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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40.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18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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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马德里
[草稿]
1893年4月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伊格列西亚斯：
在回答你的来信时，我首先要说的是，你称呼我为“您”，这使我很不舒服。我认为我不该受到这样的称呼。我们都是国际的老会员，在共同的战斗中并肩作战有二十多年了。当我担任西班牙的通讯书记时，我荣幸地被你们大家称呼为“你”，所以现在我请求你们还是按老办法做吧。
附上给你们刊物［注：《社会主义者报》。——编者注］的5月号写的几句话［注：弗·恩格斯《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编者注］。我已经写信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倍倍尔，请他们供稿。
致革命的敬礼。
你的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8.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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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3年4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因为最近几天没有收到你一封信，也没有在任何一份报纸上看到你的笔迹，我们开始担心你的健康，而附去的腊韦这封流露出流行性感冒气息的信，也使我们不大乐观。就是这封信使我今天不能不动笔。他提到的那些地方我连一个也不知道。[78]凡是有碍你已经出色完成的工作的事，我都不愿在给他的信中谈。因此
（1）寄上照片一张——但他们能不能弄到我记得大约在去年5月份《画报》上登的那张照片的底版？这样会比较便宜。
（2）对于书名，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因为不知道你可能已经提出或将选择什么方案。这个问题，也象其余一切问题一样，完全由你处理。
（3）我用不着校样。我写信告诉他，他的信已转给你，以便解决所有问题；还告诉他，如果他把校样寄给你，我是非常满意的。
昨天晚上我从曼彻斯特参加不幸的龚佩尔特的葬礼（他是火葬的）回来。你在这里的时候也听说过，去年12月他得了心绞痛的病，这种病又引起脑血管栓塞和局部瘫痪。上星期四他的旧病复发，经受了可怕的痛苦折磨以后死去。
五一节的事，这里也象巴黎一样搞得很乱。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79]和工联理事会[80]肯定要各自单独组织示威游行。而在这个紧要关头艾威林却病了，又发生了赫尔的码头工人罢工[81]，由此可能导致全国的码头工人和装卸工人的总罢工，这样杜西就得做超过她能力所及的工作，因此谁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进行。
路易莎星期六寄出的信想已收到，此外我希望不久能听到你的流行性感冒痊愈的消息。
向议员公民［注：拉法格。——编者注］致敬，如果他在你身边的话。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爱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78]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昂·腊韦译成法文，译文经过劳拉·拉法格校订。为了修改腊韦的质量欠佳的译文，劳拉·拉法格做了大量工作。恩格斯审阅了经劳拉·拉法格校订过的译文，对她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该书法文版于1893年出版。——第66、82、144、193、210页。
[79]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它是以艾威林夫妇为首的一批英国社会主义者于1890年在恩格斯的参加下成立的。它是以1890年在英国组织第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的一个委员会为基础成立的。同盟的宗旨是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注105）。它也是1891—1892年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组织者；这些示威游行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的。1893年，同盟的代表参加了英国独立工党（见注5）。——第66、72、272页。
[80]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66、72、278、281页。
[81]赫尔码头工人罢工是在1893年4月初开始的，一直持续到5月19日。罢工的起因是船主们规定：招工时，不参加工联组织的工人比参加工联组织的工人优先录用。赫尔罢工开始后，在武装力量保护下从英国别的城市调来了几千名罢工破坏者；两艘炮舰开进了港口，在整个罢工期间，赫尔成了一个兵营。虽然罢工得到矿工、铁路员工以及其他工联的支持，但工人们没有能够取得胜利。企业主做了微不足道的让步，而码头工联则遭到很大损失。——第6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7.致茹尔·盖得189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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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致茹尔·盖得
巴黎
1893年4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盖得：
附上给你们刊物［注：《社会主义者报》。——编者注］的五一号写的几句话［注：弗·恩格斯《尽管如此。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法国工人的贺信》。——编者注］。
拉法格告诉我您生病了，愿您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我们很需要您做鲁贝的议员。这一回我们应该做到把这样一支不大的紧密团结的队伍送进波旁王宫[77]，这支队伍要断然地、毫不含糊地明确法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使所有分散无组织的分子在自己周围团结起来。
只有到那时候，法国社会主义者才能在世界的运动中重新占有理所当然属于他们的地位以及从总的利益看来他们应该占有的重要位置。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77]指法国众议院的选举（见注45）。众议院设在波旁王宫。——第65、11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6.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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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致弗兰茨·梅林
柏林
1893年4月11日于伦敦
尊敬的梅林先生：
公布我9月28日的信的一段摘录（您已抄寄给我），我当然丝毫也不反对。我只要求把最后一句改动一下：
“拉维涅－佩吉朗的概括才会归结到它的真实内容：封建社会产生了封建的世界秩序。”[76]
原来的写法显得太草率了。
我很高兴《莱辛传奇》出单行本。这样的东西如果分成几部分去读，会大大减色。您的巨大功绩是，您在普鲁士历史这一摊污泥浊水里清出一条路来，并指出了事物的真正联系。从今天普鲁士的现实看来，这是绝对必要的，不管这项工作本身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对个别几点，主要是您在一些问题上确定对过去时代的因果依存关系的地方，我不完全同意。然而这不妨碍您的著作比一切现有的关于这一段德国历史的论述都好得多。
致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76]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公开引用了1892年9月28日恩格斯写给他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79—482页）的一部分。
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于1893年作为附录刊载在他的《莱辛传奇》第一版中。
恩格斯只是把这段引文的字句作了修改，见拉维涅－佩吉朗《社会科学纲要》第一部《发展和生产的规律》1838年科尼斯堡版第225页（《Grundzügeder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rsterTheil：DieBewegungs-undProductionsgesetze》.K?nigsberg1838）。——第64、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5.致乔治·威廉·兰普卢189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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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致乔治·威廉·兰普卢
埃林港（曼岛）
1893年4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兰普卢：
感谢您取消了一切客套，您看，我也这样做。您如果能同您的夫人、小孩一起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感到很高兴；但是我知道，在伦敦，对于一个带领全家到这里来的人说来要费多大事。因此我们这次对您表示谅解，但这是最后一次。
您对土地丈量员的职业这样满意，我很高兴。对您说来，在东区枯燥的办公室和粮食交易所工作过以后，这应该是真正的休息。这样的工作我倒也想干它一个时候，但只能是短期的。我不能够长期脱离大城市的运动。我一直都住在大城市。大自然是宏伟壮观的，为了从历史的运动中脱身休息一下，我总是满心爱慕地奔向大自然。但是我觉得，历史比起大自然来甚至更加宏伟壮观。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只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众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共同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达到这样的程度了。观察这个过程，眼看我们星球的历史上还没有过的情况日益临近实现，对我说来，这是值得认真观察的景象，而且我过去的全部经历也使我不能把视线从这里移开。但这是使人疲劳的，尤其是当你觉得负有使命促进这一过程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去研究大自然就是大大的休息和松快。归根到底，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
所有这里的朋友都向您致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4.致姆·尔·科塔尔1893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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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致姆·尔·科塔尔
巴黎
[草稿]
1893年4月8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对您3月21日的来信，我耽搁了一些时候没有回答。因为拉法格同拉法格夫人准备到这里来，于是我想借此机会，就您提出的问题同马克思的两位女儿都当面商谈一下。
可是不仅我，而且连拉法格夫妇都对您毫无了解。您本人也会理解，象把《资本论》第二卷译成法文这样重要而艰巨的事情，是不可能委托给一位完全不相识的人去做的。
从事这项工作，除必须对德文有深刻理解外，还必须精通经济学，遗憾的是在年青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精通经济学的人却非常罕见。这一点也是首先应该谈一谈的。
其次，您指望我能协助。这我仅能回答您：在今后几年内，我的时间要全部用于另一项决不是不重要的工作。
能够使您的提议具有现实意义的主要问题，是译本必须有出版者。您只有找到了出版者，才值得花费精力去讨论其余的问题。
忠实于您的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3.致尤莉娅·倍倍尔189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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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致尤莉娅·倍倍尔
柏林
1893年3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夫人：
奥古斯特到了这里，我才想起我到现在还没有答复您的亲切来信，很抱愧。因此我立即执笔，免得耽搁下去更加使您见怪。我可以向您保证，奥古斯特身体非常健康。他按时吃生鸡蛋加白兰地酒，时间准确得使人惊奇。他的胃口非常好，昨天晚上在门德尔森家里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后来回到家里就更好了，因为在享用过一顿非常美味而又非常丰富的晚餐之后，他比我们大家睡得都好。
今天我们在等待白恩士，这样，在世界历史上将第一次实现德国、法国［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英国的三位社会主义者议员的会晤。欧洲三个最主要的议会的三位议员，三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代表着三个具有决定作用的欧洲国家——这样一次会晤之成为可能，这本身就足以证明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我真希望马克思能够活到今天！
现在该提醒您一下了。您曾经答应夏天来看望我们并带我到德国去[74]。的确，奥古斯特担心由于帝国国会可能解散[42]，此事将成为泡影；我却不这样看，如果帝国国会真要被解散的话，那将是这个月，也就是说4月（我们明天就进入4月份了）里的事，而选举将不迟于6月。那时奥古斯特，还有您自己就尤其需要休息。如果您知道我们这里的天气和翠绿的春色多么美好，而且到6月底更是百花争艳，那末，解散帝国国会也好，新的选举也好，您一定会来的。所以我总是期待着您实现诺言，然后同您一起去柏林。要知道，您到这里来和我到那里去这两件事，从去年秋天起就不可分地彼此联系在一起了。
现在还要说一件事。奥古斯特一心想在星期一启程回去。但是这里，耶稣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差不多十年来已经成了真正的节日，是四个所谓“银行假日”[75]之一。在这里，这个节日是真正的民众游乐日。这一天所有的铁路线都是游览专车，所有的车站都拥挤不堪，正常班车则被主管部门所忽视，因为事关保证增加利润的问题。这些“银行假日”是一年当中乘英国火车有一定危险的仅有的几天，所以只有那些必须出门的人才在这几天外出旅行。因此我们坚持要奥古斯特放弃他的计划，到星期二再走，他也答应了。我相信您也会同意不让他在这样的日子里乘车，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火车无论开出还是到达都不能准时，而且过去三个月里不曾发生的不幸事件常常会在一天之内发生。
我现在为您的到来干一大杯，因为正好晨饮的时间到了。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2]1892年11月，德国政府把军事法草案提交帝国国会讨论，法案规定把1893—1899年和平时期的军队数目增加八万人以上，并追加军事拨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甚至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1893年5月6日，它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同日政府解散国会，然后规定1893年6月进行新的选举（见注86）。选举之后，军事法草案由政府稍加修改，重新提交国会讨论，并于1893年7月15日在新选的国会中获得通过。——第28、43、55、61、68、72、76、84页。
[74]1893年8月1日至9月29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做了一次旅行。他访问了科伦，然后同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用了几天时间看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在8月12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79—480页），并受主席团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9月14日在那里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注126）。从维也纳又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恩格斯在柏林从9月16日住到28日。9月22日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3—485页）。在此以后，经鹿特丹返回伦敦。——第61、78、92、103、107、108、109、111、115、118、121、123、126、127、128、131、146、151、160、167、172、179、183、220、255、267、440页。
[75]银行假日（bankholiday）——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不办公的日子。一年放假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2.致奥古斯特·拉迪姆斯基189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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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致奥古斯特·拉迪姆斯基
维也纳
1893年3月21日于伦敦
尊敬的拉迪姆斯基同志：
在答复您本月18日的亲切来信时，我只能向您表示，我对《共产党宣言》也将出捷克文译本感到高兴。我作为当事人，当然对此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相反，这不仅使我，而且也使马克思的女儿们感到无比满意。
如果阿德勒告诉您，说我“精通”捷克文，那他可是对我过奖了。其实，当我能借助字典勉强读懂报纸的一栏时，我就很高兴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殷切等待着您厚意答应给我的那几份《工人报》，那时，我又能够练习练习了。
向捷克的同志们和您本人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1.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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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3年3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我从伊斯特勃恩[65]写给你的信想已收到。我们在星期五回到这里，经过休假精神倍增。
今天我收到了那个永远令人厌烦的人阿尔吉里阿德斯（用德文讲是银人的儿子，而且他也象他的姓所由来的那种金属一样身价低落）写来的一封信，要我为他的杂志的独特的5月号写篇“文章”（仅此而已！），而且还要用五一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这位银人阿尔吉里阿德斯不是一个象卡代·鲁塞耳那样长着三根头发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有三个地址的人：（1）在左上方一面红旗上是圣米歇尔林荫路5号，《社会问题》编辑部；（2）在右上方盖印记的地方是坦普尔街108号，组织委员会；（3）背面下边是里沃利街49号帕·阿尔吉里阿德斯——他自己。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对巴黎的各种团体的底细很不了解，弄不清哪些是友好的，哪些是敌对的，哪些是中立的，所以我不知该怎样答复。如果你能帮忙告诉我，我们的朋友们同整个组织委员会的关系如何，尤其是同这个希腊银人以及他的布朗基派朋友们的关系如何，告诉我怎样做比较好，我会很高兴。至于文章，那是办不到的，最多我向他致以美国佬所说的“情意”。
也许你能同时告诉我们何时可以等候你的到达。这个问题又提醒我一件事：可别忘记随信奇上我身边仅有的十英镑支票。路易莎问好。
爱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65]1893年3月1日左右至17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5、46、48、51、53、5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0.致卡尔·考茨基189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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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3年3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列斯纳的文章［注：弗·列斯纳《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编者注］读起来很好；当然，为了使它多少具有文学形式，爱德是花了很大功夫的。关于《新莱茵报评论》，我曾经把我脑子里闪过的一个想法告诉过你——把这份杂志整个重印一下是很不错的，这个建议可以向狄茨提出。进一步考虑的结果，当然我就感到这样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新的工作就会压在我身上，而我在搞完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以前是决不能着手新工作的。因此我不再考虑它了。但是列斯纳好象对写作非常热心，就象他过去对写生画一样。
关于利润率方面的东西，我基本上什么也不再看了。施米特的第二篇文章［注：康·施米特《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编者注］和兰代的文章［注：胡·兰代《剩余价值和利润》。——编者注］，我哪个也没有看。这要等我着手为第三卷写序的时候再说。可是你那位好争论的对手斯蒂贝林又给我寄来了他最近的大作［注：乔·斯蒂贝林《平均利润率问题》。——编者注］。他大概也是指望得到赏识，但看来恐怕是空想。
我真不明白怎么会传出我生病的谣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查不清谣言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在哪个报纸上，所以我不知从何说起。不过，我们在这里倒是为我的精力日益衰退，为随时到来的死亡干了几瓶。
第三卷共七篇，有五篇已搞完，连表面形式都可以算最后定稿了。主要的困难——关于信用的那一篇[69]，已经解决。目前我在整理地租那一篇[70]，可能还得花一定的时间，所以我还不能说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一点你我知道就行了。
如果我知道你打算继续整理《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73]，我会把它留给你，可是我已经好几年根本没有听到此事了，而在整理第三卷的过程中经常需要核对手稿，所以我才要你把它寄来。既然你正忙于别的工作，那就很难肯定你什么时候才能再来整理这本笔记和后面的那些笔记［注：见本卷第329—330页。——编者注］。对这一点，最近我们要做出一个估计。
关于《新时代》的种种计划，看来是束之高阁了。我们可以指望不用那样的暴力革命也能维持下去。然而主要的缺点，我依然认为，杂志的内容是为这一类读者编的，而售价却是按另一类读者定的。[25]
这里的运动发展很顺利。不论来自社会民主联盟[6]还是来自费边派[7]的宗派主义危险，基本上都克服了。独立工党[5]要么将把他们吸收过来，要么迫使他们前进，从而把不称职的领导人抛弃。毫无疑问，群众，特别是北部工业区的群众，终于投入了运动。蠢事和丑事还会不少，但都有办法对付。艾威林前天在曼彻斯特，那里召开了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艾威林被选为赴布鲁塞尔、以后并同凯尔·哈第和肖·马克斯韦尔一起赴苏黎世的代表。[64]其余你大概会从爱德那里听到（自然，我所告诉你的一切都属于私人透露，他们究竟准备公布哪些事，我不得而知）。
衷心问候。
你的弗·恩·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7]费边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第7、54、57、72、77、163、211、224、272、430页。
[25]由于《新时代》杂志的发行量下降，狄茨建议，这个杂志要办得更通俗些，缩减理论部分，扩大艺术和时事政治栏的篇幅。——第17、57、162、175页。
[64]指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讨论筹备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问题的会议。——第43、44、49、53、58、71页。
[6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77—692页。——第50、57页。
[7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693—917页。——第50、57页。
[73]《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编好付印。恩格斯也未能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剩余价值理论》由卡·考茨基出版了，但是任意脱离作者原稿、颠倒和删节之处甚多。新版《剩余价值理论》是按照作者原稿的编排出版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57、329、338、431、44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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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3年3月18日
霍布根
1893年3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们在伊斯特勃恩海滨住了两个星期。[65]天气非常好，我们回来时身体十分健壮，现在又可以投入工作了。当然，从现在开始，要有一些客人来。下星期天（一个星期以后），讨论有关苏黎世代表大会问题的会议[64]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倍倍尔将从那里顺路到这里呆几天，拉法格夫妇那时大概也会来。我很高兴这位年青人再到这里来，好同他详细地讨论法国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仍然剩有足够的时间把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完成，因为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
《社会主义者报》的问题已解决。
美国的银本位制看来只有破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72]克利夫兰好象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来突破收购白银这种束缚。假若事情发展到极端，那倒真的好了。一个以自己的“求实精神”那么自诩而在理论方面却惊人落后的民族，象美利坚这样的年青的民族，只有吃到了苦头，才会彻底摆脱如此根深蒂固的固执的观念。需要钱的时候却没有钱，这是由于世间的钱根本不够，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是凯洛格式的纸币诡计和银本位制的骗术所共有的幼稚看法。这种看法只有通过实验和破产才能纠正过来，这种破产的过程很可能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只要今年秋天能够实行税率改革之类的东西，你们也就可以满足了，其余的会随之而来。主要的是，美国的工业渐渐地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了。
这里一切都很好。群众无疑都动了起来。详细情况你读一下《人民报》上艾威林写的报道就知道了，虽然报道写得有些罗嗦。最好的证明就是，老的宗派越来越站不住脚，被迫改变策略。社会民主联盟[6]实际上已经把海德门先生撤了职；有时候还让他在《正义报》上就国际政治问题发发牢骚，放放怨气，但是他的好景已经过去——连他自己的追随者都把他看透了。他向我挑衅整整十年之久，一有机会，人身攻击、政治攻击就都来了，可是我从来不屑于回答，因为我深信这种人总会自取灭亡的，结果证明我对了。杜西在十年之中受尽攻击，不久前被约请为《正义报》写有关国际运动的报道。对此她当然拒绝了，除非《正义报》公开收回它多年来散布的对她和艾威林的无耻诽谤。
费边社[7]的情况也是这样。也和社会民主联盟一样，他们外省的下级组织已超过他们。郎卡郡和约克郡又象在宪章运动中一样，在这次运动中又走在前头了。象悉尼·维伯、肖伯纳等想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派的人们，现在只好容忍他们本社的工人成员用自己的思想“渗透”他们了。不管他们怎样硬撑，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要么继续处于孤立地位——做无兵之将，要么就得跟工人一齐走。前一种可能性更大，而且也较合意。
独立工党[5]由于诞生最晚，它的顽固偏见较少，它的队伍中有着优秀分子——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是北部的工人，所以总的看来，它最真实地反映着目前运动的状况。当然，在领导者中间有各种各样可笑的人物，甚至连其中最好的也大都染有议会里那套耍手腕的恶劣习气，和你们美国那里完全一样；可是他们背后有群众，而群众不是把他们教得懂事，就是把他们抛弃。错误还会多得很，但是主要的危险已被克服，我现在预料将有迅速的发展，而这也会影响到美国。
在德国，局势到了危机关头。从最近有关军事委员会会议的报告看来，妥协是不大可能了。[42]政府使中央党[13]和自由思想党[41]的先生们无法不反对它［注：见本卷第28页。——编者注］，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四十至五十票，就不可能有多数。这样就得解散帝国国会，重新进行选举。我估计，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我们将获得二百五十万票，因为支持我们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据倍倍尔估计，可得五十至六十个席位，因为选区的划分对我们不利，而且是所有其他力量都联合在一起对付我们，所以，在复选中我们也不能把为数固不算小的少数变成多数。我倒宁愿运动平静地进行到1895年，那时候我们将能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不管情况如何，所有这一切，从李希特尔到小威廉［注：威廉二世。——编者注］，都将有助于我们向前迈进。
得克萨斯有个年青人弗·维森，住在贝尔德。他要求我发表一些反对提出候选人“竞选总统职位”的意见，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既然想要废除总统职位，那末提候选人就是放弃了革命的原则。我已给他答复［注：见本卷第47—48页。——编者注］，现抄一份附上。如果我的复信被人以歪曲的形式发表，就请你把全文登在《人民报》上。
愿你和你的夫人身体健康。考茨基夫人和我衷心问候你们。
你的弗·恩格斯
我们给你寄去了帝国国会关于未来的国家的辩论[35]材料。我们不在家期间报纸有时未按时寄到，但大概全都收到了。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7]费边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第7、54、57、72、77、163、211、224、272、430页。
[13]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
1893年中央党在国会的全部三百九十七名议员中拥有一百零六名议员，因此在其他党派发生分歧时，它的立场就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第14、28、55、68、72、76、84、369、388、422、431页。
[35]在1893年1月底帝国国会讨论1893—1894年的国家预算时，资产阶级议员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只是想挑起人民的不满，却不能说明他们所谓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对此给以回答，倍倍尔于2月3日在一篇出色的演说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结果，这个问题一连几天成为帝国国会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思想。2月7日，极右派代表阿·施特克尔宣布，在李卜克内西演说之后，他决定放弃发言，并提议停止辩论这个问题。讨论至此结束。——第26、34、41、56页。
[41]德国自由思想党是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人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第28、55、68、71、76页。
[42]1892年11月，德国政府把军事法草案提交帝国国会讨论，法案规定把1893—1899年和平时期的军队数目增加八万人以上，并追加军事拨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甚至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1893年5月6日，它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同日政府解散国会，然后规定1893年6月进行新的选举（见注86）。选举之后，军事法草案由政府稍加修改，重新提交国会讨论，并于1893年7月15日在新选的国会中获得通过。——第28、43、55、61、68、72、76、84页。
[64]指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讨论筹备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问题的会议。——第43、44、49、53、58、71页。
[65]1893年3月1日左右至17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5、46、48、51、53、58页。
[72]指的是美国复本位制的拥护者和单一金本位制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1890年7月14日的所谓“薛尔曼法”规定，每月由政府收购四百五十万盎斯的白银，以便人为地维持白银同黄金的16∶1的比价。尽管有这条法律，但白银的市价却继续直线下跌，1893年跌到26.5∶1。1893年夏季，在危机业已开始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要废除1890年收购白银的法律。同年11月1日，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以后，薛尔曼法被废除了。——第53、169、1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8.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1893年3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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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
芝加哥
[草稿]
1893年3月中于伊斯特勃恩
阁下：
2月3日、3月9日两封来信及附件均已收到。十分抱歉，我不能亲自出席你们的大会，也不能给您提供您所要求的报告。[71]目前我的全部时间都用于整理我的故友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准备付印出版，不然的话，我会非常高兴地写出报告寄给您。这第三卷是几年前就该出版问世的，可是在此以前我一直未能摆脱各种干扰，而只有持续不断的时间才能使我完成我的这一任务。其他任何工作，不论我多么感兴趣，我都不得不放弃，除非有绝对的必要。预计到你们大会召开的时候，手稿可以付印。但是如果我答应了您的要求，就不可能付印了。因为您要我写的文章，不是新闻记者的老生常谈，而应该尽我所能写出最好的东西来。这就需要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就是说需要大量的时间，而由于上述原因，我现在不可能牺牲这么多时间。
但是我用印刷品邮件给您寄去了一本英文版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我合著）和一本几个月以前出版的我写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我希望这一点小小的赠品会使你们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某些代表感到兴趣。
注释：
[71]美国政论家亨·德·劳埃德在1893年2月3日的信中，邀请恩格斯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预定1893年8月底至9月初在芝加哥纪念美洲发现四百周年的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劳埃德请恩格斯去做报告，谈谈英国的工人运动，并请恩格斯自己再选择一些其他有关工人运动的题目来讲一讲。——第5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7.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89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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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致玛丽亚·门德尔森
伦敦
1893年3月15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海军操场28号
亲爱的门德尔森夫人：
今天早晨考茨基夫人和我得悉斯塔尼斯拉夫［注：门德尔森。——编者注］又脱险的时候，我们高兴得无法向您形容。昨天晚上我们还曾不无忧虑地谈起他。只要最后好，一切就算好。我恨不得星期六晚上就能再见到他。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星期天［注：3月19日。——编者注］能在我们家里荣幸地看到你们二位。
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星期，后天就要回伦敦。[65]天气一直非常好，海滨的空气对我们非常有益。
就写到这，再见！考茨基夫人向您致最亲切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星期一或星期二我们迎接倍倍尔，再过几天是拉法格夫妇。
注释：
[65]1893年3月1日左右至17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5、46、48、51、53、5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6.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3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26.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3年3月14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海军操场28号
亲爱的劳拉：
你这次的来信真令人高兴！我们盼望你们下星期到达，尽可能早来［注：见本卷第44页。——编者注］。只要你到了这里，起码在两三个星期以内我们是不会放你渡海回去的，即使“尊敬的议员先生”［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不能从他的宣传旅行中脱身这样久。
我们将在星期五回伦敦。[65]路易莎和我都已答应星期六［注：3月18日。——编者注］在协会[23]和布卢姆兹伯里协会[67]举办的巴黎公社纪念会上讲话，这是一次联合的庆祝活动，其实我倒宁愿要一大块牛肉［注：双关语：“联合的庆祝活动”的原文是《ｊｏｉｎｔｆｅｓｔｉｖａｌ》，“大块牛肉”的原文是《ｂｕｔｃｈｅｒ’ｓｊｏｉｎｔ》。——编者注］。后一个星期天，就是说下下星期天，即26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64]，你却没有讲保尔是否出席，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海德门—布鲁斯—阿列曼老集团正在进行某种阴谋活动，目前得到了苏黎世委员会[68]的秘书宰德尔的支持。显然，这一伙已经破产的人还想做最后挣扎，以便在代表大会上占有比较有利的地位。倍倍尔（或许还有李卜克内西）几乎肯定会从布鲁塞尔到伦敦来呆几天。如果保尔和倍倍尔能一起在这里呆几天，我将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借此机会彻底消除法国人对倍倍尔抱有的某些成见；其实倍倍尔是我们在德国的人中最优秀的，尽管法国人可能认为他有些条顿族的粗暴。由此你可以理解，我希望你们能在下星期的头几天到这里，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心愿，而且还有特殊的政治性考虑。
我丝毫不反对保尔在有组织的选举运动中进行一次全法国的旅行；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可是一个议员毕竟在议会中有其一定的职责，尤其是在目前的巴拿马[3]时期；因为每一次选举最终要依靠大量不怎么热心的庸人的选票，所以我担心保尔的再次当选可能因他忽视自己的议会职责而受到威胁。我也的确听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暗示。而我看到恰恰在巴拿马危机的某些最重要时刻他却一直不在，就不禁想到，他放过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时机，而且这一切都可能被人用来反对他。到头来，给别人准备好席位而把自己的席位丢掉，他真是过分慷慨了。要是你们在法国象我们的人在德国——在那里有二十个以上的席位属于我们，可以说这是争来的，也是应该享有的——那样强有力，那将是另外一回事，但那时也就无需进行这样激烈的运动了。
今天是摩尔逝世的日子，整整十周年。现在我可以极其秘密地告诉你：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已经搞好了。最困难的一篇，即关于银行和信用[69]那一篇已经完成；还剩下两篇，其中只有一篇（地租）[70]可能有一些形式方面的困难。但是同我已经完成的部分比起来，剩下的部分简直是儿戏了。现在我不再害怕被打断。去冬之前我未能得到四、五个月不被打断的工作时间。现在我已经有了这样多时间，而且工作已接近完成。只是不要对任何人讲，因为在两个月以内我还不能确定手稿付印的日期。
你所谈的关于饶勒斯的事使我大为吃惊。师范学院毕业生兼马隆的朋友甚至也许是门生——二者哪一个差一些？可是，这两个身分没有一个比得上能用拉丁文写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的人的高贵身价。［注：指饶勒斯用拉丁文写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的论文《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学说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起始特点》。——译者注］
现在我得结束这封信了。我们能在伦敦越快地得知你到达的日期，你能把日子订得越早一些，就越好。再见吧。路易莎和我问候你。
你的老弗·恩格斯
当然，我要寄给你一纸有伤体面的东西——一张小小的……支票，请恕冒昧！现在我手头没有，否则当随此信寄上。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23]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7日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5、28、48、224、264、389、396页。
[64]指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讨论筹备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问题的会议。——第43、44、49、53、58、71页。
[65]1893年3月1日左右至17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5、46、48、51、53、58页。
[67]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以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地方支部为核心，于1888年8月同无政府主义分子占上风的同盟分裂以后形成为独立的组织。协会的领导人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加入协会的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弗·列斯纳。在以后的几年中，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在伦敦东头积极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第48页。
[68]1891年8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106）委托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负责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此，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在苏黎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第49、91页。
[6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77—692页。——第50、57页。
[7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693—917页。——第50、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5.致弗·维森189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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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致弗·维森
贝尔德（得克萨斯）
1893年3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注：恩格斯写此信时正在伊斯特勃恩短期休养，信中用的是他在伦敦的住址。——译者注］
尊敬的同志：
由于手边有大量积压下来的工作，以致未能更早地回复您1月29日的来信。
我不明白，如果提出候选人来竞选某个政治职位，即使在力求废除这种职位的时候也还投他们的票，这怎么就会使社会民主主义原则遭到破坏。
有人可能认为，在美国废除参议院和总统职位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负有责任实现这一措施的人选到这种职位上去；这样才能始终按这个方向行事。别的人可能认为这个办法不恰当；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争论。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这种行动方式会使革命原则遭到破坏，但是我还看不出为什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能如此。
要知道，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末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但正是美国距离这一目标还很远。而我觉得，如果我就用这一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还有时那样重视这种学院式的争论，大概不会错的。
我给您以发表此信的权利，但不要删节。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4.致菲力浦·屠拉梯1893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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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3年3月12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屠拉梯公民：
现将校样寄回，因为我无法在您向我提出的那样短的期限内详阅一遍。[66]我现在正在海滨，在这里要住些天。[65]您的邮包是转寄到这里的，这也耽搁了一些时间。
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加上国际纲领，也就是说，或者是章程及其引言部分［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或者是1864年的《成立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我这里手头没有《宣言》的俄文版，因此不能确知您所说的是这两个文件中的哪一个。
谢谢您寄来两本小册子，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地阅读。
考茨基夫人的信，库利绍娃女士想必已经收到。
考茨基夫人和我向库利绍娃女士和您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65]1893年3月1日左右至17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5、46、48、51、53、58页。
[66]1893年3月7日，屠拉梯给恩格斯寄去了《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见注1）校样，请恩格斯不管阅毕与否，在极短的期限内寄回，因为意大利文版定于下一个星期内出书。屠拉梯向恩格斯征求意见，是否可以象《宣言》1882年俄文版那样，把《国际工人协会纲领》附在后面。屠拉梯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这封信中提到的两本小册子，只能确定其中一本是：帕·迪·弗拉塔《土地的社会化》。——第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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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沙洛顿堡
1893年3月7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海军操场28号
请把文章［注：弗·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编者注］寄六份给我，如果可能的话，要十二份，寄到伦敦。我已经到伊斯特勃恩这里好几天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65]这里的气候真怪，有时在室外呆着令人爽快，有时又寒风飕飕。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大雨。
向你全家致衷心问候。
你的弗·恩·
注释：
[65]1893年3月1日左右至17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5、46、48、51、53、5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致托马斯·库克父子商店1893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22.
致托马斯·库克父子商店
伦敦
[草稿]
[1893年3月3日以后于伊斯特勃恩]
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3日的信已经给我转寄到这里。[65]
提及的那位先生［注：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编者注］，是一位年青的医生，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的教师，他在这所大学里获得了学位，工作很有成绩。一位著名的奥地利议会议员［注：别涅斯托费尔。——编者注］把他介绍给我，并作了很好的评价。所以我相信，他将是你们的一位很理想的顾客。
注释：
[65]1893年3月1日左右至17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5、46、48、51、53、5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21.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3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知道，有句俗语说，妇女的信，最重要的部分总是信末的附言。然而，这是可恶的诽谤，现在我就来证明这一点。我在上一封信里，不但没有把主要内容放在正文里，甚至也没有放在附言里，所以现在只好另写一封短信给你。
这就是关于你们4月2日到这里来度银婚的事。要知道，你已经答应了，我要你恪守诺言。既然现在保尔也许或者说很可能要去参加3月26日的布鲁塞尔会议[64]，如果你能大约在他去布鲁塞尔的同时从巴黎直接到这里来，而让他从布鲁塞尔来，那不是最好吗？除非你愿意同他一道去，看看你出生的地方。听说，为了不辜负你给予它的荣誉，那里已大大改观了。
不管怎么说，依我看，现在该为这件喜事做些准备了。由于在给你的前一封信里我未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忘了加上这个附言，所以现在把它附在给保尔的信中，希望你能给予最认真的考虑，并在你方便的时候尽快给我们复信。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老崇拜者弗·恩格斯
注释：
[64]指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讨论筹备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问题的会议。——第43、44、49、53、58、7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致保尔·拉法格1893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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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3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时间过得多快啊！老哈尼今天早晨提醒我说，昨天是二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共和国万岁！”天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别的纪念日要纪念，以致于把这些半资产阶级的日子都给忘记了。想想看，再过五年它就半个世纪了。当时，人们兴高采烈地赞美的，是小写字母起头的共和国；自从它用大写字母开头以来，它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无非是把它作为一个几乎过时的历史阶段。
您的演说很好，只有一点使我感到遗憾：这篇演说没有在两个月以前发表。[57]但迟总比没有好。众议院和报刊认为这篇演说不合时宜，这并不使我感到惊奇；如果我们要等候他们的认可，那我们就根本别张嘴了。至于谈到米勒兰一伙的激进社会主义者，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同他们联盟应以我们的党[58]是独立的党这个事实为基础，他们必须承认这一点。[59]这丝毫也不排除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共同行动，但对于共同争得的席位的分配应当同实际的力量对比相适应；这些先生是惯于占便宜的。
如果您在议院的演说没有引起先前那样的反应，请不要灰心。可以看看我们的人在德国是怎样的：他们多年来都被轻蔑地报以嘘声，可是现在他们三十六人控制着帝国国会。倍倍尔写信给我说：“如果我们有八十或一百人（在四百名议员中），帝国国会就成为不可能的了。”现在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得有我们过问，所有的党派都得倾听我们的主张。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结构的辩论继续了五天[35]，倍倍尔的演说［注：奥·倍倍尔《未来的国家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散发了三百五十万册。现在他们要把辩论的全部内容印成小册子［注：《社会民主党的“未来的国家”》。——编者注］（售价五苏），本来已经很强烈的印象，还将双倍地加强！
你们着手准备选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至少应当夺得二十席。你们有很大的有利条件：你们从市镇选举中已经知道，你们在每一个地区至少拥有多大的力量；而我认为，从去年5月以来，你们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了。[60]这在你们和激进社会主义者之间分配候选人时会对你们有很大帮助。但是，也许你们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在一切有希望当选的地方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便在必要时为了在决选中帮助激进派——如果他们能获得较多选票的话——而撤销自己的候选人。
在选举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断然确定：我们党是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所有其他多多少少属于社会主义的党派——布鲁斯派[46]、阿列曼派[61]、纯正的和不纯正的布朗基派[62]，所以能够在我们一旁起过某种作用，那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运动比较幼稚的阶段所具有的那种暂时的分裂状态造成的，而现在幼稚病的阶段已经结束，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得到二十席，那末所有其他的党派合在一起不会有这样多，因为它们多半将失掉席位，而不会取得席位。那时，形势就会进一步发展。目前您应当关心一下您的再次当选的问题：我觉得，您不在议院，对保证这点是不太有利的。[44]
巴拿马[3]并没有完结，远远没有完结。让保皇党人和他们那些可疑的同盟者享有揭发的荣誉，这是一种耻辱。他们不可能提出比“打倒盗窃者！”更好的口号，而如果说大批糊涂的乡下佬站在他们一边反对共和主义者，那末他们的这种胜利应当归功于共和主义激进派[17]的怯懦。您说共和国没有危险，说议员们休假回来都坚信这一点；既然如此，那就应当拿出全部力量，不要让人家由于你们的沉默而把你们和盗窃者混同起来。您说得很对：整个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低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英国现在是唯一的一个资产阶级还多少有点头脑的国家。在这里，独立工党[5]的成立（尽管它还处于初期阶段）及其在郎卡郡和约克郡的选举中所起的作用［注：见本卷第30—31页。——编者注］，给了政府一鞭子，使它活动起来，做出一些对自由党政府说来是前所未闻的事情。选民登记法（1）使所有的选举——议会选举、市政选举等的选举权划一，（2）使工人的选票数目至少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3）免除候选人用在选民名单方面的开支，而由政府负担。发给议员津贴一事，肯定将在下届会议上获得通过；随后还有一大堆有利于工人的立法和经济措施。总之，自由党人认识到，虽然工人阶级日后自然会把他们赶出门外，但在目前，他们只有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托利党人此刻显得十分愚蠢。但一旦地方自治法案[63]成为法律，他们就会看到，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参与赢得政权的斗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让步，把工人的选票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这就是说，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都不得不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使他们自身被消除的时刻加速到来。
在这里的工人中，形势正在前进。工人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认识到只有一个途径来使用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建立独立的政党。
同时，国际主义的感情也日益普及。总之，形势到处都在向前发展。
在德国，解散帝国国会仍然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却在减少；所有的人都害怕解散国会，只有我们的人例外。我们将获得五十到六十个席位。[42]
3月26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筹备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国际会议[64]。您出席这次会议吗？
您已经把绦虫打掉，那太好了，您还得注意肠肚；我差点把它说成是战争的本钱，那我就闹笑话了！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17]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4、42、209、269、363页。
[35]在1893年1月底帝国国会讨论1893—1894年的国家预算时，资产阶级议员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只是想挑起人民的不满，却不能说明他们所谓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对此给以回答，倍倍尔于2月3日在一篇出色的演说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结果，这个问题一连几天成为帝国国会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思想。2月7日，极右派代表阿·施特克尔宣布，在李卜克内西演说之后，他决定放弃发言，并提议停止辩论这个问题。讨论至此结束。——第26、34、41、56页。
[42]1892年11月，德国政府把军事法草案提交帝国国会讨论，法案规定把1893—1899年和平时期的军队数目增加八万人以上，并追加军事拨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甚至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1893年5月6日，它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同日政府解散国会，然后规定1893年6月进行新的选举（见注86）。选举之后，军事法草案由政府稍加修改，重新提交国会讨论，并于1893年7月15日在新选的国会中获得通过。——第28、43、55、61、68、72、76、84页。
[44]恩格斯在这里是指从法国众议院开始辩论巴拿马丑闻（见注3）以来，社会主义者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第33、42页。
[46]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33、42、91、116、130、182、245、260页。
[57]1893年2月16日，拉法格在众议院就巴拿马舞弊案问题发表演说；这篇演说载于1893年2月1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26号。——第41页。
[58]法国工人党是根据1879年马赛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由马克思的拥护者茹·盖得及其支持者建立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1880年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制订了工人党的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由马克思起草的。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纲领，并且正式成立了法国工人党。——第41、84、87页。
[59]1893年2月23日拉法格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在法国工人党与米勒兰和饶勒斯领导的激进社会主义者（激进派左翼，见注17）之间达成了关于在1893年8月至9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进行合作的协议，并告诉恩格斯，他们将在3月5日开始在法国北部各城市进行竞选宣传。——第41、84、117、130、144页。
[60]在1892年5月1日和8日举行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获得了十万张以上的选票，在市镇参议会中得到二十七席。——第41页。
[61]阿列曼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由于可能派（见注46）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42、73、113、130、143、182、245、260、296、337、392页。
[62]布朗基派是奥·布朗基的追随者的组织，1881年7月由爱德华·瓦扬建立，取名“中央革命委员会”。——第42、73、86、91、113、116、130、142、182、245、260、296页。
[63]地方自治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容许爱尔兰实行自治。实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主要阵地控制在英国统治集团手里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第43、213、217、294、377页。
[64]指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讨论筹备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问题的会议。——第43、44、49、53、58、7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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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3年2月24日于伦敦
阁下：
很久没有写信，请原谅。这也是不得已。我不得不做一番努力——最后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春把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甚至停止了一切书信往来（除绝对必要的以外）。不然，我不会中止我和您对那个十分有意思而且重要的问题的讨论。[54]
现在，除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经结束了第五篇（银行和信用）的校订工作，这一篇无论从内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状况来说，都是最困难的。现在只剩下两篇，约占全卷三分之一，其中的一篇——关于地租——内容也很困难，但这一篇的手稿，据我所记得的，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还没有失掉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的希望。原先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保证在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工作绝对不要间断，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第五篇上，现在这个困难幸而已经克服。在校订这卷书的时候，我时常想到它出版之后会带给您的巨大的喜悦。我将把清样寄给您，就象过去第二卷那样。
现在来谈我们原来的题目。
我们似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只有一个问题除外；您在10月3日和1月27日的两封信里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两封信是从不同角度谈的。
在头一封信里您问道：1854年以后不可避免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不但不能促进在俄国历史地形成的那些制度的发展，反而必然从根本上破坏它们吗？换句话说，农村公社不能作办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在1月27日，您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上述的思想：大工业对俄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它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
好吧，我们来看看。在1854年或1854年前后，对俄国来说它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社，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察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整个情况，难道您看到有任何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的公社上面：一方面使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变，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完全是两样的。
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55]。但无论根据他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我们的作者在他1882年1月给某一个老的《宣言》写的某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更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与西方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56]
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方面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大约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末，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自己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不幸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会使资本主义体制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当英国在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却大有可能不单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即使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输出；然后危机——这就是世纪末还剩下的一切——就会到来。而在这同时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消失，我们只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转变能够尽快地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新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一个伟大前途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永远是您的派·怀·罗·［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来信请寄给考茨基夫人，而不要寄罗舍夫人。
注释：
[54]见恩格斯1891年10月29—31日、1892年3月15日、6月18日和9月22日给丹尼尔逊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93—196、304—308、362—367、464—468页）。——第37页。
[55]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这封信是马克思于1877年底读到该杂志第10期发表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写的，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曲解。——第39页。
[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6页；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版本，俄文译文与德文原文有一些差别。——第3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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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3年2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昨天用挂号寄去的稿件，想必已经收到。关于这篇稿子，我还得说几句。
我打算把它分成八篇文章，在《前进报》上连续发表。但也许你们有更好的方案，如果是这样，请不要客气。
《欧洲能否裁军？》这个标题我不太称心。但我没有想出更好的。[50]也不好称之为《社会民主党的军事法案》，如果你们全盘接受这个提案，用它作标题倒还可以。
我把这篇东西寄给你而不寄给李卜克内西，是因为你在军事委员会里，并且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教益”。这可以使我得到他的谅解。此外，如果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而需要加以修改的话，我也愿意把这种修改托付给你，而不托付给他。整个说来，这篇稿子不单单是给《前进报》的，而且是给你们所有的人的，而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时间发表最好，你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无论如何，应在全体会议再次审议之前。
从《工人时报》上你可以看到，通过艾威林的努力，现在英国工人可以更好地了解大陆上的、特别是德国的党的事务了。[51]
上次选举的经验已迫使自由党政府走得更快一些。[52]一些措施固然仍带有“自由的”性质，但还是比能够预期的要好。关于选民名单的新的法律如果获得通过，那末：（1）工人的选票数目至少将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并使工人在另外四十到五十个选区中获得绝对多数，（2）免除候选人每年一次的大笔开支；过去候选人必须亲自设法使他们的选民列入名单，而这样做在此地是要花很多钱的。这本来是可以逐步接受的。——发给议员津贴一事，最近就会实现，如果不是在这一届会议上，那末几乎可以肯定将在下届会议上获得通过。对此格莱斯顿已表示在原则上接受。此外，由于一切公开选举只有一个选民名单，因而也将只有一个选举权，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而使得这一点更加重要的是，即将讨论建立教区（此地的乡村教区）会的法案[53]，这么一来，迄今在乡村中保存着的半封建经济的最后残余就将被消除。如果所有这一切在这一届会议中得到通过并制定为法律，那末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将大为改善，而这本身又将是一种新的推动力，推动人们去利用这种新的地位。尽管此地还会发生并且大量出现种种耍弄权术的行为和蠢事，运动无疑仍将有力地向前推进，也许过几年之后你们会对英国人感到惊奇。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报道施帕策克的事情。其实这件事已用波兰文在《黎明》杂志2月号上公诸于世了。［注：见本卷第28—29页。——编者注］
如果瓦克斯是一个身躯魁梧的人，那末他就不是那个人。据我所记得的，那个人身材和你差不多，头发是褐色的。所有这些蜡做的少校［注：见本卷第27—28页；这里是双关语：“瓦克斯”这个姓的原文是《Ｗａｃｈｓ》，意思是“蜡”。——编者注］的来路，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魔女［注：路·考茨基的绰号。——编者注］也已经准备停当，所以，此信就此发出。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50]《欧洲能否裁军？》一文是恩格斯于1893年2月间就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出的军事法草案（见注42）问题而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33—467页）。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倍倍尔于1893年2月11日请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表示自己的意见。——第35页。
[51]在1893年2月18日《工人时报》第144号的“国际工人运动”栏里刊载了一篇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未来国家问题的述评（见注35）。——第35页。
[52]在1892年夏英国议会选举之后，自由党只是在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下才得以组成内阁，自由党曾答应他们力争使地方自治（见注63）法案获得通过。——第35页。
[53]教区会法案是由格莱斯顿政府于1893年向议会提出的，并于1894年3月1日被定为法律。按照这个法律，改组了整个地方自治体系。原来在乡村中不但行使教会职权，而且也行使世俗权力机关职权的教区委员会，此后只能管理宗教事务，民政权力则转归当地纳税人选举出的教区会。在较大的村庄，由教区会中选出教区委员会。——第36、21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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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3年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看到你的笔迹不是写在《不妥协派报》或《费加罗报》的边上，的确非常高兴，并且马上写回信给你，因为今天是星期日，我有几分钟空闲，明天我就得重新钻进银行、信用、货币资本、利息率的丛林，去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三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就真正困难的部分来说，这个第五篇算是完成了，但是文字上还需要作大量的“最后加工”：编排，删掉重复的东西，等等。我希望用八天至十天的功夫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搞第六篇和第七篇，然后就是结尾了。在这期间，我的通信暂时中断，来自各地——从罗马到纽约，从彼得堡到得克萨斯——待复的信件把我的架子塞得满满的。所以，如果我现在抽一点时间给你写信，那仅仅是因为这是你，而不是别人。
一个多星期以前，路易莎寄给你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你真的还没有收到吗？请你查问一下，我们在这里也查一下。
是呀，你会喜欢《女工报》的。它具有健康的无产阶级的特色——包括它文字上的缺陷在内，这种特色同一切别的妇女报纸形成令人可喜的对照。你完全可以为它感到自豪，因为你也是它的母亲之一！
听说保尔的身体仍然欠佳，我心里很不安，——他还没有把可恶的绦虫打掉吗？在巴黎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绵马和苦苏花来驱除这些绦虫，甚至不必经常服用就行。当然，只要他老是养着绦虫，他身体就不会好，这东西会把他啃光的。说实在的，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到处走呢？在法国以外的人没有一个能理解，他和其他一些人为什么要把一个大好机会白白放过。[44]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群浮躁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议员是不希望他讲话的，他们各有各的方针，每人耍自己的一套。他们懂得，一旦保尔登上讲坛，就不会受他们掌握和控制了。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应当讲话。难道社会主义者正好在选举[45]之前要以缄默来引起人们的怀疑——怀疑他们并不比巴拿马分子好多少，怀疑他们是出于自身的考虑去包庇那些人并且把整个事情掩盖起来吗？在意大利，情况正是这样。作为社会主义者在罗曼尼亚被选出来的那两个人，政府通过给他们领导的所谓的合作机构发津贴的手段控制着他们，而且这些津贴十之八九是从罗马银行的金库里来的。这就是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30]可是在法国呢！-？我可以向你担保，这种令人费解的缄默不会提高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国外享有的尊敬。当然，布鲁斯之流[46]从巴拿马提供的秘密款项中得到了自己的一份，——但我们的人不是因此更有理由出来说话吗？“要适应潮流”曾是法国的谚语；现在还是这样吗？
据克罗弗德老太婆的报道来看，对累塞普斯及其一伙的严厉判决，不过是用来欺骗傻瓜的一种花招罢了。上诉法院会把这些判决一笔勾销[47]，理由是普里奈的指令并未规定时效中止，因此该项犯罪行为便失去时效。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等于是那些“知情人”，那些与此有关的人，狂妄地告诉整个法国，说它是一个十足的傻瓜。那将是对公众舆论的莫大的嘲弄。
我希望群众最后会感到愤怒和采取报复行动。时机正在成熟！
倍倍尔将把他2月3日演说的速记稿寄给你。这篇演说实在精彩，你会发现它对《社会主义者报》是非常有用的。[48]两周来我们的人一直把帝国国会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首先是紧急辩论三天，所有的政党，从执政党起，都央求我们的人运用自己的力量使罢工的矿工等平息下来。[49]随后，资产阶级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挑动我们的人就未来的社会结构进行辩论——这个辩论一直继续了五天！[35]过去从没有哪个议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方面总共只有三个人发言——倍倍尔（发言两次），弗罗梅，李卜克内西。资产者不得不在绝望中放弃最后的发言权，而把它让给我们（因为我们只要以不满法定人数为理由就可以阻止讨论的结束，而法定人数二百零一人是从来没有到齐过的）。
当你们被水淹的时候，按报纸的说法，我正在“奄奄一息”。上上星期二［注：见本卷第18页。——编者注］，从维也纳来了一封电报，问我是否真的死了。接着又从德勒斯顿来了一封；早晨五点钟就敲门，又一封从纽约来的电报。就这样一连好几天，直到我们发现，几乎柏林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过这样一条新闻：我的精力极度衰竭，随时都可能死去。我搞不清是谁制造的这一派胡言。不管怎样，这个人太可恶了！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告诉保尔：让绦虫见鬼去吧！
赛米尔·穆尔1月28日又到尼日尔去了。
注释：
[30]1892年12月至1893年1月意大利议会关于罗马银行的舞弊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的起因是议员科拉扬尼的发言。在辩论过程中揭露出的丑事涉及一些国家活动家，许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称为Panamino（小巴拿马），以有别于法国的巴拿马（见注3）。更详细的有关情况，见恩格斯的《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18—426页）。——第21、33页。
[35]在1893年1月底帝国国会讨论1893—1894年的国家预算时，资产阶级议员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只是想挑起人民的不满，却不能说明他们所谓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对此给以回答，倍倍尔于2月3日在一篇出色的演说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结果，这个问题一连几天成为帝国国会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思想。2月7日，极右派代表阿·施特克尔宣布，在李卜克内西演说之后，他决定放弃发言，并提议停止辩论这个问题。讨论至此结束。——第26、34、41、56页。
[44]恩格斯在这里是指从法国众议院开始辩论巴拿马丑闻（见注3）以来，社会主义者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第33、42页。
[45]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各派社会主义者共得七十万票，选上了三十名议员；在众议院中和他们取一致立场的还有二十名属于资产阶级左派团体（基本上属于激进派）、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议员。所以，社会主义党团共计五十人（见本卷第182页）。——第33、73、86、104、111、116、119、182、260页。
[46]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33、42、91、116、130、182、245、260页。
[47]1893年2月11日的英国报纸《每日新闻》登载了该报驻巴黎通讯员艾·克罗弗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巴拿马领导人的判决。对累塞普斯先生的同情》（《TheSentenceonthePanamaDirectors.SympathyforMr.deLesseps》）。
法国政府被迫对巴拿马丑闻的一些当事人进行审判；1893年2月9日宣布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八十八岁的斐·累塞普斯和他的儿子沙·累塞普斯被判处监禁五年，罚款三千法郎，同案人丰唐、科梯和艾费耳被判处监禁二年和罚款。1893年6月15日，上诉法院宣判他们全体无罪；沙·累塞普斯则须被监禁一定期限以抵偿他被判处的罚金。——第33页。
[48]1893年2月1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26号摘要发表了倍倍尔2月3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和李卜克内西2月7日的演说。——第34页。
[49]1892年12月3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向政府提出质问，帝国国会于1893年1月中讨论了国内的经济困难问题，这种经济困难是由189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在1892年和1893年引起了罢工运动的高涨。——第3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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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3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首先让我对你2月3日的精彩演说表示祝贺。这篇演说的摘要载于《前进报》时，已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而速记稿则更好。这是一篇杰作，虽然其中也有个别小的地方在理论上不够确切，但这在口头讲演中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丝毫也没有使这篇演说减色。你们除了以小册子的形式把辩论的全部内容［注：《社会民主党的“未来的国家”》。——编者注］印发之外，同时还把这篇演说单独刊印［注：奥·倍倍尔《未来的国家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数十万册广为散发，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先生们原来打算在无聊的会议——因为阴谋活动是在幕后进行的——中拿这种辩论作为消遣，同时想乘机使我们上当，但是结果这种辩论却变成了我们的一次十分巨大的胜利。他们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这可以从下面的情况看出：在李卜克内西演说之后，他们已感到够受了，施特克尔亲口证明了这点！[35]这些先生们终于觉察到：如果议会连续用五天的时间讨论我们所主张的社会改革，而且这个议会是德意志帝国国会，那末这就是标志着工人政党的新胜利的里程碑。后一情况在全世界面前，在朋友和敌人的面前，证实了德国党所赢得的胜利地位。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可以不必辛辛苦苦而单靠我们的对手的愚蠢生活下去。
以前就很明显，这次辩论的重担要落在你的肩上。就我对弗罗梅的演说所能下的判断来说，他的演说的确给李希特尔、巴赫姆和希策的胜利叫喊提供了某种借口。有关托马斯·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话，本应仔细核对。如果希策说的对，那就是弗罗梅不善于引证，而如果希策说的不对，弗罗梅应当发表一项个人声明为自己申辩。[36]此外，一切都进行得很成功，李卜克内西在结束时发表的演说也不错，尽管内容并不重要，但在论战上是好的和“锋利的”。总之，这是一次凯旋。魔女［注：路·考茨基的绰号。——编者注］由于对此感到高兴，昨天骂我是节俭的阿格尼斯，于是我对她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团团转的安妮[37]，所有知道她的人都能证实这一点；她甚至比安妮还要糟，她不是用腿转，而宁可说是用头转。
你谈到俄国为应付战争而采取的极其狡猾的计划，有很多地方说得正确[38]。但是还须考虑的是：如果说俄国不能容忍法国被毁灭，那末意大利和英国同样不能坐视德国被扼杀。任何局部战争都是或多或少处于中立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下一次战争，只要一爆发，就绝不会限于局部地区，它在头几个月里就会把大国——至少是大陆上的大国——都卷进去，在巴尔干，战争将自然而然地爆发，也许只有英国能够保持一时的中立。但你所说的俄国计划却恰好是以局部战争为前提，而我认为，由于现代的庞大的军队，以及战争对战败国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这种局部战争已不大可能了。
在埃及，说穿了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在俄国人看来，法国人不过是傀儡）：给英国人造成一种困难的局面，从而尽可能地拖住他们的陆军和舰队。如果以后情况发展到爆发战争，那末俄国手中就有东西用来讨价还价，以换取英国的联盟，或者至少是让他们保持中立。到那时，法国人也将乐于用埃及交换亚尔萨斯。俄国人目前正在中亚细亚——在印度边境上玩弄着同样的把戏。在这个地方，他们今后很多年内都没有力量发动真正的进攻，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不会有这样做的条件。此外，在埃及事件中，土耳其也将会陷入俄国的罗网。（刚才又有一位俄国客人来访，他在我这里逗留了一个多钟头，现在已经是四点钟，因此这封信要写得短一些了。）
我得悉在你们的军事委员会中也有一个瓦克斯少校。如果此人就是曼彻斯特的龚佩尔特医生的表兄弟的话，那末大约二十五年以前我曾在曼彻斯特同他有过一面之交。当时他是作为前黑森选帝侯国中尉加入普鲁士军队。当他看到在自己的1866年的胜利者当中也存在着同样的迂腐的形式主义时，感到十分失望，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就是黑森选帝侯国遭到失败的原因。我鼓励他安心留在普鲁士军队中，他还会看到这个军队的好的方面。后来他在施皮歇恩会战[39]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他当时担任中队长，不顾自己的少校的命令，独自负责占领了一个铁路枢纽，并且在总司令部出版的著作[40]中受到了赞扬——他是那里提到的很少几个尉官之一。从那时起，我阅读过他写的一些关于战略和政治问题的文章——大部分是关于东方的，其中有些东西确实不坏，但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我是不同意的。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能干的军官，如果他就是此人的话。
此外，妥协的可能性现在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甚至自由思想党[41]和中央党[13]也同意二万八千人，卞尼格先提议四万。看来，还会有许多让步，使政府得到它的五万，而不是六万（如果它态度强硬的话，也许还能更多一点）[42]，从而再一次把资产阶级的祖国从分崩离析和矛盾冲突中拯救出来。
“舞会”是可爱的魔女的虚构。“协会”[23]举办了音乐会，随后是舞会。到了十一点钟，音乐会的第一部分结束，我敬谢不敏地告辞了，而跳舞大概最早是在一点钟开始。她自己谈起跳舞时，用一种年纪大得多的人才有的那种宽容的口气，而如果她跳起华尔兹舞来，你自己大概也要和她在地板上跳一阵了。不过我一点也不能担保，那时维也纳人的血液不会再一次在她身上发生作用。
此地出版的波兰文的《黎明》杂志，下一期（2月号，正在印刷）载有如下一则报道：在靠近东普鲁士边境的格腊耶伏，任命了一个姓施帕策克的俄国下级官吏（按其出生地为波希米亚人），担任运货提单的翻译工作。此人尽管薪俸低微，却四出游历，直到君士坦丁堡。他生活阔绰，经常借口打猎进入普鲁士国境。他是利克的地方行政长官冯·格勒本的密友，后者多次给他签发狩猎执照和各种通行证。当国境因霍乱而封锁时，任何人都不能过境，但施帕策克先生夫妇和另一个有间谍嫌疑的俄国官员赫某某却能毫无阻拦地旅行到科尼斯堡。按国境那边的人们的看法，在德国国土上进行这种游荡的唯一目的，就是侦察东普鲁士湖泊之间的边防要塞的情况，而那位绝顶聪明的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心甘情愿地让他这位出生波希米亚的俄国朋友所利用。这些自以为是的普鲁士官僚总是上当。
此外，驻扎在边境上的俄国军队，最近收到了一大批书籍，是塔什干炮兵中尉亚历山大罗夫写的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原因及其不可避免性的小册子［注：亚历山大罗夫《士兵之行军与作战》。——编者注］。每个连都发了一本，以便军官们向士兵适当地进行宣讲。
也许你在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的私人谈话中可以利用这些消息。
在此地，凯尔·哈第曾在议会发言，针对议会答辞（对国王［注：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演辞的答复）提出了一个关于失业者的修正案。事情本身是很好的。但凯尔·哈第却犯了两个大错误：（1）这个修正案是作为一个对政府的直接的不信任案提出的，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此，如果这个修正案通过，就会迫使政府辞职，而整个这件事实际上变成了托利党的一种手腕；（2）他让一个保护关税主义者托利党人霍华德·文森特，而不是让一个工人代表去支持这个修正案，这就彻底表明这一切是托利党的一种手腕，他自己是托利党手中的傀儡。所以，投票赞成他的有一百零二个托利党人，只有两个自由党激进派[43]，却没有一个工人代表（白恩士在约克郡作鼓动旅行）。正如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的那样［注：见本卷第12—13页。——编者注］，凯尔·哈第从布莱得弗德那时候起[5]，不止一次地采用过一些手腕，发表过一些言论，使人怀疑他是受了秦平的影响，而现在，已经不止是怀疑了。他的生活费用来路不明，而最近两年他在旅行上花了很多钱。这些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议员和其他领袖们为运动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却又不愿意给他们钱用，因此，如果他们从其他党派那里拿钱来维持生活和进行竞选，英国工人自己也是难辞其咎的。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这里的工人领袖中就总会有人成为“巴拿马分子”[3]。
当然，凯尔·哈第先生的这些手腕很快就会完结，或者是他自己完蛋。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工人并不是一些可以任保守党人摆布、替托利党人火中取栗的人。只是需要给凯尔·哈第以时间，让他亲身感受一下自己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同时也让大家都看清这一点。
白恩士到哈里法克斯进行竞选，因而没有参加关于凯尔·哈第的提案的投票。哈得兹菲尔德和哈里法克斯，约克郡的这两个各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工业城市，目前正在进行补充选举。独立工党在哈里法克斯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注：李斯特尔。——编者注］；其他两个党也都有自己的候选人。于是独立工党向自由党建议：如果你们撤销你们在哈里法克斯的候选人［注：威·罗·肖。——编者注］，使我们只须对付托利党人［注：阿尔诺德。——编者注］，那末我们就在哈得兹菲尔德投你们的票。自由党人拒绝了。结果，哈得兹菲尔德的自由党候选人［注：伍德黑德。——编者注］在星期二落选了，一个托利党人［注：克罗斯兰。——编者注］当选——因为独立工党放弃了投票。其次，在郎卡郡的贝恩利（离哈里法克斯不远）的其他一些补充选举中，自由党比上次选举少得了七百五十票，这同样是由于我们放弃了投票。今天哈里法克斯举行选举，大概托利党人又会当选。这将使格莱斯顿所拥有的多数，从现在的三十六席下降为三十四席。所有这一切日益强烈地刺激着自由党人；只要事态发展良好，格莱斯顿将不得不向工人投降。主要的是政治上的措施：实现那些现在仍然停留在纸上、能使工人的选票增加百分之五十的东西，从而扩大工人的选举权；缩短议会的任期（现在是七年！），用公款支付选举费用和议员津贴。
同时，这种独立政策的新成就，必定会提高工人们的自尊心并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几乎在一切地方都可以掌握选举的命运，从而也就是掌握每届内阁的命运。最重要的是阶级的自觉和自信。这将有助于克服由于群众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才产生的一切卑鄙的耍弄手腕的行为。一旦工人们真正大规模地行动起来，领袖先生们的各种狡猾手段就会终止，因为这些手段对于他们将会弊多利少。
路易莎的信是傍晚五点三十分随夜班轮船走的。我这封信将在晚上九点发出，随第一班日班轮船走。如果你告诉我们这两封信你是在几点钟收到的，我们就知道哪一次邮班较好。
路易莎和我再一次向你的夫人和你本人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13]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
[23]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7日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5、28、48、224、264、389、396页。
[35]在1893年1月底帝国国会讨论1893—1894年的国家预算时，资产阶级议员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只是想挑起人民的不满，却不能说明他们所谓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对此给以回答，倍倍尔于2月3日在一篇出色的演说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结果，这个问题一连几天成为帝国国会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思想。2月7日，极右派代表阿·施特克尔宣布，在李卜克内西演说之后，他决定放弃发言，并提议停止辩论这个问题。讨论至此结束。——第26、34、41、56页。
[36]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弗罗梅1893年2月4日在帝国国会中发表演说揭露天主教的中央党（见注13）的政策时，为了证明教会一贯地鼓励奴隶制度，引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话。中央党的议员弗·希策在答复时说，弗罗梅引用的话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而是亚里士多德的。——第26页。
[37]阿格尼斯和安妮是德国自由思想党领袖欧·李希特尔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未来的描写。倍倍尔的意想》（《SozialdemokratischeZukunftsbilder.FreinachBebel》）中的人物。这是一本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第26页。
[38]倍倍尔在1893年1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假设：沙皇俄国同法国订立同盟，其目的就是和法国一起对德国发动战争，而不把欧洲其他国家卷入战争。这样，在德国战败之后，法国就可以获得莱茵河左岸地区，俄国则可以加强它在巴尔干的影响。——第27页。
[39]施皮歇恩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发生于1870年8月6日。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第28页。
[40]《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总司令部战争史处出版》1874年柏林版第1卷第1部第341页（《Derdeutsch-franz?sischeKrieg1870-71.RedigirtvonderkriegsgeschichtlichenAbtheilungdesGroβenGeneralstabes》.Th.I，Bd.I，Berlin，1874，S.341）。——第28页。
[41]德国自由思想党是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人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第28、55、68、71、76页。
[42]1892年11月，德国政府把军事法草案提交帝国国会讨论，法案规定把1893—1899年和平时期的军队数目增加八万人以上，并追加军事拨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甚至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1893年5月6日，它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同日政府解散国会，然后规定1893年6月进行新的选举（见注86）。选举之后，军事法草案由政府稍加修改，重新提交国会讨论，并于1893年7月15日在新选的国会中获得通过。——第28、43、55、61、68、72、76、84页。
[43]自由党激进派是自由党内的激进的左派，他们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在英国从来没有在组织上组成为一个派别。——第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189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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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
德勒斯顿
[副本]
1893年2月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您友好地祝愿我活九十岁，我非常感谢；我并不反对，如果我仍然能够象现在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我的体力和精神注定要象许多人常有的那种衰退的话，我就要恳求您原谅，我宁可不在人间。
您在马克思传记方面的要求[33]，很遗憾，我所能做到的很少：我没有这个时间，我正忙于《资本论》第三卷，即使是短期我也不能把它丢下。
关于第一点。除了您已经有的传记材料之外，我不能给您介绍更多的。至少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1844—1849年的实际活动，部分是在工人协会，特别是在1846—1848年布鲁塞尔协会，部分是在同盟。[34]但是您在印刷物中，如我们给《宣言》（1892年柏林最新版本）所写的序言和附有我的引言［注：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的《揭露共产党人案件》［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1885年苏黎世版）中，只能找到某些有关他在同盟活动的东西。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注：威·艾希霍夫《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所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注：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到拉弗勒［注：艾·拉弗勒《现代社会主义》。——编者注］和察赫尔［注：察赫尔《赤色国际》。——编者注］，完全是伪造和虚构的。自己动手写一大本书正确地阐明事实，比把材料交给第三者去加工要容易些。但是我可以给您提供总委员会关于反对巴枯宁的决定性战役的两个出版物（《所谓的分裂》［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艾里提埃给《柏林人民论坛》所写的关于《汝拉联合会和米·巴枯宁》一文，渗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一切谎言的盲目信任[4]，这种信任超出了单纯幼稚的范围，而译者，正如艾里提埃给我写信所说的那样，又进一步作了无政府主义的歪曲。不过，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删大砍，倒可使您避免许多错误。
关于第三点。《神圣家族》［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编者注］您反正是会弄到的；我自己的这一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丢开的，而叙述书的内容是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摘出要点，也是办不到的。您应该了解全书。在柏林大概可以找到这本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注：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编者注］其实就是这一起源！其次，在《宣言》（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注：指马克思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编者注］，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及以下各分册都没有出版。
现给您寄去《分裂》和《同盟》，希望这些足够您用了；抱歉的是，这就是我所能为您做的一切。
衷心问候格腊德纳乌厄尔和全体当地的同志们。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论坛》从1892年8月份起，发表了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提埃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DieJuraf?derationundMichaelBakunin》）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这组文章重复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毫无根据地胡说什么1871年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的。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1892年11月15日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许这种谎言继续编造下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15页）。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标题是《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05—408页），而1892年12月24日，该报除了刊载最后一篇（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路·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答复里，以及在1892年1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词，企图驳倒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1893年1月20日，恩格斯写了一封回信给艾里提埃（见本卷第10—12页）。——第7、10、24、427页。
[33]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弗·雅·施穆伊洛夫在1893年2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应彼得堡《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者巴甫连柯夫的要求，准备写一本篇幅六至八个印张的马克思详细传记。施穆伊洛夫请求恩格斯就以下三方面帮他收集材料：（1）传记本身；（2）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特别是1847—1849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时期；（3）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施穆伊洛夫还请求给他寄去恩格斯的那本《神圣家族》，如不可能，则把主要内容告诉他，或者摘出书中要点寄给他。他写道，如果在俄国不能发表这本著作，那他就在国外把它印出来；但是施穆伊洛夫并未实现他的愿望。——第23页。
[34]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1—261页）。——第2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89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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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致玛丽亚·门德尔森
伦敦
1893年2月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门德尔森夫人：
万分感谢您承担为我翻译这两篇文章的工作。[31]至于警告——ostrzezenie，我自己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波兰字典把它弄明白了。这期《工人报》出乎意料也成了我研究波兰语很有用的东西了。您说这张报纸的波兰语的德语味道太重，大概和拉甫罗夫的俄语一样，正因为如此，后者的俄语和前者的波兰语，对我来说困难都很少。我确实有成绩；如果我能有三个月的时间认认真真地学一下的话，我甚至敢好歹地用波兰语来谈话了。
我将尽量利用您的手稿，不过请您告诉我，我能否公布您信中涉及莫斯科大学生和俄国军官的那些事实，当然是不泄露我获得这些消息的来源。[32]
考茨基夫人问候您。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1]在玛丽亚·门德尔森寄给恩格斯的《工人报》上载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声明中宣布马尔岑·卡斯普沙克因盗用党的经费，滥用人们对他的信任，同警察局有可疑的联系而被开除出党；此外，还刊载了柏林社会党人表示必须同卡斯普沙克断绝关系的声明。后来卡斯普沙克证明了这些指控是造谣中伤，并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第22页。
[32]玛丽亚·门德尔森在1893年2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俄国学生和军官对波兰和犹太的学生和军官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反犹太主义的行动。——第2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3.致菲力浦·屠拉梯189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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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屠拉梯公民：
序言[28]附上。
你们意大利那里的事态发展对我来说是太快了。你们的小巴拿马——它有变成大巴拿马的危险[30]——发生着这样的演变和曲折，而且速度不断加快，以致我们在伦敦这里根本无法跟上罗马的事件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我避免谈论它们的原因——我怕这些事件每天都会跑到我前面去。这一点应向您说明，为什么我在这封信里很少涉及现实的问题。
真见鬼！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社会党议员都跑到哪儿去了？在德国，永远不会原谅我们的议员不出席科拉扬尼发言的那次会议——他们等于抛弃了自己的委托书！
忠实于您的弗·恩·
注释：
[28]指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写的序言《致意大利读者》（见注1）。——第20、21页。
[30]1892年12月至1893年1月意大利议会关于罗马银行的舞弊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的起因是议员科拉扬尼的发言。在辩论过程中揭露出的丑事涉及一些国家活动家，许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称为Panamino（小巴拿马），以有别于法国的巴拿马（见注3）。更详细的有关情况，见恩格斯的《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18—426页）。——第21、3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2.致菲力浦·屠拉梯189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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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3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屠拉梯公民：
如果可能的话，明天我就把不长的序言[28]寄给您。可是我请您不要把1884年英国社会主义同盟的纲领作为1848年《宣言》的附录。[29]《宣言》是一部有其独特之处的历史性文献，如果您把四十年以后的文件附加上去，那您就赋予后者以特殊的性质了。而且，目前我手边没有英国纲领的原本可供比较，因为从它问世以来我还没有看它一看。我同社会主义同盟的纲领和其他文告毫无关系。社会主义同盟是个很快就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组织，因此凡是那些不愿参与这个转变的成员（艾威林夫妇、巴克斯等人）都退出了同盟。所以，这里的人们谈起前些时候已完蛋的同盟时，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总之，你们看吧，如果把它初期的纲领同1848年的《宣言》一起重印，鱼目混珠的情况将会多么严重。
考茨基夫人和我问候库利绍娃女士和您。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8]指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写的序言《致意大利读者》（见注1）。——第20、21页。
[29]屠拉梯在1893年1月23日的信中向恩格斯建议，用英国社会主义同盟创建时通过的纲领《社会主义同盟宣言》（《TheManifestooftheSocialistLeague》）作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附录。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见注6）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分子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2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1.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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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沙洛顿堡
1893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我的体力日益衰弱”的小小证据，此后，愿你“时刻等待着我的逝世”。［注：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这种无稽之谈最初从哪儿来的？我真想抓住写这种东西的坏蛋。
我把文章［注：弗·恩格斯《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编者注］写成这样，你既可以把它分登在三天的报纸［注：《前进报》。——编者注］上，也可以登在一天报纸的附刊里；看来，后一种办法最好。文章我没有署名，因为署名可能使罗马的坏蛋们找到向我提供情况的意大利人［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编者注］的踪迹；后者在通信中不够谨慎，这种通信显然已受到严密的监视。此外，我还不知道，有关的文件在国外是否安全，因此应该竭力避免使它们落入意大利政府手中。
只有在所述事实已在意大利报纸上公布，因而能够用它们作证的情况下，我才举出人名。只有第三页上阿尔比布和马尔提尼两个人名是例外，我举不出任何出处。因此，如果你有疑问，就把它们勾掉吧。
一个姓氏受尊敬的人，就是梅诺蒂·加里波第，他是一个多年卖力经营各种投机企业等勾当的家伙。
不久前在《前进报》上邦吉被称做共和派，而此人是个头号反动分子和前右派部长。《前进报》在评述国外局势时的特点，就是说类似的错话，在英国问题上这种错话也不少！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0.致海尔曼·恩格斯189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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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3年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真伤脑筋，活见鬼！昨天从维也纳拍来一份电报，从德勒斯顿拍来一份，随后早晨五点钟又从纽约拍来一份，而今天上午十一点又收到你的电报，每份都是询问我的健康情况。而我很久以来还没有感到身体象现在这样好；我又能走一英里路了，圣诞节那天足足地享受了一番尘世的幸福，我现在心情极好并且颇有工作能力，而人们却无缘无故说我似乎得了重病！
我立刻复电给你。我很好，很健康，电报就是证明。我指望今年夏天向你们提供看得见的证据。
衷心问候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以及恩玛［注：收信人的妻子恩玛·恩格斯。——编者注］、你的孩子和孙子们，还有你本人。
你的老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9.致卡尔·考茨基189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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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3年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吉娜刚刚告诉我，你等着我答复有关马克思传记的事[24]。我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很急。请原谅。
我不知道，除了寄给你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里的那篇简述［注：弗·恩格斯《马克思，亨利希·卡尔》。——编者注］的某些段落，对你所提到的材料还能作什么补充。埃耳斯特尔——康拉德·施米特的表兄，施米特让他来找我——要我写点东西，我写了，而且完全按照我们的精神写的，没有料到他给刊载了，只是删去了资产阶级实在不能接受的某些地方。就这样吧，我不反对。
由于狄茨在治病，《新时代》的问题拖下来了，而且你已经同奥古斯特谈过了。[25]按照他的意见，恢复为月刊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编排的外观方面看来大体上仍和原先一样，而编辑部应该设法使杂志对读者更有教益和吸引力。总之，我认为在狄茨回来工作之前不可能有决定性的改变。你在自己的部门里本来就会被许多好心善意的劝告弄得不可开交，所以我就不再给你提了。
杜西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忙得很，她曾到过两个中部郡——爱丁堡和阿贝丁。今天她应该来了。我一见到她，就问她个人对摩尔的回忆一事。[26]
我把巴西报纸[27]给了爱德，但事先告诉他，这些南美党的作用同他们的纲领所夸张的，经常是成反比的。
爱德的神经衰弱渐渐好转，又活跃起来了。这不仅可从个人交往中看出来，而且从他关于沃尔弗的文章［注：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最新颠覆者》。——编者注］中也看得出来，不过他给了沃尔弗过多的荣誉。我认为，现在首先必须使他鼓舞和高兴起来，这样他的健全的理智将重新完全战胜仍然有点过分追求公道的思想。
更多的新闻没有了。向你补贺新年。
你的弗·恩·
注释：
[24]考茨基在1893年1月5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以前根据他手头现有的材料（弗·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威·李卜克内西的《卡尔·马克思》和古·格罗斯的《卡尔·马克思》）写出马克思的详细传记；考茨基请求恩格斯把写传记用的补充材料告诉他。显然，考茨基未能实现他所预想的工作。——第17页。
[25]由于《新时代》杂志的发行量下降，狄茨建议，这个杂志要办得更通俗些，缩减理论部分，扩大艺术和时事政治栏的篇幅。——第17、57、162、175页。
[26]考茨基在1893年1月5日的信里说，他想通过恩格斯请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给《新时代》杂志写一篇关于马克思的回忆录。考茨基的这一请求并未实现。——第18页。
[27]考茨基在1893年1月5日的信里附寄给恩格斯一份里约热内卢出版的报纸，其中有一篇关于巴西工人党及其纲领的文章；报纸的名称未查明。——第1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8.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893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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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致玛丽亚·门德尔森
伦敦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门德尔森夫人：
请费心再给我寄六份为答复《自由俄国》的通告而发的通告。我想把它寄给我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同时劳驾告诉我，通告是否寄给倍倍尔和《前进报》了。
第一页第四段是不是有错字？德拉哥马诺夫的建议是什么——是使立陶宛polonisation〔波兰化〕呢，还是（通过俄国移民）使它colonisation〔殖民化〕？
考茨基夫人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
弗·恩格斯
考茨基夫人患伤风而且神经痛发作，否则她早就看望您去了。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3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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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现在我继续写。艾威林讲的情况，加深了我原先已经产生的疑虑，即凯尔·哈第暗怀着一种愿望，他想用帕涅尔治理爱尔兰人那样的独裁方法治理新党；而且他更倾向于同情保守党[5]；而不同情与它对立的自由党。他公开说，在最近的选举中，应当重复帕涅尔用来迫使格莱斯顿作出让步的那种实验，并说，在不能推出工人候选人的地方，应当投保守党人的票，以便向自由党人显示自己的实力。[12]固然在某些情况下我自己也曾经要求英国人采取这种政策，但是如果把这类作法预先宣布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遵循的策略，而不是作为一种可能采取的策略步骤，那就充满着秦平的味道了。特别是与此同时，凯尔·哈第把扩大选举权以及其他改革——只有这些才能使工人选举权成为现实——轻蔑地说成是一些次要的、纯政治性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同八小时工作日、劳动保护等等社会要求相比应当退居次要地位，就更是这样了。而他在这里并没有说明，既然他拒绝通过工人代表来强制施行这些要求，那末他如果不依靠资产阶级的恩赐，也不利用工人在选举中举足轻重的投票对资产阶级间接施加压力，他打算怎样实现这些要求。我请你注意这个含糊的地方，是让你心里有数以防万一。目前我倒并不认为这点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凯尔·哈第在英国北部工厂区工人——他们可不是一群绵羊——的身上也会大大失算，他在执行委员会里也会遭到十分强烈的反对。但是对这样一种意图不能完全忽视。
《前进报》记述的辛格尔关于交易所的演说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记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要求工人直接关心容克地主、工厂主和小资产者在交易所里被剥夺并要求对此表示愤怒，这等于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护他们自己的直接剥削者占有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我们敬谢不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的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3]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对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
我看到，中央党[13]提出在帝国国会暂停起诉期间中止时效的问题。因为中央党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党，所以这项提案有可能被通过。[14]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似乎不应当把这种对国会权利的限制，白白送给政府。报偿应当是：承认国会也有制止逮捕的无可辩驳的权利，否则，这就会意味着国会的又一次让步，无论这一措施有多少法律上的理由。
战争的叫嚷又开始了。随信附上的达尔齐尔的电讯刊登在今天的《每日纪事报》上。达尔齐尔作为路透、沃尔弗和哈瓦斯的年青的竞争对手，更喜欢采用这种御用报刊的手法。这个报道本身是荒唐的。俄国人绝对没有力量打仗，从他们来说，现在开战简直是发疯。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在最近的巴黎公债[15]失败以后，他们只有在战争确实迫在眉睫或者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才能在巴黎弄到钱，但这实在是一种绝望的行动。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法国的机会主义派[16]和激进派[17]力图用战争的办法使自己从巴拿马案件中解脱出来，或者至少把它当作应付最坏情况的一条生路。但是，他们从哪里可以找到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护的借口呢？我以前已经说过，在下一次战争中，英国凭借它的海上霸权，将扮演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18]而英国恰好现在在埃及同法国人开了一个可恶的玩笑。[19]在两国政府的关系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把英国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就需要向庸人提供一种可以看作是严重的挑衅行为的战争借口，而这种借口卡普里维是不会给的。
我在这方面收集的材料越多，我就越清楚地看到，俾斯麦同奥地利结盟并订立三国同盟[20]，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把奥地利出卖给俄国以换取法国：你给我法国，我给你奥地利和土耳其，并且利用的里雅斯特和特里延特［注：现在称作：特兰托。——编者注］来挑拨意大利也反对奥地利。而他显然以为，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深入地研究一下1878年以来的历史，我想你是会同意我的结论的。
21日的国会会议报道（《前进报》）中图曹埃尔关于追索欠款的演说，我完全无法理解。他简直不是以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身分，而是以木器商人的身分在说话。[21]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青年派”[22]该欢呼喝采了。
昨天晚上举行了庆祝协会[23]周年纪念日的音乐会和舞会。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十一点钟，现在大概可以稍事休息，不去履行这类义务了；路易莎由于肋间神经痛而不得不留在家里。她现在已经好一些了，但是剧烈的疼痛仍然没有停止；弗赖贝格尔说，这种情况还要延续几天。她的感冒总的来说正在好转，嗓子和整个身体都觉得见好。她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也同样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12]1885年，在英国议会讨论预算问题时，爱尔兰议员不满意格莱斯顿对爱尔兰的两面政策，同保守党一起推翻了格莱斯顿的政府。在1885年底举行的选举中，保守党得到多数，而自由党也完全依赖爱尔兰议员的票数；后来格莱斯顿在爱尔兰人的支持下重新主持内阁，于1886年提出两项维护爱尔兰利益的法案——爱尔兰土地法法案和地方自治（见注63）法案。在1892年的选举中格莱斯顿再一次联合爱尔兰人，并于1893年提出第二个地方自治法案；这个法案也和第一个法案一样没有被通过。——第12页。
[13]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
1893年中央党在国会的全部三百九十七名议员中拥有一百零六名议员，因此在其他党派发生分歧时，它的立场就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第14、28、55、68、72、76、84、369、388、422、431页。
[14]这个提案是中央党议员维克多·林泰伦于1892年12月15日在帝国国会讨论修改刑法典时提出的。——第14页。
[15]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五亿法郎）的利率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一亿二千五百万卢布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九千六百万卢布的公债。——第14、299页。
[16]机会主义派是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称呼。——第14、117、182、370、430页。
[17]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4、42、209、269、363页。
[18]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谈到了这个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9—50页）。——第14页。
[19]埃及总督（执政者）泰菲克于1892年1月逝世，继任者是总督阿巴斯二世·希尔米，他曾企图推行脱离英国的独立政策。但是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麦于1893年1月对阿巴斯二世·希尔米更换政府首脑一事加以干涉，尽管法国政府要求保持总督的独立性，克罗麦还是迫使撤销了原先提出的人选而任命了另一个人；这就巩固了英国在埃及的统治。——第14页。
[20]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年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年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第15、372页。
[21]社会民主党议员弗·图曹埃尔于1893年1月21日在帝国国会关于分期付款售货企业的法律草案一读时发表演说。他以木器店老板的身分维护这些企业主的权利，特别是向欠款人（通常是劳动人民）追索欠款的权利。——第15页。
[22]“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1890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青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性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第15页。
[23]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7日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5、28、48、224、264、389、39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6.致路易·艾里提埃1893年1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6.
致路易·艾里提埃
日内瓦
[草稿]
1893年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非常满意地从您12月25日的来信中得悉，您的文章中涉及贝克尔的地方是在翻译时被歪曲了。[4]说实在的，我在这篇文章的末尾看到您的署名，是感到惊奇的。人们过去向我谈起您时总是带着一种真挚的兄弟般的温情，对比之下，您那些轻蔑的用语使人感到十分痛心。遗憾的是，您仍继续让这些用语同文章的其他部分公开地归在您的名下。
《人民论坛》报上登载的您对我的评论的答复，不能使我改变自己的看法。您不是不知道，无政府主义老爷们编造所谓在马克思家里召开代表会议[11]的谎言，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似乎马克思千方百计力图把代表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你认为需要传播这种谣言。而至我证明它纯属捏造的时候，您却说这是毫无意义的细节！
您说，伦敦代表会议把汝拉人置于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号令之下。我证明，这是违背事实的。而您又回答说：“我当时说过的话，我到现在还认为是表达了真实的情况。”不知您由于什么缘故提醒我注意礼貌，您是否愿意我提醒您注意诚实呢？
您的第十三篇文章再一次证明，您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圈子之外发生的事情几乎毫无所知。根据您对国际的日内瓦会员的看法来判断，我认为您不可能是看过全套的日内瓦《平等报》的。如果说，当时国际的某一部分日内瓦会员也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话，那末他们的对手无政府主义者（您比较喜欢他们，可是他们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另一面罢了），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国际会员（他们除了少数例外，全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同样有这个缺陷。在所有的罗曼语区的团体中，只有西班牙的总委员会拥护者的组织当时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而现在的日内瓦人是否已经证明比自己的前辈更有价值呢？
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您大量地重复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误和谎言，并且信以为真，虽然您的这种信仰在我提醒以后想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原始的天真。您宣布要就这个题目再写一篇文章。我希望您在着手之前，能找到那些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谰言和伎俩的文件，使您作出公正的判断。否则，您将迫使我再次给以答复。资产阶级报纸怎样评述老国际，我是毫不在意的，但是，如果有人竟在党的报刊上歪曲它的历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请您做到一点：在对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双方的文件进行研究之前，不要就这类问题发表见解。我们的工人读者只能从休息和睡眠中抽出不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认真工作的成果，而不要引起无益的争论，他们不可能老是注视这种争论。
注释：
[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论坛》从1892年8月份起，发表了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提埃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DieJuraf?derationundMichaelBakunin》）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这组文章重复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毫无根据地胡说什么1871年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的。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1892年11月15日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许这种谎言继续编造下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15页）。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标题是《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05—408页），而1892年12月24日，该报除了刊载最后一篇（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路·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答复里，以及在1892年1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词，企图驳倒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1893年1月20日，恩格斯写了一封回信给艾里提埃（见本卷第10—12页）。——第7、10、24、427页。
[11]指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的成员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会议工作的有二十二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十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会议，都具有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代表会议的决议于1871年11—12月公布。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论述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见注8）的决定，这项决议的基本部分被收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在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打击了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同巴枯宁主义（汝拉联合会是它的主要支柱）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战胜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1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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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3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寄给你两号现已停刊的旧的《柏林人民论坛》报，其余的在圣诞节前后的忙乱中丢失了；如果找到，再给你寄去。迟迟没有寄给你的原因是，一篇关于巴枯宁的文章，迫使我终于不得不给以回答；因此，我只好把这几号留在手头，以备可能发生的论战。在最后一篇（第十三篇［注：原稿为第十二篇。——编者注］）文章中（可惜这篇文章找不到了），重复了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谎言，而且作者写出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叫艾里提埃的人（老约·菲·贝克尔一手培育起来的年青的日内瓦人）；他满口谎言，企图针对我的回答为自己辩护。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我要回信给他并指出，如果他在所宣布的新的大作中继续耍这副腔调，我将给他点颜色瞧瞧。[4]
在这里，在布莱得弗德，召开了独立工党[5]的代表会议，你从《工人时报》上可以得知。无论是社会民主联盟[6]还是费边派[7]，由于它们的宗派主义的态度，都没有能够吸收外省大量涌来的社会主义力量。所以，成立第三个党是很好的。而现在在北部工业地区，这股力量已变得十分强大，以致这个新党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显得比社会民主联盟或费边派都要强大，如果不是比它们加在一起还强大的话。由于大多数党员确实很好，由于党的重心是在外省，而不是在派别林立的中心——伦敦，它的纲领的主要之点和我们一致，所以艾威林加入该党并在它的执行委员会中担任委员，他做得对。在这里如果能把伦敦那些风头人物的卑微的个人野心和耍手腕的行为加以抑制，而策略上也不出太大的偏差的话，独立工党也许能从社会民主联盟手里，在外省从费边派手里把群众吸引过来，从而促成统一。
社会民主联盟已把海德门完全推到后面。由于他耍弄权术的政策而把联盟的事情弄得很糟，结果——在外省代表的压力之下——海德门在自己人面前也完全名誉扫地了。他曾企图用吹嘘自己的革革革命性（虽然他个人的怯懦连他最好的朋友也都很清楚！）的办法恢复他在失业工人委员会（其中还有其他组织参加）里的声望，但结果却只是使杜西和艾威林在这个委员会里取得更大的影响。社会民主联盟仍在夸耀它的老资格——这里最老的社会主义组织，但总的说来它对别人已经容忍得很多了，它停止了谩骂，觉得自己虽然比自己现实的样子重要得多，但毕竟比自己过去所想象的渺小得多。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在外省，他们拥有很多干练的工人，这些工人根本不愿同社会民主联盟沾边。这个组织在外省的成员，却有六分之五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我们的观点，并且在转折关头会坚决离开费边派。在布莱得弗德（他们的代表也出席了），他们一再坚决表示反对费边派的伦敦执行委员会。
你可以看到，这是这里的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新的组织是可能有所成就的。有一个时期，它差一点为秦平——他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托利党工作，正象费边派在为自由党工作一样——及其同盟者马耳特曼·巴里（你在海牙[8]见过）所控制（巴里自己承认，他是托利党永久的雇佣代理人和“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9]的头目！——请看11月和12月的《工人时报》）。但是秦平最后还是重新出版了他的《工人选民》报，从而使自己同《工人时报》和新党处于对立地位。
凯尔·哈第担任起这个新党的领导人，这是明智的，而约翰·白恩士由于完全不在他的选区以外进行活动，本来已使他自己受到很大损害，这一次仍然置身局外，是又干了一件蠢事。我担心他要陷入一种完全难以支持的境地。
至于在这里，象凯·哈第、肖·马克斯韦尔这样一些人，也在追求各种各样怀有个人野心的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此产生的危险，正随着党本身变得更具有群众性和更强大而逐渐减少；由于在互相竞争的党派面前必须自重，这种危险确实已经减少了。最近几年，社会主义已深入到工业地区的群众中去，而且我指望这些群众能管住自己的领导人。当然，还会干不少蠢事，也还会有种种倾轧，只要能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就行了。
在最坏的情况下，新党的建立也有这样一个好处：有三个互相竞争的党派，比只有两个完全对立的党派更容易达到统一。
关于你12月23日来信中提到的波兰问题：自从喀琅施塔得以后，普鲁士人就在准备同俄国开战，因此他们对波兰人表示友好（而且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10]波兰人则颇愿利用这一点来挑起一场在德国的帮助下使自己获得自由的战争。可是在柏林却完全不希望这样，如果干起来，卡普里维是会坚决把他们抛弃的。对我们来说目前绝对不需要战争。我们有更可靠的办法前进，而战争只会妨碍这一点。
考茨基夫人也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她星期六曾写信给你，可惜未来得及在邮局关门前写完。
你的弗·恩·
找不到的那一号《柏林人民论坛》报，原来考茨基夫人已经寄给你了。
注释：
[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论坛》从1892年8月份起，发表了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提埃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DieJuraf?derationundMichaelBakunin》）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这组文章重复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毫无根据地胡说什么1871年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的。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1892年11月15日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许这种谎言继续编造下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15页）。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标题是《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05—408页），而1892年12月24日，该报除了刊载最后一篇（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路·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答复里，以及在1892年1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词，企图驳倒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1893年1月20日，恩格斯写了一封回信给艾里提埃（见本卷第10—12页）。——第7、10、24、427页。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7]费边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第7、54、57、72、77、163、211、224、272、430页。
[8]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第9、300、427页。
[9]指的是主要由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家、律师等）组成的保守党左翼，他们曾提出一个蛊惑人心的社会改良纲领，企图在选举运动期间（1884年改革以后）获取工人的选票。——第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4.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893年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4.
致玛丽亚·门德尔森
伦敦
1893年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门德尔森夫人：
您所说的《前进报》上的那篇文章，是在巴黎写的。看来是有人告诉作者，五个被捕的波兰人属于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们的那个社会主义派别；结果记者把两者弄混了，我们大家读到这一点也都感到遗憾。
我寄给《前进报》的文章，登在下一号（1月13日第11号）上。[2]
法国政府这次新的卑鄙行径只限于驱逐出境，这对我们总算一件可以庆幸的事。
考茨基夫人和我向您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波兰社会主义者玛丽亚·门德尔森告诉恩格斯，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以策划谋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罪名于1893年1月7日遭到逮捕。恩格斯立刻为波兰革命者辩护，揭露法国警察当局和沙皇俄国警察当局的合伙阴谋。他写的《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15—417页）发表在1893年1月13日《前进报》第11号“政治评论”栏里，没有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语：“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简要的报道，现在发表的是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第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3.致菲力浦·鲍利1893年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3.
致菲力浦·鲍利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93年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鲍利：
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我们每人都寄给珀金一笔捐款，供建立肖莱马实验室用，但是我完全不同意要我既不经过事先商量，也不了解目前情况，而规定捐款的数额。应当规定多少，这取决于很多情况，这些我一点也不了解。曼彻斯特的委员会大概会（或者已经）发出一个呼吁书，其中将大致规定捐款的总额以及第一批捐款的预定清单等等。必须知道这一切，才能大致了解上下不应超过怎样的限度。
因此，烦你向珀金打听一下，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如果你认为方便的话，请他把这些告诉我，好让我们心里有数，有所遵循。
这些大学的蠢驴是一伙什么人！简直可耻！甚至对罗斯科我也不得不施加压力，然后他才给《自然界》写了一篇文章［注：亨·恩·罗斯科《卡尔·肖莱马》。——编者注］。而德国人呢，他们本来是可以把肖莱马引为骄傲的！但是，他不屑于那个狼狈为奸的集团，因此他在死后应当为他没有参与大学科学界的巴拿马而付出代价。到处是巴拿马，全都是巴拿马，甚至在大学化学界里也是巴拿马！[3]
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本人衷心问好。
你的老弗·恩格斯
彭普斯全家在这里过了圣诞节和新年。新生的婴儿非常柔弱，可是，尽管天气寒冷，他们还是平安地返回了赖德。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89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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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致玛丽亚·门德尔森
伦敦
1893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门德尔森夫人：
谢谢您的通知。我已经立即写了一篇关于巴黎逮捕事件的短文，今晚即寄往柏林，——大概过几天您就能在《前进报》上看到。[2]
永远愿意为您效劳的弗·恩·
倍倍尔今天下午走了。
考茨基夫人向您问好。
注释：
[2]波兰社会主义者玛丽亚·门德尔森告诉恩格斯，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以策划谋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罪名于1893年1月7日遭到逮捕。恩格斯立刻为波兰革命者辩护，揭露法国警察当局和沙皇俄国警察当局的合伙阴谋。他写的《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15—417页）发表在1893年1月13日《前进报》第11号“政治评论”栏里，没有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语：“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简要的报道，现在发表的是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第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致菲力浦·屠拉梯1893年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1.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3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屠拉梯公民：
我很高兴地看到《阶级斗争》上的《宣言》的译文，但我工作很忙，不能把它同原文进行对照。过几天我将给您寄去收入了所有各篇序言的最近的德文版（伦敦出版），供您出单行本用。
至于我的序言，情况是这样：我的另外一位意大利朋友——您当然猜得出是谁——正在准备《宣言》的译文，并且可能还在准备一篇内容丰富的关于这个著作的文章［注：安·拉布里奥拉《纪念〈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因为他在《阶级斗争》第一号出版之前已经把他的意图告诉了我，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先同他商量一下，再给您最后答复。[1]此外，这些序言也使我感到为难起来。不久以前我刚给波兰文译本写了一篇序言。我还能给您说些什么新的东西呢？
考茨基夫人、倍倍尔（他现在在我们这里）和我向您和库利绍娃女士衷心问好，并向你们祝贺新年。
永远是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安·拉布里奥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译本当时没有出版；《社会评论》杂志出版社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了这一著作的意大利文版本，译者是庞·贝蒂尼。恩格斯专门为这个版本写了序言，标题是《致意大利读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29—431页）；该版本还收入了1872年、1883年和1890年版的序言。——第3、80页。 |
哈罗德·拉斯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英]拉尔夫·米利班德，199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密利本德哈罗德·拉斯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HaroldLaski：AnExemplaryPublicIntellectual[英]拉尔夫·米利班德NewLeftReviewVol．200，July-August1993翁贺凯译（感谢天意录入）作者简介：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1924—1994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RalphMiliband，“HaroldLaski：AnExemplaryPublicIntellectual，”NewLeftReview，Vo1．200（July-August1993），PP．175—181．本文是对以下两本书的评论：IsaacKramnickandBarrySheerman，HaroldLaski:ALifeontheLeft，London：HamishHamilton，1993；MichaelNewman，HaroldLaski：APoliticalBiography，HoundmillsandLondon：Macmillan，1993。在开始这篇评论前，我应该宣示一点所谓的利益关系。我是1941—1943年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求学时认识哈罗德·拉斯基的（随后疏散到剑桥）。而在我1946年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后，我和他走得相当近。作为一名年仅17岁的学生，我完全为他的学识、智慧、他对学生的那种特别的慷慨和他与那些重要的强势人物的熟悉而目眩神迷。我对他抱有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他1950年以56岁之英年逝世之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如同他的其他众多学生一样，我对于他在学术及其他事情上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怀有深深的感念。这两本书在许多方面相当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杰出特点——都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纽曼（MichaelNewman）的著作聚焦于拉斯基的思想与政治，但是并没有忽略他生活中任何重要的方面，他的著作是透彻的、冷静的、有理有据的，他对拉斯基常有批评，但在那些拉斯基的诋毁者面前，他是捍卫拉斯基的，而且他相当正确地把拉斯基视为一个具有伟大的思想诚信的人。克莱姆尼克和谢尔曼（IsaacKramnickandBarrySheerman）［尽管我们被告知此书“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合作的产物”，但克莱姆尼克“实际撰写了原稿”——为方便，以下我将指称他为作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看轻谢尔曼对此书的贡献。］的著作则提供了许多关于拉斯基的引人入胜的细节。这显然是需要大量挖掘工作的，特别是在美国的部分——拉斯基有接近1／3的教职生涯在那里度过。不幸的是，这本书被那些关于拉斯基品格与动机的相当不公正的评论所毁损。以下是一些例子：“与那些权势人物进餐和攻击他们对于拉斯基而言是同等重要的”（HaroldLaski:ALifeontheLeft，p．34）；“将露骨的雄心和急性的自我宣扬结合在一起的特质成为拉斯基的商标”（HaroldLaski：ALifeontheLeft，p．34）；“当实现其声名的机会来的时候，拉斯基一定会做得四平八稳”（HaroldLaski：ALifeontheLeft，p．107）；“把拉斯基对于格拉汉姆·沃拉斯的冷淡作为他自私本性的证明来解读是富有吸引力的——当不再需要他的帮助时，正直取代了谄媚”（HaroldLaski：ALifeontheLeft，p．258）。克莱姆尼克也援引了一封拉斯基在1940年写给时任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的信，这是对他应该写信给杰克——未来的美国总统——商讨后者在哈佛的获奖毕业论文的出版事宜的回应。拉斯基这样写道：“坦白地说，如果杰克不是你的儿子，如果你不是大使，我不认为任何出版商会看杰克的书。这些都不是出版的正当理由。我很关心你的孩子，我不希望他们就像那些富人的孩子那样容易被宠坏。思想是一项艰苦的行业，你必须为进入它而付出努力和代价。”（HaroldLaski：ALifeontheLeft，p．429）在指出这封信“残酷的正直”的同时，克莱姆尼克也暗示拉斯基对“显赫人物”阿谀献媚。所有上面这些连同其他许多同样论调的评论，使得拉斯基听起来就像一个向权势人物卑躬屈膝的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些主要的机会和那个超越所有一切的动机——“功成名就”。这就是克莱姆尼克那本书关于拉斯基1920年代那一章的题目。尽管在书中的其他部分，克莱姆尼克称颂拉斯基对其学生的奉献、他的热情和慷慨以及他对劳工运动的无私付出——他自己就提供了许多的证据可以表明他对拉斯基的刻画是多么地具有误导性。拉斯基真正非凡的恰恰是，他常常以近乎不计后果的勇气，向那些他非常珍惜与其友谊的人表达那些他明知不会被接受的观点，公开批评那些按照克莱姆尼克对他的描述他会奉承而非贬斥的权势人物。1919年，拉斯基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年轻讲师。是年发生了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学生被怂恿自愿担任警务。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与日俱增的歇斯底里的氛围当中，拉斯基，身为一名外国人和犹太人，决定在一次警察妻子们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强烈抨击了警察局长，对罢工的警察们予以响亮的捍卫。这招致了恶意的报复，报刊上公然发表对他的攻击，要求解除他的教职；学生的报纸——《哈佛讽刺文》——专门出版了一期，对他进行恶毒的反犹主义的攻击。还有另外两则拉斯基具有仗义执言倾向的事例也值得指出。拉斯基相当享受他与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友情，他钦佩罗斯福在早年的“新政”中的创新精神，并专门写了《美国总统制》（1940年）向其致敬。但他从不隐晦其关于罗斯福总统政策具有局限的观点，1943年他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发表了一封具有尖锐批评色彩的《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用克莱姆尼克的话说：“批评罗斯福总统获得了西班牙、法国及意大利的右翼或君主政权的赞助，暗示罗斯福总统接受一个‘由那些追求陈腐目标的老旧人物所支配’的战后世界。”（HaroldLaski：ALifeontheLeft，p．451）罗斯福总统被激怒了，文章发表的当天，他就给拉斯基的密友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写了一封批评的短信，直斥拉斯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HaroldLaski：ALifeOntheLeft，P．451）。另外一则例子是关于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他是当时的工党领袖，同时也在丘吉尔领导的联合政府中担任副首相。1944年，拉斯基时任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自从1937年后，拉斯基一直被党的支持者们选入这个委员会，而且经常是高票入选。正是基于其作为工党执委会主席的能量，拉斯基毅然给艾德礼写了一封引人关注的信，在信中他提及自己“强烈地感到如果您继续担任党的领袖，将是对我们在即将来到的选举中获胜希望的一个严重的障碍……您辞去领袖的职务将是对党的一个重大贡献”（HaroldLaski：ALifeontheLife，p．481）。无论人们对这则材料作何感想，我们都很难将拉斯基与一个醉心取悦重要人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拉斯基的整个生涯都被那些他心甘情愿勇于直言的插曲不时地打断［本句原意疑为：“拉斯基的整个生涯时有他心甘情愿勇于直言的插曲”。——上传者注］。在这些事件中拉斯基所激怒的不仅是那些反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阵营的人物，还有那些工党的领袖人物。休斯·道尔顿——这位后来的1945年工党政府财政部长——便是其中之一，他指斥拉斯基是一个说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身材矮小的闪米特人”。多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拉斯基起初是一位多元主义的倡导者，他那时认为国家不过是众多社团当中的一个，并不应比其他社团享有更多的忠诚。这正是其早期著作如《主权的基础》（1919年）和《政治典范》（1925年）的主旨。1920年代后期他逐渐认识到，这种国家观的问题在于，国家并不仅仅是众多社团中的一个，因为它被赋予了其他社团并不享有的一定程度的权力。国家权力也许可以被限制、被竞逐、被推翻，国家权力也许不过是社会上强权势力的工具。但无论如何，用韦伯的表述，国家机构确实被赋予了合法化使用暴力的权力。多元主义的力量并不在于它对国家特质的描述，而在于它坚持国家并不能仅仅因为其为国家而有权享有任何特别的效忠。国家也许有能力强制服从，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拉斯基从未背离这种多元主义的观点，从未背离这样一种立场——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重视、培育和强化给予社会生机和公民有效意义的社团。另一方面，拉斯基不但逐渐意识到国家不仅是众多社团当中的一个，也意识到他所致力于建构的新社会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能的国家。这并没有使拉斯基变为一个“国家主义者”，但使他最终承认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的一个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资源。拉斯基痛恨专制，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这一点，连同他要求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社会的意识，在他的思想中引入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紧张的元素。这种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力之间的紧张，是任何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之性质与难题的严肃思考的一部分。正是在1930年代早期，在1931年英国工党政府倒台和希特勒在德国崛起当权等事件的冲击下，拉斯基的思想呈现出其与众不同的特质。在那之前很久，拉斯基已经开始意识到“政治权力是经济权力的侍女”。这一观念他并非得自马克思而是得自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詹姆斯·哈林顿。但是，他对此前基本未加重视的马克思的兴趣与日俱增，有利于加强他关于上述观念是理解政治的一条关键线索的看法。另一方面，拉斯基试图奋力挣脱将政治呆板地解释为经济权力之必然产物的经济决定论的陷阱，与之相反，他致力于探索在其后的岁月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大问题——政治的“相对自主性”。这直接影响了拉斯基此后著作的主旨，亦即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可以伸展得足够远，以包容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产生宪政秩序范围之内的革命性变革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有几类人并不真的成问题。有些人的答案显然是“可以”——只要有多数意志的支持，议会民主可以容纳任何程度的变革。也有一些人的答案显然是“不可以”——任何带来根本性变革的企图都将使得掌权者抛弃自由民主、拥护威权主义。近年来还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将万世永续，对他们而言，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拉斯基本人非常希望的答案是“可以”，他也经常将其作为一个可能的前景书写。但他也非常担心答案也许是“不可以”：他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看到，一旦政治体系看起来不再能够担负为其服务的目的，统治阶级在默许、纵容颠覆宪政秩序上可以走得多么远。这种不确定感弥漫于《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国家的理论与实践》（1935年）和《英国议会政府》（1938年）等著作中。这种不确定感并没有减损它们的关注，但或许需要对这一问题加以多少有些不同的考虑和处理。也许很容易想当然的是，统治阶级将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在其中，他们是主要的受益者，而且他们很自然地相信那是最可想望的社会。真正的问题在于别处，亦即在于统治阶级的能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来阻挠一个忠诚于其宪政程序之政府的意志——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支持者的力量、其激进分子的热忱和政府自身的决心。纽曼正确地强调了拉斯基对革命和暴力的痛恨——这使得拉斯基一次又一次地警告，如果激进改革的要求被顽固地阻塞了，那么就存在一种真确的导致社会动荡与暴乱的危险。拉斯基也警告这种暴乱即便成功了，也只能导向独裁。相反，拉斯基所想望的是“一致同意的革命”。他的想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1941年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相当怪异地建议在一个超前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上，丘吉尔在战后应该继续领导一个联合政府。同样也是这种对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想望，使得他向艾德礼及联合政府中的其他工党部长施压，要求政府致力于这样一种计划。拉斯基的这些行动是错误的，但其背后的动机却是绝对值得尊重的。如果没有其他路可选，革命性的暴乱也许是一种必需。但它是一种可怕的必需，将导致残暴无情的、得不偿失的后果。值得赞扬的是：在左派的其他许多人还没有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拉斯基就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拉斯基仅仅满足于教学、出书、写文章，如社会对于伦敦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所预期的那样，他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为两本大部头传记的主人公。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分析国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起源（《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英国政治体系（《英国议会政府》）的先驱性的尝试，拉斯基的一些著作具有持久的价值。不过，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主要是一种历史的遗产，反映了一名非常天才的、睿智的左派政治理论家在战时年月里的特殊关注和困境。拉斯基的政治参与但是，正如克莱姆尼克所指出的，拉斯基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确实，拉斯基是他那个年代最公共的知识分子，他个人深深地参与政治和许多正义事业，从捍卫公民自由（他是“公民自由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创始成员）到不懈地倡导印度的独立自由。正是这些个人参与及其引发的所有争议，给予拉斯基的生命以一种特别的意义。也正是在此，最为直接地呈现出一位带有其特殊的个人印记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其所身处的战时岁月经历之间的紧张——特别是他与美国、苏联和工党之间的关系。拉斯基非常热爱美国，但在他访美期间的演讲和报告中毫不含糊地严辞谴责美国商业。他的被过分低估的著作《美国民主制》（1948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自由企业制度对美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造成的破坏的一曲经久不息的挽歌。早在麦卡锡之前，在1940年代晚期开始摧毁“老左派”之际，拉斯基便已有被骚扰和迫害的个人经历。当拉斯基1948年最后一次访美归来之后，他伤心地说：“我很高兴我有一张回来的票。”当人们现在哀叹拉斯基缺乏政治判断的时候——这些人或者本身太过急于捍卫苏联那些站不住脚的方面，或者至少对斯大林主义的憎恶保持一种审慎的缄默；拉斯基则追求在欣赏布尔什维克革命所表征的积极一面和谴责独裁及其缺陷之间保持难得的平衡。回想起来，我们很可以相信拉斯基低估了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统治体系，压迫和恐怖是其内在的一部分这一本质特征。隔着如此遥远的时间距离，我们很难意识到拉斯基所试图维持的平衡是多么危险和不确定。但他确实维持了，他避免了标记于韦伯夫妇为苏联政权辩护的《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那样的肤浅——这本书在1935年出版时还带着一个问号，到了1937年再版之时问号已经去掉了，而那正是苏联大清洗审判的时候。［注：拉斯基在美国的文学性周刊《星期六评论》中发表了对这本书初版的评论，又在1936年3月的《政治学季刊》中发表对此书第二版的评论，两次的言辞都不甚有利。］不过，拉斯基是通过他与英国工党的关系，才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正是在他与工党的关系中，拉斯基是最为分裂的。1937年之后，随着拉斯基被选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他经常与党的领导处于争拗之中。拉斯基在1932年社会主义联盟的组建中发挥了作用。它被视为工党内部的一个社会主义压力团体。尽管拉斯基对共产党有敌意，但他完全支持社会主义联盟主张与共产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的提议，党的领袖们则对此坚决反对。同样令党的领袖们不喜欢甚至嫌恶的是那些拉斯基不仅直接向他们施压，而且还经常在演讲和文章中无止无尽地加以辩护的政策。拉斯基是在1945年的大选中家喻户晓的，因为丘吉尔决定将他——其时工党的主席——塑造为一个恐怖的妖怪，一位将主导负责向倒霉的工党政府发号施令的、晦暗而阴险的干部核心的人。这一形象又因拉斯基对艾德礼在大选结果将要揭晓之际接受丘吉尔陪同其参加波茨坦会议之邀请的反应而强化了。在接受邀请时，艾德礼说这将“维持并向全世界展现我们对于过往五年所保持外交政策的一致”确实是“重大的公共利益”。拉斯基最为反对的正是这里的“外交政策的一致”，他响亮而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纽曼非常正确地强调了拉斯基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地预言了冷战的来临。但是，在这个以及所有其他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拉斯基从事的是一项毫无希望的计划，因为他试图说服工党领袖们采纳他们完全反对的政策和立场。有的时候，拉斯基意识到他的计划是无望的，有的时候，他会辩称并非如此，他会告诉他的学生，评论者最好进来工作而非置身事外。但和表象正好相反，拉斯基本人也从未“进来”。当工党的领袖们觉得便利时就用用他的才智，但多半会忽略他的建议。当拉斯基在1949年离开全国执行委员会之后，写信给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说：“几年内没有什么比离开工党执委会更让我感到解脱的了……弗里达是多么正确地告诉我，我自己没有权力的庇荫就接受责任是多么傲慢。”（HaroldLaski：APoliticalBiography，p．350）推动拉斯基行动的是一种幻想而非傲慢。他幻想那些权势人物，或者至少是在位的时候，能够以某种方法被转变过来，从国内的温和审慎的改革者、国外的早期冷战斗士，转变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筑师。拉斯基为做像他那样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他在工党的支持者中甚受欢迎，但他却被那些具有保守主义信念和倾向的男男女女憎恨和辱骂。当他在起诉《纽瓦克公告》诽谤的司法诉讼中败诉时，许多人欢欣鼓舞。《纽瓦克公告》报道拉斯基在1945年选战中在纽瓦克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改革，我们将毫不犹疑地使用暴力，哪怕它意味着革命!”这场诉讼是由一个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男女组成的“特殊陪审团”审理的。这场诉讼的失败对拉斯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诉讼过后不久他对我说：“对于一位教授而言，经历‘阶级的公正’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如此，他还是发觉阶级的公正——或者毋宁说阶级的不公正，非常难以忍受。在1930—1940年代，拉斯基非常紧密地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系在一起。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而言，拉斯基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者由此也获得了“红色”学校、革命温床的名声。这一名声其实是相当没有根据的。拉斯基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学生，特别是许多来自印度的学生，他在印度也是一个饱受尊崇的人物。然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无论如何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的学校，事实上，它的经济学系有罗宾斯和哈耶克，是反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堡垒。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与其说拉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一大群同阵营的社会主义同侪当中的领袖，毋宁说他在那里是一个孤立的人物。托尼是一位与拉斯基友好的同事，但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拉斯基相当不同，他对工党内外的左翼并无同情。绝大多数的学术“共同体”，无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内部还是外部，常常带着一种勉强的崇敬、迷惑与不友善相混合的眼光看待拉斯基。对于非常关心获得那些权力财富掌控者好感的校方而言，拉斯基的宣言、活动常常是重大的难堪与烦扰的源头。即便是在这个拉斯基深深热爱的机构里，他在某种程度上自始自终都是一个局外人。菲利普·里夫（PhilipRief）曾非常妙地形容弗洛伊德“打扰了人类的沉睡”。关于拉斯基，我们或许不能下这么大的断言。但是，他确实深深地扰攘了1930和1940年代的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甜梦。他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今天左派急需更多这样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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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节译）（拉尔夫·米利班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密利本德东欧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英）拉尔夫·米利班德商鼎节译（感谢天意录入）译注：拉尔夫·米利班德，英国论敦经济学教授，《社会主义纪录》年刊主编之一，“新马克思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本文译自德国《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特刊《未来社会主义》第2辑1991年波恩德文版17—25页。一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后，将由什么样的政权和社会制度来接替？对于这一问题，至少在民主德国已经有了答案。这个国家已并入联邦德国，这就意味者它将完全并入联邦德过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对从前的国家财产实行私有化，尽管全部售出8000个国有企业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对间。对于其他的共产党政权或者原属共产党的政权来说，情况比较复杂，但主要趋势是要创立这样一种国民经济，在其中至少将对大多数工业、金融和商业活动的经济手段实行私有化并使他们受国内或国际企业控制，或归这些企业所有。这一趋势不断受到西方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强大的保守势力的推动，也受到一批鼓吹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和“顾问”的支持。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要彻底取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些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大多数国家的这种革命自上而下进行的，或者甚至是由外国带来的，但它们仍旧是真正的社会革命，摧毁了战前的专制机构或半专制机抅，并摧毁了社会等级制。这种等级制曾使这些国家（东德和捷克除外）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绝大多数居民处于极端恶劣的受奴役状态。在1945年以后的若干年，人们曾经希望在战前政权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制度。由于东西方冷战和苏联把斯大林模式强加给这些国，这一希望破灭了。尽管如此，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在最初年代仍表现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实行了严酷的压制，另一方面，它们在经济增长、现代化、教育、福利以及为多数过去受严重歧视的人们提供新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战果是决不能抹煞的。同样，也不能说这些政府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和唯唯诺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在本国长期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且因此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和他们的接班人的悲剧在于，由他们建立的或接受的体制是以不受控制的权力为基础的。这就导致腐化。它对经济的领导也因此造成浪费并缺乏效率。这些政府曾尝试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但都由于官僚机构的阻碍而失败。二东欧国家在确定代替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制度时选择了西方类型民主制的这个或那个变种作为模式。西方类型的民主与共产党统治的各种形式是截然对立的，而这一对比看起来显然完全有利于西方制度。但另一方面，人们在描述西方特色的制度时通常使用的民主这一概念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留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运用这一概念的政治家和评论家忽略了这一情况，即这种民主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内行使职能的，因此也就受到重大的、甚至瘫痪性的限制。这种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公民的生活情况大致平等，从而使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经常拥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统治下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各个国家的公民在收入、财富、权力和影响等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对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等闲视之。相对说来，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不断以自己的民主宪制自诩的国家，不平等情况特別明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巨大的财力集中在较少数的人的手中，他们因此拥有强大的权力，他们的目的几乎只是为他们的企业和他们自己谋求最大利润。自由企业家经营制的鼓吹者常常把这种制度说成似乎涉及广大的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中小企业。实际上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受大康采恩支配的，谁控制了这些康采恩，他就能作出决定，不仅是为他的企业，而且是为他所在的城市，他所在的地区，他的本国并且往往为远在他的本国国界之外的人们作出决定。西方特色的民主制通常不超出董事会层次，它对于企业的经济关系是无能为力的。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还声称，高层作出的决策是与公共利益吻合的，因为有一只由市场指引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证明这是谎言。资本主义企业家经营制只要能不受约束地行动，就意味着对那些为它劳动的人，对它的顾客的威胁。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的动力机制是谋求利润。任何其他的考虑如劳动保护，环境污染，产品掺假，公共利益都必然远远被放在次要地位，而且不言而喻，要成为赢利目标的祭坛上的牺牲。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对国有财产实行私有化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会创造出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目标与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对手的目标没有差别。这一阶级刚刚开始形成，它的成员的来源还不很明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有许多人将会来自已经名誉扫地的列入花名册的特权阶层，因为这些人有合适的关系，自己有钱或可以借到钱。此外是在影子经济或黑市交易中发了财的人。肯定还会出现一批新的企业主，他们会贪婪地利用这个廉价出售工厂、土地、设备和资源的机会。人们常常拿这种做法与1921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比，但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新经济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国有财产和国家对经济活动最重要手段的控制表示怀疑，而现在正是要对这些手段实行私有化，而且有许多企业会被外国康釆恩买去，当地的经理那时将成为远处的财产所有主和支配权拥有者的代理人。总之，不管怎样组成，反正要出现一个与“国家官僚”在本质上不同的新的资本家阶级，他们依靠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对私有企业的占有与支配。正是由于他们的权力的这种独立性，他们作为阶级会是很巩固的。这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将象到处的资本家阶级那样力求尽可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认为有责任对私营企业施加的限制。就劳资关系、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劳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等方面来说（更不必说会对盈利产生影响的劳动场所的民主行为了），这个新的阶级希望能为所欲为并且会把任何“干涉”斥为过去的坏日子不能容忍的旧病复发，甚至是斥为共产主义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他们的意图当然不可能全部得逞，而是会遭到许多方面的反抗，特别是工人和工会的反抗。接替共产党政权的政府将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它们让“市场力量”起支配作用。它们将坚决压缩公共开支，对国内外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实行私有化，放松控制以及按照银行、企业家和保守的经济学家所解释的那种资本主义“合理性”采取其他措施。这种合理性排除充分就业和劳动权等概念，同样也不承认这样的观点，即主要应由国家来保证卫生、教育、交通、环境、闲暇时间等方面的高水平的社会和集体服务。金钱关系将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现在到处都听到政府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人在说：高失业率、涨价、削减社会福利以及其它一切与市场支配相联系的弊病都是为了达到一种“健康的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主要是由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的人来承担的。这个“健康的经济”概念本身又是与一些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脱离客观实际的基本假设联系在一起的。四东欧和西方许多人设想，代替原来的指令性经济的唯一方案是国民经济的全面私有化和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这种“非此即彼”的主张实际上只是一种宣传和偏见。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市场存在，而是在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霈要对它进行调节的程度。甚至最积极鼓吹市场经济的人也承认有些领域如国防和内部安全事务不能容许自由的企业主经营。他们只是反对国家干预资本家的特权而已。社会主义者也并不迷恋国家，而只是认为国家必须为广泛的集体服务，如为保健、教育、交通、生活服务设施、环境保护等承担责任。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决定生活质量和保障实际的公民权利，因此不应受市场规律支配。在生产方面也已表明，资本主义经营的“非社会”和“反社会”的动力机制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调节和控制。尽管资本家讨厌国家，尽管市场规律在起支配作用，但是国家经常通过补贴和保护主义使企业主大大受益。近年来被当作自由的企业主经营的范例的南朝鲜和台湾——更不必说日本——不如说应当被看成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范例。总之，国家干预迄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本的决定性组成部分。问题仅仅在于使这种干预为社会服务。目前左派的一致看法是，国家不可能把计划贯彻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至少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这不等于说，由人民意志授权的民主国家不应为规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先项目并为完成这些项目而制定计划。今天的国家已在许多领域如交通、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军火制造等部门承担了这一任务。因此，认为计划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受欢迎的看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成见。相反，在真正为社会服务的国家手中，计划是一个重要工具。关于“是私有经济还事公营企业”这一问题，关键也决不在于是否应有私营成分，而是在于混合经济制度的“混合比例”。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混合经济经常是拥有（主要限于基础设施的）公有经济成分的，强大的私有经济的一种“委婉说法”。而且最近十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努力已使这一公有成分进一步缩小和削弱了。应当用一种以公有成分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制度来代替指令性经济，也代替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的关键部门连同它们的战略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应成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公共或社会财产，对民主国家承担严格的报告任务，从而按受它的监督和调整。国有制只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它适用于大的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同时应尽可能由城市或地区政府领导的地方性企业或各种社会組织和合作机构加以补充。各级领导部门都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将多方面与私营企业竞争，提供广泛的商品、服务和生活方便。国有企业也不应成为“垄断性独家企业”。不如说应当把它设想为尽可能按照“儿家比一家更好”的原则来管理的经济活动领域。以公有成分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制度能比私营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更有效益，但并不一定如此。但认为它必然是低效率的说法也无非是宣传和偏见。甚至在共产党统治下，公有企业也并不总是无效率的，而且由于那里特殊的经营条件，这些企业的失败经验也不是结论性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权制企业的经验也已证明，它们至少可以和资本家领导的康采恩同样有效率，指革新能力和“符合企业精神”。不过效率并不是人们愿意采用公有成分占优势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唯一理由。也应当考虑这一决定性事实：通过公有制可以把财富从私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这一事实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它的武器储备的意义同样重要，实际上远为重要得多。这些财富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控制和引导，而这对于私有制是很难做到或者根本无法做到的。国家诚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机构，当然这有导致国家权力膨胀的危险。因此必须把国家本身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这首先要求废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标志的那种权力体系，其核心是集中于经济、金融、交通、商业等方面的寡头手中的人大量权力。把这些寡头所掌握和控制的财富转交给公有经济，是使他们的权力真正社会化的唯一可能性。肯定有人会反驳说，这是一种幻想，因为新的控制者会建立一种新的、更加不民主的权力体系。这种看法是认为一种“寡头制铁律”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种铁律。确实有向寡头制度发展的现实趋势，必须不断对它进行斗争和克服。没有理由可以假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在原属共产党的国家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主张私有化和市场统治，但是要把国有财产统统出售给私人买主还是一个长期和困难的任务。有些国家看来已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另一些国家还处于未作出最后决定的关头。这就是说，还有时间按社会主义精神来满足由最近的变革唤起的希望。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迄今很少对苏联和东欧的抵制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和实践的人给予鼓励，从而实际上把阵地让给了右派，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大事渲染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左派的迫切任务是说明这种图景只是右派变的戏法，并且必须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性质的代替方案。 |
