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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十三章级差地租II——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三章级差地租II——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生产价格的上涨是以不支付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率的降低为前提的。只有当投在A上面的21/2镑所生产的不到1夸特，5镑所生产的不到2夸特时，或者必须耕种比A更坏的土地时，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才会高于每夸特3镑。 在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或提高时，上述情况只有在第一次21/2镑投资的生产率已降低的场合，才是可能的。这样的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例如，因浅耕而枯竭的表土，用旧的耕作方法，只会提供日益减少的收获，以后，用深耕方法犁起的深土，通过比较合理的耕作，就会提供比以前多的收获。但确切说来，这种特殊情况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对较好土地来说，甚至在那里假定发生类似情况时，第一次21/2镑投资的生产率的下降，也会引起级差地租I的下降；但在这里，我们只考察级差地租II。但是，因为如不假定级差地租II的存在，以上这种特殊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并且这种情况事实上表现为级差地租I的一种变形对级差地租II的反作用，所以我们要举例说明。 表VII 土地 等级英亩投资（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 （镑）产量 （夸特）售价 （镑）收益 （镑）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地租率 A121/2+21/2 161/2+11/4=13/4 33/760 00 B121/2+21/2 161+21/2=31/2 33/71213/4 6120% C121/2+21/2 1611/2+33/4=51/4 33/71831/2 12240% D121/2+21/2 162+5=7 33/72451/4 18360% —20 ——171/2 —60101/2 36240% 货币地租和货币收益，都和表II一样。已提高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恰好弥补减少了的产量；因为二者按相反的比例变动，所以，二者的积不变。 上例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力比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高。如果我们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只和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相同，情况还是一样，如下表： 表VIII 土地 等级英亩投资（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 （镑）产量 （夸特）售价 （镑）收益 （镑）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超额利润率 A121/2+21/2 161/2+1=11/2 460 00 B121/2+21/2 161+2=3 41211/2 6120% C121/2+21/2 1611/2+3=41/2 4183 12240% D121/2+21/2 162+4=6 42441/2 18360% —20 ——15 —609 36240% 在这里，由于生产价格按同一比例上涨，生产率的降低，在收益和货币地租方面都充分得到补偿。 第三种情况，只有在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下降，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在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这样假定)时，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级差地租I不受影响，只是由级差地租II产生的那部分有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在第一例中，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到原来的1/2；在第二例中，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到原来的1/4。 表IX 土地 等级英亩投资（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 （镑）产量 （夸特）售价 （镑）收益 （镑）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地租率 A121/2+21/2 161+1/2=11/2 460 00 B121/2+21/2 162+1=3 41211/2 6120% C121/2+21/2 163+11/2=41/2 4183 12240% D121/2+21/2 164+2=6 42441/2 18360% —20 ——15 —609 36240% 表IX和表VIII相同，不过在表VIII中是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在表IX中是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表X 土地 等级英亩投资（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 （镑）产量 （夸特）售价 （镑）收益 （镑）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地租率 A121/2+21/2 161+1/4=11/4 44/560 00 B121/2+21/2 162+1/2=21/2 44/51211/4 6120% C121/2+21/2 163+3/4=33/4 44/51821/2 12240% D121/2+21/2 164+1=5 44/52433/4 18360% —20 —24121/2 —6071/2 36240% 表X中的总收益、货币地租和地租率，也和表II，表VII，表VIII中的相同，因为产量和售价又按相反的比例变动，而投资不变。 生产价格上涨时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即一向不值得耕种的较坏土地现在已被开垦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假定有这样一种土地(我们用a来表示)参加竞争。因此，那个一向无租的土地A也将提供地租，于是以上的表VII，表VIII和表X，将取得如下的形式： 表VIIa 土地 等级英亩投资（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 （镑）产量 （夸特）售价 （镑）收益 （镑）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增加 a15 1611/2 460 00 A121/2+21/2 161/2+11/4=13/4 471/4 11 B121/2+21/2 161+21/2=31/2 4142 81+7 C121/2+21/2 1611/2+33/4=51/4 42133/4 151+2×7 D121/2+21/2 162+5=7 42851/2 ??221+3×7 —— —3019 —76111/2 46— 表VIIIa 土地 等级英亩投资（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 （镑）产量 （夸特）售价 （镑）收益 （镑）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增加 a15 1611/4 44/560 00 A121/2+21/2 161/2+1=11/2 44/571/5 1/411/511/5 B121/2+21/2 161+2=3 44/5142/5 13/482/5 11/5+71/5 C121/2+21/2 1611/2+3=41/2 44/5213/5 31/4153/5 11/5+2×71/5 D121/2+21/2 162+4=6 44/5284/5 43/4224/5 11/5+3×71/5 5— —3019 —7810 48— 表Xa 土地 等级英亩投资（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 （镑）产量 （夸特）售价 （镑）收益 （镑）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增加 a15 1611/8 51/360 00 A121/2+21/2 161+1/4=11/4 51/362/3 1/82/31/5 B121/2+21/2 162+1/2=21/2 51/3131/3 13/871/3 2/3+62/3 C121/2+21/2 163+3/4=33/4 51/32025/8 142/3+2×62/3 D121/2+21/2 164+1=5 262/337/8 43/4202/3 2/3+3×62/3 —— —30135/8 —722/38 422/3— 由于a级土地的加入，产生了一种新的级差地租I，因此在这个新的基础上，级差地租II也会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上述三表的每一个表中，a级土地各有不同的肥力；按比例增加的肥力序列，只是从A级土地开始。地租的上升序列，也与此相适应。从前无租而现在有租的最坏土地的地租，形成一个不变数，被简单地加在一切较高的地租上；只有减去这个不变数，才会清楚地表现出在一切较高地租上的差额的序列，以及这种序列和各种土地的肥力序列的平行。在所有这些表上，由A到D的肥力之比是1:2:3:4；与此相应，各级地租的比： 在表VIIa中是1:1+7:1+2×7:1+3×7， 在表VIIIa中是11/5:11/5+71/5:11/5+2×71/5:11/5+3×71/5， 在表Xa中是2/3:2/3+62/3:2/3+2×62/3:2/3+3×62/3。 总之：如果A的地租＝n，并且肥力较高一级的土地的地租＝n+m，序列就是：n:n+m:n+2m:n+3m等等。——弗·恩·} {因为上述第三种情况，在手稿上只有一个标题，没有详细阐述，所以编者的任务，是象上面那样尽力予以补充。此外，编者还要根据以上关于级差地租II包含的三种主要情况和九种派生情况的全部研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手稿所举的各例是不大适合这个目的的。第一，这些例子中加以比较的各级土地，在面积相等时它们的收益之间的比是1:2:3:4；因此，差额一开始就已经过分夸大，并且在进一步引伸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各种假定和计算时，会得出十分不近情理的数值。第二，这些例子会引起完全错误的假象。如果肥力程度成1:2:3:4之比，地租成0:1:2:3的序列，人们立即就会认为，可以从第一个序列推出第二个序列，并以总收益的二倍、三倍等等来说明地租的二倍、三倍等等。但这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当肥力程度的比是n:n+1:n+2:n+3:n+4时，地租的比也会是0:1:2:3:4；地租不是和肥力程度成比例，而是和以无租土地作为零计算的肥力差额成比例。 手稿上的表是为说明正文而必须列举的。但为了给以下的研究结果提供一个明显的基础，我在下面举出一系列新表，在这些表中，收益是以蒲式耳(1/8夸特或36.35公升)和先令(＝马克)计算的。 第一个表(表XI)相当于以上的表I。其中列举五级土地A—E的收益和地租，第一次投资50先令，加上利润10先令，形成每英亩的总生产费用＝60先令。谷物收获量定得很低，每英亩10、12、14、16、18蒲式耳。由此得到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是每蒲式耳6先令。 以下的十三个表相当于本章及前二章论述的级差地租II的三种情况，假定同一土地每英亩的追加投资为50先令，生产价格不变，下降，或上涨。这三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又按照第二次投资和第一次投资相比时生产率1．不变，2．降低，或3．提高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说明。这里还列举了几个特别可以说明问题的变例。 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这时我们得到：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II)。 变例2：生产率降低。这种情形只能发生在A级土地没有第二次投资的时候。这样一来，或者 (a)B级土地也不提供地租(表XIII)，或者 (b)B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表XIV)。 变例3：生产率提高(表XV)。这个情况也排除A级土地上的第二次投资。 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我们得到：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VI)。 变例2：生产率降低(表XVII)。 这两个变例都假定A级土地不加入竞争，B级土地变成无租土地，并且调节生产价格。 变例3：生产率提高(表XVIII)。A级土地在这里仍起调节作用。 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这时可能有两种方式：或者A级土地仍然是无租的，并且仍然起调节价格的作用；或者比A级更坏的土地加入竞争，并调节价格，因此A级土地也提供地租。 第一种方式：A级土地仍然起调节作用：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IX)；在我们的假定下，这个情况只有在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时才会发生。 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表XX)；这种情况并不排除第一次投资生产率不变的现象。 变例3：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表XXI)；这又假定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第二种方式：一种较坏的土地(以a表示)加入竞争；A级土地提供地租。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XII)。 变例2：生产率降低(表XXIII)。 变例3：生产率提高(表XXIV)。 这三个变例都和问题的一般条件相符合，无须进一步加以说明。 现在列表如下： 表X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10 6600 0 B6012 67212 12 C6014 68424 2×12 D6016 69636 3×12 E6018 610848 4×12 —— ——120 10×12 在同一土地上有第二次投资时： 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表XI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60=120 10+10=206120 00 B60+60=120 12+12=246144 2424 C60+60=120 14+14=286168 482×24 D60+60=120 16+16=326192 723×24 E60+60=120 18+18=366216 964×24 —— ——240 10×24 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A级土地没有第二次投资。 1．B级土地变为无租土地： 表XII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10 6600 0 B60+60=120 12+8=246120 00 C60+60=120 14+91/3=231/36 1402020 D60+60=120 16+102/3=262/36 160402×20 E60+60=120 18+12=306180 603×20 —— ——120 6×20 2．B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 表XIV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10 6600 0 B60+60=120 12+9=216126 66 C60+60=120 14+101/2=241/2 614727 6+20 D60+60=120 16+121/2=281/2 616848 6+2×21 E60+60=120 18+131/2=311/2 618969 6+3×21 —— ——150 4×6+6×21 变例3：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A级土地在这里也没有第二次投资。 表XV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10 6600 0 B60+60=120 12+15=276162 4242 C60+60=120 14+171/2=311/2 618969 42+27 D60+60=120 16+20=366216 9642+2×27 E60+60=120 18+221/2=401/2 6243123 42+3×27 —— ——330 4×42+6×27 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A级土地不加入竞争，B级土地变为无租土地。 表XV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B60+60=120 12+12=245120 00 C60+60=120 14+14=285140 2020 D60+60=120 16+16=325160 402×20 E60+60=120 18+18=365180 605×20 —— ——120 6×20 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A级土地不加入竞争，B级土地变为无租土地。 表XVI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B60+60=120 12+9=2155/7 12000 C60+60=120 14+101/2=241/2 55/714020 20 D60+60=120 16+12=2855/7 160402×20 E60+60=120 18+131/2=311/2 55/718060 3×20 —— ——120 6×20 变例3：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A级土地仍参加竞争。B级土地提供地租。 表XVII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60=120 10+15=2544/5 12000 B60+60=120 12+18=3044/5 1442424 C60+60=120 14+21=3544/5 168482×24 D60+60=120 16+24=4044/5 192723×24 E60+60=120 18+27=4544/5 216964×24 —— ——240 10×24 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 A．A级土地仍然是无租的，并仍起调节价格的作用。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这要假定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表XIX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60=120 71/2+10=171/2 66/7120 00 B60+60=120 9+12=2166/7 1442424 C60+60=120 101/2+14=241/2 66/7168 482×24 D60+60=120 12+16=2866/7 192723×24 E60+60=120 131/2+18=311/2 66/7216 964×24 —— ——240 10×24 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这并不排斥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表XX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60=120 10+5=158120 00 B60+60=120 12+6=188144 2424 C60+60=120 14+7=218168 482×24 D60+60=120 16+8=245192 723×24 E60+60=120 18+9=275216 964×24 —— ——240 10×24 变例3：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按照假定，这要求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表XX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60+60=120 5+121/2=171/2 66/7120 00 B60+60=120 6+15=2166/7 1442424 C60+60=120 7+171/2=241/2 66/7168 482×24 D60+60=120 8+20=2866/7 192723×24 E60+60=120 19+221/2=311/2 66/7216 964×24 —— ——240 10×24 B．一种较坏的土地(用a表示)起调节价格的作用，因而A级土地也提供地租。这种情形，对所有的变例来说，都允许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变例1：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XII]。 变例2：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下降[表XXIII]。 变例3：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表XXIV]。 表XXI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12016 71/2120 00 A60+60=120 10+10=2071/2 1503030 B60+60=120 12+12=2471/2 180602×30 C60+60=120 14+14=2871/2 210903×30 D60+60=120 16+16=3271/2 2401204×30 E60+60=120 18+18=3671/2 2701505×30 —— ——450 15×30 表XXIII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12016 81200 0 A60+60=120 10+71/2=171/2 814020 20 B60+60=120 12+9=218168 4820+28 C60+60=120 14+101/2=241/2 819676 20+2×28 D60+60=120 16+12=288224 10420+3×28 E60+60=120 18+131/2=311/2 8252132 20+4×28 —— ——380 5×20+10×24 表XXIV 土地等级生产费用(先令) 产量(蒲式耳)售价(先令) 收益(先令)地租(先令) 地租的增加 a12016 71/21200 0 A60+60=120 10+121/2=221/2 71/21683/4483/4 15+333/4 B60+60=120 12+15=2771/2 2021/2821/2 15+2×333/4 C60+60=120 14+171/2=311/2 71/22361/41161/4 15+3×333/4 D60+60=120 16+20=3671/2 27015015+4×333/4 E60+60=120 18+221/2=401/2 71/23033/41833/4 15+5×333/4 —— ——5811/4 5×15+15×333/4 从以上各表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首先，把没有地租的起调节作用的土地作为零点，地租序列恰好与肥力差额序列成比例。对地租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的收益，而只是收益的差额。无论各级土地每英亩分别提供1，2，3，4，5蒲式耳，还是提供11，12，13，14，15蒲式耳产品，地租在这两种情况下形成的序列，都是0，1，2，3，4蒲式耳或与此相应的货币额。 但是，这个结论，就同一土地上反复进行投资的总地租额来说，是更重要得多的。 在以上研究的十三例中，有五例地租总额都在投资增加一倍时增加一倍。不是10×12先令，而是10×24先令＝240先令。这五例是： 第一种情况，价格不变，变例1：生产按等速度增长(表XII)。 第二种情况，价格下降，变例3：生产按加速度增长(表XVIII)。 第三种情况，价格上涨，第一种方式(A级土地仍起调节作用)所包括的所有三个变例(表XIX，XX，XXI)。 有四例地租增加一倍以上。这四例是： 第一种情况，变例3，价格不变，但生产按加速度增长(表XV)。地租总额增加到330先令。 第三种情况第二种方式(A级土地提供地租)所包括的所有三个变例(表XXII，地租＝15×30＝450先令；表XXIII，地租＝5×20+10×28＝380先令；表XXIV，地租＝5×15+15×33 3/4＝5811/4先令)。 有一例地租总额增加了，但不是按第一次投资提供的地租额增加一倍： 第一种情况，价格不变，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不过是以B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为条件的(表XIV，地租=4×6+6×21＝150先令)。 最后，只有三例是，一切土地合计的地租总额，在进行第二次投资时，和进行第一次投资时(表XI)一样。在这几例中，A级土地不加入竞争，B级土地成了起调节作用的无租土地。因此，不仅B级土地的地租会消失，而且地租序列中每一环节的地租都会减少；结果就是由此规定的。这几例是： 第一种情况，变例2，那里的条件是，A级土地要被排挤(表XIII)。地租总额＝6×20，因而＝10×12＝120，和表XI一样。 第二种情况，变例1和变例2。在那里，按照假定，A级土地也必然被排挤(表XVI和表XVII)，地租总额也是6×20＝10×12=120先令。 这也就是说，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中，就大多数情况来说，由于土地投资增加，每英亩有租土地的地租，特别是地租总额都会增加。在我们研究过的十三例中，只有三例地租总额不变。在这三例中，最坏的、一向无租的、起调节作用的土地退出竞争，高一级的土地代替了它的位置，成为无租土地。但就在这三例中，最好的土地的地租同第一次投资产生的地租相比也增加了。当C的地租由24先令减少到20先令时，D和E的地租则由36先令和44先令增加到40先令和60先令。 总地租下降到第一次投资时的地租水平(表XI)以下的情形，只有当A级土地和B级土地都退出竞争，以致C级土地起调节作用并且变为无租土地时，才是可能的。 只要已耕种的土地仍有竞争能力，土地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国的农业，一般地说，也就是一国的文明越发展，每英亩的地租和地租总额就增加得越多，社会以超额利润形式付给大土地所有者的贡赋也就越多。 这个规律说明了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生命力。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象他们那样浪费；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象他们那样有权要求过一种传统的“适合身分”的奢侈生活，而不管挥霍掉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象他们那样可以放心大胆地负债累累。他们总会再站住脚，因为别人在土地上的投资为他们提供地租，并且这种地租远远超过资本家从土地取得的利润。 但是，这个规律也说明，为什么大土地所有者的这种生命力会逐渐枯竭。 当英国谷物关税在1846年废除时，英国的工厂主们都以为，这样一?矗腔岚淹恋毓笞灞湮枰燃玫钠睹瘛５导什皇钦庋恋毓笞宸炊纫郧叭魏问焙蚨几挥辛恕Ｕ馐窃趺椿厥履??非常简单。第一，从那以后，租地农场主必须按照契约每年对每英亩投资12镑，而不是8镑。第二，在下院也有很多代表的地主们，批给自己一笔巨大的国家补助金，用于土地的排水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因为最坏土地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至多不过(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的)改为别的用途，所以，地租就与投资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了，土地贵族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 但是，一切都是要消逝的。横渡海洋的轮船，南北美洲和印度的铁路，使一些十分特别的地带能够参加欧洲谷物市场上的竞争。一方面，有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的帕姆帕斯草原，这些草原是天然宜于开垦的；这些处女地，甚至用原始的耕作方法，不施肥料，也能够连年得到丰收。此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的共产主义公社的土地，这些公社为了获得纳税的钱(这种税是暴虐的国家专制制度经常用酷刑逼迫它们交纳的)，必须卖掉它们的一部分产品，并且这部分产品日益增多。出售这种产品，不考虑生产费用的多少，而是按照商人出的价钱，因为在支付期限到来时，农民无论如何要得到货币。欧洲的租地农场主和农民在地租维持原样的情况下，当然竞争不过这种草原处女地以及赋税重压下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农民。一部分欧洲土地就从种植谷物的竞争中完全退出来；地租到处都在下降；我们列举的第二种情况的变例2(价格下降，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也下降)成了欧洲的通例。因此，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法国南部到东普鲁士，到处都听得到地主的怨言。值得庆幸的是，所有草原还远没有全被开垦；还有足够数量的草原可以使欧洲所有大地主以及小地主遭到破产。——弗·恩·} 对地租进行考察的各个项目如下： A．级差地租。 1．级差地租的概念。以水力作为例解。过渡到真正的农业地租。 2．由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产生的级差地租I。 3．由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产生的级差地租II。关于级差地租II，要研究以下各种情况： (a)生产价格不变； (b)生产价格下降； (c)生产价格上涨。 还要研究： (d)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4．这个地租对利润率的影响。 B．绝对地租。 C．土地价格。 D．关于地租的结论。 对级差地租进行的考察，可概括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超额利润可以按不同的方法形成。一方面，是以级差地租I为基础；也就是以全部农业资本投在由肥力不同的各级土地构成的土地面积上为基础。其次，作为级差地租II，是以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有不同的级差生产率为基础，也就是说，在这里，和最坏的、无租的、但调节生产价格的土地上的等量投资相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例如，表现为增加若干夸特小麦。但是，不论这种超额利润是怎样产生的，它所以转化为地租，从而由租地农场主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总是具有下列先决条件：各个连续投资的部分产品所具有的不同的实际的个别生产价格(与一般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无关)，已事先平均化为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一英亩产品的一般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的平均生产价格的余额，形成每英亩的地租，并成为每英亩地租的尺度。就级差地租I来说，级差结果本身就是可以区别的，因为它们是在不同比互相分开的、彼此靠近的土地上，在假定每英亩进行标准投资以及与此相应地进行标准耕种的情况下形成的。就级差地租II来说，级差结果必须先变成可以区别的，事实上必须再转化为级差地租I，而这一点只有按照上述的方法才能做到。例如，我们来看第774页上的表III。 B级土地第一次21/2镑的投资每英亩产生2夸特，第二次同样大的投资每英亩产生11/2夸特；在同一英亩上合计产生31/2夸特。就这个从同一土地产生的31/2夸特来看，看不出其中哪一部分是第一次投资的产物，哪一部分是第二次投资的产物。事实上，它们是总资本5镑的产物；实际情况只是，一个21/2镑的资本产生2夸特，一个5镑的资本却不是产生4夸特，而是产生31/2夸特。即使5镑产生4夸特，从而两个投资的产量相等，或者甚至产生5夸特，从而第二次投资产生1夸特的余额，情形也完全一样。前2夸特的生产价格是每夸特11/2镑，后11/2夸特的生产价格是每夸特2镑。因此31/2夸特总计的费用是6镑。这是总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平均计算是每夸特1镑14 2/7先令，就是说约为13/4镑。按A级土地决定的一般生产价格3镑计算，每夸特会产生超额利润11/4镑，31/2夸特合计会产生4 3/8镑。按B级土地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这个数目就体现在约11/2夸特中。所以，B级土地的超额利润体现在B的一部分产品中，即11/2夸特中，而这就是以谷物来表现的地租；按一般生产价格计算，这些谷物要卖41/2镑。但是相反地，B级土地一英亩多于A级土地一英亩的超额产品，并不无条件就是超额利润的表现，因此也不是无条件就是剩余产品的表现。按照假定，B级土地每英亩生产31/2夸特，A级土地每英亩只生产1夸特。所以，B级土地一英亩的超额产品是21/2夸特，但剩余产品却只是11/2夸特；因为B级土地上的投资，比A级土地上的投资多一倍，生产费用也多一倍。如果A级土地同样有5镑投资，生产率不变，它的产品就是2夸特，而不是1夸特，由此可见，实际的剩余产品，并不是由31/2和1比较，而是由31/2和2比较得出来的。所以，剩余产品不是21/2夸特，而只是11/2夸特。其次，如果B级土地的第三次投资21/2镑只生产1夸特，因而和A级土地的情况一样，这1夸特要费3镑，它的出售价格3镑就只够弥补生产费用，只提供平均利润，而不提供超额利润，因此也就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转化为地租。任何一级土地每英亩的产量和A级土地每英亩的产量相比较时，既看不出它是同额投资的产品还是较大投资的产品；也看不出，追加产品是只够补偿生产价格，或者追加产品的产生是由于追加资本已有较高的生产率。 第二：在我们考察新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时，追加投资的界限是只补偿生产费用的投资，就是说，这个投资生产1夸特的费用和A级土地一英亩上同额投资生产1夸特的费用相等，按照假定，都是3镑。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时，根据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B级土地每英亩总投资不再提供地租的界限，是在B级土地每英亩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已上涨到A级土地每英亩的生产价格时达到的。 如果在B级土地上追加的投资只能补偿生产价格，而不提供超额利润，也不形成新的地租，这虽然会提高每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但不会影响以前投资所形成的超额利润或地租。因为平均生产价格总是低于A级土地的生产价格，并且当每夸特价格的余额减少时，夸特数将按相同的比例增加，所以价格的全部余额仍然不变。 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最初两次投资5镑在B级土地上生产31/2夸特，因而按照假定，地租是11/2夸特＝41/2镑。如果有第三次投资21/2镑加进去，它只生产出追加的1夸特，那末，总生产价格(包括20％的利润)41/2夸特＝9镑，每夸特的平均价格＝2镑。所以，B级土地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已由1 5/7镑增加到2镑，和A级土地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相比，每夸特的超额利润也已由12/7镑减少到1镑。但1×41/2＝41/2镑，和以前12/7×31/2＝41/2镑完全一样。 假定再有第四次和第五次追加的投资各21/2镑投在B级土地上，这两次投资只是按一般的生产价格各生产1夸特，那末，每英亩的总产量现在就是61/2夸特，它的生产费用是15镑。对B级土地来说，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已由2镑再增加到2 4/13镑，和A级土地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相此，每夸特的超额利润，已由1镑再减少到9/13镑。但这9/13镑现在是按61/2夸特计算，而不是按41/2夸特计算。9/13×61/2＝1×41/2＝41/2镑。 首先，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这些情况下，不必提高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可以在各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投入追加资本，甚至到追加资本完全不提供超额利润，而只提供平均利润时都是这样。其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这里，不管每夸特的超额利润怎么减少，每英亩的超额利润总额还是不变；这种减少，会不断由每英亩生产的夸特数目的相应增加而得到补偿。要使平均生产价格提高到一般生产价格的水平(因此，在这里，对B级土地来说，就是上涨到3镑)，必须追加投资，从而使追加资本的产品的生产价格，比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3镑更高。但是，我们将看到，单是这样也不足以无条件地使B级土地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提高到和一般生产价格3镑相等的程度。 我们假定B级土地： 1．按以上所说的生产价格6镑，生产31/2夸特。这是两个各21/2镑的投资；这两个投资都形成超额利润，不过是按下降的水平形成的。 2.再按3镑生产1夸特；这个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相等。 3．再按4镑生产1夸特；这个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比起调节作用的价格高331/3%。 这样，我们已由107/10镑的投资，按13镑，每英亩生产51/2夸特；投资额比原来的投资额增加了三倍，但产量比第一次投资的产量增加还不到两倍。 51/2夸特按13镑计算，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是2 4/11镑。所以，在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为3镑时，每夸特有7/11镑的余额可以转化为地租。按起调节作用的价格3镑出售，51/2夸特卖161/2镑，减去生产费用13镑，还有超额利润或地租31/2镑。这31/2镑，按B级土地现在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也就是按每夸特24/11镑计算，代表1 25/52夸特。货币地租下降了1镑，谷物地租下降了大约1/2夸特，但是，尽管B级土地上的第四次追加投资，不仅不生产超额利润，而且达不到平均利润，超额利润和地租仍然存在。我们假定，不仅第三次投资，而且第二次投资也是按照超过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的价格进行生产的，因此总生产是：按6镑生产31/2夸特+按8镑生产2夸特，总共按14镑生产费用生产51/2夸特。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是26/11镑，还留下5/11镑的余额。这51/2夸特按3镑出售，得161/2镑；减去14镑的生产费用，还留下21/2镑作为地租。按B现在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这等于55/56夸特。所以，总还是有地租，虽然比以前少。 无论如何，这种情况表明，在有追加投资的较好土地上的产品的费用超过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时，地租至少在实际允许的界限以内是不会消灭的，不过必然会减少，并且一方面要和这种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在总投资中所占的相应部分成比例地减少，另一方面要随着这种资本的生产率的降低成比例地减少。这种资本的产品的平均价格，总还是低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所以总还是会留下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 现在我们假定，由于连续四次投资(21/2镑，21/2镑，5镑，5镑)的生产率的降低，B每夸特的平均价格和一般的生产价格是一致的。 资本（镑） 利润（镑）产量（夸特） 生产费用售价 (镑)收益 (镑)形成地租的余额 每夸特(镑)总计(镑) (夸特)(镑) 1.21/2 1/22 11/23 361 3 2.21/2 1/211/2 233 41/21/2 11/2 3.51 11/24 6341/2 -1/2-11/2 4.51 166 33-1 -3 153 6—18 —180 0 在这里，租地农场主是按照每夸特的个别生产价格出售每一夸特的，所以，是按照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出售所有各夸特的，而这个平均生产价格是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3镑一致的。所以，他仍然为他的15镑资本取得了20％的利润＝3镑。但地租已消失。当每夸特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这样互相平衡时，余额到哪里去了呢? 第一次投资21/2镑的超额利润是3镑；第二次投资21/2镑的超额利润是11/2镑；因此预付资本的1/3即5镑的超额利润，总计为41/2镑＝90%。 第三次投资5镑不但没有产生超额利润；它的产品11/2夸特，按照一般生产价格出售，还会产生11/2镑的负数。最后，第四次投资5镑的产品1夸特，按照一般生产价格出售，又会产生3镑的负数。所以，这两次投资一共产生41/2镑的负数，同第一次和第二次投资产生的超额利润41/2镑相等。 超额利润和亏损利润互相抵销了。因此，地租就消失了。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剩余价值中形成超额利润或地租的要素，现在已经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租地农场主靠牺牲地租，才由15镑赚到3镑或20%的平均利润。 B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平均化为A的一般的调节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的：前几次投资的产品的个别价格低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的差额，越来越为以后几次投资的产品的个别价格高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的差额所补偿，最后完全抵销。前几次投资的产品本身出售时表现为超额利润的东西，会逐渐变为它们的平均生产价格的一部分，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直到最后完全被平均利润所吸收。 如果投在B上面的资本不是15镑，只是5镑，并且上表中追加的21/2夸特，是因为新耕种A级土地21/2英亩(每英亩投资21/2镑)而生产出来的，那末，投入的追加资本就只是61/4镑，因而，为生产这6夸特而用在A和B上面的总支出也只是11 1/4镑，而不是15镑，这6夸特的总生产费用(包括利润)也只是131/2镑。这6夸特仍然总共卖18镑，不过投资已减少33/4镑，而B的地租仍然是每英亩41/2镑。如果追加的21/2夸特必须靠比A更坏的土地，例如A-1，A-2来生产，情况就会不同，因此，对A-1级土地的11/2夸特来说，每夸特的生产价格＝4镑，而对最后1夸特，即A-2级土地所生产的1夸特来说，生产价格＝6镑。这时，6镑就会成为每夸特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B级土地的31/2夸特就会卖21镑，而不是101/2镑，所提供的地租就会是15镑，而不是41/2镑；以谷物计算，占21/2夸特，而不是11/2夸特。同样，A级土地每夸特现在也会提供3镑的地租＝1/2夸特。 在我们进一步论述这点以前，还要指出一点。 只要总资本中生产11/2夸特余额的部分，为总资本中生产11/2夸特负额的部分所抵销，B级土地1夸特的平均价格就会互相平衡，而?胗葾调节的一般的生产价格每夸特3镑相一致。至于这个平衡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或者说，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有多少资本以不足的生产力投在B级土地上，那末，在前几次投资的超额生产率已定的情况下，这取决于以后几次投资和最坏的起调节作用的土地A上的等量投资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不足的生产率，或者说，取决于以后几次投资的产品的、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相比所具有的个别生产价格。 根据以上所述，首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只要各追加资本是用超额生产率投在同一土地上，即使这种生产率越来越下降，每英亩的绝对的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虽然它相对地即和预付资本相比(即超额利润率或地租率)会降低。在这里，界限是由这样一种追加资本形成的，这种追加资本只提供平均利润，或它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是一致的。在这些情况下，生产价格将不变，除非比较坏的土地的生产由于供给增加而变为多余。甚至价格下降时，这些追加资本在一定界限内仍然能生产超额利润，虽然是较小的超额利润。 第二：只生产平均利润、其超额生产率＝0的追加投资，决不会改变现有的超额利润量，从而也不会改变地租量。因此，较好的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将会提高；每夸特的余额减少了，但提供这个减少了的余额的夸特数却增加了；因此，二者的积将不变。 第三：如果追加投资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超过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因此，追加投资的超额生产率不仅＝0，而且比零小，是一个负数，也就是说，比同额投资在起调节作用的A级土地上的生产率还小，那末，追加投资就会使较好土地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价格越来越接近一般生产价格，因而越来越减少二者间形成超额利润或地租的差额。原来形成超额利润或地租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地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但投在B级土地一英亩上的总资本将继续提供超额利润，虽然它会随着生产率不足的资本的总量的增加而减少，并且会按生产率不足的程度而减少。在资本增加，生产增加时，这里每英亩的地租将绝对下降，而不是象在第二种情况下那样，只是相对地即同投资的增加量相比会下降。 只有当较好土地B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一致时，地租才会消失。这时，生产率较高的前几次投资的超额利润，就会全部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 每英亩地租的下降是以地租的消失为最低界限的。但是，地租的消失不是发生在追加投资用不足生产率进行生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如下情况下，即生产率不足的追加投资已经很多，以致它们的作用足以抵销前几次投资的超额生产率，而所投总资本的生产率竟和A级土地的资本的生产率相等，B级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竟和A级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相等。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地租已经消失，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每夸特3镑，仍然不变。只是或者由于追加资本生产率不足的程度已经增加，或者由于生产率同样不足的追加资本量已经加大，才必然会使生产价格的提高超过这一点。例如，在前面第824页的那个表内，如果在同一土地上按每夸特4镑的标准生产出来的是21/2夸特，而不是11/2夸特，那末，合计7夸特的生产费用就是22镑，每夸特的费用就是31/7镑，比一般生产价格贵1/7镑。因此，一般生产价格必须提高。 因此，直到最好土地的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相等，直到后者超过前者的余额，从而超额利润和地租完全消失以前，还可以长时期使用生产率不足，甚至生产率越来越不足的追加资本。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当较好土地的地租消失时，它们的产品的个别平均价格只不过和一般生产价格一致，因此一般生产价格仍不需要提高。 在以上的例子中，在较好土地B——但它在较好土地或有租土地的序列中处于最低的等级——上，31/2夸特是由一个具有超额生产率的5镑资本生产出来的，21/2夸特是由一个具有不足生产率的10镑资本生产出来的，合计6夸特；所以，5/12是由后面这些生产率不足的资本部分生产出来的。并且只是到了这个程度，这6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才提高到每夸特3镑，因此和一般的生产价格一致。 但是在土地所有权规律的支配下，后面这21/2夸特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按每夸特3镑生产的，除非它们能在21/2英亩新的A级土地上生产出来。追加资本尚能按一般生产价格来进行生产的情况形成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同一土地上的追加投资就必须停止。 这就是说，如果租地农场主一旦要对前两次投资支付41/2镑的地租，他就要继续支付这个地租，并且每夸特生产费用高于3镑的每次投资，都会使他的利润减少。在生产率不足时，个别平均价格的平均化因此就要受到阻碍。 我们再就上例来研究一下这种情形。在这个例子中，A级土地每夸特3镑的生产价格，对B级土地来说，起着调节价格的作用。 资本（镑）利润（镑） 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每夸特生产费用（镑） 售价 超额利润（镑）损失（镑） 每夸特（镑）总计（镑） 21/21/2 3211/2 363 — 21/21/2 311/2 2341/2 11/2— 516 11/24 341/2 —11/2 516 163 3—3 15318 ——— 1841/2 41/2 前两次投资所生产的31/2夸特的生产费用，对租地农场主来说，同样是每夸特3镑，因为他要支付41/2镑的地租。这时，他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不是流进他的腰包。因此，对他来说，前两次投资的产品的价格余额，不能用来弥补第三次投资和第四次投资产量上的不足。 第三次投资所产生的11/2夸特的费用，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是6镑(包括利润在内)；但在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为每夸特3镑时，他只能把这11/2夸特卖41/2镑。所以，他不仅会失掉全部利润，而且除此以外还要损失1/2镑，即所投资本5镑的10％。就第三次投资来说，他的利润和资本的损失是11/2镑；就第四次投资来说，他的利润和资本的损失是3镑，合计是41/2镑，恰好和前面两次较好的投资的地租相等。但前面那两次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不能作为平均化的因素，加到B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上，因为它的余额要继续作为地租交给另一个人。 如果为了满足需要，有必要由第三次投资来生产追加的11/2夸特，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必须上涨到每夸特4镑。由于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的这种提高，B的第一次投资和第二次投资的地租将增加，并且A也会提供地租。 因此，级差地租虽然只是超额利润到地租的一种形式上的转化，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把超额利润从租地农场主手里转到自己手里，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或者说同一地块上投资的增加，在资本的生产率下降，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不变时，将会更早得多地达到它的界限，就是说，由于超额利润到地租的纯粹形式上的转化(这是土地所有权的结果)而在事实上达到一种或多或少是人为的界限。因此，在这里，一般生产价格的上涨(在这里，这种上涨在比一般情况更狭小的界限内是必要的)不仅是级差地租上涨的原因，而且级差地租作为地租的存在同时又是一般生产价格更早、更迅速地上涨(以便保证现已成为必要的追加产品的供给)的原因。 此外，还要说明一点： 如果A级土地通过第二次投资提供的追加产品低于4镑，或者，如果有一种比A更坏的新的土地加入竞争，它的生产价格虽然超过3镑，但低于4镑，那末，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就不能由于在B级土地上追加资本而象上例中那样提高到4镑。所以我们看到，级差地租I虽然是级差地租II的基础，但它们同时还会互为界限，因此，有时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有时在新追加的土地上同时投资。在别的情况下，例如在有较好土地加入序列时，它们也同样会互为界限。 注释：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十二章级差地租II——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二章级差地租II——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Ⅱ．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Ⅲ．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 当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生产价格都可能下降。 I．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因此，这个情况假定：各级土地的产量，会按照它们的质量，随着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的增加而按同一程度增加。这个情况包含着：在各级土地的差别不变时，剩余产品按投资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所以，这个情况排除了A级土地上任何一个会影响级差地租的追加投资。A级土地的超额利润率＝0；因此，它仍然＝0，因为已经假定，追加资本的生产力不变，因而超额利润率也不变。 在这些假定的条件下，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能够下跌，只是因为起着调节作用的已经不是A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而是较好一级的B级土地的生产价格，或任何一种比A好的土地的生产价格；这样，资本就会从A级土地上抽出，或者，如果是C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起着调节作用，因而一切较坏土地都从种植小麦的土地的竞争中退出来，资本就会从A和B两级土地上抽出。在上述的假定下，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追加投资的追加产品足以满足需要，以致较坏土地A等等的产品对于保证供给已经成为多余。 我们拿表II来说，但假定满足需要所需的是18夸特，而不是20夸特。这时，A会退出；B和它的每夸特30先令的生产价格将起调节作用。因此，级差地租会取得如下的形式： 表IV 土地等级英亩 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 每夸特售价（镑）收益（镑） 地租 超额利润率 谷物 （夸特）货币 （镑） B15 164 11/26 000 C15 166 11/29 2360% D15 168 11/212 46120% 合计315 31818 —276 9— 因此，和表II相比，总地租已经由36镑减少到9镑，谷物地租也已经由12夸特减少到6夸特；总产量只减少2夸特，由20夸特减少到18夸特。按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却已经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由180%减少到60%。所以在这个场合，随着生产价格的下降，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减少。 和表I相比，只是货币地租减少了；谷物地租在两个场合都是6夸特；不过在一个场合＝18镑，在另一个场合＝9镑。对C级土地来说，谷物地租和表I相比是一样的。事实上，由于有了作用相等的追加资本所完成的追加生产，A的产品被排除出市场，因而A级土地被排除出竞争的生产要素之列，一个新的级差地租I已经形成了，在这种地租上，较好的B级土地起着和从前较坏的A级土地一样的作用。因此，一方面，B的地租没有了；另一方面，按照假定，B、C和D之间的差额不会因为投入追加资本而发生变化。因此，转化为地租的产品部分就减少了。 如果出现上述结果，——即把A级土地除外，仍能满足需求，——是因为投在C或D或这两级土地上的资本已经增加一倍以上，那末，情形就会不同。例如，如果在C上面有了第三次投资，我们就会得到下表： 表IVa 土地等级英亩 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 售价（镑）收益（镑） 地租 超额利润率 谷物 （夸特）货币 （镑） B15 164 11/26 000 C171/2 11/29 911/2 131/23 41/260% D15 168 11/212 46120% 合计3171/2 31/221 21—311/2 7101/2 — 和表IV相比，在这里，C的产量由6夸特增加到9夸特，剩余产品由2夸特增加到3夸特，货币地租由3镑增加到41/2镑。但同表II(在那里，C的货币地租是12镑)和表I(在那里，C的货币地租是6镑)相比，C的货币地租已经下降。谷物地租总额＝7夸特，和表II(12夸特)相比已经下降，但和表I(6夸特)相比已经增加；货币地租总额(101/2镑)和两表(18镑和36镑)相比都已经下降。 如果第三次投资21/2镑是投在B级土地上，那末，生产总量固然会发生变化，但地租不受影响，因为按照假定，各个连续的投资不会在同级土地上造成任何差额，并且B级土地不会提供任何地租。 相反，假定第三次投资是投在D级土地上，而不是投在C级土地上，我们就会得到下表：1 表IVb 土地等级英亩 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 售价（镑）收益（镑） 地租 超额利润率 谷物 （夸特）货币 （镑） B15 164 11/26 000 C15 166 11/29 2360% D171/2 11/29 1211/2 1869 120% 合计3171/2 31/221 22—33 812— 在这里，总产量是22夸特，比表I增加一倍还多，虽然预付资本只是171/2镑比10镑，增加还不到一倍。和表II相比，总产量多2夸特，虽然表II的预付资本更大，是20镑。 和表I相比，D级土地的谷物地租已经由3夸特增加到6夸特，货币地租仍旧不变，还是9镑。和表II相比，D级土地的谷物地租仍旧是6夸特，但货币地租已经由18镑减少到9镑。 再说总地租，表IVb的谷物地租＝8夸特，比表I的6夸特多，也比表IVa的7夸特多，但比表II的12夸特少。表IVb的货币地租＝12镑，比表IVa的101/2镑多，比表I的18镑少，也比表II的36镑少。 在表IVb的各种条件下，在B没有地租后，要使地租总额仍然和表I的地租总额相等，我们必须再有6镑的超额利润，也就是必须再有4夸特，每夸特的新的生产价格是11/2镑。这样，我们就会又有一个18镑的地租总额，和表I相同。为此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量，要看我们是把这个资本投在C上还是投在D上，还是分开投在这两种土地上而有所不同。 对C来说，5镑资本会提供2夸特的剩余产品，所以10镑追加资本将会提供4夸特的追加剩余产品。对D来说，5镑的追加额，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这一在这里作为基础的前提下，已经足够生产4夸特的追加谷物地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果。 表IVc 土地等级英亩 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 售价（镑）收益（镑） 地租 超额利润率 谷物 （夸特）货币 （镑） B15 164 11/26 000 C115 31818 11/227 6960% D171/2 11/29 1211/2 1869 120% 合计3271/2 51/233 34—51 1218— 表IVd 土地等级英亩 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 售价（镑）收益（镑） 地租 超额利润率 谷物 （夸特）货币 （镑） B15 164 11/26 000 C15 166 11/29 2360% D1121/2 21/215 2011/2 301015 120% 合计3221/2 41/227 30—45 1218— 货币地租总额恰好是表II(在那里，追加资本是在生产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投入的)的货币地租总额的一半。 最重要的是，把以上二表和表I相比。 我们看到，当生产价格下降一半，由每夸特60先令跌到30先令时，货币地租总额不变，仍旧是18镑，谷物地租则相应地增加一倍，由6夸特增加到12夸特。B的地租没有了；C的货币地租在表IVc增加一半，在表IVd则减少一半；D的货币地租在表IVc仍旧＝9镑，在表IVd则由9镑增加到15镑。产量已经由10夸特增加到表IVc的34夸特和表IVd的30夸特；利润已经由2镑增加到表IVc的51/2镑和表IVd的41/2镑。总投资在一个场合由10镑增加到271/2镑，在另一场合由10镑增加到221/2镑，所以在这两个场合都增加一倍以上。地租率，即按预付资本计算的地租，对每级土地来说，在从表IV到表IVd的所有的表上都是一样。这一点已经包含在这一假定中：任何一级土地上两个连续投资的生产率不变。但是，和表I相比，无论对所有各级土地的平均来说，还是对每级土地分别来说，地租率都已经下降。在表I，地租率平均＝180%，而在表IVc，平均＝18/271/2×100%＝65 5/11%，在表IVd，平均＝18/221/2×100%＝80%。每英亩的平均货币地租已经增加。它的平均数以前在表I是按全部4英亩计算，每英亩41/2镑，现在在表IVc和表IVd，按3英亩计算，每英亩6镑。按提供地租的土地计算，货币地租的平均数以前是每英亩6镑，现在是每英亩9镑。所以每英亩地租的货币价值已经提高，并且现在代表比以前多一倍的谷物产品；但是现在12夸特谷物地租还不到总产量34夸特或30夸特的一半，而在表I，6夸特已经代表总产量10夸特的3/5。所以，地租作为总产量的一部分来看虽然已经减少，按所投资本计算，也已经减少，但它的货币价值按每英亩计算已经增加，它的产品价值增加得更多。我们拿表IVd中的D级土地来说，这里生产费用＝15镑，其中所投资本＝121/2镑。货币地租＝15镑。在表I，同一个D级土地的生产费用＝3镑，所投资本＝21/2镑，货币地租＝9镑，后者等于生产费用的三倍，几乎等于资本的四倍。在表IVd，D的货币地租是15镑，恰好与生产费用相等，只比资本大1/5。不过每英亩的货币地租已经大2/3，不是9镑，而是15镑。在表I，3夸特的谷物地租＝总产量4夸特的3/4；在表IVd，谷物地租是10夸特，等于D级土地一英亩的总产量(20夸特)的一半。由此可见，每英亩地租的货币价值和谷物价值能够增加，虽然它只形成总收益中较小的一部分，和预付资本相比也已经减少。 表I的总产量的价值＝30镑，地租＝18镑，超过总产量的价值的一半。表IVd的总产量的价值＝45镑，其中地租是18镑，不到总产量的价值的一半。 尽管每夸特的价格下降11/2镑即50%，尽管参加竞争的土地由4英亩减少到3英亩，但总货币地租却仍然保持不变，而谷物地租还增加一倍，按每英亩计算的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都增加，其原因就在于已经生产出更多夸特的剩余产品。谷物价格下跌50%，剩余产品增加100%。但是，要得到这个结果，在我们现在假定的条件下，总产量必须增加两倍，较好土地上的投资也必须增加一倍以上。较好土地上的投资必须按怎样的比例增加，首先取决于追加投资在较好土地和最好土地之间是怎样分配的；这里总是假定，资本在每级土地上的生产率，都会同资本量成比例地增加。 如果生产价格下降的程度较小，产生同额货币地租所需要的追加资本就会较少。如果要把A从耕地中排挤出去所必需的供给——这不只取决于A每英亩的产量，而且也取决于A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更大了，因而比A好的各级土地所必需的追加资本量已经更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地租和谷物地租就会增加得更多，虽然二者在B级土地上都已不复存在。 如果从A级土地拍出的资本＝5镑，那末要在这里加以比较的两个表就是表II和表IVd。总产量已经由20夸特增加到30夸?亍；醣业刈馊粗挥幸话耄?18镑而不是36镑；谷物地租仍旧不变＝12夸特。 如果在D级土地上44夸特的总产量＝66镑可以用271/2镑资本生产出来，——按照D原有的比率计算，每个21/2镑的资本都有产品4夸特，——那末，货币地租总额就会重新达到表II的水平，并且表的形式如下： 土地等级资本（镑） 产量（夸特）谷物地租（夸特） 货币地租（镑） B54 00 C56 23 D271/2 442233 合计371/2 542436 这里的总产量是54夸特，表II的总产量却是20夸特；货币地租仍旧一样，＝36镑。但这里的总资本是371/2镑，而表II是20镑。全部预付资本几乎增加一倍，产量几乎增加两倍；谷物地租已经增加一倍，但货币地租仍旧不变。所以，如果价格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在提供地租的较好土地(即一切比A好的土地)上投入追加的货币资本而下降，总资本就会有一种不是同产量和谷物地租按同一比例增加的趋势；因此，价格下降所引起的货币地租的损失，又可以由谷物地租的增加得到补偿。这一规律也表现在下面一点上：如果预付资本投在C上的比投在D上的多，也就是说，投在提供地租较少的土地上的，比投在提供地租较多的土地上的多，预付资本就必须相应地增多。简单说来就是，为了要使货币地租保持不变或增加，必须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产品的追加额；为此所需的资本，在提供剩余产品的土地的肥力越大时，将越小。如果B和C之间，C和D之间的差额更大，所需的追加资本就会更小。这个一定的比例，要取决于1．价格下降的比例，即现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B和以前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之间的差额； 2．B以上各级较好土地之间的差额的比例；3．新投入的追加资本的量；4．这个追加资本在各级土地上的分配。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规律所表示的，不过是在谈第一种情况时已经阐明的事情：生产价格已定时，不管它的量是多少，地租都会因追加投资而增加。这是因为，由于A已被排挤出去，现在就有了一个新的级差地租I，它以B为最坏土地，以每夸特11/2镑为新的生产价格。这适用于表IV，也适用于表II。规律是一样的，只是现在作为出发点的不是土地A，而是土地B，不是3镑的生产价格，而是11/2镑的生产价格。 这里重要的一点只是：既然需要有这样多的追加资本，才能使资本从土地A抽出，并使供给在没有A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满足，这就表明，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每英亩的地租可以仍旧不变、增加或减少，即使不是在所有土地上都是这样，至少在某些土地上，就已耕地的平均来说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并不是平衡的。只是由于传统，谷物地租才在经济学上仍然起着作用。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可以证明，比如说，一个工厂主现在用他5镑的利润买到的棉纱可以比以前用他10镑的利润买到的棉纱多得多。不过，这件事无论如何已经说明，地主老爷们如果同时又是制造厂、制糖厂、酿酒厂等等的厂主或股东，在货币地租下降的时候，他们作为本人所需的原料的生产者，仍然可以获得的利益。［注：以上IVa至IVd各表由于包含一个贯串全部的计算上的错误而必须重新计算。这诚然不会影响这些表所阐明的理论观点，但关于每英亩的产量，这些表部分地包含着十分畸形的数值。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在一切立体地形图上，垂直比例总是显著地大于水平比例。不过，如果有入觉得他的农业感情会由此受到损害，他尽可以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数字，去乘英亩数。在表I，我们可以用每英亩10蒲式耳、12蒲式耳、14蒲式耳、16蒲式耳(8蒲式耳＝1夸特)来代替每英亩1夸特、2夸特、3夸特、4夸特。由此推出的其他各表的数字，仍然在或然率的范围内；我们将会发现，其结果，即地租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之比，将会完全一样。下章由编者加进的各表就是这样做成的。——弗·恩·］ II．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这个情况不会引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在这里，同刚才考察过的情况一样，生产价格之所以能够下降，只是因为追加资本投在比A好的土地上，A的产品已经变为多余，因而资本已经从A抽出，或A已经用在别种产品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已经在上面详细论述过了。已经指出，在相同的情况下，每英亩的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可以增加、减少或者不变。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把表I抄在下面： 表I 土地等级英亩资本（镑） 利润（镑）每夸特的 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谷物地租（夸特） 货币地租（镑）超额 利润率 A121/2 1/23 130 0 B121/2 1/211/2 233 120% C121/2 1/21 336 240% D121/2 1/23/4 439 360% 合计410 ——10 618180% (平均) 现在我们假定B、C、D在生产率降低时提供的16夸特，已经足以把A从耕地中排挤出去，表III就会变成下表： 表V 土地等级英亩投资（镑） 利润（镑）产量（夸特） 售价（镑）收益（镑） 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超额 利润率 B121/2+21/2 12+11/2=31/2 15/760 00 C121/2+21/2 13+2=515/7 84/711/2 24/7513/7% D121/2+21/2 14+31/2=71/2 15/7126/7 466/7 1371/7% 合计315 —16— 273/751/2 93/7942/7%(平均) ［注：在这里和在以下各表中，恩格斯计算的只是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平均数；B—D的平均数＝626/7％。］ 这里，在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但各级土地上的降低额不等时，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由3镑下降到1 5/7镑。投资增加了一半，由10镑增加到15镑。货币地租差不多降低一半，由18镑降到93/7镑，谷物地租却只减少1/12，由6夸特减少到51/2夸特。总产量由10夸特增加到16夸特，增加了60%。谷物地租占总产量三分之一强。预付资本和货币地租之比为15:93/7，以前为10:18。 Ⅲ．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 这个情况和本章开头论述的变例I——生产价格在生产率不变时下跌——的区别只是在于：当需要一定数量的追加产品把A级土地排挤出去时，这种情况在这里可以更快地发生。 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和提高的场合，追加投资都会按照它们在各级土地间的分配情况而发生不同的作用。随着这种不同的作用使差额平衡或扩大，各级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从而地租总额，也将会按比例减少或增加，这和级差地租I中已经看到的情形一样。此外，一切取决于和A一起被排挤掉的土地面积和资本的数量，以及在生产率提高时为提供追加产品以满足需求所必需的预付资本的相对量。 在这里，只有一点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实际上也是这一点使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这个级差利润是如何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这就是： 在第一种情况即生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中，投在A级土地上的追加资本和级差地租本身无关，因为A级土地仍旧不提供地租，它的产品的价格不变，并且继续起调节市场的作用。 在第二种情况的变例I(生产价格在生产率不变时下跌)中，A级土地必然会被排挤掉，在变例II(生产价格在生产率降低时下跌)中更是这样；因为，否则A级土地的追加投资必然会提高生产价格。但在这里，在第二种情况的变例III(生产价格因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而下跌)中，这个追加资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投在A级土地上，也可以投在各级较好土地上。 我们假定，投在A上的追加资本21/2镑，不是生产1夸特，而是生产11/5夸特。 表VI 土地 等级英亩 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 售价（镑）收益（镑） 地租 超额 利润率 夸特镑 A121/2＋21/2=5 161+11/5=21/5 28/1160 00 B121/2＋21/2=5 162+22/5=42/5 28/111221/5 6120% C121/2＋21/2=5 163+33/5=63/5 28/111842/5 12240% D121/2＋21/2=5 164+44/5=84/5 28/112463/5 18360% 420 42422 —60131/5 36240% 这个表，除了要和基本的表I相比较，也要和表II(在那里，投资加倍，而生产率不变，即和投资成比例)相比较。 按照假定，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下降了。如果它不变，还是＝3镑，那末，以前仅投资21/2镑时不提供任何地租的最坏土地A，现在也就会提供地租了，尽管并没有更坏的土地被人耕种；而这是因为同一土地的生产率已经增加，但只是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是这样，而不是对原有的资本来说是这样。第一个3镑的生产费用生产1夸特；第二个3镑的生产费用生产11/2夸特；但全部产品2 1/5夸特现在是按照它的平均价格出售的。因为生产率随着追加投资而增加，所以这必然包含着某种改良。这种改良可以是：一般地说，在每英亩上已经投入更多的资本(更多的肥料，更多的机械性劳动等等)。也可以是：一殷地说，只有通过这个追加资本，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性质上不同的、生产效率更大的投资。在这两个场合，都是每英亩花费5镑资本，得到21/2夸特的产量，而用这个资本的一半即21/2镑，那就只会得到1夸特的产量。把暂时的市场状况撇开不说，只有在A级土地的相当大的面积上，继续只用每英亩21/2镑的资本来耕种，A级土地的产品才能继续按较高的生产价格，而不是按新的平均价格出售。但是，每英亩投资5镑的新比例以及改良的经营方法一旦普遍实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必然会下降到2 8/11镑。这两个资本部分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于是A级土地每英亩只用21/2镑来耕种，事实上就是非正常的，是与新的生产条件不相适应的。这时，问题不再是同一英亩上的资本不同部分的收益的差别，而是每英亩总投资是否充足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相当多租地农场主(必须是相当多，因为如果人数少，他们就只得被迫低于他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手中的不充足的资本，同各级土地本身在下降序列中发生的差别，起着完全相同的作用。较坏土地的低劣耕种，将会使较好土地的地租增加；它甚至会在质地同样坏但耕作已改良的土地上创造出地租，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土地是不会提供地租的。第二，我们知道，级差地租在它是由同一个总面积上的连续投资产生时，实际上会化成一个平均数，在这个平均数上，不同的投资的作用已经不再能够辨认和区别，因此不会在最坏土地上生出地租；而是1．它们会使比如说A级土地一英亩总收获的平均价格，成为新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2．它们会表现为在新条件下充分耕种土地所必要的每英亩资本总量的变动，并且在资本总量中，各个连续的投资及其各自的作用已经不可区分地混在一起。较好土地的个别的级差地租也是这样。总之，在每个场合，级差地租都是由该级土地提供的平均产量和最坏土地按一个已经增加、现在已经作为标准的投资提供的产量相比的差额决定的。 没有一块土地是不用投资而提供产品的。甚至就简单的级差地租即级差地租I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说一英亩A级土地即调节生产价格的土地会按某种价格，提供这样多的产品，较好的B、C、D级土地会提供这样多的级差产品，因而按那个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会提供这样多货币地租，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已经投入一定额的、在现有生产条件下被看作标准的资本。正如在工业中一样，对每个工业部门来说，都必须有一个最低限额的资本，以便可以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生产商品。 如果由于在同一土地上有了和各种改良结合在一起的、连续的投资，这个最低限额发生了变化，那末，这也是逐渐发生的。例如，在A级土地还有一定的英亩数尚未取得这种追加的经营资本时，由于生产价格不变，A级土地中那些耕种得比较好的英亩就会产生出地租，一切较好土地如B、C、D的地租也会提高。但新的经营方法一旦普及，成为标准的经营方法，生产价格就会下降；较好土地的地租就会再下降，而尚未具有现在的平均经营资本的那部分A级土地，就只好低于它的个别生产价格，因而低于平均利润出售它的产品。 在生产价格下跌时，这种情况甚至在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的时候也会发生，只要所需的总产量，由于投资的增加，已经可以由较好土地来提供，从而，例如，经营资本从A级土地上抽出，也就是说，A级土地不再参加这种产品(例如小麦)的生产上的竞争。现在平均投在新的起调节作用的较好的B级土地上的资本量就成为标准；当我们说土地的不同肥力时，也是假定每英亩使用了这种新的标准的资本量。 另一方面，很清楚，这种平均投资，例如英国1848年以前每英亩8镑，1848年以后每英亩12镑，也会作为缔结租约时的标准。对投资超过标准的租地农场主来说，超额利润在租约有效期间是不会转化为地租的。租约满期后，它会不会转化为地租，取决于那些能够进行同样的额外投资的租地农场主的竞争。这里不谈那种永久性的、在资本支出相等甚至减少时也能继续保证产量增加的土地改良。这种改良虽然是资本的产物，但起着和土地性质的自然差异完全相同的作用。 因此，我们知道，在级差地租II中，有一个要素必须加以考虑，这个要素在级差地租I本身中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不管每英亩标准投资额有任何变动，级差地租I都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这个要素，一方面，是起调节作用的A级土地上的各个投资的结果混在一起；A级土地的产量，现在不过表现为每英亩的标准平均产量。另一方面，是每英亩投资的标准最低限额或平均量发生变动，以致这种变动表现为土地的特性。最后，是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形式的方法上的差别。 其次，同表I及表II相比，表VI现在表明，谷物地租比表I增加一倍以上，比表II增加1 1/5夸特；货币地租和表I相比，增加一倍，和表II相比，却没有变化。如果(在其他各种假定相同的条件下)追加资本有更大的部分投在较好的各级土地上，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如果追加资本在A级土地上所发生的作用减少，以致A级土地每夸特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提高，那末，货币地租就会显著增加。 如果因资本增加而产生的肥力的提高，会在各级土地上发生不同的作用，那就会引起它们的级差地租的变动。 无论如何已经证明，在生产价格因追加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而下降时，——也就是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大于预付资本增加的比例时，——每英亩的地租，例如在投资增加一倍时，不只是能够增加一倍，而且能够增加一倍以上。但是，如果生产价格因A级土地的生产率提高得更快而下降得更低，那末，每英亩的地租也可能下降。 例如我们假定B和C的追加投资不是和A的追加投资按相同的比例来提高生产率，以致对B和C来说比例差额减少，产量的增加就不会弥补价格的下降，这样，和表II相比，D的地租将会增加，B和C的地租则会减少。 表VIa 土地等级英亩资本（镑） 利润（镑）每英亩的产量（夸特） 售价（镑）收益（镑） 谷物地租（夸特）货币地租（镑） A121/2+21/2=5 11+3=411/2 600 B121/2+21/2=5 12+21/2=41/2 11/263/4 1/23/4 C121/2+21/2=5 13+5=811/2 1246 D121/2+21/2=5 14+12=1611/2 241218 合计420 —321/2 ——161/2 243/4 最后，如果在肥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的条件下，在较好土地上比在A级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追加资本，或者，如果在较好土地上的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提高，那末，货币地租就会增加。在这两个场合，差额都会增加。 如果由追加投资引起的改良会全面或部分减小差额，并且对A的影响大于对B和C的影响，那末，货币地租就会下降。最好土地的生产率的增加越小，它就下降得越多。谷物地租是增加、下降还是不变，则取决于影响的不平衡的程度。 如果各级土地的追加肥力的比例差额不变，但在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比在无租土地A上，在提供地租较多的土地上比在提供地租较少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资本，或者如果追加资本相等，但和A级土地相比，较好土地和最好土地上的肥力增加得更多，那末，货币地租就会提高，谷物地租也会提高，提高的程度和比较高级土地的肥力超过比较低级土地的肥力增加的程度成比例。 但是，在所有情况下，如果增长的生产力是资本增加的结果，不单纯是投资不变时肥力提高的结果，那末，地租就会相对地提高。这是绝对的观点，它指出，在这里，和以前的所有情况一样，地租和每英亩的已经增加的地租(和级差地租I中就全部耕地面积计算的平均总地租的量一样)，都是土地上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投资是在价格不变或下降时以不变的生产率发生作用，还是在价格不变或下降时以降低的生产率发生作用，还是在价格下降时以提高的生产率发生作用。因为我们的假定是：价格在追加资本的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不变，或价格在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下降，而这个假定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假定：价格不变或下降时追加资本的生产率不变，价格不变或下降时生产率降低，价格不变和下降时生产率提高。虽然在所有这一切场合，地租可以不变和下降，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资本的追加使用不是肥力增加的条件，地租就会下降得更厉害。因此，追加资本总是地租相对高昂的原因，虽然地租绝对地会下降。 注释：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十一章级差地租II——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一章级差地租II——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这里的前提是：市场价格仍由投在最坏土地A上的资本调节。 I．如果投在任何一级提供地租的土地B、C、D上的追加资本，只和投在A级土地上的同量资本生产一样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追加资本只按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来提供平均利润，不提供任何超额利润，那末，它对地租的影响就等于零。一切都照旧。这就等于，有任意英亩数的A级土地即最坏土地加入耕地面积。 II．假定追加资本在每级土地上，都生产出和各自的量成比例的追加产品；也就是说，产量会依据各级土地特有的肥力，并按照追加资本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我们在第三十九章的出发点是下表I： 表I 土地 等级英亩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售价（镑） 收益（镑）地租 超额 利润率 夸特镑 A121/2 1/23 133 000 B121/2 1/23 236 13120% C121/2 1/23 339 26240% D121/2 1/23 4312 39360% 合计410 —1210 —306 18— 现在这个表已经变为， 表II 土地 等级英亩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售价（镑） 收益（镑）地租 超额 利润率 夸特镑 A121/2+21/2=5 162 360 0— B121/2+21/2=5 164 3122 6120% C121/2+21/2=5 166 3184 12240% D121/2+21/2=5 168 3246 18360% 420 ——20 —6012 36— 在这里，没有必要象表中那样，使所有各级土地的投资都加倍。只要在一级或几级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使用了追加资本，不管比例是多少，规律总是这样。所需要的只是，每一级土地的产量都按资本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在这里，地租的提高只是土地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资本的这种增加成比例的。产量和地租的这种增加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投资的增加成比例的，就产量和地租量来说，这种增加和下述情形完全相同：同质的提供地租的地块的耕种面积已经扩大，并且使用和过去在同一级地块上一样多的资本来进行耕种。例如，拿表II来说，如果把每英亩21/2镑的追加资本分别投在B、C、D各级土地的另外一英亩上，那末，结果是一样的。 其次，这个例子的前提不是资本的使用更有效果，而只是在同一土地面积上投入更多的资本，效果仍同以前一样。 在这里，一切比例关系都仍旧不变。当然，如果我们不考察比例差额，而只考察纯粹的算术差额，那末，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是会变动的。例如，我们假定，追加资本只投在B和D上。这样，D和A的差额就＝7夸特，而以前＝3夸特；B和A的差额就=3夸特，而以前＝1夸特；C和B的差额是＝-1，而以前＝+1，等等。这个算术差额，在级差地租I的场合，就它表示等量投资生产率的差别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算术差额只是在每个相等资本部分在不同地块上的差额仍旧不变的情况下，追加不同投资或没有追加投资的结果。 III．追加资本带来超额产品，因此形成超额利润，不过比率下降，不和追加资本的增加成比例。 表III 土地 等级英亩资本（镑） 利润（镑）生产费用（镑） 产量（夸特）售价（镑） 收益（镑）地租 超额 利润率 夸特镑 A121/2 1/23 13300 0 B121/2+21/2=5 162+11/2=31/2 3101/2 11/241/2 90% C121/2+21/2=5 163+2=5 31539180% D121/2+21/2=5 164+31/2=71/2 3221/2 51/2161/2 330% —171/2 31/221 17—511030 — 在这第三种假定的情况下，追加投资即第二次投资是均等地还是不均等地分配在各级土地上；生产的超额利润是按相等的比率还是按不相等的比率减少；追加的投资是全部投在同一级提供地租的土地上，还是均等地或不均等地分别投在各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这些情况对这里所要说明的规律都是无关紧要的。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对任何一种提供地租的土地的追加投资会提供超额利润，但它提供的超额利润和资本的增加量之间的比率会下降。这种下降的界限，以上表为例来说，是在4夸特＝12镑(在最好土地D上第一次投资的产品)和1夸特＝3镑(最坏土地A上同量投资的产品)之间变动。在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况下，对于在任何一种提供超额利润的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所提供的产品来说，投在最好土地的资本I的产量构成的最高界限，投在不提供地租、也没有超额利润的最坏土地A上的等额资本的产量构成最低界限。和第II种假定相当于较好土地中的新的同质地块加入耕种面积，相当于任何一种耕地的数量增加一样，第III种假定相当于耕种这样的追加地块，它们的不同肥力分别在D和A之间，也就是，分别在最好土地的肥力和最坏土地的肥力之间。如果连续投资只投在D级土地上，它们就能够包含D和A之间现有的差别，也包含D和C之间的差别，同样也包含D和B之间的差别。如果它们全部投在C级土地上，那就只会包含C和A之间或C和B之间的差别；如果它们全部投在B级土地上，那就只包含B和A之间的差别。 规律是：在所有各级土地上，地租都会绝对增加，虽然这种增加并不和追加投资成比例。 不论就追加资本来说，还是就全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来说，超额利润率都降低了；但超额利润的绝对量却增加了；正如整个资本的利润率的下降通常总是和利润绝对量的增加结合在一起一样。例如，在B上面的投资的平均超额利润率＝资本的90％，而它的第一次投资的平均超额利润率却＝120％。但总的超额利润已经由1夸特增加到11/2夸特，由3镑增加到41/2镑。总地租，就它本身来看，也就是不和预付资本的已经加倍的数量联系来看，已经绝对增加。各级土地的地租的差额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比例在这里会发生变动；但差额的这种变动，在这里是各种地租互相增加的结果，而不是这种增加的原因。 IV．关于较好土地上的追加投资比原来的投资产量大的情形，不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不言而喻，在这种假定下，每英亩的地租会增加，并且增加的比例大于追加资本，不论这种资本投在哪一级土地上。在这个场合，追加的投资和土地的改良是结合在一起的。这里意味着一个较小的追加资本和从前一个较大的追加资本相比会产生同样或更大的效果。这种情况和上述情况不完全一致；而这种区别对一切投资来说都是重要的。例如，如果100提供的利润是10，而在一定形式上使用的200提供的利润是40，那末利润就由10％增加到20％；这就等于，如果50使用得有效，它所提供的利润不是5，而是10。在这里，我们假定，利润的增加和产量的相应增加结合在一起。不过，所不同的是，在一个场合，我必须把资本加倍，而在另一个场合，我用以前的资本获得加倍的效果。究竟我1．是用以前一半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或者2．是用同量的劳动，生产出两倍于以前的产品；或者3．是用加倍的劳动，生产出四倍于以前的产品，这几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劳动以活的或物化的形式游离出来，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对劳动和资本的支配能力将会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游离本身，就是财富的增加；其作用就象通过积累而获得这个追加资本是一样的，只不过节省了从事积累的劳动。 假定一个100的资本生产了10米长的产品?Ｕ?100包括不变资本，也包括活劳动和利润。所以每米的费用是10。现在，如果我能够用同样一个100的资本生产20米，每米的费用就是5。但是，如果我能用资本50生产10米，1米的费用也是5；只要原来的商品供给是足够的，就会有50的资本游离出来。如果我必须投入资本200来生产40米，每米的费用也是5。在价值规定和价格规定上，看不出什么区别；在产量和预付资本的比率上，也看不出什么区别。不过，在第一种情况下，会有资本游离出来；在第二种情况下，在需要加倍生产时，可以节省追加资本；在第三种情况下，只有增加预付资本才能得到增加的产品，虽然和由旧有生产力来供给这些增加的产品时相比，预付资本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这是属于第一篇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如果不是指剩余价值的增加，而是指成本价格的下降，——在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仍旧不变时，甚至剩余价值形成要素(劳动)上的费用的节省，也会使资本家得到这种好处，并为他形成利润，——使用不变资本总是比使用可变资本要便宜。这实际上是以那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信用发展和借贷资本的充裕为前提的。一方面，我使用100镑追加的不变资本，假定100镑就是5名工人一年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把100镑用在可变资本上。如果剩余价值率＝100%，5名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就＝200镑；相反，100镑不变资本的价值却仍然=100镑，作为资本，在利息率＝5％时，也许＝105镑。相同的货币额，根据它们在生产上是作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量还是作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量来预付，从它们的产品方面来看，会表现极不相同的价值。其次，至于商品的费用，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还有这样的区别：在100镑的不变资本中，在它是投在固定资本上面的时候，只有损耗部分加入商品的价值，而投在工资上面的100镑，却必须完全在商品的价值中再生产出来。 在殖民地移民那里，一般地说，在独立小生产者(他们完全没有资本，或出高额利息才能取得资本)那里，代表工资的那部分产品是他们的收入，而对资本家来说，这部分产品却代表资本预付。所以，前者会把这种劳动支出看作劳动收益的必要先决条件，而这种劳动收益也就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事情。至于那种除去必要劳动以后的剩余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实现在剩余产品中；只要他能够把这种产品出售，或者自己使用，他就会把它看作是不费他分文的产品，因为在它上面没有花费任何物化劳动。对他来说，只有物化劳动的耗费，才是财富的让渡。他当然想按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但对他来说，即使低于价值和低于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出售，总还是有了利润，只要这种利润没有由于借贷、抵押等等而已经预先被人拿去。相反，对资本家来说，无论可变资本的支出，还是不变资本的支出，都是资本的预付。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时，预付的不变资本相对地较多，会减低成本价格，并且实际上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因此，虽然利润单纯来自剩余劳动，单纯来自可变资本的使用，但资本家个人仍然会认为，活劳动是他的生产费用中花费最大的、最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要素。这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歪曲的形式反映如下事实：使用过去的劳动比活劳动多，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见，从竞争的观点看，一切都会错误地、颠倒地表现出来。 在生产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追加投资可以在生产率不变，提高或降低的条件下投在较好土地上，即B级以上的各级土地上。在我们的前提下，对A级土地的追加投资，只有在生产率不变时(在这个场合，A级土地仍旧不会提供地租)，或在生产率提高时(在这个场合，投在A级土地上的资本有一部分会提供地租，但其余的部分不会)，才有可能，在A的生产力降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候生产价格已经不是不变，而是上涨。不过，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也就是说，无论各追加投资带来的剩余产品是和它们的量成比例，是高于这个比例，还是低于这个比例，从而，在资本增加时，无论资本的超额利润率是不变，是上涨，还是下降，每英亩的剩余产品以及与之相应的超额利润都会增加，从而地租，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按每英亩计算的超额利润(或地租)的单纯数量的增加，也就是，按一个不变单位(这里就是任何一定量的土地，一英亩或一公顷)计算的超额利润量的增加，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增长着的比率。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量的增加，只是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增加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在生产价格不变的时候发生的，无论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是不变，是降低，还是提高，都是一样。后面这些情况会影响每英亩的地租量增加的数目，但不会影响这个增加的事实本身。这就是级差地租II所特有的、不同于级差地租I的现象。如果追加的投资不是在时间上相继地投在同一土地上，而是在空间上并行地投在新的、质量相当的追加土地上，地租的总量将会增加，并且正如前面指出的，总耕地面积的平均地租也会增加，但每英亩的地租量不会增加。如果从总生产的和剩余产品的总量和价值来看，结果保持不变，资本在较小土地上的集中就会增进每英亩的地租量，而在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在较大土地上的分散，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却不会引起这个结果。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资本就越是集中在同一土地上，所以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也就越提高。因此，如果有两个国家，它们的生产价格是一样的，各级土地间的差别是一样的，所投资本的总额也是相同的，但是其中一国主要采用在有限土地上连续投资的形式，另一国主要采用在比较广阔的土地上并行投资的形式，那末，每英亩的地租，从而土地的价格，在前一个国家就比较高，而在后一个国家就比较低，虽然地租总额在这两个国家是相等的。因此在这里，地租量的差别既不能由各级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差别来说明，也不能由所用劳动的数量来说明，而只能由不同的投资方法来说明。 在这里，我们说剩余产品时，总是指产品中那个代表超额利润的相应部分。在其他地方，我们说剩余产品或超额产品时，却是指那个代表全部剩余价值的产品部分，在个别场合，也指那个代表平均利润的产品部分。我们在论述提供地租的资本时赋予这个名词的特殊意义，正如以前指出的，是会引起误解的。 注释：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十章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II）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章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II） 以上我们只是把级差地租看作是投在面积相等而肥力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所以，级差地租是由投在最坏的无租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和投在较好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决定的。在那里，我们假定若于资本同时投在不同的地块上，所以，每投入一笔新的资本，土地的耕作范围就会相应扩展，也就是耕地面积扩大。但是，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生产率不同的各个资本连续投在同一地块上和同时投在不同地块上，假定结果相同，是否会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不能否认，就超额利润的形成来说，这两种场合是毫无差别的：一种是投在A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1夸特，从而3镑成为1夸特的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投在B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2夸特，并提供一个3镑的超额利润，而投在C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3夸特，并提供6镑的超额利润，最后，投在D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4夸特，并提供9镑的超额利润；另一种是这12镑生产费用或10镑资本，按相同的顺序，投在同一英亩上，取得同样的效果。在这两种场合，都是一个1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分成四部分，依次投入，每部分21/2镑，而不管它们是同时投在肥力不同的四英亩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英亩上。由于它们的产量不同，其中一部分不会提供超额利润，而其他各部分却会按照它们的收益和不提供地租的投资的收益之间的差额提供超额利润。 资本不同价值部分的超额利润和不同的超额利润率，在这两种场合都是按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地租无非是这个形成地租实体的超额利润的一种形式。但是，无论如何，在第二个方法上，超额利润到地租的转化，即超额利润由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手里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这种形式转化，会遇到一些困难。英国租地农场主所以顽强抗拒政府的农业统计，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在确定他们投资的实际成果时所以和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其原因也在于此(摩尔顿)。地租是在土地出租时确定的，地租确定后，在租约有效期间，由连续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便流入租地农场主的腰包。正因为这样，租地农场主总是力争签订长期租约；但另一方面，由于地主的力量占优势，每年更换租约的现象却增加了。 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具有不同结果的各个等量资本，不管是同时投在同样大的各块土地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都不会影响超额利润的形成规律，但是，这件事对于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一个方法会把这种转化限制在一方面更为狭小，另一方面更不稳定的界限内。因此，在实行耕作集约化(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的各国，税务员的工作，正如摩尔顿在他所著的《地产的资源》一书中所说的，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复杂、困难的职业。如果土地改良的效果比较持久，那末，在租约满期时，人工增进的土地的不同肥力，就会和土地的自然的不同肥力合在一起，因此，地租的评定也就会和不同肥力的各级土地的地租的评定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就超额利润的形成决定于经营资本的量这点来说，一定量经营资本产生的地租额，会加到一国的平均地租中去；因此也就要求新的租地农场主掌握足够的资本，以便按同样集约化的方法，来继续进行耕种。 在考察级差地租II时，还要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级差地租II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从历史上来说，而且就级差地租II在任何一个一定时期内的运动来说，都是级差地租I，就是说，是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各级土地的同时并列的耕种，也就是农业总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不同质的地块上同时并列的使用。 历史地看，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殖民地，移民只需投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每个家长都企图在他的移民伙伴们经营的场所旁边，为自己和家属建立一个独立经营的场所。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下，在真正的农业中一般说来必然是这种情形。在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的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几乎都是共同利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一句话，是从农业的手工业经营发展起来的。实际上，生产资料只是由此才逐渐走向集中，并逐渐转化为资本，而同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表现出自己的特征，那末，这首先特别是发生在牧羊业和畜牧业上；所以，并不是表现在资本在较小土地范围内的集中上，而是表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因而可以节约马的饲养费用及其他生产费用上；事实上并不是由于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了更多的资本。此外，由于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才会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要素。在已耕地同未耕地相比只占较小面积，地力也还没有枯竭的时候(在真正农业和植物性食物占统治地位以前，当畜牧和肉食盛行的时期，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刚刚开始的新生产方式同农民生产的区别，主要在于由一个资本家投资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大，也就是在于资本以粗放的方法投在较大的土地面积上。因此，一开始就要记住：级差地租I是作为出发点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级差地租II的运动，在任何一定的瞬间，都只是出现在这样一个领域内，这个领域本身又是级差地租I的形形色色的基础。 第二：在级差地租的第II形式上，除了肥力的差别，还有资本(以及获得信用的能力)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差别。在真正的工业中，每个生产部门都会迅速形成该部门所特有的最低限度的经营范围和与此相应的最低限度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个最低限度的资本，任何一种经营也不能顺利进行。同样地，在每个生产部门，又都会形成大多数生产者所必须拥有并且实际也拥有的、高于这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平均资本量。大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会提供额外利润，而小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就得不到平均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缓慢地、不平衡地侵入农业，这是我们在英国这个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中可以看到的。如果没有谷物的自由进口，或者因自由进口的数量很小，影响有限，那末，市场价格就要由耕种较坏的土地的生产者来决定，就是说，要由在低于平均水平的不利的生产条件下从事工作的生产者来决定。用于农业的并且一般可以由农业支配的资本总量中的大部分，也是掌握在这些生产者手中。 诚然，例如农民在他的小块土地上耗费了大量劳动，但是，这种劳动是孤立的，并且被剥夺了生产率的各种客观条件(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 这种情况使真正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能够把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占为已有；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也同在工业中一样平衡地发展，那末，至少就上述这点来说，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让我们首先只考察级差地租II中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暂且不考虑这种超额利润能够转化为地租的条件。 这里很明显，级差地租II只是级差地租I的不同的表现，而实质上二者是一致的。在级差地租I中，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所以会发生影响，只是因为不同的肥力使投在土地上的各个资本在资本的量相等时或就资本的比例量考察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产量。不论这种不同的结果是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还是投在好几块等级不同的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都不会使肥力的差别或它们产量的差别发生变化，因此也不会使生产率较高的投资部分的级差地租的形成发生变化。在投资相等时，土地仍然显示出不同的肥力，不过，在这里一个资本的不同部分相继投在同一土地上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在级差地租I的场合下社会资本各个相等部分投在各级土地上所产生的结果。 如果把表I［注：见本卷第746页。］中以四个独立资本的形式(每个21/2镑)，由几个租地农场主分别投在四级土地A、B、C、D各一英亩上的这10镑资本，改变一下投资的方法，把它分为四次投资，相继投在D级土地的同一英亩上，第一次投资提供了4夸特，第二次投资提供了3夸特，第三次投资提供了2夸特，最后一次投资提供了1夸特(或者把这个序列反过来也行)，那末，收益最小的资本部分所提供的1夸特的价格＝3镑，就不会提供级差地租，但是只要生产价格为3镑的小麦的供给仍有必要，它就会决定生产价格。既然我们假定生产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在3镑价格中已经包含着资本21/2镑一般都会提供的平均利润，那末，其他三个各21/2镑的资本部分，都会根据产品的差额而产生超额利润，因为它们的产品都不是按照自己的生产价格出售的，而是按照那个收益最小的21/2镑的投资的生产价格出售的；这个收益最小的投资不提供地租，而且它的产品的价格是按照生产价格的一般规律决定的。超额利润的形成，将和表I相同。 这里再一次表明，级差地租II是以级差地租I为前提的。一个21/2镑的资本提供的最低限度的产品，即在最坏土地上提供的产品，在这里被假定是1夸特。现在假定，D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除了投入21/2镑，为他提供4夸特，他也要为它支付3夸特的级差地租以外，还在同一土地上投入21/2镑，但只为他提供1夸特，和投在最坏土地A上的等量资本一样。在这种场合，这就会是一个不提供地租的投资，因为它只为这个农场主提供平均利润。这里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可是，另一方面，在D上的第二次投资的收益的减少，也不会对利润率有任何影响。这就如同21/2镑新投在A级另一英亩土地上一样。这种情况决不会影响超额利润，所以也不会影响A、B、C、D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但对租地农场主来说，D级土地上这21/2镑的追加投资，按照假定，也应和D级一英亩土地上原来的21/2镑投资一样有利，虽然后者会提供4夸特的产量。如果还有两个各21/2镑的投资，分别给他提供了3夸特和2夸特的追加产品，那末，和D级土地的第一次投资即生出4夸特因而提供3夸特超额利润的21/2镑投资的收益相比，就又出现了减少的情况。但是，这只是超额利润量的减少。这既不会影响平均利润，也不会影响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只有在造成超额利润减少的追加生产使A级土地的生产成为多余，因而把A级的一英亩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在这种场合，D级一英亩土地上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下降，势必引起生产价格的下降。例如，当B级一英亩土地成为调节市场价格的无租土地时，生产价格就会由3镑下降到11/2镑。 D的产品现在＝4+1+3+2＝10夸特，而在以前＝4夸特。但由B调节的每夸特的价格，下降到11/2镑。D和B之间的差额＝10-2＝8夸特，按每夸特值11/2镑计算，＝12镑，但D的货币地租以前＝9镑。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尽管两个各21/2镑的追加资本的超额利润率都下降了，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额还是会增长33 1/3%。 由此可见，尽管例如李嘉图对级差地租的论述极其片面，把它看作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级差地租，特别是在它的同第I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第II形式上，会产生多么复杂的各种组合。例如，以上我们看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下降，而同时肥沃的土地的地租却增加，从而绝对产量和绝对剩余产品都增加。(在级差地租I的下降序列中，每英亩的相对剩余产品，从而地租，可能增加，虽然每英亩的绝对剩余产品仍旧不变，甚至减少。)但是同时，在同一土地上相继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会减低，尽管其中大部分是用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从一个观点来看，——就产量和生产价格来说，——劳动生产率是提高了。但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劳动生产率是下降了，因为对同一土地上的不同投资来说，每英亩的超额利润率和剩余产品都减少了。 级差地租II，在连续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下降的场合，只有在这些投资只能在最坏土地A上进行的时候，才必然会引起生产价格的上涨和生产率的绝对降低。如果一英亩A级土地，本来用21/2镑的投资会提供1夸特，其生产价格为3镑，在追加投资21/2镑，即总共投资5镑时，总共只提供11/2夸特，那末，这11/2夸特的生产价格就＝6镑，因此1夸特的生产价格就＝4镑。在投资增加时，生产率的每一次下降，在这里就会是每英亩产量的相对减少，但在较好的各级土地上，就只是超额的剩余产品的减少。 但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发展集约化耕作，也就是说，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进行投资，这主要是或在较大程度上是在较好土地上进行的。(我们说的不是那种会使以前不能使用的土地变为有用土地的永久性改良。)因此，连续投资的生产率的下降，必然主要是以上述方式表现出来。较好土地所以被人看中，是因为这种土地包含着只待利用的大量的肥力的自然要素，最有希望为投在它上面的资本生利。 谷物法废除后，在英国，耕作是更加集约化了；以前种植小麦的大量土地被用在其他的目的上，特别是变成了牧场，另一方面，最适于种植小麦的肥沃土地，也进行了排水及其他的改良；因此，种植小麦的资本已经集中在更狭小的土地面积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而最好土地的最大超额利润和无租的A级土地的产量之间的一切可能的剩余率，在这里都不是和每英亩剩余产品的相对增加，而是和它的绝对增加相一致，——新形成的超额利润(可能的地租)所代表的，并不是以前的平均利润中现在已经转化为地租的部分(以前代表平均利润的产品部分)，而是追加的超额利润，它由这个形式转化为地租。 另一方面，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即在谷物需求增加，以致市场价格上涨到A的生产价格以上，从而A、B或任何其他一级土地的剩余产品只能按高于3镑的价格来供应的情况下，A、B、C、D中任何一级土地上追加投资的收获的减少，才会引起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的上涨。只要这个情况长期继续下去，而不致耕种追加的A级土地(至少A级质量的土地)，或者没有其他的影响使谷物的供给较为便宜，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工资就会因面包价格上涨而上涨，利润率就会相应下降。在这个场合，需求的增加不管是通过耕种比A更坏的土地来满足，还是通过追加四级土地中任何一级土地上的投资来满足，都是无关紧要的。级差地租都会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 这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已耕地上以后追加的资本的生产率的下降，能够引起生产价格的上涨、利润率的下降和较高的级差地租的形成，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有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都会增加，就好象现在已经由比A更坏的土地来调节市场价格一样。而李嘉图把这一种情况说成是唯一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他把级差地租II的全部形成，都归结为这种情况。 如果耕种的只是A级土地，在它上面的连续投资又没有引起产品的按比例的增加，情况也确实会是这样。 因此，在这里，在级差地租II的场合，级差地租I已经完全被人忘记了。 除了这种情况，即已耕地提供的供给已经不够，从而市场价格长期高于生产价格，直到耕种新追加的较坏土地为止，或者，投在各级土地上的追加资本的总产品只能按高于以前的生产价格来供应，——除了这种情况，追加资本的生产率的按比例的下降，则不会影响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和利润率。此外，可能还有如下三种情况： (a)如果A、B、C、D任何一级土地上的追加资本只提供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利润率，那末就不会形成任何超额利润，从而也不会形成任何可能的地租，正如耕种追加的A级土地时的情况一样。 (b)如果追加的资本提供较高的产量，那末，不言而喻，只要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保持不变，就会形成新的超额利润(可能的地租)。但也并不必然是这种情形，也就是说，如果这种追加生产把A级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从而把它从互相竞争的各级土地序列中排挤出去时，情形就不是这样。这时，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会下跌。如果由此引起工资的下降，或者，如果有比较低廉的产品成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利润率就会提高。如果追加资本的生产率的提高发生在最好土地C和D上，那末，价格的下跌和利润率的提高会在什么程度上引起更大的超额利润(也就是更大的地租)的形成，这就完全取决于新追加的资本的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和新追加的资本的总量。工资不下降，利润率也可以因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而提高。 (c)如果追加的投资使超额利润减少，但它的产量超过A级土地上的等量资本的产量而形成余额，那末，只要这个增加了的供给不致把A级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形成新的超额利润，而且可以同时在D、C、B、A各级土地上形成新的超额利润。相反地，如果把最坏土地A从耕地中排挤出去，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会下跌，而以货币表现的超额利润从而级差地租是增加还是减少，就要看每夸特价格的减少和形成超额利润的夸特数的增加这二者之间的比例而定。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各个连续投资的超额利润减少时，生产价格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必然上涨，而是可能下跌。 这些超额收益减少的追加投资，和如下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例如，有四个各21/2镑的新的独立的资本，投在其肥力介于A和B之间、B和C之间以及C和D之间的各种土地上，并分别生出11/2夸特、21/2夸特、2 2/3夸特和3夸特。在所有这几种土地上，都会为所有这四个追加的资本形成超额利润，即可能的地租，虽然超额利润率同相应的较好土地上的等量投资的超额利润率相比是下降了。而且，不管这四个资本是全部投在D或其他土地上面，还是分配在D和A之间，都完全一样。 现在我们来谈谈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生产价格不变和差额不变时，就级差地租I来说，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可以同地租总额一起增加；但是，这个平均只是一个抽象。按每英亩或按资本计算的实际地租额，在这里仍然不变。 相反，在相同的前提下，按英亩计算的地租额却可以增加，虽然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仍然不变。 我们假定，在A、B、C、D每一级土地上的投资不是21/2镑，而是5镑，也就是说，总投资不是10镑，而是20镑，在它们的相对肥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增加一倍。这就如同耕种其中每一级土地不是一英亩而是二英亩但费用不变时的情况完全一样。利润率保持不变，它和超额利润或地租的比率也仍旧不变。但如果A现在提供2夸特，B提供4夸特，C提供6夸特，D提供8夸特，那末，因为这种增加不是由于资本不变时肥力增加一倍，而是由于资本加倍时肥力的比例不变，所以生产价格仍和以前一样是每夸特3镑。现在A的2夸特的费用是6镑，和以前1夸特的费用是3镑一样。在所有这四级土地上，利润都增加一倍，但只是因为所投资本增加了一倍。地租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一倍；对B来说，地租不是1夸特，而是2夸特；对C来说，不是2夸特，而是4夸特；对D来说，不是3夸特，而是6夸特；与此相适应，B、C、D的货币地租，也分别是6镑、12镑、18镑。每英亩的货币地租和每英亩的产量一样增加一倍，因此，这个货币地租借以资本化的土地价格，也增加一倍。照这样计算，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从而土地价格，都提高了，因为作为计算标准的英亩，是一块大小不变的土地。相反，在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上，地租的比例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36镑的地租总额和20镑的投资之比，等于18镑的地租总额和10镑的投资之比。每一级土地的货币地租和它上面所投的资本之比，也是这样；例如，拿C级土地来说，12镑地租和5镑资本之比，等于以前6镑地租和21/2镑资本之比。在这里，在所投资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差别，但是产生了新的超额利润，这只是因为追加资本投在某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或投在一切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会按同样的比例提供产量。例如，如果加倍的投资只投在C上面，那末，C、B、D之间的按资本计算的级差地租仍旧不变；因为得自土地C的地租额增加一倍时，所投资本也增加一倍。 由此可见，在生产价格不变，利润率不变和差额不变(因而，按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或地租率也不变)时，每英亩的产品地租额和货币地租额，从而土地的价格，都可能提高。 在超额利润率下降，从而地租率下降时，也就是说，在那些仍旧提供地租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下降时，也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第二次21/2镑的投资没有使产量增加一倍，而是B只提供31/2夸特，C只提供5夸特，D只提供7夸特，那末，这第二次21/2镑投资的级差地租，对B来说就不是1夸特而只是1/2夸特，对C来说就不是2夸特而是1夸特，对D来说就不是3夸特而是2夸特。对两个连续投入的资本来说，地租和资本之比如下： 第一次投资第二次投资 B：地租3镑资本21/2镑地租11/2镑资本21/2镑 C：地租6镑资本21/2镑地租3镑资本21/2镑 D：地租9镑资本21/2镑地租6镑资本21/2镑 尽管资本的相对生产率，因而按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下降，但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对B来说还是由1夸特增加到11/2夸特(由3镑增加到41/2镑)；对C来说还是由2夸特增加到3夸特(由6镑增加到9镑)；对D来说还是由3夸特增加到5夸特(由9镑增加到15镑)。在这个场合，各个追加的资本和投在A上面的资本相比的差额都已减少，生产价格则仍旧不变，但每英亩的地租增加了，因而每英亩的土地价格也提高了。 关于级差地租II(它的前提是以级差地租I作为自己的基础)的各种组合，我们下面来谈。 注释：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九章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I）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九章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I） 李嘉图在谈到下述论点时是完全正确的： “地租＜即级差地租；他认为，除了级差地租，根本不存在什么别的地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产品量之间的差额。”（《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9页） 既然指的是地租，而不是超额利润，他还必须加上一句：“在同量土地上。” 换句话说：如果超额利润是正常地产生的，不是由于流通过程中的偶然情况产生的，它就总是作为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的产量之间的差额而产生出来。如果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被使用在等面积土地上而产生的结果不同，这个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此外，这种超额利润，并不是无条件地必须由所用资本量相等而结果不同的情况产生。在不同的投资中，也可以使用不等量的资本；这种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前提；但相等的比例部分，例如每笔投资中的100镑，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利润率不同。这是超额利润在任何一个投资部门能够存在的一般前提。其次是这种超额利润到地租形式（一般说就是租金，一种和利润不同的形式）的转化；这种转化在什么时候发生，怎样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总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其次，既然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级差地租，他的下述论点也是正确的： “凡是使同一土地或新地上所得产品的差额缩小的事物，都有减低地租的趋势；凡是扩大这种差额的，必然产生相反的结果，都有提高地租的趋势。”（同上，第74页） 不过，在这些原因中，不仅包括一般的原因（肥力和位置），而且也包括1．赋税的分担，看这种分担是否均等；如果象英国那样不是由中央集中征税，而且是征收土地税，不是征收地租税，那末，这种分担就总是不均等的。2．由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程度不同而引起的不平衡，因为这个产业部门，由于它的传统性质，要比工业更难于平衡。3．资本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不平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实际上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最后一次征服，所以这些不平衡，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产业部门都大。 在作了这些事先的说明以后，我想简单地谈谈，我的阐述和李嘉图等人的不同之处。 我们首先要考察等量资本在等面积的各级土地上使用时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或者，在面积不等时，考察按同样大的土地面积计算的结果。 这些不同的结果，是由下面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关于这一点，应当说明一下，土地的自然肥力是指什么，其中又包括那些不同的要素。）2．土地的位置。这一点对殖民地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一般说来，各级土地耕种的顺序就是由此决定的。其次，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可以发生相反的作用。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国很差；或者情况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会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所以又会使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扩大。 但是，我们先不考察位置这一点，只考察自然肥力。撇开气候等要素不说，自然肥力的差别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结构的差别，也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植物养分的差别形成的。不过，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相等的自然肥力的两块土地，在现实的有效的肥力方面还会由于这种植物养分所处的形态而不同，因为有的形态容易被同化为、被直接吸收为植物养分，有的形态则不容易。因此，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这就是说，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但从经济学方面说，总是同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现有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硬粘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粘土进行熏烧）或用机械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甚至各级土地耕种的序列，也能由此发生变更。例如，在英国农业的某个发展时期，轻砂土和重粘土之间，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这就再次表明，历史地说——从耕种的发展过程来说——可以由比较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同样也可以采取相反的做法。对土壤结构进行人工改造，或者只是改变耕作方法，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最后，当下层土壤进入耕作范围，变为被耕过的土壤时，由于下层土壤情况不同，使土地等级发生变化，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一方面取决于新耕作方法的应用(如饲草的种植)，一方面取决于各种机械手段的应用，它们或者把下层土壤翻成表层土壤，或者使下层土壤和表层土壤混合，或者耕作下层土壤但不把它翻上来。 所有这些对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的影响，都归结为一点：从人工肥力的角度看，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这里指的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学结构及其他自然属性一样，是土地的所谓自然肥力的要素。 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其次，我们假定，土地的等级是按照这个发展阶段评定的，对同时在不同土地上进行的各个投资来说，情况当然也总是这样。这时，级差地租就可以用一个上升的或下降的序列来表现，因为，尽管就实际耕种的土地总体来说序列已经确定，但总是进行了一个形成这种序列的连续运动。 假定有四级土地A、B、C、D。再假定小麦1夸特的价格=3镑或60先令。因为这里地租还只是级差地租，所以这个每夸特60先令的价格，对最坏土地来说，就等于生产费用，也就是等于资本加上平均利润。 假定A是这种最坏土地。它由50先令的支出，生产了1夸特＝60先令；因此利润是10先令，或20%。 假定B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2夸特＝120先令。这就提供了70先令的利润，或者说，60先令的超额利润。 假定C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3夸特＝180先令；总利润=130先令，超额利润=120先令。 假定D生产了4夸特＝240先令，超额利润就是180先令。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下的序列： 表I 土地等级产量 预付资本 利润地租 夸特先令夸特 先令夸特先令 A160 501/610 —— B2120 5011/670 160 C3180 5021/6130 2120 D4240 5031/6190 3180 合计10600 ——— 6360 各自的地租：对D来说=190先令-10先令，即D和A之间的差额；对C来说=130先令-10先令，即C和A之间的差额；对B来说=70先令-10先令，即B和A之间的差额。而对B、C、D来说，总地租=6夸特=360先令，等于D和A、C和A、B和A之间的差额的总和。 表现一定状态下的一定产品的这种序列，抽象地考察（我们已经说明，为什么实际上也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是下降的序列（由D到A，即由肥沃的土地下降到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也可以是上升的序列（由A到D，即由相对不肥沃的土地，上升到越来越肥沃的土地）；最后，还可以交替进行，时而下降，时而上升，例如由D到C，由C到A，再由A到B。 在下降的序列中，过程是这样的：1夸特的价格逐渐上涨，比如说由15先令上涨到60先令。一旦D所生产的4夸特（这可以设想为几百万夸特）已经不足时，小麦价格就会不断上涨，直到不足的供给能由C的生产来弥补时为止。也就是说，价格必须上涨到每夸特20先令。一旦小麦价格上涨到每夸特30先令，就可以耕种B，一旦上涨到60先令，就可以耕种A，而不致于使这上面的投资满足于20%以下的利润率。这样，对D来说就形成一种地租，首先是每夸特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20先令；然后是每夸特1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60先令；然后是每夸特4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180先令。 如果D的利润率原来也＝20%，它由4夸特获得的总利润也就只是10先令。不过，这10先令在谷物价格为15先令时，比在60先令时，代表更多的谷物。但因为谷物会进入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且每夸特都有一部分必须补偿工资，另一部分必须补偿不变资本，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剩余价值较大，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利润率也就较高。（关于利润率问题，还应该特别地和更详细地加以研究。） 如果序列相反，过程是由A开始，一旦必须开垦新的土地，每夸特的价格首先就会超过60先令；但因为必要的供给，即2夸特必要的供给将由B提供，所以价格会回跌到60先令；B虽然按每夸特30先令的费用来生产，但它按60先令的价格出售，因为它的供给也只够满足需要。这样，对B来说，首先就会形成60先令的地租，同时对C和D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我们总是假定，C和D虽然分别按20先令和15先令的实际价值提供1夸特，但是，因为A所提供的1夸特的供给仍然是满足总的需求所必要的，所以市场价格仍然是60先令。这时，如果需求的增长超过了首先是由A、然后是由A和B所满足的需要量，结果就会不按顺序耕种B、C、D，而是一般扩大耕地，只是后来才偶然耕种比较肥沃的土地。 在第一个序列中，随着价格的提高，地租就会增加，利润率则会降低。利润率的这种降低，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受到起相反作用的各种情况的抑制；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应忘记，一般利润率并不是均衡地由所有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决定。不是农业利润决定工业利润，而是相反。关于这点，以后再说。 在第二个序列中，所投资本的利润率不变；利润量会表现为较小量的谷物；但和其他商品相比，谷物的相对价格已经上涨。在利润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的增加额不是流入经营产业的租地农场主手中，不是表现为利润的增加，而是以地租的形式从利润中分离出来。不过，在假定的前提下，谷物价格仍旧不变。 因此，无论价格不变，还是价格上涨，无论由较坏土地不断发展到较好土地，还是由较好土地不断倒退到较坏土地，级差地租总是同样发展和增加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定：1．价格在一个序列中提高，而在另一个序列中不变；2．不断地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反过来，由较坏土地转到较好土地。 但现在我们假定，谷物的需要已经由原来的10夸特增加到17夸特；又假定，最坏土地A为另一块土地A所代替，后者将以60先令的生产费用（50先令的成本加上10先令即20％的利润）提供1 1/3夸特的小麦，因此1夸特的生产价格＝45先令。或假定，旧的A级土地由于不断的合理化耕作已经得到改良；或由于种植苜蓿等等，已经可以用同样的费用，按较高的生产率来耕作，这样，在预付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产量却增加到1 1/3夸特。我们还假定：B、C、D各级土地提供的产量不变，但已开垦了肥力介于A和B之间的新地A'，以及肥力介于B和C之间的新地B'、B"。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如下的现象。 第一：小麦1夸特的生产价格，或它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会由60先令下降到45先令，或下降25%。 第二：由比较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和由比较不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肥沃的土地，这两种过程会同时出现。土地A'比A肥沃，但不比以前耕种的B、C、D肥沃，并且B'和B"也比A、A'和B肥沃，但不比C和D肥沃。因此，顺序是交错地进行的；不是转而耕种那种和A等等相比绝对不肥沃的土地，而是转而耕种那种和一向最肥沃的土地C和D相比相对不肥沃的土地；另一方面，也不是转而耕种那种绝对肥沃的土地，而是转而耕种那种同一向最不肥沃的土地A或A和B相比相对肥沃的土地。 第三：B的地租下降了；C和D的地租也下降了；但谷物形式的地租总额已由6夸特增加到7 2/3夸特；提供地租的耕地的数量增加，产品总量也由10夸特增加到17夸特。利润虽然对A来说还是没有变，但用谷物来表现，它却增加了；利润率本身可能提高，因为相对剩余价值已经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活资料便宜了，工资即可变资本的支出，从而总支出，都会减少。货币形式的地租总额，会由360先令减少到345先令。 我们把这个新的序列列举如下： 表II 土地等级产量 投资利润 地租每夸特的生产价格 夸特先令 夸特先令 夸特先令先令 A11/360 502/910 ——45 A'12/375 505/925 1/31536 B290 508/940 2/33030 B'21/3105 5012/955 145255/7 B"22/3120 5015/970 11/360221/2 C3135 5018/985 12/37520 D4180 5028/9130 22/312015 合计17— ——— 72/3345— 最后，如果照旧只耕种A、B、C、D各级土地，而它们的生产率已经增长到这样的程度，A不是生产1夸特而是生产2夸特，B不是生产2夸特而是生产4夸特，C不是生产3夸特而是生产7夸特，D不是生产4夸特而是生产10夸特，如果同样的原因已在不同土地上发生不同的作用，那末，生产总额就会由10夸特增加到23夸特。假定由于人口增加和价格下降，需求会把这23夸特吸收掉，那就会产生如下的结果： 表III 土地等级产量 投资利润 地租 夸特先令夸特 先令夸特先令 A260 501/310 00 B4120 5021/370 260 C7210 5051/3160 5150 D10300 5081/3250 8240 合计23— ——— 15450 在这里，数字比例同其他各表一样是任意选择的，但所作的假定是完全合理的。 第一个并且主要的一个假定是，农业的改良，在各级土地上发生的作用是不同的；这里，在最好土地C和D上就比在A和B上发生的作用大。经验已经表明，通常的情况总是这样，虽然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果改良在较坏土地上比在较好土地上发生的作用大，较好土地的地租就会减少，而不会增加。——不过，在这个表III中，我们假定，随着各级土地肥力的绝对增长，较好土地C和D的较高的相对肥力同时也增长，因此，投资相等时，产量的差额将增大，级差地租也将增大。 第二个假定是，随着总产量的增长，总需求也同时增长。第一，我们无须把这种增长看作是突然发生的，而应看作是逐渐进行的，一直到第III序列形成时为止。第二，认为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不会随着生活资料变得便宜而增长，是错误的。英国谷物法[46]的废除，已证明相反的事实（见纽曼的著作[190]），而相反的见解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单纯由气候引起的收获上巨大的突然的差别，会时而引起谷物价格的异常低落，时而引起它的异常上涨。在这里，如果突然的暂时的价格降低现象来不及对扩大消费发生充分的影响，那末，在价格降低是由于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本身的下降引起，因而带有持久性的场合，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第三，一部分谷物可以以白兰地酒或啤酒的形式消费。并且，这两种商品的消费的增长，决不受狭窄界限的束缚。第四，事情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增长，部分地也取决于以下事实：这个国家可以是一个出口谷物的国家（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英国还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以致需求不单纯是由国内消费的界限来调节。最后，小麦生产的增加和它的价格的降低，可以促使小麦代替黑麦或燕麦成为人民群众的主要食物，由于这一点，小麦的市场就会扩大，正如在产量减少和价格提高时，可以发生相反的情形一样。——因此，在这些前提下，按照以上假定的数字比例，第III序列就会得出以下结果：每夸特的价格由60先令下降到30先令，即下降50%，产量和第I序列相比，由10夸特增加到23夸特，即增加130%；B的地租不变，C的地租增加25%，D的地租增加331/3%，地租总额则由18镑增加到221/2傍，即增加25%。 比较这三个表（其中的第I序列要用两次，一次是由A上升到D，一次是由D下降到A；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表理解为社会一定状态下的几个阶段，例如并存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或者把它们理解为同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彼此衔接的阶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序列在完成时（不管它的形成过程如何）总好象是一个下降的序列，因为人们在考察地租时，总是从提供最高地租的土地出发，最后才谈到不提供地租的土地。 2．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总是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虽然在构成上升序列的第I表中，只是因为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才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A级土地保持调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这种最好土地的产量，最好土地所生产的谷物的价格就起调节的作用。如果B、C、D的产量超过需求，A就会失去调节的作用。施托尔希把最好土地选作起调节作用的土地时，他就是这样想的。美国的谷物价格也是这样调节英国的谷物价格的。 3．级差地租是由于农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别而产生的（这里还是把土地的位置撇开不说），就是说，它的产生是由于最好土地面积有限，是由于等量资本必须投在对等量资本提供不等量产品的不同的各级土地上。 4．级差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分等情况，可以按下降的序列，即由较好土地到较坏土地的序列产生，也可以反过来，按上升的序列，即由较坏土地到较好土地的序列产生，还可以按两个方向相互交叉的序列产生（第I序列可以由D到A，也可以由A到D而形成。第II序列包括这两种运动）。 5．按照级差地租的形成方式，级差地租在土地产品价格不变，上涨和下降时都可以形成。在价格下降时，总产量和总地租都可以增大，而且在从来没有地租的土地上也能形成地租，虽然最坏土地A已经为较好土地所代替，或者它自身已经过改良，虽然另外一些较好土地甚至最好土地的地租已经减少（表II）；这个过程，还可以和（货币）地租总额的减少结合在一起。最后，当价格因耕作普通改进而下降，以致最坏土地的产量和产品价格降低时，一部分较好土地的地租保持不变或者减少，但最好土地的地租却增长。各级土地和最坏土地相比的级差地租，在产量差额已定时，当然总是取决于例如小麦每夸特的价格。但在价格已定时，级差地租就取决于产量差额的大小，而在一切土地的绝对肥力都增进时，如果较好土地的肥力比较坏土地的肥力相对地说提高得更多，这个差额就会随着增大。因此，在价格为60先令时（表I），D的地租是由D对A的产量差额决定的，因而是由3夸特的余额决定的；所以，地租等于3×60＝180先令。但在表III（在那里，价格为30先令），它是由D超过A的产量的余额8夸特决定的；8×30＝240先令。 因此，在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192]还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假定，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转到越来越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越来越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转到越来越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在涉及到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 从十八世纪初叶到中叶，在英国，尽管金和银的价格下降，谷物价格还是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就整个时期来说），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都增加了。这种情况是和具有上升序列的第II表结合在一起的第I表相适应的，但这样一来，最坏土地A或者进行改良，或者不用于种植谷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土地不会用于其他农业或工业的目的。 从十九世纪初（应更精确地指出日期）到1815年，谷物价格不断上涨，同时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也不断增加。这种情况是和具有下降序列的第I表相适应的（这里应当引用一些关于当时耕种较坏土地的情况）。 在配第和戴韦南特时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对改良和开垦土地有怨言；较好土地的地租下降了，地租总额却由于提供地租的土地的面积扩大而增加。 （关于这三点，以后应作进一步的引证；关于一国已耕土地的各个部分的肥力差别，也应引用一些资料。） 关于级差地租，一般应当指出：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例如，拿第I表来说，总产量10夸特会卖到600先令，因为市场价格是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每夸特等于60先令。但实际的生产价格是： A1夸特＝60先令1夸特＝60先令 B2夸特＝60先令1夸特＝30先令 C3夸特＝60先令1夸特＝20先令 D4夸特＝60先令1夸特＝15先令 ———————————————————— 10夸特＝240先令平均1夸特＝24先令 10夸特的实际生产价格是240先令；但它们要按600先令的价格出售，贵250％。实际平均价格是每夸特24先令；但市场价格是60先令，也贵250%。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也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必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而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如果我们设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已被推翻，社会已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0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存在的基础就会消失。这件事所起的作用，会和外国进口物品使产品价格便宜同样数额完全一样。因此，如果说，维持现在的生产方式，但假定级差地租转归国家，土地产品的价格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就会保持不变，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同种商品的市场价格的相同性，是价值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及一般说来在一种以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基础上借以实现的方式。被看作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产品支付过多的东西，对社会劳动时间在农业生产上的实现来说原来是负数的东西，现在竟然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成为正数了。 第二种情况（这对于理解下一章对级差地租II的说明很重要）是：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地租，不仅是每英亩的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差额，或每英亩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间的差额，而且是耕种的各级土地各有多少英亩。在这里，直接重要的一点只是地租总额的大小，即总耕地面积的总地租的大小；但这同时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说明地租率的提高，虽然这时价格并没有上涨，而在价格下降时，各级土地的相对肥力的差额也没有增加。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 表I 土地等级英亩生产费用 产量谷物地租货币地租 A13镑 1夸特00 B13镑 2夸特1夸特3镑 C13镑 3夸特2夸特6镑 D13镑 4夸特3夸特9镑 合计4— 10夸特6夸特18镑 假定各级土地已耕的英亩数都增加一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 表Ia 土地等级英亩生产费用 产量谷物地租货币地租 A26镑 2夸特00 B26镑 4夸特2夸特6镑 C26镑 6夸特4夸特12镑 D26镑 8夸特6夸特18镑 合计8— 20夸特12夸特36镑 我们还要假定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已在最坏的两级土地上扩大。这时，我们就得出下表： 表Ib 土地等级英亩 生产费用产量 谷物地租货币地租 每英亩合计 A43镑 12镑4夸特0 0 B43镑 12镑8夸特4夸特 12镑 C23镑 6镑6夸特4夸特 12镑 D23镑 6镑8夸特6夸特 18镑 合计12— 36镑26夸特14夸特 42镑 最后，假定生产和耕地面积在四级土地上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表Ic 土地等级英亩 生产费用产量 谷物地租货币地租 每英亩合计 A13镑 3镑1夸特0 0 B23镑 6镑4夸特2夸特 6镑 C53镑 15镑15夸特10夸特 30镑 D43镑 12镑16夸特12夸特 36镑 合计12— 36镑36夸特24夸特 72镑 首先，每英亩的地租，在所有这四种情况I，Ia，Ib，Ic中都是相同的，因为等量资本在每英亩同级土地上获得的结果实际上保持不变；这里只是假定，任何一国在任何一定时候都有这种情况，即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各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假定，互相比较的两国或同一国不同时期常有这种情况，即总耕地面积在各级土地间进行分配的比例会有变动。 拿Ia同I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四级土地的耕种面积按同一比例增加，总产量就会随着耕种的英亩数增加一倍而增加一倍，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一倍。 但如果我们先后拿Ib和Ic同I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下，耕地面积都增加了两倍。在这两种情况下，耕地面积都由4英亩增加到12英亩。不过，在Ib中，不提供地租的A，和只提供极少级差地租的B，在增加额中占有最大的部分，就是说，在新耕地8英亩中，A和B各占3英亩，合计6英亩；C和D只是各占1英亩，合计2英亩。换句话说，在增加额中，A和B占3/4；C和D只占1/4。在这个前提下，和I比较，就知道，Ib的耕地面积虽然已增加两倍，产量却没有相应增加两倍，因为产量没有由10夸特增加到30夸特，只增加到26夸特。另一方面，因为增加额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不提供地租的A级土地，较好土地的增加额中又有大部分属于B级土地，所以谷物地租只是由6夸特增加到14夸特，货币地租由18镑增加到42镑。 再拿Ic同I比较。在Ic中，不支付地租的土地面积一点也没有增加，支付最少地租的土地的面积只是略有增加，增加的主要部分属于C和D。这时我们发现，耕地面积增加两倍时，产量会由10夸特增加到36夸特，即增加两倍以上；谷物地租也由6夸特增加到24夸特，或者说增加了三倍，同样，货币地租也由18镑增加到72镑。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土地产品的价格实质上都保持不变；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只要耕地的扩大不是仅仅限于那些不支付地租的最坏土地，那末，地租总额就会随着这种扩大而增加。不过，增加额是不同的。如果扩大的是好地，以致产量不只是按照土地扩大的比例增加，而是更迅速地增加，那末，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就会相应增加。如果是最坏土地和等级与此相近的土地在扩大耕地中占优势（假定最坏土地等级不变），那末，地租总额就不会随着耕地的扩大而相应增加。因此，假定有两个国家，它们的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有相同的性质，地租总额就同最坏土地和较坏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相应部分成反比，因而，也同等量资本投在相等的总面积上得到的产品总量成反比。因此，一国总土地面积内最坏耕地的量和较好耕地的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对地租总额发生的作用，同最坏耕地的质和较好及最好耕地的质之间的比例关系，对每英亩的地租，因而在其他情况相等时，也就是对地租总额发生的作用，是相反的。这两个要素的混淆，是引起各种反对级差地租的奇谈怪论的原因。 总之，单是由于耕地的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土地上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地租总额就会增加。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按照假定，各级土地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的比例不变，因而和每英亩所投资本对比来看，地租率也是不变的，但是会出现下述情况：拿Ia同I比较，——在Ia中，耕地的英亩数以及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额都已按比例增大，——我们就会发现，当总产量按照耕地面积扩大的比例增加，即二者都增加一倍时，地租总额也会增加一倍。英亩数由4增加到8，地租总额也由18镑增加到36镑。 让我们拿4英亩的总面积来说，这上面的地租总额是18镑，因而，把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也计算在内的平均地租是4 1/2镑。例如，拥有这4英亩的土地所有者，就可以这样去计算；全国的平均地租也可以这样去统计。用10镑资本可以产生18镑的地租总额。我们把这两个数字之比叫作地租率；在这里，地租率是180％。 Ia中的地租率也是一样的，在这里，耕种的土地不是4英亩而是8英亩，但各级土地是按同一比例增加的。36镑的地租总额，在耕地为8英亩，投资为20镑时，会产生每英亩4 1/2镑的平均地租和180%的地租率。 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Ib（在这里，主要是两种较坏土地增加了），我们就会发现，12英亩的地租是42镑，从而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3 1/2镑。投资总额是30镑，所以地租率是140%。这样，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就减少了1镑，而地租率也由180%下降到140%。所以在这里，在地租总额由18镑增加到42镑时，按每英亩计算的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都下降了；这种下降和生产的增大是同时发生的，但不是按比例的。尽管各级土地的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所投的资本计算都保持不变，但平均地租还是下降了。这是因为耕地的增加额有3/4属于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和提供最少地租的土地B。 假定在Ib的情况下，全部扩大只限于A级土地，我们所有的土地就是A级9英亩，B级、C级、D级各1英亩。地租总额仍旧是18镑，所以12英亩中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1 1/2镑；30镑投资有18镑地租，因此，地租率是60％。平均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投资计算，都已大大减少，地租总额也没有增加。 最后，让我们拿Ic同I和Ib相比较。同I相比，土地面积增加了两倍，投资也增加了两倍。12英亩的地租总额是72镑，所以每英亩的地租是6镑，而在表I中是4 1/2镑。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72镑:30镑）是240％，而不是180％。总产量由10夸特增加到36夸特。 同Ib相比，耕地的英亩总数，所用的资本，各种耕地间的差额都没有变化，但分配不同。在这里产量已不是26夸特，而是36夸特，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不是3 1/2镑，而是6镑，按等量的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是140%，而是240%。 不管我们是把Ia、Ib、Ic各表的不同状态，看作不同国家同时并存的状态，还是看作同一国家相继发生的状态，根据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谷物价格由于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产量不变而不变时，在各级耕地肥力的差额不变时，在各级耕地各相等部分（英亩）的等额投资的各自产量不变时，从而在各级土地每英亩地租间的比例不变，并且按同级土地的每个部分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第一，地租总额总是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因而也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耕地的全部增加额仅限于无租的土地，则是例外；第二，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地租总额除以耕地的英亩总数）和平均地租率（地租总额除以投资总额），会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二者变化的方向相同，但是彼此的比例不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无租的土地A这种情况撇开不说，我们会发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农业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都取决于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部分，或者同样可以说，取决于投资总额在肥力不等的各级土地上的分配。不管耕地面积是多是少，从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A的情形除外）也不管地租总额是大是小，只要各级土地在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不变，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不变。尽管地租总额会随着耕地的扩大、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显著增加，但只要不提供地租和只提供少量级差地租的土地，比提供地租较多的较好土地扩大得快，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降低。相反地，要是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相对地占有较大的部分，因而在它们上面的投资相对地较多，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相应地提高。 因此，如果象统计学著作通常在比较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时所做的那样，对总耕地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平均地租进行考察，那末，就会认为，每英亩地租的平均水平，从而地租总额，会按一定的程度（虽然不是按相等的程度而是按一种大得多的程度）和一国农业的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肥力相适应，也就是说，和该国在等面积上平均提供的产量相适应。因为，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部分越大，在等面积上同量投资所获得的产品总量就越大，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地租好象不是由不同肥力之间的比率决定的，而是由绝对肥力决定的，这样级差地租的规律就被抛弃了。因此，有些现象就被人否认，或被人试图以谷物平均价格和耕地肥力并不存在区别来加以说明。而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不过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无租土地的肥力相等，从而生产价格相等，并且各级土地间的差额也相等时，地租总额对总耕地面积的比率，或对土地上的投资总额的比率，不只是由每英亩的地租决定的，也不只是由按资本计算的地租率决定的，而同样是由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数决定的，或者同样可以说，是由所用总资本在各级土地之间的分配决定的。奇怪得很，这个事实直到目前竟被人完全忽视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而这对我们研究的进程来说是重要的）：在价格不变，各种耕地的肥力差额不变，每英亩的地租不变，或按实际提供地租的各级土地每英亩的投资计算，即按一切实际提供地租的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每英亩平均地租的相对水平和平均地租率，或地租总额对土地投资总额的比率，可以单纯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提高或降低。 关于已在第I项下考察的级差地租的形式，还必须作以下的补充。这种补充部分地对于级差地租II也是适用的。 第一：我们已经看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可以在耕地扩大、价格不变和耕地的肥力差额不变时提高。一旦一国的土地全部被占有，一旦土地投资、耕作和人口达到一定的水平，——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并且也支配着农业，以上这些条件就会作为前提存在，——各种质量的未耕地的价格（假定只有级差地租存在），就是由具有相同质量和相同位置的已耕地的价格决定的。这种土地虽然不提供地租，但在除去所需的开垦费用之后，将会有相同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当然不过是资本化的地租。但是，即使在已耕地的价格上面，人们支付的也只是未来的地租，例如在标准的利息率为5%时，把二十年的地租一次提前付清。土地出售时，它是作为会提供地租的土地来出售的。由于地租（它在这里被视为土地的果实，其实，它只是从表面上看才是这样）的预料性质，不能把未耕地和已耕地区别开来。未耕地的价格，和它的地租（土地的价格是这种地租的集中表现）一样，在土地未被实际利用时，完全是想象的。不过，这样一来，这种价格已经先验地决定，一旦找到买主，就会实现。因此，当一国的实际平均地租，是由该国实际的平均年地租总额及其对总耕地面积的比率决定时，未耕地部分的价格是由已耕地部分的价格决定，所以只是已耕地上的投资及其结果的一种反映。因为除了最坏土地外的一切等级的土地，都会提供地租（而且这种地租和我们在考察级差地租II时将要看到的一样，会随着资本总额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耕作的集约化一起增加），所以，对未耕地部分来说会形成一个名义价格，这种未耕地还会因此变为一种商品，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变为财富的一个源泉。同时，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格，甚至未耕地的价格都会增长（奥普戴克）。土地投机，例如，美国的土地投机，就只是以资本和劳动在未耕地上的这种反映为基础的。 第二：总的说来，耕地的扩大或者是向较坏土地发展，或者是根据各级土地出现的情况，按不同的比例，向各级土地发展。当然，向较坏土地发展，决不是任意选择的，而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价格上涨的结果，并且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只能是必然性的结果。但也并不是无条件的。较坏土地可以由于位置好，比那种相对地说较好土地，优先被人利用。在年轻的国家中，位置对于耕地的扩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且，尽管一个地带的土地从整体来说属于比较肥沃的一类，但是从局部来说，仍然会有较好土地和较坏土地夹杂在一起的情况，而单是由于较坏土地和较好土地联在一起，就不得不耕种较坏土地。如果有一块较坏土地处于较好土地的包围之中，这些较好土地就会使它同那些比较肥沃但不是和已耕地或待耕地联在一起的土地相比，具有更有利的位置。 因此，密歇根州在美国西部各州中就成了最早输出谷物的州之一。虽然它的土地总的看来是贫瘠的，但因靠近组约州，并且可以通过湖泊和伊利运河进行灌溉，所以这就使它比那些土地天然肥沃但远在西部的各州处于更优越的地位。这个州和纽约州相比，也提供了一个由较好土地向较坏土地推移的实例。纽约州特别是它的西部地区的土地，是无比肥沃的；特别有利于种植小麦。由于掠夺性的耕作，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得不肥沃了；现在，密歇根州的土地，看来还比较肥沃。 “1838年，面粉是从布法罗装船，运往西部，而纽约州和上加拿大的小麦产区是主要的面粉供应地。现在，仅仅十二年后，已有大量小麦和面粉从西部运来，沿伊利湖，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及其邻港布莱克洛克运往东部。由于1847年欧洲的饥荒，小麦和面粉的出口特别受到了刺激。因此，纽约西部的小麦变得便宜了，种植小麦的收益减少了；这种情况使纽约州的农场主宁愿饲养家畜、生产奶制品和栽种果树等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些部门，西北部地区还没有力量直接同他们竞争。”（詹·威·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伦敦版第1卷第222、223页） 第三：下面的假定是错误的：殖民地，一般来说年轻国家，可以按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口谷物，所以，那里的土地必然具有较大的自然肥力。在那里，谷物不仅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且低于它的生产价格，即低于由较古老的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 如果我们象约翰斯顿所说的那样（同上，第223页）， “习惯于把每年以如此大量小麦运到布法罗来的这几个新建的州，同较大的自然肥力和广阔无边的富饶土地的观念连在一起”， 那末，这首先取决于经济条件。一个象密歇根这样的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几乎全部人口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他们只能用这种产品来交换工业品和各种热带产品。所以，他们的剩余产品全部都是谷物。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以现代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殖民地国家，同以前的特别是古代的殖民地国家区别开来。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如衣服、工具等等。美国南部各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棉花作为主要产品来进行生产。允许它们这样做的，是世界市场的分工。所以，从它们很年轻，人口比较稀少来看，它们好象能生产出非常多的剩余产品，但是，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土地肥沃，也不是由于它们的劳动富有成效，而是由于它们的劳动，从而体现它们的劳动的剩余产品，具有一种片面的形式。 另外，只要气候条件不是特别坏，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就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致它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西部的大草原还有这样的好处：它们简直不需要任何开垦的费用，因为它们天然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注：{正好是这种大草原或干草原地带的开垦的迅速发展，近来使“人口压迫着生活资料”[194]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马尔萨斯命题，变成了幼稚可笑的东西。相反地，它引起了地主们的下述怨言：如果不用暴力阻止那种压迫着人口的生活资料的增加，农业和德国就会同归于尽。但是这种干草原、大草原、帕姆帕斯草原、利亚诺斯草原等等的开垦，现在还不过刚刚开始；所以，它对欧洲农业的变革作用，将使人无比深刻地感受到。——弗·恩·}］这种比较不肥沃的地区会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进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因为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的费用。在实行分成制的地方，如纽约、密歇根、加拿大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可以粗放耕作比如说100英亩。每英亩的产量虽然不大，但100英亩将提供相当多的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此外，不在人工牧场上，而在天然牧场上饲养牲畜，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这种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会逐渐消失，新土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产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 “但是，这样的土地最初仍然会提供好收成，甚至小麦的好收成。从这种土地获得第一次收益的人，能够把大量剩余小麦运到市场上去。”（同上，第224页） 在那些有古老文化的国家，由于存在着那种由耕地价格决定未耕地价格等等的所有权关系，就不可能实行这种粗放经营。 因此，和李嘉图所想象的相反，这种土地不一定是非常肥沃的，也不是只有肥力相等的土地才会被耕种。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1848年，密歇根州种植小麦465900英亩，生产了4739300蒲式耳，每英亩平均10 1/5蒲式耳；扣除麦种，每英亩略少于9蒲式耳。该州29县中，每英亩平均生产7蒲式耳的，有2县，8蒲式耳——3县，9蒲式耳——2县，10蒲式耳——7县，11蒲式耳——6县，12蒲式耳——3县，13蒲式耳——4县，16蒲式耳——只有1县，还有1个县为18蒲式耳（同上，第225页）。 对实际的耕种来说，较高的土地肥力和这种肥力的可以立即利用的较大可能性是一回事。但是，土地肥力的这种立即利用的可能性，在天然贫瘠的土地上比在天然富饶的土地上要大。移民首先着手耕种的是这种天然贫瘠的土地，在缺少资本时，更需要这样做。 最后：耕种扩大到较大的土地面积上，即扩大到由A到D的各级土地上，——先撇开以上考察的情况，即必须耕种比以往耕地更坏的土地的情况不说，——例如，耕种较大面积的B和C的土地，从来不是以谷物价格的预先上涨为前提，就象棉织业逐年进行的扩大，无须以棉纱价格的不断上涨为前提一样。虽然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涨落会影响生产的规模，但是，撇开这点不说，甚至在既不阻碍生产、也不例外地促进生产的平均价格的情况下，农业（象资本主义经营的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一样）会不断发生那种本来和积累是一回事的相对生产过剩。这种相对生产过剩，在其他生产方式下，是直接由人口的增加引起，在殖民地，则是由不断的移民引起。需求不断增加，人们预见到这种情形，就不断向新的土地投入新的资本；虽然这要由各种土地产品的情况分别决定。引起这种现象的，是新资本的形成本身。对资本家个人来说，只要他还能自己支配自己的资本，他总是使自己的生产规模同他所能支配的资本相适应。他所关心的是在市场上占到尽可能大的地盘。如果生产过剩了，他不会归咎于自己，而是归咎于他的竞争者。资本家个人可以用扩大市场本身的办法，也可以用在现有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生产。 注释：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八章级差地租：概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八章级差地租：概论 在分析地租时，我们首先要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支付这种地租的产品，也就是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因而有一部分总价格转化为地租的产品，——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提到农产品或者还提到矿产品也就够了，——也就是，土地和矿山的产品，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就是说，它们的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要素（已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一个由一般利润率决定，并按全部预付资本（包括已经消耗的和没有消耗的）计算的利润。因此，我们假定，这些产品的平均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生产价格。现在要问，在这个前提下，地租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就是说，利润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转化为地租，因而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 为了表明地租这个形式的一般性质，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工厂绝大多数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少数是用自然瀑布推动的。我们假定，在这些工业部门，一个耗费资本100的商品量的生产价格是115。15％的利润，不是仅仅按已经耗费的资本100计算的，而是按这个商品价值生产上曾经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前面已经指出［注：见本卷第193—222页。——编者注］，这个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在资本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是那种和它的各种变动相区别的平均市场价格。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一般说来是在市场价格的形式上，进一步说，就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 因为一定的数字比例在这里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再假定，用水力推动的工厂的成本价格只是90，而不是100。因为这个商品量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115，其中有利润15％，所以靠水力来推动机器的工厂主，同样会按115，也就是按调节市场价格的平均价格出售。因此，他们的利润是25，而不是15；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会允许他们赚到10％的超额利润，并不是因为他们高于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按照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是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即在高于这个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平均水平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或者说，因为他们的资本是在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执行职能的。 这里立即表明两点： 第一：用自然瀑布作为动力的生产者的超额利润，和一切不是由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场价格的偶然变动引起的超额利润（我们在谈到生产价格时［注：见本卷第220—222页。——编者注］，已经对这个范畴作了说明）首先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这种超额利润，也就等于这个处于有利地位的生产者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这整个生产部门的一般的、社会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等于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余额。对这个余额起调节作用的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个别的成本价格，因而也就是个别的生产价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产价格。利用瀑布进行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比较小，因为生产这种商品时需要的劳动总量比较少，也就是说，因为以物化形式即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生产的劳动比较少。这里所使用的劳动是生产率较高的，它的个别的生产力，比大多数同类工厂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力要大。它的较大的生产力表现在：同别的工厂相比，它生产同量商品，只需要较少量的不变资本，只需要较少量的物化劳动。此外，因为水车无须加热，所以它需要的活劳动的量也较少。所使用的劳动的这种较大的个别生产力，会减少商品的价值，但也会减少商品的成本价格，从而减少商品的生产价格。在工业家看来，这一点表现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小。他只需为较少的物化劳动支付代价，也只需为所使用的较少的活的劳动力，支付较少的工资。因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小，所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较小。对他来说，成本价格是90，不是100。所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只是103+（1/2），不是115（100∶115＝90∶103+（1/2）。他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以他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为界限。这是构成他的超额利润的界限的数量之一。另一个数量则是一般生产价格的大小，而参加形成一般生产价格的，有作为调节因素之一的一般利润率。如果煤炭变得便宜了，他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会缩小，因此他的超额利润也会减少。如果他必须按照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由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这个差额就会消失。这个差额是这样造成的：一方面，商品要按照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也就是按照竞争使个别价格平均化时形成的价格来出售；另一方面，他所推动的劳动的较大的个别生产力，使劳动者得不到好处，而和劳动的所有生产力一样，使他们的雇主得到好处，就是说，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因为这个超额利润的界限之一是一般生产价格的水平，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又是一般生产价格水平的因素之一，所以这个超额利润只能产生于一般生产价格和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因此也只能产生于个别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差额。超过这个差额的余额的前提是，产品不是按这个由市场调节的生产价格出售，而是高于这个生产价格出售。 第二：到目前为止，那个用自然瀑布而不用蒸汽作动力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同一切其他的超额利润没有任何区别。一切正常的，也就是并非由于偶然的出售行为或市场价格变动而产生的超额利润，都是由这个特殊资本的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它调节着这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或者说这个生产部门所投总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区别。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工厂主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即由一般利润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对他个人提供的余额，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首先应该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瀑布是自然存在的，它和把水变成蒸汽的煤不同。煤本身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具有价值，必须由一个等价物来支付，需要一定的费用。瀑布却是一种自然的生产要素，它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劳动。 但是，不仅如此。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工厂主，也利用那些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力，只要这样会使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更便宜，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也增加利润；因此，这些自然力，和由协作、分工等引起的劳动的社会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是被资本垄断的。工厂主要对煤炭进行支付，但是对于水改变物态，变成蒸汽的能力，对于蒸汽的压力等等，却不需要进行支付。对自然力实行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这种垄断可以增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只要它发生这样的作用，它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可是不会创造出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说一种自然力如瀑布的利用，在这里创造出超额利润，那末，这不可能只是由于一种自然力的利用在这里引起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这里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引起变化的情况。 恰恰相反。自然力在工业上的单纯利用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率的水平，是因为它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但它本身并不会造成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却正好是这种偏离。另外，个别资本在别的情况下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所实现的超额利润，——因为各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偏离，会不断地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如果把纯粹偶然的偏离撇开不说，是由于成本价格即生产费用的减少而产生的。这种减少，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资本的应用量大于平均量，以致生产上的杂费减少了，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般性原因（如协作、分工等），也由于劳动场所比较宽阔，而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以更大的强度来发生作用；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撇开不说，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的发明、改良的机器、化学的制造秘方等等，一句话，采用新的、改良的、超过平均水平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成本价格的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超额利润，在这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使用方法造成的。它们的产生，或者是因为异常大量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中（这种情况在平均使用同样大的资本量的时候就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一定量资本以一种生产率特别高的方式执行职能（这种情况在例外的生产方法已经普遍应用，或者为一种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法所超过的时候也会消失）。 因此，在这里，超额利润来源于资本本身（包括它所推动的劳动）：或者是所用资本的量的差别，或者是这种资本的更适当的应用。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会妨碍同一生产部门按同样的方式使用一切资本。相反地，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这种差别越来越趋于平衡；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通过商品变得便宜和商品不得不按同样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而表现出来的。但是，那个利用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却不是这样。他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对一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劳动的某种较大的自然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但这种自然力不象蒸汽的压力那样，可以在同一生产部门让一切资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利用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就象瀑布那样，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能够支配它。但要象每个资本都能把水变成蒸汽那样，创造出这种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取决于资本了。这种自然条件在自然界只存在于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的。它不是同能够由劳动创造的产品如机器、煤炭等等结合在一起，而是同一部分土地的一定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使没有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不能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这并不排除：虽然一个国家自然瀑布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在工业上利用的水力的总量能够增加。为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动力，可以对瀑布进行人工引流。有了瀑布，就可以改良水车，以便尽可能多地利用水力。在按照水流的状况不宜使用普通水车的地方，可以使用涡轮机等等。这种自然力的占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种垄断，这是所投资本有较高生产力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注：关于额外利润，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一本反驳马尔萨斯的著作）。］；能够这样被人垄断的这种自然力，总是和土地分不开的。这样的自然力，既不是该生产部门的一般条件，也不是该生产部门一般都能创造的条件。 现在，我们假定瀑布连同它所在的土地，属于那些被认为是这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者的人，即土地所有者所有。他们不许别人把资本投在瀑布上，不许别人通过资本利用它。他们能够允许或拒绝别人去利用它。但资本自己不能创造出瀑布。因此，利用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也就是说，它落入瀑布的所有者手中。如果工厂主每年要为瀑布而付给瀑布的所有者10镑，工厂主的利润就是15镑；是100镑（这时是他的生产费用）的15％；所以，他的情况，会和本生产部门用蒸汽进行生产的其他所有资本家的情况一样好，甚至可能更好。如果资本家自己就拥有瀑布，那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会照旧以瀑布所有者的身分，而不是以资本家的身分，占有这10镑超额利润。并且，正是因为这个余额不是由于他的资本本身产生，而是由于支配一种可以和他的资本分离、可以垄断、数量有限的自然力而产生，所以这个余额就转化为地租。 第一：很明显，这种地租总是级差地租，因为它不参加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的形成，而是以这种生产价格为前提。它总是产生于支配着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的个别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投入该生产部门的一般资本的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第二：这种地租不是产生于所用资本或这个资本所占劳动的生产力的绝对增加。一般说来，这种增加只会减少商品的价值。这种地租的产生，是由于一定的投入一个生产部门的个别资本，同那些没有可能利用这种例外的、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自然条件的投资相比，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例如，尽管煤炭有价值，水力没有价值，但如果利用蒸汽能提供利用水力时所没有的巨大利益，而这种利益已足以补偿费用而有余，那末，水力就不会有人使用，就不会产生任何超额利润，因而也不会产生任何地租。 第三：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就象使用价值总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样。如果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虽然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物没有使用价值，没有劳动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承担者，它也就没有交换价值。如果不同的价值不平均化为生产价格，不同的个别生产价格不平均化为一般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那末，通过使用瀑布而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单纯的提高，就只会减低那些利用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不会增加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部分，从另一方面说，这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如果资本不把它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自然的和社会的），当作它自有的生产力来占有，那末，劳动的这种已经提高的生产力，就根本不会转化为剩余价值。 第四：瀑布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对于剩余价值（利润）部分的创造，从而对于借助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创造，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土地所有权，例如，即使瀑布所在的土地是作为无主的土地由工厂主来利用，这种超额利润也会存在。所以，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即瀑布的所有者，有可能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的口袋里拿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也就是使这一部分利润或这一部分商品价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占有的原因。 第五：很明显，瀑布的价格，也就是土地所有者把瀑布卖给第三者或卖给工厂主本人时所得的价格，虽然会加到工厂主的个别成本价格上，但不会直接加到商品的生产价格上，因为在这里，地租产生于用蒸汽机生产的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种价格和瀑布没有关系。其次，瀑布的这个价格，完全是一个不合理的表现，在它背后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价格通常不外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在没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表现。这种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土地所有权使地主有可能把个别利润和平均利润之间的差额占为己有。这样获得的逐年更新的利润能够资本化，并表现为自然力本身的价格。如果瀑布的利用对工厂主提供的超额利润是每年10镑，平均利息为5％，那末，这10镑每年就代表200镑资本的利息；瀑布使它的所有者每年能够从工厂主那里占有的10镑的这种资本化，也就表现为瀑布本身的资本价值。瀑布本身没有价值，而它的价格是所占超额利润的单纯反映这一点，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计算，立即表现为，200镑的价格只是10镑超额利润和二十年的乘积，尽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一个瀑布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一个不定的时期内，比如说，三十年内，一百年内，或x年内，每年获得这个10镑。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种新的不用水力的生产方法，使那些用蒸汽机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由100镑减低到90镑，那末，超额利润，从而地租，从而瀑布的价格就会消失。 我们在这样确定级差地租的一般概念之后，现在就要进而考察真正农业中的级差地租了。关于农业所要说的，大体上也适用于采矿业。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第三十七章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三十七章导论 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我们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受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转化成的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末，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因此，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曾经有过，或者说，现在还有其他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农业形式，那末，这对我们的阐述来说，只是一种完全开关的指责。只有对那些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不是看作历史的范畴，而是看作永恒的范畴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指责才会有意义。 考察一下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里的任务总的来说是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考察这一点，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真正的农业上的投资，即人们赖以生活的主要植物性产品的生产上的投资。我们可以只说小麦，因为小麦是现代资本主义发达的各国人民的主要食物（或者，不说农业，而说采矿业，因为规律是一样的）。 亚·斯密的巨大功绩之一在于：他说明了，用于生产其他农产品（例如亚麻、染料植物）和经营独立畜牧业等等的资本的地租，是怎样由投在主要食物生产上的资本所提供的地租决定的[162]。在斯密以后，这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进步。如果我们能够想起某些限制或补充，那也属于土地所有权的独立研究的范围，而不属于这里的范围。因此，凡是和用来生产小麦的土地无关的土地所有权，我们就不专门谈论，而只是为了举例子才有时涉及到。 为了全面起见，必须指出，在这里，只要水流等等有一个所有者，是土地的附属物，我们也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注：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如果这就是“人格”的规定，就是人作为人格的规定，那末，由此可以说，每个人就都必须是土地所有者，以便作为人格而实现。土地的自由私有权，——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据黑格尔说，不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79页）。首先，很明显，一个人格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硬说自己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不顾他人也要在这块土地上体现的意志。这里要的是和善良的意志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人格”在什么地方确立实现自己意志的界限，他的意志的存在是在整个一个国家内实现，还是需要占有一大批国家，以便“表示我的意志对物的至高无上”［第80页］，这是绝对不能看出的。黑格尔在这里是完全碰壁了。“占有完全是零星的；我不能占有比我的身体所接触到的更多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外界的东西比我所能把握的更为广大。因此我占有某物时，总有他物与之相联系。我用手占有，但手的范围可以扩大。”（第90、91页）但是，和这个他物相联系的，又有另一个他物。因此，我的意志作为灵魂注入土地的界限，就消失了。“当我占有某物时，理智立即推想到，不仅我直接占有的东西是我的，而且与此有联系的东西也是我的。实在法必须作出各种规定，因为从概念中已不能进一步作出推断。”（第91页）这是“概念”的异常天真的自白，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对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性质“一窍不通”，因为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把一个完全确定的、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看作绝对的东西。同时其中还包含这样的自白：随着社会发展即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变化，“实在法”能够而且必须改变自己的各种规定。］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用这些人利用或滥用一定量土地的法律权力来说明，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这种权力的利用，完全取决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法律观念本身只是说明，土地所有者可以象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并且，这种观念，这种关于土地自由私有权的法律观念，在古代世界，只是在有机的社会秩序解体的时期才出现；在现代世界，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出现。在亚洲，这种观念只是在某些地方由欧洲人输入的。在论述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1卷第24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生产方式的前提，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从土地的单纯附属物（在依附农、农奴、奴隶等形式上）的地位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土地被剥夺。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象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某种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它不相适应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因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克兰［注：即氏族。——译者注］的所有权，或马尔克公社的小农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转化为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注：非常保守的农业化学家，例如约翰斯顿承认，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163]。那些专门为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辩护的著作家，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沙尔·孔德先生在他那两卷特意为私有制辩护的著作中就说过：“如果养活一国国民的土地的每一个部分，得不到最符合共同利益的应用，该国就不能达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种繁荣富强的程度。要使该国财富得到巨大的发展，就要有一个唯一的和首先是开明的意志，尽可能去掌握该国领土每一块土地的支配权，使每一块土地都有利于其他一切土地的繁荣。但是，这样一个意志的存在……和土地分为私人地块……和使每个所有者几乎能够绝对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的保障，是不能相容的。”[164]约翰斯顿、孔德等人，在说明私有制和合理的农业的矛盾时，只注意到把一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耕种的必要性。但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的利益。］，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这是他凭他的垄断权，从产业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那里征收来的；［它］使这种联系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而这种附属物，象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及其理论代言人同土地所有权进行激烈斗争时，曾被斥责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 在我们谈到本题以前，为了避免误解，还要作几点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使用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这个货币额，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山、渔场、森林等等支付，统称为地租。这个货币额，在土地所有者按契约把土地租借给租地农场主的整个时期内，都要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因此，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 资本能够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其中有的是比较短期的，如化学性质的改良、施肥等等，有的是比较长期的，如修排水渠、建设灌溉工程、平整土地、建造经营建筑物等等。我在别的地方，曾把这样投入土地的资本，称为土地资本［注：《哲学的贫困》第165页[165]。我在那里曾把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区别开来。“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它属于固定资本的范畴。为投入土地的资本以及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由此得到的改良而支付的利息，可能形成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一部分［注：我说“可能”，因为这种利息在一定条件下由地租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例如在自然肥力较高的新土地进行竞争时，这种利息就可能消失。］，但这种地租不构成真正的地租。真正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不管这种土地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已被开垦。如果系统地论述土地所有权（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以内），土地所有者收入的这个部分是应该详加说明的。在这里，稍微谈一谈就够了。在农业的通常的生产过程中，比较暂时的投资，毫无例外地由租地农场主来进行。这种投资，和一般单纯的耕作一样——只要这种耕作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地进行，也就是说，不象以前美国奴隶主那样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不过为了防止这一点，土地所有者先生们可以通过契约得到保证）——会改良土地［注：见詹姆斯·安德森和凯里的著作[166]。］，增加土地产量，并使土地由单纯的物质变为土地资本。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自然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的价值。投入土地的经过较长时间才损耗尽的较长期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土地所有者力图尽可能地缩短租期的原因之一。在签订新租约时，土地所有者把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加到真正的地租上，而不论他是把土地租给一个曾实行改良的租地农场主，还是租给另一个租地农场主。因此，他的地租就要上涨；或者，如果他要出卖土地，——我们马上会看到，土地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土地的价值现在就要增加。他不单是出卖土地，而且是出卖经过改良的土地，出卖不费他分文的、投入土地的资本。把真正地租的变动完全撇开不说，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土地所有者日益富裕，他们的地租不断上涨，他们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的秘密之一。这样，他们就把不费他们一点气力的社会发展的成果，装进他们的私人腰包——他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167]。但这同时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租地农场主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并且我们看到，上一世纪的詹姆斯·安德森[168]（现代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又是实际的租地农场主，当时的著名农学家），以及当代的英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反对者，都曾不断指责这个情况是合理农业的障碍。 关于这一点，阿·阿·华尔顿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史》（1865年伦敦版第96、97页）中写道： “只要耕作的改良，使地产的价值和土地所有者的租金增加的程度，远远高于对租地农场主或农业工人状况的改善，我国为数众多的农业机构的一切努力，就都不能在耕作改良的实际进展上，产生很重要的或真正显著的结果。总的说来，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他的收租人或者甚至农业学会主席一样，清楚地知道，排水良好，施肥充足，经营得当，加上更多地使用劳动来精细地清理和耕种土地，将会在改良土壤和增加产量方面产生惊人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有庞大的支出，而租地农场主也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怎样改良土地或提高土地的价值，土地所有者通过增加地租和提高土地价值的办法，久而久之总会占有由此得到的主要利益……他们十分敏锐地察觉到，那些发言人〈在农业宴会上发言的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收租人〉令人奇怪地总是忘记告诉他们，租地农场主进行的一切改良的绝大部分，最后总是要落入土地所有者的腰包……不论原来的租地人怎样改良了租地，他的后继人总是发现，土地所有者会根据以前的改良使土地价值增加的程度来提高租金。” 在真正的农业中，这个过程还不象在把土地作为建筑地段使用时表现得那么明显。在英国，土地所有者把绝大部分用于建筑的土地不是作为自由地出卖，而是按九十九年的期限出租，或者在可能时，按较短的期限出租。这个期限一满，建筑物就随同土地本身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 “他们｛租地人｝在租约满期时，在付清了满期以前的苛刻的地租以后，有义务把房屋在可以住人的良好情况下移交给大土地所有者。租约一满期，土地所有者的代理人或检查人就来查看你的房屋，让你把房屋收拾好，然后把它占有，并入他主人的财产范围。事实是，如果让这种制度更长时间地充分发挥作用，王国境内的全部房产，就会和农村地产一样，全部落入大地主的手中。整个伦敦西头[169]，庙关[170]的北部和南部，几乎只属于大约六个大地主，按异常高的地租出租，而在租约还没有完全满期的地方，也很快就要陆续满期了。在王国的每个城市里，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然而，这种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贪婪制度，甚至没有就此止步。我国沿海城市的船坞设备，几乎全都由于这样的掠夺过程，而落入大土地鲸吞者[171]手中。”（同上，第92、93页） 在这种情形下，很明显，如果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确定，总人口是20066224人，其中房产所有者是36032人，那末，把小房产所有者撇开，单算大房产所有者，房产所有者对房屋数目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个有关建筑物所有权的例子是重要的，1．因为这个例子清楚地指出了真正的地租和投入土地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它可能构成地租的追加部分）的区别。建筑物的利息，和农业上租地农场主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一样，在租约有效期间，属于产业资本家即建筑投机家或租地人，它本身和因利用土地而每年必须按一定期限支付的地租无关。2．因为这个例子指出了，别人投入土地的资本，最终怎样和土地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并且这种资本的利息最终也会使他的地租上涨。 有些著作家，例如凯里，一方面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代言人，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一方面又竭力把包含各种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说成一种“协调”的制度，他们企图把地租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说成和利息一样的东西。好象这样一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曾采用过相反的方法。那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土地所有权还被看作私有财产的原始的和受人尊重的形式，而资本的利息则被看作高利贷而受人指责。因此，达德利·诺思、洛克等人把资本利息说成一种类似地租的形式，这和杜尔哥由地租的存在推论出利息的正当性完全一样。——这些较近代的著作家忘记了（在这里把以下的事实完全撇开不说：在纯粹的状态下，即没有加进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地租还是可以存在，而且存在着），土地所有者用这个方法，不仅从不费他们分文的别人的资本获得利息，而且还无偿地得到别人的资本。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象我们以后会看到的那样，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 地租还可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和利息相混同，以致它的独特性质为人误解。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想象资本的利息。例如，假定平均利息率是5％，那末一个每年200镑的地租就可以看作一个4000镑的资本的利息。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一看就知道，它和劳动的价格完全一样，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因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另一方面，在这个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资本家用4000镑购买的土地每年提供200镑地租，那末，他从这4000镑得到5％的平均年利息，这和他把这个资本投在有息证券上，或按5％的利息直接借出去完全一样。这就是一个4000镑的资本按5％增殖。在这个假定下，他就会在二十年内用他的地产的收入，重新补偿这一地产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英国，土地的购买价格，是按年收益若干倍来计算的，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但是，地租的这种资本化是以地租为前提，地租却不能反过来由它本身的资本化而产生并得到说明。在这里，不如说，和出售无关的地租的存在，是出发的前提。 由此可见，假定地租是一个不变量，土地价格的涨落就同利息率的涨落成反比。如果普通利息率由5％下降到4％，那末一个200镑的年地租就不是代表一个4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而是代表一个5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并且同一块土地的价格因此也由4000镑上涨到5000镑，或由年收益的20倍上涨到年收益的25倍。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就相反。这是和地租本身变动无关而只由利息率决定的土地价格的变动。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把利润率撇开不说，由于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土地价格，即使和地租的变动以及土地产品价格（地租构成它的一个部分）的变动无关，也有上涨的趋势。 把地租本身和地租在土地购买者面前采取的利息形式混同起来，——这种混同是建立在对地租性质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必然会得出非常奇怪的错误结论。因为一切古老国家都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所有权的特别高尚的形式，并且把购买土地看作特别可靠的投资，所以，购买地租所根据的利息率，多半低于其他较长期投资的利息率，例如，土地购买者只得到购买价格的4％，而他用同一资本投在其他方面却能得到5％；这也就是说，他为地租付出的资本，多于他在其他投资上为等量年货币收入所付出的资本。根据这一点，梯也尔先生在他的整个说来非常拙劣的论述财产的著作（1848年他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反对蒲鲁东的演说的单行本）[172]中得出结论说，地租是低微的。其实这不过证明，地租的购买价格是高的。 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以及土地因此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进行买卖这一事实，成了某些辩护士替土地所有权辩护的理由，因为购买者为土地所有权，象为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并且大部分土地所有权，是按这个方式转手的。但这样一来，这个理由也可以用来为奴隶制辩护了，因为对于用现金购买奴隶的奴隶主来说，奴隶劳动的收益，只是代表用来购买奴隶的资本的利息。由地租的买卖引出地租存在的理由，也就是用地租的存在来替地租的存在辩护。 为了科学地分析地租，即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摆脱一切使地租歪曲和混杂的附属物，纯粹地考察地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理解土地所有权的实际影响，甚至为了从理论上了解同地租概念和性质相矛盾但仍然表现为地租的存在方式的大量事实，认识造成这种理论混乱的因素，也是同样重要的。 当然，租地农场主为了获得经营土地的许可而以租金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一切，实际上都表现为地租。这种贡赋不论是由什么组成部分构成，不论是由什么来源产生，都和真正的地租有一个共同点：对一块土地的垄断权，使所谓土地所有者能够去征收贡赋，课取租税。这种贡赋和真正的地租有一个共同点：它决定土地价格，如上所述，土地价格无非是出租土地的资本化的收入。 我们已经知道，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可能形成地租的这样一个外来的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必然会在一个国家的地租总额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大的追加部分。但是，把这种利息撇开不说，在租金里面，还可能有一部分，在一定场合，可能全部（也就是在完全没有真正地租的时候，因而在土地实际没有价值的时候）是平均利润的扣除，或正常工资的扣除，或同时是这二者的扣除。利润或工资的这个部分在这里以地租形式出现，因为它不象平常那样归产业资本家或雇佣工人所有，而是以租金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都不形成地租；但实际上它们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垄断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样。