生的爱尔兰先行者早在他之前就确认了这一点，他们把加维尔肯德制度下的这种不平等与塔尼斯特里制度很明显地分开，并把它归结为长子的义务等]。接着，他企图把这种多得一份解释得更合理，说什么双份是║ “奖赏，或者说公平分配的保证”（！）， ║并且指出，║ 它常常与只拿无法分的东西和住宅和某些什物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这种特权有时落到幼子身上而不是长子身上（第197页）。希腊人、罗马人和闪米特人都不知道长子继承权（犹太人等等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事实是前王的长子继承他的王位；希腊哲学家也认为在社会的早期，人口较少的集团，家族和村落，由长子接长子管理（第198页）。 在条顿族野蛮人入侵西欧时长子继承权也不是习惯的继承制度。条顿自由民的自有产——理论上是他在部落由于征服而最初定居时所获得的一份，如要分产时，由儿子均分，或由儿均分。但是看来长子继承权只是随着这些野蛮人才迅速地传播到西欧各地。 ║梅恩在这里又遇到因不了解氏族的本质而来的新的困难，即代替长子的是║ 死者最年长的男性亲属 ║（这在氏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是正常现象，因为最年长的男性亲属——在女系已被取代的地方——比死者的儿子更接近死者的父亲），或者是║ 无论长子继承或是最年长的亲属继承，不经他们所属集团的全体成员选举或认可，都属无效（第199页）。 ║[这比其他一切都更要正常，因为在理论上首领始终是选举的，当然只是在氏族内，相应地也在部落内。]为了解释后一点，梅恩先生又到他心爱的印度联合家庭里去找避难所，║ 在那里家长死后，要分家就平分；否则就选举，大多是选举长子；如果长子无能而被否定，就不选举他的儿子，而大多是选举死者的兄弟；所以就出现一种选举制与不确定的继承制相混合的情况，这种情况从欧洲早期长子继承权的例子中也可看到（第200页）。所以从首领的家庭里选出部落首领，“作为整个血缘团体的最纯血统的代表”。 ║[如果指的是真正原始的公社，那就是胡说。请看，例如红种的印第安人，易洛魁人。相反，由于按传统大多是从同一氏族或某些氏族中选举，此外又是从该氏族的某个家庭中选举，后来，在改变了的情况下，这个家庭就可能被当做“最纯血统的代表”。]║ 也有一直从两个家庭中轮番［注：梅恩原文作：“任取其一”。——译者注］选举的例子（第200页）。 ║军事领袖最初就是部落首领本人，这也是梅恩先生杜撰的。相反，前者是按他个人的能力挑选的。斯宾塞（梅恩引了他下面的话）对于叙述他自己所看到的事实来说是相当的权威，但这些事实的起源，根据斯宾塞对这些事实提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无法解释的。下面是引自斯宾塞的话：║ “所有爱尔兰人都有这样的习俗：他们在自己的一个主要领主或首长去世后便立即到一个约定的或他们所知道的地方集会选举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他们提名和选举的大多不是已故领主的长子，也不是他的任何其他孩子，而是与他血统最近的最年长和最有德行的人，一般就是他的下面的一个兄弟，如果有的话；不然就是他下面的一个堂兄弟……根据谁在这个亲属｛kindred｝集团或者说塞普特内年纪较大而定。接着，在选首领的同时，他们选血统与他最近的人为塔尼斯特，作为继他之后担任该领袖地位的人，如果继承者能活到那时的话……因为，在首领死后，如果领主的称号传给他的儿子，而儿子可能年幼，他人也许会来插手，以武力将他撵走，而他又无力保卫自己的权利，抵挡外人的势力。所以他们把领主的称号交给亲属中最年长的人，因为这个人通常已经成年，经验较多，有能力保持遗产和保卫乡土……对于这个任务，塔尼斯特是随时准备好了的，一旦首领突然去世，或者阵亡，或者出外保卫乡土，使其免遭这类危险，他就担当这项任务。”（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见梅恩著作第201—202页）。 ║梅恩根本不提爱尔兰作家已经谈到的东西（参看上引哈弗蒂著作），却把下面一点当作自己的发明：║ “被视为一种财产继承规则的长子继承权，在我看来乃是部落领导衰退时的产物”（第202页）。格兰维尔 ║（在亨利二世朝，约当1186年）║ 就英国的军役田占有权写道：“当一人去世，留下一幼子和孙子即长子的孩子时，在儿子和孙子这两者中法律究竟倾向让谁优先继承，存在很大疑问。一些人认为幼子比孙子更有权继承，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孙子比他的叔父更合适。”（格兰维尔，第7卷第7页）。在苏格兰高地的一些家庭中也有关于继承某克兰的领袖称号的权利的争论（第203页）。 ║梅恩不懂得事情的全部实质；他以为，例如叔父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更能防卫；反之，一俟局势在国王的中央权力下变得较为和平，║ “下属首领的战略能力的价值将下降，对血统纯洁性的重视在较小的血缘团体里将起无限的作用”（第203页）。 ║[这是纯粹的胡说。问题在于个体家庭逐渐确立了对氏族的优势（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一起）。父亲的兄弟比父亲的任何儿子更接近二兄弟共同的祖先；因此儿子的叔父比任何一个儿子更接近｛他们的父亲｝。到父亲的孩子凭家庭的关系参与分配，而氏族只继承很少遗产或完全不参与继承之后，对于公共职能如氏族首领、部落首领等等来说，古老的氏族规则可能仍占优势，不过两者之间不可避免产生斗争。]║ 在布鲁斯与贝利厄尔因苏格兰王位发生冲突时，女儿的后裔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第204页）。（爱德华一世作出了支持贝利厄尔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必须等年长的孩子的后裔都不在了，年幼的孩子的后裔才能得到称号。）只要是长子代替叔父继承了“下属首领的职位”，他无疑也就得到“附属于领主职位的那部分应该不加分割地交给塔尼斯特的土地”（第204页）。所以，后来所谓的“领主领地”就日益带有不过是按长子继承权传授的财产的性质（第204页）。 这种长子继承的原则，后来逐渐从领主领地推广到了所有有领主头衔的庄园，而不管它们是怎样获得的，并且最后决定了整个封建化欧洲的特权阶级的继承法（第204、205页）。法国的“parage”——按照这种制度，长子的近亲对家庭财产仍然享有权利，不过他们是以与他平等的身份从他那里得到这种财产的（第205页）。 根据伊丽莎白朝第十二年（1570年）的一项法令，授权爱尔兰代总督｛lorddeputy｝接收上交土地，并把庄园再赐给爱尔兰人｛Irishry｝。戴维斯说：“爱尔兰的领主们上交了整个整个地区，又以领受赏赐的方式整个再领回来，不给其他任何人，只留给他们自己，并且是作为领地。在作这些赏赐时，根本没有考虑人民的次等塞普特……所以在每次上交或者赏赐以后，整个地区就只有一个自由地产主｛freeholder｝，那就是领主本人；所有其余的人都是 ║[都被伊丽莎白的法令变成]║ 无定期的佃农｛tenantsatwill｝，或者，确切地说，依附佃农｛tenantsatvillenage｝”（梅恩著作第207页）。 在布雷亨法（《艾锡尔书》，即第三卷）中，爱尔兰家庭被分为格尔芬，戴尔勃芬，亚尔芬和英德芬｛geilfine，deirbhfine，iarfine，indfine｝（后三种可译为真正的，后继的和最终的家庭）。第三卷（收有《艾锡尔书》的布雷亨法）的编者说：“在家庭中，它的17名成员组成为4个组，年幼的一类称为格尔芬组，由5人组成；第二类是戴尔勃芬组，第三类是亚尔芬组和全体中最年长者的英德芬组，这几组各由4人组成。整个组织由17人组成，也只能由这样多的人组成。 ║[（3×4＋5）]。║ 如果格尔芬组内诞生了一个人，它的年龄最大的成员就升入戴尔勃芬组，戴尔勃芬组的年龄最大的成员转入亚尔芬组，亚尔芬组的年龄最大的成员转入英德芬组，而英德芬组的年龄最大的成员则完全脱离这个组织。看来，这种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是由于新成员的增加，而不是由于年长者的死亡”。 ║（梅恩所引用，第209页。） 根据梅恩的说法（必须把这家伙与爱尔兰人的著作对照）║ 联合家庭或塞普特的任何成员都可被选为起点，并成为他有多少儿子就会长出多少个这种17人集团的根。一旦一个儿子有了4个孩子，就形成一个由5人组成的完全的格尔芬组；如果这个儿子或他的男性后裔中的任何人又生了一个男孩（儿子），那么格尔芬组的年龄最大的成员——只要他不是这个组的起始的人，这一点始终如此——就转入戴尔勃芬。在这样生了一些孩子以后，就完成了戴尔勃芬组，如此继续下去，再组成亚尔芬和英德芬，即后继的和最终的家庭。格尔芬组的第五人应当是生这16个后裔的父亲；显然，他在条文中被视为格尔芬的首领（第210页）。 布雷亨法学家多次提到格尔芬组既是最高的也是最年轻的组。惠特利·斯托克斯告诉梅恩说，格尔芬＝人手之家；也就是说“gil”等于人手（这是奥卡里的解释），实际上＝χε ιρ；而人手在许多雅利安语中＝权力，尤其是家庭的或家长的权力；因此希腊文υποχειριος和χέρης等于处于权力之下的人；拉丁文“herus”（主人）来源于与χειρ同语族的一个古字；同样还有拉丁文的manus，inmanu等等，在克尔特语中是“gilla”（仆人，瓦尔特·司各脱的“gillie”）（第216、217页）。 ║由此产生梅恩的一个伟大思想：在爱尔兰式的家庭划分的背后，乃是patriapotestas｛父权｝，实行划分的基础║ 是脱离父权的制度。格尔芬——人手之家——由父亲和四个直接处于他的权力之下的亲生的或收养的儿子组成。其他几个组都是脱离了父权的子孙，他们离开构成那个真正家庭或有代表性的家庭的组越远，其高贵性也就越少（第217页）。罗马的家庭与此相似，在那里，脱离了父权的家庭成员也落到。capitisdeminutio｛逐渐失去地位｝的状态（第218页）。 爱尔兰式的家庭划分，似乎只有在涉及死后继承的法律时才有重要意义。但这是一切社会都实行的规则。在古代的家庭结构停止影响其他一切的时候，它还在继续影响继承（第219页）。布雷亨法条文的作者常常把格尔芬组比作人的手。沙利文博士说：因为它们代表家庭的正在发展的各支脉的根，所以称它们为cuicmeranafine，或“芬的五个指头”（第220页）。爱尔兰法律条文中所说的patriapotestas｛父权｝是指父亲对儿子的“追究、作证以及审问”的权力（同上页）。参看泰勒论“手指计数法”（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因为人手有五个手指，所以五是最早最大的自然数。早期的英国城区以城市长官｛reeve｝和四人作代表；印度的潘查亚特（第221页）。 英国的城市法｛BoroughEnglish｝。根据该法，父亲的城市租地｛burgage-tenements｝由最小的儿子继承，而不是由最大的儿子继承（第222页）。布莱克斯顿为说明这一点，援引杜阿尔德[206]的话说，由幼子继承的习惯在鞑靼人中很盛行；年纪较大的儿子一到能过放牧的生活，他们就离开父亲，“带着分给的一部分牲畜”另找新的住地。年纪最小，留下和父亲一起呆得最久的儿子，是他的房屋的当然继承人，因为其他的儿子都已经分了东西（第222页）。根据《威尔土法律》[196]，所有威尔士的农民都有这一习俗：“在弟兄们分遗产时，年纪最小的应分tygdyn，即父亲的房屋和属于他的8亩地”（《威尔士法律》第2卷第780页），此外，还有些什物；其余的儿子分余下的东西（第223页）。仍然处于父权｛patriapotestas｝之下的年纪最小的儿子比其他的儿子受优待（同上页）。长子继承权……来……自首领（克兰的）。相反，“英国的城市法”与“格尔芬”一样……却来自古代关于与父权相联系的家庭的观念（同上页）。［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八章《原始观念的发展和传播》。——译者注］ 在布雷亨法中，爱尔兰文fine｛芬｝被用来表示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代表塞普特，代表部落等等（第231页）。爱尔兰家族允许收养。塞普特按规定的条件——FineTaccair接受外来者；部落包括来自其他部落的逃亡者，这些逃亡者只是通过首领与部落联系（第231、232页）。 沙利文博士在导言中指出行会起源于古爱尔兰常见的放牧合作社；同一词也用来表示按契约结成的合伙团体以及由同一血统形成的共同继承人｛co-heirsorco-parceners｝的团体（第232页）。 “圣者之族”或亲属观念，被应用于寺院及其僧侣和主教，也被应用于宗教团体等的集体组织（第236页及以下各页）；总寺院的主持和所有较小寺院的主持都是“comharbas”或者说圣者的共同继承人（同上页）。《古制全书》有整整一节讲收养法，其中极为详细地论述了一家接受另一家的孩子来抚养和教育时双方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第241页及以下各页）。这被列入“戈西普列德”｛gossipred｝（宗教的亲属关系）一类（第242页）。 ║[同一母亲的乳汁养育不同祖源的孩子。这使人想到母权制和由它而来的规则。可是梅恩好象还不明白这一点。]教学收养（第242页及以下各页）。║ 一些英国著作家把布雷亨法学家本身看作一个社会等级。爱尔兰的史料证明，任何受过特别训练的人都可成为布雷亨。到英国考察者开始研究爱尔兰时，布雷亨的技艺和知识已经在隶属于或依附于各部落首领的某些家庭中变成世袭的。印度的现在普遍被称为种姓的许多行业和职业也明显地经历过这种变化。一个印度的土著很难理解例如为什么儿子不应当继承父亲的知识，从而继承他的职位和义务。在由当地王公进行管理的英印诸邦中，职位世袭实际仍是普遍的规则。但是这并不说明那些构成大量人口中的确定部分的种姓的发展。在这些种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在印度留存了下来，那就是婆罗门种姓，所以人们都猜想从婆罗门来的有关种姓的全部理论文献是建立在只存在一个婆罗门种姓的基础上的（第245页）。在爱尔兰人那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的集团都被认为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第247页）。这样，“亲族同胞的组合逐渐褪色，变为同伙和行会弟兄的集合——养父母、教父、教堂师生关系（老师与学生）都带上生身父亲的色彩；教会组织与部落组织合流了”（第248页）。［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主要是梅恩著作的第九章《原始法律的权利维护手段（一）》。——译者注］ 最大的布雷亨法学论著——《古制全书》的绝大部分都是有关财产扣押的。这里指的是对法的原则说来最重要的程序。 在尼布尔1816年发掘出来的盖尤斯手稿第四卷的开头有关于古Legisactiones的片断的和不完全的叙述。Actio一般地说＝行为、实行、行动（西塞罗《论神之本性》）。Deosspoliatmotuetactionedivina；actiovitae；他的《论义务》第1卷，5（＝有活力的行为）；其次actiones＝社会职能或义务，如actioconsularis；再其次是：谈判、协商，如discessuconsulumactiodepacesublataest等；政治措施或运动；城市长官对人民的讲话。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的意思，即Legisactio：诉讼、起诉、案件，同起限定作用的属格在一起：actiofurti，即关于偷盗的诉讼；以及同de在一起：“actioderepetundis”（要求发还被城市长官勒索的钱财的诉讼）；actionemalicuiintendere，actioneminstituere（对某人起诉）。“Multisactiones（诉讼、起诉）etres（提起诉讼的财产）peribant”（李维）。 因此一般是：法律程式或诉讼形式（程序）“indeillaactio∶opeconsilioquetuo，furtumajosfactumesse”，actionesManilianae（关于买卖的形式）。“Darealicuiactionem”，准予提出属于裁判官职权范围内的诉讼。“Remagereexjure，lege，causa等”，向法庭控告，起诉或诉讼。 Lege，相当于legem——agere，依法起诉，执行法律的方式，执行判决。“Legeegitinhereditatempaternamexheresfilius”［注：没有得到遗产的儿子依法提出关于父亲遗产的诉讼。——编者注］（西塞罗《论雄辩术》第1卷，38）[207]。 边沁把规定权利和义务的实质法与作为实施这种法的规则的程序法区分开来。在较古的时代权利和义务是程序的修饰语而不是相反。那时困难不在于了解人有什么权利，而在于获得权利；所以达到目的的方法，不管是武力的或是合法的，都比目的本身的性质更重要……在很长时期内最重要的是“维护权利的手段”｛“remedies”｝（第252页）。 古代（罗马）的第一个诉讼法是LegisActioSacramenti｛誓金诉讼法｝，它是罗马一切诉讼的无可争议的母体，因而也是现今世界上使用的大多数民法方面的维护权利手段的母体。[法律上的sacramentum｛誓金｝是指诉讼的双方为讼案先存给tresviricapitales｛裁判官｝一笔钱，以此作保，之所以有这样的叫法，是因为败诉一方所存的钱用到了宗教目的上，尤其是用作了sacrapublica｛公祀｝；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因为这笔钱存到了神圣的地方。费斯图斯：“……交给法庭的审理费称作sacramentum｛誓金｝，来自sacrum一字。原告和被告双方交500铜阿司给教长保管作为审理某些案件的费用；审理其他案件尚须交法律规定的其他费用。胜诉者从教堂取回他存的钱，败诉者存的钱则充公”。瓦罗。][208] 这种Actiosacramenti｛誓金诉讼｝是司法起源的一种戏剧化。两个武装的男子扭斗，裁判官从旁而过，他加以干预，制止这种争斗；争论双方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情由后，同意他做裁判；他的处理是：败诉的一方除放弃争议的东西外，还要支付公正人（裁判官）一笔钱（第253页）。 ║（这倒更象法律的争论怎样变成了法学家版税收入来源的戏剧化！而作为法学家的梅恩先生却把这叫做“司法的起源”！）║ 在这种戏剧化中原告手持一棍，按盖尤斯的解释，棍代表矛，即武装勇士的标志，这在罗马和西方其他许多社会中是绝对地和排他地占有财产的象征 ║（无宁说是作为罗马等地财产的起源的暴力的象征！）。║ 在罗马人那里己不过是一种形式的原告和被告的争论（陈述和答辩不过是流于形式的问答），在其他社会还是长期存在的现实，并且保留在决斗断讼法｛WagerofBattle｝中，这一断讼法作为英国的法制直到“我们父辈的时代才最终被废除”（第255页）。 争论的双方对他们争论的是非投下一定赌金——Sacramentum，赌注归公共金库。这样的赌金（在许多古时的法制中都有），就是最早的讼金的实例…… ║[LegisActioSacramenti｛誓金诉讼｝是这样实行的（这也说明法学家的隐秘的本性）：最重要的是Lex即成文法，但也是就字面而言——不是法律的精神，而是法律的文字，公式。]所以盖尤斯说：如果你根据LegisActio║ 控告别人损坏你的葡萄藤，而你把它们叫做藤，肯定会败诉；你应当称它们为树，因为十二铜表法中只谈到树。条顿法令集——《法庭注疏》——中也有同样性质的条例。如果你为了牛而起诉，把牛叫做牛，会败诉；你必须用它古时法律上的名称“畜群之首”。你必须把食指叫做“箭指”，把山羊称为“啮韭葱者”（第255、256页）。 盖尤斯接着讲的是Condictio｛通知｝ ║[在《法学汇编》中：返还请求]；║ 他说，它是由纪元前六世纪两种罗马法律即LexSilia和LexCalpurnia创立的，但是据信只受这两种法律的调节；它得名于原告给被告下通知，要求被告三十天内到裁判官处，以便能任命一位judex或仲裁人[condicere是谈话、赞同、决定、任命、宣告；“condiceretmepusetlocumcoeundi”，“condicererem”，返还请求，“pecuniamalicui”（乌尔皮安努斯）。]在condictio之后，双方进入“sponsio”和“restipulatio”。Sponsio是郑重许诺或约定、担保、保证，“《sponsioappellaturomnisstipulatiopromissioque”《法学汇编》，50，16，7。“NonfoederepaxCaudinasedpersponsionem（通过担保）factaest”［注：“卡夫丁和约不是根据同盟条约，而是通过担保签订的”。——编者注］（李维）。特别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协议败诉者应付给胜诉者一定的钱。“Sponsionemfacere”（西塞罗）。最后：按协议作为担保品提出的一笔钱，赌注（竞技、竞赛中下的赌注，作为赌金等所押下的东西）。 Restipulatio[是对应的约定或义务（西塞罗），restipulor，规定对应的约定或义务。][207]在作了condictio后，双方进入“sponsio”和“restipulatio”，也就是在他们各自的要求的合理性上投下正式的赌注（不同于所谓的Sacramentum｛誓金｝）。赌金通常等于赌物的价值的三分之一，它最后归赌胜的一方，而不是象Sacramentum那样归国家。 ║[另外，带有内在讽刺意味的是，诉讼双方象赌博那样毫无把握地硬赌，这种讽刺罗马的司法制度却没有意识到！]║ 盖尤斯从Condictio又谈到ManusInjectio和PignorisCapio这两个actioneslegis，它们与actio的现代概念并无共同之处。Manusinjectio被明确肯定最初是惩罚被法庭判为债务人的人的罗马方式，它是罗马贵族对付不履行义务的平民债务人的残酷手段，因而推动了影响罗马共和国全部历史的一系列人民运动。PignorisCapio最初完全是法庭以外的行动。采取这种行动的人，在一定情况下强占（扣押）他有权对其提出要求但未对其起诉的人的财产。这种权利——强占权——最初只限于给予士兵，以对付那些应当供给他们薪饷、马匹和粮草的官员；也给予供祭祀用的牲畜的出卖者，以对付不付钱的买者；后来扩大应用到逾期未纳国家赋税的债务人身上。类似的东西在柏拉图的法律中也可以见到，也是作为对付破坏兵役或宗教仪式这些社会义务的手段。 ║（这是波斯特向梅恩泄漏的。）║ 盖尤斯说，PignorisCapio在没有裁判官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一般是用来对付债务人的，并且说，即使在法庭不开庭时它也能付诸实行（第256—259页）。 Legisactiosacramenti规定立即将争论交与在场的仲裁人；Condictio规定交与仲裁人三十天后裁决，但那时双方已在他们争论的是非上投入了各自的赌注。早在condictio成为罗马最重要的诉讼形式之一的西塞罗时代，在这种诉讼中就附有对起诉人的单独罚款（第260页）。 ｛梅恩｝认为，PignorisCapio到十二铜表法时代虽已陈旧过时，但还是可以强占对方的动产，直到对方屈服为止（第260页）。 所以英国法律中有财产的查抄或扣押权（作为权利维护手段的所谓Replevin｛发还扣押物｝与它有关）——例如时至今日地主有强占他的未交租的佃农的财产的权利，合法的土地所有主有扣押损坏他的庄稼和土地的走失的牲畜的权利（第261、262页）。在后一场合，牲畜要扣押到赔偿了损失为止（同上页）。 在诺曼人征服英国之前就已实行扣押财产，也就是攫取nams，这个词曾保留在法律语汇中为withernams（第262、263页）。在亨利三世时代只限于某些特殊诉讼和违法行为。那时是：一人强占另一个他认为给他造成了损失的人的财产（几乎总是牲畜），并把这些牲畜赶进pound（由盎格鲁撒克逊的pyndan而来），也就是为此目的而圈起来的空地，通常都是露天的……一种最古老的英国法制；这种村圈｛village-pound｝比王座法庭，甚至比王国本身都远为古老。在牲畜被赶往畜圈的道上，主人有法律认可的夺回这些牲畜的有限权利，但是他行使这一权利要冒很大危险。一俟牲畜安置在圈起来的地方，圈内牲畜｛impoundedbeasts｝——这时圈已经找到——就应由牲畜的主人喂养，而不由扣押者喂养；这一规定只是在当今朝代才修改了（第263页）。如果牲畜的主人根本否认扣押者有扣押财产的权利，或者已向扣押者提出担保而扣押者仍拒绝释放牲畜，那么牲畜的主人就可以请求皇家大法官法庭指示郡守“实行replevin｛发还扣押物｝”，或者口头向郡守申诉，郡守就会立即实行“replevy｛发还｝”（第264页）。 [Replévin（to），斯宾塞，to“replévy”；replegio，中世纪拉丁文，来自re和plevir或plegir；法兰克语：提出担保，按约翰逊的解释，意为：收回或在有担保的情况下释放被扣押的东西；他从《休迪布腊斯》中援引道： 你是牲口，见草就吃， 毫不新鲜，从不稀奇， 至少对我说来如此， 曾记否，是我把你从圈里开释｛fromthepoundreplevin｝。] 在为实行Replevin向法庭起诉时，被扣牲畜的主人是原告，扣押者是被告（第265页）。“Takinginwithernam”｛倒扣押｝在英国古代法中是指：如扣押者拒绝向郡守出示被扣的牲畜或已将牲畜转移出郡守的司法辖区，郡守就会宣布扣押者破坏王国治安而予以逮捕｛“hueandcry”｝，并扣下他的价值比他未交出的牲畜多一倍的牲畜；这后一情况就是“takinginwithernam”｛倒扣押｝（同上页）。这种扣押、释放和倒扣押起初是杂乱无章的行动，由法律介入其中调节（同上页）。扣在圈中｛impounding｝的形式：牲畜被扣者应当喂牲畜（他仍有所有权的标志），扣押者则禁止役使牲畜——扣押财产权成为迫使赔偿损失的一种半合法的手段（第266页）。布莱克斯顿指出，免除某些财产如耕畜和劳动工具作扣押物，从而缓和扣押权，本意不是对所有主宽大为怀，而是因为没有耕作和做工的工具，债务人永远偿付不了他的债务（同上页）。这一程序的最后的——历史上也是最后的——一步是国王通过他的代理人郡守的干涉；即使郡守看到了他要看的牲畜，他也不能采取什么行动，除非牲畜的主人准备提出保证，由法庭审理他和扣押者之间的问题；只有到那时国家的司法力量才起作用；司法权是通过郡守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牲畜而实现的。扣押者失掉物质担保品——牲畜；牲畜的所有者负上个人责任；所以双方不得不最后请求司法仲裁（第267页）。 ║[这整个司法程序表明国家权力——即法庭——还没有牢固到使人一开始就服从其法律权威的程度。]║ 几乎所有的蛮族法律都提到pignoratio或财产扣押。西哥特法典｛LexVisigothorum｝明确禁止这种作法；伦巴德法典｛LexLombardorum｝允许在简单提出偿付要求后这样做。撒利法典——根据德国最新的权威判断编纂于塔西佗时代与法兰克人入侵罗马帝国时代之间——含有非常确切的规定，对这些规定佐姆最先作出了完满的解释[209]。在这一制度中，扣押还不是法律上的权利维护手段，而是一种法庭以外的补偿方式，但是它已经与明确规定的非常复杂的程序联系在一起。原告应事先向他指控的，并准备扣押其财产的人发出一系列正式警告。他在扣押财产之前，须通知此人到人民法庭，并由该法庭的民选官员州长宣布允许扣押财产的手续。只有到那时他才能扣押对手的财产。与此相当的是，卡纽特的命令中规定任何人不得攫取nams，除非他向州｛hundred｝三次要求；如果第三次他仍未受到公正对待，他就应到郡议会｛Shire-gemot｝去，郡将给他第四次，如果这次也失败，他就可以扣押财物（第269、270页）。 这个制度的仍保留在英国习惯法中的部分（或许正因为这样它才得以保留下来），最初多半是领主用以强迫佃农纳贡服役的手段。英国法律比蛮族法律更古老的东西是：在英国，扣押财物事先通知这一点对承认扣押的合法性来说从来是不重要的，尽管成文法规定要使出卖扣押财物合法必须有这种事先的通知；在最古老的习惯法中也是这样，虽然扣押财物有时是跟在领主法庭审理之后，但这不一定是先决条件或者要求如此（第270—271页）。法兰克的司法程序完全为原告效劳。它是一种调节法庭以外补偿的程序。如果原告遵守正当的手续，那末法庭在允许扣押方面的作用是纯粹被动的……如果被告认输或者反驳对方失败，他不仅要偿付原来的债务，而且还要交付由于不执行先前的偿付通知而追加的各种罚款。这建立在假定原告始终正确和被告始终错误的基础上，而现代的原则则要求原告必须提供确凿的证据｛toestablishaprimafaciacase｝。早先人们认为，冒各种风险努力去索取赔偿的人，向人民大会申诉或坐在门口恳求国王公断的人很可能是有理的。在国王成为原告的情况下，原告有理的推论就长期保留在英国法律中，（英国）法学家之所以顽固地不喜欢准许囚犯请律师辩护就是由此而来的（第271—273页）。 盖尤斯对于LegesActiones总的说了这样的话：“它的威信所以下降，是因为古代法学家过于精细，使得事情变成谁犯一点错误，谁就彻底败诉。” 布莱克斯顿对于英国的财产扣押法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伴随着扣押财产而来的许多细节规定，使它在以前成了冒险的诉讼程序，因为稍有偏离就会破坏全局。” ║[古代法的极其琐细的诉讼手续表明法学与罗马卜师的宗教仪式或蒙昧人的巫医的魔术不过是一丘之貉！]║ 佐姆认为，用法庭以外的办法扣押他人财产以满足自己的要求的权力带有很大的风险；企图扣押财产的原告，如果忽略法律极其准确地要求的各种行动和言词，他除了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外，还要招来大量的罚款，就象他最初所提的偿还要求一样毫不留情地逼他交出（第273、274页）。在蛮族人那里，主要是迫使被告出庭和服从公正裁判，这在当时还决非理所当然（第275页）。按法兰克人的法律，有一类案件，如果从开始到判决都通过法庭审判，判决本身还不具有效力。如果被告明确许诺服从判决，那么伯爵或国王代表一接到正式通知就予以执行。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许诺，原告除了亲自向国王投诉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权利维护手段了（第275页）。 此后不久，在法兰克人定居罗马帝国以后，国王代表没有被告服从判决的许诺也执行判决了。在英国，这种变化，以及法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靠牺牲人民的司法权而获得的国王的司法权的发展。不过在英国的诉讼程序中还长期保留了一些老的作法的残余。所以国王总是根据微不足道的口实攫取被告的土地或扣押他的财物，仅仅为了迫使被告服从或完全服从国王的裁判。 ║[见瓦尔特·司各脱著作中一个人因债务而按虚构的蔑视国王的罪名被监禁。]║ 在英国保留扣押财产的法律是为了讨好地主老爷［注：梅恩原文作：“对地主方便的法庭以外的权利维护手段”。——编者注］。现代的——与最初的完全相反的——扣押财产的理论是：允许地主扣押财产是因为依问题的性质而论他总是必须向他的佃户贷款，他能不预先通知就扣押是因为人人都应该知道他何时交租（第277页）。起初认为扣押财产是有意破坏和平，除非由于扣押可以迫使被告服从法庭审判而常被默许（第278页）。［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十章《原始法律的权利维护手段（二）》。——译者注］ 《古制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讲财产扣押法。《古制全书》号称是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后在圣帕特里克影响下制定的爱尔兰法典（第279页）。它与条顿族的法律以及英国的习惯法很相似。在它里面也有“赶入圈中”。其特点是：“如果被告或债务人是首领一级的人物，不仅必须事先通知，而且必须对他斋戒坐索。所谓对他斋戒坐索，就是到他住的地方，在那里不进饮食等他一个时候。在这段时间内原告如果得不到对他的要求的满意答复或者保证，他可立即在法律代表、证人和其他人的陪同下扣押其财物”（第280—281页，参看《古制全书》第1卷编者注）。债务人如果不允许让人将他的牲畜赶入圈中，而是向债权人提供“可靠的担保物，例如他的儿子或者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以表示他将在一定时期内出庭依法解决，债权人就必须接受这种担保物。如果他不照他所允诺的那样出庭，那么就用担保物抵债”。[第282页。在奥德省直到今天还是身为地主的债权人在扣押财产时除攫取牲畜（这是首要的）外，也攫取人作为奴隶。见厄温《印度的花园》。] ║[实质上爱尔兰法律更接近蛮族法律，而不是更接近英国的法律。]║ “《古制全书》中的扣押财产，就象英国习惯法中的一样，不是一种主要限于主人对其佃户提要求的权利维护手段；如在撒利法典和其他蛮族法律中那样，它还扩大应用于破坏合同，而且就布雷亨法中已知的部分而论，它可能是提出各种要求的普遍方法”（第283页）。爱尔兰的延期审理（dithim）与蛮族法律的某些规定是一致的。按这些规定，当人们准备扣押某人的财物时，这个人要假装抵抗；按撒利法典，他要抗议这一企图的不合理；按里普利安法，他要拿着出鞘的刀站在门口，走一下这样的形式。这样一来，扣押被打断，有了研究诉讼是否正当的机会（第284页）。在爱尔兰法律中有一些特点与英国法律相同——在条顿人的法律中完全没有——这就是“impounding”｛赶入圈中｝，“takinginwithernam”｛倒扣押｝，尤其是不需要“任何法庭的帮助或批准”这一点（第285页）。（这只在（蛮族法律中的）伦巴德法典里才有）（同上页）。其次——这随着实施成文法才首次在英国实施——在布雷亨法中扣押牲畜不只是获得补偿的方法，而且也规定了怎样用牲畜抵偿扣押牲畜时所提的要求（第285页）。 佐姆企图证明［注：梅恩原文作：“我认为佐姆证明了”。——编者注］法兰克人的人民法庭并不执行它自己的决定；如果被告许诺服从法庭的裁决，那么就可要求国王的地方代表｛localdeputy｝加以执行，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许诺，那末原告就得亲自向国王投诉……在更早的时候，在王权尚未获得充分发展之前，法庭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一般的断公道，无宁说是为了给武力解决不法情事以另一种选择……斯堪的纳维亚的文献（参看戴森特先生的著作）[210]表明绵延不绝的战争和无尽无休的诉讼可以相与为伍；在杀人是常见现象的时代，会谨小慎微地实行手续非常复杂的诉讼程序……在法庭上争论代替了用武器来争论，不过这只是逐渐取代的……今天，当一个未开化的省份并入英印帝国的时候，就有大批的告状者涌到刚成立的法庭……无法再斗下去的人则诉诸法律以代之……紧急的申诉接替着急的争吵，继承遗产的诉讼代替世代相传的血仇（第288—289页）。 一般说来，大概是这样：随着法庭越来越强有力，法庭就首先控制以扣押财物来报复有罪过者这种野蛮人的做法 ║（但事情照旧，不过译成了法律语言而已），║ 并且最后把这些做法溶化到自己的程序中（第290页）。 爱尔兰的扣押财产法显然是在法庭的活动很弱并且很不经常的时候产生的（第291页）。 代替法庭的是起重要作用的法律代表（布雷亨法学家）（同上页）。 爱尔兰人把扣押财产作为权利维护手段，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他的手段，而英国狗［注：梅恩原文作：“英国人”。——译者注］却把爱尔兰人遵守他所知道的唯一法律算作死罪（第294页；参见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不仅如此。英国古代法律的细致规定（这些细致规定，正如布莱克斯顿先生所说，使扣押财产成了实行扣押的公民的“危险的诉讼”），足以使一个爱尔兰人，如果他在小心谨慎地试行外国法律时也许只犯最小的错误，就被地以绞刑（同上页）。 ║所以，如果他按自己本地的法律行事，就被吊死，如果他试图采用被强加的英国法律，也同样被吊死！║ 关于对债务人的“斋戒坐索”，《古制全书》这样说道：“当案件涉及下层人时，扣押财产要事先通知，除非案件是由上层的人提出或者控告上层的人。案件如果涉及上层的人，扣押之前需斋戒。谁不对斋戒坐索者提出担保，谁就是逃避一切的人；无视一切的人，就得不到上帝或人的好处。” 正如惠特利·斯托克斯首先指出的，这种做法流行在整个东方，相当于印度的“坐达那”[197]（参看斯特兰奇《印度法》）（第297页）[211]。今天在波斯还有这种突出的例子，在那里，打算用斋戒的办法来索取赔偿的人，先在债务人的门口撒一些大麦，然后在这些大麦的中间坐下（同上页）。 达那一词应与罗马的“capio”完全相当，意为“扣留”或“扣押”。见《摩奴法典》第8卷第49章（同上页）。在《维亚瓦哈拉·马尤加》中，引用祈祷主的话，说他在列举可以用来强迫债务人还债的合法手段时，曾提到“拘留债务人的妻子、儿子或者牲畜以及不断监视他的大门”（第298页）。 参看廷默斯勋爵关于十八世纪前在英属印度的这种“不断监视大门”形式的描写（载于福布斯《东方回忆录》第2卷第25页）。 阿尔弗勒德法典[212]有一条说：“让知道自己的敌人正在坐索的人，在敌人向他提出出庭要求之前，不要开始战斗。如果他有力量把敌人围住，关在屋内，就让他把敌人在那里围上七天，只要敌人呆在屋内，就不要攻击他。七天后，他如果准备投降，放下武器，就保证他三十天内的安全，并允许他通知他的亲戚和朋友。但是如果原告自己没有力量，就让他到郡长那里去，如果郡长不帮助他，就让他在他战斗之前到国王那里去”。最后规定：如果“坐索的人真正和原告的妻子、女儿或者姊妹关在屋内，就可以毫不客气地攻击和杀死他”。（最后这一规定也载于拿破仑《刑法典》第324条。）[213]盎格鲁撒克法律是迫于郡长或国王的世俗权力才实行的，印度的婆罗门法律则是怕在彼岸世界受惩罚而实行的（第303、304页）。“坐达那”为英国法律所禁止，但在印度各土邦中仍是普遍现象；它在那里主要是士兵们索取被拖欠的薪饷的手段，犹如在盖尤斯时在两种情况下仍然采用“pignoriscapio”那样，其中一种情况就是与拖欠军饷有关的（第304、305页）。［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十一章《已婚妇女的不动产的早期历史》。——译者注］ ║在第十一章《已婚妇女的不动产的早期历史》中，诸事如意的梅恩还不知道母权制（巴霍芬等）为何物，也还没有摩尔根的著作作为“精美的”家具摆在自己的周围。║ 根据Usucapio（后来称为Prescriptio，即时效权），一个人持续不断地在罗马人家庭中服役，他就成了家长的奴隶（第315页）。后来一般罗马人的婚姻是自愿的同居，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即可通过离婚而中止（第317页）。根据爱尔兰的古代法，妻子有某种不经丈夫同意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力，这也就是被那些 ║[笨头笨脑的英国的]║ 法官在十七世纪初特别宣布为非法的制度之一（第324页）。印度婆罗门的法学家完整地制定了 ║（这在摩奴[134]时实际上已经开始）║ 他们所谓的“精神福祉”的学说。由于死者的状况可以用适当的赎罪仪式来改善，所以，人们继承的或者说被转交给他们的财产一部分开始被这些法学家看作是一种基金，以支付举行超度亡魂，使其免遭苦难和沉沦的仪式的费用，一部分被看作是对合乎体统地举行了献祭所付的报酬（第332、333页）。 天主教教会的情况也一样：死者的财产的首要的和最好的用途是用来为死者的灵魂作弥撒，由这些看法中产生出了教会法庭的关于按遗嘱继承和无遗嘱继承的全部司法权（第332页）。 《密陀娑罗》[139]中说：“精神复活者的财产应作宗教之用，妇女不应继承这种财产，因为她没有资格举办宗教仪式”（第332、333页）。 印度立法中对妇女的宽厚之处，迄今表现在斯特里德罕（即不能由丈夫出让的已婚妇女的不动产）的｛风俗｝中，同样也表现在妻子的财产传给女儿或家里的女成员（参看斯特兰奇《印度法》）等 ║——梅恩先生对所有这些都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因为他完全不了解氏族，因而也不了解最初是由女系而不是由男系继承。这个蠢驴自己表明，他是透过什么有色眼镜来看问题的：║ “在组成雅利安人的 ║[让这种“雅利安人的”伪善言词见鬼去吧！]║ 各族中，可以肯定地说，印度人和罗马人一样，他们是把家长式统治的家庭集合起来组成他们的社会的。 ║[从尼布尔的著作中他应该早已知道，罗马人的家庭即使在它以父权（patriapotestas｝的特殊形式形成以后仍然包括在氏族中。]║ 所以 ║（柏克司尼弗的“所以”）║ 所以如果 ║（好一个“如果”，仅仅以梅恩自己的“肯定地说”为根据）——║ 在古代任何一个时期， ║[梅恩把他的“家长制的”罗马家庭作为事情的开端]║ 印度已婚妇女的财产完全摆脱了丈夫的控制 ║[就是说“摆脱了”梅恩的“肯定地说”]║ 就难以解释家族专制 ║[愚蠢的约翰牛的主要的心爱理论，醉心于自古以来的“专制”]║ 的义务为何特别在这个问题上放松了”（第323页）。 ║梅恩从《密陀娑罗》[139]中援引了以下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托马斯·斯特兰奇爵士在《印度法》中已经援引过[见该书第1卷第26—32页]。斯特兰奇的著作虽然在1830年就已经出版，而且是作为他的《印度法成分》的第2版，但却包含了更详细的材料来源，并对这一点作了分析。从斯特兰奇所引材料中更可以看出，早在《密陀娑罗》中，作者就已经不知道斯特里德罕的起源，更不用说后来的印度的法学注疏了；它的作者还企图对这一起源作出虚假的唯理主义的解释，就象西塞罗时代的罗马法学家对他们所不懂的古罗马的（对他们来说是“远古的”）法律习惯和公式所做的那样。这种唯理主义的解释的例子就是《密陀娑罗》中所说的║ 新娘“聘金”，“这是在迎亲的时候，在最后的仪式上授予新娘的，这时婚约已经缔结，婚礼已经举行，婚姻关系即将完全实现，而在此之前新娘还是同她母亲在一起”（斯特兰奇著作第1卷第29页）；斯特兰奇就印度人中的这种不过是缔结婚约的结果的迎亲进屋｛domi-ductio｝指出：它在罗马人中是完婚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之前新娘还只是“sponsa”，只要她进了屋，尽管还未进丈夫的卧室，她就成为“uxor”了。 ║斯特兰奇还说：║ “此外，印度妇女的聘金还伴随着一种反常现象，那就是在她死后，聘金按她本人的特殊继承方式相传”。 ║这种“反常现象”不过是以氏族女系继承制即原始继承制为基础的古代正常规则的片断的、仅限于一部分财产的残迹。 法律等等中的“反常现象”就是这样（语言中的例外也大多是更古老的原始的语言的遗迹）。过去的正常，在变化了的较后的情况下，就表现为“反常”、难以理解的“例外”。所有印度的法律文献和注疏，都是在由女性世系过渡到男性世系之后很久才写成的。从斯特兰奇著作中更可以看出，在印度各地这种反常现象是或多或少“完整的”遗迹。梅恩引自《密陀娑罗》的那个地方说：║ “｛斯特里德罕是｝结婚时在结婚的篝火前父亲、母亲、丈夫或弟兄给（妻子）的东西”。可是《密院娑罗》的编者却加了一句在其他地方未见到的话：“摩奴等人把她继承、购买、分到、扣押或者拾到的财物也称之为‘妇女的财产’”（《密陀娑罗》，Ⅺ，2）（第322页）。 婆罗门的注释家在此有很大的分歧。 ║对此，狡猾的梅恩作了这样的解释：║ 在雅利安人的公社中“妇女的单独财产的最早痕迹”见于“流传很广的叫做新娘价款的古制中。新郎在结婚时或结婚后第二天所付的价款，一部分给予新娘的父亲，作为出让家长权力或家族权力予丈夫而给予的补偿（！），但另一部分则交予新娘本人，一般归她独自使用，不与丈夫的财产混在一起。另外可以看到，在雅利安人的一些风俗中，妇女慢慢获得的其他财产权，已合并到她们对新娘价款所占的部分权利中去，大概（！）因为这一部分是唯一存在的妇女财产的形式之故”（第324页）。 ║相反，正确的是梅恩说：║ “实际上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婆罗门作家们在法律和宗教的混合问题上一直不断共同努力限制妇女的权利，看来他们已经发现这些权利已为更古老的权威所承认”（第325页）。 ║（在罗马，甚至针对妇女的父权的意义也被夸大，以对抗古代的相反的传统）。 婆罗门的卑鄙行为在“撒提”或者说烧死寡妇｛的习俗｝中达到顶点。这种作法乃是一种“非法行为”（“malususus”｝，并非“法律”，这一点斯特兰奇已经指出，因为║ 在摩奴和其他高级权威著作中都未见到有关它的叙述；这种｛习俗｝，“作为寡妇可以升入天堂的条件”，只不过是要求她在丈夫死后，寡居独处，生活清苦，行为端庄（波斯特著作，第245页）。在《沙斯特尔》中也仍然只不过是把撒提作了一下推荐而已（斯特兰奇上述著作第241页）。 ║但是请看上面，婆罗门自己是怎样解释问题（“财产应作宗教之用”）以及得到遗产的那些家伙的利益的（这些人也应为此支付举行仪式的费用）。斯特兰奇明确地谈到了“设下诡计的婆罗门”和“有利可图的亲属”（前引书，第239页）。║ 也就是：“在没有男性后嗣时，遗孀即作为继承人继承丈夫”（斯特兰奇著作，第1卷，第239页）。此外，“她的权利应当受到他的（已逝丈夫的）代表的维护”（前引书，第246页）。除她根据自己的权利而占有的“斯特里德罕”之外，她所继承的丈夫的东西（在他没有男性后嗣的情况下）都要转交给“丈夫的各继承人，不单是最近的继承人，而且包括所有当时在世的继承人”（第247页）。 ║这里问题便很明显了：撒提干脆就是宗教谋杀，为的是把一部分遗产交给婆罗门（僧侣）供举行（超渡死者）的宗教仪式之用，一部分通过婆罗门的立法给予有利于继承寡妇遗产的氏族，与丈夫较近的家庭。║ 由此产生了把寡妇烧死这种多半由“亲戚们”搞的卑鄙暴行（第239、240页，斯特兰奇著作第1卷）。 ║梅恩先生没有给在斯特兰奇那里已经见过的东西增加什么。他即使在概括时也只是说：║ “印度的法律，无论宗教的还是民法的，若干世纪以来经历了变化和发展，在某些 ║[！梅恩在提到僧侣和法学家以及一般上层阶级的代表时总是很有礼貌的！]║ 方面还遭到前后相继的婆罗门注释家的歪曲”（第326页）。 ║这一点斯特兰奇也是知道的，不过他加了一句话：教会的牧师在别的地方也干得并不更好！梅恩，这位英国庸人，把整个原始状态解释为“群体对其成员的专制”（第327页）！那时——即原始时代——边沁还没有发明梅恩认为很好地代表着新时代的“现代”立法的公式和动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啊，你这位柏克司尼弗！║ 我们看到，在丈夫死亡而无后嗣时，遗孀先于旁系亲属 ║（她丈夫的，而不是她自己的亲属，这一点梅恩忘记了说；在实行撒提时她自己的亲属只不过得到一点好处，即她证明自己是“信教的”）。║ 而终生继承遗产 ║（正如仔细研究斯特兰奇所引用的材料后所看到的，这种终生占有的说法也只是后来才出现的）。║ “现在，由于上等阶级的印度人的婚姻常常没有生育，所以印度最富有的省份（如孟加拉）的土地有很大一部分作为终生占有地掌握在遗孀手中，但是就是在孟加拉，到印度去的英国人发现撒提这种习俗……在富有阶级中也不是个别的，而是经常的，几乎是普遍的现象。” ║[斯特兰奇的著作比梅恩的著作早四十五年；斯特兰奇曾任马德拉斯的首席法官，并于1798年开始任职于马德拉斯管区司法部门（同上，序言，第ⅤⅢ页），正如他在自己著作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相反地说（当然是指马德拉斯管区的情况）║ “它（撒提的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较低的阶级，——这一点证明，它在宗教中的根子没有在该国法律中那样深”，第1卷第241页]。“并且，一般说来，投入火化自己丈夫遗体火堆自焚的，仅仅是没有子女的遗孀，而决不是有幼小孩子的寡妇。无疑法律与宗教习俗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所以为了摆脱遗孀的终生占有而迫使她去牺牲。她的家庭 ║[不，这是继承遗产的她的丈夫的家庭；仅仅是她家庭的女成员才对她的斯特里德罕感兴趣；此外，只有通过宗教狂热和婆罗门的影响才能使她的家庭感兴趣]║ 之所以热望举行这种仪式（它使第一次看到这种做法的英国人十分惊异），实际上是出于最鄙俗的动机；而竭力促使她作出牺牲的婆罗门 ║[除担任神职的婆罗门外，丈夫的亲属，尤其是在上等阶级中，很可能大多是世俗的婆罗门！]║ 无疑 ║[！天真的梅恩！]║ 受到纯粹从职业上就不喜欢她占有财产的影响。规定她是终生占有者的古代的民法规定 ║（就是说，这也是面貌已非的远古规定的遗迹）║ 虽不能废除，但是它受到现代制度的挑战，这种制度规定作出这种可怕的献身是她的义务”（第335、336页）。 ║[尽管撒提是婆罗门推行的一种新事物，但是这并不妨碍在婆罗门的头脑中这种新事物本身又建立在对更古老的野蛮事物（将丈夫及其财产一起埋葬）的回忆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牧师的头脑中正复活着最古老的，但已丧失其素朴原始性的丑恶行为。] 当梅恩先生说║ “没有多大疑问，罗马帝国的崩溃就其最终结果而言对妇女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是极其不利的”（第337页） ║的时候，对此应抱极大的cumgranosalis｛保留态度｝来理解。他说：║ “当新制度完全建成时， ║（也就是在封建制度发展起来之后）║ 妇女在这种（野蛮）制度下的地位比在罗马法时代还坏，如果不是教会的努力，她们的地位还要更恶劣得多”，（第337页）。 ║这些话是多么荒谬，只要看一看（罗马）教会废除或者尽可能阻止离婚，把结婚一般视为罪孽就够了，虽然它是一种圣礼。至于“财产权”，那么暗中觊觎田产的教会当然有兴趣为妇女确保一些东西（它的兴趣和婆罗门的相反！）。［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十二章《统治权》。——译者注］ 梅恩先生在第十二章中告诉吃惊的欧洲，英国有着占有当地所谓的“分析法学家”的特权，耶利米·边沁和约翰·奥斯丁就是其中最著名者（第343页）。║ “奥斯丁的《法学界说》[214]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大学里高级班的教本之一（第345页）。 ║（此人还有其他“问世较晚”的讲义）。边沁和霍布斯是他的先驱。下面是这位约翰·奥斯丁自己的伟大发现：║ “如果 ║（堂堂的约翰·奥斯丁说）║ 某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习惯地服从一个确定的人上人｛humansuperiour｝，而这个人又没有服从类似的人上人的习惯，这个确定的人上人在这个社会中就是统治者，而那个包括人上人在内的社会，就是政治的和独立的社会”。“社会的其他成员受这位人上人支配；或者说社会的其他成员都依附于那位确定的人上人。面对那位确定的人上人，社会的其他成员所处的地位就是服从状态或依附状态。那位人上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叫做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或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引自梅恩著作第348、349页）。║ “确定的人上人”，即统治者，是“单个的或集体的统治者” ║（这个表示个人或群体的短语也是奥斯丁的发明）（第349页）。梅恩先生接着就对奥斯丁的观点作了如下的解释：║ 如果社会｛community｝通过暴力或通过自愿而分裂为一些单独的碎片，那么每一碎片一旦安定下来（可能经过一段无政府状态），进入均势状态，那么，统治者在每一个如今独立的部分中都将存在，都会被发现（第349—350页）。一切形式的统治权——无论统治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combination｝——的共同特点，是它拥有不可抵挡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一定要显示出来，但是它能够显示出来。如果统治者是一个人，奥斯丁把他称之为君主；如果是一个小集团，则称之为寡头；如果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则称之为贵族；如果这个集团很大，人数很多，则称为民主。奥斯丁憎恶“有限君主制”的名称，这一名称在他的时代比现在流行；他把大不列颠政府划入贵族一类。一切形式的统治权的共同点是无限强制臣民或者同胞的权力（是权力但不一定是意志）（第350页）。哪里没有可以识别的这种统治者，那里就是无政府状态（第351页）。关于规定他（统治者）[在某一社会中的]性质问题，始终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从来不是法律或道德的问题（同上页）。 统治者应是一个确定的人上之人。如果统治者是由更多的人组成，那么它就必须是能作为团体或集体行动的一些人……由于统治者在明确表示他的意志时，必然要显示他的权力，必然要发布命令，所以拥有物质力量是他必不可少的特征（第351页）。社会的多数人必须服从这位应该叫做统治者的人上人。不是全社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统治权，而是多数，大多数必须服从（第352页）。社会的多数人必须习惯地听从统治者（第353页）。统治者还有一个特点是：不受任何其他人上人的控制（同上页）。 ║[这在原文中，正如梅恩自己承认的，是奥斯丁以及就其雷同之处而言还有边沁从霍布斯著作（《利维坦》：《论公民》章，最先用拉丁文载于《哲学原理》）中弄来的]║ 但是， ║梅恩说：║ 霍布斯的目的是政治的，而奥斯丁的目的是“严格科学的” ║[第355页。科学的！只不过是愚蠢的英国法学家的脑袋所能想象的科学，他们把老式的分类、定义等等都当作科学的。此外可比较（1）马基雅弗利和（2）兰盖]。还有║ 霍布斯想探讨国家（管理和统治的形式）的起源；对法学家奥斯丁说来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他说来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apriori｛先验的｝存在。 ║[这是梅恩在第356页说的。不幸的梅恩本人也根本不知道：在存在国家（在原始公社等之后）——即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地方，国家决不是第一性的；它不过看来如此。] 对于奥斯丁版的霍布斯的“暴力”论，梅恩先生指出：║ 如果社会｛community｝，的全体成员的体力都一样，都没有武装，那么权力就会仅仅是人数占优势的结果；但是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体力上和武力上占优势，就使居于少数的人获得了能对构成整个社会的各成员施加不可抵挡的力量的权力（第358页）。 有一个论断不能指责是伟大的“分析法学家”（边沁和奥斯丁）创立的，而他们的一些学生倒差不多敢于下这个论断，这个论断说什么统治者个人或者集团通过不受控制地显示意志而实际行使着社会的积累起来的力量，这种论断当然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大量的各种影响（这些影响我们为简便起见可以称为道德的影响） ║[这一“道德的”表明，梅恩对问题了解得多么差；就这些影响（首先是经济的）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决不是第一性的]║ 始终在影响、限制或者阻止统治者对社会力量的实际操纵（第359页）。奥斯丁的观点的确是抽象化的结果。 ║[梅恩忽略了深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 这种抽象化，是用抛开政府和（！）社会的所有特征和属性，只取其一，并用各种形式的政治优势都拥有力量这一共同点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办法达到的。 ║[基本错误不在于此，而在于把政治优势——不管它的具体形式如何或者它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如何——当作某种驾于社会之上的、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 在这一过程中被忽略的各种因素始终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极端重要，因为它们是由除直接利用或直接掌握的力量以外的一切控制人类活动的因素［注：梅恩原文作：“影响”。——编者注］所组成的 ║[例如，较好的武装就已经是直接以生产工具（这些工具，例如在狩猎和捕鱼中，直接就同时是破坏的工具，战争的工具）的进步为基础的因素]，║ 但是为了分类而抛开它们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第359页）。我们在借以达到统治权概念的抽象化过程中抛开了……每一社会的全部历史……，达到结果的方式（第360页）。 ║他以部分地听起来正确的言词掩饰起来的肤浅批评首先表现在以下的话中：║ “这就是它的 ║（共同体的｛desGemeinwesens｝）║ 历史，即在每一个社会｛community｝中决定着统治者如何运用或不去运用他的不可抵挡的强制力量的全部历史前提”（第360页）。 ║但是这全部历史在梅恩那里都溶化到所谓“道德因素”中去了，因为他作为真正的法学家和思想家直率地继续说道：║ 构成这一历史的所有一切，即全部大量的意见、感情、信仰、各种各样的迷信和偏见，继承下来的和自己学到的，其中有些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有些是人的天生的素质造成的，——所有这一切都被分析法学家抛开了。所以，由他们给统治权下的定义所包含的限制中可以得出：我们本国的女王和议会可以下令处死瘦弱的儿童，或建立lettersdecachet［注：不经侦讯就逮捕或驱逐的国王命令。——编者注］的制度（第360页）。 ║（亦即英国人现在用他们在爱尔兰实施的高压法案[215]所建立的那种制度。这写于1881年6月）。[半疯癫的伊万四世就是一个好例子。当他对王公大臣以及莫斯科的群氓大发雷霆时，他就企图而且必然企图以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 相反，只要人们知道，“在奥斯丁的体系中，对统治权的规定应当先于对法律的规定”；只要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去理解，即奥斯丁的统治权概念是思辨地把各种形式的政府合为一体的办法达到的，把它们理解为除强制力量外丧失了一切属性 ║（这里又露出了马脚）；║ “只要牢记从抽象原则得出的结论永远不可能为实际例子所完全证实”，那么，奥斯丁的“论断”就成为“自明的命题”了（第362页）。 ║奥斯丁还有一些教条：║ “法学是关于实质法的科学。实质法是统治者对其臣民颁布的命令，这些命令把本分，或者承担义务的条件，或者义务，加在他们身上，并且威吓他们如不服从命令就予以制裁或惩罚。权利是统治者授予某些社会成员对违反本分的同胞加以制裁的权力或力量”（第362页）。 ║所有这些都是幼稚可笑的扯淡：拥有强制力量的人就是最高权力；实质法就是统治者对其臣民下的命令；他这样把责任加到臣民身上，于是就成了义务，并以不服从命令将加以惩罚相威吓；权利是统治者授予某些社会成员惩罚违犯社会义务的社会成员的权力，——所有这些都是幼稚可笑的话，就连霍布斯本人也未必能从他那赤裸裸的权力暴力论中发掘出更多的东西来；梅恩把约翰·奥斯丁当作教条认真宣讲的东西称为分析法学家所遵循的“程序”，这种程序与数学、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极为相似，而且是“严格科学的”！ 这一切涉及的只是形式方面，这个方面对一个法学家说来自然到处都是重要的。║ “对奥斯丁体系的目的来说，统治权除力量之外没有其他属性，因此，对‘法律’、‘义务’和‘权利’的看法乃是由于把它们仅仅视为强制力量的产物的结果。于是，‘制裁’（惩罚）就成为概念系列中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环节，并且使其他环节显得可信”（第363页）。梅恩说，任何人都不难承认（“allowing”）“法律都带有奥斯丁所赋予的那种性质，因为法律都来自正式的立法机关”（同上页）。但是有些人对此持异议，例如，关于未将法律编入法典的各国所实行的习惯法，尤其是英国的习惯法（同上页）。霍布斯和他 ║（奥斯丁，伟大的庞培！）║ 把许多惯例，如英国习惯法，纳入他们体系中的方式，是坚持一条对他们的体系说来十分重要的原则：“统治者允许做什么，就是命令做什么”（第363页）。在习惯未由法庭正式规定以前，它们只不过是社会舆论所规定的“实质道德”，但是，一俟法庭把它们正式规定下来，它们就成了统治者的由法官传达的命令，法官不过是统治者的代表或帮手（第364页）。 ║[在这里，奥斯丁虽然不知道这一点（见上述佐姆著作，第155—159页［注：这是马克思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的是佐姆的另一著作《法兰克法和罗马法。德国法律史结论》，1881年魏玛版。那里与此有关的一段话是：“与诺曼人一起，诺曼人即北法兰西人的法律也来到了英国。[见勃鲁奈《刑事陪审法庭的产生》，1872年版]诺曼国王的立法的诏令最初完全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范围内运动的；但后者被取消并不是通过‘立法’，而是通过诺曼国王法庭的‘司法裁决’，在国王法庭上诺曼人的传统占有优势；国王法庭还派出巡回法官即国王的使者，通过他们所作的司法裁决把诺曼人的传统推广到全国”。——译者注（据《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第420页）]），但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法学家，却是从纯粹英国的事实出发的：英国的诺曼国王通过他的诺曼法庭强制地做到了他如果以立法方式就不能强制做到的事情（即法律关系中的变革）］。梅恩先生对此进一步解释说：║ “他们（统治者）之所以能允许做什么就是命令做什么，是因为根据假定，他们既然拥有不受控制的力量，他们就能在任何时候不受限制地创立新办法。习惯法之所以由他们的命令构成，是因为他们能随意废除、修改或重新肯定它们”（第364页）。法律被（奥斯丁）视为可被调节的力量（第365页）。 ║一切如意的梅恩以为：║ 如果假定，统治者本来能够（！）修改但并不修改，就是命令去做——这种假定本身在理论上无庸置疑（！），随着历史的发展明显地接近实际真理——，那么，这派法学家的不为律师所接受的学说就会丧失其悖论的外观了（第366页）。 ║这是梅恩版的霍布斯及其渺小的后继者奥斯丁的著作。这纯粹是繁琐哲学的游戏。问题在于“他本来能够修改什么”。我们就拿某些法学形式上的东西来看吧。“法律”在未被废除的情况下“停止使用”｛“desuetude”｝。既然“实质法”是统治者的命令，所以只要它们存在一天，它们就始终是他的命令。既然他不修改它们——他“本来能够”加以修改，这是因为它们“停止使用”的事实证明社会的状况不再与它们适应。所以我们究竟是应当说，它们之所以是他的命令，是因为他不废除它们，尽管正如梅恩的万应药方所说，他“能够”这样做；或是我们应当说，他之所以命令它们“停止使用”，是因为他不实施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命令不服从他的成文的命令，也就是不执行它们，这表明他的“命令”是一种想象中的纯属虚构的命令。║ 奥斯丁的“自己的道德信条”……“是较早形态的功利主义” ║（第368页。完全配得上梅恩的边沁主义）。║ 第二、第三和第四讲（奥斯丁的）是企图把上帝的法律和自然的法律（如果可以承认这后面几个字有某些意义的话）与功利论所要求的规则等同起来……这种等同……毫无道理，对任何目的都没有价值（第369页）。真正的法学家是与法律或道德的任何理想的模式毫不相干的（第370页）。 ║这说得很对！正象神学与此毫不相干一样！［注：自此以下所摘录的是梅恩著作的第十三章《统治权和帝国》。——译者注］ 第十三章。统治权和帝国。（这是梅恩的著作的最后一章）║ “法律”一词是和两个概念——“规律”的概念，“力量”的概念——紧密地连在一起流传下来的（第371页）。 奥斯丁的主要著作写于不过四十来年前（第373页）。 在法学家看来，法律只有通过每一真正的法律所必需的条件才能与规律连在一起，即它必须规定某一类行为或失职行为或某些一般地予以确定的行为和失职行为。规定某一个行为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临时的”或“特别的”命令。经过这样规定和限制的法，才是分析法学家所认为的法学研究对象（第375页）。 奥斯丁在他的著作中考察了“某些现存的政体或（如他所说的）政治领导和服从｛superiorityandinferiority｝的形式，目的在于确定统治权在每一个政体中的确切地位（第375、376页）。 奥斯丁承认这样一些社会或人的集团的存在，在那里，不管如何解剖，都找不出一个人或集团符合他的统治权定义。首先，他象霍布斯一样 ║（他是霍布斯的微不足道的后继者），║ 完全承认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在存在这种状态的地方，统治权问题就是激烈斗争的题目，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从未离开过霍布斯注意的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斗争。霍布斯和奥斯丁的一个敏锐的批评者，卓越的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坚持认为存在着潜伏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国内战争前的美国 ║（这是梅恩的例子）（第377页）。 所有这些都是“敏锐的”英国法学家的显著特点！伟大的梅恩从自己这方面宣称：║ 也可能发生有意放弃斗争，让众所周知的未解决的问题定不下来的事情，我 ║（梅恩自己！）║ 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反对把这样产生的暂时均势称为潜伏的无政府状态（第377页）。 奥斯丁进而承认自然状态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他并不象霍布斯等人那样重视这种状态，但是他承认，凡是在一定数量的人或集团还未多到具有政治性，还没有被置于通常的或按习惯活动的共同体［注：梅恩原文作：“权力（authority）”。——编者注］之下的地方，都存在着这种状态（第378页）。 奥斯丁在第3版第1卷第237页说： “我们假定有一个单独的蒙昧人家庭，与所有其他的共同体｛community｝完全隔绝地生活着。我们还假定母亲和孩子都习惯地服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家庭的首脑，即父亲。就这样，既然它不是另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一个肢节，这个由父母和孩子构成的社会显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而既然家庭的其他成员习惯上都服从它的首脑，这个独立的社会，只要其成员的数目不太少，就构成一个政治的社会。但是既然家庭的成员如今太少，我想，它将被认为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即是说，是一个由不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组成的社会。不用带讽刺性的话语，我们未必能称这种社会为政治的和独立的社会，称发号施令的父亲和首脑为专制君主或统治者，或者称服从的母亲和孩子为臣民。” ║（很深刻！） 这种说法是这样给梅恩帮忙的：║ “因为，——如梅恩所说，——这里所说的权力形式，即家长或家庭之父对家庭的权力，至少根据 ║（梅恩及其支持者的）║ 一个现代理论，是永恒的人统治人的权力从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因素或萌芽”（第379页）。 ║但梅恩在这里放出了“重炮”。║ 旁遮普在经过一切可以想见的无政府和潜伏的无政府阶段后，它在大约被兼并前二十五年，沦入了结合得相当牢固的被称为锡克教徒的半军事半宗教寡头的统治之下；而锡克教徒后来又臣服于一个属于他们阶层的领袖朗吉特·辛格。辛格是专制独裁的。他攫取农产品中的极大一部分作为他的收入。他劫掠不服从他的勒索的村庄，并且处死了很多人。他豢养大量军队，拥有一切物质力量，并以各种方式运用这一力量。但他从未颁布过法律。调节他的臣民生活的规则都来自他们古老的习俗，而且这些规则由家族或农村公社的家族法庭执行（第380、381页）。朗吉特·辛格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想到改变他的臣民据以生活的民事规则。大概他同实行这些规则的长老本身一样也坚定地信仰这些规则的独立的强制力量。向一位东方的或印度的法律理论家断言这些规则是朗吉特·辛格的命令，他一定觉得荒唐，等等（第382页）。 旁遮普在朗吉特·辛格统治下的情况，可以作为所有东方社会在罕有的和平和秩序时期所处的土生状态｛nativestate｝的典型。这些社会一直是专制政治，对于这些高居首位的暴君的命令，不管它们如何粗暴残忍，也总是无条件地服从。但是当时的这些命令，除用作组织行政机构以收税以外，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它们都属于奥斯丁所谓的临时的或特别的命令一类。实际上，对于……地方和家庭的习俗唯一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统治者的命令，而是虚构的神的命令。在印度，婆罗门的混合法律与宗教的各种注疏，在破坏该地古老的习惯法方面影响一直是很大的，而在某些方面……这种影响在英国统治下变得更大了（第382、383页）。 亚述，巴比伦，米底和波斯等帝国，常常为了掠夺性的战争，从居住在广阔的国土上的居民中征集大量军队；它们要求对它们不时发布的命令绝对服从，极其残酷地惩罚不服从者，褫夺小国王的王位，迁移整个整个的公社。不过虽然如此，它们很少干涉它们的臣民所属的群体的日常宗教的和民事的生活。作为“未修改过的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法律”的样本留给我们的“王室法令”和“严格指示”，不是现代意义的法律，而是一种“特别的命令”，是对一般未触动过的各种古代习俗的突然的、间歇性的和偶然的干涉。即使雅典帝国，如不以阿提卡地区而以被统治的城市和岛屿而论，也显然是一个收税的帝国，而不是一个立法的帝国（第384、385页）。 新的立法制度是由罗马帝国介绍给世界的（第386页）。 ║根据梅恩这家伙的看法，║ 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社会的起源是：它们是由一些集团的混合而形成的，这种原来的集团决不小于父权制的家庭。 ║（又来了！）║ 但是这种混合很快就停止了（第386页）。 在更后的阶段，一些……往往拥有很广地域的政治社会，是由一个社会征服另一个社会或由一个社会或部落的首领征服大量的居民而建成的。但是……那些作为这些大国的组成部分的小社会的孤立的地方生活并没有消亡，甚至也没有遭到太大的削弱（第386、387页）。 “那些一度过着独立生活的集团在现代社会中更完全消散的过程，是与日益增多的立法活动同时发生的”（第387页）。 如果要用现代的名词来说明农村公社会议（以后则是雅典的公民大会）的权力，那么位于最后面的是立法权，而被表达得最明确的是司法权。被遵守的法律被认为是始终存在的，而真正新的习俗是和真正古老的习俗相混的（第388、389页）。因此，雅利安种族 ║（又是这种胡说！）║ 的农村公社，只要还处在原始的影响下，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立法权。现在只存在于东方的、还保留着几乎原封未动的地方原始集团的那些大国的统治者，也没有实行过使人可以理解的立法权。我们所说的立法以及地方生活的解体，看来普遍都是同时发生的（第389页）。罗马帝国是直接地或最终地导致高度集中、积极立法的国家的形成的那些影响的源泉。它是第一个不仅收税，而且立法的大国。这一过程绵延了许多世纪……我把它的开始和完成……大致定在发布第一个行省法令｛EdictumProvinciale｝和把罗马的公民权扩大到帝国的全体臣民的时候……。结果，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习惯法被废除，为新的法制所取代……它（罗马帝国）吞没、粉碎和踩碎了残迹（第390、391页）。后来罗马帝国及其法律又影响了由蛮族所建立的新的王国（第391页）。 人们对习惯法不象对制定的法律那样服从。当它在小的地区和小的天然集团里运用时，它所依赖的惩罚性制裁部分是舆论，部分是迷信，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象使我们身体产生某种动作的那种盲目的和不自觉的本能。为保证遵守习俗所必需的实际强制则少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当必须服从的规则开始由小的天然集团之外的、不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权威发出的时候，这些规则就带有与习惯法完全不同的性质了。它们就失去了迷信的帮助 ║（例如，基督教，罗马教会？），║ 可能还有舆论的帮助，当然还有自发冲动的帮助。所以支持法律的力量就是比较原始的社会闻所未闻的纯粹的强制力量。而且，在许多社会中，这一力量不得不从距离受其影响的广大人群很远的地方起作用，所以掌握这种力量的统治者不得不和好多种行为和好多种人打交道，而不是与孤立的行为和单个的人打交道。由此产生他们的“法律”的不偏不倚性、铁面无情性和普遍性（第392、393页）。 它们（法律）的普遍性和对统治者的强制力量的依赖性，是现代国家领土广阔和构成这些国家的集团碎裂首先是罗马共和国等等的结果［注：梅恩原文作：“……首先是罗马共和国的榜样和影响的结果”。——译者注］（第394页）。 我们听说过村民汉普登，但是村民霍布斯却是不可想象的。霍布斯由于国内的动乱逃离英国。在大陆上，此公看到了迅速地中央集权化的政府 ║（就是说，梅恩由于太深思熟虑以致不直截了当地说：黎塞留，马扎里尼等），║ 地方特权和地方司法权处于极端衰败状态，老的历史机构如法国议会常有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温床的趋势，可以看到的唯一希望是王权。这都是以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以缔结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结束。——编者注］而告终的战争的明显结果。封建和半封建社会的古老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到处都遭到了削弱或破坏。 ║（相反，洛克还有配第眼前则有荷兰的例子）。至于伟大的边沁，他后面有：（法国革命和拿破仑）。║ 一个统治者以民主派开始，以专制君主完成法兰西法典的编订。现代世界以前还未有过证实下述原理的这样明显的例子：统治者允许的，就是他命令的，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以毫不含糊的命令来代替默许；也还未有过使人印象如此深刻的教训：从统治者在真正的立法方面的更大的积极活动中，可以期望获得深远的、整个来说十分有益的结果（！）（第396页）。 卡·马克思写于1881年4—6月 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注释： [19]皇家法院——英国最古老的法院之一，在十九世纪（到1873年为止）是独立的高等法庭，负责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并有权重新审理许多下级法院的判决。——第35、107、133、144、603、698页。 [39]恩格斯根据的是他记在单页上的约翰·戴维斯《史学论文集》1786年伦敦版摘录。恩格斯做此书的摘录，大约是他发现斯密斯对有关爱尔兰风俗的历史证据的解释同第一手材料相比有许多不确切之处，因此想把斯密斯的解释和这类材料的不同说法做个对照。 恩格斯在戴维斯这本书的摘录中加的批语里，把《论当今国王陛下临朝亲政之前爱尔兰从未完全归顺于英王的真正原因》这篇论文称为戴维斯的主要著作。（当今国王陛下是指詹姆斯一世，这篇论文是在他统治时期于1612年刊印的。）摘录就摘自这篇论文。 恩格斯通过部分地逐字逐句抄录、部分地以自己的话转述，讲解了两种爱尔兰习俗：塔尼斯特里（还在克兰或塞普特的首领活着时就从某个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最受尊敬的家族中选出他的接续人，即塔尼斯特）和加维尔肯德（土地占有者死后，土地分给他的男系亲属，包括非婚生子）。恩格斯的这些讲解即来自前书的第135—136页。关于加维尔肯德他写道：“加维尔肯德是一个日耳曼语的名词，指的是肯特郡的由儿子们分地产的习惯法。英国的法学家们也将这个名词照原样用于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不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克尔特法律。”恩格斯把克兰首领的苛捐杂税（cuttings和cosherings）分别解释为“实物供奉”和“供给首领及其侍从们吃喝”。关于戴维斯所说的“低级地产”，恩格斯指出：“这个英国的法律名词在这里应该是指克兰里面的单个家庭的份地。” 恩格斯认为戴维斯的著作作为爱尔兰的中世纪史资料有重要意义，他在他的准备材料的第五个笔记本里做了上述著作的全书详细摘要。这份摘要他在斯密斯著作的摘录和插话里曾加以援引。他在1869年11月2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到1600年，在爱尔兰土地公共所有制还是完全盛行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89页）。在信里他还表示想利用这一第一手资料来批判斯密斯的观点和论断。 马克思对戴维斯的著作也感兴趣。在他做的梅恩那本书的摘要里有许多对戴维斯的评语（见本卷第578、603页）。——第119、601页。 [43]佩耳（Pale，直译是：栅栏围墙）是中世纪爱尔兰东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其边界地带筑有工事。佩耳的边界线在征服者同爱尔兰岛上未被占领的地区的居民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有所变化。十五世纪末，佩耳的范围仅仅包括现在的劳思、米斯、都柏林、基耳德尔诸郡的一部分，它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人对爱尔兰进行全面征服的基地。——第122、140、599页。 [46]基尔肯尼法令包含若干条由英国爱德华三世政府颁布、由爱尔兰议会于1366年在基尔肯尼城（爱尔兰东南部）通过的法律。法令禁止居住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同爱尔兰人结婚，不许任命爱尔兰人担任教会职务、不许仿效他们的习俗、衣着、语言，违者没收其土地。在佩耳界内推行英国法律。 基尔肯尼法令的通过反映了英国当局要加强对爱尔兰的封建扩张的意图，使被英国征服者说成是敌人和低级种族代表的爱尔兰土著居民的不平等地位合法化。同时，这一法令的通过又是一种对策，用以对付那些有爱尔兰克兰首领们可依靠的英裔爱尔兰贵族的分立主义倾向。——第123、602页。 [62]这里援引的是托·李兰德《亨利二世入侵以来的爱尔兰史》（三卷本）1773年伦敦版。这里和以下摘录与引述该书之处均系从墨菲书中转摘转引。——第142、605页。 [72]星室法院是1487年亨利七世在英国建立的惩治封建主的特别法院。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它变成了一个审理政治案件的高等司法机关。它也象高等委任法院一样，于1641年被长期国会撤销。 在爱尔兰，斯特腊弗德使用与此类似的专横的司法机关（其中之一称作堡室法院，用为它在总督官邸都柏林堡开庭理事）主要是为了剥夺爱尔兰的土地和推行殖民政策。——第148、605页。 [134]摩奴法典是一部宗教教规汇编，传说出自人类始祖摩奴之手，每个虔诚的印度教徒都必须遵守这些教规。在摩奴法典中，也反映了古印度的习惯法的规则。流传下来的摩奴法典文本，其成书年代是公元二世纪。——第243、587、635页。 [139]《密陀娑罗》是十二世纪初维哲尼亚涅什瓦拉为《述祀法经》所写的注疏。这个注疏后来被译为英文，成为殖民当局在印度习惯法方面的参考书。 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托·斯特兰奇《印度法》两卷本1830年伦敦版。柯瓦列夫斯基和梅恩都没有援引该书。——第256、633、636页。 [193]在亨·萨·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该书作者，家长制理论的一位著名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在叙述梅恩的著作的同时，马克思加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反映了他在读了摩尔根的著作以后所做出的一些结论。马克思在摘要中结合批判梅恩所赞成的一些抽象的法学理论而提出的关于国家产生的途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摘要中除叙述梅恩的著作的内容外还引用了其他作者的关于爱尔兰和印度的社会制度史的材料。这些材料在许多场合帮助揭示了梅恩对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歪曲和错误解释。 梅恩这部著作的摘要马克思作于1881年，写于与马克思稍前所作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同一个笔记本的第159—196页上。梅恩这部著作的摘要由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在1972年用原文第一次发表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第572页。 [194]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历史资料，是梅恩著作的题为《古代法制史的新材料》的第一讲中提到的。《古制全书》和《艾锡尔书》载于《爱尔兰的古代法律和法制》，共六卷，1865—1901年都柏林版。梅恩的著作利用了分别在1865、1869和1873年出版的该书的1—3卷。《古制全书》现代学术界认为它的编纂时间在8世纪，由几个部分即几篇独立的文章所构成。第一部分标题为“阿特加勃哈伊尔”（Athgabhail），英文译为LawofDistress（“财产扣押法”），占该书的第一卷，以及第二卷的一部分。第二卷内容还包括关于抵押法、收养（fosterage）、古代牲畜租赁形式（saer和daer）以及社会关系的文章。第三卷内容包括《古制全书》的最后一部分《科鲁斯·别斯克纳》（CorusBescna）和上述的《艾锡尔书》。 恩格斯由于要写爱尔兰史，在1869—1870年也研究了《爱尔兰的古代法律和法制》的前两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49页）。——第572页。 [195]关于斯宾塞的这本著作参看本卷第603、614页和注47、73。马克思在这里也指戴维斯的《史学论文集》（关于这本书参看本卷第119—124页和注39）。除这本书外梅恩还利用了戴维斯关于加维尔肯德案件的报告，参看本卷第606页。——第572页。 [196]威尔士法规相传由国王贤者豪厄耳（约殁于950年）制定。这里是指载于《威尔士的教会和市俗的法律》一书中的该法律的文本，该书由Ｗ．克拉克编辑，1730年在伦敦出版。——第572、604、618页。 [197]达那是印度教中的一个宗教债务概念；“坐达那”指对债务人，有时还对其家属实行自宅拘禁。——第572、633页。 [198]朗得尔（rundale）所有制的特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51—152页）。——第578页。 [199]“Coinandlivery”见于艾·斯宾塞所著《爱尔兰现状一瞥》，字面的意思是“银钱和草料费”，系指爱尔兰地主向佃农收取的食物税而言。——第593页。 [200]指以下著作：詹·安德森《王室宗谱，或自亚当以来的帝王和王公世系表》1732年伦敦版共两册；詹·麦克菲尔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史入门》1771年都柏林版。关于国王及其廷臣的巡游在毛勒的以下著作中也有所叙述，见格·路·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庄户制度史》1862年厄兰根版第1卷第415—417、424—429、454—457页。马克思在1876—1877年间读了此书。在梅恩的著作中这个地方没有引述马克思所提到的这些作者。——第593页。 [201]指圣经里雅各服侍其母舅拉班的故事，拉班的两个女儿后来都嫁给了雅各（见《创世记》第29章）。——第594页。 [202]《末日裁判书》（《TheDomesdayBook》）是征服者威廉时代1086年颁布的英国土地清册。——第597页。 [203]1870年法案，即英国议会在1870年8月通过的土地法案。该法案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法案为他们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只是规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给予某种补偿并为此规定了一定的法律程序。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爱尔兰大农场经济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破产。——第599页。 [204]在梅恩的著作中没有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后面所摘录的马·哈弗蒂书中的话。——第600页。 [205]指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在他的《英国史》中所说的话。这些话载于该书第2卷，它的第一版于1757年问世。——第605页。 [206]指威·布莱克斯顿《英国法律释义》四卷本，1765—1769年牛津版，内中援引了法国耶稣会士杜阿尔德的著作（让·巴·杜阿尔德《关于中国和中华鞑靼国的地理、历史、年表等的记述》四卷本，1735年巴黎版）。——第618页。 [207]梅恩著作中没有上述在罗马法中运用法律程式的例子。这些例子是从Ch．Th．刘易斯和Ch．肖特编的《拉丁词典》1879年牛津版借用来的。——第621页。 [208]马克思用原文从瓦罗《拉丁语论》中引的这段话，在梅恩的著作中没有。——第622页。 [209]指鲁·佐姆《法兰克人的国家制度和司法制度》1871年魏玛版。——第628页。 [210]指乔·韦·戴森特的《被火焚的尼亚尔的故事》两卷本，1861年爱丁堡版。——第632页。 [211]这里以及后面所引的斯特兰奇《印度法》中的引文，在梅恩的著作中都没有。——第633页。 [212]梅恩引的这条法律引自阿尔弗勒德大帝（英国国王，871—901年）时编的法典；该法典是部分地以盎格鲁撒克逊法为依据的第一部英国法律集，它也是王室和教会的法令汇编。——第634页。 [213]刑法典是法国1810年通过的法典，从1811年起在法国以及在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第634页。 [214]约·奥斯丁《法学界说》第1—2卷，1869年伦敦版。——第643页。 [215]指1881年初通过的几个特别法律。根据这些法律，取消了宪法的保障，在爱尔兰境内实行戒严。当时派出了军队到爱尔兰镇压农民起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第64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单本位制或复本位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 单本位制或复本位制[111] 罗马人。标准货币阿司，即一个等于12盎司的罗马磅＝326克；古罗马的阿司不是模压成型，而是铸造成型的；在[铜]作为“aessignatum”｛“标记铜币”｝流通时，每个钱币上都有象征权力的标记。“是塞尔维乌斯皇帝首先开始在铜上制做标记的。”（普林尼《博物志》卷三十三）。（塞尔维乌斯。公元前578—534年）。 因为牲畜（pecunia）是最早的罗马货币，所以古罗马铜币上还有牛、绵羊、山羊、马等等的形象。公元前269年出现了最早的罗马银币，上面也还有双马或四马驾车的形象，由此把它们叫做bigati或quadrigati｛双驾马车币或四驾马车币｝。罗马共和国的内部变革和对高卢人、拉丁人、伊特剌斯坎人、萨姆尼特人等等的战争，纯粹铜本位制的时代。 银本位制——公元前281年。同南意大利的希腊银商及其庇护者伊皮罗斯皇帝皮洛士的冲突。后者被战败和大希腊的贸易中心大伦特投降（公元前272年）之后，罗马人占有了大量的白银。由此又出现了银本位制；公元前269年开始用模压法制造最早的罗马银币［注：在古罗马从公元前269年起，开始用模压法代替铸造法造币，以下本文讲到钱币的制做时均指用模压法制做。——译者注］，即迪纳里（＝10阿司），此后不久又有昆克瓦里（＝5阿司）和色士杰尔色（＝2+（1/2）阿司）。面额最小的银币色士杰尔色被当作整个罗马银币制度的基础。随着向银本位制过渡，旧铜币开始衰落并迅速贬值。后果只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年）期间才充分表现出来。一磅铜阿司被做成6个每枚2盎司的新阿司，共和国用这种强制性的战争公债才满足了债权人。但是，对土地的估价和由此而决定的个人身分都建立在铜阿司（旧的）的基础上；一切必需品的价格随之也上涨。由此而发生巨大的矛盾，尤其是因为后来就只造1盎司重的铜阿司了，不久之后又成了半盎司，于是阿司被贬低为辅币。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07年在卡普亚，由罗马元老院出资开始制造最早的罗马金币。与此同时，法院根据比较古老但尚未废除的法律判处的罚金却只能用家畜来支付。 （由于同一原因，根据古罗马法律判处的罚金要用牲畜支付。普林尼《博物志》卷三十三。） 罗马人依然是留恋单本位制的人。 根据科昂《罗马人的奖章》所载，银迪纳里的平均重量＝4克，银昆克瓦里的重量＝2克，而色士杰尔色＝1克。既然色士杰尔色的价值等于2+（1/2）铜阿司，而后者的规定重量＝2+（1/2）罗马磅或815克，那么铜与银的价值比例＝1∶815。在现代，关税同盟[112]的一百磅铜大约值奥地利币45佛罗伦，用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关税同盟的1磅银，所以现在铜与金［注：疑为铜与银。——译者注］的价值比例＝1∶100；由此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伦特战争结束时由于罗马人向银本位制过渡，铜的价值大大降低。 其原因。用铁代替青铜制造武器和工具腾出了空前大量的铜。腓尼基人发现的、而后来迦太基人加以成功开采的西班牙和黑姆斯｛Hämus｝半岛的银矿给铜币造成了强大竞争者。 航海和工业的民族——希腊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把国际流通中多余的铜储备强加给忙于内讧的古意大利人｛Italienern｝。同时，古罗马的牧民和农民还必须用笨拙的马车把多少百磅重的铜作为自己的税金送到罗马AerariumSaturni｛农神殿国库｝。伊特剌斯坎人也参与把铜强加给古意大利人。 但是在缔结和约时，罗马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战败者尽可能多地用银塔兰特支付实值为2200万法郎的赔款。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又获得新的数量大得多的赔款，此外，还取得西班牙和那里的银矿。 公元前190年，叙利亚王安条克不得不为“和平”支付15000银塔兰特＝7500万法郎。 马其顿和亚该亚必须把全部现有的大量银储备、银矿和艺术珍品交给罗马；这样，罗马就获得了银本位制的雄厚基础。 铜开始逐渐被用来制造越来越小的辅币；一阿司就相当于4克劳泽了，一阿司成了一位演说术教师一堂课的酬金， “他还要把唯一的一个阿司奉献给清寒的密纳发”。 （尤维纳利斯，卷｛四，讽刺诗｝十） 1/4阿司——夸德兰斯＝1克劳泽（奥地利币）——在罗马帝国罗马公民洗一次澡的钱，包括内衣、油和服务的费用；他们完全免交tributum（直接税），克劳狄乌斯和尼禄免除了意大利所有居民的部分vectigalia（间接税）。 不再流通的铜开始被广泛用于家事和手工业。 所有的金钱交易——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在实行银本位制之后不久便都以色士杰尔色（面额最小的货币）作为标准货币来折算。元老的资格＝100万色士杰尔色＝20万法郎，骑士的资格＝40万色士杰尔色＝8万法郎。 金。罗马人始终让战败者用银缴纳税款和赔款。但是人们知道，金比银受欢迎的情况在古代就有。专家们（科昂等人）对罗马金币每枚含金量做过精确的研究。罗马金币的面额用银色士杰尔色计算，上面有相应的数字。数字符号相同的金币的重量在不同时期变动很大，看来每次都是随着金价变动的。 Aureus｛奥留斯｝是罗马金币，其面额标明为25迪纳里或100银色士杰尔色，在卡普亚制造金币的初期仅重6．79克。可见，在制造金币的头几十年里，金与银的比例＝1∶16，同今天差不多。 公元前134—119年，由于统帅、军官和士兵获得的部分由黄金构成的战利品流入罗马，金价下跌；在这个时期奥留斯平均重7．24克，而标准银币却保持着自己的正常重量。 黄金继续不断流入，其主要原因是尤利乌斯·凯撒对盛产金的高卢的掠夺；奥留斯的重量越来越增长，公元前104—37年奥留斯的重量为8．13克，可见在这段时期金的价值同银相比大大下跌了。但是，当它那时跌到最低行市的时候又开始不断回升，直到尼禄时期开始制造最轻的奥留斯，从而金的价值达到最高行市为止。 关于古代货币（以及奖章）：一开始是牛、羊等等[最早的货币——牲畜成了钱币上的图像]，同时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图像；在古代共和国很快就开始制造带有神的图像的钱币；最后是历史上国家元首的肖像[后者最终取代了牛和羊]。最早的带有肖像的货币是亚历山大大帝发行的，从此开始有了“世界货币”。 元老院的法令授予奥古斯都“jusimaginis”［注：把自己的肖像打在钱币上的权利。——编者注］；尤利乌斯·凯撒则是在他于公元前44年死去以后，才由尊敬他的“quatuorvirimonetales”［注：掌管造币事务的四人委员会。——编者注］开始把他的肖像打在钱币上的。 尤利乌斯·凯撒[根据阿庇安的说法][113]在当了大法官之后债台高筑，负债达2500万色士杰尔色，折合500万法郎（按照这句话的直接意思，可以认为债务多得多；参看该书）。公元前60年，他谋求执政官职位；当时全权公民的选票是谁出钱多就投给谁的，所以凯撒的债务大大增加了。 公元前59年——高卢总督。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掠夺这个国家（参看斯维托尼乌斯，卷一，第五十四章）。斯维托尼乌斯说：“因此，他[凯撒]就有了大量黄金，以致于他在意大利和各行省论重量抛售黄金。”[当时一磅卖3000色士杰尔色。]凯撒感到伤脑筋的是，从当时已经出名的非常富有的高卢只能榨取到金[而不是银]。显然，贵族债权人是强迫凯撒用法定的银币还债，否则无法解释当时金价为什么暴跌。1个色士杰尔色，或者叫做nummus｛努木斯｝，其重量最多为1克，用相当于326克的1罗马磅只能制造326个色士杰尔色。这样，按照斯维托尼乌斯的说法，9+（1/5）罗马磅重的3000银色士杰尔色就足可以买1磅金。由于凯撒对高卢的征伐和掠夺，金和银的比价在短时间内从1∶16下降到1∶9+（1/5），这必然要破坏凯撒的财政计划。 高卢人自古以来就酷爱黄金。当他们在自己的布雷努斯（每个高卢最高军事长官的称号，罗马人把它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Brennus）率领下于公元前390年攻占罗马时，他们要求得到黄金，但是在整个罗马国只能弄到8000磅。高卢人的黄金储备可能是通过同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伊特剌斯坎人进行有利的中间贸易而获得的。 除了债务和费钱的个人嗜好，凯撒还得在自己的营垒和敌人的营垒里用大笔津贴“收买”可靠的拥护者——例如，公元前50年，他用6000万色士杰尔色收买了（负债累累的）保民官盖·库里奥，用3600万色士杰尔色收买了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罗，有时还用厚礼来换取最重要的城市和君王们对他的好感。 但是，大部分从高卢掠夺来的东西都给了罗马平民。一开始就用凯撒在从高卢掠夺来的东西（demanubiis）中的所得份额在罗马着手建造新的集会场；光是为此所需的地皮就花了12000万色士杰尔色（2400万法郎）；另外，他答应把士兵的薪饷增加一倍。[苏拉比凯撒处境好，因为他掠夺了富有白银的民族。在元老院的命令给被降服的君主们规定的应缴赔款中，他一年之内从亚洲民族那里弄到的就有2万银塔兰特（1亿法郎），他的金库长和造币厂长鲁库鲁斯可以马上用这些白银制造足值的银币。] 凯撒从高卢人那里掠夺的黄金越多，黄金的售价就越低，他就越难以摆脱自身的债务和他的拥护者的债务；他无法建成已经开工的建筑物等等。格奈尤斯·庞培 “不止一次地说，[凯撒]因此而发动全面内战和政变，他用私人的资财既不能完成他业已开始的建设，也不能使他自己无负于他的归来在人民中所激起的期望”（斯维托尼乌斯，卷一，第三十章）。 因此他才渡过卢比康河。 由于征服高卢而造成的黄金贬值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以致到公元前37年金价才开始回升，这一点从当时所造的货币重量的减轻可以看出。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他的死讯一传开，集中在纳夫波尔特（莱巴赫以西）的整整三个军团的冬季营地里就发生了叛乱。引起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虽然在尤利乌斯·凯撒时期薪饷已经增加一倍，但是从第二次日耳曼战争以来发给军团士兵的薪饷仍按铜阿司计算。到这次暴动的时候，10阿司的日薪发到手里并不是这些铜阿司应当折合成的一个银迪纳里，而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还被金库长折合成旧铜阿司。当提比利乌斯上台执政时，军团士兵要求得到一个十足银迪纳里（＝33克劳泽）的日薪，因为就连罗马的游手好闲的禁卫军一天都领到两个银迪纳里。德鲁苏斯带领一支禁卫军被调往莱巴赫，在双方厮杀以后，公元14年9月26日发生的月全蚀帮了忙。 同时，由于同样的原因，所有三个日耳曼军，构成驻扎欧洲的罗马军队主力的十个军团也起而哗变。起事地点——莱茵河畔的筑垒兵营。盖尔马尼库斯等等（见塔西佗）[114]，一夜之间军队的一半被另一半消灭。盖尔马尼库斯立刻进攻卡滕人和凯鲁斯奇人。他的舰队和运输船队全部在北海覆没；在采齐纳指挥下撤退的军队在沼泽地带被阿尔米纽斯包围，军队丢掉辎重，包括盖尔马尼库斯搜刮的钱财，才得以返回科伦附近的桥头堡。 罗马的货币比价在欧洲一直保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奥留斯成为比较稀少和贵重的货币。 从戴克里先起，罗马的造币术日渐衰落；从这时起，罗马货币同蛮族的货币很相似。 公元395年，汪达尔人斯蒂利霍作为霍诺里乌斯皇帝的大臣拥有无限的权力。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阿拉里希征服罗马，下令在罗马制造自己的货币。 公元455年，汪达尔人在盖泽里希的率领下从海上来到罗马进行占领和洗劫；汪达尔人造的货币不亚于罗马货币。苏维汇人里西默长期控制罗马及其皇帝。 公元475年，哥特人奥多亚克（来自德涅斯特尔河沿岸）推翻罗慕洛·奥古斯图路的王位，当了二十年意大利国王。 在民族大迁徙时期，许多钱币被埋藏起来或者被砌入墙里；所以今天有时还能发现那个时期的财宝。流通的金币不断磨损。矿场废弃。造币厂关闭。因此可以想象货币是不足的。 阿梯拉率领匈奴人把一切能够发现的东西都抢走；大约公元452年，劫夺所获都集中在今天的匈牙利境内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带。 早在墨洛温王朝就出现了小圆金属片（brachea），多半只是在一面用手锤打上图像；这种小圆金属片在卡罗林王朝以后的时期还存在。这是退回到远古在埃吉尔岛上最早采用的用贵金属造币的老方法；合金的质量——常常是很成问题的——表明着币值。查理大帝公元791年在打垮阿瓦尔同盟之后向西方倾销金银。但时间不长。 开采量很小的矿场所出产的贵金属甚至抵偿不了日常的损耗，因此在整个中世纪君主们都干造假币的事，对此起了促进作用的是当时到处实行的允许选择的复本位制｛Doppelwährung｝；例如，如果金涨价，那么不仅金币，而且银币也造得轻些，最后，这两种货币里常常只剩下不值钱的金属——合金的基。 汉撒同盟的主要目的（？）是为足重的贸易货币创造条件，有了这样的货币才能够进行国际贸易。在汉撒同盟的大的贸易中心和货栈，商品的互换｛Umtausch｝或“交换”｛“Wechsel”｝以实物形式进行，在那里任何差额也叫做“Wechsel”。在汉撒同盟的各个中心，写借据就必须用银行接受的足重货币支付。 在有海岛地势保护的英国，在贵金属——不论是做成钱币的还是没有做成钱币的——禁止输出的情况下，钱币假造的成分相对说来就少一些；在纯贵金属含量不变的情况下，英国的金币和银币｛重量｝逐渐下降的过程是和缓的。用1磅金或银制造出： 金银 爱德华三世时期（1345年）13镑3先令4便士22先令2便士 亨利四世时期（1412年）16镑13先令4便士30先令 爱德华四世时期（1480年）22镑10先令37先令 后来，亨利八世弥补过去的疏漏。1513年，他首先要求允许把自己的货币输往弗兰德，佛来米人不接受，说他的货币只有大大贬值才能允许流通。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11]《单本位制或复本位制》这篇经济史著作在本卷系第一次发表。它补充了《资本论》各卷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涉及此问题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和第46卷上、下册）。——第198页。 [112]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成立于1834年。由于必须建立一个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这个同盟，后来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之外的所有德意志邦。普鲁士在同盟中起主导作用。——第199页。 [113]这里提到的事见于阿庇安《罗马内战史》第2卷第8章。——第202页。 [114]马克思这里提到的事见于塔西佗《编年史》第1卷第50—71章。——第20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115]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1879年莫斯科版 （М．Ковалевский．Общинное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еtс．Mosk．1879） （Ⅰ）美洲红种人（他们的公社土地占有制（общинное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人类社会的原始群状态，没有婚姻和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同生活和相同的营生（如战争、狩猎、捕鱼）；另一方面，则是母亲及其亲生子女之间的骨肉关系。 后来，从这种原始群状态中，由于这种状态逐渐自行瓦解，就发展出氏族和家庭（第26页）。 随着单个家庭的形成，也产生了个人财产，而且最初只限于动产（第27页）。 这种远古的（原始群状态），不应到已定居的部落中去寻找，而应到游动的捕鱼者和狩猎者中去寻找（捕鱼和狩猎是蒙昧人的相同的营生，最初，他们使用弓和箭，既用来狩猎，也用来捕鱼）（捕鱼只是到后来才用网和钓具），参看阿蓬《在热带地区》（同上页）。 在美洲大陆，北美的东达科塔人和巴西的博托库多人处于相当远古的状态。达科塔人（Дакота）（见魏茨[116]）在猎取水牛的时候，经常转移住地。如果这种动物的肉不够整个部落食用，就采取吃人的办法（最老的同部落人被杀死）（第28页）。他们的狩猎物不是私有财产，而是整个狩猎者集团的共同财富。每人都获得“相等的”一份。不存在畜牧业。总之，甚至食物最初也不是私有财产（第29页）。食物最初也是在个人之间而不是在家庭之间分配，例如博托库多人就是这样（第29页）。在达科塔人（Дакота）那里，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只有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还有他们在同有机界和无机界的斗争中当作工具使用的比较原始的武器。在博托库多人那里，私有财产也只有武器 ║（相当于工具）、║ 衣服和装饰品（украшения）。他们的其余一切东西，都是一个或几个共同生活和彼此有血亲关系的家庭的共同财富（第30页）。（又见脚注，特别是班克罗夫特[117]）。在现在比博托库多人等等处在高得多的阶段上的部落中，武装和衣服自古以来也是私有财产，其证明是，他们至今仍然保存着在死者坟墓上烧掉他的衣服和武器的习俗（许多红种人都是这样）（见脚注）（同上页）。[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在举行葬礼时开始烧掉或消灭一切已成私有财产的东西，例如家畜、妻子、武器、衣服、装饰品等等。见第30页脚注2。] 大部分动产属于整个部落这种情况，在动产个人化的过程完成后的许多世纪，仍然表现在这样一种权利上 ║（更确切一些说：社会实践上），║ 即贫困的家庭可以向富裕的邻人要求强制性的帮助［注：原为“力所能及的帮助”，《摘要》中不确切地写为Zwangshilfe（强制性的帮助）。——编者注］。[班克罗夫特所说的帮助穷人的钱（在爱斯基摩人中）；在红种人中；在秘鲁居民中]（第30、31页）。 各种形式的动产是按怎样的顺序变成私有财产的呢？（第32页） 在爱斯基摩人中（林克[118]），（1）个人财产：衣服，小船（лодка）及其附属物，捕鲸（кит）所必需的工具、шило（锥子、钻孔器）以及鲸鱼皮制成的绳索。 （2）家庭财产：这种财产的主体是一个到三个住在一起的家庭。其客体——帐幕（палатка）及其附属物，用于捕鲸的大船（装有桅杆和甲板的ладья），雪橇以及足够公共炉灶的全体人员食用两三个月的食物储备（第32页）。 （3）公社［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公共”。——编者注］财产：过冬用的木建筑物，捕鲸业的产品，产品的数量足供联合建造该建筑物并且集体居住其中的所有家庭衣食之需，也足供在漫长的冬夜作住房照明之用（第33页）。 在巴西的红种人中，住房也属于家庭财产；在部落频繁转移住地的情况下，住房并不是“不动”产，它属于建造它的一个或几个家庭。在努特加人中，住房也属于联合建造住房的几个家庭（第33页）。 要判定在蒙昧人中什么东西是个人财产，必须考察哪几种财物在埋葬死者时必须毁掉（第33页）；在某些蒙昧人中，只毁掉武器和衣服；在另一些蒙昧人中，还加上死者的男女奴隶，死者的诸妻或一妻；还有些蒙昧人则要毁掉死者栽培的果树和喂养的家畜（第34页）。 在游动的而不是定居的远古群的状态下，在只以渔猎为生的民族中，财产 ║（还不存在“不动产”）║ 的最古老形式是财产共有制，因为他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没有协作是不行的；他们只有靠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向自然界争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同上页）[产品本身作为共同产品都是群的财产]。 在整个部落共有的动产中，在不同时期都分出了某些物品，其中有些物品成为人数多寡不等的、居住在一起并彼此有亲属关系的各个家庭的财产，即氏族财产；另一些则相反，成为单个家庭或私人的财产。氏族财产和家庭财产，其对象都是家庭或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得来的物品，例如共同兴建的建筑物，共同准备的储藏品，等等；还有共同经营所使用的工具；家庭或氏族成员为谋得他们共同占有的某种物品而使用的工具。武器和衣服最早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私有财产的范围由于个人的私人活动创造的物品为个人据为己有而日益扩大。个人亲手栽培的树木，他自己“驯养的”动物等等，或他用暴力抢夺来的物品 ║[jusQuiritum！][119]，║ 首先是奴隶和妻子，就是这样的物品（第35页）。 在（原始）美洲，由于除骆马和羊驼以外缺乏可供驯养的动物而很少有畜牧业，而且畜牧业也只是存在于中美[在美洲的中部地区（всреднейееполосе）]，这种情况就使美洲这部分地区成为美洲文化的中心（第36页）。因此，许多红种人不得不依旧从事渔猎；野生的某些食用（粮食）植物，特别是玉蜀黍，使他们有可能还在由游动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定居生活方式以前，就获得植物类的食物。这种情况，反映在他们的财产关系的发展中，阻碍着财产关系的个体化并使动产和不动产的［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动的和不动的物品的”。——编者注］或多或少受着限制的公有的古老形式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第36页）。 不过，上面所说的主要以打猎为生的红种人，同时也从事农业。居住在美国西北部盛产野生稻类草原上的部落，不费任何劳动来播种，就能获得足够的植物类的食物。相反，大部分红种人，即居住在北美的红种人，在继续过着游动生活的同时也从事农业，在夏季耕种一小块草原土地：他们在地里种上玉蜀黍，而在收获以后，又重新从事狩猎业（звериныйпромысел）（第37页，参看该页脚注1）。在某些地方，部落耕种的地段满一年便被抛弃，在另一些地方，则在事先清除了草莽，灌木和森林的土地上继续播种，直到地力完全耗尽为止（第37页）。在这些部落里，从事共同经营是极常见的现象。部落长（部落领袖｛Ｓｔａｍｍｖｏｒｓｔｅｈｅｒ｝）给每个人指定工作；妇女和奴隶大部分从事农业，男人则从事渔猎（第38页）。[关于共同耕种土地、保存和分配产品，参看班克罗夫特著作第1卷第658页。] 摩尔根（《血亲制度……》第173页）指出，由于人口增长和不可能相应地扩大所占地区，例如达科塔人，和大部分美洲部落一样，不得不或者过渡到农业和畜牧业，作为基本的营生，或者就从地面消失（第38页，脚注4）。这就是北美、中美和南美的状况（同上页）。 当新墨西哥、墨西哥和尤卡坦的居民最初接触到欧洲人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即农业已成为他们的基本营生（同上页）。 与过渡到作为基本营生的农业相联系的，是某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在一旦选定的居住地上最初比较长期地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则最终定居下来。居住地“通常”不是没有人烟的地方，而是外族部落的居民已长期占据的地方，这些居民只是被迫才让出他们定居的（耕种的？）土地；他们在初期只成为依附于胜利者的奴隶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争得了与占统治地位的部落平等的权利；被征服部落最初往往在人数上占大多数（它们有时从新的战俘奴隶中得到补充），有时经过若干世纪的努力，最终争得了土地关系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的改变。由此产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极其多样（第39页）。 在整个墨西哥和秘鲁的定居的红种人部落中，就在他们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的时期里，（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公社的最古形式——[这是我们从阿隆索·苏里塔的记述中得知的，——他的记述最初发表于1840年的太诺－孔庞的法文译本中，见《Voyages，relationsetmémoiresoriginauxpourserviràl’histoiredeladécouvertedel’Amérique》，巴黎版，第Ⅱ卷][120]——是氏族公社［注：《摘要》原文作：Geschlechtsoбщｕна。——编者注］，这种公社以家庭份地的同时存在为前提，家庭份地的大小则以某一家庭之属于某个继承人（继嗣）集团为转移。在红种人中没有雅利安部落的各种亲属等级；享有继承的是集团，每一集团由死者的直系和旁系的同等近亲组成（第39、40页）。这种公社称为卡尔普里……“卡尔普里的土地是全体居民的共同财富。公社的各组成部分，即各个居住区和家庭都取有与公社同样的名称。这种公社的每个家庭都得到一块土地长久使用。这些土地是整个家庭的财产，始终由家长支配。卡尔普里的土地完全不许出让，——不论是出卖还是赠送，也不得在临死时立遗嘱而出让。如果某个家庭完全死绝，则属于它的财产（владения）就重新归还公社，由公社的部落长处理，交给最需要土地的家庭使用”（第40页。摘自苏里塔）。 显然，这里的意思是说，从大的氏族团体中分离出了人数较少的亲属集团，即部落分解成了氏族和家庭。无论是整体，或是部分（卡尔普里的地方分支）都取有居住于该地的氏族姓氏。每个集团是不动产等等的权利的主体（第41页）。根据祖里塔（苏里塔？［注：这里的问号表示柯瓦列夫斯基原文误将西班牙姓氏苏里塔（Zurita）拼成祖里塔（Зурита）。——编者注］），[属于各个氏族和家庭的]份地的大小，以领导着某一个个体集团（家庭或居住区）的人物的身份为转移，以该集团本身的需要和生产力为转移（第41页）。家长的“身份”又取决于他距第一个真正的或虚构的卡尔普里始祖的远近程度，——因而是受继承法调节的（第41、42页）。所以各个血亲家庭公社拥有不均等的、由继承法 ║[确切些说，由世系权]║ 确定的份地（第42页）。在苏里塔所记述的时期里，显然已经发生了从按亲属等级的划分向按实际耕种情况的划分的过渡。因此他才谈到需要、生产力，等等。实际耕种是（土地的）任何占有的条件；谁如果没有充分理由而两年没有耕种自己的份地，就根据公社首脑的命令剥夺他的份地。在秘鲁，确定份地大小时考虑子女的数量。当墨西哥或秘鲁被征服的时候，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均等的份地（第42页）。现在，墨西哥的农村公社允许实行公社全体成员均等享用属于公社的不动产的原则；萨尔托里乌斯[121]说，分配是均等地和定期地反复进行的，不过通常有一部分公社土地始终不进行分配，用来作为米尔的耕地（мирскиезапашки）（第42、43页）。 相反，在苏里塔时代：在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地方反对新的移民定居，因为他们加入原有公社占有者的行列，迟早要导致实行定期的和均等的重新分配），公社找到了一个可靠办法，就是严格遵守绝对排除新殖民者和邻近公社社员享受公社利益这一规则（第43页。见同页脚注2，摘自苏里塔的记述）。谁迁移到其他卡尔普里去，谁就失掉自己的地块，这块地就再度归还给公社，等等（同上页）。这就是在古代印加人联盟中的公社团体牢固和在社会上保持着古老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因（同上页）。 禁止卡尔普里成员耕种外族土地也是为了这一个目的。苏里塔说，这就防止了居民的混杂，也防止了一个家庭和公社成员转移到另一个家庭和公社去（第44页脚注1）。这也是抵挡从外面瓦解农村公社的企图的堤坝。这些企图是在墨西哥和秘鲁开始的不动产封建化过程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象在任何地方一样，民族的首长（首领）和新兴贵族成员起了主要作用。外来征服者部落的由选举产生的首领（墨西哥、特兹卢克和特拉科班的国王起初就是这样的首领），逐渐变成了世袭的全民族——僧俗——最高领袖（第44页）。在秘鲁，不向任何人缴纳任何税捐的公社，现在必须一方面向政府、另一方面向僧侣缴纳实物税；而且每一方都得到公社所属土地的三分之一的产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每个公社范围内划出一定的地段，一部分划给太阳神，另一部分划给印加王。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划出了特殊的地块，把收入作为供养贫病者之用（同上页）。 上面所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阿兹特克人联盟（见班克罗夫特，第2卷第223页及以下各页）。 在墨西哥、巴拿马地峡和秘鲁联盟的整个地区内，除官家领地以外，还有征服者部落的领袖建立的封建领地。在这些领地范围内（在其内部）（在管区内）农村居民虽然依旧继续共同占有土地，但同时必须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实际收入，向自己的主人、从征服的时候起就已产生的土地贵族的成员，缴纳实物税；与（苏里塔）称为皮皮利钦（пипилицин）的各氏族首领｛Stammhäuptern｝一起同属于土地贵族的，还有统治者的亲信，在中央或地方行政机关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员；根据苏里塔的说法，后者只是某个管区的终身享用者。他们中间无论高级人员或低级人员，都从国君那里获得了要求居住在他们领地（поместья）上的农民缴纳一定实物贡赋和税捐的权利。农民耕种他们的土地，给他们送柴送水等（第45页）。某一个这样的官员死后，政府就任命另一个官员；但在挑选这种人员的时候，死者的长子通常首先被任用，这就奠定了既继承职务本身又继承与职务有关的土地这样一种长子继承权的原则（苏里塔）（第45、46页）。总之，在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即在水土和其他一系列条件导致了文明的最大发展的大陆那一部分地区，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很久，就已开始了不动产的封建化过程。最初这一过程不在于剥夺农村居民，而在于把原先的自由的所有者变成依附于国家政权［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官家”。——编者注］和土地贵族的公社所有者。不过，通过个人占有的途径，官吏等级的许多成员就逐渐变成了委托他们管理的区内的各种地块的世袭所有者。这也就奠定了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基础，而损害了公社土地占有者［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土地占有者公社”。——编者注］的财产利益。西班牙人的到来，只是加速了后者的瓦解（第46页） （Ⅱ）西班牙在西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所产生的影响 西班牙人最初的政策，目的在于消灭红种人（第47页）。他们把现有的黄金等等掠夺一空之后，就使印第安人注定从事矿场劳动（第48页）。随着金银价值的下降，西班牙人就转而从事农业，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迫使他们为西班牙人耕种土地（同上页）。 由于查理五世的忏悔神父加尔西亚·德·洛艾萨的帮助，殖民者终于争得了一项把印第安人变成西班牙移民的世袭奴隶的敕令；该敕令于1525年在马德里颁布（第49、50页）。 在此以前，总督们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就已实行瓜分制度（这种制度把一定数量的土人分配到殖民者中间去充当奴隶）。1496年10月20日，西班牙船只把三百名印第安人奴隶运送到了加的斯。斐迪南和伊萨伯拉禁止了瓜分制度。多米尼加岛的总督博瓦迪利亚却不顾这一禁令，在殖民者的坚决要求下让步，他计算了每个西班牙人应得若干人（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印第安人），命令各部落首领即卡西克向他提供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从每一批这种印第安人中，每一个西班牙人都获得一定数量，有权使用他们来从事农业劳动。1503年，根据同一个博瓦迪利亚的坚决要求，西班牙政府颁布了一道强迫印第安人劳动的法令；博瓦迪利亚把这一法令解释为把他实行的瓜分制度推广到岛上的全体居民；每个西班牙人都可得到更多数量的土人，条件是要设法“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这种制度很快就表明对殖民者是如此有利，以致在西印度占有地产的西班牙宫廷的许多高官，都纷纷申请供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人，以从事田间劳动（第50、51页）。 根据瓜分制度，整个墨西哥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被划分为八十个区。在这种制度下，以前的部落首领和村长在公社和区的范围内实行内部治理的权利以及获得一定数量实物税的权利便消失了，关于这种制度的详细情形见第51页[摘自目击者威尼斯人吉罗拉莫·本佐尼的叙述，载《新大陆的历史》，1565年威尼斯版]以及第52页（阿科斯塔《印度的自然和道德史》，1591）。 本佐尼在描述追捕红种人的时候，顺便说：“所有在追捕时被驱[被捉]的土人，都用烧红的铁打上烙印。然后船长将其中一部分留给自己，余下的分配给士兵；士兵们彼此之间拿奴隶赌输赢（彼此之间用奴隶作赌注），或者将奴隶卖给西班牙殖民者。用酒、面粉、糖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换得这种商品的商人们，将奴隶运往西班牙殖民地中对奴隶的需求最大的那些地方［注：手稿空白处马克思写有：“需求和供给”。——编者注］。在转运的时候，这些不幸者一部分由于缺少饮水和船仓空气恶劣而死亡；造成空气恶劣的原因则是由于商人们把全部奴隶塞在船的底层，既没有给他们留下可坐的地方，也没有足够呼吸的空气”（第52页脚注1）。根据同一个本佐尼的记载，天主教传教士本身关心自己发财致富，更甚于关心使土人投入天主教会的怀抱（第52、53页）。 ║于是就吵嚷起来：║ 圣雅各教士团的僧侣反对把印第安人变为奴隶。结果，在1531年，教皇保罗三世的谕旨宣布印第安人是“人”，因而是“摆脱奴隶身分的自由人”。1524年设立的半数由高级僧侣代表人物组成的皇家西印度事务委员会主张印第安人自由。查理五世颁布了1542年5月21日法律，该法律宣称：“无论战时或平时，任何人都无权将印第安人当作奴隶而加以召集、训练、捕捉、出卖和交换，也无权将他们养为奴隶”[122]；同样，1546年10月26日法律也禁止出卖印第安人为奴，等等（第53页）。西班牙殖民者对于这些法律的反抗（同上页）。 ║拉斯·卡萨斯、唐·胡安·苏马拉加及其他天主教主教同这些狗东西的斗争（第54页）。于是贩卖黑人就成了给殖民者主子安排的“代替办法”（同上页）。║ 瓜分制度，换言之，即将印第安人变为奴隶，现在则代之以监护地制度。印第安人不仅被宣布为“自由人”，而且承认他们的土地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允许他们在自己内部事务中有颇大的自治。（1551年3月21日、1560年2月19日、1565年9月13日、1568年11月10日的法律以及1573年的法律，即所谓的《Ordenanzadepoblaciones》［注：《居住法》。——编者注］；根据这项法律，散居的印第安人应该按村落定居下来。村落周围的土地交给他们无限制地使用。按照1560年2月19日法律，“印第安人保留自古以来属于他们的土地和财产等等”。该法律这样说：“希望印第安人自愿地迅速地回到那些过去他们曾经占有土地和播种地而后又被夺走的村落里去。兹命令：在这些地方不实行任何变动，印第安人仍象以前那样占有这样地方，耕种并使用这些地方。”第55页脚注3。） 给予印第安人的土地被认为是整个部落的财产，称为“bienesdecomunidad”［注：公社的财产。——编者注］（例如在1619年2月13日的法律中），管理权依旧掌握在卡西克即世袭部落长（首领）的手中。[1614年7月19日法律和1628年2月11日法律。]后一个法律规定：“从发现印度的时候起，就有在卡西克占有地内儿子继承父亲的这种习惯存在。兹命令：对这种情况不作任何改变，总督、各个省的委员会和省督不得随意剥夺和转让给另一些人，继承按照原有的法律和习惯办理”（第56页）。但一些村落却由西班牙殖民者的“encomenderosdelosIndios”［注：印第安人监护者。——编者注］监督。[1552年8月11日法律：“监护者有保护土地之责。”1554年5月10日法律：“监护者对人和地产负责，注意其不受任何损害。”1551年5月9日法律：“监护者如玩忽执行[天主教]教义规定，则无权征税，如妨碍执行，则应剥夺权利并驱逐出省。”（同上页）] 分配监护地的权力属于各省省督。（1558年12月15日法律，1580年4月1日和7月23日的法律。）最初征服者的后代有获得监护地的优先权：“监护地转交给发现、平定（！）国土并移居其上的人的后代。”（1568年11月28日法律。）在家和出家的僧侣以及西班牙政府的官员则被除外。（1532年3月20日、1542年11月20日、1551年3月1日和1563年的法律。）监护地不许用出卖、抵押或赠予的方式转给他人，而只能按下行序列由父传子。（1541年10月7日、1590年5月7日等等，以及1628年4月13日的法律。）“监护者”有权向印第安人征收“适当的”实物和货币贡赋，作为他们替印第安人建造教堂的补偿和执行他们担负的各种职能的报酬（1575年法律），这些贡赋的数量不时地用计量公社土地的方法来确定。征税（сборы）和监督印第安人缴纳实物贡赋（повинность）的事宜，则由公社社长（首领）办理。后者无论在这方面，或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完全听命于“监护者”，如果向农村征收的税缴纳得稍有怠慢，“监护者”有权免去他们的职务。超过习惯所规定的数额而提出的任何货币要求，都被认为是违法的勒索。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西班牙政府专门任命了一些“protectoresdelosIndios”［注：印第安人保护者。——编者注］（1619年2月13日菲力浦三世的法律，该法律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查理二世的确认）（第57、58页）[见第58页脚注2，1619年2月13日法律，该法律对于何者应作为公共财产包括到公社财产中，对于不属于印第安人公社财产的物品，例如金、银、宝石等等都有规定]。 其次，查理五世和菲力浦二世建立的“皇家印度事务委员会”负责采取措施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各地区实施各项法律，并负责监督执行有关保护土人的法律和惩处违反这些法律的人（第58、59页）。这些法律本是为了对付殖民者而颁布的，而殖民者却成了对付自身的这些法律的执行人 ║只有查理五世和菲力浦二世这种治国大人物才能做出这种事情！对这些坏蛋（“监护者”）的监督║ 又委托给西班牙官员（总督、省督和印第安人保护者）。干预美洲部落的内部关系的权利所产生的结果，是削弱甚至破坏了公社的习惯（第60页）。[从大批文件（太诺－孔庞的书）中可以看出，监护地制度并没有中止印第安人迅速绝灭的过程]。十六世纪中期墨西哥皇家委员会成员阿隆索·苏里塔，十七世纪前二十五年的秘鲁总检察长奥尔蒂斯·德·塞万提斯，都同样证实了土著居民迅速消灭（第60、61页）。[“他们被课以过重的货币税和实物税，因而抛弃自己的住宅和土地，逃往森林，等等。许多人以自杀了结生命”（苏里塔）。塞万提斯也谈到了这种情况，用他的话说就是：“西班牙人只能勉勉强强找到他们所必需的农夫和牧人”，等等，见同上页。]根据西班牙行政当局的较好人物的说法，产生这种绝灭的原因在于：“监护者的”“滥用职权”（！），“对各部落土地和占有地的计量制度，以及对他们课以过重的税额……”（第61页）。西班牙政府承认公社对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但只承认公社对土地登记时期正在耕种的土地有这种权利。其余一切土地被宣布为“荒芜”土地，而作为荒芜土地，则成为当局自由处理的对象，于是当局就将其慷慨赠予殖民者。这些家伙玩弄阴谋，伙同被委派登记和计量公社土地的专员（如果专员例外地“正直”，则反对之），请求当局分给他们“荒芜土地”，用阴谋撵走“规规矩矩的”专员，用新的专员代替他们，这些新专员常常“把即使已经耕种、只是暂时休耕的公社土地也看作荒芜土地”（第61、62页）。如果公社首长（старейщины）对此提出抗议，说明被夺去的土地是留给后代、留给公社无地居民等等的备用土地，那么这种抗议总是没有结果的，“被认为是敌视西班牙人的”。甚至他们的耕地也常“以下列借口”被夺走：印第安人耕种这种土地只是为了“托词”“把土地保留在自己手里，防止欧洲人占有。由于这种制度，——苏里塔在报告中说——西班牙人在某些省里把自己的占有地扩展到使土人根本无地可耕的地步”（第62页）。在没有能够这样完全剥夺［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使丧失土地”。——编者注］印第安人土地的地方，则向他们的土地征收与他们的收入额不相称的实物税和货币税，这也达到了同样的结果。印第安人撇下这些土地，迁到欧洲人未曾居住和无法到达的森林和沼泽地带（第62页）。苏里塔在同一《报告》中顺便谈到：“印第安人的全部财产用来缴纳应负担的捐税都不够。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红种人，他们的全部所有物（财产）不足一比索（20雷阿尔＝5法郎），靠打零工过活……没有钱养家……印第安人只有费尽力气才能得到衣服这样的奢侈品……他们大部分人陷入绝望境地，因为没有钱购买必要的食物养家……不久前我在旅行中，得悉许多印第安人绝望自缢，但事先向妻子儿女吐露，他们走这一步是由于无法缴纳应负担的捐税”（第62、63页）。 按照1575年法律，印第安人只应该缴纳适度的土地成果税，用这些税供养他们中间的教士和酬劳监护者[酬谢给予他们的“保护”！]。 ║这种“适度的税”怎么会使印第安人不堪忍受呢？║ 这是由定期地不断重新计量他们公社土地的制度造成的。 ║[英属东印度居民十分痛恨的这种一再进行的土地登记，在那里至少还有这样的意义：国家作为他们的地主想要定期提高地租。这在西班牙人中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给予教士和监护者的薪俸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监护者并不是地主。] 苏里塔对于这一过程作了如下的描述：║ “近来，确定了一种只要监护者稍微声明一下归他监护的印第安人能够比现在缴纳更多的税捐就修改土地计量册的惯例。各个省的委员会（audiencias）根据1540年6月19日和1543年8月14日的法律，每一次都为此目的任命新的专员，而且监护者总是坚持从他们的亲信中挑选新专员。如果监护者头一次没有达到这一目的，则玩弄阴谋，设法使印第安人自己拒绝接受委派的专员，并按照监护者的意图让印第安人自己要求任命另一人为专员。如果监护者不满意第二次所任命的专员，则继续玩弄阴谋，直到他的人获得任命为止。为了把已获任命的专员控制在自己方面，监护者竭力使他相信，他之被选中应完全归功于监护者。与此同时，他也竭力拉拢所有地方官员，并经常为此目的贿买他们。专员赴任以后，用3—15天的时间对指定给他的区内的公社土地，进行登记和计量，他所根据的材料则是由当地监护者预先贿买的官员提供给他的，在这期间，他以及随从他的一帮下级官员和仆役都是由土著居民供养的。土地计量册编写好以后，就呈报各个省的委员会批准。到这时印第安人才知道对他们的土地课税太重，并申请予以降低。他们的要求被转达给监护者；因此［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此后”。——编者注］开始了诉讼；诉讼持续两三年；在这期间，印第安人按照专员所作的计量纳税。诉讼的结果通常是派遣新专员，但是单单这个新专员及其全部随员的供养费，就使印第安人花费超过两年税捐总额的代价。归根到底是要承认监护者贿买的所有地方当局都支持的第一次计量是正确的。印第安人始终是没有理的；在长期拖延的诉讼以后，印第安人的处境还是和以前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他们被诉讼费用和行政费用弄得完全破产了”（第63、64页）。 但是使印第安人丧失旧的占有地和向他们课以重税，这还不够。1609年5月26日菲力浦三世的法律规定：“从整个国家利益考虑，特允许把印第安人实行强制性分配，用之于耕种土地、繁殖牲畜以及开采金矿、银矿、水银矿、绿宝石矿等等。”[即使在黑人人数过剩［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现有人数”。——编者注］的情况下，矿山的开发没有印第安人——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劳动——参加，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按照殖民者的要求，在秘鲁，印第安居民必须提供农村居民的1/7，在新西班牙，则为4％；法律也规定了期限，超过了期限殖民者就不得强迫印第安人劳动，不过这项法律忘记确定劳动时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监督在这种苦役地对待工人的方式（第65页）。[见苏里塔对被迫受雇的印第安人在法律强加给他们的整个期限内的状况所作描述（第65页）。监护者对待被迫从事矿山劳动等等的印第安人的这种方式，使他们迅速死绝（同上页）。]这些苦役劳动同时占去了播种、割草和收获期间必需的田间劳动人手。因此，许多公社的部分土地未能耕种；而殖民者又利用这种情况从当局那里把这些土地“作为荒芜土地”据为己有。（关于在智利的这种胡作非为情形，见第66页。）在智利，菲力浦四世颁布了1662年7月17日法律实行监护地制度[不过没有推广到所有边境部落，这些部落直接依附于国库，向国库缴纳实物和货币贡赋]；禁止继续强迫印第安人受雇于监护者（同上页）。尽管西班牙政府知道监护地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仍然不仅把它推广到新的省份（如智利），而且，由于确立了监护地按最初监护者的下行世系和旁系世袭的制度，就使印第安人永远处于世袭农奴依附状态（第67页）。[“最初——胡安·奥尔蒂斯·德·塞万提斯说，——皇家西印度事务委员会认为，为了印第安人本身的利益，在监护者死后，必须将监护地与国有土地合并，从而把它变为国家财产。菲力浦二世（这个畜生！）起初于1556年承认监护地的世袭原则，条件是监护者向政府暂时缴纳一笔款项，款项太大了，以致政府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无法实行，因为缺乏志愿者（追求者）。1572年所作的新尝试，也和以往的尝试一样没有成功。1575年5月16日和1582年4月1日的法律最终承认了监护地的世袭原则”（同上页）。]世袭农奴制度继承了系统消灭印第安居民和殖民者掠夺一向属于印第安居民的公社土地（以这是“荒芜”土地为借口）的做法；这样就最终在公社团体内部消灭了作为它们生命原则的Geschlechts-，Verwandschaftsprinzip（氏族－亲属原则），直到它们最终变为纯粹的ｃｅлъｃｋｕｅ（农村）公社为止（第68页）。这样瓦解血缘纽带（真实的或虚构的）的结果，在某些地方从以前的公社份地中形成了小地产；这种小地产，在监护者所加的税捐重担之下，并由于第一次允许西班牙人实行的放债生息制度，用苏里塔的话来说，“就逐渐落到了拥有资本的欧洲人手中，——在土著当权的时代，印第安人是不知道高利贷者的”（第68页）。 从监护者有权用自己的亲信来代替不合他们心意的卡西克[Aelteste，Vorsteher｛首领｝]的时候起，管理权的氏族性质（родовойхарактер）就在消失。此外还必须加上监护者旨在加强自己权力的政策，即挑起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首领之间、印第安各村落和各部落之间的纠纷并加以利用。 ║这些导致破产的诉讼以及使印第安人失掉反抗西班牙人的最后力量的内部纠纷，成了可以说是印第安人的“政治”生活的唯一表现[在第68、69页有更详细的记述]。║ 为了进行由这些内部骚扰而引起的无尽无休的诉讼，印第安人被迫经常向高利贷者举债；而为了向债主偿还债务，常常被迫卖掉西班牙人还没有从他们那里弄走的微不足道的财产（第69、70页）。 [十分明显，受监护者税捐重压的印第安人是嫉妒自己的首领的，因为首领们可以按照传统和根据西班牙法律获取少量实物税，而印第安人力图使首领们丧失这种收入。另一方面，监护者实行廉价政策，他们把这些首领说成是印第安人的勒索者，让印第安人玩弄阴谋诡计反对他们自己和监护者之间的这些中介人，让他们想方设法叫首领下台，换上另一个。] 随着氏族（родовой）性质的公社解体，它作为单纯的农村公社也在许多地方瓦解了， ║因为已经彼此孤立的人都力求成为私有者。下面一段摘自苏里塔记述的文字很重要：║ “欧洲人对公社团体的法律性质无知，对它们的重要性（为了社会秩序与安宁的利益）估计不足，因此，殖民政府承认许多印第安人对只归他们暂时使用的公社土地的个别地段拥有私有权，而这样做并没有比较重要的根据，只是当事人自己以他们的祖先曾占有和耕种这些地段的事实为依据。当酋长（首领）想反对这种掠夺公社的行为时，他们的抗议是不被理睬的。”根据苏里塔的证词，这样产生的私人占有地并没有在印第安人手中保持多久。他们由于税捐负担沉重，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把这些占有地抵押或卖给西班牙人、混血种人和黑白种人混血儿，这些人由于估计到这种结果，于是支持农村居民要求分配公社土地的欲望（第70页）。[苏里塔的报告写于十六世纪中叶。] 早在十六世纪中叶[苏里塔报告的时期]，在墨西哥和秘鲁的许多地方，农村公社已不复存在了。但它还没有完全消失。它存在于查理二世的立法中：“公社财产包括由该居留地的印第安人占有之财产，这种财产应当用之于公，保存在该地并应予以增加。”公社也出现在现代旅行者的记述中（例如萨尔托里乌斯的《墨西哥》。参看第70页脚注4）。萨尔托里乌斯说：“不论在农村或在城市，土人往往结成公社团体按居住区居住。他们的公社团体是牢固的，这是印第安人的特点。年老的成员不允许后辈迁居到其他村落去。很大一部分印第安村落都共同占有土地和资本，不愿分开。只有宅院（усадьбы）和周围的园圃被认为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可耕地和草地是整个村落的财产，由某些公民耕种，不缴纳任何地租。这些土地有一部分是共同耕种的：其收益用来弥补公社开支。”（同上页）农村公社这样在广泛范围内保存下来［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公社占有制之所以没有完全消失”。——编者注］，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印第安人眷恋这种最适合于他们的文化阶段的土地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土地占有制”。——编者注］形式，另方面是由于在殖民者的立法中[与英属东印度不同]没有使公社成员能够出让属于他们的份地的法令（第71页）。 日罗：《古罗马的所有制历史研究》[123]。 科尔布鲁克：《印度的契约法和继承法汇编》1864年版。 亨利·萨姆纳·梅恩爵士：《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版。 坎伯尔：《现代印度》1853年版。 《加尔各答评论》1850年版。 《各国土地占有制》——科布顿俱乐部文集（《Systemsoflandtenureinvariouscountries》．-CobdenClubEssays）。 《印度政府档案选编（外交部）》第11号。1849-1850年和1850-1851年旁遮普施政报告，1853年加尔各答版。 《西北各省公函选编》第34号。关于班达区的白哲布拉尔占有制的报告，报告人是已故的罗斯，1845年版（《Selectionsfrompubliccorrespondence．N．W．Provinces》No．XXXIV．ReportonBhejBurrartenuresinZillahBanda，bythelateH．Rose，班达的收税官，1845）。（参看该书附录。） ×［注：书名前面的记号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关于丘克拉村的报告，1837年12月16日（托马森）（ReportontheSettlementofChuklah，16December1837（Thomason））。 《旁遮普行政署公函选编》（1857年版第1卷）。 同上，白沙瓦区胡斯顿格尔的公社村，致行政署秘书梅尔维尔先生，1852年4月17日于拉合尔（SummarysettlementoftheHustnugurinthedistrictofPeshawur，toMelville，Esq．，secretaryofadministration，Lahore，17April1852）。 同上，关于茹朱夫查尔区的报告，报告人是白沙瓦区专员拉姆斯登中尉，1853年1月17日（ReportontheJouzoofzalldistrictbylieutenantLumsden，commissioner，Peshawurdivision，17January1853）。 普莱斯：东印度公司的普莱斯关于马德拉斯施政情况的第五个报告。 《摩奴法典》，卢瓦泽勒－德隆尚的译本。 西塞：名为《Vyavahara-sara-sangraha》的译本。 约翰·多·梅恩：《论印度的法律和习俗》1878年马德拉斯版。 弗里德里希·施滕茨勒：《耶遮尼雅瓦勒基雅法经》1849年柏林版。 尤利乌斯·约利博士：《那罗陀法论或那罗陀法理概要》，首次翻译，1876年版。 ×［注：书名前面的记号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1872年文献学院丛书（Bibliothéquedel’écoledeschartes1872）。其中有《原始不动产的集体性质》（《Caractèrecollectifdespremièrespropriétésimmobilières》）（第465页等等）。 《密陀娑罗》：译文载于《印度法律论文集》，惠特利·斯托克斯编，1865年马德拉斯版。 西尔韦斯特尔·德萨西：《论埃及的地产法》，以及1873年9月号《法国经济学家》中关于土耳其的土地关系。 迈尔：《印度的继承法》1873年维也纳版。 祈祷主；达克娑；广博，等等。 纳尔逊（马德拉斯民政部）：《论马德拉斯高等法院实施的印度法》1877年马德拉斯版。 埃尔芬斯顿：《印度史》两卷本。 穆勒：《英属印度史》九卷本。 桑顿：《印度史》第三版，一卷本，1862年版。［注：这一书名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并没有提到。——编者注］ 特罗特尔的《英帝国在印度的历史》。桑顿所著的历史的续篇，两卷本，1866年版［注：这一书名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并没有提到。——编者注］。 马什曼的《印度史》，三卷本，1867年版［注：这一书名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并没有提到。——编者注］。 桑顿的《印度地名辞典》，四卷本，1854年版（西南区派尔·麦尔大街滑铁卢广场13号艾伦公司）（Thornton’s《GazetteerofIndia》．4vls．1854（Wm．H．AllenetCo13．WaterlooPlace．PallMallS．W．））［注：这一书名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并没有提到。——编者注］。 格雷迪的《印度的继承法》（Grady’s《HinduLawofInheritance》））［注：这一书名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并没有提到。——编者注］。 费里埃：《阿富汗人的历史》，杰西译，1858年版（默里）［注：这一书名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并没有提到。——编者注］。 《巴卑尔皇帝自传》，译者为莱登和厄斯金，1826年版（《AutobiographyoftheEmperorBaber》translatedbyLeydenandErskine．1826）。 《东印度公司规章的分析》，作者奥贝尔，1826年版（《AnalysisoftheConstitutionoftheEastIndiaCompany》byAuber．1826）［注：这一书名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并没有提到。——编者注］。 Ⅱ．英属东印度 （Ａ）按历史上发生的顺序看印度现代公社土地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土地占有制”。——编者注］的各种形式 为什么在远古立法文献中可供研究远古［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原始”。——编者注］各种社会生活形式的资料这样贫乏？（第72页）对远古各种形式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应当是怎样的？（第73—74页） 没有一个国家象印度那样具有如此多种形式的土地关系。除了氏族公社之外还有地区公社或农村公社；定期的平均的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包括交换住房［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宅院”。——编者注］——的制度与终身的不平等的份地制度并存，这些份地的大小或者是由继承法规定的，或者是由最近一次重新分配时期的实际占有情况决定的；公社的经营和私人的经营同时存在；有的地方有公社耕地，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只有公社附属地（угодья）（如森林，牧场等）；有的地方，公社全体居民都可以使用公社土地，有的地方使用权仅限于少数古老移民家庭；除了上述形形色色的公共所有制形式以外，还有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少地农民的地块”。——编者注］，最后，还有往往包括整个区的大面积的大土地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大领地”。——译者注］（第74页）。 （1）（保存到现在的）远古的形式：氏族公社，其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耕地，并用共同的（公共的）收益满足自己的需要。关于这个形式，枢密院的一项决定是这样说的：“任何氏族成员不仅不能指出公社的某一块土地归他所有，而且也不能指出某一块土地归他暂时使用。共同经济的产品收归公共仓库以满足整个公社的需要”（第75页）。这种公社土地占有形式只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地区保存下来，而其形式是土地只由最近的亲属即不分居家庭（这是梅恩给这种形式的氏族公社所起的名称[124]）的成员共同所有（совместноевладение）并共同经营。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公社原先也不包括较远的亲属（氏族成员）。看来，这种现代的家庭公社无宁说是氏族公社解体的产物。例如，往往包括几十个和几百个家庭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家庭公社［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札德鲁加”。——编者注］就是这样（第75页）。 离氏族最初移居到他们所征服的地域内的时间越远， ║[认为氏族公社必定居住在被征服的他人的领土上，是柯瓦列夫斯基的一种任意的假设]║ 则氏族各支系之间的血亲意识也必然随之而越来越减弱。随着这种意识的逐渐削弱， ║[为什么意识在这里起着causaefficiens｛动因｝的作用，而不是随着氏族分为“支系”而必然发生的实际的空间划分起着这种作用呢？]║ 在氏族的每一分支中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愿望：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使自己不受比较疏远的其他各分支的参预和干涉 ║[确切地说，就是出现了把共同经济分为更加互相隔绝的各个部分的实际必要性]，║ 与此同时（？），在每个村（посёлок）范围以内，财产关系个体化的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加强起来。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从全氏族的土地中逐渐分出了一些特殊的地方（зон），这些地方只限于某一个支系的成员们共同占有，换言之，即只限于不分居的大家庭的成员们共同占有，例如在本捷尔坎德[125]便是如此。共同占有几十平方英里的由数百名成员组成的氏族团体并不是罕有的现象。胡麦尔普尔区（波古纳[126]）的普坦纳乡[126]有9314英亩土地和157名公社占有者，热拉尔普尔的索尔德涅乡共有399名成员，占有12033英亩的地段；库罗拉喀斯是18260英亩或28+（1/2）平方英里土地的所有者（《加尔各答评论》1850年9月份，第14期第155和156页）。但是，这些被称为托基、伯里和帕提的氏族分支，彼此之间只有微弱的联系。每个帕提都有其自治机关，自由地选举自己的首领（старшина）（朗伯尔达尔[126]），并且与其他分支分开，各自缴纳摊派在自己身上的国税，征收这种税款，并把税款分摊给彼此以连环保（круговаяпорука）联系在一起的本族成员。每个帕提成员只从帕提的土地中领取他的份地。全体成员共同使用公共牧场和其他附属地，与其他帕提的成员毫不相干。如果问题只涉及个别帕提的成员的利益，则在每个帕提的范围以内都表现不出各帕提之间的共同性［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联系”。——编者注］，一旦有某种特殊情况使某个帕提发生了直接关系到全体氏族成员利益的现象，这种共同性［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联系”。——编者注］便会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但允许并且还要求全体氏族成员参预个别帕提的地方事务。这种干预，多半发生在｛氏族的｝某一个分支无力｛缴纳｝国税（朱马[127]）的时候。为了避免按照法律规定而强制出卖属于这个分支的部分土地，从而避免缩小氏族所占的地域，印度的法律就要求：把连环保由最狭小（最小的）分支的成员推广到较高分支的成员，即由帕提成员推广到伯里成员，由伯里成员推广到托基成员，最后再推广到整个胞族社（巴伊查拉）[128]的成员。每当某个公社成员出卖份地（надел）——允许出卖最初是英国法律规定的——因而使全氏族的公共财产有减少之虞时，都照上述办法办理；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立法就确认卖主所属的那个区（波古纳）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其次轮到区以上的较高的氏族分支，如此类推，最后轮到氏族及其全体成员（第75—77页）。 由于在各居住地（村落）的范围以内的财产关系个体化趋势加强，不可分的氏族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占有制”。——编者注］就逐渐消亡，产生了新形式的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产生了其他的，更复杂形式的人和土地的关系”。——编者注］。在大多数省份，在它们被英国人侵占时期，不可分的氏族公社绝迹了；只有晚期的土地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土地共同占有制”。——编者注］的陈迹还残存着；在一些公社中，这种陈迹存在于这样的条件下：各个体家庭使用大小不等的份地，而这些份地的大小，每次都是由份地的占有者对真正的或虚构的公社始祖的亲属等级来决定，或者是由实际耕种情况来决定；在另外一些公社中，这种陈迹则存在于定期将公社土地重新划分为相等份额的条件下（第77—78页）。 （2ａ）在这些较新的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是由继承法来决定家庭份地大小的形式。这个制度还盛行于印度西北各省[129]，尤其盛行于本捷尔坎德和旁遮普（第78页）。 旁遮普。（《旁遮普施政报告——1849—1850年和1850—1851年》选编，1853年加尔各答版）。其成员属于同一个克兰[较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氏族]［注：这个方括弧中的话是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中就有的。——编者注］甚至往往出自同一个始祖的土地占有者公社，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尤其在札提人部落中常常可以看到，每一个共同占有者都有一定地段，通常由他本人来耕种，他依照公社当局的摊派，缴纳向他征收的土地税……每一个公社社员距始祖远近的不同，决定着由他支配［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占有”。——编者注］的地段的大小。社会舆论非常坚持保存这个依亲属关系规定份地的制度，以致我们往往发现有些人，其先人已经有一代甚至两代根本不参预公社所有权，而仍能被允许使用土地……这样规定的可耕份地，既不能认为是终身的，也不能认为是世袭的。份地归各个家庭支配［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占有”。——编者注］，一直到必须给新生的或暂时外出的氏族成员［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亲属”。——编者注］分配新的份地，因而必须重新分配公社耕地为止。……公社常常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其目的是使亲属等级和份地大小更相适应。——这个目的还常用下述方法来达到：并不改变现有的分配，而把归氏族公社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未开垦地的某些地段划给那些要求扩大其份地的共同占有者。这样一来，个体份地事实上就成为终身的，甚至成为世袭的了（第78、79页）。 西北各省：班达的已故收税官[130]罗斯的报告书（1845年，参阅第28页［注：这是马克思手稿的页码。参阅本卷第228页；指刊物《西北各省公函选编》，第34号。——编者注］）中曾顺便谈到： “在库祖雷加村（班达省），公社会议（班查亚特）在着手确定个体共同占有者时，首先要确定每个公社成员距氏族始祖的亲属等级，其次才依据印度法律关于各个亲属应分享亡人遗产多少的规定，把或大或小的地段分给各个家庭，供其使用。”（第79页） 一般来说：各个家庭的个体份地远远不包括公社的全部土地。公社的一部分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森林、沼泽地和牧场，但常常也有适于农业的地段——仍然归氏族全体成员共同使用；对于这种土地，还长期实行×［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在处理土质肥沃的地段方面已经废除的共同经营制度，或由氏族成员亲身劳动，或雇人劳动｛Ｍｉｅｔｌｉｎｇ｝（第79、80页）。 （2ｂ）随着时间的进展，随着氏族成员人数的增加，确定距始祖的亲属等级便越来越困难了，再加上暴力的变革，要这样做便不可能了，这种变革是指：由于和邻近氏族进行战争而使氏族的组成情况遭到了破坏，某些氏族公社绝灭，它们的份地一部分被人夺走，一部分重新变为荒地。例如，托马森说[载于他的报告（关于丘克拉村的。参看第28页［注：见本卷第228页；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关于丘克拉村的报告》，1837年12月16日。——编者注］）]：“如果认为各家庭由其最初产生的时期起直到现时为止，始终以正常方式增殖而从未间断，那是不正确的。暴力的变革一再发生。在外来氏族的压力下，或者因与邻族发生敌对冲突，整个整个的部落灭绝了。”由于所有这些事件 ║[有计划的殖民（用毛勒的话说！）[131]也应当算在这些事件中]，║ 公社土地中的个体份地事实上已不再与距始祖的亲属等级相符合了——至少就整个来说｛inihremGesamtzussammenhang｝［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就面积来说”。——编者注］如此；这些份地的或大或小，现在就由某个家庭事实上所耕种的地段的相对大小来决定了。因此份地（надел）面积不等的情况严重，坎伯尔（《科布登俱乐部论文集。土地占有制》）称这种情况为印度公社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类型（第80页）。 关于这一点，有下述引文，这段引文所谈的是班达区赫保乡的一个村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情形（罗斯的报告。参看第28页［注：见本卷第228页；这里指的是：“《西北各省公函选编》第34号。班达的收税官、已故的Ｈ．罗斯关于班达区的白哲布拉尔占有制的报告，1845年”。——编者注］）：“我们在公社中没有看到过固定的份地。每个人在继续耕种期间一直占有他所耕种的地段。一旦某个地段无人耕种，就重新列为公社‘荒芜土地’，每个公社成员都可占有它，条件是：由他耕种并缴纳摊派给该地段的赋税”（第81页）。份地不等往往导致公社成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被称为kumobeshee｛多少之争｝ （这个名称无疑只用于旁遮普部分地区，这是托马森在其关于丘克拉村的报告中提到的）]。 ║在发生这类纷争时，有些人主张现存的分法，有些人则要求重新分配（同上页）。║ （3）托马森在同一报告书中对其中一次“kumobeshee”｛多少之争｝作了如下描述：“要求重新分配的人们坚持地段（份地）大小均等，既反对按亲属等级决定的份地制度，又反对按实际占有情况批准的制度”。 因此，每隔一定时间，往往是每隔一年，把公社土地平均分配，这在印度土地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土地关系”。——编者注］形式的历史上乃是比较晚期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现在也只存在于北部和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在旁遮普这种形式最常见：在这里，这种形式不仅出现于同一村落以内，而且出现于两个和两个以上彼此有亲属关系的村庄之间，往往不仅涉及耕地，而且还涉及农舍（[宅旁土地]——усадебнаяземля） ║即与农民住宅毗连的土地）。║ 专员詹姆斯在其《关于白沙瓦区胡斯顿格尔各公社｛summary｝村的报告》（1852年4月17日于拉合尔）中写道：“我不应忽略在某些地方保存至今的一种极其奇特的习俗，我指的就是各村及其所属单位（昆德［注：昆德是课税单位的名称。——译者注］）之间定期交换土地的习俗。在某些地区，这种交换只涉及土地。一个昆德的居民转移到另一个昆德的土地上，而后者的居民也迁移到前者的土地上，例如在沙富尔凯尔[132]和苏多凯尔；而在别的区×［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连住宅也彼此交换。后面一种情况直到现在还存在于普鲁儒尔和塔尔纳两个村的居民之间，也存在于凯世札村的两个昆德的居民之间，每五年交换一次（第81、82页）。 白沙瓦区茹朱夫查尔的土地登记专员、拉姆斯登中尉，也作了同样的报道。[见《旁遮普行政署公函选编》，1857年版第1卷第367页。见他的关于茹朱夫查尔区的报告，1853年1月17日。] “在茹朱夫查尔区的某些村之间不久以前还存在着定期交换土地和住宅的习俗，通常是每隔五年或七年进行一次。从1847年起，所有这一类交换开始废除……近来这一类交换就越来越稀少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据托马森在其关于胡斯顿格尔公社村的报告第101页（载《旁遮普行政署公函选编》，1857年版第1卷）说：“随着时间的进展，彼此有亲属关系的各村之间所进行的土地交换，常常遭到当事人方面的强烈反对：×［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比较肥沃的土地的暂时占有者往往拒绝用这些土地去交换邻人的那些比较贫瘠的土地；凡是这伙人有权有势的地方，各村之间土地的交换就完全停止了”（第82页）。同书（同上，第102页）也谈到同一村落以内停止交换宅院 ║[即房屋和毗连的土地]║ 的情况：“经验表明，被迫离开先前居住地的村民，通常都是预先拆毁他们的宅院（усадьба），使先前的居住地变了一片废墟，以此明确抗议习俗所规定的把自己劳动果实交给他人的义务”（第82、83页）。 宅院（усадьба）的交换虽然到处都停止了，可是在另一方面，现在在许多地方，常常还有在同一公社的成员之间交换耕地的情形。每个公社及其每一个分支、区（昆德）的土地，都按照公社或其所属单位现有的公社占有者（这里称为杜夫塔雷[133]）的人数而分成若干块份地。每个公社占有者都领受自己专用的土地×［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其肥力和用途 ║[亦即最适于何种专业]║ 都各不相同。 由于最适宜耕种的地段位于河流两岸或是沿着灌溉渠道，所以为了使份地保持均等，就必须使每个共同占有者既能均等使用宜于灌溉的土地[称为肖尔古拉，源于shol一字——意为稻（рис），稻只能播种在由河流和渠道灌溉的土地上]，又能平均使用名为鲁尔米的不宜于灌溉的土地。因此，在给每个家庭分配相应的份地（所谓布克拉）之前，每个公社就要把属于它的全部土地分为若干田畴（коны），俄国和德国现在和过去都有这种情形。这些田畴（коны）在旁遮普称为“温德”；份地布克拉的占有者，就从每个这种田畴（коны）中领受地段；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均等地分享公社土地［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占有公社的不动产”。——编者注］，而他为此也必须缴纳同其他社员一样多的一份实物税和货币税——这一方面是用于地方管理，即养护道路和灌渠以及支付当地公社官吏的薪水（第83页），另方面则用于交付公社所担负的国税（这种税称为朱马）。每当人口增加而感到适于耕种但尚未使用的土地不足，致使公社成员间现有的土地分配不均时，公社成员便进行重新分配。 ×［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由此可见，重新分配并没有定期性，至少在荒地（已垦地）多的公社中是这样。但是在这种土地不多的地方，重新分配的时间就比较短——十年、八年、五年，往往甚至每年重分一次。后一种情形，在这样一些公社中最常见，在那里，由于最适于耕种的土地面积有限，在当年的那一次重新分配中无法使全体共同占有者［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使用者”。——编者注］都能均等地分到土地。因此，他们就通过每年都重新分配一次的办法而轮流获得使用这些土地的权利。这种建立在每年重新分配原则上的公社土地占有形式，在西北各省称为“普斯占有制”，在旁遮普称为“凯特伯特占有制”[参看罗斯报告第79页，并参看拉姆斯登中尉的报告第367页]（第84页）。定期交换份地的现象以前也见之于所有其他各省 ║[而现在只见之于旁遮普和西北各省了]。║ 例如，在普莱斯关于马德拉斯省的报告中（参看第28页［注：见本卷第229页。——编者注］）曾顺便谈到：“我们在土地占有者中间经常看到每年交换其份地的习俗。这种习俗甚至见之于最富的村落中。我想这种习俗的发生是由于人们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将土地交给人们比较永久地使用，则可能造成不平等”（第84页）。 （4）最后，印度农村公社在其解体的过程中，也达到了盛行于中世纪的日耳曼、英国和法国并且现在仍盛行于瑞士全境的那个发展阶段，就是说，耕地，往往还有草地，归公社各个成员私人所有，只有所谓Appertinenzien（угодья｛附属地｝）仍归公社成员共同所有；这种附属地在西北各省称为塞耶尔，包括：（ａ）杂草丛林密布的未开垦土地；（ｂ）人工的和天然的蓄水池（例如可供灌溉用的水井和沼泽）；（ｃ）生长果树和薪柴林的小树林和园子；（ｄ）公社社员未曾占据，但由于上面修建了住宅和建筑物而取得一定地租的宅旁土地；（ｅ）蕴藏硝石和铁的荒地——开采这些矿物是公社社员本身或外来租佃者的营生；（ｆ）最后，还有集市税以及居住在公社中从事某种手艺的人所缴纳的款项。于是，入境权（правовъезда）、放牧权（правовыпаса）以及一系列和中世纪的“马尔克权利”和“公社权利”｛“Mark”und“Gemeindegerechtigkeiten”｝完全一样的其他权利，都依照个人的地段的大小而属于每一个公社土地占有者，如同德国在把耕地从马尔克分出来并将其分给公社各个成员私有以后出现的情况一样（85页）。但是印度制度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产生是由于它更接近于远古的公社占有制形式，——在于：由于某种原因而失掉土地的公社居民，仍然可以享用“公有附属地”｛“Gemein”｝［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森林、场和空地”。——编者注］。例如在《加尔各答评论》（第14期第138页；参看本笔记簿第28页［注：见本卷第228页。——编者注］）中说：“某个公社的社员，如果在转让他的地段或者使它荒芜以后仍然继续居住在公社中，都有享用‘塞耶尔’的充分权利”（第85、86页）。 总之，过程［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历史继承性的次序”。——编者注］如下：（1）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占有制”。——编者注］和集体耕种［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共同开发”。——编者注］的氏族公社；（2）氏族公社依照氏族分支的数目而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 ║[即南方斯拉夫式的家庭公社]。║ 土地所有权的不可分割性和土地的共同耕作制在这里最终消失了；（3）由继承权 ║即由亲属等级的远近║ 来确定份地因而份地不均等的制度。战争、殖民等等情况人为地改变了氏族的构成，从而也改变了份地的大小。原先的不均等日益加剧；（4）这种不均等的基础已不再是距同一氏族首领的亲属等级的远近，而是由耕种本身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的占有。这就遭到了反对，因而产生了：（5）公社土地或长或短定期的重分制度，如此等等。起初，重分同等地包括宅院（及其毗连地段）｛Wohnungsboden（mitZubehör）｝、耕地和草地。继续发展的过程首先导致将宅旁土地[包括毗连住所的田地等等]划为私有财产，随后又将耕地和草地划为私有财产。从古代的公共所有制中［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占有制”。——编者注］作为beauxrestes［注：美好时代的遗迹。——编者注］保存下来的，一方面有公社土地 ║[指与已变成私有财产的土地相对立的][或者原先只是附属地｛Appertinenz｝的土地]，║ 另一方面则有共同的家庭财产；但是这种家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越来越简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的个体家庭了（第86、87页）。 （Ｂ）印度本地罗阇时代的土地关系史 立法文献离我们的时代越近，其中承认公社土地所有制是印度土地关系的主要形式的证据就越多。这里的原因是：起初差不多完全被排除于法典以外的习惯法（地方法），逐渐越来越多地被吸收到婆罗门的成文法中。在《摩奴法典》[134]中，就承认国王有权“赋予属于再生族[135]的学者善人的行为所肯定者以法律效力，凡由此（这种行为）引伸出的准则，若符合各省、各区、各种姓和各家族的法律习惯，均有法律效力”。印度晚期的法典编纂者，即印度法律文献中以《法经》[136]著称的大批汇编的编者，就是从这些习惯中汲取解释《摩奴法典》的资料。习惯法提供了主要资料来补充远古法典中那些纯法律的、特别是纯伦理的［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私法的”。——编者注］贫乏的规定，这些规定起初都是由各村、城市和省的内政当局调整的（第89页）。 ║[科尔布鲁克断定《吠陀》成于公元前1400年，而埃尔芬斯顿在《摩奴要旨》（以《吠陀》的宗教诗的片断为依据）中则断定为公元前900年左右，虽然《摩奴法典》的译者威廉·琼斯爵士认为约在公元前1280年；《罗摩衍那》约在公元前1400年；《摩诃婆罗多》是其后的史诗，是印度文学中的《伊利亚特》。] （1）柯瓦列夫斯基在《摩奴》中发现了（参看摘自卢瓦泽勒－德隆尚法文译本的一段引文）║ 存在着公社土地占有制并且同时产生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痕迹，后者的出现，或者是通过从公社土地中分出个体份地的途径，或者是由于新来移民占据了公社荒地和林地的某一地段，并将它加以耕种，——不过事先要得到公社氏族团体的同意（第90、91页）。 ║[所引的关于村落边界的引文并没有直接指明村内是公社所有制。]║ 正如现在一样，在｛公元前｝九世纪的印度，与整个氏族和村的土地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占有制”。——编者注］并列的，还存在着家庭土地共有制（《摩奴法典》第9卷第104款）（第91页）。 在第9卷第20款中曾提到×［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协作社，即联合起来人人出力以促进共同事业成功的人们。这些协作社的存在，就说明印度从远古时代以来不但盛行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原则，而且还盛行氏族团体的成员共同经营土地的原则；这些协作社的产生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说明，即氏族团体在耕种土地方面的事实上的公社协作制，已被移植于自愿的、以契约为基础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中实行共同所有和协作]。与俄国的劳动组合相似（第92页）。 ║[但这与前面所说的不一致；就是说，游牧民族，甚至蒙昧民族，还在土地所有制——共有或私有——存在以前，就有由狩猎等等条件引起的｛协作｝了。]║ 虽然在《摩奴法典》时代土地共同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公社占有制”。——编者注］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可是也已有了私有制；关于栅栏、关于有人掠夺他人田地等等的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第92页）。这部法典也提到家庭财产的转让，还不是用赠予或立遗嘱的方法——这是与财产不可分的原则不相容的，而是用出卖的方法，只是需要得到同族人、亲属和邻人的同意；但是这就说明从公社土地的个体份地中产生了单独占有地［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私人占有地”。——译者注］。另一方面，《摩奴法典》承认劳动是财产的基础；它的这种承认，就直接说明财产是通过耕种公社荒地而产生的，这种制度至今仍在旁遮普拥有很多土地的“胞族社”中存在。1849—1851年旁遮普施政报告中曾经说：“清除土地上的林莽，常常被认为是财产权的最有力的、无可反驳的证据”（第93页）。授予公社以外人员的这种权利，可以用氏族公社占有的土地广大来解释（第93页）。 但是，共同使用者以时效[давностьвладения，AlterdesBesitzes]为理由而把他们的个体份地变为私有财产这一事实， ║在柯瓦列夫斯基看来，║ 只能用现代实践的经验来解释；这些经验表明，远支的后代和新来的移民是怎样威胁者依亲属等级确定份地的制度，而且这种对抗最后甚至会导致实行把公社土地定期重新分为相等份地的制度（第93页）。 ║[柯瓦列夫斯基认为，（依亲属等级的）占有者针对这种未来的危险采取了预防措施，即把他们的份地变为私有财产。换句话说，他是用下述假说来解释问题的，即早在《摩奴法典》编成时期，占有者（至少是依亲属等级而占有较大份地的占有者）就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占有地受到威胁，因而极力把它变为私有财产。如果把这种趋势作为前提，那末就看不出为什么采用时效原则——这一原则到处都同那种趋势一起存在——会成为特别困难的事情或者看起来无法解释的事情。]║ 把占有期限最初定为二十年，后来又定为十年，作为取得私有财产权的根据，——这个时效原则的确立，在我（柯瓦列夫斯基）看来，乃是合法地防止（выход，HerauskommenausderGefahr）上述危险的手段，而其后果则是：至少把耕地，在有些地方还把草地变为它的临时占有者的私有［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不可改变的”。——编者注］财产（第94页）。 ║[这样说要简单得多：份地的不平等已经很大，这种不平等必然逐渐地造成财富、要求等等方面的各种不平等，简言之，即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争执，——这就必然使事实上享有了特权的人极力确保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地位。]║ 使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自行解体的上述原因，必然早于下述因素在这方面发生的影响，这些因素是：逐渐组成为种姓的教士和学者阶层，逐渐成为各王国（土邦）罗阇的部落首领（首长）们权力的增强，最后，还有迟早在农村居民中发展起来的向城市工商业中心的移民，——这种移民破坏了人民与土地的先前联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氏族原则的瓦解 ║[但这一原则首先在城市中以氏族统治的形式重新出现]║ 以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第94页）。在《摩奴法典》时代，后面这三个原因只能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或者完全不发生作用。在《摩奴法典》中没有一款提到罗阇有赠送公社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过了几个世纪以后才充分得到行使。其次：婆罗门被禁止耕种土地，这就排除了向他们赠送不动产的可能性：在该法典第10卷第115款中，也提到只向婆罗门赠送动产，最后，农村生活决定性地主宰着城市生活，并且盛行着一直保留到现在的不离开农村居住地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习俗（同上页）。 （2）从耶遮尼雅瓦勒基雅法典和那罗陀法典[137]开始到印度被穆斯林征服为止的时期，即从公元前九至五世纪到公元五至六世纪， ║直到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1761）。║ （ａ）公社氏族团体和农村团体被用之于行政和司法的目的。在《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这两部法典中，农村公社社员是用公社团体或亲属会议的名称来体现的；中央行政机关将警察职权和司法职权，即治安的责任，委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些氏族和公社已经由与执行这些职能无关的独立的机关变为国家的最下级的警察和保安机构了。 ║[它们原先所掌管的社会职能——司法和警察——现在成为由国家托付、责成和规定的了。]║ 从这时候起，自古以来维系他们的那种连带或联合保证（круговаяпорука｛连环保｝），就成了共同对国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中央行政机关”。——编者注］负责的关系了；在规定氏族团体对于其管区内破坏治安的案件必须负责的各个法典中，载有一系列这样的法令。[在晚期的一系列法律汇编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法令，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探溯直到目前为止印度私法或公法方面的某个法制的沿革。]这样一来，先前由公社或氏族团体[犯罪者近亲]向罪行或罪过的受害人亲属所承担的赔偿（вира｛赎罪金｝），现在就成为向国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政府”。——译者注］（向政府当局）所缴纳的罚金，作为公社未能缉捕到罪犯的失职罚金。例如，在第2卷第271款中（《耶遮尼雅瓦勒基雅》）规定，如果在村界以内发现罪犯的踪迹，则村长应坐罪。例如在《耶遮尼雅瓦勒基雅》第2卷第271和272款中说：“在凶犯或盗贼的踪迹不能在村界以外发现时，则凶杀案在其辖区内发生的那个村负金钱责任；如果罪犯的踪迹在邻村村界内发现，则该村居民必须缴纳罚金；如果踪迹在五个或十个村中发现，所有村落都必须承担金钱责任”（第95、96页）。 只是到公元五、六世纪的法典中，公社在缴纳国税方面的连环保，才具有法律性质，并作了详细规定，这种国税由公社本身在其成员中摊派×［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税额决不允许超过公社纯收益的六分之一（《那罗陀法典》第17章第47款）（第96页）。 氏族公社成员除了治安和纳税以外，还执行民事和警事诉讼的职能，也参加处理所谓不应诉争的案件（беспорныедела）。关于诉讼程序，《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都提到：除其他法庭以外，还有公社共同占有者会议，这种会议是高等审判机关，家庭会议和工匠会议都受其制约，而其上又有国王任命的高级官吏和国王本人。交“邻人（ｃｏжｕｍｅлｕ）法庭”（现在称为“班查亚特”）处理的司法对象，其性质同中世纪时日耳曼的马尔克或公社的司法对象一样，或者同现在瑞士和俄国的乡法庭或区（地方）法庭（судыверви）的司法对象一样。《那罗陀法典》第2卷第5款只给国王保留了｛审理｝复杂案件的权利；对其他审判只提出集体[不是个人]处理的要求。由此就可以推断，《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两部法典中所提到的全部诉讼在初级阶段都是由公社法庭（судыобщин）办理的[家庭会议（法庭）和工匠法庭的裁判权则有一种特殊性质]。首先是关于个人或整个公社破坏占有地地界的诉讼。依据印度法律，正如俄国法律一样，地界（termini）是不受时效限制的（《摩奴法典》第8卷第200款；《耶遮雅尼瓦勒基雅法典》第2卷第25款）（第97页，参见第98页）。如果整个公社之间发生了地界诉讼，这种诉讼的判决就属于国王法庭的权限（第98页）。对于目的在于日后夺取他人财产的行为的控告，例如对于故意取消某种地界标志（знакимеживаний）的行为的控告也由公社法庭处理（同上页）。 另一类应由公社大会［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村民大会”。——编者注］审理的诉讼，是因践踏田禾、攫取他人果实、砍伐他人树木、擅自修筑堤坝等等而侵犯了个别社员或整个公社的财产权的行为，这类诉讼案在上述两部法典的许多条款中都提到了。公社裁判权和国王裁判权是这样划分的：每当诉讼案需要采用印度法律上的某一种神意裁判（ordeals）时，判决权就属于国王法庭或由国王任命的审判委员会（《那罗陀》）（第99页）。[按照《那罗陀法典》第1编第5章第104款，每当法官借助于其他证据而不能明确判定涉讼两造的民事责任或刑事罪行时，就被承认有采用神意裁判之权]（第99页）。 第三类应由公社法庭审理的案件，是享有充分权利、不受专业法庭审理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各种民事诉讼案件，在判决时如果认为无需求助于神意裁判，则提交公社法庭审理（同上页）。（归特别法庭审理的是：不分居的家庭成员归家庭法庭审理，手工业和商业团体的成员归工匠法庭审理）（同上页）。（例如当一造否认曾接受另一造的寄存物而发生纷争时，就采用神意裁判；因此（按照那罗陀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判决也就专属于国王法庭（同上页）。 刑事裁判权大概专属于国王法庭（第99、100页）。 公社对所谓不应诉争的案件的裁判权。在《摩奴法典》中，已经提到不动产的买卖需要邻人同意。过了四个世纪以后，土地私有制原则在社会上就得到巩固，以致只需要把这种出卖公之于众就行了[赠送不动产也是这样]，而在公社大会上完成出卖手续的习俗就是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第100页）（参看该页脚注）。 载于公元五和六世纪法律汇编中的这些有关公社｛dieKommune｝司法权和警察权的条款，是这一时期存在着公社的唯一的文字根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各个公社对其财产关系的管理，按规定必须象以前一样，要依据当地的习俗和规章，这些习俗的约束力，在《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两部法典中往往是明白承认了的（同上页）。[关于公社本身的组织和共同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土地共同使用制”。——编者注］形式，只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参看下文）]。 在《摩奴法典》中并没有关于公社管理组织的任何条文；可是，《耶遮尼雅瓦勒基雅法典》和《那罗陀法典》都证实由公社自己任命公社长（首领），两部法典都劝告人们选举通晓自己的职责、大公无私、清廉自守的人担任公社长，都规定公社成员绝对服从这样选举出来的人员的决定（指示）（第101页）。 《那罗陀》在某些条款中称公社大会［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公社团体”。——编者注］成员为“亲属”，在另一些条款中则称他们为“同居者”（сожｕｍｅлｕ，同住者，邻人）。可见，在那时候存在着两种公社——“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前一种公社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就已存在，见斯特拉本的书第15卷第1章。（即在公元前327年时，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阿富汗，随后又在称为塔格锡来斯的境内渡过印度河，亚历山大和它的邦君缔结同盟对抗大罗阇波罗，或称普鲁，那时波罗正在卡诺雷为君，统治着整个印度斯坦，等等。）下述引文摘自马其顿将军奈阿尔科斯（亚历山大手下将领之一）如下的报告：“法律都不是成文的；这些法律一部分是一般的，一部分是特殊的，都与其他各国的法律有很大区别，等等。其他人和他们的全体亲属共同收获劳动成果；随后各人就取走维持全年生计所必需的一份。×［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剩余的东西他们就加以焚毁，为的是要重新劳动，以免懒散度日。”[138] ║所以，这段文字必然是指║ 建立在公社经营原则上的氏族公社；但是也有这样一类公社，它们是建立在由各个家庭分别使用根据继承法属于它们的特定的公社份地的原则上的。这两种形式的氏族公社也见之于公元五——六世纪，至少是见之于某些地区，特别是现时仍然存在这类公社的那些地方（印度西北部）。但是在公元五——六世纪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显然已经是： （ａ）农村公社，而且是这样的农村公社，即个体份地不是按照距始祖的亲属等级而定，而是按照事实上的占有而定，换言之，即按照实际的耕种情况而定。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法典中经常提到的不是血缘亲属，而是邻人（ｃｏｃｅбъ），这种邻人的会议就是村民大会（селъскｕǔсхоб）。其次，立法者在两部法典中都特别重视事实上的占有即耕种情况。一方面[《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立法者不承认非法占有的事实亦即不与耕种相结合的占有——纵然连续三代——为所有权的根据；另一方面，对于被先前的所有者[即占有者]抛弃了的地段，立法者承认×［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谁在这一地段上花了劳力谁就是占有者（第102页）[例如（见同页脚注4）在《那罗陀法典》中提到：“如果某一地段的占有者因贫穷而无力耕种，或者占有者身故或失踪，该地段的收益就属于直接从事耕种的人”。“一连五年没有耕种的土地，就被认为是无主的土地[亦即öｄｅｓ，пустопорожная｛荒地｝]”。另一方面，在《摩奴法典》中就已有土地私有制的痕迹；例如在《那罗陀法典》第2编第11章全章中，都载有关于私人占有地地界的争执；有许多细节谈到划定私人地界和恢复被侵占的占有地地界的规定 ║[但所有这些情况也可能在并非私有财产的个体份地中发生！]（第103页）。║ （ｂ）垦殖（耕种）无人耕种的地段，每次都必须得到未耕土地（所谓荒芜地）的所有者即公社成员或公社首领（首长）的允许，这一点在《摩奴法典》中就已经作为取得土地私有权的方式肯定下来；后期所有法典也都谈到这一层。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的唯一重要的区别×［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乃是须经｛民族首领｝（derVolksältest，chef，наробныǔｃｍａｐｅǔщｕнａ）的同意，而不是象以前那样须经公社原来所有者的同意。距部落最初在某一定地区定居的时间越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民族首领（наробныесｍареǔщｕны）的那些部落首领（领袖）的权力也就增长得越大，他们权力的增长主要表现在财产关系方面——表现在制定法律虚构方面，凭借这种法律虚构，民族首领成了本民族所占全部土地纵然不是事实上的、也是法律上的最高所有者（第103页）。这里所指的是那种现在还存在于埃及、土耳其等国穆斯林中间的dominiumeminens［注：最高所有权。——编者注］，这种最高所有权也存在于俄国——至少在其历史上的莫斯科公国时代，还作为法律概念存在于英国。（参看例如艾伦著《王权》，1849年版第125页及以下各页。）根据这种法律虚构，最高权力的首领（代表）就有可能自由支配公社团体的土地，把无人耕种的地段赐给愿意耕种的人所有（第104页）。在印度个别公社的编年史中（这些史料是不懂梵文的历史学家还甚少加以利用的），有证据证明：通过这种途径，即由于罗阇的命令，一下子就产生了大量的私有财产，而使公社财产受到损害（第104页）。柯瓦列夫斯基援引了其中一则史料作为例证：《关于在南坎坎建立穆鲁达村的办法记事》。这部编年史是由印度学者纳拉扬·曼德利克在穆鲁达村一个婆罗门氏族的家族档案中发现的，他把原文，附上英文译文，发表在亚细亚会孟买分会的杂志上，他认为，原稿写于公元十四或十五世纪（第104页）[这个记事本身见第104—107页]。 （ｃ）除了公社所有制以外，公元五世纪和六世纪的立法还提到了家庭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也在缓慢地自行解体（第107页）。最初，存在着亲属的互相负责制，不受亲属等级的限制；在这个时期（公元五——六世纪）这种责任制就只限于下行系列的三个等级和旁系的两个等级；在这里，儿女只是彼此负责，只是为父亲、祖父和父辈负责，反过来说，这些氏族成员中的每一人也只是为其余的人负责。不分居家庭（undividedfamily）的人员组成，这时候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已经只限于上述少数亲属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第108页）。 在《摩奴法典》中，只有在长子明确表示了分家愿望的情况下，才允许分父母的遗产，而在《那罗陀法典》中，则规定只要家庭成员约定（协议）就可以分遗产（同上页）。[按照《那罗陀法典》：“幼子如果有必需的才具，也可以（代替父亲）执行家庭中的这种职务”]。在《那罗陀法典》中：如果家庭同意，至少是家庭中利害攸关的成员同意，那么甚至在父亲或母亲在世时，只要父母事实上的同居生活 ║（大概是指coitus［注：拉丁文：房事。——译者注］）║ 停止，女儿出嫁，妻子天癸停止和丈夫facultatiscoeundi［注：拉丁文，意为丧失性能力。——译者注］以后，也可以析产。只要父亲愿意，当他在世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析产。在分父亲的遗产时，每个儿子和未出嫁的女儿（如果他们已去世，就由其后人），最后，母亲如在世，则还有母亲，都各分得一份，而其份额的大小一方面由年龄决定[“长兄分得的份额比其余弟兄都大，幼子则分得较少”。《那罗陀》]，另一方面则由种姓决定。[“其余弟兄——除长子和幼子外——如果属于×［注：此处的符号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同一种姓，则所分得的份额相同”。《那罗陀》]（第108—109页）。在分母亲的遗产时，则只由女儿继承，如果她的女儿已去世，则由女儿的后人继承（第109页）。如果家人的同意已属心照不宣，也可以允许分遗产。每一个家庭成员，如果独立经营（管理财产）并按照宗教法规举行祭祀追荐亡亲，期满十年，就可以另立家庭 ║[即不再属于不分居家庭]（第109页）。║ 其次，血缘关系的削弱，也表现在关于个人凭自己劳动、不花费家庭任何公共财物而获得的财产的立法规定中。根据瓦西什泰对《摩奴法典》所作的解释，可以假定在这部法典编纂的时代，凭个人劳动获得一定财产（动产或不动产）的家庭成员，还不能成为这种财产的唯一所有者，而只是在分这种财产时——在家长去世以后——得到其中的双份（同上页）。 起初，“不花费家庭任何东西”而获得财产这个条件，是被人按照有利于家庭的精神来解释的。迦旃延、祈祷主和广博的注释（？）以及《密陀娑罗》[139]都同意这种说法。[现在已出版（参看托·斯特兰奇爵士）维哲尼亚涅什瓦拉的《密陀娑罗》和伊穆塔·瓦哈纳的《析产论》（这两部论著专论继承法），后者是孟加拉的根本大法，前者则从贝纳勒斯起直至岛最南端，到处都被采用。“这两部论著，作为优良典范，已成为我们在英属印度全部领土的司法制度的基础，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两部论著在其各自适用的领域内的权威性。”斯特兰奇。]在较晚的法典中，家庭的利益大部分成为私人所得物的利益的牺牲品。《耶遮尼雅瓦勒基雅法典》中已载明对朋友所送的礼物，对新娘的嫁妆等物有独占的所有权（第110页）。 从《摩奴法典》时代起至《耶遮尼雅瓦勒基雅法典》和《那罗陀法典》时代止这个时期，财产关系个体化的日益加强，还有一个证明，这就是在后两部法典中，私人支配其所属财产的自由要广泛得多。根据《摩奴法典》，要出让土地，须经邻人即氏族公社［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公社团体”。——编者注］成员事先同意；而在《那罗陀法典》中，只要求公开成立卖契。但它也远远没有把这一条规定推广到全部土地所有权。根据《那罗陀》等法典，共同财产不能成为赠送的东西。[广博说：“共同财产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以出让：必须得到参加使用这份财产的全体人员的同意”]（第110页）。所谓共同财产，在这里应当理解为氏族的（ancestral｛祖传的｝）财产，正因为如此，也就是家庭的不可分的财产。家长只能支配这份财产的收入，而且只是在保证家庭的一切必要开支以后，才可以加以支配（《那罗陀》）（第111页）。 （ｄ）如果我们进到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的时期（十四、十五、十六世纪），那么在法律文献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方面有古代公社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又有从公元六世纪至十四、十五世纪的财产关系个体化过程所取得的成果。在这些法律文献中没有一部有关于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直接记述，因为公社所有者的关系不是由法律调节，而是由当地习俗调节的。例如，皮塔玛哈就直截了当地要求，在乡民、牧民等等之间发生纷争时，应根据当地习俗加以解决，而这些习俗的约束力也是所有最新近的注疏都承认的。公社法庭都采用这些习俗。婆里古（一部最新法典的编纂者）曾经提到单社裁判和联社裁判。同一个公社社员之间所发生的讼案，用前一种裁判×［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在两个不同公社成员之间发生诉讼的情况下，则用后一种裁判来作出判决（第111页）（并见同页脚注5）。 在迦旃延的书中曾直接提到公社土地——他是在该书谈到与公社土地相邻地段的占有者有权享用该公社土地的果树时讲到的。祈祷主在列举几种不得出让的公共财产时，也谈到了“属于全体的土地”（第112页）。（“道路、土地等等属于全体，是不可出让的财产”。）达克娑也有同样说法：“凡学者认为不得出让的东西，皆为公有财产”（第112页）。 在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始终是不可分家庭所有制，关于这一点，下述情况可以证明：法庭对于某块有争议的地段，在有关人员提出相反的证据之前，承认其共有的性质。印度法的所有最新注释者，在确定家庭成员中谁有权分享共有财产的收入、谁只有权靠家庭赡养时，以及在他们提出家庭成员要求世袭的家长或公推的家长报告家庭财产管理情况的权利问题时，都谈到了不可分的财产；谈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出让或析分家庭财产的问题，他们也说过这一点（第112页）。 另一方面，不动产个体化趋势的加强，也可以从以下情况得到证明，即分家更容易了，而且不但对于自力取得的财产，就是对于氏族的财产，也可以更自由支配了，特别是将财产收益施与僧侣种姓成员即婆罗门时，更是如此（第113页）。 ║所以，僧侣贼徒｛pack｝在家庭财产个体化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第113页）。║ 不可分的家庭财产的主要标志是它的不可出让性。因此要动摇这种财产权，在婆罗门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立法就必然越来越甚地进攻它的这个堡垒。《摩奴法典》还没有提到不可分的家庭财产出让的情形；《那罗陀法典》也是这样。后期的法典——如广博和如意——允许在所有共同占有者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这一类出让。 ║由于“赠物”对僧侣无害，所以这个条件对他们来说很麻烦。[用赠送方式出让，到处都是僧侣的拿手戏！〕║ 因此，僧侣种姓一方面力图使分家易于进行和加速实现，而分家的结果则是不动产转入可以自由出让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力图在立法中加入特殊规定，使人们易于处理家庭财产，以便把家庭财产赠给僧侣种姓。《摩奴法典》已经允许分家以增加举行家庭祭祀地点的数目。晚近的法典都一致鼓励这类分居。有一部法典这样说：“如果一家人都住在一处，则供奉祖先的香火的数目无疑也要少一些；因此，对于祖先的亡灵来说，分家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祈祷主有一种滑稽的说法：“同居共食的人供奉祖先、湿婆和婆罗门，食物就单一了，如果把他们分开，那么每个分居的家里都供奉”（第114页，参看同页脚注2）。 在僧侣立法家看来，分家只是排除家庭财产不得出让的原则在增加婆罗门财产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物的手段之一。为了同一个目的，家长按法律规定获得了自由布施僧侣的权利，不受家庭财产不可出让这个一般规则的限制，可以破例（第114页）。在《密陀娑罗》中，不但允许家长赠送不动产，而且允许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赠送不动产，只要这种出让是出于任何一种笃信宗教的目的。迦旃延、哈里塔和其他人都背离印度法——它只承认对被出让财物的实际占有权转到新所有者手中以后出让行为才有效力——的一般原则，他们承认任何人在弥留之际对教士［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僧侣”。——编者注］所作的赠送都有效力；这样一来，他们就给古代立法中从来不曾提到过的后世的遗嘱法的发展开了先声（第115页）。 在生时和在临终前赠送僧侣，是最古的一种处理家庭财产的办法，这从《密陀娑罗》中所确认的下述事实可以得到最好的证明：其他各种处理财产的办法，也都通过赠送的形式，以便使这些办法得到与前一种办法同样的法律保证（同上页）。 其他民族中的情形也是如此，例如在日耳曼－罗马世界的各民族中（参见墨洛温王朝，卡罗林王朝），都存在这种继承现象——赠送教士乃是第一种，先于其他各种实行的出让不动产的方式（同上页）［注：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布施僧侣……乃是最古的处理家庭财产的办法”。——编者注］。 西塞：《穆斯林法律》（Sicé：《Ledroitmusulmanetc．》）。 《海代牙》：汉密尔顿｛Hamilton｝英文译本（十八世纪末）。 穆尔泰卡。多桑｛d’Ohsson｝的译本，贝兰｛Belin｝的英译本，载《亚细亚杂志》（1861年和1862年）。 冯·蒂申多夫：《穆斯林国家的封地》，1872年莱比锡版。 沃尔姆斯：载1842年10月《亚细亚杂志》；又见1841年该杂志，第4辑第1卷；1844年2月。 克雷默：《伊斯兰教的主要观念》，第2部分《国家观念》（Kremer：《DieherrschendenIdeendesIslams》．Teil2．DieStaatsideen）。 哈默－普格施塔尔：《哈利发时期的土地制度》（HammerPurgstall：《DieLänderverfassungunterdemKhalifat》）。 《比较法学协会通报》，1877年。关于波斯尼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约翰·道森：《印度本国历史学家讲述的印度史。穆斯林时期。根据已故亨·迈·埃利奥特爵士所遗文件编辑》（1867年，第1卷）；同书第3卷；第4卷（巴卑尔皇帝自传）。 斯图亚特：《英国人的早期文献》（Stewart：《EarlyEnglishRecords》），第165页[140]。 《加尔各答评论》，1864年第45号和第14号，1850年9月；1854年和1859年9月。 查理·威廉·布顿·劳斯的关于孟加拉土地所有制的论文，1791年伦敦版（DissertationconcerningthelandedpropertyofBengalbyCharlesWilliamBoughtonRouse．London，1791）。 汉特：《关于孟加拉的统计报告》。1877年，第16卷第397页及以下各页；第1卷第262页及以下各页。 塔尔博伊斯·惠勒：《英属印度的早期文献》，1878年版。 吉尔克：《德国合作社史》（Gierke：《GeschichtederdeutschenGenossenschaft》）。 杜布瓦｛Dubois｝。对印度土著居民的描述[140]。 马尔利·勒·沙特尔：《印度通史》，1569年巴黎版（MarlyleChastel：《HistoiregénéraledesIndes》．Paris，1569）。 《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帝国……游记》，1699年阿姆斯特丹版（《VoyagesdeFrancoisBernier…contenantladescriptiondesétatsduGrandMogul》．Amsterdam，1699）。 昌德·达特：《孟加拉农民》，1874年加尔各答版。 印度的法律和政体之研究，1825年伦敦版。 沃伦伯爵：《土著居民的精神状况》（《Del’étatmoraldelapopulationindigène》）（印度）。 斯图亚特：《孟加拉史》（Stewart：《HistoryoftheBengal》）。 印度政府和印度事务大臣关于孟加拉饥荒的通信，1874年。 《孟加拉科学协会学报》（《TransactionsoftheBengalScienceAssociation》），第17页，教士朗格：《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 坎伯尔：《现代印度》（Campbell：《ModernIndia》）。 关于最近三四十年间印度行政管理改进情况的备忘录和东印度公司致议会的请愿书，1838年。 亨利·梅恩爵士：《农村公社》1872年版，及其《印度的研究对当代欧洲思想的影响》[141]。 （Ｃ）穆斯林法律及其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所作的改变 ［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穆斯林法律及其在印度土地关系的领域中所作的改变”。——编者注］ 西塞：《穆斯林法律》[根据托马斯·斯特兰奇爵士《印度法》1830年马德拉斯版，斯特兰奇曾任马德拉斯首席法官。第1卷，第2，3页]。［注：方括弧中的话都是马克思从斯特兰奇的书中摘引的。——编者注］[引论：“在公司的各个法庭中（受孟买政府节制的那些法庭除外），穆罕默德教徒给印度教徒颁布的穆罕默德教刑法典被我们保留了下来；孟加拉政府只对它作了某些修改]。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是阿布·哈尼法（生于699年，卒于767年）学派的信徒。[他是四个正统逊尼派之一的教长。][他的可兰经注疏——《塞涅德》（《支持书》）在正统穆斯林中间具有法律效力。]这个学派有两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布尔汗·乌丁·阿里，是十二世纪后半叶的人，他把阿布·哈尼法的学说应用于伊斯兰教徒征服大批民族和国家而产生的往往是全新的关系中；他的著作《海代牙》（汉密尔顿译），直到现在，在印度穆斯林法庭中还当作毫无疑义的权威加以引用。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穆尔泰卡（有多桑的译本和贝兰的译本，发表在1861和1862年的《亚细亚杂志》）。在印度各穆斯林法庭中，引用穆尔泰卡注疏的时候少得多，但是他的注疏在与印度接壤的亚洲各地——印度的征服者的故乡——仍然是哈尼法学说的最流行的注疏之一（第118、119页）。布尔汗·乌丁·阿里和穆尔泰卡观点的一致，说明他们关于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土地所有制的关系的学说都属于哈乃斐学派的基本教义之一（第119页）。 他们两人教导说，被征服者如果不改信伊斯兰教，就应当缴纳“jiziat”｛基哲特｝或“djizie”｛奇哲亚｝（人头税）。阿布·哈尼法学派在这方面是和其余三个（正统）法学家——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勒的意见一致的：阿拉伯人中的偶像崇拜者或叛教者应当消灭；与此相反，“信仰圣经的民族”——只有希伯来人、基督教徒、玛吉教徒和多神的拜火教徒被承认是这类民族——如果被征服后不肯改信伊斯兰教，则普遍课以人头税（第119页）。动产被认为全部属于征服者（同上页）。不动产一部分留在被征服居民手里，他们应当向政府缴纳地亩税（哈拉吉）；[“穆斯林军事长官必须向异教徒宣布他们应缴纳多少地亩税和应在什么期限内完纳”]；“地亩税一部分归穆斯林军队成员所有，以代替薪俸”（第120页）。事实上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在《海代牙》中就说：“在征服一国之后，伊玛目有权将该国土地分配给穆斯林，或将其留在原先占有者手中，而课以地亩税”（第120页）。 在穆尔泰卡的书中说：“不动产的来源是征服。不动产分为两类：免税的土地（称为“uchrie”｛“欧舍利亚”｝或“mulk”｛“莫尔克”｝）和纳税的土地（称为“kharadjie”｛“哈拉吉亚”｝）。接受伊斯兰教的占有者的土地，以及该国被正教徒征服后分配给征服者穆斯林的土地，都算作免税的土地（第120、121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全部被征服的国土都变成了国有财产。卑劣的“东方学家”以及其他人徒劳地引证可兰经上的一段话，那里说［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不管东方学家不久以前怎样解释可兰经上的一段箴言，那里说……”。——编者注］土地是“属于真主的”。有效的是阿布·哈尼法的箴言：“伊玛目不能宣布被征服的国土是整个民族的教田或者是某个征服者的教田”。这话只能有一种意思，即土著居民不能完全被剥夺［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不能把土著居民的土地充公”。——编者注］。被穆斯林征服的国家，其土地作为通例仍然留在先前的公社占有者或私人占有者手中；伊玛目把这些土地分配给穆斯林，只是一种例外（第121页）。至于由伊玛目分配给穆斯林的土地，则分为两种：（1）教田，即宗教、慈善和公益机关的永久性的私有财产［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不可改变的财产”。——编者注］，（2）军功采邑田（ikta｛伊克塔｝），这是由伊玛目分配给军队成员的（同上页）。 教田。阿布·哈尼法学派的穆斯林法学家经常提到（1）寺庙财产和（2）慈善和公益机关财产的不可出让性。凡是把收益用作维持寺院和宗教学校（所谓medrèce｛麦德列斯｝和mekteb｛麦克帖卜｝）的土地，属于第一类。属于第二类的是那些用来维持该地所建立的“imare”｛伊玛尔｝（“贫民收容所”），以及维持医院、公墓、桥梁和水井（统称为“miriie”｛米利｝）的土地。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土地仍然留在原来的占有者手里，只不过这些占有者不是向国库纳税，而是向上述机构纳税（这时称为“idjare”｛伊扎尔｝）。除伊玛目以外，私有者也往往把自己的土地变为教田。小所有者甘愿把自己的财产权移交给寺庙及其所属的慈善机关；移交的条件就是对所出让的土地保持世袭占有权，这种占有权现在已不是自由的，而是与教田占有者每年给教田缴纳一定的货币税额相联系了。另一方面，在土地宣布为教田以后，土地的占有者就不再有因负债而被迫通过公开拍卖来出让土地的可能，同时也不再有向国库缴纳地亩税的义务（第122、123页）。 采邑田（军功田）。《穆尔泰卡》（穆尔泰卡的注疏）中载有下述详细规定：“伊玛目可以把被征服者的土地分配给他的战士作为军功采邑田（名“ziamet”｛“哲麦特”｝或“timar”｛“提玛尔”｝）。伊玛目也有权自由处理国家的荒地（未耕地）……他可以把一部分荒地让给他所中意的人，其条件是后者每年向国库缴纳一定的赋税……他应当经常关心的是，不使无主的土地长期处于无人纳税的状态；在分配这些土地时，他不应当考虑领受份地的人是否皈依正教以及其社会地位如何”（第123页）。从马瓦尔迪所作的摘录来看，马立克、沙斐仪和艾哈迈德各家都是与这些注疏意见一致的（同上页）。但是，如果被征服者在他们被征服前就接受了伊斯兰教，或者某个国家由于投降而从异教徒手中转到穆斯林手中，那么所征服的土地就只须缴纳地亩税，伊玛目就没有权利把土地加以分配。 至于在征服以后伊玛目有权加以分配的那一部分土地的分配情况，阿拉伯法学家伊本－贾马把这些土地分为三类[参阅蒂申多夫《穆斯林国家的封地》，1872年版]（第123页），即： Ⅰ．第一类“军功田”：把土地或有一定收入的项目分配给受田人，作为其完全独有的财产。这一类土地是：（1）还没有被任何人耕种的地段，（2）被原占有者抛弃的土地，（3）现在虽然仍被异教徒耕种，但在征服敌国以前已被伊玛目答应分给穆斯林军队某个成员的土地。土地一旦被课以地亩税——这样它就构成统一的经常收入总额中的一部分归整个正教徒社会享用，——就不再由伊玛目支配。在征服完成以后，“伊玛目便不得把已被耕种的土地的产权转交给任何人”（伊本－贾马所引西迪·克雷利尔原文）（第124页）。实际上，这就导致大部分土地仍留在土著居民手里（同上页）。 与此相反，关于未经耕种的土地，《穆尔泰卡》是这样说的：“伊玛目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将未经耕种的国家土地予以分配。×［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任何人，无论是正教徒或异教徒，凡将荒地加以耕种者，都获得对那块荒地的所有权”。但是事实上，这需要取得伊玛目的同意。例如，在《海代牙》中是这样说的：“谁在得到伊玛目许可之后耕种荒地，那他eoipso［注：从而。——编者注］就成为荒地的所有者。凡未经其许可而擅自耕种者，根据阿布·哈尼法的说法，便不得享此权利。……从征服之日起，全部荒地都转为整个正教徒社会所有。因此，个人对于荒地的占有，正如对一切战利品的占有一样，如果不经正教徒教长伊玛目的许可，都是不可设想的”。据西迪·克雷利尔的注释者、阿卜杜尔·巴基说，这一点也适用于被占有者抛弃的土地 ║[即无主的土地]（第125页）。║ Ⅱ．第二类“军功田”。 伊玛目允许受田人对分配给他的土地只享有某些权利： （1）他可以从拨给他的土地上获得部分农产品，或者是（2）份地领受者可以获得地亩税所提供的收入的全部或一部。赋予享用权只限于一定时期，最长是终身享用。他去世以后，享用权并不转给他的继承人，而是交还国库。在最优惠的情况下，亡人的家庭也只能指望从当局方面领取终身的赡养费（同上页）。 伊本·贾马同马瓦尔迪及其他宗教学者的意见一致，他说：“穆斯林的土地永远不能交给任何人世袭享用”（第126页）。 Ⅲ．第三类军功田：有权与领地管理机关一起享有下述设施：（1）采矿工业，（2）盐、石油、硫磺等矿产地，（3）道路、集市、磨坊。这些设施中，有一些设施的享用权只是以征收某种款项的方式实现的；例如，集市、道路等等就是这样（同上页）。 第一类军功田。因为被赐的这一类土地通常都是荒地，因而是不纳地亩税的，所以其目的在于扩大耕种面积，也就是扩大征收地亩税的土地面积，从而增加国家收入［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增加整个正教徒社会的收入”。——编者注］。这个目的也促使穆斯林法学家——马克里齐和《海代牙》——主张：伊玛目赐出的那块土地，如在整整三年期间事实上没有耕种，伊玛目有收回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这块土地可以立刻转赐给第三人，不过依照马瓦尔迪的学说，不得授予由伊玛目剥夺的人，这种人只有在经过三年以后（从剥夺时候算起），才能重新取得对荒地的所有权（第126、127页）。在这方面，马瓦尔迪等人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认为穆罕默德曾有过下述箴言：“凡占有土地而没有动手加以开垦满三年者，皆因此而应将占有权给予愿意加以开垦（耕种）的任何人”。这第一类军功田表明，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在他们所征服的各国，尤其是在印度，存在着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他们征服以前很久就有了，——即：×［注：文内和页旁的符号都是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编者注］由部落首领和民族首领将荒地授予最初加以开垦的人所有（第127页）。第二类和第三类军功田的目的与此完全不同：它们的目的在于以固定的收入给穆斯林军官作报酬。按照通例，只有武士、重骑兵才能领受这类土地。伊玛目可以破例，这只限于对他的亲信、法官以及给政府作了特殊贡献的一些人。被赐予这种军功田（第二和第三类）并没有物权的性质[不是jusinre｛实际的权利｝]，而只是使受田者能够暂时地、最多是终身地享用某个地区向国库缴纳的实物税或货币税的一部或全部（第127、128页）。冯·蒂申多夫（《穆斯林国家的封地》）依据了雅库特的见证，后者曾谈到当时流行的一个传说：在麦加地区，也门统治者波斯王库萨和只颁赐了一块土地作为军功田，并且由此推断说，上述的军功田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很久，在波斯王国境内及其附属国内就存在了。穆罕默德及其后继者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逝世以后，在公元632年所选的第一个哈利发]，除了赐予对荒地的所有权以外，没有实行其他授田方法。欧麦尔连这种授田方式也不要，至少对穆斯林是这样，因为他认为，他们专门从事军事是更合适的（见克雷默和哈默－普格施塔尔的著作，参阅第40页）［注：参看本卷第260页。——编者注］。直到奥斯曼统治时期，在哈利发统治地区才第一次出现了赐予军功田供暂时和终身使用的这种波斯制度。这种制度在倭马亚王朝，尤其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期间曾被广泛采用。后者在（由呼罗珊开来的）波斯军队的支持下夺取了王位以后，就急忙把采自波斯本国的制度应用于波斯军队的成员。让武士有权终身享用一定土地上的收入，即享有土地占有者所缴纳的实物税和货币税，这种习惯由阿拉伯人传给了逐渐抛弃多神教的［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取代了他们的统治的”。——编者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因此，我们只在印度和阿尔及利亚发现这种习惯仍在起着充分的作用（第128页）。 因此，在穆斯林征服者统治之下，土地通常仍然留在它的先前的占有者手里：政府只把国有领地和未耕种地据为己有；对穆斯林只从这些土地中授田。军功田的授予所产生的后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使国库损失了某些地区的税收，而绝不是剥夺了［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使丧失土地”。——编者注］农村居民。农村居民仍然根据公社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照旧占有他们的土地。变动多半只涉及到人，而不是涉及到土地。占有者由自由人变为依附人，同时，他们的占有也由对自主地的占有变为封建的占有（第129页）。 ║[最后这一点仅仅对于领受了第二类或第三类军功田的伊斯兰教徒才有意义，而对于印度教徒至多在下述程度上才有意义，即他们不是向国库，而是向由国库授予权利的人缴纳实物税或货币税。纳地亩税并没有把他们的财产变为封建财产，正如impôtfoncier［注：法国的地亩税。——编者注］不曾把法国的地产变为封建地产一样。柯瓦列夫斯基整个这一段都写得非常笨拙]。 关于穆斯林的土地政策符合他们法学家的学说，关于“上述的封建化过程”逐渐地也推广到印度斯坦的边远部分，这两点都有║阿拉伯—波斯的编年史和蒙古—土耳其的编年史可资证明，这些编年史由于出版了英文译本才为人所知，开始出版这些译本的是已故的亨·迈·埃利奥特爵士，他的后继者约翰·道森教授至今仍未出完（见《印度本国历史学家讲述的印度史。穆斯林时期。由约翰·道森教授根据已故亨·迈·埃利奥特爵士所遗文件编辑》第一卷（1867），以及其他）。 （Ｄ）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 ║[信德于711年被穆罕默德·卡西姆征服；在他于714年被哈利发瓦立德一世（倭马亚王朝）杀害以后，阿拉伯人在信德的统治就完结了，三十年以后就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信德。（阿拉伯人在印度的第一个占领区。）《列王纪》——已佚的八世纪前半叶阿拉伯原文之波斯文改写本——（见约翰·道森的著作第1卷第136页）——详细记述了征服者如何对待土地所有权。据该书说，“遵照先知的遗训”，被征服的居民首先被课以人头税[柯瓦列夫斯基说：更正确地说是被课以户籍税（поочажныйсбор）｛Heerdsteuer｝]；此外，土著还应缴纳和以前一样的地亩税和新颁的教会什一税；即使是穆斯林，也无一人可以豁免什一税。接受了穆罕默德教的土著既免征地亩税，也免征人头税（第130页）；对所有人民不分信仰“仍保留其动产和不动产。被征服的居民的土地和财物并没有被剥夺”（《列王纪》）。穆罕默德·卡西姆把收税权授予信德的世袭包税人——“婆罗门”。有些村和区是例外，这些地方的税收由卡西姆赐给他的战将作为军功食邑（“伊克塔”或“卡塔亚”）；战将在服军役的条件下领取这种食邑。军功田的占有者从欧麦尔时代起被剥夺了从事任何其他行业的权利，只能服军役，所以他们迫于必要，不得不把赐给他们的地区的土地留在原来的耕种者手里，以每年征收一定份额的实物为满足。并非所有武士都分到这种食邑，只有卡西姆的近卫队［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卫队长官”。——编者注］（？） ║[较高级军官！]║ 才能分到。普通兵士领取年俸，并免纳全部赋税。[穆罕默德的军队，正如道森教授所说，既不包括妇女也不包括儿童；因此阿拉伯人不管愿意与否都不得不与被征服各国的土著妇女实行混杂通婚]。阿拉伯兵士由于与信德的土著妇女结婚，所以他们就逐渐形成特殊的军事移民区，这些移民区后来发展成为城市（？），称为jumud’s（＝дружины，意为卫队）和“amsar”（意为小集镇，城市）。在被征服国家的全部土地中，卡西姆只夺取了被推翻的罗阇的领地另加荒地；以这两种土地为基础，把土地赐予僧侣和慈善机关首先是寺院作为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曾在信德实行的一切民法都完全保留。“涉及财产、契约、债务等等的一切诉讼，仍象以前一样，由村长会议（或所谓“班查亚特”）根据成文法，更多地是根据习惯法，通过仲裁审理（道森教授）”（第130—132页）。 只是在十一世纪时[特别是从马茂德·伽色尼（他的入侵是在1001—1024年）及其嗣子马苏德一世——参看第42页——时代起；马茂德的最后一代子孙在失掉其他一切占有地以后，仍在拉合尔（旁遮普）实行统治，直至1182年]，才开始对印度——旁遮普等地——的实际征服。他们在印度北部的征服地包括了二十三省。 马茂德·伽色尼及其继承者的统治，在土地所有制关系方面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这个朝代的统帅们只从事掠夺战和屠杀等事（见乌特比《雅敏传》）（第133页）。 ║[这种情况不适用于伽色尼王朝的最后一代，即苏丹巴赫拉姆，他在1152年被（廓尔的阿拉乌丁）驱赶，逃往拉合尔，伽色尼王朝在那里仍然统治到1182年。]柯瓦列夫斯基认为，伊斯兰教徒在北印度的巩固的统治是从穆罕默德·廓尔征服德里开始的。这是不正确的。[1193年，希哈布乌丁（廓尔王朝苏丹吉亚斯乌丁的兄弟）击溃了统治德里和亚日米尔的普里蒂维罗阇，留下曾为奴隶的库特布乌丁在亚日米尔作总督；库特布乌丁夺取了德里，宣布自己是德里的第一个穆斯林王（1206—1210年）]║ 土著居民被课以赋税即zimmis｛契米斯｝。赋税的征收一部分责成当地罗阇负责，令其每年以定额贡赋的形式缴纳，一部分委之于专为此事任命的官吏作为包税人负责征收。原先的占有者仍然保留其所有权。沙姆斯乌丁 ║（1211—1236年）（德里的第三个奴隶王）║ 已经把村和区分赐他的将领们，而以提供一定数量的战士作为条件，也就是说，把他们变成了“军功田领有者”。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到了向这些村和区中的土地所有者为自己征收赋税的权利，而这些赋税原先是缴入国库的。这种做法，并没有使土著土地占有者的占有关系发生任何改变。军功田占有者如不履行所规定的军事义务，其军功田即被收回。依据波斯编年史家齐亚乌丁·巴兰尼的记述，沙姆斯乌丁单在河间地方 ║[河间地方是河流及其支流之间的地区；这里所指的是朱木拿河与恒河之间的河间地方，即一个主要的河间地方]║ 所分赐的军功田就有2000处！同样，吉亚斯乌丁·巴尔班 ║（1266—1286年）（德里的奴隶王）║ 和贾拉尔乌丁 ║[名基尔吉，柯瓦列夫斯基误作菲罗兹]（1288—1295年）║ 也曾亲自或通过省督把新采邑赐给军事贵族，“以笼络之”，波斯人巴兰尼这样说。同西欧的采邑占有者一样，军功田占有者也力图将其特权变为世袭的和独立于苏丹的特权（第133、134页）。 ║柯瓦列夫斯基根据波斯人巴兰尼的话，认为║ 吉亚斯乌丁·巴尔班即位时已看到君主国根基动摇，因为他的父亲 ║[是后来做了苏丹纳赛尔乌丁·马茂德的宰相的奴隶吉亚斯乌丁·巴尔班的父亲？！]║ 治下的那些僭称“汗”的军功田占有者追求独立，经常瓜分苏丹权力和国家财产。这些军功田占有者在举行军事检阅时托故不到，每一次都是用贿买官员的办法使自己的僭越行为得到承认。大多数军功田占有者干脆拒绝服军役，理由是军功田不是作为有条件的财产，而是作为无条件的财产即所谓“伊纳木”[142]赐给他们的（第134页）。 ║[所有这些都是完全自然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1206—1288年间君临德里的都是奴隶王的话]。║ 吉亚斯乌丁·巴尔班曾力图杜绝此患（参阅巴兰尼所记述的他的计划）（第134、135页），终于无效；“他向军功田占有者的要求和眼泪让了步”（巴兰尼）（第135页）。军功田主要赐给骑兵长官（同上页）（以亲身服军役为条件。）因而在十三世纪时，军功田占有者就已力图使军功田成为“莫尔克”或“米尔克”即完整的财产，这种财产是苏丹可以赐给的，而且实际上也赐给了，是从国有领地和算作国有领地的荒地中拨出，通常是赐给有功勋的官员和侍臣的。 在十三世纪时，僧侣团体也已把为自己征税的权利看作是它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吉亚斯乌丁·巴尔班曾经给他在穆尔坦建立的一所修道院（khankah）捐赠“几个村以资供养”，也就是说，让那所修道院得以征收原应缴付国库的赋税（第136页）。 ║[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 1259—1317年——阿拉乌丁（基尔吉王朝（1288—1321年）的第二个君主）。║ 据沙姆斯·西拉季·阿菲夫说，阿拉乌丁不仅放弃了赐军功田给官员和骑兵军官的做法（代之以年俸），而且还从他父亲 ║[他父亲不曾作苏丹；更确切些说他背叛并杀害了他的伯父即基尔吉王朝的建立者贾拉尔乌丁（1288—1295），继承了伯父的苏丹王位]║ 的许多王公手里收回了拨给他们作军功田的村，使它们直接隶属于帝国的国库（把村变为哈利萨（khalza），——这个词现时仍在北印度使用）。他“大笔一挥”（巴兰尼），下令凡军功田占有者妄图获得“米尔克”权利者，其所占有的村皆直接隶属于国库。凡从以前的苏丹手中不附带任何条件领受了某种土地（伊纳木）的人，都遭到同样命运，无论他们是世俗之人或是僧侣团体（教田占有者）（第136、137页）。 ║他的无用的继承者——该王朝的末代苏丹穆巴拉克（1317—1320年）——自然又恢复了先前的制度（同上页）。║ （对北印度的描述）。在《万国游记》中（参阅第137页脚注2），有关于1325—1351年间穆罕默德·图格卢克时期军政人员情况的描述； ║[这是图格卢克王朝（1321—1414年）的第二个统治者，该王朝是由吉亚斯乌丁·图格卢克一世（1321—1325）建立的]║ 书中说道：“诸汗、马立克、王公和将帅（isfah’sálárs），各各都从国库拨给他们的地方取得收入。兵士和马木留克兵都得不到参加征税的权利，只靠军饷生活。军官的情况则不同。他们被赏赐整个整个的村，有权把各村缴纳的税收归为己有。只要赏赐村和区的苏丹或他的王位继承者同意，村和区就始终由他们治理。实际上，王位继承者在即位时，通常都要确认一下先前占有者的军功田”。 ║柯瓦列夫斯基继续说，——║ 据丁·巴兰尼的记述，阿拉乌丁的最近的继承者，即库特布乌丁和吉亚斯乌丁·图格卢克这两位苏丹，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阿拉乌丁于1317年在位，而库特布乌丁在位则在1206—1210年（即早了一个世纪）；吉亚斯乌丁·图格卢克也不是阿拉乌丁的最近继承者[继承者是穆巴拉克（基尔吉王朝）]，而是推翻了阿拉乌丁王朝的人。║ 1351—1388年——菲罗兹·图格卢克。他确立了把军功田从最初被赏赐的人永远传给其继承者的制度，他规定：“军官中若有人去世，应由其子补其空缺；无子则由其婿补之；如无直系后嗣，则亡人之空缺应由其最亲近的奴隶（ghulám）递补，如无此最亲近的奴隶，则由其最近亲属递补。亡人诸妻在继承顺序中为最近亲属”。“军功田占有者倘不能继续服军役，则在其在世时，也可由继承人补其空缺”（沙姆斯·西拉季·阿菲夫）。这样一来军功田就由法律承认可以继承了。菲罗兹不仅循往例允许军官享用军功田，而且也允许兵士享用。兵士通常只领取一部分应缴纳给已有的军功田所有者的田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把他们的权利卖给特殊的包买人阶级，而包买人又往往把这种商品卖给别人。同一个菲罗兹又把这种对将帅实行的采邑制度施之于政府官吏（第137、138页）。他还把许多地段分赐于僧侣团体和私人作为他们无条件的财产；这些地段都来自国家领地和被算作国家领地的荒地。荒地在缴纳地亩税的条件下转交给新殖民者；菲罗兹通常是把殖民者所缴纳的这些地亩税赐予僧侣团体和他自己建立的慈善机关享用；这样一来，大部分新开垦的土地就成了教田，因而成了僧侣团体、医院等等的不可出让的财产。此外，永久管业的财产（教田）也通过军功田的办法［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与建立军功田一样的办法”。——译者注］产生，即把（已有人定居的）村和区应向国家缴纳的税的征收权赐给僧侣团体、慈善机关等等。穆斯林统治者采用这种方法，只不过是继续实行当地的罗阇们前此多少世纪中一贯实行的成法，那些罗阇们是往往把成千成百的新村庄（居民点）划归某个寺庙的。教田与采邑不同之点如下：教田财产是永久管业的财产（不得出让，不得收回）；此外，教田的占有者还豁免一切差役，首先是免服军役（第139页）。 1388—1389年——图格卢克二世；在他即位以后，确认了菲罗兹赐给军功田占有者的权利，并向他的亲信和宠臣分赐了新的军功田。在他和图格卢克王朝以下各代苏丹在位时期，不断发生宫廷政变和其他政变，其中包括帖木儿（塔梅尔兰）在1398—1399年间的进犯，这次进犯导致了德里的苏丹王国的倾覆，以致边区各省的王公和马立克都宣布独立，并有可能把委托给他们的各省的全部税收都攫取到自己手中[第140、141页]。 如果受到帖木儿侵犯的人们放下武器，他就按照先知的训诫保证他们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的安全，条件是缴纳地亩税和查克雅特[143]（即人头税）。但是帖木儿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不仅如此，他还把已归顺他的王公和马立克留任原职，只是对那些他认为不完全可靠的人才用新人来代替他们。所以他的入侵巩固了采邑占有制度。他一旦离开某个国家，各省的统治者就唾弃“新主人”，而在另一方面也不愿承认“旧主人”（第141、142页）。 ║（接着是关于德里的赛义德王朝和洛提王朝的叙述，写得很糟糕。第142、143页）║ 基兹尔汗的继承者——穆巴拉克、穆罕默德、阿拉乌丁（1421—1450），在即位之后都马上确认军功田占有者和官吏的官职、薪俸和赐给他们作食邑用的区（pargana｛波古纳｝）和村（dih）以及份地和军功采邑（军功田）（第142页）。 据巴卑尔自传[144]说，他所见的最强大的独立国家——或是在穆斯林诸汗的统治之下，或是在印度罗阇的统治之下——是：（1）阿富汗，（2）古吉莱特，（3）德干，（4）摩腊婆，（5）孟加拉（第143页）。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也进行着内战；也发展着——正如在帝国内部一样——采邑制度和包税制度，损害了政治和行政的统一（第143页）。 根据巴卑尔的证明，在这个时期孟加拉就已经有了充分发达的柴明达尔制度，即由财政官员包征区和村的税收的制度；而在德干则充分发展了军功采邑（第143页）。在孟加拉，巴卑尔说，没有其他奖赏官员的方式，一律都是授予官员在其管辖地区为自己征税的权利。但在德干，当时有许多区都处在军事封建贵族权力之下，以致最高统治者不得不经常向自己的王公寻求援助和支持（第144页）。 蒙古人把整批的区和省仍留在印度的罗阇们手里，罗阇们得到了柴明达尔（土地所有者）的称号；这些罗阇－柴明达尔必须向帝国政府缴纳年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名义上属于“帝国”的区才这样做；在其余各区，柴明达尔职务则由穆斯林官员担任。每个新君即位，照例都确认旧柴明达尔和任命新柴明达尔。在大多数情况下，柴明达尔都是已在某个区或村占有地产的人。他们一旦就职，就在其旧的占有地（考玛尔）之外，又加上从委托给他们的那个区的荒地中拨出的特殊份地（надел）（这些份地称为南卡尔）。除此之外，柴明达尔有时还得到入境权、狩猎权和捕鱼权（斯图亚特《早期的英国文献》，第165页）。柴明达尔除了执行一系列警察职务以外，还负责从委托给他们的那个区征税，并有权给当地居民增派附加税，作为对自己职务的报酬。当地居民现在无须直接向国库纳税，而是把税缴给中介人柴明达尔（同上页）。 同时，又向军官阶层分赐采邑或军功田。占有者获得了独享被委托给他的区或村所缴纳的实物税和货币税的权利，并免向帝国国库缴纳一切赋税。他们的唯一的义务就是：个人服军役，并自己出资按预定人数提供步兵和骑兵。凡占有地在帝国边区的军功田占有者，都得到札吉达尔[145]的称号，他们的区通常都比其他区大（第145页）。对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不加区别地分给尚未耕种的土地这一做法，仍然象以前那样实行。蒙古人也正如其印度前辈和阿拉伯前辈一样，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力图减少未耕种的土地或被弃置的土地的数量。地方官员——穆特苏狄和阿米拉——负责对此事严加监督。在奥朗则布的敕令（沃尔姆斯在1842年的《亚细亚杂志》中曾加以引用）中，有这样一段话：“年初，地方官——穆特苏狄和阿米拉——必须尽可能详实地了解前一年土地耕种情况。如果穆特苏狄和阿米拉得知，在他们所辖区内的某一部分，土地耕种者缺乏必需的生产工具，那末他们在预先得到这些耕种者的某种保证之后，就必须以政府名义发给他们贷款。凡某一地段的占有者由农村出走，将土地弃置不种，穆特苏狄和阿米拉就有权将其地段交与第三者作为份地（надел），但这样做不得早于原占有者出走一周年。”在将荒地交给愿意耕种的人的时候，那就是确立“物权”的问题，即确立不得收回并可以继承的土地所有权——“米尔克”或“莫尔克”——的问题（第146页）。 大莫卧儿皇帝们对各省的做法，省督们在各省也都如法炮制了；在他们把村和区赐给他们的官吏和武士作为食邑之后，他们——皇帝和省督——还有权再夺回他们的采邑；编年史家和旅行家都常常提到这类没收措施[（参阅埃利奥特——道森，第5卷第241、414页）和斯图亚特（《英属印度的早期文献》第164、165页）]，这就显然证明札吉和柴明达尔领地不是可以继承的，虽然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父死而长子继承[参看道乌译菲里什塔所著书]。同时，土地占有者必须在获得皇帝敕令之后，才能行使他们被授予的权利，因此，这种敕令每一个新君即位时都要重新颁发一次（第147页）。 在蒙古人时代，在土地所有制关系方面，也没有发生什么法律上的变化，正如印度先前的穆斯林统治者时代一样——不过却有事实上的变化（同上页）。在皇帝泽汉杰（或查罕杰（1605—1627））的回忆录中说，他最关切的事务之一就是防止“札吉达尔和财政官吏侵占土著居民的土地以便自己出资来继续耕种”（第148页）。 因此，这类侵占行为就影响了整个制度［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这类侵占行为就转为整个制度”。——编者注］。赋税的重担，人身的迫害和往往是公开的暴力，都容易使农民抛弃自己的份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份地通常都被用来“补足”柴明达尔本人的占有地，或转给依附于他们的人。因此，在孟加拉和比哈尔存在的各种柴明达尔领地（它们的存在已由地方官吏和婆罗门的陈述向英国政府证明了）中，我们就发现了还有一种因柴明达尔掠夺小所有者的土地而形成的柴明达尔领地，这种掠夺行为，后来都由皇帝敕令和省督命令批准（第148页）。[见查理·威廉·布顿·劳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附录）第7期第273页，1791年伦敦版]（同上页）。 另一种剥夺方式［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封建化的因素”。——译者注］是：小土地所有者把所有权转给［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让给”。——编者注］大土地所有者，而以给小土地所有者保留世袭使用权为条件。这种契约[相当于罗马－日耳曼人中世纪时的“荫庇制”]，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印度，称为“伊克巴尔达瓦”。因此，农民的自主地产就一方面迅速转变为柴明达尔的封建地产，另一方面则迅速转变的僧侣、慈善和公益机关的封建地产（第149页）。 印度土地占有制方面的这些一部分由暴力所引起，一部分也是势所必然的变化，在大莫卧儿皇帝统治末期，由于中央政权衰落、从而地方政权机关的日益坐大和独立，发生得特别频繁。阿克巴的继承者查罕杰，就已抱怨边区各省的王公们僭夺统治权，在皇帝诏书上加盖自己的印章，并把他们自己的荣誉头衔赐给廷臣（同上页）。在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中，札吉达尔和柴明达尔仍在继续任意扩大赋予他们的权利。在理论上，占有柴明达尔领地需要在新君即位时得到皇帝敕令的确认，但是事实上柴明达尔领地已成为世袭；皇帝不能不向长子再颁敕令，而在没有长子时，则向长女再颁敕令；甚至在如果已证明柴明达尔滥用职权的情况下，皇帝顶多也只能从其亲属中选一人代替他的职务，但是必须给因此而被撤换的柴明达尔本人保留占有地“作为南卡尔”，并允许他们享用其所辖地区居民所纳的附加税所提供的收入。 ║[只有在孟加拉才是这样！]（第150页）║ 据英国官员报告，土地登记专员在许多区里，除柴明达尔以外，没有能够发现其他所有者。例如在库什巴·萨格兰赫区，据托马森1864年2月20日报告，先前的土地所有者婆罗门，由于札吉达尔的侵夺，逐渐失掉了对土地的一切关系，以致到了英国官员对该区进行土地登记时，除了札吉达尔而外，再不见有其他所有者了（同上页）。 柴明达尔从中央政府取得的独立性越大，他们就越容易在其所辖地区的范围内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他们发现，与其亲自在自己所辖的每个村征税，还不如分为若干分区，把税收包给第三者对自己更为有利。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大批依附于柴明达尔的采邑领地，这些采邑领地的世袭享用者仿效柴明达尔的榜样，也竭力侵夺委托给他们管辖的土地占有者的权利。在英国人对孟加拉进行土地登记时期，每个柴明达尔领地就已包括了一整套官员等级，其中每个官员都要求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得到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至少是得到世袭的土地享用者的地位（第151页）。 据英国地方官员说，札吉达尔按照皇帝和省督的榜样，也设置了隶属于他们的采邑领地，领受这些土地的条件也同他们自己当初领受土地的条件一样。在发生家庭卑幼成员的财产保障问题时，札吉达尔所采取的办法是：把自己的札吉的某一地段划分给这些家庭成员，条件是要他们承担一些公务性的义务，或者是缴纳几乎只是名义上的一点税，这种税称为“马达德”。最常见的赐给，甚至赐给与札吉达尔无亲属关系的人的东西，乃是把荒地拨给他们支配；这种荒地可以世袭使用，条件是加以耕种，并每年向札吉达尔缴纳少许实物税或货币税。在初期，赐地者还保留随时把份地（надел）收回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札吉达尔把他们的占有地变为世袭，下级札吉也逐渐成为世袭，即依照原型的模样，按长子继承权原则，由父亲传于长子（第151、152页）。 与此相同的逐渐发生的下级封建化过程，也可以在大莫卧儿帝国分赐给文官的那些土地上看到，这些文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获得了柴明达尔即土地所有者的统称。大莫卧儿皇帝自己，以及仿照他们榜样的各省省督，都有权从其所包出的区中划分出一些特别的村庄，以便日后赐给某些有功劳的人，其条件通常是要他们把这些村庄的税收不直接交付国库，而是通过柴明达尔交付国库。后来，柴明达尔自己也进行了类似的分配。被分配的土地（надел）包括了整批的村庄，已耕的和荒芜的土地，这些土地合起来往往构成整个区，也叫做“泰鲁克”，因而它们的占有者就称为“泰鲁克达尔”。除此之外，在同一个柴明达尔领地内几乎到处都有所谓“波特尼达尔”；波特尼达尔和泰鲁克达尔的差别只在于份地（надел）的大小。两类占有者都乐意在各自的辖区内让他们特别亲信的人向辖区内的各分区征收实物税与货币税，其条件是一律给以临时报酬或定期报酬。这样，在柴明达尔领地内就产生了新的官员集团，即所谓“达尔帕特尼”的包税人集团。这些包税人同样又逐渐造就依附于他们的一类人——“塞帕特尼”。最初对柴明达尔承认的世袭原则，也逐渐推行于有共同隶属关系的各类包税人（参阅汉特：《关于孟加拉的统计报告》，1877年版第1卷第262页及以下各页，和其他各卷中标题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各章）。他们的占有地逐渐被承认为不可剥夺的；从这时候起，柴明达尔领地就已不是完整的征税单位，而是分为许多类的各种世袭收税人集团，而其头目——柴明达尔虽然在法律上与其余人毫无区别，但是事实上却使自己的土地占有权得到承认（第152、153页）。 ║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至于说封建主（执行监察官任务的封建主）不仅对非自由农民，而且对自由农民的个人保护作用（参看帕尔格雷夫著作），那么，这一点在印度，除了在教田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Boden-Poesie）（见毛勒的著作），在印度正如在罗马一样少见。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不过柯瓦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一个基本差别：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 奥朗则布在衰落时期曾赋予柴明达尔在其辖区内以某些刑事警察的职能，例如惩治盗贼；但是涉及财产关系的判决则完全留在本地法庭的手中。在最新的一部法典即《婆里古法典》所列的十五种司法权中，几乎每一种都具有由居民或诉讼双方选出的仲裁法庭的性质（第153、154页）。 此外，公职承包制也不是在全国都实行的。许多区直接隶属于国库和完全依附于国库的官吏。后一制度不仅在大莫卧儿皇帝治下的各邦实行，而且也在或多或少独立于他的各邦实行。这个形式是唯一为马拉提人所知的形式，而马拉提人则逐渐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整个中印度和南印度［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西印度”。——译者注］（第154页）。 到蒙古人的帝国末年［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到穆斯林统治末期”。——译者注］，所谓封建化只发生于某些区，在其他大多数区，公社的和私人的财产仍然留在土著占有者的手中，而国家公务则由中央政府所任命的官吏办理（第155页）。 （Ｅ）英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印度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影响［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英国人在东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印度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的瓦解的影响”。——编者注］ 安东尼奥·波塞维诺：《论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国家及其城市》。1630年来顿版第213、217页。 马尔利·勒·沙特尔：《印度通史》。1569年巴黎版第227页。 亨利·威尔逊：《帛琉群岛记》。1788年版第297页。 杜布瓦：对印度土著居民的描述。 《弗朗斯瓦·贝尔尼埃游记》附录中给柯尔培尔的一封信。1669年阿姆斯特丹版（第307、310页）。 杜佩龙｛Dupeyron｝著作（见穆勒《英属印度史》1840年版第1卷第310页等等）。杜佩龙（Приложение｛附录｝），第一位懂得大莫卧儿皇帝在印度并不是唯一土地所有者的人。 布坎南：（迈索尔旅行）描写了那里的土地共耕情况[146]。 1793年，孟加拉总督康沃利斯勋爵（任期为1786—1793年）下令进行第一次土地登记，此时，在孟加拉，土地被承认为柴明达尔的私有财产。1765年，英国人已经知道，柴明达尔（“国家赋税征收人”）要求取得“柴明达尔－罗阇”的地位，因为他们在莫卧儿帝国衰落时期已经逐渐取得了这种权力。[他们的占有地之所以具有世袭的性质，是由于大莫卧儿皇帝只要拿到每年的税收，便不管土地占有的形式；这种税收是一个固定的数额，估计等于该地区的年产量扣除消费之后的剩余部分。柴明达尔把超过这个数额而征得的东西，一概装进私囊， ║因此他们极力压榨农民]。║ 他们之所以要求被承认为罗阇，是由于他们掠夺了大量土地和钱财，豢养着军队，并夺得了国家公职。英国政府（从1765年起）把他们当作它属下的普通收税官来看待，使他们对法律负责，缴税稍有延误即应受到监禁或革职的处分。同时，农民的状况也并没有改善；相反地，他们开始受到更甚的屈辱和压迫；整个税收制度陷于紊乱。 1786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出于政治考虑，命令与柴明达尔重新达成协议，协议要确切言明，赐予他们的一切好处，并不是依据法律，仅仅是总督和参事会的恩典；当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柴明达尔的现状，并提出报告；农民害怕柴明达尔报复，不愿作证；柴明达尔则规避调查，于是委员会委员们的工作陷入僵局。 1793年：康沃利斯勋爵停止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未经预先通知，突然在参事会上通过一项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这项决定承认，柴明达尔从今以后占有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是该地区全部土地的世袭所有者，每年所缴纳的并不是他们代政府征收的国家赋税定额，而是某种献给国库的贡赋！肖尔先生（即后来的约翰·肖尔爵士，康沃利斯这个坏蛋［注：这是马克思的用语。——编者注］的继任者）在参事会上曾极力反对这种全盘破坏印度习俗的做法；但当他看到参事会多数人都决定（仅仅是为了摆脱无止境的立法的负担和摆脱关于印度人的社会身分问题的无休止争论）宣布柴明达尔为土地所有者时，就建议让柴明达尔作土地所有者十年。但是参事会主张让他们永远所有。“全权委员会”赞同这项决定，并在皮特任首相时通过了—— （1793年）《关于承认印度柴明达尔永为世袭土地所有者》的法案。这一决定于1793年3月在加尔各答公布，使喜出望外的柴明达尔额手称厌！这一措施不仅是突如其来和意想不到的，而且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人们都认为，英国人向全体印度人颁布法律并在可能范围内治理印度人，都应该按照印度人自己的法律进行。同时，英国政府也颁布了几项法律，让印度农民也可以向民事法庭控告柴明达尔，并保护农民抵制增收地租。但是在当时国内的情况下，这些法律都没有用，始终是死的条文；因为农民如此绝对依附于地主，以致很少敢为自己说话。——上面所说的措施之一，便是一项把地租数额永久固定下来的法规；这项法规规定，发给农民一个文件，叫做“波塔”，这个文件注明使用土地的条件和每年应缴的地租数额。这项法规还准许柴明达尔垦殖新土地以增加自己地产的价值，并提高种植比较贵重谷物的土地的租金。 ║1793年：这样一来，康沃利斯和皮特便对孟加拉农民实行了人为的剥夺（第161页）。║ 1784年：英国的立法断然进行了干预，以便整顿“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和英国“在印度的领地的事务”。为此目的，乔治三世在位的第24年，颁布了一项成为英属印度宪法基础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成立了“印度事务委员会”，通称为“督察委员会”，负责对东印度公司的政治职能加以领导和监督。这项法令第29款要求公司，应调查英属印度各罗阇、柴明达尔、波里加尔和其他土地占有者关于遭受压迫的经常申诉，还应“根据公平适度的原则，并依照印度的法律和宪法”制定今后征收田赋的永久规则。 1786年：康沃利斯侯爵抵达印度担任总督；这家伙［注：这是马克思的用语。——编者注］根据董事会和督察委员会的指示（他在英国时就已接到），首先于 1787年：把民事法官和刑事警察的职能同行政管理的职能重新集中在收税官手中，使收税官成了地方行政长官和省民事法院（MoffussilDawanneeAdawlut）的法官，但收税官（作为一个税务法官）本身的法院仍然是与民事法院分开的（主持民事法院的也是同一个收税官）；对民事法院所作的判决可以上诉到高等民事法院，对收税官的税务法院所作的判决则只能上诉到设在加尔各答的税务部。 1793年：按照康沃利斯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三省实行的永久性土地整理办法，这三省的田赋税额按过去几年征收额的平均数永远固定了下来，——欠税应以出卖相当数量的土地来抵偿，另一方面，柴明达尔“只有通过法律手续才能够取得佃户欠他的款项”。土地占有者抱怨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依赖于他们下面的佃户了，因为政府以剥夺他们的土地为要挟，每年向他们取得他们只有通过复杂的法律手续才能从佃户那里得到的东西。于是又制定了新的规则，按照这些规则，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并依照严格规定的方式，赋予柴明达尔用逮捕的办法向佃户索租的权力，而收税官对柴明达尔也享有这样的权力。这是1812年的事情。 参看哈林顿《孟加拉法律和法规的初步分析》（Harrington．《ElementaryAnalysisoftheBengalLawsandRegulations》）。 科尔布鲁克《孟加拉法规汇编补遗》（Colebrooke．《SupplementtotheDigestofBengalRegulationsandLaws》）； 特别是：《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事务的第五篇报告》（该报告附录中的文件特别重要）。又见肖尔先生（当时——1812年——是田迈特勋爵）1789年6月18日的笔记，｛出版于｝1812年。 “土地整理”的后果[见议会委员会关于孟加拉和奥里萨饥荒的报告1867年版第一部分]：对农民的“公社地产和私有地产”进行这种掠夺的直接后果，是农民举行一系列的地方性起义，反对强加给他们的“地主”；起义的结果，有些地方柴明达尔被驱逐，东印度公司以所有者的资格取而代之；在另一些地方，柴明达尔贫困化了，被强制或自愿地出卖他们的地产，以偿付所欠税款和私人债务[147]。 因此，各省的土地很大一部分很快就转入少数拥有游资并愿意把它投入土地的城市资本家手中。[见《议会报告：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1866年）》1867年版第一部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48年版第222页。“正如在我们制度下常见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发生通过出卖柴明达尔权利而大规模地转让土地的现象，而购买者（在奥里萨）几乎到处都是拥有钱财的人，——他们来自开发较早比较富庶的孟加拉省，购买地权是他们特别喜爱的投资方式”。]城市资本家仍旧留在城市，因而与农村居民没有任何联系，他们通常是将地产分为各个地段短期出租给最殷实的农村居民，往往也出租给城市小资本家 ║[换言之，即小高利贷者]。║ 自第一次土地登记以来，只有少数老柴明达尔的家庭保留了下来，他们没有从事农业所必需的流动资本，更缺少固定资本；他们和佃户竞争，用有利的投资艺术来投放他们所拥有的少量资金，办法就是用高利贷的利率贷款给农民（第162、163页）（参看前引报告第1部分第321、322、349页及以下各页）。 ║因此，任何有利于农业的事都没有做（除农民自己所做的事外）║ （第163、164页把莫卧儿皇帝和其他人对灌溉等等所做的事同英国人所做的事作了比较）（第164页脚注）。 [参看沃伦伯爵《土著居民的精神状况》，及其他。]康沃利斯绝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障农民｛的权利｝，虽然在莫卧儿统治的末期，曾经在农民和柴明达尔之间重行确立了某些习俗和规章[第165页。见斯图亚特《孟加拉史》；小册子《地主与佃户的权利》，最后还有达特《孟加拉农民阶级》]。 1812年，总督曾颁布法令，以法律形式肯定（农民与柴明达尔之间的）“自由契约”，政府不加干涉。 ║一出滑稽剧（第166页）。║ 1859年法令。坎宁勋爵任期内（1856—1859年）。印度土兵起义（1857—1859年）以后，坎宁勋爵给孟加拉所立的法令（1859）；它把土地使用者分为三类：（1）1793年孟加拉土地登记时期占有土地者；（2）占有土地超过二十年［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十二年”。——译者注］者；（3）占有土地年数较少者第166、167页）。对第一类人，柴明达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增加地租；对第二类人，向柴明达尔缴纳的地租在法律规定的三种情况下可以增加：（ａ）地段生产率提高——但由佃户自己在经营方面所实行的改良除外；（ｂ）业已确定，佃户租用的地段比原来商定的大；（ｃ）地租低于邻近佃户所缴的地租。对第一类和第二类佃户不得单凭土地占有者的愿望而加以驱逐。对第三类佃户，土地占有者有权随时增加地租和停止出租（第167页，见坎伯尔《现代印度》）。 1826年。省督门罗在马德拉斯地区拙劣地模仿法国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正如坎伯尔所说（《加尔各答评论》1864年第45期），不应当称为农民所有制（莱特瓦尔），而应当称为菲尔德瓦尔［注：田野所有制，“菲尔德”一语来自英文field。——编者注］，因为在这种形式下，政府不是同某个农民所有者订约，而是同某块田野的暂时占有者订约。每一个地段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货币税，纳税的义务由暂时耕种这块田野的人承担。他可以随时放弃他的地段，从而不再缴纳货币税。而如果他不缴纳货币税，政府就勒令他马上滚开。这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有财产，—— ║财产本是以占有者的出让权为前提的！║ 所有这些农民，实际上只是“税款的个位数”（据坎伯尔所说，同上页），“而整个整个省份只不过是提供一定数量税款的总额而已”（第168页）。 实行这种制度，政府不是同某个村的全体公社占有者打交道，而是同单个地段的世袭使用者打交道，后者的权利只要不及时纳税就被剥夺。尽管如此，这些原子［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在财产关系上互不相干的占有者”。——编者注］之间仍然继续存在着某种令人可以想见先前农村公社土地占有者集团的关系。森林和牧场仍然是全体成员不可分的财产，或者更正确些说，仍然是各家庭的不可分的财产；耕地和草地在收割庄稼和干草之后仍然用来作公用放牧地。只有公社荒地是英国政府独家据有的对象，它利用这种非法的攫取向那些愿意耕种某块荒地的人征收田赋，eoipso［注：从而。——编者注］增加这个或那个村的土地使用者的人数，从而也增加纳税的人数（第168、169页）。 虽然实行了这种制度，但在马德拉斯管区的某些地方——即位于其北部和滨海区的居住着泰米尔和泰鲁古部落的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不久前还存在的公社团体的痕迹。土地仍然留在先前的世袭占有者的手中；虽然按照法律，他们各人分别负责及时缴纳政府赋税，可是他们各人仍然按照公社原则继续占有他们的份地（надел）（第169页）。 马德拉斯的制度破坏了同村的各个占有者之间的团结纽带，这种纽带不仅表现在实行缴纳田赋的连环保｛Gesamthaft｝，而且还表现在合力建设一系列旨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农业设施。这个制度破坏了公社社员的相互责任，同时，由于不及时纳税即可把地段转让给任何其他人，往往是纯粹的外人，也就人为地破坏了公社的人员组成和公社的建立在邻里关系上的团结原则（第169、170页）。此外，先前自选举产生的地方首顿也被政府任意任免的官吏所取代；因此，正如那位坎伯尔所说，过不了几年公社团体就会不留任何痕迹。这种把先前的公社所有者变成政府土地的暂时耕种者的做法不能不遭到反对。在马德拉斯管区的许多区，氏族公社的社员，即所谓“米拉斯达尔”，都曾要求政府注意：作为不可分的财产属于他们的某些土地已经被强制变成了个人租地。政府至多只是使他们比其他想要租用的人享有优先权[第170页，参看英国传教士朗格《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载《孟加拉社会科学协会学报》第17页]（第170页）。[“英国狗”［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没有用这一用语。——编者注］的纯财政观点，——同孟加拉土地登记时一样。]在这里，他们认为把柴明达尔变成“大土地所有者”是使自己获得良好纳税人的最好办法；在那里，他们认为实行政府土地租佃制，把税制推行于国家土地的新佃户身上，可以保证纳税及时，并且能够增加税收。所预期的财政收入大增加并没有实现。欠税额每年都在增加。因此马德拉斯的制度也就没有在西北各省和旁遮普采用。[旁遮普于1849年被兼并——在达尔豪西勋爵任期内（1848—1856年）]（第171页）。 孟加拉的制度逐渐在奥里萨、比哈尔、最初也在西北各省实行。在英国官员找不到柴明达尔的地方，他们就认村长（“朗伯尔达尔”）为土地所有者。公社所有者的权利完全被忽视；世袭耕种者的权利直至1859年也同样不予考虑。到处都有这样的现象：由于人为造成的大土地所有者贫穷，土地所有权都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大多数所有者都不在本地；住在自己领地上的柴明达尔和短期租佃户用高利贷放债的办法剥削农民；最后是农业得不到任何改良。因此引起了对英国政府的普遍憎恨［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不满”。——编者注］（第171、172页）。 1840—1847年间，在孟买省（管区），省督埃尔芬斯顿实行了同马德拉斯制度类似的制度。这一制度同马德拉斯制度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它多少照顾到公社使用制（“米拉斯占有制”）仍然或多或少未受侵犯的那些公社。孟买的制度在破坏公社团体的同时，还承认公社成员（即所谓米拉斯达尔）的世袭使用权；即使他们的土地暂时没有耕种，他们的财产也不被剥夺。土地耕种者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人如能提出占有权文契，就被承认为所有者。[见《关于最近三四十年间印度行政管理改进情况的备忘录和东印度公司致议会的请愿书》。1858年]。由此可见，到处都实行了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租佃制。 ║[把英国和爱尔兰给合在一起。妙极了！]（第172、173页）║ 在西北各省和旁遮普，表面上承认可以保持公社所有制，但英国政府同时又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公社所有制迅速瓦解的过程（第173页）。 从1807年起在西北各省逐渐确立的制度，严格说来并不是公社土地占有制；更正确地说，只是承认还是由穆斯林政府所开创的现状。在这个制度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土地私有制，公社所有制只有在英国“狗”官员［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英国官员”。——编者注］找不到能够提出任何（哪怕是极不可靠的）所有权文契的人的地方才允许存在（第174页）。英国驴［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英国官员”。——编者注］花了长得难以置信的时间，才多少近似地摸索到［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英国官员慢得不禁使人惊奇，他们最后才理解到……”——编者注］被威尔斯里勋爵征服地区的土地占有制的真相。例如，在一个以伊塔瓦为活动中心的办理土地登记的专员的1818年报告[《西北各省税收档案选编》第1卷]中说：“有些村，迄今为止还没有土地所有者。使我们极感惊异的是：我们竟然找不到柴明达尔或诸如此类的所有者存在的任何迹象。在许多村中，土地占有权还成了两派争执的对象，而两派中却没有一方能够提出任何有利于自己的重要证据” ║（这个英国笨蛋！）。║ 如果这两派中一方是公社所有者，另一方是地方当局或是有钱有势的居民，那么，专员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站在后一派方面，他们这样做所持的理由是：“公社所有者的权利从来没有严格而确切地确定过，因此，对于他们是否有任何土地权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给以明确的回答。”[引自上述《选编》第1卷第111页，办理罗希尔坎德土地登记的专员的报告]（第174、175页）。关于土地属于某个家庭的问题，常常凭办理土地登记的专员的任意武断和被咨询的伊斯兰教官员的偏私证词来决定。这样一来，土地所有权大都集中在仅仅持有假文契的人手中；因此，1821年任命的一个进行复查的委员会不得不把土地从许多占有者手中收回。（见坎伯尔《现代印度》第323页）。在许多自古以来除了公社土地所有制以外不知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村庄中，终于确立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前者是柴明达尔和泰鲁克达尔，亦即从整个区及其分区收税的人，后者是村长（朗伯尔达尔）；这两种情况都对大多数居民极为不利，他们不管是否愿意，都被迫变成了依附于地主的佃户阶级。——在专员们承认农村公社为所有者这种比较少见的情况下，有关纳税的契约不是“同整个村社（сцелыммиром）订立，而只是同一个或几个村长订立，如在贝纳勒斯区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公社所有者［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公社使用者。”——编者注］或者是成了这些村长专横和勒索的牺牲品，或者是提出要求分割公社土地，并要求将其作为私有财产转归各使用者（пользователи）。这种要求分地的诉讼早在1795年就是准许的”（第175页）。 ║英国“笨蛋们”逐渐意识到，║ 公社所有制并不是某个地区独有的，而是占统治地位类型的土地关系，而穆斯林政府所确立的某一官员的“私有财产”则是罕见的例外。[见同上书第219页：1809年8月12日《沃科普先生致割让和征服各省的专员事务局秘书的信件摘录》；又见桑兹·纽纳姆（收税官）给印度事务委员会秘书的报告，1817年5月12日于本捷尔坎德。]（第176页） 因此，1822年依据省督麦肯齐的规定开始对旧土地登记册复查的结果，使政府不是象先前那样直接同农村公社的各个占有者订立契约，而是同整个公社订立契约，至少在那些农村公社或多或少保存完好的地方是这样（第176页），参看同页脚注3。 局部订正土地登记册至今仍在进行，其目的是在扩大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原则；进行订正的出发点也不是私人土地占有制，象以前那样，而是把公社土地占有制当作占统治地位的类型。占有的时效被承认是土地属于农村公社的不可争辩的证据，而对于声称对土地有所有权的私人，则要求他提出购买土地或穆斯林政府赐予土地的文字契据。（第177页） ║于是，公社所有制原则上得到了承认；实际上被承认到何种程度，过去和现在总是要看“英国狗”认为怎样做才对自己最为有利。（第177页）║ 例如在本捷尔坎德各区，在被英国征服以前，还完整地保存着一大批农村公社，其土地有几十平方英里。出于政治的和财政的考虑，这种情况被认为是“有害的”。这些团体往往都是由同出一系和共同占有而联合起来的数千人组成的，所以在英国政府看来，这类团体一方面是一旦发生起义时的危险敌人，另一方面也是下述勾当［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下述情况”。——编者注］的障碍，即妨碍用公开拍卖无力纳税者土地办法来及时补上欠税。 ║英国“笨蛋”是怎么办的呢？║ 关于纳税方面的事，他们不是同整个公社（波古纳）订立契约，而是同公社的各个分支（伯里和普提）订立契约，同时又让公社在分支的成员无力纳税时负金钱责任（第177、178页；参看《加尔各答评论》1850年9月出版的第14期；《西北各省的乡村学校和自耕农》第155页等等）。英国政府在这样把农村公社分为分区的同时，在大多数公社中又采取各种措施，明确规定各人在耕地中应有的份地和每个纳税者在公社应纳的总税额中所占的份顿。[把全部耕地都分配给公社社员的制度称为完全的普提达尔制，一部分耕地仍由公社使用的制度则称为不完全的普提达尔制。]（第178页） 过了一些时候，村社会议就完全不遵守政府的这些命令了，它要就是继续不可分割地占有土地，要就是把公社土地和赋税在它的各个成员中间进行新的分配。只有下述一些地方是例外，在这些地方，办理土地登记的专员们遇到一种世袭份地制，份地的大小根据占有份地的家庭距共同祖先的远近来决定；专员老爷们认为这种制度应该无条件承认（第178页）。[见第178、179页所引用的地方[《西北各省公函选编》第34期第78页]阿拉哈巴德区班达的收税官罗斯的报告。] 英国“笨蛋们”［注：这是马克思的用语。——编者注］任意歪曲公社所有制的性质，造成了有害的后果。把公社土地按区分割，削弱了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原则，这是公社－氏族团体的生命攸关的原则。“笨蛋们”［注：这是马克思的用语。——编者注］自己也说，地广人多的公社，特别有能力减轻旱灾、瘟疫和地方所遭受的其他临时灾害造成的后果，往往还能完全消除这些后果。他们由血缘关系、比邻而居和由此产生的利害一致结合在一起，能够抗御各种变故，他们受害只不过是暂时的；危险一过，他们照旧勤勉地工作。遇有事故，每一个人都可以指望全体。（第179页） ║这种情况，在农村公社被强制分割以后就完全消失了，║ 农村公社被分割为面积小得可怜的分区，共同责任制只限于少数家庭之间。亲属原则的败坏更严重地表现在：把公社土地分割为各分区以后，接着就是把大多数公社和分区的耕地也分割为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在许多存在着所谓白哲布拉尔占有制（亦即有时把公社土地按照每个占有者的纳税比例而加以重新分配）的地方，由于把公社领土分割成世袭使用，暂时离开公社的社员就不能返回公社了，公社人数也不能由移民大量迁入而增加了。（参看关于班达区白哲布拉尔占有制的报告书（1875年），载于《西北各省公函选编》第34期。） 无论是在全部耕地都分给各个家庭的公社中，还是在部分耕地仍归全体公社社员共同使用的公社中，公社所有制都被“笨蛋们”［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英国政府”。——译者注］根本破坏了，因为政府不但不禁止出让公社份地，而且还规定，如果某个份地占有者不及时缴纳其应付税款，就把他的份地公开拍卖。公社团体的成员仅仅有优先权（优先购买的特权），并且要永远放弃氏族和邻居的赎回权，这种权利本来是生活在公社－氏族团体中的所有各民族的立法都承认的（第180、181页）。 （见《加尔各答评论》，1854年；《西北各省的税收》和第181页的脚注。）（1841年法令赋予收税官的这种公开拍卖权，结果使外来分子，大多数是城市资本家，侵入了农村公社。）[原先的规则是这样：如果某人比如说十五年没有纳税，他的份地（надел）占有权便转移给替他缴纳欠税的另一块份地的占有者，因此，出让给非本公社的外人的事情是罕见的例外。]（参看《加尔各答评论》1859年第14期第154页。） 旁遮普（1849年被兼并）。在这里，英国人同样用强制手段把农村公社分解为分区，并且人为地实行了可耕份地的私有制；在这里也是公开拍卖公社份地以偿付私人债务和公社欠税；但与西北各省不同的是，在旁遮普，公社被承认为全部土地的唯一的和独占的所有者；在这里，公社团体要比西北各省保存完好得多（第182页）。但是英国政府却攫取了农村公社的森林和荒地 ║作为国有财产，║ 其借口是保护森林免遭公社所有者砍伐，而实际上则是为了有利于欧洲人从事殖民。公社占有者仍然保有入境权和｛使用｝牧场权（同上页）。[《旁遮普及其属地政府档案选编》新刊第10期，1874年拉合尔版第57页。][又见《西北各省政府档案选编》第4卷。专员Ｒ．亚历山大致西北各省地方税捐局公函，1855年8月阿格拉版第330页。同上：莫拉达巴德收税官斯特雷奇1855年7月16日致亚历山大的公函（见第183页）。] ║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第184页）。║ 由于确定了个人的公社份地可以出让，“笨蛋们”［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英国政府”。——译者注］就输入了与印度习惯法格格不入并与之敌对的因素，只不过用承认公社社员的优先购买权的办法稍微缓和一下（第184、185页）。 印度人由于接触欧洲文化，奢侈之风便发展了起来。他们往往耗费自己收入的一半，来举办婚礼等等；他们为此举债，付出高利贷的利息， ║[在一切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高利贷的发展]║ 并且利用英国人给予他们的出让份地的自由，把份地抵押给高利贷者。当还债期到来的时候，农民们通常却没有足够的钱。高利贷者提出诉讼，并且不费多大开销，无须迁延，就能获得对公社份地的所有权。高利贷者就这样成为公社社员以后，又用同样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地产，十年至二十年便宿愿得偿。公社占有者不是被逐出自己先前的土地，就是仅仅作为佃户留在原地。与全村毫无关系的城市高利贷者的土地所有权，取代了公社土地所有权。（第185页） 1854年，当校正土地登记册的专员和税收人员被问到公社所有制迅速衰落和公社财产转入他人手中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是高利贷。参看《西北各省政府档案选编》，第4卷第300、315页。所有权转移频繁。德里代理收税官埃杰顿致西北各省政府秘书威·缪尔。1854年11月10日德里，第304页。另参看《西北各省公函选编》第34号（见第186、187页）。 由于连年干旱（засух），勤劳的札提人部落也落到了高利贷者手里（第186页）。高利贷者凭借高利制度，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时候侵占公社的份地……渐渐地小高利贷者在印度土地制度中开始成为大角色……这些家伙被称为普列提、保拉、加扬、乌特布利亚、朋亚（在本捷尔坎德）；他们——一个收税官说——马上就了解到每个公社社员的经济情况，利用其困境给以贷款，收取高利，并要以个人的公社份地作抵押……或早或晚这块份地就通过自愿或强制的公开拍卖转到高利贷者手里。高利贷者也就渐渐把其他所有公社份地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第186、187页）。 在个人的公社份地出让方面，政府往往也起着直接的作用。英国官员们自己也承认，在西北各省进行土地登记时，由于对土地课税过高，所以公社所有者认为把自己的份地出让反而有利，结果是份地的占有权迅速易手。最近三十年间（在西北各省），大多数区的课税已经减了许多，但是在德里和阿拉哈巴德的各个地区仍然相当于农村业主的几乎全部收入，因而公社所有者认为不如立约把自己的份地转租出去，只要佃户付给他的租金相当于份地应缴的税额就行（第187页）。结果往往是这样：土地被弃置不耕，为逃避田赋而离开公社，某些个人的税款不能及时缴到公社金库。英国当局对付这些情况的唯一办法是：把不纳税或离开公社的人的份地交给公社其他成员（多半是交给村长即朗伯尔达尔）暂时使用，而在长期无力纳税的情况下，则由他们永久使用。结果，在比较小的公社中，通常都是最富裕的公社社员中选出的朗伯尔达尔，就把其余人的份地集中到自己手里（第188页）。这样一来，在布杜萨区中，全部公社土地就都转归朗伯尔达尔暂时或永久占有，该区的各个分区便这样一部分成为这家伙［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朗伯尔达尔”。——编者注］的世袭财产，一部分成为他的暂时的财产（同上页）。 但更常见的，却不是公社首领而是城市资本家因某个公社社员无力纳税而得利。由于一些社员无支付能力，公社无法缴纳它应缴纳的全部赋税，在这种情况下，公社便往往被迫出让其一部分土地，而买主则总是投资于地产的城市和乡村资本家。公开拍卖也常常是由政府财政部门的官员来进行，以便用所得的价款弥补某个公社的欠税；这时得利的仍然是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第188页，见该页脚注中的引文）。 公社土地（在西北各省，特别是在旁遮普）转变为私有财产的过程，还由于高利贷者（放债者）能够轻易得到拍卖其债务人个人份地的执行委托书而加速。如果诉讼所涉及的款项不超过三百卢比，就由执行收税官职务的公社首领（塔西达尔）裁决，否则就由办理土地登记的专员裁决。只有特别重要的案件才上诉于税务署（第189页，详情见第189、190页）。[1854年11月29日，贝拿勒斯区阿晋古尔的收税官乔治·坎伯尔写道：｛在任何一个国家｝，土地易手都不象在印度那样容易，这是英国当局的法律规定所产生的结果，第189页。] ║[同样是这些英国“狗”，在自己本国却把土地易手弄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难！]║ 在西北各省，在强制出售地产时，诉讼至少要经过两个诉讼审级，在旁遮普，作出裁决的则是收税官、办理土地登记的专员，最后一级则是税务署！（同上页） ║（好法官！）同一个坎伯尔又说：║ “初审法院就可以判决土地所有权，其手续同审理极微小的债务诉讼案完全一样。由于地块的价格单纯依其年收入而定，所以原告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是要求出售地块，把这作为最容易的索还债务的方式。只要债务人的名字记入收税官的册子，债权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拍卖债务人份地的目的，不会拖延，毫不迟缓。债务人只能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就是把份地自行出让，要么就是把份地交由行政当局处理。因此毫不奇怪，在那些居民生活贫困或经营不力、旱灾频繁和高利贷者众多的地方，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土地易手这类事情”（第189、190页）。 在穆斯林统治时代，暂时离开公社并不招致丧失公社社员权利的后果。一个公社社员，如果到城市谋生去了，那他只是暂时把他的份地留交全公社或某个邻人，其条件是让对方代他缴纳他的份地的赋税。他回来以后就把份地收回，重新负责缴纳其份地应缴纳的赋税。在存在着按每个社员的份地大小定期分摊该村应交的全部国税的习俗（白哲布拉尔占有制）的地方特别容易这样做。班达的收税官罗斯说，在这种制度下，每个还乡者，都可以减轻其伙伴的纳税负担。托马森说，现在，份地的暂时占有者[代替离乡者]享有政府的保护，只有民事法庭的判决才能剥夺他的份地。最常用的拒不归还份地的手法，就是向法院提出诉讼说，被告已连续占有该份地十二年，或者开出长长的账单，把暂时占有者为别人的份地的花费呈报法院（第190、191页）。公社团体的瓦解过程，并不以确立小农所有制为限，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土地所有制（第191页）。如上所述，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 例如，班达的收税官卡斯特于1854年10月9日写道：“完全适合农村公社（其社员由亲属关系彼此联系）情况的制度，随着异己分子即投机者侵入公社而成为不可能了。朗伯尔达尔（公社首领）的道义上的控制消失了，整个公社分崩离析。”德里的收税官埃杰顿这样说（1854年11月10日）：“高利贷者尽其所能地在公社社员中支持并挑起新的纠纷，指望纠纷的最后结果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利用并煽动宗法关系衰落时必然产生的利害冲突。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诉讼都不象印度那样多；这些诉讼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为了弥补这种开支，公社社员常常不得不以自己的份地为抵押去借贷，其利息往往是贷款的百分之百（第192页）。法律战争［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法庭纠纷”。——编者注］的最后结果是涉讼的两造中最贫困的一造破产，因此他迟早都要出让自己的份地。章普尔的收税官Ｓ．Ｆ．勒巴在1854年10月10日写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凡是贫民与富人涉讼，富人又不特别选择手段，并有心报复，民事法院总是使富人有充分的可能把对手弄到完全破产”（第193页）。 还有，布伦德斯胡尔的收税官特恩布尔写道：“为了避免有势力的邻人无理提出的诉讼，一个不懂司法手续并且出不起诉讼费的公社份地占有者往往把自己的所有权转交给另一个同样有势力的邻居，求他出主意和帮助。这个小农并没有好好考虑他这样做的全部后果，对于自己的利益只有非常模糊的认识，只是一心想达到自己眼前的目的，所以就接受所谓伊克巴尔达瓦制，或把属于他的份地以保留使用权为条件出让给大土地占有者所有，只是在他的份地依法转到他人手中以后，才恍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多么愚蠢。” ║他和他的全家就成了先前属于自己的份地的单纯耕种者（第193页）。║ 小农所有者的命运也是这样（同上页）。这个收税官又谈到“大地产以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逐渐地和迅速地吞并小地产”的情况（第194页）。《1871—1872年英属印度人口调查备忘录》载有西北各省和旁遮普的土地所有者人数：西北各省：693207人；旁遮普：3195455人，共计3888662人。如果再加上租佃者和耕种者——西北各省为5182000人，旁遮普为1765000人——那么，愿意把土地继续保留在暂时占有者手中的总人数就等于一千万人（第194页）。居民（农民）是那样眷恋土地，以致宁愿（见第194页脚注3）单纯作为农业工人［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耕种者”。——编者注］留在自己先前的份地上，也不愿到城市中去寻求较高的工资（第195页）。｛存在着｝以失掉了自己土地的公社所有者和小农所有者为一方，以英国政府为另一方的对立（同上页）。 （Ⅲ）阿尔及利亚 （Ａ）阿尔及利亚在被法国征服时期的各种土地占有制 拉克鲁瓦：《罗马在北非的殖民和行政管理》。（《非洲评论》1863年版第381页。） 古斯塔夫·布瓦西埃：《罗马对北非的征服和治理简史》。1878年巴黎版。 伊本·哈尔登（斯兰译），柏柏尔人历史学家。 迈尔西埃（法文）：《非洲是怎样阿拉伯化的？》（1874年巴黎版）。 同一作者：《阿拉伯人定居北非史》。 鲁·达雷斯特：《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所有制》，1852年出版（Rod．Dareste．《LapropriétéfoncièreenAlgérie》．1852）。 欧仁·罗布：《阿尔及利亚的地产法》（EugèneRobe．《LesloisdelapropriétéfoncièreenAlgérie》）。 《卡比里亚和卡比尔人的风俗》。阿诺托和勒土尔诺著。1873年版。 莱纳迪埃和克洛塞尔：《法属阿尔及利亚史》，1846年版。 《阿尔及利亚土著人的风俗、习惯和制度》。 《非洲评论》载：《阿尔及利亚地志和通史。本笃会修士、弗罗美斯塔修道院院长迪埃戈·德·阿埃多著》，蒙内罗博士和贝格布鲁格尔译自西班牙文，1870年版。 除《非洲评论》外，对于土耳其人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时期特别重要的是让蒂·德比西的《论法国人在阿尔及尔总督领地的定居》，1833年阿尔及尔版，对开本。 除印度以外，保存下来的古老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痕迹要算阿尔及利亚最多。在这里，氏族所有制和不分居家庭所有制是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最后还有法国人长达若干世纪的统治——如果不算最近的一个时期，即从官方说自1873年法律以来的时期——都没有能够摧毁血缘组织和以此为基础的［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与此相联系的”。——译者注］地产不可分和不可出让的原则（第197页）。 阿尔及利亚存在着个体的和集体的土地所有制；前者可能是［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无疑是”。——译者注］在罗马法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个体土地所有制）迄今仍在土著的柏柏尔人中，以及在构成城市居民主体的摩尔人和希伯来人中占主要地位；在柏柏尔人中，某些人——被称为卡比尔人，居住在北部地中海沿岸等地——保存着氏族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的许多痕迹，直到现在仍然过着不分居家庭的生活，严格遵守家庭财产不可出让的原则。柏柏尔人大部分都接受了阿拉伯人的语言、生活方式和土地占有制的特点（第197、198页）。以氏族土地所有制为首的各种集体土地所有制形式，无疑是由阿拉伯人带来的（同上页）。 七世纪后半叶阿拉伯人入侵阿尔及利亚；不过没有搞什么殖民，因而没有影响到当地的制度。 但在十一世纪中期，柏柏尔的统治者之一［注：沙拉夫乌道拉·穆伊兹。——编者注］自愿臣服于巴格达的哈利发；最先迁居北非的阿拉伯部落是希里尔和苏莱姆这两个部落。由于在土著的柏柏尔人中缺少友好关系［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由于柏柏尔人未作协同一致的抵抗”。——译者注］，就使阿拉伯征服者——这种征服在十一世纪末由于统一的摩尔人帝国的建立而暂时受到遏制——得以逐渐征服了北非沿海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 柏柏尔人的王公们在发生内讧时常常求助于阿拉伯民军，为此给他们的酬劳是让出大片地区归他们所有，条件是今后必须为柏柏尔王公服军役。这样，早在十二世纪末，在现代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地区名为特尔的地方，就有人数众多的阿拉伯移民了。在十四世纪末，阿拉伯部落的迁居不仅从整体来说，而且从局部来说，都停顿了下来。因此，这些部落现在仍然居住在五个世纪以前居住的地方。阿拉伯人已在很大程度上与土著居民混合，那时他们已经占据了北非［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阿尔及利亚”。——编者注］整个沿海地区，直到现在仍然居住在那里。他们从阿拉伯带来的游牧生活方式，由于他们所占地区的自然地势良好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北非高原没有高山阻隔，大牧场很多（第199页）。这些大牧场——从阿拉伯人最初移居的时候起直到现在——都由在牧场上游牧的部落共同占有，不可分割。氏族所有制在这些阿拉伯人中代代下传；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它才发生变化：（1）由于氏族（逐渐）分为不同的分支；（2）由于有外部落成员加入氏族。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从氏族［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部落”。——编者注］牧场中分出了一些面积较小的地段；在某些地方，氏族所有制被比邻所有制，换言之，即公社所有制代替（第200页）。 在卡比尔人中，在阿拉伯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土地占有制度不同于阿拉伯人土地占有制度的地方是，卡比尔人的土地占有制距离原始形式的氏族所有制较远。不过，在他们中间也实行缴纳实物税和服役的连环保；公牛、山羊和绵羊往往由集体出资购买，然后把肉在各个家庭之间分配；他们也实行氏族在司法上和行政上的自治。他们在发生财产诉讼的时候，由氏族会议充当仲裁法官；只有氏族当局才能允许某某人在卡比尔人中定居。不经氏族当局许可，任何一个外族人都不许取得财产；这些氏族首领把荒地分配给那些使这些荒地适合于耕种并连种三年的人所有（第200页）。其次，牧场和森林在卡比尔人中是共同使用的；在可耕地方面，还存在着氏族成员优先购买权、氏族和公社［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邻里”。——编者注］的赎回权以及整个氏族公社对它的某一成员的遗产的继承权；最后这项权利，是按各部落的“习惯规章”（kanoun）以不同方式加以处理的。在一些部落里，氏族分支——村落——可以和死者的同胞兄弟一起继承；在另一些部落里，氏族分支只能在死者没有第六亲等以内的任何亲属的情况下才加以继承（第201页）。另一方面，在卡比尔人中，可耕地的权利的主体只是家庭（同上页），而且是不分居家庭；因此土地是不分居家庭的财产；不分居家庭包括父亲、母亲、儿子，儿子的妻子、子女和子女的儿女（即孙子女）、伯叔、姑婶、侄辈和从兄弟辈（cousins）。家庭财产通常由全体家庭成员推选的年长者管理。他买卖、租佃土地，安排播种和收割，订立买卖契约，掌管家庭开支和收取家庭进项；他的权力决不是无限制的；凡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他都必须征询全体家庭成员的意见。在其他方面，他在处理家庭财产时是不受限制的。如果他的活动损害了家庭的利益，家庭有权撤换他并任命新的管理者代替他（第202页）。不分居家庭的家务完全由年长妇女掌管 ║（可与克罗地亚人比较）║ 或者由最有管理才能的妇女掌管，后者每次都是由全体家庭成员选出的。这些妇女也往往轮流执行这种职能（同上页）。 家庭向每一个家庭成员提供劳动工具、猎枪和从事商业或手工业所必需的资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向家庭贡献自己的劳动，即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交给家长，否则就有被逐出家庭的危险。至于个人［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私有”。——编者注］财产（指动产而言），则男子只限于衣服，妇女只限于旧衣破布（тряпьё）（见勒土尔诺著作）和在出嫁时作为嫁妆（更确切些说是礼物）而得到的装饰品；只有华丽的服装和贵重的项圈除外；这些始终是家庭的共同财产，只能交给某个妇女个人使用 ║（可与南方斯拉夫人比较）。║ 至于家庭成员作为礼物或根据遗嘱而得到的不动产，则被认为是他的个人财产，不过归全家占有（同上页）。如果家庭成员不多，则一同用膳，厨娘的职能由全体妇女成员轮流担任。做好的饭菜由主妇（女家长）分给每个成员（同上页）。 在人数众多的家庭里，每月分一次食物，只有肉类才是不定期分配的，常在买进和屠宰牲畜以后将生肉分给家庭成员。在分配食物的时候，家庭之父都严格遵守各个成员一律均等的原则（第202、203页）。——还有：是奉行血族复仇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可能被认为是责任者，就是说，每个人都可能用自己的生命抵偿家庭其他任何成员所犯的杀人罪。由于卡比尔人的不分居家庭同时既是个人的联合，又是财产的联合，所以它到现在还有生命力。家庭之父在临终时，通常都告诫自己的儿女要依旧住在一起，不要分家（第203页）。但实际上往往是有分出和分家的；根据民间俗话，这种过错主要在妇女；卡比尔人有句谚语：“床头说私话，早晚要分家”。在分家庭财产的时候，通常都遵循同分遗产一样的规则。除考虑亲等以外，也往往要考虑各人对家庭财产所添加的财物的多寡。只有在分配一年的储存、谷物、橄榄油等等的时候，才遵守各个部分一律均等的原则（同上页）。分出比分家更常见，按照习惯法，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要求分出。在这种情况下，分给他的那一部分家庭财产，是按照合法的继承制度应该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此外还有他交给家庭使用的全部个人［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本人”。——编者注］财物；在实行分出以后，家庭公社依旧过着不分居的生活（第203、204页）。 总之，如果说在卡比尔人中也存在土地私有制，那只是作为例外情况说的。在这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样，它在卡比尔人中乃是氏族的、公社的［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村落的”。——编者注］和家庭的所有制逐渐瓦解过程的产物（第204页）。 如任何地方一样，各种集体形式的土地占有制的解体是由内部原因引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和阿拉伯人中，这种解体的过程由于十六世纪末土耳其对该地的征服而大大加速。土耳其人按照自己的法律，通常是把土地留在占有土地的氏族手里。但在此之前一直由氏族占有的很大一部分荒地，则成为国有财产。这些叫做“豪赤”或“阿齐布－伊尔－贝伊里克”的土地（贝伊的土地）（或“贝克”［注：贝伊或贝克是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的头衔。——译者注］的土地），就由土耳其政府出资耕种。地方贝伊为此目的靠国库获得了耕畜和农具，而土著居民则提供收获庄稼所必需的人手。但大部分国有土地却不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它被交到佃户手里，一部分佃户必须每年向国库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税，另一部分佃户则向领地管理当局承担一定的实物税和役务。由此产生了两类出租的土地：（1）“阿齐尔”缴纳一定的货币地租；（2）“托尼查”只担负实物税和役务。两类佃户只有在将土地加以耕种的条件下才能允许其为佃户。如果三年没有耕种，土地即被收回，由财政当局转交给第三者（第204、205页）。 土耳其人除拥有常备的地方民军外，还建立了军事移民区以防叛乱， ║（柯瓦列夫斯基把这种军事移民区命名为“封建的”，理由不足：他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会从那里发展出某种类似印度的札吉的东西。）║ 叫做“兹马拉”。建立在土著居民中的土耳其军事移民区逐渐补充了阿拉伯和卡比尔骑兵。每一个移民，在从政府那里领得自己的地段的同时，还领得播种所需的种子、马匹和枪枝，为此他必须在地区（卡伊德特）之内服终身军役；这种军役使他的土地免税。份地的大小是不同的，相应地其占有者义务也不同。领得全份地的，一有征召就必须入伍参加土耳其的骑兵队，领得半份地的只需应召服步兵役（第205、206页）。[一个“楚伊加”的可耕地算是全份地，“兹马拉”的成员称为“马赫宗”]，第206页。 作为国有土地或军事移民的土地而被占领的领土面积，由于没收确实叛乱的或被怀疑叛乱的氏族的财产而一代一代扩大起来。被没收的土地，大部分都由当局通过贝克（或贝伊）公开拍卖；这就促进了土地私有制（早由罗马人开其端）的发展。买主大部分是土耳其居民中的私人；这样就逐渐产生了一大类私人土地占有者。他们的产权只是财政当局（Staats-Rent-Kammer［注：国家税收局。——译者注］）发给的一种字据；字据确认地段已公开拍卖的事实和当局收到的买主应交的款项；字据称为“白特－伊尔－马尔”，并和购买、赠予、抵押的文契及其他有关地产的文契一样，享有法律上的承认（第206页）。同时，土耳其政府大力促使把私人地产集中到宗教和慈善机关手里。政府轻率地实行没收，加上税捐重担，常常使私人占有者把自己的产权转交给这些机关，即建立教田或“哈布”。[西迪·哈利尔，阿尔及利亚解释马立克教派学说的最大权威之一，认为私人不仅可以将某些土地或收入转交给别人为世袭所有，而且也可以转交给别人暂时使用，这种暂时使用通常随着赠送者的去世而终止。]这样，他们就摆脱了被没收的可能和税捐重担：交出产权的条件，是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对于转为教田的土地享有继续的、终身的、但多半是世袭的使用权，不过他现在必须向该机关缴纳货币税或实物税（徭役金）（第206、207页）。[主要文件载“阿尔及利亚史学会”出版的《非洲评论》；见例如1861年该刊。] 土耳其的统治根本没有导致印度斯坦那样的封建化（在大莫卧儿统治衰落时期）。阻碍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是阿尔及利亚军政权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排除了地方官职世袭占有和占有者变成几乎不受德伊［注：德伊是1671—1830年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制约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可能性。通常承包其所辖地区征税事务的所有地方德伊和卡伊德［注：卡伊德是阿拉伯语中的统治者称号。——译者注］，只能保持这些职务三年。这项法律严格规定了这种更换制，而且实际上更换得更频繁（第208页）。所以，土耳其政府只是在阿拉伯人中促进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损害“公社土地所有制”。根据国民议会议员瓦尼埃收集的统计材料（1873年），在阿尔及利亚落入法国手中的时候，叫做特尔的整个沿海地区（滨海区）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下： 国有领地——1500000公顷；作为所有正教徒的公产（Bledel-Islam）而由国家掌握的土地——3000000公顷荒地。莫尔克（私人财产）——3000000公顷；其中包括早在罗马时代已归柏柏尔人分别占有的——1500000公顷，再加上在土耳其统治下成为私人据有［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个人划占”。——编者注］对象的——1500000公顷。 阿拉伯氏族（arch）共同占有的——不到5000000公顷。至于撒哈拉地区，位于绿洲境内的不到3000000公顷，其中一部分是不分居家庭的财产，一部分是私有财产。撒哈拉地区的其余23000000公顷则是不毛的沙漠（第208、209页）。 （Ｂ）法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当地集体土地占有制衰落的影响［注：柯瓦列夫斯基原书这一章的标题作：“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政策及其对当地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的瓦解的影响”。——编者注］ 《1873年国民议会年鉴》中的辩论，1873年巴黎版第ⅩⅦ卷；第ⅩⅧ卷（№1770），瓦尼埃先生（向国民议会）的报告。 佩龙译的穆斯林法制概论，哈利尔·伊本·伊萨克著（Perron：《PrécisdejurisprudencemusulmaneparKhalilibnIshâk》），译自阿拉伯文。 《殖民地化总方案建议》1863年阿尔及尔版。 迪迪埃先生代表立法议会委员会作的第一个报告，1851年（PremierRapportdeMr．Didieraunomdelacommissiondel’assembléelégislative，1851）（译文载于欧仁·罗布：《阿尔及利亚的不动产法》一书）。 卡多证明了佩龙和大多数所谓东方学家在法律上的无知。 卡多：《伊斯兰教马立克派教法》，1870年巴黎版。 确立土地私有制， ║（在法国资产者看来）║ 是政治［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经济”。——编者注］和社会领域内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把公社所有制“这种支持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倾向的形式”（1873年国民议会中的辩论）继续予以保留，无论对殖民地或者对宗主国都是危险的；分割氏族占有地受到鼓励，甚至明令实行，首先是作为削弱经常准备起义的被征服部落的手段，其次是作为把地产从土著手中进一步转移到殖民者手中的唯一途径（第210、211页）。这个政策，法国人从1830年到现在尽管历届政府彼此取代，却始终不渝地奉行着（第211页）。手段有时改变，目的始终是一个：消灭土著的集体［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公社”。——编者注］财产，并将其变成自由买卖的对象，从而使这种财产易于最终转到法国殖民者手中（同上页）。1873年6月30日会议在讨论新法案的时候，议员安贝尔说：“提交你们讨论的法案，只不过是一座大厦的最后工程，这座大厦的基础已由一系列命令、法令、法律和参议院决议所奠定，它们就整体和每个细节来说都是要达到同一个目的——在阿拉伯人中确立土地私有制”（同上页）。 法国人在征服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以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大部分被征服的领土为（法国）政府的财产。这样做的借口是：穆斯林普遍奉行的关于伊玛目有权宣布土著的土地为国家教田的学说；的确，不论马立克教派的法律，还是哈乃斐教派的法律，都是承认伊玛目的dominiumeminens［注：最高所有权。——编者注］的。但这种法律[见佩龙译的书：《穆斯林法制概论，哈利尔·伊本·伊萨克著》第二卷第269页及其他各页]只不过是允许伊玛目向被征服的居民征收人头税。哈利尔说，这种税收是“为了取得必要的款项以满足先知后裔和整个穆斯林公社的需要”。路易－菲力浦作为伊玛目的继承人，或者更确切些说，作为被征服的德伊的继承人，当然不仅夺取了国有领地，而且也夺取了所有其他尚未耕种的土地，包括公社的牧场、森林和荒地（第212页）。 ║[只要非欧洲的（外国的）法律对欧洲人“有利”，欧洲人就不仅承认——立即承认！——它，就象他们在这里承认穆斯林法律一样，而且还“误解”它，使它仅仅对他们自己有利，就象这里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法国人的贪婪是十分明显的：║ 如果说，政府过去和现在都是全部土地的最初的所有者，那末，只要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部落不能用书面文件证明自己的所有权，就没有必要承认他们对某块地段的要求。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原来的公社所有者被降低到政府土地的暂时占有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氏族所占的领土很大一部分遭到暴力掠夺，并由欧洲殖民者移居。这就是1830年9月8日、1831年6月10日等法令的涵义。由此产生了一种cantonnements｛民屯｝制度；这种制度将氏族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给氏族成员，另一部分则由政府掌握，以便欧洲殖民者定居。公社土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被交给在移民区建立的军政当局自由支配。相反，1846年7月21日的敕令则宣布，在阿尔及尔区，在布利达、瓦赫兰、莫斯塔加内姆和波尼各公社里，土地私有制是不可侵犯的；但法国政府保留征用的权利，不仅在民法典｛CodeCivil｝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征用，而且每当需要建立新移民区或扩大旧移民区的时候，每当防卫需要的时候，或者每当国家财政利益因某块地段被其所有者弃置不种而蒙受损失的时候，都可以征用（第212、213页）。[1830年年9月8日、1831年6月10日和7月11日、1840年12月1日和3日的法令，1845年10月31日和11月28日、1844年10月1日、1846年7月21日的国王敕令。] 大部分法国的买地人（私人）根本无意耕种土地，他们只进行零售的转卖土地的投机；用异常低廉的价格买进，用相当高的价格转卖——这看来就是“把他们的资本作了有利的投放”。这些家伙［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买主”。——编者注］不顾氏族占有地不可出让，争先恐后同各个家庭签订一系列买契。土著们利用法国狮子狗中间突然兴起的投机热，［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土著们利用突然发生的投机热”。——编者注］并且预期法国政府在国内寿命不会很长，都很乐于出卖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氏族共同占有的某个地段，而且往往在同一时间内出卖给两三个买主。因此，当法庭开始审查产权时就发现，卖出的全部土地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同时属于不同的人（参看小册子《殖民化总方案建议》1863年阿尔及尔版的摘录。第214页上的脚注2）。法国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无耻的事情！它首先是承认一切非法的出卖都属有效，从而使破坏习惯法的行为合法化！1844年10月1日的法律宣布： ║[也就是那个由于曲解穆斯林法律而使自己成了阿尔及利亚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的资产者政府宣布：]║ “凡是经当地人同意的转让不动产的文契 ║（即使这个当地人出卖的是不属于他的东西！）║ 有利于欧洲人者，都不得以穆斯林法律规定的不动产不能出让为理由而提出异议”。政府这样做，除了考虑殖民者的利益以外，也是想要用破坏公社－氏族习俗的办法来削弱它所统治的居民。（例如，议员迪迪埃1851年给国民议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赶快摧毁氏族团体，因为它们领导着一切针对我们统治的反抗”）（第214、216页）。另一方面，由于法国政府担心惹起土著居民反对自己，并且由于它希望将来使金融市场免遭空头产权的投机所必然引起的波动，所以不得不放弃将来继续采用殖民制度。此外还加上：阿拉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把他们已出卖的或被夺走的全部土地买了回来，一部分买自欧洲殖民者，一部分买自政府本身。这样，民屯制度便以全盘失败告终。正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尝试，才觉察到仍然具有充分生命力的公社－氏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现在不理睬它已是不够了；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瓦解它（第216页）。1863年4月22日的参议院决议所追求的就是这一目的。这项决议在法律上承认了氏族对它所占的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这种集体［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氏族”。——编者注］财产不仅应该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分配，而且也应该在各个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受国务会议委托为法律草案作辩护的阿拉尔（将军），曾经在参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政府并没有忽视，它的政策的总目标就是削弱氏族首领的影响并促使氏族瓦解。政府用这种办法去消灭封建权利的最后残余，而政府法案的反对者则是这种权利的维护者。……建立私有制，让欧洲殖民者迁居到阿拉伯氏族中去，将是加速氏族团体瓦解过程的最有力手段”（第216、217页）。1863年参议院决议的第二条指出，在最近的将来，将用皇帝敕令规定：（1）确定属于每一氏族的土地的地界；（2）将所有氏族占有地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分配，不宜耕种的土地除外，这些土地应当仍然是各个家庭的共同财产；（3）在一切被认为适宜的地方，都用分割家庭土地的办法建立私有制（第217页）。拿破仑第三本人反对第三项措施；见他1865年致马洪元帅的信（第217页脚注2）。在经国务会议批准而颁布的一项政府法令中，巴登格［注：这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中没有，是马克思换用的，下同。——编者注］命令设立一些特别委员会来从事分配；每一个委员会都由以下人员组成：一名陆军准将或上校担任主席，一名专区区长或专区顾问，一名阿拉伯军事机关或行政机关的官员和一名国有土地管理局的官员。委员会委员由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任命；只有主席直接由皇帝核准。各下属委员会则由阿尔及利亚地方行政机关的官员组成（1863年5月23日《民政管理章程》）。下属委员会的任务是进行一切准备工作，例如搜集资料以便正确确定氏族、氏族的每一个分支的地界，确定各个分支的可耕地和放牧地的地界，最后还确定包括在氏族管辖区内的私人占有地和国有土地的地界（第218页）。随后，委员会便着手工作：就地确定——在毗邻氏族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应予分配的氏族土地的地界；其次是确认私人土地（包括在氏族占有地地界内的土地）占有者和氏族之间的和睦协定；最后是对毗邻氏族因给它们的占有地地界划得不公正而提出的申诉作出法庭判决。委员会应将它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向阿尔及利亚总督报告，总督最后作出决定（第218页）；参看第218、219页上的1863年5月23日章程的其他内容。 根据瓦尼埃[阿尔及利亚“私有财产”法案起草委员会主席]1873年向国民议会所作的报告（见《国民议会年鉴》第ⅩⅦ卷附录№1770），从1863至1873年，在总数＝700处的氏族占有地中，已有400处在氏族所包括的血缘团体即近亲血缘团体之间进行了分配，每一个近亲血缘团体都占有一定的地区[那时已经处于这些团体的地界以内的国有土地和私人占有地也得到了当局的承认]。1863年章程的这一部分实行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这种分解——类似从古老的日耳曼马尔克分离出自由的、半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公社那种过程——在法国人到来以前很久，即在土耳其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时期就已开始了。 关于这一过程，欧仁·罗布（《阿尔及利亚的不动产法》第77页）指出：“在氏族首领失掉了他以前的家长性质并转变到穆斯林官员即卡伊德的地位上来以后，家庭之父的权威提高了，并且具有了法律承认的官方的、政治的性质；氏族瓦解（分解为人数较少的血缘团体）的过程，从那时起便自行开始了，而且不知不觉地、逐渐地发展了……（不同家庭之间的）血亲感情渐渐削弱了；单个的分枝与共同的主干分离了；近亲们组成了单独的定居点（村落）；每一顶帐幕都成了具有特殊利益的中心，本血缘集团的中心，这种集团有它特殊的需要，利己的和相对狭隘的要求。这样，氏族就不再是一个范围广大的家庭了，它成了散居在氏族土地上的一切定居点的集合体，成了一种帐幕联盟，一种官方性和政治性都比以前有限［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确定”。——编者注］得多的联盟”。可见，委员会在执行1863年5月23日章程的这一条时，遇到氏族已自行分解为若干氏族分支的事实，它只要把在此以前很久已实际存在的情况赋予法律效力就行了（第219、220页）。 委员会的另一项任务，即在氏族分支的地界内建立私有制，执行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第220页）。根据章程第5条第26款的规定，执行这一任务应当考虑到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习惯法，因而也只有在事先确认这些习惯法以后才能执行。这件事毫无结果；整个这一条在巴登格时期便完全放弃了（参看第221、222页）。[这里还引用瓦尼埃报告中的话：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分配之所以困难，还因为各个氏族的经济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有142个氏族每人摊到1—4公顷；有143个氏族每人4—8公顷；有8个氏族每人8—16公顷；有30个氏族每人16—185公顷（分配土地同时造成了大的和小的土地所有者，有一些人靠田间劳动很难谋得生活资料，另一些人则无力充分利用归他们所有的全部地段（第221页脚注）]。因此，这个为了欧洲殖民者的利益而剥夺［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使丧失土地”。——编者注］阿拉伯氏族的措施便毫无结果。从1863至1871年，欧洲殖民者向土著购买的土地，减去他们卖给土著本身的土地，余下的总数还不到20000公顷；每年实际上只有2170公顷29公亩22平方米；用这些土地，正如瓦尼埃所说，还不够在上面建立一个村子。（详见第223页，特别是脚注。） ║1873年。因此，1873年“乡绅会议”[148]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注：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这段话是这样：“因此毫不奇怪，在普法战争后召集的国民议会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采取比较切实的措施来使阿拉伯人丧失土地。在国民议会关于“在阿拉伯人中间‘建立私有制’问题进行的辩论中，每一位公正的读者都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希望用一般性词句和引用所谓不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来掩盖谁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那些远非利他的动机”。——编者注］，就是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掠夺阿拉伯人的土地。[在这个可耻的议院中进行的关于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私有制”的方案的辩论，企图用所谓永恒不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外衣，来掩盖这种欺诈勾当（第224页）［注：这段话中的“乡绅会议”一词，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中没有，是马克思换用的，下同。——编者注］。在这种辩论中，“乡绅”对于消灭集体所有制这个目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争论的仅仅是用什么方法来消灭它。║ 例如，议员克拉皮埃希望按照1863年参议院决议所规定的方法行事，按照这种方法，首先只在其地块已从氏族土地划分出来的那些公社中建立私有制；相反，以瓦尼埃为主席和报告人的“乡绅”的委员会，则坚持从最终目的开始这一行动，即一开始就确定每个公社成员的个人份地，而且在所有七百个氏族中同时进行]。 瓦尼埃先生用来遮掩旨在剥夺阿拉伯人的措施的美容膏，有如下述：［注：这段话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中没有，应为马克思自己的话。——译者注］ （1）阿拉伯人自己就常常表示希望着手分配公社土地。这纯粹是无耻的谎言［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这属于纯粹虚构的领域”。——编者注］。议员克拉皮埃（1873年6月30日会议）对此作了回答：“你们硬说阿拉伯人自己希望在他们中间确立土地私有制；但是，报告中是否表达了氏族和公社当局（扎马）直接表示的这种希望呢？根本没有：阿拉伯人是满意自己的现状、自己的立法、自己的地方习俗的。只有投机者和高利贷者才要求你们确立私有制”（第224、225页）。 （2）每一个阿拉伯人自由处理归他所有的地段的制度，使他能够在万不得已时用出卖或抵押土地的办法来获得他所缺少的资本。但是，这是符合阿拉伯人自己利益的好事吗？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能够形成的地方”。——编者注］，到处都可以看到小高利贷者和拥有游资的毗邻的地主对农村居民进行无耻透顶的剥削，情况难道不正是这样吗？请看印度。请看俄国，在这里，农民以百分之二十、三十、常常以百分之百的利息从“富农”那里借得他缴纳国税所需的款项。另一方面，地主（помещик）利用农民的困窘，在冬季用合同把他们束缚起来，规定在整个割草期和收获期的工资只及通常工资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工资是预付给他们的，到头来又是被拿去填补俄国国库的无底洞。 ║英国政府利用（已由法律批准的）“抵押”和“出让”，极力在印度西北各省和旁遮普瓦解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公社土地占有制”。——编者注］，彻底剥夺他们，使公社土地变成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第225页）。 甚至巴登格（1865年致麦克马洪元帅的信）也证实阿尔及利亚存在高利贷者的类似活动，在那里，国税重担是他们手中的进攻武器（见第225、226页）。║ （克拉皮埃在1873年6月30日会议上的发言引用了这封信）。 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农民至少不会被高利贷者－投机者剥夺土地。政府不知土地抵押（典当）为何物，因为它认为公社财产 ║（相应地还有不分居家庭的财产）║ 是不可分割和不可出让的（参看第226页脚注2）。[脚注中说：相反，政府承认“rhène”——担保；这使借钱出去的人享有其他债主所没有的优先权；他可以从债务人的动产或不动产收入中先于其他债主得到偿付。 ║由此可见，在这里也给高利贷者开辟了适当的活动范围！就象在俄国等处一样]（第226页）。║ 1863年参议院决议第六条最先承认了自由出让权，不论是私人的地产即所谓莫尔克，还是整个氏族分支对于分给它们的地区，都有这种权利；这样一来，公社土地就可以出卖和抵押了，高利贷者和土地投机者也就马上利用了这一点。1873年“乡绅会议”的法律更加扩大了他们的“创业活动”的范围，这项法律最终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现在每个阿拉伯人都可以把分给他的地段作为私有财产自由支配了；结果将是土著居民的土地被欧洲殖民者和投机者剥夺。而这正是1873年“法律”的自觉的目的（第226、227页）。 （3）在那些没有准备并且对此有反感的居民中建立土地私有制，应成为改进耕作方式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的万应灵丹［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没有“万应灵丹”一词。——译者注］（第227页）。大叫大嚷鼓吹［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一再重复”。——译者注］这一点的，不仅有西欧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且还有东欧的所谓“文化阶级”！但是，在“乡绅会议”的辩论中，却没有举出任何一件殖民史上的事实来证明这种效验。瓦尼埃援引了欧洲殖民者的一些面积不大而且其位置有利于销售的占有地改进种植方法的情况。在阿尔及利亚，属于欧洲殖民者的全部土地＝400000公顷；其中120000公顷属于阿尔及尔和塞蒂夫的两家公司；正如瓦尼埃自己所确认的，这些面积广大并远离市场的土地，是由阿拉伯佃户用老办法即用法国“启蒙者”到来以前［注：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作：“欧洲人到来以前”。——编者注］就已存在的传统办法耕种的。其余280000公顷则不均等地分配在122000个欧洲人中间，其中35000人是不从事农业的官员和城市居民。 ║还剩下87000个耕种土地的法国殖民者，║ 但即使是这些人也没有实行集约耕种制，这种耕种制在荒地数量大而人口相对少的地方是得不偿失的（第228页）（参看1873年6月30日的辩论）。根据这项法律实行的对阿拉伯人的剥夺，其目的是：（1）保证法国殖民者能够得到尽量多的土地；（2）割断阿拉伯人和土地的自然联系，以摧毁本来就已逐渐瓦解的氏族团体的最后力量，从而消除任何起义的危险（第229页）。瓦尼埃表明，现在殖民者所拥有的土地不够，不能满足每年新从法国蜂拥而来的移民的需要。在阿尔及尔省，每个欧洲殖民者合1．3公顷，在奥兰省是2．64公顷；只是在君士坦丁省才有3．25公顷（第229页）。由此可见，在阿拉伯土地所有制继续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从事农业的殖民者人数的增加是不可能的（同上页）。为了加速原有的氏族土地转到殖民者手中的过程，法律（1873年）规定，即使不完全废除氏族赎取（chefâ的权利[chefâ权是氏族（ferka）每个成员都可以赎取某个成员卖出的土地的权利（见议员安贝尔在1873年6月30日会议上的演说，《国民议会年鉴》第ⅩⅧ卷第636页）。这种权利与格劳宾登州某些地区内现存的公社成员权利完全相同]，也要把它限制在法国民法典所承认的享有优先赎回权的那些亲属等级内。最后，为了增加国有领地，1873年法案宣布，一直由阿拉伯氏族共同使用、没有在各氏族分区之间加以分配的荒地，都是国家财产。 ║这是直接的掠夺！正因为如此，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十分温情的“乡绅会议”，才不加任何修改地通过了粗暴侵犯公社财产的法律草案，并且一定要在1873年当年就付诸实施。║ （在1873年7月26日会议上三读）（《国民议会年鉴》第ⅩⅠⅩ卷）（第230页）。尼耶尔元帅在1869年国民议会的辩论中正确地指出： “阿尔及利亚社会是建立在血缘 ║[亦即亲属]║ 原则上的”。通过把土地所有制个人化，也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消灭这个社会的基础（第231页）。 卡·马克思写于1879年10月和1880年10月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58年《苏联东方学》杂志第3、4和5期；1959年《东方学问题》第1期；1962年《亚非人民》第2期 原文是德文、英文和西班牙文 注释： [115]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要，是研究马克思晚年创作思想发展的最重要文献之一。从七十年代中期起，马克思特别加紧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并十分注意研究各不同社会中的公社形式。1876年5—6月，他把格·路·毛勒的关于日耳曼公社史的著作作了详细的摘要。同年12月，马克思阅读了格·汉森、弗·德默里奇、奥·乌提舍诺维奇、弗·卡尔德纳斯关于公社制度在塞尔维亚、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演变情况的著作。在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中，俄国公社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当时在俄国革命者中间进行着关于公社在俄国社会的改造中的作用和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争论。马克思在这些年中不仅加紧研究俄国的土地问题，为此阅读了官方的统计材料和一些俄国作家的著作（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Ⅺ、Ⅻ、ⅩⅢ卷），而且还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以及这封信的几篇草稿中对公社在俄国此后发展中的地位表示了自己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268—269、430—452页）。 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受到马克思的注意，是由于它取材广泛，对公社在不同国家中的历史命运作了比较研究，用新的事实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原始公社的实质的结论。 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是在该书出版不久，于1879年夏天，由作者本人送给马克思的，马克思同作者从1876年起就保持着学术上的友好联系。马克思在阅读该书时，在书中作了许多批注和评语，这些批注和评语后来都反映在摘要中。他仅仅略去了写在导言页边的、主要与柯瓦列夫斯基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有关的评语。引人注意的是，摘要的结构与该书的结构完全一致，而马克思在对其他作者的著作作摘要时往往是把叙述次序重新安排的。他对该书仅仅把本文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加上了用数字和字母作标记的题目。但马克思在这本摘要中也使用了从其他作者那里引来的材料，其中包括柯瓦列夫斯基没有提到的一些作者，以便把不同的观点及其事实根据加以对照。马克思甚至中断了对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要，去在这个笔记本中写印度史的编年稿，据以进一步阅读柯瓦列夫斯基著作。马克思力求确切叙述该书的内容，所以往往在进行翻译的同时在原稿中还保留着俄文的词语。 摘要的手稿在大开本笔记本中所占的篇幅是19—40页和59—83页。这个手稿第一次全文发表在本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节录的手稿俄文译本第一次发表于《苏联东方学》（《Советское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8年第3、4、5期，《东方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1959年第1期，《亚非人民》（《НародыАзиииАфрики》）1962年第2期。摘要的原文版本于1977年由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式》（《KarlMarxüberFormenvorkapitalistischerProduktion》），康普斯出版社，法兰克福—纽约1977年版。——第207页。 [116]指泰·魏茨《北美的印第安人》一书1865年莱比锡版。——第208页。 [117]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第1—5卷1875—1876年伦敦版。柯瓦列夫斯基在这里援引的是这一著作的第2卷，并没有引用和叙述那些页上的内容。从马克思的评注来判断，马克思打算直接阅读班克罗夫特的著作，这一著作从1877年夏天就包括在他的个人藏书中。——第208页。 [118]指亨·林克《爱斯基摩人的故事和传说》一书1875年爱丁堡版。——第209页。 [119]JusQuiritum——魁里特的权利。古罗马的全权公民叫做魁里特。——第211页。 [120]阿隆索·苏里塔的笔记，即《关于新西班牙的各类首领的报告，兼及法律、居民习俗和征服以前及以后所规定的税收……》，第一次发表于本文提到的文集《由安·太诺－孔庞首次用法文发表的有关美洲发现史的游记、报告和回忆录原本》，1840年巴黎版第2卷第50—64页。——第213页。 [121]指克·萨尔托里乌斯《墨西哥风土人情简介》一书1859年伦敦版。——第214页。 [122]自此以下，柯瓦列夫斯基在提到西班牙人给殖民地颁布的法令和法律时，所援引的都是《西印度诸王国法律汇编》1841年版第6卷第2编。该汇编第6卷所包括的仅仅是与印第安人有关的法律。自此以下从西班牙文献中摘录的引文，在马克思手稿中和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用的都是西班牙文。——第218页。 [123]这个书单在马克思手稿中写在关于印度一节的摘录之前。书单主要是根据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的脚注写成的，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柯瓦列夫斯基没有提到的书，这些书我们在脚注中都加以注明。在关于印度的穆斯林法律、关于英国的统治对印度公社所有制的影响以及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几节摘要之前，也有这样的书单（见本卷第260—262、285、306—307页）。必要的增补写在圆括弧中，或者特别注明（见本卷第261—262页和注140），同时也在书目索引中注明。这个书单是第一次发表。——第228页。 [124]梅恩把晚期大家庭的一种形式即印度的“不分居联合家庭”（“jointundividedfamily”）看作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马克思对这种观点的批判写在他对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的摘要中（见本卷第580—582、610—611页）。——第232页。 [125]本捷尔坎德是印度朱木拿河以南的地区的旧名，今属中央邦和北方邦。——第233页。 [126]乡是英国殖民当局征税册上的村及其附属地的名称。乡也被看作行政单位。波古纳是区（district）或区的一部分。朗伯尔达尔是殖民时期旁遮普的村长的名称，他负责公社纳税事务，在征税册上被编上号码（朗伯尔是英文number——号码——的讹称，该职务的名称本身即由此而来）。——第233页。 [127]朱马是印度殖民地时期一个纳税单位即村、大村、区的税收总额。——第234页。 [128]巴伊查拉是印度各种农村公社的一种。巴伊查拉与帕提达尔公社不同，在帕提达尔公社中，每个公社社员在收入和支出中所占的份额是按照他有权世袭的名义份地的面积确定的，而在巴伊查拉中，收入和支出（包括税）在公社社员中的分配是按照份地的实有面积确定的。——第234页。 [129]西北各省是殖民当局在朱木拿河和恒河中游从所谓“割让区”和“征服区”中建立的，前者是1801年从奥德王公手中夺去的地方，后者是1801—1804年同马拉提人的战争后攫取的地方。——第235页。 [130]收税官（collector）是印度处于殖民地时期的区（district）的长官。收税官被赋予行政权力，管辖警察机关，负责收税和在税收问题上作出法庭判决。——第236页。 [131]毛勒把老公社分出新的女儿公社和新公社移居到新地区叫做殖民。在毛勒的著作中，农民庄院被称为殖民区。——第237页。 [132]凯尔或海尔是阿富汗人的氏族的名称，也是更大的团体的名称。——第238页。 [133]杜夫塔雷是阿富汗人中的全权的部落成员的世袭土地的名称，这种土地都登记在凯尔的全部土地清册（杜夫塔雷）中。——第239页。 [134]摩奴法典是一部宗教教规汇编，传说出自人类始祖摩奴之手，每个虔诚的印度教徒都必须遵守这些教规。在摩奴法典中，也反映了古印度的习惯法的规则。流传下来的摩奴法典文本，其成书年代是公元二世纪。——第243、587、635页。 [135]再生族是三个高级瓦尔那或最古老种姓即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军事贵族）和吠舍（其他自由民）的成员。按照古代宗教法规，他们到一定年龄都要举行特定的仪式，这种仪式被解释为人的再生。——第243页。 [136]《法经》是古代文献的名称，它被印度教信徒视为吠陀圣书的一部分。《法经》与最早的四种《吠陀经》（《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不同，这四种《吠陀经》被推崇为古代圣哲从诸神处“所闻”（“天启”），而《法经》（意为“所记”）则仅仅被认为依据天启的吠陀而写下的。属于《法经》文献范围的有许多经书或规章总集，在这些经书中，除了有关宗教仪式的规章之外，还包括一些习惯法的准则。——第244页。 [137]指《述祀法经》和《那罗陀法经》。根据现代学术界的材料，这两种经书的前一种成书于公元四至六世纪，后一种成书于一至四世纪。在《述祀法经》中，特别详细地解释了诉讼规则和习惯法的准则。——第248页。 [138]摘自斯特拉本《地理学》（共17卷）一书的文字是马克思手稿中所摘的文字。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只是援引了有关的地方。——第252页。 [139]《密陀娑罗》是十二世纪初维哲尼亚涅什瓦拉为《述祀法经》所写的注疏。这个注琉后来被译为英文，成为殖民当局在印度习惯法方面的参考书。 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托·斯特兰奇《印度法》两卷本1830年伦敦版。柯瓦列夫斯基和梅恩都没有援引该书。——第256、633、636页。 [140]看来是指詹·塔·惠勒《英属印度的早期文献》1878年伦敦版。这里把查·斯图亚特当做作者，可能是因为在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第144页）援引该书时把斯图亚特当做作者了。 让·安·杜布瓦《对印度人的描述》1817年伦敦版。可能柯瓦列夫斯基所使用的是后出的法文版本《Moeurs，institutionsetcérémoniesdespeupledel’Inde》．Paris，1825。——第261—262页。 [141]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自此以下是关于印度史的编年稿，载于笔记本第41—58页。（这些编年稿，在摘完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以后，又在同一本笔记本中继续写了下去。）从第59页起又是对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要。马克思在写编年稿时所使用的主要参考书是：埃尔芬斯顿《印度史》（该书第一版于1841年在伦敦出版）和Ｒ．修维尔《分析的印度史》1870年伦敦版（R．Sewell．《TheAnalyticalHistoryofIndia》．London，1870）。马克思之所以对印度史进行这种涉猎，是同他研究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一事直接有关的。以下，马克思在摘要中经常用编年稿中的材料同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的材料作对比，订正并纠正柯瓦列夫斯基的材料。 《印度史编年稿》于1947年以俄文单行本出版，中文译本由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单行本中也包括几页柯瓦列夫斯基著作摘要中有关十七至十九世纪印度史的内容。——第262页。 [142]伊纳木是印度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国家官吏领受的终身赐地的形式之一。伊纳木的占有者（伊纳木达尔）通常都全部或部分地免纳国家赋税。在大莫卧儿帝国时期，伊纳木变成了世袭占有地。——第273页。 [143]地亩税即哈拉吉，是对被征服的非穆斯林居民所征收的国家赋税。查克雅特是根据可兰经为帮助贫穷穆斯林、旅人和为传播伊斯兰教而作战的战士所征收的国家赋税。——第277、263页。 [144]指大莫卧儿王朝的缔造者巴卑尔的自传。柯瓦列夫斯基所援引的是下述版本：约翰·道森《印度本国历史学家讲述的印度史。穆斯林时期。根据已故亨·迈·埃利奥特爵士所遗文件编辑》，1867—1873年版第4卷，《巴卑尔皇帝自传》。——第278页。 [145]札吉达尔是封建的军功采邑札吉的占有者，札吉达尔必须按札吉的大小养一定数量的骑兵。——第279页。 [146]以下直到“这是1812年的事情”（本卷第288页）之前的文字已收进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在这些主要用英文写成的文字中，马克思除了使用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以外，也使用了其他一些著作。除了马克思自己已经指出的哈林顿、科尔布鲁克的著作以及议会报告以外（见本卷第288—289页），看来马克思还使用了以下一些著作：约·穆勒《英属印度史》第1卷1840年伦敦版和约·马什曼《自远古起至达尔豪西勋爵统治结束时止的印度史》第2卷1867年伦敦版。——第285页。 [147]本段以及下一段第一个词也已被收进《编年稿》，在本《摘要》第一次发表时没有收入《摘要》。——第289页。 [148]“乡绅会议”（“地主议会”）是对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于1871年2月8日选出，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大多数议员（630名议员中有430名）都属于保皇党集团。——第32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英国女工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英国女工状况 11月8日于伦敦（本报通讯员） 在这里象在任何地方一样，居民中的正派妇女——那些希望靠劳动而不是靠出卖肉体生活的人——甚至在商业繁荣时期也只能得到勉强糊口的一点工资；再少几个生地西母——她们就要没有面包吃了，所以她们最终将会成为饿死鬼。 当她们因没有工作而被抛到街头的时候——这些不幸的妇女常常有这种遭遇——，她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卖淫、乞讨或者进比监狱还不如的习艺所。 男人在做许多本来应当由妇女来做的工作，而妇女往往不愿意公开在街头拉生意，只好同意无报酬地在某些商业企业里白干活，以便有机会将自己的美色变成生活来源。 晚上在中心区附近的街区，妓女多得使甚至不特别挑剔的外来人也感到讨厌。 巴黎的林荫道、维也纳的格拉本、柏林的“奥尔菲乌姆”、佩斯的沿河街、汉堡的达姆托尔－法耳、马赛的“梅松－道勒”、蒙特卡罗的赌场——所有这些地方的风流女郎，同瑞琴特街或阿尔吉耳－鲁姆斯的英国女人相比，都是优雅和有教养的模范了。 外来人平静地在皮卡第莱散步——突然，当他根本预料不到的时候，妇女们从左右两边把他拦住，又是恭维，又是请求，又是出主意，简直弄得他晕头转向。 但是，这还不算完。当你们得以摆脱这些妓女时（在英国这样称呼她们，有被揪到法院的危险，因为这样称呼意味着侮辱职业的尊严）就会发现，表、或是链带、或是金别针、或是钱包不翼而飞。 反卖淫协会丝毫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效。这些协会是由一位非常别出心裁的女士巴特勒夫人热心组织和推广的。她为了达到消灭妓馆的目的，走遍了欧洲所有的城市。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些消灭卖淫现象的努力全都是徒劳的，主要错误在于不想抓祸害的根源；而这种祸害主要是产生道德问题的经济问题，只要人们还靠行政的措施、警察的镇压、某个法律条文的修改或是感情用事的声明来铲除这个祸害，它就还会继续存在，因为它的根源照旧继续存在。应该善于干预，而且要大胆地干预现在在所有制和劳动方面普遍存在的经济混乱，对它们进行整顿，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任何人都不丧失生产工具，使有保证的生产劳动最终成为人们早就在寻求的正义和道德的基础｛mano｝。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11月8日 载于1877年11月11日《人民报》 原文是意大利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 *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 （文章草稿）[100] 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 俾斯麦的副手——冯·施托尔贝格讲了四分七秒钟的话。 速记记录摘抄 帝国国会。第4次会议。1878年9月16日，星期一。议长：福尔肯贝克。 会议十一时三十分开始。三时四十分结束。 帝国副首相、国务大臣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伯爵： “……现在要谈的是……应当设法使这种宣传鼓动将来不能在任何合法性的掩盖下进行。” 9月16日会议上的发言摘抄 暗杀 倍倍尔。“先生们，今天会议开始时，帝国副首相的发言，象前几天陛下的演说以及提交给我们的法案的说明一样，着重谈到暗杀[101]；今天所有的发言者也都在某种程度上说到暗杀，并把暗杀说成是实行这个非常法的直接理由，意思非常明显：正是暗杀构成了原因。既然如此，先生们，理所当然应该期望政府清楚而明确地对此表示意见，期望它报告它的发现，报告它已查明哪些事实足以加罪于我们，足以说明暗杀犯与社会民主党有什么联系，哪怕是思想上的联系。然而，直到今天根本没有这样做，仅限于空洞的言词和指责。可是有人仍然继续坚持说：‘社会民主党要对暗杀事件负责’。指控我们说：‘社会民主党是弑君党’等等……我们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用沉默来回避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非常希望了解一下有关暗杀案的大量案卷的内容。特别是，我们要求，把在德国各个地区对我党党员以及其他与暗杀犯一点关系也扯不上的、思想倾向极不相同的各派人士进行了异常繁多的讯问之后查清的情况告诉我们。最后，由于人们将罪责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求澄清问题，特别是成为帝国国会改选和提出这项法案的直接理由的最近一次暗杀案的问题……我走出来的时候 [走出《前进报》社，他曾到那里询问诺比林博士的情况，这是（1878年）6月2日夜晚的事情] 对打听到的情况非常满意，几分钟之后，我走到一家小铺的近旁，大吃一惊，看到张贴着一条如下内容的电讯： ‘柏林午夜二时。在后来的法庭审讯中，犯了暗杀罪的诺比林供认：他崇拜社会主义倾向，他曾多次参加这里举行的社会主义者集会，他一个星期前就已经打算枪杀皇帝陛下，因为他认为干掉国家元首对国家有益’……抛出这个消息……的电讯带有明确的官方标记。这条电讯我手中有一张，是《十字报》编辑部从官方得到的，上面有《十字报》编辑的亲笔批注。这条电讯的官方性质丝毫不容怀疑。但是，各种可靠的消息来源都表明，无论在暗杀的当天还是当天夜里，法庭根本没有对诺比林进行审讯；关于暗杀者的动机及其政治信念究竟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作为切实根据的东西。先生们，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沃尔弗电讯社的情况（赞同的呼声），每个人都知道这类电讯不经当局的同意是绝不能公布的。况且，电讯上清楚地注有‘官方’字样。因此，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条电讯，乃是当局蓄意编造出来作为电讯公之于众的。（听啊，听啊！）这条电讯的内容是官方机构所曾抛出过的卑鄙诽谤之最，而且其目的是以最卑鄙的方式中伤一个整个的大党，诬之为同谋犯……其次，我要问，政府的报刊，所有半官方和官方的报刊，以及跟在它们后面的几乎所有其他的报刊，怎么能够根据上述的电讯成周成月地，每天每日地对我们进行前所未闻的诽谤，又怎么能够每天都散布什么发现了阴谋、同谋犯等等最骇人听闻的消息，如果政府方面连一次也没有……其实一切都来自政府方面，目的是要使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谎言深信不疑；而政府的正式代表们却至今不肯对明摆着的疑点做出任何解释……” 然后，倍倍尔转到迫害问题（第39页第Ⅱ栏）。 “很明显，他们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挑起事端；他们企图把我们弄得怒不可遏，以促使我们采取某种暴力行动。很明显，光有暗杀事件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因受到迫害而贸然采取暴力行动，那么某些人当然会拍手称快，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手上就有了更多更重要的材料来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对付我们，等等”。然后，倍倍尔要求最终把案卷加以公布，并印出来提交帝国国会，特别是提交审查这一法案的委员会。“我现在提出的要求同几天以前在这里提出的要求属于同类性质。那次是在讨论‘大选帝侯号’失事[102]问题的时候，提出的要求完全是正当的，得到几乎全议院的赞同，而且海军大臣（冯·施托什）明确表示同意在他职权范围内（！）予以满足。” [倍倍尔的要求引起会场上一片呼声：“完全正确！好得很！”] [普鲁士政府对这一致命的指责作何回答呢？它通过欧伦堡之口回答说：它不提供案卷；根本没有任何指控材料。] 内政大臣欧伦堡伯爵说：“关于第一个问题” [关于各邦政府代表们要求提供“对已死罪犯诺比林案件的侦查”的材料]…… （1）“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必须声明，诺比林审判案的案卷是否可能或被允许公布的问题，在有人要求提供案卷时应当由普鲁士司法当局来决定。但是，先生们，我可以奉告一点情况：……对诺比林进行了一次审讯，据我被告知，他在这次审讯中供称：他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他很喜欢会上讲的学说。因为注意到公布文件的问题属于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便奉告了。” [欧伦堡明确说的只是：（1）进行过“一次”审讯；他不敢说是“法庭”审讯。他同样没有说这一次审讯是何时进行的（大概是在诺比林的脑袋中弹流出一部分脑浆之后吧？）。]但是，欧伦堡所谓诺比林在这“一次”审讯中讲的话（假定诺比林是有责任能力的）证明：第一，他没有说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没有说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只是说，他象寻常的市民那样去参加过几次党的集会，“他很喜欢会上讲的学说”。可见，这些学说并不是他的学说。他刚刚接触这些学说。第二，他根本没有把他的“暗杀”同集会和会上宣传的学说联系起来。 但是蹊跷的事情还不限于此。欧伦堡本人能够奉告的“一点情况”，他自己就是带着怀疑的口吻，或者说是以令人怀疑的方式讲的：“据我被告知，他在这次审讯中供称”……根据这句话可以判断，欧伦堡先生从未看过案卷。他知道的只是听人家说的，他只能奉告“他这样得知的”一点情况。但是他马上拆穿了自己的谎言。他刚刚说了他“关于这件事被告知”的一切，紧接着就说： “因为注意到公布文件的问题属于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便奉告了。” 换言之：如果他“奉告了”他知道的情况，那就会使政府出丑。 我们顺便指出：如果只进行过一次审讯，那我们也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诺比林头上带着弹孔和刀伤被捕的那一天；就是发出臭名远扬的6月2日午夜二时电讯的那一天。但后来政府又企图将诺比林案件的责任加于教皇至上派[103]。可见，审讯没有发现诺比林的暗杀同社会民主党有任何联系。 但欧伦堡还没有结束他的自白。他还得 “提请大家注意，早在5月我就站在这个讲台上说过：谁也没有断定，这些行为是在社会民主党直接教唆下干的。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做这样的论断或者在这方面增添任何新东西”。 好极了！欧伦堡直言不讳地承认，在从赫德尔行刺到帝国国会开会这段时间里警察和侦查机构布置的所有卑劣的迫害，没有为政府所喜爱的暗杀“理论”提供任何一点点犯罪构成！ 欧伦堡及其同伙非常“注意”“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因此竟然在赫德尔已被处死，诺比林业已身亡因而审讯也永远结束以后，把司法当局当做向帝国国会提供“案卷”的法律障碍——可是他们却公然在审理诺比林案件一开始，即在暗杀发生的当天，就用一条别有用心的关于所谓第一次审讯诺比林的“电讯”来激起德国庸人的狂热，并借助自己的报刊堆起一座谎言之山！对司法当局，甚至对那两个被政府控告但并非主要目标的人，是何等尊重！ 欧伦堡先生在声明没有任何足以指控社会民主党同这两次暗杀有关系的犯罪构成——他现在拒绝提供案卷，也是因为案卷会把这种尴尬局面弄得更加令人难堪——之后，接着说，法案实际上只是以一种“理论”，即政府的如下理论为根据： “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照现在正在狂热宣传的那个样子，完全能够在变野了的人身上结出我们非常痛心地尝到过的那种苦果。 [泽费洛日、切希、施奈德尔、贝克尔、库尔曼、科亨（又名布林德？）之类的苦果。] 而且在这一看法上，先生们，我相信我同全部德国报刊直到今天也还是一致的 [所谓全部德国报刊，就是所有那些拿政府津贴的爬虫报刊，唯独各派独立报纸除外]， 唯独社会民主党报刊除外。” （又是纯粹的谎言！）[诺比林参加的那几次集会，象所有集会一样，都是在警察监视下进行的，都有一名警察在场；可见，会上没有发生任何可指责的事情；他在会上听到的学说只能是与那次集会日程上的议题有关的东西。] 在讲过这些实际上是谎言的关于“全部德国报刊”的话之后，欧伦堡先生 [“相信在这方面不会遇到异议”]。 针对倍倍尔，他必须“提醒人们，社会民主党报刊对这些事件采取了什么立场”以便证明“社会民主党对谋杀行为，不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都并非象该党所说，“深恶痛绝”。 证据： （1）“首先，社会民主党报刊企图证明这两次暗杀案是故意制造的。”（皇太子［注：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即后来的弗里德里希三世。——译者注］语） [《北德总汇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活动具有合法性表示不满。] （2）“当他们看出，此路不通……他们就改口说两名罪犯都是无责任能力的，企图把他们说成是孤立的白痴，而把他们的行为说成是一向常见的现象， [难道不是这样？] 其责任不能由任何别的人来负。” [（证明“杀人”癖好）（许多非社会民主党刊物都这样写。）] 欧伦堡先生不提供“案卷”，他先前说过，他对案卷一无所知；又说，关于案卷，出于对“普鲁士司法当局”的尊重，他“不便”透露他知道的情况——他现在却要求人家根据这些被他隐匿起来的“案卷”相信他的如下说法： “先生们，已进行过的审讯使人丝毫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预见其行为的后果和意义。相反，已查明的一切都说明，他们是在完全有责任能力的状况下行动的，而且后者是出于恶毒的和无耻的预谋， [那么，被斩首的赫德尔就不是这样了？] 前所少见的恶毒无耻的预谋。” （3）“许多社会民主党报刊现在又都来为这种行为开脱罪责，为行为者辩解。不是要他们，而是要社会 [是政府为他们辩解，因为政府不是把责任加于他们，而是加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工人阶级的鼓动家——因而是加于社会的一部分人和社会的一部分“学说”] 为他们犯下的罪行 [这样说来他倒没有为行为辩解，否则他就不会把行为看作“罪行”，也就根本不会谈什么“罪责”问题了] 承担责任。” （引证了《前进报》，以同样的理由援引了赫德尔） 在这样胡说了一通之后又说： （4）“先生们，他们还同样评论了在俄国对高级官员未遂的或已遂的罪恶暗杀。关于维拉·查苏利奇行刺 [彼得堡法院和全世界的报刊！] 和美津策夫将军被暗杀[104] [下面俾斯麦也谈到这一点] 此间出版的一家报纸问道：‘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5）“最后，国外的社会民主党非常明确地而且直截了当地表示过他们同情这些行为。今年7月在弗里布尔召开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断然宣称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代表大会完全同情这种行动，云云。”[105] 这样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要为与它敌对的集团的言论和行动“承担责任”了？那个集团直到目前为止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还有俄国：涅恰也夫]暗杀和……［注：此处有一个词辨认不清。——编者注］的对象都是“马克思派”的拥护者。 [欧伦堡先生在谈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时早就说过：绝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 “暗杀案是故意制造的”，“要知道就连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我在下面将为此提出证据——也声称它们确信不会有这种事情”； 他忘记了提出“证据”。] 接下来的高论讲的是 “马克思派”和“所谓无政府主义派” （第50页第Ⅰ栏）。他们是不同的，但 “不能否认所有这些帮派之间都有某种”（什么样的？敌对的）“关系”， 就象同一时代的所有现象实际上都有某种关系一样。如要将这种“关系”变成该判死刑的罪行，那就首先必须证明它的特定性质，而不能满足于一句对宇宙间任何现象都适用的空话。要知道，宇宙间万物都处于“某种”关系之中。“马克思派”倒是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派”的学说与行动同欧洲“警察”的学说与行动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当《同盟》一文[106]的发表把这种关系揭露无遗的时候，所有拿津贴的善良报刊都不作声了。“揭露”的这些东西同它们所杜撰的“关系”是大不一样的。（这个集团到目前为止暗杀的对象都是“马克思派”的拥护者。） 在讲过这一番闪烁其词的话之后，欧伦堡先生用一个不显眼的“而且”缀上了一句话，企图用荒谬的，可是形式上还好象特别“中肯”的陈词滥调来证明这种“关系”： “而且——他继续说——在这样的运动中，正如基于重力定律的经验所表明的， [运动可以是基于重力定律的，例如——降落运动，但经验，很清楚是基于降落这个现象] 极端派 [例如，在基督教中——自残肢体] 是逐渐占上风的，而温和派无法与之抗衡”。 第一，什么在历史运动中所谓极端派占上风，压倒合乎时代的派别：路德对托马斯·闵采尔、清教徒对平等派、雅各宾派对阿贝尔派，这种陈词滥调是错误的。历史证明恰恰相反。第二，“无政府主义”派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派”，——欧伦堡本来应当证明这一点，而他却从这一点出发。一派从事的是工人阶级的实际历史运动；另一派是一批妄想创造历史的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在追求一个幻影，结果不过是表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在上等阶级的潦倒没落的人们身上是多么滑稽可笑。因此，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到处碰壁，只是在还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地方混日子。这是事实。 欧伦堡先生仅仅证明，如果“警察”要来“讲哲理”，那是多么危险。 参看在这后面的一句话，第51页第Ⅰ栏。欧伦堡在这里说得好象一切顺利。 现在他想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目的”在于危害社会！可是如何证明？用了三条引文。 但在这之前，他还用这样一句妙论作为引言。 “如果你们稍微细心地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学说和目的，就会明白，并非象刚才说过的那样，和平发展是目的，其实和平发展只不过是引向最终目的的一个阶段，而要达到那个最终目的，除暴力途径外没有其他途径” [大概就象“民族联盟”[239]是通向以暴力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的一个“阶段”那样；所以欧伦堡先生就用“铁血”来考虑问题了]。 如果拿前半句话来看，那么他讲的只不过是同义反复或糊涂话：如果这种发展有一个“目的”，又有“最终目的”，那么这种最终“目的”就是它的“目的”，而不是发展的性质，即所谓“和平的”或“非和平的”。其实欧伦堡想要说的是：朝着目的的和平发展只是一个必然导致目的的暴力发展的阶段，而且按照欧伦堡的看法，这种以后把“和平”发展变为“暴力”发展的情况是所追求的目的本身性质决定的。这里所谈到的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变革（转变）。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例如，如果在英国或美国，工人阶级在议会或国会里取得多数，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消除阻碍其发展道路的法律和设施，而且这也只能在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而如果这些人被暴力所镇压（象在美国内战和法国革命中那样），那就因为他们是“合法”暴力的反抗者。 但是，欧伦堡所鼓吹的是掌权者对正在经历着“和平阶段”的发展的暴力反动，而且这种反动，其目的是要防止以后（起自新兴社会阶级）的“暴力”冲突；这是暴力反革命对事实上的“和平”发展的战争叫嚣。实际上政府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从法律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产生暴力革命。 “这是一个陈旧的故事， 可是它永远新鲜。” ［注：引自亨·海涅的诗：《一个青年爱一个姑娘……》。——译者注］ 接着，欧伦堡先生就用三条引文来证实社会民主党的暴力学说： （1）马克思在他的论述资本的著作中说：“我们的目的，等等”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讲的。]这句话不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里，而是在“1847年”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诞生的二十年以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107] （2）马克思在另一处，即倍倍尔先生所著《我们的目的》[108]中引用的一个地方似乎说过 [欧伦堡自己从《资本论》中引证了一句该书所没有的话，现在自然还得从某个其他来源转引一句该书确有的话。（参看《资本论》第二版中的一段话）]而倍倍尔的书上是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看到，暴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怎样起着自己的作用，卡·马克思（在他的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的《资本论》一书中）决非毫无根据地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09] （3）引自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中的一段话（第51页第Ⅰ栏）；他引证的是： “这一发展的进程取决于运动的参加者以多大的强度（力量）推动运动，取决于运动遭到敌人什么样的反抗。有一点是无疑的：反抗越激烈，新秩序的建立就越得使用暴力。靠洒玫瑰水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 [这是欧伦堡从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引证的。这段话在第16页上，见第16页和第15页标出的地方；并参看第43页标出的地方。]又是“歪曲”，因为是脱离了前后联系引证的。 在取得这些丰硕战果之后，欧伦堡儿戏般地、不能自圆其说地就俾斯麦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接触”胡编乱扯了一通（第51页第Ⅱ栏）。[110]在同一次会议上： 赖辛施佩格在施托尔贝格之后发言。他最担心的是这项把一切都置于警察权力之下的法律也适用于其他不合政府心意的政党；在这番话之后就是老一套的天主教式的蛤蟆叫了（见第30—35页标出的地方）。 在赖辛施佩格之后，冯·黑尔多夫－伯德拉发言。最幼稚可笑的是： “先生们，我们面前的这项法律是不折不扣的预防性法律。它不规定任何惩罚，而是赋予警察下禁令的权力，惩罚违反这种非常明确的禁令的行为。”（第36页第Ⅰ栏） [它只允许警察禁止一切，不惩罚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而是惩罚“违反”警察命令的行为。这真是使刑法成为多余之物的非常有效的办法。] 冯·黑尔多夫先生承认，“危险”在于并未因暗杀案陷害而受到丝毫损伤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这必须加以惩罚。把普选权使用得不合政府的意旨！（第36页第Ⅱ栏）这个家伙倒是同赖辛施佩格看法一致：“上诉法院”、“联邦会议委员会”都是废话。 “这里要做的只不过是决定一个属于警务性质的问题，给这种法院以法律保障是绝对错误的”；对付滥用权力要靠“对高级政治官吏的信任”（第37页第Ⅰ和第Ⅱ栏）。他要求“修正我们的选举法”（第38页第Ⅰ栏）。 卡·马克思写于1878年9月下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2年版第Ⅰ（Ⅵ）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00]这个草稿是马克思根据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那里收到的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的速记记录写的。记录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4届第1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29—91页。马克思打算把这一材料整理出来给英国报刊，特别是给《每日新闻》发表。这一想法未实现。草稿也没有写完，其中摘录的材料只涉及9月16日的会议。——第185页。 [101]指1878年5月11日白铁匠赫德尔行刺威廉一世和三个星期后即6月2日诺比林的再次行刺。诺比林在行刺后向自己头部开枪企图自杀；他死于9月10日。 早在1876年1月就曾企图通过帝国国会采取限制社会民主党活动的立法措施的俾斯麦，是利用这两起显然与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关系的行刺案，来达到使帝国国会批准置该党和其他工人组织于非法地位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目的。——第185页。 [102]5月31日“大选帝侯号”装甲舰由于同另一只德国舰船相撞而在英国海岸沉没。在1878年9月13日帝国国会会议上，海军大臣冯·施托什答应敦促发表帝国国会所要求的有关装甲舰沉没情况的材料。——第187页。 [103]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这个派别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维护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十九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等等。企图把暗杀威廉一世的责任加于教皇至上派，是因为这一时期俾斯麦政府与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关系紧张。——第188页。 [104]指1878年2月5日（俄历1月24日）维拉·查苏利奇行刺彼得堡行政长官特烈波夫和同年8月16日（俄历4日）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杀死宪兵司令美津策夫。维·查苏利奇被彼得堡陪审法庭宣判无罪。俾斯麦在9月17日的讲话中，在指责社会民主党“用虚无主义者的匕首和诺比林的猎枪”威胁政府的时候也谈到了俄国革命者的这些行动。——第192页。 [105]这里讲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于1878年8月3—5日举行的代表大会。——第192页。 [10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是他们在保·拉法格参加下写成的，1873年用法文出版单行本，1874年出版德文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第193页。 [239]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组织，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一个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即所谓小德意志）。这个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1846年成立于哥达城，其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退出的右翼自由派。民族联盟在普奥战争结束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于1867年11月11日宣布解散。——第194页。 [107]指《共产党宣言》里的如下一段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发表。——第195页。 [108]奥·倍倍尔的著作《我们的目的》1870年2—3月作为一组文章发表于《人民国家报》，同年11月出单行本。——第195页。 [109]这句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第196页。 [110]在1878年9月16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上，倍倍尔谈到俾斯麦同拉萨尔有过密切联系。对此，欧伦堡说，政府有责任从工人运动的“领袖们”那里了解这一运动的目的和动机，并尽可能使运动“转到合法发展的和平轨道上”。欧伦堡还对过去在拉萨尔及其追随者“领导”下的运动表示赞赏，为拉萨尔派“被所谓的国际派压倒和清除”感到惋惜。——第19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英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和农村的集体主义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英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和农村的集体主义运动 6月14日于伦敦 我发现我的上一封信是不完全的，因此我认为有义务给你们写这封信。 我在我的那封信中向你们谈了六年前由公民阿奇建立的农业工人联合会。阿奇现在由于他建立联合会这一首创活动和讲演艺术的特点而闻名于英国：真正的雄辩家，有几分尖刻，但是在尖刻中见力量。 他是从工资问题开始他的鼓动工作的。农民每星期工资不到十六里拉（意大利里拉）。阿奇在他的忠实的朋友们的积极帮助下使联合会经过了三、四年发展到五万多会员，而且组织过有三万人参加的罢工。罢工胜利地结束，在东部各郡每周工资增加了二里拉五十生地西母。同时，还采取措施鼓励农民迁往美国、澳大利亚，或者在英国从一个郡迁到另一个郡。通过这种迁徙的办法，使劳动力减少的地方的工资得到提高。这种斗争一直顺利地开展到1874年。但是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曾有人试图提出土地收归国有的问题，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穆勒早就提出过。还有人提出了普选权和人民教育的问题。但是，请你们注意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争取集体所有制运动则几乎完全是那些脱离了公民阿奇的人进行的。阿奇愿意提出的总是那些不触及神圣的土地个人所有制的问题，而当他看到集体主义运动在发展时，他甚至开始倾向于宣传农民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实行某种和解；总之，他在革命的集体主义思想面前感到自己是保守者：他把他的整个运动仅限于对上层贵族的抨击。为了在议会选举时不至于使租佃农场主成为誓不两立的敌人，他认为必须多少讨好一下租佃农场主。因此，如果我们看到阿奇进入下议院，那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一方面已经在进行一定的宣传工作，阿奇是想要拿到议员证书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会妨碍集体主义运动向前发展；所以不久前举行的农业工人联合会会议也多少讨论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会议承认有必要在农业中进行大规模的改良工作，并表示希望将所有适于耕种的土地按立法程序在付给所有者赎金的条件下转交给代表机关；当然，这种剥夺的办法应当做得符合于劳动人民、即那些唯一能够保证未来农业发展的人的利益。 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讲一讲，因为我希望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对我们的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特点和在它领导下开展的运动能有个明确的认识。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14日 载于1877年6月18日《人民报》 原文是意大利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 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49] 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 第一编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发展 第一章 （Ⅰ）蒙昧期 （1）低级阶段。人类的童年；人类生活在他们最初居住的有限地区里；以水果和坚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开始于这一时期。这一阶段终止于获得鱼类食物和用火的知识。在人类有史时期已见不到处于这种状态的部落了。 （2）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食物和使用火开始。人类从最初居住的地区扩展到大部分地面上。现在还有处于这一阶段的部落：例如，澳大利亚人和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当他们被发现时就是这样。 （3）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以制陶术的发明告终。哈得孙湾地区的阿塔帕斯坎部落、哥伦比亚河谷的部落以及北美和南美沿海一带的部落，当他们被发现时都处于这种状态。 （Ⅱ）野蛮期 （1）低级阶段。从制陶术｛的发明｝开始。在下一（中级）阶段上，东西两半球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具有了意义，不过可以把下述发明当做对等现象：在东半球是动物的驯养，而在西半球——则是用灌溉法来种植玉蜀黍和其他植物并使用土坯和石块来建造房屋。例如，美国密苏里河以东的印第安人部落以及欧亚两洲那些已经知道制陶术但尚不知驯养动物的部落，都处于低级阶段。 （2）中级阶段。东半球从驯养动物开始，西半球则从用灌溉法来种植植物和使用土坯和石块来建造房屋开始。这一阶段终止于铁矿石冶炼术｛的发明｝。例如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和秘鲁的村居印第安人，以及东半球那些已经掌握动物驯养方法但尚不知冶铁的部落，都属于这一阶段。古代布列吞人也属于这个阶段；由于和欧洲大陆较进步的部落为邻，他们知道用铁和其他生活技术，这远远超过其本身社会制度的发展。 （3）高级阶段。从冶炼铁矿石、使用铁器等开始，终止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用文字书写作品。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罗马建城（？）以前的意大利部落、凯撒时期的日耳曼部落，都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Ⅲ）文明期 这一时期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记录的创作开始；石刻象形文字与此对等。 关于制陶术，特别是野蛮时期低级阶段的制陶术 ［注：标题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燧石器和其他石器比陶器古老；在古代的遗址中，常常发现燧石器和其他石器而没有陶器。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村居生活、木制的器皿和家什、树皮纤维手织业、编制篮筐以及制造弓箭，都出现在制陶术发明以前。例如阿塔帕斯坎人、加利福尼亚的部落和哥伦比亚河谷的部落都还不知道制陶术。在波利尼西亚（汤加群岛和斐济群岛除外）、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哈得孙湾地区，都不知道制陶术。泰勒指出：“在远离亚洲的大部分岛屿上都不知道纺织”，“在大部分太平洋诸岛上都不知道制陶术”。燧石器和其他石器使人类制成了独木舟、木制器皿和家什，最后，也使人类在建造房屋时使用了木材和木板。在制陶术发明以前，人们烹煮食物的方法很粗陋：把食物放在涂以粘土的篮筐里，或放在衬着兽皮的土坑里，用烧热的石头把食物弄熟。 村居印第安人，如苏尼人、阿兹特克人和乔卢兰人（野蛮期中级阶段），都制造大量陶器，品类繁多，质地优良；处于野蛮期低级阶段的美国半村居印第安人，如易洛魁人、乔克塔人和彻罗基人制造的陶器，数量不多，品种也有限。 戈盖[150]——十八世纪——谈到1503年访问过南美洲东南沿海的贡维尔船长，这位船长发现：“他们的家什是用木头做的，甚至烹煮食物的壶罐也是如此，不过这些壶罐被涂上足有一指厚的某种粘土，用以防止被火烧毁”；照戈盖的说法，人们最初所使用的是涂上粘土的易燃的木制器皿，免被烧毁，后来发现单是粘土本身就能达到这种目的，“于是便出现了制陶术”。 按照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爱·特·柯克斯教授的说法，对筑丘人[151]时代的“古代陶器”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这些陶器是用冲积粘土和沙砾合成的，或者是用冲积粘土和磨碎的淡水贝壳混合而成的。 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 ［注：标题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有一些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另外一些则由于外来的影响而混杂不纯。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体现着这三种状态的每一种，特别是体现着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体现得比人类其他任何部分都更为精确、更为全面。极北地区的印第安人和北美南美一些沿海部落，都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半村居印第安人，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北美和南美的村居印第安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 第一编第二章 生存的技术 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统治地位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他们（即人们）在这方面——生存的技术方面——的巧拙。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可以说达到了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第19页）。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同上页）。 （1）在有限的居住地区以果实和块根为天然食物。原始时期，语言的发明。这种谋生办法是以热带或亚热带的气候为前提的。在热带炎日下出产水果和坚果的森林（第20页）。人类至少是部分地栖息在树上（卢克莱修：《论物性》第5卷）。 （2）鱼类食物。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若不烹煮就不能充分食用；火首先就是用于这种目的。[猎取禽兽太靠不住，始终都不能成为维持人类生活的唯一手段。]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类就摆脱了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他们沿着海岸和湖岸，沿着河道，即使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各大洲发现的燧石器和其他石器遗物，可以充分证明这种移居的事实。在把鱼类用作食物并向下一种食物过渡期间，食物的品种和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例如，已开始在地炉中烘烤面包薯；由于改进了武器，特别由于有了弓箭，猎物数量不断增加；弓箭是继矛和战棒而起的武器；弓箭的发明给狩猎提供了第一种致命的武器，其发明时间在蒙昧时代末期。弓和箭标志着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正如铁剑标志着野蛮时代，火器标志着文明时代一样。波利尼西西人和澳大利亚人都不知弓箭为何物（第21、22页）。 由于所有这些食物来源都靠不住，所以在广大的产鱼地区以外，人类便不得不采取食人的办法。古代食人之风盛行，这一点已逐渐得到了证实（第22页）。 （3）由种植而获得的淀粉食物。 东半球的亚洲和欧洲部落，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一直到中级阶段快结束时，似乎还不知道种植谷物；相反，在西半球，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美洲土著就已知道种植谷物；他们已有园艺。 两个半球的自然资源不一样：东半球拥有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的大部分谷物；西半球则只有一种适于种植的作物，但却是最好的一种（玉蜀黍）。这就给美洲的土著造成了在这一时期的优越地位。但是，到野蛮时代中期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已驯养了提供肉类和乳类的动物，他们虽然不知道谷物，但他们的情况却远胜于有玉蜀黍和其他作物但却没有家畜的美洲土著。闪米特族系和雅利安族系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大概就是从驯养动物开始的。 雅利安人发现和种植谷物晚于驯养动物，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证明：在雅利安语的各种不同方言中，这些牲畜的名称彼此相同，而谷物或其他作物的名称彼此不同。Ｚεα一词（唯一的例外），从语言学上看，相当于梵文的yavas（但在印度语中是大麦的意思，在希腊语中则是“斯佩尔特小麦”的意思）。 园艺在田野农业之前，正如园圃（hortos）在农田（ager）之前一样；农田含有一定的地界之意，园圃则直接表示“围起来的场地” ║[hortus——为了种植作物而围起来的场地，园圃一词即由此产生；由这一词根产生cohors（以及cors，在一些抄本中是chors），词义是一个场院、一块围以墙垣的地方、一个院落（也指牲畜圈栏）；可比较希腊文的χóρτοζ，χορóζ；拉丁文的hortus，德文的garten，英文的garden，yard（意大利文的corte，法文的cour，英文的court），意大利文的giardino，西班牙文和法文的jardin]。[152]║ 但是，耕种土地一定早于围起来的园圃；第一步，耕种小块的敞开的冲积土地带；第二步，耕种围起来的一块园圃；第三步，用牲畜曳犁耕种农田。我们不知道，豌豆、蚕豆、萝卜、防风菜、甜菜、squash ║（马萨诸塞州的印第安人所种的一种南瓜）║ 和甜瓜这些植物中的某一种或若干种的栽培是否在谷物的种植之前。这些植物的名称，有几种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是一样的，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种在梵语中同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一样。 园艺在东半球的兴起，看来与其说是由于人类的需要，倒不如说是由于家畜的需要。在西半球，园艺是从种植玉蜀黍开始的；园艺在美洲导致了定居的村落生活；特别是在村居印第安人中，园艺表现了代替捕鱼和狩猎的倾向。由于有了谷物和其他作物，人类才第一次感觉到有可能获得丰富的食物，随着淀粉食物的出现，吃人的现象便消失了；这种现象在战时还残存着，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美洲土著中，例如在易洛魁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战士中，交战双方也还吃人；不过它作为普遍现象来说已经绝迹了。（在蒙昧期，俘获的敌人是被吃掉的，在饥馑的时候连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 （4）肉类和乳类食物。在西半球除羊驼外，没有适于驯养的动物。早期的西班牙著述者曾谈到在西印度群岛以及在墨西哥和中美洲人们驯养着一种“哑狗”；他们也谈到美洲大陆有饲养火鸡及其他家禽的事；土著们驯养火鸡，而纳华特拉克部落则驯养几种野禽。 两个半球在这方面的差异以及在谷物品种方面的差异，在已达到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那一部分人的发展上，造成了显著的差别。 驯养动物，可以经常得到肉类和乳类食物；拥有家畜的部落便从其余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村居印第安人只限于吃一种主要的食物，这对于他们是不利的；他们的脑子比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一些。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由于繁殖了大量家畜而处于优越地位。希腊人不仅挤牛奶和山羊奶，而且还挤绵羊奶（《伊利亚特》第4章第433行）。雅利安人｛繁殖家畜｝的规模又比闪米特人大。 动物的驯养——在东半球——在幼发拉底河平原和印度平原以及在亚洲草原逐渐导致畜牧生活；动物的驯养最先出现在这些地方的某一处边缘地带。 所以，他们｛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是被吸引到这些地方来的，这些地方根本不是人类的摇篮，因此当他们还是蒙昧人或低级阶段的野蛮人的时候，是不会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对他们来说，森林地带才是天然的家园。当他们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不论雅利安人还是闪米特人，如果他们不先学会种植一些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饲养畜群的话，那末他们便不可能带着自己的畜群重返西亚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去。很可能，谷物的种植是由于饲养家畜的需要，并且是与向西方迁移有关的，而这些部落吃淀粉食物，也是这种情况的结果。 在西半球，除了秘鲁的羊驼以外，土著们没有任何家畜，只依靠一种谷物，即玉蜀黍，再加上菜豆、南瓜、烟草等，有些地方还有可可、棉花和胡椒，他们在这种条件下大部分已进入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一部分已进入中级阶段。“玉蜀黍”由于它在山地也能生长，因而便于直接栽种，由于它无论已熟未熟都能食用，由于它的产量高和营养丰富，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珍贵的天然产品，比其他所有谷物加在一起都更能促进人类早期的进步；这就是美洲土著没有家畜而能达到显著进步的原因；秘鲁人生产青铜，这个发明仅次于冶炼铁矿石的技能。 （5）通过田野农业而获得无限量的食物。 家畜以其畜力补充了人类的筋力，它是具有极大意义的新因素。后来，铁的生产提供了装有铁铧的犁以及更为合用的锹和斧。由于这类工具的出现，并且在以前的园艺的基础上，便产生了田野农业，从而第一次提供了无限量的食物。用畜力牵引的犁；因此，便产生了把森林和野地开拓为耕地的思想（卢克莱修，Ⅴ，1369）。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在有限的地区里容纳稠密的人口。在田野农业出现以前，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都很难发展到五十万人一起生活并处在一个管理机关领导之下。如果有例外的话，那一定是平原上的牧畜生活的结果，或在特殊和例外的条件下用灌溉改善了园艺的结果。 ║摩尔根把家庭形式分为以下各种（第27、28页）：║ （1）血缘家庭；兄弟和姊妹群婚；马来亚式亲属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基础上的（而且现在已成了这种家庭存在的证据）。 （2）普那路亚家庭；这个名称来自夏威夷的普那路亚亲属关系。它是以几个兄弟和他们彼此的妻子的群婚或几个姊妹和她们彼此的丈夫的群婚为基础的。这里所用的“兄弟”一词，包括从（表）兄弟、再从（表）兄弟、三从（表）兄弟以及更远的从（表）兄弟，他们彼此都互认为兄弟；“姊妹”一词则包括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三从（表）姊妹以及更远的从（表）姊妹，她们彼此都互认为姊妹。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的亲属制度都是建立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基础上的。这两种家庭形式都属于蒙昧期。 （3）对偶制家庭；来源于συνδυáξω一词，意为配成对 ║[（συνδυàζ——意为成双。欧里庇得斯）。被动语态：被配成对或被结合在一起；柏拉图，普卢塔克]，[συνδυασμóζ——配成对。普卢塔克]。[153]║ 这种家庭的基础是一男一女结成配偶，但并不是独占的同居；它是专偶制家庭的萌芽。丈夫和妻子双方都可随意离婚或分居。这种家庭形式并没有创造出特殊的亲属制度。 （4）父权制家庭；以一男数女的婚姻为基础。在希伯来人的牧畜部落中，酋长和显要人物都实行多偶制。这一制度没有普遍流行，所以对人类的影响不大。 （5）专偶制家庭；一男和一女实行独占同居的婚姻；它主要是文明社会的家庭，本质上是现代的东西。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亲属制度。 第三编第一章 古代家庭 [最古是：过着杂交的原始群的生活；没有家庭； ║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种作用。]<║br> 亲属制度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为基础；这些亲属制度又是它们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存在过的证据。 在迄今所见到的各种亲属制度中，最古的亲属制度是在波利尼西亚人中发现的；夏威夷人的制度可作为典型；摩尔根称它为马来亚式亲属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的血缘亲属都归纳到以下的亲属关系中：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孙女、兄弟、姊妹；没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此外则为姻亲关系。这种血缘亲属制度是与“血缘”形式的家庭同时发生的，而且是这种家庭在古代存在过的证据；这种血缘亲属制度在波利尼西亚人中普遍流行，虽然他们的家庭已经从血缘形式转为普那路亚形式了。后者没有与前者完全区别开来，以致不足以引起以前者为基础的亲属制度发生变化。五十年前，当美国传教会在散得维齿群岛建立时，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在那里还没有完全绝迹。这种亲属制度必定也在亚洲流行过，因为它是迄今仍存在于亚洲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的基础。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曾普遍流行于北美的土著中；而且可充分证明它也在南美存在过；在非洲的某些地区也发现过这种制度，但是非洲各部落的亲属制度更接近马来亚式亲属制度。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现在还在南印度操达罗毗荼语的印度人中流行，在北印度则以改变了的形式在操戈拉语方言的印度人中流行；这种制度也以不充分发达的形式流行于澳大利亚。在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154]族系的主要部落中，这种制度是由普那路亚群婚制和氏族组织引起的，氏族组织倾向于消灭血缘婚姻制度，因为它禁止氏族内通婚，这就排除了亲兄弟姊妹之间的婚配。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承认雅利安亲属制度中的一切亲属关系，不过除此以外，它还承认雅利安亲属制度中所没有的那些亲属关系。在日常的和正式的问候中，人们彼此以亲属的称谓相称呼，而从来不用个人的名字；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则互称“我的朋友”。 当美洲土著被发现时，他们的家庭已从普那路亚形式转变为对偶制形式，所以其亲属制度所承认的亲属关系在很多场合并不是实际存在于对偶制家庭中的亲属关系。不过，正如马来亚式亲属制度经历了由血缘家庭向普那路亚家庭的转变而继续存在一样，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经历了由普那路亚家庭向对偶制家庭的转变也仍继续存在。家庭形式比亲属制度改变得快，亲属制度只是随在后面记录家庭的亲属关系。把马来亚式制度改变成土兰尼亚式，需要氏族组织；推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而代之以雅利安式，需要具体财产及其占有权和继承权连同这种财产所创造出来的专偶制家庭。 闪米特人、雅利安人或乌拉尔人的亲属制度，标志着专偶制家庭中的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制度并不是以土兰尼亚式制度为基础的，不象土兰尼亚式制度以马来亚式制度为基础那样，而是在文明民族中取代了土兰尼亚式制度。 在五种家庭形式中，有四种一直存在到有史时期；只有血缘家庭消失了；但从马来亚式亲属制度中能够把它推断出来。 一男一女的婚姻从野蛮时代的较早时期起就已存在，它采取了在双方情愿期间结成配偶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由于各种发明和发现而进入各个较高的依次相继的状态，这种婚姻便日益巩固。男子开始用残酷惩罚的办法来要求妻子忠贞不二，但认为自己可以例外。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就是这样。从荷马时代到伯里克利时代，有了进步，这种进步逐渐成为固定的制度。所以现代的家庭高于希腊和罗马的家庭；专偶制的家庭和婚姻在有史时期已有三千年之久的历史。旧的混杂的“婚姻”制度的发展，在于它逐渐缩小，直至它在专偶制家庭中化为乌有为止。五种家庭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记录着普那路亚家庭所有的亲属关系，直到专偶制家庭确立以前，直到这种亲属制度几乎完全不符合血统关系的性质，甚至对专偶婚制来说简直是一种丑事的时候，它在本质上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例如：在马来亚式制度下，一个男人称他兄弟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兄弟的妻子也是他的妻子；同样，他姊妹的儿子也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姊妹也是他的妻子。在土兰尼亚式制度下，根据同样的理由，一个男人的兄弟的儿子仍然是他的儿子，但他姊妹的儿子现在则是他的外甥，因为在氏族组织中他的姊妹已不再是他的妻子了。在易洛魁人中，家庭已经是对偶婚制，但一个男人仍称他兄弟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虽然他兄弟的妻子已不再是他的妻子了；此外还有许多亲属称谓与现存的婚姻形式不相符合。这种亲属制度比它所由发生的习俗的寿命长，而且继续在他们中间存在着，尽管它基本上已不符合现存的血统关系。为了确定子女的父亲和确定继承人的合法性，便产生了专偶婚制。任何改革都不能使土兰尼亚式制度适应于专偶婚制；它和专偶婚制处于极端矛盾之中；这种亲属制度被抛弃了，代替它的是土兰尼亚各部落想确切表示某一亲属关系时所常用的说明式的方法。这些部落转而依据血统关系上的明白的事实，用基本称谓的结合语，来说明每个人对己身的亲属关系；他们这样说：兄弟的儿子，兄弟的孙子；父亲的兄弟，父亲的兄弟的儿子；每一个词组描述一个人，从而使亲属关系包含在里面；雅利安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最古的形式，即存在于希腊语系、拉丁语系、梵语系、克尔特语系、闪米特语系诸部落中最古的亲属制度，就是这样（《旧约全书》，系谱）[155]。土兰尼亚式制度的遗迹，在雅利安民族和闪米特民族中一直保留到有史时期，但它基本上已被废除，而为说明式取代。 每一种亲属制度都表达着在建立这种制度时期存在于家庭中的实际亲属关系。母亲和子女、兄弟和姊妹、外祖母和外孙子女之间的亲属关系（从任何一种家庭形式确立时起）始终是可以确认的，但是父亲和子女、（外）祖父和（外）孙子女之间的关系就不能这样说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只有在专偶婚制下才是可靠的 ║（至少在形式上？）。 亲属制度分为类别式和说明式两种。║ 在第一种制度下，血缘亲属被“分类”为各种范畴，而不问他们和己身关系的亲疏程度；凡属同一范畴的人即以同一亲属称谓统称之。例如，我的亲兄弟以及我父亲的兄弟的儿子，同样都是我的兄弟；我的亲姊妹以及我母亲的姊妹的女儿，同样都是我的姊妹；马来亚式制度和土兰尼亚式制度都用这种分类法。相反地，在说明式制度下，血缘亲属是用基本的亲属称谓或用这些称谓的结合语来表示，这样使每个人对己身的亲属关系都有特殊名称。和专偶婚制同时产生的雅利安人、闪米特人或乌拉尔人的制度就是如此。后来又借助于发明共同称谓而采用了少量的分类法，但是这种制度的最早形式——埃尔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亲属的制度是它的典型——是纯粹说明式的。这两种制度之所以有根本区别，是由于在一种情况下实行群婚，在另一情况下实行成对配偶之间的个体婚。 亲属关系有两种： （1）由血缘或血统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也有两种：（甲）直系和（乙）旁系；（甲）直系亲属关系是人们之间一个人的血统出自另一个人的关系；（乙）旁系亲属关系是血统出自共同祖先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人出自另一个人； （2）由姻亲或婚姻产生的；由婚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以习俗为根据。在成对配偶的婚姻下，每一个人都从己身来推算各个人的亲属等级，并按照和己身的关系来确定这种等级。己身是处于直系之中的，这一系是垂直的。在这一直系上，由己身上溯和下推，就是一个直接的由父及子的各代祖先和子孙的系列；这些人的总和构成了男性直系。从这一主系产生一些旁系——男系和女系，由内向外排列数序；在各代只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姊妹的情况下的最简单形式是： 第一旁系：男系，我的兄弟及其子孙； 女系，我的姊妹及其子孙。 第二旁系：男系，我的父亲的兄弟及其子孙； 女系，我的父亲的姊妹及其子孙； 男系，我的母亲的兄弟及其子孙； 女系，我的母亲的姊妹及其子孙。 第三旁系：从父方来说： 男系，我的祖父的兄弟及其子孙； 女系，我的祖父的姊妹及其子孙； 从母方来说： 男系，我的外祖母的兄弟及其子孙； 女系，我的外祖母的姊妹及其子孙。 第四旁系：曾祖父的兄弟和姊妹及其各自的子孙； 外曾祖母的兄弟和姊妹及其各自的子孙。 第五旁系：高祖父的兄弟和姊妹及其各自的子孙； 外高祖母的兄弟和姊妹及其各自的子孙。 如果我有好几个兄弟和姊妹，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就构成相应地好几个独立的系统，但是他们的总和便构成我的第一旁系中的男系和女系两个分支，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都被罗马民法家们简单地概括出来了[《法学汇编》第38卷第10章《关于亲属和姻亲等级及其关系》；查士丁尼《法学通诠》第3卷第6章：《关于亲属关系的等级》]；这种概括方法已为欧洲各主要民族所采用。 罗马人提供了一些特殊的称谓：patruus（伯叔父）和amita（姑母）；avanculus（舅父）和ｍatertera（姨母）；avanculus（意即小外祖父）一词是由avus（外祖父）一词来的，matertera一词大概是由mater和altera组成的，意即另一个母亲。埃尔斯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斯拉夫人没有采用罗马人的这种说明方法。 两种基本形式——类别式和说明式——差不多是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之间的准确的分界线。 在每种亲属制度所由产生的各种关系已经改变或完全消失以后，还存在着保存这种亲属制度的强有力因素。 象土兰尼亚式制度那么复杂的制度，在细节上出现一些差异是很自然的。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纽约州的塞讷卡－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有二百种亲属关系仍然是相同的。在操印地语、孟加拉语、马腊泰语的各民族以及北印度的其他各民族中，单独地存在着这种亲属制度的一个变种，即雅利安式制度和土兰尼亚式制度的混合物。一支文明民族——婆罗门人——和一群野蛮人溶合了，前者的语言便溶化在上述各部落的新土语中；这些土语保持了原先语言的文法结构，但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单词都借用梵语。两种亲属制度在这里发生了冲突：一种是以专偶制或对偶制的婚姻为基础的，另一种以群婚制为基础。 在北美印第安人各部落中，其家庭是对偶制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居住在公共宅屋中并在家户中实行共产制。我们越向前追溯到普那路亚家庭和血缘家庭，则共同生活的集体越大，挤住在同一个住宅里的人数也就越多。委内瑞拉沿海一带的各部落，他们的家庭看来是普那路亚家庭，根据发现这些部落的西班牙人的记述（埃雷拉《美洲史》），他们住在钟形的房屋里，每个房屋住一百六十人。丈夫们和妻子们群居在同一个房屋里。 第三编第二章 血缘家庭 最原始形式的家庭，甚至在处于最低发展阶段的蒙昧人中都不再存在了。但是，这种家庭存在过的事实却被一种血亲和姻亲制度所证明，这种制度比它所由起源的婚姻习俗要延长不知多少个世纪。马来亚式制度；它所表示的是只有在血缘家庭中才能存在的那些亲属关系；存在于不知其持续时间多久的古代；波利尼西亚居民包括在这种制度内，虽然真正的马来亚人在某些方面已将它加以改变。夏威夷式和洛图马式[156]就是典型；它们是最简单的因而也是最古老的。所有远近的血缘亲属，都被分为五个范畴： 第一范畴：己身、我的兄弟和姊妹、我的从（表）、再从（表）、三从（表）以及更远的从（表）兄弟姊妹——不加区别，统统是我的兄弟和姊妹（这里所用的“从（表）兄弟姊妹”一词是根据我们的理解来使用的；波利尼西亚人是不知道这种亲属关系的）。 第二范畴：我的父亲和母亲以及父母的兄弟和姊妹、父母的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更远的从（表）兄弟姊妹，——统统是我的父母。 第三范畴：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和姊妹，还有他们的各种从（表）兄弟姊妹，——统统是我的祖父母。 第四范畴：我的子女以及他们的各种从（表）兄弟姊妹，统统是我的子女。 第五范畴：我的孙子孙女以及他们的各种从（表）兄弟姊妹，统统是我的孙子孙女。 此外，同一等级或同一范畴的所有个人，都互为兄弟姊妹。 马来亚式制度的五个范畴或亲属等级，也出现于中国人的“九族”制中，九族就是另外加上两代祖先和两代后裔。 我的直系的或旁系的所有兄弟的妻子都既是他们的妻子，也是我的妻子；就妇女来说，她的直系的或旁系的所有姊妹的丈夫，也是她的丈夫。 各个旁系，无论上辈或下辈，都被纳入和融合在直系之中。所以，我的旁系的兄弟姊妹的祖先和后裔同样也成了我的祖先和后裔。 每一亲等的全体成员，不管世系远近，都属同一的亲属关系。 这种制度也存在于夏威夷人和洛图马人以外的其他波利尼西亚部落中，如马克萨斯群岛居民、新西兰的毛利人、萨摩亚居民、库赛埃岛居民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的金斯米尔群岛居民中；而且，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太平洋岛屿上，除了接近土兰尼亚人的地方以外，无疑也都流行这种制度。 这种制度是以同胞兄弟和姊妹之间的通婚为基础的，随着婚姻制度的范围扩大也逐渐把旁系兄弟和姊妹包括了进去。在这种血缘家庭中，丈夫过着多妻的生活，而妻子则过着多夫的生活。想在原始时代找出其他任何可能有的家庭雏型都是困难的。当夏威夷人被发现时，这种家庭还没有完全在他们那里绝迹。 由此可见，这种制度是以同胞的和旁系的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群婚为基础的。 这样的丈夫并不知道哪个子女是他自己生的；这是他的子女，因为这个子女是他的妻子之一，即他和他同胞兄弟或旁系兄弟所共有的妻子中间的某个妻子所生的。相反地，妻子却能把她自己的子女同他姊妹的子女区别开来；她可以说是他们的继母；但这个“范畴”在制度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她姊妹的子女也是她的子女。由这些共同的父母所生的子女，虽然能够辨别自己的母亲，但不能辨别自己的父亲，所以他们全都是兄弟和姊妹。 婚姻关系被推广到一切承认存在兄弟和姊妹亲属关系的地方；每个兄弟有多少同胞姊妹和旁系姊妹，他就有多少妻子，每个姊妹有多少同胞兄弟和旁系兄弟，她就有多少丈夫。 凡是在旁系中存在着妻子关系的地方，就必定要在直系中承认丈夫关系，反之亦然。 在南非的卡弗尔人中，我的从、表兄弟——父亲的兄弟的儿子，父亲的姊妹的儿子、母亲的兄弟的儿子，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妻子，同样也都是我的妻子。 承认婚姻关系的集团越大，血亲婚配的弊害就越小。 1820年美国人在散得维齿群岛建立教会的时候，传教士们对两性关系大为震惊；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尚未完全排除同胞兄弟姊妹的性关系的普那路亚家庭，男人过着多妻的生活，女人则过着多夫的生活；人们还没有达到氏族组织的阶段。在夏威夷人中，家庭的实际范围不可能有因婚姻关系而结合成的集团那样大。实际需要迫使他们划分成较小的集团以获得食物和互相保护。在普那路亚家庭中，和在血缘家庭中一样，很可能有些人随意从这一个小团体转到另一个小团体去。这样一来，便发生好象是夫妻彼此互弃和父母抛弃子女的现象，象海勒姆·宾汉牧师（散得维齿群岛的美国传教士）所记述的那样。在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中，都必然流行生活上的共产制，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共产制现在仍普遍流行于蒙昧和野蛮部落中[每一个较小的家庭按理说都是整个集团的缩影]。 关于中国的九族制，参看《血亲制度》（《SystemsofConsanguinityetc．》）第415、432页。[157] 在柏拉图的《蒂梅乌斯》（第2章）中，理想国中的一切血亲都被分为五个范畴，而且每一范畴的妇女都是共有的妻子，子女都是父母共有的 ║（参看我的版本第705页第一栏）。║ 这里也是那五个原始的亲属等级。柏拉图是熟悉那些渊源于野蛮时代的希腊人和皮拉斯吉人的传说的，等等。他笔下的亲属等级完全和夏威夷人的亲属等级相同。 血缘家庭所表示的社会状态，表明先前 ║（在原始群中！）║ 存在过杂交状态，尽管达尔文对此怀疑（参看《人类的起源》第2卷第360页）。一旦原始群为了生存必须分成较小的集团，它就从杂交转变为血缘家庭；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 第三编第三章 普那路亚家庭 普那路亚家庭曾在有史时期存在于欧洲、亚洲和美洲，在波利尼西亚则存在于本世纪中；它广泛流行于蒙昧期，在某些情况下则保存于已经达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部落中，而在布列吞人中，则还保存于已经达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部落中。 它是通过逐渐排除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的办法而从血缘家庭中产生出来的……它开始于几个孤立的事例，先是局部地实行，后来逐渐普遍，最后在比较进步的、但仍然处于蒙昧状态的部落中成为全体一律的事情……这一过程是自然选择原则发生作用的例证。 从澳大利亚人的级别制（见下文）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级别制的最初目的是排除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而保留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参看这些级别的世系推算，第425页）。澳大利亚人的普那路亚集团也象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集团那样，在一个集团中，丈夫的兄弟关系构成婚姻关系的基础；在另一集团中，妻子的姊妹关系构成婚姻关系的基础……澳大利亚人以性别为基础的级别组织——这种组织产生了含有氏族萌芽的普那路亚集团——可能曾在后永远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但在氏族组织产生以前，兄弟姊妹还往往包括在普那路亚家庭内，就象既没有氏族组织也没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的夏威夷人中的情况那样。 （1）普那路亚家庭：1860年檀香山法官洛林·安德鲁斯在一封附有夏威夷亲属制一览表的信中说：“普那路亚的关系颇为混乱不清。它的起源是这样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兄弟倾向于共同占有他们的妻子，或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姊妹倾向于共同占有她们的丈夫；但在现代，这个词指的是亲爱的朋友或亲密的伙伴”。安德鲁斯法官所说的倾向，那种当时可能已经衰落的习俗，被他们的亲属制证明曾在他们中间普遍流行。接着就引用了传教士们提出的证据（参看第427、428页）。例如，这些岛［注：夏威夷群岛。——编者注］上最早的传教士之一、不久前去世的阿蒂马斯·比舍普牧师，也于1860年寄给摩尔根一种类似的一览表，他写道：“亲属关系的这种混乱现象，乃是亲属之间实行共夫共妻这一古老习俗的结果”。因此，普那路亚家庭集团是这样组成的：一种集团由几个兄弟及其妻子组成，另一种集团由几个姊妹及其丈夫组成；每个集团都包括这类婚姻所生的子女。 在夏威夷人中，一个丈夫把他的妻子的姊妹称作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的所有姊妹，不论直系或旁系，都是他的妻子。但是，他把他妻子的姊妹的丈夫称作普那路亚，意即他的亲密的伙伴；他的妻子的各种姊妹的丈夫，他也都如此称呼。他们都处于集体的群婚中。这些丈夫们可能不是兄弟，不然的话，血缘亲属关系将会压倒姻亲关系。但是，他们的妻子却都是直系或旁系的姊妹。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们的姊妹关系就构成这种集团的基础，而丈夫们则相互处于普那路亚关系之中。 另一集团则以丈夫们的兄弟关系为基础，一个妻子把她丈夫的兄弟称作自己的丈夫她丈夫的所有兄弟，同胞和旁系的，也都是她的丈夫，但是，她丈夫的兄弟的妻子对她来说则是普那路亚的关系。这些妻子，通常都不是姊妹，虽然在两个集团中无疑都有例外 ║[以致兄弟们也都共同占有姊妹们，姊妹们也都共同占有兄弟们]。║ 所有这些妻子们彼此都处于普那路亚的关系之中。 兄弟们不再娶自己的同胞姊妹为妻，而在氏族组织对社会充分发生影响后，也不再娶旁系姊妹为妻。但在过渡时期，兄弟们仍然共有他们其余的妻子。同样，姊妹们也不再以自己的同胞兄弟为夫，后来经过了一个长时期，也不再以自己的旁系兄弟为夫，但她们仍然共有她们其余的丈夫。 普那路亚集团的婚姻，说明了土兰尼亚式的亲属关系。｛摩尔根｝列举了经过蒙昧时代残存下来的普那路亚习俗的各种例证。凯撒（《高卢战记》）曾谈到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布列吞人；凯撒说：“每十个或十二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野蛮人的母亲不会有十个或十二个能够作为兄弟而有共同妻子的儿子们；但是，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却可以提供许多兄弟，因为远近的从（表）兄弟与己身同属于兄弟范畴。凯撒所说的“父母和子女”，可能是若干姊妹共夫这一事实的错误表述。希罗多德曾谈到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马萨格泰人（第1卷第216章）。希罗多德是这么说的：“每个男人都只娶一个女子，但是他们共同享有女子们”，这句话看来指明了对偶制家庭的开端；每一个丈夫与一个妻子相配，这样她就成为他的主妻，但在该集团的范围内，丈夫和妻子仍然是共有的。马萨格泰人虽然不知道铁，但能用铜斧和铜矛为武器骑马作战，他们还会制造并使用四轮车（μαξα）。因此，不能设想他们是杂交的。希罗多德（第4卷第104章）还谈到了阿加泰西人：“他们共有妻子，他们彼此可能是兄弟，他们作为同一家庭的成员，相互之间既无忌妒也无憎恶”。对于希罗多德所提到的这些习俗以及其他部落中的类似习俗，用普那路亚群婚制来解释要比用多偶制或杂交来解释更合理。 埃雷拉（《美洲史》）说（指最早访问委内瑞拉沿海部落的航海者来到的时期）：“他们在婚姻上不遵守任何法律和规定，而是愿意娶多少妻子就娶多少妻子，妻子们则愿意嫁多少丈夫就嫁多少丈夫。可以随意离异，而并不认为一方对另一方有任何损害。在他们之间不存在嫉妒这一类事情，全都按照自己的喜爱生活着，彼此互不生气……他们居住的房屋大家是共有的，其宽大足以容纳一百六十人，虽用棕榈叶为房盖，但建筑牢固，外形如钟。” 这些使用陶器的部落，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同一位埃雷拉谈到巴西海滨的部落时说道：“他们住在bohios或大茅屋里，每个村庄约有八个大茅屋，茅屋里面住满了人，放着睡觉用的绳床或吊铺……他们过着野兽般的生活，根本不懂什么叫公正和礼节。” 当北美被发现时，普那路亚家庭似乎已完全消失，存在的是对偶制家庭形式，但是还保存着古代婚姻制度的残余。例如，现在至少在四十个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还可以遇到一种习俗。如果一个男人娶了某家的长女为妻，那么，根据习惯，他就有权把已达到结婚年龄的所有妻妹都娶作妻子。虽然多妻被普遍承认为男子的特权，但由于一个人很难维持几个家庭，所以这种权利很少实行。以前，即在普那路亚习俗流行时期，同胞姊妹曾以姊妹关系为基础而加入婚姻关系之中；普那路亚家庭绝迹以后，长姊的丈夫如果愿意，仍然享有这种成为所有妻妹的丈夫的权利。这是古代普那路亚习俗的真正的再生效。 （2）氏族组织的起源 氏族的局部发展是在蒙昧期，而它的充分发展则是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不论是在澳大利亚人的级别制中，还是在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集团中，都发现有氏族的萌芽。在澳大利亚人那里也发现有氏族本身，它以婚姻级别制为基础，并且具有显然从这些级别中产生出来的组织……它（氏族组织）的起源应该到在它以前就存在的社会的因素中去寻找，而且它只是在产生以后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达到成熟。 在澳大利亚人的级别制中，我们发现了古老形式的氏族的两条基本规则：禁止兄弟姊妹之间结婚和按女系来计算世系……当氏族出现时，子女处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之内。级别制具有产生氏族制的自然适应性，这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在澳大利亚，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那里，氏族（实际上）是和一个先行的、更古老的组织有联系的，这种组织仍然是社会制度的单位，——它的位置后来为氏族取代。 在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集团中也发现了氏族的萌芽，但这只限于按照习俗由若干拥有共同丈夫的同胞和旁系姊妹组成的女子支系。这些姊妹及其子女和女系后裔，确切地提供了一个古老类型的氏族人员组成情况。在这里，世系必然由女系追溯，因为子女的父亲不能很有把握地确定。这种特殊的群婚形式一旦变成一种确立的制度，氏族的基础便奠定了。夏威夷人并没有把这种自然的普那路亚集团变成氏族，即变成一种只包括这些母亲及其子女和女系后裔的组织。但是氏族的起源，却应该到以母亲们的姊妹关系为基础的那种集团（象夏威夷人集团那样）中去寻找，或者到与此类似的、以同样的结合原则为基础的澳大利亚人集团中去寻找。这种形式的集团中的某些成员及其某些后裔，在血缘亲属关系的基础上组织成氏族。 氏族起源于这样的家庭，这种家庭由一群实质上与氏族的人员组成相一致的人组成。 一旦氏族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对社会发挥了充分的影响，“妻子的数量便不象以前那样充足而变得稀少了”，因为氏族趋向于“缩小普那路亚集团的范围，终于使它完全消灭”。氏族组织在古代社会占了统治地位以后，对偶制家庭便逐渐在普那路亚家庭内部产生。当对偶制家庭开始出现，普那路亚集团开始消亡时，就用购买和抢劫的办法来寻找妻子。氏族组织在普那路亚集团中产生之后，就把它出生的地方破坏了。 （3）土兰尼亚式或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度 这种亲属制度和古老形式的氏族组织，通常是一起被发现的。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158]║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表现了存在于普那路亚家庭中的实际亲属关系，它也是这种家庭形式曾经存在过的证据。这种亲属制度，在它所由产生的家庭形式从而也是婚姻形式都已消失，普那路亚家庭为对偶制家庭所代替以后，还在亚洲和美洲一直保存到今天。在塞讷卡－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它可以作为美洲加诺万尼亚部落的典型）和南印度泰米尔人的亲属制度（它可以作为亚洲土兰尼亚部落的典型）中，同一个人的两百种以上的亲属关系都是相同的（参看第447页及以下各页的对照表）。自然，在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中，亲属制度也存在着某些差异，但并不是本质的差异。所有的人在作问候时都用亲属称谓；在泰米尔人中，如果受问候者比问候者年幼，则必须用亲属关系的称谓，如果比问候者年长，则用亲属称谓或个人名字均可；在美洲土著中，一律必须用亲属关系的称谓。在专偶婚制破坏了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以前，这种制度也是古代氏族中每一个人得以追溯他本人同本氏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亲属关系的方法。 塞讷卡－易洛魁人的亲属，祖父（Hoc’-sote）、祖母（Oc’-sote）、孙子（Ha-y?’-da）和孙女（Ka-y?’-da），被认为是上行系列和下行系列中最远的亲属关系。 “兄弟姊妹”的亲属关系并不是笼统的，而是具有“长”和“幼”的双重形式，各有特殊的称谓： 兄——Hａ’-je；弟——Hǎ’-gǎ； 姊——Ah’-je；妹——Ka’-g?。 同一个人对己身的亲属关系，在许多情况下，都因己身的性别不同而不同。 第一旁系。对塞讷卡的男子来说，他兄弟的子女是他的子女（Ha-ah’-wuk和Ka-ah’-wuk），他们每个人都称他为父亲（Ha’-nih）。同样，他兄弟的孙子孙女都是他的孙子（Ha-y?’-da，单数）和孙女（Ka-y?’-da）；他们每个人都称他为祖父（Hoc’-sote）。可见，他兄弟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与他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孙女是处于同一范畴的。 其次，对塞讷卡的男子来说，他姊妹的儿子和女儿都是他的外甥（Ｈａ-ｙǎ’-wan-da）和外甥女（Ka-yǎ’-wan-da），他们每个人都称他为舅父（Hoc-no’-seh）。可见，“外甥和外甥女”的亲属关系，只限于一个男子的同胞和旁系姊妹的子女。 这些外甥和外甥女的子女，也和前一种场合一样，都是他的孙子孙女，他则是他们的祖父。 对塞讷卡的女子来说，这些亲属关系就有一些关系是不同的了：她兄弟的子女，是她的内侄（Ha-soh’-neh）和内侄女（Ka-soh’-neh），他们每个人都称她为姑母（Ah-ga’-huc）（内侄和内侄女这两个称谓不同于塞讷卡男子使用的那两个称谓）；这些内侄和内侄女的子女，是她的孙子孙女。 她姊妹的子女是她的子女，他们每个人都称她为母亲（Noh-yeh’）；他们的子女是她的孙子孙女，都称她为祖母（Oc’-sote）。这些儿子和内侄的妻子都是她的儿媳（Ka’-s?），这些女儿和内侄女的丈夫都是她的女婿（Oc-na’-hose），他们也以相应的称谓来称呼她。 第二旁系。对塞讷卡的男子和女子来说，父亲的兄弟是他或她的父亲，称他或她为儿子或女儿。可见，父亲的所有兄弟都列入“父亲”这一亲属关系之中。他们的子女是他或她的兄弟和姊妹。换句话说：兄弟们的子女都处于兄弟和姊妹的亲属关系中。 对塞讷卡的男子来说，这些兄弟们的子女是他的子女，他们的子女是他的孙子孙女；这些姊妹们的子女是他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们的子女则是他的孙子孙女。 对塞讷卡的女子来说，这些兄弟们的子女是她的内侄和内侄女，这些姊妹们的子女是她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同样都是她的孙子孙女。 对塞讷卡人来说，父亲的姊妹是姑母，如果这个塞讷卡人是个男子，她就称他为内侄。“姑母”这种亲属关系只限于父亲的姊妹以及对这个塞讷卡人来说处于父亲地位的那些人的姊妹；母亲的姊妹则除外，父亲的姊妹的子女是他的表兄弟姊妹（Ah-gare’-seh）。 对塞讷卡的男子来说：他表兄弟的子女是他的子女，而他表姊妹的子女则是他的外甥和外甥女。 对塞讷卡的女子来说：她表兄弟的子女是她的表侄和表侄女，而她表姊妹的子女则是他的子女。后者的所有子女都是他的或她的孙子孙女。 对塞讷卡的男子来说：母亲的兄弟是他的舅父；舅父称他为外甥；“舅父”这种亲属关系只限于母亲的兄弟——同胞或旁系的兄弟；父亲的兄弟则除外。他舅父的子女是他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他表兄弟的子女是他的子女，他表姊妹的子女是他的外甥和外甥女。 对塞讷卡的女子来说：她表兄弟和表姊妹的所有子女都是她的孙子孙女。 对男子来说：母亲的姊妹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和姊妹。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这些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后者的子女是我的孙子孙女。 对女子来说：这些亲属关系也和上面一样，应该倒过来。 对塞讷卡的男人来说：他兄弟和表兄弟的所有妻子，都是他的嫂或弟妇（Ah-ge-ah’-ne-ah），她们每个人称他为姊夫或妹夫（Ha-yǎ’-o）。 各种姊妹和表姊妹的所有丈夫都是我的姊夫或妹夫。 在美洲土著的婚姻关系中到处都保存着普那路亚习俗的痕迹。 在曼丹人中，我兄弟的妻子就是我的妻子，波尼人和阿利卡里人也是如此。在克劳人中，我丈夫的兄弟的妻子是“我的女伙伴”，在克里克人中，称为我的“现在的共住者”，在蒙西人中，称为“我的女朋友”，而在温内巴哥人和阿查廷内人中则称为“我的姊妹”。我妻子的姊妹的丈夫，在一些部落中称为“我的兄弟”，在另一些部落中则称为“我的姊夫或妹夫”，而在克里克人中，则称为“我的小分居者”（其意义如何且不去管它）。 第三旁系。这里要说的只是一个分支（四个分支中的一个分支；亲属关系也和第二旁系各个相应的分支相同）。 我父亲的父亲的兄弟是我的祖父，他称我为孙子。这就把祖父的兄弟们都列入祖父的这一关系中，从而防止了将旁系的祖先遗漏在这一亲属关系之外。这种把旁系溶合到直系的原则，既适用于上行系列，也适用于下行系列。这种祖父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子女就是我的兄弟姊妹，这些兄弟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这些姊妹的子女就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而兄弟姊妹们的子女的子女都是我的孙子孙女。如果己身是女，那末这一些亲属关系也和上面一样，都要倒过来。 第四旁系。这里要说的也只是这个旁系的一个分支。 我祖父的父亲的兄弟是我的祖父，他的儿子也是我的祖父，后者的儿子是我的父亲，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而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孙女对己身的关系也和其他各个旁系相同。 第五旁系。分类法与第二旁系各相应的分支相同，只不过增加了更远的祖先而已。 在塞讷卡-易洛魁人中，存在着岳父（Oc-na’-hose）即妻子的父亲，以及公公（H?-g?’-s?）即丈夫的父亲这两个称谓。前一个称谓也用来称呼女婿。此外，还有继父（Hoc’-no-ese）和继母（Oc’-no-ese）、继子（Ha’-no）和继女（Ka’-no）的称谓。在一些部落中，岳父和公公、岳母和婆婆彼此都有亲属关系，并有表示这种亲属关系的称谓。 上面所列举的亲属关系，几乎有半数在土兰尼亚式和马来亚式亲属制度中是相同的。 塞讷卡人和泰米尔人在亲属关系方面与夏威夷人不同之处，是在依兄弟姊妹能否通婚而定的那些亲属关系上。例如，在前两种人中，我姊妹的儿子是我的外甥，在后者中，则是我的儿子。由普那路亚家庭代替血缘家庭所引起的亲属关系上的变化，使马来亚式亲属制度转变为土兰尼亚式制度。 在波利尼西亚，家庭是普那路亚家庭；亲属制度仍然是马来亚式的。 在北美，家庭是对偶制家庭，亲属制度仍然是土兰尼亚式的。 在欧洲和西亚，家庭变成了专偶制家庭，亲属制度在土兰尼亚式趋于衰落并为雅利安式所代替以前，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土兰尼亚式的。 在马来亚人移居太平洋诸岛前，马来亚式亲属制度必定曾在亚洲各处流行；（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是以马来亚式的形态，从一个共同的亚洲祖源，随血统的流布而传给三大族系的祖先的；后来被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的远祖把它变为现在的形态。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中的主要亲属关系，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产生出来的；由婚姻产生的某些姻亲关系已发生变化。丈夫的兄弟关系和妻子的姊妹关系构成了充分反映在夏威夷的普那路亚习俗中的婚姻关系的基础。从理论上说，这一时期的家庭和由婚姻关系结成的集团大小相等，但实际上，为了居住和谋生的便利，它必然细分成若干小家庭。布列吞人的十个至十二个兄弟彼此共妻，这可以看作就是普那路亚集团的一般分支的范围。 共产制生活方式看来是起源于血缘家庭的需要，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继续存在，而在美洲土著中继续存在于对偶制家庭中，一直实行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 ║（而南方斯拉夫人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俄罗斯人呢？）║ 第三编第四章 对偶制家庭和父权制家庭 当美洲土著被发现的时候，其中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那一部分已经是对偶制家庭；他们成对婚配，形成了一种明确的、虽然只是部分地个体化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包含着专偶制家庭的萌芽。 几个这样的对偶制家庭常常居住在一座房子里 ║[象南方斯拉夫人的几个专偶制家庭那样]，║ 构成一个共同的家户 ║[象南方斯拉夫人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农奴解放前后的俄罗斯农民那样]，║ 在生活中实行共产制的原则。这一事实证明，家庭还是一个力量过于薄弱的组织，不足以单独去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但这种家庭却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的婚姻的基础上的。这时妇女不仅仅限于是她的丈夫的主妻；生育子女有助于婚姻关系的巩固和长久。 在这里，婚姻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母亲们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婚事预先并不征求他们同意或者让他们知道；因此，往往全不相识的人就结成婚姻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才通知他们什么时候要举行简单的结婚仪式。这就是易洛魁人以及其他许多印第安部落的习俗。结婚以前对新娘的氏族亲属赠送礼物成了这种婚约的特点，从而使婚姻带有购买的性质。婚姻关系只在夫妻双方两相情愿的时候继续保持。渐渐地，反对这种离异的社会舆论形成并巩固起来了；如果发生意见分歧，那末首先由双方氏族中的亲属设法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妻子便离开她丈夫的家，带走她自己的财物，也带走子女（子女被认为属于妇女独有）；如果在共同家庭中妻子的亲属占居优势（通常都是如此），那末就是丈夫离开他妻子的家。由此可见，婚姻关系能否维持是由夫妻双方的意愿来决定的。 在塞讷卡人中当了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牧师1873年就这个问题写信给摩尔根说：“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中招赘丈夫的；有时——这是罕见的事——她们的某些儿子把他们年轻的妻子娶进来同居，直到他们感到有足够的勇气离开他们的母亲为止。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极端不善谋生，以致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来赡养家庭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不敢有反抗的企图。他将无法在这栋房子里居住下去，……他非回到自己的克兰中去不可；或者，象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到别的克兰里去另寻新欢。妇女在克兰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拥有很大的权力。在必要的时候，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用他们的话来说——从酋长头上‘摘下角来’，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酋长的最先提名权总是操在她们手中。”参照巴霍芬《母权论》一书，该书研究了母权制度问题。 在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但智力发展程度很高的易洛魁人中，以及在一般说来同样进步的各个印第安人部落中，丈夫用严厉的惩罚要求妻子保持贞操，而他自身却无此义务；多偶被公认为男子的权利，实际上这种习俗却由于无法维持这种放纵行为而受到限制。在对偶制家庭中没有独占的同居。旧的婚姻制度继续存在，但已经被削弱和受到限制。 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村居印第安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按照克拉维赫罗的记载（《墨西哥史》），所有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决定的。“一个祭司把新娘的huepilli（长外衣）的衣角和新郎的tilmatli（外套）的衣角连结起来，婚约就在这种仪式中大体完成了。”埃雷拉（《美洲史》）说：“新娘带来的一切东西，都牢牢记在心中，以便在离婚时财产可以分开，而离婚的事在他们当中是常有的；丈夫带走女儿，妻子带走儿子，双方都有再婚的自由”。在村居印第安人中被公认为男子的特权的多偶制，要比在不太发达的部落中更为普遍流行。 在普那路亚家庭中，由于社会状况的需要，便多少有了一男一女结成配偶的事情；每一个男人在若干妻子中有一个主妻，反过来说女人也是如此，因而产生了向对偶制家庭过渡的倾向。这主要是氏族组织所产生的结果。在这种组织中： （1）由于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就排除了同胞兄弟和姊妹的通婚，也排除了同胞姊妹的子女的通婚，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属于同一氏族。当氏族再细分时，它的各个分支也都遵守内部不得通婚的禁令——这就禁止了氏族内每一祖先的一切女系后裔之间的通婚，易洛魁人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2）氏族结构造成了一种反对血亲结婚的成见；这种成见当美洲土著被发现时已在他们中间广泛流行。例如，在易洛魁人中，上面引述过的各种血亲，没有一种是能够通婚的。既然必须在其他氏族中寻找妻子，所以他们便开始通过谈判和购买来获得妻子；妻子从过去的众多而变得稀少，这就逐渐缩小了普那路亚集团的范围。这些集团现已消失，虽然亲属制度还继续存在。 （3）他们在寻求妻子的时候，并不以本部落甚至也不以友好的部落为限；他们还用暴力从敌对的部落抢劫妻子；这样就产生了印第安人保全女俘虏的生命而杀死男俘虏的习俗。当妻子是用购买和抢劫的办法取得的时候，男人就不愿和以前一样与他人共享妻子了。这就导致把理论上的团体中的那一部分同获得生活资料无直接关系的人排除在外，从而更加缩小了家庭的规模和婚姻制度的作用范围。事实上，这种婚姻集团的成员一开始就只限于共有妻子的同胞兄弟以及共有丈夫的同胞姊妹。 （4）氏族创造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更高级的社会结构。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 因此，现在在文明民族中如此有力地发展了的一男一女结对同居的倾向，并不是人类的常规，而是象心灵上的一切伟大的感情和力量一样，都是由经验产生的。 由于武器的改良和战争的诱因增强，野蛮人的战争比蒙昧人的战争要毁灭更多人的生命；总是由男人承担战斗的任务；这就使女人过剩；这就加强了群婚所造成的婚姻制度，阻碍了对偶制家庭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栽培玉蜀黍和其他植物而来的食物的改善，促进了家庭的普遍发展（在美洲土著中）。这样的家庭越巩固，它的个体性就越发展。以前，它从共同的家庭得到保护（在这种共同的家庭中，一群对偶制家庭代替了普那路亚集团），现在它的生存则是靠它自身、靠家庭经济以及靠夫妻各自所属的氏族来维持了。对偶制家庭是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之交产生的，在被专偶制家庭的低级形式取代以前，对偶制家庭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和大部分晚期阶段是一直存在的。这种家庭被当时的婚姻制度掩盖着，但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而获得了公认。 ║摩尔根在谈到（他的这个意见适用于许多情况）║ （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古代布列吞人时说道：“他们在智力上看来还是蒙昧人，但是却穿着比较进步的部落的技术外衣。” 非洲的一些部落，包括霍屯督人在内，从我们最早知道他们的时候起，便能从矿石中炼铁了。他们用来自其他民族的冶炼技术生产出金属以后，便能制造粗笨的工具和武器（第463页）。 发展的道路应该在制度纯粹的那些地区去研究。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是研究处于蒙昧状态的社会的最好地区；南北美洲是研究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社会状况的最好地区。摩尔根认为“美洲土著起源于亚洲”。他们来到美洲，不可能是有计划的移民的结果，而必定是由于航海的偶然事件以及从亚洲流往美洲西北海岸的大洋流所致（第464页）。 在十六世纪，能够为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提供（辉煌）例证的，是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村居印第安人及其发达的技术和发明，改进了的建筑术、初生的制造业和初期的科学。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后来的日耳曼人部落中都可以发现。 闪米特人部落的父权制家庭属于野蛮时代的晚期，而且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后还保持了一个时期。酋长们过着多妻的生活；但这并不是父权制的本质特征。这种家庭形式的主要特点是：若干数目的非自由人和自由人在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以便占有土地并看管羊群和其他畜群。沦为奴隶的人和用作仆役的人都生活在婚姻关系中，并和家长即他们的酋长一起组成一个父权制家庭。家长支配家庭成员和支配家庭财产的权力是这种家庭的实质。最突出的特点是：把许多人置于前所未闻的奴役和依附关系之中。支配这种集团的是父权；与此俱来的则是人的个性的较大发展。 罗马的家庭也处于父权支配之下；父亲不论对他的子女和后裔还是对奴隶和仆役都操有生杀之权，他构成了家庭的核心，并使家庭得名；他对他们创造出来的一切财产拥有绝对所有权。虽不是实行多偶制，但是罗马的家庭之父（paterfamilias）就是家长，而他的家庭就是父权制家庭。希腊各部落的古代家庭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具有这种性质。 父权制家庭标志着人类进步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时个人的个性开始升到氏族之上，而早先却是湮没于氏族之中的；这种家庭的一般影响，强烈地要求建立专偶制家庭……希伯来人和罗马人的形式，在人类经验中是例外的情形。在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中“不可能”有父权；它在对偶制家庭中开始表现出微弱的影响，在专偶婚制下才完全确立；它在罗马型的父权制家庭中超越了理性的一切界限。 第三编第五章 专偶制家庭 流行的看法是：认为父权制家庭——拉丁式的或希伯来式的——是原始社会的典型家庭。出现于野蛮时代晚期的氏族，已为人所理解，但是氏族却被错误地认为在时间上是在专偶制家庭之后。氏族被看作是家庭的集合体；但氏族全体加入胞族，胞族全体加入部落，部落全体加入民族，但家庭不能全体加入氏族，因为丈夫和妻子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直到最后的时期，妻子还认为自己属于她父亲的氏族，而且在罗马人中，她还袭用父亲的氏族姓氏。因为各个部分都必须加入整体，所以家庭不能成为氏族组织的单位，这个地位为氏族所占有。 家庭在罗马人部落中是晚近才出现的；“familia”一词的词义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词和“famulus”——仆役——一词的词根是相同的。费斯图斯｛《字义解》｝说过：“famulus一词来源于阿斯堪语，阿斯堪人称奴隶为famul，由此便产生familia这一名称”。由此可见，familia一词的原义与成婚的配偶或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关系，而是指从事劳动以维持家庭并处于家庭之父（paterfamilias）的权力支配下的奴隶和仆役的团体。在一些遗嘱条文中，familia一词是被当作patrimonium一词的同义语使用的，后者意为传给继承人的遗产。盖尤斯《法典》Ⅱ，102：“他把自己的familia即把他父亲的遗产（patrimonium）给予他的朋友作为合法的财产。”这个词被引入拉丁社会，用来表示一种新的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领把妻子儿女和一定数量的奴仆置于父权之下。蒙森用“奴仆团体”（《罗马史》）来表示familia，因此，这一用语不会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野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分离以后发生的。 ║[傅立叶认为专偶婚制和土地私有制是文明时代的特征。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159]║ 父权的萌芽是与对偶制家庭一同产生的，随着新家庭日益具有专偶婚制的性质而发展起来。当财产开始大量产生和传财产于子女的愿望把世系由女系改变为男系时，便第一次奠定了父权的真正基础。盖尤斯本人在《法典》Ⅰ，55中说：“我们通过合法婚姻而生育的子女也处于我们的权力之下[也包括生杀之权]，这是罗马公民特有的权利，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人象我们这样拥有这种对待子女的权力”。明确的专偶婚制出现于野蛮时代晚期。 古代日耳曼人：他们的制度是纯一的和自身固有的。据塔西佗说，他们的婚姻是严格的；他们以一个妻子为满足，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那是他们的地位所造成的结果；丈夫要给妻子送彩礼（而不是相反），即送一匹装备齐全的马、一块盾牌、一根矛和一把剑；送了这些彩礼以后，妻子就被娶过来了（《日耳曼尼亚志》第18章）。这些使婚姻带有购买性质的彩礼，以前毫无疑问送给妻子的氏族亲属，现在则归新娘本人所有。“每个人以一个妻子为满足”（《日耳曼尼亚志》第19章），妇女则“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来的环境中”。家庭看来是“托庇”于由各亲属家庭组成的共同家庭经济中， ║象南方斯拉夫人那样，║ 当奴隶制成为一种制度时，这些家庭经济就逐渐消失了。 ║实际上，专偶制家庭要能独立地、孤立地存在，到处都要以仆役阶级｛domesticclass｝的存在为前提，这种仆役阶级最初到处都是直接由奴隶组成的。║ 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低级形式的专偶制家庭。他们对女俘虏的态度，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文化一般对待妇女的态度；阿基里斯和帕特罗克卢斯的营帐生活；不管存在着什么样的专偶婚制，都不过是通过强力压制妇女来实行的（某种程度的幽禁生活）。 世系由女系变为男系，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利的；她的子女由她的氏族转到了她丈夫的氏族中去；她因结婚而丧失了她父方亲属的权利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在这种改变以前，她自己的氏族的成员在家庭经济中是占支配地位的；这就使母系的关系具有充分势力，并使女子而不是男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在改变以后，她在丈夫的家庭经济中就孤立起来了，离开了她的氏族亲属。在富裕的阶级中，她的处境是强制性的幽禁，而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合法的婚姻中生育子女（παιδοποιεισναιγνησιωζ）。 在希腊人中，在男子中间自始至终流行着一种蓄意的自私自利的原则，极力降低对妇女的尊重，这种情况在蒙昧人中是罕见的……维持了许多世纪的这种习惯，在希腊妇女的心灵上打上了自卑感的烙印。 ║[而对奥林帕斯山的女神们的态度，则反映了对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势力的地位的回忆。朱诺有权力欲，智慧女神是从宙斯脑袋里跳出来的，等等。][160]║ 这可能是这个种族为了能从对偶婚制上升到专偶婚制所必需的。希腊人在文明鼎盛时期在对待女性方面仍然是野蛮人；她们所受的教育是肤浅的，与异性的交往被禁止，妇女低人一等作为一种原则被灌输给她们，直到她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事实为止。妻子不是她丈夫的平等伴侣，而是处于女儿的地位。参看贝克尔《哈里克尔》。 因为导致专偶婚制的动力是财产的增加和想把财产传给子女——合法的继承人，即一对夫妇的真正后裔，所以，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为了抵制古代同居权（juraconjugialia）的某些残存部分，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习俗：妻子被幽禁起来。文明的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约束和压迫妇女的制度。 罗马人的家庭：家庭之母（materfamilias）是家庭的主妇；她能在街上自由活动而不受她丈夫限制。经常同男子一起出入剧院并赴节日宴会。在家里也不把她关闭在特殊的房间里，也不把她排除在男子的饭桌之外；因此，罗马妇女的个人尊严和独立性要比希腊妇女大；但是结婚却把她置于夫权（inmanumviri）之下；她被视为丈夫的女儿；他有权惩罚她，如果发生通奸，他有权将她处死（经她的氏族会议同意）。 Confarreatio，coёmptio，usus[161]——所有这三种罗马的婚姻形式都将妻子置于夫权之下；这三种形式在帝国时代才消失，当时普遍实行自由婚姻，不把妻子置于夫权之下。 离婚最初就是根据夫妇双方意愿进行的（这或许是从对偶制家庭时期传下来的）；共和国时代则很少见（贝克尔：《加鲁斯》）。 淫荡之风——在文明昌盛时期，在希腊和罗马城邦十分流行，——很可能是从来没有完全根除的古代同居制度的残余；它是从野蛮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社会污点，现在则通过艺妓这种新的途径得到了极度的表现。 专偶制家庭是与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乌拉尔人）的血亲和姻亲制度相适应的。氏族的自然起源在于普那路亚家庭。雅利安族系的各主要分支，当它们在历史上最初为人所知的时候，已组成氏族；这说明它们起始就是这样，并说明从普那路亚家庭产生出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这种亲属制度在美洲土著中间仍然可以看到是与古老形式的氏族相联系的。可见，这种亲属制度也是雅利安人的原始制度。在雅利安式亲属制度中，亲属关系的固有称谓很贫乏，这是由于大部分土兰尼亚式的制度的称谓在专偶婚制下已经消失。在各种雅利安方言中，只有以下的称谓是共同的：父母、兄弟、姊妹、儿女以及一个毫无区别地应用于甥、侄、孙子以及表兄弟姊妹的共同称谓（梵语的naptar、拉丁语nepos和希腊语的ανεφιóζ）。血亲称谓这样贫乏，本来是不可能达到专偶婚制所要求的那么发达的文化的。这种贫乏状况可以用以前的一种类似土兰尼亚式的制度的没落来说明。 在土兰尼亚式制度中，兄弟和姊妹分长和幼；同时这些不同的称谓是用来指包括非同胞兄弟姊妹在内的那一类人的。在以专偶婚制为基础的雅利安制度中，兄弟和姊妹的称谓第一次成为笼统的，而且不适用于称呼旁系的兄弟和姊妹。 以前的土兰尼亚式制度的残余仍然可以看到：例如在匈牙利人中，兄与弟、姊与妹是以特殊的称谓区别开来的。在法语中，αιｎé是兄，ｐ?ｎè和cadet是弟；ａ?ｎéｅ，是姊，cadette是妹。在梵语中：兄和弟（agrajar和amujar）；同样，姊和妹（agrajri和amujri）。如果在希腊、拉丁等方言中曾经存在过表示兄弟和姊妹的共同称谓，那么，由于它们以前应用于好几类人，所以就不能用来专指同胞兄弟和姊妹了。 在各种雅利安方言中，没有表示祖父的共同称谓。祖父一词的梵语是pitameha，希腊语是παπποζ，拉丁语是avus，俄语是djed，威尔士语是hendad。在以前的（土兰尼亚式）制度中，这个称谓不仅应用于祖父本身、祖父的兄弟以及祖父的各种从表兄弟，而且也应用于他的祖母的兄弟和各种从表兄弟；因此，不能把它用来表示专偶婚制下的直系祖父和祖先。 在各种雅利安方言中，没有表示伯叔父、舅父和姑母、姨母的笼统称谓，也没有区别父方的伯叔父、姑母和母方的舅父、姨母的 专门称谓。梵语中的pitroya、希腊语中的πατρωζ、拉丁语中的patruus、斯拉夫语中的смрыǔ，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语、比利时语、德语中的eam，oom，oheim，都指伯叔父。在雅利安母语中没有舅父这一称谓，这一亲属关系在野蛮部落中由于氏族制度的关系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他们以前的制度是土兰尼亚式的，那就必然有表示舅父的特殊专门称谓，但这一称谓仅限于指母亲的同胞兄弟和她的各种从表兄弟；这个范畴包括不少的人，其中有许多人在专偶婚制下并不是舅父。 可是，由于先前存在过（按照范畴来表示亲属的）土兰尼亚式制度，在专偶婚制的基础上向说明式制度的过渡便清楚明白了。在专偶婚制下，每一种亲属关系都是专用的；在新制度下，说明人的关系的方法，或用基本称谓，或把基本称谓连缀起来：例如称侄子为兄弟的儿子，称伯叔父为父亲的兄弟，称从兄弟为父亲的兄弟的儿子。这就是雅利安族系、闪米特族系和乌拉尔族系的现行亲属制度的原始面貌。这种制度现在所包括的那些概括称谓，其起源是较晚的。实行马来亚式和土兰尼亚式制度的一切部落，当问起某人与其他人是什么亲属关系时，都用与此相同的公式来说明他们的亲属；但这不是亲属制度，而是追踪亲属关系的手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雅利安人等等中间普遍建立起专偶婚制以后，他们便又返回使用在土兰尼亚式制度下经常使用的旧有的说明式，并抛弃了那种没有用的和与世系不符的制度本身。 证明现行亲属制度最初纯粹是说明式的事实是：雅利安式的典型埃尔斯式、乌拉尔式的典型爱沙尼亚式，至今仍然是说明式的。在埃尔斯式制度中，表示血缘亲属关系的称谓，只有一些基本的称谓——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其他所有亲属都用这些称谓来说明，但从相反的顺序开始。例如：兄弟、兄弟的儿子、兄弟的儿子的儿子。雅利安式亲属制度反映了专偶婚制下的实际亲属关系，并假定子女的父亲是已经知道的。 后来，有一种本质上不同于克尔特式的说明式的方法嫁接在这种新制度上，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特点；这是由罗马法学家引进的，并且由受罗马影响的雅利安各族所采用。斯拉夫式亲属制度有一些极为特殊的特点，这些特点起源于土兰尼亚式制度（参看《血亲制度》[157]第40页）。 罗马人所作的修改：采用专门的称谓来区分伯父、叔父、姑母、舅父、姨母，发明了表示祖父的称谓作为nepos｛孙子｝的关联词。借助于这些称谓和基本称谓，并运用适当的前后缀，他们就得以使直系的和五个最近旁系——包括了每一个人的所有亲属——的亲属关系都系统化了。 阿拉伯式亲属制度经历了与罗马式相似的过程，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在直系中，从己身到tritavus｛六世祖｝，是上行的六代，从己身到trinepos｛六世孙｝，是下行的六代，在对这些亲属进行说明时只使用四个基本称谓。如有必要向上追溯，tritavus便成了进行说明的新出发点：tritavipater｛六世祖的父亲｝直到tritavitritavus｛六世祖的六世祖｝，即己身的第十二代直系男性祖先；trinepotistrinepos｛六世孙的六世孙｝等等也是如此。 第一旁系的男支：frater｛兄弟｝，fratrisfilius｛兄弟的儿子｝，fratrisnepos｛兄弟的孙子｝，fratrispronepos｛兄弟的曾孙｝，直到fratristrinepos｛兄弟的六世孙｝；如果要表示第十二代子孙，那就用fratristrinepotistrinepos｛兄弟的六世孙的六世孙｝的称谓。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frater｛兄弟｝便成了这一旁系世系的出发点。 这一旁系的女支：soror｛姊妹｝，sororisfilia｛姊妹的女儿｝，sororisneptis｛姊妹的孙女｝，sororisproneptis｛姊妹的曾孙女｝，直到sororistrineptis｛姊妹的六世孙女｝和sororistrineptistrineptis｛姊妹的六世孙女的六世孙女｝。 这一旁系的男女两支都发源于父；但是，由于使兄弟和姊妹成为说明世系的出发点，所以这一旁系和它的两支区分得清清楚楚，而每一个人和己身的亲属关系都单独表示出来了。 第二旁系的父方男支：伯叔父patruus；patruifilius｛伯叔父的儿子｝，patruinepos｛伯叔父的孙子｝，patruipronepos｛伯叔父的曾孙｝，patruitrinepos｛伯叔父的六世孙｝，直到patruitrinepotistrinepos｛伯叔父的六世孙的六世孙｝。 Рatruifilius｛伯叔父的儿子｝也被称为fraterpatruelis｛伯叔父所生的兄弟），而在大众日常语言中，则称之为consobrinus（从兄弟）。 《法学汇编》第ⅩⅩⅩⅤⅢ卷第10项：“还有，fratrespatruelis，sororespatrueles，即两兄弟所生之子女；还有，consobriniconsobrinae，即两姊妹所生之子女（亦即consorini）；还有，amitiniamitinae，即兄弟和姊妹｛分别｝所生之子女；但人们一般将他们全部通称为consobrinus。” 父方女支：父亲的姊妹是amita｛姑母｝，amitaefilia｛姑母的女儿｝，amitaeneptis｛姑母的孙女｝，amitaetrineptis｛姑母的六世孙女｝，amitaetrineptistrineptis｛姑母的六世孙女的六世孙女｝，表示姑母的女儿们的专用称谓是amitina。 第三旁系的父方男支：祖父的兄弟是patruusmagnus（在现存的语言中没有一种语言具有表示这种亲属关系的原始称谓）；patruimagnifilius｛伯叔祖的儿子｝，nepos（孙子），trinepos｛六世孙｝，最后是patruimagnitrinepotistrinepos｛伯叔祖的六世孙｝；同一旁系的女支（父方）是从amitamagna即祖姑开始的，等等。 第四、第五旁系的父方分别从patruusmajor｛曾伯叔祖｝和patruusmaximus｛高伯叔祖｝开始。延伸下去也象前面的各系那样：由patruimajorisfilius｛曾伯叔祖的儿子｝推到trinepos｛六世孙｝；由patruimaximifilius｛高伯叔祖的儿子｝推到trinepos｛六世孙｝。 女支（父方）分别从amitamajor｛曾祖姑｝和amitamaxima｛高祖姑｝开始。 在说明母方的亲属时，第一旁系（soror等）保持不变，但女性直系代替了男性直系。 第二旁系（母方）：avunculus｛舅父｝，avunculifilius｛舅父的儿子｝，nepos（孙子），trinepos｛六世孙｝等。 女支（母方）：matertera｛姨母｝，materteraefilia｛姨母的女儿｝，neptis（孙女），proneptis（曾孙女），trineptis（六世孙女）等。 第三旁系的男支和女支（母方）分别从avunculusmagnus｛舅祖父｝和materteramagna｛姨祖母｝开始。 第四旁系从avunculusmajor｛舅曾祖父｝和materteramajor｛姨曾祖母｝开始。 第五旁系从avunculusmaximus｛舅高祖父｝和materteramaxima｛姨高祖母｝开始。 关于现代的专偶制家庭：它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我们可以推想：它还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到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假定文明不断进步，如果专偶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第491、492页）。 第三编第六章 和家庭有关的各种制度的顺序 顺序的第一阶段 Ⅰ．男女杂交。 Ⅱ．直系和旁系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群婚；由此产生： Ⅲ．血缘家庭（家庭的第一阶段）；由此产生： Ⅳ．马来亚式血亲和姻亲制度。 顺序的第二阶段 Ⅴ．以性别为基础的组织以及倾向于阻止兄弟和姊妹结婚的普那路亚习俗；由此产生： Ⅵ．普那路亚家庭（家庭的第二阶段）；由此产生： Ⅶ．将兄弟和姊妹排除于婚姻关系之外的氏族组织；由此产生： Ⅷ．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血亲和姻亲制度。 顺序的第三阶段 Ⅸ．氏族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强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技术不断改善，使一部分人类进入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由此产生： Ⅹ．一男一女的对偶婚姻，但无独占的同居；由此产生： Ⅺ．对偶制家庭（家庭的第三阶段）。 顺序的第四阶段 Ⅻ．在有限地区内的平原牧畜生活；由此产生： ⅩⅢ．父权制家庭（家庭的第四阶段，但它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顺序的第五阶段 ⅩⅣ．财产的产生和财产直系继承的确立；由此产生； ⅩⅤ．专偶制家庭（家庭的第五阶段）；由此产生： ⅩⅥ．雅利安式、闪米特式和乌拉尔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消亡。 ｛关于｝第Ⅰ点。男女杂交。过着原始群的生活；无婚姻可言；比现存的最低级的蒙昧人还低得多；在地球各处发现的、连现存的蒙昧人都不使用的比较粗糙的燧石工具证明，在人类离开了他们的原始居住地并作为捕鱼者开始散居到大陆各地区以后，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极其原始的。——原始的蒙昧人。 血缘家庭……承认一定范围内的杂交，这种范围并不是非常狭窄的；这种家庭组织显示出它已设法防止的一种更坏的情况。 关于第Ⅴ点。在澳大利亚人中，以男女级别结成婚姻，普那路亚集团被发现。在夏威夷人中，也发现了这种集团以及它所体现的婚姻习俗。普那路亚家庭所包括的成员与以前的血缘家庭所包括的相同，只是排除了同胞兄弟姊妹，即使在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场合都排除，但在理论上是排除的。 关于第ⅤⅡ点。氏族组织。在澳大利亚人的级别中普那路亚集团具有一种广大而有系统的规模；澳大利亚人也组成氏族。在这里，普那路亚家庭比氏族古老，因为它是建立在早于氏族的级别之上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的产生，既需要普那路亚家庭，也需要氏族组织。 关于第Ⅹ和第Ⅺ点。在蒙昧时代结束以前，就已存在把婚姻集团的人数减到更小范围的倾向，因为对偶制家庭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已成为经常现象。习俗使较进步的蒙昧人在若干妻子中确认一个妻子为主妻；因此，随着时间的进展，成对配偶的习俗便成熟起来，这个妻子成为维持一个家庭的同伴和同伙……旧的同居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逐渐消失而缩小到更狭小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它最后消失在新的淫婚形式中，这种新的淫婚形式在文明时代仍然伴随着人类，就象一个阴影一样笼罩在家庭上面……对偶制家庭出现于氏族之后，氏族在多方面促进了对偶制家庭的产生。从哥伦比亚河到巴拉圭，印第安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对偶制的，个别地区流行普那路亚制；专偶制大概哪里都没有。 关于第ⅩⅣ点。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时代的力量。管理机关和法律建立起来，主要就是为了创造、保护和享有财产。财产产生了人类的奴隶制作为生产财产的工具……随着财产所有者的子女继承财产这一制度的建立，严格的专偶制家庭才第一次有可能出现。 关于第ⅩⅤ点。专偶制家庭。这种家庭作为一种充分发展了的形式，确认了子女与父亲的关系，用动产和不动产的个人所有权代替了共同所有权，以子女的绝对继承权代替了父方亲属的继承权。现代社会就是以专偶制家庭为基础的。 ║以前的一切大学者，包括亨利·梅恩爵士，║ 都认为希伯来式和罗马式（父权制家庭）是最古的家庭形式，认为是这些家庭形式产生了最早的有组织的社会。……与此有关的是那种关于人类退化的假说，他们用这种假说来解释野蛮人和蒙昧人的存在。但是发明和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关于绳索的知识一定在弓箭以前，就象关于火药的知识在火枪以前、关于蒸汽机的知识在铁路和轮船以前一样；因此，生存的各种技术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间隔而相继出现的，人类的工具经过用燧石和石头制造的阶段才达到用铁制造的阶段。社会制度也是如此。 第四编 （财产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三种继承法 “对财产的最早观念（！）”是和获得生活资料这种基本需要紧密相联的。财产的对象，在每一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自然都随着生活资料所依赖的生存技术的增进而增加起来；因此，财产的增长是与发明和发现的进展齐头并进的。由此可见，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比前一时期有着显著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发明的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由这些发明造成的财产的种类和总额上。财产形式增加，关于占有和继承的某些法规也必然随之发展。关于占有和继承财产的这些法规所依据的习俗，是由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决定的。由此可见，财产的增长是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个文化时期的各种发明和发现的增多以及社会制度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的（第525、526页）。 Ⅰ．蒙昧阶段的财产 当人类还不知道用火时，并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也没有人工制造的武器……依靠……地上自生的果实。人类在蒙昧期缓慢地几乎是觉察不出来地向前发展：由手势语言和不完善的语音进步到音节清晰的语言；由棍棒（keule）这种最初的武器进步到带有燧石尖的矛，最后进到弓箭；由燧石刀和燧石凿进步到石斧和石槌；由柳条（korbweide）和藤条编成的篮子进步到涂有粘土的篮子，使它成为能在火上煮食物的容器，最后进步到制陶术。 在生活资料方面，他们从有限的居住地区内的野生果实进步到海滨的鳞介水族，最后，进步到淀粉块根和猎物。 其次，在蒙昧阶段还发展起来了：用树皮纤维制成的绳索；用植物纤维浆制成的一种布；用来做服装和覆盖帐棚的皮革的鞣制；最后，用木柱支起并盖上树皮或者用石斧劈成木板建造房子。 ║在较次要的发明中，摩尔根除了列举取火钻以外（虽然与此相反：一切与取火有关的东西都是主要的发明！），还列举了║ moccasin ║（印第安语，指一种没有后跟的用软鹿皮等等制成的鞋子）║ 和雪靴。 在这一时期中，人口大大增长了 ║（与原始状态不同，在消费资料增加的基础上）；║ 他们散布于各大陆。在社会组织方面，由血缘原始群进步到有氏族组织的部落；从而就有了主要管理机关的萌芽。 最进步的一部分蒙昧人终于组成了氏族社会并发展为散居于各村落的小部落……他们的粗陋的精力和更为粗陋的技术主要用于维持生存；他们还没有用以保卫村落的木栅（Рfahlwerk），也没有淀粉食物，还有食人之风。“潜在”的进步是巨大的：已包含语言、管理、家庭、宗教、建筑术、财产基本要素，也包含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的主要萌芽。 蒙昧人的财产是微不足道的：粗糙的武器、织物、家什、衣服、燧石制的、石制的和骨制的工具以及“个人的装饰品”，这就是他们的财产的主要项目。占有的对象很少，没有占有欲；没有现在这样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心灵的studiumlucri｛贪欲｝。 土地归部落公有，而住房则为居住者共有。 占有欲依靠纯粹归个人使用的物品而哺育着它那初生的力量，这类物品是随着发明的缓慢发展而增多的。占有者生前认为最贵重的物品，都被关进死者的坟墓，供他在冥中继续使用。 ×继承：第一种主要的继承法是随着氏族的建立而产生的；根据这种继承法，死者的财产被分给其氏族成员。实际上，财产是被近亲所占有，但从一般原则上来说，财产应留在死者的氏族中并分配给它的成员。[这一原则被希腊、罗马的氏族一直保持到文明时代。]子女继承他们的母亲，但不能从他们名义上的父亲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Ⅱ．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财产 主要的发明：制陶术、手织术、在美洲的耕作术，这种耕作术提供了淀粉食物（玉蜀黍）和用灌溉法种植的其他植物（在东半球作为对等物则从驯养动物开始）——此外，再没有伟大的发明。用经纬线的手织术似乎属于这一时期。这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却不能肯定说，这种技术在蒙昧时代没有达到。 易洛魁人以及处于这个阶段的其他美洲部落，用经纬线制成了优质精工的腰带和背带，他们使用了由榆树和basswood ║（bassswood——美洲椴树）║ 的树皮纤维制成的细线。这一后来使人类得到衣着的伟大发明的原理，当时已被充分认识到了；但是他们还不能应用去纺织衣服。 图画文字似乎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的；如果它产生得更早，那么在这时已得到很大发展。在这方面相互关联的发明的系列有如下述：（1）手势语言或个人符号语言；（2）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3）象形文字或约定符号；（4）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模式使用的表音符号；（5）拼音字母或写音。 科班纪念碑[162]上的文字，显然是约定符号这一阶段上的象形文字，这证明使用前三种形式的美洲土著当时正独立地朝着拼音字母的方向发展。 用木栅保护村落，用皮盾来抵御当时已成为致命投射武器的箭，用装有石尖或鹿角的各种棍棒——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无论如何，当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被发现的时候，他们都已普遍使用这些东西了。装有燧石尖或骨尖的矛，在森林部落中虽然有时也使用，但并不常用：例如奥季布瓦人就使用装有燧石尖或骨尖的枪或矛（She-m?’-gum）。弓箭和棍棒是处于这个阶段的美洲印第安人的主要武器。 在制陶术方面有了一些进步，也就是说，制作出来的容器更大了，装饰图案精致一些了；克里克人制作的陶器可容2—10加仑；易洛魁人用小的人面像来装饰他们的坛罐和烟斗，就象肖像徽章一样附在上面；但是一般说来，直到这一时期之末，制陶术仍然是极其粗糙的。 在房屋建筑术方面，大小和结构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在次要的发明中则有：打鸟用的吹气铳，捣制玉蜀黍粉的木臼和碾制颜料的石臼。 陶制和石制的烟斗以及烟草的使用。 高级的骨制和石制工具，包括石槌和mauls ║（mauls——重木槌），║ 在手柄和石头上端都包上生皮；还有饰以豪猪刺的moccasins和腰带。 在这些发明中有一些可能是从处于中级阶段的部落那里承受过来的；正由于这种过程是经常重复的，所以较进步的部落便把较它们落后的部落提高到自己的水平，其速度则以后者能够认识和利用这些进步的方法的速度而定。 栽种玉蜀黍和其他植物，给人们提供了未经发酵的面包、印第安succotash ║（用青玉蜀黍和豆子做成的食品）║ 和hominy ║（玉蜀黍面糊）；║ 这也导致了耕地或园圃这种新财产的产生。 虽然土地为部落公有，但耕地的占有权这时则被承认属于个人，或某个集团，成了继承的对象。联合在共同家庭里的集团，大多数人都要属于同一个氏族，而继承法也不会容许耕地脱离氏族占有。［注：在这一段的页边上马克思写了：“财产”。——编者注］ ║继承。║ 丈夫和妻子的财产和所有物都分得清清楚楚；他们死后，财产仍留在丈夫和妻子各自所属的氏族中。妻子和子女对丈夫和父亲的东西一无所取，反过来也是一样。在易洛魁人中，如果男人死后遗有妻子和子女，那末他的财产就在他的同氏族人中间这样来分配：他的姊妹及其子女和他的舅父获得其中的大部分，他的兄弟可以获得一小部分。如果女人死后遗有丈夫和子女，那么她的财产就由她的子女、姊妹、母亲和母亲的姊妹继承；她的子女获得大部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财产都是留在氏族内的。在奥季布瓦人中，如果子女达到了会使用财产的年龄，那末母亲的财产就分给子女；在相反的情况下，或者如果没有子女，财产便归她的姊妹、她的母亲和母亲的姊妹所有，她的兄弟则被排除在外；虽然奥季布瓦人已改为按男系计算世系，但继承法仍然遵循按女系计算世系时所流行的办法。 财产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蒙昧时代增多了，但还不足以引起强烈的继承要求。 在这种分配方法中，有第二种主要继承法的萌芽，这种继承法是将财产分给同宗亲属，而将其余的氏族成员除外。这时宗亲关系和同宗亲属是以按男系计算世系为前提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则是同一的，不过世系所包括的人不同。在世系为女系的时候，同宗亲属指的是那些仅仅由女系追溯到与无遗嘱的死者有同一祖先的人；在世系为男系的时候，则指仅仅由男系追溯到同一祖先的人。构成宗亲关系的基础的，是氏族内部那些按照一定的世系直接出自同一个共同祖先的人的血缘关系。 现在，在先进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已开始表现出对同氏族人继承的反感。某些部落已将它推翻，而代之以仅仅由子女继承。这种反感的例证，在易洛魁人、克里克人、彻罗基人、乔克塔人、麦诺米尼人、克劳人和奥季布瓦人中都有。 在野蛮时代的这一较早时期，食人之风显著减少；已不再是普遍的习惯；但在野蛮时代的这一时期和中期，仍然作为一种战时习惯保留着。这种形式的食人之风，在美国、墨西哥和中美的主要部落中都可以找到。淀粉食物的获得是使人类摆脱这种蒙昧习俗的主要手段。 蒙昧时代第Ⅰ、Ⅱ阶段和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两个文化时期，至少包括地球上人类全部生存历史的五分之四。 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开始发展起来了。个人的尊严、口才、宗教感情、正直、刚毅和勇敢这时已成为性格的一般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残忍、诡诈和狂热。宗教中的对自然力的崇拜，关于人格化的神灵和关于一个主宰神的模糊观念，原始的诗歌，共同的住宅，玉蜀黍面包，都是这个时期的东西。这个时期还产生了对偶制家庭和按胞族和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 Ⅲ．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财产 这个时期的证据，丧失得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多。 代表这一时期的，是北美和南美的村居印第安人，他们在被发现的时候已取得野蛮时代的光辉成就。在东半球，这个时代是从驯养动物开始的，在西半球，则开始于村居印第安人的出现，他们居住在巨大的共同住宅中，用土坯筑成，而在某些地区则用石块筑成。 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和其他作物，这就要求有人工的渠道；作成了方形的园畦，并垒起田塍，以便蓄水。 当这些村居印第安人被发现时，其中一部分人已制出青铜，这已使他们接近冶炼铁矿的技术了。 共同住宅具有堡垒的性质，是介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木栅村落和高级阶段的有墙的城堡之间的东西。在美洲被发现时，那里不存在真正的城市。 在战争技术上，除了在防御方面建造了一种印第安人通常难以攻破的大房屋外，并未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他们发明了：填塞棉花加以缝制的斗篷（escaupiles），作为防箭的补充工具；双刃剑（macuahuitl），木剑的两边都嵌上一排有角的燧石尖。他们仍使用弓、箭、矛、棍棒、燧石刀、燧石斧和石制的工具，虽然他们已经有了铜斧和铜凿，但由于某些原因始终未得到普遍的使用。 除了玉蜀黍、豆类、南瓜和烟草以外，现在又加上了棉花、胡椒、番茄、可可和某些水果的栽培。还有一种用龙舌兰 ║（墨西哥龙舌兰）║ 的汁发酵酿成的酒。但易洛魁人是用枫树液发酵酿成一种类似的饮料。 由于制陶术的改进，质地优良、装饰精美、能容几加仑的陶器也生产出来了。碗、壶、和水罐大量生产。 天然金属的发现和使用也是在这个阶段，最初是用作装饰，最后是用作工具和器皿，例如铜斧和铜凿。他们在坩埚中熔化这些金属，熔化时可能使用吹管（Blaserohr， Pustrohr）和木炭，然后浇注入模，青铜的制造、粗糙的石雕、棉织的衣服（哈克卢特《远航集》，Ⅲ，377），用打磨过的石头造成的房屋、刻在已故酋长墓表上的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计时的历法、标志季节的二至日石柱、巨石砌成的墙、羊驼的饲养、一种犬、火鸡以及其他家禽的驯养，——所有这些在美洲都属于这一时期。 一种组织成教阶、有特殊服装的僧侣团体，人格化的神和代表神的偶像以及杀人祭，也在这一时期中第一次出现。 出现了各有两万多居民的两个印第安大村落即墨西哥和库斯科，人口如此众多的村落是前所未闻的。 由于在同一管理机关之下的人数增多和事务复杂化，社会中的贵族成分以微弱的形式体现在民事和军事酋长中。 东半球。我们发现处于这一时期的土著部落有供给乳食和肉食的家畜，但他们大概没有园艺食物和淀粉食物。野马、牛、羊、驴、猪——这些动物的驯养，成群的繁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成为不断进步的源泉。其效果只有到繁殖并维持畜群的牧畜生活定型以后才具有普遍的意义。主要是森林地带的欧洲是不适于牧畜生活的；但中亚的草原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其他亚洲一些河的流域则是牧畜部落的天然家园。他们自然向往这些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雅利安人的远祖象闪米特各部落那样互相敌对。 谷物和其他作物的种植，必定是在他们从草原迁移到西亚和欧洲的森林地带以前。种植是迫于饲养家畜的需要，这时家畜在他们生活方式中已成为离不开的东西。（在这方面克尔特人可能是例外。） 麻织品和毛织品以及青铜工具和青铜武器，这个时期也在东半球出现。 要想突破通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障碍，就需要有能够保持刃和尖的金属工具；为此，炼铁技术的发明就成了必需。 财产。个人财产显著增加，个人对土地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土地仍然是部落公有，但此时已划出一部分作为维持管理机构之用，另一部分则用于宗教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即人民借以为生的部分，则在各氏族之间或住在同一村落的各公社之间分配。没有人对土地或房屋拥有个人所有权，任何人都无权把它们当作自由财产任意出卖和出让。土地为氏族或公社共有、共同住宅以及各个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的方式，都不容许个人占有房屋和土地。 拉古纳村印第安人中的传教士赛米尔·戈尔曼牧师在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所作的报告中说： “财产权属于家庭中的女方，而且按女系由母亲传给女儿。他们共同占有土地，但是一个人开垦了一块土地之后，他就对这块土地拥有了个人权利，可以把它出卖给公社的任何人……他们的妇女通常管理谷仓，她们比她们的西班牙邻居更能未雨绸缪。她们通常都设法贮备够吃一年的粮食。只有连续两年歉收，作为一个公社的村落才会遭受饥荒”。摩尔根著作第536页注。 属于单个人或家庭的占有权，除了由他的或她的氏族继承者继承以外，是不能转让的。 摩基的村居印第安人除了七个大村落和园圃以外，此时还拥有羊群、马群和骡群以及其他不少的个人财产；他们制造了大小不同而质地优良的陶器，他们用自己生产的纱在织机上织成毛毯。约·韦·波厄尔少校记述过下面一件事，这件事说明，那里的丈夫对妻子的财产或对婚生的子女，仍然没有什么权利。有一个苏尼男子娶了一个鄂拉伊比女子，同她生了三个子女；他同他们住在鄂拉伊比，直到他的妻子去世。他的亡妻的亲属占有了她的子女和财产，只给丈夫留下他的马匹、衣服和武器，以及属于他的一些毯子，属于他妻子的毯子不许拿走。这个苏尼男子和波厄尔少校一同离开村落到圣菲，然后回到苏尼他自己的人那里去。——女子同男子一样，可以对自己所占有的房间和村中的部分房屋拥有占有权，并按照一定的规则遗留给其最近的亲属。 西班牙人（著述者）把南方各部落的土地占有权问题弄得混乱不堪。他们把属于公社的不可转让的公有土地看成是封建领地，把酋长看成是封建领主，把人民看成是他的臣属；他们看到了土地是共有的；公社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公社，而是氏族或氏族的分支。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一些部落还保存着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而可能占大部分的其他部落则已改为按男系计算世系；后一种办法是在财产的影响下出现的。在马雅人中，世系是按男系计算的，但阿兹特克人、特斯库卡人、特拉科潘人和特拉斯卡人是按男系还是按女系计算世系就很难确定。 村居印第安人可能是按男系计算世系，但带有一些古老规则的残余，例如吐克特利一职的更换就是这样。在他们中间，可以期待发现第二种主要继承法，即把财产分给同宗亲属。在按男系计算世系的情况下，死者的子女居同宗亲属之首，因此他们（在同宗亲属中）得到的是较大部分，但他们并非唯一的继承人（排斥其他同宗亲属）。美洲人从来没有达到野蛮时代的最后（高级）时期。 第二章（第四编） 三种继承法（续前） 野蛮时代的高级时期是在东半球开始的。 冶铁技术；虽然已有青铜，但由于缺乏具有足够强度和硬度的金属以应用于技术方面，发展进程停滞不前；这种性能首先在铁中发现。从这时起，进步加速。 Ⅳ．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财产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包括各个种类并且为个人所有的巨额财产，由于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对内的商业和对外的贸易而到处都可以看到，但是，旧有的土地共有制除了部分的情况以外还没有被个人所有制取代。 在这个阶段上产生了奴隶制；它与财产的产生有直接的联系。由此（即由奴隶制）产生了希伯来式的父权制家庭和拉丁部落的处于父权之下的类似的家庭，以及希腊部落的形式有所改变的这种家庭。 由于这种情况，特别是由于田野农业使生活资料大量增加，民族开始发展起来，在一个管理机构下的人已以万计，而以前只不过几千。由于部落在一定地区和设防城市中定居和人口增加，为占有最好地盘而进行的斗争加剧了。战争技术发展了，对勇武的奖赏增加了。这些变化表明文明时代即将来临。 希腊人、罗马人、希伯来人的最初的法律——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后——主要只是把他们前代体现在习惯和习俗中的经验的成果变为法律条文。 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占有形式有两种倾向，即国家占有和私人占有。在希腊人那里，土地有些仍为部落共同占有，有些为胞族共同占有供宗教之用，还有一些为氏族共同占有，但大部分土地都已归个人占有了。在梭伦时代，雅典社会还是氏族社会，土地一般已被个人占有，人们已学会了抵押土地。普卢塔克《梭伦传》第十五章：“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抵押（verpf?nde-ten）［注：在原稿中，整个句子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德译是马克思加上的。——编者注］土地上到处立着的ορουζ ║[即标志牌，债务人必须在抵押的房屋旁边或抵押的土地上设立这种标志牌，上面写明债款数额和债主的名字]。║ ‘他清除了立于各处的石标， 以前土地被束缚，现在自由了。’” 罗马部落最初定居的时候起，就存在着一种公有土地，即AgerRomanus｛罗马公有地｝；同时又有库里亚占有的供宗教之用的土地以及氏族和个人占有的土地。在这些社会团体消亡以后，它们共同占有的土地逐渐变成了私有财产。 这几种所有制形式表明，最古的土地所有制是部落共有；土地耕作开始以后，一部分部落土地便分配给各氏族，每一氏族都共同占有一份土地；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分给单个人份地，最后就成为他们个人所有。动产一般都是个人所有。 专偶制家庭出现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从对偶制家庭中演变出来，同财产的增加和继承财产的习俗密切联系在一起。世系已变为男系；但是一切财产，动产和不动产，仍然象自古以来那样，都在氏族内继承。 《伊利亚特》——在《伊利亚特》中（第5章第20行）提到了围绕着耕地的栏栅，提到了五十英亩的围地（πεντηκóντóγυοζ），这种围地一半栽葡萄，一半作耕地（第9章第577行）。梯多斯住在一所物资丰富的广厦中，有大量种植谷物的田地（第14章第121行）。 ║（摩尔根认为只凭围栏便可证明土地私有，这就错了。）║ 马的品种已按其特性来加以区分了（第5章第265行）。“富人羊圈中的羊不计其数”（第4章第433行）。 当时尚不知铸币，因此商业还是物物交换，就象下面这几行诗所说的那样： “从那时起，长发的希腊人开始买酒： 有的用青铜，有的用发亮的铁， 有的用牛皮，还有一些人用活牛， 又有一些人用奴隶”（《伊利亚特》第7章第472—475行）。 ║青铜 铁 在这里皮＝酒第三等价形式，而酒=青铜或铁或 牛在这里酒＝货币；皮或牛（第二等价 奴隶形式）。║ 提到了按重量来使用并以塔兰特为计算单位的金块 ║（《伊利亚特》第12章第274行，摩尔根引用的这个地方没有这句话）［注：摩尔根书中误刊，应该是第19章第247行。——编者注］。║ 提到了用金、银、铜和铁制造的物品，用麻和毛纺织的各种纺织品，房屋，宫室等等。 继承。——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房屋、土地、畜群和可交易的商品的数量大增并为个人所有以后，继承问题就越来越迫切了，直到权利符合实际情况为止。家畜是比先前各种财产的总和更有价值的财产。它们可以食用，可以交换其他商品，可以用来赎回俘虏，可以用来支付罚金和作敬神的牺牲；由于家畜能无限繁殖，所以占有它们便使人类心灵第一次产生了财富的概念。后来随着时间的进展，开始经常地耕种土地，促使家庭与土地结成一体，并把家庭变为创造财产的组织；这种情况，在拉丁、希腊和希伯来部落中很快就表现为包括奴隶和仆从在内的父权制家庭。父亲和子女的劳动越来越同土地、家畜的繁殖、商品的制造结合为一体；这就导致了家庭个体化，使子女产生出优先继承他们参加创造的财产的要求。在没有农业时，畜群自然由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结成一个集团谋生的人们共同占有。在这种条件下，就自然确立了父方宗亲继承法。但是，一旦土地成为财产对象并把土地分给单个人从而导致了个人所有，父方宗亲继承法就必然被取代，——被第三种主要继承法取代，即将死者的财产分给他的子女。 当田野耕作的发展已证明整个地球表面都能成为单个人的财产对象，并且家长成了财产积累的自然中心的时候，人类财产发展的新历程便于此发端，——到野蛮时代末期结束以前就已充分完成。财产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唤醒人的性格中的新的因素；财产在英雄时代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烈的欲望（“bootyandbeauty”｛战利品和美人｝）。最古老和较古老习俗都无法抵抗它。 ║[洛里亚先生！请看欲望的作用！][163]║ 专偶婚制确定了子女的生父，承认和确立了子女对亡父财产的独占的继承权。 在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日耳曼人被发现时，他们已使用数量有限的铁；他们拥有畜群，种植谷物，生产粗糙的麻毛纺织品，但还没有达到个人私有土地的观念。因此，在野蛮时代中期，亚洲和欧洲还没有土地私有制，这种所有制是在晚期出现的。在希伯来部落中，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便已存在土地私有制。当他们脱离野蛮状态时，也象雅利安各部落那样，已经拥有家畜和谷物，知道铁和铜、金和银以及陶器和纺织品。但他们的田野农业知识在亚伯拉罕时代还是有限的。出了埃及以后，希伯来人的社会的组织在血缘部落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建，这些部落在到达巴勒斯坦后被分给单独的地区，这次重建表明，文明时代到来时他们还处在氏族制度之下，而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继承被严格限制在胞族内，也可能限制在氏族即“宗族”内。在子女获得独占的继承权以后，如果没有儿子，则由女儿继承；除非有某种限制，即在存在着承宗女的情况下，否则，婚姻将把女儿们的财产从她们的氏族转到她们丈夫的氏族中去。无论从假定还是从当然的角度看，在氏族内通婚都是被禁止的；这就发生了问题，这在摩西以前就已成为希伯来继承法中的问题，在梭伦以前就已成为雅典继承法中的问题；氏族要求拥有把继承的财产保留在氏族成员之内的最高权利；希伯来人和雅典人解决这个问题用了同样的办法。同样的问题在罗马也一定出现过，罗马人规定女子结婚后就被deminutiocapitis［注：剥夺公民权。——编者注］，从而也失掉父方宗亲的权利，这样使这个问题得到部分的解决。 这个问题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婚姻是应该被氏族内禁止通婚的规则所限制，还是应该任其自由，仅仅受亲属等级而不受一般血缘亲属的限制？后一种解决办法取得了胜利。 西罗非哈死了，没有儿子，只留下几个女儿，她们便获得了遗产。后来这些女儿想要嫁给她们所属的约瑟支派以外的男子；支派的成员们反对这样的财产转移；他们便把这一问题提请摩西去解决。 ║这些汉子们是这样陈述问题的：║ “她们若嫁给以色列别的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她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拈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民数记》第36章第3节）。摩西回答说：“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论到西罗非哈的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她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从这一支派转移到另一支派，因为以色列人都必须守住自己同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须嫁给同宗支派的某人为妻，好让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民数记》第36章第5—9节）。这就是要求她们嫁给本胞族的人，但不一定嫁给本氏族的人。西罗非哈的女儿们“都嫁给她们伯叔的儿子”（《民数记》第36章第11节），他们不仅是她们同胞族的成员，而且也是她们同氏族的成员，他们也是她们最近的父方宗亲。 以前，摩西曾对继承法和遗产归宗法作了如下的规定： “你也要晓喻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宗族中最近的亲属，让后者来继承他的产业”（《民数记》第27章第8—11节）。 这里列举的继承人有： （1）子女；但看来是儿子获得财产并负有抚养女儿的义务。我们在别的地方发现长子获得双份财产。 （2）父方宗亲，以其远近为序：（ａ）如果死者没有子女，则归他的弟兄；如果死者没有弟兄，则（ｂ）归他的父亲的弟兄。 （3）氏族成员，亦以远近为序：“给他宗族中最近的亲属”。“同宗支派”相当于胞族；由此可见，在死者无子女和父方宗亲时，财产便转给已故所有者最近的胞族成员。这种继承法把母方亲属排除在继承权之外；一个胞族成员，虽然比父亲的弟兄更远，但在继承时，却比死者姊妹的子女优先。世系按男系计算，财产必须在氏族内继承。父亲不继承他儿子的遗产，祖父不继承他孙子的遗产。在这一点上，以及差不多在所有其他各点上，摩西的立法和十二铜表法是一致的。 后来，利未法[164]把婚姻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离氏族法而独立；该法律禁止在某些等级的血亲以内通婚，并宣布在这些等级以外的婚姻是自由的；它根绝了希伯来人中在婚姻方面的氏族习惯；它以后成了信奉基督教各民族的法律。 梭伦的继承法，实质上和摩西的立法一样。这就证明：希腊人和希伯来人以前在财产方面的习惯、风俗和制度是相同的。 在梭伦时代，在雅典人中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第三种主要的继承法；父亲死后，儿子继承财产，但负有抚养女儿并在她们出嫁时分给她们适当份额的义务。如果没有儿子，财产就由女儿平均继承；因此，由于授予女子遗产，就产生了承宗女（επικληρεζ）制度；梭伦规定承宗女应嫁给她的最近的父方同宗男子，虽然他们俩都属于同一氏族而且过去按习惯是禁止他们结婚的。也有这样的事情：已经结婚的最近的父方同宗男子，为了娶承宗女为妻而获得遗产，就同原妻离异。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的演说中的普罗托马库斯便是一例（《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第41页）。如果没有子女，遗产则归父方宗亲，如果没有父方宗亲，则归死者的同氏族人。在雅典人中，也象在希伯来人和罗马人中那样，遗产是坚定不移地保留在氏族内的。梭伦把以前已经确立的习俗变为法律了。 在梭伦时，出现了遗嘱法（是他制定（？）的）；普卢塔克说：立遗嘱的事以前是不允许的（罗慕洛：公元前754—717年，即罗马建城1—37年；梭伦：雅典立法家，约在公元前594年）。“他也因立了关于遗嘱的法律而受到相当的尊崇。在他以前的时候，不可能有立遗嘱的事情，死者的全部遗产都必须留在氏族以内。这样，由于他允许无子女的人把财产遗留给他所愿意的人，他就把友谊置于亲属关系之上，把喜爱置于义务之上，并使财物成为占有者自己的财产”（普卢塔克《梭伦传》第21章）。 这种法律承认一个人生前对于他的财产拥有绝对所有权，现在又加上一种在没有子女的情况下立遗嘱处理财产的权利；但是，只要在氏族内有可以代表他的子女，氏族对于财产的权利仍是有效的。无论如何，这种习惯（即立遗嘱处理财产的习惯）应当说以前就已存在，因为梭伦只是把习惯法变为了实在法而已。 罗马十二铜表法最初公布于公元前449年；十二铜表法是这样确认无遗嘱遗产继承权的：“未立遗嘱者的遗产根据十二铜表法首先给予其继承人”（盖尤斯《法典》，Ⅲ，1）。（死者的妻子同死者的子女一样也是继承人。）“如无继承人，遗产根据同一个十二铜表法给予父方宗亲”（盖尤斯，Ⅲ，9）。“如无父方宗亲，十二铜表法规定把遗产给予同氏族人”（盖尤斯，Ⅲ，17）。看来，下面这种推论是合理的，即在罗马人那里，最初继承法的顺序恰恰和十二铜表法所规定的相反：同氏族人的继承先于父方宗亲的继承，父方宗亲的继承又先于子女的独占继承权。 在野蛮时代晚期，由于人的个性的发展以及当时个别人拥有的大量财富的增长，便产生了贵族；使一部分居民永远处于卑贱地位的奴隶制，促使形成以前各文化时期所不知道的对立状态；这种情况，再加上财富和官职，产生了贵族精神，这种贵族精神是和氏族制度所培植起来的民主原则相对抗的。 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原来在氏族内世袭并由其成员选举产生的各级首领的职位，在希腊和罗马部落中很可能已由父亲传给儿子。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由世袭权引起的。 不过，在希腊人中，占有执政官、部落巴赛勒斯或巴赛勒斯的职位，在罗马人中，占有王（princeps）或勒克斯（rex）的职位，都具有加强其家庭的贵族精神的倾向。虽然这种贵族精神已扎下了深根，但还没有强大到根本改变这些部落以前的管理机构中的民主性质的程度。 现在，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 ║（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 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第552页） “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第552页） 第二编 （管理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组成为男性级别和女性级别的组织（从而也就是以性别为基础的组织），现在正盛行于澳大利亚土著中。蒙昧时代初期，在一定范围内共夫和共妻，是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婚姻的权利（juraconjugialia[罗马人对connubium和conjugium两词区别得很清楚，前一词指的是作为世俗制度的婚姻，后一词指纯粹肉体上的结合]确立在集团中[摆脱这些“权利”等等，是由于向前的运动导致了不知不觉的改革而缓慢地实现的；这些改革是由于自然选择而不知不觉地发生的。] 在达令河——悉尼以北——地区，在使用卡米拉罗依语的澳大利亚土著中，存在着以性别为基础的级别组织和不发达的以亲属为基础的氏族组织（详情下述）。