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弗·恩格斯在1850年9月1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为海瑙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在1850年9月10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为海瑙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645] 一家德国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的前编辑恩格斯先生在大会上讲话，主席（约翰·佩蒂）介绍他是为自由而战斗和流血的人们中的一个。他说，大约在三十个月以前，有相当多的先生来到了英国：路易－菲力浦、梅特涅公爵、普鲁士亲王威廉等等，外国的爱国者认为，英国如此情愿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是玷污了自己。恩格斯说，那就等着吧，总有一天，英国人民会给他们以应得的回答。而现在，它正是这样干了。（请注意听，请注意听！）对海瑙的态度在大陆上所产生的强烈影响超过了英国近十年来所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 人们对待他，比撕下他肩上带穗的肩章或折断他的佩剑，从而把他从跟他身份相当的社会中可耻地赶出去，还要厉害。（请注意听，请注意听。）最近，大陆上将会发生新的革命，那些在类似情况下本来要逃到英国去的人民的敌人，现在害怕了，他们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也许到自己的朋友俄国的尼古拉那里去，而尼古拉可能会在西伯利亚赏给他们一个小王国。（大笑！） 恩格斯代表他的国家感谢伦敦居民对海瑙的态度，并希望这个恶魔不论在任何地方都将受到这样的接待。（鼓掌） 载于1850年9月15日《雷诺新闻周报》第5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45]1850年9月，在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刽子手海瑙逗留英国期间，巴克莱和彼尔金斯公司啤酒厂的工人殴打了这位奥地利将军；奥地利将军在警察的保护下跑掉并立即离开了英国。“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642）为了表示支持和同情工人的这一行动，于1850年9月10日举行集会。恩格斯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除《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WeeklyNewspaper》）发表了恩格斯演说的最完全的记录之外，1850年9月14日《北极星报》第673号、9月11日《泰晤士报》第20591号、9月2日《纪事晨报》第26139号也发表了关于他的演说的简讯。两家德文报纸——1850年9月13日《德意志伦敦报》（《DieDeutscheLondonerZeitung》）第285号和9月18日《大胡蜂》报第218号也发表了这次集会的报道。——第64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辟谣 我们从华盛顿获悉：“《纽约快邮报》编辑狄德埃先生自称是《新莱茵报》的前撰稿人。”这是谎言，特此声明。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1850年4月底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1850年4月8日流亡者委员会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1850年4月8日流亡者委员会会议[644] 公民克莱纳声称，公民鲁·施拉姆向他保证自己同任何流亡者委员会[94]没有关系，只是从日内瓦的加累尔那里收到一些彩票，并受托把钱寄到日内瓦。另一个委员会在希尔曼那里开会，这个委员会只是名义上存在，克莱纳认为它根本没有经费。 宣读、通过和签名 Ｗ·克莱纳 拜尔勒 公民格纳姆：公民司徒卢威声称，他根本没有救济流亡者的经费，他从加累尔那里收到一百张彩票，可是还没有配销出去。如果他把这些彩票卖得了钱，就把这笔钱或者转交给某个可能成立的委员会，或者自行分配给流亡者，让他们写下收据。他对德国流亡者当中存在的分歧表示遗憾；如果没有这些分歧，那就会有成千上万盾源源而来。因此，他建议流亡者在自己人中间组织一个委员会。 宣读、通过和签名 格纳姆 约瑟夫·莱昂尼 雅科布·克莱因 然后，公民司徒卢威拿出一个英镑，格纳姆建议将它转交委员会；对此公民司徒卢威回答说，不行，不能给任何委员会，我把钱交给现在在场的人，让他们自己分。 格纳姆 约瑟夫·莱昂尼 鲁卡斯 弗·恩格斯1850年4月8日记录 原文是德文 注释： [94]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为救济贫困的民主主义者而于1849年9月18日成立的；委员会的成员有卡尔·马克思、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卡尔·布林德、安东·菲斯特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96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2月3日加入委员会。当马克思、鲍威尔、普芬德和恩格斯退出委员会时，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特别委员会检查了所有的账簿和收据，看到一切手续完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9月18日签署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1850年9月27日《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LondonerZeitung》）第28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3—624页）。 草稿由恩格斯亲笔写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并经马克思校正过。——第69、635、643页。 [644]这里发表的恩格斯亲笔记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4月20日起草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5—357页）中使用过。——第64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弗·恩格斯1850年4月5日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1850年4月5日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642] 弗·恩格斯对英国人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他强调指出，当英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643]（平等之友）就已经有了，他最后举杯对英国工人表示祝贺。 载于1850年4月17日《大胡蜂》报第89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42]关于马克思也参加的、1850年4月5日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的集会的报道，除了《大胡蜂》报（《DieHornisse》），《民主评论》1850年5月号也发表了。在这则关于恩格斯的演讲的报道中有如下一段话：“德国流亡者致了答辞，并以举杯向英国无产者祝贺而结束了非凡的演说。”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后来他们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1848年宪章派失败之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1853年协会完全瓦解了。——第642页。 [643]平等派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647年在全国范围形成。——第64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摘自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摘自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636] ……除了上述犯有主要罪行——危害[政府]——的被告人之外，还应对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提出起诉，虽然他既不是后备军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637]他是冯·米尔巴赫的副官，以副官的身分参加了整个运动，并亲口供认他了解米尔巴赫的目的。在暴乱时期，他从他的居住地科伦来到爱北斐特。在这里，他早已认识的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编辑恩格斯和许纳拜恩找到他，请他帮助军事委员会[638]接待人员和办理投宿证。同一天，冯·米尔巴赫任命他为自己的副官并给他一条黑红黄三色[639]带子作为标志。据他亲口供认，安全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向他解释，整个运动的目的是使德意志宪法[640]得到承认，为此必须武装民众。他执行副官的职责直到冯·米尔巴赫离去为止；他在龙茨多弗附近被捕…… ……报纸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参加构筑街垒。证人亨利希·迈宁豪斯也作证说，有个戴眼镜和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举动象一个领导人，下命令加固文德鲍的街垒，据一个武装志愿人员说，这个人就是编辑恩格斯。上面早已提到的证人西蒙和藻尔也说有个留着小胡子的穿方格子上衣的年轻人参加构筑冯·德尔·海特的住宅前面的街垒…… ……在爱北斐特暴乱期间，格莱弗拉特的皇家军需库不止一次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和抢劫。这类事情最初发生在5月10日和11日，但不是爱北斐特匪徒干的，而是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的居民干的[641]，其目的是要武装当地居民，然后支援爱北斐特暴乱，并使暴乱扩大到其他地区。对格莱弗拉特的这两次袭击是侦讯另一案件（关于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同时发生的暴乱）中的起诉要点，而这里主要是指爱北斐特人5月15日对这座军需库的抢劫。根据一些参加过这次袭击的人的证词，这一天被告人卡尔·扬森命令他的一部分队伍，约三、四十人，如他所说，去袭击瓦尔德，以便夺取那里的武器。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总指挥扬森和副官沃尔迈纳，编辑恩格斯也和这两个人在一起。路上，恩格斯和扬森在炼铜厂弄到两匹拉车的马，他们骑着马走在队伍前面，来到商人荣克在哈默施泰因的庄园。恩格斯在那里换上了荣克的乘马，两个人——恩格斯和扬森——都需要乘用骑兵的马。同一案件的被告人威廉·劳施作证说，到了哈默施泰因之后，扬森命令开赴格莱弗拉特，去看看那里的军需库里是否还有可供他们使用的武器和服装。根据骑兵班长施塔克向后备军地方管理处提供的证词和下级军官施泰尼格尔的证词，起初在军需库外边出现了一支先遣队，大约有六至八名射手，后来就出现了以恩格斯和扬森为首的武装匪徒三、四十人。他们两人骑着马，佩带了马刀和手枪。队伍马上在军需库前面整顿好，在门外布置了岗哨。然后，恩格斯从皮套里拔出手枪，走到骑兵班长施塔克跟前问他还有没有武器，当那个人回答说武器已经被佐林根和瓦尔德来的队伍抢走时，便命令骑兵班长跟他进军需库。两个军人若要反抗三、四十名武装匪徒，那是无益的，尤其因为自从佐林根人前几次袭击之后军需库的大门再也锁不上了。因此，这两个军人被迫向暴力让步，允许进入军需库。恩格斯在这里挑选了一些军械和服装，命令把它们搬到院子里，然后写了两张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收据，由总指挥卡尔·扬森签了字。根据从军需库劫走的物品清单看，有军粮袋、头盔、军裤、子弹袋、手枪、马刀、鼓、皮鞋和一支长枪。扬森命令，每个匪徒可以从这些东西中挑选一套合身的服装和一件必需的武器。扬森本人并不否认，他同自己的一部分武装队伍（三十九至四十人）［注：手稿中是：“三十六人至三十七人”。——编者注］一起到格莱弗拉特去就是为了上述目的；他只是说，他这样干是根据5月15日早晨收到的冯·米尔巴赫的书面命令，即要他在格莱弗拉特到瓦尔德的途中征集军需品。他还说，同他一起率领队伍的恩格斯来到格莱弗拉特后，在军需库门外布置了岗哨，同骑兵班长一起走了进去。据他说，当恩格斯在军需库里忙碌的时候，他让副官沃尔迈纳照料队伍，自己去察看军需库周围的地形，回来后看到各种军需品已经摆在操场上…… ……为此，对下述人员起诉…… ……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约翰·沃尔迈纳和卡尔·扬森。理由： （1）1849年5月在爱北斐特领导武装匪徒并下过命令；抢劫属于国家的格莱弗拉特军需库，以及 （2）1849年5月同这批匪徒一起公开使用暴力，抢劫格莱弗拉特皇家军需库里的武器和装备…… 载于1850年4月19日和21日《西德意志报》第93和95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36]这里发表的材料是《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的摘录。这次起义是德国人民群众维护帝国宪法（见注640）斗争中的一次。摘录谈到弗·恩格斯带领佐林根武装工人的队伍（见注641）赶到爱北斐特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委托恩格斯领导构筑防御设施并让他指挥炮兵。恩格斯的坚决行动和他依靠工人的意图吓坏了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根据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见注637）的要求，恩格斯不得不离开该城。 这个摘录（除最后两段之外）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70年《历史问题》（《Ｂｏпｐｏｃыистории》）杂志第11期。——第639页。 [637]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廉·许纳拜恩（裁缝）、约翰·波特曼（铜匠）和尤利乌斯·特罗斯特（食利者）。——第639页。 [638]指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所属的军事委员会。——第639页。 [639]黑、红、黄是象征德国统一的颜色。——第639页。 [640]指1849年3月27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尽管这个宪法有它的局限性和向封建反动势力作了让步，但它毕竟是在德国统一和德国民主化的事业中前进了一步。然而，法兰克福议会没有实施这部宪法的实际权力，而一些德意志最大的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的政府拒不承认这部宪法。1849年5月，德国人民群众（在莱茵省、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开始发动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领导这些起义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的胆小的和指望妥协的政策导致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失败。——第639页。 [641]指1849年5月初在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的支持帝国宪法的起义。对格莱弗拉特附近的军需库的袭击使起义者（其中有许多佐林根工人）装备了必要的武器。市政当局被撤换，由安全委员会取而代之。起义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而遭到失败。——第64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现款收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现款收据 1849年11月13日 兹收到经蒂森先生从施特廷转来的十一英镑十四先令，仅以贫困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名义对此表示感谢。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签名：卡尔·马克思博士，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 1849年11月13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11月23日《北德意志自由报》第208号 原文是德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收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收据[635] 兹收到经爱·蒂森先生从施特廷转来的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的七英镑期票。我们仅以贫困的德国流亡者的名义对此表示感谢。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94] 卡尔·马克思，卡尔·布林德， 亨利希·鲍威尔，卡·普芬德 1849年10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10月26日《自由射手》报第86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94]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为救济贫困的民主主义者而于1849年9月18日成立的；委员会的成员有卡尔·马克思、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卡尔·布林德、安东·菲斯特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96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2月3日加入委员会。当马克思、鲍威尔、普芬德和恩格斯退出委员会时，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特别委员会检查了所有的账簿和收据，看到一切手续完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9月18日签署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1850年9月27日《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LondonerZeitung》）第28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3—624页）。 草稿由恩格斯亲笔写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并经马克思校正过。——第69、635、643页。 [635]这里发表的《收据》证明了这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1849年9月20日发表的《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95—596页）的第一批响应者中的一个。——第63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发给恩格斯的瑞士出境许可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发给恩格斯的瑞士出境许可证[634] №1279 姓——恩格斯，著作家。 名——弗里德里希。 籍贯——巴门（普鲁士）。 年龄——28岁。 身高——5英尺9+（3/4）英寸，即1公尺79公分。 头发——深褐色。 前额——宽大。 眉毛——深褐色。 眼睛——深棕色。 鼻子——不大。 嘴巴——普通。 胡须——深褐色。 下巴——圆型。 脸——长圆型。 脸色——绯红。 特征 取道皮蒙特和西班牙前往英国并在该地居住一年，1849年9月11日签发。 （1849年9月11日司法监察部批准） 申请人签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注：恩格斯的亲笔签字。——编者注］ 1849年9月11日签发 第一次发表于1970年《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 原文是法文 注释： [634]这个文件是洛桑的瑞士当局为弗·恩格斯离境前往伦敦而发给他的，这时被驱逐出巴黎的马克思已经到达伦敦。恩格斯是由于在德国西南部起义失败而到瑞士的（见注74）。1849年8月23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坚持要他转赴伦敦，说：“……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2）由于爱北斐特。”（注6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160页）恩格斯绕道意大利和西班牙前往英国，因为法国政府不准他过境。——第63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大陆情况的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大陆情况的报道[632] 来自大陆的报告说，在某些地区开了头的分裂运动造成了通常的结果——无政府状态。个别人羡慕他们的同行因分裂而赚得的廉价声誉，决定自己也来使用这一手段，并且不费力气就找到了脱离分裂者的现成借口。过去一个时候曾企图改善处境，建议误入歧途的支部在汝拉联合会的怀抱中寻找避难所（这无疑会使巴枯宁和吉约姆感到满意，把他们抬高到真正专制者的地位，会使英国的这种不健康宣传的发起人［注：大概是约翰·黑尔斯。——编者注］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在“法规”〔“institutions”〕没有遭到含糊而廉价的言词所进行的毁灭性联合攻击的国家里，这种企图对居民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633]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容易预料的：分裂派人数迅速减少，变成孤立的集团，这些集团除了它们全体所固有的需要彼此吵架以及同工人阶级的敌人和睦相处这一特性，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情况可能不会使某个莫里不愉快，但能对此情况完全认清的却只有梯也尔和俾斯麦。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5月22日左右 载于1873年5月24日《国际先驱报》第60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32]这篇《报道》登在关于1873年5月8日举行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例行会议的报告中。——第629页。 [633]暗指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见注628）后，它的前任书记约翰·黑尔斯企图把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分裂出去的改良主义派变成所有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联合会的某种中心。黑尔斯把持国际工人运动的野心在大陆上没有得到支持。——第62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国际先驱报》上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简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国际先驱报》上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简讯[631] 一 西班牙 北方铁路司机和司炉的罢工还在继续。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瓦伦西亚铁路罢工的司机和司炉停止了斗争，但是这个报道似乎是第三次了，只要国际的西班牙机关刊物不证实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相信它。 加入国际的巴塞罗纳及其郊区的工厂工人提出的缩短工作日至十小时的要求，看来得到了满足，因为工厂开工了，而可尊敬的报刊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迄今为止工作日长达十二、三小时。应当指出，胜利之取得主要是由于巴塞罗纳工厂区加尔西亚工人的努力，他们在去年11月就一致支持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马德里，带插图的出版物的排字工人没有采取罢工就迫使他们的业主同意工人提出的新条件。 德国 德国印刷工人进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有一个工会，全德国这一行业七千工人中有四千工人参加了这个工会。另一方面，印刷业主也联合成一个协会，协会的章程责成它的会员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时要根据委员会的有关决议立即解雇所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例如，不久前莱比锡印刷工人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而业主委员会看到业主在莱比锡的阵地正在丧失，就号召全德国的协会会员宣布解雇工会会员。莱比锡、柏林、布勒斯劳、法兰克福、慕尼黑和德国其他多数城市也都这样做了。结果，如果在近日内达不成协议，大多数印刷工人就将于下星期被解雇，整个德国的出版物和图书营业就将处于完全紊乱状态。正当私营企业主的印刷业全部瘫痪的时候，合作图书出版企业在莱比锡却繁荣起来，并且订货多得应接不暇。 德勒斯顿。——建立了合作木工生产。 瑞士 日内瓦首饰匠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正在继续，多数企业主作了让步，作坊按每天九小时恢复了工作。只要不停止对罢工者的支持，工人的最终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在日内瓦，这是由于国际的调停而获得成功的第二次大罢工。 二 西班牙 瓦伦西亚至塔腊果纳和阿尔曼萨的铁路司机和司炉的罢工以工人获得完全胜利而结束，工人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西班牙北方铁路的罢工受到挫折，看来是由于组织得不够好。 在巴塞罗纳，港口煤炭装卸工人由于进行了短期而成功的罢工争取到每天平均增加工资十便士；现在他们八小时工作日获得四先令七便士，而不是三先令九便士。 瑞士 瑞士工人代表大会近期将在俄尔顿举行；确切日期尚未确定。瑞士制鞋工人代表大会正在筹备。 德国 我们最近报道中提到的印刷工人的罢工看来正在发生十分有利于工人的变化。业主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号召全德国的协会会员解雇那些加入工会的工人。虽然这个号召完全符合企业主协会的章程，但看来并非到处都得到赞同。例如在汉堡，印刷业主就认为它没有根据，宁愿脱离协会而不愿服从。这使企业主委员会不得不屈从了，于是它向早先不愿与之有任何关系的工人委员会建议恢复和平解决争端的谈判。 彩画匠、油漆匠、镀金匠等等的国际联合会中央理事会设在德勒斯顿。这个仅仅在一年前成立的组织不仅迫使业主不再进行那些有关遵守礼拜日的鸡毛蒜皮的挑剔，而且成立了合作事务所，联合会的许多会员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制鞋工人在制鞋工人国际联合会会员的领导下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在美因兹，制鞋工人的罢工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恐怕还不会很快结束。大部分单身工人离开了城市。 柏林木桶匠在报刊上号召北德意志的同行成立工会；他们报道说，他们刚刚进行了罢工，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组织在当地条件下活动得十分顺利，他们想扩大它的范围。 在汉堡，三百五十名钢琴制造业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资。 在格尔利茨（西里西亚），争取提高工资的缝纫工人于3月17日罢工。业主提出增加10％的工资，被拒绝了。 柏林的细木工和红木工要求增加33％的工资，如果不能用和平办法取得成功，就打算罢工。 美国 在国际旗帜下行动的德国工人报纸［注：《工人报》。——编者注］开始在纽约出版。它揭露了美国工厂主采取可耻手段把工人同胞的繁重劳动和饥饿生活变成硬币。辛格尔缝纫机公司可以作为第一个这样的例子。例如，公司经理把活计按作坊包给监工，监工则把活计分给各承包人，而承包人又分给低一级的承包人，直到最低一级的承包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同要完成这项实际工作的工人达成协议为止。这种“血汗制度”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最高的形式。在这里不仅资本家，而且整个食客等级都同从工人劳动中榨取利润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工人常常得不到维持生存和劳动的食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德国 带有插图的出版物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业主所提出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被工人拒绝了。同时，特别是在小城市，业主一个接一个地作出让步，因此工人的前景是十分有利的。 在汉诺威，装订工人的罢工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他们提出的十小时工作日和增加工资25％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 全德国的装订工人将于复活节在纽伦堡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开姆尼斯，缝纫工人要求企业主增加工资33％，停止一切星期日劳动。被拒绝后，工人于3月30日罢工。 美因兹制鞋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在普福尔茨海姆爆发了这个行业的工人的另一次罢工；在维尔茨堡和爱尔福特，这个行业的工人的罢工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德国泥瓦工工会宣布制砖工人和泥瓦工人在芬堡罢工，斗争的目的是缩短工作日。编筐工人在汉堡罢工，口号同汉诺威附近的大棉纺织厂工人的口号完全一样。 奥地利 维也纳缝纫工人要求雇主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拒绝后，四十多个作坊（其中包括一些较大的作坊）的工人举行了罢工。 格拉茨的缝纫工人也这样干了。 比利时 在刚刚举行的欧洲缝纫工人布鲁塞尔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了欧洲缝纫工人联合会的临时章程，号召所有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缝纫工人团体加入该会。每个这种团体如要宣布罢工并想得到欧洲工会的支持，则应事先取得其他团体的同意。工会代表大会将每年举行。 瑞士 日内瓦首饰匠的罢工现在完全停止了。九小时工作日顺利地确定下来了。 苏黎世的木工和细木工举行罢工，温特图尔的缝纫工人举行罢工，他们都提出通常的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 纽沙特尔的制鞋工人没有罢工就争取到提高工资。 美洲 渥太华（加拿大）的女仆成立了工会。 四 德国 柏林。——短工花匠举行罢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钢琴制造业工人将于最近宣布罢工，争取提高工资33．5％和八小时工作日。 慕尼黑。——这里的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几乎所有行业都有自己的工会，成立工会中央委员会。首饰匠争取到提高工资25％，而缝纫工人没有罢工就争取到提高工资15％。 奥格斯堡。——市内七家最大商行的一部分木工（共九十人）不作工，因为不同意业主提出的新的工资定额。 莱比锡。——印刷业主和排字工人之间的巨大冲突从这里波及全德国，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傲慢的业主不得不接受工人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即废止普遍解雇工会会员和由工人和企业主的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制定新的工资定额。这些条件被采纳后，工人委员会宣布罢工结束。 但泽。——造船木工的罢工由于当局进行有利于业主的直接干涉而遭到失败，当局威胁要从海军造船厂解雇一切有意支持罢工的工人并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 汉堡。——最近在汉堡、阿尔托纳以及邻近地区可能发生制鞋工人罢工，因为企业主看来不打算对工人的要求让步。 较小规模的罢工有：基尔（霍尔施坦）造船木工的罢工，伊策霍（霍尔施坦）铸工的罢工，代尔门霍斯特瓶塞制造业工人（约九百人）的罢工，不来梅港细木工和红木工的罢工，以及其他主要是由于工资不足而引起的罢工。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工会，甚至国际性的工会（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同一行业的工人）很快遍及整个德国，工资日益接近英国的水平。 奥地利 维也纳。——缝纫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大机械企业中机械工人的罢工一开始就考虑欠周，遭到了失败。另一方面，锉刀制造业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所有工厂主都同意工人增加工资20％的要求。 格拉茨。——红木工和细木工于4月21日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20％。一家大企业的制鞋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规定维也纳目前通行的十一小时工作日。 匈牙利 佩斯。——巴黎公社失败后被禁止的匈牙利工人联合会又在3月23日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成立了。联合会有两家报纸，一家用匈牙利文出版，另一家用德文出版。委员会由国际的老会员组成，其中司库名叫卡·法尔卡什［注：报纸上误为：奥·法尔卡什。——编者注］，是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 瑞士 日内瓦首饰匠的罢工现在完全停止了，因为工人到处都争取到实行九小时工作日。在苏黎世，木工停止作工；到目前为止有六个企业主作出了让步。温特图尔的缝纫工人继续罢工。洛桑的缝纫业主为避免罢工已表示愿意接受工人的要求。 比利时 埃卡辛二百名采石场工人停止作工，但罢工看来很快结束了。细情不详。 五 瑞士 温特图尔缝纫工人的罢工以胜利告终；除一个企业主外，所有企业主都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苏黎世的制鞋工人打算为争取提高工资而开始罢工；他们号召他们的同行不要在这个城市受雇。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车站铁路工场工人打算宣布罢工，如果经理处不同意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 德国 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于6月1日圣灵降临节在德勒斯顿召开年度代表大会。 汉堡。——马具工因业主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而从4月19日起罢工。我们在上周提到的制鞋工人不可避免的罢工已经爆发了。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25％。早些时候我们提到的北德意志各城市中造船木工的罢工主要是因企业主阻挠成立德国造船木工工会而引起的，他们企图把联合会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战斗。顺便说一下，德意志帝国主管基尔和其他地方的海军造船厂的领导给了造船业主尽可能的支持。 慕尼黑。——制鞋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限制工作日为十二小时。二百五十名工人争取到了业主的让步，一百五十名单身工人离开了城市；因此，胜利几乎是有保障了。 柏林。——制鞋工人（三千人左右）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注：报纸上此处字迹不清。——编者注］。所有独身工人离开了城市。花匠助手的罢工看来由于组织得不好而遭到失败。但是现在情况有所改善：他们成立了工会，打算重新开始斗争。 普福尔茨海姆。——制鞋工人的罢工已结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20％，争取到了15％。 美因兹。——沃尔弗的制鞋工厂，在业主放弃了所宣布的缩减工资15％并付给工人约二十英镑以赔偿因罢工而造成的损失之后，结束了罢工。 科伦的木工，特利尔的制革工人打算宣布罢工，以争取较高的工资。 奥地利 前来参加维也纳展览会的木器工人得知，该行业的维也纳联合会委员会正在维也纳的玛丽亚希尔弗区施图姆普弗大街弗洛里安小酒店开会。 六 美国 纽约煤气公司工人于4月5日罢工，要求恢复八小时工作日。八小时工作日是在前一些时候给工人规定的，但后来很快又延长到夜班十二小时，白班十五小时。纽约市的共和国警察立即站到公司一边，给它的各企业派出强大的警察分队，而救济流亡者的慈善委员会立即送去二百名刚刚在沃兹岛［注：流亡者检疫站。——编者注］登陆的意大利人，以顶替罢工者。这些被警察护送到企业来的意大利人被人以最粗暴的方式强迫完成他们完全不习惯和不适合的各种工作。他们很快就要求回到岛上去。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断然拒绝了，警察强制他们留下来工作。有两个人企图越墙逃跑，但掉进东河淹死了，另外几个有同样企图的人被警察从水里捞了起来。从此煤气工厂就从海上和陆地被一道警察的警戒线包围起来，防止工人从这个新型的监狱中逃走。所有这些都是在要求意大利人去完成极不适合于他们的工作时发生的。 这就是“模范共和国”在工人为争得自己的权利刚想侵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或舒适生活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 奥地利 维也纳。——锉刀制造业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缝纫工人的罢工已经结束；工人虽然未能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但取得了很大成功：工资提高了，工作日缩短了。 格拉茨。——面包工人开展了缩短工作日的广泛宣传，他们的工作日迄今一昼夜达十八和二十小时。木工的罢工正在继续。 工人运动正以极其令人满意的方式在奥地利各地发展。 匈牙利 匈牙利制鞋工人代表大会6月1日在佩斯举行。奥地利制鞋工人也准备派遣代表。拟讨论的问题有：规定全国同一长短的标准工作日，成立匈牙利制鞋工人工会，组织合作工场等等。 瑞士 刚刚胜利结束的首饰匠的罢工再一次表明，业主反抗工人的正义要求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回到原来工作岗位的罢工工人未必有四分之一；余下的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现在业主很难雇到所需要的工人。那是活该！ 德国 哈雷。——只持续了几天的矿工罢工胜利结束了：业主让步了。 汉堡。——制鞋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 阿尔登堡。——缝纫工人经过短期罢工工资提高[16+（2/3）]％。 许多起罢工正在准备，其中有：柏林制刷工的罢工——争取增加工资25％，斯图加特马具匠的罢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和增加工资25％，以及废除工人必须在业主家里食宿的规矩。 弗赖茨及其郊区的泥瓦工人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但由于这一行业的工人组织成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在内的国际联合会，因此胜利完全在望。正是这个联合会支持汉堡的罢工。 德国建筑工人年度代表大会将于6月在开姆尼斯（萨克森）举行。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3—5月 载于1873年3月22日和29日、4月12日和26日、5月3日和24日《国际先驱报》第51、52、54、56、57、60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31]恩格斯关于欧美工人运动的简讯同1873年1—2月登载在同一报纸上的他的《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45—349页）相衔接。《简讯》与《报道》（同关于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一起刊登在报上）不同，单独登载在《国外工人运动消息》或《大陆工人运动消息》一栏里。《简讯》的材料来源，除了恩格斯在同朋友们和战友们广泛通讯中得来的消息之外，就是各国的工人报刊，首先是莱比锡报纸《人民国家报》和马德里的《解放报》（《Emancipacion》）。——第61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629] 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有六十四名代表，其中：代表法国的十六人，德国——十人，比利时——七人，英国——五人，北美——五人，荷兰——四人，西班牙——四人，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三人，瑞士汝拉联合会——二人，爱尔兰——一人，葡萄牙——一人，波兰——一人，奥地利——一人，匈牙利——一人，澳大利亚——一人和丹麦——二人。有几个代表有两个或三个国家的代表资格证，因此上述数字不完全准确。按民族成分来说，二十个法国人，十六个德国人，八个比利时人，六个英国人，三个荷兰人，三个西班牙人，两个瑞士人，两个匈牙利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爱尔兰人，一个丹麦人，一个科西嘉人。以往历次代表大会没有一次有这样多的民族的代表参加。 代表资格证的审查几乎占了三天。这是因为在一些支部是否属于国际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例如，纽约的（法国）第二支部就是这样。这个支部参加了美国联合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后来又反对它的决议，因而被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开除出联合会。因为在这之后总委员会没有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支部，而代表大会又没有重新审理它的开除问题，因此它的代表不能被接受，代表资格证不能被批准（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五条和第六条，第四节第四条）。 关于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全权证书就不同了。它是由一些被旧马德里联合会用各种各样虚构的借口在明显破坏本地章程的情况下开除的工人组成的。开除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指责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在西班牙的国际内部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背叛国际。之后他们就组成新马德里联合会，并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给予承认。后者的成员即使不是全体也是大部分是属于同盟的，因此拒绝承认。在总委员会（他们向总委员会提出要求）承认了他们是一个独立的联合会［注：弗·恩格斯《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编者注］后，他们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代表权遭到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反对。在这个具体场合，总委员会没有考虑组织条例的规定（第二节第五条），因为按规定它在接受新马德里联合会以前必须同西班牙委员会商量；它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一方面，拖延是危险的，另一方面，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公开站到同盟一边，造了国际的反。 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赞同总委员会的做法，没有一人投票反对；这样，新马德里联合会就得到了承认。 对日内瓦的革命宣传支部的代表资格证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总委员会根据罗曼语区联合会日内瓦委员会的建议没有承认过这个支部。代表资格证，从而整个支部，在代表大会结束前都暂时没有得到承认，因为时间不够，这个情况没有审理，所以支部仍然没有得到承认。 总委员会象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那样有派出六名代表的权利，这一点经过不大的争议之后得到了承认。 没有缴纳上一个会计年度会费的四名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只是缴了会费后才被允许参加会议。 最后，美国第十二支部，也就是那个在纽约闹了一场丑剧的支部（如早先《人民国家报》报道的［注：弗·恩格斯《国际在美国》。——编者注］）的代表［注：威斯特。——编者注］作了长篇的维护第十二支部的发言后，遭到了一致的拒绝，因此第十二支部最终被留在国际之外。 这样一来，以审查代表资格证的形式，几乎研究并解决了国际一年来的所有实际问题。代表大会以三十八至四十五票的多数对十二至二十票的少数（多半干脆弃权）赞同总委员会的每一个步骤，一次次地对它投信任票。 来参加会的还有一个意大利代表，里米尼代表会议主席卡菲埃罗先生。8月4日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有二十一个支部（其中有二十个支部没有履行章程所规定的入会条件，也就是根本不属于国际）通过决议同总委员会断绝一切联系，并于9月2日在瑞士的纽沙特尔而不是海牙举行所有拥护这一决议的支部的代表大会。 他们看来改变主意了，卡菲埃罗先生也来到了海牙，但十分慎重，把自己的代表资格证放在口袋里，只是凭会员卡作为一个普通旁听者出席代表大会。 在第一次表决时（选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立刻就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直到最后，除少数人外，这个多数派和少数派一直是团结一致的两个集团。法国、德国、美国、波兰、丹麦、爱尔兰、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和澳大利亚组成多数派。比利时、西班牙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荷兰、一个法国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组成少数派，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全部或部分弃权。英国代表是各人投各人的票，各行其事。多数派的核心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他们的行动极其一致，就好象1870年所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政府行动和国家行动都根本没有发生过。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在色当投降两周年纪念时加强了——俾斯麦的教训不比梯也尔少！ 结束了全权委托书的工作后，就转入第一个紧迫的问题即总委员会的地位问题。要取消它是根本谈不上的，在星期三晚上举行的公开会议上的头几次辩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紧密团结的多数派显然有充分决心不使国际变成傀儡，在他们面前，关于自由联邦、支部自治等等漂亮空话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在那些国际不得不同政府当局进行真正斗争的国家中的代表，即那些对国际采取最认真态度的人（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葡萄牙人、爱尔兰人），他们认为，总委员会应当具有一定权力，不应当象少数派所要求的那样把它降低到简单的“信箱”、“通讯统计局”的水平。因此对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二条：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四十票赞成，五票反对和四票弃权作如下补充： “并且监督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 而这一节的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将改为： “总委员会有权将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和整个联合会暂时开除。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将同该联合会委员会商量。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建议在三十天以内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对此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内召开非常代表会议（每个民族各派代表一名），对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三十六票赞成，十一票反对，九票弃权） 这项决议对总委员会的地位作了足够明确的规定，而按照原先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的地位是会引起疑问的。总委员会是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而作为这样一个机构，它对各支部和各联合会都具有一定的权力。实际上这些权力并未因上述决议而扩大；它们只是由于有了任何时候不得使总委员会丧失自己责任感的保证而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规定。有了这项决议，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谈不上总委员会的专制了。 把这两条写进组织条例是符合最迫切的需要的。由于时间有限，对章程没有作详细的修改。但是在章程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纲领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巴枯宁分子的宗派在瑞士汝拉联合会、西班牙和意大利，把绝对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选举作为国际的提纲来加以宣传。这种错误的解释已经被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消除了；但是巴枯宁分子在回答中把这一决议也驳斥为代表会议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代表大会重新澄清了这个问题，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把伦敦［注：报纸上是：“英国”。——编者注］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入章程，决议是这样写的：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特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这一决议以二十八票对十三票（包括弃权者在内）通过。但除此以外，不得不提前离开的四名法国人和六名德国人以书面形式对章程的新条文投了赞成票，所以实际的多数是三十八票。 由于这项决议，弃权论者今后就不能散布谬论，说什么放弃任何选举和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是国际的原则。如果这个从一开始就在国际内部引起一切纠纷的宗派，到现在还认为留在国际是同自己的原则相容的，那是它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人留它在那里。 下一个问题就是选举新的总委员会。前总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马克思、恩格斯、赛拉叶、杜邦、符卢勃列夫斯基、麦克唐奈等人——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并选举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八名成员参加总委员会（美国联合会必须给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再补充七人）。作为这一建议的基础的是这样的事实：最近一个时期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国际的前总委员会的最积极的成员已经不能再这样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个月以前就告诉自己的朋友们：只有在退出总委员会的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他们的科学工作。 其他人也是同样的理由。总委员会如果留在伦敦，它恰好会失掉那些迄今一直从事全部实际工作，既写通讯又从事政论活动的成员。而在伦敦存在着两伙力图在总委员会里抢占上风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成功的。 这两伙人中的一伙就是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诚然，布朗基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他们不理解运动的真正进程，而专讲革命的词句，他们不从事宣传活动，而是无谓地忙于搞想象的密谋，结果只招来无益的逮捕。把国际在法国的领导权交给这些人，就意味着毫无意义地把我们在那里的人投进监狱，并且使国际得到蓬勃发展的三十个省的组织重新遭到破坏。在代表大会上就有足够的情况证实，法国的国际会员什么都同意，就是不同意这些先生的领导地位。 伦敦第二伙危险的人就是那些英国工人领袖，马克思在代表大会上当面说当英国工人领袖是可耻的，因为他们几乎全都把自己出卖给了查理·迪尔克爵士、赛米尔·莫里或格莱斯顿本人。［注：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编者注］这些人（总委员会中团结一致的法德多数派至今没有让他们发展和进行活动）现在会开始起完全不同的作用，而国际在英国的活动就不仅会处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监督之下，甚至可能遭到政府的监督。 因此，迁移是必要的，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纽约就是唯一的两全其美的地点：既可保证协会档案的安全，又可保证总委员会本身成分的国际性。要争得这个决定，就得作出一些努力；这一次比利时人脱离了少数派，投票赞成伦敦，特别是德国人坚持主张在伦敦。然而在不止一次的表决之后，通过了把总委员会搬往纽约的决议，并选出下列十二名总委员会委员，他们有权把自己的成员补充到十五人：卡瓦纳和圣克莱尔（爱尔兰人），劳雷耳（瑞典人），福尔纳奇埃利（意大利人），大卫、勒维耶尔、德雷尔（法国人）、波尔特、贝尔特兰德、卡尔·施佩耶尔（德国人），华德（美国人）。 接着决定在瑞士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由总委员会选择一个城市。 在选举新的总委员会之后，拉法格以他所代表的两个联合会：葡萄牙和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名义提出下列建议，建议被一致通过： “专门委托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 为此目的，在代表大会后的一个月内它应当起草一份呼吁书，翻译并印成各种文字，散发给国际知道其地址的所有工人团体而不论其是否参加国际。 委员会在这份呼吁书中应号召所有工人团体成立相应职业的国际联合会。 将建议每个工人团体自己决定它能够加入相应职业的国际联合会的条件。 委托总委员会把同意这一建议的团体所提出的一切条件收集起来，并制定出共同的章程草案，草案提交入会各团体取得事先赞同。 近期将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批准国际联合会的最后的章程。” 这样一来，新的总委员会一开始就面临一项实际组织的重要任务；看来，这个任务一解决，就足以使似乎已经死亡的国际具有空前未有的规模。 轮到关于同盟的问题了。应当为代表大会准备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之后，终于在星期六晚上九点钟完成了自己的报告。报告宣布同盟的章程和目的是同国际的章程和目的矛盾的，并要求把同盟的创建人巴枯宁、同盟的主要代理人汝拉联合会的两个领导人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其次是贝·马隆，还有另外两个人开除出去。委员会的多数人得到证据，证明同盟是一个秘密团体，建立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反政府的密谋活动，而是为了进行反国际的密谋活动。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还想把国际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因此当时他们自己作出了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著名的巴塞尔决议。由于伦敦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势力大大得到巩固）而感到扫兴并对实现自己愿望再一次失望之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完全受同盟操纵的汝拉联合会发表了它的桑维耳耶通告，通告把他们自己的代表所提出的巴塞尔决议攻击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受了罪恶的精神即“权威主义”精神的怂恿，并提出国际的唯一目的是各独立派别充分自治、自由联合。这是自然的。要知道，一个为了夺取更大的合法团体的领导权而成立的秘密团体，如果不能公开取得最高权力，那么它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破坏合法团体的组织。在没有中央领导和全国性的中央机关，或者这些机关失掉了任何权力的地方，阴谋家们一致行动，很容易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得整个领导权。按照这一计划，汝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同盟分子非常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破坏活动必定很广泛，以致不仅要取消总委员会，而且要取消所有中央机关、历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甚至除引言以外的共同章程。意大利人已经把这一点列入自己组织的章程中；汝拉代表得到指示必须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这一点的建议，如果不接受就退出代表大会。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有人向委员会提交了真实的文件，证明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的所有这些阴谋的联系；文件清楚表明，秘密的联系就在同盟内部，同盟的口号是巴枯宁提出的，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都属于这个同盟。加入同盟的代表硬说，同盟在西班牙（同盟在那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已经解散了，由于这些一再重复的保证，这些代表没有受到任何制裁。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很激烈的。同盟分子方面尽一切努力来拖延，因为会址的契约到夜里十二点钟到期，代表大会必须结束。同盟分子的行为消除了对他们的阴谋是否存在及其最终目的的一切疑问。最后，多数人终于迫使出席的两名主要被告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起来发言；在他们的辩护性发言之后立即进行了表决。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施维茨格贝耳由于他个人的魅力以微弱多数的优势逃脱了这一命运；之后决定对其他人进行赦免。 开除这两个人是国际对同盟和巴枯宁先生的整个宗派的公开宣战。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其他任何派别一样，巴枯宁的宗派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条件（恪守一致以及遵循章程和代表大会各项决议）下被允许加入国际的。但这个生来就是虚荣心多于才能的资产者学理主义分子所领导的宗派，不是这样，而是企图把自己狭隘的宗派主义纲领强加给整个协会，破坏了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后来又把它们宣布为真正的革命者不必遵守的权威主义谰言。总委员会几年来几乎是不可理解地忍受了这一小撮寻衅之徒的阴谋和诽谤，可是这种耐心只招来非难它的专制行为。现在，代表大会终于发表了意见，而且十分明确。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的涉及同盟和巴枯宁先生全部阴谋诡计的文件的语言也将是同样明确的。［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编者注］那时人们将看到，打算滥用国际的人是出于何等低下的目的。 这个问题表决之后，立即宣读了由全体汝拉代表、比利时代表、荷兰代表和四名西班牙代表以及一名法国代表和一名美国代表签署的少数派声明，声明中说，在拒绝了他们的所有建议之后，他们虽然还希望同总委员会保持通讯和统计的联系以及缴纳会费，但不容忍总委员会对联合会内部生活的任何干涉。一旦总委员会进行这种干涉，所有签过名的联合会就声明同所涉及的联合会团结一致，除非这种干涉被证实是由于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遭到公开的破坏。 签署这一声明，因而也就承认自己只受1866年日内瓦章程的约束，而不受后来几次代表大会的修改和决议的约束。只是他们忘记了，日内瓦章程本身就承认历次代表大会全部决议的拘束力，因而他们的附带条件也就全部落空。不过，这一文件不起任何作用，代表大会也就以应有的冷淡态度接受了下来。签名者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企图 （1）责成自己的联合会在国际内部成立单独联盟[630]以及 （2）责成它们只承认日内瓦章程的法律效力，而对后来历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则宣布为无效。 这样，整个文件显然只是同盟中的空谈家强加给上当受骗的少数人的，它没有任何效力。即使有某个支部或联合会企图对牢牢载入我们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表示异议，新的总委员会也一定能象前届委员会对待美国第十二支部那样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在处理单独联盟方面是很顺利的。 我们还看到，那一天（星期六）的下午审查了总委员会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认为是正确的并给予同意。 在宣读了海牙支部致代表大会书以后，代表大会在夜里十二点半在“国际工人协会万岁！”的高呼声中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载于1872年9月28日和10月9日《人民国家报》第78号和第81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29]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阿·赫普纳给《人民国家报》写了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道而被捕之后应该报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文章的结构和内容都很近似恩格斯1872年10月1日为《人民报》（《LaPlebe》）写的《海牙代表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84—190页）。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1872年10月21日编辑委员会最终确定的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正式法文本。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引文同《全集》发表的决议原文（同上第165—177页）在个别地方有细微差异的原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报告和书信》1972年莫斯科版。——第604页。 [630]原稿此处和下面用的是“宗得崩德”一词，这个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用来指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关于这一名称的起源，见注65。——第61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1872—1873年总委员会驻在地的迁移及其成员的建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1872—1873年总委员会驻在地的迁移及其成员的建议[628] 我们建议，1872—1873年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往纽约，委员会由北美联合会委员会的下列成员组成：卡瓦纳、圣克莱尔、塞蒂、勒维耶尔、劳雷耳、Fr．G．贝尔特兰德、弗·波尔特、康·卡尔。他们将有权自行推选，但总委员会成员的总数无论如何不应超过十五人。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乔治·塞克斯顿、沙·龙格、奥·赛拉叶、麦克唐奈、欧仁·杜邦、弗·列斯纳、勒穆修、M．马耳特曼·巴里。［注：都是本人亲笔签名。——编者注］ 1872年9月6日于海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9月6日 以真迹复制形式发表于海·施留特尔《国际在美国》1918年芝加哥版 原文是法文 注释： [628]关于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9月6日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并在同一次会议上以26票对23票、9票弃权通过的。这一建议的详细理由见本卷第609—611页。——第60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总委员会委员的职责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总委员会委员的职责的决议 在着手讨论新的总委员会的候选人以前，总委员会委员无权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对委员会的另一委员进行指责。 卡·马克思在1872年8月28日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1870年6月—1872年4月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1870年6月—1872年4月总委员会记录摘要[602] 总委员会会议 1870年6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 马克思提议布鲁塞尔为下届总委员会驻在地等。这项决议案送往各支部。 通过。 黑尔斯表示准备提议重新审议这一问题。 7月5日。继续讨论。讨论暂停。 7月12日。马克思：“给各支部写信，请他们考虑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是否合适。如果他们赞成迁离，则建议迁往布鲁塞尔”（代表应把答复同委托书一起带来）（给代表们的指示）。只有三票赞成黑尔斯的修正案。 美因兹代表大会议程。 8月2日会议。 赛拉叶宣读比利时的一封来信，信中提议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除意大利和西班牙外，它距所有的国家都很近。比利时人要求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他们反对把它迁到布鲁塞尔。 关于代表大会的讨论。 马克思反对布鲁塞尔人关于阿姆斯特丹的建议。应该给所有的支部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延期。也许可以象1865年那样召开一次代表会议而不开代表大会。 荣克反对代表大会。瑞士在征集入伍（六万人）。 黑尔斯提议（埃卡留斯附议），要求各支部说明是否赞成大会延期，如果赞成，则授予总委员会以确定开会日期的权力。（通过。） 马克思：如果各支部同意，可以在这里召开代表会议，但他主张征求意见。 8月9日。西班牙人提议巴塞罗纳作为代表大会集会地点。 8月16日。荣克宣读了瑞士德语区委员会的来信，信中同意代表大会延期，并让总委员会确定时间和地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来信大意相同。两封信都反对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 8月23日。赛拉叶宣读了比利时委员会的来信，信中同意代表大会延期。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也写来相同内容的信，要求总委员会留在伦敦。 通过了代表大会延期举行的决议。 11月22日会议（波拿巴政府档案中的文件）。 “在全民投票前夕，奥利维耶曾写信通知法国所有城市，必须把国际的领导人逮捕起来，不然投票就不能顺利进行。” 11月29日会议。马克思报告说，我们的不伦瑞克朋友们带着镣铐从勒特岑被押解回来，以叛国罪名受审。为了吓唬资产阶级，受警察控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告诉人们，这些人都是那个要颠覆一切、建立世界共和国的国际协会的同伙。 1871[—1872] 3月14日。罗班提议召开代表会议。（被否决。） 7月25日。恩格斯提议召开代表会议，罗班附议。 本月马林的大主教建立了一个国际天主教工人协会，目的是和国际工人协会相对抗。 2月20日。关于吴亭的声明。［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编者注］ 3月12日。关于美国的决议。［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1872年3月5日和12日》。——编者注］ 4月16日。柯克伦。福塞特。［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编者注］ 草拟于1872年8月27日以后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02]保存在马克思遗稿中的1869—1871年总委员会记录本的摘要，是由马克思、部分由恩格斯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记在两大张纸上的。摘要一直记到1871年9月5日。这里还有马克思在一年以后，即1872年8月底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前夕，记在一页纸上的关于1870年6月—1872年4月的记录摘要（见《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记录和文件》第580—581页）。这两份手稿上划有一些记号和线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国际的文件时利用过它们。——第529、59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国际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国际代表大会[621] 一 8月25日于海牙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再过几天要开幕了。虽然许多方面曾要求政府不允许在海牙举行代表大会，但当局在自由派报刊的支持下没有对会议的组织者加以任何阻挠。在政府人士中占上风的意见是，不应缩小自由争论的权利，只有用自由争论的办法才能有效地反对虚假和无根据的思想，避免有害的危机。 我今天就把整篇文章献给代表大会，因为要了解将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论，贵报读者就必须事先充分明了国际的现状。由于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将几乎纯粹是讨论内部的事务，而且各个派别将会彼此对立，所以我应当先说明一下每个派别的立场及其斗争的目的。因此我首先阐述一下我对列入代表大会纲领问题的看法。 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通知，将要讨论国际今后的组织。［注：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编者注］因此总委员会有意要提出一项建议：把去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写进章程中去，根据这一决议，各个国家中的协会会员应当组织成为政党。正是围绕这一点，代表会议决议的拥护者和根本不想同政治发生任何关系的所谓弃权论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知内情的人未必会了解这一点。 二十多年前，所有欧洲国家的流亡者发表了由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起草的《宣言》，宣言用最新的社会学说来看待社会关系，并且拟定了这样的政治斗争策略：在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还在同等级制度或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的国家里，如果资产阶级坚决主张进步的话，工人始终应当支持资产阶级。 1863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试图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策略。由于工人的不成熟以及其他社会阶级对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缺乏任何理解，联合会未能成为多少有点影响的力量；不但如此，它的创始人［注：斐·拉萨尔。——编者注］死后，它就堕落成为警探所领导的一个宗派，这些警探的夸张的废话被用来吓唬有产阶级。这个宗派在海牙不会有代表。 在爱森纳赫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也主要是通过了政治纲领。它正在走开头的几步，因此犯有某些幼稚病，但是在不断积聚力量。在代表大会上这一派将有来自柏林、德勒斯顿、汉堡、莱比锡、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的代表。 至于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他们根据自己以往的立场，并为了使封建教权派大伤脑筋，根本不愿听什么放弃政治之类的话。但由于前大臣吉斯克拉颁布的通令，奥地利工人不能进行国际的宣传，他们也不得建立支部；但是我听说，本协会居住在奥地利的一些会员已委托一位国外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声明：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认为放弃政治是滑稽可笑的。 国际工人协会英国会员在几个星期以前再次赞成在英国建立政党[622]以进行政治活动。 总之，由德国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一派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不仅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而且还有多数的瑞士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将在代表大会上赞成把伦敦代表会议的上述决议写进国际的章程。将投票反对在章程中作这种改动的，只是有联邦主义情绪的比利时人，而在瑞士法语区、法国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代表中，则只是俄国人巴枯宁的那些拥护者。 现在我首先应当把国际发生分歧的起因告诉你们。至于比利时人和一部分法国人，他们向来都是蒲鲁东及其所代表的联邦主义原则的拥护者。他们热情而坚定地遵循这些原则，而德国社会主义者则把他们敬为理论方面的诚实的敌人。 巴枯宁拥护者的情况则不同。巴枯宁没有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在赫尔岑的《钟声》杂志上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和种族战争。1868年他出席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向集会者鼓吹“人人平等”和“废除国家”。他的建议被拒绝后，他在俄国流亡者的支持下在瑞士法语区、法国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成立了几个工人联合组织，取名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协会的单个支部有权单独成立组织并在考虑到每个国家的法律和现存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活动，但支部的章程决不能同协会的总纲领相违背。纲领简要地规定：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目的是“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应当去统治别的阶级。在布鲁塞尔和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多数人赞成这样一个论点：只有社会交往手段和土地成为国家的财产，工人阶级的状况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废除私有制、废除家庭、人人平等和消灭国家这几点没有包括在成立于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中。因此，总委员会虽然只是一个执行机关，也应当建议同盟的领导修改自己的纲领。［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同盟在答复这个建议时声称，它的被总委员会宣布为荒谬的原则应当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样板。总委员会因此与同盟断绝了通讯联系，而同盟就对伦敦的执行机关发动了有组织的战争。这一战争迄今没有停止，因为巴枯宁先生的拥护者在制造大吹大擂的宣言和煽动人心的演说方面很有一套办法，所以人们经常把国际工人协会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混为一谈并且把后者的观点归咎于前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只想引用一件事实：茹尔·法夫尔在反对国际的通告中，以及议员萨卡兹在关于杜弗尔法的报告中，都引了同盟的唱高调的文件来证明国际的危险性。 在1870年头几个月，巴枯宁找到了费利克斯·皮阿这个好同志。这个人利用伦敦某个法国工人团体［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编者注］，打着国际的招牌发表各种各样有血腥气的宣言，其中包括要求杀死拿破仑皇帝。因此总委员会在报纸上公开声明，不能对皮阿的行动负责，他从来不是国际的会员。［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编者注］上述法国工人团体后来在伦敦街头张贴宣传画，宣布国际是“反革命团体”。 到1870年底，同盟成功的可能性又大大减少了。日内瓦《平等报》的领导权从巴枯宁手里夺了过来，转到了总委员会拥护者手中。只是当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来到了瑞士和英国，弃权论者，或者说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中又开始有了活跃气氛。所有可疑分子都跑到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而最有觉悟的流亡者则参加到总委员会一边。 这里就国际对公社起义的态度再讲几句也许是适宜的。调查[623]本身已经表明，国际工人协会本身决不是巴黎三月革命的首创者；公社的成员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多半是雅各宾分子和象皮阿一类的人。再说，公社中的社会主义分子几乎全是蒲鲁东分子联邦主义者；因此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报刊在运动爆发后很快就表示这样的意见，说运动的结局将是不利的。当失败已成事实，失败者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时，总委员会和国际的报刊一致地仍然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巴黎的工人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我认为我对大陆上国际的状况已经给了足够的篇幅。关于国际在美国的情况，只想说一点：在那里，自由爱情的信徒和半上流社会的太太们钻进了支部，但已被赶了出去。于是被开除的人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支部，但总委员会不承认它。［注：见本卷第562—571页。——编者注］ 考虑到上述一切，就应该有把握地预料到无政府主义者在代表大会上的失败。对巴枯宁个人来说，情况更加不妙，因为对他提出了使他声名狼藉的指责。有人把巴枯宁先生称做俄国的萨宾纳。涅恰也夫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证明，巴枯宁曾经给俄国一些完全不相识的人寄信，信封上盖着“秘密革命委员会”的印章。其次，有一个情况是他料想不到的，这个情况同时表明了弃权论者的思想会导致什么结果。巴枯宁的两个参谋、国际同盟在法国南部的领导人和1870年里昂叛乱的发起人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已投到波拿巴阵营中去了。几个月以前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最后一句是：“皇帝万岁！”同时宣言中还有一句巧妙的话： “我们成为帝国的拥护者是我们的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 最后，我还应当指出，巴枯宁先生的拥护者甚至极力要在工人中间煽起民族纠纷。弃权论者的喉舌《汝拉联合会简报》最近一期（除了其他东西，它还登载了一篇呼吁书，最后两句是：“无政府万岁！集体主义万岁！”）抱怨代表大会在四个德意志国家的邻近地区召开。伦敦总委员会被非难有泛德意志倾向，它的一个姓瓦扬的法国委员，被指责受过德国的教育，因为他在维也纳和杜宾根学习过。 还必须补充一点：德国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在理论方面比法国人先进了约五十年[624]，德国的使命是确定实现社会改革时将遵循的法律，这些话在罗曼语区的国家里引起了不满。因此我想起被慕尼黑的约翰·胡贝尔教授称为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哲学家费希特的一句话： “以体现着人类个性的一切人的平等为基础的、真正的法律王国，将起源于德国”。 二 9月8日于海牙 在讨论我昨天已提到的国际在政治方面的立场问题时，各个集团的观点都亮出来了。现在在伦敦的巴黎公社参加者多数是布朗基分子，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德国人一起行动，但绝不是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布朗基分子本身由于最近几年的痛苦经验确实有点清醒了，但遗憾的是，他们仍然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傲气和热衷于那种他们企图通过轻率而且简直是荒唐的行为来求得满足的行动。[625]他们在说明投票赞成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入章程的理由时所讲的话，促使到巴黎来的代表发表了下列声明： “尽管我们非常崇敬布朗基，但我们不得不声明，目前巴黎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同意布朗基派的观点。我们想夺取政权，首先要争取工人阶层上升到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即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那种精神发展水平。我们不想用密谋而想用为我们的解放事业所作的不懈的、公开的工作来赢得全世界的尊敬。”[626] 德国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赫普纳向无政府主义者吉约姆大声喊道：“你们街垒逻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放弃政治会把人弄进警察局。” 另一个德国代表[627]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有人把我们德国人叫做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是的，我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必须使性格和智慧的权威在我们为之而奋斗的那个社会中也得到承认。但更重要和更必须的，是尊敬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中的这种权威。国际作为一个为了一定目标而成立的联合组织，如果它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督一些集团，使它们不致损害整个协会的声誉和它的利益，那它就是有负自己的存在了。”（转向弃权论者）：“你们想反对集权的专制，但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走上了属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时期的联邦主义。你们想推翻组织得很巩固的反动派机构，并为此在自己的队伍中强制推行无政府主义！”（热烈的掌声。）“对历史进程毫无认识的联邦主义者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曾为反动派的事业效劳；他们刚刚在德国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他们在奥地利的失败是必然的。联邦主义在汝拉山区、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的一些省份中为奸细钻入我们的队伍打开了通路，并且促使一些集团走上同反动派结盟的道路……人们引证蒲鲁东，他于1863年曾经建议对帝国放弃政治。这种弃权主义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成立一个庸人和背叛者的政府。我决不是谴责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三月十八日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它是被挑动起来的。法国得以保存共和国应当归功于它。但它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它的联邦主义的性质。梯也尔在毁灭公社时可以用维持国家的统一作为借口，就象法国国务活动家在屠杀法国新教徒时所做的那样……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们的、有责任全面弄清社会思想并使它开动起来的政治工作，如果你们想把自己孤立成宗派，那么世界历史会不理睬你们而转向自己面临的事务。” 完全不出所料，关于国际对政治的立场的决议案，在普遍支持的情况下不顾巴枯宁拥护者的投票如何而通过了。［注：见本卷第609页。——编者注］ 在昨天的秘密会议的过程中，还决定委托总委员会成立国际工会，在瑞士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并按以往的数额征收年度会费。 财务委员会报告了财务账目，大家认为账目没有错；在全体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支出和收入的总额，并说明一些属于有产阶级的总委员会委员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费用。［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编者注］ 七时开始举行第三次公开会议，因为根据报刊代表的要求，放弃了前天通过的不举行公开会议的决议。 一大群人又奔向大厅里被隔开来作为接待宾客的那个地方，邻近的街道上也挤满了人群，但这一次秩序井然。 荷兰代表万·登·阿贝勒、万·德尔·豪特、埃尔曼和布鲁塞尔代表布里斯美的发言谈到国际的原则，受到极大的称赞。走廊上一些刺耳的口哨声没有再出现，因为听众自己使这些破坏安定的人遵守秩序。在宣读了秘密会议的决议和收到的信件、电报之后，公开的会议又结束了。 最后一次秘密会议结束了国际同盟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开除同盟，首先是开除巴枯宁先生和吉约姆先生的决议。 夜里一点钟，代表大会宣布闭幕。今天还将在荷兰工人运动的中心阿姆斯特丹举行民众大会。 载于1872年8月29日和9月10日《新自由报》第2878和2890号晚刊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21]1872年8月25日写的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巴枯宁分子诬蔑性攻击的答复。巴枯宁分子在1872年8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4期上竭力把国际内部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德国共产党人的“独裁者的”野心。与奥地利代表新闻记者奥伯温德从海牙寄给《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署名为“g”的那些文章不同，马克思的文章没有署名。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72年9月2—7日。报告和书信》1972年莫斯科版。——第590页。 [622]1872年7月21日在诺定昂举行的国际不列颠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声明必须建立一个以国际的原则为基础的独立工人政党。——第592、723页。 [623]指凡尔赛国民议会委员会对3月18日起义和建立巴黎公社原因的官方调查（《议员对三月十八日起义的调查》）。——第594页。 [624]这个看法是恩格斯说的。他在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的《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末尾提出了这个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59页）。下面引自约·哥·费希特的著作《1807和1813年的政治文摘》的话不完全确切。——第595页。 [625]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的建议被通过之后代表大会的代表——布朗基主义者示威性地离开了海牙。——第596页。 [626]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材料中，巴黎代表的这个声明没有保存下来。这个声明实质上同国际法国支部的其他著名文件是一致的，但在文字上有所不同。——第596页。 [627]下面引的这段话同海牙代表大会正式记录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报纸对会议情况的报道中的德国代表的任何一次发言都不一样。显然，马克思这样写是为了给联邦主义者的立场以更多方面的批判。——第59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里米尼代表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里米尼代表会议[620] 巴枯宁分子终于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在里米尼召开了据说是国际的、而实际上是意大利巴枯宁分子的代表会议。二十一个有代表的支部中只有一个即那不勒斯支部是真正属于国际的。其余二十个支部为了不使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有意不做那些按组织条例能保证它们被接纳进国际的事情；它们没有向总委员会提出接纳入会的请求，也没有送来会费。这二十一个“国际”支部于8月6日在里米尼一致通过这样的决议： “代表会议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庄严声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拒绝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团结，但大声宣布自己在经济问题上同所有工人团结一致，并建议所有不同意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于1872年9月2日不要派代表去海牙，而是去瑞士的纽沙特尔，以便当天在纽沙特尔召开反权威主义的全体代表大会。” 载于1872年8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67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620]发表在1872年8月21日《人民国家报》上的这篇简讯，同恩格斯同时期写的《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40页）在内容上是一致的。——第58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答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答复[619]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伦敦牛津街拉脱本广场33号 致汝拉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施维茨格贝耳公民 我把您今年7月15日的来信交给了总委员会，它委托我答复您，总委员会在选定海牙作为下次代表大会集会地点时曾考虑了您信中所提的一切理由。这一选择是基于以下的想法。 代表大会不能在瑞士举行，因为纠纷正是从那里产生并且集中在那个地方；代表大会多少总是受到它开会的地点的影响；为了使代表大会的决议有较重的分量，使它的辩论进行得比较明智，它必须避开那样的地方特点，为此就应选择一个远离纠纷的主要中心的地点。 您不会不知道，四次代表大会中有三次是在瑞士举行的，比利时代表在巴塞尔坚持主张下次代表大会在佛尔维耶或荷兰举行。 尽管在瑞士可以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瑞士不能指望得到召开代表大会的垄断权。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选择也表示不满，不同意这一选择。 敬礼和兄弟情谊 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 1872年7月28日 载于1872年8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4号 原文是法文 注释： [619]由海·荣克署名发表的《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答复》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在1872年7月2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讲述了它的内容。记录本上保存了这样的记载：“马克思说，在瑞士已经开过三次代表大会，比利时人早在1870年就提出荷兰；荷兰是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北部的中心点，没有必要重新审理委员会原来的决议。（通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239页）。——第58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小委员会关于米·亚·巴枯宁和同盟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小委员会关于米·亚·巴枯宁和同盟的决议 1．对巴枯宁的来信不予答复。[618] 2．公民恩格斯将写信给瓦伦西亚的联合会委员会，要求它报告它与同盟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至少有三人属于上述团体。 3．小委员会将要求总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开除巴枯宁和同盟分子。 弗·恩格斯在1872年7月5日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注释： [618]指1872年6月15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0—11期发表的米·巴枯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总委员会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5页）的答复。——第58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1872年夏总委员会批准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1872年夏总委员会批准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612]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业；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的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根本原因；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613]，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尽快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应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本协会创立的目的，是为了组织［注：这里和下面的楷体字是1872年夏总委员会批准改动的地方。——编者注］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互助、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的共同行动。[614] 第二条本会的名称：“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615]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自行按规定的日期到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改变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日期，并可经大多数联合会委员会同意将代表大会改为具有同等权力的秘密代表会议。但代表大会或代替它的代表会议，必须在上届代表大会所定日期之后的三个月内举行。 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每一民族各选出三名。这样选出的总委员会有权更换辞职的或因故无法履行职责的委员，有权在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少于章程规定之数额时用增选的办法加以补足。 总委员会在每个年度代表大会上做一次公开的工作报告。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提前召开代表大会。 第五条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管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 第六条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个全国性组织和地方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同一思想指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所有其他团体加以研究，并且在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时使协会内的一切团体都能同时和一致行动。 总委员会应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主动向各个地方性团体和全国性团体提出建议。 第七条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另一方面，如果总委员会能够同几个大的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联系而不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那它的活动就会更富有成效，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尚处于分散状态的工人团体联合成全国性组织，这种全国性组织由在组成方面尽可能带有国际性的中央机关来代表。 不言而喻，本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除存在法律障碍的情况外，每一个独立的地方性团体都有权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第八条[616]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本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特殊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工人阶级通过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联合，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其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并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第九条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但是为了保证协会的无产阶级性质，每一个支部都必须由至少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组成。[617] 每一个支部对它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第十条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该得到协会会员的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抵抗团体，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要求修改。 第十三条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在每次代表大会上可加以修改的条例规定之。 组织条例 按历届代表大会（1866—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决议修订 一 全协会代表大会 1．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支部的每个成员均有参加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每个协会会员均有被选为代表的资格。 2．凡成员不少于五十人的支部或成员总数不少于五十人的若干支部，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3．凡成员在五十人以上的支部或总人数在五十人以上的若干支部，每超过一百人有权增派代表一名。 4．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5．代表由选出代表的那个或几个支部支给补贴费。 6．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清会费的团体、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 7．代表大会的会议分两种：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和讨论并表决大会议程中列有的原则问题的公开会议。 8．总委员会制订代表大会的正式议程。议程中须包括上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和总委员会补充提出的问题，以及各支部和小组或它们的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交并为总委员会所接受的问题。 所有支部，如果要把上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出的问题提交将举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应于3月31日前通知总委员会。 9．总委员会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通过联合会委员会将大会议程及时通知所有的支部。 10．代表大会为它所应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成立一个委员会。每一个代表可提出他愿意参加的委员会。各小组或支部提出的报告，交给哪个委员会研究，就在该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该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公开会议上只宣读总报告；该委员会还决定哪些报告应作为正式报告的附录。 11．代表大会在其公开会议上，应首先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然后讨论其余问题。 12．对有关原则的问题，均实行唱名表决。 13．每一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至迟均须在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该组织本年度内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的详细报告。 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只宣读这个总报告。 二 总委员会 1．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 设有国际正规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 2．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监督每一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基本原则。 3．总委员会应每周公布其开会情况。 4．凡在联合会之外的团体，如想加入国际，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5．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任何新的团体或小组，但它们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但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一个新的支部或团体之前，须听取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但总委员会保留做出临时决定的权利。 6．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及联合会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属于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听取了有关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行使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同时要求该联合会各支部在三十天以内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其余各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在一个月内召开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正规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 7．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可以向代表大会进行申诉，代表大会的决定才是最终决定。 8．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的、地方性的或国际团体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9．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应按总委员会颁布的正式文本印行。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文，均应在发表前提请总委员会批准。 三 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1．总委员会向一切支部和附属团体征收会费，数额为每个会员每月十生丁。 这笔会费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各项开支。 2．总委员会应印制价值十生丁的固定式样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3．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向所属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 4．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的专页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那份章程上。 5．各国或各地区的联合会委员会每个季度均应将与所用会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6．这些会费券，须标明当年年份。 四 联合会委员会 1．联合会委员会的费用由所属各支部负担。 2．每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应每月向总委员会呈交一次报告。 3．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个季度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4．每一个联合会都可以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支部或团体，但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资格；然而它可以建议总委员会将它们暂时开除。 五 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1．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定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2．此种带有地方特点的章程和条例，由联合会委员会审定其是否符合共同章程和条例；不在联合会内的支部，其章程和条例由总委员会审定。 3．所有地方分部、支部或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其名称和性质一律只是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在名称前冠以该地地名。 4．因此，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分部、互助主义分部、集体主义分部、共产主义分部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等类名称成立执行与所有国际组织的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5．不言而喻，本节第二条［注：这是指本节原来的第二条，即现在的第三条。——译者注］不适用于加入国际的工会。 6．请所有的支部和加入国际的工人团体废除各该支部或团体中的主席职位。 7．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不言而喻，本条绝不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支部的存在和建立。 8．凡载有攻击协会之言论的报刊，支部应立即寄送总委员会。 9．协会的机关报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各联合会委员会的地址和总委员会的地址。 六 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 1．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六条以及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付诸实施。 2．每个地方支部内均应设一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国际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对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和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共同利益，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3．每年8月1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4．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工会和国际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5．本节第一条中提及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说： 由工人自己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将是一项伟大的国际联合行动。显然，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材料。同时工人也将通过亲手进行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来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统计工作，按后面所附的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 此项关于劳动的统计工作，由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共同合作进行； 报告和证明材料应寄给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一份总报告，把证明材料作为总报告的附录； 这个总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给年度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 （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修改） 1．何种生产部门？ 2．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从业人员的人数。 4．工资：（ａ）学徒工资；（ｂ）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 5．（ａ）工厂中的劳动时间；（ｂ）小企业主雇工和家庭生产的劳动时间；（ｃ）日工和夜工；（ｄ）休息时间。 6．工场规则。 7．工场状况和劳动性质。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瓦斯的采用。清洁条件等等。 8．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9．道德状况；教育。 10．生产情况：生产是随季节变化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是否发生大的繁荣和停滞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主要是为国内市场生产还是为国外市场生产。 11．专管劳资关系的法律。 12．居住条件和营养状况。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注释： [612]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在1872年6—8月修订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草案，拟提交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批准。由于时间仓促和代表大会总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只限于解决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章程中写进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第七条（ａ），为了加强纪律和组织上的集中制，对条例中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用作修订的原稿是1871年共同章程的正式法文本，总委员会通过的对原稿所作的修改是保·拉法格亲笔记下的，同马克思本人写的草稿完全一致。——第572页。 [613]在1872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共同章程草案时，总委员会委员，英国社会主义者马耳特曼·巴里建议去掉“存在有现代社会的”这几个字，说它限制了协会活动的范围。恩格斯为此声明说：“如果象所建议的那样去掉这句话，就会把协会变成一个类似资产阶级创建的慈善性团体。现代社会——这是一个资本进行统治，而工人只被当作工具使用的社会。认为可以立即把古巴或巴西的奴隶，或者把中国和印度的居民变成有组织的工人，那是荒谬的。在他们获得解放以前，他们应先成为自由的工人。