并且，和真正的地租一样，对于土地的价格，也有决定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样一些情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存在，租地农民自己还不是产业资本家，或者他的经营方式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地租这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在形式上已经存在。例如，爱尔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租地农民一般都是小农。他作为租金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东西，往往不仅占去他的利润——即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他作为自己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对这种劳动享有权利——的一部分，而且还占去他在其他情况下以同量劳动得到的正常工资的一部分。此外，对土地改良根本没有做一点事情的土地所有者，还把租地农民大部分通过自己的劳动投入土地的小额资本剥夺去，这和高利贷者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完全一样。不过，高利贷者在这样做的时候，至少要用他自己的资本来冒一点风险。这种不断的掠夺，成了爱尔兰土地立法上争论的对象，这种立法主要是要强迫土地所有者在对租佃者解除租约的时候，补偿租佃者在土地上进行的改良或投入土地的资本[173]。对于这个问题，帕麦斯顿通常总是恬不知耻地回答说： “下院就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 我们也不谈以下的例外情况：甚至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土地所有者也能榨取高额的、与土地产量毫无联系的租金，例如，在英国工业地区，把小块土地租给工厂工人用作小菜园，或用于闲暇时的业余耕种。（《工厂视察员报告》） 我们要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的农业地租。例如，在英国的租地农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小资本家，他们由教育、教养、传统、竞争以及其他条件所决定，不得不作为租地农民把自己的资本投到农业上。他们被迫满足于平均利润以下的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地租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允许他们把资本投入土地，投到农业上。因为土地所有者到处都对立法有显著的影响，在英国甚至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就会被利用来欺诈整个租地农民阶级。例如，1815年的谷物法[46]，——这种加在国内居民身上的面包税，显然是为了保证有闲的土地所有者继续得到在反雅各宾战争[174]期间异常增大的地租收入，——除了个别例外的丰收年，确实起过这样的作用，就是把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谷物自由进口时会下降到的水平以上。但是，它没有能够把价格保持在主持立法的土地所有者作为外国谷物进口的法律界限而规定的标准价格的水平上。可是，租约是在这种标准价格的影响下缔结的。一旦错觉破灭，就会制定新的法律，规定新的标准价格，这种新的标准价格和旧的一样，不过是贪得无厌的土地所有者的幻想的无力表现。从1815年到三十年代，租地农民一直就是这样受着欺诈。因此，在这整个时期，农业凋敝成为经常的话题。因此，在这个时期，整整一代租地农民遭到剥夺，归于灭亡，并被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所代替［注：见几篇反谷物法的得奖论文[175]。可是，谷物法总是把价格维持在人为的高水平上。这对上层租地农民是有利的。他们从大多数租地农民（不管有没有理由，他们总是指望例外的平均价格）因保护关税而处于的停滞状态中得到了利益。］。 但是，一个更普遍得多更重要得多的事实是，真正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以致工资的一部分由工人手中扣除下来，变为租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在地租的伪装下流到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工人的手中。例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几个位置有利的郡以外，情况一般就是这样。在英国实行谷物法以前成立的议会工资水平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76]，直到今天，还是关于十九世纪工资史的最有价值的、但几乎完全未被利用的文献，同时也是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他们自己树立的耻辱柱；这些报告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地租率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土地价格的上涨，部分地只是由于工资的扣除，以及工资甚至被压低到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下，也就是说，由于正常工资的一部分交给了土地所有者。在租地农场主收入异常增加，土地所有者大发横财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况，如货币贬值，农业地区济贫法的实施[177]等等，使这种做法成为可能。然而，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主张实行谷物关税的主要论据之一都是，从身体需要方面来说，已经不可能把农业短工的工资再降低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并且在英国和在欧洲各国一样，正常工资的一部分仍然是地租的组成部分。舍夫茨别利伯爵，当时又叫艾释黎勋爵，贵族慈善家之一，对于英国工厂工人的状况大为激动，于是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中，充当他们在议会的代言人，这时，工业家的代言人为了报复，公布了一份属于该伯爵所有的几个村庄农业短工的工资统计材料（见第1卷第23章第5节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178]。这份统计材料清楚地指出了，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一部分，不过是他的租地人替他从农业工人的工资中掠夺而来的。这个统计材料的公布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可以大胆地和1814年、1815年调查委员会[179]所揭露的最坏的事实相媲美。当情况迫使农业短工的工资暂时提高时，租地农场主就立即叫嚷说，要把工资提高到其他产业部门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时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并且必然会使他们破产。因此，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自供：租地农场主以地租的名义，克扣一部分工资交给土地所有者。例如，1849—1859年，英格兰农业工人的工资由于下面的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情况而提高了：爱尔兰的人口外流断绝了从该地来的农业工人的供给；工厂工业异常大量地吸收农业人口；战争需要兵员；异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不必在这里详细论述的原因。同时，除了1854—1856年歉收以外，这个期间的谷物平均价格下降了16％以上。租地农场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达到了目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这个要求并没有成功。他们只好设法降低生产费用，如大量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新机器，这些机器，一方面代替了马，把马从经营上排挤出去，另一方面也把农业短工游离出来，造成了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并由此引起工资的再度下降。这十年来，尽管和总人口的增长相比，农业人口普遍地相对减少了，尽管某些纯农业区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了，但上述情况还是发生了。［注：约翰·查·摩尔顿《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1859年在伦敦艺术协会[180]的报告。该报告所依据的是从苏格兰十二个郡和英格兰三十五个郡近百个租地农场主那里搜集来的真实材料。］1865年10月12日，当时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福塞特（1884年在邮政总长的任内去世），在社会科学会议[181]上也说过： “农业短工开始向国外迁移，租地农场主开始抱怨说他们将无力象往常那样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因为向国外移民使劳动变得更贵了。” 因此，在这里，高地租和低工资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价格的水平取决于这个使地租增加的情况，土地价值的提高和劳动的贬值就是一回事，土地价格的昂贵和劳动价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 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租价上涨了，因为面包、葡萄酒、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上涨了，而劳动的价格却保持不变。如果老人们查看一下他们父辈的账目，——这将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一百年以前，——他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国农业地区一个工作日的价格，正好和现在一样。肉类价格从那时起却上涨了两倍……谁是这种变化的牺牲者呢？是租地的所有者富人，还是耕种租地的穷人？……租价上涨，是公众不幸的证明。”（莫·律比匈《法国的和英国的社会结构》1837年巴黎第2版第101页）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地租一方面是平均利润扣除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平均工资扣除的结果： 前面引述的地产经理人和农业技师摩尔顿[182]说：人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注意到，大租地农场的租金，比小租地农场的租金低，因为 “同后者的竞争，通常比同前者的竞争更激烈；并且因为小租地农民除了农业外，不大可能从事别的工作。他们由于必须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往往被迫同意支付他们明知过高的租金”。（约翰·洛·摩尔顿《地产的资源》1858年伦敦版第116页） 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差别在英国正逐渐消失，他认为，正是小租地农民阶级的向国外迁移，大大促进了这一点。同一个摩尔顿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租地农民自己的工资，显然有一个扣除部分加入了地租，他所雇用的人的工资更是如此了。在那些不能使用双马犁的不到70至80英亩（30至34公顷）的租地农场，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租地农民不象别的劳动者那样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勉地劳动，他就不能靠他的租地农场生活。如果他把工作交给他雇的人去做，而自己只从旁监督，那末，他很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他将无力支付自己的地租。”（同上，第118页） 摩尔顿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租地农民不是很贫穷，租地农场就不应少于70英亩，这样，租地农民才养得起两匹到三匹马。 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研究院[183]院士和中央农业协会的会员）表现了非凡的才智。他在其《英格兰的农村经济》（根据1855年伦敦版英译本引用）一书中，就牛（牛在法国干活，在英国不干活，因为已被马取代）的年收益，作了如下的比较（第42页）： 法国英国 牛奶……400万镑牛奶……1600万镑 牛肉……1600万镑牛肉……2000万镑 劳动……800万镑劳动……— ────────────────────── 2800万镑3600万镑 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材料，英国所以有较高的产值，是因为英国的牛奶价格比法国贵一倍，而他假定两国的牛肉价格是相等的（第35页）；因此，如果英国的牛奶产值缩减到800万镑，那末，总产值也要缩减到2800万镑，和法国一样。拉维涅先生竟把不同的产量和价格差额同时列入他的计算，这确实是有点过分，因此，当英国某些物品的生产比法国更昂贵（这充其量表示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得到更大的利润）时，这竟被看作英国农业的一个优点。 拉维涅先生不仅熟悉英国农业的经济成果，而且也相信英国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偏见。他在第48页中证明了这一点： “种植谷物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它会使种植谷物的土地枯竭。” 拉维涅先生不仅认为其他植物不会造成这种后果，而且他还认为饲料植物和块根植物会使土地肥沃。 “饲料植物会从大气中摄取它生长所需的各种主要养分，而它还给土地的，多于它从土地摄取的。因此，它从两方面，即直接地和通过它转化为厩肥，来补偿谷物及其他使土地枯竭的作物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有一个原则：它至少应当和这些作物轮种。诺福克的轮作制就是这样形成的。”（第50、51页） 相信英国这种农村童话的拉维涅先生，也相信自从废除谷物关税以来，英国农业短工的工资已经失去以前的反常现象，这是并不奇怪的。（见我们以前在第1卷第23章第5节第701—729页[184]关于这一点的论述）我们不妨再听听约翰·布莱特先生1865年12月13日在北明翰的演说。他在谈到500万户家庭在议会中完全没有代表以后，接着说： “其中列入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不幸名册的家庭，在联合王国有100万户，或确切地说，有100万户以上。另外有100万户家庭的处境比需要救济的贫民稍好些，但也随时有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危险。他们的现状和前途并不好一些。现在，请看一看社会的这个部分的无知的下层。请看一看他们受排斥的境遇，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完全绝望的处境。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奴隶制度占统治时期的南部各州，每个黑人也还相信欢乐的日子终有一天会来临。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对这些人来说，对我国最下层的这些群众来说，情况会得到某些好转的信心是不存在的，甚至这样的向往也是不存在的。诸位最近在报纸上是否读到过一篇关于多尔塞特郡一个农业短工约翰·克罗斯的报道？他每周劳动6天，深受他的雇主的好评，他按每周8先令的工资，替他的雇主干了24年活。约翰·克罗斯要靠这点工资在他的小屋养活一个有7个孩子的家庭。他为了给他生病的妻子和婴儿取暖，而拿走了——在法律上说，我认为，就是偷窃了——一个价值6便士的木栅栏。为了这个过失，他被治安法官判处14或20天的监禁。我可以告诉诸位，在全国，特别是在南部，可以找到好几千起和约翰·克罗斯情况类似的事件。他们处在这样的状况中，以致最正直的研究家都一直无法揭开他们如何勉强维持生命的秘密。诸位请看一看全国，看一看这500万户家庭和这个阶层所处的绝望状态吧。难道不能如实地说，这些被剥夺选举权的居民大众从事苦役，不断从事苦役，几乎没有休息吗？请把他们和统治阶级对比一下，——但如果我这样做，人们就会给我加上共产主义的罪名……但是请把这些劳累不堪，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大众，和可以看作统治阶级的那部分人对比一下。请看看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豪华，他们的奢侈。请看看他们的疲倦，——因为他们也有疲倦的时候，但这是享乐过度后的疲倦，——请看看他们如何到处游荡，似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求新的欢乐。”（1865年12月14日《晨星报》[185]） 下面还要指出，剩余劳动，总的来说也就是剩余产品，怎样和地租，即剩余产品的这个至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在量和质的方面已经特别规定的部分相混同。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即剩余劳动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是：只要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等产品的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动物同时还提供兽皮，供人在冷天保暖；此外，还有供人居住的洞穴等等。） 剩余产品和地租的这种混同，在达夫先生那里[186]，有不同的表现。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开的；后者包含在前者中。农业氏族、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动，也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行的。狩猎、捕鱼、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织和纺等等当初是农业中的副业。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和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也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劳动，可以看作剩余劳动。但是，必要劳动决不是只包括农业劳动，而且也包括生产其他一切必然进入工人平均消费的产品的劳动。并且，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一些人只从事必要劳动，因为其他的人只从事剩余劳动，反之亦然。这只是他们之间的分工。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之间的分工一般来说也是这样。和一方面劳动的纯工业性质相适应的，是另一方面劳动的纯农业性质。这种纯农业劳动，决不是自然发生的，相反，它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是很现代的、决不是到处都已达到的产物，它是和一个完全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正象一部分农业劳动会物化在只用作奢侈品，或只形成工业原料，但决不会用作食物，更不会用作大众的食物的产品中一样，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业劳动也会物化在用作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产品中。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工业劳动看作剩余劳动，是错误的。工业劳动的一部分和农业劳动的必要部分一样也是必要劳动。它只是以前和农业劳动自然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工业劳动的独立形式，是现在已经和它分离的纯农业劳动的必要的相互补充。（从纯粹物质方面看，例如，500个机器织布工人以高得多的程度生产剩余布匹，也就是说，生产比他们自己衣着所需的多得多的布匹。） 最后，在考察地租的表现形式，即为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无论是为生产的目的还是为消费的目的）而以地租名义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租金时，必须牢牢记住，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需要的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 在研究地租时，有三个妨碍我们进行分析的主要错误应当避免。 1．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来。 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它又可以是非生产者对自然的单纯私有权，是单纯的土地所有权；最后，它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象在殖民地移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场合那样，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 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使人们忽略了其中的区别。 2．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在它的不发达的形式即实物地租的形式上，还直接是剩余产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只要把一般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一般存在条件解释清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地租，——它总是超过利润的余额，即超过商品价值中本身也由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构成的部分的余额，——剩余价值的这个特殊的独特的组成部分也就解释清楚了。这些条件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必须超过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即再生产他们本身所必需的时间。他们一般必须完成剩余劳动。这是主观的条件。而客观的条件是：他们也能够完成剩余劳动；自然条件是，他们的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足以把他们自己作为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和维持下去，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会耗费他们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自然的肥力是一个界限，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另一个界限，出发点，基础。更进一步考察就是，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并且，不同于一个工场内部分工的整个社会内部的一切分工也是如此。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如果这种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后来发展为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或按照这样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例如，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虽然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只体现了一定条件下为生产这个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已经过多；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因此，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但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和一定的形式（利润形式或地租形式）无关。这些条件适用于剩余价值本身，而不管它采取什么特殊的形式。因此它们不能说明地租。 3．正是在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中，在地租的发展中，有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因此，很容易把一切生产部门及其一切产品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基础上共有的现象，当作地租的（和一般农产品的）特征来理解。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结果而发展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生产竞争的条件。确切地说，只是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地租以及土地价值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也就是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 其实，这并不是农业及其产品所特有的现象。不如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对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和产品来说都是适用的。 这些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这决不是农产品的特征。 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确切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地租才能作为货币地租发展起来，并且按照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来发展；也就是，按照和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来发展；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当商品生产，从而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相应地发展。但随着后者的发展，土地所有权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相应地越来越能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资本家在这个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展上还是一个能动的当事人。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至于土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在它们的市场扩大的时候，在需求增加的时候，在和土地产品相对立的商品世界扩大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在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产量扩大的时候，按相同的程度增加，这并不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但是，因为这个结果是没有土地所有者的参与就发生的，所以在他那里显得特别的是：价值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向地租的转化，竟然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取决于一般商品生产的发展。因此，例如达夫这样的人，就想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地租。他说，地租不取决于农产品的量，而取决于它的价值[187]；但这个价值，又取决于非农业人口的总数和生产率。其实，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产品，因为产品只有随着构成它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系列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才作为商品发展起来。这一点在价值的一般论述中，已经指出了[188]。一方面，一个产品的交换能力，一般说来，取决于在它之外存在的商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个产品本身能够作为商品来生产的数量，尤其取决于这一点。 任何生产者，不管是从事工业，还是从事农业，孤立地看，都不生产价值或商品。他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成为价值和商品。第一，这个产品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从而，他自己的劳动时间也是整个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第二，他的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货币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由价格决定的普遍的可交换性，表现为他的产品所固有的社会性质。 因此，如果一方面，不去说明地租，而说明剩余价值，或者更狭隘地说明一般剩余产品，那末，另一方面，在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把作为商品和价值的一切产品固有的性质，说成是农产品特有的性质。这种说明，在从价值的一般规定，转到一定的商品价值的实现时，变得更加肤浅。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值；它是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状况。 因此，农产品发展成为价值，并且作为价值来发展的现象，也就是，它们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非农产品作为商品和它们相对立的现象，或者说，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表现来发展的现象，并不是地租的特征。地租的特征是：随着农产品发展为价值（商品）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借以实现的条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的权力也就发展起来，使它可以从这个不费它一点气力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剩余价值中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 注释： [46]英国的谷物关税是根据所谓的谷物法（1815、1822和1828年）征收的。谷物法的目的是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由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而告结束。谷物法的废除是对土地贵族的一个打击，并且加快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第123、366、706、740页。 [162]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182—202页。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403—405页。——第694页。 [163]詹·威·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1卷（J．W．Johnston．《NotesonNorthAmericaAgricultural，Economical，andSocial》．Vol．Ⅰ，EdinburghandLondon，1851）。——第696页。 [164]孔德《论财产》1834年巴黎版第1卷第228页（Comte．《Traitédelapropriété》．TomeⅠ．Paris，1834，p．228）。——第697页。 [16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89页。——第698页。 [166]詹·安德森《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1801年伦敦版第35—36、38页（J．Anderson．《ACalmInvestigationoftheCircumstancesthathaveledtothePresentScarcityofGraininBritain》．London，1801，p．35—36，38）（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57—159页）；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129—131页（H．C．Carey．《ThePast，thePresent，andtheFuture》．Philadelphia，1848，p．129—131）（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673页）。——第699页。 [167]“为享受果实而生”（《Frugesconsumerenati》）——贺雷西《书信集》第1卷第2、27封。——第699页。 [168]关于詹·安德森的地租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20—123、129—133、157—163页。——第700页。 [169]西头——伦敦的豪华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住宅都集中在这里。——第701页。 [170]庙关（TempleBar）——伦敦的历史文物，位于滨河路和弗利特街之间的石头门。该门把西蒂区和韦斯明斯特区连接起来。——第701页。 [171]鲸吞者——原文为Leviathan〔利维坦〕，圣经中的大海怪。——第701页。 [172]指1848年7月26日梯也尔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上的提案所作的演说。演说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页。关于梯也尔的这一演说，可参看卡·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4页）。——第704页。 [173]1853年下院通过的“租佃权法案”结束了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之间的斗争。该法案有一条规定：租佃者在租佃期满时应当得到补偿金，以偿付他在土地上所进行的改良。关于这一规定的细节，见卡·马克思《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77—183页）。——第706页。 [174]指1793年至1815年英国进行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的历次战争。——第706页。 [175]指《论农业和谷物法的三篇得奖论文》一书，全国反谷物法同盟编，1842年曼彻斯特和伦敦版（《TheThreePrizeEssaysonAgricultureandtheCornLaw》．PublishedbytheNationalAnti-Corn-LawLeague．Manchester-London，1842）。收入该书的有乔·霍普、莱·格莱格和阿·摩尔斯的获得反谷物法同盟奖金的三篇论文。——第707页。 [176]指蓝皮书《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录》，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1、2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11月23日刊印（《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PetitionsrelatingtotheCornLawsofthisKingdom：togetherwiththeMinutesofEvidence，andanAppendixofAccounts》．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6July1814；（《ReportsrespectingGrain，andtheCornLaws：viz：FirstandSecondReportsfromTheLordsCommittees，appointedtoenquireintotheStateoftheGrowth，Commerce，andConsumptionofGrain，andallLawsrelatingthereto》．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3November1814）。 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第707页。 [177]根据英国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有的济贫法，在每一个教区里都征收一种特别的济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第707页。 [17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41—743页。——第708页。 [179]指上院工资水平问题调查委员会于1814—1815年召开的会议。——第708页。 [180]艺术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ofArtsandTrades）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第709页。 [181]指英国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 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PromotionofSocialScience）是于1857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它的成员有许多是议会议员。——第709页。 [182]这里引用的是约翰·洛克哈特·摩尔顿的著作，而前面提到的是约翰·查默斯·摩尔顿。——第709页。 [183]指法国研究院，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1795年成立。——第710页。 [18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38—764页。——第711页。 [185]《晨星报》（《TheMorning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712页。 [186]帕·爱·达夫《政治学原理》1854年爱丁堡版第264、273页（P．E．Dove．《TheElementsofPoliticalScience》．Edinburgh，1854，p．264，273）。——第713页。 [187]帕·爱·达夫《政治学原理》1854年爱丁堡版第279页。——第719页。 [18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7—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6页。——第71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职能上得到发展。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150]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 商人借货币，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也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耗费。因此，即使在以前的社会形式内，贷款人对于商人的关系，也完全和他对于现代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这种独特关系，天主教的各个大学已经感觉到了。 “阿耳卡拉、萨拉芒卡、英果尔施塔特、布莱斯高的夫赖堡、美因兹、科伦和特利尔等处的大学先后承认，商业贷款的利息是合法的。最早五个大学的承认已归入里昂市政厅的档案，并刊载在里昂布利塞－朋苏斯出版的《高利贷和利息概论》的附录中。”（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6页） 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因而，在货币通过购买奴隶、土地等等而成为占有别人劳动的手段的一切形式中，货币正是因为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作为资本可以增殖，生出利息。 然而，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期存在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有两种。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在这里，它们不再是决定生息资本特征的形式了。这两种形式如下：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 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的，工人作为生产者无须借钱。如果他借钱，例如到当铺去，那是为了个人生活的需要。但是，当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他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时，他却会作为生产者同贷款人的资本发生关系，这种资本作为高利贷资本和他相对立。纽曼对这一点讲得很庸俗，说什么银行家所以受人尊敬，而高利贷者所以受人憎恨和鄙视，是因为前者贷款给富人，而后者贷款给贫民。（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44页）他没有看到，这里的区别是两个社会生产方式之间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并且这个问题是不能用贫富的对立来解决的。此外，榨取贫苦小生产者的高利贷是和榨取富裕大地主的高利贷携手并进的。一旦罗马贵族的高利贷把罗马的平民，小农彻底毁灭，这种剥削形式也就到了末日，纯粹的奴隶经济就取代了小农经济。 超过生产者最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后来的工资额）的全部余额，在这里能够以利息形式被高利贷者所侵吞（这部分后来表现为利润和地租）。因此，拿这个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非常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对比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凯里作这种荒谬的比较，是为了要说明，资本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利息率的下降，对劳动者是多么有利。其次，如果高利贷者不满足于只榨取他的牺牲者的剩余劳动，而逐渐取得了对后者的劳动条件本身的所有权，即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并用这种办法不断地对后者进行剥夺，那末，又会从另一方面忘记这样一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这样完全被剥夺，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达到的结果，而是它作为出发点的现成的前提。雇佣奴隶和真正的奴隶一样，由于所处的地位，不能成为债务奴隶，至少作为生产者不能成为债务奴隶；他至多只是作为消费者才能成为债务奴隶。这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实际上会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不改变生产方式；在这里，生产者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个体小生产，是根本的前提；因而，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 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是生产条件即他所耕种的土地、他所加工的原料等等的所有者。但是，在这里，同生产条件和生产者的这种分离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分散的劳动者联合在大工场内，从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衔接的活动；工具变成了机器。生产方式本身不再容许生产工具处于那种和小所有制联系着的分散状态，也不再容许劳动者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高利贷不能再使生产条件和生产者分离，因为二者已经分离了。 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同时是政治关系即市民的独立地位的基础。 在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或者剩余产品为封建主及其家臣所吞食的情况下，奴隶主或者封建主即使陷入高利贷之中，生产方式仍旧不变；只是它对劳动者的压迫会更加残酷。负债的奴隶主或封建主会榨取得更厉害，因为他自己被榨取得更厉害了。或者，他最后让位给高利贷者，高利贷者本人象古罗马的骑士一样成为土地所有者或奴隶主。旧剥削者的剥削或多或少带有家长制的性质，因为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手段。现在代替旧剥削者出现的，则是残酷的拚命要钱的暴发户了。但生产方式本身仍旧不变。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 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教会本来就禁止任何放债取息的行为。法律和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钱，而且票据业务越是不发达，情况就越是这样。那时利息率相差很悬殊，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2/3）]％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43+（1/3）]％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必须支付40％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20％。维罗那规定[12+（1/2）]％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规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说话的。早在十三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第2集第55—57页）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在资产阶级经济中，在一些落后的产业部门或拒绝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产业部门，这种关系也会重新出现。例如，如果我们想把英国的利息率和印度的利息率比较一下，那末就不要采用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而要采用比如那些把小机器租给家庭工业小生产者的人所收取的利息率。 高利贷同消费的财富相反，它本身是资本的一个产生过程，所以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财产促进了不依赖于土地所有权的货币财产的形成。产品的商品性质越是不发达，交换价值越是没有占领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货币就越是表现为真正的财富本身，表现为一般财富，而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的有限表现相对立。货币贮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撇开作为世界货币和贮藏货币的货币不说，货币特别是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表现为商品的绝对形式。并且特别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使利息从而使货币资本得到发展。穷奢极欲的富者所要的，是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作为购买一切东西的手段的货币。（也是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而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两个场合，货币都是作为货币使用的。另一方面，货币贮藏只有在高利贷中才是现实的，才会实现它的梦想。货币贮藏者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但是通过利息，他把这种贮藏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手段，他依靠这种手段占有全部或部分剩余劳动，以及一部分生产条件本身，虽然对他来说这种生产条件名义上仍然是别人的财产。高利贷好象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象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97]一样。商品形式越没有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货币就越难获得。因此，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来使用，主要是在劳动者由于偶然的事故或意外的变化丧失了生产条件的时候（在这些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多半还是这些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在劳动条件不能由通常的再生产过程得到补偿的时候。生活资料和原料是这些生产条件的基本部分。如果它们涨价，它们就不可能由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来补偿，就象单是歉收就使农民不能用实物来补偿他的谷种一样。罗马贵族不断进行战争，强迫平民服兵役，阻碍了他们的劳动条件的再生产，因而使他们沦为贫民（在这里，贫困化，即再生产条件的萎缩或丧失，是主要的形式）而终于破产。正是这些战争使罗马贵族的仓库和地窖里藏满了掠夺来的铜即当时的货币。贵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谷物、马、牛等等直接给他们，而是把对自己没有用处的铜借给他们，而利用这个地位来榨取惊人的高利贷利息，使平民变为自己的债务奴隶。在查理大帝统治下，法兰克的农民也是因战争而破产的，他们除了由债务人变为农奴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在罗马帝国，大家都知道，饥荒逼迫自由民出卖儿女和出卖自身去给富人当奴隶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以上所说的是一般的转折点。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末，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 但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是高利贷的真正的、广阔的和独有的地盘。每一笔在一定期限到期的交款，如地租、贡赋、赋税等等，都必须用货币来支付。因此，从古代罗马一直到现代，大量放高利贷的都是包税者，大包税人，收税人。然后，随着商业发展和商品生产普遍化，购买和支付越来越在时间上分离。货币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付出。这一点会造成一直到今天还使货币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彼此混淆不清的那种状况，这已由现代的货币危机所证明。但是，高利贷本身又是使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必要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因为它使生产者越来越深地陷入债务，使他因背上利息的重负而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再生产，从而使他失去了通常的支付手段。在这里，高利贷产生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而又扩大货币的这种职能，即扩大自己的本来的地盘。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象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 总的说来，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因此，现代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 在这里，我们不谈那种企图使贫民摆脱高利贷的措施，如公立当铺[151]（1350年设立于法兰斯孔太的萨林士，后来1400年和1479年设立于意大利的佩鲁贾和萨沃纳）。这种公立当铺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表示了一种历史的讽刺：虔诚的愿望在实现时正好走向它的反面。按照审慎的估计，英国工人阶级对当铺这个公立当铺的后继者支付的利息为100％。［注：“因为在同一个月内不断地典质和赎回，而且典质一物是为了赎回另一物，二者相抵后所得货币很少，所以当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领有执照的当铺伦敦有240家，各地区约有1450家。所用资本估计约有100万镑。这笔资本在一年内至少周转三次，每次平均取得[33+(1/2)]％的利息；所以，英国的下层阶级，为了要获得这100万镑临时贷款，每年必须支付100％的利息。过期不赎所受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14页）］这里也不谈例如那位休·张伯伦医师或约翰·布里斯科的信用幻想，他们在十七世纪的最后十年，曾企图设立农业银行，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发行一种纸币，使英国贵族摆脱高利贷的盘剥。［注：他们甚至在自己著作[152]的名称上也表明了自己的宗旨：“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免除贵族和绅士等的赋税，增加他们的年收入等等”。按照他们的说法，受到损失的，只会是民族的最可恶的敌人高利贷者，这种人给贵族和自耕农[153]造成的危害比法国侵略军所能造成的危害还大得多。］ 十二世纪和十四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设立的信用组合，是由于海外贸易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发商业需要摆脱旧式高利贷的统治和货币经营的垄断而产生的。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末，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注：“例如，英国查理二世就要付给‘金匠’〈银行家的先驱〉20—30％的巨额高利贷利息和贴水。因为这种营业这样有利可图，所以‘金匠’给王室的贷款越来越多，他们预先得到国家的全部税收，把议会通过的任何拨款都作为抵押，还彼此争先购进或受押汇票、支票和借契，实际上，全部国家收入都经过他们的手。”（约翰·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30、31页）“设立银行的建议以前已经提出多次。设立银行毕竟是必要的。”（同上，第38页）“仅就遭受高利贷者盘剥的政府来说，要以议会的拨款作为担保获得适当利息的贷款，就已经有必要设立银行。”（同上，第59、60页）］，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着国家。因此，当计划设立英格兰银行时，托利党就抗议说： “银行是共和国的制度。在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银行很繁荣。但是，谁听说过有什么法兰西银行或西班牙银行呢？” 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和汉堡银行（1619年）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银行发行的本票，事实上只是存入的贵金属铸币和贵金属条块的收据，要有它们的持有人的背书才可以流通。但是，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经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和现在的英国一样，十七世纪的荷兰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以贫穷为基础的旧式高利贷的垄断，在那里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 整个十八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主要倡议人是约瑟亚·柴尔德爵士，现代英国私人银行业之父。他抨击高利贷者的垄断，完全和摩西父子成衣批发公司叫嚣反对“私人裁缝”的垄断一样。这个约瑟亚·柴尔德同时又是英国证券交易业之父。因此，他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独裁者，是以贸易自由的名义来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作辩护的。他反对托马斯·曼利（《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154]说： “他作为一帮心惊胆战的高利贷者的卫士，把大炮台建筑在我认为最不坚固的地点上……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低利息率是财富的原因，而硬说这只是财富的结果。”（《论商业》1669年版。译自英文，1754年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版［第120页］）“如果使一国富裕的是商业，而压低利息又使商业扩大，那末，压低利息或限制高利贷，无疑是足以使一国致富的主要原因。同一件事可以在一种情况下是原因，同时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结果，这种说法决不是荒谬的。”（同上，第155页）“鸡蛋是母鸡的原因，而母鸡又是鸡蛋的原因。利息降低，可以使财富增加，而财富增加，又可以使利息进一步大大降低。”（同上，第156页）“我是勤劳的辩护者，而我的反对者却为懒惰和游手好闲辩护。”（第179页）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一切论述银行制度的著作中，和在柴尔德的著作中一样，都可以看到反对高利贷的主张，看到使商业、工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盘剥的要求。同时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信用，贵金属的失去垄断地位所起的奇迹般的作用，贵金属被纸代替等等，却发生了巨大的错觉。英格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的创始人，苏格兰人威廉·佩特森，真可以称为罗一世。[155] “一切金匠和典当业者都大肆咆哮”，反对英格兰银行。（马考莱《英国史》第4卷第499页） “在最初十年间，银行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外界的敌视很强烈；银行券要远远低于名义价值，才被接受……金匠〈在他们手中，贵金属的交易是一种原始银行业务的基础〉非常嫉妒银行，因为有了银行，他们的营业减少了，他们的贴现率压低了，他们同政府的营业转到他们的对手那里去了。”（约·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第73页） 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以前，在1683年已经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其中有一个目的是： “让企业家在他们拥有大量商品时，能够依靠该行的支持，寄托他们的商品，而用这种保存的储备作为担保，取得贷款，以雇用他们的职工，扩大他们的营业，直到他们找到良好的市场，无须亏本出售为止”[156]。 经过多次努力，这个信用银行终于在主教门街的戴文希尔大厦内成立。该银行以寄托的商品为担保，把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三以汇票形式贷给产业家和商人。为了使这种汇票便于流通，每个营业部门都有一伙人结成公司，每个持有这种汇票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用汇票从公司换取商品，就象用现金支付一样。这个银行的营业并不兴隆。机构太复杂，商品跌价时风险太大。 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论上维护并鼓励在英国建立现代信用制度的著作的实际内容，那末，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著作中的词句，那末，这些著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 象重农学派所说的耕作者〔cultivateur〕不是指真正种地的农民，而是指大租地农场主一样，圣西门所说——他的学生也往往这样说——的劳动者〔travailleur〕也不是指工人，而是指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 “一个劳动者必须有助手，有帮伙，有工人；他寻求那种聪明的、能干的、忠实的人。他叫他们去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是生产的。”（［安凡丹］《圣西门宗教。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1831年巴黎版第104页） 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写的所有著作，事实上只是歌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只是歌颂产业家和银行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元帅和法律制造者。把这些著作和同时代的欧文的著作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注：如果马克思来得及修订这个手稿，他无疑会把这一段话大加修改。这一段话，是他看到那些前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所起的作用有感而发的。在法国，正是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这个学派的救世的信用幻想，由于历史的讽刺，作为规模空前的骗局得到了实现。后来，马克思说到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博学的头脑。如果说圣西门在以前的著作中，把资产阶级中从事生产的部分算作劳动者，忽视了资产阶级和法国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的对立，那末，这同傅立叶主张调和资本和劳动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要由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来说明。如果欧文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前进了一步，那只是因为他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即生活在产业革命和阶级对立已经尖锐化的时期。——弗·恩·］在他的后继者的著作中，正如刚才的引文已指出的，产业资本家也仍然是真正的劳动者。如果我们批判地读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就不会因为他们的信用幻想和银行幻想的实现无非是前圣西门主义者艾米尔·贝列拉所创设的动产信用公司[157]而感到吃惊，这种形式也只有在法国这样一个信用制度和大工业都还没有发展到现代水平的国家，才会流行起来。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圣西门学说。阐述。第一年。1828—1829》（1831年巴黎第3版）中的下面几段话，已经包含着动产信用公司的萌芽。显然，银行家的贷款可以比资本家和私人高利贷者更便宜。因此，这种银行家 “给产业家提供的工具比地主和资本家提供的可以便宜得多，也就是说，利息低得多，地主和资本家在选择借款人时很容易犯错误”（第202页）。 但是，作者们自己在注解中又说： “由银行家在有闲者和劳动者之间作媒介而必然会产生的利益，往往被抵销，甚至被消灭，因为我们这个无组织的社会使利己主义表现为各种招摇撞骗的行为；银行家往往钻到劳动者和有闲者中间，对双方进行榨取，因而使社会受到损害。” 在这里，劳动者是指产业资本家。此外，把现代银行支配的资金，单纯看作是有闲者的资金，这是错误的。第一，这是产业家和商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本部分，即货币准备或尚未使用的资本；所以，是有闲的资本，而不是有闲者的资本。第二，这是一切收入和积蓄中永远或暂时用于积累的部分。这两点对于确定银行制度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一份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由于这一点，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只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只有蒲鲁东这个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风靡一时的作家［注：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督塞尔和巴黎版[158]。——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4页[159]。］，才会梦想出无息信贷[160]这种怪物，妄想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虔诚愿望。 《圣西门宗教。经济学和政治学》一书第45页上说： “在一些人有产业工具，但没有能力或不想使用这种工具，而另一些人很勤勉，但没有劳动工具的社会内，信用的目的是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把这种工具从占有工具的前一些人手里转到知道怎样使用工具的后一些人手里。应当指出，按照这个定义，信用是财产构成方法的结果。” 因此，信用会和财产的这个构成方法一起消亡。下面在第98页上说：现在的银行 “认为它自己的任务，是跟在它外面进行的营业的运动后面，而不是推动这种运动本身；换句话说就是，银行对那些得到它贷放的资本的劳动者来说，起着资本家的作用”。 在认为银行本身应该负起领导责任，并 “通过它所指挥的机构和它所开创的工作的数量和效用”（第101页） 来显示自己的特点这样一种思想里面，已经隐藏着动产信用公司的主张。同样，康斯坦丁·贝魁尔也要求银行（圣西门主义者所说的总的银行制度）“控制生产”。总的说来，贝魁尔本质上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虽然更激进得多。他要求 “信用机关……控制一国生产的全部运动。”——“你们去办一个国家信用机关试试，让它贷款给那种没有财产但有才干和德行的人，但不是强制地把这些借款人在生产和消费中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此相反，使他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交换和生产。你们用这种办法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只是现在私人银行已经做到的事情，即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一些人突然破产，另一些人突然发财；因此，你们设立的机关，只能是为一些人带来若干幸福，而使另一些人遭受同样多的苦难……你们只不过是使那些受你们的贷款支持的雇佣工人，有可能象他们的资本家雇主现在所做的一样互相进行竞争而已。”（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1842年巴黎版第433、434页）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特性，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由于这一点，甚至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产业资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例如在法国，也坚持认为生息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作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借贷形式在这里也占支配地位。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并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土地和资本一样只是借贷给资本家。当然，借贷也可以不用货币而用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厂房等等，但这时，它们代表的是一定的货币额，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还要支付补偿损耗的部分，那末，这是由于这些资本要素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的独特的实物形式而引起的。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主要剥削的一种次要剥削。在这里，出售和借贷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区别。前面已经指出［注：见本卷第386—392页。——编者注］，只有那些对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的人，才会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本质的区别。 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重新对它进行剥削；高利贷是保守的，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日益悲惨的境地。生产要素越是不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和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个别的行为。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 货币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发展这一事实，就高利贷资本来说，意味着它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部分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 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中世纪的利息 “在中世纪，纯粹是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因此，在中世纪，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是有道理的。况且，在一个农业国，一个人很少需要借钱，除非他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亨利八世把利息限为10％，詹姆斯一世限为8％，查理二世限为6％，安女王限为5％……那时候，贷款人虽不是合法的垄断者，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所以，必须限制他们，就象限制其他的垄断者一样……在我们现代，利息率是由利润率规定的；在那个时候，利润率却是由利息率规定的。如果贷款人要商人负担很高的利息率，那末，商人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商品的利润率。这样，大量货币就从买者的口袋里转到贷款人的口袋里。”（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第164、165页） “有人对我说，现在每年在每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要收取10古尔登，就是说每一百收取30。[161]有人还加上瑞堡集市，因此，每一百要收取40，是否只是这样，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在莱比锡，一个有100佛罗伦的人，每年可以收取4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农民或市民。如果他有1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骑士或一个富有的贵族。如果他有1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100000佛罗伦（这是大商人必须具有的），每年就会收取4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国君。如果他有100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大的国王。为此，他不必拿他的身体或商品去冒险，也不必劳动，只是坐在炉边，烤苹果吃。所以，一个强盗坐在家里，可以在十年内吃掉整个世界。”（引自1540年出版的《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路德全集》1589年维登堡版第6期［第312页］） “十五年前我已经写过反对高利贷的文章，因为那时高利贷势力已经很大，我不抱任何改善的希望。从那时起，高利贷的身价高了，它已不愿被看作是丑恶、罪行或耻辱，而是让人作为纯粹的美德和荣誉来歌颂，好象它给了人民伟大的爱和基督教的服务似的。既然耻辱已经变为荣誉，丑恶已经变为美德，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丹·哈德卡斯耳《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第19、20页） “因此，威尼斯〈设立一家银行〉的先例，很快就有人模仿；一切沿海的城市，总之，一切因独立和商业而著名的城市，都设立了它们的最早的银行。这些城市的船舶的往返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给予贷款的习惯。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同美洲进行的通商使这种习惯进一步发展了。〈这是主要点。〉船舶运货，需要巨额贷款，在古代雅典和希腊已经是这样了。1308年，汉萨城市布鲁治已经有一个保险公司。”（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2、203页） 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在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以前，对地主，一般说来，也就是对寻欢作乐的富人放债，甚至在英国也很盛行。关于这一点，从达德利·诺思（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英国商人，而且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我国为生息而放的债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给商人营业用的，绝大部分是被借去买奢侈品以及供那种人花费，这种人虽然是大地主，但他们从地产所得到的还不够他们挥霍；他们不好意思把地产卖掉，所以宁可把地产作为抵押。”（《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6、7页） 十八世纪的波兰： “华沙进行大量汇兑业务，但其主要基础和目的是该市银行家放高利贷。这种银行家为了要弄到货币，使他们能以8％或8％以上的利息率借给大肆挥霍的贵族，他们在外国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空头汇票信用，也就是说，一种不以任何商品交易为基础的信用。外国的受票人在这种空头汇票产生的汇款还有希望到来时，只好承兑这种汇票。但是，由于达培尔和其他很有名望的华沙银行家的破产，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约·格·毕希《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论和实践》1808年汉堡第3版第2卷第232、233页） 教会由禁止利息得到的好处 “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期间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押给贷款人，使贷款人在占有期间能够作为贷款的补偿使用这种财产……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神会，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十字军远征时代。这就使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所谓‘死手’占有，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犹太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放高利贷，因为占有这样固定的抵押品是无法掩盖的……不禁止利息，教会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同上，第55页） 注释： [97]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369、677页。 [15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0—154页。——第671页。 [151]公立当铺（Monts-de-piété）是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在意大利和法国，为了反对小高利贷者而设立的。根据这种当铺的创办者的设想，这种当铺必须从事某种慈善事业，给贫民提供以财产为抵押的少量贷款。实际上公立当铺起了有利于高利贷者的作用。——第680页。 [152]指以下著作：休·张伯伦《住在艾塞克斯街的休·张伯伦博士的建议：设立给予农村可靠的活期贷款的银行，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使贸易和商业的利益不减少》1695年［伦敦版］（H．Chamberlayne．《AProposalbyDr．HughChamberlayne，inEssexStreet，foraBankofSecureCurrentCredittobefoundeduponLand，inordertotheGeneralGoodofLandedMen，tothegreatIncreaseoftheValueofLand，andthenolessBenefitofTradeandCommerce》．［London］1695）。 约·布里斯科《论百万基金法、彩票条例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取得的资金。指明这些资金对贵族和绅士是有害的，对国家贸易是毁灭性的。建议设立一个国家农业银行给两陛下以优惠条件的贷款，免除贵族和绅士的税务，增加他们的年收入，并使王国所有臣民富裕起来》1696年伦敦第3版（J．Briscoe．《ADiscourseontheLateFundsoftheMillion-Act，Lottery-Act，andBankofEngland．Shewing，thattheyareInjurioustotheNobilityandGentry，andRuinoustotheTradeoftheNation．TogetherwithProposalsfortheSupplyingtheirMajestieswithMoneyoneasyTerms，ExemptingtheNobility，Gentry＆cfromTaxes，EnlargingtheirYearlyEstates，andEnrichingalltheSubjectsintheKingdom，byanationalLandbank》．London．Thethirdedition，1696）。——第680页。 [1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91—793页。——第680页。 [154]不能证实1668年在伦敦出版的匿名论文《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InterestofMoneyMistaken》）的作者就是托马斯·曼利。——第682页。 [155]指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他曾经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似乎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1720年国家银行完全倒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第682页。 [156]马克思摘引了《银行信用，或对信用银行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乡村贵族和伦敦商人的一次对话》（《BankCredit；ortheUsefulnessandSecurityoftheBankofCreditexamined，inaDialoguebetweenaCountryGentlemanandaLondonMerchant》）一文，引自约·弗兰西斯的著作：《英格兰银行史》1848年伦敦第3版第1卷第39—40页（J．Francis．《HistoryoftheBankofEngland》．Thirded．，vol．I，London，1848，p．39—40）。——第683页。 [157]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公司，1852年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它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动产信用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动产信用公司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及其他各页）。——第684页。 [1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687页。 [15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6页。——第687页。 [160]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一书中，发挥了无息信贷的理论。——第687页。 [161]指借入100古尔登必须每年三次在莱比锡博览会上支付利息。以前在莱比锡每年举办三次博览会：在新年，复活节（春季）以及米迦勒节（秋季）。——第69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五章贵金属和汇兑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五章贵金属和汇兑率 Ⅰ．金贮藏的变动 Ⅱ．汇兑率 Ⅰ．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安定时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1844年法令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国内一切现有的贵金属转化为流通手段。它企图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缩，金的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胀等同起来。但这个法令实行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唯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流通券数额，自1844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另一方面，1857年的危机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够的。从1857年11月13日至30日，流通中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银行券，每日平均达488830镑（银行法，1858年第Ⅺ页）。当时，法定的最高限额为14475000镑加上银行地库内贮藏的金属总额。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生影响以前，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的一般需求，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长，首先是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到1857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约已有3000万镑。［注：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行法，1857年］（第1509号）“将近1853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9月，英格兰银行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10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11月底以前，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500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1854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10月和11月输入了大约600万镑贵金属。1855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大约有800万镑贵金属在9月、10月和11月之间流入。1856年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此外，自1844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所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铸币从国内流通中被排出并停滞下来，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自从新金矿发现以来，用于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由于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就忽视了这两种运动的连续性和大体上平行的进程。人们总只是这样理解，好象贵金属的输入过多和输出过多，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比例的结果和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和输出比例的表现。 第三，输入超过输出以及相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末，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的。关于这种流出在英国能够达到的数量界限，纽马奇在《银行法》（1857年）的证词（第1494号）中曾说： “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金属流出，都未必能超过300万镑或400万镑。” 1847年，英格兰银行10月23日金准备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月26日相比，减少5198156镑，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6453748镑。 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萎缩而增大）有三个方面：1．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这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及这三种职能中任何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那末，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地方，银行还会把它的金属贮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发生象1857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 1825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1847年金的流出是在4月停止的，崩溃却在10月才发生。1857年金向国外的流出从11月初起就停止了，但崩溃到11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 这种情况在1847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4月停止，然后到10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以下的证词，是在1848年上院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上提出的。这个证词到1857年才初次印行（引用时也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 图克的证词。 “1847年4月，紧迫情况发生了，严格说来，等于一次恐慌，但历时较短，并且没有同时发生任何重大的商业破产。10月，紧迫情况比4月的任何时候都厉害得多，商业破产事件之多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数目。”（第2996号）——“4月间，汇兑率，特别是对美国的汇兑率，使我们不得不输出大量的金，以便对非常大量的进口货进行支付；只是通过非常艰巨的努力，银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并提高了汇兑率。”（第2997号）——“10月，汇兑率对英国有利。”（第2998号）——“汇兑率的转变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开始。”（第3000号）——“7月和8月，汇兑率忽高忽低；从8月初起，它始终对英国有利。”（第3001号）——8月间金的流出，“是由于国内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3003号］。 英格兰银行总裁詹·莫利斯指出：虽然自1847年8月以来，汇兑率已对英国有利，因此已经有金输入，但银行的金属准备还是在减少。 “由于国内的需求，已经有220万镑金从银行流入国内。”（第137号）——这种情况，一方面要由铁路建筑工人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机时期银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准备的愿望”来说明。（第147号）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帕麦尔（他从1811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684号）“从1847年4月中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的那一天止，整个期间的汇兑率都对英国有利。” 因此，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独立的货币恐慌的金属流出，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不过是危机的前奏，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前已经扭转。1839年，在营业严重不振时，为了支付谷物等等的款项，金属大量流出，但没有引起危机和货币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各国的相对储藏量，是由各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各种条件的作用进行的，这些条件，我们在研究汇兑率时将会提到。一旦恢复正常的分配，从这时起，先是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流出。｛最后一句话，显然只适用于作为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英国。——弗·恩·｝ 第八，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接近危机的预兆。［注：在纽马奇看来，金流出可以有三个原因。1．由于纯贸易上的原因，即由于输入超过输出，1836年到1844年间的情形，以及1847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主要是由于大量谷物的输入；2．为了筹集资金，以便把英国资本投到国外，例如1857年，对印度铁路的投资；3．用于国外的绝对支出，如1853年和1854年用于东方战争的支出。］ 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注：（第1918号）纽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如果您考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易，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种情况下，营业是三角形的，结算是通过我们的中介进行的，——……那末，说贸易差额不仅对英国是逆差，并且对法国和美国也是逆差，看来是正确的。”——（银行法，1857年）］ 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借贷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段，处于金银形式，即处于首先只能作为借贷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的过剩资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的调子。 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反而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的前夕。 纽马奇被问道（银行法，1857年）： （第1520号）“这么说来，流通汇票额，会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吗？——好象是这样。”——（第1522号）“在平静的通常时期，总账就是现实的交换工具；但在发生困难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说的情况下，银行的贴现率就会提高……这时，交易自然变为开汇票；这种汇票不仅更适合充当已经完成的交易的合法证据，而且也更便于进一步的购买，特别是作为信用手段来获得资本。” 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汇票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普遍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而首先是信用骑士，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输入或输出的贵金属量，不单纯是作为量发生影响。它之所以发生影响，一方面，因为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作用，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它之所以发生影响，因为它是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起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500万镑到800万镑的金的流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资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7000万镑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注：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流出500万镑金就是减少500万镑资本。他要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现实产业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膨胀或收缩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同样可笑的是，他还企图直接把这些现象解释为现实资本（即资本的物质要素）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注：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364号）“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是中央准备金或中央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中央的贮藏库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我在第一卷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148]。图克和劳埃德A奥维尔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不过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待不可避免的现象的问题。［注：“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消除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至危险的｛法律｝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1847年［12月11日］第1418页）］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作是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当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媒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媒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弗·恩·｝因此，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在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注：“您完全同意，除了提高利息率，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缓和对金的需求吗？”——查普曼｛一家大票据经纪人商行奥维伦—葛尼公司的股东｝说：“这是我的意见。如果我们的金下降到一定点，那末，我们最好是立即把警钟敲起来，并且说：我们是在走下坡路，凡是把金弄到外国去的，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法，1857年证词第5057号）］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碰到这个限制。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 Ⅱ．汇兑率 ｛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开出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由英国向德国开出汇票来支付，而是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 如果贵金属的这种输出的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英国的银行准备金就会被动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货币市场就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高利息率。在金大量流出时，货币市场通常会出现困难，就是说，对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它的供给，因此，较高的利息率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英格兰银行所定的贴现率会适应于这种情况，并在市场上通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金属的流出不是由于普通的营业关系，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向国外投资等等）引起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要实际提高利息率；于是，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借款，如通常所说，首先“使货币短缺”，以便人为地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好象利息的提高是有理的，或者必要的。这种手法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弗·恩·｝ 利息率的这种提高是怎样影响汇兑率的，这从下面几段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或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可以看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第2176号）“营业困难时……有价证券的价格会显著下跌……外国人将托人在英国这里购买铁路股票，英国人也会把他们持有的外国铁路股票在国外出售……以便相应地制止金的输出。”——（第2182号）“各国利息率的平衡和商业气压的平衡，通常要由银行家和证券商人这样一个富有的大阶级来实现。这个阶级……总是窥伺时机，购进那种价格看涨的有价证券……而最适合他们购买有价证券的地方，就是那些把金送到外国去的地方。”——（第2183号）“这种投资在1847年曾大规模地进行，这足以减少金的流出。”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他从1838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2545号）“大量的欧洲有价证券……在欧洲一切不同的货币市场上流通。这种证券只要在一个市场上跌价1％或2％，就会立即被人买去，送到它的价值还维持原状的市场上去。”——（第2565号）“外国不是对英国商人负有大量的债务吗？——为数很大。”——（第2566号）“因此，单是这种债务的收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会有非常大量的资本积累吗？——1847年，我们最后就是由于结清了美国和俄国从前对英国所负的好几百万债款，才恢复了我们的地位。” ｛英国对美俄两国，也同时负有“好几百万”的谷物债款，但它也成功地通过英国债务人的破产，“结清”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见1857年的银行法报告，第三十章第31页［注：见本卷第558页。——编者注］。｝ （第2572号）“1847年，英国和彼得堡之间的汇兑率很高。政府指令银行发行银行券可以不受｛金准备以外的｝1400万镑限额的约束时，条件是贴现率必须维持8％。那时候，按照当时的贴现率来说，把金从彼得堡运到伦敦，并在金运到时，在为所出售的金而开出的以三个月为期的汇票到期以前，按8％利息把它贷出去，也是一种有利的营业。”——（第2573号）“在一切同金有关的交易上，有许多点要考虑到。这里是指汇兑率和人们在｛凭金开出的｝汇票到期以前投放货币能够得到的利息率。” 对亚洲的汇兑率 下述各点是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们表明，当英国对亚洲的汇兑率处于不利地位时，它怎样必然从那些由亚洲输入商品、但要由英国作媒介来进行支付的国家取得补偿。另一方面，还因为威尔逊先生在这里，再一次作了愚蠢的尝试，企图把贵金属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和一般资本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等同起来；在这两个场合所说的，都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而是以投资为目的的输出。首先，不言而喻，为了在印度建筑铁路而投入的上千万镑，不管是用贵金属还是用铁轨输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不同形式；而且，这样一种转移不会进入普通的商业计算，对于这种转移，输出国除了期待以后每年由这些铁路的营业进款中得到收入以外，不会期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收入。如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那就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至少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下，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其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直接是借贷的货币资本，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贵金属被输出，只是因为伦敦货币市场上供给的例如对印度开出的汇票不能满足对这种额外汇款的需求，并且只是以此为限。这就是说，对向印度开出的汇票的需求超过供给，汇兑率因此暂时变得对英国不利，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而是因为它要把异常大的金额输送到印度去。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持续下去，就会使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为它间接增加印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的形式输出，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因为印度用不着对此付款。由于同一原因，它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威尔逊企图证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说什么这种额外的支出似乎会引起对贷款的额外需求，因此影响利息率。这是可能的；但如果认为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这样，那就完全错了。不管这些铁轨运到哪里，铺在哪里，是在英国的土地上，还是在印度的土地上，都只是表示英国的生产在一定领域内的一定的扩大。认为不提高利息率，甚至在极为广泛的界限内，扩大生产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贷款可能增加，就是说，有信用活动的营业总额可能增长；但这种信用活动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增加。四十年代在英国出现铁路热时，情况确实是这样。利息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很明显，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现实资本，在这里也就是商品，那末不管这些商品是供输出还是供国内消费，货币市场所受的影响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当英国的国外投资限制了英国的商业输出（对这种输出必须支付，因而会产生货币的回流），或者这种投资总的说来已经是信用过度膨胀或欺诈活动开始的象征时，才会出现区别。 以下是威尔逊问，纽马奇答。 （第1786号）“至于东亚对银的需求，您以前曾说，您认为，尽管有大量金属贮藏不断输往东亚，英国对印度的汇兑率，仍然对英国有利。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有……我发现，1851年，联合王国向印度输出的实际价值是742万镑；此外，还要加上印度大厦的汇票，即东印度公司作为本公司经费从印度取来的基金。这种汇票在那年是320万镑；所以，由联合王国输出到印度的总额是1062万镑。1855年……出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增加到1035万镑；印度大厦的汇票为370万镑；所以，输出总额为1405万镑。就1851年来说，我相信，我们无法确定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但1854年和1855年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却可以确定。1855年，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总额是1267万镑，而这个总额和1405万镑相比，在两国的直接贸易中，出现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差额，计138万镑。” 威尔逊指出，汇兑率也受间接贸易的影响。例如，印度向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出口，是用向伦敦开出的汇票来支付的，因此，这种出口对汇兑率发生的影响，和印度向英国直接出口商品完全一样。其次，如果把印度和中国合起来计算，对英国来说就是逆差，因为中国必须为购买鸦片不断向印度进行大量支付，英国又必须向中国支付。这个金额就是这样迂回地流到印度的。（第1787、1788号） （第1791号）威尔逊问道：汇兑率所受的影响，会不会由于资本“以铁轨和机车的形式输出，或者以金属货币的形式输出”而有所不同。纽马奇对此作了完全正确的回答：近几年为建筑铁路而输送到印度的1200万镑，已经用来购买印度按规定期限应支付给英国的年金。 “至于说贵金属市场所受的直接影响，那末，这1200万镑的投资，只有在必须输出金属进行现实的货币投资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第1797号）（魏格林问：）“如果这种铁〈轨〉没有带来任何货币回流，我们怎么能说，它会影响汇兑率呢？——我不相信，以商品形式输出的那部分投资，会影响汇兑率的状况……我们可以断然说，两国间的汇兑率状况，受到一国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和另一国向它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之间的比例的影响；这是关于汇兑率的合理的理论。至于这1200万镑的输出，那末，这1200万镑首先要在英国筹集；现在，如果营业的状况是这样的，即这1200万镑全部要以硬币形式投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这种突然的需求就会强烈地影响银的价格和汇兑率，这就象东印度公司明天宣布把它的汇票由300万镑增加到1200万镑一样。然而，这1200万镑的半数，已经用来购买英国商品……铁轨、木材以及其他材料……这是英国资本投在英国本国，以便购买某些向印度输出的商品，而事情也就到此结束。”——（第1798号）（魏格林：）“但是，铁路建筑所需要的铁和木材等商品的生产，还要消费许多外国商品，而这会影响汇兑率吗？——当然会。” 威尔逊认为，铁大部分是代表劳动，而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则大部分代表进口商品（第1799号），接着又问道： （第1801号）“但是一般说来：如果要靠消费这些进口商品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是按这样的方式输出的，即我们既不能以产品形式，也不能以别的形式得到回头货，这不会使汇兑率对我们不利吗？——这个原理正好是铁路大投资时期｛1845年｝在英国出现的”。“在接连三年、四年或五年内，你们把3000万镑投在铁路上，并且几乎全部用在工资上。你们在三年期间，在铁路建筑、机车制造、车辆制造、车站建筑上维持的人数，比所有工厂区合起来还要多。这些人……用他们的工资购买茶叶、砂糖、酒及其他外国商品；这些商品都必须进口；但在进行这种大量支出时，无疑地，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汇兑率，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干扰。贵金属没有流出，反而流入了。” （第1802号）威尔逊认为，在英国和印度之间贸易差额彼此抵销和汇兑率保持平价时，铁和机车的额外输出“必然影响对印度的汇兑率”。纽马奇不认为是这样，因为铁轨是作为投资输出的，而印度并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这些铁轨进行支付；纽马奇还说： “我同意这样一个原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对所有同它通商的国家的汇兑率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对一个国家的不利的汇兑率，必然是对另一个国家的有利的汇兑率。” 对此，威尔逊向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庸俗的见解： （第1803号）“不论资本是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输出，不都同样是资本的转移吗？——如果是说债务，那确实是这样。”——（第1804号）“因此，不管您是输出贵金属，还是输出商品，印度建筑铁路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一样吗，不是和全部用贵金属输出一样，会提高资本的价值吗？” 如果铁的价格没有提高，那末，无论如何都会证明，铁轨内包含的“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增加。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货币资本的价值，在于利息率。威尔逊想把货币资本和一般资本混为一谈。简单的事实首先是，在英国，曾认购了1200万镑印度铁路股票。这是一件和汇兑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至于这1200万镑怎样使用，对货币市场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货币市场情况良好，这就根本不会影响货币市场，就象1844年和1845年认购英国铁路股票没有影响货币市场一样。如果货币市场出现某些困难，利息率固然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也只是使利息率提高，而按照威尔逊的理论，这必然使汇兑率对英国有利，就是说，必然会阻止贵金属输出（即使不是向印度输出，也是向别的国家输出）的趋势。威尔逊先生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在回答第1802号的问题时，说受到影响的是汇兑率；在第1804号的问题中，说受到影响的是“资本的价值”，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利息率会影响汇兑率，汇兑率也会影响利息率，但汇兑率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利息率变动时，汇兑率也可以不变。威尔逊不理解，在资本向外国输送时，输送的形式本身，已造成这样不同的影响；就是说，他不理解，资本的不同形式，首先是资本的货币形式会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这是和启蒙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纽马奇对威尔逊的答复是片面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指出，后者已经非常突然地并且毫无理由地由汇兑率跳到了利息率。纽马奇在回答第1804号的那个问题时，没有把握地含糊其辞地说： “毫无疑问，如果要筹款1200万镑，这1200万镑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材料形式送出，在我们考察一般利息率时，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但是，是一个美妙的过渡，目的是要说出恰恰相反的话〉我相信，这并不完全是不重要的〈它不重要，但又不是不重要〉，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会有600万镑立即流回；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却不会这样迅速地流回。因此，这600万镑是在国内支出，还是全部都输出，是会有些〈多么明确啊！〉区别的。” 说600万镑会立即流回，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600万镑是在英国支出，那末，它们就会以铁轨、机车等形式存在，这些铁轨、机车等要送到印度去，但不会再从那里流回，并且它们的价值只能分期偿还，就是说只能非常缓慢地流回，而600万镑贵金属也许会非常迅速地以实物形式流回。如果这600万镑在工资上支出，那末，它们就被消费掉了；但是用来预付工资的货币，照旧在国内流通，或者形成准备金。生产铁轨的资本家的利润和600万镑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也是这样。因此，纽马奇用“流回”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只是为了避免直说：货币仍然留在国内，并且只要这些货币执行借贷货币资本的职能，对货币市场来说（撇开流通可能吸收较多的硬币不说）就只有以下区别：它将由A支付，而不是由B支付。这种以商品形式而不是以贵金属形式把资本转移到外国去的投资，只有当这种出口商品的生产需要其他外国商品的额外进口时，才会影响汇兑率（并不影响对得到投资的那个国家的汇兑率）。这时，这种生产不是用来抵销这种额外进口的。但是，同样的情况，在每一次以信用方式输出时都会发生，而无论它是作为投资，还是为了普通商业的目的。此外，这种额外进口也可以通过反作用，例如在殖民地或美国方面，引起对英国商品的额外需求。 纽马奇以前［第1786号］曾说过，由于有东印度公司的汇票，英国对印度的出口已大于进口。查理·伍德爵士曾就这点对他进行反复盘问。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之所以超过进口，实际上是由于英国没有对从印度来的进口支付等价物所引起的：东印度公司（现在是东印度政府）的汇票，成了从印度征收的贡赋。例如1855年，英国从印度的进口是1267万镑；英国向印度的出口是1035万镑。因此印度有顺差225万镑。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这225万镑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汇往印度。但这时，印度大厦提出了要求。它宣称，它能对印度各管区开出总额达325万镑的汇票〈这个总额是为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各种费用并为支付给股东的股息而征收的〉。这个数额不但抵销了225万镑的贸易差额，而且还提供了100万镑的余额。”（第1917号） （第1922号）（伍德：）“因此，印度大厦的这种汇票的影响不是增加对印度的输出，而是相应地减少这种输出吗？” （应当说：减少了下面这种必要性，即从印度的输入，必须用同等数额的向印度的输出来弥补。）纽马奇先生对此作了如下的解释：英国人为这370万镑，向印度输出了一种“德政”（第1925号）。曾任印度事务大臣、对于这种由英国输出到印度的“德政”十分熟悉的伍德，正确而挖苦地说（第1926号）： “这样，正如您所说的，印度大厦汇票所引起的输出，不是商品的输出，而是德政的输出了。” 因为英国“用这种方式”为了“德政”和国外投资而输出了许多东西，——因此得到了一种完全和普通营业无关的输入品作为贡赋，即部分地作为输出“德政”的报偿，部分地作为在殖民地或其他地方投资的收入，也就是作为无须支付任何等价物的贡赋，——所以很清楚，如果英国不作相应的输出，只是吃光这种贡赋，汇兑率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此也很清楚，如果英国不把这种贡赋投在英国，而是生产地或非生产地把它再投到国外，例如，英国凭这种贡赋向克里木输出军需品，那末，汇兑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要来自国外的输入品列入英国的收入，——当然，这种输入品必须得到支付，或者是作为无须等价物的贡赋，或者是通过同这种无偿的贡赋的交换，或者是通过普通的贸易往来而得到支付，——英国就可以或者把它消费掉，或者把它作为资本重新投入营业。但无论如何，汇兑率都不会受到影响，而聪明的威尔逊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不论收入的一部分是由本国产品还是由外国产品形成（不过后一种情况要以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交换为前提），这种收入的消费（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都丝毫不会改变汇兑率，虽然它会改变生产的规模。我们要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下面的问题。 （第1934号）伍德问他说，把军用物资运往克里木，是怎样影响对土耳其的汇兑率的。纽马奇回答说： “我不理解，单是输出军用物资，怎么必然会影响汇兑率，不过输出贵金属确实会影响汇兑率。” 可见，在这里，他把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区分开了。但接着威尔逊问道： （第1935号）“如果您大量输出某种商品，但没有相应的输入”， （威尔逊先生忘记了，英国进行了非常大量的输入，而除了输出“德政”或以前为投资而输出资本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相应的输出；无论如何，这不是那种列入通常贸易活动的输入。但这种输入的物品会再用来交换比如说美国产品，至于又把美国产品输出，而没有相应的输入，那末，这丝毫不会改变以下的事实：这种输入品的价值可以被消费掉，而无须有任何等价物的外流。这种输入在没有相应的输出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因此，它也可以在不列入贸易差额的情况下被消费掉。） “这样，您就无须偿还由于输入而欠下的外债。” （但是，如果您例如通过国外信贷，已经事先对这种输入进行了支付，那也就不会因此欠债了，这个问题和国际差额根本无关；问题在于生产的支出还是非生产的支出，而不管这样消费的产品是本国的产品还是外国的产品。） “于是您必然会通过这种交易影响汇兑率，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因为您的输出没有相应的输入，所以没有外债要偿还。——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 威尔逊的说法就在于，凡是没有相应输入的输出，同时都是没有相应输出的输入，因为有外国的即进口的商品参加出口商品的生产。这里是假定，每一种这样的输出，都是以未支付的输入为基础的，或者都会产生未支付的输入，——因而产生外债。这个假定是错误的，即使把下述两种情况撇开不说：1．英国有各种不支付任何等价物的、无偿的输入；例如从印度输入的一部分物品就是这样。英国可以用这些输入品交换美国的输入品，并且在没有相应输入的情况下把后者输出；无论如何，就价值方面来说，英国输出的都不过是它白白得到的东西。2．英国可能已对形成追加资本的输入品，例如美国的输入品进行了支付；如果英国把它们非生产地消费掉，例如作为军用物资，那就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债务，也不会影响对美国的汇兑率。纽马奇在第1934号和1935号是自相矛盾的，而关于这一点，伍德在第1938号提出的问题中已经指出了： “如果制造那些我们用以输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流的物品〈军事开支〉所使用的商品中，没有任何部分是从这些物品所输往的国家来的，这又怎么会影响对这个国家的汇兑率呢？假定和土耳其的贸易处于通常的平衡状态，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汇兑率，又怎么会因为向克里木输出军用物资而受到影响呢？” 在这里，纽马奇失去了冷静；他忘记了，他在第1934号已正确地回答了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且说： “在我看来，我们已谈完了实际的问题，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学的讨论的领域。” ｛威尔逊对于他的主张——资本每一次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不管这种转移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进行的，汇兑率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另一种解释。威尔逊当然知道，影响汇兑率的是利息率，特别是与互相的汇兑率有关的那两个国家之间的现行利息率的比例。如果他能证明，资本的过剩，首先是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过剩，也对利息率的决定发生影响，他就向他的目标接近了一步；要是这样，这个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就必然会在两国按相反的方向改变利息率，而这样一来，也就间接地改变两国之间的汇兑率。——弗·恩·｝ 他在当时由他编辑的《经济学家》（1847年第574页）上写道： “很清楚，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大量储存所表示的资本过剩，不仅必然引起一般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且必然引起作为资本的使用报酬的利息率的下降（1）。如果我们手里的存货足以在今后二年内供应本国，那末，和存货刚够供应两个月相比，我们就能按低得多的利息率，获得对这些商品的在一定期间的支配权（2）。一切货币借贷，不论以什么形式进行，都不过是商品支配权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3）。如果商品较富裕，和买者的人数相比，卖者的人数就会增加；并且按照商品量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程度，必然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保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和有把握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把全部存货出售的时候不同，商品所有者会按较低的条件，用延期付款或赊卖的办法出售商品（4）。” 关于第（1）点，必须指出，贵金属可以在生产缩减的同时大量流入。危机过去以后那个时期的情况，就总是这样。在下一阶段，贵金属也可以从主要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流入；其他商品的输入，在这个时期通常由输出来平衡。在这两个阶段内，利息率是低的，并且只是慢慢地提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了。这种低利息率，没有“各外商品的大量储存”的任何影响，也到处可以得到说明。而这种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例如，棉花的价格低廉，使纺纱业者等等有可能获得高利润。可是利息率为什么低呢？当然不是因为用借入的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高。而只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没有按这个利润增长的比例增长；就是说，只是因为借贷资本具有不同于产业资本的运动。《经济学家》所要证明的事情却正好相反：它要证明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是一致的。 关于第（2）点，如果我们退一步说这个荒谬的假定——有供应今后两年需要的存货——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个论点就是以商品市场发生过剩为前提的。这样就会引起价格下降。现在为一包棉花支付的货币比以前少了。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购买一包棉花所需的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这要看货币市场的状况。如果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那也只是因为商业信用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它对于银行信用的需要比平常少。充斥市场的商品，或是生活资料，或是生产资料。二者的价格低廉，都会提高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如果不是因为产业资本的充裕和对贷款的需求互相对立（不是互相一致），那价格低廉为什么会减低利息呢？情况是这样，商人和产业家能够更容易地彼此提供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易于获得，所以产业家和商人都只需要较少的银行信用；因此，利息率可以降低。这个低利息率和贵金属的流入无关，虽然这两种现象可以并行，而且造成输入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也可以造成输入的贵金属的过剩。如果进口市场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剩，这会证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已经减少。这种需求的减少，在价格低廉时，只能解释成是国内工业生产缩减的结果；不过，这种缩减在价格低廉的输入过多时，又是不能解释的。这些荒谬的东西，无非是为了证明，价格的下降等于利息的下降。二者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只是表现产业资本运动方向和借贷货币资本运动方向的对立，而不是表现二者方向的一致。 关于第（3）点，为什么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会低这个问题，即使有了这种进一步的说明，也还是难于理解。如果商品便宜，为了购买一定量商品，我需要比如说1000镑，而不是以前的2000镑。但也许现在我花了2000镑，用来购买比以前多一倍的商品，并且通过也许我必须借来的同量资本的预付，来扩大我的营业。现在我和以前一样，购买2000镑的商品。因此，即使我对商品市场的需求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我对货币市场的需求仍然不变。但如果对商品市场的需求减少，就是说，如果生产不是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扩大，——而这和《经济学家》所谈的全部规律相矛盾，——那末，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利润会增加。但这种利润的增加，会引起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并且，商品价格的低廉，可以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需求不足。这时，利息率低，是由于生产萎缩，而不是由于商品便宜，商品便宜只是生产萎缩的表现。或是因为供给大大超过需求。这可以是由于市场商品过剩等等造成的，而市场商品过剩会导致危机，并在危机时期和高利息率结合在一起。或是因为商品价值已经下降，以致同样的需求可以按较低的价格得到满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利息率为什么会下降呢？是因为利润增加了吗？如果因为现在获得同量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比较少，那末，这只是证明，利润和利息互成反比。因此，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一般论点都是错误的。商品的货币价格低和利息率低，不是必然连在一起的。否则，在产品的货币价格最低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低；而在农产品的货币价格最高的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高。《经济学家》一般地说也承认，如果货币的价值下降，这就不会影响利息率。100镑仍然带来105镑；如果100镑所值较少，5镑利息所值也较少。这个比率不受原来金额增值或贬值的影响。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一定量的商品等于一定额的货币。如果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提高了，它就等于一个较大的货币额；如果它的价值下降了，结果也就相反。如果它＝2000，5％就＝100；如果它＝1000，5％就＝50。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利息率。在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既然购买同量商品以前只需要1000镑，现在需要2000镑，因此需要更多的贷款。但这一点在这里不过表明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因为利润随着不变资本要素和可变资本要素的便宜而增长，而利息则随着下降。不过，相反的情形也能发生，并且经常发生。例如，棉花可以因为对棉纱和棉布没有需求而变得便宜；它也可以因为棉纺织业的大量利润对棉花产生大量需求而相对变得昂贵。另一方面，产业家的利润又可以正好因为棉花的价格低廉而提高。哈伯德的统计表证明，利息率和商品价格各自进行着完全独立的运动；而利息率的运动同金属贮藏和汇兑率的运动却正好是互相适应的［注：见本卷第623—624页。——编者注］。《经济学家》写道： “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 但在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商品过剩，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利息率高。在周期的另一个阶段，对商品的需求大，因此回流迅速，但同时商品价格提高，而由于回流迅速，利息率较低。“它们〈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但是，在危机以后的松弛时期情况又正好相反。商品不足，——绝对地说，不是同需求相对来说——，而利息率是低的。 关于第（4）点。在市场商品过剩时，和现有存货预期可以迅速卖完时相比，商品所有者——如果他能出售——将廉价抛售商品，这是十分明显的。但利息率为什么会因此下降，却不是很清楚的。 如果市场上进口商品过剩，利息率可能提高，因为所有者不愿把商品倾销到市场上，而对借贷资本有更大的需求。但利息率也可能下降，因为商业信用活跃，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就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 《经济学家》提到利息率的提高和货币市场所受的其他压力对1847年汇兑率的迅速影响。但是不要忘记，尽管汇兑率有了转变，一直到4月底，金还是继续外流；只是到5月初，才有转变。 1847年1月1日，银行的金属贮藏为15066691镑；利息率为[3+（1/2）]％；三个月期的汇兑率，对巴黎为25．75；对汉堡为13．10；对阿姆斯特丹为12．3+（1/4）。3月5日，金属贮藏减少到11595535镑；贴现率提高到4％；汇兑率对巴黎跌到25．67+（1/2），对汉堡跌到13．9+（1/4），对阿姆斯特丹跌到12．2+（1/2）。金继续外流。见下表： 1847年 月日英格兰银行 贵金属贮藏（镑）货币市场 三个月期的最高汇兑率 巴黎汉堡阿姆斯特丹 3月20日11231630银行贴现率4％25.671/213.093/412.21/2 4月3日10246410银行贴现率5％25.8013.1012.31/2 4月10日9867053货币非常缺少25.9013.101/312.41/2 4月17日9329841银行贴现率51/2％26.021/213.103/412.51/2 4月24日9213890紧迫26.0513.1212.6 5月1日9337716紧迫的情况更严重26.1513.123/412.61/2 5月8日9588759紧迫的情况达到最高点26.271/213.151/212.73/4 1847年，英国输出的贵金属总额为8602597镑。其中： 向美国输出……………………………………3226411镑 向法国输出……………………………………2479892镑 向汉萨各城市输出……………………………958781镑 向荷兰输出……………………………………247743镑 尽管3月底汇兑率有了转变，金的外流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也许是流向美国。 ｛《经济学家》1847年第954页中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息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迫，在纠正不利的汇兑率，并使金的流动发生转向方面，起了多么迅速和显著的作用，结果金又流回英国。这种作用的发生，和支付差额完全无关。较高的利息率，使英国和外国的有价证券价格跌落，并由此造成了外国人大量购买有价证券的局面。这种情况增加了由英国开出的汇票的金额。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率高时，获得货币非常困难，以致在汇票金额增大时，对这种汇票的需求却减少了。由于同样原因，对外国商品的定单取消了，英国人在外国有价证券上的投资实现了，货币又被送回英国进行投资。于是，例如在5月10日的《里约热内卢物价通报》上，我们看到：｛对英国的｝汇兑率发生了新的跌落，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大量出售｛巴西｝公债所得的金额的汇寄对市场形成了压力而引起的。英国利息率极低时投在外国各种有价证券上的英国资本，因此会在利息率提高时重新流回。” 英国的贸易差额 单是印度就要为“德政”，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国支付约500万镑的贡赋，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寄回的汇款，其中部分是官吏积蓄的薪俸，部分是英国商人为在英国投资而寄回的一部分利润。每个英国殖民地，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不断地寄回大量汇款。澳大利亚、西印度、加拿大等处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用英国资本设立的，股息也必须付给英国。英国还拥有许多外国的国债券，即欧洲的、北美洲的和南美洲的国债券，从中都有利息可得。此外，英国还参与外国铁路、运河、矿山等事业，也有相应的股息。而所有这些项目的汇款，几乎完全是以超过英国输出额的产品的形式得到的。另一方面，因外国人持有英国有价证券和英国人居留国外需要消费而从英国流到国外的金额，对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 当问题只限于贸易差额和汇兑率时，它 “在任何一定的时候，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通常……英国对它的输出品提供长期的信用，而对输入品则用现金来支付。有的时候，这种习惯上的区别对汇兑率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我国输出大大增加时，如1850年，英国的投资就持续地增加……这样，1849年出口商品得到的款项，可能到1850年才汇回来。但是如果1850年的输出额超过1849年的输出额600万镑，实际的结果就必然是，这一年流出国外的货币比同年流回的要多；并且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对汇兑率和利息率发生影响。但是，当我们的营业在危机中受到挫折，我们的输出大为减少时，因前几年输出较多而得到的到期汇款，就会大大超过我们输入物品的价值；汇兑率相应地变得对我们有利，资本迅速地在国内积累起来，利息率下降”（《经济学家》1851年1月11日）。 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 1．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如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 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 3．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末，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例如1850年的汇兑率就是这样：它对英国来说是不利的，虽然那时英国的输出大大增加了。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生金的外流。这是银价值和金价值相比突然提高的结果。（见《经济学家》1850年11月30日） 1英镑的汇兑率平价，对巴黎为25法郎20生丁；对汉堡为13银行马克10+（1/2）先令；对阿姆斯特丹为11佛罗伦97分。只要对巴黎的汇兑率超过25．20，它就会相应地有利于对法国欠债的英国人，或有利于购买法国商品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人都可以用较少的英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那些遥远的不易获得贵金属的国家来说，如果汇票短缺，不够应付汇回英国的汇款，那末，自然的结果就是提高各种通常向英国输出的产品的价格，因为对这些用来代替汇票送往英国的产品，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在印度，情况往往就是这样。 当英国货币大量过剩，利息率低落，有价证券的价格提高时，不利的汇兑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发生。 在1848年，英国从印度得到了大量的银，因为可靠的汇票不多，而普通的汇票由于1847年的危机和印度商业的大失信用而不受欢迎。这全部的银刚到英国，就流向大陆去了，在那里，革命到处引起贮藏货币的现象。这些银在1850年大部分又流回印度，因为当时汇兑率的状况，使这种做法有利。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149]。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注释： [1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8页。——第648页。 [149]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圣经的一句话。见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第16节。——第66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四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四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李嘉图从货币价值对商品价格的关系上所提出的货币价值的理论，已经在以前的一部著作中［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各页[142]。］研究过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只是就最必要的地方说一下。按照李嘉图的说法，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是由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只有在货币的数量同要交换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保持适当比例的时候才是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货币量超过这个比例，货币价值就会降低，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如果货币量降到这个适当比例以下，货币价值就会提高，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在第一个场合，金过剩的国家，会把跌到价值以下的金输出，并把商品输入；在第二个场合，金就会流往金的估价高于其价值的国家，而估价低的商品就会从那里输往它能获得正常价格的其他市场去。既然依照这些假定，“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己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那末显而易见，流通中的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实在价值符合于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而定……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金的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值，这是李嘉图的主要发现之一；奥维尔斯顿勋爵之流利用了这一发现，把它用作1844年和1845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5页[143]） 前书对李嘉图这个学说的错误已经作了论证，这些论证用不着在这里重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把上述皮尔银行法强加于人的这一派银行理论家，是用什么方法对李嘉图的这些教条进行加工的。 “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象休谟那时候的十六、十七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象李嘉图那时候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方法。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 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货币同一切商品对比起来它的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以说成货币的相对价值的跌落。两种说法都是叙述现象而不是解释现象……说法虽然不同，但课题并没有改变，正如这一课题从德文译成英文也并不改变一样。因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因为它赋予同义反复以因果关系的外貌。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上涨。反过来问，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上涨？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跌落。可以同样正确地说，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就是由于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切就好办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性地上涨和跌落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如果有人证实，价格在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时上涨，在流通中的货币增加时跌落，那末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断言，由于流通中的商品量有了某种虽然在统计上完全无从证明的减少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有了虽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相对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已经知道，在李嘉图看来，价格的这种普遍波动就是在纯粹的金属流通中也必然发生，但由于涨跌的交替发生而抵销，例如，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商品价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国外输出，商品输出引起货币输入，货币输入再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则相反，那时会输入商品和输出货币。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急剧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金属流通以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作为补救手段；而贵金属是立即当作铸币进入流通的，因此，它们的流进或流出使商品价格跌落或上涨。对商品价格的这种作用，现在必须人为地由银行仿照金属流通规律来进行了。如果金从国外输入，那末这就证明流通中货币不足，货币价值太高，商品价格太低，因而银行券必须同新输入的金成比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须同金的流出国外成比例地从流通中收回。换句话说，必须依照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或依照汇兑率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不过是铸币，因此所有输入的金都使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的金都使铸币减少，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的假定在这里变成了实际的试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维尔斯顿勋爵（银行家琼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伯思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通货原理’派著名的著作家，不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1844年和1845年的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法把它变成现行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试验之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到研究信用学说时才能加以说明。”（同上，第165—168页[144]） 对于这个学派，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威尔逊（见1844年至1847年的《经济学家》）和约翰·富拉顿曾进行过批判。但是他们对于金的性质的看法也有很多缺点，并且没有弄清货币和资本的关系。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多次，特别是在本卷第二十八章中看到。在这里，我们再从1857年下院委员会关于皮尔银行法的调查报告（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举几个事例。——弗·恩·｝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作证说： （第2400号）“金的输出……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但它对有价证券的价格却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为随着利息率的变动，体现着这种利息的商品的价值，必然会受到强烈的影响。” 他列出了两个表，一个是关于1834—1843年的，一个是关于1844—1853年的。这两个表表明，十五种最重要的商品的价格变动，完全同金的输出和输入以及利息率无关。但它们却表明，金（事实上是“我们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的代表”）的输出和输入同利息率有密切的联系。 ［第2402号］“1847年，数额很大的美国有价证券流回美国，俄国的有价证券也流回俄国，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则流往向我们出口谷物的国家。” 哈伯德在下面两个表中所举的十五种主要商品是：棉花、棉纱、棉织品、羊毛、呢绒、亚麻、麻布、靛蓝、生铁、白铁皮、铜、油脂、糖、咖啡和丝。 第Ⅰ表1834—1843年 日期银行的金属贮藏（镑） 市场贴现率 十五种主要商品中 价格上涨的价格下跌的 价格不变的 1834年3月1日910400023/4％ ——— 1835年3月1日627400033/4％ 771 1836年3月1日791800031/4％ 1131 1837年3月1日40770005％ 591 1838年3月1日1047100023/4％ 411— 1839年9月1日26840006％ 852 1840年6月1日457100043/4％ 591 1840年12月1日364200053/4％ 762 1841年12月1日48730005％ 312— 1842年12月1日1060300021/2％ 213— 1843年6月1日1156600021/4％ 114— 第Ⅱ表1844—1853年 日期银行的金属贮藏（镑） 市场贴现率 十五种主要商品中 价格上涨的价格下跌的 价格不变的 1844年3月1日1616200021/4％ ——— 1845年12月1日1323700041/2％ 114— 1846年9月1日163660003％ 78— 1847年9月1日91400006％ 663 1850年3月1日1712600021/2％ 591 1851年6月1日137050003％ 2112 1852年9月1日2185300013/4％ 951 1853年12月1日150930005％ 14—1 哈伯德对这两个表加了如下的注解： “1844—1853年，如同1834—1843年的十年中一样，银行存金的变动，每次都伴有在贴现上贷出的货币的借贷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另一方面，国内商品价格的变动则表明，它和英格兰银行存金的变动所显示出来的通货总量完全无关。”（《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2部分第290、291页） 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清楚，奥维尔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或者更确切些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同对它的需求脱节）和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变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维尔斯顿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第26章）。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末，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在同一个报告内，一家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行的经理纳·亚历山大，对五十年代中期银向印度和中国的大量流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的内战[145]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部分地是由于欧洲丝蚕的疫病，使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养蚕业大大缩小）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第4337号）“究竟是向中国还是向印度流出呢？——人们把银运到印度，并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买了鸦片，全部运到中国去，以形成用来购买蚕丝的基金；印度〈尽管有银堆积在那里〉的市场状况是，把银运到那里去比把纺织品或其他英国工业品运到那里去，对商人们更为有利。”——（第4338号）“我们得到的银不是从法国大量流出来的吗？——是的，流出的量很大。”——（第4344号）“我们不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丝，而是把大量孟加拉丝和中国丝运往法国和意大利。” 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支付。按照通货理论，作为这种进口的结果，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会（商业危机，1848—1857年）作证说： （第1994号）“在1845年底，没有什么营业｛比棉纺业｝更为有利可图，能提供这样大的利润。存棉很多，而且适用的优质棉以每磅4便士的价格就能买到，用这种棉花可以纺成上等二号40支细纱，费用同样是4便士，所以纺纱业主总共支出大约8便士。这种棉纱在1845年9月和10月曾以每磅10+（1/2）便士和11+（1/2）便士的价格大量出售并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有时纺纱业主所赚得的利润和棉花的购买价格相等。”——（第1996号）“营业到1846年初还很赚钱。”——（第2000号）“1844年3月3日的存棉｛627042包｝，为现有存棉｛在1848年3月7日是301070｝的两倍多，但是每磅价格却要贵1+（1/4）便士｛6+（1/4）便士对5便士｝。同时，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到1847年10月也由11+（1/2）—12便士，跌到了9+（1/2）便士，到12月底又跌到了7+（3/4）便士。棉纱是以纺成它的棉花的购买价格出售的。”（同上，第2021、2023号） 这一点说明奥维尔斯顿对自己私利的盘算很高明，在他看来，货币应该“昂贵”，因为资本“缺乏”。1844年3月3日，银行利息率为3％，1847年10月和11月上升为8％—9％，1848年3月7日，仍为4％。由于销售完全停滞和恐慌以及与此相应的高利息率，棉花价格跌到远低于和供给状况相适应的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1848年的棉花进口惊人减少，另一方面，美国棉花生产减少了；因此，1849年棉花价格有了新的上涨。在奥维尔斯顿看来，商品太贵，是因为国内的货币太多了。 （第2002号）“最近棉纺织业状况的恶化，并不是由于原料缺乏，因为虽然原棉的储存已大大减少，但是价格降低了。” 奥维尔斯顿把商品价格或价值和货币价值即利息率混淆得多么美妙。怀利在答复第2026号的质问时，对通货理论——1847年5月卡德威尔和查理·伍德爵士曾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坚持必须彻底贯彻1844年的银行法——提出了他总的评价： “我认为这些原理是这样一种原理，它们使货币具有人为的高价值，而使一切商品具有人为的使人破产的低价值。” 他还说到了这个银行法对于一般营业的影响： “因为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即工业城市向商人和银行家就所购买的运往美国的商品开出的通常的汇票，只有忍受巨大的牺牲，才能办理贴现，所以，在10月25日政府指令｛暂停执行银行法｝恢复这种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的贴现以前，订货的履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阻碍。”（第2097号） 因此，这个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在各地方都起了解救的作用。 （第2102号）“去年10月｛1847年｝，几乎一切在这里购买商品的美国采购者，都立即尽可能地缩减了他们的订货；当货币昂贵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一切新的订货都停止了。”——（第2134号）“谷物和砂糖是特殊情况。谷物市场受到了预期的收成的影响，砂糖则受到了大量存货和进口的影响。”——（第2163号）“我们对美国的支付义务……有许多是由委托销售的商品的强制拍卖来结算的；还有许多恐怕是以这里发生的破产来注销的。”——（第2196号）“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国的证券交易所1847年10月支付过70％的利息。” ｛1837年的危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后果，紧接着在1842年又发生了一次冲击范围很广的危机，加上产业家和商人利令智昏，坚决不肯承认生产过剩，——因为庸俗经济学认为，这是荒谬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终于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致使通货学派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他们的教条。1844—1845年的银行法被通过了。 1844年的银行法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前者持有担保品——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1400万镑，并持有全部金属贮藏（其中银最多不得超过四分之一），并按二者的总和发行等额的银行券。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都在银行部，再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数铸币（大约100万），形成银行部的常设准备金。发行部以金交换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并以银行券交换公众手里的金；同公众的其他交易则由银行部办理。1844年已有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发行本行银行券的各私人银行，仍然保留这种权利，不过发行额已经限定。如果这些银行中有某个银行停止发行它本行的银行券，英格兰银行就可以按这个停止发行的限额的三分之二，增加它的没有准备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通过这个方法，到1892年，该行没有准备金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由1400万镑增加到约1650万镑（精确数字为1645万镑）。 因此，每有5镑金从银行金库内流出，就会有一张5镑银行券流回发行部并被销毁；每有5索维林流入银行金库，就会有一张新的5镑银行券进入流通。这样，奥维尔斯顿理想中的严格遵循金属流通规律的纸币流通，就实现了，按照通货学派的论断，危机因此就永远不可能了。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由于几乎每次危机都有一个金向国外大量流出的阶段，而且流出的金主要由银行的金属贮藏来补偿，所以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但在这个场合，每有5镑金流往国外，在国内流通中就被抽去一张5镑银行券，因此，正好是在最迫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时候，流通手段的量却减少了。这样，1844年的银行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时又限制它的供给，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却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把两次危机都克服了。在1847年，凭第一流的担保品就可能再得到银行券的信心，已足以使贮藏的四、五百万镑银行券重见天日并回到流通中来；1857年，超过法定量发行的银行券，将近100万镑，但为时很短。 还应当提一下，1844年的立法显示出人们对于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即银行停止兑现和银行券贬值时期的记忆的痕迹。担心银行券可能丧失信用的恐惧心理还很明显；这种恐惧心理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早在1825年，由于发行一批现存的已不通用的旧的1镑券，而制止了一次危机，这就证明了，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价值符号实际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弗·恩·｝ 现在让我们听听关于银行法的影响的几种证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1844年的银行法曾抑制过度的投机。这个聪明人幸运地是在1857年6月12日说这话的。四个月后，危机就爆发了。他一本正经地向“银行董事们和整个商业界人士”祝贺，因为他们 “对商业危机的性质理解得比以往清楚得多，并且认识到他们因支持过度投机而使自己和公众受到极大的损害”（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2031号）。 聪明的穆勒认为，如果发行票面额1镑的银行券， “把它作为给那些要支付工资的工厂主等等的贷款……这种银行券就不免要落到那些把它们用于消费目的的人手里，在这个场合，银行券本身就会形成一种对商品的需求，并可能暂时有促使物价上涨的趋势”［第2066号］。 难道穆勒先生认为，因为工厂主用纸而不用金来支付工资，所以他们将支付较高的工资吗？或者他认为，如果工厂主得到的贷款是票面额100镑的银行券，把这种银行券再换成金，那末，这个工资和直接用1镑券支付时相比，将形成较小的需求吗？难道他不知道，例如在某些矿区，工资是用地方银行券支付的，因而要好几个工人合起来才得到一张5镑券吗？这就会增加他们的需求吗？还是说银行家用小额券贷款给工厂主比用大额券更容易而且货币更多吗？ ｛如果穆勒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是表现出一种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毫不退缩的折衷主义，那就无法解释他对于1镑银行券的这种特别的恐惧。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图克，反对奥维尔斯顿，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商品价格是由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因此他决不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发行一张1镑银行券，就会有一个索维林回到银行金库里去；他担心的是，流通手段的量会增加，并因而贬值，也就是说，可能使商品价格上涨。隐藏在上述那种恐惧后面的无非就是这一点而已。——弗·恩·｝ 关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采取的过分的预防措施，图克向1848—1857年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1847年的利息率比1837年和1839年变动得更大，这只是由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的结果（第3010号）。——银行券的保证不论是在1825年，还是在1837年或1839年，都没有受到影响（第3015号）。——1825年对金的需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填补因地方银行1镑券完全丧失信用而形成的空隙。在英格兰银行也发行1镑券以前，这种空隙只能用金来填补（第3022号）。——在1825年11月和12月，丝毫也不存在用于输出目的的对金的需求（第3023号）。 “至于银行在国内外信用的丧失，那末，停止支付债息和存款，同停止兑换银行券相比，会引起更严重得多的后果。”（第3028号） （第3035号）“您是不是想说，任何最终会危害银行券的兑现的情况，都会在商业紧迫的时候引起新的严重的困难吗？——绝对不是。” 在1847年期间，“银行券发行额的增加，本来也许能有助于再充实银行的金贮藏，如在1825年就曾有过这样的情形”（第3058号）。 纽马奇向银行法委员会（1857年）说： （第1357号）“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从而必须把金准备也划分为两部分的……第一个不良后果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业务，也就是使该行同全国商业发生直接联系的全部业务，只能用以前准备金的一半来进行了。由于准备金的这种划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只要银行部的准备金稍一缩减，银行就被迫提高它的贴现率。因此，这个减少了的准备金，引起贴现率的一系列突然的变动。”——（第1358号）“自1844年以来〈至1857年6月〉，大约发生过六十次这样的变动，而1844年以前，在同样长的时期内，却不到十二次。” 帕麦尔——1811年以来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并曾一度担任总裁——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1848—1857年）提出的证词也特别有意思： （第828号）“1825年12月，银行只剩下大约110万镑的金。如果这个法令〈1844年的法令〉那时已经颁布，银行一定会完全破产。我相信，银行曾经在12月份一个星期之内发行了500万或600万镑银行券，因而大大缓和了当时的恐慌。” （第825号）“如果英格兰银行企图把它已经开始的业务贯彻到底，现行银行立法势必会垮台的第一个时期〈1825年7月1日以后〉是1837年2月28日；当时银行拥有390万镑至400万镑，而它所持有的准备金可能只有65万镑了。另一个时期是在1839年，由7月9日继续到12月5日。”——（第826号）“这一次的准备金是多少呢？9月5日，准备金共计短少20万镑。11月5日增加到大约100万到150万镑。”——（第830号）“1844年的法令，如果在1837年，一定会使银行无法支持对美贸易。”——（第831号）“有三家经营对美贸易的最大的商行倒闭了……几乎每一家经营对美贸易的商行都丧失了信用，如果当时银行不出来援助，恐怕只有一、两家商行能够维持下去。”——（第836号）“1837年的紧迫情况，不能和1847年的紧迫情况相比。1837年的紧迫情况，主要只限于对美贸易。”——（第838号）“〈1837年6月初，银行董事会讨论过怎样解决紧迫情况的问题〉那时有几位先生坚持这样的见解……认为正确的原则应是提高利息率，由此降低商品的价格；总之，是使货币昂贵，商品低廉，用这个办法来完成对外的支付。”——（第906号）“1844年的法令对银行权力所实行的人为限制，代替了银行权力的旧有的自然限制，即该行实有金属储备额的限制。这个办法造成了人为的营业上的困难，从而使商品价格受到影响，如果没有这个法令，这种影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第968号）“1844年的法令规定，银行的金属储备通常不得锐减到950万镑以下。这可能会造成对价格和信用的压力，这种压力又会引起外汇率的变动，致使金的输入增加，从而增加发行部的金的数额。”——（第996号）“在现在这样的限制下，当需要银来影响外汇率的时候，您｛银行｝就不可能支配足够的银。”——（第999号）“为了什么目的要规定银行的银储备只限于它的金属储备的五分之一呢？——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目的是使货币更贵。撇开通货理论不说，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强制规定苏格兰和爱尔兰各银行必须为超过定额所发行的银行券保持金准备，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样就使一国的金属贮藏分散，削弱了它调整不利的汇兑率的能力。所有下面这一切规定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利息率：英格兰银行除了凭金准备外，发行银行券不得超过1400万镑；银行部应和普通银行一样经营业务，在货币过剩时压低利息率，在货币紧迫时提高利息率；限制银储备这一作为调整对欧洲大陆和亚洲的汇兑率的主要手段；对苏格兰、爱尔兰各银行发出指令，这些银行从来不需要输出金［注：第1版是：货币。根据马克思手稿修改。——编者注］，而现在借口为了实现事实上是完全虚假的银行券的兑现保证而必须持有金。事实是，1844年的银行法才第一次在1857年使苏格兰各银行发生了一次挤兑金的风潮。新的银行立法也没有把金向国外的流出和在国内的流出加以区别，虽然二者的作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市场利息率不断发生激烈的变动。关于银，帕麦尔曾两次（第992号和第994号）谈到，只有在汇兑率对英国有利，从而银过剩的时候，英格兰银行才可能用银行券来购买银；因为： （第1003号）“在金属贮藏中保持很大一部分银的唯一目的是，在汇兑率对英国不利时，可以便于进行对外支付。”——（第1004号）“银是一种商品，它既然是世界其他各国的货币，所以是实现这个目的｛对外支付｝的最适宜的商品……只有美国近来已经完全用金。” 按照他的看法，只要没有不利的汇兑率使金向国外输出，银行在紧迫的时期，就用不着把利息率提高到5％的旧标准以上。如果没有1844年的法令，那末银行就能毫不困难地为它所接到的所有第一流汇票进行贴现（第1018号至第1020号）。但是，有了1844年的银行法和在银行1847年10月所处的情况下， “不论银行向有信用的商行要求多高的利息率，商行都会情愿支付，以便维持自己的继续支付的能力”［第1022号］。 这种高利息率，正是这个法令的目的。 （第1029号）“我必须把利息率对国外｛对贵金属｝的需求的影响，和国内信用缺乏时为了防止银行所受压力而提高利息率加以严格区别。”——（第1023号）“在1844年的银行法制定以前，在汇兑率于英国有利，但国内普遍呈现不安甚至确实出现恐慌的时候，唯一可以缓和这个紧迫状态的银行券发行，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以上是一个历任英格兰银行董事三十九年之久的人所说的。现在，我们再来听听一个私人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话。他自1801年以来，就是斯普纳—阿特伍德公司的股东。在向1857年银行委员会作证的一切证人中，他是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的唯一证人，并且只有他看到危机即将来临。就其他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北明翰的“小先令派”[140]，和他的同伙、这个学派的创立者阿特伍德兄弟一样（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9页[146]）。他说： （第4488号）“您认为，1844年的法令发生了什么影响呢？——如果我以银行家的资格回答您，那末，我就说，它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因为它使银行家及各种｛货币｝资本家得到了丰富的收获。但对那些需要有稳定的贴现率，才有信心去安排业务的诚实而勤勉的商人来说，它已经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个法令使货币借贷成为一种非常赚钱的营业。”——（第4489号）“它｛银行法｝使伦敦的股份银行能够支付给股东20—22％的股息吗？——不久以前有一家支付18％，并且我相信还有一家支付20％；他们有一切理由要极其坚决地支持这个法令。”——（第4490号）“对那些没有大资本的小企业家和诚实商人……它的妨碍很大。……我看到他们的承兑票据没有被兑付的数量这么惊人，就使我认识到这一点了……这种承兑票据通常是小额的，大约是20—100镑，其中有许多没有被兑付，而且因无人兑付而被退回到国内各处，这常常是……零售商人窘困的一种标志。” （第4494号）他声称，现在营业无利可图。他下面这段话很重要，因为谁都还没有预感到危机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潜在的危机了。 （第4494号）“明辛街[121]的商品价格还是相当稳定，只是什么也卖不出去，随便按什么价格，也卖不出去；我们保持着名义上的价格。” （第4495号）他说到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法国人把一批价值3000镑的商品交给明辛街一个经纪人，要他按一定的价格出售。经纪人卖不到要求的价格，这个法国人又不肯削价出售。商品就留在那里卖不出去，但这个法国人急需钱用，因此经纪人就用下述方式贷给他1000镑，即由这个法国人以商品作为担保，向这个经纪人开出一张以三个月为期的1000镑汇票。三个月后，汇票到期，而这宗商品却仍然卖不出去。经纪人这时必须兑付汇票，尽管他手里有价值3000镑的担保品，但不能变卖，因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人就是这样把另一个人拖垮的。 （第4496号）“至于说到巨额的输出……如果国内营业不振，那末必然会引起巨额的输出。”——（第4497号）“您认为国内的消费已经减少了吗？——非常显著地……十分惊人地减少了……零售商人是这里最好的证人。”——（第4498号）“但是，进口也很大；这不也表示消费很大吗？——如果您可以把这些东西卖出去，那就确实是这样；但有许多货栈都堆满了这些东西；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中，就进口了价值3000镑的一宗商品，但是卖不出去。” （第4514号）“如果货币昂贵，您就会说，资本是便宜的？——是的。” 因此，这个人决不会赞同奥维尔斯顿把高利息率和昂贵资本混为一谈的意见。 关于业务现在是怎样经营的问题： （第4516号）“另外一些人热中于经营巨额的进出口业务，这种业务大大超过了他们的资本所许可的程度；关于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人可能很顺利；他们也许会碰到某种运气而大发其财，并且把所欠的全部债务还清。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很大一部分营业所遵循的制度。这些人情愿在一次船运中损失20％、30％至40％；下一次营业可以把它赚回来。但如果接连两次失败，他们就完了；这就是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情形；一些公司倾家荡产地倒闭了。” （第4791号）“｛近十年来的｝低利息率固然对银行家有不利的影响，但如果不是把营业账簿放在您面前，我就很难对您说明白，现在的利润｛他自己的利润｝，究竟比过去高了多少。当银行券发行过多，因而利息率低的时候，我们有巨额的存款；当利息率高的时候，它就为我们带来了直接的利益。”——（第4794号）“如果货币可以按中常的利息率得到，我们对货币的需求就会更多；我们也会贷出更多；它的作用｛对我们银行家｝就是这样。如果利息率提高，我们就会得到比利息率低时更多的利益；我们会得到额外的利益。” 我们已经看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信用在一切专家看来是稳固的。尽管如此，银行法为了保证银行券的兑现，仍然绝对规定要有900万镑到1000万镑的金。因此，维护这个金贮藏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和从前的货币贮藏者的情形完全不同的。利物浦的威·布朗作证说（商业危机，1847—1857年第2311号）： “说到这些货币〈发行部的金属贮藏〉在当时的用处，就如同把它们扔到大海里去一样；因为要拿出其中最小的一个部分来用，就要违背议会的法令。” 我们以前曾提到的那位建筑业主爱·卡普斯——我们叙述伦敦的现代建筑制度时（第2卷第12章[147]）曾引用过他的证词——曾把他对1844年银行法的看法概括如下（银行法，1857年）： （第5508号）“总的说来，您认为，现行〈银行立法〉制度是一种很巧妙的安排，其目的在于周期地把产业利润放到高利贷者的钱袋中去吗？——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它对建筑业的影响就是这样。” 上面曾经谈到，苏格兰各银行由于1845年的银行法而被迫采用一种和英格兰的制度近似的制度。它们必须拥有金准备，才能发行超过本行法定限额的银行券。这个制度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可以看一看下面几段向银行委员会（1857年）提供的证词。 苏格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肯尼迪作证说： （第3375号）“在1845年的法令实施以前，在苏格兰有什么可以叫作金流通的东西吗？——没有这一类东西。”——（第3376号）“那末在此以后，又有什么追加的金流通吗？——一点也没有；苏格兰人不喜欢金子。”——（第3450号）在他看来，1845年以后苏格兰各银行必须保持的大约90万镑金只有害处，而且“它没有带来任何利润而把苏格兰资本中一个相等的部分吸收掉了”。 其次，苏格兰联合银行的经理安德森作证说： （第3558号）“苏格兰各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取金的巨大需求，只是由于外汇率吗？——是这样；这种需求也不会由于我们有金保存在爱丁堡而减少。”——（第3590号）“只要我们有同额的有价证券存在英格兰银行〈或英格兰的私人银行〉，我们就有和以前一样的权力，造成英格兰银行金的流出。” 最后，还要引用《经济学家》上威尔逊的一篇文章： “苏格兰各银行把闲置的现金存在它们的伦敦代办处；这些代办处又把它存在英格兰银行。这种情形使苏格兰各银行在这个金额限度内拥有对英格兰银行的金属贮藏的支配权。在有对外的支付时，它随时都可供人提取。” 这个制度被1845年的法令打乱了。 “由于针对苏格兰的1845年法令，近来发生了英格兰银行金币的大量流出，以便应付苏格兰境内只是可能发生但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需求……从那时候起，就始终有一个巨大的金额保留在苏格兰，而且有另一个相当可观的金额不断地往返于伦敦和苏格兰之间。如果某一时期一个苏格兰银行家认为对他的银行券的需求将要增加，那末，就会有一箱子黄金从伦敦运来；这个时期一过去，同一个箱子常常是原封不动地又运回伦敦。”（《经济学家》1847年10月23日） ｛而银行法的倡议人，银行家赛米尔·琼斯·劳埃德，也就是奥维尔斯顿勋爵，对于这一切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早在1848年就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一再说到， “因缺少充足的资本而引起的货币紧迫和高利息率，不能用增发银行券的办法来缓和”（第1514号）， 可是，1847年10月25日政府准许增发银行券的一个指令，就已经足以减轻了危机的尖锐程度。 他认为： “高利息率和工厂工业不振，是用于工商业目的的物质资本已经减少的必然结果。”（第1604号） 但数月来工厂工业不振，正好是表现为物质商品资本过剩而堆在货栈内卖不出去，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物质生产资本全部或半数已闲置不用，为的是不致有更多的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生产出来。 他还向1857年银行委员会说： “只要严格地一丝不苟地遵循1844年法令的原则，一切事情就都会有条不紊，非常顺利，货币制度就很可靠，不可动摇，国家的繁荣就不成问题，公众对1844年法令的信心就日益增强。如果委员会还要为这个法令所根据的原理的可靠性，以及它所保证的有益结果的可靠性，找到进一步的实际的证据，那末，这就是切实而充分的回答：看看周围吧；看看我国现在的营业状况吧，看看人民的满足心情吧；看看社会各阶级的富裕和繁荣吧；这样做了之后，委员会就能作出决断：它是否要阻止继续执行这个取得了这样多成果的法令。”（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4189号） 对于奥维尔斯顿7月14日在委员会面前唱出的这首颂歌，回答的是同年11月12日一封给银行董事会的信中所唱的反调。政府为了挽救当时尚可挽救的事情，在这封信里决定暂停执行这个能创造奇迹的1844年法令。——弗·恩·｝ 注释： [121]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第426、564、635页。 [140]北明翰派或小先令派（littleshillingmen），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特殊学派。这一学派的追随者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北明翰派的代表托马斯·阿特伍德和马提阿斯·阿特伍德两兄弟、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实施他们的方针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并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但是，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也就是说，给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2—73页）。——第610、634页。 [14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9—169页。——第619页。 [14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3—164页。——第620页。 [1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2—175页。——第622页。 [145]指1851年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第625页。 [14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2页。——第634页。 [1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60—261页。——第63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通货速度的大调节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上尖锐的紧迫状态，通常是和通货充足的现象同时发生的”（《通货论》第65页）。 这一点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而另一方面，以一张500镑的银行券为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银行券在这里为购买或支付而流通的速度，是由它不断以存款的形式流回到某人手里，并以贷款的形式再转移到别人手里的速度所决定的。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在票据交换所里，在到期汇票的单纯交换上发展到了极点，这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主要职能只是结清余额。但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如果这种信用减少了，汇票，特别是长期汇票的数目就会减少，因而这种结算方法的效力也会减小。这种节约（即在交易上排除货币，完全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这种职能又以信用为基础）只能有两种（撇开已或多或少发展的集中支付的技术不说）：汇票或支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债权，或是由同一个银行家结算，他只是把债权从一个户头划到另一个户头；或是由不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注：一张银行券停留在流通中的平均天数： 年度5镑券10镑券 20—100镑券200—500镑券 1000镑券 1792？ 23620931 22 1818148 13712118 13 184679 713412 8 185670 58279 7 （上表是英格兰银行出纳员马歇尔在《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Ⅱ篇附件第300、301页上提出的。）］把800万到1000万的汇票集中在一个汇票经纪人（例如奥维伦—葛尼公司）手里，是在当地扩大这种结算规模的主要手段之一。流通手段的效力通过这种节约而提高了，因为单纯结算差额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变小了。另一方面，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又节约流通手段），完全取决于买卖的不断进行，在支付依次以货币进行时，也取决于各种支付的衔接。但信用也会作为媒介，从而提高通货的速度。如果货币原来的所有者A向B买，B向C买，C向D买，D向Ｅ买，Ｅ向F买，也就是，货币只是由于现实的买卖作媒介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那末，同一货币就会比如说只流通五次，并且在每个人手里都会停留较长的时间，——这就是没有信用介入时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情形。但是，如果B把A付给他的货币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的汇票贴现而把它付给C，C向D买，D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再把它贷给Ｅ，Ｅ向F买，那末，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购买手段）的速度本身，就取决于多次信用活动：B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贴现，D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Ｅ贴现；就是说，取决于这四次信用活动。如果没有这些信用活动，同一货币就不会在一定时间内依次完成五次购买。在没有现实的买卖作为媒介的情况下，同一货币在存款和贴现上的转手，在这里，加快了它在一系列现实的买卖中的转手。 上面已经指出，同一张银行券怎样会在不同的银行家那里形成存款。同样，它也会在同一个银行家那里形成不同的存款。这个银行家用A存入的银行券，贴现B的汇票；B付给C，C再把同一张银行券存到发放它的那个银行家那里。 在考察简单的货币流通时（第1卷第3章第2节），我们已经证明，已知通货的速度和支付的节约，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134]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 下表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5镑和10镑券、20镑—100镑券和200镑—1000镑的大额券——每年在公众手中的年平均额，以及每一种银行券在流通的银行券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数字以千为单位，千以下的三位数字从略。 年度5－10镑券 20－100镑券200—1000镑券 总额 镑％ 镑％镑 ％镑 18449263 45.7573528.3 525326.020241 18459698 46.9608229.3 494223.820722 18469918 48.9577828.5 459022.620286 18479591 50.1549828.7 406621.219155 18488732 48.3504627.9 430723.818085 18498692 47.2523428.5 447724.318403 18509164 47.2558728.8 464624.019398 18519362 48.1555428.5 455723.419473 18529839 45.0616128.2 585626.821856 185310699 47.3639328.2 554124.522653 185410565 51.0591028.5 423420.520709 185510628 53.6570628.9 345917.519793 185610680 54.4564528.7 332316.919648 185710659 54.7556728.6 324116.719467 虽然进出口显示出来的营业额已增加一倍以上，但从1844年到1857年流通的银行券总额还是绝对减少。这个表说明，5镑和10镑的小额券，已由1844年的9263000镑增加到1857年的10659000镑。并且，这是和正好在当时出现的金流通的猛烈增加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大额券（200镑—1000镑）却由1852年的5856000镑减少到1857年的3241000镑，即减少了250多万镑。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 “1854年6月8日，伦敦各私人银行家允许各股份银行参加票据交换所的组织，此后不久就由英格兰银行实行最后的票据交换。每天的结算都是通过各银行在英格兰银行所开的户头的转账来进行的。这个制度的采用，使各银行以前用来互相结算的大额券成为多余。”（银行法，1858年第Ⅴ页） 在批发商业上，货币的使用已减少到多么小的最低限度，我们可以参看第一卷第三章注（103）[135]所列的表。这个表是由莫里逊—狄龙公司（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零售商可以在那里买到各种商品的全部存货）提供给银行委员会的。 根据威·纽马奇向银行委员会提出的证词（银行法，1857年第1741号），另外一些情况，如一便士邮政制、铁路、电报、总之，各种改进了的交通工具，也有助于流通手段的节约；因此，现在英国虽然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一样，却可以经营五倍甚至六倍的营业。但这主要似乎也是由于10镑以上的银行券撤出了流通。在他看来，这就是对苏格兰和爱尔兰（在那里，甚至有1镑券流通）银行券的流通增加大约31％的理所当然的解释（第1747号）。联合王国银行券的流通总额，包括1镑券在内，据说为3900万镑（第1749号）。金的流通额为7000万镑（第1750号）。在苏格兰，银行券的流通额在1834年为3120000镑；在1844年为3020000镑；在1854年为4050000镑（第1752号）。 由此就可以看出，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不能兑现的纸币；不能兑现的银行券，只有在它实际上得到国家信用支持的地方，例如现在的俄国，才会成为一般的流通手段。因此，这种银行券受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的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在以前就已经阐明过了。（第1卷第3章第2节c《铸币。价值符号》）——弗·恩·｝ 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会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因为在英国，只有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是作为法定的支付手段通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略而不谈各地方银行的为数不多的、只有地方性质的银行券的流通。 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向1858年银行委员会作证说： （第947号。问：）“您是说，无论您用什么办法，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都是一样，都大约是2000万镑吗？——在平时，公众大约需要使用2000万镑。在一年的某些季节，会增加100万镑或150万镑。我说过，当公众需要增加时，他们总是能够从英格兰银行得到它。”——（第948号）“您说过，在恐慌时期，公众不会允许您把银行券数额减少；您能说出理由吗？——我认为，在恐慌时期，公众完全有权得到银行券；当然，只要银行负有债务，公众就可以根据这种债务，从银行提取银行券。”——（第949号）“这样，看来任何时候都需要大约2000万镑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2000万镑在公众手里；它是有变动的。可以是1850万、1900万、2000万等等；但平均可以说是在1900万到2000万之间。” 托马斯·图克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证词（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3094号）： “银行无权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扩大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它有权减少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但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办到。” 诺定昂一位有三十年经验的银行家查·莱特，在详细说明了地方银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数量超过公众需要和要求的银行券保持在流通中以后，谈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2844号）： “我不知道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有任何限制，但任何多余的通货都会转为存款，因此采取另一种形式。” 苏格兰也是这样。那里几乎只有纸币流通，因为在那里，象在爱尔兰一样，也准许1镑券流通，并且“苏格兰人讨厌金子”。苏格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肯尼迪指出，银行从来不会减少它们的银行券流通，他 “认为在国内交易需要银行券或金来完成时，银行家必须根据存户的要求，或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提供这些交易所需要的流通手段……苏格兰各银行能够限制自己的营业，但不能控制银行券的发行”（同上，第3446、3448号）。 苏格兰联合银行的经理安德森持同样的意见（同上，第3578号）： ｛在苏格兰各银行之间｝“互相交换银行券的制度，会防止个别银行方面的银行券发行过度吗？——是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比交换银行券更为有效的办法〈事实上，这个办法和这里所说的事情毫无关系，虽然它保证每家银行的银行券可以在苏格兰全境流通〉，那就是苏格兰普遍实行的在银行开一个户头的做法。每个多少有些钱的人，都在银行开一个户头，并且每天把一切不是自己立即要用的钱都存入银行，所以，在每天营业结束时，除了各人身边的钱以外，所有的钱都在银行里。” 爱尔兰也是这样，可以看看爱尔兰银行总裁麦克唐奈和爱尔兰地方银行的经理默里向同一个委员会提出的证词。 银行券的流通既不以英格兰银行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该行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在地库中贮藏的金的数量为转移。 “1846年9月18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额为20900000镑，它的金属贮藏为16273000镑。1847年4月5日流通额为20815000镑，金属贮藏为10246000镑。所以，虽然贵金属输出了600万镑，但流通额没有缩小。”（约·金尼尔《危机和通货》1847年伦敦版第5页） 但是，不言而喻，这个结论只是在英国现存的各种关系下才适用，并且它在那里之所以适用，也只是因为立法没有规定银行券发行和金属贮藏的另外的比例。 因此，只有营业本身的需要才会影响流通的货币即银行券和金的数量。这里首先要考察周期的变动。这种变动，不管一般的营业状况如何，每年都要重复一次，以致二十年来， “在某一个月，通货多，在另一个月，通货少，而在某第三个月，通货适中”（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650号）。 因此，每年8月都有几百万镑，大多数是金，从英格兰银行进入国内流通，以支付收获时期的各种费用；因为这主要是为了支付工资，工资在英国很少用银行券来支付。到年底，这些货币再流回英格兰银行。在苏格兰，几乎只用1镑券，不用索维林，因此，在苏格兰，在相应的情况下，银行券的流通会每年两次，即5月和11月由300万镑增加到400万镑。十四天后，就开始流回，一个月内几乎全部流回（安德森，同上，［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3595—3600号）。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因“债息”即国债的利息按季支付，也会每季经历一次暂时的变动。首先是银行券从流通中抽出，然后再投入公众手中；但它很快又会流回。魏格林（银行法，1857年第38号）估计，由此引起的银行券流通的变动，为数达250万镑。但臭名昭著的奥维伦—葛尼公司的查普曼先生却估计，由此在货币市场上引起的风潮要大得多。 “你们为支付债息而从流通中取出600万镑或700万镑税收时，必然有人在这个期间把这个金额提供出来”。（银行法，1857年第5196号） 流通手段总额同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变动，更显著也更持久得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听听该公司的另一个股东，可敬的战栗教徒赛米尔·葛尼的话（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2645号）： “〈1847年〉10月底，公众手中的银行券共有2080万镑。那时，要在货币市场上获得银行券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由于1844年银行法的限制而得不到银行券。现在〈1848年3月〉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额为……1770万镑，但是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恐慌，所以，大大超过了需要的数额。在伦敦，没有哪个银行家或货币经营者不是持有比他能够使用的数额更多的银行券。”——（第2650号）“如果不同时把……商业界状况和信用状况考虑进去，英格兰银行以外的……银行券数额，就是流通的实际状况的一个十分不足的指数。”——（第2651号）“我们对公众手中现有的通货额所以产生绰绰有余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现在异常停滞的状态。如果物价高昂，营业活跃，我们就会对1770万镑感到不足。” ｛在营业的状况使得贷款有规则地流回，从而信用始终没有动摇的时候，通货的扩张和收缩完全取决于工商业者的需要。因为至少在英国，金在批发商业上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撇开季节性的变动不说，金的流通又可以看成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几乎不变的量，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是这种变动的十分准确的测量器。在危机以后的消沉时期，通货额最小，随着需求的重新活跃，又会出现对流通手段的较大的需要。这种需要随着繁荣的增进而增加；而在过度扩张和过度投机的时期，流通手段量将达到最高点，——这时危机突然爆发了，昨天还是如此充足的银行券，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随着银行券的消失，汇票贴现者，要有价证券作担保的贷款人，商品购买者，也消失了。英格兰银行应该出来援助……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1844年的银行法正是在全世界叫喊着要银行券的时候，在商品所有者卖不出去，但仍然要支付，因而准备不惜任何牺牲来获得银行券的时候，强迫英格兰银行限制它的银行券的流通额。 上面曾经提到的那位银行家莱特说（同上，第2930号）：“在恐慌时期，国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藏起来了。” 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赛米尔·葛尼（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1116号）估计，在恐慌时期这样保藏起来的银行券，1847年10月一个月就有400万镑到500万镑。——弗·恩·｝ 在这一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葛尼的同事、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查普曼于1857年向银行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在这里，我把这个证词的主要内容连贯地引在下面，虽然其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我们以后才研究。 查普曼先生是这样说的： （第4963号）“我还要毫不迟疑地说，货币市场竟听任某个资本家个人的支配（象伦敦有过的情况那样），让他能够在正是通货很少的时候造成货币异常短缺和紧迫状态，我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很可能……能够从流通中取出100万镑或200万镑银行券的不只是一个资本家，如果他们这样做可以达到一个目的的话。” （第4965号）一个大投机家能够出售100万镑或200万镑统一公债，这样从市场取走货币。类似的情况不久以前还发生过，“这造成了货币的极度紧迫状态”。 （第4967号）这时，银行券当然是非生产的。 “但这没有关系，只要达到一个重要目的就行了；这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证券价格，造成货币紧迫，他完全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举例来说：有一天，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某人向查普曼要求按7％的利息借5万镑。查普曼感到惊奇，因为他的利息率要低得多；他答应了。不久这个人又来，按7．5％的利息率再借5万镑；后来，又按8％的利息率借10万镑，并且愿意按8．5％的利息率再借一些。这时候，甚至查普曼也感到惊慌不安。后来才明白已经有大量货币突然从市场被抽走。但查普曼说， “我已经按8％的利息率贷出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不敢再前进一步了；我不知道结果将如何”。 决不要忘记，公众手中的银行券，虽然被认为几乎经常是在1900万至2000万之间，但是这些银行券实际流通的部分同当作准备金闲置在银行的部分互相之间，是在不断地显著地发生变动的。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多，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少，那末，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这就是通货充足；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少，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多，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就叫作通货短缺，也就是说，代表闲置的借贷资本部分，只有一个很小的数额。通货的实际的、与产业周期各阶段无关的膨胀或收缩，——但是公众需要的数额仍旧不变，——可以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产生的，例如在纳税或支付国债利息时就是这样。在纳税时，银行券和金流入英格兰银行超过通常的程度，所以实际上是不顾对通货的需要而将通货收缩。在支付国债利息时，情况就恰好相反。在前一场合，向银行要求贷款，以便获得流通手段。在后一场合，各私人银行的利息率将会降低，因为它们的准备金将会暂时增加。这同流通手段的绝对量无关，而只同把这种流通手段投入流通的银行有关，并且对银行来说，这个过程表现为借贷资本的贷放，所以，它把由此而来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 在一个场合，流通手段只是发生暂时的变动，英格兰银行会在每季纳税和每季支付国债利息以前不久，按低息发放短期贷款，以便这种变动得到平衡。这些这样发行出去的过剩的银行券，首先会把纳税所造成的空隙填补；但由于要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支付国债利息而投到公众手中的过剩银行券又会立即流回银行。 在另一场合，通货的短缺或充足，始终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段在现款和存款（即借贷工具）之间的不同的分配。 另一方面，例如，如果由于金流入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的发行额相应增加，那末，这些银行券就会参加这个银行以外的贴现业务，并且会在贷款偿还的时候流回，所以，流通的银行券的绝对量只是暂时增加。 如果通货充足是由于营业的扩大（这在物价比较低的时候也是可能发生的），那末，由于利润增大和新的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通货短缺是由于营业收缩或信用非常活跃，那末，利息率在物价高的时候，也可能是低的（见哈伯德的著作［注：见本卷第623—624页。——编者注］）。 通货的绝对量只有在紧迫时期，才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这时，对充足的通货的需求，只是表示由于信用缺乏（把货币流通的速度已经减慢和同一些货币不断转化为借贷资本的速度已经减慢的情况撇开不说）而产生了对贮藏手段的需求，例如1847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却足以使贮藏的银行券重见天日，投入流通。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实际上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例如1857年，银行法暂停执行后，通货实际上暂时增加了。 在另外的情况下，通货的绝对量不会影响利息率。第一，这是因为通货的绝对量——假定周转的节约和速度不变——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的总量决定的（这时候，一个要素通常会抵销另一个要素的作用），最后是由信用的状况决定的（而通货的绝对量决不会反过来决定信用的状况）；第二，这是因为在商品价格和利息之间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 在银行限制法[136]实施期间（1797—1820年），发生通货过剩，利息率始终比恢复兑现以来高得多。后来，随着银行券的发行受到限制和汇兑率提高，利息率迅速下降了。1822年、1823、1832年，一般说来通货很少，利息率也低。1824年、1825年、1836年，通货很多，利息率也提高了。1830年夏，通货很多，但利息率低。自从金矿发现以后，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都膨胀了，利息率却提高了。所以，利息率并不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 流通手段的发行和资本的贷放之间的差别，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我们已经在第二卷第三篇看到，生产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怎样进行交换的。例如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工人的生活资料，即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但这部分产品是用货币一点一点付给他们的。资本家必须预付这些货币，并且他能不能在下周再用他上周付出的那些货币来支付新的可变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信用事业的组织。社会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换行为，例如消费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行为，也是这样。我们已经知道，它们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必须由交换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预付。这种货币就会留在流通中，但交换完成后，总是又回到预付人的手里，因为这种货币是他在他实际使用的产业资本之外所预付的（见第2卷第20章[137]）。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集中在银行手中，银行至少在名义上贷放货币。这种贷放只与流通中的货币有关。这是通货的贷放，不是借助这些通货而流通的资本的贷放。 查普曼： （第5062号）“可能有这样的时候，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目非常大，但是弄不到手。” 货币在恐慌时期还是在那里；但每个人都当心不让它转化为借贷资本，即借贷货币；每个人都抓住它不放，以便应付实际的支付需要。 （第5099号）“农村地区的银行，会把它们的闲置的过剩部分，送到贵行和伦敦其他的银行去？——是的。”——（第5100号）“另一方面，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区，为了自己营业的目的而在贵行贴现汇票？——是的。”——（第5101号）“可见，通过这种方法，一个地区的过剩货币，可以用来应付另一地区的需要？——完全正确。” 查普曼说，银行用它的过剩的货币资本在较短期间内购买统一公债和国库券的习惯做 法，近来已经大大减少，而发放随时可收回的贷款，已经成为习惯。他自己也觉得购买这种证券，对他的营业来说很不合算。因此，他把货币投在可靠的汇票上，这些汇票每天都有一部分到期，所以他始终知道，他每天可以指望得到多少现款。（第5101—5105号）—— 甚至出口的增加，或多或少会对每个国家，特别是对提供信用的国家，表现为国内货币市场需要的增加，但是，只有在紧迫时期才会这样被人感觉到。在出口增加的时候，工厂主照例会凭委托销售的英国工业品，对出口商人开出长期汇票（第5126号）。 （第5127号）“是不是常有这样的事情，互相同意随时重新开出汇票？——｛查普曼：｝这件事他们对我们保密；我们是不会容许这种汇票的……当然，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但关于这类事情，我不能说什么。〈纯洁的查普曼啊。〉”——（第5129号）“如果出口大量增加，例如去年一年就增加了2000万镑，那末，要贴现那些代表这种出口的汇票，不是自然而然会引起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吗？——这是毫无疑问的。”——（第5130号）“既然英国照例为它的一切出口对外国提供信用，那末，在信用延续的期间不是必定会吸收相应的追加资本吗？——英国提供巨额的信用；但它也为它的原料接受信用。人们在美国向我们开出的汇票总是以六十天为期，另外一些地方开出的汇票是以九十天为期。另一方面，我们也提供信用；我们把商品运往德国时，就提供以两个月或三个月为期的信用。” 威尔逊问查普曼（第5131号），是不是在这种进口原料和殖民地商品起运的同时，已经凭这些货物对英国开出汇票？是不是这种汇票会和提单同时寄到？查普曼相信是这样，但是他对这种“商人的”业务一无所知，建议我们去问内行的人。——查普曼说，在对美国的出口上，“商品在过境时被象征化了”［第5133号］；这种胡言乱语的意思应当是说，英国出口商人凭他的商品向伦敦的一家美国大银行开出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这家银行则从美国得到补偿。 （第5136号）“同远方各国的交易，不是照例由那些要等商品售出才有资本可用的商人经营吗？——一些商行拥有巨大的私人财富，它们能够投下它们自己的资本，而不需要靠商品来获得贷款；但这些商品大部分会通过某些著名公司的承兑而转化为贷款。”——（第5137号）“这些商行设在……伦敦、利物浦和其他地方。”——（第5138号）“所以，无论工厂主是自己出钱，还是在伦敦或利物浦找到一个商人来提供这种贷款，都没有差别；这不仍然是在英国作出的预付吗？——一点不错。工厂主只是在少数场合〈而1847年几乎在一切场合〉这样做。例如，一个经营工业品的商人在曼彻斯特购买商品，并且通过伦敦一家可靠的公司把商品运走；当伦敦这家公司确信一切都已按照合同办妥时，这个商人就会凭这批运往印度、中国或其他地方的货物，向伦敦这家公司开出一张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然后银行界参加进来，替他把这张汇票贴现；所以，当他必须对这些商品支付的时候，他已经通过汇票的贴现而拥有货币了。”——（第5139号）“那个人虽然有了货币，银行家不是还得贷出这种货币吗？——银行家有这张汇票；银行家购买了这张汇票；他就是在这个形式上，即在商业汇票的贴现上，运用他的银行资本的。” ｛可见，查普曼也认为汇票贴现不是发放贷款，而是购买商品。——弗·恩·｝ （第5140号）“这不仍然是对伦敦货币市场的需求的一部分吗？——毫无疑问；这是货币市场和英格兰银行的主要业务。英格兰银行和我们一样乐于得到这种汇票，它知道这是很好的投资。”——（第5141号）“是不是出口业越发展，对货币市场的需求就越增加？——随着国家繁荣的增进，我们〈查普曼之流〉也得到好处。”——（第5142号）“所以，如果这些不同的投资范围突然扩大，自然的结果就是利息率的提高？——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5143号）查普曼“不很了解，在我们的出口额十分巨大的时候，金对我们竟会有这么大的用处”。 （第5144号）尊敬的威尔逊问道： “我们在我们的出口上提供的信用，是不是可能比我们在我们的进口上得到的信用多？——我自己对这一点是有所怀疑的。如果有人凭他运往印度的曼彻斯特商品来要求承兑，您是不能以少于十个月的期限给他承兑的。在印度对我们支付以前的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并且确实要为美国的棉花而对美国支付。但是这件事的影响究竟如何，研究起来，却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第5145号）“如果我们象去年一样增加工业品的出口2000万镑，那末，我们必须事先就大大增加原料的进口〈这已经表明，出口过剩和进口过剩，生产过剩和贸易过剩是一回事〉，以便生产这个增加的商品量吗？——这是没有疑问的。”［第5146号］“我们必然要支付一个很大的差额；这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内，对我们来说一定是逆差，但久而久之，对美国的汇兑率就会对我们有利，并且较长时期以来，我们已经从美国得到了巨额贵金属的输入。” （第5148号）威尔逊问那位高利贷大王查普曼，他是否认为他的高额利息是大繁荣和高额利润的标志。查普曼对这个献媚者的天真显然大吃一惊，他当然认为是这种标志，但十分坦白地加上一句保留的话： “有些人别无他法；他们要还债，他们必须偿付，不管有没有利润；不过，只要它｛高利息率｝持续下去，它就会标志着繁荣。” 他们两人都忘记了，高利息率也可以标志着象1857年那样的情况：到处奔波的信用骑士使国家陷于不安。他们能够支付高额利息，因为他们是从别人的钱袋掏出钱来支付的（而这样一来，他们就促使决定对一切人适用的利息率），并在此期间，靠预期中的利润，过着阔绰的生活。同时，正是这件事情能够给工厂主等提供实际上极为有利的营业。回流由于这种借贷制度而成为完全不可靠了。这件事还说明了下述情况，这些情况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用不着加以说明的，因为在利息率高的时候，它会按比别人较低的利息率来贴现。 （第5156号）查普曼说：“我尽可以说，我们的贴现额，在我们这样长期具有高利息率的现在，达到了最大限度。” （查普曼是在1857年7月21日，崩溃之前几个月说这句话的。） （第5157号）“1852年〈那时利息很低〉贴现额远不是这么大。” 因为那时候营业实际上正常得多。 （第5159号）“如果市场上货币显著过多……而银行贴现率又低，汇票就会减少……1852年我们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当时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同今天相比，简直等于没有。”——（第5161号）“在贴现率这样高的情况，我们的贴现业务同1854年一样多〈当时利息为5—[5+（1/2）]％〉。” 查普曼的证词中，最可笑的是，这伙人实际上把公众的钱看作自己的财产，并且相信他们有权把他们所贴现的汇票随时换成现款。提问和回答都极为天真。立法有责任让这些已经有大公司承兑的汇票可以随时换成现款，让英格兰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汇票经纪人进一步再贴现。但是，1857年，三个这样的汇票经纪人破产了，他们负债大约800万镑，而他们自己的资本，同这种债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第5177号）“您是想说，照您的意思，它们〈贝林或劳埃德承兑的汇票〉应该能够强制贴现，就象现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可以强制换成金吗？——我认为，如果这些汇票不能贴现，那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因为他持有的斯密—佩恩公司或琼斯·劳埃德公司承兑的汇票不能贴现，以致不得不停止支付，那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第5178号）“贝林公司的承兑，不就是汇票到期就必须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义务吗？——一点不错；但是贝林公司在承担这种义务时，象任何一个承担这种义务的商人一样，做梦也没有想到，它将必须用索维林去兑付这张汇票；它认为，它将在票据交换所兑付这张汇票。”——（第5180号）“那末，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必须设计出某种机构，以便公众由于有人必须为汇票贴现而有权在汇票到期之前得到货币？——不是这样；不是从承兑人的立场说的。但是，如果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有商业汇票贴现的可能，那末，我们就必然使事情全部改观。”——（第5182号）“因此，您是认为，它｛商业汇票｝必须能换成货币，正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必须能换成金？——在一定情况下，确实应当这样。”——（第5184号）“因此，您是认为，必须这样制定通货制度，使那种确实稳当可靠的商业汇票可以象银行券一样容易随时换成货币？——我是这么想。”——（第5185号）“您是不是认为，英格兰银行或任何其他人，应由法律强制来兑换这种汇票呢？——我的意思是说，在制定管理通货的法律时，我们应采取措施，以防止发生那种稳当可靠的国内商业汇票不能兑现的可能。” 这就是说，商业汇票可以象银行券一样兑现。 （第5190号）“我国的货币经营者事实上只代表公众。”——查普曼先生后来在审理戴维逊案件的巡回法庭上就是这样说的。见《金融大骗案》[138]。 （第5196号）“每季〈付息的时候〉……我们都绝对必须向英格兰银行求助。你们因预备付息而从流通中取出600万镑或700万镑的国家收入时，必然有人在这个期间把这个金额提供出来。” （可见，在这种场合，问题在于货币的供给，而不是资本或借贷资本的供给。） （第5169号）“每一个熟悉我国商业界情况的人都必定知道，当我们处在国库券不能出售，东印度公司[139]的债券完全无用，最好的商业汇票也不能贴现这样的情况时，就必然会在这样一种人中间引起很大的不安，他们的营业使他们一遇到要求，就必须立即用国内通用的流通手段来支付，而这就是一切银行家的处境。其结果是，每个人都要有加倍的准备金。如果500左右的地方银行家每人都嘱咐他的伦敦代理人汇寄5000镑银行券，您想一想，这在全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在我们十分荒谬地把这样小的金额当作平均数的时候，我们也要从流通中提出250万镑。那又怎样去补充呢？” 另一方面，拥有货币的私人资本家等等，不管利息多大，都不愿贷出货币，因为他们象查普曼那样说： （第5195号）“我们宁可完全不要利息，也不愿担心在我们需要货币时不能把货币收回。” （第5173号）“我们的制度是这样：我们有3亿镑债务，这笔债务可能在一个指定的日期被要求用国内通用的铸币偿付；而国内的这些铸币，即使全部用来还债，也不过等于2300万镑或差不多这样大的一个数目；这不是随时都会使我们陷入动乱的一种状况吗？” 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 把危机时期的国内恐慌撇开不说，我们说到货币量，总只是指金属即世界货币。查普曼却恰好把这排除在外；他只提到2300万镑银行券。 同一个查普曼还说： （第5218号）“货币市场紊乱｛1847年4月以及后来的10月｝的最初原因，无疑是由于当年异乎寻常的大量进口需要大量货币来调节汇兑率。” 第一，世界市场货币的这个贮藏，当时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二，它同时还是信用货币即银行券兑现的保证。这样，它就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这两种职能都是由货币的性质引起的，因为现实的货币总是世界市场货币，并且信用货币总是建立在世界市场货币的基础上。 1847年，如果不是暂停执行1844年的银行法，“票据交换所的业务一定已经不能进行了”（第5221号）。 查普曼对于日益迫近的危机毕竟是有一点感觉的： （第5236号）“货币市场上会出现某种情况（并且现在离这种情况已不很远），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很难到手，人们必须求助于银行。” （第5239号）“至于谈到我们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一即1847年10月19日、20日、22日从银行提出的金额，如果我们能够在下星期三把这些汇票收回，那我们就会感到太满意了；恐慌一过，货币就会立即流回我们手里。” 但是，星期二，10月23日，银行法暂停执行，危机就被制止了。 查普曼相信（第5274号），同时纷飞在伦敦的汇票，有10000万镑到12000万镑。各地区的地方汇票，还不包括在内。 （第5287号）1856年10月，公众手中的银行券的数额，已经增加到21155000镑，但要获得货币还是非常困难，尽管公众手中有这么多货币，但我们无法得到。” ——这是由于货币紧迫引起的恐惧所致。东方银行曾一度（1856年3月）处于这种紧迫状态中。 （第5290号）恐慌一过， “一切靠利息得到利润的银行家，都立即开始使用他们的货币”。 （第5302号）查普曼认为，银行准备金减少时所以引起不安，并不是因为对存款有恐惧心理，而是因为一切有可能要突然支付巨额货币的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会被迫向银行寻求最后的支援；但是， “如果银行只有一笔很小的准备金，它就不会高兴接待我们；而是相反”。 准备金作为实有的量是怎样消失的，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银行家为了他们当前的营业需要，持有一笔最低限额的准备金，一部分保存在自己身边，一部分保存在英格兰银行。汇票经纪人持有“国内闲置的银行货币”，但没有任何准备金。英格兰银行对存款负债，除了以公共存款等作保证外，只有以银行家和其他人的准备金作保证，这个准备金可以减低到最低点，比如说，200万镑。所以，在这200万镑纸币之外，除了金属贮藏，在货币紧迫时期（并且货币紧迫会减少准备金，因为为兑换流出的金属而流入的银行券必须作废），这全部欺诈绝对没有任何其他准备，因此，每一次因金的流出而引起的金属贮藏的减少，都会加深危机。 （第5306号）“如果没有货币用来结清票据交换所的差额，那末，除了一起用第一流的汇票（向国库、斯密—佩恩公司等开出的汇票）来支付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第5307号）“所以，如果政府不能供给你们流通手段，你们就要为自己创造一种流通手段吗？——我们有什么办法？公众进来，从我们手里取走流通手段；流通手段没有了。”——（第5308号）“所以，你们在伦敦做的事情，不过是人们每天在曼彻斯特做的事情吗？——是的。” 对凯利（北明翰的阿特伍德派[140]分子）关于奥维尔斯顿的资本观念所提的问题，查普曼的回答真是妙极了： （第5315号）“有人向这个委员会作证说，在象1847年那样的紧迫时期，人们不是追求货币，而是追求资本；您对此有什么意见？——我不懂您的意思；我们只经营货币；我不懂您说的究竟是什么。”——（第5316号）“如果您把它〈商业资本〉理解为一个人在他的营业中自己所有的货币量，如果您把这叫作资本，那末，在大多数场合，这不过是他通过公众给他的信用而在他的营业中使用的货币的极小部分。”——也就是通过查普曼之流的媒介。 （第5339号）“是缺少财富使我们暂时停止兑现的吗？——根本不是；……我们并不缺少财富；但我们是在一种极其人为的制度下活动，以致在我们非常迫切需要流通手段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些情况妨碍我们去获得流通手段。全国的商业活动应当因此停顿吗？我们应当停止一切生产吗？”