工人党的目的（保尔·拉法格，1882年6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工人党的目的【法】保尔·拉法格（1882年6月18日）彭光译张晓默录入在工人党内存在着两个派别。它们在相互斗争。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并不象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会使党瓦解，正相反，斗争使党变得更加活跃，斗争将使党摆脱阴谋家，将使党得到统一和加强。所有政党在它们建立的初期都会遇到这样的斗争。工人政党中组织得最好、最强大的德国社会主义党也曾有过危机时期。但党克服了危机；工人党也将克服自己的危机。必须找到缩短危机期的办法。清楚而准确地确定党的目的将使我们找到这种办法。可能派和革命派这两个派别在互相斗争。可能派想要通过和平的市政改良达到工人阶级的解放，革命派则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力量才能使两大陆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可能派希望党接纳所有的人，包括克洛维斯·雨盖之流、阿尔芒·莱维之流，并且接受各种各样的理论。被人用侮辱的口气称为集体主义者．宗派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派则要求党拒绝任何资产阶级理论和任何资产阶级分子。革命派尽管对于社会组织问题各自有着独特的观点，但是应该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为此，他们不应该相信他们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使用的那些辞藻。这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也在使用这些辞藻，其次是因为这些辞藻因使用者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某些党的活动分子认为说几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词句就可以同资产者区别开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词句曾经使资产者感到恐俱，现在却正在被他们所接受。所有资产者今天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社会改良的拥护者：但是什么样的社会改良呢？他们是所有有利于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改良的拥护者。过去就有过，现在也依然存在着波拿巴的社会主义、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可能主义的或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你们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加尔涅、拉弗勒、莫利纳里等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说，——但是我们有着同样的理想；和你们一样，我们也希望使国家的作用化为乌有，我们也希望国家消失：国家对我们毫无用处，它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羁绊，一种障碍。国家垄断了一些工业，比如烟草业、制币业、征收捐税；它还垄断了公用事业部门，如：警察、军队、邮政，而我们希望这些部门由私人公司来经营。”天啊！资本家先生们是多么希望拥有和使用国家手中的所有工业和公用事业部门；由此带来的利润将是无法估量的。最激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一蒲鲁东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他用两句话概括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由于《平等报》的宣传，集体主义成为人们常见的词汇，它在资产阶级激进派中引起了混乱：起初，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竭力到处散布说，集体主义者不过是一些伪装的波拿巴主义者，一些疯子，一些“狂妄的人”。但后来这些激进党人对集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习以为常，并且找到了使这个词丧失革命的含义的方法。——“集体主义者！——但谁又不是集体主义者呢？他们说。铁路、工厂、矿山不都是属于股东集体的集体财产吗？”克洛维斯·雨盖这个可能派的宠儿在大庭广众前自称为集体主义者，并在马赛发表了“批发商的集体主义”的演说。也许可以设想共产主义这个词会阻止资产阶级这样做，因为这个词具有伟大的历史，它在资产阶级心中激起了仇恨和恐惧，尤其是因为资产阶级作家们向共产主义者身上倾泄了下流的和愚蠢的造谣中伤。但是不行。可能派的先生们正在制造一种彬彬有礼的温和的共产主义，资产者们可以毫不蹙眉就接受过去。可能派的最有学问的博士[1]说：“对资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比共产主义更无害、甚至更有用的了。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是一种成为公用事业的工业。邮政、电报就是共产主义的工业，它们是不分阶级为整个人类社会服务的公用事业部门。应该扩大这种对资产者和工人都如此有利的共产主义。我，可能派的博士，我建议巴黎市政当局建筑五千套工人住宅并宣布这是可能的；这不过需要两千万法郎；这将是一种市政共产主义。这将有利于工人，使他们少付房租；也将有利于老板，使他们可以减少付给工人的工资。你们看，我的共产主义不是宗派主义的，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有利。我，可能派的博士，我希望首都的铁路建设由市政当局负担费用，这将是一条市政的和共产主义的铁路。其结果将使巴黎从壅塞在这里的、使巴黎变成革命的城市的工人中摆脱出来。真幸运！资产者将不再害怕革命了。”得意洋洋的可能派的博士没有直说他的可耻的可能主义而侈谈他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词使他看起来是站在工人一边，但是他的共产主义显然不再使资产阶级感到不安。这位以前不过是私人信件伪造术的发明家的博士现在只不过是剽窃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这些词掩盖自己的利益和阴谋诡计：这些词还会引起我们队伍中的思想混乱和无益争吵。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自称为集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们对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却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另一些人则完全相反，尽管有的人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有的人自称为集体主义者，但他们的解释却是一样的。这种滥用模棱两可的词句的做法正使革命党变成巴比伦塔，在这里每个人都对他所使用的词句赋予不同的含义。有些人想用加修饰语的办法来使问题简单化：如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等等，结果，他们只是使问题复杂化了。可能派狡猾地运用这些词在我们中间制造不和，这使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明确规定工人党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纲领。各次代表大会已经对党的目的作了说明，这就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把从资产者那里夺取过来的生产资料交给集体或国家占有。手段是革命暴力。党的战士们应当团结在这面旗帜周围。这样，他们就可以确信，在他们的队伍中间不可能混入任何资产阶级政客。译自1882年6月18日《平等报》[1]暗指布鲁斯。——编者注 |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1922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1922年3月相关文献：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列宁，1922年3月16日）编者按：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该委员会集体讨论的基础上执笔起草了《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准备作为决议草案提交大会通过。列宁看了这个提纲后写了一封信，对提纲提出了批评。现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和列宁的信一并发表，供读者学习。我们相信，这样的对照阅读，将有助于深刻领会列宁信件的原意和精神实质。一目前农村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余粮收集制取消后，由于城市商品市场容量扩大，农民经济中的生产力是朝着变消费性农民经济为商品经济的方向发展的。这一过程在农村中那一在国内战争时期保持了自己的经济稳定性并在城市极端依赖农村的时期得到巩固的阶层中进行得最快。在这类农户中，生产力的发展以建立经常使用或定期使用雇佣劳动的集约的小农户的形式来实现，而在西伯利亚和其他边疆区则以巩固长期使用雇佣劳动的拥有大量耕地的农户的形式来实现。中农经济即使显著改进耕作方法并提高产量，但由于耕畜减少和普遍贫穷，仍然不能提高到商业性农业的水平，迫不得已出售农产品以后还得动用自己正常的消费储备，因此上升非常缓慢。只有部分中等农户才有可能发展集约的商业性农业．而大部分人只有在苏维埃国家的支持下通过合作化才能提高到高级阶段，因为苏维埃国家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在经济上支持的并不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而是中农和贫农，在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就通过自己的这种干预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中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经济形式的一般发展进程。至于农村中最贫苦的阶层，那么除集体经济以外，这里看到的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是生产力下降的趋势，无马地区播种面积缩减。耕作更粗糙，大量贫穷的独立农户破产后造成劳动力市场并为富裕农民实行奴役式的剥削创造条件。目前农村中建立在农民经济的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有如下特点：农村中阶级矛盾消失的过程已终止，分化过程重新开始，凡是农民经济上升得越是顺利、播种面积越是不断扩大的地方，这一过程就越发激烈。虽然各地重新产生原来意义上的富农速度不同，然而更迅速更明显地从中农队伍中分化出一个殷实的善于经营的农民的阶层，他们热衷于在个体的集约经济的基础上改进农业经营的任务和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整个农民经济大幅度下降和农村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农业资产阶级的形成目前主要是采取某类中等农户的加强这样一种形式，这类农户由于同中等农户的一般水平相比在财产上的差异暂时还不大，所以还没有成为一个十分确定的阶层而与整个农村相对立。在另—极，由于耕畜减少，劳动者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奔赴前线，以及一再歉收，因而无马的、无耕地的、无奶牛的以及脱离经济常轨的农民阶层扩大了。因此，国内战争时期所特有的农村中农民的平等状态现在正同时在两极上消失。但是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发展得很慢，特别是在歉收地区，还不知道哪些分子在多大的范围内由中农阶层上升，哪些分子下降到贫苦农民队伍，同样也不知道有多少贫苦农户由于劳力从前线归来而上升到中农水平。在当前农村中新的集团的队伍尚未形成，阶级划分的轮廓刚开始显现出来。二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态度富农和富裕农民分化出来是商品经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客观结果。这个阶层是新经济关系的总的经济链条上的必要环节，它在农村的一极上，在按小资产阶级农业集约化的方式发展生产力方面履行一定的职能。对这一阶层采取不愿接纳和用1918年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做法施加粗暴的超经济压制的政策，将是极其有害的错误。但是对富农的经济活动和剥削行为采取托尔斯泰式的不干涉策略同样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而以尽快提高农业经营为借口由国家来支持这一阶层从而损害农村中其他阶层，则是更大的错误。这一阶层不需要支持。相反，国家必须限制它的剥削趋向，办法是保护雇农劳动和维护其利益，约束和扼制富农阶层对农村中无马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劳动的奴役性剥削；国家还必须向这一阶层加重（同中农和贫农相比）征收实物税和货币税，让它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同时为了不致破坏富农和富裕农民的经济，在可行范围内利用农村中业已开始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来增加社会主义积累。三对中农的态度尽管农村中的分化过程已开始，但是中农在农村中仍占绝大多数。中农是全部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是实物税和劳力兽力税的主要纳税者。不提高农村中全体中农的整个水平，农业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明显的改善。提高国内产品总量和加强主要是靠中农的剩余产品来发展的大工业的农业基础，是苏维埃国家和俄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所以中农经济的提高也是党和国家的利益所在。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以中农为取向应该是它同农村的关系的基础。只有在中农同苏维埃国家建立起业务上的联系的基础上，中农才能脱离富农的政治影响，因为谁在恢复经济方面对他们帮助最大，他们在政治上就跟谁走。中农同国家在业务上的联系可以建立在“你们为我们，我们为你们”的原则上：通过合作社同国家机关进行贸易，通过手工业农业合作社进行业务上的经济交往；国家和俄国共产党则从推广基本农艺知识和进行农艺指导方面给农民以帮助，从改良种子、修理农具、提供肥料、给力量单薄的中农户以长期贷款，实行国家对火灾、雹灾和牲畜遭瘟疫的保险，歉收时提供种子援助，通过繁殖场改良牲畜品种，实行小型电气化，稳定土地的使用，改良土壤等等方面给以帮助。苏维埃政权在采取所有这些有助于中农经济发展的措施的同时，还要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在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吸引中农参加合作社，帮助它提高到高级阶段，但不是通过小型的集约的富农经济，而是通过集体耕种土地和对农产品进行合作加工的方式。四关于对贫穷农民的态度在因战时动员而失去劳动力、减少马匹、国内战争对农民经济的一般破坏作用和一再歉收的影响下，我国农村迅速发展起来一个赤贫化的但尚未无产阶级化的农户阶层。这些力量单薄的农民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而又无力购置，不得不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马匹、农具、种子），或者靠自己经营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部分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要恢复这些农户的生命力需要整整10年的顽强努力。这一阶层面临完全受富农奴役的极大的危险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遭到较富裕的农户在“帮助”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剥削。这一阶层一方面最需要合作社，另一方面最需要国家帮助，因为不得不主要向合作社有所索取，而不是有所付给。这一阶层中有许多先进的和智力很发达的分子（原战俘）。农村中这一阶层的经济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苏维埃政权对它的援助相关的，这一阶层本身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可靠同盟者和对中农起作用的传动环节。对这一阶层除应完全采取上面规定的那些援助和促进的措施外，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援助措施。必须以法令形式向各人民委员部和经济机关发出指令，支援这一阶层（以及更贫穷的阶层）：在实行粮食税、劳力兽力税、地方税、社会捐税时给予照顾，优惠拨给木材、割草场，等等。租货站提供农具时要避免平均主义，首先给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提供农具，农具修理厂也首先应该为这一阶层服务。租货站和修理厂应该掌握在国家及其地方机关手里，作为对贫穷农民进行帮助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安排长期国家信贷时必须首先向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提供，为此，必须立即贯彻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为满足力量单薄的农户的需要而设立长期农业贷款的特别基金的决议。借助这一基金可以使力量单薄的农民加强他们在分配贷款的信用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中的影响。也可以在给农业合作社普遍贷款时就先说好要让力量单薄的农民以优惠的条件（降低股金）参加信用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无马的、力量单薄的农户，使他们免遭有马农户的剥削，而且给他们以坚决的法律保护，使他们避免订盘剥性的种子合同和出租土地时吃亏，等等。要吸收力量单薄的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先参加各种农业训练班，再从中招收一些学员参加合作社指导员训练班、理事会成员训练班和会计训练班。农民中这一阶层广泛参加消费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第一，可以加强无产阶级在各种将在中农中得到最普遍的发展的简单的合作组织中的影响；第二，最能保证发挥合作社的全部效能，把农业生产的一切部门和环节联合成统一的协作经济。这种由原先的生产集体演变而来的合作社仍应得到种种促进和鼓励。这种由于歉收和耕畜大量减少而办起来的合作社目前定会得到最广泛的推广。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应随同经济上遭到破产的贫农和半无产者一起，最积极地参加这一建设。鉴于富裕农民显然企图利用各种合作社，特别是利用农业合作社来加强本阶层的经济并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反对苏维埃国家，必须加强农村中力量单薄的农民在各种合作社中出影响，其办法是保证他们在理事会和监事会中的领导作用。力量单薄的农民可以在合作互助的基础上以经济方式，也可以利用苏维埃国家的合法可能性同富农进行斗争，但是绝对不能采取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剥夺方法和施加暴力的方法。只有这样来组织这一斗争，力量单薄的农民才能使中农成为自己的同盟者。五关于对农业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态度地主经济被消灭和长期使用雇佣劳动的富农户降到中农水平以后，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分散了，往往开始独立经营。目前农业无产阶级的基干是：尚未与私有经济断绝关系的国营农场工人、农户中的雇农、采伐和流送木材的工人、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的手工业劳动组合中的劳动者以及由于饥俄和工业生产缩减而只是暂时从城市移居农村的城市无产者。要把所有这些心理状况不同、生活条件各异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农业无产阶级基干组织起来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但这项任务一定要完成。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国营农场的工人身上，必须清除国营农场人员中的小私有分子，因为他们自认为只是暂时在国营农场中栖身，梦想恢复他们的私有经济，而提高他们所在的国营农场的生产对他们没有好处。留在国营农场中的应该是纯无产阶级基千，应该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使他们符合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定要对其他无产阶级阶层，首先是对分散在农户中的雇农进行这项提高政治觉悟水平的工作，因为雇农的数量现在将迅速增加，并且总是遭受农村中小资产阶级的最野蛮的剥削。至于把那些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的、人数众多的半无产阶级阶层即农村贫民组织起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则也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因为这些人常常不得不外出做零工而不能定居下来。对于这些阶层的做法是：必须把其中优秀的人吸收到国营农场中来，必须把他们联合成手工业劳动组合（其中包括采伐和流送木材劳动组合）和工人协作组中来，挑选最有觉悟的基干参加干部训练班，最后，必须帮助这些人组织起完备的生产协作社（生产集体），因为他们一心一意地搞好生产，热爱农业，能通过集体的农业劳动从经济上巩固起来。六组织任务在农村建立合作社有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富农和富裕农民阶层在这一基础上联合起来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种联合采取的方式是：或者由农村中有产阶层组成那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拒之门外的封闭式的合作社，或者由农村中这些上层分子夺取各种合作社的领导权。只有使中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民大量参加各种合作社（使农村中一切贫苦阶层参加消费合作社），由力量单薄的农民在统一的合作社里抱成一团去争取自己在其中的利益和影响，或者万不得已时组织纯贫农合作社来同富农合作社相对抗，才能最有效地同富农在组织上的联合及影响进行斗争。要联合中农，办法首先是使它参加合作社建设，把它联合在巩固和发展农业的农民委员会（农民改善农业委员会）周围，还可以借建立小型农业社提高农业经营的办法来联合中农。至于从政治上组织中农，那么应该认为这种联合的自然的和完全充分的形式就是让中农参加地方苏维埃机关和苏维埃的工作。必须千方面计地支持中农想要和农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和半无产阶级阶层一起共同做好苏维埃实际工作的热忱。党应该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除培养和教育先进的贫苦农民外，还要培养和教育中农中的先进农民成为新的不脱产的苏维埃工作者阶层，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在目前农村中新的阶级分化过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采取其他形式从政治上联合中农应该说为时尚早，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目前谁也不能预言此类中农组织究竟怎样，究竟为谁的利益服务。比如说支援由原红军战士组成的“革命保卫者同盟”这样一些组织的利益，就是不适当的。这类同盟如果由农村中财产状况不同的阶层组成，则不巩固，而且很快就会瓦解。这类同盟如果联合的是贫苦阶层，则其参加者的利益可以通过力量单薄的阶层和半无产阶级阶层的更广泛的联合得到保护，而且这种联合必定是会实现的。为了把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使之在国家的援助下互相帮助，来同组织起来的富农相抗衡，必须建立力量单薄的农民的专门组织。这种联合组织在组织上应隶属于全俄农林工会，作为力量单薄的农民的专门互助分会。这种联合组织的基层组织应该是每个村中力量单薄的和无马的农民的小组，其乡中心应该是隶属于全俄农林工会乡秘书处的一个分会。这种秘书处应该立即组织起来。力量单薄的农民的互助分会的成员在所有合作社里组成单独团体，作为平等的一员参加这些合作社并在其中维护本联合组织的利益。为了同富农和富裕农民企图在征收粮食税和其他税时搞平均主义作斗争，分会成员可组成一个贫穷纳税者委员会的核心。全俄农林工会应该以国营农场的无产阶级为核心，把分散的雇农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组织起来，在工作中依靠那部分较好的没有受到小资产阶级腐蚀的完备的生产合作社（生产集体）。必须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使这些生产集体同城市的工人合作社联合起来。全俄农林工会还应该把它的农民会员中那些已与个体经济决裂，或者虽有一点联系，但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作为自己的主要基干团结起来。至于不那么无产阶级化的阶层，则应因地而异，以吸引他们参加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分会，但不让他们在人数上超过工会的基本的、纯无产阶级的成分更为恰当。上述一切组织和乡的各个生产集体共同组成对富农作斗争的统一战线，彼此互相支持。隶属于全俄农林工会乡秘书处的乡俱乐部应该成为联合农村中一切接近无产阶级的阶层的文化教育中心，应该同农村的青年团、农村妇女组织一起在乡、县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建立阅览室，组织演出、讲演，召开座谈会等等，来提高农村中贫苦阶层的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使教会的宗教宣传和富农的政治宣传失去作用。七党组织的任务在农村中工作的或者是领导这一工作的党组织，除了原有的任务以外，还有许多新任务。必须使在农村工作的党员通过短期农业训练班学到一些哪怕是最起码的农艺知识，这样才能够不仅作为农业运动的组织者，而且作为提倡改良耕作方法的宣传者来参加这—运动。必须使党员了解合作化工作的实质，特别是了解农村的合作化的实质，以便使共产党员能够学会领导自己的贫农外围组织进行合作化工作和斗争。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把宣传工作同恢复农民经济的工作紧密地联合起来，同时要从正在建立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新的相互关系和经济联系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省委和县委应该同省工会理事会和县工会理事会协商加强全俄农林工会的地方组织，既可以给这些地方组织补充新党员，也可以用新的工会工作者来加强工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全俄农林工会才能完成从工会方面把力量单薄的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同时乡党支部应该尽力帮助全俄农林工会的机关把它们的贫农外围组织组织好。一般来说，乡党支部应成为乡所有组织的政治领导中心，应领导乡苏维埃的工作，领导所有合作社中的贫穷农民联盟党团，领导各政治团体、青年团支部、农民改善农业委员会和乡的一切其他组织，还应使隶属于全俄农林工会的乡俱乐部成为乡党支部进行政治宣传的中心。在农村中工作的党员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党纲在农业方面和基本前景方面的条文。在—个农民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大经济虽然有种种困难，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正是实现这一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际，同时考虑到要逐步地消除无产阶级工业对农民经济的依赖性。消除这一工业的整个命运及其整个发展取决于农民土地上收成的好坏这种状况，俄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地发展国营农场，支持和扩大厂区的无产阶级农业，支持农业生产集体这种把农民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的发展，并使之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尽力把外国工人的部分租让资本引导到在空地上建立能利用现代大农业的一切农业技术设备的大农场上去。采用这种办法，今后还要通过工农业的电气化，才能够使集体经济形式在外国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成为俄国农业的主要形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档案馆原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440—446页（栗青译何宏江校）来源：《列宁研究》第1辑，岑鼎山主编，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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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英]雷蒙德·威廉斯，1985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雷蒙·威廉斯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英]雷蒙德·威廉斯1985年阎嘉译说明：本文收录于雷蒙德·威廉斯1989年出版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THEPOLITICSOFMODERNISM:AgainsttheNewConformists）一书。此书汇编了他去世前10年间所写的11篇文章。现在很清楚的是：在20世纪先锋派运动的实践和观念，与20世纪大都市特定的条件和关系之间，存在着各种决定性的联系。证据始终存在着，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确实还很明显。然而，直到最近，还很难使这种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脱离一种不那么特定的、但受到广泛赞美（以及诅咒）的“现代”感。在20世纪晚期，已经日益有必要注意到，“现代艺术”最重要的时期现在相对地显得很遥远。20世纪早期大都市的各种条件和关系，在很多方面已经强化，并已大大地扩展了。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大都市的聚集，各个城市继续发展为巨大的集合城市，依然在历史性地增长（在第三世界中，甚至在以更加爆炸性的速度增长）。在各个老的工业国家里，拥挤的、经常被遗弃的“内城”，与扩张中的郊区和两地间上下班经常往来的发展之间的新的划分，已经很引人注目。此外，在各个较老的大都市内部，由于很多相同的原因，各种先锋派运动依然在持续，甚至很繁荣。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各个大都市的文化状况已决定性地改变了。最具影响力的各种技术和艺术机构虽然还集中在这个或那个大都市里，但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形形色色的文化区域，而且的确在走向超越大都市，它们依靠的不是缓慢的影响，而是直接的传递。很难再有比仍然主要被称为“现代艺术”的各种技术和机构之间更大的文化反差了——写作，绘画，雕塑，戏剧，少数派的报纸和杂志，小美术馆和展览，市中心的剧院，与20世纪晚期大都市给人印象深刻的产品（在电影、电视、收音机和录制音乐中）之间的反差。保守的分析家们仍然把部类“艺术”或者“各类艺术”留给较早的各种技术和机构，由于持续依附作为中心的大都市，它们可以从中找到一块飞地，或者经常可以作为一项“民族的”成就在其中得到展示。但是，当实际的现代媒介已是非常不同的一类之时，这很难与持续在知识上强调它们的“现代性”兼容并蓄。其次，在一个有组织的全球市场以各种新的文化技术进行的扩展中，大都市已经具有了一种相当广阔的意义。并不是每一次巨大的都市聚集，甚或是庞大的都城，都具有这种文化大都市的特征。有影响力的大都市——正如在新殖民世界借用词语来说明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所表明的那样——是现在技术上先进的、经济上占主导的现代放射性的大都市。因而，保留“现代”和“现代主义”这样的范畴去描述一个无差别的20世纪世界的艺术和思想的各个方面，现在充其量是时代的错误，在最坏的情况下是陈旧。说明坚持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件要作复杂分析的事情，但可以强调三个要素。第一，在各种旧的技术和形式方面，但由于有选择地延伸到某些新的技术和形式，存在着一种对于少数派的艺术与大都市的特权和机会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事实上的坚持。第二，在对最严肃的出版社、报纸和杂志的要求方面，以及在正式的、尤其是非正式的知识机构中，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大都市的知识霸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构成在某些重要方面是残留的：它们在其中拥有自身主要根源的各种知识形式和艺术形式，是针对较陈旧的、20世纪早期的各种社会原因——特别是在它们支持对“少数派”与“大众”、“高贵”与“通俗”的阐述方面，这些对它们来说是持续不断的“现代”。第三，最根本的是，那个较早时期的核心产品，由于各种必须探讨的原因，是“普遍的”、审美的、知识的和心理的新一套，它们与特定文化、时期和信念的旧的“普遍性”形成了鲜明反差，但它们正是以那种特质来对抗历史变化或者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一切深层的特性：深信那种超越追问的东西，赞成一切有效力的“绝对现代”的时代，即有效的、永恒的人类状况有限的普遍性。有几种超越这种知识僵局的可能的途径，而现在这对整个哲学、美学和政治思想都拥有相当大的力量。最有效的途径涉及到在一个依然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当代分析。但是，在面临文化停滞的这种难以理解的状况之时——难以理解是因为它是一种不断被限制在动态的和经验上不稳定的条件中的停滞，验证它构成的某些过程，也是有用的：通过在过去之中发现特殊的绝对“现代”如何形成，从而发现一种超越“现代”的现在。就这种验证而言，城市发展为大都市的各种因素是很基本的。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和思想中的某些主题如何发展为对于19世纪的新城市和城市扩展的特殊回应，然后，作为分析的中心点，发现这些回应在新提供的（以及竞争性的）审美普遍性的支持下，在20世纪早期某些大都市的条件下，如何经历了种种实际的艺术上的变化：“现代艺术”的契机。重要的是，要强调某些这类明显现代的主题，相对来说是多么古老。因为正是最初包含在艺术的各种“前现代”形式之中的主题的内在历史，后来在某些条件下导致了形式在实际上的和根本的变化。正是这些我们必须探讨的、深刻的各种内在变化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隐藏着的历史，经常同“普遍性”本身的喧嚷相抵触。为了方便起见，我将从英国文学中列举各种主题的例证，英国文学在这些方面的例证特别丰富。英国很早就经历了工业发展和大都市发展的初期阶段，几乎就在某些持续的主题到来的同时。因而，现代城市作为一群陌生人的效果，被华滋华斯以一种要持续下去的方式验证了：啊，朋友！有一种感受，它凭借独有的权利，属于这个大城市；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多么常见，我在人群中前行，对着我自己说道：“经过我的每个人的面孔，都是一个谜！”于是，我看着，不停地看着，受到什么与何处、何时与如何的念头压抑，直到我眼前的各种形状变成超出视力的队列，犹如滑翔经过静默的群山，或如出现在梦中。全是熟悉的生活的重压，现在，和过去；希望，恐惧；全都停滞，行动、思维、说话的人的一切律法从我面前经过，既不认识我，我也无所知。[1]在这里很明显的是，从拥挤街道上不相识的人们这一世间真相向观察者的迅速过渡——虽然我们现在忘记了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们来说都习以为常的小居民区的一种小说体验——向现在对“谜”一样的陌生富有特征的解释的迅速过渡。观察他人的普通方式，由于正常关系及其律法的崩溃，被看成是重负：“熟悉的生活的重压”的损耗。他人于是被看成似乎“超出了视力”，关键的是，被看作如在梦中：对很多后来的现代艺术技巧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参照点。与这种陌生人群最初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一个次要的主题，即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我们可以根据较一般的浪漫主题，在各个主题中发现某种连续性：对神秘以及极端的、不稳定的意识形式的一般领悟；孤独中一种悖论性的自我了解的强烈性。但是，在各种情况下所发生的事，就这些条件的每一种而言，是一种在新的、扩展中的、过度拥挤的现代城市中被验证了的明显的客观背景。从詹姆斯·汤姆森到乔治·吉辛及其以后，有上百例相对简单的从孤独和异化的各种早期形式，向城市中它们的特定处所的过渡。汤姆森的诗《一个城市的毁灭》（1857年），像《一座伟大城市中的孤寂》一样，明确地表达了这个主题：同情的绳索本应缚住我在与世间兄弟的亲密交往中我拉得越紧，它也把我缠得越紧，为一时冲动，令我迷惘的存在窒息。[2]在较著名的《恐怖的夜之城》（1870年）中，又提出了城市与一种感到极度痛苦的意识形式之间的直接关系：城属于夜，却不属于睡眠；酣睡并非为了疲倦的大脑；无情的时光如岁月悄悄爬过，一夜如同无尽的地狱。这恐怖的思绪和意识从未止息，或在某个时刻昏迷恍惚，但却增长，这比苦恼更糟，使不幸者变得疯狂。[3]在艾略特早期的城市诗中，有来自汤姆森的直接影响。但是，总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孤独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扩大成了最为主观意义上的异化：从梦幻或噩梦（《一个城市的毁灭》形式上的指向），经过鸦片或酒精的歪曲，到实际上疯狂的一个系列。这些状态要被赋予一种有说服力的、最终是常规的社会场所。在另一方面，可以给予城市中的异化以一种社会方面的强调，而不是心理方面的强调。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中对曼彻斯特街头进行解释时，在狄更斯的很多作品中，尤其是在《董贝父子》里，以及在吉辛的《阴曹地府》（尽管这里更强调那个孤独的、被压垮了的观察者）之中，这一点很明显。它是一个被恩格斯引述过、并正式论证过的重点：……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4]对异化的这些有选择的强调，主要在于是主观的还是社会的，它们在这个主题总的发展中经常被融合起来或者被混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现代城市中的双重定位，有助于越过这个重点在其他方面的显著差别。然而，选择及其融合或混淆两者，在20世纪的先锋派艺术中都向前指向各种看得见的趋势，由于它有时融合，有时分裂，因而倾向于极端的主观性（包括作为补救或残存的主观性），和社会革命或者社会与文化革命。还有第三个主题，对陌生和拥挤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解释，并因而对城市的“不可测知”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解释。早在1751年，菲尔丁就已观察到：无论谁考虑到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城时，由于近来它们的郊区巨大的扩展，它们的建筑、大量的道路、胡同、庭院和属地极大地参差不齐，他都必须想到：假如它们被打算用于隐蔽的目的，它们将不可能被设计得很好。[5]这是对城市的各种犯罪事实的直接关注，而这个重点延续了下来。19世纪晚期“黑暗的伦敦”，尤其是它的东头，经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滋生地，对此在文学上的一个重要回应，则是新的城市侦探的形象。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故事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对一个黑暗的犯罪地区进行孤立推理的有洞察力的形象，要在另外的、不可测知的城市（由于特殊的物理原因，如在伦敦的雾中，但也由于社会的原因，因为在空空的、迷宫一样的、经常是陌生的地区）之中发现犯罪。这种形象已经在各个没有雾的城市中的城市“私人侦探”（如所出现的那样，它是一个指意识中的基本地位的确切习语）中延续。在另一方面，对“最黑暗的伦敦”的观念，可以给予一种社会方面的强调。已经很有意义的是：运用统计资料去理解一个在其他方面过于复杂和过于庞大的社会，从1830年代起就已在曼彻斯特得到了倡导。1880年代的投票站把统计调查的技术运用到了伦敦东头。在这些探索的形式与某些20世纪的小说（多斯·帕索斯，特雷塞尔）将全景观念推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有一些根据城市环境内部的自然主义的描述，再加上1890年代的几部小说对犯罪的强调，如莫里森的《陋巷故事》（1894年）。但是，大体上，迟至1930年代，然后是大多数人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在这些黑暗地区实际上的居民写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之前，它们包括了贫穷和可怜，但同早期的描绘明显矛盾的是，它们也包括了和睦与社群，这是实际上的工人阶级的回应。不过，第四个普遍的主题可以和这种明确的晚期回应联系起来。有趣的是，华滋华斯不仅看到了异化的城市，而且也看到了团结的新的可能性：在那巨大城市的大众之中，经常可以看见动人地提出，人们的团结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6]正如经常在狄更斯那里一样，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麻木的一致性，在狄更斯那里，关键的是在恩格斯那里，也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团结的新基点。从一开始，在把城市人群解释为“大众”或者“民众”时，就存在着意义上的不明确，这是出自早期的“群氓”的一个重要变化。如在华滋华斯的重点之一中那样，民众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下等职业中得不到喘息的奴隶，生活在琐屑事物永远相同的流动之中，融化并变成一种同一性……[7]但是，“大众”和“民众”也要成为史诗，编织工人阶级和革命团结的词语。在首都城市和工业城市中，新型激进组织在事实上的发展，支撑着这种积极的城市重点。第五个主题超出了这一点，但朝着相同的积极方向。狄更斯的伦敦可能是黑暗的，而他的科克镇则更黑暗。但是，也像后来在H.G.韦尔斯那里一样，虽然有一个逃往更加和平与单纯的农村地点的传统主题，但对城市的活力、变化、自由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有一种特殊的和不会误解的强调。由于城市物质条件的改善，这种意义越来越突出地获得了成功。前工业城市和前大都市的城市作为一个光明和学习之地、以及作为力量和宏大之地的观念，随着对物质光明的一种特殊强调，得到了恢复：对城市新的阐发。在1890年代勒·加利埃尼非常单纯的形式中，这一点很明显：伦敦，伦敦，我们的快乐，伟大的鲜花开放，但在夜里，伟大的午夜太阳的城市，白日已尽时它的日子才开始。一盏又一盏灯映着天空睁开一只突然放光的眼，亮光掠过两手照着岸边坚强的百合花。[8]它不仅是连续性，它也是这些主题的多样性，像它们大量地做过的那样，构成了现代艺术的积储，它们现在应当得到强调。尽管现代主义可以被明确地界定为一场与众不同的运动，但在它蓄意地远远抛开艺术和思想更加传统的各种形式并向它们挑战方面，它也强烈地带有它的方法和重点内在的多样性：各种创新和实验的一种无止境且经常直接竞争的后果，始终更直接地要由它们要摆脱的东西来确认，而不是以任何简单的方式由它们将要转向的东西来确认。甚至现代主义内部基本的文化立场的范围，也从渴望拥抱现代性（或者是以它的新技术和机械形式，或者是以同样有意义的各种附属品），延伸到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各种观念，延伸到对过去的各种自觉选择（或者是作为资源的各种外来文化，或者至少是“反”现代世界的各种碎片），从未来主义对城市的肯定，延伸到艾略特悲观主义的畏缩。这种多样性的很多要素，都必须与不同的作品和立场要在其中发展的各种特定文化和情景联系起来，虽然在较简单的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内部，这一点经常受到抵制：各种创新只与它们本身直接相关（正如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关的批评过程要坚持的那样）。但是，立场和方法的多样性具有另一种意义。各种主题在其多样性方面，包括我们已看到的截然相反的以及对于城市及其现代性的形形色色的态度，从前都被囊括在相对传统的各种艺术形式之中。接着，特别突出的新东西，并且是在这种明确表示的意义上的“现代”，是形式方面的一系列突破（包括竞争的后果）。然而，如果我们只谈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被带回到了意识形态之中，忽视了从19世纪以来各种主题的连续性，把形式的突破孤立起来，或者更糟，如经常在后来的虚假历史中那样，把形式上的突破与那些主题联系起来，似乎两者都是类似的创新。因为并不是对城市及其现代性作出回应的一般主题，才构成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为现代主义的东西。在大都市变化着的文化环境之中，它倒是这场运动的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们新的、特定的场所。由于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和国家较老的意义：一个事实上要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扩展的独特历史阶段，至少有可能扩展到全世界。在最早的阶段中，这种发展与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财富和权力有磁性地集中到帝国的首都，以及同时出现的世界主义者接触到各种从属文化的广泛多样性。但是，它始终不止是传统的殖民制度。在欧洲本身当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明显的发展的不平衡，既存在于首都与外省在社会方面和文化上的差距加大的特定国家中，也存在于工业和农业发展不平衡、货币经济和简单生存或市场形式发展不平衡的特定国家中。在各个国家之间甚至出现了更加关键的差别，它们终于构成了一种新的军事力量的统治集团，并非简单地按照旧的条件，而是根据发展、由此根据领悟到的启蒙和现代性的情况。此外，在很多首都城市之中，尤其是在主要的大都市之中，同时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复杂性和微妙性，就最重要的情况而言——首先是巴黎——得到了特殊的表达自由的补充。这种复杂性和开放的环境，同外省和不发达国家传统的社会、文化、知识形式的持续，存在着非常鲜明的对比。再者，不仅在复杂性方面，而且在大都市的混杂方面，可以提供的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由于有超越它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在这些方面有很大不同。大都市给大的传统学院和博物馆及其传统提供了场所；它们的非常近似和控制力，既是一种标准，又是一种挑战。但还有，在新的、开放的、复杂的、流动的社会中，以任何形式背离或者持异议的小群体，都可能找到某种立足点，在构成它们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分散于较传统的、封闭的社会里的情况下，这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大都市的混杂之中——由于社会的和文化的来源不同，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它独特地吸引了非常混杂的人口——以及在它的财富集中和资助的各种机会方面，这些群体都有望吸引新的受众，还有望形成新的受众。在早期阶段，立足点通常是靠不住的。在这些经常争斗（争吵和竞争）的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反差，它们之中的哪一个会创造出现在一般被称为“现代艺术”的东西，以及长期投资的和行业的机构（学术的和商业的），将最终延及它们全体，并在它们当中来处理。连续性是根本的意识形态之一，但在两代人之间，仍然存在一种根本的差异：争斗着的创新者以及巩固其成就的现代主义机构。因而，现代主义转移的关键文化因素是大都市的特性：在这些总的条件中，但接着，甚至更加决定性地，是在它对形式的直接影响方面。形式方面创新的最重要的一般要素，是向大都市移民的事实，而不可能太经常地在这种准确的意义上强调有多少主要的创新者是移民。在主题的层面上，这一点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构成了陌生和距离（的确还有异化）的各种要素的基础，它们如此经常地形成了贮藏的一部分。但是，决定性的审美效果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这个阶段的艺术家、作家和思想家们，摆脱或者突破自己民族的或外省的文化，处于和其他民族语言或民族视觉传统的全新关系中，同时遭遇一种很多旧的形式明显疏远了的、新奇的、有生气的共同环境，找到了他们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社群：一个媒介的社群；一个他们自己的实践的社群。因而，语言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它再也不是旧的意义上习惯的和自然化的，而在很多方面是任意的和惯例的。尤其是对移民来说，有了他们新的第二种共同语言，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就更加明显——一种可以塑造和再塑造的媒介——而不是一种社会习惯。即使在一种民族语言中，大都市的各种新关系，以及报纸和广告中依据它必然出现的新用法，推动了某些富有成效的陌生和距离：由于这时的开放，它是一种新的惯例意识，因而是可以变化的惯例。对于作为人工制品和商品的艺术作品，长期存在着各种压力，但现在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它们联合起来的压力的确非常复杂。各种特殊文化引人入胜的视觉形象和风格并没有消失，不止是民族语言、民族传说、音乐和舞蹈的民族风格，而这一切现在都经过了大都市的这种严峻考验，它在重要的事实方面不止是大熔炉，而是一个本身紧张的、在视觉上和语言上令人兴奋的过程，从中出现了各种异常新颖的形式。与此同时，正是在大都市的开放和复杂性之中，不存在新作品可以与之联系的任何定形的和不变的社会。各种关系都是对开放、复杂、有生气的社会过程本身而言，这种实践唯一可理解的形式，就是对媒介的强调：媒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规定了艺术。在一个广泛的和形形色色的实践范围中，对媒介的这种强调，以及对用媒介可做的事的强调，成了主导。此外，与这种实践一道，相同的理论上的姿态，最显著的就是新的语言学，但也有有意味的形式和结构的新美学，起来指导、支持、增援和推荐。这样，近于完成的是这种巨大的文化重组，它在各个层面上直接涉及到——接着发生的是大都市的学习和实践的构成——曾经是挑战的边缘和对立的东西，它们反过来成了正统，尽管两者与其他文化和民族的距离依然很大。这种持续的关键又是大都市的社会形式，因为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和社会多样性的事实，经过某些大都市中心持续的支配，与其他一切社会的和文化的发展相关的不平衡，导致了大都市的概念形式（内在的和强加的）的重要扩展。现代艺术少数派阶段的很多直接形式和媒介作用，于是成了可以被看作是多数派传播的共同流通的东西，尤其是在电影（由这些概念在所有重要的方面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和广告中。那么，就有必要以其细节的全部复杂性来探讨现代实践和理论的这个决定性阶段的多种变化。但是，也是以陌生和距离本身的某种意义来探讨它的时候，而不是以它的结合与自然化的轻松自在的、现在从内部调节过的各种形式来探讨它。这意味着，首先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都市看作是一种在不同阶段的特定的历史形式：巴黎，伦敦，柏林，纽约。它一次又一次地涉及到从大都市外部去看：从被剥夺的穷乡僻壤去看，那里有不同的力量在活动，从贫穷的世界去看，它始终是大都市系统的边缘。这种需要毫不涉及降低在大都市概念内形成的主要文艺作品的重要性。但是，有一个层面肯定要受到挑战：大都市对它本身作为普遍性的过程的解释。大都市发展的力量不应被否认。它的解放与异化、接触与陌生、激励与标准化的复杂过程的令人兴奋和挑战，依然有强大的效力。但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些特定的、有踪可寻的过程表现得似乎就是普遍性，不仅在历史中不可能，而且它也不可能在历史之上并超越历史。对现代主义的普遍性的阐述，在每种情况下都是对于终止、崩溃、失败和挫折的特定条件的富有成效但并不完美、最终令人失望的回应。从对这些条件必要的否定，从一种新的和（看来好像）松散的社会形式起激励作用的陌生，到唯一有效的普遍性——原材料的，媒介的，过程的——的创造性的跳跃，是令人印象深刻地和有影响地制造出来的。在这个层面上正像在其他层面上一样——例如“现代化”——被信以为真的普遍性，属于既是创造性地居前的、又是创造性地继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普遍性依然被当作标准的知识过程来接受时，答案的产生就令人印象深刻地像是由问题决定的。但是，接着，正是任何主要文化阶段的特征，才取得了它作为普遍性的地方的、有踪可寻的地位。这一点（在现代主义被拒绝的过去中如此清楚地看出的），对它本身来说仍然是真实的。接替它的依然是不确定和不稳定，正如在它本身的初期阶段一样。但是，可以预见的是：社会的陌生和遗弃把艺术孤立为唯一的媒介的时期行将结束，哪怕是在大都市之中，将从它最积极的阶段（新的文化纪念碑及其学院本身将受到挑战）出发。（原载《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1]威廉·华滋华斯《序曲》，第七部，载《诗集》，德·塞林科特与达比希尔编，伦敦，1949年，第261页。[2]A.里德勒编《詹姆斯·汤姆森诗歌与书信集》，伦敦，1963年，第25页。[3]同上，第180页。[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F.K.维希尼维茨基译，伦敦，1934年，第24页。（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04页译出——译者。）[5]亨利·菲尔丁《调查近来盗贼增加的原因》，1751年，第76页。[6]华滋华斯，第286页。[7]同上，第292页。[8]C.特伦特《大伦敦》，伦敦，1965年，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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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布哈林、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191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作者：布哈林、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1918年4月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1年第1期原编者按：这个《提纲》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纲领性文件，是由布哈林、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执笔的，曾发表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1918年4月20日第1期上。《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方针，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所阐述的方针相对抗。列宁于5月5日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对它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拥护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行为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著作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实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530页）。《共产主义者》杂志编辑部按：每一个密切注意党的生活的同志都知道，早在今年1月初，围绕着关于同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在党的队伍内就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同一些负责的党的工作人员一起，曾对这些分歧进行过两次讨论：第一次在1918年1月20日（俄历7日），第二次在2月3日（俄历1月21日）。在这几次会议上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派别：一个获得了“右派”称号的派别，主张按照当时提出的条件尽快地缔结和约，不要弄到谈判破裂的地步；另一个获得了“左派”称号的派别，则主张不接受这些条件而进行革命战争。中间派主张不签订掠夺性的和约，但也不进行战争。众所周知，起初后者即中间派获得了胜利。德国开始进攻——这是对不签订和约而停止战争的政策的答复——以后，中央委员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作出了倾向于必须签订和约的决定。结果，坚持要接受同德帝国主义的战斗的少数派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接着，属于这个派别的同志都离开了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中的负责岗位。3月初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以及3月中旬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对最初的这些意见分歧作了最后的解决。党代丧大会以二十八票赞成、十二票反对、四票弃权这样的多数确认了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策略，认为必须批准和约。苏维埃代表大会以相当大的多数批准了和约。曾在彼得堡出版过《共产主义者报》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集团，尽管在党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地位，但认为自己不应完全拒绝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意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一项由五十八位代表和十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决议案，在该决议案中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不能投票赞成批准和约，因为他们认为，它对俄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极端有害的；不过他们服从党的纪律，不投票反对，而是在表决时弃权。批准和约之后，一方面，党内的意见分歧似乎已失去了基础，因为批准和约——过去的一切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既成事实。不过，另一方面，和约的缔结又为产生新的意见分歧打下了基础。和约的缔结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行动，它是一桩从根本上改变了全部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事件。在关于缔结和约的争论中已经形成了对俄国无产阶级任务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两种评价。缔结和约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把俄国革命置于两条道路的分叉点上。党内的多数派己选定一条政治道路，党内的少数派，即左派或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派选定另一条道路。现在还很难说，双方分道扬镳会走多远。意见分歧可能会通过同志式的争论而归于消失，也可能进一步加深。无论如何，左派不认为把意见分歧掩盖起来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因此，站在党的左派立场的俄共莫斯科区域局，拿出它现在问世的机关刊物的版面来讨论这些意见分歧。下面发表的提纲［这个提纲在1918年4月4日举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联席会议上宣读并讨论通过。］代表编辑部对目前政治形势和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一）同德国缔结割地的和约，已使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宣告结束，并且正在揭开它的新的一页。和约的缔结是德国帝国主义和俄国工农革命之间进行公开冲突的结果，后者曾以世界革命的要求同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企图相对抗。这种对抗刚刚在奥地利和德国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暂时被压下去了——，德帝国主义就坚决反对苏维埃共和国。德国的进攻，德国的最后通牒，掠夺性的和约，都是施加这种压力的形式和工具。（二）3月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面临着选择：是接受战斗还是避免战斗。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组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个多数是由疲惫的、丧失了阶级性的士兵群众的代表，以及俄国北部工业地区的一部分工人的代表组成的，那个地区与南方的原料、煤炭和粮食产地相隔绝的状态，再加上总的经济破坏，已造成了饥荒、工业的严重的崩溃、失业、正常生产工作的中断，因而造成了使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性（削弱它的阶级团结和阶级意识）以及无论如何降低它的阶级战斗力的倾向；最后，这个多数是由北部和中部工业地区的农民——他们由于战争、歉收、粮食匮乏以及城市工业凋敝已弄得筋疲力尽——的代表组成的。而经济上比较有生气和粮食比较有保证的南部、东南部以及乌拉尔等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在多数场合下都赞成接受战斗，可是他们没有占得上风。为了保全原来是革命中心的北部工业地区，以实际上把北部工业地区与盛产粮食的南部工业地区分割开来为代价缔结了和约。（三）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鼓吹“原则上不赞同”这个和约是可笑的。和约的缔结，作为落后的和疲惫的工人和农民阶层的胜利，是一个客观事实，它创造新的客观情况、经济生活的新的形势、各种阶级力量的新结合。乌克兰西部已脱离了“大俄罗斯”，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区和顿涅茨区也有脱离出去的危险，从彼得堡撤退［指3月10日—11日苏维埃俄国的首都由彼得堡迁往莫斯科。——译者注］，——这些都是经济生活的客观事实；外国帝国主义者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和约出发，将要求实行一些经济方面的让步，这些让步也可能对客观形势产生强烈的影响；最后，不振作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在估计布列斯特和约所造成的局势时，不能仅仅从这些事实出发，不能停留在俄国无产阶级或者农民的一支队伍的落后的、消极的、不振作的部分的觉悟水平。他们从全俄国的工人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任务，并且把这些任务同日益增长的国际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不是要想方设法保全工人和农民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现在这块残缺不全的领土上的成果——以牺牲俄国其他地区的这些成果为代价，以让目前的苏维埃国家发生小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为代价——，而是要发展和巩固作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一个部队的整个俄国，这就是他们的任务，这就是他们的政治路线的基本线索。（四）苏维埃共和国同德国缔结割地的和约，无疑地暂时削弱了国际革命的力量而加强了国际帝国主义。但是国际革命的基本力量正在继续增长，正在冲破给它设置的堤防而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正在利用缔结和约的某些后果作为加强革命运动的因素。和约的签订暂时削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国际勾结的企图。在他们看来，俄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已被抛到后面去了。对它的影响的恐惧不再以原先的力量推动正在互相进行斗争的帝国主义者抱成一团了。它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已被打败。因此德国的帝国主义者才有可能把全部力量调到西方去为彻底战胜各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而斗争。而后者，由于俄国已开始被瓜分，而自己又面临着被击溃的危险，所以必须竭尽全力进行抵抗，并保证自己在远东和土耳其进行反兼并。为了加强这种掠夺，他们必须力求在战争的决定性地区取得优势。因此和约的缔结，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搏斗更加紧张了。（五）掠夺性的和约的签订目前肯定是大大妨碍了1918年春国际革命业己成熟的心理上的先决条件的发展，但它未能妨碍并且部分地正在促进构成革命爆发之主要基础的种种物质矛盾的开展。革命的公开发动的延缓，必然会赋予革命以更加严厉和激烈的形式。各帝国主义者联盟之间斗争的加剧，正在使得互相进行斗争的列强的衰弱不堪的经济力量消耗殆尽，正在造成“人类原料”的新的毁灭，并且使普遍的经济破坏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在中欧列强（特别是奥地利）的粮食和经济危机的基础上产生的物质矛盾的尖锐化，不可能通过夺取乌克兰而从根本上得到缓和，因为在最危急的时刻，即1918年春，德国资本不可能从那里获得必需的粮食和生产资料。乌克兰是在粮食的采购（而且是很不成功的采购）已经结束的时刻，是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被侵占的，此时工厂和矿山都没有必要的人手、焦炭、木材、石油等等，而铁路又没有煤和机车。同时德国在东方战线实行的兼并政策，在德国的“最近的后方”（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在奥地利民族集团内部（加里西亚、捷克）和中欧列强联盟本身内部，都引起一系列的民族纠纷。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地指出，和约的签订对于国际革命的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解放有消极的影响。俄国革命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由于它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而受到削弱（减少在前线的革命宣传，放弃对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揭露的政策，在俄国国内政策方面执行尽可能“温和的”方针）。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随机应变的企图，也不可能鼓舞国际无产阶级，因为这种企图不是显示革命的力量，而是表明革命的软弱。签订掠夺性的和约这个事实本身，正在加强国际无产阶级一些落后阶层中的护国主义倾向。在德国，帝国主义者正在以这个和约为根据，加紧许诺通过帝国主义的胜利给工人以和平和面包。他们正在以俄国已被击溃和“陷于瓦解”的事例吓唬工人。在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正在唆使本国的工人去反对“出卖了”俄国革命的德国无产阶级。在美国，正在无耻地利用保卫俄国革命使之不受德国侵犯这个旗号而开展护国主义的鼓动。不过与此同时，世界大屠杀的加剧，正在使1917年秋工人群众中充满着的和平希望冰消瓦解。在签订和约时统治阶级及其社会帮办的掠夺政策的大暴露，揭示出护国主义和国内和平的真实内幕，会使束缚工人群众举行发动的最后的成见归于消灭。解决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种种矛盾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会开始崩溃，即令德国帝国主义赢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溃延缓一下，但是结果它将表现得更加剧烈。（六）德国帝国主义者在同苏维埃共和国签订和约时的打算是这样的：一方面，它认为，暂时不对俄国北部实行军事占领，暂时不直接推翻苏维埃政权和不直接控制俄国北部的经济，这是有利的，因为在北部组织经济和粮食供应有困难，而且缺乏支持占领政权的有力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如乌克兰中央拉达之类）；另一方面，重要的问题是要控制盛产粮食和工业发达的南部，并且利用它来满足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第三，德国帝国主义把北部同南部分割开来，从而自然使北部在经济上陷于瓦解，它控制着供应北部的原料和粮食的基地，从在北部占领的战略点上施加军事压力并实行新的部分的兼并，它的目的是要实际上把北部置于德国金融资本的魔爪之下，要摧毁工人革命的社会成果，并从而从内部、从根本上颠覆苏维埃政权。尖锐性是大还是小，德国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究竟采取隐蔽的还是公开的性质，这将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取决战场上的形势，取决于中欧列强的国内形势，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南部以及被占领的俄国西北部各革命阶级是否实行坚决抵杭。（七）除了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之外，协约国联盟的进攻也在威胁着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帝国主义在近期的打算是要通过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敲诈勒索、通过阉割它的革命内容，而不是通过直接推翻它，来把俄国北部的经济置于德国金融资本的内在影响之下。英法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打算是要对远东一些个别地区实行半占领，使资产阶级的妥协秩序在那些地区实现半复辟，是要通过它的俄国小资产阶级帮办（护国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人）把这些地区置于协约国资本的控制之下。最近“协约国”就被废除的债务问题所发出的照会表明，英法资本也想把苏维埃共和国置于自己的内在的控制之下。最后，美国的企图是，通过苏维埃政权来进行活动，而不是（象德国那样）利用苏维埃共和国的极度虚弱，来把它置于美国资本的影响之下。在这种场合下，美国资本的打算是，给自己巩固一个健康的、清除了农奴制度的农民市场，在俄国建立起联合成为托拉斯的大工业，并且使俄国的在它看来是工业的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同美国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相对抗。总之，现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是这样的：它处在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向它直接进攻的威胁之下，暂时不能采取公开的总进攻的政策，但是它可以而且应当时刻准备进行这种总进攻，目前要采取对各国的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的敲诈勒索实行顽强抵抗和积极对抗的政策。（八）签订和约以后俄国的经济情况和阶级组合已发生变化。当前的形势导致两种对立倾向的形成（一种使革命力量削弱，一种使革命力量增长），前者由于签订和约而直接得到了巩固，暂时可能会占优势。彼得堡区的部分撤销正在使它迅速陷于全部瓦解，这一点至1917年春天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这是在战争时期彼得堡工业在经济上的“人为性”以及海路交通被切断的结果。和约本来应当拯救这个红色的首都，可是它仅仅拯救了彼得堡的领土，而且使它作为革命力量陷于一蹶不振。生产的破坏、失业、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丧失及其阶级战斗力的降低，这一切都更加厉害了。彼得堡己丧失了主要经济中心和革命中心的意义。掠夺性和约的签订使另一个先进的工业区，即莫斯科区——尽管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受到破坏，那里的工人阶级也将由于金属、煤炭、粮食供应的中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业和丧失阶级性而受到削弱。割地的和约的签订对于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业省份的疲惫而饥俄的贫苦农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积极性（战斗力），也产生消极的影响。城市工业受到破坏，从南方运输粮食陷于停顿，去南俄挣钱的人减少，这一切都将造成贫困和阶级性的丧失；另一方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将部分地唤起革命意向和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各农业省份的已分配了土地的贫苦农民和“劳动”农民，在资产阶级制度衰落以及各国的生产力下降的时代，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私有经济，他们将继续支持苏维埃政权。乌拉尔工矿区以及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西部和那些地方的工业中心，是比较健全的经济地区，尽管那里出身于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很多，而且那里也受到了总的经济破坏的影响。工农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也会得到这些地方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支持。南部的无产阶级曾经承担了粉碎南部资产阶级叛乱的全部重担，现在正在对德国的侵占进行最坚决的抵抗，他们尽管受到了破坏因而衰弱至极，但正因为在国内战争的烽火中受到了战斗的阶级教育，必然保持着很大的阶级战斗力。他们和处于地主回来的威胁之下、处于要遭受德国和乌克兰反动派掠夺的威胁之下的乌克兰贫苦农民，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乌克兰资产阶级走狗的经常的支柱。俄国西北部非黑土地带的贫苦农民，由于德国人实行的征收对他们的经济有更大的破坏性的影响，也会提供而且正在提供同侵略者和还乡地主作斗争的力量。一个积极的因素是旧军队的复员己经结束，它使数百万人返回生产劳动，使农村经济趋于巩固，正在加速农村的革命进程，并且消灭腐败的无所事事的军队。事实上停止帝国主义战争（从1917年10月起）以及从那时起就开始的工业复员的有利的影响，到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九）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革命力量暂时受到削弱，尽管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形势是艰难的，但要在目前的苏维埃国家内恢复君主制和妥协党的政权是没有可靠的支柱的。地主经济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已被粉碎；资产阶级已被粉碎；没有殷实的农民（农业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尚未形成，旧阶层在农村贫民的打击之下正在土崩瓦解）。君主制的支柱已经崩溃。另一方面，城市小市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变得软弱无力。没有恢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妥协党政权的基础，一般说来那样的政权只能是通向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专政的过渡阶段，而不可能是通向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过渡阶段。在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内，也没有彻底恢复资本主义和地主经济的基础。反之，存在着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以及由他们开始的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除了上述加强革命发展的这一积极倾向的种种因素之外，以下的情况也十分重要：首先是，初步破坏资产阶级的和妥协性的国家制度的过程、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资产阶级及其盟友的物质的阶级力量的过程，几乎已经结束。其次是，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所受到的阶级教育，使它大大加强了阶级团结性和毅力，提高了觉悟程度。无产阶级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也加强了同威胁着它的成果的敌人作斗争的这种革命力量和毅力。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生产进行强有力的组织，一方面必然会巩固无产阶级这一革命力量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必然成为培养它的阶级组织和积极性的学校。最后，保持同国际和全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也会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积极性，并防止它发生腐化和疲惫。但是，由于和约的最近和直接的后果，即各主要革命中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积极性的降低及其阶级性的日益丧失，由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越来越实现阶级融合（签订和约以后贫苦农民由于自己的要求和受到的影响必然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支柱），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倾向：共产党内的多数派和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会走上执行新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邪路。如果这种倾向得到实现，工人阶级就会不再是领导者，不再是引导贫苦农民去消灭金融资本和地主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它会成为混入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队伍中去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同西欧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去进行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体系的斗争，而是保卫农场主的祖国使之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这一点是通过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可以做到的。如果放弃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则工农革命的成果就会开始凝固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体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时事实上就是保卫屈从国际资本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的祖国。（十）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明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保护和巩固苏维埃国家未被触动的部分，现在，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革命过程尚未完结，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组织（银行国有化尚未完成，保留着企业拨款的资本主义形式，只实现了部分企业国有化，小经济和小私有制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农民力求通过分配土地来解决土地问题），在政治方面，可能由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空壳变为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治统治的工具，因而只不过是向金融资本的完全统治的过渡阶段而已。这条道路在口头上可以用如下的企图来辩护，说是为了国际革命无论如何——哪怕仅仅在“大俄罗斯”——要保存革命力量和苏维埃政权。因此要在不进一步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部分地恢复这种关系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去巩固和发展生产力，去进行“有机的建设”。（十一）在贯彻这一方针时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就是如此，这一纲领的某些部分已经由党的右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党内的多数派——的代表人物提出来了。在对外政策中，对帝国主义进行揭露的进攻政策，被代之以俄罗斯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在外交上随机应变。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同它们签订贸易协定，而且可能结成经济的和政治的有机联系，得到它们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达成关于以军事教官进行援助的协议，可能以同意在国内进行监督为条件获得贷款，达成关于协调政治行动的协议等等）。与这一方针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朝着同“本国的”资本主义商人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际资本主义商人、同农村中一些“殷实的”阶层的代表人物（“办合作社的人”）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银行的非国有化——尽管是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在逻辑上是同这些协议联系在一起的。它可能通过各种办法来实行，如为一些个别工业部门成立特殊（半私人半国家的）银行（面粉业银行章程业已批准），保留所谓“合作”银行的治外法权，拒绝过渡到实行中央社会会计处制度并且巩固国家和半国家形式下的资本主义信贷等。不是从部分的国有化过渡到大工业的普遍社会化，而是同“工业界巨头”达成协议，这就势必要建立一些由他们领导的、包括各基本工业部门在内的、从外表来看可能具有国营企业形式的大托拉斯。这种生产组织的体制为演进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提供社会基础，而且是到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与让资本家广泛参加的原则下的管理企业的政策和半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政策自然而然结合在一起的，是企图在“自我纪律”的旗号下在工人中执行纪律、让工人参加义务劳动（右派布尔什维克已制订了相应的草案）、实行计件工资制、延长劳动日等等的政策。国家管理的形式势必发展为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实行各种委员的统治、剥夺地方苏维埃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实际上放弃由下面进行管理的那种“公社国家”。许多事实表明，在这方面已形成一种确定的倾向（关于管理铁路的法令、拉齐斯的文章等等）。在军事政策方面，一定会形成而且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出一种要恢复全民族的（包括资产阶级在内）义务兵役制的倾向（托洛茨基和波德沃依斯基的号召）；在造就军队干部方面——为了训练和领导军队干部需要军官——，通过广泛地、有计划地创办相应的学校和训练班来造就无产阶级的军官队伍的任务被抛在一边，因而旧的军官队伍以及沙皇的将军的指挥权事实上正在恢复。在这种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乡土观念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思想的宣传，一定会充塞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鼓动的空壳中去。（十二）上述整个这条道路以及走上这条道路的倾向，对于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极其危险的。这条道路会巩固布列斯特和约所造成的“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同全俄国和国际的革命运动的分离状态，会把苏维埃共和国封闭在具有过渡性的经济制度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的民族国家的框框里。在对外政策方面——苏维埃外交和苏维埃在国际帝国主义斗争舞台上的影响必然是软弱的——，这条道路使苏维埃共和国服从帝国主义的联系，同时使它割断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系。这条道路更加削弱苏维埃政权和俄国革命的国际革命意义。在国内，这条道路加强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因而也加强反革命势力以及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力量。在世界性的生产力低落的情况下，向资产阶级让步不能创造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国民经济的迅速高涨。同时，这种让步排除只有在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最经济和最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生产资料的可能性。由于恢复了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陷于奴隶地位的危险，会激起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以及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阶级中间仇恨“资本家怠工者”的心理极盛的情势之下，为了执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反对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灭掉。苏维埃共和国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以及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商人的不切实际的交易，也只可能促使无产阶级降低阶级积极性和觉悟程度，促使工人对党抱冷漠态度。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尝试如果不遭到失败的话，实质上会导致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这种情况，在恢复旧的军官队伍以及把指挥权交还给沙皇的将军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在过渡时期不会进行最坚决的努力去造就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官干部，不会对沙皇的指挥人员进行警惕性很高的监督。由旧将军统帅的“全民族的”（而不是阶级的）武装力量，不可能充满革命的阶级的精神，必然蜕化为丧失了阶级性的兵痞，因而不可能成为俄国无产阶级对世界革命实行武装干预的支柱。上述这条政策路线可能加强国内外反革命力量在俄国的影响，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实力，并且使俄国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从而对两者的利益都有致命的危害。（十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必须采取另一条政策路线。不是依靠让步在俄国北部保持一个苏维埃绿洲的路线——那种让步会使这个绿洲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不是以国内战争的“尖锐时期”已经结束为理由而振振有词地向进行“有机的国内工作”过渡。只是在客观上已没有必要主要使用革命暴力的最尖锐的体罚方法这个意义上，国内战争的尖锐时期已经结束。既然资产阶级已被击溃，已没有能力进行公开的战斗，那末“军事”的方法可以大部分弃置不用了。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不可能减弱：同过去一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彻底否定它，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国内战争的尖锐时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可以同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相勾结；社会主义的“有机建设”无疑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但它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来完成，要吸收熟练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参加，但不是同“有资格的人士”本身进行任何合作。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断地避免战斗，对国际资本的进攻实行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用言论和实际行动来配合国际的革命宣传，并且加强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有机联系；必须坚决回击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必须拒绝使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之工具的政治和军事协议。在国际经济政策中，只能容许贸易往来、贷款、提供技术力量，——但不得使俄国资本受外国金融资本的控制。必须把银行国有化进行到底——既在做得粗的意义上（实现未被触动的所谓“合作”银行的社会化），也在做得细的意义上（建立中央社会会计处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拨款方式）。银行国有化应当同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以及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结合起来，因为这些残余妨碍有计划地、广泛地组织生产。企业的管理应转交给由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在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之下的混合委员会。全部经济生活都应当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组织，这些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不要“有资格的人士”参加，但要企业的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工会参加。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彻底消灭反革命的报刊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组织。对有学识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实施义务劳动，组织消费公社，限制富有阶级的消费，没收它们多余的财产。在农村中组织贫苦农民对富裕农民的进攻，发展公共的大农业，支持向公共经济过渡的、由贫苦农民耕种土地的各种形式。在各地（如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等）选择几个组织生产的基地和几个健全的中心，拨给大量的——不是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象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技术手段、粮食和经费，以便迅速地提高生产率。不实行计件工资制，不延长劳动日，因为那些作法在失业现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要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会实施生产定额，缩短劳动日同时增加班次，广泛地组织公共的生产劳动。给地方苏维埃以广泛的主动性，不让中央政权派出的委员去限制它们的活动。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阶级的主动性中寻求依靠、应当竭尽全力去发挥这种主动性。在组织武装力量的事业中，必须：从疏散区的还没有生产性职业的工人当中培养一批迅速动员起来的队伍的教官和指挥官；利用沙皇的军官来训练这些教官；造就一支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和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官队伍；只对工人和贫苦农民实行军事训练；对沙皇的将军实行有效的监督；从富有战斗经验但缺乏理论素养的党员同志中培养高级指挥人员。（十四）在对待国内战争的实际态度方面，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反对通过在和约得到遵守的前线地段组织游击活动的办法在事实上撕毁和约。那样做的话就是意味着少数工人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无组织的发动。但他们主张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准备并且支持在被侵占的地区进行后方发动，主张在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的地方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主张由党组织建立游击队以便把它们派往前线。（十五）只要党内多数派的政策不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中制造不可消除的分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就把自己对待它的态度确定为同党保持充分团结的党的左派和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立场。既然和约的批准已经打消了关于对作出这一决定的责任问题，而且已经创造了新的客观形势，所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确定为在必要时通过参加这一政权而对它给以全力支持的立场。但是这种参加只有在一定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个纲领要防止苏维埃政权和党内多数派走上执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毁灭道路。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党的左派将不得不持认真而负责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61—571页（杨彦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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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雷蒙·威廉斯，1973年11～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BaseandSuperstructureinMarxistCulturalTheory雷蒙·威廉斯1973年11～12月胡谱忠译说明：此文写于1973年11-12月，1982年发表于《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杂志。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理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从严格的理论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不是我们选择的起点。要是我们从原本同样重要、同样真实的一个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开始，说不定在许多方面会更可取。这两个命题并非必然互相否定或处于冲突之中。但是基础与上层建筑命题，因其比喻性的因素以及它固定而明确的空间关系的暗示，起码在某些人手中会构成对另一命题的非常专门化的有时不可接受的看法。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换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中，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到目前为止，已被普遍地看作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当我们试图分析这一命题时，它包含的关系术语即”决定”，具有语言学和理论意义上的很大的复杂性，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决定”有关的语言，甚至宿命论的语言都是从唯心主义尤其是关于世界与人的神学解释中继承而来。有意义的是，正是在他的一个熟悉的倒转，他对公认命题的否定中，马克思使用了这个词语，该词在英语的翻译中成了“决定”（determines）（常用的并非不可更改的德语词是bestimmen）。他在反对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强调人之外的某种力量，或者这种力量世俗的版本：一种抽象的决定性意识。马克思自己的命题明显地否认这种意识形态，而把决定的源头归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但是，特定的历史和这个术语的连续性却提醒我们，在“determine”一词的平常使用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可能意义与内涵，这在大多数主要的欧洲语言里是普遍的。一方面，从神学的继承中有一种完全地预告或预示，以至完全控制后续活动的外部原因的观念，而从社会实践的经验角度，又有着作为设定界限，施加压力的决定观念。在设定界限，施加压力的过程（姑且不论是由于一个特定发展的某种外部力量还是内部法则），与后续内容（subsequentcontent）基本上被先在的外部力量所预告、预示、控制的其它过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许多寓意之后，不妨说上述第二种意义，即预告、预示或控制的观念，常被明显或潜在地使用着。上层建筑：界定与修正关系术语成为我们在这个命题中必须加以检讨的第一个对象，但我们必须通过考察相关术语本身才能达到目标。“上层建筑”（uberau）最引人注目。马克思以后，它在一般的用法上，获得了一个单一“区域”（aunitary“area”）的主要含义，其中可以放置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所有活动。但马克思本人与恩格斯的后期通信中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许多要点中，对某些上层建筑活动的被决定性质进行了界定。第一种界定涉及时间上的推迟、多种复杂情形和某种间接的或相对远的关系。上层建筑最简单的观念，仍没有完全废止，它是以多少有点直接的方式对上层建筑中的基础实体进行反映、模仿或再生。反映和再生的实证主义观点当然直接支持这种观念。但因为在许多文化活动中，找不到这种关系，或者说，不能不费吹灰之力或对所研究的材料和实践不牵强附会就找到这种关系，所以，对上层建筑的解释就采用了时间上的推迟，著名的滞后，不同的严格意义上的复杂性、非直接性。在非直接性中，文化领域的某些门类如哲学，距初始的经济活动距离更远。这是对上层建筑观念界定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这是一个起作用的界定。第二个阶段与此有关，但更为基本，因为联系过程本身得到了更实质性的考察。这是一种引起了现代意义的“中介”（mediation）概念的再思考。在中介概念中，一种不仅仅是反映和再生，确实也完全不同于反映和再生的东西能动地产生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一个“同构”观念（homologousstructures），在上层建筑的过程与基础实体之间，可能不存在直接的或特别明显的相似，但可以通过分析发现重要的结构上的类同或对应。这和“中介”不是一个意思，但属于同样一种修正，因为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关系不再被认为是直接的，在操作上也不仅从属于滞后性、复杂性和非直接性。就基本性而言，此关系不是直接的再生。这些界定和修正是重要的，但在我看来，对普遍接受的“基础”观念并没有得到同样仔细的考察。而且我认为，如果要理解文化过程的现实，“基础”是更重要的需要考察的概念。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命题的许多用法中，因为语言习惯的问题，“基础”逐渐被基本看成一个客体，或在经过修饰的实例中，被几乎千篇一律地经常静止地看待。“基础”是人类真正的社会存在。“基础”是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模式。我们制造和重复着这类命题，但其用法却非常不同于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强调，尤其是对构成所有其它活动基础的结构关系的强调。因为生产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通过分析得以发现并具体化，但实际上它从来既不规范也不静止。在生产关系及以后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尖锐冲突，这确实是马克思的历史感的核心命题。由此，这些力量的活跃变异的连续可能性也得以成立。另外，和马克思观点一样，当这些力量被看作真实人类的特定活动和关系时，它们意味着的活跃、复杂和冲突的程度比已经成型的关于“基础”的隐喻性观念所能允许我们意识得到的程度强烈得多。基础和生产力所以，我们必须说，当我们谈到“基础”时，我们指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不能赋予这个过程以一些固定的特征，以免随后转移给上层建筑的多变过程。大多数想使这普通的命题变得更为合理的人都集中精力对上层建筑观念进行推敲。但我得说命题中的每一个术语都必须在明确的方向上进行重新估量。我们必须把“决定”重新定义为设定界线和施加压力，而不是某种内容被预告、预示和控制。我们必须将“上层建筑”定义为文化实践的相关范围，而不是一个被反映的、被再生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关键是，我们必须将“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或技术抽象物观念中抽出，而推向人类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其中包含着基本的斗争与变异，因而成为总是处在运动过程状态中的特定活动。值得考察的是隐藏在习以为常的定义之后的更深含义。“基础”，尤其是它的某些概念在20世纪的发展中，逐步纳入了一种基础工业的强烈的限制性的含义。甚至重工业的强调也扮演了某个文化角色。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被迫再次审视“生产力”的普通概念。但在此我们必须做一些非常关键的区分。的确，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他在非常特定的和专门化的意义上思考了与那种生产模式相对应的“生产劳动”（productivework）。在《导论》中有一个难懂的段落，其中，马克思认为制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工人，销售钢琴的人是否也是生产工人却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但他也许是，因为他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做出了贡献。但至于演奏钢琴的人是否是生产工人，则对于他自己和其他人，都不成其为问题：他根本不是一位生产工人。所以钢琴制造者是基础，而钢琴家是上层建筑。作为一种分析文化活动的方式，偶尔也作为分析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学的方式，这种观点非常明显将导向困境。但对于任何理论阐述来说，关键要认识到马克思藉此致力于分析一个特殊种类的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他对模式的分析中，他必须赋予“生产劳动”和“生产力”的观念一种专门的以生产商品为形式的对材料的最初劳动的意义。但这一意义是从他更核心的“生产力”观念中明显地缩减而来，在文化背景中也非常有害地偏狭化了。在生产力的观念中，做一些简要的提醒，一个工人生产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自己，那种劳动的事实中的自己，或者是生产着自身及其历史的人类更宽泛的历史的重要性。现在当我们谈到基础，谈到首要的生产力时，我们是像在这个命题的退化形式中形成习惯那样，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意义上的首要生产，还是指向社会本身的首要生产、人类本身的首要生产、以及真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拥有更开阔意义上的生产力，我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基础的整个问题，我们就不会那么受诱惑而将一些有活力的、刚开始在开阔的意义上是基础性的生产性社会力量，解释为上层建筑性的，即仅仅是派生的。整体观念的作用至此，由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般命题的诸多困难，就出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主要与卢卡契有关的对于社会“整体”（totality）的强调。社会实践的整体反对基础及其作为结果的上层建筑这种分层的观念。这个实践整体的概念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观念相容，但并非必然地按照一个基础和一个上层建筑来理解这一过程。现在整体范畴已变得平常，而在许多方面，确实它比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念更易于接受。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留，整体观念非常容易排空它的主要内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因为假使我们说社会是由组成一个具体的社会全体的大量社会实践组成，如果我们给予每一个实践以某种特定的认识，只要它们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联系、结合，那么我们一方面正更明显地谈论现实，但另一方面正从现实中有决定的过程这一主张中撤离。而对我来说，我十分不情愿这样做。事实上，关于文化理论的任何整体观念的最重要问题是：整体的观念是否包括意图的观念（thenotionofintention）。如果整体仅仅是具体的，仅仅是对大量同时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实践的认识，那么它就完全抽空了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意图及意图观念恢复了关键问题，或者说关键性的强调。因为如果说任何社会都是由那些实践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这一事实是真实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具体的结构，该组织和结构的原则可以看成直接与某些社会意图相联系。我们通过意图界定社会，在我们所有的经验中，意图已成为特定阶级的规则。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型的天然未凿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便是看起来已不尽天然的人见人爱的模型——整体的模型或者复杂全体的模型。可这整体已排除了社会意图的事实、特定社会的阶级特征等等。这提醒我们如果全部放弃上层建筑的强调，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因此，我很难在平常使用的公式的意义上将艺术和思想的过程看成是上层建筑性的。但是在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许多领域，如某些种类的认同理论、某些种类的法律、某些种类的机构，毕竟在马克思原初的公式化中，构成了上层建筑的绝大部分——在所有这些社会形态中，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和建设的决定性领域中，如果我们看不到上层建筑的因素，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认识现实。这些法律机构、理论、意识形态，平素常以自然或拥有普遍的效果和意义相标榜，其实必须被看作对特定阶级统治的解释或认可。当然，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的难以修正与许多斗士的感受力有关——这些斗士不仅要打经济战，而且同样也要反对机构与观念——如果这些机构及其意识形态不被看作具有这种依赖性的认同的关系，如果他们关于普遍效果与合法性的主张不受到否定和抨击，那么就再也看不到社会的阶级特征。这一直是作为文化过程描述的一些整体观念的作用。事实上我想我们只有把整体观念与马克思另一个关键概念“霸权”结合起来时，才能恰当地使用整体观念。霸权的复杂性强调了霸权并且以在我看来如此罕见的深度理解霸权，是葛兰西做出的巨大贡献。因为“霸权”假定真正的完整的事物存在，它不仅仅是次等的，上层建筑性的，如微弱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存活在一种深度中，并以如此程度渗透于社会。按葛兰西的说法，它甚至构成了在其控制之下的多数人常识的内容及局限，所以它比任何源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的观念清晰得多地对应于社会经验的现实。因为如果意识形态仅仅是某一套抽象的、强加的观念，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观念、假定和习惯都仅仅是特定的控制，以及一种外在的可以轻易废止和取消的训练的结果，那么，社会将比在实践中的任何时候都容易得多地进行运动和变化。在我看来，深深渗透进社会意识的霸权观念非常根本。霸权观念比一般的整体观念更有优势，因为同时，它还强调了主宰的事实。但是，有时当我听到霸权的讨论时，也感觉到作为一个概念，它正被拉回到“上层建筑”在一般的用法里已经显示出的相对简单、规范、静止的观念。确实我想如果我们要谈论任何真正的社会构成，就不得不给予霸权一个非常复杂的解释。首先我们不得不给出一个考虑到霸权真正而连续变化的各因素的解释。我们必须强调霸权不是单一的，它自身的内在结构高度复杂，并一直处于更新、重建、抵抗之中，尤其是，它的结构会持续地受到挑战，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改。因此，我想建议一个考虑到这种变异和冲突、多种选择和变化过程的模型，而不简单使用“一种霸权”或“这种霸权”。在一些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它对人们所称的“时代问题”（epochalquestions）比对于人们所称的“历史问题”（historicalquestions）精通得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在区分不同社会时代的大特征方面，如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比在区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阶段，以及这些阶段的不同时刻方面，通常优越得多。对这些真正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需要比只关注主要轮廓和特征的总是宏大的时代分析明确而细致得多。这就是我一直努力运用的理论模式。我要首先说在任何社会、任何特定阶段，总存在一个实践、意义和价值的核心系统。这意味着它的价值无从推论，我所有的意思是它是核心的。实际上我要称它为组合系统（acorporatesystem），但这样有可能使人迷惑，因为葛兰西用“组合”一词意味着与霸权的普遍的、主宰的因素相对立的服从。总之，我所想到的是意义与价值核心的现行的、主导的系统，它不只是抽象的，而是有机的、有血有肉的。所以霸权不该仅仅在意见和控制的层面得到理解。它是实践与期待的总和，是我们能量的投入，是我们关于人类及其世界本性的一般理解。这是一套意义与价值，当它们像实践一样被人体验的时候，它们与实践显得互相明确有效。因此，它构成了一种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现实感，一种经历过的现实的绝对感，超越了经历过的现实，社会上大多数人很难在他们生活的大多数区域行动。但是，除了在有时抽象分析的操作中，这决不会是一个静止的系统。相反，我们要理解一个现行主导文化，只有了解这种文化所依赖的真正的社会过程。我指的是并入（incorporation）的过程。并入的模式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教育机构常是一个现行主导文化传递的主要代理，现在这成了一个主要的文化活动和一个经济活动，实际上它们同时发生。而且，在哲学的层面上，在理论的真正层面以及在不同实践的历史层面上，存在着一个我称之为选择性传统（selectivetradition）的过程：从一个现行主导文化的角度内，它总是作为“传统”、“重要的过去”逐渐消失。但选择性（selectivity）总是问题关键，从过去与现在的全部可能领域中，以这种方式选择一些意义和实践进行强调，一些其它的意义和实践则被忽视和排除。甚至更为关键的是一些意义和价值被重新解释、歪曲，或者放入支持或起码在现行主导文化中不与其它因素相冲突的形式中。教育的过程;家庭式机构内部更为宽泛的社会训练的过程;工作的实用性限定与组织构成;在知识与理论性层面上的选择性传统：所有这些力量都卷入了一个现行主导文化的连续塑造和再塑造。当这些力量被经验过，并被砌进我们的生活，现实就依赖于它们。如果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强加的意识形态，或者如果这只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孤立的意义和实践，而这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凌驾于他人之上，仅仅占有着我们思想的表层，那么，有人也许会高兴，这将是一件很容易颠覆的东西。问题不仅在于选择、组织和理解我们的经验的过程所达到的深度，而且在于这个过程是个持续的活跃和善于调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过去，不仅仅是我们可以轻易摒弃的意识形态的干壳。如果它是比任何抽象的强加的意识形态更为实在、更为灵活得多的东西，那么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它在性质上能如上所述。因此我们必须辨识那些能被特定的现行主导文化所吸纳和容忍的另一类意义和价值、另一类意见和态度、甚至另一类世界观。这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的观念甚至一些霸权观念中一直强调不足。而这种强调不足却为退向一个不偏不倚的复杂性打开了门路。例如，在政治实践中，存在一些确实的并入模式（incorporatedmodes）。这些并入模式属于那些观念中经过感知和较量的真正对应面。它们在联合体中的存在的可认知性建立在如下的事实上：无论内部冲突和内部变异激化到什么程度，它们实际上都不能超越核心的现行主导定义的限制。例如对于议会政治的实践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尽管它的内部对立面是确实存在的。不容置疑的是真实社会中所有的实践和争论，决不可能贬为意识形态外壳，对我而言却可以适当地分析为组合的实践和争论，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不论其内部冲突和变异激化到了什么程度，它们最终都不会超出核心的组合定义的界限。但如果我们要完整地表述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重新考虑没有被组合的力量，那些没有成为现行主导文化一部分的实践、经验、意义和价值。我们称之为现行主导文化的另类选择确实存在，也存在着真正意义上被称为对立的东西。这些另类的、对立的形式存在的程度本身就是真实情况下的不断的历史变异问题。在一些社会里，可能发现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其中，相当真实的另类至少被忽视（当然，适当的情况下，它们可以成为组合构成的一部分）。对立面及其表白的可能性的存在、开放的程度等等，又依赖于非常明确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与现行主导文化相联系，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另类的对立的形式的事实，就必须看作从属于历史变异，并具有与主导文化本身的事实一样非常重要的来源。残存文化和突发文化（ResidualandEmergentCultures）接下来我必须引入更进一步的区分：残存形式与突发形式，两者都属于另类的对立的文化。我用残存文化指这样一些经验、意义和价值，它们不能按照主导文化的要求被证实和表达，在一些先前的社会构造的残存物——文化的和社会的——的基础上，它们仍然存在着并实践着，在某些宗教价值里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例子，与明显并入主导系统的大多数宗教的意义与价值截然对立。在英国这样的文化中，一些源于乡村过去时代的非常流行的观念也属于这种情况。一种残存文化常与现行的主导文化保持一段距离，但是人们必须认识到，在真正的文化活动中，残存文化可能并入现行的主导文化。这是因为残存文化的某部分、某方面将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组合进现行主导文化，尤其是如果这残存物来自过去时代的某一主要领域，而现行主导文化又要在这些领域里发挥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在某些时刻，一个主导文化不可能允许许多的实践和经验在它之外，最起码为免除祸患，因此，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实例中，一些真正的残存意义和价值却侥幸逃生。突发文化，首先是指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旨趣和经验正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但因为突发文化是现行的当代实践的一部分——还未及界定的一部分，所以与现行主导文化进行的合并很早就开始。确实意味深长的是我们的时代合并的努力出现得有多早，主导文化对那些可被视为突发的文化有多么警觉。我们还首先必须认识到主导文化与一方面是残存文化，另一方面是突发文化之间，只是一种暂时的关系。但只有当我们能够区分已并入的残存文化和未并入的残存文化、已并入的突发文化和未并入的突发文化，并对这种分别作非常精确的分析，才能理解这一点。任何特定的社会，为了文化的合并而深入到全部人类实践和经验的程度，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较早阶段，可能存在着一些经验区域，社会有意摒弃这些经验，准备将它们划为私人生活和艺术生活领域，将它们看得与社会和国家没有什么具体关系。这种状况因为某种政治容忍度而持续下去，即使这种容忍的现实是一种恶意的忽视。但我相信自从上次大战以来，因为劳动、交流、决策的社会特征的发展，这个社会已经出现，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比以前更深入地向某些迄今为止经验、实践和意义的听天由命的领域扩展。因此，现行的关于一个实践是另类的还是对立的判断，常常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决定。在另类的和对立的概念之间，有一个简单的理论的区分，也就是说区别在于：有人仅仅寻求了一种不同的方式生活，并希望无人打扰，而另有人也找到了不同的方式生活，但希望按他的方式改造社会。这种区别也常表现在对于社会危机，个人与小群体的解决与属于政治的和终极革命实践的解决之间的不同。但实际上，在另类的与对立的之间，常只有一条狭窄分界。一种意义或一种实践可能作为越轨被容忍，但仍被看作仅仅是另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但当现行主导文化向必然领域扩展，同样的意义和实践却不仅会被主导文化看成一种淡视或蔑视，而且会被看成一种挑战。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它能充分地解释这些实践和意义的来源。从一种普通的历史角度，我们能够理解至少一些残存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这些来源是更早的社会构成的结果，在这种社会构成中，一些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得以产生。当主导文化在随后的特定阶段出现匮乏时，就出现了对那些意义和价值的回归。这些意义和价值创造于过去的真实社会，似乎仍然不无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人类经验、抱负和成就的领域。可主导文化对这些意义和价值重视不足，或者截然反对，甚至视而不见。但从理论上说，我们最艰苦的工作就是找到一种对突发文化非形而上学的和非主观主义的解释。而且，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与残存实践的持续过程有联系。阶级和人类实践我们确实有一个来源继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部分。我们拥有一个新的阶级的形成，一个新的阶级的复苏。毫无疑问，这一点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形成过程的本身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任何简单模型都复杂化了，它同时也将一些一般的霸权形式也复杂化了，尽管葛兰西的全部目的是通过组织发现和创造无产阶级的霸权，用以对资产阶级霸权进行挑战。我们在一个新的阶级的突现中，拥有了一个新的实践的核心来源。但人们必须也认清其它来源，在文化实践中，其中一些非常重要。我认为在如下命题中我们可以辨识这些来源：实际上，没有任何生产模式，也没有任何主导社会或社会秩序，没有任何主导的文化，可穷尽全面的人类实践、人类能量和人类意图（这个范围不是最初的“人性”的清单，相反，它是特别的变异范围，既有实践的变异，也有想象的变异，人类能够，而且已经显示他们自身能够进行这些变异）。事实上，对我而言，这种强调似乎不仅仅是否定性的命题，以允许我们考虑发生在主导模式之外的一些事情。相反，实际情况是主导模式从全面范围的实际的和可能的人类实践中选择并最终拒绝了这些实践。处在主导模式之外或反对主导模式的人类实践困难重重，这种情况当然是真实的。这完全取决于这一实践是否在主导阶级和主导文化感兴趣或有利害关系的领域之内。如果兴趣和利害关系都显而易见，就会招致许多新的实践，可能的话，这些新的实践要么被兼并，要么被奋力铲除。但在一些领域，一定时期内存在着不可企及的实践和意义。有一些实践和意义的领域，几乎通过来自自身有限特征的界定，或者通过重大的变形，使主导文化无力在任何实际的情况下辨识它。这些可观察的差异，比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与作家笔下像当代苏联这样的国家的实践之间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意义。因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文学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活动，确实是一种关键的活动，苏联在考查不同形式的实践、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正被尝试和表达的领域十分地敏锐。而在资本主义的实践里，如果一种事物不能用以赢利，或者如果它没有被全面估量，那么，它会一时遭到忽略，起码在它仍是另一种选择时。而当它变得公然对立的时候，它必然会招致是非或迎来攻击。我的意思是，与任何一时的全面人类实践相联系，主导模式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和组织。至少在它完全成型的状态，它是有意识的。但总存在着它忽视和排除的实际人类实践的来源。而这些来源在品质上与新兴阶级不断发展的系统阐述的利益相违背。它们包括，比如：当今人际关系中的其它阶级的另一种感受，艺术与科学领域中材料与媒介的新感受，在一定限度内，这些新感受能用以实践。两种来源的关系，即正在产生的阶级实践与已被强力排除或更新的实践之间，决不会必然地相互冲突。有时它们联系紧密，政治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都依赖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从文化角度，并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些领域仍可以看得界限分明。现在，如果我们返回到最平常的文化问题：艺术与社会，或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按照我们先前的讨论，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文学与社会之间没有抽象的关系。文学从一开始就作为社会的实践而存在。确实，直到文学与所有其它实践都被呈现，社会才可以被看成是完全形成。社会分析只有在所有实践都包括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但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相应地强调另一点：我们不能将文学、艺术与其它社会实践隔离开来，使之服从于非常特殊的和个别的法则。作为实践，它们可能拥有相当特有的特征，但不能使之与一般的社会过程相分离。确实有一种强调的方式坚持认为文学不局限于我在这种模型中所致力于描述的区域内运作。文学只在突发文化区域运作，代表着新的感情、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不妨说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我们也许通过抽象的思辨，从理论上说服我们自己相信这种修辞，但当我们阅读全面范围内的大量文学，而又缺乏巧妙手段能够仅将文学视为已经经过我们选择并在一定强度的范围内用来表达某种意义和价值的单一形式时，我们必然认识到写作的行为、书写与讲演中的话语实践、小说、诗歌、戏剧和理论的形成，这一切活动是在文化所有领域内产生的。文学决不只在突发文化区域内出现，实际上，突发区域内出现的文学是相当罕见的。大量写作属于残存文化，这在上半个世纪的大量英国文学中表现尤为明显。一些基本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归属于遥远社会阶段的文化成就。这一事实以及它所支持的思维习惯如此地广泛传播，以至于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文学”与“过去”有着某种同一性，之后，有人说现在没有文学，所有的光荣已经殒落。迄今为止，在任何时期，包括我们自己的时期，大部分写作都是一种对现行主导文化的贡献。事实上，许多文学的特质，如体现、制定或履行某种意义和价值的能力，或以单一特定手法创造本来可能仅仅是一般性的真理的能力，都有助于更强地发挥现有功能。当然，除文学外，我们还必须加上视觉艺术和音乐，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则须加上强大的电影和广播艺术。但一般的理论性的思想应当阐明。如果我们要寻求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们既不能将这一实践从其它实践已成型的部分中抽离出来，也不能在鉴定一特定实践时，使它与某种抽象的社会构成一种中规中矩的、静止不变的、反历史的关系。写作的艺术、创造与表演的艺术，在其全部范围里，都是我一直致力于描述的以所有不同方式，在所有不同领域内的文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部分为现行主导文化做出了贡献，并成为现行主导文化基本的表达方式。它们体现了残存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其中许多而非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得以并入。它们也非常重要地表达了一些突发的实践和意义。不过，当其中有一些接近并开始改变人们时，它们最终会被现行主导文化所吸纳。所以，很明显，一些在60年代突发的艺术和行为中，主导文化伸入其中，改变或力求改变它们。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主导文化本身得到了改变，不是在它的基本构成中，而是在它许多已接合的诸多特征中。然而在现代社会，它必须总是如此改变，如果它想保持主导地位，想在我们的活动和关注中仍被看作是真正的核心。作为消费的批评理论为了分析特定的艺术作品，这种一般分析的意义何在?这似乎正是众多文化理论的讨论所导向的问题：发现一种特定艺术作品得以理解和描述的方法，也许甚至是发现方法论。我自己并不同意这是文化理论的基本用途，且让我们思考片刻。对我而言似乎不同寻常的是几乎所有的当代批评理论都是关于消费的理论。也就是说，以对象被有利地或正确地消费作为理解对象的方式，当代批评理论与这种理解有关。最早阶段的消费理论是“趣味”理论（thetheoryof“taste”）。其中，实践与理论间的联系在隐喻中是直接的。从趣味发展到更高级的“感觉”（sensibility）观念。其中，通过对高尚而深刻的作品的感觉而进行的消费被当作主要的阅读实践，批评活动就成了感觉的一种功能。然后又有了更发达的理论，如20世纪20年代理查兹（I.A.Richards），以及其后的新批评（NewCriticism），其中，对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直接的研究。艺术作品作为对象，其表述变得更加公开。“这个作品（以”诗“为常见）对我产生了什么效果?”“这个作品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正如后来在更宽泛的传播研究领域所表述的一样。十分自然，把艺术作品作为“对象”，作为“文本”，作为一个孤立的人工产品的观念，在所有以后的消费理论中变成了核心观念。问题不仅是那时生产实践（practicesofproduction）被忽视，虽然这无论如何与最重要的文学都来自过去的观念不无关系。真正生产的社会条件无论如何都被忽略。因为它们被认为最好也是第二性的。人们把真正的关系总看成是趣味、感觉或读者训练与孤立的作品、如多数人开始表述的“如其本性”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然而把艺术作品当成对象的观念，从理论上来说具有更进一步的巨大影响。如果你对作为对象的艺术作品进行提问，那么，问题可能包括作品生产的要素。恰好，现在有一种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的用法，正遵循这条路线。艺术作品的要素是基础的真正活动，你可以研究对象以发现这些要素。有时，你甚至研究要素，而后构想出对象。但无论如何要寻找的关系是对象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假定是真实的，而且对于各种心理学理论也同样真实，不论是以原型的形式，还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象的形式，或者以被看作特定艺术作品之要素的神话和象征的形式。再者，有一种传记文学或心理传记文学及其类似形式，其中，构成要素在人的生命中，艺术作品是一个这种要素从中得以发现的对象。即使在一些更严谨的形式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中，也把作品当作必须缩减到其构成要素的对象，即便以后对象会被重新构建，这种基本的过程逐渐持续下去。对象与实践我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文化理论的真正危机在于将艺术作品看成对象的观点和将文学作品看成一种实践的另类观点之间的矛盾。当然，立刻有人证明艺术作品是一个对象：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同的作品，具体的雕塑、具体的绘画、具体的建筑，这些都是对象。这当然千真万确，但同样的思维方法不能运用到没有这种单一存在形式的作品中。如果仅从某幅传世名画的意义上说，《哈姆雷特》、《卡拉玛佐夫兄弟》、《呼啸山庄》等都不存在。不存在《第五交响曲》，不存在音乐、舞蹈和表演整个领域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在任何方面都堪与留存下来的视觉艺术中的那些作品相比的对象。而将所有那些作品当成对象的习惯一直沿续，就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的假设。但在文学（尤其是戏剧）、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宽广领域内，我们永远拥有的不是对象，而是记录（notations）。这些记录必须按照特定常规，能动地阐释。而事实上这一点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运用。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关系总是能动的，是服从于常规的。常规之中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诸多形式，这一点根本地区别于一个对象的生产和消费。它确实是一个活动和一种实践。虽然它可能在某些艺术里具有单纯对象的性质，但在它可以把握的形式里，它仍然只有通过能动的感觉和阐释去接近。这使得在戏剧、小说和音乐艺术中记录的实例，仅成为一种更开放真理的特殊例子。关于分析的实践，这一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摆脱将对象孤立起来以发现其要素的平常过程。相反，我们应当发现实践的本性及其条件。这两种过程常有相互类似的部分。通过正在进行的观察，我推断这种分歧对于首要的经济与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设想在文化实践中产生的是一系列对象，我们应当像在众多当代形式的社会学批评过程中一样，着手发现它们的要素。在马克思主义的强调中，这些要素将来自我们一直惯称为基础的地方。于是我们孤立一些我们能够以要素形式辨识的特征，或者我们要问这些要素在到达可理解状态之前经历了什么转换和中介的过程。但我一直强调我们应当不是去寻找一种产品的要素，而是去寻找一种实践的条件。当我们发现自己正在考察一个特定的作品，或一组作品时，经常真正地意识到它们不可简约的个性与本质的共性。我们应当促使自己首先注意实践的现实以及实践在进行时的条件。由此出发我想我们可以提出本质不同的问题。举正统批评中的对象——“文本”——联系文类的方式为例，我们用某些主导特征确认文本，然后将它归于更大的范畴——文类，再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特定社会历史中文类的要素（虽然在一些形形色色的批评中，连这个步骤也被省略，文类只被假定为某种永久的思维范畴）。我们现在并不需要那种进行方式。关于集体模式和个体方案的关系——这些是我们最初唯一可以假定的范畴——的辨识，是相关实践的辨识。也就是说，特定作品所属的不可简约的诸多个体方案，可能通过经验和分析展示相似性，并使我们归纳出集体模式。这些模式决不总是文类，它们可能作为文本内部或文本之上的相似性而存在。它们可能是一个时期内一组实践之一，而不是一种文类的某个阶段的实践。但当我们发现了特定实践的性质，以及一个个体方案与一个集体模式的关系的性质时，我们发现我们正将实践的能动的构成及其构成条件，分析为同一过程中的两种形式，每一方向都是扩展的能动关系的复合体。这当然意味着我们不具有那种被一个对象的固定特征所显示的种类的内在过程。我们在可发现的意图的构成内，拥有实践关系的原则，我们进行主导文化、残存文化和突发文化的适用的假设。但我们努力寻求的是已被异化为一个对象的真正的实践，以及被异化为要素或仅仅是背景的，不论是作为文学常规，还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真正实践条件。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这仅仅是一种强调，但对我而言，它干脆意味着在实践和理论工作中，在能动的、自我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内部，裂变和重新生发的契机。原载《外国文学》199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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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英〕雷蒙德·威廉斯，196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雷蒙·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英〕雷蒙德·威廉斯（1961年）来源：《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6期。译者：顾栋华。译按：雷蒙德·威廉斯，1921年生于威尔士附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左派的一位主要理论家。1968年，他刊行了《五一宣言》，自称他在思想理智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马克思和F·R·利维斯两人。但是，他按照英国战后许多文学知识分子所发现的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方式，把这些影响进行了揉合和改造。成廉斯坚持认为，人类一切有意义的能动性都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他的这一主张，究其来源，显然来自马克思主义。与利维斯一样，他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假定艺术与生活密切相关，并且推而广之，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艺术和生活的特性表现出全面的关切。不过，鉴于利维斯与《细察》杂志支持一种有文化高人一等的观念，在涉及群众媒介时又一贯持敌对和否定的态度，威廉斯在分析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艺术与生活现象时，便更加坚韧不拔地持客观的态度，并且更加注意寻找当代文化中可能出现的点滴发展和善意的变化。因为这一点，人们便常常将他的著作与《识字的用处》（1957年）一书的作者理查·霍格特的著作相提并论。威廉斯在《1780－1950年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迅速膨胀的时代，可是，我们却不仅不去努力理解这种膨胀的性质和状况，反而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对文化迅速膨胀这一事实表示遗憾。”他本人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化论战”进行历史的分析，力求理解这种膨胀的性质和状况，而且在《漫长的革命》（1961年）一书中，还力求使这种理解更为理论化。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边缘部份进行探索的这些著作，很可能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他也是《从易卜生到文略特的戏剧》（1952年）、《现代悲剧》（1965年）以及《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1970年）等著作的作者。本文是《漫长的革命》一书的第七章，威廉斯在同意将此文收入《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一书时，特意加了注释。本文即译自《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一书。“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简单的用法，它被专门用来描述对观察到的一定的细节进行艺术再现时的确切性与生动性。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现实主义的这种显然十分简单的用法中，实际上包蕴着后来出现的全部复杂性，但是，这种简单的用法最初好象十分精确，足以把一种创作手法与其他的创作手法明确区分开来：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或者漫画的笔法相对立。不过，现实主义的这一专门指向，从一开始就与内容密切相关：某几种题材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题材，这当然也是通过与不同类型的题材相对照来加以区分的。现实主义最普通的定义，与传统的英雄题材、浪漫主义题材或者传奇题材相反的，存在于当代平凡的日常现实之中。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这一时期里，人们通常总是将对“当代平凡的日常现实”的鼓吹与支持，与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这种创作题材在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素材之前，通常被称为“家政”素材和“资产阶级的”素材，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则是显而易见的。在十八世纪初期的英国，随着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文学中的家政戏剧，特别是长篇小说，已经成为反映这种新意识的主要的文学手段。但是，当“现实主义的”描写这一目标达到的时候，在创作内容以及在对待这种内容的创作态度这两个方面，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惊人的”这个普通形容词这时开始与“现实主义”一词联用，而在“当代平凡的日常现实”这一主流范围内，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着一股注意那种令人不快的、赤裸棵的肮脏现实的独特的潮流。因而，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又以反对资产阶级对世界的一般看法这样一种叛逆姿态出现，同时，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则进而选择那些绝大多数资产阶级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平凡素材来进行创作。因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口号，又变成了一场场进步的、革命的运动。现实主义的这一历史，与“自然主义”是相伴随而平行地发展的。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然主义也有一种简单的涵义，专门用来描述一种独特的艺术创作方法。但是，自然主义经过独特的扩展之后，其涵义也涵盖了“日常平凡的现实”，然后，它与左拉发生了特殊的关系，从而成为一种革命的文学流派（《每日新闻》在1881年称之为“对令人作呕的事情进行毫无必要的忠实的摹写”的那个流派）的旗帜。因此，在十九世纪的各种解释里，存在着与不同的专门描述难分难解的、合乎定义的各种提法。其中，最积极的提法是斯特林堡对自然主义所作的、把上帝完全排除在外的界说：按照哲学上的惯例，自然主义是与超自然主义相对立的。可是，在上个世纪结束之前，“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就已经分道扬镳了，而且，这一趋势在我们这个世纪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艺术上的自然主义仍然停留在简单的特指这一层次上，而现实主义尽管也保留了这种简单的特指的某些成分，却被用来对创作题材以及作家对题材所持的创作态度进行描述。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主要发展，是令人费解的。在西方，与现实主义的各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并行不悖的是，出现了一种基于“忠实于人的心理现实”这一含义上的“现实主义”的用法，而且这种用法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出现这一情况的理由是：我们凭借许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方法，就能够认识到一种内心感受是真实的，就能够认识这种内心感受的基本的现实性，而勿需将创作题材限制在当代的、日常的以及平凡的现实方面。另一方面，在苏联，对现实主义的一些早先的提法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诸要素（如界定所说）则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传统。这些要素共有四个：即人民性、典型性、思想性和党性。人民性尽管也是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创作方法方面的事情：与“形式主义”的艰深晦涩相反，它要求作品具有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朴实无华，又具有合乎传统的明白易懂。思想性和党性指的是这种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思想内容以及与党的关系。正如人民性是对现实主义包含的一般创作方法方面的含义的重申，思想性和党性便是对现实主义已经描述过的思想和革命态度的发展。关于思想性和党性方面的这些变化，有一种非常简单的识别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人们就能够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区分开来。西方多数通俗文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品，带有其自己对思想性和党性的看法，并且也一般地坚持人民性。只有在涉及到典型性这第四个要素时，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才大大地扩展了。恩格斯把“现实主义”界定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这一界说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在恩格斯的这一界说背后，却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典型性这一提法，是对恩格斯的界说的发展，它对现实主义的整个问题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因为苏联的理论家们告诉我们，“典型的事物绝对不能与司空见惯的事物混为一谈”，真正典型的事物，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如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洞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典型性这一原则在苏联文学这种特殊情况中的具体应用（这里，文学批评的标准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两部长篇小说中所创造的、与阿历克赛·托尔斯泰的《苦难历程》所展示出来的那种粗陋形式相对立的完美形式），我们就能够看到，典型性这一概念改变了“现实主义”的含义，它不再是原先的直接再现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反，“现实主义”变成了有原则、有组织的选择。如果把“典型的”理解成最深刻地体现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最深刻地代表了一个社会里的人们的经历（按照马克思主义者所笃信不疑的信仰，他们显然是这样认为的），那末，这样的理解显然与西方现在在涉及无论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的、还是运用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的许多种文学作品时经常使用的那条“令人信服的真实”的文学批评标准的经过了发展的含义，相去不远。人们通常把十九世纪欧洲小说的主要传统，说成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且一般认为，这一独特的传统至少在西方已经不复存在。最近有人说，现实主义小说乘坐双轮双座出租马车出国去了。可是，人们乍一看根本就不容易看清这句话的实际意思究竟是什么，因为很明显，对绝大多数现代小说——包括那些我们仍然认为是文学作品的小说——来说，通常的现实主义标准仍然适用。这不仅仅是指小说还是集中在当代的主题上，而且由于某些清规戒律己经消失，日常平凡的经验里的种种成分，就以许多种方式使自己在现代小说中表现得比在十九世纪的小说中更为明显。当然，无人会抱怨现代小说缺乏那些惊人的或者令人作呕的成分——对这些成分加以描写本是“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含义之一。对事物按其实际的面貌来加以描写，是一条小说家无人会反对的原则，在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小说的大部分描写仍然是现实主义的描写。我们通常说的是，现实主义小说已为“心理小说”所取代；对某些意识状态——某些最近才为人们所领悟的心理状态——进行直接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可是，在对这些意识状态进行描写时，作为一种目的的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放弃。难道现在只有“日常平凡的现实”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吗？难道发展新的创作方法也只是为了描摹这种新的现实而现实主义的全部目的却依然一成不变吗？这些问题显然是很难回答的，但是探讨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一种方法也许是，接受现在的一种一般的信念，然后再把我个人的看法与这种信念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这种一般的信念认为，我们已经抛弃（超越）了现实主义小说，而我个人的看法则认为现代小说在形式上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使现代小说不能够表达一种体验——一种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体验，一种我内心认为“现实主义”一词为之不断自我呈现的体验。现在，长篇小说已经不大像一种单一的文学形式，它本身倒更像是某种完整的文学。在它广阔的领域里，几乎有当代每一种文体的活动余地。如果“小说”等同于任何一种散文作品，那就必然给小说的传统带来巨大的危害，给必须就小说的传统展开的文学批评争鸣带来巨大的危害。正是这种错误的等同，才使得托尔斯泰在谈到《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时说：“这不是小说”。如我所说，一种实际上包括《中线挺进》与《火刑》、《呼啸山庄》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虹》与《魔山》在内的文学形式，确实更像是某种完整的文学。在把注意力引向那种在我现在看来是形式上的缺陷的时候，我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要让这种涉及范围很广的整个形式去弥补自己的缺陷。但是，正因为小说像是一种完整的文学，它在形式上的任何缺陷好像就显得特别重要。当我想到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时，我想到的是那种按照人们的特性来创造和评价整个生活方式的特性的小说。这一成就里包含着的那种和谐协调，也许是这一成就的最重要的方面。乍看起来，这种和谐协调似乎根本不足为奇，大多数小说都做到了这一点。它正是《战争与和平》所做到的，正是《中线挺进》所做到的，并且也正是《虹》所做到的。但是，这种小说的特点是，它提供了对整个生活方式所作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比构成它的任何个人都大的社会，同时还提供了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属于这种生活方式、受这种生活方式影响并且帮助规定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其本身又是终极目的的人们在评价时所作的创造。在这种小说里，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不占有优先的地位。社会并不构成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背景，一个个的个人也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的图解。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受到全社会总的生活的特性的巨大影响，但是全社会总的生活，就其最重要的方面来说，又完全见之于各个个人的生活之中。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理智注意总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是评价的中心则始终是在个人方面——这里指的不是任何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总的生活的实际体现者的许许多多的个人。特别是托尔斯泰和乔治·艾略特，他们经常说这样的话来表明：他们努力想要实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在现实主义传统内部，获得成功的程度当然千差万别，但是这种观点——这种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独特的理解——可以被视为一种样式。必须记住，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成熟的产物；长篇小说自十八世纪开始出现以来的历史，基本上便是朝这一方向不断探索的历史，中间经历了许多次的失败。十八世纪的小说，在形式上与我们当代自己的小说十分相像，它经受了与今天相类似的压力并且处在与今天相类似的变幻不定的环境之中。正是在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的不断深化过程中，小说的形式真正地成熟了。当现实主义传统已经完了这一问题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认为，在特定的经验的新的压力下所失去的，正是这种成熟的观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观点要和——或者应该和任何一种特定的文体相结合。这种“乘坐双轮双座出祖马车出国去了的”现实主义的（——或者如我们现在所说——自然主义的）描写，对它来说决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或许这种描写甚至可能成为取代它的代用品。在贝内特这样的作家那里，情况即是如此。凭藉对商店或者后厅或者车站候车室进行盘点存货式的详尽描写，并没有使这种梦想变成现实。这些描写可以作为构成故事情节的成份来运用，但是它们不是这种基本的现实主义。如果为了描写本身而硬把它们插进去，它们实际上就有可能破坏作为这种创作方法的实质的和谐协调；例如，它们可能会使注意力从人转向物。有一种看法认为，在这种货色齐全的小说中，各种成分，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实际的个人生活。实际上正是这种看法，导致了“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变得声名狼藉。弗吉尼亚·沃尔芙在小说《波涛》里，对此作出了极端的反应。在那部小说里，一切家俱，甚至人的肉体，全都不见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说话的声音——在空中传来的说话的声音——和感觉。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到：这同样是一种有破坏性的不和谐协调。也许，我们确实有可能根据文体分化成客观现实主义和主观表现主义两极这种情况，来编写现代小说的发展史，但是主要发生在1900年以来的、更为基本的分化是：根据人们的本质和特性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本质和特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分裂成为“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这两种各自独立的传统。在社会小说里，可以有对总的生活——聚合体——所作的精确的观察和摹写，而在个人小说里，则可以有对个人——构成聚合体的单位——所作的精确的观察与摹写。但是，这两类小说各有所缺少的一面，因为生活方式既不是聚合体，也不是构成聚合体的单位，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进程。我们现在通常就这样来区分“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确实，我们多少有点认为这种按兴趣来进行的区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要拿几个例子来看一看，实质问题就会显而易见。现在主要有两种“社会”小说。首先是摹写性社会小说，即记实小说。这种小说优先创造一种总的生活方式——一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或者工作共同体。在这种小说里，当然有人物，有时甚至有精心描绘的人物。但是，关于这类小说，我们要说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矿镇、大学、商船或者缅甸的巡逻艇队里的生活，这正是最合适的书。实际上，这一类里的许多小说是很有价值的；优秀的记实小说通常总是引人入胜的。一点不错，这一类小说应该继续有人来创作，并且要有尽可能丰富多彩的背景。但是，我们在这类小说中没有找到的方面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人物是矿工、大学教师和士兵，他们都只不过是生活方式的图解而已。它并不是我一直力图叙述的重点。在我要重点叙述的那类小说里，人物尽管只完全关注于自身的事情，却仍被视为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份。在当今流行的各类小说里，这一类小说，其最优秀者，显然最接近于我称之为现实主义小说的那一类作品，但是两者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在阅读时是显而易见的。摹写社会的功能实际上是一种优先塑造权。有一种非常生动的社会小说，它与摹写性社会小说判然有别。这种社会小说现在十分流行，值得我们注意。这里，小说的一般发展趋势不是进行摹写，而是发现社会模式并使之具体化。首先，从社会经验的总和中抽取出一种特定的社会模式，然后，再根据这种模式创造出一种社会。这方面最简单的例子，可以在未来小说的领域里找到。在未来小说里，“未来”这种手段（通常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因为十分明显，小说里写到的几乎永远是当代社会，确实，这种手段正在变成描述社会经验的主要方法）消除了在选定的模式与正常的观察之间通常存在的紧张状况。《美丽的新世界》、《1984年》和《华氏451度》是影响很大的社会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从当代社会中抽取出来的社会模式，从总体上看，在另一个时间或另一个地点得到了具体化。这方面的其他例子有戈尔丁的《蝇王》和《继承人》以及几乎全部严肃的“科幻小说”。大多数这样的小说是仿照现实主义小说写的，并且在相同的基本范围里发挥作用。它们大多数都基本上包含一种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念；它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一个或者一小伙正直善良的人与邪恶的社会进行对抗。小说情节通常是存在于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但是，我说的是缓解，而不是彻底的消除，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巧妙地改变了这样的紧张状况，并且按照预定的想法对它们进行了安排，因此，它并不是受到了很多的考察，而是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孤独感、疏离感和自我流放感，是当代人情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份，因此，当代任何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按说都必须真正与这种情感保持一致。（顺便说一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几个方面，特别是在小说《罪与罚》里以及通过《战争与和平》中的贝佐科夫这个人物，使这种情感与一种同“流放感与群体感相对立、互相僵持不下”这种当代公式大相径庭的解决办法相妥协，并且受这种解决办法的制约。）我们的社会模式小说写得很生动，因为它们写的是生动的社会情感。但是，它们所缺少的方面，显然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一个个真实的人[1]，因为全社会的共同生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个人生活却又是由它们在社会模式中所起的作用来规定的。“现实主义”小说分为“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两大类，而我们当代的“社会”小说，又可再分为社会纪实小说和社会模式小说两类。确实，这几种小说类型的零星作品，我们在古代就可以找到，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成为文学的模式。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个人小说”及其相应分成的个人记实小说和个人模式小说这两类。我们当代的一些最优秀的小说，是那些对于所选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腻巧妙的描写的小说。这些小说常常很象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创作方法与创作内容上也有一定的连续性。福斯特的小说《通往印度之路》就是很好的一例，里面，原先的那种和谐协调的痕迹尽管仍然清晰可辨，但是却因为小说中写到的、为了小说中某些人物的需要而给现实社会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的、印度社会的种种因素而属于这种划定的小说类别里的一种高层次的和谐协调。这一手法在这种形式中是十分常见的：一个社会，一种总的生活方式，明明就写在那里，但是在实际上，这个社会，这种总的生活方式却常常成了一幅使个人形象变得轮廓鲜明或者使其定型的、高度个性化的风俗画，而不是一个实际上包容着一个个个人的国家。格雷厄姆·格林作品里的社会背景就是明显的例子：他笔下的布赖登、西非、墨西哥和印度支那，有一些共同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与它们各自实际的生活方式无关，而与小说中人物的需要以及作者自己的情感模式的需要有关。当作家——例如卡夫卡——在其作品中真诚地运用这种手法并使之绝对化的时候，至少还不会引起混乱；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在现实主义的表层下面，却只有人们所熟知的那种不和谐协调而己。这种小说也缺少一个方面，它与社会摹写小说所缺的那个方面相类似，只是方向全然不同而已。在社会摹写小说里，人物成了社会的一个个方面，而在这种小说里，社会则成了人物的一个方面。那种我们仍然记忆犹新的和谐协调是这样的一种和谐协调：里面，总的生活方式与个人都各得其所，并且都是完整无缺的。当然，在许多个人小说——从它们自己那方面来说，常常是非常优秀的小说——里，总的生活方式甚至连这点借口也不要，而是干脆作为一种简单的背景，里面有购物、战争爆发、公共汽车以及另一个社会阶级里的古里古怪的次要人物，等等。社会与人相分离，尽管社会也不时甚至粗暴地去打扰他们。当然，只要有精心的选择、精心的集中，这样的个人小说就是有价值的，因为里面有着反映正统的个人型的、意义深远的经验的广阔领域，可以使人兴奋地去进行探索。但是，在我看来，对每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比如，在普鲁斯特的作品里，所作的集中尽管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种集中却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创作了一幅总的生活方式的杰出画卷）来说，恐怕有一千种选择中所规定的限制简直是意识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一种总的生活方式的本质积极影响最隐秘的个人感受的限度。当然，如果对这些作家来说，社会已经变成了最蹩脚的社会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单调、抽象的东西，他们看不到社会缘何与他们有关，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他们坚决主张：人首先就是人，而不是构成社会的单位。他们这样坚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所缺少的是，那种好象一再能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所理解的共性因素。个性在一定的小范围里是有价值的，但是离开了这个小范围，就什么也不是。我们是人——人们有时在军队中听到这种说法；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象弗吉尼亚·沃尔芙笔下的“打杂女工”或者“村妇”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以及在通常感到温暖的天气里突然出现的冰屑，象征着一种共同存在的限度。这并不仅仅是社会的排他性或社会的势利——尽管人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断定其原因——而且也是对我们自己生活中包蕴着的一般的社会因素的性质缺乏认识。（这样的小说声称）我们是人，是人，就象那样的人，剩下来的便是世界，便是社会，便是政治，等等，等等，也就是报纸上写的那些单调乏味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确实是人，而且是处于社会中的人：这整个观点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核心所在。个人摹写小说尽管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却毕竟是一项重大的成就。但是，这类小说中那些显而易见的倾向，似乎正在日益把它化解成为另外一种个人小说——个人模式小说。和社会模式小说里的情况一样，在个人模式小说里，也是先从经验的总和中抽取出一种特定的模式，然后再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创作，不过，这里创造出来的不是社会，而是一个个的人。这已经成为创作有影响的、并且从它自己这方面来看是健康的小说的创作方法，但是在我看来，它正在迅速创造一种新的样式——一种具有特殊辩解力的小说。关于这一类小说，我们可以说，它们只认真塑造一个人物，不过在塑造这一个人物时，通常确实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乔伊斯的《艺术家画像》则不止于此，它还将这一个人物当成主要强调的重点。我们提到这部杰作，就意味着承认在这个被强调的重点里包蕴着作品实际取得的巨大成就——小说创作方法上的真正的发展。一个世界凭藉一个人的感官而变成了现实：不是通过叙述，也不是使它可望而不可即，而是把它当成一件活生生的事物。当乔伊斯在小说《尤利西斯》里，通过三个人物而不是一个人物使一个世界现实化时，他充分显示了这种创作方法的巨大优越性，小说里的斯蒂芬、布洛姆和莫利三人，有各不相同的三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因此就存在着三个世界，但是这三个世界实际上又组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小说所描写的完整的世界。小说《尤利西斯》并没有自始至终保持这种和谐协调，这种基本的格局主要出现在全书的前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全书的最后部份则是小说的结尾。但是，这里出现的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崭新的形式：它在创作方法上有了改变，但是在经验上则仍然保持着连续性。自《尤利西斯》以来，这一成就已被冲淡，正如这种创作方法也因其他新方法的出现而不再那么为人们所重视。卡里的小说《马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作者在小说里离析出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然后又创作了一个合乎这一认识方法的世界。这一分析也是对以艾米斯的《变化无常的感情》和韦恩的《莫使金樽空对月》为代表的新通俗小说进行解释的一把钥匙。这些小说的自相矛盾之处是：一方面，它们似乎是当代最真实的一类作品——它们因为记述了这么多的真情实感而大受读者的欢迎，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对现实的描述归根结底又只不过是滑稽可笑的鹦鹉学舌罢了。这一情况可以对一种普遍存在的困境提供解释：这些作家在创作时以个人的真情实感开始，但是为了按其固定的形式来支持和证实这些情感，他们在其中惨淡经营的那个世界就不得不——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地——被挤压成与漫画相类的东西。（这同样也是狄更斯在他能够力所能及地做到坦率地认识或陈述时的创作过程。从这一意义来说，漫画式的世界与感伤便成了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被用来回避对问题的真正解决。）[2]将这些情感置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之中，而不是将它们置于那种在危机中显得滑稽可笑的变形世界里，实际上就会使人们对这些情感产生怀疑，并且进而对现实产生令人十分尴尬的怀疑。因此，我们所得到的不是这种真实的紧张感，而是一种幻想出来的轻松感：在电话里信誓旦旦、模仿别人作报告、找到一张能够集中反映侵略情况的典型图表，等等。因为他们是我们当代最活跃的作家，所以他们对我们当代所面临的艰难困苦描述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感情与我们对社会的观察所得之间存在着差距，其差距之大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当代的许多小说，先将其中一个人物的感情与需要绝对化，然后就完全按照这些绝对化了的感情和需要来塑造其他人物。我们可以在许许多多这样的小说里，看到那种具有特殊辩解力的小说的最清楚的形式。这类小说以采用意味深长地受人喜爱的第一人称叙述法而盛行于世，而第一人称叙述法通常也完全是用来为这类小说的繁荣服务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其中间的几章里，创造了一种本人叙述法在其中获得了广阔的用武之地的、普遍存在的现实。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还保留着一抹讽刺的色彩，但是它缺少这另一个方面——一种随着小说的展开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限度。布雷恩的小说《顶楼上的房间》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因为小说没有别的现实可谈，它留给我们的只有我们所熟知的彼此相得益彰的粗暴鲁莽与顾影自冷——一种充其量不过是消极的道德姿态。我们拿——譬如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婚礼上的新人》来作一比较，这部小说有其现实主义的一面，小说中，个人感觉到的现实渐渐变成了想入非非，它在必要的紧张状态下，与感情必须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相互影响。或者，我们也可以站在与此相反的方面，再拿萨冈的小说《忧伤，早安！》来作一番比较：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对人物作了几乎是纯客观的描写，但是他接着又使他们按照那个中心人物的想入非非去行事。因此，麦卡勒斯与萨冈之间的比较，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衰微之间的比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手头掌握的大多数例子都属于这种现实主义的衰微方面：其技法之高超曾为人们叹为观止的第一人称叙述法，现在却通常成了使这种现实主义的衰微合理化的途径。但是，这种具有特殊辩解力的小说，也已扩及到形式上仍然与现实主义小说相像的长篇小说方面。例如在〔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白昼的酷热》里，人物主要是作为中心人物的情感百态画里所需要的各种成分而存在的，而且作家也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方式去看待和评价过这些人物，尽管为了使那种特殊的辩解力显得不那么招眼，小说并没有运用第一人称叙述法，而且里面甚至还有某些精心描绘的现实主义的画面。个人小说如现在的发展所示，总以对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否定为全书之结束。社会现实被排除在小说之外，而这种做法最后又必然导致排斥除极少数几个个人以外的一切人。在这些情况下，小说中描述的个人情感中有那么多实际上竟然只是对衰微的感受，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我提出社会摹写小说、社会模式小说、个人摹写小说和个人模式小说这样一种四分法，作为对当代小说开始进行全面分析的一种方法，并且作为通过对照比较对为上述四种小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取代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出界定的一种方法。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类别是否与某种改变了的观点相一致，从而使那种比较陈旧的传统当真如双轮双座出租马车似地与改变了的现实毫不相于？或者，这些类别实际上是否就是人的感情体验里发生的某种非常深刻的危机的征兆？而这种危机尽管产生了这些天才的作品，但是危机却仍然没有被查明，我们也基本上并不感到满意。我当然不会说，放弃现实主义的和谐协调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故意的，我也不会说，这些作家怀着许多困惑不解的读者所说的那种刚愎自用，正在故意背离一种伟大的传统。依我之见，这场危机太深刻了，因此不能对其作出任何简单的、责备性的解释。然而，这场危机究竟是什么呢？危机的一般性质又是什么呢？存在着一些很说明问题的直接因素。现实主义小说显然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群体：一群不仅仅依靠一种关系——工作关系或者朋友关系或者家庭关系——而是依靠许多种互相联结的关系维系在一起的人。想要在二十世纪找到这样的一种群体，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如果说《中线挺进》这部小说是一个由个人、家庭以及工作等多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复合体，而它又是从这些关系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过程里的相互作用中汲取其全部力量，那末，在当代大多数小说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较为单一、暂时而且缺乏连续性。这是一种变化，它在成为一种文学形式上的变化之前，首先是一种社会变化，至少是一种在社会中对大多数小说家最直接有用的那一部份所发生的变化。此外，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那种找到一个位置、作出某种安排的经验相比，我们本世纪所特有的经验，由于与这种变化相关而又受到其他强有力的因素的影响，因而是一种坚持个性、维护个性（与十八世纪的经历又有许多相象之处）的经历。正如每个摹仿他人作品的作者所共知，维多利亚时期的一般小说，是以一连串新的义务和正式关系的确定来结束的，而二十世纪的一般小说，则是以一个人在摆脱了某种境遇的控制以后或者发现自己正在摆脱某种境遇的控制时主动的出走来结束的。这种情况在成为一种一般的文学模式之前，恰恰又是实际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这种自我解脱与自我发现是一种必要的、宝贵的倾向。白纸黑字写就的一部部个人的历史，合起来便组成了一部共同的历史。旧的规章制度迟迟不肯退出舞台，而一种新的、占压倒优势的规章制度则在不断地建立，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不断地努力摆脱旧规章制度的束缚，不断地给个人主张提供形式和内容，人们的这种努力甚至达到了个人主张扬言要成为我们文学的全部内容的程度。由于我理解我们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压力，所以我承认对这些压力作出的反应。但是，我的论点是：我们正在陷入僵局，而打破僵局、找到一个富有创造性方向的唯一办法，可能是探索出现实主义的一种崭新的界说。当代小说既反映了我们当代的社会危机，又对它进行了阐明。我们当然可以转而依靠这样一种论点的支持：只有一个不同的社会才能解决我们文学所存在的问题。但是，文学被规定用来详细描述已知的经验，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也都会成为与此相同的、实际上对文学起着制约作用的认真负责的戒律。我们是从明确我们的文学现状开始的。拙见认为，我们当代文学最关键的问题正是我们已经看到在形式上得到了反映的个人与社会的绝对分离。我们时代作出的真正富有创造力的努力，是为建立一套完整的关系而进行的奋斗。我们可以把这一努力既看成是个人对扩展性关系的实际认识，又看成是全社会对它的实际认识。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中所蕴含着的现实主义，是对这一努力的一种检验，因为它详尽地说明，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充满着活力的贯穿——感情中贯穿着思想，社会中贯穿着个人，稳定中贯穿着变化——正是我们自己这个分裂的时代里不断发展着的特征。在现实主义的最高层次里，人们基本上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认识社会的，而对个人，则又基本上是从社会的角度透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去认识的。这种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是具有节制力的，但是这种有机的结合当然不是仅凭愿望就能够获得的。如果这种结合真的实现了，也是一项具有创造力的发现，而且恐怕只有在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和内容里，才能够被记载下来。但是，既然这是一种发现，而不是旧物的复归，既然怀旧与摹仿不仅与事毫不相干，而且反而起到妨碍的作用，任何新的现实主义就必然与原来的传统不同，就必将包括作为二十世纪的主要成就的这些个人现实主义方面的新发现。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在知觉过程和信息交流方面的新发现，对这一点进行理论上的表述。原先那种朴素幼稚的现实主义，无论如何已经名存而实亡了，因为它所依据的那种认识物质世界的理论，现在已经不可能行通了。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有睁开眼睛去认识一个共同的世界时，我们就能够料想到，现实主义是一种简单的记录过程，对这种过程发生的任何偏离，都是自发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加夸张地塑造了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世界，我们也知道，人类的这一创造——对我们怎样能够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物质世界里生活这一点的发现——必然是能动的、积极的；消极奉行者所遵循的那种陈旧、静止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僵化的清规戒律。当人们首次发现人是通过其本人的感性知觉世界——人对外部物质世界的解释——来生活这一点的时候，它被认为是否定现实主义的一个依据，真正有可能存在的，只是个人的想象罢了。但是，艺术毕竟不仅仅是感性知觉；艺术是一种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独特、能动的反应，是人类全部交流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我们的话来说，现实是一种人们通过劳动或者语言而使之成为人所共知的东西。因而，这种在为个人所看到、所解释并且在个人头脑里成形的事物与能为社会所承认、所理解、所安排的事物之间实际上存在的相互作用，正是在感性知觉和信息交流的行为中才得以充分而又难以捉摸地表现出来。两者之间这种基本的相互作用是极难把握的，但是，毫无疑问，里面有着我们所要寻找的线索，这种线索，我们不仅在考虑个人的想象与社会的交流时在寻找，而且在考虑个人与社会时也在寻找。每个人都继承了一颗经过进化的大脑，这颗大脑使他具有了人类共同的基础。通过遗传，同时也通过文化教给他的那些形式，他学会了进行观察。但是，因为个人的这种学习是积极主动的，而且还因为他所观察着的世界正在不断地变化并且被不断地改变着，所以种种新的感性知觉、作出解释和组成形象的行为，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完全是必然的。这是人类的成熟，是人类在个人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成熟，而人类本质上的成熟，则表现在此后才可能在个人传送他所学到的知识、使这种知识与已知的现实相吻合并且凭藉劳动和语言来创造一种新的现实的努力中发生的那种相互影响方面。共同的努力不断地创立现实，而艺术则是这一过程的一种最高级的形式。但是，在为创立现实而进行的、必然是艰苦的奋斗中，紧张的程度可能是巨大的，多种多样的失败和挫折都有可能出现。我以为，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正如我们的发展阶段就曾经是，今后仍将是特殊的发展阶段——这种紧张程度将会异乎寻常地高，而且有几种失败与挫折还可能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对为探索这些失败而进行的创造性努力所作的记载，不是始终能够轻而易举地把那种对挫折与失败的简单的、常常令缺乏经验者激动的利用从中区分出来。要不然就是转变方向，变成人们所熟知的形式，这些形式使我们想起我们以前已经认识到的那些现实，并且通过这种提示，试图确立一种徒有其名的可能性。从而，这种紧张状况要末能够得到缓和——就像在一般的社会小说里那样，要末能够被利用——就像在一般的个人小说里那样。在我正在提出的那种意义上来说，两种结果里不论哪一种，都是对现实主义的背离，因为现实主义恰恰就表现为这种在一种可以传授的形式中获得的、充满着活力的紧张状况。不管把这看成是哪一类问题——社会中个人面临的问题或者作家提到而又为人们所熟知的那一类问题，它对创造力的挑战都是相同的。现实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种连续不断获得的和谐协调，而在当代小说的形式里一般都缺乏和谐协调这一点，则既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警告，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挑战。可以肯定，为获得一种当代的和谐协调而进行的任何努力，都必将是复杂而又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继续保持我们的创造性，进行这样的努力就是必不可少的，开创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就也是必不可少的。[1]欧文·豪认为，我是在要求得到这一形式按其定义不可能提供的某些东西。我理解他的观点，但是我发现，要接受那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确实，形式本身以及形式“按其定义”“不能为”的事情，都必须接受根据一种从经验中获得的总的观点而进行的批评。我与豪先生的观点经常一致，因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次我不得不坚持我的观点。[2]事实上，这对狄更斯来说，范围限制得太死了。不过，我在发表于《文学批评季刊》1964年秋季号上的《狄更斯小说里的社会批评》一文中已经论述过，作为必须与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的批评眼光相一致的文学创作方法，狄更斯对人进行观察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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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五卷——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1901年5月—12月）目录·凡例·前言1901年·从何着手？（1901年5月）·新的激战（1901年6月）·机密文件（1901年6月）·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901年6月）·宝贵的招供（1901年7月）·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农奴主在活动（1901年8月）·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1901年8月）·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6—9月和1907年秋）一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二地租理论三农业中的机器四城乡对立的消灭。“批评家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五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的繁荣”。巴登的例子六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生产率。东普鲁士的例子七巴登农民经济调查八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中等农户问题九德国的牛奶业和农业协作社。德国农村人口的经济地位十德国的布尔加柯夫——爱·大卫的“著作”十一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畜牧业十二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901年9月21日〔10月4日〕）·同饥民作斗争（1901年10月）·答圣彼得堡委员会（1901年10月）·国外情况（1901年10月）·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1901年9月15日和10月底之间）·内政评论（1901年10月）一饥荒二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三第三种分子四两篇贵族代表演说·《“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1901年11月）·芬兰人民的抗议（1901年11月）·评《自由》杂志（1901年秋）·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19日〕）·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1901年12月初）·游行示威开始了（1901年12月）·关于“南方工人”的来信（1901年12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附录·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意见（1901年4—5月）·《新的激战》一文材料（1901年5月底）·《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材料（1901年6月）·《农奴主在活动》一文材料（1901年8月）·对梁赞诺夫《两种真理》一文的意见（1901年9—10月）·《同饥民作斗争》一文材料（1901年10月）·《列宁全集》第5卷年表（1901年5月—12月） |
往时的有产者（普列汉诺夫，1893年4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往时的有产者[1]普列汉诺夫1893年4月23日“几乎一切人和一个民族的不幸都是发生于他们的法律的不完全和财富分配的太不平衡。在多数国家里只有两个阶级的公民：一个阶级连最需要的东西都感觉到缺乏，而另一个阶级则富裕的喘不上去气来。第一个阶级只能靠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对一切人都是肉体上的痛苦，而对于某些人却是不能忍受的折磨。第二个阶级沉溺在奢华生活中，但是正由于寂寞而颓唐。颓唐正如贫穷一样是可怕的不幸。所以在大多数国家里住着的都是不幸的人们。为了把幸福还给他们，应当做些什么呢？减少一部分人的财富和增加另一部分人的财富；使没有财产的人处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中，即他们工作七或八小时以后，能的以满足自己的和自己的家庭的需要之外的剩余。那时候他们将变得幸福，至少是在他们能力范围所能达到的那种程度。”[2]在一百多年以前，爱尔维修就是这样的议论，他深信，“假如一般说来，劳动被认作是不幸，那么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多数的国家为生存所必需的资料是只有靠力不胜任的劳动才能得到，是因为关于劳动的概念，由于这关系，和痛苦的概念是永久联系在一起的。[3]他补充说：“适度的劳动一般说来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时间之最愉快的利用，假使我们不去满足其他的一些需要和不让自己醉心其他的一些肉体的快感，这些快感虽然感到很鲜明，是时间上最不经久的。”[4]无疑地，爱尔维修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有产者。在他看来财产的权利是所有权利中的第一个和最神圣的一个。但是爱尔维修时候的有产者和现代的有产者是不相像的。那时候的有产阶级是能具有高贵的意图的。在对僧侣和贵族，对“有产者的权力”，对大臣们和有特权的人们斗争时，它是在为全人类的事业而斗争。它的一些开明的代表们的理想完全不是那一种如像后来几千个资本家吮吸以百万计的工人们的血汗为生的社会。相反地，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梦想的正是由财富不平等的有产者们所组成的社会，但是在它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劳动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所有规律都矛盾的。但是哲学家们怀抱着这一梦想的时候，他们不能成为剥削者们的保护者。而且他们常常对后者说一些令他们十分不愉快的事情。由此看来，爱尔维修已经理解到了企业家们的利益是和整个“民族”相矛盾的。他说过，“在已知的关系中，没有东西如像被剥夺财产的人占大量的数目那样地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然而没有东西比它更符合商人的利益。没有财产的人数越多，商人们支付给他们的劳动代价愈低。……而在商业的国家商人常常是真正的力量”[5]（爱尔维修想说——在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另一个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霍尔巴赫对于这样的一种制度很愤慨，在它里面“整个诸民族必须劳动，遍体流汗，以眼泪灌溉地面只是为了供养一小撮的疯人们，使其滋生奇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耽于幻想，败坏他们的口味，这是一小群无用的、不能快乐的人，因为他们的受了伤的想象再也不知道任何界限”。爱尔维修已经预见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为生存的斗争会有些什么后果。他说，在所有国家，只要哪里有“货币流通”存在，就发生不顾一切来求自己发财的意图。但是要想使“求发财的人热情推广到公民的一切阶级，而同时又在统治阶级中不产生盗窃和舞弊行为的倾向却是不可能的。”于是那时候人们就贪婪地从事“建造港湾，扩军，建立贸易公司，准备战争，如像人们喜欢说的，为了民族的光荣，——一句话，找任何掠夺借口。在国内马上出现了一切败行，贪婪的这些产物，逐渐的感染国家的所有成员，最后把国家导向灭亡”。[6]一世纪多以前所预言了的突尼斯和巴拿马的丑事就是这样发生的。从爱尔维修以来的情况已大大变化了。在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有产者认自己的神圣义务就是奋起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和被剥削者们的一切其他要求。当现代社会的生产力量在空前的规模发展时，剥削者先生们关于任何减轻工人的劳动的话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而同时正由于“求发财的热情”，资产阶级的腐化已经超过它的敌人们的想象所能创造出的一切，他们却企图说服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一个。难道我们会上资产阶级的献媚者们的钩吗？爱尔维修某一时候所曾梦想的和我们今日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劳动日没有把工人们变得“幸福的，至少是没有把他们变得尽可能变到的那种程度”。但是它（劳动日。——译者）将在他们为自己的完全的和彻底的解放斗争中给他们以最新的武器。爱尔维修不知道一种对付他所遇见到的“罪恶”的“药剂”。我们是知道这样的药剂的，而且这还是真实的药剂：这是作为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作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来源：《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感谢竹海夜雨录入[1]论文《往时的有产者》是普列汉诺夫在5月1日国际无产阶级节日为法国杂志《LeSocialiste》写的和发表在这一杂志的1893年4月23日，标题为《Lebourgeoisdautrefois》，在俄文中它只是第一次在普列汉诺夫死后他的全集第24卷第335—337页上发表。在本版刊印是根据全集的本子，经过了和《LeSocialiste》杂志的文章核对的。——第564页[2]见克·阿·爱尔维修：《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苏联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局1938年版，第304—305页—564页《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3]同上书第302页—564页[4]同上书第303页—564页[5]同上书第252—253页—564页[6]同上：264页—564页 |
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普列汉诺夫，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第173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列汉诺夫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第173号）普列汉诺夫同志们！由于种种事变。亚·费·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已经垮台，政权已经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了。毫无疑问，你们当中许多人对这些事变都感到高兴。我要坦率的对你们说：这些事变使我痛心。我之所以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相反，而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近几个月来，某些鼓动家和政论家几乎把我说成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们在一切场合都乐于大做文章，说我准备转到或者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不过，这些鼓动家和政论家（至少是他们中间那些没有患过不可救药的天真病的人）当然自己不相信他们所散播的诬蔑我的那些东西。这本来就是不可信的。凡是了解我的政治活动史的人都知道，早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即从“劳动解放社”建立开始，这种活动的基础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思想，即一般来说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我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个第二国际的第一节代表大会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俄国局势的演说。我在这篇演说中说过：“俄国的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而取得胜利，否则就根本不会胜利。”绝大多数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我的这些话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俄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落后国家，所以他们当然应该而且也的确曾经把我对俄国无产阶级在我国国内政治领域中的伟大历史使命的看法，当作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只有我的朋友茹尔·盖得、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老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我发表的这个思想。他们发现这个思想对俄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解放运动的今后过程做了新的说明。至于那是我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我在巴黎的这篇演说曾经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当时在我国，人们认为相信工业无产阶级是有害的邪说。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陈腐的民粹主义概念。他们认为产业工人不可能希望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按照当时民粹派的信念来说，他们顶多能够支持农民革命运动。而且这种信念在知识分子中间曾经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任何背离这种信念的看法几乎都被视为叛变革命事业。90年代上半期，“合法的”民粹派在刊物上把我们这些“非法地”宣扬工人等级（像拉萨尔要说的那样）思想的人叫做酒馆老板。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还表示过一个愉快的信念，确信任何一家有自尊心的杂志都不会允许在自己的篇幅上登载叙述我们观点的文字。整整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我们坚定地忍受了最残酷的攻击和迫害。我们具有当年罗蒙诺索夫骄傲地认为是自己个性的一个特征的那种“高尚的执拗脾气”。那么，现在当生活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是对的，当俄国工人阶级真正成了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时，我们会同他断绝关系并且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吗？要知道这个道理怎么也说不过去；只有对心理学毫无了解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胡诌！再说一遍，就是谴责我们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说法。当然，俄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会理睬这种谴责，而把它看成是对于那些连揭发者本人也不能不承认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初的导师们的卑鄙的诽谤。总之，最近几天的事变之所以使我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俄国工人阶级取得胜利，而恰恰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常常不得不回忆起恩格斯的意见：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现在，在不久前的彼得格勒事变之后，我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细心地听取这个意见。他们应当问问自己：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这是任何一个郑重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反驳的。诚然，工人阶级可以指望得到迄今都占俄国居民绝大部分的农民的支持。然而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其次，将来当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以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一点，在掌握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中间大概谁也不会怀疑。由此可见，农民是工人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事业中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如果工人在这一事业中不能指靠农民，那么他究竟能够指靠谁呢？只能指靠自己。但是要知道，象上面所说的，他现在是少数，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多数。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我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想要完成“社会革命”，那么我国的经济本身就会使它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有人说：俄国工人所开始的事业将由德国人来完成。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容争辩，就经济意义上说来，德国比俄国要发达得多。德国人的“社会革命”比俄国人的要更加逼近一些。不过，就是在德国人那里它也不是当前的问题。一切明白事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属于右翼还是左翼，早在战前就都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由于以谢德曼为首的多数德国无产阶级开始支持德国帝国主义者这一可悲的情况，战争更加减少了在德国爆发社会革命的机会。现在，在德国，不仅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希望，也没有发生政治革命的希望，伯恩施坦承认这一点。哈阿兹承认这一点。考茨基承认这一点。大概卡尔·李卜克内西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说，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将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这场内战最后将迫使它从今年二月和三月间所占领的阵地上撤退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俄国被迫所进行的这场战争又怎么样呢？战争既然使得局势极其复杂化，同时就越发减少爆发社会革命的机会，越发增加工人阶级失败的机会。有人反驳着一点说：我们颁布了和平法令。可是，要使德国皇帝服从我们的法令，我们就必须比他更加强大。既然力量是在他那边，那么，我们“颁布”和平“法令”，就无异颁布让他胜利的法令，即颁布德帝国主义战胜我们、战胜俄国劳动居民的法令。我们能不能高兴地欢迎这样的胜利呢？你们自己去判断吧。因此，亲爱的同志们，不久以前彼得格勒发生的事变并不使我高兴，而是使我痛心。再说一遍。事变之所以使我痛心，并不是因为我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相反，而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但现在我看到，上述事变正在把胜利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事变的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悲惨了。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一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糕的是——由一个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政权应该依靠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联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愿意恢复旧秩序的阶级和阶层。我早就讲过这个道理。现在，当工人阶级的政策正在冒险采取另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向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再讲讲这个道理。我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必须使无产阶级防止它很可能遭受到的最大的灾难。完全属于你们的格·普列汉诺夫 |
六欧洲和日本的新转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六欧洲和日本的新转折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德国
英国
总结
1947年后的几年内，除德国外，扩展的速度没有明显的加快。欧洲总产量每年稳定增长7％左右，工业生产增长10％左右（图6.1）。一直到朝鲜战争前，日本没有找到一种动力以避免1947年开始出现的停滞（见第7章）。1951年产量仍比战前低得多。
资料来源：见附录。
从整体来看，欧洲的投资呈停滞状态。积累率没有大的增长。在德国，固定资本总量在1947年减少，随后投资的有力增长也仅使积累率在1950年达到4%——和其它国家相同，但与后来相比就不值得一提了。积累普遍保持在1947年确立的较低水平上（见表6.1）。
图6．2固定资本投资总倾，1947－1951年
指数
（1938年＝100）
表6.1积累：企业固定资本的增长1947—1951年
年增长率百分比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
19473.91.73.91.54.2-1.9
19483.91.83.90.64.6-0.5
19492.92.03.80.24.43.9
19503.62.73.60.64.74.1
19513.62.13.21.55.35.2
资料来源：见附录。
无论是欧洲，或是日本，发展都远不如美国快。1951年美国生产是1938年的2倍，而欧洲的产量仅增长了五分之一。1950年美国的积累率可与法国、日本和德国相比，比英国和意大利高得多。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赶上”美国。
欧洲的扩展是建立在从美国或其它地方大量进口增长的基础上（表6．2）。它不能持久。实际上，1948年进口下降，直到1951年才重新达到1947年水平。同时出口走到前面，1950年重新又达到战前水平，而进口仍低10％左右。因此尽管马歇尔援助允许维持一切必要的进口，但它不能做得更多。出口的增加从欧洲对美国赤字的减少中反映出来（图5.1）。实际上，马歇尔援助的资金不是都用来购买多余的进口商品。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储备从1945年的105亿美元下降到1948年6月的73亿美元，到1950年实际增加了20亿美元。因此，1947年以后的增长既不特别引人注目，也不是基于马歇尔援助进口的大量增加。然而生产率大大提高了。1947年后的4年内，欧洲工业生产率增长了42％。日本实际增加了2倍（图6.3）。这些增长比预期的积累增长更快。
表6.2
贸易量1947—1951年
指数（1938年＝100）
美国欧洲（与欧洲以外国家的贸易）日本
进口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出口
19471302279860115
19481501828878158
194924718289802416
1950174163881052635
1951189195971192547
资料来源：见附录。
图6.3工业生产率1947－1951年
在1947年，大量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大部分欧洲和日本的工业生产低于战前，但工人却较多。由于原料短缺限制了产量，而工人却往往照旧工作。即使象在法国和英国，总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但是雇主想降低就业水平也很困难。在这块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毯中，最基本的线条就是工人就业多于经理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雇佣的工人比以最高生产率生产同样产量所需要的工人多得多。由于工人有效地反对解雇、加速生产和强化生产，生产率下降了。
1947年后的3、4年内，最主要的特点是普遍地企图重新加强经理的控制权，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和日本，其方法是解雇工人，特别是工会中富有战斗精神的分子，并向工会进攻。对工人运动的攻击受到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支持，产生了推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的作用。而造成的失业使劳动力更虚弱了，但欧洲和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分别在1949年和1950年（表6.3）下降，受到中产阶级有存款者的极大欢迎。“金融和社会纪律”的这种恢复是这个时期为50和60年代的大繁荣打下基础作出的突出贡献。因此值得更详细地进行讨论。
表6.3消费品价格，1947——1951年
年增长率百分比
欧洲日本
194725151
19481168
1949417
19502-2
19511115
①1947年数字，系英、法、意三国1947年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见附录。
法国
法国政府部分地而不是全盘地实行了通货紧缩的政策。政府的经常项目赤字在1947年占国民收入的6％。1949年有了剩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947年至1950年间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了四分之一。1947年秋削减了对煤矿和其它工业的补贴，1950年经常性民用开支按实际价值计算低于1947年。
1948年秋对信贷的扩张进行了更强的控制，银行必须购买政府债券作为其资产的一部分，而且法兰西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了限制。批发价格的增长率从1947年的70％下降到1948年的33％；1949年上半年批发价格下跌。1949年工业生产下降。虽然失业估计只有5万人（1947年是1万人），每个空缺的申请者在1948年至1949年增加了近2倍。
利润直线上升，因为生产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增加，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见表6.4）。实际工资在1948年后停滞在低于战前的水平上。
表6.4生产率和工资：法国，1947—1950年
指数（1938年=100）
工业生产工业就业工业生产率实际工资①
1947891049563
194811310810578
194912210911277
195012811011678
①以官方生活费指数表示，1948年后，产品工资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见附录。
直到1947年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使工人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生产有利可图。但是老百姓的反抗日益削弱了这种作用。从1947年起，雇主越来越多地自己去做工。共产党从政府退出后不久，《经济学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
“抵抗运动的梦想已经消逝，法国社会又回到1936年使民族阵线遇到的死胡同。资产阶级不甘心把重大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权利交给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他们今天的反应正象1936年一样，是一种隐蔽的罢工。当时所采用的方式是抛售法郎，购买外币，而今天外汇管制限制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反应是囤积、逃税、拒不投资和挥霍浪费。政府缺少足够的税收，不能使用储蓄，不能使预算平衡，只有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是工人由于物价上涨而感拮据，他们意识到自己有重大政治影响，于是拿起了为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公开罢工的武器，这样通货膨胀的螺旋转得就更快”（1947年7月26日）。
这个僵局在以后的18个月中就被打破了。
1947年秋全国总工会发动了一次争取普遍增加工资的运动，尽管处于少数的社会党人谴责号召总罢工是“多余的”。高涨的燃料和运输价格激发了这场总罢工。
“11月12日马赛市警察当局按照戴高乐派的新市长的命令，粉碎了由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反对电车票涨价的抗议。几个示威游行者被逮捕，激起了全国总工会在马赛司法厅前又召集了一次抗议集会。警察再次出动，这次有一个抗议者被杀。11月14日总罢工使马赛停业一天。与此同时，在法国北部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法国共产党矿工领导人莱昂•德尔福斯从煤矿董事会中被开除时，导致了矿工的罢工。法国总工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它的罢工攻势。马赛铁路工人的罢工成为全国铁路停顿的核心，它从一个铁路中心扩展到另一个铁路中心。接着，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和各分会也举行大规模罢工。11月14日巴黎冶金部门停工（从雷诺公司开始），接着建筑工会、煤气和电力、邮局和码头都关闭了。一声令下，2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罗斯，第52—53页）.