抛弃‘现代社会’这几个字就意味着取消这种实质性的提法”（《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89页）。——第572页。 [614]在章程的以前的文本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是要成为……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6页）。这个修改根据的是马克思在1872年7月1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说明。记录簿中写道：“关于章程第一条，公民马克思建议去掉‘成为……联络……中心’这些字，理由是协会的发展已经使情况有所改变，他建议改为‘组织……各国工人的共同行动’。他说，为了防止错误的解释，作这种修改是必要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91页）。——第573页。 [615]马·巴里建议去掉这一条中的“工人”一词，认为这是多余的重复。马克思反对他的意见，说：“这纯粹是文字上的问题，不过他认为，最好不要改动，因为代表大会可能会把这样做当作是委员会企图抹掉代表大会的工人性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92页）。——第573页。 [616]第八条是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的简要提法，由海牙代表大会批准，写进章程作为第七条（ａ）。在1872年6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一条时，恩格斯和马克思支持关于把这一条写进章程的建议： “公民恩格斯支持这一建议。我们在代表会议上采纳这一条的理由至今仍然有效，因此我们应当争取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它。 公民马克思说，还有另外的考虑。我们有两种反对者：拥护摒弃政治的人，他们攻击这个决议案比谁都厉害，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他们让资产阶级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自己。我们应当揭露这一情况而加以制止”（《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96页）。——第577页。 [617]对第九条的补充是按马克思的建议做出的，马克思根据的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斗争中成功地应用了这一原则的北美支部的经验。——第57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美国的分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美国的分裂[611] 1872年5月 ［注：标题是恩格斯亲笔在另一页上写的。引文中的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1871年10月15日，伍德赫尔（银行家的老婆、自由同居论者、大骗子手）和克拉夫林（她的妹妹，一类货色）的报纸发表了第十二支部的宣言（第十二支部是伍德赫尔建立的，里面几乎全是资产阶级骗子和改革运动中的潦倒背时的美国痞棍；第九支部是克拉夫林小姐建立的）。 第十二支部的宣言（致合众国讲英语的公民）（日期是1871年8月30日，由第十二支部书记威·威斯特署名）。 下面是这篇宣言的摘录： “国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夺取政权解放男女工人。”“这就要求，第一，男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政治平等就是人人亲自参与拟订、通过和实行一切人都受其管辖的法律。”“社会自由就是在一切纯属个人性质的问题上，例如宗教信仰、男女关系、服装式样等等，绝对不受无理的干涉。” “这一主张第二还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自然，这个纲领也包含消灭……甚至语言差别。” “第十二支部”邀请大家根据这个纲领在合众国组织“英语支部”。 整个这一组织是用来猎取职位和为了选举目的，这从下面的引文可以看出： “尽可能在每一个预选区建立一个支部以便于开展政治活动。” “最终应在每个城市成立一个相当于市议会的城市委员会，在每个州成立一个相当于州立法机关的州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一个相当于合众国国会的全国委员会。” “国际的任务可以说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建立起将完全取代前者的另一种政治体制。” 这个宣言，以及在宣言基础上建立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骗人支部——自由同居论者的、招魂术者的、招魂震教徒等等的支部——是导致分裂的原因，老委员会的第一支部（德国人的）要求开除第十二支部和不接受那种不是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组成的支部。 起初，五个分裂主义者于1871年11月19日成立了一个由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组成的单独的委员会。 在1871年11月18日《伍德赫尔报》上第十二支部（书记是威斯特）对第一支部提出抗议，其中谈到： “简单的真理在于：使一切人——不分种族、性别，不论处于任何条件下——享有同样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乃是国际所要求的更激进的改革的必要前提。 在对现存的劳资关系进行任何总改变以前，应该先在全世界给妇女以平等的公民权。”“第十二支部还要驳斥贯串在这里所说的抗议书（第一支部的抗议书）中的一个错误思想，即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 更早些时候，第十二支部就在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报》上宣称 “每个支部都有不容干涉的权利对历次代表大会的那些记录，以及那个总委员会的章程和条例〈！〉做出、保持和表明自己的理解，每个支部只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1871年11月25日《伍德赫尔报》。第十二支部抗议《第一支部的呼吁书》（就是你交给意大利报纸和其他报纸去发表的那个呼吁书）。 “说单单是各国工人的‘相互谅解和协调一致’本身就构成协会的基础，这是不对的……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他们自己去争取，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工人阶级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获得解放。” 1871年12月3日，新的北美联合会委员会正式成立（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 12月4日，老委员会（华德旅馆10号）在致合众国的国际各支部的通告中揭露了骗子手，其中谈到： “在本应成为防止一切骗人的改革活动的屏障的委员会（老中央委员会）里，终于形成了由几乎已被遗忘的改革家和人民造福者构成的多数……结果，宣传自由同居福音的人和想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造福全世界的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这些人有：农业合作社专家、招魂术士、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一个个力图各显其能。尤其是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为了推进运动而必须在这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起来，同时使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对立所产生的革命因素活跃起来…… 第一、四、五、七、八、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支部以及其他支部的代表们鉴于一切制止这种胡作非为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因此决定，在老中央委员会（1871年12月3日）无限期停止活动之后，建立一个由真正的工人组成的新委员会，而不让一切只会把问题搞乱的人参加。”（1871年12月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 威斯特当选为新委员会的代表。 应当指出，新委员会很快就充满了大部分来自由第九支部（克拉夫林）和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建立的新支部的代表，这些新支部成分低劣，而且大部分人数很少，连填充必要的职位都不够。 同时《伍德赫尔报》（威斯特等人）却恬不知耻地撒谎说肯定会得到总委员会的支持。 两个委员会都向总委员会申诉。好些支部，如法国人第十支部（纽约）和所有爱尔兰人支部都从两个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听候总委员会的裁决。12月2日《伍德赫尔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明该报撒谎，文章的标题是：《第十二支部得到支持。——总委员会的决定》。（这是指1871年11月5日总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恰恰相反，是肯定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反对第十二支部要作为美国人取而代之的无理要求的。） 1872年3月5日和12日总委员会的决议。 这些决议关系着国际在合众国的命运。（同时应当指出《伍德赫尔报》迄今故意搞的那一套对我的崇拜。） 决议一寄到纽约，反委员会的人们就实行他们那套老策略。一开始他们就曾在纽约名声最坏的资产阶级报纸上谈论最初的分裂问题。现在他们又在所有敌视工人的报刊的一片欢呼声中对总委员会干起同样的勾当来（把事情说成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 1872年5月4日《伍德赫尔报》上对总委员会决议的评论是很说明问题的。 早在1871年12月16日，《伍德赫尔报》就写道： “在成员方面，要求支部的三分之二或多少成员必须是雇佣奴隶，似乎做自由人就是犯罪。除此之外，没有提出新的要求。” （这是在反委员会成立时） 1872年5月4日《伍德赫尔报》写道： “……在总委员会的这个指令中，它的作者们居然建议，今后不接受任何一个不是起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奴隶组成的美国支部。各支部的成员是不是也必须成为政治上的奴隶呢？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假改革派、资产阶级骗子手和政治投机分子渗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危险，大半来自仅仅依靠雇佣奴隶制下的工钱过活而别无其他谋生手段的那一类公民。” 同时，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暴露出来了：原来国际应当为选举服务……选举伍德赫尔夫人！ 顺便提一下，早在1872年3月2日《伍德赫尔报》上由威·威斯特署名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 “去年8月发表第十二支部对合众国讲英语的公民的‘宣言’，是国际历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导致了总委员会承认男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和承认我们当前活动的本质上的政治性。” 1872年3月2日《伍德赫尔报》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大会》标题下写道： “全国各派致力于改革的人士的代表目前正讨论关于今年5月在纪念周期间在这里举行联合大会的建议……的确，如果5月的这个大会开得好的话，那么谁能说已经消逝的民主党的残余[那些……原则比共和党派或民主党派更宝贵的人……不会参加大会]［注：手稿中有删节。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按报纸恢复的。——编者注］不会活跃起来并参加计划中的大会呢……合众国各地区的一切激进组织应当在参加大会的邀请一发表，就马上采取措施派代表出席。” （顺便提一下，《伍德赫尔报》——我找不到是哪天的了——安慰那些招魂术士支部，劝他们不要理会总委员会。） 1872年4月6日《伍德赫尔报》写道： “日益增多的材料证明：各种改革主张的代表订于5月9日和10日举行的大会……将是一次人民自发的奋起行动。” 全国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要求： “这次大会……研究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 在下面这一标题之下也有同样的内容： 《1872年5月合众国即将成立保障人权的人民党》。 首先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维多利亚·克·伍德赫尔，然后是西奥多·Ｈ．班克斯、罗·威·休谟（两人都是反委员会的成员，班克斯还是它的创建人之一）。在这个呼吁书中说：大会将研究“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特别邀请 “工人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改革家、和平主义者、禁酒运动家、国际会员和妇女选举权运动家——包括一切从事争取选举权活动的各种团体——以及其他一切相信在我们的立法中贯彻永恒正义和人类平等的准则的时候已经来临的人”。 在1872年4月13日《伍德赫尔周刊》上，有关总统选举的诡计暴露得越加明显了。这次变了一下样子，向下列人士发出呼吁： “国际会员和其他的工人问题改革家——和平、禁酒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支持者，以及一切相信在立法、司法和商业中贯彻真正道德和宗教的准则的时候已经来临的人”。 以《人民党……》为题的新呼吁书。首先签名的仍然是：维多利亚·克·伍德赫尔，随后是反委员会里的头目们——西·Ｈ．班克斯、罗·威·休谟、乔·Ｒ．艾伦、威廉·威斯特、Ｇ．Ｗ．马多克斯（后来在阿波罗大厅会议上当主席）、约·Ｔ．埃利奥特（反委员会的英国书记）、Ｔ．米约（法国人第二支部代表）。 《伍德赫尔……周刊》（不是报，而是周刊），1872年4月20日。继续玩弄同样的手法。 名单增加了，仍然是以维·克·伍德赫尔为首（在名单中还有些“达官贵人”）。［注：美国国会的成员。——编者注］ 《伍德赫尔……周刊》，1872年4月27日。继续同样的宣传。（开始刊登代表名单）。 《伍德赫尔……周刊》，1872年5月4日。继续搞那一套。（继续刊登那个扩大了的名单）。 《伍德赫尔……周刊》，1872年5月25日。最后（5月9、10、11日阿波罗大厅的丑剧）提名伍德赫尔为合众国总统，提名弗·道格拉斯为副总统（反委员会的马多克斯是第一天的大会主席）。纽约和合众国的笑料。 此外还有反委员会的负责人：约翰·Ｔ．埃利奥特——副主席。乔·Ｒ．艾伦——书记（兼决议和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在后一个委员会里的是：西·Ｈ．班克斯（1871年11月19日反委员会的五个创建人之一）。还有臭名远扬的玛丽·哈勒克夫人参加了一个委员会。在合众国纽约全国中央委员会里有乔·Ｒ．艾伦、西·Ｈ．班克斯（与第十二支部成员、维多利亚的第二个丈夫布拉德上校一起）、艾·Ｂ．戴维斯。 反委员会的崩溃。 第二支部（法国人支部）撤销洛格朗（在此以前是反委员会的法国书记）的代表权。指责这些家伙 “利用组织来达到政治目的，把组织弄成女权派自由同居论者这一支的某种附属物……公民米约〈他提出第二支部退出反委员会的决议案，决议案被通过〉在提出决议案时说：只有三个支部——第九（克拉夫林）、第十二（伍德赫尔）和第三十五——在七拼八凑的阿波罗大厅会议上有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别有政治目的的；在上述会议上伪装代表联合会委员会进行活动的代表团是冒充的、自封的”。 （但是联合会反委员会并不否认这个代表团。）（《世界报》，1872年5月13日。） 第六支部（德国人支部）撤回了自己的代表爱·格罗塞（冯·施韦泽先生的前任私人秘书〉，并声明，如果反委员会不接受总委员会的全部决议，就退出这个委员会。 《社会主义者报》（纽约），1872年5月18日。 纽约第二支部在5月12日星期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鉴于…… 第二支部有根据确信首饰匠协会拒绝加入国际，而这个协会却有一名代表继续在联合会委员会里代表它； 第二支部有根据认为另外一些代表所代表的是虚假的或只有六至八名成员的支部； 第二支部声明，必须进行调查……” “鉴于第十二支部，不论是对还是不对，已被总委员会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所授予的权力暂时开除，第二支部抗议第十二支部的代表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留在联合会委员会里。 最后，鉴于国际是一个旨在使工人自己解放自己的工人协会，第二支部抗议接纳大多由非工人组成的支部。” 第二支部的另一项决议。 “第二支部 在原则上完全承认妇女的选举权，但鉴于女公民伍德赫尔在阿波罗大厅的会议上向公众暗示国际支持这次会上所提出的候选人， 兹声明： 现在国际不能也不应该被任何美国政党牵着走，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代表工人的愿望，没有一个把工人的经济解放作为纲领和目的。 第二支部认为， 当前我们唯一的目的应当是组织和团结美国的工人阶级。” 同一号《社会主义者报》在《国际会员们，要小心啊！》的标题下载有这样的话： “国际在美国没有遭到也不可能遭到迫害；政客们绝不想消灭它，而是一心想利用它作为达到自己私人目的的杠杆和支点。如果国际让人家把自己引上这条道路，那它就不再是工人协会，而成为政客们的活动场所。 警报早就发出过；可是现在阿波罗大厅会议以国际的名义提名伍德赫尔夫人为总统候选人一事应当使目光不很敏锐的人也擦亮眼睛了。美国的国际会员们，要小心啊！” 《世界报》，1872年5月20日。 1872年5月19日反委员会会议。（阿波罗大厅的）马多克斯主持。八名代表（代表八个支部）（法国人和德国人）退出。 1872年5月20日《先驱报》登载了这次会议的消息，标题是： 《法国人受辱，愤然退场……恶言相加。合众国仅有会员一千五百名。伦敦国际会员发生分裂。伍德赫尔集团获胜》 1872年5月28日总委员会决议，根据该决议——回答圣路易斯的德国人支部和新奥尔良的法国人支部的问题——只承认老委员会（合众国临时联合会委员会）。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5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德文和法文 注释： [611]马克思的这篇手稿是1872年2月底—5月底从美国的国际各支部领导人的报告和信件中以及美国报刊有关北美联合会分裂的消息中做的摘录。马克思在起草总委员会关于合众国联合会内部分裂的决议时，以及恩格斯在写《国际在美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59、106—113页）时都曾利用过这个摘录。——第56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丹麦国际会员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丹麦国际会员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610] 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12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我们收到一份来自丹麦的报告，主要谈的是农业工人的状况和在他们中的宣传鼓动。丹麦只有两个正式的政党，一个是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学理主义者”的党，另一个是自称为“农民之友”的党，他们代表着包括土地贵族和大农民私有者在内的土地占有者。他们还自称代表农业工人，可是不用说却从来没有为他们办过一件事。因为丹麦贵族比较软弱，所以大租佃者构成了“农民之友”党的大多数。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迄今一直处在他们的领导下，尽管这些人中间也有少数代表选入议会，但他们的行动受大租佃者的影响，他们被大租佃者纯粹当作工具来使用。 国际的目的是要使小农和农业工人不再依附于靠他们的劳动而发财致富的人，国际正在努力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不同于所谓的“农民之友”、而和城镇工人紧密团结的独立的政党。这个新的农业工人的党将以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决议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 我们的哥本哈根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说：“土地是人民的共同财产，人民应当共同耕种土地，享受共同的产品，并将剩余部分〈地租〉交给国家，用于共同的目的，这已越来越成为公认的真理。” 但是，丹麦的土地主要是每人占有五十英亩到一百英亩好地的、人数众多的农民私有者的财产，不可能立即没收这么一大批人的土地。因此提出了一个对租佃者和农业工人都很有好处的计划，这就是建立由租佃者和农业工人组成的农业合作社，共同耕种目前由他们各自耕种的土地。这样，中小型农场就将为拥有五百英亩甚至更多的土地的农场所代替，从而就能够采用农业机具，利用蒸汽力和在小规模经营农业时无法利用的其他现代化的改良措施，所需的资产可以用每个合作社的土地作为抵押向国家借贷。这些建议必然都是最起码的；但是它们看来却很适合农村居民目前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时始终坚持宣传土地国有化是运动的最终目的，将大大有助于打破大土地所有者在教区牧师、乡村教师和政府官吏帮助下使农业工人至今所处的那种政治依附状态。 载于1871年12月9日《东邮报》第167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10]恩格斯的这个报告没有收入会议记录，看来它是在1871年12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做的，并写成了书面形式交给报刊发表。这个报告是根据国际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和路易·皮奥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文章写的。——第56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 声明[608] 本人，卡尔·马克思，现住密多塞克斯郡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郑重而诚恳地声明以下各点： 1．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1870年9月初还在不伦瑞克[609]，该党从来没有申请过作为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2．因此也从来没有接纳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3．上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许多党员根据本人申请被吸收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个人会员。 4．本声明是根据不伦瑞克商业家威廉·白拉克的请求发表的，他本人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我发表这项郑重的声明，真诚地认为它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已故国王威廉四世陛下在位第五年和第六年议会会议所制定并通过的关于取消本届会议一项法令的法令条例，被取消的这项法令的名称是：更有效地废除各国家主管部门采用的各种宣誓而代之以发表声明和更彻底地废除自愿的和非司法的宣誓和宣誓声明，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废除不必要的宣誓。 1871年11月17日即日在伦敦西蒂区市长官邸签字和登记。 卡尔·马克思 出席者：市长西尔斯·约翰·吉本斯 发表于《对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审判》1871年不伦瑞克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08]声明是用来在1871年11月23-25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审判中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执行委员会委员威·白拉克等人进行辩护的。因该党在普法战争中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场而于1870年9月被捕的被告人被指控“危害社会秩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起诉的主要罪状是加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16页)。其实，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在爱森纳赫的成立大会上曾考虑到德意志各邦现行的有关工人联合会的法令，宣布赞同国际的纲领，但形式上不加入国际；至于个人加入外国(科学和其他的)团体，则法律并不禁止德国臣民这样做。——第558页。 [609]按照爱森纳赫党的组织结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驻在地由每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指定轮流设在国内的大城市；执行委员会从地方组织的成员中选出。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个驻在地曾指定设在不伦瑞克市。马克思起草这个文件时，新的执行委员会已经从1871年8月起设在汉.堡。——第55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罗马工人代表大会。——倍倍尔在国会中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罗马工人代表大会。——倍倍尔在国会中的演说 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11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从意大利又得到许多消息。从这些消息可以看出，所谓罗马工人代表大会[606]不过是马志尼的一个诡计，指望把关于国际在意大利有一日千里的发展的舆论引入迷途。今年夏天，组织得很好的马志尼派的地方首领们在意大利的许多大城市第一次而且是非常出乎意料地碰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正在失去他们迄今所给予工人阶级的绝对影响。意大利工人的健全的本能帮助他们懂得，公社时期遭到欧洲所有统治阶级大肆诅咒的巴黎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捍卫者，马志尼号召自己的拥护者参加整个资产阶级对巴黎人民的共同诅咒，这样他自己就破坏了他原先对意大利工人的无可争辩的影响的基础。于是意大利城市的工人就开始懂得，他们的阶级利益超出了马志尼派共和国的范围；这些利益对于文明世界的全体工人来说，是一样的，现在有了一个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巨大组织——国际。而且，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对马志尼在一个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受僧侣统治的国家里进行完全不合适的宗教宣传已经感到厌恶；他们也厌恶他的无休止的提示：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履行义务，而马志尼却从来不提他们的权利。马志尼认为，最好当这个反对派运动在萌芽状态中就把它除掉。近二十年来，他实际上领导了各种工人互助团体、秘密团体、林业兄弟会（Foresters）和意大利的祭司，领导了那些正式禁止谈政治，并甚至完全忽视一般职工会的最基本任务的组织。这些团体的委员会的主席、书记和委员照例都是马志尼分子，在他们的帮助下一些维护行将衰落的马志尼主义的行动才得以组织起来。1864年以前，这些团体每年举行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于1864年在那不勒斯举行，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团结互助的决议案，它规定一种设立中央委员会以管理共同事务等等的章程。但是从那以后，代表大会就再也没有开过。在利古里亚人团体的帮助下，马志尼得以召开新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1月1日在罗马举行。罗马工人团体中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组织得怎样。那里的委员会是反马志尼分子的，由于利古里亚人的请帖上说的是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政治问题，委员会就拒绝派代表，理由是讨论这样的问题违反章程。实际上，只要不是由马志尼分子组成工人团体的委员会的地方，都没有派出代表；这是马志尼派的报纸自己说的；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派出的代表不是由各团体的成员而是由它们的委员会选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在意大利的大多数成员对于觊觎意大利基本工人群众的代表权利的这一代表大会提出抗议。其中只有不多的一部分人出席了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以便有机会监视代表大会的工作。 代表大会于11月1日开幕。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当选为名誉主席，而这不过是在加里波第给佩特罗尼写的表示同马志尼彻底断绝关系的信发表之后一个星期的事！后来又重新讨论了那不勒斯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团结互助的决议案。为此一位代表建议写进一项关于代表大会明确宣布自己忠于朱泽培·马志尼的原则的声明，作为对决议案的修正。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后旧的马志尼派组织占了上风。三十四票赞成，十九票反对，六个代表弃权，十人缺席。由于在投票者中占十五票之差的多数，而在代表大会的代表总数中占一票之差的少数，意大利各秘密团体（Oddfellows）的成员和祭司在一年之中就用马志尼所能说的或做的把自己束缚起来。不用说，国际支部的三名代表立即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代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就秘密决定，无论是关于国际的问题还是任何宗教问题都不予讨论。程序规则只能作有利于马志尼的变动！ 对代表大会上其他问题的表决只有马志尼分子感到兴趣，这是企图使马志尼的行将消灭的影响起死回生，但在目前意大利工人中所能看到的国际影响的增长面前，这种企图完全是枉费心机。罗马的意大利激进报刊，特别是《首都报》和《论坛报》尖锐地谴责代表大会无条件地信任马志尼。《论坛报》写道： “这一表决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之间、最高主教的神学原理和对工人权利的忠贞的信念之间的联合作出了最终的判决。” 人们对加里波第似乎是要说：您否认马志尼的原则是不对的，马志尼的原则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原则；对失败的公社社员是要说，凡尔赛的保皇派地主枪杀他们是对的；对国际是要说，各国政府极力要消灭它是对的，意大利将成为阻挡冲击特权和垄断的激流的屏障。 在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的意大利工人如果详细地讨论并很好他分析所有的建议，本来是不坏的，但不是这样，反对意见在提出问题本身以前就产生了。明哲之士说：被当作福音书来理解的老师的话，对于被迫采用这类手段来摆脱不能用其他办法对付的宣传的那个政党来说，只会给它带来危害。 这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农业工人和小农的值得注意的文章，这些人要求把现在还没有耕种和正在变成沼泽地的大地产宣布为劳动者的财产，如果这些地产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开垦和耕作的话。 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在德国议会中两次发言。[607]在第一次发言中他批评了军费开支的增长。 他说：“整个这支庞大的军队基本上是用来对付国内工人阶级的。然而，资产者先生们，你们自己通过迅速发展你们的工厂和作坊造成了工人人数如此迅速的发展，以致于你们永远不可能以同样的规模来扩大军队。” 在第二篇关于自由派建议德意志各邦务必有代议机构的发言里，倍倍尔说，德意志各邦，无论是大邦或小邦，它们的宪法，连记载这些宪法的那张纸也不值。普鲁士行政机关统治整个德国，为所欲为；他倍倍尔希望，所有被毫无根据地认为是自由的最后避难所的小邦都被普鲁士吞并，使人民直接面对真正的敌人——普鲁士政府。当倍倍尔说他并不把德意志帝国宪法排除在这种一般谴责之外时，众议院根据主席的建议打断了他的发言。 这就是德国议会中的大贵族、官僚、资本家和法学家所阐述的讨论自由。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位工人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是非常严厉的敌手，因此他们必须用暴力堵住他的嘴。 载于1871年11月19日《东邮报》第164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06]1871年11月1—6日在罗马举行了基本上处于马志尼影响下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主要是互助组织的第十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第553、554页。 [607]指倍倍尔1871年10月30日和11月8日在帝国国会中的发言。——第55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意大利的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意大利的状况 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11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604]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接到了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其中包括都灵、米兰、腊万纳和吉尔真提的来信。这些信件完全证实协会在意大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工人阶级，至少是在城市中，正在迅速地抛弃马志尼。马志尼对国际的攻击在群众中没有起任何影响。[605]但是马志尼的攻击却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促使加里波第不仅明确表示完全支持我们的协会，而且就在这个问题上同马志尼公开决裂。加里波第在给撒丁王国法学家佩特罗尼先生（他后来当选为如今正在罗马开会的意大利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席）的一封长信中表示出对马志尼派的愤慨，因为他们竟敢把他说成是一个对他周围的人，他的喽罗和谄媚者向来言听计从的老糊涂虫。他问，这些喽罗是谁？是否就是他参谋部里那些在1848年同他一起从南美洲来的人、那些1849年他在罗马遇到的人、1859年和1860年他参谋部里的那些人、那些不久前同他一起与普鲁士人作战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么他肯定这是这样一些人：在意大利人们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他们的名字。让马志尼派去当这样的喽罗和谄媚者试试看。 “我再说一遍，您又搬出什么我的喽罗和谄媚者来，说他们总是牵着尼斯的那个白发孺子的鼻子跑，您这样做连别出心裁也算不上。您，佩特罗尼，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受苦十八年，而那时候恰恰是您那一派的人（马志尼派）被保皇派指控为我的喽罗和追随者。您把朝廷所发表的全部垃圾，特别是1860年以后的东西读一读，就会发现里面有这样的说法：要不是加里波第不幸处于马志尼的领导之下并被马志尼派所包围，那他还可能会有点用处。这都是假的。您可以问一问那些同我更接近或更亲近的人。他们还见到过有哪个人在下决心做一件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事的时候比我更顽强？请问问马志尼本人，当他想把我拉过去干干他那种行不通的事情时，他是否觉得我那样容易被说服？请问问马志尼，我们之间分歧的由来，难道不是因为1848年我对他说，他在我军在明乔河同敌人打仗时以某种借口把米兰青年阻滞在市内是错误的吗？要知道马志尼是这样一种人：谁要是怀疑他的绝对正确，他是绝不宽恕的。” 加里波第接着说，1860年马志尼竭尽全力来阻挠和破坏将军的最终导致了意大利统一的西西里岛远征；后来，当马志尼知道了加里波第取得成功时，就坚持要加里波第在意大利宣布成立共和国，而在当时条件下这样做是荒谬的、极端愚蠢的；最后他［注：加里波第。——编者注］责备这位“人人都知道是呆在意大利的伟大流亡者”无耻地诬蔑巴黎的烈士，那些唯一在这个暴政、谎言、怯懦和堕落的时代高举着，甚至在临死时还高举着权利和正义的神圣旗帜的人们。 他接着写道： “您诅咒巴黎，因为巴黎毁掉了旺多姆圆柱和梯也尔的住宅。可是您有没有看见整座村庄由于掩护了一个志愿兵或自由射手而被烧毁？而且不仅在法国如此，在伦巴第和威尼斯也是如此。至于在巴黎把宫殿倒上煤油放火焚烧的事，让他们去问教士们吧，教士们非常熟悉自己所宣讲的地狱之火，应该能够很好地判断煤油之火和奥地利人为烧光伦巴第和威尼斯的村庄而放的火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伦巴第和威尼斯是处于这样一些人的奴役之下，他们枪杀了乌果·巴希、小西塞罗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因为这些意大利人犯有为罗马要求自由、为意大利要求自由的渎神罪。 一旦光明驱散笼罩着巴黎的黑暗，我希望您，我的朋友，要多多宽容人民因处境绝望而干出来的行为，这样的人民肯定是受了不好的领导——而易受教条主义者的高调所迷惑的民族一般都是如此——，但他们实质上是为自己的权利而英勇斗争的。不管那些诽谤巴黎的人怎么说，他们永远无法证明，是一些坏蛋和外国人——1849年他们在罗马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同一支有最精锐的普鲁士军队做后盾的大军对抗三个月之久。 而对国际呢？为什么要在几乎对这个协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攻击它？难道这个协会不是由于全世界的社会状况不正常而产生的吗？一个多数人为了勉强生存而做奴隶，少数人不是凭自己的汗水而是凭谎言凭暴力占有多数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难道不应当引起受苦群众的不满和报复吗？ 我希望国际不要发生象巴黎人民那样的情况，就是说不要上那些教条炮制者们的当，相信了那些人的教条就会被弄得头脑膨胀起来，最后成为笑柄；希望国际对那些带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改进的道路上前进的人，要先认真考查其品格，然后才给予信任。” 他又回过头来谈了一下马志尼： “马志尼和我两个人都老了，但是没有人能提出要我们和解。一贯正确的人是死也不会让步的。同马志尼和解？要和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服从他，而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 最后，这位老战士用自己的过去来说明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为自由而战斗：起初在南美洲，后来为罗马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效劳（是啊，甚至为罗马教皇效劳，当时罗马教皇扮演着自由派的角色），后来在维克多－艾曼努埃尔手下，最后在法国在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手下。他在结尾中写道： “我和意大利的青年愿在需要的时候同你们，马志尼派并肩为意大利服务。” 加里波第在许多信中都明白地表示出他对国际的同情，但总是避免公开谈论马志尼，而最近这封信就不这样了，因而在意大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促使新的拥护者站到我们的旗帜之下。 还有通知说，关于罗马工人代表大会[606]的全面报告将送交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注：见下一篇文章。——编者注］ 载于1871年11月11日《东邮报》第163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04]在1871年11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中恩格斯的发言是这样记载的：“公民恩格斯说，他有来自意大利各支部的许多消息，他想把它交给秘书以便每周在《东邮报》上报道。加里波第终于同马志尼断绝关系的信件，在意大利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得到该信，就把它放到报道中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11页）。恩格斯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第550页。 [605]指马志尼在1871年7月13日，9月7、14和21—22日在《人民罗马》（《RomadelPopolo》）报第20、28、29和30—31号上的文章。——第550页。 [606]1871年11月1—6日在罗马举行了基本上处于马志尼影响下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主要是互助组织的第十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第553、55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流亡的公社社员状况的札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流亡的公社社员状况的札记 在公社被镇压时有四百六十名（外国人）被捕。他们在囚犯船上呆了五个月。由于缺乏犯罪构成，案件就了结了。 在纽黑文登陆，船上没有饮食。释放时衣不蔽体，身无分文。他们被告知，可以找各自的领事解决困难。 从纽黑文到伦敦的路程一部分是步行的。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11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和材料》197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603] 恩格斯本人做的1871年10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十分鼓舞人心，因为协会在这个国家的发展确实是惊人的。三个月前马志尼断言，意大利只有一个城市有国际的许多拥护者。而现在，它在全国各处都完全巩固了。它在报刊方面的代表有：罗马不是两家就是一家日报，米兰一家日报，都灵一家每周出版两次的报纸，腊万纳、洛迪、帕维亚、吉尔真提和卡塔尼亚的周报，其他一些在较小城市出版的报纸就不用说了。这些报纸是政府无休止地进行迫害的对象。这些报纸中有一家都灵的《意大利无产者报》，一连六号被没收，对每一号被没收的报纸，至少提出一次诉讼。然而这些报纸仍然无畏地进行斗争，反对教士、资本家和因国际不是宗教性国际而对它进行攻击的马志尼。政府解散了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国际的两个支部，但这只是引起了在全国立即建立起许多新的支部。在吉尔真提，一个新支部刚刚登出了自己的章程，章程前面还登了总委员会发表的章程的译文。在腊万纳，六个共和派的和工人的团体组织成一个有共同的委员会的国际支部。 加里波第表示拥护国际的信件到处在翻印和讨论；这些信件显然促使许多动摇者对国际采取了积极的态度。马志尼在意大利工人中的威信彻底破产了。 协会在西班牙的发展也象在意大利一样迅速。西班牙的工会几乎都是由国际建立的，构成了国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在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委员会，委员会在涉及整个协会的问题上都直接同马德里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联系。同时，全国同一个生产部门的工会受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领导，该中央委员会在涉及这一部门的一切问题上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联系。 这种组织由1871年9月10日至18日在瓦伦西亚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下来，现在在整个西班牙建立起来了。在西班牙大概没有一个大城市没有自己的地方“工会委员会”，而且许多小城市也有这样的组织。到处建立了新的支部，还有数百人以个人身分参加进来。共和党不久前还攻击国际是“耶稣会”派，现在已尖锐地感觉到了它的力量。 巴黎公社一成立，就把共和派分成两个阵营。资产阶级部分站到了凡尔赛分子一边，而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和具有共和色彩的工人则支持公社。这后一部分人自然是倾向于国际，并且很快会加入它的行列，从而使它因加入了许多宝贵的新成员而得到巩固。同这部分人有联系的共和派报纸，开始宣传土地国有化和其他社会主义原则。这些报纸包括：里昂的《协会报》，马德里的《共有者报》，马拉加的《正义报》以及埃尔费罗尔的《劳动报》等等。在10月15日马德里举行的规模盛大的共和派群众大会上，关于同国际联合行动的建议得到了热情的支持。 载于1871年10月21日《东邮报》第160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603]在1871年10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中只记下了这个发言的题目（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第232页）。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恩格斯把本人写的通讯交给总委员会秘书，以便在《东邮报》发表（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第80页）。恩格斯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第54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恩格斯记录本中的1871年9月11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1871年9月11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小委员会会议 1871年9月11日星期一下午一时 于梅特兰公园路 赛拉叶主持会议。 恩格斯被指定为书记。 在恩格斯提议和黑尔斯附议下，决定同意特鲁拉夫的二十五镑十一先令六便士的账单，传单和第五次印刷的一千册［注：大概指《法兰西内战》。——编者注］的售价问题留待考虑。 一致通过。 恩格斯提议，埃卡留斯附议：先付给特鲁拉夫先生十镑，其余部分等他把售出的册数报来后再付。 一致通过。 马克思提议，龙格附议：为避免任何误解，要求总委员会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宣布，代表会议只不过是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而举行的各国代表的会议，其任务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和决定一些组织措施。 黑尔斯提议，龙格附议：总委员会应建议成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旋又撤销，准备明天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马克思提议，荣克附议，建议成立女工支部。 弗·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恩格斯记录本中的1871年9月9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1871年9月9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小委员会会议 1871年9月9日晚八时 龙格主持会议。 马克思提议，朗德克是否仍然属于国际的问题与总委员会毫不相干，让他去找伦敦的法国国际会员解决。国际会员在巴黎受审时朗德克丧失气节，保证今后不再同国际有任何联系。但是这样的问题不能由总委员会来决定。 莫特斯赫德附议。 一致通过。 代表会议。马克思：代表会议不是由各支部的代表而是由各国的代表组成，代表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来同总委员会商讨问题的，因此代表会议同代表大会有很大区别，职权也很不相同。此点一定不要忘记。第一个问题将是：（1）钱的问题，会费没有按规定缴纳。代表会议无权改变章程，但能够执行章程，因此第一个提案就是，支部在被接纳入会之前要交会费。 荣克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2）（国际遭到禁止的各国，应提出自己的计划，允许它们使用其他名称，但不许成立秘密团体。） 埃卡留斯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3）指定几名委员起草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总委员会两年工作报告。 照例通过。 荣克提议，埃卡留斯附议，指定马克思起草报告。 马克思：（4）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改称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等等、等等。 赛拉叶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5）会后起草致各国政府的答复。 恩格斯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6）设有经常性组织的国家要定期提出有关地方支部和联合会征收会费情况的报告。 这一条由马克思自己撤销了。 马克思：（7）凡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和地方支部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意见。 赛拉叶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8）总委员会应颁布新版《章程》以及标准的法文和德文译本，并列印出；而所有其他各国的译本，在印行之前须经总委员会批准。 荣克附议。 一致通过。 莫特斯赫德：要求代表会议责成总委员会执行章程中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为进行这一工作，可做如下决议：工会等组织，凡拒绝提供所要求之材料者，在罢工时总委员会将不给予援助。 麦克唐奈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小委员会星期一晚八时在马克思住处开会。 通过。 弗·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1965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69—1871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69—1871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602] 1869 （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 1869年9月28日。荣克说收到克吕泽烈将军从纽约的来信。信是写给代表大会的，但是到得太晚。 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报告的印刷问题。 宣读了纽约裱糊工人的信。他们要求总委员会施加影响，制止工人的输入，因为输入工人会使目前正在罢工的工人遭到失败。对此采取的措施（后来收到了得到总委员会的信的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地工联理事会的来信）。 1869年10月5日。宣读瓦尔兰从巴黎写来的信。他报告说，代表们已经开过会，他们决定要尽力促进各自的团体加入协会。 奥哲尔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曾提名累瑟姆和拉姆博德为候选人。推迟。 黑尔斯（鲁克拉夫特附议）：“总委员会应着手建立以代表大会决议为其纲领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该支部应称为‘全国劳工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 韦斯顿报告说，10月13日将在贝尔酒店召开会议，建立一个宣传土地问题和工人提出的其他措施的组织。 1869年10月12日。通过关于建立国际英国支部的提案。 1869年10月19日。 1869年10月26日。莫特斯赫德当选。 决定“起草一个要求释放（爱尔兰的）政治犯和说明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决议”。 11月2日。黑尔斯：“上星期三（10月24日）土地和劳动同盟成立，总委员会许多委员进入了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目前没有必要做其他（有关英国支部）的事情。” 11月9日。 11月16日。《平等报》登载的反对总委员会的文章（马克思揭开了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爱尔兰政治犯的决议。 11月23日。（讨论爱尔兰问题。） 11月30日。（通过关于爱尔兰政治犯的决议。） 12月7日。 12月14日。荣克宣读《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议的文章（施韦泽、李卜克内西等）。[月度报告]。［注：这篇手稿中的方括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1870年 [1月1日。关于《平等报》等的秘密通告信。［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爱尔兰问题等。报告等。] 1月4日。罗伯特·休谟被指定为（美国长岛的）通讯员。（寄给德国委员会（不伦瑞克）三千张会员卡。） 《进步报》（洛克尔）和《平等报》（日内瓦）抱怨苏黎世的运动（《哨兵报》）政治性太强。 1月11日。日内瓦委员会来信说，支部不赞成《平等报》的行动。[编辑委员会提出辞职，他们的辞职被接受。] 1月18日。 1月25日。杜邦提议，“在法国的任何团体，只要任命有与总委员会联系的通讯书记，即被认为在事实上加入了国际”。（通过。） 2月1日。瑞士中央委员会任命了《平等报》新编辑部成员。 赛拉叶收到布鲁塞尔来信。比利时总委员会赞同总委员会对《平等报》的攻击所作的答复。［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2月8日。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申请入会。 2月15日。杜邦报告了里昂新旧支部之间的分歧。（提交小委员会[578]。） 2月22日。在那不勒斯，在国际开会的地方搜查文件，而警官并未出示搜查证。主席、书记和一个律师因抗议搜查非法遭到逮捕。 《觉醒报》刊登西班牙一家报纸的报道说，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将对国际采取严厉措施。 3月8日。小委员会关于里昂问题的报告。［注：见本卷第524—525页。——编者注］（里沙尔等。） 3月15日。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的来信[杜邦曾要求他们把他们的章程和条例寄来]。 同意接纳他们，但不是作为“宗派”，并且向他们指出他们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之间的分歧。 3月22日。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人支部。他们希望马克思当他们的代表。 3月29日。 4月4、5、6日。拉绍德封代表大会。 4月5日。 4月12日。荣克收到拉绍德封的来信，代表大会发生分裂。由于多数人投票赞成接纳日内瓦的同盟，日内瓦和拉绍德封的代表退出大会，自己继续开会。委托荣克向双方写信了解事情的详细情况。 4月19日。（荣克说）瑞士的两方说法不一。新委员会代表大约六百会员，老委员会代表大约两千会员。 4月26日。（吉约姆给荣克的信。） 5月3日。关于臆造的反对巴登格的阴谋的决议［注：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编者注］（全民投票）。[巴黎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被捕。] 5月10日。反对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决议［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编者注］。（5月10日。）荣克提议，以后正式文件都应有全体总委员会委员署名，不管他们是否出席会议。 5月17日。决议：“鉴于： 巴塞尔代表大会规定巴黎为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法国目前存在的制度使代表大会不能在巴黎举行； 然而为了准备代表大会的召开又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章程第三条责成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集会地点。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应届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移至德国。 总委员会在5月17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今年9月5日在美因兹召开。” 德巴普在给赛拉叶的信中询问总委员会对瑞士问题的看法。 荣克。佩雷（日内瓦）来信，他希望由总委员会来解决瑞士的问题。 5月24日。（围绕关于《蜂房报》的决议的争论。）［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编者注］ 5月31日。巴黎人反对把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移至美因兹。关于克吕泽烈的问题。——荣克介绍奥斯本·华德。荣克介绍正在罢工的巴黎铸铁工人的代表杜瓦尔。总委员会指派代表团（荣克和黑尔斯）帮助他和工人团体取得联系。议决发给纽约的休谟证书。 6月7日。 6月14日。日内瓦新的同盟歇业（建筑业）。 6月21日。关于日内瓦问题的告各工会等书［注：卡·马克思《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编者注］。 6月28日。卢昂的地区代表大会被禁止。 日内瓦来信要求总委员会尽快做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关于同盟，见韦斯顿的声明。）（通过提议：日内瓦委员会保持其原有的职权；新的委员会可以挑选一个地区性的名称。［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总委员会致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马克思提议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布鲁塞尔（此事拟在应届代表大会上提出）（把关于总委员会迁移问题的提议通知各支部）。提议被通过。黑尔斯表示准备提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7日5日。巴黎人希望驳斥检查官奥卢瓦捏造的罪名，但他们没有给总委员会寄来任何材料。杜邦抱怨没有得到答复。 7月12日。法国人支部。勒梅特尔。——实证主义者支部寄来会费。——机械工人联合会决定援助铸铁工人的钱。——建议（马克思提出的）：“给各支部写信，请他们考虑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是否合适。如果他们赞成迁离，则建议迁往布鲁塞尔等等。”［注：卡·马克思《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编者注］——美因兹代表大会的议程。 7月19日。日内瓦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决议表示感谢。荣克写信给拉绍德封方面，指责他们放弃政治。——巴黎支部的反战宣言。——委托马克思起草反战宣言。 7月26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谈德国军事贷款（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柏林）。——（在他们的书面声明（他们为什么弃权）中公开宣布自己是国际会员。）——宣读了7月23日的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注：以下是恩格斯做的摘录。——编者注］ 8月2日。赛拉叶宣读了比利时的来信，说总委员会应留在伦敦；但通知说，比利时参加大会的代表要质问为什么总委员会干涉瑞士的事情。马克思说，在巴门、慕尼黑、布勒斯劳等地发表了反对战争的抗议书。荣克谈瑞士的事情。《团结报》上的文章。吉约姆方面还没有正式答复。巴黎人要求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提交小委员会。马克思提议询问各支部，是否同意代表大会延期举行。提议被通过。 8月9日。荣克收到那不勒斯的来信，说卡普卢索背叛了他们。 8月16日。再印（第三次）关于战争的宣言一千册。瑞士和德国（中央委员会）来信，要求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并授权总委员会确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8月23日。将在日内瓦印刷关于战争的宣言德文本一万五千份和法文本一万五千份。比利时委员会来信收回对瑞士争端的意见（见8月2日记录），并同意代表大会延期。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员会也赞成代表大会延期和总委员会留在伦敦。 通过了代表大会延期举行的决议。 8月30日。纽约成立法国人支部。奥斯本·华德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9月6日。马克思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通信［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编者注］，他们表示将履行自己的职责。通过起草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决议。 9月9日。宣言被通过。 9月13日。赛拉叶去巴黎。 9月20日。不伦瑞克人被捕。被驱逐出美因兹。柏林、慕尼黑、奥格斯堡、纽伦堡等地抗议兼并。派一个五人代表团与阿伦德尔大厅的委员会共同筹备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和反对兼并的示威。 9月27日。报告（联合委员会）已同意派代表团去见格莱斯顿，要求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10月4日。 10月11日。柏林和慕尼黑集会反对普鲁士的战争政策。关于巴枯宁9月28日［注：原文误为27日。——编者注］在里昂的行为的信。财务委员会的报告。 10月18日。北明翰工联理事会加入协会。对比利时的国际报纸不登载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表示反对。任命财务书记。 10月25日。比利时的《国际报》终于刊登了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第一部分。——海奈曼组织的集会。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抗议。决定讨论内部事务时，除总委员会委员外不准任何人参加。 11月1日。帕特森（新泽西州）和纽约来信说，那里的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发表了反对战争的联合宣言。奥布里（卢昂）来信说，波拿巴派仍然控制着政权，并且在行动。 11月8日。委托书记参加干预委员会的会议。 11月15日。由于战争迫近，纽约举行群众大会。 11月22日。布勒斯特来信说，10月2—10日，当地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全部被捕，10月27日以阴谋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受审。两人被判处二年徒刑，一人被判处一年徒刑（仅仅因为参加了讨论保卫国家的大会）。——从公布的波拿巴的文件来看，在全民投票前夕对国际的迫害是蓄意组织的。 11月29日。曼彻斯特工联理事会答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杜邦被任命为郎卡郡的代表。［注：接着是马克思用铅笔写了这几句话：“1869—1870年期间，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纳[日内瓦“同盟”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该支部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从另一页起继续是马克思做的摘录。——编者注］ 12月6日。马克思建议书记把委员们前三个月的出席情况开列一个统计表。建议被通过。 12月13日。书记宣读了一份列有委员们的姓名和他们9月以来缺席次数的统计表。此表列入会议记录，今后委员们谁出席谁缺席都要记下来。 12月20日。报告准备在纽约成立中央委员会。（见出席情况登记表）（在12月份最后一次会议以后）（1870年9月至12月和1871年1月至3月底）。 1871年 1月3日。 1月17日。北明翰工联理事会加入协会。质问《邮袋报》对国际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人赞成兼并。）马克思发言反对奥哲尔在圣詹姆斯大厅的夸夸其谈（关于法夫尔之流）（反对我们的第二篇宣言）。 1月24日。纽约成立美国中央委员会。 1月31日。瑞士（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来信说，他们从西班牙收到了要求建立密切联系的信件，但是在接受这一要求之前，他们想知道西班牙支部同总委员会有没有联系；如果没有，他们也不同西班牙建立联系。恩格斯被委派为西班牙书记。 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普法）战争（和英国政府的态度）的决议案。［注：见本卷第667—668页。——编者注］ 2月7日。关于普法战争的讨论。英国政府的态度。 2月14日。（讨论继续进行。） 2月21日。土地改革协会在土地国有化这一问题上向工人党靠拢（穆勒）。哈里斯认为这是搞垮土地和劳动同盟的一个步骤。 2月28日。关于土地改革协会的讨论。（决定讨论它的纲领。） 公民赛拉叶的报告（围城期间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 3月7日。（关于纽约中央委员会的讨论。）（马克思谈1856年的巴黎宣言。） 3月14日。罗班。（在伦敦召开有所有支部代表参加的会议。）（被否决。）（关于1856年宣言的辩论。）（爱尔兰问题。） 3月21日。马克思说：战争爆发时，已给大陆各支部去信，通知不可能在美因兹或巴黎举行代表大会；所有回信的支部都请总委员会选择应届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罗班说，巴黎没有收到这封信。决定给英国报纸寄去一个声明，驳斥强加于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伪造的（关于开除德国人的）决议［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3月18日决议。） 伦敦东区支部。 3月28日。赛拉叶被派往巴黎。拨给他妻子五镑。 加诸于我们德国朋友的罪名仅仅是国际会员（所有其它的罪名都被取消了）。威灵顿游乐场举行的中央共和派大会（目的是建立共和派俱乐部）。威德建议加上“社会的和民主的”几个字。（二十六票赞成增加，五十票反对。）关于在伦敦东头建立支部的决议。 4月4日。旧金山支部。拜特纳－格林区支部。 4月11日。（安特卫普等地雪茄烟工人被解雇。）（总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4月18日。总委员会第一次审查托伦的问题。 4月25日。开除托伦。得到批准［注：见本卷第681页。——编者注］。 5月2日。阿普耳加思和奥哲尔。（埃卡留斯提议，这次对他们暂不使用宣言必须有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的规定。莫特斯赫德反对。委托荣克同阿普耳加思谈谈此事，委托埃卡留斯同奥哲尔谈谈此事。） 5月9日。埃卡留斯辞去总书记职务。（阿普耳加思让总委员会决定是否在宣言上署上他的名字。奥哲尔希望在宣言付印之前能够过目。） 新西兰来信。 5月16日。黑尔斯当选为总书记。 5月23日。英国人将召开大会促使英国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法国流亡者的行动。大会已开过，以后就这一问题又召开过一系列会议。 5月30日。马克思宣读关于“内战”的宣言。（通过。） 6月6日。公社。英国报刊。马志尼。（国际民主协会企图起重要作用。）（公民卡迪奥出现。） 6月13日。（6月12日。对法夫尔通告的答复寄往《泰晤士报》。［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编者注］）发表关于内战的宣言。（公民博德里出现。） 6月20日。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出丑的会议。）（关于侯里欧克的丑闻。［注：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编者注］） 关于伪造的巴黎（国际）的宣言的声明。［注：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6月27日。成立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每星期六开会。关于奥哲尔、鲁克拉夫特、侯里欧克等人的声明。［注：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编者注］马克思给《每日新闻》的关于宣言的信。 [《法兰西内战》]第一版售完。 7月4日。麦克唐奈当选。 卡菲埃罗来信。让罗伯特·里德带着宣言到各地作关于公社的讲演。沃尔弗少校（蒂巴尔迪等）、马克思与《派尔－麦尔新闻》。 7月11日。阿西案件—比果（代理人勒姆利出席）。关于华施贝恩的宣言。拉特森（普鲁斯）索取国际发表的一切文件。 7月18日。里沙尔问题（没有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埃利奥特（被否决）。 埃尔曼被选为比利时书记。 流亡者救济金问题。 7月25日。新奥尔良支部。（《公社报》是他们的机关报。）罗马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和马志尼反对国际。［注：见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编者注］罗班提出瑞士问题。提交代表会议讨论。 决定召开秘密代表会议（9月17日）。［注：见弗·恩格斯关于召开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8月1日。马林的大主教，国际天主教工人协会。华盛顿支部。 罗沙建议成立调查公社历史的委员会（利用流亡者的力量和向流亡者调查）（科恩）。 8月8日。因新堡同盟歇业新堡和伦敦的机械工人派出的代表团。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到比利时等国。通知国际各支部不要让工人到太恩河畔的新堡去。 阿普耳加思的信。今后来宾不许出席会议。 8月15日。利物浦和莱斯特郡的拉夫伯勒的支部。代表会议只限于研究组织问题和政策问题。 8月22日。（把公社社员迁移到加拿大的方案。） 8月29日。流亡者协会派出的代表团。争论。 9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黑尔斯、荣克辞去流亡者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关于代表会议的建议。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起草于1871年9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记录和文件》197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78]小委员会，即常务委员会或简称委员会，是由总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较小的执行机构的名称，它通常在星期六开会，以筹备总委员会的例会。实际领导小委员会的是以德国通讯书记身份参加该组织的马克思。——第498、511、531页。 [602]保存在马克思遗稿中的1869—1871年总委员会记录本的摘要，是由马克思、部分由恩格斯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记在两大张纸上的。摘要一直记到1871年9月5日。这里还有马克思在一年以后，即1872年8月底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前夕，记在一页纸上的关于1870年6月—1872年4月的记录摘要（见《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记录和文件》第580—581页）。这两份手稿上划有一些记号和线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国际的文件时利用过它们。——第529、59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每日电讯》的前通讯员罗伯特·里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每日电讯》的前通讯员罗伯特·里德[600] 1871年7月1日 《晨报》通讯员鲍尔斯在佩捷尔斯饭店同《泰晤士报》通讯员达拉斯和一名俄国使馆随员一起被捕后被立即释放了。但是后来他又回到咖啡馆去找他的夫人（英国女人），碰见她正同另一位先生卖弄风情，于是他向这位先生扑了过去，因此被捕，受到监禁。 这三个人在《真理报》发表了一封信，造谣说：（1）咖啡馆里有佩挂着镶金边红色肩带的公社社员和出示过本人证件的各种淫荡女人，（2）鲍尔斯被捕没有任何理由。（这不过是些警官，佩有红色肩带，但没有镶金边。） 《电讯》经常发表被彻底修改过的里德写的报道。报纸拒绝发表一封十分重要的来信。 《电讯》的凡尔赛通讯员在5月17日或18日的报纸上说什么库尔贝在路弗尔宫用锤子砸了艺术品。20日里德把这个电讯给库尔贝看了。库尔贝给《电讯》编辑寄去了下面这封信： “阁下： 我不仅没有毁坏路弗尔宫的任何艺术品，而且相反，根据我的创议，把那些被各位部长分散在首都各个大厦中的各种艺术品收集到一起，送回了[路弗尔]博物馆原处。对卢森堡也是这样办的。我是把从梯也尔先生家里搬出来的所有艺术品保存起来并进行分等的那个人，而我却被控告拆毁旺多姆圆柱。但是有案可查的事实是：关于拆毁的法令是4月14日通过的，我在六天以后即20日被选进委员会。我激烈坚持保存浅浮雕，并建议在残废收容所的庭院内建立浅浮雕陈列馆。我知道我的行动的动机的纯洁性，我也意识到从帝国这种制度所继承下来的一切困难。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古·库尔贝 1871年5月20日于市政厅” 但是通过里德寄给《电讯》的这封信，没有被刊登出来。 见4月10—12日报纸。 托伦。《泰晤士报》通讯员想知道总委员会对此事的意见。而《泰晤士报》拒绝登载我们的决议。[601] 曾有人建议里德给《电讯》发通讯，而且他可以发誓，这些通讯见报时被修改得不利于公社了。 《每日新闻》通讯员阿道夫·斯密斯关于公社的讲演将于1871年7月3日在切林－克罗斯戏院举行。 他参加了和平街的示威游行。国民自卫军的枪枝搭成角锥形排列在旺多姆广场。一个他称作（李特？）的英国人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扑向这些枪架，想夺取其中的一枝枪。 茹尔德留在燃烧着的财政部大厦抢救书籍和金钱，直到最后一分钟。可是他却被控告是纵火犯！一个住在对面的英国人（他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看到，两枚炮弹打穿房顶爆炸了，马上冒起了烟，然后就出现火焰，渐渐吞没了整个大厦。 弗·恩格斯1871年7月1日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和材料》一书。1972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注释： [600]这个文件是恩格斯关于1871年7月1日他和马克思同英国民主派新闻记者罗伯特·里德谈话的笔录。里德6月30日曾建议马克思利用公社时期他在巴黎任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电讯》通讯员时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为公社社员辩护。——第527页。 [601]1871年4月12日国际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作出关于开除倒向凡尔赛分子一边的工人阶级叛徒昂·托伦的决定。1871年4月25日总委员会做出专门决议（见本卷第681页）批准了这一决定，该决议只有工人报刊发表了。——第52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致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致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599] 1870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大约两周前机械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终于邀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参加讨论关于同德国五金工人和巴黎机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现在，在通过有关你们的决定以前，他们提出下列问题请予回答： 1．工作日有多长？ 2．每周几个工作日？星期日上不上工？ 3．工资多少？ 4．有没有加班费？多少？ 5．会员多少？ 6．你们每周交多少会费？ 7．互助保险会等等同工会团体有无联系？ 8．协会包括哪些劳动部门的工人？ 致兄弟般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4月18日 载于1870年《哨兵报》第16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99]这封信是对汉诺威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1870年1月12日请求马克思协助同英国工联建立联系的答复。以荣克为首的总委员会代表团受委托进行谈判，荣克于4月12日报告了4月7日同伦敦机械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晤的情况；该委员会表示愿意同德国和法国的机械工人建立联系，并提出英国工人感兴趣的问题的专题调查表。马克思这封信中复述的调查项目同1870年4月13日荣克给马克思的信中保存的英文原文（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第162页）在文字上稍有不同。——第52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里昂支部中的冲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里昂支部中的冲突[598] 公民们！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协会会员之间如发生分歧，总委员会应该充当仲裁人。根据以上决定，国际工人协会里昂支部请求总委员会裁决阿尔伯·里沙尔和旧里昂支部的成员舍特尔、科尔米埃、安·勃朗、沙诺、万德里之间的纠纷。 总委员会研究了该支部寄来的材料，认为所提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并肯定了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特别任命的两个委员会——一个是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任命的，另一个是1869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任命的——的决定；总委员会仍然认为，阿尔伯·里沙尔任国际工人协会通讯书记是符合章程和条例的。 此外，鉴于旧支部的成员呼吁激进的市民对这个只有协会会员应知道的问题作出裁决，是违背协会的章程、精神和利益，并且是有利于敌人的，因此，总委员会强烈谴责旧支部成员的这种行为。 总委员会利用这次误会使它所处的地位，要求协会全体会员在公开发表任何文章或公开采取某种行动之前，必须向它报告。因为这种做法会挑起个人之间的仇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竭力避免的），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正当我们会员的全部行动、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应当集中起来争取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迅速胜利的时候，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1870年3月8日由总委员会批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1964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98]这个文件是总委员会1870年3月8日会议批准的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在1870年2月1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34页）和3月5日讨论了里昂支部冲突的问题。——第52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597] 国际工人协会致《蜂房报》编辑 阁下： 在本月5日本协会会议上，宣读了几封德国来信，告知有两千名鲁高（萨克森）矿工加入协会，另有两个各拥有近七千人的矿工团体采取了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措施。 柏林成立了民主工人俱乐部；它的成员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并且反对普鲁士政府，反对舒尔采－德里奇。在德国，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按照英国工联的模式并根据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建议的某些改进意见，建立了工会，会员已达十一万人。 比利时书记［注：贝尔纳。——编者注］报告说，比利时已有六十个协会分部，每个星期都有上千名新会员加入。 瑞士书记［注：荣克。——编者注］传达了关于巴塞尔一些织带工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消息。这个问题决定等下星期二委员会掌握了全部事实时再谈。 法国书记［注：杜邦。——编者注］报告说，法国的卢昂、诺尔省和其他一些省份的棉纺织厂主商定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以便按较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货物，在本国市场上击败英国的企业主。 公民阿普耳加思提出的、公民马克思支持的下列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 委员会认为，法国卢昂、诺尔省和其他省份的企业主为了在本国市场上击败英国厂主的明显目的而降低自己工人工资的勾当，理应受到世界各国工人和企业主的谴责。我们承认自由竞争的权利，如果自由竞争是以合法手段进行的话，但我们完全反对用缩减本来就极低的工人工资的办法来扩大贸易。 决定建议各团体派代表出席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会议将于1月19日星期二晚上八时举行，讨论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来粉碎法国厂主不可容忍的勾当和给予有关工人以必要援助的问题。 临时执行书记海尔曼·荣克 1869年1月6日 载于1869年1月16日《蜂房报》第379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97]1868年12月15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托他帮助荣克起草一份关于委员会活动的简报，结果就有了这篇包括最近几次会议材料的报道。记录本中没有这篇报道中所提到的马克思和阿普耳加思关于国际对自由贸易的态度的决议案。——第52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596] [公开同盟的纲领和章程]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由于伯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式表示反对一切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即反对阶级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结果脱离了这个同盟，从而也就赞同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召开的各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几个成员建议我们组织一个完全溶化于伟大国际工人协会，但其特殊使命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伟大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我们自己也确信这个倡议是有益的，因为它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而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现在必须大加吹捧的假社会主义的任何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和这些朋友们共同倡议建立这个新［注：加着重号的地方是马克思标出来的。——编者注］组织是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现在把中央支部的纲领和章程公布出来。 [卡·马克思的评语] 阶级平等！溶化于和成立于对立之中！ 这样一来，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派来说，国际不是相互了解的手段。何等谦虚！他们作为中央权力机构组织起来了，真是好样的！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 （1）同盟奉行无神论；致力于废除宗教崇拜，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2）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为此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 ，以便将来每个人能按照他的生产劳动享受物质福利，以便根据最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而且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使用。 （3）同盟力求使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即在抚养、教育以及在科学、生产和艺术的一切学习阶段上得到同等的条件，因为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日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伟大的、自然的平等，将导致各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消失，这种不平等是既虚伪又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 （4）同盟与一切专制制度为敌，不承认除共和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无条件反对同反动派结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同盟也一概反对。 （5）同盟认为，现存的一切政治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正在愈来愈把自己的职能缩小为管理本国公益事业的简单行政机关的职能，这些国家必将在工农业自由协作社的普遍联合体中消失。 （6）鉴于社会问题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或者普遍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和真正的解决，同盟反对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各民族竞争为基础的任何政策。 （7）同盟力求实现一切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基础上的普遍联合。 好象可以下命令废除信仰！雌雄异株的人！完全是一个俄国公社！ 旧的圣西门的灵丹妙药！空话！！ 如果是自己缩小自己的职能，那么不是必将消失，而是自己消失。竞争与竞争不一样，我亲爱的俄国人！ 章程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成立起来的，它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章程。 （2）创建同盟的盟员临时在日内瓦组成中央局。 （3）属于一个国家的创建同盟的盟员成立本国民族局。 （4）民族局负有在一切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任务，各地方组织将通过本国的民族局向同盟的中央局请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5）一切地方组织遵照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通过的实际办法，成立自己的局。 （6）凡是同盟的盟员都有义务每月缴纳十生丁的会费，其中一半留给各民族组织用于自己的需要，另一半上交中央局会计处用于中央局的共同需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额太高的国家，民族局取得中央局同意后可以降低。 （7）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一个分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国际协会不容许有“国际支部。”新的总委员会！ 国际的章程不承认这些“中间人的权力”。侵吞我们钱财的新的苛捐杂税！ 他们想在我们的庇护下损害我们的声誉。 创建的日内瓦组织的成员 约·菲力浦·贝克尔。——米·巴枯宁。——泰·雷米。——安东·林德格尔。——路易·尼德格尔。——瓦列里扬·姆罗奇科夫斯基。——扬·扎哥尔斯基。——菲·策勒。——安·阿尔丹。——沙·佩龙。——茹·盖伊。——Ｊ·弗里斯。——Ｆ·罗沙。——尼古拉·茹柯夫斯基。——米·艾尔皮金。——扎姆佩里尼。——恩·贝克尔。——路易·魏斯。——佩雷。——马劳达——爱德华·克罗塞。——Ａ·布朗沙尔。——Ａ·马蒂斯。——雷蒙。——阿列克谢也娃女士［注：巴尔田涅娃。——编者注］。——巴枯宁娜女士。——叙泽特·克罗泽女士。罗莎丽亚·桑吉内德女士。——德吉烈·盖伊女士。——珍妮·吉奈女士。——安东·杜诺。——Ｊ·莫莱。——盖里。——雅克·库尔图瓦。——让·波托。——安德烈·贝尔。——弗·博费蒂。——Ｃｈ·居约。——Ｃｈ·波斯特莱布。——Ｃｈ·戴特拉。——Ｊ·克罗泽。——Ｊ·桑吉内德。——沙·雅克拉尔。——Ｌ·库兰。——弗·盖伊。——布莱兹·罗塞蒂。——约·马里伊。——Ｃ·布雷希特尔。——Ｌ·莫纳雄。——弗·梅米约。——大多纳。——Ｌ·Ｊ·谢纳瓦尔。——Ｊ·贝多。——Ｌ·Ｈ·福尔纳雄。——皮尼埃。——沙·格朗热。——雅克·拉普拉斯。——Ｓ·佩拉顿。——威·劳。——瓦尔特·哥特洛布。——阿道夫·海伯林。——佩里埃。——阿道夫·卡塔兰。——马尔克·埃里迪埃。——路易·阿尔芒。——Ａ·佩莱格林－德鲁瓦。——路易·德·科佩。——路易·杜普拉。——吉尔莫。——约瑟夫·巴凯。——弗·皮斯特尔。——Ｃｈ·吕谢。——玛格丽特·普莱西德。——保尔·加尔巴尼。——埃蒂耶纳·博雷。——Ｊ·Ｊ·斯科皮尼。——弗·克罗谢。——让·若斯特。——莱奥波德·武赫尔。——Ｇ·菲耶塔。——路易·菲利凯。——阿米·冈迪永。——维·阿列克谢也夫［注：巴尔田涅夫。——编者注］。——弗朗索瓦·舍伐利埃。—— 蠢人中的蠢人！ 还有巴枯宁娜女士！ 由于创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盟员决定创办名为《革命报》的报纸作为新组织的机关报，临时中央局一俟募集到三百股份（每股十法郎，从1869年1月1日起每个季度缴纳四分之一），就着手出版刊物。因此临时中央局吁请同盟各民族局在本地区着手募集股份。因为取得股份被看作是一种不提供报纸获得权的自愿的礼物，因此各民族局应同时编制订户名单。 报纸每周出版一次。 订费 一年………………………………………六法郎 六个月…………………………三法郎五十生丁 受临时中央局委托： 书记扬·扎哥尔斯基 蒙布里昂街8号 注意：请各民族局在1月1日以前将抵偿股票的款项和订报费交到中央局。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厚颜无耻地在瑞士宣布，说我将在《革命报》上发表文章！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12月15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1964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注释： [596]米·巴枯宁于1868年秋建立的团体，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于1868年12月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15日讨论了同盟的纲领后，根据马克思关于接纳另一个国际团体加入协会是同章程相抵触的这一意见，委托他起草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 马克思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的评语写在这个文件的法文文本的页边上；荣克在页边上记下了熟悉该文件并在讨论文件时发言的杜邦和若昂纳尔两人的姓。——第51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写在发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决议之前的一段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写在发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决议之前的一段话 鉴于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某些决议可能被看作是国际工人协会原则性纲领的一部分，而关于那次大会的报道又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总委员会认为，把那些决议同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一起重新发表是适宜的。 第一次即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的各项问题中，最重要的有下列问题。[595] 载于1868年11月21日《蜂房报》第371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95]在发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马克思选出同时发表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涉及：国际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作用，八小时工作日，儿童和妇女的劳动保护，组织合作生产和工会的任务（《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2、3、4、5、6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4—221页。——第51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国际在普鲁士保护关税税率问题上的立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国际在普鲁士保护关税税率问题上的立场[594] 由国际工人协会倡议和支持而在德国成立的工会，给莱茵省制铁业领导人提供了反对普鲁士政府企图降低生铁进口税的论据。爱北斐特和巴门的商会认为，降低生铁进口税肯定会使普鲁士矿业资本家完全破产。英国资本家主张，为了经得住国外的竞争，不得不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德国矿业资本家要求维持保护关税措施以免遭英国人的竞争所带来的破产；然而普鲁士工人的工资比英国工人的工资少一半还多，而劳动时间却更长。 商会在4月14日给政府的报告中说： “德国制铁业一旦破产，那将无法挽救。大资本将完蛋，成千上万工人将无以糊口。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工人问题越来越大，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危险。” 这一自白证明，协会的工作不是徒劳的。资本家要求官方调查普鲁士制铁业的现状。工人们坚决主张，调查也要包括对这一生产部门的工人状况的研究。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5月5—12日 载于1868年5月16日《蜂房报》第344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94]马克思根据约·巴·施韦泽的通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76、79页）写的这篇短评，曾收在关于1868年5月12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1868年5月16日《蜂房报》第344号）里；这个材料在记录本中没有反映出来。——第51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洛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洛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一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第一项如下： 关于使国际工人协会能在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争取彻底摆脱资本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他们的共同行动中心的作用的实际办法。 二 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我们的代表大会议程；任何支部无权提出自己的议程，只有总委员会有权拟定代表大会议程；委任总书记将总委员会的议程送交《法兰西信使报》，并将这一决议通知巴黎委员会。[593] 卡·马克思在1867年7月9日和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196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93]马克思提出这项决议案，是由于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撇开总委员会，对即将召开的协会洛桑代表大会提出了它自己的充满蒲鲁东主义味道的议程，并在1867年7月20日把它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第51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一 马克思提议奥哲尔为[总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马克思认为自己不适于担任此项职务，因为他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591] 马克思建议目前只暂时确定这个委员会[578]的人选。委员会应由负责人员和已经委任的书记组成。 二 1．中央委员会委员凡无充分理由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四次以上者应从中央委员会除名。 2．此项决议应立即通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三 一致决定今年不委任常务主席；财务书记迄今所履行的一切职责移交给总书记，取消财务书记一职。[592] 1866年9月25日，11月6日和1867年9月24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1963年莫斯科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78]小委员会，即常务委员会或简称委员会，是由总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较小的执行机构的名称，它通常在星期六开会，以筹备总委员会的例会。实际领导小委员会的是以德国通讯书记身份参加该组织的马克思。——第498、511、531页。 [591]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上，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在批准章程时企图通过如下观点：不仅担任工人组织领导职务的人，而且工人组织的成员都必须是工人。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马修·劳伦斯提议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就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一种表示。但是马克思拒绝当候选人。——第511页。 [592]这个决定是根据1867年9月28日《蜂房报》第311号发表的文本刊印的。关于不委任常务主席的建议由总委员会委员约·黑尔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在9月24日的会议上提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59页）。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在一项特别决议（这项决议在1871年已被写入章程）中，建议所有支部废除常务主席一职。——第51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常务委员会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建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常务委员会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建议 1．常务委员会建议，采取法国人提出的议程，只做一处修改：将最后一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合并。[589] 2．责成书记提出关于会员人数的报告和关于收支情况的综合报告。 3．常务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按下列调查大纲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590]： （1）行业名称。 （2）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从业工人的人数。 （4）雇用的条件和工资：（ａ）学徒工资；（ｂ）工资是计日或者计件；支付是否经过中间人等等。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 （5）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产形式，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的长短。夜工，日工。 （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7）劳动场所的情况和劳动条件：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等，清洁条件等等。 （8）工种。 （9）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生产情况。生产是季节性的或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的，是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 [4．]加入协会的团体按每个会员半便士缴纳年度会费，会员卡或会员证的费用另付。书记有权同经费不足的团体协商减收会费条件。 [5．]中央委员会建议会员建立互助会，并组织各互助会间的国际交流。 [6．]各地方委员会应经常了解本地区的行情，并向工人提供情报。 卡·马克思在1866年7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8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89]发表在1866年6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和7月8日《左岸》（《Rivegauche》）上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最后一项，即第十二项，提出了建立互助会，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问题。在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这项建议包括在第一点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14页）。——第509页。 [590]这个调查大纲是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统计的大纲之一。这个大纲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后收入《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5页）。——第50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派代表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派代表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588] 委托书记和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步骤，促使意大利各团体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1866年7月24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88]马克思认为，吸收已经兴起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代表参加国际，必将加快使意大利工人摆脱马志尼派影响的过程。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没有派代表参加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第50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程序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程序的决议[587] 在开始讨论代表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宣言和章程所规定的协会的总目标和指导原则。 卡·马克思在1866年1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87]这个决议是马克思在1866年1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在同意约·韦斯顿关于开始讨论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建议之后提出来的。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第50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在1866年召开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在1866年召开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同意将下述决议案提交代表会议批准： 如果没有发生必须使大会延期举行的意外情况，中央委员会将在1866年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1865年9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札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札记[586]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一般地说，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而商品的价值却保持不变。 （2）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工资的普遍提高才可能实现。如果工资得到普遍提高，那么它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丧失。在现今的生产基础上，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而是降低工资。即使工资水平在较长的时期得到普遍提高，也不能消灭，而只能减轻对雇佣工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奴役。 （3）工联只要阻止——哪怕是暂时阻止——工资水平普遍下降的趋势，只要力求缩短和调整劳动时间，即工作日长度，它们的工作就有成绩。只要它们是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的一种手段，它们的工作就有成绩。它们有时遭到失败，那是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力量使用不当。它们经常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把现存的劳资关系看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设法予以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6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86]马克思笔记本里的这个草稿，是对他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总委员会宣读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所做决议的初稿；决议的最后定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9页。——第50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58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 我们借此机会愉快地向读者推荐本书。本书富有远见地、公正地、熟练地阐述了当代德国所十分关心的问题。普鲁士军队原先的组织，它的改组的任务，普鲁士宪制冲突[584]的产生，进步党对反对派的领导，与此同时发生的进步党[585]和工人党之间的意见分歧——所有这一切都在该书中得到了扼要的、同时又是崭新的、极其充分的阐述。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中 载于1865年3月17日《伦敦通讯》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83]确定马克思是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87页）一书的简介的作者，是根据马克思1865年3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04—107页）。 这篇简介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73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科学情报通报》（《Ｈａｙчно-инфрмационныйбюллетеньсекторапроизведенийК．МарксаиФ．Энгельса》）第25期。——第504页。 [584]普鲁士宪制冲突发生在1860年2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提案。直到1866年，普鲁上政府不顾议会的反对实行了军事改革，并不经议会批准开支了这项经费。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普鲁士内阁的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创始人俾斯麦彻底投降后，冲突才获得解决。——第504页。 [585]进步党是1861年6月在普鲁士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第50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写给海·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写给海·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581] 小委员会。3月4日会议。他［注：勒福尔。——编者注］已经准备要提出一项决议案，根据这项决议案，巴黎理事会应由以下人员组成：弗里布尔、万萨德、利穆津、勒福尔指定的三名代表、类似仲裁人的席利。 小委员会。3月6日会议。他再次提出这项决议案。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未经分班表决他就让委派席利的事通过了，用议会的话说，也就是认可了这项委派。 刚一委派，甚至决议还未到手，他就急速给巴黎去信。他料想，正如他所说的（3月14日），巴黎理事会将会反对席利。因为根据第五项决议（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承认中央委员会的直接代表，中央委员会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席利只被委派为驻该理事会的代表，对他的委派只有他们才可以提出异议。 吕贝对他们的期望落空后便同自己的一伙兄弟们密谋，把委派席利说成是他们辞职的原因。[582] 他把自己置于这种尴尬的处境：他以勒福尔的名义反对巴黎理事会，又以代表法国支部等的巴黎理事会的名义反对席利。 福克斯先生说（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勒吕贝之所以在3月4日和6日的会议上忘记席利的国籍，而在3月14日又记得清清楚楚，完全是因为他认为对勒福尔先生不尊重，他要报复。勒吕贝接受了这个直截了当的解释。 他的卑鄙诽谤是： 第一，第五项决议的引言是为了争取票数而以欺骗手法加进去的。这个引言依据的事实是由勒吕贝转来并于3月7日当着托伦等宣读的席利先生的公开信，其次是席利先生给小委员会的报告，最后是巴黎2月24日会议通过的决议。加进这个引言只是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连一点独裁的样子也没有。 第二，3月7日花了好多时间去进行个人争吵，以便匆忙地通过最后三项决议，使大家措手不及。 第三，席利先生不是工人。这在原则上已为第二项决议所否定。席利应当只是秘密地同巴黎理事会一起活动，勒福尔则应代表协会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活动。两者情况不同。 关于勒福尔。 他要求我们委派他为在法国的报刊的总辩护人。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我们以为他会和托伦等人协调一致地进行活动。他这样得到了委任后，就转而以合法的身分来反对我们。根据托伦的信，在派勒吕贝去巴黎之前，我们就针对勒福尔先生的名字和社会地位撤销了这项任命。（我们把它归结为：允许他写文章不署自己的名字，而署工人的名字——这件事，没有我们的同意，他是可能做的。）由他当时写给勒吕贝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来看，情况就是这样，但他表示同意。巴黎2月24日会议只犯了反对已经不存在的一项决议的错误。因此勒福尔先生或者他在伦敦的朋友，假装忘记他已放弃了委派给他的职务。他甚至威胁我们说，他要劝告所有的民主派提防我们，他忘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能劝告人们提防他。 他和他的代理人勒吕贝说，他不是受个人野心的驱使。他需要的只是政治保障。好吧。我们就委派万萨德，他这个人是比勒福尔和勒吕贝加在一起还大的保障。万萨德先生被委派后，在勒福尔和勒吕贝看来，他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人。对于由托伦等人提出、后来由我们批准的关于万萨德的建议，他们唯一能提出的异议之点是没有及时通知勒福尔。于是这种礼仪上的无足挂齿的小事就成了他们持反对立场等等的最后借口。 协会的国际性质受到威胁，以及中央委员会委派使者的权力。 这个运动的阶级性质。形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1）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马克思宣布，撤销对席利先生的委派，而他之所以同意委派，只是因为这是一致通过的。 （2）委托勒吕贝通知法国理事会和勒福尔（在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指示如下：“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勒福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七条）在得到会员卡以后建立协会的地方支部。” 因为未能达成协议，在3月1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个个人指示变成了决议。这是唯一被通过的决议。 （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勒吕贝应逐字逐句地把决议全文通知双方。）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16—1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注释： [581]总委员会委托荣克对巴黎支部的冲突做一简要分析，以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荣克于1865年3月12日将此事告诉马克思并请求给予帮助。3月13日马克思答复同意，并于3月18日把所写的便条给荣克。进一步商榷的结果，加上了最后的几段（从“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开始），其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部分是荣克写的。——第500页。 [582]反对委派席利为总委员会在巴黎的全权代表的抗议书是由流亡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伦敦的一个共济会分会的会员起草的。在1865年3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抗议书。