——（第5338号）“如果有人提出问题说，我们应当维持兑现还是应当维持国内产业，我知道我应当放弃二者中的哪一个。” 至于贮藏银行券“以加剧紧迫状态并从中取得利益”（第5358号），他说，这很容易做到。只要有三家大银行就足够了。 （第5383号）“您这位熟悉我国首都各大营业的人，竟会不知道，资本家利用这种危机，从那些被作为牺牲品的人的破产中获得大量利润吗？——这是无庸置疑的。” 虽然查普曼先生的“从牺牲者的破产中获得大量利润”的企图，最终在商业上遭到失败，但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他说的这些话。因为，当他的同事葛尼说，营业上每一次变动都对那些熟悉内情的人有利时，查普曼却说： “社会的一部分不熟悉另一部分；例如，向大陆出口工业品或从大陆进口原料的工厂主，一点也不熟悉那些做金条生意的人的情况。”（第5046号） 终于有一天，葛尼和查普曼二位因不“熟悉内情”而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银行券的发行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意味着资本的贷放。图克向上院商业危机委员会（1848年）提出的下述证词不过证明，资本的贷放即使是通过银行发行新券的办法来实行，也不一定就是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的增加。 （第3099）“您认为，例如英格兰银行能够显著扩大它的贷款而不致引起银行券发行额的增加吗？——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835年，当时英格兰银行把西印度的存款和向东印度公司[139]的借款用于扩大对公众的贷款；同一时候，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额事实上却略有减少……1846年在铁路存款缴入银行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贴现和存入的〉有价证券增加到大约3000万镑；而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没有受任何显著的影响。” 但是除银行券之外，批发商业还有第二种而且对它来说是更重要得多的流通手段，这就是汇票。查普曼先生曾经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的营业进程来说，如果可靠的汇票能够到处并且在一切情况下都在支付上被人接受，那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141]这两种流通手段的互相关系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点，吉尔巴特说： “限制银行券的流通额，照例会增加汇票的流通额。汇票有两种——商业汇票和银行家汇票——……货币少的时候，贷款人就会说：‘向我们开汇票吧，我们会承兑。’并且，当一个地方银行家为一个顾客的一张汇票贴现时，他不是给他现金，而是给他一张自己的以二十一天为期由他的伦敦代办处兑付的汇票。这种汇票作为流通手段来用。”（詹·威·吉尔巴特《论1839年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第31页） 纽马奇略微改变一下说法，也确认这一点（银行法，1857年第1426号）： “在流通的汇票额的变动和流通的银行券数额的变动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唯一比较一致的结果是……只要货币市场稍微发生那种在贴现率提高时可以看到的紧迫现象，汇票流通的规模就会显著增加；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不过，这时候开出的汇票，决不只是吉尔巴特所说的短期的银行汇票。正好相反，那大部分是空头汇票，它们不代表任何现实的营业，或只代表这样一种营业，它之所以被经营，不过为了要凭它开出汇票。关于这二者，我们已经举了充分的例子。所以，《经济学家》（威尔逊）把这种汇票的可靠性同银行券的可靠性加以比较时就说： “随时可兑的银行券，决不会停滞在银行外面，处于过剩状态中，因为过剩额总会回到银行去兑换。以两个月为期的汇票却可以有很大的过剩额，因为在它们到期以前，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它们的发行，而在它们到期的时候，它们可能又已经被其他汇票代替了。所以，一个国家对将来某一日期才兑付的汇票的流通认为确实可靠，而对于随时可兑的纸币的流通却表示疑虑，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经济学家》1847年第575页） 因此，流通的汇票的数量，和银行券的数量一样，完全是由交易上的需要决定的，五十年代在联合王国，平时除了3900万镑银行券之外，大约还有30000万镑汇票流通着，其中10000万镑至12000万镑只是向伦敦开出的。汇票流通的规模对银行券流通的规模没有影响，并且，它也只是在货币短缺的时候，才受银行券流通的规模的影响，那时，汇票的数量将会增加，汇票的质量却会下降。最后，在危机期间，汇票流通会完全停止；没有人能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至少直到现在在英国，只有银行券还保持流通的能力，因为国家以其全部财富作英格兰银行的后盾。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查普曼先生这位1857年货币市场上的实力人物，也痛苦地抱怨说，伦敦有很多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定的时候使整个货币市场陷于混乱，并从中极其无耻地榨取那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大鲨鱼，他们能够抛售一、二百万镑统一公债，从市场取走等额的银行券（同时也就是取走等额可供支配的借贷资本），因而使紧迫情况大大尖锐起来。只要三家大银行联合行动，就能够用同一手法把紧迫情况变为恐慌。 伦敦的最大资本势力，当然是英格兰银行。但它的半国家机关的地位，使它不可能用这样粗暴的方式，来显示它的统治力量。尽管如此，它还是清楚地知道要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牟取私利，特别是从1844年银行法公布以来。 英格兰银行有14553000镑资本，此外还支配着大约300万镑“结余”即尚未分配的利润，以及政府在税收等名义下收入的全部货币，这些货币必须存入英格兰银行，直到需用的时候才提取。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存款（平时大约有3000万镑）和没有准备金而发行的银行券的数目，我们就会觉得纽马奇的下述估计还是比较适中的，他说（银行法，1857年第1889号）： “我相信，经常在｛伦敦｝货币市场上使用的基金总额大约有12000万镑，在这12000万镑中，英格兰银行支配着很大一部分，大约15—20％。” 英格兰银行不用库内的金属贮藏作准备金而发行银行券时，它创造了一些价值符号，对它来说，它们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还按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的票面总额，形成了追加的——虽然是虚拟的——资本。并且这一追加的资本，会为它提供追加的利润。——银行法，1857年，威尔逊问纽马奇： （第1563号）“银行本行的银行券流通，即保留在公众手中的平均数额，是该行有效资本的一种追加，是不是？——一点不错。”——（第1564号）“所以，银行从这个流通得到的全部利润，都是从信用产生，而不是从它实际握有的资本产生的吗？——一点不错。” 当然，这对发行银行券的私人银行来说也是适用的。纽马奇在他的回答（第1866—1868号）中认为，这些银行所发行的全部银行券的三分之二（对其余的三分之一，这些银行必须持有金属准备）是“同额资本的创造”，因为这个数额的硬币被节约下来了。银行家的利润，也许不会因此就比其他资本家的利润更大。事实仍然是，他们从硬币的这种国民节约中获得了利润。国民节约表现为私人的利润，这件事丝毫也没有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因为利润本来就是对国民劳动的占有。例如，还有什么比1797年至1817年的英格兰银行的下述做法更荒谬的吗？它的银行券只是因为国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这些银行券由纸变为货币，然后贷给国家，也是国家给与它的权力；但是它却要国家，也就是公众以国债利息的形式对这种权力付给报酬。 银行还有其他的创造资本的手段。根据同一个纽马奇的说法，各地方银行，正如上面谈到的，习惯于把它们的剩余基金（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送到伦敦的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而经纪人则把贴现的汇票送回给它们。银行用这种汇票来为它的顾客服务，因为从当地顾客手里接受的汇票，银行照例是不再发出的，以免顾客的营业活动被顾客周围的人知道。这种从伦敦得到的汇票，不仅会在顾客不愿要银行本行开出的在伦敦兑付的汇票的时候，被用来发给那些要在伦敦直接支付的顾客；它也被用来结算本地区的支付，因为银行家的背书，可以作为这种汇票在当地有信用的保证。例如在郎卡郡，这种汇票已经把地方银行本行的全部银行券和英格兰银行的大部分银行券从流通中排挤出去（同上，第1568—1574号）。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1．发行本行的银行券；2．开出以二十一天为期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开出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3．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这种汇票之所以有信用能力，至少对有关地区来说，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因为有了银行的背书。 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在营业正常进行的时候，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英格兰银行不能用提高贴现率的办法［注：在1894年1月17日伦敦联合银行股东大会上，主席里奇先生谈到，英格兰银行在1893年把贴现率由（7月）的[2+（1/2）]％，提高到8月的3％至4％，尽管如此，在四星期之内还是损失了450万镑黄金，所以又把贴现率提高到5％，于是，金流回来了，银行贴现率也在9月下降到4％，在10月下降到3％。但这种银行贴现率是市场所不承认的。“当银行贴现率为5％时，市场贴现率为[3+（1/2）]％，利息率为[2+（1/2）]％；银行贴现率下降到4％时，贴现率为[2+（3/8）]％，利息率为[1+（3/4）]％；银行贴现率下降到3％时，贴现率为[1+（1/2）]％，利息率更要低一些。”（《每日新闻》1894年1月18日）——弗·恩·］，来防止金从它的金属贮藏中适度流出，因为对支付手段的需要，将从私人银行、股份银行和汇票经纪人那里得到满足，这些银行和经纪人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资本权力。因此，英格兰银行只好使用其他手段。但对紧急时期说来，银行家格林（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的股东）在《商业危机》（1848—1857年）中的证词仍然适用： （第1709号）“在国内货币非常紧迫的时候，英格兰银行会控制利息率。”——（第1710号）“在货币异常紧迫的时候……私人银行或经纪人的贴现业务比较受到限制，这种业务就会落在英格兰银行身上，于是它就有了确定市场利息率的权力。” 当然，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受国家保护并赋有国家特权的公共机关，是不可能象私人营业那样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权力的。因此，哈伯德也在银行委员会（银行法，1857年）面前说： （第2844号。问：）“是不是贴现率最高的时候，就是英格兰银行以最低代价提供服务的时候；贴现率最低的时候，则是经纪人以最低代价提供服务的时候？——（哈伯德：）情况总是这样，因为英格兰银行从来不会象它的竞争者那样大幅度地降低贴现率，贴现率最高时，也从来不会象它的竞争者那样大幅度地提高贴现率。”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英格兰银行在货币紧迫时期，如俗话所说，把螺丝拧紧，也就是把已经高于平均数的利息率再提高，那终究是营业生活上一件严重的事情。 “一旦英格兰银行把螺丝拧紧，一切为向外国出口而进行的购买都会停止……出口商人要等价格降到最低点时才购买，而不是在此之前购买。但当这一点达到时，汇兑率又已经调整了——金会在价格降到最低点以前停止输出。购买供输出用的商品，也许能带回一部分已经送往外国的黄金，但要防止金的外流，就未免太晚了。”（詹·威·吉尔巴特《论1839年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1840年伦敦版第35页）“用外汇率来调节流通手段的另一个影响是，在货币紧迫时期造成很高的利息率。”（同上，第40页）“调整汇兑率的费用落在国内的生产性的产业上，而在过程的进行中，英格兰银行的利润却因它用较少量的贵金属来维持它的业务而实际增加了。”（同上，第52页） 但是，可爱的赛米尔·葛尼却说， “利息率的这些大波动对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有利——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 即使葛尼之流肆无忌惮地利用营业上的困难状况自肥，英格兰银行却不能同样自由地这样做，但它仍然可以取得十分可观的利润——至于自然而然落到那些有特别机会知道一般营业情况的董事先生们手里的私人利润就更不用说了。按照1817年恢复兑现时对上院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到1817年这整个时期内获得的利润如下： 红利和追加股息…………………………7451136 分配给股东的新股………………………7276500 资本的增值………………………………14553000 ─────── 合计29280636 这是11642400镑资本在十九年中获得的利润总额。（丹·哈德卡斯耳《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第120页）如果我们按照相同的原则来估计也是在1797年暂停兑现的爱尔兰银行的总利润，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结果： 1821年到期的股息……………………4736085 申报的红利……………………………1225000 资产的增加……………………………1214800 资本的增值……………………………4185000 ────── 合计11360885 这是300万镑资本所获的总利润（同上，第363、364页）。 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贷款人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与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不仅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的权力——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1844年和1845年的法令，就是这伙包括金融业者和证券投机家的匪帮的权力日益增加的证据。 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伙高贵的匪帮，只是为了生产和被剥削者自身的利益，而对国内和国际的生产进行剥削，那就请他读一读下面这段话，认识一下银行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吧： “银行制度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不是往往由于害怕被他的银行家的警戒的、非难的眼睛看见而不敢结交吃喝玩乐的朋友吗？他渴望博得银行家的好评，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银行家皱皱眉头，也比朋友的忠告对他的作用更大；他总是提心吊胆，怕人说他是在骗人，或者有一点点不老实，以致引起怀疑，因而可能使银行家限制甚至取消对他的贷款！对他来说，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更为重要。”（苏格兰银行董事乔·贝尔《股份银行业哲学》1840年伦敦版第46、47页） 注释： [13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39—140、159页。——第592页。 [13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0页。——第593页。 [136]银行限制法（BankRestrictionAct）——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了银行券的强制性的牌价，废除了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办法。1819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法令。实际上，直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兑换。——第602页。 [13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58—470页。——第602页。 [138]马克思指的是对戴维逊等人的票据大诈骗案的审判。该案件载述于赛·兰格《科尔、戴维逊和戈登公司金融大骗案新辑》［1869年］伦敦增订第5版，（Laing，S．《ANewseriesofthegreatcityfraudsofCole，Davidson，＆Gordon，correctedandenlarged》．Fifthedition．London［1869］）。 巡回法庭是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定期巡回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法庭。——第607页。 [139]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第608、611页。 [140]北明翰派或小先令派（littleshillingmen），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特殊学派。这一学派的追随者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北明翰派的代表托马斯·阿特伍德和马提阿斯·阿特伍德两兄弟、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实施他们的方针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并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但是，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也就是说，给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2—73页）。——第610、634页。 [141]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其中描写了中世纪天主教卡普勤会修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教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辩论过程中引了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卡普勤会修士对此的回答却是：让《泰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愤怒的拉比愤慨地叫道：“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第61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二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续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二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续完） 这样再转化为资本的大量货币，是大量再生产过程的结果，但就这些货币本身来看，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它们并不是再生产资本的量。 在以上的说明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于消费的收入部分(这里撇开工人不说，因为他的收入＝可变资本)的扩大，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因此，在货币资本的积累中，加入了一个本质上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不同的要素，因为年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不是资本。年产品的另一部分是补偿资本的，即补偿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的，但只要它实际转化为资本，它就会处于这个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收入的实物形式。代表收入、仅仅充当消费媒介的同一货币，通常会暂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只要这个货币表现工资，它同时就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只要这个货币用来补偿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它就是他们的不变资本所暂时采取的货币形式，被用来购买他们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的各种实物要素。虽然它的数量和再生产过程的规模一同增长，它本身无论在这个形式上或在那个形式上都不表示积累。但它暂时执行借贷货币的职能，即货币资本的职能。因此，从这方面看，货币资本的积累所反映的资本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个人消费的扩大，因为以货币为媒介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因为个人消费的扩大，为现实的积累，为开辟新的投资场所的货币，提供了货币形式。 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部分地说，只是表示这个事实：由产业资本在自己的循环过程中转化成的一切货币，不是采取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预付的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他们借入的货币的形式，因此必然在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货币的预付，实际上都表现为借贷货币的预付。事实上，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一个人把再生产过程中需用的货币借给另一个人。但现在这一点是采取这样的形式：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借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又把货币借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 现在还要说一下货币资本积累的几种特殊的形式。例如，由于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的下降，资本会游离出来。如果产业资本家不能直接扩大他的再生产过程，他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作为过剩的货币资本从循环中排除出来，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其次，特别是在商人那里，只要营业中断，资本就会以货币形式游离出来。如果商人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易，现在由于这样的中断，要到以后才能开始新的一系列交易，那末，已经实现的货币，对他来说，就只代表贮藏货币，即过剩的资本。但是，这种货币也直接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表示再生产过程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的重复，表示以前被束缚的资本的一部分已发生现实的游离，表示再生产过程用同样多的货币资金就可以得到扩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只是表示不断进行的交易的中断。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并对货币市场和利息率发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在前一种情况下，它表示的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促进，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表示的却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阻碍。最后，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在产业周期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越多，这种人的人数就越多。这里，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表示现实的积累(就它的相对范围来说)；另一方面只是表示产业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的程度。 至于利润的另一部分，即不是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部分，那末，它只有在不能直接用来扩大它由以获得的那个生产部门的营业的情况下，才会转化为货币资本。这可以有两个原因。或者因为这个部门的资本已经饱和，或者因为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积累必须首先达到该部门的新投资数量所要求的一定规模。因此，它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并用于扩大别的部门的生产。假定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用于再转化为资本的利润量，就取决于所获得的利润量，因而就取决于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但是，如果这种新的积累难于找到用途，缺少投资领域，因而各生产部门过分膨胀，借贷资本供给过多，那末，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不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接着而来的信用欺诈证明，这种过剩资本的应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障碍。唯一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货币资本本身的过剩，不是必然地表示生产过剩，甚至也不是必然地表示缺少投资领域。 借贷资本的积累只是在于，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这个过程，和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很不相同的；这只是货币在可能转化为资本的形式上所进行的积累。但这种积累，象已经证明的那样，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扩大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 至于货币资本的积累还会来自地租、工资等等的问题，在这里就无需论述了。只需要着重指出这样一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分工，能提供积累要素的实际节约和节欲，这种由货币贮藏者做的事，已交给那些得到这种要素的最小限额、并且还十分经常地丧失自己所节约的东西的人(例如银行倒闭时的工人)去做。一方面，产业资本家的资本不是他自己“节约”的，他不过是按照他的资本量支配别人节约的东西；另一方面，货币资本家把别人节约下来的东西变成他自己的资本，并且把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们互相提供的和公众提供给他们的信贷，变成他私人发财致富的源泉。资本是本人劳动和节约的果实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幻想，因此就破灭了。不仅利润来自对别人劳动的占有，而且用来推动和剥削别人劳动的资本，也是由货币资本家交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别人的财产构成的，就这一点来说，货币资本家也剥削产业资本家。 关于信用资本，还要作几点说明： 同一货币能够执行多少次借贷资本的职能，象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完全取决于： 1．这个货币曾经多少次在出售或支付过程中实现商品的价值，也就是曾经多少次转移资本，进一步说，也就是曾经多少次实现收入。因此，它曾经多少次作为资本或收入的已实现的价值转到别人手中，显然取决于实际交易的规模和数量。 2．取决于支付的节约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组织。 3．最后，取决于信用的衔接和周转速度，这样一来，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 即使假定借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只是现实货币即金或银的形式，只是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那末，这个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象价值符号一样，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当货币在资本循环中执行职能时，它虽然会暂时成为货币资本，但它不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而是或者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或者在实现收入时作为流通手段付出去，因此，不可能为它的所有者转化为借贷资本。但是当它转化为借贷资本，并且同一货币反复代表借贷资本时，很清楚，它只是在一点上作为金属货币存在，而在所有其他点上，它只是以资本索取权的形式存在。按照假定，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由现实积累，也就是由商品资本等等的价值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虽然如此，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由发放的贷款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过程)。 借贷资本起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存在，［注：银行法，1857年，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证词：(第4516号)“您作为银行家，经营资本还是经营货币呢?——我们经营货币。”——(第4517号)“存款是怎样存入您的银行的?——用货币。”——(第4518号)“存款又是怎样付出的呢?--也是用货币。”——[第4519号]“能说存款是不同于货币的某种东西吗?——不能。” 奥维尔斯顿(见第26章)总是把“资本”和“货币”混淆起来。他把“货币的价值”也叫作利息，而这个利息是由货币量决定的；“资本的价值”才应该是利息，这个利息是由对生产资本的需求以及由生产资本生出的利润决定的。他说：(第4140号)“资本这个词的使用是很危险的。”——(第4148号)“金从英国输出，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一般来说，货币量的减少自然会引起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因此，按照这种说法，不是资本市场上需求的增加＞。”——(第4112号)“货币从一国输出多少，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多少。国内现有货币量的减少，使这个货币的价值提高。＜在他的理论中，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同商品的价值相比，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由于通货收缩而提高；因此，货币价值的这种提高＝商品价值的下降。但因为在这期间甚至对他来说也无疑地证明了，流通货币量不决定价格，所以，现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减少，就应该提高它作为生息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息率。＞留下的货币的价值的这种提高，会制止货币的流出，并且，这种提高会继续下去，直到它带回足以恢复平衡的货币量时为止。”——奥维尔斯顿的矛盾，下面我们再谈。］后来却作为货币索取权而存在，因为它原来借以存在的货币，现在已经以现实货币的形式处于借款人手中。对贷款人来说，它已经转化为货币索取权，转化为所有权证书了。因此，同一数额的现实货币，可以代表数额极不相同的货币资本。如果我们考察已经发展的信用制度的一般形式，那末，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出借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存款对存款人来说是货币资本。但在银行家手中，它可以只是可能的货币资本，现在它是闲放在银行家的保险柜里，而不是闲放在它的所有者的保险柜里。［注：这里又出现了混乱：存款作为一种要求银行家支付的权利和存入银行家手中的货币二者都成了“货币”。银行家特韦尔斯在1857年银行委员会面前曾举出如下的例子：“我用10000镑开始我的营业。我用5000镑购买商品，堆在我的库房里。我把其余5000镑存在一个银行家那里，以便需要时取出。但我仍然把10000镑全部看作我的资本，虽然其中的5000镑是处于存款或货币形式”(第4528号)。由此，引出了下面一场奇特的辩论：(第4531号)“您已经以银行券的形式把您的5000镑给了某人吗?——是的。”——(第4532号)“这样，这个人就有了5000镑存款吗?——是的。”——(第4533号)“您也有5000镑存款吗?——完全正确。”———(第4534号)“他有5000镑货币，您也有5000镑货币吗?——是的。”——(第4535号)“那最终都是货币吗?——不是。”——这个混乱部分地是这样造成的：存入5000镑的A，可以把这5000镑提出，就象这5000镑仍在他手里一样地支配它。就这一点来说，这5000镑对他执行着可能的货币的职能。但他每一次提款，都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存款额。如果他取出现实的货币，而他原来的货币已经借给别人，那末，他得到的就不是他自己的货币，而是另一个存款人存入的货币。如果他用一张向他的银行家开出的支票，来偿付他对B的债务，B把这张支票存放在自己的银行家那里，而A的银行家也有一张向B的银行家开出的支票，以致这两个银行家只要交换一下支票就行了，那末，由A存入的货币就执行了两次货币的职能：一次是在已经得到A所存入的货币的人手里，一次是在A自己手里。在第二次执行职能时，货币并没有介入，却抵销了债权(A对他的银行家的债权和这个银行家对B的银行家的债权)。在这里，存款执行了两次货币的职能：即作为现实的货币，然后又作为货币索取权。单纯的货币索取权，只能通过债权的抵销来代替货币。］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贷款人、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发展，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的总量也会得到发展。但是，对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需求同时也会增加，因为在这些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经纪人在货币市场上起着主要作用。如果这些证券的所有买卖都只是现实投资的表现，那末似乎可以说，它们不会影响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因为当A出售他的证券时，他所取出的货币，和B投在这种证券上面的货币刚好一样多。可是，甚至在证券虽然存在，但是它原来代表的资本已不存在(至少不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它总是对这样的货币资本相应地产生新的需求。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它都是货币资本，以前由B支配，现在由A支配。 《银行法，1857年》(第4886号)：“如果我说，贴现率是由市场上可以用在商业汇票(不同于其他有价证券)的贴现上的资本量来调节的，按照您的意见，这是不是对决定贴现率的原因的正确表述呢?”——{查普曼：}“不是。我认为，利息率会受到一切容易兑换的有价证券的影响；把问题只局限于汇票贴现上，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象最近流行的那样，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必须以统一公债甚至国库券{为抵押}，并且交付远远高于商业利息率的利息，那末，说我们的商业界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就是荒谬的；实际上它会因此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第4890号)“如果市场上有银行家承认的可靠的和通用的有价证券，所有者又愿意用它来取得货币，那它就一定会影响商业汇票；例如，如果一个人能够以统一公债等等为抵押，按6％的利息把货币贷出，那我就不能同时指望他以商业汇票为抵押，按5％的利息把他的货币贷给我；这种情况对我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我能按6％的利息把我的货币贷出，谁也不能要求我按5.5％的利息为他的汇票贴现。”——(第4892号)“关于那些用2000镑，或5000镑，或10000镑来购买有价证券作为可靠投资的人，我们没有说他们是否在货币市场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您向我问到以统一公债{为抵押}的贷款的利息率时，那末我指的是那些经营数十万镑生意的人，即所谓经纪人，他们认购或在市场上购买巨额的公债，而且必然会把这种证券保留到有利可图的时候把它出售；这种人必然会为这个目的去占有货币。”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象伦敦那样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个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 1848年，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詹姆斯·莫利斯]在上院秘密委员会上作证时说：“货币在证券交易所里通常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便宜”。(商业危机，1848年，1857年刊印，第219号。) 在考察生息资本时已经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几年的长期平均利息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而不是由平均企业主收入率决定的，因为企业主收入本身不外是利润减去利息。［注：见本卷第418--419页。——编者注］ 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对商业利息(即贷款人在商业界进行贴现和放款时确定的利息)的变动来说，在产业周期中，将会出现一个阶段，那时，利息率超过它的最低限度，达到中等平均水平(然后超过这个水平)，而这种运动就是利润提高的结果。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如果利息率长时期一直很高(这里我们说的是象英国那样的国家的利息率，在那里，中等利息率是按较长的时期规定的，这种利息率也表现在为长期贷款所付的利息上，这种利息可称为私人利息)，那末，这首先证明，在这个期间利润率也很高，但决不证明，企业主收入率也很高。这后一种区别，对那些主要是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来说，或多或少是不存在的；他们实现高利润率，因为他们是给自己支付利息的。长期持续高利息率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撇开货币真正紧迫的阶段不说，——是和高利润率一起出现的。但是，很可能，这个高利润率，除去高利息率之后，只留下一个低的企业主收入率。企业主收入率可以在高利润率持续存在时缩减。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企业一经开办，就必须继续下去。在这个阶段，营业在很大程度上单靠信用资本(别人的资本)来进行；而且高利润率有时可以是投机性的，预料性的。在利润率高但企业主收入减少时，高利息率也会有人支付。这种高利息率可以不用利润支付，而用借入的别人的资本支付。在投机时期部分地说就是这样，并且，这种情况还可以在一个时期继续下去。 第二，一种说法是，因为利润率高，所以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长，从而利息率提高；一种说法是，对产业资本的需求增长，因而利息率高。这两种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因此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消失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相反地，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为了把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所以，这时，要求借贷资本的，或者是产业资本家，或者是商人。产业资本家用它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当利息率是由利润率决定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本身，决不可能是利息率提高的原因。较高的工资决不是较高的利润的原因，虽然对产业周期某些特殊的阶段来说，较高的工资可以是较高的利润的结果之一。 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因为对劳动的剥削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进行而增加，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对可变资本需求的增加本身，不是使利润增多，而是相应地使利润减少。虽然如此，由于以上原因，对可变资本的需求会增加，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会增加，而这种情况能够提高利息率。这样，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就超过它的平均水平，就有超过平均数的工人就业，同时利息率也提高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这种商品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变贵，使它的价格上涨，但并没有使利润增多，因为利润恰恰主要是由于这种商品相对便宜而产生的。但是同时——在上面假定的情况下——这种需求会提高利息率，因为它增加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如果货币资本家不是贷出货币，而是转化为一个产业家，那末，他对劳动支付较高的报酬这件事本身，并不会提高他的利润，而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利润。总的情况可能是：虽然如此，他的利润还是提高了。但这决不是因为他对劳动支付了较高的报酬。然而，只要这件事增加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就足以提高利息率。如果其他情况不利，工资却由于某种原因提高了，那末，工资的提高会使利润率下降，但是，会按照它所增加的对货币资本的需求程度使利息率相应地提高。 撇开劳动不说，奥维尔斯顿叫作“对资本的需求”的，只是对商品的需求。对商品的需求提高商品的价格，而不管是需求超过了平均水平，还是供给达不到平均水平。如果产业资本家或商人对自己从前付100镑的同一商品量，现在例如要付150镑，那末，他本来要借100镑，现在就要借150镑，因而在利息率为5％时，他本来要付5镑，现在就要付71/2镑。他所支付的利息量会增加，因为借入的资本量增加了。 奥维尔斯顿先生的全部尝试，就在于把借贷资本的利益和产业资本的利益说成是一致的，而他的银行法却正好打算为了货币资本的利益，而利用这两种利益的差别。 在商品的供给低于平均水平时，对商品的需求所吸收的货币资本不比以前多，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为商品总价值支付的金额是一样的，也许更少，不过用同一金额得到的使用价值量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保持不变，因而利息率不会提高，虽然和商品的供给相比，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因而商品的价格会提高。只有当对借贷资本的总需求增加时，利息率才会受到影响；而在上面的假定中，情形并不是这样。 但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例如，在谷物、棉花等歉收的时候，某种商品的供给低于平均水平，可是因为在这上面进行了投机，价格进一步提高，而提高价格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走一部分供给，所以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增加。为了支付买进的商品而不卖出商品，就要通过商业的“票据业务”获得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会增加，并且利息率也会由于这种人为地阻碍对市场的商品供给的做法而提高。这时，较高的利息率就表现出商品资本供给的人为的减少。 另一方面，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可以因为它的供给已经增长和它的价格低于它的平均价格而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保持不变甚至减少，因为用相同的货币额，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这里，部分地是为了利用对生产有利的时机，部分地是为了等待以后的价格上涨，也可能形成投机性的商品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增加，而利息率的提高就是表明，资本已经投在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的过剩储备中。这里，我们只考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受到商品资本供求的影响时的情况。以前已经说明，再生产过程在产业周期各个阶段中的变动状态，是怎样影响借贷资本的供给的。奥维尔斯顿狡猾地把市场利息率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这个平凡的论点，和他自己所作的借贷资本和一般资本是一回事的假定混为一谈，企图用这个办法把高利贷者变为唯一的资本家，并把高利贷者的资本变为唯一的资本。 在货币紧迫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是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决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决不是对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同时，利息率能够提得很高，而不论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过剩还是不足。只要商人和生产者能够提供可靠的担保品，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对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支付手段的贷放不仅给他们提供货币形式，而且也把他们所缺少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用来支付的等价物提供给他们，那末，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流行的危机理论争论的双方各有正确和错误的地方。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担保品的人，要么自己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断言只缺少资本的人，要么只是玩弄字眼，因为正是这时，由于输入过剩、生产过剩，有大量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资本存在，要么他们说的就只是那些信用骑土，这些人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再也得不到别人的资本来经营业务的境地，因此要求银行不仅帮助他们补偿丧失的资本，而且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投机活动。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了这样的材料，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的价值来衡量，它也因此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种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真正的商品。这一点必然会在两方面显示出来；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更是这样，在那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为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信用货币所代替。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在金流出时，它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了各种强制性的措施，例如提高利息率等等。这种做法，可以由于错误的立法或多或少地被导致极端，这种立法是以错误的货币学说为依据，并且为了货币经营者奥维尔斯顿之流的利益而强加于国家的。但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兑现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唯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 说两个人在互相交易上都有支付逆差，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互相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那很清楚，只要他们的债权不能互相抵销，就余额说，必然会有一方是另一方的债务人。但国与国之间决不是这样。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虽然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最后必须相抵，但支付差额对一国来说还可能是顺差或逆差。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限制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现在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抵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出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发出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此外还有这一情况：对亚洲来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是它的债务人。一旦上述各种情况对另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个国家也会开始输出金银，一句话，会出现支付期限，于是会重复同样一些现象。 在商业信用中，利息，作为信用价格和现金价格的差额，只是当汇票具有比普通期限长的期限时，才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否则，就不会。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接受信用，另一手给予信用。{这和我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弗·恩·}但是，只要贴现以这种形式在这里出现，贴现就不是由这种商业信用调节，而是由货币市场调节。 如果决定利息率的货币资本的供求，象奥维尔斯顿所断言的那样，和现实资本的供求是一回事，那末，利息就必然会因为我们考察的是不同的商品，或者是同一商品的不同阶段(原料、半成品、成品)，而同时是低的又是高的了。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是在4%(1月到9月)、21/2—3%(11月到年终)之间变动的。1845年利息率为21/2%、2 3/4％、3%(1月至10月)，最后几个月是在3％和5％之间。优级奥尔良棉的平均价格，在1844年为61/4便士。在1845年为4 7/8便士。利物浦的存棉在1844年3月3日为627042包；在1845年3月3日为773800包。按照棉花的低廉的价格判断，1845年的利息率必然是低的，而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也确实是低的。但是如按照棉纱来判断，利息率却必然是高的，因为棉纱的价格是相对高的，棉纱的利润是绝对高的。每磅价值4便士的棉花，1845年用4便士的纺纱费就可以纺成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这个棉纱一共只要纺纱者花费8便士，而在1845年9月和10月，他却可以按每磅101/2便士或111/2便士的价格出售(见下述怀利的证词)。 整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如果借贷资本的供求要和一般资本的供求相一致(虽然一般资本的供求这句话是荒谬的；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来说，商品是他的资本的一个形式，但他从来不要求资本本身，他只是不断要求特殊的商品本身，并且把它作为商品——谷物或棉花——来购买和支付，而不管它在他的资本循环中起什么作用)，那就要假定没有贷款人，代替贷款人的是占有机器、原料等等的借贷资本家，他们象出租房屋一样，把这些东西贷给或租给那些自己也有一部分这些物品的产业资本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供给就会和对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相一致，会和对商人的商品的供给相一致。但是，很明显，这样，利润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分配，首先就会完全取决于贷出的资本和使用者所有的资本之间的比例。 按照魏格林先生的说法(银行法，1857年)，利息率是由“闲置的资本量”决定的(第252号)；“只是寻找投资场所的闲置的资本量的指数”(第271号)；这种闲置的资本后来又叫作“流动性资本”(第485号)，他认为流动性资本包括“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其他的流通手段，例如地方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现有的铸币……我把各银行的准备金也列入了流动性资本”(第502、503号)；后来把金条也列入了(第503号)。所以，同一个魏格林又说，“在我们＜英格兰银行＞手里实际握有绝大部分闲置的资本时”，英格兰银行对利息率会有巨大的影响(第1198号)，而按照奥维尔斯顿先生以上的证词，英格兰银行却“没有资本的位置”。魏格林还说： “照我看来，贴现率是由国内闲置的资本量调节的。闲置的资本量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而这种准备金实际上是金属准备。因此，当金属贮藏减少时，就会使国内闲置的资本量减少，从而使其余部分的价值提高。”(第1258号) 约·斯图亚特·穆勒说(第2102号)： “银行为了要维持它的银行部的支付能力，必须竭力充实银行部的准备金；因此，它一旦发觉已有现金流出，它就必须使它的准备金得到保证，或者限制它的贴现，或者出售有价证券。” 如果只考察银行部，准备金就只是存款的准备金。按照奥维尔斯顿的意见，银行部应该只作为银行家来经营业务，而不用考虑银行券的“自动”发行。不过，在真正的货币紧迫时期，英格兰银行就会不顾单由银行券构成的银行部准备金，而紧紧盯住金属贮藏；如果它不想破产，它就必须这样做。因为，随着金属贮藏消失，银行券的准备金也相应地消失；关于这一点，利用1844年银行法对这个问题作了英明处理的奥维尔斯顿先生，应该比谁都清楚。 注释：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一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一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续）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关于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的积累，即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探讨完。 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是一件比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更简单得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以下两点区别开来： 1．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只有后一点，才能包含真正的、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的借贷资本的积累。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只是由于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联系的借贷资本的堆积或过多，是能够发生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周期的两个阶段上：第一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也就是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时期；第二是在已经开始好转但商业信用还不大需要银行信用的时期。在前一种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本；在后一种场合，货币资本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被使用，但利息率很低，因为现在正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迫使货币资本家接受条件的时候。借贷资本的过剩，在第一种场合，表示产业资本的停滞，在第二种场合，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情况，是以货币不断回流，信用期限短，主要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为基础的。依赖别人信用资本的投机家，这时还没有出场；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人，距离几乎纯粹的信用经营还很远。在第一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在第二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它，但不是它的原因。借贷资本的过剩已经减少，仅仅同需求相比还相对地过剩。在这两种场合，现实积累过程的扩大都会得到促进，因为在第一种场合同低廉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以及在第二种场合同缓慢上升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都会增加利润中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繁荣时期的顶点，当利息提高到平均水平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因为这时利息虽然增加了，但是还比不上利润的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时候，借贷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各种纯技术性的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因此，这些准备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虽然这种借贷资本；——它因此又叫作“流动性资本”(floating capital)——始终只是在短期内保持借贷资本的形式(并且也只能用来进行短期贴现)，但是它会不断地流入和流出。一个人把它提出，另一个人就把它存入。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总量(我们在这里说的完全不是定期若干年的贷款，而只是凭汇票和抵押品的短期贷款)，实际上会在同现实积累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增加起来。 《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501号。问：)“您认为，流动性资本是什么？{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这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短期贷款的资本……(第502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地方银行的银行券，以及国内现有的货币量。”——{问：}“如果您认为‘流动性资本’就是能动的通货{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那末，根据委员会现有的证据，这种能动的通货似乎不会发生很显著的变动吧?”{但是，这种能动的通货是由谁预付的，是由贷款人，还是由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自己，这有很大的区别。——魏格林答：}“我把银行家的准备金包括在‘流动性资本’中，这种准备金经常发生显著的变动。” 因此，这就是说，经常发生显著变动的是银行家没有再贷放出去，而是留作他们的准备金——其中大部分在存入英格兰银行时也成为该行的准备金——的存款部分。最后，这位先生说：“流动性资本”就是bullion，即金银条块和金属货币(第503号)。十分奇怪的是，在货币市场这种有关信用的费解的行话中，政治经济学上的一切范畴，都获得了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形式。在这种费解的行话中，“流动性资本”就表示“流动资本”——这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货币就是资本，金银条块就是资本，银行券就是通货，资本就是商品，债务就是商品，固定资本就是投在难于出售的证券上的货币! “伦敦各股份银行……的存款，由1847年的8850774镑，增加到1857年的43100724镑……委员会现有的材料和证词，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个巨大的金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以前不能用于这个目的的源泉；在银行家那里开个户头并把货币存到他那里去的习惯，已经扩大到以前不能用于这个目的的许多源泉；在银行家那里开个户头并把货币存到他那里去的习惯，已经普及到从前不这样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多阶级。被地方私人银行{和股份银行不同}协会派去向委员会作证的该协会主席罗德韦耳先生说，在伊普斯维奇地方，在该区租地农民和零售商当中，这样做的人最近增加了三倍；几乎所有租地农民，甚至那些每年只付地租50镑的人，现在都有了银行存款。大量的这种存款当然要在营业上寻找出路，特别是被吸引到伦敦这个商业活动中心去，在那里它们首先被用在汇票贴现上，或用在给伦敦银行家的顾客发放的其他贷款上。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银行家自己对它没有直接需要，而转到‘汇票经纪人’手里，‘汇票经纪人’则把他们已经为伦敦及各地的人贴现过一次的商业汇票交给银行家，作为贷款的担保。”(银行委员会，1858年第[V页]第8号) 当银行家依据汇票经纪人已经贴现过一次的汇票，贷款给这个汇票经纪人时，他事实上为这种汇票进行了一次再贴现；但实际上，许多这种汇票已经由汇票经纪人再贴现过了，而银行家用来为汇票经纪人的汇票进行再贴现的货币，又被汇票经纪人用来再贴现新的汇票。由此引起的结果是： “空头汇票和空头信用，造成了虚假信用的扩大。地方股份银行为这样的汇票贴现以后，把它拿到伦敦市场的汇票经纪人那里去再贴现，并且单凭银行的信用，而不顾汇票其他方面的性质，这就更助长了虚假信用的扩大。”(同上，[第XXI页第54号]) 关于这种再贴现，以及关于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单纯技术性的增加对信用欺诈所提供的援助，《经济学家》的下面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过去许多年间，资本＜即借贷货币资本＞在国内某些地区积累得比人们能够使用的程度更快，但在其他地区，资本的用途比资本自身增加得更快。当农业区的银行家找不到机会把存款有利地、稳妥地投到本地区时，工业区和商业城市对资本的需要却超过了银行家所能提供的规模。由于不同地区的这种不同情况，近年来一种从事资本分配的新型商行产生了，并且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商行虽然通常叫作汇票经纪人，但实际上是资本雄厚的银行家，这种商行的业务是，技约定的朗限和商定的利息，从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的地区的银行，吸收剩余资本，以及从各股份公司和大商行吸收暂时闲置的资金，并按更高的利息率，把这种货币借给对资本有更多需要的地区的银行；办法通常是对它们的顾客的汇票再贴现……因此，伦巴特街就成了一个大中心，国内的闲置资本通过这个中心，就由不能有利地使用它的地方，转移到需要它的地方去；这种情形适用于国内各地区，也适用于处境与此相似的个人。这种业务原来几乎仅限于凭银行认为适合的抵押品来进行借贷。但是，随着国内资本的迅速增加，以及因银行的设立而带来的资本的日益节约，这种贴现公司所支配的基金已经变得很大，以致它们最初以栈单，后来以提单为担保来发放贷款。这种提单所代表的，是一种根本还没有到达的产品，虽然有时(即使不是经常地)以这种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已经开给商品经纪人了。这种做法立即改变了英国商业的全部性质。伦巴特街这样提供的便利，大大加强了明辛街商品经纪人的地位；商品经纪人又把全部好处给予进口商人，后者已经十分广泛地享用这些好处，如果在二十五年前，凭提单甚至栈单为担保去借款，就会使一个商人的信用破产，但是近年来这种做法已经十分普遍，以致人们已经把它看作一种常规，而再不象二十五年前那样把它看作罕见的例外了。这个制度已经广泛推行，以致伦巴特街的巨额贷款，是凭那些以远方殖民地尚在生长中的农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发放的。这种便利的结果是，进口商人扩大他们的国外营业，把他们以前营业用的(流动性)资本投放在最不可靠的部门，即他们不大可能或完全不能控制的殖民地种植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信用的直接锁链。在我国农业地区，积累的资本，作为小额存款存放在地方银行，并且集中在伦巴特街供人利用。但是，它首先被用来为我国各工矿地区的银行的汇票进行再贴现，以此扩大这些地区的营业；其次是被用来发放以栈单和提单为担保的贷款，为外国产品的进口提供更大的便利，使那些经营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商行的‘合法’商人资本能够游离出来，从而用到海外种植园这种最不可靠的投资部门去。”(《经济学家》1847年第1334页) 这就是信用的“美妙的”交错联系。农村的存款人以为自己只是在他的银行家那里存款，并且以为银行家贷款，总是贷给银行家所认识的个人。他决没有想到，这个银行家会把他的存款交给伦敦一个汇票经纪人去支配，对于这个经纪人的交易，他们两个都丝毫也不能控制。 我们已经看到，象铁路建筑那样大的公共企业，因为股东所缴纳的款项在实际使用前总会有一段时间留在银行手里，由银行支配，所以也能暂时使借贷资本增加。 但是，借贷资本的量和通货的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通货的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个量的一部分，构成银行的数量不断变动的准备金。 “1857年11月12日＜1844年银行法暂停执行的日期＞，英格兰银行包括一切分行在内的准备金总额，只有580751镑；同时存款额为2250万镑，其中约有650万镑为伦敦各银行家所有。”(银行法，1858年第LVII页)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利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通过商业信用以商品形式贷给再生产当事人自己的。 但是，这种借贷货币资本的量，终究不同于流通货币的量，并且是不以后者为转移的。 例如，如果20镑每天贷出五次，那末就有100镑的货币资本被贷出，这同时还意味着这20镑至少已经四次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因为，如果没有购买和支付作为媒介，它就不会至少四次代表资本的转化形式(商品，其中也包括劳动力)，从而不会构成一个100镑的资本，而只会构成五次各20镑的债权。 在信用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借贷货币资本，都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贷款人手里。这个假定至少对整个营业来说是适用的。此外，在营业兴旺时期，在真正的投机尚未盛行之前，由于信用容易取得，信任日益增长，所以流通职能的大部分，则由简单的信用转移来执行，而无须金属货币或纸币介入。 在流通手段量较小时，是否就能有巨额存款，仅仅取决于： 1．同一货币所完成的购买和支付的次数； 2．同一货币作为存款流回银行的次数。它反复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是通过它重新转化为存款来完成的。例如，一个零售商每周把货币100镑存到银行家那里去；银行家用它来支付工厂主存款的一部分；工厂主把它支付给工人；工人把它付给零售商；零售商重新把它存入银行。因此，零售商存入的100镑，第一，是用来支付工厂主的存款，第二，是用来支付给工人，第三，是用来支付给零售商自己，第四，是用来作为这个零售商的货币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存入银行；所以，经过二十周后，如果他自己没有动用这笔存款，他就已经用这100镑在银行家那里存入2000镑了。 这个货币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闲置不用，只有从银行准备金的流入和流出中才能看出。因此，1857年任英格兰银行总裁的魏格林先生得出结论说，英格兰银行的金是“唯一的”准备资本： （第1258号)“照我看来，贴现率事实上决定于国内现有的闲置资本的总额。闲置资本的总额，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这种准备金事实上就是金准备。因此，当金流出时，就会使国内的闲置资本的总额减少，从而使余下的部分的价值提高。”——(第1364号)[纽马奇：]“英格兰银行的金准备，实际上是国内整个营业借以进行的中央准备或现金贮藏……经常影响这种贮藏或准备的是外汇率。”(《银行法报告》1857年) 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可以说明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积累的规模。这些统计材料不断表明，对于英国工业的以十年为一周期的发展时期(1815—1870年)来说，前一个繁荣时期在危机以前的最高点，每次都作为下一个繁荣时期的最低点而再现出来，然后又上升到一个高得多的新的最高点。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在繁荣的1824年，出口产品的实际价值或申报价值是40396300镑。1825年发生危机，出口总额降到这个数额以下，每年在3500万镑到3900万镑之间波动。1834年再度繁荣，出口总额超过了以前的最高水平，达到41649191镑，在1836年达到新的最高点53368571镑。1837年，出口总额又降到4200万镑，以致新的最低点已经高于旧的最高点，然后在5000万镑到5300万镑之间波动。1844年恢复繁荣，出口总额增加到5850万镑，已远远超过1836年的最高点。1845年出口总额达到60111082镑；随后在1846年下降到5700多万镑，1847年约为5900万镑，1848年约为5300万镑，1849年增加到6350万镑，1853年约为9900万镑，1854年为9700万镑，1855年为9450万镑，1856年约为11600万镑，1857年达到最高点，为12200万镑。1858年出口总额下降到11600万镑，但1859年增加到13000万镑，1860年约为13600万镑，1861年仅为12500万镑(在这里，新的最低点再一次高于以前的最高点)，1863年为14650万镑。 当然，在标志市场扩大的进口方面，也可以举出同样的情况；但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只是生产的规模。{不言而喻，以上所述，对英国来说，只适用于它实际上占工业垄断地位的时期。但在世界市场还在扩大的时候，虫上所述，对于拥有现代大工业的所有国家来说也是适用的。——弗·恩·}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资本的积累，既不是商业信用活动发生停滞的表现，也不是实际流通手段或再生产当事人的准备资本的节约的表现。 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货币资本的积累，还可以由于金的异乎寻常的流入而发生，例如1852年和1853年，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新金矿的发现，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这种金被存入英格兰银行。存金人由此取去了银行券，但没有把这些银行券直接再存到银行家那里去。因此，流通手段异常地增加了。(魏格林的证词，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1329号)银行企图通过把贴现率减低到2％的办法，来利用这种存金。积存在银行的金量，在1853年的六个月内，增加到2200—2300万镑。 不言而喻，一切发放贷款的资本家进行的积累，总是直接以货币形式进行的积累，但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进行的现实积累，通常要由再生产中的资本本身的各种要素的增加来实现。因此，只是信用事业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异常集中，就必然会使借贷资本的积累，作为一个和现实积累不同的形式加速进行。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因为它是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而构成这种货币资本家的积累源泉的利润，只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同时也是对别人储蓄所得的利息的一部分的占有)。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我们已经看到，在工业周期的各个不利阶段，利息率能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暂时把一些情况特别不好的营业部门的利润全部吞掉。同时，国家证券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价格则会下降。这正是货币资本家大量购进这种贬值的证券的时机，而这种证券的价格，在以后的阶段，很快又恢复并超过它的正常水平。那时，它又被卖掉，因此公众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就被他们占有了。没有卖出的部分则带来较高的利息，因为它是在降价时买进的。但是，货币资本家赚到的、由他们再转化为资本的全部利润，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它虽然是现实积累的产物，但和现实的积累不同，——甚至在我们只考察货币资本家，银行家等等的时候，就已经表现为这类特殊的资本家的积累了。并且，凡是在信用事业随着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扩大而扩大时，这种积累也都必然跟着增加。 如果利息率低，那末货币资本的这种贬值，主要是由存款人承担，而不是由银行承担。在股份银行发展以前，在英国，全部银行存款的3/4是没有利息的。现在对这些存款也支付利息了，但至少比通常的利息率低1%。 至于谈到其他各类资本家的货币积累，我们要把投在有息证券上并以这种形式积累的部分撇开不说，只考察其中作为借贷货币资本投入市场的部分。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不是作为收入来花费、而是要用于积累、但产业资本家最初还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营业中利用的那部分利润。这个利润直接存在于商品资本中，构成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并且和商品资本一起实现为货币。现在，如果这个利润不再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要素(我们先把商人撇开，以后再专门来谈他们)，那末，它就必须在货币形式上停留一段时间。甚至在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这部分利润的总量也会随着资本本身总量的增加而增加。要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部分，是会逐渐消费掉的，但在消费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它会作为存款，构成银行家的借贷资本。因此，甚至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部分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逐渐的不断反复的积累。用于积累的另一部分，也是这样。因此，随着信用事业及其组织的发展，甚至收入的增加，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积累。并且，一切逐渐消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等，也是这样。它们都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一切收入，不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只要它存在于某种货币形式中，它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但不是生产资本本身。如果一个纺纱业主把他的棉纱换成棉花，但把其中构成收入的部分换成货币，那末他的产业资本的现实存在，就是已经转到织布业主或者例如私人消费者手中的棉纱，而棉纱不管是用于再生产还是用于消费，都既是它包含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又是它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存在。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棉纱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但剩余价值一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就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价值存在。而货币作为这种存在，就变成了借贷资本的要素。如果这个货币没有被它的所有者本人贷出，只要它变为存款，它就可以变成借贷资本的要素。但是，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个货币就必须先达到一个确定的最低限额。 注释：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十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十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我们现在在考察信用制度时要遇到的仅有的几个困难问题是： 第一，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资本的所谓过剩[plethora]，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呢?这种过剩即货币资本的供给过剩，是否与停滞的货币总量(金银条块、金币和银行券)的存在相一致，从而现实货币的过剩，是否就是借贷资本的上述过剩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呢? 第二，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么程度上与货币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 在以上考察货币资本和货币财产的积累的特殊形式时，我们已经把这种积累的形式归结为对劳动的占有权的积累。前面已经说道，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注：“国家有息证券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资本，它代表用来偿还国债的一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资本已经消耗掉了；它是国债的分母，但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这笔资本，因为这笔资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财富必然会由产业劳动产生；而在这个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那些曾经贷出这个被消耗掉的财富的人；这个部分是用课税的方法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给国家债权人的。并且人们根据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页)］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固然是现实资本的证书，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正如提货单在货物之外，和货物同时具有价值一样。它们成为并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这是因为现实资本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并且不会由于这种复本的转手而改变所有者。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象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而单纯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时，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象的财富，按照它的原来具有一定的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注：一部分积累的借贷货币资本，事实上只是产业资本的表现。例如，1857年，英国向美国铁路和其他企业投资8000万镑，这笔投资几乎完全是靠输出英国商品实现的。对于这些商品，美国人没有偿还分文。英国的出口商人凭这些商品开出在美国兑付的汇票，英国的认股人就购进这种汇票，寄到美国去缴付他们已经认购的股金。］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的部分。 为了尽快地解决问题，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贷款人)手中的，即私人货币资本家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不过在任何场合下都证明，他们握有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 让我们在较狭小的范围内来谈谈这个问题：国家证券也象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它们是资本出借的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借贷资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直接作用来说，必须指出下面一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拿汇票来贴现或申请一笔贷款时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需要的是货币。所以，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货币，他就把那些有价证券抵押或卖出去。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借贷资本的积累，具体地说，也就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房屋、机器或其他固定资本的借贷。我们也不涉及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在商品上和在再生产过程范围内进行的借贷，虽然我们对于这点也要预先进行比较仔细的研究。我们这里只研究银行家作为中介人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发放的贷款。 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我们首先撇开银行家的信用不说，它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例如，纺纱业者A要向棉花经纪人B兑付一张汇票，棉花经纪人B要向进口商人C兑付一张汇票。现在如果C又出口棉纱(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这张汇票购买A的棉纱，纺纱业者A又可以用这张由C支付而得到的、要经纪人B自己兑付的汇票，来偿付经纪人B。在这里，至多只有差额要用货币支付。这全部交易只是棉花和棉纱交换的媒介。出口商人只代表纺纱业者，棉花经纪人只代表棉花种植业者。 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销，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取决于只是延期的W—G。如果纺纱业者从棉织厂主那里得到一张汇票，这个棉织厂主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把他投放市场的棉布出售，就可以兑付这张汇票。如果谷物投机商人向他的代理人开出一张汇票，这个代理人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按预期的价格把谷物出售，就能够支付货币。因此，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不断进行。但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发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 第二，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首先，支出的一大部分，例如工资、税款等等，总是要用现金支付。其次，B从C那里得到一张代替付款的汇票，但他本人在这张汇票到期之前就要向D兑付一张到期汇票，为此，他必须握有现金。一个如此完全的再生产循环，象我们上面假设的由棉花种植业者到棉纺纱业者、又由棉纺纱业者到棉花种植业者的循环，只能是一个例外，实际上这种循环总要在许多点上发生中断。我们在论述再生产过程时(第2卷第3篇[131])已经看到，不变资本的生产者彼此用一部分不变资本进行交换。这样一来，汇票就能或多或少地互相抵销。从生产的上升序列来看，棉花经纪人向纺纱业者，纺纱业者向棉织厂主，棉织厂主向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向进口商人(也许又是棉花进口商人)签发汇票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与此同时，并没有发生交易的循环，因而，并没有发生债权序列的回转。例如，纺纱业者对织布业者的债权，就不能用煤炭供应商人对机器制造业者的债权来抵销；纺纱业者在他的营业中，对于机器制造业者，从来不会有相反的债权，因为他的产品，棉纱，从来不会成为机器制造业者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因此，这样的债权只有用货币来结算。 这种商业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来考察是：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很明显，随着劳动生产力，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1．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3．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 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间由买者支付。例如，棉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纺纱业者手中，棉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棉织厂主手中，棉布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商人手中，然后它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该商人手中转移到出口商人手中，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出口商人手中转移到一个在印度经商的商人手中，该印度商人把它出售，用以购买靛蓝等等。在这样转手的时候，棉花已经完成了它转化为棉布的过程，棉布最后运到印度，并同靛蓝交换，靛蓝被运到欧洲，在那里再进入再生产过程。在这里，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都以信用为媒介，纺纱业者没有对棉花支付现金，棉织厂主没有对棉纱支付现金，商人也没有对棉布支付现金等等。在过程的最初几个行为中，商品棉花通过了不同的生产阶段，而这种转移是以信用为媒介的。但是，一旦棉花在生产中取得它的最后的商品形式，同一商品资本就只要经过各种商人之手，这些商人把它运到远方市场，最后一个商人才最终地把它卖给消费者，以便购买进入消费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其他商品。因此，在这里必须把两个时期区分开来：在第一个时期，信用在同一物品生产的各实际相继的阶段中起中介作用；在第二个时期，它只是在商人之间的转手(其中包括运输)中，即在W—G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在这里，商品至少总还是处在流通行为中，所以总还是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中。 因此，在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可见，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媒介，即不仅是W—G，而且也是G—W和现实生产过程的媒介。把银行家的信用撇开不说，再生产循环内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有大量闲置资本打算贷出和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是表明资本在再生产过程内已被大量动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1．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2．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找不到销路。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1．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也就是停滞在它的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因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2．因为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纺纱业者缩减了生产，并且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因此，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此外，撇开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通过信用而得到了发展)，这种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危机好象只能由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普遍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 不过，除了这种商业信用外，现在还有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贷款，同银行家和贷款人对他们的贷款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贷款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资本的现实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有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那种专门以伪造汇票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贷款人，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还能平静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奥维尔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总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的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物价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仅仅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萎缩造成的。当物价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范围，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没有谈到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显得充裕了。不过，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谈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例如，1847年危机后，就发生了“交易紧缩，货币过多”的现象(《商业危机》1847—1848年证词第1664号)。“因为商业几乎完全停顿，投资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第45页，利物浦皇家银行董事霍奇森的证词)。这些绅士(而霍奇森还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为了说明这种现象而发表过什么谬论，从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看到。 “货币紧迫＜1847年＞是由国内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所引起的，而这种减少部分地是由于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物必须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于流动资本(floating capital)转化为固定资本而造成的。”[同上，第63页] 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怎么会减少国内的货币资本，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拿铁路这个当时的主要投资项目来说，无论或纸币都没有用来架设桥梁和铺设铁轨，并且购买铁路股票的货币，只要它的存入是为了交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银行存款完全一样地执行职能，正如上面指出的，甚至还会暂时增加借贷货币资本；而这些货币在实际用在建筑上的时候，它们就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国内流通。如果仅仅说固定资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由于不能出口，就会失去出口货换来的收入所形成的可供支配的资本，从而也就会失去现金或金银条块形式上的收入，如果只是就这一点来说，那末，货币资本会由于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而受到影响。不过，当时英国的出口货，在国外市场上也是大量堆积，卖不出去。当时曼彻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厂主，把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正常资本投在铁路股票上面，于是不得不靠借入资本来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他们来说，流动资本实际上已经固定下来，因此，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们把属于自己企业的资本提取出来，不是投到铁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说采矿业方面，并且采矿业的产品铁、煤、铜等等本身也是流动资本，其结果还是一样。——当然，由于歉收、谷物进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则是一件和铁路投机毫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把自己的货币投到铁路方面，几乎所有商行都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同上，第42页]——“各商行都把这样大量的货币贷给铁路，结果这些商行不得不通过汇聚贴现的方式再向银行取得大量贷款，以便维持自己的营业。”(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67页)“在曼彻斯特，铁路投机使许多人遭到巨大损失。”(罗·加德纳，同上，证词第4884号。在第1卷第13章第3节c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1847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疯狂投机。但是还有别的情况促使这个部门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产： “它们有雄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它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靛蓝厂和制糖厂上了。后来，当它们的债务达50—60万镑时，它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兑付它们的汇票了，最后才发觉，为了兑付它们的汇票，只有完全依靠它们的信用”(查·特纳，利物浦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人，同上，第730号)。 再看看加德纳的证词(同上，第4872号)： “中国条约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了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因此，除了现有的全部工厂外，又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第4874号)“这种生意做的怎样呢?——倒霉透了，真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1844年和1845年对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收回；因为茶叶是主要的回头货，并且因为使我们产生很大的期望，所以我们工厂主都确信茶叶税会大大降低。” 请看英国工厂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 “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贸易，不是受国外市场购买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国内我们对作为我国工业品的回头货而得到的那些产品的消费能力的限制。” (那些和英国通商的比较穷的国家，当然可以对任何数量的英国工业品进行支付和消费，而遗憾的是，富有的英国竟不能消化作为回头货的产品。) （第4876号)“起初我运出一些商品，出售时大约亏损15％，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代理商购买茶叶的价格，可以使我在英国转卖这些茶叶时，获得一笔足以补偿上述损失的利润；结果我非但没有获得利润，有时反而亏损25％，甚至50％。”——(第4877号)“工厂主出口是自负盈亏吗?——主要是这样的；商人好象不久就发觉，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们怂恿工厂主采取委托销售的办法，而不必亲自参与。” 可是，在1857年，损失和破产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为这一次是工厂主让商人对国外市场商品过剩承担了“自负盈亏”的责任。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参看下面举出的关于伊普斯威奇地区的例子，在1857年以前的几年间，那里的租地农民的存款增加了三倍［注：见本卷第563页。——编者注］)，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因此实行了低利息率。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的骑士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设。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它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注：{我曾在别的地方[133]指出，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稍微的营业好转和比较持久的不振这样一种在不同的工业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比较慢性的延缓的交替。但这里也许只是周期持续时间的延长。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象在预示这一点。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弗·恩·}］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荣期——中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欺诈盛行的时期，生产力紧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能否兑现，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态变化，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厂商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象这么厉害。 关于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还要指出：商品资本本身同时也是货币资本，是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的价值额。作为使用价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这些物品在危机期间出现过剩。但是，作为货币资本自身，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它总是处在不断的扩张和收缩中。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商品资本在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这个属性中会表现收缩。商品资本对它的持有者和这些持有者的债权人(以及作为汇票和贷款的担保)来说，同它被买进和用作贴现和抵押的依据的时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货币资本。如果这就是认为一国的货币资本在货币紧迫时将会减少的那种主张所说的意思，那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而价格的这种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涨相抵销。 非生产阶级和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的收入，在同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同时发生的价格猛涨时，绝大部分还是保持不变。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会相对下降，同时他们对再生产总额中平常应归他们消费的那部分的补偿能力也会相对下降。他们的需求即使在名义上保持不变时，实际上也在减少。 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支付差额方面。例如英国正苦于金的流出。它进口过多。但同时，所有别的国家堆积着过多的英国商品。所以，它们也进口过多或被输入过多。(当然，在凭信用出口的国家和不凭信用或只很少凭信用进出口的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过，后一类国家仍然会凭信用进口；只有在商品按委托销售办法[117]运到那里去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即必须立即结清的各种到期支付的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差额对它来说是顺差。这后一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它提供信用，另一方面又贷给外国大量资本，于是除了真正的贸易回头货外，还有大量商品流回本国。(但是，危机有时候也会先在美国，在这个从英国接受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最多的国家爆发。)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之所以结清了英国的支付差额，部分是由于英国进口商人宣告破产(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部分是由于在国外廉价抛售一部分英国商品资本，部分是由于出售外国有价证券，买进英国有价证券等等。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对它来说，支付差额暂时是顺差。但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平时适用的期限，由于危机而废除或缩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结清。因此，同样的事情也在这里重演了。现在英国有金流回，而另一个国家则有金流出。一国进口过剩，在另一国就表现为出口过剩，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是，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歉收等等，而是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都发生了生产过剩，而由于信用和随信用发生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过剩更加严重了。 1857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象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期限的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于是金流出的现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这个现象的普遍性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必须结清总账，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 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自1830年以来，值得提到的经济学文献主要是论述通货、信用和危机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单从英国的立场出发来考察危机时期贵金属的输出，不管汇兑率怎样变动，总是把这种输出看作纯粹一国的现象，完全闭眼不看如下的事实：如果他们的银行在危机时期提高利息率，那末，欧洲其他一切银行也会这样做，如果今天在英国对金的流出大声叫苦，那末，明天在美国，后天在德国和法国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喊。 1847年，“英国所负的债务＜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年) 因此，当英国的危机由于银行立法而变得尖锐化时，这种立法不过是一种手段，在饥荒时期先向谷物出口国骗取谷物，然后再赖掉它们的谷物货款。所以，那些本身也多少苦于物价上涨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就禁止谷物出口，这是对付英格兰银行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手段，因为该行计划“用破产的办法”来“偿还”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债务”。谷物生产者和投机商为本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比他们为英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资本要合算得多。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特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在它们本身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在证券交易所内流通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缺乏强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股票的价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减少，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注释：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九章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二十九章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一下银行资本是由什么组成的。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富拉顿等人把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如果考虑到金的流出，也是作为世界货币）的货币的区别，转化为通货和资本的区别。 资本在这里所起的特别作用，使得这种银行家的经济学千方百计地要人相信货币事实上是真正的资本，就象启蒙经济学千方百计地要人相信货币不是资本一样。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会说明，他们在这里是把货币资本和在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moneyedcapital）混为一谈了。其实，前一种意义上的货币资本，始终只是同资本的其他形式即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相区别的资本的一种经过形式。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现金（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再把有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总之，各种有息的而和汇票有本质差别的证券。这里还可以包括不动产的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入资本。对那些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来说，这里还包括银行券。我们首先把存款和银行券撇开不说。很明显，银行家资本的这些实际组成部分——货币、汇票、有息证券——决不因为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银行家自有的资本，还是代表存款即别人所有的资本，而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论银行家只用自有的资本来经营业务，还是只用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来经营业务，银行家资本的上述区分仍然不变。 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 事情是简单的：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除非这25镑的源泉（不论它是单纯的所有权证书，即债权，还是象地产一样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可以直接转移，或采取一种可以转移的形式。我们拿国债和工资为例来说。 国家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对于国家的债权人来说，1．他持有一张比如说100镑的国债券；2．他靠这张国债券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额，比如说5镑，或5％；3．他可以随意把这张100镑的债券卖给别人。如果利息率是5％，国家提供的保证又很可靠，那末所有者A通常就能按100镑把这张债券卖给B因为对B来说，无论是把100镑按年息5％借给别人，还是通过支付100镑而从国家的年赋税中保证每年得到5镑，是完全一样的。但在这一切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不仅是说给国家的贷款已经不再存在。这种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而只有通过作为资本投入，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对于原债权人A来说，他在年税收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就象对高利贷者来说，他在浪费者的财产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一样，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贷款都不是作为资本支出的。国债券出售的可能性，对A来说，代表着本金流回的可能性。对B来说，从他私人的观点看，他的资本是作为生息资本投入的。但就事情本身来看，B只是代替了A，买进了A对国家的债权。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 为了同国债资本对比，——在国债的场合，负数表现为资本；因为生息资本总的说来是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我们现在来考察劳动力。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50镑，利息率等于5％，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1000镑的资本。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例如在配第那里），这已经是一种流行的观念，但是一直到今天，一部分是庸俗经济学家，另一部分主要是德国的统计学家［注：“工人有资本价值，如果我们把他的常年服务的货币价值看作是利息收入，就会发现这个资本价值……只要……把平均日工资按4％的利息率资本化，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平均价值：在德意志—奥地利是1500塔勒，在普鲁士是1500，在英格兰是3750，在法国是2000，在俄国内地是750塔勒。”（弗·雷登《比较统计学》1848年柏林版第434页）］，还非常热中于这个观念。在这里，不幸有两件事情不愉快地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其实，他的劳动力的年价值只等于他的年平均工资，而他必须通过劳动补偿给劳动力的买者的，却是这个价值本身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这个价值的增殖额。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有一个资本价值，即他的购买价格。如果他被出租，承租人就首先要支付这个购买价格的利息，此外要补偿这个资本的年损耗。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看成是每年有权取得100镑的法律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象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注：见本卷第493—494页。——编者注］，信用制度怎样创造了一种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就是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预付的、以便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这时，A或B把他的证书转化为资本，而C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单纯的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种假象，好象除了它们可能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构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但是，假定现实资本的增殖不变，或者假定象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经由法律规定，并且又有充分保证，那末，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由5％涨到10％，保证可得5镑收益的有价证券，就只代表50镑的资本。如果利息率降到[2+（1/2）]％，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表20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因此，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所有者取得的收益，象国家证券那样是不变的，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象在产业企业中那样会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在这两种场合，这种价格跌落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除了上述贬值以外，还会进一步贬值。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除非它们代表的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它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注：｛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当商品和有价证券在巴黎大跌特跌并且完全卖不出去时，利物浦有个瑞士商人兹维尔亨巴尔特先生（他是亲自对我父亲讲这件事的），把他一切能换的东西都换成货币，带着现金来到巴黎去找路特希尔德，向他提议合伙做一笔生意。路特希尔德凝视着他，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两个肩膀问：“你身边有钱吗？”——“有，男爵先生！”——“好吧，让我们合伙吧。”于是他们两个做了一笔漂亮的生意。——弗·恩·｝］ 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 “到1847年10月23日，公债以及运河和铁路股票已贬值114752225镑。”（《商业危机》1847—1848年［第3800号］，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的证词。）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象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copital）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 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贷款人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因此，从汇票所代表的金额中扣除多少，这要看当时的利息率而定。 银行家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是由金或银行券构成的货币准备。存款，如果没有立据规定较长的期限，随时可由存款人支取。这种存款处在不断的流动中。不过，在有人支取时，又有人会存入，所以，在营业正常进行时，存款的一般平均总额很少变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存款总是存入货币——金或银行券，或者存入对它们的支取凭证。除了根据实际流通的需要时而收缩时而扩大的准备金外，事实上，这种存款一方面总是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里，他们的汇票靠存款来贴现，他们也是靠存款来取得贷款；另一方面，这种存款是在有价证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经纪人）手里，或者在已经出售有价证券的私人手里，或者在政府手里（例如在发行国库券和举借新债的场合）。存款本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它们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销时，它们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银行家那里，由他在各账户之间进行抵销，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银行，由各该银行互相交换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注：｛在最近几年，资本这种增加一倍和两倍的现象，例如，已由金融信托公司大大发展了。这种金融信托公司，在伦敦的交易所报告内已占有特殊一栏。这种公司是为了购买某种有息证券，例如外国的国家证券、英国的市政债券、美国的公债券、铁路股票等等而成立的。资本，比如说200万镑，是通过认股的方法筹集的。董事会买进了相应的有价证券，或在这上面多少主动地作一些投机，并且在扣去各项开支以后，把年利息收入作为股息分配给各个股东。——其次，还有些股份公司习惯于把通常的股票分为两类：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的利息率是确定的，比如5％，当然，这以总利润许可这样付息为前提。付息后如有剩余，就由普通股获得。这样，优先股的“可靠”的投资，就或多或少和普通股的真正的投机分开了。因为有些大企业不愿采用这个新办法，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公司，它们把一百万镑或几百万镑投在这些企业的股票上，然后按这种股票的名义价值发行新的股票，其中一半为优先股，一半为普通股。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股票增加了一倍，因为它们是发行新股票的基础。——弗·恩·｝］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对银行家的贷款，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保管的现金存在的。如果存款用在汇划业务上，它们就会在银行家把它们贷出以后，对银行家执行资本的职能。银行家彼此之间通过销账办法，来互相偿付他们对这种已经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凭证。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斯密曾说： “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依靠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许多次的借贷，正象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例如，A借给W1000镑，W立即用来向B购买价值1000镑的商品。B因为不需要用钱，所以又把这1000镑借给X，X又立即用来向C购买价值1000镑的商品。C又用同一方法，由于同一理由，把这1000镑借给Y，Y再用来向D购买商品。因此，同一些金币或纸币，在数日之内，就可以用来借贷三次和购买三次，而每一次在价值上都和这个货币总额相等。A、B、C是三个有钱的人，W、X、Y是三个借钱的人，前者转给后者的是进行这种购买的权力。这些借贷的价值和效用都是由这种权力构成的。这三个有钱的人所贷出的资本，等于用这个资本所能够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所以等于购买时所使用的货币的价值的三倍。但是，只要这些债务人购买的商品使用适当，能及时收回同等价值的金币或纸币，并取得利润，那末，这些借贷仍然可以具有十分可靠的保证。就象同一些货币能够用来进行等于其价值三倍以至三十倍的借贷一样，它们也能够用来依次进行偿还。”（第2篇第4章[130]）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许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许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只是货币不通过购买而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对任何一个卖者来说，货币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而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说货币在各次借贷中先后代表各个资本，其实只不过是以前那种认为货币能先后实现各个商品价值的说法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货币还充当流通手段，使那些物质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借贷中，它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在借贷中，贷出者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把货币转给另一个人。如果A把货币借给B，B又把货币借给C，而没有以购买作为媒介，那末同一个货币就不是代表三个资本，而只是代表一个资本，一个资本价值。它实际代表多少个资本，就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 亚·斯密关于一般借贷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存款；因为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A那里存入的1000镑，明天又会付出，在B那里存入。后天又由B付出，在c那里存入，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同一个1000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联合王国全部存款的9/10，除了记在银行家的账簿上，由他们进行结算外，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例如苏格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在那里，货币流通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但存款却有2700万镑。如果不发生向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只要同一个1000镑反复流回，就能够同样容易地抵销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同一个1000镑今天由某人用来抵销他对某个零售商人的债务，明天由这个零售商人用来抵销他对某批发商人的债务，后天由这个批发商人用来抵销他对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同一个1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通货论》第62、63页） 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 让我们再一次听听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先生是怎么说的： “私人银行的准备金，以存款形式存放在英格兰银行手里。金流出的影响首先好象只涉及英格兰银行；但它会同样对其他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影响，因为这也是它们存放在我们银行里的准备金的一部分的流出。它还会对一切地方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同样的影响。”（《商业危机》1847—1848年［第3639、3642号］） 可见，这些准备金最后实际上会并入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注：｛此后，这种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用1892年11月伦敦十五家最大银行的银行准备金公报（引自1892年12月15日《每日新闻》[106]）来证明： 银行名称负债(镑) 现金准备(镑)现金准备对负债的百分比 西蒂银行9317629746551 8.01 京都银行113927441307483 11.47 帝国银行3987400447157 11.22 劳埃德银行238009372966806 12.46 伦敦韦斯明斯待银行246715593818885 15.50 伦敦西南银行5570268812353 14.58 伦敦股份银行121279931288977 10.62 伦敦内地银行88144991127280 12.79 伦敦郡银行371110353600374 9.70 国民银行111638291426225 12.77 国民地方银行419073844614780 11.01 帕尔斯联合银行127944891532707 11.98 普雷斯科特公司4041058538517 13.07 伦敦联合银行155026182300084 14.84 威廉斯—迪肯—曼彻斯特公司104523811317628 12.60 总计232655823 27845807 11.97 在这大约2800万镑的准备金中，至少有2500万镑存入英格兰银行，至多只有300万镑现金存放在这十五家银行自己的保险箱内。但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现金准备，在1892年同一个11月内，一直不满1600万镑！——弗·恩·｝］ 但是，这种准备金也有双重存在。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准备金，等于该行有权发行的银行券超过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额。该行银行券的法定最高限额＝1400万镑（发行这个数额，不需要有金属准备；这个数额大约等于国家对该行所负的债务），加上该行的贵金属储备额。因此如果贵金属的储备额＝1400万镑，该行就可以发行银行券2800万镑。而如果其中有2000万镑在流通，银行部的准备金就＝800万镑。这时，这800万镑银行券按照法律就是该行可以支配的银行家资本，同时又是该行接受存款的准备金。如果现在金的流出使该行的金属储备额减少600万镑，——因而必须销毁同样数额的银行券，——那末银行部的准备金也就会由800万镑减少到200万镑。一方面，该行将会大大提高它的利息率；另一方面，那些在该行拥有存款的银行以及其他存款人将会发现，作为他们自己在该行存款的保证的准备金已经大大减少。1857年，如果英格兰银行没有得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118]的“政府指令”［注：｛1844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使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而不顾它手中有多少金准备可以作为保证；这样，使它可以创造任何数量的纸票形式的虚拟货币资本，从而用来借给各个银行和各个汇票经纪人，并且通过他们，借给商业界。——［弗·恩·］｝］，伦敦四家最大的股份银行就要强行提取它们的存款，从而使银行部破产。因此，尽管发行部还有好几百万镑（例如1847年有800万镑）作为流通的银行券兑现的保证，银行部还是会象1847年一样垮台。不过，银行券兑现的这种保证也是幻想的。 “银行家自己不直接需用的存款的大部分，都转到‘bill-brokers’〈按字面是汇票经纪人，事实上是半个银行家〉手里，而后者作为借款的保证交给银行家的，是他们已经为伦敦或其他地方的人贴现的商业票据。这种汇票经纪人对银行家负责偿还这种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这种交易的数额非常巨大，连现任｛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在作证时也说：‘我们知道某个经纪人有500万镑，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另一个经纪人有800万到1000万镑；一个有400万镑，另一个有350万镑，第三个有800万镑以上。我这里说的是掌握在经纪人手里的存款。’”（《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1858年第Ⅴ页第8号） “伦敦的汇票经纪人……在进行巨额交易时，没有任何现金准备；他们指望陆续到期的汇票的收入，在紧急时，就指望用他们已贴现的汇票作保证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同上，第Ⅷ页第17号］——“1847年，伦敦有两家汇票经纪人公司停止支付，后来又恢复营业。1857年它们再一次停止支付。其中一家在1847年的负债额约计为2683000镑，而资本为180000镑；1857年的负债额为5300000镑，而资本也许不超过1847年的四分之一。另一家的负债额两次都在300万到400万之间，而资本却不超过45000镑。”（同上，第ⅩⅪ页第52号） 注释： [106]《每日新闻》（《TheDaily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1846年至1930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第410、536页。 [118]关于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见本卷第34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第460、475、490、537页。 [130]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阿伯丁发行，1848年伦敦版第236页。——第53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八章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八章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图克［注：这里，我们把第390［注：见本卷第455页。——编者注］页上曾经用德文摘引过的图克的话的原文抄录如下：“Thebusinessofbankers，settingasidetheissueofpromissorynotespayableondemand，maybedividedintotwobranches，correspondingwiththedistinctionpointedoutbyDr．（Adam）Smithofthetransactionsbetweendealersanddealers，andbetweendealersandconsumers．Onebranchofthebankers’businessistocollectcapitalfromthosewhohavenotimmediateemploymentforit，andtodistributeortransferittothosewhohave．Theotherbranchistoreceivedepositsoftheincomesoftheircustomers，andtopayouttheamount，asitiswantedforexpenditurebythelatterintheobjectsoftheirconsumption…theformerbeingacirculationofcapital，thelatterofcurrency．”〔“银行家的业务，除了发行凭票即付的银行券以外，可以分成两部分，这同（亚当·）斯密博士指出的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二者的区别是一致的。银行家的业务，一部分是从那些不能直接运用资本的人那里收集资本，把它分配给或转移给能够运用它的人。另一部分是从顾客的收入接受存款，并在顾客需要把它用于消费的时候，如数付给他们……前者是资本的流通，后者是货币的流通。”〕（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36页）前者是“一方面集中资本，另一方面分配资本”，后者是“为周围地区的地方需要而调节流通”（同上，第37页）。——金尼尔的下面这段话，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货币是用来完成两种本质上不同的行为的。作为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手段，它是使资本转移的工具；也就是使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同等量的商品形式的资本相交换。但是，为支付工资而支出的货币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买卖上支出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这是社会收入中用于日常开支的部分。这种货币在经常的日常开支上流通；只有这种货币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叫作流通手段（currency）。资本的贷放，完全取决于银行或其他资本所有者的意志，——因为借款人随时可以找到；但流通手段的总量，取决于社会需要。货币就是在社会需要的范围内为日常开支的目的而流通”。（约·金尼尔《危机和通货》1847年伦敦版［第3、4页］）］、威尔逊等人指出的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他们在指出这种区别时，把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作为一般货币资本的流通手段和作为生息资本（英语是moneyedcapital）的流通手段之间的区别，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可以归结为如下两点。 一方面，流通手段，在它对收入的花费，对个人消费者和零售商人之间的交易起中介作用时，是作为铸币（货币）流通的。零售商人这个范畴，包括一切向消费者——与生产消费者或生产者相区别的个人消费者——出售商品的商人。在这里，货币是以铸币的职能进行流通的，虽然它不断地补偿资本。一个国家的货币的一定部分会不断执行这种职能，虽然这个部分是由不断变换的一枚一枚的铸币构成的。另一方面，在货币对资本的转移起中介作用时，不管它是充当购买手段（流通手段）还是充当支付手段，它都是资本。所以，使它和铸币区别开来的，既不是它作为购买手段的职能，也不是它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即使在商人和商人之间，它也可以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只要他们彼此用现金进行购买；同时它也可以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只要提供信贷，从而收入可以先被消费，后被支付。因此，区别在于：在第二个场合，这个货币不仅为一方即卖者补偿资本，而且被另一方即买者作为资本来支出，来预付。因此，区别事实上是收入的货币形式和资本的货币形式之间的区别，而不是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因为货币的一定量部分，会作为媒介在商人之间流通，同样也会作为媒介在消费者和商人之间流通，所以在两种职能上，它都同样是通货。但是，在图克的见解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混乱，这是由于： 1．混淆了职能上的规定； 2．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合计需要多少流通货币量的问题； 3．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从而在再生产过程的两个领域内流通的流通手段量互相保持相对比例的问题。 关于第1点：混淆职能上的规定，即分不清货币在一种形式上是通货（currency），在另一种形式上是资本。只要货币在这种或那种职能上发挥作用，不管是实现收入还是转移资本，它都是在买卖中或在支付中，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货币在它的支出者或接受者的计算中具有的进一步规定，即货币对他来说代表资本还是代表收入这个规定，绝对不会对这点有任何改变；并且这件事也从两方面表示出来了。虽然在两个领域内流通的货币属于不同的种类，但同一货币，例如一张5镑的银行券，会由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交替完成两种职能；单是因为零售商人只能在他从自己的买者那里得到的铸币的形式上赋予他的资本以货币形式，这个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假定，真正的辅币主要是在零售商业领域内流通；零售商人要不断用它来找零钱，并在他的顾客付款时不断把它收回。但他也接受货币，即接受充当价值尺度的金属的铸币，在英国就是接受金镑甚至银行券，例如5镑和10镑的小额银行券。这种金币和银行券，再加上一些剩余的辅币，会每日或每周由他存入他的银行，然后根据他在银行里的存款开出支票来偿付他所购买的东西。可是这同一些金币和银行券，又会不断被作为消费者的全体公众，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例如工厂主在支付工资时使用的零钱）作为他们的收入的货币形式再从银行那里取走，并且不断流回到零售商人那里，从而使这些零售商人重新实现他们的资本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使他们重新实现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这后一种情况是重要的，可是完全被图克忽视了。只有当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来使用时，在再生产过程的开始阶段（第2卷第1篇[127]），资本价值才纯粹作为资本价值而存在。这是因为在生产出来的商品中不仅包含资本，而且已经包含剩余价值；这些商品不仅是可能的资本，而且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包含收入源泉的资本。因此，零售商人为了货币到他那里的回流而出售的东西，即他的商品，对他来说，是资本加上利润，资本加上收入。 其次，当流通的货币流回到零售商人那里时，它会重新成为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 因此，把流通作为收入的流通和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区别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是完全错误的。图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他单纯站在发行自己的银行券的银行家的立场上。银行家的不断处在公众手中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的银行券数额（虽然这个数额不断由不同的银行券构成），除了纸张和印刷以外，无须他花费分文。这是对他自己签发的流通债券（汇票），但它们会为他带来货币，因而会成为一种使他的资本增殖的手段。然而它们和他的资本有区别，不管是自有的资本还是借入的资本。因此，对他来说，在通货和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同概念规定本身毫无关系，至少和图克所提出的那些概念规定毫无关系。 这种不同的规定性——货币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还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首先不会改变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性质；不管货币在完成这个职能还是在完成那个职能，它都会保持这个性质。诚然，当货币以收入的货币形式出现时，它更多地是作为真正的流通手段（铸币、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因为这些买卖活动是分散的，并且因为大多数的收入花费者，工人，相对地说很少能够进行赊购；而在流通手段是资本的货币形式的那种商业界交易中，部分地由于集中，部分地由于信用制度起支配作用，货币主要是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和作为购买手段（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属于货币本身的区别；不是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因为在零售商业中流通的，多数是铜币和银币，在批发商业中流通的，多数是金币，所以银币和铜币为一方和金币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通货和资本的区别。 关于第2点：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合计需要多少流通货币量的问题。只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流通，——无论它在两个领域中的哪一个领域内流通，也不管它的职能是实现收入还是实现资本，——对于它的流通总量来说，我们以前在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ｂ中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所阐明的各个规律都是适用的。通货速度，也就是同一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完成同一个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次数，同时进行的买卖或支付的总量，流通商品的价格总和，最后，必须在同一时间内结清的支付差额，在两个场合，都决定流通货币即通货的总量。这样执行职能的货币对支付者或接受者来说，究竟是代表资本还是代表收入，这是没有关系的，决不会使情况有任何变化。货币的总量是简单地由它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决定的。 关于第3点：关于在两种职能上，从而在再生产过程的两个领域内流通着的流通手段量的相对比例的问题。两个流通领域具有一种内在联系，因为一方面，待花费的收入的量表示消费的规模，另一方面，生产和商业上流通的资本量的大小，表示再生产过程的规模和速度。尽管如此，同一些情况，对两种职能上或两个领域内流通的货币量，或英国人的银行用语所说的通货量，还是会发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这又为图克对通货和资本作出庸俗的划分，提供了新的根据。“通货学派”[123]先生们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一事实，决不是可以把它们表述为不同概念的理由。 在繁荣时期，在再生产过程大大扩张、加速并且加紧进行的时期，工人会充分就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也会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商业周期的其他时期工资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情形得到些补偿。同时，资本家的收入也会显著增加。消费会普遍提高。商品价格通常也会提高，至少在各个起决定作用的营业部门会提高。因此，流通货币量会增加，至少在一定限度内会增加；之所以是一定限度，是由于较快的流通速度又会限制流通手段量的增加。因为由工资构成的那部分社会收入，本来是由产业资本家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并且总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所以这部分社会收入的流通在繁荣时期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但是我们不应把它计算两次：一次当作可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另一次当作工人收入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货币，会在零售交易中被支出，并且在较小的循环中对各式各样的中间交易起中介作用之后，差不多每周都会作为零售商人的存款回到银行。在繁荣时期，货币的回流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是流畅的，因此，他们对贷款的需要，并不会因为他们必须支付更多的工资，需要更多的货币来使他们的可变资本流通，就增加起来。 总的结果是，在繁荣时期，用在收入的花费上的流通手段的量，将会显著增加。 至于资本转移所需要的通货，即资本家自身之间必需的通货，那末，这个营业兴旺时期同时也就是信用最伸缩自如和最易获得的时期。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流通的速度，直接由信用调节，因而，支付结算、甚至现金购买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会相应地减少。绝对地说，它可以增加；但相对地说，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比来说，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减少了。一方面，较大的巨额支付，无须货币介入就可以了结；另一方面，在再生产过程非常活跃的时候，同量货币无论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都会以较快的速度运动。同量货币会对更多单个资本的回流起中介作用。 总的说来，在这样的时期，货币流通显得很充足，尽管第二部分（资本的转移）至少会相对缩小，而第一部分（收入的花费）会绝对扩大。 货币的回流表示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G—W—G′，这是我们在第二卷第一篇考察再生产过程时已经看到的。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二者都会赊卖；因此，他们的商品，是在这些商品对他们来说再转化为货币之前，也就是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那里之前让渡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赊购；这样，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在实际转化为货币以前，在商品价格到期支付以前，对他们来说，已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在这样的繁荣时期，回流是容易而流畅的。零售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批发商人，批发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工厂主，工厂主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原料进口商人，等等。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但只要银行的顾客付给银行的汇票多于货币，银行就会开始感到危险。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前面引证的利物浦银行董事所说的那几段话，见第398页［注：见本卷第465—466页。——编者注］。 在这里，还要插入一段我以前讲过的话：“当信用活跃的时期，货币流通的速度比商品价格增加得快，而在信用紧缩的时期，商品价格比流通速度降低得慢。”（《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83、84页[128]） 在危机时期，情形正好相反。第一种流通缩小，物价下降，工资也下降；就业工人的人数减少，交易的总额减少。另一方面，在第二种流通上，随着信用的紧缩，对贷款的需要增加了。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更详细地论述。 毫无疑问，在同再生产过程的停滞结合在一起的信用紧缩的情况下，第一种流通即收入的花费所需要的通货量就会减少，而第二种流通即资本的转移所需要的通货量则会增加。但是必须研究一下，这个原理在多大程度上和富拉顿等人提出的下述原理相一致： “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不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注：“Ademandforcapitalonloanandademandforadditionalcirculationarequitedistinctthings，andnotoftenfoundassociated．”（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版第82页，第五章的标题。）——“认为对信贷的需求（即对资本的借贷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一回事，或者甚至认为这二者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每一种需求，都是在它特有的与别的需求极不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一切看起来都很繁荣的时候，在工资高，物价上涨，工厂繁忙的时候，通常都需要有流通手段的追加供给，以便完成各种同扩大和增加支付的必要性分不开的追加职能。而利息上涨，要求银行贷放资本的压力，主要是出现在商业周期的较晚的阶段，那时困难开始显露出来，市场商品充斥，回流延滞。当然，银行通常除了发行银行券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贷放资本，因此，拒绝发行银行券就是拒绝提供信贷。但是信贷一经提供，一切就都会和市场的需要相适应了；贷款会保留下来，流通手段如不需要，就会流回到发行者那里。所以只要粗略地翻一下议会报告，任何人都会相信，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的数额，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而不是按相同的方向变动的；并且相信，这个大银行的例子，不会是地方银行家们如此重视的原则的例外。这个原则是：如果流通的银行券数额已经适应于银行券流通的通常目的，任何一个银行也不能扩大它的流通银行券的数额，如果银行要超过这个界限增发贷款，它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资本，必须出售一些作为准备的有价证券，或者停止把进款再投在有价证券上。我前面曾经提到的议会报告关于1833年到1840年这个期间编制的表，不断提供例子来证明这个真理。但其中有两个例子非常突出，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1837年1月3日，英格兰银行的资金，为了维持信用和应付货币市场上的困难而紧张到了极点，这时我们发现，该行用于贷款和贴现的金额异常惊人，达到17022000镑。这是战争以来很少见过的巨额，几乎等于发行的银行券的全部。那时，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变地固定在17076000镑这样一个低标准上。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1833年6月4日，银行券的流通额等于18892000镑，但银行持有的私人有价证券没有超过972000镑，即使不是过去五十年间最低的记录，也几乎是最低的记录。”（富拉顿，同上，第97、98页）——我们从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的下述证词中可以看出，信贷的需求根本不必与金（威尔逊、图克等人把它叫作资本）的需求相一致。他说，“汇票的贴现到这个程度为止〈接连三天，每天100万镑〉是不会使准备金〈银行券的准备金〉减少的，除非公众要求得到更大量的通货。在汇票贴现时发出的银行券，会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而流回。因此，如果这种交易不是以金的输出为目的，如果国内没有笼罩着那样一种恐慌，以致公众不愿把银行券存入银行，而宁愿把它留在身边，银行的准备金就不会受到这种巨额交易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可以每天贴现150万镑，并且照这样继续做下去，而丝毫不会影响它的准备金。银行券会作为存款流回，所发生的唯一的变化是，它们由一个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41、500号证词）因此，在这个场合，银行券只是充当信用转移的手段。］ 首先，很清楚，在上述两个场合的第一个场合，即流通手段量必须增加的繁荣时期，对流通手段的需求增加了。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一个工厂主因为要在货币形式上支出更多的资本，从他的银行存款中提取更多的金或银行券，那末，由此他对资本的需求并未增加，而只是他对支出自己资本的那个特殊形式的需求增加了。这种需求只涉及他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流通的技术形式。这正象例如在信用制度发展程度不等的情况下，同一可变资本或同量工资，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需要更大的流通手段量一样；例如，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大，在德国比在英格兰大。同样，在农业方面，在再生产过程中活动的同一资本，也会因季节不同而需要有不同的货币量来完成它的职能。 但是，富拉顿提出的那种对立，是不正确的。使停滞时期同繁荣时期区别开来的，并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是对贷款的强烈需求，而是在繁荣时期，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在停滞发生之后，这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因此，作为两个时期的特征的，并不是贷款需求的数量差别。 正象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使两个时期互相区别的，首先是下述情况：在繁荣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流通手段的需求，在停滞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资本家之间的流通手段的需求。在营业停滞时期，前一种需求会减少，后一种需求会增加。 富拉顿等人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现象：当英格兰银行手中握有的有价证券——贷款抵押品和汇票——增加时，它的银行券的流通就会减少；反过来，情形也就相反。但是，有价证券的多少所表示的是贷款的规模，已贴现的汇票和以可流通的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的规模。因此，富拉顿在前面第436页注（90）［注：见本卷第508页。——编者注］所引用的那一段话中说：英格兰银行拥有的有价证券，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这种现象证实了私人银行久已遵循的一条原则：任何一个银行都不能使它的银行券的发行额超过它的顾客的需要所决定的一定数额；如果它要超过这个数额发放贷款，它就必须用自己的资本来这样做，也就是说，或者使有价证券流通，或者是把本来打算投在有价证券上面的进款改用于这个目的。 但是，这里也表明了富拉顿把资本理解成什么。在这里，资本是指什么呢？是指银行不再能用自己发行的银行券，不再能用那种当然不花费它什么的支付凭据来发放贷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用什么来发放贷款呢？用出售作为准备的有价证券，即国债券、股票和其他有息的有价证券所得到的进款来发放贷款。但是它出售这类证券是为了获得什么呢？是为了获得货币，即获得金或能充当合法的支付手段的银行券，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因此，银行贷出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货币。不过这种货币现在构成银行的资本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贷出的是金，这个情形是一目了然的。如果它贷出的是银行券，这些银行券现在就代表资本，因为银行为了获得银行券，让渡了一个实际的价值，即有息的有价证券。就私人银行来说，由于出售有价证券而流回到它们那里的银行券，大部分可能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或它们自己发行的银行券，因为别的银行券用来支付有价证券时很难被接受。如果英格兰银行本身这样做，那末，它由此收回的本行银行券，需要它耗费资本，即有息的有价证券。此外，它由此会把本行的银行券从流通中取出。如果它重新发行这些银行券，或发行同额新券作为代替，它们现在就代表资本。而且，在它们被借给资本家的情况下，在以后它们因对这类贷款的需求减少而被重新投入有价证券的情况下，它们都代表资本。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这个词都只是在银行家的观点上使用的，即表示银行家被迫发放的贷款超过了他的单纯信用。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是用自己的银行券发放它的一切贷款的。然而，如果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照例随着该行手里的贴现汇票和贷款抵押品的增加，从而随着该行所发放的贷款的增加而减少，那末，投入流通的银行券会怎么样呢？它们怎样流回英格兰银行呢？ 首先，如果贷款的需求是由国家的支付逆差引起的，并由此造成金的流出，事情就非常简单。汇票会用银行券来贴现。银行券会在英格兰银行发行部兑换成金，而金被输出。这和英格兰银行在汇票贴现时直接支付金，而不用银行券作为媒介是一样的。一个如此增大的需求，——在某些场合，竟达到700万镑至1000万镑，——当然不会把任何一张5镑的银行券加到国内的流通中去。如果我们说，在这个场合英格兰银行贷出的是资本，而不是流通手段，那末，这句话有双重意义。第一，它贷出的不是信用，而是实际的价值，即它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或存在它那里的资本的一部分。第二，它不是为国内流通，而是为国际流通贷出货币，它贷出的是世界货币；为了这个目的，货币必须总是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存在，以它的金属形体存在；在这个形式上，货币不仅是价值的形式，而且本身就等于以它为货币形式的价值。虽然这种金现在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对输出金的商人来说，代表资本，代表银行家资本或商人资本，但是对金的需求并不是作为对资本的需求，而是作为对货币资本的绝对形式的需求产生的。这种需求正是在外国市场充满不能实现的英国商品资本的时候产生的。所以，人们要求的东西，不是作为资本的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资本，是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资本，在这种形式上，货币是世界市场的一般商品，并且这就是它作为贵金属的原来形式。所以，金的流出，并不象富拉顿、图克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资本问题”，而是“一个货币问题”，虽然在这里货币是处在一个特别的职能上。它固然不象“通货学派”的代表所主张的那样，是国内流通的问题，但这根本不能证明，它象富拉顿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资本问题”。这是货币充当国际支付手段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货币问题”。 “这个资本〈指因国内谷物歉收而向国外购买的数百万夸特的小麦的价格〉是以商品形式转移出去还是以现金形式转移出去，根本不影响营业的性质。”（富拉顿，同上，第131页） 但它对金是否流出的问题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资本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输出的，因为它在商品形式上输出，或者根本不可能，或者会受到极大的损失。现代银行主义对金的流出感到的恐惧，超过了认为贵金属是唯一的真正的财富的货币主义所梦想的一切。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关于1847—1848年危机所提出的下述证词： （第3846号。问：）“当我说储备品（ctocks）和固定资本贬值时，难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种储备品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贬值了吗，原棉、生丝、原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了吗，砂糖、咖啡和茶叶都象在拍卖时那样亏本出售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粮食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国家必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第3848号）“您是不是认为，与其忍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800万镑呢？——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在这里，金被当作唯一的真正的财富。 富拉顿引用过图克的如下发现： “除了一两个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说明的例外，在过去半世纪，每一次伴随有金的流出的汇兑率的显著下降，总是和流通手段相对低的水平结合在一起的；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富拉顿，第121页） 这个发现证明，这种金的流出现象，多半是在活跃和投机的时期过去以后发生的，是 “崩溃已经开始的信号……表示市场商品充斥，外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停止，回流迟滞，而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商业丧失信用，工厂关门，工人挨饿，工业和企业事业普遍停滞”。（第129页） 同时，这个发现当然最好不过地驳斥了“通货学派”的下述论断： “通货充足会驱逐金，通货缺少会吸引金。” 相反，尽管英格兰银行在繁荣时期多半都有强大的金准备，但是，这个货币贮藏总是在继风暴之后的冷落停滞时期形成的。 可见，有关金的流出的全部高见，可以归结为：对国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与对国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不同（由此又自然得出结论：“金的流出，不一定包含对国内流通手段需求的减少”，这是富拉顿在第112页上所说的）；把贵金属从国内输出并投入国际流通，与把银行券或铸币投入国内流通，不是一回事。此外，我以前已经指出，作为国际支付准备金而集中的贮藏货币的运动，就它本身来说，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无关。[129]我曾经根据货币的性质阐明了贮藏货币的各种职能：它作为支付手段（国内已经到期的支付）的准备金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的准备金的职能；最后，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的职能。当然，当所有这些职能都由唯一的一个准备金承担时，问题就复杂起来；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某些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的金向国内流出的现象和它向国外流出的现象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还有那种任意加在这个贮藏货币上的新的职能，即在信用制度和信用货币发达的国家充当银行券自由兑换的保证金的职能。除此之外，最后还有，1．国家准备金集中在唯一的一家大银行手中；2．这个准备金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象。因此，富拉顿抱怨说（第143页）： “在英国，只要英格兰银行的金贮藏好象快要完全枯竭，便会发生激烈的不安和惊慌。而在大陆各国，汇兑率的变动通常都是十分平静而轻易地发生的。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时，不能不对金属通货在这方面具有的巨大好处感到惊奇。” 现在，我们且把金的流出撇开不说，一个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如果不增加它的银行券的发行又怎么能够增加它所提供的贷款呢？ 一切留在银行外面的银行券，无论它们是在流通中还是堆在私人贮藏库中，对银行本身来说，都是处在流通中，也就是说，都是处在银行的占有之外。因此，如果银行扩大它的贴现和抵押业务，即增加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那末它为此目的发行的银行券必须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如果不这样，这些银行券就会使流通手段的总额增加，这正好是不应发生的情形。这种回流能够按照两个方法进行。 第一：银行把银行券支付给A，取得有价证券；A把这些银行券支付给B，以偿付到期的汇票；B再把这些银行券存入银行。这些银行券的流通到此就结束了，但是贷款依然存在。 （“贷款依然存在，而通货，如果不需要，就回到发行者那里。”富拉顿，第97页） 银行贷给A的银行券，现在回到银行那里；不过银行成了A的债权人，或成了A拿来贴现的那张汇票的出票人的债权人，而就这些银行券所表示的价值额来说，银行又成了B的债务人，因此，B就取得了对银行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支配权。 第二：A支付给B，B自己或从B那里得到这种银行券的C，再用这种银行券直接地或间接地向银行偿付到期的汇票。在这个场合，付给银行的是它自己的银行券。这时交易由此就完成了（不过A还要向银行偿还贷款）。 那末，银行向A发放的贷款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资本的贷款，在什么程度上只可以看作是支付手段的贷款呢？［注：原稿由此往下的文句和上下文联系起来无法理解。花括号内的文句是编者重新改写过的。这一点，在和别的问题联系上，在第二十六章中［注：见本卷第483—486页。——编者注］已经谈到了。——弗·恩·］ ｛这取决于贷款本身的性质。在这里，需要研究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A凭他个人的信用，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没有为这种贷款提供任何担保品。在这个场合，他获得的贷款不仅是支付手段，而且必定也是一笔新资本。这笔资本在归还银行之前，他可以作为追加资本用在他的营业上，并使之增殖。 第二种情形——A把有价证券、国债券或股票向银行抵押，从而比如按时价三分之二获得现金贷款。在这个场合，他获得的是他所需要的支付手段，而不是追加资本，因为他已经把一个比他从银行得到的价值更大的资本价值交给银行了。但是一方面，这个更大的资本价值已经不能用来满足他当前的需要，即充当支付手段，因为它已经为了获得利息而在一定形式上投下；另一方面，A也有理由不用出售的办法把这个资本价值直接转化为支付手段。他的有价证券本来还要用作准备资本；他现在就是让它执行准备资本的职能。所以，在A和银行之间，发生了一个暂时的互相的资本转移，A没有得到任何追加资本（正好相反！），但他得到了所需要的支付手段。相反地，对银行来说，这种营业是暂时把货币资本固定在一种贷款的形式上，是使货币资本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这种转化正是银行业务的重要职能。 第三种情形——A拿一张汇票向银行贴现，并在扣除贴水之后得到一笔现金。在这个场合，他是把一个非流动形式的货币资本卖给银行，而换成了一个流动形式的价值额；也就是把尚未到期的汇票卖掉而换成了现金。现在，这张汇票成了银行的财产。这一点不会因汇票无人偿付时最后一个背书人A要对银行负偿付责任而发生任何变化；A会同其他背书人和出票人一起分担这个责任，他可以及时向他们提出偿还的要求。所以，在这里，根本不是什么贷款，而只是通常的买卖。因此A也不需要向银行偿还什么东西；汇票到期时，银行就会通过汇票兑现而得到补偿。在这个场合，在A和银行之间也发生了互相的资本转移，而且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买卖完全一样，正因为如此，A并没有获得任何追加资本。他所需要的和所得到的，是支付手段；他得到这种支付手段，是因为银行已经为他把他的货币资本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由汇票转化为货币了。 可见，只有在第一种情形下，才谈得上真正的资本贷放。在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下，至多只是在每次投资时都“预付资本”的意义上，才能说是资本贷放。在这个意义上，银行把货币资本贷放给A了；但对A来说，货币资本至多在它是A所有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个意义上，是货币资本。他需要它，使用它，并不是专门把它当作资本，而是专门把它当作支付手段。不然的话，每一次可以使人们获得支付手段的通常的商品出售，也都可以被看作是接受了一次资本贷放。——弗·恩·｝ 对于发行银行券的私人银行来说，区别在于：如果它的银行券既不留在地方上的流通中，也不以存款的形式或支付到期汇票的形式流回到它那里，那末，这种银行券就会落到那些要求私人银行用金或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来兑换它的人手中。因此在这个场合，私人银行的银行券的贷放，事实上代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贷放，或者，——这对私人银行来说也是一样，——代表金的贷放，因而代表它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当英格兰银行本身，或任何一个别的受发行银行券的法定最高限额约束的银行，必须出售有价证券，以便从流通领域中收回它们自己的银行券，然后再把它们作为贷款发放出去的时候，以上所说同样适用；在这个场合，它们自己的银行券代表它们的可以动用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 即使通货纯粹是金属，也可能同时发生这样的情形：1．金的流出（这里所说的金的流出显然是指，至少有一部分金流到国外去。——弗·恩·｝使金库空虚；2．因为银行要求金，主要是为了结算支付差额（即结清旧的交易），所以银行以有价证券为担保发放的贷款会大大增加，不过它们又会以存款的形式或偿付到期汇票的形式流回银行；于是一方面，在银行手中掌握的有价证券增多时，银行的存金总额却会减少；另一方面，银行从前作为所有人持有的同一金额，现在由银行作为自己存款人的债务人持有；最后，流通手段的总量会减少。 以上我们都是假定贷款是用银行券发放的，因此，银行券的发行量至少会暂时增加，虽然这种增加又会立即消失。但是，事情并不是必须如此。银行可以不发行纸币，而为A开立一个信用账户，从而使银行的债务人A变成它的想象的存款人。A用向银行开出的支票来支付给他的债权人，受票人再把支票付给他自己的银行家，这个银行家用这种支票再在票据交换所交换那种要由他兑付的支票。在这个场合，没有任何银行券介入；全部交易只是：银行用一张向它本身开出的支票来结清它必须履行的债务，而它实际得到的补偿则是它对A所持有的信用债权。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把它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贷给A了，因为贷给A的是银行自己的债权。 如果说这种对贷款的需求就是对资本的需求，那也不过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从银行家的观点来看，是对资本的需求，也就是对金的需求——在金向国外流出的场合——或者对国家银行的银行券的需求；私人银行要获得这种银行券必须用等价物去购买，所以，它对私人银行来说代表资本。或者，最后，那些为了获得金或银行券而必须被卖掉的是有息的有价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但是，如果这是国债券，那就只是对它的买者来说是资本；它代表着买者支付的购买价格，代表着他投在国债券上的资本；它本身不是资本，而只是债权。如果这是不动产抵押单，那它就只是有权获得未来地租的证据。如果这是股票，那它就只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实际的资本，也都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并且本身也不是价值。通过这一类交易，原来属于银行的货币也可以转化为存款，以致就这个货币来说，银行由所有人变成债务人，不过会在别的名义下把这个货币保持在手中。虽然这一点对银行本身来说非常重要，但它丝毫不会改变国内储备的资本甚至货币资本的量。因此在这里，资本只是充当货币资本；如果它不是以实际的货币形式存在，那就作为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银行资本的缺乏和对它的迫切需求，同实际资本的减少混在一起，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好相反，以生产资料和产品形式存在的实际资本却过多了，并给市场以压力。 可见，要说明在流通手段的总量不变或减少时，银行作为担保品得到的有价证券的量怎样增加的问题，因而要说明银行怎样能够满足对贷款的扩大了的需求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在这样的货币紧迫的时期，流通手段的总量的确会受到下述双重限制：1．由于金的流出；2．由于需要有货币作为单纯的支付手段，这时，已发行的银行券会立即流回，或者通过账簿的信用，用不着发行任何银行券就可以结清交易；因而，只需要一个信用交易来作为支付的媒介，这个信用交易的唯一目的就是结清各种支付。货币的特征是，在它只是被用来结清各种支付的时候（而在危机期间，接受贷款是为了支付，而不是为了购买，是为了结束旧的交易，而不是为了开始新的交易），它的流通量，甚至在结算不是通过单纯的信用业务，不是没有货币介入的地方，也是非常小的；因此，当人们对贷款迫切需求时，大量的这种交易在不扩大流通手段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但是，在英格兰银行发放的贷款大量增加的同时，该行银行券的流通保持不变甚至减少这个简单的事实，显然决不能证明富拉顿、图克等人的看法：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的货币（银行券）的流通不会增加和扩大（富拉顿、图克等人错误地认为，贷款同接受借贷资本，接受追加资本是一回事）。因为作为购买手段的银行券的流通，在迫切需要贷款的营业停滞时期会减少，所以，尽管作为支付手段的银行券的流通能够增加，通货的总额，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执行职能的银行券的总额，还是能够保持不变甚至减少。作为支付手段并且会立即流回发行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根本不是流通。 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增加的程度，超过了它作为购买手段的流通减少的程度，流通总额就会增加，虽然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的货币的总量已大大减少。这种情形在危机的某些时刻，即在信用已经完全崩溃的时候，确实会发生，这时，不仅商品和有价证券卖不出去，而且汇票也不能贴现，除了支付现金，或者象商人所说的支付现款以外，什么也不行。因为富拉顿之流不了解，作为支付手段的银行券的流通，正是这种货币荒时期的特征，所以他们把这种现象看作偶然的现象。 “为获得银行券而拚命竞争，是恐慌时期的特征。这种竞争有时，例如1825年底，导致发行额突然增大，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增大，甚至当金还在继续流出时也是如此。我认为，不应当把这样的例子看作是低汇兑率的自然的或必然的伴随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需求并不是对通货〈应当说：作为购买手段的通货〉的需求，而是对贮藏货币的需求。这是吓坏了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的需求，这种需求一般是在金的长期流出之后，在危机的最后一幕中产生的〈因而是对作为支付手段的准备金的需求），并且是危机即将结束的预兆。”（富拉顿，第130页） 在考察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时（第1卷第3章第3节ｂ），我们已经说明，在支付锁链被激烈破坏时，货币对商品说来，由价值的单纯观念的形式变成价值的实物的同时又是绝对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在该章注（100）和注（101）中提供了一些例子。这种破坏部分地是信用动摇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情况，如市场商品过剩、商品贬值、生产中断等等的结果，部分地又是它们的原因。 但是很清楚，富拉顿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区别，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虚假的区别了。在这里，作为基础的仍旧是银行家关于流通的狭隘观念。—— 还可以问一下：在这样的紧迫时期，人们缺少的究竟是资本还是要作为支付手段来用的货币？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争论问题。 首先，如果紧迫情况表现在金的流出上，那末很清楚，人们需要的东西是国际支付手段。但是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来用的货币，是金属实体的金，是本身已是价值的实体，是价值量。它同时也是资本，但不是作为商品资本的资本，而是作为货币资本的资本，不是商品形式的资本，而是货币形式的资本（并且这里所说的货币，是那种崇高意义上的货币，即作为世界市场的一般商品而存在的货币）。在这里不存在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和对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对立。对立存在于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商品形式的资本之间。而这里所需要的形式，唯一能够执行职能的形式，是资本的货币形式。 把这种对金（或银）的需求撇开不说，我们不能说，在这样的危机时期，会感到资本的任何缺少。在谷物昂贵、棉花奇缺等非常情况下，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些情况决不是这样的时期必然会有或照例会有的伴随物。因此，不能因为出现对贷款的迫切需求，一开始就得出结论说，资本的这种缺少已经存在。恰好相反。市场已经商品过剩，已经有过多的商品资本。因此，紧迫无论如何不是由商品资本的缺少引起的。以后我们还要回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注释： [123]“通货原理”（《Currencyprinciple》）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1844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并见本卷第34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第471、505页。 [12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2-41页。——第503页。 [12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5页。——第507页。 [12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0-142页；第23卷第165-166页。——第51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们关于信用制度所作的一般评述，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Ⅰ．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 Ⅱ．流通费用的减少。 1．主要流通费用之一是具有价值的货币本身。通过信用，货币以三种方式得到节约。 A．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 B．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注：“法兰西银行银行券的平均流通额，1812年为106538000法郎；1818年为101205000法郎；而货币流通，即所有收支总额，1812年为2837712000法郎；1818年为9665030000法郎。所以，法国1818年的货币流通同1812年的货币流通相比为3∶1。通货速度的巨大调节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所受到的沉重压力，通常是和通货充足的现象同时发生的。”（《通货论》第65页）——“1833年9月和1843年9月之间，在大不列颠开办了将近300家发行自己的银行券的银行；结果银行券的流通减少了250万镑；1833年9月底是36035244镑，1843年9月底是33518544镑。”（同上，第53页）——“苏格兰的流通惊人地活跃，以致在那里用100镑可以结清在英格兰需要用420镑才能结清的货币业务。”（同上，第55页。最后一点，只涉及业务的技术方面。）］这一点，和第2点中要说的，有部分共同之处。一方面，这种加速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对消费起中介作用的商品流转额保持不变时，较小量的货币或货币符号，可以完成同样的服务。这是同银行业务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信用又会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 С．金币为纸币所代替。 2．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准备金缩小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流通手段减少了；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缩减了。［注：“在银行设立以前，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所需要的资本额，任何时候都比实际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额大。”（《经济学家》1845年第238页）］ Ⅲ．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公司的企业。 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我们作进一步阐述以前，我们还要指出一个经济上重要的事实：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 ｛自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日益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不足。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它，并恢复了竞争。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在美国，这个办法已经多次实行；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制碱托拉斯。这个托拉斯把英国的全部碱的生产集中到唯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单个工厂——超过三十家——原来的所有者，以股票的形式取得他们的全部投资的估定价值，共约500万镑，代表该托拉斯的固定资本。技术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来的人手中，但是营业方面的领导则已集中在总管理处手中。约100万镑的流动资本是向公众筹集的。所以，总资本共有600万镑。因此，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弗·恩·｝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Ⅳ．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注：例如，我们可以在《泰晤士报》[125]上看到1857年这样一个危机年的破产表，并且把破产者自己的财产和他们的负债额比较一下。——“真的，那些有资本和信用的人的购买力，远非一个对投机市场毫无实际知识的人所能想象。”（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79页）“一个人，只要他有这种名声，即被公认为拥有充足的资本可以经营他的经常的营业，并且在同业中又享有良好的信用，如果他对他所经营的货物的行情看涨持有乐观的估计，而在投机开始和进行时又一切顺利，那末，他就可以按照一个比他的资本大得多的规模来购买。”（同上，第136页）——“工厂主、商人等等，都大大超过他们的资本来进行交易……现在，资本与其说是任何一种商业交易的界限，不如说是用来建立良好信用的基础。”（《经济学家》1847年第1333页）］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绝大部分社会产品要经过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如不久前整个法国为巴拿马运河的骗子总共节约了15亿法郎。巴拿马运河的全部骗局[126]在它发生整整二十年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多么准确地描绘出来了。——弗·恩·｝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以上，我们主要是和产业资本相联系来考察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制度中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以下几章，我们将要和生息资本本身相联系来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对这种资本的影响和信用在这里所采取的形式；同时，我们还要提出一些专门属于经济学方面的意见。 在此之前，先谈谈下面这点：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注：托马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1832年格拉斯哥版］。］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注释： [125]《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96页。 [126]巴拿马骗局是牵涉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的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迪南·累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创立了一家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高价贿赂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纳、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巴拿马骗局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第49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五章信用和虚拟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五章信用和虚拟资本 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我们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研究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 我以前已经指出（第1卷第3章第3节ｂ），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怎样由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据概括为汇票这个总的范畴。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汇票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销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就象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汇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 威·里瑟姆（约克郡的银行家）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1840年伦敦增订第2版）中说： “我认为，1839年全年汇票的总额是528493842镑〈他认为外国的汇票约占总额的七分之一），该年同时流通的汇票额是132123460镑。”（第55、56页）——“汇票是通货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数额比其余一切部分加在一起的数额还要大。”（第3、4页）——“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事情演变当中这个基础变得过分窄小，这个上层建筑的坚固性，甚至它的存在，就会处于危险境地。”（第8页）——“如果估计一下全部通货｛他是指银行券｝和所有银行必须立即支付的债务额，那末我认为，可以依法要求兑换为金的总额是15300万镑，而用来满足这种要求的金只有1400万镑。”（第11页）——“汇票没有别的办法加以控制，除非防止出现货币过剩，防止出现低利息率或低贴现率，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一部分汇票，并不致使汇票过度膨胀。要判断汇票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空头汇票构成，这是不可能的。空头汇票，是指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第43、44页） 詹·惠·博赞克特在《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1842年伦敦版）中说： “每个营业日在票据交换所｛伦敦银行家互相交换他们所收的支票和到期的汇票的地方｝结清的平均支付额在300万镑以上，但每天为这个目的需用的货币额只略多于20万镑。”（第86页）｛1889年，票据交换所的周转总额为761875万镑，在大约300个营业日中，平均每天为2550万镑。——弗·恩·｝“如果汇票通过背书把所有权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它就毫无疑问是不以货币为转移的流通手段（currency）。”（第92、93页）“平均地说，可以假定每张流通的汇票都有两次背书，因而每一张汇票在到期以前都结清过两次支付。因此，单由背书一项，在1839年，通过汇票转移的所有权的价值就等于52800万镑的两倍或105600万镑，每天在300万镑以上。因此，没有疑问，汇票和存款加在一起，没有货币的帮助，单通过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每天至少完成1800万镑货币的职能。”（第93页） 关于一般信用，图克说过如下的话： “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如果资本是用货币贷放的，也就是用银行券，或用现金信用，或用一种对顾客开出的支取凭证贷放的，那末，就会在还款额上加上百分之几，作为使用资本的报酬。如果资本是用商品贷放的，而商品的货币价值已经在当事人之间确定，商品的转移形成出售，那末，要偿付的总额就会包含一个赔偿金额，作为对资本的使用和对偿还以前所冒的危险的报酬。这种信用通常立有文据，记载着确定的支付日期。这种可以转移的债券或凭据成了一种手段，借助这种手段，当贷款人在他们持有的汇票到期以前，发现有机会可以在货币形式上或在商品形式上利用他们的资本时，他们多半可以按较低的条件借到货币或较便宜地买到商品，因为他们自己的信用由于有了第二个人在汇票上签字而得到加强。”（《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87页） 沙·科凯兰在《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见《两大陆评论》[115]1842年第31卷［第797页］中说： “在任何一个国家，多数信用交易都是在产业关系本身范围内进行的……原料生产者把原料预付给加工制造的工厂主，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定期支付的凭据。这个工厂主完成他那一部分工作以后，又以类似的条件把他的产品预付给另一个要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加工的工厂主。信用就是这样一步步展开，由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一直到消费者。批发商人把商品预付给零售商人，他自己则向工厂主或代理商人赊购商品。每一个人都是一只手借入，另一只手贷出。借入和贷出的东西有时是货币，但更经常的是产品。这样，在产业关系之内，借和贷不断交替发生，它们互相结合，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正是这种互相借贷的增加和发展，构成信用的发展；这是信用的威力的真正根源。” 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我们在前一篇（第19章）已经看到，实业家的准备金的保管，货币出纳、国际支付和金银贸易的技术性业务，怎样集中在货币经营者的手中。由于这种货币经营业，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分出现。一般地说，银行业各的这个方面就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银行拥有的借贷资本，是通过多种途径流到银行那里的。首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这样，这种基金就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商业界的准备金，由于作为共同的准备金集中起来，就可以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本来要作为准备金闲置起来的一部分货币资本也就会贷放出去，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第二，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应当把这种作用同银行在真正货币资本家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区别开来。最后，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也会存入银行。 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汇票的贴现——使汇票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家证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单据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 银行家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向其他银行开出汇票、支票，开立同样的信用账户，最后，对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来说，是发行本行的银行券。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开出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最后这一种信用形式在外行人看来特别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为这种信用货币会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并在那里作为货币执行职能；还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的是，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但银行家也经营一切其他形式的信用，甚至贷放存在他那里的货币现金。实际上，银行券只形成批发商业的铸币，而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苏格兰的银行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不需要更详细地考察各种特殊的信用机构和银行本身的各种特殊形式。 “银行家的业务……可以分成两部分……1．从那些不能直接运用资本的人那里收集资本，把它分配给或转移给能够运用它的人。2．从顾客的收入接受存款，并在顾客需要把它用于消费的时候，如数付给他们。前者是资本的流通，后者是货币（currency）的流通。”——“前者是一方面集中资本，另一方面分配资本；后者是为周围地区的地方需要而调节流通。”——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36、37页。 在第二十八章，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段话。 《委员会报告》第八卷，《商业危机》第二册第一部分，1847—1848年，附证词。——（以下题为：《商业危机》，1847—1848年[116]）。四十年代，在伦敦进行汇票贴现时，通常不是用银行券，而是用一个银行向另一个银行开出的以二十一天为期的汇票（地方银行家约·皮斯的证词，第4636号和4645号）。同一个报告中说，在货币短缺时，银行家总是习惯于用这种汇票付给他的顾客。如果受款人想要银行券，他就只好把这种汇票再拿去贴现。对银行来说，这等于取得了造币的特权。琼斯·劳埃德公司“长期以来”，每当货币短缺，利息率达到5％以上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来支付。顾客也高兴接受这种银行家的汇票，因为琼斯·劳埃德公司的汇票比自己的汇票更容易贴现。此外，这种汇票往往经过了二十个人到三十个人的手。（同上，第901—905、992号） 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 “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增订第2版第38页。——“银行券是信用的零钱。”（第51页） 以下的话，引自詹·威·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1834年伦敦版）： “银行的资本包括两部分：投资（invesdcapital）和借入的银行资本（bankingcapital）。”（第117页）“银行资本或借入资本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取得的：1．接受存款；2．发行本行的银行券；3．开出汇票。如果有一个人贷给我100镑而不要任何报酬，我又把这100镑按4％的利息贷给另一个人，那我就会在一年中由这笔交易赚到4镑。同样，如果别人愿意接受我的支付凭据〈Ipromisetopay〔我保证支付〕是英国银行券的普通公式〉，到年终时把它付还给我，再为此付给我4％的利息，象我真的曾经贷给他100镑一样，那我也会由这笔交易赚到4镑；又如果一个地方城市的某人交给我100镑，条件是二十一天以后我把这笔钱付给伦敦的某个第三者，那我在这个期间内能够由这笔钱赚到的利息都是我的利润。以上就是关于银行的经营和通过存款、银行券和汇票而建立银行资本的方法的一个概述。”（第117页）“一个银行家的利润，一般地说与他的借入资本或银行资本的数额成比例。要确定银行的实际利润，就必须从总利润中扣除投资的利息。余额就是银行利润。”（第118页）“银行家是把别人的货币贷给他的顾客。”（第146页）“正是那些不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家，用汇票贴现的方法来建立银行资本。他们借助贴现业务来增加自己的存款。伦敦的银行家只为自己的存户贴现。”（第119页）“那种向银行办理了汇票贴现并按汇票全部金额支付了利息的商行，至少要把这个金额的一部分留在银行手里而不取任何利息。用这个办法，银行家贷出货币的利息率比通行的利息率要高，并且靠这个留在自己手里的余额建立银行资本。”（第120页） 关于准备金、存款和支票的节约，他说： “存款银行用转账的办法，节约了流通手段的使用，用小额实际货币来结清大额交易。这样腾出来的货币，再用贴现等办法，由银行家贷给他的顾客。因此，转账增进了存款制度的效果。”（第123页）“两个互相交易的顾客是与同一个银行家往来，还是与不同的银行家往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因为银行家会在票据交换所彼此交换他们的支票。这样，靠转账的办法，存款制度能够达到完全不使用金属货币的程度。如果每个人都在银行开户存款，并用支票来进行一切支付，这种支票就会成为唯一的流通手段。不过在这个场合，必须假定银行家手里有货币，否则，这种支票就会没有任何价值。”（第124页） 地方交易集中在银行手中，是通过：1．支行。地方银行在本地区各小城市内设有支行；伦敦的银行也在伦敦各区设有支行。2．代办处。 “每一个地方银行都在伦敦设有代办处，以便在伦敦兑付本行的银行券或汇票，并接受伦敦居民为了供地方居民使用而存入的各种款项。”（第127页）“每个银行家都收兑别家的银行券，但不再发行出去。在每个较大的城市中，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或两次，交换各人的银行券。差额就用在伦敦兑付的汇票来付清。”（第134页）“银行的目的在于便利营业。但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在有银行的地方，都可以较容易和较便宜地获得资本。资本便宜会助长投机，就象牛肉和啤酒便宜会鼓励人们贪食嗜酒一样。”（第137、138页）“因为发行本行银行券的银行总是用这种银行券来支付，所以他们的贴现业务好象完全是用这个办法创造出来的资本进行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个银行家用本行的银行券来兑付一切他所贴现的汇票，然而他所有汇票的十分之九仍然可能代表实际资本。因为，他自己虽然只用本行的纸币来兑付这种汇票，但这种纸币不必在流通中停留到汇票到期的时候。汇票也许要三个月才到期，而银行券可能三天内就流回来了。”（第172页）“存户透支是一项正常业务；实际上，发放现金贷款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发放现金贷款不仅有个人担保，而且也有有价证券的存入作为保证。”（第174、175页）“以商品作担保而贷给资本，和以汇票贴现形式贷给资本所起的作用相同。如果某人用他的商品作担保借进100镑，那和他把这宗商品出售而取得100镑汇票，并把这张汇票在银行家那里贴现是一样的。有了这种贷款，他就能使商品保存到市场状况较好的时候，并能避免为了取得急需的货币而不得不遭受的那种牺牲。”（第180、181页） 《通货论》（第62、63页）：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今天存在A处的1000镑，明天会被支付出来，形成B处的存款。后天它又可能由B处再支付出来，形成C处的存款，依此类推，以至无穷。因此，这1000镑货币，通过一系列的转移，可以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很可能，英国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九，除存在于银行家各自的账面上外，根本就不存在……例如在苏格兰，流通的货币｛而且几乎完全是纸币！｝从来没有超过300万镑，而银行存款却有2700万镑。只要没有普遍的突然提取存款的要求，这1000镑来回提存，就可以同样容易地抵销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我今天用来抵销我欠某商人债务的同一个1000镑，明天又可以被用来抵销他欠另一个商人的债务，后天又可以被这个商人用来抵销他欠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这同一个1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 ｛我们已经看到，吉尔巴特在1834年就已知道： “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 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仅仅为了获得贷款而制造商品或把制成的商品投到远方市场去的尝试，也就越是增加。至于一个国家的整个商业界会怎样充满这种欺诈，最后结果又会如何，1845—1847年的英国商业史为我们提供了明显的例子。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能够干些什么。为了阐明下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先作一些简短的说明。 1842年底，从1837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压在英国工业身上的压力开始减弱。在其后的两年中，外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得更多；1845—1846年是高度繁荣的时期。1843年的鸦片战争，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开辟的市场，给予当时已经存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当时曼彻斯特一位工厂主就是这样对笔者说的。但是，一切新建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都不足以吸收从郎卡郡大量涌来的剩余价值。人们怀着扩充生产时具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铁路的建筑；在这里，工厂主和商人的投机欲望第一次得到满足，并且从1844年夏季以来已经如此。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股，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可想！当以后付款的期限来到时，——按照《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1059号的记载，1846—1847年投在铁路上的资本，约等于7500万镑，——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的基本营业多半也只好为此而蒙受损失。 并且，这种基本营业在大多数场合也已经负担过重。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银行贴现率低：1844年是1+（3/4）－[2+（3/4）]％；1845年直到10月，是在3％以下，后来有一个短时间（1846年2月）上升到5％，然后1846年12月，又下降到[3+（1/4）]％。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为什么要放过这种大好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为什么不把我们所能制造的一切商品运往迫切需要英国工业品的外国市场上去呢？为什么工厂主自己不应该在远东出售纱和布、在英国出售换回的货物来获取双重利益呢？ 于是就产生了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117]的制度。这种制度，象我们在以下的说明中将详细描述的那样，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 这次崩溃随着1846年农作物歉收而爆发了。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特别是谷物和马铃薯。但供给这些物品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量的英国工业品作为对这些物品的支付；必须付给贵金属；至少有900万镑的金流到国外去了。其中足有750万镑的金取自英格兰银行的库存现金，这就使英格兰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其他那些把准备金存于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和英格兰银行是同一准备金的银行，也同样必须紧缩它们的货币信贷；迅速而流畅地集中到银行进行的支付现在陷于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银行贴现率在1847年1月还只有3－[3+（1/2）]％，在恐慌最初爆发的4月已上升到7％，然后在夏季再一次出现暂时的微小的缓和（6+（1/2），6％），但当农作物再一次歉收时，恐慌就重新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英格兰银行官方规定的最低贴现率10月已经上升到7％，11月又上升到10％，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汇票只有支付惊人的高利贷利息才能得到贴现，或根本不能贴现；支付普遍停滞使一系列第一流商行和许许多多中小商行倒闭；英格兰银行本身也由于狡猾的1844年银行法[118]加给它的种种限制而濒于破产。政府迫于普遍的要求，于10月25日宣布暂停执行银行法，从而解除了那些加给英格兰银行的荒谬的法律限制。这样，该行就能不受阻碍地把库存的银行券投到流通中去；因为这种银行券的信用事实上得到国家信用的保证，不会发生动摇，所以货币紧迫的情况立即得到了决定性的缓和；当然，不少陷入绝境的大小商行还是破产了，但危机的顶点过去了，银行贴现率12月又下降到5％，并且还在1848年期间一个新的营业活跃就已准备就绪，它破坏了1849年大陆上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并在五十年代先是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工业繁荣，然后又引起了1857年的崩溃。——弗·恩·} Ⅰ．关于国债券和股票在1847年危机中大为贬值的情况，上院在1848年发表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提出说明。按照这种说明，1847年10月23日与同年2月相比，价值降低的总额如下： 英国国债券………………………93824217镑 船坞和运河股票…………………1358288镑 铁路股票…………………………19579820镑 ─────────────────── 合计：114762325镑 Ⅱ．在东印度贸易上，人们已经不再是因为购买了商品而开出汇票，而是为了能够开出可以贴现、可以换成现钱的汇票而购买商品。关于这种贸易上的欺诈，《曼彻斯特卫报》[119]1847年11月24日有如下的记载： 伦敦的A托B向曼彻斯特工厂主C购买货物，准备运往东印度Ｄ那里去。B凭G向B开出的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向G支付。B也用向A开出的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使自己得到补偿。货物一经起运，A又凭提单向Ｄ开出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 “购货人和发货人二者都在货物实际得到支付的几个月以前已经有了资金；并且这种汇票在到期时通常总是会再更新一次，借口是在这种‘长期贸易’中回流需要有一段时间。但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营业上的损失，并没有导致营业的收缩，而是恰恰导致营业的扩大。当事人越穷，就越需要购买，因为他们要通过购买得到新的贷款，以便补偿他们在以前投机中已经损失的资本。现在，购买已经不是由供求来调节，而是成了一个陷于困境的商行进行金融活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本国工业品输出上发生的现象，也在外国农产品购买和运输上发生了。印度的那些有足够信用可以拿汇票去贴现的商行所以购买砂糖、蓝靛、丝、棉花，并不是因为购买价格和伦敦最近的价格相比有利可图，而是因为从前向伦敦某商行开出的汇票快要到期，必须设法弥补。还有什么比购买一批砂糖，用向伦敦某商行开出以十个月为期的汇票进行支付，并把提单邮寄伦敦的办法更为简单的吗？不到两个月，这批刚刚寄出的货物的提单，连同这批货物本身，就抵押到伦巴特街[120]的银行去了，而伦敦的商行也在为这批货物开出的汇票到期以前八个月，就得到了货币。只要贴现公司还有充裕的货币可以凭提单和栈单提供贷款，并为印度商行向明辛街[121]的‘著名’商行开出的汇票进行漫无限制的贴现，这一切就都会顺利进行，不会遇到阻碍和困难。” ｛在来往印度的商品必须绕过好望角用帆船运送的时候，这个欺诈办法一直流行着。但自从商品通过苏伊士运河并用汽船运送以来，这种制造虚拟资本的方法就丧失了基础：漫长的商品运输时间。而自从英国商人对印度市场的状况，印度商人对英国市场的状况能够在当日由电报得知以来，这个办法就完全行不通了。——弗·恩·｝ Ⅲ．下面是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商业危机》报告（1847—1848年）中的一段话： “1847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英格兰银行通知利物浦皇家银行说，从现在起，该行对皇家银行的贴现业务将减少一半。这个通知起了很坏的作用，因为近来在利物浦用汇票支付比用现金支付的情况多得多；并且因为通常要带许多现金到银行去兑付本人承兑汇票的商人，近来可以只带他们出售棉花及其他产品所得的汇票。这种现象迅速扩大，营业困难也同时增加了。银行必须为商人支付的承兑汇票，多半是国外开出的，以前多半要用产品所得的进款来偿付。商人现在所携带的用来代替以前的现金的汇票，有不同的期限和不同的种类，相当大一部分是以三个月为期的银行汇票，大多数是为棉花开出的汇票。这种汇票，如果是银行汇票，总是由伦敦的银行家承兑，如果不是，就由在巴西、美国、加拿大、西印度等地的各行各业的商人承兑……商人不互相开出汇票，但在利物浦购买货物的国内顾客，会用对伦敦的银行，或对伦敦其他的商行，或对任何一个人开出的汇票来偿付。英格兰银行的通知，使那种为已出售的外国产品开出的汇票缩短了期限，以前这种汇票的期限往往在三个月以上。”（第26、27页） 如上所述，英国从1844年到1847年的繁荣时期，是和第一次大规模的铁路欺诈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次欺诈活动对一般营业所产生的影响，上述报告有如下的记载： “1847年4月，几乎所有商行都由于它们的一部分商业资本投在铁路上而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第41、42页）——“有人凭铁路股票按高利息率如8％向私人、银行家、保险公司借款。”（第66、67页）——“这些商行给予铁路这么多投资，这使他们自己不得不再用汇票贴现的办法，向银行过多地借入资本来继续进行他们本身的业务。”（第67页）——（问：）“您是说，铁路股票的缴款大大加强了｛1847年｝4月和10月｛货币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压力吗？”（答：）“我认为，那对4月份的压力未必会有什么影响。据我看，铁路股票的缴款，一直到4月，也许一直到夏季，不是削弱了而是巩固了银行家的地位。因为货币的实际使用，完全不象货币的缴付那样迅速；因此，在该年初，大多数银行手里都有数额相当可观的铁路基金。｛这一点已经由银行家在《商业危机》（1848—1857年）中的许多证词所证实。｝这个铁路基金在夏季已逐渐消失，到12月31日已大为减少。10月份形成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手里铁路基金的逐渐减少；在4月22日和12月31日之间，我们手里的铁路基金余额已减少三分之一。铁路缴款在整个英国都有这种影响；它使银行存款渐渐枯竭。”（第43、44页） 赛米尔·葛尼（臭名昭著的奥维伦—葛尼公司的经理）也说： “1846年，铁路所需要的资本数额特别大，但利息率并没有提高。小额资本聚集成大额资本，而这种大额资本是在我们的市场上用掉的；因此，大体说来结果是，投在西蒂货币市场上的货币多于从西蒂货币市场上取走的货币。”［第159页］ 利物浦股份银行的董事，亚·霍奇森曾经指出，汇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银行家的准备金，他说： “我们的习惯是，至少把我们的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九和我们从别人手里得到的全部货币，以一天天到期的汇票的形式保存在我们的票据箱内……所以在危机期间，每天到期的汇票额几乎和每天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付款的金额相等。”（第53页） 投机汇票。 （第5092号）“这种汇票〈为所出售的棉花开出的汇票〉主要由什么人承兑呢？｛罗·加德纳，本书多次提到的一个棉纺织厂主：｝由商品经纪人承兑；一个商人买了棉花，把它交给一个经纪人，向这个经纪人开出汇票，并拿汇票去贴现。”——（第5094号）“这种汇票是交到利物浦银行，并在那里贴现吗？”——“是的，但也在别处……如果没有这种主要由利物浦银行办理的信贷，依我看，去年的棉花每磅就会便宜1+（1/2）便士或2便士。”——（第6002号）“您说过，大量流通的汇票是由投机家向利物浦的棉花经纪人开出的；除棉花以外，对于贵行为其他殖民地产品的汇票的付款，您的这种说法也是适用的吗？——｛亚·霍奇森，利物浦的银行家：｝一切种类的殖民地产品都是这样，棉花特别是这样。”——（第601号）“您作为一个银行家，要设法拒收这种汇票吗？”——“不；我们认为，这种汇票，只要适量就是完全合法的……这种汇票往往要延期。” 1847年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上的欺诈。——查理·特纳（利物浦一家从事东印度贸易的第一流商行的经理）： “我们大家都知道毛里求斯商业上和类似的商业上发生的事情。经纪人习惯于不仅在商品抵埠以后，以这种商品作为抵押（这是完全合法的），和以提单作为抵押，取得贷款，来偿付凭这批商品开出的汇票……而且在产品起运以前，有些时候甚至在产品制造以前，就以产品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例如有一次，我在加尔各答买了6000—7000镑汇票；出售汇票所得的钱被送往毛里求斯，以便资助那里的甘蔗种植；汇票被送到英国时，其中半数以上被人拒收；在本应用来兑付这种汇票的砂糖终于运到时，却发现这些砂糖在起运以前，实际上几乎还在熬制以前，已经抵押给第三者了。”（第78页）“现在必须为运往东印度市场的商品向工厂主支付现金；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只要购买者在伦敦有一点信用用这个方法得到的货币付给工厂主……向印度运送商品的人，至少要十二个月，才能从那里收回货款……一个拥有10000镑或15000镑的经营印度贸易的人，会在伦敦一家商行那里得到巨额的信用；他给该商行1％的手续费，按如下的条件对它开出汇票：送往印度的商品所得的货款，将交到这家伦敦商行；双方默契，这家伦敦商行不必实际预付现钱，这就是说，汇票会延期，直到货款流回为止。这种汇票在利物浦、曼彻斯特、伦敦贴现，其中有不少保留在苏格兰的银行手里。”（第79页）——（第786号）“有一家商行最近在伦敦倒闭了。人们在检查账簿时发现了如下的情况：在曼彻斯特有一家商行，在加尔各答另有一家商行；它们在这家伦敦商行开有20万镑信用的账户，这就是说，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运商品去委托加尔各答那家商行销售的曼彻斯特商行的营业伙伴，有权向该伦敦商行开出总额20万镑的汇票；同时还商定，该加尔各答商行也向该伦敦商行开出20万镑的汇票；这种汇票在加尔各答出售，卖得的钱则被用来购买别的汇票寄给伦敦那家商行，让它能够兑付最初由格拉斯哥或曼彻斯特所开出的汇票。这样，通过这种交易，就产生60万镑汇票。”——（第971号）“现在，如果加尔各答某商行｛为英国｝购买一船货物，用该行向伦敦代理商开出的汇票来支付，并把提单送往伦敦，那末，这种提单就会立即被他们拿到伦巴特街去获取贷款；因此，在他们的代理商必须兑付汇票以前，他们有八个月的时间可以利用这宗货币。” Ⅳ．1848年，上院一个秘密委员会开会研究1847年危机的原因。但是，为这个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到1857年才公布（本书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年[122]）。在那里，利物浦联合银行董事李斯特尔先生作证时说： （第2444号）“1847年春，信用过度膨胀……因为实业家已经把他们的资本由他们的营业转移到铁路方面去，但还是想维持原有的营业规模。每个人当初也许都认为，他可以出售铁路股票获得利润，由此弥补营业上需用的货币。也许他已经发觉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前在营业上用现金支付的地方，现在要改用信用。这样一来，信用就膨胀了。” （第2500号）“这种使承兑银行蒙受损失的汇票，主要是为谷物或棉花开出的吗？……这是为各种产品，如谷物、棉花、砂糖和其他各种产品开出的汇票。当时几乎没有一种产品不跌价，也许只有油是例外。”——（第2506号）“只要没有充分的保证，包括对作为担保品的商品跌价的补偿，承兑汇票的经纪人就不会承兑它。” （第2512号）“为产品而开出的汇票有两种。属于第一种的，是国外向进口商人开出的原汇票……这种为产品开出的汇票，往往在产品抵埠以前已经到期。因此，在商品抵埠的时候，如果这个商人没有足够的资本，他就必须把商品送到经纪人那里去押款，直到他能把商品售出时为止。然后马上会由利物浦的商人用那宗商品作担保，向经纪人开出另一种汇票……因此，要弄清经纪人那里是否有这宗商品，以及他为这宗商品提供了多少贷款，就成了银行家要做的事情。银行家必须弄清楚，经纪人是否有财产能够在蒙受损失时用来补偿损失。” （第2516号）“我们也接受来自外国的汇票……某人在国外购买那种在英国兑付的汇票，并把它送到英国的一个商行。从这种汇票我们看不出它是开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是代表产品还是只代表风。” （第2533号）“您说，几乎每一种外国产品售出时都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您认为，这是由于在这类产品上进行了不当的投机造成的吗？