这两种组织也在澳大利亚的其他部落中广泛流行；对它们的内部组织进行探讨后就可看出：男女两性的级别比氏族更古老，氏族在卡米拉罗依人中正处在瓦解级别组织的过程中。分为男女两支的级别是社会制度的单位，并处于中心地位，而氏族还不发达，正在侵蚀级别组织而趋于完备。类似的以性别为基础的组织迄今还没有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其他蒙昧部落中发现过，因为这些蒙昧的岛民，在与世隔绝的居住地区发展得很缓慢，极古老的（组织）形式也保存得最长久。 卡米拉罗依人分成六个氏族，这些氏族在婚姻方面分成以下两部分： Ⅰ．（1）鬣蜥氏（Duli）， （2）袋鼠氏（Murriira） [Padymelon—袋鼠的一种]， （3）负鼠氏（Mute）。 Ⅱ．（4）鸸鹋氏（Dinoun）， （5）袋狸氏（Bilba）， （6）黑蛇氏（Nurai）。 最初，前三个氏族彼此不许通婚，因为他们都是由一个母氏族分出来的，但是他们可以同其他三个氏族中的任何一个氏族通婚，反过来，其他三个氏族也是这样。现在这个规则在卡米拉罗依人中已经有所改变，但还没有达到与本氏族以外的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的地步。绝对禁止男子或女子在本氏族内结婚。世系按母系计算，因此所生的子女属于母方氏族。这些都是极古老氏族的特征。 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进一步更加古老的把人们区分为八个级别的制度，其中四个全由男子组成，另外四个全由女子组成。这种区分伴随着一种关于婚姻和世系的规定，而这种规定妨碍氏族的发展（这证明氏族组织较晚）……婚姻只限于一氏族中的一部分男子与另一氏族中的一部分女子之间，而在发达的氏族组织中，每个氏族的成员都是可以和本氏族以外的任何氏族的异性结婚的。 这些级别如下： 男性女性 （1）伊排（1）伊帕塔 （2）孔博（2）布塔 （3）慕里（3）玛塔 （4）库比（4）卡波塔 四个男子级别中每个级别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氏族，彼此都是兄弟；例如，所有伊排都是兄弟，等等，因为他们都是假定出自一个共同的女祖先。 四个女子级别中每个级别的全体成员也是如此，不管她们属于哪个氏族，根据同样原因（出自共同的母亲）彼此都是姊妹。 其次，所有的伊排和伊帕塔彼此都是兄弟姊妹，不管他们是否同母所生的子女还是旁系血亲；其他用同样编号表示的各级别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孔博遇见一个布塔，即使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面，也彼此以兄弟和姊妹相称。因此，卡米拉罗依人组织成根本的四大兄弟姊妹集团，每一集团都包括一个男支和一个女支，但这些集团在他们居住的地区是混杂居住的。级别包含着氏族的萌芽，因为，例如伊排和伊帕塔实质上是一个级别的两个分支，并且彼此不能通婚；然而并没有形成氏族，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两个姓氏（如伊排和伊帕塔），每一个姓氏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的单独的整体；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子女都采用与他们自己的姓氏不同的姓氏。 至于通婚权，或者不如说同居权，则各级别彼此相对的位列各不相同（因为兄弟与姊妹之间不许通婚），即 （1）伊排能与（4）卡波塔通婚，不得与其他级别通婚 （2）孔博能与（3）玛塔通婚，不得与其他级别通婚 （3）慕里能与（2）布塔通婚，不得与其他级别通婚 （4）库比能与（1）伊帕塔通婚，不得与其他级别通婚 后来，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这种公式已经有了改变，即每一男性级别都获得了多同一个女性级别通婚的权利；这说明氏族侵蚀了级别。 所以，每个男子在选择妻子时，仅限于在卡米拉罗依人所有女子的四分之一的人当中。在理论上，每个卡波塔都是每个伊排的妻子。｛摩尔根｝转引了下面一段为费逊牧师引用过的T．E．兰斯（曾长期住在澳大利亚）的书信中的话：“如果一个库比遇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伊帕塔，他们彼此便以‘Goleer’即配偶相称……这样，如果一个库比遇到了一个伊帕塔，即使她属于另一个部落，也可以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而库比的这一权利也是伊帕塔的部落所承认的。” 在这种同居制度之下，卡米拉罗依各部落四分之一的男子与四分之一女子有婚姻关系。子女虽然留在他们的母亲的氏族里，但他们却转入同一氏族中与他们双亲的级别不同的另一级别中去。 男性女性男性女性 （1）伊排和（4）卡波塔结婚，其子女为（3）慕里和（3）玛塔 （2）孔博和（3）玛塔结婚，其子女为（4）库比和（4）卡波塔 （3）慕里和（2）布塔结婚，其子女为（1）伊排和（1）伊帕塔 （4）库比和（1）伊帕塔结婚，其子女为（2）孔博和（2）布塔 如果探究女系，则卡波塔（4）是玛塔（3）的母亲，玛塔（3）又是下一代卡波塔的母亲；同样，布塔（2）是伊帕塔（1）的母亲，伊帕塔（1）又是布塔（2）的母亲。在男性级别方面也是这样；但是，由于世系按女系计算，所以卡米拉罗依各部落认为自己都起源于两个假定的女始祖，这两个女始祖奠定了两个原始氏族的基础。如果进一步探究这些世系，就可以发现每一个级别的血统都传到了所有的级别中。 虽然每一个人都具有上述某一个级别的姓氏，但是，除此以外，每个人还有他自己个人的名字，这种情况无论是在蒙昧部落中还是在野蛮部落中都是常见的。 氏族组织作为一种较高的组织很自然地产生在级别上，简单地把级别原封不动地包括起来，然后又侵蚀着它们。 级别是相互派生的兄弟姊妹而成对，而氏族也通过级别以如下方式而成对： 氏族男性女性男性女性 （1）鬣蜥氏全体都是慕里和玛塔，或库比和卡波塔 （2）鸸鹋氏全体都是孔博和布塔，或伊排和伊帕塔 （3）袋鼠氏全体都是慕里和玛塔，或库比和卡波塔 （4）袋狸氏全体都是孔博和布塔，或伊排和伊帕塔 （5）负鼠氏全体都是慕里和玛塔，或库比和卡波塔 （6）黑蛇氏全体都是孔博和布塔，或伊排和伊帕塔 子女和某一氏族的联系，可以用婚配的法则证明。例如，鬣蜥氏的玛塔必须和孔博结婚，她的子女就是库比和卡波塔，并且必然都属于鬣蜥氏，因为世系是按女系计算的。鬣蜥氏的卡波塔必须和伊排结婚，她的子女就是慕里和玛塔，并且属于鬣蜥氏，理由同上。同样，鸸鹋氏的伊帕塔必须和库比结婚，她的子女就是孔博和布塔，并且属于鸸鹋氏。这样，氏族由于将其全体女性成员所生的子女都留在氏族内而得以维持下去。其他所有氏族也是这样。在理论上，每个氏族都是由两个假定的女始祖的后裔组成的，都包括八个级别中的四个级别。可能，最初只有两个男性级别和两个女性级别，在婚配权上彼此相对，后来这四个级别又再分为八个级别。级别显然是作为较早的组织后来才配置在氏族之内的，并不是由氏族分裂而形成的。 由于鬣蜥、袋鼠和负鼠这三个氏族所包括的级别是相同的，所以他们是一个原始氏族的分支；鸸鹋、袋狸、黑蛇三个氏族也是这样。可见，这是两个原始氏族，其中每个氏族的成员都享有与另一个氏族成员通婚的权利，但在本氏族内不得通婚。这一点可用下列事实来证实，即第1、第3和第5三个氏族的成员最初彼此间都不得通婚，第2、第4和第6三个氏族的成员也是这样。当三个氏族还是一个氏族的时候，他们之间是禁止通婚的；这种限制到各个分支分裂出来的时候仍然遵守着，因为他们出于同一世系，尽管他们的氏族姓氏已经不同。在易洛魁－塞讷卡部落中也可发现完全相同的现象。 由于婚姻受到一定级别的限制，所以，当过去只是两个氏族的时候，一个氏族中一半的女子是另一个氏族中一半的男子的妻子。当这两个氏族分化为六个氏族之后，由于存在着级别及其各种限制，于是族外婚的好处就被抵消了；结果，除了直接的亲属等级——兄弟和姊妹以外，便世代不断地近亲婚配。 例如，伊排和卡波塔的子孙，每一代都各生育两个孩子，即一男一女，那末，结果便是： （1）伊排和卡波塔结婚，他们的子女是慕里和玛塔。后二者不能结婚。 （2）慕里和布塔结婚，他们的子女是伊排和伊帕塔；玛塔和孔博结婚，他们的子女是库比和卡波塔。 （3）伊排和自己的表姊妹卡波塔结婚，而库比和自己的表姊妹伊帕塔结婚；他们的子女分别是慕里和玛塔、孔博和布塔；在他们之中，慕里和自己的再表姊妹布塔结婚，等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各级别不仅世代相承地相互通婚，而且以性别为基础的组织也使它们不得不这样做。看来，级别组织只针对着一个目的，即为了排除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革新：允许三氏族为一组内的各氏族在一定范围内相互通婚；其次，允许和以前不准通婚的级别通婚。这样一来，鬣蜥氏的慕里现在就可以和属于袋鼠氏的旁系姊妹玛塔结婚，等等。似乎是这样：三氏族为一组内的每一个男性级别，现在准许在同组的其他两个氏族中新增加一个通婚的女子级别，而以前是不许和这个级别通婚的。 不论何处，只要是发现蒙昧时代中级或低级阶段的地方，都可以发现整个整个集团按照确定这些集团界限的习俗的通婚……生活的需要实际上给在这种习俗下共同生活的集团的规模规定了界限。“一些部落和民族在体质上和精神上退化的情况是可以设想的，其原因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这种情况从没有阻止过人类的整个进步……蒙昧人借以维持生存的技术，持续的时间极长。在这些技术被其他更高级的技术取代以前，是绝不会消失的。凭着这些技术的运用，凭着通过社会组织所获得的经验，人类按照必然的发展规律向前迈进，虽然他们的进步在若干世纪中未必能察觉出来……有些部落和民族由于他们的文化生活遭到破坏而灭亡了”（第60页）。在其他部落（不是澳大利亚人）中，氏族看来是按照同居制度的范围缩小的程度向前发展着的。 “我们具有和以往时代在野蛮人及蒙昧人头颅中从事活动的同样的大脑，由遗传而保存下来这副脑子传到今天，已经充满了和浸透了它在各中间时代为之忙碌不已的思想、渴望和激情。它还是那副大脑，不过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而变得更老练和更大了。野蛮时代的精神的种种显露，（例如，摩门教[165]），就是这副大脑的古代癖性的种种重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返祖现象”（第61页）。 第二编第二章 易洛魁人的氏族 最古老的组织是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氏族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氏族社会中，管理机关和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某个氏族或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这些关系是纯粹人身性质的。此后，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在这里，管理机关和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地域，例如对乡、区和国的关系来体现的（第62页）。 氏族组织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都有发现；它一直保持到在文明时代开始时才形成的政治社会建立为止。爱尔兰语的sept｛塞普特｝、苏格兰语的clan｛克兰｝、阿尔巴尼亚人的phrara｛弗拉拉｝、梵语的ganas｛伽纳斯｝等等，都是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相同的组织。Gens，γενοζ和ganas（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都同样有亲属的意思；它们都包含和gigno，γιγνομαι，ganamai（这三个字都是生育的意思）相同的成分；表示氏族成员有直接的共同世系。可见氏族是一个血亲团体，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有同一个氏族姓氏，由血亲关系结合在一起。氏族只包括这样的子孙的一半；凡是世系按女系计算——远古时代普遍是这种情况——的地方，氏族是由一个假定的女性祖先和她的子女以及她的女性后代的子女所组成，按女系永远传下去；在世系按男系计算的地方，——而这一不按女系计算血亲的变化是在财产大量出现之后发生的，——情况就相反了。甚至现代的家族姓氏也是世系按男系计算的氏族姓氏的一种遗留。现代的家族，从它所用的姓氏来看，是一种没有组织的氏族；亲属的联系已被打破，它的成员也散布在有这一家族姓氏的各个地方。最后形态的氏族包含了下面两种变化：（1）从世系按女系计算变为按男系计算，（2）从氏族的已故成员的财产由他的同氏族人继承变为由他的近宗亲继承，最后变为由他的子女继承。 远古形态的氏族目前还存在于美洲土著中。 在盛行氏族制度的地方——即在政治社会建立以前，——我们发现各民族或部落都组织为氏族社会，都没有超出这一范围，“国家是不存在的”（第67页）。因为氏族这种组织单位本质上是民主的，所以由氏族组成的胞族，由胞族组成的部落，以及由部落联盟或由部落的溶合（更高级的形态）[如罗马的三个罗马部落、阿提卡的四个雅典部落、斯巴达的三个多利安部落；他们都定居在一个共同的地域]所组成的氏族社会，也必然是民主的。 在远古形态的氏族中，女性的子女属于她的氏族；她的女儿、孙女等等的子女也是这样，但她的儿子、孙子等等的子女则属于另外的氏族，即自己母亲的氏族。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随着对偶制家庭的发展），印第安人部落开始从世系按女系计算转为按男系计算；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希腊部落（吕西亚人除外）和意大利部落（伊特剌斯坎人除外）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氏族组织必然开始于两个氏族：一个氏族的男子和女子与另一氏族的男子和女子通婚；子女属于各自母亲的氏族而分配在两个氏族中。氏族既然建立在作为其结合原则的血亲纽带上，所以它对每一个氏族成员个人都提供当时其他任何势力都不能提供的保护。 易洛魁人的氏族可以作为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典型。易洛魁人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正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他们用树皮的纤维制成网、线和绳索，用同样的材料按经纬织成腰带和背带。他们用混合有硅石的粘土制成陶器和烟斗，并在火上加以焙烧；这些器具上有的还饰以粗糙的雕饰。他们在园畦中栽培玉蜀黍、豆类、南瓜和烟草，并在陶器中烘烤用玉蜀黍面制成的没有发酵的面包（这种面包或面饼，其直径约6英寸，厚约1英寸）。他们把皮鞣制成革，用来做成短裙、护腿套和鹿皮鞋。他们所用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和战斗棒；他们使用燧石器、石器和骨制器，穿皮革制的衣服，他们是熟练的猎人和渔夫。他们建造能容5个、10个、20个家庭的长形的共同住宅，而1每个住宅都过着共产制的生活；他们在房屋建造方面还不知道使用石头或土坯，也不知道利用天然的金属。从智能和一般的发展程度来说，他们是新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族系的有代表性的分支。在军事方面，“他们的行动简直可怕。他们是上帝降在美洲大陆土著头上的灾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部落内的｝相应的氏族的数目和名称开始产生了一些不大的差异；氏族的数目最多的有八个： （Ⅰ）塞讷卡部落：（1）狼氏（2）熊氏（3）龟氏（4）海狸氏 （5）鹿氏（6）鹬氏（7）鹭氏（8）鹰氏 （Ⅱ）卡尤加部落：（1）狼氏（2）熊氏（3）龟氏（4）海狸氏 （5）鹿氏（6）鹬氏（7）鳗氏（8）鹰氏 （Ⅲ）奥嫩多加部落：（1）狼氏（2）熊氏（3）龟氏（4）海狸氏 （5）鹿氏（6）鹬氏（7）鳗氏（8）鞠氏 （Ⅳ）欧奈达部落：（1）狼氏（2）熊氏（3）龟氏 （Ⅴ）摩霍克部落：（1）狼氏（2）熊氏（3）龟氏 （Ⅵ）吐斯卡罗腊部落：（1）灰狼氏（2）熊氏（3）大龟氏（4）海狸氏 （5）黄狼氏（6）鹬氏（7）鳗氏（8）小龟氏 这些变化表明，在某些部落中，某些氏族灭绝了，另一些则是由于氏族过大分裂而成。 Jusgentilicium｛氏族的权利｝是： （1）氏族有选举酋长和酋帅的权利。 差不多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酋长都有两个等级，即酋长和酋帅。其他一切等级都是这两种基本等级的变形。他们在每个氏族中都是从氏族成员中选举出来的；在世系按女系计算的地方，儿子不能继自己父亲之后任职，因为他属于其他氏族。酋长的职位是在氏族内世袭的，世袭的意思就是一遇出缺立即补选；酋帅的职位是不世袭的，因为这是用来奖赏个人功勋的，个人一死即告终结。酋长的职责只限于和平时期的事务；他不能领导军事行动。酋帅是由于他个人勇敢，处理事务有办法或是在会议中能言善辩，才被选到这个职位上来；通常他们都是才力出众的人，但是在氏族中并没有特殊的权力。酋长主要是和氏族发生关系，他是氏族的正式的首领；酋帅主要是和部落发生关系，他和酋长一样，都是部落会议的成员。 酋长的职位早于氏族，它在普那路亚集团甚至在以前的原始群中就已经存在了。这一职位的职责在氏族中是父亲式的；它在氏族中是从男性氏族成员中选举产生的。按照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酋长的职位是由兄传弟或是由舅传甥，极少是由祖辈传孙辈。选举是由全体成年男女自由表决，通常是选举已故酋长的一个兄弟，或是他的姊妹的一个儿子；其中以他的同胞兄弟或他的同胞姊妹的儿子最容易当选。以几个同胞兄弟或旁系兄弟为一方，以几个同胞姊妹或旁系姊妹的儿子为另一方，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优先权，因为氏族的全体男性成员都平等地享有被选举权。 如果某个氏族选举出一个人（做酋长）（例如在塞讷卡－易洛魁部落中），就还需要得到其他七个氏族的同意。后者为这一目的按胞族召开会议；如果他们拒绝批准这一选举，这个氏族就应该进行新的选举；如果当选人被接受，选举就算结束。但是，在新酋长执行其职权之前，还必须由部落联盟会议举行“起用”式（即授予职权）：这就是他们的授予imperium｛权力｝的方式。 氏族的酋长exofficio｛按职务｝是部落会议和更高一级的联盟会议的成员。酋帅一职的选举和任命的方式与此相同；但从不召开一次大会来为地位低于酋长的酋帅举行起用式；要等到酋长选出后一道举行。 每个氏族内的酋帅人数通常是与氏族成员的人数成正比的；在塞信卡－易洛魁部落中，大约每五十人有一名酋帅；现在估计在纽约州尚有约三千人的塞讷卡部落，有八名酋长和大约六十名酋帅。现在的比例数要比以前大些。部落中的氏族的数目，一般地是和部落的人口成正比例的；氏族的数目因部落不同而各异：德拉韦部落和蒙西部落各有三个氏族，奥季布瓦部落和克里克部落各有二十个氏族；六个、八个、十个氏族是通常数目。 （2）罢免酋长和酋帅的权利。 氏族成员保持着这种权利；职位名义上是“终身的”，实际上是以其是否“行为良好”为转移。酋长就职称为“戴角”，被罢免称为“摘角”。当酋长或酋帅被氏族以正当手续罢免之后，就成为一个私人。部落会议也可以罢免酋长和酋帅，用不着等待氏族方面采取这一行动，甚至还可违反氏族的意愿来这样做。 （3）不在氏族内通婚的义务。 这一规则在易洛魁人中仍坚守不渝。当氏族产生时，一群兄弟同他们的妻子彼此通婚，而一群姊妹同她们的丈夫彼此通婚；氏族用禁止在氏族内通婚的办法，极力排除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关系。 （4）相互继承已故氏族成员的遗产的权利。 在蒙昧时代，财产只限于个人用品；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又加上占有共同住宅和园圃的权利。个人用品之最贵重者，与已故的物主一起埋葬。 一般说来，财产应该保留在氏族以内并在已故物主的同氏族人中进行分配。在理论上，易洛魁人还遵守着这一原则；但在事实上，死者的物品是被氏族内他的最亲近的亲属所占有的。男子去世后，他的物品在他的同胞兄弟和姊妹以及他的母舅之间分配；女子去世后，由她的子女和姊妹继承她的财产，她的兄弟则被除外。在两种情况下财产都保留在氏族以内。所以丈夫在妻子死后不能得到任何遗产，反之亦然。这些相互继承的权利加强了氏族的独立自主的地位。 （5）互相援助、保护和代偿损害的义务。 个人的安全依靠他的氏族来保护；血缘关系是相互扶助的强有力的因素；侵犯个人就是侵犯他的氏族。 埃雷拉（《美洲史》）在报道尤卡坦的马雅人时说：如果某人被判决赔偿损失而将陷于贫困的时候，他的亲属（氏族）就提供捐献。他还谈到佛罗里达州的印第安人部落的类似情况：如果死了兄弟或儿子，一家人在三个月以内宁愿饿死，也不肯外出寻找食物，但亲属给他们送来一切必需品。从一个村落迁移到另一村落的人，不得把自己的耕地占有权或共同住宅的部分占有权让给外人；他们必须把这些权利留给同氏族亲属。埃雷拉还谈到尼加拉瓜的印第安人部落有这种制度。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秘鲁王室纪略》，1688年伦敦版，里科译本，第107页）在谈到秘鲁安第斯山的部落时指出，“当普通人结婚时，全公社（＝氏族）的人都有义务为他们建造、安排住宅”。 ……古代的血族复仇的习俗即发源于氏族。审讯罪犯的法庭和规定刑罚的法律，在氏族社会中出现得很晚。在易洛魁人以及一般地在印第安人诸部落中，为被杀害的同氏族人复仇是被公认的一项义务。在此之前，行凶者的氏族和被害者的氏族要设法和平了结事件；每个氏族的成员分别举行会议，提出为行凶者的行为赎罪的建议，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道歉和赠送贵重的礼物。如果被害者的同氏族人不肯和解，以致所有这些努力毫无结果，则由（被害者的）氏族在其成员中指定一名或几名复仇者，他们负责追踪罪犯，直到发现他然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将他杀死为止。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被杀死者的氏族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怨恨。 （6）给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 处于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的部落，是没有家族姓氏的。同一个家族成员的个人名字并不表示他们之间的家族关系[家族姓氏并不早于文明时代]。但是，印第安人的个人名字通常都可以表示出个人的氏族，以别于同一部落的其他氏族的人。一般地说，每个氏族都有一套个人的名字，为该氏族专有的财产，因此同一部落中的其他氏族不得使用。氏族的名字自行带来氏族的权利。 一个婴儿出生以后，他的母亲就在她最近的亲属的同意下，从属于本氏族的名字中给婴儿选择一个目前不被使用的名字。但是只有在即将召开的下次部落会议上将婴儿的诞生以及他的父亲的名字宣布之后，婴儿命名的手续才算完全。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名字在他的长子生存期间，如未经后者的同意，则不得使用。[这些习俗以及其他各种习俗，如未直接指出相反的情况，都是指易洛魁人的习俗。] 被使用的名字有两种：一种用于童年，另一种用于成年；一种名字“被去掉”（按照易洛魁人的说法）而另一种名字“被赐予”。到了十六岁或十八岁的时候，一般是由氏族的酋帅去掉第一种名字而换上第二种名字；在即将召开的部落会议上当众宣布改换名字，在此以后，如果是男子，他就要承担成年男子的责任。在某些印第安人部落中，要求青年男子必须出外参加战斗并以某种个人勇敢行为来赢得自己的第二种名字。也常有人在重病之后因为迷信的关系而设法再一次改换自己的名字。倘若某个人被选为酋长或酋帅，就把他原有的名字换掉并在他就职的时候授予一个新的名字。 个人是不能决定改换名字这个问题的；这是女系亲属和酋帅的特权；但是一个成年人如自己想变换名字，只要能说服酋帅在会议上宣布此事，也可以办到。有权支配某个名字的人（例如长子有权支配亡父的名字），可以将这个名字借给其他氏族中的朋友；而承借这个名字的人一旦死去，这个名字就归还其原来所属的氏族。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所通用的名字，大多是很古老的名字，它们在氏族中由远古流传下来，沿用至今。 美洲印第安人在亲密的交往和正式的客套中，双方都根据听话人对说话人的关系，彼此以人伦称谓来称呼。如果他们是亲属，则以亲属等级相称；反之，则以“我的朋友”相称。对印第安人直呼其名或直接询问他个人的名字，被认为是失礼。“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直到被诺曼人征服的时候，还只有个人的名字，而没有表示家族的姓氏；这表明专偶婚制在他们中间出现很晚和在更早的时期存在过撒克逊人的氏族。 （7）收养外人加入氏族的权利。 从战争中捉来的俘虏，或者被杀死，或者由某一氏族收养；后一种办法通常是用来对待被俘获的妇女和儿童的。收养不仅是给予氏族成员的权利，而且还是给予部落籍。 一个人如收养了一个男俘虏或一个女俘虏，就把他或她当作自己的兄弟或姊妹；倘若是一个做母亲的收养，就把被收养者看做自己的子女。以后就在各方面把被收养者当做亲人一样看待。 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做奴隶便成了俘虏的命运，而处于这一时期低级阶段的土著部落，是不知道奴隶制的。战俘被收养以后，在一个家庭中常常被置于代替该家庭的阵亡成员的地位，以便填补亲属关系中的空缺。在个别情况下，人丁不旺的氏族也用这样的办法充实起来；例如，有一个时期，塞讷卡部落中的鹰氏族人口大大减少，有灭绝之虞；为了拯救这个氏族，经过双方同意，将狼氏族的一部分人以收养的方式集体转移到鹰氏族中去。收养权由各氏族自己掌握。在易洛魁人中，收养典礼是在公开的部落会议上举行的，因而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式了。 （8）氏族的宗教仪式？ 很难说印第安人氏族哪一个专有某些宗教仪式；但他们的宗教崇拜多少和氏族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在氏族中宗教观念才得以萌芽，崇拜形式才被制定，并从氏族扩展到整个部落，而不是为氏族所专有。例如，易洛魁人每年的六个宗教节日[枫树节、栽培节、浆果节、青谷节、收获节和新年节]，都是组成同一部落的所有氏族的共同节日，在每年的一定时间内庆祝。 每一个氏族各选出若干名“信仰守护人”，男女都有，他们被委托主持这些节日庆典；他们与部落的酋长和酋帅（exofficio｛按职务｝来说的“信仰守护人”）共司庆典。他们的职务是平等的，没有居首职的人，也没有僧侣等级的任何特征。“女性信仰守护人”偏重于负责准备宴会，这是每次会议期间在一天结束时为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安排的；这是一种聚餐。 易洛魁人的宗教崇拜是一种对神恩的感谢，向大神和众小神祈祷，希望继续把幸福赐给他们。（参看摩尔根：《易洛魁人的联盟》，第182页。） （9）一处共同的墓地。 古代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埋葬法，是将尸体放在尸架上，直到肌肉化尽；随后把骸骨收集起来，藏在树皮桶里，放在专为收藏尸骨而建造的一座屋子里。属于同一氏族的遗骨通常放在同一个屋中。牧师赛勒斯·拜英顿博士于1827年在乔克塔人中发现过这种埋葬方法；厄代尔关于彻罗基人也作了同样的报道（《美洲印第安人史》，第183页）：“在他们的一个市镇上我见到三座这样的屋子，彼此相距颇近……每一座屋子分别存放一个部落的尸骨，在每一个形状奇特的柜子上面用象形文字标明每一个家族（氏族）。”易洛魁人在古代也使用尸架，也把已故亲属的遗骨放在树皮桶里，往往保存在自己居住的房屋中。他们也实行土葬。在后一种情况下，除非有全村的公共墓地，同一氏族的人不一定埋葬在一处。在塞讷卡人中的传教士阿瑟·莱特牧师在写给摩尔根的信中说道：“在埋葬死者的地点方面，我没有发现任何说明氏族族籍对此有影响的痕迹……埋葬是杂乱的……据他们说，早先的时候不同氏族的成员居住在一处的事比现在多，作为一个家族，他们受家族感情的影响较大，而受个人利益的支配较少。”在吐斯卡罗腊人——虽然他们现在是“基督教徒”——的居留地（刘易斯顿附近）中，部落有一个公共墓地，不过凡属同一氏族——海狸氏、熊氏、灰狼氏等等——的成员都埋葬在单独一个行列里。夫和妻分葬，埋在不同的行列里，父亲和子女也是如此；但是母亲和子女，兄弟和姊妹，都埋葬在同一行列里。 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印第安部落，在埋葬死去的同氏族人时，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来送葬；下葬时的悼词，墓穴的安排以及尸体的埋葬，都由其他氏族的成员办理。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实行一种草率的火葬[火葬只限于对酋长和知名的人]，同时也实行尸架葬和土葬。 （10）一个氏族会议。 会议是管理工具和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日常事务由酋长解决；涉及总体利益的事情则交由会议决定；会议起源于氏族组织，——酋长会议；它的历史，就是氏族的、部落的和部落联盟的会议的历史，直到政治社会出现，把会议变为元老院。 最简单和最低形式的会议就是氏族会议，这是一个民主的大会，在会上，每一个成年男女对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都有发言权；会议选举和罢免酋长和酋帅，选举“信仰守护人”，宽恕或报复杀害本氏族人的凶手，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氏族会议是较高形式的部落会议和更高形式的部落联盟会议的萌芽；后两种会议只由作为氏族代表者的酋长所组成。 以上这些权利在易洛魁人中都可以看到，在希腊和拉丁各部落中的氏族权利也是如此[除了第一、第二和第六项之外，然而可以推想，这三项在古代也可能是存在的]。 易洛魁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人身自由的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特有权利和个人权利方面一律平等；不论酋长或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社会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单位，是组织起来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部落一般都组成了世系按女系计算的氏族；在某些部落中，例如在达科塔人中，氏族已经衰落了；在另外几个部落中，例如在奥季布瓦人、奥马哈人和尤卡坦的马雅人中，世系已经从女系变为男系了。在美洲各地的所有土著中，氏族都以某种动物或无生物命名，从来没有以人命名的；在这一早期的社会状态中，人的个性消失在氏族之中；希腊和拉丁部落的氏族，当他们在较晚的时期出现于历史舞台时（已经）使用人名了。在某些部落中，例如在新墨西哥摩基的村居的印第安人中，各氏族的成员声称他们就是那些用作氏族名称的动物的子孙，是大神把他们的老祖宗从动物变为人的。 氏族成员的数目多少不一；塞讷卡人的3000人口平均划分为8个氏族，大约每一个氏族为375人。 15000奥季布瓦人分为23个氏族，每一个氏族平均约为650人。 彻罗基人每一氏族平均约千人以上。 就最主要的印第安人部落的现状而言，每一个氏族的人口均在100—1000人之间。 人类的每一个族系，除波利尼西亚人以外，似乎都经历过氏族组织。 第二编第三章 易洛魁人的胞族 胞族（φρατρια），一种兄弟关系的团体，是氏族组织的自然产物；这是同一部落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为了一定的共同目的而结成的一种有机的联合或结合。这些胞族，通常是由一个原始氏族分裂而成的。 在希腊氏族中，胞族的存在几乎与氏族一样持久；雅典的4个部落每一个部落都由3个胞族组成，而每一个胞族又包括30个氏族；因而，4个部落＝12个胞族＝360个氏族，或4个部落＝4×3个胞族＝4×3×30个氏族。上述组织在数字上如此匀称，说明后来的立法曾影响了部落分为胞族以及胞族分为氏族的现行的划分方式。凡属同一个部落的氏族，一般都出自共同的祖先，并具有共同的部落名称。胞族组织有一个自然基础，这就是：若干氏族作为一个原始氏族的各个分支，有直接的亲属关系；希腊胞族最初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后来以立法的方式来调整雅典各部落的胞族和氏族数目，这只要把异族的氏族包括进来并将氏族加以调动（根据协议或者通过强制）就可以了。 希腊胞族的职能已知者不多：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在本胞族成员被杀害时决定宽恕或报复；在一个凶手免受惩罚之后为他施行祓除礼，使他能够回到社会中来（“同胞们将以怎样的祓除礼接受他？”见埃斯库罗斯《复仇女神》，第656节）。在雅典，胞族在克利斯提尼时期的政治社会建立之后还继续存在；它的职能是管理公民登记；因而胞族就成为系谱和公民身份的监护者。妇女结婚后，即编入其丈夫的胞族中，婚后所生子女也编入其父亲的氏族和胞族中。向法庭控告杀害本胞族成员的凶手，也是胞族的责任 ║（血亲复仇的改变了的形式！）。║ 如果我们能弄清种种细节，那么也许可能看到，胞族组织同公共聚宴、公开竞技、名人丧葬、最初的军队组织、议事会议的举行，以及宗教仪式的遵奉和社会特权的保障等等都有关系。 罗马的库里亚相当于希腊的胞族。“这些名称可以这样译为希腊语：部落译为菲尔和特里布，库里亚译为胞族和洛赫”（狄奥尼修斯，第2卷第7章；参看同书第2卷第13章）。在罗马3个部落的每一部落中，每个库里亚都包括10个氏族，3个部落共有30个库里亚和300个氏族；库里亚直接参加管理。氏族大会——comitiacuriata｛库里亚大会｝——按库里亚表决，每一个库里亚都有一票表决权。这种大会直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为止都是罗马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美洲土著中，大多数部落中都有的胞族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它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不同，没有管理的职能；它有一定的社会职能，这在部落庞大的情况下特别重要。这代表胞族的原始形式及其原始职能。 （1）易洛魁人的塞讷卡部落的八个氏族联合成两个胞族。 第一胞族。氏族：（1）熊氏，（2）狼氏，（3）海狸氏，（4）龟氏。 第二胞族。氏族：（5）鹿氏，（6）鹬氏，（7）苍鹭氏，（8）鹰氏。 De-ǎ-non-dǎ’-a-yoh（胞族）是同胞兄弟团体的意思。同一胞族中的氏族互为兄弟氏族，对于其他胞族的氏族则互为从兄弟氏族；塞讷卡人在讲到氏族对于胞族的关系时，就使用这些用语。最初，同一胞族内的成员是不许通婚的，但是每一胞族的成员都可以和另一胞族内的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这样的禁规（禁止同一胞族内的成员通婚）表明，每一胞族内的氏族都是从一个原始氏族分化出来的，所以禁止在本氏族内通婚的规则在氏族分化为各分支后仍然遵守着。这种限制，除了用于禁止个人在本氏族内通婚之外，早已废除了。按照塞讷卡人的传说，熊氏族和鹿氏族是原始氏族，其他的氏族都是从这两个氏族分化出来的。可见，胞族的自然基础是它所由以组成的氏族的血亲关系。在氏族因人口的增加而分化为各个分支之后，便出现了为了它们的共同目的而再结合成一个较高组织的自然趋势。一个胞族中的各氏族并不是永远留在本胞族之内：当胞族所拥有的氏族在相对数量上失掉均衡时，便把个别氏族由一个胞族调动到另一个胞族去。 随着一个氏族中人数的增加以及由此发生的氏族成员的异地而居，也就发生了分离，脱离出去的部分便采用了一个新的氏族名称。但是，它们从前是统一体的传统是保留着的，这就成为氏族重新组成为胞族的基础。 （2）易洛魁人的卡尤加部落。八个氏族不平均地分配于两个胞族。 第一胞族。氏族：（1）熊氏，（2）狼氏，（3）龟氏，（4）鹬氏，（5）鳗氏。 第二胞族。氏族：（6）鹿氏，（7）海狸氏，（8）鹰氏。 这些氏族中有七个氏族与塞讷卡人的氏族相同；苍鹭氏族没有了；代之以鳗氏族，但被调到另一胞族中。海狸氏和鹬氏两个氏族，也互换了所属的胞族。卡尤加部落也称其同胞族中的氏族为“兄弟氏族”，称另一胞族的氏族为“从兄弟氏族”。 （3）易洛魁人的奥嫩多加部落。（和卡尤加部落一样，八个氏族不平均地分配于两个胞族。） 第一胞族。氏族：（1）狼氏，（2）龟氏，（3）鹬氏，（4）海狸氏，（5）球氏。 第二胞族。氏族：（6）鹿氏，（7）鳗氏，（8）熊氏。 奥嫩多加部落的球氏族替换了（卡尤加部落的）鹰氏族。这两个胞族的组成不同于塞讷卡部落。第一个胞族中有三个氏族相同，但熊氏族和鹿氏族现在同属于第二个胞族。 奥嫩多加部落没有鹰氏族，塞讷卡部落没有鳗氏族，但这两个氏族的成员相遇时，彼此以兄弟相称，似乎他们之间有这种关系。 摩霍克部落和欧奈达部落都只有三个氏族：（1）熊氏，（2）狼氏，（3）龟氏；它们没有胞族。当部落联盟形成时，塞讷卡部落的八个氏族中的七个氏族就已存在于不同的部落之中，这一点从这些氏族中酋长职位的设立可以看出［注：参看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第二编第五章和该章注⑤。——译者注］；但是摩霍克和欧奈达部落只有上面所说的三个氏族：这两个部落那时已各自失掉了整整一个胞族，余下来的胞族还失去了一个氏族——如果（！）我们假定（！）最初的各部落一度是由同一些氏族组成的话。 一个已经组成为氏族和胞族的部落一旦再行分化，就可能按胞族组织分化。虽然部落中的成员由于通婚而大为混杂，但是胞族内的每一个氏族仍然是由女性及其子女以及女系的子孙所组成，他们是胞族的主体。他们应该是乐于仍然住在同一地区的，因此就可能集体地分离出去。氏族的男性成员与其他氏族的女性成员结婚以后就随着妻子居住，他们对氏族不会有影响，因为男子的子女不属于其父亲的氏族。氏族和胞族可以通过每一个部落加以追溯。 易洛魁人的吐斯卡罗腊部落在一个不可知的遥远时代即从他们的大团体分离出去；当他们被发现时，他们正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纽斯河流域。1712年左右，他们被赶出了这个地区，迁移到易洛魁人的地方，并得到允许以第六个成员的资格加入部落联盟。 易洛魁人的吐斯卡罗腊部落。八个氏族组成的两个胞族。 第一胞族。氏族：（1）熊氏，（2）海狸氏，（3）大龟氏，（4）鳗氏。 第二胞族。氏族：（5）灰狼氏，（6）黄狼氏，（7）小龟氏，（8）鹬氏。 吐斯卡罗腊部落有六个氏族与卡尤加部落及奥嫩多加部落相同，有五个氏族与塞讷卡部落相同，三个氏族与摩霍克部落及欧奈达部落相同。他们过去曾经有过鹿氏族，这个氏族现在已经灭绝。狼氏族现在分成灰狼氏和黄狼氏两个氏族；龟氏族也分成大龟氏和小龟氏两个氏族。第一胞族中有三个氏族都与塞讷卡部落及卡尤加部落的第一胞族中的三个氏族相同，只是龟氏族分而为二。从吐斯卡罗腊部落离开它的亲属到它重新返回，其间经历了数百年，这就证明了氏族存续之长久。也和其他部落一样，同一胞族的各氏族互称为兄弟氏族，而对其他胞族的氏族则称为从兄弟氏族。 胞族在组成上的差异，表明它们为适应情况的变化（例如，某些氏族衰微或是灭绝等等情况）而改变其所拥有的氏族，以便保持每一胞族中的人数大致均等。从远古以来，易洛魁人当中即已存在胞族组织；胞族要早于四个多世纪以前建立的部落联盟。各胞族在氏族组成上的差异一般不大；这就证明胞族和氏族都是长久存在的。易洛魁诸部落有三十八个氏族，其中的四个部落共有八个胞族。 在易洛魁人中，胞族的职能部分地是社会性质的，部分地是宗教性质的。 （1）竞技，通常是在部落会议和联盟会议开会期间举行。例如，塞讷卡部落举行球戏是由胞族进行的，一个胞族对另一个胞族，并以竞技的结果互赌输赢。每一胞族选出其最优秀的球员。在竞技开始以前，双方胞族的成员把个人的财物拿出来作为对比赛结果押下的赌注，并交给专人保管以待终局。 （2）在部落会议上，两个胞族的氏族酋长和酋帅通常是面对面坐在想象的会议篝火两旁，发言者则面对两列对坐的胞族代表。 （3）如果发生了杀人事件，被杀害者的氏族首先召开会议，凶手的氏族随后也召开会议；但是罪犯所属的氏族（如果凶手和被杀害者属于相对的两个胞族）往往邀请本胞族的其他各氏族，以便联合起来要求对方宽宥。在这种情况下，该胞族就召开会议，然后派遣一个代表团携带一条白色贝珠带到另一胞族去说情，请求其召开胞族会议对罪行加以调解。他们对于被害者的家庭和氏族表示遗憾并赠送珍贵的礼物以求赎罪。两个会议之间进行谈判，一直到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的时候为止。胞族的力量大于个别氏族的力量；推动对方胞族出面，就更有可能取得宽宥，特别是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所以，希腊胞族（文明时代以前）承担着办理谋杀事件以及凶手逃脱惩罚后为他行祓除礼的主要任务；因而，在政治社会建立以后，胞族就承担了向法庭控告凶手的义务。 （4）在重要人物的葬礼中，胞族的职能是很显著的（第95、96页）。如果死者是一位氏族酋长，对方的胞族——不是死者的胞族——在葬礼完毕后，就立即将他任职时所戴的贝珠带送到奥嫩多加部落的中央会议篝火旁，作为他逝世的讣告。这个贝珠带一直保管到继任者就职时而授予之，作为他任职的标记。 （5）胞族直接参预各氏族的酋长和酋帅的选举。当氏族选出了已故酋长的继任者（或选出一个第二级的酋帅）之后，要请同一胞族的各氏族认可这一选举，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方胞族有时也可能提出异议。因此，两个胞族都召开会议。 （6）塞讷卡部落早先曾有过“巫术会”，这曾经是他们的宗教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举行“巫术会”，就是举行他们最高的宗教仪式，举行最高的宗教秘密典礼；塞讷卡部落有两个这样的组织，每个胞族各有一个；每个巫术会是一个兄弟会，加入的新成员都要经过正式的入会仪式。 印第安人的胞族不象希腊的胞族和罗马的库里亚那样，它没有正式的领袖；它也没有专属于胞族而不属于氏族和部落的宗教专职人员。 摩尔根认为，占据特拉斯卡拉村的四块地区的特拉斯卡拉人的四个“宗族”｛“lineages”｝，正是四个胞族（不是部落，因为它们住在同一个村并且同操一种方言）。每一个“宗族”，或胞族，有界限分明的军事组织，特殊的服装和旗帜以及自己的最高军事酋帅（土克特利），即它的军事总指挥。他们是以胞族为单位去参加战斗的，这种以胞族和部落为单位的军队组织是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所熟知的。奈斯托尔对亚加米农说： “亚加米农，把人们按部落和胞族编制起来， 以便胞族帮助胞族，部落帮助部落。”（荷马：《伊利亚特》第2章第362—363行） 乔克塔部落的氏族结合为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称为“分离之族”，包括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称为“钟爱之族”，也包括四个氏族。按照氏族将人们分为两部分，就形成了两个胞族。——一个部落从未少于两个氏族。氏族成员人数增多，就分成两个氏族；这两个氏族再次分化，到一定的时候就结合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胞族。这些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其成员操同一种方言。久而久之，这个部落又因分裂作用而变成几个部落，它们再结合为部落联盟。这样的一个部落联盟就是发端于两个氏族，经过部落和胞族而发展出来的。 莫希坎部落有三个原始氏族：狼氏、龟氏和火鸡氏。这三个原始氏族都起了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成为独立的氏族，但是他们都仍然保存了原始氏族的名称作为各自胞族的名称，换言之，就是每个氏族分化出来的各个部分再组合成一个胞族。这种情形确切地证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氏族分化为几个氏族、后者又联合成一个胞族的自然过程，而胞族所采用的名称则表明了胞族是由这些氏族联合起来的。 莫希坎部落最初由三个氏族组成：狼氏，龟氏，火鸡氏。 Ⅰ狼氏胞族。4个氏族：（1）狼氏，（2）熊氏， （3）犬氏，（4）负鼠氏。 Ⅱ龟氏胞族。4个氏族：（5）小龟氏，（6）泥龟氏， （7）大龟氏，（8）黄鳗氏。 Ⅲ火鸡氏胞族。3个氏族：（9）火鸡氏，（10）鹤氏， （11）雏鸡氏。 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很少能找到氏族分化、随后又由分化出来的各个部分再组成胞族的明显例证。以上的例证也表明，胞族是建立在氏族的血缘关系上的。一般来说，产生其他氏族的那个原始氏族的名称都无从知道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都是把原始氏族的名称保留下来作为胞族的名称。雅典的十二个胞族中，仅有一个胞族的名称为我们所知；易洛魁人的胞族没有任何名称，只有“兄弟团体”这种叫法。 第二编第四章 易浩魁人的部落 美洲的土著由于自然的分化过程而形成许多部落；每个部落都有特殊的名称、特殊的方言、自己的最高管理机关、它据为己有并加以保卫的地域：方言的种类之多有如部落的数目，因为部落的分化是在语言发生差别时才完成的。摩尔根推测，为数众多的所有美洲土著部落（非土著的爱斯基摩人除外）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的人群。 “民族”｛nation｝一词被人们用来称呼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因为它们的人数虽然不多，却各有其独特的方言和地域。然而，“部落”和“民族”并不等同；在氏族制度下，只有当联合在同一个管理机关之下的各部落融合为统一的人民时，民族方才产生，象阿提卡的四个雅典部落，斯巴达的三个多利安部落，罗马的三个拉丁部落及萨宾部落那样。部落联盟的前提条件，是占有单独地域的各独立部落；融合作用作为一种更高的过程，把它们联合在同一地域内，虽然氏族和部落的地方性的分离倾向仍继续存在。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 在美洲土著中，一个部落包括操不同方言的人民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凡是发现这种情况的地方，都是一个较弱的部落合并于一个方言很接近的较强的部落的结果，象密苏里部落被征服以后合并于奥托部落那样。绝大部分土著在其被发现时都是独立的部落；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达到了由说着同一母语所派生的方言的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的阶段。 在氏族组织的要素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分离的倾向；语言发生差别的倾向又加强了分离倾向，而语言发生差别的倾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及其所占据的广大地域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口语，虽在辞汇上是非常稳定的，在语法形式上更加稳定，但是不可能保持不变。在地域上——在空间上——的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语言差别的出现；这就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于各自独立。北美和南美的大量的方言和语言｛stocklanguages｝，除爱斯基摩语而外，大约都是起源于一种原始的语言，它们的形成所需的时间，要用文化上的三个时代来衡量。 由于自然的发展，经常有新的部落和氏族形成起来；而美洲大陆幅员的辽阔显然更加速了这一过程。过程是简单的。从某一个在生活资料方面具有特殊优越条件的人口过剩的地理中心，发生了人口逐渐外流的现象。这种现象年复一年地继续着，这样就在距离该部落原来居住地点稍远的地方发展起来一批相当数量的人口；久而久之，这些外移者的利害关系就与本部落不同了，在感情上也成了外乡之客，最后在语言上也出现差异；接着便发生分离与独立，虽然他们的地域互相邻接。这种情况一代复一代地在新占有的和旧有的领域内重演下去……当人口增长多以致使生活资料紧张时，过剩的人口就迁到新地方去，他们很容易在新地方立足，因为在每个氏族里，在任何几个结合在一起的氏族里，都有着完备的管理组织。 ║[这是“有组织的殖民”！]［注：马克思在这里是引用毛勒的话，见本卷注131，在那里这句话被马克思转述为“有计划的殖民”（absichtlicheKolonisation）。——译者注］║ 村居印第安人也经历着这一过程，不过方式稍有不同。当一个村落的人口过多时，移民们便沿着同一条河流的上游或下游迁移，建立新村；这一过程每隔一段时间便重演一次，于是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村：它们各自独立，成为一个自治的集团，但是彼此结成同盟或联盟以便互相保卫；方言的差异终于发生，从而完成它们发展为部落的过程。 从一个原始部落分出来的各部落，包含有几个共同的氏族，并使用同一语言的方言；即使分裂之后已经历了几个世纪，各个部落依然保持着几个共同的氏族。例如现在称为维安多特人的休伦部落与易洛魁人分离后至少已有四百年，但它仍有六个氏族与易洛魁人塞讷卡部落的六个氏族同名。又如，波塔瓦托米部落有八个氏族与奥季布瓦部落的八个氏族同名，但前者还有六个氏族，后者则有十四个氏族彼此不同名；这说明自从它们分离以后每一个部落又分化而形成了新的氏族。还有一个更古老的部落也是从奥季布瓦部落分离出来的，或者说是从上述两个部落的共同始祖部落分离出来的，这就是迈阿密部落，这个部落仅有狼氏、野凫氏和鹫氏三个氏族与奥季布瓦部落相同。 下面是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诸部落的实例。 密苏里河畔的八个部落，在它们被发现的时候，占有该河沿岸一千英里以上的地带，同时还占有该河支流堪萨斯河和普拉特河以及衣阿华的几条小河流的两岸；它们还占有密西西比河的西岸，下至阿肯色河为止。它们的方言表明，它们在最后一次分离以前，是分为三个部落的，即： （1）蓬卡和奥马哈，（2）衣阿华、奥托和密苏里；（3）卡乌、奥萨格和夸帕；它们的几种方言属于达科塔语，但彼此接近的程度远甚于同该语系的任何其他方言的关系。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假定它们是从一个原始部落分化出来的。他们从密苏里河沿岸的一个中心地区向上游和下游扩散；由于它们的移住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就造成了利害关系的分歧，接着就出现语言差异，最后各自独立。这样一个沿着一条河流在大草原上迁移的部落，起初可能分为三个部落，后来更分为八个部落，每一个分离出来的部落都保持着完整的组织。分离是在一个广阔的地域内由于自然扩散而分割成各个部分，继之以完全分化。密苏里河最北部的部落是住在奈厄布雷腊河口的蓬卡部落；最南部的则是住在阿肯色河与密西西比河汇合地的夸帕部落；这两个部落相距约1500英里。这两个部落之间以密苏里河沿岸的狭长森林地带为限的地区，被其他六个部落所占有。这八个部落完全是沿河部落。 苏必利尔湖畔的诸部落：（1）奥季布瓦，（2）渥太华（＝O-ｔ?’-was），（3）波塔瓦托米，都是一个原始部落的分支。奥季布瓦部落最原始部落，是本支；他们仍住在原地，即苏必利尔湖口附近的大渔场；其他两个部落称他们为“大哥”，渥太华部落被称为“二哥”，波塔瓦托米则被称为“小弟”。波塔瓦托米部落分离在先，渥太华分离在后，这从波塔瓦托米部落的方言差别最大这一事实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当1641年奥季布瓦部落被发现时，他们居住在苏必利尔湖口的急流地区，他们从这里沿着湖的南岸向昂托纳冈迁移，又沿着湖的东北岸顺圣马利亚河而下，向着休伦湖扩展。他们的地理位置极有利于捕鱼和狩猎[他们不栽培玉蜀黍及其他植物]；在北美，除了哥伦比亚河谷以外，任何其他地区都不能与这个地区相比。[奥季布瓦人，正如他们现在所说的，在古代曾制造粘土烟斗、水罐及其他容器。在苏圣马利亚附近，曾在不同时期发掘出一些印第安人的陶器，奥季布瓦人认为这是他们祖先所制造的。]这种地利，无疑就使他们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印第安人，并不断地分批移民出去而形成独立的部落。 波塔瓦托米部落占据了上密执安和威斯康星交界的地区，1641年时，达科塔部落正在企图把他们从这里赶走。渥太华部落最初大约居住在加拿大的渥太华河沿岸，到了这时，他们已向西移动，后来据有乔治亚湾沿岸、马尼图林群岛和麦基诺，并从这里向南发展到下密执安。——早在他们被发现之前很久，他们已由于地区分隔和相距遥远而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各自独立的部落。这三个部落的领域互相邻接，他们组成了一个互相保卫的联盟，即“渥太华联盟”（这是一个攻守同盟）。 在这三个部落分离以前，另一个亲属部落，即迈阿密部落，已经从奥季布瓦部落——共同的始祖部落——分离了出来，并且迁移到伊利诺斯州中部和印第安纳州西部。追随他们之后迁移的，则是伊利诺斯部落，他们是稍晚一些从同一主干分离出来的另一个分支，后来分裂为皮欧里亚、卡斯卡斯基亚、韦阿和皮安基肖等部落。他们的方言以及迈阿密部落的方言都与奥季布瓦部落的方言最为接近，其次则与克里部落的方言相近。[波塔瓦托米和克里二部落的方言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程度几乎一样；在波塔瓦托米部落分离出去以后，奥季布瓦、渥太华和克里三部落可能曾使用一种方言。] 所有这些部落都是从苏必利尔湖畔大渔场这个中心居住地点——获得生活资料的天然中心——向外移出的，新英格兰、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等州的阿耳贡金人，极有可能都是出自这同一个主干。 每一批移民都具有军事殖民的性质，其目的是找到并占有一块新地域，但最初总是尽可能长期地保持着同母亲部落的联系；他们通过这种接连不断的迁移来极力扩大他们的共同领土，然后就极力抵抗异族对他们地区的入侵……凡是说同一语言各种方言的印第安部落，不论怎样扩展他们共有的地域，其领土总是相邻接的。人类所有的部落，凡是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大体上也是如此……他们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向外迁移之后，仍与他们的故乡保持联系，以便在危急时得到援助，遇到灾难时有退避之所。 任何一个地区，要能逐渐形成人口过剩而成为移民的发源地，就得在生活资料方面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这样的天然中心在北美洲是不多的，实际上只有三个。第一个是哥伦比亚河谷地带，在人们尚未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以前，这个地方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其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实为全球之冠。由于森林和草原交错，所以这里是一片绝好的猎场。草原上出产一种面包薯，名叫卡马什，而且产量丰富；但是这些还不是比其他地方特别优越之处。这个地方的特点在于，——在哥伦比亚河和沿海的其他河流都产有取之不尽的鲑鱼。这种鱼成千成万地麇集在这些河流中，到了一定季节，捕捉容易，产量极大。将鲑鱼剖开，晒干，装运到村落去，就成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主要食物。此外还有沿海的贝壳渔场提供大量冬季食物。加以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与弗吉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的气候相似；对于还不知栽种谷物的部落来说，这里真是天堂。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哥伦比亚河河谷是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发祥地，曾经从这里不断迁出移民团体，直到南北美洲全被占据为止；在欧洲人发现美洲的时代以前，始终有来自这个地区的移民迁徙到两个大陆。绵延于大陆中部的辽阔的草原地带，南北长达1500英里以上，东西也在1000英里以上，成为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与大西洋沿岸之间的交通障碍。因此，可能是，最早有一支人从哥伦比亚河河谷开始外迁，他们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下移动，在到达佛罗里达以前，可能已经到达巴塔哥尼亚了。玉蜀黍的发现并没有使事件的进程发生重大变化，也没有使旧的因素不起作用。这种美洲谷物的原生地在何处，还不知道；但是中美洲可能是玉蜀黍的原生地，因为这里植物生长非常繁茂，玉蜀黍也特别丰产，并且是村居印第安人最早的住址被发现之处。……玉蜀黍的种植如发源于中美，必然首先传播到墨西哥，然后传播到新墨西哥、密西西比河流域，再从这里向东传播到大西洋沿岸；这种作物，其种植量距原生地愈远则愈少。这种作物的传播与村居印第安人并无关系，因为较野蛮的部落有得到新食物的欲望；但是，虽然上密苏里的明尼塔里人和曼丹人、北方红河的夏安人、加拿大境内锡姆科湖畔的休伦人、肯尼贝克河的阿本纳基人以及密西西比河与大西洋之间的各部落都种植玉蜀黍，但它却从来越过新墨西哥而传播到哥伦比亚河河谷。从哥伦比亚河河谷迁出的移民团体，必然排挤墨西哥和新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迫使那些被驱逐而四散的部落向巴拿马地峡移动，并通过巴拿马地峡进入南美，这样他们就会把村居印第安人所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文化种子带到那里去。这样的迁徙运动经常重演，势必使南美洲得到一种居民，远胜于以前到达该地的蒙昧人群，而北美却因此受到了损失。南美的地理条件虽然比较不利，最后在发展上却达到了先进地位，事实看来就是这样。秘鲁人有一个关于曼科．卡帕克和玛玛·奥埃洛的传说，据说这两个人是太阳的子女，既是兄妹，又是夫妻，这个传说表明，有一个村居印第安人的团体，从远方迁来（虽然不一定是直接从北美迁来），他们聚居在安第斯山区，并把较高的生活技术教给当地的原始部落，这些生活技术包括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的知识；这个传说把那个移民团体删掉，只保留下它的首领及其妻子。 第二个（次于哥伦比亚河谷）分散外迁的天然中心是苏必利尔、休伦和密执安三湖之间的半岛，这里是奥季布瓦人的居住地，也是许多印第安人部落的发祥地。 第三个分散外迁的天然中心是明尼苏达州的湖泊地区，即现在的达科塔部落的发祥地；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达科塔人占领这里前，明尼苏达是阿耳贡金人的领土的一部分。 当人们学会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以后，就倾向于定居了，这些作物足以使他们在较小的地区内生活下去，同时也使人口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使美洲大陆的支配权落入最发达的、几乎完全靠耕种为生的村居印第安人部落之手。在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主要部落中，园艺方法传播开来了，这就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在美洲被发现时，他们和没有园艺知识的各部落一起，占据了北美广大地区，北美大陆正不断被他们这一类人占领。土著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凡是相持最久的战争，照例都是语言不同的部落之间的战争，例如，易洛魁部落与阿耳贡金部落之间以及前者与达科塔部落之间的战争。反之，阿耳贡金部落与达科塔部落是和平相处的，他们占据着相毗连的地区就说明这一点。易洛魁人却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伊利人、中立民族、休伦人和苏斯克汉诺克人进行了歼灭性的战争。使用同一语言的方言的各部落都能够相互了解通话，能够解决他们的纠纷；他们也知道，由于出自共同的世系，应当把彼此看作天然的同盟者。 一定地区的人口数量，要受该地区所产生的生活资料数量的限制。在以鱼类和禽兽为主要食物时，维持一个小部落的生活就需要一个辽阔的地域。在增加了淀粉食物之后，一个部落所占地区按人口比例来说仍然是很大的。纽约州的面积为47000平方英里，其所容纳的印第安人，包括易洛魁人、哈得孙河东岸以及长岛的阿耳贡金人、纽约州西部的伊利人与中立民族，从来没有超过25000人。建立在氏族制度之上的人身管理，不可能发展为充分的中央权力来管理日益增长着的人口，除非人们居住的地方彼此距离始终都不大。 在新墨西哥、墨西哥和中美的村居印第安人中，狭小地区内的人口增长并未阻止分解的过程。如果有几个村落沿着一条河流而彼此邻近，则其居民通常都是出自一个共同的世系，并且处于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管理之下。 [每个村落通常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共同体。]单就新墨西哥而论，约有七种语言，每一种语言又有几种方言。科罗纳多远征时（1540—1542年），发现村落数目很多，但都很小。操锡博拉、图卡扬、奎维拉和赫麦兹语言的，每一种各有七个村落，而操提格语言的则有十二个村落；还有其他一些在语言上有密切关系的村落集团。每个集团是否已组成联盟，则没有记载。摩基人的七个村落（根据科罗纳多远征时的记载为图卡扬村落），据说现在是结成一个部落联盟，这个联盟可能在被发现时就已经存在。 在美洲土著中间持续了几千年的部落分裂过程，使得仅仅在北美就形成了四十种语言，每一种语言又分为若干种方言，其数目与独立的部落的数目相等。 只需要几百人或至多几千人就可形成一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并使其在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各部落中享有被尊重的地位。 印第安人部落的职能和特征（第112—121页）。 （1）有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名称。 领土包括他们实际居住的地域，还包括该部落从事渔猎时足迹所到的周围地区，这些地区也是他们有力量加以保卫、防御其他部落入侵的；在此地区以外，如果他们的紧邻是操另一种语言的部落，则在两部落之间就有一片广阔的中立地带，不属于任何一方；如果紧邻是操同一语言中另一方言的部落，则中立地带较为狭小，界限也不大明确。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部落都获一个特殊名称，这种名称常常是偶然取的；例如塞讷卡部落自称为“大丘之民”等等。欧洲人开始殖民于北美以后所听到的印第安部落的名称是别的部落给这些部落取的，与这些部落的自称不同。因此现在写入历史的许多部落，其名称是他们自己并不承认的名称。 （2）有自己独用的方言。 部落与方言在实质上范围是一致的。达科塔人的十二个群体现在可以算是真正的部落；但他们是被迫过早地分离的，因为美国人侵入了他们原住的地区，把他们赶到了平原上。以前他们的关系始终是极其密切的，所以在密苏里河沿岸只形成一种新方言，即提顿方言；他们的母语是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伊桑提语。几年以前，彻罗基部落的人口有26000人，美国境内历来所发现的使用同一语言的印第安人以此为最多；不过在佐治亚州山区，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语言差异。奥季布瓦部落大体上仍处于无园艺阶段，人口约15000人，操同一种方言。达科塔部落有25000人，操两种相近的方言。这些部落都是特殊现象。在美国和英属美洲境内，平均来说，每个部落不超过2000人。 （3）有宣布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酋帅就职的权利。 （4）有罢免酋长和酋帅的权利。 在蒙昧时代以及野蛮时代的低级和中级阶段，酋长的职务是终身充任的，或者是在本人行为良好期间一直充任的。 由氏族选出的酋长和酋帅，在部落产生后，即成为部落会议的成员；所以后者保留宣布他们就职的权利；同样，部落会议也有权罢免他们；部落联盟形成后，这一权利就转到联盟会议手中了。在墨西哥以北的地区，酋长和酋帅的职位到处都是选举的；至于大陆的其他地区，现有的证据也表明这样做在最初是普遍现象。 （5）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崇拜仪式。 “美洲的印第安人是按照野蛮人方式信仰宗教的人民”（第115页）。巫术会。舞蹈形式的崇拜仪式。 （6）有一个酋长会议为最高管理机构。 氏族由其酋长来代表；部落则由氏族酋长所组成的会议来代表。会议是在全体成员所周知的情况下召集的，在人民中举行，人民可以公开演说，因此它必然是在群众的影响下工作的。（部落）会议应该保护和保卫部落的共同利益。由于同其他部落经常发生战争，因而产生各种问题和紧急局面。按照通例，任何个人如想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都可以到会议上来演说。妇女可以通过她们自己所选出的演说人陈述自己的愿望和意见。决议则由会议作出。在易洛魁人中，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这是一个根本法则。军事行动通常都是采取志愿的原则。从理论上说，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部落订立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于战争状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组织一个战斗队，出征他所想要去打的地方。他用举行一次战争舞蹈的办法来宣布自己的计划，并借此募集志愿者。参加他的舞蹈的人都是参加战斗队的，如果他能这样组成一支战斗队，那末，就可趁着情绪激昂之际，立即踏上征途。当一个部落有被攻击的危险时，差不多也是用同样方式组成战斗队来应战的。象这样募集的兵力，到能结合为一个整体时，每队便由队长指挥，而各战斗队的联合行动则由队长会议来决定。上述一切是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各部落的情况。阿兹特克人和特拉斯卡拉人以胞族为单位参加战斗，每一分队各有自己的队长，服装、旗帜都有区别。 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和阿兹特克人的部落联盟，是进攻性最为突出的联盟。在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部落包括易洛魁部落中，最大的破坏都是小型战斗队干的，人们经常组成这种队伍到远方进行征伐。这样的远征既不请求、也不需要酋长会议的批准。 部落会议有宣战、媾和、派遣和接待使节、缔结同盟之权；独立部落之间的交涉，则由巫师和酋长组成的代表团来办理。当一个部落期待这样一种代表团的到来时，就召开一次会议商讨接待和有关事项的处理。 （7）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部落最高首领。 这是一位在等级上高于其同事的酋长。部落会议是不常召开的，而紧急问题则可能发生，需要授权某人代表部落临时加以处理，事后由部落会议对他的行动加以追认。这是设立最高首领职位的唯一理由。易洛魁部落没有任何最高首领，其部落联盟也没有任何行政长官。在有些印第安人部落中，存在着这种首领，而其权限是如此微小，与行政长官的概念是不相称的。首领任职依靠选举并可以加以罢免，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这一职务的性质。 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会议是一权管理机关，它普遍流行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部落中。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酋长会议和最高军事首长平行并列的管理机关；前者执掌民政，后者执掌军务。这一管理形式，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部落联盟形成以后才开始出现，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最后确立。统帅——最高军事首长——的职权，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即王、皇帝、总统的职权的萌芽；这是二权管理机关。 第三个阶段：由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最高军事首长管理人民或民族的机构。这种管理形式出现于达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部落中，如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罗慕洛时期的意大利部落。结合为一个民族的居民，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定居于周围有墙的城市里，土地和畜群等财富形成了，这些就引起了人民大会作为管理机构而产生。酋长会议成为一个预审会议；人民大会接受或拒绝它所提出的公共措施，它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而最后则是军事首长。这一管理形式一直存在到政治社会开始时为止，此时，例如在雅典人中，酋长会议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变为公民大会（ecclesia）。 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氏族依然组成为部落，但是部落联盟成为更经常的现象。在某些地区，例如墨西哥峡谷，完全没有存在过政治社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过这种社会。在氏族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政治社会或国家。 第二编第五章 易洛魁人的联盟 为相互保卫而联合，最初不过是一个由某种需要（例如面对外来的袭击）所引起的单纯事实，随后形成同盟，然后则成为永久性的联盟。当美洲被发现时，在好几个地区都有联盟存在。其中有：五个独立部落结成的易洛魁联盟，六个部落结成的克里克联盟，三个部落结成的渥太华联盟，“七会议篝火”结成的达科塔同盟，七个村落组成的新墨西哥地方的摩基联盟，以及墨西哥峡谷的三个部落结成的阿兹特克联盟。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村居印第安人，因其村落互相接近和地区狭小，所以最容易形成联盟（由于“领土｛地理｝关系不稳定”，形成联盟一般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北美最著名的联盟组织是阿兹特克和易洛魁两个联盟：后者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至于前者，可能也带有永久性联盟的性质，虽然根据西班牙历史学家的报道，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由三个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所组成的攻守同盟。 联盟以氏族为基础和核心，以共同语言（其方言仍能互通）为其方圆的范围；没有发现一个联盟，其范围超出共同语言的方言以外；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则必然有外族分子侵入其组织之中。曾经有这样的例外情况，大概也是唯一的例外情况，即一个部落的残余，语言上并不同系，被吸收到一个现存的联盟中来；例如纳彻人在被法国人击溃后，被吸收加入克思克联盟。只有以一个氏族和一个部落的身分，并且具有共同语言，才有可能成为联盟的平等成员。 君主政体是与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希腊的僭主政治是建立在篡夺上的专制政治，后来的王国就是从这种萌芽发展出来的；至于荷马时代的所谓王国，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并非其他。 易洛魁人最初是从密西西比河彼岸迁移而来，大约是达科塔人本支中的一支；起先他们向圣劳伦斯河谷推进，定居于蒙特利尔附近。由于遭到周围部落的敌视，他们被迫移往纽约州的中部地区。他们乘独木船沿安大略湖东岸（他们人数很少）航行，最初的定居地方在沃斯威果河河口，据传说，他们在这里居住过很久；当时他们至少有三个不同的部落：（1）摩霍克部落，（2）奥嫩多加部落和（3）塞讷卡部落。其后，一个部落定居在卡南德瓜湖的湖头地带，成为塞讷卡部落；另一部落占据奥嫩多加河谷，成为奥嫩多加部落；第三个部落向东移动，起先定居于靠近尤提卡附近的欧奈达，后来移居到摩霍克河谷，成为摩霍克部落，留居在欧奈达的则为（4）欧奈达部落。塞讷卡或奥嫩多加部落的一部分移住于卡尤加湖的东岸，成为（5）卡尤加部落。纽约州在被易洛魁人占据以前，似乎是阿耳贡金人领土的一部分；根据易洛魁人的传说，当他们朝东向哈得孙河和朝西向杰内锡河逐渐扩张其领土时，便把当地原先的居民赶走了。 ║[这样，就有五个部落：║ （1）塞讷卡部落，（2）卡尤加部落，（3）奥嫩多加部落，（4）欧奈达部落，（5）摩霍克部落。] 根据易洛魁人的传说，在他们定居于纽约州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采取共同行动对付敌人，但还没有组成联盟。他们聚居在通常围以木栅的村落之中，靠渔猎和不发达的园艺产品为生。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两万人。食物没有保证，战争频繁，使所有土著部落，其中也包括定居的印第安人的人口不能增长。易洛魁人藏身于当时遍布纽约州的大森林中。他们在1608年开始被发现；1675年左右，他们的领土幅员大到顶点，占据了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大部分，[1651—1655年，易洛魁部落将其近亲伊利部落从杰内锡河与伊利湖之间的地区赶走，其后不久，又将中立民族从尼亚加拉河流域赶走，于是纽约州除了哈得孙河下游和长岛以外，其余地方都被他们占据]以及安大略湖以北的一部分加拿大地方。在他们被发现时，他们在智力和进步程度上都是｛新｝墨西哥以北红种人的最高级的代表，虽然在生活技能方面不如墨西哥湾的部落。纽约州现在还有四千个易洛魁人，在加拿大约有一千人，在西部也有这么多人。 他们的联盟大约是在1400—1450年形成的（根据吐斯卡罗腊部落的大卫·库西克所写的历史中的酋长世系表，联盟的形成时期还要早些）。易洛魁人——五个部落——占有互相接壤的领土，使用出自同一母语而能相互理解的方言，在几个部落中有些共同的氏族。其他部落也处于同样条件下，但恰恰是易洛魁人得以形成联盟，这一事实就证明他们的优秀。根据易洛魁人的传说，联盟是由五个部落的巫师和酋长会议建立的，这次会议是为了组成联盟而在奥嫩多加湖北岸的昔腊丘兹附近召开的；联盟在这个会议上组成并立即生效。策划这个组织的，据说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哈约温特哈，即朗费罗诗篇中的海华沙。联盟的成立直到现在还被他们颂扬为印第安人智慧的一项杰作；易洛魁人声称，联盟直到目前仍然保持着其原有的组织形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易洛魁联盟的主要特征是： （1）联盟是五个由共同的氏族所构成的部落的联合组织，在一个管理机关之下，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有关地方自治的一切事宜，各部落依然独立处理。 （2）有一个酋长全体会议，其成员人数有一定限制，在地位上和权限上彼此平等；这个会议在有关联盟的一切事务上握有最高权力。 （3）设有五十名酋长职位，授以永久的名号，固定属于各部落的一定氏族；这些氏族有权选举自己的成员填补所产生的空缺，也有权以正当理由罢免酋长；但是对这些酋长正式援职的权利则仍属于酋长全体会议。 （4）联盟中的酋长同时又是本部落中的酋长，他们同部落中的酋帅共同组成部落会议，部落会议在只与部落有关的一切事务上握有最高权力。 （5）每一项公共措施须经酋长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6）酋长全体会议按部落进行投票；因而每一部落对其他各部落具有否决权。 ║（波兰！[166]）║ （7）每个部落会议都有权召集酋长全体会议；后者无自行召集之权。 （8）任何人都可以在酋长全体会议中演说来讨论公共问题，但决定权属于全体会议。 （9）联盟没有最高行政长官或正式首脑。 （10）他们由于体验到有必要设立最高军事首长，所以以双职的形式设立此职，以便互相节制。两个最高酋帅有平等权力。 当吐斯卡罗腊部落后来被许可加入联盟时，出于礼貌，其酋长被准许作为平等的成员出席酋长大会，但是并未增加原有的酋长人数。 这些酋长职位在五个部落中的分配是不均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部落在权力上占有优势；同样，这些职位在后三个部落的各氏族中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 摩雷克部落有9名酋长，欧奈达部落有9名，奥嫩多加部落有14名，卡尤加部落有10名，塞讷卡部落有8名。 酋长分成组，以便在会议中易于达成一致意见。 （1）摩霍克部落 第一组——3个（龟氏族），第二组——3个（狼氏族），第三组——3个（熊氏族）。 （2）欧奈达部落 第一组——3个（狼氏族），第二组——3个（龟氏族），第三组——3个（熊氏族）。 （3）奥嫩多加部落 第一组——3个（第一个酋长——熊氏族，第三个——熊氏族）。第三与第二个酋长是托－多－达－霍｛第一个酋长｝的世袭顾问，托－多－达－霍在酋长中地位最高。 第二组——3个（第一个——鹬氏族，第二个——龟氏族）。 第三组——1个（狼氏族）。这个酋长是贝珠带的世袭守护者。 第四组——4个（第一个——鹿氏族，第二个——鹿氏族，第三个——龟氏族，第四个——熊氏族）。 第五组——3个（第一个——鹿氏族，第二个——龟氏族，第三个——龟氏族）。 （4）卡尤加部落 第一组——5个（第一个——鹿氏族，第二个——鹭氏族，第三个——熊氏族，第四个——熊氏族，第五个——龟氏族）。 第二组——3个（第二个——龟氏族，第三个——鹭氏族）。 第三组——2个（两个都是鹬氏族）。 （5）塞讷卡部落 第一组——2个（龟氏族和鹬氏族）。 第二组——2个（龟氏族和鹰氏族）。 第三组——2个（熊氏族和鹬氏族）。 第四组——2个（鹬氏族和狼氏族）。 酋长全体会议实际上只有四十八名成员。哈－约－温特－哈和达－加—诺－韦－达（传说中的两个创始人）曾同意担任摩霍克部落的酋长的职位并在酋长名单上留下他们的名号，但有一个条件，即在他们去职以后这两个酋长职位要永远空缺。每逢为酋长就职而召开酋长全体会议时，仍然宣唱他们的名号。 ║（死人候选制。）║ 每个酋长有一名助理酋长，他是由正酋长所属的氏族在氏族成员中选举出来的；他就职的仪式和典礼与酋长相同；他在举行各种典礼时应该侍立在酋长之后，做酋长的使者，一般执行酋长的指示，他（助理酋长）有酋长的职称，这就使他在酋长亡故后有可能被选举以接替其职位；这些助理酋长被称为“长屋支柱”（“长屋”是象征联盟的）。 赐予最初的酋长的名号，其后永远成为他的继任者的名号。例如，塞讷卡部落中八个酋长之一的加－内－鄂－迪－约死后，就由龟氏族选出其继任者，因为这个酋长职位是在该氏族内继承的，当这位继任者被酋长全体会议“起用”时，他本来的名字便“被拿掉”，并把自己已故酋长的名号赐给他；这是仪式的一部分。现在，除去在1775年移往加拿大的摩霍克部落之外，他们的会议仍然完全保持着自己的组织。当出现空缺时就予以补充，召开大会给新的酋长及其助理酋长授职。 五个部落在本身的部落事务上彼此都是独立的，它们的地域都有固定的边界线，它们的利益也不相同。加入联盟并没有削弱部落，也没有给部落组织带来损害；每个部落都非常活跃。易洛魁人在1755年曾向美国人的祖先 ║（英国人）║ 建议把一些殖民地组成联盟，象他们自己的联盟那样。他们从几个殖民地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中看到了结成联盟的要素。 奥嫩多加部落被指定为“贝球带守护者”和“会议篝火守护者”，摩霍克部落是被征服部落的“贡物领受者”，塞讷卡部落是长屋的“门户守护者”。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规定都是旨在维护共同的利益。 联盟在表面上是建立在部落基础上，实质上是建立在共同氏族基础上。同一个氏族的全体成员，不论是属于摩霍克部落、欧奈达部落、奥嫩多加部落、卡尤加部落或塞讷卡部落，由于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所以彼此都是兄弟姊妹。当他们会见时，首先要问的就是双方的氏族名称，其次就是酋长的直系系谱，经过这样的讯问之后，他们就能按照自己的血缘亲属制度来确定相互的亲属关系。 狼氏、熊氏、龟氏三个氏族对五个部落是共同的；这三个氏族和其他三个氏族对三个部落是共同的；狼氏族由于一个原始部落分为五个部落，所以它现在也就分为五部分，分处于五个部落之中。熊氏族和龟氏族也是如此。鹿氏、鹬氏和鹰氏三个氏族对塞讷卡、卡尤加和奥嫩多加三个部落是共同的。 ║[酋长职位的选举在一些氏族中成为世袭，这是不是由于这些氏族对所有部落都是共同的呢？]║ 狼氏族的摩霍克人把同一氏族的欧奈达人、奥嫩多加人、卡尤加人或塞讷卡人看作自己的兄弟等等，虽然他们使用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在一个易洛魁人的观念中，与自己同氏族的每个成员，不问他属于哪一部落，都是同自己兄弟一样的毫无疑义的亲属；这一关系目前还象最初时候那样保持着效力，并说明了使古老的联盟仍能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坚韧性。如果五个部落之间发生了冲突，那就势必会使狼氏族反对狼氏族，熊氏族反对熊氏族，兄弟反对兄弟了。当联盟存在时，它们既没有陷入过混乱，也没有使组织发生过破裂。血缘纽带的稳定性就是这样。 “长屋”（Ho-de’-no-sote）是联盟的象征；他们自称“长屋之民”（Ho-de’-no-sau-nee），这是他们给自己取的唯一名称。 融合是这一过程的更高阶段。例如，雅典的四个部落由于杂居在同一地域，彼此之间的地理界线已逐渐消失，而在阿提卡融合为一个民族。部落的名称和组织仍然完全保持着，但是各部落的独立领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了。当政治社会在德莫或市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德莫的全体居民不分氏族和部落而组成一个政治整体时，融合就完成了。 奥嫩多加河谷作为中央部落的居住地和会议篝火应永燃不熄的地方，是联盟的酋长全体会议通常在这里举行的地方，但并不是唯一的地方。 酋长全体会议的主要职能最初是“起用”酋长，以填补空缺（由于前任亡故或被罢免），但是它还处理有关公共福利的其他一切事务。渐渐地，会议分为（根据它轮换执行的职能不同）三种不同性质的会议：行政会议（宣战、媾和、派遣和接见使节、同其他部落缔结条约、处理被征服部落的事务，等等）；哀悼会议（“起用”酋长，授予他们职位）；宗教会议（举办公共宗教节日）。后来哀悼会议逐渐也负起宗教会议的任务；现在这是唯一的会议了，因为易洛魁人已经受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联盟的行政权便没有了。 联盟以外的部落如有提议，可向五部落中任何一个部落提出；部落会议决定这一建议是否值得需要召集一次联盟的酋长全体会议；如果值得，则派遣一名使者，带着一条贝珠带到东西两方（五个部落中）最邻近的部落去，这条珠带附有一项通知，大意是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时间和为了某个目的召开行政会议（Ho-de-os’-seh）；接到通知的部落应将这一通知转送给最邻近的部落，直到所有的部落都得到通知为止。会议统统是在这种规定的形式之下召开的，从无例外。如果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则每个酋长各带一束白色的雪松枝，象征和平；如果会议的目的在于战争，则各带一束赤色的雪松枝，象征战争。 假设奥嫩多加部落是召开会议的部落。各部落的酋长通常带着随从人员在会期前一二日前往，并在一定距离外扎营；到了预定那一天日出之时由奥嫩多加部落的酋长们举行欢迎仪式。各酋长每人披着皮袍，带着一束松枝，分别列队从营地出发到会议所在的小树林去，奥嫩多加部落的酋长们带着集合起来的人群在那里迎候他们。随后，各酋长排成圆圈，一位奥嫩多加的酋长被指定担任典礼主持人，他朝着日出的方向站着。一俟发出信号，各酋长就开始绕着圆圈向北方行进。圆圈的北方一边被称为“寒冷之方”，西方——“日设之方”，南方——“太阳高照之方”，东方——“日出之方”。在他们排成单行绕行三圈首尾相接以后，主持人就停在日出之方，并将松枝束放在自己面前，其他人也跟着做下去。这样就形成一个由一束束松枝组成的内圆。其后，各酋长也以同样的顺序，将皮袍铺在地上，面向松枝束，盘腿坐在皮袍上面，助理酋长则立在他们身后。休息片刻之后，典礼主持人起立，从袋中拿出两块干木和一块火绒[Zündschwamm]，随即摩擦取火。火点着以后，他走进圆圈内，先将自己的一束松枝点燃，再按顺序点燃其他人的松枝束。当松枝全都烧着的时候，典礼主持人发出信号，各酋长起立，和先前一样向北方行进，绕行篝火圈三周。每个人在行进时不时转动身体，使他身体四周都向火……随后他们再在自己的皮袍上坐下来。典礼主持人再起立，将烟叶填到和平烟斗中，用自己的火把烟斗点上；然后喷烟三次，第一次喷向天顶（表示感谢主宰的大神在过去的一年间保持他的生命，而且使他能够参加这次大会），第二次喷向大地（表示感谢地母神恩赐万物，维持了他的生存），第三次喷向太阳（表示感谢太阳神光明不灭，普照万物）。随后，他就将烟斗传给其朝北右方的第一位酋长，这位酋长将他的动作重复一遍，然后依次下传绕篝火圈一周。这种吸“和平烟斗”的仪式，也是表示首长们相互宣誓保证忠实、友谊、荣誉的意思。做了这些仪式，就是会议的开幕式完成，接着就宣布准备讨论事务。 酋长们相对坐在会议篝火的两侧：一方是摩霍克、奥嫩多加和塞讷卡部落的酋长；他们的部落在会议上被认为彼此是兄弟部落，对于其他两个部落则是父辈部落；由于将｛构成胞族的｝原则推广｛于部落｝，他们就构成一个由部落和酋长组成的胞族。 坐在会议篝火对方的是欧奈达和卡尤加及后来加入的吐斯卡罗腊部落的酋长；这是第二个由部落组成的胞族；彼此是兄弟部落，又都是对方的子辈部落。 因为欧奈达部落是从摩霍克部落分出来的，而卡尤加是由奥嫩多加或塞讷卡部落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是晚辈部落；部落的长幼关系以及胞族原则的运用，都是由此产生出来的。在会议上唱名时，摩霍克部落是第一个；他们的部落绰号是“盾牌”；奥嫩多加部落是第二个，其绰号为“名号执持者”，因为他们曾被推举来挑选最初的五十名酋长并授予他们名号。据传说，奥嫩多加部落曾派遣一个巫师周游各部落，斟酌当时的情况，挑选新的酋长并给予他们名号，这件事说明了酋长职位在各氏族间分配不平均的原因。再其次唱名的是绰号“门卫”的塞讷卡部落，他们世世代代是长屋西门的守卫者；在此以后是欧奈达——“大树”，卡尤加——“大烟斗”；最后唱名的是吐斯卡罗腊部落，他们没有特殊的绰号。 联盟外的部落派遣巫师和酋长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他们带来他们的建议，亲自向会议提出。当代表团被介绍以后，就由一名酋长简单致辞，先感谢主宰的大神，等等，随后就通知代表团说，会议准备听取他们的建议。于是代表团的一名代表就正式提出这一建议，并用各种论据加以说明；发言完毕后，代表团就退出会议，到一定距离之外等待决定。此时，各酋长展开辩论；决议通过后，就指定一名发言人来宣布会议的答复，而代表团也被召回听取答复。发言人多半是从召集会议的部落中选出的；他正式发表讲话，将全部问题重述一遍，随后就宣布是拒绝（指出理由）还是接受（全部还是部分）这一建议。在后一种情况下，双方就交换贝珠带，作为协议条款的凭据。 “我的话都保存在这条贝珠带中”，这是易洛魁人的酋长在会议上所常说的一句话，说这话时，他就交出一条贝珠带，作为他的话的凭据。在和对方谈判的过程中，要交出几条这种贝珠带。对方每接受一条建议也回赠一条贝珠带。 所有的公共问题必须得到全体酋长的一致同意才能决定，每一项公共法令也必须这样才能生效；这是易洛魁联盟的基本法；他们完全不知道会议活动中的多数与少数的原则。上面所说的把酋长分成各个组的办法，就是为达到一致而规定的。任何一个酋长，在得到他本组的酋长或酋长们同意他所要发表的意见之前，在被指定代表本组发言之前，不得在会议上发表带有表决性质的意见。例如塞讷卡部落的八个酋长分成四个组，只能有四种意见，卡尤加部落的十个酋长也同样分作四个组，因而也只能有四种意见。然后，就在被指定代表四个组发言的四个酋长之间进行交互磋商；如果他们达成协议，就选派他们之中的一个人陈述他们最后的意见，这就是他们部落的答复。当各部落酋长都各自这样取得一致时，那么就将几种意见加以比较，如果大家意见一致，则会议的决议就算通过。被指定陈述五个部落的决定的五名酋长，也许能说明阿兹特克联盟的六名选举人的职能和任命……倘若某个酋长顽固，不可理喻，则对他施加使他无从反抗的压力。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当美国革命初起时，易洛魁人由于在联盟会议上没有取得一致，所以未能商妥对新的美国联邦政府宣战。欧奈达部落的部分酋长拒绝同意。因为摩霍克部落已没有可能中立，而塞讷卡部落则决定出战，所以决定每一个部落可以自行参战，或保持中立。对伊利部落、中立民族及苏斯克汉诺克部落的战争，以及对法兰西人的几次战争，都是在酋长全体会议上决定的。“在我们的殖民史中，大量地记载着与易洛魁联盟的交涉”。 新酋长的就职，对于人民和酋长本人都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事件。酋长全体会议最初就是为“起用”酋长举行仪式而建立的；它因这一职能而被称为哀悼会议，因为它应该哀悼已故的酋长并给其继任者授职。在某个酋长去世后，遭受不幸的部落有权召集酋长全体会议并指定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派遣一名使者，携带贝珠带，通常这是已故酋长的任职珠带，用以传递这一消息：“某某（已故酋长的名号）要求召开会议”；使者还宣布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哀悼会议和随后的庆典，对于易洛魁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怀着激情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赴会。在举行哀悼时（仪式的开始），排成行进行列，会合起来的各部落唱看哀歌，伴以叠唱，从会合地点走向会场。这是第一天的仪式；第二天是授职仪式，这一仪式通常继续到第四天。 现在单说一下那些古老的贝珠带。用易洛魁人的话来说，联盟的制度和原则“已经谈进了”这些贝珠带中，这时，为了教导新任职的酋长，就拿出来朗诵，亦即加以解释。一个巫师，不必是酋长，将这些贝珠带一条条地拿起来，在两排酋长中间来回走动，朗诵贝珠带中所记载的事实。按照印第安人的看法，这些贝珠带通过一个解释者能够把当年“谈进其中”的章程、条规和事例原原本本地再谈出来，关于这些，贝珠带是唯一的文件。由紫色和白色贝珠的珠绳组成的珠带上的条条，或由各种色彩的贝珠织成的带子上的条条， ║[德文是Str?hn——绳子的一股；Str?hn-hank，skein｛束，缕｝，]║ 其意义在于一定的珠串与一定的事实相联系，从而把各种事件排成系列，并使人准确记忆。这些贝珠条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的文件；但是需要有经过训练的解释者，这些人能够从贝珠带上的珠串和图形中把记在带子上各种记录解释出来。奥嫩多加部落中的一个酋长被任职为“贝珠带守护者”；另外还“起用了”两名助理酋长协助他，他们和酋长一样，都要精通贝珠串的解释。在巫师对这些珠带和珠串作解释的讲话中，就连贯地叙述了联盟形成以来的各种事件。这些传说都全部加以重述，讲到重要的部分时，就引用这些珠带中所包含的记录来加以证实。这样，“起用”酋长的会议，就成为一个教育的会议，它使联盟的机构与原则及其形成的历史在易洛魁人的心中永世常新。这些程序占据了会议每天上午的时间；午后的时间则用来竞技和娱乐。每天傍晚，所有赴会的人共同聚餐；食品有羹汤和煮肉，在会议堂附近烹调好之后直接从大锅中盛到木碗、木盘和木勺中。餐前，举行感恩祷告；先由一个人引声长呼，高昂激扬，慢慢降低，至于寂绝；接着是大家齐声和唱。晚间举行舞蹈。在这些延续数日的仪式和庆典之后，酋长就算就职了。 会议给酋长“授职”的权利是否纯属形式，还不能确定。不过没有听说过被选举的人遭到否决的事情。这种酋长统治团体在形式上虽是一种寡头政治，但却是古老类型的代议制的民主制。氏族有权选举并罢免酋长和酋帅，人民有权自己推选发言人到会议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在兵役方面是志愿制。在这个低级和中级的文化时期，民主原则是氏族社会的基本要素。 易洛魁人称酋长为Ho-yar-na-go’-war，意即“人民顾问”；这一称呼与希腊酋长会议成员的名称相似；如埃斯库罗斯《七雄攻打忒拜》第1005行中说： “我前来传达， 卡德摩斯城的人民顾问们的意见和决议”。 第二级酋长称为Ha-sa-no-w?’-na，意即“尊贵的名号”；这表明，野蛮人对个人野心这样常见的动机已有所认识。易洛魁人的著名演说家、巫师和军事酋帅几乎都是第二级酋长。用以奖赏功勋的酋帅的职位，必须授予最有能力的人（这样，他们就被排除在酋长全体会议之外，因而也就排除了野心分子）。美洲的 ║（欧洲的）║ 编年史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过这些酋帅；而在一长串酋长中，被记载的仅有洛冈（卡尤加部落的酋长之一）、美湖君（塞讷卡部落的酋长之一，易洛魁人新宗教的创始者）和现代的伊利·赛米尔·帕克（塞讷卡部落的酋长之一）。 随着部落联盟的产生，第一次出现了最高军事首长（Hos-g?-?-geh’-da-go-wa，即“大战士”）的职位。这是由于出现了几个部落联合作战的情况，所以，开始感到必须有一位指挥联合部队行动的总司令。设立这一职位，使其成为永久的特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 ║不可避免的不幸的║ 大事。这是军事权力与民政权力分离的开始，随着这种分离的完成，就根本改变了管理机关的外貌。然而，氏族制度阻止了篡夺；一权的管理变为二权的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机关的职能就分配在这两种权力之间了。这个新职位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由最高军事首长演变为国王等等。这一职位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在军事上的需要。 易洛魁人的大战士（野蛮时代低级阶段），阿兹特克人的土克特利（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希腊人的巴赛勒斯和罗马人的勒克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职，在三个连续的文化时期中始终如一，即始终是军事民主制中的最高军事首长。在易洛魁人、阿兹特克人和罗马人中，这个职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的和认可的；在传说时代的希腊人中，可能也是如此；认为在荷马时代的部落中，这一职位是父子世袭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这与氏族制度的原则相矛盾。如果这一职位由父传子的事例很多，那么也许可以推论出世袭继承制（现在都把这种继承制看作历史真实了），不过这一推论是没有根据的。世袭继承制只要一出现，就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人民的自由的赞同。 易洛魁联盟成立之后，设立了两个永久性的军事酋帅职位，并授以名号；这两个职位都给了塞讷卡部落。其中一个职位（Ta-wan’-ne-ars，即“折针者”）由狼氏族世袭，另一个职位（So-no’-so-w?，即“大牡蛎壳”）由龟氏族世袭。塞讷卡部落得到这两个职位，是因为该部落领土西端受敌攻击的危险最大；这两名军事酋帅是按照选举酋长的方式选举的，由酋长全体会议“起用”，两人的等级和权力相等。他们作为最高军事首长掌管联盟的军务，当联盟的联合队伍共同作战时负责指挥。不久以前去世的黑蛇督军，曾任上面所说职位中的第一职，这就表明，这种职位的继承制还是照常遵守的。所以选出两名军事酋帅，是为了即使在军事方面，也要防止个人专权；这和罗马人撤销勒克斯一职后设置两名执政官的情况相同。 易洛魁人曾征服其他部落并使之服从，例如对特拉华部落就是这样，但是后者依然在他们自己的酋长治理之下，并没有给联盟增加任何力量。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可能把语言不同的部落联合在一个管理机关之下，并且除了从被征服的部落获取贡物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其他的利益。 易洛魁人的脑容量接近于雅利安人的平均脑容量；他们在会议上雄辩滔滔，在战争中有仇必报，坚定不挠，他们已经在历史上争得了地位。他们曾要求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加入他们的联盟，在遭到拒绝后，才把这两个部落从他们的地区驱逐出去。在英国人与法国人争夺北美统治权的斗争中——两国在殖民运动的第一个世纪中实力和资源几乎相等——，法国人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易洛魁人造成的。 第二编第六章 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诸部落的氏族 当美洲的几个区域被发现时，其土著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1）村居印第安人，他们几乎完全以园艺为生；处于这种状态的有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以及安第斯高原地带各个部落；（2）无园艺的印第安人，他们以鱼类、面包薯和狩猎为生；哥伦比亚河谷、哈得孙湾地区、加拿大个别地方等的印第安人都属于这一类。介于中间地位，以一种察觉不到的渐变方式联结着这两个极端的则是（3）半村居和半园艺的印第安人；例如：易洛魁人、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州的印第安人、克里克人、乔克塔人、彻罗基人、明尼塔里人、达科塔人、肖尼人。所有这些部落的武器、技术、习俗、发明、舞蹈、房屋建筑、管理机关的形式和生活方式，都带有共同心理的印记；这一切在广阔的范围内表明了同一原始观念的连续发展阶段。 （欧美作者们）起先是对村居印第安人的比较进步估计过高，而对无园艺的印第安人的发展估计过低；由此就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种族。但是，部分无园艺部落处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介于中间的部落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村居印第安人则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出于同一起源的证据，现在已累积到使这一点无可置疑的程度。爱斯基摩人则属于另一族系。摩尔根在其《血亲制度……》一书中，说明了七十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血亲制度；他指出，这些部落具有同一个制度，而且他们的制度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他把所有这些部落列为一个单独的、名之为“加诺万尼亚”的族系（“弓矢族系”）。 这里，他引用了关于加诺万尼亚族系各个部落的氏族的材料（按照《血亲制度》一书中使用的分类方法）。 Ⅰ．霍德诺索尼诸部落 （1）易洛魁人。 氏族：（1）狼氏，（2）熊氏，（3）海狸氏，（4）龟氏， （5）鹿氏，（6）鹬氏，（7）鹭氏，（8）鹰氏。 （2）维安多特人：古代休伦人的残余，与易洛魁人至少在四百年以前已经分离。 氏族：（1）狼氏，（2）熊氏，（3）海狸氏，（4）龟氏， （5）鹿氏，（6）蛇氏，（7）豪猪氏，（8）鹰氏。 鹰氏现已绝灭，还有五个氏族与易洛魁人共同；它们的名称现在已经改变。 世系按女系计算；氏族内禁止通婚；酋长（民政酋长）的职位在氏族内继承，但在氏族成员间选举产生；酋长的职位由兄传弟或由舅父传外甥；军事酋帅的职位用以酬赏功勋；他们有七名酋长和七名军事酋帅；财产在氏族内继承；已婚和未婚的子女继承母亲的物品（从父亲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每个氏族都有权罢免和选举其酋长。 现在已灭绝的或被其他部落所合并的伊利部落、中立民族、诺托维部落、图特洛部落和苏斯克汉诺克部落，都属于这一分支。 Ⅱ．达科塔诸部落 达科塔诸部落在其被发现时，已分为许多集团，他们的语言也分成许多方言；但他们居住在大体上相邻接的地区；他们占据了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密苏里河两岸长达1000英里以上的地区；易洛魁人及其各亲属部落可能都是这支人的分支。 （1）达科塔人，或苏人；他们现在约有十二个独立部落；他们的氏族组织已经消亡，但是他们的最近的亲属即密苏里诸部落却还有这种组织；他们有类似氏族的以动物名称命名的组织，但氏族现在已不复存在。 卡弗（《北美旅行记》，1796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164页）1767年曾到过他们那里；他访问过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东达科塔人，对他们的部落和氏族作了确切的叙述，他们的首领完全相当于酋长和军事酋帅，等等。摩尔根在1861年访问过东达科塔人，1862年访问过西达科塔人，因而是在卡弗之后将近一百年访问这两部分人的；他没有发现什么氏族的痕迹；达科塔部落在他们被驱逐到草原并沦为一些游牧群期间，生活方式就改变了。 （2）密苏里诸部落。 （ａ）蓬卡人。 氏族：（1）灰熊氏，（2）多民氏，（3）麋氏，（4）臭鼬氏， （5）野牛氏，（6）蛇氏，（7）巫氏，（8）冰氏。 在这个部落中，世系按男系计算，子女属于父亲的氏族。酋长的职位在氏族内继承；酋长由选举产生，但最有资格的是已故酋长的儿子。古老（制度）的改变可能是不久以前的事，因为密苏里八个部落中的奥托和密苏里两个部落，以及曼丹部落（密苏里河上游各部落），其世系依然按女系计算。财产在氏族内继承；氏族内禁止通婚。 （ｂ）奥马哈人。 氏族：（1）鹿氏，（2）黑氏，（3）鸟氏，（4）龟氏， （5）野牛氏，（6）熊氏，（7）巫氏，（8）鸦声氏， （9）头氏，（10）赤氏，（11）雷氏，（12）多季氏。 世系的计算、继承制度、婚姻规定都与蓬卡部落相同。 （ｃ）衣阿华人。 氏族：（1）狼氏，（2）熊氏，在衣阿华和奥托两部落中，曾有一 （3）牝野牛氏，（4）麋氏，海狸氏，现在已经灭绝；世系的计算 （5）鹫氏，（6）鸠氏，等等都与蓬卡部落相同。 （7）蛇氏，（8）枭氏。 （ｄ）奥托人和密苏里人。这两个部落已经合而为一，有下列八个氏族： （1）狼氏，（2）熊氏，世系按女系计算。酋长的职位和财 （3）牝野牛氏，（4）麋氏，产都在氏族内继承；氏族内禁止通 （5）鹫氏，（6）鸠氏，婚。 （7）蛇氏，（8）枭氏。 （ｅ）卡乌人。 氏族：（1）鹿氏，（2）熊氏，（3）野牛氏，世系计算、继承 （4）白鹫氏（5）黑鹫氏，（6）鸭氏，制度、婚姻规定 （7）麋氏，（8）浣熊氏，（9）郊狼氏，都与蓬卡部落相 （10）龟氏，（11）大地氏，（12）鹿尾氏，同。 （13）天幕氏，（14）雷氏。 卡乌部落是美洲土著中最蒙昧的一个部落，但却聪明；1869年时，他们的人口急剧缩减到约700人，每个氏族平均约50人。摩尔根没有访问奥萨格和夸帕两个部落。所有这些部落都住在密苏里河及其支流两岸，从大苏兹河口直到密西西比河，并沿密西西比河西岸往下到阿肯色河。他们都操与达科塔语很相近的方言。 （ｆ）温内巴哥人。［注：据摩尔根原书，温内巴哥人不属于密苏里诸部落，而是与达科塔诸部落和密苏里诸部落并列的部落。——译者注］ 氏族：（1）狼氏，（2）熊氏，（3）野牛氏，（4）鹫氏， （5）麋氏，（6）鹿氏，（7）蛇氏，（8）雷氏。 这个部落被发现时是住在威斯康星州的温内巴哥湖附近；他们是达科塔族的一个分支；他们随着易洛魁人的踪迹向圣劳伦斯河河谷迁移；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之间的阿耳贡金人阻止了他们继续前进。他们与居住在密苏里河沿岸的诸部落有最近的亲属关系。 世系计算、继承制度、婚姻规定都与蓬卡部落相同。奇怪的是，达科塔系统有这么多部落已由女系世系变为男系世系，因为在他们被发现时，他们的财产还刚刚超出萌芽的阶段。可能，所有这些是在不久以前受到美国人和传教士的影响而发生的。1768年卡弗在温内巴哥人中曾发现其世系还按女系计算的痕迹（见《旅行记》，第166页）。他说：“某些民族，在显要职位实行继承的情况下，只限于女系继承。酋长去世后，其姊妹的儿子较其亲生的儿子具有继承职位的优先权；要是酋长没有姊妹，则由其最近的女系亲属继承这个职位。这就是温内巴哥民族［注：此段引文中“民族”（nation）一词，马克思写为“族系”（family），现按摩尔根所引卡弗原文翻译。——译者注］的女子能够为首的原因；当我不知道他们的规则时，这种情况曾使我感到奇怪。”1869年时，温内巴哥部落有1400人，每一氏族平均150人。 （3）密苏里河上游诸部落。 （1）曼丹人。 氏族：（1）狼氏，（2）熊氏，（3）松鸡氏，（4）好小刀氏， （5）鹫氏，（6）扁平头氏，（7）高村氏。 曼丹人在智力和生活技能方面都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亲属部落，这可能是由于明尼塔里人的影响。世系按女系计算，职位和财产在氏族内继承，氏族内禁止通婚。这证明，达科塔系统的诸部落其世系最初是按女系计算的。 （2）明尼塔里人。这个部落和乌普萨罗卡人（或称克劳人），是一个原始部落的分支；他们不一定属于加诺万尼亚族系的这一支；因为在他们的方言中有相当多的词与密苏里和达科塔诸部落是共同的，所以从语言上把他们列在一起。他们将园艺、木造房屋和一种特殊的宗教制度带到这一地区，传给了曼丹人；他们可能是筑丘人的后裔。 明尼塔里人和曼丹人现在同村而居；他们是目前居住在北美洲的红种人中最漂亮的人。 （3）乌普萨罗卡人，或克劳人。 氏族：（1）土拨鼠氏，（2）坏裹腿氏，（3）臭鼬氏，（4）二心庐氏， （5）失落庐氏，（6）污名氏，（7）屠氏，（8）迁徙庐氏， （9）熊掌山氏，（10）黑足庐氏，（11）渔氏，（12）羚羊氏， （13）大鸦氏。 世系计算、继承制度、氏族内通婚的禁止，等等，都与明尼塔里人相同。 如果一个接受了某种赠品的人在逝世时还占有这一赠品，而赠送者已经死去，则这一物品应归还赠送者的氏族。妻子所制造或获得的物品，在她去世后传给她的子女，她的丈夫的物品则转归他的同氏族人。如果某个人在将礼物赠送给朋友后去世，则后者应该有某种公认的哀悼表示，例如，在为赠送者举行葬仪时切断自己的一节手指，或是将礼品归还死者的氏族。这种哀悼表示在克劳人中十分常见；这种表示，在举行“巫术集会”这种宗教大典时，也有宗教献礼的意义。 克劳人有一种关于婚姻的习俗，摩尔根至少在其他四十个印第安部落中都发现过这种习俗：如果一个男子与某一家庭的长女结婚，那么，在他妻子的所有妹妹成年时，他都有权利娶她们为妻。（普那路亚习俗的残余。）多妻制在所有美洲土著中都是为习俗所许可的，但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力赡养一个以上的家庭，所以这种制度从未广泛流行过。 Ⅲ．墨西哥湾诸部落 （1）穆斯科基人或克里克人。克里克部落联盟由六个部落组成，即：克里克人、希彻特人、俞奇人、亚拉巴马人、库萨梯人和纳彻人。除了纳彻人以外（他们是在被法国人击溃以后才加入联盟的），所有其他部落都使用同一语言的方言。 克里克人的世系是女系；酋长的职位和死者的财产在氏族内继承；氏族内禁止通婚；联盟的其他部落也有氏族组织；克里克人现在已经部分地文明化，有政治制度；他们的氏族组织的痕迹在短期内即将归于消灭。 克里克人在1869年约有15000人，一个氏族平均550人。 克里克人的氏族（22个）：（1）狼氏，（2）熊氏，（3）臭鼬氏， （4）鳄氏，（5）鹿氏，（6）鸟氏， （7）虎氏，（8）风氏，（9）蟾蜍氏， （10）鼹鼠氏，（11）狐氏，（12）浣熊氏， （13）鱼氏，（14）玉蜀黍氏， （15）马铃薯氏，（16）胡桃氏， （17）盐氏，（18）野猫氏， （19），（20），（21），（22）——意义已失。 （2）乔克塔人。在乔克塔人中每一个胞族都有自己的名称；他们与易洛魁部落相同，有两个各包括四个氏族的胞族。 第一胞族。（1）芦氏，（2）劳－鄂克拉氏， 分离之族（3）鲁拉克氏，（4）林鄂克鲁沙氏。 第二胞族。氏族：（1）钟爱氏（2）小民氏， 钟爱之族（3）大民氏（4）龙虾氏。 同一胞族的氏族成员不能通婚，但每一氏族成员能够与另一胞族的氏族成员通婚；这证明乔克塔人与易洛魁人一样，最初只有两个氏族，后来每一个氏族又各分成四个氏族。世系按女系计算。财产和酋长职位在氏族内继承。1869年时，他们约有12000人，每一氏族平均1500人。1820年他们还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他们的老家，后来移往印第安人领地。——按照乔克塔人的习俗，男人去世后，其财产在他的兄弟、姊妹以及他的姊妹的子女中间分配，而不是在他的子女中间分配；他可以在他生前将财产分给他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子女可以拥有这些财产，不让其他氏族成员取得。在许多印第安人部落中，现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财产，包括家畜、房屋和土地等，归个人所有；在他们中间，将自己的财产在生前分给子女的做法已很普遍。随着财产数量的增加，不让子女继承的做法已开始引起对氏族继承制的反抗，在一些部落中，例如在乔克塔部落中，这种古老的习俗最近几年已经废除，继承权已专属于已故所有者的子女了。然而这种情况，是由于氏族制度被政治制度取代才发生的，而选举制的会议和行政长官也取代了先前以酋长为代表的管理机关。按照旧日的习俗，妻子不能继承丈夫的任何财物，丈夫也不能继承妻子；妻子的财物分配给她的子女，没有子女，则分配给她的姊妹。 （3）契卡萨人。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包括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包括八个氏族。 Ⅰ．豹胞族。氏族：（1）野猫氏，（2）鸟氏， （3）鱼氏，（4）鹿氏。 Ⅱ．西班牙胞族。氏族：（1）浣熊氏，（2）西班牙氏， （3）皇家氏，（4）胡什－科－尼氏， （5）松鼠氏，（6）鳄氏， （7）狼氏，（8）山乌氏。 世系按女系计算，氏族内禁止通婚，酋长的职位和财产在氏族内继承。 1869年有5000人，每一氏族平均400人。 （4）彻罗基人。最初由十个氏族组成，其中的橡实氏和鸟氏现已灭绝。 氏族：（1）狼氏，（2）涂朱氏， （3）长野氏，（4）聋鸟（一种鸟）氏，世系按女系计算； （5）冬青氏，（6）鹿氏，氏族内禁止通婚。 （7）蓝氏，（8）长发氏。 1869年有14000人，每一氏族平均1750人。在美国境内，就使用同一方言的人数来说，彻罗基和奥季布瓦两部落现在都超过了其他一切印第安部落。以往任何时候，在北美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有十万人使用同一方言的情形；只有阿兹特克人、特斯库卡人和特拉斯卡拉人有过这种情形，但关于这些部落，很难在西班牙人的史料中找到证据。克里克人和彻罗基人的人口之所以异常之多，是由于他们已经有了家畜和发达的农业；他们现在已部分地文明化了，已用选举产生的立宪政府代替古老的氏族，立宪政府的影响正在使氏族迅速崩溃。 （5）塞米诺耳人。出自克里克人，据说是组成为氏族的。 Ⅳ．波尼诸部落 据传教士赛米尔·阿利斯牧师说，波尼人组成为六个氏族：熊氏、海狸氏、鹫氏、野牛氏、鹿氏、枭氏。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推测，阿利卡里人（他们的村落同明尼塔里人的村落邻近，他们是波尼人的近亲）、休科人以及住在卡内迪恩河流域的其他两三个小部落，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部落都始终在密苏里河以西并使用自己的独特语言。 Ⅴ．阿耳贡金诸部落 美洲土著中的这一大部落群体在被发现时，其所占据之地，是从落基山脉到哈得孙湾，由萨斯喀彻温河向南，更东到大西洋，包括苏必利尔湖两岸（除去其北部以外）和香普冷湖以南的圣劳伦斯河两岸的地区。他们的地区更沿着大西洋岸向南延伸到北卡罗来纳州，再沿密西西比河东岸向南到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斯州，直到肯塔基州。这一巨大地区的东部，已被易洛魁人和与之有亲属关系的诸部落侵入，他们是阿耳贡金人在这一地区的唯一竞争者。 （ａ）基奇加来诸部落[源于奥季布瓦语，“基奇”意为“大的”，“加米”意为“湖”，“基奇加米”是土著对苏必利尔湖及其他几个大湖的称呼]。 （1）奥季布瓦人。他们说同一种方言，组织成氏族。摩尔根收集了他们的23个氏族的名称。在他们的方言中，氏族的标志或符号被称为“图腾”（往往被读作“dodaim”）；例如，一只狼是狼氏族的图腾。斯库尔克拉夫特（《印第安部落的历史》）根据这一点，就把氏族组织叫做“图腾组织”。 23个氏族（已知者）：（1）狼氏，（2）熊氏，（3）海狸氏，（4）泥龟氏，（5）啮龟氏，（6）小龟氏，（7）驯鹿氏，（8）鹬氏，（9）鹤氏，（10）鸠鹰氏，（11）秃鹫氏，（12）野凫（能潜水的一种）氏，（13）鸭氏，（14）鸭氏，（15）蛇氏，（16）麝鼠氏，（17）貂氏，（18）苍鹭氏，（19）牡牛头氏，（20）鲤氏，（21）鲶氏，（22）鲟氏，（23）梭鱼氏。 世系按男系计算，子女属于父亲的氏族。世系最初按女系计算，下列几点可作证明：（1）所有的阿耳贡金人都公认特拉华人是最古老的部落之一，并称之为“祖父”，这个部落以及其他某些阿耳贡金部落，世系到现在还按女系计算；（2）有证据证明，1840年时酋长一职还是按女系传袭的；（3）美国当局和传教士的影响；在传教士们看来，不让儿子继承是不公正的。当我们用“继承”这个术语，例如谈到酋长的职位由他的外甥（姊妹的儿子）继承时，并不是说外甥有现代意义上的“继承权”，而只是说他属于继位的世系（在氏族内），因此他被当选实际上是有保证的。 财产和酋长职位在氏族内继承；氏族内禁止通婚；现在，子女已撇开其同氏族人而获得遗产的大部分。母亲的财物传给子女，如无子女，则传给她的亲姊妹和旁系姊妹。儿子现在可继承父亲的职位；如果有几个儿子，就由选举决定；氏族成员不仅可以选举酋长，而且也可以罢免他。 奥季布瓦部落现在约有16000人，每一氏族平均约700人。 （2）波塔瓦托米人。有15个氏族。其他一切都与奥季布瓦人相同。 氏族名称如下：（1）狼氏，（2）熊氏，（3）海狸氏，（4）麋氏，（5）野凫氏，（6）鹫氏，（7）鲟氏，（8）鲤氏，（9）秃鹫氏，（10）雷氏，（11）兔氏，（12）鸦氏，（13）狐氏，（14）火鸡氏，（15）黑鹰氏。 （3）奥季布瓦人、渥太华人和波塔瓦托米人，是一个原始部落的各个分支；他们在最初被发现时，就已结成部落联盟。 （4）克里人。他们被发现时据有苏必利尔湖的西北岸之地；他们从此地扩散到哈得孙湾并向西达到北方红河，以后就占据了萨斯喀彻温河地区，他们的氏族组织已经消失；他们和奥季布瓦部落有着最近的亲属关系，风俗习惯和外貌都极为相似。 （ｂ）密西西比诸部落——西阿耳贡金人——占据威斯康星和伊利诺斯二州中的密西西比河东岸地区，并向南扩展到肯塔基州。 （1）迈阿密人 10个氏族：（1）狼氏，（2）野凫氏，（3）鹫氏，（4）雕氏，（5）豹氏，（6）火鸡氏，（7）浣熊氏，（8）雪氏，（9）太阳氏，（10）水氏。 迈阿密人的最近亲是韦阿人、皮安基肖人、皮欧里亚人和卡斯卡斯基亚人，他们过去被统称为伊利诺斯人；现在他们的人口不多；他们已经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而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 迈阿密人的人口正在减少，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氏族组织也在迅速消失中。当这一过程开始时，其氏系就按男系计算了；其他一切与上述诸部落相同。 （2）肖尼人（一个高度发达的部落）；他们还保存着自己的氏族，虽然民政组织已代替了氏族组织。他们为了系谱与社会的目的而保存着氏族；[肖尼人曾经崇拜过一个女神——戈－戈麦－萨－马（我们的祖母）]。他们的氏族如下： （1）狼氏，（2）野凫氏，（3）熊氏，（4）雕氏，（5）豹氏，（6）枭氏，（7）火鸡氏，（8）鹿氏，（9）浣熊氏，（10）龟氏，（11）蛇氏，（12）马氏，（13）兔氏。 氏系计算等等，与迈阿密人相同。1869年他们仅有700人，每一氏族约50人；他们的人口以前曾达到3000—4000人，超过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平均人口。 肖尼人有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迈阿密人、索克人和福克斯人中都有），即在一定限制之下，以属于父亲氏族的、母亲氏族的或任何其他氏族的名字作为子女的名字。在易洛魁人中（见前文），每个氏族都有一些专用的个人名字，其他氏族无权使用；因此，在每个部落中，名字（专用的、个人的）就表明其氏族。例如，在索克人和福克斯人的部落中“长角”是属于鹿氏族的名字；“黑狼”是属于狼氏族的名字；属于鹫氏族的典型名字有：卡－波－纳（“筑巢的鹫”）、贾－卡－夸－佩（“昂首而坐的鹫”）、佩－阿－塔－纳－卡－贺克（“飞翔于树枝之上的鹫”）。 在肖尼人中，这些名字本身即含有其所属氏族的权利，所以个人的名字就决定了他的氏族。酋长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属于把他选举出来的氏族；从按女系计算世系变为按男系计算世系，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第一步，使一个儿子（属于母亲的氏族）能够继承他的父亲的职位，第二步，使子女们能够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如果一个儿子获得了属于他父亲氏族的名字，他就可以继承他父亲的职位（要经过选举）。但是父亲本人不能决定问题；这件事由氏族委托给某些人，其中大部分是主妇，当子女命名时要同她们商量，她们有权决定应该取什么名字。这些主妇有这种权利，是根据肖尼部落两个氏族之间的安排；而以上述方式获得名字的人，就成为这个名字所属氏族的成员了。 ║[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实际的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167]║ 在肖尼人中，有着古老的计算世系的痕迹。 （3）索克人和福克斯人；这两个部落已合并为一个部落；其他一切都与迈阿密人相同；1869年只有700人，每一氏族约50人。他们还有14个氏族： （1）狼氏，（2）熊氏，（3）鹿氏，（4）麋氏，（5）鹰氏，（6）鹫氏，（7）鱼氏，（8）野牛氏，（9）雷氏，（10）骨氏，（11）狐氏，（12）海氏，（13）鲟氏，（14）大树氏。 （4）麦诺米尼人和奇卡普人；这两个部落是彼此独立的，都组成为氏族；财产在氏族内继承，但是限于女系的同宗亲属。 （ｃ）落基山诸部落。（1）血黑足人和（2）丕干黑足人。这两个部落每个都分成氏族：第一个部落分成五个氏族，第二个部落分成八个氏族。在第二个部落中，这样一些（氏族）名称，如蹼脂氏、腹脂氏、咒师氏、不笑氏、饥饿氏、半腐肉氏，与其说是氏族名称，不如说是群体名称；在某些情况下给予氏族的绰号代替了原来的名称。世系按男系计算，氏族内禁止通婚。 （ｄ）大西洋诸部落。 （1）特拉华人——阿耳贡金诸部落中最古老的一个；他们在被发现时的居住地是特拉华湾的周围及其以北的地区；他们有三个氏族：（1）狼氏，（2）龟氏，（3）火鸡氏，但是这三个氏族都是胞族，因为狼氏族又分为12个具有若干氏族特征的亚氏族；龟氏族分为10个亚氏族（其他两个亚氏族已灭绝）；火鸡氏族分为12个亚氏族。亚氏族的名称都是个人名字，不说全部，至少大多数是女性的名字；特拉华人（现在住于堪萨斯州的特拉华保留地的）自己都把这些亚氏族的名称看作他们各个祖先的名字。这表明两点：第一，氏族最初的动物名称如何让位于个人名字 ║[氏族最初的名称依然存在，如狼氏、龟氏和火鸡氏，不过由氏族分裂而成的亚氏族都各自按每个亚氏族（氏族族系的分支）的始祖母的特殊的（个人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来，氏族最初的动物名称成了胞族的名称，而个人名字（母亲的名字）则成为亚氏族的名称，而这一改变与英雄（作为祖先）崇拜（象在男系的古典古代时那样）没有任何关系]；［注：这段话不见于摩尔根原著，现作为马克思的批注标出。——译者注］║ 第二，这里表明，胞族是通过一个氏族分裂为几个亚氏族的途径而自然形成的。 在特拉华人那里，世系按女系计算，其他一切都带有古代的性质。（如三个最初的氏族不能在本氏族内通婚；近年来这个禁令仅限于亚氏族之内了；例如，在狼氏族中，同名的人不能通婚，但不同名的人可以通婚。）在特拉华人中，也流行给子女取父亲氏族的名字以纳入其父亲氏族的习惯；这就引起了在肖尼人和迈阿密人中所发生的那种世系混乱的情形。 ║[这看来是一个十分自然的由女系向男系的过渡；只有这种过渡才能结束这种混乱的情形。][167]║ 美国人的文明以及同美国人的交住，冲击了印第安人的制度；从而他们的民族文化生活正处于逐步崩溃之中。 因为世系女系计算，所以特拉华人也和易洛魁人一样，酋长的职位也是由兄弟传给兄弟和由舅父传给外甥（姊妹的儿子）。 （2）蒙西人，特拉华人的一个分支，有同样的氏族：狼氏，龟氏，火鸡氏；世系按女系计算，等等。 （3）莫希坎人是肯尼贝克河以南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一部分，这些部落在语言上有密切关系，并且都能互相了解。莫希坎人也有与特拉华人和蒙西人相同的三个氏族，即狼氏，龟氏和火鸡氏，每一氏族又各包括若干氏族；他们也是由一个最初的氏族分裂成几个氏族，这些氏族仍结合在一个胞族中。莫希坎人的胞族包括了每一个胞族中的氏族，所以要说明氏族的区分，必须点明胞族。世系按女系计算[佩科特人和纳腊甘塞特人与此相同]。 Ⅰ狼胞族：（1）狼氏，（2）熊氏，（3）犬氏，（4）负鼠氏。 Ⅱ龟胞族：（1）小龟氏，（2）泥龟氏，（3）大龟氏，（4）黄鳗氏。 Ⅲ火鸡胞族：（1）火鸡氏，（2）鹤氏。 （4）阿本纳基（意为“旭日”）人。他们同密克玛克人的亲属关系，要比同肯尼贝克河以南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亲属关系更为接近。有14个氏族；某些氏族与奥季布瓦人相同。现在世系按男系计算；不得在氏族内通婚的禁规现在已大大失掉了效力；酋长的职位在氏族内继承。 Ⅵ．阿塔帕斯坎－阿帕切诸部落 哈得孙湾地区的阿塔帕斯坎人和新墨西哥的阿帕切人是一个主干的两个分支，他们是否组成为氏族，还不能完全确定。——阿塔帕斯坎人的野兔部落和红刀部落（哈得孙湾地区），奴隶湖的阿塔帕斯坎人——情况相同。育空河地区 ║[英属北美的西北领地，前俄国沿海移民区以南]║ 的库钦人（或称卢舒人）是属于阿塔帕斯坎系统的，根据已故的乔治·吉布斯致摩尔根的信，他们有“三个社会等级，或阶级（应为图腾，但可以有等级之分） ║[而以氏族原则加征服这样的方式，不会使氏族逐渐形成为等级吗？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禁止在不同氏族之间通婚的禁令，与禁止在同一氏族内通婚的古老规则完全相反]；║ 一个男子不得在其本身所属的阶级内通婚，而应从另一阶级中娶妻；最高阶级中的酋长可以与最低级别中的女子通婚而不丧失其等级 ║[这封信的作者引进了等级的概念，并且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个男子不得在其本身所属的氏族内通婚，而应到另一个兄弟胞族或从兄弟胞族的氏族中去娶妻；但由此却可以看出，一旦在氏族的血缘亲属之间产生等级之分，这就同氏族原则发生冲突，而氏族就会僵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等级]；║ 子女属于母亲的等级 ║[这样哪里有氏族之间的等级之分；在每个等级的氏族中可以有所有各氏族的兄弟和姊妹。血缘纽带不容产生任何形式完备的贵族；兄弟关系继续存在于平等感中]。║ 不同部落中的同一等级的成员彼此不交战”。 西北海岸的科鲁舍人有氏族组织，他们在语言上与阿塔帕斯坎人相近；氏族取动物名称，世系按女系计算；继承权属于女系，由舅及甥，一般说来，除了主要酋长以外，舅父是家庭中最有权力的人。 Ⅶ．西北海岸的印第安诸部落 在这些部落中，除了科鲁舍人以外，还有一些部落盛行氏族组织。参看多尔《阿拉斯加及其资源》，特别是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Ⅰ，109。 Ⅷ．萨利什、萨哈普廷和库特奈等部落 这是哥伦比亚河谷最主要的部落群体；他们没有氏族组织。哥伦比亚河谷是加诺万尼亚族系诸部落迁徙的出发点，他们从这里向大陆的两部分扩展；因而，上述诸部落的祖先都有氏族组织，但其后氏族组织趋于衰微，终于完全消失。 Ⅸ．肖肖尼诸部落 得克萨斯州的科曼切人，以及犹他诸部落、邦纳克（帕拿克？）人、肖肖尼人及其他几个部落，都属于这一群体。科曼切人在1859年（根据一个曾在科曼切人当中居住过的维安多特部落的混血儿马修·沃克的报道）有6个氏族： 科曼切人。 氏族：（1）狼氏，（2）熊氏，（3）麋氏，（4）鹿氏，（5）小栗鼠（美洲金花鼠）氏，（6）羚羊氏。 既然科曼切人组成为氏族，那就可以推想，这一群体的其他诸部落也有氏族组织。 摩尔根在这里结束了对新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诸部落的概述。这些部落被欧洲人发现时，大部分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其他一些则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氏族组织和女系世系，看来最初曾在他们中间普遍流行。他们的制度是纯粹社会性的；氏族是单位，而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则是有机系列的其他环节。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在其脱离野蛮状态时，也是这样；可见，这一制度在古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可以推想它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即产生了氏族的普那路亚群体。人类的一切族系——雅利安、闪米特、乌拉尔、土兰尼亚和加诺万尼亚——都可追溯到共同的普那路亚祖源，由此产生氏族组织，所有这些族系都是出自这个祖源，最后才分成各个族系。 Ⅹ．村居印第安人 （1）摩基人。这一支村居印第安人，现仍占有他们自古就有的共同住宅，共有七处，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小科罗拉多河畔，此地曾经是属于新墨西哥州的一部分；他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古代制度中，代表着流行于从苏尼村（新墨西哥州）到库斯科（秘鲁北部）的那种印第安人生活方式。苏尼、阿科玛、塔阿斯以及新墨西哥州的其他一些村落，都具有科罗纳多发现（1540—1542年）的那种相同的组织结构。直到现在关于他们的内部组织状况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调查。 摩基人组成以下9个氏族： （1）鹿氏，（2）沙氏，（3）雨氏，（4）熊氏，（5）野兔氏，（6）郊狼氏，（7）响尾蛇氏，（8）烟草氏，（9）芦草氏。 美国军医泰恩·布鲁克曾将摩基人关于他们村落起源的传说告诉了斯库尔克拉夫特。他们的老祖母从自己西方的老家带来了九个人种，第一，鹿种，等等。 ║[见上述关于肖尼部落的老祖母，第57页［注：马克思所指的是他摘录摩尔根著作所用的笔记本的页数。此处相当于本卷第466页。——编者注］]║ 她把这些人种养殖在现在摩基村所在的地方，并把他们（即鹿、沙、雨、熊，等等）变成了人，这些人建立起各个村落；人种上的这种区别（鹿种、沙种，等等）一直保存到现在。摩基人确信灵魂轮回，他们说他们死后将再度变成熊、鹿，等等；管理职务是世袭的，但是不一定传给在职者的儿子；因为，如果他们看中另一个血亲，这个血亲就可当选。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氏族组织，可是，从这个地点往南，在北美的其他部分，以及整个南美，除了拉古纳人以外，还没有任何确凿可靠的报道。尽管如此，在早期西班牙作者的作品中还是可以发现氏族组织的痕迹，而在后来的少数作者的作品中则有关于氏族组织的直接材料。 在许多氏族中都流行着和摩基人相似的传说，认为他们的始祖是从动物或无生物变成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动物或无生物就成为氏族的象征（图腾）（如奥季布瓦人的鹤氏族）。其次，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禁止食用本氏族名称所称的动物，但这种禁忌很不普遍。 （2）拉古纳人（新墨西哥州）。根据1860年赛米尔·戈尔曼在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的报告： “每一个村镇都分为若干部落或家庭 ║[应为氏族]，║ 每一个这样的集团都以一种兽、鸟、草、木、星或四元素之一为名。拉古纳村是一个约有一千居民的村落，其中有17个这样的部落；或名为‘鹿’，或名为‘响尾蛇’、‘玉蜀黍’、‘狼’、‘水’，等等。子女属于母方的部落。根据自古相传的习惯，同一部落的人禁止通婚；最近这种习惯已不象过去那样严格遵守了。他们的土地是共同占有的，但是当一个人耕种出一块土地之后，他对这块土地就有个人的权利，他可以把它卖给本公社的任何一个人；或者，在他死后，这块土地就属于他的寡妻或女儿；如果他是一个单身汉，这块土地就保留在他父亲的家庭里”。由寡妻或女儿继承丈夫或父亲的财产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 （3）阿兹特克人、特斯库卡人和特拉科潘人，以及墨西哥其余的纳华特拉克诸部落，将在下一章讨论。 （4）尤卡坦的马雅人。埃雷拉（《美洲史》）在谈到墨西哥、中美和南美的各部落时，时常在表示氏族的语句中提到“亲族”（“kin-dred”）一词。他和其他一些早期的西班牙观察家们注意到，一大群人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所以就以“亲族”这一名词来表示这种团体；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埃雷拉谈到马雅人时说（上述著作，斯蒂文斯英译本，1726年伦敦版，第3卷第299页）：“他们通常十分重视自己的系谱，因此（！）认为彼此都是亲属并应相互帮助……他们不与母辈的人、兄弟之妻通婚，也不与其父同姓的人通婚；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非法的”。一个印第安人的系谱，在他们的血亲制度之下，如果与氏族无关，是不能有任何意义的。泰勒在其《人类原始历史》一书中说道：“因此，北美印第安人的风俗与澳大利亚人的风俗相同之处，即在于他们都以女系氏族作为禁止通婚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南去，进入中美，就会发现相反的风俗，那种风俗与中国相同。迪埃戈·德·兰达说，尤卡坦人从来不娶与自己即与父方同姓的女子做妻子，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很丑恶的行为；但是他们可以同母方的亲表姊妹结婚”。 Ⅺ．南美洲印第安部落 在南美洲，到处都发现氏族的痕迹，加诺万尼亚式的血亲制度也确实存在，但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埃雷拉（《美洲史》）在谈到安第斯山区的许多部落时指出：“这种语言的分歧，是由于各民族分为种、部落或克兰而来的”（克兰即氏族）；他所谈到的安第斯山区诸部落，已由印加人联合为一种部落联盟。泰勒在谈到尤卡坦人世系按男系计算并实行相应的婚姻禁规以后指出：再往南去，越过巴拿马地峡，“克兰族籍和婚姻禁规”又依女系而定，例如在英属圭亚那的阿腊瓦克人中，在巴拉圭的瓜腊尼人和阿维波内人中便是如此 ║（该书德文译本，第363—364页）。——║ 布雷特（《圭亚那印第安人诸部落》）在谈到圭亚那印第安人诸部落时指出：这些部落“分为若干家庭 ║[应为氏族]，║ 每一个家庭有固定的姓氏，如‘悉维迪’、‘卡茹阿弗迪’、‘鄂尼悉迪’等等；他们的世系都按女系计算，姓氏相同的人无论男女都不许相互通婚。例如，一个‘悉维迪’家的女子的姓氏与其母相同，但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都不能出自这一家。他的子女及其女儿的子女都不得与任何一个同姓氏的人通婚，虽然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与父家的人通婚，等等”。 南美洲诸部落，除了安第斯山区诸部落以外，在被发现时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或处于蒙昧时代的状态。从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不完全的描绘中可以判断，联合在印加人——村居印第安人所建立的一个管理机关之下的许多秘鲁部落，都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 氏族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状态；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达到其发展的最后阶段（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人类的任何一个部落中，凡是发现有处于末期形态的氏族，那么，这一部落的远祖必定生活在原始形态的氏族中。详细了解中级阶段（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是很重要的；十六世纪时在村居印第安人中存在着这一阶段，然而西班牙殖民者却错过了了解这种社会状态的绝好机会，所以他们不能察知其单位（即氏族）。 第二编第七章 阿兹特克联盟 墨西哥村是阿兹特克人唯一的城堡；随着这个城堡被攻陷，阿兹特克的管理机构便被破坏了，代之以西班牙人的统治。西班牙人以为阿兹特克人的管理制度类似欧洲的君主制，从而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相；只有说到西班牙人的活动、阿兹特克人的活动和个人特性，以及阿兹特克人的武器、工具和器皿、织物、食物、衣着等等，西班牙人的记载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当谈到印第安人的社会和管理机关时，他们的记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毫无所知，什么也不懂”。 阿兹特克人以及加入他们联盟的各部落都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不知有铁和铁制工具；他们没有货币；交易是以物易物；可以确信的是，他们每天只安排一顿饭，用饭是分别进行的，男子在先，妇女和儿童在后，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 他们共同占有土地，过着大家庭生活，一个大家庭包括一些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另一方面，他们加工天然金属，从事灌溉耕作，制造粗糙的棉织品，用土坯和石头建造共同住宅，生产质地优良的陶器。 早期作家所说的“墨西哥王国”和后来的作家所说的“墨西哥帝国”，是根本不存在的。西班牙人所发现的只不过是“由三个部落结成的联盟”，类似的联盟在美洲大陆的各个部分都有。管理机关由酋长会议再加上一名军队总司令（主要军事酋帅）掌管。 这三个部落是：（1）阿兹特克人，或墨西哥人；（2）特斯库卡人；（3）特拉科潘人。 阿兹特克人是从北方迁来并定居在墨西哥峡谷及其附近地区的七个部落之一；他们也是在西班牙人征服时期这一地区的有史部落之一。所有这些部落统统都按照传说自称为“纳华特拉克人”；他们一律使用纳华特拉克语的各种方言。阿科斯塔（1858年曾访问墨西哥）记录了在土著中流传的关于他们先后迁来的传说。 （1）索奇米尔卡人，意即“花籽之民”，定居在墨西哥峡谷南坡的索奇米尔科湖畔。 （2）查尔卡人，意即“河口之民”，比前者迁来晚得多，定居在和前者相邻的查尔科湖畔。 （3）特帕内坎人，意即“桥之民”，定居在墨西哥峡谷的西坡、特斯科科湖西岸的阿兹科波查尔科。 （4）库卢亚人，意即“弯曲之民”，定居在特斯科科湖东岸；后来被称为特斯库卡人。 （5）特拉特卢伊坎人，意即“山之民”，他们发现湖周围的河谷地都已被人占领，就向南越过山，定居在山之南。 （6）特拉斯卡拉人，意即“面包之民”，曾和特帕内坎人同住了一个时期，后来往东越过墨西哥峡谷，定居在特拉斯卡拉。 （7）阿兹特克人迁来最晚，占据了现在墨西哥城地区。阿科斯塔指出，他们（阿兹特克人！）［注：括弧中的字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从遥远的北方迁来，那里现在建立了一个名为新墨西哥的王国。在埃雷拉和克拉维赫罗的书中也有相同的传说。 特拉科潘人在这里没有被提到，他们很可能是特帕内坎人的一个分支，他们留在该部落原来居住的地区，而该部落其余的一部分则移居于特拉斯卡拉人的南邻，在那里被称为特佩阿卡人。 这一传说包含两个事实：（1）七个部落有着共同的起源，因为他们使用相近的方言，（2）他们来自北方。他们原先是一个民族，由于分化而自然成为几个部落。 阿兹特克人发现峡谷中最好的地方已被人占据，他们经过几次迁移之后，最后定居在一块小小的干燥土地上，这个地方位于被火山岩原野和天然小湖泊（Teich，Weiher）［注：括弧中的字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所环绕的沼泽地当中。他们于1325年（根据克拉维赫罗的记载），即被西班牙征服前一百九十六年，在这里建筑了墨西哥村即特诺奇蒂特兰；他们人口不多，生活贫困。但来自西部丘陵的小河以及索奇米尔科湖与查尔科湖的出口都流经他们的土地而注入特斯科科湖。他们利用堤坝（Chaussen，Fahrd?mmen）［注：括弧中的字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和水渠，在他们的村落周围造成一片广大的人工湖泊，湖泊的水就由上述水源供给；当时特斯科科湖的水位比现在高，因此，这一工程完成后，就使他们的村落在墨西哥峡谷的一切村落中处于最安全的地位。阿兹特克人用来达到这种结果的机械工程知识，是他们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在西班牙人征服时代，七个部落中的五个部落，即阿兹特克、特斯库卡、特拉科潘、索奇米尔卡和查尔卡，定居在墨西哥峡谷；这里面积狭小，大约相当于罗得岛州。这是一个南北延伸的、椭圆形的、没有任何河流出口的山区盆地或高原盆地，周围120英里，不算水面，面积约1600平方英里；峡谷本身四面是山，峰峦重叠（中间有些干洼地），成为峡谷四周的屏障。各部落居住在大约三十个村落中，其中以墨西哥村为最大。有许多证据表明，现在的墨西哥的所有其他地区，都由许多不操纳华特拉克语的部落所占据，并且这些部落大部分是独立的。住在墨西哥峡谷以外的其他纳华特拉克人的部落有：特拉斯卡拉部落、乔卢兰部落（可能是前一部落的一个分支）、惠荷金科部落、梅斯蒂特兰部落（可能是特斯库卡部落的一个分支），他们都是独立的部落，最后还有不是独立部落的特佩阿卡部落和特拉特卢伊坎部落。此外，还有其他一大批部落组成约十七个地域集团，使用同样多的主要语言，占据着墨西哥其余的地区；就其分散和独立状态来看，与一百多年后在美国和英领美洲境内所发现的那些部落几乎完全相同。 阿兹特克联盟建立于1426年；在此以前，峡谷诸部落中没有发生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他们互不统一，彼此敌视，势力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占据的地方。大约在这时候，阿兹特克人在人口和实力方面都占优势。他们在自己的军事酋长伊茨科阿特尔率领下，推翻了特斯库卡人和特拉科潘人早先的霸权；并且作为彼此较量后的结果，建立了一个同盟或联盟。这是三个部落的攻守同盟，并规定按一定比例分配战利品和分享被征服部落所缴纳的贡物。现在很难确定这一联合是一种同盟（可随意延续或中止）还是一种联盟，亦即象易洛魁联盟那样的固定的组织。每一个部落在地方自治问题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在对外关系上，在攻守问题上，三个部落则作为一个民族而出现。每一个部落各有自己的酋长会议和自己的最高军事酋长，但是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酋长则是联盟军的总司令；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特斯库卡人和特拉科潘人对于阿兹特克军事酋长的选举和批准享有发言权；由此可见，当联盟建立时，阿兹特克人的势力是处于支配地位的。 从1426到1520年这九十四年间，联盟与邻近诸部落，特别是与住在从墨西哥峡谷往南到太平洋、再由此往东到危地马拉这一带的弱小的村居印第安人不断发生战争。联盟首先征服紧邻各部落；这一带的村落很多，但都很小，常常只是一大栋用土坯或用石头建造的建筑物，有些村落则是并排的几栋这种建筑物。这种侵袭一再进行，其目的直言不讳就是掠夺战利品、索取贡物、捕捉俘虏供祭神的牺牲，直到这一地区的主要部落（除了少数例外），其中包括以分散的村落住在现在韦拉克鲁斯地区的托托纳克人都被征服并成为藩属为止。 阿兹特克人和北方的印第安人一样，既不交换也不释放俘虏；在北方的印第安人中，俘虏如不被收养入族而得以存活，则其命运就是死在火刑柱上。在阿兹特克人中，由于僧侣的影响，俘虏则是作为牺牲，奉献给他们所崇奉的主神。在美洲土著中，有组织的僧侣团体最初出现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同偶像的发明和杀人祭——这是取得支配人的权力的一种手段——有关。在人类其他一切主要部落中，有组织的僧侣团体可能都有类似的历史。 对俘虏的处理，在野蛮时代的三个阶段中经历了三个顺序相承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是把俘虏烧死在火刑柱上，第二个阶段是杀俘虏以祭神；第三个阶段是把俘虏变成奴隶。所有三种方式都根据一个原则，即俘虏的生命由俘获者支配，这一原则根深蒂固地一直保存到所谓文明时代很晚的时候。 阿兹特克联盟并没有企图将所征服的各部落并入联盟之内；在氏族制度下，语言的障碍使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部落仍由他们自己的酋长管理，并遵循自己原来的习惯。有时有一个贡物征收者留驻在他们那里。只有通过氏族才能参加到管理机关中来，但是阿兹特克人还没有发达到例如罗马人那样的程度，还不能将所征服的各部落的氏族迁移到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来，并将其并入自己的组织之中。由于同样的理由，——也由于语言的障碍——阿兹特克联盟的殖民者也不能同化所征服的部落。所以，阿兹特克联盟并未从它所建立的恐怖统治或强加于被征服部落的负担中增加新的力量，只是引起他们的敌意，使他们经常准备反叛。甚至其余的纳华特拉克诸部落也没有被并入联盟；索奇米尔卡和查尔卡两部落不是联盟的成员，他们在名义上享有独立，不过纳贡而已。 联盟四面与敌对的独立部落相对峙，如西方的米乔卡人，西北方的奥托米人（其中散布在墨西哥峡谷附近的一些分支都已纳贡），奥托米人以北的奇奇梅克人或野人部落，东北方的梅斯蒂特兰人，东方的特拉斯卡拉人，东南方的乔卢兰人和惠荷金科人，越过这两个部落还有塔巴斯科人、恰帕内克人和查波特克人三个部落。在这几个方向，阿兹特克联盟的统治范围不超过墨西哥峡谷以外一百英里，其周围地区有一些无疑是将联盟与其世仇隔离开来的中立地带。西班牙编年史中的“墨西哥王国”就是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杜撰出来的，后来在近代的历史书中又被夸大为“阿兹特克帝国”。 墨西哥峡谷和墨西哥村的人数被夸大为人250000人：这样，每平方英里约有160人，其密度几乎等于现在纽约州人口平均密度的两倍，几乎等于罗得岛州的人口平均密度。阿兹特克人既没有成群的大小牲畜，也不知田野农业。在总人口中可能有30000人住在墨西哥村。虚构的数字：苏瓦索（1521年访问过墨西哥）指出有60000人，跟随科尔特斯的一个无名氏征服者，也记载有60000人（昂·太诺－孔庞，第10卷第92页）；戈马拉和马蒂尔则把60000人变成60000户，这个数字曾被克拉维赫罗、埃雷拉以及普莱斯科特（《墨西哥之征服》）所采用。索利斯从苏瓦索所说的60000人得出60000户，按人口就是300000人，而当时伦敦总共只有145000居民（布莱克：《伦敦》）。托尔凯马达（克拉维赫罗曾引用他的估计）竟把60000户变成120000户！墨西哥村的住宅，和同时代新墨西哥的住宅一样，毫无疑问一般都是大型公宅或公共住宅，每一个住宅大到足以容纳10至50甚至100家。 阿兹特克联盟在其组织方式和严整性上，不如易洛魁联盟。 墨西哥村是美洲最大的一个村落；它奇妙地位于一个人工湖的中央，巨大的公共住宅涂满石膏，白光耀眼，从远处看去使西班牙人眩目惊心；由此出现了夸大的估计。 在阿兹特克人中发现有：秀丽的花园，储藏武器和军服的仓库，华美的服装，精美的棉织物，进步的工具和器皿，种类繁多的食品；图象文字——主要用以记录第一被征服村落应缴的实物贡品（这种贡品有纺织品和园艺产品，是按计划索取并严格征收的）；计算时间的历书，进行物物交换的公开市场；还有适应日益发展的城市生活需要而设立的行政职务；僧侣团体，神庙和包括杀人祭在内的祭典。最高军事酋长的职位已变得更加重要，等等。 （1）氏族和胞族。 西班牙的著述者们（征服时代的人）没有看出阿兹特克人的氏族，但英、美人二百多年以来也没有在易洛魁部落中看出氏族；他们很早就指出以动物名称命名的克兰的存在，但是没有想到它是部落和联盟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单位。埃雷拉（及其他人）用“亲族”一词表示集团（氏族），还用“宗族”｛“lineage”｝一词（有些著述者用后一个名词表示胞族，另一些作者则用以表示氏族）。 墨西哥村在地理上分为四个区，每一区由一个“宗族”（胞族）占据；每一区又划分为“小区”，而每一小区又由以某种共同关系相结合的公众团体（氏族）占据。[在墨西哥只有一个部落，即阿兹特克人的部落。] 关于特拉斯卡拉人也有着同样的报道（埃雷拉，克拉维赫罗）；他们的村落分成四个区，一个“宗族”占据一区；每区有它自己的“土克特利”（即最高军事酋长），各有自己的特殊军装、旗帜和徽记……“这四名军事酋长是酋长会议的当然成员”（克拉维赫罗）。乔卢拉村也以同样的方式分为六个区。 因为阿兹特克人按照他们社会性的区分彼此分别占据村落的各个部分，所以村落中的地理区是这种定居方式的结果。 埃雷拉依据阿科斯塔的记述对墨西哥村的建筑作了简略的叙述。最初，是“用石灰和石头建造的供奉他们偶像的神殿”。后来，偶像命令一个僧侣，让它（即偶像）的堂宇处于中央，让诸酋长带着亲属和随从分别划分到四个地区或区，每个集团随其所好建筑住宅；这样就产生了墨西哥城的四个区，现在称为圣约翰区、圣马利亚区、圣保罗区和圣塞巴斯提安区。在这样进行了划分以后，偶像又命令他们，把它所指定的神按区分配，各地区应划出特定场所供奉神。因此，每一地区又分成若干小区，其多少则根据偶像命令他们崇奉的神的数目而定……在进行这种划分之后，那些自以为吃了亏的人，就率领自己的亲属和随从离开这里，去寻找另外的地方；这就是邻近的特拉泰卢尔科村。 这一段话，是叙述已有的结果的刻板公式：首先是把亲属们分为四个区，随后再分为小区。实际的过程却恰恰相反：首先是每一个亲属集团（氏族）分别居住在一定的区域内，但是这样便使关系最亲近的几个集团（胞族）互相毗邻而居。因而，假定最低的单位是氏族，那么，每一个区就是由有亲属关系的氏族所构成的胞族所居住。（希腊和罗马诸部落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定居在他们的城市中）。同一胞族（墨西哥城四个区中的每一个区）的每一个氏族，一般地各占一处。由于夫和妻属于不同氏族，子女则依世系按男系计算或是按女系计算而属于父亲或母亲的氏族，所以住在每个地方的绝大多数人应该属于同一氏族。 阿兹特克人的军事组织便建立在这些社会性的区分之上。在一位土著作家泰索索莫克所著的《墨西哥编年史》一书中，有一段记载（摩尔根所用的这段引文，得自伊利诺斯州海兰德的阿·弗·班德利尔，他正在翻译该书）。有一次准备进攻米乔卡部落，阿查亚卡特尔对墨西哥人的两名队长和所有其他人讲话时问道，“是否所有的墨西哥人已按各区的习惯和制度作好了准备；如果准备停当，就立即进军，所有的人都开往马特拉金科－托卢卡集合”；这就表明，军队是按氏族和胞族组织的。 土地占有制的形式也表明氏族的存在。克拉维赫罗说：“土地被称为‘阿耳台佩特拉里’（“阿耳台佩特耳”即村落之意），属于市镇公众团体或农村公众团体；这些土地分成许多部分，其数目与城市分成多少区一致，每个区占有自己的那部分土地，界限分明，各自独立。这些土地用任何方式都不得转让。” 每个这种公众团体都是氏族，氏族定居一地是阿兹特克人的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公众团体构成地区（克拉维赫罗用“地区”代替“公众团体”）并共同占有土地。克拉维赫罗忽略了将公众团体的成员结合起来的血缘因素，但是这一点由埃雷拉弥补了。他说： “还有另一些被称为‘大父’[酋长]的领主｛lords｝，他们的全部土地都属于一个宗族[氏族]，每一个宗族住在一个地区内；在新西班牙开始有居民并对土地进行分配的时候，有许多这样的宗族；每一个宗族获得自己的一份土地，一直占有到现在；这些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而为全体共有，占有土地的人虽然可以终身享用，并且可以把土地留传给他的儿子和继承者，但不得出卖；如果某一家（algunacasa——西班牙的封建名词）绝后无嗣，其土地不能留给别人，而是留给管理该地区或宗族的最近的‘大父’，因为土地原是给予他的”。 西班牙人的封建概念和他们所看到的印第安人的关系，在这里互相搅在一起，但是可以分辨出来。阿兹特克人的“领主”就是酋长，即称他为“大父”的那个血亲团体的民事酋长。土地属于每个团体（氏族）共有；酋长去世后，据埃雷拉的说法，其地位由他的儿子继承；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的是酋长的职位，而不是土地，任何人都没有以采邑的形式“领有”土地；如果他没有儿子，“土地留给最近的大父”，就是说另一人被选为酋长。 “宗族”在这里只能是氏族，而不是其他；酋长的职位，同其他印第安部落一样，是在氏族内世袭的，是在氏族成员中选举产生的；如果世系按男系计算，则人选将属于已故酋长的儿子或侄子，或者是他的亲兄弟或从兄弟，等等。 埃雷拉的“宗族”和克拉维赫罗的“公众团体”，显然是同一个组织，即氏族。酋长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他不能将土地转让给任何人。西班牙人之所以把酋长当作土地占有者，是因为他担任的职位是永久的，并且土地是归他担任首领的氏族永远占有的；酋长（除去他作为氏族首领的职能之外）没有什么支配人身的权力（西班牙人认为他有这种权力），也没有支配土地的权力。 他们对财产继承的描述也是混乱和矛盾的；这些描述只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表明存在着血缘亲属团体以及子女继承父亲的遗产，后一种情况说明世系按男系计算。 （2）酋长会议的存在及其职能。 在阿兹特克人中已证明存在有酋长会议，但是关于其职能及其成员的人数却几乎一无所知。布拉瑟·德·布尔堡说：“几乎所有的镇或部落都分为四个克兰或四个区，其酋长们组成一个大会议”；后来他又说，阿兹特克人的会议由四名酋长组成（布尔堡：《波普尔乌》）。 迪埃戈·杜兰（他的著作《新西班牙的西印度岛屿和大陆附近诸岛的历史》写于1759—1581年，因此要比阿科斯塔和泰索索莫克两人的著作更早）说：“墨西哥在选举国王之后，还要从这个国王的兄弟或近亲中选出四名领主，授以亲王的称号，并从他们之中选举继任的国王……这四名领主在被选为亲王之后，组成王室会议，就象是最高会议的主席和法官一样；未经他们同意，什么事都不能办”。 阿科斯塔也列举了这四个职位（特拉卡赤卡耳卡特耳、特拉卡泰卡耳、艾祖阿瓦卡特耳和菲兰卡耳克），称担任这种职位的人为“选侯”，并且说，“所有这四名显贵组成大会议，国王如不同他们磋商就不能办任何重要的事情”。 埃雷拉将这些职位区分为四个等级，他接着说：“这四个贵族组成最高会议，国王如不同他们磋商就无法做任何重要的事情；国王只能从这四个贵族中选出”。“国王”这个名称是指最高军事酋长，而“亲王”则指印第安人的酋长。当惠荷金科人派遣使者到墨西哥建议组成同盟以抵抗特拉斯卡拉人的时候，根据泰索索莫克的记载，蒙特苏马向使者们说：“兄弟们和子侄们，我欢迎你们，请稍等一下，因为我虽是国王，但我一个人不能答复你们，只有和神圣的墨西哥元老院的所有酋长一道才能答复你们”。这里和上面一些记载主要说明：存在着一个最高会议，它有支配最高军事酋长的行动的权力。将会议成员人数仅限于四名是难以置信的。如果真是四名，会议就不是代表阿兹特克部落，而是代表一个应该从其中选出军事指挥官的小亲属团体。按照印第安人的制度（凡是存在着氏族组织的地方都是一样），每一个酋长代表一个选民团体，而所有的酋长合起来代表部落。有时从酋长中选举一部分人组成总会，但是这样做始终应当根据一个基本法规，这个法规确定会议成员的人数，并规定永远维持这些位置。 特斯库卡人的部落会议由十四名成员组成（伊斯特利尔克索奇特尔著：《奇奇梅克人的历史》；金斯伯勒著：《墨西哥的古迹》，第9卷第243页）；特拉斯卡拉人的会议则是一个有很多人的团体，我们在乔卢兰人和米乔卡人中也发现了会议，但是克拉维赫罗在谈到阿兹特克人的会议时说：“在征服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将发现蒙特苏马经常和他的会议讨论西班牙人的要求。我们不知道这个会议的成员人数，历史学家也没有向我们提供说明这一问题的必要线索”。但是，如果阿兹特克人的会议只限于同属一个宗族的四人，那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难道西班牙人不会把那个从其中选出最高军事酋长、可能还有四名其他公职人员的氏族错认为由各氏族酋长组成的部落会议吗？完全象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例如贝壳珠带守护者不是从某一个氏族中选举出来的吗？职位是可以在这个氏族中传袭的。]║ 墨西哥和中美的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会议。 看来阿兹特克联盟没有一个由三个部落的主要酋长组成的总会，以区别于每一个部落各自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可能只是在阿兹特克部落初步控制下的一个攻守同盟。这个问题还有待阐明。 （3）最高军事酋长职位的权限和职能。 蒙特苏马担任的职位称为“土克特利”，即军事酋长；作为酋长会议的一个成员，他有时称为“特拉陶尼”（会议主持人）。这个军事总指挥的职位是阿兹特克人历来所知的最高职位；这是和易洛魁联盟中的最高军事酋长一职相同的职位。凡是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就成为酋长会议的当然成员。加上“土克特利”的称号好象加上姓氏一样，例如：奇奇梅克－土克特利，丕耳－土克特利，等等。 克拉维赫罗说：“土克特利在元老院内，不论在席次上，或是在表决次序上，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有优先权，并且还可以有一名随从（易洛魁人的助理酋长）坐在他后面的坐位上，这被认为是最荣誉的特权。” 西班牙的著述者们从来没有用“土克特利”一词来称呼蒙特苏马及其继任者，而代之以国王的称号。有一个特斯库卡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种后裔，名叫伊斯特利尔克索奇特尔，把墨西哥、特斯库卡和特拉科潘的最高军事酋长只称为“军事酋长”土克特利，另外附上一个表示部落的名称。 ║（“土克特利”＝军事酋长＝将军）。║ 上述那位伊斯特利尔克索奇特尔叙述了当联盟成立时权力在三个酋长之间分配等等之后，接着说道： “特斯库卡的国王被[三个部落的集会的酋长们]尊称为‘阿库卢亚－土克特利’，又被称为‘奇奇梅克特耳－土克特利’，后面这一称号，是他的先人的称号，也是帝国的标志（把部落名称加在“土克特利”之上）；他的舅父伊茨科阿特辛（伊茨科阿特尔）获得‘库卢亚－土克特利’的称号，因为他曾统治托耳特克斯－库卢亚人[联盟成立时他曾任阿兹特克部落的军事酋长]；托托基华辛得到‘泰克帕努阿特耳－土克特利’的称号，这曾经是阿兹卡普察耳科的称号。从此，他们的继任者都得到相同的称号”。 西班牙人一致认为蒙特苏马的职位是选举产生的，其人选只限于一个特定的家庭；他们感到新奇的是这一职位不是由父传子，而是兄弟相传或由舅传甥。这个职位的承袭，征服者直接看到过两次：继承蒙特苏马的是他的兄弟（不知是亲兄弟还是旁系兄弟）奎特拉华；奎特拉华死后，其外甥瓜蒂莫辛被选为继承者（嫡系还是旁系的外甥？）。在以前的选举中，这个职位也曾兄弟相传或由舅传甥（克拉维赫罗）。但是是谁选举的呢？杜兰指出有四名酋长是选侯（见前文），再加上特斯库卡的一名选侯和特拉科潘的一名选侯；因之，总共有六个人，他们被赋予从一个特定的家庭中选举最高军事酋长的权力。这不符合印第安人选举公职的制度。 萨贡（《通史》，第18章）说：“当国王或国主逝世时，所有被称为‘特库特拉托克斯’的元老，被称为‘阿赤卡考赫提’的部落长老，被称为‘姚泰基奥克斯’的队长和老战士和其他有战功的队长，还有被称为‘特勒纳玛卡克斯’或‘帕帕萨克斯’的祭司们，——所有这些人都集合于王宫中。然后他们讨论并决定谁应当是国主，并在历届国主的宗族中选出最高贵的一个人，此人必须是一个勇敢的人，谙于军旅，勇猛果断……当他们都同意某个人时，就立即拥戴他做国主，但这种选举不采取投票或表决的方式，只是大家彼此协商，直到最后都同意一个人为止……选出国主以后，他们再选举其他四个人，他们类似元老，并应经常在国主左右，过问王国的一切事务”。 如果阿兹特克人是按氏族组织起来的，那么职位应在固定的氏族内世袭，但在其成员中则是选举的；这个职位在氏族之内选举，兄弟相传或由舅传甥（正如萨贡上面所说的阿兹特克人的情况那样），但从不由父传子（世系按女系计算，象易洛魁人那样）。阿兹特克人选举最高军事酋长的这种继承方式表明，他们是按氏族组织起来的，至少就这个职位来说其世系还是按女系计算的。 摩尔根认为蒙特苏马所任的职位，是在固定的氏族内世袭的（鹫就是蒙特苏马所居的住宅上的徽章或图腾），他由氏族的全体成员选出；然后作为候选人分别介绍给阿兹特克人的四个宗族（胞族）去批准或否决；同时也介绍给特斯库卡人和特拉科潘人，因为他们对于总指挥的人选也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每个分支分别考虑并认可这个候选人之后，就选派一个人去说明他们同意；由此就有被误认的六名“选侯”。被称为选侯的那四名阿兹特克人的高级酋长，可能就是阿兹特克人的四个宗族或胞族的四名军事酋长，象特拉斯卡拉人的四个宗族的四名军事酋长一样。他们的职能并不是进行选举，而是彼此磋商是否同意氏族所提的人选，如果同意，即宣布其结果。在终身任职的情况下，选举权就产生罢免权。当蒙特苏马屈服于胁迫，从他的住宅迁移到科尔特斯的大本营而被禁锢时，阿兹特克人一时陷于瘫痪状态。西班牙老爷们在西印度群岛发现，当他们生擒一个部落的酋长并将他作为俘虏囚禁起来的时候，就能使印第安人陷于瘫痪，从而不再作战。西班牙人侵入大陆后便利用这种经验，千方百计用武力或用诡计捕获最高酋长，把他作为俘虏囚禁起来，直到达到目的为止。科尔特斯之俘获蒙特苏马就是依此行事的；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也同样如此。按照印第安人自己的习惯，俘虏是被处死的；如果一个最高酋长死了，其职位便归还给他的部落，并立即由别人补任。（西班牙人发明的）这种新方法由于其新奇造成了新情况，就使人民的行动陷于瘫痪；这里俘虏仍然活着并保有其职位。科尔特斯正是使阿兹特克人面临这种局面。阿兹特克人等待了几个星期，希望西班牙人退却，但是随后就以蒙特苏马缺乏勇气为理由而罢免了他，选出他的兄弟来接替他的职位，接着就向西班牙人的大本营发动猛烈的攻击，终于将西班牙人从他们的村落中驱逐出去。科尔特斯派遣玛丽娜去问蒙特苏马，他是否认为人民已经把权力交到新领袖的手中了？（这一切都是埃雷拉报道的。）蒙特苏马答复道：“只要他活着，他们是不敢选出墨西哥的国王的”。随后蒙特苏马攀上屋顶向他的人民讲话，他从一个阿兹特克战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回答（据克拉维赫罗）：“住嘴，你这个女人气的坏蛋，天生只配织织纺纺；这些狗徒拿你当俘虏，你真是个怕死鬼！”说着就向他放箭投石；此后他因深受羞辱，不久便死了；在这次袭击中，指挥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酋长便是蒙特苏马的兄弟奎特拉华。 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蒙特苏马在阿兹特克人的民政方面拥有任何权力，无宁说是相反。然而他的最高军事酋长一职却兼有祭司的职能，而且，如埃雷拉所说，还兼有法官的职能……酋长会议因之有权选举也有权罢免。西班牙人自己起初也承认，阿兹特克联盟是一种部落同盟或部落联盟。他们怎能由此捏造出阿兹特克的君主政体呢？ 第二编第八章 希腊人的氏族 文明时代在亚洲的希腊人中是从荷马史诗写成的时候开始的，约在公元前850年，而在欧洲的希腊人中，则大约晚一个世纪，即从赫希俄德诗篇的创作开始。在此以前，是一个有数千年之久的时期，希腊人在这个时期中走完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他们最古的传说认为他们那时已经居住在希腊半岛、地中海东岸以及这两个地区之间和邻近的岛屿上。在希腊人之前，同一族系的更古老的一个分支，主要以佩拉斯吉人为代表，曾占有这个地区的大部分，他们先后或被希腊人同化，或被希腊人驱逐。 佩拉斯吉人和希腊人都组织成氏族、胞族（在多利安人部落中可能没有胞族。弥勒：《多利安人》）和部落；这一有机的序列有时并不完备，但氏族到处都是｛社会｝组织的单位。酋长会议，“阿哥腊”或人民大会，巴赛勒斯或军事首长。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制度不得不发生以下的变化：（1）世系由按女系计算过渡到按男系计算；（2）孤女和女继承人允许在氏族内部结婚；（3）子女取得对父亲遗产的独占的继承权。希腊人象印第安人那样，分为分散的部落，等等。 希腊社会最初在历史上为人所知大约是在第一届奥林匹克大会期间（公元前776年）；从这个时候起直到克利斯提尼的立法（公元前509年）是由氏族组织向政治（公民）组织过渡。 ║[他本来应该说，这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政治的＝城邦的，政治动物＝城邦市民。]║ 自治区连同它所包括的固定财产以及当时居住在自治区的居民，成为组织的单位；氏族成员变为公民。个人对氏族本来是人身的关系，变为对自治区的关系，即成为地域的关系；自治区的德马赫（德莫的首长）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氏族酋长的地位。 