——第50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工人团体和个人参加国际的手续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工人团体和个人参加国际的手续的决议[577] 小委员会[578]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下列建议： 1．发给加入协会的每个团体一张证件［注：见本卷第657—658页。——编者注］。这种证件是一般性的，上面写明所开列的团体已经加入国际协会。 2．英国的个人会费，应全部送交中央委员会，但是，协会的任何支部遇有合理开支时，中央委员会如认为开支得当，可以拨给一笔钱款，以偿付这项开支。 3．向大陆的兄弟们供应会员卡，每张一先令，所得之款应送交中央委员会。 1865年2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77]这个决议同1864年11月22日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9页）有直接的联系。根据临时章程第8条的规定，总委员会除领导整个组织外，还负有吸引英国工人团体加入国际的特殊任务。马克思对这一条的贯彻实行颇为重视。——第498页。 [578]小委员会，即常务委员会或简称委员会，是由总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较小的执行机构的名称，它通常在星期六开会，以筹备总委员会的例会。实际领导小委员会的是以德国通讯书记身份参加该组织的马克思。——第498、511、53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579] 2月21日（星期二）。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勒吕贝，他即将动身。 2月22日，星期三。（晚）吕贝动身。 巴黎，2月23日。在弗里布尔等人处会见勒福尔。（见弗里布尔的信。席利信中勒福尔的答复第2页。） 2月24日[580]晚。会见弗里布尔等人。 2月25日晨。勒福尔偕同勒吕贝访问席利。席利把勒福尔留在附近，便到弗里布尔处去了。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各种朋友，其中还有勒福尔的一个朋友。大家都坚决反对他钻进来。于是席利就去找到勒福尔，向他说：他认为他所提的那种要求是不能接受的（第2页）。勒福尔本人也受骗了（同上）。对勒福尔做了一些安排（第2、3页）。 2月25日（！）晚。会议。勒吕贝缺席；到勒福尔那里去参加晚会了（第3、4页）。 关于2月25日会议的记述（第4、5、6页）。 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4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注释： [579]这个札记是马克思为在1865年3月4日和5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巴黎支部的创始人、蒲鲁东派工人（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和以律师昂·勒福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之间的冲突而准备的材料。常务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0页。 保存在马克思笔记本中的这个札记是根据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德国流亡的共产党人维·席利1865年2月25—28日从巴黎写给马克思的一封详细的信写成的。——第499页。 [580]这里马克思笔误：“2月23日”误为“2月24日”。因此，2月24日的事情，尤其是晚上的会议，也被误为2月25日的事情了。从惊叹号来看，这个日期也引起了札记作者的怀疑。——第49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575] 一 凡居住英国者均可成为协会会员。但任何会员如不能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参加其工作，则不得被选进中央委员会。[576] 本协会会员未预先缴纳其一年会费者，不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三 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至少应在选举前一周进行，选举时候选人不得在场；只有领取了会员卡的人才能被提名为候选人。 四 缴纳会费的时间自1月1日开始，12月31日结束。 五 委托书记写信给尚未领取会员卡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通知他们，如果截至4月25日不领取会员卡，就认为他们是自愿退出中央委员会，从而把他们从委员名单中除名。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决议是必要的，因为有人抱怨早先一个同样内容的决议没有正式通知过缺席的委员们。 六 大陆上的通讯员当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1864年11月8日、29日和1865年1月24日、31日及4月11日、25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75]马克思提出的有关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的决议，是对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7页）第4、5、6条中扼要阐述的一般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第496页。 [576]写这个决议是按照1864年11月12日伦敦工人报纸《蜂房报》发表的原文刊印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记录本中关于这一点的记载较为简略。这个决议取消了当时盛行的名誉会员资格，统治阶级的代表曾利用这种资格钻进了工人组织的领导机构。——第49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威廉·沃尔弗简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威廉·沃尔弗简历[570] 1809年6月21日生于施魏德尼茨区塔尔瑙。 1813年。俄国人。 1834—1838年在季尔别尔堡四年半。[571]暗堡沃尔弗请求探望一下他将要死去的父亲，哪怕是在宪兵的随同下，但竟也遭到拒绝。 1843—1846年2月在布勒斯劳。 1846年。沃尔弗因违反出版法有被审讯的危险而出亡。论述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的文章。 1846—1848年。布鲁塞尔。“通讯社”[572]。在布鲁塞尔被囚于狱中（2月6日和28日之间被捕）。 1848年4—6月在布勒斯劳。 1848年9月。科伦。鲁普斯应[到法院]受审。[573]逮捕令撤销。 1848年10月22日。黑克尔下逮捕令。1849年3月8日撤销。 1848年6月—1849年5月10日在科伦。从此处前往法兰克福。 1849年5月26日。在德国议会（法兰克福）里的一个场面。[574] 1849年。鲁普斯到瑞士以后，因他参加斯图加特残阙议会的工作而将他送交法庭审判的命令接踵而来。 1849年7月5日去巴塞尔，从那里去伯尔尼时被拘留。在苏黎世当教员一年零九个月。1851年3月31日。从苏黎世驱逐出境的书面命令。（1850年9月10日。苏黎世。鲁普斯抗议根据联邦会议关于流亡者必须分别迁居他地的决定而要他迁居琉森州的命令。） 1851年6月4日—1853年。到达伦敦。在伦敦约两年。 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大赦令。[559]1862年1月4日。给普鲁士政府的呈文。五个月没有答复。1862年6月4日的新呈文。1862年8月1日施魏德尼茨地方官要求沃尔弗报告他在普鲁士的最近居留地。 1862年9月5日。普鲁士政府答复：大赦的结果是继续侦查。［注：见本卷第482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5月底—6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1959年《近代和现代史》杂志第4期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59]1861年1月12日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登极而颁布大赦令，保证所有政治流亡者“回归普鲁士国土不受阻拦”。——第482、495页。 [570]《威廉·沃尔弗简历》是马克思在他的忠实的朋友和战友1864年5月9日在曼彻斯特逝世以后于1864年5月底至6月初写的。马克思打算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并为此目的收集了他的生平材料。不过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只是到了1876年恩格斯才部分地实现了马克思的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简历》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注391中发表过。——第494页。 [571]西里西亚的普鲁士监狱。威·沃尔弗曾因参加大学生协会和“反普鲁士国王陛下罪”被监禁在这里。沃尔弗因他写过一篇关于布勒斯劳贫民窟的文章《暗堡》而得到“暗堡”沃尔弗的绰号。这篇文章发表在1843年11月18日《布勒斯劳报》（《BreslauerZeitung》）第271号。——第494页。 [572]指由德国民主派评论家、后来是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的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在布鲁塞尔创办的通讯社。通讯社给德国民主主义报纸提供来自法国、英国、比利时的消息。——第494页。 [573]由于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于1848年9月26日停刊，许多编辑（恩格斯、沃尔弗、毕尔格尔斯等人）被控告从事密谋活动。沃尔弗在杜尔克海姆（普法尔茨）躲避逮捕，但不久秘密回到科伦，继续参加报纸编辑工作。——第494页。 [574]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威·沃尔弗1848年作为西里西亚的代表当选议员），威·沃尔弗要求宣布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公和他的大臣们是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01—102页）。——第49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讣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讣告[569] 威廉·沃尔弗 今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因患脑溢血逝世，享年近五十五岁。威廉·沃尔弗生于西里西亚施魏德尼茨附近的塔尔瑙，1848年和1849年是科伦《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德国国民议会议员，从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任私人教师。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斯特·德朗克、 医学博士路易·博尔夏特、 医学博士爱德华·龚佩尔特 1864年5月13日于曼彻斯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1864年5月13日 载于1864年5月23日《总汇报》第144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69]这篇《讣告》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注583中发表过。——第49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560] 美国内战在具有民族创造精神和国内民用工程已达高度技术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会导致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一个时代，这是预料中的事。《军事总汇报》[561]再次评论的“蒙尼陀号”和“梅里马克号”之间的战斗[562]证实了这种预见。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些新的资料。 一 “蒙尼陀号”和“梅里马克号”的战斗虽然最终以炮塔舰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并没有回答哪一种装甲舰更优越的问题，是炮塔舰还是舷炮舰？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场战斗[563]，这场战斗从各方面看来都把这个问题永远弄清楚了，我们十分乐意详细谈谈这场战斗，因为据我们所知，在英国和法国人们未必对它有什么了解，而在德国则根本一无所知。 在萨凡那港，同盟派在苏格兰结构的“芬加耳号”商船上加了一层四英寸厚的云杉板、柞木板和铁板。铁壳由两层六英寸宽二英寸厚的扁钢构成，里层用坚硬的螺栓横向固定起来，外层则竖向加以固定。按照“梅里马克号”的样式，装甲钢板象屋顶一样斜装在船体上，但上面是平的，使舰呈截角锥体状。沿舰舷两侧装有四门六英寸口径炮，而在舰尾和舰首则有两门固定在旋转炮架上的七英寸口径炮。 清晨，“阿特兰塔号”（现在这样称呼这艘军舰）沿萨凡那河顺流而下，很快就碰上两艘迎面迅速驶来进行截击的炮塔型军舰“乌依豪京号”和“纳汉特号”。（我们是根据7月11日纽约《哈珀周报》的报道来描述这次战斗的。）“阿特兰塔号”首先开火，对“乌依豪京号”进行三次齐射，后者没有开炮，而是继续靠近，然后按照英国的打法，用它的十五英寸口径的达尔格伦炮［注：达尔格伦炮是一种炮身稍短的火炮，其长度约为口径的十二至十四倍。炮的外型是由达尔格伦（现在是海军上将，查理斯顿的司令官）按下述方式设计出来的：每隔一定距离沿炮膛轴线垂直于炮膛钻一些枪弹弹径大小的孔，孔里装进枪药，按通常的方法装弹和发射。单个弹丸的初速用通常的方法测定，并根据它标出膛壁相应部位上的火药气体压力的刻度。为炮膛轴线上相应的横座标标出了纵座标，联接纵座标的这种曲线就确定了炮的外形。根据这种原理设计出来的火炮，炮尾和炮耳部分很粗，而炮口切面的直径却要小得多，这种炮象装苏打水的瓶子。炮身没有膛线，空心炮耳上面铸有冷却时冷水可以流通的空腔。这种从里面进行冷却的办法使火炮具有很大的坚固性（即使是铸铁炮也是这样），以致可以铸成十五甚至二十英寸口径的火炮，能够经受住五百次大药量的射击而无任何危险。最初这种炮只用于发射空心弹，但是后来，因为铸造得更加坚固了，它们可以发射铸造的球形炮弹了。这些威力更大的火炮叫做哥伦比亚炮。（恩格斯原注）］发射四百四十磅球形炮弹进行回击。第一次射击打穿了“阿特兰塔号”的两舷，而且在炮弹碎片和冲击力的作用下有四十人丧失战斗力；其中有一个中尉，他后来谈起他曾有十分钟之久站不起来。第二次射击打穿了一个炮口的铁盖，死伤十七人。第三发炮弹把上甲板上装甲驾驶室的上部打成碎片，打死两名领水员，打倒两名舵手。第四发炮弹打中联接舰舷和甲板的肋条，但没有打坏，看来是跳弹。正当“阿特兰塔号”挂出白旗投降的那一瞬间，甚至同时驶近的“纳汉特号”还没有能够进行一次射击，第五发炮弹就打穿了烟囱。一刻钟之内全部结束。 本文作者昨天在利物浦港看到在拉芒什海峡作战的英国舰队，舰队里有“勇士号”、“黑亲王号”、“罗雅尔·奥克号”、“狄芬斯号”、“列齐斯坦斯号”，这些都是舷炮装甲舰（配备有八英寸口径的六十八磅滑膛炮和七英寸口径的一百一十磅阿姆斯特朗炮），镶有十八至二十四英寸厚的木板和四英寸半至五英寸厚的铁甲。毫无疑问，这是目前正在服役的最好的和最有威力的装甲舰队，只要它的吃水量允许，它就能平安地通过欧洲的任何装备了现代武器的岸防炮台，并能开进由这些炮台护卫着的港湾。但是，即使这些军舰中最好的，碰上装备了四百四十磅火炮的美国炮塔舰又有什么用呢？根据英国人自己的试验来看，要打穿军舰的舰舷，用口径小得多的火炮就够了，而一发四百四十磅的炮弹打进舰体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只要有一发打在相当于水线高度的舰体上，就足以把军舰击沉，因为这样大的弹孔是无法堵住的。看看这些漂亮的军舰，其中每一艘的造价，如果把试验费用包括在内，将近一百万英镑，这不能不使人认为它们已经是注定要失败，已经完全过时了。 因此，只要承受得住，装甲舰就尽可能装备较重型的火炮，看来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火炮不能作为舷炮使用；即使在最大的军舰上也只能装备为数不多的这种火炮，而且应该把它们安装在军舰的中部。而这一点只有在炮塔舰上才有可能做到，因此，今后每一支舰队的决定性力量是炮塔舰。 诚然，迄今所制造的炮塔舰的航海性能是极为有限的。问题在于美国制造炮塔舰只是用于某种目的：在沿海浅水域进行战斗。如果生产较大型的、吃水量较大的炮塔舰，那么它们无疑在海上至少会具有与舷炮装甲舰同样良好的性能，而舷炮装甲舰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尚待改进的地方。但是即使仅仅根据上述经验，也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1）装有重型炮（十至十五英寸口径）的炮塔舰，不论在防御战还是在对近岸的进攻战中，毫无疑问都是最有威力的。 （2）装有二英寸半至五英寸铁甲和八英寸口径舷炮的装甲舰，如果有煤炭基地，特别是，如果不卷入同炮塔舰的战斗，那么在对海岸的远距离作战中，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3）对于在开阔海面上的机动战术本身来说，只有木质舰仍是适用的。只有这种军舰才能够携带那么多的粮食、煤和弹药，就好象几个月中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作战基地一样。只有这种军舰在会战之后能够独立地重新恢复战斗状态。例如在印度和中国，甚至英国人的任何类型的装甲舰都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对于德国来说，从这里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1）要学会铸造美国口径的火炮和制造炮塔舰。在易北河或威悉河上有两艘这样的军舰就可以保障整个北海海岸的安全。在波罗的海，四艘这样的军舰就可以把波罗的海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必要时可以追使哥本哈根投降。那时候就再也没有人会谈论现在的丹麦舰队了。[564]即使将来造舰水平提高了，出现了制造有效的航海炮塔舰的可能，那时，老的炮塔舰仍然还是所有的海港防御手段中较好的一种，何况它们的价格又不贵。 （2）每一艘排水量六千至七千吨的英国型和法国型的舷炮装甲舰，其价格相当于六艘炮塔舰。可是，两艘炮塔舰就足以战胜一艘这样的装甲舰。为它们付出这样的费用是不合算的。但是，用二英寸半至三英寸最好的铁甲（例如施梯里亚铁）作护板的、航速很快的中型螺旋推进式蒸汽舰，配备少量的但是较重型的火炮，就可以很有效地对抗现有的舰队。这种军舰要回避重型的大装甲巡航舰，但是完全能够对付木质战列舰。 （3）远程作战的木质船——帆力舰和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是其他军舰无法取代的。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基地［注：大概是指德国根据1861年9月2日同清政府在天津签订并于1863年1月14日在上海交换批准的通商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译者注］，它的意义一年比一年大。只要我们在那里没有取得煤炭基地，在这个区域就只能使用帆力舰，何况帆力舰目前还相当充足。很久以前就迫切需要在西印度、北美和南美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在列万特拥有基地。到处都应该保护德国的贸易，赢得对德国声誉的尊重。在这些地区保持四分之一蒸汽舰和四分之三帆力舰的比例就行了。相反，在本国，我们既不需要大量的木质船，也不需要大吨位的木质船；风行一时的、装备有六十磅火炮的巡航舰，现在根本就不适用，因为当代的战列舰已经过时，而未来的战舰尚未发明出来。 二 按照过去的做法，在围攻设防的壁垒时，破城炮设在斜堤顶上，距离被射击的垒墙大约有五十步。当蒙塔郎贝尔提出了构筑带无掩蔽的石砌体的弯窖工事[565]，特别是当这种无掩蔽的石砌体已经在德国很多地方采用时，的确有很多关于它们的这样那样的议论，说什么象这样的石砌体甚至从远处也可以打穿。但是从实际经验中，我们只知道1823年威灵顿的做法，而且缺口是在未筑护墙而由垒障掩护的部位被五百至六百步距离远的间接齐射打开的。克里木战争证明，只有石质岸防炮台才是军舰无法攻破的，而博马尔松德情况之所以出现，只是由于修建工事的承包人非常恶劣地欺骗了俄国政府。意大利战争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因为事情没有发展到围攻要塞的地步。直到最近，人们还习惯于认为，凭借以往的炮兵兵器，无掩蔽的穹窖式石砌体，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反击围攻炮队的火力优势，而这种优势将会证明建造它所化的费用是值得的。［注：恩格斯接着划去了一句话：“而现在情况怎样呢？”——编者注］幽里希的经验表明，甚至小口径的、使用着发炮弹的线膛炮，在相距一千二百步的地方即使进行间接瞄准射击也能在石砌体上打开缺口。可是如今在美国却发生了一些给人们以完全不同认识的事件。 在攻击皮尤拉斯加堡垒（位于萨凡那前面）时，吉尔莫尔将军（毫无疑问，他在现今还活着的美国炮兵专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只有重型哥伦比亚炮，口径不到十五英寸的、发射大威力装药炮弹的滑膛炮。[566]他把自己的炮队配置在相距一千二百步的地方，并且在不多几天内就把穹窖工事及其很厚的石砌体变成一堆垃圾。不过，这个经验使他相信，如果距离更远，他的炮大概就不能破坏石砌体。很可惜，我们没有关于火药量的资料，因为所有美国的报道都是非常表面的。不过可以想象，在这类炮上还根本谈不上用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的装药量。 因此，为了攻击查理斯顿，吉尔莫尔申请调拨并领得了一些大口径的线膛炮。这是些所谓帕罗特炮，是一种后装火炮，按口径的大小，刻有四至七条膛线。膛线较浅，膛线的缠度比阿姆斯特朗炮的要小些。炮是由铸铁制成的，在炮尾上焊接一个锻铁圈，同炮耳相接，它们都具有普通火炮的形状。以单位重量计算，它们的价格大约是英国阿姆斯特朗重炮价格的四分之一。炮弹呈椭圆圆柱形，弹体由软金属制成，以便能够嵌入膛线。 吉尔莫尔用这些炮轰击了瓦格纳堡垒（见不久前刊登在《军事总汇报》上的查理斯顿计划[567]）。但是这种用轻沙土建筑起来的工事依然屹立不动。一些抗弹的、顶层得到掩蔽的房舍有驻军守卫，几次攻击都被击退。不得不转入正规围攻，重炮就在这里大显身手。于是，吉尔莫尔新编了三个重炮连，派去攻打位于港湾入口处中央的萨姆特堡垒。这些重炮连（其中之一配置在沼泽地上）离萨姆特堡垒有三千三百至四千二百码（四千至五千步）远。 萨姆特堡垒是在一个人工岛上用特制的非常坚固的砖建造的。墙的厚度为六至七英尺，墙根部分厚达十二英尺，穹窖的拱顶和护墙厚八至九英尺。堡垒有两层穹窖和一个架设有利用胸墙射击的火炮的顶层。堡垒的形状象钝角眼镜堡；吉尔莫尔炮兵连的炮火主要可以达到背墙和堡垒的一侧。堡垒中有一百四十门炮。 射击从8月16日至23日持续了八天；舰队有时也参加射击，然而没有多大的成效。但是，二百磅的线膛炮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堡垒的背墙和侧墙首先倒塌，接着另一面的墙也倒塌了。在炮击将结束时，用吉尔莫尔的话来说，堡垒已成为一堆乱七八糟的废墟。总共发射了七千五百五十一发炮弹，其中五千六百二十六发炮弹命中（在那样远的距离！）：三千四百九十五发打中外墙，二千一百三十发打中内墙。只进行了几次试射，很多炮弹一下子就打穿了两堵墙。 吉尔莫尔有一门三百磅的线膛炮，在第七次射击时炸裂了。看来前六发炮弹在打穿了两堵墙的同时曾引起某些地方二十英尺高的墙倒塌。 显然，堡垒的回击软弱无力。即使有适当射程的火炮，它的炮队也不会在半德里远的距离上对可见目标进行射击。因为堡垒一直处于很多同盟军炮队的火力范围之内，当时并不打算立即占领它。[568]但是，如今在瓦格纳堡垒和坎宁角堡垒陷落之后，占领堡垒的企图大概将实现了。 吉尔莫尔用这些炮队向查理斯顿城发射了十五发燃烧弹——在距离一德里以上的地方——，只是由于他的着发炮弹没有爆炸才停止了轰击。这是因为经过长途运输后火帽座的尖端已失去了作用。 关于这次炮击，我们在德国应该说些什么呢？我们的无掩蔽的石砌体能否坚守得住呢？如果把那些负责保护中心地区免遭炮击的堡垒向前推进到离主墙八百至一千二百步的距离上，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科伦堡垒的内堡、科布伦茨堡垒的侧防门和埃伦布莱施坦堡垒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的敌人——他们都是海上强国——将很快拥有足够数量的最大口径的线膛炮，而用来运输这些炮的铁路到处都有。相反，据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德国]所采用的武器中最大的线膛炮是口径在四英寸半以内的二十四磅火炮。它们同那些将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相比，那真是一堆小玩意儿。即使我们的穹窖也有这样的火炮，但它们在距离五千步远的地方是打不到围攻的炮队的。不管筑垒的河岸线怎样不完善，我们在莱茵河上的要塞过去一直是我们抵御法军第一次进攻的主要支撑力量。但是在出现了上述做法之后，现在它们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里不容有长时间的苦思冥想，这里需要的是行动，而且是立即行动。任何拖延对我们都可能导致一场失败的战争。望执政官注意，勿使国家遭受任何损害。［注：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遇到危险时向执政官的呼吁。——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63年9月底 文章的第一部分发表于《弗里德里希－埃贝尔特捐款创办的研究院文集》第85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970年）《1970年5月25—29日乌培河谷国际科学会议的报告、讨论和文件》1971年汉诺威版第69—71页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60]恩格斯《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这两篇文章是专供《军事总汇报》发表用的。正当统一德国的途径问题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时候，由于有可能爆发德国对丹麦的战争（见注564），恩格斯于1863年9月底写了这两篇文章。这篇恩格斯在世时未曾发表过的手稿由两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标上了恩格斯姓名的第一个字母（F．E．），在这次发表时省略了。——第484页。 [561]看来恩格斯指的是1863年5月16日《军事总汇报》第20号中发表的《1863年4月7日对查理斯顿的进攻》一文；关于“蒙尼陀号”和“梅里马克号”之间的战斗的消息在《北美今年战局的经过和意义》（见《军事总汇报》1862年10月11日第41号）中也报道过。——第484页。 [562]恩格斯指的是1862年3月9日南军装甲舰“梅里马克号”与北军装甲舰“蒙尼陀号”之间的战斗，“蒙尼陀号”的炮装置在军舰中部一座旋转的装甲炮塔上。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蒙尼陀号”打跑了自己的敌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42页）。——第484页。 [563]指的是1863年6月17日发生的会战。——第484页。 [564]恩格斯是指由于1863年下半年丹麦和德意志联邦之间因德意志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问题而关系尖锐化，有可能同丹麦打仗。在1848年革命期间，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展开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运动，运动以革命力量的失败而告终。按照1852年5月8日关于丹麦君主国的完整性的伦敦议定书的规定，霍尔施坦公国留在德意志联邦，并同时成为丹麦的组成部分；什列斯维希公国则成为丹麦王国的成员，但保留某些特权。直到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逝世为止，丹麦的统治阶级始终企图使这两个公国完全隶属于自己，这就促使这两个公国和德国本国内反丹麦情绪的加强。——第487页。 [565]关于蒙塔郎贝尔的筑城体系，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筑城》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44—349页）。——第488页。 [566]吉尔莫尔将军炮击皮尤拉斯加堡垒发生在1862年4月10—11日。看来，恩格斯如同他自己在下面所写的那样，掌握的情报不够确实，在夺取皮尤拉斯加堡垒的会战中，吉尔莫尔使用的不是滑膛炮，而是线膛炮。——第489页。 [567]对座落在岛上的、掩护通往萨姆特堡垒的进路的瓦格纳堡垒进行第一次炮轰和射击的尝试，是在1863年7月10日，7月18日开始对堡垒进行正规的炮轰和围攻。在9月6日的夜里，同盟派的军队放弃了堡垒。查理斯顿计划是作为1863年5月16日《军事总汇报》第20号的附刊发表的。——第490页。 [568]在恩格斯所描写的炮轰以后，联邦军在达尔格伦的指挥下于1863年9月8日试图夺取萨姆特堡垒。登陆的失败使北军的指挥不得不放弃从海上占领查理斯顿的打算。——第49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论大赦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论大赦问题[558] 原《新莱茵报》编辑、现在曼彻斯特任教师的威廉·沃尔弗，于1862年1月4日向布勒斯劳当局递交呈文。他根据不久前颁发的大赦令[559]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九个月后他接到了答复，全文如下： “根据今年1月4日和6月4日［注：见本卷第495页。——编者注］的呈文，兹通知您，由于您逃亡，从而逃避了1845年和1848年对您继续进行的审讯，我们认为不能满足您的恢复您普鲁士臣民权利的要求〈！〉其实，如果您认为1月12日陛下的敕令能够使您免去惩罚，那是对上述敕令的误解。根据敕令，您〈！〉应当回到〈！〉本国继续接受审讯，然后等候结果。 王国政府内务厅，签名：施蒂希 1862年9月5日于布勒斯劳 致曼彻斯特哲学副博士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沃尔弗先生。” 我们顺便注意到一件怪事：虽然沃尔弗丧失了“本国”的公民权，但是他仍然作为“副博士”永远在本国继续生存。现在言归正题。 既然布勒斯劳当局为炮制上述文件花费了三个月时间，那么能否至少“期望”这个否定性答复的理由有事实的根据呢？不过看来，布勒斯劳当局“认为”行政机关同法学一样享有“法律虚构”的特权。 沃尔弗是1846年（而不是1845年），在对他就出版问题开始的诉讼经过了全部侦查阶段以后，在他本人经过了一切审讯以后，在判决前不久逃亡的。可见，沃尔弗逃亡是逃避了判决，而不是逃避了“对他继续进行的审讯”。 此外，1848年人民用暴力争得了大赦，因此沃尔弗最初回到了布勒斯劳。1848年4月又把他传到布勒斯劳的刑事法庭，要他发表书面声明——当然，他也这样做了——，说他自己接受赦免。 因此，看来布勒斯劳当局“认为”，1848年的大赦以及由于这次大赦而获得的权利被1861年的大赦废除了。在这种情况下，类似这样的“具有回溯效力”的立法恐怕会在法学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 布勒斯劳当局关于沃尔弗“1848年逃亡，从而逃避了对他继续进行的审讯”的说法在不小程度上是胡说。沃尔弗成为流亡者不是在1848年，而是在1849年，而且是在对他进行某种审讯之前。这种审讯同他参加残阙议会的工作有关。1849年夏天沃尔弗到了瑞士。在这之前并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审讯，因此，他没有任何审讯可以“逃避”。关于传讯他到法院的命令是在1849年秋天发出的，那时他早已在国外。看来，在逃亡之前进行的审讯和在逃亡之后发出的传讯的命令，在布勒斯劳当局的眼里是一回事。如果可以为此随意粗暴地破坏最简单和最平常地解释法律的规则，政府机关为什么还要给司法人员付报酬？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9月中 发表于1862年9月28日《巴门日报》第226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58]《论大赦问题》一文是马克思根据1862年9月10—12日威·沃尔弗从曼彻斯特来信向他提供的材料写的。这篇文章揭露了普鲁士大赦政治流亡者的蛊惑性质（见注559），在德国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文章发表在《巴门日报》（《BarmerZeitung》），后来《下莱茵人民报》（《NiederrheinischeVolks-Zeitung》）和《马尔克区人民报》（《MärkischeVolks-Zeitung》）转载。1862年10月16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时谈到这篇文章的发表，他说：“事情是非常可笑的。可怜的撒谎成性的普鲁士人一动起笔来就要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88页）——第482页。 [559]1861年1月12日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登极而颁布大赦令，保证所有政治流亡者“回归普鲁士国土不受阻拦”。——第482、495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556] 在达姆施塔特出版的被认为是德国第一流的军事报纸《军事总汇报》9月8日刊登了一位通讯员写的关于在牛顿检阅的报道和关于猎兵运动的一般消息。下面发表的是这篇文章的译文（特地为《志愿兵杂志》译出的）。无疑，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引起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特别是参加过这次检阅的人的兴趣。正象预料中的那样，这篇报道绝不是用不列颠报刊往往认为是它对运动的贡献的那种过于称赞的语调写的；但是这篇文章的性质足以保证它是内行人写的，而文章赞许的语调证明，作者根本不想作无意义的吹毛求疵。至于文章中所提的建议，我们让我们的读者能够去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557]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9月8日和14日之间 载于1860年9月14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期 原文是英文 注释： [556]《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这篇简讯是恩格斯作为他1860年9月8日首先发表在《军事总汇报》上的《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49—156页）一文的按语写的。恩格斯把这篇简讯连同刊登在《军事总汇报》的文章一起寄给了英国的许多报纸。《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曾作为一篇完整的文章发表在1860年9月14日《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期。——第481页。 [557]在杂志上接下去就是恩格斯的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第48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伊·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目前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两卷本，1857年伦敦版）一书[第1卷]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伊·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目前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 （两卷本，1857年伦敦版）一书[第1卷]摘录[504] （Ⅰ）1520—1559年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 （1523年。卡耳马尔君合国[505]的分离；古斯塔夫·瓦萨被选为瑞典国王。） 1520年。查理（五世）在埃克斯－拉沙佩尔加冕称帝（勃艮第、西班牙、西西里、那不勒斯、纳瓦腊以及奥地利的统治者（1519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死后））。 米兰是路易十二根据他的出身于维斯康蒂家族的祖母的权利所要求的地方，1515年被弗朗索瓦一世从斯福察［注：弗兰契斯科第二。——编者注］手里夺走，而现在查理对米兰提出要求，认为是帝国的采地。弗朗索瓦还重新提出法国对那不勒斯和勃艮第的要求。因此，爆发了十四年战争——战争的起因无疑是米兰。 亨利八世同奥地利结成同盟。西班牙军队迫使法军（比科卡战役失败后）放弃米兰公国。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同奥地利结成同盟。 弗朗索瓦一世没有一个同盟者； 沙尔·波旁（元帅）转到查理方面。 在博尼韦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二次战役（在意大利）。法军被击溃。查理·波旁进占普罗凡斯，英军准备入侵皮卡尔第。 弗朗索瓦将掠夺者赶出法国领土，占领米兰公国（马利尼亚诺会战以后）。 1525年。弗朗索瓦在帕维亚战败，作为俘虏被押到马德里。反查理同盟——意大利各小国、新教皇（克雷门斯七世）、亨利八世、萨瓦的路易莎（法国摄政女王，弗朗索瓦的母亲）。1526年弗朗索瓦为了获得自由，同意马德里和约。 弗朗索瓦、教皇、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亨利八世订立同盟[506]。 波旁率领帝国军队把斯福察赶出米兰，把罗马抢劫一空。弗朗索瓦和亨利八世向查理宣战。 法军占领罗马，包围那不勒斯。法军军营中发生疫病，返回法国。 德国的路德派公爵和苏里曼部队遏止查理。奥斯曼军队几乎占领整个匈牙利，查理的弟弟斐迪南曾企图把匈牙利据为己有。苏里曼兵临维也纳城下。 1529年。康布雷条约（夫人条约）[507]。弗朗索瓦又放弃他对米兰、那不勒斯和弗兰德的要求。至于勃艮第这个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只达成临时协议：重新把弗朗索瓦同查理的姐姐葡萄牙的爱琳娜的婚事作为特殊的条件。 查理反对路德派教徒。 从此以后，各君主在内外政策方面奉行两种方针，教皇甚至寻求同异教徒结成同盟。 1530年。奥格斯堡议会[508]。谴责新措施的决议。新教徒建立施马尔卡尔登联盟[351]，寻求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弗朗索瓦表示愿意接受建议；甚至同奥地利的斐迪南的对手，匈牙利的亚诺什·扎波略订立同盟，并派林孔去君士坦丁堡，以便取得苏丹的支持。弗朗索瓦让他的儿子［注：亨利二世。——编者注］同教皇的保女卡特琳·美第奇结婚，亨利八世却断绝了英国同罗马皇位的关系。[509] 1532年。纽伦堡临时和约 （查理和新教徒之间的）。 查理远征巴巴罗萨［注：海尔埃丁·巴巴罗萨。——编者注］。 1535年。媾和六年以后 弗朗索瓦又发动战争（第三次战争）， 重新出现在意大利；取得胜利，迫使米兰和萨瓦接受条件。查理从阿尔及利亚胜利归来，把法军赶出意大利，侵入普罗凡斯，最后他被赶走。 1538年。在尼斯订立为期十年的和约。但是根据查理的命令两名法国公使在意大利（林孔在波尔塔，弗雷戈索在威尼斯）被逮捕，并由于他的背信弃义而遭到杀害。弗朗索瓦再次发动战争。投入五个军团，但是毫无结果。 1544年在克雷斯皮签订和约：弗朗索瓦放弃对那不勒斯和阿尔土瓦的要求，答应不干涉纳瓦腊的事务。 （亨利八世又倒向查理方面。） 1547年。弗朗索瓦一世逝世；他的儿子亨利二世。 查理反对施马尔卡尔登联盟。 1547年由于萨克森的莫里茨的指挥，帝国军队在缪耳贝克取得胜利，同盟解体。 查理宣布临时协议[353]。 莫里茨得到亨利二世的协助，突然进攻在提罗耳的皇帝。 （1552年查理不得不同新教徒签订帕骚和约） 在法军为占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而入侵洛林公国的同一年。查理被赶出麦茨，1556年退出政治舞台，把他的领地分给他的弟弟奥地利的斐迪南和他的儿子菲力浦二世。 亨利二世和菲力浦二世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继续进行战争。 1559年。卡托－康布雷济条约。每一方都必须退还1551年以来所掠夺的一切；法国除萨瓦[424]还交出了一百八十多个堡垒。亨利二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同菲力浦二世结婚。亨利二世逝世。 实际上，这个时期（查理五世时期）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法国第一个起来反对他，不过是在德国的路德派教徒、苏里曼、匈牙利（扎波略）和教皇（克雷门斯）的支持之下，并且利用了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的角逐。 （Ⅱ）1559—1618年尼德兰和菲力浦二世 1559年。法国的弗朗索瓦二世。 （法国的宗教战争。）1566年。尼德兰骚乱开始。 1572年奥伦治的威廉被宣布为荷兰、西兰、乌得勒支的统治者。1579年乌得勒支君合国。 英国的伊丽莎白。 1562年（伊丽莎白同法国的新教徒签订条约以后）同查理九世（法国的）签订条约。斐迪南（皇帝）和菲力浦二世都参加了条约。 1572年。巴托罗缪大屠杀。 1585年以前。尼德兰自治。1585年伊丽莎白同尼德兰签订同盟条约。 1589年华洛瓦王朝的末代君主亨利三世被害。 纳瓦腊的亨利（亨利四世）。 1593年伊丽莎白和亨利四世在海牙订立同盟；尼德兰参加同盟。 1598年亨利四世和菲力浦二世在韦尔万签订和约（彼此归还1559年以来侵占的土地）。这个和约宣告西班牙优势地位已经下降。（同年颁布南特敕令。）菲力浦二世逝世。菲力浦三世。（1588年舰队覆灭。）伊丽莎白逝世。詹姆斯一世。 1609年亨利和西班牙签订对联合省停止军事行动（形式上停战十二年，实际上承认尼德兰独立）的协定。（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旁系仍保持对意大利的统治，1581年获得葡萄牙。） 亨利四世改造欧洲的计划（削弱奥地利）。[437] 根据这项计划： 意大利：教皇——世俗统治者（罗马、那不勒斯、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归他统治）；威尼斯（共和国，同佛罗伦萨、摩地那以及其他少数几个小国合并）；萨瓦公爵（应成为伦巴第的国王）。 波希米亚（选定王国；应当把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鲁日伊策人居住的地区并入波希米亚）。匈牙利（应当把奥地利大主教辖区，即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并入匈牙利）。波兰也应当扩大版图。瑞士（应当加上提罗耳、亚尔萨斯和其他领土）。尼德兰（应当成为共和国）。 奥地利王室的[领地]应当仅限于西班牙和地中海沿岸的几个岛屿。 1610年亨利四世逝世。 （在这一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长系衰落。） （Ⅲ）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 1617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个皇帝）签订条约。确认瑞典对卡列里亚、凯克斯戈里姆和因格里亚的统治。俄国同芬兰湾和波罗的海隔绝。阿道夫（反对波兰）确认他在利沃尼亚和波属普鲁士的统治。十六世纪末——亚盖隆王朝结束。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现在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匈牙利在试图推翻哈布斯堡王朝时，土耳其援助它同时又从中干扰。 斐迪南一世、马克西米利安和鲁道夫二世（延续整个十六世纪）在位时，奥地利从未参加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以进贡求得同苏丹的和解， 并因匈牙利问题而争执。 1606年。通过维也纳条约在匈牙利建立和平（鲁道夫二世）。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得到承认。[510]波斯国王阿巴斯遏止土耳其；土耳其在欧洲的推进停止下来。 斐迪南二世（施梯里亚大公）即位。 1618年。在波希米亚开始骚乱。捷克人拥护弗里德维希第五（普法尔茨选侯）为王；贝特伦［注：加博尔·贝特伦。——编者注］（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是他的同盟者。 1619年8月28日斐迪南二世被选为德国皇帝，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西班牙、教皇［注：保罗五世。——编者注］和玛丽·美第奇缔结同盟（在娶菲力浦三世的女儿安娜为妻的路易十三还未成年时）。（1620年昂古莱姆公爵代表法国同斐迪南二世在乌尔姆缔结条约。）菲力浦三世逝世。菲力浦四世。德国新教徒[找到]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作为同盟者；华伦斯坦的军队。战争开始。[511]威尔士亲王同法国的罕丽达［注：罕丽达－玛丽亚。——编者注］结婚。 1624年。黎塞留执政。 1625年。黎塞留占领瓦尔特林纳，发动同西班牙的战争。查理一世（在英国）。 1626年。贝特伦被迫同斐迪南二世签订和约。[512]丹麦（从1625年起参加战争）被迫同斐迪南二世单独媾和（1629年）。 1629年。斐迪南二世的归还敕令。[358]拉罗谢耳被让给黎塞留。 1629年。黎塞留充当瑞典和波兰签订和约的中间人。[513]古斯塔夫·阿道夫（得到法国资助的许诺以后）派军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 1631年。法国和瑞典签订条约。 （1629年。曼都亚公爵贡萨加［注：文钦佐第二·贡萨加。——编者注］死后，讷韦尔公爵卡尔和瓜斯塔拉[公爵]斐迪南是公国的王位追求者。法国支持前者，奥地利支持后者。法军用武力打通了到苏扎的道路，确立了讷韦尔公爵）[514]。 1632年。吕特岑会战。古斯塔夫·阿道夫被击毙。 1634年。瑞典军队在诺德林根战败。 法国直接参加在德国的战争。 法军的同盟者瑞典军把亚尔萨斯的堡垒交给法军后，法国占领了亚尔萨斯。黎塞留同尼德兰建立新的同盟。萨克森选侯［注：约翰·乔治第一。——编者注］转到皇帝方面；巴黎和约[515]。 战火又同时在西班牙、意大利、尼德兰、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燃起。黎塞留入侵西班牙。（1635年）。沙蒂永和布雷泽元帅进入尼德兰；克雷基在意大利同萨瓦公爵［注：维克多·阿梅代一世。——编者注］联合；盖布里昂和蒂雷纳在莱茵河流域和瑞典军协同作战；其他部队侵入西班牙。 主要对手：奥地利和西班牙为一方，法国、瑞典、尼德兰为另一方。 1637年。斐迪南二世逝世。斐迪南三世当皇帝。 1640年。特兰西瓦尼亚公爵乔治·拉科齐打算同法国和瑞典联合起来在匈牙利发起新的战争；后者（法国）还同发动起义的卡塔卢尼亚人结成同盟。葡萄牙爆发革命；西班牙人被驱逐。皇帝保证同土耳其人休战，占领匈牙利一半领土。法军在意大利、西班牙、弗兰德和莱茵河流域取得胜利。 1642年12月4日黎塞留逝世。1643年路易十三逝世。马扎里尼 （西班牙安娜摄政）。[516] 1645年。闵斯德全权代表会议（主要讨论瑞典和新教国家的问题）和鄂斯纳布鲁克全权代表会议（主要讨论法国问题）[429]（谈判参加者一百五十五人）。 （萨瓦——法国的同盟者。） 法国大使的通告信：“法国的利益同德国的自由是一致的。” 法军和瑞典军取得胜利。 “荷兰人担心的已经不是他们的传统敌人西班牙人，而是现在成为他们怀疑对象的老同盟者法国人。”（布让[517]）“他们（荷兰人）逐渐确信，安全之策在于使西班牙人成为抵抗法国人的屏障。”（同上） 西班牙和荷兰大使之间达成初步协议。 1648年。瑞典军获胜。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和约被批准。[431] 1648年10月。和约。（西班牙没有参加和约。） 法国获得：上亚尔萨斯、下亚尔萨斯、布赖扎赫，在菲力浦堡驻扎警备队的权利和三个主教管区即麦茨、土尔和凡尔登。瑞典获得西波美拉尼亚、施特廷、哈尔茨等地；维斯马港；主教管区凡尔登和不来梅以及参加帝国议会的权利。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汉诺威、黑森等主要从教会财产中得到补偿。（从前属于萨瓦的皮内罗洛让给法国。）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米兰和托斯卡纳建立了统治地位。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 （后者实际上从1315年起）。 至于宗教问题，全都根据帕骚和约和奥格斯堡和约（1552年和1556年）得到解决。除了自己的直辖省份，皇帝在帝国领土上赐与大赦。 （波希米亚被遗忘。）[432] 奥地利王室幼系衰落。 （Ⅳ）1648—1660年。法西战争。比利牛斯和约 克伦威尔。 1654年。马扎里尼和西班牙在弗兰德的战争。 1654年。英国同荷兰签订和约。[518] 1655年。英国同法国订立同盟，英国同法国签订贸易条约。1657年。克伦威尔派六千名士兵支援法军，拿下敦克尔克。 1657年。斐迪南三世逝世。1658年。莱奥波德当皇帝。克伦威尔逝世。 1657年。丹麦、波兰、俄国、奥地利结成反瑞典同盟。（查理－古斯塔夫——瑞典国王。）他唯一的同盟者是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拉科齐。 1659年。马扎里尼和唐·路易斯·德阿罗在野鸡岛（比达索阿河上）会晤。路易十四和菲力浦四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完全放弃公主地位）结婚。比利牛斯条约[427]。法国获得：尼德兰的阿拉斯伯爵领地；弗兰德的某些领土；黑纳高和卢森堡公国；比利牛斯山脉的鲁西永和孔弗朗。洛林公爵必须允许法军通过[他的领土]。 1661年3月。马扎里尼逝世。 1654年。克里斯蒂娜女王让位给查理十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姐姐［注：卡塔琳娜。——编者注］的儿子）。 他同勃兰登堡选侯［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结成同盟，入侵波兰。当时丹麦和俄国、荷兰结成同盟反对他。 1660年。查理十世迫使丹麦人签订和约，取得斯科纳、哈兰、吕根岛上的某些领土，[519]废除海峡税[85]，1660年。查理十世逝世；他的儿子查理十一继位。恢复同丹麦的条约；同波兰签订奥利瓦和约[360]，波兰割让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埃捷尔。1661年。按照战前状态同俄国签订和约。 “这样，瑞典在法国称霸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同时在北方建立了优势地位。” （Ⅴ）1660—1697年。路易十四的战争。里斯维克和约 英国的复辟。 敦克尔克被查理二世出卖给路易十四。 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 德·勒伊特和特龙普迫使英国签订布雷达和约（1667年）。（路易十四在这次战争中同荷兰协同作战。）路易十四帮助葡萄牙反对西班牙。 1665年。西班牙的菲力浦四世（路易十四的岳父）逝世。查理二世（菲力浦四世的儿子，大概还不到四岁）。（菲力浦四世的次女［注：玛格丽特·泰莉莎。——编者注］——莱奥波德皇帝的妻子）。 路易十四根据“领地所有权”[520]对西班牙的尼德兰提出领土要求。 1667年路易十四（蒂雷纳）占领西属尼德兰大部分领土。 1668年（冬）平定法兰斯孔太。 1668年1月22日。英国、荷兰、瑞典结成三国同盟。法国必须或者放弃它在西属尼德兰占领的土地，或者放弃法兰斯孔太。 1668年5月路易十四在埃克斯－拉沙佩尔同西班牙签订和约（他保留在尼德兰占领的土地，放弃法兰斯孔太）。 1670年。匈牙利的贵族密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莱奥波德同路易十四签订条约。莱奥波德平定匈牙利后攻打荷兰人。 1671年。路易十四同英国的查理二世签订秘密条约。 1672年。法国入侵荷兰。 1673年。查理不得不放弃同法国的同盟。西班牙、皇帝［注：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勃兰登堡、荷兰、丹麦结成反法同盟。法国的同盟者只有瑞典。战场从荷兰转移到西属尼德兰和德国边境。 1675年。在尼姆韦根开始举行谈判， 在尼姆韦根： 1678年8月10日。路易十四同荷兰单独签订条约。1678年9月西班牙缔结和约。放弃法兰斯孔太以代替退还西属尼德兰的一些领土。最后莱奥波德签署和约[361]；路易提出让丹麦、不伦瑞克、勃兰登堡把在战争中从瑞典夺来的土地归还瑞典。路易十四在西西里海岸战胜荷兰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但是尼姆韦根和约没有确认路易对亚尔萨斯的几个城市的权利。 1681年。麦茨的归并议会。[521] 皇帝很想[同法国]作战，但是——对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战争；1684年他同路易十四在拉蒂斯邦缔结和约。 1686年。荷兰、奥地利、萨瓦、勃兰登堡缔结同盟。 1688年。路易十四出兵莱茵地区。英国威廉三世登极。反法大同盟（英国、荷兰、莱奥波德皇帝、西班牙、勃兰登堡、萨瓦的维克多－阿梅代）。 1689年。荷兰、英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向法国宣战。 （荷兰、英国和皇帝于1689年5月单独签订条约。）（皇帝或其继承人在可能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情况下将得到支持。他的儿子匈牙利国王约瑟夫应当被选为德国皇帝。）（法国应当受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比利牛斯条约的条件所限制。） 1696年8月。路易十四和萨瓦的维克多－阿梅代在都灵签订单独和约。皮内罗洛让给萨瓦。 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433]。 法国最初同荷兰、英国签订和约，后来又同西班牙签订和约。 彼此归还占领地。1697年7月同皇帝媾和。路易十四让出克尔、夫赖堡、布赖扎赫、菲力浦堡，以换取斯特拉斯堡。 其余的——除亚尔萨斯外，归还在战争中侵占的全部土地。 （Ⅵ）1697—1715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乌得勒支和约 1698年10月11日。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在海牙签订瓜分（西班牙）条约。（双西西里、托斯卡纳、吉普斯科阿让给太子［注：路易。——编者注］。米兰让给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查理大公。西班牙和他的其他领地让给巴伐利亚选侯［注：指约瑟夫·斐迪南。——编者注］及其继承人。） 1698年2月。巴伐利亚选侯逝世。 1700年3月11日威廉和路易[商定]第二个瓜分计划。 （除了第一次条约划归的领土外，太子应当占有洛林，洛林公爵[获得]米兰作为补偿。西班牙王国的所有其他领地都给查理大公。） 1699年土耳其政府、奥地利、威尼斯和波兰签订卡罗伐兹和约。 1700年沙皇彼得、波兰和丹麦结成反瑞典的同盟，查理十二在纳尔瓦附近击败俄军。 1700年10月。查理二世在遗嘱中指定太子的次子昂茹公爵［注：昂茹的菲力浦，即菲力浦五世。——编者注］为他的继承人。1700年11月。查理二世逝世。萨瓦公爵、曼都亚公爵［注：斐迪南多·卡洛。——编者注］、葡萄牙、最后国王威廉都承认菲力浦五世。 1701年2月。路易十四出兵西属尼德兰，迫使荷兰人从那里撤出驻军；路易十四发表特别国书，承认菲力浦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 1701年9月。第二次大同盟。[522]詹姆斯二世逝世。路易十四承认王位追求者［注：詹姆斯·斯图亚特。——编者注］。威廉逝世。奥地利和法国在意大利的局部战争。[523] 1702年。女王安恢复同盟。5月英国、荷兰和皇帝［注：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向法国宣战。（葡萄牙、汉诺威、普鲁士联合起来）。（德意志一些小邦[也联合起来]。）（巴伐利亚、不伦瑞克、科伦、萨瓦公爵站在路易十四方面。） 1704年。直布罗陀被英军占领。1706年拉米伊［注：拉米伊－奥菲。——编者注］战役获胜（马尔波罗）。匈牙利内战[524]。奥地利占领那不勒斯。1707年。查理十二在萨克森。 （从1703年起匈牙利同奥地利处于战争状态。） 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查理十二[逃到]土耳其。 1710年。土耳其政府向俄国宣战。 1711年。土耳其和俄国签订普鲁特和约。 英国和法国达成初步媾和协议。 1711年4月。皇帝约瑟夫逝世。他的儿子查理大公[525]成为他全部领地的继承人。 根据初步协议（英国和法国之间）， 敦克尔克应当拆毁，直布罗陀、马翁港、纽芬兰、哈德逊湾划归英国。 1712年1月12日。在乌得勒支召开全体会议。（菲力浦放弃他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贝里公爵和奥尔良公爵放弃他们对西班牙的领土要求。） 1713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签订乌得勒支和约。除上述规定之外，法国把它在圣克里斯托弗岛上的领土、新苏格兰、罗亚尔港让给英国。路易以西班牙的名义把上格耳德恩让给普鲁士，承认弗里德里希一世［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的王位和他对纽沙特尔的主权。萨瓦得到西西里，并且在菲力浦五世无后裔的情况下有权继承王位。法国同萨瓦以阿尔卑斯山峰为界。荷兰取得贸易条约，并换得某些领土。1713年4月11日，法国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 1711年。匈牙利由于在萨特马尔签订条约而平静下来。如果能保住作为德意志帝国采地的里夫兰，沙皇彼得答应支援他［注：皇帝查理六世。——编者注］三万军队。短期的战役；法国在莱茵河压倒奥地利。 1714年9月7日。法国和奥地利签订巴登和约。法国承认皇帝对那不勒斯、米兰、托斯卡纳和西属尼德兰的权利；归还布赖扎赫和夫赖堡。应归还科伦选侯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领地。 1715年乔治一世同普鲁士结成反瑞典的新同盟。 菲力浦五世仍未得到奥地利的承认。1715年荷兰和奥地利才签订条约，奥地利把西属尼德兰的一些领土让给荷兰， 并加上在其他一些地方驻军的权利。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逝世。 （Ⅶ）1715—1721年 乔治一世和奥尔良公爵结成反西班牙（阿尔维罗尼）同盟。 1699年。卡尔洛维茨和约。彼得得到阿速夫；除巴纳特外，整个匈牙利让给奥地利；摩里亚归还威尼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划给波兰。 1719年。阿兰会议（4月24日召开）。[526] 根据英国（汉诺威）、普鲁士、波兰（萨克森）、丹麦订立的条约，沙皇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地区；普鲁士获得施特廷和毗连的地方；萨克森的奥古斯特，波兰国王获得库尔兰；汉诺威获得不来梅和凡尔登；丹麦获得吕根岛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后来在阿兰群岛商定： 沙皇帮助查理十二向普鲁士索回施特廷和普鲁士军队占领的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领土；沙皇支援瑞典两万军队在德国作战，并帮助查理得到挪威作为让给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补偿；沙皇帮助查理从乔治一世手里夺取不来梅和凡尔登等地， （并帮助复辟斯图亚特王朝）。 查理十二逝世。瑞典新政府同英国、丹麦、普鲁士缔结和约。 （1719年11月1日斯德哥尔摩条约。） 1721年8月30日尼斯塔特条约（在芬兰）。（瑞典让出里夫兰、爱斯兰、因格里亚、卡列里亚的一部分、维堡区、埃捷尔岛、达果岛、默恩岛以及上述各地区沿岸的其他岛屿。除一部分地方应在划定边界时确定外，沙皇放弃芬兰。）[261]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约，什列斯维希划归丹麦。彼得把自己的女儿安娜嫁给霍尔施坦公爵［注：卡尔第一。——编者注］，夺取他的“权利”。最初彼得同丹麦结成同盟反对这个公爵。） “在分割瑞典的基础上改组北欧。” （Ⅷ）1715—1740年。欧洲大混乱 西班牙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战争。英国支持奥地利。英国和法国对西班牙的战争。 阿尔维罗尼被驱逐。 1720年1月。西班牙参加四国同盟。[527]西西里转让给皇帝［注：查理六世。——编者注］，萨瓦获得撒丁作为补偿。答应在最后一个美第奇［注：科齐莫三世。——编者注］死后将帕尔马、皮阿琴察、托斯卡纳让给菲力浦五世同他第二个妻子帕尔马的伊丽莎白所生之子唐·卡洛斯。 1724年。康布雷会议（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 1725年。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秘密条约。汉诺威对抗条约。[366] 1728年。（6月14日召开）苏瓦松会议。 1729年。西班牙、英国、法国签订塞维尔和约。 1731年。奥地利、英国、荷兰签订维也纳条约。 奥古斯特国王逝世。 1733年9月。宣布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为波兰国王。俄国（从1730年起由安娜统治）和奥地利（查理六世）支持已去世的国王的儿子［注：奥古斯特三世。——编者注］。这个国王曾答应皇帝保证执行国事诏书[367]，答应女沙皇不要求归还波兰过去的采地库尔兰。 波兰王位战争。法国进攻奥地利。 伯里克元帅在莱茵地区作战。法国另一支军队在维拉尔指挥下越过阿尔卑斯山，联合撒丁的卡尔－艾曼努埃尔把奥军赶出米兰。此后不久，唐·卡洛斯 （西班牙的）（伊丽莎白的儿子） 入侵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那里称王，他（在因奥地利暴政而感到绝望的人民的帮助下）驱散了整个帝国军队；因此，不久，除曼都亚要塞外，奥军在意大利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千五百名法国士兵被派到但泽。 1735年（10月）。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应为波兰国王。有国王称号的斯塔尼斯拉夫获得洛林公国和巴尔公国，在他死后这两个公国应归还法国。唐·卡洛斯保留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托斯卡纳的奥属沿岸地区。）洛林公爵获得托斯卡纳作为领地，补偿他继承的领土。撒丁应得到诺瓦拉、托尔托纳和米兰的其他一些地方。帕尔马、皮阿琴察应让给皇帝。同盟国军队占领的所有其他领土都应归还。法国、西班牙这两个海上强国和俄国保证国事诏书。（皇帝女儿玛丽－泰莉莎嫁给洛林的弗兰茨［注：洛林的弗兰茨·斯蒂凡（弗兰茨一世）。——编者注］。） 1736年俄奥对土耳其政府的战争。俄军入侵克里木。米尼希拿下皮列柯普，把半岛南部变为废墟。 1737年。米尼希占领奥查科夫。拉西将军（俄国）再次入侵克里木。涅米罗夫会议。俄国要求：（1）废除以前的一切条约；（2）割让克里木、库班和其他鞑靼地区；（3）多瑙河各地区在它的保护下独立；（4）必须承认沙皇的皇帝称号；（5）黑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的航行自由。 奥地利要求多瑙河一带的大片领土，包括贝尔格莱德、维丁以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一些地区。 1739年。贝尔格莱德和约：除阿速夫外，所有领土都归还土耳其政府。其次，贝尔格莱德、沃尔肖伐以及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的有争议的地区仍归土耳其政府领有。（匈牙利从未有过恢复自己独立的好时机。 前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拉科齐同有反奥情绪的匈牙利领袖们在土耳其。） 西班牙同英国在印度的战争。英国向西班牙宣战。 1740年。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逝世；皇帝查理六世逝世；俄国的安娜逝世。 1713—1740年。法国和英国的无效同盟。瑞典的动乱。瑞典分为“礼帽”派（亲法派）和“便帽”派（亲俄派），（不久便帽派占了优势）。 （Ⅸ）1740—176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入侵西里西亚。 1741年。以分割奥地利为基础的尼姆芬堡条约（法国、巴伐利亚选侯［注：查理七世·阿尔布雷希特。——编者注］、西班牙、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和波兰的）和普鲁士之间的）。 由于匈牙利人的热忱、弗略里红衣主教的叛卖性的政策和敷衍措施，哈布斯堡王朝得到挽救。1741年（春）。弗里德里希二世进入莫拉维亚；后来被拉到另一方面的撒丁准备入侵米兰。 1742年。英国宣布自己为奥地利的支持者。 6月11日。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签订布勒斯劳和约（弗里德里希获得下西里西亚）。 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在德国和意大利继续进行。 查理七世（巴伐利亚的）在法兰克福加冕称帝（1742年）。 为了阻挠俄国支援玛丽－泰莉莎，法国人挑起俄国和瑞典的战争；这场战争很快就以俄国的胜利而告终。1743年。亚波和约；瑞典应割让在芬兰的许多领土；根据沙皇［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编者注］的要求指定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注：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编者注］为瑞典王位继承人。 1745年。英国、萨克森、奥地利在华沙签订反弗里德里希的条约。 （1743年。奥地利、英国和撒丁在伏尔姆斯签订条约。）弗里德里希重新同法国结成同盟。 （1744年春。法国和英国彼此宣战。） 1745年（12月）。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签订德勒斯顿和约：恢复布勒斯劳条约，因此，弗里德里希答应支持玛丽－泰莉莎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茨，从而保住了西里西亚。查理－阿尔布雷希特皇帝（巴伐利亚的）逝世，而他的儿子［注：马克西米里安第三·约瑟夫。——编者注］同玛丽－泰莉莎签订和约。（这是第二个奥普单独和约。） 该和约使玛丽－泰莉莎能够向意大利派遣大批增援部队，意大利的米兰、帕尔马、皮阿琴察落入法国西班牙军队手里；形势发生了变化。 英国在印度和地中海胜利地进行战争。西班牙的菲力浦五世逝世。西班牙军队退出意大利。 当贝尔岛公爵在意大利被击溃的时候，萨克森元帅［注：萨克森的莫里茨。——编者注］和洛旺达耳在尼德兰获胜。1747年萨克森元帅在荷兰共和国领土上推进，占领贝亨－沃普－索姆要塞。英国海军上将安森、沃伦和霍克在海上取得胜利。伊丽莎白受英国资助的许诺的诱惑，将四万俄军投入军事行动。 1748年（10月）。玛丽－泰莉莎不能不同意的亚琛和约。法国和英国彼此归还占领的土地。为换取开普－布雷顿，法国交出在尼德兰的领土，并把马德拉斯归还英国；关于在加拿大边界的争执推迟到以后解决。帕尔马、皮阿琴察、瓜斯塔拉被交给唐·菲力浦和他的男系继承人。撒丁保持现状。黑奴条约对英国延长四年，英国王位继承[制度]得到保障，斯图亚特王朝被赶出法国。国事诏书得到保证，下西里西亚被确认归弗里德里希二世。新战争的种子是法国和英国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 1751—1753年。考尼茨在巴黎秘密谈判。这就使得先任命德·贝尔尼神父为大臣，后任命德·舒瓦泽尔公爵为大臣。 1754年。法国和英国在美洲又发生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根据乌得勒支和约[364]让给英国的新苏格兰或阿卡迪亚的边界；法国沿着俄亥俄河构筑炮台，法军占领中立岛屿，即安的列斯群岛、托贝戈、圣维森特岛和圣卢西亚岛。 1756年1月。英国和普鲁士在韦斯明斯特签订条约。针对这一条约法国和奥地利在凡尔赛订立防御同盟（1756年5月）。（同时奥地利、萨克森、（伊丽莎白）俄国举行谈判。）1756年6月。法军占领马翁港。弗里德里希在皮尔纳附近击败萨克森军（迫使一万八千军队投降） （1756年秋）。 1757年（冬）。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和德国的某些“集团”集中四十万兵力对付弗里德里希。1757年春弗里德里希在布拉格城下击溃奥军；由于在科林被道恩击溃，不得不退到萨克森。黎塞留击败汉诺威－黑森军。[528]（克洛斯特－采文协定，根据该协定坎伯兰公爵必须解散汉诺威－黑森部队。）弗里德里希劝黎塞留不要采取行动，而他自己进攻苏比兹和由希尔德堡豪森公爵指挥的德军。11月5日。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附近获胜，而黎塞留仍在他的哈尔伯施塔特的驻地没有行动。后来进兵西里西亚。在利斯附近获胜。[529] 1758年。皮特执政。（查塔姆勋爵）掌权。 1758年12月。法奥在凡尔赛签订的第二个条约。路易十五必须资助瑞典军队，供养在德国的十万（法国）军队以及萨克森军队；西里西亚和格拉茨应归还女皇［注：玛丽－泰莉莎。——编者注］；必须从普鲁士手中夺取莱茵地区，让给奥地利；但是战争期间[这些地区]的收入必须给法国，法国为奥地利的利益作战而忘记了它在海上的战争[530]。 1759年。普鲁士军在霍赫基尔兴附近被打败。 1759—1760年。英军在东印度、美洲（沃尔夫占领魁北克，从而夺取了加拿大）和西印度的胜利。 舒瓦泽尔——为了奥地利的利益。 1761年。法国波旁王朝和西班牙波旁王朝签订家族公约。 查塔姆想在西班牙[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布特勋爵接任。 西班牙入侵葡萄牙。 1762年1月。俄罗斯的伊丽莎白逝世。彼得三世皇帝。布特勋爵通过俄国公使哥利岑公爵向沙皇提出迫使普鲁士无条件签订和约的建议未被接受。 （彼得三世把这情况通报弗里德里希）。 布特同奥地利关于瓜分普鲁士的密谈毫无成效。 1763年2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获得新苏格兰、加拿大、开普－布雷顿，而法国获得参加在纽芬兰海岸捕鱼的权利。密西西比河被宣布为路易西安纳和不列颠殖民地之间的疆界。在西印度法国把格林那达和中立岛屿：圣维森特岛、多米尼加、托贝戈让给英国。在非洲英国人归还戈雷，保留塞内加尔；梅诺尔卡归还英国。法国索回它在东印度的一些小块领地，但不得在孟加拉驻军。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承认它在洪都拉斯湾沿岸砍伐洋苏木的权利，但把古巴和哈瓦那归还西班牙。葡萄牙保持战前状态。 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之间的胡贝尔茨堡和约[368]（不外是布勒斯劳和德勒斯顿和约［注：见本卷第465页。——编者注］所认可的内容）。（在选举罗马尼亚国王时弗里德里希必须支持玛丽－泰莉莎的儿子约瑟夫大公。）七年战争后，欧洲的领土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说弗里德里希把普鲁士提高到过去瑞典所拥有的那种等级（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300]时期以来），那他是相当谨慎地利用了俄国人好大喜功欲望的增长；但是他太弱，阻止不了俄国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曾有过任何重大的政治计划。他朝思暮想的唯一念头是西里西亚。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法国的衰落。在第一次战争中，法国同弗里德里希结成的政治同盟（弗里德里希曾两次抛弃这种同盟）未能从已经衰落的奥地利手中夺得德意志帝国的权杖。在第二次战争中，在跟同一个奥地利、萨克森、瑞典和俄国结盟的法国，甚至未能从弗里德里希手里夺得西里西亚。 （Ⅹ）1763—1714年。瓜分波兰。 凯纳吉和约 波兰国王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逝世。 1762年6月。叶卡特琳娜篡夺俄国皇位。叶卡特琳娜和弗里德里希支持波尼亚托夫斯基。 他们订立防御同盟，同盟的秘密条款不许对波兰的反常的宪法进行任何修改[531]。 1764年。俄国军队开进波兰。9月波尼亚托夫斯基被拥上王位。俄国驻华沙的公使［注：尼·瓦·列普宁。——编者注］是波兰议会的实际主席。叶卡特琳娜保护非国教徒（正教徒和新教徒），他们作为奥利瓦和约[360]的保证人也受到英国和瑞典的支持。 1767年议会。俄国大使列普宁公爵攫取了一个独裁者的角色。波兰巴尔联盟（在波多利亚）。同俄军的战争；巴尔联盟的残余被赶到土耳其政府的领地。土耳其政府受法国唆使参加了俄波战争。 1768年底或1769年初苏丹［注：穆斯塔法三世。——编者注］把俄国大使［注：阿·米·奥勃列斯科夫。——编者注］投入七塔城堡。 1770年。俄土战争。 （热那亚把科西嘉卖给法国。）［注：在马克思的笔记里这句话在“1772年瓜分波兰”的后面，这次发表时，根据笔记的内容把它移到前面来了。——编者注］ 1772年瓜分波兰。这次瓜分的结果，普鲁士获得西普鲁士（六十万人口；它成了波兰的贸易要道维斯瓦河的主宰者），叶卡特琳娜获得立陶宛和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领土（一百八十万人口）；奥地利获得洛多梅里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周围的其他地方（三百万人口）。 1774年7月。（凯纳吉和约。）（克里木独立。）阿速夫、金布恩、刻赤、叶尼卡列划归俄国，等等。俄国有权在君士坦丁堡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作口头申述。 奥地利得到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布柯维纳（奥地利是土耳其的同盟者）。 （Ⅺ）1774—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 巴黎和约 ［注：伊·萨博《英国和美洲殖民地战争》（《……国家政策》第1卷第296页）。——编者注］。 1763年。旨在制止走私的严厉措施（不列颠）；印花税[532]。 1773年。波士顿示威（货船上的茶叶被扔进海里）。 1776年12月。（富兰克林抵达法国。） 1778年2月6日。法国和起义的殖民地签订条约。 1778年4月。德斯坦伯爵指挥的法国舰队载着大批陆军驶往美洲。 约瑟夫（奥地利的）试图把下巴伐利亚并于奥地利（在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侯逝世以后）。 马铃薯战争[533]。 他还试图用武力开辟些耳德河上的自由航行。 1779年西班牙参加法国对英国的战争。 1780年俄国宣布武装中立。[534] 1783年9月3日。法国、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签订凡尔赛和约。 1784年5月。英国和荷兰签订和约。 （Ⅻ）1783—1730年。克里木最后归并于俄罗斯帝国 奥地利和俄国结成同盟，准备分得一份战利品。 1790年。普土同盟……赖辛巴赫会议（普鲁士和奥地利完全和解）[535]……瑞典和俄国的韦雷莱和约[536]（以现状为基础）……匈牙利人和比利时人的不满……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西斯托夫和约[537]……雅西和约（俄国和土耳其之间）。[538] 从查理五世以来奥地利既没有能力夺取，也没有能力要回一个省份。 [第2卷][539] （Ⅰa）1790—1796年 1791年8月25日。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皮尔尼茨宣言。 1792年（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1792年（7月25日，科布伦茨）。不伦瑞克公爵的宣言。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卡佩被处决。 1793年3月25日。皮特同俄国订立协定；接着是同撒丁、西班牙、意大利波旁王朝的各君主、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德意志的某些小邦签订同盟条约和提供费用的协定 （反对法国的）。 第一次联盟。（普鲁士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派他的军队深入法国，想同叶卡特琳娜第二次瓜分波兰。） 1793年7月。第二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分得但泽和托伦。 （1791年5月3日宣布波兰新宪法。）（继承王位。）（1792年俄国在波兰的战役。）（1793年1月23日普鲁士和俄国在圣彼得堡签订协定。普鲁士军进入波兰。俄国几乎得到半个立陶宛（波多尔斯克省、波洛茨克省和明斯克省，以及诺沃格鲁多克省、布列斯特省和沃伦的一半）（三百万居民）。） 叶卡特琳娜恶语攻击法国，但是她的军队留在国内。 1794年4月。（普鲁士和英国达成关于提供费用的协议。） 1794年3月24日。考斯丘什科（独裁者）。华沙和维尔诺的起义。奥地利也派出军队。1794年11月9日苏沃洛夫进入华沙。 1795年1月3日。奥地利和俄国单独发表彼得堡声明（关于瓜分）。1795年10月24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彼得堡协定。克拉科夫归属奥地利。俄国得到波兰和立陶宛的余下部分直到尼门河、布列斯特和诺沃格鲁多克的领土、萨莫吉蒂亚的大部分、整个库尔兰和塞米加利亚；在小波兰获得布格河右岸的霍尔姆州领土的一部分和沃伦的其余部分（一百二十万居民）。 除克拉科夫[省]的主要部分外，奥地利[得到]散多梅希省和卢布林省、霍尔姆州的一部分、布列斯特省、波德拉谢省和马索维亚省（布格河左岸）（约一百万人口）。 普鲁士得到马索维亚和布格河右岸的波德拉谢的一部分、立陶宛的特罗基省和萨莫吉蒂亚的一部分、小波兰的一个不大的区、克拉科夫省的一部分（居民一百万左右）。 第三次瓜分波兰。 迄今为止，俄国从同法国的战争中捞到最大的好处。叶卡特琳娜为了追求自己的单方面的利益，成功地使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产生了关于革命原则危险的观念，同时她没有为“共同的事业”派出一个哥萨克，拿出一个卢布。她派几艘船支援英国简直是在开玩笑。 1795年4月5日。法国同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约。8月签订最后的秘密条约。普鲁士割让它在莱茵河左岸的领地，得到的补偿是一些德意志主教管区世俗化。然后是同西班牙签订条约。（法国只保留圣多明各的属于西班牙的那一部分。）[540]托斯卡纳同法国签订和约更早。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国家中立。只有撒丁和奥地利还同英国联合。比利时归并法国。荷兰的一些部分割让给法国。[541] （Ⅱa）1796—1801年（吕内维尔和约） 1796年4月。（接连三次会战——波拿巴——决定撒丁的命运。）（法国获得萨瓦、尼斯和占领几个要塞的权利。）波拿巴在伦巴第。巴达维亚共和国的殖民地落到大不列颠手里。 1796年11月17日。叶卡特琳娜逝世。 1797年4月18日。奥地利在莱奥本签订初步和约。 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摩地那、费拉拉、罗曼尼亚、曼都亚）。利古利亚共和国（热那亚等地）。 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奥地利放弃尼德兰，同意法国获得莱茵河左岸；奥地利得到威尼斯和威尼斯领地中的达尔马戚亚部分。阿尔巴尼亚和威尼斯群岛或伊奥尼亚群岛归法国）[370]。 （1798年5月19日。波拿巴从土伦到埃及。）（1798年6月波拿巴占领马尔他）1798年3月15日拉施塔特会议[542]。 1798年12月英国和俄国签订条约。（两国同土耳其和西西里都建立单独同盟）。 瑞士共和国——在法国的保护下。 法军占领教皇领地。 第二次同盟。 1799年4月。解散拉施塔特会议。 奥地利参加第二次同盟。葡萄牙、巴伐利亚、美因兹选侯［注：弗里德里希·卡尔·约瑟夫，埃尔塔尔公爵。——编者注］、维尔腾堡公爵［注：弗里德里希一世。——编者注］陆续参加同盟。 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那不勒斯战败。帕尔泰诺佩共和国[543]。 在虚假的借口下皮蒙特成为法国的领土（实际上，卡尔－艾曼努埃尔四世去撒丁）。 （1799年10月9日。波拿巴在法国登陆。） 1799年6月14日。马连峨。英军夺取马尔他。保罗皇帝：同丹麦、瑞典和普鲁士一起武装中立。 1801年3月23日。保罗逝世。亚历山大一世。 1801年2月9日。吕内维尔和约。（奥地利承认莱茵河为法国边界。瓜分威尼斯领地。比利时割让给法国。）（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利古利亚共和国、海尔维第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都得到承认。） （Ⅲa）1801—1805年 1802年1月。波拿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 1802年3月27日。亚眠和约（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英国保留特里尼达和锡兰。）（英军必须撤离马尔他，马尔他独立。）（法国答应离开那不勒斯、教皇领地；英国答应离开地中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所有港口和岛屿。伊奥尼亚群岛共和国和土耳其的完整得到保证。） 1803年5月18日。英国向法国宣战。 1804年5月18日。波拿巴称帝。1804年12月2日教皇［注：庇护七世。——编者注］为他加冕。 （Ⅳa）1805—1807年第三次同盟。提尔西特和约 彼得堡——新的反法同盟的中心。 1805年4月11日。英国和俄国订立同盟条约。（瑞典已经通过1804年十二月条约同英国联合。根据该条约，施特腊耳宗得是英军的基地。） 奥地利同英国、俄国交换8月9日的彼得堡声明。 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投降。12月2日奥斯特尔利茨。 1805年12月26日。普勒斯堡单独和约（奥地利和波拿巴）。（拿破仑被承认为意大利国王。奥地利丧失威尼斯地区，提罗耳让给巴伐利亚，自己的其他一些地方让给巴登和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成为王国，而巴登成为大公国。） 1806年1月23日。皮特逝世。福克斯同法国谈判。俄国破坏这些和谈。（1806年9月13日。福克斯逝世。） 1806年7月12日。（巴黎。莱茵同盟，十六个德意志君主。） 1806年8月6日。奥地利放弃取得德意志皇帝称号[的权利]。（帝国终结。） 1806年10月14日。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的会战。 1807年6月14日。弗里德兰德会战。 1807年7月7日。提尔西特和约（华沙和西普鲁士的一部分划归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的），并升为王国；东普鲁士划归沙皇。秘密条款：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归俄国，摩里亚和干地亚［注：克里特。——编者注］归法国，大陆体系。波旁王朝在西班牙被推翻）。 （Ⅴa）1807—1814年（巴黎和约） 1808年10月。爱尔福特会议。俄国的收获：在瑞典（芬兰）和在土耳其（多瑙河两公国）。 （同时俄国人同普鲁士、奥地利进行反法秘密谈判。） 1809年3月。奥地利宣言号召提罗耳人拿起武器。约翰大公侵入意大利，斐迪南进攻华沙，卡尔侵入巴伐利亚。 1809年5月12日。拿破仑进入维也纳。7月5日、6日瓦格拉姆。10月10日雪恩布龙和约。（奥地利割让克伦地亚、提罗耳的一部分、的里雅斯特地区、克罗地亚的一部分、从阜姆起的属于匈牙利的亚得利亚海岸。萨克森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编者注］获得西加里西亚。俄国作为法国的同盟者获得奥属波兰的余下部分，作为它在作战过程中显然迟迟不愿行动的报酬。）（奥地利暗中得到沙皇中立的保证。） 1809年9月。俄国同瑞典签订和约。（俄国得到芬兰和阿兰群岛。） 1810年12月。俄国发布反对大陆体系原则的命令。 1811年底北方国家的宫廷和圣詹姆斯宫廷的全部密谋准备实施。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卢博米尔斯基公爵成为彼得堡和伦敦之间联系的渠道。贝尔纳多特已被看作一张可靠的牌。英国已经支援普鲁士和俄国武器和装备。波茨措－迪－博尔哥准备在意大利总起义。 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 在英国的调停下； 俄国获得贝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 1813年2月。普鲁士和俄国的卡利希条约。 1814年4月12日。拿破仑退位。 1814年5月30日。巴黎和约。（法国回到1792年的边界，在法国北部扩大了一些领土。） （Ⅵa）1814年5月—1815年11月 1814年11月1日。维也纳会议开幕。 1815年1月9日。奥地利、法国和英国之间订立秘密条约。 1815年3月1日。波拿巴在法国登陆。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1815年9月26日。神圣同盟。） 1815年6月底。维也纳会议结束。（“波兰王国”划归俄国；华沙公国的一部分（波兹南）划归普鲁士，加里西亚划归奥地利。普鲁士获得萨克森的一半、瑞典的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左岸的几个地区。比利时和卢森堡划归荷兰。奥地利除它以前的领地外还得到整个威尼斯、曼都亚等地（以交换比利时）。（摩地那、托斯卡纳和帕尔马划归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成员。）那不勒斯归还斐迪南［注：斐迪南一世。——编者注］；热那亚归还皮蒙特。丹麦必须把挪威交给瑞典。奥地利成为法兰克福议会[544]的主席。瓦勒、纽沙特尔、日内瓦并入瑞士。英国：两印度的一些殖民地、好望角、马尔他、伊奥尼亚群岛，黑尔郭兰——从法国、荷兰、威尼斯、圣约翰的骑士和丹麦那里夺得的地方。） 1815年9月26日。神圣同盟。 1815年11月20日。第二个巴黎条约。法国必须让出莱茵河边界上的、同尼德兰接壤地区的和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些要塞。 （Ⅶa）1815—1825年 1817年10月。德国大学生瓦特堡纪念大会。德国大学生联合会。[545]西西里废除宪法（1812年）。西班牙议会宪法也废除。[546] 1818年9月。亚琛会议。（从法国撤军。葡萄牙发生战争。西班牙和它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梅特涅为了压制革命的情绪提出定期会晤的建议。11月15日签订关于定期会晤的议定书。卡斯尔雷签署协议书。法国也被吸收加入神圣同盟。） 卡斯尔雷根据本国政府的要求离去。 （梅特涅、哈登堡、涅谢尔罗迭组成三巨头同盟。） 1819年。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影响下召开卡尔斯巴德会议；后来移到维也纳。德国宪法被修改。美因兹警察委员会[547]。烧炭党人（1809年围绕弗朗契斯科［注：弗朗契斯科一世。——编者注］的皇位问题形成的）。[548]教皇［注：庇护七世。——编者注］对烧炭党和共济会大加镇压。 1820年1月。西班牙的斐迪南［注：斐迪南七世。——编者注］不得不恢复议会宪法，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也恢复宪法（7月6日）。（吉列尔莫·佩佩将军，烧炭党人领袖。） 1820年8月。皇帝弗兰茨一世在伦巴第－威尼斯地区颁布反烧炭党的告示。 1820年10月。特劳波会议。梅特涅建议武装干涉那不勒斯。（卡斯尔雷不同意）（但是他“将不给奥地利的事情设置障碍”）；会议迁到 莱巴赫（1821年） 1821年2月。奥军在弗里芒男爵的指挥下进入那不勒斯。撒丁、瓦拉几亚、希腊爆发起义。奥地利武装干涉撒丁。 1822年9月。维罗那会议。坎宁的抗议。法国干涉西班牙。 1823年1月28日路易十八的御前演说。 宣布对西班牙的干涉。 亚历山大一世明确声明决心在英国进攻法国时援助法国。 （梅特涅开始设法摆脱困境。） 葡萄牙的反革命。（1822年布拉冈萨王朝颁布西班牙式的宪法。[546]（国王若昂六世）（在他儿子唐·米格尔和阿马兰特伯爵的帮助下实行反革命政变。）坎宁阻止干涉西班牙；承认美洲殖民地的独立）。 1823年12月2日。美国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国会咨文。 1825年。坎宁承认墨西哥。 1824年9月。路易十八逝世。查理十世。 1825年10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克吕登纳夫人的“白天使”[549]）逝世。尼古拉。 （Ⅷa）1825—1834年 马茂德二世（改革家）。（近卫军叛乱，乌列玛[550]不满，某些帕沙叛变。）（“赫特里”[551]。）（最初建立在莫斯科。）（卡波第斯特里亚，亚历山大的伊奥尼亚大臣[552]，——希腊运动中的主要工具。）（亚尼纳的阿里－帕沙于1821年发出希腊人总起义的信号。）（亚历山大·依普西朗蒂首先在瓦拉几亚起义。同时在伯罗奔尼撒、阿希佩拉哥群岛等地爆发起义。近卫军部队被歼。） 1825年2月。易卜拉欣－帕沙（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在摩里亚登陆。 亚历山大临死前土耳其和俄国的冲突。 1826年4月4日。英俄关于希腊的议定书（在彼得堡）。 1826年10月阿克尔曼协定（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于多瑙河两公国［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编者注］和塞尔维亚的协议。） 1826年3月。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逝世。（他的长子唐·佩德鲁把葡萄牙移交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梅特涅同苏丹［注：马茂德二世。——编者注］一起为他的利益搞阴谋。 1827年7月6日。法国、英国、俄国在伦敦签订协定（关于希腊）（在作战国之间进行调停）。 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林的歼灭战。（与此同时坎宁逝世。） 1828年春。俄军渡过普鲁特河，占领公国。法国外交部长拉费隆奈的密友波茨措－迪－博尔哥得到来自维也纳的所有秘密消息。 1829年9月14日阿德里安堡条约；俄国得到多瑙河河口。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希腊总统。 1830年7月。路易－菲力浦登极。9月。比利时革命。 1831年。波兰人起义。意大利发生起义。比利时问题的解决。希腊问题的解决。 1831年10月。波兰的灭亡。 1831年1月20日。比利时宣布独立。 1833年2月。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7月10日）[553]。 1832年5月7日。巴伐利亚的奥托成为希腊国王。 （俄国在希腊战争掩护下强行撕毁阿克尔曼协定，然后又撕毁阿德里安堡条约，在欧洲列强中它是唯一获胜的一方。） 1832年。根据梅特涅倡议制定的德国的反动措施。 （Ⅸa）1834—1846年 1828年。（唐·米格尔叛乱。）1832年。唐·佩德鲁在特塞拉岛登陆。 1833年。西班牙的斐迪南逝世。1833年7月1日。（查理·纳皮尔爵士在圣维森特角歼灭米格尔舰队。） 1834年4月。四国同盟（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402]。 1840年7月15日条约。[389] 1846年11月6日。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 （Ⅺa）1846—1850年 教皇庇护九世。瑞士宗得崩德战争。[65] 1848年二月革命。 1846年11月。教皇发布关于召开“国务会议”的命令。[554] 普勒斯堡议会。1847年。 1848年8月9日。查理－阿尔伯特（撒丁）不得不用金钱换取在萨拉斯科的停战（延长到1849年3月中）。 1848年11月25日庇护出亡。 1848年5月。法兰克福议会。 1849年3月23日。诺瓦拉会战。 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宣布独立。 1849年2月9日。在罗马宣布共和国。 1849年6月30日。罗马沦陷。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投降。 1849年8月22日。威尼斯投降。 1848年7月。俄军进入多瑙河两公国。 热那亚公爵［注：斐迪南多－阿尔伯托－阿梅德奥。——编者注］成为西西里国王。 1849年。[555]2月俄军在特兰西瓦尼亚。 3月15日俄军被赶出特兰西瓦尼亚。 3月23日撒丁军在诺瓦拉被击败。 4月14日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在匈牙利）。 2月9日罗马共和国。 1849年4月。巴尔塔利曼尼协定。 4月22日法军在契维塔未克基亚登陆。 6月俄军进入匈牙利。 6月30日罗马投降法军。 8月13日匈牙利军队主力投降俄军。 8月22日威尼斯投降。 （Ⅻa）1850—1853年 1850年1月。希腊被英军封锁。 5月24日。三国国王条约（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10月。华沙谈判。 12月。奥俄的德勒斯顿谈判。 1815年12月2日。政变。 1851年。俄国人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 1852年12月2日。法兰西帝国宣布成立。 12月6日。英国议会宣布承认法兰西帝国。 1852年5月。丹麦王位继承条约。 （ⅩⅢa）1853—1856年 ［注：笔记到此中断。——编者注］ 马克思起草于1860年6月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注释： [65]宗得崩德——瑞士七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组织的单独联盟，其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在进攻受到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的其它几个州时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37、479页。 [85]所谓海峡税是指1425年到1857年丹麦向经过松德海峡的外国船只所征收的税。——第65、456页。 [261]瑞典在十七世纪末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版图除本土外，包括芬兰、爱斯兰、里夫兰、英格尔曼兰、卡列里亚、北波美拉尼亚、德意志北部的公国——不来梅、费尔登和维斯马。俄国早在1699年就同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五世和萨克森选侯（也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结成了反瑞典同盟，想趁新登基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年轻无经验之际用武力来肢解瑞典。沙皇彼得一世想占领波罗的海东岸省份，取得盼望已久的出海口；丹麦国王想收复过去割让给瑞典的失地；波兰国王则想夺得里夫兰和爱斯兰，并且巩固王位。1700年开始了对瑞典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北方战争”的开端。起初，由于军事失利，丹麦和波兰先后被迫暂时退出战争和与俄国的联盟。1709年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丹麦和波兰立即恢复了对瑞典的战争和与俄国的联盟。随后，普鲁士和汉诺威也相继加入了联盟（北方联盟）。到1715年，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占领了瑞典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在这一年缔结了一个瓜分瑞典帝国的协定。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地被丹麦、普鲁士和汉诺威所瓜分，在波罗的海东岸的省份则被俄国占有。1719—1720年间瑞典先后同汉诺威、波兰、普鲁士和丹麦缔结和约，承认这些国家所夺去的土地。1721年瑞典和俄国之间缔结了尼斯塔德和约，俄国得到了里夫兰、爱斯兰、卡列里亚、英格尔曼兰、维堡区的一部分以及芬兰湾和里加湾的全部岛屿。俄国从此得到了出海口，成为称霸波罗的海的强国。——第270、275、278、297、322、462页。 [300]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而缔结的，其中包括两个和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利亚境内）。和约保证了战胜国瑞典和法国获得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过去在亚尔萨斯的领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条约规定德意志皇帝保证德国境内各邦永久存在，不干涉诸侯内政。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这更加削弱了德意志皇帝的权力，加强了德意志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第303、339、467页。 [351]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因1531年2月27日在施马尔卡尔登城结成联盟而得名）是新教诸侯和帝国的许多城市为保卫宗教改革事业反对以查理五世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所结成的联盟。1546—1548年，皇帝和联盟之间进行了战争，战争以查理五世的胜利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解体而告终（见注353）。——第335、449页。 [353]奥格斯堡临时协议、奥格斯堡宗教妥协（Interim）是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见注351）中新教徒失败后在奥格斯堡国会上通过的协定。这个带有妥协性的协定引起双方的不满，1555年被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彻底废除（见注352）。——第336、450页。 [358]归还敕令于1629年规定把世俗化的教会土地归还给德国的天主教诸侯，是哈布斯堡天主教阵营在三十年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它被正式废除。——第340、453页。 [360]奥利瓦和约是以瑞典为一方同以波兰、莱奥波德一世皇帝和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为另一方于1660年5月3日签订的，是结束1655—1660年北方战争的条约之一。其中有一项条款是承认韦利亚夫条约的条件（见注359）。——第342、456、468页。 [361]尼姆韦根和约是法国（也有瑞典）和莱奥波德一世皇帝之间于1679年2月5日签订的条约，它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件（见注300）。这项条约是尼姆韦根条约（1678—1679年）的一部分，后者结束了1672—1678年以法国为首的各国联盟和以尼德兰为首的反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第343、458页。 [364]乌得勒支和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面，于1713年签订的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264）的一项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的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波旁，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国。——第344、374、466页。 [366]汉诺威同盟是法国、英国和普鲁士1725年9月3日建立的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政治联盟。后来荷兰（1726年）、丹麦和瑞典（1727年）也加入了同盟。——第345、462页。 [367]国事诏书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邦的王位继承法，1713年由查理六世颁布。诏书规定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土地不可分割，奥地利帝国的皇位可以传给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第345、388、463页。 [368]胡贝尔茨堡和约是以奥地利和萨克森为一方同以普鲁士为另一方于1763年2月15日签订的。和约所以有可能签订，是因为有彼得三世，他不仅停止了对普鲁士的军事行动，而且答应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俄国对奥地利的一切影响以结束七年战争（1756—1763年）。根据胡贝尔茨堡和约的条件，普鲁士又获得了战争过程中失去的全部领土。——第345、467页。 [370]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结束了法国对加入欧洲国家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法国根据条约得到比利时、伊奥尼亚群岛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必须促使把莱茵河左岸转让给法国，并放弃它在北意大利的占有（占有的领土曾并入在法国保护下建成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同时，不复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属于它的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戚亚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奥地利。——第345、348、472页。 [389]指的是1840年7月15日由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的伦敦协定。——第366、374、479页。 [402]指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有关比利牛斯半岛问题于1834年4月22日在伦敦签订的协定。——第374、479页。 [424]1559年结束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济和约是由两项条约（法国和英国之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组成的。根据这项条约，法国放弃对在意大利的领地的一切要求。恢复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占领的萨瓦公国，并把皮蒙特的一部分归并到该公国。——第386、451页。 [427]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签订后，法国继续同西班牙作战，直到1659年。1659年11月7日在比利牛斯山脉比达索阿河的野鸡岛上签订和约后战争才告结束。比利牛斯和约促使西欧的霸权从西班牙转到法国。——第386、456页。 [429]指1648年10月24日在闵斯德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它是由两项相联系的和约即鄂斯纳布鲁克和约（一方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同盟者，另一方为瑞典及其同盟者）和闵斯德和约（一方是皇帝，另一方是法国和它的同盟者）组成的。和谈是从1645年开始进行的。——第387、454页。 [431]指西班牙同尼德兰的单独条约，它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一组条约中的一项（见注300、429）。——第387、455页。 [432]波希米亚是捷克的正式名称，1526—1918年它加入哈布斯堡帝国时就用的这个名称。 说到大赦，马克思是指英国、法国、瑞典、丹麦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对波希米亚许下的诺言，波希米亚在三十年战争中是在反哈布斯堡同盟一方作战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成为战场的捷克领土，根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件（见注300、429），仍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第387、455页。 [433]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结束了1688—1697年法国同奥格斯堡同盟（荷兰、英国、西班牙、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诸侯）的战争，确认了战前的疆界而略有改变。法国应承认1688—1689年的政变（所谓光荣革命），政变后立宪君主制在英国得到了巩固。根据条约的条件，海地岛（圣多明各）西部让给法国。——第388、458页。 [437]马克思可能是指亨利四世的谋士马·萨利的《合理地经办》一书中提到的国际协议草案；该书于1638年出版，作者是萨利，虽然他把草案说成是亨利四世写的。草案是在三十年战争高潮时写成的，并具有反哈布斯堡色彩，它的实质是要把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排挤出欧洲，组成名义上由罗马教皇领导而实际上由法国统治的基督教国家的混合体。计划完全不现实，不符合真正的亨利四世的对外政策。——第389、452页。 [504]马克思的这篇著作是伊·萨博1857年5—6月在伦敦匿名出版的两卷本英文著作《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并见注417）的摘录。伊·萨博的书不是什么创作，而是十六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战争期间到1856年巴黎会议这一段时期欧洲国家关系的历史汇编。马克思因为要写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而于1860年6月上半月做了这本书的摘要。马克思为了揭露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反革命实质而需要顺便回顾这一段历史，因为福格特是拿破仑收买的暗探。马克思只从萨博受戴·乌尔卡尔特一定思想（见本卷第204—205页）影响写成的这本书中摘录了一些事实，完全没有涉及作者的观点。不过马克思常常在摘录中加进一些作者没有写的历史事实，从而提供了更加广阔更加全面的历史事件。某些事实是用德文写的。这次发表时，马克思加进去的话用大号铅字印出，以示区别。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的《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一章及其他几章使用了部分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6—587页）。——第448页。 [505]卡耳马尔君合国（1397—1523年）是丹麦、挪威（包括冰岛）和瑞典（包括芬兰）在丹麦国王统治下联合在一起的君合国；十五世纪瑞典实际上已退出了君合国；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试图对斯德哥尔摩进行血腥镇压来恢复他对瑞典的统治，致使瑞典最终脱离丹麦而恢复了瑞典的国家制度（1523年）。——第448页。 [506]指1526年5月22日订立的同盟（科尼亚克同盟）。——第449页。 [507]夫人条约（Traitédesdames）是对康布雷条约的讽刺性称呼。该条约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瓦的路易莎和查理五世的姑母玛格丽特的积极促使下于1529年8月签订的。——第449页。 [508]指1530年查理五世和奥格斯堡议会拒绝接受宣讲路德教原则和规定其仪式的所谓奥格斯堡宗教。——第449页。 [509]1534年亨利八世同教皇决裂并被议会宣布为英国国教首领（《至高权力法令》）。——第450页。 [510]1604—1606年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广泛展开由匈牙利封建主伊什特凡·博奇卡伊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运动。有反封建要求的农民参加了这个运动，使得运动的领导人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根据1606年伊·博奇卡伊和鲁道夫二世·哈布斯堡签订的维也纳和约，恢复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实现新教徒的信仰自由，皇帝的许多顾问由匈牙利贵族的代表们所代替。——第453页。 [511]捷克从1618年持续到1620年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是三十年战争的开始。领导匈牙利反哈布斯堡的起义的加博尔·贝特伦（见注512）是捷克人的同盟者。1620年11月8日在白山的决定性会战中起义者遭到失败。——第453页。 [512]1619—1626年加博尔·贝特伦在匈牙利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属于三十年战争的范围，以1626年12月20日签订波容（布拉迪斯拉发）和约而结束。和约确认以前的条约的条件：匈牙利以放弃独立的国家体制而换得许多地方，包括斯洛伐克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加博尔·贝特伦的运动虽然带有妥协的性质，但却使匈牙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免于完全受哈布斯堡王朝管辖。——第453页。 [513]指波兰和瑞典在法国的调停下于1629年9月26日签订的为期六年的阿耳特马尔克停战协定。停战协定使瑞典能够对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第453页。 [514]这里是指构成三十年战争第三阶段的曼都亚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事件（见注428）。——第454页。 [515]1635年5月30日德国新教派的公爵们同皇帝签订了巴黎和约。——第454页。 [516]奥地利的安娜，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妻子是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三世的女儿。她在儿子路易十四在位并由她摄政期间（1643—1661年），试图实行亲西班牙的政策。在奥地利的安娜摄政时期，实际上统治法国的是马札里尼。——第454页。 [517]指伊·萨博在他的著作《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中引用的布让1751年在巴黎出版的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史》。引号中的话是布让著作的引文。——第455页。 [518]指1654年4月14日韦斯明斯特和约，该和约结束了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两个强国为争夺海上霸权而进行的战争，以荷兰的失败而告终。荷兰不得不容忍旨在反对荷兰中间贸易的1651年航运法。——第456页。 [519]这里指1658年2月26日丹麦和瑞典签订的结束它们1657—1658年的战争的罗斯基勒和约的条款。在马克思所摘录的资料中，把这些事件错误地列在1660年。——第456页。 [520]领地所有权——在尼德兰许多地方有一种规矩：父亲第二次结婚时，他的土地应转交给他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孩子。娶了菲力浦四世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女儿玛丽·泰莉莎为妻的路易十四以此为借口，为获得西属尼德兰同菲力浦四世第二次结婚所生的儿子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开战（所谓的1667—1668年领地所有权战争）。——第457页。 [521]归并议会（Chambresderéunion）是1679—1680年路易十四在布赖扎赫市议会、麦茨和伯桑松的议会中附设的机构，其目的是从法律上论证法国有占有亚尔萨斯、西洛林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领土的权利。——第458页。 [522]大同盟——1701年9月7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前夕，皇帝莱奥波德一世、英国和荷兰在海牙订立的反法同盟。后来又有普鲁士、丹麦、葡萄牙和其他一些国家参加。伊·萨博称这次同盟为第二次大同盟，第一次大同盟是指1688年的反法同盟（见本卷第458页）。——第459页。 [523]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开始（见注264）。这次战争是由于1701年为了不让法军占领米兰公国派遣萨瓦的欧根率领帝国军队出征意大利而开始的。1702年正式向路易十四宣战。——第459页。 [524]指在费伦茨第二·拉科齐领导下的匈牙利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运动（1703—1711年）。农民积极参加了运动，特别是在运动的最初时期。农民的行动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这次运动由于签订背叛的萨特马尔和约（1711年）（拉科齐拒绝承认和约）和起义军的投降而告结束。匈牙利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组成部分。——第460页。 [525]这里写错了。查理·哈布斯堡大公（查理六世）不是约瑟夫一世的儿子，而是他的兄弟。——第460页。 [526]阿兰会议（1718—1719年）是俄国和瑞典的代表在北方战争（1700—1721年）的进程中对签订和约的条件进行的初步谈判。由于种种原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第461页。 [527]1718年四国同盟是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后来奥地利也参加了同盟，其目的是支持乌得勒支和约（见注364）的条款，反对西班牙的要求。原计划有荷兰参加同盟，所以称为四国同盟。西班牙在阿尔维罗尼主持其对外政策时不承认四国同盟的要求，从而导致战争。战争以西班牙的失败而告结束。——第462页。 [528]伊·萨博写错了，是德斯特雷元帅指挥的法军赢得了会战的胜利；路·弗·黎塞留元帅指挥这支军队是在1758年。——第466页。 [529]指1757年12月5日在西里西亚进行的莱滕（吕廷）会战。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会战中击败奥军，保证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领。——第466页。 [530]暗指七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和法国争夺殖民地。——第467页。 [531]暗指自由否决权的原则。自由否决权是任何一个议员对议会决议提出异议加以否决的权利。这项权利从1652年开始采用，它加剧了波兰的封建混乱局面。——第468页。 [532]关于在北美对商业文件、司法文件、定期出版物等等征收印花税的法案于1765年3月22日由英国议会通过。——第469页。 [533]马铃薯战争是以普鲁士和萨克森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为争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1778—1779年）的讽刺性称呼。——第469页。 [534]1778年就使用松德的问题，曾提出国际法五项原则为1780年宣布的“武装中立”奠定了基础（见注250）。——第469页。 [535]1790年6—7月在西里西亚的赖辛巴赫城（杰尔若）召开奥地利、普鲁士、波兰、英国和荷兰的代表会议。会议参加者对俄军在俄土战争（1787—1791年）中取得的胜利感到不安，责成奥地利同土耳其签订和约（见注537）。——第470页。 [536]结束1788—1790年俄国和瑞典战争的韦雷莱和约是在1790年8月14日签订的。俄国承认瑞典新宪法，俄国根据尼斯塔特条约和亚波条约获得的领土的权利也得到承认（见本卷第461、465页）。——第470页。 [537]结束1788—1790年奥地利和土耳其战争的西斯托夫和约是1791年8月4日在保持战前状况的条件下在西斯托夫（保加利亚）签订的。奥地利只得到旧沃尔肖伐，而无权在那里构筑军事工事。——第470页。 [538]结束1787—1791年俄国和土耳其战争的雅西和约是1791年12月29日（1792年1月9日）签订的。该和约确认克里木归并俄国，规定德涅斯特河为俄国和土耳其的疆界，巩固了俄国在黑海沿岸的地位，并促进了对南部草原的开拓。——第470页。 [539]以下是《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的第二卷的摘录；马克思在摘录中对第二卷的各章标上字母“a”：Ⅰa、Ⅱa等等。——第470页。 [540]根据法国和西班牙的单独的巴塞尔和约（1795年7月22日），海地岛属于西班牙的部分（东部）让给法国。该岛的西部（1697—1803年称作圣多明各）根据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的条款早已归属法国（见注433）。十九世纪整个海地岛有时叫圣多明各岛。——第472页。 [541]指法国和巴达维亚共和国签订的条约。这个共和国是由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进入尼德兰王国和当地居民起义反对威廉五世的反动的总督制而在尼德兰王国领土上产生的（1795年1—3月）。1795年5月签订的条约规定，共和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1806年拿破仑第一把巴达维亚共和国改为荷兰王国。——第472页。 [542]指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一些邦的代表从1797年12月9日在拉施塔特举行的关于解决“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的谈判。1798年3月帝国代表团同意莱茵河左岸划归法国（看来，这个日期是马克思标记的），而1799年4月23日由于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开始，会议工作中断。——第472页。 [543]帕尔泰诺佩共和国是1799年1月22日那不勒斯共和派依靠法国督政府军队的支持在双西西里王国的领土上宣布成立的。共和国存在到1799年6月23日波旁王朝政权（斐迪南四世）在英军的帮助下复辟时为止。——第473页。 [544]指联邦议会。它由在1815年6月8日维也纳会议上组成三十九个邦的德意志联邦的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没有自己的军队、货币手段，而它的决议实际上对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没有约束力。——第476页。 [545]瓦特堡纪念大会是1817年10月18日在耶拿大学学生的倡议下为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莱比锡会战数周年而组织的。纪念会成为大学生反对梅特涅制度的示威。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是在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影响下成立的德国大学生组织，主张德国的统一。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也传播很广。——第476页。 [546]指西班牙议会在1808—1814年西班牙革命时期于1812年3月18日在加迪斯通过的加迪斯宪法。这个宪法规定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改造专制制度的西班牙的一系列制度。1814年5月4日宪法被斐迪南七世废除。在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过程中里埃哥再一次宣布加迪斯宪法，1823年10月1日又被早些时候曾对宪法宣誓过的斐迪南七世废除。从1836年8月12日至1837年6月18日，该宪法第三次生效。——第476、477页。 [547]指美因兹中央调查委员会。它是1819年8月31日在德意志联邦（见注544）成员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其他邦的大臣会议上成立的，其目的是镇压德国内部反对派的自由主义情绪和革命情绪。——第476页。 [548]指十九世纪烧炭党人运动的早期阶段。那时烧炭党人在那不勒斯王国领导反法运动（反对缪拉特），支持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儿子弗兰契斯科一世恢复他们双西西里王国的王位。在马克思所摘录的资料中把弗兰契斯科误称为皇帝。——第476页。 [549]巴尔巴拉·克吕登纳在维也纳会议前，作为一个神秘主义情绪的预言者和鼓吹者在宫廷人士中已相当有名，她称亚历山大一世为“北方白天使”，称拿破仑第一为“南方黑天使”。——第477页。 [550]乌列玛是穆斯林国家神学界和法学界的最高等级。——第477页。 [551]“赫特里”是指“费里克·赫特里”秘密组织，1814年在敖德萨建立，1818年它的中心迁往君士坦丁堡。这个不久就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进行了希腊民族解放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开始（1821年）以后被解散。——第477页。 [552]暗指约·卡波第斯特里亚在1809年担任俄国外交工作以前，在根据1800年俄土条约在伊奥尼亚群岛建立的“七联合岛共和国”政府中担任一系列职务时的情况。——第477页。 [553]1833年2月俄国分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然后4月俄军陆战队为保卫君士坦丁堡抗击进攻的埃及军队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小镇登陆。