——这是由于这类产品进口很多，但没有相应的消费可以吸收它们。无论从哪一点看，消费都非常显著地下降了。”——（第2534号）“十月间……产品几乎完全卖不出去。” 关于在崩溃最严重的时刻人们怎样普遍地只顾自己，一位第一流的行家，可敬的狡猾的战栗教徒，奥维伦—葛尼公司的赛米尔·葛尼，在同一个报告中说： （第1262号）“在恐慌笼罩着的时候，一个实业家不会自问，他把自己的银行券投放出去能获得多少，也不会问，他在出售国库券或利息率为3％的债券时会受1％的损失还是2％的损失。只要他一旦处于恐怖的影响之下，他就不再关心是赢利还是损失；他只求自身的安全，至于其他人会怎样，他一概不管。” Ⅴ．关于两个市场互相造成商品充斥的问题，一个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商人亚历山大先生，曾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本书引用时题为：银行委员会，1857年）作证说： （第4330号）“目前，如果我在曼彻斯特投下6先令，我将在印度收回5先令；如果我在印度投下6先令，我也将在伦敦收回5先令。” 这样，印度市场为英国商品所充斥，英国市场也同样为印度商品所充斥。而且，这是在1857年夏天发生的情况，和1847年的惨痛经验相距还不到十年！ 注释： [115]《两大陆评论》（《RevuedesdeuxMondes》）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和政论性的双周刊，从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52页。 [116]见注2（1）。——第455页。 [117]委托销售（consignatio，字面上的意思是：签字，书面证明）是在国外代销商品的一种形式，出口商（托售人）把商品运往外国商行（代销人）的货栈，委托后者依一定的条件代为出售。——第459、556页。 [118]关于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见本卷第34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第460、475、490、537页。 [119]《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第461页。 [120]伦巴特街——伦敦的金融中心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第462、564页。 [121]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第462、564、635页。 [122]见注2（2）。——第46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四章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四章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商人资本G—W—G′上，至少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形式，虽然这种运动只处在流通领域内，因而利润只表现为让渡利润；但不管怎样，利润仍然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表现为单纯的物的产物。商人资本的形式，仍然表现一个过程，表现两个相反阶段的统一，表现一种分为两个相反行为即商品的买和卖的运动。在G—G′这个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运动就消失不见了。例如，资本家贷出1000镑，利息率为5％，作为资本的这1000镑的价值在一年内＝C十Cz′；在这里，C代表资本，z′代表利息率，因而这5％＝5/100＝1/20，1000＋1000×1/20＝1050镑。作为资本的1000镑的价值＝1050镑，就是说，资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它是一个数量关系，是作为一定价值的本金同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自身，同作为已经生产剩余价值的本金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对一切能动资本家来说，不管他们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执行职能，资本本身总是表现为这种会直接自行增殖的价值。 G—G′。在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的最初起点，G—W—G′公式中的货币，这个公式已归结为两极G—G′（G′＝G十△G），即创造更多货币的货币。这是被缩简成了没有意义的简化式的资本最初的一般公式。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资本，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而是一个在一定期间内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资本。但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性质是直接地表现出来的，没有任何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作媒介。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自行创造的源泉。现在，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已经是资本，资本也表现为单纯的物；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究竟是把货币作为货币支出，还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取决于货币所有者，即处在随时可以进行交换的形式上的商品的所有者。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就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里显示的，不是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而只是这种转化的没有内容的形式。象在劳动力的场合一样，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创造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货币本身在可能性上已经是会自行增殖的价值，并且作为这样的价值被贷放，而贷放就是这种独特商品的出售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象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贷款人也是把他的货币作为这种可以生息的东西来出售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说过，甚至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也会这样表现，好象它并不是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作为资本自身，作为货币资本而提供利息。 下面这一点也是颠倒的：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生息的形态，资本的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 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它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 资本只有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才变成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自行增殖的性质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这个价格在每一具体场合都表示在利息率上。 作为生息资本，而且正是在它作为生息货币资本的直接形式上（生息资本的其他形式同我们这里无关，这些其他形式也是由这个形式派生出来的，并以这个形式为前提），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拜物教形式：G—G′被看成主体，被看成可出售的物。第一，这是由于资本作为货币的不断存在；在这样的形式上，资本的一切规定性都已经消失，它的现实要素也看不出来。货币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这个形式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别消失了，因而由这些商品和它们的生产条件构成的各种产业资本的差别也消失了；在这个形式上，价值——在这里也就是资本——是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而存在的。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形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要素，一个单纯的经过点。相反地，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总是以这个形式存在。第二，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这里又是在货币形式上）表现为资本本身应得的东西。象生长表现为树木固有的属性一样，生出货币（τóкоS〔利息〕）似乎是资本在这种货币资本形式上固有的属性。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中介过程被省略了。因此，一个1000的资本已确定为这样一种物，这种物本身＝1000，经过一定时期变成1100，好象窖内的葡萄酒，经过一定时期会改善它的使用价值一样。资本现在是物，而作为物它是资本。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110]。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或者投到再生产过程中去（这时，它会为自己拥有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除提供企业主收入外还提供利息），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这样，生货币资本的表现）实现了货币贮藏者的虔诚愿望。 利息长在货币资本上就象长在一个物上一样（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事实在这里就是这样表现的），这就是路德在他反对高利贷的天真的狂吼中十分注意的事情。路德作了如下的说明：当资本不能按规定期限偿还给贷出者，以致贷出者不能支付，因而受到损失时，或者当贷出者本来可以通过购买例如一座花园来获得利润，但由于资本不能按规定期限偿还给他而丧失获得这种利润的机会时，都可以要求利息。然后他接着说道： “这样，我把它们（100古尔登）贷放给你，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也就是我在两方面都不得不受到损失，这就叫作双重损失：既遭受招失，又丧失利益……他们听说汉斯贷放100古尔登受了损失，并要求适当的赔偿，就急忙趁此机会对每100古尔登都索取这双重损失的赔偿，即为不能支付的损失和失去购买花园的机会所受的损失要求赔偿，好象每100古尔登都自然会生出这样双重的损失一样。因此，只要他们有100古尔登，他们就会贷放出去，并按照他们实际上没有受到的这样双重的损失来要求赔偿……既然谁也没有使你受损失，并且你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计算这种损失，你却从邻人手里取得货币来赔偿你虚构的损失，因此，你就是高利贷者。法学家把这种损失不是叫作实际的损失，而是叫作幻想的损失。这是各个人为自己而想象出来的损失……因此，说我可能会受损失，因为我可能既不能支付也不能购买，是不行的。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就是从偶然生出必然，就是无中生有，就是从未必会有的东西生出确实会有的东西。这种高利贷，要不了几年，不就会把整个世界吞掉了吗？……贷出者必须得到赔偿，这种情况是一种偶然的不幸，是不以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这种交易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费尽心机编造损失，让贫苦的邻人来赔偿，企图以此为生和发财致富，靠别人的劳动、忧患、危险和损失而使自己过着骄奢淫逸和荣华富贵的生活。我坐在火炉旁边，让我的100古尔登在国内为我搜集钱财。因为这是贷放出去的货币，所以终归要保存在我的钱袋里，没有任何危险，一点也不用担忧。朋友啊，谁不乐意这样做呢？”（马·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关于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会在再生产中自行增殖的价值，它由于天生的属性，——也就是经院哲学家所说的隐藏的质，——是一种永远保持、永远增长的价值，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莱斯博士生出许多荒诞无稽的幻想。它们已经远远超过炼金术士的幻想。对于这些幻想，皮特深信不疑，并且，他在制订还债基金[111]的条例时，把这些幻想当作他的财政政策的基础。 “生复利的钱，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其速度就超出任何想象。一个便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5％的复利放出，到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15000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可是如果以单利放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它至多只能变成7先令4+（1/2）便士。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宁可用后一种方法而不用前一种方法来理财。”［注：理查·普莱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版［第19页］。他说得天真可笑：“我们必须用单利来借钱，以便用复利来使它增殖。”（见罗·汉密尔顿《关于大不列颠国债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增订第2版［第133页］）按照这种说法，借钱对私人来说也成了致富的最可靠的手段。但是，如果我按5％的年息借到比如说100镑，我就必须在年终支付5镑，假定这个借款继续一万万年，那我在这个期间每年总是只有100镑可以贷放出去，并且每年同样要支付5镑。这样一来，我永远不可俄借入100镑，再贷出105镑。我靠什么来支付这5％的利息呢？只有靠新的借入；如果说的是国家，那就是靠课税。如果是产业资本家借钱，他就能够在例如15％的利润中，把5％支付利息，把5％用在消费上（虽然他的胃口会同他的收入一同增大），把5％变成资本。这就是说，必须以15％的利润为前提，才能不断支付5％的利息。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根据前面已经阐明的理由，利润率还会由比如说15％降低到10％。普莱斯完全忘记了5％的利息是以15％的利润率为前提的，并且假定这个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积累而继续下去。他完全不考虑现实的积累过程，只考虑把货币贷放出去，以便使它带着复利流回来。至于这是怎么来的，对他来说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那正是生息资本天生的性质。］ 在《评继承支付》（1772年伦敦版）中，普莱斯更是想入非非： “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6％的复利放出〈大概是投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假设它变成一个直径同土星轨道的直径相等的圆球——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因此，一个国家总是能摆脱困难的；因为它只要有一小笔积蓄就能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限内清偿大笔的债务。”（第ⅩⅢ、ⅪⅤ页） 这对英国国债来说，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理论指导啊！ 普莱斯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因为他完全不顾再生产和劳动的条件，把资本看作自行运动的自动机，看作一种纯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完全象马尔萨斯把人类看作按几何级数增长一样[112]），所以他竟然以为，他已经在下述公式中发现了资本增长的规律：ｓ＝ｃ（1＋z）n。在这个公式中，ｓ＝资本＋复利的总和，ｃ＝预付资本，z＝利息率（表示在100的相应部分上），n代表过程进行的年数。 皮特十分认真地看待普莱斯博士的这种欺人之谈。1786年下院通过决议，为了公共利益举债100万镑。按照皮特所相信的普莱斯的说法，为了“积累”这个借到的金额，当然最好是向人民征税，并且用复利的神秘法术来驱除国债。在下院通过这个决议后不久，接着就颁布了皮特提出的一项法律，规定积累25万镑， “直至包括到期的终身年金在内的基金增长到一年400万镑为止”（乔治三世二十六年第31号法令[113]）。 皮特在他1792年提议增加还债基金金额的演说中，认为机器和信用等等也是使英国商业占优势的原因，但是， “积累是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原因。这个原理在斯密这位天才的著作中已经得到完全的发挥和充分的说明……资本的这种积累得以实现，是因为人们至少把年利润的一部分再投回去以增加本金，而本金在次年按同样的方法被使用，连续地提供利润”。 这样，靠普莱斯博士的帮助，皮特就把斯密的积累理论变成一国人民通过债务积累而致富的理论，并且进入一个无限借债——为还债而借债——的愉快过程。 在柴尔德这个现代银行业之父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发现这样的话： “100镑按10％的利息率以复利计算，经过七十年，就会生出102400镑。”（柴尔德《论商业》1754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第115页，1669年写成） 普莱斯博士的见解怎样不知不觉地混入了现代经济学中，可以由《经济学家》上的一段话得到说明： “资本，在积蓄资本的每个部分都按复利积累时，会无所不吞，以致人们由以取得收入的世界全部财富早已变成资本的利息……所有的地租现在也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经济学家》1851年7月19日） 资本作为生息资本，占有所能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而资本迄今已经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资本的无所不吞的食欲的分期偿付。按照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这个摩洛赫！ 最后，还有“浪漫主义的”弥勒的如下胡说： “普莱斯博士所说的复利的惊人增长，或人的自行加速的力量的惊人增长，如果要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要以许多世纪不分割的或不中断的划一的秩序为前提。资本一旦分割开来，分成许多单个的自行生长的幼芽，力量积累的全部过程就重新开始。自然赋予每个工人〈！〉增长力量的期间平均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过了这个期间，工人就离开人生道路，就要把那由劳动按复利积累起来的资本，转交给新的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给许多工人或儿童。这些工人和儿童在能由他们得到的资本取得真正的复利以前，必须先学会怎样去推动和运用这些资本。其次，市民社会所获得的巨额资本，即使在最活跃的共同体内也要经过多年才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且不是用来直接扩大劳动，而是相反地，一旦聚积成相当数额，就以贷放的名义，转移给另一个人，一个工人，一个银行或一个国家。然后接受的人在实际运用资本时从中收取复利，从而能够容易地向贷出者提出支付单利的保证。最后，如果只有生产或节约的规律发生作用，人的力量及其产物固然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消费、贪婪和浪费的规律会对这种增长起反作用。”（亚·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第147—149页） 在少数几行内再也不能拼凑比这更多的令人恶心的胡言乱语了。且不说他可笑地把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力的价值和资本的利息等等混为一谈，他还根据资本贷放出去是为了取得复利的事实来说明复利的减少。我们这位弥勒所用的方法，具有各行各业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它的内容是由日常的偏见构成的，是从事物最表面的假象取来的。然后，这种错误的平庸的内容被用神秘的表达方法“提高”和诗化了。 只有当利润（剩余价值）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即被用来吮吸新的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可以叫作利息的时候，资本的积累过程才可以看作是复利的积累。但是： 1．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因此，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说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注：见穆勒和凯里的著作，以及罗雪尔按其错误理解对此所作的注释。[114]］ 2．本卷第三篇已经证明，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正好表现为可变资本部分同不变资本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当一个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增加为十倍时，要产生相同的利润率，剩余劳动时间也必须增加为十倍。这样，即使全部劳动时间，甚至一日24小时都被资本占有，也不够用。但利润率不会降低的观念，是普莱斯所说的级数的基础，并且总的说来，也是“复利资本无所不吞”这样一种说法的根据。［注：“很清楚，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才智，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断地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23页——霍吉斯金著）］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一个质的界限：这个界限取决于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相反地，如果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末，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资本的积累就会超出任何想象。 但是，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以致象《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积累的劳动产品，早已对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财富进行了贴现，依法据为己有。过去的劳动的产品，过去的劳动，在这里本身就孕育着现在的或未来的活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知道，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再生产出来，这实际上只是它们同活劳动接触的结果；其次，过去劳动的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过去劳动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并支配着活劳动——的时期内才存在。 注释： [110]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第443页。 [111]关于皮特的还债基金，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76-480页。——第444页。 [112]见［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伦敦版第25-26页（［Th．R．Malthus．］《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London，1798，p．25-26）。——第445页。 [113]指下述文件：《关于每一季度末拨给委员们一定量的款项用来减少国债的法令（乔治三世二十六年第31号）》（《AnActforvestingcertainSumsinCommissioners，attheEndofeveryQuarterofaYear，tobebythemappliedtotheReductionoftheNationalDebt（Anno26GeorgiiⅢ，Regis，cap．31）》）。——第446页。 [114]马克思指下列著作：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49年伦敦第2版第1卷第91-92页（J．St．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withsomeoftheirApplicationstoSocialPhilosophy》．Secondedition，Vol．I，London，1849，p．91-92）；亨·查·凯里《社会科学原理》1859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3卷第71-73页（H．Ch．Carey．《PrinciplesofSocialScience》．Vol．Ⅲ，Philadelphia，1859，p．71-73）；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45节。——第44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六章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章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在英国，正在发生追加财富的不断积累，其趋势是最终采取货币形式。但是，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最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末，寻找用途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自从国债在1816年达到最高限度，不再起吸收器的作用以来，每年至少有2700万在寻找别的投资场所。此外，还有各种的资本偿还……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开辟出路。”（《通货论》1845年伦敦版第32—34页） 关于1845年，该书说： “在很短的时期内，物价已经由萧条时期的最低点急剧回升……利息率3％的国债券几乎照票面价值买卖了……英格兰银行地库的黄金总额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储备额。各种股票的价格都高到几乎前所未闻的程度，而利息率却降到几乎只剩一个名义了……这一切都证明：在英国，又一次出现了闲置财富的沉重积累；不要多久，我们将又一次面临投机的狂热时期。”（同上，第36页） “虽然金的输入不是对外贸易获利的可靠标志，但在没有另外一种说明方法的情况下，这种金的输入的一部分，显然代表着这样一种利润。”（约·盖·哈伯德《通货和国家》1843年伦敦版第40、41页）“假定在营业一直兴旺、价格有利、通货充足的时期，由于农作物歉收，需要输出500万镑金以输入同额价值的谷物。通货｛下面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不是指流通手段，而是指闲置的货币资本。——弗·恩·｝会按同额减少。私人手中掌握的流通手段也许还和以前一样多，但是，商人在他们的银行里的存款，银行在它们的货币经纪人手里的余款以及银行库存的准备金都会减少，而闲置资本额的这种减少的直接结果，将是利息率的提高，例如由4％提高到6％。因为营业状况良好，所以信任没有动摇，但是信用会更贵。”（同上，第42页）“如果商品价格普遍下降，多余的货币就会以增加存款的形式流回银行，闲置资本的过剩就会使利息率下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较高的物价或比较活跃的营业使这种闲置的货币得到使用，或者，直到这种货币被用来购买外国有价证券或外国商品而被吸收掉。”（第68页） 以下摘录又是引自议会关于《商业危机》的报告（1847—1848年）。——由于1846—1847年的歉收和饥荒，必须大量进口粮食。 “因此，进口大大超过了出口……因此，货币大量从银行流出，那些有汇票需要贴现的人越来越多地拥向贴现经纪人，经纪人开始仔细审查汇票。以前承诺的信贷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基础薄弱的商行倒闭了。完全依赖信用的人开始破产。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以前已经感到的不安；银行家等人发现，他们不再象以前那样有把握地可以把他们的汇票和其他有价证券换成银行券，以偿还他们的债务；他们对信贷采取了更大的限制并且往往干脆加以拒绝；他们在许多场合把他们的银行券储藏起来，以便将来偿付债务；他们宁愿根本不发出银行券。不安和混乱与日俱增。如果没有约·罗素勋爵那封信，全面的破产恐怕已经发生了。”（第74、75页） 罗素的信，使银行法暂停执行。——前面提到的那位查·特纳作证说： “有些商行有巨额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他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蓝靛厂、制糖厂上了。当他们的债务达到50—60万镑时，他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支付开出的汇票了；最后，他们只有靠他们的信用，而且必须是足够的信用，才能支付他们的汇票。”（第81页） 前面提到的那位赛·葛尼说： ［第1664号］“现在〈1848年〉到处都出现了交易缩减和货币大大过剩的现象。”——（第1763号）“我不认为，利息率提得这样高是由于缺少资本；这是由于惊慌，由于获得银行券的困难。” 1847年，英国为进口粮食至少向外国支付了900万镑金。其中，750万镑来自英格兰银行，150万镑来自别的地方（第301页）。——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说： “1847年10月23日，国债券、运河股票、铁路股票已经贬值114752225镑。”（第312页） 同一个莫利斯在答复乔·本廷克勋爵时说： ［第3846号］“难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种证券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贬值了吗，原料、原棉、生丝和原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了吗，砂糖、咖啡和茶叶都拍卖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粮食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国家必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您是不是认为，与其忍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800万镑呢？——我不认为是这样。” 下面是对这种英雄主义所作的注释。迪斯累里向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前任总裁威·柯顿先生问道： “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得到多少股息？——那一年是7％。——1847年的股息是多少？——9％。——今年英格兰银行要替它的股东交所得税吗？——是的。［注：这就是说，以前是先定股息，然后在付给各个股东时扣去所得税；1844年以后，是先从银行总利润中交纳税款，然后在分配股息时“免扣所得税”。因此，名义上相等的百分率，在后一个场合，就多了这个所得税的数额，——弗·恩·］——1844年也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看来，这个银行法〈1844年的银行法〉对股东非常有利了……结果是，从新银行法实施以来，股东的股息已由7％增加到9％，此外，股东在以前必须交纳的所得税，现在由银行交纳了，是不是呢？——确实是这样。”（第4356—4361号） 关于1847年危机期间银行的货币贮藏，地方银行家皮斯先生说： （第4605号）“因为银行不得不越来越提高它的利息率，人们普遍产生了忧虑；地方银行都增加了自己手中的货币额和银行券额；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平时也许只保留几百镑金或银行券，现在都立刻在钱柜和账桌抽屉里贮存了数千镑，因为大家对于贴现和汇票在市场上的流通力都感到极不可靠；结果普遍都贮藏货币。”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指出： （第4691号）“所以，不管过去十二年内原因是什么，结果总是更有利于犹太人和货币经营者，而不是更有利于一般的生产阶级。” 至于货币经营者曾经多么厉害地利用危机时期，图克说： “瓦瑞克郡和斯泰福郡的金属制品业，1847年拒绝了许多订货单，因为工厂主拿汇票去贴现时必须支付的利息率，把他的全部利润吞掉还嫌不够。”（第5451号） 我们现在再引用一个以前已经引用过的议会报告：《银行法特别委员会1857年由下院向上院提出的报告》（以下题为：银行委员会，1857年）。在这个报告中，“通货原理”[123]派的巨星，英格兰银行董事诺曼先生，受到了如下的质问： （第3635号）“您说，您认为利息率不是取决于银行券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资本的供求。您是否可以谈一谈，您所说的资本，除了银行券和硬币而外，还指什么？——我认为，资本的普通定义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第3636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是否把一切商品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生产上使用的一切商品都包括在内了。”——（第3637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您把这一切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是的。假定有一个棉纺织厂主，他的工厂需要棉花。他大概会用这样的办法弄到棉花：他先从他的银行家那里获得一笔贷款，带着这样得到的银行券到利物浦去购买。他真正需要的是棉花，他需买银行券或金，只是当作获得棉花的手段。或者，他需要资金，是为了给他的工人支付报酬；这样，他又要借银行券，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而工人又需要食物和住所；货币就是对这些需要实行支付的手段。”——（第3638号）“但是对货币要支付利息吗？——当然，首先要支付利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假定他赊购棉花，没有从银行取得任何贷款；这时，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 这种洋洋得意的胡言乱语，只有“通货原理”派的这个台柱才说得出口。首先是天才地发现了，银行券或金是购买某种物品的手段；人们借银行券或金，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由此要问，利息率是由什么东西调节的？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而我们以前只知道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但是，完全不同的利息率，是和不变的商品市场价格并行不悖的。——然后又是如下的狡辩。“但是对货币要支付利息”这个正确的提法，当然包括如下的问题：根本不经营商品的银行家所得的利息，同这些商品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那些把货币投在各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也就是那些把货币投在受生产上使用的各种商品的完全不同的供求关系支配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不是要按同一利息率得到货币吗？——对于这个问题，这位可敬的天才的回答是：如果工厂主赊购棉花，“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刚好相反。现有的利息率——天才诺曼应当说明的正是这种利息率是如何调节的——才是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的尺度。首先，棉花是按照它的现金价格出售的，这个价格由市场价格决定，而市场价格本身由供求的状况调节。例如价格＝1000镑。就买卖而言，工厂主和棉花经纪人之间的交易由此就结束了。但是，还有第二种交易。这就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易。1000镑的价值是以棉花贷给工厂主的；他必须在比如说三个月内用货币偿还。这时，1000镑在三个月内按市场利息率得到的利息，就是高于现金价格的加价。棉花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但是1000镑棉花价值在三个月内贷出的价格，是由利息率决定的。棉花本身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一事实，在诺曼先生看来，就是证明：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如果根本没有货币，那也就决不会有一般利息率了。 首先，资本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这种见解是一种庸俗的见解。在这些商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时，它们作为资本的价值，不同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价值，表现在由它们的生产用途或商业用途产生的利润中。并且，利润率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所购买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它们的供求有某种关系，但它仍然由完全不同的事情决定。并且，毫无疑问，利息率一般说来是以利润率为它的界限的。但诺曼先生正是应当告诉我们，这个界限是如何决定的。它是由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现在，可以进一步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诺曼不向我们说清楚这一点，却向我们兜售这样一个哲言：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和对货币本身的需求不是一回事；并且只是兜售这个哲言，因为他、奥维尔斯顿及其他“通货原理”的先知们暗中总是不安好心，他们力图通过人为的立法的干涉，从流通手段本身造出资本，并且提高利息率。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奥维尔斯顿勋爵，亦即赛米尔·琼斯·劳埃德，看他是怎样不得不说明：为什么他在国内“资本”如此缺少的情况下为他的“货币”取得10％的利息。 （第3653号）“利息率的波动，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由于资本价值的变动”， （妙极了！一般地说，资本的价值，正好就是利息率！所以在这里，利息率的变动就是由于利息率的变动。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资本的价值”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别的理解。但是，或者奥维尔斯顿先生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了。如果是这样，这位深刻的思想家就回到利息率由利润率调节这一点上来了！） “或者是由于国内现有货币额的变动。利息率所发生的一切巨大的波动，不管波动时间有多久或者波动范围有多广，都可以明确无误地归结为资本的价值的变动。1847年和最近两年〈1855—1856年〉利息率的提高，是这一事实的最显著的实际例证；现有货币额的变化所产生的较小的利息率变动，影响范围小，持续时间短。这些变动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变动越频繁，就越能达到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使奥维尔斯顿之流的银行家发财致富。可爱的赛米尔·葛尼曾经非常天真地在上院委员会面前说到这一点（商业危机，1848［—1857年］）。 （第1324号）“您认为，去年发生的利息率的大波动是否有利于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呢？——我认为它有利于货币经营者。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第1825号）“在利息率很高的情况下，银行家会不会由于他的最好的顾客陷于贫困而最终受到损失呢？——不会，我不认为这种影响已经达到值得注意的程度。” 所要说的就是这一套。 关于现有货币额对利息率的影响，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指出，奥维尔斯顿在这里又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1847年，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十月以前，人们对货币短缺的现象，对奥维尔斯顿在前面指货币资本而言的“现有货币量”还没有产生任何忧虑），由于下列原因而增加了：谷物昂贵，棉价上涨，砂糖因生产过剩而卖不出去，铁路投机和破产，国外市场棉纺织品充斥，以及前面已经说到的旨在进行汇票投机而对印度的强制输出和从印度的强制输入。所有这些情况，工业生产过剩和农业生产不足，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即对信用和货币的需求的增加。货币资本需求的这种增加，可以在生产过程本身的进行中找到原因。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正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提高了利息率，即货币资本的价值。如果奥维尔斯顿想说，货币资本的价值提高了，是因为它提高了，这是同义反复。但是，如果他在这里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的提高，把利润率的提高看作利息率提高的原因，我们就立即可以看到他的错误。尽管利润减少，但货币资本的需求，因而“资本的价值”还是可以提高；一旦货币资本的相对供给减少了，它的“价值”就会提高。奥维尔斯顿想要证明：1847年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利息率，同“现有货币量”无关，也就是说，同他所鼓吹的1844年的银行法[118]的规定无关；虽然事实上它同这些规定是有关的，因为对银行准备金枯竭——奥维尔斯顿的一个创造——的恐惧，使1847—1848年的危机增加了货币恐慌。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由于营业范围同现有资金相比过度扩大，货币资本荒已经存在；由于农作物歉收、铁路投资过多、生产过剩特别是棉纺织品的生产过剩、在印度和中国的营业欺诈、投机、砂糖输入过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混乱，导致了货币资本荒的爆发。对于那些按每夸特120先令的价格购买了谷物的人来说，在谷物价格跌到60先令时所缺少的，就是他们多支付的60先令，以及以谷物为抵押的同额贷款的信用。妨碍他们按原价120先令把谷物转化成货币的，根本不是由于缺少银行券。对于那些过多地输入砂糖以致几乎卖不出去的人来说，情形也是这样。对于那些把流动资本固定在铁路上，因而要依靠信用来补充“正当”经营所需要的流动资本的先生们来说，情形也是这样。但在奥维尔斯顿看来，这一切都好象是“对他的货币的已经提高的价值的道义上的承认”。但是，在货币资本的价值的这种提高的同时，另一方面正好是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货币价值的下降。资本的价值在一种形式上提高了，是因为资本的价值在另一种形式上下降了。而奥维尔斯顿却企图把不同种类的资本的这两种价值等同起来，把它们看作一般资本的唯一价值；他的手法是使二者都同流通手段即现有货币缺乏的现象对立起来。但是，同额货币资本可以用极不相等的流通手段量贷放出去。 现在，我们拿他所说的1847年的例子来看。官方的银行利息率：1月3—[3+（1/2）]％。2月4—[4+（1/2）]％。3月大部分是4％。4月（恐慌）4—[7+（1/2）]％。5月5—[5+（1/2）]％。6月大体上说是5％。7月5％。8月5—[5+（1/2）]％。9月5％，但略有变动，[5+（1/4）]％，[5+（1/2）]％或6％。10月5％，[5+（1/2）]％，7％。11月7—10％。12月7—5％。——在这个场合，利息增加是因为利润减少和商品的货币价值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奥维尔斯顿在这里说，利息率在1847年提高了，是因为资本的价值提高了，那末，他所理解的资本的价值就只能是货币资本的价值，而货币资本的价值又正好是利息率。但后来露出了狐狸尾巴，原来他把资本的价值和利润率等同起来了。 至于1856年人们所付的高利息率，奥维尔斯顿事实上不知道，这种高利息率部分地说正是一个征兆，表明那种不是用利润而是用别人的资本来支付利息的信用骑士出现了；他在离1857年危机只有几个月前还断言，“营业情况非常良好”。 他还说： （第3722号）“认为企业利润会由于利息率的提高而被消灭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第一，利息率的提高很少持续很长时间；第二，如果它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幅度很大，那末按照事物的本质，它就是资本的价值的提高；而资本的价值为什么会提高呢？因为利润率提高了。” 在这里，我们终于弄清楚了“资本的价值”的含义是什么。不过，利润率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仍旧很高，但企业主收入下降而利息率提高，结果是利息吞掉了利润的大部分。 （第3724号）“利息率的提高是我国营业巨大发展和利润率大大提高的结果；如果有人抱怨说，提高了的利息率破坏了作为它自己的原因的上述两件事情，那是不合逻辑的说法，对此我们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 这种说法合乎逻辑，正象下面这样的说法合乎逻辑一样：利润率的提高是商品价格由于投机而提高的结果，如果有人抱怨说，价格的提高破坏了它自己的原因，即投机，那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等等。一物最终能破坏该物自身的原因这种说法，只有对那些热中于高利息率的高利贷者来说，才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罗马人的强大是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强大。财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对财富起着破坏的作用。好一个狡猾的家伙！这个暴发户、百万富翁的“逻辑”竟博得了整个英国的尊敬，这是对当今资产阶级世界的愚蠢的最好写照。此外，虽然高利润率和营业扩大可以是高利息率的原因，但高利息率决不因此就是高额利润的原因。而问题正好是：在高利润率早已消失之后，这种高利息率（这是危机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不是还继续下去，或者说，是不是才达到了它的顶点。 （第3718号）“至于贴现率的显著提高，那末，这个情况完全是资本的价值增加的结果，而资本的价值这种增加的原因，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十分清楚地指出来。我已经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银行法生效的十三年内，英国的贸易由4500万镑增长到了12000万镑。想一想这个简单的数字材料所包含的一切事情，想一想商业如此巨大的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同时再想一想对这种巨大需求提供供给的自然源泉，即国家逐年的积蓄，在过去三四年内被用于无利可图的战争支出上了。我承认，我感到惊讶的是，利息率怎么没有涨得更高；换句话说，我感到惊讶的是，由于这些巨大的影响，资本紧迫现象怎么没有比您已经看到的现象更严重得多。” 我们这位高利贷逻辑学家的用语混乱多么令人吃惊啊！在这里，他再一次谈到了他所说的资本的价值的提高！他似乎认为，一方面发生了再生产过程的巨大的扩展，也就是现实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资本”，对这个资本产生了“巨大需求”，以便实现商业的这种如此巨大增长！生产的这种巨大增长不就是资本的增长吗？如果它造成了需求，它不同时也就造成了供给，并且同时也就造成了货币资本供给的增加吗？如果利息率提得很高，那只是因为货币资本的需求比它的供给增长得更快，或者换句话说，因为工业生产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经营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而扩大了。换句话说，实际的产业扩大，造成了对“信贷”需求的增加。后面这种需求，显然就是我们这位银行家所说的“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出口贸易之所以由4500万镑增加到12000万镑，当然不只是由于资本需求的扩大。其次，当奥维尔斯顿说，克里木战争所消耗的国家的逐年积蓄，就是对这种巨大需求提供供给的自然源泉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在1792—1815年战争期间（这是一场同小小的克里木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英国是用什么进行积累的呢？第二，如果自然源泉已经枯竭，资本是从什么源泉流出来的呢？大家知道，英国没有向外国借债。如果在自然源泉之外还有人为源泉，那末，把自然源泉用于战争而把人为源泉用于营业，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只有原有的货币资本，它能靠高利息率把它的作用提高一倍吗？奥维尔斯顿先生显然认为，国家逐年的积蓄（但在这个场合据说已经被消耗掉了），只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资料的增长，那末，债权在货币形式上的积累，对这种生产有什么好处呢？ 奥维尔斯顿把由高利润率引起的“资本的价值”的提高和由货币资本需求的增长而引起的提高混为一谈。这种需求的增长可以由那些和利润率完全无关的原因引起。他自己就举过一个例子：1847年这种需求的增长是由现实资本的贬值引起的。他根据自己的方便，把资本的价值一会儿说成是属于现实资本的，一会儿说成是属于货币资本的。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暴露了我们这位银行勋爵的不老实态度和他以教训的口吻强调的银行家的狭隘观点： （第3728号。问：）“您说，在您看来，贴现率对于商人没有重要意义。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您认为普通利润率是什么？” 奥维尔斯顿先生声称，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是“不可能”的。 （第3729号）“假定平均利润率为7—10％；这时，如果贴现率由2％变到7％或8％，就一定会对利润率发生重大影响，是不是？” （这个问题本身把企业主收入率和利润率混为一谈，忽视了利润率是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共同源泉。利息率可以不影响利润率，但不能不影响企业主收入。奥维尔斯顿回答说：） “第一，实业家不会支付那种会吞掉大部分利润的贴现率；他们宁愿停止营业。” （的确会这样，如果他们这样做而不致于破产。在他们的利润高的时候，他们要求贴现，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在利润低的时候，他们要求贴现，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 “贴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人要拿汇票去贴现呢？……因为他希望得到一个更大的资本”； （且慢！那是因为他希望提前实现他的长期投资的货币回流，并避免他的营业的中止。因为他必须偿付到期的欠款。他只是在营业顺利，或者即使营业不顺利但用别人的资本进行投机的情况下，才要求增加资本。贴现决不仅仅是扩大营业的手段。） “他为什么要得到对一个更大的资本的支配权呢？因为他要使用那个资本。他又为什么要使用那个资本呢？因为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但是，如果贴现会把他的利润吞掉，这对他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这位洋洋自得的逻辑学家以为，汇票贴现只是为了扩大营业，而扩大营业是因为有好处。第一个假定是错误的。一个普通实业家去贴现是为了提前实现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由此使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不是为了扩大营业或获得追加资本，而是为了要用他得到的信用来平衡他所提供的信用。如果他要靠信用来扩大他的营业，那末，汇票贴现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因为那只是已经处在他手中的货币资本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他宁可借一笔比较长期的固定贷款。当然，信用骑士为了扩大他的营业，为了用一种骗人的营业来掩盖另一种骗人的营业，会把他的空头汇票拿去贴现；但这不是为了赚得利润，而是为了占有别人的资本。 奥维尔斯顿先生这样把贴现同借入追加资本等同起来（不是同代表资本的汇票转化为现金等同起来）以后，一碰到难题，就立即退却了。 （第3730号。问：）“已经开始营业的商人，不是要在一定时间内不顾利息率的暂时提高而继续进行他们的业务吗？”——（奥维尔斯顿回答：）“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交易中，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低利息率而不是用高利息率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从这个有限的观点来看，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奥维尔斯顿先生突然把“资本”仅仅理解为他的银行家资本，因而，把到他那里贴现汇票的人看作一个没有资本的人，因为这个人的资本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或者，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是一张汇票，要由奥维尔斯顿先生把它转化为其他的货币形式，但这时，他的观点却是无限的了。 （第3732号）“关于1844年银行法，您能告诉我们利息率和银行的金准备之间的大概关系吗？有人说在银行金准备为900万镑或1000万镑时，利息率为6％或7％，在银行金准备为1600万镑时，利息率大约为3％到4％，对吗？” （提问人的意图，是要追使他用受资本的价值影响的利息率来解释受银行存金量影响的利息率。） “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我认为，我们就必须采取比1844年法令更严厉的措施；因为，如果真是存金量越大，利息率就越低，那末，我们就必须按照这种观点来办事，把存金量增加到无限额，这时，我们就会把利息率降低到零。” 提问人凯利对这种拙劣的机智无动于衷，继续问道： （第3733号）“如果事情是这样，假定有500万镑金流回银行，因此银行的存金量在以后六个月内达到约1600万镑，再假定利息率因此下降到3％到4％，我们怎么能断定，利息率的下降是由营业的巨大收缩造成的呢？——我是说，近来利息率的大提高，而不是利息率的下降，和营业的大发展有密切联系。” 但是，凯利说的是：如果和存金量的减少一起发生的利息率的提高，是营业扩大的标志，那末，和存金量的增加一起发生的利息率的下降，也就一定是营业缩小的标志。对于这一点，奥维尔斯顿没有回答。 （第3736号。｛问｝）“我要指出，您〈原文总是说勋爵阁下〉说过，货币是获得资本的工具。” （把货币理解为工具，真是荒谬已极；它是资本的形式。） “当｛英格兰银行的｝存金量减少时，严重的困难不正好相反，是资本家不能获得货币吗？——｛奥维尔斯顿答：｝不；想要获得货币的，不是资本家，而是非资本家。他们为什么想要获得货币呢？……因为有了货币，他们就可以对资本家的资本获得支配权，以便进行不是资本家的人的营业。” 在这里，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工厂主和商人不是资本家，资本家的资本只是货币资本。 （第3737号）“难道开出汇票的人不是资本家吗？——开出汇票的人可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 在这里，他再也不能前进了。 现在，他应当回答一个问题：商人的汇票是不是代表他们已经卖掉或已经运出的商品。他否认这种汇票完全象银行券代表金一样，代表商品的价值。（第3740、3741号）这真是有点厚颜无耻。 （第3742号）“商人的目的不是获得货币吗？——不是；获得货币不是开出汇票的目的；获得货币是汇票贴现的目的。” 开出汇票是把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而汇票贴现只是把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即银行券。无论如何，奥维尔斯顿先生在这里承认贴现的目的是获得货币。以前他却说，贴现不是为了使资本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是为了获得追加资本。 （第3743号）“在您的证词中提到的1825年、1837年和1839年发生的恐慌的压迫下，实业界最希望获得什么呢？他们想获得资本呢，还是想获得合法的支付货币呢？——他们想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营业。” 他们的目的是想在信用缺少的情况下获得支付手段，来偿付那种要由他们偿付的到期的汇票，以免被迫低于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如果他们自己根本没有资本，他们自然就在得到支付手段的同时也得到资本，因为他们没有付出等价物就得到了价值。对货币本身的渴求，始终只是这样一种愿望：把价值由商品或债权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即使把危机撇开不说，借入资本和贴现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贴现只是促成货币索取权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转化为现实的货币。 ｛我——编者——在这里插进几段话。 在诺曼和劳埃德－奥维尔斯顿看来，银行家总是“贷放票去找银行家贴现，是“因为他希望获得资本”（第3729号），如果他“能够用低利息率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第3730号）。“货币是获得资本的工具”（第3736号），在恐慌时，实业界最希望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第3743号）。不管劳埃德－奥维尔斯顿对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混乱，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把银行家给予顾客的东西称为资本，即这个顾客原来没有的、作为对他原有资本的一种追加而贷给他的资本。 银行家已经如此习惯于通过贷放来充当货币形式上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的分配人，以致他每执行一次付出货币的职能，对他来说都表现为贷放。他付出的一切货币，在他看来都是贷款。如果货币直接用于贷放，那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货币用于汇票贴现，那末，在汇票到期以前，这对他自己来说实际上是贷款。因此，他的头脑里就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似乎他的一切支付都是贷款。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意义上的贷款，即每次为赚取利息或利润而投下的货币，在经济学上都被看作该货币所有者作为私人向作为企业主的他自己提供的一种贷款。而且是下述确定意义上的贷款：银行家用贷放的方式把一笔钱交给他的顾客，使后者已有的资本中增加了这笔钱。 这种由银行办公室传到政治经济学上来的观念，引起了混乱的争论：银行家以现金形式交给他的顾客支配的东西，究竟是资本呢还是只是货币，流通手段，通货呢？为了解决这个本来非常简单的争论，我们必须站在银行顾客的立场上。问题在于：这个银行顾客要求什么，并且得到什么。 如果银行同意只凭顾客的个人信用给予他一笔贷款，而不需要顾客提供担保品，那末，事情是很清楚的。顾客无条件地获得了一定量价值的贷款，这是他原来已经使用的资本的追加。他是在货币形式上得到这笔贷款的，因此，他得到的不仅是货币，而且是货币资本。 如果他以有价证券等等为抵押得到这笔贷款，那末，这就是下面这种意义上的贷款，即货币是在偿还的条件下交给他的。但这不是资本的贷放。因为，有价证券也代表资本，并且代表着比贷款更大的金额。因此，受款人得到的资本价值小于他拿去抵押的资本价值；这对他来说根本不是获得追加资本。他做这种交易不是因为他需要资本，——他在自己的有价证券上已经有了这个资本，——而是因为他需要货币。因此，这里是货币的贷放，而不是资本的贷放。 如果贷款采取汇票贴现的形式，那就连贷款的形式也消失了。这是一中纯粹的买卖。汇票通过背书转为银行所有，货币则转为顾客所有；顾客方面已没有偿还的问题。如果顾客用一张汇票或类似的信用工具来购买现款，那末，这就象他用他的其他商品如棉花、铁、谷物来购买现款一样，不是贷款。在这里，更加谈不上什么资本的贷放。商人和商人间的每一次买卖，都是资本的转移。但是，只有在资本不是互相转移，而是单方面的并且是有期限的转移的时候，才发生贷放。因此，只有在汇票是一种空头汇票，根本不代表任何已经卖掉的商品的时候，对这种汇票的贴现才是资本的贷放；一旦银行家识破了它，他就决不会要它。因此，在正常的贴现业务中，银行顾客得到的决不是贷款，既不是资本贷款也不是货币贷款，他得到的是由卖掉的商品换来的货币。 因此，一种情况是顾客向银行要求资本并获得资本，另一种情况是他仅仅获得贷给他的货币或向银行购买货币，这两种情况是显然不同的。既然劳埃德-奥维尔斯顿先生通常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不要担保而贷出他的基金（他曾经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公司[124]的银行家），那末很清楚，他所说的关于宽宏大量的银行家把大量资本贷给缺少资本的工厂主的漂亮话，是纯粹的吹牛。 马克思在第三十二章［注：见本卷第584页。——编者注］中也谈到了基本上相同的情况：“只要商人和生产者能够提供可靠的担保品，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对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支付手段的贷放不仅给他们提供货币形式，而且也把他们所缺少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用来支付的等价物提供给他们，那末，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在第三十三章［注：见本卷602页。——编者注］又说：“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集中在银行手中，银行至少在名义上贷放货币。这种贷放只与流通中的货币有关。这是通货的贷放，不是借助这些通货而流通的资本的贷放。”——应该知道这种情况的查普曼先生，也证实了上述的有关贴现业务的见解（银行委员会，1857年）： “银行家有了汇票，银行家已经购买了汇票。”（证词第5139号。） 我们还要在第二十八章［注：见本卷516—517页。——编者注］中再讨论这个问题。——弗·恩·｝ （第3744号）“您是否愿意谈一谈您把资本这个词实际理解为什么吗？——｛奥维尔斯顿答：｝资本是由营业借以进行的各种商品构成的；有固定资本，有流动资本。你们的船舶，你们的码头，你们的造船厂是固定资本；你们的粮食，你们的衣服等等是流动资本。” （第3745号）“金流出国外会给英国造成有害的后果吗？——不会，只要赋予这个词以合理的含义。” （接着是李嘉图的那套旧的货币学说。） “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下，世界的货币在世界各国之间按某些比例进行分配；这些比例是这样的，以致在｛货币｝这样分配时，任何一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都是一种单纯的物物交换；但时而会有各种影响货币分配的干扰；在发生这种干扰的时候，某个国家的一部分货币就会流入别的国家。”——（第3746号）“您现在用了货币这个名词。如果我以前对您的话理解得正确的话，您曾把这叫作资本的损失。——我曾把什么叫作资本的损失？”——（第3747号）“金的流出。——不，我没有这样说。如果您把金当作资本，那末，这无疑是资本的损失；那是构成世界货币的贵金属的一定部分的放弃。”——（第3748号）“您以前不是说，贴现率的变动只是资本的价值的变动的一个标志吗？——是的。”——（第3749号）“贴现率一般说来不是和莫格兰银行的金准备一起变动吗？——是的；但我已经说过，由一个国家内货币量〈因而，他在这里把货币量理解为实在的金的量〉的变化引起的利息率的变动，是微不足道的……” （第3750号）“因此，您是不是想说，当贴现率在较长时间内、但仍然只是暂时地提高到普通贴现率以上的时候，资本就减少了？——在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减少了。资本和对资本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动；但是，这种变动可能是由于对资本的需求的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于资本量的减少引起的。” （但是，他刚才还说资本＝货币或金，更早一些，他还用由营业或资本的扩大，不是由它们的收缩所引起的高利润率来说明利息率的提高。） （第3751号）“您在这里特别指哪一种资本呢？——这完全要看各人需要什么资本而定。这是一个国家为了继续从事它的营业所必须支配的资本；如果营业扩大一倍，对继续从事营业所需要的资本的需求，就必然大大增加。” （这位狡猾的银行家先让营业扩大一倍，然后说对营业扩大一倍所需要的资本的需求。他的眼中始终只有那种向劳埃德先生要求更多的资本以便把自己的营业扩大一倍的顾客。） “资本是和任何别的商品一样的〈但是，根据劳埃德先生的说法，资本不外是商品的总体〉；它根据供求的情况变动自己的价格。” （因此，商品会两次变动价格，一次作为商品，另一次作为资本。） （第3752号）“贴现率的变动，一般说来同英格兰银行金库的存金额的变动有联系。这就是您所说的资本吗？——不是。”——（第3753号）“您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英格兰银行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储备的同时，贴现率也很高？——英格兰银行积累的，不是资本，而是货币。”——（第3754号）“您说过，利息率取决于资本量；您是否愿意谈一谈您指的资本是什么？您能举出一个英格兰银行的金的储备额很大而同时利息率又很高的例子吗？——英格兰银行的金的积累和低利息率同时发生，是很可能的〈啊哈！〉，因为对资本〈指货币资本〉的需求减少的时期〈这里指繁荣时期1844年和1845年〉，是人们借以支配资本的手段或工具能够自然而然地积累起来的时期。”——（第3755号）“那末，您认为贴现率和英格兰银行金库的存金量之间没有联系吗？——可能有联系；但不是原则上的联系〈但是，他的1844年银行法给英格兰银行规定的原则正好是：按照它所拥有的金量来规定利息率〉；这些现象可以同时发生。”——（第3758号）“您的意思是说：我国商人在货币短缺时期，由于贴现率提高而碰到的困难，在于获得资本，而不是在于获得货币吗？——您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我可没有在这个形式上把它们摆在一起。困难在于获得资本，困难也同样在于获得货币……获得货币的困难和获得资本的困难，是从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来看的同一个困难。” 在这里，鱼再一次落网了。第一个困难是进行汇票贴现，或者用商品作抵押来获得贷款。困难在于把资本或资本价值的商业符号转化为货币。这种困难，除了别的方面，还表现在高利息率上。但是，货币一经获得，那时第二个困难是什么呢？如果问题只是支付，难道有人在付出货币时会遇到困难吗？如果问题是要购买，难道有人在危机时期会遇到买进东西的困难吗？再假定这里说的只涉及谷物、棉花等昂贵的特殊情况，那末，这种困难不会表现在货币资本的价值即利息率上，而只能表现在商品的价格上；而这个困难由于我们的当事人现在已经有钱可以购买商品而得到了克服。 （第3760号）“但是，较高的贴现率不是增加了获得货币的困难吗？——它增加了获得货币的困难，但问题不在于获得货币；这只是一种形式〈正是这种形式把利润装进了银行家的腰包〉，它表明在文明状态的复杂关系中获得资本的困难增加了。” （第3763号）｛奥维尔斯顿回答说：｝“银行家是中介人，他一方面接受存款，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存款，在资本形式上把它们委托于别人，而这些人……” 我们在这里终于明白了他所理解的资本是什么。当他把货币“委托”于人的时候，更不客气地说，就是当他把货币贷出去生息的时候，他就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奥维尔斯顿先生以前说过，贴现率的变动同英格兰银行的金的储备额或同现有货币额的变动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而至多只是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然后，他重复说： （第3805号）“如果国内的货币由于流出而减少，它的价值就会提高。英格兰银行必须适应货币价值的这种变化。” （因此，必须适应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的变化，换句话说，必须适应利息率的变化，因为同商品比较，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仍旧不变。） “用术语来说就是，英格兰银行会提高利息率。” （第3819号）“我从来我有把二者混在一起。” 指货币和资本，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从来没有把它们区别开来。 （第3834号）“为供应国家的必要生活资料〈1847年为购买谷物〉所必须付出的巨款，事实上就是资本。” （第3841号）“贴现率的波动无疑同｛英格兰银行的｝金储备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金储备状况是国内现有货币量增加或减少的标志；货币的价值会按照国内货币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而下降或提高。银行贴现率会适应这种情况。” 这样，他在这里承认了他在第3755号中曾经断然否定的情况。 （第3842号）“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 这就是说，在发行部的存金量和银行部的银行券准备金之间有密切联系。他在这里用货币量的变动来说明利息率的变动。但是他的话是错误的。准备金可以因国内流通货币的增加而减少。在公众取走更多的银行券而金属储备不减少时，情形就是这样。但这时，利息率会提高，因为这时英格兰银行的银行资本要受1844年银行法[118]的限制。然而，他不敢说出这种情况，因为按照这个法令，银行的这两个部是完全分开的。 （第3859号）“高利润率总是会造成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对资本的巨大需求会提高资本的价值。” 因此，我们在这里终于看到了奥维尔斯顿所想象的高利润率和资本需求之间的联系。例如在1844—1845年间，棉纺织业的利润率普遍很高，因为在对棉纺织品有强烈需求的时候，原棉却很便宜，并且一直很便宜。资本（在前面所引的一段话中，奥维尔斯顿把每个人营业上所需用的东西都叫作资本）的价值，因而，在这里是原棉的价值，对工厂主来说并没有提高。尽管高利润率诱使某些工厂主设法弄到钱来扩大自己的营业，但由此增加的是他对货币资本的需求，而不是对其他东西的需求。 （第3889号）“金可以是货币，也可以不是货币，正象纸可以是银行券，也可以不是银行券一样。” （第3896号）“您在1840年曾经主张，英格兰银行的流通银行券的变动，应该根据存金量的变动来调整。如果我对您理解得正确的话，您已经放弃了这个论点，是不是？——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我们还必须把留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准备金中的银行券加到流通银行券中去，就这一点来说，我是把这个论点放弃了。” 好极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相当于它的金库拥有的金外加1400万镑，这个任意的规定，当然要求银行券的发行随金储备的变动而变动。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已经清楚地指出，英格兰银行按规定能够制造的银行券数额（即由发行部交给银行部的银行券数额），这种在英格兰银行的两个部之间进行的并且随金储备的变动而变动的流通，并不决定英格兰银行以外的银行券流通的变动，所以，后一种流通，即现实的流通，现在也就与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无关了；只有英格兰银行的两个部之间的流通（它和现实的流通的区别会在准备金上反映出来）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对外界来说，这种流通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准备金会表明，英格兰银行离银行券的法定发行最高限额还相差多少，该银行的顾客还能从银行部得到多少银行券。 关于奥维尔斯顿的不老实态度，有一个鲜明的例子： （第4243号）“您是否认为，资本量的逐月变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的价值也由此发生了这样的变动，就象最近数年我们在贴现率的变动上看到的情形那样？——资本的供求之间的关系甚至在短时期内无疑也会发生变动……如果法国明天宣布，它想得到一笔巨额贷款，这无疑会立即在英国引起货币的价值即资本的价值的巨大变动。” （第4245号）“如果法国宣布，为了某种目的，它突然需要价值3000万的商品，那末，用比较科学和简洁的语言来说，这就产生了对资本的巨大需求。” （第4246号）“法国愿意用它的借款来购买的资本是一回事，法国用来购买这个资本的货币是另外一回事；是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价值，是货币吗？——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学者的研究室里研究比在委员会的会议厅里研究更合适一些。”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但并不是走到研究室里去。［注：关于奥维尔斯顿在资本问题上的概念混乱，我们将在第三十二章的末尾作进一步的叙述。——［弗·恩·］ 注释： [118]关于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见本卷第34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第460、475、490、537页。 [123]“通货原理”（《Currencyprinciple》）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1844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并见本卷第34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第471、505页。 [124]指欧门—恩格斯公司。——第48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二章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二章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这一章研究的对象，和所有要在以后说明的信用现象一样，不能在这里详细探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货币市场上由此造成的短暂变动，都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要说明利息率在产业周期中通过的循环，必须先说明产业周期本身，但这种说明同样不能在这里进行。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只是生息资本的独立形态和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 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假定，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就成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撇开利息事实上大于利润，因而不能用利润支付的个别情况不说，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全部利润减去其中可以归结为监督工资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以后加以说明）的余额，看作是利息的最高界限。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过这时候，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以上。 “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金额和这个资本本身之间的比率，表示利息率，这是用货币来计量的。”——“利息率取决于：1．利润率；2．总利润在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进行分割的比率。”（《经济学家》[104]1853年1月22日）“因为人们为了使用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利息总是由利润调节。”（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49页） 首先让我们假定，总利润和其中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家的部分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利息会随着总利润而提高或降低，而总利润则由一般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例如，如果平均利润率＝20％，利息等于利润的1/4，利息率就＝5％；如果平均利润率＝16％，利息率就＝4％。在利润率为20％时，利息尽可以提高到8％，而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还是和利润率＝16％，利息率＝4％的时候一样，即12％。如果利息只提高到6％或7％，产业资本家还会把较大部分的利润保留下来。如果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一个不变的部分，结果就是：一般利润率越高，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绝对差额就越大，因而总利润中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假定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1/5。10的1/5是2；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8。20的1/5＝4；差额＝20－4＝16。25的1/5＝5；差额＝25－5＝20。30的1/5＝6；差额＝30－6＝24。35的1/5＝7；差额＝35－7＝28。在这里，4％、5％、6％、7％这几个不同的利息率，都只代表总利润的1/5或20％。因此，在利润率不同时，不同的利息率可以代表总利润中同一个部分，或总利润中同一个百分比部分。在利息有这样的不变的比率时，一般利润率越高，产业利润（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也就是说，假定利息和总利润之间的比率或多或少是不变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就能够并且也愿意与利润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较高或较低的利息。［注：“自然利息率，由个人营业的利润调节。”（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1页）］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利息率的差别实际上表示利润率的差别，一个国家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样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成反比。我们以后会知道，情形并不总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并且，这种调节利息的方法，甚至也适用于利息的平均水平。 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我们现在就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利息和平均利润有关这个情况。当要在两个人之间分割一个已定的总量，例如利润的时候，当然首先要看这个有待分割的总量有多大，而这个总量，即利润的量，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假定一般利润率是已定的，也就是说，假定一定数量的资本比如说100的利润量是已定的，显然，利息的变动就和用借入的资本营业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所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的变动成反比。而那些决定有待分割的利润的量即无酬劳动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事情，和那些决定利润在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分割的事情，是极不相同的，并且往往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注：这里在手稿上有一个注：“在阐述这一章的过程中发现，比较好的做法是，在研究利润如何进行分割的规律以前，先阐述一下量的分割怎么会变成质的分割。为了由前一章过渡到这一点，只需要先假定利息是利润的一个尚未精确规定的部分。”］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对这种周期作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注：“在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紧接在营业不振时期后面的那个时期，货币充裕，但是没有投机；在第二个时期，货币充裕，投机盛行；在第三个时期，投机开始减弱，人们寻求货币；在第四个时期，货币奇缺，营业不振开始。”（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49页）］从1843年夏季起，出现了明显的繁荣；在1842年春季仍然是4+（1/2）％的利息率，到1843年春季和夏季，已经降低到2％［注：图克“用剩余资本的积累这一往年资本缺乏有利用途时的必然陪伴物，用贮藏货币的出笼，用对营业发展恢复了信心”，来解释这种现象。（《1839—1847年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第54页）］，9月甚至降低到[1+（1/2）]％（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66页）；后来在1847年的危机期间，它提高到8％和8％以上。 当然，另一方面，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 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注：“当一个老主顾以价值20万镑的有价证券作抵押，向一个银行家请求借款时，这个银行家拒绝了他；当这个老主顾准备离开，打算去宣布停止支付时，这个银行家告诉他，不一定非采取这个步骤不可，这个银行家表示愿意用15万镑来购买这些证券。”（［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第80页）］ 不过，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而具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Ⅰ．“即使我们假定，借入资本除了用于生产之外，决不用于其他目的，那末，在总利润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利息率仍然可能变化。因为随着一个民族的财富不断增长，有一类人产生出来并不断增加，他们靠自己祖先的劳动占有一笔只凭利息就足以维持生活的基金。还有许多人，他们在青壮年时期积极经营，晚年退出，靠蓄积的钱的利息过安逸的生活。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两类人都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那些在开始时已有相当资本的人，比那些开始时只有少数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独立的财产。因此，在老的富有的国家，不愿亲自使用资本的人所占有的国民资本部分，在社会全部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垦殖的贫穷的国家大。在英国，食利者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1、202页） Ⅱ．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媒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 关于利息率的决定，拉姆赛说，利息率 “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profitsofenterprise）的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资本的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受预期的总利润率的影响，但不是完全由它调节。［注：因为总的来说利息率由平均利润率决定，所以，异乎寻常的欺诈行为往往和低利息率结合在一起。例如1844年夏季的铁路欺诈就是这样。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只是到1844年10月16日才提高到3％。］竞争所以不是完全由它调节，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人借钱并不打算用在生产上；另一方面又因为全部借贷资本的量随着国家的财富而变化，不以总利润的任何变化为转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6、207页）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1．算出利息率在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平均数；2．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 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个领域中，象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关于这一点，马西就已经完全正确地说过： “在这里唯一会产生的疑问是，在这个利润中多大部分归借入者，多大部分归贷出者，才算合理；一般地说，这只能由所有的借入者和贷出者的意见来决定；因为，在这一点上，合理还是不合理，只是双方同意的结果。”（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49页） 供求平衡——假定平均利润率已定——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在其他地方求助于供求平衡这个公式（在那些地方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正确的）时，它的用处是为了发现不以竞争为转移、而是相反地决定竞争的那个基本规律（起调节作用的界限或作为界限的量）；特别是为了让那些为竞争的实际、为竞争的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观念所俘虏的人，对于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得到一个哪怕是很肤浅的观念。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要从伴随着竞争的各种变动中求得这些变动的界限。但对平均利息率来说却不是这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等的竞争条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均衡，会使贷出者得到他的资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或得到总利润的一定的百分比部分，例如20％或50％。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时，这种决定本身就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注：例如，乔·奥普戴克在《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一书中，就完全徒劳地试图从永恒的规律来说明5％利息率的普遍性。卡·阿伦德先生在《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1845年哈瑙版）一书中，说得无比天真。在那里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在财物生产的自然进程中，只有一个现象，在已经充分开发的国家，看来在一定程度内负有调节利息率的使命；那就是欧洲森林的树木总量由于树木的逐年增长而增加的比库。这种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说树木的增长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这是多么滑稽啊！〉，而按每一百棵增加三棵到四棵的比率来进行。因此〈也就是因为，树木的交换价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树木的增长，但树木的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不能指望它〈利息率〉会下降到最富有的国家的现有水平以下。”（第124、125页）这种利息率应当称为“原始的森林利息率”。这种利息率的发现者在这同一著作中，还曾作为“犬税哲学家”[105]对“我们的科学”作出贡献［第420、421页］。］在1857年和1858年关于银行立法和商业危机的议会报告中，载有英格兰银行董事、伦敦银行家、各地银行家和职业理论家关于“实际产生的利息率”〔《realrateproduced》〕的各种议论。再没有比听他们的高谈阔论更有趣的事了。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是老一套，例如：“付给借贷资本的价格，应随着这种资本的供给的变化而变化”，“高利息率和低利润率不能长期并存”，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注：英格兰银行按照金的流入和流出来提高或降低它的贴现率，虽然它这样做时，自然也总是考虑到公开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贴现率。“因此，由于预料到银行贴现率即将变动而进行的汇票贴现的投机，现在已经成为货币中心〈即伦敦货币市场〉巨头们的一半业务了。”（［亨·罗伊］《兑换理论》第113页）］在中等利息率不仅作为平均数，而且作为现实的量存在时，习惯和法律传统等等都和竞争本身一样，对它的决定发生作用。在许多法律诉讼中，当需要计算利息时，就必须把中等利息率作为合法的利息率。如果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中等利息率的界限不能从一般规律得出来，那末答复很简单：由于利息的性质。利息不过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同一资本在这里有双重规定：在贷出者手中，它是作为借贷资本；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它是作为产业或商业资本。但它只执行一次职能，也只生产一次利润。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性质不起任何作用。这两种有权要求享有利润的人将怎样分割这种利润，是和一个股份公司的共同利润在不同股东之间按百分比分配一样，纯粹是经验的、属于偶然性王国的事情。在本质上成为决定利润率的基础的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分割上，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起着决定的作用；那是两个独立的互相限制的可变数的函数；从它们的质的区别中产生了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分割。我们以后会知道，在剩余价值分割为地租和利润时，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但在利息上，却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立即就会看到，在这里，质的区别相反地是从同一剩余价值部分的纯粹量的分割中产生的。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并没有什么“自然”利息率。但是，如果从一方面来说，那种和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同的中等利息率或平均利息率，与一般利润率相反，不能由任何一般的规律来确定其界限，因为这里涉及的只是总利润在两个资本所有者之间以不同的名义进行的分配；那末，反过来说，利息率，不管是中等利息率还是各个特殊场合的市场利息率，都与一般利润率的情况完全不同，表现为一致的、确定的、明确的量。［注：“商品的价格不断变动；商品各有不同的用途；货币则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商品，甚至同类商品，性质也各不相同；现金却总是有相同的价值或应当有相同的价值。因此，我们用利息这个词来表示的货币价格，比任何其他物品的价格具有较大的固定性和一致性。”（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1789年版第4篇第27页）］ 利息率对利润率的关系，同商品市场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关系相类似。就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总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个特殊产业部门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润率决定，更不是由某个资本家可能在某个特殊营业部门内获得的额外利润决定。［注：“不过，利润分割的这个规则，并非对每个贷出者和借入者都适用，而是一般地说对贷出者和借入者适用……特别大的或特别小的利润，是熟练或缺乏营业知识的报酬，同贷出者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既不会由于一种情况而受到损害，也不会由于另一种情况而得到利益。我们就同一营业中单个人所说的情况，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营业：如果某一个营业部门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可以用他们借来的货币，获得比本国其他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所获得的普通利润更多的利润，那末，这种额外利润就属于他们自己，尽管这种额外利润的获得，只需要有普通的熟练和营业知识；这种额外利润不属于贷给他们货币的贷出者……因为贷出者把货币贷给某个营业部门时，是不会同意利息低于一般利息率的条件的，所以，不管用他们的货币获得多大的利益，他们都不应该得到更多的利息。”（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0、51页）］因此，一般利润率事实上会作为经验的、既定的事实，再表现在平均利息率上，虽然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纯粹的或可靠的表现。 不错，利息率本身随着借款人提供的担保品种类不同，随着借款时间的长短不同，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动；但对每一种类来说，利息率在一定瞬间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差别不会损害利息率的固定的、一致的性质。［注： 银行贴现率………………………………………………………………5％ 以六十天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5/8）]％ 以三个月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1/2）]％ 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5/16）]％ 以一天为期的对汇票经纪人的贷款…………………………………1—2％ 以一周为期的对汇票经纪人的贷款……………………………………3％ 以十四天为期的对证券经纪人贷款的最近通行的利息率……4+（3/4）—5％ 存款利息（银行）………………………………………………………[3+（1/2）]％ 存款利息（贴现公司）……………………………………………3—[3+（1/4）]％ 上述伦敦货币市场1889年12月9日的利息率表可以证明，在同一天内，这种差别可以有多大。这个表是摘自12月10日《每日新闻》[106]的本市新闻。下限是1％，上限是5％。［弗·恩·］ 中等利息率在每个国家在较长期间内都会表现为不变的量，因为一般利润率——尽管特殊的利润率在不断变动，但一个部门的变动会被另一个部门的相反的变动所抵销——只有在较长的期间内才会发生变动。并且一般利润率的相对的不变性，正是表现在中等利息率的这种或大或小的不变性上。 至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末，它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每一瞬间都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因为在货币市场上，一切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和信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信用制度的集中，越是赋予借贷资本以一般的社会的性质，并使它一下子同时投到货币市场上来，情形就越是这样。与此相反，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在这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是这种平均化的运动——就在于，他们逐渐把资本从利润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取出，并逐渐把资本投入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或是逐渐按不同的比例把追加资本分配在这些部门当中。对这些不同的部门来说，这是资本的投入和取出的不断变动，从来不象决定利息率时那样，是全部资本的量同时发生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却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象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因此，市场利息率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在每一既定的瞬间，都象商品在每个时候的市场价格一样，不断表现为固定的和一致的。货币资本家供给这种商品，职能资本家则购买这种商品，形成对它的需求。这种情况在利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时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一个部门的商品价格低于或高于生产价格（在这里要撇开每种营业所特有的、与工业周期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变动不说），那末，平均化就会通过生产的扩大或缩小来达到，也就是说，通过产业资本投到市场上来的商品量的扩大或缩小来达到，而这种扩大或缩小又通过资本在各特殊生产部门的流入和流出来实现。由于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通过这个办法而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特殊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得到纠正。这个过程从来没有也从来不能具有这样的表现：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本身，象生息资本那样，对买者来说是商品。就这个过程的表现来说，它不过表现为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商品市场价格到生产价格的平均化，而不是表现为平均利润的直接确定。拿实上，决定一般利润率的是：1．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2．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价值的比率；3．竞争，不过这里所说的竞争，是指这样的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投在各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力图按照各自相对量的比例，从这个剩余价值中取得相等的一份。因此，一般利润率的决定和市场利息率的决定不同，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的，一般利润率事实上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复杂得多的原因决定的，因而也不象利息率那样是明确的和既定的事实。不同生产部门的特殊利润率本身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但是，就它们的表现来说，所表现的并不是它们的一致性，而是它们的差别性。而一般利润率本身又不过表现为利润的最低界限，而不是表现为实际利润率的经验的直接可见的形态。 在我们着重指出利息率和利润率的这种区别时，我们还撇开了有利于利息率固定化的以下两种情况：1．在历史上是先有生息资本，并且有一般利息率留传下来；2．不以一个国家的生产条件为转移的世界市场，对确定利息率的直接影响，比它对利润率的影响大得多。 平均利润不表现为直接既定的事实，而是表现为通过研究才能确定的各种相反变动的平均化的最后结果。利息率却不是这样。它是普遍适用的，至少在某一地区是普遍适用的，它是每天确定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甚至是它们从事活动时计算上的前提和项目。生出2％、3％、4％或5％，成了每100镑货币额普遍具有的能力。同记载气压和温度状况的气象报告相比，这种不是为这个或那个资本编制，而是为货币市场上现有的资本即整个借贷资本编制的记载利息率状况的证券交易报告，其准确性毫不逊色。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互相对立。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资本因投在特殊生产部门或流通部门而具有的一切特殊形态，在这里都消失了。在这里，资本是存在于独立的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上。特殊部门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停止了；它们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式与它们全体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资本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把自己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那末，资本在这里现实地有力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另一方面，货币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也实际具有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何，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整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整个地表现为借贷资本。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利润率同确定的利息率相比，表现为模糊不清的景象的一些理由。利息面前总是表现为固定的、既定的量。象货币的价值虽然发生变动，但并不妨碍它对一切商品来说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一样；象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每天发生波动，但并不妨碍它逐日被记录在行情表中一样，利息率的变动也不妨碍它作为“货币的价格”有规则地被记录下来。这是因为资本本身在这里是在货币形式上作为商品提供的；因此，它的价格的确定，和一切其他商品的情形一样，就是它的市场价格的确定；因此，利息率总是表现为一般利息率，表现为这样多的货币取得这样多的利息，表现为一个确定的量。相反地，利润率甚至在同一个部门内，在商品市场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也能够由于各单个资本生产相同的商品时的条件不同而不同；因为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不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只是通过不断的变动，才能够先是在同一部门内，然后在不同部门之间达到平均化。 （为以后整理而作的备注。）信用的一个特殊形式：我们知道，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时，商品被让渡了，但它的价值要到以后才实现。如果支付要在商品重新卖出以后才进行，那末，这次卖就不是表现为买的结果，而是相反地，买通过卖而实现。或者说，卖成了买的手段。——第二，债权证书，票据等等，成了债权人的支付手段。——第三，债权证书的互相抵销代替了货币。 注释： [104]《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是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402、563页。 [105]马克思讽刺地把卡·阿伦德叫作“犬税哲学家”，因为这位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用专门的一节（第88节，第420-421页）论证了犬税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第407页。 [106]《每日新闻》（《TheDaily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1846年至1930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第410、53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三章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三章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我们在上两章已经看到，利息最初表现为、最初是、并且实际上始终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即产业家或商人，在他不是使用自有的资本而是使用借入的资本时，必须支付给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贷出者的。如果他只使用自有的资本，利润的这种分割就不会发生；利润就会全部归他所有。事实上，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过程，他们也就不会参与决定利息率的竞争。这一点已经可以说明，利息的范畴（没有利息率的决定，就不可能有这个范畴）同产业资本本身的运动无关。 “利息率的定义可以表述为：它是贷出者同意接受的、并且是借入者为在一年内或任何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使用一定数额货币资本而支付的比例金额……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他就不能算在这样一种资本家里面，这种资本家和借入者人数之间的比例决定利息率。”（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年伦敦版第2卷第355、356页） 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创造出利息率。 只要资本还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甚至假定它为产业资本家自己所有，因而无须偿还给贷出者，——资本家以私人资格支配的，就不是资本本身，而只是他可以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只要他的资本还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就属于再生产过程，就固定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是它的所有者，但只要他把它用作资本来剥削劳动，这种所有权就使他不能按别种方式去支配它。货币资本家的情形也是这样。只要他的资本已经贷出去，从而作为货币资本发生作用，它就会为他带来利息，即利润的一部分，但他不能支配本金。例如，当他以一年或数年为期贷出资本，并按一定期间得到利息，但不收回资本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即使他收回资本，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如果他把资本收回，他也必须不断地重新把它贷出去，才能使资本对他发挥资本的作用，在这里也就是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当资本仍然留在他手中时，它就不会生出利息，并且不会作为资本起作用；当它生出利息，并且作为资本起作用时，它就不会留在他手中。资本永久贷出的可能性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图克反对博赞克特时所作的如下评注是完全错误的。他引用博赞克特的话（《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第73页）： “如果利息率压低到1％，借入的资本就会和自有的资本几乎处于同等地位。” 图克对这句话批评说： “按这样的利息率或更低的利息率借入的资本，会和自有的资本几乎处于同等地位，这 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主张，如果不是出自一个如此智慧的并如此熟悉问题的各个细节的著作家之口，简直不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注意。难道他忽视了偿还是借贷资本的前提，或把这一点看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80页） 如果利息＝0，用借入资本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就会和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处于同等地位。二者将取得相同的平均利润；资本，不管是借入的还是自有的，只有在它生产利润的时候，才发挥资本的作用。资本必须偿还，这个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引起任何变化。利息率越是接近于零，例如降低到1％，借入的资本就越是和自有的资本接近处于同等地位。货币资本要作为货币资本存在，它就必须不断地再被贷出，并且要按现行的利息率，比如说1％，不断地再被贷给同一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只要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执行资本家的职能，用借入资本经营的资本家和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不过是一个需要支付利息，另一个不需要支付利息；一个把利润p全部装进腰包，另一个只得到p—z，即利润减去利息；z越是接近于零，p—z就越是接近于p，这两种资本就越是接近处于同等地位。一个必须偿还资本，并重新借入资本；而另一个，只要他的资本要执行职能，就同样必须不断地重新把资本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而不能在这个过程之外支配这个资本。此外，唯一剩下的不言而喻的区别是：一个是自己资本的所有者，另一个则不是。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利润分为纯利润和利息这种纯粹量的分割，怎么会转变为质的分割？换句话说，只使用自有资本，不使用借入资本的资本家，怎么也要把他的总利润的一部分，归入利息这个特殊的范畴，要特别把它作为利息来计算？从而进一步说，怎么一切资本，不管是不是借入的，都要作为生息的资本，和作为生出纯利润的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 我们知道，并不是利润的每一个偶然的量的分割，都会照这样转变为质的分割。例如，一些产业资本家合股经营企业，然后在他们中间按照合法的契约来分配利润；另一些资本家则不是合股，而是各自经营自己的企业。后者就用不着按两个范畴计算他们的利润，把其中一部分当作个人的利润，把另一部分当作并不存在的股东的利润。因此在这里，量的分割不会转变为质的分割。在所有者偶然地是由若干法人组成的场合，才会发生这种分割，否则是不会发生这种分割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谈一下利息形成的实际起点；也就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实际上互相对立，不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分，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或者说，在他们手中，同一资本实际上要通过双重的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只是把资本贷出去，另一个则把资本用在生产上。 对那种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生产资本家来说，总利润会分成两部分：利息和超过利息的余额。他必须把前者支付给贷出者，而后者则形成他自己所占的利润部分。如果一般利润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利息率决定；如果利息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一般利润率决定。其次，无论总利润即总利润的实际价值量，在每个具体场合可以怎样同平均利润发生偏离，其中属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仍然要由利息决定，因为利息是由一般利息率（撇开特殊的合法协议不说）确定的，并且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也就是在它的结果即总利润取得以前，已经当作预先确定的量了。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的真正的特有产物是剩余价值，进一步说，是利润。但对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来说，那就不是利润，而是利润减去利息，是支付利息以后留给自己的那部分利润。因此，这部分利润，对他来说必然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产物；这对他来说确实也是这样，因为他所代表的资本只是执行职能的资本。他在资本执行职能的时候，才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在它投在产业或商业中带来利润，并由它的使用者用来从事本营业部门要求的各种活动的时候，才执行职能。因此，同他必须从总利润中付给贷出者的利息相反，剩下归他的那部分利润必然采取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形式，或者用一个把二者包括在内的德语名词来表达，就是采取Unternehmergewinn〔企业主收入〕的形态。如果总利润等于平均利润，这个企业主收入的大小就只由利息率决定。如果总利润同平均利润相偏离，总利润和平均利润（在二者都扣除利息以后）的差额，就由一切会引起暂时偏离——不管这种偏离是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还是某个资本家在一定生产部门获得的利润同这个特殊部门的平均利润的偏离——的市场行情决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利润率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而且取决于许多其他情况：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方法，不变资本的节约，等等。并且撇开生产价格不说，资本家是否高于或低于并且按什么程度高于或低于生产价格购买或出售，因而在流通过程中占有总剩余价值的一个较大的或较小的部分，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市场行情，而就每一笔交易来说，取决于资本家的狡猾程度和钻营能力。但是不管怎样，总利润的量的分割在这里都会转变为质的分割，由于这种量的分割本身还取决于供分割的东西是什么，取决于能动资本家怎样用资本来经营，取决于这个资本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就是说，资本家作为能动资本家执行职能，使他获得怎样的总利润，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里，职能资本家被假定为资本的非所有者。对他来说，代表资本所有权的是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因此，他支付给贷出者的利息，表现为总利润中属于资本所有权本身的部分。与此相反，属于能动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现在则表现为企业主收入，这一收入好象完全是从他用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完成的活动或职能产生出来的，特别是从他作为产业或商业企业主所执行的职能产生出来的。因此，利息对他来说只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表现为抽掉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的果实，即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对他来说则只是表现为他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表现为资本的运动和过程的果实，这种过程对他来说现在表现为他自己的活动，而与货币资本家的不活动，不参加生产过程形成对照。总利润这两部分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分，即利息是资本自身的果实，是与生产过程无关的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处在过程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本的果实，因而是资本使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的果实，——这种质的区分决不仅仅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主观见解。这种区分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因为利息归货币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单纯所有者，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和生产过程之外单纯代表资本所有权的贷出者所有；企业主收入则归单纯的职能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非所有者所有。 对于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和不亲自使用自己的资本的货币资本家来说，总利润在两种不同的人，即在两种对同一资本，从而对由它产生的利润，享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之间的单纯量的分割，都会因此变为质的分割。利润的一部分现在表现为一种规定上的资本应得的果实，表现为利息；利润的另一部分则表现为相反规定上的资本的特有的果实，表现为企业主收入。一个单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另一个则表现为用资本单纯执行职能的果实，表现为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果实，或能动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总利润的这两部分硬化并且互相独立化了，好象它们是出自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源泉。这种硬化和互相独立化，对全体资本家阶级和全部资本来说，现在必然会固定下来。而且，不管能动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是不是借入的，也不管属于货币资本家的资本是不是由他自己使用，情况都是一样。每个资本的利润，从而以资本互相平均化为基础的平均利润，都分成或被割裂成两个不同质的、互相独立的、互不依赖的部分，即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二者都由特殊的规律来决定。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同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一样，把他的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利息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资本的所有者，是把资本贷给自己的贷出者，企业主收入也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能动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因此，对于这种质的分割来说，资本家实际上是否应和另一个资本家共分，是没有意义的。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分，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他的资本本身，就其提供的利润范畴来说，也分成资本所有权，即处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本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处在生产过程以内的、由于在过程中活动而提供企业主收入的资本。 因此，利息这样固定下来，以致现在它不是表现为总利润的一种同生产无关的、仅仅在产业家用别人的资本从事经营时才偶然发生的分割。即使产业家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他的利润也会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因此，单纯量的分割变为质的分割；这种分割的发生，与产业家是不是自己的资本的所有者这个偶然情况无关。这不仅是利润被分配给不同人的不同部分，而且还是利润的两种不同范畴。它们和资本有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和资本的不同规定性有关。 为什么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种分割，一旦转变为质的分割，就会对整个资本和整个资本家阶级保持这个质的分割的性质，现在原因变得很清楚了。 第一，这是由于下面这种简单的由经验提供的情况：大多数产业资本家都按照不同的比例兼用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来从事经营，并且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之间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动。 第二，总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形式，就会使它的另一部分转化为企业主收入。一旦利息作为独特的范畴存在，企业主收入事实上就只是总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对立形式。对总利润怎样分化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全部研究，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总利润的一部分怎样一般地硬化为并且独立化为利息的研究。不过，从历史上说，生息资本是作为一种现成的、遗留下来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观念和利润观念存在以前很久，利息就作为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现成的派生形式存在了。因此，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货币资本，生息资本，至今仍被看作是资本本身，看作是真正的资本。因此，另一方面就产生了直到马西那个时候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即认为货币本身是用利息支付报酬的东西。借贷资本不管是否实际作为资本使用，甚至在它只为消费而借的时候都会提供利息这个事实，使这个资本形式具有独立性这种看法固定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利息对利润来说是独立的，生息资本对产业资本来说是独立的，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利息只是总利润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才（被马西，在他之后又被休谟[107]）发现，而且竟然需要有这样一种发现。 第三，不管产业资本家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即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 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 从量的方面来看，形成利息的那部分利润，表现为不是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本身有关，而是同货币资本有关，并且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的比率，即利息率，又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因为第一，利息率——尽管它取决于一般利润率——是独立地决定的；第二，利息率象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同不可捉摸的利润率相反，表现为在任何变动中都是固定的、一致的、明白的、总是既定的比率。如果全部资本都处在产业资本家手中，那就不会有利息和利息率。总利润的量的分割所采取的独立形式，产生了质的分割。如果产业资本家同货币资本家进行比较，那末，使前者区别于后者的只是企业主收入，即总利润超过平均利息而形成的余额，而平均利息则由于利息率而表现为经验上既定的量。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产业资本家同用自有资本而不是用借入资本来经营的产业资本家进行比较，那末，后者和前者的区别只在于：后者是把利息装进自己腰包而不必支付出去的货币资本家。在这两个场合，对他来说，总利润中和利息不同的那一部分都表现为企业主收入，利息本身则表现为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因而表现为资本不在生产中使用也会提供的剩余价值。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正确的。不管他的资本在起点上已经作为货币资本存在，还是先要转化为货币资本，他总可以进行如下的选择：或是把他的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出去，或是把他的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来亲自使它增殖。但如果象某些庸俗经济学家那样，把货币资本看作普遍现象，也就是说，把它应用于全部社会资本，甚至把它当作利润的原因，那当然是荒谬的。全部资本都转化为货币资本，而没有人购买和使用生产资料即全部资本（除了其中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相对小的部分以外）借以存在的形式来增殖价值，这当然是荒唐的。说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资本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即不创造剩余价值（利息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也会提供利息；说什么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会照样进行下去，那就更加荒唐了。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末，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是事实。因此，甚至在他是用自有资本经营的场合，他也必然把他的平均利润中与平均利息相等的部分，看成是他的资本本身在生产过程之外生出的果实；同这个独立化为利息的部分相反，他把总利润超过这个利息而形成的余额，看成是单纯的企业主收入。 第四，｛手稿这里是空白。｝ 上面已经指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必须对借入资本的单纯所有者支付的那部分利润，转化成一部分利润的独立形式，这部分利润是由全部资本本身，不管是借入的还是非借入的，在利息的名称下提供的。这个部分的大小，取决于平均利息率的高低。它的起源只是在下面这一点上还表示出来：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他是自己资本的所有者时，不会参加——至少不会积极地参加——决定利息率的竞争。利润在两种对它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中间进行的纯粹的量的分割，已经转变为质的分割，这种质的分割好象是从资本和利润本身的性质产生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只要利润的一部分一般采取利息的形式，平均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或利润超过利息的部分，就会转化为一种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即企业主收入的形式。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两个形式，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因此，它们二者不是与剩余价值发生关系，它们只是剩余价值固定在不同范畴，不同项目或名称下的部分；相反，它们是互相发生关系。因为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所以它的另一部分表现为企业主收入。 我们这里所说的利润，始终是指平均利润，因为个别利润的偏离或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偏离，——即平均利润或剩余价值分配上随竞争和其他情况而发生的忽上忽下的变动，——在这里完全与我们无关。这一点，总的说来适用于我们当前的全部研究。 用拉姆赛的话来说，利息就是资本所有权本身提供的纯利润，不管它是提供给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的单纯贷出者，还是提供给亲自把自己的资本用于生产的所有者。它所以也为后者提供纯利润，并不是因为后者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而是因为他是货币资本家，他把自有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给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他自己。就象货币或一般地说价值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产生的结果一样，它作为资本而存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需要的前提。由于它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能力，它就不断支配着无酬劳动，并因而把商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转化为为它的所有者进行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利息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表现：一般价值，——一般社会形式上的物化劳动，——在现实生产过程中采取生产资料形态的价值，会作为独立的权力与活的劳动力相对立，并且是占有无酬劳动的手段；它所以是这样一种权力，因为它是作为别人的财产与工人相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的形式上，这种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却消失了；因为生息资本就它本身来说，不是以雇佣劳动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为自己的对立面；借贷资本家就他本身来说，直接与在再生产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相对立，而不是与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相对立。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但是，资本在它不执行职能的时候，不剥削工人，也不是同劳动处于对立之中。 另一方面，企业主收入也不与雇佣劳动形成对立，而只与利息形成对立。 第一，假定平均利润已定，企业主收入率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利息率决定。企业主收入率的高低与利息率成反比。［注：“企业主收入取决于资本的纯利润，而不是后者取决于前者。”（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14页。在拉姆赛的著作中，纯利润总是＝利息。）］ 第二，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资本同它只是作为无所作为的所有权而存在的规定性相对立的职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从而得出企业主收入本身。一旦他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因而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归两种不同的人所得，这种情形就会表现为直接存在的对立。企业主收入来自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由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而从事活动或行动得来的。但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代表，就不象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领干薪。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是某种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 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别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工资，是监督工资，wagesofsuperintendenceoflabour，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因为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 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作为别人所有的资本的代表，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职能同在再生产过程外的资本的单纯所有权的对立，人们忘记了：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发挥资本的作用。 事实上，利润即剩余价值的这两个部分作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所采取的形式，并不表示对劳动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只存在于劳动和作为这两个部分的总和、整体、统一体的利润，或更确切些说，剩余价值之间。利润分割的比率和作为根据来实行这种分割的不同的合法权，都以利润是现成的，以利润已经存在为前提。因此，如果资本家就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他就会把全部利润或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对工人来说，资本家把全部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还是把利润的一部分付给某个第三者，即法律上的所有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因此，利润要在两种资本家中间实行分割的理由，就不知不觉地变成有待分割的利润即剩余价值——不管以后如何分割，资本本身总会从再生产过程中把这个剩余价值取出来——存在的理由了。既然利息同企业主收入相对立，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相对立，二者互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相对立，由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即利润，进一步说也就是剩余价值，是以什么为基础呢？是以这两个部分的互相对立的形式为基础！但是，在利润进行这种分割以前，在能够谈得上这种分割以前，利润已经生产出来了。 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利息是其中的一部分）时，才成为生息资本。但这一点并不能排除：生息这种属性，不管有没有生产过程，都同生息资本长在一起。劳动力也只有当它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被实现的时候，才表明它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但这一点并不能排除：劳动力自身，在可能性上，作为一种能力，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并且作为这样的活动，它不是从过程中才产生的，而相反地是过程的前提。它是作为创造价值的能力被人购买的。购买它的人也可以不让它去从事生产劳动，例如，把它用于纯粹私人的目的，用于服务等等。资本也是这样。借入者是不是把它作为资本来用，也就是说，是不是实际上使它所固有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属性发挥作用，那是借入者自己的事情。在这两种场合，他为之支付的，是那个就自身来说，在可能性上已经包含在资本商品中的剩余价值。 现在，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企业主收入。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独特的社会规定性的因素——具有支配别人劳动的属性的资本所有权——已经固定下来，利息又因此表现为资本在这种条件下生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企业主收入——就必然表现为：它并不是由资本本身生出的，而是由同它的、已经以资本利息这个名称取得特殊存在方式的独特社会规定性相分离的生产过程生出的。但是，生产过程同资本相分离，就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因此，同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本家，就不是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甚至与资本无关的管理人员，表现为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承担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者。 利息本身正好表现出，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私人权力。利息把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手段。但是，它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规定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直接对立，而是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特殊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利息形式又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入，以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完成的、恰好使他同工人相区别、相对立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除了他作为资本家的性质之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一种和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象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 在资本家的意识中，这里所说的情况是和本卷第二篇论述利润平均化为平均利润时指出的各种补偿理由一样的。这些在剩余价值分配上有决定作用的补偿理由，在资本家的观念中，已被歪曲成为利润本身产生的理由和为利润本身辩护的（主观的）理由。 企业主收入是劳动的监督工资这种看法，是从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的对立中产生的，并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利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并且确实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或者不如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部分工资表现为利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亚·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注：“在这里〈在农民是土地所有者的地方〉，监督是完全不必要的。”（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8、49页）］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象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注：“如果劳动的性质要求劳动者〈即奴隶〉在一个广阔的地面上分散劳动，监工的人数以及这种监督所需的劳动的费用就会相应地增加。”（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4页）］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在那些生活在奴隶制度下的古代著作家的著作中，象在那些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样，监督劳动的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和在实践上一样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马上就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代奴隶制度的辩护士也懂得怎样把监督劳动用作替奴隶制度辩护的理由，就象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懂得怎样把这种监督劳动用作替雇佣劳动制度辩护的理由一样。 关于卡托时代的斐力卡斯［注：斐力卡斯（villicus）即管事。——译者注］： “庄园管事（villicusvonvilla）居于庄园奴隶（familiarustica）之首，他掌管收支、买卖，执行主人的命令，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还发布命令，执行惩罚……管事自然比别的奴隶较为自由；马贡农书[108]建议允许管事结婚，生育子女，有自己的钱财；卡托也建议让男管事和女管事结婚。也只有这种管事可以指望在品行端正的情况下，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除此以外，他们的地位与奴隶一样……每一个奴隶，包括管事本身在内，每隔一段时间，按照规定的标准，从主人那里取得自己赖以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所得的数量以劳动为准，例如，管事的劳动比奴隶的劳动轻，所得的数量也比奴隶少。”（蒙森《罗马史》1856年第2版第1卷第809、810页） 亚里士多德： “因为主人〈资本家〉不是通过获得奴隶〈通过使他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所有权〉，而是通过使用奴隶〈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者，在今天是使用雇佣工人〉，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这种学问并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过是，凡是奴隶必须会做的事情，主人应当会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这种荣誉就由管家来承受，而主人自己则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册第7章） 亚里士多德直率地说，在经济领域内和在政治领域内，统治权把各种统治的职能加在掌权者身上，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他们必须善于消费劳动力。他还说，这种监督劳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因此，主人一旦有了足够的财富，他就会把干这种操心事的“荣誉”交给一个管家。 指挥和监督的劳动，只要它不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不管这种劳动力是象奴隶制度下那样同劳动者本身一道被人买去，还是由工人自己出卖劳动力，以致生产过程同时表现为资本消费工人劳动的过程，——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经常地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对别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即占有，也同样经常地被人们说成是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工资。但最妙不过的，是美国奴隶制度的一个维护者奥康瑙尔律师，1859年12月19日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打着“为南方说几句公道话”的旗号所发表的高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道： “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鼓掌）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合于他生存的那种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利。”[109] 现在，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去劳动，并且统治他。既然这种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成为前提，那末，雇佣工人被迫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并且在这个工资之外再生产监督工资，作为对统治和监督他而花费的劳动的补偿，“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只要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因而为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共有，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劳动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离地同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Epitropos〔古希腊的监督人〕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égisseur〔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manager）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注：安·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版第1卷第67、68页。在这本书中，工厂主的这位品得同时还证明，大多数工厂主对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一窍不通。］关于企业的商业部分，我们已经在上一篇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一切。［注：见本卷第323—324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象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别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象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就是说，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别人劳动的量，并且当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气力的时候，还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进行这种剥削所作出的并且在他支付适当的报酬时可以让一个经理去作出的那种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注：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在1868年危机以后，有一个破产的工厂主，变成了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破产以后，工厂已经改组成工人的合作工厂，而由以前的工厂主担任经理。——弗·恩·］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在其他场合偶然出现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这完全象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即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根据英国各合作工厂公布的账目［注：这里引用的账目最多是到1864年为止，因为上文是1865年写成的。——弗·恩·］，我们可以看到，在扣除经理的工资——这种工资形成所投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同其他工人的工资完全一样——以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时比私营工厂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但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里，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实际地并且明显地表现为一个同管理工资完全无关的量。因为在这里利润大于平均利润，所以企业主收入也大于通常的企业主收入。 在某些资本主义股份企业如股份银行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1863年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支付30％的常年股息，伦敦联合银行等等支付15％的常年股息。在这里，从总利润中除了扣除经理的薪水以外，还扣除了对存款支付的利息。这里的高额利润是由于实收资本同存款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例如，1863年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实收资本为1000000镑，存款为14540275镑。1863年伦敦联合银行实收资本为600000镑，存款为12384173镑。 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最初是由于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所做的劳动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从社会主义者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装成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不过，一方面，这种监督工资象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师傅和他们的帮工一样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帮工的利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则截然相反。”（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7页）“这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教育已广为普及，这就使得几乎所有师傅和老板的劳动和技艺的价值日益降低，因为教育的广为普及，使拥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数增加了。”（同上，第30页）］，另一方面，这种工资又象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会随着使特种熟练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下降的一般发展，越来越降低［注：“习惯限制的普遍削弱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不是使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提高，而是使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降低。”（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年伦敦第2版第1卷第479页）］，这样一来，上述这个要求就越来越不为理论上的粉饰所欢迎。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再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关于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咖啡馆概述》（1845年伦敦版）一书中，看到极为有趣的详细记载。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银行家和商人参加八个或九个不同公司董事会得到了什么：蒂莫西·亚伯拉罕·柯蒂斯先生在他破产后提交破产法庭的私人账目表明，他在董事项目下每年的收入为800—900镑。因为柯蒂斯先生曾经是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所以每个股份公司都以能够争取他担任董事为荣。”（第81、82页） 这一类公司的董事每周出席一次会议，至少可得一个基尼（21马克）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担任的监督成反比。 注释： [107]见［约·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大·休谟《论利息》（1752年）。载于大卫·休谟《若干问题论丛》，两卷集，第1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概论，1764年伦敦新版（D．Hume．《Ofinterest》（1752）．In：Hume，David．《EssaysandTreatisesonseveralSubjects》．Anewedition．Intwovolumes．Vol．I，containingEssays，moral，political，andliterary．London，1764）（关于这一点，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00-404页）。——第423页。 [108]马贡农书是迦太基作家马贡论述农业，特别是论述在迦太基很发达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的著作。写作年月不详。该著作在迦太基灭亡以后经罗马元老院批准译成拉丁文，并被官方推荐为合理组织罗马农业的模范著作。——第432页。 [109]见1859年1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是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从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为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后的欧洲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当时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到美国南北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越来越右倾。——第43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五篇。第二十一章生息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第二十一章生息资本 在最初考察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时（本卷第2篇），这个利润率还不是在它的完成形态上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平均化还只表现为投在不同部门的产业资本之间的平均化。这种情况已经在上一篇得到补充。在那里，我们说明了商业资本如何参加这个平均化，并且说明了商业利润。这样，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就表现在比以前狭窄的范围内了。在阐述的过程中，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的地方，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即只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因为这种利润率现在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是相同的，所以，在只考察这个平均利润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区分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了。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都会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 货币——在这里它被看作一个价值额的独立表现，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实际上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能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由一个一定的价值变为一个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它会生产利润，也就是说，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把它据为己有。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注：在这里，可以引用几段话，来说明经济学家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您〈英格兰银行〉是经营资本商品的大商人吗？”这个问题是对该行的一位董事提出的，见《银行法报告》（下院1857年［第104页］）的证人质问。］ 假定年平均利润率是20％。这时，一台价值100镑的机器，在平均条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动下当作资本使用，会提供20镑的利润。因此，一个拥有100镑的人，手中就有使100镑变成120镑，或生产20镑利润的权力。他手中有100镑可能的资本。如果这个人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一年，让后者把这100镑实际当作资本来使用，他也就给了后者生产20镑利润即剩余价值的权力。这个剩余价值对后者来说什么也不花费，他没有为它支付任何等价物。如果后者在年终把比如说5镑，即把所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付给这100镑的所有者，他就是用这5镑来支付这100镑的使用价值，来支付这100镑的资本职能即生产20镑利润的职能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作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特别名称，特别项目；执行职能的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100镑的所有权，使其所有者有权把利息，把他的资本生产的利润的一定部分，据为己有。如果他不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后者就不能生产利润，也就根本不能用这100镑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注：“一个借钱为了获取利润的人，应该把利润的一部分给予贷出者，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合乎自然正义的原则。”（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1834年伦敦版第163页）］ 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见注）说什么自然正义，这是荒谬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这100镑作为资本（不管是作为产业资本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执行职能，因而生产20镑的利润。但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必要条件是，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也就是说，把货币支付出去购买生产资料（如果是产业资本）或购买商品（如果是商业资本）。但是，这100镑要被支出，就必须已经存在。如果这100镑的所有者A把这100镑用在自己的私人消费上，或者把它们作为贮藏货币保存起来，它们就不能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作为资本支出了。资本家B不是支出自己的资本，而是支出A的资本；但不得A的同意，他就不能支出A的资本。因此，把这100镑最初作为资本支出的实际上是A，虽然他作为资本家执行的全部职能只限于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在我们考察这100镑时，B所以会作为资本家执行职能，只是因为A把这100镑交给了他，从而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了。 我们先来考察生息资本的特别的流通。然后第二步再来研究它作为商品出售的特别的方式，即它是贷放，而不是永远出让。 起点是A贷给B的货币。A把货币贷给B，可以有担保，也可以没有担保；前一种形式是比较古老的，不过用商品或用象汇票、股票等等的债券做担保的贷款除外。这些特殊形式和我们这里无关。在这里，我们只是考察普通形式上的生息资本。 货币在B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完成G—W—G′运动，然后作为G′，作为G＋△G回到A手中，在这里，△G代表利息。为简便起见，我们在这里暂且把资本长期留在B手中并按期支付利息的情况撇开不说。 这样，运动就是： G—G—W—G′—G′。 在这里，出现两次的是，1．货币作为资本的支出；2．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G′或G＋△G的流回。 在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中，同一商品转手两次，如果是商人卖给商人，那就要转手多次；但同一商品每次这样的换位，都表示一个形态变化，表示商品的买或卖，而不管这个过程在商品最后进入消费以前要反复进行多少次。 另一方面在W—G—W中，同一货币换位两次，表示商品的一个完全的形态变化，先是商品转化为货币，然后再由货币转化为另一种商品。 相反，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的第一次换位，既不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要素，也不是资本再生产的要素。它在第二次支出时，在用它来经营商业或把它转化为生产资本的那个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才变成这样的要素。在这里，G的第一次换位，无非表示它已经由A转移到或转交到B手中；这种转移通常在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条件下进行。 与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双重支出——其中第一次支出只是由A转移到B——相适应的，是它的双重回流。它作为G′或G＋△G，从运动中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手中。然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让它带着一部分利润，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G＋△G再转给A。在这里，△G不等于利润的全部，而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利息。它流回到B手中，只是作为B曾经支出的东西，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但它属于A所有。因此，要使它的回流完全起来，B就要把它再转给A。但除了资本额，B还要把他用这个资本额赚得的一部分利润，作为利息转交给A，因为A只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即作为不仅在运动中保存自己，而且为它的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交给B的。它只有在它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时候，才留在B手中。并且，只要资本到期流回，它就不再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而作为不再执行职能的资本，它就必须再转移到A手中，因为A一直是它的法律上的所有者。 在这里，资本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根据这个规定，已经可以得出这种商品即作为商品的资本所特有的、不过在其他交易中代替出售形式也会出现的贷放形式。 这里我们必须作如下的区别。 我们已经说过（第2卷第1章），并且在这里还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但是，在这两种形式上，资本不是作为资本变成商品的。 生产资本一旦转化为商品资本，它就必须投到市场上去，作为商品来出售。在这里，它是单纯地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这里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就象买者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一样。作为商品，产品必须在流通过程中，通过它的出售来实现它的价值，取得货币这一转化形式。因此，这个商品是由一个消费者作为生活资料来购买，还是由一个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购买，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流通行为中，商品资本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是和简单商品不同的商品资本，因为：1．它已经怀有剩余价值，因此，它的价值的实现同时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影响它单纯地作为商品，作为有一定价格的产品而存在；2．它作为商品所执行的职能，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而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由于只是它所进行的过程的部分运动，同时就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但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成为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并不是由于卖的行为本身，而只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这个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资本所进行的总运动的联系。 同样，作为货币资本，它实际上也只是单纯地作为货币，也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要素）的购买手段来发生作用。这种货币在这里同时是货币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也并不是由于购买的行为，不是由于它在这里实际上执行的货币的职能，而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资本总运动的联系，因为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 但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实际执行职能，在过程中实际发生作用时，商品资本仅仅起商品的作用，货币资本仅仅起货币的作用。在形态变化的无论哪一个要素上，就其本身来看，资本家都不是把商品作为资本出售给买者（虽然这种商品对他来说代表资本），他也不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给卖者。在这两个场合，他把商品单纯作为商品来让渡，把货币单纯作为货币，作为购买商品的手段来让渡。 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只有在同整个过程发生联系的情况下，在出发点同时就是复归点的时候，在G—G′或W—W′中，才作为资本出现（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出现，则是由于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由于生产剩余价值）。但在这种回流的时候，中介过程已经消失。这里存在的，是G′或G＋△G（不管这个增加了△G的价值额现在以货币的形式，以商品的形式，还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是一个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余额即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货币额。正是在这个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已经增殖的价值而存在的复归点上，在这样的形式上，——这个复归点想象地或者现实地作为静止点固定下来，——资本从来不进入流通，而是相反地表现为整个过程的结果，从流通中退出来。如果它再被支出，它也决不是作为资本让渡给第三者，而是作为单纯的商品卖给他，或者作为单纯的货币，为购买商品而支付给他。它在自己的流通过程中从不表现为资本，而只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在这里，这就是它对别人来说的唯一的存在形式。商品和货币在这里成为资本，并不是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并不是由于它们对买者或对卖者的现实的关系，而只是由于它们的观念上的关系，无论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主观地说），或者作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来说（客观地说）都是如此。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 生息资本却不是这样。它的独特性质也正在于此。要把自己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来增殖的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为一种作为资本的商品；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作为资本，而且对别人来说也是作为资本；它不仅对把它让渡出去的人来说是资本，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交给第三者的，这就是说，是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在这里，也就是流回到货币所有者手中；因此，它不过暂时离开他，不过暂时由它的所有者占有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占有，这就是说，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 作为资本贷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质，或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或是作为流动资本贷放。货币可以在这两种形式上贷放。例如，如果它是在终身年金的形式上偿还，让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带着利息流回，它就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有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机器等等，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始终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放。不过，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们的偿还会怎样受它们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永远只是货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因为这里贷放的，总是一定的货币额，并且利息也是按这个金额计算的。如果贷出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流动资本，它就会按照固定资本流回的方式来偿还。贷出者定期得到利息，并得到固定资本自身的一部分已经消耗的价值，即周期损耗的等价物。贷出的固定资本中尚未消耗的部分，到期也以实物形式还回来。如果借贷资本是流动资本，它也就会按照流动资本流回的方式回到贷出者手中。 因此，流回的方式总是由自身得到再生产的资本及其特殊种类的现实循环运动决定的。但是，借贷资本的回流采取偿还的形式，因为它的预付、它的让渡，具有贷放的形式。 在这一章中，我们只研究本来意义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的其他形式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是双重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然后回流再进行一次，转移到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手中，偿还给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它的法律上的起点。 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只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为一系列的买和卖。总之，流通过程分解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如果我们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如果我们从货币出发（从商品出发也是一样，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要从商品的价值出发，这样商品本身要从货币的角度来考察），那就会看到，有一个货币额被支出，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一个增长额流回来。预付的货币额得到补偿，并且加上了剩余价值。它经历一定的循环运动后，保存下来了，并且增长了。但是现在，作为资本贷放的货币，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会自行保存、自行增长的货币额贷出的，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附加额流回来，并且可以不断地重新通过相同的过程。它既不是作为货币，也不是作为商品支出的，也就是说，它作为货币预付时，不是去交换商品，它作为商品预付时，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它是作为资本支出的。这种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关系，——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整体和统一体时，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资本表现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在这里，不借助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运动，已经单纯地作为资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同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当它作为货币资本贷放时，它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上让渡的。 蒲鲁东关于货币资本的作用所持的见解颇为奇特（《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在蒲鲁东看来，贷放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不是出售。取息的贷放 “是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第9页）[103]。 货币、房屋之类的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不过蒲鲁东没有看到，当货币以生息资本的形式放出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作为报酬。当然，在每一次买和卖的行为上，既然有交换过程发生，就一定有物品被让出去。所售物品的所有权总是要被放弃。但人们不会放弃它的价值。在卖的场合，商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货币的形式或以债券或支付凭证的形式被收回来，在这里，债券或支付凭证不过是货币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在买的场合，货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商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家都保持同一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在交换即物品交换发生时，不会发生价值变化。同一资本家总是握有同一价值。而在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不会发生交换；当交换发生时，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交换行为，而是考察资本的总循环G—W—G′，那末，在这里总是要不断预付一定的价值额，并且不断从流通中取回这个价值额加上剩余价值或利润。当然，这个过程的中介作用在单纯的交换行为中是看不见的。而贷出货币的资本家的利息，正是以作为资本的G的这个过程为基础，并产生于这个过程。蒲鲁东说： “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第69页） 制帽业主在这里代表生产资本家，而同借贷资本家相对立。蒲鲁东显然没有弄清楚这个秘密：生产资本家怎么能够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如何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在这里，从他的见解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并由此除了取得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资本，还能取得利润。假定100顶帽子的生产价格＝115镑，并且这个生产价格恰好和帽子的价值相等，就是说，生产帽子的资本恰好具有社会平均构成。如果利润＝15％，制帽业主在他按照这些商品的价值115镑出售这些商品时，就会实现15镑的利润。他生产这些商品只花费100镑。如果他是用他自己的资本进行生产，他就会把这15镑余额全部装进腰包；如果他是用借入的资本进行生产，他也许就要拿出5镑作为利息。这样做决不改变帽子的价值，而只改变已经包含在这个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的分配。既然帽子的价值不受支付利息的影响，蒲鲁东下面的这些话就毫无意义了： “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自食其力的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第105页）［注：因此，照蒲鲁东说来，“房屋”、“货币”等等就不应当作为“资本”来贷放，而应当作为“商品……按照成本价格”（第43、44页）来让渡。路德比蒲鲁东高明一些。他已经知道，牟利与贷放或购买的形式无关：“从购买当中也能获得高利。但是现在要一口吃掉，那就太多了。现在必须先谈一种，即先谈放债的高利贷。等我们搞掉这个以后（在末日审判以后），我们再来谴责购买上的高利贷。”（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在下面这句话里，蒲鲁东把一般资本的运动说成是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这说明蒲鲁东多么不理解资本的性质。他说： “货币资本从交换到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不断流回到它的起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断由同一个人反复进行的贷放，会不断为同一个人带回利润。”［第154页］ 那末，在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中，什么东西对他来说还是不能解决的谜呢？是这几个范畴：购买、价格、物品出让以及剩余价值在这里借以表现的没有媒介的形式；总之，是这样一种现象：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出售已经变成贷放，价格已经变成利润的一部分。 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一般地说，是资本在它的总循环中的具有特征的运动。这决不只是生息资本的特征。作为生息资本的特征的，是它的表面的、已经和作为媒介的循环相分离的流回形式。借贷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放出去，把它转给产业资本家时，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放出资本根本不是资本现实循环过程中的行为，而只是为这个要由产业资本家去完成的循环作了准备。在这里，货币的第一次换位，不表示形态变化的任何行为，既不表示买，也不表示卖。所有权没有被出让，因为没有发生交换，也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货币由产业资本家手中流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不过是对放出资本的第一个行为的补充。这个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通过循环过程，又以货币形式回到产业资本家手中。但因为资本支出时不是归他所有，所以流回时也不能归他所有。通过再生产过程这一情况，并不会使这个资本变为产业资本家的所有物。因此，产业资本家必须把它归还给贷出者。第一次支出，使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它与资本的现实的再生产过程无关，只是为这个再生产过程作了准备。资本的偿还，使流回的资本再由借入者手中转到贷出者手中，这是第二个法律上的交易，是第一个交易的补充。一个是为现实过程作了准备，另一个则是发生在现实过程之后的补充行为。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媒介的运动，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身无关。即使资本本来就归产业资本家所有，因而作为他的所有物只流回到他那里，那末，对这个现实运动来说，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在第一个作为先导的行为中，贷出者把他的资本交给借入者。在第二个作为补充的结束行为中，借入者把资本还给贷出者。如果我们只考察二者之间的交易，——暂时撇开利息不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考察贷出的资本本身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动，这两种行为（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把它们分开，资本的现实再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就已经包括这个运动的全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 一般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即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尽管这个形态是现实运动的形式。A把他的货币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资本放出去。在这里，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不过转手而已。它只是在B手中才实际转化为资本。但对A来说，单是把它交给B，它就成了资本。资本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际流回的现象，只有对B来说才发生。而对A来说，流回是在和让渡相同的形式上进行的。资本由B手中再回到A手中。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全部形式。贷出的货币作为资本所进行的现实运动，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的事情。在双方进行的交易中，中介过程消失了，看不见了，不直接包含在内了。作为独特的商品，资本也具有它的独特的让渡方式。因此在这里，回流也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特别的法律契约的结果。流回的时间取决于再生产的过程；而就生息资本来说，它作为资本的回流，好象只取决于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协议。因此，就这种交易来说，资本的回流不再表现为由生产过程决定的结果，而是表现为：好象贷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丧失货币形式。当然，这种交易实际上是由现实的回流决定的。但这一点不会在交易本身中表现出来。实际的情形也并不总是这样。如果现实的回流没有按时进行，借入者就必须寻求别的办法来履行他对贷出者的义务。资本的单纯形式——货币，它以A额支出，经过一定时间，除了这种时间上的间隔，不借助于任何别的媒介，再以A＋（1/x）A额流回——不过是现实资本运动的没有概念的形式。 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回流是流通过程的一个要素。货币先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把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出售，它再转化为货币，并在这个形式上流回到那个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资本的资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资本来说，回流和放出一样，只是资本所有者和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法律交易的结果。我们看见的只是放出和偿还。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 但是，因为作为资本预付的货币具有一种属性，要流回到那个把它预付出去即把它作为资本支出的人那里，因为G—W—G′是资本运动的固有形式，所以，货币所有者能够把货币作为资本来贷放，作为这样一种东西来贷放，这种东西具有一种属性，即要流回到它的起点，并且要在它所通过的运动中作为价值来保存和增殖。他把它作为资本放出，因为它在作为资本被使用之后，会流回到它的起点，也就是说，经过一定时间，能够由借入者偿还，而这又因为它已经流回到借入者自身那里。 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贷放——以在一定时期以后流回为条件的放出货币——要有一个前提：货币实际上会当作资本使用，实际上会流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进行的现实的循环运动，就是借入者必须把货币偿还给贷出者的那种法律上的交易的前提。如果借入者不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支出，那是他的事情。贷出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的，而作为资本，它必须执行资本的职能，包括货币资本的循环，直到它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 有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货币或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行为G—W和W—G′，只是中介过程，只是这个价值额的总运动中的各单个要素。作为资本，这个价值额通过总运动G—G′。它作为货币或某种形式的价值额预付出去，又作为价值额流回。货币贷出者不把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在这个价值额以商品形式存在时，也不把它卖出去换取货币，而是把它作为资本，作为G—G′，作为经过一定时期又会流回到它的起点的价值预付出去。他不买也不卖，而是贷放。因此，这种贷放就是把价值作为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来让渡的相应形式。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贷放不可能又是那些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无关的交易的形式。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借贷资本在它的所有者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运动。现在我们来研究利息。 贷出者把他的货币作为资本放出去；他让渡给另一个人的价值额是资本，因此，这个价值额会流回到他那里。但单是流回到他那里，还不是作为资本贷出的价值额的回流，而只是一个贷出的价值额的回流。预付的价值额要作为资本流回，就必须在运动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价值量，也就是必须带着一个剩余价值，作为G＋△G流回。在这里，这个△G是利息，即平均利润中不是留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货币资本家手中的部分。 货币资本家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这就是说，货币必须作为G＋△G回到他那里。我们以后还要特别考察一种形式，按照这种形式，在贷出期内，利息按期流回，但资本不流回，它要等到一个较长的时期结束时才偿还。 货币资本家给予借入者即产业资本家的是什么呢？前者实际上让渡给后者的是什么呢？只是这种让渡的行为，才使货币的贷放成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让渡，也就是说，成为作为商品的资本的让渡。 只是由于这种让渡的行为，资本才由货币贷出者作为商品交给另一个人，或者说，他所支配的商品才作为资本交给另一个人。 就通常的出售来说，让渡的是什么呢？那不是所出售的商品的价值，因为这个价值只是改变了形式。这个价值在它以货币形式实际地转到卖者手中以前，已经作为价格观念地存在于商品之中。在这里，同一价值，同一价值量，不过改变形式而已。在一个场合，它们以商品形式存在；在另一个场合，它们以货币形式存在。卖者实际让渡的，从而进入买者的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 货币资本家在借出期内让渡并出让给生产资本家即债务人的使用价值又是什么呢？是货币由于下面这一点而取得的使用价值：它能够转化为资本，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在它的运动中，它除了保存自己原有的价值量，还会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生产平均利润（在这里，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都是偶然的现象）。就其余的商品来说，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 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移交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 在这个意义上，这样贷出的货币，同那种与产业资本家发生关系的劳动力，有某种类似的地方。不过，产业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价值是支付，而他对借贷资本的价值只是偿还。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当劳动力被使用的时候，它会比它本身具有的价值，比它所费的价值，生产更多的价值（利润）。这个价值余额，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此相同，借贷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也表现为这种资本生产价值和增加价值的能力。 货币资本家事实上让渡了一种使用价值，因此，他所让出的东西，是作为商品让出的。从这方面来说，它完全类似商品本身。第一，它是由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的价值。就简单的商品即商品本身来说，在买者和卖者手中保留着相同的价值，只是形式不同；双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后拥有和他们让渡的价值相同的价值，不过一个以商品形式存在，一个以货币形式存在。区别在于：在贷放上，只有货币资本家在这种交易中让出价值；但他会由未来的偿还而保持住这个价值。在贷放上，只有一方得到价值，因为只有一方让出价值。第二，一方让渡现实的使用价值，另一方得到并且使用这个使用价值。但这个使用价值与普通商品不同，它本身就是价值，也就是由于货币作为资本使用而产生的那个价值量超过货币原有的价值量所形成的余额。利润就是这个使用价值。 贷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并且作为资本在中等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注：“取息的合理性，不是取决于借入者是否赚到利润，而是取决于它〈所借的东西〉在适当使用时能够生产利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49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马西。）］ 那末，产业资本家支付的是什么呢，借贷资本的价格又是什么呢？在马西看来： “人们为了使用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注：“富人不亲自使用自己的货币……而是把它贷给别人，让别人用这些货币去牟取利润，并且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为原主保留下来。”（《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23、24页）］ 一个普通商品的买者所购买的，是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的，是这个商品的价值。与此相同，借款人所购买的，是货币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但他支付的是什么呢？那当然不是象在购买别的商品时那样，是它的价格或价值。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不象在买者和卖者之间那样，会发生价值的形式变化，以致这个价值在一个时候以货币形式存在，在另一个时候以商品形式存在。放出的价值和收回的价值的同一性，在这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价值额，货币，在没有任何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贷出者总是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即使在这个价值已经从他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也是这样。在简单商品交换中，货币总是在买者方面；但在贷放中，货币却是在卖者方面。他把货币放出去一定时期，资本的买者则把资本作为商品接受下来。但是，只有当货币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而被预付时，这才是可能的。借入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作为会自行增殖的价值借来的。不过，和任何处在起点上，处在预付那一瞬间的资本一样，这个货币还不过是可能的资本。它要通过使用才自行增殖，才作为资本来实现。但借入者必须把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即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利息）来偿还；而利息只能是他所实现的利润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因为对于借入者来说，借贷资本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会替他生产利润。不然的话，贷出者就没有让渡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利润也不能全部归借入者。不然的话，他对于这种使用价值的让渡就是什么也不支付了，他把贷款还给贷出者时，就只是把它作为单纯的货币，而不是把它作为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来偿还了，因为它只有作为G＋△G，才是已经实现的资本。 贷出者和借入者双方都是把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支出的。但它只有在后者手中才执行资本的职能。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对两个人来说取得了双重的存在，这并不会使利润增加一倍。它所以能对双方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只是由于利润的分割。其中归贷出者的部分叫作利息。 按照假定，这全部交易发生在两类资本家之间，即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之间。 决不要忘记，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是商品，或者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品是资本。因此，这里出现的一切关系，从简单商品的观点来看，或者从那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合理的。贷和借（不是卖和买）的区别，在这里是由商品——资本——的独特性质产生的。同样不要忘记，这里支付的，是利息，而不是商品价格。如果我们把利息叫作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注：“价值（value）这个用语用在通货上有三种意义……2．指手中现有的通货，不同于在以后的某一天收进的同等数额的通货。这时，通货的价值要由利息率来计量，利息率则由借贷资本的总额和对它的需要的比率来决定。”（罗·托伦斯上校《论1844年银行法的实施对商业信贷的影响》1847年伦敦第2版［第5、6页］）］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它不过是对某个按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而按照价格的概念，价格是这个使用价值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在这里，商品有了双重价值，先是有价值，然后又有和这个价值不同的价格，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资本首先不外是一个货币额，或者是作为一个货币额固定下来的一定量商品的价值。如果商品作为资本来贷放，这个商品就只是一个货币额的伪装形式。因为作为资本贷放的，并不是若干磅棉花，而是在棉花形式上作为棉花价值存在的若干货币。所以，资本的价格，即使不象托伦斯先生所说的那样［注：“价值（value）这个用语用在通货上有三种意义……2．指手中现有的通货，不同于在以后的某一天收进的同等数额的通货。这时，通货的价值要由利息率来计量，利息率则由借贷资本的总额和对它的需要的比率来决定。”（罗·托伦斯上校《论1844年银行法的实施对商业信贷的影响》1847年伦敦第2版［第5、6页］）］，和作为通货的资本有关，也和作为货币额的资本有关。一个价值额怎么能够在它本身的价格之外，在那个要用它本身的货币形式来表示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呢？价格是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商品的价值（市场价格也是这样，它和价值的区别，不是质的区别，而只是量的区别，只与价值量有关）。和价值有质的区别的价格，是荒谬的矛盾。［注：“货币或流通手段的价值这个用语，不加区别地既用来表示商品的交换价值，又用来表示资本的使用价值。由此产生的双重含义，是引起混乱的经常性根源。”（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77页）——但是，图克没有看到主要混乱（它包含在事情本身之中）；价值本身（利息）变成了资本的使用价值。］ 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为资本实现的量的程度。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其比率或水平，——只有通过它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才可以计量。因此，生息资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有通过利息额，即总利润中归生息资本的部分，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才可以计量。因此，如果价格表示商品的价值，那末，利息表示货币资本的增殖，因而表现为一个为货币资本而支付给贷款人的价格。由此可见，象蒲鲁东那样，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即买和卖的简单关系直接运用到这里来，从一开始就是荒诞无稽的。根本的前提恰好是，货币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因而可以作为资本自身，作为可能的资本，转给第三者。 但是在这里，资本本身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资本被提供到市场上来，并且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但它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利润。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资本的产品是利润。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是作为货币支出，还是作为资本预付，只是货币的不同的用途。货币或商品，就其自身来说，在可能性上是资本，正象劳动力在可能性上是资本一样。因为1．货币可以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只是而且实际上也只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抽象表现，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存在；2．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具有在可能性上已经是资本的属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存在着补充这些物质要素的对立面，使这些要素变为资本的东西——雇佣劳动。 物质财富的对立的社会性质，——物质财富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之间的对立，——离开生产过程，已经表现为资本所有权本身。这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产生的结果，并且作为这样的结果又是它的不断需要的前提；这个因素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现在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货币，商品也一样，就其自身来说，潜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它们能够作为资本出售，并且以这个形式支配别人的劳动，提出占有别人劳动的要求，因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这里也清楚地表明了：占有别人劳动的根据和手段，是这种关系，而不是资本家方面提供的任何作为对等价值的劳动。 其次，资本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利润如何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这完全和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它们来调节的一样。但是在这里，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一样地明显。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和它的生产价格相一致，也就是说，这时它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来调节，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因为供求的变动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这种偏离会互相抵销，所以从某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平均市场价格等于生产价格。一旦供求平衡，这些力量就不再起作用，互相抵销；决定价格的一般规律这时也就会适用于这些个别的场合；市场价格这时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就已经和那个由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规律调节的生产价格相一致，而不只是作为市场价格的运动的平均才是这样。工资也是这样。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就会互相抵销，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货币资本的利息却不是这样。在这里，竞争并不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相反，除了由竞争决定的分割规律之外，没有别的分割规律，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相反，我们把自然利息率理解为由自由竞争决定的比率。利息率没有“自然”界限。在竞争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互相起反作用的各种力量达到均衡时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本身就是某种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在下一章，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一切都表现为表面的东西：把资本预付出去，不过表现为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移到借入者手中；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来，不过表现为借入者把资本连同利息归还或偿还给贷出者。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利润率不仅由一次周转所获得的利润和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决定，而且也由这个周转时间本身的长短决定，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产业资本在一定期间内提供的利润来决定的。这个事实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也表现为完全表面的东西，好象一定数额的利息是为一定的期间而支付给贷出者的。 浪漫主义的亚当·弥勒，以他观察事物内部联系的日常见解说道： “决定物品价格时，无须考虑时间；决定利息时，主要的是考虑时间。”（《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第138页） 他没有看到，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怎样参加商品价格的决定，资本在一定周转时间内的利润率怎样也正好是这样决定的，而利息正好由一定时期的利润的决定来决定。在这里也和通常一样，他的深刻洞察力就在于，看到表面上的尘埃，就狂妄地把这种尘埃说成是神秘莫测的重要的东西。 注释： [103]正文中引用的是《人民之声报》（《LaVoixduPeuple》）编者之一舍韦的话。舍韦是《无息信贷》一书中《第一封信》的作者，见《无息信贷。费·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GratuitéduCrédit．DiscussionentreM．Fr．BastiatetM．Proudhon》．Paris，1850）。 《人民之声报》（《LaVoixduPeuple》）是蒲鲁东创办的日报，1849年10月1日至1850年5月14日在巴黎出版。——第38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货币积累的特殊形式，我们要在下一篇才考察。 从以上的说明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商人资本——不管它以商品 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出现——看作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就象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从而特殊投资领域一样。只要简单地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产业资本，当它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的流通阶段时，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所完成的职能，恰好就表现为商人资本在它的两个形式上的专门职能，——只要看一看这个事实，就必然会使这种粗陋的见解站不住脚。相反地，作为生产资本的产业资本和处在流通领域中的同一资本之间的区别，所以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上取得独立的形式，是因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暂时采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职能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分离出来的部分的独立形式和职能，并且完全同资本的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产业资本的转化形式，和不同生产部门各生产资本之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性质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区别，是有天壤之别的。 除了一般经济学家考察形式区别（事实上只有这种区别的物质方面使他感兴趣）时表现出的那种粗鲁态度以外，在庸俗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混淆还有以下两件事作为基础。第一，他没有能力就商业利润的特性来说明商业利润；第二，他力图进行辩护，要把那些首先以商品流通、从而以货币流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形式所产生的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从而商品经营资本形式和货币经营资本形式，说成是生产过程本身必然产生的形式。 如果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同谷物栽培业的区别，不过象谷物栽培业同畜牧业和制造业的区别一样，那就很清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一回事，特别是社会产品在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分配（无论是用于生产消费还是用于个人消费），永远必须有商人和银行家作媒介，就象要吃肉必须有畜牧业，要穿衣必须有服装业一样。［注：聪明的罗雪尔[96]挖空心思地想出，既然有些人把商业说成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媒介”，“人们”也同样能够把生产本身说成是消费的“媒介”（在谁与谁之间？）。由此自然会得出结论：商业资本象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一样，是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因此，既然我们可以说，人只有以生产作媒介才能保证自己的消费（一个人即使没有在莱比锡受过教育，也必须这样做），或者说，为了占有自然就必需劳动（人们可以把这叫作“媒介”），由此自然会得出结论：由生产的一个特殊社会形式所产生的社会“媒介”——因为是媒介——具有同样的必然性的绝对性，具有同样的地位。媒介这个名词决定一切。此外，商人也并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暂时把那种有别于生产者的消费者，即不进行生产的消费者撇开不说）之间的媒介，而是这些生产者互相进行产品交换的媒介，只是一种交换的中间人，在成千成万的场合，这种交换没有这种中间人也在进行。］ 由于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人考察的是资本的基本形式，是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而流通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事实上只是在它本身是每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才加以考察，因此，他们遇到商业资本这种特殊种类的资本，就陷入了困境。考察产业资本时直接得出的关于价值形成、利润等等的原理，并不直接适用于商人资本。因此，他们事实上把商人资本完全搁在一边了，在提到它时，只是把它当作产业资本的一种。在他们特别论述商人资本的地方，例如在李嘉图论述对外贸易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证明，它不创造价值（因而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也适用于国内贸易。 以上我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来考察商人资本的。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货币经营业和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只需要批发商业的存在，进一步说，只需要商品经营资本的存在，就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考察的，也只是商品经营资本。 因为商业资本离不开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需要的条件，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有商人资本在中间作媒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说，是已经存在的条件，就象它们对货币和对货币的运动来说是已经存在的条件一样。唯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来生产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 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们的运动，1．在物质上由不同商品的互相交换构成；2．在形式上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构成。而商人资本的职能就是归结为这些职能，即通过买和卖来交换商品。因此，它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过这种交换从一开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买和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不论以商人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的形式总是G—W—G′；货币，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是出发点，而增加交换价值是独立的目的。商品交换本身和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和生产相分离，并且由非生产者来完成，——只是不仅增加财富，而且增加一般社会形式的财富即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手段。动机和决定目的是把G转化为G＋△G；对G—G′行为起中介作用的G—W和W—G′行为，只表现为由G到G＋△G这个转化的过渡要素。这个G—W—G′，作为商人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不同于W—G—W，即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商品贸易，因为后者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使用价值。 因此，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独特形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就是说，一旦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商人资本只是表现为执行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在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商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而生产越是为生产者本人直接生产生活资料，情形就越是如此。 因此，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象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进一步叙述的那样，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利润的平均化，又把它的利润率化为一般的平均水平。它只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这里，随着商人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殊社会状态，不再具有决定的作用；相反地，在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这一点甚至适用于同一个国家，在那里，比如说，纯粹的商业城市比工业城市有更多类似过去的状态。［注：威·基塞耳巴赫先生（《中世纪世界贸易史和欧洲社会生活的发展》1860年版）的头脑里实际上仍然充满着以商人资本为一般资本形式的那个世界的观念。他对资本的现代意义一无所知，就象在《罗马史》中谈论“资本”和资本统治的蒙森先生一样。在英国近代史上，真正的商业阶层和商业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它们同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来反对工业资本。例如，我们可以把利物浦的政治作用和曼彻斯特、北明翰的政治作用比较一下。工业资本的完全统治，只是在废除谷物关税[46]等等以后，才为英国的商人资本和金融贵族所承认。］ 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独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意味着流通过程离开它的两极而独立，而这两极就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这两极对流通过程来说仍然是独立的，而流通过程对这两极来说也是独立的。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变成商品的。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在这里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两极，即以流通为媒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须在流通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而互相结合起来，流通过程的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已经具备。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流通也已经成为生产的一个单纯要素，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作为商品来生产的产品的实现，和作为商品来生产的各种产品生产要素的补偿。在这里，直接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只表现为资本在它的再生产运动中的一种形式。 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个规律，在例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等经营的转运贸易（carryingtrade）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对商业和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注：“商业城市的居民从一些较富有的国家运进精制的工业品和昂贵的奢侈品，因而助长了大地主们的虚荣心，这些大地主贪婪地购买这种东西，并且用大量的本国原料来支付。