财产成了逐渐改造希腊制度的新要素，准备了这种变革；在完成这种变革以前，曾试图在氏族基础上加以实现，历时数百年。在希腊人的各个共同体中，曾试行过各种不同的立法方案，而且多少都抄袭别人的经验，但都力求达到同一结果。 在雅典人中，有提修斯的立法（根据传说）；德古拉的立法，公元前624年；梭伦的立法，公元前594年；克利斯提尼的立法，公元前509年。 在有史时期之初，阿提卡的爱奥尼亚人分为四个部落：格勒昂特、霍普利特、埃吉科尔和阿尔加德。 [部落——φυλη；｛菲拉｝；其次是φρατρια或φρατορια——胞族；φρατωρ——胞族成员；γενοζ——氏族（另：民族｛nation｝和部落）]。“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部落｛Geschlechterphylen｝通常分成胞族，后者又分成氏族[不过，除了γενοζ一字以外，还有荷马著作中的γενεα一字，即爱奥尼亚的γενεη，意为：部落、世系、家族、后裔]，氏族也分为οικοι（家或家庭）；相反地，地域部落｛topischephylen｝之下的单位则是乡区（δημοι）或街区（κωμαι）……起先，凡是按血缘关系组织成部落的地方，每一个部落的成员也都一同住在一个地域里，胞族和氏族的成员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地域被划分为大小地区是同民族被划分密切相关的。而在地域部落中，只注意居住地。但后来这一原则并没有被严格遵守，以致从一个部落区迁往其他部落区居住就非加入其他部落不可（舍曼，Ⅰ，134、135）[168]。隶属于部落，其次隶属于胞族或乡区，到处都是公民身分的根本标志和必备条件……不属于这些区划之一的乡区居民，就不是公民。关于这一点的详情，见同书第135页及以下各页。 阿提卡的四个部落——格勒昂特、埃吉科尔、霍普利特、阿尔加德——操同一方言并占有一共同地域，它们已溶合为一个民族｛nation｝；但是在更早的时期，他们大概只组成部落联盟。[赫尔曼的《希腊古代政典》中提到雅典、埃吉纳、普拉西亚、瑙普利亚等联盟。]每一个阿提卡部落由三个胞族组成，每一个胞族由30个氏族组成，结果是：4（部落）×3胞族或12×30氏族＝360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数目是固定的，氏族的数目则有变动。 多利安人一般分为三个部落，即希莱、潘菲利和迪曼，并且在斯巴达、阿尔戈斯、锡基温、科林斯、特累赞等地构成不同的邦｛nation｝，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墨加拉等地也是这样。在某些地方，有一个或更多的非多利安人部落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例如在科林斯、锡基温和阿尔戈斯。 在所有这些地方，希腊部落总是以操共同方言的氏族的存在为前提的；胞族可能不存在。在斯巴达，是三个ωβη[鄂拜]（在拉科尼亚叫做ωβαζω，即分为ωβηζ[鄂拜]，ωβατηζ——鄂拜的成员）。每一部落有十个鄂拜ωβαι（？）胞族？关于它们的职能，仍然一无所知；在古老的莱喀古士的《约法》中，有将部落和鄂拜保持不变的指示。 雅典人的社会制度：第一，γενοζ——氏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其次是φρατρια或φρατρα——由一个原始氏族分化而成的兄弟氏族；其次是φολον，后称φυλη[菲拉]——部落，由一些胞族组成；再其次是族或民族｛peopleofnation｝，由一些部落组成。早期曾有过部落联盟（各部落占有独立的领土），但并没有产生重要后果。可能是四个雅典部落先组成联盟，后来由于在其他部落压迫之下聚居在一个地域而溶合在一起了。 格罗特在其《希腊史》中是这样描写的：“胞族和氏族看来是结合为较大集团的小原始单位的集合体；它们不依赖部落，不以部落之存在为前提……整个体制的基础是户宅、炉灶或家庭（οικοζ）；若干家庭（多少不一）组成氏族（γενοζ），克兰，塞普特｛Sept｝或某种扩大的、部分地说是人为的兄弟团体，把这种团体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是： （1）共同的宗教仪式和祀奉某一个神的特权，这个神被认作始祖并有特殊的称呼。 （2）共同的墓地。 ‘但是，谁能容许把和氏族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置入坟墓？’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 （3）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 （4）相互帮助、保护和代为复仇的义务。 （5）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只有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情况下，有在氏族内部互相通婚的权利和义务。 （6）至少在某些场合，拥有共同财产；有自己的一位酋长（archon）和一位司库。 把若干氏族联在一起的胞族联合，就不那么紧密了，但是它也有一些性质与此相似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共同执行特有的祭典和胞族成员被杀害时代死者进行追究的特权……同一部落的所有胞族，有共同的定期的祭典，这种祭典由一位称为部落巴赛勒斯或部落王的首脑主持，他是由世袭贵族中选举出来的”。 ║但是，透过希腊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169]。║ 除此以外，希腊氏族有以下特点： （7）世系仅按男系计算。 （8）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但女继承人例外。 （9）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 （10）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 关于第7点。在我们现在的家庭中，男系的子孙使用家庭的姓氏，组成氏族，虽然这种氏族处于分散的状态，除去最近亲属之间的联系以外，是没有联系的。女子出嫁就丧失了姓氏，连同她们的子女转到另一氏族去。赫尔曼说：“每一个幼儿都注籍于其父之胞族和氏族（γενοζ）”。 关于第8点。[从女继承人可以例外的情况中，已经可以看出氏族内部通婚是禁止的。] 瓦克斯穆特写道：“离开了父家的姑娘，就不再参加父家的祭把炉灶而加入其夫家的宗教团体，这就使婚姻关系具有一层神圣化的意义”。赫尔曼说：“每一个新婚妇女，如本身是公民，就因此而注籍于其丈夫的胞族”。希腊和罗马的氏族都有sacragentilicia｛氏族的祭祀仪式｝。但在希腊人中，女子出嫁后不大可能象在罗马人中所看到的那样丧失其父方宗亲的权利；她无疑仍然认为自己属于其父亲的氏族。 禁止在氏族内部通婚的规则，即使在专偶制婚姻[它力图使这种限制只适用于最近的亲属]确立以后，只要氏族还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仍然继续保持着。贝克尔在《哈里克尔》一书中说：“亲属关系对婚姻虽有一些小的限制，却不是婚姻的障碍，婚姻可在各种亲等的αγχιστεια｛近亲｝或συγγενεια｛宗亲｝之间缔结，尽管在本γενοζ｛氏族｝中当然不能缔结”。 关于第9点。收养外人入族是在较后的时期，至少是在家庭中实行的，不过要举行公开的仪式，而且限于特殊情况。 关于第10点。毫无疑问，早期希腊氏族有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αρχοζ｛archon｝——对酋长的通称。鉴于雅典氏族直到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期所具有的自由精神，不可能设想在荷马时期这一职位是由儿子世袭的。在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始终应该设想不存在继承权，因为它是和古老的制度完全矛盾的。 ║格罗特说希腊人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οικοε即“户宅、炉灶或家庭”，这是荒谬的[170]。║ 他显然是把那种在paterfamilias｛一家之父｝严酷控制下的罗马家庭的特征套到荷马时代的希腊家庭上去了。按起源来说，氏族要早于专偶制和对偶制家庭；它是和普那路亚家庭大致同时的东西，但是这些家庭形式没有一个是氏族的基础。每一个家庭，不管是古老的或不是古老的，都是一半在氏族之内，一半在氏族之外，因为丈夫和妻子属于不同的氏族。 ║[但氏族必然从杂交集团中产生；一旦在这个集团内部开始排除兄弟和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氏族就会从这种集团里面生长出来，而不会更早。氏族的前提条件，是兄弟和姊妹（嫡系的和旁系的）已经从其他血亲中区分出来。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家庭则发生巨大的变化。]║ 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部落整个包括在民族内，但家庭只要氏族存在就从未整个包括在氏族内；它总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 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瑟尔沃尔、梅恩、蒙森以及所有其他古典派的博学的学者们，对于父权制类型的专偶制家庭都采取一个相同的立场，即认为它在希腊罗马的体制中是社会赖以建立的单位。家庭，即使是专偶制家庭，不可能成为氏族社会的自然基础，就象现在在公民社会中它不可能是政治体制的单位一样。国家由州组成，它只认州为单位，州认区为单位，但是区并不以家庭为单位；同样，民族认部落为单位，部落认胞族为单位，胞族认氏族为单位，但氏族并不以家庭为单位。 ║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注意到，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 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171]。 在氏族社会的组织中，氏族是基本组织，它既是社会体制的基础，也是社会体制的单位；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组织，它比氏族古老。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在时间上早于氏族而存在；但家庭不是｛社会制度的｝有机系列中的一个环节。 格罗特说：“阿提卡居民原始的宗教性的和社会性的联合与大概是（！）后来才建立的政治性联合不同，后者最初是由特里迪斯（trittyes）和诺克拉里所代表，后来由细分为特里迪斯和德莫的克利斯提尼的十个部落所代表。在前一种联合中，人身关系是根本的主要的因素，地域关系是从属的；在后一种联合中，财产和居住地变成了主要的考虑，而人身的因素只是当这些因素存在时才被考虑……瑟奥尼亚节（阿提卡地方的）和阿柏图里亚节（所有爱奥尼亚人共同的），每年一次把这些胞族和氏族成员集合起来举行祭祀、庆祝，保持彼此之间的感情…… 不论在雅典，还是在希腊其他地区，氏族都有一个传自祖先的名称，作为他们相信有共同祖先的标志……希腊许多地方都有阿斯克蒙皮亚达氏；在特萨利亚有阿琉阿达氏；在埃吉纳有米迪利达氏、普萨利基达氏、贝尔普西亚达氏、欧克塞尼达氏；在米利都有布朗希达氏；在科斯有内布里达氏；在奥林匹亚有亚米达氏和克利蒂亚达氏；在阿尔戈斯有阿凯斯托里达氏；在塞浦路斯有基尼拉达氏；在米蒂利尼岛有彭蒂利达氏；在斯巴达有塔尔西比亚达氏；在阿提卡有科德里达氏、欧摩尔皮达氏、菲塔利达氏、利科梅达氏、布塔达氏、欧奈达氏、赫西希达氏、布里蒂亚达氏等等。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人物式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该氏族的始祖和该氏族名称所由产生的英雄，例如科德鲁斯、欧摩尔普斯、布特斯、菲塔卢斯、赫西库斯等……在雅典，至少在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后，就不使用氏族的名称了；男子用自己个人的名字，再加上父称和他所隶属的德莫的名称，例如：埃斯基涅斯，阿特罗梅图斯之子，科梭基德人……无论就财产而言，还是就人身而言，氏族都是一种结合紧密的团体。梭伦时代以前任何人都没有立遗嘱的权利。如果某人死后无子，则他的财产由他的同氏族人（gennêtes）继承，甚至在梭伦时代以后，在死者未立遗嘱的情况下，仍然照此办理……如果某人被杀害，那末首先是他的近亲，其次是他的同氏族人和同胞族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去起诉控告罪犯；但他的同德莫人，即同属一个德莫的居民则没有这种起诉权。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氏族和胞族的区分为基础的，而氏族和胞族到处被看做是家庭的扩大（！？）……这种区分与任何财产资格都完全没有关系：富人和穷人都属于同一个氏族……各个氏族在地位尊卑上是不平等的；这主要是由宗教仪式造成的，因为每一个氏族都世代专门执掌某一宗教仪式，一些宗教仪式被认为特别神圣，因而获得了全民族的意义。例如欧摩尔皮达氏和基里克氏以及布塔达氏似乎比所有其他氏族更受人尊敬，因为前二者为埃留西斯的德美特女神的秘密宗教仪式提供大祭司和主持人，后者则为雅典娜·帕拉斯女神提供女祭司，并为雅典卫城的波赛东－埃雷克修斯神提供祭司”。 在雅利安人中，当操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的部落还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就已存在氏族（gens，γενοζ和ganas）。氏族的组织，他们是从他们的野蛮时代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更远一些，则是从蒙昧时代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如果雅利安族系早在野蛮时代中期就已经分化（而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传给他们的氏族一定是最古老形式的氏族……如果把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易洛魁人氏族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希腊人氏族加以比较，那就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同一组织，前者是最古老的形式，后者是末期的形式。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迫切需要强加于氏族的。 与氏族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同时，继承规则也发生变化……梭伦允许财产的拥有者如无子女可以立下遗嘱来处理财产，这样就第一次侵犯了氏族的财产权。 格罗特先生指出，“波卢克斯明确地告诉我们，在雅典同一氏族的成员一般没有血缘关系”，在此之后， ║这位庸人学者[172]对氏族的起源作了如下的说明：║ “氏族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家庭的关系，但却以家庭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并且借助人为的类推，即部分地根据宗教的信仰，部分地根据实际的盟约，把家庭关系扩大，所以就能容纳血缘不同的人。一个氏族或甚至一个胞族的一切成员都相信自己是出于同一位神或同一位英雄祖先……尼布尔认为古代罗马的氏族并不是由一个历史上共同的祖先繁衍出来的真正的大家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氏族观念中包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有一个共同祖先，这个祖先是神或英雄——这样一个系谱……是杜撰的，但氏族成员自己却把它看作是神圣的和完全可靠的；它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的重要纽带。……天然的家庭当然是一代一代发生变化的：有一些扩大了……其他一些缩小了或灭绝了，但是氏族，除了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家庭的繁衍、消失和分化以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由此可见，家庭与氏族的关系是在经常波动着的，而有共同祖先的氏族系谱，虽然无疑完全适合氏族的早期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部分地变成过时而不适用了[173]。我们只是偶尔听到这种系谱……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公开把它提出来。可是，比较卑微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 ║（这是怪事吗，格罗特先生？），║ 有一个共同的超人的祖先和系谱，象比较有名的氏族那样 ║（格罗特先生，这在比较卑微的氏族那里真十分奇怪啊！）；║ 根本的结构和观念的基础 ║（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是物质的，用德语说是肉欲的！）║ 在一切氏族中都是相同的”。 与原始形态的氏族——希腊人象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保存了关于全体氏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知识。 ║[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 随着专偶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湮没无闻了。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系谱，相形之下，家庭的系谱便显得没有意义。氏族名称的作用就在于使具有这一名称的人不忘他们有共同世系的事实。但是氏族的系谱十分久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了。氏族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也是不可争辩的证据，除非在氏族早先的历史上由于收养不同血缘的外人而干扰了系谱。反之，象波卢克斯和尼布尔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否定氏族成员之间的任何亲属关系，从而把氏族变为纯粹虚构的产物， ║[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联系（尤其是专偶婚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 很多氏族成员都能够远远追溯他们的世系，而其余的成员在有实际需要时也以他们具有的氏族名称作为共同世系的充分证据。希腊人的氏族多是小团体；一个氏族有30个家庭，家长之妻不计算在内，平均一个氏族有120人。 希腊人的宗教活动发源于氏族，后来扩展到胞族，最后就发展为所有部落共同举行的定期节日活动。（德·库朗日）[174] ║[随着真正的合作制和公有制的消失，荒诞的宗教成分就成了氏族的最主要因素；香火的气味倒是保留下来了。]║ 第二编第九章 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 希腊胞族的自然基础是亲属关系：胞族内的诸氏族是一个母氏族的各个分支。格罗特说：“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他们的祖先”；氏族本来的意思[最初！]就是兄弟氏族，因此他们的结合是一种兄弟关系，即胞族。狄凯阿尔科斯对胞族的存在已经作了如下的合理的解释：某些氏族互相提供妻子的习俗，产生了胞族组织，以便（！）举行共同的宗教仪式。拜占庭的斯蒂凡的著作保存了狄凯阿尔科斯的片断文字。狄凯阿尔科斯用“父族”（πατρα）这一名称代替氏族，品得往往也这样使用，荷马有时也这样用过。斯蒂凡是这样叙述的： “据狄凯阿尔科斯说，父族是希腊人的三种社会联合形式的一种，这三个形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父族、胞族和部落。父族是在原来单一的亲属关系过渡到第二阶段（父母对子女和子女对父母的亲属关系）时产生的，父族以其最早的主要成员的名字命名，例如艾基达氏、佩洛皮达氏。但是当一些人开始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其他父族时，父族便开始被称作胞族（phatria或phratria）。因为女子一出嫁就不再参加父族的宗教仪式，而加入到她丈夫的父族中去了，所以，除了以前由姊妹兄弟的感情所维持的联合以外，又建立了一种以宗教结社为基础的被称为胞族的联合。因此，父族的产生，如上所述，是由于父母对子女和子女对父母的血缘亲属关系，而胞族的起源则是由于兄弟之间的关系。但部落和部落民之得名，则是由于合并为公社和合并为所谓民族的原故，因为每一个参加合并的集团都是一个部落（瓦克斯穆特：《希腊人的古代典章制度》）。 这里也承认存在着在氏族以外结婚的习俗，而且妻子与其说是加入她丈夫的胞族，不如说是加入她丈夫的氏族（父族）。 狄凯阿尔科斯是亚里士多德的门生，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氏族主要是作为个人的系谱而存在，而且它的权力已经转移到新的政治团体里去了。相互通婚和共同的宗教仪式，自然会加强胞族的结合，但却不能产生它。希腊人对自己历史的知识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军事力量，就象我们在荷马的诗里所看到的那样，也是按照胞族和部落组织的（见前！）。从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的话里显然可以看出：军队按胞族和部落来组织当时已不再是常见的了。[氏族人数少，一开始就不足以成为组织军队的基础。][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谈到作战时的日耳曼人时说：“骑兵队或楔形步兵队不是偶然地集聚一些人，而是由家庭和氏族成员组成的”。][175] 血族复仇的义务（后来变为到法庭控告凶手的义务），最初是由被害者的氏族担负的，但胞族也分担这一义务，后来就变成了胞族的义务。氏族的这一义务扩大到胞族，说明一个胞族中一切氏族有共同的世系。在雅典人中间，在氏族已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以后，胞族仍继续存在；它在新的政治社会中，对于公民的注籍、婚姻的登记和在法庭上控告杀害胞族成员的凶手等，仍保有一定的控制权。 希腊人的氏族和胞族把自己的制度、技术、发明和神话的（多神的）体系遗留给了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是注定要由他们来建立的。 就象氏族由氏族首长（αρχóζ）领导一样，胞族是由胞族长（φρατριαρχοζ）领导的；它主持胞族会议并在隆重举行宗教仪式时充当祭司。德·库朗日说：“胞族有自己的会议和法庭，并能通过法令。和家庭一样，胞族也有自己的神、祭司、法庭和管理机关。”胞族的宗教仪式是它所包括的那些氏族的仪式的扩大。 几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每一胞族的成员都有共同的世系并操相同的方言。这些希腊部落溶合为一个民族，集中于一个小地域内，结果必然使方言的差异归于消灭，而后来文学语言的产生更加促进了这一点。 当一个部落中的各胞族联合举行宗教典礼时，他们所用的名义就是部落；这样的典礼由部落巴赛勒斯即部落的最高酋长来主持；他执行祭司的职能，这种职能始终是巴赛勒斯的职位的一个内容；在发生凶杀案时他有裁判权；相反地，他并不执行民事管理的职能；由此可见，王这个词根本不适于表示“巴赛勒斯”。在雅典人中有部落巴赛勒斯；这个词同时用来表示四个部落的主要军事首长。氏族制度本质上是民主的，君主制度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每一个氏族、胞族、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若干部落溶合为一个民族时，所产生的管理机关必然和该民族的各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则相协调。 当诸部落，例如雅典和斯巴达的部落，溶合为一个民族时，也只不过是部落的一个较复杂的副本。新的组织并没有特别的名称（社会的名称）[所说的是这样的地方，在那里，部落在民族中所占的地位，同胞族在部落中、氏族在胞族中所占的地位一样]。亚里士多德、修昔的底斯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用“巴赛勒亚”｛basileia｝一词来表示英雄时代的管理机关；除此以外，出现了某些族或民族｛peopleornation｝的专名。例如在荷马的诗中有雅典人、洛克里亚人、伊托利亚人等；他们也是以他们的籍贯所在的城邦或地区的名称命名的。可见在莱喀古士和梭伦的时代以前，社会组织是四个阶段：氏族、胞族、部落和民族｛nation｝。所以希腊的氏族社会是由一系列人们的团体组成的，这些团体的管理机关建立在人们对氏族、胞族或部落的人身关系的基础之上。 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有三个互相协同的部门或权力机关：（1）议事会（βουλη）；（2）αγορα｛阿哥腊｝即人民大会；（3）βασιλενζ｛巴赛勒斯｝，即主要军事首长。 （1）酋长会议即议事会（βουλη）；是雅典人社会制度一个永久性特点；它的权力是最大的、最高的；它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长组成；肯定是在酋长中进行了挑选，因为酋长的数目一般少于氏族的数目。议事会也是代表最主要氏族的立法机关。由于巴赛勒斯一职日益重要，由于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而设立了新的军事和民事职位，议事会的重要性可能减少，但是只要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议事会就不会被取消。因此，每一个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上必然要对议事会负责。 狄奥尼修斯｛《古罗马史》｝，第2卷第12章说：“这也是一种希腊的制度。希腊的国王们，无论是继承王权的还是由人民自己把他们任命为首领的，都有一个由最有影响的人物组成的议事会，荷马和其他古代诗人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古代国王的统治，并不象我们现时这样独断独行”。 在埃斯库罗斯的《èπτàεπιΘηβαζ》（《七雄攻打忒拜》）中谈到：当两个兄弟（伊托克列斯——忒拜的军事首长，他的兄弟波吕涅克斯——攻城的七酋长之一）战死以后，议事会的一个传令官出现并向合唱队传达了[同时反驳安提戈妮和伊斯梅妮]忒拜城议事会的意见和决议[δοκουντα（议事会认为必须办的）和δóξαντα（议事会决定的）]，这个议事会是由最著名氏族的酋长组成的。埃斯库罗斯诗中的这个地方，见第1007—1010行： “我前来传达， 卡德摩斯城人民顾问们的意见和决议。 因为伊托克列斯献身邦土， 决定以崇高的葬礼加以安葬”等等。 （2）阿哥腊在英雄时代即已存在——人民大会。到人民大会去和打仗去。荷马谈到大怒之下的阿基里斯时这样说： “他既不到使男子遍体荣光的人民大会去， 也不去打仗”。（《伊利亚特》，第1章第490、491行）。[176] 阿哥腊是比酋长会议为晚的机构[正如我们在易洛魁人中所看到的那样，酋长会议最初类似阿哥腊，因为总是有许多人民出席它的集会，人民（妇女也并未除外）可以出人在会上发表意见]；它有权批准或否决酋长会议向它建议的各项公务措施。在荷马的诗篇和希腊的悲剧中，阿哥腊也有后来保存在雅典人的公民大会中和罗马人的库里亚大会中的特点。在英雄时代，阿哥腊在希腊各部落中是经常的现象[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日耳曼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能在人民大会上发表意见；表决在古代一般是用举手的方法。 在埃斯库罗斯的《求援女》中—— 合唱队问道：“人民的统治的手举向何处？” 丹纳士答道：“亚吉维涅人毫不踌躇地决定这样， 使我老人之心再现青春之狂。 须知表决时全都举了右手， 诗行第616—623这一决议使空气为之震荡。” （3）巴赛勒斯。 ║[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说到阿谀逢迎的格莱斯顿：║ “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酋长描写成国王和公侯[在《世界的少年时代》一书中]，而且还给他们加上绅士的资格，但是他本人（derGutstein）［注：这是马克思用德文改写的格莱斯顿的名字，对他进行嘲弄，意思是“好石头”，因为格莱斯顿的名字英文是“Gladstone”，意思是“满意的石头”。——编者注］不得不承认：“总的说来，我们发现在他们那里似乎有完全的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不过这种做法规定得并不是十二分的明确’”。][177] 关于荷马诗篇中的阿哥腊，舍曼说（上述著作，Ⅰ，27）：“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人民的正式表决，大会对于提出的建议，只是用大声呼喊的办法表示赞成或否决；当谈到一件需要人民协助来办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 问题在于，巴赛勒斯一职是否根据继承法而父子相传。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酋长的职位是在氏族内继承的，也就是说，每有空缺，即由该氏族的成员来补充。在世系按女系计算的地方，如在易洛魁人那里，通常选出已故酋长的一位亲兄弟来继承其职位；在世系按男系计算的地方，如在奥季布瓦人和奥马哈人那里，则选举他的长子继承。只要人们对这个人没有反对意见，这种做法就成为通例，但是选举的原则仍然保持着。可见，单凭职位事实上由长子或由诸子中的一个（如果有几个的话）来继承这一点，还不能证明“继承权”的存在；因为，在选民团体举行自由选举时，根据习惯，他正属于可能被选中的继承人之列。因此，在希腊人中，按照他们的氏族制度来推想，应该或者是自由选举，或者是由人民通过他们所公认的组织来批准任职，象罗马的勒克斯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继承者如不通过选举或批准，是不能就职的，而（人民方面）进行选举或批准的权力中也含有罢免的权利。 至于《伊利亚特》中那个有名的片断，即第2章诗行第203—206（格罗特的“尊王”观点就是以这一片断为根据的）： “我们亚该亚人，决不能大家都在这里统治。 多头制是不好的。让我们只有一个统治者， 一个巴赛勒斯，机智的克伦纳士的儿子给了他 [权杖和法典，以便他指挥我们]”，—— 在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亚加米农——在这个片断中奥德赛就是主张拥护他——在《伊利亚特》中只不过是主要军事首长，负责指挥围城的军队。引号里的诗句，在许多抄本里都没有，例如在欧斯塔西乌斯注释的版本中就没有。[178]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统治的形式，是君主政体还是任何其他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来说，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宙斯所生的”或“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认为自己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人身不自由的人，例如牧猪人优玛士和牧牛人菲洛修斯也都是“神的”，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就在《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奥德赛用来称呼亚加米农的“科伊拉诺斯”（κοιρανοε）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时代王权的巴赛勒亚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一种军事民主制而已。 在英雄时代，希腊部落都居住在有城墙围绕的城市中。人口的数量由于经营田野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而增长起来；需要设立新的公职，其职能要作某种程度的划分。新的市政制度发展了起来；为了占有最合适的领土而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的时期｛到来了｝。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贵族分子在社会中日益得势，这是从提修斯时代到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时代，一直到第一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776年）以前不久最后废除巴赛勒斯一职为止，巴赛勒斯日益显赫，权力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人。他还兼领祭司和法官的职能，或者原来就有这些职能；他似乎是酋长会议的当然成员。巴赛勒斯在战场上是军队指挥官，在设防城市里是卫戍军统帅，他的这种权力使他在民事上也能够有影响；但是他似乎并未拥有民政权力。在巴赛勒斯身上，必然发展起攫取新权力的倾向，必然和代表氏族的酋长会议经常发生斗争。[因此，这个职位终于被雅典人废除了。] 在斯巴达部落中，很早就建立了监察官制度，以限制巴赛勒斯的权力。[得到人民大会支持的酋长会议，在荷马时代拥有最高权力。] 修昔的底斯说（第1卷第13章）：“现在，希腊人越来越强大，所获得的财富比过去越来越多，许多城市由于收入日增而开始出现僭主政治，而以前那里是世袭的（氏族的）巴赛勒亚，其权力是有规定的；希腊人开始装备船只，更加致力于海上事业。”[17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卷第10章）说：“这样一来，就有四种巴赛勒亚，第一，英雄时代的巴赛勒亚，以自愿（自由人）的服从为基础，但其职能受一定的限制；巴赛勒斯是军事统帅、法官和最高祭司；第二，蛮族人中的巴赛勒亚，是依法律世袭的和专制的；第三，所谓艾辛纳提克，是由选举产生的僭主政治；第四，拉西第梦国家中的巴赛勒亚，实际上是世袭的军队指挥。”亚里士多德没有指出巴赛勒斯的任何民政职能。 ║至于司法职能，其性质应当是与古日耳曼人相同的，即主持法庭，而法庭则是人民大会；主持人提问题，但不作判决。║ 僭主政治是建立在篡夺权力的基础上的，在希腊从来没有获得巩固的地位，始终被认为是非法的；杀害僭主被认为是一件功勋。 克利斯提尼废除了巴赛勒斯的职位，以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元老院的形式保存了酋长会议，以公民大会（ecclesia）的形式保存了阿哥腊；在雅典人中，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代替了巴赛勒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巴赛勒斯，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相当于阿兹特克联盟的“吐克特利”（军事酋长，兼祭司之职）；“土克特利”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又相当于例如易洛魁联盟的“大战士”，而后者则起源于部落的普通军事酋长。 第二编第十章 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 由于氏族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得复杂的需要，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所有民政权力就逐渐被剥夺，移交给了新的选民团体。一种制度逐渐消失，另一种制度逐渐出现，两种制度在一个时期中曾经并存。 以木栅围绕起来的村落，是野蛮时代低级阶段部落的通常住地；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出现了用土坯和石头建造的堡垒形式的共同住宅；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出现了用土墙围绕、最后用整齐石块砌成的墙围绕的城市，建有城楼、胸墙和城门，以便能同等地保护所有的人并能大家合力防守。达到这种水平的城市，就表示已经有了稳定的和发达的田野农业，已经有了家畜群，有了大量商品和房产地产。越来越需要有行政长官和法官、等级不同的军事和市政公职人员，也需要有一定的招募和供养军队的方式，而这就需要有财政收入。所有这一切，都给“酋长会议”的管理工作造成困难。最初委之于巴赛勒斯的军事权力现在则转交给受着更大限制的将军和军事首长了；司法权在雅典人中间现在属于执政官和审判官；行政权则交给城市长官。人民赋予原始的酋长会议的整个权力，经过分化而逐渐形成了各种权力。 这个过渡时期，被修昔的底斯（第1卷第2—13章）和其他作者描写为连年大乱的时期，大乱的造成，是由于权力的冲突，由于滥用尚未十分明确限定的权力，也由于旧的管理制度已经无能为力；这也就需要用成文法代替习惯法。这个过渡时期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雅典人认为最初企图消灭氏族组织的是提修斯；提修斯的名字应该看作是一个时代或一系列事件的名称。 阿提卡的人数（据伯克的计算）[180]在它的全盛时期大约是500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即365000人是奴隶，外来人约45000人，自由公民只有90000人！ 据舍曼说，阿提卡分为许多小公国；古代的作者（斯特拉本的书第9卷；普卢塔克《提修斯传》第24、32、36章）说是有十二个国家；其中有一些不仅是一个城市，而是有若干大小城市。根据传说，提修斯将国家和人民联合在一个王公的管理之下，使雅典成为中央政权的所在地，结束了分散的管理。提修斯据说是公元前十三世纪下半叶雅典的巴赛勒斯。 在提修斯以前（参看舍曼著作），阿提卡人民住在城市中[舍曼指出有十二个城市，与十二个胞族占据的独立住地和地区的数目相等]，由独立的部落组成。其中每一个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居住地区，以及自己的议事堂和贵宾馆，但他们为了互相保卫而联合在一起，并选举一个巴赛勒斯作为他们共同的军队的总指挥。但是提修斯（见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普卢塔克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一作了巴赛勒斯，他就说服阿提卡各部落拆毁了议事堂，取消了各城市的长官，并和雅典人联合起来，以便只有一个议事堂和一个贵宾馆[贵宾馆是一座公共建筑，里面保存着圣火，居住着元老院的主席]。由此可见，在提修斯时代，四个部落已溶合成一个民族。[普卢塔克（《提修斯传》第24章）说：“阿提卡的居民以前居住分散，要很费气力才能把他们集合起来商讨公共事务（这表明他们在溶合以前已经结成联盟）；有时他们甚至发生冲突，互相敌对。于是提修斯把他们联合在一个城市中，并把他们组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统一团体。为了这个目的，他周游各个团体和血族，设法使他们同意这一点，等等”。[181]他向有势力的人许诺取消王权，等等。在第25章里又说：“为了把城市更加扩大，他保证每一个将来居住在城里的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同时，据说他通过传令官发布了有名的号召：‘各族人民，都到这里来！’因为他想在雅典建立各民族的总联盟（应为阿提卡各部落的联盟）。为了使汹涌而来的杂乱人群 ║[这是普卢塔克的虚构，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人群”]║ 不致给共和国带来纷扰和混乱，他第一次把人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他让贵族监督宗教事务，并赋予他们以担任公职的权利（？）。他委托他们教授法律并解释神权和人权，但是并没有把他们从其余的公民中划分出来，因为，贵族虽有名望，但农民有益于世，而手工业者则人数众多，都有其优点。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第一个‘倾向于人民’并废除了专制，这一点显然也为荷马所证实，荷马在《船舶一览》（《伊利亚特》第2章）中称雅典人为庶民、德莫人”。] 提修斯把人民不问氏族如何而划分为三个阶级，即Eupatridae（贵族）、Geomori（农民）和Demiurgi（手工业者）。无论在民政管理还是在宗教事务方面，主要公职都属于第一阶级。这一阶级划分不仅是承认财产和贵族分子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而且也是一次直接反对氏族掌权的行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各氏族酋长及其家庭同各氏族中的富人联合起来，自成一个阶级，赋予他们担任主要公职的权利，而公职则是社会管理权之所在。把其余的人分为两大阶级，也损害了氏族。但结果并未成功。这时的所谓Eupatrides｛贵族｝，大概就是各氏族中原先曾担任过公职的人。提修斯的这一计划归于破灭，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把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权力移交给阶级，因为这些阶级就其作为制度的基础而言仍不如氏族有效。 ║[普卢塔克所说的“卑微贫穷的人欣然响应提修斯的号召”，以及他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提修斯“倾向于人民”这些话，和摩尔根相反，显然表明氏族酋长等人由于财富等等已经和氏族的群众处于内部冲突之中，这种情况，在存在着与专偶制家庭相联系的房屋、土地、畜群的私有制的条件下，乃是不可避免的。]║ 在第一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776年）以前，雅典废除了巴赛勒斯一职，设执政官之职以代之，执政官似乎是在氏族中世袭的；最早的十二个执政官按照麦顿这个名字被称为麦顿提德，麦顿似乎是最后一个巴赛勒斯科德鲁斯的儿子。 ║（按照摩尔根的看法，执政官的职位是终身的，是在氏族中世袭的，因此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世袭。）║ 公元前711年，把执政官一职限定任期为十年，通过自由选举的方法授予公认最称职的人。这时已开始进入有史时期，在这里我们看到，最高职位是由人民授予的。 公元前683年，执政官一职又规定每年一选。执政官的人数增到九名，直到雅典民主政治的末期始终未变： （1）命年执政官；当年的年号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判决一切家庭的、氏族的和胞族的纠纷，他是孤儿寡妇的法律保护人。 （2）巴赛勒斯执政官；他有权解决关于违反宗教感情和关于谋杀的案件。 （3）波勒玛赫执政官（在克利斯提尼以前的时代）是军队的首领和裁判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纠纷的法官。 （4）其余六个执政官被称为提斯摩提特。 最初，阿提卡的执政官是氏族酋长，这个职位是在氏族中世袭的；当世系由女系改为男系以后，已故酋长的儿子便都属于被选人之列。后来，雅典人把氏族酋长的古老称号——archon｛氏族首长，执政官｝，授予最高行政长官，规定它必须经过选举而不问其氏族如何，任职期限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是十年，最后定为一年。 公元前624年，德拉古给雅典人制定了一部法典，这证明以成文法代替成规和习惯的时期已经到来。雅典人正处在出现立法家的阶段上，这时的立法是采取纲要或粗线条的形式，都和某人的名字联系着。 公元前594年，梭伦就任执政官之职。在他的任期内，已经设立了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阿雷奥帕格，掌握审问罪犯和检察风俗之权；在陆军、海军和行政部门设立了一些新职。最重要的事情是设置了诺克拉里，每一个部落有十二个诺克拉里，共计四十八个；每一个诺克拉里是一个包括若干户主的地方单位，在这个单位中征调人员去陆、海军服役，赋税大概也是这样征收。诺克拉里是德莫或乡区的雏型。根据伯克的说法，德莫在梭伦时代以前已经存在，因为在梭伦立法以前就有人提到过诺克拉里的主司（πρυτα-νειζτωνναυκραρων）。亚里士多德把诺克拉里的设立归之于梭伦，因为梭伦把他们载入自己的宪法。十二个诺克拉里组成一个三一区（τριττυζ），这是更大的地域单位，但不一定彼此接壤，它是“县｛county｝”的萌芽（？）。酋长会议即议事会（βουλη）仍然存在，但现在除此以外还有人民大会、阿雷奥帕格和九个执政官。财政权无疑还掌握在酋长会议的手中。 当梭伦就任执政官的时候，由于为占有财产而你争我夺的结果，社会状况严重恶化。一部分雅典人由于负债而沦为奴隶：债务人本身如无力偿还债务即转为奴隶；另外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但仍不能摆脱债权。梭伦颁布法典，其中有一些只是以救治主要的财政困难为目的的新法，除此以外，他又重新提出了提修斯把社会分成几个阶级的计划，但这一次不是按职业划分，而是按财产的多寡划分；他按照财产的数量把人民分为四个阶级。 [按照普卢塔克（《梭伦传》，第18章[182]）的说法，属于第一阶级的是土地收入为500单位颗粒产品和液体产品的人。（通常粮食的量度单位为墨狄那，比15c16柏林舍费尔稍多一点，而液体容量单位为美特烈特，比33柏林夸特稍多一些。）属于这个阶级的人被称为五百墨狄那者。第二阶级是那些收入为300单位的人，他们被称为骑士，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是收入颗粒产品或者液体产品200单位的人；他们被称为双驾车者（ξευγιται），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一对骡子。（这是在确定了公民的财产状况规定以后划分的。）所有其余公民都归入第四阶级；他们被称为雇工（Theten）。一切行政职务只有前三个阶级即富有的人才能担任；雇工（第四阶级）不能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他们作为人民大会和法庭的成员参加管理。（这一点之所以使他们取得了更大的决定性权力）还因为“梭伦允许把那些属于政府机关权限内的事情上诉于人民法庭”。 因此，氏族便被削弱，开始衰败。但氏族是由人身组成的，代替氏族的阶级也是由人身组成的，就这一点来说，人身和纯人身的关系仍然是管理机关的基础。只有第一阶级才能担任高级职务，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服重装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步兵役。第四阶级的人占大多数；其成员不纳税，但在人民大会中他们对于所有行政长官和公职人员的选举都有表决权，也有权对这些官员提出质询；他们可以采纳或否决一切公务措施。所有自由民，即使不属于任何氏族或部落，现在都开始在某种范围内参加管理，他们都成为公民和人民大会的成员。 第一阶级（贵族）不服军役。 与阿雷奥帕格平行的，还有议事会。普卢塔克错误地把议事会的建立归之于梭伦；而梭伦只是把旧日的议事会｛酋长会议｝载入他的宪法，规定四个部落每一个应选100人出席酋长会议；他们是人民的顾问，任何问题，事前不经他们研究都不能提请人民议决。 地域因素也通过诺克拉里制度而部分地渗透进来，当时大概是按诺克拉里进行公民和公民财产的登记，用以作为服军役和课税的根据。氏族、胞族和部落仍有充分的活力，尽管其权力已经减少——这是过渡状态。 由于在梭伦以前的传说时代希腊部落处于不安定状态，人民不可避免地迁徙流动，结果有许多人从这一邦｛nation｝转移到另一邦，从而失掉了同本氏族的联系，但又未能取得同其他氏族的联系；这种情况，由于个人的冒险、经商成风、战争事变而经常发生，以致每一部落中都有相当多的人连同他们的子孙不属于任何氏族。所有这些人都不参与管理。格罗特说：“胞族和氏族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包括境内全部人口，在克利斯提尼以前的时代，以及在他以后的时代，没有包括的人口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早在莱喀古士时代，就已经有很多移民从地中海诸岛和地中海东岸爱奥尼亚诸城市迁入希腊。如果他们是全家一同迁来，那就会带来片片断断的新氏族，但当新氏族没有被吸收进部落以前，他们依然是外地人，这种事情大概时常发生。这说明了希腊氏族的数目为什么异常之多。贫穷阶级既不能作为氏族而被吸收到任何部落中，也不能被收养到一个部落的氏族中。早在提修斯时代，尤其是在梭伦时代，除开奴隶不算，无所属阶级的人数已经很多了；这一阶级的人们，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的不安分因素。提修斯和梭伦通过将他们划归阶级的办法授予他们公民身分，但是他们仍然被排斥在继续存在着的氏族和胞族之外。议事会（即有筹备权或预审权的新的元老院）只能有四百名成员——四个部落中每一部落[一百人]；按照古老的习惯，九个执政官以及阿雷奥帕格成员的推选条件也是这样[部落只由氏族和胞族组成，因此，不是氏族或胞族成员的人，就处于部落之外]。所以，不属于这些部落的雅典人，就只能出席公民大会（ecclesia）了，但他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是公民，他参加执政官等等的选举，也参加执政官的报告的年度评定，有权亲自要求执政官为他平理冤屈，而外地人则只能通过一个给他作保的公民或保护人才能这样做。一切[不属于这些部落的]人，不论其级别或财产多寡，在政治权利方面和第四阶级（Theten）一样。同时，梭伦的政策的目的也是把希腊其他地区的勤劳移民招致到雅典来。这就成为氏族组织崩溃的原因之一。 ║这些移民都是希腊人；由于有文字，方言的差异已不可能成为隔离因素（即互不了解）；另一方面，移住、航海和各种与商业有关的人员流动——所有这些，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都无法容纳了。║ 另一方面，也难于使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一切成员聚居在一个地方。以前，氏族的土地共有，胞族为宗教用途也共有若干地段，而部落大概也有共有的土地。当人们定居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时，他们是与自己的社会组织相适应而按氏族、胞族和部落比邻而居的。每一个氏族一般都自成一区，不过并不包括它的全体成员，因为每个家庭都代表两个氏族，但是使该氏族蕃衍的那一部分是聚居在一起的。属于同一胞族的各氏族，力图住地相连，部落中的各胞族也同样如此。但是到了梭伦时代，土地和房屋已经归个人占有，他们有权将土地（而不是房屋）转让于氏族以外。由于个人和土地的关系时常改变，由于氏族成员在其他地方添置产业，要使一个氏族的人继续聚居在一起就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单位在地域方面和性质方面都变得不稳定了。 ║[不管地域如何：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此外，与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具有了决定的意义。]║ 旧的氏族组织，从各部落定居阿提卡到梭伦时代止，只是由于混乱的局势和（阿提卡的）部落间的不断的战争，才得以保持下去。拥有固定财产和包括了当时实际居民的城区，带来了具有永久性的要素，这种要素是当时的氏族所缺乏的。 到梭伦时代，雅典人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两个世纪了；各行手艺有了很大的发展，海上贸易已经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业，农业和手工业都发展起来，出现了用文字写成的诗篇；但他们的管理制度仍然是氏族的，仍然是野蛮时代晚期那种类型的制度；梭伦以后将近一百年都处于混乱之中。 公元前509年，有了克利斯提尼的宪法（其基础溯源于诺克拉里制度），它一直存在到雅典丧失其独立为止。克利斯提尼把阿提卡分为100个各有明确疆界而名称不同的德莫或城区｛townships（wards）｝。每一个公民必须在他居住的德莫里注籍和登记自己的财产。这种登记就是他的公民权的凭证和依据。德莫代替了诺克拉里；其居民有地方自治权。德莫特｛德莫成员｝选举一个德马赫｛区长｝，他保管公共的登记册，也有权召集德莫特来选举行政官和法官，修订公民籍册并登记当年达到成年的人入册。德莫特还选举一个司库并规定税额和征税办法，也规定本德莫应服国家军役的征兵额。他们还选举三十名法官负责审理本德莫发生的、款项不超过一定数额的一切诉讼案。除此以外，每一个德莫都有它自己的神庙、自己的宗教祀典和自己的祭司，祭司也是由德莫成员选举的。凡是注籍的公民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只有出任高级官吏的资格是不平等的。 有机的地域组织的第二层，是由十个德莫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地区，被称为地区部落——（φυλοντοπικν）。（罗马的术语tribus｛特里布斯｝——最初意为三个部落组成的民族的“三分之一”——也是这样失掉了它的数字性质而成为地区标志。）每一个地区都以一个阿提卡英雄的名字命名；十个德莫中有一些是分隔的（即不相毗邻），这大概是由于一个原始血缘部落的某些部分分居别处，但又希望把他们的德莫列入其近亲们的地区。 ║摩尔根把地区部落叫做县｛counties｝，而舍曼[183]则把按居住地和城或乡的一部分而划分的地区部落叫做区（δημοι）或地方（κω-μαι）。舍曼谈到克利斯提尼时说：║ 他把全国分为100个行政区，名之曰德莫；个别的德莫一部分按小城市或小地方的名字命名，一部分按著名的氏族的名字命名；那些按氏族名字命名的德莫，主要是位于格勒昂特部落所占据的那一部分国土（主要城市雅典及其附近郊区），这里居住着大部分最著名的贵族家庭，而且他们的财产也在这里。早在克利斯提尼以前，就有自称为德莫的区、城和小地方。德莫的数目后来增加到174个；但是关于其最初数目的回忆则是100个英雄，即100个德莫的得名祖先。部落是十个德莫的联合组织。 一切部落或区都是按阿提卡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居民选出一个指挥骑兵的部落长（菲拉尔赫），一个指挥步兵的部帅（塔克色阿赫），一个统率这两者的将军。每一个区提供五艘三楼舰｛trireme｝，大概也选举同样数目的三楼舰长以指挥战舰。克利斯提尼把元老院成员的人数增加到500人，每一个区50人，由各区的居民选举产生。（阿提卡的面积差不多是40平方英里。） 地域组织的第三层即最后一层，是雅典国家，由十个地区部落组成；代表这个国家的是元老院、公民大会、阿雷奥帕格、执政官、法官以及由选举产生的陆海军指挥官。 若要成为国家的公民，就必须是一个德莫的成员；要当选为元老或陆海军指挥官，就必须是地区部落选举出来的人。氏族或胞族的关系，再也不能规定雅典人的公民义务了。人民在一定的地域内融合为政治团体，此时已经完成。 于是，德莫、地区部落和国家代替了氏族、胞族、部落等。但是它们（即后者）仍然作为世系的系谱和宗教生活的源泉而继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 在这种制度下，没有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元老院的主席以抽签方法选举，任期只有一天；他主持公民大会[在一年以内他不能再度当选此职]并保管卫城和国库的钥匙。 斯巴达在文明时代还保存着巴赛勒斯一职；是一个由两人同任的将军职，在一定的家庭中世袭。政府的权力由格鲁西亚或酋长会议、人民大会、五位长官分掌（五位长官每年选举一次，其权力相当于罗马保民官）。巴赛勒斯指挥军队并且是祭奠神灵的最高祭司。 关于阿提卡人的四个部落：[184] （1）格勒昂特。 （2）霍普利特（οπλιτηζ——重装步兵，全副甲胄的、持有遮护全身盾牌的士兵。Οπλον——器具、工具、装备，特别是士兵的武器，其次是重装士兵的大盾和甲胄；也指阳物；οπλομαι＝οπλιξο-μαι和οπλιξω——准备、安排饮食；见荷马：船舶的装备（《奥德赛》），武装等）。 （3）埃吉科尔——放牧山羊的牧者，源于αιξ（αιγοζ——山羊一字的生格，源于αισσω——急速移动）和κορεννυμι伊奥尼亚的κοριω——喂饱（Αιγικορειζ，[αιγικορευζ]——山羊的牧人。 （4）阿尔加德：αργαδειζ＝εργαται（普卢塔克），εργρτηζ——干活的人，农夫，短工；εργεω和中语态εργαξομαι（εργον——工作，动作）——我作工，干活，特别是在农业中作工。 根据舍曼的说法，霍普利特部落是希腊的外来人；他们一度在克苏图斯统率下站在阿提卡方面和优卑亚的加尔西顿殖民者进行战斗，并因此获得优卑亚对岸的杰特拉波里和大部分邻近地带作为移住地。位于附近的从布里莱斯山和帕尔内斯山一直到基泰隆山的高地都被埃吉科尔部落占据着，因为这个地方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牧畜业成为主要的生业。因此，这个地区大半是放牧山羊的牧者。 阿尔加德部落居住在延伸到布里莱斯山以西和以南的那一部分地区，这里有三个大平原——弗里亚斯、佩迪昂或佩迪亚斯和梅索盖亚。这里也住着格勒昂特部落。雅典是贵族居住的主要地点（“定居在城内的贵族”）。 ║舍曼接着又说：“主要的城市及其近郊”因此便得名为格勒昂特、格勒昂特区；其全体居民，不论是贵族或非贵族，都归属于格勒昂特部落，——这些话表明，这位学究对于希腊部落的性质具有怎样的概念。║ 在庇西特拉图一派被推翻以后，以伊萨戈拉斯为首的贵族暂时得胜，如果不是克利斯提尼战胜贵族党，人民就有失掉自由的危险。（希罗多德指出了这一点，第5卷第69章：“人民从一开始（克利斯提尼以前，伊萨戈拉斯时期）就被排除在一切事务之外”。） 克利斯提尼首先是增加居民人数。其办法是授予居住在阿提卡的许多非公民或墨特基以公民权，其中也包括被释奴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卷第1、10章）。他取消四个氏族部落的划分也是必然的，因为新接纳的公民并不能编入旧的组织；另一方面，这样一来，贵族就失掉了他们以前在地区中（作为氏族酋长）所享有的影响。克利斯提尼使许多重要的职位，特别是使九个执政官组成的委员会不是照以前那样由人民选举，而是用抽签的方法选出，但是抽签只限于三个高等阶级的候选人，而执政官则只以第一阶级为限。 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后不久，就发生同波斯进行的战争，在战争中，雅典各阶级的人都获得光荣。亚里斯泰迪兹消除了较贫穷的（不如说是卑贱的）公民担任国家职务的一切障碍。普卢塔克在《亚里斯泰迪兹传》第22章说：“他建议规定所有各阶级都有权参加城市管理，而且执政官要从全体雅典人中选举”。（根据舍曼的意思，最后一词在这里并没有“选举”的意思，而是“抽签”的意思，保萨尼亚斯著作，第1卷第15、4章也是这样。）虽然这样，有一些职位还是象以前那样，只有五百墨狄那者，即从土地上得到500舍费尔粮食的人才能充任。在第四阶级中也有富裕的人，但是他们占有的土地不足以取得三个高等阶级的资格。这种富裕者的人数，从梭伦时代起就大为增多；商业和手工业急速发展起来，具有了不次于农业的重要性。除此以外，战争（波斯大军不止一次破坏阿提卡）使许多土地占有者破产；许多人穷了，无力重建他们那化为灰烬的家园，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占有地，因而沦为第四阶级；亚里斯泰迪兹进行的改革，也使这些人得到利益。但总的来说，他的法律消除了对土地占有者的偏爱，并使没有土地的手工业者和财主可以担任公职。 伯里克利。当参加人民大会不给钱的时候，贫民大部分是甘愿不参加的。从伯里克利的时代起，就规定了付钱的办法，起初——在他统治下——参加人民大会和法庭会议只付给一个沃博尔；后来的煽动家把它提高了两倍。富裕的阶级主张和平，而贫民却更容易同意伯里克利的战争政策。 埃菲阿尔特——他的方针同伯里克利一样——取消了阿雷奥帕格至今仍在行使的对于国家一切管理事务的最高监督权，只给它留下了刑事司法权。阿雷奥帕格的大部分人是倾向和平的保守党；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关——由七个诺莫菲拉克即法律监护人组成的委员会，以代替阿雷奥帕格来监督和监察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公职人员；人民摆脱了以阿雷奥帕格为代表的对他们实行贵族监督的机关。 第二编第十一章 罗马人的氏族 当拉丁人、萨贝利人、奥斯克人和翁布里人（他们大概已组成一个民族）来到意大利时，他们已拥有家畜，而且极可能已栽培谷物和其他作物，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发展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已是处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接近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按照蒙森的说法：“黑麦、小麦和大麦在亚拿西北幼发拉底河右岸处于野生状态。巴比伦的历史学家贝罗苏斯曾经说过，黑麦和小麦在美索不达米亚处于野生状态”。费克在他的著作《印欧语系的原始一致性》（1873年哥丁根版）一书中说：“养畜业是基础……但农业只稍有萌芽。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少数谷物，而栽培这些谷物则带有偶然的性质，目的在于获得乳和肉以外的补充食物。人民的生存并不依靠农业。原始语言中只有少量词汇涉及农业。有一些这样的字：yava——野生果实，varka——锄或犁，rava——镰；pio，pinsere（烤）和mak，即希腊语的μασσω，意即打谷和碾谷”。 到罗慕洛时代（公元前754—717年，或罗马建城1—37年）[罗慕洛的名字在这里不是指人，而是指时代；他的后继人的名字也是这样]，拉丁部落——在阿尔班丘陵地带和罗马以东的亚平宁山区——已经由于分化而分成30个独立部落，但为了互相保卫仍然结成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萨贝利人，奥斯克人和翁布里人也是这样。他们全体，也象他们的北邻伊特剌斯坎人一样，都组成为氏族。 到罗马建城时期（约在公元前753年），他们已过渡到农业生活方式，拥有家畜群，有了专偶制家庭而且结合成具有同盟形式的联合。伊特剌斯坎人的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 拉丁部落拥有许多设防的城市和乡间的坞壁；为了经营农业而分散居住在乡村各处。 在各拉丁部落开始进入有史时期的各种制度中，有氏族、库里亚和部落。拉丁氏族有共同的血统；萨宾氏族和其他氏族，除伊特剌斯坎人以外，都是亲属关系。在罗慕洛的第四代继承人塔克文·普里斯库斯的时期，社会组织被排列成数字比例，即十个氏族为一个库里亚，十个库里亚为一个部落｛特里布斯｝；部落有三个，于是便有30个库里亚和300个氏族。 罗慕洛废除了由氏族组成的和各自据有一个地域的各部落的联盟，把这些部落集合起来并集中于一个城市；经五代人的努力，才做到了这一点。在帕拉丁山上及其周围，罗慕洛联合了100个氏族，把他们组成为一个部落，即兰尼部落；随后一大批萨宾人也参加进来，后来萨宾人的氏族增加到100个，于是就组成了第二个部落，即梯铁部落（据说是在奎利纳山上）。在塔克文·普里斯库斯时期，又组成了第三个部落，即卢策瑞部落，这个部落也由100个氏族组成，都是来自各邻近部落，包括伊特剌斯坎人在内。——元老院（酋长会议），库里亚大会（人民大会）和一个军事首长（勒克斯）。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统治下，元老院成为“贵族的”，它的成员及其子孙被授予｛部落｝贵族的头衔；于是便造成了一个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先是在氏族制度中，后来就在政治制度中巩固起来，最后就推翻了从氏族组织继承下来的民主原则。 尼布尔、赫尔曼、蒙森等人认为氏族是由家庭组成的，其实氏族是由家庭的一部分成员组成的，所以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氏族而不是家庭。 关于早期罗马的“社会”史，人们知道得很少，因为早在罗马人开始记述历史以前，氏族的权力就已经转交给新的政治团体了。盖尤斯（《法典》，Ⅲ，17）说：“我们在第一卷中已经说明氏族成员｛gentiles｝是什么人；而且，因为我们在那里说过氏族法业已完全废弃不用，所以在这里就无需再详细论述这一点了。” 西塞罗（《立论术》，6）说：“氏族成员是那些具有共同姓氏 ║（图腾！）║ 的人。但这还不够。是那些由自由的祖先所生的人。但这仍然不够。是那些其祖先没有任何人作过奴隶的人。还是缺少些什么。是那些公民权从没有受过限制的人。这或许就行了。我不知道斯采沃拉祭司对这个定义还能加上什么东西”。 费斯图斯说：“世系相同和姓氏相同的人都是氏族成员”。 瓦罗（《拉丁语论》，第8卷第4章）说：“象在人们中间有些人是亲属和同氏族人一样，在语言中也是如此，因为，正如源出埃米留斯的人都是埃米留斯氏和同氏族人一样，由埃米留斯的名字派生出来的单字也有名词上的亲属关系，这个名字在相应的各格为Aemilius，Aemilium，Aemilios，Aemiliorum；其余的同一系统的名字也是这样。” 从其他史料也可以确认：只有能够完全由男性世系追溯至一个氏族公认的祖先的人，才属于该氏族；他们也必须具有氏族的姓氏（西塞罗）。 公元前445年，在罗马保民官卡努莱尤斯建议废除禁止贵族和平民通婚的法律的演说中，有以下的话（李维，第4卷第4章）：“如果一个贵族男子娶一个平民女子为妻或一个平民男子娶一个贵族女子为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归根到底在权利方面发生什么变化呢？子女反正是跟随父亲的”（这证明世系按男系计算）。世系按男系计算的一个实例是：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的姊妹尤利娅同马尔库斯·阿蒂乌斯·巴尔布斯结了婚。她的姓氏表明她属于尤利氏族。她的女儿阿蒂娅使用她父亲的氏族姓氏而属于阿蒂乌斯氏族，阿蒂娅同凯尤斯·屋大维结了婚，她成为凯尤斯·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的母亲。她的儿子使用他父亲的姓氏而属于屋大维氏族。 照亚当的说法（《罗马的古制》），如果一个家庭内只有一个女儿，她就有本氏族的姓氏；例如，西塞罗的女儿土利娅；凯撒的女儿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姊妹屋大维娅；她们在结婚以后仍保留先前的姓氏。如果有两个女儿，则一个被呼为长，另一个被呼为幼（就象在蒙昧人中那样）。如果有两个以上，她们就用数字来表明，例如：大女，二女，三女，四女，五女，或用爱称，三妞，四妞，五妞……在共和国的全盛时代，氏族的姓氏和家庭的姓氏都一直固定不变。这些姓氏是家庭中所有子女的共同姓氏并且传给他们的子孙。当自由被毁灭以后，姓氏便发生变化而且被混淆起来了。 根据我们关于罗马人的知识来看，在他们中间世系都按男系计算。在上述所有情况下，人们都是在氏族以外结婚。 罗马氏族有以下的权利和义务： （1）相互继承已故氏族成员的财产的权利；（2）拥有共同的墓地；（3）共同的宗教仪式：氏族祀典；（4）遵守氏族内不通婚的义务；（5）共同占有土地；（6）相互援助、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7）使用氏族姓氏的权利；（8）收养外人入氏族的权利；（9）选举和罢免氏族酋长的权利。 关于第1点。公元前451年，颁布了十二铜表法。遗产由氏族成员继承的古老法规已被取消；遗产传给suiheredes（子女），若无子女，则传给其男性直系后裔。盖尤斯：《法典》第3卷第1和2章（妻和子女一同继承）。在世的子女平均分配遗产，而已故儿子的子女，则平均分配其亡父应得的一份；所以继承权仍保留在氏族之内。未立遗嘱者，其女系后裔所生的子女因属于其他氏族，所以不能继承。如果死者没有子女，那末根据同一法律，其遗产则传给父方宗亲（同上，第3卷第9章）；父方的宗亲关系包括所有能按男系追溯世系，同这个未立遗嘱的人有同一祖先的人；由于这种世系，所有这些人，无论男女，都用同一姓氏，而且按亲等来说，他们比其他同氏族人与死者的关系更近。关系最近的父方宗亲有优先权：首先是由兄弟和未出嫁的姊妹继承，其次是死者的伯叔父和未出嫁的姑母继承等。但已出嫁的姊妹的子女不在继承者之列——因为他们属于其他氏族，但那些仅仅根据共同的氏族姓氏才能证明其与死者有着亲属关系的同氏族人（父方宗亲）却可以继承。氏族权利压倒了血缘亲属关系，因为财产必须保留在氏族之内的原则是主要的原则。（历史的）顺序当然是同十二铜表法表明的顺序恰好相反的，历史的顺序是：（1）同氏族人；（2）父方宗亲，当世系由女系过渡到男系以后，其中包括死者的子女；（3）子女，而父方宗亲除外。 女子出嫁后，便遭到deminutiocapitis｛褫夺｝，亦即丧失其父方宗亲的权利；未出嫁的姊妹可以继承，已出嫁的姊妹不能继承，因为财产会转移到其他氏族去。 由远古制度中传留下来的在某些情况下把财产归还给同氏族人的办法，在罗马保持得最久（尼布尔也指出了这一点）。——被释奴隶在脱籍后，在他故主的氏族里没有氏族权利，虽然许可他采用其庇护人的氏族姓氏；例如，西塞罗的被释奴隶梯罗，被称为马尔库斯·土利乌斯·梯罗。十二铜表法规定被释奴隶死后如果没有留下遗嘱，其遗产则给其故主。 关于第2点。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氏族有专供其成员使用的墓地。在罗马人中也是这样。例如，克劳狄氏酋长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带着他的氏族以及许多被保护人从萨宾人的城市勒吉利迁到罗马，他在这里当上了元老院的元老。斯维托尼乌斯（《提比利乌斯传》，第1章）说：“克劳狄名门氏族……从国家方面接受了阿尼约河畔的土地（一部分国有土地）以安置被保护人，又接受了卡皮托里山下的一块土地作为自己的墓地”。他是根据当时的习惯为本氏族取得一块墓地的。 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氏族的墓地还没有完全被家庭的墓地所取代。证据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在日耳曼丧师而自杀，其尸体落到了敌人手中，并且被烧得半焦。韦莱·帕特库尔（Ⅱ，119）说：“瓦鲁斯烧得半焦的尸体被野蛮的敌人砍为几块；他的首级被砍下来，交给马罗博杜斯，马罗博杜斯将其送给皇帝，礼葬于氏族坟墓”。 西塞罗（《论法律》，Ⅱ，2）说：“墓地是如此神圣，以致不举行神圣仪式和不在氏族墓地埋葬就被认为是罪恶。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奥·托尔夸图斯对于波皮利乌斯氏就是这样判决的”。在西塞罗的时代，家庭墓地取代了氏族墓地，因为家庭在氏族中达到了完全的独立。在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前，已实行火葬和土葬（这个法律禁止在城市境内焚化或埋葬尸体）。骨灰安置所（设有安置骨灰罐的壁盒的墓穴）通常能容纳几百个骨灰罐。 关于第3点。Sacraprivata或sacragentilicia｛氏族祀典｝由氏族定期举行。（这是全体氏族成员的义务，不管是出生于本氏族，或是被收养入族｛adrogation｝。如果一个人丧失了他的氏族，他也就用不着再遵奉这种祀典，同时也就丧失了和这些祀典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特权。）还有人提到这种情况，即由于氏族成员人数减少，举行这些仪式的费用就成了氏族的负担。这种神圣的仪式，不论是公祀还是私祀，都专由祭司掌管；不受民政当局的管辖。 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建立了教长团、库里亚祭司团和卜师团以及由这些祭司团体主持的繁缛的礼制，但祭司之职主要是选举产生的；每一个家庭的家长也就是其家户的祭司。 在罗马的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自己的祀坛（这种祀坛是没有屋顶的小殿堂；小礼拜堂；“祀坛乃筑有祭台的敬神的小地方”。见盖利乌斯书中的特雷巴齐乌斯的话，Ⅶ，12；“没有屋顶的敬神之地称为祀坛”。见费斯图斯。）用以举行宗教仪式；每一个氏族各有其特殊的祀典，世代相传并被视为义务；例如，瑙蒂乌斯氏祀奉密纳发，法比氏祀奉海格立斯等等。 关于第4点。氏族的规章就是具有成文法效力的习俗；禁止氏族内通婚就是这种习俗之一，这个规章看来日后在罗马并没有成为法律条文；但是罗马的系谱证明在氏族以外结婚乃是通例。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女子一出嫁便丧失了她的父方宗亲的权利，毫无例外，因为她们离开了氏族（所以女子不能把她氏族的财产转移到丈夫的氏族中去）。基于同样的理由，女系的子女也无权继承舅父或外祖父的财产；因为女子出嫁到本氏族以外，所以她的子女就属于父亲的氏族，而不属于她的氏族，因此便不能继承。 关于第5点。土地公有制是野蛮时代的部落的普遍现象；所以在拉丁部落中同样存在着土地公有制。大概在很早的时期，一部分土地已经归个人占有。土地占有权最初无疑是以实际使用为根据的，这种情况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已经发生了。 在乡居的拉丁部落中，一部分土地为部落所有，另一部分为氏族所有，还有一部分为家户所有。 在罗慕洛时代，把土地分配给个人是常有的事，后来就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了。瓦罗（《农业论》，第1卷第10章）说：“（根据传说）罗慕洛最初分给每人两罗马亩土地，世代继承，叫做永业田”。（狄奥尼修斯也有同样的记载。）努马和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也实行过类似的土地分配；这是绝对的个人所有制的开端，它是以定居生活等等为前提的。土地不仅由政权机关分配，而且也由政权机关授予，这和由个人的行为而产生的占有权截然不同……这些土地都取自罗马人民共同占有的那些土地。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后，除了个人的土地以外，氏族、库里亚，部落还共同占有一些土地。 蒙森说：“罗马的领土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划分为若干克兰 ║（他这里说的大概是氏族）║ 地区；后来由此而形成了最早的乡区（tribusrusticae。）……这些（地区的）名称并不象后来所增设的地区的名称那样取自地名，而是毫无例外地取自氏族名称，例如：卡米利、加勒里、勒莫尼、波利、普丕尼、沃耳梯尼、艾米利、科尔纳利、法比、贺雷西、梅涅尼、帕丕里、罗米利、塞尔吉、韦图里”。每一个氏族都拥有各自的地区并定居于其境内。（就是在罗马城内，氏族也是居住在各自的区域）。 蒙森接着又说： “正如每一户都有自己的一份土地那样，克兰户 ║（蒙森原著中恐怕不是这个字）║ 或村落，都有属于它的克兰土地，这些土地直到相当晚的时期仍仿照（！）各户土地的办法进行管理，也就是采取公有制来管理……但是这些克兰组织从一开始就不被看作独立的社会团体，而是被看作政治共同体（civitaspopuli）的组成部分。它首先是几个同世系、同语言、同风俗的克兰村落的结合，这些村落有义务相互遵守法律，相互担负法律上的赔偿，合力攻击和防御”。蒙森指出，各拉丁部落在罗马建城以前是按家户、氏族和部落来占有土地的；他还指出了这些部落的社会组织的递升序列，这个序列和易洛魁人完全相同，即：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没有提到胞族。他所说的家户未必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可能是由居住在共同宅院里在家中过着共产制生活的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组成的。 关于第6点。氏族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氏族成员相互依靠以保护个人权利；civitas｛政治社会｝建立以后，这个特点就首先消失，因为每个公民转而依靠法律和国家保护；在罗马人中，在有史时期只能见到关于这个特点的片断记载。 公元前432年左右，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捕入狱，李维（第6卷第20章）关于这件事作了以下的报道：“当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下到狱里的时候，盖尤斯·克劳狄乌斯，他（即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私敌，同整个克劳狄氏族一样，穿着丧服”。 尼布尔指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各氏族的成员曾联合起来要赎回他们的被俘的同氏族人，但是元老院禁止他们这样做。尼布尔还指出，氏族成员负有救济贫穷的同氏族人的义务；同时，他引用狄奥尼修斯的话（Ⅱ，10）：“被保护人也和属于氏族的人一样分担开支”。 关于第7点。到最后，氏族成员已不可能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始祖。尼布尔（以这个没有意义的事实为根据）否认一个氏族中｛各家庭之间｝存在任何血缘关系，因为这些家庭不能证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样，氏族只是一种纯粹虚构出来的组织…… 在世系由女系改为男系以后，很可能是取自动物名称的氏族姓氏，就改用人名作为姓氏了。传说中的氏族历史上的某个著名人物，便成为氏族的得名祖先，经过长久的时期以后，这位得名祖先又可能为另一人所代替。当一个氏族由于异地而居分为各部分时，一个分离的部分就可能取一个新姓氏，但是这种姓氏的变化并不能破坏成为氏族基础的血缘关系……，只有一个做法能破坏氏族血统的纯洁性，即收养外人入族，但这种事情并不频繁……在一个由500人组成的易洛魁人的氏族中，氏族是由这样一种亲属制度产生的，这种亲属制度把所有血缘亲属都归结为少数几个范畴，并使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出这些范畴，——它的所有成员彼此都有亲属关系，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亲属关系或能够找出这种关系；可见在远古氏族中，血缘关系的事实是一直存在着的。随着专偶制婚姻的产生，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亲属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旁系的亲属关系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希腊和拉丁部落在有史时期之初的亲属制度。 格罗特（《希腊史》，第3卷第33、36页）写道：阿尔戈斯的克利斯提尼把锡基温的三个多利安部落的名称改换了，把其中的一个叫做亥阿特（单数的意思是一只母野猪），另一个叫做鄂尼阿台（一匹驴子），第三个叫做克瑞阿台（一只小猪），这些名称都是有意侮辱锡基温人的，但是在克利斯提尼生前和他死后六十年间，对他们一直这样叫，“这种借用动物名称的观念是否由于传统的关系而保存下来的呢？” 在氏族组织开始衰落以后，就不再由于分化过程而形成新氏族了；一些现存的氏族也灭绝了。这就提高了以系谱而论的氏族世系的价值。在帝国时代，不断有新的家族从外地迁居罗马，并僭用氏族姓氏以图获取有利的社会地位。克劳狄乌斯皇帝——公元40—54年——禁止外地人僭用罗马人的姓氏，特别是禁止僭用古老氏族的姓氏。斯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5章）说：“他禁止外地人使用罗马人的姓氏，至少是氏族的姓氏”。属于历史上著名氏族的罗马家族，不论在帝国时期或在以前的共和时期，都极其重视自己的系谱。 关于第8点。不论在共和国时期或在帝国时期，都有家庭招收养子从而使养子加入家庭所属的氏族的做法；收养要经过一些手续，因而不太容易。一个没有子女的人，如超过生育年龄，得到教长和库里亚大会的同意，可以收养一个义子。西塞罗：《自辩》，第13章。在西塞罗时期还存在着预防办法，证明以前的限制更严，而且｛收纳养子｝的事例也更少。 关于第9点。罗马人没有什么关于酋长（princeps）任职办法的直接材料。在civitas｛政治社会｝建立以前，每一个氏族都有酋长，而且很可能不只一个。在拉丁部落中，这一职位的更换极可能不是根据世袭权，因为在后来，即在勒克斯时期和在共和国时期，还主要是实行选举原则；甚至最高职位勒克斯也是选举的。元老的职位由选举或由任命而产生，执政官以及低级官吏也是这样。努马建立的教长团，最初是用选举的方法补缺（教长们自己进行补选）；李维（第25卷第5章）谈到公元前212年左右有一次由库里亚大会选举“大教长”。《多米戚亚法》把选举一些教长和祭司团的成员的权利交给了人民，但是这一条法律后来又被苏拉修改了。——因此，认为princeps（氏族酋长）的职位“世袭”是荒谬的——没有肯定的证据。但凡是存在着终身任职的地方，有权选举便有权罢免。 在罗马建城以前，拉丁部落的议事会由氏族酋长或从酋长当中选举出来的人组成。“所有这些州 ║（应为部落）║ 在原始时期在政治上 ║（蠢驴！）║ 都是独立自主的，各由其邦君 ║[邦君的发明者——蒙森！应为部落酋长]║ 统治之，与邦君相辅者则有首领会议和战士大会”（蒙森）。 ║蒙森先生，实行管理的是议事会，而不是最高军事首长、蒙森的邦君！║ 尼布尔说：“在地中海沿岸各文明民族的城市中，元老院是国家的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亚于人民大会；它是一个精选的年长公民团体。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会议，不论它是贵族的还是民主的，到处都存在着；甚至在寡头政治中，虽然参加最高管理的人数如此之少，也要任命一些顾问来筹划公共措施”。政治社会的元老院代替了氏族社会的酋长会议。罗慕洛的元老院是由代表100个氏族的100个首领组成的；元老是终身职，但非世袭；由此可见，酋长的职位在当时是由选举产生的。 公元前474年左右，法比氏族曾向元老院建议，愿以他们一个氏族的力量来应付威伊人的战争。他们的建议被采纳了；他们中了埋伏。李维，第2卷第50章[又见奥维狄乌斯：《节令记》Ⅱ，193]谈到：“一致公认，所有306人（出征时的人数）全都牺牲了；法比氏族只剩下一个未成年的后代，他延续了法比氏族的血统，并且不论安内和攘外都在紧要关头给了罗马人民极大的援助”。300名数目的男子，应该有同等数目的女子，再加上子女，那么法比氏族的人口至少有700名（而且不只是一个男童）。 第二编第十二章 罗马人的库里亚、部落和民族 共和国建立以前各个假定的时期：（1）罗慕洛——公元前754—717年（罗马建城1—37年）；（2）努马·庞皮利乌斯——公[邦君的发明者——蒙森！应为部落酋长]元前717—679年（罗马建城37—75年）；（3）图卢斯·霍斯蒂利乌统治之，与邦君相辅者则有首领会议和战士大会”（蒙森）。斯——公元前679—640年（罗马建城75—114年）；（4）安库斯·蒙森先生，实行管理的是议事会，而不是最高军事首长、蒙森的马尔齐乌斯——公元前640—618年（罗马建城114—136年）；（5）邦君！塔克文·普里斯库斯——公元前618—578年（罗马建城136—176年）；（6）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公元前578—534年（罗马建城176—220年）；（7）高傲的塔克文——公元前534—509年（罗马建城220—245年）。 以氏族为基础的societas｛社会｝和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civitas｛国家｝并存；后一组织在二百年间逐渐取代了前者。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公元前578—534年，罗马建城176—220年），这个变化大体完成。相当于希腊胞族的库里亚，由十个氏族组成；十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在图卢斯·霍斯蒂利乌斯时代，罗马人民（PopulusRomanus）包括3个部落，每个部落有10个库里亚，共有300个氏族。 罗马国王是神话人物还是实有其人，都无关紧要；被归之于他们之中的某人的立法活动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虚构，同样也无关紧要。标志着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以特殊的人物为转移而体现在有形的记录之中：凝结在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和发现中。 氏族在数目上的匀称等等，乃是立法措施的结果，就头两个部落来说，这种措施并不早于罗慕洛时代。 罗马人的库里亚同希腊人的和易洛魁人的胞族不同，它发展成了一种被嫁接上明确的管理职能的组织。大概组成一个库里亚的氏族都互有亲属关系，互相提供妻子 ║（这只是推测）。║ 虽然在罗马历史上是联系到罗慕洛的立法才第一次提到库里亚，但就这种组织作为胞族而言，从远古以来就存在于拉丁部落中了。 李维（第1卷第13章）说：“因此，他（罗慕洛）把人民分为30个库里亚（在同萨宾人和好以后），并用她们（被抢去的萨宾妇女）的名字命名”。 狄奥尼修斯（《古罗马史》，第2卷第7章）谈到：“胞族，洛赫（军队，骑兵队），库里亚”；同时也谈到：“胞族被分为十组，每一组设有一名首领，当地语言称为组长”。 普卢塔克（《罗慕洛传》，第20章）说：“每一个部落有十个胞族，有人说这些胞族都是以这些妇女｛即被抢去的萨宾妇女｝的名字命名的”。 罗慕洛所做的事是使每一个部落中氏族的数目均等，他把邻近部落的氏族增补进来，用这种办法完成了这项工作。他组织兰尼部落（第一个部落）时，把有亲属关系的氏族都编入同一个库里亚；他之所以能达到数目上的匀称，是人为地从一个自然的库里亚中抽出多余的氏族来弥补其他库里亚之不足 ║（印第安红种人中也有这种事）。║ 梯铁部落中的氏族，主要是萨宾人的氏族。卢策瑞部落是混杂的成分构成的；它是后来靠逐渐增补和征服的办法而形成的，其中也包含一些伊特剌斯坎人的氏族。在这种改组中，氏族仍然保持着纯粹的形态；而库里亚在某些情况下却包括了一些没有亲属关系的氏族，这样便在天然胞族中打了一个缺口；同样，部落也包括了在纯粹自然发展的情况下本来不属于该部落的外来分子。第三个部落（卢策瑞）大部分是人为地形成的；这个部落包括伊特剌斯坎人这一点使我们有根据推想：他们的语言并不是完全不为罗马人所了解。 尼布尔首先证明：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所谓的国王行使人民给予他的权力，元老院建立在代议制原则的基础上。但是，当他说数目上成比例的情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罗马的氏族并不比罗慕洛的宪法更古，罗马氏族是“立法者为了和他的计划的其余部分谐调而建立的团体”的时候，他就和事实大相径庭了。立法者不能创造氏族；同样，他除了把现有的氏族结合起来，也不能造成一个库里亚；他可以用强制手段增加或减少库里亚中的氏族的数目和部落中的库里亚的数目。 （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书中相应的地方的全文，第2卷第7章说：“当他（即罗慕洛）把所有的居民群众分为三部分以后，他就在每一部分中任命最杰出的人充当首领（ηγεμοναεπεστη-σεν）。接着他又把这三个部分的每一个部分分为10个部分，并任命其最勇敢的人作首领，授以同等的级位（ισοζ），他把（三个）大的部分称为tribus｛特里布斯即部落｝，小的部分称为库里亚（κου-ριαζ），这两个名称他们沿用至今。把这些名称译成希腊语就是：tribus＝φυλη｛菲拉即部落｝或τριττυζ｛特里迪斯｝；库里亚＝φρατρα｛夫拉特里即胞族｝和λοχοζ（洛赫即军队，骑兵队）。领导tribus的人＝φυλαρχοι｛菲拉尔赫即部落长｝和τριττυαρχοι｛特里迪斯尔赫｝，罗马人称之为tribune｛保民官｝[可见tribune一词的原意相当于古代部落酋长]。库里亚的首领是φρατριαρ-χοι｛夫拉特里尔赫即胞族长｝和λοχαγοι｛洛赫长｝，罗马人则称之为库里亚长。胞族也分为组，领导各组的首领拉丁语称之为decurio｛什长｝。在他把人民按部落和胞族这样划分以后，就把土地分成30个相等的份额，分别授给每一个胞族，同时分给一块足够的土地供宗教祭典和建造神庙之用，也留下一定的土地作为公用土地（καιτινατωκοινωγηνκαταλιπων）。只有罗慕洛所进行的这种人和土地的划分，才是普遍的和完全的平等”。 库里亚的成员称为curiale；他们选举一个祭司，即库里亚长，他是胞族中的最高公职人员。每一个库里亚都有自己的祭典，有自己的圣殿即祀神的场所，也有自己集会的地方，库里亚成员在这里会集商议事务。除了库里亚长以外，他们也选举一个助理祭司即flamencurialis，由他直接负责祭典的进行；人民大会即库里亚大会，在氏族制度下在罗马拥有较元老院更大的最高权力。 在罗慕洛时代以前，拉丁部落中有部落酋长（狄奥尼修斯，第2卷第7章），他是部落中的最高公职人员；他执行行政的（在城市）、军事的（在战场上）和宗教的职能（主持举行祭典）（狄奥尼修斯的书，上述地方）。这种职位无论如何都是选举产生的；大概是在各库里亚联合举行的大会上选举出来的。“部落酋长”很可能在罗马建城以前就被称为勒克斯，同样的，议事会被称为元老院（senex），而部落大会则被称为大会（con-ire）。在三个罗马部落合并以后，部落就失掉它的民族性了。 三十个库里亚长作为一个团体组成祭司团；其中有一人任curiomaximus｛祭司长｝；这个人选是由氏族会议选举出来的。此外，还有根据奥古尔尼法（公元前300年）由九人组成的卜师团，其中有他们的首领——magistercollegii｛太卜｝；其次，根据同一法律又组成一个也是由九个人组成的教长团，其中有大教长。 由罗慕洛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罗马人，自称为PopulusRomanus｛罗马人民｝；这不过是氏族社会而已；在罗慕洛时代，特别是在由罗慕洛至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时期（754—534），人口的迅速增加引起了实行变革而且是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 李维（Ⅰ，8）说，这是城市建立者的“vetusconsilium”，古老的策略，即把大群卑微的人吸引过来，随后便把土著的权利授予他们的子孙。罗慕洛还在帕拉丁山丘附近设立了收容所，把邻近部落所有的人都招引过来，等等。“从邻近的居民中，有一大批乌合之众，不分奴隶与自由民，因渴求新环境而集合到那里，这就是罗慕洛威力增长的开端”（李维，Ⅰ，8）。普卢塔克（《罗慕洛传》，20）和狄奥尼修斯（Ⅱ，15）也提到避难所或丛林。这表明由野蛮人所组成的意大利居民已繁殖得很多，居民中存在着不满情绪，个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存在着家庭奴隶制，担心遭受暴力。——萨宾人由于他们的妇女被抢走而发动进攻；结果达成协议，拉丁人和萨宾人合并成一个社会；每一部分都保留着自己的军事领袖，梯铁人（萨宾人）的军事领袖是梯图斯·塔齐乌斯。——图卢斯·霍斯蒂利乌斯（公元前679—640年）攻下了拉丁城市阿尔巴，将该城全体居民迁到罗马；据说是让他们占居了塞利安山；公民的数目这时增加了一倍，这是李维的记载（Ⅰ，30）。安库斯·马尔齐乌斯（公元前640—618年）攻下了拉丁城市波利托里乌姆，把该城全体居民迁入罗马；据说是让他们占居了阿宛丁山，有｛与阿尔巴居民｝同样的权利。此后不久，特利尼和菲卡纳的居民也被征服而被迁移到罗马；他们也居住在阿宛丁山（李维，Ⅰ，35）。所有迁移到罗马来的氏族都居住在各自的地区。在野蛮时代中级和高级阶段，当部落开始聚集在坞壁和城堡中的时候，氏族到处都是这样分别居住的。[在新墨西哥的村落住宅中，每一所住宅的全部居住者都属于同一个部落，有时一个联合住宅包括一整个部落。在特拉斯卡拉村，四个区即由四个血族（大概即胞族等等）分别居住。]这些新的外来人大部分结合为第三个部落，即卢策瑞部落，这个部落只是在塔克文·普里斯库斯（公元前618—578年）时代，在把几个新的、伊特剌斯坎人的氏族补入其中以后，才最后形成。 罗马各部落是在立法强制下形成的，部落不能完全避免外来分子的混入；由此产生出tribus｛特里布斯｝这一名词，即民族的三分之一之意；拉丁语也应该有一个和希腊语Phyle｛菲拉｝意义相当的名词，但是它已经消失了；新名词（tribus）的创造说明：罗马各部落是由各种各样的分子组成的，而希腊部落则是单纯的。 罗慕洛建立的元老院，具有与它以前的酋长会议相似的职能。尼布尔说：每一个氏族都派出他们的什长，即以前的氏族首领，充当本氏族在元老院的代表。可见元老院是代议制的和选举产生的团体；它直到帝国时期始终保持选举的办法。元老的职位是终身的；当时人们只知道这一种任期， ║（就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农民租佃期至少是终身的一样）。║ 李维（Ⅰ，8）说：“他（罗慕洛）选任元老一百人：或许因为这个数目就已经足够 ║（这位先生忘记了，当时组成兰尼部落的只有一百个氏族），║ 或许因为能成为‘父老’的只有一百人 ║（极端实用主义的废话），║ 他们被选为‘父老’，当然是由于受人尊敬 ║[因为是氏族首长所以才是父老]║ 而他们的后代便被称为｛部落｝贵族”，西塞罗（《论国家》Ⅱ，8）：“人们出于爱戴而把首领称为父老”。元老的子女及其后代永远享有的｛部落｝贵族称号，一下子就在罗马人的社会制度的核心里建立了一个贵族阶级，而且在社会制度中巩固起来；氏族制度中这时第一次被嫁接了贵族成分。 在与萨宾人联合以后，由于从梯铁部落添加了一百名元老，所以元老院的人数增加到二百人（狄奥尼修斯，Ⅱ，47），而在｛部落｝贵族时代，当卢策瑞氏族的数目达到一百个的时候，就从这个部落的氏族中又增加了第三批元老一百名；这是塔克文·普里斯库斯做的事。 李维（Ⅰ，35）说：“他（塔克文·普里斯库斯）由于关心加强自己的权力，也由于关心扩大国家，所以增补了一百人为‘父老’，他们后来就被称为‘小氏族’的父老；这毫无疑问是王党，因为他们是依靠了国王才加入库里亚的”。 西塞罗（《论国家》，Ⅱ，20）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说：他（塔克文）一实行加强其权力的法律，首先就把原来的‘父老’名额增加一倍（这种情况使人想到，原来的“父老”可能已从二百人减到一百五十人；这样才能由兰尼和梯铁部落来补上这五十名空额，同时又从卢策瑞部落添加了一百名新成员）；同时他把原来的父老称为大氏族的父老 ║[这种名称在易洛魁人中也有，不过它是在原始的意义上使用的：小氏族是由大氏族中派生出来的氏族，因而形成较晚]，║ 这些父老首先进行表决，而那些由他增补进来的父老，他称之为小氏族的父老”。 这段话的提法说明，每一个元老是一个氏族的代表。其次，既然每一个氏族无疑都有自己的主要首领即princeps，所以这个人就被氏族推选出来，或者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库里亚一次选出十个元老。尼布尔的意见实质上也是这样。共和国建立后（由公元前509年开始），元老院的空缺由监察官作主来补充；后来这种权利转给了执政官；元老通常都是从以前担任过高级行政职位的人中选举出来的。 所有公共措施都出自元老院，不论是它能够独自决定实行的措施，或者是那些应该提交人民大会来批准的措施。元老院的职责是全面维护公共福利、处理外交关系、征税和征集军队以及全面控制财政收入和支出；虽然宗教事务由各祭司团管理，但元老院在宗教方面也有最高的权力。 人民大会（这种形式的大会，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是不存在的，在中级阶段可能也不存在）存在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如希腊部落中的阿哥腊（雅典人的公民大会是它的最高形式），拉丁部落中的战士大会，后一种人民大会发展到最高形式就是罗马人的库里亚大会。在罗马人中，库里亚大会是由成年的氏族成员组成的，每一个库里亚有一个集体票，每一个库里亚自行确定其多数，以此决定这一票应该怎样投（李维，Ⅰ，43；狄奥尼修斯，Ⅱ，14，Ⅳ，20、84）。这是各氏族的大会，管理权也只属于氏族。平民和被保护人虽已成为人数众多的阶级，但却被排除在外，因为不通过氏族和部落就不可能和罗马人民（PopulusRomanus）有任何联系。这个大会既不能倡议任何公共措施，也不能修改提交给它议决的措施；它通过或否决措施；一切高级公职人员，包括勒克斯在内，都由大会根据元老院的提名选举。例如，努马·庞皮利乌斯（西塞罗《论国家》，Ⅱ，11；李维，Ⅰ，17），图卢斯·霍斯蒂利乌斯（西塞罗，前引书，Ⅱ，17）和安库斯·马尔齐乌斯（西塞罗，前引书，Ⅱ，18；李维，Ⅰ，32）就是由库里亚大会选举出来的。至于塔克文·普里斯库斯，据李维说，是绝大多数人民选他为勒克斯的。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先僭取了这个职位，后来由库里亚大会追认（西塞罗《论国家》，Ⅱ，21）。罗马授职的方式，就是由大会用一项大会法即Lexcuriatadeimperio，把执行权授予这些人；在没有用这种方式授予执行权之前，已经当选的某些人就不能就职。凡涉及罗马公民生死的刑事案件，上诉到库里亚大会时，大会作出最后的裁判。勒克斯这一职位是由人民运动废除的。 人民大会没有自行召集的权力；据说，它是应勒克斯的要求而召开的，勒克斯不在时则应praefectusurbi｛市长｝的要求而召开；在共和国时期，它由执政官召开，执政官不在时则由大法官召开；每一次都由召开大会的人主持大会的进行。 勒克斯既是统帅，又是祭司，但是没有民政权力。 勒克斯的职位被废除后，由两名执政官来代替，就象易洛魁人中有两个军事酋帅那样。 勒克斯作为最高祭司，不论在战场上，或在城市中，在重要时刻都主持占卜；他也主持其他宗教仪式。勒克斯的职位被废除以后，原来由他执行的祭司职能转交给新建立的祭司勒克斯（rexsacrorum或rexsacrificulus）一职执掌，与雅典人的九个执政官中有一个执政官即巴赛勒斯执政官有总辖宗教事务之权相似。——罗马人在这二百年间（从罗慕洛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根据经验认识到必须用他们自己颁布的成文法代替习惯法规；除此之外，他们还建立了城市管理机关和完备的军事制度，包括骑士团在内。 在新设立的城市公职中，最重要的是市政长官——custosurbis；这个公职人员同时也是元老院主席（princepssenatus）。据狄奥尼修斯（Ⅱ，12）说，他是由罗慕洛指定的；十立法官时代（公元前451—447年）以后，市政长官改为praefectusurbi｛市长｝；他的权限扩大了，而且开始由新成立的comitiacenturiata｛百人团大会｝选举。[财产资格和百人团大会是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在他按照财产的多寡而将人民加以划分后实施的……科里奥兰努斯审判案促使保民官将人民法庭审判贵族的权利握在自己手中；由此可知comitiatributa｛部落大会｝或者是普通人民的大会，或者是按照普通人民在其中占优势的方式组织的；这个机构使保民官能够参加立法，因为他们有权向人民提出议案。] 在共和国时期，执政官有权召开元老院会议和主持库里亚大会，执政官不在时由大法官代之。后来，大法官一职即praetorurbanus（它接替了旧日的praefectusurbi｛市长｝的各种职能）。罗马的“大法官”是司法长官，即近代法官的原型。当罗慕洛逝世时，社会还是氏族社会。 第二编第十三章 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 公元前578或576—533年——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期。从罗慕洛时期开始，罗马社会便分为组成为国人｛populus｝的｛部落｝贵族以及平民即plebs；两者都是人身自由的并且都编入军籍，但是平民不包括在氏族社会中，不能参加管理机构。据尼布尔说，平民这一自由的和居民中人数极多的部分，其存在可以上溯到安库斯·马尔齐乌斯（公元前640—618年）的统治时期。平民不得担任官职，不得参加库里亚大会，不得参与氏族的祭典 ║（不得和氏族成员结婚）。║ 到塞尔维乌斯时代，平民的人数几乎和国人一样众多；他们服兵役，有家庭和财产。氏族组织的结构中是不包括平民的，因此氏族组织必然崩溃。 平民（即那些不是有组织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的成员的人）的起源。由附近的部落流入新城市的冒险者、后来被释放的战俘、以及混杂在迁居到罗马来的氏族中的无族籍的人——所有这些人必然很快地形成了这一阶级；此外还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把每一个部落编足一百个氏族时，氏族的零星部分和那些少于规定人数的氏族被排除在外。从卢策瑞部落的｛元老｝的绰号“即小氏族父老”中可以看出，老氏族并不甘心承认他们的完全平等的权利。当第三个部落编足了预定的氏族数额时，接纳的最后门路便断绝了。从此以后，平民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起来。尼布尔否认被保护人是平民的一部分。 狄奥尼修斯（Ⅱ，8）和普卢塔克（《罗慕洛传》，ⅩⅢ，16）把保护人和被保护人关系的建立（！）归之于罗慕洛，斯维托尼乌斯（《提比利乌斯传》，第1章）也这样说。 ║（这三个人所说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说明！）[摩尔根认为被保护人从一开始就是平民的一部分，这是不正确的；尼布尔说的是对的。]║ 尼布尔等人认为全体国人都是｛部落｝贵族。据狄奥尼修斯（Ⅱ，8；参看普卢塔克《罗慕洛传》，ⅩⅢ）说，｛部落｝贵族阶级在元老院建立以前就形成了；这个阶级是由一些在勇敢、门第（！）和财富方面出众的人组成的。据此，在一些氏族中还有一大类人不是｛部落｝贵族。 西塞罗（《论国家》，Ⅱ，12）说：“罗慕洛的这个元老院是由最贤明的人组成的，罗慕洛本人对他们十分崇敬，希望他们被称为父老，他们的子女被称为｛部落｝贵族，当这个元老院企图……等等”。 李维（Ⅰ，8）说：“他们被称为父老，当然是由于尊贵，他们的后裔则被称为｛部落｝贵族”。 元老院由氏族酋长组成，这一点仅仅意味着当选者是家庭的家长——而且一个氏族的许多家庭中只有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家长在元老院中，——可见只有这些人是父老，只有他们的后裔是｛部落｝贵族，而不是每一氏族的所有成员，从而也不是全体国人（和平民对立）都是｛部落｝贵族，象尼布尔所推断的那样。［注：以上这段话不见于摩尔根《古代社会》。——译者注］在勒克斯和共和国时代，政府把｛部落｝贵族的称号赐给个别的人。 韦莱·帕特库尔（Ⅰ，8）说：“这一百人被选举出来称为父老，组成类似公务会议的组织；｛部落｝贵族这一名称的起源就是如此。” 虽然可能在一个氏族里个别家庭是｛部落｝贵族家庭，而在另一个氏族里个别家庭是平民家庭 ║[注意：这是后来当氏族社会被消灭的时候]，║ 但不可能有贵族氏族和平民氏族。法比氏族的全体成年男子三百零六人都是｛部落｝贵族；他们或者能追溯其世系出自元老，或者是他们的祖先曾由某项公开法令而擢升至｛部落｝贵族。 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以前，罗马人已被分成国人和平民。后来，特别是在李奇尼乌斯立法（公元前367年）（这次立法使国家的一切职务向每一个公民开放）以后，一切自由的罗马人分为两个阶级：贵族｛aristocracy｝和庶民｛commonalty｝。第一阶级包括元老及其后裔以及曾任三公（执政官、大法官和大营造官）之一的人及其后裔。所有庶民现在都成了罗马公民。氏族组织已经衰落，旧时区分已不能维持下去了。先前时期属于国人的人，后一时期则属于贵族｛aristocracy｝，而不是｛部落｝贵族，｛patricians｝。克劳狄乌斯和马尔策卢斯是克劳狄氏的两个家庭；前者是｛部落｝贵族（他们能把自己的世系追溯到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后者是平民。 ｛部落｝贵族阶级的人数很多；一有空额，就选出新元老补充之；｛部落｝贵族的称号授予元老的后裔；另外还有一些人有时由于国家法令而成为｛部落｝贵族（李维，Ⅳ，4）。 但旧时国人和平民之间的差别的阴影仍然残留着：“平民在国人同意下将此事委托于执政官”（李维，Ⅳ，51）。 罗慕洛的继承者努马（公元前717—679年），企图撇开氏族（象提修斯那样）把人民按职业分为八个阶级。 普卢塔克（《努马传》第17章）[185]说：“努马当时认为：固体的东西本来是不能结成一体的，但是把它们捣碎和磨碎后就能结成一体，因为细小的部分容易溶合在一起。因此，他决计把全体民众分成更多的部分，并规定出新的差别，可以说把他们分为更小的部分，以此来消灭以前的显著的差别。于是他把人民按照职业分为笛师（αυλητων）、金匠（χρυσοχοων）、木匠（τεκτονων）、染色匠（βαφεων）、皮鞋匠（σκυτοτομων）、皮匠（σκυτοδεφων）、铁匠（χαλκεων）和陶工（κεραμεων）。他把其余的手工业合并在一起并把他们合组成一个行会。借助于他给每一个行会按其本分而分别规定的联合、集会和敬神仪式，他得以在罗马完全消除了萨宾人和罗马人之间、塔齐乌斯的公民和罗慕洛的公民之间的差别，结果，这种划分便引起了普遍的结合和混合”。但是由于这些阶级没有被赋予氏族的权利，所以这一措施便失败了。 ║但是按照普卢塔克的叙述，所说的是“罗慕洛的公民”（拉丁人）和塔齐乌斯的公民（萨宾人）；这样就会使氏族具有主要是手工业组织的性质！至少是使那些住在罗马城中的氏族如此。║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公元前576—535年）紧接着梭伦时代（公元前596年）而在克利斯提尼时代（公元前509年）以前。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立法是仿效梭伦立法的；它在共和国建立时（公元前509年）正在实际施行。借以排除氏族和建立政治社会的主要变革是：（1）按照个人财产而形成的阶级之建立；（2）以百人团大会作为新的人民大会以代替库里亚大会、氏族会议；（3）设置四个市区，各有划定的边界，各有其作为地域单位的名称，其中的居民必须登记入籍并登记自己的财产。塞尔维乌斯把全体人民按财产的价值分为五个阶级，其结果是把各不同氏族中最富有的人集中于一个阶级中。第一阶级财产资格是十万阿司，第二阶级是七万五千阿司，第三阶级是五万阿司，第四阶级是二万五千阿司，第五阶级是一万一千阿司（李维，Ⅰ，43）。狄奥尼修斯又加上一个第六阶级，这个阶级包括一个百人团，有一票；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完全没有财产、或虽有财产但不足以归入第五阶级的人组成的；这些人不纳税也不服兵役（狄奥尼修斯，Ⅳ，20）。（狄奥尼修斯和李维之间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歧。）每一阶级又分为若干百人团，其数目是任意决定的，并不问每一阶级的人数是多少；每一个百人团在大会中有一票投票权。例如，第一阶级由80个百人团组成，在百人团大会中有80票；第二阶级由20个百人团组成，另加两个手工业者百人团，有22票；第三阶级由20个百人团组成，有20票；第四阶级由20个百人团组成，另加两个号角手和喇叭手百人团，有22票；第五阶级由30个百人团组成，有30票。此外，还有骑士阶层由18个百人团组成，有18票。因此，管理权，就人民大会即百人团大会对政府所能发生的影响而言，是控制在第一阶级和骑士手中的；他们共有98票，即占多数。每一个阶级的百人团都分为老年百人团和少壮百人团两种，前者由55岁以上的人组成，负责保卫城市，后者由17岁至54岁的人组成，担负对外作战的任务（狄奥尼修斯，Ⅳ，16）。每个百人团参加百人团大会时，分别统一本团的意见；在对任何公共问题表决时，先传骑士表决，其次传第一阶级。如果他们两者意见一致，那末问题就由此决定了，就不再传其余百人团投票了。如果他们两者未能取得一致，那就传第二阶级投票，依此类推。 库里亚大会的权利，以稍稍扩大的形式，转归百人团大会。百人团大会根据元老院的提名选举一切公职行政人员；通过或否决元老院所提出的法案；根据元老院的提议废止现行法令，如果它认为这是必要的话；它根据元老院的建议对外宣战，但元老院缔结和约并不征询它的同意。凡是涉及人的生死的案件都可上诉于百人团大会；它没有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力。支配政府的是财产而不是人数。 百人团大会每年在玛尔斯广场举行一次，以选举公职人员，需要时也在其他时间举行。开会时，人民按百人团和阶级集合，由自己的官长率领，组织得俨如一支军队（exercitus）；百人团和阶级之设置，就是为了成为既是军事又是民政的组织。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举行第一次检阅时，有八万武装公民聚集在玛尔斯广场，每人都列在自己的百人团中，每个百人团都列在自己的阶级中，每一阶级都分别聚集在一处（李维，Ⅰ，44；狄奥尼修斯，Ⅳ，22记载武装公民的人数为八万四千七百人）。 百人团的每一个成员，现在都是罗马公民了；这是主要的成果。 根据西塞罗的记载（《论国家》，Ⅱ，22），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从居民大众中指派骑士（挑选最富有的人），并把其余的人分为五个阶级。 各有产阶级的有益作用在于打破了氏族，因为氏族已成为排斥大批居民的闭塞团体。——五个阶级一直存在到共和国末期，其间仅投票方法有一些改革。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据说还设立了部落大会，这是每一个地区部落或市区单独举行的大会，其主要任务在于估定和征收赋税，以及征集军队。后来这种大会还选举保民官。 塞尔维乌斯最初的设施之一，便是建立财产资格制度。“的确，他建立了财产资格制度，这对于未来的大帝国来说是极有益的措施，目的在于，无论战时或平时，都不是按人而是按财产来履行义务”（李维，Ⅰ，42）。每个人必须在他所居住的市区注籍，并登记自己的财产数额；这些事都是在监察官面前办理的；籍册编写完毕，便有了组成阶级的依据。同时，还设立了四个市区，各有一定边界和自己的名称；这种罗马市区是一个地域单位，有登记公民及其财产的制度，有地方的组织，有一个保民官和其他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以及大会。但是罗马的市区和阿提卡的德莫不同，后者同时也是政治团体，有充分的自治权、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法庭和祭司。 罗马的市区更象较早的雅典的诺克拉里，很可能就是模仿它而建立的。狄奥尼修斯（Ⅳ，14）说：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用一道城垣围起七个山丘以后，就把城市分为四部分：（1）帕拉丁纳，（2）苏布拉，（3）科林纳，（4）埃斯奎林纳（以前城市由三部分组成）。这四部分现在应该不是按血缘关系的原则（φυλαζταζγε-νικαζ）组织起来的部落，而是按地域原则（φυλαζταζτοπικαζ））组织起来的部落；他给每一部落任命了一个指挥官，即部落长或区长，他命令他们把各家的居民登记入册。据蒙森说，这四个征集区的每一个区必须提供四分之一的兵力，不仅按全部兵力计，而且按其中的每一支部队的兵力计；这样，在每一个百人团中，都有从各区征召来的同等数目的兵员，其目的在于将氏族性质的和地方性质的一切差别消灭在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中，并借助于军事精神的影响而把外来人和公民溶合为一个民族。 隶属于罗马的周围地区，也按同样方式组成tribusrusticae｛乡区｝，其数目有一些作者认为是26，另一些作者认为是31；再加上四个市区，则按前一种说法为30，按后一种说法为35。就参加管理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乡区并没有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 君临一切的罗马市政府是国家的中心。 新的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库里亚大会还保留着 ║（除了库里亚的宗教垃圾即║ 为某些祭司举行就职典礼以外）向一切高级行政官员授予执行权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单纯成为一种形式。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库里亚大会便丧失了任何意义而迅速被人遗忘；库里亚的情况也是如此；两者与其说是被废除，不如说是自行消失的；氏族作为一种世系族谱在帝国时代还保持很久。 在为时较短的文明时期中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社会的财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专制政体、帝国主义、君主制、特权阶级，最后，带来了代议制的民主制。 第二编第十四章 世系从女系到男系的转变 （1）女系：一位女性始祖、她的子女（儿子和女儿）、她的女儿的子女以及世世代代按女系计算的女性后裔的子女。（她的儿子的子女和她的按男系计算的男性后裔的子女，则被排除在外）。原始氏族的构成就是这样。 （2）男系世系：氏族包括一位假想的男性始祖和他的子女，连同他的儿子的子女以及世世代代按男系计算的男性后裔的子女。 在世系由（1）转变为（2）时，一切现有的氏族成员仍然是本氏族的成员，但此后，只允许本氏族男子所生的子女保留在本氏族中和使用本氏族的姓氏，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则被除外。这种情形并不会破坏或改变氏族成员之间现有的亲属关系，但是从今以后，保留在氏族里的是早先被排除出去的那些子女，而被排除出去的则是早先保留在氏族里的那些子女。 当世系按女系计算时：（1）氏族内禁止通婚，因此子女与他们的挂名父亲分属不同的氏族；（2）财产和酋长职位在本氏族内继承，因此，子女不得继承他们的挂名父亲的财产或职位。——当生活条件改变（特别是由于个人财产和专偶制家庭的发展）到相当程度，以致这种排除子女继承父亲情况被认为“不公正”时，世系从女系到男系的转变就实现了。[牛羊群的私有；此后，耕作又导致房屋和土地的私有。]随着财产的大量积聚和具有永久性，随着私有财产的比例日益扩大，按女系计算的世系[为了继承权]必然被推翻。世系转变到按男系计算，遗产仍保留在氏族内，和以前一样，但子女则属于父亲的氏族，并且居于父方宗亲之首。 可能在世系转变为按男系计算以后或者更早一些，氏族的动物名称就被废弃，而代之以个人的名字。自此以后，这个命名的祖先就成为可变的人。 比较著名的希腊氏族曾经改变过姓氏；他们保留了其始祖的母亲的名字，而把其始祖的诞生归诸她与某位神祗的交合。例如，阿提卡的欧摩尔皮达氏的命名始祖欧摩尔普斯据说就是尼普顿和希俄娜的儿子。 希罗多德（公元前440年）在谈到吕西亚人（当他叙述他们来自克里特岛，并在萨尔佩登率领下来到吕西亚以后）时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一部分是克里特人的，一部分是卡里亚人的”。“他们有一种奇怪的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的风俗。当你问一个吕西亚人他是谁的时候，他会向你回答他自己的本名，他母亲的名字和按女系上溯的其他人的名字。更有甚者，如果他们的一个自由妇女同一个男奴隶结了婚，那么她所生的子女都是自由公民；而如果一个自由男子同一个外邦妇女结了婚，或同一个妾妇同居，那么，即使这个男子是国内的头号人物，他的子女也不得享有任何公民权”。 比较：如果一个塞讷卡－易洛魁男子同一个外族部落的女子结了婚，他的子女就被认为是外族人；如果一个塞讷卡－易洛魁妇女同一个外族部落的男子或易洛魁部落的奥嫩多加人的男子结了婚，她的子女就被认为是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并属于其母亲的氏族和胞族。妇女把她的族籍和她的氏族传给其子女，不管他们的父亲是谁。 从希罗多德著作的这个地方可以作出结论：吕西亚人组成为氏族（古老形式的），世系按女系计算。 克里特岛（干地亚）的土著是皮拉斯基人、闪米特人和希腊人的部落，他们按地区分别居住。萨尔佩登的兄弟米诺斯被认为是克里特岛皮拉斯基部落的首领；吕西亚人在希罗多德时代已经完全希腊化了，而且他们在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也以先进著称。他们是在传说时代迁移到吕西亚的，在此以前，他们的祖先在克里特岛上与外界隔绝，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把女性世系保持到如此晚近的时期。 “伊特剌斯坎人[根据克拉默的《记古代意大利》（他所引用的是兰齐的著作）]，就象我们从他们的文物上了解的那样，允许他们的妻子参加庆典和宴会；他们陈述其世系和家族时总是提母亲而不提父亲。这两种习惯，希罗多德指出在小亚细亚的吕西亚人和考尼亚人中也有。” 库尔齐乌斯（《希腊史》）在谈到吕西西人、伊特剌斯坎人和克里特人按女系计算世系时说：这根源于原始的社会状态，当时专偶婚制尚未完全确立，没有足以肯定父方世系的确证。因此，这种风俗习惯的范围远远超出吕西亚人的地区；印度到现在还有这种风传习惯；古埃及人中间也有；桑霍尼亚顿提到过这一点（奥雷利版第16页），在伊特剌斯坎人和克里特人中间也出现过这种风俗习惯，他们称其祖国为“母国” ║[至今人们还说：母语｛Mutterzunge｝，祖国｛fatherland｝；语言仍然属于母亲]。║ 希罗多德著作的有关地方只是指明：世系按女系计算的风俗习惯，在所有与希腊人有亲属关系的各民族中，只有吕西亚人保持得最久……当生活变得更正常的时候，这个办法即被取消，子女姓氏随父亲的风俗习惯就通行于希腊了。参看巴霍芬：《母权论》，1861年斯图加特版。 巴霍芬（《母权论》）搜集并研究了吕西亚人、克里特人、雅典人、莱姆尼亚人、埃及人、奥乔美尼亚人、洛克里亚人、莱斯比亚人以及东亚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母权制和妇女统治的证据。但这要以古老形式的氏族之存在为前提，这才使母方氏族在家庭中占优越地位。当时大概已经达到了对偶婚形式的家庭，但仍然被属于更早状态的婚姻制度的残余所包围。这种家庭——包括一对结婚的配偶及其子女——和各个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一同生活在一个公共住宅中，各个母亲和她们的子女属于同一氏族，而这些子女的挂名父亲则属于另一氏族。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耕种，必然导致公共住宅和共产制生活；妇女统治是以世系按女系计算为前提的。妇女在具有公共储藏的大家庭中很有势力，她们的氏族在这个大家庭中在人数上占优势。当世系由于专偶制家庭的产生而转变为男系世系的时候，公共住宅便被取消了，并在一个纯粹的氏族社会中让妻子和母亲住在单独住宅里，使她和她的同氏族亲属分离开来。 巴霍芬在谈到克里特岛的利克托斯城时说：这座城市被认为是拉西第梦人［注：拉西第梦人即斯巴达人。——译者注］的殖民地，也被认为与雅典人有亲属关系；这两种情况都只涉及母方，因为只有母亲们是斯巴达人。而它与雅典人的亲属关系则可上溯到那些据说被皮拉斯吉族的狄伦尼安人从布劳隆地岬拐来的雅典妇女。——摩尔根中肯地指出，如果世系按男系计算，就不会再提起妇女的系谱；但如果世系按女系计算，那末殖民者就只能从女方叙述他们的系谱了。 在希腊人中间，在他们达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之前大概还没有产生专偶婚制。 ║从下面一段话可以看到，甚至巴霍芬这位真正德国的学究是如何实用主义地对待这个问题的：║ “的确，在塞克罗普斯时代以前，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他们只有一个亲系。妇女不专属于一个男子，因此她所生的只是私生（！）子女。塞克罗普斯（！）结束了（！）这种状态；他把两性非法的（！）结合引回到（！）专偶婚，他给予子女一父（！）和一母（！），从而使他们由单系改为双系” ║（使他们实行男系世系的单系！）。║ 波利比乌斯（ⅩⅡ，片断Ⅱ）说：“洛克里亚人自己（意大利洛克里亚人的100个家庭）向我证明，关于他们本族的传说，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要比蒂梅乌斯的记载更为真实。在这方面，他们提出了下列的证据……他们当中的名门贵族统统出自女系，而不是出自男系。只有系出这100个家庭的人才是贵族；这些家庭在洛克里亚人迁来之前就是洛克里亚人当中的贵族；实际上，这就是根据神托所的指示用抽签办法选出100个处女送往特洛伊城的那些家庭”。 这里提到的称号（贵族）大概与氏族酋长的职位有关，而氏族中某一家庭的一个成员获得这一职位，这个家庭即成为贵族。这种情况是以不论在确定世系方面或在职位继承方面都按女系计算世系为前提的。酋长的职位在氏族内继承，在古时是从氏族的男性成员中选举产生。在世系按女系计算时，这一职位是兄终弟及和由舅父传给外甥（姊妹之子）。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职位都是按女系继承；候选人是否合格取决于他母亲的氏族，是母方决定了他和氏族的关系以及他和他所要继任的已故酋长的关系。凡是职位和称号按女系继承的地方，都必须以世系按女系计算来加以说明。 传说时期的希腊人的情况：萨尔摩纽斯和克雷修斯是嫡亲兄弟，都是伊奥拉斯之子。前者把他的女儿蒂罗嫁给了她的叔父。若世系按男系计算，克雷修斯和蒂罗属于同一氏族，因此不能结婚；若世系按女系计算，蒂罗属于她母亲的氏族，而不是她父亲的氏族。萨尔摩纽斯和克雷修斯也属于不同的氏族；因此，结婚是合乎氏族习惯的。上面所说的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是正确反映氏族习惯的；从而表明，在远古（希腊人中）世系是按女系计算的。 梭伦时代以后，兄弟可以娶其同父异母姊妹为妻，但不得娶同母异父姊妹为妻。在世系按女系计算时，他们属于不同氏族；但如果世系按男系计算——这种世系实际上在那时也存在——，他们就属于同一氏族，因而就禁止结婚。[由此可见，这是在世系转变为男系以后还保存着的旧制度的残余。]西门娶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埃尔皮妮卡为妻；他们出自一个父亲，但却出自不同的母亲。在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中，欧克西蒂乌斯说：“我的祖父娶其妹为妻，因为她和他不是一个母亲生的”。参看《反驳欧布利得》，24。 世系按女系计算，是以按氏族确定血统为前提的；这样的计算世系的办法[而且，既然已经判明这是古老的制度，就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历史证据]是拉丁人、希腊人以及其他希腊－意大利氏族的古代法制。 假定梭伦时代注籍的雅典人数为60000人，平均分配于阿提卡的360个氏族中，那么每一个氏族平均有160人。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大家庭 ║（可以名之为Geschlechterfamilie｛氏族家庭｝），║ 有共同的宗教祀典、公共的墓地，通常都有共同占有的土地。氏族内部禁止通婚。随着转变为男系世系，随着专偶婚制和子女独占继承权的产生，随着女继承人的出现，便逐步为开放的婚姻开辟了道路，这种婚姻不以氏族为转移，只把一定等级的近血亲除外。婚姻最初是群婚；在一群人中，除子女以外，所有男子和女子都是共同的丈夫和共同的妻子；但是丈夫和妻子分属不同的氏族；最后，建立了单偶婚，实行独占的同居 ║（形式上）。║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在亚洲、非洲和澳洲）[相当于美洲的加诺万尼亚式]，当希腊人和拉丁人部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时候，也必然在他们中间流行。这种亲属制的特点之一是：兄弟的子女互为兄弟姊妹，因此不得通婚；姊妹的子女也是同样的亲属关系，所以也禁止通婚。 ║[如果巴霍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亚婚姻是“非法的”，那么，那一时代的人也许要认为今日从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间结婚，近的和远的，大多数都是血亲婚配，正如亲兄弟和亲姊妹之间结婚一样。][186]║ 这可以解释关于丹纳士诸女的传说（埃斯库罗斯把这个传说作为他的悲剧《求援女》的主题）。 丹纳士和埃吉普图斯是兄弟，是阿尔戈斯的伊娥的后裔。丹纳士的妻子们生有50个女儿，埃吉普图斯有50个儿子；后者的男儿们求婚于前者的女儿；按照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他们彼此是兄弟姊妹，因而不得结婚。如果当时世系已是男系，那么他们就属于同一氏族，这又是一重结婚的障碍。丹纳士的50个女儿为了避免不合法的和乱伦的婚姻，从埃及逃到阿尔戈斯。普罗米修斯曾把这个事件向伊娥预言过（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853）。 在埃斯库罗斯的《求援女》中，丹纳士诸女对她们（在阿尔戈斯的）自己的亲族阿尔戈斯人说，她们不是从埃及被驱逐出来的： “我们离开了神圣的与叙利亚相邻的国土而逃走；我们不是由于凶杀而被人民判处驱逐，而是要逃避和我们同一氏族的男人，拒绝与埃吉普图斯的儿子们缔结那亵渎神灵的婚姻”（埃斯库罗斯《求援女》，诗行第5及以下）。 这个地方看来在文法上是不正确的；见许茨：《埃斯库罗斯》，第2卷第378页。 阿尔戈斯人听了求援者的申述以后，就在会议上决定对她们加以保护，这说明存在着对于这种婚姻的禁令，说明她们的反抗有理。当这个悲剧在雅典的舞台上演的那个时代，雅典的法律是容许兄弟的子女之间的婚姻的，而在事关女继承人或孤女的情况下，法律甚至要求这种婚姻，虽然法律看来只限于这些例外的情况。 第二编第十五章 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187] 雅利安族系（印度的雅利安人除外）的克尔特人分支保持氏族组织比任何其他各分支都久。高地苏格兰的苏格兰人的克兰组织：结世仇和血族复仇、按氏族分住、土地共同耕种、克兰成员对自己酋长的忠诚和彼此互相忠实。——爱尔兰的塞普特。在克尔特人那里——法国封建领地中的庄户（villein）公社。还有，阿尔巴尼亚人的菲司（phis）或弗拉拉（phrara）；达尔马戚亚和克罗地亚的家庭公社。 梵文中的“ganas”（“氏族”）。 日耳曼人：当罗马人最初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他们的政治管理观念，未必能比罗马人和希腊人初次为人所知时更为发达。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章[188]：“自古相传的歌谣是日耳曼人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的歌谣中，颂赞着一位大地所生的图伊斯科神和他的儿子曼努斯，他们被奉为全族的始祖和创业者；据说曼努斯有三个儿子，按照他们的名字，住在滨海地区的部落叫做印格伏南人，住在内地的叫做赫米诺南人，其余的叫做易斯卡伏南人。由于事涉远古，有些人便任意附会，给图伊斯科神增添了一些儿子，从而多出了一些部落的名称——马昔人、甘卜罗威夷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相反地，‘日耳曼人’这一名称则是新的，是最近才使用起来的，用这个名称首先是称呼那个最先越过莱茵河的部落，这个赶走了高卢人的部落现在被称为佟古累人，而当时则被称为日耳曼人（意即Wehrmann，guerriers｛战士｝）。这个名称逐渐占了优势，成了不是一个部落，而是全民族的名称｛ita“nationis”nomen，nongentisevaluissepaulatim｝；先是被战胜者出于恐惧这样称呼所有日耳曼部落，后来这些部落自己也采用日耳曼人这个新名称了”。[在这段话中，“natio”一词的意思应当是部落联盟；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分为几个氏族的gens｛氏族｝。“苏维汇人占有日耳曼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分为各个nationes，各有不同的名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38章）；这里所说的nationes，是一些有比较近的亲属关系的部落，或者就是部落（举例来说，就象塞讷卡－易洛魁人等等一样），无论如何决不是氏族。] ║利普西乌斯对此是这样解释的：║ “那些最先越过了莱茵河的人，正是现在被称为佟古累人的民族，而当时则被称为日耳曼人。这个名称（即Germani）本来只是一个natio的特殊名称，逐渐被施之于全体。” ║他认为，情况恰好相反：║ “itanationisnomen，nongentisevaluissepaulatim”意思是：这个名称逐渐流行，成为不是一个氏族[这里是指扩大了的氏族即部落]，而是整个“natio”的名称，这里的“natio”是指整个德意志民族，所有部落加在一起。 关于自古相传的歌谣是他们唯一的历史记录（“memoriae”）和编年史，这种情况西班牙人在村居印第安人中也发现了。 爱金哈特在《查理大帝生平》中说：“他记录了蛮族的那些歌颂古代国王事业的古代歌谣，并作为历史传下去。” 约尔南德在《哥特人的历史》中说：“在他们的歌谣中，故事是作为真实的历史纪录而叙述的。” 塔西佗在《编年史》第2卷中讲到阿尔米纽斯时说：“直到今日，蛮族人仍然在歌唱着他。” 尤利安的《安条克的演说》把这些歌谣称之为“象尖叫的鸟声一样的农村歌谣”。[189]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第3章讲到他们的战歌[190]时说：“他们也有歌谣（用呼唱的方式以壮胆）。”这里用“拔底吐”一词来代替“拔力吐”｛baritus｝，这个词来自古日耳曼语bar，baren，意即高声呼叫。塔西佗把战斗呼叫同战歌弄混了。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5章有如下的描述：“这个地方……森林使人恐怖，沼泽使人厌恶；……其土地可丰产谷物，而不宜于果木；牲畜繁殖得很多，但大部分矮小；甚至役畜（犍牛）也没有什么美观，无角可看；他们喜爱有许多牲畜，这是他们的唯一的财富，最受他们珍视……他们不象我们，没有那种占有或享用｛金银｝的欲望。在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银器，那是他们的使节或首领收到的礼物，被轻视如同粘土制成的东西。固然，和我们接近的（居近罗马边境的）人，由于通商的关系而重视金银，能认识和辨别我们的某些钱币，愿意要这些钱币，但是居住在内地的人却保持着以货易货的淳朴古风。他们比较喜欢早就为人所共知的边缘为锯齿形或铸有两马拉车图案的旧币。同时，他们重视白银胜于黄金，这不是由于他们嗜好白银，而是由于银东西（argenteinumi，银币）对于购买普通廉价物品的人来说，使用起来较为方便”。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Reges（部落酋长）是由他们按照出身的显赫（即从氏族的最杰出的家庭和最著名的氏族中）选举出来的，而选拔‘duces’（军事酋长）则以勇武为标准（就象易洛魁人那样）。‘Reges’并没有无限的和独断专行的权力，‘duces’也不是以权力，而是以表率作用……以他们所享有的尊敬来领军的。” 同上书，第11章：“小事由首领们商议，大事则由全体人民议决，等等”（并见以下）。 同上书，第12章：“在这种会议上也提出控诉和宣判死刑……在这种会议上也选举一些首领，负责在各区和各村处理诉讼案件。每一个首领有100名人民陪审员，他们使决定具有权威性。”同上书，第20章：“舅甥的关系是和父子的关系相等的。有些部落把舅甥关系看得更神圣和更密切，而在接受人质时宁愿以舅甥关系为对象，认为这种关系对家庭的利益牵连最广。但是，每人的继承者还是自己的子女，而无须立遗嘱。如果身后没有子女，则继承者依次为兄弟、伯叔父、舅父。” 凯撒《高卢战记》第6卷第22章[191]：“他们对农耕不怎样热心，他们的食物中间，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也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数量明确、疆界分明的土地，公职人员和首领们每年都把他们认为大小适当、地点合适的田地分配给集居一起的氏族和亲属，一年之后，又强迫他们迁到别处去。对于这种做法，他们列举了许多理由：怕他们养成习惯，从而把作战的热情转移到务农上去；怕他们从此孜孜追求大片田地，势力大的会把弱小的逐出自己的田地；怕他们从此为了避寒避暑，热心地大兴土木；还怕他们从此引起爱财之心，因而结党营私，纷争起来；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普通人看到自己所有的，跟最有势力的人所有的完全相等，感到心满意足。” 同上书，第23章：“享有最大荣誉的是这样的部落，它蹂躏许多邻近地区，从而使自己周围有着尽可能广大的荒地。他们认为邻人被逐出自己的土地，再也没有人敢靠近他们居住，是部落勇武的表现；同时，他们也相信，这样他们便高枕无忧，再没有遭到突然袭击的可能。当部落进行防御战或攻击战时，总是选举出握有生杀大权的首领来指挥战争，在和平时期，就没有公共的政府，但各区和部（pagi）的首领在那里建立法庭，调停纷争。”“区和部的首领”——酋长——不是军事领袖，而是民事领袖，就象印第安人那样；选举首领来领导战争，就象印第安人那样。[凯撒时期就是这样。] 凯撒在上面谈到“集居一起的氏族和亲属”。耕地每年由首领重新分配。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谈到军队的组织：“骑兵队（turmam）或步兵楔形队（ceneum）并不是偶然结合的人群，而是按照各个家庭和血缘关系编制的”；这里“familia”（家庭）已被提到首位，但是在凯撒的著作中这种“家庭”却被定为氏族。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192]：“他们对于贷款生息和重利盘剥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是比禁止这种行为更为有效的保障。土地是公社共有的，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贵贱分给各人 ║（在凯撒的记载中还是平均分配的）；║ 由于土地广大，分配较易进行。他们每年交换耕地，但他们的土地还是绰绰有余；因为他们并不种植果园、圈划牧场和灌溉菜圃，并不用这些方法来榨取土地的肥沃资源；他们所求于土地者唯有播种谷物而已”。 马尔克和部（pagus）大概是为了军事的征调而联合起来的各村结成的集团；它们是由氏族制度向政治制度的过渡阶段；居民的结合仍然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根据凯撒的记述，日耳曼人的家庭看来是对偶制家庭。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底—1881年3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6年版第Ⅸ卷 原文是英文、德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注释： [149]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的摘要，反映了马克思论证唯物史观的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摩尔根发现了氏族这一发现为理解人类上古史提供了钥匙，提供了根据具体历史材料阐明地区共同体和国家产生的途径的可能性。据恩格斯说，马克思曾打算联系着对摩尔根的研究写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书。马克思的这一计划是由恩格斯实现的，他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利用了马克思所作的摘要。 恩格斯在他的这一著作中引用了马克思的摘要中的一些批语，每次引用时都特别加了注释。恩格斯这一著作的中文译本和这里发表的马克思所作的摘要在文字上略有差异，这是由于摘要的英文原文和恩格斯的德文译文不同。 马克思看来是从马·柯瓦列夫斯基那里得到摩尔根的著作的。这一著作当时在欧洲很少为人所知，而坚持所谓家长制理论的资产阶级学者对摩尔根的发现又故意不提。马克思从1880年底到1881年初把摩尔根的著作作了摘要。摩尔根著作的内容在摘要中摘得十分详细。但马克思在摘要中对原书的结构作了一些改变。原书论述家庭的发展和财产的发展的第三编和第四编，在摘要中被放在第二编即摩尔根标题为《政治观念的发展》的那一编之前。此外，摘要完全略去了原书的第一编第三章（《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马克思在作摘要的时候，还使用了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把这些著作中的材料引用在摘要中。在摘要的最后一部分即论述希腊罗马史的那一部分中，马克思常常直接使用古代作家的著作，大段摘录，而且总是用原文。 摘要在大开的笔记本中占了第1—98页的篇幅。摘要的第一个版本是1941年用俄文出版的，收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Ⅸ卷中。本卷和第一个版本不同，马克思直接表示的意见都用特殊符号标示出来。摘要的原文版本于1972年由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阿森版（《TheEthnologicalNotebooksofKarlMarx》．Assen，1972）。——第328页。 [150]指伊·戈盖《论法律、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及其在古代民族中的发展》，共三卷，1758年巴黎版。马克思依据摩尔根著作（《古代社会》1977年中译本上册第13页），引用了戈盖的这段话。——第330页。 [151]筑丘人是部落的名字，这些部落的物质文化的特点就是筑丘，即建造各种形状和各种用途（工事、坟墓）的土丘。这种建筑在北美和中美都可看到。这种古代文化被认为与印第安人文化有亲缘关系。——第331页。 [152]这里用各种文字所作的名词的比较是摩尔根著作中没有的。——第333页。 [153]这里列举的古代作家的名字，是摩尔根著作中没有的。这些名字看来是马克思取自某个希腊语字典，他在考察“对偶”（“синдиасмический”）一词时使用了这本字典。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没有使用这个古词。——第337页。 [154]加诺万尼亚是摩尔根开始用来表示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亲属制度的术语，这个术语由“弓矢”二字组成，摩尔根认为这种武器是印第安人文化的最突出标志。加诺万尼亚族系意为“弓矢之族”。——第338页。 [155]圣经《创世记》第5、10章。——第341页。 [156]洛图马亲属制度是摩尔根给波利尼西亚流行的亲属制度所取的名字，因洛图马岛而得名，传教士在该岛对这种制度最先开始进行了研究。——第344页。 [157]指摩尔根的著作《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第347、372页。 [158]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页）。——第354页。 [159]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现代家庭”一语起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0页）。——第366页。 [160]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4页）。——第368页。 [161]Confarreatio——古罗马的举行隆重婚礼的习俗。Coёmptio——用假装双方互相出卖的方式而缔结的婚姻，通过这种假装的出卖，妻子便解脱了她的家庭的监护。Usus——习俗，是按通常习惯而缔结的婚姻。——第369页。 [162]科班古迹是古代玛雅人的文化中心之一的遗迹，位于现在的洪都拉斯境内。在这个古迹中有一列著名的阶梯，梯级上刻有玛雅人象形文字的题词。——第381页。 [163]大概是指意大利经济学家阿·洛里亚在《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1880年米兰版（《Larendietafondiariaelasuaelisionenaturale》）一书中的观点。在马克思作摩尔根著作的摘要时，他只知道洛里亚的这本著作。——第393页。 [164]利未法是把古代犹太人的习惯法加以系统化的法律，对古代犹太人的婚姻关系作了规定。利未人是在古代犹太人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宗教祭司。摩尔根提到利未人的地方，是根据《旧约》的材料（见圣经《利未记》第18章）。 前面一处提到的十二铜表法是第一部罗马法，成于公元前451—450年。该法律的文字只有片断流传了下来，散见于后世法学家的引文中。——第395页。 [165]摩门教徒是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的成员。该派的创始人约瑟夫·斯密特（1805—1844）由于得到所谓的神的启示而写了一本《摩门经》。在这本充满荒诞无稽的臆想的书里，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经发生过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摩门教派的特点，是按照圣经中所描述的古犹太人的父权制家庭的样子实行多妻制。——第405页。 [166]指“自由否决权”——在封建波兰的议会中，每一个议员都有权以表示反对来否决议会的决定。——第442页。 [167]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68页）。——第467、469页。 [168]马克思所引用的是格·弗·舍曼《希腊的古迹》第1—2卷。马克思使用的大概是第一版，这一版于1855年出版。这一段开头对希腊人社会结构的简要叙述以及一些基本概念的提示，都是依据舍曼的材料，但提到荷马的那个地方则不见于舍曼的著作，也不见于摩尔根的著作。从“起先……”起到本段结束，是逐句逐字引用舍曼著作。摩尔根著作中根本没有引用过舍曼的话。——第495页。 [169]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5页）。——第497页。 [170]对格罗特看法的严厉批评口气是马克思使用的。摩尔根著作（《古代社会》1977年中文版上册第226页）中是这样说的：“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家族形态显然是罗马人的……家族”。——第499页。 [171]这个地方在马克思手稿中是用德文写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把这个地方当作马克思的意见加以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6—117页）。在摩尔根著作中，相当于马克思所叙述的那个地方是这样一段话：“格罗特先生对希腊氏族的看法，……似乎表示希腊人的氏族并不比当时存在的神话更古……。根据目前所知的事实，可以看出早在神话发达以前，早在人们心中尚未想象出主神、海神、战神和爱神以前，氏族即已存在了”（见《古代社会》1977年中文版上册第228页）。——第500页。 [172]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7页）。——第502页。 [173]以下自“我们只是偶尔听到这种系谱”起，至“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第504页）止，包括摩尔根的原文和马克思的批语，都被恩格斯引用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7—118页）。——第503页。 [174]指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1874年波士顿版。——第504页。 [175]在摩尔根著作中只是提到塔西佗著作中的这个地方。——第506页。 [176]在摩尔根著作中没有这段摘自荷马史诗的引文。——第509页。 [177]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0—121页）。——第510页。 [178]以下的文字，自“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起，至本段结束（除了对“科伊拉诺斯”这个术语的说明以外），都被恩格斯引用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2页）。——第511页。 [179]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摘自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这段引文用的是希腊文。在摩尔根著作中（《古代社会》1977年中文版上册第250页），这段引文除括弧中的话以外，用的是英文译文。——第513页。 [180]奥·伯克《雅典人的国家经济》1817年柏林版第1卷和第2卷中的材料，马克思是根据舍曼著作引用的。以下的舍曼著作引文在舍曼著作第一卷《雅典国家》一节中。——第515页。 [181]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摘自普卢塔克《比较传记》一书的引文用的是德文译文，比摩尔根著作中所用的英文译文简略。以下的一段引文则不见于摩尔根著作。在舍曼著作中，只提到这两章，没有具体的引文。——第516页。 [182]对普卢塔克著作《比较传记》的引证（《梭伦传》）以及下面从他的著作中所引的材料，在摩尔根著作中都没有。——第519页。 [183]格·弗·舍曼《希腊的古迹》第1卷第134、135页。——第523页。 [184]以下文字，自横线起至本章结束，在摩尔根著作中都没有，都是马克思根据舍曼著作的第1卷的《雅典国家》一节写出的。——第525页。 [185]摘自普卢塔克著作《比较传记》的文字，在摩尔根著作中都没有。——第553页。 [186]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1页）。——第565页。 [187]摩尔根著作的这一章，马克思在摘录时作了很多删节。特别是没有反映原著第361—379页（《古代社会》中文版下册第359—374页）的内容，在这些篇幅中，摩尔根主要依据圣经的材料和一些民族学著作，叙述了亚洲和非洲各民族的材料。与此同时，在手稿中却摘录了古代作家的著作，这些摘录是原著中没有的。——第566页。 [188]下面一段以及再往下各段摘自塔西佗著作的文字，在手稿中用的都是利普西乌斯注释的版本中的拉丁文。马克思所使用的大概是他的个人藏书中的版本：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著作集。由约·奥古斯特·厄内斯特校订》第2卷，1772年莱比锡魏德曼出版社版（CorneliusTacitus：Opera．ExrecensioneJo．AugustiErnesti．T．2，Lipsiae：Weidmann．1772）。在摩尔根著作中（《古代社会》1977年中文版下册第358页）提到过塔西佗著作的这一章并简述了它的内容。——第566页。 [189]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摘自爱金哈特、约尔南德、尤利安的著作和塔西佗《编年史》的引文用的都是拉丁文。这些引文在摩尔根著作中都没有。——第568页。 [190]以下各段摘自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3、5、7、11、12、20章）的引文，马克思所用的都是拉丁文。这些引文在摩尔根著作中都没有。——第568页。 [191]在摩尔根著作中，凯撒的《高卢战记》一书第22章的内容是以转述的形式提到的（《古代社会》1977年中文版下册第357—358页），第23章根本未提。——第569页。 [192]在摩尔根著作中，没有提到塔西佗著作第26章。——第57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英国农民要求参加国内政治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英国农民要求参加国内政治斗争[99] 6月5日于伦敦 前几天在埃克塞特会堂举行了农业工人联合会代表会议。约瑟夫·阿奇在会上表示坚决反对战争，博得热烈的鼓掌。农业劳动者的政党的领导人公开宣布自己是和平的拥护者，也是因为劳动者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牺牲总是比社会其他阶级要沉重。在英国，农业工人还没有正式参加本国的政治生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庄严的反战宣言，对左右国家政治的那些阶级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农民开始感觉到有必要也直接参加这种政治斗争，因此他们在埃克塞特会堂举行的自己的会议上也——而且主要是——讨论了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他们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仍然是低贱的穷苦人等级。所以他们开始敲议会的大门，要求让他们进去。他们再也不想做以前那样的人了。 十分明显，这种要求遇到了敌视，这种敌视来自所有那些把农业劳动者的卑贱地位看作英国整个政治经济制度基础的人——这种人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僧侣中间。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的代表们拚命往前挤，伺机将这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在同自己的正在执政的政敌进行斗争时把它当作击城槌。这些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首领是布莱特先生，他也在埃克塞特会堂的会议上讲了话，他巧妙地避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而针对现在执政的那些人大肆进行政治上的抨击。显而易见，社会经济问题对资产阶级来说是非常困难而又敏感的问题；在英国，贵族在这方面总是勇敢得多，因为贵族与资产阶级不同，它的社会地位并不迫使它处处得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动脑筋。这一点，劳动者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当他们想要取得让步的时候，他们对贵族比对资产者抱有更大的希望，他们不久前向贝肯斯菲尔德勋爵递交请愿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只要今后情况还是这样，只要劳动者还有可能在资产者和贵族之间钻空子来为自己取得一定的利益，在英国肯定不会发生象其他国家那样猛烈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震动——在那些国家里统治阶级在劳动者面前完全是一个坚实的、与之为敌到底的反动集团。而到了劳动者阶级不能再从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竞争中得到任何好处（因为这种竞争不再存在了）的那一天，在英国也会开始真正的革命时期。迄今为止，贵族是利用慈善性质的让步来驯服劳动大众的；而现在资产阶级出动了，它迎头抓住劳动者的政治要求并把这种要求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便赋予这种要求以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方向。我们正处于普选权时期的门口；资产阶级急忙在这方面做政治让步，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把贵族排挤掉。无论如何，整个这部由社会三种成分——无产者、资产者和贵族——之间存在着的生命联系所组成的机器，正在促使无产者不再把自己看作儿童，不再沉溺于富于感情的幻想，而是开始懂得——正如一位演讲者在埃克塞特会堂精辟阐述的那样——他们同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关系只能是纯粹的利害关系。 正象你们看到的，英国的社会运动是缓慢的、演进的，而不是革命的运动，但却是前进的运动。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5日 载于1877年6月8日《人民报》 原文是意大利文 注释： [99]这篇文章和下面两篇文章一样都不署名地发表于意大利报纸《人民报》（《LaPlebe》）。恩格斯曾于1871—1872年给这家报纸撰稿，当时该报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并支持总委员会同巴枯宁派的斗争。1877年，由于该报恢复定期出版，恩格斯应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邀请又给该报撰稿。这些文章第一次作为学术文章用原文载于吉安尼·博西奥主编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文集》1955年米兰—罗马版（《KarlMarx，FriedrichEngels：Ⅰscrittiitaliani》，acuradiGianniBosio．Milano-Roma，1955）。恩格斯这一时期在该报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7—109、132—134页。 本文讲的是1872年出现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这个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坚强有力的鼓动家约瑟夫·阿奇。这个组织的活动证明英国无产阶级的最落后和政治上最消极的阶层也投入了有组织的运动。——第17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瑞典和丹麦旅游札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关于德国的札记 （1789—1873）[89] 普鲁士——“undsintWeletabitiewirWilzèheizzèn”［注：那里住着我们称之为维耳茨人的韦累塔比人。——编者注］[90]…… 普鲁士军队——自古以来就是挨饿的军队。赫普夫纳论1788—180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的国库枯竭。欺诈行为（第1和第9卫戍工兵连——军大衣的供给，1842年）。军需库的陈年废旧物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甚至能表示爱好和平——由于战时必须每次召集各阶层。1．转折点——1848年，瓦德西和针发枪。2．转折点——1850年的动员[91]，最后，意大利战争，改编军队，废除陈规旧俗。从1864年起，严肃的自我批判，完全求实的态度。然而——对普鲁士军队组织的性质完全不理解。——悲喜剧性的冲突：普鲁士国家不得不进行利益与人民无干、从来也唤不起民族激情的政治战争，但要进行这些战争就要用军队，而这支军队却只能胜任国防和进行国防所直接需要的进攻（1814年和1870年）。——在这种冲突下，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军队很可能在一场同俄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场战争可能打上四年，而给普鲁士带来的只会是疫病和尸骨。 犹太因素对德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犹太人是这样一类人，甚至在农奴制下，他们虽然既无祖国又无权利（参见居利希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论述）[92]，但是也保持了自由，而且——由于他们命定要从事商业——成为未来因素的体现者；因此，他们在群众对压迫无力做出反应的地方具有反抗的能力；而且他们生来就比德意志人实干和积极。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他们的势力在德意志西部和北部有了很大的发展（路特希尔德和黑森选帝侯）[93]，所以在1815年以后不久就在恢复了犹太人区的地方（法兰克福）克服了对犹太人区的限制；白尔尼和海涅；精通文学，特别精通政论；犹太文学家的特点是追求直接的实际的利益；带有犹太商人特点的波兰－德意志的寸利必得的卑劣的欺诈传统，只有在第二代和第三代才消失。最后，彼此愈来愈融合为一体，德意志人带上犹太人的特点，而犹太人则德意志化。 德国的国外商业殖民地早在1789年之前就存在，但只是从1814年才起作用，只是从1848年才真正成为吸引德国参加世界贸易的杠杆，而后来非常有成效。逐渐发展。1848年以前的商业殖民地的性质——商人多半是没有文化的，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耻（他们在曼彻斯特讲夹杂着十种德语方言的英语）。没有法律保护（维尔特的墨西哥见闻，他同德国驻南美的外交官交往的全部经验）[94]。由于在东欧有商业殖民地和犹太人（关于这一点应当谈得详细一些），在斯堪的那维亚由于有汉堡的邮班，德语逐渐成为世界贸易的语言。应该指出，德语在贸易中——不包括欧洲罗曼语各国，当然也不包括列万特［注：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译者注］——比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总之比除英语之外的所有其他语言都用得广泛。目前德国殖民地发展很快——试看连伦敦的英国人都惶恐不安了。 模仿文学从海涅就已经开始了；它的使命是雕琢语言，而语言也非常需要雕琢。这在诗的方面是成功的，而散文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差。 1859—1863年莱茵河左岸居民的一般情绪——相信将来会再一次成为法国的臣民。——不表示愿意，也不表示反对，他们对此采取顺从的态度，甚至会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亚尔萨斯人比这要好多少！——由于1859年普鲁士的行为和束手无策的表现，对普鲁士完全失去信任。而与此同时，对于波拿巴政府对莱茵区的要求，德国民族主义的｛deutschtümliche｝反应是：亚尔萨斯和洛林是德国的！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对英国来说起着从那里输入牲畜和油脂的东方爱尔兰的作用；在这里也是靠毁掉农业来发展畜牧业，移民刚刚开始；北德平原其他地区的未来命运也是同样的。 金银制品、珠宝制品大量从哈瑙、普福尔茨海姆、格明德、柏林等地出口（K．Z．［注：意思可能是：引自《科伦日报》（《KolnischeZeitung》）。——编者注］）。 不要忘记普鲁士的奴仆规约｛Gesindeordnung｝！同样不要忘记在法国的为期一年的志愿兵｛einjährigeFreiwillige｝。 在胡格诺教徒战争期间，作为民族代表的王权受到那样大的尊重，只有国王同外国订立的同盟和关于军事援助的条约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为舆论所承认。其他人在社会舆论看来总是叛乱者和叛徒。亨利三世逝世后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那时亨利四世只是靠了国王称号的影响才获得了最后胜利。 在法国彻底镇压新教对法国说来不是坏事——teste。〔见证人〕有培尔、伏尔泰和狄德罗。同样，在德国镇压新教对德国人也不会是什么不幸，但是对全世界则将是一种不幸。如果在德国镇压新教，德国就会被强迫接受罗曼语各国的天主教式的发展形式；既然英国的发展形式也带有一半的天主教和中世纪的性质（大学等等、学院、公立学校——所有这些｛本质上｝都是新教修道院［注：修道院是天主教培训神父的学院。英国属新教国家，新教是没有修道院的。这里用“新教修道院”一语是讽喻其具有天主教色彩。——译者注］），那么，全属新教性质的德国教育形式（家庭教育、私人寄宿学校、大学生的走读制和选课制）一取消，欧洲的精神发展就会变得无限单调。法国和英国在实质上破除了偏见，而德国则是在形式上破除了偏见，也就是破除了成规。因此，也就部分地促成了德国的一切均无定形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迄今还伴随有很大的缺点，例如小邦分立状态，但是，对民族的发展能力说来，它却是个极大的优点，而且将来只这个本身是片面的阶段一被克服，就会结出全面的丰硕果实。 此外德国新教——这是基督教的唯一值得批判的现代形式。天主教在十八世纪已经受了批判，已经成了论战的对象（可见老天主教徒[95]毕竟是多么愚蠢啊！）；分裂为无数教派的英国新教没有神学发展的历史，即使有，那也只是每一阶段都集中表现为创立一个新的教派。只有德国人掌握了神学，并且由于这个缘故而拥有批判对象——历史学的、语文学的和哲学的批判对象。这种批判是德国的产物，如果没有德国的新教，这种批判是不可能的，然而它是绝对必要的。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象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它，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 荷兰和比利时——在莱茵河与北海之间以沼泽地、在南方以阿尔登山脉和费恩沼泽高地与德国相隔——对德国起的作用就象腓尼基对巴勒斯坦所起的作用一样；而且，古代预言家所唱过的那种哀歌在德国也很流行。 弗兰德从凡尔登瓜分[96]到1500年一直是法国的一部分，因此在那里法语是有根底的；中世纪佛来米人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点，因为那时商人同意大利商人和其他商人谈生意当然不用佛来米语。