7月8日（俄历8月26日），俄国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同盟条约。根据条约的秘密条文，如果发生战争，土耳其必须封闭海峡禁止一切外国舰只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而在1840—1841年被废除。——第478页。 [554]指庇护九世在他任职初期宣布的温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改良纲领（建立教皇辖区行政改建问题委员会、部分的政治犯特赦等）。——第479页。 [555]以下的摘录，马克思不是根据原书顺序而是按照第二卷末尾附的编年表（《现代欧洲国家政策》第2卷第389—391页）写的。——第47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501] 1860年6月12日于柏林 下面是最近在巴黎出版的阿布先生的最新小册子的摘要： “德国将会知道，法国的友谊是有一定价值的。难道我们的士兵没有冲往黑海把奥斯曼帝国从灭亡中拯救出来？难道不是仅仅由于我们的影响莫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才没有流血就获得了解放？在我们的保护下意大利走上了独立统一的道路，我们的军队为意大利开辟了一条道路，它现在正沿着这条道路在皮蒙特带领下向前迈进；如果上天允许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如果在我们的门前组成一个二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那么法国就不会抱怨了。”“因为它认为，只要还存在被压迫民族和不为自己臣民所容忍的君主，欧洲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秩序。” “这个高尚的民族” （德国） “还从未有过1813至1815年那样的强大，因为它从未有过那样的统一。当法国人以惊叹的口吻谈到法国如此惧怕的运动时，他的供述是值得注意的。被胜利所激动的德国，它的荣誉感和独立感创造了奇迹。全国只有一种激情，一种心意。全国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了，而我们无与伦比的军队的失败表明了统一的德国能够干出什么来。” “让德国重新成为统一的国家。这是法国热切希望的，因为法国对德意志民族怀着无私的爱。如果我们被某些君主强加于我们的强烈的虚荣心所缠身，那么我们就不会鼓励德国统一。让德国成为统一的，并且组成一个非常坚强的整体，使任何入侵都不能得逞。法国看到在它南部边境上建立起一个二千六百万人口的意大利丝毫不感到可怕，看到在它东部边境有三千二百万德国人也不感到恐惧。” “德国人开始懂得，保存三十七个邦政府是多么不明智。” 它们下定决心要达到统一。 “普鲁士将是它们的核心，因为普鲁士体现了贸易和思想的自由，而奥地利代表保护关税、专制以及它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502]所引起的一切灾祸。所以它们将团结在普鲁士周围。但是普鲁士必须在神权和民权之间作出选择。当某些君主抓住错误的正统主义不放的时候，真正正统主义的帝国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不勒斯国王［注：弗兰契斯科二世。——编者注］硬说他的臣民是属于他的，他们则用武力对抗这种狂妄主张。法国皇帝［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和撒丁国王［注：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以现代哲学的精神声称，人民只属于他们自己，而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几乎一致地把他们选为自己的领袖。普鲁士亲王［注：威廉，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编者注］是赞成神权还是赞成民权呢？这样的声明对他尤其必要，因为普选权的成果国民议会在1849年给宫廷里的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带来了合法的王位。而他做了什么呢？他赞成神权，反对民权，他只是在君主们请他接受王位的条件下，才同意接受王位。” 于是普鲁士的傻瓜们鼓掌说： “‘我们不要被民主制唾脏了的王位。’萨克森和巴登推翻了自己的君主。两支普鲁士军队为了神权向前推进，侵入萨克森和巴登，把萨克森的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象巴登公爵一样重新扶上了王位；在一切都照此处理妥当和巴登的民主派军队逃往瑞士之后，普鲁士人残酷地枪杀了二十六名德国爱国者。” “一位普鲁士民主主义者不久前写信给符腾堡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们合并呢？’他们回答说：‘要是我们成了普鲁士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诗人乌朗特的领导下逃亡。’” “没有比这种论点更奇特、更真实的了。1848年以后，欧洲所有的君主，包括教皇在内，都宣布了大赦。而普鲁士还没有宣布大赦。如果摄政王想获得自己国家的嘉奖，就让他召回被放逐者，并成为1849年议会的遗嘱执行人，就象拿破仑成为法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 “请容许我们驳斥德国存在的某些错误观念。那里有人相信某些封建主义的报刊，认为法兰西帝国正处在被奴役的状态，皇帝的政权束缚了思想，取消了人民的代议制”， 并且把我们的自由扔给了豺狼般的魔鬼。 “普鲁士人认为，他们在自由派和议会的管理下比我们自由和幸福。说实在的，法国皇帝建立法国的伟大和幸福”， 采用的手段是独裁政权， “不过实质上这是民主主义的政权，因为它是由人民委托给他的。” 难道封建主义在普鲁士不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吗？ “法国军队忠于皇帝，但它不属于他而属于民族。普鲁士军队呢，它属于国王还是属于民族？霍亨索伦首相前几天说过：‘属于国王。人民的代表同军队应该毫无关系。’” “的确，出版自由在我们这里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没有取消出版和被出版的权利，而只是延期而已。一个民族在一个创立伟大事业的君主面前。愿意沉默，就象一个哲学家或大作家的朋友们在他的书房里保持沉默一样。至于权利，那总是不可侵犯的，如果皇帝忘记〈！〉把权利归还给法国人，那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是有可能要求权利的。”柏林的著作家们大概是比较自由一些，尽管要缴纳税金、押金等等，“但是谁向他们保证特权的持续有效呢？”授权人也可以把它们收回去，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借给皇帝，而他们是向摄政王借自由。 “德国人认为，我们让自己失去了我们的议会制。这是真的。从1848年起，我们的议会就变了样。议会不再是代表四五十万人的集团；整个民族把自己的代表派往立法团。这个象皇帝本人一样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已经不再享有荒谬的特权〈！〉去破坏国事的进程、用空谈代替行动、用联合代替统一、用个人的虚荣代替国家的利益、用纵容演说者卑鄙的虚荣心代替伟大人民的重大进步；然而议会却享有无比珍贵的权利，可以对帝国的一切捐税和法律进行投票表决。”“我们是否有什么理由羡慕普鲁士的宪法？难道普鲁士采用了内阁责任制的原则？根本没有。难道议院拥有拒绝投票表决捐税的公认权利？没有。普鲁士的议院是什么东西呢？其中之一相当于我们的立法团或〈！〉下院，与其说它是借助民主的办法成立起来的，不如说它是精心炮制出来的。”假设有一个缴纳三十万法郎直接税的区，纳税人分成三类：支付十万法郎的十五至二十名大财主构成第一等选民，支付另外十万法郎的两、三百人构成第二等选民，支付余下十万法郎的两、三千人构成第三等选民。每一等各选六名复选人，而这十八名复选人再选出代表。因而中间等级的代表权完全被排除了，因此，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坐在保守派一边的冯·芬克先生，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现在倒是普鲁士议会里最先进的民主派了。有这种议院的自由主义的德国是否能取得许多成就呢？即使下院表现出进步的倾向，难道上院不会捆住它的手脚，把它压倒？“这个议会是由按世袭权利占有席位的贵族和国王在贵族、大学和大城市向他推荐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一方面是世袭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君主的挑选。上院只从这方面得到补充，所以它反对一切自由主义措施。”最近“上院以相当的多数否决了非宗教婚姻的原则，前不久，由于大臣［注：罗昂。——编者注］提议贵族必须象所有其他市民阶级一样纳税，上院差点起来造他的反。” “这个宪法还很不完善。如果德国决心投入普鲁士的怀抱，那就要彻底修改这个宪法。” “本来非常希望普鲁士比较公正地对待按普选权建立起来的各邦政府。我们并不因为德国报刊的侮辱性抨击而指责柏林宫廷。我们也不期待摄政王会封住他的臣民的嘴，即使在他们侮辱我们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说，如果《世纪报》和《民论报》侮辱的君主不是法国的敌人，那么《通报》，或者至少半官方的报纸应当急忙进行严厉的驳斥以示陪罪。” “本来也很希望，普鲁士的政治活动家在普鲁士议会里不要公开地大肆攻击法国。当冯·芬克先生在普鲁士下院声称必须夺取我们的亚尔萨斯和洛林时，这种不明智的发言并没有激起法国民族拿起武器，而是使我们有理由满意地说，法国不可能有这样轻率的行为。”“自从拿破仑第三登上帝位，特别是兼并尼斯［注：“尼斯”一词是马克思加进去的。——编者注］和萨瓦以后，德国的政论家们，而且据说连德国的君主们都相当大声地叫嚷，对法国政策表示毫无根据的怀疑。他们硬是把兼并莱茵地区和强占德国领土的计划强加于我们。人们如此大吵大嚷地一个劲地谈论这种没有根据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十分公正，那就会使我们产生坏的想法。显然，如果您在街上走到一个最温和的不会得罪人的人跟前对他说：‘阁下，您想打我耳光。您可以发誓说您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您想打我耳光。用不着发誓硬让我相信不是这样，因为我不会相信您和您的誓言，因为我知道您想打我耳光。但我比您壮。我不怕您。我会把您象苍蝇一样捏死。我让您打我一记耳光试试看，’——难道温和的最不得罪人的人不会认为这种情况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做人们要求他做的事吗？难道他不会给挑衅者一记耳光？” “但是任何挑衅都不会使法国离开给自己规定的界线。我们非常公正，不想占领属于其他民族的领土。愿上帝保佑，让德意志联邦也受这些思想的感召！这样它就不会侵占波兹南公国，也不会进攻北方的什列斯维希，也不会宣称的里雅斯特是德国的城市。至于我们，我们敢于肯定洛林和亚尔萨斯是法国的，因为不管德国人如何，它们本身证实了这点。我们保护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保卫我们的领土来说，欧洲所有的天然界线和河流还抵不上端着刺刀的朱阿夫团或猎步兵团一半的价值。” “除这些友好的劝告外，我们是否可以再补充一点希望？这个希望将表明，我们是多么深切地关注着德国的统一和未来的普鲁士。” “普鲁士的名字、普鲁士的宪法、普鲁士至尊的摄政王个人在德国赢得的同情很多，而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所有国家的正直的人那里引起的反感可能更多。1860年5月12日普鲁士警察局的鬼蜮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看到了一个最奇特的混合体，一个愚笨和不道德的混合体，热心殷勤和粗心大意的混合体，挑拨性的教唆和笨拙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混合体。” “这就是波兹南大公国的极可尊敬的代表涅果累夫斯基先生向普鲁士议会报告的那些事实。三个普鲁士官员——波兹南省总督冯·普特卡默先生、警察局长冯·贝伦施普龙先生和翻译书记官波斯特先生——曾经寻找方法来表现自己的热忱和博得政府的感谢。冯·普特卡默先生是个重要人物，比省长大一些，比大臣小一些；冯·贝伦施普龙先生是个知名人士；波斯特是微不足道的人。” “第一位出主意，第二位口授，第三位写。这三位可尊敬的人开动了他们当官的脑筋，想出一个伟大的主意即在波兹南发动起义，然后好通过镇压这场起义使自己获得荣誉和光荣。他们并不厌弃连维多克都会望之却步的奸细兼挑拨者的角色。他们假装是对普鲁士统治不满的波兰人。他们在他们的办公处设立假民主委员会，同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一再要求说：‘给我们派专员来，给我们送传单和武器来。’他们则往伦敦寄去预算中开支的钱和从不幸的纳税人那里掠夺来的塔勒。税款找到了不坏的用场。警察局的秘书施托尔岑贝格先生成了这个企业的财务官。信件接着寄给最高法院参事的妻子鲁赫夫人。” “伦敦委员会没有立即上当。它拿不定主意，没有相信。看来，它已推测出有人背叛。但是，演三重唱的官员毕恭毕敬地央求寄些信和通告给他们，大肆赞扬马志尼将军，十分激动地评论弗利克斯·皮阿的作品，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粮食，以致使伦敦的某些革命家，甚至包括马志尼本人在内，开始同他们通信。这个奸诈的把戏持续了三年，要不是突然被涅果累夫斯基先生的霹雳所制止，还会持续到今天。” “善于辞令的波兹南演说家把贝伦施普龙先生按照普特卡默先生的意思口授而由波斯特写的二十四封信的原件都摆在桌子上。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858年8月19日，最后一封是1860年4月。没有人，甚至内务大臣冯·施韦林先生也不敢出来否认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我们握有翻译员忠实译成的译文。信件证明，普鲁士警察局促使伦敦委员会把煽动性的传单寄往波兹南大公国，支付在伦敦印刷这些传单的费用，并且促使在有嫌疑的人中间散发这些传单，以便后来把他们抓起来，警察当局会牺牲普鲁士国王的几个臣民来显示它的尽心竭力；信件证明，普特卡默、贝伦施普龙和他们的同谋者用劝说和许愿的办法使得伦敦委员会给他们派来一个名叫吕伊特的专员，他们” （也就是警察局） “给他提供护照，使他能够自由往来，以便他把尽可能多的人牵连进去，然后把他逮捕起来，判处两年徒刑”。在完成这次光荣的业绩以后，冯·贝伦施普龙先生，这个被他破坏的制度的拯救者提出自己为议员候选人，但是落选了，“不过他继续同马志尼和伦敦委员会通信，发誓赌咒地要他们相信，波兰的贵族出卖了柳依特（1859年7月5日的信），许多波兰贵族为警察局效劳（1859年7月19日的信）”。 “这几个官员竭力在他们的信中向伦敦委员会中伤波兰贵族和僧侣，包括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内。他们主张为人民剥夺、并瓜分地主的财产。1859年3月27日，他们得知法国人的皇帝打算做出宽大的姿态，支持意大利独立。为了确定这一点，他们写信给伦敦委员会，恳求马志尼在法国军队开到之前发动全国起义，在拿破仑能够干预意大利事务之前，请他竖起红旗。5月21日，他们感谢伦敦委员会给他们寄来‘奥尔西尼的炮弹配方’。没有先见之明的人也会猜到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配方。我们知道，这些先生是在警察局供职的，因此，他们不能成为密谋家；他们的意图必然是最单纯的。无疑，他们是想警告皇帝注意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信里附上一句话：‘法国的民主派还会把谋害拿破仑的新计划推迟很久吗？’在维拉弗兰卡[498]以后有理由认为，每个德国人应当对威尼斯仍留给奥地利一事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给马志尼写信说：‘革命会在意大利、匈牙利、德国、普鲁士、也可能在法国甚至波兰爆发。拿破仑的背叛擦亮了全世界的眼睛，所有被压迫民族都很想摆脱他。’这些普鲁士警探们还写道：‘法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不会有第二个奥尔西尼吗？难道共和派不想采取任何推翻暴君的行动了吗？’（1859年8月20日）”。 “我们不想把这种轻率行为的责任加在最上层的人士身上。警察局比罪犯更难堪，因为它不够审慎，使它的最机密的文件躲不过正直人的眼睛。不过普鲁士政府本应该使它的警察局离开这条危险道路；决不应该促使人们去犯罪，甚至去作探听他们内情的工具。” “谁都知道，如果奥尔西尼罪恶的谋杀得逞，那他就是杀了意大利未来的解放者，而且给自己国家造成的危害大于他带来的好处。还可以说，如果普鲁士警察局没有任何恶意，而只是出于愚蠢的殷勤才找到第二个奥尔西尼，那它就使普鲁士失去了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许，这个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它大力效劳，只要它稍稍迁就的话。”[503] 卡·马克思起草于1860年6月12日 载于1860年6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86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98]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倡议，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没有皮蒙特参加）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初步和约。关于仓促签订条约的原因，见马克思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以及恩格斯1859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6—468、469—471、472—476页；第29卷第435页）。——第433、434、446页。 [501]卡·马克思在《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这篇通讯中摘录了法国波拿巴主义政论家埃·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这篇通讯是在他1860年6月13日写的《普鲁士新闻》之前一天写的。通讯和文章都是反对混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的，揭露了这本安排在1860年6月16日拿破仑第三同普鲁士摄政亲王威廉会晤的前夕出版的阿布的小册子的沙文主义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77—78页；第30卷第64—66页）。此外，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再一次辛辣地抨击普鲁士的专制，并谴责欧洲民主派中普鲁士警探的挑衅性活动。马克思认为揭露阿布具有重大意义；他在《福格特先生》著作中又提到阿布，指出阿布的思想同拿破仑第三的领取秘密津贴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86—587、753—754页），马克思还鼓励德国的民主派西吉斯蒙德·波克罕撰写专题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埃德蒙·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一书的回答》1860年伦敦版（《NapoleonⅢ．undPreußen．AntworteinesdeutschenFlüchtlingsauf〈Preußenin1860〉vonEdmondAbout》（Ld．，1860）），并且帮助他写书，审阅校样。 马克思在写通讯时，大概利用了从波克罕那里得到的阿布小册子的校样，因为马克思这篇通讯的标题、文章《普鲁士新闻》和摘录那本小册子的1860年的笔记，都引用了小册子最初的标题《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马克思的这篇通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2册。通讯同阿布的小册子已经核对过，马克思的话用大号铅字刊出。——第440页。 [502]指1855年奥地利同罗马签订的条约，条约恢复了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一系列特权。——第441页。 [503]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阿布小册子的这句结束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3—754页）。——第44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论分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论分工[500] ……形成[社会]的整体。因此，我的劳动表现为全部社会劳动的独立部分。各种不同的劳动构成社会劳动的不同部分，因此，总的来说，它们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通过交换，表现为整体，表现为互相补充的各部分，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系的各个环节。 这种在交换中表现为各种不同有用劳动的分工，有两个方面应该加以区别。 第一，与劳动种类相关的是它们的差异性，而不是它们的同一性，是它们的多样性，而不是它们的划一性。社会分工是多种多样劳动的整体，这些劳动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差别，由于它们的差异性而互相补充。 鞋匠想把自己物化在鞋中的劳动去交换面包、茶、糖、煤、肉、衣服、帽子等等，也就是去交换面包师的劳动，茶农的劳动，糖厂工人的劳动，肉商的劳动，裁缝的劳动，制帽工的劳动等等。他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因为别人的劳动与他自己的劳动不同，这样一来，他自己的劳动所不能满足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别人的这种劳动体现在那些不能体现他自己的劳动的生活资料中。假如别人的劳动与他自己的劳动是同种的劳动，那他就不需要别人的劳动，也就不会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了。因此，只要劳动是有用的劳动，它就能与其他各种劳动相交换，因为既然它们彼此不同并隶属于人的需要的不同领域，它们是彼此不同的。 第二，如果我生活上所必需的各种劳动都由我自己进行，也就是说，自己为自己生产一切生活资料，那么，我就不需要别人的劳动，也就不会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而别人同样会自己进行维持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劳动。如果我不仅做靴子，而且自己烤面包，酿啤酒，种小麦，编织衣服，我也就不会用自己的鞋匠劳动去交换面包师的劳动，啤酒酿造工的劳动，农夫的劳动，织工的劳动了。 我的劳动是片面的，但它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如果我不知道其他社会成员在进行着其他各种必需的劳动，因而补充着我的劳动，那我就不可能只从事这种片面的劳动。因此，满足一种社会需要的劳动，是把这种劳动变成自己职业的一定的个人的特殊的劳动。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秋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00]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问世以后，从1859年秋天起，对伦敦的德国工人作了多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讲。本文是其中一次演讲的提纲。提纲的内容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章的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第465—471页）互相呼应。手稿的开头部分已丢失。——第43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意大利的未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意大利的未来[499] 《通报》9月9日发表的那篇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已经闻名的文章，据推测，直接出自路易－拿破仑本人之手。这篇引起如此广泛议论的文章，可以说有三个基本内容。第一，赞扬维拉弗兰卡条约[498]，特别是其中规定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那一部分。第二，承认条约和条约签订前的耗费巨大的战争都未能解决意大利的任何问题，并且试图把条约本身失败的过错转嫁给阻止条约规定的被赶走的各君主复位的那些人身上。第三，警告意大利人，既然他们不愿迁就法国皇帝认为必需给他们建立的制度，那么他们也就再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必须作好准备，在法国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下奥地利会重新恢复过去对意大利人（他们处在法国直接管辖之下）的统治者的地位，又成为始终觊觎着意大利民族的不容他人染指的残酷敌人，经常用大批军队威胁意大利，使这个国家经常处在惶惑不安之中。 为了对签订条约这一事实本身进行辩护，并证实同战争开始时宣布的纲领相反，意大利相当大一部分领土仍在奥地利的统治下，文章提出了如下理由，第一，奥地利本身力量强大，它虽然失败，但仍拥有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和强大的工事，第二，——而这是主要的一点，面临德国干预的危险，拿破仑皇帝会被迫把战事转移到莱茵河两岸，从而有极大的危险丧失在意大利已经取得的优势。为了对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协定进行辩护，拿破仑硬说，只有作出这样的让步，他才能促使奥地利皇帝［注：弗兰茨－约瑟夫。——编者注］参加拟议中的意大利联邦，从而承认意大利民族，并自愿放弃他以前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和控制（这是这场战争的原因）。拿破仑提出他同意各大公复位的又一理由，是奥地利有给威尼斯以不同于奥地利帝国一般行政建制的自治的对等义务（第一次提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把威尼斯从征服者用军事力量控制的奥地利的一个省变为有自己地方行政机构的一个意大利公国，从而作为意大利联邦的一员，享有因归属意大利民族而应得的好处。这个协定看起来好象是背叛了受拿破仑本人唆使的人，而且协定的结果有损他在意大利人中的声誉。他为了对这个协定进行辩护，还提出了另外的理由，他说，各大公复位是在取得人民同意和对将来作了保证的情况下规定的，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各大公的复位都不能有外国军队介入。 文章继续明确地写道，如果意大利人民真诚接受并实现这个由两位皇帝一致同意的关于意大利的协定，会得到什么东西。奥地利会立即从意大利的威胁和恐吓变为友好的至少是无害的势力。意大利联邦就会通过自己最有影响的成员国撒丁实际上保证意大利民族的生存，找到意大利事务的代表。但是，《通报》的至尊的作者感到非常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希望，据他说由于过去和现在一直阻拦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那些人没有远见和自私自利，全都破灭了；而且他说，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战争和条约都遭到彻底失败。既然条约的这一部分没有达到目的，拿破仑说，奥地利也就摆脱了它对威尼斯和意大利联邦的义务。奥地利在这两个问题上现在已不受约束，它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它的老政策：把在波河南岸的驻军作为理由，以便使自己的军队在对岸保持战争状态，而且实际上对意大利的其他所有地区采取曾经造成了过去这场战争并最后一定会引起新的纠葛和灾难的那种姿态。 关于维拉弗兰卡并没有人要动用军队来为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说法，同拿破仑关于不容许为此目的动用外国军队的声明，看来在意大利被认为具有同样的意思；从这个观点来看，《通报》上的文章在那里已经被人们欣然接受。但是文章对这样的解释没有提供任何根据。文章最多不过表示了如下的意思：拿破仑不承担义务用武力来履行条约中的这一项，而且他也不打算这样做。但是在这个声明中丝毫没有暗示，如果奥地利认为需要越过波河（奥地利找到这方面的借口一点不难），拿破仑就认为有义务进行干预。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话只能理解为一种预告：他干预意大利事务的游戏结束了，他对意大利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不负任何责任。关于预定召开的讨论意大利问题的欧洲会议，他甚至推测说：没有补偿就不能从奥地利得到任何东西。不管怎样，唯一的选择是战争。在这方面法国已做了它想做的一切，意大利人期望有人还愿意为他们参战，那是徒劳的。 的确，文章看起来向意大利人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或者同意各大公复位，或者寄一切希望于法国的进一步干预和准备自己同奥地利打交道，只要他们确有这个本事。实际上，根据文章在谈到奥地利皇帝和他为了同法国相互谅解而甘愿承受因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给他们带来的牺牲时所用的友善的语调来看，似乎无须怀疑还要同奥地利皇帝发生新的争吵。另一方面，这个宣言的主要目的看来是要让奥地利明白，既然事情取决于法国，法国就可以随意来对待意大利。为了建立一个看来已是一种空想的意大利联邦，法国皇帝耗费了一亿元并在战场投进了五万兵力，他打算不再关心意大利的事务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9月12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9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2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98]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倡议，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没有皮蒙特参加）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初步和约。关于仓促签订条约的原因，见马克思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以及恩格斯1859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6—468、469—471、472—476页；第29卷第435页）。——第433、434、446页。 [499]《意大利的未来》一文的作者，是把这篇文章同马克思关于1859年的意大利事务的其他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相比较而确定下来的，同时还根据可以证实马克思于1859年9月继续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关于意大利的文章的通信。这篇文章被《论坛报》编辑部作了某些改动。——第43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意大利战争。185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意大利战争。1859年[488] 1月1日波拿巴的新年讲话。[489] 2月26日考莱的使命[490]旨在进行安抚和使两[国[注：法国和奥地利。——编者注］]从教皇国撤[军]。 3月奥地利武装和加强驻意大利的军队。 4月23日奥地利致都灵的最后通牒：立即解除武装，否则开始军事行动。卡富尔向法、普、俄同意英国建议召开的会议呼吁[491]。 4月24日边境步哨。 4月25日法国军队在热那亚登陆。 4月26日奥军开始军事行动后渡过提契诺河。 4月27日因革命爆发，大公［注：莱奥波德二世。——编者注］从托斯卡纳逃亡。临时政府。5月11日由皮蒙特委员会所取代。[492]维也纳消息：法国同俄国订立攻守同盟。 4月29日奥地利在洛美利纳构筑工事。 5月1日帕尔马女公爵被迫逃亡。返回若干日，但后来永远离开了[公国]。 5月10日波拿巴[赴]意大利。 5月20日蒙特贝洛会战[493]。 5月31日帕勒斯特罗会战[494]。 6月4日马振塔会战[495]。 6月7日梅累尼亚诺会战。 6月24日索尔费里诺[496]。 7月5日罗素勋爵致函劝阻兼并萨瓦[497]。 7月7日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 7月11日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498]。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7月19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注释： [488]记事年表《意大利战争。1859年》，大约是1859年7月19日恩格斯因马克思请他给《人民报》写一篇关于拿破仑第三向意大利“进军的军事总结”的文章而草拟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37页）。恩格斯在写《意大利战争。回顾》一文时利用了这份年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77—490页）。事件大概是恩格斯凭记忆记的，因为在日期上有点不确切，编者在刊印时没有修改。——第432页。 [489]1859年1月1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举行的外交使团招待会上，向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表示遗憾，他说“法奥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友好了。”——第432页。 [490]1859年2月中，英国得比政府为调解法奥冲突提出正式调停的建议。为此目的，考莱勋爵经拿破仑第三同意于1859年2月底被派往维也纳。马克思对这次使命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04—405页。——第432页。 [491]对欧洲列强主张召开会议和和平解决冲突的真正意图的评价，见恩格斯的文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马克思的文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以及他们合写的文章《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和马克思1859年4月2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20—324、334、346页；第29卷第404—407页）。——第432页。 [492]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革命（1859—1860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1859年4月27日开始的。革命后建立的托斯卡纳临时政府于1859年5月1日由卡洛·邦康帕尼公爵（他是维克多－艾曼努尔委派的托斯卡纳的王国特派专员）为首的内阁所替代。恩格斯称这个政府为“皮蒙特委员会”。——第432页。 [493]恩格斯专论蒙特贝洛会战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89—391页以及第383—384、398—399、401—402页）。——第433页。 [494]关于帕勒斯特罗会战，见恩格斯的文章《军事行动的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13—417页）。——第433页。 [495]对马振塔会战的评价，见恩格斯的文章《奥军的失败》、《马振塔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22—426、427—434页）。——第433页。 [496]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写过两篇文章《索尔费里诺会战》，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历史的公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48—461页。——第433页。 [497]根据拿破仑第三同卡富尔在普伦贝尔（1858年）签订的关于在对奥战争中支持撒丁王国的秘密协定的条件，萨瓦和尼斯应当归并法国。——第433页。 [498]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倡议，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没有皮蒙特参加）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初步和约。关于仓促签订条约的原因，见马克思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以及恩格斯1859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6—468、469—471、472—476页；第29卷第435页）。——第433、434、44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发表所谓《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的文件的按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发表所谓《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的文件的按语[487] 在普鲁士摄政问题得到解决和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以后，他的继任者们在其他正式公文中立即发现了一份十分有趣的文件《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这个报告书的摘要还是落到了外人手里，他们认为这个时刻正适于发表这样的国家文件。 所有直接抄录原文的引文放在引号内。我们删掉了文件开头关于俄国历史的一般看法，从有关彼得大帝时期的那部分开始。［注：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文件”时写了一段前言：“乌尔卡尔特分子的机关报《自由新闻》以这个标题发表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对普鲁士和德国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在此全部刊登出来。我们自己在最近一号报上开始探索波拿巴扮演丑角而俄国扮演主角的那出戏的秘密线索。而现在我们让《自由新闻》来讲话。”——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7月14日 载于1859年8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03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87]这里所发表的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的通讯——《俄国的对外政策。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1837年俄国内阁草拟》所写的按语。在注明“纽约论坛报通讯。1859年7月14日于柏林”的通讯中，马克思转载了1859年7月13日乌尔卡尔特报纸《自由新闻》发表的文件：《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1837年内阁草拟》。由于围绕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和同波拿巴斗争（可耻的维拉弗兰卡条约刚刚签订——见注498）的问题斗争日益尖锐化，文件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借评论这个文件的机会“简单地论述一下俄国在这个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把波拿巴收拾一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41页）。这个想法马克思在另一次发表这个文件（把《自由新闻》的英文稿译为德文，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按语中也谈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这个文件时对它的个别地方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40、442页）。从《自由新闻》以后几号（1859年7月27日和7月31日）才真正弄清楚，发表的文件不是根据原文，而是根据1855年6月刊登在德国的保守报纸《普鲁士周刊》（《PreußischesWochenblatt》）上的材料，这篇材料象是这个文件的概述，其中有大量的引文（1855年6月9、16、23日《普鲁士时评周刊》（《PreußischesWochenblattzurBesprechungpolitischerTagesfragen》）第23、24、25期）。这次发表也没有指出文件的来源、名称、也不是全文。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俾斯麦对奥托侯爵的纪念和回忆》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11—112页）（《GedankenundErinnerungenvonOttoFürstvonBismark》．Stuttgart，1898，Bd．1，S．111—112）中直接了当说，这次发表的文件是伪造的。本卷准备出版时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中央古文件国家档案馆进行了研究，结果使人完全确信这个文件是假的。 对1859年7月23、26日和8月6、13日《人民报》用德文发表的文件的按语刊印在本卷的脚注中。——第43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486] 11月9日于巴黎 这个城市的居民一般说来十分讨厌国外自由的成就，以致他们几乎忘记注视本国奴役制的成就。但是，在社会的表层毕竟处处出现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 具体说来，我们是指贝里耶先生对律师的作用在衰退和法国的司法越来越奴颜婢膝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另一个证明，是各种色彩的自由派全都试图重新开展斗争，至少要在报刊上设置障碍，堵住每天通过十二月帮的报刊的闸门向全国倾泻的那股污水。例如在巴黎，德·奥松维尔、茹尔·西蒙、巴泰勒米－圣伊莱尔、奥迪隆·巴罗、杜韦尔吉埃·德奥兰、巴尔尼、奥罗以及其他一些先生们，正在这方面尽他们之所能。在默尔特省［注：默尔特－摩泽尔省。——编者注］一批独立的作家着手出版定期刊物，题名《文选》，目的是同那个非常可怕的集权制作斗争，因为它把法国紧抱在自己致命的怀里，如同蛇缠着劳孔尼身体一样；在亚尔萨斯，这类刊物也在着手出版。然而，看来巴黎的《星期日信使报》周报在新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担负着领导角色。甚至只要浏览一下这个周刊，就马上可以想象出在它的道路上有种种巨大的困难，此外，它的撰稿人在贿赂成风的环境里，似乎也不同程度地沾染上这种习气。但是要弄清问题，还要作相当大的努力，因此我打算对他们最近在关于波拿巴的抨击性著作方面所发表的批判性言论进行研究。［注：手稿在此中断。——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1月9日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86]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稿《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说明马克思密切注意波拿巴帝国内部反对情绪的增长，并且补充了1858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论述法国财政、经济和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虽然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只注明了某月和某日，但是依据文稿中的事实可以确定文稿是1858年写的。文稿中划掉的地方这次发表时没有刊印出来。——第42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约翰·布莱特先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约翰·布莱特先生[476] 约翰·布莱特先生不仅是英国曾经有过的最有才干的演说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下院激进派的领袖。他保持着传统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力量平衡。[477]他曾由于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中国战争而被曼彻斯特选民赶出了议会[478]，当他因这次政治失败和身患重病的双重打击而灰心丧气的时候，又被召了回来，被选为北明翰选区的代表。他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离开了下院，同样，他在长期痛苦和沉默之后重返下院又是另一个这样的关键时刻。这次重返下院是帕麦斯顿勋爵政府被迫辞职的信号。[479]布莱特先生来到这个帕麦斯顿已经取得独裁者权威的下院时几乎没有他自己的追随者，他把这位老练的策略家推翻了，他不仅建立了新的内阁，而且实际上能迫使别人接受他需要借以完成自己任务的条件。这种重要的地位使布莱特在10月最后一周同他的选民们的初次会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演说家自恢复健康以来首次亲临群众大会，所以这一事件引起了相当的戏剧性兴趣。同时由于这个人即使自己不提出新的选举法改革法案，也无论如何会决定应该由哪个政党来提出这项法案，所以国内合法的政党不安地等待他宣布战争还是和平。 布莱特先生向他的选民发表了两次讲话：一次是在为同他见面而召开的公众集会上，另一次是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我们另外报道了这两次演说中的主要论点和最动人的地方。[480]如果仅仅从演说技巧的角度来看，这两次演说不如他以前的演说。虽然这两次演说也有非常出色的辞令，但在这方面仍比不上关于对俄战争的著名演说和今年春天发表的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481]不过这是必然的。演说者的直接目的是要提出一个有利于解决两项截然不同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一方面要作为一种立法措施被立即提交议会，另一方面必须成为一种号召，号召改革派所有的队伍联合起来，并在实际上建立起一个团结的改革派。这项应该由布莱特先生解决的任务，不容许他特别卖弄演说技巧，而是要求叙述率直、构思合理和观点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赞扬他，只要说布莱特先生使自己的风格适应讲话的主题，因而再次表现为一个最出色的演说家，就足够了。他的纲领可以说是把被称作人民宪章的东西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482]他完全接受这个纲领中的一项，即投票表决。[483]他把这个纲领的另一项——普选权归结为纳税人的投票权，尽管他声称他个人对普选权寄予很大希望。这样，现在为教区或城市的复选人规定的选举资格也足够使帝国范围内的人变成选民了。最后，布莱特把宪章的第三项，即各选区一律平等归结为比较公正地分配各选区的代表名额。这就是他的动议。他本想拟成法案，作为他的改革法案提交议会，以对抗似乎得比内阁打算要提出的土地占有者的措施，同时布莱特认为，就象通过1830年改革法案[397]的情形一样，法案一经提交下院讨论，就会取得一致意见。一旦改革法案提交审议，各城市一定会有支持改革的请愿书寄来。下院大概会对普遍的意愿让步，而如果政府不得不采取重新选举的办法（这完全可能），那就又有了一个宣传的机会。最后，布莱特希望，改革派对于比他的法案提出更少要求的任何法案，采取否决的态度。 这些讲话在英国产生的印象，毫无疑问伦敦的报纸已很充分地反映出来。《泰晤士报》怀着难以掩饰的激愤情绪把上次最有意义的演说比作罗马诗人所描写的大山生出的神奇耗子。［注：贺雷西《诗论》中的一段：大山分娩，生出个耗子。——译者注］该报断言，演说内容陈旧不堪，没有一点新东西，甚至语汇也不新鲜。任何一个庸俗的高谈改革的演说家都可能用这样的措辞来发表这样的演说。《泰晤士报》觉得唯一新的东西——因为它本身陈腐——是布莱特先生的恶劣作风，他把早被遗忘的对上院的谩骂又翻了出来，——好象上院议员不屑于充当社会学的通俗宣讲人，去教育下等阶层如何精神饱满地承受他们注定的屈从地位！——好象1858年的北明翰同1830年有其革命政治同盟的北明翰一样！只有没有什么教养的人才会犯这样过时的时代错误。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对主张投票表决的布莱特先生缺乏洞察力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所有上天指派的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皮尔派和帕麦斯顿的追随者——都一致反对这种政治邪说。托利党的报刊本身悲叹布莱特先生这样“正直的”人糊涂。这些报刊断言，他让自己掉进了辉格党伪君子存心为他设置的陷阱。看来，这些报刊认为这次演说明显地破坏了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和解。但是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完全没有失望，因为它早就明白，从这个执拗的圆颅党人[484]那里不可能得到什么好东西。在帕麦斯顿报刊和得比追随者报刊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纪事晨报》，为布莱特先生本身的利害而深感惋惜，因为他似乎失去了任何自制，不象一个国务活动家，而象一个蛊惑家。另一方面，激进派的报刊，特别是激进派的庸俗小报众口一词地既赞扬布莱特先生的原则，也赞扬他叙述这些原则所采用的方式。[485]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0月29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1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9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397]指选举法改革法案（1832年通过），这项法案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取消某些“衰败的城镇”选派代表的权利（见注407），并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在五十年代初，英国开始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1852年2月，罗素在议会就选举改革法案作了初步的声明，但是该法案甚至没有提交讨论。恩格斯在《英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37—240页）对这个法案的内容作了分析。——第373、426页。 [476]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约翰·布莱特先生》一文，是马克思写的（见注482）。文中可以看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改动，特别是第一段有很大改动，而最后一段完全是编辑部写的（见注485），评价布莱特时所用的热情的形容词也是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本卷编辑根据文章的开头加的。 1858年11月16日《纽约半周论坛报》第1406号曾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是《英国的激进主义》。——第425页。 [477]1858年6月11日，马克思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一文中写道：“事实是，英国这两个执政的寡头政党，早已变成没有任何明确原则的单纯的派系了。它们在试图先联合一致、然后建立专政的努力遭到失败以后，现在已落到这种地步，即它们只有把它们的共同利益奉送给共同的敌人——在下院拥有约翰·布莱特这样强有力的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政党，才能指望延长各自的寿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39页）。——第425页。 [478]关于曼彻斯特学派在1857年3月下院选举中的失败，见马克思《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81—185页）。——第425页。 [479]由于1858年1月29日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的照会对英国给予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权一事表示不满，帕麦斯顿向下院提出一项关于密谋的法案。2月19日二读时，米尔纳·基卜生提出一项得到布莱特支持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指责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紧急公函没有给以应有的回答。下院多数通过的修正案，实际上是对政府不信任的表决，迫使帕麦斯顿辞职。——第425页。 [480]这句话是《论坛报》编辑部加进文章里的。布莱特的演说就刊登在这一号报上。——第426页。 [481]马克思指约翰·布莱特于1854年3月31日和1858年3月26日发表的演说。——第426页。 [482]对布莱特这个纲领的评价，可参看1858年11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关于英国的改革运动，最近我只提到布莱特在北明翰召开的大会，要点是：他的提纲把人民宪章的要求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58页）。——第426页。 [483]马克思指作为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宪章的第四条：“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7页）。——第426页。 [484]“圆颅党人”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保王派给议会派起的辱骂性的绰号。——第427页。 [485]下面接着是该报编辑部加进文章里的一段话：“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无论从政治的公正和人民进步的角度，还是从这个问题的解决导致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英国政府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问题，都满怀希望地欢迎布莱特先生的发言，并希望他在勇敢的崇高的创举中取得成就。”——第42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法国革命的新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法国革命的新宣言[461] 1858年9月24日于伦敦 昨晚在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六十六周年的公众集会上，费利克斯·皮阿先生宣读了一封十分值得注意的《致法国名士的信》。他在信中激烈地指责法国所有的著作家在当前制度下缺乏道义上的勇气。我们打算将此信大体转述如下，为了更清楚地传达它的精神，有时要离开原文。 “在政变灾难后笼罩着整个法国的黑暗中，报界的先生们比其他人更丧魂落魄。你们对镇压俯首帖耳、逆来顺受。你们沉默地忍受着，好象惩罚是应得的，而且那样恭顺，好象这是永世不变的。能够这样吗？十年中毫无行动，毫无声音，没有一句抗议的话，没有一句希望的话。强的和弱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教员和学生，全都无声无息，全都垂头丧气。荒漠中听不到一点声息。在法语词典里不再有表示自由的词。英国人问我们，在法国还说不说法语？我们却垂头无言以对。甚至奥地利报刊都在挖苦你们，连俄国报刊也在为你们痛心。这样的法国报刊竟成了哥萨克怜悯和蔑视的对象！波拿巴藐视太阳，把它熄灭了。谁应该把它重新点燃，或者把这个熄灭了的星球换掉？没有太阳，还有火山，如果说上天不再给予光明和温暖，那么还有潜在的太阳，地下的火焰，黑暗中的光亮，人民的烈火。我们已经看到达座维苏威火山的火焰，因此不该悲观失望。” 皮阿先生从研究院［注：指法国研究院。——编者注］的院士开始他对法国著作界的评论，他对他们是这样说的： “我们从那些不朽的人——immortels开始。（研究院院士被称作“immortels”。）这就是他们，这四十个座位，更确切地说，这四十个灵柩；著作者的幽灵，喃喃念着碑文的幽灵，他们干枯的头脑只是在复活对过去的回忆和惋惜。他〈基佐〉，老朽的伊克西昂，被教条的迷雾所迷惑，[462]追求自己的立宪幻想，在君主制车轮的恶性循环中辗转于戈德和弗罗斯多夫之间，他是裹着‘联合派’[236]稻草的象征。还有另一位魔术师，是他的同时代人〈库辛〉，为了爱的王国而离开了索尔邦，象浮士德那样为失去的时间寻找补偿，肩负着六十多岁的重荷重返青春，效劳于弗伦特党的明珠[463]，因为他在二十岁时曾非常喜爱折衷主义！还有第三位人物〈梯也尔〉，他不老也不年轻，在他身上有某种没有成熟的东西，又有某种已经腐朽的东西，是一个已经衰老的孩子，一架僵化了的永动机，从艺术飞到政治，又从政治飞到历史，老是怨恨革命，大加赞扬帝国，在残废人院和他的著作中两次为大人物［注：拿破仑第一。——编者注］举行葬礼，[464]——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国家历史学家，历史的蛆虫，百人卫队[465]编制内的塔西佗，他有陛下的委任状和政府的委托书。最后，最末的一位，但不是他们中最次的一个，是没有写过《伊利亚特》的荷马〈拉马丁〉，没有闻过火药味的贝利萨留，只驱散一帮低能教师，只歌颂埃尔维拉的俘获，格拉齐埃拉的历史编纂学家，吉伦特派的诗人，复辟时期的吹鼓手，共和时期的演说家，帝国时期的忠实可怜虫。 “我们不再谈僵死者，现在来谈谈人。我们看看他们中最活跃的人物——尽管是假装的，——看看那些扯起正统派、奥尔良派和自由派的旗帜捍卫自己原则的人。这是另一座墓地！不过这里还可听到一点声息。什么声息？叹息，啜泣和暗语。干这些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但没有更大的胆量。他们叹息，哭泣，却看不见眼泪。这只是沉默的反抗，忧伤的无畏，惋惜的勇敢。宪法和宪章[154]，以及他们自己赶走的亨利五世直到公爵夫人［注：贝里公爵夫人和奥尔良公爵夫人。——编者注］，毫无例外都在悲泣。贝朗热的遗体被抹上了香料，伏尔泰从死者中复活……贝朗热进过监狱，伏尔泰曾被流放。而他们的哭灵人常去教堂。勇敢的《辩论报》［注：即《辩论日报》。——编者注］声称，为负义人去死意味着白白送死，它宁愿不惜任何代价活着……《世纪报》则说，既然要死，那只能为温和而死。他们这一代人的英明的代表们同现状妥协，满足于人行道上的卖身生涯。”“……他们中那些真正的布鲁土斯装出温和地反对维伊奥的姿态。[466]的确，十九世纪中叶，在为人民的主权和理性而进行的三次革命以后，九月革命以后经过六十六年，七月革命以后经过二十八年，二月革命以后经过十年，1858年，人们在法国讨论……什么呢？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讨论拉梅耐这个勇敢和高尚的典范、正义的热忱崇拜者。他在1848年六月战斗后的第二天宁愿折断自己的笔，也不愿让它听从军刀的指挥，他勇敢地呼喊‘穷人应该沉默’，[467]以表示对富有的胜利者的抗议，他既把自己失去自由的岁月，也把自己葬身于公墓[468]变为抗议的工具，你只是一个胆小鬼和笨蛋！英明就英明在写东西而什么都不说，勇敢就勇敢在说话是为了谎言和叛变，为了同限制的制度和好，为了适应菲亚伦医生规定的食谱，为了宣读社论的甜言蜜语，为了听取皮蒙特和比利时的法制辩论[469]。整个这个时期十二月政体一直支配着法国的生活、权利和未来。人民过去的代表，新闻记者，优秀的公民——革命遗留下来的所有的人——从贝尔岛的监狱转移到科西嘉岛的监狱，以便服刑期满后把他们发落到更远的地方，象对待德勒克吕兹那样，把他们送到凯恩的灼热的沙漠地区……即使这样的消息也必定是从英国报刊的深处秘密地传到法国去的。甚至在崇拜偶像的罗马和吉达[470]的宗教狂热者中间也是闻所未闻的耻辱！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离开了她的丈夫，来到她陌生的巴黎；在这里她遭到逮捕，被送到守卫房；现在请听，这些十二月帮的士兵们在干什么！我们援引正式的起诉书。守卫军士把她关进禁闭室，用种种淫秽的要求纠缠她而未能得逞。于是他命令他的两名猎兵进入禁闭室碰碰运气。女人反抗这两个兵。军士就在兵营这里硬把妇女按倒在长凳上，在她头下垫了一个背包。然后把蜡烛熄灭，以军士和班长为首的所有在场的人（九个男人）抓住了她的手脚进行强奸，她大声喊叫：‘上帝啊！放开我吧！放开我吧！’军士示范以后下令：‘从右向左，报数！轮着来！’……然后，他们为侮辱这个女人而寻欢作乐，喝了两夸脱白兰地。而这些秩序的卫士，这些挂满了奖章的救世主，民族的花朵，这些曾经完成了十二月政变、而现在成排地完成集体强奸的文森狙击兵，被关了六天禁闭，并罚款十六法郎以补偿造成的损失。强奸者是不可侵犯的，而报道这些事实的报纸受命宣布，实际上是‘情有可原’。皇帝万岁！的确《泰晤士报》说得对：任何具有健全思想和感情的人一定宁愿把法国报刊全部取消也不愿它们参预这样的罪行。不能让点不亮的灯冒烟！为什么继续撒谎？为什么扰乱舆论？打着真理招牌的谎言已经够了，假装羞怯的卖淫已经够了，以坚贞不渝掩饰的怯懦已经够了，以谋生为借口的腐化已经够了。虚伪骗人的木乃伊，不要再假装活人了！到坟墓里去吧……你看，这些夸耀自己至少是某种观点的拥护者的报刊专家还是好的呢！……而其他人呢？首先，这里有对社会生活漠不关心的中立派，他们躲进阴凉的山洞，在那里为艺术卖弄艺术，或者为哲学卖弄哲学；他们是对韵脚或诗行入迷的隐士，只重视装束的花花公子，爱钻研抽象概念的学究，他们以庸人的无用来为自己的淡漠辩护，同时让皇帝的英雄分给他们一点儿馅饼和十字勋章，而他们自己就象昆虫作茧那样，在他们的作品里自尽；这些虚荣的毛虫，这些利己主义的虫蛹，是冷酷无情的，象纳尔苏修斯那样因爱慕自身而死去。其次，还有一个集团，其代表人物曾经参加过革命，而现在参加投机活动……和平帝国的辉煌成果[471]……他们曾为原则服务，而现在为资本服务；他们曾代表政党，而现在代表银行家；他们曾自称为保皇派或共和派，而现在是以西北银行和大东方银行的名义进行活动，是米勒斯办事处或米约大厦的臣民，是吃这些银行家王朝俸禄的正统派，是交易所崇拜者的利未人[472]，他们歌颂利息，鼓吹在商人神殿里领取报酬的权利；这些圣西门主义的余孽，指挥着金牛犊（又成为上帝了）祭坛旁和骗子手［注：路易·波拿巴。——编者注］（已变成凯撒了）宝座旁的合唱队……呸！我们闻到著作界令人讨厌的沉渣的气味，官场的腐朽气味，穿着仆役制服的尸体和镶着金银饰边的骷髅的气味，《国家报》、《祖国报》、《通报》、《立宪主义者报》这些在马厩的粪便中跳圆圈舞的祖国的寄生虫的气味。” 皮阿先生在他的《致名士的信》的第二部分中，用法国报刊在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时期的积极忠诚来对照它们现在所抱的完全引退的态度。在钦定宪章的制度下， “所有的人，从最有名的人物到毫无名气的人物，都在尽自己的职责。从贝朗热到方托、从马加隆到库里埃、塔亚、图亚、贝尔、康舒瓦、沙特兰——他们全都进了监狱，一部分人在圣珀拉惹，另一部分人在普瓦西。在‘最佳共和国的’时期，情况也一样：拉梅耐被监禁，拉斯拜尔、卡雷尔、马拉斯特、杜波蒂、埃斯基罗斯、托雷——所有共和派也被监禁。阿尔芒·卡雷尔永远感到光荣的是，他在当时用武力反抗暴行，用他的剑保卫他的报纸，使佩里埃在下面这种不能忘记的挑战面前退却：‘在街头被暗杀的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但是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在合法反抗的时候，在他自己的住所被佩里埃先生的秘密警探镇压的话，那么他的生命将是十分可贵的。他的血将呼吁复仇。每一个怀有自尊心的著作家应该用法律对抗非法，以武力对抗武力。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就是我的职责……’[473]但是如果十二月以后法国的所有‘名士’都离开了战场，那么工人阶级甚至农民就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独自承担罪恶的迫害，准备密谋，然后转入进攻——谁也不知道他们，他们是无名的，纯粹的真正的平民……伊波德龙案件[474]以及从巴黎到里昂、从圣亚田到波尔多发生的武装起义的图谋同他们都有关系。在翁热是采石工人，在夏龙是箍桶匠，普通工人，他们没有上层阶级的领导人而自冒风险地采取行动”[475]。 关于夏龙的密谋，皮阿先生报道了一些至今还没有人知道的细节，我就以此结束这个摘要。密谋的首领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工人（箍桶匠）阿热奈。国家起诉人利埃夫尔先生出庭时是这样描述他的： “‘这个人是爱劳动、守纪律、受过训练的无私的工人，正因为这样他就更加危险，也更值得警察注意和司法部门干预。他声称，不能容忍一个意大利人享有拯救法国的荣誉。’为了使法官相信这个人应该算作‘家庭、宗教和财产的敌人’，利埃夫尔先生读了阿热奈从阿尔及尔寄给他母亲的信，这封信被十二月政体的警察截获，信中写道：‘我们的非洲看守们深知我与家庭的关系，常常迫使我在人情和理智、感情和职责之间作出选择。每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这种痛苦就会出现，他们牢牢盯着我，看我被这种痛苦折磨。就这样拖了很长时期。最后，典狱长——一个高级军官——在耍尽伎俩和斗得疲惫不堪之后，一天晚上来到我的牢房，同我交谈了几句，最后说：“如果你不屈服，就让你粉身碎骨。”我回答说：“你们可以让我粉身碎骨，但是我不会屈服。”过了几天，他们通知我说，有命令要把我送到凯恩去。他们给我十二小时考虑。我为自己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时间。就是这样，我没有屈服，也没有被粉身碎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还是这句老俗话。我祝贺你，因为让你看到了，我没有屈从于诱惑，没有接受你的请求，而只是按照我自己良心的召唤来行动。这个忠诚的谋士一再向我重复说，我只是凭良心和为职责而活着，因为，不这样将一无所有，而只剩下一具粗野的外壳；我日益清楚地感到，这内心的呼声是真理的呼声……这就是我能在家人面前为自己说明的情况。’” “帝国检察官——皮阿先生指出——这样的事当然不可能虚构。” 既不愿屈服也不愿被粉身碎骨的阿热奈为了不被关押在凯恩，从阿尔及尔的监狱逃了出来，游到一只海船上，回到了西班牙，从那里到了法国，又出现在法国夏龙。玛丽安娜的忠诚战士，共和国的坚强保卫者就是这样的。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8年9月24日 载于1858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8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154]指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期于1814年7月4日以路易十八的名义“恩赐”给法国人民的宪法。——第173、420页。 [236]联合派，联合主义（Fusion——联合）是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同拥护幼系的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的派别。——第248、420页。 [461]马克思的通讯《法国革命的新宣言》是对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利克斯·皮阿的抨击性文章《致法国名士的信》的一篇评论。马克思一向十分反对皮阿的挑衅性言论。皮阿在五十年代，后来又在六十年代在英国不负责任地号召谋杀拿破仑第三，而且泛泛地号召“弑君”。这就给了英国警察以驱逐革命流亡者出境的借口，也给了法国警察以迫害法国国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的借口。但是，这篇抨击性文章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注意，是因为其中有“一两件有意思的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46页），即证明了工人阶级自觉性的增长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这一点就连始终激烈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并在第一国际活动的年代成为国际势不两立的敌人的皮阿也不得不承认。此外，马克思从皮阿的抨击性文章中援引了一些段落，证明波拿巴帝国已经发生危机和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经穷尽。马克思的笔记本里有关于把通讯寄往纽约的记载。因为没有皮阿的小册子的原文，所以马克思对皮阿的原著有多大改动无法确定。——第419页。 [462]伊克西昂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拉皮弗人的君主；伊克西昂追求女神赫拉，但被宙斯所蒙骗，宙斯把扮成赫拉的云彩献给他。皮阿暗指基佐所鼓吹的代议君主制的理想，具体地说是指他的著作《近代史教程。欧洲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史》（《Coursd’histoiremoderne．HistoiredesoriginesdugouvernementreprésentatifenEurope》）。——第420页。 [463]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维·库辛的著作：《朗格维尔夫人》（《MadamedeLongueville》），《萨布莱夫人》（《MadamedeSablé》），《舍弗勒瑟夫人和奥特福尔夫人》（《MadamedeChevreuseetmadamedeHautefort》）等等。这些著作的总书名为《关于十七世纪著名妇女和社会的研究》（《EtudessurlesfemmesillustresetlasociétéduXVII-esiècle》）。——第420页。 [464]1840年梯也尔担任法国政府首脑时，拿破仑第一的遗骸迁移到巴黎，安葬在残废人院；同时皮阿还指梯也尔二十卷本的著作《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HistoireduConsulatetdel’Empire》）。——第420页。 [465]百人卫队（Cent-gardes）是享有特权的皇帝个人的专门卫队，是根据法国1854年3月24日法令建立的。——第420页。 [466]暗指天主教人士和波拿巴派人士中对天主教报纸《世界报》（《Univers》）编辑路·维伊奥的行为不满，因为他在该报上同所有持不同见解的人进行了丢丑的论战，同时还求助于教皇。——第421页。 [467]指拉梅耐的报纸《人民制宪报》（《LePeupleconstituant》）停刊，该报最后一号在1848年7月11日出版。“穷人应该沉默”（“silenceaupauvre”）这句话是拉梅耐在报纸的最后一号上说的。——第421页。 [468]拉梅耐的遗嘱说把他葬在穷人的墓地，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第421页。 [469]指1858年2月18日在比利时和皮蒙特讨论并通过惩处教唆谋刺和谋刺参加者的法律。这是1858年1月14日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未遂以后为迎合拿破仑的要求而通过的法律。——第421页。 [470]1858年在吉达（红海的港口）发生穆斯林同基督教徒的流血冲突。——第421页。 [471]暗指路易·波拿巴在全民投票和宣布第二帝国成立之前不久于1852年10月9日在波尔多发表演说中的话。他为了赢得居民的同情，蛊惑性地声称：“帝国就是和平”。——第422页。 [472]利未人是古代犹太人的宗教神职人员。什一税是为他们征收的。——第422页。 [473]这是皮阿从阿尔芒·卡雷尔1832年1月24日在《国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摘引的一段话。卡雷尔在文章中反对路易－菲力浦时期实行的非法的预防性逮捕。——第423页。 [474]伊波德龙案件是对一批共和派的审判案。这些人在1853年夏季曾两次（6月7日在去伊波德龙的路上，7月6日在喜剧歌剧院里）试图谋刺拿破仑第三。——第423页。 [475]这是指1850年成立的共和派的秘密团体“玛丽安娜”多次试图组织反对波拿巴帝国制度的斗争。 1855年8月26日夜间翁热的油页岩矿场的工人得到不确实的消息说共和政体在巴黎胜利，于是他们向城进发，被军队驱散。 1858年，在奥尔西尼1月14日谋刺失败以后，共和派在法国许多城市里试图发动政变，其中3月6日索恩河岸的夏龙发生军队哗变（关于索恩河岸的夏龙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36—440页）。——第42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把军队运往印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把军队运往印度[460] 1858年7月27日于伦敦 随着英印战争的爆发，围绕着两个有趣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一个是关于蒸汽船或帆船何者较为优越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利用陆路运输军队的问题。因为不列颠政府认为有利的是帆船而不是蒸汽船，赞成绕过好望角航运，不赞成陆路运输，下院根据德·莱西·伊文思先生的建议于1858年2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一个由这位有经验的将军担任主席的委员会的决议，责成这个委员会“对采取的措施”进行调查。由于在这期间更换了内阁，委员会彻底改组；斯坦利勋爵和约翰·帕金顿先生代替了帕麦斯顿的三个拥护者。因为委员会的报告总的说来有利于当前政府，德·莱西·伊文思将军公布并散发了抗议书。他在抗议书中宣称：委员会的结论同据说是它所根据的前提完全不相符，而且完全不符合事实和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考察一下这些事实，就可以使所有公正的人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作战部队和它的必须保持联系的基地之间的短距离交通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这一点根本用不着证明。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必须克服的主要困难是要通过三千海里长的海路运送自己的军队、物资和增援部队。从大不列颠到印度河口和恒河口的距离，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奇和孟买的距离，按照最新的资料，可以说约有一万四千海里，但是使用蒸汽船就有可能大大缩短这个距离。迄今为止，在任何情况下，在印度的部队都是用帆船走这条远程海路来进行换防的。当印度开始骚动的时候，前不列颠政府认为这就是宣布宁用帆船而不用蒸汽船运送军队的充足理由。直到1857年7月10日以前，所有用来运送军队的三十一艘船几乎都是帆船。就在那个时候，由于英国舆论和从印度传来的不利消息的影响，从7月10日到12月1日，在运送军队的五十九艘船只中有了二十九艘螺旋推进式蒸汽船。这样就有可能对蒸汽船和帆船的运载质量进行某种初步的对比。按照东印度公司海运部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运输船只的名称和从英国到印度四大主要港口的航行时间），蒸汽船和帆船的速度对比，其平均指数如下： 从英国到加尔各答 天数 1857年8月6日到10月21日期间一艘 蒸汽船（损坏事故除外）平均航行天数…………………82 1857年6月10日到8月27日期间 22艘帆船中每艘平均航行天数…………………………116 ———————————————————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34 从英国到马德拉斯 2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90 2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131 ————————————————————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41 从英国到孟买 5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76 9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118 —————————————————————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42 从英国到卡拉奇 3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91 10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128 —————————————————————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37 蒸汽船驶抵印度四大港口的总共十九次 航行的平均航行天数………………………………………83 43艘帆船的平均航行天数…………………………………120 ————————————————————— 蒸汽船比帆船的平均航行天数缩短…………………………37 在1858年2月27日的同一个官方报告中提供了下列资料： 运送的人数 人数 用蒸汽船运到加尔各答……………………………………6798 用帆船运到加尔各答………………………………………9489 ———————————————————— 总共运到加尔各答………………………………………16287 用蒸汽船运到马德拉斯……………………………………2089 用帆船运到马德拉斯………………………………………985 ———————————————————— 总共运到马德拉斯…………………………………………3074 用蒸汽船运到孟买…………………………………………3906 用帆船运到孟买……………………………………………3439 ———————————————————— 总共运到孟买………………………………………………7345 用蒸汽船运到卡拉奇………………………………………1351 用帆船运到卡拉奇…………………………………………2321 ———————————————————— 总共运到卡拉奇……………………………………………3672 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二十七艘蒸汽船把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人运到指定地点——印度的四个港口，平均每艘船运五百四十八人；五十五艘帆船运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四人，平均每艘船运二百八十九人。其次，从那些官方平均数据中可以看出，蒸汽船运送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人到达相应的指定地点比帆船运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四人平均要快三十七天。不列颠海军部和其他官方机关，除了援引人们对蒸汽船航行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先例和已确定的实际经验外，还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有利于传统运输方法的论据。但是对于帕麦斯顿来说，拖延的主要原因是费用，因为蒸汽船的运费在上述大多数情况下几乎超过帆船运费的两倍。不用说，这些相当高的蒸汽船的运费一定会随着最初不寻常的需求的减少而逐渐减少，而且在这样极端重要的问题上不应考虑特别费用，显然，增长的运费会因起义的可能性的减少而大大得到补偿。 还有比蒸汽船是否优于帆船的问题更加重要的争论，这就是有些人主张绕好望角航行，另一些人则主张取道陆路；帕麦斯顿勋爵声称后者绝对不合适。帕麦斯顿的印度事务监督委员会和东印度公司经理之间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看来在英国收到关于印度起义的最初一批消息时就开始了。实际上，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解决了。1801年，那时还没有可以用来支持军事措施的轮船公司的经理，也没有铁路，相当多的军队在戴维·拜尔恩先生的指挥下从印度出发，于5—6月间在库塞尔登陆；他们在九天的时间内穿过凯里［注：瓦迪－卡赖姆。——编者注］沙漠抵达尼罗河；顺流而下，配置在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守备队；第二年，1802年6月，有几个团经苏伊士和红海回到印度。这支人数达五千人的部队有一个配有六门加农炮的骑炮兵连、步兵武器、弹药、野营装备、携运物品和一百二十六箱钱币。士兵的健康状况一般说来是很好的。通过苏伊士沙漠，从靠近大开罗的朝圣湖［注：现在已不存在。——编者注］到苏伊士的行军轻而易举地在四天内完成了，而且行军是在夜里进行，白天军队宿营。就在6月，船只到达印度，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风沿着红海吹，使船只能迅速前进。1854年夏季，在最近的对俄战争中，第十和第十一龙骑兵团（一千四百匹马，一千六百人）又一次从印度来到埃及，再从埃及转到克里木。大家知道，虽然调运这些部队是在炎热的月份和季风期间进行的，虽然他们不得不在埃及滞留一些时候，但是士兵的健康和他们的战斗力都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并且在克里木的整个服役期间始终保持了这种状态。最后，是这次印度战争的经验。在丧失了几乎四个月的时间之后，经埃及转运几千名士兵是有极大好处的，节约了时间，并完全保持了人们的健康。通过这条路线运送的第一团用三十七天的时间走完了从普利茅斯到孟买的路程。第一团从马尔他岛派出，它的前一半士兵用十六天到达孟买，另一半用了十八天。许多信得过的目睹者的绝大多数证据都证实陆路运输[军队]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1857年10月被任命为领导和监督运送部队工作的副总补给官佩克林顿上校，在按照陆军部的命令而专门给调查委员会准备的报告中说： “陆路的优点极大，运输也非常简单。埃及运输当局能够经过地峡每周运送一千人而不影响通常的旅客来往，三百至四百人可以同时前往，用二十六小时走完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的距离。铁路运输在距苏伊士大约二十英里处终止。士兵们在将近六小时内骑驴走完了最后这一段路程。对这个成功的经验不能有任何怀疑。” 由陆路把军队从英国运到印度所需要的时间是三十三至四十六天。从马尔他岛到印度需要十六至十八天或二十天。把这些期限同用蒸汽船走完长距离海路所需的八十三天相比，同用帆船需要的一百二十天相比，差距是惊人的。况且，在路程较长的情况下，大不列颠在一年的三、四个月里有一万五千至二万名士兵实际上丧失了战斗力，并且如果改变命令是无法赶上他们的。而在路程较短的情况下，如果欧洲发生意外事件，返航的命令只是在两周左右的短时间内，在从苏伊士到印度的航行途中，赶不上他们。 帕麦斯顿只是在印度战争开始了四个月之后才采取陆路运送，并只运送了为数不多的部队，无论在印度还是在欧洲他都忽视了人们的普遍期望。印度的总督［注：查理·约翰·坎宁。——编者注］认为，宗主国政府应经埃及派出部队。下面是从1857年8月7日总督致宗主国政府［注：大不列颠。——编者注］的信件中摘录的一段话： “我们同比利牛斯东方轮船公司在把军队从苏伊士运往印度的问题上也有联系，而这些军队是可能经过这条路线运往印度的。” 在起义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的当天，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致电伦敦，请示他是否应该要求土耳其政府准许英国军队经埃及进入印度。就在这个时候，苏丹［注：阿卜杜尔－麦吉德。——编者注］于7月2日颁布并转交了相应的敕令，而帕麦斯顿回电说，不打算经这条路线运送军队。因为在法国也认为，加速运送增援部队在那个时刻应该是不列颠政策中的头等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波拿巴自己主动提议允许英军通过法国，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在马赛上船开往埃及。不久前当管理埃及比利牛斯东方轮船公司的霍尔顿先生最后被授权对这个问题作出说明时，埃及的帕沙［注：赛义德－帕沙。——编者注］立即回答说： “他乐意协助运送不仅目前所说的二百人，而且必要时还可运送二万人，不仅运送穿便服的普通人，如果需要的话，还可运送穿军装和携带武器的军人。” 这些就是被如此轻率地忽视的有利条件。适当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可以防止印度战争扩大到可怕的程度。促使帕麦斯顿勋爵宁愿用帆船而不用蒸汽船，宁愿取道长达一万四千多海里的交通线而不愿走还不到四千英里路程的原因，是现代历史的秘密。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7月16日和20日之间 载于1858年8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01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60]由于1857—1858年印度人民反对不列颠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这次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动力，揭露英国的殖民政策。马克思的这些文章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这一篇文章（《把军队运往印度》）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于1858年7月16日和20日之间写成的，并于7月27日寄往纽约。恩格斯的文章在谈到英国组织军事镇压起义的问题时，尖锐地批判了保守主义的和墨守陈规的帕麦斯顿政府的陆军部。恩格斯的文章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删改，特别是最后一段更可以看出删改的痕迹。编辑部还改了标题，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印度战争组织不善》。本卷用的标题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取名为：《把军队运往印度》。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注明了“《纽约论坛报》通讯”。——第41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45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459]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登内维茨伯爵，普鲁士将军，生于1755年2月16日，死于1816年2月25日。从欧洲拿破仑战争最初阶段起，毕洛夫就参加了反对法国皇帝的各次会战。1808年，他被提升为准将。1813年，由于在默克恩、鲁考、大贝伦和登内维茨会战中取得胜利，他获得了贵族身份。后来，毕洛夫在威斯特伐利亚、荷兰和比利时立了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正如威灵顿热情称赞的那样）滑铁卢会战的胜利结局。在这次会战中，他指挥了联军第四师。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3月底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59]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发表的以《毕洛夫》为标题的短文有两篇：《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和《毕洛夫，亨利希》。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8年2—3月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篇短文是马克思写的（见注456）。——第41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毕洛夫[45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毕洛夫[456]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男爵，1814年起是登内维茨伯爵，普鲁士王国的步兵将军，等等），1755年2月16日出生于旧马尔克毕洛夫家族世袭领地法尔肯贝格。十四岁时，他在柏林洛图姆伯爵的团队里当士官生。1772年起任准尉，1777年任少尉，1786年任中尉，1793年任大尉和普鲁士路德维希·斐迪南王子的教官，他以此头衔参加了1793年的远征，并很快晋升为少校。在围攻和夺取美因兹时（1793年），他是英勇作战的光辉典范。1805年晋升为中校，1806年他参加了莱斯托克将军指挥下的托伦保卫战，和自己的营在瓦尔特斯多夫战役中立了功。1808年他成为少将和波美拉尼亚旅的指挥官，年初当他还是上校的时候就暂时代理了指挥官的职务。1811年他被调到马里恩韦德西普鲁士旅，在法俄战争初期临时担任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的总督。1813年战局初期，他任中将，被委派去围攻施特廷。在陶恩青将军接替他之后，毕洛夫联合约克和维特根施坦将军一起，迎击在意大利总督［注：欧仁·博阿尔奈。——编者注］指挥下渡到易北河右岸的法军分队。4月5日在这里的默克恩附近顺利地进行了第一次战斗，接着很快就占领了哈雷。但是在极短时间内，由于联军的退却又被迫放弃了哈雷。为了保卫受到乌迪诺威胁的柏林，又返回渡过易北河。6月4日在鲁考的胜利使这次战役圆满结束。停战以后，在瑞典太子［注：贝尔纳多特。——编者注］的最高领导下，他指挥普鲁士第三军团。他率领该军团参加8月23日大贝伦会战而第二次解救了柏林。9月6日在登内维茨会战中，他迫使奈元帅向维登堡退却，因而第三次保卫了柏林。在围攻维登堡之后，他同北方军团一起参加了莱比锡会战。当联军强渡莱茵河时，他侵入荷兰，以强攻占领了杜斯堡、聚特芬、安亨。12月2日，他把他的大本营安置在乌得勒支并且包围了侯尔康和海尔托亨博斯。1814年，他从布雷达出发，1月11日赢得了霍赫斯特拉滕会战的胜利，炮击安特卫普，进入布鲁塞尔，占领了拉费尔和苏瓦松，联合西里西亚军团，3月9日和10日在郎城附近的战斗中担任中路军指挥。他是黑鹰勋章的获得者，晋升为步兵上将。缔结和约后任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总督，当1815年战争重新爆发时，他受命统帅第四普鲁士军团。由于命令迟到了，他没有参加利尼会战（6月15日），但是由于强行军实现了同布吕歇尔的联合，促进了贝拉利昂斯会战[457]的胜利结局，为此暴君［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委任他为他曾如此勇敢地率领过的、因而本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十五常备团的名誉团长。1816年1月11日，他回到自己的总督职位上，2月25日在科尼斯堡因患肝病逝世。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授予毕洛夫一级铁十字勋章，1814年在巴黎提升他和他的后裔为伯爵。他参加过国际大战[458]，后来部队推进到荷兰，把法军从那里驱逐出去。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3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456]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毕洛夫的文章是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倡议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最初打算由马克思写普通传记部分，恩格斯写军事部分。但是这个打算未能完全实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2、274页）。马克思奇往纽约的用同一标题的另一篇文章（见注459）看来是被《百科全书》编辑部删改过的。马克思最初写的这些短文证明了原来的更广阔的构思。——第409页。 [457]贝拉利昂斯是比利时布拉班特省的一个村庄，在滑铁卢以南四公里处，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会战期间是拿破仑第一的司令部所在地。在德国书籍中，滑铁卢会战有时称为贝拉利昂斯会战。——第410页。 [458]指1813年10月16—19日欧洲强国第六次同盟的军队和拿破仑法国军队之间的莱比锡会战。“国际大战”以联军获胜而告终。——第41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CARTOUCH[45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CARTOUCH[455] Cartouch（法文是cartouche）这一术语在旧的军事著作中有时作为“霰弹”及“大霰弹”的同义词使用。在个别场合，这个术语还用来表示步兵的子弹盒。 在建筑和雕塑中，是檐口的砌体或装饰横撑，以及一般上面刻有某种标志或题词的各种浮雕装饰物。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月21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55]《Cartouch》的译文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注252中发表过。——第40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炮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 炮击[454] 炮击广义是指战斗或围攻中的炮兵射击。作为专门的战术用语，炮击是指两军之间只有炮兵参加的战斗，其他兵种或者是按兵不动，或者是他们的行动至多不超出纯粹佯动的范围。1792年瓦尔米的炮击就是这种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在高地一线等待普军进攻的凯勒曼把炮兵配置在自己部队的前面；普军则在对面山丘上配置好队伍，并把炮兵推到前面，于是开始炮击。普军步兵几次列队准备冲锋，并且稍许向前推进了一点；但法军丝毫未动，于是，普军在尚未进入步枪射程之内就退却了。这样，一天过去了。而次日，普军则开始了全线退却。在大多数的总决战中都有这种炮击。这种炮击常常是一场戏剧的一幕；在冲锋被击退和再次企图把敌人赶出阵地的间歇时间会进行这种炮击；这种炮击也是双方谁也不可能获胜的多数会战的终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炮击除了示威之外，不追求任何别的目的；这种炮击在远距离上耗费大量炮弹，其命中的弹数同失误的弹数相比，少得几乎难以令人置信，这在现代战争的炮兵使用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月7日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54]《炮击》这篇短文是恩格斯写的，由马克思于1858年1月8日连同《玻利瓦尔－伊－庞特》、《战局》、《CAPTAIN》等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25—245页）一起寄往纽约，马克思1858年笔记簿上的笔记证明了这一点。——第40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卞尼格先和巴克莱[44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卞尼格先和巴克莱[449] 关于卞尼格先，除了知道他在1807年的战局开始时曾经指挥过卡缅斯基所统率的第一军团（共两个军团，第二军团由布克斯格夫登指挥）外，其他我一无所知。1806年12月26日，他在普乌土斯克附近遭朗恩攻击，由于在兵力上占优势（因为拿破仑的主力在进攻另一个军团）而坚持下来了。后来，他自以为是胜利者，想转入决定性进攻。不久他成为总司令，1807年1月底开始进攻驻扎在冬季营地的拿破仑军队，但很快就被击退，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摆脱了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2月7日和8日在埃劳进行会战。7日拿破仑占领了埃劳（而领导防御战的巴克莱－德－托利却战果辉煌[450]），8日，卞尼格先为了避免拿破仑的猛烈追击不得不进行决战。在这次决战中，卞尼格先所以免于彻底失败，只是由于他的军队坚韧不拔，莱斯托克指挥的普军到达，以及拿破仑的某些军迟迟开抵战场。春天，卞尼格先在海尔斯贝格设防固守，因为他的兵力已经减弱；当围攻但泽的一路法军[451]还未来到时，他没有去攻击拿破仑，但是在但泽陷落和各路法军会合以后，他却转入进攻（！）并被拿破仑的先头部队（其兵力仅相当于他的部队的三分之一）堵住了，随后拿破仑迫使他退回其设防的营垒。拿破仑于[6月]10日仅以两个军和几个近卫营的兵力进攻这个营垒，没有成功，但在次日就迫使卞尼格先放弃营垒，急忙后撤。然而卞尼格先不等还在提尔西特的二万八千人的一个军开到，就突然转入进攻，占领了弗里德兰德，并且驻扎在那里，背靠一条河，也就是说，只有弗里德兰德桥这唯一的退路（在隘路前会战永远是错误的）。他不在拿破仑能够集结自己的军队之前迅速向前推进，而让朗恩和莫尔蒂埃拖住了五、六个小时（“卞尼格先使自己陷入了贼窝”——若米尼在谈到这个布局时说），直到拿破仑在近五点钟时把部队部署好并下令开始进攻。俄军被击退到河对岸，弗里德兰德被占领，桥被俄军自己破坏，当时俄军的整个右翼还没有过河，只是由于有浅滩才得救了，但丢了炮队。损失两万人。卞尼格先在这一天里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的行为是轻举妄动和优柔寡断的混合。 1812年，他驻扎在俄军大本营附近，为了占据巴克莱的位置，他辱骂巴克莱，搞阴谋反对他，直到亚历山大解除了他的职务。1813年他接到命令，带领预备军团从俄国来到波希米亚，这个预备军团到达后被解散，而卞尼格先也销声匿迹了。 巴克莱－德－托利在埃劳指挥一个旅等情况（见上述）。1812年，他担任第一西方军团司令和陆军大臣，在亚历山大离开以后和库图佐夫总司令到达之前，巴克莱－德－托利巧妙地领导了俄军的撤退，他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反对俄军和整个大本营的会战要求，当他象在斯摩棱斯克那样处于不得不进行会战的地方时[452]，他占领了一个不使会战成为决战的阵地，而当决战已经不能避免——离莫斯科不远——的时候，巴克莱－德－托利在格查茨克附近选择了一个从正面几乎无法攻击的阵地，只有绕行很长一段路才能迂回这个阵地。军队已经占领了这个阵地，但是库图佐夫来到那里，他当然不同意这个阵地，因为不是他选择的，俄军只好在博罗迪诺附近不利的阵地作战。在1813年和1814年，巴克莱－德－托利没有指挥过任何独立的军团，而是指挥施瓦尔岑堡所统率的联军中的全部俄军；因为这些俄军分属于各个军团并且常常改编，所以与其说他执行的是军事方面的职务，不如说是行政和外交方面的职务。[453]如前所述，他在中级将领中显示出自己是具有健全理智和坚毅精神的最好的将军，在俄军较老一辈的将军中，无论如何他也是最好的将军。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9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注释： [449]这里发表的弗·恩格斯的草稿《卞尼格先和巴克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合写的《巴克莱－德－托利》和《卞尼格先》两篇文章的第一稿。恩格斯把这个草稿随同1857年9月10日的信件一并寄给马克思，标题是按照恩格斯的信加上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2—94页，第112—115页，第29卷第162页）。——第404页。 [450]这个事实马克思已写在巴克莱－德－托利的传记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2页）。——第404页。 [451]法军围攻但泽（格但斯克）从1807年3月持续到5月底。——第404页。 [452]拿破仑的军队和俄军在斯摩棱斯克的会战发生于1812年8月16—18日（俄历4—6日）。——第405页。 [453]马克思在文章结尾时指出：巴克莱－德－托利在1813—1814年的战局中的作用，按其性质来说是不一样的，而恩格斯在这篇草稿中只谈到巴克莱－德－托利在1814年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3—94页）。——第40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阿尔贝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阿尔贝雷 阿尔贝雷，即现在的阿尔比尔或埃尔比勒是库尔迪斯坦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巴格达和穆苏尔之间的通道上，根据尼布尔记载，为北纬36度11分。房子是用土坯砌成的。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之间第三次大会战，即最后一次大会战是以阿尔贝雷命名。实际上，会战不是在阿尔贝雷，而是在其西北三十六英里一个名叫高加米拉的小村庄（现在叫卡尔梅莱斯）附近进行的。会战以后，亚历山大渡过利库斯河，进驻阿尔贝雷。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4日和2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安特卫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比利时的海滨城市，安特卫普省的行政中心，位于些耳德河北岸布鲁塞尔北面二十六英里和根特东北三十二英里处。居民（1855年）——七万九千人。城市呈弓状：城墙似弓背，河流象弓弦。防御工事极其完备，包括主堡在内，绵延约2．75英里。五角形的强大主堡是阿尔瓦公爵于1567年建造的。安特卫普是很古老的城市。它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时达到自己繁荣的顶峰，那时是欧洲的贸易中心，控制着广大地区的对外贸易，所有国家的船只都访问过它（在港口同时停泊的船只达二千五百艘），城市的居民据说有二十万人。1576年，该城曾遭到西班牙人的洗劫和焚烧。1585年，帕尔马亲王亚历山大［注：亚历山大·法尔宗泽。——编者注］在长时间围攻该城后占领了它。从这时起，安特卫普的贸易就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和联合省份的其他城市。1794年，该城转到法国人手中。在比利时各省暴动之后，1832年法国热拉尔元帅经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围攻[448]占领了它。这个城市现在虽然不象中世纪时那样重要，但现在它的贸易和工业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河流能航行最大的船只。拿破仑建造的贮水池已变成宽阔的商业船坞，能够容纳一千艘船。发达的运河水道网使安特卫普能够进行广泛的国内贸易：1846年，到这里来的船只达一千九百七十艘，排水量为286474吨。该城同英国保持定期的非常频繁的航运联系，最近已成为运送大批侨民去美国的出发地。这里是欧洲最大的皮革市场之一。安特卫普的主要产品是黑丝绸和丝绒，还有棉织厂，麻布厂，生产花边、地毯、帽子、刀类制品的企业，以及制糖厂和造船厂。到目前为止，城市保存有许多壮观的古迹。大多数房屋很旧，但却是坚固的建筑。有许多漂亮的公共建筑物，其中主要的是一座大教堂，它是十五世纪初奠基并至少经过八十四年的时间才完工的富丽堂皇的哥特式建筑。还有另外三座著名教堂，有1583年建成的交易所、市政管理机关、王宫（当时国王选择安特卫普作为自己的京都）和汉撒各城市的建筑。此外，城内还有一个绘画、雕塑和科学研究院，藏书一万五千卷的公共图书馆，绘画陈列馆（收藏有二百幅非常珍贵的画，其中有许多是古代佛来米大师们的杰作），以及植物园和各种各样的学校、医院和收容所。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48]指1831—1833年比利时荷兰战争时期比利时军队和法国军队对安特卫普的围攻。战争是由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发动的，因为他拒绝承认比利时在1830年革命中赢得的国家独立。——第40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阿穆塞特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阿穆塞特炮 阿穆塞特炮——一种过去在山地使用的发射一磅重圆形炮弹的轻型小炮，这种小炮曾受到萨克斯元帅的高度评价，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使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阿尔梅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阿尔梅达[447] 葡萄牙拜拉省的一个城市，位于科瓦河和杜瓦斯卡扎河之间。居民六千二百人。该城筑有坚强的防御工事。1811年8月5日，威灵顿公爵曾在这里击败马森纳指挥的法军。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47]《美国新百科全书》中有三个条目用这个标题：《阿尔梅达》——葡萄牙的一个城市，《阿尔梅达》——巴西的一个海港，以及《阿尔梅达，弗朗西什库》——葡萄牙第一任驻印度总督。恩格斯1857年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件使我们确信，恩格斯是第一个条目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7页）。——第39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亚历山大里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亚历山大里亚[446] 皮蒙特的设防城市，位于博尔米达河和托纳罗河的汇合处，距离波河数英里。1178年由米兰人建立，过去是抵御德国皇帝入侵的堡垒；而在当代，自1848年和1849年战局以来，又起了意大利抵御奥地利的国家要塞的作用。尽管在进入本世纪之前，亚历山大里亚城的防御工事已经过时，没有多大意义，但法国人在1657年对它的围攻却毫无成果，而萨瓦亲王欧根只是在粉碎了对方长期的抵抗之后才于1707年占领了它。就现在的状况看，这一要塞的主要威力在于拿破仑在皮蒙特并入法国之后所增筑的一些工事。这是拿破仑建造的唯一的要塞。在它的防御工事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却是第一次采用了蒙塔郎贝尔的穹窖炮台体系，用以保护壕沟。拿破仑特别加强了主堡即具有许多外部防御工事的六角棱堡，而在博尔米达河的对岸则构筑了桥头堡。不久前，皮蒙特政府决定为要塞再增建一些工事，假如瓦兰察附近波河的渡口得到应有的掩护的话，那么，这个要塞就能成为占有决定性地位的广大设防阵地的一个支撑点。城市里有高等法政学校，正教中学，十三座教堂，包括一座大教堂。这里出产毛料、丝绸、呢绒和蜡烛。居民包括郊区在内有三万六千人。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46]《美国新百科全书》中有两个条目用的是这个标题；其中第二篇即本卷所刊载的这一篇是恩格斯写的。——第39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阿耳登霍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阿耳登霍文 阿耳登霍文——莱茵普鲁士的一个小城，位于从幽里希到亚琛的路上。1793年3月1日奥地利军在科堡亲王的指挥下战胜杜木里埃的部分法军，这次会战即以该地命名。杜木里埃1792年占领比利时之后打算入侵荷兰，在麦士河和鲁尔河之间留下七万兵力围攻马斯特里赫特和文洛，为了掩护这次围攻，开始用其余兵力从安特卫普进攻荷兰。由于情况的需要，麦士河上的军队非常分散，掩护围攻的一些师驻扎在亚琛、阿耳登霍文和埃施魏勒尔的附近。科堡亲王集中四万兵力，成二路纵队向后面两个据点推进；他绕过埃施魏勒尔附近的阵地，以正面攻击夺取了阿耳登霍文的工事，打得法军向亚琛狼狈逃窜，并于次日占领了亚琛。马斯特里赫特解围了，奥军前卫在通格尔附近把法军击溃，甚至把他们追过了麦士河。逃散的法军各师只是在到达蒂勒蒙之后才集结起来，在那里等待杜木里埃。这样，联军到比利时的道路就打通了。过了几天，由于接着在涅尔文登附近取得胜利，对这个国家的征服即告完成。法军在阿耳登霍文会战中和被追击时受到的损失，除会战后立即开小差的一万人以外，伤亡和被俘的不可能少于一万人；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落入奥军手中[445]。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45]从1857年5月28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来看，恩格斯还打算在这个条目里写1797年的战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7页）。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第39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阿兰群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阿兰群岛 阿兰群岛——由一群大约二百个岩石重叠的岛屿组成，其中八十个有人居住，位于波的尼亚湾入口处，北纬59度和60度32分之间和东经19度和21度之间。群岛属俄国所有，1809年由瑞典割让给俄国，成为芬兰的亚波总督管辖区的一部分。群岛的居民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出身于瑞典，都是出色的船民和渔民。在覆盖着薄土层的岩石上，生长着松树和桦树。这里种植黑麦、大麦、马铃薯、啤酒花和亚麻。居民们饲养大量的牛，并输出干酪、油脂和皮革。他们还生产家用的和制帆用的粗麻布。主要的岛屿叫阿兰岛，它的面积为二十八平方英里，居民一万人，它的西部有很好的港湾。所有的港湾或多或少都设有防御工事。其中占首位的要算博马尔松德群岛和博马尔松德海湾。该海湾于1854年英法对俄战争[443]期间被英法联军舰队占领和炸毁。1714年，在西格尼尔德舍尔悬崖附近的海面上俄国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曾获得对瑞典的决定性胜利。[444]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43]关于这次博马尔松德会战，恩格斯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过两篇专题文章，还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过一个小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42—451页、第14卷第295页）。——第394页。 [444]指1714年7月25—27日俄国和瑞典舰队之间的汉古特会战，俄军获胜。——第39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阿克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阿克齐 阿克齐（Акτιου），现今的拉普恩塔——安布拉希亚湾入口处阿卡尔纳尼亚的一个海角和村庄。公元前31年9月2日，凯撒·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和马可·安东尼曾在安布拉希亚湾附近进行过海战，屋大维获得全胜。这次会战解决了世界霸权的问题。在这以前，屋大维称霸西方，安东尼称霸东方。[442]两军的兵营驻扎在安布拉希亚湾两岸，正相对峙。屋大维拥有八万名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和二百六十艘战舰。安东尼拥有十万名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和二百二十艘战舰。安东尼的舰队装备有弹射器，但特点是不灵活。屋大维的舰只不大，但航行速度较快。克娄巴特拉支援安东尼六十艘战舰。在克娄巴特拉的怂恿下，安东尼不顾其最有经验的舰长的忠告，提出要同屋大维进行海战。挑战被接受了。经过几个小时无结果的战斗之后，屋大维的一个将军阿格利巴进行了迅速的迂回机动，克娄巴特拉及其大船逃之夭夭。好色的安东尼支持不住，带领少数舰只跟着逃走。被自己的指挥官丢弃的舰队投降了，安东尼的陆军在等他七天之后也投降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带着情妇逃到埃及。战胜者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把在阿克齐的阿波罗神殿装饰一新，并且在海湾的北岸建造了尼科波尔（胜利城）。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42]按照公元前40年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之间签订的布伦迪齐协定，安东尼得到罗马帝国的所有东部各省，屋大维得到所有西部各省，列庇都斯则得到非洲。——第392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阿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阿克[440] 阿克，圣让达克，阿卡，托列迈达，或阿科——卡梅尔山脚下的一个叙利亚港口，位于北纬32度54分，东经35度4分；居民——约一万五千人。这个港湾虽然很小，但却是这一带海岸的良港。阿克由于多次激烈的围攻和保卫战而获得声誉。1104年曾被热那亚人占领，但1187年又被萨拉丁收复。1191年，狮心理查强攻阿克城是十字军征讨时期最英勇的行动之一。1292年以前，它处在圣约翰骑士[441]的统治之下，他们大力固守，但是土耳其人迫使他们撤出了这个要塞。正是在这里，土耳其人在高尚的悉尼·斯密斯和为数不多的不列颠水兵的支持下把拿破仑和法军牵制在港湾达六十天之久，直至他最后放弃围攻并撤离为止。当穆罕默德－阿里发动反对土耳其帝国政府的暴动时，易卜拉欣－帕沙于1832年在六个月的包围之后，强攻占领了阿克，并夺取了叙利亚。但是1839年叙利亚又归还给土耳其，这个城市再次遭受战祸，因为易卜拉欣拒绝撤离，直到1840年11月4日英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联合舰队炮击阿克城为止。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40]下面发表的《美国新百科全书》（《NewAmericanCyclopaedia》）中的九条小条目（《阿克》、《阿克齐》、《阿兰群岛》、《阿耳登霍文》、《阿历山大里亚》、《阿尔梅达》、《小炮》、《安特卫普》、《阿尔贝雷》）都是恩格斯写的。这些条目都列入恩格斯写的“Ａ”字头军事问题条目的初步目录里。恩格斯于1857年5月28日把这个目录寄给马克思，以后又寄给纽约《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6—138页）。——第391页。 [441]圣约翰骑士——十字军骑士于十二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创立的天主教军事僧侣骑士团的成员。他们在1291年失败后，把自己的居住地迁移到塞浦路斯岛，以后又相继搬到罗兹岛、马耳他岛和罗马。——第39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阿本斯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阿本斯堡[439] 阿本斯堡——巴伐利亚王国雷根州的一个小城，居民一千二百人。有人以为此地就是罗马阿巴西努姆城的旧址。城郊有温泉和华丽的古城堡废墟。1809年4月20日，波拿巴曾在阿本斯堡城下与奥军会战，并将奥军击溃；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火炮十二门，兵士一万三千人。这次胜利是兰德斯胡特和埃克缪尔会战胜利的前奏，并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39]弗·恩格斯写的短条目《阿本斯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注53。——第39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十五至十八世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十五至十八世纪）[417] （Ⅰ）由于1315年建立了瑞士联邦，瑞士于十五世纪末成为它的邻邦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盟国。 无论是中世纪的封侯，还是十五世纪的外国，在签订和约时都必须承担保证。政策首先引起了西方和南方宫廷的注意，使盟国的数量增加，并导致常驻使馆的建立。 1477—1515年，尼德兰和意大利是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纷争的根源。1477年，大胆查理死后，争夺勃艮第继承权的[斗争]。路易十一占据了他的一部分领地。[418]马克西米利安（奥地利的）［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编者注］同大胆查理的继承人玛丽结婚。法国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要求。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菲力浦［注：菲力浦一世·美男子。——编者注］同西班牙君主国的继承人胡安娜结婚。 1494年——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公共福利同盟（教皇［注：亚历山大六世·波尔札日。——编者注］、马克西米利安、西班牙、米兰公爵［注：洛多维科·摩尔人。——编者注］）反对他。[419]（从1416年起——萨瓦公爵）。1498年路易十二同天主教徒斐迪南暗中勾结。把自己对那不勒斯的权利让给他（1506年）[420]，为此而得到（帝国）在米兰的支持。1506年，路易十二争取到同教皇［注：尤利乌斯二世。——编者注］、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国家[建立]反对马克西米利安的神圣同盟。[421]但是，1509年法国人在贾尔达达取得胜利后，领导神圣同盟的教皇反对法国（路易十二）（英国的亨利七世也参加了；亨利八世退出了同盟[422]）。路易十二由于自己的领地受到瑞士的威胁，于1513年在布卢瓦同天主教徒斐迪南[缔结]和约。 至于意大利，整个这一时期的讽刺在于：法国（路易十二）在米兰巩固下来，天主教徒斐迪南（阿腊贡的）在那不勒斯巩固下来，然而神圣同盟的成果是法国被赶出意大利；斐迪南（天主教徒）保住那不勒斯和阿普利亚的港口；教皇征服罗曼尼亚的城市。1512年（在瑞士帮助下）米兰回到马西米利安诺·斯福察手中，美第奇家族返回佛罗伦萨（1512年8月31日）。这一时期（1494—1515年）只有瑞士人有精锐的步兵。这样一来，法国人（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多次胜利和多次入侵意大利是毫无结果…… （Ⅱ）1515—1559年。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征服米兰（1516年他同瑞士人签订永久和约）。1519年查理一世成为德国皇帝查理五世。 四次意大利战争： 1521—1526年。弗兰契斯科·斯福察又在米兰被困；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附近被俘（1525年）（反弗朗索瓦一世的同盟）； 1526—1529年。第二次反弗朗索瓦一世的神圣同盟。[423]他承认公爵弗兰契斯科第二为米兰公爵，并承认热那亚的自由。弗朗索瓦一世仍保有勃艮第。放弃对弗兰德和阿尔土瓦的封地权。 1536—1558年。米兰公爵弗兰契斯科去世，没有继承人。弗朗索瓦一世要求把米兰作为封地授给他的次子亨利。同查理五世的战争。十年休战，在此期间弗朗索瓦一世仍然是萨瓦的主人：日内瓦获得独立。 1541—1546年。查理把米兰作为封地授给自己的儿子菲力浦。法国仍处于意大利的疆界之外。它失去布伦对英国有利。 德国宗教战争。在第二次德国宗教战争中，亨利二世（法国）于1552年占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根据同西班牙在卡托－康布雷济（1559年4月3日）签订的和约，法国应将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一百九十五处领地一部分还给西班牙，一部分还给萨瓦。[424] 尼德兰的分离。1572年革命在北方各省爆发。这些省于1579年在乌得勒支成立独立联邦。1581年开始七十年斗争。[425]1584年成立联合省共和国。十六世纪末共和国的自由已经有了保障。在1609年4月3日的休战条约中，西班牙实际上已经将联合省看成独立国家。 1592年［注：马克思手稿就是如此。——编者注］。国会成立[426]。欧洲还没有象荷兰共和国这样的贸易强国，这样的海上强国。1556—1618年，葡萄牙人的东印度领地落到荷兰人手里；后者想要独揽世界贸易。 （Ⅲ）1608—1648年，德国是欧洲政治的中心。1621年起荷西战争重新开始。结束法西战争的不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只是1659年11月7日的比利牛斯和约。[427] 从1624年起是黎塞留内阁。在意大利，法国和萨瓦反对西班牙和热那亚。[428] 1634年，瑞典和它的盟国把自己在亚尔萨斯的征服地让给法国。 闵斯德和约[429]。1645年——首先是在西班牙和联合省共和国之间。 瑞典获得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不来梅、凡尔登［注：威悉河主教辖区。——编者注］等地。法国得到对麦茨、土尔和连同郊区的凡尔登［注：麦士河主教辖区。——编者注］、布赖扎赫的全部主权，以及奥地利在亚尔萨斯具有的种种权利。 1520—1559年。