共产党运用了特别有力的策略扩展罢工。矿工中的法国总工会成员拒绝交出安全设备并且利用煤矿董事的汽车运送机动纠察队。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它通过了一项法规，对“干预劳动权力”的人进行严厉惩罚，而且征召了8万名武装后备役军人。警察驱散了纠察线并占领了巴黎发电站。士兵被调去镇压铁路罢工。警察和军队的干涉变得普遍。成百的工人被逮捕并被投入牢狱。罢工人数下降到高峰时300万人的三分之一，12月9日罢工结束。没有实现任何一个要求。
罢工过后，在法国总工会的社会党人的少数派分裂出去，成立了“工人力量”组织，带走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会员（它在城市服务业中特别强大）。几年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乔治•米尼夸口说“由于有了美国工人（底特律和其它地方的工人）的钱，使我们能够在法国总工会中造成一次分裂，建立工人力量联合会，这对我们全体是非常重要的”（沃思，第385页）。
1948年秋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国有化部门中减少10％的就业，并且实行了更严格的工作纪律。法国总工会在煤矿工人中间组织了一次投票，绝大多数矿工投票赞同罢工。但是其他工人没有被说服举行罢工以支持他们。
法国总工会接着号召煤矿安全人员举行24小时罢工，抗议警察的暴行。政府召集这些安全人员，强制他们坚持工作。法国总工会号召他们进行无限期罢工，这对矿井的安全构成威胁。政府于是派遣了部队到矿区，把工人从井口赶走。法国总工会的领导被从煤矿理事会中开除，罢工矿工的家庭补贴也减少了。10月底工人开始陆续回去工作。11月中旬，当罢工持续6个星期时，一千多名矿工被捕，约500名警察受伤。11月30日法国总工会宣布停止了罢工，没有实现任何要求。至少3千名有斗争性的矿工被解散，工会的势力严重削弱。在以后15年内矿工再也没有举行罢工。
使这次罢工遭到失败的一个因素是继前一年罢工之后工会运动的分裂。“工人力量”的支持者想替换属于法国总工会的当地工人代表。据报道，罢工进行当中，弗兰索斯•密特朗代表内阁“和在危机的时期表现出共和派和爱国主义态度的工会组织”举行谈判（《经济学家》，1948年10月30日）。社会党人部长们应对扑灭罢工的活动和粉碎罢工的措施负责。
工人运动的分裂给雇主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直到1946年中期以前，他们还根本没有有力的组织；到1949年他们的组织包括了90％的资本雇佣者。他们能够和非法国总工会的工会一起很快调停争端，并且动用警察恐吓已经孤立的罢工者。“工人力量”的恶毒的反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们反对与法国总工会进行任何联合行动。雇主利用了这些分裂带来的弱点。他们的联合会出来反对签订任何主要的集体谈判协议，这种协议是1950年初通过的法律所允许的。什么协议也没有达成。乔治•罗斯（由于他的原故，上述情况得以发生）总结说：“1944年后法国的工人运动比法国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力，冷战期间法国劳资关系的气氛发生了对工人运动不利的变化”（第67页）。
意大利
1947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从当政的联合政府退出以后，意大利政府立即开始紧缩经济。它在秋天大大紧缩了货币政策，要求银行把大部分资金存入中央银行而不是借给私人企业。第2年银行贷款的增长不到上一年的三分之一。股票价格减了一半。许多商品的价格也下降了，特别是在黑市，由于投机商倾销存货，物价下降更多。1947年至1949年间国家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5％上升到22％，而补助金从5％削减到1％。1948年至1949年经常性民用公共开支下降了四分之一，但是军费开支依然维持着。1947年至1949年间公共事业投资下降了四分之一。
1948年工业生产减慢了。紧缩政策的压力也使物价下降，使雇佣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激增（产品工资见表6.5）。燃料和运输费用也上升，国有化部门的亏损减少，对私人企业利润的挤压加强。1947年破产事件是战前的三分之一，1949年增加一倍，达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
表6.5生产率和工资，意大利，1947—1951年
指数（1938年=100）
工业生产工业就业工业生产率产品工资①实际工资②
194792105888688
19489610591109108
1949105104101117109
1950122102120125113
1951138104133124114
①以制成品价格表示②以生活费表示
资料来源：见附录。
在紧缩前失业者为200多万人，紧缩看来使这个数字没有多大增加。但是雇主利用紧缩的有利条件对车间一级的工会力量发动了进攻，以反对多余的工人和实行合理化。政府拒绝给公司补助金以继续雇用工人；尽管解雇的禁令已被取消，雇主早就成功地抵制了多余的工人。《经济学家》（1947年12月13日）写道，“有代表性的工人”，“雇主对他们不敢解雇，但又拒绝支付工资”。该杂志引用报刊的报道说，数以万计的机械工人处于这种状态。一年以后，《经济学家》的一则报导（1948年11月6日）用这样的标题说明了这种情况的转变：意大利工业中的冷战
意大利的雇主们正竭尽全力把工人减少到与正进行的工作相适合的比例。这种做法加剧了许多工业部门中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员间的早已紧张的关系。但是，把意大利过高的生产成本降下来是必要的。在雇主们中间有一种感觉在增长，这就是他们的地位比几个星期之前加强了，可以一显身手。
但是，工人们正在进行坚韧的持续斗争。上星期菲亚特汽车公司在都灵的米拉费欧工厂（它是意大利最大的工厂，雇员5万人，对国家的出口有头等重要性），因工人采取人所共知的“不合作”办法而陷于解体。这是由于厂方解雇了7名工人。“不合作”的意思是工人拒不去干他份内的任何一点工作。如果需要一把螺丝刀，他就停下来等着，直到螺丝刀拿给他。他故意什么事也不干。当这种办法于去年11月第一次实行了一星期，意大利的工业生产估计就下降了60%。现在菲亚特公司的经理为进行报复，宣布把公司收入的相应损失算在工资的账上。
许多其他大工厂也因受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阻力而受到损失。有一个时期工人们实行了或计划实行每天一小时罢工。上星期斯尼雅•维斯柯萨公司设于佛罗伦萨的皮格那特工厂的经理处在一场被解雇的工人举行的罢工中完全受挫。所有这一切的后果究竟如何尚待观察，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目前意大利工业中的冷战将使人们越来越集中注意力于共产党工会和非共产党工会之间的斗争。
这一重要的工会分裂发生在1948年夏。意大利共产党退出政府后，利用它占优势的影响，使主要的工会联合会（意大利总工会）采取了更富有进攻性的姿态。1947年12月初在米兰发生了“一周大罢工”，反对政府试图调换市长。一个“公民委员会”占领了市政厅24小时。政府开始向北方调动部队。在热那亚、都灵和威尼斯都曾计划举行进一步的总罢工。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果罢工工人“占领了北部平原”，就将把“意大利与西欧切断”（《经济学家》，1947年12月6日）。但是罗马的一次反对失业和支持公共事业工人的总罢工遇到了“警察部队的有效调动”。第二天（1947年12月20日）罢工被取消，而归于失败。1948年4月的选举表明了左翼的软弱，当时基督教民主党获得了48％的选票，而意大利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一起再次获得一半多选票。
七月有人图谋刺杀陶里亚蒂事件发生后，产业工人运动掀起了最大的高潮。《经济学家》（1948年7月24日）叙述当时的反应说：“在热那亚，大约5万名工人几乎立即从工业郊区涌入市中心，缴了值勤警察的械，占据了四辆装甲车，用机枪设起了路障……在米兰，当地工会命令所有工人在他们工厂的岗位上，原地停止一切工作。后来有两个工厂，即摩他糖菜厂和贝济机械厂，静坐罢工的工人被警察清除，被迫开工……北部意大利的铁路线破坏活动在扩展。”
有人断言曾发生过“计划K”的可怕的起义（或计划Z，没有人能肯定）。意大利总工会曾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但三天后又取消了。然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多数号召罢工的决定却为基督教民主党人在意大利总工会中的分部进行分裂提供了借口。正象法国的“工人力量”组织一样，美国工会提供的金钱帮助了它的成立。到1950年，意大利总工会失去了大约100万会员。雇主们对意大利劳工联合会多方面给予优待，在随后几年内签订的几个全国性协议中和在地区性协议中，莫不如此。这些协议“往往规定由公司向工人赠予，而不是由工人提出要求，使全国性非共产党”工会或工贼工会受到许多公司的鼓励（见B．萨尔瓦迪，第208页）。
当1949年后生产有了迅速增长时，紧缩政策和雇主攻势的效果显示出来了（见表6.5）。生产急剧上升，而工业就业人数却没有增加。劳动生产率上升到比战前高三分之一的水平。由于工业积累率低（表6.1），生产率的提高大部分是由于劳动强度提高。紧缩对利润产生的暂时不利影响很快得到扭转。到1951年，工人为他们的雇主所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他们的雇佣成本（产品工资）两者之比，比1938年墨索里尼时期更对雇主有利。
政府实行紧缩政策时，显然选择了浪费马歇尔援助的作法。在1948－50年间，欧洲复兴计划的赠款每年2.5—3亿美元，但这笔钱不是用来进口，以重建和扩大生产能力，而是全部甚至更多地当作黄金储存起来了。储备额从1947年9月的7000万美元增长到1949年12月的8.85亿美元。政府也没有力争得到更多的马歇尔援助，到1951年底共得到13亿美元，稍多于法国所得总数的一半。
这种紧缩政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经管马歇尔援助的委员会所受的指责尤为激烈。意大利银行对此提出了一份很长的国家对工业援助的名单（据说相当于1945—1951年工业投资的10－15％，或“对等基金”拨款的1／3）。后来评论者把紧缩说成是对中间阶级和农民的一大胜利，因为他们的薪金和储蓄受通货膨胀之害最大。这些阶层在1948年的选举中跟在政府后面摇摆。但是紧缩也起了另一种、而且是更重大的作用。它造成了一种经济气候，在这种气候中，资本家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将来的积累再次加强控制。这是1947年以后所完成的基本任务。意大利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表明在这些年中社会和财政纪律的需要如何比实际恢复更占优先地位。马歇尔援助原来是美国全心全意支持达到这种目的象征。
日本
美国占领当局成功地禁止了拟于1947年2月发动的总罢工（见第四章），以此表明它能够有效地干预任何重大的工人运动的进攻。1948年7月麦克阿瑟“欢迎”政府雇员将举行的一次有威胁性的罢工，他在给政府的指示中，宣布公共部份的工人无权罢工或采取破坏性手段。对此工人的反对仍然是无效的。一场计划中的邮政工人的抗议，由于得不到支持而被取消。
然而，当时的形势是一种僵持局面，而不是牢固的资本主义统治。公共部门的工人之所以要罢工，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既落后于通货膨胀，也落后于私人部门工人的收入。正如当时《经济学家》的说明那样：“日本的私人资本主义……证明能够非常适应新秩序：为了避免麻烦，许多工业家们不仅同意大大增加工资，而且把专职工会干部仍列入他们的工资名单之中，并向他们提供办公室和印刷设备。结果，私人工业中的工资增长率和工会的特殊待遇都大大高于政府雇员”（1948年8月28日）。
这种“适应性”是软弱的表现，而不是强有力的表现。劳动生产率仍低，说明雇主无力削减劳动力。1948年，只有一家大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强制性裁员，在此之后，它被“4辆美军坦克，1个机动连，2架飞机和1800名武装警察”所包围（丸河内等，第336页），公司利润根本不能增长。1948年利润占生产的比重不比1947年高多少（见表6.6），公司保有的利润（扣除折旧之后）是不存在的。
表6.6日本的利润、工资和生产率1947——1951年
利润比重①实际工资②③工业生产③工业就业③工业劳动生产率③
1947830379539
1948946559657
19491566719773
19502285849886
19512692114101113
①净利润占公司生产的百分比。②以生活费表示。
③指数1934－1936＝100。
资料来源：见附录。
政府担负一半以上的投资，并为其余部分提供大部分资金。复兴财政银行是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在1947年和1948年间，该银行的贷款相当于私人投资的40％以上。美国提供34亿美元左右的赠予，以支付必需品的进口。而政府，实际上，就把相当于这些美元的日元对等资金用于向私人资本积累拨款（在1947—1948年支付差额相当于私人固定资本投资的55％左右）。私人固定资本投资达到了战前水平的80％，这可能是因为通货膨胀（1948年约达80％）使借贷便宜。但是1948年积累总额的一半以上是以增加存货的形式进行的，这部分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这种重建库存既反映了又加剧了通货膨胀。食品短缺仍然是一个问题。农民不能保证用大米换到足够的消费品，或换到能保有购买力的钱，就宁愿“把他生产的东西更多地在自己家庭中消费掉，或尽可能地拿到黑市上去，那里的价格波动在官价的10到100倍之间”（《经济学家》，1948年1月17日）。
这样，形势就成了僵局。工人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排除占领当局强加的禁止他们采取决定性行动的阻碍，私人资本过于软弱，不能重新对工厂进行控制。而政府也不能采取坚决的行动来稳定金融体系和推动积累。
在1947和1948年间，美国有一种想法，它应当进行干预，以打破僵局，并使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活力，以加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1948年初，乔治•凯南建议停止分散化情况，推进经济恢复，并扩大一些城市中的警察人数，这些城市中“共产党的活动已成了最尖锐的问题”（凯南，第390页）。1948年底，占领当局按照一位著名银行家的建议，提出了一项九点稳定计划，包括平衡预算，控制工资和物价，延长工作时间和进行大量解雇。另一位银行家，约瑟夫•道奇于1949年初派往日本来检查这一计划。政府开支，特别是工资、补贴和失业津贴要削减，以平衡预算。国家赠款必须限于“那些有助于使日本经济稳定的项目”（S.鹤，第9页）。工资的增加只能作为生产率提高的一种鼓励。
实行“紧缩措施的直接结果”是约70万工人被解雇（莱维纳•第73页）。道奇非常明白他干的是什么事。他指出，“生活水平也许己经过高”，多一些失业“反而会使劳动效率提高，并使生产增加”（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522—524页）。私人部分对政府的这种提示的反应，《经济学家》的记者说得很清楚：
“在‘打倒共产主义’的声嘶力竭的民主叫喊声中，日本的雇主们急忙降低工作条件和工资等级，并把摇摇欲坠的日本工会运动撵出去。他们已经从目前实行的精减工人的计划中尝到了甜头，这个计划是按约瑟夫•M•道奇先生的一道来得太迟了的严肃的命令进行的，道奇先生是华盛顿派往东京去加强经济改革的一位底特律银行家……由于公共服务部门和大企业解雇了数以千万计的多余雇员，日本的失业者预计可达400万。而政府只是笨拙地为减轻失业和重新吸收工人就业的工作进行辩解……
“共产党威胁说要发动‘夏季革命’、‘8月劳工攻势’（现在这个攻势已改在9月，或者也许是10月），以及从日本的一头到另一头的罢工计划。但当解雇通告发布后，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但是后来，当一名年老无辜的、技术上负责裁减多余铁路员工的铁路行政官员被发现在东京路轨上被肢解成好几块时，即使言辞也不激烈了……群众对共产党人的反感，特别是被解雇的铁路员工，是强烈的和带有自发性的。这是七个星期以前的事，没有人被逮捕。铁路员工，也象其他被解雇的工人一样，在震惊的公共舆论下后退了……
“现在，雇主们与政府一起，以东方的权术和假仁假义的机会主义手法利用着这种形势。本星期，日本雇主联合会在一份充满虔诚的辞句和厚颜无耻的伪善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准备为全国雇主所采用的建议，这些雇主们为工会的存在所牵制，不管这些工会已为共产党渗透与否。他们在报告中说：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认为一个雇主感到他的雇员缺乏与他合作的诚意时，能否将他解雇，是一个法律问题。然而，最近铁路员工的大量解雇提供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先例。我们有权解雇所有那些有干扰企业正常管理行动的人，或那些帮助他人采取这种行动的人……
当第二工会成立时，其目的是与实际情况相协调，采取适当的劳动管理办法，以改进企业状况，则雇主应优待这个第二工会，不管它的会员人数多少。
“其他有用的意见是鉴于国家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需减少退休金，修订劳动合同，限制工会会员，以及用其他方法加强工会的民主化，把工会干部列入第一批解雇职工名单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通常认为是附带的。最后，雇主联盟热情赞扬了政府提出的一项很值得注意的立法，该项立法授权警察，当发现有匿名的工会会员被控犯有暴力罪行时，该工会领导人同样受逮捕和惩处”（1949年9月24日）。
此外，“雇主们也成功地致力于制造工会的内部分裂，方法通常是把一些中年工人从免职名单中抹掉，并给他们大大增加工资”（同上）。
1950年，占领当局煽动起一场“红色清洗”，1万2千名共产党员被解雇，1万1千名是从私营部门解雇的，包括2500名工会干部，共产党统治的工会联合会“产别”被破坏。一个原先在反共的“民主联盟”基础上的新联合会建立起来。罢工天数减少了一半，其中四分之三是在煤矿，那里雇主削减了10％的工人。
1949年随着信贷膨胀的停止，生产也停滞了。登记的解雇人数从1949年初每月不到2万人，增加到1950年3月的每月8万5千人。然而，企业固定资本投资仍然稳定，尽管库存的增加急剧减缓。1949年利润有所增长。但是1950年和1951年由于生产超前而就业人数事实上没有增加，雇主得到了实际利益。1951年工业生产率大大超过战前水平，而实际工资却远低于战前水平。利润所占的比重非常高（见表6.6）。
德国
看来德国是一个瘫痪的经济因马歇尔援助而得到拯救的明显实例。1947年的工业生产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左右；到1951年已经超过了1938年的数字。但是恢复只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具有象征性。盟国决定在他们管区内完全恢复德国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关键。其他各种结果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分割。任何使俄国占领区合并为新德国的体制，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体现于东欧业已建立起来的实际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化。但是西部地区的工人运动必须去掉工业社会主义化的概念。这意味着西部是市场经济。管理的混乱、黑市交易和以货易货现象必须清除，货币必须恢复它作为经济生活的第一主宰的角色。显然，工资必须发现金，并到商店中去购买物品。但是工资也必须控制在一个“现实的”水平上，以与工人的生产相适应。换句话说，利润必须恢复到一定水平，足以使德国资本家已经动摇的信心得到恢复，并恢复适当的积累。马歇尔援助的美元，如同在意大利一样，体现了美国对这一目标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但是他们的直接经济贡献却是第二位的。
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具有决定意义。从马歇尔的讲话到为恢复德国经济而实行有效措施之间有一年的间隔，这是为了使法国接受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德国，采取各种策略以谴责俄国人的分裂，等等。
1948年初情况仍然混乱。《经济学家》报导说：“连续三年，食品危机使鲁尔处于暴乱和失空［疑为“控”——校者注］的境地。当局长期不兑现它在最近几周内对油脂配给的允诺，导致许多城市、工厂和矿山发生罢工。如果不是德国工会的领导的大力阻止和表示负责，就很可能发生全面停工”（1948年1月24日）。事实上，共产党人在鲁尔工会会议上号召本月底举行罢工遭到挫败。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勃克勒说，“那不能多带来一粒米或一片面包”（施密特，第141页）。同一篇《经济学家》的报导解释为什么货币改革是重要的：
“在法兰克福人们说有这么一件事，汉堡的一个德国企业家发现他的工厂因缺少水泥而停了工。于是他就开动他的汽车，用黑市汽油从汉堡开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在黑市上买了几盒巧克力，这种巧克力在商店中卖给美国兵是每盒1.05美元，而非法卖给德国人则是250马克。他带着这些巧克力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把这些巧克力换成丝袜子，私运到苏占区。从那里又到了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在那里他用这些袜子向一个农民交换黄油。他把这些黄油放进车里，一直开回汉堡。在那里他把黄油换成水泥。
“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说下去，这位汉堡的制造商在他的工厂中会生产出足够的东西，使他能换到足够的食品和物品以维持他的工人和他的家庭的生活，并弥补他按战前的固定价格合法出售部分产品所受的损失。然后，他注意到计划今年春天要实行货币改革，他的很大一部分现金和银行存款会被一笔勾销，他就把他剩下的货物和原料存了起来，尽可能不使当局察觉”。
控制了两区执行委员会的基督教民主党起初曾宣布支持国有化。但当国有化处于逆境时，他们又拒绝行动，宁愿让混乱局面败坏计划化的声誉，并为不受阻碍的自由企业铺平道路。他们找到了阻止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借口，一度宣称该幢建筑物已卖给业余剧团。一项要求房产主申报物品储存的法律根本被忽视：在法兰克福发出了35万张调查表，只有14张寄回来。有些德国社会党的领导人宁愿“推迟”（也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化的要求，并与基督教民主党结成联盟，但整个领导仍表示反对，唯恐这样的联盟会给共产党人以借口，说德国社会党背叛了工人的利益。
虽然勃克勒于1947年9月曾经说，不管马歇尔计划有什么意义，“工会将以更大的努力继续为社会主义化而斗争”（施密特，第116页）。党没有做什么事来鼓励这种行动。工会领导不得不在1948年6月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表示支持马歇尔计划，尽管事实上这些领导“正确地认识到马歇尔贷款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要求放弃或推迟工会提出的在关键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计划（格雷夫，第59页）。军事当局确实是立场完全明确。他们继续阻止各地试图通过工业社会主义化的法律，或大大扩充职工委员会的力量。1948年春，英国当局在美国的压力下，拒绝接受在包括鲁尔和北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在内的地区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化（意味深长的是，基督教民主党那时取消了他们过去对这种措施的支持）。美军司令克莱也阻止了黑歇政府在德国社会党支持下通过的一项法律。要求在诸如生产方法之类的问题上给予职工委员会以决定权。
经济呈现僵局。市场不允许自由起作用以便让它自行推进恢复。货币改革打破了僵局。所有个人和组织都必须登记他拥有的现金和银行存款。这些都按为人所知的比率（100德意志马克换6.5德国马克［注：德意志马克（Reichmark）为1925年至1948年的德国货币。德国马克（Deutschmark）为1948年开始至今所用的德国货币——译者注。］换成德国马克。所有个人都分两次发给60德国马克，企业则每一雇员均发60德国马克（约等于一周的工资）。而国债简单地一笔勾销，私人债务则以1比10的比率换算。对政府债务的持有者实行这种严厉的歧视，据说是由一种“战争负担平均化”方案所弥补，其中涉及对那些拥有资产者的税收，这些人的实际资产（如股票）在改革中未被触动。差不多所有制品都取消了价格和数量控制（衣服和鞋仍实行配给，但其价格则解除控制）。食品、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和租金仍然实行价格控制（虽然往往是敷衍塞责）。货币改革后不久，工资也取消了控制。
按现行价格，流通中的货币与生产之比下降到只及战前水平的大约三分之一。原来缺乏现金的企业开始出售库存。以货易货现象消除了。黑市价格下跌。“家庭主妇在大街上溜跶，惊奇地瞅着商店的橱窗，——鞋，皮手袋，工具，童车，自行车，篮子里的樱桃”（《经济学家》1948年7月3日）。同一报导还说明，旷工现象大大减少，据纽伦堡的制造商说，从18％—20％减少到2％—3％。“生产重型机器产品的厂家，由于不能用这些东西支付工资，也难以去换其他实物，在纸烟流行的那些日子里，没有工人愿来工作：而在使用新货币的头一个星期，一个重型变压器和电动机的制造厂就总有一队找工作的人。”
但是黑市的萎缩并不表明价格的暴跌。消费者由于商品奇缺和担心随着改革而使金融资金进一步受损，胡乱地花掉他们手头的现金。企业从那些分配到过多储备的银行借款。英国军政府很难加强人们对货币的信心，它在11月指出“德国马克的将来是件很使人担心的事。”同一报导继续说：“艾哈德博士期望解除价格控制将会形成一种正常的竞争价格结构，这一期望由于一些企业家的活动而落空。而他正是对这些企业家十分信任的。他们不是面向价格竞争，而是合伙实行‘价格纪律’，换言之，用以保证利润不因外部有人削减生产成本而降低”（《经济学家》，1948年11月27日）。
利润是高的。1948年下半年劳工成本（产品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大致与1938年相似，这两个变数都大约为战前水平的60％。这一比率在随后两年的扩张中继续保持着，而在1951年，甚至变得对利润更为有利（见表6.7）。
表6.7德国的生产率和工资，1948—1951年
（指数1938年=100）
工业生产工业就业工业生产率产品工资实际工资
1948（下半年）61103596475
194975108697485
1950941148284101
19511131249180105
①以制成品价格表示。②以生活费计算。
资料来源：见附录。
1948年原料和其他投入的成本比产出的价格为低也有助于维持利润。囤积了大量存货的资本家也获得了意外的利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报告说，在“货币改革后的第一年，利润与工资和薪金相比已高于战前”（1935年，第74页）。中央银行1948—49年度报告也承认，“在许多生产行业，价格的提高已超出因高成本而进行的调节，结果在许多情况下获得了大量利润（1948—1949年，第5页）。
既然利润提高，1948年投资增长了一倍多就不足为奇了。当年投资的增长集中在下半年，许多投资用来建造“豪华的旅馆，饭店，电影院和商店（贝洛夫，第84页）。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低工资“使人数很少的阶级享有其他多数欧洲国家闻所未闻的高度奢侈消费，这与工资所得者的低生活水平形成尖锐的对比”（1953年，第75页）。
生活费的上涨比工业生产价值为小（例如房租就上涨很少）。这样1948年的纳税前工资的购买力就达到战前的四分之三。但是税收剧增，使可支配的净支出大大减少。到当年年底，食品和其他管制食品的黑市重又出现，使官方生活费指数越来越不可靠。8月份工人举行了反奸商的游行，鲁尔曾发生罢购运动。在斯图加特这种情绪特别激烈，好几天实行了宵禁。11月12日约有900万工人参加了一次24小时的总罢工，反对物价上涨和物品短缺。
这种情况越来越威胁着经济的恢复。德国社会党和工人运动主张用国有、工人管理、生产的实际计划化和物价管制来限制市场。这种解决办法至少会拖延不受限制的德国资本主义的恢复。为了实现这种恢复，需要有“社会和金融纪律”这样的资本主义方法。当局对此很清楚，他们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实行货币紧缩政策。银行贷款受到限制，方法是责成银行保有的储备增加一半，并禁止进一步发放贷款。生产减慢了。物价稳定下来，然后下降，生活费在1941年内下降了7％，企业破产数增多，失业者大增。
失去工作的人数已正式从1948年6月的50万人增加到12月的75万人（就业人数继续增加，但是更多的工人现在寻求正式工作，以便得到保有实际价值的现金）；在1949年，工资就业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正式失业者增加了一倍，达到挣工资和薪金人数的11％。农业地区的失业水平比工业区高出两倍。但后者增长更快，达到了6%。难民的失业率约为本地人失业率的3倍。
就业人数并没有因生产下降而减少。生产只是在1949年中停滞了一个时期。雇主利用信贷紧缩和需求减弱的时机进行改组，“工业合理化的过程（它包括重新装备，采用节省劳动的方法和机器，更多地替换效率低的工人）在迅速进行，它不仅排除了工人，而且阻止了这些被解雇者的再被吸收”。（海勒，第534页）。到1949年底，工业生产比一年前增长了1／4以上，但工人没有增多。大量生产能力过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估计1949年工业可能多雇佣100万工人，因为现在它的生产能力只利用了75％。1949年夏季实施的一项进口自由化政策，进一步迫使雇主实行合理化。甚至在1949年和1950年，德国从欧洲进口的一半已经自由化了。失业人数的激增进一步削弱了工会，工会的基金在货币改革中几乎荡然无存。由于只有1／4的工人获得提高工资15％（这是1948年4月由军政府批准的），10月取消工资控制（当时失业已在在上升）没有产生威胁。由于实行反共产党的组织措施，工会中有战斗性的会员的地位被削弱，例如，冶金工人工会改变了它的组织原则，从按工作地点改为按地理区域或行业；到1948年底，全部德国共产党党员都从鲁尔矿执委会中选掉了。
低工资造成了高利润，而高利润又促进了投资。1949年底以后生产迅速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使实际工资增长，而盈利不受威胁。工会的软弱状态和实际开支的增长缓慢，保证了要求增加货币工资不会有损于这样的高利润。企业投资额在1949年翻了一番多，使积累率一年提高了大约4％。虽然德国马克在1949年对美元的贬值程度低于英国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见第七章），很低水平的实际工资促使在朝鲜战争的繁荣条件下出口迅速扩大。在1948年到1951年间，出口总额增长了5倍，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有助于维持生产的扩大和保证把增加的利润用于投资。对投资特别有利的税收减免，以及货币改革消除了利润税负担，也都为增加了的利润用于扩大投资开辟了道路。货币改革后两年半时间内，70％的投资是由公司保留的利润拨款的。到1952年，积累率提高到6％（见表6.1），为德国的欧洲竞争对手的3倍，为美国的2倍。
马歇尔援助的作用是有限的。外援于1948年达到最高点，为10亿美元多一点（真正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很少）。1949年当马歇尔援助充分展开时，仍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这两年内援助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为1948年总进口额的三分之二，但到1949年这个比重下降到不到一半。1951年不到十分之一。美元确实支付了原料的进口，这在1948年和1949年对生产的扩大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的实际程度比总数字表明的小。由于德国煤炭出口价格低，损失了大量外汇（1950年和1951年达1亿美元）。当时要求德国必须使用收费更高的荷兰和比利时港口，如何利用马歇尔援助也受限制（见第五章）。到1951年出口已能完全支付进口的费用了。
“对等基金”在投资拨款中起了一些作用。由于当局极不喜欢赤字财政，作为美元进口的“对等基金”的德国马克，对政府来说，利用它来对基础部门（燃料、运输和钢铁）的一些投资进行拨款，也是“不错的”。但是即使在1950年，这些资金的使用达到顶点时，也只占总投资的9％。在货币改革后的6年半时间内，它只占总投资的3％。无论如何。用于投资的这笔对等基金大大少于德国政府（以德国马克）向占领军支付的开支。这笔开支在1949—1952年约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为用于投资的对等基金的12倍。当然，德国也因此而得到了“防务”，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要比占领国小。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笔开支是强制征收用以支付占领军的费用，它大大超过了用于投资的对等基金。
因此，马歇尔援助提供的美元只是在1948—1949年有暂时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援助所表明的美国方面所承担的义务，即恢复摇摇欲坠的德国（西德）资本主义。1949年8月第一次议会选举说明这种恢复的成功。德国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一起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而1946—1948年的全国选举中他们的选票要占44％。
工业的社会主义化，特别是鲁尔的基础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在1947年以后被有效地排除了。尽管冶金工人工会在1950年威胁说，如果旧企业主回来，企业就将停产，但旧企业主确实又掌握了企业。旧的股东在新公司中分配股票，虽然持有多股受到限制。这样，鲁尔的钢铁厂和煤矿的所有权更稍有分散。但是工人坚持要求对工业的共同决策权。《经济学家》报导说：“在德国，工会作了很大的努力以共产党员的队伍而自豪，却发现他们自己被推到幕后，美国军事政府奉劝他们集中他们的努力于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上……工会领导人担心如果工人在共同决策方面没有从西方大国那里得到满足，会走上共产主义的方向”。（1949年5月14日）。
1950年冶金工人工会在钢铁厂中获得了96％的赞成票，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举行罢工。93％的矿工投票支持这一斗争。经过阿登纳总理的干预，雇主同意给予工人在监察委员会中的平等权利。这是一种策略性后退。正如钢铁管制委员会的负责人所说，工人委员会“要求有权干预工厂的行动，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让工人和工会负有一部分这种责任要在排除工业中的劳工纠纷的道路上走很长的道路”。（斯彼罗，第33页）。职工委员会的职权只限于地方工厂和个人事务。1946—1947年的关键性要求是在生产方式、方法和安排、投资、销售、定价和合并等问题上与雇主享有同等权力。但一点权力也没得到（见第9章）。这些要求与完全恢复资本主义不一致。当这些要求被搁置一旁，只获得了一个大打折扣的共同决策的制度时，战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必定遭到遏制。
英国
马歇尔计划宣布后，英国政策的变化比欧洲大陆和日本都更缓和，因为它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不大具有威胁性。政府想办法把资源从消费（私人消费和社会服务消费）转向出口和投资（见第4章），虽然工人的消费增长很慢。到1948年并不比战前高（见表6.8）
表6.8英国的利润和工资，1938—1951年
利润占国内净产值的比重生活水平的指数
纳税前①纳税后②未分配利润③实际工资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个人消费
193812.59.87.7100100
194512.3——12190
194613.06.26.5120100
194711.83.95.5122102
194814.06.17.7124102
194913.76.47.7128103
195013.25.07.9128105
195114.64.57.3128105
①公司资本消费和库存增值而得到的净利润。
②上项（1）减去（英国）公司收入税。
③库存增值和总资本消费的净利润未分配部分。
资料来源：见附录。
第一个运动发生在1947年秋季，当时试图使英镑可兑换成其他货币，对此美国曾答应给予美元贷款，但几个星期后就取消了。政府实行了紧缩预算的政策，以减少国内消费。它还千方百计地想多赚美元。
政府过去曾限制殖民地在伦敦借款以兴建基础工程的能力，现又屈从于一股援助殖民地发展的热情，特别是为了适应帮助英国平衡收支的需要。这个计划多少带有灾难性。最具冒险性的是坦干尼卡（坦桑尼亚）的花生计划。该项计划花了4000万英镑，生产的花生却比如果买来种的还少。
1948年2月关于限制工资的含糊不清的号召为一个更为坚决的关于个人收入、成本和物价的公告所代替。这个公告要求制造商不得因工资增长而提高物价。实际上这个法令不是一个加强工资限制的有效办法，却是对右翼工会领导的有力支持。在1949年英镑贬值时，关于限制工资的号召为工资冻结所代替，这再次受到工会领导人的支持。职工大会要求实行各种退让，以换取维持冻结工资，包括继续实行食品补贴，房租管制和社会服务开支。这些办法大部分在工党政府的最后三年内都部分地打了折扣。但是工资的冻结造成了重大影响。实际工资率从1946年到1951年连续下降，虽然由于加班加点和通过地方性协议，收入有缓慢增加。按人口平均的消费也有所增长。这个政策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取消了。1950年9月工会代表大会的年会不顾其总委员会的劝告拒绝了工资限制。
1305号命令的继续实行是工资政策的背景，该命令的反罢工条款于1949年第一次援用，当时一些煤气维修工人被起诉并被判处一年监禁。其余工人回去工作，处罚从轻为交纳50英镑罚金。第二年又试图用这一命令反对伦敦码头工人，但由于工人阶级自发的反抗而未成功，后来该命令终于撤消。
1948年除工资被压低之外，工人的社会计划也开始削减。住宅建筑的目标缩小了。教育和保健的未来开支计划也是一样。作为保健服务的基础的免费医疗原则也被取消了。预算实行一先令的处方费。在1949年秋季英镑贬值后，政府开支进一步砍掉8.5％。1949年前保健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但在那以后停止增加。
政府于1948年12月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试图明确规定国家开支项目的重点。在10年期间，根据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要求，作为纳入马歇尔援助的一部分，达到了这一点。它计算了如果投资（公共的和私人的）和经常性国家开支目标都达到，消费的增长率应限制在怎样的程度之内。计划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消费将增长5％，投资的比重是20％。
这份文件很少有或者没有实际效果。但它确实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消费是理当控制的主要开支领域，以便使其他开支项目得以实现。据此，工资控制是很重要的。
工党政府没有试图实行经济计划化，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它明确地拒绝真正的经济计划，认为那从来就是反民主的：“要制定稳固的和确定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其他进步的方法，因为……各种政策只有得到各阶层人民和个人的自愿合作时，才能实现。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能够有效地采用的管理方法是有限的”（1948年白皮书，普里特，第283页）。
1949年9月，由于英镑出口收入（特别是英帝国出口的原料）受美国衰退（见第七章）的冲击，英镑从4.03美元贬值到2.80美元。这些，再加上同时实行的工资冻结和开支削减，为收支地位的根本改善铺平了道路。1948年利润剧增。并且在工党政府的任期内的其余时间一直很高。
除了工党政府向袒护企业的政策后退外，还发动了一场反对工会中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1947年秋，随着新成立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实行更富进攻性的路线，英国共产党开始采取反工党政府的立场。在1947年底，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通告，它事实上敦促各工会辞退共产党员干部：“我们能预计共产党及其跟随其者发动破坏运动……我们能预计他们试图鼓励工厂中的不满情绪……我们能预计他们试图加强搞垮和破坏工人运动”（普里特，第160页）。1948年春政府宣布对民用服务部门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洗。《经济学家》报导（1948年10月23日）说：“共产党在英国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和领导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头等重要问题。如果共产党的影响足够强大，法国发生的事在这里也会发生。”它指出，矿工有一名共产党书记，他把马歇尔计划说成是“用牺牲工人阶级的办法，以美国的模式重建欧洲”，威尔士和苏格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是这样。在机械工程工会的7人全国委员会中有两人是共产党员，4名全国组织者中，有3人是共产党员，电气工人不久前选举了共产党员当主席和书记。运输工人工会的执行委员会38名成员中有8名是共产党员，建筑工会的主席也是共产党员。《经济学家》提醒职工大会进行干预“以结束共产党工会干部的令人可疑的地位”。1949年7月运输工人按照职工大会的信和反共通告的精神，带头阻止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这标志着左翼力量的重大削弱。据说“当会议通过决议禁止共产党担任工会的领导时，当他们的总书记在作高度负责的讲话，说明稳定工资的必要时，伦敦码头的许多工会会员坚决拒绝听从让他们回去上工的规劝。”（《经济学家》，1949年7月16日）。
该刊同期报导说，“在工会官员中间，有人支持法律禁止非正式罢工”，这指的是重要部门，但鉴于码头工人的罢工方式，法律的威胁并不起作用。“没有哪个部门的工人像码头工人那样由于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使自己的工作条件得到重要改善。但结果如何呢？效率和责任心全都大大下降。”尽管有反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有右翼领导实行的控制，英国的雇主从未对工人运动发动像法国、意大利、日本或甚至美国那样的正面进攻。这从长期看确实会使雇主变得软弱。他们满足于瓜分国内和大英帝国的市场，不实行反工人运动的那样“合理化”运动，而这种运动却是欧洲大陆和日本在50年代出现投资高潮的前提条件。
总结
自从实行马歇尔计划后的几年内发生了许多事。美国认识到重新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要求它全心全意地支持各国恢复“社会和金融纪律”，因此，它准备推迟让外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苏联安全地置身于它的东欧掩体之中。苏联的势力范围比美国起初预期的更加牢固地团结在一起，但它也比美国后来所担心的更有局限性。而对苏联的敌对态度证明是反对工人运动的一个有用的武器。殖民地革命在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帝国主义在别的地方开始成功地把争取政治自由的运动与持续的经济统治结合起来。
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工人运动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被迫从1945年他们在基层和政治上所占有的明显的支配地位大步后退。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大大有利于雇主。利润已可与战前水平相比，甚至在过去曾受法西斯辖治的国家也是这样（见图6.4）。在英国，发展不那么大，但也是决定性的。在1945年许多人曾经相信保守党人永远不会再执政了。事实上，起初一度是多数的工党政府之后，却有13年之久的保守党的牢固统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消蚀。美国工人运动在战后的攻势在恶毒的反共气氛中受到遏制。
这样，新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条件已经建立，并打下了50年代和60年代大繁荣的基础。但真正出现繁荣还需要有几年的时间。
图6.4a盈利1945－1951年①
指数战前=100
①以战前（一般为1938年）为100的利润份额指数，
资料来源：见附录。
图6.4b盈利1946——1951年①
指数
战前=100
①以战前（一般为1938年）为100的利润份额指数
资料来源：见附录 |
妇女运动概论（杨之华，192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妇女运动概论
杨之华（亚东图书馆，1927年）
目录
序
（一）妇女运动的起源
（二）妇女运动的意义
（三）近代西欧妇女运动之概况
A法国妇女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与妇女
B英国妇女运动——立宪派之妇女参政运动一
C美国妇女运动——立宪派之妇女参政运动二
D德国及北欧的妇女运动——女性派之母性保护运动
E俄国妇女运动——无产阶级革命与妇女
F妇女之国际运动
（四）中国妇女之过去与现在及其将来
（五）中国妇女之状况与国民革命
A宗法社会下之妇女
B资本主义下之妇女
C中国妇女与国民革命
序
在阶级社会未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未废除以前，人类整个地总是在黑暗的、不完善的、无趣味的环境中过生活，这种生活的历史可称之为不光荣的历史。当我想起历史上血迹的污痕，现在种种为人类所不应有的种种惨象，不仅时为之心神战栗！喂！好可怕的人类生活。
在这种可怕的生活中，一研究起来，我们更觉得人类的一半——女子的生活尤其可怕！经济的压迫，法律、政治、宗教等等的束缚，家庭制度的不良，虚伪道德的威权，……简直使得女子陷入很深的非人的生活的惨境。在大体方面，我们稍有良心的人们应该努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在局部方面，我们爱光明的人们更应该辅助被压迫的妇女努力于解放运动。倘若人类的一半没有解放的希望，那么我们所谓的全人类的解放不是妄言么？
不过妇女运动并不是单独可以解决的，可以完成的；它是与整个的社会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生活黑暗的原因，是由于阶级社会的构成，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倘若这两者消除以后，我以为全人类解放的希望一定可以达到，而妇女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因此，注意妇女运动的人们，应知道阶级社会与私有财产制度，是全人类的公敌，尤其是妇女受压迫的来源；倘若这两者不消除，全人类永无走入光明之道的可能，而妇女更永不能逃出黑暗的生活。
我友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女士，最近著了一本妇女运动概论，我读了之后，觉得她的观点非常正确，实可为妇女运动的指南针。她的妇女运动的意义、历史及现代中国妇女运动所应走的道路，在这一本小册子里说得清清楚楚，给与一般注意妇女运动者一明了的概念。中国近年来谈妇女问题者颇不乏人，有的主张什么女性中心说，有的仅囿于什么妇女参政，大半都不明了妇女运动应有的对象。之华女士独能将妇女运动与整个社会运动联合一起，指明妇女运动与社会革命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确对于现代妇女运动有莫大的贡献。这本小册子虽然是很小的，然而它的意义，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恐怕是很大的吧。
之华女士本身就是一个妇女运动的对象。她本身出身于富有的家庭，而现在居然以娇弱之身，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参加一般的劳动妇女解放运动及种种革命的、光明的事业……呵！光荣的女性！女性的光荣！
我相信中国妇女终有解放的一日，而之华女士的这本小册子及之华女士的个人，将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
蒋光赤
（一）妇女运动之起源
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中之一，所以妇女问题与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种环境都有密切关系。就是妇女运动的发生以及其发展也各有当时社会情状的背景。社会是动的不是静的，时时在那里变迁而进化的。因社会状况变迁和客观环境的要求，才有这妇女运动的产生。但是我们要知道妇女运动产生的起源不得不从原始时代来说起。
原始时代家庭的普通形式，就是家长多为母而非父，这就是所谓的“母系家庭”（MetronymicFamily），儿女跟着母亲的姓氏，由母亲传授产业。例如北美许多的母系家庭是很发达的，乌拉圭的印第安人，就可以为母系家庭的榜样；他们各族中的政府，大部分操于“女议员”之手，而这种女议员，是由每族的男子所推举的。
但到牧畜时代，父亲就成为家庭中的重要分子了，因为兽群的牧养要依赖广大的土地；于是人民的小团体要互相分离，出现移民的情形。移民之时大家族分裂，女子的权利，便低了许多。
况且牧畜经济之下，男子在交易和战争的任务中得到很大的势力，自然而然地超过女子，同时管辖家庭重要工作支配一切，儿女承继父亲的姓氏及其他的产业，长子常做家庭的主权者；并在战争中所俘获的妇女一任他们的捕获者所支配，或为奴，或为妻妾，这样，母系家庭一变而为“父系”或“父权”家庭（Patronymicorpatriarchalfamily）。
据研究原始人民生活状况的学者所说，在原人时代，男女做事不分界线，无所谓“男主外女主内”。但从牧畜和农奴时代起，即从原始的大家族进于部落制度，发生了许多对外的事。而女子因怀孕、哺乳及家庭一切事务等等关系，常常不能在外活动，于是逐渐形成男女分工局面。后来文化愈进社会组成愈复杂，家庭的事务愈繁，同时私有财产制度也渐确定，家庭中就有许多事必须女子去做。及至人类进入“成立历史时代”，女子早已成为家庭的奴隶。
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因机器纺织的发明，把家庭的职业，移付工场，由此引起的其他种种纺织的发明，在此产业革命发动后，社会经济状况就起了巨大的变化，影响到家庭的生活。于是女子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变动，本来女子在家庭中的任务，如缝纫、干洗、烹调、纺织、酿酒、织布、制鞋等，都被怒潮一般的机器生产掠夺去了，破坏了家庭手工业。妇女当然需另找生路，恰巧新兴的机器工业，需要巨额的工厂劳动者，从此只陷于家庭生活的妇女们，便离开家门跑到社会里，集聚在大生产的工厂里赚钱过活了。于是开始女子职业的端绪。
其次，伴随产业革命而来之新兴资本主义，把一般不十分贫穷向来依赖丈夫生活的妇女们间接地赶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因此她们要解决吃饭问题，亦不得不去找高等职业，例如教员、医生、商店职员等。然而，要找到此类职业必须有相当的技能与知识，——因此妇女在这种环境内对于社会经济关系上的职业问题教育问题，都在有形无形的向社会要求，谋自身的解放。况且同时受着文艺复兴时代的个人主义的影响，受到易卜生卢梭的思潮，妇女运动便从此而开始。
（二）妇女运动之意义
妇女运动的发生，可见是社会进化必然的结果。封建制度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资本主义日益发达起来——社会中男女的关系更不得不改变。于是代表被压迫的进步阶级或革命阶级——一般平民的思想家或政党，——就开始结合一般妇女，努力于打倒宗法社会的旧观念旧礼教之种种运动，这种运动的意义，便是为妇女争解放：（一）为妇女争职业上的平等和自由——打倒宗法社会的“妇女应该为家庭奴隶”的观念，使妇女也能和男子一样，为社会服务，求得妇女的经济独立。（二）为妇女争教育上的平等和自由，——打倒宗法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因为不是这样，女子便因为没有教育和技能，始终不能得职业上经济上的独立，始终要依赖男子做家庭的奴隶。（三）为妇女争法律上（社会上）的平等和自由，如结婚离婚的自由，继承财产管理财产等法律上的权利，——打倒宗法社会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的旧礼教旧法律，因为妇女如果在法律上不能和男子平等，那末，她们的自由权利和社会服务的能力，都受社会制度的强力遏制而不能发展。（四）为妇女争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如妇女的选举参政权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打倒封建制度反动政治束缚妇女的一切制度，妇女在现在社会里既然应当有职业上教育上法律上的一切自由权利，便不能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否则反动势力利于剥削平民阶级利于卖国自利的分子，都能凭籍政权来压迫妇女，维持落后的社会制度，使一半的人民——妇女——处于奴隶地位，以便保持他们的统治，一切男女平等职业自由等等职业自由等等，都没有达到的希望。妇女运动从开始直到现在，虽然中间经过许多波折，有极复杂的种种理论上的观点，如个人主义，女权主义等等，然而归根到底这一运动是社会制度上的革命运动，要求目的不外乎上述的四种。其他妇女个性发展说和女性崇拜说等，虽然客观上也有些打倒宗法社会旧观念的宣传作用，却始终不是妇女运动的真义。总之，妇女运动的意义，并不是尊女卑男或解放女子个性以反抗社会的意义而是为一般妇女为全社会的妇女争职业上、教育上、法律上、政治上的解放。
妇女在旧社会里，一般的都是受职业上教育上的限制和法律上政治上的压迫，可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工业上农业上资本主义式的剥削日益加重，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受这种压迫和限制也就更加厉害。大资本家和地主，都利用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制度，利用妇女的知识意志能力的薄弱，特别对于她们加重的剥削，以最小的工资得着最大的利润。普通工厂里对于女工的工资比较少，对于女工的待遇比较的坏对于女工的罚款及其他的规例也比较的苛刻，因为“女人好欺负些”、“女人不太会反抗些”。至于一般农家妇女，因为农业经济受着双重的剥削，——本国外国大商人资本直接间接的搜刮原材，受着工业品的竞争，——家庭里的妇女职业迅速的消灭，她们的境遇也就更加陷于悲惨：她们不得不竭尽自己的体力参加困重的农地耕作，甚至于流入城市当苦力（尤其是广东）。这种一般的经济困迫状况之下，溺女，童养媳，幼年妇女的劳役和残酷的待遇，因困迫而堕入娼妓等现象，自然日益增多，这些现象，无不是根据于男尊女卑的旧制度而展现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往往假手于这些旧制度，维持这些旧礼教，和用一般社会轻视妇女的旧心理，而得加重剥削，榨取这些劳动妇女的汗血皮肉而制成自己的利润。譬如男子劳动者受资本家，那末，妇女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格外重一层，——因为妇女地位低，所以工资格外少些，待遇格外坏些；男子劳动者没有受中等教育甚至于初等教育的可能，那么，妇女劳动者简直谈不到什么教育——因为女子本来用不着读书，何况是贫苦人家；男子劳动者在法律上政治上没有权利和地位，那么，妇女劳动者更不用说——因为一般“下等人”向来不准聚众集会参与政治，何况是女子，“谁看见过一般丫头婆娘们可以这样聚众喧哗的！”由此看来，妇女运动的目的，如果是真正彻底的要求解放妇女于旧社会制度之下，那么，对于一般劳动妇女——大多数的妇女——便应当特别在意。
妇女运动的发生，原本是社会制度变革中所必须的革命运动，从宗法社会封建制度过渡到民权主义的时期中，必然要改变旧的男女关系，然后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里的旧势力维系着这种制度，只使一小部分的士绅和资本家得以谋目前的利益罢了。若以全社会——连资产阶级也在内，——历史上的进程来看，妇女运动实有极伟大的使命。因此，妇女运动的发起，往往由于一般男子的自由思想家或进步政党；这种代表反抗的新生阶级的思想家和政党，比较的有远大的目光，所以来赞助妇女运动。可是，如果妇女运动仅仅是上层的贵族妇女的运动，那末，这样的运动——女性主义者思想家的鼓吹，加上一些点缀品的女政客，——也就够了。如果妇女运动应当是大多数妇女的解放运动，那就非妇女自身起立不可，尤其是必须妇女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旧社会的反动势力非常顽强，大多数妇女的解放决不能以劝告宣传等改良式的方法去达到，必须妇女群众自己起来积极的奋斗，坚固的组织，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成功。
各国妇女运动都有他的历史背景和时期，决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反抗男子的运动。妇女运动是一般妇女反抗旧制度中男女关系的运动，是争取妇女地位增高的运动；他必然与当时一般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必然是总的革命运动中之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社会中一般平民的历史责任既是国民革命，那么，妇女运动也必然是国民革命运动种种战线中之一，旧社会制度——旧礼教及一切压迫妇女的制度——建筑在什么力量上面？以前是纯粹在宗法社会上面，可是现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里，——维持这些制度的，实在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如教会，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种种间接力量）和军阀政府士绅阶级的势力（如礼教，教育官厅，反动的学校当局，地方上的士绅，以及一切反动的社会力量）。这许多反动派的联合战线，一方面维持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别方面便维持那压迫妇女的制度。因为这些制度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压迫是有利的，甚至于是必须的。所以，一方面，如果国民革命在妇女群众之中没有建筑自己的基础，他的胜利必定比较困难的；别方面，如果妇女运动不与国民运动合流并进，不以国民革命为基本观念而触发，那么，不用说妇女的解放决不能达到，就是妇女运动也决不能发展的。现在中国的妇女运动必须要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进行，因为只有国民革命的胜利，能使妇女运动达到最近的最小限度的目的——中国国民党在第一次大会时即规定妇女解放的政纲（见该大会宣言），第二次大会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更有详细的各项要求之规定。中国一般妇女群众，只有努力参加国民革命，加入国民革命的国民党，积极为国民革命的团结组织奋斗，才能达到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这就是中国最近一期妇女运动的方针和前途。
自从原始共产制度破坏之后，母系制度渐变成父系制度，私有财产制度日以确定，妇女便日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尤其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社会之中便不期而然的发生妇女问题，和旧社会中之一切革命问题，如民族问题，民权问题，劳动问题等同时发生，综合而成革命运动的总潮流。这种情形尤其在现时的中国为最确切。如今中国的国民革命不但要在他胜利的过程里，达到妇女运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并且因为这一革命便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社会革命的总过程里，妇女运动还要日益深入并开展，直到无阶级的共产社会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最终理想之实现，——生产分配消费等完全成了社会的，日常生活都由社会来公共经营、消灭家庭的私人经济生活，根本上消灭男女间在社会生活上的差异，而后妇女问题不成其为问题，而后妇女得到彻底的各方面的解放。
总之妇女运动的意义便是：“妇女自己奋起而争职业上、教育上、法律上、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和解放，引进最大多数的劳动妇女来参加，同时格外注意争得他们的利益，用组织妇女的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等等方法，努力于当时当地的革命斗争——加入革命的政党与被压迫的各阶级中之男子联合战线——求达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此以求最终目的——共产社会中妇女的彻底解放之实现。”
（三）近代西欧妇女运动之概况
A法国妇女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与妇女
考查世界妇女运动的历史，当以法国为先进的模范，她们在十八九两世纪中开放世界妇女运动的作为颇能有声有色，保持自由民族的妇女的资格。就是现在最著名的英美等国妇女运动也是受了法国影响而方开始以致发达。但是法国妇女运动当在一九〇〇年前因范围太狭规模太小，轰轰烈烈运动仅限巴黎一隅，各地方少有活动。并且当时的活动不能深入妇女群众，不过几位女名流的提倡和要求，虽然在一九〇〇年前经过长期的战斗，然而她们的功效不及英美等国。一七八九年过杰（今译作古日）女士发表《女权宣言》主张男女平权，同时又与共和革命妇女会“合作，但是法国政府以过氏的运动为扰乱公安，竟把她送上断头台，女权运动遂受打击（过杰被处决并非直接因为宣传女权主张，而是站在吉伦特派立场上为路易十六辩护——录入者注）。到了一七九三年“立宪同志会”等妇女团体发生，罗兰夫人等先后加入，用请愿书和国民大会的宣传等方法，鼓吹男女平等思想的孔多尔西也将女权宪法的草案提出于议会。当时的民权论者所谓自由平等多以男子为限，于是妇女多不能平，起了一个运动；主张无论男女，不问职业，都要有同样的选举权。政府诸公大为震怒，就把这种运动的首领罗兰夫人下狱，于一七九三年十一月把她送到巴黎市断头台（此处亦有谬误，罗兰夫人是吉伦特派的核心，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被处决，女权思想只是罗兰夫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代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无法进行剥夺地主土地建设民族国家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因而被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雅各宾党人打倒在地——录入者注）。以上两女士为妇女参政运动而牺牲了性命。她们的运动因为没有群众的基础，不立于大多数劳动妇女的利益上，所以往往为反动派所利用，无意地帮助了反对革命的士绅阶级。当然也就不能得着革命群众的帮助。法国妇女运动不能密切地与革命派合作，等到共和政府推翻，拿破仑第一出世，判定了一种拿破仑法典，于是女子参政运动不独没有发展的希望，并且把女子完全放在男子支配之下而为奴隶。直到一八三〇的七月的革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时代，妇女参政运动才渐露光明，当时桑西门（今译作圣西门——录入者注）傅主业（今译作傅立叶——录入者注）各派的社会主义者，极力主张男女平权。二月革命与大革命一样也有妇女参加革命的先锋队。法国每经一次政变，无不有妇女牺牲其中，这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一件事。
法国在一八四八年以后，更有所谓《独立评论》、《共和政治》、《现代妇女》、《妇女新闻》等出版物以次出世，鼓吹妇女参政，后经拿破仑第三肆行压迫（其中可笑的无政府主义者蒲吾东（今译作蒲鲁东——录入者注）也随声附和）。这事妇女方面，大起反抗运动。终以实力薄弱，缺乏妇女群众的参加，未能收到什么效果；何况革命派在这次始终是失败了。一直到了拿破仑第三失败，共和政府复兴，一八七一年《妇女利益请愿书》未蒙政府采取之后，妇女的地位与权利渐渐地为社会一般人视线所及。可是所注意的也仅只是高等妇女，因为一八七一年的革命结果，实际上仍是劳动民众失业，并且这次革命民众的失败，实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因此之后的妇女运动又变成了更纯粹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那时妇女参政运动的团体，渐见发展；一八七六年所创立的“妇女境遇改良会”及“女权主张协会”是其最著的。同年在巴黎所开的“万国妇女大会”尤使法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势力日益增加。欧战开始以后其进步格外可惊。一九一九年年二月巴黎全市四处贴满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文字；它所记载的大概是“法兰西的妇女要从一九一九年起，获得选举权。试看英吉利，美利坚、埃大利（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芬兰、俄罗斯，各国都把选举权给了妇女；德国妇女且得参加于制定宪法的议会；惟独我们法兰西妇女至今依然是被支配的，”又说“法兰西妇女所以要求选举的理由，第一，示威要保护她们自由的权利；第二，是因为在所谓国民的资格上应该尽自己的义务。”这种运动的结果收了些微的效果。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二十日法国议院竟把“妇女有一切地方自治团体的议员选举权”的议案，完全通过；接着上院也为同样的议决。不过国会参事会议的选举权，虽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已由下院通过，旋遭上院的否决，现在还在继续运动中。但是我们可以推想法国承认妇女国会参事会的选举权，照客观的环境来看，不久有达到目的的可能。不过我们要知道，最近的法国高等妇女自身对于这种运动非常消极，一般无产阶级妇女现象更明，明知道参政运动或改良方法，于她们的利益相离太远。所以以后法国妇女的解放始终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现时无产阶级的妇女参加革命运动已经一天多一天了。
B英国妇女运动——立宪派之妇女参政运动一
英国在往昔撒逊时代和封建时代女子就有与男子同等参政权，就是到了内乱时代，女子在国会里还有选举权，并能行使选举权（一六四〇年），不过这仅是大地主的少数贵族妇女所能享有的特权，她们的参政，不过是参加反革命的政权以压迫平民而已。到了一七九二年经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女士的《女权拥护论》，鼓吹女子经济独立，妇女社会地位向上，女子教育改良等之后，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方才开始。当时英国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刺激，起了一种选举权扩张运动，政府为自己防卫计，对于民众运动恐怖之余，加以极度的高压政策，厉行解散集会禁止结社等等，于是这种运动大受顿挫。接着反动时代之后，忽然起了拿破仑战争，这种战争的结果与实业革命相与俱来，于是英国人所谓中等阶级（资产阶级）勃兴，而选举权的扩张运动又复兴起了。
但到了一八三二年政府因时势的要求承认中产阶级男子的选举权，始终把女子（贵族）向来所有的一部分权利反取消了。在《选举法》内向来男女通用的“人”（persons）字上面加了一个“男”（men）自称为“男子”的字样，表示选举只许男子享有的意思。后来一八三五年城镇乡团体法（MunicipalCorporationAct）里也是除去了女子。但是因为世界的推移，经济的发达，教育的进步，十九世纪前半期的物质文明，竟是成了女权问题勃兴的原动力；尤其一八三二年《选举法》的改正和一八四〇年的废止《谷物条例》及反对奴隶的二大社会运动促进女子的觉悟，使她们深感政治的兴味。这时关于女侵权运动的出版物渐多，最著名的是约翰﹒穆勒在一八五九年所公表的《妇女的克服（SubjectionofWomen）》一文，极力主张男女一切权利平等，他不但是鼓吹妇女参政运动的思想家，并且又是实际的运动家。一八六七年五月二十日他在下院演讲，主张将选举法改正案中所用的“男子”（men）的字样改做“人”（persons）字的字样，使妇女也有参政的权利，虽不幸以一百八十六的多数对七十三的少数遭否决，但是对于妇女参政运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继穆勒而起有柏莱特（JacolBright），柏氏在一八七〇年提出最初的《参政运动法案》于英国议会。虽又不幸为格兰斯顿（Gladstone）政府反对，竟归失败，然而因此妇女参政的实力运动，更加强烈，集会结社到处皆是，并且国内同情日益增加，各政党内女权运动家辈出。当时妇女参政问题本超于各党派而分离独立，赞成反对皆在于各党之内。一八八五年保守党就组织了一个“妇女政治运动”团体；次年自由党也组织了一种“自由党妇女团”，从此以后妇女渐渐站在政治战争的阵头，并受到政治的训练。
自从一八七一年大学教育的门户为女子开放以后，一八六九年就承认妇女地方自治团体的选举权，一八〇〇年学务委员会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也为妇女所参加。种种新的职业也因为经济发达，法令改正，渐渐都有妇女加入。于是妇女在社会上的势力渐有基础。十九世纪末，英国妇女活动的范围，较之数十年前大为膨胀。享有这种地位的新妇女，较之以前的妇女当然格外热烈。她们的运动最有力的是全国妇女参政协会（NationalUnionofWomen’sSuffragesocieties）与妇女社会政治联合会（Women’sSocialandPoliticalUnion），前者是温和派，后者是激烈派又称为“武断派”，此派是一九〇三年克司托夫人（Mrs.Bankhurst）所组织。她们只为急于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无论怎样的暴动都肯去做有时举行大规模的是为运动，有时妨碍国务大臣或议员的演说，甚至投石放火，使用炸弹损毁物件等等。如果被拿入狱，她们就行绝食同盟。温和派却不然，一方面唤起舆论的同情心，他方面极力与国会议员联络；希望依仗他们去改正法律，使一般妇女可得选举权，可是这两派都是资产阶级的，温和派虽然因为用改良主义，而进行异常迟钝，激烈派也只有资产阶级的女政客参加，不得群众的赞助，也不能算是革命的手段，不过形象好看些罢了。自欧战发生后，她们为“爱国”的感情所驱使，时时对于军事上有所贡献，日以安慰为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所牺牲的兵士为事，她们的看护伤兵、赞助军需等事业能使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上加上一些温情主义的装饰品，对于蒙蔽无产阶级的意识，很有些功绩。
因此的到资产阶级的同情，所以妇女参政选举权法案竟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下院以二百七十四票对二十五票的大多数通过了。接着在上院继其后，于是中央议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男女俱能享有，英国百余年来的妇女参政运动，至此隧告成功。不过一九一八年的新选举权法，又规定年满二十一岁男子都享有选举权，女子都需年满三十岁，并有独使女子享有选举权的只有六万（此处可能作者数据有误——录入者注），仅仅占了全国女子三分之一，当时在英国职业上教育上婚姻上呢，妇女也已得到了相当的解放。然而这些所谓“解放”对于一般平民劳动者的妇女，能有多大的意义呢？实在说起来是很少的，因为英国的政权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劳动界还被改良派蒙蔽，即使得到参政权——国会里的议员职务——也不过是帮着资产阶级敷衍门面，劳动妇女的真正解放还远着呢！英国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还有件事，可以说一说的。
英国妇女结婚后一定要把自己的国籍改为和她的丈夫的一样，这种法律现在仍未废除，并且法律上对男子往往是较女子优待些。因此妇女们不满意而要求改正这些法律，并将要求修正案提出于下院，但未批准。
英国牛津大学的女学生运动，是世界战争开始的。资产阶级已经极端地感着要借重女子的助力，所以女子得到了机运。女学生学校看待她们应和男学生有同等的资格的要求。因此学校当局已承认女学生和男学生可以得到一样学位，并在名义上女学生和男学生也可以一样地为大学正式生了。但剑桥大学女学生屡次要求，终未达到目的。
现在英国一般妇女的状况大概是高等妇女已经得着很小的解放。一九二二年末季英国维特令﹒瓦姆夫人（MrsWintringhan）已当选为下院议员，如果全般情形来看，妇女地位，仍旧不能和男子一样；关于双亲对子女的权利和责任，父和母是不平等的。所以一九二二年秋末，妇女大会里又提出要给母亲和父亲一样的资格的决议案，以及其他要求等等，可见男女真正平等，在英国也还远没有实现。至于平民阶级的妇女，在工厂农村里工作的妇女群众，她们既不能有真正的参政权，真能代表的议员，永世也不能被选举，又不能得母性以及其他的妇女权利之保障，失业的妇女非常之多，怀孕的女工不能得以充分的休息和调养。其实这些妇女却是对于社会真正有极大的贡献，是社会的生产者；可是得到参政权的却只有寄生阶级——富人的妇女。这大多数平民妇女的解放，当然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了！
C美国妇女运动——立宪派之妇女参政运动二
美国妇女在参政运动方面的功效，却比各国来得多，所以世界一般人都称美国为女权运动的摇篮。但照世纪的生活看来，如妇女结了婚就不过在她丈夫姓名前加为（Mrs），妇女自己的姓名完全没有；妇女也极少有独立管理财产的权限，至于矿厂中女工和工人妻的地位更是惨不忍睹，这所谓妇女运动的摇篮中，不过长出几个有打网球，打字等类本事和“自由”的资产阶级妇女罢了。
现在我们且单就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来论，美国是合四十八州组织而成，宪法上对于各州妇女有误参政权没有积极的制限，一任各州的自由规定。现在四十八州里面，却有三十七州承认妇女参政，不过略有程度之差罢了。但若要使美国各州都承认妇女有完全的选举权，并确立彻底的妇女参政全，必得把《合众国宪法》修正一下。这种运动，也和英国一样开始于欧战之后。承认妇女参政的宪法修正案，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下院通过，同年六月四日又在上院通过。这次修改之后美国《宪法》对于妇女选举权的限制，要比英国少些。
美国资产阶级妇女的这种权利是怎样得来的呢？一七七四年至一七八三年美国独立战争中，妇女们与男子同历艰辛，同尽义务，曾对于国家，有很大活动和贡献，所以到了一七八三年在菲拿泰尔菲阿（Philadepelphia，今译作费城）开宪法会议的时候，美国妇女便第一次获得选举权。这时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全美十三州中已有九州（是时美国只有十三州）；还有四州只限于男子有选举权。所以美国妇女屡次向先发回忆要求将妇女参政权明确规定于宪法中，始终被拒绝，把妇女选举权的事听各州的自由，不久，又把自己承认妇女参政权的九州在宪法里加入“男子”这种字样，于是美国妇女又全然没有选举权了。
但在次年独立战争的奴隶解放运动中，妇女运动又重新开始。
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底十年间奴隶解放运动的全盛时代，格勒孙（W.L.Garison）替当时被压迫的奴隶组织了一个“奴隶废止会”，推莫特（Matt）女士为会长，与格勒孙的“奴隶废止会”互相呼应。一般妇女因受外界刺激，格外坚固她们的团体，把援助努力地目的，移到男女平等的运动。经此到了一八四八年就在纽约，撒拉凯傅尔士（Senecafalls）组织了一个“妇女权利会”（Women’sRightsConvention），仿照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女权宣言书》提出于议会，曾得了满场一致的可决，然而议会以后，被社会嘲笑诽谤，这一运动因此仍旧等于空谈。但是妇女运动并不因此而停止，加以与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有关系的欧洲妇女纷纷到了美国，与美国妇女互相呼应。所以美国妇女参政运动气势更加大起来，鼓吹偏于全国各处都组织了妇女参政团体。内中最著名的就是以安宿里（Anthony）及师旦登为首领的“全国妇女参政协会”，以及师腾（LucyStone）、霍女士（How）为首领的“美国妇女参政协会”，（这两个团体到了一八九六年合并）。此外还有大学生所组织的“大学生平等选举权同盟”“全国劳动者同盟联合会”等都极端赞成妇女参政。这些妇女团体所主张的大约是“贯彻美国宪法的精神”。——她们说，《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都表示人皆平等，男女本来是同样看待的。从此以后，美国妇女选举的要求日见成效。合众国承认妇女参政的《宪法》修正案于一九一九年完全通过于联邦上下两院，并于一九二〇年得到各州四分之三以上的批准。《宪法》改正的结果，满二十一岁以上的美国妇女约二千五百万人都获得选举权利。将来各州女子在参政方面很可以得到胜利，因为她们在过去的运动中，实有百折不回之志！
本来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欧洲各国妇女教育全无头绪的时候，而美国的女子中学教育已经斐然可观，所以美国妇女得到平等的教育最早，她们运动的进行比任何国都顺利些。但是美国高等妇女虽因受教育，能在社会上活动，尤其因为她们尽力于帝国主义的战争以赞助屠杀各国农工平民的功绩，得着了些解放和参政的权利，然而美国的平民妇女，却仍归于重重压迫之下，——譬如历次大罢工，美国资本家总是造谣说某某女士与罢工首领发生暧昧关系，这些牺牲女工名誉以破坏罢工的手段，在美国简直通行极了；总之利用男女关系的不平等以压迫男女劳动者，是美国社会中极常见的，及其他压迫侮辱女性的地方，说不胜说。劳动妇女现在已经知道参政权或是选举权，实际上并不能解放她们，所以她们已努力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求推翻美帝国主义——现时世界的统治者，——彻底的妇女解放才能实现。
D德国及北欧的妇女运动——女性派之母性保护运动
欧美妇女运动中可说有两派：一就是美国女权运动家安东尼（SusanB.Anthony）主张以参政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一是瑞典的爱伦凯以母性保护为最后目的。两派的主张对于世界妇女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受参政派影响较重的便是英美两国女子参政运动的发达来说明，受母性派影响较重的便是德国及北欧妇女运动。
德国妇女解放最早的团体，成立于一八六五年，名普通妇女同盟（AllgemeinerDeutscherFrauenverein）。这同盟的历史可说是德国妇女运动发达的历史，所以要讲到德国的妇女运动，不能不将同盟的纲要大略一讲。
普通妇女同盟的会纲发布于一九〇五年，那会纲的大要是：妇女运动所取的目的和任务与各政治及宗教团体无涉。且各阶级各党派的妇女都可一律执行。她们运动目的：（一）在教育方面要求女子中等学校必须与男子中等学校相等，无论女子学校或男子学校也必须顾到女子的利益，及女子享受高等知识的权利，并应许可妇女入各大学及专门学校。（二）在经济一方面要求妇女工作必须同工同酬。年幼女子应由父母或社会负责就她们各人的所好学习，因扩张妇女教育以推广妇女的职业，增高妇女的工作能力，并且要求劳动妇女的法律保护及许多职业场所对妇女开放。（三）在结婚及家庭方面，她们要求改造结婚法，无论一人或在家庭间责任与权利必须男女相等，亲权尤当，双方一律。又关于私生儿的权利，主张对于私生儿及母亲须由其父负担责任。（四）在社会方面，要求妇女在国家公共事业上的解放，妇女得在社会上负责任，除去一切对于妇女限制，并保护一切女子的权利。以上不过当时妇女运动的大要，这种妇女运动的纲要，比较的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影响。可是德国与北欧的妇女运动，实际上却偏重在母性保护。这是因为这些国内当时的社会主义派力量较大，所以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便竭力避开政治的斗争，以免劳动妇女趁机抬起头来。最初德国的婚姻制，限制非常严格，私生子等弊病因此就成了社会上严重的问题，后来经过勃莱夫人等母性保护论提倡新道德运动之后，（一九〇五年勃莱夫人等的母性保护同盟成立以后，母性保护的理想逐渐成了有系统的组织，主眼全是照爱伦凯及勃劳两人所倡导的主张，重要意义即在于改造两性道德及保护母性）不久变在社会上发生了影响。瑞典挪威的法律，遂逐渐变更，允许夫妇可以两愿离婚，并且对于私生儿的保护也渐见实行，至于这些国家里对于女子教育及职业上的改革，也随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自一八七三年起，瑞典瑞士汉堡等大学，相继开放女禁，这是妇女教育运动中成效的第一步。
在一八五〇年前后的时候，德国有阿多女士（LuiseOtto）密脱女士（AugustSchmidt）等开始力争妇女的经济解放。到一八六六年柏林设立雷脱会社（Lettee-Virein）设立此社的意义，本不在妇女主义，不过在这社内养成各种女工出来，如刷印订书之类。社长雷脱氏更设想许多适于妇女的新职业，——如看护，绘画，化学品，用具制造，雕刻等工作——以教女工。福罗培尔又提倡设立幼稚园，以备新职业的发展。德国工业逐渐兴盛，男子的乡间工作移至都城。同时女子在职业上电话电报等机关上也占到相当的工作，因此保护妇女的法律也就渐渐引起社会的注意。
可是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来便是非常之延长困顿的，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败，使德国资产阶级发展，走上极窘迫而急遽的道路，——在君主立宪政体之下进行。因此德国妇女运动的中心也和一般资产阶级一样，不能直接在政治上发展，而只能在妇女的本身问题上作零碎的解决。妇女运动的纲要，始终也要等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来继续进行。德国妇女劳动运动的领袖多社会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为社会主义流血的卢森堡女士。她们所要求的改革不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范围之内，即使做立法运动，也是要求不拥护资本主义而保护女子的法律。那时也有劳动妇女团体，如“德国劳动妇女协会”，竭力要求八时间工作制和职业裁判权的扩充到妇女；要求女工义务补习学校的设立；女子得被选入工厂委员会，为工厂监察人；社会或工厂应为劳动的妇女的小孩设立育儿所等等。这种劳动妇女的运动，在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之后，已经处于一般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地位。那母性主义的妇女运动纲要在资产阶级政府之下，始终不能实现，——除非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劳动妇女运动能赞助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而求得大多数平民妇女的解放。
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只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结局，妇女的参政权，虽然在这个时候得到，资产阶级的妇女就此终了，一般劳动妇女仍是处于压迫之下，——因为甘心做资产阶级工具的社会民主党背叛了革命，杀戮了卢森堡女士。至于其他各国，如挪威（一九一三）瑞典（一九一五）等，大都是在欧战前后，受世界革命潮流的逼迫，资产阶级的社会才都承认妇女的参政权。这也和他们在这一时期所行的社会改良政策一样，也不过藉此缓和革命，以保政权，并不能彻底解放妇女。
E俄国妇女运动——无产阶级革命与妇女
俄国在帝国时代，无产阶级及一切妇女，都与各帝国主义的国家里一样地被压迫，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一八四〇年妇女参政的要求曾有几次，但无结果。俄国简直可以说没有单独的妇女运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其实现的奋斗，以及别的种种企图，创立民主国家的运动，都是由于男女革命家共同从事的。俄国资产阶级自己没有力量革命，所以也没有力量解放自己阶级的妇女，可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完成的，所以俄国资产阶级的妇女实际上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她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的时候，（一九一七年春）布尔什维克党执行委员会，就决定发行一种对于劳动妇女宣传主义的杂志名《劳动妇女》，后来《劳动妇女》的编辑部，为反对流血的世界大战，在那年六月召集一国际会议，发表宣言劝世界男女工人一致团结，反对战争。这事足以给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以有力的打击。因此在工人力争苏维埃政权而奋斗最剧烈的时候，已经获得有阶级的妇女之赞助。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工人获得政权即赋给妇女以各种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权利，为世界开辟一个新纪元，消灭千年来不平等的关系，自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宣布后，俄国女子在事实上不仅与男子享有同样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并且在行政界上很有些居极重要的位置，一切生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妇女与男子有同等机会。
十月革命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一扫对于男女关系的旧社会，竭力推崇能为革命尽力的妇女，使她们担任国家的事务。苏维埃政府初成立，柯伦泰女士即被选为人民委员。一般有觉悟的妇女大半都愿试做新政府制度的建设工作。然而大部分的妇女受资产阶级的谣言政策之影响，还不了解苏维埃政府的制度，以为“共产党人是破坏秩序的，扰乱治安的，主张妇女国有儿童国有的。”因此对于苏维埃政府很抱恐怖而反对。但是后来妇女群众逐渐于事实上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却已解放她们，大半都积极起来。不但明白了以前的恐惧完全是上了资本家谣言政策的当，并且知道自动的组织起来，辅助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劳动立法，工会及农村协社，妇女教育等的事业。共产党少数女党员发起召集一全国劳动妇女会议，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开会。到会代表数达千人以上。由此大会以后组织各种对于妇女宣传的委员会，并在城乡设立一种特别的机关（共产党各级党部里的妇女委员会），定期召集劳动妇女的代表会议，使劳动妇女得与共产党接近。在开会时各代表都有机会去了解目前政治上的事情，更因集会之故，便有机会送派到各机关，（工会，苏维埃，学校等）去实地从事工作，尤以关于妇女解放方面的事务为多，如妇女教育，公共食堂，母性保护等事。她们除赴会以外，并且加入各种行政机关去活动，如劳工保险等委员会（CommitteefortheImprovementofLabourInsurace），母性保护委员会（CommitteefortheMotherhoodWelfare），苏维埃各机关的审查委员会（CommitteefortheInspectionofSovietInstitutions）等。她们更可以研究实际上政府组织的方法与制度，因此她们还可以被派到其他各机关去实习（不限于与妇女问题有关的）。共产党对于妇女的种种设施，已经能大大发展共产党的势力。到了一九一九年秋，共产党将劳动妇女委员会改组为特立的一部，现在俄国共产党各处的地方委员会，以至于中央委员会中，都设有此种妇女部。妇女部的职务，不仅登录妇女入党的名数，并且努力开导她们，使她们参加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实际上的工作，和妇女委员会是相同的，不过更加郑重罢了。中央妇女部曾向共产党与苏维埃提出种种解放妇女保护女性等实际上的计划和建议。
妇女部对于妇女有利益的重要提议，有如废除堕胎罪的法律组织废娼特别委员会和两种保护母性与儿童的特别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即妇女部所提出的，在法律上规定女工有到苏维埃各机关去实习两月之权利，以增进她们服务社会的能力。以上诸案在几年前已通过并且已实行了。
共产党对于妇女经过二年半的宣传和训练，一般妇女已得了解共产主义的意义，共产党不但使她们到各种苏维埃机关里去服务，并且教育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实行共产主义之觉悟的有力赞助者。现在俄国妇女女工除行政机关及一切公共机关如食堂，医院，儿童院外，还能担任最重要的军队工作。这是世界各国所未有的事。
十月革命后，反革命者节节进攻，至革命濒于危境，将要失败的时候。妇女就出而为国家作战。在革命的战争中妇女的出力很多，在一九一九年当白党进攻顿河（DonBosin）与卢甘斯克（Lugansk）的时候，邓尼金（Tenikin）攻图拉（Tula）窥彼得格勒（Petergrad），妇女就和男子同赴前线，以冀扫清敌人的势力，军中的妇女部队都能誓以最后一滴血保卫各城的安全。当邓尼金攻下图拉后剧烈地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劳动妇女群众都参加守城工作，当时有一女士高呼“敌人只能踏在我们的死尸上面进来”的口号，引导群众上前线去。当男子组成红军的时候，妇女亦组织看护队追随红军之后，以鼓舞勇敢的战士，使其努力作战。
一九一八年当红卫军改编为正式的红军，那时政府才发令招募男女壮士同赴前线从军，这是政府妇女从军计划的第一声。在这个妇女初次从军的时候，信仰共产主义的妇女就组织了共产主义的妇女团体，专以在军中宣传主义与从事政治之工作为目的。因此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一般善战而肯牺牲的妇女实有很大的功劳。
苏维埃的妇女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妇女，在新定政治，职业，经济，教育，婚姻等问题，都已经完全脱离从前所有一切痛苦。我们更要知道，如果当时妇女不赞助共产主义的革命，决不能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但实际上没有妇女的援助，于劳农国家的确立和发展，亦很不利。她们已觉悟运动是革命的，妇女的解放，全赖被压迫的劳工解放，所以她们的成功，比世界各国妇女运动都伟大。
欧洲各国妇女运动的发展都随着革命势力而前进的，英美法德等的妇女运动虽经历过几次革命的机会，然而始终是片面的，单独的，不深入妇女群众的，——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所得效果毕竟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而所得的参政权，也不过是高级妇女能享受，至于其他下层妇女还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各国妇女的要求，虽然各以国内的情形而不同，但大部分如女子参政，保护母性，职业解放，经济独立，教育平等等的要求，是各国相同的，因此更进一层，妇女运动是有国际性的；只因为各国资产阶级都是互相斗争，所以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始终不能有国际性的联合。各国劳动妇女运动联合战线的事实，却在历史上已经发展，——就是三月八日的国际妇女节。在一九一〇年女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国际会议在丹麦京城开会，决定这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纪念日，次年，德美两国妇女，即在该日举行群众的示威运动。在奥京维也纳有女工八万人参加，其标语为“妇女参政”“女工保护”等。此后三月八日遂成为各国妇女革命宣传与团结的日子。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期中，各国女社会主义者务须想在这一天组织反对战争的示威运动，总是被警察严重的压迫而制止，只有挪威妇女在一九一五年做了一次大示威运动。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圣彼得堡女士游行示威要求面包与和平，此实为俄国革命的导火线。革命成功后，三月八日在俄国为劳动妇女拥护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赞助苏维埃政府建造新社会的检阅日期。自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妇女书记部成立以后，东西各国都承认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运动的日子。三月八日国际妇女日的意义，即是全世界劳动妇女警醒自己与集合自己的势力，以参加革命的日子。
照以上的历史看，更使我们明白妇女解放运动在事实上应该有国际联合的必要。这是现在社会情形和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的，要脱离几千年来女子的屈服而得到完全的解放，决不能消极地从男子那里去哀求，而要积极地破坏现社会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是怎样才能破坏它？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与同仇同敌的被压迫民族向世界统治阶级进攻，才能达到圆满的妇女解放目的。
（四）中国妇女运动之过去与现在及其将来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切都落后些，尤其是妇女运动。我国妇女运动开始于辛亥革命的时候；当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起事，有些女子参加在内，并且组织女子北伐队和红十字团，在战地救护伤兵。后来临时政府成立，主张男女平等，保护国民利益的孙中山先生被举为临时总统，一般高级的女子向政府要求参政，教育平等，婚姻自由，废止蓄奴制和妻妾制等。并且广东临时省议会中，居然有几个女子被选为女议员，这是中国妇女得到些胜利的第一次，不幸广东政变把女议员资格取消了，女子参政会也被解散，北部的妇女参政运动也在无形中消沉下去。袁世凯等的北洋军阀战胜革命，代替清廷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之后，妇女运动也就当然同受摧残。何况那时的妇女运动仅限于知识分子或女政客，并未有群众里的基础呢。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学潮中，女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显露了些力量，与男学生共同奋斗，因此在中国一般人的心里，逐渐注意到妇女问题。所谓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男女同学等的论调，不断地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于是妇女运动在中国的思想上，惹起很大的影响。
自中国有几省采取省自治的制度后，一九二一年广东的省宪起草时，广东的女界领袖要求女子有参政权，于三月二十九日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约有五六百人参加游行，并到省议会前请愿。她们虽然不能得到投票权但她们却得到了参与市政的权利。在这一年秋季湖南省宪成立时，王昌国女士竟被选为省议员，其他被选为省议员者，亦有十数人，浙江和四川两省的新省宪，也确定了女子有投票权，这是五四运动影响到妇女运动的第二时期。
一九二二年夏季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的女学生相继发起了一个女子参政协进会和一个女子运动同盟会，不到数月这两个团体的分会已在直隶、山东、江苏、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满洲等处成立，这些团体的目的，却与英美德诸国所提倡的女子参政保护母性等是一样的，不过参政派的意见，谓政治问题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枢纽，故女权运动，只须着重于参政一点；而女权派承认参政运动的重要之外，还要注意财产职业婚姻教育等诸问题。她们组织团体之后的工作，在上海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一）曾要求北京清华学校考送女子出洋；（二）致书总邮务司招考女生；（三）代丝厂女工呼吁，（致书丝绸公所要求三条件，1.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2.十四岁以下的幼童男女不得工作，3.每星期须有一日休息）
除以上中国知识分子妇女所组织团体之外，还有基督教的妇女团体的活动。如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英美妇女会，妇女节制会等，她们过去的工作也有设立孤儿院，取缔童工制并宣传育婴卫生节俭及禁止无益嗜好如烟酒牌赌等。基督教初入中国时，曾经提倡放足，反对祀祖溺女的宗法风俗，仿佛是进步的运动，但是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教会的宣传，便一转而宣传贤母良妻主义，小家庭主义，竭力防止中国妇女的进步和革命思想，反与孔教合并，压迫妇女，同时他们还继续做慈善运动与道德运动，想以此结欢于中国社会，而掩护其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之实，她们的帝国主义宣传，往往能以勾结中国统治阶级，助长守旧派压迫妇女自由的力量。
以上的妇女运动之外，从一九二二年依赖，向来所不注意的劳动妇女渐渐也参加社会生活而开始群众的妇女运动。因而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把数千年农业生产的中国日渐月累的工业化；他们在中国设立工厂，把成千成万的家庭中的妇女集合到工厂里去做苦工，中国的资产阶级也逐渐发展起来。女工因为受了中外资本家的压迫自然要起来奋斗，她们开始参加罢工运动，还在一九二一年（？）的浦东英美烟厂的罢工，随后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里便不断地有女工参加，于是中国劳动妇女运动从此开端了。
在最近几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天高似一天，因此从国民革命的高潮中产生一种革命的妇女运动，一九二四年当曹（锟）吴（佩孚）失败，孙中山先生悲伤，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的时候，几年来很消沉的妇女运动突然又爆发在这促成国民会议的运动之中。由上海发起组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参加这团体的学生女工教会妇女等数百人。不久各地相继成立，如北京、天津、保定、河南、湖北、青岛、浙江等处都有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并且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各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国民会议的促成全国大会。那是可以说全国的革命妇女都已集中于消除祸国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之下。各地女代表一方面固然以促成国民会议的使命在北京组织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参加国民会议运动的战线，要求平民妇女的参加国民会议。同时别方面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的意见为谋永久的利益计，以为应由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又产生永久的妇女团体，于是各地先后预备组织，于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便成立于北京。从此之后中国的妇女运动便开了一个新时期。
以前的中国妇女运动大半是孤立的，偏见的，缺乏战斗力而且没有群众的。不过有一种贵族的教诲的以上层阶级少数妇女利益为目的而活动的；所以这种妇女运动简直没有与一般妇女群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所产生的革命的妇女运动确已参与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与社会发生了密切关系，并且有劳动平民的妇女参加。这要算是中国妇女运动的进步了。
当初中山先生北上的目的本是实现民众的政权，但是段祺瑞对于中山先生的主张阳奉阴违，以外崇国信，谄媚于帝国主义之前，以善后会议拉拢各派军阀，以遥遥无期的国民代表会议欺骗国民，结果恢复最恶劣的安福政府。既以处处牵制接近民众的国民军，阴谋驱使杨钊、陈炯明等破坏广州革命政府，又放任奉系军阀的势力发展，以致演变成后来种种祸国殃民及空前未有之五卅惨案。中山先生竟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逝世，民众既失去了最能保护人民利益的革命领袖，又增加了妨碍人民的卖国的安福政府。于是资本帝国主义又得了一个意外的工具，日本帝国主义，趁此便向中国民众进攻，各地民众运动，惨杀工人。五卅屠杀的起因，实基于此。于是全国男女学生男女工人共起反对，沪汉粤津的大惨剧，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大运动里，各地的女学生及革命的妇女团体，都投身到民众示威运动，参加革命中的种种工作。这时候，上海有几个女学生也与男学生同时入狱；她们在上海外国政府的监狱里，还是不屈地口里唱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等的口号。在五卅后各地革命的妇女组织宣传队，到工人群众里演讲，帮助女工，训练女工，替她们组织纠察队，演讲；另一方面为工人募捐。投身于女工群众的革命妇女，每日自晨五六点钟起直到晚间九十点钟还在那里服务。单就上海这一隅而论，五卅后两三星期中积劳成疾者已达数十人，但其中没有一个人，怠工偷懒的。因此向来无知识的女工也知道应该以坚持罢工的手段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她们自己都渐渐地能组织罢工，做工会中之女工领袖，后来都成为工会运动中的中坚人物。从此国民革命中有了劳动妇女运动的生力军了。
五卅运动中最能牺牲最能坚持的，还以工人为首。上海的罢工坚持到了三四月之久，工人每日只得很少的辅助，女工家务的累，尤其来得重，往往有典衣饰度日的，然而，如果不是总商会故意停止维持费，奉系军阀以强暴方法压迫，工人虽然饥寒交迫，至少还可以坚持半年几个月。——因为我们在一般的观察和亲身的谈话中，知道五卅运动中，不但是男工，就是一般女工也明白上海工人的奋斗，不但是为本身争刻不容缓的利益，并且担负着中国一般平民自由解放的重任。随后，上海罢工虽因摧残而终止，然而各地的工人，尤其是广东，其次是天津，仍在继续组织自己不断地斗争，这些地方的女工也都参加。各地的反奉反日的示威运动中，女工总有很多地参加，并且还能演讲“劝商人觉悟，援助工人，全国一致团结起来，启封工会”等。在这种事实里，已表明她们有伟大的力量，贡献到国民革命了。
五卅运动因卖国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以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这是全国人民所痛心的一椿事！但全国学生农民工人妇女的群众决心决不因此而消极，还是抱了积极的宗旨继续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奋斗。单就妇女运动而说，五卅之后也格外发达起来，一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战线的，也越发多起来。这是因为得了五卅惨案的教训：（一）中国一部分女子已经觉悟以后必须参与政治运动。（二）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妇女，已经认清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知道要反抗强有力的世界资产阶级，必须自己的团结，联合各国的工人。（三）妇女运动不是孤立的，而且应当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妇女运动只有参加于总的国民革命运动之中，才能得到尽量的发展。（四）妇女自身的组织，必须更加切实，更加民众化。
兹将一年以来所组织的妇女团体及其工作列表如下。
组织时期名称地点
会员出版物
实际运动
分会及其地点
1924妇女解放协会广州一千以上光明
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劳动妇女运动及农妇运动海丰（20余人），顺德（50余人），韶关（200余人）梅县（200余人）琼崖（70余人）尚有惠州等处分会约有十四五个
1925女界联合会福建厦门未详
女权运动未详
1924妇女联合会广西梧州数百人
参加妇女运动未详
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1925各界妇女联合会上海五百以上中国妇女旬刊
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劳动妇女运功及女学生运动南市分会已成立，其它尚在筹备期间
1925.11妇女运动演讲会上海无定
每月召集一次目的为使女学生研究女权问题
1925湖北妇女协会湖北宜昌八百以上湖北妇女月刊
女工运动
1925.12广西女权运动同盟广西未详未详
十二月十日举行示威到民政办请愿三条件
1.要求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有女代表参加
2.凡男子中学须收容女学生
3.要求津贴妇女运动经费
1923和25年北京各界妇女联合会北京
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全国各界妇女两盒会
指挥各地妇女运动
1926.11女界联合会河南一百余人无
办工读学校
1925（未详）女界联合会湖南衡阳三百余人妇女先锋（总会）
女权解放运动分会已成立衡阳常德两处其他尚在进行中
湖南妇女（分会）
1925青年妇女学术社湖南二百以上青年妇女
反对反动教育
研究学术
1926安庆妇女联合会安庆未详
1926.7.8各界妇女联合会浙江宁波一百以上未详
1926各界妇女联合会天津二百以上
1926女青年社江西未详
1925妇女协会唐山唐山妇女
参加一切妇女解放运动
1925女界联合会青岛七八十人
女工运动
1925妇女学术选举会山东一百以上
学生运动
1925女权运动大同盟山东未详
妇女解放运动
1924青岛电话局女子进修会青岛五十以上
女工运动
1925妇女运动社南通数十人
反对旧礼教
1926.5女界联合会南京数十人
1926.6妇女联合会苏州
在筹备期间
1926.5女界联合会吴江
在筹备期间
1926.5女界联合会温州一百左右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中新组织妇女团体
表中的妇女团体已有二十六，除二十六团体之外还有许多分会，因此，我们知道中国妇女团体的增加实是妇女有结合的表现，她们的经济力量，万分艰难确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在这艰难之中，她们还能做许多实际的工作，不可不算她们是努力而奋斗的。参加以上运动的大概不外青年的女学生和女工，她们的组织渐渐地群众化，她们的工作也和以前的女权派参政派不相同，不仅仅是请愿和宴客，也不仅仅是理论，偏于女性主义的高论，因为她们已经觉悟，不但要以妇女的资格谋求自身解放，而且要以国民的资格谋求被压迫国民全体的解放。
可是我们应当知道，在目前的中国妇女运动，虽是比较得算是激进的，乐观的。但是一般妇女还是很消极，很隔膜，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妇女，其所以消极而隔膜的原因。
（一）大多数妇女与社会不接近。
（二）陷于宗法社会教育或教会教育的很多。
（三）知识分子妇女之个人主义和心理太浓厚。
（四）环境的压迫非常严重。
（五）过去妇女运动的差误以致失信于一般知识妇女。
（六）妇女依赖性太重。
实地去做妇女运动的人，往往因以上几点原因感觉得不易进行，虽然知道运动要深入妇女群众才有效果，然而一般妇女因环境的压迫及旧礼教的束缚，不愿接受妇女运动的敬礼。当然中国妇女之中，有一小部分，简直是买办阶级或士绅阶级的心理，非常之恐惧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不必说她。还有许多女学生，以知识为嫁丈夫的新式嫁妆，只打算将来的个人幸福，因此只知道读死书，甚至于报和杂志都不愿看。但其中亦有许多觉悟的女学生不愿像一般无聊的人一样。她们想组织团体——学生会——或购订书报，但是学校当局以为这种学生是不好的，是过激的，常常监视她们，压迫她们，即使这种学校里偶然组织了学生会，也不过一个形式上团体。因此，较觉悟的学生也因受学校当局的压迫和四周消极堕落的空气所包围而不能有所动作。
妇女运动之中必须要有先进的分子做中坚，渐渐地引导一般小商人市民以至于农村的妇女群众，进行一般的解放运动。如今多数知识分子的青年妇女，尚且如此，有这种消极的现象，使得妇女运动，还不能有广大的发展，只有劳动妇女，随着工人农民运动而发展罢了。其次，在文化落后的中国，妇女中实在不容易找出几个能计划能活动的人才，尤其是缺乏政治知识的人才，于是办事上计划上不免有许多缺乏和差误，以致不能迅速地引起一般妇女群众来注意。
中国妇女运动是很困难，虽然我们必须有坚强的意志从困难中找出生活。第一，我们应时时刻刻分析客观环境的情形，第二，我们应当努力组织训练，如何能依照客观情形决定我们运动的方略和目标，继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达到最后的目的。
（五）中国妇女之状况与国民革命
A宗法社会下之妇女
中国几千年来人民的生活建设在农业经济的上面，政治是封建的政治，伦理是宗法的伦理。在这种情形之下，极大多数的人民自然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受不平等的待遇，强者智者富者的士绅阶级可以行施威权欺凌，弱者愚者贫者的贫民阶级便是生成的鱼肉，敢怒而不敢抗。加以自十九世纪以来，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张到中国，以经济政治文化的压迫，迫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民屡次的反抗，都归失败。虽然经过辛亥革命把专制政权推翻一变而为共和，然而十四年以来还是封建军阀把持政权，年年互相战争，祸国殃民，这些军阀士绅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正在努力遏制摧毁一切种种的反帝国主义势力和革命运动，妇女的解放运动当然也在其内。中国的妇女也呻吟于这宗法社会和资本主义相糅杂，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相混合的社会制度之下，受重重叠叠的痛苦，压迫，剥削，束缚。
中国妇女自从家族制度成立，有了家庭的组织，便发生许多道德上法律上习惯上的不平等待遇，从前的儒教圣贤，如孔子孟子，无不极力提倡对于女子的压迫和束缚，轻视女子，侮辱女子，《易经》上明明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论语》上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当时的宗法社会的经济是如此，——必须束缚女子于家庭奴隶的地位，绝对的尊崇父权和夫权。几千年来订定了种种规则，压抑束缚，蔽塞聪明，使女子永无教育，永无能力，成为驯服的牛马和玩物。孟子说：“毋违夫子”，“以顺为正”，简直看了女子没有人格。宋代的儒者又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看轻女子的话，影响直到现在，社会中一般守旧顽固的人，还以此为借口，为束缚女子的工具，可怜还有许多女子自己愿意承认这这种条件呢！尤其是一般市侩式的普通妇女。唉！这算是儒教正人心维纲纪的丰功伟绩。据说道德是人类共守的规律，可是男女同是人类，而所守的规律，为什么不同？这样，我们知道所谓道德，不过是欺骗女子杀害女子唯一的利器。
我们再看一看中华民国的法律上，规定非男子不能有选举权。至于被选举权，更不必说了。在民法（总则之部）上，第二十六条限定妻之能力属于日常家事范围，而其他行为，一切都须得夫之允，否则一概皆可取消。其次，民律草案继承之部，规定男子对于父之遗产有继承权，女子则不能继承。这种法律，无非偏重男统。其他对婚姻制度，童养媳蓄妾制度等的习惯法和风俗，也无不是压迫女子的。
数千年以来女子的生活，就被有形的和无形的法律道德等所束缚，暗无天日。她在家庭中终生为父为夫为子的奴隶。
B资本主义之下的妇女
至于第四阶级的劳动妇女，她们所受的痛苦更甚于普通一般的妇女。
上海是全国产业工人最发达的地方，知道了上海产业工人的状况，就可以明了各地状况是如何了。
一九二五年夏天，上海总工会所属的产业工人已达到二十一万的数目，加上还没有组织工会的工人，大概总在三十五万以上。这是因为上海的大生产发达所以需要这样多的“工钱劳动者”。这种大生产的特使是扩充了“劳动”的“赎买”与“出卖”的市场。因为大生产机关（工厂、机器、电力、马达）的发达，货物增加与成本低廉的缘故，把一切手工业家庭工业经济的社会拍碎，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同现象，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自帝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影响，也就发生这种现象。一般家庭工业者，手工业者，以及因此而破产的农民都失望，她们加入到“劳动力出卖的市场”里去。而资产阶级为发展自己利益计，需要最低廉的“劳动力”，就是女子童工的劳动力。因为产业革命以来的生产事业中，工人不过做机器的附属品，动一动手，拨一拨机器就成了。用不到多大的劳动力，所以这种工作妇女孩子都能做得来。而且妇女和孩子是易受威胁，欺骗，忍得住侮辱，抵抗力薄弱。且妇女和孩子不要负担家庭责任的为多数。只不过顾到一个人的生活，所以索价就廉了。资产阶级何乐而不雇佣这些廉价的“劳动者”。一般穷苦妇女也因破产事业，被驱迫着到这“劳动力出卖市场”里走去，直到被雇佣而进厂工作。现在上海二十一万产业工人的调查，已经给我们知道女工差不多达到半数以上。
上海的大产业有纺织工业，缫丝、丝织工业，烟厂，针织工业，蛋厂，肥皂厂，印刷，铜铁机器厂，造船厂，海轮，铁路，自来水厂，电气厂，等的工业（其他手工业，女裁缝，家庭雇佣等还不算在内）。在这许多产业里面，前面七种产业都有妇女做工。而尤其以纺织工业，缫丝与丝织工业及针织工业（被厂、毛巾厂等厂）需用多量的妇女，因为这种轻便工业是适合于妇女的工作。在这许多产业中，女工约有十余万，其中以纺织缫丝女工为最多，次为烟厂蛋厂等。她们的生活非常之惨酷，每天工作时间大概要有十二个钟头以上，每天的工资平均起来最高七八角（少数的工头），最低的大多数不过一二角。她们做得少许不好一点或是晚到几分钟，或是和工头管工回几句，就要扣罚工钱，常常被工头打骂。如果生得好看点的女工，还要被男工头、巡捕、包探等强奸，有些不得已忍辱偷生卖了劳力还要牺牲皮肉，因为如果坚决拒绝，势必至于被他们设法开除，便没有饭吃。生得不好的女工，更容易被人欺侮。还有一椿黑幕，就是最高的工头要向以下的女工头借钱（不还的），而下层的女工头要向她们所指挥之下的女工借钱；如果不答允，做工头的人，就以别种名义告诉厂主，将她开除。这种情形，尤以某某烟草厂为最多。有些女工还要负担着家庭中的老年的父母翁姑的生活，她们每天的工资，往往不够开支一天的用费，所以她们还有做夜工的时候，很愿意地大家争得做，即使自己不愿意，翁姑丈夫的威权，也迫着她们去做。然而她们的精力有限，到了第二天免不了要疲倦，以致被打骂！女工娠孕生产的时候打扮不但没有医疗费，还要扣除工钱，有小孩的女工，不准在工作期间哺乳，母亲做十二小时工，小孩便得饿十二小时。有些工厂里甚至于限制工人大小便的次数，尤其是女工。有一工厂大小便时工人须领取“牌照”，而在三四千人的工厂里，这种牌照只有六块。工厂里，如纺织缫丝烟草等厂，空气都非常之坏，每年工人因此得肺病的总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生活程度（成本）日益增高，但没有听到哪个厂依着生活程度的增高而添加工资的！最可恨的，就是一般厂主利用女子没有抵抗力而格外加以侮辱剥削，男女工资大半是不平等。一般社会上还要对于女子分外的贱视，譬如“湖丝大姐”一名称，差不多成了暗娼的别名，家族亲戚之中看到上海厂里做工的女人，都是最下等的贱妇。因此，女工待遇改良的运动，简直不能得社会上丝毫的注意和同情。这些“上等社会”从五四以来也不知听了六七年多少方面的劝告，如戴季陶先生所主张的劝告主义，其实已经行了不少时候，始终只有女工自己起来奋斗表示自己的力量之后（五卅及以前的工厂烟厂等的罢工），现在才争得很小很小的改良，社会上面才开始略略注意她们。帝国主义的基督教还要到工人区域及乡村里去做所谓慈善事业，文化事业，欺罔女工农妇，做帝国主义的宣传，以新式的束缚妇女的思想来驯服他们所要的奴隶，帮助中国旧礼教的不及。
中国女子处在这种宗法社会与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环境之下，所谓“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下，过非人的生活：第一，多数的女子也同多数的男子一般，都为富豪所束缚，所压迫，所剥削；第二，女子为仰望以终身的丈夫翁姑所束缚；第三，女子在道德上及知识上，又受一般社会和家庭所束缚。这三种束缚已足以致女子的死命况且还要加上帝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尽量压榨这些已经带着锁链的妇女劳动者的汗血！
C中国妇女与国民革命
中国的妇女既然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她的责任，当然便以要求一般妇女之职业上教育上法律上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要求劳动妇女生活待遇的改善为最低限度的政纲，为最近的目标。可是对于妇女的压迫，在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之下，已经不是纯粹的宗法社会的旧制度；中国一般民众的压迫着——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治者阶级，——才是维持这种制度的主要力量，所以妇女运动必需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就是要先脱离个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压迫，然后能得到初步的妇女解放。因为必须国民革命的成功，然后政治上法律上才能得到改革的可能，教育上职业上才能实行大规模的新方针。劳动妇女的生活状况，才能因她们的阶级斗争而得到比较多的改善，况且全世界妇女运动的开始和成功，在事实上与各国革命运动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以上已经讲过法国妇女运动的开始是由“人权”“自由平等”呼声的影响，是法国大革命产物。英国妇女参政运动是由于“民权主义”运动的副产。美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由于革命运动中之奴隶解放运动的高涨。俄国妇女能得到完全的解放和平等，是由于十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是说到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也是出发于辛亥革命的时候，最近的发展，也是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的结果。过去的历史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们，妇女运动不是单纯的女权主义的运动，而是联合其他被压迫民众共谋解放的革命运动。
所以说现在中国妇女，必须以全力来促成国民革命实现，谋中国民族独立。然而要求国民革命能实现，必须使中国革命的女学生和大多数劳动妇女来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尽革命的义务，这才是有达到妇女解放的可能。因此只有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能和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以及无产阶级，合力奋斗，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然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里，妇女才能渐渐地得到彻底的解放。 |
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1904-1996)·抽象艺术的性质（1937年）·论凡·高的一幅画——《麦田上的鸦群》（1946年）·文森特·凡高（1950年）·论风格（1953年）·艺术的统一性的假设——论统一性及其他审美标准（1966年）·描绘个人物品的静物画——关于海德格尔和凡·高的札记（1968年）·现代艺术的价值（选自《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1999年版）◇相关评论◇·迈耶·夏皮罗：马克思主义与抽象艺术（吉拉托·莫斯昆拉，1994年）·迈耶·夏皮罗：主体的存在（马歇尔·伯曼，1996年） |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目录
反杜林论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版序言……………………………………………………………………………………………………………………………7—18
一………………………………………………………………………………………………………………………………………7
二……………………………………………………………………………………………………………………………………10
三……………………………………………………………………………………………………………………………………17
引论………………………………………………………………………………………………………………………………19—36
一、概论……………………………………………………………………………………………………………………………19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31
第一编哲学…………………………………………………………………………………………………………………37—159
三、分类。先验主义………………………………………………………………………………………………………………37
四、世界模式论……………………………………………………………………………………………………………………45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51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62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72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83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92
十、道德和法。平等……………………………………………………………………………………………………………105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119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131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142
十四、结论………………………………………………………………………………………………………………………157
第二编政治经济学………………………………………………………………………………………………………160—280
一、对象和方法…………………………………………………………………………………………………………………160
二、暴力论………………………………………………………………………………………………………………………173
三、暴力论（续）………………………………………………………………………………………………………………181
四、暴力论（续完）……………………………………………………………………………………………………………190
五、价值论………………………………………………………………………………………………………………………201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214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220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230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240
十、《批判史》论述……………………………………………………………………………………………………………249
第三编社会主义…………………………………………………………………………………………………………281—351
一、历史…………………………………………………………………………………………………………………………281
二、理论…………………………………………………………………………………………………………………………292
三、生产…………………………………………………………………………………………………………………………309
四、分配…………………………………………………………………………………………………………………………323
五、国家，家庭，教育…………………………………………………………………………………………………………339
自然辩证法
［计划草案］………………………………………………………………………………………………………………357—359
［总计划草案］…………………………………………………………………………………………………………………357
［局部计划草案］………………………………………………………………………………………………………………359
［论文］……………………………………………………………………………………………………………………360—522
导言………………………………………………………………………………………………………………………………360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380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389
辩证法……………………………………………………………………………………………………………………………401
运动的基本形式…………………………………………………………………………………………………………………408
运动的量度。——功……………………………………………………………………………………………………………426
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442
热…………………………………………………………………………………………………………………………………448
电…………………………………………………………………………………………………………………………………453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509
［札记和片断］……………………………………………………………………………………………………………523—655
［科学历史摘要］………………………………………………………………………………………………………………523
［自然科学和哲学］……………………………………………………………………………………………………………542
［辩证法］………………………………………………………………………………………………………………………553
［（Ａ）辩证法的一般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553
［（Ｂ）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界限”］…………………………………………………………………564
［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586
［数学］…………………………………………………………………………………………………………………………601
［力学和天文学］………………………………………………………………………………………………………………617
［物理学］………………………………………………………………………………………………………………………623
［化学］…………………………………………………………………………………………………………………………637
［生物学］………………………………………………………………………………………………………………………639
［各束手稿的名称和目录］………………………………………………………………………………………………656—657
《反杜林论》材料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661—688
第一部分……………………………………………………………………………………………………………………661
第二部分……………………………………………………………………………………………………………………680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689—695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696—710
注释…………………………………………………………………………………………………………………………713—796
《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797—804
《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805—809
人名索引……………………………………………………………………………………………………………………810—834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835—857
期刊索引…………………………………………………………………………………………………………………………858
名目索引……………………………………………………………………………………………………………………859—893
插图
弗·恩格斯像（1888年）………………………………………………………………………………………………………2—3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第三版的扉页……………………………………………………………………………………5
1877年1月3日《前进报》刊载的《反杜林论》的第一篇论文………………………………………………………20—21
卡·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的第一页……………………………………………………………………247
弗·魁奈的《经济表》………………………………………………………………………………………………………………277
《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355
《自然辩证法》第一束材料的第一页………………………………………………………………………………………………543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目录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卡尔·马克思第一版序言……………………………………………………………………………………………………7—13
卡尔·马克思第二版跋………………………………………………………………………………………………………14—25
卡尔·马克思法文版序言…………………………………………………………………………………………………………26
卡尔·马克思法文版跋……………………………………………………………………………………………………………2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三版序言……………………………………………………………………………………………30—3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文版序言……………………………………………………………………………………………33—3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四版序言……………………………………………………………………………………………38—44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商品……………………………………………………………………………………………………………………47—101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47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54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61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62
（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62
（2）相对价值形式……………………………………………………………………………………………………63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63
（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67
（3）等价形式…………………………………………………………………………………………………………70
（4）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75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77
（1）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78
（2）特殊等价形式……………………………………………………………………………………………………79
（3）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79
C.一般价值形式……………………………………………………………………………………………………………80
（1）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性质………………………………………………………………………………………81
（2）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83
（3）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85
D.货币形式…………………………………………………………………………………………………………………86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87
第二章交换过程……………………………………………………………………………………………………………102—111
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112—166
1.价值尺度……………………………………………………………………………………………………………………112
2.流通手段……………………………………………………………………………………………………………………122
（a）商品的形态变化……………………………………………………………………………………………………122
（b）货币的流通…………………………………………………………………………………………………………134
（c）铸币。价值符号……………………………………………………………………………………………………144
3.货币…………………………………………………………………………………………………………………………149
（a）货币贮藏……………………………………………………………………………………………………………150
（b）支付手段……………………………………………………………………………………………………………155
（c）世界货币……………………………………………………………………………………………………………163
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167—200
1.资本的总公式………………………………………………………………………………………………………………167
2.总公式的矛盾………………………………………………………………………………………………………………177
3.劳动力的买和卖……………………………………………………………………………………………………………189
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201—224
1.劳动过程……………………………………………………………………………………………………………………201
2.价值增殖过程………………………………………………………………………………………………………………211
第六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225—237
第七章剩余价值率………………………………………………………………………………………………………238—257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238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247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251
4.剩余产品……………………………………………………………………………………………………………………257
第八章工作日……………………………………………………………………………………………………………258—335
1.工作日的界限………………………………………………………………………………………………………………258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263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272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286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294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307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330
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336—345
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347—357
第十一章协作……………………………………………………………………………………………………………358—372
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73—407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373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376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379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389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398
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408—553
1.机器的发展…………………………………………………………………………………………………………………408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423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432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433
（b）工作日的延长………………………………………………………………………………………………………441
（c）劳动的强化…………………………………………………………………………………………………………448
4.工厂…………………………………………………………………………………………………………………………459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468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479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489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503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503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505
（c）现代工场手工业……………………………………………………………………………………………………507
（d）现代家庭劳动………………………………………………………………………………………………………510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515
9.工厂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527
10.大工业和农业……………………………………………………………………………………………………………551
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555—566
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567—579
Ⅰ.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568
Ⅱ.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572
Ⅲ.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574
Ⅳ.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576
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580—584
第六篇工资
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585—593
第十八章计时工资………………………………………………………………………………………………………594—602
第十九章计件工资………………………………………………………………………………………………………603—612
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613—618
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621—634
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635—671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635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645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648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657
5.所谓劳动基金………………………………………………………………………………………………………………668
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672—780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672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682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689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703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711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711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718
（c）流动人口……………………………………………………………………………………………………………728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732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738
（f）爱尔兰………………………………………………………………………………………………………………764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781—832
1.原始积累的秘密……………………………………………………………………………………………………………781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784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802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811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813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818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829
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833—843
注释…………………………………………………………………………………………………………………………847—878
人名索引……………………………………………………………………………………………………………………879—910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911—960
名目索引……………………………………………………………………………………………………………………961—982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983—984
插图
卡尔·马克思像（1867年）……………………………………………………………………………………………………2—3
马克思1867年8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3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扉页……………………………………………………………………………………………………9
《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一版的扉页…………………………………………………………………………………………………21
马克思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出版者拉沙特尔的信……………………………………………………………………………27 |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目录
弗·恩格斯。序言…………………………………………………………………………………………………………………3—25
弗·恩格斯。第二版序言………………………………………………………………………………………………………26—28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31—74
Ⅰ．第一阶段Ｇ—Ｗ………………………………………………………………………………………………………………32
Ⅱ．第二阶段生产资本的职能……………………………………………………………………………………………………41
Ⅲ．第三阶段Ｗ′—Ｇ′…………………………………………………………………………………………………………46
Ⅳ．总循环…………………………………………………………………………………………………………………………60
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75—100
Ⅰ．简单再生产……………………………………………………………………………………………………………………76
Ⅱ．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91
Ⅲ．货币积累………………………………………………………………………………………………………………………96
Ⅳ．准备金…………………………………………………………………………………………………………………………99
第三章商品资本的循环…………………………………………………………………………………………………101—115
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116—137
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132
需求和供给相抵…………………………………………………………………………………………………………………134
第五章流通时间…………………………………………………………………………………………………………138—145
第六章流通费用…………………………………………………………………………………………………………146—170
Ⅰ．纯粹的流通费用……………………………………………………………………………………………………………146
1．买卖时间………………………………………………………………………………………………………………146
2．簿记……………………………………………………………………………………………………………………150
3．货币……………………………………………………………………………………………………………………153
Ⅱ．保管费用……………………………………………………………………………………………………………………154
1．一般储备的形成………………………………………………………………………………………………………155
2．真正的商品储备………………………………………………………………………………………………………161
Ⅲ．运输费用……………………………………………………………………………………………………………………167
第二篇资本周转
第七章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171—175
第八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176—203
Ⅰ．形式区别……………………………………………………………………………………………………………………176
Ⅱ．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189
第九章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204—210
第十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211—239
第十一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240—254
第十二章劳动期间………………………………………………………………………………………………………255—265
第十三章生产时间………………………………………………………………………………………………………266—275
第十四章流通时间………………………………………………………………………………………………………276—284
第十五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285—326
Ⅰ．劳动期间等于流通期间……………………………………………………………………………………………………295
Ⅱ．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300
Ⅲ．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305
Ⅳ．结论…………………………………………………………………………………………………………………………310
Ⅴ．价格变动的影响……………………………………………………………………………………………………………317
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327—354
Ⅰ．年剩余价值率………………………………………………………………………………………………………………327
Ⅱ．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343
Ⅲ．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348
第十七章剩余价值的流通………………………………………………………………………………………………355—388
Ⅰ．简单再生产…………………………………………………………………………………………………………………360
Ⅱ．积累和扩大再生产…………………………………………………………………………………………………………382
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十八章导言……………………………………………………………………………………………………………389—397
Ⅰ．研究的对象…………………………………………………………………………………………………………………389
Ⅱ．货币资本的作用……………………………………………………………………………………………………………392
第十九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398—434
Ⅰ．重农学派……………………………………………………………………………………………………………………398
Ⅱ．亚当·斯密…………………………………………………………………………………………………………………401
1．斯密的一般观点………………………………………………………………………………………………………401
2．斯密把交换价值分解为ｖ＋ｍ………………………………………………………………………………………410
3．不变资本部分…………………………………………………………………………………………………………413
4．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419
5．总结……………………………………………………………………………………………………………………427
Ⅲ．以后的经济学家……………………………………………………………………………………………………………432
第二十章简单再生产……………………………………………………………………………………………………435—550
Ⅰ．问题的提出…………………………………………………………………………………………………………………435
Ⅱ．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438
Ⅲ．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Ⅰ（ｖ＋ｍ）和Ⅱｃ的交换……………………………………………………………………442
Ⅳ．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447
Ⅴ．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458
Ⅵ．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470
Ⅶ．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474
Ⅷ．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478
Ⅸ．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484
Ⅹ．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488
Ⅺ．固定资本的补偿……………………………………………………………………………………………………………502
1．损耗的价值部分在货币形式上的补偿………………………………………………………………………………506
2．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512
3．结论……………………………………………………………………………………………………………………524
Ⅻ．货币材料的再生产…………………………………………………………………………………………………………527
ⅩⅢ．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540
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551—592
Ⅰ．第Ⅰ部类的积累……………………………………………………………………………………………………………554
1．货币贮藏………………………………………………………………………………………………………………554
2．追加的不变资本………………………………………………………………………………………………………559
3．追加的可变资本………………………………………………………………………………………………………565
Ⅱ．第Ⅱ部类的积累……………………………………………………………………………………………………………566
Ⅲ．用公式来说明积累…………………………………………………………………………………………………………571
1．第一例…………………………………………………………………………………………………………………576
2．第二例…………………………………………………………………………………………………………………581
3．积累时Ⅱｃ的交换……………………………………………………………………………………………………588
Ⅳ．补充说明……………………………………………………………………………………………………………………591
注释…………………………………………………………………………………………………………………………595—603
人名索引……………………………………………………………………………………………………………………604—60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610—618
名目索引……………………………………………………………………………………………………………………619—648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649
插图
《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的扉页……………………………………………………………………………………………………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一页…………………………………………………………………………………………………57
恩格斯编辑和重抄的《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一页…………………………………………………………………………………61 |
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罗章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1]罗章龙·附录：向忠发纳妾向忠发为恶名昭著的“大人物”之一，此人作恶多端，厮养走卒，出降事敌，毁坏党与革命组织，破坏中国革命，种种罪行，指不胜屈，死亡山积，血染成川。受害群众，事隔多载尚谈虎色变，余悸犹存。中国不敢提其名字，更不敢道其经历，万马齐喑，竟沉默无声。究其何因，笔者掇拾旧闻，略志其概，以供参考。向忠发，湖北汉川人，汉口石码头装卸驳船上抬煤的装卸工头，同时也是石码头帮会的小头目。为人性格粗暴，又奸又狡，外号“奸狡佬”。（鄂谚：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向手下带徒弟多人专门坐茶馆，摆抬子，敲诈勒索找外快，酗酒骂街打群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负伤多次，右手食指残废，腼有伤痕。他结识一些无赖、泼皮自组成帮，好勇斗狠，平日不务正业。好赌博，进出赌场，师法赵匡胤，输赖赢要，仗势欺人，独霸一方，人人说他是汉口的一个大流氓，望而避之。一九二四年，向看到工人运动渐渐抬头，他摇身一变，想加入革命队伍。某劝向搞码头工会工作，藉图发迹，向大喜，加入码头工会，乱斗乱闯，渐露头角。他找许白昊，白昊认为他品质太坏，不大理他，后来项英认为他有些能力，并且代表一个帮会的力量，力主吸收入党（项与向为同乡）。当提出在支部会议讨论时，码头工会多数党员一致抵制，说：“向是个流氓，怎能让他入党，如果要他入党，我们就全体退出。”向第一次入党未成，他怀恨在心，没有发作，从此以后，他伪装积极，自誓痛改前非，戒烟戒酒，处处表现老实。过了一个时候，他请林育南替他说话，育南不理。他有一个熟人同乡包惠僧，是斗级营一带地区的“报痞”，平日藉记者身份，对民众进行敲诈勒索，外号“包老爷”，时已混入党组织。向又请包惠僧替他说话，包从多方运动支部，最后勉强通过。作候补党员。向入党转正后态度突变，原形毕露，自称进了门槛。以后有了靠山，便自高自大起来，对人说：老子今天已经跳到圈子里来了，今后谁敢惹我，老子跟他拼命。事后陈潭秋到上海中央报告此事，对文虎[2]说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文虎告诉仲甫，仲甫说，不必关门太紧，今后看他的表现吧。此事遂铸成大错，后来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北伐军到武汉后，武汉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向忠发开始是汉口驳船工会会长，在革命中他做了一些组织工作，渐渐被选为湖北总工会的委员。向对刘××吹拍有方，连升三级，成为刘××的左右手。许白昊，一九二六年原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是学生出身。当时向忠发自以为是码头工头出身，思夺其位，乃施布流言蜚语，中伤白昊，说白昊非工人。白昊为顾全全局，消除内讧起见，乃辞职，让位与向，向遂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从此以后，向就放肆起来，违反纪律，贪图贿赂，私做买卖，甚至无恶不作。一九二七年，向忠发勾结湖北省总工会刘、李，组成一个集团，进行贪污勒索，违法乱纪一系列活动，把湖北省总工会闹得乌烟瘴气。省委乃派林育南、许白昊对他们进行调查，查明后内定撤销职务，改组湖北省总工会。但向等利用七月反革命危机，抵抗省委决议，旋即爆发汪唐反水，他们乘机自由行动，逃避责任。在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反革命叛变开始后，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当时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反革命进行反击，并提出应变新方案与全面战略部署时（中共军事主动撤离武汉，进行两湖农民暴动，中共中央迁回上海，“五大”中央委员深入工农兵组织基层加强领导），全线紧张。七月底，武汉政府国共分裂，群众组织陷于混乱。刘、瞿首先携带老婆孩子自由行动到庐山避难去了。向忠发利用职权，伙同少数委员，私将湖北省总工会所有公款十万余元分赃卷逃，向拐走一万五千元。鄂总工会干部大部分跟着刘、李、向逃跑了。向忠发携眷不告而去，到湖南长沙躲藏起来了，私自开设湘鄂轮船驳运公司，进行走私贸易，过资本家老板剥削生活，自乐其乐，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逍遥度日。后被轮运工人发觉，劝向回头。向佯允诺，但不见改悟。长沙当地党组织派人找他谈话，他避不见面。后来计划未成，中途生意折阅，又离湘卷逃上海。在长沙时，文虎在路上偶然碰到他，他对文虎所提诸问题支支吾吾。刘隐匿庐山，游离半年以上。向乃到上海找组织关系。向忠发对人说：“你们这些人，平日脑筋不灵，人缘不好，无钱无势，怪不得无路可走。现在不顾一切，还硬着头皮干下去，我看你有甚么下场。”向忠发由李立三牵线，引见瞿秋白，对瞿表示竭诚拥护，愿作马前卒。瞿身边素无工人往来，向忠发有工人招牌，认为奇货可居。又经李立三撮合，向忠发正式投拜瞿门下，奉瞿为老头子，遂结成一伙。此时，瞿已负责，瞿表示过去的事（指鄂总工会自由逃亡等事）既往不咎，不必再提了，给他们分别安插在中央部门工作。先是瞿登坛，一切是秉命于二罗（罗米那则、罗埃曼）行事。自一九二七年秋间到广州暴动与十一月决议期间，瞿的左倾面貌登峰造极，大有不顾一切，忘其所以的样子。这样经过了一年多，中共积年硝药，几数耗尽，全局为之瘫痪。自从一九二七年冬季以后，不断强迫命令暴动，到处碰壁，到处行不通。结果国际亦感有换骑之必要，乃见风转舵，开始批评瞿的错误路线。国际五、六月间通知上海中央筹备“六大会”工作，当时指定地点是在莫斯科。理由是安全，但同时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便于领导与利用控制，万事可以一言而定。当时也有人指出多数代表，几千里往来两国境之间，其间发生不安全事故，也是很难避免的。但最后找不到更好的地方，所以仍得按国际来信办理。中央决定按照南方、北方、湖南、广东等地区兼产业系统，选定党组织的出席代表，并确定全体代表人数为一百五十人，分三十个小组出发，平均每组五人。“六大”代表有工农运动前列的群众领袖，五届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各省掌握情况的负责人，全总、铁总、海总、上总都有代表参加。大约一百多人。北方代表团团长王仲一，湖南代表团团长文虎，广东代表团团长苏兆征、袁炳辉，湖北代表团团长项英，上海代表团团长余飞。文虎作为湖南代表去参加“六大”，是让他把湖南秋收起义的情况，向“六大”作专题发言。湖南代表团是个大代表团，有二十人，浏阳、平江、醴陵都有代表，是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毋庸讳言，“六大”代表来自各省，以工会为中坚，铁路、海员、矿山，各大城市总工会所占代表名额占绝大优势。向离开长沙后转展到沪，上海方面无人知道他逃走的经过。“六大会”通知到沪，乃把向忠发塞入代表名册，派向赴苏，[3]以增高身价。他到会场后，乃逢人卑词取悦，伪装左倾，拥护国际路线，检讨自己对革命无贡献，请求帮助改正错误。大家不识其底蕴，平淡然置之。有人虽知其罪恶，爰本与人为善的态度。向遂与李立三晋谒米夫，百般献媚勾结，王明建议米夫身边无人，可以收容向为己助，米夫亦以为然。一九二八年六月，代表人数已经到齐，会议在六月十八日举行，会议时间定四至五星期。大会于六月十八日开幕，在大客厅举行，出席、列席二三百人。首先由布哈林作报告，一星期始完，讨论一星期。在讨论时特立[4]第一个登坛发言，布坐在旁边作笔记。聆毕，细语批评特立云：“你不是小孩，为何对瞿的错误不早指出？”特立无言以对。继特立发言者为瞿秋白。文虎第三发言，与瞿针锋相对，使瞿大感伤神。（在“六大”上，文虎作工运报告四小时，文又作湖南秋收暴动报告六小时。）在讨论时，众代表间发生激烈争辩，多数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目前无革命高潮，瞿却坚持己见，当时辩论的焦点为盲动路线与革命高潮的问题。布报告称革命高潮目前不存在，不要主观臆断，众以为然。瞿内心不服，怕承认错误后名誉地位将一扫而空！还有瞿集团的人在旁打气哄抬，因此瞿总不肯服输。瞿发言时吞吞吐吐说：“中国革命高潮忽高忽低。”某代表忍俊不禁，直率质问瞿：“你简单回答一句，到底目前有没有高潮？”瞿勉强答：“没有高潮。”那代表再逼问一句：“有没有象征？”瞿大窘，不知所措，忽大声道：“确实连影子也没有！”众人笑说：“这样以后不准再说谎了！”瞿报以苦笑，下台而去！大会在政治报告讨论结束后，进入起草各项决议的过程中，在这方面由主席团（主席团由文虎、特立、项英、苏兆征、史文彬等十二人组成）决定大会成立了几个决议案小组委员会，南北各地代表负责人分别参加组成，计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五个起草委员会。政治问题决议案委员会的成员是文虎、仲一、特立，职工运动决议案委员会是文虎、项英等，农民问题决议案委员会是毛简青等。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委员会是来自苏区的几个代表。会外各国兄弟党负责人台尔曼、季米特洛夫、白劳德等分别参加小组委员会。台尔曼为工人，朴实诚毅，乃日尔曼典型人物。白劳德，美国大学生，温文而雅，有教授风度。各项决议案通过后，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首由米夫提出一个比较复杂的记名投票初选与复选的选举方式，经过选举委员会通过，继就主席团提出的执监委员名单印发，各代表加以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事实上米夫控制选举。米夫提出选举方案颇为复杂，大致从欧洲各国政党选举办法脱胎而出。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交给主席团研究，主席团召集各代表团负责人交换意见，按一定人数决定名额，再酝酿全部候选人名单，印成选票，召集全体代表大会，每人发给选票一张，各人就全部名单圈选所欲选的人，选毕，将票送给主席团，经过整理当众宣布中委名单。这个方案是为照顾那些在没有群众基础而又没有革命经历旧中央人员（瞿、李、向集团）。因为如果按直接选举方法，他们就无法获得选票，工会代表为了顾全大局起见，也就勉强同意了这个做法，上了米夫的当！选举名单中初无润之[5]，唯北方与湖南代表团提出增加始列入名单。选举揭晓计中央委员为文虎、苏兆征、特立、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向忠发、唐宏锦、张金保、吴汝铭、王仲一、毛简青、罗迈等。监察委员为史文彬等。在选中委时各代表团均无向名，米夫乃暗地里将向列入中委候选名单，并逢人便说向的才干，百般包庇，这样向遂蒙混过关，获选中委，大得宠用。大会对本届中委人选会内会外酝酿多时，由各代表团一致联名提出就史文彬与苏兆征二人选出书记一名，并解说史资历长，苏在南方海员中有威信。大家认为史品质最优，而苏则有才干，而史、苏二人均工人出身，最后大家同意建议选史文彬为书记，米夫亦首肯。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等认为史文彬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史为人正直无私，如史领导中央，对他们不利，乃连夜纠集一部分旧中央人员往见米夫。史为人傲，不如向忠发驯顺听话，瞿李请求以向代史，此种说法深中米夫私衷。米佯称到时再说。大会后三日，一届中委会，在Klin宫（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出席指导。斯大林坐左端主位，文虎坐其右，苏、史坐其左，灯光之下，斯眼际有鱼尾纹。他双目平视，说话声音低沉。讲话内容：中国革命形势目前没有革命高潮，处于两大高潮之间，以食指比划一个马鞍形式。最后鼓励代表们回国后好好工作，争取革命高潮早日来临。语毕退席。米夫就位，宣布国际决定任命向忠发为中共书记。米夫推向为书记，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米夫等人见状，带头鼓掌，鼓掌者寥寥无几。米夫即起立提议史文彬为本届监察委员会书记，散会。由于国际方面认为向奴性充分，可以利用；史、苏为全总系统，不好指挥，所以坚持以向忠发为书记。项英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自作主张，一不敢揭发向忠发平时的恶劣品性和错误，还可能因为向是湖北汉川人，是项同乡，其次怕人怀疑自己想当书记等。书记产生后，按程序应选举政治局委员，米夫站起来说今天没时间，以后再说罢。但是以后并没有召开全会，中央分工均由米夫暗中布置，外间无由知悉。由向忠发、李立三几个先回国的中委，抢先凑了一个政治局，造成事实。有人质问向忠发，他拍胸膛说，这事由我负责，以后再也没有改动了。这种偷窃行为都是米夫一手造成的。向忠发穷途末路，已届绝望，忽登书记宝座，大出本人意料之外，情不自禁，逢人便诉：“时来运来，讨个老婆带财来！”从此他对瞿、李等感恩图报，言听计从。事后瞿得意忘形对人说：“我们导演的是‘指鹿为马’的喜剧，党内可以太平几年了。”向利用职权包庇左右一群小丑，死心踏地结成一个死党，乱说乱动，违法乱纪，任意横行。向忠发曾对米夫吹拍带骗，发誓赌咒表示忠心诚意。他自己说，对上司就是要象哄孩子一样，哄过去就算了，事过境迁，就成一笔烂帐，谁还会理落呢！把好好一个党弄得七零八落，毫无生气。为祸于党，永无宁日。“六大会”竣事，向忠发回上海后，伙同李立三组织新中央。一朝大权在握，越发趾高气扬起来。向为人既无理论修养，又无斗争经验，品质、道德更是恶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称其职。但是他也懂得一套流氓帮会组织生活。（上海就职会上）向忠发忸怩说话—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认得一笆斗，党龄也短，对当家事有些尴尬，实在办不下来。×首先起立，大声说：“今天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喜日子，你在中国是当代东方马列大师，能文能武，又红又专，我们对你拥护到底……。”××立响应，一个箭步走向前去与向拥抱起来，连呼：“大喜事，大喜事。”第二天常委开始工作，向旨：昨天就职典礼，不够隆重，有些为难。×：目前大家心里有些嘀咕，理应振肃一番，左右开弓，来个下马威，每人给上套笼头嚼子，以后才能办得开。立三乃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单，主张先进退一批干部，以树立威信。李说：“我们先把这些破铜烂铁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软硬兼施，组成一个新班子，局面自然会开展起来。锣鼓调子由我们决定，你只挥棒吆喝扬鞭就行了。反正不让你烦恼就是了。”向旨：“这还使得，一切听你们摆弄！”由此开端，一台封神大轴，连环大轴戏就开锣了。他侥幸做了地下王国的头目，他也就安之若素，以大革命家自居，说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老子！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他作偶像，上欺下压。这样一来，他就过着不折不扣的木脑壳生涯。是该集团的木脑壳，天字第一号，一张王牌。他们日常工作就是召集会议当主席，吹吹拍拍，必要时就骂小同志，会议开完万事皆忘。某些人利用他签名盖章，发布文告，他也是糊里糊涂，唯命是听。他们天天哄抬他，照顾他，使他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过去向的生活，对待手下人们就是一手拿号筒，一手拿鞭子，习惯久了，要改也改不过来，所以下级同志们见了他就敬而远之走开去，怕拢边。向对下级同志如对徒弟一般，吓唬，吆喝，谩骂，装腔作势，大言壮语，恬不知羞。向认为他们是一群打不知痛，骂不知羞的家伙，只有这样才能立威。他们居高临下，抢占“左方”高地，捧上压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专整新旧干部，骂倒一切，不容分辩！向说：“我当这书记也不简单，是前世修积得来的，你们给我跑龙套，总算瞧得起我，我决不会亏待你们。”“你们识相些，一切都好办，如果要顶牛……”他尝说，×××是老实坨子，我的话他不敢违拗，不敢哼一声，不顺我不行。向忠发以码头流氓出身，一步登天，骤登“大室”，起初还有些不自安，后来散漫逍遥，渐渐志得意满，作了一个地下朝廷的富贵闲人，他当时把正常事务交给左丞右相们去办，自己梦想第一发财，其次享乐。他纠合亲信，把贪污的钱偷偷开设一所出租汽车行，每天只关心汽车房生意，其它的事无所用心了。向未进过正式学校，自称斗大的字认不到几箩筐。升任书记后，除聘黄为秘书，黄去后，改为潘闻宥为秘书。遇到必要时，左右叫他出来讲话压台，由于他不识字，所以不能念，讲稿只好先给他讲一番大意，要他照讲。他不耐烦，说你们的讲词我记不清楚，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去了，还是我讲我的，你们记录，这样两便些。因此他讲了些什么内容事后便忘得干净。秘书问时，他说这有甚么问的，你们看怎么写就怎么写下来吧，只朝好里说去。登刊后我也不必问，更不必知道内容。第二天，报上发表了讲话，潘闻宥还推崇向忠发是“东方革命理论大师”！向在中央开会时，总是精神不振，春盹。遇表决时，旁人叫醒他，他不耐，说：“你们表决就算了，何必闹醒我瞌睡。”中央文件由潘闻宥以向名写文章很多，起初念给向听，有一次向不愿听，说反正不过是那些话，念不念都没关系。向虽不通文词，却秘书之助，大做报告，滥写文章，所写文似通非通，装腔作势，连篇累纸，大部抄袭，又长又臭，不堪卒读。潘代向操刀作文，登在党报上，每期或数期一篇，都是用向的名字登在首位，提高他的威信。这些文章大半是抄袭国内外报刊而成。有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恭维他是优秀的理论专家。有一次，上海闸北某工人同志要同他讨论他所写文章的内容，他竟然说：“我也找不到。”（意我也不知道。）这些文章有的还翻译成外文，登在“康民”（《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久而久之，向就以“东方理论大师”自命。向忠发生活堕落，思想混乱，语无伦次，文不成章。他最大的本领就是吹牛说海话，自封为一贯正确，从来不认错。向时常说，时运来了，连门板也挡不住呢！公然说：“老子是正确的老子，你们莫敢批评。”由于向长期过着偶像生活，而且自高自大起来，目中无人，瞧不起群众，也瞧不起知识分子，而且自己觉得中央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就养成一种个人的优越感，认为一切工作都在顺利发展，就是遭到失败，他也说是胜利。在一次会议上，同志们向他提意见，批评中央的政策，他听不进耳，大发脾气说：“中国革命归老子负责，用不着你们多嘴。”后王仲一说：“老向近来越搞越不象话了，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向说：“工人由工头管，庄稼汉由保甲长管，一行服一行管是正道理。你们调皮捣蛋，敢同老子作对！野杂种，没好样！”说时拍着胸膛自指鼻梁，高声道：“你们睁开狗眼看看，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老子是正确的老子，硬帮帮的，响当当的，你们不服我管，就是不守纪律，老子决不饶你们，入你祖宗八代！……”同志互相告语：“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相诫勿与他打交道！向忠发闻此说，不以为忤，反自傲说：“大家怕我，正好，老子就无人敢惹了！一次他在沪东区训话，一板一眼地宣讲道：“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山上有山神，海里有龙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我老子是硬梆梆、响当当的正确，你们不遵守纪律，不服我管，他妈的祖宗八代！”以下胡说八道，拍桌助快，大家纷纷退席，一哄而散。向对待向他提出批评的同志是极端粗暴的，他尝说：“×××专同我顶牛，妈的！我入他祖宗三代！看他有好下场？！”××被捕入狱，他大笑云：“现世现报！活该！”对于向他进行忠告的全总工委同志，他怀恨在心，凭白诬他们有右倾倾向，口口声声说：“要送他们去莫斯科学习，不去不行，老子不答应。老子拼着书记不做，决不放过这些小子！”“臭知识分子，不识抬举，可恶，可恶，这种自由主义应按纪律给以制裁！”领导是“左”，群众是右，他常常说：“我是左派，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右派，‘康民’是左派，反‘康民’的就是右派，就是这个板眼。”右派就是国民党，反对他们的集团的人都是右派。对右派分子就是要残酷斗争，不择手段，不计情面。（反右板眼从斯大林那里学来。）（三中全会后，他们对江苏省委、全总、北方区委来了一个大反攻，并把何孟雄、林育南打成右派。）向对女同志态度作风极其卑劣，满口下流话，有一次竟把一个女同志大骂，使她掩面大哭，出门投江。当同志严肃批评他时，向忠发大声吼道：“老子就是这样，不爱听的，快给我滚。”他的秘书在旁解释说，骂也应该，是阶级斗争的艺术。人称向忠发与立三是老搭档，天配地配，天生一对，一个是东方特尔曼，一个是中国拉沙尔，一唱一和，可谓无独有偶。向李飞扬跋扈统治全党的时候，向起了喇叭筒的作用。一次会上，向说话，搬指点名骂右派，忽然记不起应点哪些人，大声问旁坐的立三，还有哪些人是右派，我搞不清，还是你来说吧！立三大窘。向离席而去，哼了一声，连骂“狗杂种”不置。立三一次作报告，指名骂求实右倾，伟森（求实）起来质问，请他举事实。立三答，你不听老向的话就是反对工人阶级，这就是右倾。向云：他的报告和文章不管对与不对，我一律同意。“你们反立三就是反我，反我即反国际，李一切言论都代表我，我一切行动都依靠他，他比我还正确些。”中央下令进攻武汉，有些同志提出疑问，李立三歇斯底里地狂呼：扩大，扩大，猛扩大！进攻，进攻，再进攻！向忠发大发雷霆，骂了一通，酒气熏人大喊：“打到武汉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饼！”他吹牛说大话：“我请你们到武汉去吃月饼，到南京吃大菜去！”忠发和立三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平日很少冲突，但遇争夺权位时，却互不相让，大事争吵起来。如一九二◇年，井冈山军队进攻长沙时，立三预先私自印了一张布告，打算军队进城时张贴。布告印有湖南省苏维埃主席立三的名字。此事向忠发知道后怒不可遏，说：这是么板眼！和他争吵：“你自封主席，老子决不与你干休！”几乎要动武起来！立三连忙低声下气解释说：“不久打下武汉，一定让你主席！”向忠发转愠为喜，笑道：“这样才是正理！有饭大家吃！”高呼说：“我请客，到武汉吃桂花鱼，到南京吃月饼板鸭，都算我的帐。”由此可见这伙家伙遇事主观武断，狂妄胡行，自矜“了不得”，其实“不得了”。李找人给向写文章，在《红旗》刊出，让全党学习向的文章。其实向自己在会上对人说过：“我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筐。”但李捧向是“东方的活马克斯”（李自称英格司）。建立××路线，俨然革命理论大家，遗祸中共，危害革命，造成灾难，实源于此。向忠发任书记前后三、四年间，骂大街有他（向自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出打手有他（他亲自打过工人），诬蔑陷害同志有他，投敌作引线查抄革命机关有他，逮捕出卖革命同志有他，真是无恶不作，耳闻目见，有口皆碑！向忠发为非恶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纠合一伙（无赖），组成集团，从事集体活动。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有：向忠发、瞿、立三、孔、万，[6]所谓政治连襟“五通神”，“二十八布儿”，贺、关、胡均和、赵容等。[7]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他们结成一个宗派集团，对内互相包庇，对外攻守同盟，同进退共患难，以个人利益为重，把宗派视同高于一切，形成党中有党，外人称“政治连襟”。反映旧社会江湖帮派恶习，破坏党的纯洁组织。该集团中特别应该提出的还有最大阴谋家隐居中军，主谋划策，实行政治挂帅，他们同恶相济，罪大恶极，擢发难数，下面分别加以简介。瞿秋白，学生伢子，脱离实际，工运、农运、兵运不沾边。幼名阿双（头上双旋），因号双目临空居士。好治印，秋之白华，西门之家。瞿“八七会议”当上书记原因是瞿长期为翻译，与国际代表关系密切，国际代表视瞿为己亲信，为了便于控制中国党，国际代表罗米那则指定瞿为临时中央书记。瞿看破“红尘”，认为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都是逢场作戏，没有甚么根本差别，是非真伪也是一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谁能说个明白，使双方满意心服。真正的是非真伪就是唯我主义。我觉得这样就对，那样就不对，这个人对，那人不对，信不信由你，我掌握了杀人刀，大笔一挥，还怕你不划诺？！这几句真言做了“五通神”的最高指导原则。瞿，向集团的道士[8]。瞿、孔都是自诩为熟读《阴符经》的人物，他们设计定谋，自觉高人一等。孔语录，一套咒语真经：◇◇◇演戏，红白顷刻异政治如弈棋，一险胜三奇政治如赌博，全靠会冲壳不怕输脱裤，只怕输断脚迈，镜松，庸懦无力。工委、农委、军委都走了，“六大”前上海停止工作，迈看守，饱食无事。政治失败后投奔向忠发门下，中年浪荡，生活失常，成为向、李集团帮闲者。立三，少年佻达，不农不工，学无所长，当时是一个碌碌无能、无所取材的纨绔恶少。如果说他有甚么特长的话，只不过是夸夸其谈，大言不惭的空头大少罢了，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但是向忠发等对他极为赏识，因此李构成该集团的一个重要分子。向说：立三是个人才，很会冲壳子，革命如赌博，全靠会冲壳子，你们看不起他，你们冲得上去吗？不冲壳子行得通吗？立三在集团中是搞贪污腐化，生活糜烂的有力分子。众所周知，他在安源时，他曾向工会勒索巨款，被工会揭发。立三同县杨东×曾作证，说李在安源以赃款寄回家置田产，邻里皆知其事。立三犯贪赃强奸，品质不耻于众，新申报唯以吃油饼，吃豆腐，浪荡徵逐声色货利，林◇提出证◇，要求按党纪制裁。仲甫以其人干柴烈火，欺人欺疾，更属难免，其事何足为怪，由他去吧。仲甫云：我为此人背黑锅多次，他屡犯不悛，他日必然祸害全体，欲令其返乡赋闲，撤职送回湖南安置。立三痛哭流泪陈词，誓痛改前非。仲甫无法，心慈手软，无可奈何，遂允其请。立三感恩不尽，说仲甫为重生父母，再造爷娘。事后立三对××说，不怕输脱裤，只怕输断脚。只要能保留党籍，不愁将来无出路。为孔赏识，挤入上层。此举所谓养痈遗患。一九二五年，上海总工会原为何今亮（汪寿华）负责，立三乘汪不在，自封为总工会会长，汪素不与计较。立三在上总时与刘××共同盗用公款。他在上海总工会帐目不清，狂嫖阔赌，动用公款，为工会检举，上海报刊宣传，党组织纯以纪律，撤销其职。立三在上海“四·一二”惨案发生后，武汉中央曾派他到上海工作，并携去现金作抚恤善后用。他到上海外滩登岸，见白色恐怖厉害，住在外国大旅馆，花天酒地，不敢露面。后被发觉时诘问其故，他见势头不好，匆匆溜走，所携现金全部耗散。回到武汉乘七月间混乱局面东躲西逃，无法追究，遂成一笔糊涂账。在武汉工会，三人（李、向、刘）互相勾结，收受资方贿赂，破坏工会财会制度，证据确凿。新白报揭露他在鄂总伙同刘贯之贪污数万元。一九二七年，◇◇文恬武嬉，面临瓦解。有些人早已向各方联系，自觅生活，有了充分准备，写好了“悲痛中的自白”，只等时机一到，便纷纷登报，购买船票，离开赤都武汉，“投奔光明”，“弃暗投明。”首先失踪——瞿、刘上庐山。向忠发拐走一万五千元，逃长沙开设驳轮公司。七月八日，刘拐走公款五千元，古瓷若干件。刘贯之拐走三千元，回上海家里。施存统骗三千元，吴玉章◇◇元。一九二七年投降分子哲学语录：人民革命虽然失败，个人革命却成功了。这意味着人民虽受痛苦，个人都升官为宦，有权有势了。三朝元老式人物，以前对方接线，四通八达，路子很多，一朝摇身一变，由红衫变白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投降，做顺民。他们自鸣得意说：人民是老杆，个人却不当傻瓜。谭平山、邵力子、郭沫若诸人都是些具体的政治人。邵，平日宦囊丰裕，外国银行早有户头，腰缠万贯，远走高飞，以香港、巴黎为避风港，自称政治清流，在海外伺机卷土重来。周佛海、施存统投南京。章伯钧、郭沫若去日本。李鹤鸣（李达）在湖南，董锄平去南洋。吴玉章去法国，其侄携巨款。邓泽生、陈友仁出国。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小人之德草，风来两边倒，有奶便是娘。策略是平日神通广大，四面接线，一朝风吹草动，处处左右逢源。理想是终生富贵寿考，永远不入囹圄，官运亨通。这一群政治动物，活象封建卅年前十里洋场的“九尾龟”（吴妍人小说名）。某对仲甫说：“时居今日，总得弄个一官半职才是正当路子，无官是不能存活的。你那些清高思想会害得你无米下锅，应该束之高阁吧。”仲甫答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不是这么设想的，既然失败，不全宁无，何必营忧不休，自讨苦吃呢？”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前后，向、李、刘等分别从各地来到上海中央汇合。立三经香港转上海，赋闲经年，求助于瞿，大言炎炎，能说会道，略谙权谋，二人往来甚密，深相结纳。瞿令立三参与密谋，遂成至交。时瞿已负责，对向、李、刘等来到表示十分欢迎。会谈后表示过去的事（指鄂总工会及自由逃亡等事）既往不咎，不必再提了，给他们分别安插在中央部门工作。向、李、刘集团死灰复燃，不久气焰又嚣张起来，后来他们又暗自开设出租汽车行，一面经商，一边过着大老板生活，一边作为瞿秋白的参谋团参与临时中央的机要工作。又，立三与蔡和森有先后连襟之谊（立三婚后别有所恋，因让妻与蔡[9]），蔡感其意，多方从旁赞助，把立三列为出席“六大”代表。立三遂先行动身，代瞿参加筹备“六大”会议工作，并乘机结识米夫。“六大”后，立三怀着做上主席的心情，在愚园路寓所大摆筵宴，庆功祝捷。正当酒酣耳热的时候，立三得意忘形，即席狂言，大谈“革命哲学”，他说：“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夺权与夺产。所谓‘权’即指军权、政权与党权，也就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产’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哈哈哈哈！”他反复念下面一些语调：目前形势是全国性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号称全国范围内进攻路线，包围武汉，速战速决。又说：目前南京为一国首都，只要一鼓作气来个暴动，拿下南京捉住蒋光头，就是打蛇砍头，万事解决。其它的战斗可以不要了。强迫孙津川，命令他到南京暴动，结果牺牲惨重，完全失败。随后，他们又先后发布命令，强迫河北玉田、山东益都多数地区武装暴动，均同样遭到严重损失。所谓“布儿”、“二十八布”，是卅年代由东大支部移植来到中国的革命落后组织，加入向忠发反革命集团的一部分坏分子。后来又吸收了一些牛鬼蛇神加以扩大。广义地说，凡属三十年代回国参加王、博组织者均包括在内，其中不少人回国后即参加向忠发、胡均和等出降南京的特工行动队。王、博集团当时是反革命阵营，一伙大杂烩，但大都属于大革命失败的残渣沉滓。但是孔×却称他们是“不可一世的人物”，这是阿其所好的奉承话，不足为据。按实说来，王博本人不学无术，胆小如鼠，而且没有革命实践经验，其所网罗的学习分子大都是大革命的逃兵败将。事实证明是无能之辈，其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东方部偏宠，对他们给予无条件大力的支持。由此可见所谓“不可一世”不过是煞像有介事吹哄一番罢了，实在是一孔之见的瞽说。米夫被处死，王博一伙骤失后台，冰山既倒，如汤沃雪，布儿集团全部遂告瓦解。“银样蜡枪头”并没有显出甚么反攻力量，因此这一伙以向为首的集团中都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能力的人物，只是几个无赖小丑罢了。这一伙在政治上昙花一现，类似在旧社会宫廷中，这些家伙不过是十常侍，宦官妾嬖佞幸臣。王明本人与米夫的关系来说，也象红解儿、郑樱桃一流人，实在无耻之尤，缺德极了！王明自称该派头目，刊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两条路线”（一九三一年二月印），在那篇文章中，一片胡言乱语，“左上加左”，语无伦次，真是发昏。第十一章说甚么：“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进入经济生活。”“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革命性质），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革命形势与任务）又说教道：“当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富农路线，当前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会议政府。”这些句子不过是重复米夫来信的陈词烂调，但是在王、博集团号称它为经典著作，风行一时。与后来的若干决议的精神实质，后先辉映。真是无独有偶。王、博、张、王[10]不过如此，自邻以下余子碌碌，因人成事，更不足道！布儿榜上有名者，如夏曦，字迈伯，大革命时代曾任湖南省工农厅长，马日事变，仓皇出走，被停止工作处分，事后赴东大学习。政治连襟就是合穿一条裤子，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官同做，地下小王国，实力、军队、政保、财政，干部调遣，宣传刊物。他们组织的路线策略是青交、工交、◇交，学攻、老攻、外攻。他们交的对象一是共青团，以胡均和、贺昌等人为首的小集团。二是工人以顾顺章、余飞等为首的小集团。三是瞿集团，翻译人员，以瞿为首。对于上述这些人无原则地迁就重用包庇他们，把他们视同心腹。他们攻击的对象一是知识分子，二是老干部（全总、北方局），三是反对本集团的。排挤，下放充军，组织处分。无原则地不择手段。比如对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致使他们担任危险工作，牺牲。该集团的共同信条与行动是：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有了权位与金钱便可以为所欲为，百事顺意，横冲直撞了。他们都是：“见权就夺，见同志就斗，见钱就抓！”号称三句真言。向忠发等人的信条是：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左左调”主要是下面几句话：占领“左方”高地，“左”了还要“左”，“左”上超“左”，老子一家独“左”，并无分店。同时大唱其反右板眼：“反右！反右！！再反右！！！”反富农路线，反红军军阀，反他个祖宗十八代。三番满贯！！！到了一九二八年，瞿秋白的临时中央倒台了，他们在“六大会”上经过精密布置，采取偷梁换柱手段，由向忠发出名，夺得了“六大”中央的书记职务。瞿道士失败，就推出王牌向忠发。向曾对人说：“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正确路线上，我们合穿一条裤子，合坐一条板凳，从来不分彼此。我们都是代表国际路线的。如果有人反对别个人，那就是反对国际，就是反对我这个总书记，他就一定是反革命。我的正确主张都由他们代表，不管他们说的对或不对，一切行动都归我负责到底。我们是两位一体、三位一体。”所谓立三路线，就是脱胎于此。当时在向李宗派统治下还有些随声附和错误路线，贯彻执行盲动主义的向李死党。他们大肆污蔑中央工委、全总、铁总、上总等负责领导同志为右派。李立三、向忠发等的错误路线不断遭到中央工委、全总、大多数中央委员及全国各省级负责同志的抵抗并给予严厉批评，但李向等悍然不顾，一意孤行，倡言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来到眼前，主张全党立即采取行动。三中全会瘪三（立三）[11]见大势已去，乃运用偷梁换柱的策略，瘪三赴京请罪，由王牌出头担承一切，又把瞿请回幕后主持一切。仍由向对外负责。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是意图迷惑群众，其实是掩耳盗铃。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由瞿道士画符念咒一通，作成决议，欺骗大家，在组织上原封未动，只是增加了王明、博古等几个人凑成改组。在工作路线上仍然是率由旧章的老一套。他们仅在文字上弄玄虚，口头上作诡释，不仅是没有解决当前的革命问题，而且引起党内的极大反感。因此大家说这个会议换汤不换药。会后他们对江苏省委、全总、北方区委来了一个大反攻，并且把何孟雄、林育南打成右派。三中全会结束后，瞿、孔等松了一口气，认为大难已过，从今以后，他们又可以转入好运道，开始在各方面重新布置局面，希望等待机会。瞿对文虎说：“一切让时间解决问题，我们是不会失败的。”但是远在东方部的米夫接到王明的报告，大为不满，他指示王说这次不能对他们妥协，要拿就全部拿下，王明遵命大事宣传瞿集团罪恶，揭露他们的诡计，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主张召开四中全会。米、陈等新攻势十分猛烈，使瞿集团无法抵挡。他们详加考虑的结果，认为屈服才不会吃眼前亏。他们的决定是派瘪三赴京请罪，但是仍有一个想法，希望在未来的会议上，他们能够敷衍门面，滑头过去。这样该集团的大部分人都向米、陈投降，立功自赎。（立三等人将中央档案私自篡改，以逞私图。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反四中全会会议上，当时老史向项英进忠告，[12]劝他悬崖勒马，说王博不忠于革命，下面更无群众。德隆说：“他们的确没有群众拥护，但是却有一个大后台老板。有了后台，甚么戏都可以上演了，还愁没有人看！”史文彬插话道：“干革命可不能那样说！我们一定要戳破他们的鬼把戏！”德隆说：“老兄要看风使舵，莫吃眼前亏。”史大哥瞪眼望他，他低头无语，大家也没有再说下去了。散会后，史背后指着说，老项越活越滑，将来定会误了大事，真是可惜得很！向忠发自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书记至一九三一年前后历时三年。向投敌以后，全党组织破坏殆尽。王明集团为掩饰他们的丑行，巩固本派统治起见，王明、李立三、刘××等深秘其事。孔当献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严杜向外泄露，保密不宣，以全体面。他们声称如有询问向忠发事经过者，则以纪律制裁。向本人虽然由于罪恶贯盈而消失，但其所遗留下来的同党却历久仍在，没有丧失其本性。他们内部谬种流传，遗祸革命，追源祸始是人所共见的。向忠发、李立三结论：这些人从头到脚，从灵魂到躯壳，千疮百孔，无一丝人气。他们那副丑恶形象，实在是奇耻大辱。说了污口，听了渎耳，写记下来浪费笔墨，恕不多说。这个集团的绝大多数是一群革命的败类分子，他们既不好读革命理论书籍，又缺少革命实际斗争经验，也没有政治上必要的修养。他们对革命工作既不从事客观研究，又无实践经验。因此大多数人品质不纯。他们经常注意的是勾心斗争角，纵横捭阖，所以有人说这群人是大缺德、小滑头。他们经常欺压同志，打击下层干部，把人家当作垫脚石，自己爬上高位，一但得志，就骄横放肆起来。他们生活逐渐腐化、堕落。洋房、汽车，日本料理，饱食暖衣，热衷于内部斗争，自相残杀，自称是小聪明，把革命当儿戏。一方面利用职权，从事贪污盗窃，同时在生活方面，追求享乐腐化和庸俗低级趣味。他们在上海时沉沦在纸醉金迷的荒唐生活中，造成风气，自甘堕落，不以为耻！向忠发集团纲领与行动：争夺权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生活腐化。共同贪污盗窃，不可一日无权，有了权势和金钱，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生活腐化，思想贫乏，利禄熏心，醉心于洋房汽车，娇妻美妾，有奶便是娘。在地下王国时期，又骄奢淫佚，寻欢作乐，是地下生活中的“混混儿”，他们是革命清流中的一股浊水，人数虽占少数，但因盘踞要津，风行草偃，其影响却不小，且后果非常严重，使中国革命遇到了极大的挫折与损失。他们把国际援助大部消耗在机关干部生活费用方面，对一般同志痛苦漠不关心。其中还有些人竟走上了贪污。如上海周××卷款数万元（一说四万元）潜逃无踪，广州烂风炉[13]卷款一万数千元离职逃走，总负责人装聋作哑，坐视不管。互济会长期以来不履行职务，自己生活豪华，对于牺牲入狱的干部不理不睬，对他们的遗孤不加抚恤安置，致先烈遗族流离失所。向忠发以码头流氓出身，一步登天骤登“大宝”，起初还有些不自安，后来散漫逍遥，渐渐志得意满，作了一个地下朝廷的富贵闲人，饱暖思淫欲，越发不安分起来。他当时把正常事务交给左丞右相们去办，自己梦想第一发财，其次享乐。他自己出资，并纠合亲信，把贪污的钱偷偷开设一所出租车行（Texico，股东是向忠发、李立三、刘××、顾顺章等），每天只关心汽车房生意，其它的事无所用心了。四大功曹都是经手财会贪污分子。还有他们的家属岳母、姨娘车夫等人，人均股金多少不等。推向忠发为经理。向设法向租界润公馆买进半新旧廉价汽车，有时派人到港澳购进旧汽车，有时向还亲自驾车到福熙路霞飞路交通要道招揽顾客抢生意。偶被阿容撞见回来报告，江匀[14]说，实在太不像样子，太丢脸。匀说病已入骨髓，实在不可救药了！彼此叹息不止。汽车行营业蒸蒸日上，收入颇有可观，顺章建议买一套西洋杂耍道具到新新花园打包场。××在旁加以讥讪说：“倒不如去开堂子。”立三说：“这又有甚么不可，你不知道巴黎的镜宫高级妓院等，还有不少社会体面人物参加组织呢！”向为人酗酒好色，平日每日不离酒，每喝必醉，醉后胡言乱语骂街，又酷好嫖赌（汉口石码头的花花太岁）。小时因与人打架，食指受伤，不能弯曲，身上也有伤痕。他往往假称伤痕是在罢工斗争中受伤的。他当选中委后，利用职权，调戏女秘书黄木兰，黄不从，向纠缠不休，黄不堪其扰。黄本是共青团员，向团中央控告他。中央负责人碍于情面，劝黄忍耐，黄大哭闹，痛骂不已。向受此刺激，装疯作傻，每日无精打采，不办公，孔等出一主意，为他纳妾。其妾名周秀娟，据说是同乡，原属妓女，患有性病，不数月后，向身染病，浑身溃烂，几经医疗，疮稍愈合。向、李一伙生活荒淫无耻，地下小朝廷，过着贪污腐化，养尊处优的生活。向、李同流合污，素来贪财好货，冶游放荡，生活豪华，众群众切齿。向用五百金卢布在西北利亚雅库特购买钻石矿出产的钻石戒指，送给其妻女作订婚用。向忠发的生活从上述略可窥见一斑。苏北特委书记老陈[15]看到向忠发的生活实在闹得太不像个样子，好意劝他收敛一下，免得影响不好，他背着对方囔道：“天要下雨，娘要偷人，老子的事，谁管得着？！”向忠发贪污盗窃行为得到当时临中的纵容，造成了歪风邪气，特别是经手财金的局中人，近水楼台，更是人人湿脚，个个污手，一时号称“喝神仙汤”。这种时髦作风，上行下效，谁也难免，可谓畅行无阻，贪污成风。向忠发、李立三、刘××都是贪污累累，不必说了，上行下效，唐虞盗窃金饰，陈发、周纯金，还有其他小手小脚，不可计算。向、李一群厮豢都是浑虫，糊涂庙里糊涂爷，东倒西歪过生活，昏天黑地。他们勾心斗角，争权夺位以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生活厌腻了，便到处追求吃喝玩乐，出入舞场。他们共同消遣的无非是诲淫小说，上海滩电影，自逞风流。只见妻妾姨娘群雌粥粥，笑语喧哗，不成体统，讲究时髦，进出美容院，为求永驻青春，以牛奶洗浴，注射青春激素。上有好者，下必更甚。瘪三率诸人进绕，向左右组成一个荒淫无耻的俱乐部。生活腐化已成为该集团风气，立三更是其中肉欲纵横，灵魂特别丑类一分子。他公开宣传张竞生哲学，实行狗肉将军的享乐主义，追逐物质刺激，平日最喜阅读《肉蒲团》、《品花宝鉴》春宫画。对于许多下流生活津津乐道，不堪入耳。立三为人庸碌下流，无所取材，更不知革命为何物，自从加入向忠发集团后，他口头上附和革命，献谀钦差，附草附木，载浮载沉，实际上毫无能力，只是因利乘便，篡夺权力，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绳营狗苟，度其低级肉欲、寡廉鲜耻的生活罢了。他在政治方面固然不值得一提，但是在该集团所产生的诸般罪恶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立三贪污仅次于向，安源亏公款几千元，买田三十亩。立三在地下宫廷中，主要是带头从事生活腐化，把过去现在贪污盗窃得来的金钱恣意挥霍，用在骄奢淫佚，吃喝玩乐方面。提起瘪三是人人皆知他是个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平日浪荡闲游，徵歌选色，自逞风流，在“猎美”中骗拐了孀妇的儿媳妇，[16]后来又把她转让给别人，其品质卑鄙，实在“不够格”，所以被称为半个的“半个人”。阿双是上大[17]桃色案主角，追慕西门庆，私淑弟子。他们暗地里组织了一个秘密俱乐部，讲求并实行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他们群居终日闲暇，无所事事，平时生活糜烂，好冶游。他们左右围绕一群品质恶劣不堪的清客相公，酒色徵逐，浪荡娼优，淫逼女工，无所不为。在地下王国的官员中，如刘××鼓吹走马灯式婚姻，朝欢暮乐的人生观。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除向、李等为首外，还有王度（即王矮虎），楚伯洛夫（陈为人）向子等人追随其左右自逞风流，作恶多端。王度，立三的密友，李实行拐妻让妻，王在小沙渡女流氓中鬼混过日子闻名，自称“吃豆腐”师兄。抢老婆运动由他发动，远近驰名。陈奸污妇女等狭邪行径，更是人所周知。此外还有一部分家属同声相应，从风而靡，过着同型的堕落生活，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毫无人气的一群狗男女！抢老婆运动前后发生多起，首为◇干事欧阳钦发起。欧年长独居，庸碌无能，婚事难谐，乃利用地下机关条件，强奸军委看机关曹谷耘之妻。曹孔久不理。曹愤而投黄浦江自杀。次为关向应掠夺秦缦云。陈涛外号UvdenoB，号称半吊子革命家，他附会革命，自逞风流，为西湖旅馆桃色案中主角，号称淫棍，曾誉阿双、瘪三为当代风流人物。他向瘪三津津乐道同乡舒某赠妓联语（联云：百人曰豪，千人曰杰，既到妆台，甘为牛马；一顾倾国，再顾倾城，愿藏金屋，当产龙蛇）。瘪三、阿双大加称赏，说此人才华绝世，可引为同志。立三连襟胡均和，上海浦东某商店小开（少老板），道地的白相人。平日过着流氓生活，讲究吃喝，好冶游。冒充工人，由小关介绍混入团内。为吹牛拍马，哄骗能手。由于善装门面，被认为积极分子，选任团中央委员。他与向忠发称莫逆之交，营缘入党，经向提拔，选为团中央书记。胡与刘、◇、贺昌、关向应等勾结一道，共称政治连襟，彼此以裙带关系。胡一切模仿向、李作风，向上巴结，取得米夫信任，在团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秽声远扬。彼等藉革命以逞私欲，贪污好货，挥金如土。对于女同志，视为下女，往往横施非礼，各极侮辱之能事。她们不能忍受，多自动退团。胡、向、刘、李一伙，简直是一群衣冠禽兽。他们彼此间实行抢妻易妻，年年结婚，户户蜜月，号召“吃豆腐脑”、“喝人参汤”，度其淫佚无耻生活！这样便使CY整个组织战斗力全失，完全瘫痪，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胡品质极为恶劣，生活充满低级趣味，任意穷奢极欲，多次侮辱女同志，强逼为妾，半年内三换老婆，到处寻花问柳，自称风流公子。身边有小公馆四处，平日陪同李等在四马路雉妓馆，一道冶游。后携全家妻妾婢女多人，到南京投敌，加入“锄奸队”，立见重用。破获机关，绑捉同志，奋勇向前，特别起劲。率领侦缉特务队进出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处，横冲直撞，抄家捕人，昼夜不休，担任清扫地下工作。胡一手包办“肃反工作”，经时不久，破案如山，一时狱中为满。同时，向、胡等又深入监中，参加审讯，指认人犯。他每次破案必获现金奖赏，多次“立功”，连获奖赏，私获赃物，无可数计，积久遂成巨富，在京沪广置地产，又成上层人物，得荐任职。“五通庙”群丑喽罗中有名胡维者，外号Zubrenof，胆大妄为，品质恶劣，与胡均和、向忠发一流，号称“花太岁”。胡维被派往东北工作，利用职权，仗势欺人，侮辱盲妇之女，共青女生，为群众所驱逐。临中百般包庇，说是“以毒攻毒”。后为向忠发所卖陷狱，不知所终。营救工作一般是通过互济会进行，但互济会实权为向忠发、李立三所掌握。在一九三○年间，互济会发生过几次的贪污案和卷款潜逃事。向忠发等本身是贪污腐化分子，影响所及，上行下效。如上海互济会干事一次拐款××元，后经追查，退还一部分。广东烂风炉贪污×千元，全部失落。至于其它小宗贪污事件不胜枚举。该会负责人大都把捐来款项，假公济私，养尊处优，生活腐化。在宗派主义发动派系斗争期间，互济会本着门户成见，任意拒绝他派政治犯的救济抚恤，视成敌人，正项救济需要反而坐视不理。如◇◇的子女，[18]听其流落街头。十年间未殓一棺，未恤一户。济难会秘书处现金出纳即以所掌管金钱，经营投机买卖，买标金外汇，进出跑狗场、赛马会，甚至放债押当，坐得利息，实行内部朋分。家属太太、岳母、小舅娘等藉口生活掩护为名，奢侈成风，讲究穿着，竞购金饰、项链，炫耀钻石克拉。连奶娘、小姨出门时都是满头珠翠，高跟皮鞋，狐狸围脖，巴黎香水。她们是高级美容院的座上客。这些地下朝廷的官员们根本不识革命为何物，思想贫乏，精神萎靡，利禄薰心。醉心于洋房汽车，娇妻美妾，有奶便是娘，此外别无理想。在地下王国时期，又骄奢淫佚，寻欢作乐，抢妻换妻，丑恶可耻的作风，都是李与向、刘等共同作俑造成的。他们言行半人半鬼，全凭本能活动，是地下生活中的“混混儿”。他们是革命清流中的一股浊水，人数虽占少数，但因盘踞要津，风行草偃，其影响却不小，且后果非常严重！使中国革命遇到了极大的挫折与损失。总括说：这伙人说话行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他们的行为说来秽口，闻者掩耳，用不着再浪费笔墨了。但是豢养利用这一伙奸徒却大有人在。向忠发被捕投敌后，云：“我虽是中共中央书记，但是我是没有实权的，也没有责任。东大那帮知识分子在耍猴把戏，我是个跳圈的猴子，算得了甚么！”言迄要求会见蒋介石，自称我有本钱，谁也休想为难我。“少说废话，莫耽误我的大事。”“老子冒了火，发誓要把那伙狗日的杂种们（指中共）全部扫除干净，一个不留。说干就干，用不着问东问西了。”问话的人，大喜过望。次日即带军警来机关绑捉同志，被事先布置在机关四周中共特工人员亲眼看见。但该集团为掩饰他们的丑行，巩固本派利益起见，乃深秘其事，严禁向外泄露，保密不宣，以全体面。他们声称如有询问向忠发事经过者，则施以纪律制裁。向忠发伙同胡均和、顾顺章这一群，南北奔走，到处带头作引线，做特务，查抄机关，逮捕同志，造成监狱人满，流血满地。他们立功受奖，升官发财。自成一队进行搜捕，向等亲作眼线，穿着防弹背心，手拿弹簧铐，领着一班特务，雄纠纠地横冲直撞。◇身任队长后，对人说：“过去你们把老子当猴子玩，现在我真的要给你们看看颜色哩！老子一不做，二不休，没有甚么玩笑可开的了！”他们伙同丁默村等，亲到曹家渡、龙华、江宁等处监狱，对中共政治犯劝降。劝降无效时，便指定写作专人大肆编写材料，并假冒在狱重要政治犯个人名义，发表拥护三民主义与反共的政治宣言。这些文章内容要点，不外是强调三民主义为中共所必需，歌颂孙中山的人格如何伟大和南京政府的德政等等，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这些文章先后在丁默村所办的《社会新闻》刊物发表，后来又汇集成专题“转变”，大事宣扬当局的宽大政策。当时在狱政治犯事先既不知道，事后又无法更正，听其诬蔑，也无可奈何。如同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但丁等一伙却自诩此举十分高明，逢人便夸这是政治攻心战术的成功。向忠发带头作眼线，胡均和联袂走南京，王矮子（王明）甘心作降奴，米夫毁党显神通。孔老二瞒上欺下，米夫丧胆宵遁。大多数人不识不知，浑浑噩噩，只要有一官半职，上海，南京反正都是一样。纵有个别人不以为然，但久而久之也就入狼群，学狼嗥，渐渐同化，往而不返！千百万同志与革命群众惨重牺牲。把一个长期战斗力强大的党完全搞垮，只剩少数人孑身逃往苏区继续为虐。竟为向忠发举行追悼会[19]，欺骗毛泽东和广大红军干部，长期保密达数十年之久。追原祸始，均四中全会临时中央。附录：向忠发纳妾向既做上官儿，家资富裕，左右以上海大亨目之，呼仆使婢，饱暖之余被思淫欲，对地下生活感到拘束，居常对亲信说：“近来生活表面看来还算过得去，前呼后诺，颇象个场面，但从内心讲实在太不如意，比过去码头差远了。我过不惯这种牢笼生活，你们看怎么办？”初说一两次，大家还不以为意，后来当真闹起情绪来，连日不上班，声称：“我不干这份差使，你们另找人来干吧，反正没有我别人也一样干！”他装病不出门，口口声声嚷着：“就此拉倒吧！”不久在外又发生酗酒斗殴事端。大家一看，情况很是不妙！店小二们这才着起慌来，认为这样下去会影响大家安全，因商议对策，以期纠正。在会上，首先杂毛发言：“孟夫子说过：食色性也，谁能不讲？老向的脾气我深知道，我们不能拗过他的，应该好好想个法子，才能弥患于未然。”大家围绕此事，你言我语议论开了。孔献计道，既然如此，何不给他调配一个合适的专管私生活的事务秘书，这样当可使他安静下来！别三拍腿说：“这个意见很好，公私两便，比较全面，我完全同意。”原来别三内心有个计较，认为河水分流，两岸受益。存个分润的念头，所以内心很是赞成。大伙讨论一番，原则既决定了，这样就只有进一步研究人选问题。随后决定交人事部门办。经过多次研究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妇委工作的黄木兰调派给老向当一名机要秘书。事先由孔、别等人老婆向黄做一番动员工作，勉励她把这个工作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黄最初不知是计，贸然承诺，即日到办公室工作，后见无事可做，又见向心术不端，神色有异，举止有些失常，渐生厌恶。过了些时，向竟对黄欲施非礼，行为粗野，黄当面斥为“衣冠禽兽，猪狗不如”，遂不辞而去。当下孔等夫妇劝黄顺从，黄怒不可遏说：“我宁可不要党籍，决不与此败类为伍。”随后来了几个家属纷纷责小黄幼稚不晓事，不知好歹！说：“你家大神不见小怪，大官肚里可撑船，莫同小伢一般见识，她不久定回心转意的了……”一席话把老头儿火气消下去了。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向受到教训，无脸见人，加上老婆在侧冷语讥讽，实在无地自容，想离家出外暂避。事被左右发觉，力予劝告说：“这千万使不得。你是总书记，一举一动，关系全局……”向不理说：“我走我的，你们用不着阻拦！”大家见状，又慌了手脚，一群蛤蟆又乱吵开了。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慎重提出“心病”问题，说这虽然是思想病，却不是靠思想本身可以解决的，所以仍需对症下药。大家对此重大问题，好象群鼠聚议系铃猫颈一样，久之仍无进展。◇◇打开会场沉闷气氛说：“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可用哩！”竖起右手两个指头在空中晃了几下，从容正色说道：“依我的看法，此事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可用。我说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会上诸人迫不及待，促他快讲。他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说：“我看当代政治伟人停妻再娶本属正常，老向年事已高，太太尚无生育，他屡思侧室，道理上更说得过去。目前形势发展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为大局着想，组织上不如索性为他娶一个小老婆，你们看咋样。”言未毕，别三起立附议，大声道：“此计大妙，比生活秘书更名正言顺了。”座中有人怀疑提出异议，说这样做法如果传出去，政治影响不好，太不像话了。孔说不然，这是生活小节，与政治无关。革命嘛，顾这忌那，成何作法。会上的人大都怀有心病，也就无人坚持。纳妾那天，在静安寺住宅中居然大办喜筵，宾朋满座，设摆牌桌，打天九，抽头钱。该宅姨娘、车夫等捞取小费很多，与其妾朋分，阖家大小，喜气洋洋。刘××在南京路五金行楼上做三十大寿，宾客齐来，男女成队，群雌粥粥，兴高采烈。也曾设置麻雀牌几桌，通宵达旦，热闹非常。向妾进门的头一天，阖家笑逐颜开，只有向妻一个独自向暗壁发闷。怕她精神失常，立即派◇把她牵出去，以免盛典被扰乱。老婆子至此却不去，忽然大哭大闹起来，坐在地板上，披头散发，手持一把旧剪刀，声声要向老鬼拼命。此时新人已进屋来了，宾客们面面相看，也没有止闹的办法。最后还是孔的女人说尽好话，哄骗她，许她买料子，才渐渐安静下去。向见妾面是乐不可支，连称小五办事能干，小公馆家具、陈设、地毯均小五亲自设计，样样合意称心，从此宠以专房，同车兜风上海洋场，诸事不管，一切听摆布，并不过问。每日签名盖橡皮图章，有时把图章交付立三、小五，万事不管，过着高枕无忧的傀儡生活，逢人自称富贵到，革命成功，万事如意！向妾进门时，身已怀孕，向心不快，乃向介绍人诘责。×答：“古人前胎儿子（未过门身怀六甲），不少长大后便成为贵人，这是贵兆啊！有何不美？”（并引证一些实例作证）向听后转愠为喜，因问：“此话果然当真？”×答：“那是没有错的，骗你是狗！一切由我打包票！”向心释然，由是妾宠不衰。从此以后，越加信任，言听计从。他自个儿只管养尊处优，颐养精神。由于诸事怕费脑筋，所以一切均听左右包围摆布，遇有重大事件，他不过署名划诺罢了。至于一般关于人事金钱等不很重要等事，通过内线，他的小老婆也能直接解决问题，因此，有人当面恭维她是女丈夫，了不起！确实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向妾得意地说：“老头儿不过是木脑壳，理他呢！”左右只得听其胡为，取得一团和气，这样大家都可沾光，各得其便！注释：[1]本文载《罗章龙回忆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9月版，644－666页）。原注说明根据罗章龙后人提供的数份抄件录入。原文字较散乱，约成于70年代。录入整理依内容归并，段落词句作调整移动，重复文字删除，标点校订，题目另拟。全篇无新增文字。“向忠发纳妾”为原有附录。[2]文虎，即罗章龙，常简称文。[3]另据史料，向忠发于1927年秋受派前往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后又滞留欧洲，“六大”前未回国，直接成为代表参加“六大会”。[4]特立，即张国焘。[5]润之，即毛泽东。[6]向忠发以下分别是：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罗迈，以及王明、博古为首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7]贺指贺昌，关指关向应，赵容即康生。[8]称瞿秋白为道士，系借用其父入了道家，瞿本人言行亦常流露道家思想。[9]蔡和森与向警予分手后，李立三妻李一纯又与蔡结合，李立三即与李一纯妹正式结合。[10]张、王，可能是指张闻天和王稼祥。[11]讥称李立三为瘪三，出于当时党内对他的普遍不满。[12]该会前后，史文彬与项英（德隆）分别在上海和江西，并未会面。此处所记时间有误。[13]烂风炉，真名陈发，又名赖发，原为九龙船厂工人，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4]江匀，可能是江钧，项英的化名。[15]老陈，可能是陈资平。——补注[16]指李立三占杨开智（杨昌济子，杨开慧兄）之妻。——补注[17]上大，即上海大学。——补注[18]可能指毛泽东子女。[19]关于为向忠发举行悼念活动，历史档案中确有当年在瑞金即以“八月廿四日是向忠发同志被难的二周月纪念日”为由，开展从“八月廿四日到八月卅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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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战争——在妇女代表集会上的演讲（克拉拉·蔡特金，1915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拉拉·蔡特金打倒战争——在妇女代表集会上的演讲克拉拉·蔡特金1915年3月劳动人民的妇女们！你们的丈夫在哪儿？你们的儿子在何处？八个月以来他们就在战场上了。他们——青年人，父母的依靠和希望，年富力强的男人，头发灰白的男子，家庭的养育者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他们都穿着各种颜色的军服，蹲在战壕里，奉命毁灭勤勉的劳动所建设起来的一切。已经有几百万人葬身于万人冢里，成千上万的人躺卧在野战医院里，有躯体受伤的，四肢残缺的、有眼睛炸瞎的，脑筋变混的，心底充满了恐惧或者精疲力竭卧床不起的。被焚毁的城市和村庄、被刻意破坏的桥梁、被摧毁的树林和炸烂了的田园，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留下的痕迹。无产阶级的妇女们！有人对你们说，你们的丈夫和儿子出去打仗是为了保卫你们这些羸弱的妇女，保卫你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家园。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在羸弱的妇女的肩上，压着加倍的重荷。你们毫无保障地承担着悲惨和痛苦。你们的孩子忍饥受冻，房东威胁着要你们搬家，你们的锅灶经常冷着、空着。人们对你们谈过贵与贱之间的博大友爱，谈到贫与富之间的国内和平。那么国内和平就表现在资本家任意压低你们的工资，商人和丧尽天良的投机商哄抬物价，房东要把你们赶上街头。国家一毛不拔，资产阶级的慈善家发了善心煮了给乞丐喝的汤，劝你们节约。给你们带来如此可怕灾难的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幸福，是保卫祖国。那么祖国的幸福是什么？战争使千百万人成为死尸、残废、失业者，成为乞丐、寡妇和孤儿，这难道就是国民的幸福吗？谁危害着祖国的安全呢？难道是那些在我国边界之外，穿着另一种军服的人吗？他们也跟你们的丈夫一样，也诅咒打仗，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他们的兄弟。不！危害祖国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广大群众的痛苦中积敛财富，把他们的专制统治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战争对谁有利？只对处于战争中的国家里的一小撮人有利。对制造枪炮、装甲钢板和鱼雷艇的工厂主，对造船厂老板和军需品供应商有利。他们为了追求利润，在各国人民中间煽动民族仇恨，引起无休止的战争。战争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要扩大国家的版图。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它就不能存在。到现在为止，你们为了你们的亲人而忍耐着，现在必须为你们的丈夫，为你们的儿子行动起来了！你们要在统一的意志、一致的行动里团结起来！各国劳动人民是兄弟般的人民。只有人民的统一意志才能阻止屠杀。打倒战争！向社会主义前进！ |
关于妇女劳动问题（克拉拉·蔡特金，1889年7月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拉拉·蔡特金关于妇女劳动问题克拉拉·蔡特金1889年7月19日说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成立大会。蔡特金受柏林女工的委托作了《关于妇女劳动问题》的发言。反动分子对妇女劳动持反动观点不足为奇，但令人极为惊讶的是，在社会主义营垒里竟也有人持错误观点，他们要求取消妇女劳动。妇女解放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妇女劳动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人们理所当然地期待社会党人对经济问题比刚才提到的那些要求有更深刻的理解。社会党人必须认识到，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妇女劳动是必要的；妇女劳动的自然倾向或者是使每个人必须贡献给社会的劳动时间减少，或者是使社会财富增长；妇女劳动本身的问题不是由于同男劳力竞争而降低了工资，而是它受资本家的剥削。社会党人首先应该知道，社会的奴役或自由是建立在经济附属或经济独立之上的。那些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解放人类一切方面”的人，不能判定整个人类的半数由于经济不独立而应该受政治的和社会的奴役。同工人受资本家压迫一样，妇女受男人压迫；而只要她们没有达到经济独立，她们将继续受压迫。而她们获得经济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劳动。如果想让妇女有自由人的人格，成为同男人一样的社会平等的成员，那么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既不需要取消也不需要限制妇女劳动。争取社会平等的女工们，为她们的解放对自称为妇女权利而奋斗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不抱任何希望。这个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大楼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没有现实基础。女工们完全确信，妇女解放问题绝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问题，而是巨大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她们已完全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社会里永远也得不到解决，而只有在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妇女解放问题是新时代的产儿，是机器生育了它。在文艺复兴时代，妇女在智力上和社会上和男人享有同样的地位，但没有人想起提出她们解放的问题。而妇女解放意味着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她们的社会地位，这是她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一场革命。使用不完全的劳动手段的旧生产方式把妇女束缚在家庭里，她们的作用范围局限在家庭内部。在家庭范围内，妇女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劳动力。她们生产几乎所有的家庭需用的物品。根据从前的生产和贸易水平，在家庭之外生产这些物品，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十分困难的。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妇女不再参加生产活动，而成为消费者了。这种转变大大减少了婚姻的缔结。机器生产结束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活动。大工业比用不完善的工具生产低级产品的小工业能更便宜、更快和更大宗地生产一切消费品。妇女过去小宗买进原料，不得不付出比使用机器的大工业生产的成品更贵的钱。她们除付出原料的购买价格外还得花费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家庭范围的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结果是经济上的不合算和精力及时间的浪费。虽然在家庭范围内进行生产的妇女对某些个人可能有用，但对社会来说，这种活动仍然是一种损失。这就是为什么旧时代的那种能干的女经营家几乎完全消失了的原因。大工业使在家里和为了家庭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成为多余的，它使妇女的家庭经济活动失去基础。同时却为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创造了基础。节省体力消耗和沉重劳动的机器生产能将妇女投入一个大的劳动领域。妇女参加工业劳动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成了一种必然性。新时代的每一项改进都导致男劳力过剩，把成千工人抛向街头，造成了一支穷人后备军和使工资不断地降低。过去，在妇女从事生产活动的情况下男人赚的钱足以维持家庭的生计；而现在这点钱几乎不够养活没有结婚的工人了。已婚的男工不得不对妻子的有酬劳动寄予希望。妇女通过这个事实从对男人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从事工业生产的妇女就不能只在家中成为男人纯粹经济上的附属品，作为独立于男人的经济力量，她学会自己养活自己。既然妇女在经济上已不再依附于男人，那么就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使妇女在社会地位上依附于男人。诚然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在目前仍然没有给妇女，而是给资本家带来好处。资本家由于垄断了生产资料便控制了新的经济因素，并把这种因素注入业务活动以使资本家获得特殊的好处。从对男人的经济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被置于资本家的经济统治之下；她们从男人的奴隶变成了雇主的奴隶。她们仅仅是换了个主人。但毕竟有了这个转换。她们同男人相比在经济上不再是价值较小的了，并且不再隶属于男人，而是同男人平等的了。但资本家不满足于单单剥削妇女，他们还想利用妇女参加工作而更狠地剥削男工。妇女劳动一开始就比男劳力便宜。男人的工资起初是根据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的需要来计算的，妇女的工资首先是维持个人生活的花费，而即使是这种花费，也只是一部分生活费用，因为要考虑到妇女在工厂劳动之外还继续在家中劳动。此外，由妇女在家中用简单劳动工具生产的产品，同大工业产品相比较，只相当于少量中等社会劳动。人们由此推论，认为妇女只有很小的劳动能力，并且出于这种考虑而对妇女劳动力支付很少的报酬。还有一种少付给妇女工资的理由是，整个说来，妇女比男人消费少。但妇女劳动力对资本家来说是特别宝贵的，不仅因为它付出代价少，而且因为妇女有更大的屈服性。资本家指望一箭双雕：尽可能少付给女工工资，同时通过这种竞争尽力压低男工工资。他们以同样方式，利用童工来压低女工工资；利用机器劳动来压缩人的劳动力。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妇女劳动得到与其本来意图恰恰相反的结果；妇女劳动所起的作用不是大大缩短工作日，而是使工作日变得更长了；妇女劳动没有增加社会财富，也就是说，没有使社会的每个成员得到更多的福利，而只是提高了一小撮资本家的利润，同时却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众贫困化。今天已使人痛切感到的妇女劳动的灾难性后果，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消失而消失。资本家为了不被竞争所压倒，必须想方设法地尽量扩大他的商品的买价（生产价格）和卖价之间的差价；因此他力求尽可能便宜地生产产品和尽可能昂贵地出卖它们。所以资本家感兴趣的是，无限延长工作日和付给仅能勉强糊口的少得可笑的工资。资本家的这种做法和女工的、同样也和男工的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不存在男工和女工之间利益的真正对立；但是在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之间却真正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经济理由来说是反对禁止妇女劳动的。就当前经济状况而言，无论是资本家还是男人都需要妇女劳动。资本家为了保持竞争能力而需要妇女劳动，男人如果想组织一个家庭的话，也必须把妇女劳动计算在内。如果我们自己通过法律途径取消了妇女劳动，男人的工资也不会因此而增加。资本家在失去便宜的妇女劳动力之后，很快就会通过使用比较完善的机器来弥补这个损失。在很短时间内一切又会恢复老样子！在结局对工人有利的大罢工之后，可以看到资本家利用完善的机器把工人的胜利成果消灭殆尽，并像过去一样对工人进行剥削。如果根据妇女参加劳动就增加了竞争的理由而要求取消或限制妇女劳动的话，那么要求消灭机器和恢复规定每个行业企业就业人数的中世纪行会法，在逻辑上也是同样有道理的。除了经济理由外，首先从原则上来讲也应反对禁止妇女劳动。从问题的原则方面来说，妇女必须用一切力量去抗议这种企图；她们必须对这种企图进行最激烈的，但同时也是最正当的抵抗。因为她们知道，她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能否享有同男人平等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她们在经济上是否能独立自主，她们走出家庭到社会中进行劳动就能使她们获得这种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妇女从原则立场出发，最坚决地反对限制妇女劳动。由于我们绝不想把我们的事业同一般的工人事业分割开来，所以我们不提特殊的要求；我们除了劳动在反对资本的过程中要求的一般保护外不要求其他保护。只有一种例外，就是为了妇女本身和后代的利益，需要对怀孕的妇女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我们完全不承认有什么特殊的妇女问题——我们不承认有什么女工问题！我们期待的妇女完全解放，既不是靠允许妇女从事所谓的自由职业和同男人享受一样的教育（虽然对这两种权利的要求是应该的和合理的！），也不是靠给予政治权利。那些自称有普遍、自由和直接选举权的国家向我们表明，这种选举权的真正价值少得多么可怜。没有经济自由的投票权只不过是一张没有兑换价值的空头支票。如果社会解放取决于政治权利，那么在实现了普选权的国家里就不存在社会问题了。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必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和男工一样，才能享受到她们的充分权利。考虑到上述这些事实，对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解放愿望的妇女来说，只有参加到唯一争取工人解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来，此外，别无他途。妇女们是在没有男人的帮助下，甚至往往是违抗男人意志的情况下集合到社会主义旗帜之下来的。人们甚至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单是由于清楚地认识到了经济状况，她们就不可抗拒地被卷进社会主义潮流，尽管这样做甚至是违反她们自己的意图的。但是她们还是站到这面旗帜下来了，而且将一直站在那里！她们将在这面旗帜下，为争取自身的“解放”，为争取她们被承认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人而奋斗。她们同社会主义工人党携手前进，并准备为斗争做出一切努力和牺牲，但她们也下定决心，在胜利之后理所当然地要求获得她们应该获得的一切权利。就牺牲和义务，以及就权利而言，她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想作为战友在相同的条件下被接纳到战士的行列中来。（热烈鼓掌）节选自《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