而“条顿人”现在竟要求恢复甚至在荷兰人那里都没有得到完全承认的佛来米语；僧侣的佛来米语运动！佛来米人现在终于到该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两种语言的时候了，而这种语言只能是法语。 美洲发现后，德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耐心的实验。关于农业的多次失败的经验，见朗格塔耳的著作[97]。在工业方面，到处总是只生产那些被排挤出世界市场的产品。这方面的例子，规模大的是亚麻布生产，规模小的是乌培河谷的工业。从1820年到1860年的贸易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现在才有起色。 1848年德国的主要输出品还是人。（1）通常意义上的移民；（2）卖淫：在东普鲁士——有一所一所的高级和低级的机构，它们把少女训练成各种各样的、什么都干得来的娼妓——从海员妓馆的妓女到上流社会风流雅士的“有教养的”情妇。用各种花言巧语将她们送往国外，到了那里她们的大多数人才第一次知道给她们安排好的命运。许多混得不错的人，对自己的遭遇非常满意，并给中间人写回温情的感谢信，在信中却总是隐瞒自己的妓女身分，而把自己说成是家庭女教师、女伴，有时说成是有了美满婚姻的夫人。贝尔根罗特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当局——为了酬金罢？——放任不管而且法庭追究也总是很难抓到把柄的话。东普鲁士向从彼得堡和斯德哥尔摩到安特卫普的整个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地区供应妓女。（3）从黑森和拿骚的福格耳贝克林山｛山区｝出来的流浪妇女。她们作为broomgirls（扫帚姑娘）[98]在英国集市上游荡，年纪大点的——拿着手摇风琴。她们十之八九作为风琴手被用轮船运送到美国去补充最下层妓女。（4）汉撒和莱茵的工厂城市的年轻商人，后来又有萨克森和柏林的年轻商人。（5）化学家——后来有很大发展的｛这种移民｝那时已经开始——（吉森的李比希学派）和妓女一起——是黑森大公国的主要输出品。——为挣钱而跑到荷兰去的威斯特伐里亚人｛Hollandgänger｝。而现在在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却时常可以遇到荷兰工人。 德国政府的吝啬，特别是在1815年至1870年期间，表现在一切方面：又次又脏的货币（这也包括纸币）、粗糙的办公用纸、吸墨撒沙器（一切官方文件简直看不得！）、把纸弄脏的粗制滥造的印章——一切都低劣，官吏本身也差不多少。法国的、英国的、比利时的货币、邮戳、钞票——所有这一切让人一看就感到很漂亮。 德语在日常生活中很笨拙，而在处理最困难的论题时却非常灵活——这是德国人在多数领域中都有了不起的代表人物，而德国人的大量产品却异常低劣的部分原因（或表现？）。在文学方面：英国有许多象样的二流诗人，出色的中等人才几乎充斥整个法国文坛，而在德国几乎完全没有。再过一代，几乎也不可能读到我们的二流诗人的作品。在哲学方面也是这样：除康德、黑格尔，还有海尔巴特、克鲁格、弗里兹，最后是叔本华和哈特曼。伟人的天才被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贫乏所抵消，因此，把德国人描写为“思想家民族”是最没道理的了。千百万写作者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在多多少少不受语言制约的领域里，情况才不同，德国的二流人物才有一定价值：自然科学，特别是音乐。我们的历史书籍是无法读的。 现在的所谓德意志帝国。《尼贝龙根之歌》里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两条最大河流即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如果克里姆希耳德的故乡、齐格弗里特建立功勋的地方伏尔姆斯成了法国的，我们就会觉得反常。但是多瑙河地区处在帝国范围之外，瓦尔特·吕迪格尔·冯·贝赫拉伦可以说又成为阿梯拉（马札尔人的埃策耳）的藩臣，这难道不反常吗？而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是怎样描述德国的呢？“从易北河到莱茵河，再往后推到匈牙利人的国土”——古德意志的奥地利被留在德意志的边界之外，而那时还不属于德意志的易北河以东地区现在却是它的中心和基础！这个帝国竟称自己为德意志帝国！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底—1874年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X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90]雅科布·格林《德国古代法》中从德国中世纪作家诺特克尔的著作摘引的话。《德国古代法》第一版于1828年在哥丁根出版。——第171页。 [91]指1850年11月奥普冲突时期普鲁士军队的所谓“大动员”。这次冲突是由于这两个大国都企图干涉库尔黑森发生的起义而引起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霸权的表现之一。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对这一动员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84页）。——第171页。 [92]指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一书中的论点。——第172页。 [93]指法兰克福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迈尔·安谢尔·路特希尔德的金融活动。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把他的债务人黑森选帝侯威廉的钱也拿来投入周转，大发其财。——第172页。 [94]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于1852年至1856年以一家商号代表的身分曾多次到过西印度以及拉丁美洲各国。恩格斯显然是指维尔特在信中和口头讲的情况。——第172页。 [95]老天主教徒是一批德国天主教活动家，他们于1871年出来反对梵蒂冈宗教会议1870年4月24日所通过的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并宣称自己是改革天主教教会的战士。——第174页。 [96]根据843年的凡尔登条约，查理大帝的帝国被瓜分成三个王国。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包括弗兰德，并入西法兰克王国。——第175页。 [97]指克·爱·朗格塔耳《德国农业史》第3册和第4册1854—1856年耶拿版。——第175页。 [98]Broomgirls是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英国人对在市场上出售扫帚（brooms）的德国姑娘的称呼。——第17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关于厄·勒南《反基督者》一书书评的短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关于厄·勒南《反基督者》一书书评的短评[88] 由于《科伦日报》第181号发表了对勒南的新著《反基督者》的书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从伦敦给我们写信说： “所谓勒南的发现，例如关于所谓约翰启示录出现时间的确定——准确到月份——或者关于解开神秘数字666＝尼禄皇帝（NέρωνKαισαρ）这个谜和用另种说法616＝尼禄皇帝（NeroCaesar）证明这个答案等等，我在柏林1841—1842年冬季学期在斐迪南·贝纳里教授关于启示录的讲座中已经听到过了。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实际解开过这个神秘数字的贝纳里是十分诚实的，承认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己的前辈；而勒南先生在这本书里，象在其他场合一样，把来自德国科学长期发展的成果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7月5日和15日之间 载于1873年7月18日《科伦日报》第197号第1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88]塞尔维亚教会杂志《东正教》（《Pravoslavje》）1873年第11期在一篇提到《科伦日报》和恩格斯名字的作者不详的文章中，用塞尔维亚文转载了这篇短评（同原文有些出入）。后来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一著作中较详细地阐述了在短评中涉及的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7页）。 厄·勒南《反基督者》（《L’Antéchrist》）一书1873年于巴黎出版，该书是他的八卷本《基督教起源史》的第4卷。——第17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西班牙的共和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西班牙的共和制[85] 很难说，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两者哪一个在最近三年里更衰败了。君主制到处——至少在欧洲大陆——愈来愈快地转化为自己的最后形式——凯撒主义［注：凯撒主义是指个人独裁与形式上承认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政治制度，是古罗马统帅尤利乌斯·凯撒的执政原则。——译者注］。带有普选权的虚假立宪主义、作为政府支柱的庞大冗杂的军队、作为管理的主要方法的收买和贿赂、作为政府唯一目的的靠贪污欺诈以致富的行径，到处都在势不可遏地取代着我们的资产者在路易－菲力浦的太平盛世时期所梦想的所有那些漂亮的立宪主义保证，那种人为的权力均势。就连那时最出卖灵魂的人们同现时的“大人物”相比也还是纯洁的天使。资产阶级一天天逐渐失去了一个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机体所不可缺少的阶级的性质，抛弃了其独特的社会职能，而变成了真正的一帮骗子。同样，资产阶级的国家也变成一种不是保护生产而是保护公然盗窃生产品的组织。这种国家不仅其本身就带有对本身的判决，而且也已经通过路易－拿破仑之身受到历史的判决。它同时也是君主制的一种最后的可能形式。君主制的所有其他形式都已腐朽了，陈旧了。在这种国家之后，作为国家形式的只能是共和制。 然而，共和制的情况也并不比这好。从1789年至1869年，共和制曾经是满腔热情的自由战士的理想，人们始终努力追求的理想、经过艰苦流血斗争而达到但又总是刚一达到就又落空的理想。自从由一个普鲁士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建立起那么一个法兰西共和国以来，一切都改变了。从1870年起——这就是进步——共和国已经不再由共和派（因为再没有纯粹的共和派了）而是由对君主制绝望的保皇派来建立了。君主派资产者为了避免内战而在法国巩固共和制，在西班牙宣布共和制；在法国是因为王位追求者太多，在西班牙则是因为最后的可能的国王罢了工[86]。 这里是双重的进步。 第一，共和制这个名称迄今所具有的魅力消失了。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事件之后，只有卡尔·布林德一人还在坚持关于共和制有神奇作用的迷信。共和制终于在欧洲也表现为——而在美国事实上就是——它本质的东西，即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完善的形式。我说：“终于在欧洲也”，是因为这里不可能再有象瑞士、汉堡、不来梅、卢卑克和自由市法兰克福（愿它在天国安息！）那样的共和制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也仅仅是现代的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是一个大民族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历史上从中世纪遗留下来、多少带上一些民主形式、至多用好不了多少的农民统治代替了城市贵族统治的一个市、一个州或一个州集团的地方政治机构。瑞士一半是由于强大的邻国的恩典，一半是由于这些邻国之间的互相猜忌才得以生存的；每当这些邻国行动一致时，它就得收起自己的共和主义高调而俯首听命。这样的国家只有在它们不打算干预历史进程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因此人们用使它们中立的办法来禁止它们进行这种干预。真正的欧洲共和制时代的开始将是从九月四日，或者勿宁说是从色当日［注：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第二帝国被推翻，共和国宣告成立。——译者注］算起的，哪怕凯撒主义还可能短期卷土重来，不管王位追求者是谁，反正一样。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梯也尔的共和制是1792年共和制的最终实现，是没有雅各宾派自我欺骗的雅各宾派共和制。从此，工人阶级不会再在什么是现代共和制的问题上迷惑自己了。共和制是资产阶级统治得到最后的、最完善的表现的那种国家形式。在现代共和制下终于不折不扣地实行在一切君主制下仍然受到某种限制的政治平等。这种政治平等除了声明阶级矛盾丝毫不涉及国家，资产者象工人有权成为无产者一样有权成为资产者，又能是什么呢？ 但是，共和制这种最后的、最完善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是由资产者自己以极其勉强的心情实行的：它把自己强加给了他们。这种奇怪的矛盾是因为什么而造成的呢？是因为实行共和制意味着同全部政治传统决裂，是因为在共和制下每一个政治设施都被要求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因为在君主制下支持现存政权的一切传统影响的衰落。换言之：如果说现代共和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完善的形式，那么它同时又是那种使阶级斗争摆脱其最后桎梏并为阶级斗争准备战场的国家形式。现代共和国正是这样一个战场。这是第二个进步。一方面，资产阶级感到，只要君主制的基础，连同存在于没有文化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在农村——对传统君权迷信般的崇敬中的全部保守力量，一从它的脚下滑掉，它就完了，不论迷信的对象是普鲁士的神授王权，还是法国的神话式的农民皇帝拿破仑。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感到，君主制的挽歌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决战的信号。现代共和制不是别的，正是为进行世界历史中最后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而打扫干净的舞台，这就是共和制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然而，为了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这场阶级斗争可决胜负，这两个阶级都必须在有关的国家，至少在大城市，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西班牙，只是个别地区具备这种条件。在卡塔卢尼亚，大工业发展水平比较高；在安达鲁西亚和其他一些地方，大土地占有制和大农业即大庄园主和雇佣工人占优势。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农村是小农占优势、城市是小手工业占优势。因此，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发展得比较差，正因如此，在西班牙对资产阶级共和制来说还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在这里它首先必须为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把舞台打扫干净。 首先是废除军队，实行民兵制。西班牙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认真说来只有一个邻国能够向它进攻，而且只能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很短的战线上，而这条战线还不到它国境线全长的八分之一。此外，这个国家的地形条件又对大兵团的运动战很不利，而对非正规的人民战争却很有利。在拿破仑时期，我们就看到过这种情况。他派往西班牙的军队有时多达近30万人，而这样多的军队却总是被人民的顽强抵抗打垮。从那时起，我们无数次见到这种情况，现在我们还看到这样的例证：西班牙军队对山区为数不多的卡洛斯派匪帮无能为力。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任何理由拥有军队。同时，从1830年起在西班牙，军队只是将军们每次搞阴谋所使用的杠杆，他们隔几年就通过军事叛乱推翻政府，以便用新的盗贼取代旧的盗贼。解散西班牙军队意味着使西班牙免除内战。因此，这是西班牙工人应当向新政府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如果军队取消了，那么卡塔卢尼亚人要求组织联邦国家的主要理由也就不成立了。革命的卡塔卢尼亚，可以说是西班牙的很大的工人郊区，至今还被人用强大集中的军队压制着，如同波拿巴和梯也尔压制巴黎和里昂一样。因此，卡塔卢尼亚人才要求将西班牙分割成一些具有独立自主的行政机构的邦。如果军队垮台了，这种要求的主要理由也就不成立了。无需使民族统一遭到反动的分裂，无需再弄出一个更大的瑞士来，就可以实现根本上的独立自主。 西班牙的财政立法不论在国内税收或国境关税方面从始至终都是荒唐的。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共和国可以干许多事情。在没收教会的常被没收而又总是重新积累起来的地产方面，最后，特别在修建交通线（什么地方也没有象这里这样糟糕的交通线）的方面，也是如此。 几年平稳的资产阶级共和制，会在西班牙给无产阶级革命打好基础，甚至西班牙最进步的工人也都将为之惊讶。希望西班牙工人不重复过去革命[87]的流血闹剧，不举行单枪匹马的总是被轻易镇压下去的起义，而是利用共和制来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组织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由他们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新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专门要寻找借口来镇压革命运动和屠杀工人，就象法夫尔之流的共和派在巴黎干的一样。希望西班牙工人不要给他们提供这种借口！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2月 载于1873年3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18号、3月7日《解放报》和3月23日《社会思想报》 原文是德文 注释： [85]《西班牙的共和制》一文作为社论不署名地发表于1873年3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18号。文中出现了在恩格斯其他著作中没有遇到过的名词“凯撒主义”，这表明编辑部作过某些改动，尽管不是很大。该文3月7日转载于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LaEmancipacion》），3月23日又转载于葡萄牙支部的机关报《社会思想报》（《OPensamentoSocial》）。在西班牙文译文里，最后一段话被删掉。《解放报》编辑、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霍赛·梅萨就此事于1873年3月11日写信对恩格斯说：“您想必已经看到，我冒昧地把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那篇文章里我认为有点令人灰心的最后一段话略去了。我感到万分的抱歉。我翻译这篇文章是很用心的，那个还在学徒的排字工人几乎把它给我毁掉。”据判断，载有此文的那份《人民国家报》，梅萨不是从恩格斯本人那里，就是通过保·拉法格得到的。——第165页。 [86]指1873年2月9日西班牙国王亚马多（1870—1873在位）因统治阶级各政党之间斗争的新的尖锐化而退位。1873年2月11日西班牙宣告成立共和国。——第166页。 [87]指1868年9月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第16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83] 比·约·蒲鲁东《战争与和平》第2卷第4篇第2章 “战争的永恒的、根本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匮乏，或者说得高雅一点，是经济平衡遭到破坏……归根到底是贫困”（第98页）。 首先我们必须吃饭。这是一个严峻的规律。如果我们不能明智地适应它，同时，如果我们为了它而牺牲我们一切其他的义务，成为它的奴隶，那么它就会象复仇女神一样摧残我们……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也有他自己的目的（第100页）。吃饭的规律是同劳动的规律相对的，就象否定是同肯定相对的一样。但是，人的需要是怎样的，他应当劳动多少时间？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的需要。这是黄金时代，是丰饶而宁静的时代（第102页）。而现在地球每个角落的人口都远远地超过自然界的资源，所以在文明时代——“你要流下汗水才有你的面包吃”。——最终，人在文明阶段通过劳动所得的正好等于维持他的肉体和精神文化所必需的，不多不少。我把我们的生产和我们的消费的这种严格的彼此制约称为贫乏｛pauvreté｝，称为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有机规律中的第三条规律（第103页）。甚至在工业最发达的民族那里，只要工业品的数量增长一点点，从而破坏由已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所决定的比例，那么这些产品的价值立刻就会下降，所有多余的部分就会化为乌有。健全的理智……现在起来反对生产超过贫乏所规定的界限。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如果总的财富因劳动而增加了，那么人口会增长得更快……可见，造物主……训诫我们要保持节制和秩序，并迫使我们去热爱它们（第104页）。 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结果毫无所得（第106页）。 在一个社会里，要在保持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财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造成劳动群众的新的需求，而这只有通过发展智力和情趣，换言之，通过提高文化修养才是可能的，劳动群众有了高度文化修养就会自然而然地摆脱无产者状态 ║（因此这与马尔萨斯是完全相反的）；║ （2）在不断完善劳动和工业的组织的同时，要使劳动群众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时间；（3）为此目的，应当消灭寄生生活。这三个增加财富的条件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过渡到越来越平均地分配知识、服务和产品。这是最伟大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平衡规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第108页）。 ║这是大胆地抛出一个论点，简单地加以肯定。 ——唯一的证明不过是援引下面的情况：║ 法国尽管很繁荣，但是人民现在生活得比复辟时期还差，“国家债务增加一倍，预算从十亿增加到二十亿，房价和一切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百分之五十到一百，这一切导致明显的瓦解和不断的危机”（！！）（第109页）。在美洲，土地和其他从前没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具有了价值，这一情况是贫乏的正确无误的标志。虽然在西班牙存在了三百年（从伊萨伯拉一世到伊萨伯拉二世）的平衡被新的发展所打破——工资提高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土地和对外贸易的收入增加了——，但是在以后的五十年中人口也会相应地增长。那时，在西班牙又会恢复平衡，即“贫乏”（第110页）。 国家和有产阶级的一切财富都是在规定工作者的工资以前预先从他的产品中扣除的（第113页）。 贫乏意味着不富足，而富足甚至可能促使工作者腐化。不应当让人生活得心满意足。相反，应当让人经常感到贫苦的刺痛（第114页）。 ║满篇光是慷慨陈词和简单论断，而不是论证和阐发思想。║ 人类的进步或提高完全在于正义和哲学（第116页）。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事实不过是向肉眼显示理性概念的符号（第118页）。 人在世上的作用完全是精神的和道德的（第116页）。 十分明显……，财富和价值一样，与其说是某种实在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关系，也就是生产与消费、供与求、劳动与资本、产品与工资、需求与活动等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类的、典型的表现是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日，工作日可以从它的两个方面，即消耗和产品，来加以考察。工作日——在这几个字里包含着社会财富的总量……从工作日的这样的定义中可以得出结论：整个的社会生产——集体劳动的表现——决不能够稍微明显地超过对我们称之为起码的生活资料的东西的集体需求。要想三倍地、四倍地增加一个国家的生产……而又脱离开劳动、资本、人口和销售市场的按比例的增长，特别是脱离开教育和道德的相应的提高，——我断言，这种思想比化圆为方问题［注：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已知圆的面积；一般指不能解决的问题。——译者注］更不合理。这是矛盾，无稽之谈（第119—120页）。 ║那么，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从何而来呢？它决不可能来自经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象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其余的事物一样，来自心理学原理、来自原则，而║ 原则就是我们对本身的价值和本身的品德的认识，也就是这样一种感情，它能转化为对自己的同类和整个人类的尊重并成为正义的基础。但包含着作为自在之物的正义的那个原则，迄今为止实际上却恰恰是对正义的否定；我们允许自己和自己亲近的人的事情比允许别人的事情要多。夸大自己和滥用自己的长处，就会迫使我们去破坏经济分配规律（在奖励劳动方面和分配服务和产品方面平等的规律）（第123页）。 ║由此可见，在这里“经济分配规律”是永恒的规律。（破坏，永恒正义的破坏！也不可能是别的，因为蒲鲁东总是把人本身作为出发点。║ 例如：贫乏是我们的自然界的这样一条规律，它要求我们生产我们所需要消费的一切，但不给我们的劳动提供任何超过必需的东西（第123页）。） 不管其原因在于单个人还是在于法规，在于奴役还是在于偏见，但穷困是对经济规律的破坏。经济规律是一方面命令人为生存而劳动，另一方面又使他的产品同他的需要相适应 ║（而不是使需要同产品相适应——可历史会是这样的）……║ 我再说一遍，这种破坏实质上是心理学上的事实；它的根源一方面是我们的意向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夸大自身重要性的情绪和我们对他人重要性的轻视。这是奢侈和贵族的精神，它把个人因素掺进了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从而把这种交换变成欺骗勾当（第124页）。 ║这种借助于心理学而产生的不道德的分配║ “作为事实出现在普遍的经济生活中”（第124页）。详细地分析这些事实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这些事实归根结蒂总是不充足的工资”（第125页）。 ║这些事实当中有：║ “寄生性在发展，服务于奢侈性需求的职业和行业的种类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想靠社会生活，干收入高而又清闲的差事，而不从事任何生产性的劳动……”。 ║谁来支付这一切，这一切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一个字也没有谈到。光指出愿望就足够了（第125页）。║ 体现着经济规律遭到破坏的贫困也会吞食掉富人。——由于对金钱和享受的贪得无厌，“贫困完全可以控制住他（富人），推动他从事冒险勾当、狂热的投机、赌博和诈骗，而最后让他可耻地破产，作为他贪婪无度、践踏正义和自然规律的惩罚”（第129页）。 ║没有富人的这种无限贪欲是不行的，若没有这种贪欲，就不可能从贫困中引出战争。 接着，这个人在第4章第133页上不知羞惭地声称：║ “在发生了象1789年、1799年、1814年、1830年、1848年和1851年这样一系列革命之后，社会弊病……对政府有直接影响这一事实看来勿需证明了。思想在这里无疑起了自己的作用；但是思想有什么样的作用？它表现了什么？——利益。决定召开三级会议的究竟是什么？是赤字。制宪议会确定立宪君主制，不是为了使自己免被强行征收高额税又是为了什么呢？僧侣公职制度［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为了击破作为封建制度重要支柱的教会势力，于1790年通过了僧侣公职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主教和神父也象官吏一样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就职时必须宣誓效忠国家。在此之前制宪议会还曾宣布没收教会土地。——译者注］是怎么一回事？——剥夺。8月4日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剥夺财产。可见，革命的首要原因是贫困。从罗马平民上圣山到拿破仑第三给他的未来的大臣富尔德的关于贸易自由的信[84]为止，一切变化——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保护劳动群众免受他们的寄生者的剥削和保证最低收入”（第134页）。 ║他用这段话来说明，║ 为什么在每次革命中都包含着革命本身。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Ｘ卷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注释： [83]比·约·蒲鲁东《战争与和平》1869年巴黎版第2卷的摘录，是恩格斯在写《论住宅问题》一组文章（1872—1873年载于《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后来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时做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批判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米尔伯格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米尔伯格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曾经引用过蒲鲁东的许多著作，其中包括上述的著作。显然，这就促使恩格斯去研究它。这里发表的蒲鲁东书的摘录和恩格斯对摘录之处的评语，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篇文章（1873年2月12日载于《人民国家报》）里使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8页）。 摘录系摘自第2卷第4篇第2、3、4章。第2章和第4章的摘录，恩格斯本人已经注明，第3章的摘录（第116—129页）在本卷第161—164页。——第159页。 [84]8月4日改革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于1789年8月4日废除封建贡赋。 上圣山或上阿温廷山丘——是古罗马时代平民退出罗马公社并离开罗马城的示威行动（即所谓分离）。第一次的平民分离发生在公元前494年，迫使贵族做出了让步，特别是设置了从平民中选出的护民官。 关于自由贸易的信即1860年1月15日在政府正式机关报《总汇通报》上发表的拿破仑第三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马克思就这封信写了《法国的状况》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8页）。——第16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公社和达尔布瓦大主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 公社和达尔布瓦大主教[82] 先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中有一处说：“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81页。——编者注］这句话招致了伦敦报界一片义愤的呼声。 从此处所附愿宣誓证实自己的声明的欧仁·丰德维先生写给阿西先生在凡尔赛军事法庭的律师比果先生的信中，您可以看出，大主教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是同我一样的。当《宣言》发表时，我还没有获悉丰德维先生同达尔布瓦先生的谈话，但是大主教同梯也尔先生的通信已经表露了他对法国行政权首脑的善意的奇怪预感。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已经是毫无疑问，即公社政府到处决人质时已不存在了，因此不应再认为它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 您的忠实的 卡尔·马克思 8月29日于伦敦 1871年8月21日于伦敦 阁下：我决定给您写信，是为了告诉您有几份关于公社事件的文件，并请求您同意利用您的职业所享有的特权和您作为被告之一的辩护人的地位使这些文件能提交给法庭。 4月15日前后，巴黎一家报纸转载了某人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此人在信中声称，他访问了马扎斯监狱里的人质，并指责公社野蛮地对待他们。由于感到必须检验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到了这座监狱。我可以证实情况恰恰相反。那一天，我同达尔布瓦、邦让、德盖里三位先生，还有主教管区的秘书佩蒂先生谈了话。佩蒂先生要是还活着就能够向您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后来，我常常访问他们，而且在公社垮台前几天，达尔布瓦先生和邦让先生还把他们的手稿交给了我，现将手稿的大致内容转述于后。 这是达尔布瓦文件的概要。这个文件的标题是：《我的被捕、监禁和在马扎斯的思考》。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除了他指责公社逮捕他之外，他认为他未能获释出狱全怪凡尔赛政府。他特别指责凡尔赛政府的是，它为了保留一点将来进行报复的权利而牺牲人质。同时，他还多多少少谈到他曾试图写信进行交涉，多多少少谈到他的朋友们曾向梯也尔先生提出过请求，进行过斡旋和谈判，但是除了遭到拒绝，特别是拉加尔德先生的拒绝之外，没有任何结果。他说，交换人质问题不仅是要交换布朗基，而且还要交换杜瓦尔将军的遗体。此外，他声称他受到良好待遇，并且对马扎斯监狱长加罗公民的举止大加称赞。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因此他写道：“人所共知，凡尔赛既不想交换，也不想和解；另一方面，有权逮捕我们的公社却无权释放我们，因为在目前不进行交换就释放我们，会在巴黎引起一次推翻公社的革命。” 至于邦让先生，他把在狱中写的关于农业经济的长篇文章、两封家信和一本类似狱中日记的东西交给了我。虽然这个文件对辩护来说不象达尔布瓦先生的文件那样有价值，但是它可以证明马扎斯监狱对待人质是人道的。 光强调这些文件的重要性，是没有用处的，因此我现在想向您说一说，这些文件是在怎样情况下从我手里弄走的。 5月22日星期一早晨，我不得不离开公共工程部，躲进坦普尔街上唯一的一家开门的旅馆。我把自己的皮箱和文件保存在那里。5月25日星期四，凡尔赛军队已经占领这条街，我决定在回家之前设法把文件放在可靠的地方。我认为可以信赖的那个旅馆主人把二楼一个房间的壁橱腾给我，钥匙我随身带着。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文件以外，我保存在那里的还有警察局长转交给我的麦克马洪的五封信、许多官方文件，其中包括一份证明我是4月25日停战时派往讷伊的代表的证件，两个交换符号、一封来自伦敦的给梯也尔先生的信和几张公社委员的照片。 5月27日，我派两个人到坦普尔街，让他们取回我的皮箱和放在壁橱内的文件。旅馆主人在答复他们的要求时说：因为他的许多邻居曾经好几次说他那里藏着公社委员，所以他认为撬开壁橱烧掉文件是明智的。 皮箱拿回来了，它也被撬开，我收藏的文件以及证件和其他文件都被窃。现在，尽管旅馆主人亲自向我证实这些文件被销毁的事实，但是我仍不以为然，而且我从巴黎收到的消息使我确信，我委托保管文件的那个人，现在仍掌握着这些文件，或者不久之前刚刚将文件转交给警察局。 接下去是寻找上述文件的必要线索和通常的问候语；此信已于1871年8月19日转交比果先生。［注：这一段显然不是欧·丰德维致比果信中的原话。——译者注］ 圣马凯尔的房产主 欧·丰德维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8月29日 载于1871年9月2日《观察家》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注释： [82]马克思给《观察家》报编辑写这封信，是他在报刊上出面捍卫巴黎公社的许多次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90—391、395—407、421—436页）中的一次。马克思当时给该报编辑部写信，可能是因为《法兰西内战》发表以后，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掀起的诽谤运动中，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观察家》报是“唯一的一家行为真正体面的报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09页）。 《公社和达尔布瓦大主教》这个标题很可能是该报编辑部加的。——第15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61] 十六世纪。亨利八世 1536年。都柏林议会规定了关于承认国王为教会首脑的宣誓，并把收受所有圣职首年收益之权转授给国王。［注：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圣职人员要把任职第一年所得收益献给罗马教廷。英国在亨利八世时进行了宗教改革，同罗马教廷决裂。在英国收受这笔钱财的权利乃转归英国国王。1536年爱尔兰的都柏林议会也通过了相应的法令。——译者注］但是实行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接连不断发生的起义也是为了反对宣誓。在爱尔兰如同在英国一样，拒绝宣誓承认国王为教会首脑被认为是叛国行为（墨菲，第249页）。 十六世纪。爱德华六世和玛丽 国王郡和女王郡的没收[49]。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利什的奥莫尔家族和奥法利的奥康瑙尔家族同佩耳[43]的某些领主发生冲突， ║这是爱尔兰常有的事。║ 但是政府把这件事说成是暴乱；后来当了总督的贝林厄姆将军这时被派去镇压而且压服了爱尔兰人。首领们被劝说去觐见国王，亲自表示自己的忠顺，奥尼尔于1542年［注：墨菲书中没有写年份。——编者注］就这样做过，而且做得很成功。但是，这一次奥莫尔和奥康瑙尔却都被逮捕了，他们的领地被没收。而对于克兰来说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居民们宣称，土地不属于首领，而属于克兰，因此土地不能从首领那里没收，充其量只能剥夺首领们自己的地产。居民拒绝离开；政府派出军队，经过长期斗争把居民消灭了之后，才清扫了地盘（墨菲，第255页）。 ║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后来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时期实行的没收土地的整个计划。在爱尔兰人同佩耳的英裔爱尔兰人的纠葛当中不承认爱尔兰人有任何权利，只要他们一开始反抗，就被宣布为叛乱。从此以后，经常采取这种手段。║ 菲力浦和玛丽在位第三年和第四年的法令（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总督萨塞克斯伯爵在上述两郡有全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意愿把任何土地，既可作为无条件的或有条件的财产，亦可作为短期的、终身的或可以继承的租佃地转交和赏赐给两陛下的任何一个臣民——不论其为英国人或爱尔兰人，只要该总督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这有助于更顺利地向这些土地上移民，有利于用可靠的臣民来巩固这些土地”（墨菲，第256页）。 十六世纪。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政策：让爱尔兰内部的不和和纠纷持续不断。║ “英国政府声称，如果我们自己去促使爱尔兰建立起秩序和道德，那么爱尔兰很快就会获得力量、影响和财富。到头来其居民将会厌恶英国，他们将会投到某个强大外国的怀抱，还有可能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爱尔兰保持混乱以使软弱无力、苦于内乱的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能试图脱离英国王室，这岂不更好吗？”曾经相继担任爱尔兰总督职务的亨利·悉尼爵士和约翰·佩罗特爵士（后者在1584—1587年担任此职，是爱尔兰人遇到过的最好的总督）都这样描述他们曾经反对实行的这种卑鄙的政策（李兰德，第2卷第292页[62]；墨菲，第246页）。佩罗特打算让爱尔兰人同英裔爱尔兰人享有平等权利和防止没收土地的发生，但是遭到都柏林的英国派的反对。 ║（但是，就是这个佩罗特下令把奥当奈尔的儿子［注：休，外号红休。——编者注］拖上船，在酒醉中押走。）║ 蒂龙起义和其他的暴动也是由宗教迫害引起的。“蒂龙和其他的奥尔斯脱领主这时已经进行了密谋策划，企图奋起保卫罗马天主教……不愿意再容忍自己领土内的郡长和驻军，决心共同抵抗英国人的任何侵犯。”（坎登）[63]坎登这样描写蒙特乔伊总督在这次战争中的行动：“他从四面八方侵入，毁坏粮田，烧毁沿途所有房屋和村庄，把暴动者置于在驻军的日益缩小的包围圈里不得不躲到森林荒原去过野兽般生活的困苦境地。”（见墨菲，第251页） ║看一看霍林舍德写的《编年史》（第460页）怎样描写这场战争给爱尔兰带来的大洗劫吧。据说约有半数居民因此而丧生。║ 根据约翰·蒂勒尔市长的报告，1602年都柏林的物价上涨：小麦每夸特由36先令涨到180先令；大麦曲每巴勒由10先令涨到43先令；燕麦曲每巴勒由5先令涨到22先令；豌豆每配克［注：1夸特等于291升，1巴勒等于140—190升，1配克等于8．8升。——编者注］由5先令涨到40先令；燕麦每巴勒由3先令4便士涨到20先令；屠宰过的牛每腔由26先令8便士涨到160先令；屠宰过的羊每腔由3先令涨到26先令；屠宰过的牛犊每腔由10先令涨到29先令；羊羔由1先令涨到6先令；猪由8先令涨到30先令（见李兰德，第2卷第410页）。 德斯蒙德被没收的土地在曼斯特境内除克勒尔郡外所有各郡都有，都柏林郡也有；其价值当时估计为年收入7000镑。1586年，单是在曼斯特就有140名地产主被爱尔兰议会根据伊丽莎白在位第二十八年的法令（第七条和第八条）没收了土地。麦克戈根[53]列举了通过赏赐得到德斯蒙德地产的人的名字；这些受赐者家族中的某些家族直到1847年还几乎完整地保有所得地产 ║（？恐怕要打些折扣）。║ 王室从这些地产所征收的租税1英亩每年2—3便士。本地爱尔兰人不得成为租佃者，而政府负责供养爱尔兰的足够强大的驻军。 但是，无论前一条还是后一条都没有得到遵守。一部分土地被受赐者丢弃而又重新为爱尔兰人所占据。许多经营者｛undertakers｝依然住在英国，而指定一些“不学无术、玩忽职责、卖身求利的”代理人替他们经营（李兰德，第3卷第311页）。 十七世纪。詹姆斯一世 ║从詹姆斯当政开始时起，就一再试图实施天主教徒惩治法（伊丽莎白时期1560年通过，根据伊丽莎白在位第二年的法令第一条，《爱尔兰｛法律汇编》第1卷第275页｝）[64]，而且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因此，举行｛天主教宗教仪式｝就成了危险的事情。——║ 伊丽莎白在位第二年的法令第一条规定，一次不去新教教堂做礼拜即罚款十二便士。1605年詹姆斯又加上了监禁——仅仅凭国王公告，也就是说用的是不合法的手段。但是无济于事。就在1605这一年，所有的天主教神父被限令四十天之内离开爱尔兰，否则处以死刑。 领地的先缴再赐（见戴维斯7b）[65]。这发生在皇家法院[19]于詹姆斯一世在位第三年一月开庭确认塔尼斯特里和加维尔肯德这两种习俗［注：关于塔尼斯特里和加维尔肯德，见本卷第119、600、601、603、606、608页。——编者注］非法之后。国王公告要求地产主先缴出地产，以便进行重新赏赐，对地产权给予新的确认。多数爱尔兰首领都表示愿意最终取得对自己土地的不容争辩的地产权，但是当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变克兰制度为英国式的地主与租佃者的制度（墨菲，第261页）。 ║这是1605年的事，见《年表》[66]。║ 奥尔斯脱的殖民。根据李兰德的说法，爱尔兰的转佃农和仆役被默许不进行承认国王为教会首脑的宣誓，但是其余的移民必须进行宣誓。 ║卡特说[67]，所有的爱尔兰移民，包括保有一部分土地的在当地出生的人，免行宣誓；但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情况实际上不会发生。奥尔斯脱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也拒绝宣誓承认国王为教会首脑，而这得到了容忍（墨菲，第266页）。爱尔兰人也能由此得到好处。［注：手稿上最后两句写在右边的空栏里，与上句并排。——编者注］║ 据卡特判断，1641年在奥尔斯脱，英格兰移民有2万人而苏格兰移民有10万人（《奥蒙德传》第1卷第177页）。 总督阿瑟·奇切斯特爵士因在奥尔斯脱的殖民时期有功而得到了茵尼斯霍温（？）地区和奥多尔蒂占有的全部土地——“一块面积比通常拨给北方经营者的份地大得多的地盘”（李兰德，第2卷第438页）。据早在1633年所做的估计，这些地产可提供每年1万镑的收入（《斯特腊弗德的国事书信》第2卷第294页）。奇切斯特是多尼戈尔侯爵的祖先，多尼戈尔仅从他在拜尔法斯特的地产就可以得到每年30万镑的收入，要不是他的另一位祖先已经把这块地产长期出租的话（墨菲，第265页）。 ║第一个时期以奥尔斯脱的殖民告结束，而现在已经找到了实行没收土地的新手段：不合法律手续的地产权。詹姆斯时期和查理时期，直到克伦威尔入侵，都一直利用这个手段。见卡特（《奥蒙德传》）摘录2a，b[68]。 下面的情况也是实行没收土地的一个好借口：║ 很多地产都是应该缴纳古老的王室租税的，而这种租税连国王本人以及地产主都早已忘掉了。现在又把它挖掘了出来，凡发现没有缴纳这种租税的地产，均应予以没收。没有完税收据，这就足够了（墨菲，第269页）。 ║联系到在康诺特没收土地的企图（见《年表》和奥康？尔《爱尔兰天主教徒史》）[69]，不可忘记詹姆斯罕见的卑鄙行径，即：║ 1616年康诺特的地产主们将自己的产权证件呈交给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皇家委员会并换得了批准他们地产权的新的赏赐证书；同时他们为在大法官法院办理这些文件的登记而花了3000镑。但是登记根本没有进行，政府就以此为借口，以他们蓄意破坏手续为理由——遵守手续取决于政府本身，而不取决于地产主——于1623年组织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出面宣布所有这些文件一律无效（见卡特《奥蒙德》第1卷第47和48页）。就在这个时候詹姆斯死去了。 1614年在爱尔兰设立了监护法院；卡特认为（《奥蒙德》第1卷第517页），设立这种法院不象在英国那样有法律根据。目的是教那些继承天主教徒遗产的人接受新教和英国习俗。这个法院的院长是堂堂的［注：墨菲书上没有“堂堂的”一语。——编者注］威廉·帕森斯爵士。设立这个法院的方案本身也出自此人。 十七世纪。查理一世 如果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的关于“王恩”[70]的呈文中十分坚持“占有时间满六十年”（指占有地产）“就有资格从陛下那里取得地产权”，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英国实行的法律就是这样（《斯特腊弗德的国事书信》第1卷第279页）。在英国，此项法律是根据詹姆斯在位第二十一年的法令制定的（见墨菲，第274页）。 ║英国的法律只有对英国政府有利时才适用于爱尔兰人。║ 斯特腊弗德在1634年12月16日致英国国务大臣的信中声称，在他召集的爱尔兰议会里“新教徒占多数，用这一点来论证和巩固国王陛下对康诺特和奥蒙德实行殖民的权利是非常有利的。您可以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拥护这一殖民行动，所有其他人都反对，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您不能指望从后者——其人数非常多——那里得到任何支持。即使王室对这两个地区的领有权得不到批准，我也仍然不放弃这样的希望，即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王国的强大和安全，由议会通过法令把这两个地区的领有权立即转授给国王”（《国事书信》，第1卷第353页）。 ║调查地产权的威胁经常成为勒索钱财的手段，而且不仅在康诺特。║ 例如，威克洛的奥比尔恩家族仅仅为了保住自己的部分地产而不得不再次支付15000镑，而伦敦西蒂区则在莫须有的破坏协定的口实下被强迫对它在科尔雷恩和伦敦德里移民区的地产进行赎买，以免这些土地被没收（李兰德，第3卷第39页）。 高等委任法院是温特沃思1633年在爱尔兰按照英国的样子建立的[71]，它“订有同样的诉讼程序，拥有同样大的权力”（李兰德，第3卷第29页）。这样做——当然没有经过议会的批准——是为了“也把这里的人民在宗教上统一于英国国教并顺便可以为王室取得一笔可观的收入”（1633年1月31日的信，《国事书信》第1卷第188页）。这个法院监督所有新任命的官员、新取得博士学位或律师资格一类的人，以及所有领取自己地产的产权证件的人，要他们一律进行承认国王为教会首脑的宣誓。 ║如马考莱所说，这是宗教裁判所，正象星室法院是政治裁判所一样。║ 其次是堡室法院，它象在英国一样，也称为星室法院[72]，爱尔兰总督奇切斯特说，这是“专门为了惩处那些不能做出有充分理由的对国王有利的判决的陪审员而设立的法院” ║（《爱尔兰珍贵史料汇粹》第1卷第262页上的一段常被引用的话）。║ 那里就记载着，刑罚有监禁和割耳朵；还实行罚款，锁在耻辱柱上示众、穿舌头，在前额上打烙印以及其他侮辱性的惩罚办法，——对斯特腊弗德的起诉书中也提到这些事（墨菲，第279页）。 当斯特腊弗德1635年前往康诺特时，他带去4000名骑兵，“以有效地监督移民区的建立”（《斯特腊弗德的国事书信》第1卷第454页）。在高尔威，他不仅罚了那些不愿意做出有利于王室的判决的陪审员的款，而且“因为陪审员选得十分不得当，因为依我们看陪审员配备得不成功”而罚了郡长的款，强迫他拿出1000镑“献给国王陛下”（｛《国事书信》｝，1635年8月，第1卷第451页）。 亨利八世在位第二十八年的法令（第五、六和十三条）取消了教皇的司法权，因此所有的爱尔兰人都要服从新教教会法院的审判。对这些法院的判决的上诉只能提交国王。此类法院现在审理有关婚姻、洗礼、丧葬以及遗嘱和遗产管理的一切案件；它们根据伊丽莎白在位第二年的法令（第二条）以不上教堂之罪名对不服从国教的天主教徒｛recusants｝施以惩罚，它们还负责征收什一税。伯内特主教（《基尔莫尔主教威·贝德尔传》第89页）说，“这些法院的审判常常是由院长执行，而院长的职位是买的，因此他认为他有权得到他能够从中捞到的一切收益。看来，这些法院的全部活动只不过是压制和勒索……司法官员认为，他们有权压制当地居民，凡是能够从当地居民身上榨取的一切都是正当收益……他们的职业就是用沉重的诉讼折磨人民，把诉讼时间拖得很长，以致有这样的例子：一场欠缴泥煤什一税三便士的官司得花费五镑的诉讼费用。” ║在从来也没有付诸实现的“王恩”中有一条是：║ 禁止新教教士私设监狱关押宗教犯；犯人要送交皇家监狱（墨菲，第281页）。 ║关于新教教士，见斯宾塞书的摘录5a[73]。║ 博莱斯和帕森斯到处鼓动暴乱。据卡斯尔黑文勋爵的《回忆录》记载，他们说过：“暴乱者越多，没收得越多。”李兰德（第3卷第161页）还指出，现在象往常一样，“实行大规模的没收是最高统治者们及其朋友们最喜欢干的事”。 这时，在爱尔兰的皇家军队加上从英格兰和苏格兰调来的补充兵员已达到五万人。 关于给军队的训令，见卡特《奥蒙德》第3卷第61页[74]。 基尔肯尼的联盟派[75]的口号是：万众一心为上帝、为国王、为祖爱尔兰（博莱斯《爱尔兰叛乱》第128页）。 ║——可见，普鲁士人是从他们那里抄袭了这种口号。║ 十七世纪。克伦威尔 德罗赫达大屠杀[76]。强攻成功之后，“曾保证对一切放下武器的人实行宽大——这种保证只是在抵抗还没有被彻底粉碎的时候被遵守。克伦威尔一完全占领该城就……发布了守军一律处死的血腥命令。他的士兵——其中许多人对此抱着反感——把俘虏杀死。地方长官和他手下由于他的部分部队贪生怕死而被出卖的所有勇敢的军官，都惨遭杀戮。这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和与之相伴随的惨祸持续了五天”（李兰德，第3卷第350页）。在那里发现的教士大都被杀害。“只有三十个人免遭屠杀……他们立即被作为奴隶送往巴巴多斯岛。”（李兰德，第3卷第350页） 配第（《爱尔兰政治剖析》，1769年都柏林版配第文集第312—315页）认为，1641—1652年战争期间爱尔兰居民总数中有112000英国人和504000爱尔兰人丧生。因为在1653年“士兵债券”[77]价值1镑｛票面价值｝只卖4—5先令，两英亩土地值20先令，而爱尔兰共有800万英亩好地，所以用100万镑就可以买下整个爱尔兰，而1641年爱尔兰的土地值800万镑。配第估计爱尔兰的所有牲畜1641年价值可达800万镑，这一年都柏林不得不从威尔士输入肉类。1641年谷物每巴勒为12先令，1652年每巴勒为50先令。1641年爱尔兰的所有房屋价值200万镑，而1653年——不到50万镑。 甚至李兰德也指出（第3卷第166页），“无论爱尔兰政府或英国议会所怀的意图”（从1642年起）“都是彻底消灭爱尔兰的所有天主教徒”。 关于爱尔兰人被送到西印度群岛去做奴隶（人数从6000到10万不等），见林加德，第7卷[78]四开本第102页注。1655年专员们在谈到准备运往牙买加的几千名男童和几千名女童时曾写道：“虽然我们在把他们运走时不得不采取暴力，但是，由于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很幸运的，同样对社会来说也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你们需要多少孩子就可以得到多少。”《瑟罗｛公文集｝》第4卷第23页。 根据第一个“整饬法令”，凡是拿起武器反对过议会的人，要剥夺其三分之二的地产；凡是在1649年10月1日至1650年3月1日这一期间在爱尔兰居住过，同时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一贯忠实于议会的人，要剥夺其三分之一的土地，余下的土地议会可以任意在任何别的地方拨一块面积相等的土地予以掉换。第二个法令是关于实施这种迁移的 ║（见普兰德加斯特。摘录，第七个笔记本，Ⅰa[79]）。║ 给士兵分配土地仅限于1649年以后在克伦威尔部下服役的士兵（墨菲，第302页）。 关于个别的测量土地的情况，特别是由冒险家[7]搞的测量，见卡特《奥蒙德》第2卷第301页。 根据李兰德（第3卷第397页）的记载，无论都柏林委员会的委员还是阿思隆委员会的委员都私自为自己留下大片土地。 爱尔兰移民区的1亩｛plantationacre｝按现代帝国法定度1量衡相当于1亩2路得19佩奇5平方码又2（1/4）平方英尺，换言之，121爱尔兰亩等于196现代英亩（墨菲，第302页）。 十七世纪。查理二世 ║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时期没收土地的结果。║ 克伦威尔没收的7708238英亩，到1675年分配的最终结果是： 英亩 1．英国人 冒险家…………………………………………………………787326 士兵……………………………………………………………2385915 “1649年”军官………………………………………………450380 约克公爵………………………………………………………169431 法令规定的人｛provisors｝……………………477873 奥蒙德公爵（巴特勒上校）…………………………………257516 主教（原有地产之外新增加的地产）………………………31596 ————————————— 4560037 2．爱尔兰人 被宣布无罪的人………………………………………………1176520 法令规定的人…………………………………………………491001 领到国王特许证而恢复地产权的人…………………………46398 被宣布为地产主的人｛nomineesinpossession｝……68360 被迁移的人……………………………………………………541530 —————————————— 2323809 到1675年还没有分配的土地；城市地皮，以及无地产权或地产权成问题的英国人或爱尔兰人手里的土地……………………………………824392 ———————————————— 总计…………7708238英亩 ║关于“1649年”军官，见奥康瑙尔和插话。[80]║ 被宣布犯有“弑君”罪［注：即参与处死查理一世。——编者注］的人的所有土地都赏赐给了约克公爵。法令规定的人｛provisors｝就是根据整饬法令（1662年）和和解法令得到赏赐的人。被宣布为地产主的人｛nominees｝就是由国王下令发还其庄园及附属于庄园的2000英亩土地的天主教徒。 爱尔兰的耕地当时占其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即1250万英亩。其余的土地当中有大片土地被士兵和冒险家毫无法律根据地强占。1675年这一千二百五十万英亩耕地可分类如下： 共和国时期被没收、后来赏赐给新教徒的可耕地4560037 以前由英国新教殖民者和教会占有的土地3900000 赏赐给爱尔兰人的土地2323809 以前由“可靠的”爱尔兰人占有的土地600000 前已开列过的地产权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的土地824391 —————————————————— 总计12208237英亩 ║｛上面援引的统计表｝是墨菲编制的，他的依据有║ 克伦威尔时代的地产主所发表的报告｛AccountpublishedbytheCromwellianproprietors｝，3900000的数字就引自这个报告；此外还有林加德援引的王恩文件｛GraceManuscript｝和1699年12月15日专员们给英国下院的报告，其余的数字都引自这两个文件。这些数字同配第（《政治剖析》）的资料相符。配第断言，“在750万爱亩优质土地中”（在爱尔兰），“英国人、新教徒和教会到圣诞节（1672年）时占有514万爱亩（相当于8352500英亩），而爱尔兰人约占有这个面积的一半”（墨菲，第314—315页）。 ║（关于威廉没收土地的情况见第18页。）［注：手稿第17页上只写有《十七世纪：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这样一个小标题，余下的是空白。——编者注］║ 十七世纪。威廉三世[81] 根据整饬法令和和解法令留给爱尔兰人的2323809英亩土地加上他们原有的地产60万亩，共计…………………………………………………2923809英亩 威廉时期从这个数目中没收了年收入为211623镑6先令3便士的1060792爱亩（根据1699年专员们给下院的报告）…………………………1723787英亩 ———————————————— 1200022英亩 根据墨菲的计算（可能减错了？）………………1240022英亩 此外，发还： 受王恩特赦的人（65人）…………………………125000英亩 根据上诉法院的判决（792人）……………………388500英亩 —————————————— 总计………………513500英亩 因此爱尔兰人手中还剩有……………………………………………1753522英亩［注：如果考虑到上述墨菲的计算错误，应为1713522英亩。——编者注］ ║墨菲根据1699年12月专员们给（英国）下院的报告编制。║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3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Ｘ卷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注释： [7]在外地主是一些在爱尔兰占有大地产但经常住在英国的人。在外地主的庄园由残暴压榨农民的土地代理人经管，或者出租给投机的中间人，再由中间人以小块转租给佃农。 冒险家，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时指积极参与殖民活动并从事金融投机的商人和银行家，这些人主要是伦敦西蒂区的。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冒险家们向议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议会则为偿还这些贷款而向冒险家们提供了在爱尔兰没收的土地（关于这一点参见本卷第150—151页）。——第11、51、94、97、98、123、151页。 [19]皇家法院——英国最古老的法院之一，在十九世纪（到1873年为止）是独立的高等法庭，负责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并有权重新审理许多下级法院的判决。——第35、107、133、144、603、698页。 [43]佩耳（Pale，直译是：栅栏围墙）是中世纪爱尔兰东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其边界地带筑有工事。佩耳的边界线在征服者同爱尔兰岛上未被占领的地区的居民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有所变化。十五世纪末，佩耳的范围仅仅包括现在的劳思、米斯、都柏林、基耳德尔诸郡的一部分，它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人对爱尔兰进行全面征服的基地。——第122、140、599页。 [49]1557年，爱尔兰中部利什和奥法利这两个地方的出自奥莫尔家族和奥康瑙尔家族的克兰首领被赶下台、克兰土地被没收之后，利什和奥法利即被命名为女王郡（Queen’sCounty）和国王郡（King’ｓCounty），献给英国女王玛丽·都铎及其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关于这一事件，恩格斯在他的《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中做了描述，见本卷第140—141页。——第126、140页。 [53]指麦克戈根著《爱尔兰史》，奥凯利译，1844年都柏林版。该书最初是1758年在巴黎用法文出版的。爱尔兰革命民主派米契尔的《爱尔兰史》（见注3和注14）就是作为这一著作的续篇编写的。——第128、143页。 [61]《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VariazurGeschichtederirischenKonfiskationen》）是恩格斯为他没有写完的爱尔兰史收集的准备材料第十个笔记本的内容，标题是恩格斯自己加的。这里的材料主要来源是：约·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伦敦版。恩格斯在前一本，即第九个笔记本中已经做过这本书的摘要。这里不同于摘要的是，恩格斯着意挑选并综合有关英爱关系史上一个最重要问题的历史事实。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爱尔兰当地居民受到剥夺，而这种剥夺又由于能使爱尔兰土地被“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分子所强占而成为英国地主制度的支柱。英国专制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爱尔兰发生的这一过程，使爱尔兰最终变为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 第十个笔记本的各页都分为两栏，墨菲书的摘录写在左栏，可能准备用来写其他作者著作摘录的右栏是空着的（只有一页的右栏里写了两行字）。但是，恩格斯在许多地方注出参看自己笔记本的某处某处以及墨菲书中提到的著作和文件汇编的某处某处，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他在这里打算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广泛收集关于这个题目的材料，并用其他作者（李兰德、卡特、普兰德加斯特、奥康瑙尔等人）的资料对墨菲书中提供的资料加以补充，而在某些地方则是加以矫正。笔记本上有恩格斯编的页码。每页一开始都写有本节标题，有时是重复前一页的标题，并注明“续前”。写有《十五世纪》标题的第1页是空着的。有些页的左栏并没有写满，或者完全空着，只重复一下前页的标题。——第140页。 [62]这里援引的是托·李兰德《亨利二世入侵以来的爱尔兰史》（三卷本）1773年伦敦版。这里和以下摘录与引述该书之处均系从墨菲书中转摘转引。——第142、605页。 [63]指威·坎登《伊丽莎白编年史》（W．Camden．《Annals，ortheHistoryofElizabeth》）。第一版1615年用拉丁文在伦敦出版，英译本1625—1629年也在伦敦出版。恩格斯这里和以下摘引该书之处均系从墨菲书中转引。——第142页。 [64]恩格斯这里是概括墨菲在他的书中第259—260页上对伊丽莎白政府的反天主教法令所做的描述（该法令规定对不到英国国教教堂去的人罚款，要求宣誓承认女王为教会首脑——这是英国国教的基本原则——作为担任公职、从事律师业务和领取地产权证件等等的条件）。恩格斯把1560年的这个法令和随后颁布的类似法令称为惩治法，这显然是借用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前半叶为爱尔兰制定的那一套反天主教法律的广泛流传的代称（关于该法律见注8）。——第144页。 [65]恩格斯在这里是指他在爱尔兰史准备材料第五个笔记本里所做的约·戴维斯《史学论文集》（见注39）一书摘录中的如下一段——“在伊丽莎白时期，只有几个爱尔兰首领交出自己的领地并作为再一次的赏赐领回自己的全部土地。而次一等的首领和农民则仍象以往一样按照塔尼斯特里和加维尔肯德这样一些习俗占有自己的地块，所以英国的法律只是推行到领主。但是詹姆斯派出了两个特别委员会……一个负责接收交出的地产和再把它们重新赏赐出去，另一个负责审核有问题的地产权。这两个委员会还注意务使在领主手下持有土地的人服从于领主。委员会在每一次接收交出的领地之前都必须查明：（1）领地的边界；（2）有多少土地归领主所有和有多少土地在其租佃者和侍从手中；（3）他们按习俗要向领主缴纳哪些贡赋和提供哪些徭役。在这之后，把地产归还给持有者作为他的财产，徭役则折算成一定数额的钱款每年向领主缴纳，土地归持有者保有。在处理不合法律手续的地产权时也要先采取同样措施，然后核准”。——第144页。 [66]恩格斯指他编写的《爱尔兰年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Ⅹ卷第137—138页。——第144页。 [67]指托·卡特《奥蒙德公爵詹姆斯传。从1610年诞生至1688年逝世》1736年伦敦版第1—3卷。恩格斯后面援引该书之处，有的是根据墨菲书中对该书的摘引，有的是根据他本人在爱尔兰史准备材料第七个笔记本里从卡特书中做的摘录。——第145页。 [68]恩格斯摘录里的这个地方详细地描述了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在伦斯特省以克兰首领的地产权不合法律手续为借口没收爱尔兰克兰土地的情况。从卡特书中做的有关摘录用俄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Ⅹ卷第254页，用英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论爱尔兰和爱尔兰问题》1971年莫斯科版第462—463页。——第145页。 [69]见《爱尔兰年表》中有关处以及恩格斯从马修·奥康瑙尔的书中做的摘录（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Ⅹ卷第140—141和160—161页）。——第146页。 [70]“王恩”（“Graces”）是查理一世政府在从爱尔兰天主教领主和乡绅那里收受了三年巨额资助之后于1628年“赐予”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让步。文件规定只审查那些占有期未满六十年的地产的产权从而使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地产权得到一定的保障；天主教徒担任公职时可以用忠诚宣誓代替承认国王为教会首脑的宣誓；允许天主教徒从事律师业务等等。但是这种“王恩”并没有正式地具体落实，很快就被英国王权的代表，首先是温特沃思（斯特腊弗德）总督粗暴地破坏了。——第146页。 [71]高等委任法院是1559年伊丽莎白一世为了审理违犯推行宗教改革运动的国王敕令和议会法令的案件以及反对英国国教会的案件而在英国设立的。它的活动不仅是针对天主教徒的，而且也是针对激进的新教教派——清教徒的。——第147页。 [72]星室法院是1487年亨利七世在英国建立的惩治封建主的特别法院。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它变成了一个审理政治案件的高等司法机关。它也象高等委任法院一样，于1641年被长期国会撤销。 在爱尔兰，斯特腊弗德使用与此类似的专横的司法机关（其中之一称作堡室法院，用为它在总督官邸都柏林堡开庭理事）主要是为了剥夺爱尔兰的土地和推行殖民政策。——第148、605页。 [73]恩格斯所做的艾·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见注47）一书的摘录（第六个笔记本）中有如下一段话：“教士、所有的神职人员的特点是：买卖圣职公然无忌、贪婪爱财、纵欲无度、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生活方式一塌糊涂。同时他们也没有教养，过着粗俗的生活，象所有其他的爱尔兰人一样，从事各种农业的和其他世俗活动；他们不读圣经，不讲道，不举行圣餐礼，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施洗礼，收什一税，巧取豪夺，凡手长所及攫取不误，然后从得来的这些收益中拿出一些来孝敬主教”。——第149页。 [74]指1641年2月23日爱尔兰统治者——最高法官帕森斯和博莱斯给驻爱尔兰的英军总司令的命令。此项命令中有关于如何处置爱尔兰“暴乱者”的指示。命令指示司令官实行“致伤、致命、剥皮之刑罚，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办法消灭一切上述的暴乱者及其党徒与帮凶，凡是这些暴乱者住的或住过的和使他们得到支援和藏身所的一切村庄、城市、房屋以及这些地方的所有粮田和牧场，一律予以烧拆抢毁全部踏平；凡是在这些地方居住的能够携带武器的人，一律予以格杀消灭”（托·卡特《奥蒙德公爵传》第3卷第61页）。——第149页。 [75]指1641—1652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见注33）的参加者于1642年10月建立的天主教徒联盟。它是一个以基尔肯尼为中心和以最高会议为临时政府的独特的政权组织。在基尔肯尼联盟内部，英裔爱尔兰贵族和上层天主教僧侣的代表同被英国人剥夺的乡绅和返回祖国的流亡军官当中的比较激进的分子之间进行着斗争，前者想同国王查理一世妥协，后者则要争取宣布爱尔兰独立，主张不论是对英国议会势力还是对英国保皇派都采取坚决行动。由于贵族集团占上风，采取动摇政策，同查理一世的代表订约把联盟掌握的武装力量和财力交给查理一世，以致削弱了爱尔兰人的抵抗，促成起义的失败。——第149页。 [76]指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爱尔兰起义者斗争的最后阶段1649年夏季英吉利共和国元首克伦威尔的军队在爱尔兰登陆后的流血事件。9月12日克伦威尔的军队在短期围攻之后采取强攻方式占领了东爱尔兰的古老要塞德罗赫达。根据总司令的命令，要塞的3000名守军和许多和平居民全部被杀死。克伦威尔的军队1649年10月12日攻下起义者的另一个抵抗中心——威克斯弗德时，起义者遭到了同样的残酷镇压。——第150页。 [77]指英国议会发给在爱尔兰作战士兵的长期债券。这种债券保证士兵们得到一定大小的地块以抵偿欠发的薪饷。许多“士兵债券”被军官和投机者以贱价买去，他们凭这些债券得到被没收的爱尔兰土地。——第150页。 [78]指约·林加德《罗马人第一次入侵以来的英国史》1819—1830年伦敦版8卷本。——第151页。 [79]恩格斯指约·普兰德加斯特《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整饬》1865年伦敦版的摘录。摘录详细地记述了英国议会1652年8月12日批准的整饬法令的条款。摘录的有关段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Ⅹ卷第259—260页。这个法令把爱尔兰的大多数居民宣布为“犯有暴乱罪”。所有“罪犯”被划分成若干类。多数类别处以死刑。没有参加起义但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忠于议会的人，被划为第七类和第八类。对这两类人规定全部或部分地没收其地产。同时，就是保留下来的那部分土地也要收缴，只是用其他地方的土地给予相应的补偿。 1653年9月26日，补偿法令对这些措施做了补充。这个法令规定把被部分没收土地的人强制迁移到康诺特省和克勒尔郡的不毛之地，分配给他们大小相当于为他们保留的那一部分地产的地块。为了贯彻这一法令，成立了两个特别委员会，一个设在阿思隆，负责确定保留地产的规模，另一个设在卢格里，负责根据都柏林的特别委员会的指示分配地块。两个法令使为了英国掠夺者的利益而在爱尔兰对当地居民实行剥夺合法化，扩大并巩固了英国大地主制度在爱尔兰的基础。——第151页。 [80]恩格斯指他从奥康瑙尔的书做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Ⅹ卷第176—183页）中有关1660年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对爱尔兰的政策的段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实现的地产大规模转移，基本上为查理二世政府所承认。查理二世慷慨地将爱尔兰土地赏赐给他的追随者和宠臣，从而扩大了爱尔兰的新地主阶层。 “1649年”军官这个名称指的是1649年夏天克伦威尔到达爱尔兰之前在保皇派军队中供职的人。1662年爱尔兰整饬法令规定，部分地归还他们以及爱尔兰天主教徒中仍然忠于国王的其他几类人在革命时期丧失的土地。但是地产权的批准手续非常复杂。由于和解法令的通过，1665年完全停止审批归还土地的申请。——第153页。 [81]正文资料所涉及的威廉三世时期没收土地一事破坏了同1689—1691年爱尔兰起义者签订的里美黎克协定（见注52）。——第15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3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35] 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 （一部分另见第三个笔记本，插在奥康瑙尔著作摘录[36]中间） ║这是一位英国资产阶级教授在打着客观的幌子行辩护之实。似乎爱尔兰是由于地理原因而注定屈服于英国的，而征服爱尔兰费时如此之长且未能征服全部，这也被说成是由于海峡太宽和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隔有威尔士。 似乎爱尔兰天生就是一个牧场国家，见莱昂斯·德·拉维涅。[37]斯密斯认为║ 岛的大部分难以收获小麦……，看来爱尔兰繁荣商业的天然途径就是以它的牧场和奶场的产品供给英国居民（第3页）。 ║爱尔兰有煤矿（第4页）。║ 气候导致爱尔兰人娇弱，使他们比象斯堪的那维亚人这样久经锻炼的民族要落后 ║（那么拉普人呢？）。相反，爱尔兰人面前展开的前景是║ 出现象现在在苏格兰那样的显贵豪商的别墅 ║（在乌鸡饲养场和鹿禁猎区！）（第5页）。 大肆指责爱尔兰人过分善于辞令。但是又说爱尔兰人补充了英国人，如果由于移民的结果克尔特人成分变得太少了，那将是很遗憾的。║ 克兰或部落起初对古克尔特人来说 ║（以及对其他民族来说）║ 是共同的社会形式，在威尔士也是这样。在地势平坦的爱尔兰很快就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不同克兰的混合，各克兰内部的联系削弱了，相反地，较强的克兰对较弱的克兰的统治加强了，铺平了通向君主制的道路。国王的主要特权大约是征收贡赋，而不是经常行使司法权。 爱尔兰人的集团之间的斗争、“两岁公牛”与“三岁公牛”——这都是古代克兰差别的残余；各郡的居民之间的角逐和械斗也是一样 ║（试看移民船上科克的居民和梯培雷里的居民之间的冲突）。║ 甚至在仙女那里也有不同集团之间的、郡和郡之间的斗争 ║（参看科尔的书）[38]。║ 古代对克兰首领的依附和对其意志的服从在爱尔兰性格中是很说明问题的。 ║克兰的土地是公共的财产。斯密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承认在爱尔兰总是英国人有私人地产，而爱尔兰人从未有过，尽管他还说私有财产对爱尔兰人来说只是║ “贫穷、堕落和苦难”（第21页）。 ║约翰·戴维斯爵士在第135、136页［注：手稿页边上注有：“戴维斯，摘录，第4页2”。[39]——编者注］谈到克兰首领时说，║ “虽然他们按照地位分有一定份额的土地，但他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贡品，｛cuttings｝和供养｛cosheries｝以及其他爱尔兰式的苛捐杂税。就是通过这些东西”， ║如这位英国法学家所说，║ “首领们任意掠夺和压榨人民”。“当首领死去时，成为他的接续人的不是儿子或最亲近的继承者，而是塔尼斯特，这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人物，他的当选是凭他的手有力气。按照爱尔兰的加维尔肯德这种习俗，低级地产是在塞普特的所有男人之间分配的，不论婚生与非婚生；如果塞普特的某一成员在分配之后死亡，则他的份地不在他儿子中间分配，而是由塞普特的首领对属于塞普特的所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按照年龄大小给每个人一份。” ║引自第22页。║ 英国法学家们说这个，特别是塔尼斯特里，“不是所有，而仅仅是不固定的暂时占有”，戴维斯是完全同意这点的，而且同时也同意国王在必要时应强迫人们接受文明｛civility｝， ║也就是接受英国法律。║ 多久进行一次这种重分，不清楚（！！），但绝对不是一有人死亡就进行重分。（见哈勒姆）[40] ║——每两三年！见戴维斯著作的摘录，第82页。［注：手稿里这句话是写在相关的那句话上边的。——编者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由于英国的征服，爱尔兰人直到1600年还没有越出公有制范畴！可是斯密斯却断言（第24页）到入侵的时候就已经是║ “不言而喻，塞普特成员所使用的土地，通常在他死后转归他所有的儿子”。 ║不对。见戴维斯，他认为重分至少在爱尔兰北部还存在。［注：手稿里这句话是插在行间里写的。——编者注］║ 至今“我供养你，你保护我”｛“spendmeanddefendme”｝这一公式仍然表示着一种对爱尔兰农民说来比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更为自然的关系。 加维尔肯德这个名词是英国法学家移植到爱尔兰的，因为他们把爱尔兰法律同肯特郡的加维尔肯德混同了，后者也是不承认长子继承权的（第25页）。 ║圣贝尔纳关于爱尔兰宗教的论述——亨利二世曾以此为根据，提出在外敌面前必须使一切教会服从罗马，借以为教皇阿德里安的圣谕[41]辩解——内容全是低劣的货色：║ （1）他们不从首次收获中缴纳应捐献的份额，也不缴纳什一税； （2）他们不按正当的方式结婚 ║（就是说他们不执行罗马教会规定的礼仪），║ 也不做忏悔（？），没有人要求他们做忏悔，没有人给他们什么处罚。此外，（3）他们那里的神职人员非常少。但所有这一切，如圣贝尔纳本人承认的，圣玛拉基已加以纠正（《圣玛拉基传》第8章）。 ║但是，坎布里亚的吉拉德同样重复着这些指责：[42]║ 他们既不缴纳什一税，也不缴纳首次收获中应捐献的份额；他们蔑视结婚仪式，不去教堂，同自己死去的弟兄的妻子结婚。还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圣秩制度不完备，主教太多，而且长期没有大主教，而授职并不完全是依法进行的（第33页）。 除丹麦人的城市以外，就没有城市了 ║（戴维斯说）［注：这里的话是后加的。——编者注］。║ 宗教中可以看到多神教因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到处都有。例如在爱尔兰，在订契约的场合除触摸圣物外还要立血誓；在举行葬礼的场合葬后设宴狂饮喧闹；洗礼时右手不入洗礼盘，等等。 ║在德国和英国还没有这样的事。║ 子女寄养于人｛fosterage｝，收养｛gossiprede｝被作为一种特殊的伴有终身义务的习俗看待，这一切可能也是起源于多神教时代。坎布里亚的吉拉德说：“至于他们自己的弟兄和亲属，爱尔兰人一生到死都跟随他们，如果他们被杀害就为他们报仇，但是爱尔兰人的全部的爱和忠诚则只献给自己的收养弟兄和被收养者。”引自第37页。 婚姻的情况显然很糟，因为戴维斯在第146页［注：在手稿上这里的页码显然是恩格斯后加上的；高·斯密斯的原书上没有注出这个页码。——编者注］上谈到“在他们那里，同妻子离异的情况很普遍，胡乱怀孕，轻视合法婚姻”，与此有关联的是“他们的衣食住不整洁，他们轻蔑地对待一切为人类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事物”。 ║与此有关联的是非婚生子女同婚生子女在法律上的平等以及财产的公有。║ 上个世纪的爱尔兰乡绅，几乎就象古代的克兰首领一样，同家里的仆役同桌而食（第39页）。 ║征服者实行的压制弹唱诗人和流浪歌手的法律带有直接的政治性，║ 因为这些人是民族传统的保护者。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有数名这种流浪的竖琴家。 ║现在已经没有人懂得他们的爱尔兰语了。║ 爱尔兰的诺曼人“仅仅建立了军事移民团，更确切地说是驻军，这支驻军艰难地在同当地人的对抗中守着所占的地盘，在经常发生边界战争的情况下过日子”。因此，从一开始就是“最高统治”。这个佩耳[43]是海峡对岸的一小块封建英国（第56页）。 那时纯粹英国人的利益和英裔爱尔兰人的利益就已经形成。爱尔兰的贵族［注：这里指的是英裔爱尔兰领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爱尔兰本地人同化，同英国本国存在着矛盾。——译者注］嫉妒来自英格兰等地的英国官吏，嫉妒那些同样拥有英国庄园、其中多数是在外地主[7]、照旧算是英国人的贵族。 ║蔷薇战争[44]时期║ 佩耳的政府如此软弱，以致不得不把维护秩序的全部职能交给私人团体圣乔治兄弟会去完成。 ║（穆尔的书里注出的时间是1472年，在《年表》中没有。）[45] 据说基尔肯尼法令[46]仅仅是什么必要的自卫，其中没有“任何特别的恶意”；对爱尔兰人犯罪不受处罚，那只是什么在一国内存在着两个奉行不同法律制度的民族的自然结果！║ “爱尔兰人如果杀害了英国人，仅仅会被自己的布雷亨处以罚款”！！ ║证明就是——║ 郡长事件：一个爱尔兰首领曾表示，只要政府规定用多少赔偿金可抵偿郡长一命，他马上就接纳郡长进入自己的地界！［注：手稿页边注有：“戴维斯，第134、135页；摘录4，2；斯宾塞，第20页”。——编者注］ ║Quinquesanguine［注：五个血统，见本卷第131页。——编者注］被正确地解释为五个克兰。║ 象斯宾塞、戴维斯、培根这些研究爱尔兰的英国政治家，都把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的征服和殖民化看作是理想。 ║至少戴维斯是如此，见第105—107页。摘录3，2。［注：这里的话是后加的。——编者注］[47]║ 波伊宁兹统治时期（亨利七世时期）杀人罪终于一律根据英国法律惩办，这一条适用于任何人 ║（就是说适用于佩耳）。似乎波伊宁兹的所有法律都给爱尔兰带来了好处，因为在这些法律中“帝国的”（这里只是把“英国的”换成一个美化了的说法）政策和利益被置于最高统治集团之上（！）。║ “无庸置疑，他的法律，即使最令人不快的那些条，由于其中贯彻着把帝国的政策和帝国的利益置于最高统治集团的政策和利益之上的精神，所以执行起来也都是有利于爱尔兰人民的”！！（第73页） ║这些法令只是在佩耳范围内有效，而那里连爱尔兰人民的影子都没有！（戴维斯，第136—139页）［注：在手稿里这里的话是后写进去的。——编者注］║ 亨利八世和沃尔西时期以来，派到爱尔兰去的执政者在对爱尔兰的治理上，“开始表现出政治时代的深谋远虑严肃认真的治国艺术”（第74页）。 ║怎么样呢？对法战争和蔷薇战争结束了！║ 亨利八世时期对杰拉德氏的战争中，双方都干了许多烧杀掠抢之事，此外英国人对菲茨杰拉德和他的五个叔父以及其他人有背信弃义的行为。 伊丽莎白时期“开始了腐败作风，腐败作风以最丑恶的形式出现，腐败要战争不要和平，因为战争预示着发横财的希望，而和平则有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的危险”。 ║接着讲到这一时代的投机家——║ “雄鹰飞奔西班牙的南美洲海岸，兀鹫扑向爱尔兰。” ║但是就在爱尔兰，罗利强行索要利斯摩尔的宫殿和庄园！威克菲尔德，第一卷第70页。［注：这里的话是后来加写在页边上的，插入的地方标有特别记号。[48]——编者注］║ “骗子在爱尔兰机敏地耍阴谋打官司、巧妙地挑唆暴乱以保证自己占有……表现为被没收之土地的财富”（第79页）。 沙恩·奥尼尔1561年在英国时身边保有一支由爱尔兰雇佣兵｛gallowglasses｝组成的警卫队：他们不戴帽子，留着长长的卷发，内穿杏红色衬衫，外着短上衣和毛外套，手中的武器是斧子 ║（在火枪时代！）。║ 第86页。伊丽莎白用在爱尔兰的战争费用至少是每年40—50万英镑，因此就造假币。“无疑，如果说爱尔兰的贫困和受压迫给谁带来了好处，那决不是给英国。（！！）对英国来说，爱尔兰从征服的时候起几乎一直到现在都是造成花费、危险和衰弱的根源。” ║谁应对此负责？正是英国！║ 詹姆斯不得不搞了一些有权选派议会议员的虚构城镇，不仅是因为要为自己保证多数，而且还因为真的城镇是没有的（！！！）（第96页）。 ║这些虚构城镇就象波将金村［注：1787年，俄国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南巡。大臣波将金为显示新并入俄国的克里木的繁荣，沿途假造许多漂亮的村落，并雇人装扮成丰衣足食的村民，对沙皇进行欺骗。由此乃有波将金村之说。——译者注］一样具有历史必要性。为了改革派的利益。║ 托马斯·斯密斯爵士的最初的移民区“是建立在达翁和安特林的那些‘由于奥尼尔的权利被剥夺而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无主的土地’上的”。这种企图没有成功。哈勒姆说：“占据着这些土地的当地居民不想承认我们的法学家的学说。” ║斯宾塞《仙后》中的阿蒂格尔就是总督｛lorddeputy｝格雷。║ 当玛丽统治时期塞普特首领奥莫尔和奥康奈尔［注：斯密斯书中有误。应为：奥康瑙尔。——编者注］被判罪并取消财产权时 ║（国王郡和女王郡）[49]，║ “各塞普特曾向法院提出申诉，理由是：首领被判罪不能没收塞普特的土地，塞普特的土地从来不是他的财产。土地仍旧属于塞普特，它们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财产……这样一种意识，就是在今天可能也没有消失”（第101页）。 斯特腊弗德为表明自己的公正，也向伦敦德里的移民强征了大笔款项，因为这些人在某些细枝末节上违反了协议。这就激起了宗主城市伦敦对他本人和对查理的强烈反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奥尼尔家族搞了大屠杀之后，英国清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愤恨，就如同奥伦治会[50]分子对教皇派的愤恨再加上几倍的加尔各答的英国人对叛乱的印度兵的愤恨一样。”（第113页） ║据说克伦威尔一般说来是尽可能少杀人的。 克伦威尔把爱尔兰的暴动者作为奴隶送往西印度，其残酷程度似乎不如║ “同时期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王室在三十年战争中在波希米亚及其他被征服地区对待新教徒的那些办法”（第114页）。 ║查证。[51]║ 为大主教普朗基特被错杀一事进行辩护｛而提出的理由是｝，虽然泰·奥茨｛揭发｝的阴谋是虚构的，但是“以在全欧洲消灭新教和自由为目的的教皇派阴谋确有其事；这一阴谋的首脑就是强有力的法国国王［注：路易十四。——编者注］，耶稣会士是他手下的不知疲倦不择手段的爪牙。这一阴谋把国王［注：查理二世。——编者注］和拟议中的王位继承人［注：约克公爵，后为国王詹姆斯二世。——编者注］也深深地牵连在内，它险些导致使英国的宗教和自由在下任国王统治期间遭覆灭的后果”（第119页）。 ║破坏里美黎克协定[52]只字未提。║ “詹姆斯二世下令任命一名教皇派分子担任三一学院的爱尔兰语教授。后来才弄清楚这种教授职位是不存在的。”（第135页） 在外地主拿走的钱主要是用于非生产劳动，因此这些钱反正大部分是要浪费掉的；这样看来，这些钱不花在爱尔兰并不算太大的不幸（第144页）。 ║伦敦西头对此会说些什么呢？║ 绥夫特在《小小的建议》中谈到连一片面包都没有的正在成长的一代爱尔兰人（1729年），“他们由于失业，要么变成盗贼，要么离开亲爱的祖国为王位追求者［注：詹姆斯·弗兰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通常称作舍伐利埃·德·圣乔治。——编者注］去卖命；要么把自己卖到巴巴多斯岛去”。 ║换句话说，就是去当相当长时期的奴隶。║ 因此他提议把一部分儿童送到肉铺去，而在《｛爱尔兰被推翻的｝格言》中他提议允许爱尔兰人把自己的剩余人口卖作奴隶。 早在詹姆斯二世时期马铃薯就是“爱尔兰的象征和耻辱”。詹姆斯二世时，“成群的人手拿插着马铃薯的木棍在伦敦街头伴送爱尔兰代表团”（第150页）。 爱尔兰的贫困……“涌向英国，同时把赤贫（！）和疾病（！！）带到我们的大城市，对于英国来说，这是对它在爱尔兰的苦难中可能负有的那份罪责的惩罚”（第151页）。 据费兰《遗稿集》第2卷第42页上说，大地主喜欢天主教徒奴隶，而不喜欢新教徒佃农，特别由于前者总是带来更多的地租。因此，新教徒后来移民到美洲。 ║（时间没有指明。）║ 麦克戈根在他的爱尔兰史[53]中说：“在法国军事部门进行的统计和调查表明，自1691年爱尔兰军队到达法国时起到1745年丰特努瓦会战止，有45万多爱尔兰人为法国战死。” ║在合并以前的独立的爱尔兰议会║ （根据1784年为英国政府进行的调查）“300个议席中有116个席位是在25名土地所有者中间分配的（有一名贵族手中有16个席位）”。政府可以指望得到的票数计有：86票，这些票所代表的议员席位属于用手中的票换取爵位、挂名肥缺或年金的土地所有者；12票，这些票是自己本身的；45票，这些票是属于公职人员的；32票，这些票属于这样一些绅士，他们已经得到了某种许诺，而且公开讲出他们将要得到什么（马西《英国史》第3卷第264页）。 ║而这时期英国议会的情况如何呢？ 乔纳·巴林顿爵士是爱尔兰的最高海事法庭的法官。 似乎皮特倒是想允许爱尔兰进行议会改革和解放天主教徒，只是他的║ “自由主义政策……不幸被打断，世界（！）由于荒谬、残暴——归根到底是军事虚荣和贪欲——大泛滥的结果，为一片惊恐和对自由的绝望所笼罩，陷入了专制反动的局面，而这样的大泛滥在法国人的想象中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好事”（第165页）。 ║这里已经没有丝毫客观性了。║ “一国国民中的外来的不满分子只能是产生内部分歧和衰弱的根源。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可以这样认为：哪怕不列颠帝国的领土缩小为一个岛，缩小为英格兰，缩小为约克郡或肯特郡，也比它内部存在有某种实际上并不属于它的成份为好。”（第179页） ║！！终于讲了这样的话——！经过七百年斗争之后！ 爱尔兰与英国成为联邦据说是不可能的（他讲的并不是设有统一的联邦议会以解决联邦事务的真正联邦，而只是君合国）。║ “这是狗和脖套的结合”，两个独立议会和两个独立政府，“因在名义上臣属于同一王室而相互联在一起”……｛这种体制｝“必定会成为笑柄和麻烦”，最终的结果要么是彻底分离，要么是象1782—1789年那样，英国的议会政府同样在爱尔兰实行腐败和阴谋的统治（第181页）。 ║而瑞典和挪威，奥匈帝国怎样呢？║ “事件的进程破坏了能够产生爱尔兰民族性的基础。”爱尔兰人也是由各种人混合而成的，里面的各种成分同英国人一样，只是比例不同……“但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差不多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个岛的语言相同。”（第183页） ║这样说来，两者是同一民族，任何分离都是胡说八道！好象英语没有使爱尔兰人更加是爱尔兰人！║ 自第184页起，描述“农业的混乱，其主要原因是人口过剩”。［注：在手稿里下面注有：（结尾部分转第5页）。——编者注］ 高德文·斯密斯（续完）。逐字摘录的个别段落和补充的评注 第4页。“气候湿润虽然是植物界的富和美的泉源，但同时它却不能不导致人们的毅力的削弱，不能不使他们在各民族在需要体力的各领域里争强斗胜的过程中被抛在后面。这一点，把爱尔兰人的古代历史同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古代历史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北方的气候把斯堪的那维亚人锻炼得勇敢而富有进取心。”（第4页） 在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在法国的克雷西、普瓦提埃等地打的几次会战[54]中，“在法国骑士被农民之手打翻在地的这些著名战场上，封建制度找到了自己的坟墓”（第65页，见下面第71页）［注：见本卷第133页。——编者注］。 ║基尔肯尼法令：║ “用这一法令来恢复英国人和土著居民的明确界限的企图，没有任何特别的恶意。法令制订者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免两个种族有益地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想要防止二者之中被他们完全自然而公正地认为是更文明的一个降低到另一个的野蛮水平，同时也防止这个国家里‘叛乱’因素的增长……正是这些立法者规定禁止进行反爱尔兰社会[55]的局部战争和挑唆爱尔兰社会进行战争，违者给以最严厉的惩罚。”（第68页） ║（心肠太好了！）║ “英国人杀害爱尔兰人不算是重罪；被控以杀人罪时，有效的辩护就是在法庭声明：被杀者不是英国人，也不属于适用英国法律的五个‘血统’或塞普特。这是令人气愤的。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只能用爱尔兰人不受英国司法管辖，而是受当地的布雷亨司法管辖来解释。一个国家存在着奉行两种刑罚各异的不同法律制度的两个种族，这样的事，不论在今天看来多么不可思议” ║（他不知道列万特［注：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译者注］！），║ “可是在各种族之间差别大得多、法律是一个种族的独特习俗而不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原则的总和的时代，却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能够迫使征服者[威廉]准许他们实行‘守教者爱德华的法律’，那么在英国也会是同样情况，那时一个王国里就会有两个民族，即诺曼人和撒克逊人，他们就会奉行两种不同的刑法典。不受处罚的规定适用于双方。爱尔兰人如果杀害了英国人，仅仅会被自己的布雷亨处以罚款。有一次政府表示想让一个当地的首领接纳一位郡长到自己的地界里，这个首领同意了，但同时又要求政府给郡长的人头规定出金额或者说赔偿金，以便一旦他被杀，就如数向塞普特收钱”（第69页）。 ║据说英国作为统治国只是希望爱尔兰好：║ “真实的情况是，普兰塔日奈王朝的政府在它有时间顾及爱尔兰时，它对爱尔兰人民不是抱着恶意而是抱着善意。”（第68页）……“英国政府是不反对把爱尔兰社会接纳于英国法律保护之下的。五个塞普特全部（！！），五个血统……一起被接纳，单个人申请归化看来是都可以获准的。”（第68、70页） ║但是，可恶的爱尔兰贵族却不喜欢这样，政府的善意在他们那里碰了壁（第68、69页）。║ “英国政府似乎存心把爱尔兰人排除于人的关系之外这样一种看法消失了。”（第70页） ║至少是在作者的头脑中！║ “从被红白蔷薇战争粉碎的封建贵族的废墟中，兴起了强大的都铎王朝。”（第71页） ║就是说，这个贵族还没有因法国战场上多次大战而被埋葬！║ “不论在这场斗争的哪一个时期”（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时期）“英国不幸没有能举全力给予——出于仁慈之心——最后的决定性打击”（第77页）。 ║伊丽莎白时期：║ “最后，开始了腐败作风，腐败作风以最丑恶的形式出现，腐败要战争不要和平，因为战争预示着发横财的希望，而和平则有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的危险。伊丽莎白时代的伟大事件和发现，引起了对冒险的爱好，这种爱好就朝四面八方寻找出路，就其目的和性质而论，从高尚的英雄行为到最低级的卑鄙勾当都有。雄鹰飞奔西班牙的南美洲海岸，兀鹫扑向爱尔兰。冒险家勇敢地挥舞手中剑，以保证自己在西班牙殖民地取得具有浪漫色彩的表现为金块和货包的（！）财富。骗子在爱尔兰机敏地耍阴谋打官司、巧妙地挑唆暴乱，以保证自己占有不那么浪漫但较为稳固而长久的表现为被没收之土地的财富。”（第79页） “朝政”（詹姆斯一世的朝政）“开端良好，实行广泛的大赦（？）。连头号叛乱分子蒂龙也被赦免”（！）。 ║可是他早在伊丽莎白死去之前就签订了和约！（第94页）║ 皇家法院[19]宣布以爱尔兰习俗为依据的土地占有为非法并推行英国法律，此项决定（1605年），“乃是施加于首领们的恩惠，因为它最终地把他们对领地的占有和地权从以选举为依据改为世袭”（第95页）。 ║这些首领，也就是到1605年还存在的首领，在遭彻底剥夺十年以后，才能够在流亡中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恩惠！║ “很明显，无可怀疑，正是为了认真执行这样的政策，即通过在爱尔兰人中间实行英国制度而对爱尔兰人施以教化和安抚（！！）的政策，所以召开了不分种族和宗教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正规、人员组成也更为广泛的全爱尔兰议会。诚然，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以保证自己的多数，而且它搞了一批有权选派议会议员的衰败城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虚构城镇。但是很明显，没有发生（！）任何别的（！！）妨碍选举自由的事情（第95—96页）……搞虚构城镇是必要的，不仅是因为要使政府能取得多数，而且还因为真的城镇是没有的（！！！）（第96页）。 “下面的问题起码非常令人怀疑：蒂龙和梯尔科奈尔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奥尔斯脱移民区——究竟是不是根据某种实实在在的罪名被没收的，这两位贵族被指控参与的阴谋会不会是想瓜分他们财产的官吏们的丰富想象力发明出来的。的确，他们逃走了，但并不是逃避司法裁判，因为在酝酿没收土地的时候根本没有进行司法裁判。”（第100页） ║据他说，1640和1641年黎塞留和教皇［注：乌尔班八世。——编者注］在英国和爱尔兰发动内战，从法国和西班牙回来的爱尔兰军官也插手了此事。接着就发生了天主教徒起义，║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奥尔斯脱对新教徒的大屠杀，这次大屠杀是与费利姆·奥尼尔爵士的名字联系着的。[56]如果怀疑大屠杀是否确有其事，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据当时消息灵通而又客观的作家克拉伦登估计[57]，被杀的人数有四、五万（！）。同样徒劳无益的是，怀疑究竟是哪一方首先发起攻击的——如果要去怀疑西西里晚祷[58]时究竟是哪一方首先发起攻击的，恐怕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拉什沃斯在他的书里（《汇编》第4卷第108页）[59]援引了记述着大屠杀一些场面的材料的一篇简介。那里描绘了一幅被压迫得失去人性的人们在战胜压迫者的短暂时刻实行复仇的可怕但十分可信的图景。惨象纷纷降临灾祸之地，波塔当桥下可闻被杀者幽灵凄厉长号，这是完全可能的”（第107、108页）。 ║又是“幽灵”之类的东西。║ “在护国时期”（克伦威尔护国时期）“……至少新教徒社会（爱尔兰的）呈现出该岛以前从未见过的繁荣景象”（？？）（第114页）。 ║对这个诽谤者说来，马考莱是个伟大作家。║ “在马考莱之后写伦敦德里的围攻，就象在荷马之后讴歌特洛伊的围攻一样容易。”（第120页） ║他劝爱尔兰人（见序言）║ “要多注意普遍性的原因”， ║以便把这种卑鄙行为归之于客观原因，同时他自己却总是把短浅的、地方性的动因硬加于爱尔兰人的行动。例如，在詹姆斯二世时期：║ “正如以前公正地指出过的，爱尔兰人投入这场内战，并不是出于对斯图亚特王朝或王朝的政策的忠诚，而是象苏格兰山地居民的克兰一样，出于自己本身的动机……尽管詹姆斯的基本群众为保护天主教而进行了斗争，但他们的战斗，大约与其说是为了天主教，倒不如说是为了土地这个造成历次爱尔兰内战的古老而可怕的东西。”（第121页） ║（就是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土地！）║ “土地在爱尔兰自有史以来就是纷争和苦难的大泉源。”（第125页） ║这不怪英国人攫取土地的贪欲，倒怪土地。谁也不怪，这是小孩子干的｛It’schittythat’sdoneit｝。║ “他们的”（克伦威尔时代地主的）“后裔大约是曾经使一个国家生活不幸的最坏的上层阶级了。爱尔兰绅士的风尚是无比残酷而无理智的，而他们狂欢暴饮时的淫行丑态甚至会使科穆斯之流都感到厌恶。他们的酗酒、他们的渎神、他们的残暴的决斗之风远远超过英国的乡绅（！）。虽然他们的恶习丑行有荒诞的一面可以使我们在予以谴责时添加一些笑料，但是这并不能减弱这些丑行对社会生活——命运狡猾地使他们成了这个社会的首长——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好在他们的无理智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自行产生纠正之法。他们无度无状的狂饮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面前出现的积债地产法令。”（第140页）[60] “1778年加强了的宽容精神开始发生显著的作用”，惩治法典中最苛刻的部分被废除。“1778年诺思勋爵提出（固然是在某种程度的压力下）把对爱尔兰贸易的荒谬无理的限制大大放宽……两年之后，就是这位因在美洲受挫而头脑清醒了的大臣，又提出并实行了更多的让步。又过了二十年，皮特先生带着新时代的全部自由主义思想上台执政，他消灭了苦难和纷争的一个（！）泉源——给爱尔兰以充分的贸易自由 ║（就是说同英国贸易的自由！）║ 作为合并条款中的一项”（！！）（第158、159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宽容精神”、“新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等等带来的，而不是由于英国人对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恐惧！这就是应该注意的“普遍性的原因”！千万不要去注意真正的原因！║ “英国政府有意地挑唆爱尔兰人民起义以便为合并开辟道路这种可怕的看法，属于在这块杀人场上产生的仇恨与猜疑的臆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种指责。”（第176页） “一个民族，如果它在当代哲学极度昌明的时刻，竟能想象只凭着为天理道德所不容的领土扩张就可以促使其强大，那么，这个民族必然是非常浅薄的、非常堕落的。”（第179页） ║说这番话正是在这样一种时候：英国人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干的都是征服！ 结论。║ “爱尔兰苦难的真正原因在于诺曼人的征服是局部征服。因为是局部征服，所以征服者并没有成为最高阶级，而只好仅仅做受敌视的移民，即佩耳。……苦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的分裂和可怕的宗教战争，宗教战争是这一分裂的后果，两个民族都和欧洲其他民族一起卷入了战争。接着，爱尔兰成了路易十四的牺牲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战争的继续——路易十四是要借助自己的附庸斯图亚特王朝来消灭英国的自由和宗教。最后，法国革命恰好在以皮特为首的英国政府刚刚走上改革和宽容的道路的时刻为无政府主义、流血和无神论开辟了道路，它在这里不仅起了它在别处所起的同样作用——遏止了政治进步，而且还把爱尔兰拖入了新的内战。”（第193页） ║又是动听的“普遍性的原因”！能多么普遍就多么普遍！ 序言。║ “它”（这部书）“如果在一位享有声誉的爱尔兰史方面的著作家手中能促使他做到以下几点，即比通常撰写同一主题的作者更加注意普遍性的原因、提倡认识历史的有益影响、公正地评判那些既涉及统治者也涉及人民的不幸事件和罪行，那它就是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关于爱尔兰的独立，第180页。║ “独立就其本身来说，如果具备地理上的分离这一条件，当然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是这样的近邻必定是互有接触的，而互有接触就会导致冲突”； ║（那么各国互相直接接触的大陆上情况又是怎样呢？）║ “过去两国的合并和不久前的破裂会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两国之间的角逐、嫉妒、敌意就尤其会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英国的强大会使爱尔兰受到威胁，因而爱尔兰就会成为法国或其他哪个别有目的地宣布自己为爱尔兰保护者的大国的保护国和附庸”。 ║所有这一切也都适用于俄国和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以及1815年至1859年的奥地利和意大利，总之适用于一切奴役关系。好得很，只能以英国过去干下的卑鄙行为作为继续干今日之卑鄙行为的借口了。║ 要成立联邦，这里必须是两个力量相等的国家，“而如果两个国家中一个比另一个拥有大得多的实力，则成立联邦就不可能顺理成章并带来好处了，因为在联邦委员会里总是强大的一方讲话占上风”。 弗·恩格斯写于1869年11月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注释： [7]在外地主是一些在爱尔兰占有大地产但经常住在英国的人。在外地主的庄园由残暴压榨农民的土地代理人经管，或者出租给投机的中间人，再由中间人以小块转租给佃农。 冒险家，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时指积极参与殖民活动并从事金融投机的商人和银行家，这些人主要是伦敦西蒂区的。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冒险家们向议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议会则为偿还这些贷款而向冒险家们提供了在爱尔兰没收的土地（关于这一点参见本卷第150—151页）。——第11、51、94、97、98、123、151页。 [19]皇家法院——英国最古老的法院之一，在十九世纪（到1873年为止）是独立的高等法庭，负责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并有权重新审理许多下级法院的判决。——第35、107、133、144、603、698页。 [35]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1861年牛津和伦敦版）的札记，是恩格斯由于想编写一部全面的爱尔兰史而做的。恩格斯的这部爱尔兰史只写完第1章和第2章的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3—571页和803—804页的注407）；恩格斯从1869年7月至1870年5月所做的准备工作显然没有完成。但是，恩格斯记在十五大本编了号的笔记本里的资料，单页的摘录、文献目录、札记，此外还有剪报，这一切说明了他对爱尔兰历史进行的调查研究的规模，并使我们能够判断他对爱尔兰历史最重要方面的理解。这些资料迄今只发表过一小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Ｘ卷第59—263页（《АрхивМарксаиЭнгельса》，т．Х，стр．59—263））。 《斯密斯书的札记》见于上述的摘抄笔记本的第四本第1—3、5—7页。恩格斯是1869年9月底注意到这部书的，然而对该书进行摘录并做批判性的札记则不早于同年11月上半月。札记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第四个笔记本的头上开始；第二部分写在恩格斯从另一部爱尔兰历史书中所做的摘录之后，标题是《高德文·斯密斯（续完）。逐字摘录的个别段落和补充的评注》。除新从全书各处做的摘录之外，这部分中有些地方是将第一部分中只是简要转述过的再逐字逐句写出其原文。这两部分都有后来恩格斯有时在笔记本页边上补写的插话，有些地方还注明别的笔记本上哪些地方把斯密斯的言论同别的作者的看法或别的资料做了比较。逐字逐句从斯密斯书中抄录的地方用的是英文，恩格斯本人所做的零散的转述和评语用的是德文。 斯密斯的书引起恩格斯的注意并非因为它是一个研究爱尔兰过去历史的资料来源，而主要因为它是自由派伪造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例证，这种伪造反映着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沙文主义立场。恩格斯在笔记本里以及在他的爱尔兰史手稿开头部分里对斯密斯的尖锐批评（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42、549、570、573页），证明恩格斯把揭露这类观点看作是在他要写的书中应当解决的课题之一。恩格斯在1869年11月29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打算对“提出一些荒谬透顶的论断，竭力为英国人涂脂抹粉”的斯密斯的书进行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90页）。——第117页。 [36]恩格斯指他从马修·奥康瑙尔《1691年和解后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史，兼论自亨利二世入侵至革命前的爱尔兰状况》（1813年都柏林版）一书的摘录。摘录的开头部分在恩格斯的爱尔兰史准备资料第二个笔记本里。在第三个笔记本里恩格斯是分两栏写的，左边写的是奥康瑙尔的书的摘录，右边写的是别的作者在同一问题上的言论。恩格斯从奥康瑙尔书中做的摘录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Ⅹ卷第157—248页。高·斯密斯的言论和对他的批判载于该书第185、187、209、211、219、221、227、231页。——第117页。 [37]斯密斯有意歪曲地说爱尔兰的自然条件适宜于畜牧业。恩格斯认为他是企图用地理因素作论据，来为在爱尔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并从小农租佃制转向大畜牧经济以利于大地主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做法辩护。这一点，恩格斯在他的爱尔兰史《自然条件》那一篇里进行了揭露。就在那一篇里，他指出1855年爱丁堡出版的译自法文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原书作者、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莱昂斯·德·拉维涅所具有的类似倾向；但是也指出，拉维涅在竭尽全力低估爱尔兰的农耕发展的可能性的同时，仍不得不承认该岛的某些地方有对农耕有利的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39—542页）。恩格斯在他从拉维涅的书做的摘录当中更详细地批判了该书。——第117页。 [38]恩格斯这里是援引约·格·科尔《爱尔兰旅行记》1843年德勒斯顿和莱比锡版第1、2卷，后来他在写有《斯密斯书的札记》的第四个笔记本里（第8、9页）做了该书的摘录。恩格斯指出，在科尔旅行时，迷信在爱尔兰还有很大势力。 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写了爱尔兰的克兰传统的生命力。他在该书第四版的注里指出，1890年他前次在这个国家旅行时还亲自观察了其遗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52页）。 “两岁公牛”与“三岁公牛”是在爱尔兰流行的对彼此角逐的集团的称呼，据说这种称呼的起源是关于公牛的年龄的争论。——第118页。 [39]恩格斯根据的是他记在单页上的约翰·戴维斯《史学论文集》1786年伦敦版摘录。恩格斯做此书的摘录，大约是他发现斯密斯对有关爱尔兰风俗的历史证据的解释同第一手材料相比有许多不确切之处，因此想把斯密斯的解释和这类材料的不同说法做个对照。 恩格斯在戴维斯这本书的摘录中加的批语里，把《论当今国王陛下临朝亲政之前爱尔兰从未完全归顺于英王的真正原因》这篇论文称为戴维斯的主要著作。（当今国王陛下是指詹姆斯一世，这篇论文是在他统治时期于1612年刊印的。）摘录就摘自这篇论文。 恩格斯通过部分地逐字逐句抄录、部分地以自己的话转述，讲解了两种爱尔兰习俗：塔尼斯特里（还在克兰或塞普特的首领活着时就从某个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最受尊敬的家族中选出他的接续人，即塔尼斯特）和加维尔肯德（土地占有者死后，土地分给他的男系亲属，包括非婚生子）。恩格斯的这些讲解即来自前书的第135—136页。关于加维尔肯德他写道：“加维尔肯德是一个日耳曼语的名词，指的是肯特郡的由儿子们分地产的习惯法。英国的法学家们也将这个名词照原样用于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不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克尔特法律。”恩格斯把克兰首领的苛捐杂税（cuttings和cosherings）分别解释为“实物供奉”和“供给首领及其侍从们吃喝”。关于戴维斯所说的“低级地产”，恩格斯指出：“这个英国的法律名词在这里应该是指克兰里面的单个家庭的份地。” 恩格斯认为戴维斯的著作作为爱尔兰的中世纪史资料有重要意义，他在他的准备材料的第五个笔记本里做了上述著作的全书详细摘要。这份摘要他在斯密斯著作的摘录和插话里曾加以援引。他在1869年11月2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到1600年，在爱尔兰土地公共所有制还是完全盛行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89页）。在信里他还表示想利用这一第一手资料来批判斯密斯的观点和论断。 马克思对戴维斯的著作也感兴趣。在他做的梅恩那本书的摘要里有许多对戴维斯的评语（见本卷第578、603页）。——第119、601页。 [40]指亨·哈勒姆《自亨利七世即位至乔治二世逝世的英国宪政史》。第一版于1827年分两卷在伦敦出版。——第120页。 [41]1155年英国血统的罗马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在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要求下颁发圣谕，以“开拓教会疆域”为名批准入侵爱尔兰，并责成国王保证使爱尔兰每年向罗马教皇纳贡。1169年盎格鲁－诺曼贵族动手征服爱尔兰。1171年亨利二世完成对爱尔兰的征服，迫使当地的首领和在那里定居的盎格鲁－诺曼贵族承认他是“最高统治者”。他在都柏林、瓦特福德和威克斯弗德留下了驻军，打下了中世纪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的基础。1172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确认了亨利二世对爱尔兰的统治权。——第120页。 [42]指英国中世纪作家坎布里亚的吉拉德的著作《爱尔兰的征服》。下文即摘自该书。恩格斯在他的《爱尔兰史》中评述了该书并指出了作者——同时也是盎格鲁－诺曼贵族入侵爱尔兰的参加者——对当地居民的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56页）。——第121页。 [43]佩耳（Pale，直译是：栅栏围墙）是中世纪爱尔兰东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其边界地带筑有工事。佩耳的边界线在征服者同爱尔兰岛上未被占领的地区的居民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有所变化。十五世纪末，佩耳的范围仅仅包括现在的劳思、米斯、都柏林、基耳德尔诸郡的一部分，它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人对爱尔兰进行全面征服的基地。——第122、140、599页。 [44]指英国两个封建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蔷薇。朗卡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蔷薇。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旧的封建贵族几乎完全被消灭，政权转入新的都铎王朝之手，都铎王朝在英国确立了专制制度。——第123页。 [45]圣乔治兄弟会是由佩耳的十三名最大的英裔爱尔兰封建主组成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担心佩耳脱离英国，因而很快就拒绝让这个兄弟会为他做任何事情。 此事托马斯·穆尔的《爱尔兰史》一书中提到过。托马斯·穆尔《爱尔兰史》共4卷，1835—1846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的爱尔兰史准备材料的第二个笔记本里有该书的摘录。但是，在恩格斯根据穆尔的书写成的《爱尔兰年表》里没有提到这件事。 《爱尔兰年表》（写在第十五个笔记本里，这个笔记本的编号是后来加上去的），其写作时间看来是在恩格斯着手整理他的爱尔兰史的准备资料的时候，可能在写爱尔兰史前几章（1870年春末至同年夏）之前，也可能与之同时。手稿是用德文写的。《爱尔兰年表》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Ⅹ卷第107—156页，用英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论爱尔兰和爱尔兰问题》1971年莫斯科版第213—258页（KarlMarxandFrederickEngels．《IrelandandtheIrishQuestion》．Moscow，1971，pp．213—258）。——第123页。 [46]基尔肯尼法令包含若干条由英国爱德华三世政府颁布、由爱尔兰议会于1366年在基尔肯尼城（爱尔兰东南部）通过的法律。法令禁止居住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同爱尔兰人结婚，不许任命爱尔兰人担任教会职务、不许仿效他们的习俗、衣着、语言，违者没收其土地。在佩耳界内推行英国法律。 基尔肯尼法令的通过反映了英国当局要加强对爱尔兰的封建扩张的意图，使被英国征服者说成是敌人和低级种族代表的爱尔兰土著居民的不平等地位合法化。同时，这一法令的通过又是一种对策，用以对付那些有爱尔兰克兰首领们可依靠的英裔爱尔兰贵族的分立主义倾向。——第123、602页。 [47]恩格斯在此处所援引的戴维斯书的摘要（第四个笔记本）里，揭露斯密斯故意歪曲资料。戴维斯书中谈到，在审判被控犯有杀人罪的土著爱尔兰人时，以英国国王的名义收取一定数额的法庭罚金。恩格斯就这一点写道：“可见，国王是所有爱尔兰野蛮人的统治者。而斯密斯却把这叫做：案件由布雷亨审理！”根据戴维斯书中所载，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斯密斯为了替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的法定特权找根据而援引的爱尔兰首领就郡长一事所做的答复，是属于诙谐性质的。恩格斯指出：“从这段诙谐话里，斯密斯得出结论说什么爱尔兰人杀了英国人也只是交一笔赔偿金（Eric）就行了。”（赔偿金是付给受害的塞普特或克兰的赎罪钱，这个术语同古日耳曼人的Wehrgeld和古斯拉夫人的вира是一样的）。 前面提到的布雷亨是爱尔兰习惯法的爱尔兰本地的法官、解释者、维护者。他们在爱尔兰社会中的作用，马克思在梅恩那本书的摘要里作了详细论述（见本卷第572—659页）。 斯宾塞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大臣兼宫廷诗人，下文提到的寓意诗《仙后》的作者，同时又是爱尔兰的殖民官员。恩格斯在提到基尔肯尼法令时也援引了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的摘录。摘录是写在他的准备材料第六个笔记本里的。恩格斯做摘录所用的版本是；《古爱尔兰史著作。斯宾塞、坎皮恩、汉默尔和马耳博罗文集》1809年都柏林版第1—2卷。斯宾塞的著作写于1596年。——第124页。 [48]这段话是恩格斯在看了爱德华·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一书之后加写的。该书1812年在伦敦出版，全书共两卷。书中包含有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爱尔兰的丰富史料。恩格斯从该书做的摘要写在他的爱尔兰史准备材料笔记本里，开头部分写在第七本、中间部分写在第十一本，最后一部分写在第十二本。——第125页。 [49]1557年，爱尔兰中部利什和奥法利这两个地方的出自奥莫尔家族和奥康瑙尔家族的克兰首领被赶下台、克兰土地被没收之后，利什和奥法利即被命名为女王郡（Queen’sCounty）和国王郡（King’sCounty），献给英国女王玛丽·都铎及其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关于这一事件，恩格斯在他的《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中做了描述，见本卷第140—141页。——第126、140页。 [50]奥伦治会是以奥伦治家族的威廉三世的姓氏命名的。威廉三世镇压过1689—1691年为恢复天主教和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而举行的爱尔兰起义。奥伦治会是一个反动的恐怖组织，成立于1795年；大地主和新教僧侣利用这一组织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作斗争。该会一贯从事挑动新教徒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活动。它在爱尔兰北部的势力特别强，这里的居民有一大部分是新教徒。——第126页。 [51]斯密斯和其他一些英国历史学家，企图把整个宗教战争时代所固有的偏狭和狂热、欧洲专制的天主教国家对新教徒的迫害引为口实，来为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以后各个时期英国人在爱尔兰的残酷行为进行辩解。对此，恩格斯在他从马·奥康瑙尔《爱尔兰天主教徒史》一书所做的摘录（见注36）中进行了揭露。他在摘录中所加的插话里指出：“经常被忽视的是，在爱尔兰这里是整个民族被奴役，而宗教仅仅是个口实。斯密斯在第130页上说‘然而不能无视在这些时期新教徒也是受压迫的’。但是，如果备受称赞的英国宪法不优于西班牙、法兰西和奥地利的专制主义，那么要它何用呢？”（《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Ⅹ卷第211页）。——第127页。 [52]里美黎克协定是1691年10月被包围在里美黎克要塞的爱尔兰起义者和英军司令部的代表之间签订的，经国王威廉三世批准。由1688年英国政变（“光荣革命”）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王朝的确立促成的1689—1691年爱尔兰起义就此结束。爱尔兰起义者公开打出的旗帜是恢复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而实际上要争取的是：废除作为没收爱尔兰土地之依据的那些殖民法令、承认独立的爱尔兰议会、给他们以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起义者在长期军事斗争中屡遭失败，但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根据里美黎克协定，起义军在体面的条件下投降。这些条件是：士兵和军官可以参加外国军队或编入威廉三世的军队；对爱尔兰的居民包括天主教徒给予赦免、保留他们的财产和选举权、给他们以信教自由等等。协定的这些条件很快就被英国殖民者粗暴地破坏了。——第127页。 [53]指麦克戈根著《爱尔兰史》，奥凯利译，1844年都柏林版。该书最初是1758年在巴黎用法文出版的。爱尔兰革命民主派米契尔的《爱尔兰史》（见注3和注14）就是作为这一著作的续篇编写的。——第128、143页。 [54]克雷西会战（1346年）、普瓦提埃会战（1356年）和阿津库尔会战（1415年，英军由国王亨利五世指挥），都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中的重大事件。——第131页。 [55]爱尔兰社会（Irishry）——十四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人用以指爱尔兰本地人的一个统称。这里说的爱尔兰本地人主要是住在佩耳以外、到十六世纪还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和自己的社会秩序与风俗习惯的爱尔兰人。——第131页。 [56]指1641年10月23日爆发的以费利姆·奥尼尔为首的奥尔斯脱起义。奥尔斯脱事件是持续到1652年的席卷爱尔兰全境的民族解放起义（见注33）的序幕。 恩格斯在他写的各种准备材料中指出了起义的真正原因——英国殖民者侵夺土地和对爱尔兰人不断压迫；同时他还揭露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歪曲事实真相，特别是揭露他们硬说爱尔兰起义者大规模屠杀新教徒（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Ⅹ卷第145—153、163—169页）。后来他还指出，所谓“爱尔兰起义者的暴行”是他们的敌人蓄意散布的，而且为颠倒黑白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所接受。恩格斯在1881年2月24日给燕妮·龙格的信中说：“在克伦威尔时期，英国的新教徒至少屠杀了三万爱尔兰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兽行，就捏造一个神话，说什么这是为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杀戮三万新教徒实行的报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6页）。——第135页。 [57]指爱·克拉伦登《爱尔兰的叛乱和内战史》。该书于1720年出第一版。——第135页。 [58]西西里晚祷，指1282年3月30日复活节晚祷时在巴勒摩爆发的反法国征服者的人民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士兵胡作非为。起义席卷了整个西西里，结果法国人被赶走，从1266年起统治西西里的昂茹王朝被推翻。——第135页。 [59]指《史料汇编》——约·拉什沃斯编辑出版的一部英国历史文献和资料的集子。这部八卷本的文献集的第一版是1659—1701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二版是1721年出版的。——第135页。 [60]1849年在爱尔兰专门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促进和简化负债地产的贱价出售。1849年法律最初是作为临时性措施通过的，后来又由1852、1853、1854和1858年法律加以延长和补充。这项法律促使土地从破产的贵族地主手里转向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大土地占有者的手里，后者关心的是将小佃农从土地上赶走并对爱尔兰的农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第13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弗·恩格斯*瑞典和丹麦旅游札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弗·恩格斯 *瑞典和丹麦旅游札记[1] 7月6日。九时。“英雄号”停泊哈姆贝尔。十一时出海。凉爽的西微风，风速每小时十二公里，风力增大，午后起风暴，风向渐转南，晚上风力五级，长型船身剧烈摇摆，索尔斯比船长跌倒并折断一条肋骨，一位英国乘客摔得鼻青眼肿，主帆脱离下部滑轮。 7月7日。不能上甲板，船身剧烈摇摆；傍晚风终于减弱，当看到霍尔门灯塔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上甲板了。海上逐渐平静。但海浪时起时伏。 7月8日早晨七时到达文加，然后进入约塔河的岩岛群，四周是光秃的岩礁，一千步远处可看到冰川的影响。没有多远河流就变窄了，花岗山岩之间是一条绿色的河谷，再往前走，出现零星的树木，终于哥德堡在望。这个地方很美，但低矮而宽阔的房屋使它显得有些怪。 哥德堡本身是一座处于古瑞典风格包围之中的现代城市；市内一切都是石头建造的，而周围一切都是木头建造的。荷兰式的水道，街上有一股荷兰的臭气。瑞典人很象德国人，而不太象英国人，他们中间有外来的芬兰成分。一般妇女脸部颜色不好看，外表有些粗糙，但并不令人讨厌；男人则比较漂亮，但更象德国内地的庸人。所有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都象巴登的庸人。 英语还通行，但德语占优势。到处都能看到贸易上和文化上对德国的依赖。火车站、公共建筑、私人住宅、别墅，全是德国式的，但为了适应当地气候，样式稍有不同。只有公园是英国式的，也是那样清洁，还有英国新哥特式的教堂。在所有的商店里都可以放心地讲德语，甚至在旅馆里也请求讲英语的人尽可能讲德语。 石竹花和山楂花盛开。一切都象在5月8日。到处是一种很漂亮的榆树小林，中间夹杂着白蜡树。一片翠绿，就象英国的春天一样。在小林之间光秃秃的花岗岩石到处可见。 虽然人们喝仿造的波尔图酒和雪莉酒，但是生活方式完全和大陆一样，而与英国不同。旅馆提供的一切：房间、早点、饭菜，全都象大陆一样。饭馆和咖啡馆里也同样不分等级。夹肉面包（sm?rbr?dsborden）（25欧耳）。 人中等身材，粗壮，有五英尺六英寸。骑炮兵（v?rfvade）的士兵身材较高。士兵和军官有点象瑞士的民兵。赫尔的水手象霍尔施坦和下萨克森的居民，象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丹麦人，而不象瑞典人。当地的瑞典人脸上没有精神，大多数人皮肤松弛、轮廓不清、肥胖臃肿，只有一些水兵有一副弗里西安人的面孔和健壮的体格。士兵看起来象威斯特伐利亚人，军官既不象士兵也不象军官。 人们照例可以看到，大陆上处处多么重视国民的保健和娱乐，与贵族式的英国迥然不同。 有两个衣着讲究的英国人使人感到可笑，惹得所有的瑞典女人都看他们。 斯德哥尔摩之行。轮船的设备：尾舱是铺位，前舱是餐厅。伙食很好。冷盘加鲜奶油。甜食。内地人的面容特征更为明显，男人比较漂亮、结实、高大。妇女并不美，但和蔼可亲，身材高而又丰满。外表上越看越象黑林的居民，地主象提罗耳人和瑞士人（施托伊布描写的提罗耳哥特人？）。同时，语音也非常象上德意志的，但没有喉音。 约塔河一带地方，一直到特罗尔海坦，很美丽，但不敞亮。四股瀑布一股在一股上面。山不高于600—800英尺，但是很雄伟。其次，维纳恩湖和钦讷库勒山——平淡无奇。韦特恩湖也同样。卡尔斯堡的工事修建得不坏，是一条很长的防线，呈多角形；但这些工事是否会受到后面那座山的控制？湖是很美丽的，但是所有的湖都差不多。无边无际的罗汉松林，而且已遭受损害。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瑞士的美丽的繁茂的罗汉松。平常的罗汉松林。 穆塔拉河的河谷，又有一部分被开垦了，有些地方很美，如这条运河两岸栽着榆树和桦树的那些地方。 岩岛湖越接近斯德哥尔摩越是美丽。层系的变化——有的地方是石灰石，岩层风化得比较厉害，因此直接从大海升起的缓坡和高山草地较多。两个岛上有大理石岩。越接近斯德哥尔摩，岩岛就越高耸而美丽。迈拉伦湖沿岸非常漂亮，树林、田野和别墅相交替。 斯德哥尔摩的诺尔布鲁桥象日内瓦的贝格桥。莫塞巴肯非常壮观。从天文台放眼了望，景色优美。小汽艇可以开进动物园。美丽的公园。饭馆和咖啡馆很多。采用法国的经营方式：小吃，点菜，而不是份餐。斯德哥尔摩的居民通常在饭馆里就餐。到处都有烈性酒。啤酒比德国的好。酒类和食品都太甜。瑞典的麦酒（k?rger）不坏。不过，不是太甜就是太酸。酒类——波尔多酒、烈性埃尔米塔日酒、掺了南法兰西酒的勃艮第酒——就餐的主要饮料。一般说来，家常饭菜同德国差不多，而与法国不同。 斯德哥尔摩有比较明显的首都特点，很少听到讲外国话，然而在所有商店里都讲德语。哥德堡的男性装束显然是英国式的，而这里法国装束占优势。有妇女在场时在饮酒方面表现出的伪善，儿童娱乐场、旋转木马游艺场、木偶戏院、走绳索和低劣的音乐。水上散步更是一种妙极了的“机关”。同时，也可以看到严肃的或者说伪善的路德派的民族特点：一般说来，对游艺场式的公共娱乐场所不能容忍。 士兵，甚至近卫军，都是散漫的，很象民兵，军官也是如此。他们缺乏朝气。个子不太高，丝毫不象第69部队的士兵。军服样子是折衷式的，皮革装具是落后的。哨兵闲聊。大胡子。马尔默的骠骑兵是重装的，作为基干骑兵——最漂亮的人。 铁路糟透了！打三次钟，鸣一次笛。不是五分钟，而是十五至二十分钟。小食堂是独户经营的，但很不错，全都卖一个里克斯达勒。景色很美，但经过两三个小时，由于看到的是同样的景色，最后就感到单调乏味了。湖泊很多，显然是冰川影响造成的。河谷的土地多半是过去的海底或过去泥炭沼泽的底部。 为了完成外交的谈判[2]而派人去马尔默是个高明的手腕。 哥本哈根。从规模和生活方式来说确实比斯德哥尔摩更象个首都，但毕竟还是一个朴素的小城市。德意志人占绝对优势。甚至在街上也是如此。生气勃勃的孩子们，各种娱乐场所主要是为孩子设的。数以百计的旋转木马。连老人也变成了儿童。芭蕾舞、马戏等等。甚至可以看到以折磨儿童为最大满足的儿童残忍心理的表现。游艺场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哥本哈根到处都是美丽的树木。港湾入口很美。老式的战船——这一切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一切都带有剥削一百五十万农民的农民首都的明显印记。 弗·恩格斯写于1867年7月6日至18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瑞典和丹麦旅游札记》是恩格斯1867年7月游历这两个国家时写的。 恩格斯1867年6月26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他打算去旅游。他说：“我打算一星期以后和莉希经过格里姆斯比去汉堡、什列斯维希和哥本哈根等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6页）。保存下来的恩格斯在旅馆帐单、轮船票和其他旅行文件上做的记载，使我们得以准确地知道他旅行的路线和在各地停留的时间。恩格斯偕夫人莉迪娅·白恩士7月9日在哥德堡停留，7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14日在马尔默，18日在哥本哈根，20日已经是在德国的弗伦兹堡了。1867年8月初恩格斯返回曼彻斯特。 《札记》是唯一保存下来的1867年6月26日至8月10日期间恩格斯的文献（这段时间恩格斯的书信至今没有发现）。这份手稿无论作为恩格斯对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生活的观察还是作为他的传记资料都很有意义。保存下来的这篇《札记》是恩格斯写在三张单页纸上的；在其中一张较大的纸上还附有要塞平面图（显然是文中提到的卡尔斯堡），这张平面图为恩格斯亲手所画，并有文字说明（本卷作为插图刊于第7页）。——第3页。 [2]暗指1848年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中，丹麦和普鲁士的代表在马尔默进行缔结两国单独停战协定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恩格斯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5—457页和463—468页）。——第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卡·马克思。*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卡·马克思 *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 摘录和札记[3] Ⅰ．1778年至1782年。独立 （Ａ）1782年以前的爱尔兰议会 ║这个问题对英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 1800年以前，爱尔兰虽然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但仍然是一个联邦内的单独的王国。亚眠和约[4]以前，国王的称号是“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宗教保护者……乔治三世”。 ║英国对都柏林议会的篡夺，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保障贸易垄断，另一方面是要保障有关地产权案件的上诉裁判权，以便问题在最终审级完全由伦敦的英国法庭决定。║ 波伊宁兹法[5] 亨利七世的总检察长爱德华·波伊宁兹爵士起草的亨利七世法规，剥夺了爱尔兰议会——无论是上院还是下院——独自通过任何法律的可能性。任何法规在最终审议之前，都要提交爱尔兰副王及其枢密院审查，他们可以随意否决它，或者转送英国。英国的总检察长和枢密院有权或者干脆将它撤销，或者按自己的意图加以更改，然后才发回爱尔兰，准许爱尔兰议会将它作为法律通过。对此，莫利纽已经提出过抗议（在十七世纪）。后来在十八世纪时还有绥夫特和留卡斯博士。 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6] ║（法规实际上宣布了英国议会对爱尔兰有最高立法权。）║ 波伊宁兹法把爱尔兰下院变成了两国枢密院的从而也是英国内阁的简单工具。 乔治一世法规旨在使爱尔兰的立法完全失效，并确立英国上院的上诉裁判权。这样，爱尔兰高等法院做出的任何决定和判决，如触动或者侵犯了英国冒险家和在外地主[7]对爱尔兰庄园或爱尔兰财产的有争议的其实也就是假的产权，都可以被大不列颠的苏格兰和英格兰贵族手中掌握的票把它们撤销或加以阉割。 ║（合并恢复了这一法律！）║ 乔治一世这项法规是靠着许多英国贵族和下院议员的影响得以通过的。这项措施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很大，因为他们要确保赏赐给他们的爱尔兰庄园。根据这项法律的第一条，英国获得了专横的霸权，“宣布自己有不容剥夺的权力用各种指名或不指名地涉及爱尔兰的法规束缚爱尔兰”。 ║正是这一恶劣先例之成功，诱使乔治三世及其英国议会企图为美洲颁布法律。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北美殖民地。║ 高潮开始前十八世纪爱尔兰议会的一般性质 ║新教徒议会。选民全都是新教徒。实际上是征服者的议会。纯粹是英国政府的工具和奴隶。它以对爱尔兰的广大天主教徒实行暴政来使自己得到补偿。非常严厉地实行天主教徒惩治法典[8]。只是有时候这个议会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来反对一下英国的贸易立法，因为英国的贸易立法对爱尔兰的工商业起着破坏作用。当时爱尔兰的工商业主要是居民中信奉新教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经营的。 这个议会的内部组成等等，以后还要讲到。 美国独立战争和它给英国造成的灾难开创了新局面。║ （Ｂ）美国独立战争对爱尔兰影响的最初结果，立法独立以前 ［注：手稿中本节标的是Ⅱ，但上一节标的是Ａ，下一节标的是Ｃ。——编者注］ （ａ）天主教徒惩治法典的放宽 ║美国（合众国）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由国会公布。 1777年4月。——国会公布美利坚共和国（美国）宪法。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 1778年2月6日。——同法国订立条约。根据条约，法国承认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并向美国人保证，在他们尚未摆脱英国人时给予支援。 美国的事态在爱尔兰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爱尔兰人，主要是奥尔斯脱的长老会派，迁往美国，参加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在大西洋彼岸对英国作战。早就徒劳地祈求放宽惩治法典的天主教徒，于1776年又重新动起来了，这次表现得比过去强硬。 1778年爱尔兰议会减轻了惩治法典的严酷程度，法典里最苛刻的规定被取消，允许天主教徒租地。 后来（1792年辩论解放天主教徒时）柯伦说：║ “同你们的同胞即使实行部分的同盟，得到的结果怎样呢？双方的共同努力使由于双方的分离而失效的宪法又重新恢复起来。……你们的天主教徒兄弟同你们分担了斗争中的风险。然而你们却既不讲公道又不知感激，不同他们分享胜利的果实。你们坐视他们陷于以前悲惨的被压迫的处境。请问诸君，难道你们没有自食苦果吗？请问诸君，难道爱尔兰议会能够夸口说，现在屈从于一位英国大臣的程度比那个时候屈从于英国议会的程度轻一些吗？” “但是，你们故意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你们认为如果允许他们参与管理国家就会危及你们的财产。……你们在十三年前就谈过同样的危险，但还是做了一次试验；你们为他们打开了占有土地之门，而情况表明恐惧是没有根据的。”[9]接着还谈到新教徒的优越地位[10]。爱尔兰新教教会的什一税和财产。 ║对任何新的设施和任何有益的措施的反抗主要来自在外地主，这些人总是忠实地追随着掌权的大臣。他们在上院的权势和在下院的影响通过一张名片或一封信就能在这位大臣身上发生作用，而且凡是在两院投票的时候他们都形成一条统一的阵线。║ （ｂ）组织志愿兵。争取自由贸易的运动。英国方面最初的让步 ║1776年7月4日，美国人公布独立宣言。前面已经提到过，就在这一年爱尔兰天主教徒要求（以前他们是祈求）放宽惩治法典，要求补偿。 1777年4月美利坚共和国宪法公布。1778年第一次满足了天主教徒的申诉，等等。这给爱尔兰新教徒提供了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英国人直到这时一直把他们看做自己的狱吏和法警。 要理解1779—1782年的运动（争取立法独立），就有必要简要地提一下英国本身的处境。 1778年6月，英国和法国开战。1780年法国不仅仍象以前那样给美国送去钱和军舰，而且还派去辅助部队（六千人，由罗尚博侯爵率领）。法国军队于1780年7月10日在英国人向他们交出的罗得岛登陆。1780年9月，英国上校弗格森在北卡罗来纳西部吃了败仗。1781年10月19日被华盛顿围困在约克镇（弗吉尼亚）的康沃利斯（将军）被迫投降。（有五、六千人和多艘英国军舰被俘，等等。） 1778年7月27日，法国人和英国人在韦桑进行海战。结局不明。 1779年夏。西班牙国王［注：查理三世。——编者注］加入合众国和法国的同盟。他的舰队同法国舰队联合。英国的沿海一带于7月间遭敌方舰队攻击，只是由于法国海军将领和西班牙海军将领不和，普利茅斯的造船厂和军械库才免遭毁坏（1779年8月）。 1780年，英国没有在海上遭到失败，但是在金钱和商船方面损失很大。 1780年2月26日，俄国呼吁所有中立的海军强国实行武装中立。英国突然袭击荷兰。1782年8月5日，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北海的多格滩进行海战，结局不明。 1782年11月30日，合众国和英国在巴黎签订初步和约。║ ※※※ ║1779年。英国的陆军和海军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爱尔兰人。1779年爱尔兰没有军队驻守，存在着法国入侵爱尔兰的危险，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威胁着英国的海岸（普利茅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志愿兵运动——爱尔兰武装新教徒运动[11]，部分原因是为了防御外国人，部分原因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这些武装的社团出现之后，全岛就快得出人意料地被由爱国党人士兵组成的大军所占领。║ ※※※ ║在这里先谈一谈并整个地描述一下志愿兵的全部历史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实质上就等于转折点以前的爱尔兰史。这个转折点是：1795年之后，一方面志愿兵所代表的全民的民族运动和宪法运动失去了单纯的民族主义性质而变为真正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用暴力代替了阴谋诡计，它想凭借暴力来实现而且确实实现了1800年的合并，爱尔兰作为民族被消灭并变为英国的一个边远乡村。 志愿兵运动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779年至1783年。志愿兵——爱尔兰的武装新教徒——在其建立之初包括所有阶级中的所有奋发有为的人，这些阶级有：贵族、乡绅、商人、佃农、工人。他们的首要目的——摆脱英国加在他们身上的商业和工业的桎梏——纯粹是由于贸易竞争而产生的。其次是民族独立。再其次是作为民族复兴条件之一的议会改革和天主教徒解放！他们的带有官方性质的组织和英国的困境给了他们以新的力量，但是在这里也埋下了他们毁灭的种子，因为他们处于优柔寡断的伪君子辉格党人贵族查尔蒙特伯爵支配之下。他们有理由把爱尔兰下院的初步胜利（贸易的）看成是自己的胜利。爱尔兰下院举行的感谢投票鼓舞着他们。在他们的队伍里还有天主教徒的支队。他们的力量，在1783年他们的代表在都柏林圆形大厅举行改革议会大会时达到了顶点。由于长官的背叛和爱尔兰下院的抛弃，他们的力量受到损害，他们也就被排挤到次要地位。 第二个时期。1783年至1791年（10月）。 志愿兵还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他们能从外部对爱尔兰议会，特别是对下院施加压力，他们是下院里主张改革的民族主义反对派（少数派）的一个具有民众性的武装支柱。贵族成分和中等阶级的反动部分退出了，民众成分占了优势。║ 法国革命（1789）适逢天主教委员会 ║（主要是由天主教贵族组成的）║ 以及辉格俱乐部[12] ║（改革派）║ 都处于软弱无力、士气低落的状态。 在1790年以前，志愿兵的组织和自由派的力量不断削弱。 现在对舆论发生影响的不是辉格俱乐部的演说家，不是天主教领主，而是另一类人。 在都柏林，有力气的、带有几分粗鲁气的、有远见的商人约翰·基奥之类的人把战战兢兢的天主教贵族吓得逃之夭夭。 而在拜尔法斯特，尼尔逊、罗素、麦克拉肯等人领导了一个新教党派。这个党派本来主张改革，旋即开始考虑共和制。被摄政之争议弄得惊恐不安、被法国革命弄得走投无路的政府，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起劲地推行腐败的做法和分裂的政策［注：马克思手稿上这句话的末尾是：topushthecorruptionandtheprinciplesoftheUnion（推行腐败的做法和合并的政策）；戴维斯在柯伦《演说集》所附传略里（第二十页）写的是：topushcorruptionandtheprinciplesofdisunion（推行腐败的做法和分裂的政策）。——编者注］。 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汤恩是一个有妻子和一群孩子的没有业务活动的穷律师，他的父亲一半是马车匠，一半是佃农。他决心纠正天主教徒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恢复他们在下院的代表权并同他们一起——或者没有他们参加——使自己的祖国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为天主教徒的解放辩护，标题是《一个北方辉格党人为爱尔兰天主教徒提出的申诉》。新的当事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这位律师表示感谢。 1791年10月，他在拜尔法斯特建立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第一个社团。 ║从这时起，志愿兵运动逐渐转入“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天主教徒的问题成为爱尔兰民众的问题。问题已经不在于废除对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天主教徒的法律限制，而在于解放天主教徒占压倒多数的爱尔兰农民。这个问题从内容来说已经是社会性的了，从形式来说采取了法国的政治原则，但仍然同过去一样是民族问题。 第三个时期。1791年（10月）至1795年（菲茨威廉勋爵被召回之后）。 志愿兵运动转入“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 后者在1794年迫于政府的措施而转入秘密状态之前是公开的。“爱尔兰人联合会”人数增加了，天主教徒的信心增强了，志愿兵军团开始重整战斗队伍并加强纪律。 ║他们的活动的顶点——║ 1793年2月15日。志愿兵代表会议在丹甘囊通过了支持解放和改革的决议，并成立常任委员会。由于这一压力，1793年4月通过了关于改善｛天主教徒｝处境的法案。 ║而现在天主教上层阶级同运动闹分裂，唆使贵族的、愚钝而伪善的资产阶级义勇骑兵反对从前的志愿兵（这些志愿兵都参加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秘密社团）。║ 1793年3月11日通过取缔军事社团、军事训练和志愿兵的一切组织机构的非常法，还通过了外国人法令、民兵法令、国外通信法令、火药法令和集会法令——实质上恰恰是曾经通过改善天主教徒处境法案的那同一个议会通过的一整套惩治法典。 ║“爱尔兰人联合会”成为秘密组织。菲茨威廉的被召回使问题变得只能用武力解决了。 第四个时期。1795年起，志愿兵运动发展为革命运动。║ ※※※ ║现在回头来谈一谈1779—1783年志愿兵运动的发展和爱尔兰议会由于这一强大的人民运动的压力而通过的法令。武装社团，最初是省的和地方的，北方（奥尔斯脱）和都柏林（伦斯特）的最强。清一色新教徒。开始是防御入侵。新教徒租佃农场主最先响应这个号召组织了起来。在爱尔兰，法律禁止天主教徒携带武器。但他们却热心地协助他们不能参加的这些社团。他们由于自己的清醒头脑和爱国表现而赢得了许多朋友，于是宗教歧视很快地就普遍削弱，但只是到了志愿兵取得了发言权的时候，为了独立的事业必须把全国人民联合起来这一点才完全为人们所看清。 爱尔兰志愿兵的首要目的——仅次于防御入侵——是为自己争得贸易和工业领域中的自由。当时贸易和工业几乎完全掌握在新教徒手中，虽然这两个部门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具有全民族意义的。 很清楚，英国把为爱尔兰颁布法律的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不论拥护这种做法的人怎样伪善地、巧妙地加以美化，实际上其真正的目的是限制爱尔兰的贸易和压制爱尔兰的工业，使之不致损害英国的利益；因为，由爱尔兰自己的议会管理纯粹的爱尔兰地方事务，对大不列颠来说完全无关紧要，但考虑到下述的可能性，情况就并非如此了，那就是工业如果顺利发展和受到法律的促进，其后果将是贸易上的竞争。 社会的利益同上院是格格不入的；枢密院的法令可以取消下院的措施；因此必须实行全体人民的坚定不移的合作。 时机（英国的困境和志愿兵的武装力量）是有利的。 英国尽管有时中止有时禁止爱尔兰工业品输出，但是却以各种各样的英国货充斥爱尔兰的市场；英国大资本家为了以充斥爱尔兰市场的办法消灭爱尔兰工业而联合了起来。 因此，爱尔兰人决定通过一项适用于整个王国全境的不输入不消费协议，力求在爱尔兰不仅停止输入而且停止消费任何英国工业品。这项措施一公之于众立即得到普遍赞同；关于它的消息比风还快地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志愿兵组织也有了发展；最后几乎每一个自主的新教徒都把自己算作是爱国党人士兵。自发地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根本不经王室授权，同政府毫无关系，自行任命军官，如此等等。而且上下各级组织关系完备。初期，他们自筹武器，但是他们人数的异乎寻常的发展最后使得他们无法通过购买来保证自己有足够数量的武器；志愿兵要求政府提供武器，政府认为拒绝这个要求是不安全的，于是就假装不知地从都柏林堡[13]拨出两万套武器给志愿兵。许多在美国同美国人作过战的士兵已经成为能够训练士兵的下级军官。军团的领导者是贵族，等等。在这个运动中重要的是所有的阶层打成一片。 在上述的背景下， 1779—1780年的爱尔兰议会会议。总督（哈尔科特？）［注：当时担任总督（副王）的是白金汉勋爵。——编者注］在上院发表空泛的演词和罗伯特·迪恩爵士在下院提出惯常的讨好的奏书之后，格拉坦提出了如下的修正案：║ “我们恳请陛下相信，此次向陛下申诉实属万不得已；但资财不断外流，落入在外地主之手，我国贸易不幸被禁止，已造成如此恶果，以致我国的自然生活来源大减，我国的工业人口正在因贫穷而死亡：饥饿伴随着绝望的苦难；要扶助陛下领地上这一不幸地区的行将沉沦灭顶的贸易，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开放自由的出口贸易和允许陛下的爱尔兰臣民享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 ║首席法官（位在总检察长之上）赫西·伯格先生提出如下的修正案：║ “如今要把我们的民族从日益临近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不能靠临时手段。”[14] ║一致通过。 志愿兵公正地把这个意外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运动。这个胜利使得志愿兵社团人数大增并加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尽管英国议会两院对爱尔兰的苦难和该国的危险局势都重视起来了，但是诺思勋爵却一概以他那惯常的高傲和轻率态度对待之。任何措施也没有采取。 不输入不消费运动这时在爱尔兰已遍及全国。最后，都柏林市的行政长官召开群众大会，于是整个首都通过决议，最终批准和完成了这一正确做法——并且终于使大不列颠相信，爱尔兰再不忍受侮辱和统治了。这项决议得到强有力的和不折不扣的执行。都柏林的志愿兵决定联合起来，选举伦斯特公爵威廉为指挥官。这是志愿兵向组成一支有一切社会阶层参加的正规军迈出的第一步。政府企图暗中唆使士兵反对军官或解除最有威信的军官的指挥权——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在任命伦斯特公爵为都柏林志愿兵的司令之后，紧接着就是任命其他地区的将领并开始有步骤地组织四个省的地方军。奥尔斯脱军任命查尔蒙特伯爵为总司令，其他军的组织工作进展也很快。举行了省的阅兵式，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显示着这是一个计划周密的运动。不久就有了全军总司令。 现在形势迅速地走向危机；贸易自由是最符合人民心意的东西，所以它已成为人民所关心的第一件事。“自由贸易”成了志愿兵的座右铭和民族的口号；都柏林志愿兵的炮兵出现在阅兵式上，由詹姆斯·奈珀·坦迪指挥，在大炮的炮口上挂着这样的标语牌：“自由贸易或者立即革命”。现在诺思勋爵害怕了。美洲已经丢失了。1781年11月24日，国王在演词中要求他的不列颠议会对爱尔兰的局势立即给予重视。现在这些蠢货急忙同意爱尔兰人的要求。11月25日，英国议会开会，关于让步的第一批法案1781年12月21日就得到了国王的批准。现在这些笨蛋通过法案，公然把那些被他们前辈宣称是保护英国繁荣免受爱尔兰人工业之威胁所绝对必需的法令全部废除。 向爱尔兰发文告，大肆吹嘘大不列颠的慷慨和公正。同时诺思竭力拖延到1782年初，他有时继续召集爱尔兰事务委员会的会议，有时通过有利于爱尔兰的决议，企图以此来拖完会议的日程。 爱尔兰终于懂得了似乎是为了广施恩泽于爱尔兰（？！）而采取的那一套办法的虚伪性。原来这套办法的目的就是要确立大不列颠的最高权力并把让步法令变为确立它自己统治地位的法令。爱尔兰十四个郡立即庄严发誓不惜生命和财产以争取爱尔兰立法会议的独立。现在，“自由贸易”的口号同“自由议会”的口号并提。 乔治三世不得不在宝座上（在国王演词中）大大夸奖志愿兵表现了人民的赤诚和忠心。 爱尔兰军队的地位是由英国法规规定的，而王室的世袭收入使得英国政府能够根据无限期的惩治叛乱法案[15]，任何时候都在爱尔兰掌握有常备军，无需爱尔兰议会的同意，也不受它的控制。志愿兵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几乎每一个战斗部队和每一个社团都通过决议：他们除了国王、爱尔兰上院和下院制订的法律之外，不再服从任何法律。 当时，爱尔兰法官的薪俸仅够维持生活，而他们的任职还必须以使英国大臣满意为条件。英国大臣可以任意把他们解职。因此爱尔兰的整个司法都由他控制。可见，凡遇王室与人民之间有争执的情况，法官的正直就值得怀疑了。 当时爱尔兰议会两年只开一次会，英国总检察长有权监督它的活动，而英国枢密院则有权改变和否决它所通过的法律。║ 1781年10月9日。爱尔兰下院。爱尔兰议会开幕，副王的演词等等，在通过给陛下的奏书之后，奥尼尔先生（下院）提出一项决议案，表示感谢“所有爱尔兰志愿兵的努力和长期服役”。一致通过并命令向全爱尔兰宣布，命令各郡长官——向驻扎在自己管区内的作战部队传达。 ║这项决议，通过由议会无保留地赞扬这些自行武装、自行管理、自行训练的社团这样的办法，把英国政府贬低到从属于志愿兵的地步并把志愿兵置于英国最高权力之上。 这时，这些志愿兵在人数上超过了不列颠帝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 葡萄牙事件。根据不列颠立法机关的决定，爱尔兰获准按照梅修因条约[16]的条款向葡萄牙输出自己的亚麻织品和羊毛织品——这是以前由专门法规明文规定禁止它享有的特权。爱尔兰工业家急于立即改善处境。葡萄牙政府断然禁止（根据英国大臣们的命令），它没收了爱尔兰的货物（这是在1782年）。都柏林的商人向爱尔兰下院请愿。留舍斯·奥勃莱恩爵士针对菲茨吉本的提议提出修正案，要求国王作为爱尔兰的国王“以对葡萄牙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确认这个王国的权利，这个修正案的结尾说：“我们不怀疑这个民族（爱尔兰）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保卫自己的一切权利，震撼一切敌人。” ║下院没有勇气通过这个修正案。 现在全国响遍了把同英国的关系仅仅看成是联邦关系的号召。这在当前几乎吸引了爱尔兰武装社团的全部注意力。 在爱尔兰，个人自由没有保障：人身保护法[17]无效。║ 武装的志愿兵、社团等等要求废除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的英国法规。这时志愿兵大军中还有天主教徒队伍参加，由新教徒军官指挥。定期公开举行武装志愿兵协商会议。