因此，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商业，都是一个国家用自己的原料去交换一个工业比较进步的国家的工业品……一旦这种嗜好普遍流行，以致引起大量需求，商人为了节省运费，就开始在他们本国建立类似的制造业。”（亚·斯密［《国富论》阿伯丁发行，1848年伦敦版］第3卷第3章［第267页］）］在这个场合，商人资本是纯粹的商业资本，同两极即以它作为媒介的各个生产部门分离了。这就是商人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源泉。但是，转运贸易的这种垄断权，从而这种贸易本身，是随着这样一些民族的经济发展而衰落下去的，这些民族从两方面受这种垄断的剥削，其不发达状况成了这种垄断的存在基础。就转运贸易来说，这种衰落不仅表现为一个特殊商业部门的衰落，而且也表现为纯粹商业民族的优势的衰落和这些民族的以这种转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财富的衰落。这只是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属于产业资本这一事实借以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商人资本在它直接支配生产的地方是怎样干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一般的殖民地经济（即所谓殖民制度），而且特别是旧荷兰东印度公司[93]的经济，提供了鲜明的例证。 因为商人资本的运动是G—W—G′，所以商人的利润，第一，是通过只在流通过程中完成的行为获得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和卖这两个行为获得的；第二，它是在后一种行为即卖中实现的。因此，这是让渡利润，profituponalienation[82]。乍一看来，只要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纯粹的独立的商业利润好象就是不可能的。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因此，这不是等价物的交换。这种交换中所包含的价值概念只是指，不同商品都是价值，因而都是货币；从质的方面来说，它们同样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但它们不是相等的价值量。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之所以取得商品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同一个第三者的表现。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日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首先不是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为了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额装入腰包的商人。商人是通过他的运动本身来确立等价的。 商业资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并非由它创造的两个前提之间的中介运动。 正象货币不仅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且作为商品的、从而财富的绝对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从商品流通的简单形式W—G—W中产生出来，货币在货币形式上的保存和增加则成为目的本身一样，货币，贮藏货币，也会作为某种通过简单让渡而自行保存和增加的东西，从商人资本的简单流通形式G—W—G′中产生出来。 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97]，或者不如说，象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攫取生产的余额，而且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生产部门依附于它。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生产的共同体的性质。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撇开商业资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这方面来说，它对拉平和确定商品价值发生影响）不说，那些生产方式也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地是因为它是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媒介，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还是生产使用价值，对于它们的经济组织来说，进入流通的那部分产品的出售，一般说来，也就是产品按照其价值的出售，还是次要的；部分地是因为在以往那些生产方式中，商人与之做生意的剩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即奴隶主，封建地主，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主）代表供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这一点亚·斯密在上述有关封建时期的引语中已经正确地嗅出来了。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注：“现在，商人对贵族或盗匪非常埋怨，因为他们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他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末他们当然就成了圣人了……但既然商人对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样多的不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末，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国君应当对这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夺。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利用骑士和强盗，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他们应当成为上帝的魔鬼，就象上帝曾经用魔鬼来折磨或者用敌人来摧毁埃及和全世界一样。所以，他是用一个坏蛋来打击另一个坏蛋，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让人懂得，骑士是比商人小的强盗，因为一个骑士一年内只抢劫一两次，或者只抢劫一两个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以赛亚的预言正在应验：你的国君与盗贼作伴。因为他们把一个偷了一个古尔登或半个古尔登的人绞死，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并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小偷这句谚语仍然是适用的。罗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绸缎。但是对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他会象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铜熔化在一起，就象一个城市被焚毁时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人。”（马丁·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1527年版[98]）］，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 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在古罗马，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工业发展上没有显出任何进步；在科林斯和欧洲、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却伴随有工业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 毫无疑问，——并且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99]，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拿荷兰同葡萄牙进行比较。［注：撇开其他情况不说，由渔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打下的基础，对荷兰的发展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已经由十八世纪的著作家说明了。我们可以参看例如马西的著作。[100]——前人总是低估亚洲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纠正这种看法的最好办法，是考察一下十八世纪初英国的进出口，并把它们同今天的进出口相比较。不过就在当时，英国的进出口也比任何一个过去的商业民族大得不可比拟。（见安德森《商业史》［第261页和以下各页］）］如果在十六世纪，部分地说直到十七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末，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来比较一下。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注：如果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看作失败的和真正荒唐的（在实践上是无耻的）经济实验的历史，那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经营的历史了。在孟加拉，他们创作了一幅英国大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印度东南部，他们创作了一幅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西北部，他们又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把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印度经济公社，变成了它本身的一幅漫画。］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注：自从俄国竭力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依靠国内市场和邻近的亚洲市场以来，这种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弗·恩·］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虽然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的呢绒商人曾经把那些仍然是独立的织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羊毛卖给他们，而向他们购买呢绒，——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例如，直到本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只是名义上的工厂主，实际上只是商人，他让织工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的方式继续劳动，而他只是作为商人实行统治，织工实际上是为这种商人劳动。［注：莱因地区的绦带编织业，丝辫编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克雷费尔德附近甚至还专门铺设一条铁路来沟通这些农村手工织工和城市“工厂主”之间的交易。但是后来机械棉织业使这一条铁路和手工织工一起失业了。——弗·恩·］这个方法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支配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样的情况在伦敦一部分手工家具制造业上也可以看到，不过略有变化。这种制造业，特别在哈姆雷特塔区[101]，经营的规模非常大。整个生产分成许多互相独立的营业部门。一个部门只做椅子，另一个部门只做桌子，第三个部门只做柜子等等。这些部门本身或多或少都是按手工业方式由一个小老板带领几个帮工经营的。不过，如果是直接为了私人劳动，生产规模就未免太大了。它们的购买者是家具店主。每星期六老板都上他们那里去，并把产品卖给他们；这时进行讨价还价，就象在当铺内对这件或那件东西该当多少钱进行讨价还价一样。这些老板单是为了在下一周能够重新购买原料并支付工资，就需要逐周出售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质上只是商人和他们自己的工人之间的媒介。商人是真正的资本家，他把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注：从1865年以来，这个制度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详细情况可以参看《上院血汗制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1888年伦敦版。——弗·恩·］在那些过去用手工业方法经营，或者作为农村副业经营的部门向工场手工业过渡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随着这种独立的小本经营的技术发展，——这种小本经营本身已经使用手工操作的机器，——也会发生向大工业的过渡；机器将改用蒸汽推动而不是用手推动；例如，最近英国织袜业中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 可见，这里发生了三重过渡：第一，是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在各种以商业为基础的行业，特别是奢侈品工业中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工业连同原料和工人一起都是由商人从外国输入的，例如在十五世纪，从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输入。第二，是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间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第三，是产业家成为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 波佩说得对，在中世纪，商人不过是行会手工业者或农民所生产的商品的“包买商”。[102]商人成了工业家，或者不如说，他让那些手工业性质的小工业，特别是农村小工业为他劳动。另一方面，生产者成了商人。例如，呢绒织造业老板现在已经不是逐渐地一小批一小批地从商人那里获得羊毛，然后同帮工一起为商人劳动，而是自己购买羊毛或毛纱，并把他的呢绒出售给商人。各种生产要素，都作为他自己买来的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呢绒织造业者现在已经不是为个别商人或某些顾客生产，而是为商业界生产了。生产者自己就是商人。商业资本还要完成的只是流通过程。起初，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前提。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为产品创造了市场，部分地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生产部门，它们一开始就以商业为基础：既以替市场和世界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场造成的生产条件为基础。一旦工场手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而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会使现有市场商品充斥，因此，它不断扩大这个市场，突破它的界限。限制这个大量生产的，不是商业（就它仅仅反映现有需求而言），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以前，这种比较几乎完全是商人的事，这样就保证了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 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诚然，生息资本也是资本的古老形式。但为什么重商主义不从生息资本出发，反而对生息资本采取攻击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以后就会知道。 注释： [46]英国的谷物关税是根据所谓的谷物法（1815、1822和1828年）征收的。谷物法的目的是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由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而告结束。谷物法的废除是对土地贵族的一个打击，并且加快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第123、366、706、740页。 [82]让渡利润（ProfituponAlienation）是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805年伦敦版第1卷第244页（《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PoliticalOeconomy》．Vol．I，London，1805，p．244）提出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商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了这一公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1-14页）。——第256、368页。 [93]荷兰东印度公司存在于1602年至1798年。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活动的特点是用强制手段巩固和保存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奴隶占有制关系和封建关系），在为荷兰人效劳的土著政权的封建官僚机构的帮助下，掠夺被征服的居民。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运出农产品，从这些产品的出售中取得巨额收入。后来，在农民经济中强制性地引进了新的作物（特别是咖啡），它们的收获全部上缴公司。由于残酷镇压一系列大规模的起义、国内人烟稀少、军费开支庞大、昔日强盛的尼德兰全面衰落，公司遭到崩溃并宣告倒闭。——第343、368页。 [96]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60节第103页。——第362页。 [97]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369、677页。 [98]马克思引用的是路德的著作《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的第六部著作》1589年维登堡版第296、297页（《DersechsteTeilderBücherdesehrnwirdigenHerrnDoctorisMartiniLutheri》．Wittembergk，1589，S．296，297）。——第370页。 [99]马克思指的是，由于当时地理上的伟大发现，即古巴、海地和巴哈马群岛的发现，北美大陆的发现，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航路的发现以及南美大陆的发现，结果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威尼斯等商业城市丧失了自己的作用，相反，葡萄牙、尼德兰、西班牙和英国由于地处大西洋沿岸而开始在世界贸易中起主要作用。——第372页。 [100]［约·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60页（［J．Massie．］《AnEssayontheGoverningCausesoftheNaturalRateofInterest；whereintheSentimentsofSirWilliamPettyandMr．Locke，onthatHead，areconsidered》．London，1750，p．60）。——第372页。 [101]哈姆雷特塔区是伦敦东市区。——第374页。 [102]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至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哥丁根版第1卷第70页（I．H．M．Poppe．《GeschichtederTechnologieseitderWiederherstellungderWissenschaftenbisanEndedesachtzehntenJahrhunderts》．BandI，G&oumlttingen，1807，S．70）。——第37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十九章货币经营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十九章货币经营资本 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承担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动，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特有的运动）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当它们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就把这种资本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确切些说，还有商品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一般货币资本，而且要作为正在执行这些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现在，一定的部分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并在这样一种货币资本的形式上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主义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就象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场合一样，这里也是在流通过程中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分离出来，替其余的全部资本完成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只有而且只是在资本新投入的时候，——在积累的场合，情况也是这样，——货币形式的资本才表现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但对每一个已经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来说，起点和终点都只表现为经过点。既然产业资本从离开生产领域到再进入生产领域必须通过形态变化W′—G—W，那正象我们在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已经指出的那样，G实际上就是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的最终结果，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相反的、作为前一阶段的补充的阶段的起点。虽然产业资本的W—G对商业资本来说总是表现为G—W—G，但是对一个已经发生作用的商业资本来说，现实的过程总是W—G—W。不过，商业资本要同时完成W—G和G—W这两种行为。也就是说，不仅一个资本处在W—G阶段，而另一个资本处在G—W阶段，而且同一资本由于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同时不断地买和不断地卖；它总是同时不断地处在这两个阶段上。当这个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以便随后再转化为商品时，它的另一个部分同时转化为商品，以便再转化为货币。 货币在这里是作为流通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这取决于商品交换的形式。在这两个场合，资本家都要不断地把货币支付给许多人，并且不断地得到许多人支付给他的货币。这种纯粹技术性的收付货币业务，本身形成一种劳动，它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使结算和平衡的工作成为必要。这种劳动是一种流通费用，是一种不创造价值的劳动。由于这种劳动由一类特殊的代理人或资本家替其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担负起来，这种劳动就缩短了。 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存在，这就是：购买手段的准备金，支付手段的准备金，一种在货币形式上等待使用的闲置的资本；而且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这种形式流回。除了收付货币和记账以外，这又使贮藏货币的保管成为必要，而这又是一种特殊的业务。因此，这种业务实际上就是使贮藏货币不断分解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又使出售得到的货币和到期的进款形成贮藏货币；这种在货币形式上存在的资本部分的、与资本职能本身相分离的不断运动，这种纯粹技术性的业务，会引起特殊的劳动和费用——流通费用。 分工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些由资本的职能决定的技术性业务，尽可能由一类代理人或资本家当作专门的职能替整个资本家阶级来完成，或者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在这里，正象在商人资本的场合一样，我们看到了双重意义的分工。一种特殊的营业出现了，并且因为它作为这种特殊的营业是替整个阶级的货币机构服务的，所以它会集中起来，大规模地进行；在这种特殊的营业内部又实行了分工，分成不同的互相独立的部门，在这些部门内部形成了专门机构（庞大的事务所，人数众多的会计员和出纳员，细密的分工）。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已经同使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成为必要的那些行为分开，从而使预付在这些职能上的资本成为货币经营资本。 这些不同的业务，——由于它们独立出来而成为特殊的营业，就产生了货币经营业，——是从货币本身的各种规定性中，从货币的各种职能，从而也是资本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必须执行的各种职能中产生的。 我以前已经指出，货币制度总的说来最初是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产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7页[95]。］ 因此，货币经营业，即经营货币商品的商业，首先是从国际交易中发展起来的。自从各国有不同的铸币以来，在外国购买货物的商人，就得把本国铸币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换成本国铸币；或者把不同的铸币同作为世界货币的、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相交换。由此就产生了兑换业，它应被看成是近代货币经营业的自然基础之一。［注：“单是由于许多君主和城市拥有铸币权，他们的铸币在重量、成色方面，以及在花纹方面都极不相同，而在商业必须用一种铸币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就到处产生了使用当地铸币的必要性。为了用现金支付，商人在国外市场旅行时，要携带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同样，在启程回国时，要把他们收进的当地铸币换成未铸币的银或金。因此，兑换业，即把贵金属兑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兑换成贵金属，就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1826—1829年波恩版第1集第437、438页）——“汇兑银行所以得名……不是因为它发行汇票，开办信汇，而是因为它兑换各种货币。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创立以前很久，在尼德兰各商业城市已经可以看到兑换业者，兑换所，甚至汇兑银行……这些兑换业者的业务，是把外国商人带入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铸币，换成当地法定通用的铸币。他们的业务范围后来逐渐扩大……他们变成了那时候的出纳业者和银行业者。但是，阿姆斯特丹政府认为，出纳业和兑换业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危险。为了应付这种危险，它决定建立一个赋有公开的全权兼营出纳业和兑换业的大机构。这就是著名的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由于不断需要兑换各种货币，威尼斯、热那亚、斯德哥尔摩、汉堡等地也设立了汇兑银行，所有这些汇兑银行中，只有汉堡银行今天还存在，因为这个没有自己的造币制度的商业城市，仍然需要有这样一个机构。”（西·菲塞林《实用国民经济手册》1860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部第247、248页）］汇兑银行就是从兑换业发展而来的。在汇兑银行中，银（或金）与通用的铸币不同，是作为世界货币——而现在是作为银行货币或商业货币——执行职能的。如果汇兑业只是指一国的一个汇兑业者通知另一国的一个汇兑业者付款给旅行者，那末，它早在罗马和希腊就已从真正的兑换业者的业务中发展起来了。 以金银作为商品（制造奢侈品的原料）的贸易，是金银贸易或促使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执行职能的那种贸易的自然基础。以前已经讲过（第1卷第3章第3节c），这些职能是双重的：使货币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以平衡国际支付，以及输出资本以取得利息；此外，使货币从贵金属产地流到世界市场和把贵金属的供给在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进行分配。在英国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金匠还执行银行家的职能。在这里，我们完全抛开国际支付的平衡如何进一步发展为汇票买卖等等以及一切和有价证券营业有关的事情；总之，完全抛开信用制度的一切特殊形式，因为信用制度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 作为世界货币，一国的货币就失去它的地方性；一国的货币可以用另一国的货币来表现，因此，所有的货币都可以归结为它们的金或银的含量；同时，金和银作为世界货币流通的两种商品，又可以归结为它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率。货币经营者把这种媒介变成自己的特殊业务。所以，兑换业和金银贸易是货币经营业的最原始的形式，并且产生于货币的双重职能：作为一国铸币的职能和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 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甚至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下的一般贸易中，都会产生如下结果： 第一，把货币作为贮藏货币，在现在也就是作为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充当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的准备金而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积攒起来。这是货币贮藏的第一个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贮藏会以这个形式再现出来，并且通常会在商业资本的发展过程中至少为这种资本而形成起来。这两种情况既适用于国内流通，也适用于国际流通。这种贮藏货币不断地流动着，它不断地进入流通并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回。货币贮藏的第二个形式是在货币形式上闲置的、暂时不用的资本，包括新积累的尚未投入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贮藏本身所需要的职能，首先是货币的保管、记账等等。 第二，与此密切相联的还有购买时的支出货币，出售时的收入货币，付款和收款，支付的平衡等等。所有这一切最初都是由货币经营者作为单纯的出纳业者替商人和产业资本家完成的。［注：“出纳业者的制度，也许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尼德兰的商业城市中那样纯粹地保存着它最初的独立性质。（关于阿姆斯特丹出纳业的起源，可以参看埃·卢扎克《荷兰财富》第3卷）他们的职能部分地与古老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职能相一致。出纳业者从那些利用他的服务的商人那里收到一笔货币，并在他的账簿中为商人开立‘贷方’的户头；商人还把他们的债权送交给他，由他替他们去收款，并把收到的钱也记在贷方栏内。另一方面，他要对这些商人所出的票据实行支付，并把支付的钱数记在商人的往来账上。他对这些收款和付款索取小额手续费，这是仅仅由于他在双方之间完成的周转额而得到的一个与他的劳动相当的报酬。如果和同一个出纳业者打交道的两个商人需要抵销他们的支付，那末，这样的支付通过对账就很容易了结，因为出纳业者逐日把他们互相间的债权进行抵销。因此，出纳业者的真正业务，就是这样给支付作媒介；所以，这种业务不包括各种产业企业活动、投机和空头信用；因为这里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出纳业者为在他那里开立账户的商人支付的货币决不超过商人的存款额。”（菲塞林《实用国民经济手册》第243、244页）——关于威尼斯的金库联合会，休耳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威尼斯的需要和地理位置，——在那里，现金的运送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不方便，——这个城市的批发商人，在妥善的保护、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组织了金库联合会。如果某个这种联合会的会员存入一定数额的款项，那末凭这笔存款，他们可以对他们的债权人开发票据，然后在为此开设的账簿中把根据票据支付的金额从债务人的账页上注销，并把它转入账簿中债权人的存款栏。这就是所谓汇划银行的萌芽。这种联合会是很古老的。但是，如果说它起源于十二世纪，那就把它和1171年设立的国债机关混同起来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第453、454页）］ 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种情况即使在货币经营业的最初时期也总会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论述生息资本时再谈。 金银贸易本身，即把金或银从一国运到另一国，只是商品贸易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由表示国际支付状态和不同市场利息率状态的汇兑率决定的。从事金银贸易的商人，只是这种结果的媒介。 在考察货币，考察它的运动和形式规定怎样从简单商品流通中发展起来时，我们已经看到（第1卷第3章），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来流通的货币的量的运动，是由商品形态变化，由商品形态变化的范围和速度决定的；现在我们又知道，这种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只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至于如何从产地取得货币材料金和银，那末，这归根到底是通过直接的商品交换，也就是通过金和银作为商品同其他商品的交换，因此，就象取得铁或其他金属一样，是商品交换的一个要素。至于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的运动（只要这种运动是由借贷造成的资本转移，也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进行的转移，我们在这里就不考察了），那末，它完全是由国际商品交换决定的，正象作为国内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是由国内商品交换决定的一样。贵金属从一国的流通领域到另一国的流通领域的流出和流入，如果只是由于一国铸币贬值或复本位制引起的，就与货币流通本身无关，而只是对国家任意造成的误差的纠正。最后，关于货币贮藏的形成，如果它是用于国内贸易或对外贸易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同样，如果它是暂时闲置的资本的单纯形式，那末，它在这两个场合都只是流通过程的一种必然的沉淀物。 如果整个货币流通就它的范围、它的形式和它的运动来说，只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商品流通本身只表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里，就收入花费在零售商业中来说，既包括资本对收入的交换，又包括收入对收入的交换），那末，不言而喻，货币经营业就不只是对商品流通的这个单纯结果和表现方式，即对货币流通起中介作用。这个货币流通本身，作为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对货币经营业来说是既定的。货币经营业作为媒介，担任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使之集中、缩短和简化。货币经营业不形成货币贮藏，而是提供技术手段，使自愿进行的这个货币贮藏（因而，既不是闲置资本的表现，也不是再生产过程紊乱的表现）减少到它的经济上的最低限度，因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在对它的管理是为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场合，不需要象在它由每个资本家各自管理的场合那样大。货币经营业不购买贵金属，只是在商品经营业买了贵金属以后对它的分配起中介作用。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时，货币经营业会使差额的平衡易于进行，并且会通过各种人为的结算机构减少平衡差额所需要的货币量；但它既不决定各种互相支付的联系，也不决定它们的规模。例如，在银行和票据交换所内互相交换的汇票和支票，就代表完全独立的营业，是已经完成的各种活动的结果，问题只在于使这些结果的平衡在技术上更完善。只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而流通，买卖的范围和次数就完全不以货币经营业为转移。货币经营业只能缩短买卖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并由此减少这种周转所必需的货币现金量。 可见，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即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货币经营业，只与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即与货币流通的技术和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货币职能有关。 这是货币经营业在本质上区别于商品经营业的地方。商品经营业对商品的形态变化和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或者，甚至使商品资本的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由产业资本分离出来的资本的过程。因此，如果说商品经营资本表示出一个独特的流通形式G—W—G，在其中，商品两次换位，货币由此流回（这和W—G—W相反，在其中，货币两次转手，由此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那末，在货币经营资本那里看不出这样的特殊形式。 只要对货币流通起这种技术上的中介作用的货币资本，——这个资本以缩小的规模代表商人和产业资本家自己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必须为这个目的预付的追加资本，——是由一类特殊资本家预付的，资本的一般形式G—G′也就会在这里出现。由于G的预付，就会有G＋△G为预付者而生产出来。但是，在G—G′中作为媒介的东西，在这里与形态变化的物质要素无关，而只与它的技术要素有关。 显然，货币经营者所使用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为之服务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 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 象在商品经营业那里一样，在这里也出现了职能的二重化。因为，同货币流通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业务，有一部分必须由商品经营者和商品生产者自己去完成。 注释： [9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5-106页。——第35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十八章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十八章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产业资本的周转，是它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因此包括整个生产过程。与此相反，商人资本的周转，因为事实上只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的运动，所以只是代表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W—G，即一种特殊资本流回起点的运动；从商人的观点来看，G—W，W—G才是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人先是买，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然后是卖，把同一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并且这样反复不断地进行下去。在流通中，产业资本的形态变化总是表现为W1—G—W2；从出售所生产的商品W1得到的货币，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W2；这实际上是W1和W2相交换，因此，同一货币两次转手。货币的运动对两种不同商品W1和W2的交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在商人那里，在G—W—G′中两次转手的，却是同一商品；它只是对货币流回到商人手中起中介作用。 例如，有一个商人资本100镑，商人用这100镑购买商品，然后按110镑把这个商品卖掉，他的这个资本100就完成了一次周转，而一年中周转的次数则取决于G—W—G′这个运动在一年中反复进行的次数。 在这里，我们把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中可能包含的费用完全撇开不说，因为这些费用丝毫不会改变我们这里首先要考察的形式。 因此，一定量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在这里和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流通的反复，十分相似。正象同一个塔勒流通十次就是买了十次价值1塔勒的商品一样，商人手中的同一货币资本，例如100，周转十次就是买了十次价值100的商品，或者说，实现了价值十倍的总商品资本＝1000。但是有一个区别：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进行流通时，同一货币要经过不同人的手，就是说，反复完成同一职能，因此流通货币量由流通速度来弥补。但是，在商人那里，却是同一货币资本（不管它是由什么样的货币单位构成），同一货币价值，按其价值额反复买卖商品资本，因而作为G＋△G反复流回同一个人手里，也就是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流回它的起点。这就是它的周转作为资本的周转所具有的特征。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是比投入流通的货币多。当然，不言而喻，随着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了货币的主要职能），同一货币量的流通也会加快。 但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反复周转，始终只是表示买和卖的反复；而产业资本的反复周转，则表示总再生产过程（其中包括消费过程）的周期性和更新。但这一点对商人资本来说，只表现为外部条件。产业资本必须不断把商品投入市场，并从市场再取走商品，商人资本才能保持迅速周转。如果再生产过程是缓慢的，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就是缓慢的。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但这只是指它会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它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 但是（把商业界内部的周转撇开不说，在那里，一个商人总是把同一商品卖给另一个商人，在投机时期，这种流通会显得非常繁荣），第一，商人资本会缩短生产资本的W—G阶段。第二，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在已买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可以再进行购买。在这里，无论是我们这个商人直接把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还是在这二者之间另有十二个商人，都与问题无关。在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伸缩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它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伸缩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已经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 因此，在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 的确，工厂主可以把产品卖给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可以再把它卖给他的外国主顾；进口商人可以把他的原料卖给工厂主，工厂主可以把他的产品卖给批发商人，等等。但是，在某一个看不见的点上，商品堆起来卖不出去了；或者是一切生产者和中间商人的存货逐渐变得过多了。消费通常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兴旺到了极点，这部分地是因为一个产业资本家推动了一系列其他的产业资本家，部分地是因为他们雇用的工人由于充分就业，能比平时多支出。资本家的支出也会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此外，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2卷第3篇[92]），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甚至把加速的积累撇开不说也是这样）。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由于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这种生产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然而，商人资本周转的表面性和无概念性还会更大，因为同一个商人资本的周转能够同时或依次对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 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不仅能够对不同产业资本的周转，而且还能够对商品资本形态变化的相反的阶段起中介作用。例如，商人向工厂主买麻布，并把它卖给漂白业者。在这里，同一个商人资本的周转，——事实上是同一个W—G，即麻布的实现，——代表两个不同的产业资本的两个相反的阶段。只要商人是为生产消费而卖，他的W—G总是代表着一个产业资本的G—W，他的G—W总是代表着另一个产业资本的W—G。 如果我们象在本章中所作的那样，把流通费用K撇开不说，也就是把商人在购买商品时支出的金额以外预付的那部分资本撇开不说，那末，商人用这个追加资本获得的追加利润LK当然也就抛在一边了。在考察商人资本的利润和周转对价格的影响时，这才是严格合乎逻辑的、数学上正确的考察方法。 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为1镑，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100磅砂糖。如果这是他在一年内买卖的数量，如果年平均利润率为15％，他就会在100镑上加进15镑，即在1磅的生产价格1镑上加进3先令。这样，他会按1镑3先令的价格出售1磅砂糖。现在，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下降到1先令，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2000磅砂糖，并且会按每磅1先令1+（4/5）便士的价格来出售。投在砂糖营业上的100镑资本的年利润仍旧＝15镑。不过在一个场合，他只要卖100磅，在另一个场合，他却要卖2000磅。生产价格的高低，对利润率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每磅砂糖的出售价格中构成商业利润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说，对商人在一定量商品（产品）上的加价的多少，却有很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很小，商人预付在该商品的购买价格上的金额，即为一定量该商品预付的金额也就很小，因此，在利润率已定时，他从这个一定量廉价商品上获得的利润额也就很小。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商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一定量资本，例如100镑，买到大量这种便宜的商品，他从这100镑上获得的总利润15，会分成很小的份额，分配到这个商品量的每个单位上去。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完全取决于把商人所经营的商品生产出来的那个产业资本的生产率的大小。如果把商人是垄断者并且同时垄断着生产的情况，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93]当时的情况撇开不说，那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下面这种流行的看法更为荒唐的了，按照这种看法，就单个商品来说，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完全取决于商人自己。他的出售价格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是不由他做主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这也是不由他做主的。他能够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经营昂贵的商品还是经营便宜的商品；但即使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支配的资本量和其他一些情况，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商人怎么干，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商人的愿望。只有象旧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垄断着生产的纯粹商业公司才能想象，在情况完全改变以后还可以继续采用至多只和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相适应的方法。［注：“根据一般原理，不论价格有多高，利润总是一样；它象一个在涨落的浪潮中飘浮的物体一样，保持着一定的位置。因此，在价格上涨时，商人就会提高价格，在价格下跌时，商人就会降低价格。”（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20页）——这里和本书其他各处所说的，只是普通商业，而不是投机。投机以及一切与商业资本的分割有关的问题，都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商业利润是一个加到资本中去的、不以价格为转移的价值；后者〈投机利润〉却是以资本价值或价格本身的变动为基础的。”（同上，第128页）］ 这种流行的偏见和一切关于利润等等的错误看法一样，是由仅仅对商业的观察和商人的偏见产生的，它之所以能够保持下来，除了别的方面，还由于下列情况： 第一：竞争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只涉及商业利润在各个商人即全部商人资本的股份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例如，在一个商人为了击败他的对手而廉价出售商品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象罗雪尔教授这类经济学家，居然还能在莱比锡认为，出售价格的变化，是由“明智和人道”引起的，而不是生产方式本身发生变革的结果[80]。 第三：如果生产价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因而出售价格也降低，那末，需求往往会比供给增加得更快，市场价格也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以致出售价格会提供大于平均利润的利润。 第四：某个商人可以压低出售价格（这不外就是压低他加到价格中去的普通利润），以便在他的营业中有较大的资本更迅速地周转。所有这一切都只和商人本身之间的竞争有关。 我们在第一卷[94]已经指出，商品价格的高低，既不决定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不决定剩余价值率；虽然单个商品的价格的大小，从而这个价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的大小，要看一定量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相对量而定。任何一个商品量的价格，只要它和价值相一致，都是由物化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的总量决定的。如果少量劳动物化在大量商品中，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低，包含的剩余价值就少。体现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怎样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从而这个价格中有多大的量代表剩余价值，这个问题同这个劳动总量无关，因此也同商品的价格无关。但是，剩余价值率不是取决于单个商品价格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是取决于它的相对量，取决于它和该商品中包含的工资的比率。因此，虽然每一单个商品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很小，但剩余价值率却可以很大。单个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其次才取决于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分割。 对商业的出售价格来说，生产价格现在只是一个既定的外部的前提。 过去，商品的商业价格高，是由于：1．生产价格高，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低；2．缺少一般利润率，商人资本从剩余价值中占有的份额，比它在资本可以普遍移动时应该得到的份额大得多。因此，从两方面来看，这种状况的消除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 在不同的商业部门，商人资本的周转有长有短，它在一年间周转的次数也就有多有少。在同一个商业部门，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周转也有快有慢。但是，根据经验可以找出平均的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的周转不同于产业资本的周转。这是由事物的性质造成的；产业资本周转的一个阶段，表现为一个独立商人资本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部分的完全的周转。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同利润的决定和价格的决定处于另一种关系。 就产业资本来说，一方面，周转表示再生产的周期性，因此它决定着一定时期内投入市场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流通时间形成一个界限，虽然是一个有伸缩性的界限，它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或多或少起着限制的作用，因为它对生产过程的规模发生着影响。因此，周转不是作为积极的因素，而是作为起限制作用的因素，对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对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相反地，对商人资本来说，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商人资本不直接参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创造；它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分，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 一个产业资本在第二卷第二篇所说明的各种条件下周转的次数越多，它所形成的利润量也就越大。固然，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总利润在不同资本之间不是按照它们直接参加总利润生产的比例分配的，而是按照它们各自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也就是说，按照它们大小的比例分配的。但这种情况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总产业资本的周转次数越多，利润量或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利润率也就越高。商人资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对商人资本来说，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一方面由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决定，另一方面由总商业资本的相对量决定，即由总商业资本同预付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总额的数量关系决定。它的周转次数，当然会对它和总资本的比率，对流通所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相对量起决定作用，因为很清楚，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它的相对量，即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就由它的绝对量决定。如果总资本是10000，那末，在商人资本等于总资本的1/10时，就＝1000；如果总资本是1000，1/10就＝100。就这种情况来说，尽管商人资本的相对量仍旧不变，它的绝对量却不同了，按照总资本的量而不同了。在这里，我们假定它的相对量已定，比如说是总资本的1/10。但是，这个相对量本身又由周转决定。在周转快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1000，在第二个场合＝100，因此，它的相对量＝1/10。在周转较慢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2000，在第二个场合＝200。因此，它的相对量就由总资本的1/10，增加到总资本的1/5。各种会缩短商人资本平均周转的情况，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都会相应地减少商人资本的绝对量，从而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同以前的状况相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对商人资本产生双重影响：同量商品可以借助一个数量较小的实际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来周转；由于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和再生产过程速度的加快（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比率将会缩小。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切生产都会变成商品生产，因而一切产品都会落到流通当事人手中。这里要补充一点，在以前那种小规模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下，撇开生产者自己直接以实物形式消费的大量产品和以实物形式缴纳的大量贡赋不说，很大一部分生产者把他们的商品直接卖给消费者，或者为消费者的私人订货而生产。因此，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商业资本尽管同它所周转的商品资本相比来说较大，但是： 1．绝对地说却较小，因为总产品中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必须作为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并且落到商人手中；它较小，因为商品资本较小。但是，相对地说，它同时又较大，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周转较慢，不仅是同它所周转的商品量相比较大。它较大，还因为这个商品量的价格，从而预付在这个商品量上的商人资本，由于劳动生产率较低，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大，因而同一价值体现为较小的商品量。 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仅会生产出较大量的商品（在这里要考虑到这个商品量的价值的减少）；而且同量产品，例如谷物，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商品量，也就是说，其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部分进入商业。结果，不仅商人资本的量会增加；而且投在流通中的一切资本，例如投在航运、铁路、电报等等上面的资本都会增加。 3．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随着商人资本越来越容易挤进零售商业，随着投机的发展，随着游离资本的过剩，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会增加。——这是一个要在“资本竞争”的范围内论述的观点。 但是，假定商人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量是已定的，不同商业部门中周转的差别，就不会影响归商人资本所有的总利润量，也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商人的利润，不是由他所周转的商品资本的量决定的，而是由他为了对这种周转起中介作用而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决定的。如果一般年利润率为15％，商人预付100镑，那末，在他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就会按115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如果他的资本一年周转五次，他就会在一年中五次按103的价格出售他按购买价格100买来的商品资本，因而在全年内就是按515的价格出售500的商品资本。但是和前一场合一样，他的预付资本100所得到的年利润仍旧是15。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商人资本就会随着它的周转次数的增加，比产业资本提供高得多的利润，而这是和一般利润率的规律相矛盾的。 因此，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会直接影响商品的商业价格。商业加价的多少，一定资本的商业利润中加到单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上的部分的大小，和不同营业部门的商业资本的周转次数或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周转五次，而另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那末，前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就只有后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的1/5。 资本在不同商业部门的平均周转时间对出售价格的影响，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同一个利润量（在商人资本的量已定时，这个利润量是由一般年利润率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以这个资本的商业活动的特殊性质为转移），会根据这种周转速度的快慢以不同的方式分配在同一价值的商品量上；例如，在一年周转五次的情况下，对商品价格的加价是15/5％＝3％，而在一年周转一次的情况下，对商品价格的加价是15％。 因此，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业利润的同一百分率，会按照这些部门周转时间的长短，以完全不同的就商品价值计算的百分率，提高该商品的出售价格。 相反地，对产业资本来说，周转时间决不会影响所生产的单个商品的价值量，虽然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在一定时间内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量，因为它会影响被剥削的劳动的量。当然，一旦我们只注意生产价格，这种情况就被掩盖起来，并且表现为另一个样子，但这只是因为不同商品的生产价格按照以前已经说明的规律偏离了它们的价值。如果我们考察总生产过程，考察全部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量，我们就会立即发现这个一般的规律得到了证实。 因此，就产业资本来说，如果我们更精确地考察一下周转时间对价值形成的影响，我们就会回到商品价值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个一般规律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来，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对商业价格的影响却会呈现出各种现象，如果不详细地分析许多中间环节，这些现象似乎表示价格完全是任意决定的，也就是说，似乎表示价格只是由于资本突然决定要在一年内获得一定量的利润而决定的。特别是由于周转的这种影响，似乎流通过程本身会在一定范围内不以生产过程为转移而独立地决定商品的价格。一切关于再生产总过程的表面的和颠倒的见解，都来自对商人资本的考察，来自商人资本特有的运动在流通当事人头脑中引起的观念。 既然象读者已经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末，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商人、证券投机家、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工厂主的观念由于他们的资本所经历的流通行为，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而被歪曲了。［注：下面这段话是一种非常天真而又非常正确的意见：“因此，同一商品可以从不同的卖者那里按根本不同的价格买到这种情况，当然往往是以不正确的计算为基础的。”（费勒和奥德曼《商业算术大全》1859年第7版［第451页］）这表明，价格的决定如何成了纯粹理论的即抽象的东西。］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如果已知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界限，那就不难理解，资本的竞争如何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商业价格，如何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界限，那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竞争会把一般利润率限制为这个界限，而不是那个界限，限制为15％，而不是1500％。竞争至多只能把利润率限制为一个水平。但是，竞争中绝对没有可以决定这个水平本身的任何要素。 因此，从商人资本的观点来看，周转本身好象决定价格。另一方面，虽然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由于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所剥削的劳动的多少，所以会对利润量、从而会对一般利润率起决定和限制的作用，但对商业资本来说，利润率是外部既定的，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完全消失。如果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同一产业资本一年内不是周转两次，而是周转四次，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就会增加一倍；并且，只要这个资本对那种会加速它的周转的改良生产方法拥有垄断权，这一点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相反地，不同商业部门的不同周转时间，却是表现在这样一点上：一定量商品资本周转一次获得的利润，同实现这个商品资本的周转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周转次数成反比。利润小周转快，特别对零售商人来说是他原则上遵循的一个原则。 此外，不言而喻，商人资本周转的这个规律在每个商业部门中，——即使把互相抵销的、较快的周转和较慢的周转交替出现的情况撇开不说，——也只适用于投入该部门的全部商人资本的平均周转。和资本B投在同一个部门内的资本Ａ的周转次数，可能多于或少于平均周转次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资本的周转次数就会少于或多于平均周转次数。这丝毫也不会改变投在该部门的商人资本总量的周转。但是，这对单个商人或零售商人来说却有决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象在比平均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产业资本家那样，赚到超额利润。如果为竞争所迫，他可以卖得比他的伙伴便宜一些，但不会使他的利润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如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例如店铺的位置，那末，他就要为此付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注释： [80]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08节第192页（W．Roscher．《SystemderVolkswirthschaft》．BandI：《DieGrundlagenderNational&oumlkonomie》．Dritte，vermehrteundverbesserteAuflage，StuttgartundAugsburg，1858，§108，S．192）。——第251、344页。 [9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70-474、478-484页。——第341页。 [93]荷兰东印度公司存在于1602年至1798年。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活动的特点是用强制手段巩固和保存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奴隶占有制关系和封建关系），在为荷兰人效劳的土著政权的封建官僚机构的帮助下，掠夺被征服的居民。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运出农产品，从这些产品的出售中取得巨额收入。后来，在农民经济中强制性地引进了新的作物（特别是咖啡），它们的收获全部上缴公司。由于残酷镇压一系列大规模的起义、国内人烟稀少、军费开支庞大、昔日强盛的尼德兰全面衰落，公司遭到崩溃并宣告倒闭。——第343、368页。 [9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67-579页。——第34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十七章商业利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十七章商业利润 我们已经在第二卷[89]看到，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纯粹职能，——产业资本家首先为了实现他的商品的价值，其次为了把这个价值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所必须进行的活动，对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W′—G—W起中介作用的活动，也就是卖和买的行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相反，那里已经说明，为此所需要的时间，客观上对商品来说，主观上对资本家来说，都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形成界限。关于商品资本自身的形态变化所说的话，当然不会因为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取得商品经营资本的形态而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因为对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表现为特殊种类资本家的特殊业务，或表现为一部分货币资本的专门职能，而发生任何变化。如果商品的卖和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W′—G—W总是归结为这种行为，——是由产业资本家自己进行的、不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活动，那末它们也不可能因为由别的人而不是由产业资本家来完成，就成为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活动。其次，如果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可供支配，以便再生产过程不致为流通过程所中断，能继续进行，而这部分货币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那末，即使它不是由产业资本家，而是由另一种资本家为完成同样的职能不断投入流通中去，它也不能由此获得这种属性。至于商人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间接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以后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可见，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各种各样可能与此有关的职能，如保管、运送、运输、分类、散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但是，因为产业资本的流通阶段，和生产一样，形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必须和在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提供年平均利润。如果商人资本比产业资本提供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润，那末，一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化为商人资本。如果商人资本提供更低的平均利润，那末就会发生相反的过程。一部分商人资本就会转化为产业资本。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己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职能了。 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商人资本怎样从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中获得归它所有的那一部分呢？ 认为商业利润是单纯的加价，是商品价格在名义上高于它的价值的结果，这不过是一种假象。 很清楚，商人只能从他所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中获得他的利润，更清楚的是，他出售商品时赚到的这个利润，必然等于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必然等于后者超过前者的余额。 商品在买进以后卖出以前可能会有追加费用（流通费用）加入商品，同样也可能没有这种费用加入商品。如果有这种费用加入，那就很清楚，出售价格超过购买价格的余额，就不只是代表利润了。为了使我们的研究简便起见，我们先假定，没有任何这种费用加入。 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他的商品的出售价格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就社会总资本来看，那就等于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又归结为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超过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量的差额。产业资本家购买的各种商品，在重新作为可以出售的商品再投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生产过程。商品价格中后来作为利润实现的组成部分，只是在生产过程中才生产出来的。商品经营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只有当商品处在它的流通过程中的时候，它才在商品经营者手里。他只是继续进行已经由生产资本家开始的商品的出售，即商品价格的实现，因此，不会让商品经历任何能够重新吸收剩余价值的中间过程。产业资本家只是在流通中实现在此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相反地，商人不仅要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来实现他的利润，而且要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才获得他的利润。这一点看来只有按下述方式才能做到：商人把产业资本家按商品生产价格，或者就全部商品资本来看，按商品价值卖给他的商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即对商品价格实行名义上的加价，因而，就全部商品资本来看，也就是高于它的价值出售，并且把商品的名义价值超过它的实际价值的这个余额攫为己有；一句话，就是商品卖得比它的原价贵。 这种加价的形式是很容易理解的。例如，1码麻布值2先令。如果我要从再出售中获得10％的利润，我就必须加价1/10，也就是，按每码2先令2+（2/5）便士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实际生产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2+（2/5）便士。这就是2先令的10％的利润。这样，我卖给买者1码麻布的价格，实际上是1+（1/10）码麻布的价格。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我按2先令卖给买者的麻布只有10/11码，而把1/11码为自己留下来了。事实上，如果每码麻布的价格按2先令2+（2/5）便士计算，我可以用2+（2/5）便士买回1/11码麻布。因此，这不过是一条迂回的道路，目的在于通过商品价格的名义上的提高，来分享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 这就是从现象上最初表现出来的情形：商业利润通过商品加价而实现。其实，认为利润来自商品价格的名义上的提高或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这整个看法，是由对商业资本的观察产生的。 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假象。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商业利润就不是以这个方式实现的。（在这里，我们谈的始终只是平均的情况，而不是个别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假定，商品经营者只有高于商品生产价格比如说10％出售商品，才能在他的商品上实现10％的利润呢？因为我们已经假定，这种商品的生产者，产业资本家（作为产业资本的人格化，对外界来说，他总是作为“生产者”出现）是按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人的。如果商品经营者支付的商品购买价格等于它的生产价格，归根到底，也就是等于它的价值，以致商品的生产价格，归根到底，也就是商品的价值，对商人来说代表成本价格，那末，商人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额，——只有这个差额才是他的利润的源泉，——事实上就必然是商品的商业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因此，归根到底，商人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售一切商品的。但是，为什么假定产业资本家是按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人的呢？或者不如说，这个假定是以什么为前提的呢？这就是：商业资本（在这里，我们还只是把它看作商品经营资本）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在阐明一般利润率时，我们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第一，因为商业资本本身，那时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第二，因为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首先必须作为不同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实际生产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平均化来说明。但是，说到商人资本，我们考察的却是一种不参加利润生产而只分享利润的资本。所以，现在必须对以前的说明进行补充。 假定一年中预付的总产业资本＝720c＋180v＝900（比如说以百万镑为单位），m′＝100％。因而产品＝720c＋180v＋180m。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叫作W，它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因为就全部商品来说，二者是一致的）就＝1080，总资本900的利润率＝20％。按照前面的阐述，这个20％是平均利润率，因为在这里剩余价值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具有特殊构成的资本计算的，而是根据具有平均构成的总产业资本计算的。因而W＝1080，利润率＝20％。现在我们假定，在这900镑产业资本之外，还有100镑商人资本加入，它要按照自己大小的比例从利润中分得和产业资本相同的份额。按照假定，它是总资本1000中的1/10。因此，它从全部剩余价值180中分得1/10；也就是按18％的比率获得一笔利润。因此，留下来要在其余9/10的总资本中进行分配的利润实际上只有162，对资本900来说也是18％。因此，产业资本900的所有者把W卖给商品经营者的价格＝720c＋180v＋162m＝1062。因此，如果商人对他的资本100加上18％的平均利润，他就是按照1062＋18＝1080，也就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或者就全部商品资本来看，也就是按照商品的价值来出售商品，虽然他的利润只是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才获得的，只是由于他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额才获得的。不过，他还是没有高于商品的价值或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而正是因为他是低于商品的价值或低于商品的生产价格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的。 因此，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拿上述例子来说，平均利润率＝18％，所以，如果不是总资本中有1/10是商人资本，由此使一般利润率降低了1/10，那末一般利润率就会＝20％。这样一来，关于生产价格也就出现一个更确切的有限制的规定。我们仍然要把生产价格理解为商品的价格，即＝商品的成本（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平均利润。但是，这个平均利润现在是由另外的方法决定的。它是由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总利润决定的；但不是按这个总生产资本来计算的，而是按总生产资本＋商业资本来计算的。在前一个场合，如果总生产资本如上所述＝900，利润＝180，平均利润率就会＝180/900＝20％；在后一个场合，如果生产资本为900，商业资本为100，平均利润率就＝180/1000＝18％。因此，生产价格＝k（成本）＋18，而不是＝k＋20。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在内了。因此，全部商品资本的实际价值或实际生产价格＝k＋p＋h（在这里，h代表商业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或者说产业资本家本人出售商品的价格，小于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或者，就全部商品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的价值。这样，拿上述例子来说，900（成本）＋900的18％，即900＋162＝1062。现在商人把他只耗费100的商品，按118出售，他当然增加了18％的加价；但是，因为他用100买来的商品本来值118，所以他并没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我们以后要在这个刚刚阐明的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生产价格这个名词。很清楚，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和这种产业利润不同，商业利润等于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这个生产价格对商人来说就是商品的购买价格；但是，商品的实际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商业利润。正象产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利润作为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值中一样，商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产业资本在商品的价格中实现的并非全部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注：约翰·贝勒斯。[90]］因此，商人的出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 可见，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2．如果象第一篇已经说明的那样，利润率总是表现为一个小于实际剩余价值率的比率，也就是说，总是把劳动的剥削程度表现得太小，如以上述720c＋180v＋180m的情况为例，一个100％的剩余价值率仅仅表现为一个20％的利润率，那末，既然平均利润率本身在商人资本应得的份额计算进来时表现得更小，在这里，是18％，而不是20％，这个比率就相差得更大。因此，直接从事剥削的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所表现的利润率小于实际的利润率。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商人资本的相对量，是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的，因此，也是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活力成反比的（但在这里，零售商人的资本作为一种杂种，是一个例外）。在科学分析的进程中，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从产业资本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出发的，后来由于商人资本的介入才得到校正、补充和改变。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情况却正好相反。使商品价格最先或多或少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是商业资本，而一般利润率最先形成的领域，是对再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起初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生产者自己变成商人之后，商业利润才被归结为全部剩余价值中属于商业资本——它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的一部分。 在由于商人资本参加进来而得到补充的利润的平均化中，我们已经看到，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没有在商品的价值中加入任何追加的要素；商人借以获得利润的加价，只等于商品价值中没有被生产资本计算到商品的生产价格中去的部分，即它放弃的部分。这个货币资本的情况，和产业资本家的固定资本的情况相同，既然它没有被消耗，因此它的价值也就不会成为商品的价值要素。就是说，商人按照商品资本的购买价格，用货币来补偿商品资本的生产价格，＝G。他出售的价格，如上所说，＝G＋△G。△G表示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商品价格增加额。因此，如果他把商品卖掉了，那末，流回到他手中的，除了△G之外，还有他购买商品时预付的原有的货币资本。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他的货币资本无非是产业资本家的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商品资本。如果这个商品资本不是卖给商人，而是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那也不会影响这个商品资本的价值量。事实上，商人的货币资本不过是把最后消费者的支付提前了。但是这里所说的，只有在我们以前假定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商人不花任何费用，或者说，他除了向生产者购买商品而必须预付货币资本以外，无须在商品的形态变化过程中，在买卖的过程中，预付任何别的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可是正如我们在考察流通费用时（第2卷第6章）看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些流通费用，一部分是商人要从别的流通当事人那里收回的费用，一部分则是直接从他的特有业务中产生的费用。 不管这些流通费用属于什么种类，不管它们是从纯粹的商人业务本身中产生的，因而属于商人的特有的流通费用，还是代表那种因为在流通过程中有生产过程（如运送、运输、保管等等）补充进来而产生的费用，它们总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商人除了为购买商品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以外，总是还要预付一个追加的资本，用来购买和支付这种流通手段。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流动资本构成的，它就全部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它就按照自己损耗的程度，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不过，这样一个要素，即使它和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一样，不会形成商品价值的实际追加，也会形成一个名义上的价值。但是，这整个追加资本不管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都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因而运送、运输、保管等费用除外），归结为实现商品的价值、使之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或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必需的费用。在这里，我们把那些会在流通行为中继续进行的并且可以和商人业务完全分开的生产过程撇开不说。正象例如真正的运输业和运送业事实上可以是而且是和商业完全不同的产业部门一样，待买和待卖的商品也可以堆在码头或别的公共场所，由此引起的费用，如果必须由商人预付，会由第三者记在商人账上。这一切都会在真正的批发商业中发生。在批发商业中，商人资本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最少同其他职能交织在一起。运输业者、铁路经营者、船主，都不是“商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费用，是指买卖方面的费用。以前已经指出，这种费用归结为计算、簿记、市场、通讯等方面的开支。为此必需的不变资本包括事务所、纸张、邮资等。另外一些费用则归结为可变资本，这是为雇用商业上的雇佣工人而预付的。（运送费用和运输费用，关税的预付等等，部分地可以这样看待：它们好象是商人在购买商品时预付的，因此，对商人说来，它们会加入购买价格。） 所有这些费用都不是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花费的，而是在实现商品的价值时花费的；它们是纯粹的流通费用。它们不加入直接的生产过程，但是加入流通过程，因而加入再生产的总过程。 在这些费用中，我们在这里唯一感兴趣的部分，是花费在可变资本上的那部分。（此外，还应当研究：第一，只有必要劳动才加入商品价值这个规律，怎样适用于流通过程；第二，积累在商人资本上是怎样表现的；第三，商人资本在实际的社会总再生产过程中是怎样执行职能的。） 这些费用是从产品作为商品的经济形式中产生的。 如果产业资本家自己互相直接出售商品时损失的劳动时间，——从客观上说，也就是商品的流通时间，——根本不会给这些商品加进任何价值，那末，很清楚，这种劳动时间决不会因为由商人来花费而不是由产业资本家来花费，就获得另一种性质。由商品（产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生产资料）的转化，是产业资本的必要职能，因而是资本家——他事实上只是人格化的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资本——的必要活动。但是这种职能既不会增加价值，也不会创造剩余价值。当商人进行这些活动时，或者说，当商人在生产资本家不再执行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职能以后，继续执行这种职能时，他只是代替了产业资本家。这些活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用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活动上的，但它不会加进任何价值。如果商人不去完成这些活动（因而也不花费这些活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他就不会作为产业资本的流通代理人来使用他的资本，也不会继续执行产业资本家的已经中断的职能，因此也就不会作为资本家，按照他所预付的资本的比例，分享产业资本家阶级所生产的利润量。商业资本家为了分享剩余价值量，使自己预付的货币作为资本增殖，无须使用雇佣工人。如果他的业务和资本都很小，他自己也许就是他所使用的唯一工人。他得到的报酬，就是由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产生的那部分利润。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商人预付的资本量很小，他实现的利润可能丝毫不比一个报酬比较优厚的熟练雇佣工人的工资多，甚至可能比这种工人的工资少。事实上，同商人一起执行职能的，还有产业资本家的直接商业代理人，如采购员、推销员、跑街，他们的收入同商人一样多，或者比商人还多，收入的形式或者是工资，或者是对每次出售所获得的利润的分红（佣金，分成）。在第一个场合，商人作为独立的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在第二个场合，一部分利润，作为工资，或者作为产业资本家的利润中相应的份额，支付给办事员，即产业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他的直接代理人，而雇主自己在这个场合既把产业利润也把商业利润装入腰包。但是，尽管流通代理人自己的收入可能表现为纯粹的工资，即他所完成的劳动的报酬，尽管在这种收入不是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地方，他的利润量可能只相当于报酬比较优厚的工人的工资，在所有这些场合，他的收入都只是来源于商业利润。这是因为，他的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流通行为的延长意味着：1．他的个人时间会受到损失，因为这会妨碍他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管理者去执行自己的职能；2．他的产品会更久地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停留在流通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产品的价值不会增殖，并且直接的生产过程会中断。要使直接的生产过程不被中断，或者就必须限制生产，或者就要预付追加的货币资本，以便生产过程不断按同一规模继续进行。这在每一次都会造成如下的结果，或者使原来的资本只取得较少的利润，或者必须预付追加的货币资本，以便取得原来的利润。即使商人代替了产业资本家，这一切仍然不变。这时，不是产业资本家把追加的时间花在流通过程中，而是商人把追加的时间花在流通过程中；不是产业资本家为流通预付追加的资本，而是商人预付追加的资本。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不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不断在流通过程中流转，而是商人的资本完全束缚在流通过程中；不是产业资本家生产的利润少了，而是他必须把他的利润的一部分完全让给商人。只要商人资本限制在必要限度以内，差别就只是在于：由于资本职能的这种划分，专门用在流通过程上的时间减少了，为流通过程预付的追加资本减少了，而且总利润中以商业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损失也比在没有这种划分的情况下减少了。拿我们上述720c＋180v＋180m的例子来说，如果在存在一个商人资本100的时候，给产业资本家带来的利润是162或18％，因此利润减少了18，那末，在没有这种独立的商人资本的时候，必要的追加资本也许会是200，因此，产业资本家的预付总额不是900，而是1100了，这样，按剩余价值180计算，利润率只是[16+（4/11）]％。 如果产业资本家同时又是自己的商人，他除了预付追加资本，以便在他的处在流通中的产品再转化为货币以前购买新的商品，还要预付资本（事务所费用和商业工人的工资），以便实现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也就是为流通过程预付资本，那末，这些支出固然会形成追加资本，但不会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它们必须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补偿；这些商品的一部分价值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流通费用；但由此不会形成任何追加的剩余价值。就社会总资本来看，这事实上无非就是说，总资本的一部分是那些不加入价值增殖过程的次要活动所需要的，并且社会资本的这个部分，必须为这些目的而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对单个资本家和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来说，利润率会因此减少。这个结果，在每一次需要加进追加资本，以便推动同量可变资本的时候都会出现。 如果这种和流通业务本身有关的追加费用由商业资本家替产业资本家担负起来，利润率的这种减少也会发生，不过程度较小了，方法也不同了。现在，情况是这样：同没有这种费用时需要预付的资本相比，商人要预付更多的资本；这种追加资本的利润，会增加商业利润总额，因此，会有更多的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一起参加平均化，也就是说，平均利润会下降。拿我们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在商人资本100之外，还要为所说的各种费用预付追加资本50，那末，全部剩余价值180现在就要按照生产资本900加上商人资本150，总共是1050来分配了。因此平均利润率会下降到[17+（1/7）]％。产业资本家按照900＋154+（2/7）＝1054+（2/7）的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人，商人再按照1130的价格（即1080＋50的费用，这是他必须再收回的）把商品卖掉。此外，必须承认，随着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划分，会同时出现商业费用的集中，从而商业费用的减少。 现在要问：商业资本家即这里所说的商品经营者所雇用的商业雇用工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一方面说，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别的工人一样，是雇佣工人。第一，因为这种劳动是用商人的可变资本，而不是用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购买的；因此，购买这种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替私人服务，而是为了使预付在这上面的资本自行增殖。第二，因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他的工资，也和一切其他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由他那种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不是由他的劳动的产物决定的。 但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从而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之间的差别，必然会在商业工人和产业资本直接雇用的工人之间发生。因为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因为他由自已的费用加到商品上的追加价值，不过是原先已有的价值追加，尽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究竟怎样保持和保存他的不变资本的这个价值？）所以，他雇用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在这里，也象在生产工人的场合一样，我们假定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因此，商人不是靠克扣工资的办法来发屠致富，也就是，他不是把他仅仅部分地支付了对劳动的预付，加进他的成本计算中去，换句话说，他不是靠欺骗他的办事员等等的办法来发财致富。 就商业雇佣工人来说，困难根本不在于说明，他们怎样直接为他们的雇主生产利润，尽管他们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不过是它的转化形式）。这个问题通过对商业利润的一般分析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产业资本所以能获得利润，是因为它把包含在并实现在商品中的、但它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的劳动拿来出卖，同样，商业资本所以能获得利润，是因为它没有把包含在商品中的无酬劳动（这是投在这种商品生产上的资本作为总产业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来执行职能时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支付给生产资本，相反地，在出售商品时却让人把这个仍然包含在商品中的、它没有支付报酬的部分支付给自己。商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同于产业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产业资本通过直接占有别人的无酬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而商人资本使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产业资本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 商业资本只是由于它的实现价值的职能，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才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办事员的无酬劳动越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商业资本家会把他的货币借以成为资本的职能本身，大部分交给他的工人去担任。这些办事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会创造剩余价值，但会为他创造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这对这个资本来说，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对这个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 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 困难在于：既然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尽管这种劳动为他在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他用来购买商业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可变资本是否应当作为成本支出，列入预付的商人资本中呢？如果不应当，那末，这看来是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相矛盾的；当一个资本家只能把100算作预付资本时，哪一个资本家会预付150呢？如果有人会这样做，那末，这看来是和商业资本的本质相矛盾的，因为这一类资本所以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并不是由于它象产业资本一样推动了别人的劳动，而是由于它自己从事劳动，也就是说，执行买和卖的职能，并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和通过这个途径，才把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自己手里。 （因此，应当研究下述各点：商人的可变资本；流通领域中的必要劳动的规律；商人劳动怎样保持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商人资本在总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最后，一方面，向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二重化，另一方面，向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二重化。） 如果每个商人所拥有的资本，只够他本人用自己的劳动来周转，那就会发生商人资本的无限分散；随着生产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中以日益扩大的规模来进行生产，以日益增大的量来进行活动，这种分散必然会日益加剧。因此，商人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不平衡会日益加剧。资本在生产领域内越集中，它在流通领域内就越分散。产业资本家的纯粹商业业务，从而他的纯粹商业支出，因此会无限制地扩大，因为现在他要和1000个商人打交道，而不是和100个商人打交道了。这样，商业资本独立地进行活动的利益，就会大部分丧失掉。除了纯粹的商业费用，别的流通费用，如分类、运送等等的费用也会增加。这是产业资本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考察商人资本。首先看看纯粹的商业劳动。计算大额数字并不比计算小额数字多花费时间。十次100镑的购买所花费的时间，等于一次1000镑的购买所花费的时间的十倍。和十个小商人通信时信件、纸张和邮费方面的支出，等于和一个大商人通信时的支出的十倍。商业工场内的严格规定的分工，一个人管簿记，另一个人管出纳，第三个人管文书，这个人管买，那个人管卖，另一个人管推销等等，会节省大量劳动时间，所以，批发商业所使用的商业工人的人数，和营业的相对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是因为，在商业中比在产业中会更多地出现这样的现象：同一职能，不管是大规模地完成还是小规模地完成，都要花费同样多的劳动时间。因此，从历史上来看，集中的现象在商人业务中比在产业工场中出现得早。其次，看看不变资本方面的支出。100个小事务所的费用比一个大事务所的费用多得无法比拟。100个小货栈的费用比一个大货栈的费用也多得无法比拟，等等。那种至少要作为预付费用加入商人业务中去的运输费用，也会因分散而增加。 这样，产业资本家就必须在他的业务的商业部分上花费更多的劳动和流通费用。同一商人资本，如果分给许多小商人，由于这种分散就需要多得多的工人来完成它的职能；此外，为了使同一商品资本周转，也需要有更大量的商人资本。 如果我们用B表示直接投在商品买卖上的全部商人资本，用b表示用来支付商业辅助工人的报酬的相应的可变资本，那末，B＋b会小于在每个商人都自己经营，没有助手，因而也没有任何部分投在b上面时所需要的全部商人资本B。不过，我们还是没有解决困难。 商品的出售价格必须：1．足以支付B＋b的平均利润。这一点，已经从下述事实中得到了说明，即B＋b一般说来是原来的B的一种减少，它所代表的商人资本小于没有b的时候所必需的商人资本。但是，这个出售价格还必须：2．除了补偿b的现在追加出现的利润之外，足以补偿所支付的工资，即商人的可变资本b本身。造成困难的就是这后者。b是价格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呢，还是仅仅是用B＋b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即只对商业工人来说表现为工资，而对商人自己来说表现为他的可变资本的单纯补偿呢？如果是后一种情形，商人从他预付的资本B＋b中获得的利润，就会只等于按照一般利润率应归B所有的利润，加上他以工资形式支付的但本身不会提供任何利润的b。 事实上，问题在于发现b的（数学意义上的）界限。我们首先要把困难准确地确定下来。我们把直接投在商品买卖上的资本叫作B，把在执行这个职能时消耗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叫作K，把商人投入的可变资本叫作b。 B的补偿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对商人说来，它只是已经实现的购买价格，对工厂主说来，它只是生产价格。商人支付这个价格，但在再出售时会把B作为他的出售价格的一部分收回；在这个B之外，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他还会得到B的利润。例如，商品值100镑。利润假定是10％。那末，商品就要卖110镑。这个商品原来就已经值100镑；商人资本100只是给它加进了10。 再说K。它至多和生产者在买进和卖出上所消耗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一样大，但事实上总是比后者小；然而这部分不变资本会形成生产者在生产上直接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一种追加。但无论如何，这个部分总是必须不断由商品的价格得到补偿，或者说，必须有一个相应部分的商品不断以这个形式支出，就社会总资本来看，也就是必须不断以这个形式再生产出来。这部分预付不变资本，和直接投在生产上的全部不变资本一样，会对利润率发生限制作用。只要产业资本家把他的业务的商业部分转交给商人，他就无须预付这部分资本。商人会代替他预付这部分资本。但这只是名义上的预付；商人既不生产也不再生产他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是某些产业资本家的专门业务，或者至少是他们的业务的一部分。这些产业资本家所起的作用，是和那些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提供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所起的作用一样的。商人首先要得到这种不变资本的补偿；其次要取得这种不变资本的利润。二者都会使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减少。不过，由于与分工相连的集中和节约，利润的减少，比在资本家必须亲自预付这种资本的情况下要小。利润率的减少比较小，因为这样预付的资本比较小。 因此，到现在为止，出售价格是由B＋K＋（B＋K的利润）构成的。出售价格的这个部分，根据以上所说，不会造成任何困难。但是，现在出现了b，即商人预付的可变资本。 这样一来，出售价格就变为B＋K＋b＋（B＋K的利润）＋（b的利润）。 B只是补偿购买价格，它除了把B的利润加入这个价格以外，再不会加进任何部分。K不仅会把K的利润，而且会把K本身加到这个价格中去；不过K＋K的利润，即以不变资本形式预付的那一部分流通费用＋相应的平均利润，在产业资本家手里，会比在商业资本家手里大。平均利润的减少，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按照预付产业资本（不包括B＋K）计算出充分的平均利润，但是，从这个平均利润中把B＋K的平均利润扣除出来并支付给商人，于是这个扣除部分就表现为一种特殊资本即商人资本的利润。 但是，当我们说到b＋b的利润，在假定利润率＝10％的上述场合，也就是说到b＋1/10b时，情形却不是这样。而真正的困难也就在这里。 按照假定，商人用b购买的，只是商业劳动，即只是对资本的流通职能即对W—G和G—W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但商业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并对商品到货币和货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并且，只是由于一个资本完成了这些职能，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家用他的资本使这些活动，这些劳动完成了，这个资本才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调整，也就是说，才从总利润中取得它的份额。不过在b＋b的利润中，看来要支付的是：第一，劳动的报酬（不管产业资本家是为商人自己的劳动支付报酬，还是为商人所雇用的办事员的劳动支付报酬都一样）；第二，对这种劳动——本来应由商人自己完成的劳动——所支付的报酬的利润。商人资本第一会得到b的补偿物，第二会得到b的利润；因此，这是这样产生的：第一，它要让人对那种使它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的劳动付给它报酬；第二，它要让人付给它利润，因为它作为资本执行了职能，也就是说，因为它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完成了一种应得到利润作为报酬的劳动。因此，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假定B＝100，b＝10，利润率＝10％。我们还假定K＝0，以便使购买价格中这个与此无关并且已经得到说明的要素不再不必要地重新加入计算中去。这样，出售价格＝B＋p＋b＋p（＝B＋Bp′＋b＋bp′，p′在这里代表利润率）＝100＋10＋10＋1＝121。 但是，如果商人不是把b投在工资上面，——因为b只是用来支付商业劳动的报酬，而这种劳动是实现由产业资本投入市场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必需的，——情形就会变成这样：商人只好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购买或出售与B（＝100）相当的物品；我们假定，这是他能够支配的唯一时间。如果这个用b或10来代表的商业劳动不是从工资而是从利润中得到报酬，那就要假定另外还有一个商人资本＝100，因为它按10％计算＝b＝10。这第二个B（＝100）不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但是这个10％却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因此，两个100完成了职能，加起来＝200，这样，商品要按200＋20＝220来购买。 因为商人资本决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一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的独立化的形式，所以，一切和它有关的问题，都必须这样来解决：问题首先要在这个形式上提出，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各种现象还没有独立地表现出来，还和产业资本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部门的现象表现出来。商业资本要作为不同于工场的事务所，不断地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所以，现在成为问题的b，首先也要在这里，在产业资本家本人的事务所里进行研究。 这种事务所，同产业工场相比，一开始就是小到极点。此外，很清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产业资本的流通而必须不断进行的商业活动将会增加；这些活动的目的，既是为了出售处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产品，也是为了把由此得到的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并对这一切进行计算。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动。生产规模越扩展，产业资本的商业活动，从而，为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而需要的劳动及其他流通费用也就越增加，虽然决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业雇佣工人就成为必要了，他们组成真正的事务所。为雇用商业雇佣工人的支出，虽然表现为工资，但不同于购买生产劳动时耗费的可变资本。它增加了产业资本家的支出，增加了必须预付的资本的量，但不会直接增加剩余价值。因为它是用来支付那种只是实现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劳动的支出。象任何别的这类支出一样，这种支出也会降低利润率，因为预付资本增加了，但剩余价值却没有增加。如果剩余价值m仍旧不变，但预付资本C增加到C＋△C，利润率m/C就会变为较小的利润率m/C＋△C。因此，产业资本家力图把这种流通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就象力图把他在不变资本上的支出减少到最低限度一样。因此，产业资本与自己的商业雇佣工人的关系，和它与自己的生产雇佣工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其他一切条件都不变时，它使用的生产雇佣工人越多，生产的规模就越大，剩余价值或利润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生产的规模越大，待实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越大，从而所生产的商品资本越大，事务所费用绝对地（虽然不是相对地）也就越增大，并且越会引起一种分工。利润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支出的前提，除了别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下事实上：当商业人员的薪金增加时，这种薪金的一部分往往用分红的办法来支付。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种只是起中介作用的劳动，——这种中介作用部分地同价值的计算，部分地同价值的实现，部分地同已经实现的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再转化有关，因此，它的范围取决于已经生产的、待实现的价值的量，——这种劳动不是象直接的生产劳动那样，作为这些价值的大小的原因起作用，而是作为这些价值的大小的结果起作用。其他各种流通费用有类似的情形。要多量、多秤、多包装、多运输，就必须有很多东西；包装劳动和运输劳动等等的量，以商品的量为转移，即以这些劳动的活动对象为转移，而不是相反。 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力的一种发挥，一种表现，一种消耗，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之间，不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一部分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得到片面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的生产费用部分地说不需要资本家耗费分文：工人的熟练程度会通过职能本身发展起来，而且分工越使它片面发展，它就发展得越迅速。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预备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获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只要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需要实现，资本家就会增加这种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的增加，始终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注：这个在1865年作出的关于商业无产阶级命运的预言，怎样为以后的事实所证实，关于这一点，成百上千的德国办事员都能说得出来。他们熟悉一切商业业务，精通三四种语言，但在伦敦西蒂区却找不到一个每周挣25先令工资（远远低于熟练的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的工作。——手稿在此留下两页空白，表示对这一点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此外，可以参看第二卷第六章（《流通费用》）第105—113页[91]，在那里，各种与此有关的问题都涉及到了。——弗·恩·］ 可见，发生了二重化。一方面，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因而进一步就是作为商业资本）的职能，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形式规定性。另一方面，特殊的资本，因而特殊种类的资本家，专门执行这些职能；这些职能因此也就变成了资本增殖的特殊部门。 商业职能和流通费用，只有就商业资本来说才是独立化的东西。产业资本的流通的方面，不仅存在于它不断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存在中，而且也存在于与工场并列的事务所中。但就商业资本来说，这个方面已经独立化了。对它来说，事务所就是它的唯一工场。以流通费用形式使用的那部分资本，在批发商人那里比在产业家那里大得多，因为，除了各个产业工场本身附设的商业事务所以外，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必须这样使用的那部分资本，都已集中在各个商人手中。这些商人保证流通职能的连续执行，担负由此产生的流通费用。 对产业资本来说，流通费用看来是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对商人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在一般利润率的前提下，他的利润和这种流通费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投在这种流通费用上的支出，对商业资本来说，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劳动。 注释： [8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38-143页。——第313页。 [90]约·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0页（J．Bellers．《Essaysaboutthepoor，manufactures，trade，plantations，andimmorality》．London，1699，p．10）。——第319页。 [9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46-154页。——第33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 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第四篇。第十六章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现在，我们要在分析资本的核心构造所必需的范围内，较详细地说明这两种资本的特征。由于现代经济学，甚至它的最优秀的代表，都直接把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实际上完全看不到商业资本的特性，我们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 商品资本的运动在第二卷[88]已经分析过了。就社会总资本来说，它的一部分总是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虽然这部分不断由别的要素构成，甚至数量也在变化；另一部分以货币形式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商品。社会总资本总是处在这种转化即这种形态变化的运动中。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并且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由分工给予特殊种类资本家的职能，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 我们（在第2卷第6章《流通费用》第II和III节中）已经说明，运输业以及处于可以分配的形式中的商品的保管和分配，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看作是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商品资本流通中的这些附带的事项，部分地同商人资本或商品经营资本的独特的职能混淆在一起；部分地同这种资本的独特的专门职能实际结合在一起，虽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人资本的职能也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同上述这些实际的职能相分离而独立存在。我们的目的是确定这种特殊形态的资本的特征，因此，我们必须撇开上述这些职能。只要仅仅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特别是商品经营资本，部分地把上述这些职能同自己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它就还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把这些职能排除和抛掉，我们才会得到这种资本的纯粹形式。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内，在市场上所经历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分解为买和卖，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形成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因而形成产业资本总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资本在它执行流通资本的这种职能时，同它作为生产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这是同一资本的两种特殊的、互相区别的存在形式。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不断地在这一存在形式上作为流通资本处在市场上，不断地处在这种形态变化过程中，虽然对任何单个资本来说，它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只是它的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的一个不断消失和不断更新的经过点，一个过渡阶段；虽然处在市场上的商品资本的各种要素会不断变化，因为它们会不断地从商品市场上被取走，同样又会不断地作为生产过程的新产品被投回商品市场。 商品经营资本只是这个不断处在市场上、处在形态变化过程中并总是局限在流通领域内的流通资本的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我们说一部分，是因为商品的买和卖有一部分是不断地在产业资本家自身中间直接进行的。在我们的研究中要把这个部分完全撇开，因为它对于规定商人资本的概念，对于理解商人资本的特殊性质毫无帮助，另一方面，在第二卷中，我们已经对这个部分作了为我们的目的所需要作的详尽说明。 商品经营者，作为一般资本家，首先是作为某个货币额的代表出现在市场上；他作为资本家预付这个货币额，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货币额从x（这个货币额的原有价值）转化为x＋△x，（这个货币额加上它的利润）。但是，对他这个不仅是一般资本家，而且特别是商品经营者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的资本最初必须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因为他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经营商品，对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而要经营商品，他就必须首先购买商品，因此必须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 假定一个商品经营者有3000镑，把它当作经营资本来增殖。他用这3000镑从麻布厂主那里购买比如说30000码麻布，每码2先令。他再把这30000码麻布卖掉。如果年平均利润率＝10％，他在扣除一切杂费之后赚到10％的年利润，那末，他在年终时就把这3000镑转化为3300镑了。他怎样赚得这笔利润，那是我们以后才要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只是他的资本的运动的形式。他不断地用这3000镑购买麻布，并且不断地把这些麻布卖掉；他不断地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G-W-G′。这是完全局限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简单形式，不会因处在这一资本的自身运动和职能范围以外的生产过程所造成的间歇而中断。 这种商品经营资本同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单纯存在形式的商品资本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至于麻布厂主，他靠商人的货币实现了他的麻布的价值，完成了他的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把他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能够把这个货币再转化为麻纱、煤炭、工资等等，另一方面，也转化为生活资料等等，以花掉他的收入；因此，如果撇开收入的花费不说，他现在就能够继续进行再生产过程了。 但是，麻布到货币的形态变化，麻布的出售，对他这个麻布生产者来说，虽然已经发生，然而，对麻布本身来说，还没有发生。麻布仍旧作为商品资本处在市场上，有待于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卖掉。对这批麻布来说，不过是它的所有者改变了。按它本身的性质来说，按它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说，它仍旧是商品资本，是要出售的商品；只是它现在是在商人手中，而不象以前那样是在生产者手中。把麻布卖掉的职能，即对麻布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起中介作用的职能，由商人从生产者手里接过来了，成为商人的特殊业务了，而以前，这种职能是生产者在完成生产麻布的职能以后要由自己去完成的。 假定在麻布生产者把另一批价值3000镑的麻布30000码投入市场之前的这段间歇期间里，商人未能把这30000码麻布卖掉，他就不能重新购买麻布，因为在他的仓库里还有30000码麻布没有卖出去，这些麻布对他来说还没有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于是，停滞发生了，再生产中断了。当然，麻布生产者可能拥有追加的货币资本，尽管这30000码麻布没有卖掉，他也能够把这笔追加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使生产过程继续进行。但是这个假定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只要我们考察的是预付在30000码麻布上的资本，那末，这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毕竟是中断了。因此，这里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商人的活动只是为了把生产者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所必须完成的活动，只是对商品资本在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起中介作用的活动。如果专门从事这种卖出和买进活动的，不是独立的商人，而只是生产者的代理人，那末这种联系就会立即暴露出来。 因此，商品经营资本无非是生产者的商品资本，这种商品资本必须经历它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必须在市场上完成它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不过这种职能已经不是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而是一类特殊资本家即商品经营者的专门活动，它已经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业务而独立起来。 此外，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商品经营资本的特有流通形式上。商人购买商品，然后把它卖掉：G-W-G′。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甚至在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商品流通W′—G-W中，流通都是以一个货币两次转手为媒介的。麻布生产者出售他的商品麻布，把它转化为货币；买者的货币转到了他的手中。他用这个货币购买麻纱、煤炭、劳动等等，即再一次支出这个货币，以便把麻布的价值再转化为构成麻布生产要素的商品。他购买的商品和他出售的商品，不是同一个商品，不是同一种商品。他卖出产品，买进生产资料。但是，商人资本的运动却不是这样。麻布商人用3000镑买进30000码麻布；他把这30000码麻布卖掉，以便从流通中取回货币资本（3000镑加上利润）。因此，这里两次换位的不是同一货币，而是同一商品；这个商品从卖者手中转到买者手中，又从现在已经成为卖者的买者手中转到另一个买者手中。这个商品卖了两次，如果还有一系列商人插在中间，它还可以卖许多次；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出售，正是由于同一商品的两次换位，第一个买者才取回购买商品时预付的货币，这些货币才流回到他手中。在一个场合W′—G—W，同一货币两次换位，使商品在一种形态上被让渡，而在另一种形态上被占有。在另一个场合G—W—G′，同一商品两次换位，把预付货币重新从流通中取回。这正好表明，当商品由生产者手中转到商人手中时，它还没有被最后卖掉；商人只是在继续进行出售活动，或者说，作为媒介使商品资本继续执行职能。但是这同时也表明，同一件事情，对生产资本家来说是W—G，即他的资本在商品资本这个暂时形态上的简单职能，对商人来说却是G—W—G′，即他所预付的货币资本的特殊增殖过程。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在这里，对商人来说，表现为G—W—G′，因而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资本的演化。 商人最终会把商品即麻布卖给消费者，不管是生产消费者（例如漂白业者），还是把麻布用于私人消费的个人消费者。这样一来，预付资本（加上利润）就回到商人手中，他就能重新开始活动。如果在购买麻布时货币只是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商人要在进货后六个星期才支付，而如果他在到期以前已经把麻布卖掉，那末，他自己用不着预付货币资本，就能够对麻布生产者实行支付了。如果麻布没有卖掉，他就必须在到期的时候预付3000镑，但不是在麻布交货的时候立即预付；而且，如果由于市场价格下降，他只好低于购买价格出售麻布，那末，他就必须用他自己的资本来补偿亏损的部分。 既然商品经营资本在自行销售的生产者手中显然只是他的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上，即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那末，是什么情况使商品经营资本具有一个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性质呢？ 第一，是下面这个情况：商品资本是在一个和它的生产者不同的当事人手中完成它最终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即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完成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所固有的职能的；商品资本的这种职能，是以商人的活动，即商人的买卖行为为媒介的，于是这种活动就形成一种特别的、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因而是独立存在的业务。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是，一部分本来要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段）中完成这一点，这种特殊业务还决不会表现为一种和处于再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不同的、独立于产业资本之外的特殊资本的职能；例如，在商品经营只是由产业资本家的推销员或其他直接代理人进行的地方，它实际上还没有表现为这种职能。因此，还必须有第二个因素。 第二，这是由于独立的流通当事人即商人在他所处的这个地位上要预付货币资本（他自有的或借入的）。那个对于处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来说只表现为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或单纯的卖的行为，对商人来说却表现为G—W—G′，即同一商品的买和卖，因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回流，这个货币资本在商人进行购买时离开了他，通过出售又回到他手中。 在商人预付资本向生产者购买商品时对商人来说表现为G—W—G的行为，总是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总是商品资本的第一形态变化，虽然对生产者或处于再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来说，这同一个行为可以表现为G—W，即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生产资料），或形态变化的第二阶段。对麻布生产者来说，W—G是第一形态变化，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个行为对商人来说则表现为G—W，即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如果他现在把麻布卖给漂白业者，那末，这对漂白业者来说就是G—W，即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他的商品资本的第二形态变化；但是对商人来说，则是W—G，出售他所购买的麻布。实际上，麻布厂主生产的商品资本只是这时才最终卖掉，或者说，商人的这个G—W—G，对两个生产者之间的W—G来说，只是中介过程。或者，我们假定麻布厂主用卖掉的麻布的一部分价值向麻纱商人购买麻纱，那末，这对麻布厂主来说是G—W。但是对出售麻纱的商人来说，这是W—G，是麻纱的再出售；而对作为商品资本的麻纱本身来说，这只是它的最终的出售，它由此从流通领域转入消费领域；是W—G，即它的第一形态变化的最终完成。因此，不管商人是向产业资本家购买东西，还是把东西卖给产业资本家，他的G—W—G，即商人资本的循环所表示的，对商品资本本身来说，对这个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的过渡形式来说，始终只是W—G，只是它的第一形态变化的完成。商人资本的G—W，只有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才同时是W—G，但对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来说却不是这样：这只是商品资本从产业家手中转到流通当事人手中；只有商人资本的W—G才是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的最终的W—G。G—W—G只是同一商品资本的两个W—G，两次相继的出售，它们只是对这一商品资本的最终的出售起中介作用。 因此，商品资本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形式上取得一种独立资本的形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商人预付货币资本，这种资本之所以能作为资本自行增殖，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只从事一种活动，即作为媒介实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实现它的商品资本职能，即实现它向货币的转化，而这一点它是通过商品的不断的买和卖来办到的。这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唯一活动；对产业资本流通过程起中介作用的这种活动，就是商人使用的货币资本的唯一职能。通过这种职能，商人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把他的G表现为G—W—G′；并且通过同一过程，他把商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 商品经营资本，只要它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存在，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显然不过是还处在市场上、处在自己的形态变化过程中的那部分产业资本，这部分产业资本现在作为商品资本存在和执行职能。因此，就资本的总再生产过程来说，现在要考察的只是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是专门用于买卖商品的，因而只采取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而从来不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并且总是处在资本的流通领域中。 只要生产者即麻布厂主把他的30000码麻布卖给商人，得到了3000镑，他就会用由此得到的货币购买必要的生产资料，他的资本就会再进入生产过程；他的生产过程就会继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对他来说，他的商品已经转化为货币。但是我们知道，对麻布本身来说，这种转化还没有发生。它还没有最终再转化为货币，还没有作为使用价值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同一商品资本原来在市场上是由麻布生产者代表的，现在则由麻布商人来代表了。对麻布生产者来说，形态变化的过程缩短了，但只是要在商人手中继续进行下去。 如果麻布生产者必须等到他的麻布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商品，已经转入最后的买者，即生产消费者或个人消费者手中的时候，那末，他的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或者，为了使再生产过程不致中断，他就必须限制他的活动，把他的较小部分的麻布转化为麻纱、煤炭、劳动等等，总之，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而把他的较大部分的麻布作为货币准备金保存起来，以便在他的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的时候，另一部分能够使生产过程继续进行下去，因而，在这一部分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那一部分则以货币形式流回。他的资本的这种分割，不会由于商人的介入而消除。但是，如果没有商人的介入，流通资本中以货币准备金形式存在的部分，同以生产资本形式使用的部分相比，必然会不断增大，与此相适应，再生产的规模就会受到限制。而现在，生产者能够把他的资本中较大的部分不断地用于真正的生产过程，而把较小的部分用作货币准备金。 但是这样一来，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部分，现在就以商人资本的形式不断地处在流通领域中。这个部分始终只是用来买卖商品。因此，好象只是握有这种资本的人改变了。 如果商人不是把3000镑用来购买麻布，以便把它再卖出去，而是自己把这3000镑用于生产，那末，社会的生产资本就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麻布生产者当然就必须把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资本作为货币准备金保存起来；现在已经成为产业资本家的商人也必须这样做。反之，如果商人仍然是商人，那末，生产者就可以把出售商品的时间节省下来用于监督生产过程，而商人则必须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出售商品。 如果商人资本没有超过它的必要的比例，那就必须承认： 1．由于分工，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在这里，除了购买商品的货币以外，还包括在经营商业所必要的劳动方面和在商人的不变资本即仓库、运输等等方面必须支出的货币），小于产业资本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要的这种资本。 2．因为商人专门从事这种业务，所以，不仅生产者可以把他的商品较早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商品资本本身也会比它处在生产者手中的时候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态变化。 3．就全部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来看，商人资本的一次周转，不仅可以代表一个生产部门许多资本的周转，而且可以代表不同生产部门若干资本的周转。前一种情况是，在例如麻布商人用他的3000镑购买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以后，在这个生产者再把同量商品投入市场以前，他又去购买另一个或几个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这样也就对同一生产部门中的不同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后一种情况是，在商人例如把麻布卖掉之后，现在买进生丝，从而对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 总的来说必须指出：产业资本的周转，不仅受流通时间的限制，而且也受生产时间的限制。只经营某一种商品的商人资本的周转，不是受一个产业资本的周转的限制，而是受同一生产部门的一切产业资本的周转的限制。在商人购买一个生产者的麻布并把它卖掉以后，他可以在这个生产者再把商品投入市场以前，购买另一个生产者的麻布，并把它卖掉。因此，同一商人资本，可以依次对投入一个生产部门的各个资本的不同周转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周转和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不是一回事，因而它不只是代替这一单个产业资本家必须保存在手边的货币准备金。一个生产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自然要受这个生产部门的总生产的限制。但是，它不受该部门的单个资本的生产范围的限制，或单个资本由生产时间决定的周转时间的限制。假定Ａ提供一种商品，它需要三个月才能生产出来。当商人比如说在一个月内买进这个商品并且把它卖出以后，他可以向另一个生产者购买同一种产品并把它卖掉。或者，比如说在他卖掉一个租地农场主的谷物以后，他可以用同一货币购买第二个租地农场主的谷物并把它卖掉，等等。他的资本的周转受他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一年内，能够依次买进和卖出的谷物总量的限制，而租地农场主资本的周转，撇开流通时间不说，则要受为期一年的生产时间的限制。 同一商人资本的周转，还可以同样有效地对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 只要同一商人资本，在不同的周转中用来使各个不同的商品资本相继转化为货币，即依次把它们买进和卖出，它作为货币资本对商品资本完成的职能，就和货币通过它在一定时期内的多次流通对商品完成的职能相同。 商人资本的周转，与一个同样大小的产业资本的周转或一次再生产，是不同的；相反地，它同若干个这种资本的周转的总和相等，而不管这种资本是属于同一生产部门还是属于不同生产部门。商人资本周转得越快，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小；商人资本周转得越慢，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大。生产越不发达，商人资本的总额，同投入流通的商品的总额相比，就越大；但是绝对地说，或者同比较发达的状态相比，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因此，在这种不发达的状态下，真正的货币资本大部分掌握在商人手中，这样一来，商人的财产在其他人的财产面前形成货币财产。 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1．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互相衔接的速度；2．消费的速度。 商人资本仅仅为了完成上述周转，不需要按自己的全部价值量先买进商品，然后再把它卖掉。商人可以同时完成这两种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商品资本构成，另一部分由货币资本构成。他在这里买东西，从而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他在那里卖东西，从而把另一部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一方面，他的资本会作为货币资本流回他手中，另一方面，商品资本流到他手中。以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越大，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就越小。二者互相交替，互相平衡。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用和由此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应用结合在一起，那末，商人资本的货币资本部分同这个商人资本完成的交易额相比，就会更加减少。如果我购买了价值1000镑的葡萄酒，支付期是三个月，在三个月期满以前，我已经按现金交易把葡萄酒卖掉了，那末，进行这笔交易就一文钱也没有预付。在这个场合也非常清楚，在这里充当商人资本的货币资本，无非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以货币的形式处在流回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本身。（至于以三个月为支付期出售价值1000镑的商品的生产者，可以把票据即债券拿到银行家那里去贴现，这不会使问题有任何变化，并且同商品经营者的资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在这个期间比如说下降1/10，商人就不仅得不到利润，而且只能收回2700镑，而不是3000镑。为了支付，他必须添进300镑。这300镑只是执行准备金的职能，用来平衡价格差额。但是，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生产者。如果生产者自己按降低了的价格出售产品，那末，他同样会损失300镑，在没有准备资本的情况下，他就不能按原有规模重新开始生产。 麻布商人用3000镑向工厂主购买麻布；工厂主从这3000镑中比如说拿出2000镑购买麻纱；他是向麻纱商人购买这些麻纱的。工厂主付给麻纱商人的货币不是麻布商人的货币；因为麻布商人已经用这些货币得到了等额价值的商品。这是工厂主自己的资本的货币形式。这2000镑在麻纱商人手中现在表现为流回的货币资本；但是这2000镑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流回的货币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同作为麻布所抛弃的货币形式和麻纱所取得的货币形式的那2000镑相区别呢？如果麻纱商人是赊购的，并在支付期满以前按现金交易把商品卖掉，那末，在这2000镑中就丝毫没有包含同产业资本本身在它的循环过程中采取的货币形式相区别的商人资本。如果商品经营资本不是以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的形态处在商人手中的产业资本的单纯形式，那它就无非是属于商人自己的并且在商品的买卖中流转的那部分货币资本。这部分货币资本以缩小的规模代表着为生产而预付的资本中必须作为货币准备金和购买手段不断处在产业家手中，并且不断作为他们的货币资本来流通的部分。这个部分现在以缩小的规模处在商业资本家手中，并且本身不断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如果撇开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部分不说，它是总资本中那个必须不断作为购买手段在市场上流通，以便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的部分。而再生产过程进行得越迅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越发展，也就是说，信用制度越发达，这个部分同总资本相比就越小。［注：为了能把商人资本归入生产资本，拉姆赛把它和运输业混为一谈了，并把商业叫作“商品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论财富的分配》第19页）在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4节［第32页］）和萨伊（《论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14、15页）那里，已经有同样的混淆。——赛·菲·纽曼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佛和纽约版）中说：“在社会的现有经济制度中，居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商人的真正业务，是把资本预付给前者，并得到产品作为报酬，然后把这个产品交给后者，由此把资本收回。这种交易既便利了社会的经济过程，也会把价值加入它所经营的产品。”（第174页）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因为商人的介入而节省了金钱和时间。这种服务需要预付资本和劳动，并且必须给予报酬，“因为它把价值加入产品；因为同一些产品在消费者手中比在生产者手中有更多的价值。”因此，他完全和萨伊先生一样，认为商业“严格地说是一种生产行为”（第175页）。纽曼的这种见解是根本错误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消费者手中比在生产者手中大，是因为它只有在消费者手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以后，才能实现，才能发挥作用。它在生产者手中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但是，谁也不会为一个商品支付两次：先支付它的交换价值，然后又额外地支付它的使用价值。只要我支付了它的交换价值，我就占有了它的使用价值。至于商品是从生产者手里还是从中间商人手里转移到消费者手里去的，这个情况丝毫也不会增加商品的交换价值。］ 商人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不生产任何价值，因而也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价值量发生了形式变化。事实上不过是发生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系。如果生产的商品在出售时实现了剩余价值，那是因为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该商品中；因此，在第二个行为，即货币资本同商品（各种生产要素）的再交换中，买者也不会实现任何剩余价值，只是在这里通过货币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交换，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了准备。相反地，既然这种形态变化要花费流通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根本不生产东西，因而也不生产剩余价值，——这个时间就会限制价值的创造，表现为利润率的剩余价值会正好和流通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因此，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说，它不直接创造它们。但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就会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既然它会缩短流通时间，它就会提高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既然它会把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会扩大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 注释： [8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01-115页。——第29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十五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十五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Ⅰ．概论 Ⅱ．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 Ⅲ．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Ⅳ．补充说明 Ⅰ．概论 我们在本卷第一篇已经看到，用利润率来表现剩余价值率总是比剩余价值率本身低。现在我们看到，甚至提高的剩余价值率也具有表现为下降的利润率的趋势。只有c＝0，就是说，只有全部资本都投在工资上，利润率才等于剩余价值率。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和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或者这种劳动力的量同不变资本的价值相比已经增加，下降的利润率才表现下降的剩余价值率。 李嘉图自以为考察了利润率，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剩余价值率，而且只是考察了在工作日的内含和外延都是不变量这个前提下的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示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既然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以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 另一方面，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所以，象李嘉图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中就是这样）。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诚然，李嘉图及其学派只考察了包括利息在内的产业利润。但是地租率也有下降趋势，虽然它的绝对量在增加，它同产业利润相比也可以相对地增加。（见爱·威斯特的著作[85]，他在李嘉图之前阐述了地租的规律。）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C，用p1表示扣除利息和地租以后剩下的产业利润，z表示利息，r表示地租，那末，m/C＝p/C＝p1＋z＋r/C＝p1/C＋z/C＋r/C。我们已经知道，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剩余价值总额m不断增加，但是m/C仍然不断下降，因为C比m会增加得更快。所以，在m/C＝p/C以及p1/C、z/C、r/C各自变得越来越小时，p1、z和r都能各自变得越来越大；或者，p1同z相比，或r同p1相比，或r同p1和z相比会相对地增大，这完全没有什么矛盾。在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m＝p增加而利润率m/C＝p/C同时下降时，由m＝p所分成的各部分p1、z和r之间的量的比例，可以在总量m的界限以内任意变动，而m或m/C的大小不致由此受到影响。 p1、z和r互相之间的变化，只是m在不同项目之间的不同分配。因此，虽然一般利润率m/C下降了，但是，个别产业利润率、利息率和地租对总资本的比率，即、p1/C、z/C和r/C，一个同另一个相比可以提高；唯一的条件是三者之和＝m/C。如果资本构成在剩余价值率＝100％时由50c＋50v变为75c＋25v，利润率由50％下降到25％，那末，在前一场合，资本1000提供利润500，在后一场合，资本4000提供利润1000。m或p增加一倍，但是p′下降一半。如果以前在50％中有20是利润，10是利息，20是地租，那末，p1/C＝20％，z/C＝10％，r/C＝20％。如果在变为25％时这些比率仍旧不变，那末，p1/C＝10％，z/C＝5％，r/C＝10％。但是，如果p1/C下降到8％，z/C下降到4％，那末，r/C就提高到13％。r同p1和z相比已经相对增大，但是p′仍旧不变。在这两种假定下，p1、z和r之和增加了，因为生产它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三倍。此外，李嘉图关于产业利润（加上利息）包含全部剩余价值这个假定，从历史上和概念上来说都是错误的。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使1．全部利润首先归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然后再行分配；2．地租归结为超过利润的余额。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地租以后还会增加，它是利润（即看作总资本的产物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不是这个产物中被资本家装进腰包的那个特殊部分。 假定已经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即充足的资本积累，那末，在剩余价值率从而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的创造就只会遇到工人人口的限制，在工人人口已定时，就只会遇到劳动剥削程度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体现为剩余产品或体现为所生产的商品中由无酬劳动物化成的相应部分。决不应当忘记，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或积累，也是这种剩余价值生产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因此，决不能把这种生产描写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不能把它描写成以享受或者以替资本家生产享受品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如果这样，就完全看不到这种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出来的特有性质。 这个剩余价值的取得，形成直接的生产过程，而这个生产过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限制，再没有别的限制。一旦可以榨出的剩余劳动量物化在商品中，剩余价值就生产出来了。但是，这样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已经吸收了一定量无酬劳动。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末，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甚至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不断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增长。 如果利润率已定，利润量就总是取决于预付资本的量。而在这种情况下，积累取决于这个利润量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部分。但因为这个部分等于利润减去资本家所消费的收入，所以它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利润量的价值，而且也取决于资本家能够用这个利润量来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便宜程度；这些商品一部分为他所消费，成为他的收入，一部分成为他的不变资本。（这里假定工资已定。） 由工人推动的、其价值通过工人的劳动保存下来并再现在产品中的资本量，是和工人追加的价值完全不同的。如果资本量＝1000，追加劳动＝100，那末，再生产出来的资本＝1100。如果资本量＝100，追加劳动＝20，那末再生产出来的资本＝120。利润率在前一场合＝10％，在后一场合＝20％。从100中可以用于积累的总是比从20中可以用于积累的多。因此，资本的源流，或者说资本的积累，将比例于资本已有的量而不是比例于利润率的高度而滚滚向前（撇开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发生的贬值）。如果工作日很长，即使劳动的生产效率不高，高的利润率也是可能的，只要它以高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高的利润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虽然不高，但是工人的需要很小，平均工资因此也很低。与工资低相适应的将是工人的精力缺乏。因此，尽管利润率高，资本的积累还是很慢。人口停滞，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很多，虽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很少。 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 如果象前面指出的那样，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量的增加同时发生，那末，在劳动的年产品中，一个较大的部分就会在资本范畴下为资本家所占有（作为已经耗费的资本的补偿），一个较小的部分就会在利润范畴下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样就产生了查默斯牧师的幻想[86]：年产品中资本家用作资本的量越小，他们吞掉的利润就越大；于是，国教会就来帮助他们，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用于消费，而不要把它资本化。这位牧师把原因和结果混淆了。此外，利润量甚至在利润率较低时也会随着所投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同时需要有资本的积聚，因为这时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同样需要有资本的集中，即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失去资本。这不过又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的再一次的分离，这些小资本家还算是生产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本人的劳动还起着作用；总的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正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之间的这种分离，形成资本的概念；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第1卷第24章）开始，然后在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现在剥夺正向这方面变化）。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 Ⅱ．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 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表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量上，表现在新的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条件的价值量和数量上，表现在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本的绝对量上。第二，表现在投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微小上，即表现在为一定量资本的再生产和增殖、为进行大量生产所必需的活劳动的相对微小上。这同时也要以资本的积聚为前提。 就所使用的劳动力来说，生产力的发展也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表现在剩余劳动的增加上，即表现在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上。第二，表现在推动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即工人人数）的减少上。 这两种运动不仅同时并进，而且互为条件，是表现同一个规律的两种现象。但是，它们对利润率起着相反的影响。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总量，利润率＝m/C＝[剩余价值/全部预付资本]。但是，剩余价值作为一个总量，一方面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取决于按这个比率同时使用的劳动量，即取决于可变资本量。一方面，前一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提高；另一方面，后一个因素即工人人数（相对地或绝对地）减少。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使所使用劳动的有酬部分减少，它就使剩余价值增加，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它使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量减少，它就使人数这个在求剩余价值量时和剩余价值率相乘的因素减少。两个每天劳动12小时的工人，即使可以只靠空气生活，根本不必为自己劳动，他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也不能和24个每天只劳动2小时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就这方面来说，靠提高劳动剥削程度来补偿工人人数的减少，有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这种补偿能够阻碍利润率下降，但是不能制止它下降。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会下降，而利润量会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利润率已定的情况下，资本增加的绝对量，就取决于现有的资本量。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资本量已定的情况下，它增加的比率，即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利润率。只有生产力的提高（前面已经提到，它总是和现有资本的贬值同时并进的）通过利润率的提高使年产品中再转化为资本的价值部分增加时，它才能直接增加资本的价值量。如果我们考察的是劳动生产力，那末，只有相对剩余价值由此提高，或不变资本的价值由此减少，就是说，只有加入劳动力再生产或不变资本要素的那些商品由此变得便宜，这种情况才能发生（因为这个生产力同现有资本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二者都包含现有资本的贬值，二者都和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同时并进。二者都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二者都延缓这种下降。其次，只要利润率的提高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它就会使工人人口增加，从而使可供剥削的材料增加；而正是这种可供剥削的材料，使资本成为资本。 但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间接促使现有资本价值增加，因为它增加了使用价值的数量和种类，而这些使用价值体现同一交换价值，并形成资本的物质实体，物质要素，即那些直接构成不变资本和至少间接构成可变资本的物品。用同一资本和同一劳动会创造出更多的可以转化为资本的物品，而不管它们的交换价值如何。这些物品可以用来吸收追加劳动，从而也可以用来吸收追加的剩余劳动，由此形成追加资本。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不是取决于资本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构成资本的原料和辅助材料、机器和固定资本要素以及生活资料的数量，而不管这些物品的价值如何。只要所使用的劳动的量由此增加了，因而剩余劳动的量也由此增加了，再生产出来的资本的价值和新加入资本的剩余价值也就增加了。 但是，我们不能象李嘉图那样，只在静止的并存状态中考察这两个包含在积累过程中的要素；它们包含着一个矛盾，后者表现为互相矛盾的趋势和现象。互相对抗的要素同时发生互相对抗的作用。 社会总产品中作为资本起作用的部分的增加，刺激工人人口的实际增加，同时，创造仅仅相对的过剩人口的一些要素也在起作用。 利润率下降，同时，资本量增加，与此并进的是现有资本的贬值，这种贬值阻碍利润率的下降，刺激资本价值的加速积累。 生产力发展，同时，资本构成越来越高，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 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是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是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 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资本的积累，从价值方面看，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延缓下来，但更加速了使用价值的积累，而使用价值的积累又使积累在价值方面加速进行。 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Ⅲ．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单个资本家手中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积聚会同时增长，因为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日益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时，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因此，资本的生产过剩，——不是个别商品的生产过剩，虽然资本的生产过剩总是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剩，——仅仅是资本的积累过剩。要了解这种积累过剩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后还要详细地研究），必须假定它只是绝对的。资本的生产过剩在什么时候是绝对的呢？而且生产过剩在什么时候不仅扩展到这个或那个或两三个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且在范围上成为绝对的，即包括一切生产部门呢？ 只要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资本＝0，那就会有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就是说，是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因此，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后一点在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时，本来是不能实现的）；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C＋△C同增加△C以前的资本C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这两个场合，一般利润率也都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这一回是由资本构成的这样一种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变资本货币价值的提高（由于工资已经提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的相对减少。 实际上事情可能是这样：一部分资本全部或部分地闲置下来（因为它要自行增殖就得先把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排挤出去），另一部分资本由于受到失业或半失业的资本的压迫以较低的利润率来增殖。一部分追加资本是否代替旧资本，而旧资本是否因此算到追加资本中去，在这里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总是一方面有旧资本额，另一方面有追加资本额。这一回，利润率的下降会引起利润量的绝对减少，因为在我们的前提下，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不能增加，剩余价值率不能提高，因而剩余价值量也不能增加，而且，减少了的利润量却要按增大了的总资本来计算。——但是，即使就业的资本继续按原来的利润率来增殖，因而利润量不变，那末，这个利润量仍然要按增加了的总资本来计算，这也包含着利润率的下降。如果总资本1000提供利润100，在增加到1500之后同样只提供100，那末，在后一场合，1000就只提供66+（2/3）。旧资本的增殖已经绝对减少。在新的条件下，资本1000所提供的利润并不比以前资本666+（2/3）提供的多。 但是很清楚，不经过斗争，就不可能发生旧资本这种实际上的贬值，不经过斗争，追加资本△C也不可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利润率不是由于资本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竞争而下降。而是相反，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产生于同一些情况，所以现在才会发生竞争斗争。原来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会把他们手中的△C部分或多或少地闲置下来，以便使他们的原资本不致贬值，使它在生产领域中占有的地位不致缩小，或者，他们会使用△C，以便即使自己遭受暂时的损失，也能把追加资本的闲置转嫁给新的侵入者，转嫁给他们的竞争者。 新资本家手中的△C部分，力图排挤旧资本来取得自己的地位，而且只要它使一部分旧资本闲置下来，强迫旧资本把旧位置让给它，使旧资本处于部分就业或完全失业的追加资本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在任何情况下，一部分旧资本必然会闲置下来，必然会把它必须执行资本职能并自行增殖的那种资本属性闲置下来。究竟是哪部分会这样闲置下来，这取决于竞争斗争。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正如我们在研究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时已经指出的那样，竞争实际上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为敌对的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这时，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正如以前这两种利益的一致性通过竞争在实际上得到实现一样。 这种冲突怎样再得到解决，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健康的”运动相适应的关系又怎样再建立起来呢？解决的方法已经包含在这里所说的要加以解决的那个冲突的表现本身中。这个方法就是：把在价值上与全部追加资本△C或其一部分相等的资本闲置下来，甚至使它部分地毁灭。虽然，正如我们在说明这种冲突时已经指出的一样，这种损失决不是均衡地分配给各个特殊资本，而是这种损失的分配决定于竞争斗争：在竞争斗争中，损失将按照特殊的优势或既得的地位，极不平均地、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分配，结果，一个资本闲置下来，另一个资本被毁灭，第三个资本只受到相对的损失，或者只是暂时地贬值，等等。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这会部分地影响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就是说，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将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起资本的作用；已经开始生产的一部分企业将会停工。虽然就这方面来说，时间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例外）起侵蚀和毁坏作用，但是在这里，由于职能停滞，生产资料所受到的实际破坏要大得多。然而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是：这些生产资料不再起生产资料的作用；它们作为生产资料的职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遭到破坏。 遭受主要的并且最严重的破坏的，是具有价值属性的资本，即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仅仅表现为未来参与剩余价值即利润分配的凭证的那部分，实际上就是不同形式的对生产的债券，当它预计的收入减少时，将会立即贬值。现有的一部分金银闲置下来，不再执行资本的职能。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只有通过它的价格的极大的下降，即通过它所代表的资本的贬值，才能完成它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同样，固定资本的要素也会或多或少地贬值。此外，一定的、预定的价格关系是再生产过程的条件，所以，由于价格的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货币的那种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会在许多地方破坏一定期限内的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 同时，另一些要素也会起作用。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这种情况对资本所发生的影响，就好象在工资保持平均水平而相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已经提高时一样。繁荣时期会使更多的工人结婚，并会减少他们子女的死亡；这种情形——不管它使人口实际增加多少——并没有使实际劳动的人口增加，但是会对工人和资本的关系发生这样的影响，好象实际从事劳动的工人人数已经增加了。另一方面，价格下降和竞争斗争也会刺激每个资本家采用新的机器、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新的结合，来使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下降到它的一般价值以下，就是说，提高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从而把工人游离出来，总之，就是造成人为的过剩人口。其次，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本身就是一个会使利润率提高的要素。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但是这个量的价值可能下降。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 这样，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将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 但是，即使在最极端的假定下，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也不是一般的绝对生产过剩，不是生产资料的绝对生产过剩。它只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说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资料应当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而应当同随着自己的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价值成比例地增殖这个价值，生产追加价值。 但是，这终究是生产过剩，因为资本已经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健康的、正常的”发展所需要的剥削程度来剥削劳动，而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剥削程度至少要使利润量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使利润率不会在资本增加时按同一程度下降，更不会比资本的增加更为迅速地下降。 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和这整个国家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它是作为绝对的过剩资本和相对的过剩人口并存的；这是二者同时并存和互为条件的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和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也必然引起竞争斗争。利润率的下降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这只适用于社会总资本和地位已经巩固的大资本家。新的、独立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不具备这种补偿条件，它必须争得这种条件，因而是利润率的下降引起资本之间的竞争斗争，而不是相反。诚然，这种竞争斗争会引起工资的暂时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利润率进一步暂时下降。这种情况也表现为商品的生产过剩和市场商品充斥。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而且，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否认商品生产过剩的那些经济学家，却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如果说，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末，这仅仅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其次，这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相对的生产方式，它的限制不是绝对的，然而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则是绝对的。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只是在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剩余产品才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产品对他来说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才能让这种产品由消费去支配。最后，如果说资本家只需要在他们之间互相交换和消费商品，那末，这就忘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忘记了这里的问题是资本的增殖，而不是资本的消费。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 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象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首先是在人口中生产出了一个过大的部分，他们实际上不会劳动，他们由于自己的条件可以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生活，或者靠这样一种劳动来生活，这种劳动只有在可鄙的生产方式下才能称为劳动。其次，要使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就是说，要使他们的绝对劳动时间能够由于劳动时间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数量和效率而得到缩短，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很不够。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致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1．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2．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 如果利润率下降，那末一方面，资本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把他的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压低到它的社会平均价值以下，因而在市场价格已定时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促进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追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 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可以用利润量来弥补利润率的极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单是这种可能性就使李嘉图感到不安，这正好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深刻理解。有人责难他，说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不注意“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牺牲了多少人和资本价值。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出色的地方。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Ⅳ．补充说明 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同的产业部门极不相等，不仅程度上不相等，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所以，平均利润（＝剩余价值）的量必然会大大低于按最进步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来推算的水平。不同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比例极不相同，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这不仅仅是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性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即原料等等，就数量来说，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地不断增加，而固定资本即厂房、机器、照明设备、取暖设备等等却不是这样。虽然机器随着它的体积的增大绝对地变得更贵了，但它相对地却变得更便宜了。当五个工人生产的商品为以前的十倍时，固定资本的支出并不因此为以前的十倍；虽然不变资本中这个部分的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它远不是按同一比例增加。关于在利润率的下降上表现出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在单个商品及其价格上表现出来的同一比率之间的差别，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了。 ｛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加入商品的总劳动时间，即过去劳动的时间和活劳动的时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体现在商品价值中的过去劳动，——不变资本部分，——一部分由固定不变资本的损耗构成，一部分由全部加入商品的流动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构成。来自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部分，必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因为就这些材料来说，这种生产率正好表现在：它们的价值已经下降。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特征正好是：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大大增加，因而其中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部分也大大增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要证明自己实际上提高了生产率，就必须使固定资本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中的追加价值部分小于因活劳动的减少而节约下来的价值部分，总之，它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即使象个别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除了固定资本的追加损耗部分以外，还有一个由于原料或辅助材料的增加或更贵而追加的价值部分加入商品价值的形成中去，它也不言而喻地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由于活劳动的减少而减少的价值部分必须抵销一切增加的价值部分而有余。 因此，加入商品的劳动总量的这种减少，好象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标志，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进行生产都一样。在生产者按照预定计划调节生产的社会中，甚至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中，劳动生产率也无条件地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又怎样呢？ 假定某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在下述条件下生产它的商品的标准件：固定资本的损耗每件为1/2先令或马克；加入每一件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为17+（1/2）先令；工资为2先令，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剩余价值为2先令。总价值＝22先令或马克。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是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是一致的，资本家的利润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是一致的。这样，商品的成本价格＝1/2＋17+（1/2）＋2＝20先令，平均利润率2/20＝10％，一件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它的价值＝22先令或马克。 我们假定发明了一种机器，它使每件商品所需要的活劳动减少一半，但是由固定资本的损耗所构成的价值部分因此增加了两倍。于是，情况就变为：损耗＝1+（1/2）先令，原料和辅助材料同以前一样为17+（1/2）先令，工资1先令，剩余价值1先令，总计21先令或马克。现在商品价值下降1先令；新机器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是对资本家来说，情况却变为：他的成本价格现在是：损耗1+（1/2）先令，原料和辅助材料17+（1/2）先令，工资1先令，总计20先令，同以前一样。因为利润率不会由于新机器的采用而立即发生变化，所以，他一定会在成本价格以上得到10％，赚得2先令；因此，生产价格不变＝22先令，但高于价值1先令。对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社会来说，商品并没有便宜，新机器也不是什么改良。因此，资本家对采用新机器并没有什么兴趣。并且，因为采用新机器会使他原有的还没有用坏的机器变得一钱不值，变成一堆废铁，从而使他受到直接的损失，所以他十分小心谨慎，不做这种对他来说纯属空想的蠢事。 因此，对资本来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规律不是无条件适用的。对资本来说，不是在活劳动一般地得到节约的时候，而是只有在活劳动中节约下来的有酬部分大于过去劳动的追加部分的时候，这种生产力才提高了，这一点在本书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二节第409/398页[87]已经简略地说明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陷入了新的矛盾。它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虑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如果它象这里所说的那样，阻碍生产率的发展，它就背叛了这个使命。它由此只是再一次证明，它正在衰老，越来越过时了。｝[注：这几段话放在括号内，因为它们虽然是由手稿的一个注释改写成的，但是某些说明已经超出了手稿中包含的材料的范围。——弗·恩·] 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进行有效的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的最低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情况在竞争中表现为：只要新的较贵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在将来就会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只是在各生产部门机器发明的初期，较小的资本才能在这些部门独立执行职能。另一方面，象铁路之类的规模极大的企业，不变资本占的比例异常巨大，它们不提供平均利润率，只提供它的一部分，即利息。否则，一般利润率就会降得更低。但是，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结合，在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动场所。 资本的增长，即资本的积累，只是在资本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随着这种增长发生上述变化的时候，才包含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尽管生产方式不断地每天发生变革，总资本中这个或那个或大或小的部分，在一定时期内，会在那些组成部分保持某个既定的平均比例的基础上继续积累，结果在它们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机的变化，因而也没有产生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旧的生产方法在新方法已经被采用的同时仍然会安然存在，资本在旧生产方法基础上的这种不断的增大，从而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的扩大，又是使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和社会总资本增长的程度不一致的一个原因。 尽管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人的绝对人数仍然会增加，这并不是在一切生产部门都发生，也不是在一切生产部门按同等程度发生。在农业中，活劳动要素的减少可以是绝对的。 此外，雇佣工人的人数尽管相对减少，但仍然会绝对增加，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只要不再需要每天使用劳动力12—15小时，劳动力就已经过剩了。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只要它实际上会使整个国家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限制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这个或那个部分在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 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不管它的生产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会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采用。但每一种这样的新生产方法，都会使商品便宜。因此，资本家最初会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也许还会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他会得到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和按照较高的生产费用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于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他的生产方法比平均水平的社会生产方法优越。但是竞争会使他的生产方法普遍化，使它服从普遍的规律。于是，利润率就下降，——也许首先就是在这个生产部门下降，然后与别的生产部门相平衡，——这丝毫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 关于这一点，还应当指出，有些生产部门的产品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加入工人的消费或加入工人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条件；因而，有些生产部门的商品的变得便宜，既不能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也不能使劳动力便宜，对这些生产部门来说，这同一规律也起支配作用。（当然，在所有这些部门，不变资本的变得便宜，在对工人的剥削不变时，会提高利润率。）只要新的生产方法开始推广，因而在实际上证明这些商品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出来，在旧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资本家，就必须低于产品的充分的生产价格来出售他们的产品，因为这种商品的价值已经下降，他们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之，——这是竞争的结果，——他们也必须采用使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相对减少的新的生产方法。 机器的使用会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便宜，所有造成这种结果的情况总是会减少单个商品所吸收的劳动量；其次，还会减少把自己的价值加入单个商品的机器磨损部分。机器磨损得越慢，它的磨损就越是分配在更多的商品上，机器在它的再生产期限到来以前所代替的活劳动就越多。在这两种情况下，同可变资本相比，固定不变资本的量和价值都增加了。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从它的利润中进行积蓄的能力，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能力在利润率高时就大，在利润率低时就小；但是在利润率下降时，其他一切条件就不会保持不变……在利润率低时，积累的速度通常会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例如在英国……在利润率高时，积累的速度通常会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例如：波兰、俄国、印度等等。（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50—51页） 琼斯正确地指出：尽管利润率下降，积累的欲望和能力仍然会增加。第一，由于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第二，由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个交换价值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即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量会增加。第三，由于生产部门会多样化。第四，由于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等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果，即自己不成为产业资本家，也很容易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第五，由于需要和致富欲望的增长。第六，由于固定资本的巨额投资不断增长，如此等等。 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2．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取消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取消的。 3．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注释： [85]［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1815年伦敦版（［E．West．］《Essay ontheApplicationofCapitaltoLand，with ObservationsshewingtheImpolicyofanyGreatRestrictionofthe ImportationofCorn》．ByaFellowofUniversity CollegeofOxford．London，1815）。——第270页。 [86]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88-89页及以下各页（Th．Chalmers．《On PoliticalEconomyinconnexionwiththeMoralStateandMoral ProspectsofSociety》．Secondedition，Glasgow，1832，p．88-89 andsqq．）——第274页。 [8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30-431页。——第29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十四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十四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Ⅰ．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Ⅱ．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Ⅲ．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Ⅳ．相对过剩人口 Ⅴ．对外贸易 Ⅵ．股份资本的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同以往的一切时期相比，仅仅最近三十年间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除了真正的机器，又有大量的固定资本加入社会生产过程的总体，那末，一向使经济学家感到麻烦的困难，即说明利润率下降，就会让位给相反的困难，即说明这种下降为什么不更大、更快。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下面就是这些原因中最普遍的原因： Ⅰ．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劳动的剥削程度，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特别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而提高。这两点在第一卷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详细说明过了。使劳动强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增加，因而也包括利润率的下降，例如在一个工人必须看管更多机器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在这里，——也象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使用的大多数方法一样，——引起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同一些原因，都包含着按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一定量来考察的剩余价值量的减少。但是，还有使劳动强化的另一些因素，例如提高机器速度，这些因素固然会在同一时间内消费更多的原料，而就固定资本来说，固然会加速机器的磨损，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机器价值和使机器运转的劳动的价格的比率。而特别是延长工作日这一现代工业的发明，会增加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但是不会使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它所推动的不变资本的比率发生实质上的变化，实际上反而会使不变资本相对减少。此外，我们已经指出，——这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真正秘密，——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办法总的说来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一定量劳动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同预付资本相比，又尽可能少地使用劳动；所以，使人们可以提高劳动剥削程度的同一些原因，都使人们不能用同一总资本去剥削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是两个相反的趋势，它们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同时又使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减少，从而使利润率下降。这里也要提到大规模使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因为即使付给他们全家的工资总额增加了（并不都是如此），他们全家也必然会对资本提供数量比以前更大的剩余劳动。——在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不变时仅仅通过改良方法来促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办法，都有这样的作用，例如在农业中就是这样。虽然在这里，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同被我们看作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指数的可变资本相比并没有增加，但是产品量同所使用的劳动力相比却增加了。如果劳动（不管它的产品是进入工人消费，还是成为不变资本的要素）的生产力从交通方面的各种障碍下，从各种任意的或逐渐会起干扰作用的限制下，总之，从各种枷锁下解放出来，不致直接由此影响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那末，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阻碍利润率下降但归根到底总是使这种下降加速的原因中，是否包含这样的事实，即对那些利用了还没有被普遍采用的发明等等的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将会暂时地，但不断反复地，时而在这个生产部门，时而在那个生产部门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对这个问题必须予以肯定的答复。 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两个因数的乘积，即剩余价值率乘以按该剩余价值率使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它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取决于工人人数，在工人人数已定时，取决于剩余价值率，总之，取决于可变资本绝对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复比。我们已经指出，平均地说，使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同一些原因，都会使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总量减少。但是很清楚，这里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这个相反的运动进行的一定比例；并且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特别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所产生的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减弱。 我们在研究利润率时总的说来已经发现，同利润率由于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增加而下降相适应的，是利润量的增加。就社会的全部可变资本来看，它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它生产的利润。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剩余价值率也同时提高；前者增加，是因为社会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已经增加；后者提高，是因为这个劳动的剥削程度已经提高。但就一定量资本例如100来说，剩余价值率可以在剩余价值的平均量降低时提高；因为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可变资本部分增殖的比例，而剩余价值量则取决于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部分。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决定剩余价值量从而决定利润率的一个因素。这特别是因为这种提高，如上所述，在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完全没有增加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个因素不会取消一般的规律。但是，它不如说会使一般的规律作为一种趋势来发生作用，即成为这样一种规律，它的绝对的实现被起反作用的各种情况所阻碍、延缓和减弱。但是，因为使剩余价值率提高（甚至延长劳动时间也是大工业的一个结果）的同一些原因，趋向于使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减少，所以同一些原因趋向于使利润率降低，同时又使这种降低的运动延缓下来。如果一个工人被迫完成按理要两个工人才能完成的劳动，而如果这是在这个工人能代替三个工人的条件下发生的，那末，他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和以前两个工人提供的一样多，这样，剩余价值率就提高了。但是一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不会和以前三个工人提供的一样多，因此剩余价值量减少了。但是它的减少会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得到补偿或受到限制。如果全部人口都按照已经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被使用，剩余价值量就会增加，虽然人口保持不变。在人口增加时就更加是这样；虽然这种情况是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与总资本量相比的相对减少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减少仍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得到缓和或受到阻碍。 在我们转到下面一点之前，还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在资本量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可以提高，虽然剩余价值量会降低，反过来也是一样。剩余价值量等于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但是剩余价值率从来不按总资本计算，而只按可变资本计算，实际上只按一个工作日计算。相反，在资本价值量已定时，剩余价值量不增加或减少，利润率也就不可能提高或降低。 Ⅱ．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在这里，这种情况只是作为经验的事实提出，因为它和其他许多似乎应该在这里提到的情况一样，实际上同资本的一般分析无关，而属于不是本书所要考察的竞争的研究范围。但它是阻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最显著的原因之一。 Ⅲ．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本卷第一篇关于利润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提高或不以剩余价值率为转移而提高的各种原因所说的一切，都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因此，特别要说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总资本来看，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和它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例如，一个欧洲纺纱工人在一个现代工厂中加工的棉花量，同一个欧洲纺纱业者从前用纺车加工的棉花量相比，是极大地增加了。但是加工的棉花的价值，并不和它的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情况也是这样。总之，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的同一发展，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质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 同上述情况有关的，是现有资本（即它的物质要素）随着工业发展而发生的贬值。它也是阻碍利润率下降的不断发生作用的原因之一，虽然它在某些情况下会使提供利润的资本的量减少，从而使利润量减少。这里再一次表明，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也会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 Ⅳ．相对过剩人口 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和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并且由于这种发展而加速。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表现得越明显。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又是造成下述情况的原因：许多生产部门中劳动或多或少不完全从属于资本的现象继续存在，而且，即使这种现象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它也是下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可供支配的或失业的雇佣工人价格低廉和数量众多，一些生产部门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由手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特别是生产奢侈品的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把其他生产部门中常常由于不变资本占优势而失业的上述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则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以后才逐渐地走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资则低于平均水平，结果这些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高。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各特殊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形成的，所以，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在这里又会产生一种和这种趋势相反的对抗力量，或多或少地抵销这种趋势的作用。 Ⅴ．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一般说来，它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同样，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了同样的二重作用。（李嘉图完全忽视了对外贸易的这个方面。[84]） 另一个问题——由于它的特殊性，本来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一般利润率会不会由于投在对外贸易、特别是殖民地贸易上的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率而提高呢？ 