一年来劳工运动的检讨（陆京士，《工商月报》1948年第8期第12-15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陆京士工运言论一年来劳工运动的检讨陆京士《工商月报》1948年第8期第12-15页感谢姜晴信录入说明：陆京士（1907～1983），1925年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协助蒋介石清党，成为官方“工运”的重要头目。光阴荏苒，一年已过，当此送旧迎新之际，回溯一年来全国劳工同胞的艰苦奋斗和国家局势的杌揑不安，与夫今后劳工责任的重大，实不能不有戒慎恐惧之感，而对于一年来劳工运动的得失和今后的动向，更不能不有坦白的检讨和深切的认识。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始终跟着国民革命的进程而发展，而发展的路线，完全是实践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主张，尤其是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改善劳工生活，提高劳工地位，发达国家生产，实行民生主义诸端为劳工政策主要目标。在过去每一革命阶段中，劳工运动都发挥过伟大力量，忠实地完成执行劳工政策的任务，特别在去年一年中，劳工运动更呈现蓬勃灿烂气象，其成就亦较以往更为显著，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点：（一）劳工生活日见安定我国劳工生活水准，向较其他职业分子为落后。胜利以后，国家亟待推进建设工作，负主要生产任务之劳工，首须改善其生活，而后始能发展生产。在目前战乱未平，物价不断上涨的时期，如同工同酬，最低工资等原则，自然无法彻底实施，但一般工人底薪过低者，现已普遍提高，劳工生活与战前比较显有进步，尤以生活指标计算工资制度确立，在目前即是唯一安定劳工生活的办法，上海首先倡行，现在各大都市均已采行，过去为工资争议引起的严重纠纷，几乎各业皆有，现在各业已有常轨可循，劳资相安无事。在去年五月以前，生活指数一度冻结，自“五一”那天上海工人首先喊出“解冻指数”的口号，不久终于在有条件方式下，生活指数重又恢复，而为劳资双方所欣然接受，这说明了这一政策的准确性，同时也是根绝共匪煽惑劳工的武器，唯有大多数劳工生活安定，才能使生产秩序安定繁荣。（二）劳资协调逐渐进步目前我国经济状况，劳资实具同样命运，协调可以共存共荣，斗争足以同归于尽。这一年来，由于事实经验的教训，与工人干部教育的成功，劳资双方基于心理上、理解行动上，渐趋谅解，同时各工厂会议各业劳资联合委员会制度的实施，使双方增加直接接触机会，和事先消弭纠纷之可能，因此工潮已减少，即以最近年终奖金问题论，大多数工厂不景气，工人所得奖金并不较前年为多，但均能依照法令协议解决，较之前年因年终奖金而发生之怠工、饿工、堕工等风潮层出不穷，即为一明显对照，表示劳资均已觉醒，认识协调的必要。（三）劳工立法充实修正我国劳工立法，战前原已具备，内容亦直当进步，但都有共通缺点，非理想太高，不切实际，即弹性太大，执行困难，使工人有口惠而实不至之感。尤以工无立法，自十余年工会法颁布以来，虽历经修改，然始终是防范重于扶导、干涉过于保护，这虽是当时环境所需，终究是近二十年来工人运动消沉的主要原因。去年工会法、工厂法、工厂检查法均已络（陆）续修订，上述缺点，均已改正。如工厂法，对于童工女工之保护、工作时间、工资、工人福利等，均有切合实际比较硬性规定，工会法的修正，关系今后工运尤为重要，如准许各产业工会有全国联合组织，全国各省市工会得组织全国联合会，以及罢工权限制的减少，工会职员当选年龄之减低，连任人数的限制，和工人入会保护之加强，这些都充分表现民主进步的精神，实为廿年来劳工立法的划时代改革。（四）工会组织突飞猛进战前工会组织，由于法令限制，纵的系统组织，以县市总工会为限，横的各业联合组织，以省级为限，工会不准有全国性组织，使工人运动发展，大受影响，与国际联络，亦倍增困难。复以八年抗战，沿海各大工业都市之工会，大都无形解体，胜利后现已逐渐恢复。在去年度内，全国各地工会组织，无论在质与量方面，均有高度的发展。根据社会部统计，卅五年［即1946年］全国新组织产业工会154个，会员133896人，职业工会1649个，会员326980人。卅六年度（至十月底止）产业工会618个，会员753642人，职业工会8456个，会员269365［此处数字疑遗漏个位，疑作"269365X"人］人，比较卅五年度工会数增加甚多，此外去年成立之省总工会，有广东、江苏、浙江、广西、辽宁、湖北、宁夏、湖南、四川、山东、察哈尔等十一单位，全国性工会成立者，有中华海员总工会、铁路工会全国联合会、邮务工会全国联合会，正在筹组者，有公路、电信、盐业等工会全国联合会，就以上统计，足以显示全国工人组织意识，已日益旺盛，组织自由，已获充分保障。（五）工人福利积极推行增进工人福利设施，政府向极重视，虽在工业十分艰苦条件下，仍尽力督促推进，现由政府举办之劳工福利设施，除原有在后方各地者外，去年度新办者有南京工人福利社、无锡劳工福利实验区、上海第一劳工医院扩建外，正在筹建第二劳工医院，可容纳五百病床，设备完善，为远东规模最大之劳工医疗机构，另有劳资政府合作筹建之浦东、沪东、沪西、工人福利社，此外各业劳资双方合组之福利委员会，以规划推进工人福利者，各地亦极普遍，现全国共有各种劳工福利设施如食堂、宿舍、诊疗室、学校、浴室等计10735个，工人福利社及福利委员会计71个。（六）劳工地位日形提高我国一般社会，对劳动者的地位人格，向素轻视，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这种封建的阶级歧视，终于被民主洪流所冲破了。由于工人生活改善，文化水准提高，和团结力量的表现，使社会逐渐重视劳动者对于人类社会贡献的价值，由轻视而转变为尊敬。由冷淡转变为同情，特别政府近年来保障劳工团体，扶植劳工参政，不遗余力，这实是转移社会心理的最大因素。宪法中对劳工的地位及保护，均有规定，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工会名额，占职业团体总额30%，现在全国县市参议会劳工参议员共有1560名，国大代表工会选出者共18名，凡此种种，均是证明政府，提高劳工地位之诚意，与培养民主政治基础之决心。可是，我们最感痛惜的，就是我国资源最丰富的东北工业区，胜利后先被苏联所占据掠夺，继之为共匪所割据破坏，使成千成万之东北同胞，于遭受失业与饥馑厄运之外，更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我们对于东北劳工同胞的遭遇，寄予无限同情，同时更应该深切警惕。根据以上检讨，我们认为也不能否认还有许多缺点，必须从速纠正和补救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下列几点，作为今后共同努力的途径：一、认识世界大势完成戡乱任务自从国际共产组织宣布恢复，及外长会议破裂以后，国际间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两大势力的壁垒，日益显明。美国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援助许多弱小民主国家，防止共产党主义侵入，在国内厉行肃共产分子的活动。英国工党政府虽然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与苏联还保持正常关系，但对于共产势力的威胁，亦深怀戒心。法国在大战结束后，几年来投入左派怀抱，已经焦头烂额，现在自由主义派政府上台，亦已开始发出反共的攻势。意大利现在也为共产势力所操纵，致工潮起伏，复兴无期。整个欧洲与亚洲安宁秩序，均为共产主义所破坏，世界和界渺不可期，因此我们应认清戡乱重于建国，如果共匪叛乱不能敉平，建国工作无从着手，现在大多数同胞遭受失业饥饿死亡的灾难，都是共匪叛乱造成的罪恶，我们要以工人组织力量，来整饬自己的阵容，检举潜伏在工人群中的共匪，及其走狗分子，务使彻底肃清，不能再假借工人名义，来从事卖国阴谋，同时动员工人一切力量，参加戡乱工作。二、培养建设风气实行民生主义在劳工运动领导技术上，过去大都偏重于消极性的斗争，只顾及狭隘的阶级利益，因此，浪费国力，而工人获益很少。今后我们应该放大眼光，从整个国家社会来着想，多致力于积极性的建设工作，使工人运动成为改造社会繁荣、发展生产事业的动力，同时要提倡正气，鼓励勤劳、反对自私享乐及一切阻碍进步改革的恶势力，务使人人能以从事生产为光荣，达到人人有饭吃，以我们工人传统的勤劳朴素的精神，来转移风气，实践民生主义的理想。三、加紧国际联系共同合作反共共产国际，在各国劳工团体内，有其组织网，以进行赤化世界计划，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在过去各国劳工界，还没有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为他们的民主外衣所蒙蔽，现在大家已认清了，美国劳工领袖格林和摩莱等，法国劳工领袖石屋，英国工党领袖贝文，都曾指出共产国际的阴谋，并且也发动了肃清工会内共产分子的行动，但是还没有采取一致的步骤来共同反共，我们认为要铲除共产国际威胁全世界劳工利益的阴谋活动，必须唤起国际间爱好和平民主的劳工团体以团的［原文如此］团结合作，我们中国劳工领袖们应该注意这一工作，加紧国际间联络工作，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使各国不受共匪的片面宣传，认识我国劳工的真正意志，以加速对我国实力援助。四、积极推进劳工教育工作无论为戡乱、为建国、为工人本身幸福着想，教育工作确是当前最急要之图，必须使大多数工人认识共匪的罪恶，明白工人对于建国工作应负的责任，了解实行民主主义的方法途径，同时要灌输必要的理论知识，充实工作技术，这样才能使工人发生坚定信仰，贡献一切力量，所以我们今后教育群众方法，决不能再因袭呆板，陈旧空洞的一套，必须大量开办学校，补习班、训练班、讲习会，经常利用适合工人兴趣的机会，如电影、戏剧、歌咏，以及各种职业性集会等，都是最好教育工具。五、普遍举办劳工福利事业安定劳工生活，固然主要在于改善工人待遇，但工人日常生活上的琐碎问题，和精神上的烦闷，也不能忽视。所以举办工人福利事业，不必求其如何富丽堂皇，应该求其适合工人实际需要。现在政府［对］工人福利，已甚重视，不过有许多法令规定的事项，如福利金的提拨等等，还需要工人去努力争取，督促资方履行，同时工人也应以自己的力量，用互助方式或积极推进，这样才能普遍持久。六、培养劳工运动干部劳工运动本身［是］一件最艰苦的事业，必须有大量优秀干部，才能维持推动，而且干部必须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如此始能永远保持优秀的素质。目前工人运动人才恐慌、干部缺乏，已属无可讳言。我们可以指出过去干部政策的缺点，就是若干干部信心容易动摇，尤其智识分子参加工运工作，往往没有视为终身事业的决心，极易为环境诱惑而脱离岗位。同时领导者往往太重感情，致新人才不易发掘。今后我们必须有确定的干部政策，大量有计划的训练干部，至于干部的性质，有工人干部、工运干部两种。前者属于直接领导群众，应该尽量在群众中选拔，后者注重于指导与计划的任务，因此选拔标准须提高，训练方针应偏重于工运理论及领导技能；国际常识等方面，干部建（健）全与否，对于事业成败关系很大。“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话实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七、促成全国工会的组织我国全国总工会，过去虽一度成立，然昙花一现，不久即告解体。自工会法十八年［即1928年］颁布后，即为法所不许，这不仅在工人团结上为一大缺点，而在国际活动上尤感困难，现在英美法苏各主要工业国，均有全国总工会之组织，独我国迄尚无足以代表全国工人之组织，故过去历次参加国际集会，均感难以应付。现工会法已许可有全国总工会组织，应从速进行筹组，促其及早成立，使全国工会完成一有系统之组织，同时今后劳工运动，在全国总工会统一指挥领导之下，必能更走向光辉灿烂的前途。最后，我更要重复指出，中国非完成工业化，不能臻于富强，而共产主义为中国工业化之最大障碍，非彻底消灭共匪，即无从开始建设，而实行民生主义，即为杜绝共产主义蔓延之最佳对策，亦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必要途径。故反共戡乱、实行民生主义，实为现阶段劳工之中心任务也。是全国劳工同胞，自求解放的唯一出路。 |
七走向繁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七走向繁荣
美国的衰退
1949年的贬值
朝鲜战争时的高涨
投资与繁荣
从40年代后期的稳定走向战后的繁荣并不轻而易举。确实，起初的前景是暗淡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国（除德国外）的工业生产减慢，其增长率从1947年和1948年的12％下降到1949年上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的5％。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实际远未耗竭。一些国家失业增加，后来的情况表明存在有过剩生产能力可以迅速动用起来以大大加快增长。生产的减慢是实行紧缩政策（见第六章）和美国发生衰退造成的。
美国的衰退
美国被抑制了的消费需求，到1947年底已大部分消失。低水平的家庭用光了战时储蓄。1948年《总统经济报告》指出：“1947年四分之一以上的消费单位和差不多一半的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单位不拥有流动资金”（第20页）。1948年收入中储蓄部分的平均比例从3.1％增加到5.9％（这个水平在后来的20年内几乎一直保持着）。因此，消费急剧减慢。1947年有些部门投资较高，这些部门是“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和象纺织业这样的制造业部门，这些部门在战时没有得到正常速度的扩张或工厂现代化。”（第22页）。但许多大批量生产部门的投资于1947年达到顶点。整个经济投资总额从1948年初开始停滞，那时利润也达到了高峰。到1948年年中，出口比前一年下降20%，尽管有对欧洲的紧急援助（这种援助从反面提醒人们，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将会发生什么事）。扩张仍然保持着，这只是由于政府开支增加了将近一半，特别是民用项目大增（预算盈余从1947年的150亿美元减少到1948年的30亿美元）。
这种刺激没有保持到1949年，当年生产开始下降。经济投资带头下降，下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中近三分之二是由于库存缩减。失业者增加1倍，达到7.6％。
这次衰退似乎证实了人们关于厄运的普遍预言（见第一章）。事实上，一场大萧条已为期不远。但是美国也许只是由于在1950年年中爆发了朝鲜战争而得以从一场停滞中获救。但此时欧洲却得到了改善，并由于成功地实行了一次大贬值而得到了加强。
1949年的贬值
欧洲和日本只能通过加强他们的竞争能力才能减少他们对美国的大量逆差。否则生产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因支付能力有限而受到抑制，而美国将发现他们的美元援助没完没了。欧洲竞争能力的加强还对美国的出口大有好处。逆差的消除使美国有可能向欧洲重新施加压力以取消对美出口的壁垒，因为那时他们必须减少逆差的借口将不存在了。
只有实行贬值的国家的工人愿意支付必要的价格时，贬值才能取得成功。贬值会增加进口成本，从而提高生活费用。如果工人们获得补偿性支付，那么贬值的竞争性好处很快就会消减。出口利润的增加（例如英国货在美国以美元出售会获得更多的英镑）更难说服工人接受生活水平的削减。由于欧洲和日本工人运动的后退，1949年成了成功地进行贬值的好年头。
美国财政部出于这些考虑，于当年开始施加压力，迫使各国实行贬值，特别是英镑。美国的衰退使英镑区的收支平衡状况急剧恶化。在1949年的1月至9月中旬，英国损失了50亿美元，多于它的储备的四分之一。于是政府实行英镑贬值30％。在法国人关于“贸易战”的惊呼声中，多数欧洲国家相继实行了较缓和的贬值（法国和德国的贬值稍多于20％；意大利稍低于10％；日本于1949年4月刚刚确定了官方汇率，因此未再进行调整）。粗略估计表明（法国除外），贬值使欧洲的竞争能力较战前大有加强）。见表7.1）。
表7.1价格和汇率，1949年底
指数
战前=l00
（1）（2）美元批发价格
批发价格货币的美元价值为战前价值的百分比【（1）x（2）】/100
美国200200200
英国24657140
法国194411213
德国19559127
意大利47473142
日本218861219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1949—1950年度报告》第95，104，154页。
朝鲜战争时的高涨
美国经济由于预期将在朝鲜发生敌对行动而得到恢复。1950年初库存增加，到年底达到很大比例。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创纪录：到1950年年中达到超过1948年高峰的水平，其后5年内一直保持着这个水平。1950年底政府的商品和劳务开支（这次是军事开支）开始剧增。到1961年底，这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1950年中期有了7.5％的可观的增长。税收也迅速增加，因此财政赤字在1952—1954年间只达到每年5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消费没有多少增长，由于利润税剧增，纳税后利润没有超过它在1948年达到的最高点。但是军事开支的大量增加，仅仅是由于耗用了那么多的资源，而使生产显著增长。
朝鲜战争引发了一场商品大繁荣，羊毛、橡胶、锡、棉花和其他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涨两倍左右。在1950年上半年和1951年上半年期间，原料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改善了30％。还在1950年6月敌对行动开始前，原料进口就开始增加。在1949年上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内，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国的制造业生产增长了8％，原料进口增长了20％。随着生产的增长，“正常的”重建库存活动因投机而大增。而投机又因美国存货合同在1950年上半年增加了一倍而受到鼓励。当生产出现高涨时，原料供应跟不上而价格大涨。在1950年上半年到1951年上半年期间，制造业生产增长了17％，原料进口只增加4％。1951年头3个月存货合同达到1949年水平的十倍。1951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增长为7.5％，其中一半是由于军事开支的增长。
到1951年中期，原料的繁荣减退。商业库存达到饱和水平，消费开支落在消费品生产的后面。消费品生产和军事生产二者原料的需求都下降了，而原料的供应仍继续增长。价格猛跌。
1952年建立库存的速度减慢了一半，整个生产的增长率也是一样，它下降到3.5%。生产总增长的四分之三是直接由军事开支造成的（美国的这个比重为60%）。北美的失业继续下降（1952年为3.2％，而1950年是6.1%；在西欧，由于工业生产停滞，失业稍有增加（达到6.2％，而1950年是5.7％），通货膨胀在1951年曾达10％。但随着1952年贸易条件的恶化（1951年约下降7％），情况被扭转了，通货膨胀很快缓和下来。北美的通货膨胀在1952年下降到1.5％。欧洲通货膨胀的下降需时较长，但到1953年大西洋两岸的通货膨胀只有0.5％，通货膨胀浪潮的迅速平息，是因为工会只提出了不高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实际工资在1951年保持不变或稍有增加。但是高通货膨胀率并没有使工资进一步迅速增加。随着1951年后原料价格的回降，通过有节制的工资谈判，实际工资在1952年和1953年增加了3—5％。
通货膨胀的跃进确使1950年和1951年利润剧增（图6.4）。但公司的报告把因通货膨胀而增长了的存货价值包括在内，从而夸大了利润的增长。例如，在法国，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1949年到1951年期间增长近一半，但经剔除通货膨胀的调整后，只增长了不到十分之一。在美国和英国，为增加军事费用拨款而增收的利润税，使税后利润份额实际上下降了（见表6.8）。
投资与繁荣
回想起来，朝鲜战争时的繁荣和随之而来的重新扩充军备似乎应当为持久的繁荣提供理想的功力。194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和［注：疑漏了“对”字。——录入者注］工人运动的进攻恢复了有利可图地进行生产的条件。战争对扩大生产的效果本应提供市场扩大的前景，市场扩大是保证投资大增所必须的，而投资的大增反过来又该把生产推向更大的高度。但事实上，朝鲜战争的繁荣所导致的投资增长并不大，而且很快就消失了。对工厂和机器的投资在1951年只增长了5％。只是在德国，由于恢复被延迟，1951年的积累率才比两三年前高得多（见表6.1）。企业投资在1952年实际上稍有下降，在1950年到1954年间其增长率每年不到3％，比下一个10年将达到的增长率的1／3高不了多少。所有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1954年的积累率不比1951年高。欧洲投资高潮的到来是明显的，但日本的积累尚待增长，而美国的积累却从1951年的高点回降了。
尽管50年代初利润率很高，市场繁荣，但投资却疲弱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雇主方面缺乏信心。虽然前10年那些最危险的遗物到1950年已经消散或受到抑制，但还需要有若干年的平静和相对的繁荣才能把它忘掉。股票市场是对未来利润预期的一个指示器。在1951年，各处股票的“实际”价格水平（即经调整剔除通货膨胀），都低于战前水平，在欧洲和日本则低得更多。甚至到1954年，除美国外的股票市场仍比战前更暗淡（见表7.2）
表7.2股票实际价格1925—1959①指数
19291937195119541959
美国12210090114203
英国881007280108
法国30010063112178
意大利1501003853114
日本—100162595
①按消费物价指数调整过的股票指数，无关于德国的数字。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年鉴》1960年及以前各期。
《经济学家》的专栏文章反映了真正的稳定局面尚未达到的不安心情：“马歇尔计划在重建欧洲经济方面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成效。在繁荣和生活水平得到恢复的条件下，简而言之，在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年头的情况下，马歇尔计划的第三年，在法国和意大利却都有四分之一的选民投了共产党的票……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对可能取得象俄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的成功抱有肯定的信念。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方式不同，但都有这种信念”（1951年7月7日）。
对日本形势的乐观估计也打了折扣：“日本这个国家的真实图景是它面临着为生存而斗争，这场斗争是在人为的和扭曲的经济条件和这样的日本人民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人民在过去十年经历了波折之后变得茫然和紧张”（1951年11月10日）。两三年后，日本的潜在冲突问题依然存在。“从根本上说，日本的困难是简单的，也是烦人至极的：成本太高，嗷嗷待哺的人口太多，市场太少……但是，要降低成本，只有使设备现代化，从而促进（在日本并不很需要）裁员，而这又会引起工业的不安，这种不安已经很强烈并仍在不断增长”（1953年6月6日）。
1951年初，一则标题为《法国的罢工压力》的报导说，“法国受到了自从1948年10月和11月煤矿工人大罢工以来最严重的新罢工浪潮的冲击……展现出的事实是，当共产党人试图以一些政治口号（例如，反对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工人时，他们遭到了失败；但是在生活费用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他们发现开展一场争取工资的罢工是十分容易的”（1951年3月24日）。
大约两年半以后，另一场罢工浪潮席卷了“200万罢工者，使法国公共服务部门完全停顿，这个运动正在波及私营部门……但未能在议会中使中右政府发生动摇，他们曾试图在议院外登记不信任票。这是一种近于革命的形势”（1953年8月15日）。
意大利“并未处于繁荣状态。它只取得了相对的稳定，但其水平甚低，不足以使每一个意大利人获得适当的生活水平”（1952年6月19日）。1953年秋季发生了一次大罢工，支持提高工资10％—15％。“9月24日的24小时的象征性罢工被罗马的许多观察家们看作是战后以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工会游行示威，所有三大工会组织（共产党、基督教和社会民主党）的50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在北部，罢工在各大工厂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有效”（1953年19［原文有误，据上文推断最有可能为10月——录入者注］月3日）。
德国在政治稳定方面似乎取得了显著的成功。1953年，《经济学家》信心十足地写到基督教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成功：“对德国的邻国来说，上星期日的选举中最突出的事实就是，阿登纳博士被树立为欧洲大陆最强有力的政治家。他的地位与那些暂时管理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相比，其悬殊之大是令人吃惊的。而德国投票排除了共产党，但在意大利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却获得了成功。德国工人的状况稳定，但法国却发生了罢工，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是惊人的”（1953年9月12日）。然而，仅在一年之内，据报导，德国却发生了普遍的罢工，包括汉堡的公共部门的工人和巴伐利亚的冶金工人，这使这种自满情绪发生动摇：“劳工界的和平已持续了这么久，以致每个人都觉得‘德国人不会罢工’”（1954年8月14日）。两星期后它的记者写道：“整个说来，西德的经济现在可以承担工资的增长，但是它的政治结构却会被阶级斗争所动摇。工会方面的极端主义很可能并不比一部分雇主中间的顽固态度更可怕。
所有这些运动都被成功地抑制住了，但重要的一点是“有情报根据的”舆论仍然很紧张。这减少了企业的信心，使它们在实行长期投资计划时踌躇不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1953年初的报告中，明确强调了经济信心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1953年初，西欧的生产停滞，贸易缩减，这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国为保证在5年内增加生产25％的已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的决心形成尖锐的对比。试图对最近将来的周期运动进行预测是草率的：战后7年来的发展……强调说明了西欧和其他地方的政局变化对西欧经济有重大影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3年，第52页）。一年后联合国带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报告说，私人投资在大大下降，并评论道：“一般说来，不会再出现直到1950年以前所持有的那种使人抱有信心的预期的气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4年，第1页）。
但是，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预期相反，1954年欧洲开始了普遍的上升：“一般的印象是，在朝鲜战争的繁荣过去之后，西欧（西德是明显的例外）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是立即下降，而是持续的停滞的时日。除此之外，在1953年的下半年和1954年初，还将有两个新因素加深着人们的担心，一个是美国衰退的到来，另一个是欧洲煤钢市场已表现出的削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5年，第3页）。但是美国的衰退并不象预期的那样严重和持久（《经济学家》曾担心会发生一次“中等程度的下降”）。它的影响也不如预料的那么大，因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开支（每年大约为20亿美元）仍能抵补欧洲对美国的日益增大的贸易逆差而有余。因此，说来似乎自相矛盾：美国的衰退可能反而增强了欧洲的信心，因为它表明美国的停滞并非一定意味着欧洲的衰退。不仅如此，从长期前景看，欧洲正踏着美国的脚印前进。“目前西欧增长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待点是耐用消费品购买的大增。西欧汽车工业的扩大，大部分是面向西欧市场，而与此同时，还有家具，电器和其他家用商品销售的增加，这些加上汽车购买的增加，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消费者购买的浪潮。这种不断扩大的需求多是以消费信贷方式付款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5年，第21页）。
更重要的是，50年代初期的斗争表明，已经为40年代末期的镇压所严重削弱了的工人运动，其挑战性又可能因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受到抑制。在广泛传播的关于“1955年的投资高潮”的报告中，欧洲稳定上升的积累率到1956年将达到4.5％以上，又达到了5年前的一半。日本紧跟其后（见第八章）。大繁荣即将开始了。 |
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雷蒙·威廉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雷蒙·威廉斯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雷蒙·威廉斯赵国新译·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1974年10月29日）·距离（1982年6月17-30日）·慕尼黑事件·美国电视印象记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戏剧不再与剧院共同存在；现在，大多数戏剧表演是在电影和电视拍摄棚里进行的。[1]关于剧院自身——无论全国性剧院还是街头剧院——有着极为多样的打算和方法。各种新文本、新标志、新媒体和新惯例奋力推进，与我们自以为熟知的文本和惯例拥挤向前，但是，我发现这种现象令人困惑，原因就在于对立事物的存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剧时间和连续场景、古希腊悲剧中复杂精细的节奏以及合唱队与三位演员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当我们在电影或电视拍摄棚里观看剪辑台或编辑器时，或者当我们在街头或地下室里的临时剧院中看到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新关系时，这一切会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其次，我们还没见过哪个社会有这么多戏剧演出，或看过这么多演出。当然，观看有其自身的问题。观看本身已经变得有争议，因为按照字面意义，戏剧最初用于盛典活动：在雅典纪念狄奥尼索斯的节日里或在中世纪英格兰圣体节里，其时有四轮马车驶过大街。在伊莉莎白时代的伦敦，节目创新的商业剧院退出了盛典活动，但仍在固定地点举行演出，先在首都演出，然后在外省城市巡回演出。剧院既有过扩大又有过萎缩的经历。在王政复辟时期，伦敦的两家特许剧院——合法戏剧的垄断中心——很少满员。18世纪的外省剧院的建立，各种剧场和音乐厅的发展，19世纪后半叶伦敦西区剧院的扩展：所有这一切改变了盛典活动，但主要还是数量上的变化。正是我们所在的20世纪，在电影、广播和电视方面，戏剧的观众经历了质的变化。我的意思不仅仅指许多地方，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有几千万人观看过《战舰波将金号》和《公共马车》，也不仅仅指目前有一千万到两千万人同时在电视上收看易卜生或奥尼尔的一部剧作。尽管观众数目巨大，这种扩展还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大多数人能够在盛典活动和（特定）季节之外，第一次能够经常不断地观看戏剧。但是，这种扩展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只是特殊戏剧的观众问题（这种扩展如此之新，以致我认为很难参透其重要性）。戏剧以各种新的方式被纳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之中。仅就电视而言，一天之中，占人口大多数的观众看上三个小时的戏剧——当然观看的是各种各样的戏剧——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并且不光一天如此，几乎天天如此。这就是我所说的戏剧化社会的部分含义。先前，戏剧在某一节日、某一季节、或作为有意识地到剧院去的一段旅程才有意义；包括纪念狄奥尼索斯或基督到观看演出。现在我们将戏剧当做习惯性的经验：许多人在一周之内观看的（电视）戏剧比从前大多数人在一生之中观看的戏剧都多。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人类习惯的扩展吗？就好像我们现在所吃的牛肉或穿破的衬衫，数量之多超过祖先的想像这类事情吗？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不是偶尔看一看，而是经常观看电视上重复出现的各种表演动作，看电视的时间超过吃饭的时间，几近于工作或睡觉时间的一半，在我们这种社会中，作为大多数人的行为，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形式和压力。如果我们能够同意，几百万人正在心平气和地观看的电视节目都是或大部分是垃圾，就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那么，理所当然，就很容易会对这一显著事实感到惊恐或将其抹煞。事实是不会被抹煞掉的：如果情况属实，它将使这一事实变得更加不同寻常。而情况绝非如此。只有死去的文化才有可靠的衡量标准。意义重大的作品和无关紧要的作品，二者之间显见的、重要的和不同的比例是存在的，但尽管如此，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国家剧院中发现庸俗之作，在警匪连续剧中发现极具独创性的剧作。批评鉴别既很重要，同时又无法预先假定。但就某一角度而言，它们在这种普遍存在的习惯面前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不得不发问，在我们以及我们的同代人当中究竟是什么不断地吸引我们观看成百上千个表演动作，观看这些电视剧、这些表演和这些戏剧式表现？答案取决于你是从哪一个角度问这个问题的。我是从观看以及促成这一不同寻常的过程本身提出问题的。但是我能听到（有谁听不到呢？）一些熟悉的声音：表情严肃的商人，他们的学徒和店伙计偷偷溜到岸边区[2]；一家之主和公学校长，他们的妻子和入学读英文的学生喜欢在早晨读小说和喜剧。这些严肃的人知道对当代加利福尼亚说些什么，在加利福尼亚早晨6点半你可以看到第一部电影，如果你真的愿意一试，你可以看七八部影片，再看随后重复时段中播放的新片。虚构，表演，无聊的梦想和替代的景观，同时满足懒散和欲望，通过消遣从消遣之中得到的消遣。它是一部厚重的、记载我们愚行的目录，甚至是一部总目录，但是，目前，几百万人将这本目录抛在脑后、弃之不顾。我们几百万人观看影子的影子，发现它们的实质，观看各种场面、情境、行动、争吵、危机，直到眼球疲惫不堪为止。生活的侧面，以前是在自然主义戏剧中生动表现的，现在成为一种自愿的、习惯性的、内在的节奏；情节和表演的流动（flow），戏剧性再现和表演的流动，提升为一种新的常规，一种基本需要的常规。举例说，假如当年环球剧院有播放设备，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我们应当继续保留观众数量会增多这种假设。然而，我认为，实际发生的情况还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可以发现因果关系性质的各种因素。我们都习惯于说（这样说仍然有意义），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既较为多变，又比较复杂，因此，某些关键方面相对来说更难了解，较以往大多数社会更不透明，然而，它们也更有持续不断的压力和穿透力，甚至更有决定作用。我们使用某种统计学方法试图从不透明和不可知之中解开的事物，让另外一种戏剧化方法解开了（统计学方法提供了有关我们生活方式和思考内容的概要和分析，比较精确的概要，以及更为精确的分析）。矿工和电厂工人，部长和将军，窃贼和恐怖主义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天才；一前一后的居室和乡村住宅；都市公寓和郊区别墅；卧室兼起居室和山区农场；形象、典型、再现；一种关系开始，一场婚姻破裂；由金钱或疾病或混乱或骚乱引发的一场危机。不只是因为所有这些被再现出来，而是因为多数戏剧现在都将这种实验性的探索方式视为自己的功能；发现一个主题，一个背景，一种境遇；同时有几分强调新奇性，强调将那种生活中的一些内容置入戏剧之中。当然，所有的社会都有其隐晦和不可知的领域，有些是因为同意，有些是因为隐蔽。但是，好多代人以来，我们实际上还未触及到许多传统戏剧中清晰的公共仪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伟大的自然主义戏剧家们，从易卜生开始，离开了早期戏剧情节发展的宫廷、广场和街头。首先，他们设计出房间；封闭舞台上封闭的房间；生活主要在房间中进行，在房间里，人们等待着有人敲门，等待着信件或消息，等待着来自街头的大声叫喊，他们想知道什么事情将要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将要贯穿和决定眼下他们自身依然紧张的生活。在我看来，从那些封闭的房间，封闭的和点着灯的构架房间，一直到我们观看电视定格形象的房间，存在一种文化持续性，我们在家里、在自己的生活中看电视，但同时需要观看我们所说的“外面”（outthere）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外面某一条街道上或某一个特定社区中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复杂的以及在其他方面不聚成焦点的和无法聚成焦点的民族和国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领域和明显关注的领域，其范围之宽广是史无前例的，别的大陆上发生的事情进入我们的生活也就是几天和几周之后的事情——以最糟糕的形象，在几个小时和几分钟之内即可进入我们的生活。然而，我们的生活依然在这里，基本上在这里，和我们认识的人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在朋友和邻居们的相似的房间里，并且他们也在看电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了解公共事件，或是为了消遣，而且是出于对形象的需要，对（戏剧性）再现的需要，再现各种人在各种处境和地点的生活状况。这或许是华兹华斯在早期阶段所见到的情况的全面发展，当时，街上的人群（新型的都市人群，他们在身体上很密切，但依然是陌生人）已经失去了任何共同的和稳固的人的观念，因而需要再现——广告牌上的形象，各种新型符号——来模拟（simulate）人类的身份，即便不是为了证实人类的身份：在这个紧张和焦虑而且困窘和混乱的私人头脑世界之外，生活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说法。新的需要，新的展现，它们在共同的运动中走向形象的流动，走向不断再现的流动。这种流动不同于复杂程度和易变程度较小的文化，在这些文化中，意义的再现、秩序的展示，清晰、准确、严格地在某些固定地点进行，在特殊的场合、节日、体育比赛的日子或列队行进赞美诗的日子里举行。但这里不仅仅是需要和展现：它们既被制作出来，又被使用。不断的戏剧再现被当做日常习惯和需要而吸纳到生活之中，所以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的社会已经被这种吸纳戏剧化。但是，实际的过程要更加活跃。戏剧是相当普遍的表现、再现和指意过程的特殊使用。高高在上的权力地位——显要的皇家戏台——在历史上早在戏剧表演舞台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权力在等级制分类中、在显著的前进队列中的表现，先于目前再现的戏剧状态的方式。它们通过恰到好处的动作、语言，以已知的常规形式来表现诸神，或使观众能够理解他们。目前戏剧经常与所谓的神话和仪式联系在一起，以致很容易地得出一般的观点。但是这种关系不能被归结为通常不够严谨的联系。戏剧为了达到新的特定的目的而将某些共同方式完全分离。它既不是向公众揭示神意的仪式，也不是要求保持重复的神话。它是特定的、积极的、互动的综合：一种情节发展而不是一个动作；是从临时性的实用或巫术目的中有意抽象出来的一种开放的实践；以复杂的方式向公众和多变的情节发展开放仪式；它超越了神话，戏剧性地表现神话和历史。正是这种活跃多变的实验戏剧——而不是已知的符号和意义的封闭世界——凭借自身的权利和力量获得了成功；实验戏剧经常在危机和变革时期出现，此时，一种秩序已经为人所熟知，并且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是，经验在向它施加压力，检验它，构想着与其断裂和将其替换；实验戏剧在已知的过去行为的范围内，可以戏剧性地表现未来的行为，并且每一种都以特定的表演形式互相矛盾地呈现出来。现在我们尤其需要看到这一点，因为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神话和仪式已被历史的发展打破，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种学者和思想家的怀旧和修辞，然而，表现、再现和表意的基本社会进程又前所未有的重要。戏剧脱离了固定的符号，确立了它与神话和仪式、与统治人物和国家进展之间的永久距离；完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戏剧闯入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活跃和更喜欢探究的世界。戏剧的后续历史中存在着相对性，突破不只一次地发生。任何符号系统，表现的和再现的，都可能被纳入一种被动的秩序，而新的陌生形象，被压制的经验和被压迫的人们的陌生形象，都必须再一次超越这种情况。各个时期的戏剧，包括我们这个时期的戏剧，都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实践，其中有一些实践被吸纳——一种残存但依然活跃的系统的已知的节奏和运动；有一些是探索性的——一种新兴的再现、新的安排、新的认同的困难的节奏和运动。在实际压力之下，这些独特的实践经常错综复杂地和强有力地融合在一起；很难说它是一个简单的新的和旧的戏剧的问题。但是，分离的戏剧，并没有完全分离出来。正如戏剧中所表现的那样，社会的其他领域之中存在着一致的和类似的实践，而且这些实践经常是相互作用的：固定符号的世界越是不合乎传统习惯，相互作用的程度就越强。实际上，目前我们经常见到的是一种新的有意重合的惯用手法。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演员们经常离开我们可以称之为戏剧艺术的剧本中的角色，运用那种受雇于人但却欢天喜地地演示香烟或雪花膏广告的相同或相似的技巧。他们对此可能感到不自在，但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这总比闲呆着要好。这毕竟还是在演戏；他们对香烟的个人责任，并不比对虚张声势的督察员那样人物的更大，他们这样做也是受雇于人的。英国电视的商业广告会告诉你它们即将出现的惯用符号，但是方法、技巧和实际个体的重合，却是一个更普遍过程的小而不易读懂的符号，在这个比较普遍的过程中，断裂很难察觉。我们当前的社会——反复讲简直令人痛苦——在一种显见的意义上，具有足够的戏剧性。吸引戏剧比较的某种类型和范围的情节，在演出之后给我们留下的感觉是，我们一直无法确定自己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描绘戏剧方式的专门词汇——戏剧本身，然后是悲剧、剧情说明、情境、演员、表演、角色、形象——不断地以成规的方式被擅自用于这些庞大的情节。现在有人可能经常感觉到，如果只有演员表演，只有戏剧家写脚本，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但远非如此。在所谓的公共舞台上，或在公众的眼里，荒谬可笑而又貌似可信的人物一再出来表现我们。具体的人被吹捧到具有临时普遍性的地位，这个过程是如此活跃和复杂，以致我们经常得到邀请去观看他们排演，或讨论他们的脚本。瓦特·白哲特[3]曾经区分过现实中的统治阶级和戏剧中的统治阶级：他以有新意的赞许和温文尔雅的讽刺语调论证说，应当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演出给从来就不能理解比较复杂的权力现实的人，在他们面前展示一番。今天早晨，我看了电视播放的议会开始时的隆重场面。说它是纯粹的戏剧是一回事；更难理解、更难说的是，另一种更自然化的过程超出了它残存的浮华虚饰，而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类似的戏剧。当然，君主们总是做这类事情，或让别人为自己做。那些坚持的人意识到他们的形象，即便他们称其为陛下。此外，同许多演员一样，人们发现他们的角色越来越多：他们同愿意扮演国王的人一样，适合演这个角色。其实，新的事物不在他们中间，而在我们中间。相信这个普遍的戏剧化过程的任何一部分常常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我们在其他时期或在其他地点或从其他地点来看它，可以看到它趾高气扬和烦恼不堪，听到它的机器开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在危机时刻，我们有时候离开这所社会剧院，或者很容易地在里面沉睡。但是，这些不仅仅是角色和脚本；它们是惯例。当你见到一条惯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它，这时候它可能已经开始失效。在许多人视为表现了我们的形象—意识(imageconscious)的公共世界的戏剧性行为之外，有一种更加严肃、更加有效、根基更加深厚的戏剧：意识自身的戏剧化。“我替英国说话”在模仿知名人士的台词中频频出现，但因为我们正在参加试演，看别的演员是否适合角色，我们依然可以有保留意见；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就在这里，用不着你替我说话。”“一点儿不错，”这个人泰然自若地回答，对他的角色满有信心，因为在这时候一种不同的意识、一种比较深刻的戏剧化开始发挥作用了；“你替自己说话，但我替英国说话。”“英国在哪里？”你很可能惊讶地环顾四周，考虑问这个问题。在天气好的时候，登高望远，可看到大约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是你知道一些地方，便会想起其他地方；你有记忆、定义和一部历史。然而，在那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实际上通常是在非常初期的阶段，你知道什么？再现；典型化；积极的形象；人们正在表演或有时候拒绝表演的积极角色。这种特殊戏剧化的特定惯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段历史、一场文明的危机；这些惯例不是抽象的，它们在我们实际生活关系中不断发挥深刻的作用。它们是我们观察和认识的方式，每天我们都付诸实践，尽管各种惯例制约它们，尽管各种关系制约它们，大多数实践却进一步肯定了它们。一种特定的自主性——此性（thisness）和此在性（hereness）——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它们的约束；但是，这通常是一种私人的自主性，而私人人物——自我的特征——已经被这些戏剧化形式中的某种形式广泛利用：生产者或消费者，已婚的或单身的成员或流放者或流浪汉。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所说的无法归纳的人：总是感觉不适应的人。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走得很远，实际上表示现在已经有了孤独本身的惯例。孤独的个体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类型：也是我通过戏剧惯例所表示的例子，它从戏剧一直延伸到意识。在创造了封闭房间的一代自然主义戏剧内部（封闭房间指的是人们生活于其中但必须等候来自外面的消息的房间），另外一场运动创造了另一个中心：孤独的人物、陌生人，他在斯特林堡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中仍在积极地寻找自己和自己的世界，检验或抛弃这种角色和那种形象，确认这种记忆和那种证实的情境，直到每一次返回到同一个地方，都以身心崩溃而告终。半个世纪之后，有两个极其孤独的人，他们的世界尚未消失，但以前从未被创造出来，他们坐在路上等待，等待何人？等待戈多的到来。一起走吧，他们说，但他们不肯离开。十年之后，人们看到其他更加极端孤独的人物被土埋到了脖子，在那个片面的和使人信服的惯例之中，最后所能听到的是一声呼喊，一声呼吸。隐居；丧失。一个失去的公共世界；一个无法创造出来的公共世界。这些形象向我们提出挑战，并且吸引我们，因为在一开始，至少它们是异己者形象，有意识地摆脱固定形式的异己者形象。但是其他的模仿，公共的戏剧化，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经久不息，以致异己者独自对它的反抗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异己者，换句话说，像任何其他现代悲剧主角一样，只能死去。批判性异己者，一种公共形式，你可以将它带到讲座中，甚至带到考试中；它也回到起始的地方，并且它第一次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认识的一个法国人，这个人学会了批判性异己者的认识方式，学得不可能再好了，有一次，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法国是一部很糟糕的资产阶级小说”。我能明白这句话的正确程度：戏剧化方式，虚构化方式，同社会和文化惯例一样活跃，不仅同观察现实的方式而且同组织现实的方式一样活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一部资产阶级小说；它的人类典型依旧是固定的，但他们却失去了某种坚定的信念；在互动的公共现实和公共意识之中，它的人类行动，为争取财产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为职业和职业关系而进行的斗争，还是像以往那样有限，但仍旧在苦苦地坚守阵地。“是啊，”我很有礼貌地说，“英国也是一部糟糕的小说。并且纽约是一部糟糕的都市小说。但是有一个困难，至少我发现它是一个困难。你没法将它们送回图书馆。你无法摆脱它们。你不得不一遍又一遍读它们。”“但是批判性地读，”他警觉地说。“可还是在读它们”，我说。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如果人们确信我不会感到冒犯的话（相反，有些人确信我间接地感谢他们），人们会经常问我，为什么受过文学训练，并且专门受过戏剧训练，我却转向他们所说的社会学。我本可以辩驳说，拉斯金并没有从建筑转向社会；他从建筑之中—从它的风格中、它的造型意图中、它的权力结构和情感结构中、它的正面和内部以及二者的关系中——看到了社会；这样，他就学会了以新的方式读解建筑和社会。但是，我更希望为自己说话。我从分析戏剧当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我看来，它们不仅作为观察社会的某些方面的一种方式，而且作为理解我们归类为社会自身的一些基本惯例的一种方式而发挥作用。相应地，这些东西使一些戏剧问题变得重新活跃起来。正是通过从两方面考察舞台和文本，以及它们上演的活跃的社会，我看到了既作为戏剧事实又作为社会事实的封闭房间——舞台上具有拆除第四堵墙的新的隐喻意义的房间——的重要性。因为房间在那里存在，不是作为可能存在的一个舞台背景的惯例，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塑造的环境——我们于中生活的特殊结构——并且它还继续存在，被继承下来，处于危机之中——它是我们怎样生活以及我们有什么价值的固定形式和惯用的宣言。舞台上的这个房间，这间封闭的起居室，重大事情在里面发生，另外一条重要新闻从隔绝的外部世界传到这里；这间房子是戏剧的一条惯例，现在是一个戏剧习惯；但它暗地里一直是一个角色，一个演员；限定我们和能够使我们中圈套的一个布景；现在在世界上再现我们的异化客体。当那个房间解体的时候，我在观察，被强烈地吸引住了；家具搬走了，清理出一个空间；人们在空虚中面面相对，只有身体，作为物体的身体或作为节奏的身体，去发现、玩弄、消耗自己。但更重要的是在房间被拆掉时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布景虽说不再是外在的可是还在起作用，我们所见到的是观察到的、想起来的和渴望的形象的投射。尽管斯特林堡在世纪之交就在创作一部新的、移动形象的剧作——用画着面孔的墙纸裱糊的一面墙；人物和外观的某些部位分崩离析，支离破碎，合为一体，令人难以忘怀；就在你观看的时候，客体确实在变化；斯特林堡的这部剧作超出了当时的戏剧创作能力，可就在此时，其他人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发现了使形象移动的手段；发现了电影的技术基础：新的移动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淡入淡出、叠化、切换、闪回、画外音、蒙太奇，这些都是技术形式，但同时也是我们从新的角度感知、叙述、运思和发现出路的技术方式。我又一次听说了习惯上所说的戏剧台词，甚至戏剧对话，就好像头一次听说的那样；我是从契诃夫的剧作中听到的，并且注意到目前已成为习惯的一种陌生性：声音不再是针对彼此讲的，或者说给彼此听的；声音或许是彼此之间的交谈，当着他人的面自己的交谈。但是有一种新的组合，其中一个群体在说话，但却是一个陌生的、否定的群体；没有一个人能说完他开始所说的话，而是穿插着他人的话，与他人的话交织在一起，这些话都说得漫不经心和缺乏章法，相应地，属于没有说完的话：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尽管群体说话的声音依旧是否定的，然而没有一个人最后说得清晰明确。到目前为止，在写作戏剧台词的过程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以致每一天晚上都能在电视剧中听到，并且这不仅是模仿。它是一种听说方式，一种特殊意识的特定节奏；最终是未结束的、短暂的、令人焦虑的关系的一种形式，它出现在舞台上或文本中，但是，它也是在当代世界、在具有那种熟悉的和复杂的转瞬即逝特征的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感结构。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从两方面进行观察的话，就不能将这些戏剧程序理解为方法，即理解为重要的普遍方式。或许我可以将它们视为技巧：一个职业视角，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它们的职业性还不够强，因为技巧和方法二者或者相同，或者正像目前常见的那样，二者之间存在着重大裂痕，而这正是造成这门艰涩学科的所有难题的原因。在此我会恰如其分地承认这个学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承认这些问题，但随后就退到一边，超然地提出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特殊答案。《就职演说》，剑桥大学，1974年10月29日距离最近几周以来，电视上最引人注意的形象就是作为新闻之夜片头的时新的世界地图。它没有显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在这场危机[4]之中，电视所表现出的问题似乎不出人们熟知的那些问题范围：控制和独立的问题；报道的性质问题；讨论中的增加和平衡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是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更棘手的问题，它们隐伏多年，但由于当前的这些事件及其再现而变得非常尖锐和具体。它们可以被总结为距离文化的问题。电视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使我们看到远方发生的事件。合成词选中了这种性质，如望远镜、电报、电话、通灵术，这些都以tele为合成形式，tele取自拉丁文“afar”，与telos（“目的”）有关。然而，在每天播放的大多数节目中，距离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不是首要因素。我们在一个地方，通常是在家里观看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虽说距离变化不等，可是通常这并不重要，因为科技已经弥合了差距，建立了亲近的关系。这关系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当我们真正看到远方的事情，通常质的变化就很明显了。我们在电视中见过人在太空中和在地球上行走。我们能够从外层空间看到整个地球。并且时不时地，我们看到人在战争中厮杀，实际上经常可以看到。过去几周电视最奇怪的性质是一种缺失。这就是为什么新闻之夜的示意地图偶尔遗漏了当前名声大噪的福克兰群岛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肯定会让我们想到，电视对世界的形象描述有多么强的选择性，选择的差异又是多么大。但更重要的是，从职业角度理解、管理和阐释的电视技术，与电视实际于中运作的政治和文化空间之间显示出的距离。当然，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相关因素改变了众人所理解的电视新闻的基本准则。福克兰群岛与英国相距甚远，而且在初期阶段，这是一场海战和远距离空战，这一事实导致了几乎无法解决的后勤问题。同时还有真正的安全需要：泄露有关部队的身份和位置可能会使他们遭受打击。然而这些因素被夸大了。新闻和情报官员比政府其他部门都多的国防部，用了一个非常拘谨的人当发言人，以致他在电视上露面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不允许电视报道现场情况，记者们只能站在紧闭的门外，电视台在演播室里构建模型和组织专门讨论，播放来自阿根廷的影片。这种奇怪的和长时间的连续镜头本身就是对距离文化的新奇再现。它导致了众多的不耐烦，但最终可以看到，有系统地消耗耐心是这些事件内在历史的组成部分。长时间、慢慢地接近福克兰群岛是一个物质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这样下去和无所作为吗？一夜又一夜地听那些讨论，就像时间拖得异常长久的赛前分析中的讨论那样？至少希望发生一些事情，就好像平常电视节目里的事情那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讨论了六七周了。”津巴布韦谈判持续了六七个月。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进行了多年的争论和尝试性谈判。但是，在缺少比较熟悉的节奏的情况下，一种新的和特殊的节奏最终建立起来了。缓慢和不可避免是其主要要素。支持它的因素是，由于多种不同的原因，以及对多种不同舆论的禁锢，长期注意的能力和充分的忍耐能力实际上消耗殆尽。缓慢的运动达到了血腥的高潮。“我们把它弄完算了。”许多人都这么说，而且一直不无效果地翻来覆去地讲。可是，这依旧是距离文化的惟一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假如这发生在美国会怎样？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影片会迅速返回，充斥我们的银屏。可是，都是些什么影片呢？据说，每天晚上电视上的地面战斗、交火和尸体的场面，使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公共舆论转而去反对越南战争。这很难说是真实的。越南战争旷日持久，人们失去了耐心，战争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决非当前行动所能产生。但不管怎么说，它是对特写似的战争的再现：战事发生在遥远的他乡，但是又呈现在我们眼前。南大西洋所发生的事件，直到英国军队重新占领福克兰群岛，一直都是一场技术距离的战争：按下按钮，从正常视线之外的远方发射导弹；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按照编排好的程序，导弹自己就会向目标发射。这种毁灭正是我们当中许多人在试图想像核交火的时候所想到的，但是有两处重大差异：它的规模比较小（正像缓慢的节奏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它发生在遥远的安全地方。但是，在普遍认为安全的远方，这场远距离战争的清晰形象已经牢固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在每一家游戏厅，我们按下按钮，一般都能看到毁灭性的信号在攻击目标上闪闪发光：“侵略者”。电视的库存胶片中，已经有了名字令人感觉刺激的各种导弹——响尾蛇，双刃长剑，海狼——的胶片，这些导弹呼啸着射向演习攻击目标，被击中的目标闪闪发光，炸成碎片落下来。如果（但更确切地说）南大西洋战事的胶片取回来之后，提出以下问题将是很重要的：当想到击中目标的闪光信号将要遏制和毁灭一个人的时候，有什么区别?表现出什么区别?由于不允许电视播放现场新闻片，电视节目插入了这些演习的影片，时断时续地配上字幕，这是退而求其次吗？谁能说呢？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再现惊人的破坏场面已经模糊了演习和行动之间的差异，模糊了排练和表演之间的差异。因为，对观众而言至少效果是相同的，这正是距离文化的一种有害放纵。因此，在支持有些人在电视上发出纯粹的职业抱怨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应当小心谨慎。某些记者的语言已经表明他们对立场和行动不耐烦，对精制的发送战事新闻的方式不耐烦。我们谁能肯定没有电视导演等着说“插入鹞式飞机”或“插入战舰”吗？观看电视演播室的模拟军事演习已经表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有一个群岛的模型，周围是游弋的飞机和战舰。战舰和飞机的比例尺寸，以及它们在演播室灯光下投下的阴影的比例尺寸，都被极端夸大，以致于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讨论处于距离文化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有时候在异化文化中达到令人厌恶的程度。在这些构制中，电视专业人员与他们采访的非战斗军事专业人员配合得如此密切，令人感到好像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国家。然而讨论已经处于流动之中：《海员》和《战斗机驾驶员》等节目产生出战争是一种职业的看法。当部队被用于解决劳工纠纷的时候，军队自己的广告口号已经被借用为惯例：“垃圾车司机还在罢工，格拉斯哥市政当局调来了职业军人”（1975年3月23日）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着统一观点的某些因素：好的清晰的确认；有序的排列；专业人员了解专业人员。我碰巧在稍后的时候才接触到当前的动向，那时候节目已经开播。当阿根廷军队入侵的时候，我正在爱尔兰参加凯尔特地区电影电视节。我在基尔拉尼上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下议院的第一场辩论。那种形式的距离产生了特殊的效果。每一个矛盾似乎都加剧了。这场侵略是在进行残酷镇压的军事当局的命令下进行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都曾为这个军事当局提供过先进武器。使用武力去解决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将会受到武力威胁或再度使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远征攻打法西斯军政府的豪言壮语并不排除与智利积极合作的可能。进行恢复岛上居民的民主权利的事业，用的却是帝国主义行动的手段和象征。用国旗做内衣或购物袋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犬儒文化，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转向盲目的尊崇，而这种盲目的尊崇，尽管出自不同的立场，却同时出现在布依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在颂扬《蒙特·皮同》的文化中，作出了英雄般的姿态和决一死战的架式，或者至少摆出若有其事的样子。当我还在阅读超然冷漠而颇有信息的爱尔兰报纸并观看爱尔兰的电视时，我有一种得到确证的感觉，感觉到了事情的实际复杂性。这些似乎击中了每一个矛盾的要害，使任何简单的论调或立场变得不可能。在这个突然成为中心的边缘性问题中，一切都失去了平衡。下议院的辩论证实但没有承认这一点。只是在我返回威尔士，阅读英国报纸的时候，才听到了刺耳的尖叫声。转向态度冷淡、声音低沉的电视节目，我发现了自己一直试图描述的漫长缓慢的节奏——一种拉长而又限制时间的专业性播出，或者走向模式的漫长征程。像这样几天之后，我偶然经过村子里用汽油和破布点燃的篝火堆，我感觉到沉浸在这种节奏之中，突然，在令人不知所措的时刻，感觉到自己身处诺曼底战场上，旁边的坦克车里有我的朋友们，坦克正在燃烧，马上就要爆炸。我想我这时候才理解距离的专业文化。它对战争形象的冷漠呈现技术娴熟，但很幼稚。这种感觉被以下事实进一步加深：按照我们这一代人的观点，电视上表现出的职业特性不是战斗的职业特性，而是演习和战争模型的职业特性。在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我没有从参加实际战斗的朋友那里听见他们谈论远距离计算。这在我看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人真正企图在讨论中表现某种平衡。提供任何精确的叙述都为时过早，精确的叙述以后将会来到。但是，像以前那样采访持异议者和怀疑者的事情，发生在普遍不真实地表现战争的过程中。此外，甚至对谈判的立场和可能性进行的重要和持续的讨论，由于是在缺少实际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是没有说服力的，在最初几周，这种讨论与模拟军事演习形成了对比。是否有电视记者飞到秘鲁，根据总统建议的确切条件对他进行过采访，向他提问然后向国内人士提问?假如确有其事的话，那就是我没有看到这类报道。在缺少具体细节的情况下，猜测盛行一时。一些细节最终被公布出来，而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同大多数严重的国际争端一样，包括最终得以解决的许多国家争端，对立的立场无法调和，这时候，已经处于那种漫长的缓慢节奏达到高峰的前夕了。坦诚地说，忍耐力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那些人据说已经耗尽了忍耐力。据说如此。在这几周里，我们的报刊和电视的一个恒常因素为观众所瞩目。我们可称之为“节录的部队”(CorpsoftheBriefed)，“白厅的感觉”，“部长身边的人提供的消息”。源源不断地提供这些官方/非官方的表示与大量的官方采访和录像同步发生。因此，有必要问一问他们究竟发挥什么功能。这仅仅是在事出有因的公开声明之外的谨慎刺激吗？抑或也是媒体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下，给人一种知道内情、接触机密的感觉，从而吸引观众的一种手段？希望可能来自于某种模式经过重新修辞的报道，但是在细节之前，甚至在有机会细致地考虑报道之前，“白厅感觉到这决不符合英国的要求”（黑体是我加的）。“众所周知，根本问题是我们正在试图加以解决的人民的信任问题”。然而，一些电视观众，同少数几家报纸的读者一样，他们不只是熬夜看电视和读报纸以探察内情。这场危机最不吉祥的一个时刻是，观众对“势态综述”这类节目以及BBC对其他观点的报道作出愤怒、咒骂性的反应。有趣的是，通过民意测验作出的后续调查却显示，这只是少数人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在类似事件的漫长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迄今为止，大部分类似事件都与报道和讨论北爱尔兰的冲突有关。好像每发生一次类似事件，理解节目独立性的基本条件都要重新制定。然而，人们同样抗议的来自阿根廷的电影和电视剪辑，明白无误地显示出“爱国主义”电视模式的面目。在三幅相联银幕影片中，加尔铁里[5]在面色铁青的将军们面前发言。旗帜招展，领袖们神气活现地炫耀着。被赋予权威的声音进行解释和激励。后来战斗一开始，于己有利的新闻蜂拥而至，于己不利的新闻则被推迟或打折扣。难道这就是每一个人真正想公开看到的吗？可是也有几个次要的观点可以派上用场。当我们的小伙子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能容忍怀疑他们的行为和声音吗？这个问题也受到了距离文化的影响。如果布依诺斯艾利斯的那些群众仅仅是挥舞着旗帜的暴民，如果那个国家和那个民族仅仅是身穿制服的军人集团，那么，或许它就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至少有一个专访很能说明问题，被采访的是一个由阿根廷人和英国人相结合组成的混合家庭，这个家庭中的儿子即将参军服役。片刻之间冲突成为现实，超出了官方对抗。可是，当戴维·福斯特与演播室里的英国观众以及通过卫星信号相联系的几个阿根廷人一起，重复演播他的独特节目模式时，就不存在任何传播价值了。在论点被完全表述出来之前，英国观众中传来了嘲笑，而远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大部分亲英派阿根廷资产阶级，以被误解的老朋友的腔调提出了相似的民族主义的论点。因为那是由美国政府发言人的立场摇摆造成的另一个痛苦的矛盾。这些阿根廷人属于并且他们绝对感觉到属于“我们这类人”。可是这并不适用于爱国热情高涨的英国观众。他们从一个不同的阶级角度看到敌人在讲空话。与此同时，在我看来，我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阿根廷官方人士是我的阿根廷朋友们的敌人，同时，阿根廷朋友们也不会马上接受英国官方对这场争端和战争的电视报道。战争。但它是一场战争吗？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一位政府发言人说，我们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处于武装冲突状态。那一切又在重新发生。它允许英国电视记者依旧从布依诺斯艾利斯发来拐弯抹角的消息，甚至从战争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它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言一行留下了法律空子，超出了任何一场危机中为舆论自由而进行的更一般的辩护：危机越是严重，就越需要自由的信息和舆论，而自由的信息和舆论仅仅受制于直接安全的考虑。然而，不仅是在这方面必须考虑这场危机以及将危机当做排练（需要细致评价的一场排练）的报道方式。使战争显得遥远是最主要的方式：它通过实际距离表示出来，但通过一种特定的文化得到证实和发展。除了向直接露面的、代表我们官方的那些人进行还击外，没有任何还击，这就歪曲了想像并且允许存在没有经验的典型幻想和信服。但是，除了特定的环境之外，还有一个更一般的问题，正在演练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直接针对当代民主文化。议会在辩论，我们在倾听。然而，没有一位议员，保险点说，直接得到他们代表的人对这场无法预测的危机的看法。拉开整个序幕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场辩论尤其如此。接下来就是内阁专制君主权力的独特现代组合，在议会政党、民意测验和电视的综合体中表演。它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针对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和一场无法预测的危机，它能够设定议事日程和公众反应与争论的措辞。某些电视节目和议会议员以及其他人，企图发表一些另外的看法以扩大议事日程的内容，他们的企图已经被视为异端。君主宣战的权力在支配远距离的文化权力内部运作。普遍讨论和投票被电视讨论和民意测验所取代。各种方式相互作用，因为战争很快就要开始，或被炒做得好像很快就要开始，当威胁迫在眉睫、热血正在沸腾的时候，就不可能再犹豫不决了。现代电视和民意测验制度本身就与这种由外力引起的紧急情况相一致。它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隐藏多年，但在现在，至少暂时成为现实。它的名字是立宪专制主义。假如它是一场排练的话，将会有一场表演吗？那种威胁甚至比这些血腥事件都更加严重持久。并且，或许那才是真正的惊人之举。60年代以来，有关英国政治文化的某些想法认为，英国政治文化是宽松的、宽容的、爱好和平的、怀疑的、当代的，但这些显然已无法维系。在重要问题上，这些态度最严肃或最时新的载体与我们潜在的、可以组织的多数人之间的距离突然之间显得非常之大。在前几周，持异议者声称为大多数人说话。在全部运作过程中，民意测验无情地驳倒了他们。舆论的捉摸不定性，对明天的展望，可被提出来用以安慰。但是，实际上几乎不再可能提供安慰。在一个让人感到大规模失业已经不复明显的文化内部，一场不必要的、令人感到遥远的战争已经安排就绪。战舰的沉没令人震惊和痛苦，但是马上就被主导的氛围掩盖住了。有关这场战争的争论非常困难，但它肯定会继续下去。不过，现在需要以其迫切性所决定的耐心开始更大的争论，这就是关于距离的文化的争论，关于潜在的异化文化的争论，在这种文化中，男男女女被贬低为模型、图形和喉头里发出的急躁的呼喊。载《伦敦书评》，1982年6月17-30日慕尼黑事件恐怖主义正变成一种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吗？在慕尼黑发生的那场不同寻常的事件期间[6]，不得不提出这个尖刻的问题。据估计，世界上有1/3的人口在电视机前观看一个城市体育场上发生的事件，这种情况并非常见。巧妙地引起公众注意一定是策划这场袭击的一个因素。对这场袭击的肉体和情感反应也是一个因素。上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游行活动就是为了让全世界注意到一种政治局势。游行活动马上遭到血腥镇压，以便赛事如期进行。现场新闻报道，随着比赛的性质发生变化，这种说法有了反讽意味。在星期二下午5点钟，电视摄像机正显示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宿舍，一个体育评论员熟悉的声音数着所报道的警察开始进攻和离去的秒数。当然，这种情况最终没有发生。摄像机拍下了直升机离去的镜头，第二天出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影片：穿过军用机场所看到的远方黑暗模糊的景象；非戏剧性的、可推断出来的不停开火的步枪喷发出的光亮。大多数人会说，这一事件与奥运会精神形成了悲剧性的对比。这种解读能够为人所理解，并且毫无疑问，这一事件是悲剧性的。但是，有一种竞赛的修辞被枪击事件凸显出来。关于意志之战，关于通过训练学会超越痛苦，有过许多满意的评论。其中有些仅仅是一种体育惯例，就像使用“悲剧”、“灾难”、“大不幸”等词来描述运动员倒地或未能取得最后胜利一样。在大多数时候，惯例都能被充分理解。但是，与这类描述相关的事件在任何情况下并且总是在发生，我不敢肯定一种文化本着善意将这类语言继续利用到什么程度为止。在任何情况下并且一直在发生。当我们试图理解这一事件和反应的时候，不得不强调这一点。每一个人注定要对突变的程度感到震惊。一周以来，我们一直在观看激烈的体育比赛，比赛根据评论员所解释的规则进行，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计算机系统向我们详尽和清楚地显示刚刚进行的赛事情况。报道那天晚上机场事件的基本信息不无讽刺意味，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有报道，而且事实上电视进行了错误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与事实产生了直接矛盾。与其他竞赛和传播的总体可视性形成的反差是必要的，即便是尖刻的。但是，这转而影响了传统上表现的世界的特征。他们告诉我，政治在体育运动当中是没有位置的。但是，结合具体的背景，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决定不予考虑你说的那种政治问题。因为谁都能够看到传统的政治。关于民族国家，首先就是旗帜，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每一个人都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奖牌表格是非官方的，事实上每个人都编辑、传播或印制它。颁奖仪式是崇高的，要奏国歌、升国旗。在运动会正式开始的时候，在行进的纵队中间，经常有令人愉快的轻松感：人们挥手和微笑；跳舞和放鸽子。但是，当文思·马修斯和韦恩·科莱特本着同样的精神领取奖牌的时候，他们却被终身禁赛，原因是，他们在奏国歌的时候说话，马修斯欣喜若狂地挥舞着奖牌，向亚军作出运动家的大度姿态，招呼他一起站在冠军领奖台上。事实上，在这些非凡的男男女女背后总是有那么一群人，得到任命或自命有权控制他们。在为死去的以色列运动员举行的追悼会上，由于各式各样的宗教和非宗教的缘故，很难找到适当的郑重形式，追悼会的一个内容是布伦达奇[7]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粗略地提到了罗德西亚事件，具有直接政治性。联邦共和国总统也在追悼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比较平和，但同样颇有争议地给世界划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不是在北方和南方或东方和西方之间，而是在恐怖主义者和所有珍视生命生存的事物之间。在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看到了各国国旗。我不久就记不得那些代表已经存在的国家，或代表得到恐怖主义或武装反叛行为有力支持的国家的国旗总数。这就是传统的、有规则的比赛产生的一个效果：每一时刻都是起点，同时忘掉先前的历史？在黑色九月运动之前，难道就没有许多光荣革命的非战斗人员？就没有俄国民粹派、茅茅、斯特恩·冈以及成千个各种其他游击队？我知道，我只能对这17位死者表示哀悼，我能记得使他们成为受害者的历史：一部延续的没有规律的历史，在周末，它大大增加了死难者的数量，同往常一样，死难者包括在自己的村子里死于空袭的妇女和儿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甚至看过那种屠杀的现场报道，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借口忘记它。不能用一个错误来为另一个错误辩解。我相信这是真理，应该得到普遍应用。在慕尼黑，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编排就绪的对世界面貌的报道受到了世界实际面貌的几个组成部分的一个因素的侵袭。发生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编排就绪的报道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压力。然后就是一场政治意志之战，17人是它的直接受害者。一场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嘲笑是太可怕了，但它提出的问题还继续存在。最近，一位朋友说观众打开电视，选择他喜欢看的夜间战争报道。但是，我遇到的越来越多的人最终不再看新闻，这些新闻连续地报道杀戮和毁坏。他们经常说，世界从来没有这样过：这是一个悲哀的反思，完全不同于明显持有相同观点的机会主义评论和政治声明。真正的变化，除了在慕尼黑，是日益增强的引人注目性，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怎样作出反应。如果观看有关恐怖主义或轰炸节目报道的观众应当受到责备，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意不看这些节目的观众也应受到责备。或者说，如果我们不仅仅想成为观众，而是想成为参与者的话，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有幸加入切实可行的政治过程，但是有几百万人则没有，其中的一些人走向了极端，成为我们这些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者。在说那番话的时候，还是有必要记住，恐怖是现实存在的：它不是一种说法，或仅仅是一种策略，而是屠杀。有谁不想看到世界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所表现的样子呢？地毯式的电视报道，大多数是令人愉快的，有一些是非常刺激的。不同寻常的体育表演，越过了所有心胸狭隘的沙文主义和仪式。但是地毯式的报道马上被撕裂了。美国电视印象记加利福尼亚的电视节目在早晨6点钟开始。在早饭时间，你能看到第一场电影。如果整个一天你都加以留意的话，那么，在第二天早晨1点夜间电影开始之前，你能看到6部以上的影片。在当代加利福尼亚的电视节目中，电视电影最多。但是，我们是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两三个最富有的地区之一，旧金山的南部，在据认为正在产生未来的地方。沿着这条马路往下走，德福雷斯特[8]曾经在那里发明无线电电子管和有声电影。沿着这条马路往上走，他们在那里发明了晶子管。穿过这条马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发明了家用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在这块技术的心脏地带，我们正在通过一个光线摇曳的小匣子观看老式影片。社会力量对技术力量的支配地位，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我们很容易收到6个频道，尽管没有一个效果好的频道。美国电视画面的一般质量普遍很差，好像确实如此。但是这似乎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或许是世界上最名符其实和最活跃的大都市。在港湾地区，有两所世界名牌大学和6所其他大学。年龄群中约有一半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可是，如果你只看电视和听收音机，而广播制度不健全和糟糕之程度令人感到可怕和毫无希望，你可能认为你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小镇里：恐怕还不止是小镇。只有伯克利独立调频无线电台和苦苦挣扎的旧金山公共电视台，表现出这五百万人口的某些非凡的文化和知识资源。在我们这些“现代化的人”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经验。广告对网络和当地电视台造成损害的程度，甚至在事先知道这一事实的情况下，也会令人感到吃惊。一部影片要被商业广告打断好几次才正式开始。你很快就会了解详细情况。一小时之内，每隔6到9分钟就来一次广告。中断的习惯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大多数电视台也在你观看的电影中插入两三部过后要播放的电影的预告片。有时候，这会产生一些超现实主义效果。由于插播商业广告和预告片的间歇通常没有惯用标志，连续镜头可能从洛杉矶释放的恐龙跳到声音深沉的妇女为用咖啡留住丈夫表示忧虑，跳到印第安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走过来，跳到巴黎饭馆里的一个姑娘突然从餐桌边跑掉，开始放声大哭。或者你能看到较常用的有意义的连续镜头。简明新闻也定期被中断以插播商业广告。一天晚上，正在播放令人撕心裂肺的、残疾人从越南的老虎笼子出来的画面，连续镜头的下几个画面却是一群孩子在新英格兰的花园里奔跑，欢唱一首关于谷类食品的歌曲。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最深层次的缺点在于制度结构本身。如果你重温20年代的广播状况，你就能够看到，当时广播几乎只被视为节目播送。播送的节目材料被认为是已经存在的事物：国家庆典、体育赛事、音乐会和戏剧。在英国，我们有为独立制作提供保证金的播放权，这似乎算是很偶然的了。在美国这只是间或发生，现在能够深切地感觉到结构性的后果。你必须费好大劲才能让自己想起来，你现在所在的国家，在电影、流行音乐、调查性报道方面，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你必须付出好大努力才能记住，假如港湾地区是一个独立共和国，那么，它在本世纪取得的学术和文学成就显然将被认为卓越非凡。但是，在广播制度方面，正如在一些其他社会方面，你感觉不到你是在一个物质和文化都很富有的国家。事实上，你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贫困地区。并非如此，知识分子们告诉我（正像除了在英国之外，他们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我们不看电视。可是并非如此，他们看电视。他们在情感上卷入了一部实况系列纪录片《美国家庭》，这部纪录片追踪拍摄一个加利福尼亚家庭。在拍摄过程中间，妻子提出离婚要求：它是一种新的、贴近的观察和谈论邻居的方式。最受观众喜爱的、能够产生万人空巷效果的节目是所谓的《杰作剧场》，这个节目中播放的连续剧却是从BBC二台的经典连续剧中选出来的。这是在公共电视网络上播放的。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正开始播放《通往自由之路》，可是从前这个节目被拒绝提供公共电视资助，原因是，正如含蓄的解释所说的，它的“成人内容太多”。可是，在充斥着被官方禁止的、耀眼的“半裸体”和“全裸体”字样的街头招牌的旧金山，单独就能买到这部连续剧，并且你能够得到一本有会员签名的平装本萨特小说来作为礼物。为了继续办下去，这家公共电视台，KQED，不得不与几百名年轻的志愿者一道，经营拍卖和调动会员的积极性。整个结构的致命错误是缺乏节目制作的资金。KQED几乎没有制作出令人钦佩的节目。《新闻室》是轻松自在的一个小时的新闻和讨论栏目。《世界新闻报道》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栏目，在节目当中，来自附近大学各系的4个人讲述本周外国各家报纸的内容。还有供教师和少数民族——中国人、黑人、奇卡诺人——观看的好节目。但是你走进富裕的、光怪陆离的旧金山，发现KQED坐落在高速公路下一座小楼里，《新闻室》的记者们挤在一间屋子里，坐在办公桌前赶新闻稿。KQED播放的大部分材料都通过公共电视网络：《芝麻街》和《电子公司》；公众事物节目《第一线》，《比尔·莫尔斯日记》，《华盛顿周评》。当我来到KQED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刚刚制定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上面说，这三个公共生活节目明年都得不到资助，原因是，负责拨款的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换成了新成员。甚至《新闻室》和《世界新闻报道》都处于危险之中。悠闲自在的节目主持人一下子变得绝望起来，他们请求观众，如果发现这些节目有用就来信说出来。有用!你不得不住在先进通讯技术中心，以其他方式发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便获悉关于它们有用和必不可少的看法。《纽约时报》来得晚，除此之外，有一家独立经营的无线电台和这家苦苦挣扎的公共电视频道，加上使用多数频道的极少数地方广播电台。在这三类广播电台中，国家网络新闻还算不错，但是它应付不了目前生活在美国所需要和要求的信息数量和水准。有趣的是，网络一直遭到尼克松政府的训斥。如果他们的报道变得软弱无力，讨论节目被逐出公共电视台，那么这就是一个强权社会，一个大多数公民几乎得不到真实消息的社会。我记得我曾经费好大劲才了解到关于法国大选、智利大选和美元危机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我非常明白电视上所播放的咖啡或者谷类食品或者汽车销售广告中的可恶伎俩。公平地说，我了解旧金山监督委员会和政绩非凡的阿里奥托市长采取的每一措施。它促使我重新思考地区的和当地的新闻，以及所说的社区新闻。当然，作为一名来访者，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每天晚上，我在多数频道上都能看到当地新闻是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三倍。这些当地新闻只不过增添笑料而已。演播室里有4个人，两个人报道新闻，一个人报道体育，一个人报道天气情况。气象预报员是嘲笑目标，这已成为惯例。例如，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首席新闻播音员讲话非常快，在所有的当地新闻报道结束之后，他就会说，“接下来是由彼得报道天气预报——我跟你说，他的棕褐色皮鞋与他的领带非常不配。然后是法国和智利大选，美元在国外仍旧受到打击，以上信息和其他情况的详细报道，请见继续播出的《新闻风景线》。”这种“继续播出”公式值得注意，因为它纯属子虚乌有：就像《等待戈多》的结尾那样。《新闻风景线》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当它们即将插播商业广告的时候，才会“继续播出”。但节目最后返回气象预告员那里。他面前有气象图和标志，可是每次在他张嘴说话之前，就开始调侃他的领带或棕褐色皮鞋，在剩下的极短时间内，他迅速地预报完整个大陆的天气状况，你简直不知道他是否预报了龙卷风。碰巧，今年冬天加利福尼亚的天气非常古怪，下雨的时候比往年多，以致天气预报节目结尾的说明文字经常是“做事无碍（但要带伞）”。一天晚上，一个气象预报员打破常规，对异常天气的议论很见才智，很能使人增长见识。演播台后面其余三个人的脸上露出了被逗乐的顽皮表情。简直烦死你了。它就像商业广告的主导风格那样，利用众所周知的方式，用颤音发声和提出建议，让人看起来喜欢或感到愤怒，但是，在人们所期盼的高潮之后，例如说完“好吧，我试一试”或“好主意”之后，还有其他妙语。我只能重复我对这一切与遇到的人之间的差距表示出的惊奇之感。人们认为加利福尼亚是快节奏的：我发现它在表面上是异常的轻松自在，甚至昏昏欲睡。我怀疑它是否是未来，但是，假如它是未来的话，在这里，喷气式飞机和军事电子学领域，经历着一种惊人的、几乎是触摸得到的私有化过程。在外部不断的冲击下，出现了这么多无声无息的智能，这么多敏感的温文尔雅；结果也产生了这么多孤独的绝望。可是这一切几乎没有在公共的声音中出现，除了偶有例外，也找不到对贫困表示抗议的声音，在富裕的加利福尼亚——它的富裕程度在世界上排列第九——你只需乘坐公共交通车就可看到真正的贫困，不仅许多黑人、奇卡诺人和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许多穷白人也在艰难地生活。富有而稠密、数量异常多的中产阶级似乎能够掩盖这一切，直到你利用各种渠道了解了真实情况。不用说，这些渠道不是电视频道。我在加利福尼亚的电视上看到了一些不错的老电影。但是，两场电影的播放间隙，我收看了警匪连续剧、开发智力的猜字游戏、偶尔获得有限成功的连续剧，如《都是一家人》，以及比较容易引起反响的热线点播节目。当然还有某些不错的体育节目，当我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我认识到了这种广播系统所产生的后果，这种制度不以提供最低保证资金或提供长期资助资金的方式，资助任何重要的独立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当中最缺少的是有原创性的戏剧（尽管当地的戏剧人才是在小剧院里，但是早期的美国电视戏剧是非常出色的）和一整套专题节目、纪录片、特殊报道，而这正是英国电视的主要力量。我回到英国，在大多数其他方面，感觉到非常超然于我们当前的制度和态度，当然，我的感觉不存在低估我们自己的媒体在当前衰落的倾向，我们的许多媒体逐渐在效法错误的美国模式。但是，现在该到回忆一个聪明的加利福尼亚人说过的话的时候了，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些天正播放《奥兰基郡黑手党》，他的话显得尤其适当），他对我们说：“不要让他们将世界变成加利福尼亚。”原载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注释：[1]此处省略了这篇就职演说中的介绍部分。[2]岸边区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旧时为剧院密集的区域——译注。[3]瓦特·白哲特（WalterBagehot［1826-1877］），英国作家和政治学家，《英国宪法》的作者。[4]阿根廷军队于1982年4月2日占领福克兰群岛，于6月14日向拥有30艘战舰和6000名士兵的英国特遣部队投降，威廉斯的这章文章完成于他们投降之前。[5]加尔铁里将军是福克兰群岛冲突期间阿根廷军政府总统，在阿根廷军队投降之后失势。[6]1972年9月5日，包括11名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内的17人遭到枪杀。劫持者以他们为人质，要求释放囚禁在以色列的200名阿拉伯突击队员。人质的劫持者，黑色九月运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通过谈判得到一架飞机，准备飞往开罗，但是据报道，在慕尼黑郊外的军用机场，德国步枪手向他们开火。在混乱的战斗中，一些以色列运动员可能被救援人员打死。在被杀的以色列人质当中，至少有两名乔装为运动员的以色列特工人员。[7]AveryBrundage，美国业余运动员，从1952年至1972年任国际奥委会主席。[8]DeForest，美国发明家，有“无线电之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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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目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序言………………………………………………………………………………………………………3—26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
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一章成本价格和利润………………………………………………………………………………………………………29—48
第二章利润率…………………………………………………………………………………………………………………49—57
第三章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58—83
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84—91
第五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92—120
Ⅰ．概论…………………………………………………………………………………………………………………………92
Ⅱ．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104
Ⅲ．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113
Ⅳ．生产排泄物的利用…………………………………………………………………………………………………………116
Ⅴ．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119
第六章价格变动的影响……………………………………………………………………………………………………121—154
Ⅰ．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121
Ⅱ．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126
Ⅲ．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141
第七章补充说明……………………………………………………………………………………………………………155—158
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八章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159—172
第九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173—192
第十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193—222
第十一章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223—227
第十二章补充说明…………………………………………………………………………………………………………228—234
Ⅰ．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228
Ⅱ．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230
Ⅲ．资本家的补偿理由………………………………………………………………………………………………………231
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十三章规律本身…………………………………………………………………………………………………………235—257
第十四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258—268
Ⅰ．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258
Ⅱ．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262
Ⅲ．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262
Ⅳ．相对过剩人口……………………………………………………………………………………………………………263
Ⅴ．对外贸易…………………………………………………………………………………………………………………264
Ⅵ．股份资本的增加…………………………………………………………………………………………………………267
第十五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269—296
Ⅰ．概论………………………………………………………………………………………………………………………269
Ⅱ．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275
Ⅲ．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279
Ⅳ．补充说明…………………………………………………………………………………………………………………289
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第十六章商品经营资本……………………………………………………………………………………………………297—312
第十七章商业利润…………………………………………………………………………………………………………313—337
第十八章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338—351
第十九章货币经营资本……………………………………………………………………………………………………352—360
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361—376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第二十一章生息资本………………………………………………………………………………………………………377—400
第二十二章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401—414
第二十三章利息和企业主收入……………………………………………………………………………………………415—439
第二十四章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440—449
第二十五章信用和虚拟资本………………………………………………………………………………………………450—467
第二十六章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468—491
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492—499
第二十八章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500—522
第二十九章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525—538
第三十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539—559
｛商业信用。工业周期不同阶段上的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第三十一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续）………………………………………………………………………560—571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560
｛借贷资本的量和现有的货币量无关｝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568
第三十二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续完）……………………………………………………………………572—589
｛由于现实资本的游离而形成借贷资本。概论。结果｝
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590—618
第三十四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619—639
第三十五章贵金属和汇兑率……………………………………………………………………………………………640—670
Ⅰ．金贮藏的变动…………………………………………………………………………………………………………640
Ⅱ．汇兑率…………………………………………………………………………………………………………………650
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671—692
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三十七章导论…………………………………………………………………………………………………………693—720
第三十八章级差地租：概论……………………………………………………………………………………………721—730
第三十九章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731—758
第四十章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759—771
第四十一章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772—780
第四十二章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781—799
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781
Ⅱ．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791
Ⅲ．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792
第四十三章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800—831
第四十四章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832—842
第四十五章绝对地租……………………………………………………………………………………………………843—870
第四十六章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871—880
第四十七章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881—917
Ⅰ．导论……………………………………………………………………………………………………………………881
Ⅱ．劳动地租………………………………………………………………………………………………………………889
Ⅲ．产品地租………………………………………………………………………………………………………………895
Ⅳ．货币地租………………………………………………………………………………………………………………897
Ⅴ．分成制和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904
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919—940
Ⅰ……………………………………………………………………………………………………………………………919
Ⅱ……………………………………………………………………………………………………………………………921
Ⅲ……………………………………………………………………………………………………………………………923
第四十九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941—963
第五十章竞争的假象……………………………………………………………………………………………………964—991
第五十一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992—999
第五十二章阶级………………………………………………………………………………………………………1000—1001
弗·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1003—1030
Ⅰ．价值规律和利润率……………………………………………………………………………………………………1006
Ⅱ．交易所…………………………………………………………………………………………………………………1028
注释………………………………………………………………………………………………………………………1033—1063
人名索引…………………………………………………………………………………………………………………1064—107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1080—1102
名目索引…………………………………………………………………………………………………………………1103—1135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1136—1137
插图
恩格斯《价值规律和利润率》手稿的第一页…………………………………………………………………………………1007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Ⅰ——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Ⅰ
目录·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第四卷）
第一册
（第1—7章）
［《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目录］…………………………………………………………………………………………………3—6
［总的评论］…………………………………………………………………………………………………………………………7
［第一章］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区分“让渡利润”和财富的绝对增加］…………………………………………11—14
［第二章］重农学派…………………………………………………………………………………………………………15—45
［（1）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15
［（2）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这个体系的封建主义外貌和它的资产阶级实质；对剩余价值的解释中的二重性］…23
［（3）魁奈论社会的三个阶级。杜尔哥对重农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资本主义关系作更深入分析的因素］…28
［（4）把价值同自然物质混淆起来（帕奥累蒂）］………………………………………………………………………35
［（5）亚当•斯密著作中重农主义理论的因素］…………………………………………………………………………36
［（6）重农学派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拥护者］……………………………………………………………………………40
［（7）重农学派政治观点中的矛盾。重农学派和法国革命］……………………………………………………………42
［（8）普鲁士反动分子施马尔茨把重农主义学说庸俗化］………………………………………………………………43
［（9）对重农学派在农业问题上的偏见的最初批判（维里）］………………………………………………………44
［第三章］亚当•斯密………………………………………………………………………………………………………46—141
［（1）斯密著作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价值决定于用这个商品可以买到的活劳动量］…………………………………………………………………………………………………………………………………46
［（2）斯密对剩余价值的一般见解。把利润、地租和利息看成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部分］…………………………55
［（3）斯密把剩余价值的概念推广到社会劳动的一切领域］……………………………………………………………64
［（4）斯密不懂得价值规律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交换中的特殊作用］…………………………………………………65
［（5）斯密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68
［（6）斯密把利润、地租和工资看成价值源泉的错误观点］……………………………………………………………73
［（7）斯密对价值和收入的关系的看法的二重性。斯密关于“自然价格”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这一见解中的循环论证］………………………………………………………………………………………………………………………………………75
［（8）斯密的错误——把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收入。斯密关于总收入和纯收入的看法的矛盾］……………78
［（9）萨伊是斯密理论的庸俗化者。萨伊把社会总产品和社会收入等同起来。施托尔希和拉姆赛试图把这两者区别开来］…85
［（10）］研究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一年内生产的、除利润和工资外还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89
［（a）靠消费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可能补偿消费品生产者的不变资本］……………………………………………89
［（b）靠消费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可能补偿全部社会不变资本］……………………………111
［（c）生产资料生产者中间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一年生产的劳动产品和一年新加劳动的产品］…………………126
［（11）补充：斯密在价值尺度问题上的混乱；斯密的矛盾的一般性质］…………………………………………140
［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142—318
［（1）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142
［（2）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对生产劳动问题的提法］…………………………………………………………………143
［（3）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的二重性。对问题的第一种解释：把生产劳动看成同资本交换的劳动］………146
［（4）斯密对问题的第二种解释：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152
［（5）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劳动问题上的庸俗化过程］………………………………………………………167
［（6）斯密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见解的拥护者。有关这个问题的历史］……………………………………………170
［（a）第一种解释的拥护者：李嘉图、西斯蒙第］………………………………………………………………170
［（b）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最初尝试（戴韦南特、配第）］…………………………………………171
［（c）斯密对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解释的拥护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76
［（7）］热尔门•加尔涅［把斯密和重农学派的理论庸俗化］………………………………………………………176
［（a）把同资本交换的劳动和同收入交换的劳动混淆起来。关于全部资本由消费者的收入补偿的错误见解］…177
［（b）在资本同资本交换的过程中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182
［（c）加尔涅反驳斯密时的庸俗前提。加尔涅回到重农学派的见解。比重农学派后退一步：把非生产劳动者的消费看成生产的源泉］……………………………………………………………………………………………………………………………195
［（8）］沙尔•加尼耳［关于交换和交换价值的重商主义观点。把一切得到报酬的劳动都纳入生产劳动的概念］…201
［（9）加尼耳和李嘉图论“纯收入”。加尼耳主张减少生产人口；李嘉图主张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力］………212
［（10）］收入和资本的交换［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年产品总量的补偿：（a）收入回收入的交换；（b）收入同资本的交换；（c）资本同资本的交换］………………………………………………………………………………………………………………233
［（11）］费里埃［费里埃对斯密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反驳的保护关税性质。斯密在积累问题上的混乱。斯密关于“生产劳动者”的见解中的庸俗成分］…………………………………………………………………………………………………258
［（12）］罗德戴尔伯爵［把统治阶级看成各种最重要生产劳动的代表的辩护论观点］…………………………272
［（13）萨伊对“非物质产品”的见解。为非生产劳动的不可遏止的增长辩护］…………………………………274
［（14）］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关于利润起源的庸俗见解。宣称“产业资本家”是唯一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277
［（15）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反驳的一般特点。把非生产消费看成对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辩护论观点］…291
［（16）］昂利•施托尔希［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问题的反历史态度。关于统治阶级的“非物质劳动”的见解］………………………………………………………………………………………………………………………………………294
［（17）］纳骚•西尼耳［宣称对资产阶级有用的一切职能都是生产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阿谀奉承］…299
［（18）］佩•罗西［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的忽视。关于非生产劳动者“节约劳动”的庸俗见解］…………304
［（19）马尔萨斯主义者查默斯为富人浪费辩护的论点］……………………………………………………………312
［（20）关于亚当•斯密及其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看法的总结性评论］………………………………………313
［第五章］奈克尔［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描绘成贫富之间的对立］………………………………319—322
［第六章］魁奈的经济表（插入部分）………………………………………………………………………………323—366
［（1）魁奈表述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的尝试］………………………………………………………………323
［（2）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流通。货币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不表现再生产］………………………324
［（3）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货币流通问题］……………………………………………………………………………332
［（a）把工资看成资本家对工人的预付的荒谬见解。把利润看成风险费的资产阶级观点］…………………332
［（b）工人向资本家购买商品。不表现再生产的货币回流］……………………………………………………340
［（4）《经济表》上租地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流通］………………………………………………………………349
［（5）《经济表》上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货币流回出发点的各种情况］………………………………………354
［（6）《经济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365
［第七章］兰盖［对关于工人“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的最初批判］………………………………367—373
附录
［（1）霍布斯论劳动，论价值，论科学的经济作用］………………………………………………………………………377
［（2）］历史方面：配第［对于非生产职业的否定态度。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工资、地租、土地价格和利息的尝试］………………………………………………………………………………………………………………378—388
［（3）］配第、达德利•诺思爵士、洛克……………………………………………………………………………………389
［（4）］洛克［从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观点来解释地租和利息］…………………………………………………390—393
［（5）］诺思［作为资本的货币。商业的发展是利率下降的原因］………………………………………………394—398
［（6）贝克莱论勤劳是财富的源泉］…………………………………………………………………………………………399
［（7）］休谟和马西……………………………………………………………………………………………………400—404
［（a）马西和休谟著作中的利息问题］…………………………………………………………………………………400
［（b）休谟。由于商业和工业增长而引起的利润和利息的降低］……………………………………………………400
［（c）马西。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用利润率说明利息的高低］……………………………………………………402
［（d）结束语］……………………………………………………………………………………………………………404
［（8）对论重农学派的各章的补充］…………………………………………………………………………………405—407
［（a）对《经济表》的补充意见。魁奈的错误前提］…………………………………………………………………405
［（b）个别重农主义者局部地回到重商主义的观点。重农主义者要求竞争自由］…………………………………406
［（c）关于价值不可能在交换中增殖的最初提法］……………………………………………………………………407
［（9）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毕阿伯爵对土地贵族的赞美］……………………………………………………………408—409
［（10）从重农学派的观点出发反驳土地贵族（英国的一个匿名作者）］………………………………………410—414
［（11）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415—417
［（12）］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418—445
［（a）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418
［（b）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劳动］………………………………………………………………………………422
［（c）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环节］………………………………………………………………427
［（d）生产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430
［（e）非生产劳动是提供服务的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服务的购买。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看成服务的交换的庸俗观点］…432
［（f）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439
［（g）关于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生产劳动是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442
［（h）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442
［（i）从物质生产总过程的角度看生产劳动问题］……………………………………………………………………443
［（k）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运输业中的生产劳动］………………………………………………………444
［（13）《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446—448
［（a）《资本论》第一部分或第一篇的计划］…………………………………………………………………………446
［（b）《资本论》第三部分或第三篇的计划］…………………………………………………………………………447
［（c）《资本论》第三部分第二章的计划］……………………………………………………………………………447
注释………………………………………………………………………………………………………………………451—476
人名索引…………………………………………………………………………………………………………………477—484
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485—496
插图
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第一页（1861—1863年手稿第本的开头）……………………………………………9
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一页，上面有弗•恩格斯的修改（在本页末）………………………………………17
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一页，上面有魁奈《经济表》的图解………………………………………………325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III）——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III）
目录·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第四卷）
第三册
（第十九——二十四章）
［第十九章］托·罗·马尔萨斯
［（1）马尔萨斯把商品和资本这两个范畴混淆起来］
［（2）马尔萨斯所解释的庸俗的“让渡利润”见解。马尔萨斯对剩余价值的荒谬观点］
［（3）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和李嘉图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他们在对待工人阶级的立场方面的共同点］
［（4）马尔萨斯片面地解释斯密的价值理论。他在同李嘉图论战中利用斯密的错误论点］
［（5）马尔萨斯对斯密关于不变的劳动价值这一论点的解释］
［（6）马尔萨斯利用李嘉图关于价值规律的变形的论点反对劳动价值论］
［（7）马尔萨斯的庸俗的价值规定。把利润看成商品价值附加额。马尔萨斯对李嘉图相对工资见解的反驳］
［（8）马尔萨斯的生产劳动和积累的观点同他的人口论相抵触］
［（9）］［马尔萨斯所理解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10）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补充评论］
［（11）］生产过剩。“非生产消费者”等等。
［（12）马尔萨斯同李嘉图论战的社会实质。马尔萨斯歪曲西斯蒙第关于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的观点。马尔萨斯对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的原理所作的解释的辩护论实质］
［（13）李嘉图学派对马尔萨斯关于“非生产消费者”的观点的批判］
［（14）马尔萨斯著作的反动作用和剽窃性质。马尔萨斯为“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的存在辩护］
［（15）匿名著作《政治经济学大纲》对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原理的阐述］
［第二十章］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1）罗·托伦斯
（2）詹姆斯·穆勒［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的不成功的尝试］
（3）论战著作
（4）麦克库洛赫
（5）威克菲尔德［在“劳动价值”和地租问题上对李嘉图理论的局部反驳］
（6）斯特林［用供求关系对资本家的利润作庸俗解释］
（7）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直接从价值理论中得出李嘉图关于利润率和工资量成反比的原理的徒劳尝试］
［（8）结束语］
［第二十一章］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2）莱文斯顿［把资本看成工人的剩余产品。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否定态度］
（3）霍吉斯金
［（4）］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布雷
［第二十二章］拉姆赛
［（1）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尝试。关于资本是不重要的社会形式的观点］
［（2）拉姆赛关于剩余价值和价值的观点。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变动对利润率和利润量的影响问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说明。资本的有机构成，积累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3）拉姆赛论“总利润”分为“纯利润”（利息）和“企业主利润”。在他关于
“监督劳动”、“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和“超额利润”等观点中的辩护论因素］
［第二十三章］舍尔比利埃
［（1）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由机器和原料构成的部分以及由工人的“生活资料基金”构成的部分］
［（2）关于工人人数同不变资本量相比不断减少的问题］
［（3）舍尔比利埃关于利润率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猜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舍尔比利埃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占有规律”］
［（4）关于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问题］
［（5）舍尔比利埃的西斯蒙第主义因素。关于资本有机构成问题。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绝对减少。在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情况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比例的变动。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不同比例。资本周转的差别及其对利润的影响］
［（6）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互相排斥的见解在舍尔比利埃著作中的折衷主义的结合］
［第二十四章］理查·琼斯
（1）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第一部分：《地租》，1831年伦敦版。［地租历史观的因素。琼斯在地租理论的个别问题上胜过李嘉图之处以及他在这方面的错误］
（2）理·琼斯《1833年2月27日在伦敦皇家学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大纲》1833年伦敦版。［“国家的经济结构”的概念以及用它来说明社会制度的不同类型的尝试。关于“劳动基金”的混乱思想］
（3）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
附录
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1）］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的拜物教化。生息资本是这种拜物教的最充分的表现。庸俗经济学家和庸俗社会主义者论资本利息］
［（2）］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更为古老的形式。派生的形式
［（3）剩余价值的各个部分独立化为不同形式的收入。利息和产业利润之间的比例。收入的拜物教形式的不合理性］
［（4）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硬化过程以及这些形式同它们的内在实质即剩余劳动日益
［（5）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利息和地租是商品市场价格的构成要素。庸俗经济学家企图赋予利息和地租的不合理形式以合理的外观］
［（6）庸俗社会主义反对利息的斗争（蒲鲁东）。不理解利息和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7）关于利息问题的历史。路德在进行反对利息的论战时胜过蒲鲁东。对利息的观点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Ⅱ——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II）
目录·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第四卷）
第二册
（第八——十八章）
·[第八章]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1）农业中的超额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的发展比工业慢]
[（2）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作为农业中的不变资本要素的农业原料价值]
[（4）洛贝尔图斯关于农业中不存在原料价值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3）农业中的价值和平均价格[7]。绝对地租]
[（5）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的错误前提]
[（6）洛贝尔图斯不理解工业和农业中平均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平均价格规律]
[（7）洛贝尔图斯在决定利润率和地租率的因素问题上的错误]
[（8）洛贝尔图斯所歪曲的规律的真实含义]
[（9）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关系。地租的历史性。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方法问题]
[（10）地租率和利润率。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的关系]
·[第九章]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对洛贝尔图斯的补充评论]（插入部分）
[（1）安德森发现级差地租规律。安德森理论的剽窃者马尔萨斯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歪曲安德森的观点]
[（2）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马尔萨斯为统治阶级最反动的分子辩护。达尔文实际上推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3）罗雪尔歪曲地租观点的历史。李嘉图在科学上公正的例子。投资于土地时的地租和利用其他自然要素时的地租。竞争的双重作用]
[（4）洛贝尔图斯关于产品变贵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的错误]
[（5）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他的价值理论中的错误的后果]
[（6）李嘉图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1641—1859年谷物的年平均价格表]
[（7）霍普金斯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间的区别的猜测；用土地私有权解释地租]
[（8）开垦费用。谷物价格上涨时期和谷物价格下降时期（1641—1859年）]
[（9）安德森反对马尔萨斯。安德森对地租的理解。安德森关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它对级差地租的影响的论点]
[（10）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不能成立。洛贝尔图斯不懂资本主义农业的特点]
·[第十章]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A．李嘉图的费用价格理论]
[（1）重农学派理论的破产和地租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2）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是李嘉图理论的基本论点。作为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然阶段的李嘉图研究方法及其缺点。李嘉图著作的错误结构]
[（3）李嘉图在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问题上的混乱。他不懂价值形式]
[（4）]李嘉图对利润、利润率和平均价格等的解释
[（a）李嘉图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淆起来。关于“相对价值”的变动及其因素问题的错误提法]
[（b）李嘉图把费用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由此产生了他的价值理论中的矛盾。他不懂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的过程]
[（5）]平均价格或费用价格和市场价格
[（a）引言：个别价值和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
[（b）李嘉图把同一生产领域内的市场价值形成过程同不同生产领域的费用价格形成过程混淆起来]
[（c）李嘉图著作中关于“自然价格”的两种不同的规定。费用价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
[B．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
[（1）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的错误前提。李嘉图由于保留了斯密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的观点而表现出前后矛盾]
[（2）斯密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的理论]·[第十一章]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第十一章]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1）安德森和李嘉图发展地租理论的历史条件]
[（2）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对费用价格的解释的联系]
[（3）李嘉图的地租定义不能令人满意]
·[第十二章]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1）地租量和地租率的变动]
[（2）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各种组合。A、B、C、D、E表]
[（3）对表的分析]
[（a）]A表[不同等级的个别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
[（b）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农业生产率递减观点的联系。绝对地租率的变动及其同利润率的变动的关系]
[（c）]考察生活资料和原料的价值——以及机器的价值——的变动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d）总地租的变动取决于市场价值的变动]
·[第十三章]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1）李嘉图关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向新的土地推移取决于土地的位置和肥力]
[（2）李嘉图关于地租不可能影响谷物价格的论点。绝对地租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原因]
[（3）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农产品的“自然价格”的见解]
[（4）李嘉图对农业改良的看法。他不懂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的经济后果]
[（5）李嘉图对斯密的地租观点和马尔萨斯某些论点的批判]
·[第十四章]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1）斯密在地租问题提法上的矛盾]
[（2）斯密关于对农产品的需求的特性的论点。斯密地租理论中的重农主义因素]
[（3）斯密关于各种土地产品的供求关系的论述。斯密对地租理论的结论]
[（4）斯密对于土地产品价格变动的分析]
[（5）斯密关于地租变动的观点和他对各社会阶级利益的评价]
·[第十五章]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A．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观点与他对利润和地租的见解的联系]
[（1）李嘉图把剩余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混淆起来]
[（2）利润率变动的各种不同情况]
[（3）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价值上的彼此相反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
[（4）李嘉图在他的利润理论中把费用人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
[（5）一般利润率和绝对地租率之间的关系。工资下降对费用价格的影响]
[B．李嘉图著作中的剩余价值问题]
（1）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问题按照李嘉图的提法无法解决]
（2）劳动能力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把劳动同劳动能力混淆起来。关于“劳动的自然价格”的见解]
（3）剩余价值。[李嘉图没有分析剩余价值的起源。李嘉图把工作日看作一个固定的量]
（4）相对剩余价值。[对相对工资的分析是李嘉图的科学功绩]
·[第十六章]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1）李嘉图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区别开来的个别场合]
[（2）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或者说，“普通利润”）的形成]
[（a）事先既定的平均利润率是李嘉图利润理论的出发点]
[（b）李嘉图在殖民地贸易和一般对外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问题上的错误]
[（3）]利润率下降规律
[（a）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见解的错误前提]
[（b）对李嘉图关于增长的地租逐渐吞并利润这个论点的分析]
[（c）一部分利润和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地租。地租量的变动取决于农业中使用的劳动量的变动]
[（d）在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的情况下利润率提高的历史例证。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可能性]
[（e）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以及这种解释同他的地租理论的联系]
·[第十七章]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从资本的基本形式得出危机
[（1）斯密和李嘉图忽视不变资本的错误。不变资本各部分的再生产]
[（2）不变资本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
[（3）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固定资本的折旧及其在积累过程中的作用]
[（4）积累过程中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是农业和机器制造业中积累的特点]
[（5）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6）危机问题（引言）。发生危机时资本的破坏]
[（7）在承认资本过剩的同时荒谬地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
[（8）李嘉图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在商品和货币的内在矛盾中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
[（9）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错误观点]
[（10）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表现]
[（11）危机的形式问题]
[（12）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消费品生产过剩转化为普遍生产过剩]
[（13）生产扩大和市场扩大的不一致。李嘉图关于消费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有无限可能性的见解]
[（14）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基础。关于普遍生产过剩不可能的理论的辩护论实质]
[（15）李嘉图关于资本积累的各种方式和积累的经济效果的观点]
·[第十八章]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A．]总收入和纯收入
[B．]机器[李嘉图和巴顿论机器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
[（1）李嘉图的观点]
[（a）李嘉图关于机器排挤部分工人的最初猜测]
[（b）李嘉图论生产的改进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关于工资基金游离出来用于被解雇的工人的错误论点]
[（c）李嘉图改正他对机器问题的看法表现了他在科学上的诚实。李嘉图对问题的新提法中仍保留了以前的错误前提]
[（d）李嘉图对采用机器给工人阶级带来某些后果的正确判断。在李嘉图对问题的说明中存在的辩护论观点]
[（2）巴顿的见解]
[（a）巴顿关于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的论点。巴顿和李嘉图不懂得这种现象同资本统治劳动有内在的联系]
[（b）巴顿对工资变动和工人人口增长的见解]
附录
·[（1）关于农业中供求经常相符的论点的最初提法。洛贝尔图斯和十八世纪经济学家中的实践家]
·[（2）纳萨涅尔·福斯特论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之间的敌对关系]
·[（3）霍普金斯对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4）凯里、马尔萨斯和詹姆斯·迪肯·休谟论农业改良]
·[（5）霍吉斯金和安德森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6）]利润率的下降
注释
人名索引
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插图 |
工人运动的方向（陆京士，《公益工商通讯》1947年第一卷第四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陆京士工运言论工人运动的方向陆京士《公益工商通讯》1947年第一卷第四期抗战胜利以后一年另九个月当中，政府劳工政策的设施及劳工运动发展的路线，大体是正确的。首先政府以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的政策，消弭了许多无谓的劳资纠纷。其次政府用调解及评断方式来解决劳资争端，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再次，政府对于工会组织的扶持，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复次，今年一月一日公布的宪法，对于保障劳工及社会安全也有具体的规定。根据宪法，国家不但要保障人民的工作权，同时要实施社会保险、实施妇女及儿童福利、推行保健事业，及公医制度以保障人民的生活。这都是合乎时代潮流的进步措施。中国劳工运动的任务是艰巨的。第一，他要谋民族的自由解放及劳工自身的自由解放。第二，他要争取人类的正义、世界的和平，这是需要长期及坚韧奋斗的。要达成这个任务，今后中国劳工运动的方向如下：（一）工人必须参政。（二）加紧劳工教育。（三）推行工作竞赛运动，提倡劳资合作，改进机器设备，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四）促进全国总工会之组织。（五月一日新闻报） |
中国工人运动的过去与将来——为纪念五一而作（陆京士，《中华邮工》1940年第1期第5-10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陆京士工运言论中国工人运动的过去与将来——为纪念五一而作陆京士《中华邮工》1940年第1期第5-10页说明：“□”为难以辨认字——录入者注。在五十四年前的今天，美国工人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以流血和总罢工的方法，向资本家提出“工作三八制”的要求，书下了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五•一”革命纪念日。这一运动当时即为欧洲工业国家的工人所热烈响应，迅速广大的展开，终于以血肉和牺牲获到了全盘胜利。从那时候起，一向被人轻视的工人才靠自己的力量抬起头来，直到现在，全世界工人每逢到这一天，都以坚强有力的行动，来检阅自己的力量，和纪念庆祝这个工人获得解放伟大成功的日子！中国工人在抗战第三年的今天来迎接这个伟大的劳动节，应该怎样认识自己的任务和确定今后努力的趋向？首先我们要认清中国目前已进行着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民族抗战，不仅是我们自身的生死存亡系于此战，而整个国家命脉绝续和世世代代子孙的幸福也全在这次战争来决定，因此，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当前的利害只有民族的利害，全国人民应该不分职业团结一致来消灭共同的民族敌人，争取民族的最高利益。其次我们知道中国并没有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形成，仅有的差别，只不过是大贫小贫而已，中国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赐予；而“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更直接向中国工人进攻，摧毁我工业、侵占我工厂、屠杀和奴役我工人，使我成千成万工人遭受失业、死亡、颠沛和流离的痛苦，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更可深刻体认到中国劳工问题，决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而是整个民族问题的一环，中国工人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唯有民族获得独立自由以后，工人才有真正的解放。基于上面的认识，可以指出抗战建国是中国工人运动当前的唯一的任务。这一艰巨伟大的任务之完成，不仅需要我们以前仆后继的勇气，来参加抗战和以劳苦不辞的精神，去进行建国；同时，又有待于我们忠实检视过去的缺点，切实加紧现在的努力，和积极确立今后奋斗的途径。中国工人运动，虽只有极短的历史，但其在革命史上曾有过光荣事迹和贡献，却是铁的事实。无论是反对北洋军阀、反抗帝国主义、响应北伐、乃至“一•二八”“八•一三”［即淞沪会战——录入者注］的抗战，全国工人都曾热烈英勇地参加，尽了最大的努力，这足以说明工人革命性的坚强，和斗争力量的伟大！但从工人运动演进的历程来看，却不是直接地发展，而有着许多磨折和困顿。在北伐以前，可说是萌芽和发展时期，北伐时代是全盛时期，而北伐以后却随着革命高潮的低落而消沉几至于一蹶不振，这里原因固然很多，而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一般人对于工人运动的根本观念不正确。他们以为工人运动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因之以为革命在破坏时期，应该有工人运动，革命建设时期，就不再需要工人运动，尤其有少数人，因反对阶级斗争，连带反对组织工会，反对工人运动。这种观念所表现的，可以举出两点最重要的事实，（一）法规上限制工会的组织分子，和不许有地方性全国性的总组织；（二）忽略工人运动的扶助指导与领导，结果，使工人运动失去了活动力，这实在是绝大的失着，其实正因为要防止阶级斗争实行建国，更需要工人运动，需要组织工人，工人本身是最纯洁不过的，等于一张白纸，染之红则红，染之黑则黑，导诸于破坏，可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导诸于建设，也可以完成建国大业，苏联由十月革命成功到五年计划成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但这些在那时都不为人们所顾及。此外如缺乏干部和经费致形成工会与群众脱节，只有招牌没有工作的现象，忽略福利事业，不能满足群众的经济要求，难以获得群众的信任拥护；没有实施政治教育，致工人不知道组织的需要，不能发生浓厚兴趣和自动的能力；这些也是过去重要的缺憾，我们应珍视这些教训，切实反省！工人运动究竟是否需要，到抗战开始，得到了正确的解答，战争需要广大民众以有组织的力量来支持，因此，工人运动在这个需要下又蓬勃起来。三年来有不少进步的趋势和事实：（一）党的工运政策积极化，在抗战建国纲领里有积极组织农工团体的规定，（二）在立法方面，许可县市总工会的组织，订定各业工人联合会和公路工会组织条例，及准备改订各项法规以补救过去的缺陷（三）广大深入地发动工人运动特别从交通技术公路、矿工和战区敌后的工人的组织与领导，积极展开与敌伪的斗争，（四）并从补助工人团体经费着手。辅助其发展：（五）大量培养工运干部，这些都是足以证明党对于工人运动的重视和积极领导，并且是在朝着执行“保护劳工团体并辅助其发展”党纲这一方面前进。党需要广大的工人群众，更需要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力量来完成抗建使命，所以今后中国工人运动必然有□积极开展的趋势和可能，在抗战中工人本身也有了很大觉醒，如意志更见集中，三民主义之信仰及拥护领袖之决心，更形普遍而坚强，对于国际工人的联络，日益密切，特别是参加抗战之英勇，及牺牲之壮烈，写成中国工运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这都是可喜的现象，这一切，都是促进今后工人运动的乐观因素。第一，严密并普遍发展组织，在广的方面，要做到各业工人都有组织、在纵的方面联市省全国，总组织都要建立，每个工会都要有工作、有活动。第二，增加战时生产，充实抗战力量，缩短建国时期，由党政府工会先倡导生产竞赛运动，逐渐做到养成自觉自发自动的风尚，同时要整饬工作纪律、消灭“□［疑为“堕”字］工”“跳□［疑为“职”字］”恶习，根绝自私自利企图。第三，加紧教育工作，创办补习技术教育，实施强制识字教育，提高工人文化水准，由政府工会和资方共同倡导推行。第四，合理改善生活，消极解除生活上痛苦外，还须积极举办福利事业，如合作保险，卫生娱乐等，国营工厂应该首先普遍举办。最终我们要紧记总裁的指示：“现在全国有两大主要工作，一是前方抗战，一是后方生产，今天在后方生产，是和前方将士做了同样的神圣的事业，没有前方将士流血，不能保护后方生产，没有后方生产，也不能支持前方抗战”，中国工人运动今后必须在这个伟大昭示下努力前进。一方面加强组织、改善生活，一方面努力生产、支持抗战，完成艰巨伟大的历史使命！ |
纪念“五一”与中国劳动者的出路（陆京士，《中华邮工》1936年第5期第7-42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陆京士工运言论纪念“五一”与中国劳动者的出路陆京士《中华邮工》1936年第5期第7-42页“五一”是一个国际劳动纪念节，它的产生，是全世界工人以许多热血头颅换来的。所以经过五十年的时间，“五一”运动的目标，虽渐有变迁，但这个伟大的日子，仍然永远值得世界工人热烈纪念的！在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美国八大国际（指美国与坎拿大[即“加拿大”]而言）及其他劳工团体在芝加哥开联合大会，议决以每年五月一日为期，举行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运动，并全国同盟总罢工，指定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第一次示威运动日，这可说是“五一”运动的启端，也是全世界工人运动最光荣一页的开始。我们研究欧美工业革命的发动是自力的，而中国工业革命却是为外方所被动的，因为欧洲各国工业革命后，不久便引起生产资本过剩与原料缺乏的恐慌。为补救这恐慌，于是各帝国主义者，乃纷纷向国外开拓殖民地，以为国内生产品、资本原料之蓄泄地。中国恰是最具备这些条件，而为帝国主义者最理想的地方，于是纷纷挟其优越的军事、政治、经济、势力相继侵入，利用其过剩的资本，及中国的天然富源，和低贱至无以复加的劳动力，以造成他们的强国地位，以得种种不法利益。中国自身因受外力压迫，不得不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始终仍逃不出帝国主义者的控制，民族工业无由独立发展，且难维持现状。年来丝、纱、面粉等主要的工业几濒破产，便是一个明证，工业革命既未成功，而农村因受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之深入，现呈急速的崩溃！所以从大体上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劳资阶级的形成，所有实际上的区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不过大贫小贫”而已。因为同样在异族压制之下，不论企业家或劳工都感到苦痛。中国劳工问题的促成者，并不是国内的，而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中国劳动问题的解决方法，决不是狭隘的阶级斗争，而是怎样打倒帝国主义；换句话说：中国劳动问题就是整个民族问题。必须整个民族获得独立解放，劳动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中国劳动问题的特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问题完全不同之处，我们应该认清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最有历史最有力量救中国的唯一的党。三民主义更是复兴中国的一个伟大方略。三民主义对民族独立运动。主张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联合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在这种情形下，不仅国内人民须不分畛域、团结一致对外，就是国际间各弱小民族，也要结合成坚固一致的战线，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此外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便是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唯一钥匙，它的进行方法，为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用渐进的和平的手段，使资本与土地逐渐移归公有，废止私有制度，以完成社会革命，使大多数人得安居乐业，不受生活恐慌的威胁。于此可见中国国民党对于拯救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具有如何的热忱与决心的；同样地，劳动群众唯有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去努力，才能护（获）得确切的保障。不过，我们并不否认现在民生主义还未实行，中国劳动者的痛苦，并未丝毫解除，反而日见其增加，这并不是三民主义没有效力，也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不努力，实在是国际间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加紧一天，使民族主义不能完成，民族既不能独立，民生主义根本谈不上实行，由此足以证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停留一天，中国劳动及其他各阶层人民，就一天不能解放。亦唯有集中我们的力量，贡献给党，使党的行动强化，党的主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方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而独立，这是我们纪念“五一”应有的认识与觉悟，同时也是中国劳动者的真正出路！ |
陆京士工运言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有产精英、谋士文集陆京士工运言论陆京士（1907—1983），江苏太仓人，名少镐。早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毕业于上海法学院。1924年考入上海邮局当邮务生。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为上海邮务工会发起人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协助蒋介石清党，成为官方“工运”的重要头目，以邮务工会为基地，操纵各黄色工会，控制工人运动。历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执行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1931年奉市党部令投入杜月笙门下，为杜筹建恒社，任常务理事。抗战初期任军统组织的上海别动总队二支队司令。后在武汉筹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任社会部组织训练司司长。抗战胜利后以社会部京沪特派员身份返沪，参与接收活动，旋任国民党政府农工部副部长，长驻上海，组织“护工队”，配合市社会局镇压工运。1948年任立法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纪念“五一”与中国劳动者的出路（《中华邮工》1936年第5期）·中国工人运动的过去与将来——为纪念五一而作（《中华邮工》1940年第1期）·工人运动的方向（《公益工商通讯》1947年第1卷第4期）·一年来劳工运动的检讨（《工商月报》1948年第8期）【参考】《毛齐华回忆录》之《八、迎接上海解放》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目录
说明……………………………………………………………………………………………………………………………………Ⅰ—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49年12月—1873年5月
弗·恩格斯。法国来信……………………………………………………………………………………………………………3—27
一………………………………………………………………………………………………………………………………………3
二………………………………………………………………………………………………………………………………………7
三……………………………………………………………………………………………………………………………………10
四……………………………………………………………………………………………………………………………………13
五……………………………………………………………………………………………………………………………………15
六……………………………………………………………………………………………………………………………………18
七……………………………………………………………………………………………………………………………………19
八……………………………………………………………………………………………………………………………………23
弗·恩格斯。德国来信…………………………………………………………………………………………………………28—38
一……………………………………………………………………………………………………………………………………28
二……………………………………………………………………………………………………………………………………30
三……………………………………………………………………………………………………………………………………3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启事………………………………………………………………………………………………………41
弗·恩格斯。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42—63
弗·恩格斯。德国来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64—67
卡·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三）》一文中有关德国的草稿…………………………………………6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钱款的声明草稿……………………………69—70
卡·马克思。*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摘录、评注、笔记）…………………………………71—153
卡·马克思。反思…………………………………………………………………………………………………………154—163
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164—196
卡·马克思。克拉普卡将军………………………………………………………………………………………………197—199
卡·马克思。*关于凯里…………………………………………………………………………………………………200—203
卡·马克思。戴维·乌尔卡尔特…………………………………………………………………………………………204—205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206—212
弗·恩格斯。俄国军队。致《每日新闻》编辑…………………………………………………………………………213—21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欧洲战争……………………………………………………………………………………219—222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223—225
弗·恩格斯。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226—228
卡·马克思。中央洪达……………………………………………………………………………………………………229—232
弗·恩格斯。巴拉克拉瓦…………………………………………………………………………………………………233—240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争…………………………………………………………………………………………………241—243
卡·马克思。外交上的失礼…………………………………………………………………………………………………………244
卡·马克思。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245—247
卡·马克思。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集会…………………………………………………………………………………248—250
卡·马克思。致《自由新闻》编辑…………………………………………………………………………………………………251
卡·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253—330
一…………………………………………………………………………………………………………………………………255
二…………………………………………………………………………………………………………………………………267
三…………………………………………………………………………………………………………………………………287
四…………………………………………………………………………………………………………………………………297
五…………………………………………………………………………………………………………………………………306
六…………………………………………………………………………………………………………………………………321
卡·马克思。普鲁士（“军事国家”）…………………………………………………………………………………331—346
卡·马克思。威尼斯………………………………………………………………………………………………………347—351
弗·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第二篇文章）…………………………………………………………………………352—356
卡·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357—366
卡·马克思。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367—382
卡·马克思。*关于东方问题（草稿）……………………………………………………………………………………………383
卡·马克思。*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十五至十八世纪）……………………………………………………………384—389
弗·恩格斯。阿本斯堡………………………………………………………………………………………………………………390
弗·恩格斯。阿克……………………………………………………………………………………………………………………391
弗·恩格斯。阿克齐………………………………………………………………………………………………………392—393
弗·恩格斯。阿兰群岛………………………………………………………………………………………………………………394
弗·恩格斯。阿耳登霍文…………………………………………………………………………………………………395—396
弗·恩格斯。亚历山大里亚………………………………………………………………………………………………397—398
弗·恩格斯。阿尔梅达………………………………………………………………………………………………………………399
弗·恩格斯。阿穆塞特炮……………………………………………………………………………………………………………400
弗·恩格斯。安特卫普……………………………………………………………………………………………………401—402
弗·恩格斯。阿尔贝雷………………………………………………………………………………………………………………403
弗·恩格斯。卞尼格先和巴克莱…………………………………………………………………………………………404—406
弗·恩格斯。炮击……………………………………………………………………………………………………………………407
弗·恩格斯。CARTOUCH……………………………………………………………………………………………………408
卡·马克思。毕洛夫………………………………………………………………………………………………………409—410
卡·马克思。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411
弗·恩格斯。把军队运往印度……………………………………………………………………………………………412—418
卡·马克思。法国革命的新宣言…………………………………………………………………………………………419—424
卡·马克思。约翰·布莱特先生…………………………………………………………………………………………425—428
卡·马克思。*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429—430
卡·马克思。*发表所谓《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的文件的按语…………………………………………………431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1859年…………………………………………………………………………………432—433
卡·马克思。意大利的未来………………………………………………………………………………………………434—437
卡·马克思。*论分工……………………………………………………………………………………………………438—439
卡·马克思。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440—447
卡·马克思。*[伊·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目前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摘录……………………………448—480
弗·恩格斯。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481
卡·马克思。论大赦问题…………………………………………………………………………………………………482—483
弗·恩格斯。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484—49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讣告……………………………………………………………………………………………………493
卡·马克思。*威廉·沃尔弗简历………………………………………………………………………………………494—495
卡·马克思。*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496—497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团体和个人参加国际的手续的决议……………………………………………………………………498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499
卡·马克思。*写给海·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500—503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504
卡·马克思。*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札记…………………………………………………………………………505
卡·马克思。*关于在1866年召开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506
卡·马克思。*关于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程序的决议……………………………………………………………………………507
卡·马克思。*关于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派代表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508
卡·马克思。*常务委员会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建议…………………………………………………………509—510
卡·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511—512
卡·马克思。*关于洛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513
卡·马克思。*国际在普鲁士保护关税税率问题上的立场………………………………………………………………………514
卡·马克思。*写在发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决议之前的一段话………515
卡·马克思。*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516—521
卡·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522—523
卡·马克思。*关于里昂支部中的冲突…………………………………………………………………………………524—525
卡·马克思。致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526
弗·恩格斯。《每日电讯》的前通讯员罗伯特·里德…………………………………………………………………527—52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69—1871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529—541
卡·马克思。*恩格斯记录本中的1871年9月9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542—54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恩格斯记录本中的1871年9月11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545—546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10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547—548
卡·马克思。*关于流亡的公社社员状况的札记…………………………………………………………………………………549
弗·恩格斯。*关于意大利的状况。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11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550—553
弗·恩格斯。*罗马工人代表大会。——倍倍尔在国会中的演说。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11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554—557
卡·马克思。声明…………………………………………………………………………………………………………558—559
弗·恩格斯。*丹麦国际会员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12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560—561
卡·马克思。美国的分裂…………………………………………………………………………………………………562—571
卡·马克思。*1872年夏总委员会批准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572—585
弗·恩格斯。*小委员会关于米·亚·巴枯宁和同盟的决议……………………………………………………………………586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答复……………………………………………587—588
弗·恩格斯。关于里米尼代表会议…………………………………………………………………………………………………589
卡·马克思。国际代表大会………………………………………………………………………………………………590—598
卡·马克思。*1870年6月—1872年4月总委员会记录摘要………………………………………………599—601
卡·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委员的职责的决议…………………………………………………………………………………60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1872—1873年总委员会驻在地的迁移及其成员的建议…………………………603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604—615
弗·恩格斯。*《国际先驱报》上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简讯…………………………………………………………616—628
弗·恩格斯。*关于大陆情况的报道………………………………………………………………………………………………629
附录
*发给恩格斯的瑞士出境许可证…………………………………………………………………………………………633—634
收据……………………………………………………………………………………………………………………………………635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现款收据………………………………………………………………………………………636
摘自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639—641
*弗·恩格斯1850年4月5日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642
1850年4月8日流亡者委员会会议…………………………………………………………………………………643—644
辟谣……………………………………………………………………………………………………………………………………645
*弗·恩格斯在1850年9月1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为海瑙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646—647
*弗·恩格斯在1850年12月3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新年晚会上的讲话记录……………………………………651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文件目录…………………………………………………………………………………………652—653
*委托书………………………………………………………………………………………………………………………………654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报道…………………………………………………………………………655
*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656
*入会团体的证件…………………………………………………………………………………………………………657—658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决议………………………………………………………………………659
*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的发言记录……………………………………………660—661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取得的成就的发言记录……………………………………………………………………662
*卡·马克思关于萨克森煤矿矿工状况的讲话记录……………………………………………………………………663—664
*总委员会致纽约罗·威·休谟的信……………………………………………………………………………………665—66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态度的发言记录……………………………………667—679
*卡·马克思1871年4月25日的发言记录………………………………………………………………………680—684
*弗·恩格斯就罗伯特·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问题的发言记录………………………………………………685—686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687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688—696
*弗·恩格斯关于西班牙状况的发言记录…………………………………………………………………………………………697
*卡·马克思在1871年9月17日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698
国际总委员会给《谁来了！》报纸编辑韦梅希的通知…………………………………………………………………699—700
弗·恩格斯。*更正…………………………………………………………………………………………………………………701
卡·马克思。*关于格莱斯顿政府对待公社流亡者的态度………………………………………………………………………702
发给卡·马克思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703—704
发给弗·恩格斯的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705—70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707—713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卡·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记录……………………714—715
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全权证书…………………………………………………………………………………………716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部的信……………………………………………………………717—721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致《东邮报》编辑的信…………………………………………………………………………722—725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纲领。1873年6月1—2日………………………………………………………726
国际和工会…………………………………………………………………………………………………………………727—733
注释…………………………………………………………………………………………………………………………737—851
人名索引……………………………………………………………………………………………………………………852—925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926—949
已改名的地名表……………………………………………………………………………………………………………950—951
插图
宪章派杂志《民主评论》的扉页，以及载有弗·恩格斯的《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两篇文章的两页……………………25
海·贝克尔关于出版卡·马克思《选集》两卷本（1850）的启事的第一页（出版计划完全没有实现）…………………39
弗·恩格斯《巴拉克拉瓦》的一页手稿和会战平面图……………………………………………………………………………235
弗·恩格斯（1856年）………………………………………………………………………………………………368—369
1864年到1866年总委员会在伦敦希腊街举行会议的房子……………………………………………………504—505
第一国际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法文版的一页，上面有卡·马克思的修改……………………………………………………575
卡·马克思1849年8月24日在法国领取的赴英国的护照…………………………………………………………………637
卡·马克思1850年6月或8月记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名字和住址……………………………649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
马恩全集第四十五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
目录
说明……………………………………………………………………………………………………………………………Ⅰ—Ⅸ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笔记和文章
（1867—1893年）
弗·恩格斯。*瑞典和丹麦旅游札记………………………………………………………………………………………3—9
卡·马克思。*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摘录和札记…………………………………………………10—116
Ⅰ．1778年至1782年。独立……………………………………………………………………………………………10
Ⅱ．1782年（宣布独立之后）至1795年………………………………………………………………………………31
Ⅲ．…………………………………………………………………………………………………………………………68
摘录和札记的概要…………………………………………………………………………………………………………98
弗·恩格斯。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117—139
弗·恩格斯。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140—155
卡·马克思。公社和达尔布瓦大主教……………………………………………………………………………………156—158
弗·恩格斯。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159—164
弗·恩格斯。西班牙的共和制……………………………………………………………………………………………165—169
弗·恩格斯。关于厄·勒南《反基督者》一书书评的短评…………………………………………………………………170
弗·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1789—1873）………………………………………………………………171—177
弗·恩格斯。英国农民要求参加国内政治斗争…………………………………………………………………………178—180
弗·恩格斯。英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和农村的集体主义运动……………………………………………………………181—182
弗·恩格斯。英国女工状况………………………………………………………………………………………………183—184
卡·马克思。*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185—197
卡·马克思。单本位制或复本位制………………………………………………………………………………………198—206
卡·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207—327
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328—571
卡·马克思。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572—659
卡·马克思。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660—681
弗·恩格斯。“不许通奸”…………………………………………………………………………………………682—686
弗·恩格斯。关于《平等报》停刊的声明………………………………………………………………………………687
弗·恩格斯。宪章运动纪事………………………………………………………………………………………………688
附录
卡·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声明…………………………………………………………………………………………705—706
卡·马克思同《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谈话记…………………………………………………………………………707—718
卡尔·马克思同《太阳报》通讯员约翰·斯温顿谈话记………………………………………………………………719—722
对格奥尔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的评论…………………………………………………723—732
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的报道………………………………………………………………………733
记弗·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集会上的讲话………………………………………………………………………………734
注释…………………………………………………………………………………………………………………………737—786
人名索引……………………………………………………………………………………………………………………787—855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856—895
期刊索引……………………………………………………………………………………………………………………896—897
插图
弗·恩格斯画的瑞典卡尔斯堡要塞平面图………………………………………………………………………………………7
卡·马克思爱尔兰历史手稿的一页……………………………………………………………………………………………82—83
马·柯瓦列夫斯基原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赠书题词：“赠给卡尔·马克思以表友谊和尊敬”…………………210—211
卡·马克思所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一页………………………………………………………………370—371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
马恩全集第五十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
目录·1840—1895年著作书信补遗
说明……………………………………………………………………………………………………………………………………Ⅰ—Ⅶ
卡·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二册目录………………………………………………………………………………………………………………………………5
第一章资本的循环过程…………………………………………………………………………………………………………7—98
（1）资本的形态变化………………………………………………………………………………………………………………7
流通的第一形态Ｇ－Ｗ—Ｐ—Ｗ′－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7
（1）货币资本…………………………………………………………………………………………………………20
［（2）生产资本］……………………………………………………………………………………………………25
［（3）商品资本］……………………………………………………………………………………………………28
资本的形态变化：Ｇ－Ｗ—Ｐ—Ｗ′－Ｇ′…………………………………………………………………………31
流通的第二形态：Ｐ—Ｗ′－Ｇ′－Ｗ—Ｐ………………………………………………………………………………40
流通的第三形态：Ｗ′－Ｇ′－Ｗ—Ｐ—Ｗ′……………………………………………………………………………47
循环的三种形态………………………………………………………………………………………………………………53
（2）流通时间……………………………………………………………………………………………………………………57
（3）流通费用……………………………………………………………………………………………………………………60
储备的形成……………………………………………………………………………………………………………………66
运输费用………………………………………………………………………………………………………………………78
第一章的补充………………………………………………………………………………………………………………………91
对运输业的补充………………………………………………………………………………………………………………96
第三章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99—326
货币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102
（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社会流通……………………………………………………………………108
（ａ）从个人观点和社会观点看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108
（ｂ）规模不变的再生产……………………………………………………………………………………………132
（Ａ）假定没有货币流通………………………………………………………………………………………132
（Ⅰ）消费资料的生产……………………………………………………………………………………135
（Ⅱ）生产资料的生产……………………………………………………………………………………142
［（Ⅲ）全部社会商品产品的分配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作用］…………………………………149
［再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178
（Ｂ）关于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的表述………………………………………………………………………………192
（Ｃ）对以上所述的几点说明……………………………………………………………………………………………248
（ａ）作为可变资本投入的那些货币的回流………………………………………………………………………248
（ｂ）作为可变资本投入形式的货币的回流和执行剩余价值、资本家收入的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回流之间的区别…250
（ｃ）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和作为资本或收入的货币形式所完成的活动………………………252
（ｄ）预付在劳动力报酬上的货币部分地也执行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等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但一部分不变资本会借助于完全不以前一个货币量为转移的货币量进行流通………………………………………………………………………254
［（ｅ）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不相等的各种情况下，规模不变的再生产］………………………………………276
［（ｆ）对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进行研究时的抽象前提和实际过程］……………………………………30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
（1840—1894年）
弗·恩格斯新的通商条约。——军税…………………………………………………………………………………329—330
弗·恩格斯螺旋桨轮船及其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航运中的使用……………………………………………………331—337
弗·恩格斯继续运送马匹过境。——手工业者的小团体精神………………………………………………………338—339
弗·恩格斯建立同纽约的轮船交通……………………………………………………………………………………340—341
弗·恩格斯最近的水灾……………………………………………………………………………………………………………342
弗·恩格斯声明…………………………………………………………………………………………………………343—344
弗·恩格斯*关于官方的辟谣…………………………………………………………………………………………345—346
弗·恩格斯朱利安·哈尼反驳菲格斯·奥康瑙尔……………………………………………………………………347—352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353
卡·马克思*关于厄内斯特·琼斯（摘自《人民报》的“政治评论”栏）………………………………………354—355
卡·马克思关于地租……………………………………………………………………………………………………356—35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总委员会建议………………………………………………………360—36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第1分册而拟的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362—366
弗·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369—371
卡·马克思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372—380
弗·恩格斯*致《今日》杂志编辑部…………………………………………………………………………………381—382
弗·恩格斯*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383
弗·恩格斯致《纽约的人民报》编辑部………………………………………………………………………………384—385
弗·恩格斯*关于亨利希·奥伯温德…………………………………………………………………………………385—386
弗·恩格斯*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387—390
弗·恩格斯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391
弗·恩格斯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会………………………………………………………………………392
弗·恩格斯*传记的补充材料……………………………………………………………………………………………………393
弗·恩格斯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理事…………………………………………………………………394
弗·恩格斯致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395
弗·恩格斯*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396
弗·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397
弗·恩格斯*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398
卡·马克思和费·恩格斯书信
（1842—1895年）
1.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4月19日）………………………………………………………………………401
2.马克思致威廉·圣保罗（1843年2月）…………………………………………………………………………………402
3.马克思致尤利乌斯·康培（1844年10月7日）………………………………………………………………………403
4.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846年3月7日）………………………………………………………………404—405
5.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846年5月7日）……………………………………………………………406
6.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846年8月）…………………………………………………………………406
7.马克思致威纳尔·韦尔特海姆（1847年9月29日）………………………………………………………407—408
8.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尔（1849年5月6日）………………………………………………………………………408
9.马克思致爱德华·弥勒—捷列林格（1849年5月6日）………………………………………………………………409
10.马克思致安得列阿斯·施提弗特（1849年5月6日）………………………………………………………………409
11.马克思致丽娜·舍勒尔（1849年7月14日）………………………………………………………………………410
12.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1850年2月5日）………………………………………………………………410—411
13.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23日和2月2日之间）…………………………………………………412
14.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8月30日）…………………………………………………………412—414
15.马克思致迈尔（1853年2月3日左右）………………………………………………………………………………415
16.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53年3月10日）………………………………………………………415—417
17.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5日）…………………………………………………………417—422
18.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18日）………………………………………………………423—426
19.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57年2月24—25日）……………………………………………………427
20.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859年5月30日）……………………………………………………………………428
21.恩格斯致福克纳（1859年11月2日）………………………………………………………………………………429
22.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1860年4月16日）………………………………………………………430—431
23.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68年12月22日）…………………………………………………………431—432
24.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69年7月9日）……………………………………………………432—434
25.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69年8月8日）……………………………………………………434—435
26.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70年3月17日）…………………………………………………436—438
27.马克思致理查·乔赛亚·欣顿（1871年8月25日左右）………………………………………………438—439
28.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1871年10月22日）……………………………………………………………………439
29.马克思致阿舍尔公司（1872年2月13日）…………………………………………………………………………440
30.恩格斯致威廉·伯斯（1872年2月22日）………………………………………………………………440—441
31.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1872年4月4日）…………………………………………………………………………441
32.马克思致爱德华·瓦扬（1872年5月24日）………………………………………………………………………442
33.恩格斯致莫尔斯沃思（1872年6月5日）……………………………………………………………………………443
34.恩格斯致施马尔特公司（1872年7月3日）…………………………………………………………………………444
35.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1872年8月15日）………………………………………………………444—445
36.恩格斯致马耳特曼·巴里（1872年9月19日）…………………………………………………………445—447
37.马克思致范·德尔·维利根（1872年10月4日）…………………………………………………………………447
38.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872年10月30日）……………………………………………………………448—450
39.马克思致威廉·赖利（1872年12月23日）………………………………………………………………………450
40.恩格斯致鲁道夫·宰弗特（1873年1月15日和20日之间）……………………………………………………451
41.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3年2月下半月）…………………………………………………………………452
42.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3年3月16日和21日之间）………………………………………453—454
43.恩格斯致瓦尔特·惠特（1873年6月24日）………………………………………………………………………454
44.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3年12月23日）……………………………………………………454—457
45.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4年7月23日）………………………………………………………457—459
46.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1875年7月12日）…………………………………………………………………459
47.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1875年9月30日）…………………………………………………………………460
48.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1875年10月20日）……………………………………………………460—461
49.马克思致莫雷尔（约1875年秋）………………………………………………………………………………………461
50.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6年6月14日）…………………………………………………………………462
51.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876年8月20日）……………………………………………………………463—464
52.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6年10月16日）……………………………………………………464—465
53.恩格斯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6年10月17日）………………………………………………………………465
54.马克思致沃耳曼夫人（1877年3月19日）………………………………………………………………466—467
55.马克思致尼古劳斯·德利乌斯（1877年8月25日）……………………………………………………467—468
56.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8年2月4日）…………………………………………………………468—469
57.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1878年3月29日）…………………………………………………………469—471
58.马克思致查理·沃尔斯顿（瓦尔德施泰恩）（1879年12月13日）……………………………………………471
59.恩格斯致托马斯·奥耳索普（1879年12月14日）……………………………………………………472—473
60.马克思致查理·沃尔斯顿（瓦尔德施泰恩）（1880年1月26日）………………………………………………474
61.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1880年8月15日）………………………………………………………………………475
62.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880年11月12日）……………………………………………………………476
63.恩格斯致哥特利布·雷姆克（1881年4月2日）……………………………………………………………………477
64.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8月20日）…………………………………………………………………………478
65.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4月22日）……………………………………………………………478—479
66.恩格斯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1884年7月8日）………………………………………………………479—480
67.恩格斯致约翰·林肯·马洪（1885年6月12日）…………………………………………………………………480
68.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886年4月12日）………………………………………………………………………481
69.恩格斯致霍利德·斯帕林（1886年12月7日）…………………………………………………………481—482
70.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1887年3月23日）……………………………………………………………………482
71.恩格斯致茹尔·盖得（1887年6月11日）…………………………………………………………………………483
72.恩格斯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1888年4月27日）……………………………………………………484—485
73.恩格斯致阿曼特·戈克（1888年6月2日）………………………………………………………………485—486
74.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8年9月5日）………………………………………………………………486—489
75.恩格斯致格奥尔格·舒马赫（1890年12月）……………………………………………………………489—490
76.恩格斯致安娜和海尔曼·施留特尔（1891年12月30日）……………………………………………490—491
77.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92年1月28日）………………………………491—493
78.恩格斯致尼古拉·彼得逊（1892年5月3日）……………………………………………………………493—494
79.恩格斯致约翰·白恩士（1892年7月6日）………………………………………………………………494—495
80.恩格斯致威廉·埃伦博根（1892年12月7日）……………………………………………………………………495
81.恩格斯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1893年5月27日）………………………………………………………496
82.恩格斯致尼古拉·彼得逊（1893年7月31日）……………………………………………………………………497
83.恩格斯致恩玛·恩格斯（1893年3月23日）……………………………………………………………497—498
84.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1898年11月11日）………………………………………………………498—499
85.恩格斯致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1893年12月21日）………………………………………………499—500
86.恩格斯致阿德尔海德·德沃夏克和尤利乌斯·波普（1894年2月）………………………………………………500
87.恩格斯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4年11月10日）………………………………………………………501
88.恩格斯致保尔·辛格尔（1894年12月26日和29日之间）……………………………………………………502
89.恩格斯致威廉·埃伦博根（1895年1月28日）…………………………………………………………502—503
90.恩格斯致伊格纳茨·勃兰德（1895年5月20日）…………………………………………………………………504
91.恩格斯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5年7月4日）…………………………………………………505—506
附录
科伦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509—510
莱茵报公司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呈文………………………………………………………………………510—512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4年6月21日左右）………………………………………………………512—517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4年8月4日和7日之间）…………………………………………………518—519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44年8月11日和18日之间）……………………………………………519—52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1年12月17日）…………………………………………………523—524
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4年6月10日）……………………………………………………524—525
爱琳娜·马克思致阿里斯蒂德·巴雷（1871年10月10日）……………………………………………………………525
里斯本工会联合会告英国工人书……………………………………………………………………………………………………526
摘自《人民国家报》关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6年2月7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的报道…527—528
燕妮·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8月20日）………………………………………………………………528—529
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条目……………………………………………………………………………………………………530—535
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贺信………………………………………………………………………………………535
注释…………………………………………………………………………………………………………………………539—580
人名索引……………………………………………………………………………………………………………………581—612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613—642
期刊索引……………………………………………………………………………………………………………………643—649
插图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23页…………………………………………………………………………………69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168页……………………………………………………………………………225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第Ⅱ稿》第198页……………………………………………………………………………317
为寄送《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第1分册而拟的报刊、组织和个人的名单第2页……………………………………………367
卡·马克思《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手稿……………………………………………………………………………374—375
弗·恩格斯1888年9月5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第1页…………………………………………………………486—487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
对南方问题的若干看法（节录）（安·葛兰西，1926）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对南方问题的若干看法[1]（节录）安·葛兰西（1926）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无产阶级能否成为领导阶级和统治阶级，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同其他阶级结成一系列联盟，因为只有依靠这种联盟它才能发动大多数劳动居民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就意大利国内阶级关系现状而宫，无产阶级能否成为起领导作用的统治阶级，就看它能否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但是意大利的农民问题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一般的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在意大利，由于已经形成的意大利传统及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农民问题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南方问题和梵蒂冈问题。因此，要想争取大多数农民群众，意大利无产阶级就得把这两个问题视为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弄清这两个问题所体现的农民的阶级要求，并把它们当作无产阶级的战斗要求列入自己的革命纲领。……为了能肩负起领导重任，无产阶级就应当摆脱一切行会主义遗毒及工团主义偏见和积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仅需要清除某些行业间互不往来的状况，而且要克服（为了取得农民和城市半无产者阶层的信任和支持）某些偏见和某种程度的利己主义，因为工人阶级即便已经摆脱了行业上的本位主义，但作为一个阶级它仍然有可能而且实际上也保留着这种错误的东西。冶金工人、木工、建筑工人等等不仅要作为无产者来考虑问题……而且要更前进一步：他们应当作为本阶级的积极代表来考虑问题，要知道这个阶级正力求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只有得到这两个社会阶层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为他们所追随，它才能取得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领导阶级，而占意大利大多数人口的这两个社会阶层也将仍然处于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这样一来，国家就有可能顶住并打垮无产阶级发起的强攻……（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84—385页，黎扬译）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1]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安·葛兰西遵照列宁关于工农联盟的教导，针对意大利的情况，对这—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安·葛兰西认为要想把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共产党必须完成在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之间建立政治联盟的任务。早在1920年安·葛兰西就在都灵共产党人出版的《新秩序报》上提出了“南方问题”。意大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反“左倾”斗争的任务，使意大利共产党成了具有列宁主义风格的党并制定了开展政治活动的基本路线——巩固工农联盟。1926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安·葛兰西着手《对南方问题的若干看法》这篇理论文章的写作，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问题作了透彻分析，但由于1927年被捕，来能完稿，直到1930年他这篇文章才刊于意大利共产党理论杂志《理想国》。葛兰西关于北方工人阶级与南方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对意大利共产党当前的活动仍有指导作用。 |
林（1977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论艺术林（1977年）林[1]，我可以说：这对我而言，是一些被拉长直到其临界线的体，一些被延伸直到其顶点的线，一些像搁浅的船头一样的角，以其速度劈开空间，直到其最后的面——林，我可以说：他画到了极限，就像另一些人，极少数的，思考到了极限。不过，我宁愿说：写出这些话的人，是在千千万万人中，有一天在林的作品里遇见了后者的。但需要用相遇这样冒险的说法吗？最好还是用进入的说法，在最接近的空间和最熟悉的世界方面，这说法也许是最自然的。我曾经，像每个人那样，被一些画家打动，被另一些触犯，有时被困扰，甚至被撕裂：在那些最伟大的画家中间。而每一次都需要最隐秘的身体做出长时间的劳作，才能——要知道——或者恢复平静和谐，或者对痛苦说是。然而，我见到的第一幅林的画，却好像是老相识了。我对它一无所知：但它却已经是我的一部分。而每一次我——偶然地从一些方面——他的作品，那些生命的齿状物，向着赤裸的、喑哑的身体或者面孔的开端，或者后来在别的作品里，每一次他都总是比我早到一步。我的确认为这就是他的奇迹：这个人从世界的尽头，从别处，从无尽的大洋的边缘向我们走来，这个画家用如此绵长或密集的线条描绘曾经见过的鸟兽花藤丛林和人类，这个缄口不语的异乡人用沉默说着我们的语言这个未知之物，而我们居然听懂了。这个奇迹的原因何在呢？大概是由于林的谦卑，以及他的友善：愿意从他的大地和天空接受自己原有的存在，愿意从中凝视植物、动物和人们，仅仅是爱它们。也是由于他画到了极限：不尽然是用存在物和它们的形式，而且是用一个被几世纪历史所压垮的民族的无声的呐喊。谦卑里有对卑贱的如此拒绝，平和里有如此紧张的暴力。这就是林的世界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我们的世界的原因：因为他让它裸露了出来。弗洛伊德谈到过怪异的熟悉[2]。林的那些大鸟来自阳光和夜色，而不仅仅是一些鸟，它们或许是怪异的，抑或这些谜一般的存在物在空气过于稀薄以至于就是虚空的无限中被拉长了。怪异就在于，它们对我们不是怪异的，而是熟悉的。熟悉的怪异。当我们进入它们的世界时，一种沉默的存在早已在我们之前对它们说是了：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和它那因痛苦和平静而撕裂的记忆。我发现：我很久以来就认识林。他在我们之前出生，是世上最老的画家：是最年轻的。[1]这篇文章是阿尔都塞1977年（寄出日期为10月13日）应维弗雷多·林（参见注2）之约，为原计划在次年举办、但因故取消的作品回顾展所作。直到林去世后的1982到1983年，本文才发表于先后在马德里、巴黎和布鲁塞尔举办的一次画家个人画展的目录中。——译注[2]弗洛伊德在1919年的《关于“令人害怕的”》（收入《弗洛伊德标准版全集》第17卷）里，对unheimlich（令人害怕的）这个德文词及其反义词heimlich、heimisch（私密的、熟悉的）加以细致考证，发现“heimlich一词的内涵包含一个向着含糊的矛盾意义发展，最后与其反义词unheimlich重合的过程”，并得出结论：“令人害怕的不是别的，正是隐蔽着的熟悉的东西”，即“怪异的熟悉”。——译注 |
论卢西奥·方迪（1977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论艺术论卢西奥·方迪（1977年3月）卢西奥·方迪是一位“宣布色彩”的画家[1]。当有人问他画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况且只要看他的画作就够了）：“苏联。”这话他没少说。如果有人再问他为什么，他就会用自己的生活来回答：把他养育成人的共产党员父母对苏联满怀热忱，他十五岁的时候到了那里，整个夏天（1960年）在一个少先队营地里，开始把自己锻炼成那种“新人”，苏维埃意识形态——为了对得起它对社会主义所形成的观念，也为了牢牢控制教师和他们的学生——需要相信存在这样的“新人”。为什么不画苏联？为什么不在苏联、在它的“自我形象”和它的现实中去寻求他自己的绘画？总得在某个地方开始。有一个童年，而如果它在这个男人身上延续的话，那可能也是出于这个男人的缘故。但是，“画苏联”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卢西奥·方迪并没有带着他的画架漫步于苏联的原野、群山、河流、城市和人民之中。悖论在于：他就在巴黎作画，在拉吕舍的一间静谧的画室里。他画些什么呢？他画雕塑，他画绘画，他也画“主题”（一家人，星期日，在草地上，少先队营地的入口，等等）：总是在照片上。当然是一些苏联的照片，拍的是一些雕塑（列宁、马雅可夫斯基之类，半身像或全身立像）、绘画（流放中的列宁）、博物馆的陈列品（列宁在芬兰的桌子和灯、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扶手椅），或者一家人，星期天，在草地上，等等。一位杰出的黑格尔派说：“卢西奥·方迪画的是苏联的自我意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说：“卢西奥·方迪画的是苏联的苏维埃官方意识形态：为了确保其‘公民’和‘各族人民’的官方统一，苏联需要赋予自己以这种类型的同一性。”如果有人再问：那要怎么做，才能画出一种意识形态呢？卢西奥·方迪就会通过画这些苏联官方照片来回答，后者是由一些认真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责的摄影师创作的。无疑，苏维埃官方意识形态就像在摄影形象的形式中那样，也在任何别的形式中“存在着”。但它也在这些形象中“存在着”，在对“主题”的处理中，在人物的象征意义中，在取景和风景类型中，在花园里随处可见的那些雕像、雕像、雕像中，在住宅里摆放的雕像和画作中“存在着”。当然我会补充说，为了画出一种意识形态，并且让人看到它，因而让人看到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看到它由于太正襟危坐而不得不摇摇欲坠，那么仅仅复制一种形象是不够的：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形象决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原本出自形象中的意识形态。必须对它加工，以便在其中制造出这种细微的、内在的距离，使它失去平衡，得到识别和揭露。卢西奥·方迪在默默地使用各种手法时造成了这种无情的错位：要么是对平淡无奇的奇特之处的强调，要么是色彩的悲哀或强烈，要么是奇怪地在暴风雨肆虐的天空下、在广袤的原野上翻飞的几页文件，或在雪地上阅读的人们，和从他们的书本上失落的散页，要么甚至是一种不在场，证明就是那些巨人般的高压线铁塔，代表着只有苏维埃没有达到的共产主义电气化！但是林间的树木却取代了人。是谁让方迪对意识形态的这些形象进行“加工”的呢？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而且他的画作也可以回答：马雅可夫斯基。苏联的各种画册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刻画了这位诗人的面庞和身体，在它们背后，有着世间的任何花岗岩都无法塑造的诗人本身。因为他曾经说话，迫使词语说出真实，然后自杀了。一个诗人的断气也还是一首诗，它说出了他为什么愿意活着。文字随风飘逝，言语经久不灭，过去的时间使它们变得比金属还要坚硬。列宁，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雕像在卢西奥·方迪的画里就像幽灵一般，从冬日的薄雾中突然出现，轻得出奇，被随意丢弃在光秃秃的树木的送葬行列里。一位死者——的确是死了——的几句话，总是活在他所揭露出来的东西里：这就是废除一个世界的、以及世界的一切官方形象所需要的。当然卢西奥·方迪并不是从内在于这类形象的俗套的戏剧中得出“教训”的。他别无所知，除了清楚感受到的东西：看！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看——尽管后者并不曾“看”——，因为他，用一句平凡的诗句，说出了诸如“诗歌的小舟被日常生活撞得粉碎”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日常生活不是神话，那是由于它另有一个名称。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卢西奥·方迪才自己反复试着去说，却又仿佛无济于事：当这个爱梦想的或倦怠的少年，靠在一棵树上，等待着远方在天水间漂泊、从未靠岸的小舟。画了这些画的这个苦恼的人、他的艺术的主人，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正是在这幅画或对它的复制中，他才成为他自己。这么说来，苏联只是一种迂回的途径了？是的，卢西奥·方迪——说到底，为了它被看到，他画的只是一些底片——会说：这些摄影师的底片在1/1000秒钟里摄取－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底片，在那里，即便某种诗性的东西也不免流于庸常。我们是在苏联还是在这里呢？极言之，这个问题已不再有意义了。卢西奥·方迪会说：苏联对我是一个必要的迂回，为了谈论我们，谈论我。没错，但为什么是必要的呢？这时，一位苏联朋友的话不可抑制地回到我的记忆里：“我永远不会离开这个无与伦比的国家，因为这里的事情都赤裸裸地被看到，我们可以把真的视为真的，假的视为假的，而且这里的每一个字眼都会产生后果。禁止玩弄字眼。”禁止玩弄形象。卢西奥·方迪明白这一点，他“玩弄”那些底片，不是为了从中取乐，而是让它们赤裸裸地被看到。只有这些裸体的国王在统治着世界。[1]这篇文章本无标题，原载于卢西奥·方迪作品展目录，这次画展于1977年4月21－5月21日在巴黎克里夫－雷蒙画廊举行。卢西奥·方迪（LucioFanti，1945－），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1965年移居巴黎。——译注 |