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430] 威斯特伐利西和约（1648年）（闵斯德和约和鄂斯纳布鲁克和约）。 “至于法国……，皇帝［注：斐迪南三世。——编者注］把上亚尔萨斯和下亚尔萨斯、布赖扎赫（城）、三个主教辖区——麦茨、土尔、凡尔登，以及在菲力浦堡的驻军权让给法国。瑞典[获得]波美拉尼亚等地，并被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有权参加帝国国会。 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汉诺威、黑森……主要靠教会财产来补偿。 奥地利在意大利确立了自己对米兰和托斯卡纳的统治。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荷兰的独立也得到承认，荷兰的独立实际上在它与西班牙签订单独和约[431]之后就已经存在。 宗教的纠纷和分歧……一切都在帕骚和奥格斯堡的和约（1552年和1556年）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波希米亚……完全被遗忘了；甚至没有预先把大赦规定下来。[432]德国的联邦制度（反联合的）被巩固下来。其实，这是一项支解德国的条约。 1648—1660年。法西战争。比利牛斯和约。 1660—1697年。路易十四战争。里斯维克和约[433]。 1697—1715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乌得勒支和约[434]。 除去英国由于乌得勒支和约而取得的好处（哈德逊湾、纽芬兰、新苏格兰、罗耶尔港，关于“黑奴条约”的协议等等）以外，萨瓦由于西西里的简单加入变成了王国，同时奥地利获得那不勒斯、米兰、托斯卡纳作为领地，这就固定了意大利被奴役的地位。西班牙的尼德兰转让给奥地利。[435] 1715—1740年。 维也纳和约，1735年10月“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应成为波兰的国王；洛林和巴尔两公国给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在他死后则应归还法国；洛林公爵［注：弗朗索瓦第三。——编者注］应得到托斯卡纳。唐·卡洛斯［注：查理三世。——编者注］（西班牙的）将仍然是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托斯卡纳的奥地利沿岸地区的占有人。撒丁应获得诺瓦拉、托尔托纳和米兰的一些其他土地。帕尔马和皮阿琴察应给皇帝”。 根据奥地利和法国（弗略里）之间的这项条约 “（西班牙、海上强国和俄国不久也参加了这项条约），法国保证下述国事诏书[367]，这张诏书保护奥地利帝国未来的继承者［注：玛丽－泰莉莎。——编者注］……将来不受任何侵犯”。 1740—176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436] 除了1741年俄国和英国没有参加，全都协商一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根据贝尔岛（路易十五的宠臣）的计划 撒丁应获得米兰；西班牙应获得托斯卡纳公国；巴伐利亚选侯［注：查理七世·阿尔布雷希特。——编者注］应获得帝国王位；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应成为独立国；打算将玛丽－泰莉莎降到德国小君主的水平。 七年战争中，英国和普鲁士联合反对俄国所支持的法国和奥地利。这第二次战争导致普鲁士同俄国结盟，结果是瓜分波兰；叶卡特琳娜二世因此而有机会占领克里木，受辱的法国则为自己的失利对英国进行报复，支持马萨诸塞的骚乱的移民。 （根据法国亨利四世的计划[437] 法国、西班牙、英国、丹麦、瑞典、伦巴第应成为世袭君主国；意大利、瑞士、尼德兰应成为共和国。应该剥夺奥地利王朝的两支旁系在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尼德兰的领地，他们应转到西班牙和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岛屿上。至于意大利，教皇应被宣布为世俗的统治者，把罗马、那不勒斯、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下。如同少数的其他小国一样，佛罗伦萨、摩地那应同威尼斯共和国统一起来；萨瓦公爵应成为伦巴第的国王。波希米亚是选定王国，包括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住有卢日昌人的地区。匈牙利是选定君主国，必须通过把奥地利大主教辖区、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并入匈牙利的办法来使它更加强大。也应以同样的办法来巩固波兰。瑞士应以亚尔萨斯、提罗耳和其他领土来加以扩大。）[438]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中以后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注释： [367]国事诏书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邦的王位继承法，1713年由查理六世颁布。诏书规定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土地不可分割，奥地利帝国的皇位可以传给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第345、388、463页。 [417]马克思这篇笔记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下行列两本书：Ｇ．Ｆ．马尔滕斯《十五世纪末至亚眠和约时期欧洲国家贸易和缔结和约的外交史概论》1807年柏林版，以及1849年匈牙利革命参加者的匿名出版物，即伊·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两卷集）1857年伦敦版（并见注504）。马尔滕斯一书的摘录是马克思还在1853年9—11月间为了撰写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而摘录的，《国家政策》的摘录是1860年作的（见本卷第448—480页）。这篇《笔记》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结论和评语。文章是根据照相复制件发表的，文件的准确日期非常难辨。《笔记》是马克思为研究俄英对外关系问题和一般外交历史而作的，时间不早于1857年年中。——第384页。 [418]大胆查理死后，勃艮第和皮卡尔第公国转归法国。通过这些国土以及普罗凡斯与马赛的合并，路易十一完成了除布列塔尼外的所有法国领土的统一。——第384页。 [419]指意大利战争（1494—1559）初期形成的反法同盟。关于成立同盟的条约是1495年3月31日由米兰、威尼斯、西班牙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们同罗马教皇在威尼斯签订的。马克思跟着马尔滕斯称同盟为“公共福利同盟”，把它同1464年底在法国以此名称出现的封建贵族同盟相类比，封建贵族同盟实际是由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领导，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执行的把国家统一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第384页。 [420]路易十二放弃了他1504年根据1500年条约获得的那不勒斯王国的那一部分；这一事件结束了意大利战争的第二个时期。——第384页。 [421]指康布雷同盟建立之前发生的事件。——第385页。 [422]1506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侵入米兰地区，被威尼斯人击溃；接着是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路易十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一些意大利国家（佛罗伦萨、曼都亚、费拉拉、萨瓦等）在康布雷城结成同盟对抗威尼斯共和国以瓜分它的领地。1508年12月10日康布雷同盟正式成立。法国在安尼亚德洛（在马尔腾斯书中是贾尔达达）取得胜利后，它过去的同盟者全都转而反对它，1511年10月5日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威尼斯、西班牙、英国和瑞士各州组成神圣（至圣）同盟。由于神圣同盟的行动，法军于1512年被赶出意大利。——第385页。 [423]手稿这里可能有误。帕维亚会战和弗朗索瓦一世获释后，弗朗索瓦一世参加了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所谓科尼亚克同盟（见本卷第449页）。——第385页。 [424]1559年结束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济和约是由两项条约（法国和英国之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组成的。根据这项条约，法国放弃对在意大利的领地的一切要求。恢复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占领的萨瓦公国，并把皮蒙特的一部分归并到该公国。——第386、451页。 [425]1581年起义省的国会宣布菲力浦二世被推翻，1581年7月26日宣布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宣告尼德兰独立。——第386页。 [426]尼德兰国会最初于1463年成立。国会代表各个省的利益，有表决赋税的权利。在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全国国会于1576年召开，革命胜利后国会便成为共和国的最高常设立法机构。——第386页。 [427]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签订后，法国继续同西班牙作战，直到1659年。1659年11月7日在比利牛斯山脉比达索阿河的野鸡岛上签订和约后战争才告结束。比利牛斯和约促使西欧的霸权从西班牙转到法国。——第386、456页。 [428]指曼都亚王位继承战争（1628—1631年），它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在北意大利争得优势的战争是在贡萨加家族的旁系代表者之间进行的，即一方为瓜斯塔拉公爵斐迪南（费尔兰泰第二），他受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根据1528年条约实际从属于西班牙的热那亚所支持，另一方为法国的傀儡讷韦尔公爵卡尔（卡尔第一·贡萨加）。1629年，萨瓦公爵也不得不归附法国。战争的结局巩固了法国的国际地位。——第386页。 [429]指1648年10月24日在闵斯德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它是由两项相联系的和约即鄂斯纳布鲁克和约（一方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同盟者，另一方为瑞典及其同盟者）和闵斯德和约（一方是皇帝，另一方是法国和它的同盟者）组成的。和谈是从1645年开始进行的。——第387、454页。 [430]马克思引用的是伊·萨博《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第1卷第1章的标题，见第1页。——第387页。 [431]指西班牙同尼德兰的单独条约，它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一组条约中的一项（见注300、429）。——第387、455页。 [432]波希米亚是捷克的正式名称，1526—1918年它加入哈布斯堡帝国时就用的这个名称。 说到大赦，马克思是指英国、法国、瑞典、丹麦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对波希米亚许下的诺言，波希米亚在三十年战争中是在反哈布斯堡同盟一方作战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成为战场的捷克领土，根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件（见注300、429），仍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第387、455页。 [433]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结束了1688—1697年法国同奥格斯堡同盟（荷兰、英国、西班牙、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诸侯）的战争，确认了战前的疆界而略有改变。法国应承认1688—1689年的政变（所谓光荣革命），政变后立宪君主制在英国得到了巩固。根据条约的条件，海地岛（圣多明各）西部让给法国。——第388、458页。 [434]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国家政策》一书第1卷第4、5、6章的标题，见第84、100、132页。——第388页。 [435]指1713—1715年由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反法同盟的参加者（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萨瓦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为另一方之间签订的条约（其中包括在乌得勒支条约（见注364）和拉施塔特条约）。条约结束了长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264）。——第388页。 [436]马克思引用的是《国家政策》第1卷第9章的标题，见第247页。——第388页。 [437]马克思可能是指亨利四世的谋士马·萨利的《合理地经办》一书中提到的国际协议草案；该书于1638年出版，作者是萨利，虽然他把草案说成是亨利四世写的。草案是在三十年战争高潮时写成的，并具有反哈布斯堡色彩，它的实质是要把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排挤出欧洲，组成名义上由罗马教皇领导而实际上由法国统治的基督教国家的混合体。计划完全不现实，不符合真正的亨利四世的对外政策。——第389、452页。 [438]手稿接着是统计数字，与主要内容无关。——第38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东方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东方问题 （草稿）[415] 因此，我们重新回到这场战争开始时我们所作的那个结论。[416]如果欧洲要维持现在的制度，那么构成所谓东方问题的所有问题，就必须按俄国的精神来解决，如果把这些问题同整个欧洲的革命事业等同起来，那么它们就必将获得全新的观点。有可能人为地支持目前这种以土耳其帝国虚假的独立和不可侵犯为基础的现状。这样，事态只能暂时摆脱困境，造成解决的假象。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415]《关于东方问题》草稿是马克思在摘录笔记本的末尾写的；注明的日期是1857年1—3月；根据这一点，草稿注明写于1857年3月。——第383页。 [416]马克思指恩格斯写的关于克里木战争准备和开始时期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19、24—30、35—40页）。——第38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 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390] （a）俄国和英国。1854 这些小册子也在追求预言，即希望通过批判地研究欧洲国家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现代历史，来揭开命运的帷幕。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说明了一定的心计。因为批判[391]的灵通消息和预见才能应当受到现代史的检验，所以看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批判的结论同现代史的事实加以比较，把前者同后者加以对比，这样就可以确信，或者是批判的主张理由充足，或者是批判妄自尊大。例如，我们在上述小册子里读到： 《Lapratiqueconstitutionnelleagagnéinfinimentdeterrain；etlarésistancepassivedesassembléesnationales，issuesdelarévolutiondel’année1848，aprisdeplusgrandesproportions．Toutel’Europes’estpartagé，encemoment，lesdifférentsrôlesdudrameconstitutionnel：l’Occidents’estchargédurôledel’oppositionhonnête；laRussiereprésentelegouvernement，armédelaforceetusantdesonautorité》．［注：“制宪实践大大扩大了，而且1848年革命产生的国民议会采取了最大规模的消极抵抗。这时整个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则扮成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19页）。——编者注］（“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弄到了一个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的角色。”） 我们不想谈论用加上“而且”来混淆“制宪实践”和1848年的种种“违宪”议会的“消极抵抗”等等的错误说法。在所有这些议会中，这一点只有对“Assembléelégislative”[立法议会]来说才可能是正确的［注：接着手稿中删去了：“为什么这对它来说是不正确的，这里不考查”。——编者注］。但是我们要把原话写出来。西欧，或者说立法议会仅限于消极抵抗，而俄国，即以“实力武装起来的政府”却通过政变“来实施自己权力”，就象波拿巴、弗兰茨－约瑟夫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做的那样。这就是批判对四月事态的认识——对不久前的过去的理解，也是对最近的将来的预言。以后数周的情况把这种认识和这种预言全都推翻了，它们表明，批判轻率地、匆匆忙忙地把一时的丑恶现象［注：接着手稿中删去了：“变为普遍的范畴”。——编者注］变为僵死的表述。不仅西方强国放弃“消极抵抗”，并转向侵略行动，而且，在它们开始这样行动以前，俄国已经用它向多瑙河的进军证明它不是以实力“武装起来”的，而且它的武器软弱无力[ungewaltig]，证明它不是“在实施自己的权力”，而是匆忙实施退却。[392]各个钦赐和制造政变的政府同1848年的种种议会等等之间没有一点他所说的那种相似的东西。那么，批判的预言不正确吗？那么，他对情况的理解是错觉吗？完全不是。在使批判的抨击性小册子“（a）”的结论化为乌有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之后，布鲁诺·鲍威尔恬不知耻地用以下的外交箴言开始了小册子“（b）”（《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版）： “我们早〈！〉在4月就提出的这种〈前面引用的〉论点，[393]在锡利斯特里亚城墙下发生的事件的转变中完全实现了：欧洲确实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性质的戏剧；政府和反对派一样，它自己也表现为制宪的政府——或者是完全不诉诸暴力，或者只是采取暴力而并不期待有什么结果。” 从这句话的论点的特殊“转变”中可以看出，“事件的转变”给批判带来的是模糊的满意。“早在4月就提出的”。在俄国人3月撤出锡利斯特里亚之后，批判是否放弃他在4月所提出的论点呢？根本没有。总之，“早”本应当是“已经”的意思。我们在4月即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提出的论点，在3月得到了证实。但是，倒不如说它没有得到证实。这样，由于不是“已经”而是“早”等等，这句话在文法上就讲不通了。“我早在4月坚持的意见，在3月实现了。”但是，批判不说他“早在4月就提出的论点”已经在3月“得到了证实”。决不会的。新的“事件转变”倒给他的论点赋予了新的“转变”，而这一论点“早”在4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怀疑。后来的事件并没有“证实”批判的论点，虽然它“完全实现了”。好极了。这对事件同批判的关系作了新的说明。如果事件在实践中没有证明批判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们至少促使这种论点进一步“实现”，使批判本人至今没有怀疑过的他的隐蔽的优点显露出来。不仅批判在理论上与事件有关，而且事件也在实践上与批判有关。那么四月论点由于三月事件而“得到完全实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欧洲确实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性质的戏剧！” 确实而且完全！难道“完全”这个词会给“确实”这个词赋予新的含义？它削弱并庸俗化了“确实”这个词。仅此而已。但是，这种难懂的文体、这种表述——“确实而且完全”——和以前不幸的“早”一样，只证明同样可怜的无能为力。第一，四月论点把1848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的“消极抵抗”“制宪实践”错误地混为一谈了；第二，它把东方的冲突变成了“制宪”剧，而在这出剧中，西方强国由于它们的“消极抵抗”同1848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等同起来，俄国则同进行政变的政府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制宪剧，因为只有国民议会才有过制宪的行动方式，政府却只从事消灭宪法。现在，当俄国挨了打之后，武装侵略遭到武力的反击，而且它开始“进行谈判”了，以前只是“非真正的”制宪剧，现在成为“真正的”和“完全制宪的了”。但是，从政府成为“制宪的”政府时起，例如在英国或比利时，或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它不再象1848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也不再象同它们对立的那些政府了。然而不仅如此！当俄国开始“进行谈判”，因而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开始扮演“制宪政府”的角色时，西方强国却不再“消极抵抗”，并转而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转为入侵。如果说“制宪的”这个词以前不适用于俄国，那么它现在更不适用于西方强国。而批判竟认为这是他四月论点的“完全实现”！可是这样一来毕竟从一个方面留下了四月论点中“制宪的”一词的“实现”。显然，批判的预言就象古代预言家的格言那样模棱两可。如果说，他的论点看来被事件所推翻，那么［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这些论点之所以被证实，只是因为现在它们有了新的、完全另外的涵义和意思”。——编者注］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直接对立的论点出现，就表明批判的最初论点就是它本身的“对立”，而事件只显示出它的辩证性质。借助这种辩证法，即以对立论点的出现来证明预言的应验，批判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颠扑不破的。乌尔卡尔特奉行另外一种方法。如果他的预言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这些预言的正确性是由它们的应验所证实。如果预言没有应验，那么预言本身妨碍了它们的实现。前一种情况体现了理论的真实性，后一种情况体现了预言的实践目的。 批判谴责日报，说它过多地专心于当时的利益。而批判则相反，只从整体的即总的形式来理解这一时刻。实际表明，如果时事实际上控制着日报，那么批判在理论方面会遭到同样的失败，个别日子的个别事件被他固定下来，并成为总的论点的体现，这种论点甚至会由于后来的每一次事件的转变而失掉它的表面的真实性。（蒲鲁东就是这样做的。当1850年（？）银行的金属储备增长两千多万英镑，而贴现降低二厘五（？）时，这一事件立即意味着在市民社会的历史上实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人民银行[394]的时代。对巴黎的蒲鲁东来说，这一事件是新的，是完全新的，因为他的视野仅限于拉芒什海峡的南岸。）虽然俄国的“时代”早在4月就在小册子“（a）”中成为某种新的世界历史时期的用语，可是俄国在3月的行动却在小册子“（b）”中已给批判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是否在俄国也开始了西方的时代？能不能把它也列入西方，等等？”（《俄国当前的立场》第18页） 因为批判“早”在4月就提出的关于制宪剧（在这出剧中俄国扮演以实力行动的政府的角色，而西方强国则扮演消极抵抗的、诚实的反对派角色）的论点构成小册子“a”的中心，同时因为事件在3月就已经把他的锋芒弄钝了，因而实际上批判的作用在实质上也就“完全”只限于这一点。不过，我们现在来谈几个局部的问题。 第一，关于所谓的历史实例。顺便把准备1789年法国革命的事件同现在似乎在准备英国革命的事件作一对照。杜尔哥认为“谷物贸易自由”能解决一切问题（第72页）。在英国反谷物法同盟时期就是这样。[395]是否可以把不可比拟的事物硬加以类比呢？法国首先是农业国，而英国则是工业国。因此，谷物贸易自由在两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法国——“已查明的可靠事实”［注：手稿在这句话之前划去了：“在法国革命以前发生的可靠的事实”。——编者注］是：“财政赤字和破产”（第72页）。而在英国呢？难道在英国由于财政上有盈余和进出口的加倍增长，战争[396]就给政府造成了难？这就是类比？难道不是这样： “在英国，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赤字完全一样”。 多妙的类比啊！一方面是“已查明的可靠事实”，另一方面是批判对某种情况的主观判断。类比就在于赤字这一个词。X死了，因为他折断了自己的腿。预言式的类比：Y将死去，因为他违背自己因而在布鲁诺言。［注：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XStarb，weilereinBeinbrach…Ywirdsterben，weilerseinWortbricht”。德语动词“brechen”是“折断”的意思，也有“违背[诺言]”的意思。——编者注］已查明的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的可靠事实发生在法国革命之前。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以及甚至比他更早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赤字发生在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之前。在法国，政府向知名之士和议会建议的改革同革命的预感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在英国据说也没有人对罗素的改革法案感兴趣（第73页）。多妙的类比啊！法国政府的建议谈的是同法国君主制的过去决裂，1831年罗素的建议谈的是内阁阴谋；那里谈的是同许多世纪的过去决裂，这里谈的是采用了还不到三十年的措施所产生的后果；那里的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建议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革命不能相比，这里的资产阶级尽管自己本身对辉格党的无谓的诡计感兴趣，但未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兴趣，人民群众对辉格党的改革不是从昨天而是从宣布改革法案[397]时起就感到失望了。接着竟在奈克尔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类比！为了满足批判的要求，帕麦斯顿失去了“勇气和毅力”，他“深刻体验到自己的使命”，认为自己是“自己国家的最后拯救者”。甚至罗伯斯比尔和罗素之间的类比也不可能更荒谬了。从此以后，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变为安东尼达女王（玛丽－安东尼达），也完全用不着惊奇了。 我们完全不否认英国正处于大冲突的边缘。我们只是不同意在提出的“历史实例”中对这种冲突的实质出现比如说相去太远的理解。最卑鄙的政客手腕无可比拟地胜过这种空洞的深思远虑。 对于那些认为在自己内阁中有“influenceétrangère”〔外国影响〕[398]的英国人，布鲁诺·鲍威尔为了证实他们的错误，指出了发现俄国是欧洲和平的保护人和保证人的福克斯。同时他引了福克斯1803年5月24日讲话中的一处。他本应该再进一步举出1790年福克斯就面临的第二次瓜分波兰一事交给阿代尔的“秘密”使命。[399]而福克斯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秘密的”和违法的联系证明什么呢？[400]证明帕麦斯顿同尼古拉并没有秘密的、违法的联系［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这里，当丧失了历史的类比……”。——编者注］。然而，福克斯无须做出关于俄国的发现。这种发现在威廉三世时已经由卡马森侯爵做出了，而在乔治一世时已由当时执政的辉格党做出了。外交文件证明，从那时起俄国对辉格党内阁的影响已成为传统的影响。帕麦斯顿正是因此就应该结束辉格党的传统吗？相反，为什么他不使它完全“实现”，不完完全全投靠俄国呢？认为福克斯发现英法同盟的说法，就象对帕麦斯顿的这种“保护”一样不可信。斯坦霍普在乌得勒支和约[364]之后已经立即做出了这种发现。[401] 为了证明俄国的富有成果的影响，有人说它所采取的立场使得“英法对立削弱”［注：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这样（第5页）。——编者注］，或者说使得“英法同盟”建立。英法同盟于1717年就已经存在，数年之后，乔治一世正是企图把它变成欧洲抗俄同盟。1834年的四国同盟[402]是当时被认为也是针对俄国的英法第二次同盟。这样，从这方面来看俄国不能建立任何新的、前所未闻的同盟。但是，如果说仅仅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同盟就应认为是俄国的巨大成就，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对路易－菲力浦法国的同盟，即1840年同盟[389]呢？这一同盟根据布鲁诺·鲍威尔的设计证明，路易－菲力浦的法国比尼古拉的俄国还要危险。 根据批判以后的发现，英国用它的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将大陆交到俄国的手里——这一发现至少没有新的功劳——之后，感到需要 《desechargerelle-mêmedelatâcherévolutionnairedelaFrance．C’estCanningquiaremplicevide．IllevaenAngleterrel’étendarddelarévolution，pourenfairelevéritableadversairedelaRussie》．［注：“自己承担法国的革命事业。正是坎宁填补了真空。他在英国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使英国成为俄国的真正对手”（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7页）。——编者注］ 人们引用坎宁从味吉尔那里借用来的辞句（quosego：dedieuEole）［注：“看我来教训你：亚奥普士神”。尼普顿用这种厉声的吆喝来制服亚奥普士的狂暴之风（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135行）。——编者注］作为证明，似乎“伊顿名将[403]的空话就是证明。关于“原则的政策”的话被信以为真，被当成真的了。[404]而这些话比以前关于“利益的政策”的空话更虚假。然而，关于皮特的战争[405]如同关于“原则的战争”一样到处流传，很大一部分英国人相信了这种说法。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人是由于法国革命前不久和在它开始的时候，寡头政权处于国内动乱的威胁之下。但是，坎宁的空话起初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法国的。干涉葡萄牙是对法国干涉西班牙的回答，而这种“原则的政策”在其现实的体现中——承认过去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406]的独立性——是异常准确地同英国的贸易利益联系着的。因为帕麦斯顿用坎宁的空话来掩饰自己的完全由别的原因所引起的政策，所以布鲁诺·鲍威尔确信坎宁关于“革命干涉”的空话成了英国的实际政策，并给英国造成了许多不幸。同时我们获悉，改革法案把英国宪法的性质改变到这种程度，以致 《QuelesAnglaismêmesnereconnaissentplusenquoisedistingueleurconstitutiondecellesducontinent》（p．9）［注：“英国人自己再也看不出他们的宪法与大陆的宪法有什么不同”。——编者注］． 从乔治一世时期起，英国宪法被修改的地方只是：（1）改动了rottenboroughs〔衰败城镇〕[407]的分配，使它对大贵族派别之一的辉格党有利；（2）1831年工业资产阶级加强了自己的议会影响，就象金融资产阶级通过1689年光荣革命所做的那样。布鲁诺·鲍威尔也发现了， 《l’abrogationdesloisdescéréales，commelaproclamationduprincipedelalibertéducommercerenfermentl’aveuquesasuprematie（英国工业）estperdue》．［注：“谷物法的废除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宣布，说明承认它（英国工业）的优势丧失了”（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9页）。——编者注］ 相反，这些事实证明：（1）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战胜了土地贵族的利益；（2）英国工业除自己本身的资本垄断外，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垄断，只是现在它才能够有把握地指望自己真正的优势。现在，英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 《assezdégradée》《poursupporterl’idéeoffensanted’uneallianceavecsarivale》（p．10）．［注：“堕落到去迁就那种同自己对手结盟的可耻思想”。——编者注］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要不贬低自己［注：马克思这里用的德语动词“degradieren”，有法语“dégrader”（“堕落”、“贬低”）的意思。——编者注］，当然不能签订与以前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偏见相矛盾的同盟。英国总是停留于“那种”合乎道德的身份。下面这句话证实了英国在这里经受的莫大损伤： 《Lespeuplesnesauraientoublierleurpasséqu’enrenonçantàI’avenir》．［注：“看来，人民只有放弃未来，才能忘掉自己的过去”（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11页）。——编者注］ 似乎经常“消灭”过去并不是“创造”未来。 因此，皮特英国的未来同英国的未来混为一谈了。一旦“人民”战胜过去的统治阶级，并因而同这个阶级所建立的政治过去决裂［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它自应不再作为人民存在”。——编者注］，它就消灭自己的未来。 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英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仇视法国，反之亦然。英国的这种“民族独特性”——法国和英国之间较早时期的封建战争当然具有完全另外的意义——只是由“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所创造，因此，它是“根深蒂固的”。多么深刻的思想啊！ 俄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时而同法国结成反英同盟，时而同英国结成反法同盟……但是，英国和法国不放弃“未来”就不能联合起来对付俄国。其实，布鲁诺·鲍威尔想要证明，除俄国外，欧洲各国的民族特点正在消失，法国和英国正体现为“西方”而反对俄国。因而它们在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特性。但是，难道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没有体现为欧洲而反对过法国？难道它们不是以此而重新创建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市民社会当然使批判不感兴趣。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经受了各种政治变化。当一片外壳掉下来时，批判就明确地认为，这个社会的灭亡即将来临。例如，那充满空洞政治废话的关于“自私的动机”和“盟友的别有用心”［注：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13页）。——编者注］的一章，如果说不是证明这两个社会仍然在同属于过去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政治传统作斗争，以及它们尚未拥有符合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的那种政治形式，那么它现在又在证明什么呢？不管他多么可怜，谁能对他担保，说这种同盟并不是达到这种更高的形式的手段呢？具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需要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国际关系，这是同义反复。 有人对他说，俄国 《aforméleplandeconsolidersoninfluencesurlaTurquie，sansl’aided’unallié》．［注：“制定了计划，在没有任何盟国的协助下巩固自己对土耳其的影响”（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12页）。——编者注］ 它不是为最近这次战争轮流寻求过同法国、英国、奥地利结盟吗？而且它不是始终保持同普鲁士的同盟吗？不管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观点和意图如何，谁会对他们担保说，俄国不是经常都相信同英国政府的秘密同盟，并认为这就保证了俄国的粗卤行为呢？ 尊敬的布鲁诺·鲍威尔相信俄国，认为它所提出的借口，即《causedespopulationsgréco-slavesdelaTurquie》［注：“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民族的事业”。——编者注］（p．11）— 是它的真实动机。即使在以色列我也没有找到过这种信仰！［注：《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编者注］ 小册子的大部分是描述英国政府（还有法国政府）的诡计和它们向俄国的让步。其实，俄国没有实现它在土耳其的计谋，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过失。这又证明什么呢？是证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特别是前者，被迫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行动吗？不是，[这仅仅证明了]英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证明了政府和社会，即使它们实际上是分离的，在理论上却应是等同的。 俄国的要求！［注：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28页。——编者注］俄国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要以俄国领事的管理来代替在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民族[408]那里实行的某种程度的自治。批判当然是轻信地将俄国的声明看成是它的真实动机，以便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409]里激动地断定俄国政府现在放弃了他的欺诈手段。布鲁诺·鲍威尔责备报纸对不久前的土耳其事件无知。但是他没有发现俄国人（例如，在塞尔维亚、希腊）一再企图破坏公社的自治，证明自己无知。俄国力图保存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土耳其主权下的希腊牧师的神权统治，是束缚和扼杀希腊—斯拉夫公社的任何独立的市民发展的统治。批判的博学非常成功地特别表现在 《gagesquelaRussiepossèdedanssaparticipationàl’oeuvredel’organisationenServie》［注：“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3页）。——编者注］以及在它的《réglementorganique》［注：“组织规程”。——编者注］中，俄国通过基谢廖夫把这种组织规程交给了多瑙河两公国！[410]这太过分了。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南方斯拉夫人应该成为俄国人：首先，“envertudelanaturedeschoses”〔由于事物的本性〕［注：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4页。——编者注］，援引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其次，不仅由于“事物的本性”，而且由于“del’histoire”〔历史〕，［注：同上，第34页。——编者注］而塞尔维亚的历史恰好证明了相反的东西；最后，由于“positiongéographique”〔地理位置〕［注：同上，第33页。——编者注］，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由于这种地理位置把自己同俄国隔开。多么广博的知识领域呵！他们从“事物的本性”的高度降到“历史”，又从这种抽象的概念降到“地理位置”的细节。 他证明奥地利应该仅限于中间人的角色。“早”在4月曾是正确的这一论断，在6月就成为“错误的”了，尽管批判的理由是绝对的而且是来自事物的本性。他证明，奥地利不“可能站到同盟国一边”［注：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6页。——编者注］。我们要重新检验这一论断。他在自己臆想出来的关于奥地利和英国的过去关系的历史推论中，纯粹按俄国的方式来歪曲历史。在援引阿德里安堡条约时，他避而不提真实的情况。如果不是英国以自己的骗局在土耳其政府那里撕毁这项条约，俄军就会被消灭，甚至它能保留的微不足道的少量部队也永远不能从阿德里安堡返回。鲍威尔也没有正确地转述利文的急电内容。正如他所说，不是“和约”［注：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9页。——编者注］，而是埃内兹的封锁[411]构成了阿伯丁和威灵顿不果断的直接原因。俄国人由于担心会引起威灵顿方面的反对，也放弃了封锁。顺便提一下，利文说： 《《thattheDukeofWellingtonandLordAberdeenhaveputeverythinginmotiontoextortfromusConfidencesastotheconditionsofourfuturepeacewiththeTurks》．［注：“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动用了一切力量来从我们这里探听有关我们将来同土耳其人签订和约的条件的机密”。——编者注］ 这个利文丝毫没有用鲍威尔从他的急电中所引用的大话来对此进行反驳[412]，而继续说： 《ItappearedtoususefultorepeattheassuranceswhichonthispointallthedeclarationsoftheEmperorcontained，andeventoaddsomedevelopmentstothem，Weshallconfineourselvestothesegeneralities，foreverycircumstantialcommunicationonasubjectsodelicatewoulddrawdownrealdangers，andifoncewediscusswithouralliesthearticlesofaTreatywiththePorte，weshallonlycontentthem，whentheywouldhavebelievedthattheyhadimposeduponusirreparablesacrifices》［注：“在我们看来，重复皇帝一切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保证，而且即使对这些保证做一些补充，都是有益的。我们将仅限于这些一般性的表示，因为关于这种微妙问题的任何详细的报道都会招致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同我们的盟国讨论同土耳其政府缔结条约的条文，那么只有当他们认为已迫使我们遭受无法补偿的牺牲时，我们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编者注］． 只是后来才有那句大话，而这句话由于这些粗笨的花招会失去自己的英雄性质，但这一点并不在批判的计划里。然后提到了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的一切骗局，以证明他感觉到“英国的弱点”，证明这种弱点实际上是存在的。不仅如此，骗局还暴露出俄国在对待英国方面所拥有的“实力”的秘密。同时鲍威尔在例如“雌狐号”事件中造假。据他讲，俄国只要 《àluirappelerqueceforfaitinouiavaitétécommisdanslamerNoire，prèsdelacôtedelaCircassie》［注：“提醒他[帕麦斯顿]，这一前所未闻的罪行是在黑海，靠近切尔克西亚海岸发生的”（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42页）。——编者注］就足够了。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帕姆和涅谢尔罗迭在这种场合采用了何等复杂的手腕。[413] 在关于奥地利的一篇里，我们还读到，1848—1849年 《toutel’Allemagneréduiteàlapassivitéparlesillusionsduprincipenational，auraittaxédecrimepolitiquechaquetentatived’intervenirdanscetteluttedesnationalités》．［注：“整个德国因对民族原则错误理解而处于消极的状态，认为干预这种民族斗争的任何企图都是政治罪行”（第43页）。——编者注］ “似乎”法国国民议会没有反对意大利，也没有反对波兰！[414]关于这本小册子，除了只有批判认为奥美尔－帕沙的多瑙河进军是报纸的谣传，再要谈点什么都完全是多余的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1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28年《马克思主义年鉴》第6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364]乌得勒支和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面，于1713年签订的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264）的一项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的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波旁，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国。——第344、374、466页。 [389]指的是1840年7月15日由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的伦敦协定。——第366、374、479页。 [390]卡·马克思的未完成的著作《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是专门批判布·鲍威尔的对外政策观念，特别是批判他对沙皇俄国在欧洲各族人民命运中的作用的认识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就政治信念来说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54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发表过许多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分析各种战争事件和早先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国一败涂地，俄国将成为全欧洲的仲裁者。早在185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打算批驳“批判的批判”的“高傲的愚蠢”，即批驳布·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25页）。这篇手稿可能是1857年1月写成的，是实现这一想法的尝试。马克思写这篇手稿时主要是批判鲍威尔的两本小册子：《俄国和英国》（1854年6月在沙洛顿堡出版法文版，译自德文）和《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10月在该地出版德文版）。 马克思1857年的摘录笔记本是以这篇手稿开始的，第一页上注有：“1．笔记A”；第二页上注有：“A·斯帕达。俄国大事记”；指A·斯帕达的书《1816年以前的俄国政治、文学、历史和已故名人等大事记》1816年圣彼得堡版（A．Spada．《Ephéméridesrussespolitiques，littéraires，historiquesetnecrologiques…jusqu′en1816》．St.-Petersbourg，1816），注明日期：“1857年（1月）”。从第三页开始是手稿本身，手稿总共六页。手稿标题前有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手稿发表时，把划掉的最重要的地方用脚注注出。手稿最初用俄文发表在1928年《马克思主义年鉴》（《Летописимарксизма》）杂志第6卷上，标题是《布·鲍威尔关于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第367页。 [391]“批判”就是布·鲍威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就这样称呼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268页）。——第367页。 [392]指1854年5—9月间俄军在多瑙河的行动，首先是指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9—314、334—339、395—400及其他各页）。——第368页。 [393]指这句话：“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弄到了一个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的角色。”最初用于小册子《俄国和英国》的这句话，鲍威尔在他的另一本小册子《俄国当前的立场》的开头又提到了。“前面引用的”这几个字是马克思加到鲍威尔的原文里的。——第369页。 [39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初稿）》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中，对蒲鲁东的“人民银行”和“劳动货币”理论作了详细批判。——第371页。 [395]1774年安·杜尔哥当上财政总稽核之后，在法国实行谷物和面粉自由贸易。这一措施如同杜尔哥后来的改革一样遇到宫廷人士、上层僧侣、贵族、官吏方面的坚决反抗。1776年路易十六签署了关于免去杜尔哥职务的命令。 下面谈的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厂主、自由贸易派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建立的；它力求贸易的完全自由。1846年谷物法废除之后，它不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著作以及在《资本论》中曾不止一次地分析和批判过同盟的活动。——第372页。 [396]指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第372页。 [397]指选举法改革法案（1832年通过）；这项法案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取消某些“衰败的城镇”选派代表的权利（见注407），并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在五十年代初，英国开始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1852年2月，罗素在议会就选举改革法案作了初步的声明，但是该法案甚至没有提交讨论。恩格斯在《英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37—240页）对这个法案的内容作了分析。——第373、426页。 [398]暗指威·乌尔卡尔特，他认为帕麦斯顿是沙皇政府的直接代理人。——第373页。 [399]关于福克斯把他的代言人、英国外交家罗伯特·阿代尔派往彼得堡去破坏威·皮特的计划的说法，是1821年在G·托姆林《关于尊敬的威廉·皮特的生平传记》三卷集，1821年伦敦版（G．Tomline．MemoirsoftheLifeoftheRightHonorableWilliamPitt，3Volumes，London，1821）一书中提出的。——第373页。 [400]对俄国在1787—1791年俄土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感到不安的小皮特，曾企图阻止雅西条约的实现。俄国外交利用英国报界，并同反对派领袖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建立关系，得以防止同英国外交关系的破裂。福克斯在下院尖锐地批评了皮特的政策。叶卡特琳娜在外交上取得对皮特的胜利之后，命令故意引人注目地为她在伦敦购买福克斯的半身像。把它放在皇村官狄摩西尼与西塞罗的全身像之间。大概马克思所说的“违法的联系”就是指这些情况。——第373页。 [401]1716年英国和法国在汉诺威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在路易十五无后死去时，英国充当维护奥尔良王室继承法国王位的保证人。条约是由英国方面国王乔治一世的外交国务秘书斯坦霍普和法国方面的红衣主教杜布瓦签订的。根据这项条约，英国、法国和荷兰于1717年缔结三国同盟，1718年奥地利加入同盟（四国同盟）。关于这些事件马克思在本文中还将谈到。——第374页。 [402]指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有关比利牛斯半岛问题于1834年4月22日在伦敦签订的协定。——第374、479页。 [403]伊顿名将（CaptainfromEton）是伊顿学院的大学生由于参加按议会辩论形式举行的政治辩论会而获得的光荣称号。坎宁1788年毕业于该校而获得这一称号。——第375页。 [404]马克思这里指坎宁1826年12月12日就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在英国议会上的发言。坎宁声称英国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原则（或见解）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伊奥拉斯的角色，伊奥拉斯“……拿着帝王权杖，坐在高高的小堡垒中，缓和它们的情绪，平息它们的怒气……”（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56—57页）。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是这个国家内战（1823—1834年米格尔战争）中的事件之一。——第375页。 [405]指英国首相威廉·皮特（老皮特）的反法政策，他在策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起了重大作用，这次战争使英国差不多侵占了法国在印度和北美的所有领地。——第375页。 [406]由于1810—182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的结果，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于1826年宣布独立（除古巴和波多黎各外），葡萄牙殖民地巴西于1822年宣布独立。——第375页。 [407]“衰败的城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时起享有选举代表到议会中去的权利。“衰败的城镇”的特权被1832年的改革（见注397）、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第375页。 [408]原稿中是《Stämme》，《Stamm》这个词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在历史科学中具有比现在更广泛的意义。这个词的意思是具有共同的族系的人的总和。这个词在这里根据所用术语的实际内容译成“民族”。——第379页。 [409]布·鲍威尔《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沙洛顿堡版第25—26页。——第379页。 [410]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结果，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9月），该条约确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并保证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俄国是被争得的权利的保证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1831—1832年在多瑙河两公国实施了组织规程，以规定它们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对组织规程的评价，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5—267页）。——第379页。 [411]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的一次事件，即俄军围攻爱琴海的港口埃内兹。埃内兹于1829年8月26日被西韦尔斯将军的部队占领。——第380页。 [412]指鲍威尔引自利文的急电中的下列引文：“和约就是应当在我们的营垒内签订；只有在它签订之后，欧洲才能知道它的条件；那时抗议的时间就错过了，并不得不耐心地忍受将无法阻止的事情。”（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40页）马克思引自利文1829年6月13日（1日）致涅谢尔罗迭的急电的引文，是取自《公文集。外交评论（新辑）》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期第24页。——第380页。 [413]1836年11月25日，在苏茹克－卡列港（高加索的黑海沿岸）英国“雌狐号”商船被一艘俄国军舰拦截。马克思在抨击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51—461页）中详细分析过这一事件。——第381页。 [414]关于法国国民议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8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对波斯的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 对波斯的战争[379] 一 波斯战争是帕麦斯顿勋爵大约在二十年前初次表演的军事外交悲剧[380]的重演。那时同现在一样，波斯对赫拉特的袭击是爆发战争的信号。那时同现在一样，子爵力图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以后，他又同意搞一个新玩意：他不仅妄想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而且要攻击喀布尔，或者不如说要攻击阿富汗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时打败波斯。我们看到，这次正是这个多斯特－穆罕默德充当了他的同盟者和战友，这是从前锡克教徒的领袖朗吉特·辛格扮演过的角色。自从朗吉特·辛格下台以后，就非常需要这样做，而从前曾由他管理的领土，已转到东方不列颠帝国的管辖之下。[381] 因为帕麦斯顿喜欢照他自己的老办法办事，所以要懂得他如何重施故技，就有必要了解波斯冲突的最初的处理办法。 在开始进行这种研究之前，也许不妨对阿富汗、波斯和英国目前的状况做一些绪论性的评述。 阿富汗的一些部落在各个时期曾遍布波斯和印度，后来波斯在纳迪尔－沙赫统治下不仅征服了阿富汗，而且胜利地扩张到德里。[382]纳迪尔－沙赫死后，在某个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的统治下，产生了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王国合并了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注：接着手稿中划掉了“后来被侵占的”。——编者注］曾为锡克教徒占领的所有土地。但是这个结合得很不牢固的王国同它的创建人一起完蛋了。在他死后，这个王国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分成各个独自有其首领的阿富汗部落，它们为无休止的内讧所分裂，只有在共同面临和波斯发生冲突的威胁时才联合起来。 此外，在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存在着政治对立，这种政治对立的基础是随种种历史传统而来的民族差别，它的支撑是由于宗教对立而变得更加尖锐的边境纠纷和相互觊觎。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徒，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而波斯人则是异端的什叶派的主要堡垒。 尽管存在这种尖锐的和普遍的对立，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毕竟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以俄国为敌。还在彼得大帝的时候，俄国就入侵过波斯。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强迫波斯接受古利斯坦条约[383]，夺去波斯十二个省份，即高加索山脉以南的现在属于俄国的全部领土。由于1826—1827年的战争和签订土库曼彻条约[384]，尼古拉又夺走了波斯许多地方，使它承担了巨大债务，并且剥夺（禁止）波斯船只在它自己的里海北岸航行的权利。这样一来，对过去领土被占的记忆，波斯现在不得不忍受的压迫，以及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誓不两立的仇恨。阿富汗人这一方面，虽然同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不断蓄谋破坏他们独立的宗教夙敌：一是因为俄国惯于发动战争反对正统派国王；第二是因为不久前它发动了反对土尔克斯坦的战争。[385]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这两个民族既然把俄国看作自己的天然敌人，逻辑的力量就迫使他们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天然盟友。在英国和这些亚洲民族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冲突（敌对），然而既然英俄之间的斗争，是存在亚洲俄国和英属印度本身的结果，那么难道这种斗争不是必然的？因此，英国以低廉的代价在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那里受到欢迎，绝不是由于它的作为，而只是由于它在亚洲有领地这个事实。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把英国看作自己的盟友，因为英国是他们的敌人的敌人。 总之，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在波斯和阿富汗方面的政治状况更为有利和更容易控制了。两国形成一道把英属印度与俄国隔开来的天然屏障，而且无论这个或那个国家都不能成为危险，因为它们是相互抑制的。如果波斯表现出不满，阿富汗就从前面威胁它；如果阿富汗变得不驯服，波斯则从后面威胁它。波斯从西面掩护印度；阿富汗不仅保护了位于同一方向的通向印度的咽喉要地开伯尔通道，而且在北面阻挡俄国人向南高加索地区推进。这里是亚洲高原，对东方的统治总是取决于是否占有这些高原。1809年，阿富汗人请求英国援助，而波斯人在1801年就已经这样做了，1814年英国确实同后者缔结了防御同盟。[386]因此，英国为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势力，只需扮演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调停人，并坚决反对俄国人入侵。一方面是虚假的友好，另一方面是认真的敌意，——别的就什么也不需要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英国的独裁者帕麦斯顿勋爵和俄国的威胁是怎样使这种难得的局势变得更好的。 二 我们知道，自从英国用武力使俄国的傀儡［注：穆罕默德－沙赫。——编者注］登上了波斯王位，进攻赫拉特的准备工作就在公开进行了，帕麦斯顿不仅不反对这样做，而且不准自己的大使提出抗议。 1837年9月，波斯军队终于侵入阿富汗。波斯军队在打了一些胜仗以后，直抵赫拉特派，他们在赫拉特城下安营扎寨，并在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但是，尽管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封锁，波斯人的进攻还是被击退了。1838年8月15日，沙赫被迫撤围，并且以强行军的速度把军队撤出他所入侵的国家。 现在，恫吓时期自然开始了。 在这些敌对活动进行的整个时期里，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耳爵士不仅被相互矛盾的训令捆住了手脚，而且，一方面，帕麦斯顿命令他避免讨论波斯与赫拉特的关系问题，说这些关系似乎与英国无关，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又希望大使劝阻沙赫不要继续军事行动。当这次出征一开始时，埃利斯先生就召回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但帕麦斯顿又把他们派回去了。当印度政府再次命令麦克尼耳召回英国军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销了这道命令。1838年3月8日，麦克尼耳前往赫拉特城下的军营表示愿意从中调停，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的名义。沙赫这方面声称，“如果在赫拉特被占领之前退却，他担心会得罪俄国政府”，此时，只有直接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威胁”，能把军队撤走。但是要形成这种来自帕麦斯顿的威胁是不可能的，他乐于用六行字的急电答复麦克尼耳的坚决要求，电报的主要意思是一成不变的一句话：“我不再作进一步的指示”。 但是到1838年5月底，帕麦斯顿推测赫拉特已经被拿下（从开始围攻到这时已经过了大约九个月），他就利用麦克尼耳的亲随被侮辱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帕麦斯顿在几个月以前早已知道而没有给予丝毫的注意——向波斯宫廷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会，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示抗议，一次竭力痛斥“波斯同俄国的联系”。在发出威胁性照会的同时，印度政府派兵从海上开赴波斯湾占领了哈尔克岛。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转到埃尔斯伦：而在赫拉特城下的军事失利之后，波斯派往英国的大使没有得到入境的许可。赫拉特真的坚持下来了，虽然英国没有支援它。 帕麦斯顿勋爵重复自己过去的作为是始终不渝的，他妙地用自己的第二次中国之战来补充自己的第二次波斯之战。电报刚通知炮轰广州［注：指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译者注］，《泰晤士报》就立即冒险出来为帕麦斯顿的中国之战辩护，虽然仅仅在这前一天，伦敦《泰晤士报》关于波斯战争的文章还大谈经过一定时期事件必然重演的历史规律，而且如上所述，把1838年的波斯战争和1856年的波斯战争作一种令人怀疑的比较。[387]不过它装模作样，似乎忘记了如果事件彼此相象，那么引导事件的也就是同一个人，而他所发明的历史规律例同现在恬不知耻地吹捧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有些相象。但是，甚至《泰晤士报》也不能不承认，波斯远征的结果无论是胜利或者是失败，二者对英国同样都是有害的，而对俄国则都是有利的。失败会暴露英国的弱点，它在中亚的威望已经由于放弃卡尔斯而受到损害；胜利会削弱波斯，会更大地动摇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使它完全依赖于俄国。如果吓不住波斯宫廷，不能迫使它让步，那么英军就必须赶快入侵波斯南部，这就会引起俄军相应地入侵波斯的北部。而如果波斯宫廷被吓住了，那么波斯就不敢说话，当然也就不能在英属印度和俄国的南高加索领地之间起着重要的屏障作用。《泰晤士报》宣扬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就是如此。被迫做出这个结论的《泰晤士报》疏忽了一个简单事实，即1856年同1838年一样，帕麦斯顿在波斯人开始进攻赫拉特之后，并不试图阻止这种进攻，而是想为此惩罚波斯人，把英国置于这种危险的抉择面前。他在面临其一次波斯战争时，促使沙赫进攻赫拉特，直接帮助了俄国。难道帕麦斯顿在发动他的第二次波斯战争时，不是悄悄地在重复那种狡猾的策略，在紧要关头从德黑兰召回英国大使，从而有意消除自己对波斯宫廷的影响，而且在波斯大臣和英国公使［注：阿迦汗·努里和墨莱。——编者注］之间的荒谬的私人争吵的可鄙的借口下，让俄国对波斯宫廷进行不容置辩的控制吗？如果《泰晤士报》故意突然继续评论帕麦斯顿勋爵在中亚的最初功绩，那它就不能用看来是一个实在的问题来结束自己勉强拼成的文章，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由于一个二等外交代表的容易动怒或者由于印度政府对征服地的贪婪欲望是否在重新卷入这次亚洲冲突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它就不考虑帕麦斯顿勋爵了，而只要它对历史随意地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安菲先生和坎宁勋爵不过是扮演老角色的新演员，他们在1856年只不过是扮演帕麦斯顿勋爵在1838年为约翰·麦克尼耳爵士和奥克兰勋爵所写的角色。 反过来说，它不得不承认，他们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利用的工具，而大约在二十年前，这些工具是用别的名字出现的。 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了了解目前帕麦斯顿戏剧的重演，必须知道他最初的表演。所以我们想就此结束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开始的对他在中亚的第一次冲突的概述。 三实际资料 1838年6月16日朗吉特·辛格、舒扎－沙赫和印度总督在拉合尔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朗吉特·辛格承担帮助舒扎沙赫夺取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喀布尔王位的义务，但是英国士兵不必参加预谋的入侵。三个半月以后，1838年10月1日，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西姆拉宣战，并声称将用两万名英国士兵来对付多斯特－穆罕默德。又过了四个半月，1839年2月19日，这些军队和锡克教徒一起终于出动，侵入阿富汗的领土。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采取这些矛盾的步骤的日期。1838年6月16日缔结拉合尔条约时，还存在想象的危险：波斯军队在俄国的影响下围攻赫拉特。1838年10月1日战争宣布以后，由于波斯军队失败而撤围，并退出阿富汗领土，这个危险已经消除。1838年6月16日当还存在战争的借口时，不需利用英国军队对付多斯特－穆罕默德。1838年10月1日当这个借口消失时，就宣布用两万名英国士兵对付喀布尔。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1838年10月1日，臆想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伙同波斯和俄国的阴谋已经完全无用了，因为波斯军队已不能靠近坎大哈和喀布尔，而俄国显然只能够用波斯军队的力量来支援阿富汗。 俄国还能够保持对波斯宫廷的影响，但是这样一来这种影响已经不那么强大了。圣彼得堡和伦敦内阁对中亚所持的对立的政治观点，与其说成了直接利益的客体，不如说成了抽象利益的客体。1838年10月1日明摆着的情况就是这样。1838年11月8日，印度总督接到约翰·麦克尼耳爵士的通知，说在赫拉特城下的失败已完全消除了俄国在波斯宫廷中的影响，到了10月底，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收到了涅谢尔罗迭伯爵的“非常满意的”“说明”，使他完全相信俄国并无“敌对的意图”。 “如果俄国象人们断定的那样是有罪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个国家，而攻击阿富汗呢？他（帕麦斯顿勋爵）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派兵到圣彼得堡去了，但是没有舰队。我们要求俄国政府作出说明。我们把我们所收到的情报的性质通知了俄国。我们说明了俄国间谍唆使邻国人民反对我们的情况，曾经对俄国政府提出问题：这样做是否得到它的许可？如果它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政府就有时间请求国会的协助；但是，俄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些间谍。说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许可，并且要把他们召回；实际上俄国对我国并未抱有敌对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怎么能够派舰队到波罗的海去呢？此后，俄国的行为怎样呢？它的行为是友好的。在他执政期间，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帕麦斯顿勋爵于1843年3月1日在下院根据罗巴克先生关于指定一个调查阿富汗战争的特别委员会的提案进行辩论时所作的声明。 他认为俄国人的说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这项说明注明的日期是1838年10月20日。所以，在1839年2月19日[388]，甚至因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国的关系而要对他发动战争的一点点理由也完全消失了，［这是发生］在印度政府确信俄国对德黑兰的影响下降以后三个月的事情，而且是在帕麦斯顿勋爵自己由于俄国方面没有任何应该在中亚加以反对的敌对意图而表示满意之后又过了四个月的事情。但是，进行阿富汗战争的公认的理由越是软弱无力，印度政府的敌对步骤就越是加强，而军事行动的虚构理由不复存在之后，这些军事行动就真的开始了。 四帕麦斯顿在国会的声明 还有一个情况能进一步说明帕麦斯顿和俄国之间的争吵。从他1839年初向国会提出的题为《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的蓝皮书中，我们知道那份他后来作为非常满意的答复而提交给下院的俄国照会是在他本人要求给予说明之前就有了。涅谢尔罗迭的外交照会注明的日期是1838年10月20日，而帕麦斯顿的外交照会是1838年10月26日。因此，俄国的答复是在英国质问的前六天。的确，为了使俄国的照会具有答复的假象，就在蓝皮书中把它放在英国照会的后面了，不论是这个照会还是那个照会，都没有互相援引，两者都用同样强烈的词句写成。在一个照会中，俄国要求英国对它在中亚造成威胁的立场作出答复；在另一个照会中，英国指责俄国在波斯经常搞阴谋诡计。俄国无论如何也不答复英国人，英国怎么也不答复俄国的照会。但是，相反地，两国政府都相互把对方的谴责当作非常满意的说明加以接受。是不是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帕麦斯顿和涅谢尔罗迭之间的决斗仅仅是装模作样，他们的照会是协调一致的，其目的都是给入侵咯布尔提供某种借口？当借口抵抗俄国影响的阿富汗战争在激烈进行，（已着手进行）的时候，帕麦斯顿公开与俄国结成了反法同盟。[389]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7年1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379]马克思写了《威尼斯》一文的草稿（见注373）以后，立即写了四篇札记，以《对波斯的战争》为总标题，前两篇是关于英国和伊朗战争的文章草稿，第三篇和第四篇，马克思加上《实际资料》和《帕麦斯顿在国会上的声明》的副标题，谈的是同一个问题。根据1857年1月2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稿的记载，我们能够确定写这些草稿的日期是这一年的1月（在1月2日和27日之间）。马克思用这些材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英国和伊朗冲突的文章，报纸编辑部把它们合成为一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7—132页）。因此，所发表的这些草稿使我们能够对马克思最初的构思有更完整的概念。《对波斯的战争》的手稿具有极明显的草稿性质，其中增删的字句很多，在这次发表时，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加以说明。——第357页。 [380]马克思指的是1837—1842年英国和伊朗的冲突。他也是指1838—1842年英国和阿富汗第一次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军队遭到了致命的失败。——第357页。 [381]指旁遮普。它在朗吉特·辛格的统治下曾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849年被英国兼并。——第357页。 [382]大莫卧儿的首都德里曾经被纳迪尔－沙赫所侵占。——第358页。 [383]结束1804—1813年俄国和伊朗战争的古利斯坦和约于1813年10月24日（俄历12日）签订。——第358页。 [384]1828年2月22日（俄历10日）签订的土库曼彻条约结束了1826—1828年的俄国和波斯的战争；条约使俄国享有在黑海驻有舰队的特权。——第358页。 [385]指1839年为了确立俄国在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影响和保证通往布哈拉和浩罕的通商道路的安全而组织的由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指挥的从奥连堡到希瓦的军事远征。这次远征是对1838年英国发动对阿富汗战争的答复，由于准备得很差而告失败。——第359页。 [386]1809年6月17日——阿富汗的舒扎－沙赫和英国的埃耳芬斯顿签订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条约。 1801年1月4日——签订了旨在反对法国的英伊条约。 1814年11月25日——英国和波斯缔结了条约，这个条约使波斯有义务废除同所有敌视英国的国家的联盟。——第359页。 [387]马克思指的是1856年12月29日《泰晤士报》为英国和伊朗战争所写的社论，和该报1857年1月2日发表的关于中国事件的社论。——第361页。 [388]1839年2月，驻扎在印度北部的英国军队奉命经过开伯尔山口向阿富汗推进。——第365页。 [389]指的是1840年7月15日由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的伦敦协定。——第366、374、47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山地战的今昔（第二篇文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 山地战的今昔 （第二篇文章）[377] 现代山地战的历史（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曾经进行了简短的评述）不容争辩地证明了：现代军队的机动能力给军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使其能在象瑞士那样的山国里克服或绕过阻碍他们前进的一切天然障碍。现在我们假定，在普鲁士国王和瑞士之间真的爆发了战争。瑞士人为了保卫本国的安全，除了依靠备受赞扬的“山地要塞”之外，当然不能不考虑其他防御手段。 在上述情况下，进攻瑞士的行动可能在从康斯坦茨沿莱茵河至巴塞尔一线开展，这时还必须把奥地利和法国看作是中立国，因为这两国中任何一国采取积极的干预，都会大大增强这一进攻的破坏力，以致对付这种进攻的任何战略计划都将是徒劳无益的。这样，我们假定只有北部边疆是便于入侵的。莱茵河是它的一条防线，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障碍物。这条河，有七十英里的地段是可受到攻击的边界，而且不管河水有多深，流速有多快，这一带便于渡河的地点是相当多的。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从来没有为争夺这条河而认真地打过仗。的确，强大的进攻军队在长达七十英里的战线上，任何一条河都是可以渡过的。毫无疑问，在一切情况下，在突然把部队集中到真正准备渡河的各渡场之前，制造某些虚假的紧张气氛和进行某种佯攻，必能获得成功。此外，架设在河上的几座石桥，瑞士人未必会把它们破坏到战时不能使用的程度。最后，位于莱茵河南岸的康斯坦茨，因为是德国的城市，对于普鲁士人来说则是从翼侧包围全线的合适的桥头堡。 但是，在莱茵河那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障碍，它在某种程度上使莱茵河更便于防守，正象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山脉使多瑙河便于防守一样。莱茵河的三条支流——来自西南方的阿勒河和来自东南方的莱斯河与利马特河（后两者同阿勒河成直角）在布鲁格附近汇合，然后径直向北流往莱茵河，在上述汇合处下游大约十英里靠近科布伦茨的地方流入莱茵河（当然不应该把这一位于阿勒河和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同位于摩塞尔河和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要塞混为一谈）。这样，在布鲁格和莱茵河之间的阿勒河把莱茵河的谷地一分为二，进攻的军队如在科布伦茨的上游或下游渡过莱茵河，就会面对利马特河或阿勒河，也就是说，会再一次面对便于防守的河流。这样一来，由于阿勒河和利马特河（莱斯河对于利马特河一线来说，只是下一道强大的防线）的汇合而形成的向前突出的三角形地带是第二道重要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的翼侧左面（西面）有苏黎世湖、瓦伦施塔特湖［注：瓦伦湖。——编者注］、楚格湖和四州湖［注：费尔瓦德施泰特湖。——编者注］掩护[378]；而这些湖，在上述情况下，却没有一个是普鲁士军队敢渡过的。阿勒河和利马特河的阵地，由于进攻它们的任何军队的后方就是莱茵河，成了瑞士抵御来自北部的入侵的主要战略防线。假定瑞士人抗击了对这个阵地的进攻，获得胜利，并组织反攻，积极追击［敌人］，那时，失败的军队在它们能够沿莱茵河上可能架设的几座桥梁退却之前，就会被驱散、击溃、截断并消灭。 另一方面，如果阿勒河和利马特河下游一带被敌人顺利地通过了的话，那时，瑞士人该怎么办呢？这里我们应该再看看地形。大部队在高山地带的条件下不能生存，不能把自己主要的作战基地和军需仓库安置在那里。山区战局如果有大部队参加，持续的时间往往很短，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所以瑞士人绝不应考虑将大量兵力撤往高山地区，他们应该尽可能长久地扼守较平坦的地区，因为那里有拥有各种资源的城市和便于转运的道路。如果从罗尼河在维耳讷夫附近流入日内瓦湖的入口处到莱茵河在兰涅克附近流入康斯坦茨湖［注：博登湖。——编者注］的入口处划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就把瑞士分成两部分，其中西北部（不算汝拉山脉）为下瑞士，东南部为上瑞士或高山地带的瑞士。由此可见，瑞士人的战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主力在坚守平原地区的每一寸国土的同时，将会沿苏黎世——伯尔尼——洛桑——日内瓦一线退却；而东南部的山区则留给那些可能被切断的部队，以及民军和进行游击活动的自由射手去保卫。阿勒河南侧同莱斯河及利马特河平行的所有支流都成了主力在退却线上的依托，而在伯尔尼附近阿勒河本身（其上游也是从东流向西北）也是如此。如果阿勒河上游被强行渡过，伯尔尼被占领，如果仅仅由山地部队和新组建的部队不能从东南部造成对普鲁士人后方的严重威胁而引起全线退却，从而重新占领下瑞士，那么瑞士人实际上就不存在任何取得战争胜利的机会了。不过，这样的方案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由此可见，瑞士人有几条有利的防线：一条，阿勒河和利马特河一线；其次，阿勒河和莱斯河一线；第三条，阿勒河和埃默河一线（且不说中间的一些阿勒河的较小支流）；四条，阿勒河上游一线，［这个阵地］左翼的前面是一片从纽沙特尔湖延伸到该河的沼泽地。 进攻的战略和防御的战略一样都取决于地形。如果普鲁士人不得已让自己的主力在科布伦茨上游渡过莱茵河，并进攻利马特河畔的阵地，那么他们就得铤而走险；他们不仅仅必须去进攻1799年马森纳为抗击奥地利人和俄国人而十分成功地守卫过的阵地，而且，即使夺得这一阵地，他们也会发现，在五英里之后，沿莱斯河还有一道同样坚固的防线；然后，在两三英里或五英里之后，另一道山溪挡住他们的去路；直到最后，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停顿、战斗和损失之后，还会遇到瑞士人凭借埃默河构筑的阵地，而且这条河是一道几乎同利马特河一样严重的障碍。如果不考虑那些迫使普鲁士人在距法国边界相当大的距离上止步不前的政治原因（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全然没有涉及）的话，这条进攻路线当然是绝对错误的。通往瑞士的正确路线应是在巴塞尔和科布伦茨之间渡过莱茵河；或者，如果是部分部队不得不从科布伦茨上游渡过莱茵河的话，那就必须立即组织好在布鲁格和科布伦茨之间渡过阿勒河，以便把主力集中于这条河的左岸。直接沿阿勒河一线进攻，可以从翼侧包围利马特河和莱斯河，也可以从翼侧迂回阿勒河所有不大的南侧支流，直至埃默河。加之利马特河沿线阵地的宽度不大，这一线宜于进攻的正面，从苏黎世到布鲁格，不超过二十英里；可是，沿阿勒河一线从布鲁格到左洛图恩，可供进攻的正面却长达三十六英里，而且即使在左洛图恩上游对正面攻击也无任何防护。阵地的左翼，在左洛图恩和阿尔贝格之间，是阵地的薄弱环节；如果阵地在这儿被突破，那么瑞士人不仅会丧失这条防线，而且同伯尔尼、洛桑和日内瓦的联系将被切断，因而他们下一步只能退向东南高山地区。 但是，这儿的防御有各种战术障碍物加以保障。人们溯阿勒河越向左洛图恩上行，汝拉山脉不高的山岭就越接近河流，它那独特的与阿勒河平行的纵向山谷妨碍军事行动的展开。这些山地障碍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然而，在这种条件下集中大部队往往需要被迫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十分复杂的机动，而这是任何一个将军所最不愿意做的，除非他对自己和他的部队非常相信。而这种品质在老普鲁士将军中已不那么常见了。可以肯定，在1815年之后，他们恐怕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他们大概不会冒险尝试类似的机动，而宁愿在两翼采取不彻底的应付办法，并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在沿河一线。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月1日和10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注释： [377]弗·恩格斯的《山地战的今昔》一文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于1857年1月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马克思于1月10日写信通知恩格斯收到了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87页）。纽沙特尔冲突（见注342）和当时报纸对普鲁士军队入侵瑞士的计划的讨论，是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文章分两部分。在一部分中，恩格斯分析了山地战的一般的战略战术问题，其中有以拿破仑在瑞士的战争为实例的说明，发表在1857年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2卷第118—126页）。第二部分则分析了普鲁士军队越过莱茵河入侵瑞士的可能的方案，以及瑞士联邦如何组织防御的问题。这篇文章根据《论坛报》编辑部的决定（这从《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1857年3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没有发表。报纸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鉴于1857年1月16日瑞士政府释放了被捕的保皇派后，对普鲁士作出了让步，冲突已经解决了。“瑞士的夸口可悲地破产了”——马克思就是这样评价纽沙特尔冲突的结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93页）。——第352页。 [378]看来，在马克思誊抄时出现了差错，这里所说的几个湖位于恩格斯所谈阵地的右翼（东面）。——第35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威尼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威尼斯[373]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里雅斯特同它们有地中海贸易关系……）热那亚。十三世纪下半叶：热那亚人由于援助希腊人反对天主教国王而获得的特权非常可观（在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和彼腊——的特权）。[374]在这里对威尼斯人取得优势（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天主教国王给予威尼斯人优惠待遇，在达尔马戚亚、摩里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叙利亚等地的贸易统治地位。 衰落的原因。从十五世纪初起土耳其人占领希腊帝国，特别是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人一下子就失去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阿尔明尼亚、黑海等地的特权和海外商站。他们从苏丹那里取得在埃及的特权，等等。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绕道好望角；印度商品的市场移到里斯本。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特别衰落。甚至美洲的发现对他们来说，也不如对其他国家那样有利，等等。自从君士坦丁堡不再是亚洲商品的贸易和运输的中心以后，威尼斯的事业就非常不稳固。 十八世纪末以后——法国的统治；对英国的战争；所有意大利沿海城市贸易的衰落。 1815年和约仅仅恢复他们在法国革命前所拥有的贸易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贸易归的里雅斯特；奥地利政府给予它非常优惠的待遇。从贸易的数量来说，的里雅斯特超过威尼斯两倍。黑海俄国港湾的繁荣，特别是敖德萨的繁荣对的里雅斯特特别有利，它独占了十八世纪末还是由威尼斯经营的粮食贸易。 的里雅斯特。（1838年）——1700户，52000居民；位于的里雅斯特湾；而且有陡峭的卡尔斯特山环绕；1000商人；700经纪人；有英国人的、法国人的、德国人的、希腊人的、阿尔明尼亚人的、犹太人的商号。 早在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370]签订之前，拿破仑就结束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生命；米兰、曼都亚等地，维尔特林[盆地]，罗马尼亚等[归属]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直到艾契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土地同奥地利合并。 1801年2月9日吕内维尔和约：通经艾契河谷的大路成为奥地利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它[奥地利]得到威尼斯，以及属于前威尼斯共和国的直到艾契河谷的大部分[土地]，还有伊斯的利亚、威尼斯的达尔马戚亚及其毗连的岛屿和卡塔罗[港]口。 1805年，9月26日。普勒斯堡和约。奥地利把属于它的那部分威尼斯领土让给意大利。 1807年，10月10日。奥地利被迫将蒙泰法尔科内伯爵领地让给意大利[375]，于是，伊宗佐河谷就成了国界。 1809年10月14日维也纳和约：拿破仑以卡林西亚的弗拉赫区、克莱纳公国、的里雅斯特州、格尔茨伯爵领地、弗里乌利、自阜姆起沙瓦河右岸的克罗地亚、以及匈牙利沿海地区和奥地利的伊斯的利亚建成所谓伊利里亚的省份，将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戚亚和腊古扎合并于这些省份，把它们据为己有，交给一个特别总督管辖。 1844年以前的里雅斯特的贸易额（按约定货币[376]计算）： 1842—1843 进口58400000（汉堡，1843年 总值215500000 出口40500000（哈佛尔，1842年 总值168700000 ———————— 总计：98900000 奥地利航运业 （按佛罗伦计算，约定铸币） 1840年1月1日船只数吨数 1590176696 奥地利的贸易 （单位：百万） 海外贸易 1838年 1841年 1842年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通过阜姆 通过的里雅斯特 通过威尼斯 通过其他沿海城市 0.2 32.2 9.0 8.0 1.7 14.4 5.3 2.0 0.2 22.3 8.5 5.3 1.6 11.2 3.1 1.9 0.2 24.9 11.5 5.1 1.7 11.9 3.4 2.6 49.4 23.4 36.3 17.8 41.7 19.6 1839年 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的贸易 威尼斯的进口和的里雅斯特的进口之比是1∶2．84 威尼斯的出口和的里雅斯特的出口之比是1∶3．8 的里雅斯特的贸易 （价值按佛罗伦计算，约定铸币） 1832年 1836年 1840年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57000000 44000000 77000000 54000000 49000000 37000000 的里雅斯特的船只周转 1835年 1836年 1837年 1838年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988 1069 1146 1117 1094 1132 1154 1118 1839年 到港的外国船只： 到的里雅斯特——1217，到威尼斯——271 奥地利的船只： 到的里雅斯特——10375，到威尼斯——3147 ———————————————————— 总计：115923418 （到威尼斯的船只数和到的里雅斯特的船只数之比等于1：4） 外国船只的吨数：13334320254 奥地利船只的吨数：330404196135 —————————— 463747216389 按土耳其披亚斯特计算的价值 从1835年至1839年士每拿的进出口 进口 英国居首位——126313146 （马尔他——2979040） 其次的里雅斯特——93500456 其次美国及其他——57329165 出口 英国——44618032 （马尔他——3361185） 的里雅斯特——52477765 美国——46608320 埃及的进出口（1837年） 按法郎计算 进口出口 （1）奥地利（的里雅斯特）………1385800014532000 （2）土耳其…………………………1266100012150000 （3）法国……………………………1070200011463000 （4）英国和马尔他…………………151580005404000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11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370]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结束了法国对加入欧洲国家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法国根据条约得到比利时、伊奥尼亚群岛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必须促使把莱茵河左岸转让给法国，并放弃它在北意大利的占有（占有的领土曾并入在法国保护下建成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同时，不复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属于它的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戚亚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奥地利。——第345、348、472页。 [373]这些札记是马克思记在摘录笔记本中的，注明的日期是1854年11月—1857年初，这是马克思为撰写《奥地利的海外贸易》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90—103页）而记下的。——第347页。 [374]指热那亚人根据1261年同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帕莱奥洛格签订的尼姆费条约而获得的特权。——第347页。 [375]指法兰西帝国和奥地利于1807年10月10日在枫丹白露签订的关于确定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王国（国王为拿破仑第一）之间的国界的条约。——第348页。 [376]约定货币，约定铸币是1753年在奥地利实行的二十盾的或约定的币制，它确定国内货币流通的白银基础。按照这种币制，由一个纯银科伦马克（约二百三十四克）铸成二十盾。从这时起，银币或金币就取得约定铸币的名称。尽管到十九世纪初在“维也纳货币本位”名义下统一起来的纸币实际上已把硬币从流通中排挤出去，金属货币的铸造几乎已经停止，但是计算仍然按约定币制进行。随着纸币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约定铸币的行市同纸币数量的增长相比，仍在不断提高。——第34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普鲁士（“军事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普鲁士（“军事国家”） （见施泰因）[342] 13201417 －1142－1320 —————— 17897[343] 第一个时期。1142年（冯·巴伦施太德伯爵，阿尔布雷希特·熊）。 北马尔克。 1133年。洛塔尔皇帝（1125—1137年）把北马尔克交给奥托伯爵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冯·巴伦施太德伯爵。萨克森公国就是赐给奥托伯爵的。[344]第二个时期。巴伦施太德家族的封疆伯爵。1142—1320年。（他们主要是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力图摆脱封地从属关系。他们在一百七十八年中没有达到这一目的。） 第三个时期。巴伐利亚和卢森堡。1320—1417年。[345]（在后来的九十七年（1320—1417年）中，他们的历史的特点是，无论巴伐利亚家族还是卢森堡家族都同样拒绝当旧马尔克［注：北马尔克。——编者注］的占有者的福分。） 西吉斯蒙德皇帝（波希米亚国王，出身卢森堡家族）1411年任命借给他钱的纽伦堡城官弗里德里希第六为总督，1415年在弗里德里希又借给他巨款之后，任命弗里德里希为勃兰登堡马尔克的君主。此后，紧跟着隆重的任命又于1417年授以神圣罗马帝国财政总长和选侯的封号。（霍亨索伦［注：纽伦堡城官弗里德里希第六。——编者注］1411年被任命为马尔克的大总督和统治者。（1411年）。（1415年）从西吉斯蒙德那里买到勃兰登堡封疆伯爵领地。条件是：（1415年）必须承认和保留卢森堡家族有权用四十万金盾购买勃兰登堡马尔克以及选侯的封号。） 第四个时期。霍亨索伦家族。从1417年到现在 第一阶段。1417—1535年（从弗里德里希第一到宗教改革）。 1413—1417年。城官的军队对统治马尔克的骑士强盗（契特人、普特利特人等）的斗争。1414—1418年。博登湖畔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弗里德里希第一使用新贷款从西吉斯蒙德那里买到新的特权等等。1415年4月30日，西吉斯蒙德赐予弗里德里希以勃兰登堡封疆伯爵、罗马帝国财政总长、选侯等世袭封号。1417年4月18日，西吉斯蒙德又在宗教会议上赐给弗里德里希封地，并放弃关于购买的附带条件）。（1415年弗里德里希答应每次选举皇帝时投卢森堡家族的票）。1419年波希米亚国王温采尔去世。他的弟兄西吉斯蒙德皇帝提出对波希米亚王位的权利；1420年他要求王位。（购买封疆伯爵领地。为此目的利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346]。） 以瑞日卡为首的胡斯派占领布拉格，把皇帝部队赶出波希米亚。在以后各次战役中，由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多次担任总司令的皇帝部队，蒙受了这样的耻辱，1432年胡斯派越过马克境界，推进到奥得河尔畔法兰克福，并继续前进到贝尔瑙，在那里他们终于被击溃，被迫退却。1432年或大约这个时期举行巴塞尔宗教会议[347]。这时，领土遭到蹂躏，弗里德里希坚持向胡斯派让步（胡斯派从此与塔博尔派分开）。为了使他的国家不致遭受进一步的蹂躏，难免要同波希米亚签订特别［注：手稿中马克思在“特别”（“besondern”）一词上面写了“单独”（“Separat”）一词。——编者注］和约。（勃兰登堡选侯的第一次大战；反对宗教自由。（胡斯派和塔博尔派。）） 1436年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终于签订了和约[348]。同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萨克森－劳恩堡的公爵们斗争。（勃兰登堡同汉堡和卢卑克缔结同盟。）从波美拉尼亚夺取乌凯马尔克等。1440年9月21日去世。（勃兰登堡难免要签订“单独和约”。） 1440年铁人弗里德希第二。（非常软弱的人，伪君子，但经常穿着铠甲。） 建立天鹅骑士团。 弗里德里希第一已经利用城市，以粉碎贵族的抵抗。可是现在发了财的城市变得顽强了。弗里德里希第一赐给它们自治特权。后来市政局中的望族成员和具有民主情绪的公社之间展开斗争。 在弗里德里希第二统治的最初年代斯普累河畔科恩和柏林之间的纠纷，它们在这以前是由总市政局管辖；各公社要求与选侯断绝这种联系。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科恩和柏林的居民举行公开起义，反对他们的市政局。后者在选侯那里得到解救，把城市的钥匙交给了他，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弗里德里希把自己的市政局交给每个城市。 市长的选举取决于选侯。市民造反。暴力镇压起义。市民丧失许多特权。 他们被迫同意把在科恩多米尼加修道院附近修建城堡的地方让给选侯。不久开始动工的建筑工程经常被市民中断，大约在1448年才完工。1451年弗里德里希第二住进新城堡。“如果选侯不同许多北方大国，特别是同丹麦结成更亲密的同盟，来防止马尔克的许多城市加入汉撒同盟[294]的危险企图，那么要顽强的城市听命于选侯看来就不那么容易。” 1455年用十万盾从现在已经（第二次购买。购买新马尔克。） 精疲力竭的条顿骑士团那里赎回新马尔克[349]。 到弗里德里希第一去世时，国土为381平方英里，到弗里德里希第二退位时为572平方英里。1470年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第二的弟弟）（阿基里斯）［注：阿基里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编者注］时为602平方英里。（（纽沙特尔——14平方英里）。整个普鲁士——5062平方英里。） 1486年，约翰·西塞罗。通过购买措森领地而扩大面积6平方英里。（第三次购买。） 1499年，约阿希姆第一·奈斯托尔。星象学家。迫害犹太人。比较强烈地反对宗教改革。1535年去世。国土：641平方英里。 约阿希姆的法兰克尼亚系表弟阿尔布雷希特亲王成为条顿骑士团大团长，1525年接受新教后，把[他的领地]变为世俗公国。[350]（继承的诡计） 第二阶段。1535—1640年。 1535年。约阿希姆第二1571年去世（其弟约翰［注：约翰第二。——编者注］——新马尔克的封疆伯爵）。起初不赞成天主教派，但也不参加施马尔卡尔登联盟[351]。暗中准备国内宗教改革。“他甚至命令天主教牧师起草施行新教义的方案。” 1539年11月1日在施潘道公开转到新教方面。1541年。施行新的教会规章。勃兰登堡马尔克的修道院和其他教会学院世俗化。“签订著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352]之后，教会改革给帝国诸侯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帝国国会确定每个诸侯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取得主教的权利。这种权利对勃兰登堡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开创了逐步建立主教领地和王国联系的可靠前景。” 1545年。针对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成员要求拿起武器保卫受到皇帝［注：查理五世。——编者注］威胁的宗教事业，他不仅拒绝这一要求，而且企图促使联盟的领袖们同皇帝和解。 此后不久就爆发施马尔卡尔登战争，这时约阿希姆本人站在一切党派之外，但不直接放弃他对皇帝的援助。 1568年，从波兰议会那里得到普鲁士公国作为共有封地。约阿希姆第二还参加了Interim（决定是1548年在奥格斯堡通过的[353]。在这之后，皇帝说明了特里延特世界宗教会议结束之前应如何对待宗教）。[354] 约阿希姆第二陷于严重的“财政困难”。在他统治时期，那些借给他许多钱的犹太人返回。 1571年，约翰－乔治。迫害犹太人。驱赶犹太人。狂热的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的压迫者。他为自己家族的未来发展作准备 一方面通过向自己家族中的幼系分封大量教会领地的办法，而 另一方面通过1594年其孙子约翰·西吉斯蒙德与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女儿［注：安娜。——编者注］（同时是幽里希－克列维领地的继承者）结婚的办法。 1598—1608年，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 1598年根据所谓的赫拉王朝条约第一次规定勃兰登堡选侯国领土的不可分割。 通过把勃兰登堡、哈斐尔贝格和莱布斯的主教土地世俗化的办法来偿付债务。 疯子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1618年去世。 1605年，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耍了许多阴谋为自己和自己家族取得对普鲁士公国的监护，而且还利用公爵的封号和称号取得对国家的统治。他通过他在波兰宫廷中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不惜力量和金钱来保证他在普鲁士的王位继承权。 1525年接受新教的阿尔布雷希特［注：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编者注］也是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的侄儿。条约规定骑士团国家变为对波兰王国保持封地从属关系的世俗公国，1525年4月8日。——这个阿尔布雷希特属于法兰克尼亚－勃兰登堡一系。—— 在这项条约中没有关于勃兰登堡选侯可以提出对普鲁士的统治权的任何暗示。约阿希姆第二［注：约阿希姆第二·赫克托。——编者注］和波兰公主［注：亚德维加。——编者注］结婚；只是在他不得不首先使卖身投靠的波兰议会遭受重大牺牲之后，只是在长期困难的谈判之后，他恰好在赏赐封地给青年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时刻得到勃兰登堡选侯家族对普鲁士的继承权的保证。 （1571年）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公爵发了疯；因此，统治权转到他最近的男系亲属法兰克尼亚－勃兰登堡一系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封疆伯爵手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孩子当中，两个儿子已经死去，只剩下两个女儿。执政的乔治－弗里德里希没有孩子。约翰－西吉斯蒙德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两个女儿中的长女安娜结婚，而他的生父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同妹妹爱琳娜结婚。 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长女安娜订婚（1591年）后不久，约翰－西吉斯蒙德就企图达到把普鲁士作为封地交给他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遇到普鲁士贵族支持的波兰给他造成的极大困难。约翰－西吉斯蒙德不得不采用“各种诡计”；但是他只是从他父亲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被任命为疯子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监护人， 以及摄政王和国家执政者的时候起才有了希望。他死后封号传给了儿子。 1608—1619年。约翰－西吉斯蒙德。他终于取得对代表波兰王国权利的这一派的优势，这样一来，1609年无论监护权还是公国统治权都转到了他的手里。 1611年慎重其事地把普鲁士作为封地转交出去。[355]在疯子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逝世时（1618年），普鲁士公国终于同勃兰登堡选侯国合并。 约翰－西吉斯蒙德对幽里希－克列维土地的诈骗。他通过自己的妻子安娜得到了对这块土地的权利。 约翰－西吉斯蒙德转而投向革新（加尔文派）教会的怀抱（1613年）。从这时起，幽里希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地成为战场。在战争进程中侵入这块土地的一方是站在纽堡的领主［注：菲力浦·路德维希。——编者注］方面为天主教联盟利益作战的西班牙人，而另一方是为属于新教同盟[356]的勃兰登堡利益而战的荷兰人。 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个地方成为敌对各方心目中的一块肥肉；甚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300]也没有使斗争结束，而只是1666年勃兰登堡和普法尔茨－纽堡之间在克列维签订的条约才使斗争结束。根据这项条约，敌对各方瓜分了土地。1678年，这项条约由皇帝［注：哈布斯堡·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批准。 1619—1640年。乔治－威廉（他的 受托人—— 亚当·冯·施瓦尔岑堡伯爵）。乔治－威廉经常公然声称，在普遍的争斗面前他打算保持中立。自1625年起，各马尔克遭到可怕的洗劫，一部分是同盟部队干的，一部分是皇帝部队干的； 在瑞典和波兰战争[357]期间，普鲁士也遭到这样的命运。 乔治·威廉是冷静的观察者。 1629年，皇帝的归还敕令。[358]（同年波兰把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让给瑞典。） 1630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的沿岸登陆；乔治－威廉犹豫不决：“尽管皇帝的部队干出了难以形容的兽行，但是恐惧和胆怯使他不能公开同皇帝决裂”。还有施瓦尔岑堡。古斯塔夫－阿道夫同波美拉尼亚－施特廷公爵博古斯瓦夫、黑森－加塞尔邦的邦伯［注：威廉五世。——编者注］以及马格德堡城结盟。“在乔治－威廉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的同时，被蒂利包围的马格德堡向古斯塔夫·阿道夫求援。后者答应急速去解救马格德堡，但是，为了保证胜利并掩护自己的后方，要求将施潘道和尤斯特林要塞（暂时）让出。” 乔治－威廉支吾搪塞；只是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威胁要动用武力之后才同意。 （马格德堡于1631年5月20日陷落）。 1632年11月6日，吕特岑会战。古斯塔夫－阿道夫阵亡。 1635年，勃兰登堡脱离瑞典，同奥地利签订单独和约，以换取皇帝［注：斐迪南二世。——编者注］承担义务废除归还敕令，保证勃兰登堡帝侯将来得到波美拉尼亚领地，并且批准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黑森签订的关于相互继承的条约。从这时起，瑞典反对勃兰登堡。后者于1636年9月24日被瑞典巴纳将军击溃。（三十年战争中的单独和约。1635年。） 1637年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古斯瓦夫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后裔。瑞典人立即占领波美拉尼亚。皇帝部队和萨克森部队援助勃兰登堡。在波美拉尼亚的斗争，瑞典人获胜。这时瑞典人进攻选侯国本身。乔治－威廉1640年11月20日去世。瑞典人要求得到波美拉尼亚，对这块土地，巴伦施太德家族“和乔治－威廉的祖先早已经常垂涎三尺”。 第三阶段。1640—1786年。（从所谓“大选侯［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到弗里德里希二世）。 1640—168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侯！！）（他的妻子是出身拿骚－奥伦治家族的路易莎－罕丽达公主）。当时国土已有1444平方英里，但是大部分国土在敌人手里。 弗里德里希－威廉决定暂时支持瑞典人。 1641年7月14日，同瑞典人停战，结果是，除了某些城市，马尔克选侯国几乎全部让出。同年波兰把普鲁士公国作为封地交出，条件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将每年付给波兰十三万盾并经常向它提供援助。 根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西波美拉尼亚和吕根、东波美拉尼亚的施特廷连同其他几座城市、弗里施湾和奥得河的三角洲归瑞典占有；而勃兰登堡获得东波美拉尼亚的其余部分、以前的主教管区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和卡明，而且在执政公爵萨克森的奥古斯特死后立即获得作为世袭公国的马格德堡大主教辖区。 主教辖区卡明并不是波美拉尼亚的如此微不足道的部分；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辖区归勃兰登堡占有。 卡明的最后一位主教恩斯特·博古斯瓦夫为了一笔可现的钱款而放弃他的一切权利和要求。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普鲁士的领土达2046平方英里，人口150万。（购买。） 1654年，普法尔茨伯爵查理·古斯塔夫［注：查理十世·古斯塔夫。——编者注］即瑞典王位。他同波兰的战争；弗里德里希－威廉随机应变，当胜利在瑞典军队方面时，他同瑞典一起反对波兰；反之，他同波兰一起反对瑞典。 165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从波兰那里取得对普鲁士的主权。[359]（对普鲁士的主权。） 1660年——奥利瓦和约。[360] 166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同东普鲁士各等级签订的条约有一条规定，不经国会允许禁止征税。 167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无视这一条约，任意征税。 1672年，同法国的战争。1673年6月10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福森同法国签订条约。 1674年，路易十四对德意志帝国宣战。弗里德里希－威廉参战。年底瑞典人入侵马尔克。1675年6月18日——费尔贝林会战。 1678年——奥地利同法国签订和约，即尼姆韦根和约。[361]瑞典人重新入侵普鲁士；他们被击败；路易十四入侵克列维，迫使普鲁士于1679年在勒河岸圣热尔门签订和约。只保证选侯占有波美拉尼亚的一小部分。[362] 1688—1713年，弗里德里希三世。从1701年起，自称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 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除了批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勒河岸圣热尔门条约，普鲁士毫无所得。奥古斯特二世成为波兰国王以后，需要金钱。弗里德里希花三十万塔勒从他那里买到对城市和克韦德林堡修道院的守护官继承权，买到劳恩堡、泽文贝格和盖尔斯多夫三个区以及诺特豪森的帝国城市的审判权。（购买。） 为获得国王的称号，弗里德里希三世收买皇帝（莱奥波德一世）的忏悔牧师耶稣教徒沃尔弗。而且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年11月16日，根据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赐给了他这个称号。该条约规定他必须为奥地利提供军队反对法国等等。[264]（购买国王称号。） 由于同奥伦治家族的亲属关系，普鲁士除别的收获外，还得到纽沙特尔和瓦兰壬伯爵领地。“诺恩堡公国连同瓦兰壬伯爵领地在中世纪时属于勃艮第王国，此外，它还是瑞士联邦的成员，后来转归夏龙－奥伦治家族，后又根据瑞士人的倡议，再加上奥伦治王朝的封地权的保证，转归朗格维尔家族，最后由于这个家族没有男性后裔，又转归末代诸侯的姐妹、孀居的奈穆尔女公爵。当后者成为领土所有者时，威廉三世（奥伦治）反而把两块领土转交给自己的表兄弟弗里德里希一世。奈穆尔女公爵去世（1707年）后，弗里德里希一世提出自己的继承权，而因为还有其他诸侯家族同时提出他们有继承权，所以弗里德里希一世将这一问题提交诺恩堡三个等级的最高法院解决。后者承认了弗里德里希一世作为诺恩堡和瓦兰壬的统治者的权利。”（马策约夫斯基。[363]） 1713—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根据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364]，法国承认普鲁士对纽沙特尔和瓦兰壬的主权。[365] 1713年俄国人占领施特廷；他们将它转让给普鲁士人，不过后者必须付给俄国内阁和萨克森内阁四十万塔勒以补偿军费。弗里德里希－威廉把奥得与佩纳两河之间的西波美拉尼亚暂归国家管理，同时承认暂归国家管理的土地的中立。（购买。） 弗里德里希－威廉以“和平”方式完成了这一步骤。 由于查理十二的[行动]，他不得不于1714年向他宣战。 1720年1月21日斯德哥尔摩和约：普鲁士获得直到佩讷河的西波美拉尼亚、施特廷、乌泽多姆和沃林；普鲁士承担波美拉尼亚所负的总数达六十万塔勒的债务，此外付给瑞典二百万塔勒。这样一来，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归普鲁士占有。（购买。） 1725年，普鲁士加入反对奥地利的汉诺威同盟。[366] 1726年，普鲁士退出汉诺威同盟，1726年10月签订符斯特尔豪森秘密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它应承认查理六世皇帝的国事诏书[367]等等。为此在普法尔茨－纽堡选侯家族的男系绝后的情况下，占有幽里希和贝尔格时皇帝将予以援助。 到弗里德里希－威廉逝世时，国土为2275平方英里，人口为250万。 1740—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 1763年胡贝尔茨堡和约。[368]弗里德里希得到西里西亚。 1764年9月7日，由俄国军队支持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当上波兰国王。 1775年8月5日，瓜分波兰。（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签订关于瓜分的条约。）普鲁士得到西普鲁士（根据1466年托伦和约[369]，条顿骑士团把它让给波兰）。托伦、但泽以及所谓涅茨区的一部分除外。国土：3600平方英里，600万居民。 第四阶段。从1786年起等等。 1786—179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1788年，普鲁士军队进入荷兰支持世袭总督威廉五世（妹夫）对付爱国者。 1790年3月普鲁士和波兰的友好同盟条约。 1792年2月7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法柏林条约。 1795年4月5日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单独（巴塞尔）和约。 1796年8月普鲁士和法国的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普鲁士同意让出莱茵河左岸领地。 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370] 1793年。 