奥尔斯脱的武装社团首先选举代表准备出席全国大会发表本省的意见。1782年2月15日丹甘囊代表会议。通过著名的关于权利和滥用权力的宣言。 这是受到大约一百万奥尔斯脱居民投票支持的25000名奥尔斯脱士兵的代表。 1782年2月15日丹甘囊代表会议通过的志愿兵宣言 “鉴于有人胡说志愿兵按其身分不应对政治问题、议会的行为或国家的要人进行议论或发表意见，兹一致决定：正在学习使用武器的公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公民权利；除国王、爱尔兰上院和下院外，任何集团要想发布约束这个王国的法律都是违反宪法的、非法的，是滥用权力； ——两王国的枢密院依据波伊宁兹法行使的权力是违反宪法的，是滥用权力； ——在爱尔兰也象在英国一样，法官必须具有独立性才能做到执法公正；拒绝或拖延给予爱尔兰这种权利将会在不应存在差别的地方制造差别；会在理应完全一致的地方挑起猜忌；这种拒绝本身是违反宪法的，是滥用权力；我们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就是消灭这种对权力的滥用……尽快地和切实地消灭；作为人，作为爱尔兰人，作为基督徒和新教徒，我们为用来反对我们的天主教徒同胞的惩治法被削弱而感到高兴；我们认为，这个措施对爱尔兰居民的团结一致和繁荣昌盛来说预示着极美好的前景。” 奥尔斯脱省由每个郡派出四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其职责是以志愿兵军团的名义进行活动，召集全省会议。由上述委员会指派九名成员在都柏林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同其他省的一切认为有必要做出同样决定的志愿兵社团保持联系，并同它们商讨实行这些决定的最合乎宪法的手段。 布里斯托尔伯爵是英国本国人、不列颠贵族、伦敦德里的新教主教（还是乔治·罗伯特·菲茨杰拉德的姑舅辈），他公开支持志愿兵（也支持彻底解放天主教徒）。 爱尔兰所有的志愿兵部队都赞同丹甘囊决议。 这时大约有九万志愿兵待命行动。 ║武装社团刚一同丹甘囊的志愿兵携起手来，爱尔兰下院就改观了。这时民众的行动从外部影响着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看来，整个下院已经分成几派。 下院两年开一次会，因此，一次要批准对政府的两年拨款；只要不要求新的拨款，立法权就不起作用。这时下院决定只批准对王室的六个月拨款——这暗示着它将不再批准拨款，直到消灭对权力的滥用为止；这起了作用。 志愿兵和市政机关的行动变得一天比一天认真，一天比一天坚决，下院的声音也一天比一天严厉。 再也无法保住诺思勋爵了。大约在1782年4月，罗金汉侯爵组成内阁（詹姆斯·福克斯等等）。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的波特兰公爵1782年4月14日抵达都柏林，应于4月16日同爱尔兰议会见面。║ （Ｃ）爱尔兰立法独立的宣言 ║1782年4月18日乔治三世致英国议会的咨文。咨文称：║ “在爱尔兰已产生不信任和猜疑，这个问题极有必要立即加以研究，以求彻底解决。” ║英国下院在答复中表示║ “完全地、高兴地同意陛下的彻底解决的观点”。 ║当1800年向爱尔兰议会提出合并的建议时，爱尔兰政府还重复过“彻底解决”这样的话。║ 波特兰公爵想把事情拖一拖。格拉坦告诉他，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会引起乱子。1782年4月16日下院。格拉坦打算提出关于独立的提案，当时希利-哈钦森先生（爱尔兰国务秘书）站起来说，总督命令他宣读国王的咨文。咨文称： “陛下深以他的忠实的爱尔兰臣民在极为重要的大问题上普遍怀有不满和猜疑为虑，已建议下院将此事列为自己最认真研究之议题，俾求得使两王国均能满意之彻底解决。” 哈钦森在宣读这篇咨文和陈述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时，表示决心支持宣布确认“爱尔兰的权利”和宪法“独立”。同时哈钦森又说，他受命只限于宣读咨文，因此绝口不谈任何细节和任何对政府有约束力的东西。庞森比提议通过一份简短的奏书。 格拉坦说：“美国使英国人流了许多血，而美国应当成为自由的国家；爱尔兰为英国流了血，爱尔兰反而应当继续受奴役？”等等。提出对庞森比的“简短的奏书”的修正案等等，以便“让陛下相信，他的爱尔兰臣民是自由的人民，爱尔兰王室是帝国王室，与大不列颠王室不可分割……但是爱尔兰王国是一个有自己的议会的单独的王国，议会是它的唯一的立法会议；除了国王、爱尔兰上院和下院，没有一个集团有权颁布对这个国家有约束力的法律；除了爱尔兰议会一家之外，没有哪个议会能够在这个国家里具有任何权能或拥有任何权力。我们想让陛下相信，按照我们的浅见，我们的这一权利就是我们的自由的真正本质之所在；我们以全体爱尔兰人民的名义宣布这一权利是我们的天赋权利，我们只要一息尚存就决不放弃它。” 布朗洛支持。乔治·庞森比声称，“他非常高兴地[以波特兰的名义]同意前面提出的修正案，并回答说，领导爱尔兰政府的高贵勋爵愿竭尽全力，等等”，而且“他（波特兰）正在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促使爱尔兰获得它的权利——这是他衷心追求的目标”。 ║（1799年。波特兰在1799年公开承认，他从来不认为英国1782年所作的这一让步是彻底的。）║ 格拉坦的提案一致通过。 ║在这一事件之前以及之后不久，志愿兵军团都通过了极为坚强有力的决议。这场革命是靠人民的同心同德和坚定不移，而不是靠他们的代表们的抽象美德完成的。║ 菲茨吉本自称为爱国党人；而当时是总检察长后来是克伦梅尔勋爵的约翰·司各脱先生甚至声称：“如果大不列颠议会打算统治爱尔兰，那他本人就决心不当它的暴政的驯服执行者。如果事情发展到极端——他担心那里的人们是想走向极端的——，那他为保卫人们应普遍享有的权利所做出的贡献将是不小的……他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这位皮特—卡斯尔里学派的真正代表！）║ 事情刚一发展到这一步，波特兰立即向英国发出两份报告，一份是作为正式文件送交内阁的，另一份是给福克斯的私人机密报告。他解释了必须同意的原因……最后他声称：“他将不放过任何一点机会来巩固同那位看来愿全心信赖他的统治、愿向自己最能影响的武装部队施加必要影响的查尔蒙特伯爵的联系。” 这时议会休会三周，等待国王对它的独立宣言的答复。与此同时，现已有124000人之多而且其中100000是战斗人员的志愿兵大军毫不放松地继续进行着检阅和训练。另外，这时爱尔兰人几乎占英国整个陆军的三分之一，海军也有很多爱尔兰水兵。 ║（1782年波特兰的行为——蓄意骗人的花招！）║ 1782年5月27日，爱尔兰下院在休会之后立刻开会。 波特兰在他的代国王演词中说：“国王和不列颠议会……一致希望满足你们最近的奏书中所表示的一切愿望……我奉陛下之命下令送达于你们的文件将向你们有力地证明，大不列颠的立法会议是怎样认真地对待你们的请求。而且陛下——他的最大最强烈的心愿就是运用自己的国王特权来最有效地促进他的忠实臣民的幸福——还命我向你们保证，他愿以国王身分对具有如下内容之法令给予恩准：制止在本王国的枢密院撤销法案、制止在任何地方改变法案；把关于整顿秩序和陛下在本王国派驻军队的法令的有效期限定为两年。陛下的善意……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保留。这个（英吉利）民族的善意、宽宏和荣誉最可靠地保证它能从你们方面得到相应的好感，等等。” ║糊涂虫格拉坦立即发言：║ “既然大不列颠放弃了任何统治爱尔兰的权利，那他一点也不会有下面这样的想法，似乎大不列颠还必须发表某种声明说它以前篡夺了这种统治权。我建议你们请陛下相信我们真诚地爱戴陛下本人和政府……｛我们感激｝陛下的宽宏和大不列颠议会的英明，我们认为无保留、无条件地废除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的决定是无比英明无比公正的措施，” ║诸如此类的奉承话讲了不少，尤其是还说什么║ “两国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宪法方面的问题了”[18]。 相反，赛米尔·布罗德斯特里特爵士说：“实际上，爱尔兰议会此刻开会依据的还是英国法律。”弗拉德和大卫·沃尔什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我再说一遍——只要英国还没有明确地，即通过它自己的立法会议的法令宣布它绝对无权颁布对爱尔兰有约束力的法律，我们就始终不能认为英国的立法会议放弃了它所篡夺的权力……我们有力量确立自己的人权和争得民族的独立。” 格拉坦的奏书胜利地通过了（只有两票反对）。国务秘书菲茨帕特里克在投票中耍了花招。 比彻姆·巴格纳尔提议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并提出报告：爱尔兰议会应拨多少款项来建造一所象样的宅邸和购置一份地产以赠给自己的救星”（即格拉坦）。 ║现在英国内阁害怕了。它的偏狭变成了恐慌。它已经签署了投降书并且觉得不立即履行投降条件是不行的。美洲已经丧失。 因此，关于把爱尔兰所要求的让步付诸实行的法案可以说是神速地准备好了。宣布和规定英国拥有最高权力和爱尔兰永远依附于大不列颠议会和内阁的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现在被英国立法会议慌慌忙忙不经辩论无条件地废除了。这一废除得到国王的批准，此项决定的副本立即送达爱尔兰副王，此事以通告的形式通知了志愿兵的指挥官们。║ 第三章：关于废除故国王陛下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颁布的加强爱尔兰王国对大不列颠王室之依附法令的法令。 “法令既已通过……，圣明的陛下必然愿将其付诸实行，而且是由无比圣明的国王陛下经本议会此刻在座之僧俗贵众人士之同意，并凭着他们的权力将其付诸实行，因此，由于此法令之通过，在此法令通过之后，前述法令及其所载各条各款即应废除，立即废除。” 爱尔兰下院，1782年5月30日。巴格纳尔重新提出奖赏格拉坦的问题；提议奖给他十万镑。托马斯·康诺利先生说，“波特兰公爵同情爱尔兰人民……他（总督）提议，在拟议中给予格拉坦先生的赠礼，可包括凤凰公园里的副王宫” ║——爱尔兰最好的王宫。 爱尔兰副王以英王的名义提议给格拉坦以奖赏以表彰他使他的国家摆脱大不列颠的统治，这是任何朝代所发生过的一切事件中最不寻常的事件。这个来自英国的提议，在一句话里把英国的丑恶、猜疑、卑劣伎俩和被挫伤的自负暴露无遗。当然，它被爱尔兰下院否决。格拉坦从下院得到的是五万镑。║ Ⅱ．1782年（宣布独立之后）至1795年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1795年威斯特摩兰勋爵从爱尔兰被召回时，爱尔兰的形势空前好，而且越来越好。柯伦甚至还暗示打算对威斯特摩兰提出严重控告，告他允许在爱尔兰从那一万两千名士兵（按规定应当常驻爱尔兰）中招募一部分到国外服役。║ （Ａ）1782年至1783年。（改革法案的破产和志愿兵的大失败） ║爱尔兰下院：关于对天主教徒给予部分让步以改善其受压地位和关于对他们的热情与爱国给予某种奖赏的法案在下院提出，并且几乎通过所有的阶段而未遇到任何激烈反对。到了最后的阶段却遇到了受都柏林堡当局唆使的狂热分子的抵制。但是，这些减轻惩治法典严酷程度的法案还是两院都通过了。让步极其有限，然而天主教徒却对这些让步感到很快慰，认为这是宽容原则的萌芽。格拉坦仍然相信辉格党人。可是，终于甚至福克斯也对一步拖一步的欺骗做法感到厌烦了，他干脆地肯定了爱尔兰人民的看法，公开对爱尔兰宣布说，以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不够的。由于英国议会里有人提起废除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宣称，║ “废除这个法规不能是孤立的措施，而应当同时彻底解决问题并为建立固定关系创造牢固的基础”，“将由爱尔兰的大臣们向爱尔兰议会提出一些此类方案，并将着手缔结一项将来能为双方议会通过并最终成为两国间不可动摇的协定的条约”。 ║这个讲话一下子打消了爱尔兰人对彻底解决的幻想，副王的伪善被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弗拉德暂时还在爱尔兰下院得到微弱的支持，而志愿兵是支持他的。║ 1782年7月19日，弗拉德请求允许提出如下的法案：“确认爱尔兰议会唯一独有的颁布涉及本国一切内政外交事务的法律的权利”。 ║没有经过投票就决定，这个法案连提出也不允许。格拉坦！║ 相反，通过了格拉坦的愚蠢的提案： “拒绝弗拉德先生提出他的法案，因为爱尔兰唯一独有的一切内政外交方面的权利已经为爱尔兰议会所确认并得到英国议会完全的、彻底的和无反悔的承认” ║（不对）。（连福克斯都说了与此相反的话！）（弗拉德由于采取怀疑态度而被解除了副财政大臣的职务。） 1782年7月27日，议会闭会放假。波特兰在闭幕词中说：║ “你们的要求是以曾促使大不列颠之自由得以产生和巩固的那同一种思想为出发点的，只要上述王国的建议是受公认的宪法之友影响的，这些要求就不会是无效果的。 你们要使自己选区的人民相信——象你们自己一样相信——，造成过去的猜疑和不满的那一切原因已彻底消除，两个国家都已经庄严地保证真诚地互相信赖，而牢牢地信守这个协议将是这一点的最好的保证，英国既对爱尔兰的荣誉、宽宏和真诚给予无保留的信赖，那你们就应该作为一个民族也无保留地自由而没有偏见地表达你们的感情。你们要让他们相信，两个王国现在构成一个被统一的宪法和统一的利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罗金汉侯爵（死于1782年）。福克斯和诺思勋爵的联合。 波特兰去职，接替者是坦普尔伯爵（后为白金汉侯爵）（他的首席国务秘书就是他的弟弟格伦维尔先生，后为格伦维尔勋爵）。（1782年9月15日—1783年6月3日）。坦普尔进行了不大的改革。他虽然没有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但是在爱国党人贵族上层中间（查尔蒙特、格拉坦等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现在武装的志愿兵取得了发言权。他们作为士兵参加阅兵式和作为公民参加讨论。在团队花名册上现在有十五万多志愿兵。有许多天主教徒参加。他们决定不再服从——而且不允许人们服从——在此以前在英国颁布的任何法规和法律并且不惜生命和财产反抗这些法律的实施。地方当局拒绝按照这些法律行事，法官处于严重的困境，不能按照英国法规审理案件，虽然英国法规中提到爱尔兰，但没有任何一个律师援引它们，没有任何陪审员根据它们进行判决，许多在此之前有效的重要法律无可避免地停止生效了。 议会分成了弗拉德派和格拉坦派，而后者（根据辉格党人的暗示行动）总是占多数。英国政府力图加深这种民族分裂。但是英国议会某些议员的不明智行为对此起了阻碍作用。║ 在下院（英国），乔治·杨爵士（不是爱尔兰人，却占据爱尔兰的挂名肥缺，即爱尔兰的副财政大臣的职位）反对关于向爱尔兰让步的法案、反对废除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认为国王和议会没有实行此类法案的权力（他不能违背大臣们的意志行事）。 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虽然被废除，曼斯菲尔德勋爵还是在韦斯明斯特的皇家法院[19]受理爱尔兰皇家法院的上诉，并表示“他不知道有什么法律能剥夺不列颠法院依法享有的裁判权”。贷款利息——在英国为5％，在爱尔兰为6％。曼斯菲尔德在爱尔兰放出了巨额的抵押债款，为的是取得这额外的1％。他懂得，如果英国法院的上诉裁判权被剥夺并交给爱尔兰自己，要指望得到额外的好处就难了。他不愿意放弃这种裁判权，原因就在于此。 阿宾登勋爵在上院完全否定英国国王和议会有权解放爱尔兰；他请求允许提出宣言式的法案，来重新确认英国有权在爱尔兰以外颁布有关爱尔兰的法律。 ║志愿兵号召全王国拿起武器；12万多人参加了检阅。对大不列颠的任何一点信任都丧失了。弗拉德在人民中间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英国政府又陷入惊恐。它不等爱尔兰再提出更多的新的强烈抗议，就通过了如下的法规：║ 国王乔治三世在位第二十三年（1783年） 第二十八章。关于消除和防止对爱尔兰议会和法院在立法司法方面享有独有的权利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一切怀疑，关于不准大不列颠王国的一切王室法院受理和判决这类案件、不准爱尔兰王国的任何王室法院要求重审和上诉的法令。鉴于……产生了如下的怀疑：前述（上一个）法令的制定，是否足以保证爱尔兰人民享有他们所要求享有的在无例外的一切方面只服从由国王陛下和该王国议会制定之法律的权利，等等、等等……因此应宣布并决定……前述爱尔兰人民所要求享有的在无例外的一切方面只服从国王陛下和爱尔兰议会制定之法律的权利、在爱尔兰王室法院根据成文法或习惯法最终地无上诉地判决一切能在爱尔兰王国审理之诉讼案件的权利——现被宣布为既定之权利，永远有效，并且将来任何时候也不容对此项权利提出问题或怀疑。 其次，应规定……英格兰王国的任何王室法院将不得受理、审查或以其他方式审理就爱尔兰王国的任何王室法院根据成文法或习惯法审理之诉讼案件提出的重审或上诉的任何要求，等等。 ║唐森先生向英国下院提出的这项措施没有经过辩论而且几乎是不声不响地通过了两院，并得到国王的批准。在英国只提出两国所签订的宪法总协议的夸夸其谈的宣言部分。这项措施通过得太晚了，以致不能使爱尔兰人民相信他们自己的议会是清白无辜的。它使爱尔兰人民相信，这个议会要么是无能，要么是叛卖——否则英国议会通过放弃权利法令就完全是多余的。应当保证自己的自由。对爱尔兰实行的放弃权利法令使爱尔兰议会在爱尔兰人民的心目中威信扫地。 弗拉德先生成了爱尔兰爱国党人中最著名的人物。格拉坦是他的敌人。关于英国的放弃权利法令的争论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改革自己的议会，因为不对它进行全面的改革就不能保证不受英国的反复无常和两面手法之害。 衰败城镇制。爱尔兰下院的许多议员是由某些个人（拥有小城镇的商人）和某些贵族派定的，因此这些个人和贵族就通过代理人在下院投票。国王根据宪法册封贵族，贵族则制造出下院议员。下院里的人民代表权是用钱买来的，而这种代表权的行使权又被卖出以换取官职。行政权的代理人们做这种买卖，是为了在通过法律的时候使大臣们能利用这种买卖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志愿兵认真地调查了事实。有一名贵族指派了九名下院议员，等等。许多人公开拿自己在选举中有影响的地位待价而沽，其他人则根据副王或者副王的国务秘书的指示选举议员；结果，人民自由选举的代表的人数不足爱尔兰下院的四分之一。志愿兵最后决定要求议会改革。许多志愿兵团队的代表又在丹甘囊开会，研究是否应立即实行议会改革和用什么方法改革。弗拉德现在威信很高。各个部队选出的代表有三百名；这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其中许多人是上院或下院的议员。 1783年11月10日被宣布为都柏林爱尔兰大国民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日期。代表们在本郡的志愿兵小队护送下到会。会场设在圆形大厅（在下院大厦的对面）。伦敦德里的主教和查尔蒙特伯爵争夺主席的位置。英国大臣们知道，如果在爱尔兰实行了议会改革，那就无法长久地阻止在英国实行这种改革。另外，英国的贸易竞争。查尔蒙特是英国的工具。他施展诡计（在格拉坦的支持下），在伦敦德里主教布里斯托尔伯爵到达之前当选。会议发生了以弗拉德和主教为一方、以查尔蒙特及其朋友为另一方的冲突。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委托弗拉德先生立即把他所起草并经国民会议同意的改革方案提交议会，国民会议则宣布继续开到议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为止。弗拉德先生执行了这个委托，请求允许提出议会改革的法案。政府知道，议会如果取得胜利就意味着不仅国民会议而且志愿兵也将遭到毁灭。 政府不允许提出弗拉德的法案，因为这个法案来自他们（志愿兵）的会议。（耶尔弗顿现在是总检察长。）（菲茨吉本怒气冲冲的演说。）空前激烈的争论。法案以158票对49票被否决；158人——多数派的代表——挂名肥缺的占据者，也正是改革必然触动的那些人。而在1800年也是这158个挂名肥缺占据者通过了合并法案，如果当初实行了改革，这个法案绝对不会通过。通过了带有侮辱志愿兵性质的给国王的奏书（由康诺利提出）。查尔蒙特伯爵隐瞒了这个消息，他对志愿兵说，他从下院得到的通知表明没有很快通过决议的希望，国民会议应当在星期一［注：1783年12月1日。——编者注］前散会，法案如被否决再决定下一步的措施。他暗中决定国民会议不再开会。星期一早上，他在通常开会时间之前即去圆形大厅，到场的只有他的亲密心腹。他把国民会议的会无限期推迟。其余代表到达时，大门已经关闭，会议已经解散。现在主教有了威望。查尔蒙特失去了阵地。他是个狂热分子，仇视天主教徒，主教则完全相反。一方主张排斥天主教徒，另一方主张宽容天主教徒，这成了两派争论的主题。争论激烈了起来。人民开始分裂。这就引起了政府所希望出现的混乱。║ 一支自称“权利法案营”的北方部队在致主教的信中写有这样的话： “由于迷信和狂热的乌云——迷信和狂热都是分裂的工具——已经离开了这个王国，爱尔兰的利益就不能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蒙受危害。所有的人要联合起来，奔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中根除腐败现象。主教大人您和您的高尚助手在争取实现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时没有一切教派的支持是不行的。” 主教做了内容相同的回答（1784年1月14日）；他在结尾处说：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爱尔兰必须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反击异族的侵犯，——要么就得重新忍受这种侵犯，变本加厉地重新让社会的一部分人蹂躏别人的最宝贵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要知道，在管人的天平上一百万分散的新教徒是任何时候也抵不上三百万联合起来的天主教徒的。但是，‘权利法案营’的先生们，我向你们呼吁，请你们要始终坚信：暴政——不是治理，而忠诚只有通过爱护才能赢得。” ║政府决定（由于无力采取行动）注视事态的发展。有许多优秀的爱国党人认为主教的话太尖锐。迫使议会就范的主张很快就不受欢迎了。人们认为，军事语言对议会不适用，等等。 人民分裂了，政府却是团结的；议会被收买，志愿兵——已瘫痪，而民族的激情很快消失了。 软弱而愚蠢的查尔蒙特在国民会议解散之后，建议向议会提交一个纯粹出自与军事毫无联系的市民组织的改革法案。挂名肥缺占据者们那时藐视军人法案因为它是军人的，现在理所当然地把市民法案予以否决，因为它是民间的。志愿兵的会议停开，他们的检阅则继续进行——为的是满足一下他们的受骗的将军的痛苦的虚荣心。 温和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做法现在占了上风。爱尔兰志愿兵在这次打击之后又支撑了一些年。辉格党演说家（格拉坦等等）丧失了威信和影响。 1783年12月。皮特——首相。拉特兰公爵——副王（！）║ （Ｂ）1783年底至1791年。（“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建立） ║在英国，皮特。 拉特兰公爵（总督）。死于1787年10月。 白金汉侯爵（前为坦普尔伯爵）再次担任副王（1787年12月16日——1790年1月5日）。 威斯特摩兰伯爵约翰·费恩（首席国务秘书是后来成为白金汉郡伯爵的霍巴特）1790年1月5日及以后（到1795年）。 爱尔兰下院多次试图改革（弗拉德、格拉坦、柯伦等等），均未成功。 所以，威斯特摩兰时期的反对派在法国1789年革命之后坚持要求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官职法案、年金法案、责任法案，还有对出售贵族称号之事和都柏林警察局的活动进行调查。 [格拉坦先生提出并得到副王同意的官职法案、年金法案和责任法案成为法律。官职法案——这是让担任政府职务的议员腾出议院里的席位的法案，而对现职的任期并未做明确规定，因此大臣仍有可能占着议会里的席位；这个法案是卡斯尔里实行合并的手段之一。] 到1790年，所有这些事情，也象解放天主教徒、改革、什一税等问题一样，都毫无结果。║ 到1790年，志愿兵组织和自由派的力量就不断地走下坡路了。我们掌握有汤恩的材料，证明当法国革命开始时，天主教委员会和辉格俱乐部——争取天主教徒的解放和议会改革的两个组织——都处于软弱无力、士气低落的状态。 爱尔兰下院。1785年2月14日。以民兵对抗志愿兵。加德纳[受大臣的委托，正如柯伦对他说的那样，“为了被赏以高官显爵”，他也的确由于合并而成了蒙特乔伊勋爵]提出拨款两万镑作为民兵的置装费。这个提议的出发点是反对志愿兵的，因此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它被通过的原因之一就是笨蛋兼坏蛋［注：这两个形容语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格拉坦投票支持政府。总检察长菲茨吉本在反驳指责法案和支持志愿兵的柯伦时说过这样的话：“他（柯伦）在给志愿兵唱精心编造的颂歌……而我始终宁愿把国家的防务交给口袋里装着国王特许证的绅士们，而不愿交给他（柯伦）的沿街乞讨的叫化子朋友们。” ║奥德的提案和摄政法案在这个时期作为触及爱尔兰和英国两国关系的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在谈到它们之前，我们还不妨提一下1783年至1791年时期议会里讨论的一些问题。║ 1784年再次提出改革的要求。都柏林郡的郡长亨利·赖利根据要求于1784年10月25日在基尔梅恩纳姆的法院大厦召开本郡大会，选派国民大会的代表。根据王室的要求，赖利先生为此被皇家法院逮捕，1785年2月24日布朗洛先生就逮捕一事提出谴责这个法院的成员的提案，要求表决。柯伦的发言。提案以143票对71票被否决。 ║这表明，独立的少数派人数还不少。║ 年金，剥夺消费税官员的投票权，政府的收买政策 试图用收买手段收回对暴力做出的让步，这种做法始于1782年，而在奥德的提案失败后大大加强了。 年金 年金。1786年3月13日。爱尔兰下院。福布斯关于限制年金金额的法案。失败了，也就是说被决定束之高阁。正如柯伦所说，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王室以生活需要为手段来作恶”。“年金发放单象慈善事业一样掩盖着许多罪恶……直接涉及本议院议员……王室在为议会的独立打基础……他们”（本议院议员）“将在自己的独立问题上得到这样的保证：只要这个王国里有一个人手里还有一个先令，他们就不会没有钱花”（柯伦）。 1787年3月12日。（福布斯又提出他的关于限制年金的法案。柯伦支持它。奥德，国务秘书。又失败了。） “王权”（在这里）“一开始是交给副王的，而后来落到国务秘书的手中，国务秘书对人民的幸福，对未来的光荣等等是不会感兴趣的。……从当国务秘书的英国人身上能够找到什么责任心？能够指望什么责任心？……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国务秘书）“有时是有头脑无人心，有时是有人心无头脑，而更多的时候是二者皆无”（柯伦）。“你们到哪里去寻找奥德作为一个大臣的责任心？请回忆一下他的贸易提案吧。”（柯伦） “一位尊贵的议员指摘法案所体现的原则，认为这个原则是限制国王的慷慨好施……胡乱地大量使用人民的金钱去助长一切人间恶事——这是不可容忍的滥用权力的行为……在极盛时期年金发放单也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而现在滥用权力则超出了一切限度。”（柯伦） “这个倒霉的年金发放单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污点——一种前所未闻的堕落现象。这就是：封赠头衔和称号，以便为赏赐年金做准备，使任何人都可以窃取高位，其目的同最后一个乞丐偷小孩子一样。这意味着把以国家名义给予的荣誉称号由高尚的标志变为乞讨的标志。”（柯伦）法案“使国务秘书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浪费人民的金钱……它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法律，因为它可以对抗惩治叛乱法案……即对抗那个来自大不列颠、赋予行政当局以更大权力的惩治法。它是一个保持议会独立的法案”（柯伦）。 1790年2月11日。爱尔兰下院（政府的收买和爱国党人的反对仍在继续，而人民越来越相信，只有改革下院才能把1782年宪法从大臣们的腐败政治下拯救出来）。福布斯提出一份奏书，描述和谴责了不久前的几桩授予年金的事例。柯伦表示支持。提案以136票对92票被否决。 政府的收买 下院。1789年4月21日。关于剥夺消费税官员选举权的法案。法案以148票对93票被否决。 柯伦在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演说中所做的预言应验了。英国行政当局把一些无能之辈和恶劣做法强加给爱尔兰，然后利用自己犯下的罪恶和我们的不幸来把我们变成一个省，而现在又以这些后果作为理由来反对我们的独立。柯伦在发言中说： “对这个措施的反抗来自王室的和所有历届政府的公认奴仆……，被派来折磨我们的那些人通常都是大不列颠的渣滓……一批批的消费税官员——税务大军，他们被从全国各个角落搜罗来，在选举前夕抢占可以选派议会议员的城镇。”（柯伦） 下院。1789年4月25日。都柏林警察局。 亨·卡文迪什爵士提出两项决议案，判定浪费而无用的保护制度为都柏林警察组织所固有。大臣们反对这两项决议案。决议案以132票对78票被否决。 柯伦支持这两项决议案，他在发言中说： “当局以1784年发生的一些骚乱作理由，使用警察来控制首都。由每人每夜领四个便士的老头子组成的警卫队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下院，1790年2月4日。印花税官员的薪俸[柯伦提议予以整顿和降低，等等。以141票对81票被否决]（这是政府的收买手段之一）。威斯特摩兰——副王，霍巴特——他的国务秘书。 柯伦还说：坦普尔伯爵（后为白金汉侯爵）因在摄政法案问题上受挫而怒不可遏，于是他“扩大了税务局、火炮局——给可耻的年金发放单增添了13000镑（在哈尔科特勋爵时期曾经达成协议：计算局和印花税局[哈尔科特时期开始实行印花税]应该是一个局）。白金汉为了给议会议员安排官职而把它们分开”。“由两名郡选议会议员监督印花税！”“随着你们的团结奋起，你们的暴君曾惊恐不安；可是他用分化你们的办法使你们堕落了下去，现在你们受到了屈辱。”“我现在在三百人的会议上发言，而这三百人中就有一百人有官职或年金……我要指出，如果我们容许腐败现象盛行于我们中间，我们的荣誉和自由会遭遇到多么大的危险……现在有人干脆对人民说，掠夺人民的财产分给那些把人民出卖给政府的可敬的绅士们——合法。” ║柯伦在其大胆的演说中隐约地提到法国革命。║ 下院。1791年2月12日。政府的收买。[柯伦再次试图指出政府的丑恶]柯伦的主要话题：“出钱买走人民的自由，就能换得贵族封号”。“可怜的人被送进”（通过这种途径送进）“本议院后要象驮东西的牲畜一样辛辛苦苦地为自己的雇主干活。”另一方面——被送进上院的“那些人要按照他们得以晋升的那一套腐败的办法制定法律和管理王国的财产”。 “我有证据证明……，现任的大臣们已经约定：对某些人，只要他们在本议院里买到一定数目的席位，就授予贵族封号。” 柯伦宣称：“在去年（1790年）议会开会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总是以爱尔兰人民的名义向他们要求大不列颠宪法，而总是遭到拒绝。我们想通过限制在年金方面的可耻浪费的法律……被多数派否决。我们想通过不允许那些不能不当政府奴隶的人坐上本议院议席的法律，——被多数派否决。有一个法案的内容是判定某位人士应对你们的统治者的行径负责，这位人士是在你们当中的并因此应受公众审判，而自称是爱尔兰代表的绅士们的多数竟拒绝为爱尔兰通过这样一个法案。……这样总是加以拒绝……就是向他们”（向人民）“证明，对使用腐败手段的指责是有事实作根据的。” ║议会少数派1790—1791年对政府的收买政策进行的无结果的抨击，一方面证明了少数派的成长，另一方面则证明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这种无结果的抨击还说明，为什么1791年终于成立了“爱尔兰人联合会”，因为现在发现，任何议会行动都是徒劳无益的，而议会的多数派——简直是政府手中的工具。║ ※※※ 反击政府在奥德的贸易提案问题上和在摄政法案问题上侵犯爱尔兰独立的企图 （ａ）奥德的贸易提案。（总督——拉特兰公爵） 1784年5月，格里菲思在爱尔兰下院提议调查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贸易关系。他表示，应当保护爱尔兰贸易免受英国竞争，等等。 ║政府扣压了他的这个提案。║ 1785年2月7日首席国务秘书奥德先生宣布将提出并于2月11日正式提出十一条贸易提案，这十一条通常被称为爱尔兰提案 ║（实际上出自英国）。║ 这个提案提出四项原则： （1）从一国输往另一国的一切商品，不论是外国的或本国的，关税应彼此相同 ║[这是把英国和爱尔兰等量齐观——能使后者破产]。║ （2）外国商品的关税应永远高于两国中任何一国所生产的同类商品的关税（这意味着牺牲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法国、西班牙、美国的贸易的实际利益以利于英国的竞争）。 （3）这些规定应不容变更（即不受立法的干预）。 （4）传统的国家收入（炉税，以及某些关税和消费税，一年为六十五万六千多镑）的余额应交付英国国库，以供养帝国（英国）海军。 但这个计划却是作为某种好事，作为互惠的东西提出来的。奥德（与弗拉德针锋相对）催促下院抓住这个计划，因为否则据说就会激起英国垄断者的竞争之心。这是一项要议会拿十四万镑新税去换取的恩惠。 1785年2月22日，皮特向英国下院提出一项决议案，其中宣布，允许爱尔兰分享英国贸易的优势（即竞争），只要它“无偿地”向英国提供共同防务方面的“帮助”（即贡赋）。诺思和托利党人，福克斯和辉格党人—— ║这是党派的手腕——║ 都把英国同爱尔兰的竞争看作反对“天生的首相”的有效手段。福克斯争取到延期，全英国，从郎卡郡到伦敦，从格罗斯特到约克，“都主张这样办”。皮特决定进行谈判。他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条件：保留了一切与爱尔兰宪法相抵触的东西，容忍了删去一切可用某种巧妙办法使之有利于爱尔兰贸易的东西。他发还的就是他这样同意过的一项由二十条英国提案构成的法令。 十一条提案在英国变成了二十条提案，每一条补充都意味着新的压迫。半个地球，即麦哲伦海峡和好望角之间的整个地区（根据第三条和第九条）都禁止爱尔兰的船舶航行；某些商品也遭到禁止。爱尔兰的全部关税立法权都被剥夺了，因为有几项条款迫使爱尔兰（第四条）采用（即将其列为本国法律）英国通过的和将要通过的一切航海法（第五条和第八条），征收英国征收的一切殖民地关税（第六条和第七条），在关税上采取英国实行的那一套办法，最后，（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承认英国批准的一切特许证和著作权。 爱尔兰下院。1785年6月30日奥德提议下院休会两周，到星期二。柯伦反对。延期案被通过。柯伦说： “当十一条提案提交我们的时候，我们曾经为之倾倒。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它们。是呀，里面处处高唱着互惠这个深得人心的字眼。” 1785年7月23日。奥德提出新的延期案；柯伦反对；延期案被通过。 1785年8月11日。柯伦向奥德询问十一条提案怎么样了，“因为只有议会才能讨论它们”。它们是“作为彻底地永久地解决两王国贸易关系的一套办法提出来的”。“作为对这套办法预期能带来的好处的回报，要求我们：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每年在这个已被榨干油水的国家征税十四万镑。”“我们屈服了。”“我们为酬答贸易关系的解决而给人民加了沉重的税赋，可我们所盼望的解决却落了空。” ║柯伦直截了当地提出威胁：谁在会议延期后在这个人数越来越少的下院里通过这二十条提案，谁就要遭到人民的人身报复。他威胁说，应当“不仅仅用语言”来回答这种要求放弃宪法的行径。以上全都摘自柯伦7月23日的演说。║ 1785年8月12日。奥德提出他的法案（二十条提案）。格拉坦、弗拉德、柯伦反对。法案以127票对108票议决被允许提出（只凭19票；表明法案将被否决）。 柯伦：“它的”（法案的）“贸易方面根本谈不到，因为这个法案预示着放弃爱尔兰的宪法和自由……我担心的是，英国首相错误地理解了爱尔兰的情绪并用老眼光来看待它。以前这里是靠收买多数派来办事情的……情况已经变了。人民觉悟了，有力量了，他们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利，如果屈从于这个法案，其后果就将是放弃权利。法案包含有一个协议，这就是实行英国认为必要的法律，而那些法律的作用就是消灭爱尔兰议会。我国人民将被迫到英国下院去打官司；我们不是同英国进行间接的贸易，倒是在接受一个间接的宪法……一个对外实行征服的政权会带来一个对内实行压制的政权。这个法律使大不列颠有权判定什么是破坏协议，有权解释它，实际上有权随心所欲地向我们课税，因为它给了大不列颠新的迫使我们服从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要么接受彻底的奴役，要么用流血斗争去夺回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被迫把合并作为出路，而合并就意味着爱尔兰的灭亡，我猜想首相正在朝着合并的目标行动……内战，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合并”。 1785年8月15日。奥德提出法案之后又在会议期间把这个法案收回了而且是永远收回。在这之后，弗拉德提出了这样的提案：“会议决议认为，我们有责任决不签署任何有关放弃仅仅和完全属于爱尔兰议会的在一切无例外的场合，不论在对外事务或贸易和对内事务上为爱尔兰颁布法律的权利的协议。”柯伦支持。弗拉德又收回了自己的提案，议会散会，而奥德的提案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合并方案。 （ｂ）摄政法案。（1789年） 乔治三世若干时候以来已经精神失常，人们一直掩盖着，1788年底，再也无法掩盖了。大臣们在给总督（白金汉）（1787年12月他再次任副王）的回奏书稿中自吹自擂。 爱尔兰下院。1789年2月6日。格拉坦提出了改掉普遍表忠诚这一做法的修正案。柯伦表示支持，他说：“所有的人都看到国家管理方面的正在临近的改变 ║（人们认为，如威尔士亲王摄政，福克斯将任首相）。║ 在另外那个王国里有一派人阻挠和反对改变。爱尔兰能根据什么明智或正义的原则支持这样的反对行动，等等呢？” 格拉坦的修正案未经投票表决即被通过，虽然他把白金汉称为“带面具的骗子” ║（白金汉的首席国务秘书是菲茨赫伯特）；║ 由于出现了亲王任摄政王、福克斯任首相的前景，都柏林堡非常惶恐不安。 1789年2月11日。大臣们力图推迟关于摄政的辩论。他们正式提出的理由是，必须从英国那里得到英国议会规定亲王为权力有限的大不列颠摄政王的决议。这样的决议1月23日就通过了，亲王也于1月31日表示了同意，但是爱尔兰政府还没有收到决议。延期讨论法案的提议被下院否决。于是，康诺利提出把亲王视为拥有全部王权的爱尔兰摄政王而向他上奏书。这个提议未经投票表决便通过了。 1789年2月12日。康诺利提议通过奏书。2月17日征求并取得上院的同意。2月19日送交白金汉。后者拒不转呈。1789年2月20日决定派代表团去呈交奏书。通过对白金汉的谴责案。 1789年2月27日。代表团（康诺利、奥尼尔等等）向下院转交摄政王的复信，摄政王“热烈地”感谢爱尔兰议会。 1789年3月20日在爱尔兰下院宣读了摄政王宣布他父王康复的更加热情的信件。 ║皮特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在英国坚持并通过了摄政王选举法，也就是摄政王权力限制法。 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人就坚持维护共同宪法，使它不被皮特的寡头政治和他的内阁所破坏。║ ※※※ ║在这段时期内还应当考察两个问题： （1）反什一税等等的骚乱，这些骚乱表明了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当时的状况，和 （2）都柏林市长的选举，这次选举表明了法国革命对爱尔兰资产阶级（尤其是信奉新教的资产阶级）的影响。║ （1）反什一税等等的骚乱。在爱尔兰实行英国反骚乱法令 爱尔兰下院。1787年1月19日。南方的骚乱。因人民的贫困、什一税、过高的地租、在外地主制[7]、苛刻的租佃条件、虐待而引起的南方骚乱，等等。 ║到十八世纪末（从1791年底开始），政党同农民联合了起来（北方的共和派）。║ 1786年。总督在议会的开幕词中提到“频繁的骚乱”（基尔肯尼的以宣誓联合起来的“正义团”）[20]。但是，政府提出的唯一的反骚乱法案是遭到都柏林城请愿反对的都柏林警察法案。 1787年。副王的演词中更具体得多地谈到南方的骚乱，关于回答这篇演词的奏书的辩论是很激烈的。在这次辩论过程中，政府派（例如菲茨吉本）认为骚乱是反对教会的，他们指责大地主压迫人民和策动骚乱，请求扩大职权。 下院。1787年1月19日。菲茨吉本在演说（1787年）中说，克黎发生骚动，人们聚集在天主教堂，在那里宣誓服从赖特上尉的法律。不久骚动就波及曼斯特全省。它们的目标——什一税，其次调整土地价格、提高劳动的价格，还有反对征收炉税和其他的税。“我非常熟悉曼斯特省，也知道很难想象出有什么人间苦难能够超过这个省的不幸农民所受的苦难。我知道，冷酷无情的大地主榨尽不幸的租佃者的血汗——租佃者完全无法缴纳他们按理应向教会缴纳的税——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一切都给大地主拿走了；而且……大地主们还不满足于目前的搜刮勒索，其中的一些人竟无耻到唆使起义者去剥夺教会的什一税——并不是为了减轻租佃者的苦难，而是为了使他们自己能够在他们已经征收的高得可怕的地租之外把教会应得的份额也拿过来……曼斯特的穷人生活在这样极端的穷困之中，以至很难相信人的本性如何能够忍受得了，他们的苦难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原因不在教会，而立法会议不能一旁袖手，静观他们自己怎样去消除种种弊端。只要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就根本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科克郡的一位绅士朗菲尔德说，骚动的规模扩大了，但是并不存在着苦难。他指责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年来对骚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柯伦提出对奏书的修正案（未经投票即被否决）。他在发言中说： “当你们自己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原因时，你们就不要再对这些后果进行无益的抱怨了……人民已经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民受欺凌（早就）是这个议院的空谈的题目，没有产生任何有益的结果。大地主不住在当地，二地主横行霸道。你们否认存在种种弊端并拒绝加以消除……无怪乎农民要暴动和起义了……没有一个有产者，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同暴动者有关系…… 人们曾庄严地要求你们……在人民代议机关里进行适当的改革，你们同意了没有呢？没有同意；现在情况又怎样呢？要知道，先生们，这个议院的席位是可以买可以卖的。议席公开拍卖；它们完全成为交易——宪法交易——的对象……衰败城镇在出售。花相当数额的钱把人民买了之后，自然要再把他们出卖……农民盼望得到援助……人民受到压迫——哪怕是有法律作根据的压迫——就要进行报复；这就是骚动的真正原因。丑恶的官职买卖制度扩及到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一个邮班就向克勒尔郡寄去二十四份治安法官委任状），扩及到政务官。你们可以谈论发展贸易……但是老天啊，这与不幸的农民有什么关系？” 下院，1787年2月19日。关于“正义团”的法案。由政府提出但被否决的一个条款规定，任何天主教堂，一经发现有密谋或非法宣誓进行于其中，当局即予以拆毁。柯伦发言根本反对整个的法案。 柯伦。“人民由于意识到本身的力量和重要性而觉醒，因而决不会去给现在有人想要我们接受的那样一部血腥法典充当合适的对象……”他提到了克罗茵的主教伍德沃德博士的维护什一税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显然是想要恢复我们不久前刚刚避免的分歧和使我们再陷入我们已开始摆脱的野蛮状态，——也许还要使我们遭受宗教战争的血洗”……（法案以192票对31票被决定移交给委员会。） 1787年2月20日。讨论同一个法案，这是使反骚乱法令得以通过的法案。奥尼尔提议把这个法案限制在科克、克黎、里美黎克和梯培雷里。（关于限制的提案以176票对43票被否决。）这个法案规定，宣誓等等要判死刑。 柯伦说：“我担心，由于惩罚如此严厉，又不采取任何措施帮助穷人，骚动必将继续秘密进行……直到大火烧遍全王国。” 1787年3月13日。什一税。格拉坦提出一项决议案：如果到下次会期开始时恢复了平静，下院将研究什一税问题。这个提案未经投票即被否决。柯伦支持格拉坦的提案。 柯伦。“一项残酷程度超过一切其他时代的刑律……违法行为是地方性的和局部性的……这些违法行为的原因是普遍的……爱尔兰农民的屈辱和悲惨处境。国务秘书”（英国人！）“声称，他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苦难，他不想使人对议会能在什么时候加以研究抱任何希望！”……“尊贵的绅士在通过反骚乱法令的时候，不可能不同时明确地拒绝减轻他们的苦难或者哪怕是在什么时候，在遥远的将来也好，听取他们的申诉。”“由谁去执行它（这项法律）？就是骑在农民头上的那个阶级里的那样一帮人，他们被认为是敌视教会权利的，据说是他们纵容了这些违法行为”……“但是，不论这位国务秘书英国人有什么打算，我们的下院有足够的理智宣布，根深蒂固的罪恶是不能因什么历史久远而化为神圣的。” （2）都柏林市长的选举（1790年） 都柏林市长职位选举之争，此事与英国政府企图通过腐败的办法管理爱尔兰或把它变成一个省有关。因此，都柏林的市民在自己的行会里庄严地承担义务，不选举任何担任政府官职或领取政府年金的人当市长或当代表本市的议会议员。市参议员詹姆斯是警官。按照旧的市政机关法，市长和市参议员在一个会议厅里开会和投票，政务官和市政委员在另一个会议厅。1790年4月16日，前者选举市参议员詹姆斯为下一年度的市长，市政委员会否决了他。在他之后提出的七名候选人都被以同样的方式否决了。然后，市政委员会选举市参议员豪伊森；奈珀·坦迪领导人民党。市参议员又选举詹姆斯。枢密院研究了这次争执。柯伦在枢密院里支持市政委员会。枢密院决定举行新的选举。市参议员又选举詹姆斯，市政委员又选举豪伊森。整个这一过程在枢密院的干涉下重复了几次。 1790年7月10日。柯伦在由菲茨吉本（1789年6月成为大法官和克勒尔勋爵）主持的枢密院会议上支持市政委员会。 ║他巧妙地痛骂了这个家伙。║ 枢密院决定支持詹姆斯，他提出辞呈，1790年8月5日市参议员选举豪伊森，市政委员会和枢密院都予以批准。这样，这场斗争以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7月16日，奈珀·坦迪在市政委员会使十七项谴责枢密院、市参议员的决定通过，并在交易所召开全权公民和自由农[21]的会议。这次会议于7月20日在汉密尔顿·罗恩的主持下开幕，在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准备一份说明事实的材料之后，推迟到8月3日再开。 8月3日宣读了这份《事实的说明》并宣布詹姆斯辞职。 爱·纽恩厄姆爵士谴责菲茨吉本7月24日在上院发表无耻的演说。菲茨吉本在那篇演说中宣读了辉格俱乐部[12]的决议案之后猛烈抨击这个俱乐部，直到查尔蒙特和莫伊拉两位勋爵宣布支持这个决议案才住嘴。（辉格俱乐部1789年夏成立于都柏林。） 8月2日辉格俱乐部开会，草拟了反对菲茨吉本的报告。 菲茨吉本已经如此不得人心，以致商会本来在去年冬天曾决定用金匣向他上书以感谢他为其贸易利益所做出的功绩，但是在1790年7月13日又把这个决定作为“可耻的”决定而撤销了。 上述的《事实的说明》。1790年8月3日。（在皇家交易所举行的都柏林公民大会。）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们证实：最近十年或十一年来都柏林的公民真正是本国自由的积极拥护者，等等，等等；我们证实：曾拒绝给威斯特摩兰伯爵阁下等人以都柏林公民的权利，等等；我们不否认，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从前支持过保护关税的方案，等等…… 我们证实：我们赞同过旧议会的少数派在上届会议的行动……；这些措施除了收买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意义或作用……；正象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菲茨吉本）“告诉国民的那样，……为了打垮议会里的反对派，我国人民曾在唐森侯爵统治下以五十万的价钱被政府所买被议会议员所卖，如果反对派在现政府统治下还继续存在，那么我国人民还要被买被卖，等等，等等。” ║法官从属于王室；军队不从属于议会；立法会议——在英国总检察长的控制之下；而人民受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代表们的法律的束缚[这后两条——到1782年]。║ （Ｃ）1791年10月至1795年4月初（菲茨威廉勋爵被召回，由坎登勋爵接替） ║[1791年10月至1795年1月4日（菲茨威廉到任）。威斯特摩兰勋爵继续统治。（他的国务秘书是霍巴特少校。）] 这个时期法国的事件。1793年。约克公爵9月8日被乌沙尔击败，必须解除对敦克尔克的围攻，荷军和英军败退到弗兰德。在上莱茵，同盟军被击退，12月底他们不得不撤出直到伏尔姆斯的整个地区。在法国南部和西部，共和国军也取得了胜利。1793年10月，他们平息了里昂叛乱，1793年12月拿下了英军占领的土伦，把西班牙军赶过了比利牛斯山脉，在他们本土上打他们。 1794年。5月18日，莫罗和苏阿姆在土哥英大败约克公爵。 6月26日，弗略留斯第二次会战（茹尔丹）。比利时很快被占领。英荷军队的指挥官不得不只考虑掩护荷兰。 10月和11月，荷军丢失了自己所有的边境要塞。 10月，茹尔丹迫使奥军放弃直到美因兹的整个莱茵河左岸，10月26日他进入科布伦茨。同盟军在整个莱茵河左岸所占的地盘只有美因兹和卢森堡了。 12月27日，皮什格吕在荷兰。 1795年。1795年1月20日皮什格吕在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共和国。 9月。杜塞尔多夫——在茹尔丹手中；曼海姆——在皮什格吕手中。奥军退过了美茵河。克累尔费10月29日在美因兹战胜法军。皮什格吕和茹尔丹必须撤退。年底——停战。莫罗取得莱茵军团的指挥权。 1795年初，与万第的首领缔结和约。（拉马比尔和约。）皮特1795年6月27日让流亡者军队在基伯隆登陆，等等。7月20日被奥什击溃，等等。 [1796年2月和3月，斯托弗勒、沙雷特等人被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枪决。1796年7月，奥什向督政府报告，西部内战已告结束。] 1796—1797年——波拿巴在意大利。║ 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汤恩在1791年10月建立“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第一个社团。 他们公开宣布的（对联合会的基本群众来说是唯一希望的）目的是实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联合，彻底解放天主教徒（拜尔法斯特早在1783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和实行两个教派的男性教徒都有资格参加的人民代议制度。（汤恩和一些其他领导人主张建立独立的共和国。若不是政府的残酷，辉格党人就会压倒他们，在联合会他们就会落选。） 拜尔法斯特社团也和所有的“爱尔兰人联合会”社团一样，在1794年以前是公开举行会议的。天主教徒本身在政治方面和对情况了解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基奥和天主教徒的领袖人物（非贵族，非辉格党人）参加了“联合会”。║ 联合会扩展到都柏林，受到著名的公民和志愿兵军团的许多成员的支持。它的主要机关报是《北极星报》；这家报纸1792年1月4日出版的第1号（出版者是赛米尔·尼尔逊）主要是谈法国的政局。不久，都柏林出了《晚星报》；《新闻报》则是1797年9月28日才开始出版的。 ║现在回过头来谈威斯特摩兰统治时期，我们看到两个口号是解放天主教徒和改革议会！║ 1792年2月18日爱尔兰下院。天主教徒的解放。 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安特林郡新教徒递交支持法案的请愿书开始。 ║格拉坦提出一个无关宏旨的提案。（被否决。）║ 柯伦。“在科克，现任副王准许否决该城天主教徒的非常温和而谨慎的请愿书。下一步就是在天主教徒本身当中挑起分歧，然后——把这些分歧说成是对英国政府和他们的新教同胞的威胁……这里说的不仅是他们的苦难，或他们处境的改善——而且说的是你们自身的保全……局部的自由无法持久……我们中的三百万人被疏远，在第四个百万人当中趋炎附势和腐败作风盛行……必然的后果将是同大不列颠合并。如果有人想要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我就告诉他说：这将意味着所有重要人物都离开爱尔兰；这将意味着缴纳英国的捐税有份而在英国的贸易活动中却没有份；这将意味着爱尔兰人的民族名称都要消失，等等。” 支持天主教徒的请愿书被以208票对23票愤怒地否决了。这使得天主教徒群情激愤。 天主教徒的行动、“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政府——到1793年改善天主教徒处境法案通过时止 1792年3月，天主教委员会[12]或者勿宁叫做天主教代表会议（因为它是代表的会议）开会，汤恩当选为委员会的书记。由这些社团进行的宣传鼓动大大活跃起来。法国革命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就，还有，英格兰和苏格兰都组织了政治社团，这些都起了促进作用。“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人数增加了，天主教徒更坚定了，志愿兵开始重建自己的战斗队和整顿纪律。政府惶恐不安。“12月（1792年）天主教徒大声疾呼地宣布自己的要求……他们受到非国教徒[22]的完全自觉的全力支持。杜木里埃到了布拉班特——荷兰就展现在他的面前。”（沃尔夫·汤恩） 1792年12月7日。政府出布告禁止一切暴乱性的集会。布告中说：“国民自卫军的第一营必须象法国人那样穿制服参加阅兵式，等等。”“爱尔兰人联合会”对这个布告给了回答。 1792年12月16日，罗恩（都柏林的代表）主持了表决通过这个呼吁书的会议，呼吁书是德雷南博士写的。 ║这份后来使罗恩和德雷南受到法律追究的呼吁书主要内容是：（1）它号召志愿兵拿起武器：║ “由于你们的出现，我们这个岛国的和平与安全才得到保障；你们的削弱是它重又陷入软弱无力的状态和卑微受辱的处境的原因。（2）给全体人民以选举权……改革代议制。（3）人人权利平等和立法会议要有代表性，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希望毫无例外地解放天主教徒，但我们现在仍旧认为，给所有的人以选举权这一必须实行的步骤，是民族自由之神殿的前厅……天主教徒的事业依赖于我们的共同事业并且是它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作为“联合起来的爱尔兰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而属于社会——不属于任何党派，而属于全体人民……即使这一步（天主教徒的解放）明天达到，那我们明天也还会象今天一样继续去争取无论对确立他们的自由还是对确立我们的自由说来都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那种改革。（4）为了这两个目的，看来必须这样做：准备召开新教徒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以后应同在都柏林开会的天主教委员会或者叫做天主教代表会议建立联系），为此，各地先举行预备会议……如果一方的代表会议不能在近期召开并很快同另一方的代表会议建立联系，那么共同事业就将瓦解，而为单个集团的利益所取代——人民将重新冷淡和消极起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蓄谋挑起来的一些地方性骚乱把我们的岛国弄得一团糟，使它的安宁受到威胁……2月15日临近了……希望教区会议尽快召开；希望每个教区选出代表；希望奥尔斯脱的舆论再次从丹甘囊传播开来……公民士兵，等等。”（这个呼吁书曾在都柏林的一所击剑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公之于众。参加那次集会的有几队随身带有武器的志愿兵，还有奈珀·坦迪，等等。） 1792年12月，罗恩因有人告密而被捕，后被保释。 拜尔法斯特的《北极星报》因为1792年12月15日发表“拜尔法斯特爱尔兰雅各宾党人（社团名称）”的声明和呼吁书而受到追究。 “爱尔兰雅各宾党人”的声明中说： 声明 “（1）决议认为……这个王国（指爱尔兰王国）没有国民的政府，因为基本的人民群众在议会中没有代表。（3）不把选举权普及到全体公民，爱尔兰人民实际上就根本不能颁布自己的法律。（4）没有不分宗教信仰的全体爱尔兰人真诚、坚定、持久的团结，决不可能取得选举权。（5）一个多世纪以来使得我们的同胞——这个王国的天主教徒——处于比愚昧的非洲人还低下的地位的惩治法典，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耻辱……（7）为了达到这个最理想的目的（承认人的天赋权利），我们恳求我们在爱尔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同胞不分宗教信仰，都来考虑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召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是为了征求人民的意见，以找出最有效的办法来实现彻底的和全面的议会改革——此目的不实现，这个王国就永无幸福之日，等等。” 《呼吁书。拜尔法斯特爱尔兰雅各宾党人致居民》 其中说：“一个国家，只要它的政体不是产生于全体人民明确表达的意志，它就没有宪法。爱尔兰的情况正是这样，难道还不清楚吗？在爱尔兰只存在着行政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最高权力能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压迫老百姓而不是保护他们的权利……下院的多数派实际上是被五百万人（指爱尔兰全国的人）当中的九十个人选出来的，这个多数派不代表国民的声音，而是处于英国利益的影响之下，处于一批贵族的影响之下，这些贵族作恶不遗余力，始终在破坏着我们这个贫困不幸的国家的生活基础，等等……这个分裂的国家只有团结一致顽强斗争才能从暴政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有保证做到代议机构的革新，才能在我们国家确立起自由；这又只有通过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才能够做到。天主教徒已经召开会议了；希望新教徒也仿效他们的爱好和平的榜样。” 1793年2月15日。志愿兵代表会议——据说代表着125万人——在丹甘囊开会，通过了支持天主教徒解放和议会改革的决议并选出常设委员会。这无疑有助于关于改善天主教徒处境的法案的通过，但却促使政府做出一方面安抚天主教徒一方面打击新教徒的决定。 爱尔兰下院。1793年1月10日。威斯特摩兰勋爵宣布议会开幕。他抱怨爱尔兰的不满情绪，但只字不提大臣们的腐败作风、浪费行为和他们推行的为国民所无法接受的政策。他抱怨法国入侵荷兰，却避而不谈欧洲的反共和国阴谋。他建议放松对天主教徒的束缚，但没有讲出下面这样一些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英国对法国宣战，居斯丁占领莱茵地区（1792年10月21日），杜木里埃大战于热马普（1792年11月6日），占领了比利时。演词中还提到，政府增加了军队的人数并建议成立民兵。后一行动是对志愿兵的打击。提出的奏书是演词的翻版，格拉坦提出了一个平庸无奇的修正案。 沃尔夫·汤恩、基奥、伯恩、托德·琼斯和麦考密克使天主教徒具有了坚定性和组织性。天主教委员会同政府进行了谈判，法国的成就弥补了本国天主教贵族的罪恶。“爱尔兰人联合会”方面的支持。 为了对抗天主教委员会和“爱尔兰人联合会”，政府煽动新教徒的狂热和天主教徒的内部分歧。在议会外，它唆使排斥天主教徒的都柏林市政委员会向爱尔兰其他的市政委员会兜售反对解放天主教徒的主张并同天主教贵族（世俗的和教会的）相勾结。在议会内，它依靠主张排斥天主教徒的旧党派的残余。 1793年1月11日。柯伦支持格拉坦的修正案，修正案被通过。 “议会在国内已不得人心……议会失去独立哪里还能受到信任呢？……我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同人民没有联系……人民和我们议院之间的分裂是由于人民没有代表而造成的。为了恢复团结……就需要对下院进行根本的改革。……没有他们（天主教徒），就不能拯救国家。不要限制他们的解放……可恨的政府，不得人心的议会，不满的人民……天主教徒的请愿书（1792年）由于爱尔兰政府施加影响而被否决。” 1793年1月初［注：根据戴维斯对《柯伦演说集》的评注是1793年1月29日。——编者注］，柯伦反对总检察长的提案，未成功。总检察长的提案是，以刊登下院是不自由的和没有独立性的这种言论的罪名逮捕《爱尔兰杂志》的印刷者麦克唐奈。 1793年1月14日（法国人的胜利非常令人信服）格拉坦经过力争使得下院宣布自己为一个调查议会中的代表权问题的委员会，他还提出一项决议案，其中提到，300名议员中只有84名是由郡、大小城市的区以及大学选出的，而其余216名是由衰败城镇和领地选出的。末尾说道：“决议认为，议会中人民代表权的现状需要加以纠正。” 柯伦支持。他说： “天主教徒问题应该走在改革的前面。首先必须确定天主教徒在国家中的地位……爱尔兰认为，不立即进行改革，它的自由就将毁灭。” 提案没有通过——71票对153票。 但是，反对派已经使大臣们能够不受惩罚地发布反对志愿兵共和派的疯狂的文告，它同意民兵法案和火药法案，因此决议案遭到反对。1793年3月11日——又一张政府文告，禁止军事社团、军事训练和整个志愿兵组织，但没有点出他们的名称。 1793年4月。通过改善天主教徒处境的法案。这个法案允许天主教徒参加选举，当律师，进大学，并赋予他们一切财产权；但是禁止他们参加议会，禁止他们担任国家职务，总之，禁止他们做1829年的法案[23]允许他们做的一切事情。 ║1793年法案是在对法国宣战[24]十天以后提出的。║ 通过了改善天主教徒处境法案的同一个议会，还通过了外国人法令、国外军事通信法令、火药法令、集会法令——实质上是一整套强制措施的法典。还成立了秘密委员会。它得到20000正规军和16000民兵。 集会法令： 柯伦说：“这项法律不是为了限制骚乱，倒是为了扩大骚乱。”这项法律宣布，任何一群人都无权委托少数人代他们行动，思考或递交请愿书。 这实质上是一个不准许群众性的集会递交反对滥用权力的请愿书的法案。根据集会法令，任何一部分居民举行集会，其目的在于选出某个人以集会者的名义起草请愿书或以其他形式代表他们，以图改变法律规定，就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法令的意图是要取缔1793年为了实现议会改革而已经成立或正在成立的社团。（科贝特。）[25] ║政府凭着这样一个武器开始大肆进行法律追究和迫害，还常常设法颁布新的法律，1795年停战之后，就使冲突发展为起义，发展为合并。║ 1794年。宣传鼓动继续进行。（政府对志愿兵、“爱尔兰人联合会”等等进行法律追究。）“爱尔兰人联合会”变成了秘密成立的地下组织。天主教徒仍然企图采取行动；法国人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政府在“拜尔法斯特爱尔兰雅各宾党人”的决议和某些爱尔兰爱国党人的建议的促进下，打算帮助不满的爱尔兰人同英国分离。杰克逊神父被派到那里进行秘密活动，同汤恩建立了联系。遭出卖，（逮捕之后）被控以叛国罪，处绞刑。 1794年1月29日，柯伦发表演说为罗恩申辩： “但是现在，如果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会，那就要审判他们；如果一个印刷厂主印了他们的决议，那就要惩办他；当然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合法的，因为不久前就是这样干的。如果人们说我们不闹乱子，我们以代表的身分开会，那他们就不能这样干了……上一次议会会议制定的法律第一次把开这样的会议也宣布为犯罪。” ║告密制度盛行。║ 1795年1月4日——1795年3月底。菲茨威廉勋爵 1795年1月4日，菲茨威廉勋爵， ║——一位反对皮特的辉格党人║ 被皮特派到爱尔兰去实现天主教徒的解放（和改革法案）和安抚爱尔兰。原因显而易见——“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法国军队都在迅速地取得胜利，法国军队把西班牙人赶过了比利牛斯山脉，把奥地利人赶过了莱茵河，消灭了约克公爵的军队并准备好在1794—1795年的冬季占领荷兰。 ║但是，从发表的文件（菲茨威廉和卡莱尔勋爵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皮特（也许是后来在国王和贝雷斯福德的影响占优势的时候他才产生这种想法）是选择他作为工具去激起爱尔兰人的愤怒，把他们煽动起来，促使他们举行起义。 菲茨威廉是爱尔兰最主张宽容的大地主之一，而且非常得人心。皮特的诡计在于，在把天主教徒的希望引到顶点时突然召回菲茨威廉，引起天主教徒骚动，这样就会推动新教徒为了寻求保护而投入英国怀抱，同时与保皇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就会更加深这场悲剧。 皮特派菲茨威廉到爱尔兰，并授以全权。 菲茨威廉到达之日，全爱尔兰宣告和平。他离开爱尔兰之日，爱尔兰就开始准备起义了。║ 爱尔兰下院。1795年1月22日：菲茨威廉在主持议会开幕时发表了庄重的演词。格拉坦的奴颜婢膝超过大臣们［注：在戴维斯的评注里是：忠顺超过大臣们。——编者注］（在奏书的问题上）。解放天主教徒法案进行了一读，但是通过了大量的拨款，通过举债200万镑，某些阶级存在着狂热的反对法国的情绪。菲茨威廉被召回。 Ⅲ． （Ｂ）坎登勋爵统治时期。1795年4月——1798年7月底 ║在坎登到来的同时发生了带有近于起义性质的骚乱。贝雷斯福德家族被袭击，克勒尔（大法官，即菲茨吉本）险些在马车里被打死。 坎登的首席国务秘书佩勒姆先生（契切斯特伯爵）后来被他的侄儿斯图亚特（卡斯尔里勋爵）所代替。 坎登在爱尔兰的那些用义勇骑兵的名称成立起来的武装社团当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声望。他被认为是这种组织的靠山。║ 爱尔兰下院。1795年5月4日。解放天主教徒法案的二读。以155票对84票被否决。 菲茨威廉被召回对分离派来说是一个胜利。爱尔兰共和国现已成为“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唯一目的。达翁、安特林和提朗的大多数长老会教徒，还有伦斯特的很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参加进来了。那时北方的天主教徒是护教派，或绿带会员[26]。双方都做了最坏的准备。 通过了反暴乱法令，这个法令对任何宣誓参加结社的人一律处以死刑；还有一项法令允许总督宣布一个郡处于非常状态，在非常状态下任何人均无权夜间外出，而当局则有权闯入民宅和把他们怀疑的一切人送海军服役。法令一个紧接着一个：为有违法行为的官员免除罪责的法令、授予总督以无保释逮捕权的法令、允许引进外国军队（德国兵）并建立义勇骑兵部队的法令。 义勇骑兵由托利党的绅士及其手下的喽罗们，也就是一批无法无天不知羞耻的合法匪徒们组成。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暴行。鞭打、扣松香帽、把人绞得半死或绞死、送海军服役——看军官掌握的时间和手段而定。 ║1795年。在杰克逊那里搜出的文件当中，有汤恩的《对爱尔兰的看法》：║ “国教会派在爱尔兰除了独享担任一切教职和支配国家的一切收益的权利之外，还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地产。他们是贵族，是一切变革的反对者，是法国革命的死敌。非国教徒——……共和派。天主教徒——占人民的大多数——处于最落后的状态，愿意进行任何变革，因为任何变革都不可能导致更坏的结果。欧洲最受压迫、处境最惨的爱尔兰农民可以说都是天主教徒。最近两年来，他们多少有些开阔了眼界；……各种形式的起义……一个勇敢骠悍的人种，是上等的兵源。护教派。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他们只有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手段，这就是借助于战争。议会和大陪审团等等的一切法令都是出自在利益上同人民对立的贵族。” ║护教派（在北方）。1793年上院委员会说他们是║ 为天主教徒事业，为废除炉税、什一税、地方税，为降低地租而奔走的“愚昧无知的穷雇工”。1793年4月他们在劳思郡第一次出现，其中有一些人是武装的，多半在夜间集会，闯入新教徒家里抢武器。不久，扩及到米斯、卡万、莫纳根和其他邻近的地区。秘密委员会力图把他们同天主教贵族联系起来，而皇家检察官则说他们同“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法国的金钱有关系。1794年4月23日，春季巡回法庭在德罗赫达认定德罗赫达护教派无罪。都柏林的护教派，1795年12月22日。同他们有联系的詹姆斯·韦尔登被处绞刑。 1796年2月3日下院。关于免除罪责的法案。 1796年2月25日。反暴乱法案（授权当局任意向海军送人）。 柯伦：“这是为了富人和反对穷人的法案。”“把除劳动外没有任何其他生存手段的穷人的自由交给当局去任意处置的法案是什么货色？在普遍穷困的爱尔兰，它使穷困成为犯罪。”“因此，当爱尔兰富人制定反对穷困的法律时，让他们小心，穷困会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法律——反对富有的法律。”“从绅士们的议论可以证明，凡依此项法律被送交海军的人，都只是去受光荣的流放，他们此去可以在战斗中为自己的祖国争光，而这个祖国就是穷困把他们从那里赶出去的祖国。” 1796年10月13日爱尔兰下院。对法战争。坎登主持开会——抵抗入侵！（奥什的军队正好在布勒斯特集结；沃尔夫·汤恩、格鲁希和这支远征军的一部分12月22日进入班特里湾，到28日才撤离。）坎登还责难“民众的激情和民众的主张”。 柯伦。“政府鼓励对天主教徒声誉的一切攻击，以及旨在置他们于死地的最阴险和毫无根据的司法迫害。”“请看一看你们的一个郡里两年来可以看到的景象吧，有掠夺、有暴力、有屠杀、有灭绝（都是对天主教徒干的）。在敌对的冷酷的政府统治下，法律不能向他们提供保护。” 庞森比的修正案以149票对12票被挫败。然后总检察长请求允许提出一个象英国在同类情况下颁布的那样的法案，这个法案授权总督逮捕和关押一切涉嫌叛国活动的人。法案在得到允许后立即提出，通过了一读和二读，第二天移交给委员会。 1796年10月14日。人身保护法[17]中止生效。允许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一读、二读，等等——在午夜过后几分钟全部通过。 1796年10月17日。解放天主教徒法案被否决。 1797年1月6日奥什的远征军[27]。国务秘书佩勒姆宣读副王的咨文，通篇都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针对法国特别是针对奥什的远征军而胡扯乱讲。 柯伦。“你们已经对你们贫穷的农民的鞋子征收了一先令的税；你们是不是还要再征收他们一先令的税？他们有什么财产？一天挣七便士。” 1797年2月24日。国内治安。劳伦斯·帕森斯爵士提出关于增加国内军队特别是义勇步兵人数的奏书。格拉坦支持，大臣们反对。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预见到，俱乐部的爱国党人怎么会变成对付人民的鞭子、祖国和自己誓言的背叛者，——在薪俸的收买、纪律的强制和武夫们的威慑影响之下。 柯伦。“目前监狱已有人满之患……把要求纠正权力的滥用变成叛国行为。” ║1796年3月底起，爱尔兰有许多郡都全郡宣布｛proclaimed｝（实行戒严）。║ 下院。1797年3月18日。奥尔斯脱被解除武装。坎登勋爵的咨文。（国务秘书仍旧是佩勒姆）。莱克将军——他是个怯懦、无耻、残忍的人——受命同当局一起解除居民的武装。莱克的布告。拜尔法斯特，1797年3月13日。 1797年3月19日。格拉坦。“副王以叛国的罪名破坏爱尔兰的整个一个省的名誉。”格拉坦的修正案。 1797年3月20日，修正案以127票对16票被否决。 柯伦。“北方受害深重。使他们受害的是什么？就是你们的法律、你们的集会法令、火药法令、反暴乱法令。第一个法令剥夺了苦难深重的人的天赋权利——请愿和申诉的权利；第二个剥夺了自卫的权利……第三个剥夺了陪审法庭不受当局干预的权利。” 1797年5月15日。柯伦在下院做最后的演说，他退出议院，格拉坦也同样；反对派不再出席会议，1797年7月3日下院体会。首席国务秘书——卡斯尔里。 我们已经看到，为保持爱尔兰议会的宪法权利而英勇战斗的少数派在议会里正在缩小。这个少数派一天比一天削弱。人民寄希望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寄希望于法国、寄希望于武器、寄希望于革命。政府坚决不同意改革，也不同意解放天主教徒，它照旧不实行宪法，并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法律的专横，自己的官吏的腐化和自己的大兵们的暴力——它想依靠恐吓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决定放弃斗争。 现在，政府和“爱尔兰人联合会”已经处于对峙状态。政府借助于“爱尔兰人联合会”中的奸细（象马圭恩之流）、“证人大队”（伯德、纽厄尔、奥勃莱恩，等等），借助于民宅驻兵、司法迫害、安插亲信和诽谤中伤的办法加强自己的地位。 1797年10月14日，奥尔因（据认为）给一名普通士兵主持了“爱尔兰人联合会”宣誓而被处绞刑。这个誓词的内容是：第一、增进一切教派教徒之间的兄弟情谊；第二、争取实现议会改革；第三、必须保守机密——这一条是在集会法把抱着此种目的作为任何社会代表而集会宣布为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加上的。反暴乱法令规定，主持这种宣誓是犯死罪的。 1791年的“爱尔兰人联合会”是为争取天主教徒的解放和议会改革而在1791年成立的。1792—1793年有了发展，最初的宗旨未变。1794年，汤恩和尼尔逊的观点开始传播，他们两个人都想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而到1795年5月10日在奥尔斯脱建立组织时，正式的宗旨也没有改变。菲茨威廉被召回，由此而引起的天主教徒的失望、强制性法律的大量出现、同法国结盟的前景和冲突的自然过程，很快地扩大了联合会的影响并完全改变了它的性质。联合会的忠诚宣誓变得更坚决有力，也有些不顾宪法了。1796年秋，奥尔斯脱的组织实行军事化。到1797年中，这个做法扩及到伦斯特。早在1796年5月，执行委员会就通过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正式同法国建立了联系。但是到1798年2月19日才做出决定：“不管议会里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决不放弃自己的目标。” 1796—1797年冬季，法军的到来被提出作为立即起义的理由。1797年5月，民兵部队认为处死四名莫纳根民兵的命令是行动的充足理由；但是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却不同。1797年夏，民兵团派出代表团建议夺取都柏林堡。北方的领袖们主张立即行动，爱德华勋爵也是一样。但是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1798年初，备受民宅驻兵、鞭打、纵火和流放之苦的人民再一次要求起义。爱德华勋爵倾向于这样做。埃梅特想要等待法国，而且他们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直到逢迎谄媚之徒、叛卖者基尔基的雷诺兹利用爱德华的软弱挤进他们的会议。阿瑟·奥康瑙尔在梅德斯顿上船去法国时被捕；3月12日在都柏林奥利弗·邦德的仓库逮捕了伦斯特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其中包括奥利弗·邦德、麦卡恩等人。麦克内文、托马斯·埃梅特、桑普逊还自由了几天。逮捕爱德华勋爵的命令；他逃跑并躲藏了起来。新的领导集团。它的成员之一——约翰·希尔斯。5月19日，正好是起义开始前四天，菲茨杰拉德勋爵突然被捕，21日——希尔斯兄弟俩［注：亨利和约翰。——编者注］双双被捕。因此，起义是在发起者已经不能进行领导而且来不及替换的情况下开始的。 1798年5月23日起义开始，7月17日卡斯尔里勋爵宣布它彻底失败。 ║起义之前，1798年2月和3月——叛国案的审判。 对这次斗争的参加者不作为军人看待，而是把他们绞死。烧毁每一间农舍，拷打每一个农民，——保皇派就是这样干的。宣布战时状态，关闭普通法庭。双方没有一方手软。宣布犯有叛国罪者不受法律保护的法案｛Billsofattainder｝和各种各样的司法迫害。陪审法庭（成员全是政府的拥护者）只不过登录法官向他们口授的决定而已。║ 1798年7月25日，在押政治犯同政府谈判。库克先生以大臣们的名义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而他们则必须尽一切可能提供“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情况，但不涉及具体的人。尽管如此，伯恩还是被处绞刑。这个协议于7月29日在都柏林堡同“监狱代表”正式签订。政府破坏了协议。它不仅在它的报刊上，而且在它的赦免法令里把“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袖们说成是承认有罪和乞求宽恕的人，虽然他们既没有承认有罪，也没有乞求宽恕。他们没有被允许出国，而是继续在爱尔兰坐了一年牢，后来被送到乔治堡，只是到1802年亚眠条约[4]签订之后才从那里获释。 威克斯弗德的居民在第一次发动之后十二天内，就在本郡里除罗斯和丹坎囊这两个在得法的攻击之下不易防守的地方之外，肃清了敌人。基耳德尔的起义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 安特林和达翁在两周内起义没有开始，犯了这样的错误、进行了未能持久的斗争之后，长老会教徒被从那里赶走。 威克斯弗德人拖延了战争，一方面是由于朦胧地指望外国援助，而更主要的是由于绝望，因为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迫害者的诚实；这些英雄的人们当中有不少人在试图攻入奥尔斯脱的时候牺牲在米斯平原。 在士兵干了自己的活又干了刽子手和抢劫者的活之后，该轮到总检察长的绳索出来干活了。军事法庭把那些在战斗中被俘的人绞死，普通法庭则把囚犯残酷地杀害。而完全无法理解的是，起义者没有进行报复。此外，他们宽待妇女，而保皇派则不然。 ║在这次事件中还动用了德国军队和英国军队。║ 皮特用逼迫手段挑动起义的步骤 1784年。——皮特在贸易关税的幌子下企图扼杀独立。 1789年。——在摄政王问题上做出消灭爱尔兰立法会议的决定。 1798年。——利用暴乱来恐吓人并使人失去理智。 1798—1799年和1598—1599年。在这里值得深思的是，民宅驻兵和戒严、停止一切地方法庭的活动、任意拷问嫌疑分子、冷酷的处决等各式各样的办法，这些办法都是蒙特乔伊、卡鲁等等伊丽莎白手下大臣们受伊丽莎白之命在1598—1599年在爱尔兰使用过的，而在伊丽莎白的大臣们使用过后二百年，在1798—1799年又重新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大肆使用。 “爱尔兰人联合会”社团的存在政府是知道的。 虽然从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政府掌握了关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社团全面而确切的情报，英国内阁对这些社团的领袖人物和头目也是了如指掌，但是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遏止民众，而是用一切办法来诱使他们失去自制。 在坎登统治时期。 爱尔兰的总司令卡尔汉普顿伯爵第一个对皮特的无法解释的行为表示不满。尽管还没有宣布战时状态，卡尔汉普顿命令军队在所有起来闹事的地方转入行动。这被坎登所禁止。卡尔汉普顿发现，都柏林的守军一天天被“爱尔兰人联合会”所分化；因此，他把军队撤出城外，在首都的南北设立了两座离城几英里的单独的军营。这个措施也被总督否定，卡尔汉普顿拒绝服从。于是，最后由国王亲自签署命令，让他撤掉这两个军营并把守军调回。他服从了，把军队调进都柏林兵营。然后他提出辞呈，并公开声称，首相有个什么隐蔽的和狡猾的计划在起作用，因为爱尔兰政府显然是要挑动起义，而不是制止它。皮特先生是想要爱尔兰政府巧妙地引起过早的爆发。因此就颁布了民宅驻兵的命令， ║[民宅驻兵这种做法把军官和士兵变成农民及其房舍、粮食、财产，在个别情况下还包括其家庭的凶狠残暴的主人。早在起义之前，为了挑动起义，就在爱尔兰某些较好的地区采用过这个给人带来无穷灾祸的办法。]║ 以期激起爱尔兰居民的愤怒；用慢刑折磨以逼供，刺激人民，使之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 接替他担任总司令的阿伯克朗比将军受命不得限制这些胡作非为，因此也怀着厌恶的心情辞职了。[阿伯克朗比将军在给军队的命令中指出，他部下的军队由于组织纪律松弛，不久将变得对朋友比对敌人更危险；他不允许而且也不能容忍民宅驻兵这种做法。] 这类搞法使得爱尔兰陷入无政府状态，变成了犯罪和逞凶肆虐的舞台，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没有遭受过这样大的祸害。人民再也受不起这样的罪了。现在皮特的目的已经达到，起义挑动起来了。 “爱尔兰人联合会”和皮特。（波兰和普鲁士）[28] 1795年以前，“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成员是在人民中占少数的新教徒。其中许多人都是上了皮特的当。就在那个时候（1793年和以后的几年），从柏林不断有人被派往波兰去组织雅各宾俱乐部，以便为增派军队提供口实。 人民失去自制。卡斯尔里的夸耀 爱尔兰人民忍受着虐待和侮辱，当局用强力逼迫他们去进行真正的起义。菲茨威廉勋爵的被召回在这个国家里造成惊慌和不安。在这之后，为了挑动愤怒和不满，搞出了人身保护法中止生效法案、搜查武器法令、驱逐日落日出之间不在家者法案；接着，许多人被枪杀，因为当士兵呼喊他们的时候，他们由于害怕企图逃跑；抓到的人被送往普鲁士。恩索尔在柏林遇到其中的一些人；法律为那些干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的人开脱罪责。后来建立了义勇骑兵部队；他们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特别是在北方；他们根据既是他们的官长又是地方当局的军官们的命令在光天化日下放火烧房。民兵同义勇骑兵比着干。据说，北科克的民兵当中有些雇用的杀人者发明了松香帽。都柏林市政当局干得更加残忍。马尔波罗街的骑术学校以信奉新教著称，他们那里用皮鞭和三角刑具进行拷打。略加审讯即行就地处决，在对爱尔兰人推行合并政策的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大批爱尔兰人受英国政府的欺骗，义愤填膺，受尽拷打和折磨，他们在狂怒和绝望之中拿起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武器，向自己的敌人展开挑战。这就被叫做暴乱，卡斯尔里夸耀说，他已使密谋发展为爆发。他埋下了炸弹，也是他引爆的。 皮特在英国议会里谋求实现合并，并为此目的防止实行安抚。卡斯尔里在1797年——在爱尔兰议会 卡斯尔里从前在爱尔兰就象皮特在英国一样，是改革的拥护者，直到职务促使他把他那枚炸弹引爆时为止。他在1792年主张改革爱尔兰议会。在1793年仍然一样——支持格拉坦的议会改革提案。但是到了爱尔兰政府易人，坎登接替了菲茨威廉勋爵的时候，随着人事的变动，卡斯尔里对改革的观点根本改变了。1797年，这个狡猾的背叛者、这个恶棍和渺小的畜牲还耍了一个花招：他表示支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明智的和有充分准备的改革计划。可是他当时已经差不多炮制出合并和消灭自己祖国议会的计划了。 皮特在英国议会 恐怖王国（皮特抨击法国的恐怖）为合并做了准备。皮特多年来一面大谈破坏以特权和古老习俗为基础的秩序是天大的罪恶，一面在这种长篇大论冠冕堂皇的政治词句的掩盖下，策划着如何破坏和消灭爱尔兰宪法的基础。而且就在他的这个卑鄙的阴谋接近完成的时候，他还在发表夸夸其谈的演说，要保卫爱尔兰议会的独立。在1795年辩论召回菲茨威廉勋爵问题时，“他谴责这次辩论是公然破坏爱尔兰议会的独立”。当两年以后，1797年福克斯提议向国王陛下上书奏陈征服爱尔兰的最好手段时，就是这个威·皮特表示反对“英国议会干涉爱尔兰事务，因为这样做将是违反宪法的、不适当的和危险的”。这个无耻的骗子坚决反对任何导致爱尔兰繁荣的措施，因为他蓄谋利用它的苦难和惊慌，以便使用合并的办法把它归并于大不列颠。 康沃利斯勋爵统治时期。（1798年8月及以后）。国务秘书——卡斯尔里。合并的把戏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康沃利斯勋爵，此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曾被美国人打败。他当印度总督的时候在消灭民族权利这种事情上又增长了本领。 ║（他在那里让东印度公司兼并了提普·萨希布。）［注：这里指的是印度的迈索尔邦在同英国的第三次战争（1790—1792）中战败后，迈索尔邦的苏丹提普·萨希布把自己的一半领土割让给东印度公司。——译者注］║ 康沃利斯是皮特和通常称为卡斯尔里勋爵的罗伯特·斯图亚特之间的中间人。 ║康沃利斯在印度打败提普·萨希布，但是缔结了一个只能使未来的战争更加不可避免的和约。 1781年10月19日康沃利斯曾经在约克镇投降。║ 几乎又恢复了平静。康沃利斯装出不偏不倚的样子同时欺骗两方面。他鼓励“爱尔兰人联合会”，又刺激保皇派；他今天实行斩尽杀绝，明天又表现得宽大仁慈。但是，他的这一套并没有完全收到预期的效果。一切都使人有理由希望恢复平静，只有用恐吓的办法才能实现合并，他觉得事不宜迟，否则这个国家就会重新清醒起来。 一个对他来说是幸运的事件。法国派去援助爱尔兰起义者的军队的一部分避开了爱尔兰巡洋舰，约一千名士兵在基拉拉湾（爱尔兰西北部）登陆。他们没有遇到抵抗便进入基拉拉，并出其不意地抓住了一名主教和一群巡视教区的神父。有一大批农民投奔了这支部队，这些农民没有武器、没有军装、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法国人想了一切办法把他们训练得可以上阵打仗。他们朝这个国家的腹地推进。距基拉拉几英里的卡斯尔巴的守军是由哈钦森勋爵指挥的。他有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的炮场。莱克将军和他的司令部刚刚到达。法国军队向他们发起攻击。几分钟之内皇家军队即被全部击溃。大约九百名法军和一些农民占领了卡斯尔巴。（人们把这次战斗叫做卡斯尔巴赛马。）英军仓惶逃往图阿姆。 劳思和基尔肯尼两个团（民兵）由于无法后退而向胜利者投诚，而且经过了一小时就全被装备成法国步兵。后来康沃利斯在巴利纳梅克大约绞死了这些人当中的九十人。但是卡斯尔巴的失败对副王来说却是一个胜利；它使已经平息下去的暴乱之祸再起，民兵团的临阵脱逃肯定会使贵族们相信，只有英国才能保卫这个国家。 康沃利斯勋爵不采取行动，起义者竭力利用胜利给他们带来的优势；四万起义者准备在离都柏林仅四十二英里的西米斯的克鲁克特伍德集结，以便同法军会合，直捣首都。 法军在卡斯尔巴耽搁得太久，康沃利斯终于集结了两万军队，用这两万人，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战胜九百人是完全有把握的。他率两万多人直奔｛善农河｝［注：手稿缺损。——编者注］，以便截堵敌军。但是敌军绕开了他：起义者把法军带到了这条河的源头，过了十天卡斯尔里才追上敌军。他为了激起公众的惶恐，使渡河进行得尽可能缓慢。法军在打胜了几个小仗之后在巴利纳梅克投降了，他们被送到都柏林，然后遣返法国。 现在到处又重新开始了暴行；被处死的人增加了。康沃利斯进攻那些还在占领着基拉拉的农民；经过浴血的巷战，这个城市被攻陷了。一部分人成了大屠杀的牺牲品，许多人被绞死，整个地区已经几乎被征服，这时康沃利斯完全意外地宣布休战，无条件允许起义者自由解散并给他们三十天期限，要他们在此期限内或者交出武器，或者准备被消灭；在这期间他让他们自由行动。这段时期对保皇派是可怕的；三十天的休战是三十天新的灾祸，现在政府使公众的惶恐达到了顶点，它指望借此来促使爱尔兰投入宗主国的怀抱。皮特计划的第一步已经胜利完成。 合并 ║皮特明白，现在是设法利用他以前采取的步骤带来的成果以实现立法合并的时候了。║ 爱尔兰贵族慑于大法官克勒尔勋爵的暴政淫威，情愿接受一切。在主教那里，转交财产给教会的诱惑抵消了良心的谴责。唯一的例外：瓦特福德主教马尔利和达翁主教狄克逊。1798年5月22日暴动开始，1799年1月22日合并的建议被提了出来。当时在爱尔兰有四万英军。 这项措施最初是1799年1月22日国王演词中转弯抹角地提出来的。康沃利斯勋爵意外地同九百法军打的那一仗，显然与其 说为了保证胜利不如说为了制造惶恐。 [国王的称号：“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宗教保护者乔治三世”等等。亚眠和约之后删去了“法兰西”。][29] ║皮特明白，现在是设法利用他以前采取的步骤带来的成果以实现立法合并和消灭爱尔兰立法会议的时候了。║ 对克勒尔（菲茨吉本）来说唯一的障碍就是司法机关，他决定加以收买。他把处理破产事务的特派员的名额增加了一倍，恢复了一些职位，并且在给每个郡设置地方法官的名义下又增设了一些职位，在两个月内共设置了三十二个新职位，每个职位薪俸600—700镑。 1799年1月22日议会的第一次讨论延续到1月23日11时（二十二小时）。政府由于公开同一个叫福克斯的律师串通才得到一票的多数。 1799年1月23日5时的第二次讨论一直进行到24日上午很晚的时候；政府遭到了失败。在辩论这个措施的所有的发言中都强调，议会连审议合并问题的权力都没有。后来任总检察长的索林、后来任大法官的普朗基特、当时任财政大臣的约翰·帕涅尔爵士、后来任最高法官的布什、当时任爱尔兰下院议长的奥里厄尔勋爵都发表了这种意见。 劳伦斯·帕森斯爵士等人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个国家处于一位英国大臣的影响之下，这位英国大臣极力恐吓爱尔兰贵族，致使他们又准备戴上几年前志愿兵和国民奋力使他们刚刚摆脱的枷锁。论据是，原本由皮特策划和怂恿的、又因康沃利斯而拖长的起义遭到爱尔兰议会的镇压，还有，引进外国人——德国雇佣兵——来残害爱尔兰人，这没有平息起义的火焰，而是助长了它。最后，主要的论据是：议会无权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合并法令本身一开始在法律上就是无效的并且破坏了当时现行的宪法。 乔治三世在位第二十三年法令“承认爱尔兰无条件的独立并明确地预先规定，这种独立永存不废”。 1799年1月24日，｛下院｝111名议员投票反对合并，105人投票赞成。那天晚上投票的共有216人。缺席84人。 上院在1799年1月22日应副王的要求投票赞成合并。 爱尔兰上院跪拜于政府脚下，但是它的领袖们并不放松自己的利益。政府在下院的失败使他们具有了出乎他们意料的重要性。安斯利勋爵的报告等等证实他们被收买。从爱尔兰征收并由受卡斯尔里委派的处理补偿事务的特派员分配的一百五十万税金，大部分落入爱尔兰僧俗显贵们的腰包。 康沃利斯向自命为“天主教领袖”的人们献媚。天主教主教们大部分因受骗而弄到最令人厌恶的奴颜卑膝的地步。 1797年被重选入新议会的老反对派成员人数不超过50人。 议员之间分歧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天主教问题。康沃利斯以信誓旦旦地保证给予解放来诱惑天主教徒；神父对他俯首帖耳。从来还没有一个教会象天主教会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那样冥顽不灵。它被收买，又被愚弄。1798年，天主教徒被绞死；1799年，对它备加爱抚；1800年，对它央求；1801年，赶它走开。 皮特先生在给康沃利斯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希望在得到50票的多数之前不要坚持采取步骤。大法官克勒尔重新研究了这一点。有成千上万份的呈文和请愿书反对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为了惩罚在都柏林出现的庆贺拒绝合并的活动，士兵奉命向民众开枪，有些人被打死，有些人受伤。 按照两国下院人数的比例，英国下院在实现合并爱尔兰的过程中接受收买、出卖人格、屈从权势的议员，比任何时候的爱尔兰议会都要多四分之一，这一点可以说是完全被证明了的。 1800年2月5日和6日。爱尔兰下院通过合并。 卡斯尔里甚至强迫监狱里的刑事犯在合并的请愿书上签名。 英国的将军们在战时状态下或者在每个人还对战时状态记忆犹新的情况下，没有忘记对实行戒严的地区和流血的农民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搞到一份给议会的呈文。 国王郡的郡长达比先生和炮兵少校罗杰斯走得更远，竟然把两门六磅炮对准法院建筑物的大门，因为该郡的贵族和自由农[21]聚集在那里起草反对合并的呈文。 在从旧议会解散到新议会召开的这段时间，能派人到议会当议员的那些人｛parliamentarypatrons｝利用了上届议会之后的间歇，他们现在开始担心丧失对选举的控制和自己的影响；而对政府说来，则必须下决心采取某种孤注一掷的步骤来取得他们的进一步支持。于是就采用了一项前所未闻的办法。 卡斯尔里公开声称：第一，凡选举议会议员的贵族，每选举一名议员，将得现款15000镑；第二，凡买得议员席位者，所用钱款将由爱尔兰财政部偿付；第三，凡由于实行合并而受到损失的议会议员或其他人，其损失将全部予以补偿，为此将拨款150万镑。换言之，一切支持这项措施的人都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从收买银行拿到一份。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发表这样无耻的丑恶的声明。这个声明起了作用：在议会开会之前保证卡斯尔里可以得到超过半数8个人的微弱多数。 1800年在合并问题辩论过以后，他履行了自己的许诺，提出向爱尔兰人民征收150万镑税金的法案，名义上是为了支付补偿费，而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的代表们背弃荣誉出卖祖国的行为支付收买费。乔治三世同意了这个为补偿议会议员失去做罪恶买卖的机会而征税的法案。 合并法案只遇到了软弱无力的反抗。1800年1月和2月的投票强有力地保证了政府的成功。 善农勋爵因指派下院议员得款………………………………………………45000镑 伊利侯爵得款…………………………………………………………………45000镑 克兰莫里斯勋爵除取得英国贵族称号外得款………………………………23000镑 贝尔维德尔勋爵除受贿外得款………………………………………………15000镑 赫丘利斯·兰格里什爵士得款………………………………………………15000镑 1800年1月15日国王演词，辩论持续到了16日11时。（60名议员缺席。他们不是政府的拥护者。） 2月5日再次投票。卡斯尔里在长篇演说之后，向下院提出了同英国议会所通过的一样的合并提案。经过整整一夜的辩论之后，第二天早上11时举行投票。 议员——300人，缺席27人，还有273人。158票赞成卡斯尔里的提案，115票反对，43票的多数。（出席273人。） 在维持秩序的借口下军队包围了下院，实际上是为了恐吓。（一个团的英国军队。） 特罗伊主教、拉尼根主教等人上了副王的当，他们出卖自己的祖国并无耻地背叛自己的教徒群众，促进了合并的实行。暴动使天主教徒基本群众感到害怕，他们不能加入这个运动。除那150万镑之外，卡斯尔里还拥有来自英国的无限制的秘密工作经费。把英国职员和官吏弄进了爱尔兰议会，以消灭这个国家的宪法。——爱尔兰归属于英国，这给英国带来的是：债务增加，本国议会贪污受贿之风加剧，国务部门政事紊乱，帝国之完整日益可危，除这些之外，没有任何成果。合并在表面上是通过了，但是距离实现实质上的合并却比任何时候都远了。卡斯尔里在1800年第二次投票之前公然收买了25名议员，因而支持政府的多了50票。皮特和卡斯尔里就是用这种办法通过了合并。 ※※※ 关于合并的进一步详情 爱尔兰议会议员只有几年的任期。他们怎么能够投票赞成自己被解散和议会被永远取消呢？如果给爱尔兰议会以破坏宪法的任务，那么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任务给予英国议会呢？为什么不以国王的名义颁布法律呢？没有诉诸民众。在苏格兰那样做过，在爱尔兰没有敢那样做。甚至连衰败城镇的居民也是只要一提起合并就反感。 1800年时的爱尔兰议会是1797年选出的，任期为八年。 合并是在战时状态的高潮中通过的！相反，1741年英国下院的决议说，“在选举议会议员的时候有武装士兵在场是对臣民自由的粗暴破坏和对法律与宪法的公然蔑视！” 爱尔兰的战时状态法案是从1798年起义开始时制定的，1799年重新制定，1800年再次重新制定，但实际上应当把它看成是以前（1799年）通过的法令的继续；1800年的法令在1801年被联合议会未经任何审议就延长了很短一个时期！ 合并法令就是征服法令（恩索尔）。 爱尔兰同英国合并是克伦威尔的计划。它是蒙克的荒谬主张之一。英国政府实行合并，这意味着取消爱尔兰立法会议，它所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剥夺爱尔兰的政治影响和权力并把爱尔兰的财产和人民交由英国任意摆布。 英国政府在保证让瑞典取得挪威时曾提出挪威在合并于瑞典后保有独立的议会作为条件。 刚刚一宣布必须实行英爱合并，格伦维尔勋爵就宣称：“对我们来说，汉普郡不应当比汉诺威更宝贵。” 民众敢于在战时状态下，在人民社会安全保证已全部停止生效的情况下举行集会（和请愿）。1799年下院亦如此 人民普遍不满。尽管郡长们受命必须制止递交请愿书，军队又对集会横加阻挠并驱散与会者，但是人们照样举行集会和抗议；例如在伯尔，罗杰斯少校甚至出动了大炮来对付当地的集会。在都柏林，人们仅仅听到了一点关于计划中的合并的传闻就象1759年那样举行集会。群众举行集会的城市有：拜尔法斯特、里美黎克，德罗赫达、纽里、梅里波罗、卡里克费格斯、波塔当等；举行集会的郡有：都柏林、科克、里美黎克、威克斯弗德、卡万、朗弗德、梯培雷里、高尔威、莫纳根、弗马纳、基尔肯尼、米斯、卡尔洛、国王郡、女王郡、利特里姆、基耳德尔、达翁、西米斯、阿尔马、克勒尔、劳思、多尼果耳、梅沃、威克洛、提朗、安特林、瓦特福德。这样，大小城市和郡的居民不顾恐怖和阻挠都纷纷请愿反对这个不祥的措施。 爱尔兰下院的主张是同他们一致的。虽然它只不过是一个虚设的代表机关：第一、由于衰败城镇制，第二、由于选举的性质（简直是闹剧），正象编年史学家指出的，“由于一些人害怕、一些人敌视，结果选举只剩下了形式”，但是下院在1799年曾以111票对105票否决过合并！ 1800年的收买等等 英国政府又采取这个手段。道德空前堕落。跟我们一起投票，要么就腾出你的席位！公然进行卑鄙的收买！向恶棍们进行任何形式的贿赂。埃奇沃思先生说，有人提出让他腾出议会里的席位，以便选出更合适的人来代替他。职位直接赏赐给一个人或在许多人当中分配；增加年金，做出无穷无尽的许诺。教会为日益发展的肮脏交易大开方便之门：一连三次拨出多少教区，三次拨出多少主教区，赏赐给那些同支持合并的议会议员是朋友的教士。陆军和海军，政府各部和封地——这一切都摆上了合并拍卖场。投票赞成取消议会能使法学家有希望当上法官。下院议员将成为勋爵，而勋爵将取得更高的爵位。 光是在下院，受英国大臣任命占据着超限额设置的职位的人就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通过合并的那一年，即1800年，颁布了三十五道改选议会议员的国王诏书！在合并问题上用于收买的钱有很大一部分落进了领主们、当然还有许多城镇占有者们的腰包——1801年联合议会为补偿城镇占有者竟拨款622000镑！这622000镑是占有｛英国｝［注：手稿缺损。——编者注］城镇的商人们向占有爱尔兰城镇的商人们支付的第一笔钱！ 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收买，如此快地给予报酬和激起诱人的希望之后，在下院第一次｛投票｝时少数派仍然反对合并。下院里只有84名议员选自郡、城市市区和大学，而选自｛衰败城镇｝［注：手稿缺损。——编者注］的则有216名。议员只要收受一点贿赂就失去出席议会的权利；那么，在收买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的贿赂不就应该把合并法令从法典里取消了吗？ 对叛卖的天主教上层及上层阶级中追随它的少数天主教徒的公正惩罚 康沃利斯（皮特）保证给他们以彻底的解放。基尔肯尼的天主教僧侣和拉尼根主教无耻上书康沃利斯。但是，从下面的叙述中将可以看出，国王乔治三世同意合并是把它看作不向天主教徒作进一步让步的手段。皮特在1801年提出辞呈，理由是国王没有履行向天主教徒许下的诺言。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他是不想在同波拿巴停战时期当首相。后来，他又重任首相，没有宣布给天主教徒任何好处。 乔治三世在由凯尼恩勋爵发表的信件中说，他愿同意合并，认为合并可以永远防止向天主教徒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 他在1801年2月1日给皮特的信中讲了如下一段话：“当关于爱尔兰的提案以议会两院共同上书的形式呈交我的时候，我对为此被派来见我的贵族和绅士们说，我将高兴地立即把这个提案发往爱尔兰，但是我不能不把他们作为私人看待而告诉他们说，我同意与爱尔兰的合并主要是因为我相信，由于两个王国的国家教会的统一，对罗马天主教徒的任何进一步的措施均告结束。” 关于合并的合法性 1782年总检察长司各脱（后为克朗梅尔勋爵，皮特的主要代理人等等）关于反对英国篡权的声明，在1800年被爱尔兰两位先后任职的总检察长所重复。威廉·索林先生在议会的席位上宣称，他认为爱尔兰的代表无权要求立法合并；被选出并被授以此种权限的议会所发布的任何法规，在宪法上对爱尔兰人民将没有约束力。他在自己被任命为总检察长之后再也没有重复过他的怀疑论调。 普朗基特先生做过同样的声明，但措词更强烈一些，因为他讲话既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他的儿子；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当了总检察长。 在所有关于合并的辩论中都强调，议会连审议这个问题的权力都没有。索林、普朗基特（后来任大法官）、爱尔兰最有才干的律师——法学家博尔、爱尔兰的首席法官菲茨杰拉德、后来任法官的穆尔、当时任财政大臣的约翰·帕涅尔爵士、后来任最高法官的布什、当时任（爱尔兰）下院议长的奥利尔勋爵都做了这样的发言。 1799年1月。爱尔兰下院。普朗基特（阿丁顿内阁的爱尔兰副检察长）说：“我告诉｛你们｝［注：手稿缺损。——编者注］，如果你们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这个法令，那它将是根本无效的，爱尔兰没有一个人有服从它的义务。” 1802年5月7日，福斯特在1802年联合下院说，卡斯尔里在爱尔兰使用国家的钱来收买支持合并的票。 格雷（后来为勋爵）1806年5月在下院说，“这些支持合并的票是通过收买取得的”。 “手中握有城镇的商人们和挂名肥缺占据者们的这个法令是完全要不得的，它是反爱尔兰人民的。”（恩索尔） 英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合并的看法 霍兰德勋爵：英国人受到了（因为合并而造成的）损害，特别是因为它为议会大兴腐败之风出了那么多钱。霍兰德勋爵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讨论合并问题准备通过的时候说：“它同一切争取议会改革的人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上院由于有了爱尔兰贵族的代表而扩大了队伍并从而巩固了它的特权。爱尔兰的整个贵族阶层依靠以国王为支柱的衰败城镇而存在。] 乔治·蒂尔尼在合并生效前谈到它时说，它将毁灭大不列颠。它既毁灭了爱尔兰，也毁灭了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奴役使英国人民完全成了征税的对象。这次合并没有产生坎宁坚持合并的主张时所许诺的天下太平的局面，而是产生了新的严酷的法律、非常的权力和无穷无尽的动荡。用一些小自由来蒙骗爱尔兰。 “1800年的合并是被合并民族的灭亡，是合并者民族的苦难之源。”（巴林顿） ║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7年2月14日通过一个爱尔兰消费税官员之口就爱尔兰西部“打场者”的骚动讲了如下一段讽刺性的话：║ “他毫不怀疑，在完全废除人身保护法的情况下，在认真执行战时状态法的情况下，在六万正规军的帮助下，爱尔兰对英国来说将成为一块宝贵的领地，将提供一大笔收入，凭这一大笔收入，再在约翰·纽波特爵士的帮助下每年借二百万或三百万的债，或许差不多可以给维持秩序的军队和征收关税的海关官员发放薪饷，以及给政府的支持者支付报酬和年金。”[30] 关于1807年通过、1809年还继续有效的爱尔兰反暴乱法案。 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9年12月9日说：“对爱尔兰人生气；因为——到底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存在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呀！对他们生气，因为他们活着，而且还想享受生活的乐趣！这些爱尔兰人是十足的二流子，所以他们想活下去，而这对我们会构成危险！”……“任凭我们，象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因这大约五百万爱尔兰人继续活着而对他们生气，任凭我们仇恨他们、咒骂他们，任凭我们希望他们的岛国沉入海底，但是他们却活着，而且继续活着”……“因此对他们生气就象对雷电生气一样没有用处。” 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1年2月20日说： “英吉利民族似乎真的愿意在爱尔兰问题上被引入歧途，可是不依它的意志为转移，它的愚蠢而低级的愿望必将落空，这对它说来是多大的耻辱啊！因为它总会听到、看到、体验到真理的。任凭英国人怎样把头藏在风帽和雨衣里面，任凭他们付给那些宽慰他们忐忑不安的恐惧心情的骗子们多少钱——这一切都将毫无用处。爱尔兰！爱尔兰！爱尔兰！不管他们耍什么可鄙的花招，爱尔兰都将以其威严可畏的本色出现在他们面前。” 恩索尔。“爱尔兰及其脚下的基础承受着英格兰及其帝国的越来越大的重压。”（目前要向英国支付五百万镑，这些钱是付给在外地主[7]的，等等。） 柯伦。它（爱尔兰）“认为，政治血液的循环只能靠体内心脏的活动来进行，而不能从体外来维持”。“我们政府使用的工具简化到了极点，只剩下了税吏和刽子手。”随着合并的实行，“连表面上的民族独立也全都埋进了安葬着我们的立法的那同一墓穴里；我们的财产和人身都被置于另一国家颁布的法律支配之下，这些法律制订得就象出口的靴鞋那样，穿鞋的人得尽可能去适应鞋子……实际上，这套计划的轻率妄为、专横跋扈，目光短浅的提出者的真正意图，就是要一下子把你们自己管理自己税收的权力剥夺净尽，此外还剥夺你们的另外一项其重要性不亚于前者而事实上也总是与税收密不可分的权力，这就是强行夺走你们对和平与战争这一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的任何一点点决定权，把一切都置于英国大臣的控制之下。正是这项通过令人憎恨的合并得来的权力象磨盘一样挂在了英国的颈项上。从那时起直到目前，英国就在充满破坏和毁灭的战争中进行着自我消灭！[31] 恩索尔：“英国内外都陷于瘫痪。”爱尔兰战争使卡斯尔里当上了英国大臣。他指责英国“对待税收问题是无知的和不冷静的”。“整个下院是一座充满虚伪、欺诈、谎言、不义和贪污腐化的迷宫。从合并时起，在英国议会里人们做事就没有一点点羞耻心，丝毫不重视事实，不顾后果。” 1828年，《纪事晨报》说：“按照我们的看法，仇恨合并是所有爱尔兰人唯一一致的一点。合并无论对爱尔兰还是对英国来说都是不妙的措施！” 配第说：“英国近五百年来总是由于干涉爱尔兰事务而吃苦头。” 英国之所失 ║议会的爱尔兰议员——在下院里受贿和腐败之风大长。政府方面的篡权愈演愈烈。║ “当合并的推行者卡斯尔里需要为曼彻斯特大屠杀辩解的时候，爱尔兰议员是怎样地踊跃向前！他们是怎样全体一致地投票赞成六个法令！”[32]（恩索尔） “对法战争在英国加强了国王的特权，增加了开支的拨款和用于收买的经费。合并就是靠这些钱实现的，而合并又使掠夺者和挥霍者的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变本加厉。”（恩索尔） ║爱尔兰是维持一支庞大常备军的理由之一。║ 由于合并，这个国家的军队运送到那个国家实际上就成了外国雇佣军。和平时期的军役。 英国下院。“下院的人数增加，还有，它所审议的事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纷繁复杂，这就使多数议员对这些事务的注意力减弱了。在苏格兰同英格兰合并之前，下院有513名议员，那个时候，全国性的事务优先于私人性的事务。当时立法机关每天早晨开会。在议长就位时不到者要罚款，整天缺席者处罚得更重。现在下院有658名议员，但是，哪一天议长就位时都有十分之一的议员缺席。常常是在几乎全院缺席的情况下议事。”（恩索尔） “一国被另一国以任何形式侵占都同样要损害两国的自由，把一个国家兼并过来就是继承了一份有失无得的遗产，因为把这个国家兼并过来的那个民族要规规矩矩地服从自己的统治者，为的是让他们能够在被兼并的国家里防止发生骚乱；它在本国服从是为了在国外维持无益的、常常是代价高昂的统治。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全部实质之所在……当全世界在罗马贵族面前俯首听命的时候，罗马公民却陷入穷困和奴役。在一个国家里对自由的任何轻视都要导致另一个国家里自由的丧失。”（恩索尔） “关于革命原则的议论！后来是威廉四世的克拉伦斯公爵1793年把废除奴隶贸易的努力说成是‘法国革命的平等原则’的一部分。” “请你们不要说，英国永远不会同意解除爱尔兰的合并；请你们不要再说，不论用强力还是用恐吓都永远不能迫使英国这样做。英国人是最禁不起恐吓的……当英国人高喊‘不要吓唬我们’的时候，这是黑夜中的胆小鬼唱歌。不要吓唬英国人！……不要用爱尔兰来吓唬英国人！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让人们看到的就是恐惧、停滞、忿恨。英国有无数的法律压制爱尔兰的手工业、制造业和贸易，压制作为宗教集体、作为政治集体的爱尔兰人民，这些法律都证明着英国的无限恐惧……而且，显然是忌妒、怀疑、不安促使它强迫爱尔兰接受合并，它通过合并为自己取得的却是它竭力要避免的灾祸。”（恩索尔） 爱尔兰没收土地的情况 威·配第爵士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断言：“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爱尔兰的大部分土地都被没收。” 实际上，整个爱尔兰被没收过三次，一而再，再而三。有些时候，没收搞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由于要出售的土地过多，土地的市价跌到上一年平均价格的四分之一。劳伦斯指出，“从1654年到1660年，不仅冒险家[7]和士兵，而且所有手中有钱的人，都搞土地买卖，因而一年之内就得到比以往七年之内花三倍价钱能够弄到手的还要好的地产”。 这种用武力去侵犯和转移地产权的情况由于皇家法官所进行的别有用心的调查和活动而加剧。当克兰首领死去时，如果发生按爱尔兰习俗处理遗产的情况，土地便加以没收，因为这种习俗与英国法律不相容。｛而如果｝［注：手稿缺损。——编者注］土地按照英国的法律进行转让，那就要被宣布为非法，因为，法官们断言，应当按照布雷亨法转让。因此，土地横竖是要被没收，而王室则成为唯一的继承者。这样一来，不论是在和平或在所谓暴乱的情况下，地产权都成了刁难的对象，人民遭到有计划的掠夺。有时人民就举行起义，象爱德华二世和查理一世时期那样[33]。哈里斯指出造成后面这次起义的原因是：“荒谬的严酷和无理性的残忍；某些人贪婪得发疯，心狠得发狂；最后是害怕遭到彻底的灭绝。” 苏格兰同英格兰的合并 苏格兰和英格兰——同一个岛的两部分。当时居民同英格兰相比有所不同。苏格兰当时既无内忧又无外患。苏格兰只有军队三千人（笛福）。而且是在即将选举苏格兰议会的时候，选民得到通知，要他们选派代表去决定两国合并的问题。当合并第一次在苏格兰议会提出的时候，议会以64票的多数赞成合并。苏格兰靠合并保证自己能以共和方式管理教会。这样，长老会就依法成为国教。在爱尔兰合并的时候，只有十分之一居民信奉的宗教被宣布为国教。合并法令宣布它永远为法律所承认。但是，1713年英国下院［注：恩索尔的书上是：上院。——编者注］｛仅｝以4票的多数否决了废除苏格兰合并案。 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 摘录和札记的概要[34]< Ⅰ．1778—1782年。（立法独立）。（天主教徒） ║（ａ）1778年以前，严格遵行惩治天主教徒法典。 十八世纪时美国独立战争以前的爱尔兰议会的状况。波伊宁兹法（亨利七世法规，起草人是他的总检察长爱德华·波伊宁兹爵士）[5]。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 对英国的一点反抗只表现在贸易问题上。在外地主[7]的势力（主要是在上院）。 （ｂ）1778年，爱尔兰议会减轻了惩治法典的严酷程度，允许天主教徒租佃土地。这是美国战争和法国同美国签订条约（1778年2月6日）的结果。║ （ｃ）组织志愿兵。争取自由贸易的运动。英国方面最初的让步 ║1778年6月，对法战争开始。1779年夏，西班牙国王加入合众国和法国的同盟。它们的联合舰队袭击普利茅斯（1779年8月）。大有入侵爱尔兰之势。 志愿兵——爱尔兰武装新教徒运动[11]。[（1780年2月26日——俄国首倡武装中立。）]1779年爱尔兰没有军队驻守。 武装社团，最初是地方的和省的，北方的最强。开始是防御入侵。新教徒租佃农场主最先响应这个号召组织了起来。天主教徒给予协助。不久，志愿兵就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贸易自由”（也就是输出自由）和把爱尔兰的工业和贸易从英国强加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达到贸易和工业领域中的自由）。英国中止、禁止爱尔兰工业品输出；用自己的产品充斥爱尔兰市场。不输入不消费协议。在志愿兵的运动中——所有的阶层打成一片。 1779—1780年的爱尔兰下院会议在人民的这种强大压力下进行。 格拉坦提出对奏书的修正案，其中谈到║ “资财不断外流，落入在外地主之手，我国贸易不幸被禁止”；他要求“开放自由的出口贸易”。 ║赫西·伯格（首席法官）的修正案：║ “如今要把我们的民族从日益临近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不能靠临时手段。”[14] ║一致通过。志愿兵公正地把这个成就归功于自己。他们的人数增加了，自信心加强了。诺思勋爵的高傲。任何措施也没有采取。｛要求颁布｝不输入不消费法令的呼声遍及爱尔兰全国。都柏林（市）的决议。都柏林志愿兵选举伦斯特公爵威廉为指挥官。不久组成四个省的地方军，查尔蒙特伯爵开始任奥尔斯脱军总司令，不久任全军总司令。 自由贸易成为志愿兵的口号。詹姆斯·奈珀·坦迪——指挥都柏林志愿兵炮兵，炮口上挂着标语牌：“自由贸易或者立即革命”。同时：1781年10月19日康沃利斯在约克镇（弗吉尼亚）投降。 1782年11月30日。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巴黎初步条约。 现在诺思勋爵害怕了。美洲已经丧失。 英国下院。1781年11月24日。国王演词。1781年11月25日，英国议会开会，最初的几个让步法案得到国王的批准。 1781年12月2日。现在急急忙忙废除这些限制贸易和工业的法律，但是诺思打算一项一项地审议这些法律，把时间拖得很长，一直拖到会期之末，再也不搞别的事情。另一方面，现在爱尔兰志愿兵明白，英国议会是在让步的借口下确立它自己对爱尔兰的立法权力。自由议会现在成了自由贸易的补充口号。爱尔兰十四个郡立即庄严发誓不惜生命和财产以争取爱尔兰立法会议的独立。 几乎每一个战斗部队和每一个社团都通过决议：他们除了国王、爱尔兰上院和下院制订的法律之外，不再服从任何法律。 当时的情况是：波伊宁兹法规规定爱尔兰立法会议服从英国总检察长和英国｛枢密｝院，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的法规又规定它服从英国议会的法规和英国上诉法院。 爱尔兰的常备军独立于议会，它的地位是由英国法规、无限期的惩治叛乱法案和王室世袭收入决定的。 爱尔兰法官的任职必须以使英国大臣满意为条件，而他们的薪俸仅够维持生活。 爱尔兰议会两年只开一次会。英国总检察长有权监督它的活动，而英国枢密院则有权改变和否决它所通过的法律。在爱尔兰个人自由没有保障：人身保护法[17]无效。 1781年10月9日。爱尔兰下院。对志愿兵的努力和长期服役表示感谢的决议。一致通过。 这把英国政府贬低到从属于志愿兵——自行武装、自行管理、自行训练的社团——的地步；这时，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不列颠帝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现在——定期公开举行志愿兵协商会议。志愿兵大军中还有天主教徒队伍参加，由新教徒军官指挥。号召把“同英国的关系仅仅”看成“是联邦关系”。要求废除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 奥尔斯脱的武装社团首先选举代表准备出席全国大会发表自己的意见。1782年2月15日丹甘囊会议。通过著名的关于权利和滥用权力的宣言。25000名奥尔斯脱士兵的代表。 会议决定指派九名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在都柏林进行活动，以同其他志愿兵社团保持联系，同它们商讨如何实施丹甘囊决议。爱尔兰所有的志愿兵部队都接受丹甘囊决议。 这对爱尔兰下院产生了压力。它两年开一次会，因此，一次要批准对政府的两年拨款。现在下院决定只批准对王室的六个月拨款。这起了作用。║ （ｃ）爱尔兰独立宣言 ║爱尔兰志愿兵部队和市政机关的行动一天比一天认真，一天比一天坚决，下院的声音也一天比一天严厉。诺思勋爵更无能为力了。 1782年4月。罗金汉侯爵的内阁（有詹姆斯·福克斯参加）。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的波特兰公爵1782年4月14日抵达都柏林，应于4月16日同爱尔兰议会见面。 1782年4月18日乔治三世致英国议会的咨文，谈到必须║ “彻底解决同爱尔兰的关系问题”。 ║英国下院表示完全同意。 1782年4月16日下院。波特兰想把事情拖一拖。格拉坦告诉他这不行，因为这会引起乱子。希利－哈钦森：总督命令他宣读国王关于“彻底解决”的咨文。格拉坦对回奏书的修正案，其中声称，爱尔兰是║ “一个有自己的议会的单独的王国，议会是它的唯一的立法会议”等等。 ║乔·庞森比（代表波特兰）支持这个修正案。一致通过。恰恰在这一事件的前后——志愿兵军团通过坚强有力的决议。这场革命是靠他们的坚定性完成的（甚至菲茨吉本和后来是克伦梅尔勋爵的约翰·司各脱也在1782年4月16日由于害怕而变成了爱国党人）。在这之后，波特兰立即向英国发出两份报告，一份是正式报告，另一份是给福克斯的私人机密报告，报告里讲的是让步的必要性（同时保证，他将通过查尔蒙特去影响志愿兵，利用弗拉德和格拉坦之间的分歧去影响下院）。 爱尔兰议会休会三周，等待国王的答复。 与此同时，进行着志愿兵的公开检阅（当时作战人员有十万）；另外，爱尔兰人几乎占英国整个陆军的三分之一，还有许多水兵。 1782年5月27日爱尔兰下院开会。波特兰的代国王演词。他将接受所有的要求，英国议会也准备这样做。国王将同意制止在王国枢密院里撤销法案的法令，把关于军队的法令（惩治叛乱法案）的有效期限制到两年（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阿谀之词）。糊涂虫格拉坦提出了感恩的奏书。他说，║ “不列颠政府放弃了任何统治爱尔兰的权利……我们认为无保留地废除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的决定是无比英明的措施”，“两国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宪法方面的问题了”。 ║格拉坦的奏书被通过（只有两票反对）。巴格纳尔提议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确定拨多大一笔款项来以民族的名义奖给格拉坦。 英国人害怕了。急忙通过关于向爱尔兰让步的法案。英国议会废除了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此事得到国王的批准，立即通知爱尔兰副王，副王当即转告志愿兵全军。 爱尔兰下院，1782年5月30日。巴格纳尔关于格拉坦的提案再次提出。波特兰提议，在拟议中的由王室给予格拉坦的赠礼当中可包括“凤凰公园里的副王宫”，爱尔兰最好的王宫。当然被否决。格拉坦从下院得到的是五万镑。║ Ⅱ．1782年（宣布独立之后）至1795年 （ａ）1782—1783年。（改革法案的破产，志愿兵的屈辱） ║某些减轻天主教徒惩治法典严酷程度的微小措施。来自受都柏林堡[13]指使的伪君子的抵制。但是被通过了。让步极其有限。 最后，福克斯本人在英国议会宣称，║ “废除这个法规”（乔治一世在位第六年法规）“不能是孤立的措施，应当同时彻底解决问题”，“应当着手缔结一项能为双方议会通过……以便最终成为两国间不可动摇的协定的条约”。 ║这暴露了副王的伪善，表明了格拉坦的愚蠢。弗拉德暂时还在下院得到微弱的支持，而志愿兵是积极支持他的。 1782年7月18日。弗拉德请求允许提出一个确认爱尔兰的立法等方面独立的法案。没有经过投票就决定，这个法案连提出也不允许。（格拉坦！） 1782年7月27日，爱尔兰议会。波特兰宣布闭会放假。他在闭幕词中说：“牢牢地信守这个协议”等等。 罗金汉侯爵死于1782年。福克斯和诺思的联合。波特兰去职，接替者是坦普尔伯爵（后为白金汉侯爵）。他的首席国务秘书是格伦维尔先生，后为格伦维尔勋爵。他的统治——从1782年9月15日到1783年6月3日。 现在花名册上有十五万多志愿兵。有许多天主教徒参加。他们决定不再服从——而且不允许人们服从——在英国为爱尔兰通过的任何法律或法规。从那时起——全面停滞。地方当局，律师也照此行事。陪审员不依照这些法律进行判决。许多重要的法律停止生效。 议会分成了弗拉德派和格拉坦派。后者（根据辉格党人的暗示行动）总是占多数。英国政府决定加深由此产生的民族分裂。不列颠议会某些议员的不明智行为对此起了阻碍作用。 乔·杨爵士在英国下院。曼斯菲尔德勋爵在皇家法院。阿宾登勋爵在上院。 志愿兵号召全爱尔兰拿起武器。十二万多人。弗拉德在他们当中拥有极大的威望。英国政府又陷入惊恐。 1783年。乔治三世在位第二十三年法令。英国议会在立法方面的任何干涉权和英国的上诉裁判权都被废除。未经辩论即通过。 英国的这个放弃权利法令使爱尔兰议会在爱尔兰人民的心目中威信扫地，证明它要么是无能，要么是叛卖——否则这个法令就是多余的。现在的口号是改革爱尔兰议会。 爱尔兰议会。衰败城镇制。下院议员是由个人，特别是贵族派定的，而贵族是由国王册封的，这些贵族通过代理人在下院投票。议会里的席位是用钱买的，而席位的使用权又被卖出以换取官职。行政权的代理人们也做这种买卖。志愿兵认真地调查了事实，等等。有一名贵族指派了九名下院议员，等等。只有四分之一的议员是人民自由选举的。在丹甘囊再次举行志愿兵代表会议。1783年11月10日被宣布为都柏林爱尔兰大国民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日期。会场在圆形大厅。英国大臣们知道，如果在爱尔兰实行了改革，那就无法阻止在英国实行这种改革。另外，英国的贸易竞争。查尔蒙特以欺骗的手段当了主席。通过改革方案，由弗拉德向下院提出。国民会议宣布继续开到得到答复为止。 政府不允许提出弗拉德的法案，因为他来自武装会议。 政府知道，议会如果取得胜利就意味着不仅国民会议而且志愿兵也将遭到毁灭。法案以158票对49票被否决。多数派的158名代表都是挂名肥缺占据者，象1800年一样。通过了带有侮辱志愿兵性质的给国王的奏书。查尔蒙特施用诡计解散了国民会议。现在在志愿兵和人民当中进行着狂热派（查尔蒙特）和解放派（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伦敦德里的主教布里斯托尔伯爵主张彻底解放。拜尔法斯特志愿兵呼吁书就是以这个精神写的。）愚蠢的查尔蒙特提议向下院提出新的、“市民的”、非军事的“改革法案”。当然被否决了。现在开始了温和的议会主义时期。志愿兵在这次打击之后又支撑了几年，但逐渐走向衰落。辉格党演说家（格拉坦等等）丧失了威信和影响。║ （ｂ）1783年底至1791年。（“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建立） ║1783年12月，皮特——首相。拉特兰公爵——副王。奥德——大臣。拉特兰。死于1787年10月。 拉特兰公爵——副王。（奥德——首席国务秘书。）1783年12月—1787年10月。 在下院，多次试图改革均未成功。 奥德的贸易提案。 1784年5月。格里菲思向下院提出调查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的贸易关系；他希望保护爱尔兰贸易免受英国竞争。政府扣压了他的这个提案。 1785年2月7日奥德宣布将提出并于2月11日正式提出十一条贸易提案。这个计划是作为某种互惠提出来的。一项须付之以十四万镑新税的恩惠。 1785年2月22日，皮特向英国下院提出二十条提案。按照英国的精神改造过，然后送到爱尔兰去。半个地球都禁止爱尔兰船舶航行。爱尔兰商品也遭到禁止。爱尔兰被剥夺全部关税立法权，等等（见第22页）［注：这里以及后文中，马克思提示的是手稿主体部分的页码（见本卷第47—48页）。——编者注］。 爱尔兰下院。1785年8月15日，经过前几次会议的激烈辩论之后，奥德被迫在会议期间把自己的法案收回了，而且是永远收回。奥德的提案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合并方案。 1785年8月11日，柯伦以“不仅仅用语言”反抗相威胁。 1785年8月12日，柯伦说：║ “这个法案预示着放弃爱尔兰的宪法和自由。” ║1785年2月14日，爱尔兰下院。关于扩大民兵的法案。为了对抗志愿兵。（给民兵拨款两万镑。） 1784年再次提出改革的要求。都柏林郡的郡长亨利·赖利根据要求于1784年10月25日召开本郡大会等等，选派国民大会的成员。他为此被皇家法院[19]根据王室的要求逮捕。 1785年2月24日，布朗洛就逮捕一事提出谴责这个法院的成员的提案，要求表决。以143票对71票被否决。 用收买手段收回对暴力做出的让步，这种做法始于1782年，而在奥德的提案失败后大大加强了。 1786年3月13日，爱尔兰下院。福布斯提出关于限制年金金额的法案。失败了。 1787年3月12日。福布斯又提出自己的法案。又失败了。 在爱尔兰不存在大臣们的责任心。 1787年1月19日，爱尔兰下院。因人民的贫困、什一税、过高的地租、在外地主制、苛刻的租佃条件、虐待而引起的南方骚乱，等等。（1791年底，“爱尔兰人联合会”，政党同农民联合了起来，北方的共和派。） 1786年。总督的议会开幕词中提到南方“频繁的骚乱”，提到基尔肯尼的“正义团”[20]。但是，当时政府提出的唯一法案就是遭到都柏林城请愿反对的都柏林警察法案。 1787年。副王的演词在这个问题上更具体得多。菲茨吉本指责大地主压迫人民和策动他们进行反教会的骚乱，请求扩大职权。 1787年1月19日。菲茨吉本说克黎发生骚动，等等。“赖特上尉”。后来遍及曼斯特，等等。他们的目标——什一税，其次调整土地价格，提高劳动的价格，反对征收炉税和其他的税。 柯伦在辩论中说：║ “你们可以谈论发展贸易……但是，我的天啊，这与不幸的农民有什么关系？” ║1787年2月19日。关于“正义团”的法案。法案以192票对31票被决定移交给委员会。这个法案使英国提出的反骚乱法令得以通过。 1787年2月20日：有人提议把这个法案限制在科克、克黎、里美黎克、梯培雷里。这个提案未经投票即被否决。按照这个法案，宣誓等等要判死刑。 1787年3月13日。什一税。格拉坦提议：如果到下次会期开始时恢复了平静，下院应研究什一税问题。这个提案未经投票即被否决。国务秘书英国人说，║ “他根本没有听说过这种苦难”，他将“永远不会同意议会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反骚乱法令恰恰是由那些被菲茨吉本指责为压迫人民并策动人民反对教会的大地主来执行。 白金汉侯爵（前为坦普尔伯爵）——再次担任副王。1787年12月16日—1790年1月5日。（奥德——国务秘书！）（菲茨赫伯特——首席国务秘书。） 在这个时期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发生影响。 爱尔兰下院。1789年4月21日。关于剥夺消费税官员选举权的法案。以148票对93票被否决。 1789年4月25日。都柏林警察局。决议案：它本身有着║ “浪费而无用的保护制度”。以132票对87票被否决。 ║摄政法案，1789年。乔治三世若干时候以来已经精神失常，人们一直掩盖着，1788年底，再也无法掩盖了。大臣们在给白金汉勋爵的回奏书稿中自吹自擂。 1789年2月6日格拉坦提出修正案。（人们认为，如威尔士亲王摄政，福克斯将任首相。）未经投票表决即被通过。 1789年2月11日，大臣们力图推迟关于摄政的辩论；他们正式提出的理由是必须看到英国议会的决议（规定亲王为权力有限的摄政王的决议）。（这样的决议1月23日就在英国通过了，亲王也于1月31日表示了同意，但是爱尔兰政府还没有收到决议。）延期讨论法案的提议被否决。亲王被确认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爱尔兰摄政王。未经投票即被通过。 1789年2月12日。康诺利提议通过奏书，2月17日取得上院的同意。2月19日送交白金汉。后者拒不转呈，2月20日派定前去晋见亲王的代表团。通过对白金汉的谴责案。1789年2月27日，（下院的）代表团向下院转寄一封信，亲王在信中表示“热烈的感谢”，1789年3月20日亲王就他父王康复一事给爱尔兰下院写了一封更加热情的信。║ 威斯特摩兰伯爵约翰·费恩统治时期（首席国务秘书是后为白金汉郡伯爵的霍巴特）（1790年1月5日—1795年1月4日） ║下院，1790年2月4日。印花税官员的薪俸。（提议予以降低和整顿。以141票对81票被否决。）（柯伦在自己的演说中隐约地提到法国革命。） 1790年2月11日，福布斯提出一份奏书，描述和谴责了不久前的几桩授予年金的事例。以136票对92票被否决。 柯伦后来宣称（1791年2月12日在下院的演说）：║ “在1790年议会开会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总是以爱尔兰人民的名义向他们要求大不列颠宪法，而总是遭到拒绝。我们想通过限制在年金方面的可耻浪费的法律——被多数派否决。我们想通过不允许那些不能不当政府奴隶的人坐上本议院议席的法律。被多数派否决。有一个法案的内容是判定某位人士应对你们的统治者的行径负责，这位人士是在你们当中的并因此应受公众审判，……拒绝通过。这样总是加以拒绝……就是向爱尔兰人民证明，对使用腐败手段的指责是有事实作根据的。” 都柏林市长选举之争（1790年） ║都柏林的市民庄严地承担义务，不选举任何担任政府官职或领取政府年金的人当市长或当代表本市的议会议员。 1790年4月16日，市参议员们选举担任警官的市参议员詹姆斯为下一年度的市长。被市政委员会否决，七名其他候选人也都被否决。市政委员会选举市参议员豪伊森（奈珀·坦迪领导人民党）。市参议员又选举詹姆斯。提交枢密院。命令举行新的选举。闹剧又重演。 1790年7月10日。柯伦在枢密院支持豪伊森。枢密院支持詹姆斯，而詹姆斯在1790年8月5日提出辞呈。市参议员选举豪伊森。 1790年7月16日。奈珀·坦迪在市政委员会通过谴责枢密院、市参议员的决定，并在交易所召开全权公民和自由农的会议。会议推迟到8月3日以便起草一份《事实的说明》，这项工作如期完成。 7月24日。辉格俱乐部[12]也做出同样的决定。辉格党人同菲茨吉本的争吵。［注：手稿缺下面一页（第9页）。——编者注］║ ║在坎登到达时，骚乱在都柏林发展到起义。菲茨威廉被召回对分离派说来是一个胜利。爱尔兰共和国很快就成为“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目的。达翁、安特林、提朗的大多数长老会教徒支持这一目的，伦斯特的许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参加了进来。北方的天主教徒——护教派和绿带会员[26]。 1795年5月4日，爱尔兰下院。解放天主教徒法案的二读。以155票对84票被否决。[反暴乱法令等等被通过；允许总督宣布一个郡处于非常状态的法律；当局有权闯入民宅和把他们怀疑的一切人送海军服役。为有违法行为的官员免除罪责，授予总督以无保释逮捕权，允许引进外国军队（德国兵），建立义勇骑兵部队。] 1796年2月3日，爱尔兰下院。关于免除罪责的法案。 1796年2月25日。反暴乱法案。[授权当局任意送人到海军服役。] 柯伦：║ “为了富人和反对穷人的法案”。 ║1796年3月底起，爱尔兰有许多郡都全郡宣布戒严。 1796年10月13日。对法战争。（奥什正好在布勒斯特集结部队，而沃尔夫·汤恩、格鲁希和这支远征军的一部分12月22日进入班特里湾；到28日才撤离。） 坎登主持议会开幕。抵抗法国（入侵！），还反对“民众的激情和民众的主张”。 柯伦。政府策动迫害天主教徒，有一个郡里杀人之类的事持续了两年。庞森比对奏书的修正案以149票对12票被否决。然后通过（总检察长的）法案。这个法案授权总督逮捕和关押一切涉嫌叛国活动的人，等等。通过了一读和二读，第二天移交给委员会。 1796年10月14日。人身保护法中止生效。 1796年10月17日，解放天主教徒法案被否决。 1797年1月6日。奥什的远征军[27]。佩勒姆宣读副王的要求增加军事税收的咨文。 1797年2月24日。国内治安。义勇步兵等等。（第38页）［注：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1797年3月18日。奥尔斯脱被解除武装。坎登的咨文。（莱克将军的布告。拜尔法斯特3月13日。） 1797年5月15日，柯伦、格拉坦等人退出下院。 1797年7月3日，下院会议中断。首席国务秘书——卡斯尔里。 1797年10月14日，奥尔因给一名普通士兵主持“爱尔兰人联合会”宣誓而被处绞刑（只有告密者作证，等等）。 [1795年5月10日，建立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奥尔斯脱组织。1796年秋，奥尔斯脱的组织实行军事化。到1797年中，这个作法扩及到伦斯特。1798年2月19日“爱尔兰人联合会”执行要员会才做出决定：║ “不管议会里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决不放弃自己的目标。” ║（坐失行动的时机。）1798年3月，阿瑟·奥康瑙尔在梅德斯顿上船去法国时被捕；3月12日，奥利弗·邦德、麦卡恩在都柏林奥利弗·邦德的仓库被捕。在这之后不久——麦克内文、托马斯·埃梅特、桑普逊。新的领导集团。它的成员之一——约翰·希尔斯！5月19日，正好是起义开始前四天，菲茨杰拉德勋爵突然被捕，5月21日——希尔斯兄弟俩。因此，起义是在发起者已经不能进行领导的情况下开始的。] 1798年5月23日起义开始（都柏林），7月17日卡斯尔里勋爵宣布它彻底失败。 起义之前，1798年2月和3月——叛国案的审判。民宅驻兵，用慢刑折磨以逼供，等等。略加审讯即行就地处决。从起义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布了战时状态。 1798年7月25日。在押的领袖们同政府谈判。7月29日签订协议。（到1802年才根据亚眠和约获释！）║ 皮特用逼迫手段挑动暴乱的步骤（第41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76—79页。——编者注］ ║1598—1599年。伊丽莎白（蒙特乔伊和卡鲁）；1798—1799年完全一样。 卡尔汉普顿伯爵。阿伯克朗比将军。 “爱尔兰人联合会”和皮特。普鲁士和波兰人。[28] 卡斯尔里夸耀说，他已使密谋发展为爆发。他埋下了炸弹，也是他引爆的。 皮特在1795年和1797年反对在英国议会里辩论安抚爱尔兰的问题，借口是，这样会侵犯爱尔兰的独立。║ 康沃利斯勋爵统治时期。合并 ║皮特、卡斯尔里、康沃利斯。（1781年10月19日康沃利斯曾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 康沃利斯想用恐吓的办法实现合并。 一个对他来说是幸运的事件。 1798年8月22日，约一千名法军在安贝尔率领下进入基拉拉湾，8月27日占领卡斯尔巴。 9月8日，他们在巴利纳梅克投降。（阿迪的小舰队10月11日与汤恩一起被俘，汤恩死于11月19日。） 暴行重新开始。 在爱尔兰有四万军队。战时状态继续存在（不断地重新恢复，1801年取消）。 1799年1月22日，下院。立法合并最初是在国王演词中提出来的。讨论延续（二十二小时的辩论）到1月23日上午。政府由于公开同一个叫福克斯的律师串通才得到一票的多数。 1799年1月23日5时的第二次讨论一直进行到24日上午。政府遭到了失败。111名议员投票反对合并，105票赞成。（216人投票，84人缺席。） 教会的和世俗的显贵们就利用下院的反对从政府那里把准备用以收买他们的钱款等等拿到手。 康沃利斯欺骗天主教的主教们。他们的奴颜婢膝令人厌恶。 请愿书、呈文；都柏林人因举行庆贺活动而遭枪杀。 1800年2月5日和6日，爱尔兰下院通过合并。在273名投票者当中毕竟还有115人这样一个少数投反对票。在从旧议会解散到新议会召开的这段时间，腐败之风盛行（第48、49页）［注：见本卷第85—86页。——编者注］。 卡斯尔里的一套无耻的办法。 下院被一个团的英国军队包围。 卡斯尔里在1800年第二次投票之前公然收买了25名议员，因而支持政府的多了50票。皮特和卡斯尔里就是用这种办法通过了合并。║ 卡·马克思写于1869年10—11月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注释： [3]《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摘录和札记》是马克思再次对爱尔兰历史进行研究的产物。在此以前他曾为给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提供理论依据而研究过爱尔兰历史。前一阶段的研究在《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和《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中得到了反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99—522页）。1869年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重新加剧和广泛开展的争取赦免爱尔兰的政治犯——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又促使马克思重新研究爱尔兰问题。1869年11月初，他建议国际总委员会讨论如下的问题：（1）英国政府在赦免问题上的表现；（2）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第一国际总委会会议记录。1868—1870》俄文版第121页）。第一个问题在总委员会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马克思在讨论过程中发言多次（1869年11月16、23和30日）。第二个问题的讨论由于包括马克思生病在内的种种原因而改到1870年；可是后来根本没有讨论，因为由马克思制定的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已经表述在国际的其他文件首先是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信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9—441页）。 本篇著作很可能是马克思为在总委员会上再次讨论爱尔兰问题而进行的准备。这还可以从下述情况看出，即本篇著作附有马克思从载有关于要求赦免运动的材料的爱尔兰报纸《爱尔兰人报》上做的摘录以及1869年11月30日通过的总委员会关于赦免问题的决议草案。这部手稿上附着的一张单页上有恩格斯——显然是在后来整理马克思遗稿的时候——写的“Hibernica”（“关于爱尔兰”）字样，并注有“1869年”的年份。有理由认为，十八世纪末爱尔兰历史的《摘录和札记》是马克思为了就他所拟定的计划的第二点做报告而准备的材料。在前已提到的1867年著作中，他强调了爱尔兰历史上1776—1801年这一时期作为“过渡时期”的重大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11—512页）。从马克思1869年12月10日正好在《摘录和札记》的写作期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爱尔兰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使他很感兴趣，因为这些事件显示了英国统治阶级对爱尔兰政策的典型特征以及他们在1801年实行的英爱合并（取消独立的爱尔兰议会）这一步骤的殖民主义性质，取消合并是不止一代的爱尔兰民族解放战士所力求达到的。马克思特别注意这些事件，还因为他很想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阶级根源和特点，以及曾提出对十九世纪来说也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建立独立爱尔兰共和国要求的“爱尔兰人联合会”左翼的活动，而主要的是弄清英国当局迫害爱尔兰革命者和征服爱尔兰给英国本国人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马克思着重指出，上述这一时期清楚地说明“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象在克伦威尔时代一样）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99页）。无疑，贯穿着马克思《摘录和札记》全部内容的这一命题，应该是他所准备的报告的主导思想，因为他在这一报告中想要证明，“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要求它支持争取取消合并、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斗争（同上书第398页）。 本篇著作由两部分组成：主体部分和以详细年表形式编写的与之相应的概要。这两部分手稿都自成一体，各有一套页码；第一部分有54页，第二部分有12页，缺第9页（见本卷第10—98和98—116页）。 手稿主体部分的结构、马克思在这部分中章节段落的分法，都说明在撰写之前是做了专门的准备工作的；手稿本身虽然是预备性的草稿，但后来是经过加工整理的。在有些页上，字写在作者勾掉的行上面或是写在专门贴附的另纸上（手稿第42、43、44、52页），纸的背面上抄写着别的地方也出现过的摘录，这些抄写的摘录通常都用竖线全部划掉（本卷亦未刊印）。马克思在约·米契尔《里美黎克协定以来的爱尔兰史》1869年都柏林版第1—2卷书上划的线和标记，也说明了他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该书是马克思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马克思依据的重要材料来源还有以下两本书：约·菲·柯伦《演说集》，托·戴维斯编辑，附传略和历史注释，1855年都柏林版和乔·恩索尔《反对合并。爱尔兰应当是什么样的爱尔兰》1831年纽里版。本篇著作中还使用了其他资料，特别是英国激进派科贝特的杂志《政治纪事报》，可能还有某些文献性出版物（格拉坦的演说等）和历史著作。有些资料来源迄今尚未查明。 本篇著作不是上述各书或其中某一书的摘要。它的性质是一部由马克思预先设计好的材料选编。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反映着他对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爱尔兰史进程以及这段历史的内部时期划分的独特理解。马克思常常是把不同来源的材料，或同一来源不同出处的材料（例如取自托·戴维斯所写的柯伦传略和取自他对这位活动家一些演说分别作的评注的材料），根据自己的理解分门别类加以组合。在叙述形式方面也表现出对材料的创造性的处理。本篇著作时常以对事件和历史活动家们的更精辟更准确的分析区别于所引用的史料，而不是单纯的援引与摘抄。在手稿中，直接摘引或转述原著时用的是英文，作者加的评论一部分用的是英文，一部分用的是德文。——第10页。 [4]亚眠和约是1802年3月27日拿破仑法国及其盟国同英国签订的和约。这个和约实际上只是这些国家彼此争夺世界霸权的武装斗争中的短期休战。1803年5月，这一斗争就又重新开始了。在订立亚眠和约时更改国王的称号，意味着英国国王最终正式地放弃了早在十四至十五世纪百年战争时提出的对法国王位的要求。——第10、75页。 [5]波伊宁兹法是1495年由英王的代表波伊宁兹在被英国人征服的爱尔兰东南部的城市德罗赫达召开的议会通过的。此法于1782年5月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被废除（见本卷第25页）。——第10、98页。 [6]这里所讲的乔治一世的法律是1719年颁布的，亦称《说明法令》（《TheDeclaratoryAct》）；该法令在1782—1783年由于爱尔兰解放运动高涨的结果被废除（见本卷第30—31页）。——第11页。 [7]在外地主是一些在爱尔兰占有大地产但经常住在英国的人。在外地主的庄园由残暴压榨农民的土地代理人经管，或者出租给投机的中间人，再由中间人以小块转租给佃农。 冒险家，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时指积极参与殖民活动并从事金融投机的商人和银行家，这些人主要是伦敦西蒂区的。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冒险家们向议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议会则为偿还这些贷款而向冒险家们提供了在爱尔兰没收的土地（关于这一点参见本卷第150—151页）。——第11、51、94、97、98、123、151页。 [8]惩治法典（PenalCode或PenalLaws）是十七世纪末起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时英国殖民者以反对天主教阴谋和英国国教的敌人作借口，为爱尔兰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剥夺了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本地爱尔兰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法律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继承、接受和转让财产之权，并广泛采用因极小一点过失就没收他们财产的做法，因而成为剥夺还保有土地的爱尔兰地产主的工具。惩治法典对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规定了苛刻的租佃条件，更便于英国的大地主和土地中间人奴役他们。这一法典还企图消灭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封闭爱尔兰本民族的学校，对教师、爱尔兰天主教教士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等等。——第12页。 [9]马克思这里摘引了柯伦1792年2月18日在爱尔兰议会的演说，依据的是约·菲·柯伦《演说集》1855年都柏林版第140—141页；（本卷第59—60页亦同）。该书收有柯伦从1783年11月29日至1797年5月15日在爱尔兰议会里做的52篇演说的全文或片段，以及他后来做的许多法庭演说，其中包括替爱尔兰革命运动和1798年起义的参加者的辩护演说。这本柯伦演说集第二版是由“青年爱尔兰”社领袖之一、爱尔兰民主派、历史学家和诗人托马斯·戴维斯编辑的（1843年也是由他出版的第一版收得很不全）。他为每一篇演说写了详细的评注，在评注中还摘引了其他议员的演说。戴维斯在全书开头撰写了柯伦的传略，在传略中还评述了十八世纪末爱尔兰历史上最主要的事件。 马克思在本篇著作中几乎处处逐字逐句摘引柯伦的演说或者用自己的话转述演说的内容，并以戴维斯写的评注和传略中的资料作为补充。马克思认为柯伦的演说是研究这一“戏剧性”时期爱尔兰政治史的最重要资料，同时他还对柯伦本人的活动给以极高的评价，说他是“具有极高贵的品质”的人、十八世纪爱尔兰唯一的“人民律师”。马克思专门向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介绍了柯伦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98页）。——第13页。 [10]新教徒的优越地位（protestantascendancy）是1691—1800年公开宣布和实行的治理爱尔兰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具体表现是：新教徒，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及其后裔，享有广泛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特权；相反，在爱尔兰居民中占多数的天主教徒处于无权状态，他们被排斥于一切公职和选举职之外，而且还得向英国国教会缴纳什一税。最清楚地体现着这个原则的就是天主教徒惩治法。——第13页。 [11]爱尔兰武装教徒运动系指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几年当中的爱尔兰志愿兵运动而言。这一名称马克思是从戴维斯为柯伦《演说集》（见注9）写的传略部分第十九页借用的。后面马克思在关于志愿兵运动分期的概述中大段地摘引了传略。他在《摘录和札记》的其他部分里也使用了传略里的材料。——第15、99页。 [12]天主教委员会出现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个组织由天主教自由派地产主、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代表组成，其宗旨是为放宽和废除天主教徒惩治法而斗争。最初，天主教委员会活动的特点是对英国当局极其温和而忠诚。但是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几年民族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它的成员和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爱尔兰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在其中占了优势。委员会的左翼参加了志愿兵运动，后来加入了革命的“爱尔兰人联合会”。争取使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享有同等权利的天主教委员会的活动继续到十九世纪的头十年。 辉格俱乐部于1789年在都柏林成立；1791年在拜尔法斯特成立北方辉格俱乐部。这个组织就其成分和政治倾向来说是不统一的。领导它的新教上层反映自由派新教大地主和新教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倾向于同英国政府妥协并力图把民族运动严格限制在合乎宪法的范围内。它的激进的一翼与此相反，主张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后来这一翼组成“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核心。——第16、56、60、111页。 [13]都柏林堡——爱尔兰总督（副王）的官邸和他的枢密院所在地。枢密院由领导着殖民政府各个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第20、104页。 [14]把赫西·伯格提出的决议案引得完整一些是这样的：“我们请求奏闻陛下，如今要把我们的民族从日益临近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不能靠临时手段，只能靠贸易自由。”这个决议案在米契尔的《爱尔兰史》一书第1卷第19章中引用过。 马克思在本篇著作中广泛利用了取自该书的具体材料以及书中引用的讲话和文件，但是逐字逐句地摘录作者原文的情况则几乎没有。格拉坦某些讲话的摘录、后面援引的丹甘囊志愿兵会议通过的决议条文、关于菲茨威廉和卡莱尔勋爵的通信的资料，显然取自米契尔的这本书（该书第1卷第20、28章；参阅本卷第24—25、67页）。改善天主教徒处境的决议案投票票数的统计材料、1798年爱尔兰起义的材料、使用汉诺威的和其他德意志邦的军队镇压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材料，也都来自该书（第1卷第26、32、33章；参阅本卷第60、80—82页）。马克思在评价许多历史人物所实行的政策时也部分地以米契尔的结论为依据，特别是评价英国首相小皮特在下面两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一件是组织对爱尔兰起义者的血腥镇压，而起义者的行动正是由他亲手挑起的；另一件是1801年实行英爱合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四十年代爱尔兰民族运动中革命民主派领袖之一米契尔的革命活动，并很重视他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爱尔兰事件的看法。——第21、99页。 [15]惩治叛乱法案（Mutinyact）是1689年英国议会在政变和奥伦治的威廉王朝建立之后所通过的法律。它加强了议会对常备军的规模和军费的控制，同时授权王室在爱尔兰和海外殖民地保持庞大的作战部队。这项法律还规定成立审理有关“叛乱行为”案件的军事法庭。——第23页。 [16]梅修因条约是1703年英国和葡萄牙签订的，因签订此条约的英国外交官约翰·梅修因的名字而得名。根据条约，英国有权向葡萄牙输出自己的纺织品。葡萄牙政府曾在1677年禁止包括英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将这类产品输入葡萄牙。——第24页。 [17]人身保护法是英国议会于1679年通过的。根据此法，每项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被捕者必须要么在短期内（三至二十天）被送交法庭，要么被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可以被议会的决议中止其效力。在爱尔兰，因为经常对“叛乱分子”采取非常措施和实行非常法律，所以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是经常有的事。——第24、71、101页。 [18]这里摘引的波特兰和格拉坦的演说不包含在已经提到过的资料来源里。马克思在这里可能是利用了1822—1830年在伦敦出版的四卷本《亨利·格拉坦阁下演说集》。马克思摘引的地方见于该书第1卷第131—134页。本卷第21、33、99页上格拉坦发言的摘录马克思也可能是取自同一来源，这几个地方相应地见于《格拉坦演说集》第1卷第23—24页和第170—172页。——第30页。 [19]皇家法院——英国最古老的法院之一，在十九世纪（到1873年为止）是独立的高等法庭，负责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并有权重新审理许多下级法院的判决。——第35、107、133、144、603、698页。 [20]正义团（Rightboys）以虚构的首领赖特（Right——正义）上尉的名字命名，是1785年在爱尔兰的南部诸郡建立的秘密农民社团。它表现着爱尔兰农民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自发反抗。“正义团”的特点同以前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在爱尔兰各地成立的秘密农民社团例如“白衣团”、“铁心社”等等一样：在组织形式上采用特别的仪式，履行忠诚宣誓；在斗争方式上有写恐吓信，袭击庄园，对大地主、土地中间人、收赋税和什一税的人员采取恐怖行动，拆除在公共土地上修的栅栏围墙，抢收大地主田里的庄稼等等做法。这些社团的行动有时带有真正地方性农民起义的性质。英国当局为了镇压农民运动，采取了最残酷的惩治措施。——第52、108页。 [21]自由农——自由地产的占有者，他们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仅向大地主交纳少量固定的地租；他们享有选举权。在爱尔兰，自由农主要是英国移民及其后裔。——第56、85页。 [22]非国教徒——不信奉国教的人。在这里是指北爱尔兰的苏格兰移民后裔中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徒和同英国国教有分歧的各种新教教派的代表者。——第60页。 [23]指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解放天主教徒”法案。这一法案的通过是要求废除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的爱尔兰群众性运动的结果。法案规定天主教徒有权被选入议会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企图用这个花招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天主教徒地产主的上层拉过去，从而分裂爱尔兰民族运动。——第65页。 [24]法兰西共和国政府1793年2月1日对英国宣战，以报复它对反法同盟和法国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支持。随后，英国内阁于1793年2月11日正式宣布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第65页。 [25]马克思指英国激进派作家威·科贝特在他出版的杂志《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上对1793年的集会法令及其在爱尔兰的实行所做的尖锐抨击（见该周报1811年第19卷第417—418页）。——第66页。 [26]护教派（Defenders）——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爱尔兰出现了一些天主教农民组织，参加这些组织的人就叫做护教派。成立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对搞恐怖活动的义勇骑兵特别是所谓“黎明伙伴”的袭击进行自卫。义勇骑兵是由反动的新教大地主在当局的支持下组建的。双方发生过真正的战斗。有很大一部分护教派参加了1798年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黎明伙伴”后来并入了反动的奥伦治会（见注50）。 绿带会员（Ribbonmen）——十九世纪一些重新恢复起来的秘密的天主教农民社团的参加者叫做绿带会员。他们因佩戴绿色的带子（ribbon）而得名。在爱尔兰他们被认为是护教派事业的继承者。绿带会员在对大地主的压迫和当局的迫害进行的斗争中采取的是类似十八世纪秘密农民社团使用过的方法。绿带会员运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有了特别大的发展。此时为了新的畜牧业大地主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把大批爱尔兰租佃者从土地上赶走这一过程已经开始，绿带会员运动就成了农民反抗这一过程的一种形式。——第68、112页。 [27]由奥什将军指挥的远征军是法国政府（督政府）在“爱尔兰人联合会”领袖沃尔弗·汤恩坚持要求下组织的。汤恩于1796年初到达法国，争取法国对爱尔兰爱国党人给予武装援助。他预计，法国陆战队的登陆必定成为爱尔兰总起义的信号。1796年12月中旬，一支分舰队载着法国陆战队从布勒斯特出发，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见上文，第70页），只有一部分舰只到达班特里湾，其余的被风暴驱散或在同英国舰只冲突中沉没。12月底，远征的舰只因受挫而返回布勒斯特。尽管如此，英国当局在1797年初仍然忐忑不安地预期着奥什再次进行登陆战。后来法国军队又几次试图在爱尔兰登陆，但是来得迟了（其中一次是在1798年秋季，手稿下文中有记述，见本卷第81—82页），而且兵力太弱，因为支持斗争中的爱尔兰同征服近东和其他地区的计划（波拿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等）相比，在法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战略当中只占从属地位。——第71、113页。 [28]指普鲁士统治集团在十八世纪末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起的挑拨作用。普鲁士统治者一方面暗中怂恿波兰爱国者反抗沙皇俄国，另一方面却参加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土地和镇压塔杰乌什·考斯丘什科的起义。在这之后，由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国家在1795年被彻底消灭。马克思早在1863年在他的未完成的波兰问题小册子的准备材料中就揭露了普鲁士的这些行为的背信弃义的性质（见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 乔·恩索尔所著《反对合并。爱尔兰应当是什么样的爱尔兰》1831年纽里版第85页上，把英国政府十八世纪末对爱尔兰的政策同普鲁士在波兰问题上的政策做了比较。这位爱尔兰政论家的这本措词激烈的揭发性小册子，对1801年合并给爱尔兰、给英国本身造成的严重后果都做了揭示。马克思在本篇著作的有关章节中广泛地利用了这本小册子。马克思在讲述实行合并的具体情况和方法时基本上是根据恩索尔的材料（见本卷第76—98页；恩索尔《反对合并》第90—99页），而且还引述了它的许多评价（例如本卷第88页和恩索尔上述著作第126页）。马克思还从恩索尔的小册子中援引了某些历史的比较：同克伦威尔时代相比，同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规定建立统一的议会）相比，同1814年瑞典和挪威的合并相比（恩索尔的上述著作第26、44、57—59、60、151页；本卷第87—88、95、97—98页）。个别政治活动家的言论，一些报纸的摘录和配第、劳伦斯、哈里斯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书的摘录，也援引自恩索尔（恩索尔的上述著作第27、31、35、51、74、92、110页；本卷第94—97页）。