在超现实主义面前：阿尔瓦雷兹－里奥斯（1962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论艺术在超现实主义面前：阿尔瓦雷兹－里奥斯（1962年）阿尔瓦雷兹－里奥斯[1]，年轻的古巴画家，他的令人震惊的画作又一次向我们提出了超现实主义的问题。超现实主义，它现在就像是一个教会，它有自己的弥撒和拉丁语，有自己的句法和词汇，自己的圣殿深处那矫揉造作的古老管风琴的低吟，自己的口令（“原始的蛋……令蜂鸟惊异……忧郁症的祭献……等等”）；它甚至有自己的祈祷文，而人们之所以听出这些是祈祷文，不是从它们的意义（谁听意义呢？），而是从它们特有的嘟嘟哝哝的方式；这一切，都无非说明它死了，但尽管如此，超现实主义还是在几个大画家（恩斯特、马塔、林[2]）的绘画里活着，在几个年轻人那里又重新诞生了。里奥斯就属于这些年轻人。三十一岁。二十七年生活在哈瓦那。美术学院科班出身。梦想成为伦勃朗、塞尚、梵高、毕加索。1950年，仍然在哈瓦那，和林相遇，后者的画展令他印象深刻。1958年，巴黎。里奥斯在大学城的一间地下室工作，在他的房间里（他结婚了），没有空间，几乎没有光线。因为他，超现实主义活着：更确切地说，他就是生命。里奥斯一再说：“我在现实主义里，在抽象派里，都不可能自由。在超现实主义里我是自由的。”什么样的自由呢？必须审视他的自由的肖像：他的画。这个自由在于揭露被奴役状态；颂扬革命斗争（《大卫的战线》：兄弟般团结的人群一直铺展到岛屿边缘，与大海连成一气，他们举起的臂膀就是武器，反抗拥有遮天蔽日的成千上万门大炮的巨怪）；祈求未来和平，幸福的安的列斯三岛（花叶和果实丛中的三个并列的女子，雾蒙蒙的远景上是一座热情的城市）；坐在比她还要笔直的扶手椅上的圣贞女，双乳间有只石榴，身穿紫色衣裳，面庞近乎性器官；戴帽子的睡女；男人、天空、鸟儿和女人的大和谐：一言以蔽之，幸福。因此，这种自由如此简单，只是歌颂自由本身，它所需要的也许不过是一种语言：超现实主义。为什么林、卡德纳斯，这些和里奥斯一样的古巴人，且不说智利人马塔，还有其他的拉丁美洲人，他们的自由需要借用这种语言，并在借用了它的同时，还懂得改造它？大概是由于和一个世界的活的过去、和近在眼前的民众生活素材之间深刻的亲和性：在那里，这种语言并不具有它在这里所具有的意义。在那里，它是光天化日下某种无意识的自然语言；在这里，它是想要闯入隐匿于黑暗中的深渊的意志；在那里，它是某种新生历史的话语，讲述着人和自然、被奴役状态和主人、死亡和自由；在这里，它是某种堕落的、邪恶的历史的咒语，人们竭尽全力地想要驯服其中的意义。因此，在说着同一语言的两种方式之间，就有了这种独特的、如此惊人的差异：在这里，是一种与其说被释放、不如说被催生的自由所发出的紧张的言语；在那里，是一种述说人和存在物的近乎天真的声音。这便是里奥斯令人感动的魅力。他“说”超现实主义的语言，就像他“说”法语：作为一种先于他而诞生的语言。我们这些人热衷于从起源中取得、在一个对象（无论它是诗，是现成物品，还是画）中生成的天真性——尽管这个对象随即就会使之发生异化——，里奥斯却在用自己的声音来说这种语言的过程中——即在它的言语、它的语调、它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发明，在对它的措辞法和修辞格的改造中——发现了。于是一切都被移置了。问题不再是随时随刻对超现实主义做重新发明，不再是为它的不断革命承担重任。问题在于如其所是地看待它：把它看作既成的文化事实；在于把它放到与一个世界的活的历史的关系之中。里奥斯那里令人感动的东西，就是在看到他的自由何以需要这种语言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如何从这种语言本身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很少有展出的画作在当时就是这样，并且就是这一时刻本身——这时，一个人的自由的手段向他揭示了他自身必然性的开端。在“安格尔庭园”[3]，我们在里奥斯最新的作品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时刻。至于我，我从中看出了两个属于未来的特点。首先是那种形式的动力（17号作品中专横而紧绷的长对角线；为凝固的材料勾勒轮廓的各种形式以不可遏制的冲动构成对比；23号作品中感人的长水平线。）其次是我们在18号作品《临近显荣[4]》里看到的那种对材料[5]如此独特的处理。在这两点上，通过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东西，通过任何语言都不能给予他的东西，里奥斯自己宣告了自己的到来：在他的新标记中自己发现了自己。在这两点上他进行了革新：和超现实主义对静止不动的形式－对象、对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往往是坚硬、光滑、凝固的材料的种种偏爱进行了决裂。我很乐意在这幅新近的画作中看到这种解脱的形象。画的整个下部只是这种加工过的、正在研制的新材料，这种还未定形的、多变的材料，它在一些巨大的、喑哑的象征符号的支配下，仿佛正在走向未来。这也许就是人们，但正在寻找他们的形式、他们的目的：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走的原因。很快他们就不再需要这些标志了。天真性，或那种浑然一体的东西，这幅绘画的深刻之处，也是在讲述着自我，讲述着里奥斯的未来，这个画家可能是伟大的。[1]这篇文章原载于《法兰西文学》周刊第954期（1962年11月29日－12月6日），系为旅居巴黎的古巴画家罗伯托·阿尔瓦雷兹－里奥斯（RobertoAlvarez-Rios，1932－）的首次个人画展所作。——译注[2]维弗雷多·林（WifredoLam，1902－1982），现代著名画家，华裔古巴人（Lam是广东话“林”的发音），习画于西班牙，长期在欧洲和古巴两处生活和创作。参见后文《林》——译注[3]阿尔都塞的朋友安娜·萨洛蒙在巴黎开的一家画廊，阿尔瓦雷兹－里奥斯的画展即在此举办。——译者注[4]显荣（transfiguration），一译“变容”，指耶稣在三位门徒面前改变形象的事。——译者注[5]这里的“材料”指颜料。——译者注 |
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1968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论艺术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1968年）我为在小剧院和小剧院之友面前发言而深感惭愧[1]，因为我对于一切戏剧问题都极其无知。我在哲学以及政治方面略有所知。我懂一点马克思和列宁。仅此而已。至于戏剧呢，我所有能说的，就是我非常喜欢小剧院的演出。可惜我只看过《我们的米兰》、《乔嘉人的争吵》和《阿莱基诺》[2]。但这三部剧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米兰》在我的哲学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在观看《我们的米兰》时，我更进一步地理解了马克思思想中某些重要的东西。我还要补充说，我也了解布莱希特论戏剧的理论文献。前几天我刚刚读过这些文章。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它们完全是震撼性的。你们看：我跟戏剧的关系主要是哲学的和政治的关系。当然了，我跟我看过的几部剧作之间还有一种观看者的直接关系。但我的经验实在太少了。诸位需要了解这一点，以便纠正我会对诸位说的那些话。毕竟，我是从外部，作为哲学家和政治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谈论戏剧的。因此我同时向诸位要求一种极大的严格和一种极大的宽容。如果说，我只是一个哲学家，却还能有胆量谈论戏剧的话，那是因为我感觉到懂戏剧的布莱希特给了我这样做的许可。布莱希特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把戏剧和哲学直接联系起来。1929年，他写道：“戏剧的未来在于哲学”（《最后阶段：〈俄狄浦斯〉》）。1953年，也就是二十四年后，他重提了同样的论点，并竭力加以论证（《一次社会主义的谈话》,1953年3月7日）。他又写道：我的戏剧……是一种哲学的戏剧——就这个概念的朴素的意义而言。我想说，它感兴趣的是人们的行为和意见……为了给自己辩护，我也许可以举出爱因斯坦给物理学家英费尔德讲述的那个例子——说真的，从最初的幼年时代起，他就只是在思考两个人：一个追在光线后面奔跑的人，和另一个关在自由下落的电梯里的人。然而我们都知道从这种思考中产生了什么复杂的东西。我想要应用于戏剧的原则，就是不应该满足于解释世界；还应该改造世界。由这种意志（这种我自己慢慢意识到的意志）而引起的那些变化始终是——无论它们看上去重要与否——在戏剧表演内部产生的变化；换言之：大多数古老的规则自然保持不变。而我的全部错误就在于这个小小的‘自然’。也就是说，我从没有谈论过这些古老的、延续不变的规则，而许多人在读过我对演员的指示和关于我的剧作的“意见”之后，以为我准备连这些规则也要把它们废除掉。希望我的批评家们首先是像普通的观看者那样来看我创作的戏剧，而不是一上来就关心我的理论，他们看到的完全只是戏剧，一种我所希望的充满幻想、幽默和观念的戏剧。正是在对这种戏剧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时，他们被那些新颖的东西所打动，随后他们便可以在我的理论宣言中找到相关的说明。请允许我，完全以哲学家的方式，来总结这段重要文本的要点。布莱希特直接或间接地陈述了一定数量的、明确的论点。我将重复这些论点，同时非常概括地加以说明。以下就是布莱希特告诉我们的东西：一、戏剧存在着。这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二、我不打算废除这些古老的规则。这是想说：我不打算废除戏剧。因为这些古老的规则正是使戏剧成为戏剧的东西。这个论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戏剧不是生活，戏剧不是科学，戏剧不是直截了当的政治宣传或骚动。这不是想说布莱希特不承认生活、科学和政治的重要性：相反，他认为这些现实对戏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人比他更有力地说出了这一点。但这是想说，在布莱希特看来，戏剧应当止于戏剧，也就是说，止于一门艺术。当他宣称：去看我的戏，你们看到的将“只是戏剧，一种我所希望的充满幻想、幽默和观念的戏剧”，这时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三、我满足于给戏剧内部，给戏剧的“表演”内部，带来一些变化，以便生产某些新的效果。必须在两种意义上理解“表演”。首先是在戏剧表演的传统意义上（戏剧是一种表演：那些［演员］[4]表演；戏剧是现实的一种虚构的再现（représentation）[5]。表演不是生活，不是现实。戏剧舞台上再现的东西，不是生活的化身，科学的化身，政治的化身。它之所以被再现［estreprésentée］，是因为它不在场［n’estpasprésente］）。但也必须在第二种意义上理解“表演”：因为戏剧使这种“作用”[6]成为可能（就在门、铰链、机构内部存在这种“作用”的意义而言）。这是想说，戏剧也是这样，它包含着某种位置、“作用”，才能给它带来上述变化。四、我给戏剧带来的这些变化，从属于我的哲学意志。这种哲学可以用马克思在著名的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当中的语句来概括：哲学家们总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引导布莱希特，使他给戏剧的“表演”带来变化的那种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过确切地说，无比深刻地打动我的，是布莱希特在戏剧中的革命和马克思在哲学中的革命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行关系。人们会说，布莱希特不是一个哲学家，而哲学教授们也不打算在布莱希特那里去寻找哲学的教诲。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写过哲学著作，他既没有制造哲学体系，也没有使用哲学的理论话语。布莱希特自己就说，他在哲学上是朴素的。哲学教授们错了。因为布莱希特很好地理解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要义。他实践地理解了这一点，不是通过理论话语，而是通过我称之为他的戏剧实践的东西。布莱希特从没有说过戏剧实践，他总是谈论戏剧技术中的变化。因此他看起来只是在谈论技术。但是不存在光秃秃的技术：一种技术总是嵌入一种实践，它总是属于一种实践的技术。布莱希特在戏剧技术中的［这些］革命，应当理解为一场戏剧实践中的革命的后果。这在布莱希特的文本中是非常明显的：他对戏剧技术的那些改革总是与一种关于导演的整体观念相联系的，而后者本身，又是与一种关于主体的观念，一种关于舞台－观众、演员－观众关系的观念，一种关于戏剧－历史关系的观念，一种哲学观念相联系的。这些项的整体，使得布莱希特的技术改革应当被视为一场戏剧实践中的革命的后果。而这就是要点之所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各方面都与布莱希特的戏剧革命相像：这是一场哲学实践中的革命。布莱希特没有废除戏剧。戏剧存在着；它扮演了一个确定的角色。马克思没有废除哲学。哲学存在着，它扮演了一个确定的角色。布莱希特的所有剧作都没有制造一种新的戏剧，无论是一种反－戏剧，还是一种与以往所有戏剧相决裂的戏剧，比如说，废除了所有的保留剧目。同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作品也没有制造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反－哲学，或一种与以往整个哲学传统相决裂的哲学。布莱希特按照戏剧现存的样式接受戏剧，并在戏剧现存的样式内部活动。同样，马克思按照哲学现存的样式接受哲学，并在哲学现存的样式内部活动。布莱希特的革命，在于实践戏剧的方式：他带来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戏剧实践。同样，马克思在哲学中的革命，在于实践哲学的方式：他带来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不是像葛兰西错误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实践的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确切地说：布莱希特的戏剧不是一种实践的戏剧，在他那里存在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戏剧实践。还必须走得更远。是什么让马克思和布莱希特能够在哲学和戏剧中提出一种新的实践的呢？是一种根本的条件：对哲学（对马克思来说）和戏剧（对布莱希特来说）的性质和机制的认识。这就是完全具有决定性的一点。至于这种对哲学和戏剧的性质和机制的认识，是否构成了大部头理论著作的对象，则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可以期望的，但并不是绝对必需的。无论是哲学，还是戏剧，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其性质和机制的理论。从这个观点看，马克思和列宁对关于哲学的性质和机制的理论是“朴素的”，正如布莱希特对关于戏剧的性质和机制的理论是朴素的一样。随你怎么想，从那些——总是需要明确而完美的理论论著的——哲学教授的观点看，他们在理论上是朴素的。但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新的事实、新的实践，即便这些革命性的事实和实践没有成为明确而完美的理论话语的对象。正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实践中，正是在布莱希特的戏剧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各自的对象——哲学或戏剧——的性质和机制的、多少有所明确的认识。如果我们考察这两种实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哲学和戏剧而言的共同的结论：非常明显的是，无论是马克思和列宁这方面，还是布莱希特那方面，他们都完全知道，因而理解，哲学和戏剧一方面与科学，另一方面与政治，有着深刻的关系。这就是第一点。但这还不够。为了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我把与科学的关系搁在一边，只考虑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和布莱希特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理解了哲学和戏剧的特性在于与政治保持着一种被神秘化的关系。哲学和戏剧深刻地被政治所决定，但它们却竭尽全力地抹杀这种决定作用，否认这种决定作用，装出逃离政治的样子。在哲学的根基上，和在戏剧的根基上一样，总是政治在说话：但哲学或戏剧说话的结果，却是我们再也听不到一点政治的声音了。哲学和戏剧总是为了掩盖政治的声音说话。它们很好地做到了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和戏剧的功能，就在于压低政治的声音。它们只是由于政治才存在，同时，它们又是为了废除其存在所仰仗的这个政治而存在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哲学把时间都用来声称它不搞政治，它超然于阶级的政治冲突，它对所有人说话，它以人类的名义说话，无党无派，也就是说，不承认自己选择的政治党派。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实际上任何哲学都不只是解释世界：任何哲学在政治上都是主动的，但大多数哲学把时间都用来否认自己在政治上是主动的。它们说：我们在政治上无党无派，我们只是解释世界，只说事情是什么。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否拒（dénégation）。一旦有人来对您说：我不搞政治，那么您就可以确信他搞政治了。这和戏剧是一回事。布莱希特对这种搞着政治却又宣称自己不搞政治的戏剧直呼其名：这是夜间娱乐的戏剧，烹调术戏剧，单纯审美享受的戏剧。和可耻的戏剧一样，也有一种可耻的哲学。可耻的哲学得了思辨的病。可耻的戏剧得了唯美主义的病、戏剧性的病。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出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宗教、一种蛊惑、一种眩晕、一种催眠状态、一种纯享受。哲学成了消费和思辨享受的对象，戏剧则成了消费和审美享受的对象。哲学家们最终是为了消费和思辨享受而制造哲学，剧作家们，以及导演和演员们，则最终是为了消费和审美、烹调术之类的享受而制造戏剧。马克思那里批判了对世界的思辨－解释，布莱希特那里批判了戏剧或烹调术歌剧，二者无非是同一种批判。由此导致了在马克思和布莱希特那里的实践的革命。问题不在于制造一种新的哲学，或一种新的戏剧。问题在于在哲学内部建立一种新的实践，使得哲学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即神秘化，而是有助于对世界的改造；问题在于在戏剧中建立一种新的实践，使得戏剧不再是神秘化，即烹调术娱乐，而是让它也有助于对世界的改造。这种新的实践的最初后果，就应该像这样建立在对哲学和戏剧的神秘化作用的破坏之上。不是废除哲学和戏剧，而是废除它们的神秘化作用。因此必须对事情直呼其名，对哲学直呼其名，对戏剧直呼其名，把哲学放回真正属于它的位置，也把戏剧放回真正属于它的位置，为的是把这种神秘化暴露为神秘化，同时也让人看到真正属于哲学和戏剧的功能。这一切当然是应该在哲学中、在戏剧中进行的。为了把哲学和戏剧放到真正属于它们的位置，就必须在哲学和戏剧的内部实现一种移置（spostamento）。在这一点上也一样，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的情况非常相似。正是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布莱希特所说的Verfremdungseffekt，人们相当不错地把它翻译成法语的间离效果（effetdedistanciation），但我更愿意把它翻译成移置效果（effetdedéplacement），或错位效果（effetdedécalage）。这种效果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戏剧技术上的效果，而应该理解为戏剧实践上的革命的普遍后果（effet）。问题不在于变换位置，对演员表演中的某些细微要素进行移置，问题在于这种移置关系到戏剧条件的整体。同样的规则对哲学也有效。因而问题在于移置的整体，它构成了那种新的实践。在所有这些移置中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移置，它是其他所有移置的原因，同时也概括了其他所有的移置，这就是观点的移置。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的伟大教诲，就是必须对所有哲学和戏剧问题由以考虑的普遍观点进行移置。必须放弃对世界的思辨解释（哲学）或审美烹调术享受（戏剧）的观点，必须自我移置，以便占据另一个位置，一个大致说来是政治的位置。我刚才说，在哲学中和在戏剧中，是政治在说话，但它的声音通常被掩盖了。必须把言语还给政治，因而必须对哲学的声音和戏剧的声音进行移置，以便人们听到的声音是从政治的位置上发出的声音。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哲学中的党派立场。在布莱希特那里，有一整套表达方式等于是说，必须占据一个戏剧中的党派立场。这里的党派立场，不应该理解为等同于政治中的党派立场的某种东西，因为哲学和戏剧（或艺术）都不是政治。哲学是不同于科学的东西，是不同于政治的东西。戏剧也是不同于科学和政治的东西。因而问题不在于把哲学和科学、哲学和政治、戏剧和科学、戏剧和政治等同起来。而是必须在哲学中，如同在戏剧中，占据一个代表（représente）[7]政治的位置。而为了占据它，当然，就必须找到它。这并不容易，因为要想知道这个在哲学中和在戏剧中的政治的位置在哪里，就必须知道哲学和戏剧如何发挥功能，以及政治（和科学）如何在其中被代表。人们用肉眼是看不到这个在戏剧中的政治的位置的。（这个位置，很可能是在历史中自我移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很可能政治在哲学和戏剧的历史中是要变换其代表的。）一旦人们实现了这种根本性的移置，其他所有移置就都顺理成章了。在现实中，这一切是同时进行的。我是为了阐述的明晰起见，才做了这些区分。在现实中是没有这些区分的。布莱希特谈及的所有那些效果都是这种根本性移置的后果。我可以试着列举如下。一、首先必须——相对于观看者头脑中存在的、关于戏剧的意识形态——对戏剧进行移置。为此，必须“让人看到”（montrer）戏剧就是戏剧，仅仅是戏剧，而非生活。必须让人看到舞台就是舞台，它人为地搭在观看者面前，而不是大厅的延伸。必须让人看到在大厅和舞台之间有一段虚空，一段距离。必须让人看到这段距离就在舞台本身之上。由此才有了关于布景、照明、道具、服装、海报、标牌、歌曲等等的一整套技术改革。必须打破观看者（lesspectateurs）和场景（lespectacle）之间的共谋关系，那是一种被神秘化的共谋关系。这里的问题在于一种物理的移置，它让人看到了戏剧和观看者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戏剧不是生活。二、其次必须——相对于传统观念——对关于剧作的观念进行移置。这就是布莱希特在谈论“史诗体”的时候思考的事情。这首先关系到导演的观念，当然还有写作剧本时的作者的观念。但导演的观念完全是决定性的。人们可以把一个好剧本演糟（例如TNP［国立人民剧团］的《大胆妈妈》），也可以把一个不太好的剧本演得很好（例如《我们的米兰》）。这种移置的本质在于对剧作去中心化，在于避免使剧作获得一种观众对生活、冲突、戏剧及其结局形成的自发表述的形式。我们可以在概括这种移置的同时，举出一个完全是象征性的例证，并且说明剧作所具有的中心不应该在自身之中，而应该在自身之外，或者说在剧作中不应该再有主角[8]，在剧作中不应该再有那种一切都在场并得到概括的大场面、那种经典冲突的大场面。例如，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中的一个天才之举，就是没有让人看到审判的大场面（参见多尔[9]）。对伽利略的审判，那是所有人都料想会看到的。所有人都料想会听到伽利略说出那句历史性的话，关于地球的：“但它还是在转动！”布莱希特没有让人看到审判，伽利略也没有说出那句历史性的话。结果是，剧作的中心不在剧作之中，而在剧作之外，这个中心，人们是永远看不到的。三、最后必须——相对于观看者和演员本身就演员的表演所形成的看法——对演员的表演进行移置。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知道布莱希特的那些重大的技术革新。演员应该和他自己拉开这样的“距离”：演员应该自我移置，走出那种关于演员的意识形态。通常，人们倾向于把布莱希特的所有这些革新都看成是纯技术的。没错：布莱希特改变了演员表演的技术，但这种技术是更大范围的改变的一部分，它是戏剧实践在整体上改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它和别的方面分开，它就失去其功能了。如今所有人都在运用布莱希特的这些技术。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地说，把布莱希特戏剧实践的革命归结为一些技术上的［……］简单秘诀，是对布莱希特革命的背叛。实践和技术完全是两码事。所有这些移置的结果，在场景和观众之间造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这是一种被移置的关系。布莱希特把这种移置效果表述为间离效果（effet-V），就观众本身而言，则是认同的终结。观众应该停止与舞台让他看到的那些东西相认同，他应该处于批判的立场，并且自己选择党派、判断、投票和作决定。剧作不能帮他决定什么。剧作不是一件现成的外衣。剧作不是一件外衣。观众应该在剧作的布料上，或确切地说，是在剧作给他提供的一片片布料上，亲手裁剪一件自己的外衣。因为在剧作里没有预制的外衣。简言之，没有主角。我没有时间来表明，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中，事情完全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引起哲学中的移置，这些移置具有双重的目标：在实践上废除哲学神秘化的作用，以及让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影响的人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作决定。不过还是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因为尽管有这么多相似，但戏剧不是哲学，戏剧的材料不是哲学的材料。戏剧是艺术，而哲学，则是理论。也许就在这一点上，布莱希特达到了自己的限度。他的确说过戏剧应该表明（montere）政治和科学，但始终应该是戏剧，因为戏剧是某种特殊的东西，不过，他没有很明确地说过在哪一点上戏剧是某种特殊的东西，他没有说过是什么使得戏剧就是戏剧，而不是别的东西。然而布莱希特的确给了我们一些正面的指点。例如，他说过戏剧应该通过演员的行为举止，以具体的、可见的方式来montere，即让人看到（fairevoir），而戏剧的特性就是要让人看到（montere），但他同样说过戏剧应该让人得到娱乐。因而戏剧的特性就是要让人看到某种重要的东西，同时让人得到娱乐。人们如何可能既让人看到，又让人得到娱乐，而娱乐又从何而来呢？对此，布莱希特给出了一些不很令人满意的说明。他倾向于把“让人看到”和让人认识到（科学）等同起来。（在布莱希特那里有一个Aufklärer[10]方面：“科学时代的戏剧”的主题，等等）他倾向于把娱乐解释为一种快乐，理解的快乐，感到自己能够参与改造世界的快乐，改造的快乐。他倾向于把对世界的改造同对观看者的改造、把现代科学同戏剧提供给观看者看到的客观认识纳入一种直接关系、一种短路。然而这些说明碰到了一些困难。主要的困难，布莱希特自己就提出了，因为他说过在戏剧［舞台］上出现的一切既非科学，也非生活，他说过必须让观看者不知所措，让他大失所望。这样的失望，如何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快乐呢？在这种快乐和戏剧必须要带来的娱乐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布莱希特的理论说明是不充分的，但我要再一次说，不应该认为这些理论说明就是布莱希特的全部。他的实践的内容，比他的理论说明的内容要多得多。至于我呢，我只想试着从布莱希特的——同时也是斯特雷勒[11]的——实践中，得出几点补充性的理论说明。首先，我要提出一个布莱希特自己回答过的、非常简单的问题：什么是戏剧再现（représentation）的材料？需要用什么材料，才能使戏剧再现——既在观众一边、又在演员一边——得以进行呢？事实是：戏剧存在。但要让它存在，必须在观众和舞台之间发生某种事情：因而必须有某种事情使戏剧交流成为可能，进而使戏剧实践得以施展。布莱希特说得很对：那便是人们的意见和行为。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语汇，我们可以说：戏剧的材料，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观念的体系，而且正如葛兰西很明确地看到的那样，它们同时是观念和行为，是行为中的观念，二者形成了一个整体。当观看者来看戏的时候，他们在头脑里和身体上具有一些观念和行为。在舞台上，人们让他们看到一些观念和行为，一些行为中的观念，人们让他们看到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使戏剧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了他们在头脑里、在身体上具有的东西。用一个老的说法——说得不错——在戏剧里，观众看到的东西，就是他自己。戏剧就像一面镜子，观看者在那里想要看到的，是他们在头脑里和身体上具有的东西，他们在那里是要认出自己（sereconnaître）。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承认（reconnaissance）（而非认识）。证明就是：我们可以在大众面对某个剧中角色的成功表演所做出的自发反应中发现这一点。观众说：“正是这样！像是真的一样。”这本身就是表达承认的方式，就像面对一幅肖像说：“正是他”。当观众来看戏的时候，他总是怀着最后能说出“正是这样”的希望来到这里的。当他认出自己的时候，当他确信认出了自己的时候，他就满意了。这是首要的满足。但要让这种对意识形态自我加以承认的快感真正甘之如饴，就必须冒一定的风险，这是有一定危险的风险。人们之所以为了寻求某种良好的自我确认、良好的自我承认而来看戏，是因为人们对自我不完全确信，是因为人们对自我有些怀疑。当然，人们不承认这一点，但它却构成了人们期待的快感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戏剧只有通过游戏这种风险、这种危险、这种怀疑，才能真正给人带来快感——就是为了最终排除一切风险、一切危险、一切怀疑。通过游戏这些担忧、这些怀疑、这些风险，戏剧高调说出了人们只是低调猜想的事情。这给观看者带来了双重的快感。首先，他笑了，因为他相信总是另一些人在担忧、在怀疑，等等。其次，他满意了，因为到头来一切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顺利解决，而快感则会由于人们擦肩而过的危险而倍增。最终，人们认出了自己，人们就说：这的确是真的，这话意味着他们认出了自己，他们得到了证明。当观看者来看戏的时候，他就接受了游戏的规则：恰恰是人们“游戏”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没有冒任何风险。戏剧是亚里士多德以及弗洛伊德所说净化：艺术是一种虚构的凯旋。翻译一下：虚构的凯旋，也就是虚构的风险。在戏剧中，观看者得到了一种看人玩火的快感，因为他确信没有火，或者火不是在他家里，而是在别人家里，不管怎样，是因为他确信在他家里没有火。如果人们想知道戏剧为什么会让人得到娱乐，就必须考虑这类非常特殊的快感：玩火的快感，没有危险，却带有双重的条款：1、这是一种没有危险的火，因为是在舞台上，因为剧作总是会把火扑灭，以及2、有火的话，那也总是在邻人家里。这里必须说邻人这个词，也就是指观众。因为观众是由邻人组成的。这使得戏剧区别于电影——人们谈论这一点已经很久——，因为戏剧的场景就在大厅里。历史上就是如此：在剧院里，人们在身体上，或者通过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重新发现了社会的不同阶级。剧院的大厅，连同它的优劣不等的位置，它的幕间休息，它的寒暄交谈，就是一个小社会，那里再生产着种种社会关系及其差异。下层人民来看大人物。大人物知道自己被关注。在剧院的大厅里，人们看到自己和关注自己。他们双重地看到自己：在大厅里，先于在舞台上看到自己。邻人们——舞台上的火是在他们家里——看似偶然地也在大厅里。小人物在大厅里满怀敬意地关注大人物，也嘲笑大人物——如果舞台上的火是在后者家里，或者，他们发现大人物在战胜其生活与意识的种种危机的舞台上也是伟大的。……[12][1]这篇文章（标题为《哲学与政治文集》法文版编者所加）原本是阿尔都塞为参加米兰小剧院于1968年4月1日在小剧院之友协会所在地组织的公开讨论而写，未完成，也未宣读。小剧院是米兰的著名演剧团体，阿尔都塞论戏剧的三篇文章都是为它而写。——译注[2]第一部是19世纪意大利剧作家贝尔多拉西的作品，后两部均系18世纪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所作。——译注[3]作者为此剧写了《“小剧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一文，收入《保卫马克思》。——译注[4]此处方括号里的文字为法文版编者增补，下同。——译注[5]参见注4。——译注[6]参见注6。——译注[7]参见注4。——译注[8]本文中的héros也须作“英雄”理解。——译注[9]指贝尔纳·多尔，“《伽利略传》和马车夫”一文。——译注[10]德文：启蒙者。——译注[11]乔吉奥·斯特雷勒，小剧院导演。——译注[12]文章到此中断，未完成。——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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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巴乌罗·格拉斯的信（1968年3月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论艺术致巴乌罗·格拉斯的信[1]（1968年3月6日）亲爱的格拉斯[2]：您的《阿莱基诺》的演出给人的印象不凡。意大利戏剧，意大利人民，以及在这个剧作中、在其构思、导演、角色表演方面的惊人智慧中仅仅“走了个过场”的人民，有某种东西是无可替代的。我敢保证，人们在读《阿莱基诺》首演经历的时候不会无动于衷，而这已经构成了再次演出的一部分。斯特雷勒那几页简洁的文字具有某种动人的美感[3]。这些文字不过是场景的另一面，是在观众之外、在一部作品的喑哑的历史中发生的东西，这部作品活在那些观看它的人当中，但在这之前，它就已经“活”在那些表演它的人当中了。这些文字超出了这另一面，对所有那些善于“倾听”的人，说出了与演员不同的其他许多人所忍受的痛苦，把他们从自身工作、斗争和生活中——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学会的东西作为遗产来授与。演员，就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就是那些行动的人。不错，您说中了阿莱基诺的要点，而索莱利[4]正是您想要用来统合一切的东西。他自己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个与两个世界相冲突的人，那些感到饥饿的人当中的一员，他们被迫用各种权宜之计摆脱困境，为各种不可理解的、力图压倒他们的力量所包围……一个平民百姓，最终还是通过他为了“自救”、甚至只是“为了吃饭”而必须采用的各种手段“拯救了他的灵魂”。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角色不曾“代表（représenté）”[5]、不是“代表”了某种来自民众抵抗及其狡计的古老经验的东西。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就这个不容置疑的主题略作补充。我是否可以说，在把索莱利的表演与其角色的意义联系起来的逻辑中，阿莱基诺的活力方面的颇为独特的性质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呢？我说的是索莱利，但我有可能对他表示的最大敬意，就是说他在表演角色方面的智慧实现了剧作内在的某种必然性，而别的演员则没有让人看到这一点，或在这种程度上看到这一点。这种必然性正是在阿莱基诺的活力中得到了实现。直截了当地说吧，这种活力在我看来有着某种惊人的象征负荷，其性质是性的。阿莱基诺总是“有”[6]饥饿。但他又不只是饥饿。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一时间有点细致地“关心”了侍女的女性特征，他才“是”性。阿莱基诺之所以是性，不是在通俗的、甚或“具体的”性欲的意义上，而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象征的意义上。正是由于他——在与构成剧作的所有角色形成对抗的、精准的“表演”[7]中——作为饥饿的那种方式本身，他才是性。他与自己的物理身体的关系，双肩上的头颅，面具，一切动作的圆滑，源自各种不平衡的非同寻常的平衡，像这样被动作及其动力所包裹的身体；这种每时每刻脱离地面的轻便，在预示另一运动的运动之初总是悬在空中的一只脚，他的永远的迸发，他的投射，他的跳动，他的跃进，这种从不呆在任何地方却又到处出现，而且能够站起、躺倒、昂首、低头、俯趴、仰卧的方式，这种使他从幕后、从他主人的两腿间突然出现，使他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到处存在的分身有术——总之，就是那赋予他以身体的一切；这个身体有着与其物理身体层面不同的其他一切层面，发挥着与其搭档们的物理身体完全不同的功能。“看”不到这个身体不是一个身体，而是像性一样象征地“发挥着功能”，是不可能的。我差不多要说，阿莱基诺的饥饿不仅仅是饥饿：这是一种感到饥饿的性。我们很容易“重新抓住”这个“身体”的所有属性——它们在自身所属的空间中，构成了阿莱基诺的一切坚持不懈、纠缠不休的“动作”——，而且指出，正是这个奇特的身体（其他人根本不具备同样的身体）的属性，在角色之间交流的、精准的表演中，通过其“形式”的形象化本身，定义了“发律司”[8]的象征功能。阿莱基诺的“活力”不仅仅是一个感到饥饿的人的活力。这是一个对饥饿感到饥饿[9]的人的活力，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这是“力比多”的活力。所以并非偶然的是，阿莱基诺既是全剧的中心，同时又不可把握。是全剧的中心，因为他为所有的人而对饥饿感到饥饿。他是其他人如果不是他们现在的样子就会成为的人，他的特点正是他们所缺少的东西。没有他，其他所有人都不可能有片刻“活”在舞台上。他们只因他而“活”，他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把握的（就这个词的两重意义而言：他们不能“抓住”，他们也不能“掌握”、“理解”他究竟代表了什么）。他是不可把握的，因为他虽是全剧的中心，却又永远不在自己的位置上，他永远不在该剧的物理“中心”，因为这个中心在世间任何舞台上都没有一个位置。而且，如果说他侍奉一男一女“二主”的话，这大概也并非偶然：因为没有他，男人和女人就都不存在了。我寻思，索莱利的诠释（即便它与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说，即便它“发现”了传统）是否在一个有着饥饿和性——或者用不那么粗鲁的话说，有着饥饿和对饥饿的饥饿——的民众的角色中，显示了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重影。这种重影也许让我们隐约看到了，对“人民”的“位置”的占据，给那个“代表”人民的角色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出奇的特权：能够同时说出两件事情（就像他同时“侍奉”两个主人）。能够同时“说出”饥饿和性，饥饿和对饥饿的饥饿，并且出于这个理由而成为唯一一个本身就是生活的角色。因此，如果有人在这种特权下稍加寻找，他首先会发现，只有人民才能“说出”这些事情，高声“说出”这些事情，高声说出这件其他所有人都闭口不说的事：即这个（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的人们的）世界，归根到底建立在“名”为饥饿和性的两种“［现］实”的基础上。只有那些感到饥饿的人才能对饥饿直呼其名，然而，为了直呼其名，就必须说，饥饿也是性，必须“是”性。这个性，能够也应该在多重意义上——而不是在性欲（它的那些约定俗成的，甚至“大众的”形式，在这部十分羞涩的剧作中全都缺席了）的单一意义上——来理解：首先理解为最普遍意义上的对饥饿的饥饿，它可以冠以活力这个总的名称，或者更确切地，冠以战斗性的名称，冠以为了“脱身”、为了不让自己被压倒，为了“生活”——也就是为了活下去，同时战胜那些拥有一切手段、一切权力的对手：那些饱食终日的人、那些在“婚姻”中同样支配着社会关系和性关系的人——而斗争的欲望的名称。如果说，正是从人民的“位置”，人们才能发现饥饿=性，才能说出它（阿莱基诺说他感到饥饿）或“是”它（阿莱基诺是性），那是因为正是在人民的位置内，人们才感到饥饿，人们才对饥饿感到饥饿，人们才在生活（那里的事物恒久以来就属于阶级社会）中写下：饥饿=对饥饿的饥饿=斗争的意志。这么说，我也许超出了哥尔多尼文本的字面意思，或者超出了您对阿莱基诺的诠释。我不相信：我恰恰是在字面上理解了写在构成这个角色的奇特形式中的东西，这个角色是在舞台的人性空间中构成的，他在那里因为不在任何地方而到处存在——这个因为他“是”性而说他“有”饥饿的角色，阿莱基诺。[1]本文由王立秋先生译出初稿，谨表谢忱。这封信写于作者在巴黎奥贝维利埃观看小剧院演出的哥尔多尼名剧《阿莱基诺，一仆二主》之后。1968年4月1日，作者应邀在米兰的小剧院之友协会参加公共讨论期间，请《阿莱基诺》的导演斯特雷勒用意大利文读过这封信。[2]巴乌罗·格拉斯，时任米兰小剧院院长。——译注[3]指斯特雷勒在演出节目单上写的一篇文字，其中介绍了1947年他在小剧院首次执导《阿莱基诺》的经历。——译注[4]费卢西奥·索莱利，扮演阿莱基诺的演员。——译注[5]représentation这个词及其动词形式，在涉及戏剧时通常就指“演出”，但有的时候需要译成“再现”，有的时候则有“代表”的意思。——译注[6]剧中的仆人阿莱基诺总是感到饿；这里的“a（voir）”，在语境中就是“感到”的意思，在打引号的时候强调字面义“有”。——译注[7]在本篇及下一篇中，“jeu”一般翻译成“表演”，但该词也可以指“游戏”，更有“（起）作用”的意思，作者加引号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译注[8]phallus，拉康精神分析用语（通常据英文发音译作“菲勒斯”），指阳具作为“欲望的能指”，在主体内和主体间辩证法中承担的象征功能。——译注[9]原文为“afaimd’avoirfaim”，法文“faim”（饥饿）也有“渴望”的意思，所以这里也可以解作“对饥饿感到渴望”。——译注 |
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译者：陈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题记】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论艺术的文章，以往译成中文的共三篇：《“小剧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关于对艺术的认识的信（答安德烈•达斯普雷）》，《克勒莫尼尼，抽象的画家》［三篇文章的标题均由译者根据原文重新译出。——译注］。1995年整理出版的阿尔都塞遗著《哲学与政治文集》第二卷（Écritsphilosophiquesetpolitiques，Tome2，Paris，Stock/IMEC）专辟“艺术论辑”部分，收入七篇文章，包括前述三篇中的后两篇；加上属于《保卫马克思》一书的《“小剧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总共八篇，应该就是现在保留下来的、阿尔都塞论艺术的全部文章了（书信、日记中的片断除外）。换言之，这位对文艺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其实是很少谈论艺术问题的——这个意味深长的特点，也使得上述文本弥足珍贵。以往没有译成中文的五篇，也未见有英译本，所以迄今鲜为人知，译者就此从法文把它们一并翻译出来，以飨同好。译文分两期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6期和2013年第1期上。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译者：陈越·致巴乌罗·格拉斯的信（1968年3月6日）·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1968年）·在超现实主义面前：阿尔瓦雷兹－里奥斯（1962年）·论卢西奥·方迪（1977年3月）·林（1977年） |
列宁全集第五卷——年表（1901年5月—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列宁全集》第5卷年表（1901年5月—12月）1901年5月—12月列宁侨居慕尼黑，领导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争取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斗争；主持《火星报》的工作。5月5日（18日）致函米·格·韦切斯洛夫，同意《火星报》柏林协助小组出版通报的计划，指出这个计划必须从组织工作角度仔细研究，通报的纲领应同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编辑部声明草案中提出的纲领相一致，通报的出版和编辑工作由柏林协助小组临时负责；在《火星报》国外组织公开成立以后，通报要移交给新选出的书刊出版委员会负责。5月6日（19日）分别致函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建议他们在狱中要给自己规定一套正常的作息制度，每天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要根据现有的书籍安排好学习，使学习内容多样化；向他们介绍学习外语的经验。5月9日和15日（22日和28日）之间致函《火星报》印刷厂，要求改变《火星报》第5号的文章编排次序。5月11日（24日）给在莫斯科的《火星报》代办员尼·埃·鲍曼复信，感谢他寄来关于《火星报》发行情况和收支情况的报告；详细询问他的工作近况：告知《火星报》编辑部经费发生困难，建议他节约开支，最好迁移到靠近俄国边境的地方去组织报刊的运送工作。5月11日—17日（24日—30日）会见“斗争”社领导人达·波·梁赞诺夫，就该社给《火星报》撰稿的条件问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的联合问题交换意见。5月12日（25日）函告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斗争”社又打算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的联合问题进行谈判；同意召开这些组织的代表的预备会议；要求阿克雪里罗得催促“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尽快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询问《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的出版计划。5月13日（26日）以前着手撰写《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5月13日—15日（26日—28日）《从何着手？》一文作为社论在《火星报》第4号上发表。该文论述了在俄国建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具体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在《怎么办？》一书中又有了发展。5月上半月列宁迁移到施瓦宾（在幕尼黑市郊）居住。5月15日（28日）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函请罗·爱·克拉松对这两个报刊给以财力支援。阅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阿斯特拉罕的莉·米·克尼波维奇的信，在信后附笔询问国内组织出版《火星报》的计划，强调必须为党的共同工作节约人力和物力。5月19日（6月1日）函请普斯科夫的潘·尼·勒柏辛斯基和彼·阿·克拉西科夫尽力搞好《火星报》的运送工作。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知同意在《曙光》杂志第2—3期上刊登民粹派革命家弗·卡·杰博戈里－莫克里耶维奇的回忆录；介绍《火星报》第5号的内容，并请他催促“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尽快答复同意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代表预备会议。5月23日（6月5日）阅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斯摩棱斯克的Ｂ．Ｃ．克列斯托夫的信，在信后附笔具体指出通过边境秘密运送书刊的方法。5月25日（6月7日）致函在波多利斯克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感谢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寄来报纸，并请他今后继续寄些俄国报纸；还告诉从出版者那里收到250卢布，目前经济情况不错。5月30日（6月12日）函告格·瓦·普列汉诺夫《曙光》杂志第2—3期补充一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反对尼·业·别尔嘉耶夫的文章。5月底撰写《新的激战》一文，摘录《新时报》，起草文章的详细提纲。5月在慕尼黑的施瓦宾第一次会见罗莎·卢森堡，商谈请她给《曙光》杂志撰稿的问题。春季在慕尼黑经常同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广泛交谈各种问题，向她介绍《怎么办？》一书的提纲和写作情况。5月—6月指导向国内运送《火星报》的组织工作。同《火星报》巴库小组商谈由弗·扎·克茨霍韦利筹办的巴库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的问题。多次致函各地《火星报》代办员，指示他们把已出版的各号《火星报》的材料交基什尼奥夫《火星报》秘密印刷所翻印。6月4日（17日）致函《火星报》柏林协助小组代表米·格·韦切斯洛夫，要求他详细报告《火星报》的工作和将来的各项计划。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奥列霍沃－祖耶沃的《火星报》代办员伊·瓦·巴布什金的信。信中通知巴布什金，《火星报》发表了他写的通讯；请他撰文批驳《俄国财富》杂志刊载的诽谤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的文章；还问他最近几号《火星报》收到没有，有没有工资收入。6月4日（17日）以后从1901年6月17日《泰晤士报》第3683号上摘录有关圣彼得堡工潮的材料。6月5日和9日（18日和22日）之间致函巴库的列·叶·加尔佩林，认为寄运的书刊还有可能收到；询问《火星报》在高加索翻印的计划；建议尽一切力量为《火星报》筹集经费和寻找新的运送路线。6月11日（24日）以后从1901年6月24日《法兰克福报》第173号上摘录有关圣彼得堡工潮的材料。6月12日（25日）以前阅读寄自彼得堡的一个工人的来信，信中热烈赞扬《从何着手？》一文和《火星报》第4号。6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致函莫斯科的尼·埃·鲍曼，告诉他书刊有可能运过国境，请他检查这条运送路线和安排书刊的接收工作。6月24日（7月7日）以前参加制定《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等组织联合的方案。会见路过慕尼黑的卡·考茨基，同他就社会民主党的各种活动包括他为《曙光》杂志撰稿的问题交换意见。撰写《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6月24日（7月7日）致函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告诉他国内有消息说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请他尽快把党纲草案拟定出来；还告诉他《曙光》杂志第2期的内容。6月24日和26日（7月7日和9日）向《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党纲草案的问题。6月24日—8月17日（7月7日—8月30日）在《火星报》编辑部讨论《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时，列宁和编辑部其他成员在对自由派的态度问题上发生分歧。列宁拒绝改变文章基调和对自由派的原则立场。6月26日（7月9日）会见从伦敦途经慕尼黑回国的《火星报》代办员维·巴·诺根和谢·瓦·安德罗波夫，商谈回国后如何在各地开展工作的问题。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他《火星报》第6号和《曙光》杂志第2—3期的内容；还告诉他国内正议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请他同格·瓦·普列汉诺夫一起加紧拟定党纲草案的工作。6月26日（7月9日）以后把《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寄给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6月29日（7月12日）以前参加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新章程草案的起草工作。6月30日（7月13日）致函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告诉他已开始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感谢他要寄来维·米·切尔诺夫引用的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材料；请他把威·李卜克内西的《论土地问题》一书寄来并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提出意见。6月列宁论述奥布霍夫炼钢厂工人举行罢工遭到沙皇政府镇压的《新的激战》一文和《机密文件》一文在《火星报》第5号上发表。6月—9月撰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批评修正主义者，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并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土地纲领奠定了基础。写反驳谢·尼·布尔加柯夫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的意见提纲。7月8日（21日）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请他把威·李卜克内西的《论土地问题》一书寄来，把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记录、《先驱》杂志以及为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所需要的书籍寄来。7月12日（25日）致函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感谢他寄来关于土地问题的书籍，告诉他正在集中精力撰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认为对修正主义者应当狠狠批判。7月13日（26日）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知已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作了某些局部修改，在枝节问题上缓和了一些，但不作原则性的修改；强调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影响和经济主义对工人的影响是一样的，都必须予以抨击。7月14日（27日）阅读并修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彼得堡维堡区的奥·亚·恩格贝格的信，信中谈到如何更好地改善向国内运送《火星报》和其他书刊的问题。在慕尼黑的《火星报》编委开会讨论《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并决定在《曙光》杂志上发表。7月下半月复函维尔诺的谢·奥·策杰尔包姆，批评在彼得堡筹建《火星报》俄国组织的地区机关报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和狭隘的，强调在俄国更好地运送和发行《火星报》极为重要。7月17日（30日）以前撰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的后记。这篇后记没有找到。7月17日（30日）致函住在瑞士沃州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他已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会面并开始撰写党纲草案表示高兴；感谢他寄来有关土地问题的书籍；告知马上就把Ｂ．库列曼的《工会运动》一书寄给他；认为必须对宣扬唯心主义迷惑人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家尼·亚·别尔嘉耶夫进行批判。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知决定在7月26日和30日（8月8日和12日）之间去苏黎世秘密会见宣传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自由社”的组织者尔·纳杰日丁，然后会见阿克雪里罗得。7月18和30日（7月31日和8月12日）之间修改并补充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执笔写给巴库的列·叶·加尔佩林的信，代表《火星报》编辑部同意巴库秘密印刷所使用从国外寄回去的纸型翻印《火星报》；解释这种印刷方法的优越性和尽快使用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参加制定《火星报》俄国组织章程草案。该草案于1901年8月寄回俄国。阅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给基什尼奥夫的列·伊·戈尔德曼的信；在信后附笔，认为最重要的是尽快拿到在俄国境内出版的《火星报》。7月《宝贵的招供》一文在《火星报》第6号上发表。8月11日（24日）致函正在瑞士海利根施文迪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征求他对尤·米·斯切克洛夫的《那么，从何着手呢？》一文的意见，并谈到尤·奥·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所采取的纵容姑息的策略和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说这篇文章是卑鄙的、变节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在《曙光》杂志上发表。列宁还提醒要尽快制定党的纲领。8月13日（26日）以前列宁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寄去自己对他的《Ｃａｎｔ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一文的意见。这篇文章准备在《曙光》杂志第2—3期上发表。8月17日（30日）以前《危机的教训》一文在《火星报》第7号上发表。8月17日（30日）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告诉他《火星报》第7号已经出版和《火星报》第8号将要刊登的内容；还说自己完全陷在土地问题上面了。8月19日（9月1日）致函在波多利斯克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请她到彼得堡去，向司法机关控告在审理玛·伊·乌里扬诺娃和马·季·叶利扎罗夫一案中的非法行为；告知自己将到瑞士安·伊·叶利扎罗娃那里去一趟。8月27日（9月9日）以前撰写《农奴主在活动》一文；摘录1901年6月8日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法令；写提纲和文章的另一种稿本。8月28日（9月10日）《农奴主在活动》一文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短评在《火星报》第8号上发表。8月把《火星报》俄国组织章程草案寄给《火星报》代办员，请他们讨论并将意见寄来。8月—10月准备付排《曙光》杂志第2—3期。9月3日和23日（9月20日和10月6日）之间多次会见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夫妇，同他们商谈关于建立《火星报》国内组织的计划。9月8日（21日）致函在波多利斯克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诉她从安·伊·叶利扎罗娃那里得到的关于玛·伊·乌里扬诺娃和马·季·叶利扎罗夫的案件已侦讯完毕并移交给检察官的消息，认为请求保释他们的申请有可能获准；请母亲到彼得堡去进行保释活动，并告知彼得堡熟人的地址。不晚于9月16日（29日）在慕尼黑会见埃·李·古列维奇，就他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撰稿问题同他交换意见。9月16日和19日（9月28日和10月2日）之间离开慕尼黑去苏黎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9月20日（10月3日）在苏黎世出席《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及“社会民主党人”等组织的代表会议。会议委托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发言。9月21日（10月4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和“斗争”社）“统一”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记下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对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提出的修正案；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解释他们对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态度和对经济主义的态度；发言批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立场。9月21日和23日（10月4日和6日）出席《火星报》编辑部全体编委会议。会议讨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以及建立统一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问题。9月22日（10月5日）出席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代表及“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一起在宣读同“联合会”彻底决裂的声明以后，退出“统一”代表大会会场。9月22日或23日（10月5日或6日）出席《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及“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员会议，这两个国外组织统一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致函代表大会秘书柳·伊·阿克雪里罗得，请她将“统一”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寄到慕尼黑；告知自己即将离开苏黎世返回慕尼黑。从苏黎世返回慕尼黑。10月2日（15日）以后阅读尔·马尔托夫以《火星报》编辑部名义写给彼得堡《火星报》小组的、关于询问该小组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关系的信；在信后附笔要求向《火星报》编辑部报告“协会”中有哪些派别，其代表性如何，是否有能干的和有威信的人物等。10月8日（21日）以前把刊载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的《新时代》第1期寄给格·瓦·普列汉诺夫。10月8日（21日）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谈《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问题、自己给《曙光》杂志第2—3期写《内政评论》一文的打算和《怎么办？》一书的写作进程。10月8日（21日）以后为《曙光》杂志撰写《内政评论》一文。10月9日（22日）接到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关于告知缺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某些文件，因此在短期内不能写好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来信；复信建议她按先后顺序复制提交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所有文件和声明，缺少的文件可向大会秘书加·达·莱特伊仁和费·伊·唐恩索取，搜集到的材料尽快寄日内瓦出版。10月20日（11月2日）致函格·瓦·普列汉诺夫，询问党纲草案的起草工作何时结束，告知自己已写完《内政评论》一文。10月20日（11月2日）以后撰写《评〈自由〉杂志》一文。10月21日（11月3日）致函巴黎的埃·李·古列维奇，告诉他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成立并不影响他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之间的撰稿关系，问他是否愿意继续撰稿。函告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去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路费已经寄出。10月31日（11月13日）收到埃·李·古列维奇表示同意继续为《火星报》撰稿的复信。10月会见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来的北方工人协会代表弗·亚·诺斯科夫，同他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有关的问题交换意见；听取关于北方工人协会工作情况的介绍。撰写《同饥民作斗争》一文。《同饥民作斗争》、《答圣彼得堡委员会》、《国外情况》三篇文章在《火星报》第9号上发表。11月6日（19日）函请格·瓦·普列汉诺夫对寄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亚·尤·芬－叶诺塔耶夫斯基的《现代工业危机》一文提出意见，告知《火星报》大多数编委和撰稿人都赞成立即将“统一”代表大会的文件印出来。11月14日（27日）复函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感谢她寄来她的《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及其发展》一书；告知自己正在写《怎么办？》一书。11月18日（12月1日）函告日内瓦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同意他对亚·尤·芬－叶诺塔耶夫斯基文章所提的意见，请他负责修改；认为《火星报》经济栏和历史栏的内容都很贫乏，需要加以改进；要他尽快将党纲拟定出来。11月20日（12月3日）以前《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一文在《火星报》第10号上发表。11月20日（12月3日）《芬兰人民的抗议》一文在《火星报》第11号上发表。11月27日（12月10日）以前致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建议普列汉诺夫去参加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告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也将召开会议，为此，希望普列汉诺夫去布鲁塞尔开完会以后，再回到幕尼黑参加编辑部会议；也请阿克雪里罗得届时来参加编辑部会议。随信寄去《曙光》杂志第4期的计划。这封信没有找到。11月审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材料，准备把它印成小册子出版，并为这本小册子写序言。11月—12月加紧写《怎么办？》一书。12月5日（18日）以前《火星报》国内代表来函，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主要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各国外组织之间的分歧。列宁复函建议把会议推迟到详细分析各种分歧、彻底揭露工人事业派的全部危害的《怎么办？》一书出版以后；拟定保证《火星报》拥护者行动一致和《火星报》路线得以贯彻的一系列措施。12月5日（18日）致函基辅的因·格·斯米多维奇，对列·伊·戈尔德曼利用基什尼奥夫《火星报》印刷所印刷经济派的《前进报》表示愤慨，要求立即处理这种空前放肆的行为。12月6日（19日）以前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写贺信，祝贺他从事革命活动25周年。12月6日（19日）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12月4日（17日）关于社会党国际局即将开会的来信，复函告知已经去信请他到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召开的这次会议，旅费已经寄去；邀请他会后再到慕尼黑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会议，解决关于党纲、关于《曙光》杂志第4期内容等问题；还请他为《火星报》撰写一篇关于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短评。函告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已请格·瓦·普列汉诺夫到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会后到慕尼黑参加编辑部会议，同时请他也到慕尼黑来开会，以便解决关于党纲、关于《曙光》杂志第4期内容等问题。《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在《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12月8日或9日（21日或22日）《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内政评论》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题为《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这是第一篇用“尼·列宁”署名的著作”）在《曙光》杂志第2—3期上发表。12月10日（23日）致函苏黎世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证实曾把一封写给格·瓦·普列汉渤夫的挂号信寄到他那里，请他向邮局查询一下；问他是否收到《曙光》杂志第2—3期，以及能否审阅《怎么办？》一书。12月20日（1902年1月2日）《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和《关于“南方工人”的来信》短评在《火星报》第13号上发表。12月21日（1902年1月3日）以前收到基什尼奥夫《火星报》秘密印刷所翻印的第一份《火星报》第10号。致函列·伊·戈尔德曼，指出改善《火星报》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强调《火星报》的整个前途取决于它能不能克服地方手工业方式和地区隔绝状态，真正成为全俄报纸。12月21日（1902年1月3日）致函列·伊·戈尔德曼，祝贺在俄国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第10号获得成功；指出《火星报》只有在国内建立一个巩固的核心，才能消除混乱现象。12月31日（1902年1月13日）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实践部分某些条文的草稿。1901年年底由列宁作序的《“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1901年写《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提纲。在慕尼黑同正在俄国并与彼得堡组织有密切联系的《火星报》代办员叶·德·斯塔索娃通信。致函波尔塔瓦的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建议她作为《火星报》代办员前往敖德萨做地下工作。召请《火星报》代办员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出国汇报敖德萨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两地贯彻《火星报》方针的情况。1901年底—1902年初读发表在《新时代》杂志和《前进报》上的卡·马克思和卡·考茨基关于制定社会民主党纲领问题的文章并作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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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五卷——《同饥民作斗争》一文材料（1901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同饥民作斗争》一文材料（1901年10月）8月17日的通令中有三个主要情况引人注目：（A）官僚组织：省长、县贵族代表和地方官。（B）确定缺粮和粮贷的标准。[第5条和第10条]（“只要不饿死就成”。）（“挨饿吧，不过别饿死”。）（C）“反政府的鼓动”。[第16条][须知这是谎言，因为利用救济来造反、举行游行示威等等是从未有过的事。］这不是在同饥荒作斗争，而是在同饥民作斗争，主要是在同对饥民的救济作斗争。（与（A）有关。）（1）这些官吏都是公务压身，而且主要是警察事务。内务部最后来确定关于灾情的%的问题（2）各省省长：他们的关心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条件”……所有其他官吏都听命于他们；根据他们的指示发放红十字会的救济；私人要晋见他们；开办食堂选用助手要由他们批准等等。（3）各县贵族代表照管各县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县中央粮食管理局”］（4）地方官——编造名册——主持本区的公共工程（第14条）。（5）办公费用已作规定（第7条和第8条）。（6）总的训令：节约使用拨款以及——“道德堕落”，“奢望”……8月17日通令中的奇谈怪论1.受灾范围（12个省）。2.新折粮食机构违抗命令（1900年6月12日）。3.“各项”（！）措施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条件”——要各省省长采取“特殊的”措施（等等）（第322条还谈到“提高城乡福利”，而第323条：把人民用粮的供应办法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4.讨论哪些县是“受灾县”。“这个问题应由内务部最后决定”（！！）（5）不算受灾县的——1.＜1／3的乡2.缺粮是“通常的”，“年年”靠“工资收入”购买不足的口粮3.依靠地方财源能够过得去。（6）“受灾县”的情况将公布于《政府通报》。（7）各县主管粮食的专人——“县贵族代表”──→［＝“县中央粮食管理局”］。供开支用——专款。＋一次拨1000卢布用于“粮食公务”（原文如此！）。（8）各省（有大量受灾县的）增加1000—1500卢布用于“省级机关办公费用”。（9）过早编造名册的害处：“奢望”等等。（10）标准：（a）每俄亩的平均产量——平均用粮标准（b）每户48普特（c）48∶2。（d）48∶2＝24。24—（33％—10％）……“……不大会有任何夸大……”（11）作播种用的不＞3口人份的1／2[根据有关农民的条例]。同时；（а）节约使用拨款；（b）避免对殷实户发放会引起“道德堕落”的救济金。（12）对“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进行救济，“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的观点来看，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救济（！）（13）公共工程……主要是从修路款项支出，它……＞250万（！！）[仅此而已！］（14）零星公共工程根据地方官的安排（“可能折和有益的工程”），钱由他们掌管。（15）“通常”“非常大规模的”救济来自红十字会方面。（16）“反政府的鼓动”（“往往”，“通常”）“激起不满和苛求”（“缺粮没有得到救济”，“不可避免的经济破坏”等等）。官样文章，引用监护法令（其意义同于“禁止任何人酗酒”的法令），有长达18行的（还有36（！！）行的）复合句，打着官腔反复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大话连篇等等。“已阐明的目的”等等。↓例如，提醒——“各所属机关特别注意务必给予力所能及的协助”等等。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405—408页 |
列宁全集第五卷——对梁赞诺夫《两种真理》一文的意见（1901年9—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对梁赞诺夫《两种真理》一文的意见[150]（1901年9—10月）页码1．作者着重提出了马克思（关于两种途径）的话，其实这些话是在一定条件和特殊情况下讲的。而作者竟歪曲事实，把关于两种途径问题的提法本身强加给马克思。7．“嘲笑”70年代的人物（扭转历史车轮），这证明不“仅仅毫无能力采取历史观点”，它还证明在理论上贬低了70年代的人物（同40年代和60年代的人物相比）。7ａ．作者强调米海洛夫斯基反对过瓦·沃·，却不提米海洛夫斯基更经常和在更大程度上是和瓦·沃·意见一致的，这是在给米海洛夫斯基涂脂抹粉。8．这是惊人地歪曲事实：把“民意党”和“到民间去”的覆灭悲剧竟记在米海洛夫斯基的帐上。文章是专门论述米海洛夫斯基的，此人的堕落恰恰是个人的因素，他命运中“可悲的东西”一钱不值，而可笑的东西倒有点价值。9．把痛斥米海洛夫斯基和“给70年代革命社会主义者一代人抹黑”混为一谈是愚蠢的。9．注意“他拒绝”深入研究革命的大多数人在合法著作中的反映。9—10．如饥似渴地倾听门外汉的意见的是一切“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和被放逐的人”（70年代的）？？？13．“社会问题被个人问题所取代”（直到页末注意）。（皮萨列夫精神。）│？？│15．……（皮萨列夫）“乐观愉快地宣扬个人幸福”。———“个人主义理想”。│？？│18．″″″″″″″“埋头于个人自我修养问题的人们”。24—25．（第3节）对（70年代）革命者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了说明，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被混同于米海洛夫斯基思潮。28—29．米海洛夫斯基常常“牺牲”一种真理。但是，对他的活动的“后期”我们并不感兴趣。米海洛夫斯基只是作为70年代和80年代青年中某一流派的代表才引起我们注意。31．“自然给智慧”确定了哪些“界限”？（认识论。）29—35．叙述“真理体系”。35．……这个体系“力图在现实中寻找这样一种社会要素……”即一种“关心理想的实现”的社会要素。41．从与尤佐夫之流的争论（枯燥无味的复述）——突然转向雅科温科（1886年）。46—48．一类货色＝特卡乔夫接着是阿克雪里罗得并转向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切叙述得枯燥无味，而且很少涉及“上述二人”和米海洛夫斯基。还有尼·—逊（第52页）！！——以及米海洛夫斯基根据他所作的结论（第53页）。第5节，从第57—77页（第78—80页论“批评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枯燥已极，只是在第82页上才回到“旧的真理”上。——第85页——我们反对把世界分为本体和现象[151]。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402—404页注释：[150]这篇文献是列宁对达·波·梁赞诺夫1901年夏为《曙光》杂志所写的《两种真理》一文提的意见。梁赞诺夫的文章没有被《曙光》杂志编辑部采用。列宁在意见中所指出的页码是梁赞诺夫寄给《曙光》杂志编辑部那篇文章手稿的页码。——365。[151]本体和现象是康德哲学中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康德认为，本体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为人的认识所达不到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现象是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形成经验材料、再加上人的感性和知性的先天形式而产生的，是人的认识的对象。——367。 |
列宁全集第五卷——《农奴主在活动》一文材料（1901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农奴主在活动》一文材料（1901年8月）1培植地主对高贵的贵族的新赏赐1901年6月8日法令的要点。（A）出售（B）出租}托博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草原总督管区[147]、伊尔库茨克总督管区和阿穆尔河沿岸总督管区（第1条）。可见，都是西伯利亚最好的地方（A）（1）拍卖（第8条）（2）按自由价格｛对工厂、农业企业而言（第9条）｝（a）数额达3000俄亩（！）（第5条）——而经特别许可数额还要多（第6条）和（β）同农民的土地交错在一起（第4条）。（γ）此后不得给予或售予异族人（第7条）。｛亦不得给予或售予非俄罗斯臣民。｝［第9卷第762条[148]，可见，也包括括括犹太人。］要点：1．关于贵族份地的特别会议。2．数额：3000。期限——99年。3．优惠出售（37年）。5年之内租金＝0。4．特权［＞3000；按自由价格；＞1年；出租］；与1有关？5．只给贵族，不给异族人。6．“交错在一起。”出租一茬土地。《俄罗斯新闻》8月1日在乌法省（1个县！！！）[149]私人占有者出售官地获取587696卢布9－63426卢布1———————＋524270卢布两年之后，54000俄亩中卖掉39683俄亩＝72.5％。（B）期限达99年（第13条）。只给贵族……（第11条）（“从政府的意图来看是理想的……”）租金不低于农民的代役租（第16条）。租金在最初5年之内不予征收（第16条）。违交租金的罚金（每月为1/2％），一年以后收回……（第18条）但“在有特殊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允许延期至3年（第19条）。转租［“一茬以上土地”注意，注意］——须经许可（第20条）。租用土地上的工程设施由农业和国家产业部的官员检验（第21条）。按5％出售并在37年内偿还（第25条）。［而售价＝租金×20］（第23条）。付款可延期1年（由国家产业管理局批准）至3年（由大臣批准）。［法令已经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通过。］2培植地主对高贵的贵族的新赏赐［注：这个最初的标题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1．颁布了关于西伯利亚土地拨给私人的法令，无论按其颁布时间还是按其性质来看，该项法令都极其重要（比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更为重要），值得注意。2．我国政府对贵族的种种支持是由来已久的——又是贵族银行，又是糖的定额，又是授予地方官的职位，又是把酒销售给国家，等等，而现在又增加了一种赏赐：让居民服从于地主。3．新的法令在造成一个新的剥削者阶级——靠千百万穷苦人的供养过寄生生活。4．法令的要点。贵族份地（特别会议）。只对贵族出售（不对异族人）和出租。5．数额——3000（！）。期限99年。6．优惠出售（37年）和出租（5年免交租金）。7．特权（付款延期；＞3000俄亩按自由价格等等）。8．“交错在一起”和一茬土地。9．可能的转卖。奉送。（乌法省的例子。）评论意见10．——（4）。11．——（1）。12．——（2）。13．——（3）。14．——（5）和（6）。15．在危机和饥荒年代——这就是政府首先最关心的事情。政府的真面目——农奴主本性在这里暴露无遗。指出：（1）同饥荒的对比。几百万的赏赐。（2）同移民问题的联系。（由于劳动力在俄罗斯涨价而产生对移民的惧怕。）在西伯利亚造成一个稳定的雇佣工人阶级。[“交错在一起”］［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3）同政治“意图”的联系：在西伯利亚培养“地方”分子来同西伯利亚的“流放的”知识分子相抗衡。（4）法令的颁布正是在铺设铁路和废除流放之后。［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5）使西伯利亚比较殷实和独立的农民降低到半农奴的水平。（6）暴露出俄国政府对大土地所有制的作用的真实看法，即把它看作是专横和掠夺制度的最好支柱，是束缚劳动群众的最好羁绊。3文章结尾部分的另一稿本政府和它的支持者，倾向贵族的政论家（维护贵族利益的办报人），当然是竭力以种种冠冕堂皇的词句——谈论什么发展示范农场的经营水平——来掩盖这种赤裸裸的盗窃。在这里，所谓发展经营水平是指把半农奴制从俄罗斯转移到西伯利亚，使陷入贫困的农民走投无路，不得不在事实上象旧时那样去服劳役。靠公文命令和盗窃国家财产建立不了示范农场，拨给土地只能使贵族居间渔利，他们靠转卖大发横财，其手段之无耻更甚于他们非常鄙视的富农和高利贷者等等。即便土地不被转卖，建立的也不是示范农场，而是以盘剥农民为手段的经济，以各种高利贷勾当（贷款，贷粮换工等等）为手段的经济，亦即地地道道的富农经济。他们还谈论贵族领主分子的政治意义：在西伯利亚，当地知识分子中流放犯居多数，据说应该在那里建立国家政权的可靠支柱，即培植地方分子。这些关于大土地占有者的政治意义的议论所包含的道理比那些使用这一论据的人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也深刻得多。这种议论清楚地表明，警察国家依靠什么样的支柱才能存在：它必须造成一个大剥削者阶级，使这些人在一切方面都对政府感恩戴德，永远依靠政府（譬如说，在某种条件下政府可以从官地租户手里把土地收回），让他们用最卑劣的手段（高利盘剥，居间渔利，放高利贷）攫取收入，从而始终成为任何专横和任何压迫的可靠支持者。政府的亚洲式的政策需要有亚洲式的大土地占有制作为支柱，需要有“分配领地”的农奴制作为支柱（既然现在不能象上个世纪那样分配有农奴居住的领地，那就分配同农民居住地交错在一起的土地，这些农民由于贫困将不得不去服同样的劳役）。所以我们准备同意《莫斯科新闻》和《公民》的说法，即从沙皇政府的政治意图来看培植地主的确是必要的，因为专制沙皇现在不采用农奴制的手段等等是支撑不住的。资产阶级（现代的）对边疆地区空闲土地的政策就是将它们卖给农场主和农民，这些人形成大量的富足的居民（象在美国那样），对资产阶级的产品提出巨大的需求，引起整个工业生活的空前活跃。农奴制的政策则是限制移民，对居民的任何迁移实行官僚监护，把官地分配（直接分配或以出售和出租的形式）给用奴役手段攫取收入的大土地占有者。新法令的特别重要意义也正是在于……［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载于193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95—401页注释：[147]总督管区是俄国的一种大的行政区划单位，包括一至几个省或州，由总督管辖。总督管区于1775年设置，1917年二月革命后撤销。——358。[148]指《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第9卷第762条：“属于居住在俄罗斯帝国的异族人有：（1）西伯利亚异族人；（2）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萨莫耶德人；（3）斯塔夫罗波尔省的游牧异族人；（4）游牧于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卡尔梅克人；（5）内奥尔达的吉尔吉斯人；（6）阿克莫林斯克州、塞米巴拉金斯克州、谢米列奇耶州、乌拉尔州和图尔盖州的异族人；（7）外里海州的异族居民；（8）犹太人。”——359。[149]1901年8月1日《俄罗斯新闻》第210号登载了该报编辑部的一篇短文，讨论1901年6月8日《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法令》。短文以乌法省为例引用了一些材料，证明实施法令的结果是贵族获得巨额利润，农民群众却遭到贫困和破产。列宁摘录了这篇短文中的一些材料。——359。 |
列宁全集第五卷——《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材料（1901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材料（1901年6月）1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44]自由派关于地方自治机关残余的见解［注：这个最初的标题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我们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秘密记事（1901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记事论述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和关于不应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这是一部洋洋大观的著作（共212印刷页），它系统地汇集了证明地方自治机关的立宪性质和它与专制制度互不相容的种种看法和事实。尔·恩·斯·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机密文件本身，又提供了它的出版经费，并且为记事加了一篇很长的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序言（44页）。我们不得不较为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这篇序言，由于加上了这篇序言，整部著作失多于得。而这部著作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注：以下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较为有意思的几点［注：以下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比较不太重要：因为是照搬外国观察家和学者的一般评论。请看，麦肯齐·华莱士，一本有名的（当然，不是对俄国公众而言）论述俄国的英文书的作者，关于地方自治机关是这样说的：“这一机关按其形式来说是纯粹议会式的，就是说它是由居民代表会议组成的。”再看一看法国国家法问题著作家德蒙班（Démombynes）的评论：“设立省和县的地方自治会议，可以看作是改革时代的起点，改革势必要一直扩展到立法权。”再来参看一下普鲁士的历史情况。早在1808年，这里就实行了城市自治，进行这一改革的施泰因曾把它同未来实施宪法联系起来。从城市自治必然逐渐过渡到省议会。这些省议会尽管是由贵族组成的，但从1842年起便开始提出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请求。于是只好在柏林建立所有这些省议会的委员会联席会议，但联席会议对政府向它提交的问题只有咨议权。“这一联合的邦议会，不满足于自己的咨议作用，开始谋求参加最高管理的实权，起初是以恭谨的感恩戴德的呈文形式，后来便采取直接对抗国王的愿望和意志的办法。”联席会议开过三年之后，这个咨议性的邦议会便成了1848年的立宪议会”。［注：顺便指出，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在叙述施泰因在普鲁士的改革的意义和引用历史学家特赖奇克的观点时，全部抄袭了德拉哥马诺夫的秘密著作，却未指明这一著作（参看《记事》第36—37页和德拉哥马诺夫的文章《专制制度、地方自治和独立法庭》，第55—56页）。只是在几页之后，记事的作者才引用德拉哥马诺夫的话（不说自己已经颇为得益地“利用了”他的文章），并承认他在1889年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时德拉哥马诺夫卷入《俄罗斯通报》[145]同《欧洲通报》[146]关于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能否相容问题的论战，并声称，真理实际上是在前一机关刊物一边，“在俄国现在地方自治同君主专制制度确实是互不相容的，因为这种君主专制制度没有官僚阶级现在是不可思议的”。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不止一次地抄袭秘密的小册子，并直截了当地承认它们讲出了真理，说它们的观点是公正的。（手稿上从“同《欧洲通报》”起至这一段末尾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公开承认，尔·恩·斯·先生是在不体面地奉承广大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政治偏见，正如《工人思想报》奉承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偏见一样。从革命社会民主党方面来说，纵容这种奉承，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都是极不明智的和犯罪的行为。根据这种偏见，似乎设想出伟大的改革并不是为了官僚制度的更大胜利，似乎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似乎地方自治机关的存在提供了给予国家一部温和宪法的良好机会，似乎“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可以成为在俄国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旗帜。2文章大纲引言1—3外国人的评论4—5［注：这一行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60年代的自由派运动一6—18——革命运动二19—23——地方自治改革的不彻底性反动势力………………………………24—29——反动势力三70年代的革命运动和新时代30—41四反动势力42—56五尔•恩•斯•的序言57—78六关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问题79—9290页3《自由言论》杂志摘录[138]兹·斯·《官员们同地方自治机关战斗的18年》。《自由言论》第53期——（1883年1月20日）[还出版过单行本]……众所周知……1864年的地方自治机关条例根本没有提供社会舆论所要求的东西…………政府通过其半官方机关刊物如《北方邮报》甚至通过省长们之口，指出新的机关只是一种试验，就象是代议机关的学校，以此来消除已经产生的种种担心［注：兹·斯·指的是社会对改革的不彻底性的种种担心。］，并暗示要扩大这些机关……（《自由言论》第53期第6页）……在中部的8个省，占有地产119880平方俄里并代表93900人的私人占有者，有1817个议员；而拥有土地181440平方俄里、总数为5800000人的农民，却总共只有1597个代表……（第55期第6页）在第57期（该文第6节）里，兹·斯·详细叙述了地方自治机关在向地主追索欠税方面束手无策的情况，指出对私有主土地和对农民土地课税确有不公平的情况：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县——属于农民的土地估价12卢布（交纳13戈比），份地——16卢布（20戈比），地主土地——10卢布（11戈比！）。农民的土地地主的土地弗拉基米尔省弗拉基米尔县18.29.4（每俄亩平均估价，按卢布计算）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利县16.94.7弗拉基米尔省科夫罗夫县12.33.6弗拉基米尔省维亚兹尼基县12.85.9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县13.36.2弗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14.16.7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10.32.8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县10.44.0等等。在卡卢加省，地方自治机关甚至向农民征收人头税。“然而，这一决定遭到省长的反对，这就为官僚们提供了口实，借以充当使人民群众免受地方自治代表机关不公正待遇的保护者——虽然地方自治代表机关由于法律以及这些官僚们的故意刁难，只具有狭隘等级的性质。”（第57期第6页）第7节（第59期）——关于国民教育：1864年的国民学校条例是“官僚原则、教权主义意图和地方自治机关学校的利益之间的一种奇特的妥协，然而，把这一妥协同后来制订的法令相比，特别是同1874年的条例相比，各地方自治机关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惋惜”（第8页）。“1869年设立了国民学校督学，每省设一名。1871年，国民教育部通过向这些新设立的国民学校督学颁发训令，暗中破坏1864年的条例”（第59期第8页）——同时，撤换教员的权力……“设置学校警察的新制度立即大显神通——到了1873年，由于他们之中的一位德鲁日宁先生的报告，就发生了一起关闭勒热夫市一所地方自治机关的技术学校的事件，理由是地方自治局没有执行督学的要求，开除被诽谤者”[原文如此？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被德鲁日宁先生诽谤的学生”。[被诽谤者，用兹·斯·先生的话来说（从以后的行文里可以看出），就是被诬蔑者：“诽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第60期（续完）。1873年12月25日的诏书几乎没有任何结果（由于“我们的贵族代表十分消极”），“除了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对校内活动分子进行告密之外”（第11页）。“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怎样，社会上有过欢迎这一诏书的呼声，希望毕竟！是地方自治因素的贵族代表能够使无疑是警察因素的国民学校督学失去作用。”1874年颁布的国民学校条例“把这些期望也给打碎了”——它使校长和督学得以独揽学校的管理大权。督学方面的警察式的胡作非为的例子（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文牍主义）。兹·斯·的结论——国家自治的必要性……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88—394页注释：[144]这份材料看来是《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开头部分的另一种稿本。——351。[145]《俄罗斯通报》杂志（《РусскийВестник》）是俄国文学和政治刊物，1856年由米·尼·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创办，起初为双周刊，1861年起改为月刊。该杂志初期持温和自由派立场，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1862年起变成了反动势力的喉舌。1887年卡特柯夫死后，该杂志曾迁到彼得堡出版，1906年停刊。——353。[146]《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353。 |
迈耶•夏皮罗：主体的存在（马歇尔•伯曼，1996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迈耶•夏皮罗：主体的存在马歇尔•伯曼《世界美术》2007年第1期■李嫦英／译许春阳／校当我第一次见到迈耶•夏皮罗（1904-1996，著名艺术史家，跨学科的批评家。从1930年代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任讲师和教授，是纽约知识界和艺术界的领袖人物。他的著作《凡高》［1950］、《塞尚》［1952］至今仍在销行；四卷论文选集：《罗马式艺术》、《现代艺术：19世纪与20世纪》、《古代末期、基督教和中世纪初期艺术》、《艺术的理论与哲学》；还有《言语、笔迹与图像》、《看得见的语言的符号学》、《印象主义：绘画中的思考、知觉与世界观：艺术与社会〈文选〉》等）时，我就深深地被他迷住了。30多年后的今天，撰写这篇文章时，我恰好50多岁了，正是他当时的年龄。我认为，重要的是把我当时那种震惊激动的感受重现出来，以表达对他应有的敬意。我在哥伦比亚的朋友们一直对我说，“你一定要去见见这个人，他是个活着的传奇人物”。我对活着的传奇人物并不欣赏，但我最后还是去了。我被挤在那间气氛热烈又过于拥挤的房间里。不到5分钟，我就被震惊了。他讲到了高更和凡高——还有左拉、莎士比亚、奥古斯丁、恩格斯、威廉•詹姆士、托尔斯泰、毕加索还有非欧几何。他讲话的时候还放了许许多多的图片，有现代的和中世纪的、绘画和报纸的照片及设计图和讽刺画、具象的和抽象的、精英艺术和通俗艺术、数千年前的作品以及他说是尚未完成的作品。他的讲话令人眼花缭乱地跳跃到过去、跳跃到完全不同的文化、还有对将来的想象中。在结束的铃声响起之前2分钟，他的讲话到达了戏剧般的高潮。而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他准时地结束了讲话。我叹气道：“他非得停下来吗？”带我去的朋友和我们周围的人都告诉我，“这很正常”。他们数年来一直坚持听他的演讲，而如今他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吸引、滔滔不绝、力度和期望。不要停下来！他的讲话就像性、音乐和少数顶峰体验：他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华美。我们每个人都似乎感觉到他的讲话针对每个人自己。“那么他到底讲了什么？”那天夜里我女朋友问我。对这个问题，我感到花费一生去解释也永远解释不清楚。其实我并没有立刻了解迈耶这个人。一方面，我完全为他的卓越才华所倾倒：我怎么能给贝多芬的音乐加上尾声呢？另一方面，当时令我着迷的另一个人，是哥伦比亚的另一个传奇人物——莱昂内尔•特瑞林。莱昂内尔具有不同的风度和格调。他看上去彬彬有礼（虽然是有些拙劣的彬彬有礼），而迈耶有一种自豪的粗犷；迈耶开朗健谈出现在教室里，而莱昂内尔与人交流时显得拘谨沉闷，充满了贝克特式的犹豫不决。（只有在讨论会上、小组里和谈话中，他才能敞开心扉，情绪激昂。）迈耶使我们沐浴在艺术中，使我们看到现在生活的愉悦之美。莱昂内尔迫使我们阅读现代文学，这令我们怀疑我们究竟还能否活着。我20岁就感到这两个巨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觉得无法同时热爱他们两个人。随着我年龄的增加，他们共同分享的世界变得明朗起来。他们都是20世纪之子。迈耶生于1904年，莱昂内尔生于1905年。他们都是犹太移民文化与纽约公立学校制度结合的产物，他们在一所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绅士的大学里名声鹊起，只有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们的价值以后，他们才勉强被授予终身教授并得到承认。他们都是对当代问题采取介入态度的知识分子。青年时倾向于共产党，成熟的中年期成为自由民主人士。（迈耶的情况是，整个1930年代到40年代，他是一个好战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一个开明的社会民主人士，《异议》的创刊编辑。）他们以辩证的感受力来研究历史和社会发展，并把重点放在文化的政治色彩上。他们都把各自的事业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的探索之中。他们维护着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的尊严，并为其永恒的价值得到认可而奋斗；是他们向我们指明了现代艺术与文学如何帮助——并促使我们——深入了解现代生活的实质与根本。他们两人都相信生活是由相互矛盾着的推动力所驱动，这两种推动力既在我们周围，也在我们心中，生活既是一种欢乐也是一种恐惧。他们最喜欢的作家和艺术家是其文化的激进批评家，也正是他们表达了文化的最深刻价值。夏皮罗和特瑞林在他们对文化的矛盾性的感悟中，赋予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微妙性和深刻性。他们两人与其他同时代的世纪骄子——如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哈罗德•罗森伯尔、保罗•古德曼——一样，都是“具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人”，T•S•艾略特告诫其读者：虽然他们比起别人来更好地表达了“现代精神”，但他们是“基督教社会观念的威胁”。听迈耶讲话似乎感觉他所讲的一切，如同歌德所说，是“崇高的坦言”。所有听他讲话的人，都期盼着他的讲稿能够出版。这些论文将通过艺术向读者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可这样的文章好像从未出现。他的文章被零散地传播开来，很难全部得到。（我记得我终于找到1937年的《马克思主义季刊》，上面有他那篇令人激动的论文之一，《抽象艺术的本质》，当时我兴奋无比。）有传言说他保留了他的一些最佳论文，包括我们所听过的一部分演讲内容，理由是，这些文章应该更加完整、详尽和充实。这种保留使他身边产生了一种神秘气氛。为什么他不能像我们常人一样，容忍缺点并放手做事呢？1978年，我们惊喜地看到，他最终放开手拿出了他的第一部杰出的文集，《现代艺术：19世纪与20世纪——论文选》，由GeorgeBraziller公司出版。不久还将有更多卷出版。《现代艺术》的内容跨越50年，包括1937年的论文《抽象艺术的本质》。这篇力作将抽象艺术置于突出地位：抽象派画家将自然与社会排除在外，并在很大程度上歪曲它们，这似乎“使自然与社会不具备成为艺术的资格”；这篇论文解释了为什么早在10年前抽象表现主义就会出现，而且会出现在这里。这本书包括两篇比较短的更新的有关抽象绘画的论文；他1941年的论文《库尔贝与通俗影像》；关于凡高、修拉、蒙德里安和高尔基的令人神往的研究论文；还有我向来最喜爱的一篇，出版于1956年的《军械库展览——美国抽象艺术介绍》。这些论文如同最精彩的演讲一样，晦涩却激动人心。因为他捕捉到了现代艺术家的主观性和内心生活、他们身边全部的历史力量、他们心中涌动的湍流、他们体验到的精神上的转折与跨越，还有他们最终获得的巨大成就。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夏皮罗写出了他最优秀的“现代”论文时，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在美学理论中已经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了。但是对于现代画家，人们只关心他们作品的纯形式特征：画布和颜料的性质。这些界限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及其追随者们独断地提出来的。他们都是文化上的柏林墙的戍边者。现代画家如果超越形式主义界限去探索它们自己内心的情感或幻想，或探索现代世界自身，都会被指责为对艺术家职业的背叛，将艺术的尊严降低为“图解”、“娱乐”或“庸俗”。这种批判性词汇正在禁锢艺术，压抑艺术的想象力，使艺术在这个变化的世界变得狭窄而趋于静止。在50年代这个令人窒息的时代，夏皮罗（就我所知）没有加入到与格林伯格的论战中，他通过讲述更美好的故事，帮助我们创造了自由的空间。夏皮罗将现代艺术置于20世纪末欧洲社会生活那种变化无常、激烈动荡的氛围中间。实际上，他表达了几种相互紧密联系，又明显区别的有关现代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观点：1．现代艺术是解放者，他将人类情感从社会文化的约束下解救出来，是朝着自我潜意识源泉的重大突破，是推动现代生活朝着透明、愉悦与快乐发展的一种力量：“现代艺术证实了情感作为最基本的人性力量的价值，而这些力量往往被那些功利的或伪善的清教社会不明智地忽视或压制……现在这种矫正的简明与力度，似乎促使自我中最原始的——就像孩子或野蛮人的——那个层面得到复苏……还赋予艺术以新的活力。画家们带着如此的好奇、欢乐和勇气，无拘无束地幻想并练习着梦想世界的各种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画布上面……他们与那些道德家、哲学家还有医学心理学家携手，探索人性中隐秘的领域和资源……艺术家们在探求一种更有力的表达方式，这种艺术表达方式与直率、简朴、自然的新价值观相对应，也与现实生活中的愉悦与朝气相对应。”2．现代艺术使观众和艺术家产生了强烈的转变和自我发展的压力。现代时期与现代方式的无限延续，使得人们对历史感到困扰：他们“通过不断地改变自我，寻求创造历史的力量”。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必须在明天战胜今天他们所成为的一切。“现代运动已经在它的追随者中间激起了永久的不安。他们必须……紧跟历史。变革时期那种震动世界的艺术已经成为一种规范；人们期待着每十年来一次变革。这样热烈的理想会使艺术家们产生对现代性的紧张感以及对自己作品的历史地位的担心；这样常常会使艺术家们不能稳步成熟地发展，也不能像探求鲜明与力度那样，去探求深度与完美。”3．现代艺术，从消费和生产两方面看，都强烈地私人化和个人化：“从前，艺术属于各类制度、各种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宗教、仪式、国家、学校、宫殿、市场、节日，而如今艺术越来越扎根于私人生活，并服从于个人选择；艺术是独立于各种群体场合之外的娱乐和体验。（每一件作品）作为众多之一，都针对他自己的观众。这就为艺术的原创展开了更多的可能性：文化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向那些意识到个人自由的人们提供各种选择的范围……这种特点影响到新艺术的创作，激励艺术家用创造性的头脑对自己的体验和艺术的宝库进行以往没有的探索。这些艺术的宝库深入到观众的感官快乐之中，并深深地触动他们的心灵。但这也会限制想象生活的范围，并使艺术家脱离其他人及整个社会。如今的艺术家更愿有机会为大多数人创作具有广泛的人性内容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比古代的和中世纪的作品涉及的范围更广泛，但艺术家们发现自己没有持久的机会这样做：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他们的艺术中挖掘培养惟一的，或是最有把握的自由领域——内心世界。”4．另一方面，这种孤独给现代艺术家提供了力量去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以社会等级和谎言为基础的文化。在他1957年关于《近期抽象画》的讲座中，夏皮罗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式，赞扬现代艺术在一个以虚伪信念为基础的社会里，是真实性的典范：“依我们看，绘画和雕塑是我们人类文化中最后的手工制品。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劳动的高度分工进行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很少有人能够完全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来制作代表他们自己的、能够附上自己名字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实践活动并不令人满意：我们不能给予其充分的忠诚，而实践的回报，也不足以补偿由于在工作中缺少自发性和自我认同而造成的挫折感和空虚。个人往往在实践中被改变，实践允许个人成长是很罕见的。……绘画艺术的所有这些特性或许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肯定的手段，它对抗工作与活动的日常体验的矛盾特点，对个人予以肯定。”夏皮罗对劳动、认同、成长的关注似乎更像年轻时的卡尔•马克思——其《异化劳动》及其他早期论文当时已出版了普及本，并且颇有影响——和一些正在崭露头角的新左派运动的年轻作家。夏皮罗这种批判性的观点，与他早期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而是在语气上更苛刻，对当代生活的斥责更猛烈。夏皮罗早期视现代艺术为“日常生活中快乐活力的源泉”的观点似乎消失了。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狂热地相信，我们需要现代艺术使我们更真实，但他也许已经放弃了“现代主义会使我们快乐”的希望。在这部新选集《艺术的理论与哲学》中，没有像《现代艺术》中的焦点与生动的力量。没有收录夏皮罗1936年的重要讲稿，也是马克思主义空前的经典论述之一，《艺术的社会基础》，这一点确实令人吃惊和失望。但这里还是收集了几篇精彩的论文，其中有的很出名，有的至今仍不为人知。最引人注目的是1962年的一篇论“风格”的经典论文；一篇关于艺术的“完美与完整”的思考；一篇对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研究的批评；一篇针对马丁•海德格尔有关凡高的批评；在书的结尾，是措辞激烈、针对伯纳德•贝伦森的批评。现在，我们在夏皮罗的作品中去感受他的心灵，是一种无比令人激动的事，那些在他的作品陪伴下成长起来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这本书里少了点什么。在夏皮罗的演讲中，在《现代艺术》的那些杰作中，在他关于罗马式风格艺术的论文中，他智慧的力量像魔法师的魔力：魔法般地将整个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立即觉得自在。我们至今仍然思念那些魔术般的、开朗的手势。这部新选集中的论文却是内向的；读起来就像读预言一般，我们必须对其加以解释。但迈耶的美丽仍然存在于这些论文中，只不过像日食一样，被隐藏在一个文字之下的世界里；我们不得不更努力地去和这种魔力沟通，以在黑夜里找到黄金的三足台。夏皮罗与海德格尔的争论，《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1968，1994）是关于凡高的一幅油画，画的是一双破旧的鞋。这幅油画在海德格尔1935年的著名论文《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是发挥了重要启发性的作品。海德格尔认为，凡高的这幅画表达了生活中最朴实的真理之一，“器具的器具存在”。这位哲学家说，这幅画上的鞋子属于一位农民，他还进一步认为属于一位农民妇女。这个假定前提使人联想到农民生活的画面，他写道：“在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积聚着那风寒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夏皮罗向海德格尔提出一个似乎是纯粹艺术史方面的问题：“你谈论的是凡高的哪一幅鞋子的画？”后来表明，他在1965年写信给海德格尔提的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很含糊。夏皮罗认为自己知道这幅画到底是哪一幅（并在书中把它复制下来），但他认为海德格尔可能根本就没看这幅画，就妄自编造出所谓农民的“狂想曲”。假如海德格尔设法看过这幅画，就应该看出，凡高描绘鞋子的方法有差别鲜明的两种：当鞋子属于农民时，他把它们画得干净、无皱、崭新，作为静物中一个明确的元素；当他把它们画得破旧又有褶皱时，就像海德格尔所描绘的那样，那就是凡高自己的鞋子。“海德格尔忽略了这双鞋子对画家凡高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们）似乎被赋予了他自身的情感和幻想。他将他那破旧的鞋子孤立地置于画面上，将他们展示给观众，他把它们作为他自画像的一部分……一件他个人生活的纪念物，一件神圣的遗物。”通过阅读凡高的信件和日记，以及他与别人谈话的记录，夏皮罗发现，“鞋子的主题是他终生步行实践的象征，而且也是作为朝圣生活的理想”。所以关于鞋子的实际情况是“艺术家在自己作品中的展示”。而夏皮罗通过将这两只鞋子归还给它真正的主人，起到了某种本体论侦探的作用。这篇侦探小说的潜台词是什么？也许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关。夏皮罗清楚地解释并分析了现代主义，并为之辩护了70多年的时间，多么不可思议！起初，美国和西欧的艺术史学者以及博物馆共同的看法是，真正的艺术很早以前就结束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给现代艺术以“颓废”的污名，尽管他们双方都在有选择地支持现代艺术。夏皮罗和他们截然相反，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人共同为20世纪最真实的存在形式——现代艺术——而奋斗。他明白他一定会胜利，他相信人们将迟早不得不承认现代艺术的辉煌灿烂、多姿多彩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力。他胜利了，但是胜利的时间很短暂。就在1968年之后不久，后现代世界观激烈地显现出来。这股潮流恶意地对所有与“现代”有关的人或作品发起猛烈的进攻，但最有说服力的后现代主题之一，却被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称为“主体的死亡”。因此，现代本身——权利宣言的主题、谈心疗法、抽象艺术——都成了名誉扫地的骗子；个体纯粹是各种符码的综合，一种修辞传统和文化传统的体现。而恰恰是这些符码与传统，后来被证明是惟一值得研究的主题。每一个与现代主义有关的人都被重新审视。在将自己的先辈投入历史垃圾箱的同时，后现代者比起无数现代艺术的前卫们毫无二致。当然，令他们的先辈一文不值，是任何一场运动想要证明自己的途径之一，而文化生活则仍在继续。夏皮罗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就明白这一点。（这也正是《抽象艺术的本质》一文的主题之一。）但也该明白这个道理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应该使他们对历史的反讽有所看法和判断——却一窝蜂地搭乘了这班协和飞机。碰巧，后现代主义现在最为敬重的守护神正是（愉快地接受了非纳粹化的）马丁•海德格尔。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说也许会使那些习惯于把《存在与时间》这本书看成一部伟大的现代主义著作（其精神的绝望也使人想起凡高）的读者感到迷惑。或许惟一的解释就是，书上写的是当时，而我们谈论的是现在。不管怎样，正是海德格尔将凡高的鞋子归属为纯粹传统的标记，即“器具的器具存在”。夏皮罗则想要向人们证明，现代的主体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就在那里，处于艺术作品的核心地位。这篇短短的论文像许多经典的侦探小说一样，开始并不引人注目，但情节迅速展开，到结束之前，已成了对现代主义毫不含糊的充分肯定：“艺术家自身就存在于其中的艺术”，就是真实与力量的根源。这不仅仅是个艺术方面的问题，夏皮罗帮助我们看到现代主义如何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个体、自由、内心世界、奉献”。1956年的《军械库展览》一文中，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艺术，个人的自我满足成为一种集体价值，……一种共同的奋斗”。显然，夏皮罗肯定了这种奋斗精神的价值观。（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总是在人本主义的传统下，为这样一种世界而努力：以《共产党宣言》之辞，即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基础。）可是仅仅一年之后，在《近期抽象画》一文中，他的观点就变得非常忧郁悲观。1968年，或1994年，他还会认为人们仍在为真实而努力吗？他没有回答；而在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中，流淌着的一股忧郁的逆流，却暗示着深深的疑虑。只要我们注意他的这些疑虑，我们就能看到在这场关于“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的存在”辩论中强烈的个人化维度：夏皮罗坚持艺术家的存在，为艺术家的主体性和艺术家的长途追寻争取空间。就在去年（1994），夏皮罗还提醒我们，“虽然他的鞋穿破了，但它仍存在着”。《论完美、流畅、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一文（1996）不仅在美学方面，而且在伦理学与政治学方面，都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它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件艺术作品——一首诗歌、一幅绘画、一部影片——都应该是“一个制作精美的壶”，自足、完美而且完整。我正是在这种美学信条下成长的。新批评派人士（柯林斯•布鲁克、艾伦泰特、罗伯特•潘•沃伦及其朋友们）把这种美学观点强加于文学，欧文•帕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将它强加于视觉艺术。夏皮罗则认为，所谓“完美”的品质，更可能出现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中而不是伟大的作品中。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荷马、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献给我们的作品往往充满了疑点。他提到夏特尔大教堂、西斯廷礼拜堂天顶、《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比例不和谐成分：“在所有最伟大的作品中，不完整和不流畅正是最严肃又最大胆的艺术活动发展进程的证明”。他把对某件艺术作品总的体验与神秘主义者对上帝的惟一性体验作比较：这两种感受都会导致人进入狂喜，但都会使人忽略很多东西。“当我们把一件艺术品作为整体去看时，我们未必会看到它的各个部分”。我们应该追求充实，而不是完整；我们应该寻求这种成为“批判性的眼光”的感受力：“批判性的眼光是探索性的，它知晓感觉的不完美……它能将别人的眼光考虑进去，这也是一种集体性的眼光，并且欢迎各种不同的感受和评价的比较。”批判性的眼光并不排斥狂喜——它了解“突然启发的瞬间”——但它将这些瞬间置于更大的整体之中，作为心理“充实”的一部分，这似乎形成了他美学的理想。再一次，夏皮罗的潜台词比它的字面意义更有力度。这些措词清楚地表明，它不仅告诉我们在博物馆应该怎样去观看，他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我们很惊喜地发现，夏皮罗正如约翰•罗金斯、威廉•莫里斯、沃尔特•佩特、奥斯卡•王尔德及其他审美运动的信徒一样，他相信我们对艺术的反应，也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模式。但夏皮罗“批判性的眼光”在美学方面比他们更加丰富，在道德方面比他们更复杂。首先，他想要艺术界“团结合作”，真正成为公众的艺术而不是少数精英用来相互吹捧的专利，而现代的艺术还很少能这样。其次，他渴望“世代延续”的批评话语。保守或传统主义者对他观点的反响也许令我们吃惊。但夏皮罗的艺术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能接纳“新的观点”，它必须包括被排斥的群体，并要知道，被排斥的群体能通过“启示”使艺术复兴。他想要艺术成为一个能引起共鸣的渠道，一种多元化的寓言，一条是人们（以及不同民族之间）能互相了解各自世界观的途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团结合作，形成公众力量，共同为更充实的未来而奋斗。这对艺术的要求很高，可为什么不这样呢？夏皮罗实际上比谁都明白，现代艺术是多么好战、好斗、好争吵、分帮立派、受折磨、好走极端、反复无常，多么眼光短浅和褊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夏皮罗那样，对艺术有那么多的了解，看到有许许多多艺术家和艺术运动所推动的漫长历史，了解许许多多艺术家和艺术运动所共存的世界，对艺术的了解就会有助于我们接受他人，从而走向共鸣和多元化。但几乎没有几个艺术家拥有如此开阔的视野和理解力，他们更乐意为所谓完整而不是充实而努力，为狂喜而不是为与他人共鸣而努力；他们并不想要视野的全部，而只想要狭隘的启示瞬间。假如这就是以其全部辉煌与极限，来创作其所能所需要的东西，我敢肯定，夏皮罗绝不会赞成。但在夏皮罗所积极倡导的表达的充实与他所呼吁的和平、疗治及互相接纳和共同感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鸿沟。我很遗憾在近30年来，夏皮罗保持了相对的沉默；那些热爱他的公众——甚至那些从未有机会认识他的公众，一直没有机会聆听他的声音。我多想亲耳聆听他动人的演讲，听他讲波普艺术、反歧视运动、弗兰克•盖瑞、苏联解体、大街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辛迪•舍曼、中国电影、种族清洗、艺术与艺术作为牺牲品（如此了解基督教艺术的他，也很清楚基督教艺术走了很长时间的下坡路）、我们生活必须忍耐而又不知如何忍耐的许多事、艺术如何帮助我们成为人。不过，瞧！就在这本书的封面，91岁高龄的他，面带灿烂的微笑，似乎要点亮纽约的中央车站。打开这本书，就会看到令人惊奇的文字。投入进去吧！就像30年前那样，别停下来。我们怎样做，才是他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和蔼正直的人所应得的？也许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他就在哪里；就像凡高的鞋，他虽疲倦却未精疲力尽。为了向他致意，我们至少可以集中精神，理解世界是怎样团结在一起的，看看世界是如何的美丽，感受付出努力，让世界前进下去是多么令人激动。（选自《新政治学》，第5卷，第4期［新系列］，总第20期，1996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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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卷——《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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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
［注：这里列举的论文和片断的写作时间是多少可以确切地肯定的。其他六十二个片断的写作时间，因没有足够的资料，不能肯定；大多数是在1878年7月至1883年3月间写的。圆括弧中的页码是本卷的页码。］
1873年
1．《毕希纳》（第542—547页）
2．《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第591—593页）
3．《可分性》（第588页）
4．《内聚力》（第630页）
5．《聚集状态》（第629页）
6．《赛奇和教皇》（第622页）
7．《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第617页）
8．《拉普拉斯的理论》（第618页）
9．《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第636页）
10．《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第586页）
1874年
11．《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第583—585页）
12．《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第587页）
13．《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第555页）
14．《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第575页）
15．《自在之物》（第585页）
16．《“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第555页）
17．《数学上的所谓公理》（第601页）
18．《例如，部分和整体……》（第555页）
19．《抽象的同一性》（第556—557页）
20．《正和负》（第558页）
21．《生和死》（第639页）
22．《恶无限性》（第580页）
23．《简单的和复合的》（第556页）
24《原始物质》（第586页）
25．《谬误的多孔性理论……被黑格尔描写为纯粹的悟性的虚构》（第547页）
26．《力》（第624—627页）
27．《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这个命题中》（第588—589页）
28．《它〈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的统一》（第588页）
29．《力（见上述）》（第627页）
30．《运动和平衡》（第589—590页）
31．《因果性》（第572—574页）
32．《牛顿的万有引力》（第617—618页）
33．《力》（第628页）
34．《相互作用》（第574—575页）
35．《运动不灭》（第589页）
36．《机械运动》（第591页）
37．《物质的可分性》（第588页）
38．《自然科学家的思维》（第548页）
39．《归纳和演绎》（第569页）
40．《在奥肯那里，可以看到……荒谬言论》（第548页）
41．《Causaefinales〔终极的原因〕和efficientes〔起作用的原因〕》（第550页）
42．《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坏》（第540—541页）
43．《自然界中的萌芽》（第654页）
44．《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第564页）
45．《科学分类》（第593页）
46．《原生生物》（第647—649页）
47．《个体》（第650页）
48．《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第650页）
49．《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第650页）
50．《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第650页）
51．《气体运动说》（第630页）
52．《同一律》（第557—558页）
53．《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551—552页）
54．《历史的东西》（第533—536页）
55．《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第630页）
56．《Generatioaequivoca〔自然发生〕》（第640—641页）
57．《力》（第624页）
58．《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第549页）
59．《迈尔〈热力学〉》（第622页）
60．《辩证思维的必然性……的例子：落体定律》（第617页）
61．《摩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641—647页）
1875年
62．《反应》（第639页）
63．《同一和差异》（第609页）
64．《数学问题》（第601—602页）
65．《渐近线》（第607—608页）
66．《零次幂》（第606—607页）
67．《直线和曲线》（第608—609页）
68．《以太》（第630—631页）
69．《Vertebrata〔脊椎动物〕》（第653页）
70．《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第628页）
71．《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第618页）
72．《海水虫》（第649页）
73．《悟性和理性》（第565—566页）
74．《给归纳万能论者》（第570—571页）
75．《运动说》（第630页）
76．《克劳胥斯——如果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证明……》（第628—629页）
77．《关于实在的化学上一致的物质的观念》（第637页）
78．《Hardandfastlines〔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第554—555页）
79．《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第553—554页）
80．《Struggleforlife〔为生活的斗争〕》（第652—653页）
81．《光和暗》（第631—632页）
82．《功》（第654—655页）
83．《归纳和分析》（第571—572页）
84．《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第523—525页）
85．《克劳胥斯的第二原理等等，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第629页）
86．《古代世界末期和中世纪末期的情况的差别》（第530—531页）
87．《历史的东西。——发明》（第531—533页）
1876年
88．《自然辩证法——references〔引据〕》（第647页）
89．《梅特勒。恒星》（第618—620页）
90．《星云》（第620—621页）
91．《赛奇：天狼星》（第621—622页）
92．《导言》（《导言》的第一部分可能写于1875年）（第360—379页）
93．《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509—522页）
94．《永恒的自然规律》（第581—582页）
1878年
95．《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第389—400页）
96．《〈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第380—388页）
97．［总计划草案］（第357—358页）
1879年
98．《辩证法》（第401—407页）
1880—1881年
99．［局部计划草案］（第359页）
100．《对汤姆生、克劳胥斯、劳施米特的结论》（第629页）
101．《天体的运动》（第590页）
102．《运动的基本形式》（第408—425页）
103．《运动的量度。——功》（第426—441页）
104．《潮汐摩擦》（第442—447页）
105．《两极化》（第559页）
106．《两极性》（第559页）
107．《在海克尔那里，还有另一个两极性的例子》（第550—551页）
108．《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第585页）
109．《当黑格尔……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第653—654页）
1881—1882年
110．《热》（第448—452页）
1882年
111．《认识》（第583页）
112．［关于判断的分类］（第566—568页）
113．《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第569页）
114．《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第568页）
115．《霍夫曼……引证自然哲学》（第549页）
116．《电》（第453—508页）
1885年
117．《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第610—616页）
118．《关于“机械的”自然观》（第594—599页）
1886年
119．《〈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第536—54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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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
［注：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此外，这里还包括那些由于消灭了奴隶制而完全改变了关系的旧种植殖民地在内。］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线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注：威克菲尔德关于殖民地本质的少许卓见，全都由老米拉波、重农主义者以及更早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提出过了。］，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注：后来，这种制度在国际竞争中成了一种暂时的必要。但不论它的动机如何，后果都是一样的。］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systematiccolonization》（系统的殖民）。
首先，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号[250]）］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注：澳洲的旧称。——译者注］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注：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33页。］。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威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威克菲尔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威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注：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7页。］
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那末，旧欧洲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注：同上，第18页。］。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怀疑的……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注：同上，第42、43、44页。］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连威克菲尔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到圣多明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注：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注：“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的，而且必须是能够变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同上，第125页）］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注：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47页。］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注：同上，第21—22页。］
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威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注：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16页。］。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注：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31页。］
工人绝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劳动市场上变成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注：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威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威耳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所以在那里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件的阶级……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注：散见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第2卷第235—314页。甚至温和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庸俗经济学家莫利纳里也说：“在奴隶制已经消灭、但没有相应数量的自由劳动来代替强制劳动的殖民地，我们看到了和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相反的现象。我们看到，普通的工人剥削工业企业主，他们要求企业主给的工资大大超过产品中应归他们所有的合法部分。因为种植园主出售砂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工资的提高，所以对这一超额部分，最初不得不用他的利润来弥补，后来不得不用他的资本本身来弥补。许多种植园主就是这样破产的，另一些种植园主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而关闭了自己的企业……毫无疑问，与其看着整代的人毁灭，还不如看着资本积累毁灭〈莫利纳里先生多么慷慨！〉；但如果二者都不毁灭，岂不更好吗？”（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51、52页）莫利纳里先生啊，莫利纳里先生！如果在欧洲“企业主”可以减少工人的合法部分，而在西印度工人可以减少企业主的合法部分，那末，十诫，摩西和先知们[199]，以及供求规律又都成了什么呢！请问你所承认的欧洲资本家每天没有支付的这个“合法部分”，又是什么呢？在对面，在殖民地那里，工人竟“头脑简单”到“剥削”起资本家来了，因此，莫利纳里先生很想在那里用警察手段来把在其他场合会自动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纳入正轨。］
照威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注：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2页。］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话，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停滞下来并且沉淀下“过剩”工人。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只要我们能确实掌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只要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们。”［注：同上，第191—192页。］
在威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注：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47、246页。］。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注：“你们还说，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能找到工作，为自己弄到收入，是由于土地和资本的占有……恰恰相反，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散见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267—271页）］，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那个因土地按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94]。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威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因此，所有移入的工人都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这就将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注：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92页。］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能变成独立的农民”［注：同上，第45页。］。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为了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使资本家老爷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牺牲自己，使政府能为他原来的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皮尔银行法[251]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威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向西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在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被威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一切，特别在澳洲［注：澳洲一成为它自己的立法者，当然就要制定有利于移民的法律，但英国过去滥送土地的做法，成了一种障碍。“1862年新土地法的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移民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公共土地大臣加·达菲《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1862年伦敦版[第3页]）］，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洲劳动市场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注释：
[25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6、487页。——第835页。
[251]指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法。1844年英国政府力图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一千四百万英镑。但是，尽管实行了1844年的银行法，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对货币需要特别感到尖锐，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第84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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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注：从这里到本卷末，采自第ⅤⅢ稿。］
Ⅰ．第Ⅰ部类的积累
1．货币贮藏
2．追加的不变资本
3．追加的可变资本
Ⅱ．第Ⅱ部类的积累
Ⅲ．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1．第一例
2．第二例
3．积累时Ⅱｃ的交换
Ⅳ．补充说明
第一卷已经指出，单个资本家的积累是怎样进行的。由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也转化为货币。资本家把这样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追加的实物要素。这个增大的资本，在生产的下一个循环内，会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在单个资本上发生的情况，也必然会在全年的总再生产上出现，正象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我们已经看到，在单个资本的再生产中，单个资本的已经损耗的固定组成部分相继沉淀为贮藏货币的现象，也会在社会的年再生产上表现出来。
假定一个单个资本＝400ｃ＋100ｖ，年剩余价值＝100，那末，商品产品＝400ｃ＋100ｖ＋100ｍ。这600转化为货币。在这个货币中，400ｃ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100ｖ重新转化为劳动力，此外——假定全部剩余价值都积累——100ｍ通过和生产资本的实物要素相交换，转化为追加的不变资本。这里要假定：1．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个货币额或者足以增加正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或者足以开办一个新的工业企业。但是，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在开始这个过程以前，即进行实际积累和扩大生产以前，剩余价值向货币的转化和这个货币的贮藏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2．假定事实上生产在以前已经按扩大的规模进行；因为要使货币（即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这些要素必须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即使这些要素不是作为成品来买，而是按订货制造，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只有在它们存在以后，并且无论如何只有在对它们实际进行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后，也就是说，在它们原来正常的生产已经扩大以后，才会对它们进行支付。它们必须是可能存在的，也就是在它们的要素中存在的，因为，只要有订货的刺激，即在商品存在以前预先购买，预先出售，它们的生产就可以实际进行。于是，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这是由于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因为货币本身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
例如，资本家Ａ在一年内或多年内把他相继生产的那些商品产品卖掉时，就把作为剩余价值承担者的那部分商品产品即剩余产品相继转化为货币，也把他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本身相继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逐渐贮存起来，就形成一种可能的新的货币资本。其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它可以并且要用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但是，事实上他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贮藏并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所以，他的活动起先只是从流通中相继取出流通的货币。当然，这并不排除这种情况：他这样妥善保藏起来的流通货币本身，在进入流通之前，曾经是另一个货币贮藏的一部分。资本家Ａ的货币贮藏，即可能的新的货币资本，如同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货币一样，不是追加的社会财富。但是，从流通中取出的、因而以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可以是以前的贮藏货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是工资的货币形式，它可以曾经使生产资料或其他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曾经使某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部分或收入进行流通。这些货币同样不是新的财富，就象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货币不会因为它每天周转十次，实现十个不同的商品价值，就不只是它原有的价值的承担者，而是它的十倍价值的承担者一样。没有货币，这些商品还是存在，并且，无论货币周转一次或周转十次，货币总是货币（或者还由于磨损而减少）。只有在金的生产中，在金产品包含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时候，新的财富（可能的货币）才会被创造出来；并且，只有全部新的金产品［注：第1版和第2版中是：货币产品；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进入流通，它才会增加新的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货币材料。
虽然这个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不代表追加的新的社会财富，但是由于它贮存后所要执行的职能，它还是代表着新的可能的货币资本。（以后我们会知道，除了由于剩余价值的逐渐货币化外，新的货币资本还可以由其他方法产生。）
货币所以会从流通中取出，并且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是因为商品在出售以后，没有接着进行购买。因此，如果把这种做法看成是普遍进行的，那就似乎难于看出，买者应该从哪儿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必须看成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个单个资本都能够处于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想为贮藏货币而卖，但是没有人要买。
假定年再生产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流通过程是直线进行的，——这是不对的，因为除了少数例外，这个流通过程总是由许多互相对流的运动构成的，——那末，就必须从只买不卖的金（或银）生产者开始，并且假定所有其他的人都卖给他。这样，全年的社会总剩余产品（全部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就会转到他手中，而所有其他的资本家则在自己中间按比例地分配他那种天然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即他的剩余价值的天然的金的化身；因为金生产者的产品中要用来补偿他的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那部分已经被束缚了，已经被使用了。在这种场合，金生产者以金的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唯一的基金，所有其余的资本家都要从中取出他们的年剩余产品借以转化为货币的材料。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就价值量而言，必须和先要蛹化为货币贮藏形式的全部社会年剩余价值相等。这种假定如此荒谬，最多有助于说明普遍同时形成货币贮藏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说明再生产本身——金生产者方面的再生产除外——并不能前进一步。
我们在解决这个表面的困难以前，要把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积累和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积累区别开来。我们从第Ⅰ部类开始。
Ⅰ．第Ⅰ部类的积累
1．货币贮藏
显然，投在构成第Ⅰ部类的许多产业部门的资本，和投在每一个这样的产业部门内的不同的单个资本，都会由于它们的年龄不同，也就是由于已经经历的执行职能的时间不同，——完全撇开它们的规模、技术条件、市场关系等等不说，——处于剩余价值相继转化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无论这种货币资本是要用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还是要用来创立新的工业企业（这是扩大生产的两种形式）。因此，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已经增加到相应数量的可能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也就是用通过剩余价值的货币化而贮藏起来的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即追加的不变资本要素；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仍然从事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贮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并且每一方在这两种作用中都只起一种作用。
例如，Ａ卖给Ｂ（可以代表一个以上的买者）600（＝400ｃ＋100ｖ＋100ｍ）。他已经卖掉商品600，换成货币600，其中100代表剩余价值，他把这100从流通中取出，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但是这100货币不过是剩余产品即价值100的承担者的货币形式。货币贮藏根本不是生产，因此一开始也不是生产的增长。资本家的活动，在这里，不过是把出售剩余产品100所得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抓住它，把它扣留下来。这种做法不仅在Ａ方面发生，而且在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还有其他资本家Ａ′、Ａ″、Ａ′″，都同样热中于这种货币贮藏。因此，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象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但是必须注意，远在商品流通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以前，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已经产生了货币贮藏；社会现有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它处于实际流通中的部分，虽然这一部分会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同样的贮藏货币和同样的货币贮藏，不过现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
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85]，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在这里，生利的〔wuchernd〕意思就是增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Ａ所以能进行这种货币贮藏，仅仅是因为就他的剩余产品来说，他只作为卖者，而不接着作为买者出现。所以，他的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连续生产，就是这种货币贮藏的前提。在只考察第Ⅰ部类内部的流通这种场合，作为总产品的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和总产品的实物形式一样，是第Ⅰ部类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在Ｂ、Ｂ′、Ｂ″等等买者手中，它将会变成什么，将会执行什么样的职能。
在这里，首先要记住一点：尽管Ａ从流通中取出相当于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把它贮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通，而没有以此从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Ｂ、Ｂ′、Ｂ″等等就能够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在这个场合，这种商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和它的用途来说，是要加入到Ｂ、Ｂ′等的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中去的。关于这一点，等我们涉及剩余产品的买者Ｂ、Ｂ′等时再谈。
我们在这里附带指出：和以前考察简单再生产时一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年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换，也就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流通（这种流通必须同时包括资本的再生产，以及资本重新恢复它的不同形式：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其前提决不是接着以卖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买，或者接着以买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卖，以致事实上，象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贸易学派所假定的那样，只有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我们知道，固定资本一经投入，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就不用更新，而是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发挥作用，它的价值则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我们又已经知道，Ⅱｃ的固定资本（Ⅱｃ的全部资本价值转化为在价值上与Ⅰ（ｖ＋ｍ）相等的要素）的周期更新的前提，一方面是Ⅱｃ中要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部分的单纯的买，与此相适应的是Ⅰｍ的单纯的卖；另一方面是Ⅱｃ中要沉淀为货币的固定（损耗）价值部分的单纯的卖，与此相适应的是Ⅰｍ的单纯的买。在这里，交换正常进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Ⅱｃ的单纯的买，按价值量来说，和Ⅱｃ的单纯的卖相等；同样，Ⅰｍ对Ⅱｃ第1部分的单纯的卖，也和Ⅱｃ第2部分的单纯的买相等（第440页［注：见本卷第520—521页。——编者注］）。不然，简单再生产就会遭到破坏。一方面的单纯的卖，必须由另一方面的单纯的买来抵销。同样，这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Ⅰｍ中Ａ、Ａ′、Ａ″的货币贮藏的部分的单纯的卖，和Ⅰｍ中Ｂ、Ｂ′、Ｂ″要把贮藏货币转化为追加生产资本要素的部分的单纯的买保持平衡。
既然平衡的形成是由于买者后来作为出售同等价值额的卖者出现，卖者后来作为购买同等价值额的买者出现，所以，货币会流回到在购买时预付货币的、在重新购买之前先已出售的那一方。但是就商品交换本身、就年产品的不同部分的交换而言，实际平衡要取决于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
但是，既然发生的只是单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并且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决定了这种单方面的形态变化，——所以，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销。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
我们还知道，在Ⅰｖ和Ⅱｃ的相应价值额交换时，正是对Ⅱｃ来说，第Ⅱ部类的商品最后由第Ⅰ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所补偿，所以在第Ⅱ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方面，他的商品的出售是事后以第Ⅰ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的购买作为补充的。这种补偿是会发生的；但是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在他们的商品转化中并不是互相交换商品。Ⅱｃ把他的商品出售给第Ⅰ部类的工人；第Ⅰ部类的工人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Ⅱｃ相对立，而Ⅱｃ则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Ⅰ部类的工人相对立；Ⅱｃ用他这样得到的货币，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Ⅰ部类的总体资本家相对立，而第Ⅰ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则用Ⅰｖ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Ⅱｃ相对立。只是由于出售这种商品，第Ⅰ部类最后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重新再生产出它的可变资本。如果第Ⅰ部类的资本用Ⅰｖ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Ⅱ部类的资本相对立，那末，它在劳动力的购买上就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Ⅰ部类的工人相对立。如果第Ⅰ部类的工人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即生活资料的买者）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那末，他们就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即他们的劳动力的卖者，和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
第Ⅰ部类的工人要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再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第Ⅱ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用不变资本Ⅱｃ的实物要素来补偿——这一切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用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媒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
2．追加的不变资本
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对于它的占有者，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他们用不着按任何方式预付货币或商品，就可以得到它。预付（avance），在重农学派看来，就已经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上实现的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第Ⅰ部类资本家预付的，不外是他们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他们保存了不变资本；不仅用一个新创造的具有商品形式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为他们补偿了可变资本价值；而且，工人还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相继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贮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在这里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产品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这个剩余产品，只有在Ｂ、Ｂ′、Ｂ″等等（Ⅰ）的手中，才执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职能。但是，它在出售以前，在货币贮藏者Ａ、Ａ′、Ａ″（Ⅰ）的手中已经是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了。如果我们只考察第Ⅰ部类方面的再生产的价值量，那末，我们就仍然处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因为没有使用追加资本来创造这个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剩余产品），也没有使用比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耗费的更多的剩余劳动。在这里，区别只在于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的形式，只在于它的特殊的有用方式的具体性质。它是用来生产Ⅰｃ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Ⅱｃ的生产资料的，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前提是第Ⅰ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即用在第Ⅱ部类的商品上；所以，它只不过是由那种以自己的实物形式重新补偿不变资本Ⅱｃ的生产资料构成的。因此，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Ⅰ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Ⅱ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Ⅰ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Ⅰ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简单说来，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Ⅰ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Ⅰ部类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Ａ、Ａ′、Ａ″（Ⅰ）方面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通过相继出售他们的不需要任何资本主义货币支出而创造的剩余产品，——在这里也就只是追加地生产出来的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
潜在的追加资本的生产，在当前的场合（因为我们将会知道，这种追加资本还可以按完全不同的方法形成），不外是表示生产过程本身的现象，即生产资本的要素在一定形式上进行的生产。
因此，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许多点上的大规模生产，不外是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的多方面的生产的结果和表现，这种生产资本的形成本身并不是以产业资本家方面的任何追加货币支出为前提的。
Ａ、Ａ′、Ａ″等等（Ⅰ）方面的这个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向潜在的货币资本（贮藏货币）的相继转化，是由他们的剩余产品的相继出售引起的，因而是由没有购买作为补充的反复进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出售引起的，这种转化是靠反复从流通中取出货币以及形成与此相应的货币贮藏来完成的。这种货币贮藏，——金生产者是买者的场合除外，——决不包含贵金属财富的增加，而只包含到目前为止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职能的改变。以前，它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现在则作为贮藏手段，作为正在形成的、潜在的新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和一个国家现有贵金属的数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在价值方面或在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那末，下列二者也就越大：
1．Ａ、Ａ′、Ａ″等等手中的剩余产品形式的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和
2．Ａ、Ａ′、Ａ″手中的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量，即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量。因此，如果说，象富拉顿这样的人，不想知道普通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只知道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那就再一次证明，甚至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制度的机构。
如果由资本家Ａ、Ａ′、Ａ″（Ⅰ）直接生产和占有的剩余产品是资本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基础，——虽然它要到Ｂ、Ｂ′、Ｂ″等等（Ⅰ）手中，才实际以这种资格执行职能，——那末，当它还处于蛹化成的货币的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deadweight）。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剩余产品就是由于它执行职能而产生）的总额越大，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的剩余产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当每年再生产的潜在货币资本的量绝对增大时，这种资本的分裂也就会更容易，因此，这种资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参加遗产分配的家庭成员，等等）手中。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分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
剩余产品的卖者Ａ、Ａ′、Ａ″等等（Ⅰ）取得的剩余产品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这个生产过程除了在简单再生产上也需要预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外，并不以进一步的流通行为作为前提，其次，他们因此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提供了现实基础，并实际生产了潜在的追加资本，相反地，Ｂ、Ｂ′、Ｂ″等等（Ⅰ）的情况却不同。1．Ａ、Ａ′、Ａ″等等的剩余产品，只有在Ｂ、Ｂ′、Ｂ″等等手中才实际作为追加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我们暂且把生产资本的另一个要素，追加的劳动力，即追加的可变资本撇开不说）；2．这种剩余产品要到达Ｂ、Ｂ′、Ｂ″等等手中，还需要一种流通行为，即他们必须购买这种剩余产品。
关于第一点，这里应当指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潜在的追加不变资本）虽然是由Ａ、Ａ′、Ａ″（Ⅰ）在当年生产的，但是要到下一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能够实际在Ｂ、Ｂ′、Ｂ″（Ⅰ）手中作为产业资本执行职能；关于第二点，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流通过程所必需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既然Ｂ、Ｂ′、Ｂ″等等（Ⅰ）生产的产品本身重新以实物形式进入同一个生产过程，不言而喻，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就会相应地直接（没有流通作为媒介）转化为他们的生产资本，并且作为不变资本的追加要素进入这个过程。但是，与此相适应，他们也没有把Ａ、Ａ′等等（Ⅰ）的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撇开这些不说，那末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和Ａ、Ａ′等等一样，通过出售各自的剩余产品，形成了他们的货币贮藏，而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目标：现在他们以贮藏货币积累的、还仅仅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应当实际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执行职能。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是在这里兜圈子了。问题仍然是：Ｂ等等（Ⅰ）以前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然而，我们从考察简单再生产中已经知道，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必须有一定量货币，以便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在简单再生产中，仅仅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会按照各该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多少，回到各该资本家手中；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的货币会再出现，但是它们的职能改变了。Ａ等等和Ｂ等等（Ⅰ）将交替地提供货币，以便使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并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作为购买手段再投入流通。
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国内现有的货币量（假定流通速度等等不变），既要足以适应能动的流通的需要，也要足以适应贮藏货币的储备的需要。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前提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也是必须具备的。不过贮藏货币的职能在这里是不同的。现有的货币量也必须更大，1．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产品（新生产的贵金属和生产者自己消费的少量产品除外）都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所以必须通过蛹化为货币的阶段；2．因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商品资本的量及其价值量，不仅绝对地增大，而且无比迅速地增大；3．因为日益增大的可变资本必须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4．因为新货币资本的形成和生产的扩大同时并进，因而它们的货币贮藏的材料必须是现成的。——以上所述，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阶段，即金属流通占主要地位，而兼有信用制度的阶段，是完全适用的，那末，对于仍然以金属流通为基础的信用制度的最发达阶段，也是适用的。一方面，贵金属的追加生产，只要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就会不仅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而且在极短的时期内扰乱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整个信用机构不断地忙于用各种操作、方法和技术设施，把现实的金属流通限制在一个相对地日益缩小的最小限度，这样，整个机构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加。
把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用作能动资本的Ｂ、Ｂ′、Ｂ″等等（Ⅰ），可能彼此购买和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的部分剩余产品）。在正常的情况下，为剩余产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按照Ｂ等等为他们各自的商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的同一比例流回到他们各自手中。如果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那末，在这里只是当买和卖彼此不能相抵时才支付差额。但是重要的是，各处都象这里一样，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和流回，差额的抵销，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
3．追加的可变资本
因为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追加的不变资本，所以现在要转入考察追加的可变资本。
在第一卷，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中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我们在第一卷还论述过，一定量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但是，这里要讲的是特定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因此，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
金生产者能够把他的一部分金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来积累；只要达到必要的数量，他就能够把它直接转化为新的可变资本，而不必为此先出售他的剩余产品；同样地，他能够直接把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要素。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他就必须找到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或者象以上说明的那样，假定每个生产者都是为存货而生产，然后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场，或者假定每个生产者都是为订货而生产。在这两个场合，都是以生产的实际扩大为前提的，也就是以剩余产品为前提的；在前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实际存在的，在后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潜在地存在的，是能够供应的。
Ⅱ．第Ⅱ部类的积累
以上我们假定，Ａ、Ａ′、Ａ″（Ⅰ）是把他们的剩余产品卖给也是属于第Ⅰ部类的Ｂ、Ｂ′、Ｂ″等等。现在我们假定，Ａ（Ⅰ）把他的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是由于把剩余产品卖给第Ⅱ部类的Ｂ。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发生，只是因为Ａ（Ⅰ）把生产资料卖给Ｂ（Ⅱ）以后，不接着购买消费资料，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这方面进行的是单方面的卖。Ⅱｃ所以能够由商品资本的形式转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只是因为不仅Ⅰｖ，而且至少Ⅰｍ的一部分，和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Ⅱｃ的一部分相交换；而现在，Ａ把他的Ⅰｍ转化为货币，是由于这种交换没有进行，相反地，Ａ把通过出售他的Ⅰｍ而从第Ⅱ部类得到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不用它来购买消费资料Ⅱｃ。因此，在Ａ（Ⅰ）方面虽然形成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但是另一方面，Ｂ（Ⅱ）却有同等价值量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被凝结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不能够转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换句话说，Ｂ（Ⅱ）的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而且首先是他的这样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由于这部分商品卖不出去，他就不能把他的不变资本全部再转化为生产形式；因此，就这部分商品来说，发生了生产过剩，这种过剩阻碍着这部分商品的再生产，甚至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因此，在这个场合，Ａ（Ⅰ）方面的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虽然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转化成货币的形式，但是，就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本身来看，它在这里是简单再生产的现象，还不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现象。Ⅰ（ｖ＋ｍ）——无论如何，ｍ的一部分——最终必须和Ⅱｃ交换，以便Ⅱｃ的再生产能够按不变的规模进行。Ａ（Ⅰ）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Ｂ（Ⅱ）时，虽然已经以实物形式向Ｂ（Ⅱ）提供了不变资本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但是同时，由于他从流通中取出了货币，没有接着以买补充他的卖，他就使Ｂ（Ⅱ）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部分卖不出去。因此，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都同样包括在内，——那末，Ａ（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就是表示，Ｂ（Ⅱ）的具有同等价值量的商品资本不能再转化为生产（不变）资本；这不是表示潜在的规模扩大的生产，而是表示简单再生产受到阻碍，也就是简单再生产不足。因为Ａ（Ⅰ）的剩余产品的形成和出售本来是简单再生产的正常现象，所以就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下述各种互为条件的现象：第Ⅰ部类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所以从第Ⅱ部类的观点来看，就是消费不足）；第Ⅱ部类的商品储备搁置起来，不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对第Ⅱ部类来说，就是相对的生产过剩）；第Ⅰ部类的货币资本过剩，第Ⅱ部类的再生产不足。
关于这一点，不必多谈。我们只要指出，在说明简单再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前提是，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是作为收入花掉的。但是，事实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一部分则转化为资本。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实际的积累。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
现在，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第Ⅱ部类的积累。
Ⅱｃ方面的第一个困难，即怎样由第Ⅱ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转化为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是与简单再生产有关的。让我们采用以前的公式：
（1000ｖ＋1000ｍ）Ⅰ和
2000Ⅱｃ交换。
假如第Ⅰ部类的剩余产品的一半，即1000/2ｍ或500Ⅰｍ，再作为不变资本并入第Ⅰ部类，留在第Ⅰ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产品，就不能补偿Ⅱｃ的任何部分。它不转化为消费资料（在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场合，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这部分流通中发生的，是实际的互相的交换，也就是双方的商品换位，这不同于以第Ⅰ部类的工人作为媒介的1000Ⅱｃ由1000Ⅰｖ进行的补偿），而要在第Ⅰ部类本身内作为追加的生产资料来用。它不能同时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完成这个职能。资本家不能既把他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花费在消费资料上，同时又对这个剩余产品本身进行生产消费，即把它并入他的生产资本。因此，和2000Ⅱｃ交换的，已不是2000Ⅰ（ｖ＋ｍ），而只是1500，即（1000ｖ＋500ｍ）Ⅰ。这样，500Ⅱｃ就不能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第Ⅱ部类的生产（不变）资本。于是第Ⅱ部类就会发生生产过剩，过剩的程度恰好与第Ⅰ部类生产已经扩大的程度相适应。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也许会这样严重地反应到第Ⅰ部类上，以致第Ⅰ部类的工人用在第Ⅱ部类消费资料上的1000，也仅仅是部分地流回，因而这1000也不是以可变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回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将会发觉，仅仅因为他们有扩大再生产的企图，就连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会受到阻碍。这里还要注意，第Ⅰ部类事实上只有简单再生产，公式中列举的要素只不过为将来的扩大，比如说下一年的扩大，进行不同的组合罢了。
有人可能企图回避这个困难，认为放在资本家仓库中、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500Ⅱｃ，远远不是生产过剩，相反地，它代表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要素，这个要素一直被我们忽视了。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储备必须在许多点上积累起来，因此，必须从流通中取出，这部分地是为了有可能形成第Ⅰ部类的新货币资本，部分地是为了使逐渐消耗的固定资本的价值暂时保留在货币形式上。但是，因为在公式的表述中假定，一切货币和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只是处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存在商人、货币经营者、银行家，也不存在只消费而不直接参加商品生产的阶级，所以，在这里，必须在各该生产者本人手中不断形成商品库存，以便使再生产这个机器继续运转。因此，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仓库中的500Ⅱｃ代表的，是消费资料的商品储备，有了这种商品储备，就能使再生产中包含的消费过程连续进行，在这里也就是从一年过渡到下一年。在这里，还处在卖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手中的消费基金，不能在今年用光，以致明年从零开始；即使是从今天到明天，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商品库存——虽然它的数量会有变动——必须不断地重新形成，所以我们第Ⅱ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拥有货币准备资本，使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他们的生产过程，尽管他们的生产资本一部分暂时要凝结在商品形式上。按照假定，他们是把全部商人业务和生产业务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必须拥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这种资本在再生产过程的各项职能由各种资本家独立执行时是处在商人手中的。
我们对于上面这种说法的反驳是：1．这样的商品储备及其必要性，对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所有的资本家来说，都是适用的。把他们作为单纯的商品卖者来看，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卖的是不同种类的商品。第Ⅱ部类的商品的储备，是以第Ⅰ部类的商品先有储备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忽视了一方面的这种储备，也就必定忽视另一方面的储备。但是，如果我们把两方面都考虑到，问题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2．如果在第Ⅱ部类方面，今年结束时给下一年留下了商品储备，那末，同样在第Ⅱ部类方面，今年开始时也从上一年得到了商品储备。因此，在分析年再生产时，即把再生产还原为它的最抽象的表现时，我们必须把这二者都扣除。我们既然把全部生产列入今年的生产，那也就把今年转到下一年的商品储备包括在内，但是，也就在另一方面把今年从去年得到的商品储备扣除，因此事实上是以一个平均年度的总产品作为我们分析的对象。——3．我们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并没有碰到这里所要回避的困难，这一简单事实就证明，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只是由于第Ⅰ部类的各要素之间（就再生产来说）有了不同的组合，没有这种组合的变化，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Ⅲ．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现在我们按照下列公式来考察再生产：
公式(a)
I．4000c＋1000v＋1000M＝6000
II．1500c＋376v＋376m＝2252}
｝合计＝82520
首先要指出，年社会产品的总额8252，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9000。我们尽可以假定一个大得多的总额，比如说，一个增大十倍的总额。但这里选择一个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里，这种再生产只是指用较大的投资来进行的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也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对一定量商品来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提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规定，因此，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数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注：这一点永远结束了詹姆斯·穆勒和赛·贝利之间关于资本积累的争论，这个争论在第一卷（第22章第5节第634页注（65）[86]）已经从另一个观点加以论述，这就是在产业资本量不变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的作用有无扩大的可能。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
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同时，我们对公式的表述可以不同，例如：
公式(b)
I．4000c＋875v＋875m=5750
II．1750c＋376v＋376m=2502
｝合计=82520
这样，这个公式似乎是为简单再生产而列出的，以致于剩余价值全部都作为收入花掉，而没有积累起来。在（ａ）和（ｂ）这两个场合，年产品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只是在（ｂ）的场合，它的各种要素在职能上有这样的组合，使再生产必须按照相同的规模再开始，而在（ａ）的场合，却已经有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在（ｂ）的场合，（875ｖ＋875ｍ）Ⅰ＝1750Ⅰ（ｖ＋ｍ）和1750Ⅱｃ交换时，没有余额，而在（ａ）的场合，（1000ｖ＋1000ｍ）Ⅰ＝2000Ⅰ（ｖ＋ｍ）和1500Ⅱｃ交换时，却留下一个余额500Ⅰｍ，供第Ⅰ部类进行积累。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分析公式（ａ）。假定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都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即把它转化为追加资本的要素，而不是作为收入花掉。因为1000Ⅰｍ的一半＝500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积累起来，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投入，也就是说，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本，所以，只有（1000ｖ＋500ｍ）Ⅰ作为收入花掉。因此，Ⅱｃ的正常的量在这里也只有1500。对1500Ⅰ（ｖ＋ｍ）和1500Ⅱｃ之间的交换，无须再研究，因为它作为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已经阐明了；对4000Ⅰｃ，也无须再考察，因为4000Ⅰｃ为重新开始的再生产（这一次要按扩大的规模进行）而进行的再组合，同样也作为简单再生产的过程阐明了。
在这里唯一要研究的，是500Ⅰｍ和（376ｖ＋376ｍ）Ⅱ。一方面要考察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各自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两个部类之间的运动。因为我们假定第Ⅱ部类的剩余价值也有一半要积累，所以在这里应该有188转化为资本，其中有1/4＝47要转化为可变资本，以整数计，可以说有48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剩下140要转化为不变资本。
我们在这里碰上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本身，对通常的见解来说，必然显得奇怪，因为按照通常的见解，一种商品总是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或者说，商品总是要和货币交换，而这个货币又总是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140Ⅱｍ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只是因为它们用商品Ⅰｍ中具有同等价值额的部分来补偿。不言而喻，Ⅰｍ要同Ⅱｍ交换的部分，必须由生产资料构成，这种生产资料或者既进入第Ⅰ部类的生产，也进入第Ⅱ部类的生产，或者只进入第Ⅱ部类的生产。这种补偿之所以能够进行，只是由于第Ⅱ部类方面的单方面的买，因为全部有待我们考察的剩余产品500Ⅰｍ，都要用在第Ⅰ部类的积累上，因此，不能用来同第Ⅱ部类的商品交换；换句话说，第Ⅰ部类的这些剩余产品不能同时既用来积累，又用来消费。因此，第Ⅱ部类必须用现金购买140Ⅰｍ，但是这样用掉的货币，不会因为以后第Ⅱ部类把它的商品卖给第Ⅰ部类而流回到它那里。并且，在每年的新生产中，只要这种生产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种过程就是不断反复发生的。对第Ⅱ部类来说，为这个目的所需要的货币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呢？
但是，第Ⅱ部类对于新货币资本的形成——这种形成伴随着实际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实际积累的条件，实际上首先表现为简单的货币贮藏——好象是一块不毛之地。
首先，我们有376Ⅱｖ；这个预付在劳动力上的货币资本376，会由于第Ⅱ部类的商品被人购买而不断地作为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回到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过，这样不断反复离开起点又回到起点（资本家的钱袋）的现象，无论如何不会增加在这个循环里面流转的货币。因此，这不是货币积累的源泉；这个货币也不能从这个流通中取出，以便形成贮藏起来的、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
但是且慢！这里就没有什么利润可图吗？
我们不要忘记，和第Ⅰ部类相比，第Ⅱ部类具有这样一个优点：第Ⅱ部类所使用的工人，必须再向第Ⅱ部类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第Ⅱ部类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向自己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出售商品的卖者。因此，第Ⅱ部类资本家能够：
1．简单地把工资压低到它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这是他们与第Ⅰ部类资本家的共同之处。因此，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就有一部分游离出来，并在同一个过程的不断反复中成为第Ⅱ部类的货币贮藏的一个正常的源泉，从而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一个正常的源泉。偶然靠欺诈取得的利润，当然和我们这里考察的正常的资本形成的问题无关。但不要忘记，实际支付的正常工资（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决定可变资本的量），根本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好心肠才支付的，而是在一定关系下不得不支付的。因此，这种说明方法就被排除了。如果我们假定376ｖ是第Ⅱ部类所耗费的可变资本，我们就不应该为了说明一个新碰到的问题，而突然偷偷地改变我们的假设，说他们只预付350ｖ，而不是376ｖ。
2．另一方面，第Ⅱ部类作为总体来看，如上所述，比第Ⅰ部类还有一个优点：它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再向自己的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每一个工业国家都提供了十分明显的实例，证明可以怎样利用这个优点，可以怎样在名义上支付正常的工资，事实上却一部分用实物工资制，一部分用伪造通货的办法（也许还不受法律的处罚），把其中的一部分在不付相应的商品等价物的情况下再夺回来，换句话说，再偷回来。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关于这一点，要列举若干恰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但是，这种做法，正好是第1点所讲的同样的做法，只不过伪装了一下，而且是迂回曲折地进行的。因此，这种做法要和前一种做法一样被排除。这里讲的，是实际上支付的而不是名义上支付的工资。
我们知道，在对资本主义机构进行客观分析时，不能利用这个机构所具有的某些特别的污点作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但奇怪的是，攻击我的大多数资产阶级批评家竟大喊大叫，似乎我比如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假定资本家支付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他们大都不是这样做的），这就冤枉了这些资本家！（在这里不妨用赐给我的宽宏大量引一段谢夫莱的话。）
因此，要达到上述目的，用376Ⅱｖ是不行的。
但是，用376Ⅱｍ，似乎更不行。在这里，只有同一部类的资本家互相对立。他们彼此出售和彼此购买他们所生产的消费资料。这种交换所必需的货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在正常的进程中，这种货币必须按照各有关当事人预付到流通中的数量，流回到他们各人手里，这样才能始终不断地重新通过同一轨道。
要从流通中取出这种货币以形成潜在的追加的货币资本，看来只可能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是，第Ⅱ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欺骗另一部分资本家，用这种方法夺取他们手中的货币。我们知道，新货币资本的形成，不需要先增加通货，而只需要把某些方面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即使可以把货币偷来，以致第Ⅱ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可以和另一部分资本家的直接的货币损失结合在一起，那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不过第Ⅱ部类中受骗的那一部分资本家会生活得差一些，如此而已。
或者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代表的Ⅱｍ的一部分，直接在第Ⅱ部类转化为新的可变资本。这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将在本章的结尾（第Ⅳ节）加以研究。
1．第一例
（Ａ）简单再生产的公式
I．4000c＋1000v＋1000M＝6000
II．2000c＋500v＋500m＝3000
｝总额＝9000
（Ｂ）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开端公式
I．4000c＋1000v＋1000m＝6000
II．1500c＋750v十750m＝3000
｝总额＝9000
假定在公式（Ｂ）中，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即500被积累。因此，首先，（1000ｖ＋500ｍ）Ⅰ或1500Ⅰ（ｖ＋ｍ）要由1500Ⅱｃ补偿；这样，第Ⅰ部类留下的是4000ｃ＋500ｍ，后者要用于积累。（1000ｖ＋500ｍ）Ⅰ由1500Ⅱｃ来补偿，是简单再生产的一个过程，这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已经阐明了。
我们假定，500Ⅰｍ中有400要转化为不变资本，100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要在第Ⅰ部类内部资本化的400ｍ的交换已经阐明了；它们能够直接并入Ⅰｃ；这样，第Ⅰ部类是：
4400ｃ＋1000ｖ＋100ｍ（最后一项要转化为100ｖ）。
第Ⅱ部类方面为了积累的目的，要向第Ⅰ部类购买100Ⅰ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后者形成第Ⅱ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而第Ⅱ部类为这个目的而支付的100货币，就转化为第Ⅰ部类的追加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样，第Ⅰ部类的资本是4400ｃ＋1100ｖ（后者以货币形式存在）＝5500。
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现在是1600ｃ；第Ⅱ部类要运用这个资本，就必须再投入50ｖ的货币来购买新的劳动力，从而使他的可变资本由750增加到800。第Ⅱ部类这样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共计150，要由该部类的剩余价值来偿付；因此，在750Ⅱｍ中，只剩下600ｍ作为第Ⅱ部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的年产品现在划分如下：
Ⅱ．1600ｃ＋800ｖ＋600ｍ（消费基金）＝3000。
在消费资料上生产的150ｍ，在这里已经转化为（100ｃ＋50ｖ）Ⅱ。它将以它的实物形式，全部进入工人的消费：如上所述，100为第Ⅰ部类的工人（100Ⅰｖ）所消费，50为第Ⅱ部类的工人（50Ⅱｖ）所消费。事实上，因为第Ⅱ部类的总产品要以积累所必需的形式制造出来，所以增大了100的剩余价值部分要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再生产实际是按扩大的规模开始的，第Ⅰ部类的可变货币资本100，就会通过他们的工人的手，流回到第Ⅱ部类；第Ⅱ部类则把商品储备中的100ｍ转给第Ⅰ部类，同时又把商品储备中的50转给本部类的工人。
为积累的目的而改变的组合，现在表述如下：
Ⅰ．4400ｃ＋1100ｖ＋500消费基金＝6000
Ⅱ．1600ｃ＋800ｖ＋600消费基金＝300
───────
总计同上＝9000。
其中，资本是：
I．4400c＋1100v(货币)＝5500
II．1600c＋800v(货币)＝2400
｝＝7900，
在开始生产时则是：
I．4000c＋1000v＝＝5000
II．1500c＋750v＝＝2250
｝＝7250。
如果实际积累现在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说，如果用这个已经增加的资本实际进行生产，在第二年结束时，我们就得出：
I．4400c＋1100v＋1loom＝6600
II．1600c＋800v＋800m＝3200
｝＝9800。
假定第Ⅰ部类继续按同一比例进行积累，550ｍ作为收入花掉，550ｍ积累起来。这样，首先1100Ⅰｖ要由1100Ⅱｃ补偿，其次，550Ⅰｍ也要实现为同等数额的第Ⅱ部类的商品，合计是1650Ⅰ（ｖ＋ｍ）。但是，第Ⅱ部类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只＝1600；因此，其余的50，必须从800Ⅱｍ中补充。如果我们在这里首先撇开货币不说，那末，这个交易的结果如下：
Ⅰ．4400ｃ＋550ｍ（要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此外还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1650（ｖ＋ｍ），在商品Ⅱｃ上实现。
Ⅱ．1650ｃ（如上所述，其中的50是从Ⅱｍ中取出来追加的）＋800ｖ＋750ｍ（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但是，如果第Ⅱ部类的ｖ和ｃ保持原有的比例，那末，投入50ｃ，就还要投入25ｖ；这又必须从750ｍ中取出。因此，我们得出：
Ⅱ．1650ｃ＋825ｖ＋725ｍ。
第Ⅰ部类的550ｍ要资本化；如果保持以前的比例，其中440就形成不变资本，110就形成可变资本。这110势必要从725Ⅱｍ中取出，就是说，价值110的消费资料将由第Ⅰ部类的工人消费，而不是由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消费，因此，后者也只好把他们不能消费的110ｍ转化为资本。因此，725Ⅱｍ就只剩下615Ⅱｍ。但是，第Ⅱ部类把110这样转化为追加不变资本时，他们还需要有追加的可变资本55；这就必须再从他们的剩余价值中取出；从615Ⅱｍ中减去这个数额，就只剩下560，供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消费。所以，在完成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转移以后，现在的资本价值是：
Ⅰ．（4400ｃ＋440ｃ）＋（1100ｖ＋110ｖ）＝4840ｃ＋1210ｖ＝6050
Ⅱ．（1600ｃ＋50ｃ＋110ｃ）＋（800ｖ＋25ｖ＋55ｖ）＝1760ｃ＋880ｖ＝2640
───────────
8690。
如果要使事情正常地进行，第Ⅱ部类就必须比第Ⅰ部类积累得快，因为如果不是这样，Ⅰ（ｖ＋ｍ）中要与商品Ⅱｃ交换的部分，就会比它唯一能与之交换的Ⅱｃ增加得快。
如果再生产是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下一年结束时，我们就得出：
I．4840c+1210v+1210m=7260
II．1760c+880v+880m=3520
｝=10780。
如果剩余价值划分率不变，第Ⅰ部类首先就会把1210ｖ和剩余价值的一半＝605，合计＝1815，作为收入花掉。这个消费基金，又比Ⅱｃ大55。这55要从880ｍ中取出，这样就剩下825。55Ⅱｍ转化为Ⅱｃ时，又要从Ⅱｍ中扣除相应的可变资本＝27+（1/2）。留下消费的是797+（1/2）Ⅱｍ。
第Ⅰ部类中现在要资本化的是605ｍ，其中484转化为不变资本，121转化为可变资本，后者要从Ⅱｍ中扣除，Ⅱｍ现在是＝797+（1/2），扣除后剩下的是676+（1/2）。因此，第Ⅱ部类会把121再转化为不变资本；为此，还需要有可变资本60+（1/2）；这同样要从676+（1/2）中扣除，剩下用于消费的只是616。
这时的资本是：
Ⅰ．不变资本4840＋484＝5324。
可变资本1210＋121＝1331。
Ⅱ．不变资本1760＋55＋121＝1936。
可变资本880＋27+（1/2）＋60+（1/2）＝968。
合计：
I．5324.c＋1331v＝6655
II．1936c＋968v＝2904
｝＝9559，
年终时的产品是：
I．5324c＋1331v＋1331m＝7986
II．1936c＋968v＋968m＝3872
｝＝11858。
我们重复这种计算，把分数去掉，就得出下一年结束时的产品：
I．5856c＋1464v＋1464m＝8784
II．2129c＋1065v＋1065m＝4259
｝＝13043。
再下一年结束时的产品是：
I．6442c＋1610v＋1610m＝9662
II．2342c＋1172v＋1172m＝4686
｝＝14348。
在五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期间，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总资本，已经由5500ｃ＋1750ｖ＝7250，增加到8784ｃ＋2782ｖ＝11566，也就是按100∶160之比增加了。总剩余价值原来是1750，现在是2782。已经消费的剩余价值，原来在第Ⅰ部类是500，在第Ⅱ部类是600，合计＝1100；但是在最后一年，在第Ⅰ部类是732，在第Ⅱ部类是745，合计＝1477，因此，是按100∶134之比增加了。
2．第二例
现在假定有年产品9000，这个年产品完全是处在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商品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般平均比例是1∶5。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这时，把分数改成整数，年产品就会划分如下：
I．5000c+1000v十1000M=7000
II．1430c+285v+285m==2000
｝＝9000。
现在假定，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只消费剩余价值的一半＝500，而把其余一半积累起来。这样，（1000ｖ＋500ｍ）Ⅰ＝1500要转化为1500Ⅱｃ。但是因为在这里Ⅱｃ只＝1430，所以要从剩余价值那里补进70。285Ⅱｍ减去这个数额，还留下215Ⅱｍ。于是我们得出：
Ⅰ．5000ｃ＋500ｍ（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1500（ｖ＋ｍ）。
Ⅱ．1430ｃ＋70ｍ（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285ｖ＋215ｍ。
因为在这里70Ⅱｍ直接并入Ⅱｃ，所以，为了推动这个追加的不变资本，就要有一个可变资本70/5＝14。这14也要从215Ⅱｍ中扣除；剩下的是201Ⅱｍ，因此我们得出：
Ⅱ．（1430ｃ＋70ｃ）＋（285ｖ＋14ｖ）＋201ｍ。
1500Ⅰ（ｖ＋1/2ｍ）和1500Ⅱｃ的交换，是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已经讲过了。不过，在这里还必须指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在有积累的再生产中，Ⅰ（ｖ＋1/2ｍ）不是单单由Ⅱｃ来补偿，而是由Ⅱｃ加Ⅱｍ的一部分来补偿。
不言而喻，既然把积累作为前提，Ⅰ（ｖ＋ｍ）就大于Ⅱｃ，而不象简单再生产那样，和Ⅱｃ相等；因为1．第Ⅰ部类已经把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并入自己的生产资本，并把其中的5/6转化为不变资本，所以，它不能同时又用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来补偿这5/6；2．第Ⅰ部类要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进行积累时所必需的不变资本提供材料，就象第Ⅱ部类必须为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提供材料完全一样，这个可变资本应当推动由第Ⅰ部类自己用作追加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我们知道，实际的可变资本是由劳动力构成的，因此，追加的可变资本也是由劳动力构成的。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不必象奴隶主那样，为了他们将要使用的追加劳动力，向第Ⅱ部类购买必要生活资料的储备，或积累这种必要生活资料。工人自己会和第Ⅱ部类进行交易。但是，不妨说，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追加劳动力的消费资料只是他们势必要有的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维持手段，因而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他们（这里指第Ⅰ部类资本家）自己的直接活动，只是贮存为购买追加劳动力所必需的新的货币资本。一旦他们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们的资本，货币对这种劳动力来说，就成为第Ⅱ部类商品的购买手段，因此这种劳动力必须找到现成的消费资料。
附带说一下，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对劳动力花费货币的方式，对劳动力借以实现这种货币的第Ⅱ部类商品，总是感到不满意。于是，他们来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例如，英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秘书德鲁蒙德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据他说，《民族》｛一种刊物｝在1879年十月底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其中写道：
“工人在文化方面跟不上发明的进步。许多物品他们已经买得起，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所以他们没有为这些物品创造任何市场。｛每个资本家当然都愿意工人购买他的商品。｝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工人不应该象那些赚钱同他一样多的牧师、律师和医师一样，希望得到同样多的舒适品。｛这种律师、牧师和医师确实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得到许多舒适品！｝可是工人不这样做。问题始终在于，怎样用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来提高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这不是容易的问题，因为他的全部奢望没有超出缩短劳动时间的范围。蛊惑者总是煽动他去争取这种事情，而不诱导他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79年伦敦版第404页）
延长劳动时间，好象就是使工人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秘密。为了要成为资本家商品的一个合理的消费者，工人首先——但是蛊惑者阻止他这样做！——就要让他的资本家用不合理的、有损健康的方法消费他的劳动力。不过，资本家又是怎样理解合理的消费呢？这表现在他不惜降低身价，在消费品贸易上直接和他的工人打交道，实行“实物工资制”，而且在各式各样的实物工资中还包括供给工人住房。这样一来，资本家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了。
正是这位热中于通过种种资本主义尝试来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心地善良的德鲁蒙德，在同一个报告中还谈到洛厄尔—劳伦斯公司的模范棉纺织厂。工厂女工的供膳宿舍和宿舍，属于拥有工厂的股份公司所有；这些宿舍的女管理员是为该股份公司服务的。股份公司制定了女工管理规则，任何女工均须在晚上十点以前回宿舍。但是这个制度的精华是：公司所设的特别警察在附近巡逻，以防有人违反宿舍规则。晚上十点以后，任何女工都不准出入宿舍。任何女工都不准在股份公司所属地区以外的地方住宿。地区内的每一所房屋，每周给公司带来十美元左右的租金。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合理消费者是何等幸福：
“在许多设备最好的女工宿舍里，都备有钢琴。在织机上连续劳动十小时的女工，与其说需要真正的休息，不如说需要调剂单调的生活，因此，至少在她们中间，音乐、唱歌和舞蹈起着重要的作用。”（第412页）
但是，使工人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主要秘密，还在下面这一点。德鲁蒙德先生曾经访问过特纳·福尔斯（康涅狄格河畔）的制刀工厂。股份公司的主任会计欧克曼先生告诉他，美国的餐刀制品已在质量上胜过英国制品，接着又告诉他：
“在价格上，我们也要胜过英国；现在我们已经在质量上领先了，这是公认的；但是我们必须有较低的价格；只要我们的钢的价格便宜了，我们的劳动也便宜了，我们就会有较低的价格！”（第427页）
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这就是提高工人地位，使他成为合理的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实质，只有这样，工人才可以为一批由于文化和发明的进步而使他买得起的物品创造一个市场。
因此，就象第Ⅰ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Ⅱ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Ⅰ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Ⅱ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大部分时，它就既为第Ⅰ部类又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
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Ⅰ（ｖ＋ｍ）必须＝Ⅱｃ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Ⅱ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Ⅱ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Ⅰ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
我们回过来讲刚才考察的情况，这种情况有这样一个特点：Ⅱｃ小于Ⅰ（ｖ＋1/2ｍ），即小于第Ⅰ部类产品中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部分，因此，在和1500Ⅰ（ｖ＋ｍ）交换时，第Ⅱ部类的一部分剩余产品＝70，会立即由此实现。至于1430Ⅱ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总是要由同等价值额的Ⅰ（ｖ＋ｍ）来补偿，这样，第Ⅱ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有可能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进行考察。但是补充的70Ⅱｍ就不是这样。那种对第Ⅰ部类来说仅仅是以消费资料补偿收入，仅仅是为消费而进行商品交换的事情，对第Ⅱ部类来说，就不象在简单再生产中那样，仅仅是它的不变资本由商品资本形式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而是直接的积累过程，是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由消费资料的形式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形式。如果第Ⅰ部类用70镑货币（为了剩余价值的转化而保留的货币准备金）来购买70Ⅱｍ，如果第Ⅱ部类不用这个货币购买70Ⅰｍ，而把这70镑作为货币资本积累起来，那末，这70镑虽然不是任何再进入生产的产品的表现，但总是追加产品的表现（正是第Ⅱ部类的剩余产品的表现，追加产品是这个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但是，这样一来，第Ⅱ部类方面的这种货币积累，同时就是生产资料形式的卖不出去的70Ⅰｍ的表现了。因此，第Ⅰ部类会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这是同第Ⅱ部类方面的再生产不同时扩大相适应的。
但是，我们把上面这点撇开不说。在从第Ⅰ部类出来的货币70，还没有通过第Ⅱ部类方面购买70Ⅰｍ，而回到或者只是部分地回到第Ⅰ部类时，货币70会在第Ⅱ部类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充当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商品的互相补偿使货币再流回到它的起点以前，这对双方的任何交换来说，都是适用的。但是，在事情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货币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只是暂时的。在一切暂时游离的追加货币必须立即能动地作为追加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信用制度下，这种仅仅暂时游离的货币资本可以束缚起来，例如，可以用在第Ⅰ部类的新的企业上，而它本来应该实现停滞在第Ⅰ部类的其他企业中的追加产品。其次，应该指出：70Ⅰｍ并入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同时要求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增加14。这种增加——象第Ⅰ部类剩余产品Ⅰｍ直接并入资本Ⅰｃ一样——是以第Ⅱ部类的再生产已经具有进一步资本化的趋势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第Ⅱ部类再生产包含着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的。
我们说过，在第二例中，如果500Ⅰｍ要资本化，9000产品为了再生产的目的，必须按照下面的方法来划分。我们在这里只考察商品，而把货币流通撇开不管。
Ⅰ．5000ｃ＋500ｍ（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1500（ｖ＋ｍ）消费基金＝7000商品。
Ⅱ．1500ｃ＋299ｖ＋201ｍ＝2000商品。总额为9000商品产品。
资本化的过程如下：
第Ⅰ部类中要资本化的500ｍ，分成5/6＝417ｃ＋1/6＝83ｖ。这个83ｖ会从Ⅱｍ中取出一个同等数额，用来购买不变资本的要素，并且加到Ⅱｃ中去。Ⅱｃ增加83，就要求Ⅱｖ也增加83的1/5＝17。因此，在交换之后我们得出：
Ⅰ．（5000ｃ＋417ｍ）ｃ＋（1000ｖ＋83ｍ）ｖ＝5417ｃ＋1083ｖ＝6500
Ⅱ．（1500ｃ＋83ｍ）ｃ＋（299ｖ＋17ｍ）ｖ＝1583ｃ＋316ｖ＝1899
──────────
合计：8399。
第Ⅰ部类的资本已经由6000增加到6500，即增加1/12。第Ⅱ部类的资本已经由1715增加到1899，即增加近1/9。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年的再生产在年终得到的资本是：