俄国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 瓜分的结果，普鲁士得到大波兰的大部分，但泽和托伦。 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 瓜分的结果，普鲁士又获得900平方英里。 1791年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无子女的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的统治者［注：卡尔·亚历山大。——编者注］把这两块地方让给普鲁士，换取终身租金。 国土：5250平方英里，850万居民。 1797—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中立。 1801年4月，普鲁士占领汉诺威选侯国。12月又把它放弃。 1802年5月普鲁士和法国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在酬谢德意志帝国诸侯时法国必须保证“应该归属普鲁士”的土地。占领它在1802年就已经让出的所有领土（作为对它的莱茵领地的报酬）。（关于交换和赔款的条约。）奥斯特尔利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之后，普鲁士人同波拿巴签订条约。根据该条约，普鲁士人得到“汉诺威”作为报酬[371]。 1806年10月14日，耶拿会战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维也纳会议结果——现在称作萨克森公国的省（460平方英里）和波兹南（536平方英里）、下莱茵大公国等等。为瑞典所属波美拉尼亚连同吕根岛，给瑞典[372]的补偿：是把劳恩堡让给丹麦和支付酬金。 卡·马克思起草于1856年11月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46]舒瓦洛夫、斯特罗加诺夫和切尔尼舍夫都是俄国的贵族世家，历代都有人在沙皇身边供职，如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时，伊·伊·舒瓦洛夫是女皇的侍从官和顾问，亚·谢·斯特罗加诺夫是女皇的枢密官，安·加·切尔尼舍夫先是女皇的近侍，后来任彼得堡的城防司令，等等。——第259页。 [294]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以卢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十四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第294、334页。 [300]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而缔结的，其中包括两个和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利亚境内）。和约保证了战胜国瑞典和法国获得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过去在亚尔萨斯的领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条约规定德意志皇帝保证德国境内各邦永久存在，不干涉诸侯内政。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这更加削弱了德意志皇帝的权力，加强了德意志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第303、339、467页。 [342]1856年秋，普鲁士同瑞士由于纽沙特尔事件发生了冲突。以前属于勃艮第家族的纽沙特尔公国和瓦兰壬伯爵领地（德文称作：诺恩堡和瓦连迪斯），于170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期转归普鲁士所有（见本卷第343—344页）。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纽沙特尔公国作为第二十一州加入瑞士联邦，同时保持它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1848年，纽沙特尔成为共和国（见注64），1856年9月，这里爆发了保皇派暴乱，暴乱参加者被瑞士政府逮捕。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政府针锋相对地要求普鲁士放弃对这个州的一切权利。冲突在欧洲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引起很大反响。 马克思对这一冲突写了一篇尖锐的讽刺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该文发表在1856年12月13日伦敦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1857年1月9日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论坛报》上。马克思把发生的冲突看成是“革命和神权之间的永恒的争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04页）。 马克思写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一文的基础，它是人Ａ．Ｆ．施泰因《普鲁士勃兰登堡史。纪念和知识手册》一书（它的第一版于1811年问世）的提要。施泰因这本书公开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辩护，后来多次再版，被国家机关用来颂扬普鲁士黩武主义的“光荣和英勇传统”。马克思在其提要中除施泰因的书之外，还利用了一些别的资料。 马克思1856年11月写成的提要是分成两栏的手稿：左栏是提要本身，右栏是马克思的评语和他划的线。但是，马克思的本文不仅限于右栏的评语；提要中有许多马克思的表述和评语。此外，马克思对普鲁士历史的分期与施泰因不同。与施泰因的辩护的语调不同，马克思强调这样一个情况，即勃兰登堡选侯和后来的普鲁士君主的力量不是基于他们的英勇和军事力量，而是基于收买、购买或在继承问题上的诡计。标题本身含有的讽刺也就由此而来，所以马克思把“军事国家”一词加上了引号。 马克思至少两次用过这篇著作：一次是撰写《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一文的时候，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一次是1863—1864年撰写波兰历史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在编写1863—1864年波兰问题手稿中的《年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73年莫斯科版第14卷第690—699页）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广泛利用过《普鲁士（“军事国家”）》这篇文章。这次重印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手稿中划的线可能也是马克思在这几年划的。 摘录是用小号字排印的。文中的着重点是马克思加的。施泰因的书有许多刊误和重大的事实错误，特别是在日期方面。其中许多错误马克思已改正了，有些错误是在手稿准备付排时无条件地加以修改了。——第331页。 [343]马克思在这里是计算巴伦施太德家族和卢森堡家族统治的时间；他在下面的评语中使用了这些数字。施泰因计算巴伦施太德家族的封疆伯爵的统治不是一百七十八年，而是一百六十三年，因为他是从1157年阿尔布雷希特·熊在勃兰登堡得以巩固的时候算起的。——第331页。 [344]奥托·冯·巴伦施太德伯爵1112年成为萨克森公爵，但很快就失去了这一头衔，他的妻子是萨克森伯爵马格努斯的女儿；因此他们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熊希望得到萨克森。——第331页。 [345]指巴伐利亚家族（1320—1373年）和卢森堡家族（1373—1417年）的封疆伯爵在勃兰登堡的统治。——第331页。 [346]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是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开会的目的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巩固天主教会的阵地。会议谴责了宗教改革领袖约翰·威克利夫和扬·胡斯的教义。会议形式上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选出了教会的新首脑、教皇马丁五世。会议的决议引起了捷克的胡斯运动的新高涨。——第332页。 [347]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是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开会的目的是要通过批准会议对教皇权力的至高地位来巩固教会。文中指的是这次会议的活动的事件之一：1432年5月，会议代表同胡斯派开始谈判，1433年11月30日结束，签订了所谓的布拉格协定（承认捷克的俗人的圣餐礼有“两种形式”，教会有用胡斯教义精神传教的自由等等）。布拉格协定是胡斯运动温和派即圣杯派和封建天主教反动派之间妥协的协议。左翼代表即塔博尔派拒不接受布拉格协定，坚持接受胡斯运动的最初要求。——第333页。 [348]指西吉斯蒙德皇帝1436年7月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郑重批准布拉格协定（见注347）。从此协议就叫做布拉格协定。——第333页。 [349]新马尔克是条顿骑士团1402年用63200金币从西吉斯蒙德皇帝那里买去的。——第335页。 [350]关于变条顿骑士即的土地为世俗公国和承认普鲁士对波兰的封地从属关系的条约，是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和条顿骑士团前大团长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1525年在克拉科夫签订的。——第335页。 [351]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因1531年2月27日在施马尔卡尔登城结成联盟而得名）是新教诸侯和帝国的许多城市为保卫宗教改革事业反对以查理五世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所结成的联盟。1546—1548年，皇帝和联盟之间进行了战争，战争以查理五世的胜利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解体而告终（见注353）。——第335、449页。 [352]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德意志新教诸侯和皇帝查理五世于1555年9月25日在奥格斯堡国会上签订的；和约结束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并确立了诸侯在宗教问题上的独立；确认新教徒在德国取得的胜利成果，承认路德教（同天主教一起）是正式的宗教，批准教会土地的世俗化，促使了诸侯专制政体的加强。——第336页。 [353]奥格斯堡临时协议、奥格斯堡宗教妥协（Interim）是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见注351）中新教徒失败后在奥格斯堡国会上通过的协定。这个带有妥协性的协定引起双方的不满，1555年被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彻底废除（见注352）。——第336、450页。 [354]特里延特会议是1545—1563年在特里延特城和波伦亚城召开的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会议谴责新教，并通过一系列有关天主教教会的决议，包括宣布教皇权力高于会议权力和加强主教权力。会议的决议成为反对改革运动的封建天主教反动派的拥护者的纲领。——第336页。 [355]1611年波兰议会不顾坚持波兰对东普鲁士的权利的一些代表的反对，通过了关于普鲁士公国和勃兰登堡统一于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之下的决议。与此同时必须保留普鲁士对波兰的封地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于1657年结束（见注359）。——第339页。 [356]新教同盟是1808年为反对德国的天主教诸侯和皇帝而创建的，是德国新教诸侯和帝国城市的同盟，起初普法尔茨—纽堡也是它的成员。它存在到1621年。 天主教联盟是德国天主教神职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的联合，是为反对新教同盟于1609年建立的。由蒂利指挥的联盟军站在皇帝斐迪南二世一边，积极参加了三十年战争。到1635年联盟不再存在。——第339页。 [357]大概是指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第340页。 [358]归还敕令于1629年规定把世俗化的教会土地归还给德国的天主教诸侯，是哈布斯堡天主教阵营在三十年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300），它被正式废除。——第340、453页。 [359]这项权利是霍亨索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根据1657年9月19日签订的韦利亚夫条约获得的。这项权利是：勃兰登堡放弃对西普鲁士的一切要求，从波兰取得对东普鲁士的独立主权。——第342页。 [360]奥利瓦和约是以瑞典为一方同以波兰、莱奥波德一世皇帝和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为另一方于1660年5月3日签订的，是结束1655—1660年北方战争的条约之一。其中有一项条款是承认韦利亚夫条约的条件（见注359）。——第342、456、468页。 [361]尼姆韦根和约是法国（也有瑞典）和莱奥波德一世皇帝之间于1679年2月5日签订的条约，它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件（见注300）。这项条约是尼姆韦根条约（1678—1679年）的一部分，后者结束了1672—1678年以法国为首的各国联盟和以尼德兰为首的反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第343、458页。 [362]圣热尔门和约是以法国和瑞典为一方同以勃兰登堡为另一方于1679年6月29日签订的。该和约是和尼姆韦根和约（见注361）衔接的。——第343页。 [363]马克思的这个注（马策约夫斯基是十九世纪波兰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著有许多关于斯拉夫人的著作）可能与这段摘录没有直接的关系。——第344页。 [364]乌得勒支和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面，于1713年签订的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264）的一项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的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波旁，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国。——第344、374、466页。 [365]普鲁士参加了1713年4月11日的乌得勒支和约，除了对纽沙特尔和瓦兰壬的权利外，还得到法国和西班牙对勃兰登堡选侯的国王头衔的承认。——第344页。 [366]汉诺威同盟是法国、英国和普鲁士1725年9月3日建立的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政治联盟。后来荷兰（1726年）、丹麦和瑞典（1727年）也加入了同盟。——第345、462页。 [367]国事诏书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邦的王位继承法，1713年由查理六世颁布。诏书规定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土地不可分割，奥地利帝国的皇位可以传给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第345、388、463页。 [368]胡贝尔茨堡和约是以奥地利和萨克森为一方同以普鲁士为另一方于1763年2月15日签订的。和约所以有可能签订，是因为有彼得三世，他不仅停止了对普鲁士的军事行动，而且答应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俄国对奥地利的一切影响以结束七年战争（1756—1763年）。根据胡贝尔茨堡和约的条件，普鲁士又获得了战争过程中失去的全部领土。——第345、467页。 [369]根据1466年托伦和约，条顿骑士团被迫把西普鲁士让给波兰，而承认东普鲁士是波兰的封地。1568年，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第二·赫克托向波兰共和国宣誓，同它一道占有作为封地的普鲁士公国（见注350、355、359）。——第345页。 [370]1797年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和约结束了法国对加入欧洲国家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法国根据条约得到比利时、伊奥尼亚群岛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必须促使把莱茵河左岸转让给法国，并放弃它在北意大利的占有（占有的领土曾并入在法国保护下建成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同时，不复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属于它的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戚亚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奥地利。——第345、348、472页。 [371]指1805年12月15日在雷恩布龙签订的条约。普鲁士为了法国利益放弃安斯巴赫、克列维和纽沙特尔；法国同意由普鲁士兼并汉诺威和英国国王的财产。——第346页。 [372]看来原文有误：不是“瑞典”，而是“丹麦”。根据1814年1月14日丹麦和瑞典之间签订的基尔和约（结束1807—1814年英国和丹麦战争的两个条约之一），丹麦将挪威让给瑞典，而换得瑞典所属的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根据正文中提到的1816年7月27日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签订的条约，瑞典所属的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归属普鲁士以换取劳恩堡。——第346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致《自由新闻》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致《自由新闻》编辑[238] 阁下，我荣幸地附上一篇文章，您可能认为有必要让它同您的读者们见面。 您的忠实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4月26日 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4月26日 载于1856年5月3日《自由新闻》和《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38]这封附信是马克思为把《卡尔斯的陷落》一组文章寄给乌尔卡尔特的《自由新闻》供压缩发表一事写给该报编辑的。这组文章曾在1856年4月宪章派《人民报》上发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73—712页）。《自由新闻》用《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KarsPapersCuriosities》）为题发表的异文稿，基本上是《人民报》发表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摘要。——第25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集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集会[234] 伦敦11月13日。昨晚在圣马丁堂举行了一次人数非常多的集会。邀请通知说，这次集会是“反对不久前发生的泽稷岛驱逐事件、反对正在准备的外侨管理法案[235]和反对现在的军事政策的联合示威”。但是，为了保证在前两项上的统一行动，把最后一项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主持集会的爱德华·迈奥尔议员讲述了导致驱逐事件的概况之后，继续说道： “这次集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既反对过去的外侨管理法案，也反对未来的。为了政治流亡者的利益，我们要求避难权（呼声：“好！”）；我们提出这种要求，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政治流亡者（再喊：“好！”）。他们的悲惨命运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给他们以同情和保护（“好！”）。我们不问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因为我们不想知道他们在本国属于哪一个党派。在这方面，我们对公爵和平民不加任何区别（“好！”）。我们主张所有在这里上岸的人都有避难权。我们一向是公正的。我们一视同仁，向路易－拿破仑亲王伸出过援助的手，也保护过取名为约翰·斯密特的被人遗忘的国君［注：路易－菲力浦。——编者注］（声：“好！”，笑声）。我们的法律还保护过奥尔良派、联合派[236]、保皇派和共和派，这不是由于他们逃出的那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政策，而是由于英国的法律。（“好！”）我们的民族十分好客，乐意热忱接待所有的人。在另外一些人中，我们尊敬地接待过象科苏特这样的人（暴风雨般的掌声）。《泰晤士报》不久前称他为‘伟大的马扎尔人’，而且我们还使马志尼受到了他所请求的保护（热烈鼓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询问这些人的政治观点是否和我们一致。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是政治原因的流亡者，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给以同情的充分理由。（“好！”）这就是我们为泽稷岛的流亡者力求做到的。（“听啊！”，“听啊！”）这就是我们为所有在这里上岸的人力求做到的，我们丝毫不想按照哪个人的要求放弃我们民族的好客精神。（长时间的高呼：“好！”）所以，应该让到这里来的所有人都享受不列颠的一切自由，而不是只受到监禁。（“听啊！”“听啊！”）对因政治原因而逃离祖国的人不需要任何登记；不需要任何警察的监视。（“听啊！”“听啊！”）我们不想把这些人的自由和我们自己本身的自由等等交到大臣或者王国的手里。” 在迈奥尔结束他那少不了对路易－拿破仑和奥地利进行尖锐攻击的、受到雷鸣般欢呼的、相当长的演说之后，华盛顿·威尔克斯先生宣读了下面这封科布顿的信： “阁下！我很难过，因为我不能参加你们反对对维克多·雨果先生及其流亡难友们的暴行的示威。虽然，离城的路途遥远以及其他的事务不允许我出席集会，但是我衷心支持集会的组织者。那些象你们打算进行抗议的措施，一定会擦亮至少一部分曾经由于同情国外的自由主义而支持过战争（“啊！，啊！”）的公众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他们轻信了一些人的欺骗（“啊！，啊！”），那些人曾向他们煽动，说什么在我们当前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所参加的战争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嘘声，“好！”）请相信，从欧洲和平遭到破坏的那个时刻起，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直有直接对立的倾向；如果他们把战争再强加给我们若干年，那么他们就会把我们抛向西德默思统治的苦难岁月的黑暗政治勾当。[237]（“不行，不行！”嘘声，“好！”） 理·科布顿” 集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大会愤怒地抗议不久前从泽稷岛驱逐流亡者一事，并认为来到不列颠王国领土的外国人应立即取得英国人的天然权利和法律权利，在他们受刑事追究前有受公审和受陪审员审讯的权利。大会有责任以一切合法手段来反对那种会引起不安的企图，即企图通过议会的法令来取消或限制避难权，大会并号召全国都这样做。” 这次示威引起许多类似的活动。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在整个流亡者问题上是雷声大雨点小。舆论坚决转而反对政府，但同时我甚至认为，这出戏是政府的一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啼笑皆非地向路易－拿破仑的第一批要求让步，其实正是为了向他表明，要英国任何一个政府作进一步让步是不可能的。假如政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行事，而不会在议会开会前很久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帕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认为他们是他手边随时可用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就用他们威胁大陆。我确信，正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流亡者可以比任何时候更用不着担心。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1月13日 载于1855年11月16日《新奥得报》第537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34]1855年10月10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费利克斯·皮阿在《人》报（《L’Homme》）上就维多利亚女王同年8月访问法国一事发表了一封致女王的公开信。这封内容是反波拿巴的信，却具有皮阿一切行动所固有的那种挑衅和盲动的性质。它引起了英国报刊和流亡者报刊的很大争论，并且使人们非常担心会恢复外侨管理法案（见注235）。《人》报的编辑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流亡者接到泽稷总督让他们离开该岛的命令。《新奥得报》发表的有关泽稷岛冲突的文章和通讯中，除了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两篇文章和两篇通讯标有通讯员的代号“Ｘ”（见注231）。1855年11月13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有关马克思这篇文章所谈到的集会的报道。——第248页。 [235]外侨管理法案是英国议会借口保护英国臣民免遭旅英外侨的所谓敌对行动的危害而数度采用的法律。关于因泽稷事件而恢复这项法案的问题和从英国驱逐革命流亡者的代表的问题在1856年初才被否决。1856年2月1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声称，英国政府将不向议会提出新的外侨管理法案。——第248页。 [236]联合派，联合主义（Fusion——联合）是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同拥护幼系的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的派别。——第248、420页。 [237]英国的反动的国家活动家西德默思（亨利·阿丁顿）子爵是1812年至1821年利物浦托利党内阁的外交大臣。这一时期实行的一系列反人民的法律与他的名字分不开。这些法律是：1815年为大地主利益实行的谷物法；1817年的《禁口法》《GaggingAct》）它限制社团集会的权利，关闭激进派的俱乐部，并且实际上实行了书刊检查；以及在曼彻斯特附近举行集会的工人遭到血腥镇压（彼得卢大屠杀）后实行的各项法律。——第249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 伦敦10月6日。为调查“外交活动”而建立的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232]刚公布一项极有趣味的报告。我们现在摘引其中最重要的几段，不过我们事先要指出，在下面摘引的文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波特先生是不列颠贸易部的副大臣，作为《国家的进步》一书的作者在英国著作界享有一定的地位。 第一号。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认为：（1）波特先生在墨尔本勋爵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的这一时期在贸易部任职，由于亲自观察和根据他所知道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他确信并发表了下述看法，即帕麦斯顿勋爵为讨好俄国在有关贸易条约的问题上一贯牺牲英国的利益；（2）波特先生根本不向帕麦斯顿勋爵的同事、即他的上司贸易大臣［注：亨利·拉布谢尔。——编者注］隐瞒这个看法；相反，1840年当派他去巴黎同法国签订贸易条约时，他在没有谈妥他无须给外交部打任何报告之前不同意接受这项使命。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相信，他签订这种条约的各种尝试，都会遭到上述部门首脑的叛卖性的破坏；（3）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于是波特带着使命前往巴黎；（4）波特在罗·皮尔爵士执政期间在格莱斯顿手下供职时，始终坚持自己以前的看法，而且还指责帕麦斯顿勋爵得到俄国人的钱。波特断言这笔交易的中间人是个名叫杰科布·哈特的犹太人，这人从前在圣詹姆斯街开赌场，后来被帕麦斯顿勋爵任命为不列颠驻莱比锡的领事。波特之所以对此深信不疑，是因为政府为免去哈特的职务进行过调查；（5）没有波特先生的证明，这个事实也是不容争辩的，凡是愿意的人都能证实杰科布·哈特确实开过赌场，帕麦斯顿勋爵委派他为驻莱比锡的领事，在那里大家都回避他，把他看作是名声有问题的人。下面委员会援引了它所搜集的证人的证词。 乔·克罗希等人 1855年9月20日于新堡 我们从这些证词中引了以下几段： 第二号。波特先生只是后来在罗·皮尔爵士的政府供职时才知道赌场的勾当。波特告诉我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个犹太人，即不列颠驻莱比锡的领事，被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看成是非常不体面的英国代表，特别是在查明他过去在圣詹姆斯街开赌场之后。曾试图免去他的职务，而且把这个问题提到罗·皮尔爵士的政府面前。但是，他的政府碰上曾经委派哈特任此职务的帕麦斯顿的非常坚决而强烈的反对，致使政府让了步。帕麦斯顿信赖这样一个卑鄙人物的这一秘密，后来成为调查的对象，结果发现，帕麦斯顿勋爵曾一度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估计这是1825年），利文公爵夫人建议他到这个犹太人的赌场，在那里一个外国人一连两夜输给帕麦斯顿两万英镑。波特先生把这件事公开告诉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布莱特先生。 布莱登贝格人Ｄ．罗斯 1855年4月7日 第三号。哈特的任命是在帕麦斯顿打算退出内阁的时候，即1841年。哈特在莱比锡公开拿出帕麦斯顿的信，在各种人物面前炫耀自己，因为帕麦斯顿表示遗憾，说目前没有机会给他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 戴·乌尔卡尔特 1855年4月28日于沃特林 第四号。我说的话也许完全没有用处，而且我也不可能把我同波特的全部私人谈话重述一遍。我只谈一个情况。曾经同一个欧洲国家（那不勒斯）签订了一项重要条约，如果条约被批准，那么我们国家就能够通过友好途径在贸易上取得相当大的好处。那些了解并且反对在内阁里进行俄国人的活动的官方人士表示担心，只要对讨论、程序手续和先决条件找到任何借口，条约就会告吹。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条约的条文搞得十分完善，而且只是在那不勒斯已经同意和签署之后才提交给内阁。在英国，人们对条约完全保持沉默。没有一家政府刊物被准许欢迎这一事件。外交部根本不理睬它。搞这一条约的人怂恿一位议员提出质问：是否已经取得那不勒斯对条约的同意。帕麦斯顿回答说，这完全是误会，根本不存在这种条约，只是有条约的一些初步草案。我记得，由于这位大臣的这番回答，波特当我的面打开公文柜，从中抽出一份文件交给我，并喊道：“这就是条约”。可能这个文件至今还放在原地方。同那不勒斯进行条约谈判的是议会的格拉斯哥的现任议员麦格雷哥里。更为惊奇的是波特谈到有一个贸易条约被牺牲。该条约是他本人同法国进行谈判的，条约的实现也被帕麦斯顿破坏了。 罗·蒙蒂思 1855年5月4日 第五号。我记得，听说委任一个犹太人或者说是一个落魄的犹太人米契尔（或者是与此相似的姓）担任官职。他是《晨邮报》的所有者之一，而且是该报的编辑之一。帕麦斯顿为他在圣彼得堡建了一个领事馆。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战争爆发，而且这个职位每年给他带来四、五千英镑的收入。在1847年普选后，当时忠于得比的非常保守的报纸《晨邮报》立即发表一篇关于内阁的文章，文章谈到帕麦斯顿，说乌尔卡尔特可以对他提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控诉。此后不久，米契尔接到委任。诚然，这时报纸的领导已转到别人手里，然而从这时起，在该报继续忠于得比和谷物法的整个时期，它攻击整个内阁而不触动帕麦斯顿；相反，它经常吹捧和支持他。在最近的十二个月中，这家报纸公然从保守党人营垒逃脱出来，不仅成了帕麦斯顿的报纸，而且成了政府的报纸。 查理·阿特伍德[233]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0月6日 载于1855年10月11日《新奥得报》第475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32]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是有组织的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AffairsCommittees）之一。这些外交事务委员会是乌尔卡尔特及其追随者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主要为了同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而在英国的一些城市里建立的。关于乌尔卡尔特，见本卷第204—205页。——第245页。 [233]《新奥得报》没有刊登通讯的续篇。大概马克思接到埃尔斯纳1855年10月7日的信（见注231）以后，就没有再写下去了。——第247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外交上的失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外交上的失礼[231] 伦敦10月2日。英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公使亚历山大·马利特爵士在霍姆堡为庆祝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而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由于激烈攻击普鲁士国王及其内阁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英国公使在这次讲话中直接了当地声称，英吉利民族本来有权等待普鲁士采取另一种政策，况且普鲁士的多数人民从来没有隐瞒过他们对西方强国的同情。亚历山大爵士认为，如果普鲁士的态度有利于西方强国，那么奥地利接着就会坚决行动，而俄国面对普鲁士同盟就不可能进行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普鲁士对战争直接负有责任。由于普鲁士国王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而亚历山大爵士是英国派驻该联邦的公使，所以人们认为这种攻击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具有值得最严肃看待的后果。如果公使受到本国政府的袒护，那么这将是英国未来政策性质的征候；否则肯定他会被召回国。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0月2日 载于1855年10月5日《新奥得报》第465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31]下面发表的马克思的三篇文章《外交上的失礼》、《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和《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会》刊登在德国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上。马克思1855年曾为该报撰稿。在大陆几乎没有一家工人报刊的反动年代里，这样做使他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言，保持同德国的联系，向德国读者介绍国际政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以及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收入本版第11卷的马克思载于《新奥得报》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标有特殊的通讯员代号——“Ｘ”。1855年10月，因遇到财政上的和书报检查造成的困难，该报编辑摩·埃尔斯纳请求马克思暂时停止提供文章和通讯。保存下来的文件不能使人有十分把握肯定，马克思在中断关系后又曾恢复为《新奥得报》撰稿，虽然11月和12月又有许多发自伦敦的文章和通讯标有他的通讯员代号。这样的文章和通讯共有二十四篇。上述三篇文章中的头两篇无疑是马克思写的，因为它们是在马克思收到埃尔斯纳的信之前于1855年10月2日和6日从英国发出的。第三篇文章《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会》的最重要的论点，同马克思1855年11月8日给埃尔斯纳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30—631页）几乎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使我们作出这篇文章是属于马克思的结论。所有二十四篇文章都用德文载于斯塔尼斯拉夫·施旺1958年在波兹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给弗罗兹拉夫的〈新奥得报〉的通讯》一书。——第24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239] 一 第一件龙多先生致霍雷修·沃尔波尔[240] “1736年8月17日于彼得堡 ［注：这封信讲的是1735年安娜女皇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驻圣彼得堡的这位英国外交官报告他在游说俄国同土耳其人媾和方面所作的努力。省略的词句是无关的。］ ……我衷心希望……土耳其人能接受劝告而屈尊先行做出表示，因为这里的宫廷看来已打定主意，土耳其人不先走一步，它就不理睬任何声音，以此来羞辱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曾在一切场合极其轻蔑地谈论俄国人，这是女沙皇和她的现任大臣们所不能忍受的。奥斯特尔曼伯爵不但不感激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和卡尔库恩先生（前者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者是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转达土耳其人的善意，而且也不愿听从解劝而轻信土耳其政府抱有诚意，看来，他对他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惊异，他们未奉英王和荷兰联省议会[241]之命，也未受土耳其宰相之托居然就给他们（俄国内阁）写信，而且他们的信也未曾同皇帝［注：指查理六世。——译者注］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协商过……我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王的那两封信给比朗伯爵和奥斯特尔曼伯爵看过，同时告诉这两位先生，由于这两封信中对这里的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我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比朗伯爵说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习惯于被土耳其人这样对待了。我要求两位伯爵阁下不要让土耳其政府知道他们已经看过这两封信，因为这样做无补于事，只会使事态恶化……” 第二件乔治·麦卡特尼爵士致桑德威奇伯爵[242] “1765年3月1日（12日）于圣彼得堡 绝密［注：英国当时在和俄国谈判一个通商条约。］ ……昨天帕宁先生［注：帕宁是否领取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津贴，他这样做是背着叶卡特琳娜还是按照她的命令，这在历史学家当中至今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毫无疑问，叶卡特琳娜二世为了使外国宫廷与俄国使节合作，曾许可俄国使节在表面上与外国宫廷合作。至于帕宁，那么这个问题是由一个我们相信还从来没有发表过的可靠文件决定的。这个文件证明，帕宁在一度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人之后，被迫冒着牺牲他的荣誉、财产和生命的危险继续保持这种身分。］和副总理大臣［注：指亚·米·哥利岑。——译者注］同丹麦大使奥斯滕先生签订了这里的宫廷与哥本哈根宫廷之间的同盟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把对土耳其的战争规定为履行盟约理由；只要发生这种情况，丹麦就必须给俄国每年五十万卢布的补助金，分季支付。此外，丹麦还根据一项最秘密的条款，答应与法国断绝一切联系，只要求一段宽限，以便设法索回法国宫廷欠它的债款余额。无论如何，它即将采用俄国对瑞典的全部观点，并且在瑞典王国内尽管不是公开地，但将完完全全地与俄国一致行动。不是我受骗了，就是格罗斯先生［注：俄国驻伦敦公使。］对阁下说俄国打算停止插手，而把瑞典这个包袱整个丢给英国时误解了给他的指令。不管这里的宫廷多么希望我们为每一项金钱义务支付大部份额，然而我确信，到什么时候它也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它的计划、它的热烈希望，是与英国和丹麦协力合作来彻底消灭法国在那里的利益。不花费相当大的费用，这一点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俄国现在似乎并没有不通情理到期望由我们支付全部费用的地步。我已得到暗示，我们方面只要每年支付一千五百镑，就足以维持我们的利益，并绝对阻止法国人控制斯德哥尔摩。 瑞典人对于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依附地位非常敏感，并且感到很受屈辱，他们对每一个干涉他们事务的强国都极其忌恨，对他们的邻居俄国人更是如此。这就是这里的宫廷给我提出的理由：为什么它希望我们和他们分别采取行动，同时在我们彼此的公使之间仍然保持推心置腹的信任；为什么它希望我们首先关心的事项不是成立一个叫作什么俄国派或英国派的派别，而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朋友赢得自由之友和独立之友的美名，因为甚至最聪明的人也往往会被一个虚名所迷惑。目前我们享有优势，这个国家的人们已普遍相信他们同法国的联系已招致很大的灾难，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关系，还会非常严重地破坏他们的真正利益。帕宁先生决不希望瑞典宪法［注：查理十二死后由参议院制订的寡头政治的宪法。］有丝毫改动。他希望王权能够保存而不扩大，人民的特权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243]。然而他对王后的勃勃野心和奸诈诡谲不无畏惧，不过奥斯特尔曼伯爵作为公使的高度警惕性现在已完全打消了他在这方面的担心。 由于与丹麦新缔结了联盟，由于这里的宫廷毫无疑问在瑞典取得了成就，帕宁先生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的［注：这样，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就告诉我们，通常所谓查塔姆勋爵的“北方联盟的大概念”，实际上就是帕宁的“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查塔姆不过是被骗去倡导这个俄国人的计划罢了。］。为了使这个计划臻于完善，唯一需要的就是与大不列颠缔结一个条约联盟。我确信，这是这里的宫廷最热切的希望。女皇对此已不止一次用极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她的野心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联盟来抗衡家族盟约［注：指1761年8月在巴黎缔结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族之间的盟约。］，并且尽可能挫败她特别憎恨的维也纳宫廷和凡尔赛宫廷的一切意图。然而，我不能向阁下隐瞒，我们要指望缔结任何这样的联盟，就必须以一项秘密条款同意在发生对土耳其的战争时支付一笔补助金，因为除了遇到那种性质的紧急情况外，他们不会向我们要钱。我自以为我已经说服这里的宫廷，期望在和平时期得到补助金是不合乎情理的，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对两个国家都更牢靠和更体面。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把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履行盟约理由写进条约正文或者列入秘密条款，将是我们同这里的宫廷举行任何谈判的必要条件。帕宁先生之所以对这点很固执，是由于这样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沙皇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条约[244]正在讨论的时候，别斯图热夫伯爵（他是普鲁士国王的死敌）建议加进关于土耳其的条款，他确信普鲁士国王决不会接受这一条款，满以为谈判会由于国王的拒绝而告破裂。但是这个老政客看来完全失算了，因为国王陛下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只是要求俄国在和任何其他国家缔结联盟时也必须按照同样的条件［注：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遁辞。关于弗里德里希如何被迫投入俄国联盟的怀抱，科克先生（法国的外交学教授，达来朗的老师）说得很明白。他说：“弗里德里希二世被伦敦政府抛弃之后，不能不投靠俄国。”（见他著的《欧洲革命史》）］。情况确系如此，为了进一步肯定这一点，几天前，普鲁士公使佐尔姆斯伯爵拜访了我，对我说，他已接到训令，如果这里的宫廷有意和我们的宫廷缔结联盟而不包括这样一项条款的话，他要表示最强烈的反对。我得到了种种暗示，如果大不列颠在这一条款上不那么执拗的话，俄国在商务条约的出口税条款上就会不那么固执，格罗斯先生曾告诉过阁下，这里的宫廷是决不会放弃出口税条款的。同时，有一个受到帕宁先生极度信任的人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着手缔结联盟条约，商务条约就会尽快地跟上；那时商务条约就会完全摆脱那个一向吹毛求疵和争吵不休的商务委员会，仅仅由大臣和我来解决，而且他确信，只要关于土耳其的条款被列入联盟条约，商务条约的缔结就会使我们满意。我还被告知，若是西班牙人进攻葡萄牙，我们可以雇用一万五千名俄国人去服役。我祈求阁下千万不要对格罗斯先生提到同丹麦缔结的条约的秘密条款……我担心，这位先生对英国不抱善意。”［注：霍雷修·沃尔波尔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他的时代的特征：“现今时兴的，是互相利用。”无论如何，从上文可以看出，俄国在同英国交往中就是这样干的。桑德威奇伯爵，即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敢于写的上面这封信的受信人，十年以后，即1775年，在诺思政府中出任海军首席大臣，曾以激烈反对查塔姆勋爵关于公平解决美洲困难的动议而闻名。“他不能相信这（查塔姆的动议）是一个英国贵族的产物，在他看来这勿宁说是某个美洲人的作品。”1777年，我们发现桑德威奇又在咆哮：“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耗尽国库的最后一文钱，而决不让大不列颠被它的犯上作乱的臣民蔑视、欺侮和宰治。”当桑德威奇伯爵带头促使英国陷入同它的北美殖民地、同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战争时，我们看到他在议会经常受到福克斯、伯克、皮特等人的指控，说他使海军处于不能保卫国家的状态，说他明知道敌人已经集结大量军队，却有意派小量英国军队去对抗，说海军各部门事务的管理极其不当，等等（参看1778年3月11日，3月31日和1779年2月下院的辩论；福克斯对桑德威奇勋爵的不信任动议；1779年4月9日关于因桑德威奇勋爵玩忽职守而要求解除其职务的上国王书；1782年2月7日福克斯弹劾1781年海军行政严重失职案）。皮特借此机会把“我们在海上所遭到的一切灾难和耻辱”都记在桑德威奇勋爵的帐上。在下院388票中，支持政府方面反对这一动议的票数只多22票。1782年2月22日，一个反对桑德威奇勋爵的类似动议在下院453票中仅以19票的多数被否决。然而，桑德威奇勋爵的施政确实使三十多名卓著勋劳的军官离开了海军，或者声明不能在目前的制度下服役。事实上，在他的整个任职期间，海军中普遍存在的不和令人非常担心。此外，桑德威奇勋爵曾被公开指控侵吞公款，而且根据间接证据来看，他也的确犯了这样的罪行。（参看1778年3月31日，1779年4月9日及以后几次上院的辩论。）当1779年4月9日解除他职务的动议被否决时，三十九名上院议员提出了抗议。］ 第三件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致格兰瑟姆勋爵[245] “1782年8月16日（27日）于彼得堡 （私人信件） ……我一到达这里，就发现这个宫廷的情况跟以前向我描述的很不一样。它对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偏爱，它完全是倾向法国的。普鲁士国王（当时深得女皇信任）正在施加影响反对我们。帕宁伯爵有力地支持了他。波旁王朝的两个公使拉西和科尔贝龙诡计多端，善耍阴谋；波将金公爵受了他们的蛊惑；而包围女皇的那一大群人——舒瓦洛夫们、斯特罗加诺夫们和切尔尼舍夫们[246]都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伙巴黎的理发店学徒。形势有利于他们致力的事业。法国人装模作样地帮助俄国解决同土耳其政府的纠纷，紧接着这两个宫廷又一起成为帖欣和约[247]的调停人，这些对它们之间的和好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对于1778年2月1779年7月我与帕宁伯爵进行的一切谈判毫无成果，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的意图是防止而不是促进联盟。我们为争取联盟作出了各种让步，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制造新的困难，总是设置新的障碍。同时，我对他的明显信任也产生了很严重的恶果。他利用这种信任，在向女皇报告时转达的不是我使用过的语言和我实际表达过的感情，而是他满心希望我使用和表达的语言和感情。他又同样悉心地向我隐瞒女皇的意见和感情。他在她面前把英国说成顽固、傲慢和冷淡，而在我面前则把女皇说成心情不快、讨嫌我们并对我们在意的事情漠不关心。他是那样确信他用这种两面谎报情况的办法已堵塞了一切成功的渠道，当我向他谈到那个西班牙声明[248]的时候，他甚至敢于俨然以大臣身分对我说，‘大不列颠是由于它自己的行动骄横傲慢才大难临头的；现在灾难已达到顶点；我们必须作出一切让步以求得和平；而且我们既不能指望得到朋友的援助，也不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宽容。’我竭力控制自己，不使自己感情用事……我当即找了波将金公爵，由于他的帮忙，女皇屈尊在彼得宫单独接见了我。在这次会晤中，我非常幸运地不仅消除了她对我们的一切不良印象，而且通过如实阐述我们的处境以及大不列颠与俄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利益，使她断然决定援助我们。这个决定她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我宣布的。当这件事透露出来的时候——而帕宁伯爵是第一个知道它的——他成了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仅通过散布谎言和最无耻地施加影响来破坏我的公开谈判，而且使用最卑鄙最恶毒的人所能想得出的一切手段来贬损和伤害我个人。从他对我的那些无耻的指控来看，如果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就会担心受到他最无耻的袭击。这种残酷无情的迫害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比他的内阁任期延续得更久。尽管我从女皇本人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帕宁伯爵还是找到办法先是动摇，然后改变她的决定。他的确受到普鲁士国王陛下很热心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国王陛下极力要破坏我们的利益，正如他现在似乎热衷于要恢复它一样。然而，这头一次失望并没有使我灰心丧气，我加倍努力，在我出使期间又有两次使得女皇几乎（！）出面声明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每一次我的期望都是建立在她亲口作的保证上的。第一次是在我们的敌人策划武装中立［注：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装作相信叶卡特琳娜二世不是1780年武装中立的发起人，而只是拥护者。圣彼得堡宫廷总是使它自己的种种计划具有外国宫廷向它提出并迫使它接受的形式，这是它的重大策略之一。俄国外交喜欢这种张冠李戴。就这样，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宫廷被弄成了这次武装中立的负责发起人，从这个自命不凡的西班牙人写给查理三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一想到自己不仅策划了这次武装中立，而且诱使俄国支持了它，是感到多么自豪。］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建议把米诺尔卡岛[249]送给她的时候。虽然在第一次，我从我以前遭到反对的同一来源遭到同样的反对，然而我必须说，我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我们对1780年2月那个著名的中立声明[250]的极其笨拙的答复方式。因为我非常清楚打击将来自何方，我已作好避开它的准备。我当时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英国觉得自己强大得可以甩开俄国，它就应该立即拒绝这些新出笼的教义；但是，如果它的处境还要求援助，它就应该服从当前的需要，在只是涉及俄国的限度内承认这些教义，用一个适时的善意行动为自己保证赢得一个强大的朋友。’［注：就是这个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此人又名马姆兹伯里伯爵，读者也许更熟悉这个名字），被英国历史学家们吹捧为1782—1783年和平谈判中阻止英国放弃海上搜索权的人。］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提出来的是一个模棱两可、捉摸不定的答复；我们似乎对这些教义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同等地害怕。我得到的指示是，对它们秘密地进行反对，但在公开场合则表示默许。而且当时我们政府的一个机要人员在同西莫林先生的谈话中使用了一些不谨慎的、与那位公使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听到的温和而诚挚的语言直接矛盾的说法，使女皇万分震怒，加剧了她对我们该届政府所抱的反感和不良印象［注：从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段落可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把诺思勋爵（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所说的该届政府就是指他的政府）看成是毫不妥协的人。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事实，任何这类误解都会消除：第一次瓜分波兰[251]是在诺思勋爵执政时发生的，而他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1773年，当叶卡特琳娜对土耳其的战争还在进行，她同瑞典的冲突正日益恶化的时候，法国准备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波罗的海去。法国外交大臣戴居雍把这个计划通知了英国当时驻巴黎的大使斯托蒙特勋爵。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戴居雍详细论述了俄国的扩张野心以及应该促使法英两国联合对抗这种野心的共同利益。英国大使对这一亲密谈话的回答是：“如果法国派舰只去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将立即跟踪而至；两支舰队的存在，其效果不会超过中立；而且，无论英国宫廷如何愿意保持英法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由偶然冲突引起事端，是未可预卜的。”结果，戴居雍撤销了布勒斯特的分舰队，但是下了新的命令在土伦装备一支舰队。“英国内阁得到这种重新备战的消息之后，立即表示了强有力的反对；斯托蒙特勋爵受命发表声明说，用于波罗的海的每一个论点都同样适用于地中海。此外，还给法国外交大臣送了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把它呈交国王和枢密院。这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那支舰队撤销了，水兵解散了，扩大战争的危险避免了。” 我们上面引用的这几行文字的这位自鸣得意的作者说道：“诺思勋爵就这样成效卓著地帮助了他的同盟者（叶卡特琳娜二世），并且促成了俄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库楚克－凯纳吉）和约[252]。”叶卡特琳娜二世对诺思勋爵好心帮助的报答，首先是撤销了她向他许诺的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的援助，其次是策划并领导了对英国的武装中立。诺思勋爵没有敢象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劝告他的那样来回报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即把大不列颠的海上权利放弃给俄国，并且只是放弃给俄国。这就刺激了女沙皇的神经系统；突然引起了她的歇斯底里幻想，说她对诺思勋爵“有不良印象”，有“反感”，感到“根深蒂固的厌恶”，“完全不信任”，等等。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为了给谢尔本政府提出一个例子以示警告，详细描绘了女沙皇感情的心理图以及诺思政府由于伤害这些感情而蒙受的耻辱。他的处方非常简单：任何别的强国若要向我们索取必定会被我们当作敌人看待的东西，对作为我们朋友的俄国，则应拱手相送。］。我们的敌人利用了这些情况……我提出了把米诺尔卡岛送给女皇的想法，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在签订和约时会被迫作出牺牲，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向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向我们的敌人作出这种牺牲。 这个想法在国内被全盘接受了［注：可见，英国政府确实不满足于已使俄国成为一个波罗的海强国，还千方百计要使它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看来，让渡米诺尔卡岛的建议在1779年底或1780年初，即在斯托蒙特勋爵进入诺思内阁之后不久就已经向叶卡特琳娜二世提出了，——这个斯托蒙特勋爵就是那个曾阻挠法国抗拒俄国的人，甚至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也不能否认此人写了“完美地切合圣彼得堡宫廷的精神的指示”这一功绩。当诺思勋爵的内阁按照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建议提出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俄国人的时候，英国的下院议员和人民还在为担心汉诺威人（？）会从他们手中夺去“地中海的锁钥之一”而焦虑。1775年10月26日，国王在议会的开幕词中曾告诉议会说，当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被问到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封锁一直维持到那个“计划”实现的时候，他得到格莱安爵士的亲口回答是：“他们没有承担那种责任”，即执行他们的命令的责任！这里援引的公文，是除了日期较晚的一件公文以外唯一被宣读的文件。另一件公文据说是在4月5日发出的，其中“命令海军上将运用最广泛的权宜处置权力封锁俄国在黑海的港口”，这件公文既未被宣读，邓达斯海军上将的任何答复也未被提到。海军部派遣了汉诺威部队到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米诺尔卡岛）去，接替在那里驻防的英国部队中准备抽调到美洲去服役的团队。约翰·卡文迪什勋爵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强烈谴责“把直布罗陀和马翁港这样重要的要塞委托给外国人”。在极其激烈的辩论中，把直布罗陀和米诺尔卡岛这两个所谓“地中海的锁钥”委托给外国人的措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诺思勋爵承认自己是这一措施的参谋，感到不得不提出一个“免究责任的议案”。不过，这些外国人，这些汉诺威人，是英国国王自己的臣民。在1780年实际上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了俄国之后，诺思勋爵当然感到有理由在1781年11月22日在下院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内阁大臣被法国收买的嘲讽”了。 我们顺便指出，诺思勋爵——英国能够引以自豪的最卑鄙最胡闹的大臣之一——纯熟地掌握了使议院笑声不绝的艺术。桑德兰勋爵也是这样。现在帕麦斯顿勋爵也是这样。］，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次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接到的英明指示更加完美地切合这里的宫廷的精神了。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至今还不明白其究竟。在我得到全权处理此事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女皇对任何其他措施象对此事这样热心，而当我得到授权的时候，我发现她却从原来的意图退缩，我也是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吃惊。我当时认为，这应该归咎于她对我们的政府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根本缺乏信任；但是从那时以来，我更倾向于相信，她曾就此事征询过（奥地利）皇帝的意见，而后者不仅说服她拒绝这一建议，而且把这一秘密泄露给了法国，从而使它公之于世。我无法另外解释女皇感情上的这种迅速变化，特别是因为波将金公爵（不管他在别的事务上表现如何）肯定是真心诚意支持此事的，从我当时看到的和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来，他曾和我一样极其关心此事的成功。阁下，你会看到，促使女皇成为友好调解人的想法是和建议把米诺尔卡岛让给她有密切联系的。因为这个想法引起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在目前的调解中遭到种种困难，我必须说明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并且证明不是我使我的宫廷处于如此难堪的地位。我当时希望和追求的是使女皇成为唯一的、别无副手的调解人。如果阁下细察她与我之间在1780年12月的来往情况，阁下就很容易理解我当时有多么充足的理由设想女皇会成为一位友好的、甚至是偏袒我们的调解人［注：诺思勋爵的政府1782年3月27日被罗金厄姆的政府接替之后，著名的福克斯就通过俄国大使的调解向荷兰提出了和平建议。那么，被这位统计女沙皇的感情、情绪和印象的卑贱记帐员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如此宣扬的俄国调解到底有什么结果呢？当初步的和平条款已经同法国、西班牙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时候，同荷兰却达不成任何这样的初步协议。从它那里得到的只不过是停止敌对行动而已。原来俄国调解如此有效，在1783年9月2日，即在同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缔结正式条约的前一天，荷兰同意了进行初步和谈，可是这不是俄国调解的结果，而是由于法国的影响。］。诚然，我知道她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但是我也同样知道她的虚荣心会因这一荣誉而得到多么大的满足，我完全了解，她一旦插手进来，就会坚持下去，并且必然要卷入我们的争论，特别是当看来（当时看来也会这样）我们已用米诺尔卡岛酬谢她的话。另一个（奥地利的）帝国宫廷之被拉进调解活动，彻底破坏了这个计划。这不仅给女皇提供了一个不恪守诺言的借口，而且使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和凌辱。她就是在这种印象下把这整个事情交给了我们为她提供的那位伙伴［注：指约瑟夫二世。——译者注］，并且命令她驻维也纳的公使绝对地赞同那里的宫廷所提出的一切。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以及我们现在所遭逢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此引起的。无论谁任何时候也不能使我相信，维也纳宫廷只要由考尼茨公爵发号施令，会对英国抱任何好意，或者对法国造成任何危害。我在这里努力加强它的影响，不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而是因为我发现普鲁士总是施加影响反对我；因为我想，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给后者以沉重打击，我就会摆脱掉我最大的障碍。我错了，真是倒楣，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看来唯独在打算轮流损害我们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注：维也纳和巴黎的宫廷阻挠英国内阁把米诺尔卡岛让给俄国的计划，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反对查塔姆勋爵的在俄国庇护下成立北方联盟的伟大计划，对英国没有造成丝毫损害。］关于米诺尔卡岛的建议是我为了诱使女皇出面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我已用尽了我的力量，使出了全副手段；我最后一次和她谈话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虽然是有礼貌的，但已使她感到不快。从那时起直到上届政府下台，我一直被迫处于守势……现在我阻止女皇对我们做坏事比以前促使她为我们做好事要更困难。正是为了防止坏事，当女皇陛下初次提出由她单独在我们和荷兰之间进行调解的建议时，我才强烈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她对我们的拒绝所表示的极端不满，证实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这个建议第二次提出的时候，我毅然极力主张必须予以同意（虽然我知道这和我上司的感情有抵触），因为我坚信，如果我们再次拒绝，女皇在一怒之下会同荷兰人站到一起来反对我们。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明智的行动使得女皇原来对我们的不高兴转到了荷兰人身上，就象她以前偏袒他们的事业一样，她现在偏袒我们的事业。英国的新内阁成立以来，我的道路已变得更平坦了。你的前任［注：前任是福克斯。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把英国各届政府按照它们受到他的全能女沙皇垂青的程度依次分了等级。尽管有斯托蒙特勋爵、桑德威奇伯爵、诺思勋爵和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本人，尽管有瓜分波兰、威胁戴居雍、促成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和意欲让渡米诺尔卡岛，诺思勋爵的政府还是被贬黜到这架天梯的最底层。罗金厄姆的政府被置于比它高得多的地位，这届政府的灵魂是后来以勾结叶卡特琳娜而臭名昭著的福克斯。但是我们看到这天梯的最顶端是谢尔本的政府，它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威廉·皮特。至于谢尔本勋爵本人，伯克在下院高呼道：“如果他在道德上还没有成为卡提利纳或者博贾的话，那决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智力不足。”］开创的、阁下继续遵循的这条伟大的新路，已在大陆上引起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变化。诚然，我相信，除了同她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件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促使女皇陛下积极参预；但是现在她对我们显示了强烈的友谊；她赞同我们的措施；她信任我们的这届政府；她无法克制她对我们民族所肯定怀有的偏爱。我们的敌人是知道并且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使他们深为恐惧。这是从我到彼得堡那天起到今天止对这个宫廷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简略而准确的报告。从这当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注：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忘记得出主要的结论，即他这个英国大使是俄国的代理人。］。支配女皇的是她的感情，而不是理智和论证；她的偏见很深，很容易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消除；另一方面，要取得她的好感，却没有可靠的途径，即使取得了，也会随时发生波动，易为微不足道的琐事所左右；在她没有完全参与一项计划以前，任何保证都不足依恃，但是她一旦完全参与了，就决不后退，就会坚持到底；她有很强的才能、崇高的思想、不平凡的智慧，然而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她的大臣们对国家的福利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行动的出发点是对她的意志的消极顺从，或者是对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注：在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的信函若是前面带有“私人信件”这种象征性的标记，那就表示收阅该信函的大臣不应该把它转呈给国王。马洪勋爵在他的《英国史》中谈到这种情况。］ 四（原稿）关于沙皇保罗在位初期俄国情况的报告，作者是圣彼得堡海外商馆的牧师、威廉·皮特的近亲耳·克·皮特牧师 ［注：收到这封信的那位先生在这份原稿前面写了这样几个字：“在我死后烧毁”。］ 摘录 “已故的俄国女皇对过去几年中震撼了整个欧洲政治体制的那些重大问题所抱的真实感情，是很难有什么可怀疑的。她肯定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些新原则的致命趋向，但是，如果她能看到所有欧洲强国都在一场愈激烈就愈能提高她自己的重要性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尽，也许并不是不高兴[253]。完全可能，新取得的波兰各省的局势也是对叶卡特琳娜的政治行动有相当影响的一个因素[254]。看来，在革命初期几乎恢复了法国正规政府的联盟各强国[255]，已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由于害怕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发生暴乱而产生的致命影响。害怕波兰会发生暴乱的心情分散了联盟各强国的注意力，并加速了它们的撤退，同样也使得这位已故俄国女皇不肯进入这个大战场，除非到了形势发展使得法军的进展变得比俄罗斯帝国因积极进军而可能招致的恶果更加危险的时候……人们知道女皇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在临死前的那天早晨在打发走她的秘书时说的：‘告诉公爵（祖博夫），十二点来看我，提醒我在同英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上签字[256]。’” 在对沙皇保罗的行动和荒诞行为[257]进行详细的考察之后，皮特牧师先生继续写道： “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才能对最近的退出同盟以及大不列颠政府所受到的无数凌辱的性质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把它（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这两个国家合起来，几乎可以支撑住整个世界；分开来，每一个的力量和重要性都受到根本的损害。英国有理由与俄国一起为它的王权运用得如此前后矛盾而感到遗憾，但是造成这两个帝国分离的只是俄国的君主。” 这位牧师先生以这样的话结束他这篇报告： “就人们的预见目前所能洞察的程度来说，结束目前这种苦恼状况的办法，看来更可能的是某一个激怒的个人的绝望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使俄国皇位恢复其尊严和重要地位的更系统的措施。” 二 第一章中刊载的文件涉及女皇安娜在位时期到沙皇保罗在位初期，就是说包括十八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在那个世纪的末尾，正如皮特牧师先生所说，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 我们在细读这些文件时，有一种东西甚至比这些文件的内容更使我们吃惊，那就是它们的形式。所有这些信件都是“机密的”、“私人的”、“秘密的”、“绝密的”；然而尽管具有秘密、私人和机密的性质，英国政治家们在彼此间谈到俄国及其君主时用的却是诚惶诚恐、卑躬屈节和唯唯诺诺的语调，这种语调即使出现在俄国政治家的公文中也会令人吃惊的。俄国外交官们借助秘密通信来掩盖对外国的阴谋，英国外交官们则采用这个方法来自由表达他们对一个外国宫廷的忠诚。俄国外交官们的秘密书函充满着模棱两可的气味。这一方面是圣西门公爵所说的那种伪善气，另一方面则是法国秘密警察报告所特有的那种卖弄自己的优越和狡诈。甚至波茨措－迪－博尔哥的出色书函也带有这种下流文学的通病。在这一点上，英国的秘密书函要好得多。它不是装作高人一等，而是冒充天真糊涂。譬如，龙多先生告诉霍雷修·沃尔波尔，说他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国国王的两封信泄露给俄国大臣，但是他“同时告诉那两位先生，由于信中对俄国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他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然后他又要那两位伯爵阁下不要告诉土耳其政府说他们已经看过它们（那两封信），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乍一看，这种作法的无耻完全被这个人的天真糊涂淹没了。再拿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来说吧。他愉快地提到，俄国似乎足够“通情达理”，不致于为了俄国“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而期望由英国“支付全部费用”；他又“自以为”他“已经说服俄国宫廷”不要“不合乎情理”到在和平时期向英国索取与土耳其（当时是英国的盟国）作战时的补助金；他又警告桑德威奇伯爵对俄国驻伦敦大使“不要提到”俄国总理大臣在圣彼得堡对他本人提到的秘密，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再看，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极秘密地低声告诉格兰瑟姆勋爵说，叶卡特琳娜二世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又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注：看看这种假装天真糊涂的作法在更晚近时期的表现，在外交史上有什么能比得上帕麦斯顿勋爵在1839年向苏尔特元帅提出的建议呢？这个建议竟要求苏尔特元帅为了向苏丹提供英法舰队的支持来反对俄国，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轰击。］ 另一方面，再看看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如何厚颜无耻地告诉他的大臣，由于瑞典人对他们依附俄国的状况极其忌恨并且感到屈辱，圣彼得堡宫廷要求英国在斯德哥尔摩打着英国的自由独立的旗帜进行活动！此外，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劝英国把米诺尔卡岛[249]和海上搜索权、以及在世界事务中进行调解的垄断权让给俄国——不是为了取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或者哪怕是由俄国承担的一种形式上的义务，而只是为了使女皇“显示强烈的友谊”和把她的“不高兴”转到法国身上。 俄国的秘密书函都是循着这样一条很平淡的思路：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却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所有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相反，英国书函从来不敢暗示说俄国与英国有共同利益，而只是设法说服英国，俄国的利益就是它的利益。英国的外交官们亲自告诉我们，这是他们与俄国君主们面面相对时所维护的唯一观点。 如果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这些英国书函是写给私人朋友的，它们只是使写这些书函的大使们臭名远扬。既然它们是秘密地写给英国政府的，他们就把英国政府本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似乎已被人们，甚至被辉格党[258]的著作家们本能地觉察到了，因为没有人敢于公布这些书函。 自然而然要产生的问题是，这种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传统惯例的英国外交的亲俄性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溯到彼得大帝的时期，因此，它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打算通过重新刊印几本在彼得一世时期写的英国小册子来着手这个任务。这几本小册子不是没有引起现代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得予以注意。然而，它们将足以驳倒大陆和英国著作家们所共有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英国只是到较晚的时候，而且是在过晚的时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国的意图，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过是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若指责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们亲俄，就是倒果为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通过英国的书函已经表明，在安娜女皇时期，英国已经向俄国出卖过自己的盟国，从我们即将重新刊印的几本小册子中还将看到，甚至在安娜时期以前，即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开始崛起于欧洲的时期，俄国的意图就被理解了，而且英国政治家们对这些意图的默许受到了英国著作家们的抨击。 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第一本小册子，叫作《北方危机》[259]。它在1716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是关于拟议中的丹麦、英国和俄国对斯科纳（肖楠）[260]的入侵。 1715年，在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之间缔结了一个北方联盟，其目的不是为了瓜分瑞典本土，而是为了瓜分那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瑞典帝国的东西[261]。这次瓜分是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巨大的行动，是瓜分波兰[262]的逻辑前提。西班牙瓜分条约[263]之所以引起后世的强烈兴趣，是因为它们是王位继承战争[264]的先声，而瓜分波兰吸引了更多的人们的注意，则是因为它的最后一幕是在当代的舞台上演出的。然而，不能否认，开创国际政治近代纪元的，乃是对瑞典帝国的瓜分。这次的瓜分条约除了谈到它的未来牺牲者的不幸以外，甚至没有假惺惺地提出任何借口。在欧洲，这是第一次，不仅撕毁了一切条约，而且把这一行动宣布为一个新条约的共同基础。受俄国辖制的、由萨克森选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那个荒淫无耻的家伙所代表的波兰本身，被推到了这一阴谋的前台，从而自我签署了死刑判决书，甚至连波利菲米斯给奥德赛保留的那个留到最后吃的特权[265]也没有享受到。查理十二在本德雷自愿流亡时[266]发出的那篇声讨奥古斯特国王和沙皇的檄文曾预言了波兰的命运。这篇檄文署的日期是1711年1月28日。 参加这一瓜分条约，把英国抛进了俄国的势力圈。从“光荣革命”[267]的时候起，英国就越来越被引向这一轨道了。乔治一世作为英国国王通过1700年的条约曾与瑞典结成防御同盟。不仅作为英国国王，而且作为汉诺威选侯，他曾是特拉温达尔条约[268]（那个条约为瑞典保证了这次瓜分条约所要剥夺的东西）的保证人之一，甚至是条约的缔约国之一。不仅如此，他所以享有德意志帝国选侯的尊荣，部分地也归功于特拉温达尔条约。可是，他却以汉诺威选侯的身分向瑞典宣了战，并且以英国国王的身分进行了这一战争。 1715年，同盟国夺去了瑞典的德意志省份，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把俄国人引到了德国土地上。1716年，他们一致同意入侵瑞典本土，企图对瑞典最南端现在称作马尔默和克里斯蒂安施塔特地区的肖楠进行武装袭击。因此，俄国的彼得从德国带去了一支俄国军队，这支军队分散在西兰岛上，打算在以保护通商航海为名派到波罗的海去的英国和荷兰军舰的护送下从这里运往肖楠。早在1715年，当查理十二被围困在施特腊耳宗德[269]的时候，有八艘由英国借给汉诺威，又由汉诺威借给丹麦的英国军舰公开增援了丹麦海军，甚至挂起了丹麦国旗。1716年，英国海军由沙皇陛下亲自指挥。 为入侵肖楠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了困难。虽然条约规定只派出三万俄国人，彼得却慷慨地在西兰岛登陆了四万人。但是到了要派他们去肖楠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突然表示在这四万人中他只能拿出一万五千人。这一声明不仅使同盟国的军事计划陷于瘫痪，而且看来对丹麦及其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因为以俄国舰队为后盾的俄国军队大部分驻在哥本哈根。弗雷德里克的一位将军建议用丹麦骑兵对俄国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把他们消灭，同时由英国军舰去击毁俄国舰队。弗雷德里克四世不喜欢任何需要某种巨大魄力、某种坚强性格和某种不顾个人安危的背信行为，他拒绝了这个大胆的建议，而只限于采取守势。他当时写了一封恳求信给沙皇，说明他已放弃了关于肖楠的幻想，并且请求沙皇也如此照办，动身回国。对这个请求，沙皇只能迁就。当彼得终于班师离开丹麦的时候，丹麦宫廷认为应该就破坏这次袭击肖楠计划的事件和交涉情况给欧洲各国宫廷一个公开的说明。这个文件就是《北方危机》这本小册子的出发点。 在注明1717年1月23日从伦敦发出的尤伦堡伯爵给格尔茨男爵的信中有几段话，在这几段话中，写信人，即当时瑞典驻圣詹姆斯宫[270]的大使，似乎承认自己是《北方危机》的作者，不过他并没有提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然而，只要稍微仔细读一读真正出自这位伯爵手笔的作品，譬如他写给格尔茨的信件，就会打消认为他写过这样一本出色的小册子的任何想法了。 “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1716年10月10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1716年伦敦版。 1．序——……这（这个小册子）不是为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写的，但是真正对国际法感兴趣的人大有一读之必要；交易所街[271]搞股票投机的轻浮伙计们在读了这篇前言之后再要往下看，将只是浪费时间，但是英国的每一个商人（特别是那些去波罗的海经商的商人）会从这里得到教益。荷兰人（正如报童和邮差已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们的）竭尽全力要在几项与沙皇的贸易协定中改善他们的地位，但是长时期来收效甚微。就他们非常节俭这一点来说，他们能给我们的商人提供很好的榜样；但是如果我们在设法取得一个更好的、更利于前进的出发点方面有一次能够超过他们，那么，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就让我们这一次给他们作榜样，就让他们这一次向我们学习吧。至于目前我们在波罗的海贸易方面怎么能取得这样一个出发点，这篇小小的论文将指出一条极其简单的途径。我不喜欢任何渺小的咖啡馆政客进来插嘴，我甚至宁愿让他对我感到厌烦。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根本不愿和他打交道。相反，那些熟悉国家学说的人会在这里看到很值得运用他们全部思辨能力的材料，这些材料以前总是被他们忽略了，被他们（过于轻率地）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东西。任何一个狂热的党派人物都不会认为这篇东西完全合他的意；但是每一个诚实的辉格党人和每一个诚实的托利党人都能读它，不仅谁都不会感到厌烦，而且都会感到满意……总之，这篇东西既不是为疯狂的、唬人的、属于长老会[272]的辉格党人，也不是为狂妄的、暴躁的、不满的、属于詹姆斯党[273]的托利党人而写的。” 2．冯·施托肯先生提出的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 “毫无疑问，大多数宫廷会感到吃惊：尽管为袭击肖楠进行了大量准备，这一袭击并没有付诸实行；尽管沙皇陛下驻在德国的全部军队冒着极大困难和危险，部分用他自己的船只，部分用丹麦国王陛下及其他盟国的船只运到了西兰岛，这一袭击却被推迟到另外的时候。因此，丹麦国王陛下为了避免指控和责难，认为应当命令把下述关于这一事件真象的说明通知所有不存偏见的人们。在瑞典人被完全驱逐出他们的德国领地之后，按照全部政治规律和战争逻辑，唯一的办法是在瑞典本土腹地对这位仍然执拗不屈的瑞典国王进行有力攻击，从而借上帝之助迫使他接受一项对盟国有利的持久和约。丹麦国王和沙皇陛下双方都有这样的看法，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良好的意图，同意举行一次会见，这次会见终于（尽管由于挪威遭到入侵，丹麦国王陛下很有必要留在本国首都，尽管俄国的大使多尔哥鲁基先生提出完全不同的保证）在汉堡附近的哈姆—霍恩，在丹麦国王陛下在此等候沙皇六个星期之后举行了。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陛下经过几次讨论，于6月3日决定对肖楠的袭击一定要在这一年进行，并且对促其实现的一切措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之后，丹麦国王陛下匆忙回国，下令日夜奋战，务使他的舰队尽早作好出海作战的准备。运输船只也从各处的领地调来，既耗费了难以形容的巨额开支，对他臣民的贸易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就这样，国王陛下（沙皇本人在抵达哥本哈根时也承认）尽了最大努力来提供一切必要条件和促进这次袭击，因为一切都有赖于这次袭击的成功。然而，在此期间，在哈姆—霍恩的会谈就这次袭击达成协议以前，丹麦国王陛下曾不得不从他的舰队中派去一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相当大的分舰队去援救他那遭到入侵和沉重压迫的挪威王国，这支分舰队在敌人离开那个王国以前不能召回，否则会给那个王国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危险；所以，出于这种必要，这位海军中将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7月12日丹麦国王陛下向他发出紧急命令，要他在风势和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返回；但是由于刮了一段时间逆风，他被阻住了……瑞典人一直控制着海面，沙皇陛下本人认为，在这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分舰队回来以前，派丹麦舰队的剩余部分和当时停在哥本哈根的军舰一起去罗斯托克为俄国部队护航，不是可取的做法。这支分舰队终于在八月份回来后，联合舰队便启航了。往西兰岛运输上述部队的工作，尽管有大量困难和危险，也开始进行了。但是这花费了过多时间，在九月以前未能完成袭击的部署。现在，袭击的一切准备和载运军队的工作均告完成，丹麦国王陛下曾确信在几天之内，至迟在9月21日以前应该开始袭击。俄国的将军和使节们先是向丹麦同僚提出一些困难，后来他们在9月17日一次约定的会议上宣布，沙皇陛下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认为在肖楠不可能得到粮草，因此在这一年进行袭击是不可取的，应该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可想而知，丹麦国王陛下对此是如何的惊讶，特别是由于沙皇如果对这个如此庄严协商过的计划改变了主意，他满可以早点宣布，这样就可以为丹麦国王陛下节省下好几吨耗费在这些必要准备工作上的黄金。尽管如此，丹麦国王陛下仍在9月20日向沙皇写信详细解释说，虽然季节已经错过许久，但是有这样优势的兵力，进行袭击一定能成功地在肖楠取得立足点，他确信肖楠这年年成很好，毫无疑问能在那里取得供应；此外，那里和他本国有直接的交通联系，粮草也很容易从国内运去。丹麦国王陛下还列举了几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袭击应该在这一年进行，而在第二年春天进行的想法应该完全抛弃。不只是丹麦国王陛下向沙皇提出这种中肯的劝告；英国国王陛下驻这里的公使以及诺里斯海军上将也很坚决地支持他；他们按照自己国王陛下的紧急命令，想方设法说服沙皇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促使他仍然进行这一袭击。但是沙皇陛下在他的答复中宣布，他要坚持他业已做出的关于推迟这一袭击的决定；然而如果丹麦国王陛下决心仍然要冒险进行的话，根据在施特腊耳宗德附近签订的条约，他将只给他提供规定的十五个营和一千匹马；到第二年春天他才会应允其余的一切，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再作更多的说明。这样，丹麦国王陛下凭他自己的军队和上述的十五个营单独去干这样大的事情，自不免冒极大的风险，他在9月23日的另一封信中希望沙皇陛下能给他增派十三个营，这样的话，他还打算在这一年进行袭击；但是即使这一点也未能从沙皇陛下那里得到同意，沙皇陛下在同月24日通过他的大使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丹麦国王陛下在他26日的信中向沙皇声明，既然情况如此，他不再需要沙皇陛下的任何军队，他们应该尽快地从他的领地上全部撤走；这样，每月要花费他四万帝国塔勒[274]的运输船只就可以解雇，他的臣民至今负担的沉重不堪的军税就可以免除。对此沙皇不能不表示同意；因此，全部俄国军队都已经登船，肯定一有顺风就离开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沙皇作出一个对北方联盟[261]如此有害而对共同敌人极其有利的决定，只有留待上帝和时间去澄清了。[275] 如果我们要对大人物进行真实的考察，在我们知识界的心目中对他们有个正确的理解，那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性格，其次是他们的目的。不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如何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是如何曲折隐讳、捉摸不定，我们用这个考察方法，就能洞察他们心灵的奥秘，就能从最令人困惑的迷宫中找到出路，并且最后找到最巧妙的办法来发现他们头脑中的主要隐私，解破他们的核心秘密……沙皇……按性格来说，是一个极富于进取心，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人物。至于他的目的，只要世上有任何狡猾伎俩能使他在未来可以扩大帝国和积累财富，他的任意主宰自己臣民的财产和人格的统治方式，就会促使他不断提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获取这二者的计划。无论不知足的财富欲和无止境的权势欲会提出什么样的目的，促使他去满足那得寸进尺、囊括一切的欲望，他毫无疑问必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现在要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三个： 1．他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些目的？ 2．在离他多远处，并且在什么地方能最好地达到这些目的？ 3．在什么时候，运用一切适当方法并且运用成功，能够达到这些目的？ 沙皇的领地大得惊人；人民对他全都俯首听命，全都是他的不折不扣的奴隶，而全国的财富都由他任意支配。但是，国土虽大，物产却并不丰富。每个臣民都有一支枪，一听召唤就来当兵；但是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一名真正的士兵，也没有一个人懂得口令。虽然沙皇能支配他们的全部财富，但是他们没有重要的商业，很少有现钱；因此，他尽其所能进行了聚敛以后，他的国库还是空空如也。他要满足那两种天生欲望的条件是很差的，因为他既没有钱维持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受过作战训练的军队。这个君主表明他具备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国君所必备的雄才大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认为他的臣民中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聪明，或者更适宜于执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他本人最合适到世界其他地区去旅行，学习治国才能来推进他统治的领域。他当时对那些深谙军事科学的人很少装出好战的样子；他的军事行动大部分是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他们虽然和他一样有许多战士，但是也和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是一群粗野的、未开化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场上既无经验，又无纪律。在这一点上，他的基督教邻居们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种阻挡异教徒的屏障或堡垒。但是当他来窥伺基督教世界较为文雅的地方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不愿以过早地在战场上碰运气、冒风险，来学习比赛；不，他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在当时对他有利和必需的，是象参孙那样斗智，而不是斗力。[276]他知道，他当时只有很少几个适于通商的地方，而且都是位于白海沿岸，太遥远，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冰封着，完全不适合于舰队使用。但是他知道他的邻国在波罗的海有许多更合适的地方，只要他强大起来，伸手便能拿到它们。他对它们垂涎三尺，但是在外表上却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别的方面，为他将在适当时机夺得它们而暗自高兴。为了免遭猜忌，他努力不要他的邻国帮助他训练部队。因为那好象是想同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比武，先求他教自己如何劈刺似的。他跑到了大不列颠，他知道这个强大的王国对他力量的增长当时还不会产生猜忌，对他国土之辽阔还毫不在意，漫不经心，我担心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他出席我们的一切军事演习，考察我们的一切法律，研究我们军事、民政和宗教方面的情况；然而这是他当时需要最少的东西；这是他这次使命中最无足轻重的部分。随着他和我国人民日益熟悉，他开始去参观我们的船坞，装作不是想得到什么好处，而只是为了娱悦耳目（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想看看我们的造船方式。人们可以说，他把宫廷设到了我们的造船厂里，他是那样勤勉，御驾经常亲临现场。还应指出，这位伟大的沙皇往往事必躬亲，因而能够象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巧工匠一样使用斧头，这为他增添了酷爱艺术和工艺的不朽盛誉。此外，这位君主还有一个很好的数学头脑，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很内行的皇家造船师。为了让他开心，造一两艘船给他送去，然后再送两三艘，然后又再送两三艘，只要这是由能够随意控制海洋的海上强国［注：指英国和荷兰。——译者注］许可卖给他的，这样做似乎根本不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会是无关大局、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博得了我们许多优秀工人的好感，以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为了利用这一点谋取好处，给许多人提供了巨额的奖金和特权，让他们到他的国家去定居，他们都高兴地应许了。稍后，他又派一些代表他个人的使臣和官员去谈判要更多的工人、行政官员以及精选的好水手，只要他们到那里去，都能升官。甚至直到今天，在我们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船上的任何熟练水手，若是有丝毫虚荣心，有任何想当官的欲望，只要他投身沙皇的海军，马上就会成为少校。除此之外，这位君主甚至找到办法强制我们商船上的熟练水手为他服务，而且他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同时给船长提供同样数目未经训练的俄国人来补缺，而船长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后不得不把这些人训练得能够顶用。然而还不止于此，在上次战争中，他曾让成百上千他的臣民（既有贵族，也有一般水手）呆在我国的、法国的和荷兰的舰队里；他一直让他的许多臣民呆在我国的和荷兰的船坞里，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但是，他看到，当他没有一个可供建造他自己的舰队、自行出口本国物产和进口别国物产的海港的时候，他为改善他自己和他的臣民的地位而作的这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他还发现，瑞典国王拥有最方便的海港，我指的是纳尔瓦和列维里[277]，他知道这位国王永远不能够也不愿意友好地放弃这些海港；因此，他终于决心用武力把它们从他手中夺过来。瑞典国王陛下年纪幼小，似乎是成就此番事业的最适当的时机，但是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独自一人去冒险。他拉着别的君主和他一起去分赃。而丹麦和波兰的国王很软弱，足以成为为沙皇推行他的宏大野心计划服务的工具。诚然，他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的全部军队在纳尔瓦被为数不多的瑞典人完全击败了。但是他非常走运，瑞典国王陛下并没有利用这么辉煌的胜利来收拾他，而是立即把矛头转向了使他很生气的波兰国王，瑞典国王之所以对波兰国王特别生气，是因为他曾把那位国王当作他的心腹朋友之一，正要与他结成最紧密的同盟时，他却出其不意地侵入了瑞典的利沃尼亚[278]，并且围困了里加。瑞典国王的这一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正中沙皇下怀。他预见到，波兰的战事拖得越久，他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去弥补最初的损失和夺取纳尔瓦，他于是设法使它尽可能久地拖下去。为此，他从来不给波兰国王派去足以胜过瑞典国王的援军；另一方面，瑞典国王虽然连战连捷，但是只要他的敌人从自己的世袭国土[279]不断得到增援，他就永远不能使之屈服。要不是瑞典国王陛下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直接进军萨克森本土，从而迫使波兰国王缔结和约[280]的话，沙皇本来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把他的计划考虑得更加成熟的。这一和约是沙皇从来最感失望的事情之一，因为从这以后他就是孤军作战了。不过，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已事先夺得了纳尔瓦，并且为他心爱的城市彼得堡以及那里的海港、船坞和庞大的军火库奠定了基础；这一切现在已达到如何完善的地步，让那些带着惊异的眼光看见过它们的人们去述说吧。 他（彼得）竭尽全力来达成某种谅解。他提出于对方很有利的条件；他只要保留彼得堡，佯言这是蕞尔小邑，但他非常心爱；甚至对此他也愿意以另外的方式予以补偿。但是瑞典国王非常了解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决不愿把它留在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手中，从而给他提供一个进入波罗的海的口岸。这是自从纳尔瓦失败以来这位沙皇的军队别无其他目的的唯一的一次自卫。要是瑞典国王取捷径向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进军，而不是（到底是听谁劝说，至今还是一个谜）转往乌克兰，那么沙皇军队也许连这点也做不到。在乌克兰，瑞典国王的军队遭到严重损失，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在波尔塔瓦被彻底打败。这对惯于打胜仗的瑞典人肯定是致命的时刻，而俄国人如何感到如释重负，可以从沙皇每年隆重地庆祝这一节日推测出来，沙皇的野心从此变得更加膨胀了。他现在要求得到利沃尼亚的全部、爱斯兰[281]、以及芬兰绝大部分最富庶的地区，他虽然暂且屈尊与瑞典的剩余部分缔结和约，但是他知道只要他高兴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也拿过来。他在实现这些计划时需要担心的唯一障碍是他的几个北方邻国；但是由于海上强国、甚至毗邻的德国诸侯当时都在专心致志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264]，对北方战争[261]似乎完全置若罔闻，所以需要戒备的只剩下了丹麦和波兰。这两个王国中的前一个，自从不朽的威廉国王迫使它与霍尔施坦，从而与瑞典缔结和约[268]以来，一直太平无事。在这期间，它由于自由贸易和海上强国给它的大量补贴而变得很富。它如果根据自己的利益与瑞典站到一起，就能够阻止沙皇的进展，及时地防止这些进展对它造成的危险。另一个王国，我指的是波兰，现在在斯塔尼斯拉夫国王的统治下很平静，这位国王在某种意义上是依仗瑞典国王才得到他的王位的，他出于感激的心情，同时也出于对本国利益的真正关心，不能不对邻居野心过大的计划表示反对。但是沙皇狡猾透顶，不会找不到对付这一切的办法：他向丹麦国王描述，瑞典国王现在被弄得如何狼狈，趁这位君主长期不在国内的时候，完全剪掉他的羽翼，牺牲他来壮大自己，机会多么难得。对奥古斯特国王，他则激起他长期埋在心头的失去波兰王位的怨恨，告诉他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恢复这个王位。就这样，这两个君主都被他立即争取过来了。丹麦人连一个牵强附会的借口都没有就向瑞典宣了战，并且袭击了肖楠，但被打得落花流水。奥古斯特国王重新回到了波兰，此后那里的一切一直是混乱不堪，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人的阴谋活动。诚然，沙皇只是拉来推进他的野心计划的这两个新盟友，起初对他自身的防御变得比他想象的更加必要，因为在土耳其人对他宣战之后，他们阻止了瑞典军队同土耳其人一起向他进攻，但是由于沙皇的明智和土耳其宰相的贪婪和愚蠢，这场风暴很快就结束了[282]。于是他就象原先打算的那样来利用他的这两个朋友，用利欲引诱他们加入了他的同盟，这只是为了把战争的全部负担和风险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与瑞典人一起被彻底削弱，以便他准备好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吞噬掉。他让他们去进行一次又一次困难的战斗，他们的军队由于进行战斗和长期围困而大大削弱，而他自己的军队则不是被用于较容易的、对他较有利的征伐，就是靠一些中立君主大量出钱维持在距战斗相当近的、能不放一枪而赶去分享战利品的地方。他在海上的行为也很狡猾，他的舰队总是避开危险，只要丹麦人和瑞典人之间一有发生战斗的迹象，它就躲得老远。他希望这两个国家互相摧毁对方的舰队之后，他的舰队能在波罗的海称霸。在这整个期间，他都竭力使他的士兵们以外国人为榜样并且在外国人的指挥下改进战术……他的舰队很快就会超过瑞典舰队和丹麦舰队加在一起的总和。他不必担心它们会阻碍他最终完成这一伟大光荣的事业。如果他这项事业成功了，就该我们当心自己了；沙皇肯定无疑将成为我们的敌手，他现在越被忽视，对我们将越危险。我们那时可能（不过也许为时太晚了）回想起我们自己的使节们和商人们就他的计划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他要独揽全部北方贸易，他正在把几条河流连接起来，使里海或黑海到他的彼得堡之间可以通航，以便把同土耳其和波斯的贸易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那时将对自己的盲目性感到吃惊：我们已听说他在彼得堡和列维里构筑了大量工事而竟没有猜到他的计划。关于这后一个地方，11月23日的《每日新闻》曾这样报道： 海牙11月17日讯。到过列维里的荷兰军舰的舰长们说，沙皇已经把那个港口和那里的防御工事建造得堪称为波罗的海甚至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之一。 现在且放下他在海上的事情、他的贸易和制造业以及他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其他事情，来看看他在这最近一次战役中，特别是在我们已谈得很多的他和盟国一起打算对肖楠进行的那次袭击中的行动，我们会发现甚至在这里他也是以其惯常的狡猾行事的。毫无疑问，是丹麦国王首先建议进行那次袭击的。他认为，只有迅速结束他这么匆忙和不义地发动的这场战争，才能拯救他的国家，使他不致遭到毁灭，不致遭到瑞典国王或是对挪威或是对西兰岛和哥本哈根的大胆入侵。同那个国王单独谈判的事他不能做，因为他预见到那个国王不会给这么卑鄙的一个敌人割让一寸土地；而对于全面的和会，即使瑞典国王同意按照他的几个敌人提出的条件召开，他也担心会拖延时日而为他的处境所不许可。所以，他就邀请他的所有盟友对瑞典本土进行袭击，来给瑞典国王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认为，他们会投入优势兵力把瑞典国王打败，然后他们就能迫使他按照他们满意的条件立即媾和。我不知道他的其他盟友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计划，但是普鲁士宫廷也好，汉诺威宫廷也好，都没有公开同意，我们的英国舰队在约翰·诺里斯爵士指挥下对它如何支持，我不好说，人们可以从丹麦国王自己的声明中作出判断。但是沙皇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这样一来，他又得到一个借口可以靠别国人民出钱把战争再延长一个战役，可以把他的军队重新开进德意志帝国，先驻扎在梅克伦堡[283]，然后驻扎在西兰岛。同时他还觊觎维斯马[284]和瑞典一个叫作哥特兰的岛屿。要是能用奇袭的办法把头一个地方从盟友手中拿过来，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海港，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把军队运到德国去，而无须向普鲁士国王请求过境许可。要是能通过突然袭击把瑞典人从第二个地方赶走，他就会成为波罗的海最好的港口的主人。然而这两个计划都落空了；因为维斯马防守很坚固，不可能用奇袭取得；而要攻取哥特兰，他又发现他的盟友们不会助他一臂之力。在这之后，他就对袭击肖楠的计划有了另一种看法。他发现，它无论成功与否，都同样违反他的利益。如果他成功了，从而使瑞典国王被迫缔结全面和约，他知道他的利益在这当中几乎不会受到照顾，因为他已充分注意到，他的盟友们只要他们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就准备牺牲他的利益。如果他没有成功，那么由于他完全预见到英国舰队会阻止瑞典国王做出任何危害丹麦的事情，他有理由担心，除了会损失他那么精心培植和训练起来的军队的精华之外，整个打击还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会被迫交出他过去从瑞典得到的一切。这些考虑使他最终决定不参加任何袭击；但是不到最后时刻他尽可能不宣布这一点：首先是为了他可以更长时间地靠丹麦出钱维持他的军队；其次是为了使丹麦国王来不及向他的其他盟友要求派出必需的军队，撇开他去进行这次袭击；最后是为了他可以使丹麦人因花费大量金钱去进行必要的准备而更加削弱，使丹麦人现在就更加依附于他，以后更容易成为他的卤获物。 于是，他非常用心地掩饰他的真实意图，一直到预定要进行这次袭击的时候，才突然拒绝参加，并提出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声称到那时他一定践约。但是，正如我们一些报纸指出的，要注意他的话附有这样一个保留条件，即除非他能从瑞典得到一个有利的和约。这一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得到的关于他和瑞典国王单独谈判和约的公开报道，是表明他诡计多端的新例证。他的弓有两根弦，总有一根合用。毫无疑问，沙皇知道在他和瑞典国王之间必定很难达成谅解。因为正象他决不会同意放弃那些他为之发动这场战争，并且对实现他的宏伟计划是绝对必需的海港一样，瑞典国王只要能阻止交出这些海港，也会认为把它们交出将直接违反他的利益。不仅如此，而且沙皇对瑞典国王陛下的豪迈和英勇气概是太熟悉了，以至于他对后者会着眼于利害关系而不着眼于荣誉感就宣告降伏这一点根本不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认为，瑞典国王陛下对他一定不会象对某些盟友那样恼怒——这一点他判断对了，因为他虽然发动了一场不义的战争，但他常常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在战争中总是有胜有负；而那些盟友却利用瑞典国王陛下遭逢不幸的时机，卑鄙地扑向他并缔结了瓜分他的省份的条约。沙皇为了更迎合他的伟大敌人的禀性，不是象他的盟友们那样抓住一切机会百般责难他，甚至是用极不相当的方式责难他（如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和虚张声势的声明），而总是用极其谦恭的态度谈到这位他所称呼的查理兄弟，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将军，甚至公开扬言，对他的一句话比对自己盟友们的最庄重的保证、誓言、甚至条约，还要更加信任。这种谦恭有礼的表示也许能对瑞典国王的高尚心灵产生较深刻的印象，使得他宁愿向一个豁达大度的敌人牺牲真正的利益，而不愿在一些不大重要的事情上给那些曾恶劣地、甚至非人道地对待过他的对手以满足。但是，即使这点做不到，沙皇还是会得到好处，因为他以这些单独谈判使得他的盟友们心神不安，正如我们在报上看到的，使得他们更迫切要求他保持同他们的同盟关系，而这种同盟关系将使他们作出极其巨大的让步和承诺。同时，他让丹麦人和瑞典人继续死死地纠缠在战争中，使他们尽可能快地相互削弱，而他则转身到德意志帝国[285]去巡视那里信奉新教的君主们。他在许多漂亮的借口下，不仅把他从丹麦撤返的军队在他们的一些领地上开来开去，而且把他在这整个期间以帮助波兰国王镇压心怀不满的臣民（他们骚乱的最大煽动者一向是他）为借口留驻在波兰的军队也慢慢地开往德国。他看到德国皇帝正在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286]，因此根据以往一向正确的经验知道皇帝陛下要在保护帝国成员方面显示自己的权威是如何无能为力。他的军队便不管人家如何坚持要求，都不肯撤离梅克伦堡。他对一切撤离要求的回答，充满了这样一类论据，仿佛他要给德意志帝国定出新的法律似的。 现在我们假定，瑞典国王认为与沙皇媾和而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不大豁达的敌人身上较为体面，那么，当德国皇帝已经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而波兰人即使彼此间终于和睦相处（如果在经历如此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还能有所作为的话），按照条约也必须出力反对基督教的共同敌人的时候，帝国的君主们，甚至那些轻率地引进四万名俄国人来保卫帝国安宁不受一万至一万二千名瑞典人侵犯的君主们，能对沙皇作出什么样的抵抗呢？ 有些人会说我是小题大作。我的回答是，我希望这样的反对者回头看看，好好想想，我为什么要向他表明沙皇如何从原先那样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经过难以想象的、简直无法克服的种种困难而成长为现在这样一种庞然大物，连为他辩护的荷兰人也承认，他已不仅对他的邻国的安宁，而且对整个欧洲的安宁都构成威胁了。 然而他们又会说，他既无借口抛开丹麦人而与瑞典人单独媾和，也无借口对别的君主们开战，这些君主中有些还和他有同盟关系。谁要是认为这种反对意见驳不倒，那他一定是没有细心考虑过沙皇的性格和目的。荷兰人还进一步承认，沙皇向瑞典开战并无任何体面的借口。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开过战的人，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媾和，也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再次开战。（奥地利）皇帝陛下作为一个睿智的君主，当他不得不和奥斯曼人开战的时候，就象策略所要求的那样全力进行了战争[286]。同时，沙皇也是一个聪明睿智而强有力的君主，他就不能仿效这个榜样来反对他周围那些信奉新教的君主吗？如果他要这样做，那么我怕说出口的是，完全有可能，在这基督教的时代，新教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掉，在基督教徒中，希腊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将再次成为唯一能进入永恒王国的人。单是这种可能性就给海上强国和所有其他信奉新教的君主提出足够有力的警告，必须为瑞典调停，缔结一项和约，并且重新加强它的武力，否则任何措施都不能使他们保持足够的警戒；而且这件事必须做得尽可能早和及时，必须赶在瑞典国王或是由于绝望或是由于报复而投入沙皇的怀抱之前。因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理（所有君主都应该遵循，沙皇目前为了基督教的安宁似乎有点遵循得太过分了）：聪明人不应该墨守礼法，只是顺应时机。不，他应该迎合时机。至于沙皇，我敢冒昧地高度赞许他，他简直不能容忍在这方面被人超过。他的行动看来完全配合时机。再没有什么比利用时间和机会更能促进我们事业的兴旺；因为成事的机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如果你把这些机会放过，那么你的全部计划就要落空。 总之，现在似乎到了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必须尽可能快地做到为这个瑞典人谋得和约，条款要有利于满足他的荣誉感和保障新教利益，给予他的决不能少于他原先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所拥有的全部领地。象在其他一切事物中一样，在政治中也应该宁肯要久经考验的确定性，而不要即使是建立在最可能的假定上的不确定性。瑞典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所拥有的省份，是为了使它能更直接更好地保卫它当初曾与帝国的自由一起拯救过的新教利益而给予他的，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瑞典王国将近八十年来曾用这些手段在一切场合保卫了上述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至于现在的瑞典国王陛下，我可以引用已故的安女王陛下也是在辉格党执政时写给他（查理十二）的一封信中的话：‘作为一位真正的君主、英雄和基督徒，他努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人们中传播对上帝的敬畏，而从不顾及他个人的特殊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 另一方面，那些现在打算通过瓜分瑞典在帝国境内的省份，把瑞典人排除在外而在那里充当新教利益保护者的君主们，能否保护得住这种利益，不是很不确定吗？丹麦已经很弱，从一切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之前还要变得更弱，在很多年内从它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援助的。萨克森在一个教皇派君主的统治下，前景非常暗淡，所以，在所有信奉新教的君主当中只剩下汉诺威和勃兰登堡这两个有名望的王室有足够的力量领导别人。因此，我们只要对照梅克伦堡公国[283]现在发生的事情来设想一下新教利益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很快发现我们的估计可能是多么错误。这个不幸的公国已经遭到了俄国军队的严重摧残，而且现在还是如此；勃兰登堡和汉诺威的选侯作为下萨克森地区的领袖，作为邻国和信奉新教的君主，有责任拯救这个帝国境内的兄弟之邦和信奉新教的国家，使之摆脱外国如此残酷的压迫。可是请问他们做了什么呢？勃兰登堡选侯担心俄国人会一方面入侵他的选侯国，另一方面从利沃尼亚和波兰入侵他的普鲁士王国；汉诺威选侯则对他的世袭国土有同样明智的顾虑。在这个虽然非常紧急的时刻，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除了表示抗议以外，不需要使用任何别的手段。但是请问有什么效果呢？俄国人仍然呆在梅克伦堡，如果他们有一天终于要离开，那将是这个国家被摧残得使他们在那里再也无法生存的时候。 看来应该让瑞典国王收回他丢失给沙皇的一切，而且这看来是两个海上强国的共同利益。它们会乐于这样做：荷兰，是因为它确信，沙皇正在变得过分强大，不应该容忍他在波罗的海立足，而且瑞典不应该被抛弃；大不列颠，是因为如果沙皇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他将由于摧毁和征服瑞典而成为离我们更近和更可怕的邻居。此外，我们必须这样做，还由于有威廉国王和当今瑞典国王在1700年缔结的条约；威廉国王曾根据这项条约向当时还比较强大的瑞典国王援助过他所希望的一切，援助过巨额的金钱，好几百匹布和相当大量的火药。 但是，有些政治家（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对沙皇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能力感到疑惧），虽然甚至象狐狸一样狡猾，然而却不愿理解或者装作不能理解，沙皇怎么可能有一天会强大到足以损害我们这个岛国。对于他们，只要他们有一天愿意理解，我们很乐意成百次地重复这样一个回答：往事可能重演；他们没有理解他是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强大的，我应该承认，这是以很难令人置信的方式达到的。那些不轻易置信的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位伟大君主的性格、目的和计划，就会发现它们很不简单，他的计划很有谋略和远见，他的目的要在长时期内通过一种魔法式的策略来实现。他们看到这些之后，难道还不承认我们应该担心他的一切吗？正是因为他希望他所推行的计划不致终归失败，他才没有给它规定一个确定的实现日期，而是让它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自然实现，就象那些奇怪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今天做出模子，可以留待一百年以后按照它做出器皿。 