——第77、114页。 [29]接下去手稿第46页底部是空着的，上面有马克思的亲笔注：“下接第47页”。第47页上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复前面写过的康沃利斯同登陆的法国军队和爱尔兰起义者作战的事，这一部分用竖线划掉了。没有被划掉的部分以重复“皮特明白……”一句话开始，但是这句话比原来写得长一些。——第83页。 [30]“打场者”（Threshers）——1806—1807年在爱尔兰的梅沃、利特里姆、斯来果和罗斯考门等郡活动的农民秘密组织的成员。他们反对教会什一税收税人的横征暴敛。当局残酷镇压了打场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特设的陪审法庭判处了绞刑。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引自《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1807年第11卷第255页。下面还有两段引文引自该报1809年第16卷第866、874页和1811年第19卷第420—421页。——第93页。 [31]这段话马克思摘自柯伦1812年10月17日在纽里（爱尔兰）议会选举时发表的演说。见柯伦《演说集》第465、466、468—469页。——第94页。 [32]曼彻斯特大屠杀——1819年8月16日军警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圣彼得广场血腥地镇压了要求议会改革的集会。在这次被谑称为“彼得卢之战”的大屠杀之后，议会急忙通过了六项反对集会出版自由的反动法令（“禁口法令”）。卡斯尔里是首倡制定这些法律的人之一。——第95页。 [33]指爱尔兰反抗英国统治的两次大起义。 其中第一次是在1315年爱德华·布鲁斯的军队在爱尔兰登陆一事推动下发生的。爱德华·布鲁斯是在这之前不久打败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军队的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的兄弟。许多爱尔兰克兰的首领都归附爱德华·布鲁斯。起义持续到1318年，但是尽管罗伯特·布鲁斯亲自率军前来爱尔兰援助起义者，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 上述的另一次起义（1641—1652年）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次起义规模异常大，是爱尔兰农民和被剥夺的贵族，对英国资产阶级和“新的”即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代表们在革命年代继续实行英国专制主义殖民政策的反抗。克伦威尔及其同僚率英吉利共和国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实行惨无人道的恐怖政策，同时大规模没收土地。这就巩固了新的土地贵族的地位，促进了1660年英国君主制的复辟。——第97页。 [34]本篇著作的第二部分保留了第一部分里的章节划分。只是第二部分里的《组织志愿兵》和《独立宣言》都标的是（ｃ）。而在本篇著作的主体部分里该两节中的前者标的是（ｂ）（见本卷第14、26、98、101页）。——第9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说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67年至1893年所写而未编入以前相应的卷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至二十二卷）的文章、笔记和手稿。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爱尔兰历史的笔记；第二类是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第三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和手稿，以及其他资料。 本卷所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爱尔兰的三个笔记对研究爱尔兰历史和与此有关的问题有重要意义。这些笔记写于1869年底和1870年初。当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再次高涨。政治独立和土地问题是这一运动的两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在《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这篇札记中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说明取消爱尔兰的独立对英国人民说来也是不幸的，因为爱尔兰起义的被镇压和英爱议会的合并不仅巩固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对爱尔兰的统治，而且也巩固了他们对英国人民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40页）。因此，他非常强调爱尔兰问题“对英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本卷第10页）。这篇札记收集的有关爱尔兰志愿兵运动、“爱尔兰人联合会”运动、1798年起义、1801年英爱合并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材料详细而有系统。札记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爱尔兰在这一时期的大量具体史料，而且对研究一般民族解放运动也有重要价值。 恩格斯的《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和《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是他为自己在1869—1870年开始撰写但没有完成的一部爱尔兰史而准备的材料。前一篇笔记主要是揭露英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高德文·斯密斯从理论上为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辩护的企图。在斯密斯看来，爱尔兰本身的自然条件决定它应该成为一个向英国提供畜产品的牧场。他把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说成是必要的，把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毫无历史根源的事件，把爱尔兰人民通过斗争取得的让步说成是出自英国政府的“善意”和“宽容精神”。恩格斯对此一一做了有力的驳斥。 恩格斯的第二篇笔记中收集了有关十六至十七世纪在爱尔兰发生的大规模没收土地的材料。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物质基础就是英国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占有的大量土地。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完全继承了英国专制制度的殖民主义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三个笔记充满了对被压迫的爱尔兰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强烈憎恶，并把英国统治阶级实行殖民统治所使用的种种残暴的、阴险的、狡猾的、伪善的手法揭露无遗。 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所作的笔记，在本卷占有中心地位。马克思在晚年更加积极研究古老的社会形态，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深入探讨当时在世界广大地区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他搜集、研究了各种实际材料，阅读了各种有关的学术著作。他虽然没有来得及在这一领域写出系统的著作，但他通过对某些著作的细心摘录、评注、删节、改造和补充，表述或透露了他的许多宝贵的思想和深刻的观点。收入本卷的四篇被称为“民族学笔记”的著作，便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对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所作的摘要，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晚年对农村公社问题的观点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很重视柯瓦列夫斯基的学术贡献。他翻译、摘录了柯瓦列夫斯基著作中有价值的具体材料，同时也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马克思在这篇摘要中考察了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地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之前的土地关系，肯定农村公社是土地的主人，并否定国君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马克思揭露了殖民当局对当地的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的歪曲，批判了他们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为依据、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强制瓦解公社土地所有制并人为地扶植大土地私有制的做法。马克思表明，殖民当局的这些做法，不会给殖民地社会带来任何进步，而只能使它陷入深重的苦难。马克思在这篇摘要中所提出的关于农村公社的观点，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又作了类似的阐述。 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他在作摘要时常常把这些类比删除或修改，并且对印度在德里苏丹统治时期和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土地关系的改变的性质作了大段的评注。马克思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在上述时期中发生的土地关系上的变化看作“封建化”，并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论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指出：“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土地并不象西欧中世纪那样具有贵族性质亦即不得转让给平民，也不存在地主的世袭司法权，等等（本卷第284页）。马克思还指出，印度集权君主制的存在阻碍了印度社会向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演变（本卷第274页），并且使农村公社的社会职能逐渐变为国家职能（本卷第248页）。马克思的这些论点，表明了他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实际出发研究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在历史研究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对美国学者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笔记，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摩尔根通过自己长期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了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证明了母系氏族（以后转变为父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阐明了家庭形式的演变规律，表明了家庭形式和婚姻形式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摩尔根的划时代的发现，证实了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观点和唯物史观。马克思十分重视摩尔根的科学贡献，他详细摘录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有有科学价值的篇章，剔除了书中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说法，并且改造了原书的结构。这样，他在这篇摘要中不仅去粗取精，集中了摩尔根著作的精华，而且使摩尔根的体系得到了科学的整理。例如，摩尔根原著的结构，是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在马克思的摘要中，这种结构则被改造为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这样就纠正了摩尔根唯物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原始社会建立在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的基础之上；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导致了氏族制度的灭亡。 马克思在这篇笔记中写下了很多评注，除对摩尔根著作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外，还对他的某些论点作了重要的纠正、发挥和补充。例如，马克思纠正了摩尔根把取火当作人类早期的次要发明的观点，指出，“与此相反：一切与取火有关的东西都是主要的发明”（本卷第379页）。马克思否定了摩尔根的人类已达到“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说法（本卷第332页）。对于摩尔根的亲属制度、亲属称谓落后于亲属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作了更为深刻的理论概括，指出，“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本卷第354页）。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专偶制家庭的起源和性质（本卷第366、367页），阐明了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原因和意义（第467、468—469页），补充了其他民族中存在的父权制大家庭的例证。马克思还从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引用了许多段落来补充摩尔根对希腊罗马社会的分析，阐明了希腊罗马社会中私有制的产生、氏族的瓦解以及阶级和国家的形成、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且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史学家格罗特等人对历史的歪曲，等等。这一切都证明，马克思的确“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页），但他没有来得及写出系统的著作就逝世了。他的这个遗志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1884年写成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利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在这篇摘要中所表述的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证明了人类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它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列宁语）。 马克思的第三篇古代社会史笔记是他对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亨·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所作的摘要。梅恩是根据古代法律阐述古代历史的“权威”，但同其他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一样，他根本不了解氏族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社会的原始形式不是氏族，而是他所知道的印度的父权制大家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梅恩的这种错误观点。他还揭穿了梅恩从法律观点对英国殖民主义罪恶的辩护，揭露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主义罪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是，马克思还深刻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的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观，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它的阶级性质以及必然消亡等问题；他针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观点，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角度深刻地概括了人的历史发展和人性的具体社会内容（本卷第646—647页）。 马克思的第四篇古代社会史笔记是他对英国古史学家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所作的简短摘要。拉伯克同样不了解氏族的本质，并且在原始的家庭形式和婚姻关系的演变以及宗教的起源等问题上表现了许多资产阶级偏见。马克思以尖锐讽刺的形式对拉伯克的错误观点作了批判。 本卷中涉及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和草稿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的活动。他们在这一时期主要致力于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它们的思想锻炼，帮助它们总结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过去各个阶段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部分著作中，马克思的《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在这份草稿里论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的关系。他认为，斗争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不决定于无产阶级的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只有在统治阶级不使用暴力阻碍历史发展的情况下，和平方式才是可能的。“但是‘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当时的俾斯麦政府正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从法律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产生暴力革命”（本卷第195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揭露俾斯麦政府利用谋刺皇帝事件诬陷德国社会民主党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同无政府主义分子毫无共同之点，并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恩格斯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反映出他怎样为保护革命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当时在工人运动中还有不小影响的蒲鲁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斗争。在这方面，他的《西班牙的共和制》一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恩格斯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生命力，同时又强调，它在一定意义上对无产阶级比对资产阶级更为有利，因为它是“使阶级斗争摆脱其最后桎梏并为阶级斗争准备战场的国家形式”（本卷第167页）。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成熟，而当时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为了防止过早的行动，恩格斯坚持劝导那里的工人阶级利用共和制度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和巩固起来。他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将会给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1877年在意大利的《人民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讲述了英国的农业工人运动和女工状况。他为英国农业工人开始参加政治斗争而欢呼。他指出，英国女工的悲惨处境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写道：“应该善于干预，而且要大胆地干预现在在所有制和劳动方面普遍存在的经济混乱，对它们进行整顿，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任何人都不丧失生产工具，使有保证的生产劳动最终成为人们早就在寻求的正义和道德的基础。”（本卷第184页） 为了总结过去工人运动的经验，恩格斯根据亲身的经历和第一手材料，以年表的形式编写了《宪章运动纪事》。这份年表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英国宪章运动的基本史料，而且还反映出英国工人运动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 本卷附录中收有两篇马克思同美国报纸通讯员的谈话记。马克思在同《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的谈话中在驳斥资产阶级的歪曲宣传时强调说，真正的革命不可能只是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活动的结果。他指出，“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本卷第716页）。马克思还谈到，某些国家，如俄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当时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一革命将由广大人民来完成。社会主义者应积极参加这一革命以便为下一步的解放斗争创造条件。 收在附录里的《对格奥尔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的评论》是考茨基按照恩格斯的意图和指示写的。文章驳斥了该书作者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历史的歪曲和捏造，并指出其在学术上的不严肃性。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五卷为依据。马克思的四篇古代社会史笔记的译文都根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出版的原文版本作了校订，其中《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中译文和名词术语除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译本统一外，还尽量照顾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文新译本（1977年商务印书馆版），以便对照阅读。 本卷中凡属笔记性质的著作（他人著作的摘要、摘录和爱尔兰问题札记）在版面上作了与其他文章不同的处理。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和他人著作中的话是用同样大小的字体排印的，为了表示区别，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开始时都用特殊符号标出，最后都以反方向的同样符号表示终止；此外，上下都用宽行距与他人著作中的话隔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划了着重线的文字一律排成黑体字，划了两条着重线的文字排成黑体字加重点。这些笔记中的方括号、圆括号和文字左侧的竖线、×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记中原有的，少数花括号中的话是俄文版编者或中文版译者加的。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国际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纲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纲领 1873年6月1—2日[695] 1．不列颠联合会的组织。 2．实施协会的宗旨和原则的最好手段。 3．国际工人协会同工会的关系。 4．实施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的最好手段。 5．普遍的[国民的]教育。 6．土地问题。 7．废除继承权。 8．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9．工人有权取得一定份额的国家贷款用于促进合作生产。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参与下写于1873年5月3日以后 发表于1873年5月17日《国际先驱报》第59号，并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95]出席1873年6月1—2日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有承认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二十三个支部的二十六名代表。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巩固组织和加强宣传的决议，强调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主张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授予不列颠联合会一面国际工人协会的红旗，以证明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72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致《东邮报》编辑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致《东邮报》编辑的信[694] 阁下： 请允许我根据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占用贵报的一些篇幅来回答贵报最近一号发表的由约翰·黑尔斯等人署名的某些说法。 我们称为真正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利可以由下述事实来确认：许多在组织上已成立、实际上已存在的英国支部参加到我们这边，它们根据章程有二十三名代表参加了我们的委员会；诺定昂集团的两个成员也参加到我们这边；大不列颠的唯一的国际协会刊物［注：《国际先驱报》。——编者注］支持我们。此外，在英国的所有类似组织中，只有我们同代表整个协会的权威的总委员会保持联系，还同世界各地支持协会的委员会和支部保持联系；其实，贵报的通讯员即使拥有必要的人数来捍卫他们所期望的地位，他们也未必比美国战争时期联邦派国会自称合众国国会那样更有权利自称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实际上，贵报通讯员及其朋友们已经背弃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背弃了总委员会和国际的立场。如果他们为了一定程度相同的目的而组织一个气味相投的联合会，谁也不会反对，但是，自命为唯一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委员会并诬蔑公认的国际成员是分裂派——这就是既荒诞又可笑的创造性的表现。 至于我们开会的地点，那么个人方面的情况——在贵报上自然不便加以说明——妨碍我们在我们通常开会（顺便说一下）的地方举行我们最近的几次会议。同样的情况或它们的影响还妨碍我们立即找到合适的开会地址，但是我们的会议今后将在索荷区丹麦街折衷大厅举行。顺便说一下，举行过所谓“代表大会”的西蒂路197号的房子多半没有作为公共场所进行登记，而由于根本没有宣布“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举行自己的会议，因此，作如下的推测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会议会在该委员会领导下在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的地方举行，也就是说根本不会在任何地方举行。 至于所谓“代表大会”的权限问题，那么通过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那次会议在事先没有宣布的情况下就举行了，而且不是在举行例行会议的那天晚上举行的；只有多数成员知道开会，而少数成员为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规定的那天晚上到了平时开会的地方，才知道开会。当然，他们大为吃惊，但是由于没有记录簿、文件等等，他们通过了向各支部发出呼吁的决议之后就各自走开了。他们就这样做了，结果各支部几乎一致地支持他们，虽然被赶来参加这次极其“非常的”代表大会的只有十二名代表，他们的委托书当然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贵报通讯员在把下述的内容作为似乎是诺定昂代表大会[622]通过的章程条款之一时，过于指望我们有可能不熟悉协会的章程：“如果联合会的情况需要，联合会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诺定昂代表大会的书记所记的这次大会的正式记录是由总委员会保管的，记录中并没有这样一条；另外，也没有经过某种歪曲而可以赋予这层意思的那么一条。 为了回答那种似乎有人带着无效的委托书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说法，可以指出，出席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代表［注：约翰·罗奇。——编者注］，对所提交的全权证书非常满意，以致毫无保留地或毫无意见就在记录上签了名，这有委员会记录可查。其实代表大会的决议通常是以四比一的多数通过的。上述代表是多么的玩忽职责，而他当时就得到，而且现在还得到西蒂路197号的委员会及其拥护者的信任！ 不择手段的作风本身常常推动派别斗争的参加者为了自己的纲领的胜利而采取极其可疑的极端行为，这是真实的，可惜常常是被认可的，但是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丝毫不适用。在诺定昂代表大会前后，有人无中生有地散布关于空白表格和假委托书的谣言，而且现在还在散布，不亚于海牙代表大会前后。例如，现在联合会委员会掌握着一个人的信，这个人为西蒂路委员会执行着格林先生为内阁所执行的那种任务。信中在否定诺定昂代表大会时所用的措辞，同现在同一机关对海牙代表大会所用的措辞极其相似。因为诺定昂代表大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先弄清楚诺定昂代表大会的问题不是更好吗？这对贵报上周发表的信件的作者所代表的那伙人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合适的工作。 当他们正忙于个人的阴谋，在协会的历史上寻找一切可以指责的事情，并引人注目地摆给我们的好嘲弄人的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显然是给这些人提供材料）看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奉行我们的方针，不在障碍面前退却。我们对那些看来只在竭力要进行个人报复，并以此来损害协会的人的微不足道的攻击不屑一顾。伟大的事业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我们愿意始终不渝地献身于这个事业，不允许自己为了无谓的争吵哪怕短时期地脱离这个事业，而这些争吵的问题对不知内情的广大读者来说不过是庸俗而枯燥的一堆空话。 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 通讯书记赛·维克里 赛·维克里在弗·恩格斯的参与下起草于1873年2月17—20日 载于1873年2月22日《东邮报》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22]1872年7月21日在诺定昂举行的国际不列颠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声明必须建立一个以国际的原则为基础的独立工人政党。——第592、723页。 [694]在英国宣传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反击总委员会前书记约翰·黑尔斯的诽谤性攻击。约翰·黑尔斯转到改良主义立场，同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少数派无原则地勾结起来，竭力分裂不列颠联合会，并于1月26日在伦敦单方面召开一些脱离国际支部的人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对国际英国支部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展开的不调和的斗争，当时反映在许多文件中，首先是反映在《致〈国际先驱报〉编辑》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16—231页）。 本卷收入的两封致伦敦报纸编辑部的信，一封是弗·列斯纳在马克思的参加下写的，另一封是赛·维克里在恩格斯参加下写的。这两封信描述了这一论战的较详尽的观点和细节。——第717、72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诚实的”约翰·黑尔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 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部的信[694] 尊敬的公民： 尽管我厌恶抛头露面，但是作为从国际成立时起的前总委员会委员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开始活动时起的成员，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贵报最近一号发表的“诚实的”约翰·黑尔斯的信。 约翰·黑尔斯吹嘘说，他的信是以自己的名义写的；恩格斯和马克思清楚地知道，对他来说，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他们反对的是他署名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的那些信“没有得到”不列颠委员会的“同意和批准”。［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编者注］而事实正是这样。 9月26日，他的一些支持者在他的怂恿下提出如下的决议案：“委托通讯书记”（约翰·黑尔斯）“给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委员会各寄一份我们在英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国际先驱报》”。他执行这项决定，立刻主动把在《国际报》（布鲁塞尔）、《汝拉联合会简报》、《联盟》（巴塞罗纳）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信寄给脱离了关系的委员会；“诚实的”约翰·黑尔斯这样就自己代替了联合会委员会。 至于他要把联合会委员会的一切职能都统一到他的名下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可以根据下述例子加以判断。在11月7日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约翰·黑尔斯建议“实行如下的职务再分配，也就是：任命一个总书记，负责通讯和财务开支，为报刊草拟正式报告，并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和书记兼记录员，后者的职责是保管委员会的记录簿”。但是这对约翰·黑尔斯来说也还是不够的。他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于是通过了他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莫特斯赫德提出的建议，内容是：“我们任命一名将替委员会负责处理与协会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总书记，并保证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这实际上是集权，所以，曼彻斯特联合会委员会立即宣布反对不列颠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不足为奇的。 约翰·黑尔斯在他给汝拉联合会的信中硬说，“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向当时的西班牙通讯书记、公民恩格斯询问过洛伦索的通讯处”，而“公民恩格斯正式拒绝把通讯处告诉它”。恩格斯在答复中要求黑尔斯用记录中的有关段落来证实联合会委员会的这一询问。黑尔斯没有这样做，而引了他的朋友罗奇的证明来搪塞。只要把罗奇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和投票情况同他向不列颠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这次大会的正式报告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他的证明有什么价值。 至于里斯本委员会的通讯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没有告诉黑尔斯，因为人们知道，“他需要这类通讯处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阴谋。对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则用不着采取这种审慎的态度”。黑尔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恩格斯拒绝告诉通讯处似乎是因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对葡萄牙的问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黑尔斯对恩格斯和马克思信中的声明所作的答复，也表现出对真情的同样“诚实的”忠忱，即说什么，“他履行自己通讯员职责这一点在总委员会把这些职能转交给公民米尔纳时所做的特别决议中得到了评价”。他暗示，记录中的这一段似乎是指他暂时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时的情况。这一免职是由小委员会（它的成员中有黑尔斯的朋友荣克）提出并由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的。总委员会的仲裁委员会曾受托来调查对黑尔斯提出的控告，但是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随后伦敦总委员会的解散打断了它的工作；它收集的材料还要由它来公布。但是，上述记录中的那一段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黑尔斯被总委员会暂时免职（荣克也偶然作了记录）的那次会议上，公民埃卡留斯建议任命一个专职的英国书记来恢复黑尔斯完全放弃了的同工联的通讯。决议被通过了，但措辞上作了如下的修改：委托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工联通讯——为此目的，任命了公民米尔纳。 约翰·黑尔斯竭力回避重复他的那些可笑的说法，什么秘密同盟的存在是前总委员会的“发明”，或者，说什么这个委员会“企图在我们协会内部组织庞大的秘密团体”。但是，在诚实的杜撰方面，约翰·黑尔斯的本领有多大，可以从他在去年12月21日给许多单位寄去的下列明信片中看出： “公民们：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已经托出伦敦弗利特街红狮子大院7号住所，如果小集团为自己保留了住所，那么这样做是没有得到委员会成员的同意的，所以对它的任何措施都应当作相应的估价。下列人员打算把协会变成秘密政治组织，以便发展它的章程所规定的密谋，而不是使协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即真正的劳动组织。他们构成了在不久前发表的通告中所说的那个少数派。这就是公民列斯纳（德国人，由小组选出）、威·哈·赖利（代表小组）、亚·魏勒尔（德国支部）、埃·希尔斯（西头区）、Ｊ·密契尔（同上，但是代表欣克利）、赛·维克里（柏肯海德）、查·默里（诺尔曼比，但他只是在被公民维克里解散的那次会议上才参加的）、欧·杜邦（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乔·米尔纳（带着1849年某个全国改革同盟的委托书出席的）。”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不满足于散布这种荒谬的杜撰，而且把这种杜撰写在明信片上。为什么不直接通知亨德森上校呢？ 约翰·黑尔斯指责德国工人阶级的最老的和最受人尊敬的领袖之一公民恩格斯，说他曾经是棉纺织厂的厂主。罗伯特·欧文也曾经是棉纺织厂的厂主。黑尔斯忘记补充一点：恩格斯用自己手中的笔和武器（在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斗争了四十年；他早在1845年就在一部欧洲著名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捍卫了这一事业；在以后的年月里他积极参加了英国工人运动，为罗伯特·欧文的杂志《新道德世界》、菲格斯·奥康瑙尔的报纸《北极星报》、乔·朱·哈尼的《红色共和党人》和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撰稿。 至于说约翰·黑尔斯的“诚实”，那么他本人也许相信这种诚实，不过，据我所知，这并没有妨碍工联（他是工联的成员）派自己的代表到总委员会控告黑尔斯，说他充当监工，勾结主人来反对自己的工人弟兄。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朋友莫特斯赫德指责他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叛卖行为。这也并没有妨碍他本人向当时已经委派的侦查委员会申明，他为了找工作曾求助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招募人议员格林先生。这也并没有妨碍公民布恩在被派参加检查黑尔斯的财务账目的委员会时拒绝签署收支表。他说，当埃卡留斯任书记的时候，黑尔斯曾经证实说，给这个职务每周支付五先令足够了，而在他被任命后却马上要求十先令，后来争取提高到十五先令。这个增加额只批准为期三个月，但是黑尔斯未经新的表决继续给自己增加。公民布恩关于让黑尔斯归还他超过应得部份的余额的建议没有通过，因为通过了恩格斯的修正案——考虑到在黑尔斯免职之前总委员会本身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财务委员荣克每周超过应得部分支付给黑尔斯的五先令予以报销。 约翰·黑尔斯在他的信中声称，他作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执行总委员会的指示。就算是这样，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只要黑尔斯获得总委员会的酬金，他的“诚实”就成为总委员会的顺从工具，一旦不再支付酬金，他就公开反叛。 我自己曾经因为参加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而蹲过普鲁士的要塞和被逐出祖国，所以我不能允许约翰·黑尔斯之流歪曲这个运动并使它服从于个人虚荣的渺小利益。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弗·列斯纳在卡·马克思的参与下写于1873年1月4日左右 载于1873年1月11日《国际先驱报》第41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94]在英国宣传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反击总委员会前书记约翰·黑尔斯的诽谤性攻击。约翰·黑尔斯转到改良主义立场，同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少数派无原则地勾结起来，竭力分裂不列颠联合会，并于1月26日在伦敦单方面召开一些脱离国际支部的人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对国际英国支部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展开的不调和的斗争，当时反映在许多文件中，首先是反映在《致〈国际先驱报〉编辑》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16—231页）。 本卷收入的两封致伦敦报纸编辑部的信，一封是弗·列斯纳在马克思的参加下写的，另一封是赛·维克里在恩格斯参加下写的。这两封信描述了这一论战的较详尽的观点和细节。——第717、72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全权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全权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1872年10月27日的决定授权住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英国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受理经费和会费以转交本总委员会。特此证明。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弗·阿·左尔格 1872年10月27日于纽约 第一次发表于1961年《年鉴》杂志第4卷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记录[692] 演讲人说，从前海牙曾经是欧洲外交的策源地。在这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签订和约，又在策划各种各样的战争了。目的在于使战争不能发生的工人代表大会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人对国际说，海牙是荷兰的最反动的城市，它的粗野的居民会把“巴黎公社的匪徒”“撕成碎片”。但是，这恰恰是要选择这个“残忍的”城市来表明国际不怕任何反动暴行的另一个原因。另外，他相信这里可以找到同情的人，而凡是有工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人。 公民马克思转而分析了刚刚结束自己工作的代表大会的成果。他认为这些成果是重要的。面临柏林会议，把权力高度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中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讲演人认为，柏林会议预示着对无产阶级的总进攻、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和镇压。[693]在国际成为一个团结的组织以前，它还不能使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不能使运动在各地同时发生，它的努力不会产生很大的成效。讲演人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它为什么遭到了失败？因为它是孤立的。如果在巴黎发生起义的同时，在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也爆发革命，那么成功的希望就大一些。 讲演人认为在其他手段不起作用的地方使用暴力是正确的。在北美，街垒不是必要的，因为那里的无产者只要愿意就可通过选举取得胜利。对于英国和工人阶级有言论自由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革命必须代替合法性，因为不然——用虚伪的宽厚、盲目的正义感——是不可能达到所需要的目标的。强大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应当准备和支持这种革命。由于这些原因，把权力高度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中也是极为必要的。 公民马克思说，代表大会昨天（星期六）决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从伦敦迁往纽约。他同意这个决定。美国是一个工人的国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被逐出欧洲或者为穷困所迫的人投奔到那里。这对国际的努力来说是一个多么新的得天独厚的活动场所！讲演人希望这个措施将会产生好的结果。 至于他本人，他确实是要放弃总委员会委员的称号，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谣言——不放弃国际会员的称号。完全相反。他从行政事务的重担下解脱出来，将以新的精力把自己贡献给二十五年来他为之献身并要干到最后一息的任务：解放劳动。（热烈鼓掌） 载于1872年9月10日《商业总汇报》第12837号 原文是荷兰文 注释： [692]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说的简短记录曾发表在荷兰报纸《商业总汇报》（《AlgemeenHandelsblad》）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自由报》（《Liberté》）和《人民国家报》发表的比较完全的经作者认可的通讯报道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8—180页。——第714页。 [693]指1872年9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帝在柏林的会晤，这是一次恢复这些国家的反动同盟的尝试；这次会晤讨论包括关于共同反对革命运动的问题。——第71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688] 卡·马克思 关于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 1872年9月1日 马克思对这一点补充说，除海牙支部的成员外，会议对一切人都应是秘密的。 马克思作了[关于允许协会所有成员出席的]补充，条件是：会员身份应得到确认。 （左尔格的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秘密会议的不公开性质 1872年9月2日 恩格斯要求通讯员不得报道秘密会议的消息（这是涉及那些同时给报纸写报道的代表）。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代表大会上的投票方式 1872年9月2日 马克思（在所有布朗基分子和所有德国人的支持下）说，这种投票方法是同协会章程相违背的；他说，每个支部都有权派代表，它的代表都有投票权。[689] （茹柯夫斯基的记录） 马克思反对这种投票方法：他说，我们在这里代表的是支部，而不是联合会，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不具有全协会的性质。 （茹柯夫斯基的第二本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新的马德里联合会的代表资格 1872年9月3日［注：见本卷第605页。——编者注］ 恩格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应当投票表决国际是否要服从结成秘密团体的那一伙人。在座的有这个团体的六名成员。他们（吉约姆和西班牙代表）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将在一般性讨论的过程中证实这一点。首先承认开除是非法的。莫拉戈早已说过，邀请[被开除者]是不需要的，相反，章程要求任命仲裁法庭。另外，莫拉戈继续说，这是不涉及代表大会的内部问题。由于支部向委员会申诉了，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内部问题。委员会承担了违背章程的责任，因为涉及到在西班牙保存国际的问题。以瓦解国际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在联合会委员会的八个席位中取得了五个。他们为整个西班牙提出了这种只是让秘密团体有行动自由的投票方法！对总委员会来说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上有不属于这个集团的一名西班牙代表，并且它为国际的利益对这一行动承担了责任。 （勒穆修的记录） 恩格斯说，我们应当决定，国际工人协会今后是否应当根据民主的原则进行管理，还是由违背章程秘密组织起来的集团来领导它。在座的有六个属于这个秘密团体的人：四个西班牙人，施维茨格贝耳和吉约姆。[690] 恩格斯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封信并说道：“这就是证据”。恩格斯接着指出，没有任命章程所要求的仲裁法庭而任意开除是非法的。新的联合会同联合会委员会决裂并直接向总委员会申诉，只是行使了自己的权利。的确，总委员会离开了章程，但它是有意这样做的，为的是以这种办法来拯救在西班牙的国际工人协会。同盟用国际工人协会的经费在西班牙进行活动，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自己的八名成员中有五名“同盟兄弟”。总委员会完全理解自己这一步骤的意义，但是它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左尔格的记录） 弗·恩格斯 关于西班牙代表的委托书 1872年9月3日 恩格斯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西班牙人没有象人们在代表大会一贯和应当作的那样把钱和委托书一起交出来，而是把钱留在自己的腰包里。西班牙人弄不清楚为什么别人要把他们牵连到关于同盟的问题里去，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是同盟盟员。马塞劳和其余三个人硬说，他们以前属于同盟，而现在已经退出。恩格斯推测，他们还会加入同盟，而只是用其他名称罢了。如果他们借口在西班牙发展国际工人协会，那么他们应当记住，这种发展是在马德里被开除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前的成员所取得的。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1872年9月5日 马克思警告说，总委员会的报告不要涉及内部问题，因为：（1）如果这样做，公开宣读这个报告就会在国际被禁止存在的那些国家里使国际的声誉受到影响，（2）联合会没有履行前几届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职责，没有给总委员会送来自己的报告，（3）因此，即使不考虑公布报告将会招致的危险，草拟这种报告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建议先举行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 （勒穆修的记录） 马克思通知说，总委员会的报告要在报刊上发表；由于总委员会既不能公开地，又不能秘密地报告各个民族的组织情况，还由于一些联合会，例如汝拉联合会和比利时联合会，没有完成送交通讯的任务，所以报告是一般性的。报告人称赞美国联合会是全部完成了通讯和交费任务的唯一一个联合会，并表示希望采取措施来确定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的议事日程。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691] 1872年9月6日 马克思说，讨论总委员会的权力，不是指旧的总委员会；所以，不是指我们，而是指原则本身。他说，宁肯投票赞成取消委员会，也不愿把它变成信箱；信箱可能落到新闻记者的手里，这对国际可能是很大的威胁。我们是负责任的，而新闻记者先生们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不能象索瓦所希望的那样预见到一切情况。例如，伦敦出现了被章程所掩护的警察支部。发生过招魂术者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事情等等。我不明白，汝拉人怎么会这样，不反对资产者，却在一定程度上同他们串通一气。 不过，所要求的权力大概已经反映到章程里了。所提出的条款不是让总委员会拥有无限的权利，而是规定了监督权。 几年来，总委员会曾经碰到过警察和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混入奥地利和法国的国际组织的情况，法国有个警官企图成立支部；自然不得不暂时将它解散。韦济尼埃、朗德克支持汝拉人，就象第十二支部的资产者那样，——这本来是一回事。——再没有一个委员会比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更多地受到比利时工人的批评了，人们指责它的权威主义不亚于总委员会。法国人认为，他们对国际分子的民族主义太多了。 暂时解散联合会委员会的理由在纽约提出来了；可能其他国家里的秘密团体也想要掌握联合会委员会，应当暂时解散它们。——至于是否可以象韦济尼埃、朗德克和一个德国奸细那样自由建立联合会，这是不允许的。梯也尔先生成为反对国际的一切政府的走狗，总委员会必须有权力来消除瓦解的因素。 接着建议规定保留条件。旧的委员会只注意协会的利益并且只是把一个第十二支部暂时开除了出去。联合会委员会没有足够的权力：一个美国委员会的成员当着荣克和勒穆修的面就是这样说的，他是指第十二支部。 此外，联合会委员会可以撤销对支部发出的改选号召——这有利于联合会；如果总委员会决定采取没有根据的步骤，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就会谴责它。 在国际遭到迫害的国家里，[支部]最好也应当有同样的权利。你们所提出的警告是圈套，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进行秘密活动并且是最权威主义的团体。——总委员会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预算——它只具有道义的力量，如果你们使它失掉权力，那么你们自己只会成为虚假的力量。 （勒穆修的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1872年9月2—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注释： [688]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会议记录保存下来的是弗·泰·库诺手抄的、并经过核对的弗·阿·左尔格根据自己的德文记录稿整理的副本以及有些地方具有草稿性质的法国书记勒穆修的记录。由于9月3日才选举书记，所以代表大会的前两次会议在勒穆修的手稿中没有得到反映。马克思1872年9月2日的发言只在巴枯宁分子尼·茹柯夫斯基（他的代表资格未被代表大会确认）的两本记录里保存下来了。左尔格的记录中的马克思的四次发言和恩格斯的一次发言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4—731页。——第707页。 [689]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代表由于带的是限权代表委托书，所以要求代表大会投票时不按每一个代表的票数计算，而按选出代表的组织的成员人数计算。这个要求遭到代表大会的否决。——第708页。 [690]在左尔格的记录上接着是“吉约姆打断发言者说：这是不真实的”。——第709页。 [691]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以前是按照左尔格的德文记录收入本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8—729页）。这里发表的是勒穆修的法文记录。——第71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发给弗·恩格斯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发给弗·恩格斯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Ⅰ 全权证书 国际工人协会的布勒斯劳会员委托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代表他们出席今年9月2日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亨利希·厄梅、保尔·博克、海尔曼·克里米兴 1872年8月19日于布勒斯劳 Ⅱ 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正式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纽约（北美）第六支部出席1872年9月2日起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特此证明。 代理主席Fr．G．贝尔特兰德 书记约翰·斯托克 1872年8月8日于纽约 为了证明本委托书属实，兹盖上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委员会的印章并加上本人签名。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 弗·波尔特 1872年8月9日于纽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872年9月2—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发给卡·马克思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发给卡·马克思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Ⅰ 1872年7月30日于纽约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支部，北美，沃德旅馆10号 致卡尔·马克思（伦敦） 尊敬的同志： 我荣幸地通知您，在7月28日会议上您被任命为上述支部的代表出席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我们期望您同意我们的选举并将代表纽约第一支部出席该代表大会。 您的委托书将由我们出席代表大会的本地代表中的一位代表到达欧洲时转交给您。 按照7月28日那次会议的决定，对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是，您必须同从我们这里直接去的代表一起坚决支持北美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主要目的是严密的组织，首先是完全的集中，以及反对巴枯宁、吉约姆之流的阴谋，因为他们显然是要瓦解国际工人协会以便于他们个人自由搞阴谋和破坏我们的运动。 我们联合会自己的代表大会这一次没有让纽约第一支部在决议中写上它认为必须修改共同章程的看法，因此我们授权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以及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和解决的一切其他问题自行酌情处理。 纽约第一支部完全意识到，它把代表的职责交给您，还应当考虑支付与此有关的费用，但是我必须向您说明，我们的经费现在已经完全用尽，对我们来说哪怕支付最少的费用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这种情况，海牙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要求我们直接派出代表，因此我们希望您即使没有我们的资助也能找到完成这一任务的机会。 致兄弟般的问候 通讯书记卡·施佩耶尔 通讯书记的通讯处：纽约第5号大街南76号卡·施佩耶尔收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纽约第一支部 委托书 本件持有人卡尔·马克思于1872年7月28日在上述支部会议上当选为该支部出席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纽约第一支部的有表决权的全权代表。 通讯书记卡·施佩耶尔 会议主席弗·阿·左尔格 1872年7月2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872年9月2—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格莱斯顿政府对待公社流亡者的态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格莱斯顿政府对待公社流亡者的态度 摘自1871年12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687] 马克思博士谈到他从最接近内务部的人士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信中说，英国政府蓄意以民事罪挑起对某个法国流亡者的迫害；信中暗示，这些步骤是应法国政府的请求而采取的。 这个情报同他[马克思]从大陆收到的其他消息是相符的，所以必须立即就此事向英国政府提出质问。 由于发生了法国政府拒绝延长贸易条约期限的问题，所以，如果格莱斯顿决心挑起对流亡者的迫害来换取签定新的贸易条约，那是不奇怪的。如果格莱斯顿有此意图，他肯定不能实现。英国人民决不会允许一个大臣用国家的自由作交易。帕麦斯顿勋爵的声望当时比格莱斯顿的声望要高得多，可是一当他试图于这类勾当，他也就垮台了。 载于1872年1月10日《平等报》第1号 原文是法文 注释： [687]在1871年12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发言时通报了德国、美国、瑞士和英国的情况。他的发言中有关英国政府对公社流亡者的态度的摘录，曾用法文刊登在1872年1月10日《平等报》第1号上，用德文刊登在1872年1月20日《哨兵报》第3号上。这篇通报中的某些部分还在1872年1月21日（8日）莫斯科报纸《当代新闻》（《Ｃовременныеизвестия》）第7号的国外通讯中引用过。——第70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更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更正 西班牙书记公民恩格斯更正12月23日《东邮报》一篇报道中的错误。[686]西班牙各支部根本没有象该报报道的那样举行代表会议。在他的发言中提到《解放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正式机关报）上发表的、西班牙其他刊物转载和支持的声明。从这些声明中可以看出，西班牙各支部完全同意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坚决根据关于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决议［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进行活动。 载于1871年12月30日《东邮报》第170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86]指恩格斯1871年12月19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簿中的这次发言记录是准确的（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年》第33页）。——第70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国际总委员会给《谁来了！》报纸编辑韦梅希的通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国际总委员会给《谁来了！》报纸编辑韦梅希的通知 1871年11月11日于伦敦 公民： 《谁来了！》所刊登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引起各种不同的、决不是善意的解释，因此请允许我公开声明，这是背着总委员会刊登的。不仅如此，在总委员会能够发表这些决议之前，其中的部分决议已经被贵报披露了。[685]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敌人正在密切注视着协会的言论，并急急忙忙地把这些言论加以歪曲，散布出去，以至我只好把这些决议发表出来而未能事先消除对决议中的下列地方作出模棱两可解释的一切可能性：“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转交给法国报纸的原文是：“代表会议声明，参加国际的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这种文字上的出入使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也有了借口在某些反动报纸上进行侮辱性的解释。但是，只有头脑有毛病的人才会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会把对协会会员作的决议中的“德国工人”一词理解为别的什么人，而不是那样一些公民：他们用反战的集会和示威来支持法国工人保卫和平的行动，他们在德国国会里拒绝投票赞成军事贷款，在兵痞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欢呼中提高了抗议的呼声并向1870年9月4日的法兰西共和国表示敬意；他们认为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是一种耻辱而加以拒绝，他们热烈欢迎巴黎公社的成立并维护它的原则，当公社在反动派的打击下遭到暂时失败而覆灭，公社社员及其捍卫者遭到刽子手的杀害或在苦役和放逐中受折磨的时候，他们在本国国会内谴责凡尔赛人的无耻暴行，并宣布他们同公社团结一致，为它的全部活动承担责任。 到战争结束时还被关在监狱和囚室的人，即代表会议声明他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的那些人，现在正在法庭受审，罪名是搞政变。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对决议作任何其他解释，其原因只能是：要么对国际在战争期间的言论和宣言一无所知，要么显然不怀好意。 公民，请接受我的敬意 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 载于1871年11月16日《谁来了！》第39号 原文是法文 注释： [685]伦敦代表会议是在对国际成员采取警察恐怖和迫害的情况下召开的，具有秘密的性质，它的工作是关门进行的。然而报刊透露了这次会议的消息：1871年10月2日《苏格兰人报》（《Scottsman》）发表了埃卡留斯阐述代表会议过程及其最重要的决议的文章，欧美许多报纸都予以转载，而伦敦报纸《谁来了！》（1871年11月7日和8日第31—32号）还在代表会议决议正式公布之前就刊载了从一个排字工人那里秘密得到的决议稿。——第69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在1871年9月17日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在1871年9月17日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684] 这次代表会议是由于非常情况而召集在一起的各国代表的会议，目的是同总委员会共同讨论由于这种非常情况而出现的紧迫问题。但是，这次代表会议不能任命总委员会的新成员，不能迁移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也不能修改协会的基本章程。它的权限是在现有的章程的范围内就策略、政治和组织问题通过决议，并拟定更有效地实施这个章程的措施。 载于1871年10月2日《苏格兰人报》第8789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84]马克思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23日）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前根据法文记录收入本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93页）。这里是根据埃卡留斯作的英文记录发表的。这两份记录可以互相补充。——第69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弗·恩格斯关于西班牙状况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关于西班牙状况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8月22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公民恩格斯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对西班牙刚刚发生的内阁更迭表示很大的希望。可以预料，对国际的迫害行将结束，那时协会将在整个半岛迅速地发展起来。共和党队伍中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不了解它的社会原则，曾给予支持。但当他们一知道公社的意义超过了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他们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并谴责起公社来了。这激怒了共和党的基本组成部分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当人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再不愿充当普通的工具而转向了国际。 公民恩格斯还说，马克思博士的女婿、前总委员会委员公民保尔·拉法格在西班牙被捕，并由宪兵押送到马德里。但是，由于提不出任何罪名，政府已将他释放。 载于1871年8月26日《东邮报》第152号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477] 7月3日于伦敦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本题。我说，看来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了解国际是什么；人们强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说出究竟憎恨什么。某些自认为能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国际的秘密的人断言，国际是个一面有着工人的诚实和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恶棍阴谋家的狞笑的两付面孔的雅努斯。我请求马克思把这类见解所无法道破的秘密解释明白。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好像他是由于我们这样怕他而感到好笑。 马克思用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478]语言谈起来：这里没有任何秘密，阁下，有的也许只是人们的愚蠢，他们偏偏忽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公开活动的，并且发表有关它的活动的极详细的报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您花一个辨士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花一个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册子，从这些小册子里，您差不多能够像我们一样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说：“差不多”，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会不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认识不清的呢？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并且作为一个旁观者向您提出问题：这种普遍对你们的组织不表同情的态度除了证明一般人的无知的敌意以外，是不是还证明了什么别的？虽然您已经说过了，但能否允许我再问您一次：国际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您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我说：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挥他们的政府。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并且完全承认他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何况千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下去——但不太选择手段的委员会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那末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说：首先，我请您证明那里有过什么阴谋，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既成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假定说有阴谋，那末又有什么可以证明国际协会参与其事呢？ 我说：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说：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着找一下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但是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同时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不过决不能要协会本身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我说：外界对这一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甚至还在议论金钱的援助。是否可以说，您所指出的协会活动的公开性质，排除了任何秘密联系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博士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组织呢？但是，像谈论来自某个教皇统治和阴谋的中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法令一样来谈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这就是完全不懂得国际的实质。要是那样，在国际里就需要有集权的政府；但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给地方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其实，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联合。 我问：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 我问：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马克思博士说：我举例来给您解释。罢工是解放运动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宣布罢工时，由于从别国输入工人，罢工便遭到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它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他们立刻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在大多数场合下，罢工者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援助。必要的资金，由他们在自己或与他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成员当中募集；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罢工得到协会的赞同，就可以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罢工者。前几天巴塞罗纳雪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479]。但是协会感兴趣的并不是罢工，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在金钱方面，协会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而损失倒是可能的。让我们把事情的实质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着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是穷光蛋。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在他们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必要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会和互助会、合作社商业和合作制生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在各地感觉到。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现在，我向您叙述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大概您自己对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也会得出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那末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1848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知道他们了。 我说：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 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此事。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实证论者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但是这决非他们的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 我说：既然如此，我认为现代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像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说：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穆勒描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我说：您对美国的看法如何？ 马克思博士说：我们活动的基本中心，目前是在旧欧洲国家。在此以前，许多情况都使人以为，工人问题在美国并不会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洲一样，随着那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开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问题正在很快地提到第一位。 我说：我想，在英国，不论预期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 马克思博士说：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载于1871年7月18日“世界报”和1871年8月1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注释： [477]这篇访问马克思的报道，是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Ｒ．兰多尔写的，1871年7月18日发表于该报，并转载于1871年8月1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报道的开头部分和最后一段，是描述谈话的情况和记者本人的议论，此处从略。兰多尔在文章末尾声明，谈话内容是他追记的。——第681页。 [478]指一种特殊的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美国幽默作家查理·高弗莱·李兰德（1824—1903）的幽默作品“汉斯·布顿特曼歌谣”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第681页。 [479]看来，“世界报”记者的记录是不准确的。1871年春天在巴塞罗纳发生的罢工不是雪茄烟工人而是纺织工人的罢工。1871年雪茄烟工人的罢工发生在安特卫普和比利时的其他城市（见注181）。——第68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6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公民马克思对大陆工人公开支持公社表示满意。在日内瓦、布鲁塞尔、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都举行了集会，声讨梯也尔—法夫尔[政府]的暴行。马克思还请总委员会注意法国报纸发表的许多硬说是国际巴黎支部的所谓宣言。这些都是法国警察当局伪造的东西，目的是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人上圈套；这表明，卑鄙的政府下流到何等地步。[678] 载于1871年6月24日《东邮报》第143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78]在1871年6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记的：“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议寄信给《观察家》和《旁观者》，揭露据说是国际巴黎支部发表的那些宣言。所有这些宣言都是凡尔赛警察当局的捏造。”（《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第159页）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信没有发表在上述报纸上，我们所得到的只是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0页）。——第68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弗·恩格斯就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问题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就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问题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1年5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附议。[676]他说，他对纪念会的发起人几乎毫无了解，但是对罗伯特·欧文没有任何怀疑。欧文著作中的许多思想至今都还未过时。欧文是从他自己的认识出发的，他本人虽然原是一个工厂主，但他首先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以便结束工厂雇用女工和童工这一可耻的制度。恩格斯认为国际应该派代表参加纪念会。 公民恩格斯反驳莫特斯赫德[677]说，洛克是自然神论者，而欧文却是唯物主义者。洛克的哲学把法国人引向了唯物主义。他怀疑欧文是否熟悉法国老一辈作家。他完全不同意莫特斯赫德的看法。欧文主义运动早在1809年就开始了，与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1812年他出版了他的论婚姻的著作，1818年他到亚琛的君主会议去说服他们宣布共产主义。说运动后来带上了宗教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社会改革也发表了不少意见。大多数欧文主义者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他们曾一度属于宪章派，但是不得不做职业鼓动家，也就变得不大可靠，不坚持他们的原则了。他说，如果举行纪念会而我们不能去参加，那将是很遗憾的。 公民恩格斯说，他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是宪章派，而是他所认识的某些社会主义者曾是宪章派。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76]恩格斯支持荣克关于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预定1871年5月16日在伦敦共济会大厅举行的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提议。——第685页。 [677]莫特斯赫德反对参加纪念会，他说：“欧文并不象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有独创之见。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法国老一辈作家那里拿来的，他的宗教思想则来自洛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第136页）莫特斯赫德还硬说恩格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是宪章派”。——第68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1871年4月25日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1871年4月25日的发言记录[671] 摘自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纽约委员会书记［注：弗·阿·左尔格。——编者注］的来信，信中附有在委员会中有代表参加的支部的名单： 1．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五劳动联合会）。 2．纽约国际协会法国人支部。 3．纽约捷克工人协会。 4．芝加哥第一社会政治工人协会。 5．芝加哥第二社会政治工人协会。 6．纽约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协会。 7．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爱尔兰人支部。 8．纽约威廉堡社会民主协会（德国人的）。 信上说这些支部工作不错！爱尔兰人支部发展迅速，并打算和美国爱尔兰人同盟合并。出版德文周报的工作也有进展。工人联合会曾决定，只认可那些代表劳动［注：记录本上原来缺少的那一页从这里开始。——编者注］，而不代表资本的代表。全国劳动联合会在纽约各协会中丧失了基础，其中有许多协会拒绝派代表参加下一次代表大会。 纽约州工人大会在沃耳巴尼举行了自己的年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并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决议结尾写的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告工人协会和工联书正在草拟中，同宾夕法尼亚矿工互助团体建立了通讯联系。工人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在最近的选举中推翻了新罕布什尔的共和党的优势地位。在当地美国人当中成立了一个支部，它［向纽约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收到两英镑期票，这是二百零三名会员的捐款和代表大会报告的酬金。 公民马克思通知说，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12日的，另一封是15日的，[672]但只是星期六收到。一个属于公社的法国人到伦敦来办理交易所业务，拜访了他［马克思］，以便得到他的帮助。开除托伦确有其事[673]，为此马克思提出如下的决议案： “鉴于巴黎支部各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下述决议：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一边，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埃卡留斯支持这个决议案，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继续发言。他说，他向公社代表指出，既不给我们写信［注：记录本上原来缺少的那一页到此结束。——编者注］，也不给我们寄报纸，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将来会纠正的，因为公社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理，他将同时负责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十七区空缺的候选人。赛拉叶曾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没有再来信；不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利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赛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抵赖。必须马上写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 根据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建议，委托马克思起草这封信。[674] 收到的几封信是拉法格在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寄出的[675]，因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上没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说，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现在很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平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贝尔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注：在《东邮报》发表的报道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写的：“而小店老板和手工业者对凡尔赛人不太买账”。——编者注］不能想象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人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一位司法官员去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一无所获。［注：《东邮报》上是：“要确定死因，必须进行调查，但凡尔赛人断然拒绝”。——编者注］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注：《东邮报》上是：“弗路朗斯不是死在公开的战斗中，而分明是被撞入其住宅的凶手杀害的。”——编者注］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普罗托在检查国防政府的帐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注：《东邮报》上是：“公社委员最初的措施之一是查阅他们的前任的文件和登记簿。在国防政府内务部的报告中发现有关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的记录。这种用来大规模屠杀巴黎工人的新工具就是目前在凡尔赛的那些爱国者装模作样要保卫巴黎打退普鲁士人的时候制作的”。——编者注］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注：《东邮报》上接着写道：“一些电讯和通讯把事情说成是这样：似乎人民烧掉它们是为了不让公社使用”。——编者注］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府一百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讯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注：《东邮报》上对整个情节作了如下的报道：“另一个捏造是关于煤气公司‘被抢劫’的消息。市政府的账目表明，煤气公司曾经从巴黎居民那里收了一百多万煤气费。这笔款子被认为是公司欠市政府的债款，虽然公司在法兰西银行有足够的存款。在公司拒绝向公社支付这笔款项之后，公社派法院执行官前往煤气公司；当公司发现它的财产和保险柜被查封后，便开了全部款数的法兰西银行支票，这样才把保险柜和其他被查封的东西归还给它。这两个事实已证实”。——编者注］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六千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注：《东邮报》上是：“普通官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而高级官员的年俸不超过二百四十英镑。显然，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他们当中找不到一个绅士，因为很难想象有年俸二百四十英镑而能举行内阁招待会或在市长那里设宴的绅士！”——编者注］ 宣言［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部分载于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71]马克思在1871年4月25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过去只是发表过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73—674页），由于不久前发现了记录簿中的一页，这里才得以发表了讲话的全文。记录同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第135号刊载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之间的最重大的出入均在脚注中注明。——第680页。 [672]指1871年4月23日在伦敦收到的奥·赛拉叶4月12日和15日的两封信。——第681页。 [673]在前一次会议，即1871年4月18日的会议上，由于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关于托伦被开除出国际的电讯，总委员会通过决定：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就发表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的决议。保存下来的英文本总委员会的决议案是恩格斯的亲笔，上面有几处马克思作的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1页）。——第681页。 [674]马克思在1871年4月26日左右给列·弗兰克尔的信中完成了这个委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17—218页）。——第682页。 [675]保尔·拉法格从1871年4月6日至12日在巴黎。——第68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态度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态度的发言记录 摘自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871年1月24日 公民恩格斯问道，委员当中是否有人出席了前一天晚上的群众大会[665]，没有人回答。于是他说，由于委员中有不同的看法，最好在会上讨论一下英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现阶段的态度问题。他提议将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公民马克思附议，一致通过。 1871年1月31日 公民恩格斯说：遵照上次会议主席［注：鲁克拉夫特。——编者注］的建议并尊重英国的习惯，我草拟了几条决议，主要是作为讨论的基础。我并不是一定要让这几条一字不改地通过。下面就是我所草拟的决议： 1．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2．象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3．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666]的约束。 总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写进了第二篇宣言。9月4日，共和国宣布成立，9月9日，我们的宣言就发表了。宣言中这样说：“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运动如果是仅限于完成这个任务，那或许就能成功，其他国家就会跟着这样做，这样就会使法国处于一个为普鲁士所不能忽视的地位。可是就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孔德派，即比斯利教授及其朋友们。比斯利教授曾多次勇敢地支持工人阶级，在布罗德黑德事件[667]中他勇敢地顶住了资产阶级的敌视，但孔德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党派。他们主张妥协，极力使雇佣劳动变得可以忍受从而使它永远存在下去；他们属于一个认为世界应当由法国来统治的政治宗派。他们在上次那篇有几个总委员会委员也署了名的宣言里要求让法国恢复到战前的地位。法国在战前是一个军事强国。孔德派要求进行[武装]干涉，而这个要求刚一提出，工人阶级运动立刻就发生了分裂。反对派说，迄今为止，战争阻滞了一切社会政治方面的进步，而每一次战争都延长了贵族的寿命。这话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再说，连迫使政府承认共和国都做不到的人，又怎么能够迫使这个政府为共和国进行战争呢？假定英国进行了战争。从苏格兰撤回全部军队，把其他所有地方的兵员也都撤光，仅留一万人在爱尔兰，这样，能调动起来的兵力也就是三万人左右，而且他们也是在一定时候才能起作用。曾经有一个时候，法、德两国的军事力量大体相等，毛奇准备停止围城；英国军队如果在那个时候出动，就可能扭转战局，使之不利于德国人。可是那个时候早已过去了；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奥尔良附近的战局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奥雷耳·德·帕拉丹取得了一些胜利。一支英国军队在当时是会对法国士兵起到良好作用的，它会增强他们的斗志；后来，德国人大大增强了兵力，而且普鲁士人非常看不起英国的军队，英国军队如果前去定会遭到嘲笑；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也只可能是使尚济的撤退[668]稍有秩序些。 英国的陆军只能同别国军队联合作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在克里木战争中也是这样做的。英国最善于通过向其盟军提供军需物资来进行战争。在克里木战争中，他们曾不得不借用法国的士兵来填充自己的战壕。派大军远离本国作战向来是办不到的。由于实行这样一种军事体制——没有征兵制，志愿兵补充过程缓慢，操练方法不佳，培养一个英国士兵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英国军队是建立在长期服役上的，不可能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保证必需的兵员补充。即使派一支军队到法国去，这支军队一遇损失也就无法维持下去。英国为支援法国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俄国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之际宣战。我们的两篇宣言也暗示了这一点。第一篇宣言说：“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第二篇宣言说：“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俄国刚一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俾斯麦就宣布反对卢森堡条约。这证明存在着默契。普鲁士向来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这正是英国介入的机会。法国人的处境当时还不象后来这样恶劣，如果英国宣了战，普鲁士和俄国会结为一方，欧洲其余各国会成为另一方，法国就可以得救。奥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都有准备，如果土耳其人不是象在［注：显然漏掉了“克里木”一词。——编者注］战争中那样受到干涉，如果他们被准许按自己的方法保卫自己的话，他们是能够顶住的，而其余的国家就可以帮助法国人将普鲁士人赶出去。可是，当这个机会出现时，那些要帮助法国的先生们却一言不发了。 现在，茹尔·法夫尔已代表整个法国投降——他是无权这样做的。毫无疑问，在法国资产阶级的驱使下法国将不得不屈服并缔结和约。那时我们将看到俄国要干什么了。俄国和普鲁士象拿破仑一样需要战争，以便制止其国内的群众运动、维护其威信和保持其地位。 海军是英国的主要力量，但是，1856年的宣言确立了新的海上法。新的海上法规定废除私掠。对中立国船只的搜查权取消了。保证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物和敌方船上的中立国货物的安全。过去，俄国的女皇叶卡特琳娜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是不接受的。在巴黎会议上，克拉伦登大笔一挥，签字放弃了英国在海上打击俄国的权力。他这样做是根据谁的指示或授权，人们从来不知道。当有人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时，迪斯累里支支吾吾，问题回避掉了。要想削弱俄国，就必须断绝它的出口，它的出口贸易。如果俄国贵族不能把他们的谷物、亚麻，一句话，把他们的农产品卖给外国，俄国连一年也维持不住，而它进行贸易主要是使用外国船只。英国要对俄作战，就必须重新掌握这种权力。放弃这种权力的借口是确保私有财产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安全。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人在法国是怎样尊重私有财产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可以丧失，所以，它对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不感兴趣。但是，工人阶级对重新掌握这种权力却有兴趣，并要把这种权力完整无损地一直保持到俄罗斯帝国瓦解之日。英帝国同所有其他建立在……［注：原稿此处缺字。——编者注］之上的帝国一样，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不过目前这与我们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也许将以较和平的方式发生。别的国家没有一个象英国那样能反抗俄国，它必须把这种权力至少保持到波兰光复之时。如果对俄国宣了战，法国就可能得到了解救，波兰就可能得到了光复。现在，俄国是要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也许等不到一年就会打起来，欧洲将只得在缺少法国这样一支力量的情况下作战。 1871年2月7日 公民恩格斯：当我讲到爱尔兰时，我只是设想政府在爱尔兰至少得留一万人的兵力。我根本没有考虑爱尔兰人的情绪。 1871年2月14日 公民马克思说：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其他一切必定失败。法国在国际上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在国内也是如此，而普鲁士的背后则有俄国。共和国一宣布成立的时候，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如果共和国在那时被承认，它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当得不到承认时，他们就后退了。有产阶级与其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国的胜利，不如说是希望看到普鲁士的胜利。他们十分清楚共和国迟早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就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共和国，这些阴谋活动对普鲁士的效劳超过毛奇及其将军们。总之，在这场讨论中，没有一个人说承认共和国不是首要的一点。其次，大炮街会议[669]不是伦敦富人的集会，而是一向无足轻重的小资产阶级的集会。他们只可能要么支持大资本家反对人民，要么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光是他们自己什么事也做不成。但是如果他们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千万不能让他们来领导，因为他们是危险的领导人。他们仇恨共和国，不愿意承认它，可是他们害怕普鲁士，所以他们拥护战争。公民埃卡留斯谈到抗议肢解法国的问题，说不以战争相威胁就毫无用处；这与事情毫不相干。我们在宣言中抗议了，德国人也抗议了，然而这仅仅是道义上的抗议；英国政府要等到普鲁士取得了胜利并对那两个省份正式提出了要求的时候才能提出抗议，而且也不能相信这个政府当真会反对肢解法国。 还有，公民科恩对工人的宣传鼓动似乎抱有奇怪的见解。工人们到格莱斯顿那里去听取他的意见，必须把他的意见当作最后的决定加以接受。他还认为，要是赶上议会正在开会的话，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好在没有赶上议会开会。承认共和国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行动。如果是议会正在开会，格莱斯顿就会把责任推给议会的多数，谁要提出一条理由赞成承认共和国，就会有人提出一千条理由支持格莱斯顿加以反对。要改变政府，就可能需要举行选举，而自由党人也不愿意老去收买自由选民。我完全相信，如果工人坚持下去，并且不让满口教条的资产阶级发言人来干涉，他们是能够成功的。这场运动中所投入的力量还不及前些时候啤酒事件[670]中所用的力量的一半。在英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外部的压力。公民米尔纳好象是说，如果英国人坚持要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就会触犯德国人。恰恰相反：德国人认为英国人做得还不够。数以百计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而他们所能指望给予道义上支持的只有英国工人，但是英国工人却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争，最初是一支君主国军队对另一支君主国军队；谈不到什么共和国，而且法国军队被认为是强者。当法国常备军全部消失以后，人人都认为法国人要屈服了，几天之内就没有君主制能帮助抗击普鲁士人了。正是因为没有了君主，正是因为有了共和国，所以才抗击了五个月之久，假如没有人搞叛卖活动和阴谋活动，他们还能维持得更久一些。 第三点可以看出来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欧洲已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的政府连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来进行防御都不敢干。共和国只是使工人阶级力量得到发展的一种政治形式。法国的上一次选举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宁要军事专制而不要共和制。在英国恐怕也是如此。共和制与资产阶级政府再也不能携手同行了。 现在我来谈谈战争本身。色当投降之后，俾斯麦处境困难。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对德意志议会和法国人民说，他仅仅是为了自卫而同拿破仑打仗。可是，在色当投降以后，普鲁士人就成了过去法国人那样，不是为防御而战了。我知道，俾斯麦同拿破仑一样竭力谋求战争，防御只是一个借口。可是在色当之后他需要一个新的借口。德国资产阶级怀疑是否该停止了，但是俾斯麦发现没有一个得到承认的政府作为议和对象，因此，他必须到巴黎才能议和。他来谈论什么样的政府会被法国人承认，什么样的政府又不会被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但是却符合他的目的。赚钱人总是崇拜胜利的，而且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法兰西共和国，所以他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贵族的支持他是早有把握的。俾斯麦所关心的是英国不要承认共和国，因为英国是唯一能够抗击他的强国，但他寄希望于格莱斯顿，寄希望于宫廷关系。做德国皇帝的岳母［注：指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英国就跟着神圣同盟亦步亦趋。当工人代表团责问格莱斯顿当初对拿破仑为什么那样匆忙地给予承认时，他混淆日期，混淆政变后帕麦斯顿的承认和全民投票后得比的承认来迷惑他们。他对工人们说，他已经是能做的都做到了，他还为自己摆功，那就是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他本来是能够做得象美国那样多的。他的同僚，普鲁斯、娄和卡德威尔对共和国显示了敌意，他们声称英国对外只能使用道义力量。英国唯一能够使用武力的地方是爱尔兰。还有，德国报纸奉命大骂英国不该向法国出售物资。当伯恩施托尔夫向格兰维尔提出质问时，格兰维尔含糊其词，说要调查一下，而后来查明那是正当的、合法的。他本来就知道是正当合法的，只不过没有胆量这样说。接着，英国政府根据伯恩施托尔夫的要求没收了法国的电缆，此事后来被一位英国法官宣布为非法。麦茨投降以后，俄国认为该是亮出它的合伙关系的时候了，于是就通过否认巴黎条约而把这种合伙关系亮了出来。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否认和罗马尼亚在多瑙河两公国的确立。［注：这里记录不确切。在1871年2月19日《东邮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里，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否认、俾斯麦和罗马尼亚大公议定的关于两公国的条款”。——编者注］这些都是对英国的侮辱。然而，格莱斯顿做了些什么？他派了一名全权特使去向俾斯麦讨教。俾斯麦建议在伦敦召开一个会议，连格莱斯顿都觉得没有法国参加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没有法国参加，条约的破坏者将占多数。可是，不承认共和国，法国就不能参加会议，因此，俾斯麦就得阻挠承认共和国。当奥伯朗·赫伯特在下院就此向格莱斯顿提出质询时，他又是支吾搪塞，歪曲事实，对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虔诚者多罪孽。从蓝皮书中可以看出，当英国政府要求准许法夫尔前来参加时，俾斯麦答复说法国没有资格参加国际活动，只要这一答复不撤销，想用什么办法让法国能够参加会议都是徒劳的。不给予承认是孤立英国政府的一个手段。 1871年2月21日 接着，公民马克思提请会议注意《东邮报》上关于他的发言的报道，以及这篇报道的那种胡拼乱凑的写法。要不是他的名字印错了的话，他会认为他有责任给编辑写信。报道里说“共和国一宣布成立，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共和国没有得到承认，反动势力的进攻就开始了”。这完全是胡言乱语。相反，他说的是，共和国得到了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情绪如此高涨，以致反对派也不得不假装拥护；他特别提到了布卢瓦高等法院的法官把自己打扮成共和主义者一事。报道接着说：“资产阶级不想使共和国获得成功，他们十分清楚，社会问题迟早一定要加以解决。”这跟他所说的完全不同，他说的是共和国一定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报道接下去还说：“主张战争的人没有一个证明了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这里应该是：“不是首要的条件”。 关于他对其他人的发言所做的评论，报道的作者连是谁的发言都不肯指明，所以也就很难辨别出是针对谁的发言。作为他对科恩发言的评论而报道的那些话等于是一种侮辱。报道接下去说，正是“没有了君主才鼓舞了人民”；他明明说的是“没有了君主制”，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嘛。鬼才懂得这样的报道。还有那句英国对外使用的“更多的〔more〕力量”，可能是由“道义的〔moral〕力量”错印而成的。 报道里还说，俾斯麦说法国人没有承认那个政府，而他来谈论什么样的政府应被法国人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报道根本不提他本来说的是：在法国人人都承认并服从政府而俾斯麦却说法国人没有承认政府，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报道还说，法国被准许出席会议那将等于得到了承认。这是雇佣文人的说法，不是他（马克思）的说法；结论完全被歪曲了。正是因为这个政府没有得到承认，所以它才没有参加国际活动的能力。报道与会议记录也不一样。这样的报道有害无益。如果再有这样的东西发表，他将提议不准再刊登报道。 1871年3月7日 公民马克思接着又回到巴黎宣言的问题。他说，如果英国工人不表态，这个宣言也许就会成为条约的一个条款；英国人民决不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上被解除武装；应该不失时机，立即建立英国委员会。对海上强国说来，作战的唯一办法就是攻击敌方的对外贸易。美国不同意这个宣言，而法国却遵守它，这正是法国舰队作为甚少的原因。现在荷兰在他人的唆使下要求把过去只是一纸宣言的东西变成条约的一部分。在海上能够被摧毁的只是货物，而在陆战中被摧毁的却是大量的固定资本，如桥梁、建筑物等等，这些东西需要多年才能恢复。私掠特许证则是另外一回事；私掠船是海上的自由射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已丧失了对外保卫国家的力量，在法国软弱无力的时候，英国成了西欧的代表，英国工人阶级应该夺回这一权力。 1871年3月14日 公民马克思接着重新开始中断的讨论。他说，找到一支足以对抗大陆军事列强的力量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强国现又重新扮演神圣同盟的角色，英国是唯一能够对抗它们的国家，而它只有夺回它的海上权利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收这些国家在中立国船只上的货物，只需几个星期就能毁灭它们的对外贸易，这样，德国资产阶级就不会象最近一个时期那样好战了。这种作战方式比通常的作战方式较为人道。大陆上的军事列强实际是通过巴黎宣言对英国说：你不应按自己的方式，而应按我们的方式作战。许多人反对私掠船，其实私掠船并不比自由射手坏，而且它们更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当巴特勒鼓吹对英国作战时，人们说：美国没有海军，无法作战；巴特勒回答说，我们不需要海军，我们只要有私掠船就行。当今的英国统治者对他们是否拥有这种力量满不在乎，但是，他们总不会永远统治下去。必须使英国人民拥有用来为大陆人民谋福利的力量。斯图亚特·穆勒曾经是拥护巴黎宣言的，但是在看了给他寄去的一些文件后，就转而反对它了。整个黑海会议都是为了要使这个宣言得到批准。在此之前，这个宣言只是被帕麦斯顿和克拉伦登个人认可，而昨天签署的议定书看来把它包括进去了。 公民恩格斯说，他要答复公民韦斯顿的意见，既然韦斯顿没有来，也就不必谈了。至于巴黎宣言，公民马克思已经指出，这仅仅是私人协定。它没有得到任何政府领导人和议会的承认，谁也没有说它具有约束力。1862年，康沃尔·路易斯宣布它没有约束力。1867年，现在的得比勋爵在回答斯图亚特·穆勒时宣布它仅仅在一定范围内有约束力，但是自卫远比所有契约重要。这个宣言从未被批准，它所凭借的仅仅是一位大臣的私人信件的权威；谁也不受它的约束。这一点，从每次战争交战国都另订专门的协定来约束自己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是，会议签署了一个议定书，规定今后所有条约和协定未经一致同意废除，都具有约束力。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证明，现在的堡垒不足以抵御炮击，只有在堡垒前面筑炮台才能保住堡垒，在波兰就准备修筑一些炮台。俄国以毫不衰减的热情继续扩充军备，它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已转入战时状态。正在组织通讯部队和卫生部队。在英国市场发行的一千二百万镑俄国公债已被超额认购，这也许是俄国能得到的最后一笔英国钱。战争可能不等夏季结束就会到来——局势看来很不平静。至于讨论中的一些发言，恩格斯说，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一支英国军队是否足以进行武装干涉。公民韦斯顿所说的那种强烈措词，他没有用过。接着，恩格斯再一次证明，英国只能出兵三万人，英国只有在阿尔马战役中达到三万三千人，而这个数目在克里木战争中再也没有达到过。这只等于普鲁士的一个军，因此，以为这样的兵力能够改变力量对比，那是荒谬的。英国人和其他人一样勇敢，个人的勇敢在每个国家都可见到，但是，战士的素质却有不同，它们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守。爱尔兰人擅长当轻步兵，英格兰人擅长当［注：原稿此处缺字。报纸的报道增补了“重步兵”几个字。——编者注］，但是这里的军事当局却把英格兰人当作爱尔兰人使用，把爱尔兰人当作英格兰人使用。英国的军训制度太不完善，太过时了，以致阿尔德肖特的士兵直到这次战争时还未受过站岗放哨的训练。这里有人说，如果是十万英国兵，就不会让人把他们困在巴黎了。但是象我们的志愿兵那样的士兵怎能制止得了这种情况发生呢？法国人中这样的士兵是够多的，如果四十万英国志愿兵象法国人一样被围困在巴黎，并由同样的笨蛋和卖国贼指挥，他们也会做出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来。 最后，他说英国不能按同等条件和大陆国家作战，也不应该希望它能这样做。一个英国兵一年要花一百镑，而一个普鲁士兵只花三十镑，因此普鲁士用同样的钱能养三个兵，而英国却只能养一个；所以它完全不能跟那些陆上强国竞争，他希望英国永远不要试图这样做。 讨论开始时所提出的建议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被撤销，第三条被一致通过。第三条说： 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的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的约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65]指1871年1月23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大会以工人的名义要求英国政府使普鲁士停止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第667页。 [666]指《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它是欧洲列强在克里木战争结束之后签订的1856年巴黎和约的一个附件。——第668页。 [667]1867年7月4日比斯利在伦敦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谴责英国资产阶级伪善地就1866年秋设菲尔德罢工时期因招募顶替者而引起的冲突事件对工联首领布罗德黑德进行迫害。——第668页。 [668]1871年1月10—12日勒芒战役失败之后，新组成的尚济将军军团败退，损失惨重。——第669页。 [669]1871年1月5日在大炮街的一家旅馆大厅里召开的由律师约·梅里曼主持的会议，号召英国政府促进普鲁士和法国之间议和和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第672页。 [670]指1855年6—7月由于议会决定限制酒店在星期日的营业时间而在伦敦举行的群众示威。——第67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总委员会致纽约罗·威·休谟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总委员会致纽约罗·威·休谟的信[664] 1870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为了回答您上个月26日的来信，委员会委托我声明，国际协会不承认不同国家出生的工人的特殊民族利益。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的意识中消除任何民族隔阂和可能的纠纷的痕迹。因此委员会不能同意您报告中的那种代表构成。克吕泽烈将军曾经受到法国警察的侮辱，这一点显然促使工会把全权交给了他，因此他使自己成为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类似的人物。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应当保护王朝的私人利益和法国商人的财产。巴黎工人没有这种需要在大西洋彼岸加以保护以免遭美国工人的可能侵犯的利益。我们认为，居住在美国的法国工人的利益同美国其他所有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使因语言和可能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彼此疏远的工人便于相互交往，我们有精通这些事务的通讯员，我们委托他们处理问题。 同美国的通讯由总委员会的不同民族的书记分别担任。克吕泽烈将军和佩尔蒂埃先生是我们驻美国的法国通讯员。他们同我们的法国书记［注：杜邦。——编者注］保持通讯联系。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福格特是我们的德国通讯员。他们同这里的德国书记［注：马克思。——编者注］有通讯联系，而总书记［注：埃卡留斯。——编者注］则负责英国的通讯。除了工联的负责人，例如杰塞普先生之外，我们还指望您作为我们的通讯员，尽力调解不同民族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误解；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法国人或德国人有自己的某些相反的或不同于其他工人的特殊利益，我们总是向他们说明必须投入他们居住国特别是美国的工人运动，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 至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倾向问题，我受委托请您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不要拒绝把您对引起秘密活动的原因的看法告诉我们。有人建议我们劝说您和友人杰塞普公开反对进行秘密活动。但是我们认为，秘密活动还是需要的，不然这个运动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而且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那是太自信了；但是我们希望知道这些原因，以便通报不久前刚刚越过秘密组织阶段的旧大陆的工人们。 忠实于您的 总书记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起草于1870年4月23日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64]这个文件是以美国报纸（可能是《民主主义者》（《TheDemocrat》）的剪报形式保存下来的，剪报贴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上。在1870年4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里有马克思关于休谟的信和信中所附要求总委员会在每个国家建立不同国籍工人的专门代表机构的报告书的如下发言记录：“公民马克思不同意报告书，因为在委员会里已经有了不同国籍的代表，其他一切问题应交协会的通讯员处理。信中说，美国工联运动倾向于采取秘密团体的形式。驻纽约的德国通讯员的信证实了这一点，他要求委员会干预此事并尽力劝阻休谟和杰塞普不参加这个运动。”委员会通过了要求进一步说明事实真相的决议（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8—1870年》第163页）。——第66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关于萨克森煤矿矿工状况的讲话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关于萨克森煤矿矿工状况的讲话记录[663] 摘自关于1869年2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书记宣读了关于萨克森王国煤矿矿工状况的报告。他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而工资每周为三便士六先令到三便士十先令；童工每周为四到五先令。每个矿井都有工人必须参加的互助储金会，但是他们在分配基金方面没有发言权；基金是矿主的合法财产，一切借贷毫无例外地都要根据矿井主管人的命令支付。医疗费、补助金和超龄金根据劳动年限按比例增长，而如果工人被解雇，那么不论什么原因，他就丧失了领取基金的一切权利。这样，工人交费要交三四十年，但是养老金却一文也得不到。由于在矿工当中进行鼓动，不久以前公布了一个把所有萨克森煤矿矿工协会联合起来的初步的章程草案。它是在Ｊ．Ｇ．特尔先生主持下的一个工人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1）把所有互助储金会联合成一个互助储金会；（2）会员只要在德国居住并缴纳会费，就保有自己的权利；（3）全体成年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选举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等；（4）雇主向互助储金会缴纳的款项应为工人缴纳的半数。这个草案并不代表最有觉悟的萨克森矿工的观点。倒不如说它是想在资本的许可下进行改良的那一部分人的主张。这个草案还含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的确，认为一向对矿工储金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会把自己的权力让给民主的工人全体大会，而且还要缴纳款项，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呵！ 为了使那些还相信可以在雇主和工人混合缴纳款项的基础上改造储金会的工人睁开眼睛，最好的办法就是雇主愤怒地采取拒绝的态度。 载于1869年2月27日《蜂房报》第385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63]马克思在1869年2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详细地讲述了恩格斯用德文写的《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5—392页）。马克思的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里；本卷发表的报纸报道比记录更完全和更准确一些。——第66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取得的成就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取得的成就的发言记录[662] 摘自关于1868年7月21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来信报告，南德意志各邦的工人团体联合会决定于9月的第一周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赖得律－洛兰的朋友们在巴黎出版了一家新报纸《觉醒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值得注意；这篇文章同意巴黎委员会委员的立场，并以欧洲工人阶级所表现的政治上的健全理性和道德上的高尚同统治阶级的狡诈和怯懦相对抗。其中有如下一段精采的话： “为了保持和平，我们正是把希望寄托在欧洲各国工人当中占优势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致。过几天就要召开国际协会的代表大会。欧洲所有国家都将有代表出席，也许法国例外，说这次所有欧洲劳动代表的大会由于它的英明的决议而可能成为欧洲真正的主人的会议，这未必是夸张。是的，如果明天，这次代表大会依据法国革命的不朽原则，维护包括秩序、安全和自由在内的劳动的神圣利益，坚决拥护和平，它的意见将会受到全欧洲的热烈欢迎。” 载于1868年7月25日《蜂房报》第353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62]在总委员会记录簿1868年7月21日的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记的：“公民马克思。德国。工人总联合会打算用迂回的办法做普鲁士法律所禁止公开做的事情。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各邦里存在另一个工人联合会，它在瑞士有若干分会；它们也打算参加。赖德律－洛兰党出版的新报纸《觉醒报》对国际协会反映较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6—1868》第161页）。——第66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的发言记录 摘自关于1868年5月26日和6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1868年5月26日 兹通告，本星期二将提出建议，撤销上届代表大会关于规定布鲁塞尔为集会地点的决定而代之以伦敦。[660] 委员会认为，在看来已受到法国奸细包围的地方，在其政府能够采取对付沙勒罗瓦饥饿的矿工那样的专横暴行的国家里召开代表大会，是同协会的荣誉和尊严不相容的。 1868年6月16日 决议的草拟者［注：马克思。——编者注］宣布，除了上述想法之外，迫使委员会放弃撤销洛桑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已经显而易见。[661]比利时支部已经采取措施。巴拉先生似乎已在下院声明他不准许召开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委员会和“自由工作者”（参加协会的佛尔维耶政治团体）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名的抗议书上，协会的地方成员表示，“不管司法大臣发表了什么狂言，国际的代表大会还是要在布鲁塞尔举行”。这样，整个问题就成为比利时工人对比利时政府的警察措施的反抗，而对此总委员会无权干涉。因此它撤回自己的决议案。 载于1868年5月30日和6月20日《蜂房报》第346号和第349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60]马克思提出的建议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1页。——第660页。 [661]马克思1868年6月20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这次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94—95页）。——第66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决议[659]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认为，大陆上发生的冲突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因而建议工人保持中立，并且团结起来，以便从团结中汲取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 1866年7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载于1866年7月21日《共和国》报第176号和1866年7月22日《左岸》报第29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59]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决议是作为总委员会1866年6月19日、26日，7月3日和17日在马克思参加下所展开的讨论的总结通过的。这项决议的基础是博勃钦斯基和卡特提出的最初议案。这个议案在马克思发言之后作了修改（关于讨论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30页）。——第65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入会团体的证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入会团体的证件 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伦敦希腊街18号中央委员会 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和章程已充分说明协会的目的和意图。它们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协会的目的在于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彻底解放。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协会将促进每个国家不同劳动部门工人间的团结和不同国家工人间的合作。 协会的组织，以伦敦为中心，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支部。它将协助把各国工人阶级联合成为兄弟般合作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由入会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年度代表大会将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开的、强大的欧洲范围的代表机构。 泥瓦工协会执行委员会在伦敦黑袍僧区哈特菲尔德街25号［注：这一段中的黑体字是填在表格上的。——编者注］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赞成这些原则，并申请加入兄弟联盟，兹接纳为协会的支部。 总委员会主席：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书记：乔·威·威勒尔 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埃·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莱·路易斯 名誉总书记：威·兰·克里默 1865年2月21日 1865年2月以传单形式刊印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658] 我打算从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一些讲话中引用卡尔·马克思的一段讲话。他说，在有关自助和国家帮助的争论问题上两派人都是错误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生活资料和一切劳动资料都属于资本家，因此自助是荒诞的。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在俾斯麦内阁统治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帮助——工人不能把自己出卖给俾斯麦内阁。国家帮助只能来自无产阶级实现最高统治权的国家。鼓吹普鲁士君主国内部的劳动解放等于激起杯水风浪。劳动解放的条件是德国的解放，而德国解放的前提又是恢复波兰和推翻普鲁士君主制。针对进步党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行为的责难，马克思说，当他指出工人们应当联合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时，曾经期望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能够象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行事；但结果并不是这样。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存在着允许一切自上而下的辱骂和诽谤的出版法；他补充说，工人报纸就象工人运动一样，只有得到警察的准许才能存在，对政府只能进行不痛不痒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行动，尤其是资产阶级太怯懦，不敢实行自己的纲领。 载于1865年2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58]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的唯一一份记录，出自格·埃卡留斯的手笔，但不太令人满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和埃卡留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83页和第453—454页）中批评了这个纪录，指出记录含有同演说完全相反的意思。其中包括最后的一句话，即似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能采取共同的行动。——第65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报道 摘自关于1865年1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然后马克思博士宣读《圣路易斯每日新闻》（美国）的摘录。该报同意国际的宣言和章程，并对因篇幅有限不能全文刊登宣言一事表示遗憾，但是鉴于协会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所以部分地公布了宣言。 应当指出，巴黎、比利时等地有成百上千人要求得到会员卡；虽然在大陆某些地方禁止劳动人民公开联合起来捍卫作为国际宗旨的那些原则，但就是在这些地方，劳动人民也还是在努力寻求一种既能参加协会而又不触犯法律的形式。 载于1865年2月4日《蜂房报》第173号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委托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委托书[656] 我，即下面签名的人，现在委托我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父姓冯·威斯特华伦，在处理她的母亲、已故政府枢密官夫人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太太的遗产问题时，代表我的利益和以我的名义行事。 Nevarietur〔不得更改〕［注：这是外交和法律文件上的公式。——编者注］签名：卡尔·马克思博士[657] 1856年8月2日于伦敦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八月六日于特利尔 燕妮·马克思约瑟夫·阿佩尔特 ……［注：第二个签名字迹不清。——编者注］ 黑默里希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6年8月2日 发表于1968年《社会历史文库》第8卷第254页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56]燕妮·马克思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1856年7月23日在特利尔逝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卡·马克思作为其女儿的丈夫应当亲自参加财产的分配。马克思由于不可能亲赴德国，写了这份在特利尔生效的委托书。——第654页。 [657]下面的字迹看来是特利尔公证人的手笔；燕妮·马克思的签字是本人写的。——第65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文件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文件目录[647] （1）10月27日致布劳巴赫兄弟转交施奈德（原件），股东。 （2）致Ｊ．Ａ．伯克转交施奈德（抄件），时间同上，迈克尔·绍克龙公司。 （3）致Ｉ．Ｄ．赫施塔德转交洪特海姆——致马克思，费舍兄弟。[648] （4）致Ｊ．Ｈ．施泰因转交埃塞尔第一——致马克思，股东。 （5）致莱昂哈德·萨得转交施奈德第二——致马克思，斯密斯（威尔逊）·德赖尔公司。 （6）致杜塞尔多夫商行转交施奈德第二——10月25日寄自伦敦（马克思谈舍尔瓦尔的问题，理论上的阐述）。[649] （7）致艾布纳尔——转交冯·洪特海姆——10月26日于伦敦（马克思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三份[650]），贝克尔［注：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和丹尼尔斯致马克思的信[651]，希尔施的笔迹的新样本——舍尔瓦尔在《人民报》上的声明——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的原件。[652] （8）致格·荣克转交施奈德第二，10月27日于伦敦：1．可靠的笔迹样本和书面宣誓证词。2．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四份以及希尔施的笔迹的样本。3．贝克尔致马克思谈论维利希的信的摘录。4．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的三封信。5．施梯伯的信的抄件。[653]6．给施奈德的指示以及关于第九号和第十号邮件的通知。 （9）致施奈德第二，挂号信——书面宣誓证词的副本。10月28日。 （10）Ｗ．寄往杜塞尔多夫转交施奈德第二——挂号信，第九号的回执，10月28日。 第三号，第四号或第五号。一件交施奈德第二使用。说明罗伊特、施梯伯和荻茨的问题。[654]10月29日。 （11）……［注：手稿上字迹不清。——编者注］从Ｂ．公司寄给冯·洪特海姆。马克思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摘录。指出未收到施奈德的信。 （12）Ｇ．布兰克父子。 （13）哈赛尔曼·舒尔茨公司。[655] 弗·恩格斯起草于1852年10月31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47]这里发表的文件是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1852年）时写的。普鲁士当局策划这起案件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组织和整个民主主义反对派。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其他文件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普鲁士当局及其代理人的挑衅、伪造文件和无耻行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文件安全转交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施奈德第二、埃塞尔第一和冯·洪特海姆，曾经使用过目录中例举的商人和商号的名字。恩格斯保障了这些通讯处中的大部分，为此他曾利用自己的商业关系。——第652页。 [648]（3）—（5）是恩格斯写好的有商业通讯处的信封。10月28日他把这些信封寄往伦敦马克思处，以便把给洪特海姆、埃塞尔第一、施奈德第二的信装进这些信封里寄出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75页）。——第652页。 [649]指马克思经杜塞尔多夫寄给施奈德第二的一封信，信寄到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德国商人的名下。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关于它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8页。——第652页。 [650]指1852年10月26日马克思致施奈德第二的信。马克思认为这封信非常重要，托别人寄往科伦施奈德处，共四份，其中一份经维尔特从曼彻斯特寄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3—164页），另外两份恩格斯在本目录（1）和（8）中提到。这封信没有找到。——第652页。 [651]指1851年1月27日海·克尔致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9页）和丹尼尔斯就他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致马克思的几封信。——第652页。 [652]指1848年12月26日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过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7—508页）。——第652页。 [653]指马克思通过当时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格·荣克捎给施奈德第二的一些文件，文件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希尔施参与了伪造，并揭露了施梯伯证词的虚伪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496—506页；第28卷第169—170页）。——第652页。 [654]指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罗伊特盗窃荻茨的所谓档案一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7—471页）。——第653页。 [655]在文件的末尾是恩格斯绘制的1852年7月—10月的月份牌。——第65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弗·恩格斯在1850年12月3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新年晚会上的讲话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在1850年12月3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新年晚会上的讲话记录[646] 恩格斯先生（他同德意志协会[96]的卡尔·沙佩尔一起代表德国流亡者）也抱有同感，他代表自己的兄弟对发言者所表示的同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英国人民繁荣昌盛。接着他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长篇讲话，谈到国外[革命运动]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反动的原因，指出人民的愚昧和他们的领袖的叛卖也促使了反动的猖獗。 载于1851年1月4日《北极星报》第689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96]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协会的领导作用转到同盟的各地方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69、651页。 [646]1850年12月2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哈尼的邀请，参加“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642）新年聚餐会。哈尼在会上概述了协会一年的活动总结和欧洲的政治形势。恩格斯当时同马克思都已经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他在聚餐会上代表这个协会发表演说可能事先同该协会的领导，其中包括同卡·沙佩尔有了协议。恩格斯的演说记录虽然非常不完全，但是证明，恩格斯在演说中阐述了他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不久会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应当提出新的任务。——第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