Ⅰ．（5417ｃ＋452ｍ）ｃ＋（1083ｖ＋90ｍ）ｖ＝5869ｃ＋1173ｖ＝7042。
Ⅱ．（1583ｃ＋42ｍ＋90ｍ）ｃ＋（316ｖ＋8ｍ＋18ｍ）ｖ＝1715ｃ＋342ｖ＝2057
第三年结束时得到的产品是：
Ⅰ．5869ｃ＋1173ｖ＋1173ｍ。
Ⅱ．1715ｃ＋342ｖ＋342ｍ。
如果第Ⅰ部类和以前一样，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那末，Ⅰ（ｖ＋1/2ｍ）＝1173ｖ＋587（1/2ｍ）＝1760，大于1715Ⅱｃ的总数，多了45。因此，这个差额必须通过同额的生产资料转给Ⅱｃ来抵销。这样，Ⅱｃ就会增加45，从而也要求Ⅱｖ增加1/5＝9。其次，资本化的587Ⅰｍ，也是分为5/6和1/6，即分为489ｃ和98ｖ；这98要求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再增加98，这又要求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再增加1/5＝20。因此，我们得出：
Ⅰ．（5869ｃ＋489ｍ）ｃ＋（1173ｖ＋98ｍ）ｖ＝6358ｃ＋1271ｖ＝7629
Ⅱ．（1715ｃ＋45ｍ＋98ｍ）ｃ＋（342ｖ＋9ｍ＋20ｍ）ｖ＝1858ｃ＋371ｖ＝2229
总资本＝9858。
因此，三年的扩大再生产，使第Ⅰ部类的总资本由6000增加到7629，第Ⅱ部类的总资本由1715增加到2229，社会的总资本则由7715增加到9858。
3．积累时Ⅱｃ的交换
可见，在Ⅰ（ｖ＋ｍ）和Ⅱｃ的交换上有不同的情况。
在简单再生产时，二者必须相等，必须互相补偿；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正象前面说过的，简单再生产就不可能不受到干扰。
在积累时，首先要考察的是积累率。在以上各个场合，我们都假定第Ⅰ部类的积累率＝1/2ｍⅠ，并且每年保持不变。我们只是假定这个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这里有三种情形：
1．Ⅰ（ｖ＋1/2ｍ）＝Ⅱｃ。因此，Ⅱｃ小于Ⅰ（ｖ＋ｍ）。必须总是这样，否则第Ⅰ部类就无法积累了。
2．Ⅰ（ｖ＋1/2ｍ）大于Ⅱｃ。在这个场合，要完成这一补偿，就要把Ⅱｍ的一个相应部分加进Ⅱｃ，使Ⅱｃ的总额＝Ⅰ（ｖ＋1/2ｍ）。这里的交换，对第Ⅱ部类来说，不是它的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而已经是积累，即它的不变资本已经增加了用以交换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这种增加同时包括第Ⅱ部类还从它本身的剩余产品中取出一部分相应地增加它的可变资本。
3．Ⅰ（ｖ＋1/2ｍ）小于Ⅱｃ。在这个场合，第Ⅱ部类没有通过这种交换全部再生产它的不变资本，所以必须通过向第Ⅰ部类购买，才能补偿这种不足。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需要第Ⅱ部类可变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因为它的不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购买在原有数量上全部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第Ⅰ部类中仅仅积累追加货币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家，却已经通过这种交换完成了这种积累的一部分。
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是Ⅰ（ｖ＋ｍ）＝Ⅱｃ。这个前提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相容的，虽然这并不排斥在10—11年的产业周期中某一年的生产总额往往小于前一年的生产总额，以致和前一年比较，连简单再生产也没有。不仅如此，在人口每年自然增殖的情况下，只有在人数相应地增加的不从事生产的仆役参与代表全部剩余价值的1500的消费时，简单再生产才会发生。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积累，即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事实排斥了Ⅱｃ＝Ⅰ（ｖ＋ｍ）这一可能性。不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积累中，仍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过去的一系列生产期间进行积累的结果，Ⅱｃ不仅与Ⅰ（ｖ＋ｍ）相等，而且甚至大于Ⅰ（ｖ＋ｍ）。这就是说，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了，而这只有通过一次大崩溃才能恢复平衡，其结果是资本由第Ⅱ部类转移到第Ⅰ部类。——如果第Ⅱ部类自己再生产一部分不变资本，例如在农业中使用自己生产的种子，那也不会改变Ⅰ（ｖ＋ｍ）和Ⅱｃ的关系。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交换中，Ⅱｃ的这个部分和Ⅰｃ一样，无需加以考察。如果第Ⅱ部类的产品有一部分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第Ⅰ部类，那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部分产品就会和第Ⅰ部类提供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互相抵销，如果我们愿意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进行纯粹的、不受干扰的考察，那末应该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从双方都扣除。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Ⅰ（ｖ＋ｍ）不能与Ⅱｃ相等；或者说，二者不能在交换时互相抵销。如果是Ⅰｍ/ｘ是Ⅰｍ中作为第Ⅰ部类资本家的收入花掉的部分，那末，Ⅰ（ｖ＋ｍ/ｘ）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Ⅱｃ；但是，Ⅰ（ｖ＋ｍ/ｘ）必须总是小于Ⅱ（ｃ＋ｍ），其差额就是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在Ⅱｍ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
应该指出，在关于积累的这个阐述中，就不变资本是在它参与下生产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来说，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得到精确的说明。新积累的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只是逐渐地、周期地、按照这些固定要素的不同性质而以不同的程度加入商品资本的；因此，在原料和半成品等等大量进入商品生产时，商品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流动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资本这二者的补偿构成的。（鉴于流动组成部分的周转，象以上这样阐述是可以的；因此，可以假定，在一年之内，流动部分以及由固定资本转给它的那部分价值周转十分频繁，以致所提供的商品的总额，在价值上和进入年生产的总资本相等。）但在机器生产上只用辅助材料而不用原料的地方，劳动要素ｖ就必然会作为商品资本的较大的组成部分再现。在计算利润率时，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与固定组成部分周期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的多少无关。但是，对周期地生产的每个商品资本的价值来说，只是按照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由于消耗而把价值平均转移到产品本身中去的程度，把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计算在内。
Ⅳ．补充说明
对第Ⅱ部类来说，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Ⅰ部类金生产者用来和Ⅱｃ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ｖ＋ｍ。只有在金生产者积累剩余价值或把它转化为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从而扩大他的生产时，他的ｖ＋ｍ才不会进入第Ⅱ部类。另一方面，只有金生产者自己这方面的货币积累最终导致扩大再生产，金生产中不是用作收入而是用作金生产者的追加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才进入第Ⅱ部类，在那里形成新的贮藏货币，或提供新的手段，使它能向第Ⅰ部类购买，而不需要直接再向第Ⅰ部类出售。从来源于金生产的Ⅰ（ｖ＋ｍ）的货币中，要扣除一部分金，用作第Ⅱ部类的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原料等等，总之，用作它们的不变资本的补偿要素。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交换中，会在以下场合出现暂时形成的货币贮藏的要素：对第Ⅰ部类来说，是在这种场合，即Ⅰｍ的一部分单方面地、没有相应的购买而卖给第Ⅱ部类，并且在那里作为第Ⅱ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发挥作用；对第Ⅱ部类来说，是在这种场合，即第Ⅰ部类方面为了取得追加的可变资本，也这样做；其次，是在这种场合，即第Ⅰ部类作为收入花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和Ⅱｃ互相抵销，以致Ⅱｍ有一部分被人买去，转化为货币。如果Ⅰ（ｖ＋ｍ/ｘ）大于Ⅱｃ，Ⅱｃ为了它的简单再生产，就不需要再用第Ⅰ部类的商品，来补偿Ⅱｍ中已经被第Ⅰ部类消费的部分。问题在于，在第Ⅱ部类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中，——这种交换只能是Ⅱｍ的互相交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货币贮藏？我们知道，第Ⅱ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Ⅱｍ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正如第Ⅰ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Ⅰｍ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只要指出，第Ⅱ部类的不同生产部门内部的积累，以及每个单个生产部门中的每个单个资本家的积累，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个问题就已经可以得到说明了，如果作相应的变动，这也完全适用于第Ⅰ部类。一方面还处在货币贮藏、只卖不买的阶段，另一方面却已经处在实际扩大再生产、只买不卖的阶段。诚然，追加的可变货币资本首先是投在追加的劳动力上；但是这种劳动力向那些从事货币贮藏，持有追加的、供工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人购买生活资料。同这些人的货币贮藏相适应，货币不会从他们手里回到它的起点，他们会把货币积累起来。
注释：
[85]“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1850年发表的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556页。
[8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70页注（64）。——第57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九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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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注：这里第·开始。］
Ⅰ．重农学派
Ⅱ．亚当·斯密
1．斯密的一般观点
2．斯密把交换价值分解为ｖ＋ｍ
3．不变资本部分
4．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
5．总结
Ⅲ．以后的经济学家
Ⅰ．重农学派
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上一年度的收获，当然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总产品的一部分，——它和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作为使用物品，是过去一年劳动的新的结果，——同时只是以同一实物形式再现的原有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不流通，而是留在它的生产者租地农场主阶级手里，以便在那里重新充当资本。魁奈还把一些无关的要素包括在年产品的这个不变资本部分中，但是他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这要归功于他的有限的眼界，即认为农业是使用人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领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是唯一的真正生产的领域。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
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究们也还是如此。然而在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产业资本的代表——租地农场主阶级——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物品，而且也创造它们的价值；而生产的动机是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生地是生产领域，不是流通领域。在作为以流通为媒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承担者的三个阶级中，“生产”劳动的直接剥削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和那些剩余价值的单纯占有者区别开来了。[74]
还在重农主义体系的全盛时期，这种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就已经一方面引起了兰盖和马布利的反对，另一方面引起了自由小土地所有制的辩护者们的反对。
亚·斯密在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上的退步［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2页注32。[75]］之所以更加明显，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不仅对魁奈的正确分析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例如把魁奈的“原预付”和“年预付”普遍化，说成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注：在这一点上，也有几位重农主义者，首先是杜尔哥，曾经为他开路。杜尔哥已经比魁奈和其他重农主义者更经常地使用“资本”一词来代替“预付”；并且更加把制造业主的预付或资本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或资本等同看待。例如：“和那些人〈制造业主〉一样，他们〈租地农场主，即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除了流回的资本，还必须得到……”（《杜尔哥全集》，德尔编，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40页）］，而且在某些地方，完全重犯了重农学派的错误。例如，为了证明租地农场主比任何其他种类的资本家生产更大的价值，他说：
“没有任何等量资本，比租地农场主的等量资本，能推动数量更大的生产劳动。不仅他的雇工是生产工人，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工人。｛这对雇工是一个多么好听的赞语啊！｝在农业中，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虽然自然的劳动不需任何费用，但是它的产品，和费用最大的工人的产品一样，仍然具有它的价值。农业中最重要的工作，看来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自然的肥力，——虽然它也这样做，——不如说是要使用自然的肥力来生产对人类最有用的植物。杂草丛生的原野，往往可以提供和精心耕作的葡萄园或庄稼地同样多的植物。栽培和耕作往往更多地是调节而不是促进自然的能动的肥力；并且在完成这一切劳动之后，总会留下许多工作让自然去做。因此，农业中使用的工人和役畜〈！〉，象制造业中的工人那样，不仅再生产一个等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价值，或等于使用他们的资本连同资本家的利润的价值；而且还再生产一个更大得多的价值。除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和他的全部利润之外，他们还经常再生产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地租可以看作是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各种自然力的产物。地租多少，要看设想的各种自然力的大小而定，换句话说，要看设想的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为肥力而定。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作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物。它很少少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而常常多于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制造业中使用的等量生产劳动，决不可能引起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自然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是人做的；并且再生产必须始终和实行再生产的当事人的力量成比例。因此，投于农业的资本，与制造业中使用的任何一个等量资本相比，不仅推动数量较大的生产劳动，而且按照它所使用的生产劳动的量，把一个更大得多的价值，加到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去，加到该国居民的现实财富和收入中去。”（第2篇第5章第242、243页）
亚·斯密在第二篇第一章中说：
“种子的全部价值，在本来的意义上，也是固定资本。”
因此在这里，资本＝资本价值；它以“固定”的形式存在。
“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殖。”（第186页）
在这里，局限性在于，斯密没有象魁奈已经看到的那样，看到不变资本价值以更新的形式再现出来，因而看不到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只是为他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多提出了一个例证，而且是一个错误的例证。——斯密把“原预付”和“年预付”换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进步之处在于“资本”这个名词，他使资本这个概念普遍化，摆脱了重农学派特别注意把它应用于“农业”领域这种情况；退步之处在于把“固定”和“流动”理解为决定性的区别，并且坚持不变。
Ⅱ．亚当·斯密
1．斯密的一般观点
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第42页上说：
“在每一个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工资、利润、地租〉之一，或三者全体；并且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这三者都多少不等地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去”［注：为了使读者对“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一语不致迷惑不解，可以用下面这几句话来说明亚·斯密本人是怎样解释的：例如，在海鱼的价格中，没有加入地租，而只加入工资和利润；在苏格兰玛瑙的价格中，只加入工资。他说：“在苏格兰的一些地区，贫民以在海滨捡拾各种色彩的通称苏格兰玛瑙的小石子为业。石雕业主付给他们的小石子的价格，只由他们的工资构成，因为地租和利润都不形成这种价格的任何部分。”］；或者，象他接下去在第43页上说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
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的”或“一切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一学说，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他还说：
“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那末，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第2篇第2章第190页）
亚·斯密就是这样把一切个别考察的商品的价格和“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分解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之后，他还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把第四个要素，即资本的要素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来达到的。
“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可以列入消费储备的部分，即用于生活和享乐而不侵占资本的部分。他们的实际财富同样不是和他们的总收入，而是和他们的纯收入成比例的。”（同上，第190页）
对此我们评述如下：
1．亚·斯密在这里显然只是考察简单再生产，而不是考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他所说的只是为维持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支出。“纯”收入等于年产品——不管是社会的还是单个资本家的年产品——中可以加入“消费基金”的部分，不过这个基金的数量不能侵占执行职能的资本。因此，个人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都有一个价值部分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利润或地租，而是分解为资本。
2．亚·斯密借助“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这个名词游戏，背弃了自己的理论。单个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或所谓的国民一样，得到商品产品来代替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这个商品产品的价值，——它可以表现为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比例部分，——一方面补偿用掉的资本价值，因此形成收入，或按原来的用词，就是形成《Revenue》（《revenu》是动词《revenir》的分词，意思是“回来”），但要注意，这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形成几个价值组成部分，它们“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收入。按照这种观点，全部产品的价值，无论是单个资本家的还是全国的，都会形成某个人的收入；不过一方面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是与此不同的“收入”。因此，在把商品价值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时除掉的东西，就又从后门——通过“收入”这个名词的双重含义——引了进来。但是，只有那些已经存在于产品中的价值组成部分，才能够被“收入”。资本要作为收入拿回来，它就必须事先被用掉。
亚·斯密还说：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要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不时遇到的损失以外，总还要有些剩余。只有这个余额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
｛哪个资本家把利润理解为必要的资本支出？｝
“人们所说的总利润，往往不仅包括这个余额，而且也包括为补偿这种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第1篇第9章第72页）
这不过是说，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必须形成一个生产保险基金。这个保险基金是由一部分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就这一点说，剩余劳动直接生产资本，就是说，直接生产那种要用在再生产上的基金。至于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等等（见以上引文），那末，用新的固定资本补偿消费掉的固定资本，并不是什么新的投资，而仅仅是旧资本价值以新的形式更新。至于固定资本的修理，亚·斯密把它也算在维持费用之内，那末，这种费用也应算在预付资本的价格中。资本家无需一次支出这种费用，他只是根据资本执行职能期间的需要逐渐地支出，并且可以用已经赚得的利润支出，这个事实并不改变这个利润的源泉。产生这个利润的价值组成部分，只是证明，工人既为保险基金，也为修理基金提供剩余劳动。
然后亚·斯密告诉我们说，要从纯收入即特殊意义上的收入中，排除掉全部固定资本，也要排除掉维修和更新固定资本所必需的全部流动资本，实际上就是要排除掉一切不是处于用作消费基金的实物形式的资本。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价格｛即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和产品｛这种劳动体现在其中｝二者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第2篇第2章第190、191页）
亚·斯密在这里碰上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在前者的商品产品的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和工资总额相等，即和为购买劳动力所耗费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就它的物体形态说，是作为这种工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一定部分而存在的。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形成他们的收入，但是他们的劳动，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别人生产出可供消费的产品。因此，这些产品本身并不形成用来提供社会消费基金（“纯收入”只能在其中实现）的那部分年产品的任何要素。这里亚·斯密忘记加上一句：工资是如此，生产资料价值中在利润和地租的范畴下作为剩余价值（首先）成为产业资本家的收入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如此。这些价值组成部分也存在于生产资料中，存在于不能消费的物品中；它们在转化为货币之后，才能在第二类工人所生产的消费资料中，取出一个同它们的价格相当的数量，转入它们的所有者的个人消费基金。但是，亚·斯密尤其应该知道，在每年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中，有一部分和在这个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也就是和这个生产领域内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不仅由于它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而且也由于它的资本职能，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形成“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关于第二类工人，即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亚·斯密的规定是不十分确切的。他说，在这种劳动中，劳动的价格和产品，二者都加入直接消费基金；
“价格〈即作为工资得到的货币〉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
但是，工人不能用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作为他的工资支付给他的货币来过活；他要使这个货币得到实现，即用这个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这种消费资料，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他自己生产的商品构成。另一方面，他自己的产品，也可能是只供剥削劳动的人消费的产品。
亚·斯密这样把固定资本从一个国家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掉之后，接着说道：
“虽然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这样必须从社会的纯收入中排除掉，但维持流动资本的费用却不是这样。在流动资本由以构成的四部分即货币、生活资料、原料和成品中，我们讲过，后面三部分有规则地从流动资本中取出，或者转化为社会的固定资本，或者转化为用作直接消费的储备。不用来维持前者｛固定资本｝的那部分可供消费的物品，则全部加入后者｛用作直接消费的储备｝，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这三部分流动资本的维持从社会纯收入中减去的数量，不外就是年产品中必须用来维持固定资本的部分。”（第2篇第2章第191、192页）
不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加入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就是加入用来形成社会消费基金的那部分年产品，这种说法不过是同义反复而已。但重要的是接下去说的一段话：
“一个社会的流动资本，在这方面来说是和单个人的流动资本不同的。单个人的流动资本完全要从他的纯收入中排除掉，决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纯收入只能由他的利润构成。但是，每个单个人的流动资本虽然都是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然而决不因此就必定要从社会的纯收入中排除掉，它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小商人店里的全部商品，虽然完全不可能列入供他自己直接消费的储备，但可以是另一些人的消费基金。这些人用他们由别的基金得到的收入，有规则地为他补偿这些商品的价值，并且加上他的利润，既不致引起他的资本的减少，也不致引起他们的资本的减少。”（同上）
这样，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
1．任何单个资本家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以及为再生产（他忘记了固定资本的职能）和维持固定资本所必需的流动资本一样，也要从他的只能由他的利润构成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掉。因此，他的商品产品中补偿他的资本的部分，不能分解为任何形成他的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2．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形成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和任何单个固定资本都形成社会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完全一样。
3．社会流动资本虽然只是各单个流动资本的总和，但具有一种和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不相同的性质。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永远不能形成他的收入的一部分；但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即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部分），可以同时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或者象斯密前面说过的那样，没有必要因为有这部分资本，就要从社会的纯收入中减去一部分年产品。亚·斯密这里叫做流动资本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每年生产的、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他们的这种年商品产品，全部由可供消费的物品构成，从而形成社会纯收入（包括工资）得以实现或支出的基金。亚·斯密举例说明时，本应该选择堆放在产业资本家仓库内的大量货物，而不是选择小商人店里的商品。
如果亚·斯密把他先前在考察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和现在在考察他称之为流动资本的再生产时涌现出的一些思想片断综合起来，他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
Ⅰ．社会年产品是由两个部类构成的；第一部类包括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包括消费资料。二者必须分别加以论述。
Ⅱ．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的总价值，分成下面几个部分：第一个价值部分，只是生产这种生产资料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而只是以更新的形式再现的资本价值；第二个部分，等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价值，或者说，等于该生产领域内资本家付出的工资的总额。最后，第三个价值部分，形成这个部类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的源泉。
第一个组成部分，按亚·斯密的说法，就是在这个第一部类中所使用的一切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部分，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显然要从纯收入中排除掉，决不可能成为纯收入的一部分”。它总是作为资本，而从不作为收入执行职能。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单个资本家的“固定资本”都和社会的固定资本没有区别。但社会年产品中由生产资料构成的其他价值部分，——因而也是作为这个生产资料总量的相应部分而存在的价值部分，——固然同时形成一切参与这种生产的当事人的收入，即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租。但是对社会来说，它们不是形成收入，而是形成资本，虽然社会的这个年产品只是由该社会所属各单个资本家的产品的总和构成。这些产品，按照它们的性质，大部分只能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即使那些在必要时可以作为消费资料执行职能的部分，也是要作为新生产时的原料或辅助材料来用的。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即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不过不是在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而是在它们的使用者手中，那就是：
Ⅲ．在第二部类资本家即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者手中。它们为这些资本家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时用掉的资本（指的是不转化为劳动力，从而不是由这个第二部类工人的工资总额构成的那部分资本）；而这个用掉的资本，现在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处在那些生产这种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手中，从它这方面说，也就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又形成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其收入的消费基金。
如果亚·斯密的分析达到了这一步，那末，离全部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差无几了。他已经接近问题的实质，因为他已经指出，社会全部年产品由以构成的商品资本中的一种商品资本（生产资料）的某些价值部分，虽然形成从事这种生产的单个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但并不形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种商品资本（消费资料）的价值部分，虽然对它的单个所有者即在这个投资领域内活动的资本家来说，形成资本价值，但只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仅就以上所说已经可以得出：
第一，虽然社会资本只等于各单个资本的总和，社会的年商品产品（或商品资本）等于这些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的总和；因而，虽然商品价值之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适用于各单个商品资本，也必定适用于并且结果也确实适用于整个社会的商品资本，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
第二，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也不仅有工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有新的不变资本价值的直接生产；虽然工作日只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工人用来补偿可变资本，事实上就是为他的劳动力的购买生产一个等价物，而另一部分由工人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等等）。就是说，每天在生产资料再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其价值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是实现在新的生产资料上的，这些新的生产资料用来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时用掉的不变资本部分。
主要的困难——绝大部分已经由以上的说明解决了——不是发生在对积累的考察上，而是发生在对简单再生产的考察上。因此，亚·斯密（第2篇）和他以前的魁奈（《经济表》），每当研究社会年产品的运动和它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时，都是从简单再生产出发的。
2．斯密把交换价值分解为ｖ＋ｍ
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ｖ＋ｍ，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而且我们确实也能够把利润和地租还原为一个我们叫做ｍ的共同单位。这样做是亚·斯密所明确许可的，这可以由以下的引文来证明。在这些引文中，我们首先撇开一切次要之点，也就是撇开一切同这一教条——商品价值完全是由我们用ｖ＋ｍ来表示的要素构成——似乎相背离或实际相背离的东西。
在制造业中：
“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他们的雇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材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第1篇第6章第40、41页）——“虽然制造业者｛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他的业主预付的，但实际上业主并不花费什么，因为这种工资的价值连同利润，通常保留在有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物品的增大了的价值中。”（第2篇第3章第221页）
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雇主｝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第2篇第3章第223页）。
亚·斯密在刚才引述的这一章中明确地说：
“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自然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部分，首先用来补偿资本，更新那些已经从资本中取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成品；另一部分则用来形成收入，——或是作为这个资本的所有者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另一个人的土地的地租。”（第222页）
只有一部分资本，即为购买生产劳动所耗费的那部分资本，象亚·斯密刚才所说的那样，同时又形成某人的收入。这部分资本——可变资本——先是在雇主手中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然后又为生产工人自己“形成收入”。资本家把他的一部分资本价值转化为劳动力，并且正是由此转化为可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转化，不仅这部分资本，而且他的全部资本，才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工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手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为生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的收入的唯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买者资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资本家只是在表面上预付劳动力的购买价格，因为它的价值已经事先由工人提供给他了。
亚·斯密告诉我们制造业中产品的价值＝ｖ＋ｍ（这里的ｍ＝资本家的利润）后，又告诉我们说，在农业中，工人除了
“再生产一个等于他们自己的消费或雇用他们的｛可变｝资本以及资本家利润的价值”以外，“通常还会超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和他的全部利润，再生产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第2篇第5章第243页）。
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这件事，和我们这里考察的问题毫无关系。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之前，必然在租地农场主手里，即在产业资本家手里。它在成为某个人的收入之前，必然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亚·斯密那里，地租和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是由生产工人在不断再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即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同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所以，地租和利润是剩余价值ｍ的部分，因此，在亚·斯密那里，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ｖ＋ｍ。
一切商品（从而年商品产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加地租这个教条，在斯密著作中时常表露的内在的部分里，甚至采取了这样的形式：每一个商品从而社会年商品产品的价值＝ｖ＋ｍ，＝投在劳动力上的并由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价值加上由工人通过他们的劳动追加的剩余价值。
亚·斯密得出的这个最后结果，同时向我们泄露了——见后面——他对商品价值可以分解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片面分析的来源。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同时是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不同阶级的不同的收入源泉这种情况，却和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量的规定，以及它们的价值总和的界限，都没有关系。
亚·斯密说：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任何其他一种收入，最终地都是从其中某一个派生出来的。”（第1篇第6章第43页）
他这样一说，就把各式各样的混乱堆积在一起了。
1．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首先只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和那些原始的收入相对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的派生的收入的承受人，是靠他们作为国王、牧师、教授、娼妓、士兵等等的社会职能来取得这种收入的，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职能看作是他们的收入的原始源泉。
2．正是在这里，亚·斯密的可笑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首先正确地规定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然后证明这些组成部分形成同样多的不同的收入源泉之后［注：这一句话，我是照手稿逐字抄录下来的，虽然就现在的联系来看，它好象和上下文有矛盾。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将会在后面第四项《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中得到解决。——弗·恩·］，在这样从价值引出收入之后，他又反过来，使收入由“组成部分”变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而这在他那里是占主导地位的见解，——这样一来，他就为庸俗经济学大开了方便之门。（见我们的罗雪尔的著作[76]。）
3．不变资本部分
现在让我们看看，亚·斯密企图用什么魔术，把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
“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这个价值组成部分的起源，和这个部分付给土地所有者并以地租形式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毫无关系，就象其他价值组成部分的起源，和这些部分作为利润和工资形成收入的源泉毫无关系一样。
“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他还加上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seem，确实是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注：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说亚当在举例上的特别不幸。谷物价值之所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因为役畜消费的饲料被看成是役畜的工资，役畜则被看成是雇佣工人，因而雇佣工人也就被看成是役畜。（这个补注采自第Ⅱ稿）］
这全部价格，即它的量的规定，和它在三种人中间进行的分配绝对无关。
“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他指的是工资｝和利润。”（第1篇第6章第42页）
这些就是亚·斯密用来论证他那令人惊异的学说所说的一切原话，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他在所举的例子中承认，谷物的价格不仅由ｖ＋ｍ构成，而且也由生产谷物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即由一个不是被租地农场主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构成。但是，他说，这一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格，和谷物的价格一样，也分为ｖ＋ｍ；不过亚·斯密忘记加上一句：此外，还分为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本身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他引导我们由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又由另一个生产部门到第三个生产部门。商品的全部价格“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ｖ＋ｍ这个论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遁辞，否则他就得证明，价格直接分解为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ｖ＋ｍ的商品产品，最后会由这样一类商品产品来补偿，它们全部补偿“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但它们本身相反地只需花费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就能生产出来。如果这样，后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就直接＝ｖ＋ｍ。因而前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ｃ＋ｖ＋ｍ（ｃ代表不变资本部分），也就最后可分解为ｖ＋ｍ。亚·斯密自己也不相信，他用苏格兰玛瑙采集者［注：见本卷第401—402页注（38）。——编者注］的例子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证明。照他的说法，这种采集者1．不提供剩余价值，而只生产他们自己的工资；2．不使用生产资料（但是他们也使用篮子、口袋以及其他装运小石子的容器这类形式的生产资料）。
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亚·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他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转化为劳动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大于这个资本本身的价值。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亚·斯密说，这是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把一个价值加到他们所加工的物品中去，这个价值除了为他们自己的购买价格形成一个等价物之外，还形成一个不归他们而归他们的雇主所得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但是，这也就是他们所完成并且能够完成的一切。一天的产业劳动是如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在一年当中推动的劳动也是如此。因此，年社会价值产品的总量，只能分解为ｖ＋ｍ，分解为一个等价物和一个追加价值，前者工人用来补偿作为他们自己的购买价格而耗费的资本价值，后者工人必须作为这个资本价值的超额部分提供给他们的雇主。但商品的这两个价值要素同时又形成参与再生产的不同阶级的收入源泉：前者形成工资，即工人的收入；后者形成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被产业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保留在自己手里，另一部分则被作为地租让出，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既然年价值产品除ｖ＋ｍ之外不包含任何其他要素，那末，还有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简单再生产。既然年劳动的总量分解为再生产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所需要的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劳动，那末，生产那个不是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的劳动，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情况有如下述：
1．亚·斯密是用雇佣工人加进（adds）劳动对象中去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加进“材料”中去的劳动量，因为他所考察的是那种本身就是加工劳动产品的制造业；但这丝毫也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工人加进（这个《adds》是亚当的用语）一物中去的价值，和这个被加进价值的物在这种加进之前本身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毫无关系。因此，工人以商品形式创造了价值产品；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这个价值产品一部分是他的工资的等价物，因而这一部分由他的工资的价值量决定；工人必须根据这个价值量的大小加进或多或少的劳动，以便生产或再生产一个和他的工资价值相等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工人还要超出这样决定的界限，加进更多的劳动，为雇用他的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无论是完全保留在资本家手中，还是有一部分由资本家让给第三者，都绝对不会影响这个由雇佣工人加进的剩余价值的质的规定（它毕竟是剩余价值）和量的规定（大小）。它是价值，和产品价值的任何其他部分都一样，不过有一点不同：工人为此没有得到而且以后也不会得到任何等价物，相反地，资本家不付等价物就占有这个价值。商品的总价值是由工人在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总价值的一部分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等于工资的价值，即它是工资的等价物。因此，第二部分，即剩余价值，也必然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等于产品总价值减去其中作为工资等价物的价值部分，即等于生产商品时创造的价值产品超过其中所包含的等于工资等价物的价值部分而形成的余额。
2．每一单个工人在一个单个产业企业内生产的商品是如此，一切生产部门合在一起的年产品也是如此。一个单个生产工人一天的劳动是如此，整个生产工人阶级所推动的年劳动也是如此。这个年劳动把耗费的年劳动的量所决定的总价值“固定”（斯密的用语）在年产品中，而这个总价值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年劳动中工人阶级用来为他们的年工资创造等价物，事实上就是创造这个工资本身的部分决定的；另一部分是由年劳动中工人用来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追加的部分决定的。因此，年产品中包含的年价值产品只由两个要素构成：工人阶级取得的年工资的等价物和为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年剩余价值。但年工资形成工人阶级的收入，年剩余价值额则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因而二者代表年消费基金的两个相对的部分（这个观点在说明简单再生产时是正确的），并且在年消费基金中得到实现。这样一来，就没有为不变的资本价值，为那个以生产资料形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再生产，留下任何地盘。但是亚·斯密在他著作的序论中明确地说，商品价值中一切作为收入执行职能的部分，和用于社会消费基金的年劳动产品是一致的：
“全体人民的收入是由什么构成的？或者说……供给他们年消费的基金的性质是怎样的？说明这一点是本书前四篇的目的”（第12页）。
并且，序论的开头第一句就是：
“每一个国家的年劳动，都是这样一个基金，它最初提供该国一年当中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总是要末由这个劳动的直接产品构成，要末由用这个产品从别国购进的物品构成。”（第11页）
亚·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劳动的产品；前者除此以外，还包含在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生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它们的价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是它再生产的。亚·斯密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从而赶走了年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这种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观点的另一个错误上：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每年生产的商品的总额，即全部年产品，是过去一年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这一切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社会地使用的劳动已经在各种有用劳动的一个枝杈繁多的系统中耗费。只是因为如此，在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才得以保留在它们的总价值中，而以新的实物形式再现出来。因此，全部年产品是当年耗费的有用劳动的结果，但年产品价值只有一部分是当年创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
因此，既然亚·斯密在上述的引语中说：
“每一个国家的年劳动，都是这样一个基金，它最初提供该国一年当中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
那他就是片面地注意到单纯的有用劳动，诚然，这种劳动使这一切生活资料取得可以消费的形式。但是，这里他忘记了，如果没有前几年留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帮助，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形成价值的“年劳动”，无论如何也没有创造它所完成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他忘记了，价值产品是小于产品价值的。
固然我们不能责备亚·斯密，说他在这种分析上并不比他所有的后继者高明（虽然在重农学派那里已经可以看到正确解决问题的苗头），但是，他却继续迷失在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关于商品价值，他的“内在的”见解不断和他的在广度上占优势的外在的见解纠缠在一起，但他的科学本能还不时让内在的观点一再表露出来。
4．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
每一个商品（从而年产品）中只形成工资等价物的那部分价值，等于资本家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即等于他预付的总资本中的可变组成部分。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提供的商品中新生产的价值组成部分，把预付资本价值的这个组成部分收回。不管这种可变资本是不是在这种意义上预付的，即资本家在产品尚未完成以供出售之前，或在产品虽已完成但还未被资本家卖掉之前，就用货币支付了产品中属于工人的份额，不管他是不是用他通过出售工人所提供的商品已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给工人，也不管他是不是通过信贷已经预先得到这个货币，——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家都要支出以货币形式流到工人手中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又在他的商品的这样一个价值部分上占有这个资本价值的等价物，在这个价值部分上，工人重新生产出商品总价值中属于他自己的部分，换句话说，生产出自己工资的价值。资本家不是用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而是用货币把这个价值部分支付给工人。因此，对资本家来说，他的预付资本价值的可变组成部分，现在已处在商品形式中，而工人则以货币形式取得了他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
因此，当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中通过购买劳动力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而执行职能，并通过这种力的耗费，作为新的价值以商品形式重新生产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预付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即新生产！——的时候，工人也就把他所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耗费在生活资料上，耗费在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的各种资料上。一个和可变资本相等的货币额，形成他的所得，他的收入，这种收入能持续多久，要看他能够在多长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雇佣工人的商品——他的劳动力本身——在并入资本家的资本，发挥资本作用时，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另一方面，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以货币资本形式支出的资本，在劳动力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则起收入的作用。
在这里，几种不同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亚·斯密并没有加以区分。
第一，属于流通过程的几种行为：工人把他的商品即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资本家购买这个商品所用的货币，对资本家来说，是为增殖价值所使用的货币，也就是货币资本；它不是被花掉，而是被预付。（这就是“预付”——重农学派所说的《avance》——的真正含义，这和资本家从哪里弄到这笔货币完全无关。资本家为生产过程支付的每一个价值，对他来说都是预付，而不管他是事前支付还是事后支付；它是为生产过程本身预付的。）这里发生的情形，只不过是任何商品出售时发生的情形：卖者交出一个使用价值（在这里是劳动力），而以货币形式得到它的价值（实现它的价格）；买者交出货币，而得到商品本身，——在这里就是劳动力。
第二，在生产过程中，所购买的劳动力现在形成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工人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这个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实物形式，而和这个资本的处在生产资料实物形式上的要素相区别。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通过耗费他的劳动力，把一个价值加进被他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中，这个价值等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以商品形式为资本家再生产资本家以工资形式预付或要预付给他的那部分资本；为资本家生产这部分资本的等价物；也就是说，为资本家生产一个他在购买劳动力时能够重新“预付”的资本。
第三，因此，在出售商品时，商品出售价格的一部分补偿资本家预付的可变资本，从而既使资本家能够重新购买劳动力，也使工人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
在一切商品买卖中，如果只是考察这种交易本身，那末，卖者用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干什么，买者用买到的使用物品干什么，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如果只是考察流通过程，那末，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为他再生产资本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的购买价格获得的货币则形成工人的收入，这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人的交易品即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量，既不会因为它形成他的“收入”而受到影响，也不会因为他的交易品在买者使用时为这个买者再生产资本价值而受到影响。
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即这种商品的适当的出售价格——是由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本身在这里又是由生产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也就是维持工人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所以工资成了工人赖以生活的收入。
亚·斯密所说的（第223页），是完全错误的：
“维持生产劳动所使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资本家｝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
资本家用来支付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货币，所以能“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他由此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而只有这样，他的资本才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我们应当分清：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在工人能不断地反复出卖它的时候，它构成工人的收入；在它卖掉之后，在资本家手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它执行资本的职能。劳动力在这里起双重作用：在工人手中，它是按价值出卖的商品；在购买它的资本家手中，它是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力。但是，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货币，是工人在把自己劳动力交给资本家使用之后，是在劳动力已经在劳动产品的价值中实现之后，才得到的。资本家在支付这个价值之前，已经取得了它。因此，不是货币执行双重职能：首先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然后又作为工资。而是劳动力执行了双重职能：首先是在劳动力的出卖时作为商品（在应付的工资约定的情况下，货币只起观念的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时它根本不需要在资本家手中）；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即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把那个应支付给工人的等价物支付给工人之前，劳动力已经以商品形式把这个等价物提供出来了。因此，资本家用来支付工人报酬的支付基金，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工人把得到的货币又花掉，以便维持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整体来考察——给资本家维持一种工具，只有靠这种工具，资本家才能够仍旧是资本家。
因此，一方面，劳动力的不断买和卖，使劳动力永远充当资本的要素，由于这一点，资本就表现为商品的创造者，即具有价值的使用物品的创造者，其次，由于这一点，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就由劳动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断地生产出来，也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地创造出用来对他进行支付的资本基金。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不断出卖，成为工人维持生活的不断更新的源泉，于是，他的劳动力就表现为他取得自己赖以生活的收入的能力。在这里，收入只不过意味着通过不断地反复出卖一种商品（劳动力）而占有价值，而这些价值本身仅仅是用来不断再生产出这种要出卖的商品。亚·斯密说，对工人自己创造的产品中的一部分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付给他一个等价物，这部分价值成为工人收入的源泉。就这一点说，斯密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改变商品的这部分价值的性质或大小，就象生产资料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它本身的价值，一条直线作为三角形底边或椭圆直径并不改变它本身的性质和长短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正如那些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仍然是不受上述情况的影响而决定的。商品的这部分价值，既不是由作为一个构成这部分价值的独立因素的收入组成，也不分解为收入。虽然这个由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新价值，形成工人收入的源泉，但是他的收入并不反过来形成他所生产的新价值的组成部分。在他所创造的新价值中支付给他的那部分的量，决定他的收入的价值大小，而不是相反。这部分新价值形成他的收入这一点，只是表明这部分价值变成什么，表明它的用途的性质，而和它的形成无关，就象和任何其他价值的形成无关一样。假设我每周收入十塔勒，这个每周的收入的情况，既不会改变这十塔勒的价值性质，也不会改变它们的价值量。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是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等于再生产他的生活条件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这个情况是这种商品（劳动力）的特征，但并不比以下的事实具有更多的特征：役畜的价值是由维持役畜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是由生产这种生活资料所必要的人类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亚·斯密在这里遭遇的全部不幸，都是“收入”这个范畴造成的。在他那里，不同种类的收入就是每年生产的、新形成的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而反过来，这个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分解成的两部分，——他购买劳动时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和另一个也属于他但不费他分文的价值部分即剩余价值，——则是收入的源泉。可变资本的等价物重新预付在劳动力上面，就这一点说，形成工人的工资形式的收入；另一部分，即剩余价值，因为不必为资本家补偿任何预付资本，可以由资本家用在消费资料（必需品和奢侈品）上，作为收入消费掉，而不形成任何种类的资本价值。取得这种收入的前提是商品价值本身，而商品价值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区别，对资本家来说，只在于其中一部分是为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等价物，另一部分则是超过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二者都不外是由在商品生产中支出的、在劳动中推动的劳动力构成的。它们都是由支出——劳动的支出——构成，而不是由收入构成。
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不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这是一种颠倒。由于这种颠倒，商品价值好象是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的。这各种收入在斯密看来是互不影响地决定的，而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收入的价值量加在一起决定的。但是现在要问，被认为是商品价值源泉的各种收入，它们各自的价值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就工资说，它是可以决定的，因为工资是它的商品即劳动力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可以由再生产这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决定。但剩余价值，或者在亚·斯密那里确切地说是它的两个形式，即利润和地租，又怎样才可以决定呢？在这方面，亚·斯密只是说了一些空话。他时而把工资和剩余价值（或工资和利润）说成是商品价值或价格由以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时而——并且往往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又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分解”成的两个部分。但这就是反过来说，商品价值是事先既定的，这个既定价值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收入形式，归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的人所有。这个说法和价值由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说法，决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任意确定三条不同直线的长短，然后用这三条线作为“组成部分”，构成同这三条直线之和一样长的第四条直线；另一方面如果我取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为了某种目的把它分成也可以说“分解”成三个不同的部分，那末，这两种情况决不是同一程序。在前一个场合，线的长短完全随构成此线的那三条线的长短而变化；在后一个场合，线的三个部分的长短一开始就由它们是一条一定长度的线的各个部分而受到限制。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抓住亚·斯密叙述中的正确部分，即包含在社会的年商品产品中（象包含在任何一个单个商品中，或日产品、周产品等等中一样）的、由年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也就是用来重新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加上资本家能够——在简单再生产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他的个人消费资料上实现的剩余价值；其次，如果我们又注意到，亚·斯密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即耗费劳动力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即以有用的、合乎目的的形式耗费的劳动混为一谈，那末，全部概念就归结为：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劳动的产物；从而年劳动产品的价值或社会的年商品产品的价值，也是劳动的产物。但是，因为一切劳动都分解为：1．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工人只为购买他的劳动力时预付的资本再生产一个等价物，2．剩余劳动，工人通过这种劳动为资本家提供一个后者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的价值，也就是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所以，一切商品价值也就只能分解为这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因而最终地作为工资形成工人阶级的收入，作为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收入。至于不变资本价值，即在年产品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末，虽然亚·斯密说不上（除了用一句空话，说资本家在出售他的商品时把这个价值算到买者的账上）这个价值怎样加入新产品的价值，但是，既然生产资料本身是劳动的产物，这部分价值本身最终地也只能由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构成，由必要劳动的产物和剩余劳动的产物构成。如果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它们的使用者手中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那末，这也并不妨碍它们“最初”（如果我们对它们追根究底的话）在另一个人手中——虽然是在以前——是可以分成这两个价值部分的，也就是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收入源泉的。
这里包括一个正确的观点：事物在社会资本即单个资本的总和的运动中的表现，和它从每个个别考察的资本来看的表现，也就是从每一单个资本家角度来看时的表现，是不同的。对每一单个资本家来说，商品价值分解为1．不变要素（斯密所说的第四要素），2．工资和剩余价值之和，或工资、利润和地租之和。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斯密的第四要素即不变资本价值，就消失了。
5．总结
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形成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个荒谬的公式，在亚·斯密那里，是来源于下面这个似乎较为可信的公式：商品价值分解为这三个组成部分。但是后一种说法，即使假设商品价值只能分成所消费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和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错误的。不过，错误在这里又是建立在更为深刻而真实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生产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然后劳动力在资本家手中只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一个要素来执行职能。这个属于流通的交易，即劳动力的卖和买，不仅引出生产过程，而且也决定生产过程的独特的性质。使用价值的生产，甚至商品的生产（因为这种生产也可以由独立的生产工人进行），在这里只是为资本家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分析生产过程时已经知道，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怎样决定着1．每天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2．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部社会的和技术的形式。正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价值（不变资本价值）的单纯保存，预付价值（劳动力的等价物）的现实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即资本家事先和事后都没有为之预付任何等价物的价值）的生产三者互相区别开来。
虽然剩余价值——超过资本家预付价值的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的占有，是由劳动力的买和卖引出的，但这种占有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一种行为，并且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的要素。
先导的行为是流通行为：劳动力的买和卖。这种行为本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
但同时，剩余价值的这种占有，或价值生产分为预付价值的再生产和不补偿任何等价物的新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丝毫也不影响价值实体本身和价值生产的性质。价值实体不外是而且始终不外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即和这种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无关的劳动，——而价值生产不外就是这种耗费的过程。例如，一个农奴在六天当中耗费了劳动力，他劳动六天。这种耗费的事实本身，不会因为他例如其中三天是在自己的田里为自己干活，另外三天是在地主的田里为地主干活，而发生变化。他为自己干的自愿劳动，和为地主干的强制劳动，同样都是劳动；如果我们对他这六天的劳动从它所创造的价值或从它所创造的有用产品来考察，那我们就看不出他这六天的劳动有什么差别。差别只涉及一点：在六天劳动时间内，农奴的劳动力在一半时间内的耗费和在另一半时间内的耗费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情形也是这样。
生产过程消失在商品中。在商品生产中耗费了劳动力这一事实，现在表现为商品的物的属性，即商品具有价值的属性；这个价值的量，是由所耗费的劳动的量来计量的；商品价值不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也不由任何别的东西构成。如果我画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那我首先是用那种按照某些不以我为转移的规则（规律）的画法“生产”（当然只是象征性地“生产”，这一点我事先就知道）一条直线。如果我把这条线分成三段（为的是再和我们当前的问题相适应），这三段的每一段仍然是直线；由这三段线构成的整个这条线，并不会因这种分割而变成和直线不同的东西，例如某种曲线。同样，我在分割一条一定长度的线时，也不能使它的各段线之和比未分割的原线长。因此，未分割的原线的长度，也不是由各段线的随意决定的长度决定的。相反，各段线的相对量一开始就受到由各段线构成的原线的长度的限制。
在这方面，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和独立劳动者或劳动者公社或奴隶所生产的商品，没有任何差别。但在我们这个场合，全部劳动产品及其全部价值是属于资本家的。和任何其他生产者一样，他先要把商品卖掉，使它转化为货币，才有可能完成进一步的行为；他必须把商品转化成一般等价物的形式。——
我们考察一下转化为货币以前的商品产品。它全部属于资本家。另一方面，作为有用的劳动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它完全是过去的劳动过程的产物。它的价值却不是这样。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只是生产商品时耗费掉的生产资料以新形式再现的价值；这部分价值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因为生产资料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就具有这个价值，这是和这个生产过程无关的；生产资料是作为这个价值的承担者进入这个过程的；进行更新和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个价值的表现形式。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形成他所预付的在生产商品时消费掉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价值的等价物。它原先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现在则作为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存在。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这个现在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就必须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转化为它原来的、由生产过程和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这个价值的资本职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价值性质。——
商品价值的第二个部分，是雇佣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它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是决定了的，是和劳动力所要进入的生产过程无关的；在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之前，它在流通行为中，即在劳动力的买卖中已经固定下来。雇佣工人通过执行他的职能——耗费他的劳动力——生产出一个与资本家为使用他的劳动力应支付给他的价值相等的商品价值。工人以商品形式把这个价值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货币形式把它支付给工人。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只是他应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如下的事实：这部分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商品价值，它和剩余价值一样，都是由劳动力的以往的耗费构成的。同样，这个事实也不受下述情况的影响：资本家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对工人来说，采取收入的形式；由此不仅劳动力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且雇佣工人阶级本身，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但是，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并不构成全部商品价值。在二者之外，还有一个余额：剩余价值。这个价值，和补偿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一样，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凝固的劳动。不过，它并不需要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即资本家花费分文。这种情况实际上使资本家能够把这个价值全部作为收入消费掉，除非他要从中取出某些部分，转给另外的参与者，比如作为地租转给土地所有者，这时，这些部分就形成这种第三者的收入。这同一情况也就是我们的资本家所以要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但是，无论是他原来猎取剩余价值的善良意图，还是这种剩余价值后来被他和其他人作为收入用掉，都不会影响到剩余价值本身。它们改变不了剩余价值是凝固的无酬劳动这一事实，也改变不了剩余价值的量，这个量是由完全不同的条件决定的。
但是，如果亚·斯密想要象他所做的那样，在考察商品价值的时候，就研究商品价值的不同部分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那很清楚，当某些部分执行收入的职能时，另外的部分同样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按照他的逻辑，这些部分也应该称为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或商品价值分解成的部分。
亚·斯密把一般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劳动一开始就是雇佣劳动，因此，
“有用的和生产的工人的人数到处……都和用来使他们就业的资本的量成比例”（序论第12页）。
总之，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开始就是戴着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面具出现的。因此，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也直接与这种考虑相一致：一方面这个价值在什么程度之内只是所花费的资本的等价物；另一方面它在什么程度之内是“免费的”、不补偿任何预付资本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从这个观点加以互相比较的各部分商品价值，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它的独立的“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地转化为“一切价值的源泉”。进一步的结论是，商品价值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或“分解为”不同种类的收入，这样一来，不是收入由商品价值组成，而是商品价值由“收入”组成。但是，正如商品价值或货币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商品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性质或货币作为货币的性质一样，商品价值后来执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收入的职能，也并不改变商品价值的性质。亚·斯密所要研究的商品，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它除了包含生产商品时消耗的资本价值，还包含剩余价值），也就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本应该先分析这个生产过程，从而分析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本身又是商品流通，所以，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就要撇开这个生产过程，事先分析商品。亚·斯密有时“内在地”抓到了正确的东西，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也只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在分析商品资本的时候，才考虑价值的生产。
Ⅲ．以后的经济学家
［注：以下到本章结束这段增补，采自第Ⅱ稿。］
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地重复亚·斯密的理论：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原理》第163页）
事实上，李嘉图完全接受了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他和斯密争论的问题是，1．关于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把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2．李嘉图把商品价格分解为这些组成部分。因此，价值量是前提。他假定各组成部分之和是一个定量，并以它为出发点，而亚·斯密却相反，他常常背离自己固有的比较深刻的见解，总是事后由各个组成部分相加得出商品的价值量。
拉姆赛反对李嘉图，他说：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74页）
拉姆赛所说的固定资本，正是我所说的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它虽然用来制造处在加工过程中的商品，但不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第59页）
亚·斯密把商品的价值，从而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分解为单纯的收入，但是他反对从这种论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全部年产品都可以被消费掉。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
萨伊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资本预付就是或曾经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和纯产品；总产品和纯产品的区别纯粹是主观上的，
“因此，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作为收入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版第2卷第64页）。“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工资在这里充当“勤劳者”的利润｝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而不象某派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第63页）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施托尔希在原则上也接受亚·斯密的学说，但发现萨伊对这一学说的实际应用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本｛应该说是不变资本｝，那末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构成一个国家的｛不变｝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47、150页）
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不变资本部分的存在，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的，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价值只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并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只是通过萨伊他才弄清楚，这种价格分析导致荒谬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的最后一句话是：
“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解释。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截然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片面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他惯有的妄自尊大，重复亚·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注释：
[74]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分析了魁奈《经济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文版第1册第323—366页）。——第399页。
[7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8页。——第399页。
[76]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W．Roscher．《SystemderVolkswirthschaft．BandI：DieGrundlagenderNationalokonomie》．Dritte，vermehrteundverbesserteAuflage．StuttgartundAugsburg，1858）。——第41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十八章导言
［注：采自第Ⅱ稿。］
Ⅰ．研究的对象
Ⅱ．货币资本的作用
Ⅰ．研究的对象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商品产品，它的决定性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为周期性的过程，即经过一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的周转。
无论我们考察的是Ｇ…Ｇ′形式的循环，还是Ｐ…Ｐ形式的循环，直接生产过程Ｐ本身始终只是这个循环的一个环节。在前一种形式中，它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在后一种形式中，流通过程表现为它的媒介。它的不断更新，资本作为生产资本的不断再现，在这两种场合，都以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转化为条件。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不断地重新完成各种转化的条件，是资本交替地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条件。
但是，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序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这种商品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媒介作用的买和卖。
因此，各个单个资本综合而成的社会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资本本身的循环；2．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当然，资本的循环也包括剩余价值的流通，因为剩余价值构成商品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还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工资的支付。但是，这个剩余价值和工资耗费在商品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节，虽然至少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本书第一卷，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过程，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我们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定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我们假定，一方面，资本家按照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他在流通领域找到使过程重新开始或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我们在那里需要考察的流通领域中的唯一行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劳动力的买和卖。
在本卷的第一篇，我们考察了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的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除了第一卷所考察的劳动时间，现在又加上了流通时间。
在第二篇，循环是作为周期的循环，也就是作为周转来考察的。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怎样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种形式的循环；另一方面又研究了决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长短不同的各种情况。我们还指出了，循环期间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比例，对生产过程本身的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第一篇主要是考察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种形式，而第二篇研究的，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职能。特别是货币资本表示出一种在第一卷里没有讲过的特性。在这里揭示了一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一定量资本的大小不等的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周转的条件，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和更新，以便使一个定量的生产资本能够不断地执行职能。
但是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表现为商品世界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同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现在则表现为社会资本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Ⅱ．货币资本的作用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篇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即在这里研究一下，就是说，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货币资本显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两个组成部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连续进行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能够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总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均数。为消除流通的停滞而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的。
关于第一点。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二重化，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同样，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再购买。在这里，就单个资本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后者不过是以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但是正如第一卷已经指出的，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生产的规模——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
并入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劳动力的报酬相同时，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如果货币资本随着这种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即如果工资提高），那末，它也不是和这种剥削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增加了，而无需追加货币资本。如果由于追加辅助材料而必须追加货币资本，那末，资本价值借以预付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和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同一些劳动资料，也就是同一固定资本，可以用延长每天的使用时间的办法，也可以用增加使用强度的办法，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无需为固定资本追加货币支出。这时，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快了，可是它的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也更迅速地提供出来。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
关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来的熟练程度，情况也是如此。凯里推算出，土地所有者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因为支付给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为使土地具有现在这样的生产能力而投下的全部资本或劳动。（当然不提从土地掠夺去的生产能力。）根据这种算法，对单个工人就必须按照整个人类为把一个野蛮人造就成一个现代的机器工人所花费的劳动，来支付报酬了。正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这样说：如果把投在土地上的一切没有报酬的、但已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转化为货币的劳动计算一下，那末，全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已经一再以高额的利息偿还了，土地所有权也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不包含资本价值的追加支出，当然首先只是增加产品的量，而不是增加产品的价值，除非它能够用同量的劳动把更多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从而把更多不变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形成新的资本材料，从而形成资本积累扩大的基础。
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关于这一点，如第一卷已经指出的[73]，这部分地是通过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实现的，而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量，从而表现这些价值的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并不需要绝对地增大。单个资本的量可以通过这些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来增大，而它们的社会总额并没有增大。这只是改变各个单个资本的分配而已。
最后，上一篇已经指出，通过周转期间的缩短，能用较少的货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的生产资本。
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这只是表明，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界限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如果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已定的，那末，购买一定数量的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是确定的。或者说，要预付的资本的价值量是确定的。但这个资本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大小是可以伸缩，可以变化的。
关于第二点。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每年都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生产或购买货币，以补偿磨损掉的铸币。不言而喻，这对社会生产的规模相应地是一种削减。但是，至于那个部分地充当流通手段，部分地充当贮藏货币的货币价值，那末，既然它已经存在，已经取得，它就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自然源泉并存。不能把这种货币价值看成是限制这些东西的。通过它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它和外国进行交换，生产规模就能扩大。但这以货币依旧起世界货币的作用为前提。
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推动生产资本所必要的货币资本量也就有大有小。我们还知道，周转期间划分为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就要求增加那种在货币形式上潜在的或暂歇的资本。
周转期间，就它由劳动期间的长度决定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所决定，因此，不是由这个生产过程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起的，那末，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单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由一般商品生产的性质引起的。——第二，必要的预付货币量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第一种情况，即要预付的资本必须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不会由于这个货币本身的形式——不论是金属货币、信用货币、价值符号或其他等等——而消除。第二种情况也决不会由于通过哪一种货币媒介或通过哪一种生产形式取走劳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却不把等价物投回流通，而受到影响。
注释：
[7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85—689、831页。——第39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十章简单再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章简单再生产
Ⅰ．问题的提出
Ⅱ．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
Ⅲ．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Ⅰ（ｖ＋ｍ）和Ⅱｃ的交换
Ⅳ．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Ⅴ．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
Ⅵ．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
Ⅶ．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Ⅷ．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Ⅸ．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
Ⅹ．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Ⅺ．固定资本的补偿
1．损耗的价值部分在货币形式上的补偿
2．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
3．结论
Ⅻ．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ⅩⅢ．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
I、问题的提出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形成它的分数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末，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那些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显然，我们应当分析的是［W'—G（g）—W（w）…P…W'］。这个流通公式，在这里，消费必然会起作用；因为起点W'=W＋w，即商品资本，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所以，它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在G—W…P'…W'—G'循环和P…W'—G'—W…P循环中，资本的运动是起点和终点：这一运动自然也包括消费，因为商品，即产品，必须出售。但是，只要商品已经出售，这个商品以后变成什么，对单个资本的运动是没有关系的。相反地，在W'…W'，运动中，正是要通过说明总产品W'的每一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这里，总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以流通为媒介的消费过程。
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在分析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假定，单个资本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把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然后，通过在商品市场上再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满足于这个假定了。既然这些生产要素是物质的东西，那它们就同用来和它们交换并由它们来补偿的单个成品一样，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同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这个过程发生，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因此，首先要研究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其次，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如果价格同价值发生偏离，这种情况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并不会有任何影响。虽然单个资本家这时分到的价值份额将不再和他们各自预付的资本成比例，不再和他们每人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成比例，但总起来说，进行交换的仍然是同一产品量。至于价值革命，那末，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发生的，就不会改变全部年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发生的，就会成为干扰。第一，这种干扰只有在被看作是对保持不变的价值比例的偏离时，才能被认为是干扰；但是，第二，关于年产品价值以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以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规律一经证明，那末，价值革命，无论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上还是在可变资本的价值上发生，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执行着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因为原有价值将被另外的价值取而代之。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这种生产过程，在任何场合，都表现为一个单个资本的过程。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既然［注：这一段采自第Ⅷ稿。］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没有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是一种奇怪的假定，另一方面，生产条件在不同的年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假定它们是不变的），那末，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一个抽象。前提是：一定价值的社会资本，今年和去年一样，再提供一样多的商品价值，满足一样多的需要，虽然商品形式在再生产过程中可能改变。但是，只要有积累，简单再生产总是积累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就简单再生产本身进行考察，它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年产品的价值可以减少，而使用价值量不变；年产品的价值可以不变，而使用价值量减少；价值量和再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也可以同时减少。这一切就在于，再生产不是在比以前更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后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再生产。这一切都只能涉及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量的方面，但不涉及它们作为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或作为再生产出来的收入在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II、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
［注：主要采自第Ⅱ稿，公式采自第Ⅷ稿。］
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
I、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II、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拥有的所有不同生产部门，总合起来都形成一个单一的大的生产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两个生产部门各自使用的全部资本，都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大部类。
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成两个组成部分：
1、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本身构成的，即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构成的。
2、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分成固定资本：机器、工具、建筑物、役畜等等，流动不变资本：生产材料，如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劳动加入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m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和每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c＋v＋m。
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c，是和生产上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不一致的。诚然，生产材料会全部消费掉，从而它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但是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会完全消费掉，因而只有这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固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其余部分继续存在，并且和以前一样，继续执行职能，虽然它的价值由于逐年损耗而减少；在我们考察产品价值时，继续执行职能的这部分固定资本，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是在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价值之外而和这个商品价值并存的一部分资本价值。这一点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已经作了说明（第1卷第6章）。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暂时撇开那里使用过的考察方法。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讲过，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失去的价值，会转移到在损耗期间生产的商品产品中去，不管这个固定资本在此期间是否有任何部分由于这种价值转移而得到实物补偿。相反地，在这里，在考察社会总产品及其价值时，我们不得不撇开，至少是暂时撇开固定资本在当年因损耗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不会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偿。在本章的后面有一节，我们将专门论述这一点。
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要以下列公式为基础，其中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并且假定价值增殖率m/v=100%。数字可以表示几百万马克，几百万法郎，或几百万镑。
I、生产资料的生产：
资本…………………4000c＋1000v=5000，
商品产品……………4000c＋1000v＋1000m=6000，
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
II、消费资料的生产：
资本…………………2000c＋500v=2500，
商品产品……………2000c＋500v＋500m=3000，
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概括起来说，全年总商品产品：
I、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II、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总价值=9000，按照假定，其中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
现在，如果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这里全部剩余价值都是非生产地消费掉）的各种必要的交换，并且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流通，那末，我们一开始就会得出三大要点：
1、第II部类工人的工资500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500m，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但是，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价值1000的消费资料中，这种消费资料掌握在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手里，补偿预付的500v，并代表500m。因此，第II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将在第II部类内部同第II部类的产品交换。这样，就有（500v＋500m）II=1000以消费资料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
2、第I部类的1000v＋1000m，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即用于第II部类的产品。因此，它们必须同第II部类产品的其余的、数量与他们相等的不变资本部分2000c交换。为此，第II部类会得到数额相等的生产资料，得到体现第I部类的1000v＋1000m的价值的第I部类产品。因此，就有2000IIc和（1000v＋1000m）I从计算中消失。
3、还剩下4000Ic。它们由生产资料构成，只能用于第I部类，以便补偿该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要通过第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解决，就象（500v＋500m）II要通过第II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或通过第I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解决一样。
暂时说到这里，这些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下的叙述。
III、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I（v＋m）和IIc的交换
［注：以下又是第Ⅷ稿。］
我们从两个部类之间的大宗交换开始。（1000v＋1000m）I——这些价值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于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要和2000IIc，即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价值交换。通过这种交换，第II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不变资本=2000从消费资料形式再转化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不变资本可以重新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对于价值增殖来说作为不变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交换，第I部类的劳动力的等价物（1000Iv）和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1000Im），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二者都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一种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
但这种互相交换是通过货币流通完成的。货币流通成为交换的媒介，同时也使这种交换难于理解，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可变资本部分必须一再表现为货币形式，即表现为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同时进行经营的一切生产部门，不论它们属于第I部类还是第II部类，可变资本都必须以货币形式来预付。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在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之前，但是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却是在约定的期限，在劳动力已经在使用价值的生产上消耗掉之后。就象产品价值的其余部分一样，产品价值中仅仅作为在劳动力报酬上支出的货币的等价物的那部分价值，即产品价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值，也是属于资本家的。在这部分价值中，工人已经把他的工资的等价物提供给资本家了。但是，只有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即把商品卖出去，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才能重新成为他的货币资本，可以为购买劳动力而重新预付。
因此，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已经支付给工人1000镑（我说“镑”，只是为了表示它是货币形式的价值）=1000v，以偿付第I部类产品中即工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中已经作为v部分存在的价值部分。工人用这1000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同等价值的消费资料，这就把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半转化为货币；第II部类的资本家再用这1000镑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价值1000的生产资料；因此，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价值=1000v，由原来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货币，现在可以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重新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货币资本会再转化为劳动力，即转化为生产资本中最重要的要素。这样，由于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一部分商品资本的实现，他们的可变资本就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m部分和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另一半交换时所需要的货币，它可以按不同的方式预付。实际上，这种流通包括两个部类的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无数个别的买和卖，而这种货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来自这些资本家，因为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量，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或者是，第II部类的一个资本家可以用他的和生产资本并存的货币资本，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或者是相反，第I部类的一个资本家把用于个人支出而非资本支出的货币基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正如前面第一篇和第二篇中已经指出的，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手中除生产资本外，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或者作为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我们假定，——比例如何，对我们这里的目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货币的一半由第II部类的资本家预付来购买生产资料，以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另一半则由第I部类的资本家为消费而支出。这样，第II部类预付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从而（连同上述来自第I部类的工人的1000镑）用实物补偿它的不变资本的3/4；然后第I部类拿由此得到的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从而使第I部类由m构成的那部分商品资本的一半，完成w—g—w流通，这就使第I部类的这部分产品实现为消费基金。通过这第二个过程，500镑也就作为货币资本回到第II部类资本家手中，而同他的生产资本并存。另一方面，第I部类预期到它的商品资本中还作为库存产品的m部分的一半要出售，因而，在此以前，就支出货币500镑，来购买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第II部类又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从而用实物补偿了自己的全部不变资本（1000＋500＋500=2000），而第I部类则使自己的全部剩余价值在消费资料中实现。总计起来，价值4000镑的商品的交换，通过2000镑的货币流通来进行。其所以是2000镑；只是因为按照我们的叙述，全部年产品是作为几大部分一次进行交换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这一情况：第II部类不仅已经把它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形式，而且，除此以外，还使它为购买生产资料而预付到流通中去的500镑也回到它那里；同样，第I部类不仅再一次以货币形式得到它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生产的可变资本，即可以再直接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而且，除此以外，第I部类预期到它的资本中的剩余价值部分会出售而先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500镑也流回到它那里。但是，这500镑流回到它那里，不是由于已经用掉，而是由于它的商品产品中承担着一半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以后会出售。
在这两个场合，不仅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由产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即它唯一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同样，不仅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部分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部分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形式，即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形式。而且，除此以外，第II部类为购买生产资料而预付的500镑货币资本，——它是在相应的、补偿这500镑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出售以前预付的，——也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其次，第I部类为购买消费资料而预先用掉的500镑也流回到它那里。如果第II部类因预计到它的商品产品中的不变部分要出售而预付的货币以及第I部类因预计到它的商品产品中的剩余价值部分要出售而预付的货币，会分别流回到它们那里，那末，这只是因为一个部类的资本家除了把以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投入流通以外，另一部类的资本家除了把以第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以外，各以500镑货币投入了流通。最后，他们通过各自的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彼此付清了各自的款项。他们在自己商品的价值额以外作为这种商品交换的手段投入流通的货币，按照他们各自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的比例，从流通中回到他们手里。他们并不因此增加分文。第II部类原来有不变资本=消费资料2000＋货币500；它现在和以前一样，有生产资料2000和货币500。同样，第I部类也和以前一样；有剩余价值1000（以前由商品，生产资料构成，现在已转化为消费基金）＋货币500。——总的结论是：产业资本家为了促成他们自己的商品流通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无论是记在商品的不变价值部分的账上，还是记在存在于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在它作为收入花掉的时候）的账上，总是按照各个资本家为货币流通而预付的数额回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问题，那末，对第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在他们把可变资本用在工资上以后，可变资本首先以工人向他们提供的商品的形式存在。资本家已经以货币形式把可变资本作为工人劳动力的价格支付给工人。就这一点来说，资本家对他们商品产品中等于以货币形式支出的可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已经支付了报酬。因此，他们也是这部分商品产品的所有者。但是，他们使用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不是那部分工人阶级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买者；那部分工人阶级是第II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买者。因此，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直接回到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它要通过工人的购买，转到工人所必需的而又买得起的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即转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只有当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这种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时候，它才通过迂回的道路回到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
由此得出结论：在简单再生产中，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IIc，也就是第I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I（v＋m）=IIc。
IV、第II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在第II部类商品产品的价值中，v＋m这一组成部分还要加以研究。考察这个组成部分，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无关。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每个单个资本主义商品产品的价值分为c＋v＋m的这种分割，即使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媒介，在什么程度内同样也适用于全部年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I（v＋m）和IIc的交换来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我们以后对第I部类年商品产品中Ic的再生产的研究来解决。既然II（v＋m）以消费品的实物形式存在，既然第II部类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给工人的可变资本，总的来说要由工人用于消费资料，既然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商品价值的m部分实际上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那末，显而易见，第II部类的工人用他们从第II部类的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工资，买回他们自己产品中与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价值的数量相当的一部分。因此，第II部类的资本家就把他们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完全好象他们付给工人的只不过是一种价值符号。一旦工人通过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但属于资本家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来实现这种价值符号，这种价值符号就会回到资本家手中，不过，这种符号在这里不仅代表价值，而且也在它自己的金身或银身中具有这种价值。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是通过工人阶级作为买者和资本家阶级作为卖者出现的过程而流回的，关于这种回流，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研究。这里要考察的，是另外一点，这在涉及可变资本怎样流回到它的起点时，必须加以说明。
年商品生产的第II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但是，按它们的产品来说，可分成两大分部类：
（a）消费资料。它们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虽然就其质量和价值来说，往往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不同。为了这里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分部类概括为必要消费资料这个项目。至于象烟草这一类产品，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不是必要消费资料，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习惯上认为它是必要消费资料就行了。
（b）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就前一个项目来说，很明显，为了生产该项目的种种商品而预付的可变资本，一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到第II部类中生产这些必要生活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家（即IIa的资本家）手中。他们按照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的数额，把必要生活资料卖给他们自己的工人。尽管各有关产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很频繁的，并且通过这种交易流回的可变资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对第II部类资本家的整个分部类a来说，这种回流是直接进行的。这是靠工人支出的货币直接提供流通手段的流通过程。而分部类IIb的情况却不同。我们这里考察的价值产品的整个部分，即IIb（v＋m），是以奢侈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Iv一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因此，这一分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以它的货币形式再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那种回流，不能直接进行，而是象Iv一样，必须间接进行。
例如，就象前面我们对整个第II部类所作的假定那样，假定：v=500，m=500；但可变资本和与之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如下：
分部类a；必要生活资料：v=400，m=400；这样，一个由必要消费资料构成的商品量的价值是400v＋400m=800，或者是IIa（400v＋400m）。
分部类b：奢侈品，它的价值是100v＋100m=200，或者是IIb（100v＋100m）。
IIb的工人得到了他们劳动力的报酬100货币，比如说，100镑。他们用这些货币向IIa的资本家购买数额100的消费资料。IIa的资本家再用这些货币，向IIb购买商品100。从而，IIb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
在IIa，通过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工人的交换，已经有400v又以货币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此外，他们的产品中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有四分之一转到了IIb的工人手中，以此换取了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IIb（100v）。
现在，如果我们假定，IIa的资本家和IIb的资本家，把他们的收入按相同的比例，分别用于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假定二者各以收入的3/5用于必要生活资料，2/5用于奢侈品，那末，分部类IIa的资本家以其剩余价值收入400m的3/5，就是说240，用于他们自己的产品即必要生活资料；以2/5=160用于奢侈品。分部类IIb的资本家也按同样的比例，来分配他们的剩余价值=100m，以3/5=60用于必要生活资料，以2/5=40用于奢侈品。后者是在他们自己的分部类内部生产和交换的。
用（IIa）m得到的奢侈品160是这样流到IIa的资本家手中的：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在（IIa）400m中，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100，和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等额的（IIb）v相交换，此外，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60，和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IIb）60m相交换。总计如下：
IIa：400v＋400m；IIb：100v＋100m。
1、400v（a）由IIa的工人消费掉，它们就是IIa工人的产品（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工人从他们自己那个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那里购买这些产品。因此，货币400镑，即资本主义生产者作为工资付给自己的工人的可变资本价值400，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可以用这些货币重新购买劳动力。
2、400m（a）中与100v（b）相等的部分，即剩余价值（a）的1/4，是这样在奢侈品中实现的：（b）的工人从他们那个部类（b）的资本家那里得到工资100镑，他们用这100镑购买m（a）的1/4，即购买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商品；a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奢侈品=100v（b），即所生产的全部奢侈品的一半。这样，b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就以货币形式回到这些资本家手中。他们可以重新购买劳动力，并由此重新开始他们的再生产，因为整个第II部类的全部不变资本已经通过I（v＋m）和IIc的交换而得到了补偿。生产奢侈品的工人的劳动力所以能够重新出卖，只是因为他们作为自己工资的等价物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产品，会被IIa的资本家取走，列入自己的消费基金，也就是变成了货币。（这同样适用于第I部类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和I（v＋m）交换的IIc，既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也由奢侈品构成；通过I（v＋m）而更新的东西，既包括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3、我们现在来谈a和b之间的交换，这里只是指两个分部类资本家之间的交换。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解决了a的可变资本（400v）和一部分剩余价值（100m），以及b的可变资本（100v）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两个分部类资本家在花费他们的收入时的平均比例，是2/5用于奢侈品，3/5用于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除了已经用于奢侈品的100，整个分部类a还有60要用于奢侈品，按照同一比例，b也有40要用于奢侈品。
因此，（IIa）m是这样分配的：240用于生活资料和160用于奢侈品=240＋160=400m（IIa）。
（IIb）m是这样分配的：60用于生活资料和40用于奢侈品：60＋40=100m（IIb）。后面的40，是这个分部类的资本家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他们的剩余价值的2/5）中拿出来消费的；用于生活资料的60，是这个分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剩余产品60和60m（a）相交换而得到的。
因此，我们可以为第II部类的全体资本家列出以下公式（其中分部类a的v＋m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分部类b的v＋m以奢侈品形式存在）：
IIa（400v＋400m）＋IIb（100v＋100m）=1000；通过运动，按下列公式实现：500v（a＋b）{在400v（a）和100m（a）中实现}＋500m（a＋b）{在300m（a）＋100v（b）＋100m（b）中实现}=1000。
我们对a和b的实现，分别进行考察，就会得出：
（a）v/400v（a）＋m/（240（a）＋100v（b）＋60m（b））=800
（b）v/100m（a）＋m/（60m（a）＋40m（a））=200
————
1000
为了简单起见，假定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同（顺便提一下，这并不是必要的）。这样，在v（a）=400时，不变资本=1600，在v（b）=100时，不变资本=400。因此，关于第II部类的两个分部类a和b，我们会得出下列公式：
（IIa）1600c＋400v＋400m=2400（IIb）400c＋100v＋100m=600
总计：
2000c＋500v＋500m=3000。
与此相适应，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要和2000I（v＋m）交换的2000IIc，其中有1600用来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有400用来交换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因此，2000I（v＋m）本身也会这样分割：（800v＋800m）I作为a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1600；（200v＋200m）I作为b的奢侈品的生产资料=400。
不仅真正的劳动资料，而且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在两个分部类中，有很大部分是相同的。至于I（v＋m）全部产品的不同价值部分的交换，那末，这种划分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上述800Iv还是200Iv，都由于工资用在消费资料1000IIc上而实现。因此，为支付工资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流回时，也会在第I部类各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均衡地分配，即按照相应的比例再以货币形式补偿他们各自预付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至于1000Im的实现，那末，在这里，资本家也会均衡地（按照他们的m的大小比例）从IIc的整个后一半=1000取出具有消费资料形式的600IIa和400IIb；因此，为IIa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从600c（IIa）取出480（3/5）并从400c（IIb）取出320（2/5）=800；为IIb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从600c（IIa）取出120（3/5）并从400c（IIb）取出80（2/5）=200。总计=1000。
在这里，无论对于第I部类还是第II部类，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都是随便假定的。这个比例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及它们的分部类之间相同，也是随便假定的。只是为了简单起见，这里假定比例相同。即使假定比例不同，对问题的条件和它的解决方法，也绝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必然会得出以下结论：
1、年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创造的新价值产品（分成v＋m），等于年劳动的另一部分生产的产品价值所包含的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c。假如前者小于IIc，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就不能全部得到补偿；假如前者大于IIc，余额就不能利用。在这两个场合，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都会被违反。
2、在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年产品中，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v，在它的获得者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人时，只能在一开始体现着IIa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必要生活资料中实现。因此，投入奢侈品生产的v，必须等于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生产的、m中和它的价值量相适应的部分，因而就必然小于这整个m，即小于（IIa）m。只是由于这个v在这一部分m中实现，奢侈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所预付的可变资本才能以货币形式回到他们手中。这个现象和I（v＋m）在IIc中的实现是完全类似的；只是在这里，（IIb）v是在和它价值量相等的那一部分（IIa）m中实现的。既然全年总产品实际进入以流通为媒介的年再生产过程，所以这些比例关系在全年总产品的每一次分配中，都具有质的决定意义。I（v＋m）只能在IIc中实现，IIc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能更新它作为生产资本组成部分的职能；同样，（IIb）v只能在（IIa）m的一部分中实现，而（IIb）v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能再转化为它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言而喻，只有在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果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例如IIb的资本家不是靠信用从别处取得用于v的货币资本时，上述情况才适用。相反地，从量的方面说，年产品各部分之间的交换，只有在生产规模和价值关系保持静止状态，并且这些严格的比例关系不会由于对外贸易而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才能按上述比例进行。
如果有人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说什么I（v＋m）分解为IIc，而IIc分解为I（v＋m），或者用他的更常见也更荒谬的说法，说什么I（v＋m）形成IIc的价格（或价值，他称为“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而IIc形成I（v＋m）价值的整个组成部分，那末，同样也可以说并且必须说，（IIb）v分解为（IIa）m，或者（IIa）m分解为（IIb）v，或者说（IIb）v形成IIa剩余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也是一样：剩余价值分解为工资，即可变资本，而可变资本形成剩余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谬论确实可以在亚·斯密那里看到，因为在他看来，工资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商品价值又是由它所包含的工资（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决定的。他专心注意资本主义基础上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所分成的部分，即v＋m，以致完全忘记了，以不同实物形式存在的等价物，无论由有酬劳动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对于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为生产它们而花费的劳动是一样多的；他还忘记了，尽管A的商品是一种生产资料，B的商品是一种消费资料，尽管这些商品出售以后，一个是作为资本组成部分执行职能，而另一个则进入消费基金，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即作为收入来消费，但这对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同样是没有关系的。单个买者如何使用他的商品，这不是商品交换的问题，不是流通领域的问题，也不涉及商品的价值。在分析全年社会总产品的流通时，必须研究该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确定用途，即消费因素，但这绝不会影响上述问题。
在上面所考察的（IIb）v和（IIa）m的一个等价部分的交换中，以及（IIa）m和（IIb）m之间的进一步的交换中，完全不必假定，资本家——不管他们是IIa和IIb的单个资本家，还是作为各分部类的资本家整体——是按同一比例在必要消费品和奢侈品之间分配他们的剩余价值。一个可以在这种消费上多用一些，另一个可以在那种消费上多用一些。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前提只是：一个和全部剩余价值相等的价值额在消费基金中实现。因此，界限是已定的。在每一部类之内，有的人在a上多用一些，有的人在b上多用一些；但是他们可以互相补偿，以致a和b这两个分部类的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按同一比例参加这两类物品的消费。价值关系——a和b这两类生产者在第II部类的产品总价值中各自所占的比例部分，从而提供上述产品的各生产部门间一定的量的关系——在每一具体场合，都必须是已定的。只有为举例而规定的比例，才是一种假定的比例。如果作另一种假定，也不会使各种质的因素发生变化，只有量的规定会改变。但如果由于某种情况，a和b的比例量发生了现实变化，那末，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也会相应地改变。
从（IIb）v在（IIa）m的一个等价部分中实现这一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年产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从而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越是增加，预付在（IIb）v上的可变资本要再转化为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因而在IIb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要生存和再生产，——他们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供给，——也就越是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越是要取决于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
每一次危机都会暂时减少奢侈品的消费。危机使（IIb）v到货币资本的再转化延缓和停滞，使这种再转化只能部分地进行，从而有一部分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另一方面，必要消费资料的出售也会因此停滞和减少。这里完全撇开不说那些同时被解雇的非生产工人，他们由于为资本家服务而得到资本家奢侈支出的一部分（这些工人本身相应地也是奢侈品），特别是在必要生活资料等等的消费方面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欺诈盛行期间，情况正好相反。在这个时期，货币的表现在商品中的相对价值已由于其他原因（并不是由于现实的价值革命）而降低，所以商品的价格不依商品本身的价值为转移而提高。不仅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此外，他们还会参加这类必要消费品的消费，其中绝大部分通常只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才是“必要”消费资料，而这些又会引起价格的提高。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末，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注：供可能出现的洛贝尔图斯危机学说的信徒们参考。——弗·恩·］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II（v＋m）在IIa和II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IIc在（IIa）c和（II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
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虽然攫取剩余价值是单个资本家的动机；但是，剩余价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在这里最终只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本身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相对立。实际上，问题表现得更复杂，因为掠夺物——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会作为独立于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出现。
V、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
根据上面的阐述，不同部类的生产者之间的流通，按下列公式进行：
1、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
I、4000c＋1000v＋1000m
II、…………2000c……＋500v＋500m。
IIc=2000的流通已经完成，它已经和I（1000v＋1000m）相交换。
暂且把4000Ic撇开不说，这样，在第II部类内部还有v＋m的流通。现在，II（v＋m）在IIa和IIb两个分部类之间的分割如下：
2、II500v＋500m=a（400v＋400m）＋b（100v＋100m）。
400v（a）的流通在它自己的分部类内部进行；由此得到报酬的工人，用这些报酬向他们的雇主即IIa的资本家，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
因为两个分部类的资本家都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3/5用于IIa的产品（必要生活资料），2/5用于IIb的产品（奢侈品），所以a的剩余价值的3/5，即240，在分部类IIa内部消费；同样，b的剩余价值的2/5（以奢侈品形式生产和存在），也在分部类IIb内部消费。
因此，在IIa和IIb之间有待交换的是：
在IIa方面：160m，
在IIb方面：100v＋60m。它们正好彼此相抵。IIb的工人，用他们得到的货币工资100向IIa购买数额100的必要生活资料。IIb的资本家，也用他们的剩余价值的3/5=60，向IIa购买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IIa的资本家因此也得到了必要的货币，以便象上面假定的那样，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2/5=160m，用于IIb所生产的奢侈品（100v和60m；100v是作为补偿所付工资的产品留在IIb的资本家手中的）。其公式如下：
3、IIa、（400v）＋（240m）＋160m
b、…………………100v＋60m＋（40m），
括号内的数额，只在各分部类内部流通和消费。
预付在可变资本上的货币资本，只有对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IIa的资本家来说，才是直接流回的，这种情况不过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一般规律由某些特殊条件而引起变化的一种表现，按照这个规律，商品生产者预付在流通中的货币，在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会回到他自己手里。由此顺便可以得出：如果站在商品生产者背后的是一个货币资本家，这个货币资本家又把货币资本（这个字最精确的含意就是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预付给产业资本家，那末，这种货币的真正复归点就是这个货币资本家的钱袋。这样，虽然货币在流通中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人之手，但大量的流通货币却属于以银行等形式组织和积聚的货币资本部门。这个部门预付资本的方法，规定资本要不断以货币形式最后流回到它那里，虽然这种回流还要以产业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作为媒介。
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流通过程在使用价值换位和转手之后并没有结束。货币并不因为它最终从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中退出来而消失。它不断地沉淀在商品空出来的流通位置上。”（第1卷第3章）
例如，在IIc和I（v＋m）之间的流通中，我们假定，第II部类为这个流通预付了500镑货币。大的社会的生产者群之间的流通，分解为无数的流通过程，其中，时而这群生产者，时而那群生产者，首先作为买者出现，从而把货币投入流通。把个别情况完全撇开不说，这已经由生产期间的差别，从而由不同商品资本的周转的差别决定了。现在，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同等价值额的生产资料，第I部类再向第II部类购买500镑消费资料；这些货币因此又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后者绝不会因为这种回流而更富有。它首先把500镑货币投入流通，并从流通中取出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然后又出售500镑商品，并从流通中取出同等价值额的货币；这样，500镑又流回来。事实上，第II部类投入流通的是500镑货币和500镑商品=l000镑；它也从流通中取出了500镑商品和500镑货币。为了使500镑商品（I）和500镑商品（II）相交换，流通所需要的只是500镑货币。这样，谁预付货币来购买别人的商品，谁就会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重新得到货币。所以，假如第I部类首先向第II部类购买500镑商品，然后再向第II部类出售500镑商品，那末这500镑将回到第I部类那里，而不是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第I部类投在工资上的货币，即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直接地返回的，而是间接地、通过迂回的道路以这个形式返回的。而第II部类的500镑工资，却直接从工人那里回到资本家手中，就象在同一些人彼此交替地作为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不断对立，反复进行买和卖时货币总是直接返回一样。第II部类的资本家以货币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这样，他就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只是由于这种流通行为，即对资本家来说仅仅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通行为，资本家才能作为产业资本家，而和作为他的雇佣工人的工人相对立。但是，起先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售者出现的工人，后来会作为买者，作为货币所有者，而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投在工资上的货币，也流回到资本家手中。只要商品的出售不包含欺诈等等，而是商品和货币进行等价交换，那末，这就不会是资本家借以发财致富的过程。资本家并不是支付给工人两次：先用货币，后用商品；一旦工人把货币换成资本家的商品，资本家的货币就回到自己手中。
然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资本，即预付在工资上的货币，在货币流通本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得不挣一文吃一文，不能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任何长期的信贷，这样，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周转期间尽管有差别，可变资本却要在某一短期内，例如一周，即在比较迅速地反复的期限内，同时在社会的无数不同地点，以货币形式预付（这个期限越短，通过这个渠道一次投入流通的货币总额相对地说也就越小）。在每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这样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而由于同一个货币在流回起点之前，要流过各种渠道，作为无数其他的营业的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所以更是这样。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考察I（v＋m）和IIc之间的流通。
第I部类的资本家预付1000镑来支付工资，工人就用这1000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同一些货币再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于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回到他们手中；同时，第II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不变资本的一半，由商品资本的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第II部类的资本家再预付500镑货币，以便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资料；第I部类的资本家把这些货币用于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从而这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第II部类的资本家重新把这些货币预付，以便使他的已经转化为商品的不变资本的最后四分之一，再转化为它的生产的实物形式。这些货币再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并重新用来向第II部类取得同等数额的消费资料；500镑因此又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现在，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以前一样，拥有500镑货币和2000镑不变资本，但是，后者已经由商品资本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5000镑商品量的流通是用1500镑货币来完成的；就是说，1、第I部类付给工人1000镑，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2、工人用这10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3、第II部类再用这同一些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因此，第I部类又重新得到1000镑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4、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5、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6、第I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7、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因此，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这500镑是第II部类在商品形式的2000镑以外另行投入流通的，而它没有为这500镑从流通中取出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注：这里的叙述，和前面（第444页）的叙述，略有不同。前面，第I部类也把一个独立的数额500镑投入流通。在这里，却只有第II部类为流通提供追加货币材料。但是，这并不改变最后的结论。——弗·恩·］
因此，交换是这样进行的：
1、第I部类支付1000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即购买商品=1000镑。
2、工人用他们的货币额1000镑的工资，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1000镑。
3、第II部类用它从工人那里得到的1000镑，向第I部类购买同等价值的生产资料，即商品=1000镑。
因此，1000镑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
4、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即商品=500镑。
5、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500镑。
6、第I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即商品=500镑。
7、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500镑。
所交换的商品价值总额=5000镑。
第II部类在购买时预付的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结果是：
1、第I部类的资本家拥有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1000镑，这是他最初预付到流通中去的；此外，他还为他个人的消费，以他自己的商品产品的形式支出了1000镑；就是说，他所支出的是由于出售价值额1000镑的生产资料而得到的货币。
另一方面，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所必须转化的实物形式，即劳动力，通过消费得到了维持，进行了再生产，并再作为它的所有者唯一的商品而存在，如果他想活下去，他就必须出卖这种商品。因此，也就再生产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
2、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得到了实物补偿；同一个第II部类预付在流通中的500镑，也回到它那里。
对第I部类的工人来说，流通是简单流通W—G—W：（劳动力）—（1000镑，第I部类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价值1000镑的必要生活资料）；这1000镑把以商品形式，即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货币。
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过程是W—G，是他的一部分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即再转化为他们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料。
当第II部类的资本家为购买其他部分生产资料而预付G（500镑）时，他们已经预期到在IIc中还以商品（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将转化为货币形式；在第II部类用G购买、W被第I部类出售这样一个G—W行为中，货币（II）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W（I）通过W—G行为，转化为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并不代表第I部类的资本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而只不过是用在消费资料上的货币化的剩余价值。
在流通G—W…P…W'—G'中，一个资本家的第一个行为G—W，是另一个资本家的最后一个行为W'—G'（或其中一部分）。使G借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W，对W的卖者（他要把这个W转化为货币）来说，究竟是代表不变资本组成部分，还是代表可变资本组成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是和商品流通本身完全无关的。
至于第I部类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v＋m，那末，第I部类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它投入的货币。第一，它的1000镑可变资本回到它那里；第二，它出售价值500镑的生产资料（见上述第4项交换），从而它的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货币；然后（第6项交换）再出售价值500镑的生产资料，即它的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从而把剩余价值全部以货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因此，相继进行的是；1、可变资本再转化为货币=1000镑；2、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货币=500镑；3、剩余价值的另一半转化为货币=500镑；所以总计有1000v＋1000m转化为货币=2000镑。尽管第I部类（我们以后还要考察的作为Ic的再生产媒介的各种交换除外）只把1000镑投入流通，它从流通中却取出了多一倍的货币。当然，货币化的（即转化为G的）m一旦用在消费资料上，就立即再转入别人（II）手中。第I部类的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取出的价值，只等于他以商品形式投入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剩余价值，就是说，资本家没有为它付出分文，这一点绝不会使这种商品价值本身有任何改变；因此，只要我们说的是商品流通中的价值交换，那末，这一点就是毫无意义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形式，当然和预付资本在它的转化过程中所通过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是会消失的。它所持续的时间，仅仅是第I部类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和接着发生的第I部类的货币转化为第II部类的商品这二者之间的间歇时间。
假定周转期较短，或者，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投入流通的货币流通较快，为了使交换的商品价值流通，只要有较少的货币就够了。如果相继进行的交换的次数已定，这个货币额总是由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或价值总额决定。这个价值总额由剩余价值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比例如何，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假如第I部类的工资每年支付四次，就是4×250=1000。因此，有250镑货币，就足以完成Iv—（1/2）IIc之间的流通，以及可变资本Iv和第I部类的劳动力之间的流通。同样，假如Im和IIc之间的流通用四次周转来完成，那也就只需要250镑；所以，总起来说，要完成价值5000镑的商品的流通，只需要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或货币资本。这时，剩余价值不是分两次，每次有一半转化为货币，而是分四次，每次有1/4转化为货币。
假如在第4项交换中，不是第II部类，而是第I部类作为买者出现，把500镑货币用于同等价值量的消费资料，那末，以后是第II部类在第5项交换中用这500镑购买生产资料；第I部类在第6项交换中则用这500镑购买消费资料；第II部类在第7项交换中再用这500镑购买生产资料；最后，这500镑回到第I部类那里，就和在前一种情况下回到第II部类那里一样。在这里，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是通过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在私人消费上支出的货币而实现的。这个货币代表了预期的收入，即预期从待售的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中得到的收入。这个剩余价值的货币化，不是由于这500镑流回而实现的；因为，除了具有Iv商品形式的1000镑以外，在第4项交换结束时，第I部类还把500镑货币投入流通。我们知道，这是追加的货币，不是出售商品所得的货款。如果这个货币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那末，第I部类只不过因此再得到它的追加货币，并没有把它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化，只是通过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Im的出售而实现的，而这个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形式每次持续的时间有多长，要看出售商品所得的货币经过多久才被重新用于消费资料。
第I部类用追加的货币（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这个货币被第I部类用掉了，为此它得到了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这个货币因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500镑商品而第一次流回；因此，这个货币是作为第I部类所出售的商品的等价物流回的，但是，第I部类没有为这种商品付出分文，它构成了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这样，该部类自己投入流通的货币，使它自己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同样，第I部类第二次（第6项交换）购买时，得到了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假如第II部类（在第7项交换中）不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那第I部类实际上就是为消费资料支出了1000镑，——把它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消费掉了，——也就是500镑以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形式，500镑以货币形式消费掉；不过，它还有以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形式库存的500镑，而另一方面花掉了货币形式的500镑。
反过来，第II部类把它的不变资本的四分之三由商品资本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其余四分之一则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500镑），事实上就是转化为闲置的货币，或职能中断的和待用的货币。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第II部类就必须把再生产的规模缩小四分之一。——但是，成为第I部类的负担的生产资料形式的500，并不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它是代替500镑预付货币留在那里的，这500镑货币是第I部类在它的1000镑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之外所占有的。作为货币，它们处于随时可以实现的形式；作为商品，它们却一时卖不出去。由此可见，在这里，简单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得到补偿——只有在第I部类最初放走的500只金鸟飞回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当一个资本家（在这里，我们指的仍然只是产业资本家，他们同时是其他所有资本家的代表）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时，对他来说，这些货币已经完结，已经走尽了尘世的道路。如果它再流回到他手中，这仅仅是因为他借助于商品，即靠他的商品资本，从流通中取出了货币。全部年产品的每一个要素的价值，即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对他来说，和他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对他来说=商品资本）的价值一样，都可以分成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每个单个商品（形成全部商品产品的各个要素）的货币化，同时也就是全部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定部分的货币化。所以，在这个场合，说资本家自己把那些使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即得到实现的货币投入流通（在他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的时候），这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些货币，而是一定的现金额，这个金额和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或其相等部分）相等。
实际上，这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如果企业是在当年开办的，资本家就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几个月，才能从自己的企业收入中取得货币供他个人消费。但他不会因此而使他的消费停止片刻。他预期到剩余价值会到手而自己预付货币（不管这些货币是从他自己的钱袋，还是通过贷款从别人的钱袋取得的，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因此也就为以后将实现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预付了流通手段。相反地，如果营业早已正常进行，那末支出和收入就会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但是，有一点，即资本家的消费，是不间断地进行的。这种消费是因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而消费量也要按照通常的或估计的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算。商品每出售一部分，当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实现一部分。如果在全年内，所生产商品的销售量只够补偿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或者，如果价格下跌，以致在出售全部年商品产品时，只能实现其中包含的预付资本的价值，那末就会明显地暴露出，上述货币是因预期到未来的剩余价值会到手而用掉的。如果我们的资本家破产了，他的债权人和法庭就会调查他因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私人支出，是否和他的企业规模，是否和这种企业一般的或正常的剩余价值收入保持适当的比例。
但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为了使他们的剩余价值实现（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流通）就必须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不是奇谈怪论，而且还是整个机构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如果说，为实现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而必需的货币，首先要工人阶级自己出资预付，那才是奇谈怪论。但是，单个资本家总是以下列形式实行这种预付：起买者的作用，支出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或者预付货币来购买他的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或者是劳动力，或者是生产资料。他付出货币，总只是为了换取一个等价物。他把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只不过是采取和预付商品一样的方法。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起流通的起点的作用。
现实的过程被两种情况所掩盖：
1、商业资本（它最初的形式总是货币，因为商人本身不生产任何“产品”或“商品”）和货币资本，会在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为特殊类型的资本家的经营对象出现。
2、剩余价值——必然总是首先在产业资本家手中——分成不同的范畴。作为这些范畴的承担者出现的，除产业资本家以外，还有土地所有者（就地租而言）、高利贷者（就利息而言）等等，同时还有政府和它的官吏，食利者等等。这些家伙，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是作为买者出现的，因为他们使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他们各自也把“货币”投入流通，产业资本家则从他们手中得到这些货币。这时，人们总是忘记，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源是什么。
VI、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
［注：以下采自第Ⅱ稿。］
现在留下还要研究的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4000Ic。这个价值等于第I部类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再现的价值并不是在第I部类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而是当年以前作为不变的价值，作为生产资料既定的价值，进入这个生产过程的。它现在存在于第I部类的整个那部分没有被第II部类吸收的商品量中。因而，仍然保留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这个商品量的价值=他们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价值的2/3。关于生产一种特殊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我们可以说：他出售他的商品产品，把它转化为货币。当他把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时，他也就把他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再转化为货币了。然后，他用这个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再向别的商品的卖者购买自己的生产资料，或是把他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一种可以重新作为不变生产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而现在，这样假定就不行了。第I部类的资本家包括生产生产资料的全体资本家。此外，留在他们手中的商品产品4000，是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这部分社会产品不能和任何别的部分交换，因为年产品中已经不存在可以和它交换的任何别的部分。除了这4000以外，年产品的其余部分已经全部作了安排；一部分为社会的消费基金所吸收，另一部分用来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第II部类所有能够用来和第I部类交换的东西已经全部交换完毕。
只要我们注意到，第I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本身的物质要素构成的，困难就很容易解决。这里出现的现象和上述第II部类出现的现象相同，只是方面有所不同。在第II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因此，其中由这种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来计量的部分，可以由它本部类的生产者消费。在第I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生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容器、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构成。因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它的实物形式立即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如果它进入流通，那也是在第I部类内部流通。在第II部类，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由该部类的生产者个人消费掉，而在第I部类，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却由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上消费掉。
第I部类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是在第I部类的一部分商品产品=4000c中再现的，而且是以实物形式再现的，这种形式的商品产品能立即再作为不变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在第II部类，3000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1000），直接进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另一方面，这个商品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2000），不能再进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生产消费，而要通过和第I部类的交换来进行补偿。
相反地，第I部类的6000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2000），不会进入而且按它的实物形式来说也不能进入它的生产者的个人消费。它倒是必须首先和第II部类交换。另一方面，这个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4000，却处在这样一种实物形式上，这种形式的不变价值部分——如果把第I部类的资本家看作整体——能够直接再作为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换句话说，第I部类的全部产品是由这样一些使用价值构成的，这种使用价值按照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能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发生作用。因此，在这个价值6000的产品中，1/3（2000）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其余2/3则补偿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
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由大量的不同的资本群构成。它们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有若干被投入铸铁厂，有若干被投入煤矿，等等。每个这种资本群或每个这种社会的群资本，又由许多大小不等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构成。首先，社会资本，比如说7500（可以用百万等等来表示），分成不同的资本群；价值7500的社会资本分成各个特殊的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被分别投入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价值，按照它的实物形式，部分地由各特殊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构成，部分地由它们的经营所必需的、具有相应的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构成，这种劳动力由于分工，并按照它在每个个别生产部门承担的劳动的特殊性，而各不相同。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又由投入该生产部门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的总和构成。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既适用于第I部类，也适用于第II部类。
至于说第I部类中以它的商品产品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那末，它有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当作产品生产出来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者，甚至就是它那一个企业）。例如，谷物进入谷物的生产，煤炭进入煤炭的生产，铁以机器形式进入铁的生产，等等。
当构成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己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换了位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I部类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第I部类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是这些产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因素再进入第I部类，但不是进入第I部类的这个部门，而是另一个部门。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换。这是第I部类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直接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它们自己的生产场所，进入另一个生产场所，因而，互相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和第II部类剩余价值的情况相似），第I部类的每个资本家按照他作为这4000不变资本的共有者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商品总量中取出他所需要的相应的生产资料。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末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I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VII、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再生产的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II部类的剩余价值（即等于第II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加上当年再生产的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第I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
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必然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
整个社会工作日分为两部分：1、必要劳动；它在一年中创造1500v的价值；2、剩余劳动；它创造1500m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值。这两个价值之和=3000，等于这一年生产的3000消费资料的价值。因此，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总工作日在当年生产的总价值，等于社会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社会剩余价值，等于当年的全部新产品。
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这两个价值量是一致的，第II部类的商品即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绝不因此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这个部类内生产出来的。这两个价值量一致，是因为在第II部类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第I部类新生产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因此，I（v＋m）能够购买对第II部类的产品生产者来说代表着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这就表明，为什么尽管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产品价值分成c＋v＋m，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产品的价值却可以分成v＋m。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IIc在这里等于I（v＋m），社会产品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通过交换来互相交换它们的实物形式。在这样交换以后，IIc就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而I（v＋m）则再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正是这种情况，使亚·斯密断言，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v＋m。这种看法，第一，只适用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第二，其所以适用，并不是指这全部价值都是第II部类生产的，因而它的产品价值等于第II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第II部类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只是指：II（c＋v＋m）=II（v＋m）＋I（v＋m），或者说，因为IIc=I（v＋m）。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社会工作日（即整个工人阶级全年耗费的劳动）和每个单个工作日一样，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虽然这种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同样也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可变资本价值即工人用来购买他自身再生产的资料的那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即资本家可以用于他自己的个人消费的那部分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也就是用来生产那种专门供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从而在伴随而来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产品的。按照我们的假定，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一个3000的货币价值，其中只有1/3=1000是第II部类生产的，这个部类生产消费资料，即生产那些最终实现社会全部可变资本价值和全部剩余价值的商品。因此，按照这个假定，社会工作日的2/3是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虽然，从第I部类的单个资本家和工人的观点来看，社会工作日的这2/3，完全象社会工作日的其余的1/3在第II部类那样，仅仅用来生产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考察也一样，——社会工作日的这2/3，只是生产那种正处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或已经耗费掉的不变资本的补偿物。个别地进行考察，虽然工作日的这2/3生产的总价值对它的生产者来说只等于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但工作日的这2/3不生产可以使工资或剩余价值花费掉的那种使用价值；它生产的产品是生产资料。
首先必须指出，无论在第I部类还是在第II部类，社会工作日没有任何部分是用来生产这两大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并在其中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它生产的只是追加的价值2000I（v＋m）＋1000II（v＋m），这个价值是追加到不变资本价值=4000Ic＋2000IIc中去的。以生产资料形式生产的新价值，还不是不变资本。它不过要在将来作为这种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第II部类的全部产品，即消费资料，就它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的实物形式来考察，是第II部类所耗费的三分之一社会工作日的产品。它是这个部类所使用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如织布劳动、烤面包劳动等等的产品，也就是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执行职能时所生产的产品。相反，第II部类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只是再现在新的使用价值上，再现在新的实物形式即消费资料的形式上，而以前它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它的价值通过劳动过程，从它的旧的实物形式转移到它的新的实物形式上。但是，产品价值的这2/3的价值=2000，并不是在第II部类当年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产生的。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第II部类的产品是新执行职能的活劳动和现有的、作为这种劳动的前提的生产资料（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物化条件而在其中实现）的结果。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也完全一样，第II部类的产品价值=3000，是由社会工作日新追加的1/3所生产的新价值（500v＋500m=1000）和一个不变的价值构成的。在这个不变的价值中，物化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在我们所考察的第II部类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完结的社会工作日的2/3。第II部类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在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中表现出来。它存在于一定量的消费资料中，其价值为2000=2/3社会工作日。消费资料是这部分价值借以再现的新的使用形式。消费资料的一部分=2000IIc，同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I（1000v＋1000m）相交换，事实上也就是并不形成当年劳动的任何部分而在本年以前已经完结的2/3总工作日，同本年新追加的2/3工作日相交换。当年社会工作日的2/3，不能既用于不变资本的生产，同时又为它们自己的生产者形成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除非把它们同每年消费的消费资料中一个包含着本年以前而不是本年耗费和实现的工作日的2/3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这是当年的2/3工作日同在本年以前耗费的2/3的工作日的交换，是当年的劳动时间同本年以前的劳动时间的交换。这样，下面这个谜就可以得到解释：尽管整个社会工作日的2/3不是用来生产那些实现可变资本或剩余价值的物品，而相反地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以补偿当年所消费的资本，但为什么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却可以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简单说来就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他们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第II部类产品价值的2/3（构成全部年产品价值的2/9）：从价值方面考察，是本年以前已经过去的一个社会工作日的2/3的产物。
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社会产品之和，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它们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固然是当年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当这种劳动本身被看作有效的、具体的劳动，而不是被看作劳动力的耗费，不是被看作形成价值的劳动时，才是这样。前面讲的一点，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资料只有通过加到它上面的、用它来进行操作的活劳动，才能转化为新的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但是，反过来，如果当年的劳动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生产资料，没有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它也不可能转化为产品。
VIII、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就总产品价值9000和它分成的各个范畴来说，对它们的分析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更多的困难，不如说困难是一样的。
在这里，全部社会年产品包含三个以一年为期的社会工作日。每一个这种工作日的价值表现都=3000；因此，总产品的价值表现=3×3000=9000。
其次，在一年的生产过程（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过程的产品）开始以前，在整个这个劳动时间中已经结束的：在第I部类，有4/3工作日（价值产品4000），在第II部类，有2/3工作日（价值产品2000）。总计是两个社会工作日，其价值产品=6000。因此，4000Ic＋2000IIc=6000是表示在全部社会产品份值中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资本价值。
再次，第I部类新追加的社会年工作日的1/3，是必要劳动，或者说，是这样一种劳动，它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1000Iv，并支付第I部类使用的劳动的价格。同样，第II部类的社会工作日的1/6是价值额为500的必要劳动。所以，l000Iv＋500IIv=1500v，半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是当年追加的总工作日的前一半即由必要劳动构成的那一半的价值表现。
最后，在第I部类，总工作日的1/3（价值产品=1000）是剩余劳动；在第II部类，工作日的1/6（价值产品=500）是剩余劳动。二者合起来构成追加的总工作日的另一半。因而，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为1000Im＋500IIm=1500m。
因此：
社会产品价值的不变资本部分（c）：
生产过程开始以前耗费的两个工作日，价值表现=6000。
当年耗费的必要劳动（v）：
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一半，价值表现=1500。
当年耗费的剩余劳动（m）：
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一半，价值表现=1500。
年劳动的价值产品（v＋m）=3000。
总产品价值（c＋v＋m）=9000。
所以，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价值本身的分析。困难是在于把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它的物质组成部分作比较时产生的。
不变的、仅仅再现的那部分价值，等于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的新的价值产品即v＋m，等于由消费资科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总工作日（其价值表现=3000）似乎全部耗费在消费资料=3000的生产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3000=1500v＋1500m，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资本价值=6000则以一种和消费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似乎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种新产品的生产上；相反，这整个工作日似乎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第II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消费资料生产（第II部类）上的那部分年劳动大2/3。年劳动只有1/3耗费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上。这个年劳动的2/3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也就是耗费在第I部类。第I部类在这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等于第I部类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第II部类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现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实物补偿。因而，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也等于第I部类＋第II部类的新价值产品之和，或者II（c＋v＋m）=I（v＋m）＋II（v＋m），所以等于年劳动以v＋m形式生产的新价值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I）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I）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消费资料（II）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个总价值，等于第I部类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已经过去的工作日的4/3和第II部类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已经过去的工作日的2/3的价值表现，也就是总共等于两个总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因此，就社会年产品来说，困难在于：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中去的新价值v＋m是以消费资料形式来表现的，而这个不变价值部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生产资料——来表现。因此，就价值方面来考察，就出现了一种假象，好象所消费的产品量的2/3，会以新的形式，作为新的产品重新出现，而不需要有任何社会劳动耗费在它们的生产上。就单个资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每个单个资本家都使用一定种类的具体劳动，这种劳动把它特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例如，某个资本家是机器制造业主，他在当年耗费的不变资本=6000c，可变资本=1500v，剩余价值=1500m；产品=9000，比如说，这个产品是18台机器，每台=500。在这里，全部产品是由相同的形式，由机器构成。（如果是生产多种产品，那就要分别计算。）全部商品产品，是当年在机器制造上耗费的劳动的产物，是同一种具体劳动和同一些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产品价值的不同部分表现为相同的实物形式：12台机器包含6000c，3台机器包含1500v，3台机器包含1500m。这里很明显，12台机器的价值=6000c，并不是因为这12台机器只体现那种在机器制造开始以前已经耗费掉的劳动，而不体现在机器制造中耗费的劳动。为生产18台机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会自行转化为12台机器；但是，这12台机器的价值（它本身由4000c＋1000v＋1000m构成），等于18台机器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总价值。因此，机器制造业主必须从18台机器中出售12台，以便补偿他已经耗费的不变资本，这些资本是再生产18台新机器所必需的。相反地，虽然所使用的劳动只是用来制造机器，但劳动的结果却说成是：一方面有6台机器=1500v＋1500m，另一方面有价值额6000c的铁、铜、螺旋、皮带等等，即机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而这些东西，大家知道，制造机器的单个资本家本人是不生产的，他要通过流通过程来进行补偿。如果这样说，问题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初看起来，社会年产品的再生产好象就是按照这种不合理的方式进行的。
单个资本——即社会资本中独立执行职能、赋有自己生命的任何一个部分——的产品，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件是，这个产品必须实际具有一种使用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使它有资格在商品世界成为可以流通的一环。它是否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它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那部分价值，是否具有那种使它可以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这是一件毫无关系的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就会通过买和卖，再转化为它的物质生产要素的形式，不变资本就由此以它的能够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以能够实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在产品中再现的时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