我们当中还有另一种短视的政治家，他们懂得更多的是狡猾的宫廷阴谋和策略手腕，而不是诚实的政治和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关怀。这些先生们完全盲从别人；无论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他们都要问：宫廷是否喜欢？他们的党有什么意见？反对党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就根据这些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只要他们的狡猾的领导人给任何事物贴上‘辉格党’或‘詹姆斯党’的标签，就足以使这些人不问情由地对它盲目地表示拥护或反对。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凡是有利于瑞典及其国王的意见或文字，都立即被说成是出自詹姆斯党的手笔，不去阅读或考虑就进行辱骂并予以拒绝。不仅如此，而且我听说有些先生们甚至公开地气势汹汹地断言，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这的确是我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之一，只要我们不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不亲自去探求事物的真相，天知道我们最终会被引入什么歧途。按照我们的条约和真实利益维护瑞典，与我们的党派争论毫无关系。我们不应该寻找和抓住任何借口来损害瑞典，而应该公开支持它。我们的信奉新教的后代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朋友和更勇敢的战士吗？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来简短地概括一下我所说的东西。既然沙皇不仅对恳求他作出相反决定的丹麦国王，而且也对我们的诺里斯海军上将回答说，他将坚持他的推迟袭击肖楠的决定，既然有些报纸说，他如果能与瑞典媾和，将完全取消这次袭击，那么所有君主，特别是我们，就应该警惕他有我现在论述的这类计划，并且一起商量如何防止这些计划和及时剪去他那过分丰满的羽翼。这一点，首先要海上强国乐意开始对他进行某种控制和威慑，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办到。但愿有某个曾帮助他向前迈进的强国能把他稍稍向后拉一拉，那时也许就能对这个大冒险家说一个西班牙农民在一个被祀奉的偶像前说过的话，这个西班牙农民来到这个偶像前，很清楚地记得它最初是怎么制成的，对它根本没有它所期待的敬意，对它说道：‘你不要这么神气，你还是一棵李树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你了’。此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和约让瑞典国王收回他所失去的东西，那就会立即刹住他的（沙皇的）威风。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希望人们不要到最后才认识到这个真理：那些至今一直与瑞典国王为敌的人，基本上是与他们自己为敌。如果这位瑞典人有一天重新得到自己的领地，并把沙皇的傲气压了下去，那么他仍然可以象古希腊的一位英雄那样谈到自己的邻居，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每次为自己的同胞立了功，总要遭到他们的流放，但是当他们想要争取成功时，又不得不召他回来帮忙。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曾这样说：‘这些人总是把我当作棕榈树一样使用。他们经常不断地攀折我的枝条，然而一有暴风雨，又都跑到我这里来，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避雨处。’但是如果这位瑞典人没有收回他的领地，那么我只有引用忒伦底乌斯的《安德里亚》中的一段话： 难道你能相信，能领略， 有人会生来这样愚劣， 竟以作恶为乐？ 4．跋——这篇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耐人寻味，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罕闻，我不禁希望我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当今的世界；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内也将这样看待它，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叫作自己的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287]这句话，我应该和别人一样当之无愧。” 三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任何人只要看到培根本人把魔鬼学列入科学编目，就不会责难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依据迷信行事。另一方面，如果斯坦霍普、沃尔波尔、唐森之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作俄国的工具和帮凶怀疑过、反对过和谴责过，那就不再能随意地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无知来掩饰他们的政策了。因此，我们首先把彼得一世时期就已出版的一些久已遗忘的英国小册子作为必须详加考察的历史证据。不过，在这些初步的证据中，我们将只限于三本从三种不同角度阐述英国对瑞典态度的小册子。第一本，《北方危机》[259]（见第二章），揭露俄国的一般制度和瑞典俄罗斯化使英国遭受的危险；第二本题为《防御条约》[288]，根据1700年条约来判断英国的行动；第三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289]，证明那些使俄国扩张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强国的新颖计划同英国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所奉行的传统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题为《防御条约》的小册子没有标明出版日期。然而书中有一节提到，为加强丹麦舰队，“前年”有八艘英国军舰留在哥本哈根。另一节提到，结集联合舰队远征肖楠[260]一事发生在“去年夏季”。鉴于前一事件是在1715年，后一事件是在1716年夏末发生的，所以这本小册子显然是在1717年初写成和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以提出疑问的方式逐条进行评述的英国瑞典防御条约，是威廉三世和查理十二在1700年缔结的，到1719年才满期。然而，在几乎整个这段时期，我们发现英国不断地支持俄国并通过密谋或以公开力量对瑞典作战，尽管这项条约从未废除，也从未宣战。比这一事实或许还要更奇怪的，是对它采取的沉默阴谋。现代历史学家们以这种沉默阴谋完全抹杀了这一事实，然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却拚命指责当时英国政府不预先宣战就在西西里海面上消灭了西班牙舰队。但是那时英国至少并没有同西班牙订立防御条约。那么，如何来解释这种对待相似情况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呢？原来对西班牙的海盗行径是1717年退出内阁的辉格党[258]大臣用来刁难留在内阁的同僚的一个武器。当后者在1718年进而迫使议会向西班牙宣战时，罗伯特·沃尔波尔先生在下院从他的座席上站起来，在一篇极为尖刻的演说中谴责内阁最近的行动“违反国际法，并且破坏庄严的条约”。他说，“按照所提议的方式批准这些行动，其目的只不过是包庇大臣们，他们已经意识别自己做了错事，他们自己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现在又想把它变成议会的战争。”而对瑞典的背信弃义和对俄国计划的纵容默许，则从来没有成为辉格党统治者内部争吵的表面借口（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是颇为一致的），因此也从未有幸得到象对西班牙事件那样的大量历史评论。 现代历史学家一般是多么易于直接从官方骗子那里受到启示，在他们对英国在俄国和瑞典的商业利益的见解中表现得最清楚。彼得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们的俄国这个巨大市场向大不列颠开放的贸易规模被吹得天花乱坠。那些丝毫经不起批评的说法被许可抄来抄去，以至终于成了历史家产，每一个后起的历史学家甚至无待取得继承权就可予以继承。只要列举几个无可争辩的统计数字就足以推翻这些陈词滥调。 1697—1700年的英国商业 镑 向俄国出口58884 从俄国入口112252 ———— 合计171136 向瑞典出口57555 从瑞典入口212094 ———— 合计269649 同一时期英国总共 镑 出口3525906 入口3482586 ———— 合计7008492 1716年，瑞典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的全部省份落入彼得一世之手后， 镑 向俄国出口113154 从俄国入口197270 ———— 合计310424 向瑞典出口24101 从瑞典入口136959 ———— 合计161060 同一时期，英国出口和入口的总数合计达10000000镑左右。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同1697—1700年相比，对俄国贸易的增加同对瑞典贸易的削减相抵，一方所增加的正是另一方所减少的。 1730年 镑 向俄国出口46275 从俄国入口258802 ———— 合计305077 可见，随着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站稳脚根，十五年后，英国同俄国的贸易减少了5347镑。1730年英国贸易总额达16329001镑，同俄国的贸易额尚不及总值的五十三分之一。再过三十年，在1760年，大不列颠和俄国之间的账目如下： 镑 从俄国入口（1760年）536504 向俄国出口39761 ———— 合计576265 而当时英国的贸易总额为26361760镑。把这些数字同1706年的数字相比，我们发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同俄国的贸易总数只增加了265841镑这样一个区区之数。由于同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英国在查理十二生前为了要打破他对俄国的抵制，在查理十二死后又由于声称必须箝制俄国在海上的扩张，曾经常派遣海军远征波罗的海，如果把它的出口和入口数字同它这种军事上的开销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贸易关系无疑使它遭受了损失。 再看一下1697、1700、1716、1730和1760这几年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到英国对俄国的出口贸易除开1716年以外都是不断下降的，1716年俄国把波罗的海东岸和波的尼亚湾瑞典的全部贸易夺去了，但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英国对俄国的出口从1697—1700年俄国还被排除在波罗的海之外时的58884镑，降到1730年的46275镑，又降到1760年的39761镑，减少的数目达到19123镑，大约相当于1700年原额的三分之一。可见，自从瑞典的省份被俄国吞并以后，英国市场对俄国原料产品的需求是扩大了，而俄国市场对英国制造商来说却缩减了需求，在贸易平衡论被奉为最高原则的时代，这很难说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贸易。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曾有一些情况促使英俄贸易一度增长，要探讨起来则将离开我们这里考察的时期过远。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十八世纪的前六十年间，整个英俄贸易只不过构成英国全部贸易的一个很小部分，可以说，还不到四十五分之一。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称霸初期英俄贸易的突然增长对英国贸易的总平衡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因为它仅仅是从瑞典账上转到俄国账上而已。彼得一世后期以及他的直接继承者叶卡特琳娜一世和安娜女皇时期，英俄贸易都明显下降；俄国在波罗的海各省最终站住脚以后的整个时期，英国制品向俄国的出口都不断减少，以至最后比起初还只限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进行贸易时要低三分之一。不论是和彼得一世同时代的英国人，或是下一代的英国人，都没有从俄国向波罗的海的推进中捞到丝毫好处。一般说来，大不列颠当时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从占用的资金来看是微不足道，但从其性质来看却很重要。它给英国提供航海器材所需的原料。从这个观点看，波罗的海掌握在瑞典手中比在俄国手中更为可靠。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这里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提供了证明，而且英国大臣们自己也是完全了解的。例如，斯坦霍普在1716年10月16日给唐森写道： “如果听任沙皇再这样干三年，他肯定将变成那些海面的绝对霸主。”［注：1657年，丹麦和勃兰登堡的宫廷打算让俄国人参加进攻瑞典时，曾指令它们的使节，要设法使沙皇决不能在波罗的海得到立足点，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这样讨厌的邻居”（见普芬多夫的《勃兰登堡史》）。］ 可见，无论是英国的海运业也好，还是一般贸易也好，都与背信弃义地支持俄国反对瑞典没有利害关系，然而却的确有一个英国商人小团体跟俄国商人利益一致，那就是俄罗斯贸易公司[290]。就是这些先生们发出了反对瑞典的叫嚣。例如，请看： “英国商人对于到瑞典国王的领土去经商的一些申诉，由此可见，单是依靠瑞典供应造船材料对英国会是多么危险，而这类材料是可以从俄国皇帝的领土上得到充分供应的。” “与俄国经商的商人们的实情”（向议会呈递的请愿书），等等。 正是他们在1714、1715和1716年间在议会开幕前每周定期聚会两次，以便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英国商人对瑞典的不满意见。大臣们依靠的正是这个小团体，他们甚至急于组织这种抗议的表示（这可以从尤伦堡伯爵1716年11月4日和12月4日给格尔茨男爵的信件中看出），因为他们需要哪怕是一点点借口来驱使尤伦堡所称呼的“贪财议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些与俄国经商的英国商人的影响在1765年又重新显示出来，而我们这个时代目睹一个与俄国经商的商人掌管着商务部，维护着他们的利益，还有一个财政大臣为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经商的亲戚帮忙。 在“光荣革命”[267]后靠牺牲英国人民大众利益而篡夺了财富和政权的寡头政治集团，当然迫不得已不仅要在国外而且要在国内寻求同盟者。他们找到的国内同盟者，就是法国人所称呼的大资产阶级，即：英格兰银行、放债者、国家债权人、东印度公司及其他贸易公司、大实业家等等。他们是如何细心维护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可以从他们的全部国内立法看出来，如银行法、保护关税实施法、济贫法等等。至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则要使它至少看起来具有完全受商业利益支配的外表，由于内阁的这项或那项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益，所以也极其易于做到使之虚有其表。于是，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就为贸易和海运业而大声鼓噪，全国糊里糊涂地予以附和。 那个时候，杜撰各种商业的借口，不管是多么毫无用处的借口，来解释他们对外政策的措施，这副重担至少还是要由内阁来承担。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大臣们已把这副担子扔给外国，让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去做那种为他们的行动发现隐秘的商业动因的讨厌工作。譬如说，帕麦斯顿勋爵采取了一个表面上对大不列颠的物质利益极其有害的步骤。在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或者在德国的腹地，就会立即出现一个国家哲学家，绞尽脑汁去发掘“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291]的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292]的奥秘，认为帕麦斯顿就是它的无耻而顽固的执行人。我们顺便举几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些外国人由于必须用他们所想象的英国贸易政策来解释帕麦斯顿的行动，曾被迫采取何等绝望的步骤。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在他的很有价值的《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一书中，对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克洪先生1848年以前和1848—1849年期间那种俄国方式的做法感到吃惊，便怀疑英国从压制各公国的贸易中获得某种秘密的物质利益。老米洛什的御医、已故库尼贝特博士在他有关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活动的极其有趣的报道中，对于帕麦斯顿勋爵如何通过霍季斯上校以伪装支持米洛什反对俄国而把米洛什出卖给俄国一事做了奇特的叙述。由于完全相信霍季斯的正直为人和帕麦斯顿的爱国热忱，库尼贝特博士比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走得更远。他竟怀疑英国所谋求的是完全压制土耳其的贸易。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在他最近一部关于波兰的著作中，则几乎暗示说，正是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促使英国放弃了卡尔斯[293]，从而牺牲了它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威望。最后一个例子，可以举现在巴黎报纸上那些穷根究底探索是什么出于贸易猜忌心理的隐秘原因诱使帕麦斯顿反对开凿苏伊士地峡运河的文字。 言归本题。唐森之流、斯坦霍普之流等为敌视瑞典的行动所选中的商业上的借口如下。在1713年年底前，彼得一世下令将准备出口的全部大麻及其他俄国产品运往彼得堡而不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当时，瑞典摄政者（查理十二外出期间）和查理十二本人（从本德雷[266]回来后）宣布对俄国占领的所有波罗的海港口实行封锁。结果，破坏封锁的英国船只遭到没收。英国内阁当时宣称，根据1700年防御条约第十七条，英国商人有权到这些港口进行贸易，因为该条规定，除战争禁运品外，英国可以继续同敌人港口进行贸易。这个借口的荒诞无稽在我们即将重印的那本小册子中要予以彻底揭露，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类问题的解决已不止一次对贸易国家不利，而那些国家还不象英国那样对维护瑞典帝国的完整负有条约的义务。1561年，当俄国人拿下纳尔瓦并且想方设法在那里大力兴办贸易时，汉撒[294]各城市，主要是卢卑克，曾试图得到这种贸易关系。当时的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反对它们这种企图。卢卑克市认为这种反对是前所未闻的新闻，因为它从远古时代起就同俄国有贸易关系。它还援引各国商船只要不携带战争禁运品均可在波罗的海航行的权利为自己辩护。国王则回答说，他并不反对汉萨各城市有同俄国贸易的自由，而只是反对它们同并非俄国港口的纳尔瓦贸易。在1579年，俄国人破坏同瑞典的停战后，丹麦人又同样根据条约要求与纳尔瓦通航，但是约翰国王对此事的反对却同其兄埃里克一样坚决。 英国无论在公开敌视瑞典国王的行动方面还是在为这些行动制造借口方面，似乎都只是步荷兰的后尘。荷兰曾在1714年发表两项反对瑞典的声明，宣称没收它的船只是海盗行径。 一方面，荷兰联省议会[241]的情况同英国完全一样。威廉国王签订防御条约既是代表英国，也是代表荷兰。而且，荷兰同瑞典在1703年订立的贸易条约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不得与缔约国中任何一方所封锁的港口通航。当时荷兰有种流行的说法：“商人想要把他们的货物运到那里去就能运到那里去，毫无阻碍”，如果考虑到在以里斯维克和约告终的战争[295]期间，荷兰共和国曾宣布封锁整个法国，禁止中立国同那个王国进行任何贸易，并且拦截往来法国的一切中立国船只而不管其货载的性质如何，那么，这种说法就更加显得厚颜无耻了。 另一方面，荷兰的形势又不同于英国。荷兰当时已经失去它在贸易方面和海上的威严地位，进入衰落时期。正如热那亚和威尼斯在新开拓的通商航道使它们失去昔日商业上的霸权地位以后的情况一样，它不得不把超出本国商船需要的资金出借给其他国家。从此，哪里为它的资金支付最高利息，哪里就是它的祖国。因而，俄国与其说成了巨大的商业市场，不如说成了巨大的投放资金和人力的市场。直到今天，荷兰还一直贷款给俄国。在彼得时代，它曾向俄国供应船只、官吏、武器和金钱，正如当时一个作家所评述的，彼得的舰队应当称作荷兰舰队，而不应称作俄国舰队。它曾以派遣第一艘欧洲商船到圣彼得堡而感到自豪，并且以它同日本交往时的那种奴颜媚态来报答从彼得那里获得的或者希望从它那里获得的商业特权。而且，这里还有和英国完全不同的使政治家们亲俄的坚固基础。彼得一世1697年旅居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时曾把政治家们诱入自己的圈套，后来则通过大使进行指挥，在他1716—1717年再次旅居阿姆斯特丹时又再次对他们施加了个人影响。然而，如果考虑到十八世纪头数十年间英国对荷兰的绝对影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不经英国预先同意和没有英国的唆使，荷兰联省议会那些反对瑞典的声明是决不会发表的。英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利用英荷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荷兰名义为英国决心办的事情作出先例。另一方面，荷兰政治家被沙皇利用来影响英国政治家的情况，也是同样确切无疑的事实。例如，“行贿大师”的兄弟、唐森大臣的内兄弟兼1715—1716年间英国驻海牙大使霍雷修·沃尔波尔，显然就是被他的荷兰朋友引诱去为俄国利益效劳的。又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泰耳斯，在查理十二同彼得一世之间殊死斗争的最关键时期，曾同时为英荷两国驻土耳其政府的大使馆办事。这个泰耳斯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还公然声称，为俄国阴谋充当领取报酬的忠实代理人对他本国是一种功绩。 四 “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1700年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布[288] ‘切勿破坏和约 切勿只顾王国’[296] 第一条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之间建立‘永远诚挚和持久的友谊、同盟和良好的关系，因此双方绝对不得相互地或单方面地损害另一方的不论位于何处的王国、省份、殖民地或臣民，也不得容许或赞同他人加以损害，等等。’ 第二条‘此外，同盟双方及其后嗣和继承人必须尽其所能地照顾和促进另一方的利益和荣誉，探察并通知（一旦获悉时）对方它所面临的各种危险、阴谋和敌对计划，尽可能地对之加以抵制，并且同时通过劝告和援助加以制止。因此，盟国中任何一方由自己或任何别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任何地点，无论从陆上或海上，进行损害另一方，使其丧失国土或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均为非法；一方绝对不得协助另一方的敌人，包括反叛者和敌对者，以损害其盟国，’等等。 疑问之一我们的舰队正在同瑞典的敌人联合行动，沙皇统率着我们的舰队，我们的海军上将参加军事会议，不仅了解他们的全部计划，而且还曾同我国驻哥本哈根公使一起（正如丹麦国王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亲自承认的那样）推动北方联盟[261]各国参与一项会使我们盟国瑞典遭到彻底毁灭的计划，即去年夏季策划的对肖楠[260]的袭击，既然如此，上面两条中标有着重号的词句怎么同我们目前的行为一致呢？ 疑问之二同样，我们应如何解释前一条中规定一个盟国不得由自己或任何别人进行使另一方丧失国土和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的那一段文字呢？特别是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在1715年，当季节已经很迟，我国商船已经安全返回，再不能象通常那样用护送和保护我国贸易作借口的时候仍然在波罗的海留下八艘军舰呢？又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命令这八艘军舰同丹麦人一起作战，从而使丹麦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瑞典舰队，使后者不能去援救施特腊耳宗德[269]，从而主要由于我们的缘故，使瑞典丧失了它的全部德意志省份，甚至使瑞典国王陛下本人冒着极大危险在这个城市陷落前横渡大海呢？ 第三条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根据一项专门防御条约互相承担义务，保证‘紧密联合，互相保护彼此的王国、领土、省份、政府、臣民、属地以及在北海、苏格兰海、西海、不列颠海（通称英吉利海峡）、波罗的海和松德海峡的航海和贸易的权利与自由；同时保护根据条约和协议、根据公认惯例、国际法和传统权利属于同盟各方的种种特权，反对任何从海上或陆上来的欧洲侵略者或入侵者和骚扰者，等等’。 疑问根据国际法，任何国王或人民在迫切需要或有毁灭性威胁的情况下，都无可争辩地拥有使用他们自己认为最必要的各种自卫手段的权利和特权。再者，近数百年来，瑞典人在同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俄国人交战时，阻碍俄国人在波罗的海上的一切贸易已成为他们一向的特权和做法。既然本条也规定了一个盟国应当保护根据公认惯例和国际法属于另一个盟国的种种特权，那么，现在，当瑞典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这种特权时，我们为什么不仅加以阻挠，而且以之作为公开反对瑞典国王的借口呢？ 第四、五、六、七条规定了英国和瑞典两国在一方的领土遭到入侵或其航运在第三条所列举的海域中遇到‘骚扰或阻碍’时应互相派遣的援军数目。对瑞典的德意志省份的入侵被明确地列为履行盟约理由。 第八条规定未受攻击的盟国应首先起和平调解者的作用；但是，调解失败后，‘应毫不迟缓地派遣上述部队；在受害一方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前，同盟者不应停止行动’。 第九条要求条约规定的‘援助’的那个盟国，‘必须对上述援助作出选择：是全部还是部分，是士兵、船只、弹药还是金钱’。 第十条船只和部队由‘受援者统率’。 第十一条‘但是如果上述兵力不足以应付危险局势，或许由于侵略者得到他的某些同盟者的军队的支援，则盟国的一方在受害的另一方提出要求后，必须在他能够稳妥和方便地募集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部队从海上和陆上加以援助……’ 第十二条‘盟国中任何一方及其臣民可以合法地将其军舰驶入另一方港口并在那里过冬。’关于这一点的专门谈判将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但‘在此期间，1661年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中有关航海和贸易的条文仍然有如该条文逐字逐句移入本条约一样，完全有效。’ 第十三条‘……盟国中任何一方的臣民……不管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不管是作为海员还是作为士兵，无论如何都不应为他们（盟国中任何一方的敌人）效力，因此，应严刑峻法以警效尤。’ 第十四条‘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王……在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或在自己的王国或省份中……受到任何其他邻近国王的骚扰……他本身需要援助而不能提供他按照本条约规定所必须提供的援助时，这位受到这种骚扰的同盟者可以不必提供所承诺的援助……’ 疑问之一是否我们当真认为瑞典国王没有受到他所有敌人最不正义的攻击；是否我们因此不相信我们应当向他提供这些条文所规定的援助；是否他并未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至今没有给他这样的援助呢？ 疑问之二这些条文以最明确的措词阐述了大不列颠和瑞典各应以什么方式互相援助，这两个盟国中的任何一方能根据这些条文给需要其援助的另一方强加条约中没有规定的援助方式吗？如果这另一个盟国认为接受这种方式的援助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仍然坚持要履行条约，他能以此为借口，不仅拒绝给予规定的援助，而且以敌对方式对待这个盟国，并与他的敌人站到一起去反对他吗？如果这种作法毫无道理，因为甚至常识也告诉我们这是毫无道理的，那么，在种种理由之中，我们为我们现在对待瑞典国王的态度而摆出的这样一个理由，即他要求准确地执行他同我们的盟约，而不愿接受几年前我们向他建议的使他的德意志省份中立化的条约，又怎么能够站得住呢？且不说这个条约偏袒瑞典的敌人，只着眼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只着眼于在我们同法国进行战争时防止国内发生种种动乱，仅仅由于要同瑞典国王签订这个条约的正是那些在发动这场反对他的战争时已分别撕毁了条约的敌人，而要给这个条约作保证的又是那些都为被撕毁的条约作过保证，但未起到保证作用的国家，瑞典国王就没有任何理由信赖这个条约了。 疑问之三第八条说我们在支援我们受害的同盟者时，在他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前不应停止行动，可是我们却反而致力于帮助那个国君的敌人（尽管他们全都是非正义的侵略者）不仅一个接一个地夺走他的省份，并且成为这些省份的牢固占有者，同时还不断谴责瑞典国王对此没有逆来顺受，我们的行为怎么能和第七条说的一致呢？ 疑问之四第十一条确认了1661年大不列颠和瑞典之间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明确禁止联盟的一方本人或其臣民向另一方的敌人出借或出售军舰或防护舰；本条约第十三条也明确禁止盟国一方的臣民用任何方法去帮助另一方的敌人，使这一盟国受到扰乱或损失。因此，如果瑞典在我国上次同法国进行战争期间把他们自己的舰队借给法国，使法国能够更好地实现反对我们的任何计划，或者如果瑞典不顾我国提出的抗议，允许其臣民向法国提供配有五十、六十和七十支枪的船只，难道我们不会谴责瑞典恶劣透顶地违反本条约吗？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来回想一下，我国舰队近来甚至在最危急的时期有多少次，完全是为瑞典的敌人实现各种计划效劳，而且俄国沙皇的舰队中现在就有一打以上英国造的船只。这种事，若是别人做了，我们肯定要加以谴责，难道我们对此就不觉得很难原谅自己吗？ 第十七条义务不应扩大到要求与盟国（需要援助的盟国）的敌国断绝一切友好关系和相互贸易。假定联盟的一方派出援军而不直接参战，则其臣民同交战的那个盟国的敌人进行贸易，直接地和安全地同这些敌人买卖各种没有明确作为违禁品禁止的货物，当视为合法。此项违禁物品以后将由专门的通商条约做出规定。 疑问之一这一条是在二十一条当中我们能够要求瑞典人方面履行的唯一的一条，问题在于是否我们自己对瑞典已经履行了应由我们履行的所有其他各条呢？是否在要求瑞典国王执行这一条时，我们已经答应我们也将对其他各条尽到我们的义务呢？否则，难道瑞典人不可以说，我们自己对整个条约在最重要的各点上不是没有执行就是完全背道而驰，却对单独一项条文遭到破坏进行抱怨，是不公正的吗？ 疑问之二是否盟国一方根据这一条文享有的同另一方的敌人进行贸易的自由应当无论在时间上或地点上都毫无限制呢？总之，是否这一自由应该扩大到甚至破坏本条约的目的本身即促进双方王国的安全和保障的程度呢？ 疑问之三假如法国人在上几次战争中占领了爱尔兰或苏格兰，并且努力通过在新建海港或旧有海港的贸易来巩固他们在新占领地区的地位，而瑞典人根据这一条，坚持要在上述从我们手中夺去的海港同法国进行贸易，并在那里向他们提供某些战争必需品，甚至提供武装的船只，从而使法国人更易于在英格兰这里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我们会认为瑞典人是我们忠实的同盟者和朋友呢？ 疑问之四假如我们设法阻挠对我们如此有害的贸易，为此拦截所有开往上述海港的瑞典船只，而瑞典人则以此为借口将他们的舰队同法国舰队联合起来，使我国丧失一些领地，甚至怂恿对我国的入侵，并让他们的舰队随时准备予以协助，是否我们不会大声疾呼地激烈指责瑞典人呢？ 疑问之五按照公正的观察，我们现在坚持要与沙皇从瑞典夺去的那些海港进行的自由贸易，以及我们目前对瑞典国王阻挠这种贸易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与上面说的情况一模一样呢？ 疑问之六是否我们从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直到1710年间，在我国同法国和荷兰的历次战争中，从来不曾毫无任何迫切必要地拦截和没收过并非开往任何被禁运港口的瑞典船只呢？是否我们拦截和没收的瑞典船只的数量和价值不曾大大超过瑞典人现在从我国夺取的全部船只呢？是否瑞典人曾以此为借口同我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并派遣成队的船只去支援他们呢？ 疑问之七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多年来的贸易状况，是否我们不会发现上述地区的贸易对于我们不是那么十分必要，至少不能同保护一个信奉新教的盟国相提并论，更不能给我们提供正当理由去同那个国家进行战争呢？这场战争虽未公开宣布，但给那个国家造成的危害比它所有敌人共同努力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疑问之八如果在两年以前这一贸易对于我们变得比过去更为必要一些，是否就难于证明，这只是由于沙皇迫使我们丢开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旧贸易航道而改往彼得堡，我们又顺从了的缘故呢？我们由此而遭受的一切麻烦，不是应当归咎于沙皇，而不应当归咎于瑞典国王了吗？ 疑问之九是否沙皇并没有在1715年一开始就重新许可我们照旧去阿尔汉格尔斯克进行贸易呢？由于沙皇这样改变决定，对彼得堡的贸易对我们又变得象过去那样不必要了，是否我国大臣们在那年我国军舰被派去保护我们对彼得堡的贸易之前并没有早就了解这种情况呢？ 疑问之十是否瑞典国王未曾声明过：若是我们停止他认为对他的王国具有毁灭性的对彼得堡等地的贸易，那么，他对我国无论是在波罗的海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的贸易都决不干扰，但是，若是我们不愿向他表示这种起码的友谊，那么发生无辜受过的情况就不要责怪他呢？ 疑问之十一同瑞典国王禁运的港口的贸易除了对我们没有必要外，它的数额也几乎不到我们在波罗的海的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为了它，是否我们没有使我国贸易在这整个期间遭受种种危险呢？是否我们没有使得自己必须开支大量费用去装备保护它的舰队呢？是否我们没有由于同瑞典的敌人站到一起而使得瑞典国王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慨呢？而瑞典国王是否曾走到这样的地步，不论在哪里，不管是在他国内还是在国外，一发现我国的船只和财物就不加区别地予以扣押或没收呢？ 疑问之十二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关心我国同各北方港口的贸易，难道我们不应当在政策上更多地考虑到因瑞典濒临灭亡和沙皇独占波罗的海及我们需要从那里购买的各种造船材料而使这一贸易遇到的危险吗？促使我们第一次派遣二十艘军舰去波罗的海并命令他们无论在哪里遇到瑞典人就加以攻击的那笔损失，总数只有六万数千镑（顺便说，其中三分之二也许是可疑的），而我们在上述贸易中从沙皇方面受到的困难和损失不是比这个数目还要更大些吗？然而，不正是这个沙皇，这个野心勃勃、十分危险的君主在去年夏天统率了其绝大部分由我国军舰组成的整个所谓联合舰队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英国舰队——我们国家的堡垒——被交给一个外国君主统率。我国的这些军舰后来不是护送了他的（沙皇的）运输舰和舰上载运的军队从而兰岛返回，保护他们不受瑞典舰队的攻击吗？不然，瑞典舰队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破坏的。 疑问之十三现在假设情况相反，我们根据我国商人对沙皇虐待他们而发出的无数强烈的控诉，派遣我国舰队去向那个君主表示了我们的愤慨，制止了他的甚至对我们也是有害的庞大计划，按照本条约支援了瑞典，并有效地恢复了北方的和平，难道这不是更加符合我国的利益，更加必要，更加高尚和公正，而且更加符合我们条约的精神吗？这样一来，我们这几次北方远征所花费的数十万镑不是会使用得更加得当吗？ 疑问之十四如果维护和确保我国贸易免遭瑞典人的侵犯是我们北方事务中全部措施的唯一宗旨，那么，前年我们在那里已经没有贸易需要保护时，为什么我们要在波罗的海和哥本哈根留下八艘军舰呢？为什么尽管海军上将诺里斯同荷兰人一起足有二十六艘军舰之多，我国贸易若是由他们护航，瑞典人就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然而诺里斯却在去年夏天这个最好的季节在松德海峡呆了两个多月，没有为我国和荷兰商人前往一些港口护航，从而使他们在波罗的海停留太久，以致如事实所表明的，他们的返航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国军舰都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呢？世人不会很容易想到，当时对我们这一切活动有更大影响的，不是对我国贸易的假装的关怀，而是要强迫瑞典国王接受一个把不来梅和费尔登公爵领地划归汉诺威的不光荣和不利的和约，或者别的这类与大不列颠的真正的悠久的利益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的企图吗？ 第十八条‘鉴于为了维护波罗的海航海和贸易的自由，宜于保持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牢固真诚的友好关系；而瑞典和丹麦的前任国王确实曾经不仅通过1660年5月27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公开和约条款和互换的协定批准书相互保证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上述协定中包括的全部条款，而且在1665年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前不久，共同向……大不列颠国王查理二世宣布，他们将忠于……上述和约的所有条款……查理二世在上述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在1665年3月1日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后不久，即在1665年10月9日，承担了为这些协定作保证的义务……鉴于此后不久即于1679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了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的一个和约文件[297]，其中对于在罗斯基勒[298]、哥本哈根[299]和威斯特伐利亚[300]签订的几个条约做了明确的记载、重申和确认；鉴于上述这一切……大不列颠国王用本条约保证……如果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的任何一方要破坏上述的任何协定或者其中包括的一项或几项条款，因而如果两国国王中任何一方要损害另一方的个人、省份、领土、岛屿、货物、领域和权利（这些权利按照前面多次提到的1660年5月27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协定以及……1679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的和约中所包括的那些协定，属于这个和约文字涉及的有关各方），不管他是本人出面还是通过他人，不管是密谋策划还是公开骚扰，不管是进行任何损害还是用武力进行任何暴力行动，那么……大不列颠国王……首先将通过自己的干预来尽一个朋友和高贵同盟者的义务，以维护前面经常提及的一切协定和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从而维护两国国王之间的和平；其后，如果违反一切协定及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而制造这种损害或任何骚扰和伤害的国王拒绝接受劝告……那么大不列颠国王……将……按照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现在这些协定对这种情况所决定和赞同的办法，对受害者给予支持’。 疑问这一条不是明确告诉我们如何消除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可能遭受的扰乱吗？——在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产生误会时，即责成双方履行他们之间从1660年至1670年签订的一切和约，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违反上述条约的敌对行动时，则支持另一方反对侵略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如此恰当的办法去反对使我们深受其害的弊端呢？丹麦国王虽然从签订特拉温达尔和约[268]到他从萨克森出发去同俄国人作战表面上一直是瑞典国王的忠实朋友，然而在这之后却立即卑鄙地利用致命的波尔塔瓦战役极不正义地向他发动了进攻，对这一点，无论任何人，不管他是多么偏颇，难道能够否认吗？那么，丹麦国王不就是上述一切条约的破坏者和使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遭受干扰的真正祸首吗？我们究竟为什么不按照这一条去支援瑞典反对他呢，为什么反而公开宣布反对受害的瑞典国王，在他对敌人稍占优势时就向他发出一份份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就象我们去年夏天在他进入挪威时所做的那样），甚至命令我国舰队同丹麦人一起公开与他作对呢？ 第十九条‘上面提到的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今后应该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和联合，以保卫和维护新教、福音教和经过改革的宗教’。 疑问之一我们是怎样按照这一条去联合瑞典保卫、保护和维护新教的呢？我们不是任凭这个一向作为上述宗教的堡垒的国家被极其无情地弄得支离破碎吗？……我们不是自己对它的毁灭助了一臂之力吗？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国商人损失了值六万余镑的船只。因为正是这笔损失，而不是别的什么，是我们提出来作为我们1715年耗费二十万镑派遣我国舰队前往波罗的海的借口。至于我国商人后来所遭遇的，即使我们把它归咎于我们那些反对瑞典国王的威胁性备忘录和公开敌对行为，难道我们不应当承认那个君主的怨恨也是十分克制的吗？ 疑问之二我们曾经要其他君主，尤其是我们的新教朋友们相信，那怕只是为了确保新教一个方面的利益，即这里新教的王位继承，我们也愿付出数百万的生命和财产。如果他们发现，王位继承问题刚解决，我们为了六万余镑（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区区之数是我们同瑞典争吵的第一个借口）就去破坏整个新教利益的基础，帮助把一向忠诚保护新教徒的瑞典牺牲给它的邻居，其中有些是公开宣称的教皇派，有些更坏，有些至少只是半心半意的新教徒，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说的话是真诚的呢？ 第二十条‘因此，为了表示盟国双方的互相信任和对这一协定的信守不渝……上面提到的两国国王互相保证并宣布……他们将不以友谊、利益、先前的条约、协定和诺言，或任何别的借口而稍许违反本条约任一条款的真正本意，他们将最彻底和最愉快地或由他们本人或由大臣和臣民们执行他们在本条约中所承诺的一切……毫不犹豫，毫无例外，决不推诿……’ 疑问之一既然这一条表明，在签订这个条约时，我们没有承担同它相反的义务，而且以后在本条约有效期内（从签订日起十八年），我们如承担任何这类义务都极不正当，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全世界面前为我们最近反对瑞典国王的行动进行辩解呢？这些行动不是很自然地显得是我们自己或某个目前能影响我国决定的宫廷同该君主的敌人缔结条约的结果吗？ 疑问之二这一条的文字……凭道义、信义和正义起誓，究竟怎么能同我们现在利用来不仅不按照本条约援助瑞典，甚至还要设法尽情地破坏它的那些卑微借口一致起来呢？ 第二十一条‘本防御条约有效期为十八年，期满前，结盟的两国国王可以……重新谈判。’ 对上述条约的批准书。‘朕认真审阅和考虑之后，以本批准书对本条约的一切条款表示赞同和认可。朕以个人名义，以后嗣和继承人的名义赞同本条约；朕保证并庄严宣誓，朕将诚恳地严肃地执行和遵守条约中所列各点。为确保有效，联已命令对公元1700年，本朝（威廉三世）第十一年2月25日在肯辛顿宫递交的本文件加盖庄严的英国国玺。’［注：这个条约于1700年1月6日和16日在海牙签订，威廉三世于1700年2月5日批准。］ 疑问我们之中任何一个自认为支持最近的光荣革命[267]并真诚热爱和感激不朽的威廉国王的人，怎么能够……丝毫容忍（我得再次使用第二十条的文字）以利益或任何别的借口——特别是两年来一直被利用来动用我国舰队、人员和金钱去毁灭瑞典的那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借口——去违反上述条约呢？要知道，对这个瑞典的防御和维护，我国伟大睿智的君主曾作过如此庄严的保证，并且始终把这看作是确保欧洲新教利益的最大需要。” 五 我们将以分析那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289]的小册子来结束《外交内幕》的这篇导言，在这样做以前，对俄国政治的概括历史先谈几句，看来是恰当的。 俄国压倒一切的影响曾在不同时代使欧洲感到突然，使西方各国人民感到震惊，并且被当作命中注定的事物一样予以顺从，或者仅仅遇到断断续续的抵制。但是对俄国的魅力总是不断产生着怀疑。这种怀疑就象阴影一样追逐着俄国，随着俄国的成长而增长；它把刺耳的讥讽音调同遭受苦难的各国人民的呼声混杂在一起，并且嘲笑俄国的赫赫威严不过是用来进行炫耀和欺骗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其他的帝国在其幼年时期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怀疑，然而俄国变成了一个巨人以后，仍然没有消除这些怀疑。一个庞大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历史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从十八世纪初直到如今，从没有一个作者，不管是想歌颂俄国还是抨击俄国，认为有可能无需首先证明它的存在。 然而，不管我们对俄国是采取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把它的力量看作是明显的事实，还是只看作问心有愧的欧洲人民的幻觉，问题都是一样：“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幽灵，是如何设法达到这样大的版图，竟致一方面激起人们激烈地断言它以排演大一统的君主国威胁着世界，另一方面又激起人们愤怒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呢？”在十八世纪初，俄国被认为是彼得大帝的天才即兴创作的产物。施略策尔曾认为找出俄国有它的过去，是一个发现；而在现代，象法耳梅赖耶尔这样的作者却不自觉地重复俄国历史学家们的陈词滥调，硬说这个使十九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早在九世纪时已把欧洲笼罩在阴影之中。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政策开始于早期的柳里克王公们[301]，中间虽有一些间断，但是一直沿袭至今。 俄国的一些古代地图展示在我们眼前，表明俄国的欧洲版图比它现在所能夸耀的甚至更大：它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不断的扩张活动被焦虑不安地指了出来；我们看到，奥列格率领八万八千人进攻拜占廷，把他的盾牌钉在那个首都的城门上以示胜利，并把一个屈辱性的条约强加于没落帝国[302]；伊戈尔迫使它纳贡；斯维亚托斯拉夫吹嘘说，“希腊人供给我黄金、贵重织物、大米、水果和葡萄酒；匈牙利人提供牛羊和马匹；从俄罗斯则取得蜂蜜、蜂蜡、皮毛和人丁”；弗拉基米尔征服克里木和利沃尼亚[278]，就象拿破仑对德意志皇帝所干的那样，向希腊皇帝强索一个公主[303]，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 然而，尽管这些往事的回忆提示了似是而非的类比，早期柳里克王公们的政策跟现代俄国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折不扣是席卷欧洲的日耳曼蛮族的政策，现代各民族的历史只是在这场洪水退去之后方才开始。俄罗斯的哥特时期[304]只不过是诺曼人[305]征服的一章而已。正如查理曼的帝国[306]是现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奠基的先导一样，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也是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土耳其和俄国本身奠基的先导。这一迅速扩张的活动，并不是深思熟虑策划的结果，而是诺曼人征服的原始组织——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的自然产物，因为渴望荣誉和掠夺的新的瓦利亚基冒险家源源不断地涌来，使得必须不断进行新的征服。渴望休息的首领们被亲兵队所迫而不得不继续前进，在俄罗斯，正象在法兰西的诺曼底一样，出现了这样的时刻，这时首领们把他们那些无法驾驭和贪婪成性的战友们派去进行新的掠夺性的征伐，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摆脱他们。早期柳里克王公们在作战和征服的组织上同诺曼人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做法毫无区别。如果说，使斯拉夫各部落屈服的，不仅是武力，而且也有彼此间的协议，那么这个特点应归因于这些部落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处于北方和东方的侵略之间，接受前者是为了抵御后者。把北方其他野蛮人吸引到西方罗马去的那种神奇的魅力，也把瓦利亚基人[307]吸引到东方罗马去。俄罗斯的首都，柳里克定于诺夫哥罗德[308]，奥列格迁至基辅，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又企图建在保加利亚，这种迁都的本身无疑地证明了，入侵者还只是在探索道路，把俄罗斯只是当作继续南下去寻求一个帝国的落脚地点。如果说，现代俄国觊觎君士坦丁堡为的是建立它对世界的统治，那么柳里克王公们则相反，他们是由于齐米斯基斯统治下的拜占廷的抵抗，最后才被迫在俄罗斯建立他们的统治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胜利者和战败者在俄罗斯比在北方蛮族征服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融合得更快；首领们很快就同斯拉夫人混同起来了，这从他们的通婚和姓名便可以看出。但是，应当记得，既充当他们的卫队又充当他们的枢密机构的亲兵队，仍然是清一色的瓦利亚基人；标志哥特俄罗斯[304]全盛时期的弗拉基米尔，和标志哥特俄罗斯开始衰落的雅罗斯拉夫，都是靠瓦利亚基人的武力登上俄国王位的。如果要承认这个时代有任何斯拉夫影响的话，那就是诺夫哥罗德的影响了，它是一个斯拉夫国家，它的传统、政策和倾向同现代俄国是如此截然对立，以致其中一个只能存在于另一个的废墟之上。在雅罗斯拉夫统治下，瓦利亚基人的优势已经打破了，但同时，第一时期的征伐势头也随之消失，哥特俄罗斯的衰落也开始了。这一衰落的历史，比征服和形成的历史更加能证明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纯属哥特性质。 这个由柳里克王公们堆砌起来的不协调的、庞大的、早熟的帝国，也象其他发展类似的帝国一样，分裂为许多封土，在征服者的后裔之间一再进行分割，被封建战争弄得分崩离析，被外族的干涉弄得支离破碎。大公的至高权威在七十个同族王公的角逐中消失了。苏兹达尔公国的安德烈企图通过把首都从基辅迁移到弗拉基米尔来把帝国的一些大块肢体重新连结起来，结果只是把肢解从南部扩展到了中央地带。安德烈的第三代继承人甚至把最高权威的最后一点影子——大公的头衔和当时对他仅存形式的臣服礼也放弃了。南部和西部的封土先后转归立陶宛、波兰、匈牙利、利沃尼亚和瑞典。古都基辅本身从一个大公国的中心降为一个普通城市之后，便听从自己命运的摆布。这样，诺曼人的俄罗斯从舞台上完全消失了，而它仍然残存下来的丝微痕迹在成吉思汗可怕地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 鞑靼人[309]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同他们的大规模征服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少，因此需要用一道吓人的光环来虚张声势，并以大肆杀戮来减少可能在他们后方起来反抗的人民。此外，他们制造荒土正是本着那曾使得苏格兰高地和罗马近郊平原人口灭绝的同一条经济原则，即把人变为羊，把肥沃土地和人烟稠密的居处变为牧场。 当莫斯科公国从默默无闻中显露头角时，鞑靼人的枷锁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为了保持俄罗斯王公间的不和并使他们奴颜婢膝地臣服，蒙古人恢复了大公国的尊荣[310]。俄罗斯王公们之间竞相角逐这一尊荣，正如一位现代作者所说的那样，它是“一场卑鄙的角逐——奴才之间的角逐，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诽谤，在自己残暴的统治者面前，他们随时准备互相攻讦，他们为一个卑贱的宝座而争吵，因此他们除非采用掠夺和弑亲的手段就寸步难行，他们的双手捧满黄金和沾满血污，他们不是卑躬屈节就不敢爬上这个宝座，不是双膝跪地战战兢兢地俯伏在随时都会把那些奴隶的王冠连同戴着这种王冠的脑袋踩在脚下的鞑靼人的弯刀下，就不敢保住这个宝座”。正是在这场卑鄙无耻的角逐中，莫斯科这一支最终赢得了这次竞赛。1328年，伊万·卡利塔之兄尤里在乌兹别克汗的脚下拾起了以告密和暗杀手段从特维尔那一支夺过来的大公国的王冠。伊万一世·卡利塔和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象征着借助鞑靼人的枷锁而兴起的莫斯科公国和由于鞑靼人的统治消失而获得独立权力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从它最初登上历史舞台起的全部政策，就体现在这两个人物的一生当中。 伊万·卡利塔的政策不外是这样：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鞑靼人讨好献媚，厚颜无耻地阿谀奉迎，频繁地前往金帐汗国[311]朝见，低声下气地向蒙古公主求婚，对汗的利益显示无限的热忱，寡廉鲜耻地执行汗的诏令，恶毒地诽谤自己的亲族，一身而兼任鞑靼人的刽子手、佞臣和奴隶总管。他以不断向汗揭发有人搞阴谋使汗焦虑不安。只要特维尔一支流露出一点民族独立的愿望，他就赶忙去向金帐汗告发。他一遇到反抗，就去引这个鞑靼人来镇压。但是，仅仅扮演一个角色还不够：要行得通，还需要黄金。不断地贿赂汗及其亲贵，是他那套欺骗和篡权活动的唯一牢靠的基础，但是奴才怎么能弄到贿赂主子的金钱呢？他说服汗任命他为全部俄罗斯封土的征税人。一被授予这一职务，他就巧立名目，搜括钱财。他用鞑靼人的名子所引起的恐惧去聚敛钱财，然后用这些钱财去腐蚀鞑靼人自己。他以贿赂诱使都主教将其驻节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接着，又借口后者已成为宗教首都而把它变成帝国的首都，使教权同他的王权合而为一。他又以贿赂引诱同他竞争的王公手下的大贵族们[312]背叛自己的首领，把他们吸引到他自己的周围。他利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希腊教会和大贵族们的共同影响，把拥有封土的王公们联合起来去讨伐他们当中最危险的特维尔王公；而当他的大胆篡权行动迫使他的新盟友起来反抗他自己，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不是拔出剑来，却是赶忙跑去找汗。他还是以贿赂和欺骗的办法引诱汗用极残暴的酷刑杀害他的同族对手。这个鞑靼人的一贯政策是使俄罗斯王公们互相遏制，助长他们的纠纷，使他们彼此势均力敌，而不让任何一个得以壮大。伊万·卡利塔则把汗变成了用以翦灭最危险的竞争者和扫除篡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工具。他并不征服封土，而是暗地里使鞑靼征服者的权利完全为他的利益服务。他采用他曾用以提高莫斯科大公国地位的那同样的手段，那种君权与奴才地位的奇妙结合，保证了他儿子的继位。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一次也没有偏离过他为自己规划的这条政策路线，而是顽强坚定地坚持它，有条不紊地勇敢地执行它。他就这样成了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他的人民恰如其份地称他为卡利塔，即钱袋，因为他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钱袋而不是刀剑。正是他在位期间目击了立陶宛国家的崛起，当鞑靼人从东边把俄罗斯封土挤成一团时，立陶宛国家则从西边肢解它们。伊万不敢抵挡一种耻辱时，似乎就急于夸大另一种耻辱。他是不会由于受到荣誉的引诱、良心的责备或者由于不甘屈辱就离开自己的目标的。他那一套可以用寥寥数字来表述：一个篡权的奴隶的马基雅弗利主义[292]。他把他自己的弱点——他的奴才地位——变成了他的力量的源泉。 伊万一世·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就是他的继承者的政策，他们只需要扩大它的应用范围罢了。他们辛劳地、逐步地、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个政策。因此，我们可以从伊万一世·卡利塔立刻就谈到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 伊万三世在位（1462—1505）初期，仍然臣属于鞑靼人；他的权威仍然受到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的竞争；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统治着俄罗斯北部；波兰—立陶宛正力图征服莫斯科公国；最后，利沃尼亚骑士团[313]尚未解除武装。但是到了他在位的末期，我们就看到伊万三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身旁是拜占廷末代皇帝的公主[314]；脚下是喀山汗[315]，金帐汗国的余部也群集来朝；诺夫哥罗德和俄罗斯其他共和国都已屈服，——立陶宛萎缩了，它的君主成了伊万手中的一个工具，——利沃尼亚骑士团也被击败了。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316]。那么，伊万是怎样完成这种丰功伟绩的呢？他是个英雄吗？俄国历史学家们自己却都揭示出他是一个公认的懦夫。 让我们按照开始和完成的顺序来简略地考察一下他进行过的一些主要斗争——与鞑靼人斗争、与诺夫哥罗德斗争、与拥有封土的王公们斗争，以及最后与立陶宛—波兰的斗争。 伊万把莫斯科公国从鞑靼人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并不是通过一次勇敢的攻击，而是通过二十年左右的耐心工作。他不是打碎这个枷锁，而是偷偷地摆脱了它。因此，推翻鞑靼统治看来更象是自然的产物而不象是人为的事业，在这个鞑靼魔怪终于咽气时，伊万来到他临终的床边，与其说象一个带来死亡的勇士，还不如说象一位前来诊断并推究死因的医生。任何一国人民，一旦摆脱外国统治，声望总是提高的；可是伊万手下的莫斯科公国却显得声望下降了。只要把西班牙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317]和莫斯科公国反抗鞑靼人的斗争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在伊万即位的时期，金帐汗国早就削弱了，这是由于它内部有激烈的纷争；外部则有诺该鞑靼人[318]同他们的分离、帖木儿·塔梅尔兰的侵袭、哥萨克人的兴起以及克里木鞑靼人[319]的敌对。与此相反，莫斯科公国则由于坚定地奉行伊万·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它虽为鞑靼的束缚所摧残但同时却又由于这种束缚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那些汗象着魔似的，一直充当莫斯科公国扩张和集权的工具。他们经过盘算后曾加强了希腊教会的权势，但是在莫斯科大公们的手里，希腊教会却成了对付他们的致命武器。 这个莫斯科公国人要起来反抗金帐汗国，无需什么发明创造，只需仿照鞑靼人自己就行了。可是伊万并没有起来反抗。他卑贱地自认为是金帐汗国的一个奴才。他靠收买一个鞑靼女人，诱使汗下令从莫斯科公国撤回蒙古使臣。他用这类不知不觉鬼鬼祟祟的办法蒙骗汗接连作出一些完全是毁灭自己权势的让步。因而他并不是征服，而是窃取权势。他不是把敌人驱逐出堡垒，而是用计把敌人调离开。他在汗的使臣面前照旧卑躬屈节，自称臣属，但又编造遁词逃避纳贡，使用的是一个潜逃的奴隶不敢对抗自己的主子而只得偷偷逃出他的掌心时的那全套策略。蒙古人终于如梦初醒，战斗就打响了。看到一点点武装冲突场面就发抖的伊万，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并竭力以撤销敌人想要报复的目标来消弭敌人的盛怒。只是由于他的盟友克里木鞑靼人的干预，他才得到解救。为了抗击金帐汗国的第二次入侵，他大张旗鼓地集结了数量如此悬殊的兵力，以致一传说他们的人数就避免了这次攻击。在第三次入侵中，他丢下二十万大军临阵脱逃，当了可耻的逃兵。他在无可奈何被拉回来后，又企图对当奴才的条件讨价还价；他终于把自己这种奴隶的恐惧传布到他的军队里，使它陷入全面溃退。正当莫斯科公国惶惶不安地等待无可避免的灭亡时，忽然听说金帐汗国因都城受克里木汗袭击而被迫撤兵，并在归途中被哥萨克人和诺该鞑靼人所歼灭。于是转败为胜。伊万推翻了金帐汗国，但不是他自己打的，而是以佯攻的办法诱使它发动进攻，使它残存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并遭受它自己的那些已被伊万设法结为盟友的同族部落的致命打击。他利用一个鞑靼人制服了另一个鞑靼人。正如他亲自招来的莫大危险未诱使他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英雄气概一样，他的奇迹般的胜利一时一刻也没有冲昏过他的头脑。他小心翼翼地不敢贸然把喀山汗国并入莫斯科公国，而是把它交给他的克里木盟友芒吉－吉雷家族的君主们，仿佛是受莫斯科公国委托代管的样子。他用取自那个战败的鞑靼人的战利品束缚住这个战胜的鞑靼人。但是，如果说在目击他的耻辱的人面前，他是非常谨慎而不肯摆出征服者的架势的话，那么，这个骗子却完全明白，鞑靼帝国的倾覆在远处会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会带给他多么光荣的光环，并且会多么便于他堂堂皇皇地步入欧洲强国的行列。因此，他就对外摆出一副装腔作势的征服者姿态，而且的确在高傲专横和盛气凌人的假面具后面，成功地隐蔽了这个对于亲吻大汗最低贱使臣的马镫仍然记忆犹新的蒙古奴才的死皮赖脸。他以较为压低的声调模仿他以前的主子曾使得他丧魂落魄的那种语言。现代俄国外交中某些常见的词句，诸如宽宏大量、有损君主尊严之类，就都是从伊万三世的外事诏令中借用来的。 在喀山汗国降服之后，他便对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征伐。如果说，在他看来，摆脱鞑靼人的枷锁是使莫斯科公国强大的第一个条件，那么，取消俄罗斯的自由则是第二个条件。由于维亚特卡共和国曾宣布在莫斯科公国和金帐汗国之间保持中立，普斯科夫共和国连同其十二个城市又表示了不满的迹象，伊万就奉承后者并且佯装忘记了前者，从而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大诺夫哥罗德。他很清楚，大诺夫哥罗德一垮台，俄罗斯其他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以分享这一肥美赃物为诱饵，使拥有封土的王公们都追随他。同时他又诱骗大贵族们，挑起他们对诺夫哥罗德民主制的盲目仇恨。这样，他拼凑起三支大军去攻打诺夫哥罗德并以悬殊兵力压倒了它。可是随后，为了不遵守他对王公们的诺言，为了不丧失他那条“你卖力气我得利”的不变原则，同时由于担心诺夫哥罗德不经过预先的处理，还消化不了，他认为适宜的作法是突然表现得节制，满足于一项赔款和对他的宗主权的承认；然而在这个共和国的降书上，他却塞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使他成了它的最高裁判者和立法者。接着，他又在诺夫哥罗德煽动象在佛罗伦萨一样激烈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和[320]。他利用平民的一些抱怨为借口再度进驻该城，并把他深知对他心怀敌意的那些贵族戴上镣铐押送到莫斯科，这就破坏了这个共和国古来的法律，即“任何公民均不得在本国领域之外加以审讯或判刑”。从这个时刻起，他就成了最高的主宰者。编年史家说：“自从柳里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基辅和弗拉基米尔的大公们从没有见过诺夫哥罗德人把他们当作法官那样来服从。只有伊万才能使诺夫哥罗德屈辱到这种地步。”伊万花了七年功夫，运用他的司法权威来败坏这个共和国。然后，当他发觉它的力量已经消耗净尽时，他认为显露真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要摘下他节制的假面具，他却需要由诺夫哥罗德方面来破坏和平。正象他原来假装平心静气一样，现在他又假装怒不可遏。他收买了这个共和国的一个使节在一次公开接见时称他为君主，接着就立即要求享有一个专制君主的全部权利——共和国自行消灭[321]。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诺夫哥罗德以起义、屠杀贵族和投降立陶宛来回答他的篡夺。这时，这位与马基雅弗利同时代的莫斯科公国人就以义愤填膺的声调和姿态抱怨说，“是诺夫哥罗德人请求他作他们的君主的；而当他顺从他们的愿望，终于接受了这一称号时，他们又拒绝承认他，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当着全俄罗斯的面公然斥责他撒谎；他们胆敢杀害那些仍然忠贞不渝的同胞，胆敢背叛上天和俄罗斯人的神圣土地把异教和外国统治引进国内。”正象他在第一次进攻诺夫哥罗德后曾公开联合平民反对贵族一样，现在他与贵族密谋反对平民。他以莫斯科公国及其封邑的联合力量进攻这个共和国。当它拒绝无条件投降时，他就求助于鞑靼人以恐怖制胜的老办法。整整一个月之内，他把诺夫哥罗德越困越紧，在它周围大肆烧杀劫掠，同时悬刃以待，静静地注视着这个被派系弄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经历了疯狂的绝望、沉沦的沮丧和听天由命的各个阶段。诺夫哥罗德被奴役了。俄罗斯其他共和国也都一样。 看看伊万是怎样抓住这一胜利的时机铸造武器来反对那些被用来取得这场胜利的工具，是很有意思的。他把诺夫哥罗德教会领地同王权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收买大贵族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们反对王公；并且获得了赏赐大贵族的随从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们反对大贵族。至今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公国也象现代俄国一样，始终是怎样煞费苦心地来搞掉各个共和国。首当其冲的是诺夫哥罗德及其拓殖地区，随后是哥萨克人的共和国[322]，最后轮到波兰。要了解俄国对波兰的并吞，就必须研究自1478年至1528年诺夫哥罗德如何被搞掉的情况。 看来，伊万夺下蒙古人禁锢莫斯科公国的锁链，仅仅是为了用它来束缚俄罗斯各共和国。看来，他奴役这些共和国，只是为了使俄罗斯王公们共和化。在二十三年当中，他承认他们的独立，容忍他们的吵闹，甚至屈从于他们的凌辱。可是由于金帐汗国瓦解和一些共和国覆灭，他已经变得如此强大，而另一方面王公们又由于这个莫斯科公国人对他们的大贵族们施加的影响而已经变得如此衰弱，以致于伊万这方面只消显示一下力量就足以决定这场斗争了。然而在一开始，他仍旧没有背离他的谨慎小心的办法。他挑出俄罗斯封邑中力量最强的特维尔王公作为他行动的第一个目标。他先是迫使特维尔王公采取攻势并同立陶宛结盟，然后斥责他是卖国贼，然后恐吓他作出一系列破坏自己防御手段的让步，然后又用这些让步给他造成的被自己臣民误解的情况作文章，然后再让这一套办法自行得出它的结果。事情就以特维尔王公放弃斗争并逃入立陶宛而告结束。特维尔一与莫斯科公国合并，伊万就以吓人的精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计划。其他的王公几乎毫无抵抗就被贬黜为单纯的地方长官。这时还剩下伊万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被说服放弃了封土；另一个受假惺惺表示的兄弟情意之骗，被诱入宫廷和解除戒备，遭到了杀害。 我们现在就谈到伊万的最后一次大斗争——同立陶宛的斗争。这场斗争从他即位时开始，直到他死前几年才结束。在三十年期间，他把这场斗争局限于外交战，制造并扩大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内部纠纷，拉拢对立陶宛心怀不满的俄罗斯封邑，煽动它的仇人起来反对它而使它瘫痪；他们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匈牙利的马特维·科尔文，特别是他通过联姻笼络住的摩尔达维亚大公斯特凡，最后还有芒吉－吉雷，这个人不论是反对立陶宛还是反对金帐汗国都是同样有力的工具。然而在卡齐米尔国王去世和软弱的亚历山大继位的时候，立陶宛和波兰的王位暂时分离了；这两个国家在争斗中两败俱伤；波兰贵族由于只顾去削弱王权，压低克梅通[323]和市民的地位，就抛弃了立陶宛，使它在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和芒吉－吉雷的同时入侵面前只好退却；于是，立陶宛的弱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这时候伊万明白显示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这方面进行一次成功的快速行动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但他仍然局限于进行一次戏剧性的作战演习——集结压倒优势的兵力。事情完全如他所料，佯装的作战欲望就足以使立陶宛投降了。他强订条约，迫使承认他在卡齐米尔国王在位期间偷偷蚕食的地方，同时还逼亚历山大和他结盟并和他的女儿结婚。他用这个结盟禁止亚历山大防范自己岳父所发动的进攻，他用他的女儿在不容异端的天主教国王和受迫害的信奉希腊正教的臣民之间，燃起了宗教战争之火。在这场大混乱之中他才终于斗胆拔出剑来，夺取了受立陶宛统治的俄罗斯封土，远达基辅和斯摩棱斯克。 一般来说，希腊正教是他最强有力的行动手段之一。但是要对拜占廷的遗产提出要求，要以拜占廷皇帝后裔的外衣来掩盖他那蒙古奴才的烙印，要把莫斯科公国的暴发户王位和圣弗拉基米尔的光辉帝国联系起来，要使他自己成为希腊正教新的世俗首脑，伊万在全世界应该把谁挑出来呢？罗马教皇。在教皇的教廷里住着拜占廷的末代公主[314]。伊万以宣誓叛教的办法从教皇那里拐走了她，——而他又命令他自己的都主教豁免了他的这次宣誓。 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而伊万三世则不过是把伊万一世·卡利塔遗留下来的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政策加以完善化而已。伊万·卡利塔这个蒙古人的奴才，是靠运用他的最大敌人即那个鞑靼人的威力来反对他的次要敌人俄罗斯的王公们，从而获得他的权威的。但除非采取欺诈手段，他就不能运用那个鞑靼人的威力。他在主子面前不得不隐蔽自己实际积聚的力量，而又必须向和他一样的奴才们炫耀自己并没有掌握的那种威力。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他就得把最卑贱的奴才的全部阴谋诡计整理成一套体系，并且以奴才的那种耐心的辛勤去实现这套体系。公开的力量本身只有作为一种阴谋才能加入到一套阴谋、腐蚀和暗中篡权的体系中来。他不先施毒，就无法进行打击。目的的单一性在他那里变成了行动的两面性。狡诈地使用敌对的力量来扩大自己，通过对那种力量的使用本身来削弱它，最后通过它本身产生的效果来推翻它——伊万·卡利塔的这一政策是由统治种族和被奴役种族二者的特性所激发出来的。他的政策也就成了伊万三世的政策。 这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不管被使用的敌对力量在姓名、地点和性格上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但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他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是靠推广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靠仅仅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为现代俄国的。 总结一下。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 六 斯拉夫族的一个特点会使任何观察家惊讶，几乎到处他们都僻居在内陆地区，而把滨海地区让给非斯拉夫部落。芬兰－鞑靼部落占有了黑海海岸，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占有了波罗的海海岸和白海海岸。斯拉夫人不管在哪里到达海边，如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一部分地方，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服从外族的统治。俄罗斯人民分享了斯拉夫族的这一共同的命运。他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德涅泊河、顿河和北德维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他们的领土除芬兰湾尽头外，没有一处与海相连。在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人也并未表现出有能力征服除白海出海口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得通航。彼得堡现在所在之处是过去一千年来芬兰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纷争的场所。从默麦尔[324]附近的波兰根到托尔尼欧[325]的其余全部海岸，从阿克尔曼[326]到列杜特－卡列[327]的全部黑海海岸是后来才被征服的。而且，好象为了证明斯拉夫人的抗海特性，在这全部海岸线中，波罗的海海岸没有哪一部分实际属于俄罗斯人，黑海东岸的切尔克西亚[328]和明格列里亚[329]也是如此，只有白海海岸适合耕种的部分，黑海北岸某一部分和阿速夫海岸一部分实际上居住着俄罗斯人，然而尽管他们处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仍不从事航海生涯，而是固执地坚守他们祖辈流浪汉的传统。 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了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俄国需要的是水域”——他对坎特米尔亲王讲的这句辩驳之词被铭刻在他的传记的扉页上。他第一次对土耳其作战[330]的目的是为了征服阿速夫海；他对瑞典作战[261]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他第二次对土耳其政府作战[282]是为了征服黑海；他对波斯进行欺诈性的干涉[331]是为了征服里海。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 曾有人说，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或者能够在彼得大帝原有的帝国所处的那样一种内陆地位中生存；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甘心看着自己的海岸和河流入海口被人夺走；俄罗斯既不能让顿河、德涅泊河和布格河的入海口以及刻赤海峡[332]留在靠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鞑靼人手中，也不能让涅瓦河口这个俄罗斯北部物产的天然出海口留在瑞典人手里；波罗的海诸省，单是从它们的地理形势来看，就自然属于任何控制着它们背后的土地的国家。总之，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他对瑞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重大的事实：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以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把沙皇的宝座从莫斯科迁往彼得堡，这在从里巴瓦[333]到托尔尼欧的海岸线尚未全部征服（这项工作直到一八○九年征服芬兰之后才完成）的情况下，就是把它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地位。阿尔加罗蒂说，“圣彼得堡是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户。”它从一开始起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而现在，在俄属波兰构筑的工事只不过是执行这同一思想的进一步措施而已。莫德林、华沙、伊万城[334]不仅是旨在钳制一个反叛国家的要塞，它们对西方构成威胁，正与百年前彼得堡直接对北方构成威胁一样。它们是要使俄国变成泛斯拉夫国，正如波罗的海诸省过去要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俄国一样。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主要借助于鞑靼诸汗以进行蚕食活动的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国鞑靼化，那么，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则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他一把波罗的海诸省攫取到手，就立即掌握了实现这一过程所必需的手段。这些省份不仅给他提供了外交官和将领，即借以推行他那一套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才，同时还向他供应了大批官僚、教师和军训教官，以便训练俄罗斯人，给他们涂上那样一层文明的色泽，使他们能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 无论阿速夫海、黑海或里海都不能为彼得打开这条直接通往欧洲的通道。此外，还在他在世的时候，塔干罗格、阿速夫[335]、黑海，连同那里新建的俄国舰队、港口和码头，都重新被放弃或是丢给了土耳其人。征服波斯之役[331]，也证明是一次不成熟的行动。在构成彼得大帝全部军事生涯的四次战争中，他的第一次战争，即对土耳其的战争[330]（这次战争的成果在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282]中丧失了），一方面，固然是对鞑靼人的传统斗争的继续，另一方面，它只不过是对瑞典战争的序幕。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对瑞典战争的插曲，而对波斯的战争则是对瑞典战争的尾声。就是这样，持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对瑞典战争，几乎占据了彼得大帝的全部军事生涯。无论是从这次战争的目的、结局，还是从它的持续时间来考虑，我们都可以公正地把它称为“彼得大帝的战争”。他的全部事业都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 现在，假定我们对于他在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各种行动的详情一无所知。单是莫斯科公国之变成俄国是由于它从一个半亚洲式的内陆国家转变成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的海上强国而实现的这一事实，难道不足以促使我们得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吗？即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海上强国——一个也扼守着波罗的海门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就在那里保持着最高主宰者姿态的海上强国——必定曾经插手过这一巨大的变化，必定曾经是彼得大帝各项计划的主要支柱或者主要障碍，必定曾经在瑞典和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和殊死的斗争中左右过局势，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竭尽全力去挽救瑞典人，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曾尽其所能千方百计地扶持过俄国人。然而，在通常所谓的历史中，英国几乎没有在这场大戏的前台抛头露面，它被描写为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演员。真实的历史将表明，金帐汗国[311]诸汗之有助于实现伊万三世及其先人的计划，并不超过英国统治者之有助于实现彼得一世及其后人的计划。 我们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是与彼得大帝同时代的英国人写的，它们全然没有后来的历史学者们那种共同的幻觉。它们断然把英国叫作俄国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现在我们将简要地加以剖析、并用以结束这篇外交内幕导言的小册子，就持同样的立场。它的书名是《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为我国内阁现行的反对俄国人的措施辩解，等等。谨呈下院，1719年伦敦版》[289]。 我们重印的前面两本小册子，用一位崇拜俄国的现代人的话说，是在“彼得统率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北方列强的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上游弋，而这些舰队以在他号令之下航行为荣”的时候或者比这稍晚一些的时候写成的。可是，到《真理才是真理》出版的1719年，事态似乎完全变了。这时候，查理十二已经去世，英国政府装出与瑞典站在一边并对俄国作战的样子。还有一些与这本匿名小册子有关联的情况也值得特别注意。这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份报告的撮要，而这份报告是作者在1715年8月从俄国回国后，奉乔治一世之命编写并提交给当时的国务大臣唐森子爵的。 “现在，——作者写道——我不期而有幸能够在这里承认我曾经是第一人如此幸运地预见到，或者说，如此直言不讳地警告过我国宫廷：我国当时绝对需要与沙皇决裂，并把他重新逐出波罗的海。”“我的报告曾揭示沙皇对其他国家、甚至对德意志帝国[285]所抱的目的。德意志帝国虽然是一个内陆大国，但是，沙皇曾经建议它兼并利沃尼亚[278]，使它成为选侯国，以便沙皇至少也能够被接纳为一个选侯。我的报告也曾提请人们注意沙皇当时盘算采用专制君主的称号。由于他是希腊教会的首脑，他也会被其他君主们承认为希腊帝国的首脑。我不想说我们会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个称号，因为我们已经让一位大使用皇帝陛下的称号称呼他，而瑞典还从来没有屈就到这一步。” 这位作者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供职于英国驻俄国大使馆。据他说，他后来“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沙皇获悉： “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了本书所述的报告。关于这点，请允许我诉诸国王，并请唐森子爵作证，唐森子爵曾亲耳听到国王陛下说过我是无辜的。”“然而，尽管如此，过去五年来，我一直不断地乞求偿付一笔拖欠已久的债款，这笔债款的绝大部分是为执行已故的女王陛下［注：指英国女王安。——译者注］委予的一项使命而借下的。” 至于斯坦霍普内阁突然采取的反俄国的态度，这位作者对之颇表怀疑。 “我并不打算通过本文来打消公众给予内阁所应得的赞扬，但是内阁应该就下述问题对我们作出满意的说明，即内阁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在每一件事情上折磨瑞典人，尽管他们在过去完全和现在一样是我们的盟友，内阁又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竭尽全力来加强沙皇，尽管沙皇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条约约束而仅仅存在着友好关系。……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刻，我获悉，不到三年之前曾经让俄国人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就以皇家海军姿态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的那位绅士，现在又一次得到目前执政的人们的授权，要与沙皇在这些海域上第二度会晤了；这是出于什么理由，或是为了达到什么良好目的呢？” 这里暗指的那位绅士是海军上将诺里斯，他攻打彼得一世的波罗的海战役看来的确象是纳皮尔海军上将和邓达斯海军上将最近指挥的几次海战所遵循的原型。 把波罗的海诸省归还给瑞典，这既是大不列颠的政治利益所要求的，也是大不列颠的商业利益所要求的。这就是这位作者论证的要旨： “贸易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船队仰赖于造船材料，正如生命仰赖于食物一样。我们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充其量不过是赚钱的贸易，而我们与北方进行的贸易则是绝对必不可缺的，并且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大不列颠的神圣通道，因为它是大不列颠最主要的对外通道，无论对于支撑我国全部贸易还是对于维护我国国内安全来说都是如此。正象羊毛制品和矿产品是大不列颠的大宗商品一样，造船材料是俄国的大宗商品，也是沙皇最近从瑞典国王那里夺取的所有那些波罗的海省份的大宗商品。由于那些省份已归沙皇所有，帕尔努[336]完全荒芜了。在列维里，我们没有留下一个英国商人，以前在纳尔瓦的全部贸易现在已经转到彼得堡……过去，瑞典人永远也不能够垄断我国臣民的贸易，因为那些海港在瑞典人手中只不过是商品转口的通道，而生产和制造这些商品的地区则位于那些港口的背后，在沙皇的领土上。可是，如果把这些波罗的海港口丢给沙皇，那么它们就不再是通道，而会变成沙皇自己统治下的内陆地区的专门货物堆栈了。沙皇在白海已经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让他在波罗的海再有任何一个海港，那就等于把控制欧洲所有造船材料总库的两把钥匙都交给他掌握，因为大家都知道，丹麦人、瑞典人、波兰人、普鲁士人在他们一些领土上只不过生产那些商品中的某些单项而已。如果沙皇把‘我们不可或缺的材料的供应’就这样垄断起来，那么我们的船队会怎样呢？此外，说实在的，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全部贸易的保障又在哪里呢？”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商业利益要求把沙皇赶出波罗的海，那么，“我们国家的利益就应该象马刺一样，驱使我们加紧这一努力。所谓我们国家的利益，照我的理解，既不是指一个内阁的党派措施，也不是指一个宫廷的任何对外政策的动机，而正好是指那种今天是而且永远应该是同维护国王的安全、舒适、尊严和收益以及大不列颠的公共福利直接有关的事情。”至于说到波罗的海，“自从我们取得制海权的最初时刻起”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就是：第一，防止任何新的海上强国在那里崛起；第二，保持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均势。 “显示我们当时的真正英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的一个例证，是1617年的斯托尔波沃和约[337]。詹姆斯一世是这个和约的调停人，根据这项和约，俄国被迫放弃了它当时占有的全部波罗的海省份，而成为欧洲这一边的一个完全内陆强国。” 瑞典和丹麦同样是根据防止波罗的海兴起一个新的海上强国的政策行事。 “谁不知道，皇帝［注：指斐迪南二世。——译者注］想在波美拉尼亚[338]取得一个海港的企图，曾和任何别的动机一样促使伟大的古斯塔夫甚至举兵深入奥地利皇室领域的腹地？在查理·古斯塔夫的时候，波兰除了在当时是北方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外，还在波罗的海拥有一长条海岸和若干港口。但是，波兰国王的遭遇又如何呢？丹麦人当时虽然和波兰结盟，然而即使是波兰人为了援助他们反对瑞典而要在波罗的海拥有一支舰队，他们也决不会允许。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波兰船只，都加以摧毁。” 至于在已确立海上地位的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保持均势的问题，英国政策的传统同样是清楚的。“当瑞典的势力有粉碎丹麦之势而令我们感到有些不安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荣誉就是靠恢复当时失去平衡的均势而保持下来的。 英吉利共和国[339]向波罗的海派出了一支分舰队，导致了1658年的罗斯基勒条约[298]。这一条约后来又在哥本哈根得到进一步确认（1660年）[299]。丹麦人在国王威廉三世时期点燃的星星之火，同样迅速地被乔治·罗克通过订立哥本哈根条约扑灭了。 传统的英国政策就是这样。 “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恢复天平的平衡，要找出那种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构成波罗的海的更公正的均势……是谁采取了这种与王牌城市泰尔[340]作对的主意呢（这个城市的商人都是王公，它出海经商的人在全球备受尊重）？但是我没有点任何人的名。所以，除了不打算对事实公开表态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对我发怒。后代将有点难于相信，这居然是现在掌权的某些人干出来的事情……居然是我们完全由自己出力，不要沙皇担任何风险，给沙皇打开了圣彼得堡的大门……” 万全的政策将是回到斯托尔波沃条约，不让俄国人继续“在波罗的海落脚”。然而，可以说，“由于我们在比较易于做到的时候不抑制俄国势力的滋长，在目前情况下将难以恢复我们已经失掉的优势了”。可以认为，更合乎时宜的将是一条中间路线。 “假如我们认为，这个俄国人拥有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从而在欧洲所有君主中有了一个能够通过向国外市场运销产品而使他最受惠的地区，——假如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同我国的利益是协调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有理由期望沙皇陛下，就他那一方面而言，不再谋求任何能够扰害别人的东西，只满足于拥有商船而不要求任何军舰，以报答我们如此迁就他的利益和改善他的国家的处境。” “所以，我们应该消除他想超出内陆大国的希望，”但是，“也应驳斥种种说我们对待沙皇比对待任何别的君主更坏的指责。为此，我不准备举热那亚共和国或者在波罗的海这里的另一个国度库尔兰公国[341]作例子。但是，我要举出波兰和普鲁士，这两个国家现在虽然都有加冕的国王，然而也都满足于享有开放贸易的自由，而不坚持要有一支舰队。我还要举出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法尔奇乌条约[282]，根据这一条约，彼得不仅被迫归还了阿速夫，放弃了他在那些地方的全部军舰，而且只得满足于在黑海仅仅享有通商自由。即使只给他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供贸易之用，也大大超过了还在不久前他与瑞典的战争刚刚结束时他在道义上所能期望获得的东西。” 如果沙皇拒不同意这样一种“补救性的折衷方案”，我们“感到惋惜的就只是我们贻误了时机，未能运用上帝曾使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迫使沙皇接受一项有利于大不列颠的和约”。战争将不可避免。在那种情况下， “就应该既鼓励我们的内阁执行它的目前措施，也激发每一个忠实的不列颠人的满腔怒火：俄国的一个沙皇，多亏我们的指教才掌握了他的航海技能，多亏我们的容忍才建立了他的赫赫功绩，居然转瞬之间就拒绝大不列颠提出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他在短短数年之前还曾从土耳其政府方面欣然接受过。”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让瑞典收复俄国人从波罗的海之王那里抢走的那些省份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自从大不列颠“把俄国扶植成为那里的一个海上大国以来，它就不再能够控制那个海上的均势了……如果我们履行了威廉国王和瑞典国王缔结的联盟的各项条款的话，那个英勇的国度早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得足以阻挡沙皇来到波罗的海的屏障了……时间必将向我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内阁的首要目的。” 卡·马克思撰写 部分发表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1856年6—8月） 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8月—1857年4月）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39]本篇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巨著的导言。1856年，马克思在翻阅英国博物馆保存的外交手稿时，发现了一些能够说明英国政府同俄国政府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就已经秘密勾结的文件。马克思曾经设想利用这些文件撰写一部篇幅为二十个印张的著作来揭露这种卑鄙行为。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只是以《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为标题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导言。它最初在英国《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1856年6—8月）上部分发表过，后来全文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8月—1857年4月）。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从彼得堡发回的四件秘密书函；第二、四、六章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三本匿名小册子，即《北方危机》、《防御条约》和《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马克思认为这些历史资料是判断十八世纪欧洲外交关系的重要依据，因此详加批注，重新发表，“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2页）。 马克思在世时，这部著作没有出过单行本。1899年，伦敦的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出版了由爱琳娜·马克思编辑但未最后审定的单行本，书名是《十八世纪外交秘史》，其中第五章较《自由新闻》发表的全文缺少一部分。1969年，英国出版了由莱斯特·哈钦森编辑的、按照《自由新闻》补全了的单行本。正文部分的脚注全部是马克思写的。——第253页。 [240]俄国为了取得出海口，从十七世纪末就开始向黑海沿岸地区进行扩张。这封信中谈到的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是俄国这种扩张活动的继续。这次战争是俄国女皇安娜联合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一起发动的，从1735年秋季开始，以1739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城签订和约结束。按照这一条约，俄国从土耳其方面获得了阿速夫和德聂泊河沿岸一部分地区。 1736年，俄国以一支军队越过佩列科普，攻入克里木汗国，占领其首都巴赫契萨赖，以另一支军队占领阿速夫，使土耳其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土耳其曾被迫向英国与荷兰求援，要求它们出面调停。——第255页。 [241]联省议会是荷兰联省共和国（1588—1795）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决定宣战和媾和问题，掌管国家的财政和武装力量。——第255、295页。 [242]俄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后，国际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它过去的盟国奥地利和法国，对于俄国势力的增强极感不满。法国尤其害怕俄国在东方的势力会危及它在那里的地位，因此极力联合土耳其、波兰、瑞典和奥地利去反对俄国。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则企图组织“北方国家”的联盟来对抗法奥同盟，以便实现它对波兰、瑞典和土耳其等国的侵略意图。1764、1765年，俄国先后与普鲁士和丹麦缔结了联盟条约。英国驻俄国公使麦卡特尼爵士从1764年起与俄国谈判通商条约，俄国为了诱使英国与它结盟，有意拖延这一谈判。到1766年，俄国同意缔结俄英通商条约，英国为了报答俄国，表示在波兰问题上完全支持俄国，同时在瑞典也和俄国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第256页。 [243]查理十二死后的瑞典宪法，赋予受贵族寡头支配的等级议会以最高权力。国王仅在名义上对议会的立法有批准权。议会的决议，国王即使不同意，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国王的亲笔签字，加盖国玺也同样有效。“人民的特权”即指这种贵族寡头能与王权对抗的情况。俄国和英国为了能更好地操纵瑞典政治，曾极力维护瑞典宪法中的这种规定，它们施展种种阴谋，在瑞典议会中培植亲俄亲英的党派来与企图扩大王权、修改宪法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和王后（路易莎·乌尔里卡）进行斗争。——第257页。 [244]指彼得堡条约，即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64年4月11日在彼得堡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有效期为八年，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战时相互援助，保障彼此的贸易利益，对土耳其、波兰和瑞典采取一致行动。条约中的秘密条款规定：普鲁士有义务在俄国同土耳其作战时每年向俄国提供四十万卢布的补助金，两国应维护波兰的现存制度，保护非国教徒的权利，必要时向波兰进驻一定数量的俄国和普鲁士军队，此外，普鲁士有义务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这一条约为1772年瓜分波兰打下了基础。——第257页。 [245]英国从1775年起与它的北美殖民地进行战争，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先后站在美国方面向英国宣战，后来俄国、瑞典、丹麦、普鲁士等国又组织武装中立联盟与它对抗。1781年英国军队向美法联军投降，开始了与美国及其盟国缔结和约的谈判。英国在和谈中曾千方百计谋求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支持，以摆脱困境。——第259页。 [246]舒瓦洛夫、斯特罗加诺夫和切尔尼舍夫都是俄国的贵族世家，历代都有人在沙皇身边供职，如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时，伊·伊·舒瓦洛夫是女皇的侍从官和顾问，亚·谢·斯特罗加诺夫是女皇的枢密官，安·加·切尔尼舍夫先是女皇的近侍，后来任彼得堡的城防司令，等等。——第259页。 [247]帖欣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同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24日在帖欣签订的和约，它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7—1779）。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几部分领土，而萨克森则得到了金钱补偿。在签订条约时，俄国和法国充当了调停人，以后它们又一起成为条约的保证人。——第259页。 [248]指西班牙对英国的宣战声明。在1775年开始的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中，西班牙一直暗中援助后者。在1778年法国加入反英战争后，西班牙企图通过调停来取得米诺尔卡岛和直布罗陀，但遭到英国的拒绝，并且它的船只在公海上也不断受到英国的袭击，于是它便在1779年6月23日正式向英国宣战。因为英国的主力被束缚在美洲，西班牙夺得了米诺尔卡岛和佛罗里达，并把英国人逐出洪都拉斯和巴哈马群岛。按照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佛罗里达和米诺尔卡岛留在西班牙手中，英国在洪都拉斯的权利受到限制，巴哈马群岛还给了英国。——第260页。 [249]米诺尔卡岛是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在十八世纪曾多次易手。1763—1782年属于英国，英国政府在1779年曾提出把它送给俄国。1802年转归西班牙所有。——第260、268页。 [250]指叶卡特琳娜二世1780年3月11日（俄历2月28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它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当时英国正在与北美殖民地进行战争，这篇宣言是针对它的。在1780—1783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第260页。 [251]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是在1772年进行的。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彼得堡签订的瓜分协定，奥地利分得加里西亚，普鲁士分得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俄国分得拉特加利亚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第261页。 [252]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后俄国强迫土耳其于1774年7月21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并吞克里木造成了方便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土耳其苏丹应给予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第261页。 [253]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一切封建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所以整个封建的欧洲都反对法国革命。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是欧洲反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认为干涉法国的革命事件是全欧洲君主的责任。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前，她就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竭力帮助逃亡贵族。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她废除了同法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禁止法国船只驶入俄国港口。但是她并没有加入1792年组织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来公开同法国作战。——第266页。 [254]1792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害怕法国革命影响波兰，乘波兰内争之机，同普鲁士一起入侵波兰，击溃波兰军队的抵抗后，于1793年1月与普鲁士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议。俄国获得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和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获得托伦、格但斯克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1794年，波兰爆发了由考斯丘什科领导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俄、普、奥三国出兵干涉，把起义镇压下去后，于1795年对波兰进行了第三次瓜分。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国获得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普鲁士获得波兰本土的大部分，奥地利获得包括克拉科夫和卢布林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虽然波兰被瓜分之后，不再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但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未中断。——第266页。 [255]欧洲的反动君主国家为了扑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792年底到1793年春天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加入同盟的有英国、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许多小邦。法国和这一同盟的参加国的战争延续到1797年。——第266页。 [256]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叶卡特琳娜二世同英国缔结反对法国的俄英同盟条约。英国答应给俄国大量补助金，俄国则答应派六万大军去攻打法国。由于叶卡特琳娜二世突然死去，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第266页。 [257]保罗一世即位时，俄国由于履行1795年的俄英同盟条约，已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1798年，俄、英、奥地利、土耳其和那不勒斯王国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但是，由于英、奥、俄三国同盟内部很快发生严重利害冲突，1800年保罗宣布退出同盟，并且同英国绝交，扣押在俄国境内的英国货物和船只，同瑞典、丹麦、普鲁士签订旨在反对英国的、恢复武装中立规则的条约，同法国进行关于媾和、结成反英同盟和共同远征印度的谈判，使俄国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第266页。 [258]辉格党是英国1679—1682年在议会中形成的政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起初是国王的反对派（与忠于国王的托利党相对立）。到十九世纪中叶，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并称为自由党。——第269、288页。 [259]《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1716年10月10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1716年伦敦版（《TheNorthernCrisis；OrimpartialreflectionsonthepoliciesoftheCzar；OccasionedbymynheervonStocken’sReasonsfordelayingthedescentuponSchonen．Atruecopyofwhichisprefixed，verballytranslatedafterthetenourofthatintheGermanSecretary’sofficeinCopenhagen，October10，1716》London，1716）。——第270、287页。 [260]斯科纳（肖楠）是瑞典南部历史上的一个省，根据1660年哥本哈根条约由丹麦割让给瑞典。——第270、287、297页。 [261]瑞典在十七世纪末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版图除本土外，包括芬兰、爱斯兰、里夫兰、英格尔曼兰、卡列里亚、北波美拉尼亚、德意志北部的公国——不来梅、费尔登和维斯马。俄国早在1699年就同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五世和萨克森选侯（也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结成了反瑞典同盟，想趁新登基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年轻无经验之际用武力来肢解瑞典。沙皇彼得一世想占领波罗的海东岸省份，取得盼望已久的出海口；丹麦国王想收复过去割让给瑞典的失地；波兰国王则想夺得里夫兰和爱斯兰，并且巩固王位。1700年开始了对瑞典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北方战争”的开端。起初，由于军事失利，丹麦和波兰先后被迫暂时退出战争和与俄国的联盟。1709年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丹麦和波兰立即恢复了对瑞典的战争和与俄国的联盟。随后，普鲁士和汉诺威也相继加入了联盟（北方联盟）。到1715年，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占领了瑞典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在这一年缔结了一个瓜分瑞典帝国的协定。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地被丹麦、普鲁士和汉诺威所瓜分，在波罗的海东岸的省份则被俄国占有。1719—1720年间瑞典先后同汉诺威、波兰、普鲁士和丹麦缔结和约，承认这些国家所夺去的土地。1721年瑞典和俄国之间缔结了尼斯塔德和约，俄国得到了里夫兰、爱斯兰、卡列里亚、英格尔曼兰、维堡区的一部分以及芬兰湾和里加湾的全部岛屿。俄国从此得到了出海口，成为称霸波罗的海的强国。——第270、275、278、297、322、462页。 [262]关于三次瓜分波兰，见注251和254。——第270页。 [263]西班牙在十六、十七世纪时版图异常辽阔，但是它的国力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已变得很衰弱。国王查理二世（1665—1700年在位）无后裔，因此法、奥、英、荷等国君主在他生前就对如何瓜分西班牙进行了策划。1698年10月在海牙签订了第一次瓜分西班牙条约，规定在查理二世死后，西班牙的领地和殖民地在与查理二世有姻亲关系，因而有权继承王位的法王路易十四、奥皇列奥波特一世和巴伐利亚选侯约瑟夫·斐迪南亲王之间进行瓜分。由于巴伐利亚选侯亲王不久死去，1700年3月在伦敦和海牙签订了第二次瓜分西班牙条约，将原定分给巴伐利亚选侯亲王的那一份在法、奥之间进行瓜分。然而，第二次瓜分条约不久即由于路易十四接受查理二世的遗嘱，让他的次孙菲力浦·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而被撕毁。——第270页。 [26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是西欧国家为了瓜分西班牙的领地和殖民地以及英、法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而引起的。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法王路易十四接受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遗嘱，让他的次孙菲力浦·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从而撕毁了法国与英、荷等国缔结的瓜分西班牙的条约。英国、奥地利、荷兰、萨瓦公国、葡萄牙、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结成同盟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战争是在四个地区即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尼德兰进行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的部分领土被瓜分，法国弄得民穷财尽。根据乌得勒支和约（1713）（见注364）和拉施塔特和约（1714），西班牙王位保留给菲力浦·波旁，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法兰西君主国和西班牙君主国合并的计划；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领地交给奥地利。在战争中获利最多的是英国，它达到了削弱法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的目的，获得了直布罗陀、米诺尔卡岛以及在北美的一些法国殖民地，而且有把黑奴贩运到西班牙殖民地的权利。——第270、278、343页。 [265]据古希腊神话说，奥德赛和同伴们来到独眼巨人居住的西西里岛。独眼巨人波利菲米斯是海神波赛东的儿子，他把奥德赛和他的同伴们关进自己的岩洞，每天吃掉几个人，给奥德赛保留的特权是把他留到最后吃。奥德赛想尽办法，用一根削尖了的大木杆，在火上烧红了之后刺瞎了巨人的独眼，并把活着的同伴一个个地缚在巨人养的公羊肚子下面，跟着逃出洞口。——第270页。 [266]本德雷是当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贝萨拉比亚地区德涅斯特尔河畔的一个城市，在现今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瑞典国王查理十二1709年在波尔塔瓦被彼得一世打败后流亡至此，一直到1714年才离开此地回国。——第270、294页。 [267]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270、292、305页。 [268]1700年，丹麦同俄国和波兰结盟（北方联盟）进行反对瑞典的战争（北方战争）。战争一开始，瑞典就派大军在哥本哈根登陆，同时英国站在瑞典方面，出动舰队威胁丹麦，迫使丹麦在特拉温达尔（位于霍尔施坦）与瑞典单独媾和。根据特拉温达尔和约，丹麦放弃霍尔施坦，并宣布退出北方联盟，从而使瑞典能集中力量对付俄国。——第270、278、304页。 [269]施特腊耳宗德是德国北部的要塞港口，同波罗的海中的吕根岛相对。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前属汉撒同盟，1648—1814年属瑞典，1815年转归普鲁士。——第271、298页。 [270]圣詹姆斯宫是伦敦的王宫，通常用来指英国朝廷。——第272页。 [271]交易所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是从事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场所之一。——第272页。 [272]长老会是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宗教政治集团之一，属清教徒中的温和派，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辉格党人都是顽固的长老会徒。——第273页。 [273]詹姆斯党是指拥护詹姆斯二世及其后裔为英国国王的那一部分人。詹姆斯二世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1685年登位后企图恢复天主教会的统治，实现全面封建复辟。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被推翻，流亡法国，由他的信仰新教的女婿威廉三世继任王位。当时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有许多人（主要是托利党人）在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后继续忠于他，秘密从事复辟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第273页。 [274]帝国塔勒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在欧洲大陆上使用的银币。——第275页。 [275]原文缺少第三部分的编号，从内容上看，从下一段起应是第三部分。——第275页。 [276]参孙是圣经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因留发不到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并以一块驴腮骨击杀一千敌人。他的行传载于《士师记》第13—16章。西方文学中一般用来比喻大力士。不过，他也善于斗智，如他曾出谜语给敌人猜，曾把火炬扎在几百只狐狸的尾巴上，放到敌人的田野里去烧毁他们的庄稼。——第276页。 [277]纳尔瓦在今苏联爱沙尼亚共和国境内，位于纳尔瓦河下游临近芬兰湾处。列维里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旧名。这两个城市原来属于瑞典，1710年落到俄国手中。——第277页。 [278]利沃尼亚包括今苏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里加是它的主要城市。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是瑞典、波兰和俄国争夺的地方，1660年归瑞典占有，1710年落到俄国手中。——第277、307、326页。 [279]指萨克森，因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原为萨克森选侯。——第277页。 [280]指1706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签订的阿尔特兰施太特和约，根据这项和约，奥古斯特二世承认放弃波兰王位并把王位让给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第278页。 [281]爱斯兰即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一样，是在1710年落到俄国手中的。——第278页。 [282]1709年6月，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战败后逃往土耳其。彼得一世要求土耳其引渡查理十二并以战争相威胁。土耳其政府在查理十二的煽动下，于1710年11月向俄国宣战，要求俄国归还阿速夫及其附近地区。彼得于1711年7月率领俄军进入摩尔达维亚，渡过普鲁特河后，在法尔奇乌附近陷入土军的包围。彼得派人到土耳其军营求和，于1711年7月12日缔结法尔奇乌条约，满足了土耳其方面提出的归还阿速夫等要求，从而彼得可以继续集中力量进行反对瑞典的北方战争。这是彼得一世的第二次对土耳其战争。——第279、322、325、330页。 [283]梅克伦堡是德意志帝国北部的一个公国。在北方战争后期，彼得一世为了保持住从瑞典手中夺得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在德意志帝国北部展开了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活动。1716年1月，彼得将侄女叶卡特琳娜·伊万诺夫娜嫁给梅克伦堡公爵卡尔·列奥波特，4月在格但斯克同梅克伦堡签订了同盟条约，以同盟为幌子将梅克伦堡完全置于俄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第280、283页。 [284]维斯马是德国北部波罗的海岸的最好的港口之一，原属梅克伦堡公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划归瑞典。1716年4月，丹麦和汉诺威为了防止维斯马转归与俄国结盟的梅克伦堡，攻占了这个港口。——第280页。 [285]德意志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十世纪初，德意志境内的封建公国之一萨克森兴起，萨克森王奥托一世实现了德意志境内的统一，于962年取得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建立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的版图最大时虽然包括意大利北部等地，但以德意志地区为主，所以也叫做德意志帝国。从1273年到1806年拿破仑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称号时为止，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几乎延续不断地保持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然而，这个帝国缺乏内部的经济联系，境内诸侯林立，皇帝徒有虚名。