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至于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为什么投在某些部门的资本以这种方式提供的并且送回本国的较高的利润率，在没有垄断的妨碍时，不应当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而不应当相应地提高一般利润率呢，这是不能理解的。［注：就这一点说，亚·斯密是对的，李嘉图是错了。李嘉图说：“他们断言，利润的均等是由利润的普遍提高造成的；而我却认为，特别有利的部门的利润会迅速下降到一般水平。”（《李嘉图全集》，麦克库洛赫编，第73页）］特别是在那些投资部门受自由竞争规律支配的情况下，这就更不能理解。相反地，李嘉图所想象的情况是：用在国外按较高的价格出售所得的货币，在那里购买商品，并且送回本国；这些商品在国内出售，因此，这至多只会使这些处在有利条件下的生产部门比别的生产部门得到一种暂时的额外利益。只要撇开货币形式，这种假象就会消失。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所以，只要利润率较高是因为它在殖民地国家一般比较高，在这个殖民地国家的有利的自然条件下，较高的利润率就可以和较低的商品价格同时存在。平均化是会发生的，但不是象李嘉图认为的那样，平均化到原来的水平。 但是，同一对外贸易会使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发展，从而使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对国外来说，它引起生产过剩，因而以后又会起反作用。 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已经看到，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销这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否则，不能理解的就不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是这种下降的相对缓慢了。所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前，为了避免误解，我们还要重述一下已经多次说明过的两个论点。 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中使商品变得便宜的同一过程，也会使生产商品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变化，并由此使利润率下降。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单个商品的相对费用的减少以及这个费用中代表机器磨损部分的减少，和不变资本价值同可变资本价值相比的相对增加，混为一谈，虽然反过来，在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量不变或增加时，不变资本的相对费用的每一次减少，都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就是说，它会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按日益下降的比例使用的可变资本相比相应地减少。 第二，加在一起构成资本产品的各单个商品中所包含的追加的活劳动，同其中包含的劳动材料和其中消费的劳动资料相比，会日益减少，就是说，物化在单个商品中的追加的活劳动会日益减少，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这种情况同商品中包含的活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无关。情况正好相反，虽然商品中包含的追加的活劳动的总量减少了，但是由于有酬部分绝对的或相对的缩小，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会增加，因为使商品中追加的活劳动的总量减少的同一生产方法，也会引起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从而和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只有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才有可能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这二者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下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 Ⅵ．股份资本的增加 除上述五点外，还可以补充下面一点，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和加速的积累同时并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资本的一部分只作为生息资本来计算和使用。这里所说的生息资本并不是指：每个贷出资本的资本家会满足于利息，而产业资本家则取得企业主收入。这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无关，因为对一般利润率来说，利润＝利息＋各种利润＋地租；利润在这些特殊范畴中的分配，同一般利润率无关。这里所说的生息资本是指：这些资本虽然投在大的生产企业上，但在扣除一切费用之后，只会提供或大或小的利息，即所谓股息。例如，投在铁路上的资本就是这样。因此，这些资本不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因为它们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如果它们参加进来，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得更厉害。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把它们计算进去，这样得到的利润率小于表面上存在的并且实际上对资本家起决定作用的利润率，因为恰好在这些企业内，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最大。 注释： [84]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7章。——第26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第十三章规律本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十三章规律本身 在工资和工作日已定时，一个可变资本，例如100，代表着一定数目的被推动的工人；它就是这个人数的指数。例如，假定100镑是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如果这100个工人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多，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每天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即再生产他们的工资的时间，和他们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即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一样多，那末，他们的总价值产品就＝200镑，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则是100镑。剩余价值率m/v就＝100％。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剩余价值率由于不变资本c的大小不等，从而由于总资本C的大小不等，会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利润率＝m/C。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 如果c＝50，v＝100，那末p′＝100/150＝[66+（2/3）］％； 如果c＝100，v＝100，那末p′＝100/200＝50％； 如果c＝200，v＝100，那末p′＝100/300＝[33+（1/3）］％； 如果c＝300，v＝100，那末p′＝100/400＝25％； 如果c＝400，v＝100，那末p′＝100/500＝20％。 因此，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个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因为随着不变资本的物质量的增加，不变资本从而总资本的价值量也会增加，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资本构成的这种逐渐变化，不仅发生在个别生产部门，而且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或者至少发生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就包含着某一个社会的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变化，那末，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这只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所特有的生产方法的日益发展，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能支配的同数工人或同量劳动力，会在同一时间内推动、加工、生产地消费掉数量不断增加的劳动资料，机器和各种固定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也就是价值量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相比的这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同一的。这也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而这种发展正好表现在：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不变资本价值量的这种增加，——虽然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在物质上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使用价值的实际数量的增加，——会使产品相应地日益便宜。每一个产品就其本身来看，同较低的生产阶段相比，都只包含一个更小的劳动量，因为在较低的生产阶段上，投在劳动上的资本比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大得多。因此，本章开头假定的序列，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趋势。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注：见本卷第14章。——编者注］，为什么这种下降不是以这个绝对的形式而是以不断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 尽管这个规律经过上述说明显得如此简单，但是我们在以后的一篇[77]中将会看到，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这个秘密的解决兜圈子，而且亚·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解决这个秘密的不同的尝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虽然摸索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但从来不懂得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区别开来；它们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因而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那末，它们从来不能解决这个谜这一点，就不再是什么谜了。 在说明利润分割为互相独立的不同范畴以前，我们有意识地先说明这个规律。这个说明同利润分割为归各类人所有的各个部分这一点无关，这一事实一开始就证明，这个规律，就其一般性来说，同这种分割无关，同这种分割所产生的各种利润范畴的相互关系无关。我们这里所说的利润，只是剩余价值本身的另一个名称；不过在这里，剩余价值是对总资本而言，不是对产生它的可变资本而言。所以，利润率的下降表示剩余价值本身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的下降，因而同这个剩余价值在各个范畴之间的任何一种分配无关。 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c∶v＝50∶100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剩余价值率100％表现为利润率[66+（2/3）］％；在资本构成c∶v＝400∶100的较高的阶段上，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却仅仅表现为利润率20％。一个国家中各个相继发展的阶段的情况是这样，不同国家中同时并存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前一种资本构成作为平均构成的不发达国家，一般利润率＝[66+（2/3）］％，而在后一种资本构成作为平均构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一般利润率＝20％。 两个国家的利润率的差别，可以由于下述情况而消失，甚至颠倒过来：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劳动的生产效率比较低，因而较大量的劳动表现为较小量的同种商品，较大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较小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工人必须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来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它的价值，而用小部分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提供较少的剩余劳动，结果剩余价值率也比较低。假定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工人以工作日的2/3为自己劳动，以1/3为资本家劳动，那末，按照上述例子的假定，同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报酬是133+（1/3），而提供的余额只有66+（2/3）。假定同133+（1/3）这个可变资本相适应的不变资本是50。这样，剩余价值率就等于66+（2/3）∶133+（1/3）＝50％，利润率则等于66+（2/3）∶183+（1/3），约[36+（1/2）］％。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研究利润分割成的各个组成部分，因而它们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仅仅为了避免误解，才预先指出下面这一点：把发展阶段不同的各个国家加以比较时，即把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同工人虽然在实际上受资本家剥削但劳动在形式上还不从属于资本的国家（例如在印度，莱特就是作为独立的农民从事经营，他的生产本身还不从属于资本，虽然高利贷者以利息的形式不仅榨取他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甚至还榨取他的一部分工资）加以比较时，如果我们用一个国家的利息率水平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利润率水平，那是非常错误的。在劳动在形式上还不从属于资本的国家，利息包含全部利润，甚至比利润更多，不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它只代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主要决定利息率的各种情况（高利贷者对显贵们即地租所有者的贷款），同利润完全无关，相反，它们只是说明高利贷按什么比率占有地租。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阶段不同、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也不同的两个国家中，正常工作日较短的国家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是决定利润率的一个因素），可以高于正常工作日较长的国家。第一，如果英国的10小时工作日由于劳动强度较高，而和奥地利的14小时工作日相等，那末，在工作日同样分割时，英国5小时剩余劳动，在世界市场上可以比奥地利7小时剩余劳动代表更高的价值。第二，同奥地利相比，英国的工作日可以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剩余劳动。 一个同样的甚至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这个规律换句话说就是：一定量的社会平均资本（例如资本100）表现为劳动资料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这样，因为追加在生产资料上的活劳动的总量，同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是减少了，所以，无酬劳动和体现无酬劳动的价值部分，同预付总资本的价值相比，也减少了。或者说，所投总资本中转化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因而这个总资本所吸收的剩余劳动，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来越小，虽然所使用的劳动的无酬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时增大。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尽管这两个部分都已经绝对增加），如上所说，只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种表现。 假定资本100由80c＋20v构成，后者＝20个工人；剩余价值率为100％，就是说，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再假定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资本＝20c＋80v，后者＝80个工人。但是，这些工人需要用工作日的2/3为自己劳动，只用1/3为资本家劳动。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人在前一场合生产价值40，在后一场合生产价值120。前一个资本生产80c＋20v＋20m＝120；利润率＝20％；后一个资本生产20c＋80v＋40m＝140；利润率＝40％。所以，尽管剩余价值率在前一场合＝100％，在后一场合只＝50％，前者二倍于后者，利润率在后一场合还是二倍于前一场合。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同样大小的资本在前一场合只占有20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后一场合却占有80个工人的剩余劳动。 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或者说，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同活劳动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相对减少的规律，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社会资本所推动和所剥削的劳动的绝对量在增大，因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在增大；同样也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单个资本家所支配的资本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劳动量，从而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甚至在它们所支配的工人人数并不增加的时候，也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 假定工人人口已定，例如200万，再假定平均工作日的长度、强度以及工资也已定，因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率也已定，那末，这200万工人的总劳动，以及他们的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就总是生产出同样大小的价值量。但是，随着这个劳动所推动的不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量不断增加，这个价值量和这个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和资本的量一起增加，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的比率会下降。因此，这个比率从而利润率会下降，尽管资本所支配的活劳动的量和它吸收的剩余劳动的量同以前一样。这个比率所以会发生变化，并不是因为活劳动的量减少了，而是因为活劳动所推动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量增加了。这种减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同所推动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绝对量毫无关系。利润率的下降，不是由于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绝对减少，而只是由于它的相对减少，由于它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的减少。 关于劳动量和剩余劳动量已定的情况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工人人数增加的情况，从而，在上述前提下，也适用于所支配的劳动量增加的情况，特别是适用于这个劳动的无酬部分即剩余劳动的量增加的情况。如果工人人口由200万增加到300万，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人口的可变资本现在也由以前的200万增加到300万，而不变资本由400万增加到1500万，那末，在上述前提下（工作日和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就增加一半，即50％，由200万增加到300万。但是，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量，因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了50％，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还是会由2∶4下降到3∶15，而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如下（以百万为单位）： Ⅰ．4c＋2v＋2m；C＝6，p′＝[33+（1/3）］％； Ⅱ．15c＋3v＋3m；C＝18，p′＝[16+（2/3）］％。 剩余价值量增加了一半，而利润率则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但是，利润只是按社会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因而就社会范围来说，利润量，利润的绝对量，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相等。因此，尽管这个利润量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大大下降了，即一般利润率大大下降了，利润的绝对量，它的总量，还是增加了50％。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即它所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所吸收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利润的绝对量，仍然能够增加，并且不断增加。事情还不只是能够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撇开那些暂时的波动，事情也必然如此。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我们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那个只是必须再生产和保存的价值量，甚至在所使用的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总量，还会增加得更多。而追加劳动——通过对它的占有，这种追加财富能够再转化为资本——并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包括生活资料）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的量，因为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同生产资料的价值发生关系，而是同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然而，资本的积累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聚，本身就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物质手段。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增加已经包含工人人口的增加，包含同剩余资本相适应、甚至大体说来总是超过这个资本的需要的工人人口的创造，即过剩工人人口的创造。剩余资本暂时超过它所支配的工人人口，这会发生双重的作用。一方面，这会提高工资，从而缓和那些使工人后代减少和绝灭的影响，使结婚变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渐增加。另一方面，这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机器的采用和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人为的相对过剩人口；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又成为使人口实际上迅速增加的温室，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贫困会产生人口。因此，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的性质来看，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用来转化为资本的已经增加了的生产资料的量，总会随时找到相应地增加了的、甚至过剩的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所以，在生产过程和积累过程的发展中，可以被占有和已经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从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利润的绝对量，都必然会增加。但是，同样一些生产规律和积累规律，会在不变资本的量增加时，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转化为活劳动的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相比，越来越迅速地增加起来。因此，同样一些规律，会使社会资本的绝对利润量日益增加，而使它的利润率日益下降。 这里完全撇开了下述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部门以及产品的多样化，同一个价值量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和奢侈品的量会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要求劳动过程的规模及其范围日益扩大，要求每一个企业的预付资本相应地日益增加。因此，日益增长的资本积聚（与此同时，资本家人数也会增加，只是增加的程度较小），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物质条件之一，又是二者本身产生的结果之一。与此同时进行并互相影响的，是或多或少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日益被剥夺。因此，对资本家个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们支配的劳动军越来越大（尽管对他们来说，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并且不顾这种下降而同时增长起来。那些使大批劳动军集中在资本家个人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原料、辅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增加起来。 在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在工人人口已定时，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从而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地减少了。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表现为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相对减少和积累由此加速的那些规律，——而另一方面，积累又反过来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可变资本进一步相对减少的起点，——就是这种发展，撇开一切暂时的波动，还会表现为所使用的总劳动力越来越增加，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从而利润的绝对量越来越增加。 利润率的下降和绝对利润量的同时增加产生于同一些原因的这个二重性的规律，必然会在什么形式上表现出来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即在一定条件下，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从而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将会增加，而从总资本来看，或者从单个资本只是作为总资本的一个部分来看，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相同的量，——必然会在什么形式上表现出来呢？ 假定我们拿资本的一部分，例如100，来计算利润率。这100代表总资本的平均构成，比如说80c＋20v。我们在本卷第二篇已经看到，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不是由每一个部门特殊的资本构成决定，而是由资本的社会平均构成决定。随着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从而同总资本100相比的相对减少，利润率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会下降，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100的价值的比率也会下降。但是不仅这个相对量会下降。总资本100所吸收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也会绝对地下降。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资本60c＋40v生产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40；资本70c＋30v生产利润量30；在资本为80c＋20v时，利润就下降到20。这种下降同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有关，它产生于：因为总资本100只推动较少的活劳动，所以在剥削程度不变时，也只推动较少的剩余劳动，因而只生产较少的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拿社会资本即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的任何一部分作为计量剩余价值的尺度，——在计算利润时总是这样做的，——那末，剩余价值的相对下降和它的绝对下降总是一致的。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利润率由40％下降到30％，再下降到20％，因为同一个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实际上已经绝对地由40下降到30，再下降到20。因为用来计量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量已定，即＝100，所以，剩余价值和这个不变量的比率下降，就只能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和利润的绝对量减少的另一种表现。事实上这是一个同义反复。但是，这种减少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性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了。 但是另一方面，使一定资本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绝对减少，因而使按百分比计算的利润率绝对下降的同样一些原因，又会引起社会资本（即资本家全体）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绝对量的增加。这种情况是怎样表现的呢？只能怎样表现呢？或者说，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包含着哪些条件呢？ 如果社会资本任何一个＝100的部分，从而任何一个具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100是一个已定量，因而对这个已定量来说，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绝对量的减少是一致的，这正是因为在这里用来计量这个绝对量的资本是一个不变量，那末，与此相反，社会总资本的量以及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量，是一个可变量，而且为了符合上面所假定的条件，这个可变量的变化必须和它的可变部分的减少成反比。 在前面的例子中，当百分比构成为60c＋40v时，剩余价值或利润为40，因而利润率为40％。假定在构成的这个阶段上总资本为100万，那末，总剩余价值，从而总利润，就是40万。当构成后来变为80c＋20v时，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时，每100就＝20。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尽管利润率下降了，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减少了，剩余价值或利润，就其绝对量来说，还是增加了，比如说由40万增加到44万，所以，这种情况之可能发生，只是由于和这种新的构成同时形成的总资本已经增加到220万。被推动的总资本的量增加到220％，而利润率下降了50％。如果资本只增加一倍，它在利润率为20％时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和原有资本100万在利润率为40％时所生产的正好相等。如果资本增加不到一倍，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就比原有资本100万所生产的要少，而这个资本在其构成和以前一样的时候，为了使它的剩余价值由40万增加到44万，只要由100万增加到110万就行了。 这里又出现了以前已经阐述过的规律[78]：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就是说，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推动同量的劳动力和吸收同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总资本量越来越大。因此，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同样地发展起来，这并不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降低了，而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就是说，不是由于劳动和生活资料或生产这种生活资料的资料之间的绝对的不协调，而是由于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所引起的不协调，即资本的不断增加和它对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的相对减少之间的不协调。 利润率下降50％，也就是下降一半。因此，要使利润量保持不变，资本就必须增加一倍。要使利润量在利润率下降时保持不变，表示总资本增加的乘数，就必须和表示利润率下降的除数相等。如果利润率由40下降到20，要使结果保持不变，总资本就必须反过来按20∶40的比例增加。如果利润率由40下降到8，资本就必须按8∶40的比例增加，即增加到五倍。资本100万在利润率为40％时生产40万，资本500万在利润率为8％时也生产40万。必须如此，结果才会保持不变。但是要使结果增加，资本增加的比例就必须大于利润率下降的比例。换句话说，要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不仅绝对地保持不变，而且绝对地增加（尽管它作为总资本的一个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下降），总资本增加的比例必须大于可变资本所占百分比下降的比例。总资本必须这样增加：它在新的构成上，不仅需要有原来的可变资本部分，而且需要有比这更大的部分来购买劳动力。如果资本100的可变部分由40减少到20，那未，总资本必须增加到200以上，才能使用一个比40更大的可变资本。 甚至在被剥削的工人人口的总数不变，只是工作日的长度和强度增加时，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也必须增加，因为在资本构成变化时，即使要按旧的剥削关系使用同量劳动，资本量也必须增加。 因此，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同一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不断增加；结果，可变资本和利润的相对减少总的说来是同二者的绝对增加相适应的。我们讲过，这种双重的作用，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为迅速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构成较高或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较多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较高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迅速。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显而易见的工人人口过剩。如果可变资本以前占总资本的1/2，现在只占1/6，那末，要使用同量劳动力，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三倍；如果所用的劳动力要增加一倍，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六倍。 以往的经济学一直不知道怎样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它把利润量的增加，单个资本家或者社会资本的利润绝对量的增加，当作一种安慰的理由，但这种理由也只是以一些陈词滥调和可能性为根据的。 说利润量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利润率，二是按这个利润率所使用的资本的量，这只是同义反复。因此，说利润量有可能不管利润率下降而同时增加，这也只是这个同义反复的另一种表现，无助于我们前进一步，因为资本增加而利润量不增加，甚至资本增加而利润量减少的情况，都同样是可能的。100按25％算，得25，而400按5％算，只得20。［注：“我们也可以预计到，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10万镑，而利润率从20％下降到19％，18％，17％，就是说利润率不断下降，那末，我们可以预计到，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2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会大于资本为1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3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增加而增加。但是这样的级数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20万镑的19％大于10万镑的20％，30万镑的18％又大于20万镑的19％；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率又下降的时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总额减少。例如，假定积累达到100万镑，利润率为7％，利润总额就是7万镑。如果现在100万镑再加上10万镑资本，而利润率降到6％，那末，虽然资本总额从100万镑增加到110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66000镑，或者说，少了4000镑。”（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7章，载于麦克库洛赫编《李嘉图全集》，1852年版第68、69页）实际上这里所假定的是资本由100万镑增加到110万镑，即增加10％，而利润率由7下降到6，即下降[14+（2/7）］％。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79]]但是，如果使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也会促进积累，即促进追加资本的形成，如果每个追加资本都会推动追加劳动，并且生产追加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单是利润率的下降就包含不变资本从而全部旧资本已经增加这一事实，那末，这整个过程就不再是神秘的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为了抹杀利润量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同时增加的可能性，曾怎样求助于在计算时有意伪造数字的办法。[77] 我们已经指出，造成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从而引起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绝对量或总量的增加。在竞争中，从而在竞争当事人的意识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规律——我指的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也同样如此。很明显，在上面列举的比例中，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大于一个表面上赚得高额利润的小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其次，对竞争的最肤浅的考察表明，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危机时期，当大资本家要在市场上夺取地盘，排挤小资本家时，他在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即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利润率，以便把小资本家排挤出去。特别是以后要详细说到的商人资本，会显示出各种现象，似乎利润的下降是营业扩大和资本扩大的结果。对于这种错误见解，我们将在以后提出真正科学的说明。类似的肤浅见解，是由于比较各个特殊营业部门在自由竞争的统治下还是在垄断的统治下所得到的利润率而产生的。这种存在于竞争当事人头脑中的非常浅薄的观念，在我们的罗雪尔身上就可以找到：利润率这样下降，是“比较明智和比较人道的”[80]。在这里，利润率的下降好象是资本增加的结果，好象是资本家由于资本增加而考虑到利润率较低时会赚得较大的利润量的结果。这一切（除了以后[81]要说到的亚·斯密）都是由于完全不理解一般利润率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是由于这样一种粗浅的观念：价格实际上是通过把一个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利润量加到商品的实际价值上来决定的。这些观念无论多么粗浅，但它们是必然会产生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利润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同时利润量却会增加，这个规律也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商品所包含的并通过商品出售所实现的利润量却会相对增加。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所以，总产品中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商品，或者说，生产的全部商品中任何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较少的活劳动，而且也只包含较少的物化劳动，即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以及所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中所体现的物化劳动。因此，任何一个商品都只包含一个较小的、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生产中新追加的劳动的总和。这样，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尽管如此，单个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量，在绝对剩余价值率或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时仍能增加。它包含较少的新追加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的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增加了。不过，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情况才是这样。当单个商品中包含的新追加的活劳动的总和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大大地绝对减少时，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量也会绝对地减少，不管它同有酬部分相比相对地增加了多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每个商品中的利润量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大大减少；而这种减少和利润率的下降完全一样，只是由于不变资本要素的日益便宜，由于本卷第一篇所指出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时使利润率提高的其他情况而延缓下来。 加在一起构成资本总产品的各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只是意味着一定量劳动实现在一个较大的商品量中，因而每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比以前少。甚至在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如原料等等的价格提高时，情况也是这样。除了个别情况（例如在劳动生产力同样地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一切要素便宜的时候），利润率会不管剩余价值率提高而下降，1．因为一个较小的新追加劳动的总量中即使有一个较大的无酬部分，这个部分同从前一个较大的总量中的一个较小的无酬部分相比，仍然是比较小的；2．因为在单个商品中，较高的资本构成表现为：单个商品中代表新追加劳动的价值部分，同其中代表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部分相比已经减少。单个商品的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例上的这种变化，即代表新追加的活劳动的价格部分的减少和代表过去的物化劳动的价格部分的增加——是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这个事实在单个商品价格中表现出来的形式。这种减少对一定量资本例如100来说是绝对的，同样，它对作为再生产的资本的一个部分的每个商品来说，也是绝对的。不过，利润率如果只按单个商品的价格要素计算，它就会表现得和实际的利润率不同。理由如下： ｛利润率是按所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但是按一定的时间，实际是按一年计算的。一年内获得和实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对总资本的以百分比计算的比率，就是利润率。所以，它和那种不以年而以这个资本的周转期间为计算基础的利润率，不必是相等的。只有在这个资本恰好一年周转一次时，二者才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一年内获得的利润，只是这一年内生产和出售的商品的利润的总和。如果我们现在按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计算利润，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利润率＝p/k，其中p是一年内实现的利润，k是同时期内生产和出售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显然，这个利润率p/k，和实际的利润率p/C，即利润量除以总资本，只有在k＝C，即在资本恰好一年周转一次时，才能互相一致。 我们以一个产业资本的三种不同的状态为例： Ⅰ．资本8000镑每年生产并出售5000件商品，每件30先令，因此它的年周转额为7500镑。它从每件商品得利润10先令，一年＝2500镑。所以每件商品都包含20先令预付资本和10先令利润，因而每件商品的利润率为10/20＝50％。周转额7500镑包含预付资本5000镑和利润2500镑。按周转计算的利润率p/k也＝50％。但是，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p/C，则＝2500/8000＝[31+（1/4）］％。 Ⅱ．假定资本增加到10000镑。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每年可以生产商品10000件，每件的成本价格为20先令。它出售每件商品得利润4先令，因而每件按24先令出售。这时年产品的价格＝12000镑，其中10000镑为预付资本，2000镑为利润。p/k按每件计算＝4/20，按年周转额计算＝2000/10000，因此都＝20％，而因为总资本等于成本价格的总和，即10000镑，所以实际利润率p/C这时也＝20％。 Ⅲ．假定资本由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而增加到15000镑，现在每年生产商品30000件，每件成本价格13先令，利润2先令，也就是每件按15先令出售。因此，年周转额＝30000×15先令＝22500镑，其中19500镑为预付资本，3000镑为利润。所以，p/k＝2/13＝3000/19500＝[15+（5/13）］％。但是，p/C＝3000/15000＝20％。 由此我们看到，只有在第Ⅱ个场合，即周转的资本价值等于总资本时，按每件商品计算的利润率或按周转额计算的利润率，才等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在第Ⅰ个场合，即周转额小于总资本时，按商品成本价格计算的利润率高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实际利润率；在第Ⅲ个场合，即总资本小于周转额时，按商品成本价格计算的利润率低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实际利润率。以上所述是普遍适用的。 在商业实践中，周转通常是计算得不准确的。只要所实现的商品价格的总和达到所使用的总资本的总和，人们就认为资本已经周转一次。但是，只有在所实现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等于总资本的总和时，资本才能完成整个周转。——弗·恩·｝ 这里又一次表明下述一点是多么重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不能把单个商品或某一时期内生产的商品产品作为单纯的商品孤立地就它本身来进行考察，而要把它作为预付资本的产物，就这个商品和生产它的总资本的关系来进行考察。 虽然在计算利润率时，所生产和所实现的剩余价值量，不只是要按在商品中再现出来的已经消费掉的资本部分来计算，而且要按这个部分加上没有被消费掉、但已被使用并且在生产中继续被使用的资本部分来计算，但是利润量仍然只能和商品本身包含的并由商品的出售实现的利润量或剩余价值量相等。 如果产业的生产率提高了，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都更少了。假定同量劳动生产的产品比如说增加到三倍；这时，单个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就减少三分之二。因为利润只能形成单个商品所包含的这个劳动量的一部分，所以单个商品的利润量必然减少，并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在剩余价值率提高时，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只要资本在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使用的工人人数同以前一样多，总产品的利润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下降到原利润量以下。（如果在剥削程度提高的情况下使用较少的工人，情况也会是这样。）因为单个产品的利润量减少的比例和产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相同。利润量保持不变，只是按另一种方式分配在商品总量上；新追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也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利润量只有在使用的劳动量相同而无酬的剩余劳动增加时才能增加，或者只有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而工人人数增加时才能增加。或者只有在这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时才能增加。在所有这些场合，——但是按照假定，这些场合以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已经增加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已经增加为前提，——单个商品包含的利润量较少，利润率甚至按单个商品计算也下降；一定量追加劳动表现为较大量的商品；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抽象地考察，在单个商品的价格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下降的时候，从而在这些比较便宜的商品的数量同时增加的时候，利润率可以保持不变；例如，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对商品的一切组成部分发生同等程度的影响，以致商品总价格下降的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相同，而商品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保持不变，这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随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显著减少，那末，利润率甚至可以提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利润率从长远来说会下降。在任何场合，都不能只由单个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得出有关利润率的结论。一切取决于参加商品生产的资本的总额有多大。例如，一码布的价格由3先令下降到1+（2/3）先令；如果我们知道，在价格跌落以前，其中1+（2/3）先令是不变资本如棉纱等等，2/3先令是工资，2/3先令是利润，而在价格跌落以后，其中1先令是不变资本，1/3先令是工资，1/3先令是利润，那末，我们还是不知道，利润率是否保持不变。这取决于全部预付资本是否增加，增加多少，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多生产了多少码。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单个商品或一定量商品的价格下降，商品数量增加，单个商品的利润量和商品总额的利润率下降，而商品总额的利润量却增加，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产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表面上只表现为：单个商品的利润量下降，它的价格也下降，社会总资本或单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已经增加了的商品总量的利润量则增加。于是有人这样理解这个现象，似乎资本家心甘情愿地从单个商品取得较少的利润，然而会从他所生产的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得到补偿。这种看法的基础是让渡利润[82]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又是从商人资本的看法引伸出来的。 我们以前在第一卷第四篇和第七篇已经看到，同劳动生产力一起增加的商品量和单个商品本身的变得便宜（只要这些商品对劳动力的价格不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价格下降，也不会影响单个商品内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 因为在竞争中一切都以假象出现，也就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单个资本家会以为：1．他用降低商品价格的办法来降低他的单个商品的利润，但是由于他所出售的商品的量较大，因此仍然赚到较大的利润；2．他是先确定单个商品的价格，然后用乘法决定总产品的价格，可是本来的过程是除法的过程（见第1卷第10章第314/323页[83]），而且乘法只是作为第二步即以这种除法为前提才是正确的。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际上只是把那些为竞争所束缚的资本家的奇特观念，翻译成表面上更理论化、更一般化的语言，并且煞费苦心地论证这些观念是正确的。 商品价格下降，而数量已经增加的变得便宜的商品的利润量增加，这种情况实际上只是利润率下降，而利润量同时增加这个规律的另一种表现。 研究下降的利润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和上涨的价格相一致，这和以前在第一卷第314/323页[83]论述相对剩余价值时说到的那个论点一样，也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一个采用经过改良的但尚未普遍推广的生产方法的资本家，可以低于市场价格，但高于他个人的生产价格出售产品；因此，他的利润率会提高，直到竞争使它平均化为止；在这个平均化期间会出现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即所投资本增加；根据资本增加的程度，资本家现在能够在新的条件下，使用他从前雇用的工人的一部分，也许是全部，或者更多，因而能够生产出同样大或者更大的利润量。 注释： [77]马克思指《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497-536、619-623页）。——第238、250页。 [78]指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07页）。——第247页。 [79]“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Hincillaelacrimae！》〉——这句话出自罗马剧作家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第250页。 [80]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08。节第192页（W．Roscher．《SystemderVolkswirthschaft》．BandI：《DieGrundlagenderNational&oumlkonomie》．Dritte，vermehrteundverbesserteAuflage，StuttgartundAugsburg，1858，§108，S．192）。——第251、344页。 [81]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对亚·斯密的利润理论作了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246-261页）。——第251页。 [82]让渡利润（ProfituponAlienation）是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805年伦敦版第1卷第244页（《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PoliticalOeconomy》．Vol．I，London，1805，p．244）提出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商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了这一公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11-14页）。——第256、368页。 [8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52-353页。——第25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十二章补充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十二章补充说明 Ⅰ．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Ⅱ．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Ⅲ．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Ⅰ．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发生变化，只能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平均剩余价值率本身发生变化，或者，平均剩余价值率不变，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发生了变化。 如果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不是基于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或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这种运动只能看成是暂时的波动，——那末，一般利润率的变化只能是这样发生：或者由于劳动力的价值降低或提高；如果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的生产率不发生变化，从而，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值不发生变动，这种降低和提高是不可能的。 或者由于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发生变化。在这里，因为变化不是由剩余价值率引起，所以必然是由总资本，而且是由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引起。这个不变部分的量，从技术上看，与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成比例地增减，并且它的价值量随着它本身的量的增减而增减；因此，这个价值量也与可变资本的价值量成比例地增减。如果同量劳动推动较多的不变资本，劳动就有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可见，如果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一定发生变动。 因此，对这两种情况来说，下述规律都是适用的：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动，它本身的价值可以保持不变，但一定有另一些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 第二，一般利润率保持不变。这时，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能够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这或是由于生产最终形式的商品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或是由于生产那些进入该商品生产中的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棉纱生产价格的下降，可以是因为原棉的生产变得便宜，也可以是因为纺纱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良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以前已经说过，生产价格＝k＋p，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但这又等于k＋kp′，k代表成本价格，它是一个未定量，对不同生产部门来说是不同的，并且到处都是等于生产商品时所用掉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p则代表按百分比计算的平均利润率。如果k＝200，p′＝20％，生产价格k＋kp′就＝200＋200×20/100＝200＋40＝240。很清楚，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这个生产价格可以仍旧不变。 商品生产价格的一切变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价值的变动，但并不是商品价值的一切变动都要表现为生产价格的变动，因为生产价格不只是由特殊商品的价值决定，而且还由一切商品的总价值决定。因此，商品A的变动可以由商品B的相反的变动来抵销，以致一般关系仍保持不变。 Ⅱ．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1．加在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上的，不是该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而是平均利润； 2．一个商品的这样同价值偏离的生产价格，会作为要素加入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因此，撇开对商品本身由于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额而产生的偏离不说，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已经能够包含同该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偏离。 因此，即使就中等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成本价格也可能同生产价格的这个组成部分所由以构成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总额发生偏离。假定中等构成是80c＋20v。对具有这种构成的现实资本来说，80c也可能大于或小于不变资本c的价值，因为这个c可以是由生产价格同价值相偏离的商品构成。同样，如果工资耗费在生产价格同价值不一致的商品上，20v也可以同它的价值相偏离；因此，与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时候比较，工人要买回这些商品（补偿这些商品），就必须劳动更多或更少的时间，也就是完成更多或更少的必要劳动。 不过，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影响关于中等构成的商品所提出的原理的正确性。归于这些商品的利润量，等于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就上述那个按80c＋20v构成的资本来说，在剩余价值的决定上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是否表示实际的价值，而是它们互相之间形成什么比例；这就是，v＝1/5总资本，c＝4/5总资本。只要情况如此，那就正如上面所假设的，v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润。另一方面，因为它等于平均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利润＝k＋p＝k＋m，实际上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正如它不会使商品的价值变动一样，也不会使k＋p变动，而只会引起利润率的相应的、方向相反的运动，即降低或提高。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商品价格由于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而发生变动，这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的利润率就会高于或低于其他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只有价格保持不变时，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才保持和其他部门相同的利润水平。这样，实际上就好象是这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是按照实际价值出售它们的产品的。也就是说，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那就很清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引起利润的相应的降低或提高，但不会引起商品的价值变动，并且在一切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而总是只会影响剩余价值的量。 Ⅲ．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我们已经说过，竞争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并由此使这些不同部门的产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这是通过资本从一个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利润暂时高于平均利润的另一个部门来实现的；可是，这里还要考虑到一定产业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同歉年和丰年的更替结合在一起的利润波动。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这样不断地流出和流入，引起利润率上升和下降的运动，这种运动会或多或少地互相平衡，因此有一种使利润率到处都化为一个共同的和一般的水平的趋势。 资本的这种运动首先总是由市场价格的状况引起的，市场价格在这里把利润提高到一般的平均水平以上，在那里又把它压低到这个水平以下。我们暂且不谈在这里还同我们无关的商人资本；正如突然爆发的对某些热门货的投机所表明的，商人资本能够非常迅速地把大量资本从一个营业部门抽走，并且同样迅速地把它投入另一个营业部门。但在每一个真正从事生产的部门，——工业、农业、矿业等等，——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却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固定资本。此外，经验还表明，一个产业部门，例如棉纺织业，如果在一个时期利润特别高，那末在另一个时期利润就会特别低，甚至会亏损，因此，在一个若干年的周期中，它的平均利润会和其他部门大致相同。而资本很快就懂得了要考虑到这个经验。 但是，竞争所没有表明的，是支配着生产运动的价值规定，是在生产价格背后的、归根到底决定生产价格的价值。相反，竞争所表明的却是：1．平均利润，它不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为转移，因而不以一定资本在一定剥削部门占有的活劳动量为转移；2．因工资水平的变动而引起的生产价格的涨落，这是一种乍看起来和商品的价值关系完全矛盾的现象；3．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使一定时期内商品平均市场价格不是归结为市场价值，而是归结为一种和这个市场价值相偏离、而且和它差别极大的市场生产价格。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相矛盾，也和剩余价值由无酬的剩余劳动形成的性质相矛盾。因此，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 其次，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个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也就决不只是通过市场价格对资本的吸引作用和排斥作用来实现了。在平均价格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价格在一定时期确立之后，各个资本家就意识到，在这种平均化中某些差别会互相抵销，因此，他们会立即把这些差别包括在他们的互相计算中。这些差别存在于资本家的观念中，并被他们作为补偿理由加入计算。 在这里，基本观念是平均利润本身，是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而这又以下述观念为基础：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都应按照各自大小的比例来分享社会总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来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个特殊资本都只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作为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按照各自资本股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利润。 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资本家的计算。例如，有一个资本，由于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较久，或者由于商品必须在很远的市场上出售，因而周转较慢，那末它总会把由此失去的利润捞回，因此，它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或者，那些要冒较大风险的投资，例如航运业的投资，也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和与之相连的保险事业发展起来，风险对一切生产部门来说实际上都一样了（见柯贝特的著作[76]）；风险较大的部门要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但会从它们的商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这一切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每一种可以使某一投资获利较少而使另一投资获利较多的情况，——在一定限度内所有投资都被看作是同样必要的，——都会被作为一个永远有效的补偿理由加入计算，用不着每次都重新需要竞争活动来证明这个动机或计算因素是正当的。资本家只是忘记了，——或者不如说没有看到，因为竞争没有向他表明这一点，——他们在互相计算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价格时彼此提出的这一切补偿理由，只是基于这样一点：所有资本家都按照他们资本的比例，对共同的掠夺物即全部剩余价值，拥有同样的权益。相反，因为他们收进的利润和他们榨取的剩余价值不相等，所以他们以为，这些补偿理由似乎并不是使全部剩余价值的分配平均化，而是创造利润本身，因为利润似乎只是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对商品成本价格实行加价而产生的。 此外，我们在第七章第116页［注：见本卷第156页。——编者注］论述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源泉的看法时所说的一切，也适用于平均利润。在这里，只是在商品的市场价格已定和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而成本价格的节约取决于个人的熟练、精心等等时，问题的提法才有所不同。 注释： [76]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100-102页。——第23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十一章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十一章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假定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80c＋20v，利润是20％。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就是100％。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资的一般提高就是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对平均资本来说，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假定工资提高25％。以前花费20来推动的劳动量，现在就要花费25。因此，一次周转的价值以前是80c＋20v＋20p，现在是80c＋25v＋15p。可变资本推动的劳动和以前一样，生产一个40的价值额。现在v由20增加到25，所以余额m或p只＝15。利润15，按105计算，等于142/7％，这是新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平均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和它们的价值一致的，所以这种商品的生产价格不变；因此，工资的提高，虽然引起利润的降低，但不会引起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变动。 以前，当平均利润＝20％时，一个周转期间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价格加上按这个成本价格计算的20％的利润，也就是＝k＋kp′＝k＋20k/100。在这里，k是一个可变量，随着加入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同而不同，并且随着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损耗量不同而不同。现在，生产价格是k＋[142/7k/100]。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资本，它的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原来的构成80c＋20v（现在变为764/21c＋2317/21v）；例如50c＋50v。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全部固定资本都作为损耗加入年产品，并假定周转时间与Ⅰ相同，那末，在工资提高之前，年产品的生产价格就是50c＋50v＋20p＝120。工资提高25％，推动同量劳动的可变资本就由50提高到621/2。如果年产品还是按照以前的生产价格120出售，结果就是50c＋621/2v＋71/2p，因而利润率是62/3％。但新的平均利润率是142/7％，并且因为我们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所以，这个50c＋621/2v的资本也应该赚到这个利润。一个1121/2的资本，按照142/7的利润率计算，赚到161/14的利润。因此，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现在就是50c＋621/2v＋161/14p＝1288/14。在这里，由于工资提高25％，同量该种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由120提高到1288/14，也就是说，提高7％以上。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生产部门，它的构成高于平均资本，例如92c＋8v。原来的平均利润在这里也是＝20；我们再假定全部固定资本加入年产品，周转时间也与Ⅰ和Ⅱ相同，商品的生产价格在这里也就＝120。 由于工资提高25％，推动等量劳动的可变资本就由8增加到10，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就由100增加到102，而平均利润率已经由20％下降到142/7％。但是，100∶142/7＝102∶144/7。这样，现在102应有的利润是144/7，因而总产品要按k＋kp′＝102＋144/7＝1164/7来出售。这就是说，生产价格由120下降到1164/7，即下降[33/7］％。 可见，由于工资提高25％： 1．对于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 2．对于较低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提高了，虽然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提高； 3．对于较高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降低了，虽然也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降低。 因为平均资本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和产品的价值相等，所以一切资本的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额也保持不变，和总资本所生产的价值的总额相等；一方面的提高，和另一方面的降低，对总资本来说，会平均化为社会平均资本的水平。 商品的生产价格在例Ⅱ中提高了，在例Ⅲ中降低了，这种由剩余价值率降低即由工资一般提高引起的相反的结果，已经表明：在这里谈不到工资的提高由价格来补偿，因为Ⅲ中生产价格的降低当然不能补偿资本家的利润的降低，Ⅱ中价格的提高也不能防止利润的降低。相反，在价格提高和价格降低这两个场合，利润都和价格保持不变的平均资本的利润相同。对Ⅱ和对Ⅲ来说，利润都同样是那个已经下降55/7，即下降略多于25％的平均利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Ⅱ的价格不提高，Ⅲ的价格不降低，Ⅱ就要低于新的已经下降的平均利润出售，Ⅲ就要高于它出售。不言而喻，根据每100资本中投在劳动上的是10，25，还是50的不同情况，工资的提高，必然对以资本的1/10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家和以资本的1/4或1/2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家，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根据资本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构成的不同情况，生产价格一方面会提高，另一方面会降低，这只是由于利润平均化为新的已经下降的平均利润。 工资的一般降低和与之相适应的利润率的一般提高，从而平均利润的一般提高，会怎样影响各个按相反方向同社会平均构成偏离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呢？我们只要把以上的说明反过来，就可以得到结果（这一点李嘉图没有研究过）。 Ⅰ．平均资本＝80c＋20v＝100；剩余价值率＝100％；生产价格＝商品价值＝80c＋20v＋20p＝120；利润率＝20％。假定工资降低1/4，同一不变资本就由15v来推动，而不是由20v来推动。因此，商品价值就是80c＋15v＋25p＝120。v所推动的劳动量仍旧不变，不过由此创造的新价值会按不同的比例分配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剩余价值由20增加到25，剩余价值率由20/20增加到25/15，也就是由100％增加到1662/3％。按资本95计算的利润现在＝25，所以按100计算的利润率＝266/19。用百分比表示的新的资本构成现在是844/19c＋1515/19v＝100。 Ⅱ．低构成。如上所说，原来是50c＋50v。工资降低1/4，v就减少到371/2，全部预付资本就减少到50c＋371/2v＝871/2。把新的利润率266/19％应用到这个资本上，就得到100∶266/19＝871/2∶231/38。同一个商品量以前值120，现在值871/2＋231/38＝11010/19。价格几乎降低10。 Ⅲ．高构成。原来是92c＋8v＝100。工资降低1/4，8v就减少到6v，总资本就减少到98。因此，100∶266/19＝98∶2515/19。商品的生产价格，以前是100＋20＝120，现在，在工资降低以后，是98＋2515/19＝12315/19，几乎提高4。 这样，我们看到，只要按相反的方向重述以上的说明并加上必要的修改就行了；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虽然比例不同；对低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会降低，对高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会提高。这和工资一般提高时的结果恰好相反。［注：非常奇怪的是：李嘉图[73]（他当然按照和这里不同的方法来论述，因为他不理解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只是考察了第一种情况，即工资的提高和它对商品生产价格的影响。一群只会模仿的奴仆[74]甚至没有想到作出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只是同义反复的应用。］在这两个场合，——工资提高的场合和工资降低的场合，——我们都假定工作日不变，一切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也不变。因此，在这里，工资只有在它原来就高于劳动正常价格的情况下，或在被压低到这个价格以下的情况下，才可能降低。如果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是由通常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值从而生产价格的变动引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将部分地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进一步研究。但在这里，我们要断然指出： 如果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动引起的，那末以上所说，只有在那些因自己的价格变动而使可变资本增加或减少的商品，也作为构成要素进入不变资本，因而不只是影响工资的情况下，才需要加以修改。如果它们只是影响工资，那末以上所说就已经包含所要说的一切了。 在整个这一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平均利润的形成，从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假定为既定的事实。问题只是，工资的一般提高或降低怎样影响被假设为既定的商品生产价格。同本篇考察的其他重要论点相比，这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但在这里提到的问题中，只有这个问题是李嘉图研究过的，并且我们将会看到[75]，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片面的和有缺陷的。 注释： [73]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6-41页。——第227页。 [74]一群只会模仿的奴仆（Servumpecusimitatorum）——套用了贺雷西《书信集》的一句话“啊，只会模仿的奴仆群！”（《Oimitatores，servumpecus！》）见第1册第19封信。——第227页。 [75]这里指《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批判地考察李嘉图关于工资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209-225页）。——第22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十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十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 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一部分生产部门具有资本的中等构成或平均构成，也就是说，这部分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完全是或接近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 在这些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同这些商品的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数学上的极限，那末，用这样的方法就会达到。竞争会把社会资本这样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以致每个部门的生产价格，都按照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生产价格来形成，也就是说，它们＝k＋kp′（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以平均利润率所得之积）。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率，不外就是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用百分比计算的利润，在这些部门中利润是同剩余价值一致的。因此，利润率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资本的平均构成占统治地位的中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的。因此，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但是很清楚，具有不同构成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平均化，总是力求使这些部门同那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相等，而不管后者是同社会的平均数恰好一致，还是仅仅接近一致。在那些或多或少接近平均数的部门中间，又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平均化的趋势，它力求达到理想的即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中等水平，也就是说，以这种理想的中等水平为中心来进行调整。于是，这样一种趋势必然会起支配作用，它使生产价格成为价值的单纯转化形式，或者使利润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单纯部分，不过这些部分不是按照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量来分配的，因此，只要资本的量相等，那就不管资本的构成如何，它们都会从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中分到相等的份额（部分）。 因此，对中等构成或接近中等构成的资本来说，生产价格是同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利润是同这些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一切其他资本，不管它们的构成如何，在竞争的压力下，都力求和中等构成的资本拉平。但是，因为中等构成的资本是同社会平均资本相等或接近相等的，所以一切资本，不管它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都力求通过它们的商品的价格来实现平均利润，而不是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力求实现生产价格。 另一方面，可以说，凡是在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已经形成的地方，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达到的，这个平均利润只能是社会平均资本的利润，它的总和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并且由于这个平均利润加入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价格，只能是转化为生产价格的价值。即使某些生产部门的资本，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参与平均化过程，事情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利润就按参加平均化过程的那一部分社会资本来计算。很清楚，平均利润只能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的比例分配在这些资本量上的剩余价值总量。这是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的总和，而这个总量同有酬的死劳动和活劳动一样，体现在资本家所占有的商品和货币的总量中。 在这里，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 首先很清楚，对商品价值的估计，例如，用货币来估计，只能是商品交换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估计作为前提，我们就必须把这种估计看作是商品价值同商品价值实际交换的结果。但是，这种按照实际价值进行的商品交换，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先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如前所述，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就会是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即按照它们包含的价值的比例，按照与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来交换），还是按照那种使它们的出售能为生产它们所预付的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的价格来出售，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推动不等量活劳动的资本会生产出不等量剩余价值这件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相等为前提，或以这方面存在的差别会通过某些实际的或想象的（习惯的）补偿理由而拉平为前提。而这又以工人之间的竞争，并以工人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而达到平衡为前提。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象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因而会引起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例如，定居法[63]对于英国的农业短工来说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 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价格，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的总和。 如果把问题看成是工人各自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那末，问题的关键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时，这种商品就不会是资本的产品了。不同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价值，就会由于不同部门的劳动的技术性质而有所不同；同样，撇开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具有不等的价值这一点不说，一定量的劳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量，就会由于一种商品一小时就能制成，而另一种商品一天才能制成等等，而有所不同。其次，假定这些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相等，并且把由劳动强度不同等等而产生的平均化考虑在内。这时，第一，两个工人会从商品中，即从他们一天劳动的产品中，补偿他们的支出，即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种支出由于各个劳动部门的技术性质而有所不同。第二，他们两人会创造出等量的新价值，即追加到生产资料中去的那个工作日。这个新价值包含他们的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后者也就是超过他们的必要的需要的剩余劳动，而且这种剩余劳动的结果属于他们自己。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他们两人得到相等的工资加上相等的利润，即得到比如体现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产品中的价值。但是第一，他们的商品的价值会不相同。例如，商品Ⅰ中已经用掉的生产资料所占的价值部分，可能比商品Ⅱ中的要大，并且，为了把各种可能的差别立即估计在内，假定商品Ⅰ吸收的活劳动比商品Ⅱ多，因而在制造商品时比商品Ⅱ需要更长的劳动时间。这样，商品Ⅰ和商品Ⅱ的价值会大不相同。同样，商品价值的总和，即工人Ⅰ和工人Ⅱ在一定时间内所完成的劳动的产物，也是如此。如果在这里我们把剩余价值和投入的生产资料的总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那末，对Ⅰ和Ⅱ来说，利润率也会大不相同。在这里，Ⅰ和Ⅱ在生产期间每天消费的并且代表着工资的生活资料，形成预付生产资料中通常被我们叫作可变资本的部分。但是，Ⅰ和Ⅱ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会有相等的剩余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Ⅰ和Ⅱ各自得到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所以，在扣除预付的“不变”要素的价值以后，他们各自会得到相等的价值，其中一部分可以看作是生产上消费掉的生活资料的补偿，另一部分可以看作是除此以外的剩余价值。如果Ⅰ的支出较多，那末，这些支出会由他的商品中一个较大的、补偿这个“不变”部分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因而他也必须把他的产品总价值中一个较大的部分再转化为这个不变部分的物质要素。而如果Ⅱ在这方面收回的较少，那末，他必须再转化的价值也就较少。因此，在这种假定下，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象在今天，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表现为什么样的利润率，对雇佣工人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也正象在国际贸易上，不同国家的利润率的差别，对各国的商品交换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 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价格就会提高。 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这也符合我们以前所说的见解［注：那时，即1865年，这还只是马克思的“见解”。今天，自从毛勒到摩尔根[64]等人对原始公社作了广泛的研究以来，这已经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了。——弗·恩·］，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65]这一点，正象它适用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状态，同时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组织，那时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很不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互相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就好象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一样。 要使商品互相交换的价格接近于符合它们的价值，只需要：1．不同商品的交换，不再是纯粹偶然的或仅仅临时的现象；2．就直接的商品交换来说，这些商品是双方按照大体符合彼此需要的数量来生产的，这一点是由交换双方在销售时取得的经验来确定的，因此是从连续不断的交换行为中自然产生的结果；3．就出售来说，没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我们把偶然的垄断看成是那种对买者或卖者来说由偶然的供求状况所造成的垄断。 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个假定，当然只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此外，必须始终把市场价值——下面我们就要谈到它——与不同生产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区别开来。在这些商品中，有些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也就是说，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少于市场价值所表示的劳动时间），另外一些商品的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是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在特殊的组合下，那些在最坏条件下或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才会调节市场价值，而这种市场价值又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不过市场价格对同类商品来说是相同的。如果满足通常的需求的，是按平均价值，也就是按两端之间的大量商品的中等价值来供给的商品，那末，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就会实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而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却不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说什么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能够出售，就证明这样的商品是满足需求所必需的，这种说法是无济于事的。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如果价格高于中等的市场价值，需求就会减少［注：第1版中是：增加；按马克思手稿改正。——编者注］。在一定的价格下，一种商品只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地盘；在价格发生变化时，这个地盘只有在价格的提高同商品量的减少相一致，价格的降低同商品量的增加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这种情况，只有在需求超过通常的需求，或者供给低于通常的供给时才可能发生。最后，如果所生产的商品的量大于这种商品按中等的市场价值可以找到销路的量，那末，那种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调节市场价值。例如，这种商品能够完全按照或者大致按照它们的个别价值来出售，这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许连它们的成本价格都不能实现，而那些按中等平均条件生产的商品，也只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里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也适用于生产价格，只要把市场价值换成生产价格就行了。生产价格是在每个部门中调节的，并且是按照特殊的情况调节的。不过它本身又是一个中心，日常的市场价格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围绕这个中心来拉平的。（见李嘉图关于生产价格由在最坏条件下经营的企业决定的论述。[66]） 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 1．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他当然感到了，他的生产价格是同商品价值偏离的）说，他 “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这个研究，涉及的是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而不是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67]。 2．决定生产价格的平均利润，必定总是同一定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所分到的剩余价值量接近相等。假定一般利润率，从而平均利润，表现为一个货币价值，这个价值高于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实际平均剩余价值。就资本家来说，他们互相计算的利润是10％还是15％，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百分率并不比另一个百分率代表更多的实际商品价值，因为货币表现上的过度是相互的。至于就工人（在这里，假定他们得到的是正常工资，因而平均利润的提高并不是表示工资的实际扣除，也就是说，并不是表示与资本家的正常剩余价值完全不同的什么东西）来说，那末，可变资本的货币表现的提高，必然同平均利润的提高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提高相一致。事实上，利润率和平均利润这样普遍地在名义上提高到超过实际的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不能不引起工资的提高，以及引起形成不变资本的那些商品价格的提高。如果降低，情况就会相反。既然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这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支配各种变动的规律，——那末，价值规律就调节生产价格。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 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即上述市场价值，为此就需要在同种商品的生产者之间有一种竞争，并且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为了使种类相同，但各自在不同的带有个别色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场价值相偏离，即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市场价值，这就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便把社会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超过这种需要，商品就必然会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反之，如果产品量不够大，就是说，如果卖者之间的竞争压力没有大到足以迫使他们把这个商品量带到市场上来，商品就必然会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市场价值发生了变化，总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条件也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社会需要（在这里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量的商品。如果市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供求调节着市场价格，或者确切地说，调节着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那末另一方面，市场价值调节着供求关系，或者说，调节着一个中心，供求的变动使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中心发生波动。 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适用于单个商品的价值的条件，在这里会作为决定这种商品总额的价值的条件再现出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是大量生产，而且，甚至其他不太发达的生产方式，——至少就主要商品来说，——），而在市场上大量地集中在相对说来比较少的商人手中，由他们作为整个一个生产部门或其中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的共同产品堆积在一起并加以出售的。 在这里顺便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虽然商品和货币这二者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但我们已经看到（第1卷第1章第3节），在买和卖的行为上，这两个规定分别处在两端，商品（卖者）代表使用价值，货币（买者）代表交换价值。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因而要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卖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68]。］ 让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到市场上现有的、构成某一整个部门的产品的商品总量上来。 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作一个总价格，那末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 现在假定这些商品的很大数量是在大致相同的正常社会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因而社会价值同时就是这个很大数量的商品由以构成的各个商品的个别价值。这时，如果这些商品中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低于这些条件，而另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高于这些条件，因而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大于大部分商品的中等价值，另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小于这种中等价值，如果这两端互相平衡，从而使属于这两端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同属于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相等，那末，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68]。］商品总量的价值，也就同所有单个商品合在一起——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于或低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来决定。 另一方面，假定投到市场上的该商品的总量仍旧不变，然而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由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平衡，以致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无论同中间的商品相比，还是同另一端的商品相比，都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末，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 最后，假定在高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大大超过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甚至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也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末，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这里撇开市场商品过剩的情况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总是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和市场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而是市场价值本身不同的规定。［注：因此，施托尔希和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的争论（就事情本身说是一场争论，实际上他们彼此谁也没有注意对方），即市场价值（在他们那里，不如说是市场价格或生产价格）是由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李嘉图），还是由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施托尔希）[69]，这个争论要这样来解决：他们两人都有对的地方和不对的地方，不过他们两人同样都完全忽略了中等情况。参看柯贝特关于价格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的那些情况[70]。——“这并不是说，他〈李嘉图〉主张，如果两类不同商品中分别取出的两件商品，例如，一顶帽子和一双鞋，是由等量劳动生产的，那末，这两件商品就能互相交换。这里所说的‘商品’，应该理解为‘一类商品’，而不是单独一顶帽子，一双鞋等等。英国生产所有帽子的全部劳动，为此必须看作是分配在所有帽子上面的。在我看来，这一点从一开始以及在这个学说的一般阐述中都没有表示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3、54页）］ 事实上，严格地说（当然，实际上只是接近如此，而且还会有千变万化），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中等价值调节的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等于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总和；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这样，在最坏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低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在最好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高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两端生产的两个个别价值量是不平衡的，而且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起了决定作用。严格地说，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总量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这样得到的市场价值，不仅会高于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而且会高于属于中等部分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它仍然会低于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至于它和后一种个别价值接近到什么程度，或最后是否和它相一致，这完全要看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在该商品部门中具有多大规模。只要需求稍占优势，那末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 最后，假定和第三种情况一样，在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不仅同另一端相比，而且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都占优势，那末，市场价值就会降低到中等价值以下。于是，由两端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额合计得到的平均价值，就会低于中等价值；它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这个中等价值，这要看有利的一端所占的相对地盘而定。如果需求小于供给，那末在有利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不管多大，都会把它的价格缩减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以便强行占据一个地盘。但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 以上抽象地叙述的市场价值的确定，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就谈到另外一点了。 第二，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 在上述关于市场价值的各个规定中，我们假定，所生产的商品的量是不变的，是已定的，只是这个总量的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同样数量的商品的市场价值要按不同的方法来调节。假定这个总量就是普通的供给量，并且我们撇开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会暂时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说。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普通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与此相反，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是由两端中的一端来规定的，尽管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如果需求和生产量之间的差额更大，市场价格也就会偏离市场价值更远，或更高于市场价值或更低于市场价值。但是所生产的商品量和按市场价值出售的商品量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双重原因产生。或者是这个量本身发生了变化，变得过小或过大了，从而再生产必须按照与调节现有市场价值的规模不同的另一种规模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或者是再生产即供给保持不变，但需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了。在这里，尽管供给的绝对量不变，但它的相对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较或按需要来计量的量，还是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和第一种情形一样，不过方向相反。最后：如果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方向相反，或者方向相同，但程度不同，总之，如果双方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改变了它们之间的以前的比例，那末，最后结果就必然总是归结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象只是同义反复。让我们首先考察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为了不涉及在这里完全无用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每个产业部门的年再生产总量，而把不同商品有多少能够从市场取走，储存起来，以备比如说下一年消费这一点撇开不说。这个年再生产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是多大量还是多少个，要看这个商品量是作为可分离的量还是作为不可分离的量来计量而定。它们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使用价值还以一定的量出现在市场上。其次，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可以表现为单位商品的或单位商品量的市场价值的倍数。因此，市场上现有商品的数量和它们的市场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有些商品的价值特别高，另一些商品的价值特别低，因而一定的价值额可以表现为一种商品的很大的量，也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很小的量。在市场上现有的物品量和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之间只有这样一种联系：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同这些物品的用途或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A量的某种商品花费劳动时间B，nA量的商品就花费劳动时间nB。其次，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社会的一部分人，由于分工的缘故，要把他们的劳动用来生产这种既定的物品；这部分人，当然也要从体现在各种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上的社会劳动中得到一个等价物。但是，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但是，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末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 现在，我们考察另一个方面：需求。 商品被买来当作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以便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即使有些商品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也不会引起任何变化。因此，生产者（这里指的是资本家，因为假定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和消费者都对商品有需求。看来，这首先要假定：在需求方面有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与之相适应。如果棉纺织业每年按一定规模进行再生产，那就要有往年那样数量的棉花；如果考虑到再生产因资本积累每年在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还要有棉花的追加量。生活资料也是这样。工人阶级要维持通常的中等水平的生活，至少必须再得到同样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虽然商品品种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人口每年在增长，那就还要有必要生活资料的追加量。这里所说的情况，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也适用于其他阶级。 因此，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这里还完全撇开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不说，这种人的“需求”甚至低于他们的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比如说，如果棉花便宜了，资本家对棉花的需求就会增长，投入棉纺织业中的追加资本就会增加，等等。这里决不要忘记，根据我们的前提，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资本家在他作为例如棉花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代表着对棉花的需要；就象棉花的买者把棉花变成衬衣料子，还是变成火棉，还是想用它来堵塞自己和世人的耳朵，都与棉花的卖者无关一样。可是，这种情况对于资本家是什么样的买者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对棉花的需要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本质的改变：这种需要实际上只是掩盖他榨取利润的需要。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说来当然是极不相同的；我说的是下面二者之间的差额：一方面是实际需要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或者说，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 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 如果供求之间处于这样的比例，以致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如果商品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 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销，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完全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完全撇开对这两种社会动力的更深刻的分析不说，在这里不需要作出这种分析），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因为各式各样的不平衡具有互相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的不平衡会这样接连发生，——而且偏离到一个方向的结果，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以致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销。这个平均数决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 因此，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销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销供求关系的影响的趋势。（那种有价格而没有价值的商品是一种例外，在这里不必考察。）供求可以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但这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发明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值本身降低了，因而与市场价格平衡。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结果，流入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就会过多，生产就会增加到如此程度，甚至使市场价格降低到市场价值以下；或者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引起价格上涨，以致需求本身减少。这还可以在这个或者那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引起市场价值本身的提高，因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产品在这个期间内必须在较坏的条件下生产出来。 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末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说到需求，那是很清楚的，因为需求按照和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如果价格跌落，需求就增加，相反，价格提高，需求就减少。不过供给也是这样。因为加到所供给的商品中去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决定对这种生产资料的需求，因而也决定这样一些商品的供给，这些商品的供给本身包括对这种生产资料的需求。棉花的价格对棉布的供给具有决定意义。 除了价格由供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这种混乱观点之外，还要加上：需求决定供给，反过来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产。［注：下述“高见”荒谬透顶：“在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工资额、资本额和土地额，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那种被亚当·斯密叫作该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并且那种以前曾经是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也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为它的市场价格，虽然供给和需求量可能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因为，市场价值或亚·斯密所说的生产价格会因价值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供给，并不是恰好同那些能够支付并且愿意支付现在代表生产费用的价格的人的需求相一致，而是要么更大，要么更小，因此，供给和那种就新生产费用来说代表有效需求的需求之间的比例，也会和以前不同。所以，只要中途没有什么阻碍，供给就会发生变化，最后使商品具有新的自然价格。因此，有些人会认为下述说法是好的：因为商品是通过它的供给的变化而恢复它的自然价格的，所以，自然价格取决于一种供求关系，正象市场价格取决于另一种供求关系一样；可见，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样依存于供求关系。（“供给和需求的重大原理的运用，是为了确定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和他所说的市场价格。”——马尔萨斯[71]）”（《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千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60、61页）这个聪明人不理解：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下，正好是生产费用的变化，因而正好是价值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并且需求的这种变化，也能够引起供给的变化；这正好会证明我们这位思想家想要证明的事情的反面；就是说，这会证明，生产费用的变化，无论如何不是由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而是相反，生产费用的变化调节着供求关系。］ 甚至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见脚注）都懂得，即使没有由外界情况引起的供给或需要的变化，供求关系仍然可以由于商品市场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他也不得不承认，不论市场价值如何，供求必须平衡，以便实现市场价值。这就是说，供求关系并不说明市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评用语的争论》的作者在说了脚注中引用的这段话之后，接着说道： “但是〈供求之间的〉这个比例——如果‘需求’和‘自然价格’这两个词的意义，正好和我们引用亚当·斯密时所说的意义一样的话——必然总是相等的，因为只有在供给同实际需求，也就是同不多不少正好会支付自然价格的那种需求相等的时候，自然价格才会在实际上被支付；结果是，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两个极不相同的自然价格，但供求比例在两个场合能够是一样的，即相等的。” 这就是承认，当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有两个不同的“自然价格”时，供求在每个场合都能够互相一致，并且必须互相一致，以便商品在两个场合都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售。既然在这两个场合，供求关系没有差别，而“自然价格”本身的量有差别，那就很明显，“自然价格”的决定同供求无关，因此也极少可能由供求来决定。 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竞争，同供求关系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化为这个标准。 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下列关系：第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尽管二者可以由第三者即商人来代表。在考察买者和卖者时，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把他们单个地对立起来就行了。要把商品的完整的形态变化，从而把买和卖的全部过程表示出来，有三个人也就够了。A把商品卖给B时，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B的货币；他用货币向C购买时，又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整个过程就是在这三个人中间进行的。其次，在考察货币时，我们曾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因为，既然问题只在于商品在它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时所经历的形式变化，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考察那种同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只要商品已经售出，并且用所得的货币又购买了新的商品，全部形态变化就摆在我们面前了，而商品价格究竟是低于还是高于它的价值，对这种形态变化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商品价值作为基础仍然是重要的，因为货币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在概念上得到说明，而价格就其一般概念来说，首先也只是货币形式上的价值。当然，当我们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考察时，假定所发生的不只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形态变化。相反，我们考察的是这种形态变化的社会交错的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谈到货币的流通，谈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的发展。但是，虽然这个联系对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以及由此引起的货币的形式变化来说，如此重要，但它对买者和卖者个人之间的交易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说到供给和需求，那末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 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出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末，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末，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的人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价值。只有各方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他们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自己这一方变成劣势的一方，而每个人都力图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其次，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象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每个人就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他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到他所有的同伙。［注：“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每个人从来不能在总的收益和财产中取得多于一定部分或相应部分的东西，他就愿意联合起来去提高这个收益〈只要供求关系许可，他就这样做〉：这就是垄断。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05页）］ 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是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这里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到价格的形式上的转化，即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进一步说，同生产价格的一定的量的偏离。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形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要为那个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额，取出另一种形式（货币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量的价值额，而且在于，要为那个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取出和任何另一个同量资本同样多的或者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因此，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变来变去，让人们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第二，事实上，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一样好或一样坏。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 但是，如果商品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实现这种平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的各种条件也发展了，它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 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而不再留在各个资本家手里；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无所谓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最大限度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结论，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全体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参与决定这个剥削的程度，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包括全部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 平均利润和每100资本所生产的平均剩余价值相一致；就剩余价值来说，以上所述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润来说，不过要把预付资本价值作为利润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加进来。事实上，一个资本家或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对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上特别关心的只是：或者通过例外的过度劳动，或者通过把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办法，或者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的额外生产率，可以获得一种额外利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撇开这一点不说，一个在本生产部门内完全不使用可变资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资本家（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会象一个只使用可变资本，因而把全部资本都投到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又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一样地关心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会象后者一样地从无酬的剩余劳动获取他的利润。但劳动的剥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时，取决于劳动的平均强度，而在劳动强度已定时，则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变资本的总额已定时，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取决于劳动的剥削程度。与总资本不同的一个部门的资本对该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关心，与整个部门不同的单个资本家对他个人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同样的特别关心。 另一方面，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因为有两件事取决于这种生产率：第一是平均利润借以表示的使用价值量；这一点有双重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平均利润既可以充当新资本的积累基金，又可以充当供享受的收入基金。第二是全部预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在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已定时，利润率或一定量资本的利润取决于这个价值的大小。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或这个部门的特殊的单个企业内出现的特殊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使单个部门同总资本相比，或者使单个资本家同他所属的部门相比能够获得一笔额外利润的时候，才会使那些直接有关的资本家关心。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象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生产价格包含着平均利润。我们把它叫作生产价格，——实际上这就是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价格”，不过他们谁也没有说明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因为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注：马尔萨斯。[72]］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些反对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经济学家，总是把生产价格说成是市场价格围绕着发生波动的中心。他们所以会这样做，因为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已经完全表面化的、而且乍看起来是没有概念的形式，是在竞争中表现的形式，因而是存在于庸俗资本家的意识中，也就是存在于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中的形式。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可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这里我们不说那种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人为垄断或自然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 此外，超额利润还能在下列情况下产生出来：某些生产部门可以不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不把它们的利润化为平均利润。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我们将研究超额利润这两种形式的更进一步的变形。 注释： [63]定居法（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ｌａｗｓ）是自1662年起在英国实施的法律，它实际上剥夺了农业工人从一地迁居另一地的权利。定居法又是济贫法的组成部分，它规定，贫穷的农业工人要根据法院的判决回到出生地或永久居住地。这一立法限制了工人迁居的自由，从而为雇主创造了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的条件。——第195页。 [64]指格·路·毛勒的下述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tadt-Verfassungundder&oumlffentlichenGewalt》．München，1854）；《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Fronh&oumlfe，derBauernh&ouml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derD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St&aumldte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9-1871）。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L．H．Morgan．《AncientSocietyorResearchesintheLinesofHumanProgressfromSavagery，throughBarbarismtoCivilization》．London，1877）。——第198页。 [6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06页。——第198页。 [66]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60-61页。——第200页。 [67]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5页。——第200页。 [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03、204页。 [69]这些观点见下述著作：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60-61页；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78-79页（H．Storch．《Coursd’économiepolitique，ouExpositiondesprincipesquidéterminentlaprospéritédesnations》．TomeⅡ．St．-Pétersbourg，1815，p．78-79）（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103页）。——第205页。 [70]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42-44页。——第205页。 [71]匿名著作《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ObservationsoncertainVerbalDisputesinPoliticalEconomy》）的作者所引的这句话，出自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伦敦版第75页（《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London，1820，p．75）。——第214页。 [72]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版第77、78、208页。——第22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九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的技术比率；第二，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我们以前讲过，资本的有机构成，必须按它的百分比来考察。一个资本的4/5为不变资本，1/5为可变资本，它的有机构成，我们用80c＋20v这个公式来表示。其次，在比较时，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且可以任意假定这个比率，例如100％。因此，80c＋20v的资本产生20m的剩余价值，按总资本计算，利润率为20％。它的产品的实际价值有多大，现在要看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有多大，并且要看固定部分中作为损耗加入产品的部分有多大。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对于利润率，从而对于我们现在的研究毫无意义，所以，为了简便起见，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会和它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比例地每年实现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就是说，把周转时间的差别能在这方面引起的差别暂时撇开不说。这一点以后再研究。 让我们拿五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来说。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同，例如： 资本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利润率 Ⅰ80c+20v Ⅱ70c+30v Ⅲ60c+40v Ⅳ85c+15v Ⅴ95c+5v 100% 100% 100% 100% 100% 20 30 40 15 5 120 130 140 115 105 20% 30% 40% 15% 5%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会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 投在五个部门的资本的总额等于500；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110；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于610。如果我们把这500看作一个资本，I—V不过是这个资本的不同部分（好象一个棉纺织厂分成不同部分，如梳棉间、粗纺间、纺纱间和织布间，这些部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各不相同，而整个工厂的平均比率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出），那末，首先这个资本500的平均构成是390c＋110v，用百分比表示，是78c＋22v。既然每个资本100都只是被看作总资本的五分之一，那末它的构成就是这个平均构成78c＋22v；同样，每100都有22作为平均剩余价值；因此，平均利润率＝22％；最后，这500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任何五分之一的价格＝122。因此，全部预付资本的任何五分之一所生产的产品，都必须按122的价格出售。 但是，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为不是所有成本价格都＝100。 在资本有机构成＝80c＋20v，剩余价值率＝100％时，如果全部不变资本都加入年产品，资本Ⅰ＝100所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就＝80c＋20v＋20m＝120。在一定条件下，这个结果可以在一定生产部门内发生。但并不是在所有c和v的比率＝4∶1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结果。因此，在谈到不同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会由于c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之间的比率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又会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量加入产品。不过，这对利润率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论80c是把价值80，50，或5转移到年产品中去，从而也不论年产品是＝80c＋20v＋20m＝120，还是＝50c＋20v＋20m＝90，或者＝5c＋20v＋20m＝45，在所有这些场合，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都等于20；并且在所有这些场合，在确定利润率时，这20都按资本100计算；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Ｉ的利润率都＝20％。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为上述五个资本编制的下表中，假定不变资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值。 资本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 利润率 已经用掉的c 商品价值 成本价格 Ⅰ80c+20v Ⅱ70c+30v Ⅲ60c+40v Ⅳ85c+15v Ⅴ95c+5v 100% 100% 100% 100% 100% 20 30 40 15 5 20% 30% 40% 15% 5% 50 51 51 40 10 90 111 131 70 20 70 81 91 55 15 合计390c+110v — 110 — — — — 平均78c+22v — 22 22% — — — 如果我们再把资本Ⅰ—Ⅴ看作一个总资本，那末就会看到，在这个场合，这五个资本的总和的构成是500＝390c＋110v，平均构成＝78c＋22v，仍然和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也是22。把剩余价值平均分配给Ⅰ—Ⅴ，就会得到如下的商品价格： 资本 剩余价值 商品价值 商品成本价格 商品价格 利润率 价格同价值的偏离 Ⅰ80c+20v Ⅱ70c+30v Ⅲ60c+40v Ⅳ85c+15v Ⅴ95c+5v 20 30 40 15 5 90 111 131 70 20 70 81 91 55 15 92 103 113 77 37 22 22 22 22 22 +2 -8 -18 +7 +17 总起来说，这些商品比价值高2＋7＋17＝26出售，又比价值低8＋18＝26出售，所以，价格的偏离，由于剩余价值的均衡分配，或者说，由于每100预付资本有平均利润22分别加入Ⅰ—Ⅴ的各种商品的成本价格，而互相抵销。一部分商品出售时比自己的价值高多少，另一部分商品出售时就比自己的价值低多少。并且，只因为它们是按照这样的价格出售，Ⅰ—Ⅴ的利润率才同样是22％，虽然资本Ⅰ—Ⅴ的有机构成不同。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大的平均率为前提。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m/C，并且象本卷第一篇所作的那样，它们要从商品的价值引伸出来。没有这种引伸，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因此，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按一般利润率计算，按百分比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 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也就是说，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一个商品的价格，如等于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不只是生产它所消费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的那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例如，我们拿一个500的资本来说，其中100为固定资本，400为流动资本，并且在流动资本每一个周转期间内，固定资本的损耗为10％。再假定这个周转期间内的平均利润是10％。这样，在这个周转期间内制造的产品的成本价格就是：固定资本的损耗10c＋流动资本400（c＋v）＝410，它的生产价格则是成本价格410＋利润50（500的10％）＝460。 因此，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每100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构成怎样，每年或在任何期间得到的利润，就是作为总资本一个部分的100在这个期间所得的利润。就利润来说，不同的资本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关系，在这个公司中，按每100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他们投在总企业中的资本量不等，因为他们在总企业中的入股比例不等，因为他们持有的股票数不等。因此，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即用来补偿生产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从而必须用来买回这些用掉的资本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成本价格，完全是由各生产部门的支出决定的，而商品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却不是由这个一定资本在这个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注：舍尔比利埃。[58]］ 因此，如果资本家按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他的商品，他就取回与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相一致的货币，并且取得与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成比例的利润。他的成本价格是特殊的。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不以他的特殊生产部门为转移，而只是归于每100预付资本的平均数。 我们假定上述例子中五个不同的投资Ⅰ—Ⅴ属于一个人。Ⅰ—Ⅴ中每个投资所使用的每100资本在商品的生产上所消费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数量是已知的，而且Ⅰ—Ⅴ的商品的这个价值部分自然会形成它们的价格的一部分，因为至少必须用这个价格来补偿预付的并用掉的资本部分。因此，这些成本价格对Ⅰ—Ⅴ的每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而且作为成本价格被所有者不同地确定下来。至于Ⅰ—Ⅴ所生产的不同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资本家会很容易认为这是他所预付的总资本的利润，所以，每100资本都能得到一个相应的部分。因此，Ⅰ—Ⅴ中每个投资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各不相同，但在所有这些商品中，由每100资本追加的利润形成的那部分出售价格，都是相等的。这样，Ⅰ—Ⅴ的商品的总价格是同它们的总价值相等的，也就是说，是同Ⅰ—Ⅴ的成本价格的总和加上Ⅰ—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总和相等的；因而，事实上也就是Ⅰ—Ⅴ的商品所包含的过去劳动和新追加劳动的总量的货币表现。同样，如果把社会当作一切生产部门的总体来看，社会本身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的总和。 这个论点好象和下述事实相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本的要素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利润，这样，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连同其中包含的利润一起，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就是说，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但是，如果我们把全国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一方，把全国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总和放在另一方，那末很清楚，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计算。例如，我们拿商品A来说。A的成本价格可以包含B、C、D等等的利润，A的利润也可以再加入B、C、D等等的成本价格。如果我们进行计算，A的利润就不会算到它自己的成本价格中，B、C、D等等的利润也不会算到它们自己的成本价格中。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利润算到自己的成本价格中。举例来说，如果有n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的利润都等于p，所有部门合起来计算，成本价格就＝k—np。从总的计算来看，只要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加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这个利润就已经算在最终产品的总价格一方，而不能再算在利润一方。如果这个利润算在利润一方，那只是因为这个商品本身已经是最终产品，它的生产价格不加入另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 如果有一个总额p表示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的利润，加入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又有一个利润p1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总利润p就＝p＋p1。商品的总成本价格，抽去一切代表利润的价格部分以后，就是这个商品本身的不包括P在内的成本价格。把这个成本价格称为k，很清楚，k＋P＝k＋p＋p1。我们在第一卷第七章第二节第211/203页[59]研究剩余价值时已经看到，每一个资本的产品都可以这样看待，好象其中一部分只补偿资本，另一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把这种计算方法应用到社会总产品上，必须作一些修改，因为就整个社会来看，例如，亚麻价格中包含的利润不能出现两次，不能既作为麻布价格的部分，同时又作为亚麻生产者的利润的部分。 例如，A的剩余价值加入B的不变资本，就这方面说，剩余价值和利润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对商品的价值来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由有酬劳动构成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不过表示，A的剩余价值由B支付。在总计算中，A的剩余价值不能计算两次。 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区别。一个产品的价格，例如资本B的产品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是因为实现在B中的剩余价值可以大于或小于加入B的产品价格的利润，除此之外，在形成资本B的不变部分的商品上，以及在作为工人生活资料因而间接形成资本B的可变部分的商品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先说不变部分。不变部分本身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剩余价值，在这里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并且这个利润又能够大于或小于它所代替的剩余价值。再说可变资本。平均的日工资固然总是等于工人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而必须劳动的小时数的价值产品；但这个小时数本身，由于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又不会原样反映出来。不过这一切总是这样解决的：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销。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 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每100预付资本在一定期间比如说一年内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形成的，所以，在一般利润率中，由不同资本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引起的差别，也就消失了。但这种差别，对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有决定作用，而这些不同的利润率的平均数形成一般利润率。 在上述关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中，我们假定每个生产部门每个资本都等于100。这样做，是为了说明利润率的百分比差别，从而说明各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差别。但是不言而喻，由于每个这样的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都是已定的，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实际的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不过，一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利润率，不会由于所使用的资本是100，是m×100，还是xm×100，而受到影响。不管总利润是10∶100，还是1000∶10000，利润率总是10％。 但是，因为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各不相同，——这又是由于它们各自的可变资本和总资本的比率不同，因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差别很大，——所以很清楚，社会资本每100的平均利润，也就是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由于投在不同部门的资本量不等而差别很大。假定有四个资本A、B、C、D。它们的剩余价值率都等于100％。再假定每100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A是25，B是40，C是15，D是10。这时，每100总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或利润，A是25，B是40，C是15，D是10；合计＝90。如果这四个资本一样大，平均利润率就是90/4％＝[22+（1/2）］％。 如果这几个总资本的量分别是：A＝200，B＝300，C＝1000，D＝4000，所生产的利润也就分别是50、120、150和400。资本5500的利润合计为720，平均利润率为[13+（1/11）］％。 所生产的总价值的量，由于分别预付在A、B、C、D上的各个总资本的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不仅要考虑到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别，求出它们的简单平均数，而且还要考虑到不同利润率在平均数形成上所占的比重。而这取决于投在每个特殊部门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取决于投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多大的部分。总资本中究竟是较大的部分或较小的部分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或较低的利润率，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又取决于有多少资本投在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较大的部门，有多少资本投在可变资本所占比例较小的部门。这和高利贷者计算平均利息率的情况完全一样。高利贷者按不同的利息率，如4％、5％、6％、7％等等，贷出不同的资本。平均利息率完全要看他按各种利息率贷出的资本各有多少而定。 可见，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1．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 2．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应份额。 我们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只是研究了商品的价值。现在，一方面，成本价格作为这个价值的一部分而分离出来了，另一方面，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而发展起来了。 假定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是80c＋20v，年剩余价值率：m′＝100％。这样，一个100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就＝20，一般的年利润率就＝20％。不管一个100的资本一年内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k如何，它的生产价格总是＝k＋20。在资本构成＝（80－x）c＋（20＋x）v的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在这个部门内生产的年利润＝20＋x，比20大，所生产的商品价值＝k＋20＋x，也比k＋20大，也就是说，比它的生产价格大。在资本构成是（80＋x）c＋（20－x）v的部门，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20－x，比20小，因此，商品价值k＋20－x，也比生产价格k＋20小。撇开周转时间上可能发生的差别不说，只有在资本构成偶然＝80c＋20v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才等于商品的价值。 社会劳动生产力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特殊发展，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这和一定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或者说，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和推动一定量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成反比。因此，我们把那种同社会平均资本相比，不变资本占的百分比高，从而可变资本占的百分比低的资本，叫作高构成的资本。反之，把那种同社会平均资本相比，不变资本比重小，而可变资本比重大的资本，叫作低构成的资本。最后，我们把那种和社会平均资本有同样构成的资本，叫作平均构成的资本。如果社会平均资本，用百分比表示，由80c＋20v构成，那末一个由90c＋10v构成的资本就高于社会平均数，一个由70c＋30v构成的资本，就低于社会平均数。一般地说，在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mc＋nv，m和n为不变量，并且m＋n＝100时，（m＋x）c＋（n－x）v就代表一个资本或资本群的高构成，（m－x）c＋（n＋x）v则代表一个资本或资本群的低构成。这些资本在平均利润率确定之后，在一年周转一次的前提下，怎样执行职能，可由下表看出。在表内，Ⅰ代表平均构成，因此，平均利润率＝20％。 Ⅰ．80c＋20v＋20m。利润率＝20％。 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20。 Ⅱ．90c＋10v＋10m。利润率＝20％。 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10。 Ⅲ．70c＋30v＋30m。利润率＝20％。 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30。 这样，就资本Ⅱ生产的商品来说，价值小于生产价格，就资本Ⅲ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小于价值。只有就资本构成偶然是社会平均构成的生产部门的资本Ⅰ来说，价值才等于生产价格。此外，我们把这些符号应用到一定场合时，当然还要考虑到，c和v之比同一般平均数的偏离，在多大程度上不是由技术构成的差别，而只是由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变动引起的。 当然，以上所说，对商品成本价格的定义是一种修改。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无论如何，商品的成本价格总是小于商品的价值这个论点，在这里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无论商品的成本价格能够怎样偏离商品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是既定的，它是一个不以资本家的生产为转移的前提，而资本家生产的结果则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也就是一个包含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价值余额的商品。此外，成本价格小于商品价值的论点，现在实际上变成了成本价格小于生产价格的论点。对生产价格和价值相等的社会总资本来说，这个论点同以前关于成本价格小于价值的论点是一致的。尽管这个论点对特殊生产部门来说要加以修改，但其根据始终是如下的事实：从社会总资本来看，它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价值，或者在这里从所生产的商品总量来看，小于和这个价值相一致的生产价格。商品的成本价格，只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的量；价值，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总量；生产价格，是涉及有酬劳动加上不以特殊生产部门本身为转移的一定量无酬劳动之和。 商品的生产价格＝k＋p，即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这个公式，现在由于p＝kp′（p′代表一般利润率）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规定，即生产价格＝k＋kp′。如果k＝300，p′＝15％，生产价格k＋kp′就＝300＋300×15/100＝345。 商品的生产价格，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都会在下述每个场合发生量的变动： 1．商品价值不变（也就是说，加入商品生产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量不变），但一般利润率发生了一种不以该部门为转移的变化。 2．一般利润率不变，但价值发生了变动，这或是由于该生产部门本身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或是由于作为形成要素加入该部门不变资本的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 3．上述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 尽管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实际利润率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这一点以后我们会进一步看到，——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在不是例外地由特殊的经济事件引起的时候，总是由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有许多时间才能固定成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因此，在任何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把市场价格的波动完全撇开不说），生产价格的变化显然总是要由商品的实际的价值变动来说明，也就是说，要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变动来说明。价值不变，而只是它的货币表现发生变动的情形，在这里当然完全不予考察。［注：柯贝特[60]，第174页。］ 另一方面，很清楚，从社会总资本来看，由这个总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总额（用货币表示，就是它们的价格）＝不变资本的价值＋可变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那末，在剩余价值量不变时，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或可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或二者都发生变动，以致C发生变化，从而m/C即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利润率才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每一个场合，一般利润率的变动，都以那些作为形成要素加入不变资本，或加入可变资本，或加入二者的商品的价值变动为前提。 或者，如果商品价值不变，而劳动的剥削程度发生变动，那末，一般利润率就会发生变动。 或者，如果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而由于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额同不变资本相比发生相对变动，那末，一般利润率就会发生变动。但这样的技术变化，必然总是表现在商品的价值变动上，并且必然总是伴随有商品的价值变动，因为现在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比以前更多或者更少了。 我们在第一篇已经看到，从量的方面来看，剩余价值和利润是同一的。但是，利润率一开始就和剩余价值率有区别，这首先只表现为不同的计算方式；但因为利润率会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提高或下降，或者反过来，并且因为利润率是资本家实际上唯一关心的事情，所以，这种区别一开始就使剩余价值的真实起源完全模糊了，并且神秘化了。然而，量的差别只存在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剩余价值和利润本身之间。因为在利润率中，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是以总资本为尺度的，所以剩余价值本身也就好象从总资本产生，而且同样地从总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这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有机差别就在利润的概念中消失了；因此，实际上，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式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但到目前为止，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别，只同质的变化，同形式变换有关，而在转化的这个第一阶段上，实际的量的差别还只存在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 一般利润率，从而与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一定量资本相适应的平均利润一经形成，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如果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同商品出售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那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现在，不仅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而且利润和剩余价值，通常都是实际不同的量。现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对社会资本的总平均利润，从而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比直接对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更重要。它对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之所以重要［注：当然，这里把那种用压低工资，规定垄断价格等办法取得暂时额外利润的可能性撇开不说。［弗·恩·］］，只是由于他那个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作为决定因素之一参与平均利润的调节。但这是一个在他背后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实际上不关心的。现在，在各特殊生产部门内，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不仅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实际的量的差别，把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完全掩盖起来，这不仅对存心要在这一点上自欺欺人的资本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工人来说也是这样。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最后，如果在剩余价值单纯转化为利润时，形成利润的商品价值部分，与作为商品成本价格的另一个价值部分相对立，以致对资本家来说，价值概念在这里已经消失，——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总劳动，而只是总劳动的一部分，即他已经在活的或死的生产资料的形式上支付的部分，——因而在他看来，利润是某种存在于商品的内在价值以外的东西，那末，现在这种看法就完全得到确认，并且固定和僵化起来，因为当我们考察特殊生产部门时，加在成本价格上的利润，的确不是由该部门的价值形成过程的界限决定，而是由完全外在的条件确定的。 这个内在联系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我们在后面和在第四卷中[61]将会看到，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保持作为基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以便保持那种在现象上引人注目的差别，——理论家的这种混乱最好不过地表明，那些陷在竞争中，无论如何不能透过竞争的现象来看问题的实际资本家，必然也不能透过假象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 第一篇所阐述的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的一切规律，实际上都具有下述双重意义： 1．一方面，这些规律是一般利润率的规律。根据以上的阐述，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会使利润率提高或降低，这样，人们可能认为，一般利润率必定每天都会变动。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会抵销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各种影响交错在一起，并失去作用。我们以后将要研究，这些波动最终趋向哪一方；然而这些波动是缓慢的；个别生产部门的波动的突然性、多面性和时间的长短，使波动部分地由于自己时间的先后而得到平衡，以致涨价后又跌价，或者跌价后又涨价，因而波动依然是局部的，也就是限于特殊生产部门；最后，不同的局部的波动还会互相中和。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都发生变动，都发生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但一方面，它们在一定时间内互相抵销，因此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另一方面，它们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还因为它们为另一些同时发生的局部波动所抵销。因为一般利润率不仅由每个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决定，而且还由总资本在不同特殊部门之间的分配决定；并且因为这种分配经常在变动，所以这又是一般利润率变动的一个经常的原因，——但是变动的这个原因，又由于这个运动的不间断性［注：第1版中是：间断性。——编者注］和全面性，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失去作用。 2．在每个生产部门中，本部门利润率的波动会持续或长或短的时期，直到这种波动经过一系列提高或降低充分固定下来，能赢得时间来影响一般利润率，从而取得超出局部的意义为止。因此，在这样的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内，本卷第一篇所阐明的关于利润率的规律同样是适用的。 关于剩余价值最初转化为利润时的理论见解，即认为资本的每个部分都同样地产生利润的见解［注：马尔萨斯。[62]］，表现了一个实际的事实。不管一个产业资本的构成怎样，不管它推动的是四分之一死劳动，四分之三活劳动，还是四分之三死劳动，四分之一活劳动，以致在一个场合比在另一个场合吸收大两倍的剩余劳动，生产大两倍的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并且把个别的、会自行消失的差别撇开不说，因为在这两个场合，我们所指的只是整个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它在这两个场合都会提供相等的利润。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用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的劳动。这对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引起，——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节省劳动——不仅指节省生产某种产品所必需的劳动，而且也指节省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和更多地使用死劳动（不变资本），都表现为经济上完全合理的行为，看来一点也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既然生产上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减少，不仅不会表现为降低利润，而且在某些条件下反而会表现为增加利润的直接源泉，至少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是这样，那末，活劳动又怎么能是利润的唯一源泉呢？ 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成本价格中代表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增加了或减少了，那末，这个部分就会从流通中退出来，并且一开始就以增大了的量或减少了的量进入商品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所雇用的一定数目的工人在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或更少了，从而在工人人数不变时，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发生了变化，那末，成本价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部分可以仍旧不变，也就是说，可以以相同的量加入总产品的成本价格。但就每个商品（它们的总和形成总产品）来说，它包含的劳动（有酬劳动从而无酬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因此，为这个劳动的支出也增多了或减少了，工资部分也增多了或减少了。资本家支付的总工资仍旧不变，但是按单个商品计算，工资已经不同了。因此在这里，商品成本价格的这个部分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单个商品的成本价格（或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总和的成本价格），由于商品本身或商品要素的这种价值变化而提高了或降低了，但是，只要平均利润比如说原来是10％，现在就仍然是10％；虽然就单个商品来看，由于这里假定的价值变动而引起的单个商品成本价格的量的变动，10％已经代表完全不同的量了。［注：柯贝特[60]。［第20页］］ 谈到可变资本，——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并且因为一切把可变资本同资本家致富的关系掩盖起来的东西，都使整个体系神秘化了，——事情变得粗糙了，或者说，在资本家看来是这样：例如一个100镑的可变资本，代表100个工人的周工资。如果这100个工人，在工作日已定时，每周生产200件商品＝200W，那末，既然100镑＝200W，撇开成本价格中由不变资本加入的部分不说，1W就＝100镑/200＝10先令。现在假定劳动生产力发生了变化；假如它提高了一倍，同样数目的工人在以前生产200W的时间内生产的比200W多一倍。在这个场合（就成本价格只由工资构成来说），因为现在100镑＝400W，所以1W＝100镑/400＝5先令。如果生产力降低一半，那末，同量劳动就只生产200W/2；并且因为100镑＝200W/2，所以1W现在就＝200镑/200＝1镑。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化，从而商品价值的变动，现在就成本价格因而就生产价格来说，都表现为相同工资在更多的或更少的商品上的不同分配，这要看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用相同的工资所生产的商品更多或更少而定。资本家从而政治经济学家看到，分摊到每个商品上的有酬劳动部分，因而每件商品的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每件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平均利润事实上只是偶然地由他本生产部门吸收的无酬劳动决定，所以，他更加看不到这一点。商品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事实，现在只是在这种粗糙而没有概念的形式中表现出来。 注释： [58]舍尔比利埃关于形成一般利润率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专门的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3章第3节）。——第178页。 [5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7页。——第180页。 [60]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Th．Corbet．《AnInquiryintotheCausesandModesoftheWealthofIndividuals；orthePrinciplesofTradeandSpeculationExplained》．London，1841）。——第186、191页。 [61]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见注4。——第189页。 [62]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8页（Malthus．《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Secondedition．London1836，p．268）。——第19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篇。第八章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八章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在前一篇中，除了其他方面，还论证了，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可以怎样变化，可以怎样提高或降低。在这一章中，我们假定，劳动剥削程度，从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劳动所分成的一切生产部门都一样大，一样高。关于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剥削上的许多差别，亚当·斯密[55]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证，说明它们会通过各种实际的或人们的偏见认可的补偿理由而得到平衡，因而，它们作为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差别，在研究一般关系时不应加以考虑。另一些差别，例如工资水平的差别，大部分是以第一卷开头（第19页[56]）就提到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为基础的。这些差别虽然会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命运很不一样，但决不会影响这些不同部门的劳动剥削程度。例如，如果金匠的劳动报酬高于短工的劳动报酬，那末，金匠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大于短工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使工资和工作日，从而剩余价值率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甚至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投资之间的平均化，会因各种地区性障碍而受到阻挠，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随着一切经济关系服从于这种生产方式，这种平均化会日益形成。不管关于这些阻力的研究对于专门研究工资的著作来说多么重要，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阻力看作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而搁在一边。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 不同国家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也就是说，各国劳动剥削程度的差别，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这一篇中要说明的恰恰是，一般利润率在一个国家内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但是很清楚，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利润率时，我们只要把前面说明过的东西和这里要说明的东西加以对照就行了。首先我们应当考察各国剩余价值率的差别，然后在这些已知的剩余价值率的基础上，比较各国利润率的差别。如果各国利润率的差别不是由各国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引起的，那末，这种差别一定是由这样一些情况造成的，这些情况，就象在本章的研究中所作的那样，都是以剩余价值相等、不变为前提的。 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一定资本提供的利润率，仍然可以提高或降低，因为有些情况会提高或降低不变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价值，从而影响不变资本部分和可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此外还指出，那些会延长或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的情况，也会对利润率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利润量同剩余价值量，同剩余价值本身是同一的，所以很清楚，利润量——和利润率不同——不会受上述价值变动的影响。这些价值变动只会改变一定量剩余价值从而一定量利润所借以表现的比率，也就是说，只会改变利润的相对量，即它同预付资本量相比的量。诚然，当资本由于这些价值变动发生束缚或游离时，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本身也会通过这种间接的途径受到影响。但这始终只适用于已经投入的资本，不适用于新的投资；此外，利润本身的增加或减少，总是取决于同一个资本由于这些价值变动所能推动的劳动增加或减少的程度，从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见，这个表面上的例外，远不是和一般规律相矛盾，远不是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只是一般规律应用上的一个特殊场合。 在前一篇中已经指出，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末，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我们以前当作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变化来考察的东西，现在要当作不同生产部门各个并存的投资之间同时存在的差别来考察。 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1．资本有机构成上的差别；2．资本周转时间上的差别。 不言而喻，这整个研究的前提是：当我们说到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或周转时，我们总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平均正常状况，一般说来，也就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平均状况，而不是指投在这个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偶然差别。 其次，因为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不变，并且因为这个假定也包含着工资不变，所以，一定量的可变资本表示一定量的被推动的劳动力，因此也表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这样，如果100镑代表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也就是实际上代表100个劳动力，那末，n×100镑就代表n×100个工人的劳动力，而100镑/n则代表100/n个工人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在这里（在工资已定时总是这样）成了一定量的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因而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的差别，也就成了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的差别的指数。如果100镑代表100个工人的一周劳动，因而在每周劳动60小时的时候代表6000个劳动小时，那末，200镑就代表12000个劳动小时，50镑就只代表3000个劳动小时。 正如在第一卷中已经说过的，我们把资本的构成理解为资本的能动组成部分和它的被动组成部分的比率，理解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比率，虽然它们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发生相同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 第一个比率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它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可以看作是已定的。例如，要在一天之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也就是说，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在生产中把它们消费掉，就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所代表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活劳动与之相适应。这个比率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在同一个产业的不同部门，也往往是极不相同的，尽管在彼此相隔很远的产业部门，这个比率偶尔可能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 这个比率形成资本的技术构成，并且是资本有机构成的真正基础。 但是，就可变资本只是劳动力的指数，不变资本只是这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的指数来说，这个比率在不同产业部门也可能是相同的。例如，就铜器业和铁器业中的某些劳动来说，可以假定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量之间有相同的比率。但因铜比铁贵，所以，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比率就会不同，因此二者的总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就不同。在每一个产业部门，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差别都表现为：在技术构成不变时，资本的两个部分的价值比率可以发生变化，在技术构成发生变化时，资本的两个部分的价值比率可以保持不变；当然，后一种情况，只有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劳动力的比率上的变化，为二者价值上的相反的变化所抵销时，才会产生。 我们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这种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注：以上所说的第1卷第3版第628页，即第23章开头[57]已经作过简略的说明。因为头两版没有包括这段话，所以在这里更有必要把它重述一遍。——弗·恩·］ 这样，就可变资本来说，我们假定它是一定量的劳动力或一定数目的工人或一定量被推动的活劳动的指数。我们在前一篇中看到，可变资本价值量的变化，可能只表示同量劳动的价格的增加或减少，但是在这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都被看成是不变的，一定劳动时间的工资也被看成是既定的，因此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虽然不变资本的量的差别，也可以是一定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变化的指数；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来源于一个生产部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他生产部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差别。因此，这两个观点都必须在这里加以考察。 最后，必须指出下面这个重要事实： 假定100镑是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假定每周劳动时间＝60小时。再假定剩余价值率＝100％。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60小时内，30小时为自己劳动，30小时白白地为资本家劳动。100镑工资，其实只体现着100个工人的30个劳动小时，或者总计3000个劳动小时；而他们劳动的其余3000小时，则体现为被资本家装入腰包的100镑剩余价值或利润。因此，虽然100镑工资不是表现100个工人一周的劳动物化而成的价值，但它仍然表明（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剩余价值率已定），这个资本在总计6000个劳动小时内推动了100个工人。100镑资本会表明这一点，第一，因为它表明了被雇用的工人的人数，1镑＝1个工人（一周），所以100镑＝100个工人；第二，因为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每一个被雇用的工人所完成的劳动，都等于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的两倍，所以，他的1镑工资，只表现半周劳动，却推动着整整一周的劳动，同样，100镑虽然只包含50周的劳动，却推动着100周的劳动。因此，对于投在工资上面的可变资本，必须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一方面，它的价值，即工资额，代表着一定量物化劳动；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只是它所推动的活劳动量的指数。它所推动的活劳动量，总是大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因此，也总是表现为一个大于可变资本的价值的价值；这个价值一方面取决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人数，另一方面取决于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劳动量。 从对可变资本的这种考察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在生产部门A的一个投资中，总资本每700中只有100用在可变资本上，600用在不变资本上；而在生产部门B的一个投资中，600用在可变资本上，只有100用在不变资本上，那末，A的总资本700就只能推动100劳动力，按照以前的假定，也就是只能推动100劳动周或6000小时活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总资本却能推动600劳动周或36000小时活劳动。因此，A的资本只能占有50劳动周或3000小时剩余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资本却能占有300劳动周或18000小时剩余劳动。可变资本不仅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的指数；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它同时还是超出这个限度所推动的超额劳动或剩余劳动的指数。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在前一个场合，利润为100/700＝1/7＝[14+（2/7）］％；在后一个场合＝600/700＝[85+（5/7）］％，是前者六倍的利润率。但是在这个场合，利润本身实际上也是前者的六倍，对B来说是600，对A来说是100，因为用相等的资本，B所推动的活劳动为A所推动的活劳动的六倍，所以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生产了六倍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生产了六倍的利润。 如果投在A中的资本不是700镑，而是7000镑，而投在B中的资本只是700镑，那末，当有机构成不变时，资本A就会把7000镑中的1000镑用作可变资本，也就是每周雇用1000个工人＝60000小时活劳动，其中30000小时为剩余劳动。但是A的每700镑资本同B相比，仍旧和过去一样，只推动1/6的活劳动，因此，也只推动1/6的剩余劳动，因而也只生产1/6的利润。如果考察利润率，那末A的利润率是1000/7000＝100/700＝[14+（2/7）］％，B的利润率是600/700＝[85+（5/7）］％。即使资本额相等，利润率在这里也不等，因为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由于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不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不等，因而利润也就不等。 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条件和另一个部门相同，但前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大于或小于后者，实际上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们假定两个生产部门都用100镑作为可变资本，每周都雇用100个工人来推动同等数量的机器和原料，但是，B的机器和原料比A贵。在这种情况下，100镑可变资本在A推动的不变资本，比如说，是200镑，在B推动的是400镑。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二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是100镑；因而它们的利润也都是100镑。但在A那里，100/200c＋100v＝1/3＝[33+（1/3）］％；而在B那里，是100/400c＋100v＝1/5＝20％。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两个场合各从总资本中取出一个部分来看，那末，在B那里，每100镑只有20镑或1/5形成可变资本，而在A那里，每100镑中却有33+（1/3）镑或1/3形成可变资本。B每100镑所生产的利润较少，因为同A相比，它推动的活劳动较少。这样，利润率的差别，在这里又归结为每100投资所生产的利润量的差别，而这又是因为剩余价值量有差别。 这第二个例子和前一个例子的差别仅仅在于：在第二个场合，既然技术基础相同，所以A和B之间的平均化，仅仅要求A或B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化；而在第一个场合，因为两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构成本身不同，要实现平均化，就必须改变技术构成。 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同资本的绝对量无关。问题始终只是：每100中有多少可变资本，有多少不变资本。 可见，用百分比计算的不等量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在这里是一样的，——在工作日相等、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因为它们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而这又是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它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即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同。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各个相等的部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资本100所推动的劳动量，从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取决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如果一个百分比构成为90c＋10v的资本和一个10c＋90v的资本，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就非常清楚，剩余价值，从而价值本身的源泉必定不是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而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础了。如果我们仍旧假定一镑等于一个工人一周60个劳动小时的工资，剩余价值率＝100％，那末很清楚，一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2镑；10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不会多于20镑；并且，因为这20镑中10镑用来补偿工资，所以，10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会多于10镑；然而，90个工人——他们的总产品＝180镑，他们的工资＝90镑——却会创造出90镑剩余价值。因此，利润率在一个场合是10％，而在另一个场合是90％。如果不是这样，价值和剩余价值就必定不是物化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可见，因为不同生产部门按百分比考察的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是按不同比率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的，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不等，因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也不等，所以，它们的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同。 但是，如果不同生产部门用百分比计算的资本，或者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它们的有机构成不同，会生产出不等的利润，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等资本的利润，不可能和这些资本各自的大小成比例，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不和各部门分别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因为，如果利润的这种增加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那就是假定，用百分比计算，利润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尽管它们的有机构成不同，仍会有相等的利润率。只有在资本的有机构成已定的同一生产部门之内，或在资本的有机构成相等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利润量才会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正比。说不等量资本的利润和它们的大小成比例，无非就是说，等量资本会提供等量利润，或者说，一切资本不论大小和有机构成如何，它们的利润率都是相等的。 以上的论述是以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个假定为出发点的。一个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该商品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这个可变资本的增长额，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剩余价值量显然取决于可变资本量。资本100的产品的价值，在一个场合是90c＋10v＋10m＝110；在另一个场合是10c＋90v＋90m＝190。如果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末，第一种产品就卖110，其中1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第二种产品就卖190，其中9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 这一点在比较国与国之间的利润率时特别重要。假定在一个欧洲国家，剩余价值率为100％，这就是说，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雇主劳动；在一个亚洲国家，剩余价值率＝25％，这就是说，工人在一天中4/5的时间为自己劳动，1/5为雇主劳动。假定在这个欧洲国家，国民资本的构成是84c＋16v；在这个亚洲国家，国民资本的构成是16c＋84v，因为在那里机器等等用得不多，并且在一定时间内一定量劳动力在生产中消费掉的原料也比较少。这样，我们就会得出以下计算： 在这个欧洲国家，产品价值＝84c＋16v＋16m＝116；利润率＝16/100＝16％。 在这个亚洲国家，产品价值＝16c＋84v＋21m＝121；利润率＝21/100＝21％。 可见，这个亚洲国家的利润率比这个欧洲国家的利润率高25％以上，尽管前者的剩余价值率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凯里、巴师夏之流一定会得出正好相反的结论。 附带说一句，各国的不同的利润率，大都是以各国的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的；但在这一章，我们比较的，却是同一剩余价值率所产生的不同的利润率。 除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以外，也就是说，除了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会推动不等量劳动，从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推动不等量剩余劳动以外，利润率的不等还有另外一个源泉，即不同生产部门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相同，其他条件也相同时，利润率和周转时间成反比；我们还看到，如果同一个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它生产的年剩余价值量就会不等。所以，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在相等时间内生产出不等量利润的另一个原因，因而也是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不等的另一个原因。 至于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资本构成的比率，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会影响利润率的。它只有在两种场合才会影响利润率：或者是这种不同的构成与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不同比率相符合，因而利润率的差别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的差别引起的，而不是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率的差别引起的；或者是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的不同比率引起了实现一定量利润所需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如果各资本按不同的比率分为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这个情况当然总是会对这些资本的周转时间发生影响，并引起周转时间上的差别；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资本实现利润所需的周转时间是不同的。例如，A必须经常把较大部分的产品转化为原料等等，而B却要在较长时间内在耗费较少原料的情况下使用同样多的机器等等，尽管如此，A和B只要都在从事生产，就总是要动用它们的一部分资本，一个是用于原料，即用作流动资本，另一个是用于机器，即用作固定资本。A不断把它的一部分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再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原料的形式；B却把它的一部分资本在较长时间内当作劳动工具来使用，而无须经过这样的变化。如果二者使用同样多的劳动，那末，虽然它们在一年内出售的产品总量的价值不等，但两个产品总量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会一样多，并且它们按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利润率也会相同，尽管它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不同，它们的周转时间也不同。两个资本虽然周转时间不同，但在相等的时间内会实现相等的利润。［注：｛从第四章可以看出，只有在资本A和资本B有不同的价值构成，但它们的用百分比计算的可变组成部分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正比，也就是和它们的周转次数成反比的时候，以上所说才是正确的。假定资本A的百分比构成为20c（固定的）＋70c（流动的），因而是90c＋10v＝100。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周转一次，10v就会生产10m，因此，周转一次的利润率＝10％。再假定资本B＝60c（固定的）＋20c（流动的），因而是80c＋20v＝100。按照上述的剩余价值率，周转一次，20v就会生产20m，因此，周转一次的利润率＝20％，也就是等于A的两倍。但是如果A一年周转两次，B一年只周转一次，那末，A一年中同样会生产2×10＝20m。它们二者的年利润率就会相等，都是20％。——弗·恩·｝］周转时间的差别本身，只有当它影响同一资本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占有和实现的剩余劳动量的时候，才有意义。因此，既然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构成上的不等，并不一定包含着那种又会引起利润率不等的周转时间上的不等，那就很清楚，如果出现了利润率不等的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同构成本身造成的，相反地，是因为在这里，这种不同的构成只是表明了一种会对利润率发生影响的周转时间上的不等。 可见，在不同产业部门中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不变资本的不同构成本身，对利润率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并且不变资本的价值，因而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量，同不变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固定性质或流动性质是完全无关的。然而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这个事实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在固定资本显著发达的地方，这种发达只不过表明，生产是大规模进行的，因此不变资本大大超过可变资本，或者说，所使用的活劳动力同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相比是很小的。 