其次，个别地考察，资本家通过新追加的劳动，只是生产他的产品价值中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而不变价值部分是由于新追加劳动的具体性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它只生产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只能够买回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它既不分解为可变资本，也不分解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社会的补偿资本的任何部分。它只生产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要用来实现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既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社会总产品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象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究总体资本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Ⅸ．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
社会产品的总价值等于9000=6000c＋1500v＋1500m；换句话说，6000再生产出生产资料的价值，3000再生产出消费资料的价值。所以，社会收入（v＋m）的价值，只是总产品价值的1/3，全体消费者即工人和资本家能够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出和并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也只是具有这1/3的价值额的商品，产品。另一方面，6000=2/3产品价值，却是必须用实物来补偿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数额的生产资料必须再并入生产基金。施托尔希看到了这一点的必要性，但是不能够证明它：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34、135、150页）
但是，亚·斯密在提出这种直到现在还有人信以为真的荒谬教条时，不仅采用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形式，似乎全部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工资加剩余价值，或者按他的说法，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利息）加地租。他还采用了一种更通俗的形式：消费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直到现在，这还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所谓科学的一种公认的常识，甚至是一个永恒真理。这个教条是按照下面这样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方式说明的。随便举一种商品为例，如亚麻衬衫。首先，亚麻纺纱业主必须向亚麻种植业主支付亚麻的全部价值：亚麻籽、肥料、役畜饲料等等的价值，加上由亚麻种植业主的固定资本（如建筑物、农具等等）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加上在亚麻生产上支付的工资，再加上亚麻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最后还加上亚麻由产地运往纺纱厂的运输费用。然后，织布业主不仅要把亚麻的这个价格偿还亚麻纺纱业主，而且要把由机器、建筑物等等，总之，由固定资本转移到亚麻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以及在纺纱过程中消费的一切辅助材料、纺纱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等等，偿还给亚麻纺纱业主；其次，漂白业主也是这样，他还要加上织成的麻布的运费；最后，衬衫厂主，要把全部价格支付给所有那些以前只向他提供原料的生产者。而在衬衫厂主那里，又继续追加价值：一部分是在衬衫缝制过程中以劳动资料、辅助材料等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一部分是其中耗费的劳动加进的衬衫缝制工的工资的价值和衬衫厂主的剩余价值。现在，假定这全部产品，衬衫，最后值100镑，并且假定这是社会在全部年产品价值中在衬衫上耗费的部分。衬衫的消费者支付这100镑，也就是支付衬衫中包含的一切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亚麻种植业主、纺纱业主、织布业主、漂白业主、衬衫厂主以及全部运输业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是每个儿童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往下又说：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应当说：一切消费资料的价值，即进入消费基金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可以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都是如此。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额，确实等于在商品中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部分）加上最后追加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全体消费者能够支付这个价值额的全部，因为尽管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c＋v＋m构成的，但是，一切进入消费基金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最大限度也只能等于分解为v＋m的那部分社会产品价值，也就是等于由当年耗费的劳动加到原有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价值——中去的价值。但是，说到不变资本价值，那末，我们看到，它是按照两种方式由社会产品量来补偿的。第一，是通过生产消费资料的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说法，似乎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以价值2000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2000IIc，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形成不变资本价值。因此，虽然这种产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来说，是要用于消费的，但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自己却不能消费它。另一方面，2000I（v＋m）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生产的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它们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这些物品本身的价值是不能消费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个4000的价值额，而在交换之后和在交换之前一样，其中的一半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半只形成收入。——第二，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用实物来补偿，一部分是通过第I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一部分是通过每个单个企业中的实物补偿。
关于全部年产品价值最终必须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只有把消费者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者即个人消费者和生产消费者，才是正确的。但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生产地消费，那无非是说，这一部分必须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
如果我们把总产品的价值9000分为6000c＋1500v＋1500m，并把3000（v＋m）只作为收入来考察，那相反就会觉得，似乎可变资本消失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似乎资本只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了。这是因为，原来表现为1500v的东西，现在已经分解为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即工人阶级的收入，它的资本性质因此也就消失了。实际上，拉姆赛曾经得出这个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由固定资本构成，但是，他所说的固定资本是指不变资本，是指一个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量，而不论这些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材料如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等等。他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流动资本不是在生产上直接起作用的，对于生产也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一个条件……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才是生产费用的要素。”（拉姆赛，同上，散见第23—26页）
拉姆赛还对固定资本（他是指不变资本）进一步说明如下：
“这种劳动＜即生产任何一种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的任何一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的生产，但不能维持工人生活的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第59页）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了亚·斯密种下的祸根。在他那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中了。拉姆赛所说的不变资本是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他所说的流动资本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二者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一样，都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Ⅹ．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全部年再生产，当年的全部产品，是这一年有用劳动的产品。但是，这个总产品的价值大于这个总产品中年劳动即当年耗费的劳动力借以体现的那部分价值。当年的价值产品，即当年以商品形式新创造的价值，小于产品价值即全年形成的商品量的总价值。如果从年产品总价值中减去当年劳动所追加的价值，我们得到的差额不是实际再生产的价值，而只是以新的存在形式再现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在它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由于在当年社会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持续时间有长有短，这个价值形成的日期可以有早有晚，它可以来源于去年生产出来的或前几年就已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无论如何，它是由本年以前生产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当年产品中去的价值。
如果用我们的公式来说明，那末，前面所考察的各种要素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以及在第II部类内部进行交换以后，就得出：
I、4000c＋1000v＋1000m（后面这2000在消费资料IIc中实现）=6000。
II、2000c（通过和I（v＋m）的交换而再生产）＋500v＋500m=3000。
价值额=9000。
当年新生产的价值仅仅包含在v和m之中。所以，当年价值产品之和等于v＋m之和=2000I（v＋m）＋1000II（v＋m）=3000。当年产品价值中其余的一切价值部分都只是转移的价值，是从年生产所消费掉的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来的。除了这3000价值，当年劳动没有生产任何其他价值；这3000就是当年劳动的全部年价值产品。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00I（v＋m）将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为第II部类补偿2000IIc。在第I部类耗费的那三分之二年劳动，就重新生产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重新生产出这个不变资本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实物形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当年耗费的劳动的三分之二，创造了在和第II部类相适应的实物形式上实现的新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社会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以便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上所花费的不变资本价值。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象西尼耳［注：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42—343页）——“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同上，第342页）——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3节。］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b）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此外，野蛮人由于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罪行。例如，象泰罗所说的，他往往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制造一支箭。
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难，即对现实联系的理解，求助于这种流行的看法：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反过来说也一样。这种看法，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如果使它具有普遍意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种看法包括对在年再生产中进行的全部交换过程的根本误解，也就是对这种部分正确的东西的事实根据的误解。）
现在我们把这种看法的部分正确的东西所依据的实际关系概述一下。这样，我们同时也就揭示了对这些关系的错误解释。
1、可变资本在资本家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在雇佣工人手中则作为收入执行职能。
可变资本首先作为货币资本存在于资本家手中；当资本家用它来购买劳动力时，它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只要它以货币形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它就只能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既定价值，所以它是一个不变量，而不是一个可变量。它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这正是因为它可能转化为劳动力。它在抛弃货币形式以后，在转化为劳动力，并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过程中执行职能以后，才成为现实的可变资本。
在资本家那里最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货币，现在在工人手中作为他的工资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工人又把工资转化为生活资料；所以，这些货币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这种收入是工人靠不断反复出卖他的劳动力得到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简单事实：买者（这里指资本家）的货币从买者手中转到卖者（这里指劳动力的卖者，即工人）手中。这并不是可变资本执行双重职能，既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又作为工人的收入；而是同一个货币先在资本家手中作为他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当资本家把它转化为劳动力时，它就在工人手中充当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同一个货币在买者手中有一种用途，在卖者手中有另一种用途，这是一切商品买卖都有的现象。
经济学辩护士们把这个问题歪曲了。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流通行为G—A（=G—W），即从买者资本家方面把货币转化为劳动力，仅仅注意A—G（=W—G），即从卖者工人方面把商品劳动力转化为货币，而暂时不考虑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就会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们说：同一个货币在这里实现了两个资本；买者即资本家把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活的劳动力，并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的生产资本；另一方面，卖者即工人把他的商品——劳动力——转化为货币，并把货币作为收入来花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不断地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以便维持他的劳动力；因此，他的劳动力也就是他的商品形式的资本，并且是他的收入的经常来源。其实，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财产（它将不断自行更新，自行再生产），而不是他的资本。劳动力是他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唯一商品，它只有到了买者即资本家手中，才作为资本（可变资本）起作用。在那些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经常被迫不断重新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把自己出卖给第三者，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资本家，因为他不断出卖“商品”（出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奴隶由第三者把他作为商品一次永远地卖出去，但奴隶也是资本家，因为这种商品——劳动奴隶——的性质是，它的买者不仅每天迫使它重新劳动，而且每天还要给它生活资料，使它能够不断地重新再劳动。（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西斯蒙第和萨伊给马尔萨斯的信。）
2、这样，在1000Iv＋1000Im和2000IIc的交换中，对一方是不变资本的东西（2000IIc），对另一方就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从而就是收入；对一方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2000I（v＋m）），从而也就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不变资本。
我们首先来考察Iv和IIc的交换，并首先从工人的角度加以考察。
第I部类的总体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价值1000；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以工资形式用货币支付给工人的。他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购买具有同等价值额的消费资料。第II部类的资本家对工人来说仅仅是商品的卖者，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即使工人是向本部类资本家购买，例如在上述（第450页）500IIv的交换中，情形也是这样。他的商品即劳动力所完成的流通形式，是单纯以满足需要、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的商品流通：W（劳动力）—G—W（消费资料，第II部类的商品）。这个流通过程的结果是：工人把自己作为供第I部类的资本家使用的劳动力来维持，并且为了继续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他必须不断地重新反复这一过程A（W）—G—W。他的工资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会作为收入花掉；并且对全体工人阶级来说，它会不断再作为收入花掉。
现在，我们再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Iv和IIc这同一个交换。第II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是由消费资料构成的，因而是由那些供每年消费的物品构成的，也就是由那些用来实现某些人（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就是第I部类的总体工人）的收入的物品构成的。但是，对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来说，他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2000），现在是他的生产资本的不变资本价值所转化的商品形式，这个生产资本必须从这个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以便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不变部分来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所完成的是，他把以商品形式（消费资料）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一半（=1000）卖给第I部类的工人，从而使它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所以，转化为不变资本价值IIc的前一半的，不是可变资本Iv，而是货币，这个货币在和劳动力交换时，对第I部类来说是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它落到劳动力的卖者手中，对后者来说它不是资本，而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也就是要作为消费资料的购买手段花费掉。另一方面，从第I部类的工人手中流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货币=1000，也不能作为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执行职能。它仍然只是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货币形式，它还要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或流动组成部分。因此，第II部类用它从第I部类的工人，即它的商品的买者那里得到的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1000生产资料。这样，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总额有一半以实物形式更新，这种形式的不变资本价值可以再作为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要素来执行职能。在这里，流通形式是W—G—W：价值1000的消费资料—货币1000—价值1000的生产资料。
但是，W—G—W在这里是资本的运动。W卖给工人，就转化为G，这个G转化为生产资料；这是从商品再转化为这个商品的物质形成要素。另一方面，就象第II部类的资本家对第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仅仅充当商品的买者一样，在这里，第I部类的资本家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也仅仅充当商品的卖者。第I部类最初是用要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1000货币去购买价值1000的劳动力；因此，他得到了他以货币形式付出的1000v的等价物；这个货币现在属于工人，工人用它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品；第I部类要能够把这样流入第II部类的钱柜的货币收回，就只有通过出售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商品，再把这个货币捞回来。
最初第I部类有一个货币额=1000，要作为可变资本部分执行职能；这个货币额由于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执行可变资本部分的职能。但是，工人为第I部类提供的，是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价值6000的商品量（生产资料），其中1/6或1000（按价值来说），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的等价物。和以前在货币形式上一样，现在在商品形式上，可变资本价值也不是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它只有在后来转化为活的劳动力之后，并且只有当这个劳动力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才能执行这种职能。作为货币，可变资本价值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但是，它是处于一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的形式。作为商品，这同一个可变资本价值也只是可能的货币价值；只有通过商品出售，而在这里，也就是通过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价值1000的商品，它才能再恢复原来的货币形式。在这里，流通运动是：1000v（货币）—价值1000的劳动力—价值1000的商品（可变资本的等价物）—1000v（货币）；即G—W…W—G（=G—A…W—G）。插入W…W中间的生产过程本身不属于流通领域。它不会在年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互相交换中出现，虽然这种交换包含着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的再生产，既包含着不变要素的再生产，也包含着可变要素即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交换的一切当事人都只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或者既作为买者又作为卖者出现；在这种交换中，工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资本家则交替地作为买者和卖者出现，而在一定界限内，只作为商品的买者一方，或作为商品的卖者一方出现。
结果是：第I部类再以货币形式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这个价值部分只有从这个形式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也就是说，第I部类再在唯一可以实际作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可变要素来预付的形式上，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另一方面，工人为了能够再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他现在必须先再作为商品的卖者，即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现。
说到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500IIv），那末，只要我们把该生产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流通过程，看作是在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和第II部类的总体工人之间进行的流通过程，这个流通过程就是直接进行的。
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预付500v来购买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在这里，总体资本家是买者，总体工人是卖者。然后，工人用他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作为买者去购买他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家在这里是卖者。工人用所生产的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即商品形式的500v为资本家补偿了他在购买工人劳动力时付给工人的货币。现在，资本家以商品形式拥有了原来在转化为劳动力之前以货币形式拥有的同一个v。另一方面，工人在货币上实现了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当他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把这些货币作为收入来购买自己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时，他就再把这些货币实现了。这是工人的货币形成的收入同工人自己以商品形式再生产的资本家的商品组成部分500v的交换。因此，这些货币作为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在这里，等价的货币形式的收入价值，补偿了商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
资本家不会因为他把等价的商品量卖给工人以重新取走他在购买劳动力时付给工人的货币而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先付给工人500，此外又把他迫使工人生产的价值500的商品量无代价地付给工人，那他实际上是支付给工人两次。反过来说，如果工人只为资本家生产价值500的商品，作为他的劳动力价格500的等价物，那末，资本家在这种交易之后所处的情况，就完全和在这种交易之前一样。但是，工人再生产了一个价值3000的产品；由于他把在生产上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化为新的产品，他保存了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即保存了在生产上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000；此外，他又把1000（v＋m）的价值加到这个既定价值中去。（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阐述了这样一种看法，似乎资本家发财致富，是指他由于500货币的回流而取得了剩余价值。本章第XIII节将进一步论述这种看法。）
由于第II部类的工人购买了价值500的消费资料，因此，刚才还为第II部类的资本家以商品形式拥有的价值500IIv，就再以货币形式，即原来预付的形式回到II的资本家手中。这种交易的直接结果，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出售一样，都是既定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通过这种交易流回到它的起点，也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如果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这500货币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商品，然后又以价值5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那末，同样也会有500货币流回到他手中。这500货币只不过是用来交换价值1000的商品量，并且根据前面说过的一般规律，它将流回到为交换这个商品量而把货币投入流通的人的手中。
但是，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500货币，同时也是已经更新的货币形式的可能的可变资本。为什么是这样呢?货币从而货币资本之所以是可能的可变资本，只是因为它可以转化为劳动力；而且只有在它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的限度内，才是可能的可变资本。500镑货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与此同时，第II部类的劳动力也回到市场。二者各自回到对极，——从而500货币不仅作为货币，而且作为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再现，——是受同—过程制约的。货币=500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是因为资本家把价值500的消费资料卖给了第II部类的工人，也就是，因为工人用他的工资维持了他本人和他的家属的生活，从而维持了他的劳动力。工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存和继续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必须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因此，这500货币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同时也就是劳动力作为可以用这500货币购买的商品流回来或者保留下来，从而也就是这500货币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流回来。
说到生产奢侈品的部类IIb，它的v即（IIb）v的情况是和Iv的情况相同的。为IIb的资本家更新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的货币，经过IIa的资本家之手，迂回地流回到IIb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工人是直接向购买他们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者购买生活资料，还是向另一类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以致货币要经过后一类资本家之手，才迂回地流回到前一类资本家手中，这毕竟是有区别的。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他们在能买的时候才买。而资本家，例如在1000IIc和1000Iv的交换中，就不是这样。资本家不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最大限度地增殖他的资本就是他的动机。因此，如果出现某些情况，使第II部类的资本家感到更为有利的，不是立即更新他的不变资本，而是在较长的时间内至少能部分地把他的不变资本保持在货币形式上，那末，1000IIc（货币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时间就会延迟；因此，1000Iv恢复货币形式的时间也会延迟，而第I部类的资本家只有当他还拥有准备货币的时候，才能够按原有规模继续经营，正如一般地说，要使营业能够继续不断地进行，不管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流回得快还是慢，货币形式的准备资本都是必需的。
如果要研究当年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之间的交换，那末，也要研究已经过去的年劳动的结果，即已经结束的那一年的劳动的结果。以这个年产品作为结果的生产过程已经完成，已经过去，已经化为它的产品，因此，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进行的或同时进行的流通过程，可能的可变资本到现实的可变资本的转化，即劳动力的买和卖，就更是这样了。劳动市场已经不是我们看到的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在这里，工人已经不仅出卖了他的劳动力，而且在剩余价值以外，还以商品形式提供了他的劳动力价格的等价物；此外，他也把他的工资装进了钱袋，并且在交换中，他只是作为商品（消费资料）的买者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年产品必须包含再生产的一切要素，必须再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特别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即可变资本。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就可变资本来说，这个交换的结果是：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通过花费他的工资和消费他购买的商品，来维持和再生产他不得不出卖的唯一商品——他的劳动力；就象资本家为购买这个劳动力而预付的货币回到资本家手中一样，劳动力作为可以和货币交换的商品也回到劳动市场上来。在这里，特别就1000Iv来说，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方面有货币形式的1000v，相反地，在第I部类的工人方面则有价值1000的劳动力，这样，第I部类的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交换过程的一个结果。
另一方面，第I部类的工人花费掉工资，从第II部类那里取得价值1000c的消费资料，从而这1000c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商品=1000v，使这1000c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因此，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以货币形式再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
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经过了三次转化。这些转化在年产品的交换中，或者根本不表现出来，或者只是隐约地表现出来。
1、第一个形式，是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的货币形式1000Iv。这种转化本身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中并不表现出来，但是，它的结果却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出来：第I部类的持有1000货币的工人，和第II部类的商品的卖者相对立，就象第II部类的持有500货币的工人，和处在商品形式上的价值500IIv的商品的卖者相对立完全一样。
2、第二个形式，是可变资本实际发生变化，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唯一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创造价值的力代替了和它交换的既定价值，这个形式完全属于已经完成的生产过程。
3、第三个形式，即可变资本通过生产过程的结果证实了自己是可变资本的形式，是年价值产品，所以，在第I部类那里=1000v＋1000m=2000I（v＋m）。它原来的价值=1000货币，现在代替它的是一个两倍于它的价值=2000商品。因此，商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1000，也只是可变资本作为生产资本要素所创造的价值产品的一半。商品形式的1000Iv，正好是第I部类原来预付的、用作总资本的可变部分的货币形式的1000v的等价物。但是，它们以商品形式存在时，只是可能的货币（只有通过出售才变为现实的货币），所以，它们还不是直接的可变的货币资本。它们最后会通过商品1000Iv卖给IIc，并且通过劳动力作为可购买的商品、作为货币1000v可以转化的物质立即再现，而成为这样的可变资本。
在这一切转化中，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始终持有可变资本。1、开始是作为货币资本；2、然后是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要素；3、再后是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以商品价值的形式存在；4、最后是再以货币形式存在，这些货币所要交换的劳动力再同这些货币相对立。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手中的可变资本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而不是既定量的价值；但是，因为资本家总是在工人的劳动力已经在或长或短的一定时间发挥作用之后才把报酬支付给工人，所以在他支付报酬以前，他在自己手中已经有了劳动力所创造的它本身的补偿价值加上剩余价值。
因为可变资本总是以某种形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会转化为某人的收入。相反地，商品形式的1000Iv，在卖给第II部类的时候会转化为货币，同时也就用实物补偿了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半。
分解为收入的东西，不是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不是货币形式的1000v。这种货币一经转化为劳动力，就不再作为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这和任何另一个商品出售者的货币一样，这种货币一经转化为某一个出售者的商品，就不再代表任何一种属于他的东西。工人阶级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在他们手中进行的交换，不是可变资本的交换，而是转化成货币的劳动力价值的交换，这完全如同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产品（2000I（v＋m））的交换只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商品的交换和工人无关一样。但是，资本家——特别是他的理论解释者，即政治经济学家——却难以摆脱这一幻想：已经支付给工人的货币仍然是他的即资本家的货币。如果资本家是金的生产者，那末，可变价值部分——即补偿他购买的劳动的价格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本身直接以货币形式出现，所以，不需要通过迂回的道路流回，就可以重新作为可变的货币资本执行职能。但是，说到第II部类的工人，——如果我们把生产奢侈品的工人撇开不说，——那末，500v本身是以那种供工人消费的商品形式存在的，这种商品是由工人——作为总体工人来看——直接向购买他们劳动力的总体资本家再购买的。第II部类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按它的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绝大部分供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构成的。但是，工人以这种形式花费掉的，不是可变资本，而是工资，是工人的货币，这些货币正是由于在这种消费资料中实现而使可变资本500IIv再以货币形式回到资本家手中。可变资本IIv和不变资本2000IIc一样，是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出来的，二者同样不会分解为收入。在这两个场合，分解为收入的都是工资。
但是，由于工资作为收入花掉，所以一方面是1000IIc，而通过这种迂回道路还有1000Iv，另一方面是500IIv，恢复了货币资本形式，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后者来说，部分是直接流回，部分是间接流回）恢复了货币资本形式，这在年产品的交换中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XI、固定资本的补偿
在阐述年再生产的各种交换时，遇到如下的巨大困难。如果我们以问题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来说明，就会得到：
（I）4000c＋1000v＋1000m＋
（II）2000c＋500v＋500m=9000，
最后分解为：
4000Ic＋2000IIc＋1000Iv＋500IIv＋1000Im＋500IIm=6000c＋1500v＋1500m=9000。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只要是由真正的劳动资料（生产资料的一个特殊种类）构成的，就由劳动资料转移到劳动产品（商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继续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而且是以它的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职能。只是劳动资料的损耗，即它们在一定期间持续执行职能时逐渐损失的价值，才作为借助于劳动资料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要素再现，才由劳动工具转移到劳动产品中去。因此，就年再生产来说，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要考察的只是固定资本中那些寿命在一年以上的组成部分。如果它们在一年之内就不能使用了，它们就要全部由年再生产来补偿和更新；因而这里研究的问题从一开始也就和它们无关了。至于机器以及其他具有比较耐久形式的固定资本，则会发生而且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整个建筑物或机器的躯体寿命很长，但是，其中有一些部分器官却必须在这一年内全部进行补偿。这些部分器官，与那些必须在一年内补偿的固定资本要素属于同一个范畴。
商品的这个价值要素绝不能和各种修理费用混为一谈。如果商品出售了，这个价值要素就会和别的要素一样货币化，即转化为货币；但是，在转化为货币以后，它和其他价值要素的区别就出现了。为了开始商品的再生产（总之，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过程成为持续的过程），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必须用实物来补偿；在商品生产上消耗的劳动力，同样也必须用新的劳动力来补偿。因此，通过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必须不断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即使比如说在一定期限内购买较大数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形成了生产储备，以致在一定期间不需要重新购买这些生产资料，因而，在这种储备用完以前，出售商品所得到的、用于上述目的的货币可以积累起来，这部分不变资本会暂时成为已经停止执行能动职能的货币资本，那这种情况也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变化。这不是收入资本；这是停留在货币形式上的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必须不断更新，虽然这种更新的形式，就流通来说，可以是各种各样的。重新购买，即生产资料借以更新、补偿的流通行为，可以在较长的期限内进行，这时是一次投入大量货币，而且由相应的生产储备来补偿；或者这种流通行为可以在一个又一个的短期内进行，这时是迅速地连续地支出少量货币，而生产储备也较少。这一切都不会使事情本身发生任何变化。劳动力也是这样。凡是生产在一年内以相同规模连续进行的地方，已经消耗的劳动力就要不断由新的劳动力补偿；凡是劳动带有季节性或在不同期间需要不同劳动量的地方，例如在农业中，那就要相应地有时购买大量劳动力，有时购买少量劳动力。相反地，出售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当它使等于固定资本损耗的那部分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时，是不会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它是补偿这种生产资本的价值损失的。它在生产资本旁边沉淀下来，保留它的货币形式。这种货币沉淀反复发生，直到年数不等的再生产时期结束为止，在这个再生产时期，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以它的旧的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一旦这种固定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寿命已经完结，不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它的价值就在它旁边存在着，全部由货币来补偿，即由货币沉淀的总和，由固定资本逐渐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已经通过商品出售而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价值的总和来补偿。接着，这些货币就用来对固定资本（或固定资本的要素，因为固定资本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寿命）进行实物补偿，从而对生产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进行实际更新。可见，这些货币是不变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即固定部分的货币形式。因此，这种货币贮藏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贮存。只有在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新的要素，以便补偿它的寿命已经完结的要素的时候，它才失去货币贮藏的形式，从而再能动地进入以流通为媒介的资本再生产过程。
就象简单的商品流通不是单纯的产品交换一样，年商品产品的交换也不能分解为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单纯的、直接的互相交换。货币在其中起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会在固定资本价值再生产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假如生产是公有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研究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到基本公式。第II部类是：2000c＋500v＋500m。在这里，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等于价值3000；在构成这个商品总额的不同商品要素中，就价值而言，任何一个要素都分解为2/3c＋1/6v＋1/6m；或者用百分率表示，分解为662/3c＋162/3v＋162/3m。第II部类的各种不同商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在这些商品中，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也可以有所不同；固定资本部分的寿命，从而它逐年的损耗，或者说，由它按比例地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也可以是不同的。但是，这些都是和这里的问题无关的。说到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我们只是指第II部类和第I部类之间的交换。在这里，第II部类和第I部类只是在它们的社会的、大量的关系中互相对立。因此，如果对第II部类的一切生产部门进行综合考察，第II部类的商品产品中c这一部分价值的比例量（这对我们现在考察的问题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平均比例。
构成总价值2000c＋500v＋500m的各种商品中的每一种商品（它们大部分是同一商品种类），其价值都是=662/3%c＋162/3％v＋162/3％m。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每100单位的商品，无论它是属于c，还是v，还是m。
2000c借以体现的商品，其价值可以再分为：
1、13331/3c＋3331/3v＋3331/3m=2000c，
同样，500v可以再分为：
2、3331/3c＋831/3v＋831/3m=500v，
最后，500m可以再分为：
3、3331/3c＋831/3v＋831/3m=500m。
把1、2、3的c相加，就会得到13331/3c＋3331/3c＋3331/3c=2000。同样，3331/3v＋831/3v＋831/3v=500，把m相加，也是这样。全部相加，就会和上面所说的一样，得到3000总价值。
因此，第II部类的价值3000的商品量所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价值，都包含在2000c中；而500v和500m却连它的一个原子都不包含。这对于v和m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换句话说，第II部类的商品量中整个代表不变资本，从而能够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或它的货币形式的那一部分，都存在于2000c中。因此，一切和第II部类的商品的不变价值的交换有关的事情，都不超出2000IIc运动的范围；并且这种交换只能在它和I（1000v＋1000m）之间进行。
同样，对第I部类来说，一切和它们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交换有关的事情，也不超出对4000Ic的考察范围。
1、损耗的价值部分在货币形式上的补偿
如果我们现在从下列公式开始：
I、4000c＋1000v＋1000m
II、…………2000c＋500v＋500m，
那末，商品2000IIc和同等价值的商品I（1000v＋1000m）交换的前提是：2000IIc全部以实物形式再转化为第I部类所生产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组成部分；但是，后者借以存在的商品价值2000包含着补偿固定资本的价值损失的要素，这个要素不需要立即用实物来补偿，而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逐渐积累成一个总额，直到固定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每一年都是固定资本的终年，固定资本时而需要在这个或那个单个企业，时而需要在这个或那个产业部门进行补偿；对同一个单个资本来说，总会有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固定资本需要补偿（因为固定资本各部分的寿命不同）。如果我们考察年再生产，——即使是原有规模的年再生产，也就是说，把一切积累撇开不说，——我们也不是从头开始。我们考察的是许多年中的一年，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刚诞生的一年。因此，投入第II部类的各种各样的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也会有不同的年龄。就象在这些生产部门从事生产的人每年都有死亡一样，每年也有许多固定资本在当年到达寿命的终点，必须用积累的货币基金实行实物更新。所以，在2000IIc和2000I（v＋m）的交换中就包含着2000IIc由它的商品形式（消费资料）到它的实物要素的转化，这些实物要素不仅由原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而且也由固定资本的实物要素，如机器、工具、建筑物等等构成。因此，2000IIc的价值中要用货币来补偿的损耗和正在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是完全不适应的，因为固定资本每年都有一部分必须用实物来补偿，但有一个前提，即在前几年，第II部类资本家手中已经积累了这种转化所必需的货币。不过，这一个前提既适用于前几年，同样也适用于当年。
在I（1000v＋1000m）和2000IIc的交换中，首先要指出，价值额I（v＋m）不包含任何不变的价值要素，因而也不包含任何用以补偿损耗的价值要素，即不包含由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转移到v＋m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的商品中去的价值的要素。相反地，这种要素却存在于IIc中，并且正是这种因固定资本而存在的价值要素的一部分，不需要立即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实物形式，而是首先要保留在货币形式上。因此，当I（1000v＋1000m）和2000IIc交换时，立即遇到了困难：第I部类的2000（v＋m）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用它的全部价值额2000要和以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存在的等价物进行交换，而另一方面，消费资料2000IIc却不能以它的全部价值额来和生产资料I（1000v＋1000m）交换，因为它的价值的一部分——等于固定资本中有待补偿的损耗或价值损失——必须首先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而在我们仅仅考察的当年再生产期间，不再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但是，使商品价值2000IIc所包含的损耗要素借以货币化的货币，只能从第I部类取得，因为第II部类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而是要通过出售自己的商品才能得到报酬；因为按照前提，I（v＋m）要购买2000IIc的全部商品额；所以第I部类必须通过这种购买，使第II部类的那个损耗部分转化为货币。但是，按照以前阐明的规律，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将回到后来把等量商品投入流通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第I部类在购买IIc时，显然不会既把商品2000付给第II部类，此外又把一个额外的货币额一次永久地（不再通过交换的行为回到自己手中）付给第II部类。否则，对商品量IIc的购买就会高于它的价值。如果第II部类在用它的2000c交换时，实际得到了I（1000v＋1000m），那末，它对第I部类也就不再有所要求，而在这个交换中流通的货币将回到第I部类那里还是第II部类那里，要看二者当中是谁把货币投入流通的，也就是说，是谁首先作为买者出现的。同时，在这个场合，第II部类就要把它的商品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额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而我们的前提是，商品出售以后，这个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不会在当年的再生产期间由货币再转化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实物形式。因此，如果第II部类把价值20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而向第I部类购买的商品却不到2000，比如说，只有1800，第II部类就会得到一个货币差额。这样，第I部类只好用货币200来补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II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I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这样，一个困难只是为另一个更麻烦得多的困难所代替。
因为这个问题提出了特殊困难，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为政治经济学家研究过，所以我们要逐个考察一切可能的（至少看起来是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确切地说，一切可能的提出问题的办法。
我们首先象前面一样，假定II把2000卖给第I部类，但是，只向第I部类购买商品1800。在商品价值2000IIc中，包含着为补偿损耗而以货币形式贮藏的200。所以，2000IIc的价值分成两部分：1800要和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相交换，200为了补偿损耗而要（在2000c卖给第I部类之后）保持货币形式。或者，按其价值来说，2000IIc=1800c＋200c（d）。在这里，d=损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察下列的交换：
I、1000v＋1000m
II、1800c＋200c（d）。
第I部类用为支付工人劳动力报酬而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1000镑购买消费资料1000IIc；第II部类用同一个1000镑购买生产资料1000Iv。因此，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可以用这个货币在下一年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即用实物补偿他们的生产资本的可变部分。——其次，第II部类用预付的400镑购买生产资料Im；Im用同一个400镑购买消费资料IIc。这样，第II部类预付在流通中的400镑回到了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但只是作为已售商品的等价物回到他们手中。第I部类预付400镑来购买消费资料；第II部类再向第I部类购买400镑的生产资料，从而这400镑流回第I部类那里。到此为止，计算如下：
第I部类把1000v＋800m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此外，它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是：作为工资的1000镑以及用来和II交换的400镑。交换完成以后，第I部类有：货币形式的1000v，800m转化为800IIc（消费资料），还有400镑货币。
第II部类把商品（消费资料）1800c和货币400镑投入流通；交换完成以后，它有：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1800和货币400镑。
现在，我们在第I部类方面还有200m（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在第II部类方面有200c（d）（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
按照假定，第I部类用200镑购买价值200的消费资料c（d）；但是第II部类把这200镑抓住不放，因为200c（d）代表损耗，所以不必立即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因此，就有200Im不能出售；第I部类的有待补偿的剩余价值，就有1/5不能实现，不能由它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
这不仅和原有规模的再生产的前提相矛盾；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可以说明200c（d）怎样转化为货币的假设；相反地，这表示这种转化是无法说明的。由于无法论证200c（d）怎样转化为货币，所以假定，正是因为第I部类不能把自己剩下的200m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才切望把它转化为货币。如果把这一点理解为交换这一机构的正常活动，那就等于假定，为了使200c（d）按时转化为货币，每年都要有200镑从天上掉下来。
如果Im不象在这里那样，以它原来的存在方式出现，即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组成部分出现，从而不是作为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通过出售才能在货币上实现的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出现，而是在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手中，例如，在土地所有者手中作为地租或在货币贷放者手中作为利息出现，这种假设的荒谬性就不那么明显了。但是如果产业资本家不得不作为地租或利息转让给剩余价值的其他共有者的那部分商品剩余价值，长期不能通过商品本身的出售而实现，那末，地租或利息的支付也就终止。因此，土地所有者或食利者也就不能作为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用自己的花费来使年再生产的一定部分任意转化为货币了。全体所谓非生产劳动者，如官吏、医生、律师等等的支出，以及其他以“公众”的身分为政治经济学家“服务”，以便说明他们所不能说明的问题的那些人的支出，也具有同样的情况。
如果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在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的两大部类之间，不是直接进行交换，而是有商人做中间人，靠商人的“货币”去克服一切困难，那也是无济于事的。例如，在当前的场合，200Im归根结底要卖给第II部类的产业资本家。它可以通过一系列商人之手，但是最后一个商人，就其和第II部类的关系来说，他的处境——按照假设——是和第I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最初的处境相同的，也就是说，商人同样不能把200Im卖给第II部类；而这个购买额的停滞，使第I部类不能更新同样的过程。
由此可见，即使撇开我们真正的目的不说，也完全有必要考察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形式（排除一切插在中间使事情模糊不清的障碍），以便摆脱各种虚伪的遁辞，因为当我们直接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复杂具体的形式作为分析对象时，这些虚伪的遁辞就会造成一种似乎它们是“科学的”说明的假象。
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它永远排除了关于200IIc（d）是靠第I部类预付的货币来实现货币化的这一假设。
2．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
上面考察的假设否定以后，就只剩下这样的可能性：除了用货币补偿损耗部分以外，还用实物补偿寿命全部完结的固定资本。
我们在前面已经假定：
（a）第I部类用来支付工资的l000镑，被工人花费在同等价值额的IIc上，即用来购买消费资料。
至于在这里1000镑是第I部类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这只是说明有这个事实。有关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用货币支付工资；然后这些货币被工人花费在生活资料上，而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来说，当他们的不变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时，这些货币又当作流通手段来使用。当然，这些货币可以经过许多渠道（小商人、房主、收税人以及工人本身所需要的医生等等非生产劳动者），因此只有一部分直接从第I部类的工人手中流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这种流动可能或多或少发生停滞，所以资本家方面必须有新的货币准备。在研究基本形式时，这一切将不予考察。
（b）前面假定，在一个场合第I部类还预付400镑货币，向第II部类购买物品，这些货币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在另一个场合第II部类又预付4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物品，这些货币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这样假定是必要的，否则，假定第I部类的资本家或第II部类的资本家都只是单方面地把商品交换所需的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去，那就未免专断了。因为前一小节已经指出，必须抛弃这样一种荒谬的假设，即第I部类会把追加货币投入流通，使200IIc（d）转化为货币，所以，显然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更荒谬的假设：第II部类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商品中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组成部分得以转化为货币。例如X先生的纺纱机在生产中失去的价值部分将作为棉线的价值部分再现；他的纺纱机一方面在价值或损耗中失去的东西，应该在另一方面作为货币在他手中积累起来。现在假定，X向Y购买比如说价值200镑的棉花，这样就把200镑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去，Y用同一个200镑向X购买棉纱，这200镑在X手中则成为补偿纺纱机的磨损的基金。这无非是说，不管X的生产情况如何，不管生产的产品和产品的出售情况如何，他还要有200镑留在身边，以便自己偿付纺纱机的价值损失，也就是说，除了他的纺纱机损失的200镑价值以外，他每年还必须另外从自己钱袋中拿出200镑货币加进去，以便最后能够购买一台新的纺纱机。
但是，这种假设的荒谬性仅仅是表面的。第II部类是由许多资本家构成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处在再生产的完全不同的期限中。对一些资本家来说，固定资本已经到了必须全部用实物更新的期限。对另一些资本家来说，它和这个阶段多少还有些距离。对后一类资本家的全体成员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固定资本不需要实际再生产，即不需要用实物来更新，或者说，不需要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补偿，而它的价值要相继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前一类资本家则完全处于企业开办时的那种情况（或部分地处于那种情况，这一点和这里的问题无关）。那时，他们带着货币资本来到市场，一方面要把它转化为（固定的和流动的）不变资本，另一方面则要把它转化为劳动力，即可变资本。他们现在也和当初一样，要把货币资本再预付到流通中去，因此，既要预付流动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也要预付不变的固定资本的价值。
因此，假定第II部类的资本家为了和第I部类进行交换而投入流通的400镑有一半是来自第II部类的这样一部分资本家，他们不仅必须用自己的商品来更新他们的属于流动资本范围的生产资料，而且必须用他们的货币以实物来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而第II部类的另一半资本家却只要用他们的货币以实物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无须以实物来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那末，认为流回的400镑（只要第I部类用它来购买消费资料，它就会流回）在第II部类的这两部分资本家之间有不同的分配，是完全没有什么矛盾的。这4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但不是流回到原来那些资本家手中，而是在该部类内部进行不同的分配，即由该部类的一部分人手中转入该部类的另一部分人手中。
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除了最后用他们的商品来补偿的这部分生产资料外，还把200镑货币转化为实物形式的新的固定资本要素。他们这样花掉的货币，就象企业开办时一样，只是要在许多年内才作为这个固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中相当于损耗的价值组成部分，相继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里。
而第II部类的另一部分资本家，并没有用200镑从第I部类取走任何商品，第I部类却把第II部类的第一部分资本家为购买固定资本要素所用的货币支付给他们。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在已经更新的实物形式上再拥有他们的固定资本价值，另一部分资本家则还要在货币形式上积累固定资本价值，以便将来用实物来补偿他们的固定资本。
在前面的各种交换完成以后，要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的，就是有待双方互相交换的商品余额了：在第I部类那里是400m，在第II部类那里是400c。［注：这里的数字又和前面假定的不一致。但这不要紧，因为这里只涉及比例关系。——弗·恩·］我们假定，第II部类预付400货币来交换这个价值800的商品。400的一半（=200），无论如何必须由曾经把200货币作为损耗价值积累起来，而现在要把它再转化为它的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的那一部分IIc支出。
正如第II部类和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分解的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可以用第II部类或第I部类的商品本身的特殊的比例部分来表现完全一样，不变资本价值中还无须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而暂时还要以货币形式逐渐积攒起来的那部分价值，也可以这样表现。在这里，第II部类的一定量商品（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余额的一半=200），只是通过交换而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的这个损耗价值的承担者。（第II部类的第一部分资本家，即用实物来更新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家，可能已经用商品量——这里只表现为它的余额——中代表损耗的部分来实现它的损耗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对他们来说，仍然有200货币要实现。）
至于在这个余额的交换中由第II部类投入流通的400镑的另一半（=200），则用来向第I部类购买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这200镑的一部分可能由第II部类的这两部分资本家投入流通，也可能只由那部分无须用实物更新固定价值组成部分的资本家投入流通。
因此，用这400镑从第I部类取走：1、仅仅由固定资本要素构成的价值200镑的商品；2、仅仅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流动部分的实物要素的价值200镑的商品。就第I部类应卖给第II部类的商品来说，第I部类卖掉了它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但是，其中五分之一的价值，即400镑，现在是以货币形式留在第I部类那里。而这个货币是货币化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必须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因此，第I部类用这400购买第II部类的全部商品价值=400。从而这个货币在它取出第II部类的商品时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现在，我们假定有三种情况。我们把第II部类中需要用实物补偿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家叫做“第1部分”；把第II部类中以货币形式贮存固定资本损耗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家叫做“第2部分”。这三种情况分述如下：（a）仍然作为余额以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400，有一个份额为第1部分和第2部分（假定各占1/2）补偿不变资本的一定量的流动部分；（b）第1部分已经把他的全部商品出售，所以，第2部分还有400要出售；（c）除了承担损耗价值的200外，第2部分已经把全部商品出售。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以下几种分配情况：
（a）第II部类还有商品价值=400c在手中，第1部分有100，第2部分有300；而在这300中有200代表损耗。在这个场合，第I部类为了取出第II部类的商品而现在送回第II部类那里的400镑货币中，就有第1部分原来投入的300，也就是说，其中200货币用来从第I部类取得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要素，100货币作为它和第I部类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而第2部分在这400中只预付1/4即100，这同样是作为它和第I部类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
因此，在这400货币中，第1部分预付了300，第2部分预付了100。
但是，这400是这样流回的：
流回到第1部分的，是100，即只等于它预付货币的1/3。但它获得了价值200的更新了的固定资本来代替其余的2/3。为了购买这个价值200的固定资本要素，它已经把货币付给了第I部类，但是以后没有出售任何商品。就这个货币来说，第1部分和第I部类相对立，是仅仅作为买者，以后没有再作为卖者。因此，这个货币不能流回到第1部分；不然，它得到的固定资本要素就是第I部类赠送的了。——就它预付的货币的最后1/3来说，第1部分是先作为买者来购买它的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第I部类再用这同一个货币向它购买它的价值100的商品余额。所以，这个货币流回到它（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手中，因为它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以后，立即又作为卖者出现。如果这个货币不流回来，那第II部类（第1部分）要得到价值100的商品，就得先把100货币，然后又把100商品付给第I部类，也就是把它的商品赠送给第I部类了。
而流回到投入100货币的第2部分的，是300货币。100流回来，是因为它先作为买者把100货币投入流通，现在又作为卖者把这些货币收回；200流回来，是因为它只作为价值200的商品的卖者执行职能，而没有作为买者执行职能。就是说，这个货币不能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所以，固定资本的损耗是用第II部类（第1部分）购买固定资本要素时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补偿的；但是，这个货币不是作为第1部分的货币，而是作为属于第I部类的货币来到第2部分手中的。
（b）按照这一假定，IIc的余额是这样分配的：第1部分拥有200货币，第2部分拥有400商品。
第1部分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商品出售，但是200货币是它的不变资本中必须用实物更新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转化形式。所以，在这里它只作为买者出现；它所得到的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第I部类的具有固定资本实物要素形式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第2部分最大限度（如果第I部类没有为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预付任何货币）只需要把200镑投入流通，因为就它的商品价值的一半来说，它只作为卖者向第I部类出售，而不是作为买者向第I部类购买。
400镑从流通回到第2部分手里；其中200回到它手里，是因为它作为买者预付了200，当它作为200商品的卖者时，又把这200镑收回。还有200回到它手里，是因为它曾经把价值2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但没有因此再从第I部类取得商品等价物。
（c）第1部分有200货币和200c商品；第2部分有200c（d）商品。
按照这一假定，第2部分无须预付任何货币，因为和第I部类相对立，它不是作为买者执行职能，而是仅仅作为卖者执行职能，从而它必须等待人家向它购买。
第1部分预付400镑货币，其中200是为了和第I部类互相交换商品，其余200则作为单纯购买手段向第I部类购买。它用后面这200镑货币购买固定资本要素。
第I部类用200镑货币向第1部分购买200商品；第1部分为这个商品交换而预付的200镑货币因此就流回到它那里；第I部类再用另外200镑（也是从第1部分得到的）向第2部分购买200商品；第2部分的固定资本损耗因此就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
假定在（c）这个场合，为交换现有商品所必需的200货币，不是由第II部类（第1部分）预付，而是由第I部类预付，那也不会使事情有任何变化。如果是第I部类先向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购买200商品，——假定后者也只有这个商品余额要出售，——这200镑就不会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因为第II部类的第2部分不再作为买者出现。但是，在这里，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有200镑货币要用来购买，此外还有200商品要用来交换，所以总计有400要用来和第I部类进行交换。于是，有200镑货币从第II部类的第1部分回到第I部类。如果第I部类再用这个货币向第II部类的第1部分购买200商品，那末当第II部类的第1部分向第I部类购买400商品的后一半时，这个货币就回到第I部类。第1部分（II）只是作为固定资本要素的买者花了200镑货币；因此，这个货币不再回到它那里，而是用来使第II部类的第2部分的商品余额200c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用于商品交换的200镑货币，并不是通过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而是通过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有代替它的400商品的价值400的商品等价物；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还有为交换800商品而由它预付的200镑货币。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I、1000v＋1000m
II、2000c，这种交换所遇到的困难，可归结为如下的余额交换所遇到的困难：
I、…………400m
II、（1）200货币＋200c商品＋（2）200c商品，说得更清楚些，这种余额交换就是：
I、200m＋200m。
II、（1）200货币＋200c商品＋（2）200c商品。
因为第II部类第1部分的商品200c和200Im（商品）交换，并且因为当400商品交换时流通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一切货币都流回到预付者（第I部类或第II部类）手中，所以，这个货币作为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要素，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这里所研究的问题的要素。或者换一种说法：假定在200Im（商品）和200IIc（第II部类第1部分的商品）的交换中，货币只是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因此它也不是作为狭义的“流通手段”执行职能，那末很清楚，因为商品200Im和商品200IIc（第1部分）价值额相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就和价值200的消费资料相交换，货币在这里只是观念地执行职能，任何一方都无须为支付差额而实际把货币投入流通。因此，只有当我们把商品200Im和它的等价物即商品200IIc（第1部分）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双方去掉时，问题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把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这两个彼此相抵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额去掉后，就只需要交换一个余额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即：
I、200m商品。
II、（1）200c货币＋（2）200c商品。
这里很清楚：第II部类的第1部分用200货币购买它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200Im；因此，第II部类的第1部分的固定资本得到实物更新，第I部类的200剩余价值也由商品形式（由生产资料，即固定资本的要素）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购买消费资料；对第II部类来说，结果是：第1部分用实物更新了他的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第2部分则有另一个组成部分（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组成部分）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每年都这样继续下去，直到这个组成部分也得到实物更新。
在这里先决条件显然是：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这个固定组成部分，即按自己的全部价值再转化为货币，因而每年要用实物更新的固定组成部分（第1部分），应该等于第II部类不变资本中另一个固定组成部分的年损耗，也就是等于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职能，而其损耗（即转移到所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价值损失）先要用货币来补偿的那个固定组成部分的年损耗。因此，这样一种平衡，好象就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的规律了；换句话说，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一方面要提供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提供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所以，劳动在第I部类的分配比例必须保持不变。
我们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以前，要先考察一下，当IIc（1）的余额和IIc（2）的余额不相等时，情况会怎样。可以是前者大于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小于后者。让我们依次考察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I、200m。
II、（1）22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在这里，IIc（1）用200镑货币购买商品200Im；第I部类用同一些货币购买200IIc（2），即必须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这个固定资本组成部分因此转化为货币。但是，货币形式的20IIc（1）不能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
只要我们不是把Im的余额定为200，而是定为220，从而以前从2000I中不是取出1800，而只是取出1780来进行交换，看来这种弊端就可以消除。这样，我们就得到：
I、220m。
II、（1）22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IIc第1部分用220镑货币购买220Im，然后第I部类用200镑购买200IIc（2）商品。但是这时在第I部类方面就剩下了20镑货币，即只能保持货币形式，而不能用于消费资料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只是使困难由IIc（第1部分）转到了Im。
另一方面，我们假定IIc第1部分小于IIc（第2部分）；这样，我们就得到：
第二种情况：
I、200m（商品形式）。
II、（1）18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第II部类（第1部分）用180镑货币购买商品180Im；第I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第2部分）购买同等价值的商品，即180IIc（2）；因此，一方面，有20Im不能出售，另一方面也有20IIc（2）不能出售；总计有价值40的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
假定第I部类的余额=180，也无济于事；这样，第I部类固然没有剩下余额，但IIc（第2部分）却仍然有余额20不能出售，不能转化为货币。
在第一种情况下，IIc（1）大于IIc（2），从而IIc（1）方面有一个货币余额不能再转化为固定资本；如果假定Im的余额=IIc（1），在Im方面就会有同等数量的货币余额不能转化为消费资料。
在第二种情况下，IIc（1）小于IIc（2），从而在200Im和IIc（2）两方面都出现货币不足，都出现同样的商品过剩；如果假定Im的余额=IIc（1），在IIc（2）方面就会出现货币不足和商品过剩。
我们假定Im的余额总是等于IIc（1）——因为生产是由订货决定的，并且再生产也不会因为第I部类今年多生产一些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固定组成部分，明年又多生产一些它的不变资本流动组成部分，而有所改变，——那末，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当第I部类用Im来购买第II部类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时，Im才能再转化为消费资料；所以，第II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价值不是被消费掉，而是由第II部类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只有靠第I部类自己付出货币来解决，但这个假定已经被我们抛弃了。
如果IIc（1）大于IIc（2），那末，为了使Im中的货币余额实现，那就要有外国商品输入。如果IIc（1）小于IIc（2），那相反地就要把第II部类的商品（消费资料）输出，以便IIc的损耗部分在生产资料中实现。因此，在这两个场合，都必须进行对外贸易。
在考察规模不变的再生产时，虽然假定一切产业部门的生产率，从而，这些部门商品产品价值的比例关系都保持不变，但是，刚刚讲到的这两种情况，即IIc（1）大于IIc（2）或者小于IIc（2），对规模扩大的生产来说，总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规模扩大的生产的条件下这两种情况毫无疑问都会出现。
3、结论
关于固定资本的补偿，一般应当指出：
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不仅生产规模不变，而且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也不变的前提下，如果IIc的固定要素比去年有更大一部分已经寿命完结，从而有更大一部分要用实物更新，那末，还在死亡途中的、在死亡期到来以前暂时要以货币形式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必然会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因为按照这个前提，在第II部类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部分之和（以及价值额）是保持不变的。但是，这会引起下列情况。第一，如果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较大部分由IIc的固定资本要素构成，它的相应的较小部分就由IIc的流动组成部分构成，因为第I部类为IIc生产的总额保持不变。如果其中一部分增加了，另一部分就减少；反过来也是一样。而另一方面，第II部类的生产总额也保持不变。但是，在第II部类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即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动要素）减少时，这又怎么可能呢?第二，恢复货币形式的固定资本IIc中有较大一部分流到第I部类，以便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所以，除去单纯为了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投入流通的货币，还会有更多的货币流到第I部类；这些货币，不成为相互间的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只是单方面地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但同时IIc中承担补偿损耗价值的商品量将会按比例减少，从而第II部类中无须和第I部类的商品交换而只须和第I部类的货币交换的商品量也会按比例减少。所以，会有更多的货币作为单纯购买手段从第II部类流到第I部类；而对第II部类来说，第I部类单纯作为买者向它购买的商品则较少。因此，Im——因为Iv已经和第II部类的商品交换——会有较大的部分不能转化为第II部类的商品，而是要保留在货币形式上。
有了以上的阐述，对于相反的情况，即对于一年内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中寿命完结而要再生产的部分较小，损耗部分较大的情况，就无须再进一步考察了。
因此，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
一句话：在简单再生产和各种条件不变，特别是劳动生产力、劳动总量、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假定在寿命完结的（有待更新的）固定资本和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起作用的（只是为了补偿其损耗而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不是不变，那末，在一个场合，尽管需要再生产的流动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变，但需要再生产的固定组成部分的量也会增加；因此，第I部类的生产总额必须增加，不然，即使把货币关系撇开不说，也会出现再生产不足的现象。
在另一个场合，如果需要用实物来再生产的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的比例量减少，从而只须用货币进行补偿的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会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尽管需要由第I部类再生产的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变，需要再生产的固定组成部分的量却会减少。因此，或者是第I部类的生产总额减少，或者是出现过剩（就象前面出现不足一样），而且是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过剩。
诚然，在前一个场合，同一劳动可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强度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弥补第一个场合的不足；但是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总不免会有劳动和资本从第I部类的某个生产部门移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并且，每一次这样的移动，都会引起暂时的紊乱。其次，第I部类（由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不得不用较多的价值来交换第II部类的较少的价值，因而第I部类的产品就要跌价。
在第二个场合则相反，第I部类必须压缩自己的生产，这对该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来说，意味着危机；或者第I部类提供的产品过剩，这对他们来说，又是危机。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
在两个场合，对外贸易都能起补救作用；在第一个场合，是使第I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在第二个场合，是把过剩的商品销售掉。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
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象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
这个关于固定资本的例子，在再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在固定资本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
XII、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要素我们完全没有考虑，那就是金和银的年再生产。金和银如果仅仅作为制造奢侈品或镀金等等的材料，那也和任何其他产品一样，不必在这里专门提起。但是，它们作为货币材料，从而作为可能的货币，是起重要作用的。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这里只是把金当作货币材料。
根据较早的统计资料，每年金的总产量等于80万—90万磅，价值约110000万到125000万马克。而根据泽特贝尔的统计［注：阿·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1879年哥达版[第1127页]。］，从1871年到1875年，每年平均只生产金170675公斤，价值约47600万马克。其中澳大利亚约提供16700万马克，美国提供16600万马克，俄国提供9300万马克。余额则分别由不同国家提供，其中每个国家提供的数额都在1000万马克以下。同时期，银的年产量将近200万公斤，价值35450万马克。其中墨西哥约提供10800万，美国10200万，南美6700万，德国2600万，等等。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有美国是金和银的生产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金以及绝大部分银都是从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南美和俄国得到的。
但是，我们要把这些金矿移到我们现在要分析年再生产的这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如下：
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假定正常的年再生产规模已定，那也就是假定，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而不影响价值关系，也就是不影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个部类互相交换的价值关系，同样也不影响每一部类的产品价值所能分解成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也就是在这里要把金看作年再生产的直接要素，而不是看作通过交换从外国输入的商品要素。
金的生产和一般金属生产一样，属于第I部类，属于包括生产资料生产的部类。我们假定，每年生产的金=30（这是为了简便起见；和我们公式中的数字比较，这个数字实际是过高了）；这个价值可分解为20c＋5v＋5m。20c要和Ic的其他要素交换（这一点以后再考察）；但是，5v＋5m（I）则要和IIc的要素即消费资料交换。
至于5v，每一个生产金的企业，首先都要从购买劳动力开始；但不是用自己生产的金来购买，而是用国内的一部分储备货币来购买。工人用这5v从第II部类那里取得消费资料；然后第II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比如说，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价值2的金作为商品材料等等（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2v以早已属于流通的货币的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的金生产者那里。如果第II部类不再向第I部类购买材料，那末第I部类就把它的金作为货币投入流通，来向第II部类购买商品，因为金可以购买任何一种商品。差别仅仅是，第I部类在这里不作为卖者，而只作为买者出现。第I部类的金开采者总是能够把他们的商品卖掉的；他们的商品总是处于可以直接交换的形式。
假定一个纺纱业主把5v支付给他的工人，为此，这些工人除了向他提供剩余价值，还向他提供产品纱=5。这些工人向IIc购买价值5的商品；IIc用货币形式的5向第I部类购买纱，因此，5v以货币形式流回到纺纱业主手中。相反，在前面假定的场合，Ig（我们用它表示金生产者）用早已属于流通的货币把5v预付给他的工人；后者把这些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而在这个5中，只有2从第II部类回到Ig手中。但是，Ig还是象纺纱业主一样，能够重新开始再生产过程；因为他的工人已经向他提供了价值5的金，他把其中的2卖掉，把3仍然保留金的形式，所以只要把它铸成铸币［注：“大量的金块……由金开采者直接送到旧金山的铸币厂。”——《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79年版第3部分第337页。］或把它换成银行券，他的全部可变资本不用进一步以第II部类作为媒介，就可以直接再以货币形式在他手中出现。
但是，就在年再生产的这个最初的过程中，实际属于或者可能属于流通的货币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曾经假定，IIc购买2v（Ig）作为材料；3则由Ig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在第II部类的范围内支出。所以，新的金生产所提供的货币量中，3留在第II部类那里，没有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按照假定，第II部类对金这种材料的需要已经满足。3是作为金的贮藏而保留在第II部类资本家手中的。因为3不能构成它的不变资本的要素，因为第II部类早已有足够的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还因为这个追加的、和IIc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3g，除了作为补偿损耗的要素外，在IIc之内不执行任何职能（它只能在IIc（1）偶尔小于IIc（2）的时候，按它们之间相差的程度，补偿损耗的要素），另一方面，商品产品IIc也是除了补偿损耗的要素外，全部要和生产资料I（v＋m）交换，——所以，这些货币无论是以必要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还是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必须全部由IIc转移到IIm。否则，就要有相应的商品价值由IIm转移到IIc。结果是：一部分剩余价值要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
如果每年生产的金按同一比例继续作为材料使用，在第二再生产年度，就会再有2流回到Ig那里，再有3用实物进行补偿，即再在第II部类作为贮藏货币游离出来，如此等等。
说到可变资本，则资本家Ig和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要不断预付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以便购买劳动。就这个v来说，要向第II部类购买商品的，不是资本家Ig，而是他的工人；因此，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资本家Ig会作为买者出现，即没有第II部类的主动就把金投入第II部类。但是，当第II部类向他购买材料，并且必须把它的不变资本IIc转化为金这种材料时，（Ig）v的一部分，就按流回到第I部类的其他资本家手中的同一方式，由第II部类流回到Ig手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就会直接用他的产品，也就是用金来补偿他的v。但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v有多大部分没有从第II部类流回到他那里，已在流通的货币（即从第I部类流到第II部类但不再流回第I部类的货币）就会有多大部分在第II部类那里转化为贮藏货币，为此，第II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会有多大部分没有用于消费资料。因为不断在开发新的金矿或重新开采旧的金矿，所以，Ig以v形式投入的货币中总有一定比例是新的金生产以前已有的货币量的一部分，Ig通过自己的工人把这些货币投入第II部类，而且，只要这些货币没有从第II部类流回到Ig那里，它们就会在第II部类那里形成贮藏货币的要素。
但是，说到（Ig）m，那末，Ig在这里却能够不断作为买者出现；他把自己的m以金的形式投入流通，为此从流通中取出消费资料IIc。在第II部类那里，有一部分金用作材料，因此它是作为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C的现实要素执行职能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它就作为保留货币形式的那部分IIm，再形成货币贮藏的要素。由此可见，——这里把以后将要考察的Ic撇开不说［注：手稿中没有关于新生产的金如何在第I部类不变资本范围内进行交换的研究。——弗·恩·］，——简单再生产虽然不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积累，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但是还必须包括货币贮存或货币贮藏。并且因为这种现象每年不断重复，所以，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作为出发点的前提也就得到了说明：再生产开始时，就有一个在数量上和商品交换相适应的货币资料存在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即使扣除了由于流通货币的磨损而损失的金，这样的贮存也还是会发生的。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生产的年代越久，所有资本家积累的货币总量也就越大，从而每年新生产的金加进这个总量中去的比例也就越小，虽然按它的绝对量来说，这种增加可能是很大的。现在我们再一次回过来概括地讲一下对于图克的责难［注：见本卷第366页。］：既然归根结底必须把资本家阶级本身看作是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的源泉，每个资本家怎么能够从年产品中取出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他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的货币多呢？
我们把前面的阐述（第17章）归纳一下，作为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1、这里唯一必要的前提是：总要有足够的货币使年再生产量的不同要素进行交换。这个前提不会因为一部分商品价值由剩余价值构成而受影响。假如全部生产归工人自己所有，从而他们的剩余劳动只是为自己的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剩余劳动，那末，流通的商品价值量也会保持不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商品价值量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保持不变。所以，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只是：这全部商品价值借以进行交换的货币从何而来?——而绝不是：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我们再一次回过来说一下，当然，每个单个商品都是由c＋v＋m构成的，所以，对于全部商品量的流通来说，一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货币额使资本c＋v流通，另一方面需要有另一个货币额使资本家的收入即剩余价值m流通。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的作为资本来预付的货币，和他们的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是不同的。后一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阶级手中现有的货币量中，从而总的来说，社会现有的货币总量中，有一部分货币是为了使资本家的收入流通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道，每一个开办新企业的资本家，在营业开始以后，都能把他为维持生活而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再捞回来，作为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的货币。但是一般说来，全部困难有下面两个来源：
第一，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从而把资本家也只是看作资本的人格化，不是看作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和享受者，那末，我们固然看见他不断把剩余价值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投入流通，但从来看不见有货币作为收入的形式存在于他的手中，从来看不见他为了剩余价值的消费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第二，如果资本家阶级以收入的形式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那就好象他们为全部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就好象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白白地占有和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由货币流通引起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每个资本家都不是消费他的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这在多数场合是不可能的），而是从每年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占有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据为已有。但是，流通的机构已经表明：当资本家阶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流通中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同一过程；因此，作为资本家阶级来看，他们始终占有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这个货币额。因此，如果资本家不仅从商品市场取出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作为他的消费基金，而且他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也同时流回到他手里，那就很明显，他从流通中取出这些商品时没有付出等价物。虽然他为这些商品支付了货币，但这些商品并不需要他花费分文。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为了取得不需要我花费分文的剩余产品，又把这一镑还给我，那就很明显，我就是白白地取得了这个商品。这种交易的不断反复，也改变不了下列事实：我不断取出商品，并且不断占有这一镑，虽然为了取得商品，我会暂时和这一镑分手。资本家不断把这些货币作为不需要他花费分文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来收回。
我们已经讲过，按照亚·斯密的说法，社会总产品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v＋m，就是说，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全部年产品流通；因此，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价值3000的消费资料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价值9000的全部年产品流通。实际上这是亚·斯密的见解，而由托·图克加以重复。对于收入的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量和全部社会产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抱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对全部年产品的不同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再生产的方法和每年进行补偿的方法不理解或者不加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它已经被驳倒了。
让我们听一听斯密和图克自己是怎样说的。
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说：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些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商人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商人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由于商人之间的流通都是成批进行的，一般地说，每笔交易都需要数额相当大的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多半是零星进行的，往往只需要很小的货币额，常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够了。但小额流通比大额流通快得多……因此，虽然全体消费者每年的购买至少{这个“至少”真妙
！}和全体商人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照例可以用一个小得多的货币量来解决”，如此等等。
对亚当的这一段话，托·图克评论说（散见《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版第34—36页）：
“毫无疑问，这里描述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也包括工资的支付，而工资是消费者的主要收入……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一切交换，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通过加工制造等中间过程的各个阶段，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以归结为资本转移的运动。资本的转移不必有这样的前提，而实际上也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在大多数交换中，在转移的时候，要有银行券或铸币的实际转让——我指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转让……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总额，归根结底必须由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额决定，并受它的限制。”
如果孤立地来看最后一句话，可能会认为，图克只是断言，在商人和商人的交换与商人和消费者的交换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换句话说，在每年总收入的价值和用来生产这个收入的资本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明确宣称接受亚·斯密的观点。因此，对他的流通理论专门进行批判，就是多余的了。
2、每一个产业资本在开始的时候，都把用来购买全部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货币一次投入流通，但只是在若干年内逐渐通过出售其年产品再把它收回。所以，它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多于它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资本每一次要用实物更新时，这种现象都重复发生；对要用实物更新自己的固定资本的一定数量的企业来说，这种现象每年都重复发生；每当固定资本进行维修或者部分更新时，这种现象则部分地重复发生。可见，一方面是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投入的货币，另一方面则相反。
在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不同）较长的一切产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期间不断把货币投入流通，这些货币一部分用来支付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报酬，一部分用来购买要消费的生产资料；所以，生产资料是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消费资料是一部分由花费自己工资的工人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一部分由一刻也不停止消费的资本家自己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而同时这些资本家起初并没有把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投入市场。在这期间，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就会使商品价值（包括其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当股份公司等等进行为期很长的工程事业时，如铺设铁路、开凿运河、建筑船坞、大的城市建设、建造铁船、大规模农田排水工程等等，这个要素将是十分重要的。
3、当其他资本家（撇开固定资本的支出不说）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他们为购买劳动力和流动要素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时，生产金银的资本家（撇开作为原料使用的贵金属不说），也只是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从流通中取出商品。不变资本（损耗部分除外）、大部分可变资本和全部剩余价值（资本家自己手中积累的贮藏货币除外），都作为货币投入了流通。
4、一方面，固然有不是在当年生产的各种东西如地皮、房屋等等，其次，还有生产期间不止一年的各种产品如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都作为商品来流通。对于这种现象和其他现象，重要的是掌握住一点：除了直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额外，总有一定量货币处于潜在的、不执行职能的状态，一旦遇到某种推动就可以执行职能。这类产品的价值，往往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通的，如同房屋的价值是在若干年内以租金的形式来流通的一样。
另一方面，并不是再生产过程的一切运动都以货币流通作为媒介的。总生产过程的要素一旦购齐，总生产过程就会脱离流通。其次，生产者本人直接再消费的一切产品，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也是如此。农业工人的实物报酬，也属于这一类。
可见，年产品借以流通的货币量，是社会原有的，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个货币量不是当年的价值产品，但是，用来补偿已经磨损的铸币的金是例外。
虽然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货币也能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而且历史地看，它实际也是这样执行职能的，虽然在这个基础上信用制度及其机构的某些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在阐述时假定只有贵金属货币的流通，假定在这个流通中又只有现金买卖这一最简单的形式。
这样假定，不单单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的重要性已经表现在：图克及其学派以及他们的反对派，就银行券流通问题进行论战时，不断被迫再回到单纯金属流通这一假定上来。他们不得不事后这样去做，而且做得很肤浅，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出发点在分析中就成了次要点了。
但是，对于这种以自然形式表现的货币流通——它在这里是年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的最简单的考察，就已经表明：
（a）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前提下，从而在雇佣劳动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货币资本显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可变资本借以预付的形式。雇佣劳动制度越发展，一切产品就越要转化为商品，因此，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产品全都必须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的阶段。流通货币量必须足以使商品转化为货币；并且，这个货币量的大部分是以工资形式提供的，是以这样一种货币形式提供的，这种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由产业资本家为支付劳动力报酬来预付，而在工人手中多半只是作为流通手段（购买手段）执行职能。这和自然经济完全相反，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在奴隶制度下，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起着固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作用，它只是随着奴隶一生的能动期间的消逝，逐渐得到补偿。所以，在雅典人那里，奴隶主通过在产业上使用他的奴隶而直接取得的利益，或者通过把奴隶租给别人在产业上使用（例如开矿）而间接取得的利益，只是被看作预付货币资本的利息（和折旧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中产业资本家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和固定资本的损耗看作他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和补偿完全一样。对出租固定资本（房屋、机器等等）的资本家来说，通常也是这样。单纯的家庭奴隶，不管是从事必要的劳役，还是仅仅用于显示排场，这里我们都不予以考察，他们相当于现在的仆役阶级。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甚至在美国，在实行雇佣劳动制的北部各州和实行奴隶劳动制的南部各州之间的中间地带已经变成替南部各州豢养奴隶的地带，因而在那里投入奴隶市场的奴隶本身成为年再生产的要素以后，时间一长就感到这不能满足需要，还要把非洲的奴隶贸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下来，以便充实市场。
（b）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在年产品交换中自发地流出和流回；固定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量一次预付，它们的价值在多年期间相继从流通中取出，因而它们通过每年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贮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和它并行的、以每年新的金生产为基础的货币贮藏）而逐渐地再以货币形式构成；由于商品的生产期间有长有短，货币预付的时间也长短不等，因而在货币可以通过商品出售而从流通中取出以前，必须事先不断地重新把货币贮藏起来；仅仅由于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距离不同，预付时间也会长短不等；同样，按照各个企业以及同一生产部门的各单个资本家的生产储备的状况或相对量，流回的数量和期间各不相同，从而不变资本要素的购买期限也各不相同——在再生产年度发生的所有这些现象，自发运动中所有这些不同的要素，只有通过经验才会被人察觉、引人注意，以便有计划地既用来采取信用制度的各种机械性的辅助手段，又用来实际捞取现有的可贷资本。
此外，还要加上在其他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按原有规模继续进行生产的企业和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使用数量不等的劳动力的企业（如农业）之间的区别。
XIII、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在考察社会再生产时那种思想混乱而又狂妄到不加思索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大逻辑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为例来说明。这个人，甚至李嘉图也要认真对待，称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作家”（《原理》第333页）。
这位卓越的作家关于社会总再生产过程和总流通过程作了如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1、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
2、他们把产品卖给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3、他们把产品卖给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239页）
这就是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第一，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供他们私人消费的或者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时，互相欺诈。所以，如果他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400镑，那末，只要每一个分享这400镑的人把自己那一部分卖给别人时贵25％，这400镑或许就会变成500镑了。但是，由于他们人人都这样做，所以结果就和互相按实际价值出售一样。他们不过是用500镑的货币量来使400镑的商品价值流通。这种方法与其说是致富的方法，不如说是变穷的方法，因为他们必须使总财产的一大部分非生产地保持无效的流通手段的形式。全部问题归结为：资本家阶级虽然把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全都提高了，但是仍然只有价值400镑的商品在他们之间分配，供他们私人消费；不过他们彼此都情愿借助于价值500镑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使价值400镑的商品流通。
我们把下面这一点完全撇开不说：假定这里已经有“他们的一部分利润”，从而一般来说，假定已经有代表利润的商品储备。但德斯杜特恰恰要向我们说明，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为了使这个利润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代表利润的商品量之所以产生，似乎是因为资本家不仅彼此出售这个商品量（这已经够美妙、够深刻的了），而且还因为彼此以过高的价格出售给对方。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检察官布雷济希”的秘密——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乏]。
2、这些资本家还把商品卖给
“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把工资预付给工人——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就成了这些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
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把比如说100镑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具有同等价值的100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100镑货币额，流回到他们手里，那末，他们就是这样发财致富的。但是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显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100镑。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l00镑货币，他们用这100镑购买劳动力。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100镑货币生产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价值100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100镑商品卖给工人，收回了100镑货币。因此，资本家再占有l00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100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富。如果这100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末，他们首先就要为工人的劳动把l00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100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最多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
当然，资本家是怎样占有这100镑货币的，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出钱生产商品，而被迫用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这100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象德斯杜特那样的有才华的思想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德斯杜特自己也不完全满意这样的解答。无论如何，他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会由于先支出100镑货币额，然后再收进这100镑货币额而致富，也就是说，怎么会由于这100镑货币的回流而致富。这个回流，只是说明为什么这l00镑货币没有丢失。他告诉我们，资本家发财致富，
“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因此，资本家在他们和工人的交易中也一定会由于他们按过高的价格把产品卖给工人而致富。妙极了！
“他们支付工资……而这一切会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支出而流回到他们手中。这些人{为购买产品}支付给他们的比他们{资本家}为生产这些产品在工资上所花费的要多。”（第240页）
这样一来，是资本家把100镑工资支付给工人，然后他们按120镑的价格把工人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以致流回他们手中的不仅是100镑，而且还有赚得的20镑?这是不可能的。工人只能用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到100镑工资，那末，他们就只能用100镑购买，而不能用120镑购买。这就是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另外的途径。工人用100镑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实际只得到价值80镑的商品。因此，他们无疑被骗去了20镑。资本家也无疑增加了20镑财富，因为实际上他支付的劳动力报酬比它的价值低20％，或者说，是迂回地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了20%。
如果资本家阶级最初只付给工人80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80镑货币，实际向他们提供了价值80镑的商品，资本家阶级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整个阶级来说，这似乎是正常的途径，因为德斯杜特先生自己也说，工人阶级必须得到“足够的工资”（第219页），因为这个工资至少要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和劳动能力，要足够“维持最节俭的生活”（第180页）。如果工人不能得到足够的工资，用同一个德斯杜特的话来说，这就是“产业的死亡”（第208页），所以，看来这不象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不管资本家阶级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工资是多是少，它总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80镑。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80镑，他们为交换这80镑，就要向工人提供价值80镑的商品。所以这80镑的回流并不能使资本家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100镑货币，但是为交换这100镑，却将价值80镑的商品卖给工人，那末，他们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比工人的正常工资要多25％，但为交换这些货币而向工人提供的商品却少25%。
换句话说，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象就是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此，只要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末，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有闲资本家来说，就都不存在什么利润基金了。
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第一项和第三项说到的剩余价值的其他基金，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工人的货币工资降低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那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基金，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了。而在德斯杜特看来，一切文化悠久而富裕发达的国家，情形正是这样，因为在这里，
“在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古老的社会内，用来支付工资的基金……几乎是一个常数”（第202页）。
即使在工资削减的情况下，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也不是由于他们先付给工人100镑货币，然后为交换这100镑货币而向工人提供80镑的商品，——这实际上是多用25％的货币额即用100镑使80镑的商品流通，——而是由于资本家除了从工人的产品中攫取剩余价值即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外，还攫取了工人应当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产品的25％。按照德斯杜特设想的这种荒谬的方法，资本家阶级是绝对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他们支付100镑作为工资，然后为交换这100镑，从工人自己的产品中，还给工人80镑的商品价值。但是，在下一个交易中资本家阶级必须为同一程序再预付100镑。因此，他们只是做无益的游戏，即预付100镑货币，为交换这100镑却提供80镑的商品，而不是预付80镑货币，并为交换这80镑提供80镑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可变资本流通，不断地、无益地多预付25％的货币资本。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财致富的方法。
3、最后，资本家阶级把产品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有闲者>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
“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
这样，假定他们的利润=200镑。他们把比如说100镑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但是其余的一半=100镑，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有闲资本家，即地租所得者和放债取息的资本家。因此，他们必须把100镑货币支付给这一伙人。我们现在假定，这一伙人从这一笔钱中要用80镑供他们个人消费，用20镑来购买仆役等等。他们用这80镑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80镑的产品脱手时，这80镑货币，或他们以地租、利息等名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的4/5，流回到他们手中。其次，仆役阶级，即有闲资本家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20镑。他们也用这些货币向产业资本家购买20镑的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20镑的产品脱手时，就有20镑货币，或他们作为地租、利息等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的最后五分之一，流回到他们手中。
交易结束时，产业资本家为了支付地租、利息等等而转让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流回到他们手中；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半=100镑，却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中去。
因此，设法把如何在有闲资本家和他们直接使用的雇佣工人之间分配这100镑的问题引进来，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显然是完全多余的。事情很简单：他们的地租和利息，总之，剩余价值=200镑中归他们所有的部分，是由产业资本家以100镑货币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他们用这100镑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他们就把100镑货币还给产业资本家，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取走100镑的消费资料。
这样，产业资本家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就又流回来。这种货币回流，真的象德斯杜特幻想的那样，是产业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吗?在交易之前，他们有价值额200镑；其中100镑是货币形式，100镑是消费资料形式。在交易之后，他们只有原价值额的一半。他们又有了100镑货币，但却失去了100镑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已经转移到有闲资本家手中。所以，他们是失掉了100镑财富，而不是增加了100镑财富。如果他们不是迂回地先付出100镑货币，然后再把这100镑货币作为100镑消费资料的代价收回来，而是直接以他们产品的实物形式来支付地租、利息等等，那末，就不会有l00镑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没有把100镑货币投入流通。如果是用实物支付，事情就简单地表现为：在价值200镑的剩余产品中，他们自己保留一半，其余一半则毫无代价地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甚至德斯杜特恐怕也不想把这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
产业资本家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土地和资本，为此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他们。这样借的土地和资本，对产业资本家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一般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也是构成剩余产品或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这种利润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所借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于为使用而支付的价格。相反地，这种价格会使利润减少。否则，就必须断言，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把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为自己保留下来，不给别人，他们将不是变富了，而是变穷了。但是，如果把流通现象，如货币的回流，同仅仅以这种流通现象为媒介的产品分配混为一谈，那就会造成这样的混乱。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从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第246页）
所以，租金等等的支付，现在是对产业家利润的削减。而在前面，这却是产业家发财致富的手段。
但是，我们的德斯杜特总算还得到一种安慰。这些勇敢的产业家对待那些有闲产业家，也和他们彼此相待或对待工人一样。他们卖给有闲资本家的一切商品，都要贵比如说20％。在这里，有两种可能。有闲者除了每年从产业家那里得到的100镑，或者还有别的货币资金，或者没有。在前一个场合，产业家就会按比如说120镑的价格，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出售给他们。所以，当出售商品时，流回到产业家那里的，不仅有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而且还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新价值的20镑。这时，又怎样计算呢?他们白白付出100镑的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代价而支付给他们的100镑货币，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自己的商品，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支付的。这样，100镑是损失。但是，由于价格高于价值，他们此外多得了20镑。这20镑是收益。在100镑的损失中，除去这20镑收益，仍然有80镑的损失，所以绝不是盈余，而总是亏损。对有闲者的欺骗减少了产业家的损失，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他们财富的损失变为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这个方法也不能长期使用，因为当有闲者每年只收入100镑货币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付出120镑货币。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产业家出售价值80镑的商品，来换取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在这个场合，他们象以前一样，仍然要以地租、利息等形式白白付出80镑。他们采取这种欺骗的方法，减轻了对有闲者的贡赋，但是贡赋依然存在。并且，按照价格取决于卖者的善良愿望这一理论，有闲者将来能为他们的土地和资本要求120镑的地租、利息等等，而不是象到目前为止那样只要求100镑。
这个光辉的阐述和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十分相称的。他一方面抄袭亚·斯密，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242页），
说产业资本家
“用他们的资本来支付劳动的报酬，而劳动把他们的资本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利润”（第246页），
而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这些产业资本家
“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第242页）。
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
“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因此，必须把他们的消费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第235页）
德斯杜特对货币流通怎样成为社会再生产和消费的媒介这个问题作了这样详细的叙述以后，接着又说：
“这就是财富这个永动机所完成的事情。虽然人们对这种运动很不理解{确实如此！}，但是把它称为流通是恰当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并且总是回到它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进行生产的地方。”（第239、240页）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卓越的作家”，法国研究院院士，费拉得尔菲亚哲学协会会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他甚至还这样谦虚地告诉读者，这全部光辉是从哪里来的。这就必须读一读他的原文：
《Onremarquera,j’espere,combiencettemanieredeconsidererlaconsommationdenosrichessesestconcordanteavectoutcequenousavonsditaproposdeleurproductionetdeleurdistribution,etenmemetempsquelleclarteellerepandsurtoutelamarchedelasociete.D'ouviennentcetaccordetcettelucidite?Decequenousavonsrencontrelaverite.Celarappelle1'effetdecesmiroirsoulesobjetssepeignentnettementetdansleursjustesproportions,quandonestplacedansleurvraipoint-de-vue,etoutoutparaitconfusetdesuni,quandonenesttroppresoutroploin.》①（p.242，243）［注：“我希望，人们注意到，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和我们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同时，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的。”（第242、243页）］
资产阶级的呆痴，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七章剩余价值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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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剩余价值的流通
Ⅰ．简单再生产
Ⅱ．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以上我们知道，即使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周转期间的差别也会引起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
但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积累，必然又会有差别，而且只要剩余价值率不变，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会有差别。
我们首先要指出，资本Ａ（用前一章的例子）有一个经常的周期的收入，因此，除了企业开始的那一个周转期间以外，它自己一年内的消费，是靠它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偿付的，而不是由自己的基金预付的。相反，在Ｂ的场合，却由自己的基金预付。虽然Ｂ在同一期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和Ａ相等，但是，这个剩余价值还没有实现，因此，既不能用于个人消费，也不能用于生产消费。就个人消费来说，已预期到靠剩余价值来偿付。这方面的基金必须预付。
不容易分类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为固定资本的维修所必需的追加资本，现在也可以得到新的说明。
对Ａ来说，这部分资本——全部或大部分——不是在生产开始时预付的。它无需资本家拥有，甚至不存在也行。它通过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资本，即直接作为资本来使用，而由企业本身产生。在一年之内不仅周期产生而且周期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可以偿付维修等等必要的支出。因此，按原有规模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资本，就在营业中，通过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由企业本身产生出来。这对资本家Ｂ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上述资本部分必须是原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在Ａ和Ｂ两个场合，这部分资本在资本家的账簿上都作为预付资本出现。它确实也是预付资本，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它本来是按一定规模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但是，这部分资本究竟用什么样的基金预付，会有巨大的区别。对Ｂ来说，它实际上是原预付资本或者所支配的资本的一部分。而对Ａ来说，它却是作为资本使用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后一种情况告诉我们，不仅积累的资本，而且连一部分原预付资本，也可以仅仅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一旦信用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例如，Ａ向银行家Ｃ借贷开办企业或者在一年内经营企业所需要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他一开始就没有充足的资本来经营企业。银行家Ｃ借给他一笔款子，这笔款子不过是产业家Ｄ、Ｅ、Ｆ等等储蓄在他的银行里的剩余价值。从Ａ的观点看，这还不是积累的资本。但对Ｄ、Ｅ、Ｆ等等来说，Ａ无非是一个把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代理人罢了。
我们已经在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看到，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
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小部分地进行，如使用一部分剩余价值来从事改良，这种改良或者只是提高所使用劳动的生产力，或者同时更加强对劳动的剥削。或者，在工作日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只要追加支出流动资本（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面），就足以扩大生产规模，而不需要增加固定资本；这样，固定资本每天使用的时间只是延长了，而它的周转期间则相应地缩短了。或者，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有了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就可以在原料上进行投机，干各种靠原预付资本所干不了的事情，等等。
但是很清楚，在周转期间的数目增加，引起剩余价值在一年内更加频繁地实现的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时期，这时既不能延长工作日，也不能进行个别改良；另一方面，整个企业的按比例的扩大，只有在一定的、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这部分地是由于需要增加企业的整个设备，如建筑物，部分地是由于需要扩大耕地，如农业；此外，还必须有大量的追加资本，而这种追加资本只有靠剩余价值的多年积累才能取得。
因此，除了实际的积累或者剩余价值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外，还进行着货币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积攒起来，这部分货币资本只有达到一定数量以后，才会作为追加的能动的资本执行职能。
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就是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本不同的资本执行着职能。但是它在别人手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很明显，当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加频繁，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时，新的货币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投入货币市场的比例也会增加，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会重新被吸收来扩大生产。
这种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所能采取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货币贮藏的形式。这种货币贮藏可以是在与贵金属出产国直接或间接进行交换时得到的追加的金或银。只有用这种方法，一个国家的货币贮藏才可以绝对地增加。另一方面，这种货币贮藏可能只是——这是多数情况——从国内流通中取出的、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已取得货币贮藏形式的货币。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还可能只是价值符号，——这里我们还是撇开信用货币不说，——或者只是由法定证件确认的资本家对第三者的索取权（法律证书）。不管这种追加货币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在所有这些场合，只要它是未来的资本，它就是资本家对社会未来的追加的年生产所持有的追加的和备用的法律证书。
“实际积累的财富的总量，从它的数量来看……同它所属的社会的生产力比较，不管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是同这个社会的仅仅几年的实际消费来比较，也是如此，所以，立法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生产力以及它们未来的自由发展方面，而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放在那种引人注目的单纯的积累的财富方面。在所谓的积累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而只是法律证书，对社会未来的年生产力的索取权，即在不安全的措施或制度下产生并且永久化的法律证书……这些东西〈物质东西的积累或实际财富〉只是用作手段，让它们的所有者去占有那些要由社会未来的生产力去创造的财富，但由于分配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不用任何暴力，就会使他们逐渐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如果借助于合作劳动，那就会在几年内使他们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威廉·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版第453页。——该书于1824年第一次出版。）
“社会的实际积累，同人类的生产力相比，甚至同一代人在仅仅几年内的日常消费相比，无论就数量或作用来说，都占极小的比例。人们很少注意这一点，大多数人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理由很清楚，但是影响极为有害。每年耗费的财富，因使用而消失了；它只是暂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只在人们享受它或者消费它的时候，才给人留下印象。只是慢慢地耗费掉的那部分财富，家具、机器、建筑物，却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老年，一直出现在我们眼前，好象是人类努力的永久纪念碑。由于占有了公共财富中这个固定的、耐久的而只是慢慢地耗费的部分——土地和原料（人们在它上面劳动），工具（人们用它来劳动），房屋（人们劳动时可以有所遮蔽），——这些物品的所有者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就控制了社会上所有实际参加生产的工人的年生产力，尽管这些物品，和这个劳动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相比，是这样微不足道。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有20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平均每人的消费额约为20镑。合计约有4亿镑的财富，这是每年消费的劳动产品。这些地方积累资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12亿镑，或者不超过一年内劳动的产品的三倍；平均分配，每人有资本60镑。我们这里考察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相当准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这个总资本的利息，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大约足够维持全部人口一年中的两个月的生活；全部积累资本本身（如果能够找到买主），在他们不从事劳动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他们整整三年的生活！在三年结束时，他们就会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食物，他们不得不饿死，否则，就只有变成那些曾经在这三年内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人的奴隶。就象三年同健康的一代的寿命（比如四十年）相比一样，实际财富的数量和重要性，甚至最富有的国家的积累资本，同它的生产力，同仅仅一代人的生产力相比，也是如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还不是他们在同等安全的合理的制度下，特别是借助于合作劳动，可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他们靠这种有缺陷的、令人沮丧的不安全的权宜之计实际会生产出来的东西！……为了使这个表面上巨大的现有资本，或者确切地说，为了使借助于这个资本取得的对年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和独占权，在强制分配的现状下保持下来，并使之永久化，这整个可怕的机构、连同它的恶习罪行和不安全的痛苦，就都要永久化。不先满足必要的需要，就不能有任何积累；而且人类愿望的巨流是追求享受；因此，在任何时候，社会的实际财富的数量，相对地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生产和消费的永久的循环。在这庞大的年生产和年消费中，一点点实际积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确，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巨大的生产力上，而是放在一点点积累上。而这一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人所占有，转化为一种工具，以占有大多数人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因此，对这些少数人来说，这样一种工具就变得非常重要……国民的劳动的年产品约有三分之一，现在是在公共负担的名义下，从生产者手里夺走，被那些不给任何等价物（即不给任何对生产者具有等价意义的东西）的人非生产地消费掉……人们总是用惊异的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在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但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象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涛一样滚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然而，正是这种永恒的消费，不仅是一切享受的条件，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个年产品的数量和分配，应该首先成为研究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并且它具有这种意义，也几乎完全是由于它对年产品的分配的影响……这里〈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和维持这个现有的分配方式相比，整个人类不断反复发生的贫困或昌盛，被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他们要永远维持强权、欺骗和冒险的结果，把这叫做安全。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安全，人类的全部生产力就毫不怜惜地被当作牺牲品了。”（同上，第440—443页）
把甚至阻碍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的那些干扰撇开不说，再生产只能有两种正常的情况：
或者是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
或者是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
Ⅰ．简单再生产
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转中周期地生产的和实现的剩余价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
产品的价值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另一部分由产品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加上产品中消耗的不变资本所形成的那部分价值构成，这一情况绝对不会影响作为商品资本不断进入流通，而又不断从流通中取出，以便作为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总产品的数量，也绝对不会影响它的价值。撇开不变资本不说，这种情况只会影响年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甚至在简单再生产中，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而不是以产品形式存在。否则，它就不可能为了消费而由货币转化为产品。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到货币的转化，在这里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使事情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说，假定进行流通的只是金属货币，即作为实际等价物的货币。
按照以上已经阐明的简单商品流通的规律（第1卷第3章[69]），一个国家现有的金属货币量，不仅要够商品流通使用。它还必须够应付货币流通的变动，这种变动部分地由流通速度的变化，部分地由商品价格的变动，部分地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或作为真正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的比例的差别和变化而产生。现有货币量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货币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但货币总量总是等于作为贮藏货币而存在的货币和作为流通货币而存在的货币之和。这个货币量（贵金属量）是社会逐渐积累起来的货币贮藏。这个货币贮藏因磨损而消耗掉的部分，必须象别的产品一样，每年重新补偿。实际上，这是通过本国一部分年产品和金银出产国的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或间接交换进行的。但是，这种交易的国际性质，把它的简单过程掩盖起来了。因此，为了把问题表现得最简单、最清楚，就必须假定金银的生产是在本国进行的，从而，金银的生产在每一个国家都形成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
把那种为制造奢侈品而生产的金银撇开不说，每年生产的金银的最低限量必须等于因每年货币流通而磨损的货币金属。其次，如果每年生产和流通的商品总量的价值额增大了，但流通商品的已经增大的价值总额及其流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货币贮藏）所需的货币总量，并没有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扩大（也就是更经常地不用实在货币，而由买卖双方实行抵账）而被抵销，那末，每年的金银生产也就必须增加。
因此，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和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必须每年用在金银的生产上。
因为这里假定的是简单再生产，所以从事金银生产的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只限于金银每年的平均磨损以及由此引起的金银每年的平均消费的范围；他们的剩余价值，按照假定，每年都被他们消费掉，其中没有任何部分转化为资本，他们把这一剩余价值直接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对他们来说，货币形式就是产品的实物形式，不象其他生产部门那样，是产品的转化形式。
其次，说到工资，即预付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这里，它也不是由产品的出售即产品转化为货币来补偿的，而是由产品来补偿的，因为这种产品的实物形式一开始就是货币形式。
最后，说到贵金属产品中与周期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不论是与不变流动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还是与一年内消费的不变固定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情况都是如此。
我们首先在Ｇ—Ｗ…Ｐ…Ｇ′形式上来考察投入贵金属生产的资本的循环或周转。既然Ｇ—Ｗ中的Ｗ不仅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构成，而且也由在Ｐ中只耗费一部分价值的固定资本构成，那末，很明显，产品Ｇ′这个货币总额就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加上投在生产资料上的流动不变资本，加上损耗的固定资本价值部分，加上剩余价值。如果这个总额少于后者的总和，而金的一般价值又不变，这种矿山投资就是没有成效的，或者，如果这已成为普遍情况，金的价值和价值保持不变的商品相比，将来就会提高。就是说，商品的价格将会下跌，因此，投在Ｇ—Ｗ中的货币额将来就会减少。
我们首先只考察预付在Ｇ上，即Ｇ—Ｗ…Ｐ…Ｇ′的起点上的资本的流动部分。我们看到，一定额货币为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和购买生产材料而预付，投入了流通。但是它不会通过这个资本的循环再从流通中取出，以便重新投入流通。产品在实物形式上已经是货币，不需要通过交换，通过流通过程，才转化为货币。它在从生产过程进入流通领域时，不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要再转化为货币资本，而是作为货币资本，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要重新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消耗的流动资本的货币形式，不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而是通过产品本身的实物形式补偿的；因此，不是通过它的价值以货币形式再从流通中取出，而是通过追加的新生产的货币补偿的。
假定这个流动资本＝500镑，周转期间＝5周，劳动期间＝4周，流通期间只＝1周。货币一开始就必须为5周一部分预付在生产储备上，一部分准备好，以便逐渐支付工资。第6周开始时，流回400镑，游离出100镑。这种情况会不断反复下去。这里，和以前一样，在周转的一定时间内，100镑不断处于游离的形式。但是，这100镑和其余400镑完全一样，是由追加的新生产的货币构成的。在这里，每年周转10次；年产品＝5000镑的金。（在这里，流通期间不是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所花费的时间构成的，而是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所花费的时间构成的。）
对任何另一个在相同条件下周转的500镑资本来说，不断更新的货币形式，都是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的转化形式。这个商品资本每4周投入流通一次，通过它的出售，也就是通过周期取出原来加入过程的货币量，而不断重新再取得货币形式。相反，在这里，在每一个周转期间，一个新追加的500镑的货币量从生产过程本身投入流通，以便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生产材料和劳动力。这个投入流通的货币，不是通过这个资本的循环再从流通中取出的，而是靠不断地新生产的金量增加的。
我们考察一下这个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并且和上面一样，假定它＝100镑。在普通的商品生产中，这100镑在10次周转中已经足够不断地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在这里，在货币生产中，这个金额也足够了。但是，在每5周内用来支付劳动力报酬的流回的100镑，不是这一劳动力的产品的转化形式，而是这个不断更新的产品本身的一部分。金的生产者直接用他的工人自己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付给他的工人。因此，每年这样投在劳动力上并且由工人投入流通的这1000镑，不是经过流通回到它的起点的。
其次，说到固定资本，在企业开办时需要耗费较大量货币资本，因而，这种货币资本投入了流通。和一切固定资本一样，这种固定资本只是在若干年内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但是，它是作为产品金的直接部分流回的，而不是通过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变成货币流回的。因此，它逐渐保持它的货币形式，不是由于从流通中取出货币，而是由于积累了一个相应部分的产品。这样再形成的货币资本，不是为了补偿原来为取得固定资本投入流通的货币额而逐渐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额。它是一个追加的货币量。
最后，说到剩余价值，它同样等于新产品金的一部分，它在每个新的周转期间投入流通，按照我们的假定，被非生产地花掉，用以支付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费用。
但是，按照我们的假定，全年生产的金——它不断地从市场上取出劳动力和生产材料，但没有从市场取出货币，而是不断地用追加的货币供给市场——只是补偿一年内磨损的货币，也就是，只是补足社会上始终以贮藏货币和流通货币这两种形式（虽然二者的比例不断变动）存在的货币量。
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律，货币量必须等于流通所需的货币量加上处于贮藏形式的货币量，后者随着流通的缩小或扩大而增加或减少，同时特别要为支付手段形成必要的准备金。在支付不能互相抵销时，商品价值必须用货币支付。至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也就是说，无需商品的卖者花费什么，这绝对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假定生产者都是他们的生产资料的独立的所有者，从而，流通发生在各个直接生产者本身中间。把他们的资本的不变部分撇开不说，和资本主义状态相类比，他们的年剩余产品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ａ只补偿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另一部分ｂ部分地花费在奢侈品上，部分地用于扩大生产。因此，ａ代表可变资本，ｂ代表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分割对他们的总产品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的大小不发生任何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的商品量的价值不变，因而，所需的货币量也不变。在周转期间的分法相同时，生产者也必须拥有同样的货币准备金，也就是说，必须总是在货币形式上拥有同样大的一部分资本，因为按照假定，他们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可见，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这对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量绝对没有影响。
一个反对图克，坚持Ｂ—Ｗ—Ｇ′形式的人，质问图克：资本家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多。显然，这里的问题不是剩余价值的形成。剩余价值的形成这个唯一的秘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所使用的价值额不是靠剩余价值来增殖，那它就根本不是资本。既然按照假定它是资本，所以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然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的存在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仅假定剩余价值的存在；而且同时还假定投入流通的一部分商品量是由剩余产品构成的，因而它代表的价值不是资本家在把他的资本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的价值；因此，假定资本家在把他的产品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了一个超过他的资本的余额，并且从流通中再取出这个余额。
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比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形式上已经从流通中取出的生产资本，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个余额从何而来，没有说明，或不能理解，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是事实）。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很明显，为什么不仅资本家Ａ，而且资本家Ｂ、Ｃ、Ｄ等等都会通过商品交换，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比他们原来预付和反复重新预付的资本价值更大的价值。Ａ、Ｂ、Ｃ、Ｄ等等不断地以商品资本形式投入流通的，是一个比他们以生产资本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价值更大的商品价值，——这种行为和独立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是多方面的。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一个和他们各自预付的生产资本的价值额相等的价值额（即各自从流通中取出生产资本）；同样，必须不断地在他们中间分配这样一个价值额，这个价值额是他们从各方面以商品形式并作为各自的超过生产要素价值而形成的商品价值余额投入流通的。
但是，商品资本，在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它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被耗费以前，必须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乍一看来是很难的，不论是图克，还是别人，直到现在也没有作出回答。
假定以货币资本形式预付的流动资本500镑，不论它的周转期间如何，都是社会即资本家阶级的全部流动资本。假定剩余价值是100镑。那末，整个资本家阶级怎么能在只是不断地投入500镑时，又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600镑呢？
在货币资本500镑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后，这个生产资本会在生产过程内转化为600镑的商品价值，因此，处在流通中的，不仅有一个与原预付货币资本相等的500镑的商品价值，而且还有一个新生产的100镑剩余价值。
这个追加的100镑剩余价值已经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通过这个行为，不会为这个追加的商品价值的流通提供任何追加的货币。
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辞来回避这个困难。
举例来说：至于不变流动资本，很明显，它不是全部同时投入的。在资本家Ａ出售他的商品，从而他的预付资本取得货币形式时，买者Ｂ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反地取得Ａ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形式。由于同一个行为，Ａ使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再取得货币形式，Ｂ则使他的资本再取得生产形式，使它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同一个货币额，在这个两方面的过程中，和在任何一个简单的购买Ｗ—Ｇ中一样执行职能。另一方面，Ａ在把他的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时，向Ｃ购买，Ｃ又把这个货币付给Ｂ，依此类推。这样，过程就好象说明了。但是：
我们阐明的关于商品流通中的流通货币量的所有规律（第1卷第3章），决不会因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发生变化。
因此，如果说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社会的流动资本等于500镑，那末，已经考虑到：一方面，它是同时预付的金额，但另一方面，这个金额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却多于500镑，因为它交替充当不同生产资本的货币基金。因此，这种说明方法，是以货币已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应该说明的，正是这个货币何以存在。——
其次，有人会说，资本家Ａ所生产的物品，是由资本家Ｂ个人消费的，即非生产地消费的。因此，Ｂ的货币使Ａ的商品资本货币化，这样，同一个货币额既使Ｂ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又使Ａ的流动不变资本货币化。但是，在这里还是直接以应当答复的问题已经解决为前提的。这就是，Ｂ从哪里得到用来偿付他的收入的货币？他自己怎样使他的产品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货币化？——
再次，有人会说，Ａ不断预付给他的工人的那部分流动可变资本，是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回到他手里的；其中只有一部分，不断交替地保留在他自己手里，以支付工资。而在支出和流回之间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在工资上付出的货币，除了其他用途以外，还可以用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但是，我们知道，第一，这个时间越长，资本家Ａ必须不断准备好的货币储备量也必然越大。第二，工人会支出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因此相应地会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因此，同一个货币，既以可变资本形式预付，又相应地用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只要指出一点：整个资本家阶级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非生产人员的消费，是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同时进行的；因此，在工人把货币投入流通的同时，资本家为了花费作为收入的剩余价值，也必然要把货币投入流通；因此，必须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刚才所作的说明，只会减少而不会消除这个必要的货币量。——
最后，有人会说，在第一次投入固定资本时，总是把大量货币投入流通，这些货币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在若干年内，由投入的人再从流通中取出。难道这个金额不足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吗？——对于这种说法，必须回答说：也许在500镑的金额（也包括作为必要准备金的贮藏货币）中，已经包含着把这个金额作为固定资本来使用，即使不是由投入这个金额的人使用，也会由另外一个人使用。此外，已经假定，用来购置作为固定资本使用的产品的金额，也已经对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进行了支付，而问题恰好在于，这个货币从何而来？——
总的答复已经得出来了：当一个X×1000镑的商品量要流通时，不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不论这个商品量是否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这个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决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可见，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在货币的流通速度等等其他条件已定的情况下，要使ｘ×1000镑商品价值流通，总需要有一定量的货币，而这个货币量同这个价值有多少归这个商品的直接生产者所有的问题完全无关。如果这里存在什么问题，那末，它和总的问题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从何而来？
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的确存在着一个独特问题的假象。这就是：货币投入流通的起点在这里是资本家。工人为了支付他的生活资料的费用而支出的货币，起初就是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存在的，所以，原来就是作为劳动力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并且，资本家把原来对他构成不变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货币也投入流通；他是把这个货币作为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支出的。不过，除此以外，资本家就不再是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起点了。可是，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是不为他们服务，而在地租、利息等形式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至于剩余价值不是全部留在产业资本家的钱袋中，而是必须由他和别人共分，这和我们当前的问题无关。问题在于他怎样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而不在于由此取得的货币以后怎样分配。在我们考察的场合，仍然把资本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唯一的所有者。至于工人，我们已经说过，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说，工人只是第二步的起点，资本家才是第一步的起点。起初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当工人为了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而支出时，已经在完成它的第二个流通。
因此，资本家阶级是货币流通的唯一起点。如果他们为了支付生产资料的费用需要400镑，为了支付劳动力的报酬需要100镑，那末，他们就把500镑投入流通。但是，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是一个等于100镑的价值。如果他们只是不断投入500镑，又怎么能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600镑呢？无中不能生有。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从流通中取出他们以前没有投入流通的东西。
这里撇开下面一点不说，即在周转10次的情况下，也许有400镑的货币额，就足以使价值4000镑的生产资料和价值1000镑的劳动流通，而其余的100镑也足以使1000镑的剩余价值流通。货币额和由此流通的商品价值的比例，同这里的问题无关。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同一个货币流通好几次，那就必须有5000镑作为资本投入流通，还需要有1000镑，以便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不管后面这个货币是1000镑还是100镑，问题仍然是它从何而来。无论如何，它是超过投入流通的货币资本的部分。
说资本家阶级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乍看起来，确实好象是一种怪论。但是请注意，他们不是把它作为预付货币即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花费的。因此，这不是他们预付的，虽然他们是这种流通的起点。
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比如说一个租地农场主，现在开办一个企业。在最初一年内，他预付了货币资本，比如说5000镑，用以支付生产资料的费用（4000镑）和劳动力的报酬（1000镑）。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他占有的剩余价值＝1000镑。上述5000镑已经包括全部他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货币。但是人必须生活，而不到年终，他一点钱也拿不到。假定他的消费额是1000镑。这是他必须有的。他固然会说，他必须在第一年内预付这1000镑。但是，这个预付——这里只有主观的意义——不过表示，在第一年，他必须掏自己的钱袋，不能用工人的无酬的生产来偿付他的个人消费。他不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预付。他把它花掉，把它作为他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来支付。这个价值是他以货币的形式花费，投入流通，而以商品价值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他已经耗费了这些商品价值。因此，他已经不再和这些商品价值发生任何关系。他用来支付这个价值的货币，作为流通货币的要素而存在。但是他已经以产品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了这个货币的价值，于是这个价值也和它借以存在的产品一起被消灭。它已经不再存在了。但在年终，他会把6000镑的商品价值投入流通，把它出售。因此，流回到他手里的有：1．他预付的货币资本5000镑；2．货币化的剩余价值1000镑。他曾经把5000镑作为资本预付，投入流通，而现在从流通中取出6000镑，其中5000镑作为他的资本，1000镑作为他的剩余价值。使后面这个1000镑转化为货币的，不是他自己作为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而是他作为消费者投入流通的货币，这些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它们现在作为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流回到他手里。这一行为以后会每年反复进行。但从第二年起，他所花费的1000镑，就始终是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即货币形式。他每年花掉这些货币，这些货币每年又流回到他手里。
如果他的资本在一年内的周转次数增多，那也决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当然，时间的长短会发生变化，因而他为了个人消费必须投入流通的超过预付货币资本的金额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
资本家把这些货币不是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但是，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也在于他能靠自己占有的资金生活到剩余价值流回的时候。
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所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也就是说，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被非生产地消费掉。
我们以上假定，贵金属的全部生产（假定＝500镑）只够补偿货币的磨损。
生产金的资本家以金的形式占有他的全部产品，其中有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也有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一部分社会剩余价值，是由金构成的，而不是由在流通中才转化为金的产品构成的。这部分本来就是金，它投入流通，以便从流通中取出产品。在这里，无论工资即可变资本，还是预付不变资本的补偿，都是如此。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投入流通的商品价值，大于他们预付的货币资本（多了剩余价值），那末，另外一部分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价值，大于他们为生产金而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价值（也是多了剩余价值）。如果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从流通中抽出比他们预付的更多的货币，那末，那部分生产金的资本家，则不断地投入比他们以生产资料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更多的货币。
尽管这个500镑产品金的一部分是金的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但是整个这个金额只是用来补偿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至于其中有多少是用来使商品的剩余价值货币化，有多少是用来使商品的其他价值部分货币化，在这里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把金的生产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事情也决不会发生变化。在Ａ国，社会的劳动力和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已经转化为产品，例如，价值500镑的麻布，这个产品被运到Ｂ国，以便在那里购买金。在Ａ国这样使用的生产资本，和它直接用于金的生产时一样，不会把任何和货币不同的商品投入Ａ国的市场。Ａ的这个产品由500镑金来代表，仅仅作为货币进入Ａ国的流通。这个产品所包含的那部分社会剩余价值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对Ａ国来说，决不以货币以外的形式存在。虽然对生产金的资本家来说，只有一部分产品代表剩余价值，而另一部分产品则补偿资本，但是，除了流动的不变资本外，这个金有多少补偿可变资本，有多少代表剩余价值，完全取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流通的商品价值中各自所占的比例。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在资本家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虽然这个部分不断地被他们花费在个人消费上，并且由于新产品的出售被他们重新取得，——一般说来，正是这种买和卖，使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得以在他们自己中间流通，——但是社会剩余价值还是有一部分（虽然比例是变动的）以货币形式放在资本家的钱袋中，和一部分工资至少在一周的某几天以货币形式留在工人的钱袋中一样。而且这部分社会剩余价值，并不限于原来构成生产金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注：第1版和第2版中是：货币产品；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而如上所述，决定于上述500镑产品一般说来按什么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决定于要流通的商品价值［注：第1版和第2版中是：商品储备；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按什么比例由剩余价值和价值的其他组成部分构成。
但是，不是存在于其他商品中，而是存在于同其他商品并列的货币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只是在每年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为实现剩余价值而进入流通的限度内，才是每年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以变动的比例不断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处在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另一部分货币，却不是每年生产的金的要素，而是以前在国内积累的货币量的要素。
按照我们的假定，每年生产的金500镑，正好只够补偿每年磨损的货币。因此，如果我们只看到这500镑，而把每年生产的商品总量中靠以前积累的货币进行流通的部分撇开不说，那末，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之所以能在流通中找到自己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是因为另一方面剩余价值每年以金的形式生产出来。这对于500镑金产品的其余部分即补偿预付货币资本的部分来说，也是适用的。
在这里应当指出两点。
第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不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花掉的剩余价值，还是他们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本，实际上都是工人的产品，也就是从事金生产的工人的产品。这些工人不仅把作为工资“预付”给他们的那部分金产品重新生产出来，而且把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重新生产出来。最后，至于只补偿金生产上预付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它也只是由于工人的每年的劳动，才能以金的形式［注：第1版和第2版中是：货币形式；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一般来说，以某一产品的形式）再现出来。在企业开办时，它原来是资本家以货币形式付出去的。这个货币不是新生产的，而是社会的流通货币量的一部分。但是，只要它由新的产品，由追加的金补偿，它就是工人的年产品。资本家方面的预付，在这里也只是表现为一种形式，因为工人既不是他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在生产时又不支配其他工人所生产的生活资料。
第二，至于同每年补偿500镑无关的，部分地处于贮藏货币形式，部分地处于流通货币形式的货币总额，那末，它的情形，即它原来的情形，也必然和这500镑每年出现的情形完全一样。在这一节的末尾［注：见本卷第381—382页。——编者注］，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这一点。我们先在这里谈其他几点意见。
我们在考察周转时已经知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周转期间的长短的变化，按同一规模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货币流通必须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才能适应周转期间延长和缩短的变化。
我们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其中包括工作日的长度、强度和生产率不变，只有价值产品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不论前者增加，后者减少，还是相反，前者减少，后者增加，这都不会对流通货币量发生任何影响。即使流通货币量没有任何增加或减少，这种分配的变化也是会发生的。让我们特别考察一下这样的场合：工资普遍提高，因而——在假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普遍降低，此外，同样按照假定，流通商品量的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场合，必须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即执行这种职能的货币量，当然会增加。但是，可变资本执行职能所必需的货币量增加多少，剩余价值就恰好会减少多少，因而，实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也会减少多少。实现商品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和这个商品价值本身一样，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商品的成本价格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提高了，但是商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依然不变。把不变价值部分撇开不说，改变的只是商品生产价格分为工资和利润的比例。
但是有人会说，可变货币资本的支出增加（当然假定货币价值不变），意味着工人手里的货币手段量增加。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工人方面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进一步产生的结果是，商品价格会提高。——或者有人会说，如果工资提高，资本家就会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在这两种场合，工资普遍提高，都会引起商品价格的提高。因此，无论用哪一个方法去说明价格的提高，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都必然会增加。
对第一种说法的回答是：由于工资提高，工人对需求，特别是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会增加。他们在极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或者说，在极小的程度上产生了对原先不属于他们消费范围的物品的需求。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的突然的大规模增加，无疑会立刻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结果是：在社会资本中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将增大，用来生产奢侈品的部分将缩小，因为由于剩余价值的减少，由于资本家对奢侈品需求的减少，奢侈品的价格将会跌落。反之，如果工人自己购买奢侈品，他们工资的提高——在购买奢侈品的范围内——并不会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只会使奢侈品的买者发生变换。奢侈品归工人消费的数量比以前增加，而归资本家消费的数量则相应地减少。如此而已。经过几次波动以后，就会有和以前价值相同的商品量在流通。——至于各种暂时的波动，那末，它们造成的结果不外是把原来在交易所干投机事业或在国外寻找用途的那种用不上的货币资本投入国内流通。
对于第二种说法的回答是：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可以随意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那末，即使在工资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在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工资也就永远不会提高。如果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象他们现在不过偶尔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任何提高作借口，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那末，资本家阶级就永远不会反对工联。
硬说因为对奢侈品的需求已经减少（这是由于资本家用于这方面的购买手段减少，从而他们的需求减少），所以资本家可以提高奢侈品的价格，这是供求规律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应用。如果发生的不只是奢侈品购买者的变换，即工人代替资本家，——而如果发生这种变换，工人的需求就不会引起必要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因为工人既然把增加的那部分工资花费在奢侈品上，就不能花费在必要的生活资料上，——那末，奢侈品的价格就会因需求减少而降低。结果是从奢侈品的生产中把资本抽走，直到奢侈品的供应减少到和它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已经变化的地位相适应的程度为止。随着它们生产的减少，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会再提高到正常的水平。一旦这种收缩或这种均衡过程发生了，在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的情况下，就会不断地从奢侈品的生产部门中抽出资本，把这些资本追加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上，一直到需求满足时为止。然后再出现平衡，而整个过程的结果是，社会资本，从而货币资本，会按不同的比例在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进行分配。
全部非难都是资本家和向他们献媚的经济学家的恐吓。
为这种恐吓提供借口的，是以下三个事实：
1．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是：如果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提高，——不论价格总额的这种增加是发生在同一个商品量上，还是发生在一个已经增大的商品量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货币的量就会增大。因此，结果和原因相混了。工资随着必要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而提高（虽然按比例提高的现象是罕见的，仅仅是例外）。工资提高是商品价格提高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
2．在工资部分提高或者说局部提高的情况下，即工资仅仅在个别生产部门中提高的情况下，这些部门的产品的价格可以因此发生局部的提高。但是，就连这一点也取决于许多情况：例如，在这些部门，工资不是特别低，因而利润率也不是特别高；这些商品的市场不会因价格上涨而缩小（因此，它们价格的提高，不需要它们供给的预先缩减），等等。
3．在工资普遍提高时，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在可变资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上涨，但在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下跌。
简单商品流通的研究（第1卷第3章第2节）已经表明，虽然在任何一定量的商品的流通中，这一定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货币从一个人手中消失，必然会在另一个人手中出现，因此，不仅商品首先到处互相交换或互相代替，而且这种代替还以货币的到处沉淀作为媒介，和货币沉淀同时发生。“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流通不断地把货币象汗一样渗出来。”（第1卷第92页[70]）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这同一个事实是这样表现的：一部分资本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一部分剩余价值同样以货币形式不断地处于它的所有者手中。
撇开这一点不说，货币的循环，即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作为资本周转的要素，是一种和货币的流通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现象。［注：虽然重农学派仍然把这两种现象混为一谈，但还是他们最早强调指出，货币流回到起点是资本流通的本质的形式，是促成再生产的流通的形式。“看一看《经济表》，你们就会知道，其他阶级用来向生产阶级购买产品的货币，是生产阶级给予的；但在其他阶级下一年再向生产阶级进行同样的购买时，他们会把这种货币还给生产阶级……因此，在这里，你们看到的只是支出的循环：支出之后接着是再生产，再生产之后又是支出。这个循环，是以那种计算支出和再生产的货币流通作为媒介进行的。”（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1部第208、209页）“资本的不断预付和不断流回，就是人们称之为货币流通的东西。这种有用的和有成效的流通，赋予社会的一切劳动以生气，维持政治机体的运动和生命。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流通比作动物躯体内的血液循环。”（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德尔编《全集》第1卷第45页）］货币的流通表示货币经过一系列人的手而不断地离开起点（第1卷第94页[71]）。不过，资本周转的加速本身就包含着货币流通的加速。
首先，就可变资本来说：如果一个500镑的货币资本以可变资本的形式每年周转十次，那末，很明显，流通货币量的这个部分使十倍于它的价值额＝5000镑流通。它每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流通十次。流通货币量的这同一个部分在一年内十次付给工人，而又十次被工人用来支付。如果在生产规模不变时这个可变资本每年周转一次，那末，就仅仅进行一次5000镑的流通。
其次，假定流动资本的不变部分＝1000镑。如果这个资本每年周转十次，那末，资本家在一年内就会把他的商品，从而把商品价值的不变流动部分卖出十次。流通货币量的这个部分（＝1000镑），在一年内就有十次从它的所有者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就是这个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十次换位。其次，资本家每年购买十次生产资料；这又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流通了十次。产业资本家用1000镑货币卖出价值10000镑的商品，又买进价值10000镑的商品。由于1000镑货币的二十次流通，就使20000镑的商品储备得以流通。
最后，在周转加速时，实现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货币也会流通得更快。
但是，反过来，货币流通的加快，不一定包含资本周转的加快，因而不一定包含货币周转的加快，也就是说，不一定包含再生产过程的缩短和它的更新的加速。
只要用同一货币量完成较大量的交易，货币流通就会加快。在资本再生产期间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货币流通的技术设施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其次，有货币流通但它不表现实际商品交换的那种交易，例如交易所里的买空卖空等等，可以在数量上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全不要货币流通。例如，在农场主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时，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就不会有货币流通，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就是资本的所有者时，产业资本家和债主之间也不会有货币流通。
至于贮藏货币最初如何在一个国家里形成，这种贮藏货币又如何为少数人所占有，这个问题无需在这里进一步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雇佣劳动，工人的报酬是用货币支付的，并且实物报酬一般已转化为货币报酬——只有在国内现有的货币量足以适应流通和由流通决定的货币贮藏（准备金等）的需要的地方，才能够得到较大规模的、比较深入和充分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前提，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必须先有充足的贮藏货币，然后才开始有资本主义生产。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十六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供给货币材料，那末，一方面以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没有该产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货币，另一方面以金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不需要事先由产品转化为货币。
要转化为货币的追加商品会找到必要的货币量，因为另一方面要转化为商品的追加的金（和银）可以不通过交换，而通过生产本身投入流通。
Ⅱ．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如果积累以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形式发生，那末很明显，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首先，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只是它的用法不同而已。
但是，现在由于有了追加的生产资本，就会有追加的商品量作为这个资本的产品投入流通。与此同时，为实现这个追加商品量所需要的一部分追加货币也会投入流通，不过以这个商品量的价值和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相等为限。这个追加的货币量是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预付的，所以会通过资本的周转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因此，这里又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用以实现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从何而来？
总的答复还是一样。流通商品量的价格总额之所以增加，并不是因为一定量商品的价格已经提高，而是因为现在流通的商品量大于以前流通的商品量，而这个差额又没有为价格的降低所抵销。要取得这个具有较大价值的较大的商品量所需要的追加货币，就必须或者更多地节约流通货币量，——要末使支付等等互相抵销，要末加速同一个货币的流通，——或者把货币由贮藏形式转化为流通形式。后一点不仅包括闲置的货币资本转而执行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也不仅包括已经作为准备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在对它的所有者执行准备金的职能的同时，对社会来说实际上是处在流通中（例如不断地贷出的银行存款），从而执行着双重的职能；而且还包括节约停滞的铸币准备金。
“货币要作为铸币而不断地流动，铸币就必须不断地凝结为货币。铸币的不断流通，以铸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断停顿下来成为铸币准备金为条件，这种准备金在流通内部到处发生，同时成为流通的条件，这个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复经常更替着，它的存在不断消失，它的消失不断存在。关于铸币变货币、货币变铸币的这种不息的转化，亚当·斯密这样说过：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除了他所出卖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须经常准备一定数额用于购买的一般商品。我们知道，在Ｗ—Ｇ—Ｗ的流通中，第二个环节Ｇ—Ｗ分裂为许多次买，它们在时间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成的，因此Ｇ的一部分作为铸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而停留。货币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的铸币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总是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因此，流通手段变成货币的这个第一种转化，仅仅是货币流通本身的一个技术因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版第105、106页[72]。——和货币相对立的“铸币”，在这里是指仅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而不执行其他职能的货币。）
如果采用所有这些方法还不够，那就必须进行追加的金的生产，或者——其结果一样——用一部分追加产品同贵金属出产国的产品即金直接地或间接地进行交换。
每年耗费在金银这种流通工具的生产上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总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何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非生产费用，会相应地使一定量可能的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一定量实际财富，不能供社会利用。在生产规模不变或者生产扩大程度不变时，只要这个昂贵的流通机器的费用减少，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所以，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或者是因为大部分社会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因此会在没有实在的货币的参与下完成，或者是因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货币量的作用能力会提高。
这样也就解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甚至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金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支配或使用货币资本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现在要考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发生实际的积累，即没有直接扩大生产规模，但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会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作为货币准备金积累起来，以便以后转化为生产资本。
只要这样积累起来的货币是追加货币，事情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货币可以只是从金的出产国进口的多余的金的一部分。这里应该指出，为进口金而用去的国民产品已经不再存在于国内了。它为交换金而运往国外了。
反之，假定国内的货币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已经积累和正在积累的货币就是从流通中流出来的；只是它的职能改变了。它从流通的货币转化为逐渐形成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了。
这里积累的货币，是已经出售的商品的货币形式，并且是对商品所有者来说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假定这里没有信用制度）。积累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是相应地卖而不买。
如果只是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局部现象，那就不需要作什么说明了。一部分资本家把出售产品所得的一部分货币保留起来，不用它从市场上取出产品。相反，另一部分资本家却把他的除了不断返回的、为生产经营所必要的货币资本以外的货币全部转化为产品。作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投入市场的那部分产品，是由生产资料或可变资本的现实要素（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它可以立即用来扩大生产。因为这里不是假定，一部分资本家积累货币资本，另一部分资本家则把剩余价值全部花掉，而只是假定，一部分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进行积累，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从事实际的积累，即扩大生产规模，实际扩大他们的生产资本。即使一部分资本家积累货币、另一部分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是交替进行的，现有的货币量仍然足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此外，单方面的货币积累，也可以不用现金，而只是用债权的积累来进行。
但是，如果我们的前提不是资本家阶级的局部的货币资本积累，而是它的普遍的货币资本积累，那末，困难就会发生了。按照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所购买的全部物品，等于他们的工资的总和，等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总和。通过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工人阶级，这些货币流回到资本家阶级手里。因此，他们的可变资本再取得了货币形式。假定可变资本的总和＝X×100镑，即等于一年内使用的（不是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总和。这个可变资本价值根据周转速度在一年内要预付多少货币，与现在考察的问题无关。资本家阶级用这个X×100镑资本来购买一定量的劳动力，即对一定人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是第一次交易。工人用这个金额向资本家购买一定量商品，因此，同一个X×100镑又流回到资本家手里，这是第二次交易。而这是不断反复进行的。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用X×100镑购买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更不用说购买代表资本家阶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工人用这X×100镑总是只能购买社会产品中的这样一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和代表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相等。
这种全面的货币积累只是表示追加的进口贵金属在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而不管分配的比例如何；撇开这个情况不说，整个资本家阶级要怎样才能把货币积累起来呢？
他们全体都必须出售自己产品的一部分，而不再购买。至于说他们全体都有一定的货币基金，作为他们购买消费品的流通手段投入流通，其中又有一部分从流通中再回到他们每个人手里，那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货币基金恰恰是作为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造成的流通基金存在的，而决不是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存在的。