1517年的宗教改革，1525年的农民战争，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加强了诸侯割据局面，使这个帝国更加分崩离析。及至十八世纪，在这个有名无实的帝国内部，逐渐形成奥地利、普鲁士两大强国。——第281、326页。 [286]指德意志帝国皇帝（也是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1716至1718年对土耳其进行的战争。土耳其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按照帕萨罗瓦茨条约割让了它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些领土。——第282页。 [287]引自古罗马诗人贺雷西（公元前65—8）的诗集《颂歌》第3册。——第286页。 [288]《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1700年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布》（《TheDefensiveTreatyconcludedintheyear1700，betweenhislateMajesty，KingWilliam，ofever-gloriousmemory，andhispresentSwedishMajesty，KingCharlesⅩⅡ．PublishedattheearnestdesireofseveralmembersofbothHousesofParliament》）。——第287、297页。 [289]《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以简单明了的理由为我国内阁现行的反对俄国人的措施辩解，这些理由要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全部摘自Ｎ．Ｎ．在1715年8月从出使莫斯科宫廷回国后奉国王陛下之命编写并向国务大臣提出的报告。谨呈下院》1719年伦敦版（《Truthisbuttruth，asitistimed，orOurministry’spresentmeasuresagainstthemoscovitesvindicatedbyplainandobviousreasons，tendingtoprove，thatitisnolesstheinterestofourBritishtrade，thanthatofourstate，thattheCzarbenotsufferedtoretainafleet，ifneedsmustthatheshould[have]aseaportintheBaltick，thewholeextractedfromarepresentationmadebyHisMajesty’sorders，andgivenintotheSecretaryofStatebyN．N．onhisreturnhitherfromtheCourtofMoscovy，inAugust1715．HumblydedicatedtotheHouseofCommons》London，1719）。——第287、306、326页。 [290]俄罗斯贸易公司是英国商人组成的对外贸易特许公司之一，1554年在伦敦成立。——第292页。 [291]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这个称呼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使用的。由于英国政府进行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许多阴谋活动并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所以法国共和党人这样称呼英国。——第298页。 [292]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鼓吹统治者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想后被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即指为达到商业上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第293、312页。 [293]卡尔斯是一个古城，九世纪和十世纪时是独立的亚美尼亚公国的首都。十六世纪中叶为土耳其占有。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英国威廉斯将军统率的土耳其驻防军1855年在这里抵御俄军达半年之久，但最后不得不把它放弃给俄军。——第294页。 [294]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以卢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十四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第294、334页。 [295]指1688—1697年法国同欧洲同盟之间的战争。欧洲同盟就是所谓的奥格斯堡同盟，其成员有荷兰、英国、西班牙、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一些诸侯。这场战争于1697年以签订里斯维克和约而告终，和约确认作了某些变更的战前疆界。法国应承认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使法王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总督奥伦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王位。——第295页。 [296]引自古罗马诗人西里乌斯（意大利的）（26—101）的著作。——第297页。 [297]1675年，丹麦趁瑞典同荷兰作战失利的时候，与勃兰登堡和荷兰结成同盟，对瑞典宣战，企图夺回它按照罗斯基勒条约和哥本哈根条约丧失的领土（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这场战争延续数年，互有胜负。最后，于1679年在斯科纳的隆德城签订和约，按照这个和约，两国间的边界仍保持原状不变。——第303页。 [298]瑞典在1657—1658年与丹麦进行战争，丹麦战败，1658年在哥本哈根附近的罗斯基勒缔结和约。根据罗斯基勒和约，丹麦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和博恩霍尔姆岛割让给瑞典，并且承诺不向瑞典的敌国开放松德海峡。——第303、329页。 [299]罗斯基勒和约签订后不久，瑞典为了进一步削弱丹麦，又发动战争，但是荷兰、波兰、勃兰登堡等国都站在丹麦方面对瑞典作战。瑞典难以取得胜利，被迫于1660年5月在哥本哈根与丹麦缔结和约。根据哥本哈根和约，瑞典交还了以前取自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和特隆赫姆城（在挪威境内），但保留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此外废止了不让非波罗的海国家的船只进入波罗的海的规定。——第303、329页。 [300]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而缔结的，其中包括两个和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利亚境内）。和约保证了战胜国瑞典和法国获得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过去在亚尔萨斯的领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条约规定德意志皇帝保证德国境内各邦永久存在，不干涉诸侯内政。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这更加削弱了德意志皇帝的权力，加强了德意志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第303、339、467页。 [301]862年，柳里克在诺夫哥罗德称王，879年死后，由其弟奥列格继位，于882年占领基辅，建立了所谓的“基辅罗斯”，从而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柳里克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598年。早期的柳里克王公们即指奥列格及其继承人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等罗斯大公。——第307页。 [302]没落帝国（LowerEmpire）在这里指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或希腊帝国。东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从罗马帝国分出，作为与罗马天主教相对立的东正教——希腊正教教会的中心，具有强烈的希腊传统，对东欧、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极大。1204年被信奉天主教的西欧封建主征服，1261年得到重建，但是国力很弱，到1453年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第307页。 [303]弗拉基米尔于988年包围了原属拜占廷的克里木的赫尔松城（即赫尔松涅斯），强索拜占廷公主安娜为妻。拿破仑第一在1810年2月要求奥地利皇帝（在1806年以前也是德意志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把公主玛丽亚·路易莎嫁给他。——第307页。 [304]哥特时期指中古时期。——第307、308页。 [305]诺曼人是指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丹麦）的日耳曼人。以飘洋过海远征中欧、西欧和东欧各国著称。从九世纪下半叶起曾控制了经芬兰湾和里加湾到罗斯的道路。——第307页。 [306]查理曼的帝国，即查理大帝建立的庞大帝国，其版图包括法兰西、德意志、荷兰、意大利大部分、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首都在亚琛和罗马。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查理曼死后，迅即分裂。——第307页。 [307]瓦利亚基人是古斯拉夫人对诺曼人，主要是瑞典人的称呼。——第308页。 [308]诺夫哥罗德在十至十二世纪初属于基辅罗斯，1136年成为独立的封建共和国。它的领域达到芬兰湾、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东到乌拉尔山为止的整个北部地区都是它的拓殖地区，它的封建领主们常常向那里的居民征索皮货以为贡赋，有时也进行劫掠。诺夫哥罗德实行“自治制度”，最高权力机关是市民议会，由它选举大公、主教和官吏，处理司法等。但市民会议完全被大贵族和富商所操纵。十五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成为莫斯科公国的劲敌，到1478年为莫斯科公国所灭。——第308页。 [309]西方通常将十三世纪在蒙古人统率下征服了亚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所有游牧民族泛称为鞑靼人。——第309页。 [310]金帐汗国保存了罗斯各公国的政权。各公国接受金帐汗的册封和诏令，向他称臣纳贡，承担军役。金帐汗从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中挑选一人，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金帐汗国的贡赋，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城及其四周并入自己的领地。俄罗斯王公们把这一称号视为特殊的荣宠，互相争逐。金帐汗则以此对罗斯实行分而治之。——第310页。 [311]金帐汗国（钦察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另三个是：察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初有咸海及里海北钦察旧地，术赤子拔都远征（1236—1242）后，拓地益广，西到多瑙河下游，东到今额尔齐斯河，南尽高加索，北到今苏联保加尔地区。1243年建都在今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另将咸海东北地方分给其兄斡鲁朵，称白帐汗；将咸海以北地方分给其弟昔班，称兰帐汗，都归他统辖。居民主要是钦察人、不里阿耳人、罗斯人、蒙古人。十四世纪起，由于封建内讧，人民反抗，国势转弱。十四世纪末逐渐分裂为许多独立汗国。1480年莫斯科公国独立，金帐汗国的统治遂告结束。——第311、325页。 [312]大贵族是古罗斯的地主贵族，大封建主。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为各王公的近侍顾问。在十五至十七世纪时，大贵族已经成为正式称号；大贵族参加“大贵族杜马”，掌握国家行政的某些部门，在伊万四世行政改革以前，有些地方的大贵族任州长，享有征税、司法及管理军事之权。他们反对国家中央集权政策。十八世纪初叶，彼得一世废除了大贵族称号。——第311页。 [313]利沃尼亚骑士团是条顿骑士团的一个分支。1236年德国佩剑骑士团（1202年建立）被立陶宛等国人民粉碎，其残部于1237年同条顿骑士团合并组成新的骑士团，控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活动于利沃尼亚（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境内），故称利沃尼亚骑士团，听命于罗马教皇和普鲁士条顿骑士团。在它占领的地方建立了农奴制统治，长达三百年之久，统治中心是设防的城堡。最后于1561年瓦解。——第312页。 [314]指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的弟弟福马的女儿索菲亚·帕列奥洛加。她在1472年成为伊万三世的妻子。——第312、319页。 [315]喀山汗国是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于金帐汗国分裂而在伏尔加河中游出现的一个鞑靼封建国家。从十五世纪六十年代起，它与俄罗斯国家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战争。1487年伊万三世推翻喀山汗阿里，把顺从他的穆罕默德·埃明宣布为汗，使喀山汗国成为俄国的附庸。1552年，喀山汗国为俄国所灭，伏尔加河中游全部并入俄国。——第312页。 [316]土耳其在巴耶济德二世（1447—1513）任苏丹期间（1481—1512），同俄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497年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普列谢耶夫率领第一个俄国使团到达伊斯坦布尔。他奉莫斯科大公伊万三世之命，只见苏丹本人，拒绝出席宰相为他举行的宴会。巴耶济德二世仍表示愿意和莫斯科公国建立友好关系，交换使团。——第313页。 [317]西班牙在八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比利牛斯半岛上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国家。西班牙人从十世纪末开始了反对阿拉伯侵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土地的斗争，到十三世纪末这个斗争基本上胜利结束，使西班牙成为摆脱外国统治的独立国家。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热忱，在斗争中诞生的歌颂反侵略英雄西得的史诗，中世纪曾在欧洲各国人民中广泛传诵。——第313页。 [318]诺该鞑靼人指十四世纪末由于金帐汗国分裂而出现的一个鞑靼封建国家——诺该汗国的居民，他们游牧于从伏尔加河到额尔齐斯河，从里海、咸海到喀山、秋明之间的广阔地带。诺该汗国十六世纪下半叶分裂成几个小汗国，以后逐渐衰亡。——第313页。 [319]克里木鞑靼人指克里木汗国的居民。1223年蒙古鞑靼人侵入克里木半岛，使这里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1443年克里木汗哈奇－吉雷乘金帐汗国衰败，建立了独立的克里木汗国。1475年，土耳其侵入克里木，克里木汗国变为土耳其的附庸。1768—1774年俄土战争后，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土耳其承认克里木汗国独立。1783年并入俄国。——第313页。 [320]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从十二世纪初起成为独立的城市公社。在公社内部，平民和封建贵族之间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残酷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与教皇党和皇帝党之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293年施行名为“正义法规”的新宪法，封建贵族被剥夺了权利。——第316页。 [321]1899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版本中第五章到此为止。从下段起到本章末是按照1857年2月25日伦敦《自由新闻》的文本补全的。——第316页。 [322]哥萨克人的共和国指十六至十八世纪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的自治组织查波罗什营地（ЗапорожскаяСечь）。它建在德涅泊河下游的霍尔迪察岛上，由武装移民组成，其中大部分是不堪封建压迫而逃亡至此的农奴。查波罗什营地是乌克兰民族的萌芽状态的国家组织，曾对乌克兰人民的敌人（土耳其、克里木汗国、波兰地主以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封建地主）进行英勇斗争。自十六世纪末叶起，查波罗什营地的内部开始了阶级分化，领导地位被剥削阶级上层分子所篡夺。1654年，在它的首领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带领下，乌克兰合并于俄罗斯，但查波罗什营地仍保持自治权。1667年，查波罗什营地根据俄国和波兰之间的休战条约归俄波共同占有。1686年，根据最终和约完全归属俄国。查波罗什哥萨克人参加了1667—1671年由斯切潘·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和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在北方战争期间，查波罗什营地的首领马泽帕投到瑞典国王查理十二方面，俄军在1709年4月占领了查波罗什营地并摧毁了它的全部防御工事，彼得一世随即下诏撤销查波罗什营地的建制。——第317页。 [323]克梅通是波兰从十四世纪末起对独立的有地农民的称呼。——第318页。 [324]默麦尔是立陶宛沿波罗的海的不冻港口，现名克莱彼达，1795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1页。 [325]托尔尼欧是芬兰的一个城市。位于波的尼亚湾的顶端，扼托尔尼欧河河口。在芬兰1809年与俄国合并到1917年宣布独立期间属于俄国。——第321页。 [326]阿克尔曼是位于乌克兰南部德涅斯特尔河入黑海口附近的一个城市。它从十四世纪起属于摩尔达维亚公国，1484年被土耳其人占领。1812年按照俄土布加勒斯特和约，它与贝萨拉比亚一起并入俄国。1918年重归罗马尼亚，1940年又并入苏联，从1944年起改名为别洛戈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第321页。 [327]列杜特－卡列是高加索黑海岸的一个城堡，位置在今天的波季港以北不远处，1829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1页。 [328]切尔克西亚是高加索西北部的过去的地域名称，指库班河以南一直到大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1828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1页。 [329]明格列里亚在高加索山以南，黑海东岸，原为一独立公国，1803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1页。 [330]彼得一世即位前，俄国已与土耳其断断续续进行战争。1689年彼得即位后，急于取得出海口，加紧准备与土耳其争夺黑海沿岸地区。1695年春，彼得亲自率领俄军进攻阿速夫海东北岸的阿速夫要塞，1696年7月攻克。但是，由于土耳其拥有强大海军，俄国不能单独打破土耳其对黑海的控制，而企图组成西欧各国反土耳其联盟的计划又未能实现，彼得于是决定停止对土耳其的战争，转而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700年7月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签订君士坦丁堡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阿速夫及其附近地区割让给俄国。这是彼得一世的第一次对土耳其战争。——第322、325页。 [331]在与瑞典缔结尼斯塔德和约，结束北方战争之后不久，彼得一世借口一些俄国商人在阿塞拜疆发生反对波斯统治者的起义中受到损失，于1722年派遣远征军去里海西岸，开始了与波斯的战争。1723年9月在彼得堡缔结了与波斯的和约。根据和约，俄国获得了包括杰尔宾特和巴库在内的里海西岸，包括阿斯特拉巴德在内的里海南岸。但是在彼得死后不久，这些地方曾一度被波斯收复。——第322、324页。 [332]刻赤海峡位于阿速夫海和黑海之间，是俄国舰队进入黑海的门户，1774年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由土耳其割让给俄国。——第322页。 [333]里巴瓦是拉脱维亚沿波罗的海的不冻港口，现名赖耶帕亚，是拉脱维亚仅次于里加的第二大城市。1795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3页。 [334]莫德林是波兰中部的城堡，位于华沙以北约三十公里处；伊万城的波兰名称是登布林，位于华沙东南约一百二十公里处。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多次提到莫德林、华沙和伊万城在俄国侵略欧洲中的战略地位。——第323页。 [335]塔干罗格和阿速夫是阿速夫海北岸的两个城市。在1695—1700年俄土战争中被俄国占领，在1710—1711年俄土战争后重归土耳其。1774年，根据结束1768—1772年俄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重新落到俄国手中。——第324页。 [336]帕尔努是爱沙尼亚西南部沿里加湾的港口，和列维里、纳尔瓦一样是原来瑞典波罗的海沿岸省份里夫兰和爱斯兰的海岸城市，1710年落到俄国手中。——第327页。 [337]斯托尔波沃条约是俄国和瑞典在1617年签订的结束它们之间1614—1617年战争的和约。依照和约，诺夫哥罗德归俄国，东卡列里亚和英格尔曼兰（位于芬兰湾的东部海岸）则归瑞典。这些地方直到1721年才划归俄国。——第328页。 [338]波美拉尼亚位于波罗的海南岸。从1062年起是一个公国，从1181年起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这个公国的奥得河以西部分划归瑞典，奥得河以东部分划归普鲁士，北方战争（1700—1721）后，瑞典所属的部分又分别划归普鲁士和丹麦。——第328页。 [339]英吉利共和国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共和国（1649—1660）。——第329页。 [340]泰尔（又译推罗）是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奴隶制城邦，地处今黎巴嫩的苏尔。约建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初，其居民长期从事航海活动，于公元前九世纪末在北非建立迦太基城。公元前64年并入罗马版图，但仍为地中海的工商业中心。——第329页。 [341]库尔兰公国是1562年在今天的拉脱维亚西部地区建立的公国。十三世纪上半叶，库尔兰地区受条顿骑士团（利沃尼亚骑士团）统治。十六世纪中叶，在莫斯科公国对波罗的海的威胁日益加强的情况下，骑士团宣告解散，骑士团的大总管葛·凯特勒于1562年承认波兰国王为宗主，成为库尔兰公国的第一任大公。1795年，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库尔兰公国土地被俄国兼并。——第33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克里木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争[225] 1854年 9月14日旧堡登陆。 9月20日阿尔马河会战。 9月25日联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南区推进。 9月26日攻占巴拉克拉瓦。 9月28日封锁南区（当时在南区除水兵外只有8个营）。 10月1日进行侦察和决定在强攻前进行炮击。 10月9—10日［挖］一道平行壕，距要塞400—600俄丈。 10月17日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在陆地上俄军的火力占优势，以200门重炮对付进攻者的126门炮），舰队同时射击。法军炮兵被迫停止射击。强攻的时间错过了。 10月25日巴拉克拉瓦会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编者注］。 10月26日俄军以9个营的兵力向英军阵地出击。 11月4日俄军比联军的兵力占优势。进攻。 11月5日因克尔芒会战[226]。英军的围攻作业现在几乎完全中止。只有阻援线在继续加强，以防止被解围军队突破。 12月11日奥斯滕－萨肯任城防司令。出击日益频繁并日益顺利。 ［1855年］ 1月27日尼耶尔到来。法军对马拉霍夫冈的坚决强攻延期。英军让出了自己的一半堑壕——总共长一英里！ 2月22—23日色楞格多面堡[227]建成。23日对该堡的攻击被击退。距主墙1100码。 2月28日—3月1日沃伦多面堡建成——距主墙1450码。 3月11—12日堪察加眼镜堡我[228]——770码。这样在距要塞470俄丈处敌人被迫进行了转土对壕作业。 在这些工事前还筑有散兵战壕。 3月22—23日对这些战壕的攻击被击退，这些战壕已被堑壕连成一个整体；第三棱堡前也是这样——距主墙430码处有采石场。 4月为争夺第四至第六棱堡前200步处的俄军战壕展开战斗， 4月19—20日英军攻击采石场 4月20—21日被击退。 5月联军的（法军和撒丁军）和佩利西埃的兵力增加。用新的兵力组织进攻。 5月23日第五棱堡前为争夺反接近壕展开了战斗，俄军获胜。 6月7日攻击堪察加眼镜堡、采石场、色楞格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 6月18日一次强攻，被击退。[229] 8月16日黑河[230]。 9月8日强攻。 弗·恩格斯起草于1855年9月8日以后 第一次以真迹复制形式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1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25]弗·恩格斯《克里木战争》一文的草稿内容是从1854年9月14日联军登陆到1855年9月强攻塞瓦斯托波尔这段时间的克里木战争大事记。这个草稿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注[289]。——第241页。 [226]关于因克尔芒会战，恩格斯写过一篇专题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第242页。 [227]关于色楞格多面堡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作用，见恩格斯的文章《塞瓦斯托波尔会战》、《战争的进程》、《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70—174、191—195、214—217页）。——第242页。 [228]关于堪察加眼镜堡（马美朗多面堡）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作用，见恩格斯的文章《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塞瓦斯托波尔》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7、320—321、324页及其他各页）。——第242页。 [229]指联军1855年6月18日企图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区的棱堡，法军和英军的强攻被击退，联军遭到重大损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78—381、394—397页）。——第243页。 [230]关于这次会战，恩格斯写过一篇专题文章《黑河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75—581页）。——第24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巴拉克拉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巴拉克拉瓦[222] 英国消息 在激烈的战斗以后，起先是第一个多面堡，随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多面堡被迅速占领。后备队有第九十三团，在巴拉克拉瓦附近有舰队，还有将近100……［注：手稿中字迹不清。——编者注］。土耳其人在第九十三团的翼侧、在小山后面和在第二道筑垒线旁边构筑了工事。 参加战役的有剑桥[公爵]指挥的第一师和卡瑟克特指挥的第四师，还有占据紧靠卡瑟克特部阵地的骑兵师。 接着往左是一个法国师和两个非洲猎骑兵团。俄国骑兵的袭击被第九十三苏格兰团和重骑兵旅击退。漂亮的攻击（南面的公路）。 俄军从他们占领的部分领土撤退。企图把火炮运出多面堡（[他们]一门也没有留下）。命令轻骑兵在卡瑟克特的支持下前进。俄军又重新展开战斗队形，沿正面和在两翼配置炮兵连。卡迪根的疯狂进攻被击退。 非洲猎骑兵从左翼进行进攻，解救了在右翼遭到俄国枪骑兵攻击的英军。 重骑兵没有转入进攻，而在右翼进行佯攻，并在炮火支援下使俄军占领的一个多面堡失去了作用。炮击声终于寂静下来。英军撤到第二道筑垒线，放弃了第一道筑垒线，虽然在某个时候被破坏的多面堡又重新被卡瑟克特指挥的土军占领。 俄国消息[223] 中路纵队：列武茨基——前卫（4+（2/3）个营，16门火炮）。谢米亚金——主力（9个营，10门火炮），从乔尔贡到卡德科伊。左路纵队——格里贝（3+（1/2）个营，10门火炮，8个骑兵连，1个哥萨克骑兵连），在科马雷方向（在较晚的时候得到枪骑兵混成团的支援）占领了村庄并构成左翼侧。 第一翼侧的组成如下：（1）雷若夫的骠骑兵旅，占据中间往右的阵地（14个骑兵连，9个哥萨克骑兵连，20门火炮）。（2）扎博克里特斯基本人的部队（7+（1/3）个营，2个骑兵连，2个哥萨克骑兵连，14门火炮）。 阿速夫团冲击第一个多面堡，早上六时半，敌人放弃第二个和第三个多面堡，立刻被乌克兰团占领。 第四个多面堡被敖德萨团占领，但已被彻底破坏和放弃。 在三个坚守住的多面堡之间的阵地。 俄军骑兵对英军营垒的袭击被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翼侧炮火和重骑兵旅的进攻所打退。 扎博克里特斯基部队被调往右面的高地。 英军轻骑兵旅的进攻由于遭到[俄军]枪骑兵的两翼攻击而被击退。猛烈的霰弹和枪弹的射击。 英军轻骑兵旅得到非洲猎骑兵的解救，非洲猎骑兵自己是在弗拉基米尔团的2个营的刺刀面前退却下来的。 晚上的形势 德涅泊团的1个营在科马雷。 阿速夫团的4个营，守卫第一个多面堡的德涅泊团的1个营。守卫第二个和第三个多面堡的乌克兰团的2个营。 第一线的8个营，在同一阵地上的骑兵、炮兵和扎博克里特斯基部队。 下午四时，炮击停止。 一.从乔尔贡到卡德科伊的纵队：列武茨基少将 乌克兰团的4个营，16门火炮 敖德萨团的4个营 2/3个步兵营 8+（2/3）个营，16门火炮 阿速夫团的4个营 德涅泊团的1个营，10门火炮 13+（2/3）个营，26门火炮 乌克兰猎骑兵团 Ⅳ［注：恩格斯用罗马数字表示炮兵连的番号。——编者注］Ⅵ 4门重炮，6门轻炮。对付卡德科伊附近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多面堡。在它后面：谢米亚金少将，阿速夫团。 德涅泊步兵团的第四营。 ⅣⅥ 4门重炮，6门轻炮。此外，还有敖德萨猎骑兵团和第六轻炮连的6门轻炮。 二．纵队：从乔尔贡到科马雷 德涅泊团的3个营 1+（1/2）个哥萨克步兵营 10门火炮，8个骑兵连 1个哥萨克骑兵连 3+（1/2）个营，10门火炮， 8个骑兵连，1个哥萨克骑兵连。 格里贝少将把哥萨克开往拜达尔盆地。 德涅泊步兵团第一、第二和第三营 ⅣⅥ 4门重炮和6门轻炮， 枪骑兵混成团的1个骑兵连 顿河哥萨克第五十三团的1个 哥萨克骑兵连 稍后从拜达尔派出枪骑兵混成团，以及哥萨克步兵（黑海的）和第六步兵营的一部分。 三．右翼：骑兵，雷若夫中将 14个骑兵连，20门火炮。 9个哥萨克骑兵连 第六骠骑兵旅， 第十一和第十二骠骑兵团， 第一乌拉尔哥萨克团 第五十三顿河哥萨克团的3个 哥萨克骑兵连 12个轻骑炮连 第三哥萨克重炮兵连。 四．最右翼：扎博克里特斯基少将 非洲猎骑兵在这里进行攻击。7+（1/3）个营，14门火炮，2个骑兵连，2个哥萨克骑兵连 弗拉基米尔团的3个营 苏兹达尔团的4个营 2个连，6个步兵营 10门重炮（Ⅰ） 4门轻炮（Ⅱ） 魏玛大公的2个骠骑兵连，第六十哥萨克团（波波夫）的2个哥萨克骑兵连。 投入战斗的总兵力 1/2个营 600［每个营的人数］ 14700名步兵 900名炮兵 2600名骑兵 70门火炮 8—22［每门火炮的人数］ 900 24个骑兵连 80［每连的人数］ 1920 13个哥萨克骑兵连 800名哥萨克 1000名哥萨克 19200人 241/2个营 400 9800名步兵① ［注：这是第二次计算出来的参加巴拉克拉瓦战役的俄国步兵的总数。这一次恩格斯按每营400名步兵计算，而不是象第一次那样按600名步兵计算。——编者注］ 英军：一师—8个营＝3000人； 四师—8个营＝3000人； 骑兵师—10个团—20个骑兵连＝1200人； 土军：约8个营，8个营＝4000人； 法军：一师中的6个营＝3000人； 12个骑兵连＝800人； ———————————— ［总计］13000［步兵］2000［骑兵］和英国舰队。[224] 注释： [222]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巴拉克拉瓦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一文中部分地使用过关于1854年10月25日巴拉克拉瓦会战的草稿。为了更明显地对照起见，恩格斯把这些英国和俄国的消息分成两栏；在手稿的一页上，恩格斯画了一张这一会战的军队配置平面图。草稿的标题是恩格斯加的。——第233页。 [223]关于俄军数量和组成的资料，有一部分是恩格斯从1854年10月22日《俄国的残废者》发表的资料《第十二步兵师师长利普兰迪中将10月14日给侍从副官长缅施科夫公爵的报告》中摘引的，也许是根据1854年11月13日《泰晤士报》的转载。——第233页。 [224]关于参加1854年10月25日巴拉克拉瓦会战双方军队的人数和组成的资料，恩格斯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中讲得更加准确。——第240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中央洪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中央洪达[217] 1808年9月26日（阿兰惠斯）—1810年1月29日 ［注：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这个标题作了注：“（1809年1月，弗洛里达布朗卡）”。——编者注］ 应该预料到，在法军撤出马德里以后，拿破仑很快又会重新统帅更加强大的军队。因此，共同的防御措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大家都感到：各省洪达的多头政治，应该让位给一个中央政府，因为拜兰会战[218]获胜之后它们之间的争吵愈演愈烈。但是，唯恐丧失自己手中权力的各省洪达接受了塞维尔洪达[219]的建议：由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中央政府，同时各省洪达保持对有关区域的内部管辖权。这样，由各省洪达的三十四名代表组成的中央洪达于1808年9月26日在阿兰惠斯召开会议，执政至1810年1月29日。中央洪达在征服者追击下从马德里逃到塞维尔，又从塞维尔逃到加迪斯。当中央洪达从阿兰惠斯的王宫一再命令打仗的时候，法军已经占领了索莫山隘口；当它从塞维尔用有力的号召来宽慰人民的时候，摩勒纳山隘口已经失守了，苏尔特的军队已经拥进安达鲁西亚。 在中央洪达执政期间，西班牙军队被彻底消灭了，可耻的失败一个胜过一个，毁灭性的奥康尼亚会战（1809年11月19日）是西班牙人最后一次大会战，从此他们只能进行游击战了。 当“陛下”——洪达为自己取了这样的尊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76页。——编者注］——从塞维尔逃跑的时候，加迪斯成了唯一的避难所，如果阿尔布凯克公爵不把自己的军队调往加迪斯，而是按照中央洪达的命令开往哥多瓦，那么他自己的军队就会被切断，加迪斯就会让给法国人，西班牙的整个中央政权就会完蛋。如果有什么地方例外，遇到了英勇的抵抗，那也不是来自战场上的正规军，而是来自被包围的城市，如萨拉哥沙和赫罗纳。 西班牙争取独立战争的这些为数不多的事实对评价中央洪达已经足够了。把法国军队从西班牙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是建立中央洪达的主要目的，然而它辉煌地葬送了这个任务。在革命时期的条件下，军队的成就比平时更能反映出中央政权的性质。为了游击战的功绩而放弃正规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证明：全国中心在地方抵抗中心面前黯然失色了。全国政府的垮台应该如何解释呢？ 中央洪达的组成本身根本不符合它面临的任务。要实现专制政权，它过于庞大了，过于复杂了，要想具有国民公会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中央洪达从各省洪达得到自己的权力这一情况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虚荣心、恶念和任性的妄自尊大。在中央洪达的成员中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开明的专制君主查理三世的八十高龄的大臣弗洛里达布朗卡和善良的改良家霍韦利亚诺斯，后者由于在选择手段方面过于拘泥而从来没有把事情干到底——当然是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解救国家的危亡的。 固有的虚弱感和人民心目中对它的权力的怀疑，使洪达经常处于恐惧状态，并且对它必须委以军事指挥重任的将军们持怀疑态度。中央洪达的成员莫尔拉将军预先把马德里弃让给拿破仑，而投到了波拿巴主义者的阵营里。库埃斯塔首先拘捕了中央洪达中累翁的代表并准备制订恢复原先总督[220]的权力和皇家audiencias［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最高上诉法院。——编者注］的复辟计划；后来，随着决定祖国命运的各次会战的失败，他看来赢得了政府的信任。洪达不信任罗曼纳将军和拜兰战役的胜利者卡斯塔尼奥斯将军，令人信服的证明是他们二人对它的公开敌意，前者通过他1809年10月4日于塞维尔发表的告民众书中表现出来，另一人则通过对待它的态度并成为摄政府的成员表现出来。阿尔布凯克公爵这个大概在当时所有西班牙将军中唯一能够进行大战的人，看来主要是具有军事独裁者的一切危险的特性——这是撤销他一切重要指挥职务的十分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大胆地相信威灵顿公爵，他于1809年9月1日写信给他哥哥韦尔斯利侯爵说： “我一观察中央洪达的行动，就开始担心，它把自己的力量与其说是用在军事防御和战斗行动的任务上，不如说是用在政治阴谋和卑鄙的政治目的上。”[221] 预感到军事家们有使命在国内动乱中起卓越的作用，这一点看来已使西班牙的第一个人民政府产生了虔敬的恐惧心。由于自己的组成情况而丧失一切真正革命力量的中央洪达，必然会求助于小阴谋，以便抵消自己的将军们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无法同人民暴动的压力相对抗，它常常迫使将军们在那些只有经过最慎重的长期防御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采取仓促的行动。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9月5日和22日之间 俄译文第一次部分发表于1959年《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的科学情报通报》第2期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17]由于1854年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仔细研究了十九世纪西班牙革命的历史，他的研究成果有五本摘录和1854年9—12月《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53—511、669—672页）。《中央洪达》的草稿大概是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的初稿。手稿是一篇有许多删改的草稿，这次发表时没有将删改处刊印出来。——第229页。 [218]在拜兰会战中，杜邦将军和韦德耳将军指挥的一万四千名法国士兵于1808年7月20日向西班牙的卡斯塔尼奥斯－阿拉贡尼将军投降。对拜兰会战在1808—1814年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71页。——第229页。 [219]在建立中央洪达之前，塞维尔洪达名义上是最高洪达。——第229页。 [220]总督是西班牙十六世纪制定的军队最高职称。总督掌握州、区或国家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权力。——第231页。 [221]威灵顿的信，马克思引自威·纳皮尔的书《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38年伦敦版第2卷第473页。——第23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209] “欧罗巴号”带来的报纸和信件证实了早先报道的关于炮击敖德萨的消息。现在收到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具有官方性质，对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不用怀疑。港口的设施被破坏，两个火药库被炸毁，十二艘俄国小船被击沉，十三艘运输船被捕获，而联军舰队的损失是八人被击毙，十八人受伤。人员伤亡不多，说明这决不是丰功伟绩。后来舰队驶往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认为，破坏塞瓦斯托波尔要求它作完全不同的努力。 从多瑙河的战场上收到了关于奥美尔－帕沙取得对利迭尔斯将军的决定性胜利的新消息。但是，除了经由维也纳这个制造谎言以利于交易所投机者的大厨房转来的电讯[210]之外，我们没有关于这一点的其他消息。按照这个说法，土耳其人以七万人的兵力，在锡利斯特里亚和位于多瑙河上游距切纳沃达大约十英里的拉索瓦之间的一个地方，赶上了利迭尔斯。这时奥美尔－帕沙从正面压迫俄军，而被专门派去进行迂回的另一个军从侧翼去攻击他们，这样他们就在两面火力夹攻之下被击溃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奥美尔－帕沙怎么能够如此迅速地把那么巨大的兵力集中在锡利斯特里亚下游的某一点上，而利迭尔斯却毫无准备。[211]根据在这个战役之前所得到的最新情报资料判断，他的军队的主力——包括保障整个漫长的正面战线的守备队在内，总数不会超过十二万人——集中在苏姆拉，距离所说的会战地点几百英里。当需要把七万人运到战场上的时候，要克服那样长的距离，使敌人措手不及，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我们再说一遍，这是可能的。大概下一班轮船到来时，即可见分晓。 希腊暴动又一次受挫，但是不应该认为暴动已被彻底镇压下去。没有疑问，至少在边境地区还有士兵和指挥人员要重新起来进行斗争，要对土耳其军队进行艰巨的游击战。这一斗争是否能达到较为象样的地步，将取决于各种情况。正如我们的读者在另一页上看到的[212]，在土耳其本国，一个广泛的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密谋已经酝酿成熟；由于偶然的情况，它的一切线索都被土耳其政府所掌握了。[213]但是，还会发生其他类似的密谋，而且偶然的情况阻止不了它。同时，联盟的大国用威胁的办法责难希腊朝廷，并派军队在土耳其登陆，好象打算完全占领这个国家。虽然根据法国大使［注：巴拉盖·狄利埃。——编者注］的坚决要求，派了一支部队向北开往大概总是发生冲突的瓦尔那，但是这些军队的大部分仍然会留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不过，联军的主力很快就发动进攻战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这个问题在司令官们［注：腊格伦和圣阿尔诺。——编者注］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波罗的海，查理·纳皮尔爵士仍然留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没有攻击俄国任何一个沿海要塞。看来使他担忧的是俄国人在浅水域和芬兰湾岛屿间用来攻击他的一支小炮艇队。纳皮尔已派人去英国寻求轻载吃水的蒸汽船，这种船能够追击炮艇，直至它们找到自己的隐蔽所。另一方面，根据一家柏林报纸[214]驻圣彼得堡记者的报道，俄国宫廷担心喀琅施塔得不能抵抗意料中的不列颠RoughandReady〔威武的士兵〕［注：十九世纪英国士兵的绰号，滑铁卢战役后成为普通名词。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拉符上校战功卓著，威灵顿公爵就利用这个英雄的姓“Rough”的含义称他为“RoughandReady”，直译是：“鲁莽的，但时刻准备行动的”。——编者注］的攻击，军舰不能顺利地进行机动，甚至不能在港湾里进行示威性的射击，担心对方为防止敌人陆战队在这个地区登陆已有所准备。 但是，在法国军舰抵达波罗的海之前，很少有可能进行任何进攻战。之后，喀琅施塔得大概会荣幸地受到第一次炮击。它是否会被占领或被破坏，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在联军有了准备用来攻击它的破坏手段的情况下，喀琅施塔得的陷落是不足为奇的。 西方强国从剑桥公爵在皇帝［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婚礼上受到的殷勤接待中得到鼓舞，看到奥地利有希望转到他们一边来而感到自慰。然而，从普鲁士却没有收到类似的令人快慰的消息。德国总的说来还是站在原先的立场上，而同盟国对于吸引德国参加有利于自己的任何事业不抱希望。毫无疑问，奥地利将会占领塞尔维亚和已经爆发反对苏丹的真正起义的门的内哥罗[215]，然而正如我们早已说过的[216]，这种占领仅仅是走向瓜分土耳其的又一步骤，实际上更加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它的敌人。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5月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5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4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09]确定本文作者的根据是：恩格斯1854年5月1日、6日和9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笔记本中关于5月5日寄往纽约一篇军事论文的注（“5月5日，星期五，军事论文”），以及本文和《泰晤士报》发表的消息（这些消息是恩格斯论述多瑙河前线军事行动的资料来源）的对照。在本文中（第一段的第一句、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和其他一些字句）可以明显地看出《论坛报》编辑部对恩格斯的原稿所作的改动。——第226页。 [210]指1854年5月4日《泰晤士报》第21732号在《俄国人的失败》的标题下发表的维也纳电讯。——第226页。 [211]恩格斯对奥美尔－帕沙在切纳沃达附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的充分可靠性的怀疑已经完全得到证实。1854年5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通讯员从维也纳寄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这个事件是敌对军队间一次普通的武装冲突，关于俄军损失的数字是被夸大了。——第226页。 [212]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到恩格斯的原稿里的；指《论坛报》同一天发表的《希腊人暴动》一文。——第227页。 [213]1854年1月，伊斯坦布尔宣布，警察当局成功地揭发了希腊人的密谋。按照西方报刊的说法，这一密谋的目的是要发动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起来进行暴动，首要人物是埃尔斯纳男爵。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文章《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17—124页、第228—235页）。——第227页。 [214]指《国民报》发表的和1854年5月4日《泰晤士报》第21732号转载的简讯。——第227页。 [215]关于门的内哥罗的暴动，见马克思的文章《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28—235页）。——第228页。 [216]恩格斯指马克思的文章《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和《土耳其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00—109、117—124、160—177页和第9卷第27—28页）。参看这些文章是符合恩格斯的想法的。恩格斯1854年5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谈到这个想法：“从政治方面看，回到我们就这一问题所写的第一批文章上来，现在也是时候了，因为在这里事件也清楚地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51—352页）。——第228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土耳其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土耳其战争[207] 在多瑙河方面，除了俄军已完全撤出小瓦拉几亚和正准备对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实行强攻外，没有任何新的消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对岸集中了大量炮兵，并且有消息说，正准备调大约三万人来这里参加这次进攻。这个消息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计划是十分可能的。而这个计划成功的把握有多大是另一个问题。锡利斯特里亚无疑是土耳其大要塞中最薄弱的一个，在易于步兵突破的距离内，有一些我们确信自上次战争[203]以来没有设防的高地控制着它。但是，正是这个在1810年经四天强攻后失守的锡利斯特里亚，却在1828—1829年经受住了长达十个月之久的两次封锁，并在正规的围攻开始后坚持了三十五天，在主墙被打开缺口之后坚持了九天。看来不如说，这个命运如此变化无常的要塞，它的坚固性和防御能力是无法估量的。[208] 但我们还是假设，锡利斯特里亚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强攻下将会失守，不过这决不会为敌人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为了进攻苏姆拉和瓦尔那，敌人必须在锡利斯特里亚附近留下不少于六千人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锡利斯特里亚可以成为另一个位置比较适宜的据点的桥头堡。敌人大概不会去进攻苏姆拉，因为即使占领了这个极好的设防营垒，它也只是夺去了对方一个极好的阵地，并没有为自己获得同样的阵地。苏姆拉挡住了俄军越过巴尔干的通道，但是夺取苏姆拉并没有给俄军打开这条通道。 苏姆拉的意义在于它是通向瓦尔那的钥匙，而瓦尔那则是通向小巴尔干的钥匙。瓦尔那的防御工事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但在守军满员的情况下，要围攻这个要塞，对付这些工事就足足需要一个两、三万人的军。不仅如此，除了这些用来顺利完成围攻任务的兵力之外，还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去掩护执行围攻任务的部队，以免受到来自苏姆拉设防营垒的偷袭，因为士军可以在那里集中自己全部兵力。1828年，瓦尔那守军在要塞围墙被攻破两个缺口之后坚守了三个星期；而当时的情况是，俄军舰队控制着黑海，土耳其人却没有任何能够反击围攻者的军队。现在我们假定，锡利斯特里亚已被夺取，瓦尔那和苏姆拉正面的许多极难克服的河川防线已被强渡，而且瓦尔那已被封锁；俄军是否可能留下足够的兵力来制止苏姆拉发挥作用呢？而土耳其人却能够从苏姆拉出发，不仅对围攻瓦尔那的敌军，而且在多瑙河一线，以及对俄军的哪怕是一条交通线，采取行动，从而迫使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兵力调离主力部队，以致最终必然会使他们因兵力极度分散而力量削弱。 即使瓦尔那失守，如果奥美尔－帕沙执意继续在自己的据点苏姆拉坐阵，准备俄军一犯错误就加利用，帕斯凯维奇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帕斯凯维奇拥有的唯一的交通线同时遭到来自正在向它逼近的苏姆拉军队和黑海联军舰队的威胁，他是否敢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呢？我们按照他在亚洲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可以判断，这并不符合他的性格。帕斯凯维奇是一个过分小心谨慎的军事长官，他身上没有任何拉德茨基那样的性格。如果他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会认为这种机动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前任吉比奇1829年在阿德里安堡附近曾陷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这样，我们甚至不考虑英法联军在色雷斯登陆，也不期望联军舰队有比迄今更多的作为，也就是说，不指望它事实上的无所作为，我们也可以说，俄军要想摇旗呐喊、军乐齐鸣地径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土耳其人仍然没有援军，俄军终究会到达那里。这一点，除了时髦的军事作家，从来没有人否认过，因为他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什么“权利反对暴力”必胜、“正义的事业”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信念来作出判断［注：阿尔诺德《即将爆发的战争》。——编者注］。 应该补充一点，不列颠军队在波罗的海比在黑海更少作为。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4月24日 载于1854年5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0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5月20日《纽约每周论坛报》第662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03]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第217、223页。 [207]弗·恩格斯的《土耳其战争》一文写于1854年4月24日。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是恩格斯1854年4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42页）和马克思笔记本中关于把这篇文章寄往纽约的注：“4月25日，星期二，军事论文”。《土耳其战争》直到5月14日才迟迟寄到纽约。然而报纸编辑部对恩格斯的军事论文很感兴趣，利用寄来的材料，把它作为社论发表。同时编辑部对文章作了改动，使它看起来好象是根据一周以后即1854年5月3日才离开欧洲的“大西洋号”轮船带来的迟到消息写成的。为此，在恩格斯的文章前面加了一段对联军舰队炮击敖德萨的消息的评述，这个消息发表在同一号《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战争”栏内。这一段的末尾对海军上将邓达斯的勇敢精神的讽刺性评价，可能是《论坛报》编辑部从同一号报纸登载的马克思所写的《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28—235页）一文中抄来的。《土耳其战争》第一段全文转载如下： “昨天，‘大西洋号’轮船带来了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在黑海对俄军进行第一次真正攻击的消息。看来，英国的蒸汽巡航舰‘怒涛号’挂着军使旗驶向敖德萨，以便接运英、法领事离开敖德萨，当他们刚一上船，就遭到岸上的射击。英国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军使旗的权利的不负责任的侵犯，必须立即予以报复。俄国人这方面则坚持说，在领事们登上船后，军舰仍然停留在港内，使军官们有可能把防御工事画下来，因此，射击的唯一目的是制止这种非法的行为。不管那里的情况如何，英法的海军将军们决定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派了强大的力量去轰击城市。显然，这次军事行动进行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因为，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官方的通报，但根据现有的消息，在压制海岸炮兵连的炮火，使停泊在港内的少数几艘商船起火并且使离海岸不远的沃龙佐夫公爵的庭院遭到破坏的时候，有些英国军舰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坏。坐落在小山顶上的城市本身，由于距离海岸较远而安然无恙。这样报复之后，军舰又重新撤走。看来，邓达斯海军上将接受了他的一个军官在伦敦发表的信件中向他提出的建议，作为行动的指南，不要过于热心地参与到困难和危险的事情中去。”——第223页。 [208]关于锡利斯特里亚要塞的历史，恩格斯后来在《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95—296页）一文中讲得比较详细。——第22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欧洲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204] 在昨天早晨“北极号”带来的欧洲消息中，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报道是俄军以将近五万人的兵力，编成三个军，在哥尔查科夫公爵、利迭尔斯将军和乌沙可夫将军直接指挥下强渡多瑙河下游，并占领了土耳其多布鲁甲地区的一部分。这个包括在保加利亚省里的地区是一个不大的平原，它西面和北面有多瑙河（流经切纳沃达后向北流，在到达河口前形成一个大河湾）环绕，东面是黑海。这个地区大部分是沼泽地，并且经常闹水灾。这里构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如：巴巴达格、伊萨克查、曼成、土耳恰，有消息说这些工事已被俄军占领。但是，本报消息非常灵通的伦敦通讯员认为这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臆造。在多布鲁甲平原和土耳其内地之间伸展着作为屏障的巴尔干山脉。在这次战争之后，俄军没有接近君士坦丁堡，没有对土耳其人取得任何优势。实际上很显然，这是一种纯粹防御性的机动，它只说明俄军打算放弃瓦拉几亚最西部的地区。俄军在瓦拉几亚只有七个步兵师，在伊兹马伊尔有一个后备师，而在它的后面，是由三个师组成的切奥达也夫军，目前这个军可能已开往雅西。八个师加上骑兵大概不超过十一万人。如果注意到英法联军可能在黑海西北岸登陆，而这将给俄军后方造成威胁，那么很显然，夺取多布鲁甲的目的是在尽量少丧失领土的情况下来保障俄军翼侧的安全。在这里要保证使俄军免遭切断危险的态势只有两种方法：或者径直向塞勒特河地区退却，使多瑙河下游成为一道以福克夏尼、加拉兹和伊兹马伊尔为据点的防线；或者完成到多布鲁甲的突进，把战线移至居斯坦杰、希尔索瓦、沃耳特尼察和布加勒斯特一线。这样，图拉真垒墙、多瑙河、阿尔哲什河就成为第一道防线，布泽乌河成为第二道防线，塞勒特河成为第三道防线。毫无疑问，后面这个计划是最好的计划，因为他们在一侧丧失了领土，却在相反的一翼赢得了新的领土，退却看来是向前推进，而且还保持了俄军的军事声誉。占领多布鲁甲会缩短俄军的战线，即使万一敌军在阿克尔曼或敖德萨附近登陆，也给俄军留下一条通往德涅斯特尔河畔霍亭的畅通无阻的退路。然而，我们应该等待关于会导致俄军态势发生这些变化的种种机动的详情。 其次，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希腊王国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支持希腊人的起义，国王和王后［注：奥托一世和阿马利亚。——编者注］到边境去鼓励武装起义者。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希腊和得到联军支持的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已经几乎不可避免，这即使不会大大加剧普遍冲突的危险，也会使本来已很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我们得知沙皇在普鲁士调解下提出新的和平建议的消息。[205]尼古拉认为冲突的解决要取决于土耳其的同盟国对完全解放土耳其全体基督教臣民作出保证。在这些条件下，他将在联合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时着手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如果这些条件早一些公开提出，就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毫无疑问，那种解放正是同盟国所希望的，而两位政府要员［注：利法特－帕沙和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编者注］拒绝实行甚至部分的解放，并迫使苏丹［注：阿卜杜尔－麦吉德。——编者注］让他们辞职。[206]但是，现在这种建议显然已经不能防止战争了；法军和英军已经加强了联军的舰队，查理·纳皮尔先生大概正在攻打并将夺取阿兰群岛，直到发出新的命令和他接到这个命令为止。不过，也许这一建议的意义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毫无疑问，我们从下一班轮船得到完整的情报时，就会清楚了。 在整个这种头绪纷繁和捉摸不定的形势中，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伊斯兰强国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在走向灭亡。土耳其基督教徒的解放，不论是通过和平让步还是诉诸武力，都会使伊斯兰教从一种政治力量变成一种宗教教派，并彻底破坏奥斯曼帝国的旧基础。这样不仅会完全证实沙皇关于奥斯曼政府已病入膏肓的论断，而且还有人建议为了救病人而切断他的咽喉。在这次战争之后，苏丹可能在政治上形同虚设而仍留在自己祖先的宝座上，但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却需要到别处去寻找。为什么俄国专制君主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自己的西方敌手秘密达成协议，原因十分清楚。他想在土耳其尽可能实现最彻底的革命，而且想使这种革命完全服从于他自己的利益。在现存政权被这样削弱之后，沙皇同这个国家的正教教会的关系以及同斯拉夫人的关系就可以保证他握有这个国家的真正最高权力。于是他将吃到牡蛎肉，而西方政府将不得不满足于牡蛎壳。这样的结局是可能的，虽然现在看来它似乎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有相当多隐蔽的因素，现在它们急速地闯入了事件的进程，将给这次伟大战争的发展以强有力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就包含着这样的问题，即如此长时间寂静不动的欧洲革命将有多大的作用，本半球的大政治家们正在竭力回避这个问题，然而尽管他们不满意，它却会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4月3—4日 载于1854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5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4月22日《纽约每周论坛报》第658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0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写的《欧洲战争》一文（关于这篇文章，马克思的笔记本中没有专门记载）本来是他的《议会的战争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88—199页）一文的一部分。马克思于1854年4月4日把这篇文章寄往纽约，《论坛报》编辑部从中抽出三段，把它们作为该报编辑部所写的社论单独发表。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稿所作的改动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第一段——头两行以及“但是，本报消息非常灵通的伦敦通讯员认为这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臆造”这句话是编辑部加的。这一段的绝大部分，从“实际上很显然……”一句直到末尾都是恩格斯写的，它和恩格斯1854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原文几乎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34—335页）。这一段的其余部分是马克思写的。 第二段，把它和《议会的战争辩论》一文的第四和第五段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编辑部也是任意处理马克思的材料，虽然要确定作了多大改动是比较困难，但是它加进下面这句话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这些条件早一些公开提出，就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毫无疑问，那种解放正是同盟国所希望的”。这一段中的最后一句话“毫无疑问，我们从下一班轮船得到完整的情报时，就会清楚了”也是编辑部加的。 第三段，从内容来看，许多地方同马克思所写的《希腊人暴动》、《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以及后来写的《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粮食贸易的缩减》等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142、178—187、217—220页）有相同的地方。——第219页。 [205]1854年3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请求尼古拉一世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以避免冲突。尼古拉一世在复信中表示同意撤军，条件是西方强国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徒得到解放和把自己的舰队撤出黑海。关于这次谈判的消息，马克思是从1854年4月4日《泰晤士报》发表的材料中得到的。——第220页。 [206]指土耳其政府内部由于法国、英国和土耳其1854年3月12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伊斯兰教总教长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和最高立法院主席利法特－帕沙反对在土耳其基督教徒的地位问题上作任何妥协，因而被免职。——第22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俄国军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俄国军队 致《每日新闻》编辑[201] 先生：为了弄清楚我们的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对手，现在已经到了应当正视它的时候了。关于俄国的军事实力和潜力，众说纷纭。一些人估计过高，另一些人则估计不足，而真实情况看来仍然被帷幕掩盖着，能够揭开这个帷幕的不是那里出版的什么《揭露俄罗斯的秘密》[202]之类的书籍，而只能是现实的军事事件。 不过在我们西方的书刊中有不少只需要加以分析和综合就可利用的宝贵资料。俄国自己所提供的这类资料也极其丰富。因为俄国的军事著作常常象使用本国语那样使用法语和德语，甚至使用得更多。斯米特少校关于1831年波兰战争的重要著作和托尔斯泰上校关于入侵匈牙利的叙述就是例证。俄国军官用俄文写的军事著作显然比用外文写的著作逊色。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和布图尔林关于1812年战争的书，鲁基亚诺维奇关于1828—1829年战争的书以及诸如此类的著作同我们通常在二流的法国历史著作中看到的对战争的描写，极为相似。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湮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为迎合极端的民族虚荣心而歪曲事件真相，战场上的胜利被作者纸上的更大胜利弄得暗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置于不利的境地。这里很少有真正的军人所固有的那种认识，即认为战胜勇敢的敌人比战胜胆小鬼更光荣；这种认识把例如威廉·纳皮尔先生的著作《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看成不止是一个“军官”的著作，而主要是一个“绅士”的著作。历史著作中所以存在这种文风，也许应该用必须保持俄国人的黩武热情来解释。但是，一旦作者选用了一种西方语，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欧洲成了法官，西方具有的新闻公开会很快把那些因为剥夺了反对者的答辩权而被盲目信以为真的种种说法吹得精光。颂扬神圣的俄国及其沙皇的倾向依然如故，而手段的选择则愈来愈受到限制。必须更严格地遵循准确的事实，选择更稳妥的和实事求是的叙述方法，虽然企图进行歪曲，而这种歪曲通常很快就会不攻自破，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具体的情报资料，而这些资料往往能使这样的书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此外，如果这本书是一个地位比较独立的人写的，那么这本书就能够成为优秀的军事历史著作，斯米特的《波兰战争史》就是这种情况。 俄国军队的编制和组织是全欧洲军界所熟知的。这种组织极其简单——至少“作战军队”是这样，人们很容易了解它。真正的困难只是在于要弄清楚这个组织已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个军队的哪些部分不仅存在于纸上，而且可以调去对付外部的敌人。从这个观点来看，用西方语写成的俄国军事著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民族的自豪感不允许它们的作者在敌人取得局部胜利和进行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夸大俄军参战的人数。为了维护俄军的声誉，他们不得不泄露机密和说明俄军的实额和空额之间的差额。在这方面，引用了官方花名册的斯米特的著作特别有用。相反，完全符合俄军在匈牙利的行动方式的托尔斯泰的《匈牙利战况》，看来，与其说是打算显示随时准备扑向革命西方的俄军的英勇精神，不如说是要显示它的有威胁性的优势兵力。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少有点把握可以至少判断那部分直接威胁欧洲其余部分的俄国军队，那么要弄清楚舰队的真实情况就要困难得多。后来我们综合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全部情报资料，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某些更加明确的情报，直到“查理”［注：海军将官查理·纳皮尔。——编者注］提供关于舰队的较精确的情报或寄来几个可供就地研究的典型事例。 要了解象俄国这样的国家的筑城工事系统，以及预设的防御和进攻的作战地区，当然是很困难的。海岸防御工事在某种程度上已在地图和平面图上作了标记，由于其本身的特点，把它们完全隐蔽起来是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虽然有许多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详情很少为人所知，却并不完全象某些人所感觉的那样神秘。但是，关于波兰的筑城工事，那些堡垒群——它们的存在本身暴露了进行进攻性战争和征服性战争的企图，除了它们的建筑地点，人们知道的情况很少。某些欧洲的军事机关可能用黄金从俄国官员那里得到这些堡垒的平面图。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会为自己珍惜这份情报。如果波兰侨民能够弄到这些平面图——这对他们来说不应当是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把这些平面图公布出来就会使俄国受到比他们曾经造成的危害更要大得多的危害。 俄国军队由四大部分组成：主要的作战部队，它的预备队，特种部队和地方性部队，哥萨克（包括一切非正规部队而不管其来历如何）。 俄国所处的特殊条件要求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应组织完全不同的军事组织。在东南方，从太平洋到里海，它的边境由沙漠和草原守卫着，只会受到杀人越货的游牧部族的攻击，在这些地方对付这种攻击，最好是用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军队；在高加索，它必须同顽强的山地部族打仗，同他们斗争的最好方法是把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明智地结合起来；它的西南和西部边境，要求有一支按照欧洲正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和西方军队同等武器装备的大部队直接参战，因为它可能不得不与西方军队作战。但是，因为国内资源只得到部分开发，不可能经常保持这样一支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因而一部分士兵不得不告假回家以待战时应召。俄军的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组成的。 俄国军队的这种编制的原则开端于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期，它的编制经过以后几次瓜分波兰、征服黑海、同法国的几次大战而逐步得到完善。1830年波兰革命后，它达到了现在这样的状况。 主要的作战军队几乎毫无例外都配置在俄国的欧洲边境上，它尤其是瓜分波兰、同法国作战和波兰革命的产物。它的双重任务是：保持对帝国西部比较文明的和非俄罗斯的部分的统治；对西欧摆出乌云压顶之势，准备随时在它的头上电闪雷鸣。过去这项任务完成了多少，或者不如说有多少没有完成，大家是太清楚了。在现代战争中，这项任务能够完成多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主要的军队或作战军队（作战部队）［注：括号里的词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字。——编者注］由十一个军组成：一个近卫军，一个掷弹兵军，六个步兵军，和三个预备骑兵军。 全部编制大体上是拿破仑所实施的体制的翻版。前八个军正好相当于法国在伟大战争期间的军。近卫军和掷弹兵看来是专门为了建立总预备队，骑兵军则计划用于特殊的决定性行动，拿破仑为了采取这种行动，总是握有大量这种部队和炮兵作为预备队。这样，上述八个军虽然名为步兵，但由于它们本身机构的关系，全部配备了骑兵和数量众多的炮兵。每一个军有配备齐全的司令部、工兵、运输浮桥和弹药的工具、炮兵厂和其他用于独立作战的军队装备。近卫军和掷弹兵军比其他几个步兵军的编制小，每个团有三个营而不是四个营。另一方面，近卫军比骑兵和炮兵的编制要大得多。但是可以预料，在战斗部署表中，他们的大部分将并入骑兵和炮兵的总预备队。第一骑兵军和第二骑兵军只是由重骑兵和马匹牵引的炮兵（正规的轻骑兵配备给步兵军）组成；第三骑兵军或龙骑兵军有特殊的编制；因为这些龙骑兵象以前一样既用于步兵作战，又用于骑兵作战，所以他们组成各兵种的预备队，同时具有只有骑兵才有的机动性和运动速度。时间将表明是否会达到这一点；所有其他军队几乎全部和到处把龙骑兵变为普通骑兵的经验，是一种不大有利的征兆。上述思想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无论龙骑兵军和近卫军营都配备骑工兵、地雷工兵和架浮桥的工兵，俄国制度的崇拜者用一切办法大肆赞扬的这项规定，现在也需要经验来检验。 可以补充一点：这种包括师、旅、团的十一个军的编制不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也不单纯是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相反，上一次土耳其战争[203]，波兰战争，入侵匈牙利，以及现在同土耳其的战争都表明：和平时期的部署完全考虑到了战争，以致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向边境运动，都不需要把一个师、一个旅或一个团从一个军调配给另一个军。这是一种巨大的军事优势，是俄国人习惯地、几乎总是处于临战状态的结果。其他一些比较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临战时发现，它们的军事机器的车轮和杠杆已经生锈，整个机器已经运转不灵。军、师、旅的编制不管多么完善，都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以便尽快把军队调往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重新任命司令、将军和参谋人员，把一些团从一个旅调到另一个旅，从一个军调到另一个军，以致在集中兵力实行进攻时出现了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军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互不相识、也不认识自己的长官和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都会强烈感到虚荣心受到刺激。但是只好指望这个新的“刚造好的”机器会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这无疑是一个缺点，尽管这个缺点的影响在西方这样的军队里比在俄国军队里要小得多。只有经常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才能避免这种不利的处境（从1848年起奥地利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因此它的一个军也有相当稳固的编制），但是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较高水平，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也可以弥补这种不利处境，因为这种不利处境在这种和任何其他情况下都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的要求所造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4月3日和12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01]由于克里木战争爆发，恩格斯表示愿意作为军事观察家为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撰稿，并于3月30日将论文《喀琅施塔得要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73—679页）寄给编辑部，1854年4月3日以后，应该报编辑部的请求，又寄去《俄国军队》一文，这篇文章应当是有关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的一组文章的头一篇。这篇文章排版后，恩格斯大约在1854年4月12日收到校样，并附有该报编辑林肯的信件，林肯在信中询问了恩格斯同意为该报撰稿的条件。恩格斯对给《每日新闻》撰稿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期望经常给《每日新闻》写稿可以使他摆脱商务活动并迁居伦敦。但是，从恩格斯1854年4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林肯得知恩格斯的政治观点以后，就取消了原先的协议。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Monthly》〕上发表的文章《俄国的兵力》和《欧洲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6—571页和第11卷第501—514页）里发挥了《俄国军队》一文中的某些论点。——第213页。 [202]恩格斯指沙米尔领导的达格斯坦和彻岑山民运动的参加者、英国作者亨宁森写的《揭露俄罗斯的秘密》一书，1844年在伦敦出版。这本书在欧洲获得了相当大的声誉。它的作者后来参加了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和美国国内战争。——第213页。 [203]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第217、223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182] 1854年3月31日星期五于伦敦 所得税法案通过了。[183]约·帕金顿爵士公开反对它，并且尽管十分乏味但却理由充分地指出，不久前公布蓝皮书即机密来往公文集[184]完全以新的方式使人看清了财政大臣过去的财政政策。格莱斯顿先生于1853年4月18日提出和平预算，那时他应当是完全确信战争已临近。[185]在他声明的前三天，联合内阁收到罗斯上校的一则消息，说 “缅施科夫公爵还没有让宰相知道他的使命和要求的性质，就硬想得到宰相的正式保证，要他不把缅施科夫的使命和要求告诉不列颠代表和法国代表。”[186] 联合内阁[187]也从秘密通信中知道了皇帝［注：尼古拉一世。——编者注］有意除掉“病夫”[188]，以便不让他从自己的手中溜掉。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189]掌握了这一消息，还更进一步对议会说： “如果你们把所得税的有效期延长七年，那么我请求前两年每英镑只收七便士，其后两年每英镑收六便士，而其余三年每英镑只收五便士，然后所得税应该完全取消。” 我们报纸的读者还记得[190]，格莱斯顿先生认为，所得税是战争的强有力的工具，而在和平时期则应该除掉它。他这样说时他知道，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而且不到一年每英镑收七便士的税就必然增加一倍。现在所得税是每英镑收一先令二便士。如果有人要说，精明过人的财政大臣自己错误估计了情况，那么我将回答说，上星期一［注：1854年3月20日。——编者注］国家有价证券已经下跌，因为按交易所经纪人的可靠说法，秘密文件的公布显然证实了沙皇坚决要实现他的计划，甚至对他最肯定的保证也不能相信。“群贤内阁”的成员应该有洞察力，至少要有证券交易所的成员那样的洞察力。 就在联合内阁的精明博士邓斯·司各脱[191]提出自己的国家有价证券变更条款的财政计划时，他不顾已经得到的警告而在“灾难”到来之前就这样地保证了国库的空虚。下面各个年份的国库平衡表是这样： 1844—6254113英镑1849—9748539英镑 1845—8452090英镑1850—9[245676]英镑 ［注：方括弧里的数字是根据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帕金顿的讲话稿刊印的。——编者注］ 1846—9131282英镑1851—8[381637]英镑 1847—8457691英镑1852—8[841822]英镑 1848—8105561英镑 1853年初，格莱斯顿先生竟巧妙地将平衡表缩减到4485230英镑，而很快它就会完全化为乌有，因为这个很有办法的金融家不得不将每一股按一百英镑计算来补偿南海公司[192]剩下的债务，而在交易所里每股按八十五英镑都很难卖出去。 联合内阁的这种财政政策，在“感谢”沙皇的秘密瓜分计划时，完全[适应]内阁的外交政策；在经常向议会报告的[消息]与内阁掌握的消息直接矛盾时，完全[适应]内阁的议会政策；在强迫奥美尔－帕沙在沙皇没有做好入侵准备以前不得采取行动时，完全[适应]内阁的军事政策；它完全[适应]这一军事政策时的情况如下：用轮船调运部队，用帆船调运马匹，把军官留在伦敦，认为所有其他地方中最适于占领的正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敖德萨、克里木、芬兰、多瑙河口或者任何其他对俄国有危险的据点而让士兵在君士坦丁堡登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打败哥萨克［注：尼古拉一世。——编者注］，而是为了在这一紧要关头让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教士认识西方的权利和公民的平等。 尽管爱尔兰议员强烈反对，看来下院还是通过了决议，要审查钱伯斯先生的提案，并指定调查女修道院的活动和管理制度的委员会。钱伯斯先生的提案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要把强行从父母和法定监护人身边夺走的女孩同外界隔绝开来。英国资产阶级一想到为修道院抢女孩的可能性就发抖。但是，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正义感，到了为满足贵族的情欲和棉织业巨头的古怪念头而抢走女孩的时候，却非常迟钝。上周有人诱骗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离开了父母，把她勾引到郎卡郡工厂，昼夜扣在那里，如同锁在监狱一样，强迫在那里睡觉、吃饭。当父亲知道他的女儿出了事时，甚至不许他见她，而且警察把他撵出了工厂。这就违犯了工厂法、人身自由法、父亲有权保护自己未成年子女法，从而使人身保护法所提供的权利一文不值。出现了粗暴的令人发指的抢小孩的事。但是，当不幸的父亲到地方当局寻求正义时，它采取什么态度呢？回答是：“我们无能为力。” 托马斯·邓科布先生提交了一份在二十四小时内有七千六百多名普雷斯顿市的居民签名的请愿书，诉说该市地方当局在执行维持安宁和秩序法时的所作所为。他声称，复活节假期之后他将立即提出关于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提案。 “普雷斯顿的鼓动者，有经验的罢工教唆者是一些妄想组成国内新阶层和培养出工人议会[193]的人，他们终于被制止了。他们之中约有十人被地方当局以阴谋罪逮捕、审讯，被保释并在利物浦的巡回陪审法院受审。” 《晨邮报》这样报道了[194]由于某些情况而使我没有较早报道的这个事件[195]。控告首领的根据如下：企业主们派人去曼彻斯特，说服那里的工人来普雷斯顿。这些工人大部分是爱尔兰人。普雷斯顿人在火车站迎接他们；来的人就象是贫穷和不幸的化身。大约五十四人同意去法默斯－阿姆斯[196]，他们在那里整天吃得很好，晚上当他们同意返回时，有一万五千人把这些工人热烈送到火车站。其中七人被企业主留下，送回普雷斯顿，为的是控告考威尔先生及其同事搞阴谋。现在如果我们来谈[真正的]事件，那么谁是真正的阴谋者[197]就毫无疑问了。 1847年普雷斯顿的棉织业巨头降低了工资，并郑重答应只要商业重新进入繁荣时期就恢复原工资。1853年生意兴隆，他们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四个工厂的工人罢了工，继续工作的工人捐款支援他们。于是，厂主们秘密商定关闭自己的工厂，而且为了实现这一阴谋，他们规定每人将交付五千英镑。［注：如果他（企业主）同工人妥协的话。——编者注］工人们向郎卡郡的其他城市呼吁，结果他们得到了支援。企业主们四处派遣特使，游说或怂恿其他城市的棉织业巨头向自己的工人宣布同盟歇业，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他们不以此为满足，还开始大规模募捐，以对抗工人的类似行动。当确信所有这些措施无济于事以后，他们派自己的代理人四出活动，怂恿工人及其家庭、女裁缝以及英国和爱尔兰的习艺所的贫民来普雷斯顿。他们发现这种补充办法没有尽快出现所期望的效果，就试图挑拨百姓骚乱。他们的卑鄙行动激起了百姓的愤怒。他们禁止在马尔舍集会，但是人民在黑石山脊以及其他禁止集会的地方举行了集会。他们招来上百名新警察，让特别警察宣誓，装备了救火队，让军队整装待发，而且竟然宣读骚扰取缔令[198]以挑起暴动。这就是厂主们的阴谋，但是他们丝毫未能得逞。有人不顾这些事实而控诉搞阴谋，但不是控诉厂主而是控诉工人。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对控诉企业主搞阴谋提供了机会。一个工厂的工人复了工。企业主委员会也好，工人委员会也好，都以各自的方式要求解释。工人张贴通知，说他们在一定的工资水平条件下复了工。企业主委员会威胁要对这家工厂的厂主［注：斯温森。——编者注］采取措施，要求罚金五千英镑，这笔钱是他支持同盟歇业应当支付的。厂主的声明直接与工人的通知相矛盾，这使企业主退却了。如果说根据法律这种付五千英镑的义务是阴谋，那么威胁强迫实现这种义务就更是阴谋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对工人首领的起诉书本身是普雷斯顿法院的官吏们串通的结果。根据《泰晤士报》本身的报道，法官搜集证据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用单马车把新增加的工人[199]不是送往拉屠沙，因为他们害怕在那里被人知道，而是送到审讯室，以便在那里议定工人的供词；然后在黑夜的掩护下扑向他们选中的牺牲品。 但是，工人既不受人唆使破坏社会秩序，也没有胆小得[屈服于]普雷斯顿暴发户的强制，他们的理智使郎卡郡的这些小拿破仑的计谋破产了。 星期三晚上，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公开集会，目的是让首都工人阶级有机会说出他们对普雷斯顿厂主的行为的意见。一致通过了以下两项决议： “根据英国现任大法官罗尔夫［注：克兰沃斯，罗伯特·蒙西·罗尔夫。——编者注］男爵在他任法官时对法律所作的如下解释： 如果说服人们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只在一定工资条件下工作，而在其他的一定条件下不工作，并且用和平手段取得了目的，而不追求其他意图，那么这种行为是在法律范围以内的。 根据以下的情况： 普雷斯顿工人被卷进了同自己厂主发生的三十个星期的冲突之中，他们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完全遵守秩序，以最和平的方式行动； 尽管有这样一些事实，尽管对他们采取暴力和进行恐吓并没有任何证据，甚至也没有人在这方面控告他们，工人委员会的四名［注：《人民报》上是：“十一名”。——编者注］委员还要为阴谋罪受利物浦巡回陪审法院的审讯； 因此，会议认为普雷斯顿的厂主和地方当局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认为他们犯有滥用权力、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同时破坏人身自由的罪行，而且认为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人民的一致谴责。 考虑到联合王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应是维护正义和巩固法制，会议有责任给目前处于困难条件下的普雷斯顿工人以特别的、经常的支援，热烈号召所有关心改善劳动条件的人都联合他们并支持他们的良好意愿。”[200] 伦敦大多数报刊都谴责普雷斯顿企业主的行为，但不是出自正义感，而是出自对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恐惧。这些报刊担心工人阶级现在开始明白，在单个资本家即他们的剥削者背后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机器，为了消灭前者，工人阶级一定要清算后者。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31日 载于1854年4月21日《纽约半周论坛报》第92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注释： [182]马克思的1850—1854年笔记中有关于本文寄往纽约的如下记载：“3月31日星期五。其他事项：所得税，培恩斯先生、华盛顿·威尔克斯，普雷斯顿”。文章发表时，编辑部删去了马克思评论英国激进政论家华威尔克斯著作《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1854年伦敦版）（W．Wiks．《PalmerstoninthreeEpochs：aComparisionofFactswithOpinions》．London，1854）的那一部分。关于马克思对这本书的批判意见，在他1854年4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略有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38页）。 文章是根据质量很差的报纸照像复制品刊印的。方括号内的词不能就理解为这一种意思。——第206页。 [183]所得税法案是指格莱斯顿因英国即将参加克里木战争而提出在六个月里把所得税率增加一倍的提案。1854年3月27日，英国向俄国宣战，所得税法案于30日三读后通过。——第206页。 [184]指英国政府公布了蓝皮书《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1854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59、160—177页）中曾对这本书中的材料作过分析。——第206页。 [185]关于格莱斯顿1853年4月18日提出的预算的详细说明，见马克思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7—70、72—76、78—85、87—95页）。——第206页。 [186]帕金顿的讲话的片断马克思引自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第21703号。——第206页。 [187]指1852—1855年乔治·阿伯丁的联合内阁。阿伯丁内阁（“群贤内阁”）内有辉格党、皮尔派和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代表。——第206页。 [188]“病夫”是尼古拉一世同英国公使乔治·汉·西摩尔在1853年1月9日和以后的几次会谈中用来指土耳其的（《来往公文集》第5部分第877页）。——第206页。 [189]“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是马克思对格莱斯顿的称呼。皮由兹派是英国教会的一个教派，格莱斯顿属于该派；马克思在强调格莱斯顿的伪善时，常常称他为“献殷勤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83页）。下面一段话是马克思根据帕金顿的讲话（发表于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援引格莱斯顿的发言片断。——第206页。 [190]马克思在这里是指他发表于1853年5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5—71页）。——第207页。 [191]马克思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的绰号——“精明博士”（“DoctorSubtilis”）来称呼格莱斯顿。——第207页。 [192]南海公司于1720年破产，它的破产增加了英国的国债。根据1853年财政改革计划，格莱斯顿打算把这家公司的股票利息从3％降到[2+（3/4）]％。对他的建议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1、59—60页。——第207页。 [193]由于1853年英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提出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该组织应当既联合工联也联合无组织的工人，首先是要使全国各地区的罢工统一步调。这个组织应当由无组织的工人集会和参加“群众运动”的工联的会议所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来领导。工人议会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开幕，1854年3月18日闭幕。它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的纲领，并成立五人执行委员会。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未能成功，因为对政治斗争持否定态度的工联的多数领袖不支持建立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思想。1854年夏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参加广大工人群众运动产生不利的影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第209页。 [194]马克思指1854年3月27日《晨邮报》第25033号的社论。——第209页。 [195]指1853年8月在普雷斯顿城开始的、当时英国工人最大的罢工事件中的一起。关于罢工的进程及其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74—375、467—470、493—495、520—521页；第10卷第253—254、687—688页。——第209页。 [196]法默斯－阿姆斯（Farmer’sArms）是普雷斯顿织工罢工时工人委员会的所在地。——第209页。 [197]马克思接着引用了1854年3月25日《人民报》上发表的厄·琼斯的《普雷斯顿的棉花法。——谁是真正的阴谋者？》一文中的实际材料。——第209页。 [198]骚扰取缔令（Riotact）授权地方当局以暴力驱散“秩序破坏者”的集会，对集会参加者追究刑事责任。当众宣读解散命令，过一小时后不服从即可开枪。——第210页。 [199]指企业主为破坏罢工而招募到普雷斯顿的工人（1854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1694号）。——第210页。 [200]这个决议的原文马克思引自1854年4月1日《人民报》发表的文章《郎卡郡领导者的控诉》。按当时的实际情况，4月1日的《人民报》在3月31日晚上出版，所以马克思在这天晚上写的这篇文章中利用了这份报纸。——第211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戴维·乌尔卡尔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戴维·乌尔卡尔特[180] 从最近的轮船给我们带来的一份英国报纸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近来不止一次提到在英国鼓吹召开反俄大会的乌尔卡尔特先生，竟被称为替俄国效劳的密探。[181]我们只能把这种谬论解释为“自由斯拉夫民族”的阴谋，因为全欧洲一直知道乌尔卡尔特只是一个态度鲜明的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据说，在他当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秘书的时候，俄国人甚至企图毒死他。因此，我们关于这个人要谈几句，虽然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但是他所起的实际作用几乎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楚。 乌尔卡尔特总是醉心于某种固执的思想。二十年来他总是没有成效地揭露帕麦斯顿和俄国人的诡计，由于这个缘故，他象一个着了某种正确思想的迷而又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失掉了一半理智。他认为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至今所以能够站得住脚，是由于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纠纷，这一点部分是对的，但自然只有一部分是对的。目前英国议会评价任何人不是依据他的功绩，而是按照他是不是担任某种职务，乌尔卡尔特这个天生的保守党人，认为要摆脱目前的英国议会，只有一方面加强王权，另一方面加强地方自治。他希望，西欧为了对抗俄国而组成一个象俄国人那样紧密而单一的实体。所以，他不愿听到关于党派的任何议论，而且他是中央集权倾向的主要敌人。由于从1848年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革命，在某一时刻曾经有助于推动俄国的前进，所以他狂妄地把这些结果都当作俄国外交所预先策划好的目的。同时，在乌尔卡尔特心目中，俄国密探都是革命的秘密领袖。由于在保守的旧体系的范围内奥地利是和俄国直接对抗的，所以他特别倾心于奥地利，而对可能威胁奥地利国际威力的一切，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他一方面与俄国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革命的平等化相对立，他坚决维护个人主义和民族的独特性。在他眼里，犹太人、茨冈人、西班牙人和穆斯林（包括切尔克斯人在内）是四个最优秀的民族，因为他说他们没有受到巴黎和伦敦的庸俗（Vulgarism）影响。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一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他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仅仅当作外交问题。至于客观的唯物史观，他认为这是某种力图阻挠犯罪行为受到法院审判的东西，或者相反，是某种希望把它当作法律的东西。正如一位评论家对乌尔卡尔特所作的评论： “他是一位可尊敬的、固执的、爱真理的、热情的、偏见极深的、疯疯颠颠的老先生。” 既然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个目的，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丰富知识进行反俄斗争，所以这一切并不那样可怕。只有一个生活目的的骑士，必然会以“高贵的愁容骑士”的姿态重新出现，而且无论在这里或在欧洲他都不缺桑科·判扎这样的人。这种人的现代化典型之一就体现在《论坛报》的这位伦敦的主要台柱A．P．C．［注：奥·费·普尔斯基。——编者注］身上。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20日左右 载于1853年12月19日《改革报》第112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80]马克思的供《改革报》发表的《戴维·乌尔卡尔特》一文是克路斯用马克思寄给他的关于乌尔卡尔特的评论编写成的，这可以从克路斯1853年12月7日给魏德迈的信看出。马克思批判乌尔卡尔特的观点主要是针对戴·乌尔卡尔特的书《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戴维·乌尔卡尔特》一文的第一段显然是克路斯写的，或者是由他改写的。《戴维·乌尔卡尔特》一文曾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注566。——第204页。 [181]从克路斯1853年12月7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是指琼斯的文章。——第204页。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关于凯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关于凯里[170] 在美国——那里今天的社会矛盾远不如欧洲严重，欧洲的基础已经受到很大损害——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凯里。[171]而它的保守的资产阶级（从较新的英国学派的观点来看）对手是威兰德教授。使凯里的拥护者大为不快的是，威兰德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72]在新英格兰的多数学校里已经被当作课本了[173]。 凯里的主要功劳在于，他确实制造出自己独特的、直接在美国土壤上生长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产品。他的学说简直是一种万能的东西，是纯粹美国佬的学说。它力图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似乎不是斗争和对抗的条件，而是联合和和谐的条件。（理论上很妙，而现代工厂城市在这方面提供的实践又怎样呢？）这些经济条件分为： （1）地租，即土地所有者的份额； （2）利润，即资本家的份额； （3）工资，即成品价值中的工人的份额； 如同我们看到的，凯里太高明了，他不仿效初出茅庐的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174]或者他们的前辈（如果您允许的话）海因岑，把阶级的存在同现有的政治特权和垄断联系起来，因而认为法国大革命无条件地即席创造了社会和谐，一劳永逸地拿到社会和谐的专利证。[175]相反，凯里为经济事实寻找经济原因，而且他当然不会越出表现得还不明显的、模糊不清的、正处于运动中的美国阶级关系的框框。因此，他只是证明，他把社会发展中的某种暂时的因素当作社会生活的正常关系。凯里学派同英国经济学家的论战是最有代表性的。凯里学派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古典代表、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似乎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总之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敌人”的军火库。凯里学派象猛攻李嘉图那样狂热地攻击现代资产阶级欧洲的所有其他有威望的经济学者，谴责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传令官，说他们把社会分成几部分，为内战锻造武器，并无耻地证明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之间产生必然的、不断增长的对立。 法国人巴师夏是自由贸易的绝对拥护者；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天真纯朴地跟着他象祈祷一样地重复“对自由贸易的祝福”。凯里本人作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而且曾经闹过非同寻常的笑话：例如，他因为资产阶级的法国倾向保护关税而把它同中国混为一谈。[176]他象所有的自由贸易拥护者必然做的那样，认为国家对有关私人工业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等等进行不适当的干涉是社会所有的不和谐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佬，彻头彻尾的美国佬。今天凯里先生闷闷不乐，他同法国人西斯蒙第一道，为了处于集中过程的英国大工业的破坏性影响而呻吟悲痛，在他看来，这种大工业会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原则”。[177]更不用提凯里在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中根本看不到革命的、改造的因素，他毕竟是美国佬的气味太浓，不认为工业本身负有责任，这一点也许是他论断中唯一正确的结论。他认为英国人对其工业的影响负有个人责任，更不用说李嘉图又一次对英国负有责任。凯里陷入这种矛盾之后，不可避免地必定逐渐越来越倒向小资产阶级的[制度]，倒向曾经存在过的、但早就被排挤掉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宗法式同盟。 凯里及其拥护者的一切都决定于他们是美国佬，他们借口和——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信念：他们在维护“人数最多的、最受苦的阶级”，他们在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西斯蒙第过去这样做，是为了摧毁现代工业和怀念以前的工场手工业；而他们今天这样做，是为了鼓吹保护关税。这样，实际上他们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词句来人为地加快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式的发展。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博爱的乌托邦式的竞争手法，这种竞争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特殊现象。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的一面在这里表现得最出色。[178] 问题在于，我们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中看到，后者如何越来越被排挤到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地位上。而这些国家在失去了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以后，都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作为有息贷款借出去。热那亚和威尼斯曾经促使荷兰的地位提高，荷兰曾经供给英国以资本，而现在英国对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得不完全这样做。只是现在这种变革在各方面都比以前的规模要大得多。英国的情况同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在后者那里贸易垄断是首要的因素，破坏这一点并不难，而英国除了贸易垄断还有工业垄断，这种垄断就其性质来说是比较坚固的。然而，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的资本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程度，以致它不得不在两大洲修建铁路，向柏林的瓦斯照明、波尔多的葡萄园、俄国的工场和美国的轮船投资。所有这一切为人们提供了材料，来最有趣地观察英国的集中的资本[Centralkapital]所具有的吸引力如何不可避免地得到那种重新把英国的集中的资本驱赶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离心力作为补充。如果革命爆发——就会发现英国人已经为欧洲大陆无偿地创造了一切交通手段和供生产用的机器；美国不期待革命；它用保守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结算，有时通过破产来清算自己的英国债务。这就是它迅速发迹的秘密之一，一种类似铁路惨祸和轮船失事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正是这种丝毫无所顾忌、正是这种最疯狂的生产虚假繁荣，使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产生的成千上万的人有可能出现，同时又无情地借助蒸汽机使大批大批的人过早死亡。一种东西只是另一种东西的补充。资本主义联合会靠完全无视人的生命来无止境地增加财富！——这就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性胜利”的注释！[179] 卡·马克思写于1852—1853年 载于1853年9月17日和21日《改革报》第49号和第50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70]卡·马克思关于美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亨利·查理·凯里的观点的这篇短评，摘自1853年9月发表在纽约工人报纸《改革报》上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道夫·克路斯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克路斯的文章批判了新旧大陆上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思想混乱，批判了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并阐述了以马克思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克路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1853年间写给他本人和魏德迈的信。1853年9月11日他给马克思写信说，虽然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但是文章是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与克路斯本人的文章不同之处首先是，与后者相反，马克思详细叙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的理论问题、它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与此有关的以最大经济学家亨·查·凯里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思想的特点。克路斯把马克思信中的有关片断全部收入他的文章，为了行文连贯只在文字上作了极有限的修改和补充（这些都在注释中注明）。这一点从下面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说明：这些片断的内容同马克思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和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关于凯里观点的论述近似，而且有时简直是一模一样。马克思在1853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克路斯的这一著作作了肯定的评价，并直接指出：“我觉得，他在反对《新英格兰报》的文章中，从我论及凯里等的信中非常成功地采纳了有关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69—270、302、508页）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马克思和克路斯还继续通信谈这些问题。——第200页。 [171]克路斯在这句话的前面写了这么一段话：“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Sozialen]所直接反对的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理论，被当作在美国的德国人的最新发现，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协调’而献给轻信的公众（不过，从《新英格兰报》的长时间呼救以及传闻看来，提出对公众的设想为时尚早）。我们看到，凡是在过尚词藻的高度协调敢于干涉实际生活的地方，它都作为准备效劳的工具服务于最高当局。看来《新英格兰报》编辑部还没有因研究象政治经济学论文这种麻烦的物质属性的论文而玷污自己贞洁的思想方式。我们每天都看到，编辑部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只配抛进垃圾堆。上面提到的学说连同巴师夏先生本人，在1849年蒲鲁东的《人民之声报》上进行论战期间被欧洲社会主义法庭最后宣判有罪；历史的进程早就使得这种仅仅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在欧洲社会中失去了一切根据。” 克路斯1853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也证实这段话是他写的。克路斯对巴师夏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这里首先指1850年巴师复同蒲鲁东的论战）的看法与马克思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页；第26卷第3册第581页；第27卷第393—394页）不同。 《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爱德华·施累格在波士顿用德语出版的民主派报纸；1852年创刊。给该报撰稿的有阿·卢格、阿·戈克、卡·海因岑以及其他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报纸有个时期还刊载过约·魏德迈的文章。——第200页。 [172]后来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从威兰德的这部书中作了相当详细的摘录，记在他的1859—1862年笔记本里。——第200页。 [173]克路斯接下去添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把学说的基本原则简略地归纳一下。这些原则巴师夏在他的《社会和谐》中叙述得生动而又明白易懂，但是凯里在宣传中却毫无叙述天才，缺乏确切地概括的才能。亨·查·凯里无法否定某些有益的学识、甚至独创的优异思想。”马克思对凯里和巴师夏的比较性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4、5、8—9、201—202页。——第200页。 [174]这里利用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泰·佩舍和卡·格普的著作《新罗马。世界合众国》的名称。该书于1853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第200页。 [175]克路斯显然改动了这句话。他1853年9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点。克路斯从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采用了这些思想，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凯里“拚命驳斥他们[欧洲的经济学家——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萨伊等人。——编者注］，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08—509页）。——第201页。 [176]指凯里的书《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纽约版，第194—210、213—220、228、230页及其他各页。——第201页。 [177]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凯里的书《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版。同年在伦敦出版铅印版。凯里在这本书里（第203—204页）引用了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73—574页）。马克思由于凯里把书寄给了他，才读到了这本书，并且在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该书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主要论点在这篇草稿里都重复谈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69—270页）。 克路斯接下去在马克思的文章中加上这样一句话：“如果他知道了德国的黄口小儿认为大资本的威力象雪崩一样的骤然增长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散精神和个体精神的雪团，他会非常吃惊”。——第201页。 [178]克路斯接下去写了这么一段话：“因为甚至凯里学派也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要求颓废的国家活动家和《新英格兰报》初出茅庐的国家经济学家对此哪怕有一般的理解，那当然是完全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整个身子淹没在资产阶级粪坑里，远远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已背熟的那个流派的历史意义。”——第202页。 [179]克路斯接下去为批判凯里及其追随者写了这么一段话：“当然，所有这些事实，对于‘清醒地惧怕棍棒和智慧低下的’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从某家保守的杂志中吸取了高见，似乎今天拉弗尔的女工挣的钱比三十年前多两倍。根据这一高见，那时的女工每周只有四天半能吃上饭，最多也只有用遮羞布遮挡自己裸露的身体。一个只是最近三十年才出现的城市，有二百个勉强过着枯燥而平静生活的居民，现在发展成了工业城，居民有三万六千人；今天这些居民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女工（拉弗尔的居民八分之五是女人，只有八分之三是男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她们靠每周三美元的平均工资勉强度日，也就是说，她们的工资围绕这个平均价格上下波动，顺利的时候能够往储蓄银行存上一分尼，当生意完全停顿，或者工作日缩减一半时，再把这一分尼花掉；这些女工的大部分不是由于民主法令，而是由于环境所迫而注定过着独身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准许猎取职位的‘民主主义’候选人看的，即使他们能够看到也不准许看。 当然，在美国这里，我们不能否定有‘个人的机会平等，有的人（即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人）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黄金狂热相当长期地起着罗马民主委员的作用，而机会的平等已在新奥尔良显示出来。但是后生先生，平等的机会是资产阶级视野之外的东西，只有那位知道现代工人全部问题的改革家[卡·马克思。——编者注］，才能不囿于任何偏见而以比较宽阔的眼光来掌握它。”——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