这样，我们已经指出，在不同产业部门，与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相适应，并且在一定限度内与资本的不同的周转时间相适应，不同的利润率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即使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情况下，利润和资本量成正比，从而等量资本在相等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的规律（作为一般的趋势），——假定周转时间相等，——也只适用于有机构成相等的资本。以上所述，和我们直到现在为止的全部论述一样，是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即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撇开那些非本质的、偶然的、互相抵销的差别不说，对不同产业部门来说，平均利润率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除非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摧毁。所以，在这里，价值理论好象同现实的运动不一致，同生产的实际现象不一致，因此，理解这些现象的任何企图，也好象必须完全放弃。 从本卷第一篇可以得出，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如何不同，只要为生产产品所预付的资本额相等，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的成本价格总是相等的。对资本家说来，在成本价格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消失了。资本家为了生产一种商品，必须支出100镑，不管他的支出是90c＋10v还是10c＋90v，这种商品总是耗费一样多。对他来说，商品总是要耗费100镑，不多也不少。不管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不同投资竞争的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 注释： [55]指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10章（A．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Vol．I，London，1776）。——第159页。 [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7-58页。——第159页。 [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72页。——第16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章补充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七章补充说明 在这一篇中，我们假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占有的利润量，和投入这个部门的总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总和相等。即使如此，资产者也不会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剩余劳动，看作是同一的东西，其原因如下： 1．他们在流通过程中忘记了生产过程。在他们看来，商品价值的实现，——包括商品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手稿中留有一个空白，表示马克思打算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说明。——弗·恩·｝ 2．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撇开信用制度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撇开资本家互相间的各种欺骗和诈取，再撇开对市场的任何一种有利的选择，利润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取决于原料的贵贱，购买原料的人的内行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决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费是否被杜绝，指挥和监督是否简单而有效，等等。总之，如果一定量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已定，这个剩余价值会表现为多大的利润率，从而会提供多大的利润量，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资本家自己或他的经理和职员个人的经营本领。假定同一个1000镑剩余价值，作为1000镑工资的产物，在企业A中，要求有9000镑不变资本，在企业Ｂ中，要求有11000镑不变资本。在A场合，利润率p′＝1000/10000＝10％。在Ｂ场合，p′＝1000/12000＝[8+（1/3）］％。总资本在A产生的利润比在Ｂ相对地说要大，这是因为前者的利润率比后者高，虽然预付可变资本在两个场合都＝1000镑，由此榨取的剩余价值也都＝1000镑，也就是说在两个场合，存在着对同数工人的同等程度的剥削。同一剩余价值量的表现上的这种差别，或利润率从而利润本身的差别，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时，也可以由别的根源引起；但是它也可以只是来源于两个企业的经营技巧上的差别。这一情况使资本家产生了错觉，使他相信，他的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来自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别是来自他个人的活动。 根据本卷第一篇的论述，可以看出一种见解（洛贝尔图斯[54]）的错误，按照这种见解，资本的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利润和资本之间的比率，即不会影响利润率，因为，如果利润量增大，计算利润时作为基础的资本量也会增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和地租不同，例如，地租增大时，土地面积保持不变）。 这种见解只有在以下两个场合才是正确的。第一个场合是：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剩余价值率不变，只有充当货币商品的那种商品发生了价值变化。（在只是发生名义上的价值变化，即价值符号提高或降低，而其他条件不变时，情况也是这样。）假定总资本＝100镑，利润＝20镑，因而利润率＝20％。如果金跌价或涨价100％，那末，在前一个场合，同一个资本原来值100镑，现在则值200镑，利润将具有40镑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前用20镑来表现的利润，现在要用40镑来表现；在后一个场合，资本的价值降低到50镑，而利润则表现为价值10镑的产品。但是在这两个场合，200∶40＝50∶10＝100∶20＝20％。可是，在所有这些场合，实际上资本价值并没有发生量的变化，只是同一价值和同一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发生了量的变化。因此，m/C即利润率不会受到影响。 另一个场合是：价值发生了实际的量的变化，但在发生这种量的变化时，V和C的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作为所推动的劳动力的指数的可变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的比率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的资本是C、ｎC还是C/ｎ，比如说，不管是1000、2000还是500，在利润率为20％时，利润在第一个场合＝200，在第二个场合＝400，在第三个场合＝100；但是200/1000＝400/2000＝100/500＝20％。这就是说，利润率在这里保持不变，因为资本的构成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受到资本的量的变动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利润量的增加或减少，只表示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或减少。 可见，在第一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只是表面上发生了量的变化；在第二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实际上发生了量的变化，但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即它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不过除了这两个场合以外，或者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发生了价值变化的结果，因而是（在可变资本变化时剩余价值本身并未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量发生变化的结果，或者这种量的变化（例如在进行大规模的劳动，采用新机器等等的时候），是资本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相对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利润率的变化。 利润率的提高总是这样发生的：剩余价值同它的生产费用即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相对地或绝对地增加了，或者说，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差额缩小了。 不以资本有机组成部分的变化或资本绝对量为转移的利润率波动，可以在下述情况下发生：预付资本——不管是以固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流动的形式存在——的价值提高或降低，是由于预付资本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而这种增加或减少与现有的资本无关。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在货币价值不变时，以前值100镑的资本，现在则值200镑或50镑。如果这种增值或贬值以同等程度影响资本的一切部分，利润也就会相应地表现为加倍的或减半的货币额。但是，如果它包含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就是说，使可变资本部分对不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提高或降低，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就会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提高而提高，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降低而降低。如果只是预付资本的货币价值（由于货币的价值变动）提高或降低，那末，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就会按相同的比例提高或降低。利润率则保持不变。 注释： [54]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第125页（Rodbertus．《SocialeBriefeanvonKirchmann．DritterBrief：WiderlegungderRicardo’schenLehrevonderGründrenteundBegrundungeìnerneuenRententheorie》．Berlin，1851，S．125）。对洛贝尔图斯的利润率理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第2册第70-91页。——第15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六章价格变动的影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六章价格变动的影响 Ⅰ．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Ⅱ．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Ⅲ．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Ⅰ．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在这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剩余价值率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为了研究纯粹状态下的情况，这个假定是必要的。不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仍然可能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原料价格的波动而收缩或膨胀，以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可能增加或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价值量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在这里也要把这个现象作为偶然情况排除在外。如果机器的改良和原料价格的变动同时影响到一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或影响到工资的水平，那末，只要把1．不变资本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和2．工资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综合在一起，结论就自然可以得出。 但是总的说来，在这里也和以前一样，必须指出：如果由于不变资本的节约或由于原料价格的波动而出现了变化，那末这些变化即使完全不影响工资，因而完全不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也总会影响利润率。这些变化会改变m′v/C中C的大小，从而改变整个分数的值。因此，在这里，和考察剩余价值时看到的情形不同，这些变化发生在哪些生产部门，这些变化所影响的产业部门是否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或者这种生活资料生产上所用的不变资本，都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的阐述也同样适用于奢侈品生产发生变化的场合，而这里所说的奢侈品生产，是指一切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是必需的那种生产。 在这里，原料也包括辅助材料，如蓝靛、煤炭、煤气等等。其次，如果机器也被列入这个项目，那是因为机器本身的原料是由铁、木材、皮革等等构成的。因此，机器本身的价格也会由于制造机器所用的原料的价格波动而受到影响。如果构成机器的原料或机器运转时消费的辅助材料发生价格波动，从而引起机器价格上涨，利润率就会相应地下降。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我们在下面研究原料的价格波动时所说的原料，既不是指制造作为劳动资料来执行职能的机器所用的原料，也不是指机器使用时所用的辅助材料，而只是指加入商品的生产过程的原料。在这里，只有一点必须指出：机器的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主要要素如铁、煤炭、木材等的自然财富，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自然生产率，并且是一个不以工资的高低为转移的决定利润率的要素。 因为利润率是m/C或＝m/c＋v，所以很清楚，一切使c的大小，从而使C的大小发生变化的东西，即使在m和v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利润率发生变化。但原料是不变资本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产业部门，也有原料作为辅助材料或机器组成部分等等加入，这样，原料的价格波动也会相应地影响利润率。如果原料的价格降低了，降低的数额＝ｄ，那末，m/C或m/c＋v就变为m/C－ｄ或m/（c－ｄ）＋v；因而利润率就提高。相反，如果原料价格提高了，那末，m/C或m/c＋v就变为m/C＋ｄ或m/（c＋ｄ）＋v，因而利润率就下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高低和原料价格成反比。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原料的价格波动时产品出售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即使完全撇开供求关系，原料价格的低廉对工业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还可以看出，即使撇开对外贸易由于使必要生活资料便宜而对工资产生的任何影响，对外贸易也会影响利润率。这就是说，它会影响工业或农业中所使用的原料或辅助材料的价格。由于人们对利润率的性质和利润率同剩余价值率的独特区别一直理解得很不完全，因此，一方面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由实际经验得出的、原料价格对利润率的显著影响，而在理论上却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托伦斯[44]）；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象李嘉图[45]那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一般原理，而不承认比如说世界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 因此很清楚，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让原料尽可能自由输入，已经成了合理地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这一点和废除谷物关税[46]一样，是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主要目标，他们也特别关心废除棉花关税。 我们可以拿面粉在棉纺织业上的使用为例，来说明一种并非真正的原料，而是一种辅助材料但同时又是主要食物的价格降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837年，罗·海·格莱格［注：罗·海·格莱格《工厂问题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37年伦敦版第115页。］已经计算过，当时大不列颠棉织业使用的100000台动力织机和250000台手工织机，每年浆纱消费的面粉达4100万磅。此外，漂白等工序所用的面粉，又等于这个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样消费掉的面粉的总价值，按照他的计算，在最近十年内，每年等于342000镑。和大陆上的面粉价格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谷物关税迫使工厂主多付出的价钱，仅面粉一项，每年就有170000镑。根据格莱格估计，1837年这样多支付的价钱至少有200000镑。他还说到一家公司，每年为面粉多付的价钱就有1000镑。因此， “大工厂主、精打细算的实业家都说，谷物关税一旦废除，每天劳动10小时就足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第98页） 谷物关税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关税也废除了。但是这个目的刚一达到，工厂主们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47]的劲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了。此后不久，当十小时工厂劳动终于定为法律时，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企图普遍降低工资。 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全部一次加入由于它们被消耗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而固定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只是按其损耗的程度，因而只是逐渐加入产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利润率是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总额决定（不管其中有多少已被消费都一样），但是原料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比固定资本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要大得多。然而很清楚，市场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单个商品的价格，并和这个价格的涨落成反比，——虽然我们只是顺便提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我们仍然假定，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由竞争引起的价格波动在这里仍与我们无关。因此，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成品价格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提高，也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因此，同商品按其价值出售的情况相比，利润率在前一场合会下降得更低，在后一场合会上升得更高。 其次，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因此，对使用原料的产业部门来说，也就是对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产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正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关系，即吸收一定量的劳动需用更多的原料，也就是表现为，比如说，一个劳动小时内转化成产品即加工成商品的原料量不断增加。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原料的价值会在商品产品的价值中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原料会全部加入商品产品的价值，而且因为在总产品的每一部分中，由机器磨损形成的部分和由新的追加劳动形成的部分会越来越小。由于这种下降运动，另一个由原料形成的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增长起来，除非由于制造原料本身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使原料价值相应减少，以致这种增长被抵销。 其次，因为原料和辅助材料完全同工资一样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地从产品的每次出售中全部得到补偿，而机器只有磨损部分才需要补偿，并且首先是以准备金的形式补偿，——每次出售是否都为这个准备金提供它的一部分，事实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是假定全年的出售能够为这个准备金提供相当于一年的份额，——所以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如果出售商品所得的价格不够补偿商品的一切要素，或者不能使生产过程按照同它的技术基础相适应的规模继续进行，以致只有一部分机器能够工作，或者全部机器都不能按通常规定的全部时间工作，那末，原料价格的提高就会缩小或是阻碍全部再生产过程。 最后，废料所引起的费用和原料价格的波动成正比：原料价格提高，它就提高；原料价格下降，它就下降。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界限。1850年《工厂视察员报告》就已经说到： “由原料价格上涨造成的重大损失的一个根源，即废料造成的损失，除了实际经营纺纱业的人以外，谁都不加以注意。有人告诉我说，棉花涨价时，纺纱业者增加的费用，特别是生产次等纱增加的费用，比因涨价而多付出的费用还要多。纺粗纱时产生的废棉达到15％以上；因此，按照这样的百分率，在棉花每磅值3+（1/2）便士时，每磅的损失是1/2便士，当棉花的价格上涨到每磅7便士时，每磅的损失就增加到1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第17页） 但是，当美国南北战争使棉花的价格上涨到近一百年来闻所未闻的高度时，报告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废棉的价格和废棉在工厂里作为原料的重新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用印棉代替美棉所造成的废棉的损失。这个差额大约是[12+（1/2）]％。印棉加工时的损失为25％，因此，纺纱业者在这种棉花上付出的费用比他所付出的价格实际上还要多四分之一。当美棉每磅值5便士或6便士时，废棉造成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因为每磅的损失不会超过3/4便士；但是，现在棉花每磅值2先令，由废棉造成的损失每磅已达6便士，这种损失就非常严重了。”［注：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有错误。废棉造成的损失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这个损失就印棉来说固然是25％，但这里说的是美棉，其损失只有[12+（1/2）]％到15％，这个百分率在前面美棉价格为5便士到6便士时已经准确计算出来了。不过，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最后几年，输入欧洲的美棉的废棉所占的百分率，也往往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弗·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6页） Ⅱ．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我们在这一章中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为前提，因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尽管如此，标题中提到的几种现象，还是可以在这里概括地考察一下。首先，它们互相之间有联系；其次，它们同利润率和利润量有联系。它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量（它实际上和剩余价值量是同一个东西）的增减都是不以剩余价值量或剩余价值率的运动为转移的，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必须对它们进行简略的考察。 能否一方面把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另一方面把资本的增值和贬值当作不同的现象来考察呢？ 首先要问：我们怎样理解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增值和贬值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外就是指：现有资本由于某些共同的经济情况（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任何一个私人资本的特殊遭遇）在价值上增加或减少了，也就是说，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撇开它所使用的剩余劳动造成的增殖不说，在价值上提高或降低了。 我们把资本的束缚理解为：如果生产要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产品总价值中的一定部分就必须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各种要素。我们把资本的游离理解为：虽然生产在原有规模的限度内继续进行，但产品总价值中一个一直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可以自由支配，成为多余的了。资本的这种游离或束缚和收入的游离或束缚不同。假定一个资本C的年剩余价值＝x，由于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便宜了，现在用x—a就能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享受品等等。因此，收入的一部分（＝a）就会游离出来，它可以用来扩大消费，或者再转化为资本（即积累）。反之，如果需要用x＋a才能继续维持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必须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限制，或者把以前用作积累的收入部分（＝a）现在当作收入来花掉。 增值和贬值，既可以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也可以发生在可变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当它们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的时候，它们又可以发生在固定资本上面，或者发生在流动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 被当作不变资本来考察的有：原料和辅助材料，包括半成品（我们把以上这些通称为原料），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 以上我们考察了原料的价格或价值的变动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和原料价值的高低成反比。这个规律对于新投入企业的资本来说，是无条件正确的，在这种场合，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撇开这种新投入的资本不说，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在流通领域中，而另一个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一部分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存在，需要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作为货币（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存在，需要再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最后，第三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其中一部分具有生产资料的最初形式，即原料、辅助材料、从市场上买来的半成品、机器以及其他固定资本，另一部分是正在制造的产品。增值或贬值在这里怎样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先撇开全部固定资本不说，只考察由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正在制造的商品和已经制成并投入市场的商品所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如果原料例如棉花的价格提高了，用比较便宜的棉花制成的棉制品——半成品（如棉纱）和成品（如棉布等等）——的价格也会提高；同样，尚未加工的库存棉花和正在加工的棉花的价值也会提高。由于反作用，这种棉花现在代表着更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加在有它作为组成部分的产品上的价值，超过它本身原有的价值，也超过资本家为它支付的价值。 因此，如果在原料价格提高时，市场上已有大量现成的商品（不论已经完成到什么程度），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会提高，现有资本的价值也会随之提高。生产者手中储备的原料等等也是这样。这种增值，可以补偿单个资本家，甚至资本的整个特殊生产部门由原料价格提高引起的利润率下降而遭受的损失，甚至补偿之后还有余。在这里，我们不去详细研究竞争的影响，但是为了完整起见，可以指出：1．如果库存的储备原料相当多，就会对原料产地发生的价格提高起相反的作用；2．如果市场上现有的半成品或成品严重积压，就会阻碍这些成品和半成品的价格按照它们的原料价格的比例上涨。 如果原料价格降低，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这会使利润率提高。但市场上现有的商品、正在制造的物品和储备的原料都会贬值，从而对同时发生的利润率的提高起相反的作用。 当营业年度即将告终，原料必须重新得到大量供应的时候，就农产品来说，也就是在收获之后，生产领域和市场上的储备越少，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的全部研究都是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的：价格的提高或降低，是实际价值变动的表现。但是，因为这里研究的问题是这种价格波动对利润率的影响，所以，这种波动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价格的涨落不是由于价值变动，而是由于信用制度、竞争等等的影响造成时，这里的阐述也是同样适用的。 因为利润率等于产品价值的余额和全部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所以，由预付资本贬值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是和资本价值的损失结合在一起的，同样，由预付资本增值造成的利润率的降低，也可能和资本价值的增加结合在一起。 至于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那末，这方面发生的增值，特别是和建筑物、土地等等有关的增值，离开地租学说是无法阐明的，因而不是这里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于贬值，以下所说却具有普遍的意义。 首先是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个过程，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具有强烈的作用，那时机器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因而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盛行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日夜换班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较短期间内再生产出机器的价值，而又不使机器的损耗算得过高。反之，如果机器的短暂的作用期间（在可以预见的改良面前，机器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补偿，它就会把过大的价值部分作为无形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样它甚至连手工劳动也竞争不过。［注：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在拜比吉[48]那里找到。资本家的惯用伎俩——降低工资——在这种场合也会施展出来，所以这种不断贬值的作用，是和凯里先生的和谐一致的头脑中梦想的情况完全不同的。］ 当机器、建筑设备、一般固定资本达到一定成熟程度，至少它们的基本结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时，由于这些固定资本再生产方法上的改进，类似的贬值现象也会出现。这时，机器等等的价值的降低，不是因为有更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等等迅速把它们排挤掉，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贬值，而是因为现在能够用比较便宜的方法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往往要到第一个所有者破产之后，在第二个所有者手里才繁荣起来的原因之一。这第二个所有者因为用便宜的价钱把企业买过来，所以一开头就用较少的投资来开始他的生产。 在农业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那些会提高或降低产品价格的原因，也会提高或降低资本的价值，因为资本本身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谷物、牲畜等这类产品构成的。（李嘉图[49]） 现在还需要谈一下可变资本。 如果劳动力价值的的提高，是因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者，反过来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了，——而可变资本的增值和贬值不外就是这两种情形的表现，——那末，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和这种增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减少，和这种贬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但是，和这种现象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还可能有别的情况——资本的游离和束缚。这些情况，上面还没有研究，现在必须简略地谈一谈。 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降低（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格的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那末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就会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就是可变资本的游离。这种情况对于新投入的资本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这个资本在执行职能时具有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它可以用比过去少的货币，推动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样，无酬劳动部分就靠牺牲有酬劳动部分而增加。但是对于已经发挥作用的资本来说，不仅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而且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的一部分还会游离出来。这个部分过去被束缚起来，形成一个经常的部分，如果企业要按原有规模经营，这个部分就要从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中扣出，投在工资上面，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现在，这个部分可以自由支配，因而可以当作新的投资来利用，——或者用来扩大同一企业，或者用在另外一个生产部门。 例如，我们假定每周雇用500工人原来需要500镑，现在只需要400镑。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的价值量都＝1000镑，那末，在前一种情况下，每周的剩余价值量就＝500镑，剩余价值率500/500＝100％；但是，在工资降低之后，剩余价值量为1000镑—400镑＝600镑，剩余价值率600/400＝150％。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对于一个用400镑可变资本和相应的不变资本在同一生产部门开办新企业的人来说，是唯一的结果。但是对一个已经经营的企业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可变资本的贬值，不仅剩余价值量由500镑提高到600镑，剩余价值率由100％提高到150％；而且还会有100镑可变资本游离出来，可以再用来对劳动进行剥削。因此，不仅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剥削同量劳动，而且由于有100镑游离出来，同一个500镑可变资本可以比以前按更高的剩余价值率剥削更多的工人。 现在，看看相反的情形。假定雇用的工人是500，原来的产品分配比例是：400v＋600m＝1000，因而剩余价值率＝150％。工人每周所得为4/5镑＝16先令。如果由于可变资本的增值，现在500工人每周要花费500镑，那末每个工人的周工资就＝1镑，而400镑就只能雇用400工人。因此，如果雇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多，我们就会得到500v＋500m＝1000；剩余价值率就会由150％降低到100％，即降低1/3。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唯一的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率降低了。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也会相应降低，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降低。例如，假定c＝2000，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2000c＋400v＋600m＝3000。m′＝150％，p′＝600/2400＝25％。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2000c＋500v＋500m＝3000，m′＝100％；p′＝500/2500＝20％。反之，对于已经投入的资本来说，就会产生双重结果。用400镑可变资本，现在只能雇用400工人，而且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是100％。因此，它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只有400镑。其次，因为价值2000镑的不变资本要有500工人来推动，所以400工人只能推动价值1600镑的不变资本。因此，要使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不让1/5的机器停下来，那就必须增加100镑可变资本才能和从前一样雇用500工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原来可供支配的资本束缚起来。这就是说，本应用来扩大生产的一部分积累，现在只好用来填补亏空，或者，原定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那个部分必须追加到原有的资本中去。结果，可变资本方面的投资增加了100镑，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减少了100镑。为了雇用同等数目的工人，需要有更多的资本，而每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却减少了。 由可变资本的游离产生的利益和由可变资本的束缚造成的损失，只有对已经投入的、因而是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利益和损失这两方面，只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降低，以及利润率的相应的、但决不是按比例的变动。 刚才研究的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束缚，是可变资本各种要素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贬值和增值的结果。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工资率不变时，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了，那末可变资本也能游离出来。反之，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增加了，那末也能发生追加可变资本的束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部分以前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资本，现在作为不变资本使用了，因而只是同一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起了变化，那末，这固然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但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增值或贬值，不变资本也可能被束缚或游离。撇开这一点不说，如果劳动生产力增长了，同量劳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因而可以推动更多不变资本，那末，不变资本才有可能被束缚（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情形除外）。如果生产力降低了，那末，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生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农业上，这时同量劳动要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就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例如更多的种子、肥料或排水设备等等。如果由于各种改良、自然力的应用等等，一个价值较小的不变资本能够发挥以前一个价值较大的不变资本那样的技术作用，那末，即使没有贬值，不变资本也能游离。 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看到[50]，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之后，这个货币的一定部分，必须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一定技术性质所需要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里，撇开工资，也就是撇开可变资本不说，对一切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原料，包括辅助材料在内，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产部门，例如采矿业和一切采掘工业，辅助材料则特别重要。只要机器一般还能工作，必须用来补偿机器磨损的那部分价格，不妨说是在观念上加以计算的；这部分价格，不管是在今天或者明天，不管是在资本周转时间的哪一个阶段上得到支付，即用货币来补偿，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原料却不是这样。如果原料的价格上涨了，那末，在扣除工资以后，它就不可能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完全补偿。因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有机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于收成的变化不定等等，——这里我们还是完全撇开信用制度不说，——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在这里，由于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年景的好坏等等，同量劳动可以体现为极不相等的使用价值量，因此，一定量的这种使用价值会有极不相同的价格。如果价值x体现在100磅商品a中，那末一磅商品a的价格＝x/100；如果价值x体现在1000磅商品a中，那末一磅商品a的价格＝x/1000，如此等等。这就是原料价格波动的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仅仅为了完整起见才提到它，因为竞争和信用制度还不属于我们这里考察的范围——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象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这种价格提高，实际上会导致如下的结果：1．这种原料会从较远的地区运来，因为提高的价格可以弥补较贵的运费；2．这种原料的生产会增加，不过按照事物的性质，也许要在一年以后，产量才能实际增加起来；3．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起来，废料会更经济地利用。如果价格的提高开始非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由于原料和有原料作为要素加入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需求下降了，因此对原料价格产生一种反作用。撇开这种反作用由于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贬值所引起的动荡不说，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情况。 首先，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就越频繁，上面所说的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 但是，如果由于原料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原料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当地原料生产的扩大，又使人们从遥远的一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产地区去取得原料供给，而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又使原料的供给超过需求（而且是在原来的高价下超过需求），以致这种高价现在突然跌落下来，那末，由此产生的结果，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原料价格的突然跌落，会阻碍原料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条件最有利的原出产国，会恢复它的垄断地位；这也许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恢复，但毕竟是恢复。当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但是，在机器等增加以后生产借以进行的基础，——这个基础在经过若干波动后，应当成为新的正常的基础，新的起点，——也由于上一次周转周期中发生的过程而显著扩大了。但是这样一来，在一部分次要的原料产地刚刚开始增长的再生产，会再次遇到严重的障碍。例如，我们可以从出口统计表看出，近三十年来（到1865年为止），当美棉生产减少时，印棉生产就增加，但此后又突然地并且比较持久地减少下去。在原料昂贵时期，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例如，1848年棉价提高以后的曼彻斯特就是这样。爱尔兰亚麻的生产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但是，直接的刺激一旦过去，“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而不是象那些协会那样，力图提高各原出产国的生产能力，而不管这些国家当时能够提供产品的直接价格如何）这个竞争的一般原则一旦重新取得统治地位，人们就会重新让“价格”去调节供给。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注：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1865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其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弗·恩·］在这方面，资本家的迷信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工厂视察员在他们的报告中也再三表示惊讶不已。好年成代替坏年成，当然也会使原料便宜。这个情况除了对需求的扩大产生直接影响以外，还会作为一种刺激对利润率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影响。上面所说的机器等的生产逐渐超过原料生产的过程，这时会按更大的规模重演。要真正改良原料，使它不仅按需要的数量，而且按需要的质量来提供，例如，要由印度来供给达到美棉那样质量的棉花，那就要求欧洲存在着持久的、不断增加的和经常的需求（把印度生产者在他本国所处的经济条件完全撇开不说）。但是，原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不过是跳跃式的，有时突然扩大，然后又急剧缩小。所有这一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都可以根据1861—1865年的棉荒[51]来进行很好的研究，那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即再生产上最重要要素之一的原料有时根本没有。其实，在供给充足时，如果这种供给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价格也可能提高。不然的话，就可能是原料真正缺乏。在棉业危机中最初出现的，是后面这种情形。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演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用下面从工厂视察员报告中摘录的例子加以说明。 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提到的从英国工厂报告中摘录下来的那些例证： “营业情况好些了；但是随着机器的增加，旺季和淡季的周期缩短了。这样一来，对原料的需求增加了，营业状况的波动也更为频繁了……目前，在1857年恐慌之后，不仅信任恢复了，而且恐慌本身看来也几乎完全被人忘记了。这种好转是否能持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原料的价格。据我看来，已经有若干迹象，表明在某些场合已经达到最高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制造业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直至最后完全不再提供利润。例如，我们考察一下精梳毛纺织业利润较厚的年度1849年和1850年，就会看到，英国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13便士，澳大利亚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14到17便士，1841—1850年的十年间，英国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14便士以上，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17便士以上。但是在不幸的1857年年初，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已经涨到每磅23便士；同年12月，在恐慌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跌到18便士；但是在1858年又涨到现在的价格21便士。同样，英国出产的羊毛的价格在1857年年初为20便士，4月和9月涨到21便士，1858年1月跌到14便士，此后又涨到17便士，因此，它比上面提到的那十年的平均价格每磅贵3便士……据我看来，这表明：或者近似的价格引起的1857年的破产已被人们忘记；或者出产的羊毛刚好够现有的纱锭消耗；或者毛织品的价格将会持续上涨……但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看到，纱锭和织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运转速度上增加了好几倍；其次，我国羊毛对法国的输出也几乎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了，然而国内外饲养的羊的平均年龄却越来越短，因为人口在迅速增加，畜牧业者希望尽快把他们的家畜变成货币。因此，我常常感到忧虑的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情况，把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资本投入这样一些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成败取决于那种只有按照一定的有机界规律才能增加的产品的供给……一切原料的供求状况……似乎可以用来说明棉纺织业方面的许多变动，以及1857年秋季英国羊毛市场的状况和跟着发生的商业危机。”［注：不言而喻，我们不能象贝克先生那样，用原料和成品之间的价格不平衡来说明1857年的毛纺织业危机。这种不平衡本身不过是一种征兆，而危机却是普遍的。——弗·恩·］（罗·贝克《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第56—61页） 约克郡西莱丁区精梳毛纺织业的繁荣时期是1849—1850年。那里，该行业雇用的工人，1838年为29246人；1843年为37000人；1845年为48097人；1850年为74891人。这个区使用的机械织机，1838年为2768台；1841年为11458台；1843年为16870台；1845年为19121台；1850年为29539台。（《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第60页）精梳毛纺织业的这种繁荣，在1850年10月，已开始出现凶兆。副视察员贝克在1851年4月的报告中，在谈到里子和布莱得弗德的情况时说： “近来营业状况很糟糕。精梳毛纺业主正迅速失去1850年的利润，大多数织布业主的情况也不太妙。我相信，目前停工的毛纺织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同时，亚麻纺绩业主也在解雇工人，让机器停下来。纺织工业的周期现在实际上很不稳定；我想，我们不久就会认识到……在纱锭的生产能力、原料的数量和人口的增加之间没有保持比例。”（第52页） 棉纺织业的情形也是这样。刚刚引用的1858年10月的报告中说： “自从工厂的劳动时间固定以来，一切纺织业的原料消费量、生产量、工资量，已经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比例计算法……我引用布莱克本市现任市长培恩斯先生最近关于棉纺织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其精确地提出了该地区的工业统计材料： ‘一实际马力可以推动450个自动纱锭及其预备装置，或推动200个环锭精纺纱锭，或推动15台幅宽40吋的织布机以及卷绕、整经和刷浆的机器。一马力在纺纱时需要2+（1/2）个工人，在织布时需要10个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为每人每周10+（1/2）先令多一点……加工出来的平均支数，经纱为30—32支，纬纱为34—36支；假定每周每个纱锭产纱13盎斯，那末每周总共是824700磅，消费棉花970000磅，或2300包，花费28300镑……我们这个地区（布莱克本周围五英里以内）每周消耗的棉花为1530000磅，或3650包，花费44625镑。这等于联合王国全部棉纺业的1/18，全部机械棉织业的1/6。’ 因此，按照培恩斯先生的计算，联合王国棉纺业纱锭的总数为28800000个，要使这些纱锭充分开工，每年需要棉花1432080000磅。但是在1856年和1857年，棉花的进口额减去出口额后只有1022576832磅；因此，必然会缺少409503168磅。培恩斯先生好意地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我。他认为，根据布莱克本地区的消费量计算的棉花常年消费量是偏高的，因为不仅纺纱的支数有差别，而且机器也有优劣之分。他估计联合王国每年消费的棉花总量为10亿磅。但是，如果说他估计对了，确实有2250万磅的供给过剩，那末看来供求现在已经接近平衡了；这还没有把培恩斯先生所说的正在他自己的地区安装的、并且据此判断显然也会在其他地区安装的追加纱锭和织机考虑在内。”（第59、60、61页） Ⅲ．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前史（1845—1860年） 1845年。棉纺织业的繁荣时期。棉花价格很低。关于这一点，莱·霍纳曾经说过： “最近八年，我没有看到过象去年夏秋两季那样活跃的营业时期。特别是棉纺业。整整半年，我每周都收到报告，说工厂有了新的投资：或者是建立了新的工厂，或者是一些闲着的工厂找到了新的承租人，或者是正在生产的工厂扩大了，安装了新式的马力更大的蒸汽机，增加了工作机的数量。”（《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10月》第13页） 1846年。怨言开始出现了。 “很久以来，我就从棉纺织厂主那里听到了对营业不振的十分普遍的怨言……最近六周有些工厂开始缩短劳动时间，通常是每天劳动8小时而不是12小时；这种情况看来还在发展……棉花价格大大上涨……成品的价格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比棉花涨价以前低了。最近四年间棉纺织工厂大量增加，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对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市场上成品的供给也急剧增加；在原料的供给和成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两个原因合起来必然引起利润下降；但它们实际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因为一方面棉花的供给近来已经不足，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对成品的需求又减少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第10页） 原料需求增加和市场商品充斥，二者自然是齐头并进的。——附带说一下，当时产业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停滞，并不限于棉纺织业区。布莱得弗德梳毛区的工厂1836年只有318家，1846年已有490家。这个数字远没有表示出生产的实际增加，因为原有的工厂同时也显著扩大了。亚麻纺绩业的情况尤其如此。 “这一切在最近十年都多少助长了市场商品过剩，现在的营业停滞大部分必须归咎于此……在工厂和机器如此急速增加之后，自然会出现营业不振的状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第30页） 1847年。10月发生了货币危机。贴现率8％。在此以前，铁路投机和东印度公司证券投机已经失败。但是： “贝克先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详细材料，说明最近几年来，对棉花、羊毛、亚麻的需求由于有关工业的扩大而增加了。他认为，对这些原料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出现在这些原料的供给远远低于平均数的时候，几乎足以说明这些生产部门现在的营业不振，而无须再提货币市场的紊乱了。我本人的观察以及我从内行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都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在贴现还容易按5％或更低的百分率进行时，这些生产部门的营业都已经十分不振。相反，生丝的供给是充足的，价格也公道，因此营业活跃到……最近两三个星期，这时，货币危机毫无疑问地不仅影响到丝织业主本身，而且还更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主要顾客，即时装制造业主。看一下官方发表的报告，就知道棉纺织业最近三年几乎增加了27％。结果，用整数来说，棉花由每磅4便士上涨到6便士，而棉纱由于供给增加，只略高于原价。毛纺织业1836年开始扩大；此后，它在约克郡增加了40％，在苏格兰增加得更多。精梳毛纺织业的增加更大。［注：在英国，毛纺织业和精梳毛纺织业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用短羊毛纺成粗纺毛纱和织成东西，主要中心是里子，后者用长羊毛纺成精梳毛纱和织成东西，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布莱得弗德。——弗·恩·］根据计算，它在同时期内增加了74％以上。因此，羊毛原料的消费很大。麻纺织业自1839年以来，在英格兰大约增加了25％，在苏格兰增加了22％；在爱尔兰大约增加了90％。［注：麻纱机纺业在爱尔兰的迅速发展，当时对德国（西里西亚、劳西兹区和威斯特伐里亚）用手纺麻纱织成的麻布的出口，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弗·恩·］由于这个缘故，同时亚麻又歉收，原料每吨上涨了10镑，但纱价却每绞下跌了6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47年10月》第30、31页） 1849年。自1848年最后几个月起，营业好转了。 “亚麻价格很低，几乎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有适当的利润。这就促使工厂主把营业继续进行下去。毛纺织厂主年初一度非常繁忙……但我担心，委托销售的毛纺织品往往代替实际的需求，虚假繁荣即充分就业的时期并不总是真正需求的时期。几个月来，精梳毛纺织业的状况特别好……在这个期间开始的时候，羊毛价格特别低；毛纺业主都是按照有利的价格买进的，而且买进的数量也确实很大。当羊毛在春季拍卖中涨价时，毛纺业主已经由此得到了利益，而且，因为对成品的需求很大、很迫切，所以他们又把这种利益保持住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页） “如果看一下这三四年各工厂区营业状况的变化，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承认，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扰乱生产的根源……但是，新添机器的惊人的生产力，不是会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新的要素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43页） 1848年11月，1849年5月和夏季，直到10月，营业越来越兴旺。 “集中在布莱得弗德和哈里法克斯的以精梳毛纱为原料的行业，尤其如此；这个行业的扩展从来没有接近过现在的规模……在棉纺织业中，原料的投机和原料供给的不可靠所引起的紊乱和波动，早就比任何其他生产部门更大更经常。目前，这里正堆积着粗糙的棉织品的存货，这使小纺纱业主感到不安，并且已经使他们受到损失，他们之中已有很多家缩减了劳动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第64、65页） 1850年。4月。营业还很活跃。有一个例外是： “棉纺织业中已有一部分由于粗纱和重磅棉织品的原料供给不足，大为萧条……有人担心，精梳毛纺织业由于最近增添了很多机器，会引起类似的反应。按照贝克先生的计算，单是1849年，这个生产部门的织机的产量，就增加了40％，纱锭产量增加了25％到30％。而且还在按相同的比例继续增加。”（《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第54页） 1850年。10月。 “棉花价格继续……使这个工业部门的营业显著不振，对那些生产费用大部分由原料构成的商品来说，特别是这样。生丝价格的猛涨，也使这个工业的许多部门营业不振。”（《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第14页） 按照这里引用的爱尔兰皇家亚麻种植协会的报告，在其他农产品价格低廉时，昂贵的亚麻价格，保证了第二年的亚麻生产显著增加。（第33页） 1853年。4月。大繁荣。 莱·霍纳说：“十七年来，我因职务关系，对郎卡郡工厂区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象现在这样普遍繁荣的景象；一切部门都异常活跃。”（《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第19页） 1853年。10月。棉纺织业萧条。“生产过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第15页） 1854年。4月。 “毛纺织业虽然不活跃，但所有工厂都充分开工；棉纺织业也是这样。精梳毛纺织业在过去整整半年情况完全不正常……麻纺织业由于克里木战争的影响，从俄国得到的亚麻和大麻供给减少了，因而遇到了困难。”（《工厂视察员报告。1854年［4月］》第37页） 1859年。 “苏格兰麻纺织业的营业状况依然不振……因为原料少而且贵。我们的主要供给来源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去年那里收成不好，这就给苏格兰地区的营业带来有害的影响；相反，在制造许多粗麻织物上逐渐代替亚麻的黄麻，价格既不特别贵，数量也不少……在丹第，约有一半的机器现在改纺黄麻。”（《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4月》第19页）——“由于原料价格高，亚麻纺绩业还远远谈不上有利，当其他一切工厂充分开工时，我们却看到好些加工亚麻的机器停工的例子……黄麻纺绩业……情况比较令人满意，因为近来这种材料的价格已经跌落到更为适当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第20页） 1861—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棉荒。 生产过程由于原料缺乏和昂贵而中断的明显例子 1860年。4月。 “至于营业状况，我感到高兴的是能够告诉各位，虽然原料价格高昂，但是除做织业以外，一切纺织业最近半年情况一直很好……某些棉纺织业区已经登广告招收工人，并且从诺福克及其他农业郡把工人招来了……每个工业部门似乎都很缺乏原料……唯一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就是缺乏原料。在棉纺织业中，新建工厂的数目，现有工厂的扩建以及对工人的需求，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到处都在寻找原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第57页］） 1860年。10月。 “棉、毛、亚麻纺织业区的营业状况良好；据说，爱尔兰的营业状况一年多来甚至非常好，如果原料价格不高，情况还会更好。亚麻纺绩业主似乎比以往更迫切地希望修建铁路，来开发印度这个补充的原料产地，并使它的农业得到相应的发展，以便最终……使亚麻的供给能适应他们的需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第37页） 1861年。4月。 “目前营业已经不振……少数棉纺织厂缩减了劳动时间，许多丝织厂只是部分开工。原料昂贵。几乎在每一个纺织业部门，原料价格都超过了广大消费者能够负担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第33页） 现在很清楚，1860年棉纺织业已经生产过剩；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以后几年还可以感觉到。 “1860年生产的过剩商品，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被世界市场吸收掉。”（《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27页）“1860年初棉纺织品在东亚市场上的不振状态，已经反过来对布莱克本的营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布莱克本平均有三万台机械织机几乎专门为这个市场生产棉织品。因此，在棉花封锁的影响可以感觉到以前好几个月，对劳动的需求在这里已经受到了限制……这种情况使许多工厂主幸运地避免了破产。只要仓库有存货，存货的价值就提高了。因此，在这样一次危机中本来不可避免的可怕的贬值现象得到了避免。”（《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28、29、30页） 1861年。10月。 “若干时候以来，营业已经大为不振……很可能，许多工厂将在冬季几个月大大缩减劳动时间。诚然，这是预料得到的……完全撇开那些曾经中断我国通常的美棉进口和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原因不说，由于最近三年生产的急剧增加和印度、中国市场的紊乱，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劳动时间必然要缩减。”（《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第19页） 废棉。东印度棉（苏拉特棉）。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机器的改良。 用淀粉和矿物代替棉花。淀粉浆纱对工人的影响。细纱纺纱业主。工厂主的欺诈 “有一个工厂主写信对我说：‘至于对每个纱锭的棉花消费量的估计，您肯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下的事实：在棉花昂贵时，每一个生产普通棉纱（比如说40支以下，主要是12—32支）的纺纱业主都尽量纺细纱，就是说，原来纺12支的，改纺16支，原来纺16支的，改纺22支，等等；而用这种细纱织布的织布业主，会上很多的浆料，来使他的棉布达到通常的重量。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1/4）磅棉花和2+（3/4）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匹5+（1/4）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27页） “还有人对我说，织布工人认为他们患病日益增多的现象，要归咎于浆料，这种用在东印度棉纺成的经纱上的浆料，不象从前那样完全是面粉做的。可是，这种面粉代用品据说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会显著地增加织物的重量，使15磅棉纱在织成布后重20磅。”（《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63页。这种代用品，是一种名叫中国瓷土的滑石粉，或名叫法国滑石的石膏。）——“由于用面粉代用品浆纱，织布业者〈这里指工人〉的收入就大为减少了。这种浆料使棉纱重量增加，但也使它变得硬而脆。每一根经纱在织机中都要通过所谓的‘综框’，而综框内坚韧的综丝使经纱保持正确的位置；浆硬了的经纱会不断地把综丝拉断。每断一次，织布工人都要花五分钟时间去修理；现在，织布工人进行这种修理的次数，至少相当于以前的十倍；而织机在劳动时间内所织的布自然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同上，第42、43页） “在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莫斯莱、奥尔丹等地，劳动时间整整缩减了三分之一，而且每周还在继续缩减……在劳动时间缩减的同时，许多部门又降低了工资。”（第13页） 1861年初，郎卡郡某些地方的动力织机织工举行了罢工。有些工厂主宣布要降低工资5％—7．5％；工人坚持工资率要保持不变，但劳动时间可以缩减。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于是罢工就发生了。一个月后，工人不得不让步。现在他们得到了两个结果： “除了工人最后同意降低工资以外，许多工厂现在还缩减了劳动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第23页） 1862年。4月。 “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工人的痛苦大大加深了；但在产业史上工人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沉默退让和这样的容忍克制，来忍受如此突然如此深重的痛苦。”（《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4月》第10页）——“目前完全失业的工人的比例数，看来并不比1848年大很多，那时笼罩着一种普通的恐慌，但是已经足以促使惶惶不安的工厂主去编辑一种类似现在每周发行的关于棉纺织业的统计资料……1848年5月，曼彻斯特全部棉纺织业工人中有15％失业，12％做短时工，70％以上做全日工。1862年5月28日，15％失业，35％做短时工，49％做全日工……在邻近地区，例如斯托克波尔特，半失业和全失业工人的百分比更高，充分就业的百分比更低”，因为那里纺的纱比曼彻斯特的更粗。（第16页） 1862年。10月。 “根据最近的一次官方统计［1861年］，联合王国有2887家棉纺织厂，其中有2109家在我的管区（郎卡郡和柴郡）。我知道，在我的管区内的2109家工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只雇用少数人的小厂。但当我发现这个数字是多么大时，我吃了一惊。392家即19％，使用的动力（蒸汽或水）在10马力以下；345家即16％，使用的动力在10到20马力之间；1372家使用的动力是20马力或更大一些……很大一部分小工厂主——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不久以前自己还是工人；这是一些对资本没有支配权的人……所以，主要负担落在其余三分之二的人身上。”（《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18、19页） 根据同一报告，在郎卡郡和柴郡的棉纺织业工人中，当时充分就业的有40146人，占11．3％；半就业的有134767人，占38％；失业的有179721人，占50．7％。如果在这里去掉有关曼彻斯特和波尔顿的统计数字（那里主要纺细纱，这种部门受棉荒的影响较小），那末情况就更不妙，就是说，充分就业的占8．5％，半就业的占38％，失业的占53．5％。（第19、20页） “加工好棉还是次棉，对工人来说是有重大区别的。本年头几个月，工厂主使用了可以廉价买到手的一切棉花，企图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工厂，这时，大量次棉进入了以前通常使用好棉的工厂，工人工资的差额很大，引起了多次罢工，因为现在按原来的计件工资，工人每天得到的工资已经不能勉强维持生活了……在某些场合，由于使用次棉，工资差额甚至在做全日工时，才达到总工资的一半。”（第27页） 1863年。4月。 “今年，棉纺织业工人中能充分就业的将只稍多于二分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第14页） “现在，各工厂都不得不使用东印度棉，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果，使机器的速率必须大大减低。最近几年曾用一切办法来提高机器速率，以便同一台机器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速率的减低既影响工厂主，也影响工人；因为多数工人都是按计件工资领取报酬的：纺纱工人按纺成的棉纱的磅数领取报酬，织布工人按织成的棉布的匹数领取报酬；甚至对另外一些按周领取报酬的工人来说，工资也因生产减少而减少。根据我的调查……和我得到的有关今年棉纺织业工人工资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同1861年的工资水平相比，现在工资平均降低了20％，有些地方降低了50％。”（第13页）——“工资额取决于……加工材料的质量……就所得的工资数额来说，工人现在〈1863年10月〉的状况，已经比去年同时期好得多。机器已经改良，工人对原料的性质更了解了，工人对他们在最初不得不努力克服的困难，也已经比较容易对付了。去年春天，我去过普雷斯顿的一个缝纫学校〈为失业者设立的救济机关〉；有两个少女前几天被送到一个织布厂去了，工厂主原答应她们每周可以挣4先令，但她们请求再回学校，并且抱怨说她们在织布厂每周挣不到1先令。我还接到了关于自动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的报告……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的工人，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多么仁慈啊！〉。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几个月，好些地方，自动走锭精纺机看管工的周工资是5—9先令，织布工人周工资是2—6先令……现在情形好多了，虽然大多数地区的工资还是减少了很多……除了印棉纤维较短，成分不纯，还有一些原因使工人的收入减少。例如，把大量废棉掺到印棉中去，现在已成惯例，这自然会给纺纱工人增加更多困难。因为纤维短，纱条从走锭精纺机牵伸出来并加拈成纱时容易断。走锭精纺机也不能那样正常地运转……一个织布女工也由于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纱线上，往往只能看管一台织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看管两台以上……在许多场合，工人的工资减少了5％，7．5％或10％……在多数场合，工人都必须尽力对付原料，争取能按普通工资率得到报酬……织布工人有时还必须克服另一种困难，这就是要他用坏原料织出好布来。如果工作达不到要求，就要受到扣工资的处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41—43页） 甚至在做全日工的地方，工资也少得可怜。棉纺织业工人对任何一种公共工程，例如挖沟、修路、碎石、铺砌街道，无论哪里需要他们，都愿意干，为的是由此得到地方当局的救济（其实这是对工厂主的救济，见第1卷第598/589页[52]）。整个资产阶级的眼睛都盯着工人。如果对工人提出了微薄不堪的工资，而工人拒绝接受，救济委员会就把他的名字从救济名单上勾销。这是工厂主老爷们的黄金时代，因为工人要想不饿死，就只好按照对资产者最有利的任何价格去做工。而救济委员会总是充当工厂主的看门狗。同时，工厂主在政府的默契下，竭力阻止工人外迁，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准备好他们的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得到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房租。 “在这一点上，救济委员会卡得很严。一旦给了工人工作，他们的名字就立即从救济名单上勾销，所以，他们只好接受给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拒绝工作……那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徒有其名，而工作却异常艰苦。”（同上，第97页） 工人愿意从事任何一种根据公共工程法令安排的劳动。 “组织劳动就业的原则，各个城市极不相同。但是，即使在户外劳动不是绝对当作试工的地方，这种劳动得到的报酬，要么只有普通的救济费那样多，要么多一点也有限，结果这种劳动实际上还是一种试工。”（第69页）“1863年的公共工程法令试图消除这个弊病，使工人能够作为不依赖别人的短工取得日工资。这项法律有三重目的：1．使地方当局〈在取得中央济贫局局长的同意后〉能够从国库贷款委员会得到贷款；2．使各棉纺织工业区的城市的改善比较容易进行；3．使失业工人获得工作和适当的报酬。” 到1863年10月底为止，按这项法律批准的贷款，已达883700镑。（第70页）实施的工程，主要是挖下水道，修筑道路，铺砌街道，修建自来水厂的蓄水池等等。 布莱克本委员会主席汉德逊先生曾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在目前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中，再没有比本区失业工人乐于接受布莱克本市政当局按公共工程法令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这件事，更使我感动和高兴的了。那些从前在工厂充当熟练工人的纺纱工人，现在是在14呎或18呎深的地方充当挖排水沟的短工，很难想象出还有比这更为鲜明的对比了。” （他们做这种工作，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每周可以挣4—12先令；这笔“巨款”，竟然往往要用来维持八口之家。市侩老爷们因此得到了双重的利益：第一，他们以特别低廉的利息获得了资金，来改善他们的乌烟瘴气的、无人过问的城市；第二，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比正常工资率低得多。） “工人已经习惯于几乎是热带的气温，习惯于更需要技巧和准确性而不需要体力的那种劳动，习惯于得到比现在多一倍，有时多两倍的工资。而这样的工人现在愿意接受给他安排的工作，就表现了他们十分令人尊敬的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在布莱克本，人们几乎在每一种可能的户外劳动中受过考验；挖掘很深的泥泞的粘土，排水，碎石，修路，挖掘14呎、16呎、有时20呎深的下水道。他们经常站在10—12吋深的泥水里，而且总是要忍受潮湿寒冷的气候，就潮湿寒冷的程度来说，这种气候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有过之无不及。”（第91、92页）——“工人的态度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愿意接受这种户外劳动并且努力去完成。”（第69页） 1864年。4月。 “各地区都可以偶尔听到工人短缺的怨言，这主要是发生在象织布业这样一些部门……但是这种怨言所以产生，固然是由于这个特殊部门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够，但也是由于工人所能得到的工资太低，而这又是由所使用的棉纱质量太差造成的。上月，某些工厂主同他们的工人之间由于工资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我很遗憾，罢工发生得太经常了……工厂主感到公共工程法令的作用是一种竞争，因此贝凯普地方委员会已经停止活动，因为虽然工厂还没有全都开工，但工人已经不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9页） 现在，该是工厂主先生们着急的时候了。由于公共工程法令的实施，对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以致有些工厂工人现在可以在贝凯普采石场每天挣得4—5先令。因此，公共工程只好逐渐停下来，它是1848年国家工厂[53]的新版，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举办的。 在无价值体上作实验 “我虽然列举了〈做全日工的工人的〉已经大大降低的工资，即各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在同一工厂中把各种棉花和废棉按不同的比例掺在一起，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人们称之为‘混合棉’的原料经常改变，工人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在一两个星期内下降到50％或60％。” 写这个报告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从实际调查中提出一个工资统计材料。在这里，从中举出下面几个例子就够了。 A，织布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6先令8+（1/2）便士；Ｂ，拈接工人，每星期就业4+（1/2）天，得6先令；C，织布工人，全家四口人，每星期就业5天，得5先令1便士；Ｄ，粗纺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7先令10便士；Ｅ，织布工人，全家七口人，每星期就业3天，得5先令，等等。雷德格雷夫接着说： “以上的统计材料值得注意，因为它证明，就业对有些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幸，因为就业不仅减少了收入，而且把收入减低到如此程度，以致这种收入只能满足一家的绝对需要的很小一部分，除非在一家的收入比完全失业时所领的救济金还少时，发给它一笔追加的救济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0—53页） “1863年6月5日以来，所有工人在一星期中的平均的全部就业时间，从来没有超过2天7小时零若干分钟。”（同上，第121页） 从危机开始到1863年3月25日，济贫所、中央救济委员会、伦敦市政厅发放的款项已近300万镑。（第13页） “在一个纺上等细纱的地区……由于把海岛棉改为埃及棉，纺纱工人的工资间接降低了15％……在一个废棉大量地同印棉混合使用的广大地区，纺纱工人的工资降低了5％，此外，由于加工苏拉特棉和废棉，工资又损失了20—30％。织布工人看管的织机由四台减为两台。1860年，看管一台织机得到5先令7便士；1863年只得到3先令4便士……过去用美棉时，〈对纺纱工人的〉罚款是3便士至6便士，现在增加到1先令至3先令6便士。” 在一个把埃及棉同东印度棉混合使用的地区： “精纺工人的平均工资，1860年是18—25先令，现在是10—18先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棉花的质量差，而且也是由于走锭精纺机的速率减低了，这是为了把棉纱拈得更紧些，而在平时干这种活是要按工资表付给额外报酬的。”（第43、44、45—50页）“虽然东印度棉的加工也许有时对工厂主有利，但是我们看到（见第53页的工资表），同1861年相比，工人还是吃亏了。如果固定使用苏拉特棉，工人就会要求与1861年相同的工资；但是这会严重地影响工厂主的利润，除非他可以从棉花或成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第105页） 房租。 “如果工人所住的小屋归工厂主所有，那末，即使他是做短时工的，房租也往往要从工资中扣除。可是，这种建筑物的价值已经下跌，小屋现在比从前便宜25—50％；原来每星期租金为3先令6便士的小屋，现在只要2先令4便士就可以租到，有时甚至还要便宜。”（第57页） 外迁。工厂主们当然反对工人外迁，一方面，因为他们 “在等待棉纺织业情况好转的时机，希望把这种手段保留在手边，以便以最有利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工厂”。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主就是他们所雇工人居住的小屋的房主；至少有些工厂主无疑打算以后能够把积欠的一部分租金收回来。”（第96页） 贝尔纳·奥斯本先生1864年10月22日在议会选举时向他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郎卡郡的工人象古代哲学家（斯多葛派）一样行事。不就是说象绵羊一样吗？ 注释： [44]见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28页及以下各页（R．Torrens．《AnEssayontheProductionofWealth》．London，1821，p．28andsqq．）（参看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1节a、ｂ）。——123页。 [45]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31-138页（D．Ricardo．《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Thirdedition，London，1821，p．131-138）。——第123页。 [46]英国的谷物关税是根据所谓的谷物法（1815、1822和1828年）征收的。谷物法的目的是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由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而告结束。谷物法的废除是对土地贵族的一个打击，并且加快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第123、366、706、740页。 [47]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只适用于少年工和女工，于1847年6月8日由英国议会通过，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但是实际上许多工厂主没有遵守这项法律。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14-317页。——第124页。 [48]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80-281页。——第130页。 [49]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2章。——第131页。 [5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134页。 [51]1861-1865年的棉荒或棉业危机——指英国和某些其他国家在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个蓄奴州所造成的美棉供应中断而引起的棉花的严重缺乏。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并同危机交织在一起。欧洲大部分棉纺织工业陷于瘫痪，这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状况。1862年间，英国五分之三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75％以上的棉纺织业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工人的贫困由于六十年代初期欧洲的歉收进一步加重了。——第138页。 [5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9页及以下各页。——第150页。 [53]1848年的国家工厂是为法国失业工人而建立的公共工程（主要是土方工程）的组织形式，是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示成立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要使当时在工人中间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失去影响，并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的计划没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越来越充满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这些工厂。这就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第15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周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影响，已经在第二卷作了说明。这种影响可以简述如下：因为周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生产中不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一部分资本总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以储存的原料的形式，以已经制成但尚未售出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债权的形式闲置起来；在实际生产剩余价值即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中发生作用的资本，总是要减去这个部分，而所创造和占有的剩余价值，也总是要按相同的比例减少。所以，周转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 第二卷已经详细说明，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27]但是，因为利润率表示的，不过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参加剩余价值量生产的总资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这样的缩短，都会提高利润率。我们以前在第二卷第二篇对剩余价值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利润和利润率，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不过，我们要着重指出几个要点。 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进步。如果这不会同时由于添置昂贵的机器等等而引起总投资的大大增加，从而不引起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的降低，那末利润率就必然会提高。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贝塞麦、西门子、吉耳克里斯特—托马斯等人新发明的炼铁炼钢法，就以较少的费用，把以前需时很长的过程缩短到最低限度。由煤焦油提炼茜素或茜红染料的方法，利用现有的生产煤焦油染料的设备，已经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以前需要几年才能得到的结果。茜草生长需要一年，然后还需要让茜根长几年，等茜根成熟，才能制成染料。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五十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十二个月（见第2卷第235页[28]），现在已经减少到十二个星期左右。1825年到1857年期间的两大危机策源地，美国和印度，由于交通工具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到90％，因而失去了这两个危机策源地的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商业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商业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要把总资本的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纯粹地表示出来，我们就必须假定，互相比较的两个资本的其他一切条件是相等的。所以，除了要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相等，还特别要假定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假定资本A的构成是80c＋20v＝100C，剩余价值率为100％，资本每年周转两次。这样，年产品就是： 160c＋40v＋40m。但是在求利润率时，我们不是按周转的资本价值200来计算40m，而是按预付资本价值100来计算。因此，p′＝40％。 让我们用这个资本和资本Ｂ＝160c＋40v＝200C比较一下。资本Ｂ有同样的剩余价值率100％，但每年只周转一次。这样，年产品就和上述的年产品一样是： 160c＋40v＋40m。但在这个场合，40m要按预付资本200来计算，利润率只有20％，所以只有资本A的利润率的一半。 由此可见：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如果在互相比较的两种情况中，资本构成不相等，或剩余价值率不相等，或工作日不相等，或工资不相等，那当然会造成利润率的进一步的差别，但这些事情同周转无关，所以也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而且这些事情已经在第三章研究过了。 周转时间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卷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中考察过了。那里指出，一个每年周转十次的可变资本500，和一个剩余价值率相等、工资相等、但每年只周转一次的可变资本5000，会在这个时间内占有同样多的剩余价值。 我们假定资本Ⅰ是由固定资本10000（它每年损耗10％＝1000）、流动不变资本500和可变资本500构成。剩余价值率100％，可变资本每年周转十次。为简便起见，我们在以下所有例子中都假定，流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周转，实际情况大多也是这样的。因此，每个周转期间的产品将是： 100c（损耗）＋500c＋500v＋500m＝1600 每年周转十次，全部年产品就是： 1000c（损耗）＋5000c＋5000v＋5000m＝16000， C＝11000，m＝5000，p′＝5000/11000＝[45+（5/11）]％。 我们现在假定有资本Ⅱ：其中固定资本9000，每年的损耗1000，流动不变资本1000，可变资本1000，剩余价值率100％，可变资本每年周转五次。因此，可变资本每个周转期间的产品将是： 200（损耗）＋1000c＋1000v＋1000m＝3200， 周转五次，全部年产品就是： 1000c（损耗）＋5000c＋5000v＋5000m＝16000， C＝11000，m＝5000，p′＝5000/11000＝[45+（5/11）]％。 我们再假定有资本Ⅲ，其中完全没有固定资本，只有流动不变资本6000和可变资本5000。剩余价值率100％，每年周转一次。因此，一年的全部产品就是： 6000c＋5000v＋5000m＝16000， C＝11000，m＝5000，p′＝5000/11000＝[45+（5/11）]％。 因此，在以上三个场合，我们有相同的年剩余价值量＝5000；并且，因为以上三个场合的总资本相同，即＝11000，所以也有相同的利润率[45+（5/11）]％。 但是，如果上述资本E的可变部分不是每年周转十次，而是每年只周转五次，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周转一次得到的产品就是： 200c（损耗）＋500c＋500v＋500m＝1700。 或年产品是： 1000c（损耗）＋2500c＋2500v＋2500m＝8500， C＝11000，m＝2500，p′＝2500/11000＝[22+（8/11）]％。 利润率下降了一半，因为周转时间延长了一倍。 因此，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可变资本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乘以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如果我们把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叫作M，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叫作m，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叫作ｎ，那末，M＝mｎ，年剩余价值率M′＝m′ｎ。这一点已经在第二卷第十六章第一节说明过了。[29] 不言而喻，利润率的公式p′＝m′v/C＝m′v/c＋v，只有在分子中的v和分母中的v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分母中，v是总资本中平均作为可变资本用于工资的整个部分。在分子中，v首先只是由下面的事实规定的：它曾经生产并占有一定量的剩余价值m；而剩余价值和v的比率m/v，就是剩余价值率m′。只是通过这样的途径，p′＝m/c＋v这个方程式才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p′＝m′v/c＋v。现在，分子中的要进一步加以规定：它必须和分母中的v，也就是和资本C中的整个可变部分相等。换句话说，p′＝m/C这个方程式，只有在m是指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期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时候，才能够没有错误地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p′＝m′v/c＋v。如果m只包括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那末m＝m′v固然还是正确的，但这个v在这里，就比C＝c＋v中的v小，因为它比投在工资上的全部可变资本小。但是，如果m比v周转一次得到的剩余价值大，这个v的一部分，甚至它的全部，就曾经两次发生作用，先是在第一次周转中，然后又在第二次周转中，以及后来的周转中发生作用；所以，生产剩余价值并代表所付工资总额的v，就比c＋v中的v大，因此计算也就不正确了。 要使年利润率的公式完全正确，我们必须用年剩余价值率代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即用M′或m′ｎ代替m′。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剩余价值率m′——或者让C中所含的可变资本部分v——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ｎ，由此就得到p′＝m′ｎv/C。这就是年利润率的计算公式。 但是，投在一个企业中的可变资本究竟有多大，在绝大多数场合，连资本家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在第二卷第八章看到，并且以后还会进一步看到，资本家认为他的资本中唯一的重大差别，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如果资本家不把那个以货币形式留在自己手里的流动资本部分存入银行，而是放在自己的钱柜中，他就会从这个钱柜取出货币来支付工资，也会从这个钱柜取出货币来购买原料和辅助材料，把这两项记在同一个现金账户内。即使他为所支付的工资开立一个特别的账户，这个账户到年终时所记下的也是支付的工资总额，是vｎ，而不是可变资本v本身。要确定这个v，他必须进行一种特别的计算。关于这种计算，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 我们仍用第一卷第209/201页[30]曾经说过的那个拥有10000个走锭精纺纱锭的纺纱厂为例，并且假定该厂1871年4月某一周的统计数字适用于全年。包含在机器中的固定资本是10000镑。流动资本没有举出；我们假定它是2500镑。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但是这种估计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总是必须假定没有信用业务，因而没有别人的资本可供长期的或暂时的利用。按价值来说，每周产品是由机器损耗20镑，预付的流动不变资本358镑（租金6镑，棉花342镑，煤炭、煤气、煤油10镑），在工资上支出的可变资本52镑和剩余价值80镑构成，因此： 20c（损耗）＋358c＋52v＋80m＝510。 可见，每周预付的流动资本＝358c＋52v＝410；它的百分比构成＝87．3c＋12．7v。按全部流动资本2500镑计算，就是2182镑不变资本和318镑可变资本。因为一年的工资总支出等于52镑的52倍，即2704镑，所以318镑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几乎正好周转8+（1/2）次。剩余价值率为80/52＝[153+（11/13）]％。根据这些要素，把m′＝153+（11/13），ｎ＝8+（1/2），v＝318，C＝12500这几个数值代入p′＝m′ｎ（v/C）公式，我们就可以算出利润率如下： p′＝153+（11/13）×8+（1/2）×318/12500＝33．27％。 我们用p′＝m/C这个简单的公式来验算一下。一年的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等于80镑×52＝4160镑，除以总资本12500镑，得33．28％，同上面的结果几乎相等，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利润率，只有用暂时特别有利的条件（棉花价格非常便宜，而棉纱价格又非常高）才能说明，实际上，这样高的利润率当然不能在全年维持下去。 p′＝m′ｎ（v/C）公式中的m′ｎ，如上所述，就是第二卷所说的年剩余价值率。[31]在上述例子中，它等于[153+（11/13）]％×8+（1/2）；用准确的数字来说，就是[1307+（9/13）]％。因此，有一个叫作比德曼的人，看到第二卷一个例子中提出的极高的年剩余价值率1000％，感到十分惊奇，但他在这里看到这个从曼彻斯特活生生的实践中举出的事实，一个超过1300％的年剩余价值率，也许就会平静下来了。在高度繁荣的时期，——当然，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再经历这样的时期了，——这样的年剩余价值率，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关于现代大工业中资本的实际构成的例子。总资本分为12182镑不变资本和318镑可变资本，合计12500镑。用百分比表示，就是97+（1/2）c＋2+（1/2）v＝100C。总资本只有四十分之一的部分用来支付工资，但这部分每年周转八次以上。 因为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想到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这样的计算，所以，统计学家对于社会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几乎完全闭口不谈。只有美国的国情调查，才提供了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提供的情况，即每个生产部门所支付工资的总数及其所获利润的总数。尽管这种资料令人怀疑，因为它只是以工业家们自己的未经核实的报告为根据，但它仍然极为宝贵，是我们掌握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资料。在欧洲，我们太温和了，没有要求我们的大工业家也这样暴露事实。——弗·恩·｝ 注释： [2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27-332页。——第84页。 [2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80页。——第85页。 [2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27-342页。——第88页。 [3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5-246页。——第89页。 [3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29-330页。——第9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五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五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Ⅰ．概论 Ⅱ．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Ⅲ．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 Ⅳ．生产排泄物的利用 Ⅴ．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Ⅰ．概论 在可变资本不变，因而按相同的名义工资使用的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工作日的延长，——不管额外时间有没有报酬都一样，——会相对地降低不变资本同总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价值，并由此提高利润率（这里也是把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开不说）。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管用来工作16小时，还是12小时，都会仍旧不变。工作日的延长并不要求在不变资本的这个最花钱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资本的价值，由此会在一个较短的周转期间系列中再生产出来，因而，这种资本为获得一定利润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缩短了。因此，甚至在额外时间支付报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比正常劳动时间支付较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都会提高利润。因此，现代工业制度下不断增长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一个主要动力。［注：“因为一切工厂都有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在建筑物和机器上，所以，这些机器能够工作的时数越多，利润就越大。”（《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8页）］ 工作日不变时，这种情形就不会发生。这时，要剥削一个较大的劳动量（在这里我们把工资的减少或工资降低到正常水平以下的情形撇开不说），就必须增加工人人数，同时还要按一定的比例增加固定资本即建筑物、机器等等的数量。或者，在劳动强度增加，或劳动生产力提高，总之，有较多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时候，在那些使用原料的生产部门中，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的量会增加，因为在一定时间内会有更多的原料等等被加工；其次，同数工人开动的机器会增加，因而不变资本的这个部分也会增加。因此，剩余价值的增加，会引起不变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剥削的增加，会引起用来剥削劳动的生产条件的费用的增加，从而会引起资本支出的增加。这样，利润率从一方面说会由于这种原因而降低，虽然从另一方面说会提高。 有整整一系列经常的非生产费用，不论工作日长短，都是几乎一样或完全一样的。500个工人在18个劳动小时内所需的监督费用，比750个工人在12个劳动小时内所需的监督费用要少。 “一个工厂工作10小时和工作12小时的经营费用几乎是一样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第37页） 国税、地方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常雇人员的工资、机器的贬值和工厂的其他各种非生产费用，都不会因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化；生产越是减少，同利润相比，这些费用就越是增加。（《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19页） 把机器和固定资本其他组成部分的价值再生产出来的持续时间，实际上不是由它们的单纯的存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和被使用的整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如果工人每天必须做苦工18小时，而不是12小时，那末，一周就会多出三天，一周就会变为一周半，两年就会变为三年。如果额外时间没有报酬，工人就会在正常的剩余劳动时间之外，每两周再白送一周，每两年再白送一年。这样，机器价值的再生产也会加快50％，并且只要平常必要时间的三分之二就行了。 在研究这个问题以及研究原料价格的变动情况（第6章）时，为了避免问题的不必要的复杂化，我们总是假定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是已定的。 在论述协作、分工和机器时，我们已经指出[32]，生产条件的节约（这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本质上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条件是作为社会劳动的条件、社会结合的劳动的条件，因而作为劳动的社会条件发生作用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由总体工人共同消费，而不是由一批互相没有联系的，或最多只是在小范围内互相直接协作的工人以分散的形式消费。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马力，因而不会和它们的可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传动机的费用，不会和传动机所带动的工作机的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作机机身，也不会和它用作自己的器官执行职能的工具的数目的增加，按比例变得更贵，等等。其次，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这不仅指真正的工场，而且也指仓库等等。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这样。其他生产条件，不管由多少人利用，会仍旧不变。 但是，这种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大规模应用而产生的全部节约，是以工人的聚集和共同工作，即劳动的社会结合这一重要条件为前提的。因此，这种节约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正如剩余价值来源于单独地考察的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一样。甚至在这里可能进行和必须进行的不断改良，也完全是由大规模结合的总体工人的生产所提供的和所允许取得的社会的经验和观察产生的。 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探讨的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如果剩余价值已定，利润率就只能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减少来提高。就不变资本加入商品的生产来说，唯一要考虑的，不是它的交换价值，而是它的使用价值。如果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已定，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发展的水平已定，亚麻在一个纺纱厂内能够吸收多少劳动，就不是取决于亚麻的价值，而是取决于亚麻的数量。同样，一台机器对例如三个工人提供的帮助，不是取决于这台机器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作为机器的使用价值。在技术发展的一个阶段上，一台性能差的机器可能很贵，而在另一个阶段上，一台性能好的机器可能很便宜。 资本家比如说因棉花和纺纱机变得便宜而得到更大的利润，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当然，不是纺纱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机器制造业和植棉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现在，要使一定量的劳动物化，从而占有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在劳动条件上只需要较少的支出了。占有这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费用减少了。 我们已经说过总体工人——社会结合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节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在这里，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重要的物质要素）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上产生的节约。但在这里，应该立即提到机器的不断改良所引起的节约，也就是：1．机器的材料改良了，例如铁代替了木材；2．由于机器制造的改良，机器便宜了；这样，不变资本固定部分的价值虽然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远不是按相同的程度增加［注：见尤尔论工厂建设的进步。[33]］；3．那种使现有机器的使用更便宜和更有效的特殊改良，例如蒸汽锅炉的改良等等，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讲到；4．由于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 凡是使机器从而全部固定资本在一定生产期间内的损耗减少的事情，不仅会使单个商品变得便宜（因为每个商品都在它的价格中再现归它负担的损耗部分），而且会使这个期间内相应的资本支出减少。修理劳动等等，凡是必要的，在计算时就要包括在机器原来的费用之内。这种劳动会因机器更加坚固耐用而减少，这会相应地降低机器的价格。 所有这一类节约，在大多数场合仍然只有在存在着结合工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并且往往要在较大规模的劳动下才能实现，因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还要有较大规模的结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是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从而它们的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便宜程度，取决于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商品的便宜程度不仅是有它作为生产资料参加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的条件，而且也是有它作为要素的那种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 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仍然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在其他部门即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相对地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 提高利润率的另一条途径，不是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工人的集中和他们的大规模协作，从一方面来看会节省不变资本。同样一些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等用于大规模生产所花的费用，比用于小规模生产相对地说要少一些。动力机和工作机也是这样。它们的价值虽然绝对地说是增加了，但是同不断扩大的生产相比，同可变资本的量或者说同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相比，相对地说却是减少了。一个资本在本生产部门内实现的节约，首先是并且直接是劳动的节约，即本部门内工人的有酬劳动的减少；而上面所说的那种节约，却是用最经济的办法，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生产规模上，用最少的费用，来实现对别人无酬劳动的这种最大限度的占有。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价值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在这里，要注意两点：如果c的价值＝0，那末p′就＝m′，利润率就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但是第二，就对劳动本身的直接剥削来说，重要的决不是所使用的剥削手段的价值，不管这些剥削手段是固定资本，还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就机器、建筑物、原料等充当劳动吸收器，充当劳动从而剩余劳动在其中物化或借以物化的手段来说，它们的交换价值多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这里，唯一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数量要适合在技术上和一定量的活劳动相结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要合乎目的，因此不仅要有性能好的机器，而且要有优质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的优劣。优质材料留下的废料比较少；因此，为吸收同量劳动所需要的原料数量也会减少。其次，工作机遇到的障碍也会减少。这甚至会部分地影响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原料差，工人加工同量的原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在支付的工资不变时，这会减少剩余劳动。这还会大大影响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我们在第一卷第627/619页[34]及以下各页已经说过，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更多地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而不是所使用的劳动量。 因此，资本家狂热地节约生产资料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消耗，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加给结合工人的纪律。这种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中是多余的，正如现在在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方已经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一样。另一方面，这种狂热也表现在生产要素的搀假上。这种搀假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降低的一种主要手段，因而也是使利润率提高的一种主要手段；这里还要加上这些生产要素以高于它们在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出售这种情况，这是欺骗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特别在德国工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工业有一条基本原则：讨好顾客的办法是先送给他好样品，然后给他次货。不过这些属于竞争的现象，和我们这里无关。 必须指出，这种由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费用的减少而引起的利润率的提高，同发生这种现象的产业部门是生产奢侈品，是生产会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还是生产生产资料本身，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种情况只有在谈到剩余价值率时才是重要的，因为剩余价值率本质上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工人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假定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是已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如何，——这个比率决定利润率，——完全取决于不变资本的价值，而决不是取决于不变资本的构成要素的使用价值。 生产资料的相对便宜，当然并不排除它们的绝对价值额的增加；因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绝对数量，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部分地只是生产资料作为结合工人的共同生产资料起作用和被消费的结果，所以这种节约本身就是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产物；但是部分地又是那些为资本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把总劳动和总资本对立起来考察，而不仅是把资本家X所使用的工人和这个资本家X对立起来考察，这种节约就再表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区别不过是，资本家X不仅从他自己的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而且也从其他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利益。然而对资本家来说，不变资本的节约表现为一个和工人相异化、和工人绝对不相干的条件，工人和它完全无关；其实，资本家始终很清楚地知道，他用同样多的货币能够买到多少劳动的问题，确实同工人有点关系（因为在资本家的意识中，他和工人之间的交易就是这样表现的）。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这种用最少的支出获得一定结果的方法，同劳动所固有的其他力量相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固有的力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并标志着它的特征的一种方法。 这种看法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事实的外观是和它相符的，因为当资本关系使工人处于和他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相外化和相异化的状况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把内在联系隐藏在这种状况中了。 第一，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生产资料，只代表资本家的货币（正如兰盖所说，罗马债务人的身体，代表债权人的货币一样[35]），并且只和资本家有关，而工人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和生产资料接触时，只把它们当作生产上的使用价值，当作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因此，这个价值是增加还是减少，和工人究竟是干铜活还是干铁活一样，丝毫不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当然，正如我们以后将会指出的那样，当生产资料的价值增加，因而利润率降低时，资本家就喜欢把事情说成另一个样子。 第二，只要这些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同时是劳动的剥削手段，这些剥削手段的相对的贵或贱同工人无关，正如嚼口和缰绳的贵或贱同马无关一样。 最后，我们以前[36]已经说过，工人实际上把他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为一个共同目的的结合，看成是一种和自己相异化的权力；实现这种结合的条件，是和他相异化的财产，如果他不是被迫节约这种财产，那末浪费一点，对他说来毫无关系。而在属于工人自己的工厂，例如在罗契得尔的工厂中[37]，情况就完全两样。 因此，几乎用不着说，当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得到改良，从而提高了利润率时，社会劳动的这种普遍联系，就表现为某种和工人完全相异化的东西，事实上它也只和资本家有关，因为只有资本家才购买和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至于他不过是用本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购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因此他只有无偿地占有了本部门工人的产品，才能支配其他部门工人的产品，那末，这是一种被流通过程等等幸运地掩盖起来的联系。 此外，因为大规模生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一方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的使用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因为工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38]，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象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商业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单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 资本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如果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末，只有资本才能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会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 我们在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时，必须注意如下的区别。如果使用的资本的数量增加了，它的价值额也随之增加了，那末，这首先只是表明更多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里。然而正是在一个人手里使用的资本量的这种增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此相适应，被使用的劳动量绝对地增大，但相对地减少，——使不变资本的节约成为可能。从单个资本家来看，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必要支出的数量增大了；但就所加工的材料量和被剥削的劳动量来说，这种支出的价值却是相对地减少了。 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对这一点作简要的说明。我们从最后一点，也就是从生产条件的节约说起，因为生产条件同时又是工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 Ⅱ．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 “在煤矿主之间……盛行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花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过多）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矿山劳动能使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机会。这种双重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29年4月21日》第102页）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刚开始设立视察员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管区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没有呈报。尽管死亡事故还是很多，视察员的人数不够，他们的权力又太小，但是，自从视察制度建立以来，事故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正是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然趋势。——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一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而且一旦这个竖井堵塞，连一个出口都没有。 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把流通过程和过度竞争撇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是从劳动的社会性质产生的，所以，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也正是由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的。就这方面说，工厂视察员罗·贝克提出的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 “怎样才能最好地防止这种由共同劳动造成的儿童生命的牺牲呢？这整个问题是值得郑重考虑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57页） 工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很差，等等。 早在1855年10月，莱昂纳德·霍纳就抱怨说，尽管横轴的危险已经不断为事故，而且往往是为死亡事故所证明，而安全设备既不用花许多钱，又丝毫不妨碍生产，但许多工厂主仍反对关于横轴应有安全设备的法律规定。（《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第6页）工厂主在反对这种法律规定和其他法律规定时，得到了那些不拿报酬的治安法官的竭力支持。这些治安法官本人大多数都是工厂主或是工厂主的朋友，而这类案件要由他们来判决。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判决的呢？首席法官坎伯尔在谈到一件向他上诉的这类判决案时说：“这不是解释议会法令，简直是废除议会法令。”（同上，第11页）——在同一个报告中，霍纳还谈到，许多工厂在开动机器时没有预先向工人发出信号。因为在未开动的机器上总是有些事要做，所以总是有手和手指同机器接触，这样，由于没有信号，就不断发生事故。（同上，第44页）当时工厂主为了反对工厂法，在曼彻斯特组织了一个行业团体，名叫“争取修改工厂法全国协会”。1855年3月，这个协会按每马力交会费2先令的办法，筹集了一笔超过5万镑的基金，以便在工厂视察员提出控告时为协会会员支付诉讼费用，并为协会出面进行的诉讼支付费用。目的是要证明，如果为利润而杀人，那末，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39]。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格拉斯哥一家公司利用自己工厂的废铁，为它的全部机器装上安全设备，总共花9镑1先令。这个公司使用110马力，如果它加入上述协会，就要交纳会费11镑，比全部安全设备的费用还多。但是，这个全国协会1854年显然是为反对那条规定必须安装这类安全设备的法律而成立的。在1844—1854年这整个时期，工厂主对这条法律丝毫未予注意。根据帕麦斯顿的指令，工厂视察员现在通知工厂主说，这条法律今后必须切实执行。工厂主立即成立了这个协会。该协会的许多非常著名的会员本身就是治安法官，并以这种身分来执行法律。1855年4月新任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表示政府愿意满足于一些几乎只是徒有其名的安全设备，而全国协会甚至连这一点也愤怒地加以拒绝了。在几次不同的诉讼中，著名工程师威廉·费尔贝恩，用他的名誉作赌注，以专家身分来替资本的节约和资本的受到侵犯的自由进行辩护。工厂视察长莱昂纳德·霍纳，受到了工厂主各式各样的迫害和诽谤。 但是，工厂主在促使皇家法院[40]作出判决以前一直不肯罢休。按照皇家法院的解释，1844年的法律并未规定离地七呎以上的横轴要有安全设备。他们终于在1856年依靠伪君子威尔逊－派顿——一个用宗教装璜门面而随时准备为讨好钱袋骑士去干肮脏勾当的虔诚者——通过了一项在当时情况下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议会法令。这个法令事实上剥夺了工人的一切特殊保护，它让工人在受到机器的伤害时向普通法院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在英国诉讼费用很高，这纯粹是一种嘲弄），而另一方面又对专家鉴定作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规定，使工厂主几乎不可能败诉。结果是事故急剧增加。视察员贝克发现，在1858年5月到10月的半年中，事故比前一个半年，就增加了21％。在他看来，全部事故的36．7％是可以避免的。诚然，1858年和1859年同1845年和1846年相比，事故的次数显著减少了，即减少了29％，而且是在受到工厂视察制度监督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20％的情况下减少的。原因何在呢？现在（1865年），引起争论的问题解决了，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了新机器。这种新机器本身已经装了安全设备，由于它不要工厂主支付额外费用，他们当然乐于采用。此外，有几个工人因失去手臂经法院判决获得大笔赔偿费，并且这个判决还得到最高一级法院的批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30日》第31页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4月》第17页） 以上说的是用以防止工人（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因直接操作机器而造成生命危险和四肢残废的那种保护设备的节约。 室内劳动。大家知道，空间的节约，从而建筑物的节约，使工人拥挤在狭小地方的情况多么严重。此外，还有通风设备的节约。这两件事，再加上劳动时间过长，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以下的例证摘自《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这个报告是本书第一卷中屡次谈到的约翰·西蒙医生编写的。 工人的结合和协作，使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节约成为可能，而共同劳动大规模地在室内进行，并且在那种不是为工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便利生产着想的环境下进行，也就是说，工人在同一个工场里大规模地集中，一方面是资本家利润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特别的预防措施作为补偿，也是造成生命和健康浪费的原因。 西蒙医生提出了一条规律，并且用大量统计材料加以证明： “一个地方靠室内共同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第23页）原因是通风设备差。“不管什么地区，只要那里一个重要的行业是在室内经营的，那里工人死亡率的增加，足以使整个地区的死亡统计带有一种特色，即死于肺病的占绝对多数。这条规律也许在整个英国都没有例外。”（第23页） 1860年和1861年卫生局调查了在室内经营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死亡统计表明：就同等数量的15岁到55岁的男子来说，如果在英国农业地区因肺结核和其他肺病引起的死亡数为100，在以下几个地方的死亡数是：考文垂死于肺结核的为163，布莱克本和斯基普顿167，康格尔顿和布莱得弗德168，莱斯特171，利克182，麦克尔士菲尔德184，波尔顿190，诺定昂192，罗契得尔193，得比198，索尔福和埃士顿-安得-莱因203，里子218，普雷斯顿220，曼彻斯特263。（第24页）下表提供了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这个表按性别分别列出每10万个15岁到25岁的人中死于肺病的人数。表上所列举的地区，只有妇女在室内经营的产业中工作，而男子却在各种劳动部门工作。 地区主要产业 每10万个15岁到25岁 的人中死于肺病的人数 男女 伯克汉普斯泰特草辫业（女工）219 578 莱顿—巴扎德草辫业（女工）309 554 纽波特—帕格奈耳花边业（女工）301 617 陶斯特花边业（女工）239 577 尤维耳手套业（主要是女工）280 409 利克丝织业（主要是女工）437 856 康格尔顿丝织业（主要是女工）566 790 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业（主要是女工）593 890 有益健康的农村地区农业331 333 在男子参加工厂劳动较多的丝织业地区，男子的死亡率也较高。男女两性中因肺结核等引起的死亡率，在这里揭露了报告中所说的如下事实： “我国丝织业大部分是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经营的。” 但正是在这个丝织业中，工厂主却以他们的企业卫生条件特别好为借口，要求13岁以下的儿童劳动特别长的时间，并且这种要求还部分地得到许可。（第1卷第8章第6节第296/286页[41]） “到目前为止考察过的各种工业，也许没有一种比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裁缝业的情况更坏的了……他说，各个工场的卫生状况是大不相同的；但几乎所有的工场都十分拥挤，空气很不流通，对健康极其有害……这样的房间必然很闷热；如果再点起煤气灯来，例如在雾天或冬季傍晚的时候，温度就会上升到80度甚至90度〈华氏，＝摄氏27度到33度〉，使工人汗流浃背，使水蒸气凝结在玻璃窗上，以致水珠不断往下流，或从天窗上滴下来，工人只好打开一些窗户，尽管他们这样做不免要受凉。——关于伦敦西头最大的16家工场的情况，他作了如下的描述：在这些空气很不流通的房间内，每个工人占有的空间最大是270立方呎，最小是105立方呎，平均每人只有156立方呎。有一个工场，四围都是走廊，光线只能从上面进来，有92人到100多人在干活，点着好多盏煤气灯；厕所就在工场旁边，而每人所占的空间不超过150立方呎。另有一个工场，设在光线只能从上面照进来的小院里，象狗窝一样，只有一个通气的小天窗，有五、六个人在里边工作，每人只占空间112立方呎。”并且“在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这种条件非常恶劣的工场内，裁缝工人通常每天要劳动12—13小时，有时要连续劳动15—16小时。”（第25、26、28页） 雇工人数产业部门和所在地 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 25—35岁35—45岁 45—55岁 958265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743 8051145 22301男 12377女伦敦的裁缝工人9581262 2093 13803伦敦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894 17472367 （第30页）必须指出，并且实际上已由卫生部门的主管人员、报告的编写人约翰·西蒙指出，报告中列举的伦敦25—35岁的裁缝工人、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的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这两个行业中，伦敦的业主从农村招收大批青年人（也许到30岁为止）当学徒和“见习生”，也就是让他们进一步学手艺。这些人使计算伦敦产业人口死亡率所依据的雇工总人数增加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伦敦的死亡人数，因为他们留在伦敦不过是暂时的；如果这个期间他们得了病，他们就回到农村的家里去，如果死了，就在那里进行死亡登记。就年纪较轻的工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就使伦敦人口的这一年龄的死亡率根本不能成为衡量产业不卫生状况的尺度。（第30页） 排字工人的情况同裁缝工人相似。对他们来说，除了缺少通风设备，呼吸有毒的空气以外，还要加上做夜工。他们的劳动时间通常是12到13小时，有时是15到16小时。 “煤气灯点着后，室内非常闷热……此外，往往还有铸字房的烟雾，机器或下水道的恶臭，从楼下侵入，使楼上的空气更加污浊。下面房间的热气使天花板发热，增加了楼上房间的温度。如果房间矮，煤气消耗量大，那就是很大的祸害。而在楼下装有蒸汽锅炉、整个房屋闷热得难受的地方，情形就更坏……一般说来，通风极差，完全不足以在日落之后把热气和煤气燃烧的产物排除出去。很多工场，特别是原来作为住房的工场，情况尤为悲惨。”“有些工场，特别是印刷周报的工场（这里也雇用12岁到16岁的少年），工人几乎要接连不断地劳动两天一夜；而另一些承担‘急’件的排字房，星期日也不让工人休息，他们每周的工作日是7天，而不是6天。”（第26、28页） 我们在第一卷第八章第三节第249/241页[42]曾经谈到女时装工过度劳动的情形。她们的工作场所，在这个报告中，由奥德医生作了描述。即使有时白天情况好一些，但是煤气点燃以后，这种工场就变得又热又臭，很不卫生。在34家较好的工场中，奥德医生发现，每个女工平均占有的空间如下： “4家在500立方呎以上；4家是400—500立方呎；5［家是300—400立方呎；5家是250—300立方呎；7家］［注：本卷中凡是四角括号［］内的话都是德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是200—250立方呎；4家是150—200立方呎；9家只有100—150立方呎。即使在其中最好的几家，要持久地工作，空气也不足，除非那里有完善的通风设备……即使通风良好的工场，天黑以后，由于必须点燃很多盏煤气灯，也还是太闷热。” 下面是奥德医生关于他曾经访问过的一家由中间商人开设的小工场的记述： “一个1280立方呎的房间，上班的工人有14名，每人所占的空间为91．5立方呎。这里的女工都显出疲劳憔悴的样子。她们的工资，除茶水外，每周7—15先令……劳动时间是上午8时到下午8时。这个小房间里挤着14个人，通风很差。只有两个可打开的窗户和一个已经堵塞的烟囱，此外没有任何专门通风设备。”（第27页） 这个报告在谈到女时装工的过度劳动时说： “高级时装店青年女工的过度劳动，一年中大约只有4个月，但达到了可怕的程度，这在很多场合一度引起公众的震惊和愤慨；在这几个月内，她们在工场照例每天要干整整14小时，在有大批紧急订货的时候，每天要干17—18小时。在其他季节，也许要在工场干10—14小时；在家里劳动的，通常要干12或13小时。在女大衣、披肩、衬衫等成衣业中，工人在共同的工场内干活的时间，包括使用缝纫机的劳动在内，要少一些，大多不超过10—12小时；但是奥德医生说，有几家有时用额外时间付给特殊报酬的办法，来大大延长正常的劳动时间；另外几家在正常的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活带回家里去完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两种过度劳动，往往都是强制性的。”（第28页） 约翰·西蒙在这页的一个脚注中指出： “传染病协会的秘书拉德克利夫先生，有特别多的机会考察第一流成衣店女工的健康情况，他在每20个自称‘完全健康’的女工中，发现只有一个是健康的；其余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体力疲惫、神经衰弱以及各种各样由此引起的机能失调。他所列举的原因，首先是劳动时间过长。他估计，甚至在淡季，每天至少也劳动12小时；第二是工场过分拥挤，通风很差，煤气灯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食物不够或太差，以及对住房是否舒适漠不关心。” 英国卫生局这个主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 “工人要坚持他们在理论上的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他们干什么活时，都要在他的责任所及的范围内并由他出钱使这种共同劳动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并且，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争得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不管立法者设想的意图是什么，他们也不能指望从那些实施卫生警察法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援助。”（第29页）——“毫无疑问，要划一条准确的界限，确定雇主在这个界限内应该服从的法规，会有一些小小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在原则上，保护健康的要求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千千万万个男女工人的生命，在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而造成的无限的生理痛苦中，不必要地萎缩和缩短了。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要大胆表示这样的希望：劳动的卫生条件应当普遍地置于适当的法律保护之下，至少要保证在一切室内工作场所安装良好的通风设备，并且在每一个按其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卫生的劳动部门，要尽量地限制那种对于健康特别有害的影响。”（第31页） Ⅲ．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 莱·霍纳在他的1852年10月的报告中，引用了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人詹姆斯·奈斯密斯的一封信，其中谈到： “关于我提到过的〈蒸汽机〉体系的那些改变和改良所引起的动力的巨大增长，公众知道得很少。我们这个地区〈郎卡郡〉的机器动力，大约有四十年一直处在怯懦的和充满偏见的传统的压迫下，现在我们幸运地得到了解放。近十五年来，特别是近四年来〈从1848年起〉，冷凝式蒸汽机的操作方式已经有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改变……结果是……同样的机器可以完成大得多的工作量，而耗煤量却显著减少……这个地区的工厂采用蒸汽力以来，许多年内，人们一直认为，冷凝式蒸汽机的速度，只能达到每分钟活塞冲程约220呎，也就是说，一台活塞冲程5呎的机器，按规定每分钟只能旋转曲轴22次。人们认为，让机器转得更快，是不合适的；并且因为全部装置是和活塞运动的这种每分钟220呎的速度相适应的，所以许多年来，这种缓慢的和受到无理限制的速度，一直支配着整个生产。后来，由于碰巧有人不知道这种规程，或者由于一个大胆的革新者的倡议，试用了更大的速度，结果非常顺利，这个先例就被人模仿起来；人们让机器——用当时的说法——摆脱缰绳，并且改换了传动装置的主轮，使蒸汽机每分钟能完成300呎以上的活塞冲程，而机器装置保持原来的速度……这种加快蒸汽机速度的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普遍采用了，因为经验表明，这样做不仅可以由同一台机器得到较多的可供利用的动力，而且因为飞轮的力矩更大了，运动也更有规律了。在汽压和冷凝器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是加快活塞的运动，就得到了更多的动力。例如，如果我们对一台在活塞冲程每分钟200呎时有40马力的蒸汽机，作适当的改变，使之在汽压和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把活塞冲程增加到每分钟400呎，那末，我们就能得到恰好两倍的动力；并且因为汽压和真空度在两个场合都没有变，所以机器各部分的紧张程度以及发生‘事故’的危险，在速度增大时都不会显著增加。所不同的只是：蒸汽的消耗与活塞运动的加速成比例或者近似成比例地增加。此外，轴承或摩擦部分的磨损略有增加，不过这几乎不值得一提……但是，要用加速活塞运动的办法从同一台机器得到更多动力，就必须在同一个蒸汽锅炉内烧掉更多的煤，或采用一种汽化能力较大的蒸汽锅炉，总之，必须产生更多的蒸汽。这一点也做到了，就是在‘速度加快的’旧机器上安装一个能产生更大量蒸汽的锅炉。这就使这些机器所作的功，在很多场合增加100％。大约在1842年，康瓦尔各矿山蒸汽机非常便宜地产生动力的方法，开始引人注意；棉纺业的竞争，迫使工厂主在‘节约’方面寻找利润的主要来源；康瓦尔蒸汽机每小时每马力耗煤量的显著差别，和伍尔夫双缸蒸汽机的异常经济的效果，也使我们这个地区把节约燃料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康瓦尔蒸汽机和双缸蒸汽机产生一马力，每小时耗煤3+（1/2）磅到4磅，而棉纺织业的机器一般每马力每小时耗煤8磅到12磅。这种显著的差别，诱使我们这个地区的工厂主和机器制造业主采用类似的方法，去达到象康瓦尔和法国所获得的那种异常经济的成果。这种成果在康瓦尔和法国早就屡见不鲜，因为那里煤炭价格高昂，工厂主不得不尽量限制他们企业中这项极高的费用。这造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果。首先，在以前利润很高的时候，很多锅炉的上半部分露在外界的冷空气中，现在用厚毡，或用砖和泥灰等材料包盖起来，这样，花那么多钱产生的热就不易散失了。汽管也用同样的方法保护起来，汽缸也用毡条和木头包住。其次，采用了高汽压。以前，安全阀在它承受的压力达到每平方吋4磅、6磅或8磅时就开放；现在人们发现，把压力提高到14磅或20磅……就可以大大地节省煤炭；换句话说，工厂的工作可以用少得多的耗煤量来完成……有资金和胆量这样做的人，都采用增加汽压、使之极度‘膨胀’的办法，并使用构造适当的蒸汽锅炉，这种锅炉提供每平方吋30磅、40磅、60磅或70磅压力的蒸汽；这样高的压力，一定会把旧派工程师吓倒的。但是，因为提高汽压的经济成果……很快就可以用镑、先令、便士这种明显的形式表示出来，所以，在冷凝式蒸汽机上安装高压锅炉，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实行彻底改革的人，采用了伍尔夫蒸汽机，并且大多数最近制造的机器，都采用了这种蒸汽机。这种蒸汽机有两个汽缸，从锅炉进入其中一个汽缸的蒸汽，由于压力超过大气压力而产生动力，但这种蒸汽不会象以前那样，在活塞的每一个冲程之后跑掉，而是转入另一个容积大约大三倍的低压汽缸中，并且在那里完成进一步的膨胀之后，导入冷凝器中。人们在这种机器上得到的经济效果是，提供一马力，每小时只耗煤3+（1/2）磅或4磅，而旧式机器要耗煤12磅到14磅。一个巧妙的装置，可以使伍尔夫双缸体系即高低压联合机，应用到现有的旧机器上，从而提高机器的功能，并同时减少耗煤量。最近8—10年，人们把高压机和冷凝机结合起来，使高压机用过的蒸汽转入冷凝机，来推动冷凝机，这样做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这个办法在许多场合都很有用处。” “要准确估计以前的那些蒸汽机在作了某些或全部这种新的改良之后所增加的功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确信：现在从一台重量与过去相等的蒸汽机，至少平均可以多得50％的效能或功；并且在很多场合，同一台在每分钟速度限制为220呎时只提供50马力的蒸汽机，现在可以提供100马力以上。冷凝机应用高压蒸汽所得的巨大的经济效果，以及为了扩大企业而对旧蒸汽机提出的高得多的要求，最近三年来，促进了管状锅炉的采用，由此蒸汽生产的费用再一次显著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10月》第23—27页） 以上关于发动机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传动装置和工作机。 “近几年来机器改良的迅速发展，使工厂主能够不增加动力而扩大生产。由于工作日缩短，必须更节约地使用劳动。大多数经营得法的工厂，都在不断考虑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支出的办法。由于本地区一位开明人士的好意，我对他的工厂所雇用的工人的人数和年龄，所使用的机器，从1840年到现在所支付的工资，有所了解。1840年10月，他的公司雇用600个工人，其中有200个未满13岁。1852年10月，他只雇用350个工人，其中只有60个未满13岁。但是在这两个年度里，运转的机器数相等（极少例外），并且支付的工资额也相等。”（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10月》第58、59页） 机器的这些改良，只有在它们被安装在适宜的新厂房中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谈到机器的改良，我必须指出，首先在建造适于安装这种新机器的工厂方面，已经有巨大的进步……我把最低的一层全部用来并纱，把29000个并纱锭全部安装在这里。单在这个车间和库房，我至少节省了10％的劳动。这种节省，与其说是并纱方法本身改良的结果，不如说是机器集中管理的结果；并且，我已经能够用一个传动轴来推动同样多的纱锭，所以，和别的公司比较，我节省了60％到80％的传动装置。此外还可以大量节约机油、润滑油等等……总之，有了完善的工厂设备和改良的机器，我少算些，也节省了10％的劳动，并且还大大节省了动力、煤炭、机油、油脂、传动轴、皮带等等。”（一个纺纱厂主的证词，《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9、110页） Ⅳ．生产排泄物的利用 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 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的。 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1863年10月的工厂报告中提到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租地农场主不愿种植亚麻和很少种植亚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 “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在加工亚麻的时候留下……很多废料……在加工棉花时废料比较少，但在加工亚麻时废料却很多。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精细处理，可以使这种损失大大减少……在爱尔兰，亚麻通常是用极粗糙的方法梳理，以致损失28％到30％。” 这种损失，用较好的机器就可以避免。因为留下来的麻屑这样多，所以工厂视察员说： “有人告诉我，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去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同上，第140页） 关于废棉，我们在下面谈到原料价格变动的时候再讲。 毛纺织业比亚麻加工业经营得好些。 “收集废毛和破烂毛织物进行再加工，过去一向认为是不名誉的事情，但是，对已成为约克郡毛纺织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再生呢绒业来说，这种偏见已经完全消除。毫无疑问，废棉加工业很快也会作为一个符合公认的需要的生产部门，而占有同样的位置。三十年前，破烂毛织物即纯毛织物的碎片等等，每吨平均约值4镑4先令；最近几年，每吨已值44镑。同时，需求量已如此增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因为有人发明一种能破坏棉花但不损伤羊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工人从事再生呢绒的制造，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平均质量较好的毛织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7页） 这种再生羊毛，在1862年底，已占英国工业全部羊毛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81页）“消费者”的“巨大利益”，不过是他的毛料衣服只穿到以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破，穿到以前六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薄。 英国的丝织业所走的也是这样一条下坡路。从1839年到1862年，真正生丝的消费略为减少，而废丝的消费却增加了一倍。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 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 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的。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帕尔曼蒂耶曾经证明，从一个不是很远的时期以来，例如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的磨谷技术大大改善了，同旧磨相比，新磨几乎能够从同量谷物中多提供一半的面包。实际上，巴黎每个居民每年消费的谷物，原来是4瑟提埃，后来是3瑟提埃，最后是2瑟提埃，而现在只是每人1+（1/3）瑟提埃，约合342磅……在我住过很久的佩舍，用花岗石和暗色岩石粗制的磨，已经按照三十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现在，人们用拉费尔特的优质磨石来制磨，把谷物磨两次，使粉筛成环状运动，于是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便增加了1/6。因此，我不难明白，为什么罗马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和我们每天消费的谷物相差如此之多。全部原因只是在于磨粉方法和面包制造方法的不完善。我看，普林尼在他的著作第十八卷第二十章第二节所叙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也必须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罗马，一莫提面粉，按质量不同，分别值40、48或96阿司。面粉价格和当时的谷物价格相比这样高，其原因是当时的磨还处在幼稚阶段，很不完善，因此磨粉费用相当大。”（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80、281页） Ⅴ．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如上所述，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一句话，是劳动条件作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条件，或作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起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等。 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以上所述，从经常观察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新的证明： 1．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关于这点，可以参看尤尔和拜比吉的著作[43]。 2．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工厂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工厂相比，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因此，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都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 注释： [3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0-361页。——第94页。 [33]马克思指的是如下著作：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第2版（A．Ur．《ThePhilosophyofManufactures：or，AnExpositionoftheScientific，Moral，andCommercialEconomyoftheFactorySystemofGreatBritain》．Secondedition，London，1835）。——第96页。 [3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3页。——第99页。 [35]法国历史学家兰盖的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5册第20章（《Théoriedesloixciviles，ouPrincipesfondamentauxdelasociété》．TomeⅡ，Londres，1767，livreⅤ，chapitreⅩⅩ）。——第100页。 [3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1-362页。——第101页。 [37]指罗契得尔城（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下，于1844年成立名为公平先驱社的消费合作社；它是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人合作运动的萌芽。——第101页。 [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章第258-335页。——第102页。 [39]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Killingnomurder）——英国的一种流行说法，它来源于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版的一本叫作《Killingnomurder》的小册子。小册子的作者平等派塞克斯比号召杀害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并认为这不是犯杀人罪。——第106页。 [40]皇家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皇家法院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并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106页。 [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25页。——第109页。 [4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83-284页。——第111页。 [43]见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第2版；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80-281页（Ch．Babbage．《OntheEconomyofMachineryandManufactures》．London，1832，p．280-281）。——第12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章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三章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正如在前一章的末尾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这里，和在这个第一篇全篇一样，假定一定量的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额，和这个资本在一定流通期间产生的剩余价值总额相等。因此，我们暂时撇开以下的事实：这个剩余价值一方面分成各种派生形式，即资本利息、地租、赋税等等；另一方面，在多数场合，它和按照一般平均利润率占有的利润是不一致的。关于一般平均利润率，我们将在第二篇加以讨论。 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我们仍然沿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各种符号。总资本C分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生产一个剩余价值m。我们把这个剩余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m/v叫作剩余价值率，并且用m′来表示。这样，m/v＝m′，因而m＝m′v。这个剩余价值如果不是同可变资本相对比，而是同总资本相对比，就叫作利润（p），而剩余价值m和总资本C的比率m/C，就叫作利润率p′。这样我们就得到： p′＝m/C＝m/c+v， 用m的上述的值m′v，代替m，我们又得到： p′＝m′v/C＝m′v/（c+v）， 这个方程式也可以用如下的比例来表示： p′∶m′＝v∶C；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和总资本之比。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利润率p′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m′，因为可变资本v总是小于C，即v+c之和，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之和；不过要把v＝C这种唯一的、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有的情形除外，也就是要把资本家完全不预付不变资本，不预付生产资料，而只预付工资的情形除外。 此外，在我们的研究中，还要考虑到一系列对c、v和m的大小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他因素，因此要简略地提一下这些因素。 第一是货币的价值。我们可以假定，货币的价值到处都是不变的。 第二是周转。我们暂时完全不考虑这个因素，因为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我们要在以后的一章中专门进行考察。｛在这里，我们只是先提出一点：公式p′＝m′v/C，严格地说，只是对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期间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年剩余价值率m′n代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m′，这个公式也适用于年周转；在这里，n代表可变资本一年内周转的次数（见第2卷第16章第Ⅰ节）。——弗·恩·｝ 第三，还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已经在第一卷第四篇详细讨论过了。但它对利润率，至少对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也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象我们在第一卷第十章第323/314页[25]中说过的情形那样，这个单个资本用高于社会平均生产率的生产率来进行工作，按低于同种商品的社会平均价值的价值来提供产品，因而会实现一个额外利润。但这个情形在这里仍然不予考虑，因为在这一篇，我们还是假定各种商品是在社会正常的条件下生产，并且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场合都假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事实上，投在一个产业部门的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就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定比率，总是表示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一旦这个比率的变化不是由不变资本的各个物质组成部分的单纯的价值变化或工资的变化引起的，那也就表示，劳动生产率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c、v和m这几个因素的变化同时也包含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其余三个因素，即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和工资的情况，同样如此。它们对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我们已在第一卷[26]详细论述过了。因此，很清楚，虽然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总是假定这三个因素保持不变，但是v和m的变化同样可以包含着它们的这几个决定要素的量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一下，工资对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同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对它们的影响是相反的；工资的增加会减少剩余价值，而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则会增加剩余价值。 例如，假定有一个100的资本，使用20个工人，在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总工资为20的条件下，生产一个20的剩余价值。这样，我们就得到： 80c+20v+20m；m′＝100％，p′＝20％。 假定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但工资不增加。这样，20个工人的总价值产品，就由40增加到60（10∶15＝40∶60）；因为支付的工资v保持不变，所以剩余价值就由20增加到40。这样，我们就得到： 80c+20v+40m；m′＝200％，p′＝40％。 另一方面，如果每天劳动仍旧是10小时，而工资由20下降到12，那末总价值产品仍旧是40，但分配情况不同了；v减少到12，余下的28就是m。这样，我们就得到： 80c+12v+28m；m′＝[233+（1/3）]％，p′＝28/92＝[30+（10/23）]％。 由此可见，工作日的延长（或劳动强度的相应提高）和工资的降低，都会增加剩余价值量，从而会提高剩余价值率；相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增加则会降低剩余价值率。所以，如果v因工资的增加而增加，这并不表示劳动量增加了，而只是表示劳动量的报酬更高了；在这个场合，m′和p′就不会提高，而会降低。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工作日、劳动强度和工资的变化，一定会使v和m以及它们的比率同时发生变化，从而也会使p′，即m和c+v（总资本）的比率同时发生变化。同样很清楚，m和v的比率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劳动条件中至少有一个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在这里正好可以看出，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的运动及其增殖之间的特别的有机联系，以及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区别。就价值形成而言，不变资本所以重要，只是在于它具有的价值。在这里，对价值形成来说，1500镑不变资本究竟是代表1500吨铁（假定每吨1镑）还是代表500吨铁（每吨3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究竟体现为多少实际材料，对价值形成和利润率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增减和这个资本所代表的物质使用价值的量不管成什么比率，利润率同这个价值总是按相反的方向变动。 可变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里重要的，首先不是在于可变资本具有的价值，不是在于它所包含的物化劳动，而是在于这个价值只是可变资本所推动的但没有在可变资本中体现的总劳动的指数。这个总劳动和在可变资本本身中体现的劳动即有酬劳动的差额，或者说，总劳动中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在可变资本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小的时候，就越大。假定一个10小时的工作日等于10先令＝10马克。如果必要劳动即补偿工资或可变资本的劳动＝5小时＝5先令，那末，剩余劳动就＝5小时，剩余价值就＝5先令。如果必要劳动＝4小时＝4先令，那末，剩余劳动就＝6小时，剩余价值就＝6先令。 因此，只要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不再是它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或者不如说，这个指数的尺度本身已经发生变化，那末，剩余价值率就会按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的比例发生变化。 现在我们把上述的利润率方程式p′＝m′v/C，应用到各种可能的情况上来。我们依次变更m′v/C中各个因素的值，并确定这些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系列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些情况看作同一个资本的依次变化的作用条件，但也可以看作同时并存于不同产业部门或不同国家、为了比较才列在一起的不同的资本。因此，如果把我们所举的某些例子理解为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先后出现的状态，这样显得勉强或实际上不可能，那末，只要把它们理解为互相独立的资本在进行比较，这种指责也就可以消除了。 因此，我们把m′v/C这个乘积分成两个因素，m′和v/C；我们先把m′当作是不变的，研究v/C的各种可能变化的作用；然后把v/C这个分数当作是不变的，使m′发生各种可能的变化；最后，我们假定一切因素都是可变的，并列举所有的情形，由此推出利润率的各种规律。 Ⅰ．m′不变，v/C可变 我们可以为这种情况——它又包含许多派生情况——提出一个总公式。假定有两个资本C和C1，它们的可变组成部分分别为v和v1，剩余价值率同为m′，利润率分别为p′和p′1——这样： p′＝m′v/C；p′1＝m′v1/C1。 现在使C和C1相比，v和v1相比。例如，假定分数C1/C之值＝Ｅ，分数v1/v之值＝e，这样，C1＝EC，v1＝ev。用所得之值，代替上述p′1方程式中的C1和v1，我们就得到： p′1＝m′ev/EC。 把上述两个方程式变成比例，我们就可以由这两个方程式引出第二个公式： p′∶p′1＝m′v/C∶m′v1/C1＝v/C＝v/C∶v1/C1。 因为以同数乘除分子和分母，分数的值不变，所以我们可以把v/C和v1/C1化为百分比，也就是，使C和C1各＝100。这样，我们就得到v/C＝v/100和v1/C1＝v1/100，我们还可以把上述比例中的分母去掉，于是就得到： p′∶p′1＝v∶v1；也就是说， 就任何两个以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发生作用的资本来说，利润率之比，等于按各自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可变资本部分之比。 这两个公式，包含着v/C的变化的一切情况。 在分别考察这些情况之前，还要指出一点。因为C是c和v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因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通常都用百分比来表示，所以一般地说，假定c+v之和也为100，也就是用百分比来表示c和v，是比较方便的。在我们不是要确定利润量，而是要确定利润率时，不管是说一个15000的资本，其中不变资本12000，可变资本3000，生产一个3000的剩余价值，还是把这个资本化为百分比，结果都是一样： 15000C＝12000c＋3000v（＋3000m） 100C＝80c＋20v（＋20m）。 在这两个场合，剩余价值率m′都是＝100％，利润率都是＝20％。 当我们拿两个资本作比较时，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拿上面那个资本同另一个如下的资本作比较： 12000C＝10800c+1200v（+1200m） 100C＝90c+10v（+10m）， 在这两个场合，m′都是＝100％，p′都是＝10％，而用百分比的形式来同上面那个资本作比较，结果就清楚得多。 相反，在我们考察同一个资本的变化时，百分比形式就很少应用，因为这个形式几乎总是把这些变化掩盖起来。如果一个资本由百分比形式 80c+20v+20m 变为百分比形式 90c+10v+10m， 那末，我们就看不出，这个变化了的百分比构成即90c+10v，是由v的绝对减少引起的，还是由c的绝对增加引起的，还是同时由二者引起的。要看出这一点，我们必须有绝对的数字。而在研究下述的各个变化情况时，整个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80c＋20v变为90c＋10v，是由于不变资本增加、可变资本不变，如12000c＋3000v变为27000c＋3000v（百分比形式是90c＋10v）；或者由于不变资本不变、可变资本减少，如12000c＋3000v变为12000c＋1333+（1/3）v（百分比形式也是90c＋10v）；或者由于二者都发生变化，如12000c＋3000v变为13500c＋1500v（百分比形式还是90c＋10v）。我们现在正要依次研究这些情况，因此，尽管百分比的形式十分方便，我们只好放弃不用，或者只是把它当作次要的形式来使用。 1．m′和C不变，v可变 如果v的大小发生变化，那末C要保持不变，C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c，就要和v以同额但按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假定C原来=80c+20v=100，现在v减为10，C就只有在c增加到90的时候，才能仍旧=100；90c+10v=100。一般说来，如果v变为v±d，即v加上d或减去d，那末，c就必须变为c-(±)d，即必须以同额但按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样才能符合当前这种情况的各种条件。 同样，当剩余价值率m′不变，但可变资本v变化时，剩余价值量m必然发生变化，因为m＝m′v，而m′v的一个因素v已有了一个不同的值。 这个场合所假定的各种前提，使我们在原方程式 p′＝m′v/C 之外，又由v的变化，得到了第二个方程式： p′1＝m′v1/C 其中v变为v1，现在应当求出由此而引起变化的利润率p′1。 这个利润率可以由如下的比例求出： p′∶p′1＝m′v/C∶m′v1/C＝v∶v1。 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率和总资本不变时，原利润率和由可变资本的变化而产生的利润率之比，等于原可变资本和变化以后的可变资本之比。 假定资本原来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是： Ⅰ．15000C＝12000c＋3000v（＋3000m）；现在是： Ⅱ．15000C＝13000c＋2000v（＋2000m）；在这两个场合， C＝15000，m′＝100％，Ⅰ的利润率20％和Ⅱ的利润率[13+（1/3）]％之比，等于Ⅰ的可变资本3000和Ⅱ的可变资本2000之比，即20％∶[13+（1/3）]％＝3000∶2000。 可变资本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我们先拿一个增加的例子来说。假定一个资本原来的构成和发生作用的情况如下： Ⅰ．100c＋20v＋10m；C＝120，m′＝50％，p′＝[8+（1/3）]％。 现在，可变资本增加到30；按照前提，要使总资本保持不变，仍然＝120，不变资本必须由100减少到90。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仍然是50％的情况下，就必须增加到15。因此我们得到： Ⅱ．90c＋30v＋15m；C＝120，m′＝50％，p′＝[12+（1/2）]％。 我们首先假定工资不变。这时，剩余价值率的其他因素，工作日和劳动强度，也必须保持不变。因此，v的增加（由20增加到30），只能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二分之一。这样，总的价值产品也将增加二分之一，由30增加到45，分配的情况和以前完全一样，2/3作为工资，1/3作为剩余价值。但在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却由100减少到90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情况：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与不变资本同时减少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吗？ 在农业和采掘工业中（在这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从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是容易理解的），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内和在它的基础上——就不是和不变资本的减少，而是和不变资本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c的上述那种减少只是由于价格的下降造成时，单个资本也只有在十分例外的情形下才能完成由Ⅰ到Ⅱ的转变。但就投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农业部门或采掘工业部门的两个独立资本来说，一个场合比另一个场合使用更多的工人（从而使用更大的可变资本）同时却使用价值更小或数量更少的生产资料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但如果我们抛弃工资不变的假定，用工资提高二分之一来解释可变资本由20提高到30，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同数工人——比如说20个工人——用同量或不过略为减少的生产资料继续工作。如果工作日不变，比如说仍旧是10小时，总价值产品也就不变；它仍旧＝30。但这30必须全部用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30；剩余价值就会消失。可是我们的前提是剩余价值率不变，象Ⅰ一样仍旧是50％。这只有在工作日延长二分之一，即延长到15小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时，20个工人在15小时内会生产一个45的总价值，一切条件都符合了： Ⅱ．90c＋30v＋15m；C＝120，m′＝50％，p′＝[12+（1/2）]％。 在这个场合，和E相比，20个工人不会使用更多的劳动资料，即工具、机器等等；只是原料或辅助材料必须增加二分之一。因此，在这些材料的价格下降时，按照我们的前提，由Ⅰ转变到Ⅱ，从经济上看，甚至对单个资本来说，也是能够做到的。资本家由于他的不变资本贬值可能遭受的损失，至少会由较大的利润，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 现在，我们假定可变资本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这样，我们只需要把上面的例子颠倒过来，把Ⅱ当作原来的资本，由Ⅱ转变为Ⅰ。 Ⅱ．90c＋30v＋15m变为 Ⅰ．100c＋20v＋10m，很明显，这种颠倒不会使那些规定双方利润率及其互相关系的条件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在不变资本增加时，v因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三分之一而由30减少到20，那末，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现代工业的正常情况：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数较少的工人使用数量较大的生产资料。这个运动必然和利润率的同时下降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卷第三篇加以论述。 但是，如果v因同数工人按较低的工资被雇用而由30减少到20，那末在工作日不变时，总价值产品会仍旧＝30v＋15m＝45；既然v下降到20，剩余价值就会增加到25，剩余价值率就会由50％增加到125％，而这是和前提相违背的。为了符合我们所规定的条件，按50％的比率计算的剩余价值，相反地必须下降到10，因而总价值产品必须由45减少到30。这只有在工作日缩短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样，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和上面一样： 100c＋20v＋10m；m′＝50％，p′＝[8+（1/3）]％。 不用说，在工资减少时劳动时间又这样缩短的情况，实际上也许是不会发生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利润率是许多变数的函数，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变数怎样对利润率发生影响，我们就必须依次研究每个变数单独的影响，不管这种孤立的影响对同一资本来说在经济上是不是容许发生。 2．m′不变，v可变，C因v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场合和上述场合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在这个场合，c不是在v增加时以同额减少，或在v减少时以同额增加，而是保持不变。但是，在大工业和农业的目前条件下，可变资本只是总资本的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因此，在总资本的减少或增加由可变资本的变化决定时，总资本的减少或增加也是比较小的。我们再从这样一个资本出发： Ⅰ．100c＋20v＋10m；C＝120，m′＝50％，p′＝[8+（1/3）]％， 现在假定它变为： Ⅱ．100c＋30v＋15m；C＝130，m′＝50％，p′＝[11+（7/13）]％。 与此相反的可变资本减少的情况，又可以由Ⅱ再转变为Ⅰ来加以说明。 各种经济条件本质上和上述场合一样，因此，无须重述。由Ⅰ到Ⅱ的转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降低二分之一；对100c的利用，Ⅱ式需要的劳动，比Ⅰ式多二分之一。这种情况在农业中可能发生。［注：手稿中这里有一句话：“以后再来研究这种情况同地租有什么联系。”］ 不过在上述场合，总资本因不变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或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而保持不变；而在这里，在可变部分增加时会有追加资本被束缚，在可变部分减少时会有原来使用的资本被游离。 3．m′和v不变，c可变，因而C也可变 在这个场合，方程式 p′＝m′v/C变为：p′1＝m′v/C1， 把两边共有的因素去掉，就得到如下的比例： p′1∶p′＝C∶C1； 在剩余价值率相等，可变资本部分也相等时，利润率和总资本成反比。 例如，假定有三个资本，或同一个资本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Ⅰ．80c＋20v＋20m；C＝100，m′＝100％，p′＝20％； Ⅱ．100c＋20v＋20m；C＝120，m′＝100％，p′＝[16+（2/3）]％； Ⅲ．60c＋20v＋20m；C＝80，m′＝100％，p′＝25％； 那末就会得到如下的比例： 20％∶[16+（2/3）]％＝120∶100；20％∶25％＝80∶100。 关于，m′不变时v/C的各种变化，我们前面提出的总公式是： p′1＝m′（ｅv/ＥC）；现在它变为：p′1＝m′（v/ＥC）， 因为v没有变化，所以因素ｅ＝v1/v在这里变为＝1。 因为m′v＝m，即剩余价值量，又因为m′和v都保持不变，所以m不会因C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剩余价值量在变化以后，和在变化以前一样。 假定c减为零，p′就会＝m′，利润率就会等于剩余价值率。 c的变化，可能由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的单纯价值变化引起，也可能由总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即由该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引起。在后一种情况下，随着大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而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用上面的例子来说，要求按照由Ⅲ到Ⅰ，由Ⅰ到Ⅱ这样的顺序来转变。一个以20为报酬但生产价值40的劳动量，最初使用了价值60的劳动资料；当生产率提高但价值不变时，所使用的劳动资料起初增加到80，然后增加到100。生产率下降，则要求按照相反的顺序进行；同量劳动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就会减少，生产就会受到限制，这种情况可能在农业、采矿业等部门发生。 不变资本的节约，一方面会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会使资本游离，因此，对资本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以及不变资本要素（特别是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以后［注：见本卷第92—154页。——编者注］还要进行详细的研究。 在这里又表明，不变资本的变化，不论是由c的物质组成部分的增加或减少引起，还是由c的物质组成部分的单纯价值变化引起，都同样会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4．m′不变，v、c和C都可变 在这个场合，上述利润率已经变化的总公式 p′＝m′ｅv/ＥC 也是适用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从这个公式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a）如果Ｅ大于ｅ，也就是说，如果不变资本的增加，使总资本增加得比可变资本快，那末，利润率就会下降。如果一个80c＋20v＋20m的资本变为170c＋30v＋30m的构成，那末m′仍旧＝100％，尽管v和C都增加了，但v/C会由20/100降低到30/200，利润率也就会相应地由20％降低到15％。 （ｂ）只有ｅ＝Ｅ，也就是说，只有v/C这个分数在表面上发生变化，但其值不变，也就是说，只有分子和分母以同数乘除，利润率才会保持不变。80c＋20v＋20m和160c＋40v＋40m二者的利润率显然都是20％，因为m′仍然＝100％，而v/C＝20/100＝40/200在这两个例子中，都代表相等的值。 （c）如果ｅ大于Ｅ，也就是说，如果可变资本增加得比总资本快，利润率就会提高。如果80c＋20v＋20m变为120c＋40v＋40m，利润率就会由20％增加到25％，因为在m′不变时，v/C＝20/100已经提高到40/160，由1/5提高到1/4。 如果v和C按相同的方向变化，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待这种量的变化，好象二者在一定程度以内，按相同的比率变化，以致在这个程度以内，v/C保持不变。超过这一点，二者之中就只有一个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较为复杂的情况化为上述一种较为简单的情况。 例如，如果80c＋20v＋20m变为100c＋30v＋30m，那末，只要这种变化在100c＋25v＋25m的程度以内，v和c，从而v和C的比率，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这个程度以内，利润率也会保持不变。我们现在可以把100c＋25v＋25m当作出发点；我们使v增加5，即增加到30v，C也就由125增加到130，这样我们就得到上述的第二种情况，即只有v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C的变化。利润率原来是20％，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增加了5v，现在就提高到[23+（1/13）]％了。 甚至在v和C按相反的方向在数量上发生变化时，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化为一个较为简单的情况。例如，我们再从80c＋20v＋20m出发，使它变为110v＋10v＋10m的形式，而当变化还在40c＋10v＋10m以内的时候，利润率会仍旧是20％。把70c加到这个中间形式中去，利润率就会下降到[8+（1/3）]％。这样，我们也就把这个情况再化为只有一个变数c变化的情况了。 因此，v、c和C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观点。它最后总是化为只有一个因素可变的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v和C在数字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大，但它们的物质要素发生了价值变化，因此v所代表的，是被推动的劳动的已经变化了的量，c所代表的，是被推动的生产资料的已经变化了的量。但甚至这个唯一剩下的情况，实际上也已经包括在上述范围内了。 假定80c＋20v＋20m中，20v原来代表20个工人每天10小时劳动的工资。现在，假定每个人的工资由1增加到1+（1/4）。这样，20v已经不能支付20个工人的报酬，而只能支付16个工人的报酬。但是，20个工人在200个劳动小时内会生产40的价值，而16个工人在每天10小时内，也就是在总共160个劳动小时内，将只生产32的价值。扣除20v作为工资，在32的价值中，就只剩下12作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会由100％降低到60％。但是按照我们的前提，剩余价值率必须保持不变，因此工作日必须延长1/4，即由10小时延长到12+（1/2）小时；20个工人在每天10小时内，即在200个劳动小时内会生产40的价值，16个工人在每天12+（1/2）小时内，即在200小时内，也会生产相同的价值，80c＋20v的资本，现在也和以前一样，会生产20的剩余价值。 反过来，如果工资降低，20v可以支付30个工人的工资，那末，m′要保持不变，工作日就要由10小时缩短到6+（2/3）小时。20×10＝30×6+（2/3）＝200个劳动小时。 至于在这些相反的假定下，c究竟在什么程度以内可以在其价值的货币表现上保持不变，但又能代表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了的生产资料量，我们实质上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种情况只有在极其例外的场合，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 至于c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变化会增加或减少这些要素的量，但不会影响c的价值额这种情况，那末，只要这种变化不会引起v的数量变化，它就既不会影响利润率，也不会影响剩余价值率。 至此，我们已经把我们方程式中v、c和C各种可能的变化情况都列举出来了。我们看到，在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时，利润率可以降低，不变，或提高，因为v和c或v和C的比率稍微发生变化，就足以使利润率发生变化。 其次，我们看到，v的变化到处都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一经达到，m′要保持不变，就会成为经济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c的每一个单方面的变化，也必然会达到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一经达到，v就不能再保持不变，所以对v/C一切可能的变化来说，都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m′也就必然会变为可变。在m′变化时，我们方程式中各个变数的这种互相作用，还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就来研究m′的各种变化。 Ⅱ．m′可变 如果把方程式p′＝m′v/C 变为另一个方程式p′＝m′1v1/C1（其中，p′1、m′1、v1和C1表示p′、m′、v和C的变化了的值），那末，我们就为各种不同剩余价值率下的利润率，求得一个总公式，而不管v/C是不变的，或同样是可变的。这样，我们就得到： p′∶p′1＝m′v/C∶m′1v1/C1， 由此得到：p′1＝m′1/m′×v1/v×C/C1×p′。 1．m′可变，v/C不变 在这个场合，我们有两个方程式： p′＝m′v/C；p′1＝m′1v/C 在这两个方程式中，v/C是等值的。因而可以得出如下比例： p′∶p′1＝m′∶m′1。 具有相同构成的两个资本的利润率之比，等于它们的剩余价值率之比。因为在v/C这个分数中，重要的不是v和C的绝对量，而只是二者的比率，所以，这适用于具有相同构成的一切资本，而不管它们的绝对量如何。 80c＋20v＋20m；C＝100，m′＝100％，p′＝20％ 160c＋40v＋20m；C＝200，m′＝50％，p′＝10％ 100％∶50％＝20％∶10％。 如果v和C的绝对量在两个场合是相等的，利润率还和剩余价值量成正比。 p′∶p′1＝m′v∶m′1v＝m∶m1。 例如： 80c＋20v＋20m；m′＝100％，p′＝20％ 80c＋20v＋10m；m′＝50％，p′＝10％ 20％∶10％＝100×20∶50×20＝20m∶10m。 现在很清楚，就构成的绝对数或百分比相同的资本来说，剩余价值率只有在工资或工作日长度或劳动强度不等的情况下，才能是不等的。假定有三种情况： Ⅰ．80c＋20v＋10m；m′＝50％，p′＝10％， Ⅱ．80c＋20v＋20m；m′＝100％，p′＝20％， Ⅲ．80c＋20v＋40m；m′＝200％，p′＝40％， 总价值产品在Ⅰ式是30（20v＋10m），在Ⅱ式是40，在Ⅲ式是60。这种情形可以由三种方式引起。 第一，工资不等，因而20v在各个场合表示不同的工人人数。假定在Ⅰ式是按1+（1/3）镑的工资雇用15个工人劳动10小时，生产30镑价值，其中20镑补偿工资，10镑是剩余价值。如果工资降低到1镑，就可以雇用20个工人劳动10小时，因此生产40镑的价值，其中20镑补偿工资，20镑是剩余价值。如果工资再降低到2/3镑，就可以雇用30个工人劳动10小时，生产60镑的价值，其中除去20镑工资，还剩下40镑剩余价值。 在这个场合，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变，工作日不变，劳动强度不变，但剩余价值率因工资变化而变化了。只有这个唯一的场合才符合李嘉图的如下假定： “利润的高低恰好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政治经济学原理》，载于麦克库洛赫编《李嘉图全集》1852年版第1章第3节第18页） 第二，劳动强度不等。这时，比如说20个工人用相同的劳动资料，在每天10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某种商品，在Ⅰ式是30件，在Ⅱ式是40件，在Ⅲ式是60件。每件商品除了耗费在其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都体现着1镑的新价值。因为在每个场合都要有20件商品＝20镑来补偿工资，所以剩余价值在Ⅰ式是10件商品＝10镑，在Ⅱ式是20件商品＝20镑，在Ⅲ式是40件商品＝40镑。 第三，工作日长度不等。如果20个工人在劳动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在Ⅰ式每天劳动9小时，在Ⅱ式每天劳动12小时，在Ⅲ式每天劳动18小时，那末，它们的总产品之比30∶40∶60，就等于9∶12∶18，而且，因为工资在每个场合都＝20，所以剩余价值又分别是10，20和40。 可见，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以相反的方向，劳动强度的提高或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长或缩短会以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率，从而在v/C不变时，影响利润率。 2．m′和v可变，C不变 在这个场合，下面的比例也是适用的： p′∶p′1＝m′v/C∶m′1v1/C＝m′v∶m′1v1＝m∶m1。 利润率之比，等于相应的剩余价值量之比。 在可变资本不变时，剩余价值率的变化，意味着价值产品在数量上和分配上发生了变化。v和m′同时变化，也总是包含价值产品分配上的变化，但并不总是包含价值产品数量上的变化。这里可能有三种情况： （a）v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以相等的数量发生变化；例如： 80c＋20v＋10m；m′＝50％，p′＝10％ 90c＋10v＋20m；m′＝200％，p′＝20％。 在这两个场合，价值产品是相等的，因而，提供的劳动量也是相等的；20v＋10m＝10v＋20m＝30。区别只是在于：在前一个场合，20作为工资支付，10是剩余价值；而在后一场合，工资只有10，因而剩余价值是20。这是当v和m′同时发生变化时，工人人数、劳动强度和工作日长度都保持不变的唯一场合。 （ｂ）m′和v也按照相反的方向，但不是以相等的数量发生变化。这时，或者是v的变化占优势，或者是m′的变化占优势。 Ⅰ．80c＋20v＋20m；m′＝100％，p′＝20％ Ⅱ．72c＋28v＋20m；m′＝[71+（3/7）]％，p′＝20％ Ⅲ．84c＋16v＋20m；m′＝125％，p′＝20％。 在Ⅰ的价值产品40中，有20v支付工资；在Ⅱ的价值产品48中，有28v支付工资；在Ⅲ的价值产品36中，有16v支付工资。价值产品和工资都变化了；但是，价值产品的变化，意味着提供的劳动量的变化，因而，或者是工人人数的变化，或者是劳动时间的变化，或者是劳动强度的变化，或者是三项中一项以上的变化。 （c）m′和v按照相同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时，一种变化会加强另一种变化的作用。 90c＋10v＋10m；m′＝100％，p′＝10％ 80c＋20v＋30m；m′＝150％，p′＝30％ 92c＋8v＋6m；m′＝75％，p′＝6％。 在这里，三个价值产品也是不同的，即20、50和14；而每个场合的劳动量大小上的这种差别，又可以化为工人人数、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的差别，或者化为一个以上的因素或所有这些因素上的差别。 3．m′、v和C都可变 这个场合不会提供任何新的观点，可以用Ⅱ即m′可变这一节中求得的总公式来解决。 可见，剩余价值率大小的变化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会产生下列各种情形： 1．如果v/C不变，那末p′和m′会按照相同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80c＋20v＋20m；m′＝100％，p′＝20％ 80c＋20v＋10m；m′＝50％，p′＝10％ 100％∶50％＝20％∶10％。 2．如果v/C和m′按照相同的方向变化，即m′提高，v/C也提高，m′降低，v/C也降低，那末p′会比m′按照更大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80c＋20v＋10m；m′＝50％，p′＝10％ 70c＋30v＋20m；m′＝[66+（2/3）]％，p′＝20％ 50％∶[66+（2/3）]％＜10％∶20％。 3．如果v/C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v/C比m′按照更小的比率变化，那末p′会比m′按照更小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80c＋20v＋10m；m′＝50％，p′＝10％ 90c＋10v＋15m；m′＝150％，p′＝15％ 50％∶150％＞10％∶15％。 4．如果v/C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v/C比m′按照更大的比率变化，那末，尽管m′降低，p′还是会提高，或者尽管m′提高，p′还是会降低。 80c＋20v＋20m；m′＝100％，p′＝20％ 90c＋10v＋15m；m′＝150％，p′＝15％ m′由100％提高到150％；p′由20％降低到15％。 5．最后，如果v/C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恰好按照相同的比率在大小上发生变化，那末，尽管m′提高或降低，p′还是会保持不变。 只有最后这个情况还需要作一些解释。前面在论述v/C的变化时，我们看到，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同一个利润率可以以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但是在m′不变时，v和C的比率上的任何一种变化，都足以引起利润率的差别，而在m′发生大小上的变化时，v/C就必须以恰好相应的程度，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大小上的变化，才能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这种情形，就同一个资本或同一国家的两个资本来说，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例如，有一个资本 80c＋20v＋20m；C＝100，m′＝100％，p′＝20％， 假定工资下降，只需要16v而不需要20v就可以雇到同数工人。这时，就有4v游离出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到： 80c＋16v＋24m；C＝96，m′＝150％，p′＝25％。 现在p′要和以前一样＝20％，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120，从而不变资本就必须增加到104： 104c＋16v＋24m；C＝120，m′＝150％，p′＝20％。 这种情形，只有在劳动生产率随着工资下降而同时发生变化，因而要求资本构成发生这样一种变化的时候，或者在不来资本的货币价值由80增加到104的时候，总之，只有在各种条件仅仅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事实上，m′发生变化，但不同时引起v的变化，因而也不引起v/C的变化，这种情形只有在十分特定的情况下，即只有在那些仅仅使用固定资本和劳动，而劳动对象则由自然界提供的产业部门，才是可以设想的。 但是把两个国家的利润率作比较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场合，相同的利润率，实际上多半表现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因此，从所有以上五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率降低或者提高，利润率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降低；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不变。至于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可以提高、降低或者不变，这一点我们在第Ⅰ节已经讲过了。 可见，利润率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价值构成。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可以概括如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百分比来表示资本的构成，因为变化发生在两个资本部分中的哪一个部分，是无关紧要的。 两个资本的利润率或同一个资本在两个连续的、不同的状态下的利润率， 在下列情况下，是相等的： 1．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也相等。 2．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等，剩余价值率也不等，但是剩余价值率和按百分比计算的可变资本部分（m′和v）的乘积相等，也就是说，按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剩余价值量（m＝m′v）相等，换句话说，在这两个场合m′和v两个因素互成反比。 在下列的情况下，是不等的： 1．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但是剩余价值率不等。这时，利润率之比，等于剩余价值率之比。 2．剩余价值率相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等。这时，利润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部分之比。 3．剩余价值率不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也不等。这时，利润率之比，等于m′v的乘积即按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剩余价值量之比。［注：在手稿中，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差数（m′—p′），还可以看到各种极为详细的计算。这种差数具有各式各样的有趣的特色，它的运动显示出这两个比率越来越远或越来越近的各种情况。这些运动还可以用曲线来表示。我没有把这个资料编入，因为它对本书的直接目的不怎么重要，对那些想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读者来说，简单地指出这一点也就够了。——弗·恩·］ 注释： [2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52-353页。——第60页。 [2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67-579页。——第6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章利润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二章利润率 资本的总公式是G-W-G′；这就是说，一个价值额投入流通，是为了从流通中取出一个更大的价值额。这个更大价值额的产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更大价值额的实现过程，是资本的流通。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他的个人消费。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资本家预付总资本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这一切组成部分同样地预付出去，不仅是为了再生产预付资本，而且是为了生产一个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余额。他只有使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同活劳动相交换，即对活劳动进行剥削，才能把这个价值转化为一个更大的价值。但是，他只有同时预付实现这种劳动的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也就是说，他只有把他所占有的一个价值额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形式，才能对这种劳动进行剥削；他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还在前面第一卷[21]就已经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 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使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只有预付不变资本才能对劳动进行剥削，因为他只有预付可变资本才能使不变资本增殖，所以在他的心目中，这两种资本就完全混同在一起了。而且，因为他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所以情形就更是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利润率可以不变，然而它可以表示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产品中由资本家支付的一切价值组成部分，或者由他投入生产的这些价值组成部分的等价物，都属于产品成本。单是使资本保存下来，或者说，按原有的量再生产出来，就必须使这些成本得到补偿。 商品包含的价值，等于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的总和则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而对资本家来说，商品成本只由他所支付的物化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商品包含的剩余劳动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虽然它同有酬劳动一样，需要工人付出劳动，并且它同有酬劳动一样创造价值，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加入商品。资本家的利润是这样来的：他可以出售他没有支付分文的某种东西。剩余价值或利润，恰恰就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或者说，就是商品包含的劳动总额超过它包含的有酬劳动额的余额。因此，不管剩余价值来自何处，它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因此，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会保持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以用分数m/C来表示，其中C表示总资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率m/v不同的利润率m/C＝m/（c+v）。 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这是同一个量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它们表示同一个量的不同的比率或关系。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通过研究加以揭示的本质的东西。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的形式即利润，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 至于单个资本家，那末很清楚，他唯一关心的，是剩余价值即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所得到的价值余额和生产商品时所预付的总资本的比率。而对这个余额和资本的各个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关系以及这个余额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不仅不关心，而且掩盖这个特定关系和这种内在联系，正是他的利益所在。 虽然商品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只是在流通过程中才得到实现。由于这个余额在现实中、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实现到什么强度，都要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因此这个余额更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它来自流通过程。在这里没有必要说明，如果一个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出售，那只是发生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分配；这种不同的分配，即在不同个人之间分割剩余价值的比率的变更，既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大小，也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在实际流通过程中，不仅发生着我们在第二卷已经考察过的各种转化，而且这些转化还同现实的竞争，同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的买和卖结合在一起，以致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他本人实现的剩余价值，既取决于对劳动的直接剥削，也取决于互相诈骗的行为。 在流通过程中起作用的，除了劳动时间，还有流通时间，它也限制着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量。此外，还有另一些来自流通的要素，也会对直接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二者不断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从而不断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征分辨不清。以前已经说过，在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一般价值的生产一样，会获得新的规定；资本会经历它的各种转化的循环；最后，它还会从它的可以说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外部的生活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对立的不是资本和劳动，而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又是单纯作为买者和卖者的个人；流通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的进程中会互相交错，好象二者同样地决定着剩余价值；资本和雇佣劳动互相对立的最初形式，会由于一些看来与此无关的关系的干扰而被掩盖起来；剩余价值本身也好象不是占有劳动时间的产物，而是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成本价格因此也就容易表现为商品的固有价值，结果利润就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的内在价值的余额。 诚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性质会不断在资本家的意识中出现；在我们考察剩余价值时谈到的资本家对别人劳动时间的贪求等等，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1．直接生产过程本身也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会不断转化为流通过程，就象流通过程会不断转化为生产过程一样，因此，关于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的源泉，即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点隐隐约约的感觉，但至多不过表现为一个和下述看法同样合理的要素，按照这种看法，已实现的余额，好象来源于不以生产过程为转移而由流通本身产生的运动，也就是属于资本而又不以资本对劳动的关系为转移的运动。难怪连现代经济学家如拉姆赛、马尔萨斯、西尼耳、托伦斯等人也直接用流通的这些现象来证明：资本在它的单纯物质存在上，与它同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它成为资本）无关，是一个与劳动并列而且不以劳动为转移的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2．在既包括工资，也包括原料价格、机器磨损等等的成本项目下，无酬劳动的榨取，只是表现为成本中某一项支付上的节约，只是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的支付上的减少；就象由于买进的原料比较便宜或由于机器磨损减少而得到节约完全一样。因此，剩余劳动的榨取，就失去了它的独特性质；它同剩余价值的独特关系也被弄得模糊不清了；正如我们在第一卷第六篇[22]已经指出的，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形式这一点，又大大促进和助长了上述这种情况。 由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样表现为超额价值（利润）的源泉，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 不过，剩余价值借助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23]一方面，价值，即支配着活劳动的过去劳动，人格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从这种颠倒的关系出发，甚至在简单的生产关系内，也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各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 我们研究李嘉图学派就会知道，把利润率的规律直接表现为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或者相反，完全是一种荒谬的尝试。在资本家的头脑中，这两个规律当然是没有区别的。在m/C这个表现中，剩余价值是按照为生产它而预付的总资本的价值计算的，总资本在这个生产中一部分完全被消费掉，一部分只是被使用了。实际上，m/C这个比率表示全部预付资本的增殖程度；这就是说，按照剩余价值的概念上的、内在的联系和性质来说，这个比率表示可变资本的变动量和全部预付资本量之间的关系。 总资本的价值量本来同剩余价值量没有任何内在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内在关系。就总资本的物质要素来说，总资本减去可变资本，也就是不变资本，是由实现劳动的物质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构成的。要使一定量劳动实现在商品中，从而形成价值，就需要一定量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劳动的量和需要追加这个活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之间，按照追加劳动的特殊性质，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关系。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在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和生产资料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假定生产工资的必要劳动每天为6小时，那末工人为了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为了创造100％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劳动12小时。他在12小时内用掉的生产资料比6小时内用掉的多一倍。但是，他在6小时内追加的剩余价值，同6小时或者甚至12小时内用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后者的价值在这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重要的只是技术上必要的量。原料或劳动资料不管贵贱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它们具有所要求的使用价值，并且和要被吸收的活劳动保持一个技术上规定的比例就行了。如果我知道，1小时纺掉棉花x磅，值a先令，我当然也就知道，12小时纺掉棉花12x磅＝12a先令；这样，我就能够计算出剩余价值和12小时内用去的棉花的价值的比例，就象能够计算出剩余价值和6小时内用去的棉花的价值的比例一样。但是，活劳动和生产资料价值的比例，只是在a先令充当x磅棉花的标志时，在这里才能成立；因为，一定量棉花有一定的价格，因而反过来，只要棉花价格不变，一定的价格也能够作为一定量棉花的指数。如果我知道，为了占有6小时剩余劳动，我必须要别人劳动12小时，也就是说，我必须为12小时准备好棉花，并且我又知道12小时所需要的这个棉花量的价格，那末在棉花价格（作为必需量的指数）和剩余价值之间就间接地存在着一个比例。但是反过来，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原料的价格中推断出比如说1小时（不是6小时）能够纺掉的原料的总量。因此，在不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c+v）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 如果剩余价值率已知，剩余价值量也已知，那末利润率所表示的，就只是它实际所指的东西，即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计算法，也就是用总资本的价值计算，而不是用和劳动相交换的、直接产生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计算。但在现实中（也就是在现象世界中），事情正好相反。