如果按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为了以后的使用而积累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有以下几项：
1．银行存款。银行实际支配的，是一个较小的货币额。这里仅仅在名义上积累了货币资本。实际积累的，是货币索取权，它们之所以会转化为货币（在它们一旦转化为货币时），只是因为在提取的货币和存入的货币之间出现平衡。在银行手中掌握的货币相对地说只是一笔很小的金额。
2．公债券。这根本不是资本，而是对一国年产品的债权。
3．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
在所有这些场合，都没有货币的积累，而是一方面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不断的实际的货币支出。至于这个货币究竟由它的所有者支出，还是由其他人，由他的债务人支出，这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贮藏货币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结果，或者是流通停滞的结果（这时会有比通常更多的货币量采取贮藏货币的形式），或者是由资本周转决定的积累的结果；或者，最后，贮藏货币仅仅是暂时以潜在的形式形成的货币资本，用来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因此，如果一方面从流通中取出了以货币形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把它作为贮藏货币积累起来，那末，同时会不断地把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除了追加的贵金属在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外，从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货币形式的积累。
对于年产品中以商品形式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所说的，也完全适用于年产品的其他部分。后者的流通需要一定量的货币。这个货币量，和每年生产的代表剩余价值的商品量一样，属于资本家阶级。这个货币量最初是由资本家阶级自己投入流通的。它通过流通本身不断地在他们中间重新分配。和一般铸币流通一样，这个货币量的一部分会在这个或那个地方停滞下来，而另一部分则不断流通。关于这种积累的一部分是否有意形成货币资本，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
在这里把下面这种现象撇开不说：由于流通中的各种冒险行为，一个资本家夺取了其他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夺取了他们的一部分资本，因此，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上发生了片面的积累和集中。例如，Ａ攫取的并作为货币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可以是Ｂ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不会流回到Ｂ的手里。
注释：
[6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9—162页。——第361页。
[7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32页。——第379页。
[7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34页。——第380页。
[7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16页。——第38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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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
Ⅰ．年剩余价值率
Ⅱ．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Ⅲ．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
Ⅰ．年剩余价值率
假定有一个2500镑的流动资本，其中4/5＝2000镑是不变资本（生产材料），1/5＝500镑是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
假定周转期间＝5周；劳动期间＝4周，流通期间＝1周。这样，资本Ⅰ＝2000镑是由1600镑不变资本和400镑可变资本构成的；资本Ⅱ＝500镑，其中400镑是不变资本，100镑是可变资本。在每一个劳动周内投入500镑资本。在一年50周内，生产出50×500＝25000镑的年产品。因此，不断地在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资本Ⅰ＝2000镑，每年周转12+（1/2）次。12+（1/2）×2000＝25000镑。在这25000镑中，有4/5＝20000镑是投在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有1/5＝5000镑是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相反，总资本2500镑则周转25000/2500＝10次。
生产中耗费的可变流动资本，只有在它的价值借以再生产的产品已经卖出，已经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重新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时，才能重新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投在生产中的不变流动资本（生产材料）——它的价值是作为产品的价值部分再现的——也是这样。这两部分——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共同点，以及它们同固定资本的区别，不在于它们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通过商品资本而流通，即通过作为商品的产品的流通而流通。产品的一部分价值，从而作为商品来流通的产品即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总是由固定资本的损耗构成的，即总是由固定资本在生产中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构成的。但是，区别在于：在流动资本（＝流动的不变资本＋流动的可变资本）若干周转期间的一个或长或短的周期中，固定资本继续以它的旧的使用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而每一次周转都要求补偿以商品资本形式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全部流动资本。流通的第一阶段Ｗ′—Ｇ′，对于流动的不变资本和流动的可变资本是共同的。在第二阶段上，它们分开了。商品再转化成的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储备（流动的不变资本）。由于生产储备的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购买期限，这些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材料可以早一些，另一部分则可以迟一些，但是，它们最终会全部转化为生产材料。由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的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储备，以便逐渐支付并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的报酬。这部分货币构成流动的可变资本。然而，这两部分中不论哪一部分，每次都要由资本的周转，即资本转化为产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而全部得到补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前一章撇开固定资本不说，而把不变流动资本和可变流动资本的周转分开和放在一起加以考察。
对于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来说，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把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当作似乎是唯一的流动资本。这就是说，我们把和它一起周转的不变流动资本也撇开不说。
预付的是2500镑，年产品的价值＝25000镑。但是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是500镑；因而，这25000镑中包含的可变资本＝25000/5＝5000镑。5000除以500，得出周转10次，和总资本2500镑的周转次数完全一样。
年产品的价值不是除以不断地在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的价值，而是除以预付资本的价值（在这里，不是除以400，而是除以500，不是除以资本Ⅰ，而是除以资本Ⅰ＋资本Ⅱ），这样一种平均计算法，在这里，在仅仅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场合是绝对精确的。以后我们会知道，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种计算法并不是完全精确的，正如这种平均计算法一般来说并不是完全精确的一样。这就是说，这种计算法对于资本家的实际目的来说已经够精确了，但它还不能精确地或者适当地表现出周转的一切现实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也就是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并且已经并入产品的剩余价值完全撇开不说。现在，我们却要把注意力放到这部分价值上面来了。
假定每周投入的可变资本100镑生产100％的剩余价值＝100镑，那末，在5周的周转期间内投入的可变资本500镑，就会生产一个500镑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半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
如果可变资本500镑产生500镑剩余价值，那末，5000镑就生产10×500＝5000镑的剩余价值。但是，预付的可变资本是500镑。我们把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额之比，称为年剩余价值率。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5000/500＝1000％。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比率就会知道，年剩余价值率，等于预付可变资本在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率乘以可变资本的周转次数（它和全部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是一致的）。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在这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也＝500镑。因此，一个周转期间的剩余价值率＝500ｍ/500ｖ＝100％。这个100％乘以一年周转的次数10，得5000ｍ/500ｖ＝1000％。
这里说的是年剩余价值率。至于一个已定的周转期间内取得的剩余价值量，那末，这个量等于这个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这里＝500镑）乘以剩余价值率，在这里是500×100/100＝500×1＝500镑。如果预付资本是1500镑，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1500×100/100＝1500镑。
这个一年内周转10次、一年内生产剩余价值5000镑，从而年剩余价值率＝1000％办的可变资本500镑，我们称为资本Ａ。
现在，再假定有另一个可变资本Ｂ，是5000镑，它为全年（这里就是为50周）而预付，因此一年只周转一次。其次，我们假定在年终时，产品会在它完成的那一天得到支付；就是说，产品要转化成的货币资本，会在它完成的那一天流回。在这里，流通期间＝0，周转期间＝劳动期间，即＝1年。和上述的情形一样，每周都有可变资本100镑处在劳动过程中，因而50周会有可变资本5000镑。又假定剩余价值率同样＝100％，也就是说，假定在工作日长度相等时，有一半时间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如果我们考察5周，那末，投入的可变资本＝500镑，剩余价值率＝100％，因此5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500镑。在这里，按照假定，被剥削的劳动力的量和剥削程度，都恰好和上述资本Ａ相等。
投入的可变资本100镑每周生产剩余价值100镑，从而50周内，投入的资本50×100＝5000镑，会生产剩余价值5000镑。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上述的场合一样是5000镑，但是年剩余价值率完全不同。在这里，年剩余价值率等于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除以预付的可变资本：5000ｍ/5000ｖ＝100％，而在上述资本Ａ的场合则＝1000％。
资本Ａ和资本Ｂ每周都支出100镑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程度或剩余价值率同样＝100％；可变资本量也同样＝100镑。被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一样；剥削量和剥削程度在两个场合也一样；工作日一样，并且以同一比例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年内使用的可变资本额一样大，都＝5000镑，它们推动着同量的劳动，并且从这两个等额资本推动的劳动力榨出同量的剩余价值5000镑。但是，Ａ的年剩余价值率和Ｂ的年剩余价值率的差额是900％。
这个现象当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剩余价值率不仅取决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和剥削程度，而且还取决于某些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不可理解的影响；这个现象实际上也是被人这样解释的，并且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以来，——尽管不是在它的这个纯粹的形式上，而是在它的更复杂更隐蔽的形式（年利润率形式）上，——还使李嘉图学派陷入完全的混乱。
只要我们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实际上把资本Ａ和资本Ｂ放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这个现象的奇异之处就会立即消失。而只有可变资本Ｂ在和资本Ａ相同的时间内被全部用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这些相同的条件才会产生。
这时，资本Ｂ5000镑就要在5周内投入，每周投入1000镑，全年就是投入50000镑。按照我们的假定，剩余价值也就＝50000镑。周转资本＝50000镑，除以预付资本＝5000镑，得出周转次数＝10。剩余价值率＝5000ｍ/5000ｖ＝100％，乘以周转次数＝10，得出年剩余价值率＝5000ｍ/5000ｖ＝10/1＝1000％。因此，Ａ和Ｂ的年剩余价值率现在一样都是1000％，但Ｂ的剩余价值量为50000镑，Ａ的剩余价值量为5000镑，所生产的两个剩余价值量之比现在也和两个预付资本价值Ｂ和Ａ之比一样，都是5000∶500＝10∶1。然而，资本Ｂ也在同一时间内推动了10倍于资本Ａ所推动的劳动力。
生产剩余价值的，只是劳动过程中实际使用的资本。一切有关剩余价值的规律，包括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量由可变资本相对量决定的规律，也只是适用于这种资本。[67]
劳动过程本身是用时间计量的。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在这里，我们为了清楚地说明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假定资本Ａ和资本Ｂ的一切条件相等），一个劳动周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作日构成的。或者，在一个工作日＝10小时，一周＝6个工作日时，我们还可以把一个劳动期间，比如说，这里是一个5周的劳动期间，看成是一个300小时的工作日。但是这个数字还必须乘以每天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一起雇用的工人人数。如果这个人数是10，一周就＝60×10＝600小时，5周的劳动期间＝600×5＝3000小时。因此，在剩余价值率相等和工作日的长度相等时，只要同一时间内推动的劳动力的量（同等价格的一个劳动力乘以劳动力的人数）相等，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量也相等。
我们回过来谈我们原来的例子。在Ａ和Ｂ两个场合，每周等量的可变资本100镑在全年的每周中被使用。因此，在劳动过程中真正执行职能的所使用的可变资本是相等的，但是预付可变资本完全不等。对资本Ａ来说，每5周预付500镑，每周使用其中的100镑。对资本Ｂ来说，在第一个5周的期间要预付5000镑，但是每周只使用其中的100镑，因而5周只使用500镑＝预付资本的1/10。在第二个5周的期间，要预付4500镑，但是只使用了500镑，依此类推。为一定期间而预付的可变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即实际执行职能和发挥作用的可变资本，只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参加那个期间内由劳动过程占有的阶段，也就是只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在劳动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在可变资本的一部分被预付，只是为了在以后时间被使用的这段间隔时间，这部分可变资本对劳动过程来说等于没有一样，因此，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也没有影响。例如，资本人Ａ500镑。它是为5周而预付的，但是每周只有100镑相继加入劳动过程。在第一周，使用了其中的1/5；4/5是预付的，但没有被使用，尽管它必须为以后4周的劳动过程储备好，因而必须预付。
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那些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只有在它们使一定期间（例如1周、5周等等）内实际能够使用的可变资本量发生变化时，才影响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预付可变资本，只是在它被实际使用时，在它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而在它没有被使用，仅仅被预付，充当储备的时间内，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一切会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总起来说，就是周转期间的差别（或者由劳动期间的差别决定，或者由流通期间的差别决定，或者由二者的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资本Ａ和资本Ｂ在相同的期间内，以相等的剩余价值率使用等量的可变资本，它们就一定会在相同的期间内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而不管在一定期间内使用的可变资本和在这同一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多么不同，也不管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多么不同。这种比例不同，不会和那些已经阐述的有关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相矛盾，反而会证实这些规律，并且是这些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们考察一下资本Ｂ的第一个5周的生产阶段。在第5周末，有500镑被使用，被消耗了。价值产品＝1000镑，因此剩余价值率＝500ｍ/500ｖ＝100％，和资本Ａ完全一样。至于资本Ａ的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一同实现，而资本Ｂ的剩余价值却不和预付资本一同实现，这件事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因为我们这里的问题只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剩余价值和在它的生产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计算资本Ｂ的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5000镑中在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使用掉、因而消耗掉的部分的比率，而是计算它和这个全部预付资本的本身的比率，那末，我们就会得出500ｍ/5000ｖ＝1/10＝10％。因此，对资本Ｂ来说是10％，而对资本Ａ来说是100％，为前者的十倍。在这里，如果有人说，等量的资本推动着等量的劳动，劳动又以相同的比例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而在剩余价值率上却有这种差别，这是和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相矛盾的，那末，回答很简单，看一看实际的比率就可以得出来：在Ａ那里，所表示的是实际的剩余价值率，即在5周内可变资本500镑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可变资本500镑的比率；在Ｂ那里则与此相反，所用的计算方法既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无关，也和与此相适应的剩余价值率的规定无关，因为用可变资本500镑生产出的剩余价值500镑，不是同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对比起来计算，而是同一个5000镑的资本对比起来计算，这5000镑中的9/10，即4500镑，和这500镑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无关，相反，只是要在以后的45周内才逐渐执行职能，因此，它对我们在这里仅仅考察的第一个5周内的生产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在这个场合，Ａ和Ｂ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根本不成问题。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资本Ｂ和资本Ａ的年剩余价值率。对资本Ｂ来说，是5000ｍ/5000ｖ＝100％；对资本Ａ来说，是5000ｍ/500ｖ＝1000％。两个剩余价值率之比还是和以前一样。原来是：
[资本Ｂ的剩余价值率/资本Ａ的剩余价值率]＝10％/100％，现在是：
[资本Ｂ的剩余价值率/资本Ａ的剩余价值率]＝100％/1000％，
10％/100％＝100％/1000％所以，比例还是和以前一样。
可是，问题现在倒过来了。资本Ｂ的年率5000ｍ/5000ｖ＝100％，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种有关剩余价值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价值率的规律，完全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外表上也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在一年之内预付并生产地消费的5000ｖ，生产了5000ｍ。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上述的分数5000ｍ/5000ｖ＝100％。年剩余价值率和实际的剩余价值率是相一致的。因此，这一次和前面不同，不是资本Ｂ，而是资本Ａ呈现出需要说明的变例。
在Ａ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是5000ｍ/500ｖ＝1000％。在Ｂ的场合，500ｍ这个5周的产物按预付资本5000镑计算，这5000镑中有9/10不是使用在它的生产上的；在Ａ的场合，5000ｍ却按500ｖ计算，这500ｖ仅仅是5000ｍ的生产上实际使用的可变资本的1/10，因为5000ｍ是在50周内生产地消费的5000镑可变资本的产物，而不是在5周内消费的500镑资本的产物。在Ｂ的场合，5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按为50周而预付的资本计算，这个资本是5周内消费的资本的10倍。在Ａ的场合，50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却按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计算，所以，这个资本不过是50周内消费的资本的1/10。
500镑的资本Ａ，从来不会超过为5周而预付。它会在5周末流回，能够在一年的进程中通过10次周转而10次更新同一个过程。由此得到如下两个结论：
第一，预付资本Ａ，只是不断在每周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那部分资本的5倍。相反，资本Ｂ在50周内只周转一次，因此必须为50周而预付，它是不断在每周使用的那部分资本的50倍。因此，周转改变了为一年的生产过程而预付的资本和能够不断在一定生产期间例如一周内使用的资本之间的比例。因此，在Ｂ的场合，5周的剩余价值不是按这5周内使用的资本计算，而是按50周内使用的、为前者10倍的资本计算。
第二，资本Ａ的5周的周转期间，仅仅是一年的1/10，因此一年包含10个这样的周转期间，在这些周转期间，500镑的资本Ａ会不断地被重新使用。在这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等于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乘以一年周转期间的数目。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500×10＝5000镑。一年内预付的资本，就＝5000/10＝500镑。事实上，虽然500镑不断被重新使用，但为任何一个5周而预付的资本，从来都不过是同一个500镑。另一方面，就资本Ｂ来说，5周内固然只有500镑被使用，为这5周而预付。但是，由于周转期间在这里是50周，所以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不是等于那个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而是等于那个为50周而预付的资本。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决定于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而不是决定于一年内预付的资本。因此，每年周转一次的资本5000镑的剩余价值，不会大于每年周转10次的资本500镑的剩余价值。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每年周转一次的资本本来就是每年周转10次的资本的10倍。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从而和这部分资本相等的年产品部分或年支出部分，——就是一年内实际使用的、生产地消耗的可变资本。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Ａ和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Ｂ一样大，又在同一价值增殖条件下使用，二者的剩余价值率相等，那末，二者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相等；因而，——由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相等，——按年计算的剩余价值率，用[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表示，也必然相等。或者概括地说：不管各周转的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如何，它们各自在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率，总是由各该资本在各平均劳动期间（例如，平均每周或每天）内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来决定的。
以上所述是根据生产剩余价值的规律和决定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
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看[一年内周转的资本/预付资本]（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可变资本）的比率所表示的是什么。这个分数表示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周转次数。
就资本Ａ来说：[一年内周转的资本5000镑/预付资本500镑]；
就资本Ｂ来说：[一年内周转的资本5000镑/预付资本5000镑]。
在这两个比率上，分子都表示预付资本和周转次数的乘积，在Ａ为500×10；在Ｂ为5000×1。或者说，预付资本和按年计算的周转时间的倒数的乘积。对Ａ来说，周转时间为1/10年，它的倒数为10/1年，所以500×10/1＝5000。对Ｂ来说，则是5000×1/1＝5000。分母表示周转资本乘以周转次数的倒数；对Ａ来说是5000×1/10；对Ｂ来说是5000×1/1。
两个在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各自推动的劳动量（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和）在这里是相等的，因为周转资本本身是相等的，它们的价值增殖率也是相等的。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表示出：1．预付资本和一定劳动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率。假定象在资本Ａ的场合那样，周转次数＝10，每年50周，周转时间就＝5周。可变资本必须为这5周而预付；所以，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必须是一周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5倍。这就是说，在一周内，预付资本（在这里是500镑）只有1/5能被使用。但对资本Ｂ来说，周转次数＝1/1，周转时间＝1年＝50周，所以预付资本和每周所使用的资本的比率是50∶1。如果资本Ｂ要和资本Ａ处于同样的比率，它就必须每周投入1000镑，而不是100镑。——2．因此，资本Ｂ要使用资本Ａ的10倍（5000镑），才会推动等量的可变资本，也就是说，才会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推动等量的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从而也会在一年内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实际的剩余价值率，不外表示一定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和同一期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率；或者说，表示这个期间使用的可变资本所推动的无酬劳动的量。这个实际的剩余价值率，与已经预付但还没有使用的那部分可变资本完全无关，因而也与一定期间内预付的资本部分和同一期间内所使用的资本部分的比率完全无关，即与这种对不同的资本来说由于周转期间不同而发生变化和具有差别的比率完全无关。
相反，从以上的阐述中可以得出：年剩余价值率只有在这样一个唯一的场合，才会和实际的表示劳动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相一致。这个场合就是：预付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因此，预付资本和一年内周转的资本相等，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一年内为生产这个剩余价值量而使用的资本的比率，同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比率相一致，相符合。
Ａ．年剩余价值率等于[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预付可变资本]。但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实际剩余价值率乘以剩余价值生产上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年剩余价值量生产上所使用的资本，等于预付资本乘以它的周转次数。我们把周转次数称为ｎ。公式Ａ就转化为：
Ｂ．年剩余价值率等于[实际剩余价值率×预付可变资本×ｎ/预会可变资本]。例如，资本Ｂ的年剩余价值率＝[100％×5000×1/5000]或100％。只有在ｎ＝1时，即在预付可变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从而，和一年内使用或周转的资本相等时，年剩余价值率才和实际的剩余价值率相等。
我们称年剩余价值率为Ｍ′，实际剩余价值率为ｍ′，预付可变资本为ｖ，周转次数为ｎ，则Ｍ′＝ｍ′ｖｎ/ｖ＝ｍ′ｎ；从而Ｍ′＝ｍ′ｎ，在ｎ＝1时，Ｍ′只是＝ｍ′，即Ｍ′＝ｍ′×1＝ｍ′。
其次，可以得出：年剩余价值率总是＝ｍ′ｎ，也就是等于一个周转期间内消耗的可变资本在这个周转期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际比率，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或乘以它的以年为单位计算的周转时间的倒数。（假定可变资本每年周转10次，它的周转时间＝1/10年，周转期间的倒数就＝10/1＝10。）
再次，可以得出：在ｎ＝1时，Ｍ′＝ｍ′。在ｎ大于1时，也就是说，在预付资本一年周转一次以上，或周转资本大于预付资本时，Ｍ′就大于ｍ′。
最后，在ｎ小于1时，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周转的资本只是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周转期间超过一年时，Ｍ′就小于ｍ′。
让我们考察一下最后这个情况。
我们保持上例的所有前提，只是假定周转期间延长到55周。劳动过程每周需要有100镑可变资本，因此一个周转期间需要有5500镑，每周生产100ｍ；所以，ｍ′和以前一样是100％。周转次数ｎ在这里＝50/55＝10/11，周转时间为1＋1/10年（假定一年为50周）＝11/10年。
Ｍ′＝[100％×5500×10/11/5500]＝100％×10/11＝1000/11％＝[90+（10/11）］％，即小于100％。实际上，如果年剩余价值率是100％，那末，5500ｖ就必须在一年内生产5500ｍ，而为此需要11/10年的时间。5500ｖ在一年内只生产5000ｍ；因此，年剩余价值率＝5000ｍ/5500ｖ＝10/11＝[90+（10/11）］％。
可见，年剩余价值率，或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可变资本（和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不同）的对比，决不仅仅是主观的对比，这种对比是资本的现实运动本身所引起的。对资本Ａ的所有者来说，年终流回了他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此外，还得到了剩余价值5000镑。预付资本的量，不是用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量来表示，而是用周期地流回到他手里的资本量来表示。不管资本年终一部分是作为生产储备存在，一部分是作为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存在，不管资本又用什么比例分为这些部分，都和我们当前的问题无关。对资本Ｂ的所有者来说，流回了他的预付资本5000镑，并且加上5000镑的剩余价值。对资本Ｃ（即最后考察的5500镑）的所有者来说，一年内生产5000镑剩余价值（投资为5000镑，剩余价值率为100％），但是，他的预付资本年终还没有流回，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年终也还没有流回。
Ｍ′＝ｍ′ｎ表示，对在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适用的剩余价值率，即[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要乘以预付可变资本的周转期间或再生产期间的数目，或者说，要乘以可变资本更新它的循环的周期的数目。
我们先在第一卷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在第一卷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讲过，资本价值总是预付的，而不是花掉的，因为这种价值通过它的循环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后，会再回到它的出发点，而且由于剩余价值而增殖。这表明资本价值是预付的。从它的出发点到它的复归点所经历的时间，就是它的预付时间。资本价值经过的、用它从预付到流回的时间计算的整个循环，形成资本价值的周转，而这个周转所经历的时间形成一个周转期间。如果这个期间终止，循环结束，那末，同一个资本价值就能重新开始相同的循环，因而也能重新增殖价值，即生产剩余价值。如果可变资本，象资本Ａ一样，在一年内周转10次，那末，同一个预付资本在一年的进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是和一个周转期间相当的剩余价值量的10倍。
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来说明这种预付的性质。
一年内周转10次的资本Ａ，在一年内预付了10次。它对每一个新的周转期间来说，都是重新预付的。但是同时，资本Ａ在一年内预付的从来不过是这同一个资本价值500镑，在我们考察的生产过程中，资本Ａ实际上支配的从来不过是这个500镑。一旦这500镑完成了一个循环，Ａ就用它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就象资本按照它的本性要保持资本特征，就只有不断地作为资本在反复的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一样。它从来不过是为5周而预付。如果周转延长了，资本就会不够。如果周转缩短了，一部分资本就会多余。这并不是预付10个500镑的资本，而是一个500镑的资本在相继的一段一段期间内预付10次。因此，年剩余价值率不是按一个预付10次的资本500镑或5000镑计算，而是按一个预付一次的资本500镑计算。这就好象一个塔勒流通了10次，虽然它起了10个塔勒的作用，但它始终只是一个处在流通中的塔勒。它经过每次转手，到人手里仍旧是一个塔勒的价值。
同样，资本Ａ每一次流回时，甚至年终流回时，也表示它的所有者使用的始终只是同一个500镑的资本价值。因而，每次流回到他手里的，也只是500镑。所以，它的预付资本从来不会多于500镑。因此，预付资本500镑在表示年剩余价值率的分数中就成了分母。以上我们得到的年剩余价值率的公式是：Ｍ′＝ｍ′ｖｎ/ｖ＝ｍ′ｎ。因为实际剩余价值率ｍ′＝ｍ/ｖ，等于剩余价值量除以生产这个剩余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以我们能够用ｍ/ｖ代替ｍ′ｎ中的ｍ′，而得出另一个公式：Ｍ′＝ｍｎ/ｖ。
这个500镑的资本，由于周转了10次，并且它的预付已经更新了10次，所以已经起了一个相当于它的10倍的资本5000镑的作用。这就好象一年流通10次的500个塔勒，和每年仅仅流通一次的5000个塔勒起着相同的作用一样。
Ⅱ．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第1卷第21章第588、589页[68]）
在我们的例子中，资本Ａ有10个5周的周转期间。在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500镑可变资本；也就是说，每周有100镑转化为劳动力，所以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结束时，就有500镑耗费在劳动力上面。这500镑原来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一部分，现在不再是资本了。它们已经以工资形式付出。工人又把它们付出去，以购买生活资料，从而消费了价值500镑的生活资料。因此，这样一个价值额的商品量消失了（工人例如以货币等形式节省下来的东西，也不是资本）。这个商品量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地消费的，不过它会把劳动力，即资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保持在能够发挥作用的状态中。——其次，这500镑对资本家来说，已经转化为同一价值（或价格）的劳动力。劳动力被他生产地消费在劳动过程中，而在5周末就有了一个1000镑的价值产品。其中一半（500镑）是为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而耗费的可变资本的再生产价值。另一半（500镑）是新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5周的劳动力——资本的一部分由于转化为劳动力而转化为可变资本——也耗费了，消费掉了，不过是生产地消费掉的。昨天发挥了作用的劳动并不是今天发挥作用的劳动。它的价值，加上它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是作为一种和劳动力本身不同的东西即产品的价值而存在的。但是，由于产品转化为货币，其中和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相等的那部分价值就可以重新转化为劳动力，因而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用那种不仅是再生产出来的、而且是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是否雇用同一些工人，即同一些劳动力的承担者，这种情况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可能在第二个周转期间不雇用原先的工人，而雇用新工人。
因此，事实上在10个5周的周转期间内依次耗费在工资上的资本，不是500镑，而是5000镑。这种工资再由工人耗费在生活资料上。这样预付的资本5000镑被消费了。它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依次并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也不是价值500镑，而是价值5000镑。它不仅再生产它本身的价值＝5000镑，而且超额生产剩余价值5000镑。第二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和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不是同一个500镑的资本。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消费掉了，花费在工资上了。但是，它由一个新的可变资本500镑得到补偿，这个可变资本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是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并且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的。因此，这个新的货币资本500镑，是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新生产的商品量的货币形式。资本家手中会再有一个相同的货币额500镑，也就是说，除了剩余价值以外，他手中的货币资本和他原来预付的货币资本正好一样多，这种情况掩盖了他使用一个新生产的资本的事实（至于商品资本中补偿不变资本部分的其他价值组成部分，那末，它们的价值不是新生产的，而只是这个价值借以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再说第三个周转期间。显而易见，第三次预付的资本500镑，也不是旧的资本，而是一个新生产的资本，因为它是在第二个周转期间内而不是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一个商品量的货币形式，即其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相等的那部分商品量的货币形式。第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已经出售。其中和预付资本可变价值部分相等的价值部分，已经转化为第二个周转期间的新的劳动力，生产了一个新的商品量，这个商品量再次出售，其中一部分价值形成第三个周转期间的预付资本500镑。
在10个周转期间内，情况就是这样。在10个周转期间内，每5周都有一个新生产的商品量（其价值只要是补偿可变资本的，都是新生产的，而不是象不变流动资本部分那样只是再现的）投入市场，以便新的劳动力不断地并入生产过程。
因此，预付可变资本500镑周转10次达到的结果，不是这个500镑的资本可以生产地消费10次，就是说，不是一个够5周使用的可变资本可以在50周内使用。相反，在这50周内，使用了10×500镑的可变资本，而500镑的资本总是只够5周使用，在5周结束以后，必须有一个新生产的资本500镑来补偿。以上所述，对资本Ａ和资本Ｂ是同样适用的。但是，区别就从这里开始。
在第一个5周期间结束时，Ｂ和Ａ都预付了并且耗费了可变资本500镑。Ｂ和Ａ都把这个可变资本的价值转化为劳动力，这个价值从这个劳动力新生产的产品价值中得到一个和预付可变资本价值500镑相等的部分作为补偿。对Ｂ和对Ａ来说，劳动力不仅以一个等额的新价值补偿了所耗费的可变资本500镑的价值，而且还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按照假定是一个数量同样大的剩余价值。
但是，对Ｂ来说，补偿预付可变资本并把剩余价值加到它的价值上的价值产品，不是处在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或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上。对Ａ来说，却是处在这个形式上。Ｂ在第一个5周内，随后又依次在每5周内耗费的可变资本，虽然由新生产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得到了补偿，但是不到年终，不会具有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或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它的价值确实以一个新的价值补偿了，即更新了，但是，它的价值形式（在这里，是指绝对的价值形式，它的货币形式）并没有更新。
因此，必须象为第一个期间一样也为第二个5周的期间（并且一年内依次的每个5周的期间都是这样）准备好下一个500镑。因此，撇开信用关系不说，必须在年初就准备好5000镑作为潜在的预付货币资本，虽然这5000镑实际上在一年内是逐渐耗费而转化为劳动力的。
相反，对Ａ来说，因为预付资本的循环即周转已经完成，所以补偿价值在第一个5周结束时，已经处于能够在5周内推动新的劳动力的形式，即处于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Ａ和Ｂ在第二个5周的期间都要消耗新的劳动力，并且都要为支付这种劳动力的报酬而耗费一个新的资本500镑。用第一个500镑支付的工人的生活资料已经用掉了，无论如何，它的价值因此就从资本家手中消失了。现在是用第二个500镑来购买新的劳动力，来从市场上取出新的生活资料。总之，耗费的是一个新的资本500镑，而不是旧的500镑。但是，对Ａ来说，这个新的资本500镑是以前耗费的500镑所重新生产出来的补偿价值的货币形式。对Ｂ来说，这个补偿价值却是处在不能作为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上。这个补偿价值是存在的，但不是处在可变资本的形式上。因此，要使下一个5周的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就必须有500镑追加资本处在这里必不可少的货币形式上，并且预付下去。所以，Ａ和Ｂ在50周内耗费了同样多的可变资本，支付了同样多的劳动力的报酬，消耗了同样多的劳动力。但是，Ｂ必须用一个等于它们的总价值的预付资本5000镑来支付。Ａ却可以依次用每5周内生产的补偿价值（为每5周而预付的资本500镑的补偿价值）的不断更新的货币形式来支付。因此，在这里预付的货币资本，决不会大于为5周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也就是说，从来不会大于为最初5周而预付的500镑。这500镑足够全年使用。因此，很清楚，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实际剩余价值率相等时，Ａ和Ｂ的年剩余价值率必然和它们一年内为推动同量劳动力而必须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的量成反比。Ａ是5000ｍ/500ｖ＝1000％，Ｂ是5000ｍ/5000ｖ＝100％。但是，500ｖ∶5000ｖ＝1∶10＝100％∶1000％。
区别来自周转期间的差别，即补偿一定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价值能重新作为资本，从而作为新的资本来执行职能的期间的差别。对Ａ和Ｂ来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会在同一期间补偿同样的价值，也会在同一期间增殖同样的剩余价值。但是，对Ｂ来说，虽然每5周补偿500镑的价值，加上500镑的剩余价值，然而这种补偿价值尚未形成新的资本，因为它不是处在货币形式上。对Ａ来说，旧资本价值不仅由新资本价值得到补偿，而且它还恢复货币形式，因而在新的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形式上得到补偿。
补偿价值转化为货币，从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预付形式的迟早不同，显然是一件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身完全无关的事情。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和劳动剥削程度。但是，这件事情会影响为在一年内推动一定量劳动力所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因而，会决定年剩余价值率。
Ⅲ．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
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一个工人每周需费一镑，工作日＝10小时。Ａ和Ｂ一年内都雇用100个工人（100个工人每周需费100镑，5周就需费500镑，50周就需费5000镑），每一个工人在每周的6天中劳动60小时。因此，100个工人每周劳动6000小时，在50周内劳动300000小时。这个劳动力已经由Ａ和Ｂ一手占有，因此不能再由社会用在别的目的上。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Ａ和Ｂ的情况相同。其次，Ａ和Ｂ的各100个工人每年都得到工资5000镑（200个工人合计得10000镑），并且从社会取走相当于这笔金额的生活资料。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Ａ和Ｂ的情况又相同。由于工人在两个场合都是每周得到报酬，所以他们都是每周从社会取走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在两个场合也都是每周把货币等价物投入流通。但是，区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一，Ａ的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不象Ｂ的工人那样，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形式（实际上是对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从企业开办后的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它已经是工人本身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劳动力的价格加上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工人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劳动的报酬就是用这个价值产品来支付的。而Ｂ却不是这样。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里，货币虽然是他的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但是这个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报酬，不是用这个劳动本身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这个劳动本身所生产的价值的货币形式）来支付。这种情况要到第二年才会发生，那时，Ｂ的工人的报酬才用他自己前一年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来支付。
资本的周转期间越短，——从而它的再生产期间在一年内更新的间隔时间越短，——资本家原来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就越迅速地转化为工人为补偿这个可变资本而创造的价值产品（此外，还包括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就越短，他预付的资本，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比，就越少；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就相应地越大，因为他可以越是多次地用工人自己创造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来不断重新购买工人，并且推动他的劳动。
在生产规模已定时，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以及全部流动资本）的绝对量，按照周转期间缩短的比例而减少，年剩余价值率则按照这个比例而提高。在预付资本的量已定时，生产规模会随着再生产期间的缩短所造成的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扩大，因而，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随着这种提高而增加。总的说来，根据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由于周转期间长短不同，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为了推动同量的生产流动资本和同量的劳动而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量是极不相同的。
第二，——这和第一点区别有联系，——Ｂ的工人和Ａ的工人一样，也是用那个在他手中变成流通手段的可变资本，来支付他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费用的。例如，他不仅从市场上取走小麦，而且也用一个货币形式的等价物来补偿小麦。但是，和Ａ的工人不同，Ｂ的工人用来支付并从市场上取走生活资料的货币，不是他在这一年内投入市场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因此，他虽然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提供货币，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后者用得到的货币购买的商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相反，Ａ的工人却提供了商品。因此，在Ｂ的场合，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取走了Ｂ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固定资本以及生产材料，而把货币等价物作为它们的补偿投入市场；但是，在一年内没有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生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末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以致这种货币资本要靠向货币市场的借贷来补偿。——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品，那末，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象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的现象。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由于价格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象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一部分工人后备军被吸收了，这一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很低的水平。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注：手稿上，这里插入了下面这个准备以后加以阐述的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
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真正的劳动期间，即完成可进入市场的产品所必要的期间而言，是以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农业上，更多地具有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性质，在制造业和绝大部分采掘业上，是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发展而变化的。
劳动期间的长短，就它以供应数量（产品作为商品通常投入市场的数量的多少）作为基础而言，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习惯本身也以生产规模作为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在个别考察时才具有偶然性。
最后，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部分地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出售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产品一部分投入较近或较远的市场的必要性。撇开需求量本身不说，价格的运动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在价格降低时，出售会有意识地受到限制，而生产会继续进行；反之，在价格提高时，生产和出售可以齐步前进，或者出售可以抢在前面。但是，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必须看作是真正的物质基础。
例如，英国的棉纺织品或棉纱要卖给印度。假定出口商人把钱付给英国棉纺织厂主。（出口商人要在货币市场情况良好时，才愿意这样做。如果工厂主自己要靠贷款来补偿他的货币资本，情况就已经不妙了。）出口商人后来在印度市场上出售他的棉纺织品，他的预付资本则从印度市场汇回。在流回之前，事情就同在劳动期间延长的场合下，要使生产过程按已有规模继续进行，就需要预付新的货币资本完全一样。工厂主用来付给他的工人的报酬的以及更新他的流动资本的其他要素的货币资本，不是他所生产的棉纱的货币形式。只有在这个棉纱的价值已经以货币或产品的形式流回英国时，情况才能是这样。和劳动期间延长的场合一样，这种货币是追加的货币资本。区别不过在于：预付这种追加货币资本的，不是工厂主，而是商人，并且商人或许也是靠贷款得到这种追加货币资本的。同样，在这个货币投入市场以前或与此同时，不会有追加产品投入英国市场，可以让人们用这个货币去购买并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所以，如果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它就一定会和上述劳动期间的延长引起一样的结果。
其次，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作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它的反作用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曾经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行会陷于破产。因此，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例如，英国把银块送往印度，但是，印度的英国债权人现在会在印度索债，于是印度随后不久又要把它的银块送回英国。
向印度的出口贸易和从印度的进口贸易大致平衡是可能的，虽然后者（除了棉花涨价这一类特殊情况）的规模是由前者决定的，并受前者刺激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差额，可以看起来是平衡的，或者只是显出偏向这方或那方的微小的摆动。但是，危机一旦在英国爆发，就可以看到没有卖出去的棉纺织品堆积在印度（就是商品资本没有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这方面说，也就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在英国，不仅堆积着没有卖出去的印度产品的存货，而且大部分已经卖出、已经消费的存货还丝毫没有得到货款。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第三，至于所使用的流动资本本身（可变流动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由劳动期间的长短引起的周转期间的长短，会产生这种区别：在一年周转多次的场合，可变流动资本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一个要素可以由它本身的产品供给，例如煤炭生产，服装业等等。在不是这样的场合，就不能这样，至少在一年内不能这样。
注释：
[6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36—345页。——第332页。
[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1、622页。——第34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五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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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Ⅰ．劳动期间等于流通期间
Ⅱ．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Ⅲ．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Ⅳ．结论
Ⅴ．价格变动的影响
在这一章和后面的第十六章，我们要考察周转时间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影响。
假定有一个商品资本，比如说是一个9周劳动期间的产品。我们暂且不谈由固定资本的平均损耗追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和在生产过程中追加到产品中去的剩余价值，这样，这个产品的价值就等于生产这个产品时预付的流动资本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工资和生产这个产品时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假定这个价值＝900镑，这样，每周的支出是100镑。在这里，周期的生产时间同劳动期间一致，因此也是9周。不管我们假定的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产品的劳动期间，还是一个可分离的产品的连续的劳动期间，只要一次运到市场上去的可分离的产品的量要花费9周劳动，情况都一样。再假定流通时间持续3周。那末，整个周转期间就要持续12周。在9周完了以后，预付生产资本转化成商品资本了，但是它还有3周留在流通期间内。因此，新的生产期间要到第13周开始时才开始。生产要停顿3周，或者说，要停顿整个周转期间的1/4。不管我们假定这3周期间是出售产品平均所需的时间，还是假定这段时间要由市场的远近或由所出售的商品的支付期限来决定，情况也都是一样。每3个月中，生产要停顿3周，也就是说，一年中要停顿4×3＝12周＝3个月＝年周转期间的1/4。因此，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一周一周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只有两种办法可行。
或者是缩小生产的规模，使900镑足以在第一个周转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内使劳动继续进行。这样，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结束以前，第二个劳动期间，从而第二个周转期间，在第10周就开始了，因为周转期间是12周，而劳动期间是9周。把900镑分配在12周，每周是75镑。第一，很清楚，一个这样缩小的企业规模，以固定资本规模的变化，总之以企业设备的缩小为前提。第二，这种缩小究竟有没有可能，也还成问题，因为按照不同企业中生产的发展，投资有一个标准最低限额，达不到这个限额，一个企业就没有竞争能力。这个标准最低限额本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因此不是固定的。但是，在每一次的标准最低限额和不断扩大的标准最高限额之间，有许多中间阶段，形成一个允许有极不相同的投资程度的中位。因此，在这个中位界限以内，也会发生缩小的现象，缩小的界限就是每一次的标准最低限额本身。——在生产遇到障碍，市场商品充斥，原料涨价等情况下，可以在固定资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时候，通过限制劳动时间的办法，比如说只劳动半天，来限制流动资本的正常支出；同样，在繁荣时期，又可以在固定资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时候，一方面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使流动资本异常扩大。对事先已经预计到这些变动的企业来说，可以一方面采用上面的方法，一方面同时使用大批工人，并且和动用后备固定资本例如铁路的后备机车等等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以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这种异常的变动就不予考察了。
因此，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在这里，同一个流动资本的支出必须分配在较长的时间内，不是分配在9周，而是分配在12周。因此，在每一段既定的时间里，都有一个已经减少了的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由100减少到75，即减少1/4。在9周的劳动期间内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减少的总额＝9×25＝225镑，即900镑的1/4。但是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仍然是3/12＝1/4。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要使生产在已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内不致中断，如果要使生产同时地、一周一周连续地进行，而这样做又没有特别的流动资本可用，那就只有缩小生产规模，减少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办到。这样为了使生产在流通时间内继续进行而游离出来的流动资本部分和全部预付流动资本之比，等于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前面已经指出，这里说的只适用于这一类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劳动过程一周一周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因而不象农业那样，要在不同劳动期间投入不同的资本额。
反过来说，如果企业的性质排除了缩小生产规模的可能性，从而也排除了减少每周要预付的流动资本的可能性，那末，只有追加流动资本才能使生产连续进行。在上例是追加300镑。在12周的周转期间内，要相继预付1200镑，300镑是其中的四分之一，就象3周是12周的四分之一一样。在9周的劳动期间结束以后，资本价值900镑就由生产资本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形式了。这个资本价值的劳动期间已经结束，但是下一个劳动期间不能用同一个资本来更新。当这个资本在这3周停留在流通领域，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它所处的情况，从生产过程来看，就好象它根本不存在一样。在这里，我们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因此假定资本家只用他个人的资本来经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在完成了它的生产过程以后，要在流通过程停留3周，但这时有追加的投资300镑在执行职能，因此生产的连续进行不会中断。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下述各点：
第一，最初预付的资本900镑的劳动期间，9周以后就结束了，这个资本不再经过3周是不会流回的，即在第13周开始的时候才流回。但是，一个新的劳动期间会用追加的资本300镑立刻重新开始。正因为这样，生产过程才能连续进行。
第二，原有资本900镑的职能和第一个9周劳动期间结束后新追加的资本300镑（它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结束后，就直接开始第二个劳动期间）的职能，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是截然分开的，或者至少能够这样分开，但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过程中就互相交叉起来。
让我们把问题说得具体些：
第一个周转期间12周。第一个劳动期间9周，其中预付资本的周转，在第13周开始时完成。最后3周有追加资本300镑执行职能，并且开始第二个9周的劳动期间。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13周开始的时候，已经有900镑流回，并且能够开始一个新的周转。但是第二个劳动期间，由于追加300镑，在第10周就已经开始了；在第13周开始的时候，劳动期间由于这300镑而完成了三分之一，300镑已经由生产资本转化为产品。因为只要再有6周就结束第二个劳动期间，所以流回的900镑资本只有三分之二，即只有600镑，能够加入第二个劳动期间的生产过程。这样，原来的900镑就有300镑游离出来，和第一个劳动期间的追加资本300镑起相同的作用。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6周末，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了。投在其中的资本900镑在3周以后流回，也就是在第二个12周的周转期间的第9周末流回。在3周流通时间内，有游离资本300镑加入。资本900镑的第三个劳动期间，就是用这300镑，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7周，或一年的第19周开始的。
第三个周转期间。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9周末，有900镑重新流回。但是第三个劳动期间已经在前一个周转期间的第7周开始了，并且已经通过了6周。这样，它只要再持续3周。因此，在流回的900镑中，只有300镑加入生产过程。第四个劳动期间填满这个周转期间的其余9周。这样，在一年的第37周，就同时开始了第四个周转期间和第五个劳动期间。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假定：劳动期间为5周，流通期间为5周，因而周转期间为10周；一年按50周计算，每周的资本支出是100镑。这样，劳动期间需要有流动资本500镑，流通时间也需要追加资本500镑。劳动期间和周转时间如下：
劳动期间
周
商品（镑）
回流时间
1
2
3
4
5
1—5
6—10
11—15
16—20
21—25
500
500
500
500
500
第10周末
第15周末
第20周末
第25周末
第30周末
依此类推
如果流通时间＝0，因而周转期间等于劳动期间，那末一年内周转的次数就等于劳动期间的次数。在劳动期间为5周时，一年周转次数＝50/5＝10，周转资本的价值＝500×10＝5000。表中假定流通时间为5周，因此每年也生产价值5000镑的商品，但其中的1/10＝500镑总是处在商品资本的状态，要经过5周才能流回。这样，到年终，第十个劳动期间（即第46—50劳动周）的产品，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一半，因为它的流通时间要算在下一年的最初5周。
让我们再举第三个例子：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时间为3周，劳动过程中每周预付100镑。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6周。在第6周末，有600镑商品资本，它在第9周末流回。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7—12周。在第7—9周，预付了300镑追加资本。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其中300镑，在第10—12周预付。因此，在第12周末，有现金300镑；有商品资本600镑，它在第15周末流回。
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3—18周。在第13—15周，预付了上述的300镑，然后流回600镑，其中300镑是在第16—18周预付的。在第18周末，有现金300镑；有商品资本600镑，它在第21周末流回（有关这个情况的更详细的叙述，见本章后面第Ⅱ节）。
因此，9个劳动期间（＝54周）生产了商品600×9＝5400镑。在第九个劳动期间结束时，资本家有现金300镑，商品600镑，但这些商品还没有完成它们的流通时间。
比较一下这三个例子，我们就发觉，第一，只有在第二例中，500镑资本Ⅰ和500镑追加资本Ⅱ会依次交替，因此这两个资本部分的运动总是分别进行的。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作了非常例外的假定，即假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形成周转期间的相等的两半。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不管周转期间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不相同，这两个资本的运动，正象在第一例和第三例中那样，从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就互相交叉。追加资本Ⅱ与资本Ⅰ的一部分结合起来，成为第二个周转期间内执行职能的资本，而资本Ⅰ的余额游离出来，执行资本Ⅱ原来的职能。在商品资本流通时间内发生作用的资本，在这里不是原来为这个目的而预付的资本Ⅱ，但它具有和后者相同的价值，并且在全部预付资本中形成相同的部分。
第二，已经在劳动期间执行职能的资本，在流通时间闲置下来。在第二例中，资本在5周劳动期间内执行职能，在5周流通时间内闲置下来。因此，资本Ⅰ在一年内全部闲置的时间是半年。于是有追加资本Ⅱ在这个时间内出现。拿当前的例子来说，资本Ⅱ也会闲置半年。但是，必需用来保持流通时间内生产的连续性的追加资本，不是由一年内流通时间的总量或总数决定的，而只是由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决定的。（当然，这里假定全部周转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在第二例中，所需的追加资本是500镑，不是2500镑。简单地说，这是由于以下事实：追加资本和原来预付的资本一样加入周转，因此，也完全和后者一样由它的周转次数来补偿它的数量。
第三，如果生产时间比劳动时间长，也不会改变这里考察的情况。当然，总周转期间会因此延长，但是劳动过程不会因为周转的这种延长，需要有追加资本。追加资本只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把劳动过程中因流通时间而引起的空隙填补起来；因此，追加资本应当保证生产不受流通时间引起的干扰的影响。那些由特殊的生产条件引起的干扰，则用别的方法去排除，用不着在这里考察。但是有些企业，只是断断续续地、靠订货来进行生产，因此，在各个劳动期间之间可能发生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追加资本的必要性也就相应地消失了。另一方面，就大多数季节劳动的情况来看，回流时间又有一定的界限。同一个劳动不能用同一个资本在下一年进行更新，如果这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在这个期间还没有结束的话。但是流通时间也能比从一个生产期间到下一个生产期间的间隔期短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就会闲置，除非它另有用途。
第四，为一个劳动期间而预付的资本，例如第三例的600镑，一部分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投在这个劳动期间的生产储备上，投在不变的流动资本上，一部分投在可变的流动资本上，投在劳动本身的报酬上。投在不变的流动资本上的那一部分，可以不按相同的时间以生产储备的形式存在；例如整个劳动期间用的原料可以不必都准备好；煤炭可以每两周购买一次。但是——因为这里还是把信用除外——这部分资本，不以生产储备的形式供人利用，就要以货币形式供人利用，以便需要时转化为生产储备。它丝毫不会影响这个为6周而预付的不变的流动资本的价值的大小。另一方面，——把应付意外支出的货币储备和用来排除干扰的真正准备金撇开不说，——工资要按较短的期间支付，通常是每周一次。因此，除非资本家强迫工人按较长时间预付他的劳动，否则支付工资所必需的资本就要以货币形式准备好。所以，资本流回时，一部分必须保持货币形式，以便支付劳动报酬，而另一部分可以转化为生产储备。
追加资本完全要象原有资本一样进行分配。但是这个资本和资本Ⅰ的区别（撇开信用关系不说）在于：它不参加资本Ⅰ的第一个劳动期间，但还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的整个期间内就必须预付，以便在自己的劳动期间内供人利用。在这个时间内，这个资本至少可以有一部分已经转化为不变的流动资本，为整个周转期间预付。这个资本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取得这个不变的流动资本形式，或者说，在这种转化成为必要以前，有多大一部分保持追加货币资本形式，则部分地取决于一定生产部门的特殊生产条件，部分地取决于当地的情况，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等等价格的波动。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另一方面，至于资本Ⅱ中要预付在工资上的那部分，它总是按照各个较短劳动期间已经完成并支付报酬的程度，逐渐转化为劳动力。所以，资本Ⅱ的这一部分，要在整个劳动期间内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直到它由于转化为劳动力而参加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的时候为止。
因此，为了把资本Ⅰ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需的追加资本的加入，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而且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的形式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
在资本由于流通时间而需要分割成两部分，即第一个劳动期间所需的资本和流通时间所需的补充资本，而这种分割不是由于投资的增加，而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缩小所造成的场合，不论在以生产储备形式预付方面，还是在以货币储备形式预付方面，都同样会发生上段所说的情况。和生产规模相比，束缚在货币形式的资本，在这种场合就增加得更多。
总的说来，资本这样分为原有生产资本和追加资本，其结果就是：各个劳动期间有不间断的连续性，预付资本的一个等量部分作为生产资本不断地执行职能。
让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是500镑。因为劳动期间＝5周，所以全年按50周计算，就有10个劳动期间。因此，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产品是10×500＝5000镑。从生产过程内直接地、不间断地发生作用的资本——一个500镑的资本价值——的观点来看，流通时间好象完全消失了。周转期间和劳动期间互相一致了；流通时间则＝0。
相反地，如果500镑资本照例会因5周的流通时间而中断它的生产活动，以致要在包括10周的整个周转期间结束以后，才重新具有生产能力，那末，在一年的50周内，我们就只有5个10周的周转；其中有5个5周的生产期间，也就是说有25个生产周，总产品等于5×500＝2500镑；有5个5周的流通时间，也就是说总流通时间也是25周。在这里，如果我们说：500镑资本一年周转5次，那末，显而易见，这500镑资本在每个周转期间的一半期间内，完全不是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它总共只有半年在执行职能，而另外半年根本不执行职能。
拿我们的例子来说，500镑补充资本会在这5个流通时间内加入，因而这个2500镑的周转就增长为一个5000镑的周转。但是现在预付的资本不是500镑，而是1000镑。5000除以1000等于5。因此，周转次数不是10，而是5。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计算的。但是，当说到1000镑资本一年周转5次时，在资本家的空虚的头脑中，流通时间就从记忆中消失了，于是形成一种混乱的观念，好象这个资本在依次进行的5次周转中，不断地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是，我们说这1000镑资本周转5次时，其中就包括着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事实上，如果1000镑真的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就应该是10000镑，而不是5000镑。但是要使1000镑继续处在生产过程中，也就必须预付2000镑。对于周转这个机构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脱离真正的生产而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在周转期间的两部分即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时，或者，在劳动期间大于或小于流通期间时，在周转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别；其次，应该研究，这对资本束缚在货币资本形式上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假定，在一切场合，每周的预付资本是100镑，周转期间是9周，因此，为每个周转期间预付的资本＝900镑。
Ⅰ．劳动期间等于流通期间
这种情况虽然实际上只是偶然的例外，但是必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在这里关系表现得最简单、最明了。
两个资本（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Ⅰ，和在资本Ⅰ的流通期间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Ⅱ）在它们的运动中会互相交替，而不会互相交叉。因此，除了第一个期间以外，这两个资本各自只为自己的周转期间而预付。假定周转期间和以下各例一样，都是9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就各为4+（1/2）周。于是我们得出如下的年表：
第Ⅰ表
资本Ⅰ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Ⅰ．1—9
Ⅱ．10—18
Ⅲ．19—27
Ⅳ．28—36
Ⅴ．37—45
Ⅵ．46—（54）
1—4+（1/2）
10—13+（1/2）
19—22+（1/2）
28—31+（1/2）
37—40+（1/2）
46—49+（1/2）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1/2）—9
13+（1/2）—18
22+（1/2）—27
31+（1/2）—36
40+（1/2）—45
49+（1/2）—（54）［注：属于第二周转年度的各周，都放在括号里面］
资本Ⅱ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Ⅰ．4+（1/2）—13+（1/2）
Ⅱ．13+（1/2）—22+（1/2）
Ⅲ．22+（1/2）—31+（1/2）
Ⅳ．31+（1/2）—40+（1/2）
Ⅴ．40+（1/2）—49+（1/2）
Ⅵ．49+（1/2）—（58+（1/2））
4+（1/2）—9
13+（1/2）—18
22+（1/2）—27
31+（1/2）—36
40+（1/2）—45
49+（1/2）—（54）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10—13+（1/2）
19—22+（1/2）
28—31+（1/2）
37—40+（1/2）
46—49+（1/2）
55—58+（1/2）
在这里，我们假定一年为51周。在51周内，资本Ⅰ通过了六个完整的劳动期间，生产商品6×450＝2700镑。资本Ⅱ在五个完整的劳动期间内，生产商品5×450＝2250镑。此外，资本Ⅱ又在一年最后的1+（1/2）周（第50周中间到第51周末）生产商品150镑。——51周的总产品为5100镑。就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来说，因为只有在劳动期间生产剩余价值，所以总资本900镑好象已经周转5+（2/3）次（5+（2/3）×900＝5100镑）。但是，既然我们考察实际的周转，那末，资本Ⅰ是周转了5+（2/3）次，因为在第51周末，它还要有3周才能完成第六个周转期间；5+（2/3）×450＝2550镑。而资本Ⅱ只周转了5+（1/6）次，因为它才完成了第六个周转期间的1+（1/2）周，也就是还有7+（1/2）周要列入第二年；5+（1/6）×450＝2325镑。所以，实际的周转总额＝4875镑。
让我们把资本Ⅰ和资本Ⅱ作为两个互相完全独立的资本来考察。它们在自己的运动中是完全独立的；这两个运动互相补充，只是因为它们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直接互相交替。它们可以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属于不同资本家的资本。
资本Ⅰ已经通过五个完整的周转期间和第六个周转期间的三分之二。到年终时，它处于商品资本的形式。商品资本的正常的实现还需要3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能进入生产过程。它执行着商品资本的职能：它流通着。它只通过了最后一个周转期间的2/3。这个情况可以表达如下：它只周转了一次的2/3，它的总价值只有2/3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周转。我们说450镑在9周内周转一次，也就是说300镑在6周内周转一次。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忽略了周转时间的两个特别不同的组成部分的有机关系。说预付资本450镑已经周转5+（2/3）次，这种表达方式的精确意思只在于：资本已经通过了五次完整的周转，但第六个周转只通过了2/3。另一方面，周转资本＝预付资本的5+（2/3）倍，用上例来说，就是＝5+（2/3）×450镑＝2550镑；这种说法的正确就在于：如果这450镑资本没有另一个450镑资本来补充，那末，它实际上必须有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处在流通过程中。如果周转时间要用周转资本的量来表达，那它就总是只能用一个现有价值的量（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成品的量）来表达。不是全部预付资本处于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的状态，这一情况表明：其中只有一部分处于能够从事生产的状态，或者说，为了要处于连续生产的状态，资本必须按照生产期间和流通期间的相互比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不断处于生产期间，另一部分则不断处于流通期间。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同一个规律：不断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量由流通时间和周转时间之比决定。
在我们假定为年终的第51周末，资本Ⅱ有150镑预付在未完成产品的生产上。另一部分则处于流动的不变资本——原料等等——的形式，也就是说，处于能够作为生产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形式。还有第三部分是处于货币形式，这部分至少足以支付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3周）的工资，不过这种工资要到每周周末才支付。这部分资本，在新的一年开始时，也就是在一个新的周转周期开始时，虽然不是处于生产资本的形式，而是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能参加生产过程，但是在新的周转开始时，仍然有流动的可变资本，即活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这种现象是由于：劳动力虽然在劳动期间（比如说每周）开始时购买并被消耗掉，但是它的报酬要到周末才支付。在这里，货币起支付手段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它作为货币仍然留在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劳动力，货币要转化成的商品，已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因此，同一个资本价值在这里是双重出现的。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劳动期间，那末
资本Ⅰ生产6×450＝2700镑
资本Ⅱ生产5+（1/3）×450＝2400镑
────────────────
合计5+（2/3）×900＝5100镑
因此，全部预付资本900镑，在一年内就有5+（2/3）次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至于是450镑不断地处在生产过程，另外450镑不断地处在流通过程这样互相交替，还是900镑先有4+（1/2）周在生产过程，再有4+（1/2）周在流通过程执行职能，这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周转期间，那末，
资本Ⅰ的周转额是5+（2/3）×450＝2550镑
资本Ⅱ的周转额是5+（1/6）×450＝2325镑
────────────────────
因此，总资本的周转额是5+（5/12）×900＝4875镑
因为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资本Ⅰ和资本Ⅱ的周转额之和除以资本Ⅰ和资本Ⅱ之和。
应该指出，资本Ⅰ和资本Ⅱ，即使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也只是预付在同一个生产领域的社会资本的不同的独立部分。因此，如果这个生产领域内的社会资本只是由Ⅰ和Ⅱ构成，那末，对同一个私人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Ⅰ和Ⅱ适用的计算，也同样适用于这个领域的社会资本的周转。进一步说，社会总资本投在任何一个特别生产领域内的每一部分，也可以这样计算。不过归根结底，社会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不同生产领域内的周转资本额除以这些生产领域内的预付资本额。
其次应该指出，正象同一个私人企业的资本Ⅰ和资本Ⅱ，严格地说在这里有不同的周转年度（因为资本Ⅱ的周转周期比资本Ⅰ的周转周期晚开始4+（1/2）周，因而资本Ⅰ的周转年度比资本Ⅱ的周转年度早完成4+（1/2）周）一样，同一个生产领域内的各个不同的私人资本，也是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开始它们的营业，从而也在一年的不同时间完成它们的年周转。但是我们以上对资本Ⅰ和Ⅱ所使用的平均计算法，在这里也足以把社会资本的不同的独立部分的周转年度，还原成一个相同的周转年度。
Ⅱ．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资本Ⅰ和资本Ⅱ的劳动期间和周转期间会互相交叉，而不会互相交替。同时这里还发生资本游离。这种情况是以上考察的场合所没有的。
但是和以前一样，无论如何下述情况不变：1．全部预付资本的劳动期间的数目，等于预付资本两个部分的年产品的价值之和除以全部预付资本。2．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两个周转额之和除以两个预付资本之和。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这样考察这两部分资本，就好象它们是在完成彼此完全独立的周转运动。
我们再假定每周要在劳动过程内预付100镑。劳动期间持续6周，每个劳动期间都需要预付600镑（资本Ⅰ）。流通期间3周；因此，周转期间和以前一样，是9周。在资本Ⅰ的3周流通期间内，资本Ⅱ300镑加入。如果我们把二者看作是彼此独立的资本，那末，年周转的图表如下：
第Ⅱ表
资本Ⅰ600镑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Ⅰ．1—9
Ⅱ．10—18
Ⅲ．19—27
Ⅳ．28—36
Ⅴ．37—45
Ⅵ．46—（54）
1—6
10—15
19—24
28—33
37—42
46—51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7—9
16—18
25—27
34—36
43—45
（52—54）
追加资本Ⅱ300镑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Ⅰ．7—15
Ⅱ．16—24
Ⅲ．25—33
Ⅳ．34—42
Ⅴ．43—51
7—9
16—18
25—27
34—36
43—45
300
300
300
300
300
10—15
19—24
28—33
37—42
46—51
生产过程全年不间断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两个资本，Ⅰ和Ⅱ，完全分开。但是，为了要表明它们是分离的，就得把它们之间的现实的交叉和交错的现象划分开来，因此也要变更周转次数。按照上表，
资本的周转额是5+（2/3）×600＝3400镑
资本的周转额是5×300＝1500镑
───────────────────
因此，总资本的周转额是5+（4/9）×900＝4900镑。
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现实的生产期间和流通期间，同上表中的各个期间不是绝对一致的。上表主要是为了表明，这两个资本，Ⅰ和Ⅱ，是彼此独立的。
事实上，资本Ⅱ没有任何特别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可以同资本Ⅰ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分离开来。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期间为3周。既然资本Ⅱ只有300镑，它就只能填补一个劳动期间的一部分。情况就是这样。在第6周末，有一个600镑的产品价值进入流通，并且在第9周末以货币形式流回。而资本Ⅱ在第7周开始时发生作用，满足下一个劳动期间第7—9周的需要。但是按照我们的假定，在第9周末，劳动期间只通过了一半。因此，在第10周开始时，刚刚流回的资本Ⅰ600镑重新发生作用，以其中的300镑填补第10—12周所必需的预付。第二个劳动期间就此结束。有一个600镑的产品价值处在流通中，它在第15周末流回；同时又有300镑原有资本Ⅱ的资本额游离出来，可以在下一个劳动期间的前一半即在第13—15周执行职能。在此以后，又有600镑流回；其中300镑就足够用到这个劳动期间结束，另外3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因此，情况如下：
第一个周转期间：第1—9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6周。资本Ⅰ600镑执行职能。
第一个流通期间：第7—9周。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7—15周。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7—12周。
前一半：第7—9周。资本Ⅱ300镑执行职能。第9周末，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资本Ⅰ）。
后一半：第10—12周。资本Ⅰ有300镑执行职能。资本Ⅰ的另外300镑游离出来。
第二个流通期间：第13—15周。
第15周末，有600镑（半数由资本Ⅰ，半数由资本Ⅱ构成）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三个周转期间：第13—21周。
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3—18周。
前一半：第13—15周。游离出来的300镑开始执行职能。第15周末，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后一半：第16—18周。流回的600镑中，有300镑执行职能，另外300镑再游离出来。
第三个流通期间：第19—21周。
在第21周末，又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在这600镑中，资本Ⅰ和资本Ⅱ现在是不可区分地融合在一起了。
按照这个方式，到第51周末，一个600镑的资本已通过八个完整的周转期间（Ⅰ：第1—9周；Ⅱ：第7—15周；Ⅲ：第13—21周；Ⅳ：第19—27周；Ⅴ：第25—33周；Ⅵ：第31—39周；Ⅶ：第37—45周；Ⅷ：第43—51周）。但是因为第49—51周恰好是在第八个流通期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必须有300镑游离资本加入，以维持生产的进行。因此，在年终时，周转的情况如下：600镑已经完成了八个循环，周转额为4800镑。此外，最后3周（第49—51周）的产品，还只通过一个9周循环的三分之一，所以在周转额上只能作为它的资本额的三分之一即100镑计算。所以，当51周的年产品＝5100镑时，周转资本仅仅是4800＋100＝4900镑，全部预付资本900镑周转5+（4/9）次，因此和第Ⅰ节所讲的情况相比就稍微多一些。
在当前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劳动时间等于周转期间的2/3，流通时间等于周转期间的1/3，因此，劳动时间是流通时间的简单倍数。现在要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是否也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种资本的游离。
我们假定劳动期间＝5周，流通时间＝4周，每周的资本预付是100镑。
第一个周转期间：第1—9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5周。资本Ⅰ＝500镑执行职能。
第一个流通期间：第6—9周。第9周末，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6—14周。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6—10周。
前一段：第6—9周。资本Ⅱ＝400镑执行职能。第9周末，资本Ⅰ＝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后一段：第10周。在流回的500镑中，有100镑执行职能。其余4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第二个流通期间：第11—14周。第14周末，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到第14周末为止的一段期间（第11—14周），上述游离出来的400镑执行职能；于是从以后流回的500镑中，只需要100镑就可以满足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1—15周）的需要，以致还有400镑要游离出来用于第四个劳动期间。同样的现象会在每个劳动期间反复发生；每个劳动期间开始时，都有400镑出现，足够满足前4周的需要。第4周末，会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其中只有100镑为最后一周所必需，其余400镑则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我们再假定：劳动期间是7周，资本Ⅰ为700镑；流通期间是2周，资本Ⅱ为200镑。
在这种场合，第一个周转期间是第1—9周，其中第一个劳动期间是第1—7周，预付700镑，第一个流通期间是第8—9周。第9周末，7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8—16周，其中包含第二个劳动期间，第8—14周。其中第8周和第9周的需要，已经从资本Ⅱ得到满足。在第9周末，上述的700镑流回；其中500镑到这个劳动期间（第10—14周）结束时被用完。2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第二个流通期间是第15—16周；第16周末，又有700镑流回。从此以后，相同的现象会在每个劳动期间反复发生。前两周的资本需要，从前一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游离出来的200镑得到满足；第2周米又有700镑流回；但是劳动期间还只剩下5周，以致只能再消费500镑；因此，总有2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由此可见，在假定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场合，无论如何，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一个货币资本游离出来，它的量和那个为流通期间而预付的资本Ⅱ的量相同。就以我们举的三个例子来说，资本Ⅱ在第一例＝300镑，在第二例＝400镑，在第三例＝200镑；与此相适应，在劳动期间结束时游离出来的资本，分别为300、400、200镑。
Ⅲ．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我们首先再假定一个9周的周转期间；其中劳动期间为3周，可供支配的资本Ⅰ＝300镑。流通期间为6周。这6周需要600镑追加资本，我们又把它分成两个资本，每个300镑，各填补一个劳动期间。这样，我们就有三个300镑的资本，其中总有300镑用于生产，有600镑处在流通中。
第Ⅲ表
资本Ⅰ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Ⅰ．1—9
Ⅱ．10—18
Ⅲ．19—27
Ⅳ．28—36
Ⅴ．37—45
Ⅵ．46—（54）
1—3
10—12
19—21
28—30
37—39
46—48
4—9
13—18
22—27
31—36
40—45
49—（54）
资本Ⅱ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Ⅰ．4—12
Ⅱ．13—21
Ⅲ．22—30
Ⅳ．31—39
Ⅴ．40—48
Ⅵ．49—（57）
4—6
13—15
22—24
31—33
40—42
49—51
7—12
16—21
25—30
34—39
43—48
（52—57）
资本Ⅲ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Ⅰ．7—15
Ⅱ．16—24
Ⅲ．25—33
Ⅳ．34—42
Ⅴ．43—51
7—9
16—18
25—27
34—36
43—45
10—15
19—24
28—33
37—42
46—51
这里的情形和第Ⅰ节所讲的情形十分相似，区别只在于现在不是两个资本而是三个资本互相交替。各个资本并不互相交叉或交错；每一个资本都可以分别予以考察，直到年终。如同第Ⅰ节所讲的那样，在一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同样没有资本游离。资本Ⅰ在第3周末全部预付出去；在第9周末全部流回，而在第10周开始时重新执行职能。资本Ⅱ和资本Ⅲ也是这样。有规则的、完全的交替排除着任何资本游离。总周转的计算如下：
资本Ⅰ300镑×5+（2/3）＝1700镑
资本Ⅱ300镑×5+（1/3）＝1600镑
资本Ⅲ300镑×5＝1500镑
──────────────
总资本900镑×5+（1/3）＝4800镑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准确的倍数；例如，劳动期间为4周，流通期间为5周；相应的资本额：资本Ⅰ＝400镑，资本Ⅱ＝400镑，资本Ⅲ＝100镑。我们只列举前三个周转。
第Ⅳ表
资本Ⅰ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Ⅰ．1—9
Ⅱ．9—17
Ⅲ．17—25
1—4
9、10—12
17、18—20
5—9
13—17
21—25
资本Ⅱ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Ⅰ．5—13
Ⅱ．13—21
Ⅲ．21—29
5—8
13、14—16
21、22—24
9—13
17—21
25—29
资本Ⅲ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Ⅰ．9—17
Ⅱ．17—25
Ⅲ．25—33
9
17
25
10—17
18—25
26—33
在这里，资本Ⅲ没有独立的劳动期间，因为它只够用一周，所以当它的劳动期间和资本Ⅰ的第一个劳动周互相一致时，就发生资本交错的现象。不过，正因为这样，在资本Ⅰ和资本Ⅱ的劳动期间结束时，都有一个与资本Ⅲ相等的量100镑游离出来。如果这个资本Ⅲ填补了资本Ⅰ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和以后各个劳动期间的最初一周，而且在这最初一周结束时，全部资本Ⅰ400镑又流回，那末资本Ⅰ的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就只有3周时间，与此相应的资本支出是300镑。这样游离出来的100镑，足够用于紧跟着的资本Ⅱ的劳动期间的第一周；在这一周末，全部资本Ⅱ400镑流回；但是，因为这个已经开始的劳动期间只能再吸收300镑，所以在这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又有100镑游离出来；依此类推。因此，只要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资本游离出来；并且这个游离资本正好和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
在所研究的一切情况中，我们都假定，在这里考察的任何一个企业中，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全年不变。如果我们要确定流通时间对周转和预付资本量的影响，这个假定是必要的。实际上这个假定并不是无条件适用的，而且往往是完全不适用的，不过这对问题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整个这一节里，我们只考察流动资本的周转，没有考察固定资本的周转。理由很简单，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同固定资本无关。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资料等等，只要它们的使用时间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长，只要它们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继续发生作用的时间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长，因而等于流动资本周转期间的ｎ倍，那末，就只形成固定资本。不管这个由流动资本周转期间ｎ倍形成的总时间长短如何，为这个时间而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这部分生产资本，都不会在这同一时间内重新预付。它继续以它的旧的使用形式执行职能。区别只是在于：按照流动资本每个周转期间的单个劳动期间的不同长短，固定资本把它的原价值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转移到这个劳动期间的产品中去；按照每一个周转期间内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中的那部分价值就或快或慢地以货币形式流回。我们在这一节论述的对象即生产资本流动部分的周转的性质，是由这个资本部分本身的性质引起的。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流动资本，在完成它的周转以前，即在它转化为商品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再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是不能用于一个新的劳动期间的。因此，为了使第一个劳动期间立即由第二个劳动期间继续下去，资本必须重新预付和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并且它的量要足够填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流动资本的流通期间所形成的空隙。正因为这样，流动资本的劳动期间的长短，对劳动过程的经营规模，对预付资本的分配以及对新的资本部分的追加，都发生影响。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一节所要考察的。
Ⅳ．结论
根据以上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Ａ．为了使资本的一部分能够在其他部分处在流通期间的时候不断处在劳动期间，必须把资本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犹如不同的独立的私人资本，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互相交替。1．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即周转期间分为相同的两部分的时候；2．在流通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同时又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从而流通期间＝ｎ倍劳动期间，而ｎ又是整数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依次预付的资本没有一个部分游离出来。
Ｂ．另一方面，在下述情况下，（1）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但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的时候，（2）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全部流动资本从第二个周转起，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一部分不断地、周期地游离出来。并且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和总资本中为流通期间预付的那部分资本相等；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的时候，则和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
Ｃ．由此可见，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就其流动部分而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而在生产过程中依次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的单纯交替的现象必然是例外。因为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或者流通期间同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相等，即周转期间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这种均匀的比例性，和事物的性质完全无关，因此，大体说来，也只能是例外的现象。
因此，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
其次很清楚，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种游离资本的量和劳动过程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一起增大，因而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在Ｂ（2）的场合，这是因为全部预付资本增长了；在Ｂ（1）的场合，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流通期间的长度增加了，因此，在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这两个期间没有均匀的比例的场合，周转期间也会增长［注：这句话是参照俄文版译的。俄文版编者注明，1893年的德文版漏了“小于流通期间”这几个字，俄译文根据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手稿改正。——译者注］。
在前一个场合，比如说我们每周必须投资100镑。六周的劳动期间就需要600镑，三周的流通期间就需要300镑，合计900镑。这里不断地有300镑游离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每周投资300镑，那就有1800镑用于劳动期间，900镑用于流通期间，因此，周期地游离出来的，就不是300镑，而是900镑。
Ｄ．一个比如说900镑的总资本必须分成两部分，如上所述，600镑用于劳动期间，300镑用于流通期间。这样，实际投入劳动过程的那一部分，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由900镑减为600镑，从而，生产规模也缩小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300镑执行职能，只是为了使劳动期间连续不断，以致全年的每一周都能有100镑投入劳动过程。
无论是600镑在6×8＝48周内起作用（产品＝4800镑），还是全部资本900镑投入6周的劳动过程，然后在3周的流通期间闲置不用，抽象地说，都是一样的。在后一个场合，它在48周的时间内，有5+（1/3）×6＝32周起作用（产品＝5+（1/3）×900＝4800镑），而在16周内闲置不用。但是，固定资本在闲置16周时损耗更大，必须全年支付的劳动更昂贵，尽管它在一年中只有一部分起作用。撇开这些不说，生产过程的这样一种有规则的中断，是和现代大工业的经营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游离资本，即实际上暂歇的资本，就会看到，这个资本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不断具有货币资本的形式。我们仍然用上述例子来说明：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期间3周，每周投资100镑。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的中期，即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其中只有300镑投入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因此，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300镑游离出来。这300镑处于什么状态呢？我们假定1/3，投在工资上2/3，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在流回的600镑中，有200镑以货币形式用于工资，而有400镑处于生产储备的形式，处于不变的流动的生产资本要素的形式。但是，因为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后一半，只需要这个生产储备的一半，所以，另外一半在3周内就处于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即处于超出一个劳动期间所需而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不过资本家知道，在流回的这一部分资本（＝400镑）中，他只需要把一半＝200镑用于当前的劳动期间。因此，他是立即再把这200镑全部地或者只是部分地转化为多余的生产储备，还是为了等待比较有利的市场情况而使它们全部地或者部分地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这就要看市场情况而定了。另一方面，不言而喻，投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200镑要保持货币形式。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以后，不能把它象原料那样储存在仓库里。他必须把劳动力并入生产过程，并在周末支付报酬。因此，在300镑游离资本中，无论如何，这100镑要具有游离的即并非这个劳动期间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可见，以货币资本形式游离出来的资本，至少要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部分；它的最高限度可以包括全部游离资本。事实上，它是不断地在这个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来回变动。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构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
我们假定，在上述例子中，流通时间由3周缩短为2周，假定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而是营业兴旺或支付期限缩短等等的结果。在劳动期间投入的600镑资本，就比原来必需的时间提前一周流回，因此，在这一周内它是游离的。此外，和以前一样，在劳动期间的中期有300镑游离出来（600镑的一部分），但不是游离3周，而是游离4周，因此，在货币市场上，有一周有600镑，有4周而不是3周有300镑。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和一个资本家有关，而且和许多资本家有关，并且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期间发生，所以市场上就有更多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出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在条件许可的地方生产就会扩大；靠借贷资本来进行生产的资本家对货币市场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就象供给增多一样，缓和了货币市场，或者说，最后，对这个机构来说已经变成多余的金额，最终也会投到货币市场上去。
因为流通时间由3周缩短到2周，从而周转期间由9周缩短到8周，全部预付资本的1/9就成为多余的了；6周的劳动期间现在用800镑就可以象以前用900镑那样继续不断地进行。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100镑，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就会停留在货币资本状态，而不再作为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部分执行职能。当生产在规模不变和其他条件（例如价格等等）不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时，预付资本的价值额就由900镑减为800镑；原预付价值的100镑余额，就会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它作为货币资本会进入货币市场，并且成为在那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
由此可见，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生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例如在危机结束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忧郁时期”内发生的过剩，就是这样。而且这是指：预付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对于经营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变得多余了，因而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这是一种在生产规模不变，价格也不变时单纯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造成的过剩。流通中现有的货币量——不论大小——都对这点毫无影响。
相反地，假定流通期间延长了，例如由3周延长到5周。那末，预付资本的流回，在进行下一个周转时，就会延迟2周。这个劳动期间的生产过程的最后部分，由于预付资本的周转这个机构本身而不能继续进行。只要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生产过程——它的经营规模——可能缩小，正象在上述场合生产过程可能扩大一样。但是，要使这个过程按照同样规模继续进行，预付资本就必须为流通期间的全部延长的时间增加2/9＝200镑。这种追加资本只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只要流通期间在一个或更多的大生产部门延长，这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除非这种影响为其他方面的反作用所抵销。在这种场合，同样显而易见：这种压力和上述的过剩一样，既和商品价格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也和现有流通手段的量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
｛在整理这一章准备付印时，碰到的困难不小。马克思虽然精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尽管他在留下的一大包练习本中，亲自用许多例题演算商业上的各种计算方法。各种计算方法的知识，和商人日常的实际计算的习惯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他又如此纠缠在周转的计算中，以致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在前面印的各个表格中，我只保存了最简单的和计算正确的部分，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以下的理由。
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的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把一件在我看来实际上并不怎么重要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我指的是他所说的货币资本的“游离”。在上述的假定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不管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比例如何，也就是不管资本Ⅰ和资本Ⅱ的比例如何，在第一个周转结束以后，照例经过一段和劳动期间的长短相等的间隔时间，就会有一个劳动期间所必需的资本——也就是有一个同资本Ⅰ相等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流回到资本家手里。
如果劳动期间＝5周，流通时间＝4周，资本Ⅰ＝500镑，则在第9、14、19、24、29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流回。
如果劳动期间＝6周，流通时间＝3周，资本Ⅰ＝600镑，则在第9、15、21、27、33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600镑流回。
最后，如果劳动期间＝4周，流通时间＝5周，资本Ⅰ＝400镑，则在第9、13、17、21、25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400镑流回。
在流回的货币中，对于当前的劳动期间来说是否有或者有多少是多余的部分，从而要游离出来，是没有关系的。假定生产按照当前的规模不间断地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货币，也就是要有货币流回，而不管它是否“游离”。如果生产中断，游离也就停止。
换句话说：的确有货币游离出来，从而以货币形式形成一种潜在的只是可能的资本；但是，这个结果，不仅在本文详细叙述的各种特殊条件下发生，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发生，规模也比本文所说的要大。就流动资本Ⅰ来说，产业资本家在每个周转结束时所处的地位，完全和企业开始时一样：资本家手头一下子又会有全部流动资本，可是只能逐渐地把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
本文的要点在于论证：一方面，产业资本的一个可观的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可观的部分必须暂时取得货币形式。这个论证，至多不过由于我加的这个注得到了加强。——弗·恩·｝
Ⅴ．价格变动的影响
以上我们一方面假定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另一方面假定流通时间缩短或延长。现在，我们反过来假定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变，生产的规模不变，但另一方面假定价格有变动，也就是说，假定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的价格下跌或上涨，或者前两种要素的价格下跌或上涨。假定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格，和工资一样，都下跌一半。这样，在我们的例子中，每周的预付资本就不是100镑，而是50镑，一个9周的周转期间需要的预付资本就不是900镑，而是450镑。首先，预付资本价值就有450镑作为货币资本分离出来，但是生产过程按相同的规模和以相同的周转期间继续进行，周转期间也和以前一样分成两部分。年产量也不变，不过它的价值减少了一半。这种伴随着货币资本供求上的变动的变动，既不是由于流通的加速，也不是由于流通货币量的变化。正好相反。生产资本各种要素的价值或价格下跌一半这一情况，首先会引起这样的结果：为这个仍旧按相同规模继续经营的企业Ｘ而预付的资本价值减少了一半；既然企业Ｘ首先是把这个资本价值以货币形式也就是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所以，该企业Ｘ投入市场的货币也只有原来的一半。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量将会减少，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下跌。这是第一个结果。
第二，原预付资本价值900镑的一半＝450镑，本来会（ａ）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ｂ）一部分以货币资本形式，一部分以生产资本形式，一部分以商品资本形式同时不断地并列存在，而现在将从企业Ｘ的循环中分离出来，因而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出现在货币市场上，作为追加的组成部分在货币市场上发生影响。这样游离出来的450镑货币所以会作为货币资本发生作用，并不是因为它在企业Ｘ的经营上变成多余的货币，而是因为它是原有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作为资本继续发生作用，而不应该只是作为流通手段来使用。使它作为资本发生作用的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把它作为货币资本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生产规模（把固定资本撇开不说）也可以扩大一倍。这样，用同一个预付资本900镑就可以经营一个规模扩大一倍的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资本各种流动要素的价格上涨了一半，每周需要的就不是100镑，而是150镑，因此，每一个周转期间需要的就不是900镑，而是1350镑。要使企业按相同的规模继续经营下去，就需要有450镑追加资本。按照货币市场的状况，这种情形会相应地对货币市场产生或大或小的压力。如果人们都要求得到货币市场上一切可供支配的资本，那就会为争夺可供支配的资本而发生激烈的竞争。如果这种资本还有一部分闲置不用，它就会相应地加入到活动中去。
也可以有第三种情况，即在生产规模已定，周转速度不变，流动的生产资本各种要素的价格也不变时，企业Ｘ的产品价格下跌或上涨了。如果企业Ｘ所提供的商品价格下跌了，该企业不断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的价格，就会由600镑减为比如说500镑。因此，预付资本价值的六分之一，不从流通过程流回（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在这里不予考虑），却在流通过程中丧失了。但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或者价格不变，流回的500镑就只够补偿不断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600镑的5/6。因此，要使生产按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就必须支出100镑追加的货币资本。
相反，如果企业Ｘ的产品的价格上涨了，商品资本的价格，就会由600镑提高到比如说700镑。它的价格的七分之一＝100镑，不是从生产过程产生，也不是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而是从流通过程流出的。但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只需要600镑；因此，就有100镑游离出来。
在第一个场合，周转期间为什么会缩短或延长，在第二个场合，原料和劳动的价格为什么会上涨或者下跌，在第三个场合，所提供的产品的价格又为什么会上涨或者下跌，对这些原因的探讨，不属于我们至今研究的范围。
但是，下述各种情况属于这个范围：
第一种情况：生产规模不变，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不变，流通期间从而周转期间发生变动。
按照我们在举例时的假定，由于流通期间的缩短，需要的全部预付资本减少了1/9，全部预付资本就由900镑减为800镑，有100镑货币资本分离出来。
企业Ｘ仍然在6周内同样地提供价值600镑的产品；因为该企业全年不间断地进行生产，在51周内将会同样地提供价值5100镑的产品量。因此，就该企业投入流通的产品量和产品价格来说，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就产品投入市场的期限来说，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所以有100镑分离出来，是由于流通期间缩短了，现在只用800镑预付资本就能够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以前却要用900镑。这100镑分离出来的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存在。但它决不代表必须不断以货币资本形式执行职能的那部分预付资本。假定在预付流动资本Ⅰ＝600镑中，有4/5＝480镑要不断投在生产材料上，1/5＝120镑要不断投在工资上。这就是说，每周有8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20镑投在工资上。资本Ⅱ＝300镑也必然要同样分割，以4/5＝24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1/5＝60镑投在工资上。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所以，价值600镑的商品产品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即一旦售出时，其中就能够有480镑转化为生产材料（生产储备），而120镑则保持货币形式，以便支付6周的工资。在流回的600镑资本中，至少有这120镑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更新和补偿，因而必须不断地作为以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那部分预付资本而存在。
现在，如果300镑周期地游离3周，而且有240镑为生产储备，60镑为工资，由于流通时间缩短，其中又有100镑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并且完全离开周转这个机构，那末这100镑货币资本形式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数额只有1/5是由周转中周期地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构成的。而其中4/5＝80镑已经为具有同等价值的追加的生产储备所代替。这种追加的生产储备以什么方式转化为货币，实现这种转化所需的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流通时间的缩短一旦成为事实，上述600镑中就不会有480镑而只会有400镑再转化为生产储备。其余80镑则将保持货币形式并和上述用于支付工资的20镑合起来，形成一个100镑分离出来的资本。虽然这100镑会因600镑商品资本被人购买而从流通中产生，并且，现在因为它不再投在工资和生产要素上而从流通中取出，但是不要忘记，它处于货币形式，就是重新处于它最初投入流通时的同一形式。开始时，有900镑货币投在生产储备和工资上。现在要使同样的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只需要800镑。因此，现在就有100镑以货币形式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虽然这100镑以前就周期地处于游离货币资本和追加生产资本的形式，但是，这种潜在状态本身是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条件，因为它是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现在，为这个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这100镑了，因此它就形成新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绝对不是社会现有的货币储备的追加要素（因为它在企业开始时就存在，并且通过这种企业投入流通），也绝对不是新积累起来的贮藏货币。
这100镑既然不再是该企业使用的预付货币资本的一部分，现在它就在事实上从流通中退出。但是这种退出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再由这个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Ｗ′—Ｇ—Ｗ，加快了一周，在这个过程内发生作用的货币的流通也加快了。它会从流通中退出，是因为它不再为资本Ｘ的周转所必需。
这里我们假定，预付资本为它的使用者所有。如果资本是借来的，这也不会引起什么变化。流通时间缩短了，他只需要借入资本800镑，而不是900镑。100镑还给贷方，仍然会形成新的货币资本100镑，只不过是在Ｙ手里，而不是在Ｘ手里。其次，如果资本家Ｘ通过赊购得到价值480镑的生产材料，以致他自己只用120镑货币预付工资，那末，他现在赊购的生产材料，就可以减少80镑，这对提供信贷的资本家来说会形成多余的商品资本，而资本家Ｘ方面还是会把20镑货币分离出来。
追加的生产储备现在减少了1/3。以前，它在追加资本Ⅱ300镑中，占4/5＝240镑，现在，只＝160镑；也就是说，它是2周的而不是3周的追加储备。它现在是每2周而不是每3周更新一次，但也只是为2周而不是为3周储备。这样，购买，例如棉花市场上的购买，就比较频繁地以比较小的量反复进行。因为产品的量不变，所以从市场上取出的棉花的量也不变。不过这种取出在时间的分配上是不同的，并且时间会长一些。例如假定一个场合是3个月，一个场合是2个月；棉花的年消费量为1200包。在前一个场合：
1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900包
4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600包
7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300包
10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0包
在后一个场合：
1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1000包
3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800包
5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600包
7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400包
9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200包
11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0包
因此，投在棉花上的货币要晚一个月才全部流回，即不是在十月，而是在十一月。如果预付资本的1/9＝100镑，由于流通时间缩短，从而也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如果这100镑又是由支付周工资的货币资本中周期地多余出来的20镑和作为一周生产储备而周期地多余出来的80镑组成，那末，就这80镑来说，工厂主方面多余的生产储备减少了，棉花商人的商品储备就会相应增加。同一棉花，作为生产储备堆在工厂主仓库里的时间短了，作为商品堆在棉花商人货栈里的时间就长了。
以上我们假定，企业Ｘ的流通时间的缩短，是由于Ｘ更迅速地出售了他的商品或者更迅速地得到了货款，在赊卖的场合，是由于支付期间的缩短。因此，这种缩短是由商品出售过程的缩短，由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化，Ｗ′—Ｇ，即流通过程的前一段的缩短造成的。这种缩短，也可以由流通过程的后一段Ｇ—Ｗ造成，因而由资本Ｙ，Ｚ等等——它们向资本家Ｘ提供流动资本的生产要素——的劳动期间或者流通时间的同时变化造成。
例如，如果采用旧的运输方法，棉花、煤炭等等由生产地点或存放地点运往资本家Ｘ的生产场所需要3周，那末，Ｘ的生产储备的最低限度至少必须够用3周，直到新的储备到达。棉花、煤炭在运载时不能作为生产资料来使用。相反地，它们这时是运输业及其所使用的资本的劳动对象。它们对煤炭业主或棉花出售者来说，还是处在流通中的商品资本。如果采用改良的运输方法，运载时间缩短到2周，那末生产储备就可以由3周的储备变为2周的储备。因此，预付在这上面的追加资本80镑就会游离出来，为工资而预付的追加资本20镑也会游离出来，因为周转中的资本600镑会提前一周流回。
另一方面，如果提供原料的资本的劳动期间缩短了（前面几章已有过这样的例子），因而原料有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实行更新，那末，生产储备就可以减少，由一个更新期间到另一个更新期间的间隔也可以缩短。
反过来，如果流通时间从而周转期间延长了，那末，预付追加资本就成为必要的了。这要资本家自己拿出钱来，如果他有这笔追加资本的话。但是在这种场合，它还是要作为货币市场的一部分而以某种形式被使用；为了使它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就必须去掉它的原来的形式，例如，股票要出售，存款要提取，因此在这里也会间接地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不然，就要借款。至于说支付工资所需的那部分追加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总是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的，因此，资本家Ｘ就从他那方面直接施加压力于货币市场。就投在生产材料上的部分来说，这种情况只有在必须支付现金时，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通过赊购得到，那就不会对货币市场发生直接影响，因为在这种场合，追加资本是直接以生产储备的形式，而不是一开始就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的。如果贷方把从Ｘ那里得到的票据再直接投到货币市场，进行贴现，等等，这就会间接地，经过第二者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但是，如果贷方利用这张票据来偿付一笔比如说要以后才偿付的债务，那末，这个追加的预付资本既不会直接地也不会间接地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
第二种情况：生产材料的价格发生变动，其他条件不变。
以上我们假定，900镑总资本要以4/5＝72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1/5＝180镑投在工资上。
如果生产材料的价格下跌一半，六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产材料就不是480镑，而仅仅是240镑。就追加资本Ⅱ来说，不是240镑，而仅仅是120镑。资本Ⅰ就由600镑减为240＋120＝360镑；资本Ⅱ由300镑减为120＋60＝180镑。总资本由900镑减为360＋180＝540镑。因此，有360镑分离出来。
这样分离出来而现在不用的，从而要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无非是原来要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900镑资本的一部分。如果生产不扩大，而是按照原有规模继续进行，这一部分就会由于它要周期地再转化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而变成多余的。如果这种价格下跌不是由于偶然的情况（特大丰收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而是由于提供原料的部门的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那末，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绝对的追加，成为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可供支配的资本的一个绝对的追加，因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用的资本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第三种情况：产品本身的市场价格发生变动。
在这种场合，如果产品价格下跌，资本会丧失一部分，从而必须由货币资本的新的预付来补偿。卖者的这种损失可以使买者得利。如果产品的市场价格只是由于偶然的行情变化而下跌，以后又提高到它的正常的水平，那买者就会直接得利。如果价格变动是由反应到旧的产品上的价值变动引起的，而且这个产品又作为生产要素再进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在那里相应地把资本游离出来，那买者就会间接得利。在这两种场合，Ｘ损失的资本，——为了补偿这笔资本，Ｘ对货币市场施加压力，——可以由他的营业伙伴作为新的追加资本提供出来。这样一来，发生的只是资本转移。
反过来，如果产品价格上涨，Ｘ就能从流通中占有一个不是他所预付的资本部分。这部分资本不是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有机部分，因此，如果生产不扩大，它就会成为可分离的货币资本。因为这里假定，产品要素的价格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以前已经确定，所以，在这里，一个现实的价值变动只要发生反作用，比如说，使原料的价格随后上涨，它就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在这种场合，资本家Ｘ就会由于他的作为商品资本正在流通的产品和他现有的生产储备而得到利益。这种利益会向他提供一个追加资本。要按照生产要素的新的已经提高的价格继续经营他的企业，他现在就必须有这种追加资本。
或者，价格上涨只是暂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Ｘ的产品是另一些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他这一方所需要的作为追加资本的东西，就会在另一方作为游离资本分离出来。一方之所失，就是另一方之所得。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243]Ⅱ．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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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论》第三卷增补[243]
Ⅱ．交易所
1．从第三卷第五篇，特别是第［二十七］章可以看出，交易所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但是，自从1865年本书写成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
2．1865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国债券代表着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小。此外，股份银行在大陆和美国虽已盛行，但它们在英国却刚刚在着手并吞贵族的私人银行。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少。第三，铁路股票和现在相比也还比较少。直接生产事业还很少采取股份形式。这种形式象银行一样，大多数出现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美国等等。当时，“老板的监督”还是一种不可克服的迷信。
因此，当时交易所还是资本家们互相夺取他们积累的资本的地方，它使工人直接关心之处不过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经济普遍产生的不道德影响的新证据，并且是下面这条加尔文教义的证实：在这个世间，福与祸，富即享乐和权力，与贫即穷苦和奴役，都是上帝预先决定的，或者说是碰运气。
3．现在情况不同了。自1866年危机以来，积累以不断增加的速度进行，以致在所有的工业国，至少在英国，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已经不能在扩大他的营业方面全部用掉；英国的棉纺织业在1845年就已如此，此外，还有铁路投机。但是随着这种积累的增长，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这种人对营业上经常出现的紧张已感到厌烦，只想悠闲自在，或者只揽一点象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第三，为了便于这样流来流去的大量货币资本得到使用，现在又在以前没有设立过有限公司的地方，到处都设立了合法的新式有限公司。以前负无限责任的股东的责任，也或多或少地减轻了（1890年德国的股份公司。认股额的40％！）。
4．此后，工业就逐渐变成了股份企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遭到这种命运。首先是现在需要巨额投资的铁业（在此以前是采矿业，不过还没有股份企业的形式）。然后是化学工业，以及机器制造厂。在大陆，有纺织业，在英国，还只有郎卡郡的少数几个地方（奥尔丹的纺纱业，贝恩利的织布业等等，缝衣合作社，但这只是准备阶段，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又会落到老板手里），啤酒厂（数年前，有几家美国啤酒厂卖给了英国资本，然后有基尼斯、巴斯、奥尔索普等公司）。然后有托拉斯。这种托拉斯创立了实行共同管理的巨大企业（例如联合制碱托拉斯）。普通的独家商号只是越来越成为一种使营业扩大到足以“建立”股份公司地步的准备阶段。
商业也是这样。里夫公司、帕森斯公司、摩里公司、莫里逊公司、狄龙公司，全都变成股份公司了。现在，甚至零售商店都已如此，而且不单是徒具联合百货商店的虚名。
在英国，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也是这样。——大批新设的，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甚至象格林银行等那样一些老银行，也从原来只有七个私人股东变成有限公司了。
5．在农业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大大扩充的银行，特别是在德国（在各式各样的官僚名义下），日益成为抵押土地的持有者；连同这些银行的股票一起，地产的实际的最高所有权被转移到了交易所手中；而在田庄落入债权人手里的时候，情形就更是如此。在这里，开垦草原所引起的农业革命，产生了强烈影响；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英国和法国的土地也都会控制在交易所手中。
6．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如果只讲英国：美国的铁路、北与南（参看证券交易一览表）、哥耳德贝克等等。
7．然后是开拓殖民地。现在，它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品。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法国人征服了突尼斯和东京［注：越南北部的旧称。——译者注］。非洲已被直接租给各个公司（尼日尔，南非，德属西南非和德属东非）。马肖纳兰和纳塔尔也为了交易所的利益而被罗德斯占有了。
注释：
[243]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写的。恩格斯在1895年5月21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他打算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共两篇论文。第一篇论文《价值规律和利润率》是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围绕着《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所谓“矛盾”掀起的喧闹写的。这篇论文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新时代》上。关于第二篇论文，恩格斯只就他打算在这篇论文中考察的最重要问题，写了一个七点的提纲。手稿的标题是《交易所。〈资本论〉第三卷补充说明》。——第1003页。
[244]《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NuovaAntologiadiscienze，lettereedarti》）——意大利自由派的文艺和政论杂志，1866年至187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月刊），1878年至1943年在罗马出版（半月刊）。——第1009页。
[245]《评论》（《LaRassegna》）——意大利资产阶级双周刑，1892年至1895年在那不勒斯出版。——第1011页。
[246]《社会改革》（《LaRiformaSociale》）——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从1894年起在都灵和罗马出版。——第1011页。
[247]海涅诗集《罗曼采罗。后记》。——第1012页。
[248]《社会立法和统计文库》（《ArchivfürsozialeGesetzgebungundStatistik》）——德国政治经济刊物，1888年至1903年在杜宾根出版的季刊，后来由社会民主党人亨·布劳恩主编在柏林出版。——第1011页。
[249]《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centralblatt》）——德国社会改良派的周刊，1892年至1895年由社会民主党人亨·布劳恩主编在柏林出版。——第1012页。
[250]恩格斯指的是康·施米特1895年3月1日的信。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给施米特的回信中对这种说法也作了批判的分析。——第1013页。
[251]指的是古巴、海地和巴哈马群岛的发现，北美大陆的发现，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航路的发现以及南美大陆的发现。——第102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I)——[(12)]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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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a）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
［（b）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劳动］
［（c）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d）生产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
［（e）非生产劳动是提供服务的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服务的购买。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看成服务的交换的庸俗观点］
［（f）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
［（g）关于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生产劳动是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
［（h）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
［（i）从物质生产总过程的角度看生产劳动问题］
［（k）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运输业中的生产劳动］
［（a）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
[ⅩⅪ—1317]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看到了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作为一种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关系，是怎样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48]一方面，资本改变着生产方式的形态，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这种被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这种特殊发展阶段，是资本本身的基础和条件，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前提。
因为活劳动——由于资本同工人之间的交换——被并入资本，从劳动过程一开始就作为属于资本的活动出现，所以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就和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在货币上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的情况完全一样。同样，现在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式，即物化劳动的，劳动的物的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这里，我们又遇到关系的颠倒，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149]
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在意大利式簿记中，他作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这一作用，总是同他作为单纯的个人相对立，而他作为单纯的个人就是仅仅作为私人消费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的债务人出现。)
资本的生产性(即使仅仅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首先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这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更加有利于生产的方式实行并采用这种强迫的。
即使考察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较不发达阶段和较为发达阶段所共有的一般形式，生产资料，劳动的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是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资本。“资本使用劳动。”对工人来说，它们不是生产产品的手段，不论这些产品采取直接生存资料的形式，还是采取交换手段，商品的形式。相反，工人对它们来说倒是一个手段，它们依靠这个手段，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价值，另方面使自己的价值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吸收剩余劳动，使自己的价值增殖。
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
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显得更加神秘，是因为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这些直接物质的东西{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它们是劳动产品，又是劳动的物的条件；从交换价值来看，它们是物化的一般劳动时间或货币}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就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同种劳动的统一，分工中异种劳动的结合，机器工业中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
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1318]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从属于资本，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下述情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的形式。这些情况是：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上述社会形式而发生了形态变化，以致它在独立存在时，也就是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联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
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及其应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150]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因为资本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资本本身具有二重性：
(1)交换价值(货币)；但是，它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因为它是价值——创造价值、作为价值而增殖、取得一个增殖额的价值。这种价值增殖归结为一定量物化劳动同较大量活劳动的交换。
(2)使用价值；这里，资本是按照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定关系出现的。但是，正是在这里，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
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1318][151]
※※※
[1320]因此，资本(1)作为强迫进行剩余劳动的力量，(2)作为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力量(作为这些生产力的人格化)，它是生产的。
试问：既然劳动的生产力已经转给了资本，而同一生产力不能计算两次，一次作为劳动的生产力，另一次作为资本的生产力，那末，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怎样或者说为什么表现为生产的，表现为生产劳动呢？{劳动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而劳动能力所以是生产的，是由于它的价值和它创造的价值之间有差别。}
［（b）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劳动］
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
只有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使可变资本成为可变的量，因而使整个资本C等于C+△[152]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假定可变资本在同劳动交换之前等于x，这样，我们得到等式y＝x，那末，把x变为x+h、把等式y＝x变为等式y′＝x+h的那种劳动，是生产劳动。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一点。这里谈的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作为使资本能够形成剩余价值，因而能够表现为资本，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因素来为资本服务的劳动。
第二，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它表现为作为物的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涉及交换价值。无论是100个工人一起劳动，还是他们各自单独劳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都等于100个工作日，不管这些工作日表现为许多产品或很少产品；换句话说，这些产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1321]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只在一个方面涉及交换价值。
举例来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在某一个生产部门有了发展，例如用机器织机代替手工织机来生产布，已经不是例外的情况，用机器织机织1码布所需的劳动时间，只是用手工织机织1码布所需的劳动时间的一半，那末，一个手工织工的12小时就不再表现为12小时的价值，而只是表现为6小时的价值，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现在缩短为6小时了。手工织工虽然同以前一样劳动12小时，但他的12小时现在只等于6小时的社会劳动时间。
但是，这里谈的不是这一点。相反，如果我们拿另一个生产部门例如排字来看，在这里还没有使用机器，那末这个部门中的12小时创造的价值，同机器等等最发达的生产部门中的12小时创造的价值完全一样多。因此，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劳动总是单个工人的劳动，不过表现为一般劳动。因此，生产劳动，作为生产价值的劳动，总是作为单个劳动能力的劳动、单个工人的劳动同资本相对立，而不管这些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参加什么样的社会结合。所以，同工人相对立的资本，代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而同资本相对立的工人的生产劳动，始终只代表单个工人的劳动。
第三，如果说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看来是资本的自然属性，因而看来是从资本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属性，那末，反过来说，把劳动自己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把劳动生产的剩余产品表现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看来就是劳动的自然属性。
这三点现在要详细探讨一下，并从中得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
关于第一点。资本的生产性在于资本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相对立，而劳动的生产性在于劳动同作为资本的劳动资料相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是说，一定的交换价值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交换价值，转化为价值加剩余价值，是由于这个交换价值有一部分转化为在劳动过程中用作劳动资料(原料、工具，总之，劳动的物的条件)的商品，而另一部分则用于购买劳动能力。但是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不是货币和劳动能力的最初交换，不是购买劳动能力这一事实本身。这种购买把被使用的劳动能力在一定时间内并入资本；换句话说，使一定量的活劳动成为资本本身的存在形式之一，可以说，成为资本本身的隐德来希［注：希腊文?ντελ?χεια的音译，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用语；他认为每一事物所要完成或达到的目的即其潜能的实现，就是隐德来希。在这里有活动、现实、效能的意思。——译者注］。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活劳动转化为资本，是由于活劳动一方面把工资再生产出来，也就是把可变资本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创造一个剩余价值；由于这个转化过程，整个[预付的]货币额就都转化为资本，虽然这个货币额中直接发生变化的部分，只是用于工资的那一部分。如果原先价值等于C+v，它现在就等于C+(v+X)，或者同样可以说，(C+v)+X[153]；换句话说，原来的货币额，原来的价值量，在劳动过程中已经增殖，表现为既保存自己同时又增大自己的价值。
{必须指出：只有资本的可变部分才创造资本的增殖额，这种情况丝毫也不改变以下事实，即通过这个过程，全部原有价值增大了，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量；因此，仍然是全部原有的货币额都转化为资本。因为原有价值等于C+v(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上述过程中，这个价值转化为C+(v+X)；v+X是再生产出来的部分，是通过活劳动转化为物化劳动产生的，而这个转化是由v同劳动能力的交换，由可变资本转化为工资所决定和引起的。但是，C+(v+X)＝(C+v)(原有资本)+X。此外，v所以能转化为v+X，也就是说，(C+v)所以能转化为(C+v)+X，只是由于货币的一部分已转化为C。一部分货币所以能转化为可变资本，只是由于另一部分货币转化为不变资本。}
劳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实际上转化为资本，但是，这个转化是由货币同劳动能力的最初交换决定的。只是由于劳动直接转化为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的物化劳动，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就连已经取得生产资料即劳动条件的形式的那一部分货币也是这样。在此以前，货币不论以它本身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那种在实物形式上可以充当生产新商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商品(产品)的形式存在，都只不过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
[1322]只有这种对劳动的一定关系才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只有由于自己对生产条件的上述关系(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有一定的关系同这个关系相适应)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换句话说，只有使那种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化了的物化劳动的价值保存并增殖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
因此，我们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社会地规定了的劳动，这种劳动包含着劳动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个十分确定的关系。
虽然劳动能力的买者手中的货币或商品(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只有经过上述过程，只有在上述过程中才转化为资本(这些东西在进入过程之前并不是资本，而只是必将变成资本)，但是，它们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它们所以是资本，是由于它们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劳动能力也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它们相对立，在这里有一种关系，它决定着并保证着它们同劳动能力的交换以及随后发生的劳动实际上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在这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它们同工人的关系中，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社会规定性，这种社会规定性使它们变成资本，给它们以支配劳动的权力。因此，它们在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情况下，是劳动的前提。
因此，生产劳动可以说是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的劳动，或者说，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不过是前一说法的简化)，也就是直接同这样的货币交换的劳动，这种货币从可能性来说就是资本，预定要执行资本的职能，换句话说，作为资本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劳动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并使这些货币在实际上转化为资本。从“直接”一词产生什么后果，现在就要作更详细的说明。
因此，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为工人仅仅再生产出事先已经确定了的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可是同时，它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却增大资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它把它所创造的价值作为资本同工人本身相对立。
［（c）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154]已经看到，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应该区别两个互相制约但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第一，劳动同资本的最初交换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其中资本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在这第一个过程中，劳动能力的出卖是观念上或法律上的出卖，尽管劳动要等到完成之后，也就是要在一日、一周等等末了才支付报酬。这种情况对于出卖劳动能力的交易并无影响。这里直接被出卖的，不是包含已经物化了的劳动的商品，而是劳动能力本身的使用，因此，实际上是劳动本身，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表现在它的动作——劳动上。也就是说，这里不是通过商品同商品的交换而完成的劳动同劳动的交换。如果A把靴子卖给B，那末他们两人交换的是劳动，一个换出的是物化在靴子中的劳动，另一个换出的是物化在货币中的劳动。但这里拿来交换的，在一方，是一般社会形式的，即作为货币的物化劳动，另一方，是还只作为劳动能力存在着的劳动；在这里，虽然被出卖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劳动的价值(一个不合理的用语)，而是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被买卖的对象却是这个劳动能力的使用，即劳动本身。因此，这里发生的是物化劳动同实际上化为活劳动的劳动能力的直接交换，也就是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交换。因此，工资——劳动能力的价值——如前所说，就表现为劳动的价格，[155]表现为劳动的直接的购买价格。
在这第一个环节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是商品的卖者和买者的关系。资本家支付劳动能力的价值，即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
但是，同时，劳动能力所以被购买，只是因为这个劳动能力能够完成和有义务完成的劳动量比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量大；因此，这个劳动能力所完成的劳动，表现为一个比劳动能力的价值大的价值。
[1323]第二，资本同劳动的交换的第二个环节，实际上同第一个环节毫无关系，严格地说，这个环节根本不是交换。
第一个环节的特点是货币同商品的交换——等价物的交换；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仅仅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交换的是等价物(就是说，交换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实现，并不会使这个关系有丝毫变化；劳动的价格究竟高于或低于劳动能力的价值，还是等于后者的价值，并不会使这个交易的性质有丝毫变化。因此，这个交易可以按照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来进行)。
第二个环节的特点是根本不发生任何交换。货币所有者不再是商品的买者，而工人也不再是商品的卖者。货币所有者现在执行资本家的职能。他消费他所购买的商品；工人则提供这个商品，因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使用就是他的劳动本身。通过前一个交易，劳动本身变成了物质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完成这个劳动，但是他的这个劳动是属于资本的，从此以后，只是资本的一种职能而已。因此，这个劳动是在资本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之下完成的；而这个劳动借以物化的产品，是资本借以表现的新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实际上借以实现为资本的新形式。因此，劳动通过第一个交易已经在形式上被并入资本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就直接物化为资本，直接转化为资本。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的劳动量，比以前用于购买劳动能力的资本量大。在这个过程中，一定量的无酬劳动被占有了，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货币才转化为资本。
虽然这里事实上没有发生交换，可是，如果撇开中介不谈，我们看到，结果是，在这个过程中——把两个环节结合在一起——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同较大量的活劳动相交换。整个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化在自己产品中的劳动，大于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因而大于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物化劳动；换句话说：过程的实际结果在于，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而且得到了一个完全是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劳动同资本的直接交换在这里的意思是：(1)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变成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个转化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2)一定量的物化劳动与等量活劳动加一个不经过交换而占有的活劳动的追加量相交换。
“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个说法，包括上述所有环节，它不过是从下面这个论点派生出来的提法：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它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相交换；因而，它也决不是简单地作为不带特殊社会规定性的劳动同这些生产条件——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只作为生产条件出现——发生关系。
这包括：(1)货币和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彼此对立的关系，货币所有者和劳动能力所有者之间的买和卖；(2)劳动直接隶属于资本；(3)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或者同样可以说，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这里发生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双重的交换。第一种交换只表示对劳动能力的购买，所以，从实际结果来看，就是对劳动的购买，因而也是对劳动产品的购买。第二种交换是活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或者说，作为资本的实现的活劳动的物化。
［（d）生产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不是商品，即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它的结果，它的产品，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而，是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而在生产过程之前，货币或商品仅仅从自己的目的来说，从可能性来说，从自己的使命来说，才是资本。生产过程吸收的劳动量，比购买的劳动量大。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对别人无酬劳动的吸收、[1324]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目的；因为资本本身(因而资本家本身)的任务，既不是生产直接供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生产用来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只有在同劳动交换(这种劳动因而被称为生产劳动)之后，才能得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这种特殊的产品。
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必须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必须表现为某种使用价值。所以，只有表现为商品、也就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才是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但是，不是劳动的这种具体性质，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不是由于劳动是例如裁缝的劳动、鞋匠的劳动、纺工的劳动、织工的劳动等等——不是这一点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不是这一点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打上生产劳动的印记。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的，不是劳动的一定的有用性质，也不是劳动借以物化的产品的特殊有用性质。劳动对资本的使用价值，是由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因素的性质决定的，是由这种劳动固有的抽象劳动的性质决定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劳动一般地代表着这种一般劳动的一定量，而在于劳动代表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大的抽象劳动量。
对资本来说，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劳动能力提供的劳动量超过物化在劳动能力本身因而为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量的余额。劳动当然是以它作为特殊的有用劳动(如纺纱劳动、织布劳动等等)所固有的一定形式被提供的。但是，劳动的这种使自己能表现为商品的具体性质，不是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对资本来说，劳动的这种特殊使用价值，在于劳动作为一般劳动所提供的劳动量，并且在于所完成的劳动量超过构成劳动报酬的劳动量的余额。
一定的货币额x变成资本，是由于它在它的产品中表现为x+h，也就是由于作为产品的货币额所包含的劳动量，大于这个货币额原来包含的劳动量。而这是货币同生产劳动相交换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那种在同物化劳动交换时能使物化劳动表现为一个增大了的物化劳动量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单纯是商品生产。它是一个吸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使生产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变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
［（e）非生产劳动是提供服务的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服务的购买。
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看成服务的交换的庸俗观点］
[1325]这里产生了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我买一条现成的裤子呢，还是买布请一个裁缝到家里来做一条裤子，我对他的服务(即他的缝纫劳动)支付报酬，——这对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裤子本身。我不请裁缝到家里来，而是到服装商人那里去买裤子，是因为前一种方式花费大，而缝纫业资本家生产的裤子，比裁缝在我家做的裤子，花费的劳动少，也就便宜。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是把我用来买裤子的货币变成资本，而是变成裤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我来说，都是把货币单纯用作流通手段，即把货币转化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虽然在一种情况下，货币同商品交换，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但是，货币在这里都不是执行资本的职能。它只是执行货币的职能，确切些说，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另一方面，那个在我家里劳动的裁缝不是生产劳动者，虽然他的劳动给我提供产品——裤子，而给他自己提供他的劳动的价格——货币。可能，这个裁缝提供的劳动量，大于他从我这里得到的报酬中包含的劳动量；这甚至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作为生产劳动者的裁缝所取得的价格决定的。但是，这对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价格一经确定之后，他劳动8小时还是劳动10小时，对我都一样。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只是使用价值——裤子，并且，不论我用前一种方式或后一种方式购买裤子，我所关心的当然是尽量少支付；在第一种情况下和第二种情况下，我同样关心的是：我支付的价格在两种情况下，都不应该超过正常价格。这是用于我的消费的一笔支出，这不是我的货币的增加，倒是我的货币的减少。这决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正如用于我个人消费的任何一笔货币支出，都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一样。
保尔·德·科克小说中的一位“学者”会对我说，如果没有这种购买，就象不购买面包一样，我就不能生活，因而也就不能发财致富了；因此，这种购买是我发财致富的一个间接手段，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条件。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我的血液循环、我的呼吸过程也是我发财致富的条件。但是，无论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过程，就其本身而论，都决不能使我发财致富，相反，两者都是以代价昂贵的新陈代谢为前提的，如果完全不需要这种新陈代谢，世界上也就没有穷人了。因此，货币和劳动之间的单纯的、直接的交换，既不会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也不会使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
什么是这种交换的最大特点呢？这种交换与货币和生产劳动之间的交换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这里货币是作为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支出的，这个交换价值应该转化为某种使用价值，生活资料，个人消费品。在这里，货币不变成资本，相反，为了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它不再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另一方面，在这里，劳动只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把布做成裤子的服务，作为依靠它的一定有用性质给我提供的服务，才使我感到兴趣。
相反，同一个裁缝向雇用他的缝纫业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决不在于他把布做成裤子，而在于物化在裤子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等于12小时，而裁缝所得的工资只等于6小时。因此，裁缝向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在于他无偿地劳动了6小时。这件事以缝制裤子的形式出现，只是掩盖了实际的关系。因此，缝纫业资本家一有可能就设法把裤子再转化为货币，就是说，转化为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缝纫劳动的一定性质完全消失，而已经提供的服务就不是表现为[1326]由一定货币额代表的6小时劳动时间，而是表现为由加倍的货币额代表的12小时劳动时间。
我购买缝纫劳动，是为了取得它作为缝纫劳动所提供的服务，来满足我穿衣的需要，也就是为我的一种需要服务。缝纫业资本家购买缝纫劳动，是把它当作使一个塔勒变成两个塔勒的手段。我购买缝纫劳动，是因为它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提供一定的服务。资本家购买缝纫劳动，是因为它提供的交换价值额大于花在它上面的费用，也就是说，是因为它对资本家说来，纯粹是一个用较少劳动交换较多劳动的手段。
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给，[156]在这里是同一关系的、意义完全相同的几种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给为了你做这个形式所表示的，是被付出的具有物的形式的价值同被占有的活的活动之间的极为特殊的关系。因此，既然对服务的购买中完全不包含劳动和资本的特殊关系(在这里，这个关系或者完全消失了，或者根本不存在)，那末，对服务的购买，自然成为萨伊和巴师夏之流最喜欢用来表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形式。
这些服务的价值如何确定，这个价值本身如何由工资规律决定，这是同我们这里研究的关系完全无关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在工资那一章考察。
由此可见，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另一方面，这种劳动的内容最初是无关紧要的。
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购买的服务，可以是相当必要的，也可以是不太必要的：例如，他可以购买医生的服务，也可以购买牧师的服务，就象他可以购买面包，也可以购买烧酒一样。工人作为买者，即作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换成商品形式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这些服务的价格怎样决定，这种价格同真正的工资有什么关系，它在什么程度上受工资规律的调节，在什么程度上不受工资规律的调节，这些问题，应当在研究工资时加以考察，同当前的研究完全无关。
可见，如果说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还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那末，劳动的内容、它的具体性质、它的特殊效用，看来最初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同一个裁缝的同样的劳动，在一种情况下表现为生产劳动，在另一种情况下却表现为非生产劳动。
某些服务，或者说，作为某些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使用价值，体现为商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服务的结果不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例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这些服务本身，同我买的商品一样，可以是确实必要的，或者仅仅看来是必要的，例如士兵、医生和律师的服务，——或者它们可以是给我提供享受的服务。但是，这丝毫不改变它们的经济性质。如果我身体健康，用不着医生，或者我有幸不必去打官司，那我就会象避开瘟疫一样，避免把货币花在医生或律师的服务上。
[1328][157]有些服务也可以是强加于人的，例如官吏的服务等等。
如果我自己购买，或者别人为我购买一个教师的服务，其目的不是发展我的才智，而是让我学会赚钱的本领，而我又真的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件事就它本身来说，完全同对于教师的服务支付报酬无关)，那末，这笔学费同我的生活费完全一样，应归入我的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但是，这种服务的特殊效用丝毫不改变现有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换句话说，我对这个提供服务的人即教师来说，并没有成为资本家，没有成为他的主人。因此，医生是否把我的病治好了，教师的教导是否有成效，律师是否使我打赢了官司，对于这种关系的经济性质来说，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被支付报酬的是服务本身，而就服务的性质来说，其结果是不能由提供服务的人保证的。很大一部分服务的报酬，属于同商品的消费有关的费用，如女厨师、女佣人等等的服务。
一切非生产劳动的特点是，支配多少非生产劳动——象购买其他一切供消费的商品的情况一样——是同剥削多少生产工人成比例的。因此，生产工人支配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可能性，比一切人都要少，虽然他们对强加于他们的服务(国家、赋税)支付报酬最多。相反，我使用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可能性，同我使用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决不是成比例地增长；相反，这里是成反比例。
对我来说，甚至生产工人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者。例如，如果我请人来把我的房子裱糊一下，而这些裱糊工人是完成我的这项定货的老板的雇佣工人，那末，这个情况，对我来说，就好比是我买了一所裱糊好的房子，也就是说，好比是我把货币花费在一个供我消费的商品上。可是，对于叫这些工人来裱糊的那位老板来说，他们是生产工人，因为他们为他生产剩余价值。[1328]
※※※
[1333]如果一个工人虽然生产了可以出卖的商品，但是，他生产的数额仅仅相当于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因而没有为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那末，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来，这种工人不是生产的，这一点，从李嘉图的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他说，这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累赘。[135]这就是资本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资本的理论，以及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看来，都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38页)[1333]
※※※
[1336]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剩余劳动的吸收，因而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货币和劳动之间或者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换行为，仅仅从可能性来说是通过物化劳动对别人的活劳动的占有。实际的占有过程只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完成的，对这个生产过程说来，资本家和工人单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互对立、作为买者和卖者彼此发生关系的那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因此，一切庸俗经济学家，例如巴师夏，都只停留在这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上，其目的正是要用欺骗手法摆脱特殊的资本主义关系。在货币同非生产劳动的交换中，这个区别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里，货币和劳动只作为商品相互交换。因此，这种交换不形成资本，这种交换是收入的支出。[1336]
［（f）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
[1328]那些不雇用工人因而不是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的独立的手工业者或农民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这是农民的典型情况{但是，比方说，我在家里雇用的园丁却不是这样}——可以是商品生产者，而我向他们购买商品，至于手工业者按定货供应商品，农民按自己资金的多少供应商品，这些情况并不会使问题有丝毫改变。在这种场合，他们是作为商品的卖者，而不是作为劳动的卖者同我发生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在这里也就用不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但是，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
可能，这些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者，不仅再生产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并且，他们的地位容许他们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因为其余部分以税收等形式从他们那里拿走了)。这里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一定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但是还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切生产关系都从属于它。例如，在封建社会中，连那些同封建主义的实质相距很远的关系，也具有封建的外貌(这一点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封建制度是现成地从诺曼底移进英国的，而它的形式给英国固有的、许多方面都和它不同的社会制度打上了印记)。例如，同领主和陪臣相互间的亲身服务毫无关系的单纯货币关系，也具有了封建的外貌。关于小农凭封地权占有自己土地的虚构，也是一个例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情况也完全一样。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分裂为两重身分。［注：“在小企业中……企业主常常是他自己的工人。”(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彼得堡版第1卷第242页)］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因此，他作为资本家，自己给自己支付工资，从自己的资本中取得利润，就是说，剥削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他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向自己支付那应由劳动向资本交付的贡物。同样，也许他还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自己支付第三个部分(地租)，就象我们后面要看到的[158]工业资本家那样，工业资本家在自己企业中使用自己的[1329]资本，向自己支付利息，并且把这种利息看成他不是作为工业资本家而是单纯作为资本家所应得的东西。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它们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社会规定性同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是这样地不可分离，以致这种社会规定性(即范畴的规定性)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了。生产资料只有当它独立化，作为独立的力量来反对劳动的时候，才成为资本。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场合，生产者——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有者。因此，这些生产资料不是资本，而劳动者也不是作为雇佣工人同这些生产资料相对立。然而，这些生产资料被看作资本，而劳动者自己分裂为两重身分，结果就是他作为资本家来雇用他自己这个工人。
这种表现方式，初看起来虽然很不合理，可是从下述意义来看，实际上还是表现了某种正确的东西。在我们考察的场合，生产者的确创造他自己的剩余价值{假定生产者按商品的价值出卖他的商品}，或者说，物化在他的全部产品中的，只是他自己的劳动。但是，他能够自己占有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他的产品价值超过他的譬如一天劳动的平均价格的余额没有被第三者即老板占有，这并不是靠他的劳动(就这方面来说，他同其他工人毫无区别)，而是仅仅靠他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仅仅由于他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自己的剩余劳动才归他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同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发生关系。
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分离表现为正常的关系。因此，在实际上没有分离的地方，也假定有分离，并且象刚才已经指出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和例如古罗马、挪威以及美国西北部的社会关系不同)在这里，结合表现为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分离却表现为某种正常的东西，因此，即使在各种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分离还是被作为一定的关系来坚持。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资本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职能，工人本身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职能。并且这是一条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职能分配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不是逐渐变成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最常见的是后一种情况，即使他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名义上的所有者，例如农民在抵押借款的时候就是这样}，变成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发展趋势。
［（g）关于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生产劳动是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
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接近这个情况；因为这是过程的基本方向，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达到最高峰}，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假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情况的正确表述。按照这个假定，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这样一来，生产劳动，除了它那个与劳动内容完全无关、不以劳动内容为转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之外，又得到了与这个特征不同的第二个定义，补充的定义。
［（h）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
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
(1)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例如，一个作家在编一部集体著作百科全书时，把其他许多作家当作助手来剥削。[1330]这里的大多数情况，都还只局限于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就是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在这些过渡形式中，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厉害，但这一点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
(2)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领域中应用。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i）从物质生产总过程的角度看生产劳动问题］
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商品；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或那些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工厂小工[159]，同原料的加工毫无直接关系；监督直接进行原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监工，就更远一步；工程师又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虽然使用的劳动量大致是在同一水平上)的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就象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同资本交换，把资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就是说，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自行增大的价值再生产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
［（k）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运输业中的生产劳动］
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在自己的发展中，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生产阶段：手工业生产阶段、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机器生产阶段。这就是运输业，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在这里，生产劳动对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同其他物质生产领域是完全一样的。其次，在这里，劳动对象发生某种物质变化——空间的、位置的变化。至于客运，这种位置变化只不过是企业主向乘客提供的服务。但是，这种服务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象纱的卖者和买者的关系一样，同生产工人对资本的关系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如果我们就商品来考察这个过程，那末[1331]这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商品，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它的位置改变了，从而它的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因为这个使用价值的位置改变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加了，增加的数量等于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这种变化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一部分决定于不变资本的消耗，即加入商品的物化劳动量，另一部分决定于活劳动量，这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情况是一样的。
商品一到达目的地，它的使用价值所发生的这个变化也就消失，这个变化只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商品变贵了。虽然在这里，实在劳动在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是这个劳动已经实现在这个物质产品的交换价值中。可见，凡是适用于其他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同样适用于运输业：在这个领域里，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
※※※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还只是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只是用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后面我们还要谈到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只有到后面研究资本作为商业资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时，才能答复这样的问题：商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在什么范围内是生产的，在什么范围内是非生产的。[160][ⅩⅪ—1331]
注释：
[135]马克思指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与纯收入》)。——第408、438页。
[148]马克思指同《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节紧接的前一节《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过渡形式》(手稿第ⅩⅪ本，第1306—1316页)。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的问题，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章和第24章第3节。——第418页。
[149]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中就已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神秘化在货币上表现得特别显著，财富结晶为贵金属形式的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生产所固有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7—39和144—146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手稿第891—899和910—919页)中对资产阶级关系的拜物教化过程作了分析。——第418页。
[15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注108中写道：“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但是，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第421页。
[151]马克思把1861—1863年手稿第1318页(除了最后9行)从第ⅩⅪ本剪下来贴到《资本论》第一卷倒数第二稿第490页(这个倒数第二稿的第六章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3年版第2(7)卷)。后面第1318页、第1319页和第1320页前半页的正文，马克思在手稿页边(第1318页末尾和第1320页开头)曾两次注上“利润”字样，显然打算把它用在论利润的一节。——第422页。
[152]马克思在这里用数学上表示增量的希腊字母Δ代表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后面正文中用拉丁字母h表示同一意义。——第422页。
[153]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在后面用拉丁字母x代表剩余价值。——第425页。
[154]马克思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劳动过程。价值增殖过程》一节(手稿第Ⅰ本第15—53页)，其中有一小节：《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第49—53页)。——第427页。
[155]指以下两小节：《劳动能力的价值。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平均工资》(手稿第Ⅰ本第21—25页)和《货币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同上，第25—34页)。马克思在第ⅩⅪ本第1312—1314页又回过头来谈“劳动的价格”问题。——第428页。
[156]这是罗马法上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Doutfacias，facioutfacias，facioutdes，doutdes。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章。——第435页。
[157]这里马克思把手稿页码“1327”误写为“1328”。——第437页。
[158]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3章。——第440页。
[159]马克思在同一稿本(第ⅩⅪ本)第1308页写了关于工厂小工的劳动。——第443页。
[160]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6章和第3卷第17章。——第44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I)——[(13)《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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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161]]
［（a）《资本论》第一部分或第一篇的计划］
［（b）《资本论》第三部分或第三篇的计划］
［（c）《资本论》第三部分第二章的计划］
［（a）《资本论》第一部分或第一篇的计划］
[ⅩⅧ—1140]第一篇[162]——《资本的生产过程》——分为：
(1)导言：商品，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a)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b)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绝对剩余价值；(d)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e)同一时间的工作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剩余价值额和剩余价值率(大小和高低？)。
(4)相对剩余价值：(a简单协作；(b)分工；(c)机器等等。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
(7)生产过程的结果。
(占有规律的表现中的变革可以在第6点或第7点中考察。)
(8)剩余价值理论。
(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ⅩⅧ—1140]
［（b）《资本论》第三部分或第三篇的计划］
[ⅩⅧ—1139]第三篇——《资本和利润》——分为：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不同于剩余价值率的利润率。
(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3)亚·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4)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
(5)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
(6)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亚·斯密、李嘉图、凯里。
(7)利润理论。
(问题：是不是还应该把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包括在《剩余价值理论》里？)
(8)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9)收入及其源泉。这里也包括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10)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
(11)庸俗政治经济学。
(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ⅩⅧ—1139]
［（c）《资本论》第三部分第二章的计划］
[ⅩⅧ—1109]研究《资本和利润》的第三部分第二章论述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这里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它部分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差别决定的，因为这个差别是从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产生的，是从机器和原料同推动它们的劳动量之间的绝对的数量上的比例产生的。这些差别同劳动过程有关。同样，在这里还必须考察从流通过程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考察它们如何使一定时期内不同领域中的资本的价值增殖发生变化。
(2)不同资本的组成部分的价值比例的差别，这些差别不是由不同资本的有机构成产生的。这主要是由原料价值的差别产生的，即使假定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原料吸收的劳动量相等。
(3)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领域中，由于上述差别而产生的利润率的差异。不同领域中的利润率相等，以及利润量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正比，这只有对同一构成的资本来说才是正确的。
(4)第一章论述的一切，适用于总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一个资本都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它的某个份额出现。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竞争)。
(5)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别。
(6)为了还要包括对李嘉图关于这个论题的观点的分析，补充以下一点：工资的一般变动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从而对生产价格的影响。[ⅩⅧ—1109]
注释：
[161]这些计划草稿马克思写于1863年1月。它们在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Ⅷ本论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两章的正文之间(手稿上用粗体的方括号把它们同这两章的正文隔开)。——第446页。
[162]马克思把《资本论》的三个理论部分最初称为“章”，然后称为“篇”，最后称为“册”。参看注13。——第446页。
[163]到写这个计划的时候，《资本论》第三部分第一章草稿已经在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Ⅵ本中写成，第三部分第一章的标题在第ⅩⅥ本中已定为《剩余价值和利润》。——第44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II)——[（5）霍吉斯金和安德森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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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吉斯金和安德森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ⅩⅢ—670a]“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给人们提供食物，只要有越来越少的土地面积就够了。”（[托马斯·霍吉斯金]《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第69页）（霍吉斯金的这部著作是匿名出版的。）
在霍吉斯金之前，安德森已谈到了这一点［注：见本册第157—159页。——编者注］。[ⅩⅢ—670a] |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II)——[（4）凯里、马尔萨斯和詹姆斯·迪肯·休谟论农业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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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凯里、马尔萨斯和詹姆斯·迪肯·休谟论农业改良]
[Ⅺ—490a]“应该指出，我们总是把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看成同一个人……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97页）
“人总是从贫瘠的土地推移到较好的土地，然后再回到原来的贫瘠土地并且翻耕泥灰质或石灰质的土地，这样持续不断地反复进行……在这条道路的每一阶段上，人造出越来越好的机器［注：指被耕种和改良的土地。——编者注］……资本投入农业可以比投入机器得到更大的利益，因为同一种机器仅仅具有同样的效能，而土地的生产率却越来越提高……采用蒸汽机得到的好处是：它节约了比如说把毛织成呢的劳动的工资，但要减去机器磨损的损失。而用于耕种土地的劳动生产了工资，还加上由于土地这种机器的改良而得到的利益……因此，每年带来100镑收入的一个地段，要比带来同样收入的一台蒸汽机卖得贵……地段的买者知道，这块土地会付给他工资和利息，加上这块土地由于使用而增加的价值。蒸汽机的买者知道，蒸汽机会付给他工资和利息，减去这台机器由于使用而减少的价值。前者购买的，是一种随着使用而不断改良的机器。后者购买的，是一种随着使用而不断变坏的机器……土地是这样一种机器，新资本和劳动花费在它上面可以得到日益增长的利益，而要使花费在蒸汽机上的这种支出带来日益增长的收入却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29—131页）
※※※
有的农业改良即使会使生产费用减少并且最终会使价格下降，而在初期——在价格还没有下降时——会引起农业利润的暂时提高，但是，
“最后也几乎总是使地租增加。由于有可能得到大量的暂时利润而投入农业的增加的资本，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在租佃期内完全从租种的土地上抽回，而在重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就要通过增加自己的地租来从这些投资中得到利益”。（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第25—26页]）
※※※
“如果说，在近几年谷物普遍涨价之前，耕地一般只提供不多的地租主要是因为有公认的必要的经常休闲，那末现在就应该再减少地租量，以便有可能回到原来的休闲制。”（詹·迪·休谟《关于谷物法及其同农业、商业和财政的关系的看法》1815年伦敦版第72页）[Ⅺ—49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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