剩余价值是已知的，然而是作为商品出售价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已知的；这个余额的来源依然是神秘的：是来自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剥削，是来自流通过程中买者所受的欺诈，还是同时来自这二者？其次，已知的，还有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即利润率。用全部预付资本价值来计算出售价格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很重要、很自然的，因为总资本增殖的比率，或者说总资本的增殖程度，实际就是这样找到的。如果从这个利润率出发，那末就根本不可能推论出这个余额和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部分之间的任何特殊关系。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24]将会看到，马尔萨斯在试图走这一条路来探寻剩余价值的秘密以及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部分之间的独特关系的秘密时，作了多么滑稽的表演。利润率本身所表明的，不如说是这个余额对同样大小的各个资本部分的同样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就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区别，只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显示出来。而这个区别所以能够显示出来，也只是因为余额的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作为一个简单的量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来计算。在余额的这第一个形式上，全部流动资本会加入成本价格，而固定资本中却只有损耗会加入成本价格。第二，作为这个价值余额和预付资本总价值的比率来计算。在这里，全部固定资本的价值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一样加入计算。流动资本在这两个场合都以同一方式加入计算；而固定资本在前一个场合，以一种和流动资本不同的方式加入计算，在后一个场合，却以相同的方式加入计算。因此，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在这里就不能不认为是唯一的区别了。 因此，当这个余额从利润率中，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再反映自身时，或者换句话说，当这个余额通过利润率进一步表示出自己的特征时，它就表现为资本在每年或在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创造的、超过资本本身价值的一个余额。 因此，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分析才能使剩余价值从利润中脱壳而出。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这时，剩余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至于说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却神秘化了，好象它来自资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质。 我们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内部组织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少。 在这一篇中，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是不同的；相反地，利润和剩余价值被看作是同一个数量，只是形式不同。在下一篇我们会看到，外表化的过程将进一步发展，并且利润在数量上也将表现为一个和剩余价值不同的量。 注释： [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91-192、782-784页。——第49页。 [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85-593页。——第53页。 [2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70页。——第53页。 [24]马克思指自己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地分析马尔萨斯关于剩余价值率的观点那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9章第7节）。——第5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篇。第一章成本价格和利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一章成本价格和利润 在第一卷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的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Ｗ的价值，用公式来表示是W＝c+v+m。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末，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 例如，假定生产某一商品耗费500镑资本：其中劳动资料的损耗20镑，生产材料380镑，劳动力100镑；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这样，产品价值就等于400c＋100v＋100m＝600镑。 减去100镑剩余价值之后，还剩下500镑的商品价值，而这500镑只是补偿已经耗费的资本500镑。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 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部分，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因为它耗费的只是工人的无酬劳动。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工人自己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成为执行职能的并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资本家是实际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本身的实际费用。我们把成本价格叫作k，W＝c+v+m这个公式就转化为W＝k+m这个公式，或者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 因此，把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的部分归结为成本价格这个范畴的办法，一方面，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所以，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因为，既然W＝k+m，那末k＝W-m。另一方面，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决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资本家账簿上的项目。这个价值部分的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中，会经常发生实际的影响，因为这个价值部分会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地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耗费的各种生产要素。 但是，成本价格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形成或同资本的增殖过程毫无关系。即使我们知道商品价值600镑的5/6或500镑，只是所耗费的500镑资本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因此只够买回这个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我们由此还是不会知道，商品价值中形成商品成本价格的这个5/6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也不会知道商品价值中形成剩余价值的最后1/6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不过，我们通过研究将会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本价格具有一种假象，似乎它是价值生产本身的一个范畴。 我们再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假定一个工人在一个社会平均工作日内生产的价值，表现为一个6先令＝6马克的货币额，那末，500镑预付资本＝400c＋100v，是1666+（2/3）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其中1333+（1/3）个工作日结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400c中，333+（1/3）个工作日结晶在劳动力的价值＝100v中。因此，在已假定的剩余价值率为100％的情况下，生产这个新形成的商品，需要耗费的劳动力＝100v＋100m＝666+（2/3）个十小时工作日。 其次，我们知道（见第1卷第7章第201/193页[12]），新形成的产品的价值600镑由两部分构成：1．在生产资料上耗费的400镑不变资本的再现价值；2．新生产的200镑价值。商品的成本价格＝500镑，包含再现的400c和新生产的200镑价值的一半（＝100v），也就是包含两个来源完全不同的商品价值要素。 由于在666+（2/3）个十小时工作日内耗费的劳动的有目的的性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400镑，就由这些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中去了。所以，这个旧价值是作为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再现出来的，而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它之所以作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存在，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作为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存在了。因此，所耗费的不变资本，是用它本身加到商品价值上的那部分商品价值来补偿的。可见，成本价格的这个要素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是商品价值中那个用来补偿所耗费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形成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因为它是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或者说，因为生产资料花了这么多的费用。 成本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商品生产中耗费的666+（2/3）日的劳动，形成一个200镑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中的一部分，只补偿100镑预付的可变资本，或者说，只补偿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格。但是，这个预付的资本价值决不会参加新价值的形成。在预付资本中，劳动力是作为价值计算的，而在生产过程中，它是作为价值形成的要素执行职能的。在预付资本中出现的劳动力价值，在实际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中，为形成价值的活的劳动力自身所代替。 商品价值中这些合起来形成成本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只要所耗费的不变资本部分，或者所耗费的可变资本部分发生价值量的变化，就会显示出来。假定同样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或不变资本部分由400镑提高到600镑，或者相反，由400镑降低到200镑。在前一个场合，不仅商品的成本价格会由500镑提高到600c＋100v＝700镑，而且商品价值本身也会由600镑提高到600c＋100v＋100m＝800镑。在后一个场合，不仅成本价格会由500镑降低到200c＋100v＝300镑，而且商品价值本身也会由600镑降低到200c＋100v＋100m＝400镑。因为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会把它本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值将会随着这个资本价值的绝对量的增减而增减。反过来，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量劳动力的价格由100镑增加到150镑，或者相反，减少到50镑。虽然在前一个场合，成本价格会由500镑提高到400c＋150v＝550镑，而在后一个场合，会由500镑降低到400c＋50v＝450镑，但在这两个场合，商品价值还是保持不变＝600镑；在前一个场合＝400c＋150v＋50m；在后一个场合＝400c＋50v＋150m。预付的可变资本不会把它自身的价值加到产品中去。相反地，在产品中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出现的，是一个由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可变资本的绝对价值量的变化，只要仅仅表现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就丝毫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的绝对量，因为它并不改变由活动的劳动力创造的这个新价值的绝对量。相反地，这种变化只会影响新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数量关系，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构成剩余价值，另一个组成部分则补偿可变资本，从而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 成本价格的两部分，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400c＋100v，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商品价值中补偿预付资本的部分。 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个实际的情况必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地方，除了其他方面，还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或价格，或者说，表现为工资（第1卷第17章）。因此，预付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表现为在工资上耗费的资本，表现为一个用来支付在生产上耗费的全部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的资本价值。例如，假定一个十小时的社会平均工作日体现为一个6先令的货币额，那末，100镑预付可变资本就是一个在333+（1/3）个十小时工作日内生产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这个在预付资本中出现的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它为活的劳动力所代替。拿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为100％，那末劳动力就会在666+（2/3）个十小时工作日内耗费掉，从而把一个200镑的新价值加入产品。但在预付资本中，这100镑可变资本表现为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或者说，表现为666+（2/3）个十小时工作日内完成的劳动的价格。100镑除以666+（2/3），得3先令，这就是一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格，它是5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 如果把预付资本和商品价值二者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得到： Ⅰ．预付资本500镑＝在生产资料上耗费的资本400镑（即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劳动上耗费的资本100镑（即666+（2/3）个工作日的价格或工资）。 Ⅱ．商品价值600镑＝成本价格500镑（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400镑＋耗费的666+（2/3）个工作日的价格100镑）＋剩余价值100镑。 在这个公式中，在劳动上支出的资本部分和在生产资料（例如棉花或煤炭）上支出的资本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用来支付一种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而决不在于前者在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中，从而在资本的增殖过程中，起着职能上不同的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正象它在预付资本中已经出现的那样，会在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再现出来，这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已经有目的地用掉了。同样，在商品的生产上耗费的666+（2/3）个工作日的价格或工资，也象它在预付资本中已经出现的那样，会在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再现出来，这也是因为这个数量的劳动已经以有目的的形式耗费了。我们只看到完成的现有的价值，即加入产品价值形成中的预付资本的各个价值部分，但看不到创造新价值的要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全部500镑的成本价格，现在取得了双重意义：第一，它是600镑商品价值中用来补偿商品的生产上耗费的500镑资本的组成部分；第二，商品价值的这个组成部分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作为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成本价格存在了，也就是说，已经作为预付资本存在了。资本价值之所以作为商品的成本价格再现出来，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已经作为资本价值耗费掉了。 预付资本的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已经消耗在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上，这一情况只是决定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再买回这些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相反地，就成本价格本身的形成来说，只有一个区别会显现出来，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用我们的例子来说，20镑算作劳动资料的损耗（400c＝劳动资料的损耗20镑＋生产材料380镑）。假定这个劳动资料的价值在商品生产之前＝1200镑，那末，在商品生产之后，它就以两种形式存在：20镑表现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1200－20镑或1180镑表现为仍归资本家所有的劳动资料的余下的价值，换句话说，不是表现为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要素，而是表现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要素。和劳动资料相反，生产材料和工资却在商品的生产中全部消耗，因此，它们的价值也会全部加入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我们讲过，预付资本的这些不同组成部分，就周转来说，采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 因此，预付资本＝1680镑：固定资本1200镑＋流动资本480镑（＝生产材料380镑＋工资100镑）。 但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只＝500镑（固定资本的损耗20镑，流动资本480镑）。 商品成本价格和预付资本的这种差别只是证明：商品的成本价格仅仅是由商品的生产上实际耗费的资本构成的。 在商品的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是1200镑，但这个预付资本价值在生产上只丧失了20镑。因此，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只有一部分在商品的生产上消耗掉。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则全部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在商品的生产上全部消耗掉了。而这无非是证明：所耗费的固定资本部分和所耗费的流动资本部分，会按照它们各自价值量的比例，同样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只是来源于商品的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预付的固定资本1200镑只是把它在生产过程中丧失的20镑，而不是把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丧失的1180镑也加入产品价值。 因此，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种差别，从成本价格的计算来说，不过证明成本价格从表面上看是由耗费的资本价值形成的，或者说，是由资本家自己在耗费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内）上付出的价格形成的。另一方面，从价值形成来说，在劳动力上支出的可变资本部分，在这里，在流动资本这个项目下，显然和不变资本（即由生产材料构成的资本部分）等同起来。这样，资本的增殖过程的神秘化也就完成了。［注：这个事实在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能够引起什么样的混乱，我们已经在第1卷第7章第3节第216/206页及以下行各页[13]，以纳·威·西尼耳为例，加以说明了。］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商品价值的一个要素，即成本价格。现在我们必须看看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首先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但是，因为成本价格等于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并且不断地再转化为所耗费的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所以，这个价值余额就是商品的生产上耗费掉的并且会从商品流通中流回的资本的价值增加额。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虽然剩余价值m只是产生于可变资本v的价值变动，因而本来只是可变资本的一个增长额，但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它同样也成为所耗费的总资本c+v的一个价值增加额。c+（v+m）这一公式——它表示，m的生产是由于预付在劳动力上的一定的资本价值v转化为一个流动的量，即一个不变量转化为一个可变量——也可以用（c+v）+m来表现。在生产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500镑的资本。在生产完成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500镑的资本加上一个100镑的价值增加额。［注：“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只是v这个变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结果，因此，v+m＝v+△v（v加v的增长额），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变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由于资本可变部分的增加，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全部预付资本以前是500，现在变成了590。”（第1卷第7章第1节第203/195页[14]）］ 但是，剩余价值不仅对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是一个增加额，而且对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也是一个增加额；因而，不仅对用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补偿的所耗费的资本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而且对生产中所使用的全部资本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1680镑的资本价值，即在劳动资料上支出的1200镑固定资本（其中只有20镑的损耗加入商品价值），加上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支出的480镑流动资本。在生产过程完成以后，我们有了生产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1180镑，加上一个商品资本600镑。把这两个价值额加在一起，这个资本家现在就占有了一个1780镑的价值。从这个价值减去全部预付资本1680镑，就剩下一个100镑的价值增加额。因此，100镑的剩余价值，对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部分500镑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对所使用的资本1680镑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 现在对资本家来说很清楚，这个价值增加额来自用资本进行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来自资本自身；因为它在生产过程完成以后才存在，而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并不存在。首先就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来说，好象剩余价值同样来自所耗费的资本的不同价值要素，即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要素和由劳动构成的价值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同样都加入成本价格的形成。它们同样都把自己的作为预付资本存在的价值加入产品价值，而并不区分为不变的价值量和可变的价值量。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暂且设想一下，全部所耗费的资本完全由工资构成，或者完全由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就很清楚了。这时，在前一个场合，商品价值就不是400c＋100v＋100m，而是500v＋100m。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500镑，就是生产商品价值600镑所使用的全部劳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它形成全部产品的成本价格。但是，这个成本价格的形成，即所耗费的资本价值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的过程，是我们在这个商品价值的形成中所知道的唯一过程。至于这个商品价值中剩余价值组成部分100镑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并不知道。在商品价值＝500c＋100m的第二个场合，情况也完全一样。在这两个场合，我们都知道，剩余价值是由一个既定的价值产生的，因为这个价值是以生产资本的形式预付的，至于是以劳动的形式预付，还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预付的资本价值所以能形成剩余价值，并不是由于它已经被消耗，从而形成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正是就它形成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说，它形成的不是剩余价值，而只是所耗费的资本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因而，就它形成剩余价值来说，它不是靠它作为所耗费的资本的特有属性，而是靠它作为预付资本，从而作为所使用的资本的特有属性，来形成剩余价值的。因此，剩余价值既由预付资本中那个加入商品成本价格的部分产生，也由预付资本中那个不加入商品成本价格的部分产生；总之，同样由所使用的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产生。总资本在物质上是产品的形成要素，不管它作为劳动资料，还是作为生产材料和劳动，都是如此。总资本虽然只有一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在物质上总是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虽然只是部分地参加成本价格的形成，但会全部参加剩余价值的形成。不管怎样，结论总是：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如果用马尔萨斯的粗浅的说法，这个结论还可以更简短地表达为： “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8页。］ 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因此，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就因为它是用来生产利润的［注：“资本是用来取得利润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86页。］，换句话说，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如果我们把利润叫作p，那末，W＝c+v+m＝k+m这个公式，就变成W＝k+p这个公式，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 因此，我们在这里最初看到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因为成本价格的形成具有一种假象，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了，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必然变成不是由可变资本部分引起，而是由总资本引起。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 我们知道，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它的价值。因为W＝k+m，所以k＝W-m。只有m＝0，公式W＝k+m才会归结为W＝k，即商品价值＝商品成本价格。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是决不会发生的，虽然在特殊的市场行情下，商品的出售价格可以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甚至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以下。 因此，如果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那末，利润就会被实现，这个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也就是等于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即使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也可以得到利润。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高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即使它低于商品的价值，也总会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总会获得利润。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商品价值＝600镑，成本价格＝500镑。假定商品按510镑、520镑、530镑、560镑或590镑的价格出售，它就分别低于它的价值90镑、80镑、70镑、40镑或10镑出售，但从它的出售中仍然可以分别得到10镑、20镑、30镑、60镑或90镑的利润。在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显然会有无数的出售价格。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素越大，这些中间价格的实际活动余地也就越大。 这不仅可以说明日常的竞争现象，例如某些低价出售的情形，某些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的现象［注：参看第1卷第18章第571/561页[15]。］等等。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也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 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作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已是必要的价格。况且，商品的成本价格还是资本家自己为了生产商品而支付的购买价格，因而是一个由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身决定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资本家看来，在商品出售时实现的价值余额或剩余价值，似乎是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价值的余额，而不是它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因而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好象不是通过商品的出售来实现，而是从商品的出售本身产生的。关于这种错觉，我们在第一卷第四章第二节（《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托伦斯等人在把这种错觉看成政治经济学超过李嘉图的一个进步时再次提出的那种说法。 “自然价格由生产费用构成，或者换句话说，由生产或制造商品时的资本支出构成，它不可能包含利润……一个租地农场主为耕种他的田地支出了100夸特谷物，而收回120夸特，这20夸特就是产品超过支出的余额，就是他的利润；但是把这个余额或利润叫作他的支出的一部分，却是荒谬的……一个工厂主支出一定量的原料、工具和劳动所需的生活资料，而获得一定量的成品。这个成品，同为了获得这个成品而预付的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相比，必须有一个更大的交换价值。” 托伦斯由此得出结论说：出售价格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利润的产生是由于：消费者 “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付出的部分，大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注：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51—53、349页。］。 实际上，超过一个定量的余额，不可能成为这个定量的一部分，因而，利润，商品价值超过资本家的支出的余额，也不可能形成这个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如果除了资本家预付的价值，再没有任何别的要素加入商品的价值形成，那末我们就不明白，怎样会从生产中得出一个比加入生产中的价值更大的价值，或者说，怎样会从无中生出有来。但是托伦斯只是用从商品生产领域转移到商品流通领域的办法，来逃避这个无中生有的创造。托伦斯说，利润不可能从生产中产生，否则，它就包含在生产费用中了，因而也就不是超过这个费用的余额了。拉姆赛[16]反驳说，如果利润不是在商品交换以前就已经存在，它也就不能从商品的交换中产生出来。互相交换的产品的价值总额，显然不会通过产品的交换而改变，因为这个价值总额本来就是这些产品的价值总额。它在交换以后同它在交换以前是一样的。这里应当指出，马尔萨斯直接以托伦斯的权威意见作为根据［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70、71页。］，虽然他自己对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这个问题，提出过不同的解释，或者不如说没有作过什么解释，因为所有这类议论，实际上和当时流行的燃素有负重量的说法[17]，完全是一路货色。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情愿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由于不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 有一种糊涂观念以为，商品的成本价格构成商品的现实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于商品高于价值出售产生的，因而，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等于它的成本价格，也就是等于在它上面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加上工资，商品就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这种糊涂观念，被那个惯于用科学招牌来招摇撞骗的蒲鲁东吹嘘为新发现的社会主义秘密。把商品价值归结为商品成本价格，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民银行[18]的基础。以前已经指出，产品的不同价值组成部分，可以表现在产品本身的各个相应部分上。例如（第1卷第7章第2节第211/203页[19]），假定20磅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其中24先令代表生产资料，3先令代表劳动力，3先令代表剩余价值，那末这个剩余价值就可以表现在产品的1/10＝2磅棉纱上。如果这20磅棉纱按照它的成本价格即27先令的价格出售，那末买者就可以白得2磅棉纱，或者说，商品就是低于它的价值1/10出售的；但是工人仍然提供了他的剩余劳动，不过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棉纱生产者提供，而只是为棉纱的购买者提供。认为只要一切商品都按各自的成本价格出售，结果实际上就会和一切商品都高于各自的成本价格但按各自的价值出售一样，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即使劳动力的价值、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的剥削程度到处相等，不同商品的价值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也仍然会由于在生产这些商品时预付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而极不相等。［注：“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资本论》第1卷第9章第312/303页[20]）］ 注释： [1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8页。——第34页。 [1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51-256页。——第41页。 [1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0页。——第42页。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01-602页。——第45页。 [16]见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4页（G．Ramsay．《AnEasayontheDistributionofWealth》．Edinburgh，1836，P．184）。——第47页。 [17]根据在十八世纪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却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便企图硬说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法国化学家安·罗·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过程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和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还可参看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0-21页）。——第47页。 [18]1849年1月，蒲鲁东曾尝试成立“人民银行”。蒲鲁东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成立以后两个月就破产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的观点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48页。 [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7页。——第48页。 [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40页。——第4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序言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卷，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当1885年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曾以为，第三卷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同样也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会如此严重地拖延本书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只是很偶尔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等等，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进行的。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卷英文版，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担负了最后审核的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十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不容推卸校订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种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象我这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象十六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 我住在伦敦，进行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由于这个缘故，并且由于我必须注视着运动在日益增多的国家中的发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机关报刊的情况，所以，凡是不容中断的工作都只好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去完成。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因此，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困难最多的第五篇。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卷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卷。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卷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卷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露出严重的症状，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性质。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划去，因为在那些地方，象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号［注：本卷用花括号{}。——编者注］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我加的脚注有时没有用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在这个手稿里面有许多提示，表示这些地方留待以后阐述，可是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都实现，这对一个初稿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让这些地方保持原样，因为它们可以表明作者打算将来进行加工的意图。 现在谈一下详细情况。 对第一篇来说，主要的手稿只有大大压缩才能使用。这份手稿一开始全是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数学计算（构成本卷第3章），而我们这个第一章阐述的题目，却是到后来才附带说到。这里有两个各有对开纸八页的修改稿的开头部分可供利用，但不是始终都写得很连贯。现在的第一章就是由这两个部分编成的。第二章采自主要的手稿。可用于第三章的有一系列未完成的数学计算，此外还有一整本差不多已经完成的、在七十年代写成的笔记，用方程式来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把第一卷的大部分译成英文的我的朋友赛米尔·穆尔，为我整理了这个笔记，他作为剑桥的一位老数学家，担任这项工作是更合适得多的。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摘要，有时也利用主要的手稿，编成第三章。第四章只有一个标题。但是，因为这一章研究的问题即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极为重要，所以由我亲自执笔写成，因而全章的正文都放在括号内。从这里我又发现，第三章的利润率公式实际上需要作一些修改才能普遍适用。从第五章起，对本篇其余部分来说，主要的手稿是唯一的来源，虽然在这里也还必须作很多的变动和补充。 以下三篇，除了文字上的修订，我几乎可以完全按照原来的手稿进行编辑。少数几处，大多是关于周转的影响的地方，曾经过加工，以便和我补写的第四章一致起来；这些地方也都放在括号内，并且标上我的姓名的缩写。 主要的困难在第五篇。那里讨论的也是全卷最复杂的问题。正当马克思写这一篇时，上面提到的重病又一次发作了。因此，这一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可以提供轮廓，以便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起初我曾试图象对第一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过的那样来编辑这一篇，即把空白补足，对只有提示的片断进行加工，使这一篇至少可以接近于作者原来打算写成的那个样子。我至少这样试了三次，但每一次都失败了，由此丧失的时间就是出版推迟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我看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要这样做，我就得涉猎这方面的全部浩瀚的文献，而最后搞成的东西，就不会是马克思的著作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样，我就在1893年的春天完成了这一篇的主要工作。 在各章中，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四章大体上已经完成。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需要对引证的材料加以取舍，并且把从别处发现的材料补充进去。第二十七章和第二十九章几乎完全可以照原稿付印，第二十八章有些地方则必须重新组织。但真正的困难是从第三十章开始。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要整理思路，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句、离题的论述等等所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开，而且往往是完全附带地展开的。因此，第三十章是经过挪动和删节编成的，在别处也有这样的做法。第三十一章写得又比较连贯了。但手稿中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二十三个企业主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特别是关于货币和资本、金的流出、过度投机等等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几乎所有当时流行的关于货币和资本的关系的见解，都在这里用问答的方式表达出来了。马克思打算批判地讽刺地评论这里暴露出来的关于货币市场上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我经过多次尝试以后，相信要整理好这一章是不可能的；不过，在衔接得上的地方，我还是利用了那些材料，特别是马克思加了评注的那些材料。 接着是衔接得相当好的、由我收在第三十二章内的东西。但紧接着这部分的，又是一批议会报告的摘录，谈到各种各样和这一篇有关的问题，其中夹杂着作者或长或短的评语。在快要结束时，这种摘录和评语越来越集中在货币金属和汇兑率的变动问题上，最后又是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补充说明。相反地，《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一章（第36章）却写得很完整。 我把所有这些从《混乱》起的材料，除了在前面使用过的以外，编成了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五章。当然，我不得不插入很多话使之衔接起来。在这些插入的话不只是具有形式的性质时，我都清楚地标明是我加的。我用这个方法终于成功地把作者所有的同这个问题多少有关的论述都收进本文了。删去的不过是摘录的一小部分，它或者只是重复别处已经说过的事情，或者涉及到在手稿中没有进一步阐述的地方。 论述地租的一篇写得完整得多，尽管也决没有完全整理好。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第四十三章（在手稿中是地租篇的最后一部分）发觉有必要把全篇提纲简略地重述一遍。这对编辑来说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手稿是从第三十七章开始，接着是第四十五章至第四十七章，然后才是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四章。最大量的工作，是由于级差地租Ⅱ的各个表以及发现在第四十三章中本来应该研究的这种地租的第三种情形完全没有研究而引起的。 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1]，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 最后，第七篇的手稿是完整的：不过也只是初稿，必须先把无限错综复杂的文句拆开，才能付印。最后一章只有一个开头。在这一章，同地租、利润、工资这三个主要收入形式相适应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工人，以及由他们的存在所必然产生的阶级斗争，应该当作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产物加以论述。这种结论性的总结，马克思通常总要留到快付印的时候再作最后的校订，因为那时最新的历史事件会按照必然的规律性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现实的例证。 本卷的引文和例证，和第二卷一样，比第一卷少得多。引自第一卷的话都注明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页码。手稿中凡是引证以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叙述的地方，大都只记下姓名，引文本身则要到最后整理时补入。我当然只好让它保持原样。引用的议会报告只有四个，但是每个都利用得相当多。这四个报告是： 1．（下院）《委员会报告》第八卷，《商业危机》第二卷第一部，1847—1848年，证词。——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1847—1848年。 2．《上院秘密委员会关于1847年商业危机的报告。报告1848年刊印。证词1857年刊印》（因为在1848年刊印被认为时机太不成熟）。——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年。[2] 3．1857年的银行法报告。——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它们是下院委员会关于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有时也题为：银行委员会），1857年或1858年。[3] 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4]，只要有可能，我就着手去编。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我不得不和那些自以为已经“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因而大喊大叫的先生们约定，我让他们有机会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我要他们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但是，那些当时从主观原因或客观原因出发，但照例决不是从科学原因出发，把这个善良的洛贝尔图斯吹捧为经济学上的特大明星的先生们，毫无例外地没有作出回答。相反地，另外一些人倒认为值得下点功夫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威·勒克西斯教授在批评本书第二卷时（《康拉德年鉴》[5]第11卷1885年第452—465页）提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不想给予直接解决。他说： “如果我们对不同种类的商品单个地进行考察，如果它们的价值必须等于它们的交换价值，而它们的交换价值必须等于它们的价格，或必须和它们的价格成比例，那个矛盾〈即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就不可能解决。” 照他看来，那个矛盾只有在以下的场合才可能解决，那就是： “放弃用劳动来计量各种商品价值的做法，而只考察商品生产的整体，只考察它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的分配……工人阶级从总产品中只获得一定的部分……落到资本家手里的另一部分，照马克思说来，形成剩余产品，也就是……剩余价值。然后，资本家阶级的各个成员把这全部剩余价值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配，但不是按照他们所使用的工人的人数，而是按照各人所投的资本的量进行分配；而且把土地也作为资本价值计算在内。”马克思所说的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单位决定的观念价值，和价格并不一致，但可以“看作是一个移动的起点，由此达到实际价格。实际价格则以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为条件”。因此，有些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会得到高于观念价值的价格，另一些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会得到低于观念价值的价格。“但因为剩余价值的损益会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互相抵销，所以，剩余价值的总量同一切价格都和商品的观念价值成比例时一样。” 我们看到，问题在这里远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已经含糊地、肤浅地，然而大体上正确地被提出来了。象作者这样沾沾自喜地以“庸俗经济学家”自居的人能达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同我们后面将要说到的那些庸俗经济学家的论述比较一下，这简直令人惊奇。诚然，这位作者的庸俗经济学有点特别。他说，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当然可以得出资本的利润，但没有理由强迫我们这样去理解。正好相反。庸俗经济学有一种至少是似乎更有理的说明方法： “资本主义的出售者、原料生产者、工厂主、批发商、零售商，由于每个人都高于买价出售，因而都按一定的百分比提高商品本身的成本价格，都能从他们的营业中获得利润。只有工人不可能实行类似的追加价值的办法。工人在资本家面前所处的不利地位，使他只好按照等于劳动本身费用的那种价格出卖劳动，也就是为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出卖劳动……因此，这种价格追加对于那些作为买者的雇佣工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总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资本家阶级手中。” 不用多动脑筋，就可以看出：这种对于资本利润所作的“庸俗经济学的”说明，实际上会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出相同的结果；勒克西斯所说的工人所处的“不利地位”，完全和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工人都是受欺诈的，因为每个非工人都可以高于价格出售，而工人则不能；就象在英国这里人们曾经在杰文斯—门格尔的使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6]的基础上建立起庸俗社会主义一样，人们也尽可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至少同样似乎有理的庸俗社会主义。我甚至推测，如果乔治·肖伯纳先生知道这个利润理论，他就会双手抱住它，一脚踢开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然后在这块岩石上重新建立起他的未来的费边社教堂。 但是实际上，这个理论不过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一种改写。这全部追加的价格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工人的“总产品”。而且是因为“劳动”这种商品，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必须低于价格出售。因为，如果一切商品都有一种共同的属性，即可以高于生产费用出售，如果唯独劳动是例外，总是只能按照生产费用出售，那末，劳动也就正是低于这个庸俗经济学界作为常规的价格出售。由此落到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手中的额外利润就在于下面这个事实，并且归根到底只能是来自下面这个事实：工人在再生产他的劳动的价格的补偿物以后，还要生产他没有得到报酬的产品——剩余产品，无酬劳动的产品，剩余价值。勒克西斯在用语的选择上是非常慎重的人。他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过，上述见解就是他的见解。如果这是他的见解，那就很清楚，我们这里碰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庸俗经济学家，即象他自己所说的，在马克思的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白痴”的那种人；而是一个伪装成庸俗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这种伪装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那是一个我们在这里不感兴趣的心理学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不妨研究一下，象勒克西斯这样一个无疑很聪明伶俐的人，怎么竟然一时也会替复本位制这种荒谬的主张辩护。[7] 第一个真正试图回答问题的人，是康拉德·施米特博士，见他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狄茨出版社1889年斯图加特版）。施米特试图把形成市场价格的细节既同价值规律又同平均利润率协调起来。产业资本家从他的产品中首先得到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物然后又得到他没有支付任何报酬的剩余产品。但是，要得到这个剩余产品，他必须把他的资本预付到生产中；也就是说，他必须使用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才能占有这个剩余产品。因此，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这种预付资本就是他为了获得这个剩余产品而付出的社会必要的物化劳动的量。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每个产业资本家。因为按照价值规律，产品是按照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并且因为对资本家来说，制造他的剩余产品的必要劳动，就是那种已经积累在他的资本中的过去劳动，所以，剩余产品是按照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资本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而不是按照实际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这样，每个资本单位所应得的份额，就等于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总和除以所使用的资本的总和。因此，相等的资本在相等的期间内会提供相等的利润，而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把剩余产品的这样计算的成本价格即平均利润，加到那个有酬产品的成本价格上，并按照这个已经提高的价格来出售这两个产品，即有酬产品和无酬产品。这样，尽管施米特认为单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是按照价值规律决定的，但平均利润率还是形成了。 这种构思非常巧妙，完全是按照黑格尔的模式作出的，但是它也和多数黑格尔式的构思一样，是不正确的。如果价值规律对平均价格也直接适用，那末，剩余产品同有酬产品就没有区别，二者都必须按照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已经消耗在它们上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价值规律从一开始就同那种由资本主义思想方法产生的见解相反。按照这种见解，构成资本的那种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不仅是一定数额的现成的价值，而且因为它作为生产和利润形成的因素，也形成价值，所以是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的源泉；价值规律则确认，只有活劳动才具有这种属性。资本家期望按照自己资本的量的比例来取得相等的利润，因而把他们预付的资本看作是他们利润的一种成本价格，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如果施米特利用这个想法，借此来把那个按平均利润率计算的价格同价值规律协调起来，那末，他就把价值规律本身抛弃了，因为他把一种完全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想法，作为共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合并到这个规律中去了。 或者是，积累的劳动和活的劳动一起形成价值。如果是这样，价值规律就不适用了。 或者是，积累的劳动不形成价值。如果是这样，施米特的论证就同价值规律不相容。 施米特在问题已经临近解决的时候走上了这条岔路，因为他认为，他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一个数学公式，来证明每一单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是符合价值规律的。不过，虽然他在这里，在已经接近达到目的的地方，走上了歧途，他那本小册子的其余内容却表明，他多少懂得从《资本论》的前两卷中得出各种进一步的结论。对于前人一直未能说明的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马克思在第三卷第三篇作出了正确的说明，而施米特独自发现了这种说明，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他还说明了商业利润来源于产业剩余价值，并提出一系列关于利息和地租的论述，从而预先说出了马克思在第三卷第四篇和第五篇中所阐述的种种问题，这也是属于他的荣誉。 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新时代》1892—1893年第3期和第4期），施米特试图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可以归结为：平均利润率是由于竞争形成的，因为竞争使资本由利润不足的生产部门转移到有超额利润的生产部门。竞争是利润平均化的重大原因这种看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施米特试图证明，利润的这种平均化就是，生产过多的商品的出售价格归结为社会按价值规律能为这种商品支付的那种价值尺度。为什么这样做也不能达到目的，这从马克思在本卷所作的说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继施米特之后，彼·法尔曼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3卷第793页）。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在此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头从他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我们不妨把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还会引起种种异议的枝节问题撇在一边，立即转入问题的核心。理论告诉这位作者，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成正比，而经验却告诉这位作者，在平均利润率已定时，利润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成正比。法尔曼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利润只是一个习惯现象（他的意思是说，利润只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且和这种社会形态同生共死）；利润的存在只同资本联结在一起；当资本强大到足以获得利润的时候，由于竞争，它就只好为自己获得一个对一切资本来说都是相等的利润率。没有相等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生产形式的前提下，在利润率已定时，每一单个资本家获得的利润量，只能取决于他的资本的量。另一方面，利润是由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构成的。在这里，在数量上取决于劳动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又怎样转化为在数量上取决于所需资本量的利润呢？ “这只是由于：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最大的一切生产部门，商品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也就是说，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即。c∶v最小的那些生产部门，商品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只有在那些c和v的比率代表一个平均数的生产部门，商品才按照它们的真正价值出售……各个价格和它们各自的价值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是对价值原理的否定呢？绝对不是。因为当一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时，另一些商品的价格就按相同的程度降低到价值以下，所以价格的总额仍然和价值的总额相等……‘归根到底’这种不一致就消失了。”这种不一致是一种“干扰”；“不过，在精确的科学上，人们从来不把可以估计到的干扰看成是对一个规律的否定。” 我们把第九章的有关段落同这一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法尔曼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他这篇如此重要的论文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冷遇却证明，法尔曼甚至在这种发现以后，仍然需要有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十分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许多人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总是害怕碰钉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法尔曼使他的发现处于不完善的形式，而且是他对于马克思的叙述的理解和他自己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对这种叙述提出的一般批评，具有不可否认的缺陷。 凡是有机会在难题面前出丑的时候，总是少不了苏黎世的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先生。他告诉我们说（《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2卷第352页及以下各页），整个问题要由相对剩余价值来解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相对增加为基础。 “不变资本的增加以工人的生产力的增加为前提。但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增加（由于使生活资料便宜）会引起剩余价值的增加，所以，在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中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部分之间就形成直接的关系。不变资本的增加，表示着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因此，在可变资本不变而不变资本增加时，剩余价值必然增加，这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在第一卷的上百个地方说了正好相反的话；尽管这种断言，即硬说马克思认为在可变资本减少时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不变资本的增加成正比，令人如此吃惊，以致无法用任何议会辞令来形容；尽管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写下的每一行都证明，无论是相对地说还是绝对地说，他既毫不理解绝对剩余价值，也毫不理解相对剩余价值；尽管他自己也说： “乍一看来，好象在这里我们真是处在一大堆的不合理现象中”， 顺便提一下，这是他整篇文章里唯一的一句老实话。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对自己的这种天才发现感到如此骄傲，以致他不禁要为此而给马克思以死后的颂扬，并且把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这一派胡言说成是 “一个新的证据，证明他〈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体系，是多么深刻多么有远见”！ 但是，接着就更妙了，沃尔弗先生说： “李嘉图也曾断言，相等的资本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利润），同样，相等的劳动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按量计算）。问题是：一个怎样同另一个协调一致呢？可是马克思不承认问题的这种提法。他无疑已经（在第3卷中）证明，这第二个论断并不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它甚至同他的价值规律相矛盾，因此……应该干脆推翻。” 于是他要研究，在我们两个人当中究竟是谁错了，是我还是马克思。当然他不会想到，陷在错误当中的是他自己。 如果我对这番高论哪怕再多说一句话，那就是在侮辱我的读者，就是没有完全看透这种可笑的场面。我只补充一点：他过去曾经大胆地说，“马克思无疑已经在第三卷中证明了”什么，他现在又同样大胆地乘机散布一种所谓教授中间的流言，说什么康拉德·施米特的上述著作，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怂恿下”写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啊！大概在您生活和活动的那个世界里，公开向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把答案私下告诉自己的朋友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我也乐于相信，您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这一篇序言可以向您证明，在我来往的世界里，人们是不需要干这种卑鄙的勾当的。 马克思刚一去世，阿基尔·洛里亚先生就赶紧在《新文选》杂志（1883年4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8]：首先是错误百出的传记，接着是对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的批评。在那里，他以这样一种自信态度伪造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态度让人推测出他抱有巨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达到了：1886年，同一个洛里亚先生出版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居然把他在1883年曾经如此完全并如此有意地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宣布为自己的发现，而使同时代人大为惊奇。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在那里已经被降低到十分庸俗的水平；而且历史的证据和事例充满了连四年级小学生都不应当犯的错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这本书证明，政治状态和政治事件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在相应的经济状态中找到说明这样一个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在1845年作出的，而是洛里亚先生在1886年作出的。至少，他曾经幸运地使他的本国人相信了这一点，自从他那本书用法文出版以后，又幸运地使某些法国人相信了这一点。直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从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把他偷来的孔雀羽毛拔光以前，他满可以在意大利大摇大摆地自称是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历史理论的创始人。 但是，这不过是洛里亚先生的手法的一个小小的标本。他还向我们保证：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的；马克思即使认识到谬误本身，也不会在这些谬误面前停下来，等等。他用一系列类似的无耻谰言欺骗读者，要他们相信马克思也是象洛里亚一样的野心家，也象这位帕多瓦的教授一样，为了获得一点小小的舞台效果而玩弄同样小小的下流的骗人花招。在这样干了之后，他现在可以向读者泄露一个重大的秘密了，同时，他也就使我们回到利润率的问题上来。 洛里亚先生说：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洛里亚先生在这里把它和利润等同起来）的量，取决于它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因为不变资本不提供任何利润。但是，这是同事实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利润不是取决于可变资本，而是取决于总资本。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第1卷第11章[9]），并且承认，从表面上看事实是同他的理论相矛盾的。但是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要自己的读者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关于这个续卷，洛里亚以前已经对他的读者说过，他认为马克思甚至没有闪过写这个续卷的念头。现在他扬扬得意地喊道： “可见，我过去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说过，马克思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但这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这第二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这样说来，现在谁要是不相信马克思和大名鼎鼎的洛里亚一样善于玩弄科学骗术，那他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总之，我们已经知道，在洛里亚先生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同利润率普遍相等这个事实绝对不能相容的。现在第二卷已经出版了，我在那里公开提出的问题正是同这一点有关的。[10]假如洛里亚先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谨慎的德国人，他大概会觉得有些难为情吧。然而他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南方人，出生在气候炎热的地方，他尽可以断言，在那里，不结冰［注：双关语：“不结冰”的原文是《Unverfrorenheit》，也有“厚颜无耻”的意思。——译者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条件。利润率的问题公开提出来了。洛里亚先生已经公开宣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现在要超出自己的能力公开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奇迹出现在《康拉德年鉴》（新辑第20卷第272页及以下各页）上登载的一篇评述施米特的上述著作的文章中。在他从施米特那里知道了商业利润怎样形成之后，他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件事会使那些以较大部分资本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得到利益，所以，非生产〈应当说商业〉资本能够从这种受益的资本家那里强行索取较高的利息〈应当说利润〉，因而在各个工业资本家中间造成一种均等现象……比如说，如果工业资本家A、B、C在生产中各使用100个工作日，而使用的不变资本分别是0、100和200，并且100个工作日的工资包含着50个工作日，那末，每个资本家就得到50个工作日的剩余价值，利润率对A来说是100％，对Ｂ来说是33．3％，对C来说是20％。但是，如果第四个资本家D积累了300非生产资本，凭此向A抽取40个工作日的价值，向B抽取20个工作日的价值作为利息〈利润〉，资本家A和B的利润率就都会下降到20％，和C的一样了。D有资本300，获得利润60，这就是说，利润率也是20％，和其他几个资本家一样。” 大名鼎鼎的洛里亚用这种惊人的手法，转瞬之间就把那个他在十年前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可惜，他并没有把秘密泄露给我们：这种“非生产资本”究竟从何处得到权力，使它不仅可以从工业家手里抢走他们的超过这个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而且还把这些额外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就象土地所有者把租地农场主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塞进自己的腰包完全一样。按照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商人向工业家征收一种同地租完全类似的贡赋，并由此形成平均利润率。当然，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商业资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只有从内心深处瞧不起全部经济学的写作冒险家，才敢于断言商业资本具有一种魔力，能够在一般利润率尚未形成以前，就把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全部超额剩余价值吸取过来，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地租，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任何土地所有权。同样令人惊奇的断言是：商业资本能够发现那些拥有恰好只和平均利润率相等的剩余价值的工业家，并且它引以为荣的是，不要任何代价，甚至不要任何手续费，就替这些工业家销售产品，以使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这些不幸牺牲者们的命运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究竟是什么样的魔术师才能想得出马克思需要玩弄这样一种可怜的把戏！ 但是，只有当我们把洛里亚同他的北方竞争者们，例如同那个也不是昨天才出名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相比较的时候，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才放射出他的全部光辉。在这位意大利人旁边，沃尔弗先生甚至在他的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也多么象一条汪汪叫的小狗啊！和这位高贵的厚颜无耻的大师相比，沃尔弗先生是多么笨拙，我几乎想说是多么谦逊啊！这位大师就是用这样的厚颜无耻断言：不言而喻，马克思不多也不少，和一切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恰好和他洛里亚先生自己一样的自觉的诡辩家、谬论家、吹牛家和江湖骗子；并且马克思明明知道不能也不打算写一个什么续卷，但每当陷入困境时，总是欺骗公众，说要在一个续卷中完成他的理论！极端狂妄，混不下去时又象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体现着这二者的典型的统一。 最后，我必须把我的读者引到大西洋的彼岸去。纽约的乔治·斯蒂贝林医学博士先生，也发现了问题的答案，并且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答案。因为它是这样简单，所以在大洋两岸都没有人愿意予以承认。对此他非常恼火，于是写了数不尽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在大洋两岸极其痛苦地诉说不平。虽然有人已经在《新时代》[11]上指出他的全部答案是以一个计算上的错误为基础的，但他毫不在乎，说什么马克思也曾有过计算上的错误，但是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那末，就让我们看一下斯蒂贝林的答案吧。 “假定有两个工厂，用相同的资本进行相同时间的作业，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同。假定总资本（c+v）＝y，再用ｘ来表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率上的差。对工厂Ⅰ来说，y＝c+v，对工厂Ⅱ来说，y＝（c-x）+（v+x）。因此，工厂Ⅰ的剩余价值率＝m/v，工厂Ⅱ的剩余价值率＝m/v+x。我把总资本y或c+v在一定时间内所增殖的全部剩余价值（m）叫作利润（p），就是说p＝m。这样，工厂Ⅰ的利润率是＝p/y或m/c+v；工厂Ⅱ的利润率同样是＝p/y或[m/（c-x）+（v+x）］，即同样是m/c+v。因此，这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相等，时间相等，但活劳动的量不等时，由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会产生出一个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乔治·斯蒂贝林《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纽约约翰·亨利希版） 尽管以上的计算很巧妙，很清楚，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向斯蒂贝林博士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工厂Ⅰ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恰好等于工厂Ⅱ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关于c、v、y和x，也就是关于计算上的其他一切因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它们对这两个工厂来说都是相等的，但关于m却只字不提。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他用代数符号m来代表这里的两个剩余价值量，就得出它们是相等的。相反地，因为斯蒂贝林先生直接把利润p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所以这一点正好是他应当加以证明的。这里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这两个m相等，每个工厂生产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总资本相等时，也生产同样多的利润量，如果是这样，斯蒂贝林先生就是从一开始把他应当证明的事情当作前提了；或者是，一个工厂比另一个工厂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是这样，他的全部计算就站不住脚了。 斯蒂贝林先生不辞劳苦，不惜工本，在这种错误计算的基础上，作出了堆积如山的计算，公之于众。我可以向他作出令人放心的保证，几乎他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即使有例外，那它们所证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他所要证明的事情。例如，他对1870年和1880年美国的国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确实证明了利润率的下降，但他对于这个事实的说明却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始终不变的固定的利润率的理论必须根据实践来加以修正。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三卷的第三篇中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固定的利润率”，纯粹是捏造出来的；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也同斯蒂贝林博士所说的正好相反。斯蒂贝林博士先生的用意显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全部研究的结果是：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法尔曼和康拉德·施米特读到这个第三卷，他们就会对于他们各自的那部分工作感到完全满意了。 弗·恩格斯 1894年10月4日于伦敦注释： 注释： [1]马克思从这个时期的俄国资料中所作的摘录，有一部分已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1卷（1948年莫斯科版）、第12卷（1952年莫斯科版）、第13卷（1955年莫斯科版）。——第11页。 [2]指下列报告：（1）《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第1号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6月8日刊印（《FirstReportfromtheSecretCommitteeonCommercialDistress；withtheMinutesofEvidence．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8June1848》）；（2）《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以及随时能兑现的银行券发行管理法对该阶级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1857年重新刊印］（《ReportfromtheSecretCommitteeofTheHouseofLord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CausesoftheDistresswhichhasforsomeTimeprevailedamongtheCommercialClasses，andhowfarithasbeenaffectedbytheLawsforregulatingtheIssueofBankNotespayableonDemand．TogetherwiththeMinutesofEvidence，andanAppendix．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8July1848［Reprinted，1857］》）。——第11页。 [3]指下列报告：《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BankActs；togetherwiththeProceedingsofthecommittee，MinutesofEvidence，AppendixandIndex．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30July1857》）；《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8年7月1日刊印（《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theBankActs；togetherwiththeProceedingsoftheCommittee，MinutesofEvidence，AppendixandIndex．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1July1858》）。——第12页。 [4]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实现把《剩余价值理论》当作《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打算。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1962—1964年则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共三册）出版；该书德文新版本出版于1956—1962年，1965—1968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二十六卷（共三册）。——第12页。 [5]即《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JahrbücherfürNational&oumlkonomieundStatistik》），是双周刊，1863年在耶拿创办；1872—1890年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康拉德编辑出版，1891—1897年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勒克西斯编辑出版。——第12页。 [6]“边际效用”论——是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经济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按照这种庸俗理论，价值的基础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商品的所谓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反映了对满足购买者最不迫切需要的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不正确，他们说，实际上价格和价值是不一致的，价值通常由一些偶然的、与生产无关的情况，诸如商品缺乏之类的情况所决定。“边际效用”论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雇佣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它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传很广。——第14页。 [7]见威·勒克西斯《货币本位问题的批判分析》，载于《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1881年版第5年卷第1分册第87—132页（W．Lexis．《KritischeEr&oumlrterungenüberdieW&aumlhrungsfrage》．In：《JahrbuchfürGesetzgebung，VerwaltungundVolkswirthschaftimDeutschenReich》．JahrgangV，HeftI，1881，S．87—132）。 《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JahrbuchfürGesetzgebung，VerwaltungundVolkswirthschaftimDeutschenReich》）是双周刊，创办于1871年；1877—1912年以现有名称在莱比锡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施穆勒编辑出版。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第15页。 [8]指阿基尔·洛里亚《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1883年4月罗马版第509—542页（《NuovaAntologiadiscienze，lettereedarti》．Roma，1883，Aprile，P．509—542）。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NuovaAntologiadiscienze，lettereedarti》）是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政论性杂志，从1866年至1878年在弗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从1878年至1943年在罗马出版，每月两期。——第20页。 [9]洛里亚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第十一章相当于德文版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第22页。 [10]指恩格斯为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4—25页）。——第22页。 [11]指的是《评斯蒂贝林先生〈论资本密集对工资和劳动剥削的影响〉》一文，载于《新时代》杂志1887年第3期第123—12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章流通时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十四章流通时间 我们以前考察的一切情况，引起了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的周转期间的差别，从而也引起了资本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的差别。这些情况都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发生的，例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劳动期间的差别等等。但是，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它的生产时间和它的流通时间之和。因此，不言而喻，流通时间的长短不一会造成周转时间，从而造成周转期间的长短不一。只要拿两个不同的投资作比较，假定其他一切影响周转的条件都相同，只是流通时间不同，或者，考察一定量资本，假定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已定，劳动期间已定等等，只是流通时间是可变的，那末情况就显得清清楚楚了。 流通时间的一部分——相对地说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是由出售时间，即资本处在商品资本状态的期间构成的。流通时间，从而整个周转期间，是按照这个时间的相对的长短而延长或缩短的。由于保管费用等等，追加的资本支出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出售成品所需的时间，对同一个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家来说，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它不仅对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量来说，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各个独立的资本即实际上只是投入同一个生产领域的总资本的独立部分来说，也是极不相同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一个单个资本的出售期间，随着市场情况的一般变动或者随着特殊生产部门的市场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关于这一点，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只是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那些会使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期间产生差别的情况，即使它们单个地发生作用（例如，假定一个资本家有机会比他的竞争对手卖得更快，或者比另一个资本家采用更多的方法来缩短劳动期间），同样会使处在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周转产生差别。 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的原因。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如果商品按订货生产，就要停留到交货的时候；如果不是按订货生产，那末，在商品运往市场的时间上，还要加上商品在市场上等候出售的时间。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但不同的商品资本或向不同的市场移动的同一商品资本的不同部分，由于移动而在流通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失。例如，改良的帆船和轮船，缩短了商品的移动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商品到达远近港口的时间。相对的差别仍然存在，虽然往往是缩小了。不过，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相适应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往内地一个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铁路，可以使内地的一个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比这个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绝对地或相对地变远。同样，这种情况还会使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由此可以说明，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此外还应指出，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便宜得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不仅交通工具的数量增多了，比如说，许多条船同时驶向同一个港口，好几辆列车在相同的两地之间同时沿着不同的铁路线行驶，而且例如货船在一周内，按不同的日期，依次由利物浦开往纽约，或者，货车在一天内按不同的钟点由曼彻斯特开往伦敦。当然，在运输工具的效率已定时，绝对的速度——因而流通时间的这个部分——并不会由于最后这种情况而发生变化。但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可以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起运，这样，它们可以连绵不断地到达市场，不需要在实际运出以前，作为可能的商品资本大量堆积起来。因此，资本的回流也就每隔一个比较短的期间发生，以致有一部分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商品资本流通。由于回流在若干连续的期间之内发生，总流通时间就缩短了，因而周转也缩短了。首先是运输工具的运行次数增加，例如，一方面，一条铁路的列车次数，随着生产地点生产的增加，随着它变为较大的生产中心而增加，而且这种增加，是面向现有的销售市场，也就是面向大生产中心、人口中心、输出港等等的。另一方面，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资本周转（因为资本周转是由流通时间决定的），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市场加速集中。随着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样加速集中，大量资本也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同时，生产地点和销售地点的位置还会移动和变迁，因为交通工具发生变化，二者的相对位置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一个生产地点，由于处在大路或运河旁边，一度享有特别的地理上的便利，现在却位于一条铁路支线的旁边，这条支线要隔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车一次。另一个生产地点，原来和交通要道完全隔绝，现在却位于好几条铁路的交叉点。后一个生产地点兴盛起来，前一个生产地点衰落了。因此，运输工具的变化，在商品的流通时间，买和卖的机会等方面造成地点差别，或者使已有的地点差别再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对资本周转的重要性，可以从各地工商业代表和铁路公司的争吵中得到证明。（例如，见前面［注：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引用的铁道委员会的蓝皮书。） 因此，凡是按其产品性质来说主要靠在当地找销路的生产部门，例如啤酒业，在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会得到最大规模的发展。在这里，由于资本周转更为迅速，一些生产条件（例如建筑用地等等）的昂贵就部分地得到补偿。 如果从一方面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末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 商品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运载过程的相对长度，不仅会在流通时间的第一部分即出售时间上引起差别，而且也会在第二部分即由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也就是购买时间上引起差别。以运往印度的商品为例，运一次要历时四个月。假定出售时间等于零，也就是说，假定运去的商品是订货，货物一交出，生产者代理人就得到货款。送回货币（在这里，不论以什么形式送回都一样）又要历时四个月。因此，同一个资本要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重新开始相同的经营，共需历时八个月。由此引起的周转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正如海外贸易，象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一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用制度的源泉之一。 “1847年的危机，使当时的银行业和商业能够把印度和中国的汇兑习惯〈这两国和欧洲之间的汇兑期限〉由发票后十个月，减为见票后六个月；二十年来，由于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现在有必要再把见票后六个月减为发票后四个月，或者作为第一步先减为见票后四个月。帆船从加尔各答经由好望角到伦敦，平均不到90天。见票后四个月的汇兑习惯，等于比如说150天的时间。现在通行的见票后六个月的汇兑习惯，就等于比如说210天的时间。”（1866年6月16日《伦敦经济学家》）—— 而另一方面： “巴西的汇兑习惯，仍然是见票后两个月和三个月；安特卫普〈向伦敦〉发出的票据，以发票后三个月为期，甚至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向伦敦发出的票据，也要以三个月和更长的时间为期。由于一种默契，商人能得到充分的机会，即使不能在为商品开的票据到期之前，也能在票据到期时实现他的商品。因此，印度票据的汇兑习惯并不过分。印度货物在伦敦出售，通常定为三个月。如果还把出售所需要的一些时间算进去，它的实现不能少于五个月，而从印度买货直到在英国货栈交货，平均又要经过五个月。这样，就要有一个十个月的期间，而为这种商品开的票据的期限，却不超过七个月。”（同上，1866年6月30日）“1866年7月2日，主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的伦敦五家大银行和巴黎贴现银行发出通告说，自1867年1月1日起，它们在东方的分行和代办所只买卖见票后不超过四个月的票据。”（同上，1866年7月7日） 不过，这种缩减的办法失败了，不得不再取消。（从那时起，苏伊士运河已经使这一切改观了。） 不用说，商品流通时间的延长使销售市场上价格变动的风险增加了，因为能够发生价格变动的时期延长了。 流通时间的差别，一方面个别地出现在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之间，一方面也出现在由于不立即支付现款而有不同支付习惯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这种差别是由买和卖的支付期限不同引起的。这一点，对信用制度来说很重要，但这里就不再谈了。 周转时间的差别也是由供货契约的范围引起的。契约范围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一同扩大。作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易的供货契约，是一种与市场即流通领域有关的业务。因此，由此引起的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由流通领域引起的，不过这种差别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生产领域，而且把所有支付期限和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在现金支付的情况下也影响生产领域。例如，煤炭、棉花、棉纱等等是可分离的产品。每天都有一定量的成品提供出来。但是，如果纺纱厂主或者采矿业主接受一项供应一定量产品的契约，这个产品量需要一个比如四周或六周连续进行的工作日的期间才能生产出来，那末，对资本预付的时间来说，就完全象在这个劳动过程中采用了一个四周或六周连续不断的劳动期间一样。当然，这里要假定，全部订货必须一次交清，或者全部交清以后才能得到货款。因此，单个地考察，每天都有一定量的成品提供出来。但是，这种成品量毕竟只是契约规定的供应量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订货的已经完成的部分不再处于生产过程中，那末，它仍然只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存放在栈房里。 现在我们来考察流通时间的第二段时间：购买时间，或者说，资本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时间。在这期间，资本必须以或短成长的时间停留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因而，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地处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尽管这个部分是由不断变化的要素构成的。例如，某一个企业的全部预付资本中，必须有n×100镑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这样，n×100镑的所有组成部分要继续不断地转化为生产资本，而这个货币额却又不断地从流通、从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的流入得到补充。因此，预付资本的一定价值部分，不断地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即处于不是属于生产领域，而是属于流通领域的形式。 我们说过，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时间的延长，直接造成货币回流的延迟，因而也延迟了资本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 其次，关于商品的购买，我们说过（第6章），购买时间、原料主要供应地距离的远近，怎样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以供使用；因此，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 大批原料按或长或短的周期投入市场，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发生类似的影响。例如，在伦敦，控制着羊毛市场的羊毛大拍卖，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而棉花市场由一个收获期到下一个收获期，虽然不总是均衡地，但大体上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更新的。这类周期决定这些原料的主要购买日期，并且特别会对于使资本按或长或短的期间预付在生产要素上的投机性购买发生影响，就象所生产商品的性质会对于有意地使产品在或长或短的期间保留可能的商品资本形式的投机性行为发生影响完全一样。 “农民多少也得是个投机家，所以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留下自己的产品不出售……” 接着说了一些一般的原则。 “但是产品的销售，主要还取决于人、产品本身以及地点。一个老练而走运〈！〉并且有足够的经营资本的人，如果在价格非常便宜时，把他获得的收成存放了一年，是不会受到责备的。反之，一个缺少经营资本或者根本〈！〉不会投机的人，就只想得到通常的平均价格，因而一有机会，就非推销出去不可。羊毛存放一年以上，几乎总是要带来损失，而谷物和油料作物的种子，保存几年，也不会损害它们的特性和质量。象油料作物的种子、忽布花、起绒草这类产品，通常会在短时期内大涨大落，所以，在价格远远低于生产价格的年份，把它们保存起来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有些东西每天需要有维持费用，如肥育的牲畜，或者，有些东西容易腐烂，如水果、马铃薯等等，那就千万不要耽误出售。在有些地方，一种产品在一个季节的平均价格最低，而在另一个季节的平均价格又最高。例如，有些地方，谷物的平均价格，在圣马丁节前后比在圣诞节到复活节要低。还有一些产品，在某些地方，只是在一定的时候才行销，例如有些地方的羊毛市场上的羊毛就是这样，在那里，过了时候，羊毛生意通常是清淡的……”（基尔霍夫，第302页） 货币是在流通时间的后半段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在考察这一段时，我们不仅是考察这种转化本身，不仅是考察由出售产品的市场距离决定的货币回流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要考察预付资本有多大一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货币资本的状态。 撇开所有的投机不说，需要购买多少那些必须不断作为生产储备来存放的商品，这取决于这种储备更新的时间，从而取决于那些本身又受市场条件决定的、因而对不同的原料等等来说也是各不相同的情况；因此，这里必须随时一次预付大量的货币。按照资本周转的时间，货币流回有快有慢，但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其中一部分，即再转化为工资的部分，同样不断地经过较短的期间再支出。但是，另一部分，即要再转化为原料等等的部分，必须在较长的期间积累起来，作为准备金，或用于购买或用于支付。因此，它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尽管它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数量是变化不定的。 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另一些情况——不管它们发生在生产过程还是流通过程——怎样使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以货币形式存在。但是应该指出，经济学家总爱忘记，企业所需资本的一部分不仅不断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式，而且这一资本的各个部分不断地同时具有这三种形式，尽管这些部分的相对量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学家爱忘记的，特别是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部分，虽然正是这种情况对理解资产阶级的经济十分必要，因而这种情况本身在实践中也是很重要的。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二章劳动期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十二章劳动期间 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们的工作日一样长，比如说十小时的劳动过程。在一个部门，每天、每周提供一定量的成品，棉纱；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三个月，才能制成一件成品，一台机车。在一个场合，产品具有可分离的性质，每天或每周都重新开始同样的劳动。在另一个场合，劳动过程是连续的，包括好多个每天的劳动过程，它们互相结合，连续操作，要经过较长时间才提供一件成品。尽管每天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是一样的，但生产行为的持续时间，即为提供一件成品，把它作为商品送到市场，从而使它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必须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却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和这里的问题无关。即使两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完全相同，上述差别也还会存在。 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不仅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而且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也会发生，因为所要提供的产品的规模有大有小。建筑一所普通住宅比建筑一个大工厂需要的时间少，因而需要的连续劳动过程也少。制造一台机车需要三个月，制造一艘装甲舰则需要一年或数年。谷物的生产需要将近一年，牛羊的生产需要几年，木材的生产可长达12年到100年。一条农村土路也许几个月就可以修好，而一条铁路却要几年才能建成；织一条普通地毯也许需要一周，而织一条戈比林壁毯则需要几年，等等。因此，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是无穷无尽的。 显然，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在资本支出一样多的时候，必定引起周转速度的差别，从而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假定机器纺纱厂和机车制造厂使用同量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相同，资本的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分割也相同，最后，工作日一样长，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也一样。其次，为了把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并且和当前问题无关的一切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假定，棉纱和机车二者都是按照订货生产的，而且在成品交货的时候得到货款。一周以后，纺纱厂主交付棉纱，收回他投入的流动资本和包含在棉纱价值中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在这里，我们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能够重新用同一个资本去重复同一个循环。这个资本完成了自己的周转。机车制造厂主却必须在三个月内，每周都把新的资本投在工资和原料上，并且只有过了三个月，机车交货以后，在此期间为制造同一个商品而在同一个生产行为中逐渐投入的流动资本，才再处于一种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循环的形式；同样地，机器在这三个月内的磨损对他来说这时才得到补偿。所以，一个是一周的投资；另一个是一周投资的十二倍。假定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一个人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必须是另一个人的十二倍。 每周预付资本相等，在这里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无论预付资本的量有多少，这个资本在被重新用来经营，用来反复从事相同的经营，或开始另一种经营以前，在一个场合，仅仅是预付一周，在另一个场合，则预付十二周。 周转速度的差别，或单个资本在同一个资本价值又能在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或新的价值增殖过程中起作用以前所必须预付的时间长短的差别，在这里，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 假定制造一台机车或任何一台机器要花费100个工作日。对纺纱厂和机器制造厂所使用的工人来说，这100个工作日同样是一个非连续的（可分离的）量，按照假定，是由100个依次进行的、各自分开的十小时劳动过程构成。但对产品即对机器来说，这100个工作日却是一个连续的量，一个1000个劳动小时的工作日，一个单一的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这种由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联系的工作日构成的工作日，我称为劳动期间。我们讲工作日，指的是工人每天必须耗费劳动力，每天必须劳动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我们讲劳动期间，指的是一定生产部门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互相联系的工作日的数目。在这里，每个工作日的产品只是局部产品，它每天继续被加工，到一个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结束的时候，才取得完成的形态，成为一个完成的使用价值。 因此，社会生产过程的中断、紊乱（例如发生危机），对于具有可分离性质的劳动产品和那些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联系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在一个场合，今天的一定量棉纱、煤炭等等的生产，不必由明天的棉纱、煤炭等等新的生产接续起来。但船舶、建筑物、铁路等等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仅劳动会中断，而且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也会中断。如果工程不继续进行，已经在生产上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就会白白地耗费。即使以后工程恢复了，它在这段间歇时间里也会不断损坏。 在整个劳动期间，固定资本每天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分价值，层层堆积起来，直到产品完成。这里同时也显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实际重要性。固定资本是为较长时间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也许要经过许多年才有更新的必要。蒸汽机是每天一部分一部分地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棉纱这种可分离的劳动过程的产品中去，还是在三个月内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机车这种连续生产行为的产品中去，这对购买蒸汽机所必需的资本支出毫无影响。在一个场合，它的价值是零星地，比如说，每周流回一次，在另一个场合，却是比较大量地，比如说，每三个月流回一次。但在这两个场合，蒸汽机也许要经过二十年才更新。蒸汽机的价值在每一个劳动期间经过产品出售而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只要每个期间比蒸汽机本身存在的期间短，同一台蒸汽机就会在若干劳动期间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 预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就不是这样。为这一周购买的劳动力已经在这一周耗费掉，并且已经物化在产品中。它必须在周末得到报酬。这种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支出，在三个月内必须每周重复，但这部分资本在这一周的支出，并不能使资本家在下一周不购买劳动。每周必须有新的追加资本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如果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资本家每周零星地支付工资，他仍然需要有支付三个月工资的能力。流动资本的其他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也是这样。劳动一层层堆积到产品中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已经耗费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不断转移到产品中去，不过，是转移到未完成的产品中去，这种产品还不具备完成的商品的形态，所以还不能流通。由原料和辅助材料一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资本价值，也是这样。 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制造产品时所应达到的有用效果，使劳动期间有长有短。根据这个期间的长短，必须不断追加流动资本（工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这个流动资本中，没有任何部分处于可以流通的形式，因此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用来更新同一经营。相反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相继作为正在形成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固定在生产领域内，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但是，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因此，生产时间的延长，和流通时间的延长一样，会减慢周转的速度。然而目前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延长。例如，第一周预付在劳动、原料等等上面的资本，和固定资本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一样，在整整三个月期间，束缚在生产领域，并入一个正在形成但尚未完成的产品中去，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 第二，因为生产行为所必需的劳动期间要持续三个月，实际上这个期间只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劳动过程，所以，必须不断地每周都有一些新的流动资本加到以前投入的部分中去。因此，相继预付的追加资本的量，随着劳动期间的延长而增加。 我们曾经假定，在纺纱业和机器制造业中投入同量的资本，它们按相同的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按相同的比例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工作日也一样长，总之，除劳动期间的持续时间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第一周，二者的支出是一样的，但是纺纱业主的产品已经可以出售，并且可以用所得的货款购买新的劳动力和新的原料等等，总之，生产可以按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机器制造厂主却要在三个月以后，在他的产品制成以后，才能把第一周用掉的流动资本再转化为货币，用它来重新开始经营。这就是说，第一，所投资本量相同，但回流不同。第二，虽然纺纱业和机器制造业在三个月内使用同量的生产资本，但对纺纱业主和机器制造业主来说，资本支出的量完全不同，因为在一个场合，同一资本很快就更新，因而能够重新反复相同的经营；在另一个场合，资本的更新则比较缓慢，因而在更新期限到来以前，必须不断地把新的资本量追加到旧资本量中去。因此，不仅资本一定部分的更新时间或预付时间长短不一，根据劳动过程的长短来预付的资本量也大小不等（虽然每天或每周使用的资本相同）。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和下一章所要考察的情况一样，预付时间可以延长，而预付资本量不必因此按比例增加。资本必须为较长的时间而预付，而且一个较大的资本量要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 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由公共团体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例如，在给私人建造房子时，私人要分期垫款给建筑业主。因此，事实上他是按照房屋的生产过程的进度，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房屋的代价。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筑业主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为个别私人定造房屋。他的职业是为市场建筑整排的房屋或市区，就象单个资本家作为承包人从事铁路建筑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怎样使伦敦的房屋建筑业发生变革，可以用1857年一个建筑业主在银行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证词来说明。他说，在他青年时代，房屋大都是定造的，建筑费用在建筑的某些阶段完工时分期付给建筑业主。为投机而建筑的现象很少发生；建筑业主这样做，主要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工人经常有活干，而不致于散伙。近四十年来，这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定造房屋的现象是极少有的。需要新房屋的人，可以在为投机而建成或正在建筑的房屋中，挑选一栋。建筑业主不再是为顾客，而是为市场从事建筑；和任何其他产业家完全一样，他必须在市场上有完成的商品。以前，一个建筑业主为了投机，也许同时建筑三四栋房屋；现在，他却必须购买（也就是大陆上所说的，通常以九十九年为期租用）大块地皮，在上面建筑一二百栋房屋，因此他经营的企业，竟超出他本人的财产二十倍到五十倍。这笔基金用抵押的办法借来；钱会按照每栋房屋建筑的进度，付给建筑业主。一旦发生危机，分期垫款就会停止支付，整个企业通常就会停顿；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情况好转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现在，任何一个建筑业主不从事投机建筑，而且不大规模地从事这种建筑，就得不到发展。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几乎整个贝尔格雷维埃和泰伯尼厄以及伦敦郊区成千上万的别墅，都是用估计有人需要房屋这种投机办法建筑起来的。（《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第1部分摘要，1857年证词第5413—5418、5435—5436号） 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积聚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才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事情。但不言而喻，生产上的预付资本是否属于它的使用者，这对周转速度和周转时间是没有影响的。 有些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例如，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造船技术的改良，提高了船速，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但是，这些缩短劳动期间，从而缩短流动资本预付时间的改良，通常与固定资本支出的增加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可以单纯通过协作的扩大而缩短劳动期间；动用大批工人，并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在这里，周转时间由于预付资本的增加而缩短了。在所有这些场合必须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更多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的指挥下结合起来。 劳动期间的缩短通常和在较短时间内预付更大的资本联系在一起，这样，预付资本的量就随着预付时间的缩短而增加。因此，这里必须注意，撇开现有的社会资本量不说，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对它们的支配权分散或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已达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资本的积聚已达到什么程度。当信用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时，它就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时间缩短。 在有些生产部门，劳动期间不管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总是由一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所以不能用上述方法来缩短。 “较快的周转这一用语，对谷物种植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一年只能周转一次。至于牲畜，我们只要问：两年生和三年生的羊，四年生和五年生的牛的周转是怎样加速的？”（威·瓦尔特·古德《政治、农业和商业上的各种谬论》1866年伦敦版第325页） 由于必须预先准备现金（例如为了缴纳赋税、地租等固定费用），就用下面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严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出售和屠宰尚未达到经济标准年龄的牲畜；结果也就引起了肉类价格的上涨。 “那些过去主要是饲养牲畜的人，在夏季供应中部各郡的牧场，在冬季供应东部各郡的牲畜栏……这种人已经因谷物价格的波动和下跌而变得贫困不堪，所以很高兴能够从黄油和干酪的高价中得到好处；他们每周把黄油拿到市场去卖，以抵补日常开支，又用干酪从采购商（干酪一旦可以搬运，他就把它运走，价格当然由他决定）那里取得垫款。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农业要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支配，所以，以前从制奶地区送到南方去饲养的小牛，现在往往出世不过八天到十天，就在北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及其他邻近的各大城市的屠宰场被大批宰掉。如果麦芽不上税，那就不仅租地农场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的幼畜可以养得大些和重些，而且没有养母牛的人，也可以用麦芽代替牛奶来饲养小牛了；目前幼畜奇缺的情况，也就可以大大避免了。现在，如果我们劝这些小租地农场主饲养小牛，他们就会说：我们很清楚，用牛奶饲养小牛是合算的，但是第一，我们必须垫现钱，这我们办不到；第二，我们要等很久，才能把钱收回，而制奶可以立即把钱收回。”（同上，第11、12页） 如果资本周转的延长对英国的小租地农场主已经有这样大的影响，那就不难理解，它在大陆的小农中间必然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 随着劳动期间持续时间的增加，也就是随着制成可流通的商品所必需的时间的增加，从固定资本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就会堆积起来，并且这个价值部分的回流会延滞下来。但是，这种延滞不会引起固定资本的新的支出。机器总是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不管它的磨损的补偿以货币形式流回得慢还是快。流动资本却不是这样。不仅资本必须按照劳动期间的持续时间束缚在较长的时间内；而且新的资本必须不断预付在工资、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延滞的回流对于这两种资本的影响也不同。不管回流是慢是快，固定资本总是继续发挥作用。而流动资本则相反，如果它束缚在未出售或未完成的即还不能出售的产品形式上，同时又没有现成的追加资本，使它在实物形式上实行更新，那末在回流延滞的时候，它会失去执行职能的能力。—— “当农民要饿死的时候，他的牲畜却正上膘。雨下得很多，牧草长得很茂盛。印度农民在肥牛旁边快要饿死了。迷信的戒律对个人来说好象是残酷无情的，但有保存社会的作用；役畜的保存，保证了农业的继续，这样也就保证了未来生计和财富的源泉。在印度，人的补充比牛的补充容易，这听起来似乎是残酷而悲惨的，但情况确是如此。”（《答复，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第4号第44页） 把这种情况和《摩拏法典》[65]第十章第六十二节的一句话比较一下。 “为保存一个僧侣或一头母牛而无代价地牺牲生命……可以保证这些出身卑贱的种族得救。” 要在五年期满之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照料方法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来供一定的用途，却是可能的。贝克韦尔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以前，英国羊，象直到1855年法国羊一样，不满四年或五年是不能宰的。按照贝克韦尔的一套方法，一年生的羊已经可以肥育，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迭奚勒·格兰居的租地农场主贝克韦尔，由于精心选种，使羊的骨胳缩小到它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的这种羊叫做新莱斯特。 “饲养牲畜的人现在用以前养成一头羊的时间，可以养成三头来供应市场，而且这种羊长肉最多的部位发育得更宽大浑圆了。它们的全部重量几乎纯粹是肉。”（拉维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版第20页） 缩短劳动期间的方法，只能按极不相同的程度适用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不会抵销不同劳动期间持续时间的差别。再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来说，由于采用新工具机，制成一台机车所必需的劳动期间可以绝对地缩短。但是，如果由于纺纱过程的改良，每天或每周提供的成品更迅速地增加了，那末，制造机器的劳动期间，同纺纱的劳动期间相比较，还是相对地延长了。 注释： [65]《摩拏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关于宗教、法律和礼仪的戒律的集成，这些戒律按照婆罗门教义规定了每个印度人的义务。据印度传说，这部法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拏之手。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马纳瓦·德哈马·萨斯特拉，或根据库卢克的解释称摩拏法典，记述印度的关税、宗教和民政制度》1863年马德拉斯第3版第281页（《ManavaDharmaSastra，ortheInstitutesofManuaccordingtotheglossofKulluka，comprisingtheindianSystemofduties,religiousandcivil》．Thirdedition，Madras，1863，p．281）。——第26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三章生产时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十三章生产时间 劳动时间始终是生产时间，即资本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但是反过来，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是劳动时间。 这里指的不是受劳动力本身的自然界限制约的劳动过程的中断，虽然我们说过，只是固定资本即厂房、机器等等在劳动过程休止时闲置不用这一情况，就已经成为超出自然界限来延长劳动过程和实行日夜班劳动[66]的动机之一。这里指的是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但受产品的性质和制造产品的方式本身制约的那种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例如，榨出来的葡萄汁，先要有一个发酵时期，然后再存放一个时期，酒味才醇。在许多产业部门，产品要经过一个干燥过程，例如陶器业，或者，把产品置于一定条件下，使它的化学性质发生变化，例如漂白业。冬季作物大概要九个月才成熟。在播种和收获之间，劳动过程几乎完全中断。在造林方面，播种和必要的预备劳动结束以后，也许要过100年，种子才变为成品；在这全部时间内，相对地说，是用不着花多少劳动的。 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大部分生产时间内只是间或需要加入追加劳动。前一章已经指出，必须有追加资本和劳动加入已经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这种情况也会在这里发生，不过有时间长短不一的中断。 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预付资本的生产时间由两个期间构成：第一个期间，资本处在劳动过程中；第二个期间，资本的存在形式——未完成的产品的形式——不是处在劳动过程中，而是受自然过程的支配。这两个期间是否有时会互相交错和互相穿插，对问题没有任何影响。劳动期间和生产期间在这里是不一致的。生产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是，产品只有到生产期间结束以后，才能完成、成熟，因而才能从生产资本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式。所以，资本的周转期间，也要根据不是由劳动时间构成的那段生产时间的长度来延长。如果超过劳动时间的生产时间，不是象谷物的成熟，橡树的成长等等那样，由固定的自然规律决定，那末，资本周转期间就往往可以通过生产时间的人为的缩短而或多或少地缩短。例如，用化学漂白法代替草场漂白法，在干燥过程上采用更有效的干燥机。又如制革业，旧的方法将鞣酸浸入皮内，需要六个月到十八个月的时间，新的方法使用抽气机，只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49页］）关于仅仅由自然过程占据的生产时间可以人为地缩短问题，铁的生产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生铁炼钢史，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在这100年间，炼钢法由1780年前后发现的搅拌炼铁法，变为现代贝氏炼钢法和以后采用的各种最新方法。生产时间大大缩短了，不过固定资本的投资也相应地增加了。 关于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美国的鞋楦制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例子。在这里，相当大一部分非生产费用之所以耗费，是由于木材要储存18个月才能干燥。这样，制成的鞋楦以后才不会收缩、走样。在这期间，木材不经过任何其他劳动过程。因此，所投资本的周转期间不仅决定于鞋楦制造本身所需的时间，而且也决定于木材放在那里等待干燥的时间。木材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停留18个月，才能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这个例子同时还说明，由于不是在流通领域内发生，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全部流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时间可以多么不同。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我们温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生产期间（冬季作物平均九个月）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象真正的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只有牛奶、干酪等副产品，可以在较短的期间继续生产和出售。而劳动时间却象下面所说的一样： “考虑到气候和其他有影响的情况，德国各地的工作日数目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劳动期间：春季期间从三月中或四月初到五月中，约50到60个工作日；夏季期间从六月初到八月底，约65到80个工作日；秋季期间从九月初到十月底，或到十一月中或十一月底，约55到75个工作日。至于冬季，要指出的只是那些要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各种劳动，例如运输肥料、木材、货物、建筑材料，等等。”（弗·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册》1852年德骚版第160页） 因此，气候越是不利，农业劳动期间，从而资本和劳动的支出，就越是紧缩在短时期内。以俄国为例。在那里，北部一些地区，一年只有130天到150天可以进行田间劳动。可以想象，假如俄国欧洲地区的6500万人口中，竟有5000万人在必须停止一切田间劳动的冬季的六个月或八个月中无所事事，俄国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除了有20万农民在俄国的10500家工厂劳动，农村到处都发展了自己的家庭工业。有些村庄，那里所有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织工、皮匠、鞋匠、锁匠、制刀匠等等；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彼得堡等省份，情况更是这样。附带说一下，这种家庭工业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迫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了；例如，织工使用的经纱和纬纱，由商人直接供给或者通过包买主得到。（《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5年第8号第86、87页节录）在这里可以看到，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样成为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副业又怎样成为当初以商人身分挤进去的资本家的据点。后来，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我们以后会看到，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销，而对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 在大部分真正的工业部门，采矿业、运输业等等，生产是均衡地进行的，劳动时间年年相同，撇开价格波动、生产停滞等等反常的中断现象不说，进入每天流通过程的资本的支出，是均衡地分配的。同样，在市场关系的其他条件不变时，流动资本的回流或更新，也是均衡地分配在一年的各个时期。但在劳动时间只是生产时间的一部分的那些投资部门，流动资本的支出，在一年的各个不同时期是极不均衡的，而回流只是按自然条件所规定的时间一次完成。因此，如果生产规模相同，也就是说，预付流动资本的量相同，和那些有连续劳动期间的生产部门相比，这些生产部门就必须为更长的时间一次预付更大量的资本。在这里，固定资本的寿命和它在生产中实际执行职能的时间也显然不同。由于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有差别，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使用时间，当然也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不断发生中断，例如在农业方面，役畜、农具和机器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固定资本由役畜构成，在饲料等等方面需要的支出，不干活时和干活时需要的支出一样，或几乎一样。至于死的劳动资料，它不使用也会造成某种贬值。因此，产品一般说来就会变贵，因为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是按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而是按固定资本丧失价值的时间计算的。在这些生产部门，固定资本的闲置，不管是否同日常费用结合在一起，都是它的正常使用的一个条件，如同纺纱业会损失一定量的棉花一样；在按正常技术条件进行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非生产地、但又是不可避免地要支出的劳动力，都和生产支出的劳动力一样计算。每一种改良，只要会减少在劳动资料、原料和劳动力上的非生产支出，也就会降低产品的价值。 在农业中，既有较长的劳动期间，又有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之间的巨大差别。关于这一点，霍吉斯金说得对： “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虽然在这里他没有把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区别开来｝，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比农业快得多，那些垄断了全国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尽管还垄断了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成为国内依赖性最强的人的命运。”（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147页注） 在农业中，有些方法，一方面使工资和劳动资料的支出在一年之内比较均衡地分配，一方面使周转缩短，比如进行多种作物的生产，从而能在全年获得多种收成的情况，就是如此。但这些方法都要求增加预付在生产上的即投在工资、肥料、种子等等上的流动资本。有休闲地的三圃制改为没有休闲地的轮作制的情况就是这样。弗兰德的间作制也是这样。 “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砂土地带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象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 除了根茎植物，在这方面还可以种植三叶草和其他饲料植物。 “农艺一旦达到转向园艺的程度，当然就要求有比较大量的投资。在英国，一公顷土地的投资按250法郎计算。在弗兰德，我们的农民也许会认为，一公顷投资500法郎都太少了。”（艾米尔·德·拉弗勒《论比利时农村经济》1863年布鲁塞尔版第59、60、63页） 最后，我们以造林为例。—— “木材生产，同大多数其他生产的区别主要在于：木材生产靠自然力独自发生作用，在天然更新的情况下，不需要人力和资本力。其次，即使是人工更新，人力和资本力的支出，同自然力的作用相比，也是极小的。此外，在不长庄稼或种庄稼实在不合算的土壤和地方，森林还是可以茂盛生长的。但是，造林要成为一种正规化的经济，就比种庄稼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因为面积小，就不能合理地采伐森林，几乎不能利用副产品，森林保护就更加困难，等等。但是，生产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它超出私人经营的计划范围，有时甚至超出人的寿命期限。为购买造林用地而投下的资本，” ｛在公社生产的情况下，不需要这种资本；问题只是在于公社从耕地和牧场能抽出多少土地用于林业生产｝ “只有经过长时期以后，才会获得有益的成果，并且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周转，对有些种类的树木来说，需要150年才能完全周转一次。此外，持久的木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十倍到四十倍。因此，没有别的收入、不拥有大片森林地带的人，就不能经营正规化的林业”（基尔霍夫，第58页）。 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 前面引用的基尔霍夫的那段话中，有一句特别值得注意： “此外，持久的木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十倍到四十倍。” 这就是说，一次周转需要十年到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畜牧业也是这样。一部分牲畜群（牲畜储备）留在生产过程中，另一部分则作为年产品出售。在这里，只有一部分资本每年周转一次，如同固定资本——机器、役畜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虽然这个资本是较长时间内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因此会延长总资本的周转，但在范畴的意义上，它并不是固定资本。 这里所说的储备——一定量的活树或活畜——相对地说是处在生产过程中（同时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按照它的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在正常的经营中，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储备总是处在这个形式上。 另一种储备也对周转发生类似的影响。它只形成可能的生产资本，但是由于经营的性质，必须有或多或少的量积累着，因此必须在较长的时间内为生产而预付，尽管它只是逐渐进入现实的生产过程。例如肥料，在运到地里以前，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谷物、干草等等以及用在牲畜生产上的饲料储备，也属于这一类。 “相当大一部分经营资本，保存在农场储备中。但是，如果不是适当地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妥善保存这些储备，它们的价值就会多少受到损失。甚至仅仅由于管理不善，农场的一部分产品储备会全部损失掉。由于这个缘故，对粮仓、草料房和地窖的管理，要特别小心；储存室必须经常关好，还要保持清洁和通风，等等。粮食以及其他保管着的收获物，要经常适当地翻一翻，马铃薯和萝卜，要防止霜冻，防止水浸和腐烂。”（同上，第292页）“在计算农场本身的需要，特别是饲养牲畜的需要时，必须按产品数量和用途进行分配，因此，不仅要考虑到满足需要，而且要考虑到留有适当的储备，以防万一。一旦发觉不能完全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需要，首先要想到，能否用别的产品（代用品）或比较便宜的东西来弥补不足。例如，干草缺乏时可用根茎植物掺上秸秆来弥补。总之，要始终注意各种产品的实际价值和市场价格，并且由此确定消费。例如，如果燕麦比较贵，豌豆和黑麦比较便宜，就可用豌豆或黑麦代替一部分燕麦来喂马，而把由此省下的燕麦卖掉，从中得利。”（同上，第300页） 以前在考察储备形成［注：见本卷第155—161页。——编者注］的时候已经指出，必须有一定量的、或大或小的可能的生产资本，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定量的要用在生产上的生产资料处于或大或小的储备状态，以便逐渐进入生产过程。同时还指出，对一定的企业或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种生产储备的大小，取决于它在更新时困难的大小，取决于供应市场的相对距离，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对于必须以生产储备的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最低限额，从而对于资本预付时间的长短，对于一次预付的资本量的大小，都会产生影响。这个资本量因此也会影响周转，但它取决于流动资本只作为可能的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储备形式上的时间的长短。另一方面，既然这种停滞是由迅速补偿的可能性的大小，由市场情况等等决定的，那末，它本身也就受流通时间，受流通领域内的情况的制约。 “其次，手工工具、筛、篮、绳、车油、钉之类的用具或附件，越是不容易在近处马上买到，就越是要储存起来，以备随时替换。最后，每年冬季都应该仔细检查全部用具，并立即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理。而这些用具的储备一般说来应有多少，主要看当地情况而定。附近没有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地方，比当地或附近有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地方，要有更多的储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一次购置大量必需的储备品，只要选择了适当的时机，通常是能够由于买得便宜而得到好处的；当然，流动的经营资本会由此而一下子被抽去一个较大的金额，这在企业经营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基尔霍夫，第301页）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可以有种种极不相同的情形。有时，流动资本在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前，已经处在生产时间内（鞋楦制造）；有时，流动资本在通过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后，仍然处在生产时间内（葡萄酒、谷种）；有时，生产时间间或有劳动时间插进来（农业、造林）；有时，能流通的产品的很小一部分进入常年的流通，而大部分仍然处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造林和畜牧业）；流动资本必须以可能的生产资本形式投入的时间的长短，从而，这个资本一次投入的量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生产过程的种类（农业），部分地取决于市场远近等等，总之，取决于流通领域内的情况。 我们以后（在第三卷）会看到，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等人企图把和劳动时间不一致的生产时间说成和劳动时间是一致的，结果导致多么荒谬的理论。而这种企图本身又来源于对价值理论的错误应用。 我们以前考察的周转周期，是由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因为这个周期包括或长或短好几年，所以它也包括固定资本的若干的年周转或一年内反复进行的周转。 在农业中，这样的周转周期起因于轮作制。 “租期的持续时间无论如何不能短于采用轮作制所需的周转时间，因此，采用三圃制总是按3年、6年、9年等等计算的。在采用有全休耕地的三圃制时，同一块地，在6年中，只耕作4次，在耕作年度内，轮种冬季作物和夏季作物，而且，在土质所要求或许可的情况下，还轮种小麦和黑麦，大麦和燕麦。不同种类的谷物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产量有多有少，各有不同的价值，并且按不同的价格出售。因此，同一块地的产量在每一个耕作年度是不同的，周期的前一半〈前3年〉也和后一半不同。甚至各个周期的平均产量也各不相同，因为产量不仅取决于土质，而且还取决于当年的气候，价格也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以整个周期为6年的平均收获和平均价格来计算一块地的产量，我们就得到周期前一半和后一半的一年的总产量。但是，如果只按周期的一半即3年来计算，情形就不是这样，因为这时总产量也会不同。由此可见，在采用三圃制时，租期至少要定为6年。但是，租佃者和出租者总是很希望把租期确定为租期的若干倍｛原文如此！｝，也就是说，在采用三圃制时，不定为6年，而定为12年、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采用七圃制时，不定为7年，而定为14年、28年。”（基尔霍夫，第117、118页） ｛在这里，手稿中写着：“英国的轮作制。这里要加注。”｝ 注释： [6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86—293页。——第26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一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十一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到第三卷才谈。[56] 但是，原来的糊涂观念一开始就表现为下面这种轻率的并列：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多样性。”［注：《Thisdifferenceinthedegreeofdurabilityoffixedcapital，andthisvarietyintheproportionsinwhichthetwosortsofcapitalmaybecombined．》——《原理》第25页。］ 试问，这两种资本是什么？回答是： “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注：《Theproportions，too，inwhichthecapitalthatistosupportlabour，andthecapitalthatisinvestedintools，machinery，andbuildings，maybevariouslycombined．》——同上。］ 因此，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在这里，一方面把流动资本同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对立不是从价值增殖过程——不是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得出的，而是从流通过程得出的（斯密的旧有的混乱），就出现了双重错误的规定。 第一，把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组成的资本构成的差别等量齐观。但是，后一种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差别；相反，前一种差别，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只涉及生产资料的一定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方式，而在考察流通过程时，只涉及所投资本的更新期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只涉及资本预付的期间。如果我们不去洞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机构，而是从已有的现象出发来考察，那末，这两种差别事实上就合而为一了。当社会剩余价值在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中间进行分配时，资本的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例如固定资本的不同寿命）和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从而也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的流通），对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发生同等的作用。 第二，从流通过程来看，一方面是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材料和工资，即流动资本。但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即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第1卷第23章第2节第647页[57]）来说，在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中，是劳动资料多，劳动材料少，还是劳动材料多，劳动资料少，这是毫无关系的，一切都取决于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比例。反之，从流通过程来看，也就是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来看，一定价值量的流动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劳动材料和工资，同样是没有关系的。从一个观点看，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归在同一范畴，而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相对立。从另一个观点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归在一起，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因此，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说，它不适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和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也不应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为这样一来，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声不响地保留着的那种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等同起来的做法，就会站不住脚。李嘉图有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里必须指出，用政治经济学的话来说，资本家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是按不同的期限预付的，这要看他例如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工资而定。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是工人按一周，一个月，或三个月，把他的劳动预付给资本家的，这要看他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得到一次工资而定。如果资本家是购买劳动力，不是事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按每日，每周，每月，或每三个月给工人预支工资，那才谈得上按这个期限进行了预付。既然他是在劳动已经持续数日，数周，数月之后才支付，不是购买劳动，不是按劳动要持续的期间支付，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颠倒。工人以劳动形式对资本家的预付，竟然变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对工人的预付。至于资本家只有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根据制造产品所需的时间的长短，也根据产品流通所需的时间的长短，——才能够实现产品本身或从流通中收回它的价值（加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那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商品的买者想怎样处置商品，这和卖者毫无关系。资本家购买机器时，不会因为他必须一次预付机器的全部价值，而这个价值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流通中流回，就能用较便宜的价钱得到这台机器。资本家购买棉花时，也不会因为它的价值会全部加入由它制成的产品的价值，从而全部一次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而对棉花支付较高的价钱。 让我们回过来谈李嘉图。 1．可变资本的特征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因此它本身是不变的）资本部分，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假定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虽然在这里工资是等于、大于还是小于劳动力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和一个会自行增殖、会创造价值的力即劳动力相交换，而劳动力不仅再生产它自己的由资本家支付的价值，而且同时生产剩余价值，即原来不存在的，没有用任何等价物买来的价值。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这个具有特征的属性，使这部分资本作为可变资本而和不变资本完全不同。如果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只是从流通过程来考察，这样它就作为流动资本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固定资本相对立，那末，这个属性就会消失。这一点已经由下面的事实表示出来：这时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就会在流动资本项目内和不变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部分合在一起，而和不变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部分相对立。在这里，剩余价值，也就是那个使所投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就完全被忽视了。同样，下列事实也被忽视了：由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是新生产的（从而也是实际再生产的），而由原料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却不是新生产的，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而只是维持、保存在产品价值中的，因而只是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的。现在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观点看，区别就仅仅在于：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因此，一般地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得到补偿。另一方面，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原料等等）的价值却全部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全部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就这一点来说，从流通过程看，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另一部分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是一定量预付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以及这个价值由产品的出售得到的再补偿。现在的区别只是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还是一次进行。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就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被抹杀了。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区别（而商品流通当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价值有关）；而共有一种特别的流通方式的，是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的这种做法，即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混同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并且不加批判地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不加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全部一次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区别开来。因此，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 不加批判地接受斯密的这种混同，对李嘉图来说，不仅比对以后的辩护论者更加令人烦恼（对他们来说，混淆概念并不是什么令人烦恼的事），而且比对亚·斯密本人更加令人烦恼，因为李嘉图和斯密相反，更合乎逻辑地、更鲜明地阐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是维护亚·斯密的内在部分，而反对亚·斯密的外在部分。 这种混同是重农学派所没有的。“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只关系到资本（专指农业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再生产期间；他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持的见解，则是他们理论中一个和这种区分无关的部分，而且是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要点提出的。他们不是从资本本身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而是认为只有在资本的一定生产领域即农业中才形成剩余价值。 2．在可变资本的定义中，——从而对任何一个价值额转化为资本来说，——本质的东西是：资本家用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变的）价值量同创造价值的力相交换；用一个价值量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自行增殖相交换。资本家无论是用货币还是用生活资料付给工人，都不会影响这个本质的规定。这只是改变资本家所预付的价值的存在方式。在一个场合，这个价值以货币形式存在，由工人用这个货币自己到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在另一个场合，它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供工人直接消费。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以用货币付给工人报酬为前提，就象它一般地说以用流通过程作为媒介的生产过程为前提，从而以货币经济为前提一样。但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从而预付价值额的资本化，既不是产生于工资的或投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货币形式，也不是产生于它的实物形式。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产生于价值同创造价值的力的交换，是产生于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劳动资料固定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耐用程度，也就是取决于一种物理属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资料损耗得快还是慢，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长还是短，要根据它的耐用程度而定。但是它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决不是仅仅由于这种耐用的物理属性。金属工厂中的原料，和用来进行生产的机器一样耐用，并且比这种机器上的某些由皮革、木头等等构成的部分更为耐用。尽管如此，用作原料的金属还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而也许用同一金属制成的执行职能的劳动资料则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同一种金属在一个场合归入固定资本项目内，在另一个场合归入流动资本项目内，并不是由于物质的物理性质，并不是由于金属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相反，这种区别是由金属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产生的，它在一个场合是劳动对象，在另一个场合则是劳动资料。 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平均地说，要求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不断重新地在反复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它的物质较为耐用是由它的职能规定的。但是，它由以制成的物质的耐用性本身，不会使它成为固定资本。同一种物质，如果是原料，就成为流动资本；而在那些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的经济学家看来，同一种物质，同一台机器，作为产品是流动资本，作为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 虽然使劳动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不是它由以制成的耐用的物质，但是它作为劳动资料所起的作用，要求它由比较耐用的材料制成。因此，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一个条件，从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的物质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使它具有固定性的大小程度也不同，因此和它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仅仅从流动资本的观点加以考察，也就是和固定资本对立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既然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那末，就象劳动资料的物质现实性是它的固定资本性质的重要基础一样，自然会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物质现实性，得出它的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然后再由可变资本的物质现实性规定流动资本。 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现实物质，是劳动本身，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是活的劳动。资本家用死的、物化的劳动来和它交换，把它并入他的资本，只有这样，他手中的价值才转化为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资本家并不出卖这种自行增殖的力。这种力，和他的劳动资料一样，始终只是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但决不象他所出售的成品那样，是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当作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是作为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立，同样，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也不是作为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相一致；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这二者都是作为物的因素和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力相对立。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二者都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相对立。或者，如果这里指的是那种影响流通过程的物质差别，那末，这种差别只是：从价值（它不外是已经物化的劳动）的性质和从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它不外是正在物化的劳动）的性质中得出，劳动力在它执行职能期间不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劳动力方面表现为运动，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东西，在劳动力的产品方面，在静止的形式上，表现为已经创造的价值。在劳动力发生作用之后，资本就不再是一方面由劳动力和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现在是加到产品中的价值（＋剩余价值）。为了使过程反复进行，产品必须出售，由此得到的货币要不断地重新购买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资本。于是，这就使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一样，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 相反地，如果把流动资本的这个次要的、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一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所共有的规定，看作是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说，看作后者的本质规定的，是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全部转移到由于消费了劳动力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去，而不象固定资本那样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必须全部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那末，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物质上也就必然不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而是由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各种物质要素构成，也就是由进入工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资本构成，即由生活资料构成。这样，固定资本是由损坏得较慢，因而可以补偿得较慢的劳动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则是由必须补偿得较快的生活资料构成。 然而，损坏快慢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 “工人消费的食物和衣服，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建筑物，他劳动时使用的工具，都是会损坏的。但是，这些不同资本的耐用时间却大有差别：蒸汽机比船耐久，船比工人的衣服耐久，工人的衣服又比他所消费的食物耐久。”［注：《Thefoodandclothingconsumedbythelabourer，thebuildingsinwhichheworks，theimplementswithwhichhislabourisassisted，areallofaperishablenature．Thereis，however，avastdifferenceinthetimeforwhichthesedifferentcapitalswillendure：asteam-enginewilllastlongerthanaship，ashipthantheclothingofthelabourer，andtheclothingofthelabourerlongerthanthefoodwhichheconsumes．》——李嘉图《原理》第26页。］ 在这里，李嘉图忘记说到工人居住的房屋，他的家具，他的消费工具如刀叉器皿等等，它们都具有和劳动资料同样的耐久性。同一些物品，同一类物品，在这里表现为消费资料，在那里表现为劳动资料。 按李嘉图的说法，区别就是： “有的资本损耗得快，必须经常再生产，有的资本消费得慢，根据这种情况，就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注：《Accordingascapitalisrapidlyperishableandrequirestobefrequentlyreproduced，orisofslowconsumption，itisclassedundertheheadsofcirculating，orfixedcapital．》］。 他还加了一个注解： “这种区分不是本质的区分，其中不能划出明确的界线。”［注：《Adivisionnotessential，andinwhichthelineofdemarcationcannotbeaccuratelydrawn．》］ 这样一来，我们又幸运地到了重农学派那里。在他们看来，“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就是消费时间上的区别，因而，也就是所使用资本的再生产时间上的区别。不过，在他们那里成为社会生产上的重要现象，并且在《经济表》中和流通过程相联系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了一种主观上的区别，如李嘉图自己所说的，成了一种多余的区别。 既然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只在于它的流通期间，既然前一部分由生活资料构成，后一部分由劳动资料构成，前者区别于后者的只是损坏得快，而且前者本身在损坏的快慢上也是不同的，所以，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任何独特的区别，就自然都被抹杀了。 这一点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是完全矛盾的，和他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利润理论也是完全矛盾的。他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一般只是限于说明，同量资本投在不同生产部门时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比例对价值规律会发生什么影响，并且由这种情况引起的工资涨落对价格会发生多大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有限的研究中，他也由于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犯了极大的错误，实际上，他的研究是从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出发的。这就是：1．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可以列入流动资本项目内，所以，对流动资本本身的规定，特别是对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之所以列入这个项目内的条件，就作了错误的阐述。2．把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这一规定，同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那一规定混同起来。 本来很清楚，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是流动资本这一规定，是一种次要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它在生产过程中的独特的区别被抹杀了；因为根据这个规定，一方面，投在劳动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等等上的资本具有同等意义；使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而为一的这个项目，完全忽视了那种同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的独特的区别。另一方面，投在劳动上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这两部分资本，虽然互相对立起来，但是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的生产，而是它们仅仅在不同的时间内把它们既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 在所有这些场合，问题都是在于，投入商品生产过程的既定的价值，不管是工资、原料的价格，还是劳动资料的价格，怎样转移到产品中去，从而怎样通过产品而流通，通过产品的出售而回到它的起点，也就是得到补偿。这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怎样”，在于这个价值的转移、从而流通的特殊方式。 预先由契约规定的劳动力价格，无论是用货币支付还是用生活资料支付，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价格这个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在工资用货币支付时，显然，货币本身不会以生产资料那样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就是说，不会象生产资料那样，不仅使价值，而且使物质都进入生产过程。而如果把工人用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直接作为流动资本的物质形式和原料等等一起列入一个项目内，并和劳动资料相对立，那末，这就使事情具有另一种外观。一些物品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去，而另一些物品即生活资料的价值则在把它们消费掉的劳动力中再现，并通过劳动力的作用同样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同样都是生产中预付的价值在产品中的单纯再现。（重农学派信守这一点，因此否认工业劳动会创造剩余价值。）例如，威兰德在我们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话[58]中说道： “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再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1、32页） 在这里，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去的资本价值，都同样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幸运地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就完全被掩盖起来。 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由此完成了。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例如，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这个定义，是一个引起矛盾和混乱的经院式的定义。我们在论述劳动过程时（第1卷第5章）已经指出，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究竟是充当劳动资料，充当劳动材料，还是充当产品，这完全取决于它们当时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们的职能。同样，劳动资料也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固定资本：第一，生产过程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而生产资料一般地说是资本，具有资本的经济规定性即社会性；第二，劳动资料以一种特殊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否则，它们仍然是劳动资料，而不是固定资本。同样，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虽然不是劳动资料，但是如果它按照和大部分劳动资料一样的特殊方式来转移价值，那它也成为固定资本。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 如果认为生活资料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具有成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属性，那末，“维持劳动”，《tosupportlabour》｛李嘉图，第25页｝也就成为这种“流动”资本的性质了。于是，就以为生活资料要不是“资本”，它就不能维持劳动力。其实，生活资料的资本性质，恰恰使生活资料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即通过别人的劳动来维持资本。 如果生活资料本身是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转化为工资以后，——那就会进一步得出结论：工资的数量取决于工人的人数和一定量流动资本的比例。而这正是经济学家爱用的论点，事实上，工人从市场上取得的生活资料量和资本家占有的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量，取决于剩余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比例。 李嘉图和巴顿［注：《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有关的一段在第一卷第655页注（79）引用过[59]。］一样，到处都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关系，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关系。我们以后会看到，这种混同怎样使他对利润率的研究走上歧途。[60] 李嘉图还把在周转中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等同起来： “还必须指出，流动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固定资本。前者把小麦播在地里，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收回；后者把小麦磨成面粉，制成面包卖给顾客，一周之内就能自由地里他的资本重新开始同一事业或开始任何别的事业。”［注：《Itisalsotobeobservedthatthecirculatingcapitalmaycirculate，orbereturnedtoitsemployer，inveryunequaltimes．Thewheatboughtbyafarmertosowiscomparativelyafixedcapitaltothewheatpurchasedbyabakertomakeintoloaves．Theoneleavesitintheground，andcanobtainnoreturnforayear；theothercangetitgroundintoflour，sellitasbreadtohiscustomers，andhavehiscapitalfree，torenewthesame，orcommenceanyotheremploymentinaweek．》（第26—27页）］ 在这里，具有特征的是：小麦——虽然它作为谷种不是充当生活资料，而是充当原料——第一，是流动资本，因为它本身是生活资料，第二，是固定资本，因为它流回的时间要经过一年。然而，使一种生产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并不只是流回的快慢，而且是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一定的方式。 亚·斯密造成的混乱，引起了如下的结果：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被混同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区别。例如，同一台机器，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时，是流动资本，并入生产过程时，则是固定资本。在这里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种资本会比另一种资本更为固定或更为流动。 2．一切流动资本，都和投在工资上的或要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等同起来。约翰·斯·穆勒[61]等人就是这样。 3．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在巴顿、李嘉图等人那里，已经同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最后完全归结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例如在拉姆赛那里[62]就是这样。在拉姆赛看来，一切生产资料，原料等等，和劳动资料一样，是固定资本，只有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才是流动资本。但是，正因为作了这样的归结，所以就不可能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真正区别。 4．最近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例如麦克劳德[63]、帕特森[64]等人，他们用银行伙计的难以形容的偏见来看待一切事物，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变成“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和“预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区别。 注释： [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章。——第240页。 [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72页。——第241页。 [58]马克思指《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4页注（25）。——第251页。 [5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92—693页。——第253页。 [6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章。——第253页。 [61]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164页（J．St．Mill．《EssaysonsomeunsettledQuestionsofPoliticalEconomy》．London，1844，p．164）。——第254页。 [62]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1—24页（G．Ramsay．《AnEssayontheDistrbutionofWealth》．Edinburgh，1836，pp．21-24）。——第254页。 [63]亨·丹·麦克劳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年伦敦版第76—80页（H．D．Macleod．《TheElementsofPoliticalEconomy》．London，1858，pp．76-80）。——第254页。 [64]罗·霍·帕特森《财政学。实用教程》1868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129—144页（R．H．Patterson．《TheScienceofFinance．ApracticalTreatise》．EdinburghandLondon，1868，p．129-144）。——第25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九章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九章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我们知道，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是按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期间周转的；我们又知道，同一企业的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根据它们的不同的寿命，从而不同的再生产时间，又各有不同的周转期间。（关于同一企业的流动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见本章末的第6点。） 1．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周转；计算方法见后。如果问题只是不同的期间，那末，计算它们的平均数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 2．这里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 进入生产过程的流动资本，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间断地进行，它就必须通过产品的出售，不断用实物来补偿。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尽管有损耗，但它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此，固定资本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需要用实物来补偿，但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象流动资本那样频繁。补偿的这种必要性，再生产的期限，对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来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如前所述，寿命较长、能使用多年的固定资本，有一部分能一年或不到一年补偿一次，用实物加到旧的固定资本中去；至于具有其他性能的固定资本，补偿只能在寿命终结时一次进行。 因此，必须把固定资本不同部分的特殊周转化为周转的同种形式，使它们只有量的差别，即周转时间的差别。 如果我们用Ｐ…Ｐ即连续生产过程的形式作为起点，这种质的同一性是不会发生的。因为Ｐ的某些要素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另一些要素则不必如此。但Ｇ…Ｇ′形式无疑会提供周转的这种同一性。例如有一台价值10000镑的机器，寿命为10年，因而每年有1/10＝1000镑再转化为货币。这1000镑在一年之内，由货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又由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它象我们在这个形式下考察的流动资本一样，回到它原来的货币形式，而这1000镑货币资本，年终是否再转化为一台机器的实物形式，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计算预付生产资本的总周转时，我们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货币形式上，这样，回到货币形式就是周转的终结。我们总是把价值看作是以货币预付的，甚至在价值的这种货币形式只是以计算货币出现的连续生产过程中，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数。 3．由此可见：即使预付生产资本的极大部分，是由再生产时间从而周转时间包含一个持续多年的周期的固定资本构成，但是，由于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反复周转，一年内周转的资本价值还是能够大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 假定固定资本＝80000镑，它的再生产时间＝10年，这样每年有8000镑回到货币形式，或者说，固定资本每年完成它的周转的1/10。假定流动资本＝20000镑，每年周转5次。这样，总资本＝100000镑。周转的固定资本＝8000镑；周转的流动资本＝5×20000＝100000镑。因此，一年内周转的资本＝108000镑，比预付资本大8000镑。资本的1＋2/55周转了。 4．因此，预付资本的价值周转，是和它的实际再生产时间，或者说，和它的各种组成部分的现实周转时间相分离的。假定一个4000镑的资本每年周转5次。这样，周转的资本是5×4000＝20000镑。但每次周转终结时回来而被重新预付的，是原来预付的4000镑资本。它的量，不会因为它重新执行资本职能的周转期间的数目而改变。（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说。） 因此，用第3点的例子来说，按照假定，年终回到资本家手中的有：（ａ）一个20000镑的价值额，它重新用作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ｂ）一个8000镑的价值额，它由于损耗从预付固定资本价值中分出，同时，这个固定资本仍然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不过价值已经不是80000镑，而是减为72000镑了。生产过程还要继续九年，那时，预付固定资本才结束自己的寿命，不能再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执行职能，而必须替换。因此，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例如在上述场合，就是一个包含十个年周转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转时间决定的。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十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注：“城市的生产被束缚在日周转中，农村的生产则被束缚在年周转中。”（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第178页）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天真的观念。］ 5．关于周转的计算方法，我们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50] “在一些生产部门内，全部预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或流通多次；在另一些生产部门内，预付资本一部分在一年内周转一次以上，另一部分则没有这么频繁。资本家必须按照他的全部资本经过他的手或周转一次所需要的平均期间，来计算他的利润。假定某人把资本投入某种营业时，一半投在建筑物和机器上，十年更新一次；四分之一投在工具等等上，两年更新一次；其余四分之一投在工资和原料上，一年周转两次。他的全部资本为50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年的支出如下： 50000/2＝25000美元（10年）＝2500美元（1年） 50000/4＝12500美元（2年）＝6250美元（1年） 50000/4＝12500美元（1/2年）＝25000美元（1年） ─────────────────────── 1年＝33750美元 因此，他的全部资本周转一次的平均时间是16个月[51]……假设有另一种情形：总资本50000美元的四分之一是10年流通一次，四分之一是一年流通一次，其余二分之一是一年流通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支出如下： 12500/10＝1250美元 12500＝12500美元 25000×2＝50000美元 ────────── 1年的周转额＝63750美元。” （斯克罗普。见阿朗佐·波特尔编《政治经济学》1841年纽约版第142、143页） 6．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同一个斯克罗普在同一处［第141页］还说： “工厂主，农场主，或商人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流通得最快，因为如果他对工人每周支付一次，这种资本就可能由于他每周的卖货或结账所得的进款每周周转一次。投在原料和商品储备上的资本流通得没有这样快，它每年或许周转两次或四次，这要看买进原料和卖出商品之间所需的时间而定，这里假定资本家是以相等的信用期限进行买和卖的。投在工具和机器上的资本流通得更慢，因为它平均也许要5年或10年才周转一次，也就是才消费掉，才被更新，虽然有不少工具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就已经不能使用了。投在例如工厂、店铺、栈房、谷仓等建筑物和投在道路、灌溉工程等上的资本，看来几乎是根本不流通的。但实际上，这些设施完全和上述各项一样，会在它们协助生产进行的时候消耗掉，并且必须再生产出来，以便生产者的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差别只在于：它们比其他各项消费得更慢，也再生产得更慢……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也许要20年或50年才周转一次。” 在这里，斯克罗普把那种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支付期限和信用关系而在流动资本某些部分的流动中引起的差别，和那种由资本性质引起的周转混为一谈。他说，工资必须每周用每周的卖货或结账所得的进款来支付。首先这里要指出，就工资本身来说，也存在着差别，因为支付期限有长有短，即工人不得不给予资本家的信贷的时间有长有短，也就是工资的支付期限有一周的、一月的、三个月的、半年的，等等。这里也适用我们以前已经阐明的规律：“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也就是要一次预付的货币资本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正比［注：第1版和第2版中是：反比。——编者注］。”（见第1卷第3章第3节ｂ第124页[52]） 其次，加入每周产品的，不仅有在生产产品时由一周劳动加进的新价值的总量，而且有在一周产品上所消耗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产品中包含的这个价值，和产品一起流通。通过这个产品的出售，它获得货币形式，并且必须重新转化为同一些生产要素。这一点既适用于劳动力，也适用于原料和辅助材料。但我们已经知道（第6章第Ⅱ节1），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生产资料的储备，这种储备在不同生产部门是不相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就流动资本的这个要素的不同组成部分（例如煤炭和棉花）来说，也是不相同的。因此，虽然这些材料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但是不需要不断重新购买。重新购买的次数多少，要看现有储备量的大小，要看储备可用多久。至于劳动力，这样的储备是没有的。投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和投在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资本部分，是一起再转化为货币的。但是，货币一方面向劳动力和另一方面向原料的再转化，是分开进行的，因为这两个组成部分的购买期限和支付期限是不同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即生产储备，在较长的时期购买一次；另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在较短的时期例如一周购买一次。另一方面，资本家除了生产储备之外，还必须有成品的储备。撇开销售上的困难等等不说，比如说，有一定量商品是要按订货生产的。在商品的最后一部分正在生产的时候，已经制成的部分则堆在仓库内，直到订货全部制成。只要流动资本的某些要素必须在生产过程的一个准备阶段（例如木材的干燥）上比其他要素停留得久些，就会在流动资本的周转上产生其他的差别。 斯克罗普这里提到的信用制度，和商业资本一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会使周转发生变化。按社会规模来说，信用制度只有在不仅加速生产，而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生变化。 注释： [50]这里引用的是阿·波特尔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PoliticalEconomy：itsObjects，Uses，andPrinciples：consideredwithReferencetotheConditionoftheAmericanPeople》．NewYork，1841）。从导言可以看出，该书的大部分基本上是1833年在英国发表的乔·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一书前十章的翻版（阿·波特尔作了一些修改）。——第207页。 [51]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这种计算资本周转时间的方法是错误的。引文中的周转的平均时间（十六个月）是把全部资本50000美元的[7+（1/2）］％的利润计算在内的。如果不算利润，这些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十八个月。——第208页。 [5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2页。——第20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十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在魁奈那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他正确地把这种区别说成是生产资本即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资本内部的区别。因为在他看来，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是唯一的实际的生产资本，所以，这种区别也只是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因此，他也就认为，资本一部分是每年周转一次，另一部分是多年（十年）周转一次。重农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偶然把这种区别应用于其他种类的资本，应用于一般产业资本。年预付和多年预付的区别对社会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斯密以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规定上来。 这两种预付的区别，只有在预付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时才产生。这种区别唯一地只是存在于生产资本中。所以，魁奈不把货币算在原预付内，也不把它算在年预付内。作为生产预付，即作为生产资本，这两种预付是同货币和市场上出现的商品相对立的。其次，在魁奈那里，生产资本这两种要素的区别，正确地归结为它们加入成品的价值的方式不同，从而归结为它们的价值随着产品的价值一起流通的方式不同，并从而归结为它们的补偿或再生产的方式不同，因为一种要素的价值是一年全部补偿的，而另一种要素的价值是在较长时期内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的。［注：参看魁奈《经济表的分析》（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例如，那里说：“年预付是由每年在耕作劳动上的支出构成的；这种预付必须和代表农业创办基金的原预付相区别。”（第59页）——晚一辈的重农学派已经时常直接把“预付”叫做“资本”：“资本或预付”，见杜邦·德·奈穆尔《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德尔，第1部第391页）。其次，列特隆写道：“由于劳动产品的耐久程度不同，一个国家就拥有不以每年再生产为转移的一个可观的财富储备，这个储备代表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本，它原来是用产品支付的，是不断保存和增加的。”（德尔，第2部第928—929页）——杜尔哥已经更经常地用“资本”一词代替“预付”，更彻底地把“工厂主”的“预付”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等同起来。（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版）］ 亚·斯密的唯一进步是上述范畴的普遍化。在他那里，这些范畴已经不仅涉及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而且涉及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资本。因此，不言而喻：从农业中得出的年周转和多年周转的区别，被周转时间的不同这个一般的区别所代替，因而，固定资本的一次周转，总是包含流动资本一次以上的周转，而不管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是一年，是一年以上，还是不到一年。这样，在斯密那里，“年预付”就成为流动资本，“原预付”就成为固定资本了。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作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 斯密一开始研究就采用的粗浅的经验主义方法，立即产生了糊涂观念：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国富论》1848年阿贝丁版第2篇第1章第189页） 那些使价值可以投入，以便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给它的所有者提供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投资部门一样，是不相同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这是资本可以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问题。如果问题这样提出，那就还会进一步引伸。它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价值即使不作为生产资本投入，究竟怎样会对它的所有者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例如，作为生息资本，商人资本等等执行职能。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离开分析的真正对象十万八千里了。这里的问题只是：把不同的投资部门撇开不说，生产资本分割为不同的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周转有什么影响。 亚·斯密紧接着说： “第一，一个资本可以用于耕种，制造，或购买货物，再把它们卖掉而取得利润。” 在这里，斯密只是告诉我们，资本可以用于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因而，他只是谈到不同的投资部门，并且谈到象商业这样的部门，在这些部门，资本不并入直接生产过程，因而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这样，他就把重农学派在阐明生产资本的区别和它们对周转的影响时所依据的那个基础抛弃了。他甚至立即以商人资本作为例子，虽然这里的问题只是关于生产资本在产品形成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又引起资本的周转和再生产中的区别。 他接着说： “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这样使用的资本”！但是，斯密说的是投入农业，投入工业的资本，并且他以后还告诉我们，这样投入的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因此，用这种方式投入资本，既不会使资本变为固定资本，也不会使它变为流动资本。 或者，他想说的是：用来生产商品并把这种商品卖掉而取得利润的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之后必须卖掉，并且通过出售，第一，必须由卖者所有转为买者所有，第二，必须由它作为商品的实物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因而，如果它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对他——保持原状，它就会对它的所有者毫无用处？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不过是：同一资本价值，从前是以生产资本的形式，以属于生产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现在却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以两个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因此，已经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了。而以上所说，既适用于以原料和辅助材料，即以流动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也适用于以劳动资料的消耗，即以固定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因此，我们没有朝着阐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方面前进一步。 接着又说： “商人的货物在没有卖掉而换得货币以前，不会给他提供收入或利润；而货币在没有再换得货物以前，也是如此。他的资本不断地以一种状态离开他，以另一种状态回到他那里，并且只有通过这样的流通或连续的交换，才能给他提供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流动资本。” 亚·斯密在这里规定为流动资本的东西，就是我要称之为流通资本的东西。这种资本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即处在属于以交换（物质的变换和所有者的变换）为媒介的形式变换的形式，因而是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是和属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形式即生产资本的形式相对立的。这不是产业资本家用来划分他的资本的两种特殊种类，而是同一预付资本价值在它的生活过程的循环中不断重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不同形式。亚·斯密把这一点和这样一些形式区别混为一谈，——这同重农学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退步，——这些形式区别，是在资本价值的流通中，在资本价值依次经过各种形式的循环中，当资本价值处于生产资本形式时产生的，并且正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按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形成过程，按不同的方式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而产生的。我们以后将会看到，把生产资本和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根本混同起来，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和预付在流动资本上的资本价值一样，都通过产品来流通，都通过商品资本的流通而转化为货币资本。区别只是产生于这个事实：固定资本的价值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通的，因此，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补偿，以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亚·斯密在这里所说的流动资本不过是流通资本，是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的资本价值（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由他非常拙劣地选择的例子就证明了。他所用的例子是那种根本不属于生产过程，而仅仅留在流通领域，仅仅由流通资本构成的资本，即商人资本。 用一种根本不是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资本作为例子来开始，是多么荒谬，这由他自己的话就立即说明了： “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但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正象他以后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由生产资本本身内部的本质区别产生的区别。在亚·斯密的头脑里，一方面是重农学派所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中所经过的形式的区别。这二者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 但是，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变换，价值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单纯转化，怎么会产生利润，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说明这一点，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这里是以仅仅在流通领域内运动的商人资本开始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一点；我们先听他关于固定资本是怎么说的： “第二，它〈资本〉可以用来改良土地，用来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或者用来购买这一类东西，这些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每个手工业主或工厂主的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他的劳动工具上。可是，这个部分在一些行业中是很小的，在另一些行业中是很大的……但是，一切这样的手工业主〈如裁缝业主，制鞋业主，织布业主〉的资本的更大得多的部分，或者作为他们的工人的工资，或者作为他们的原料的价格来流通，而且由制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把他对利润的源泉所下的幼稚的定义撇开不说，弱点和混乱立即从下面一点暴露出来：例如，对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主来说，机器是产品，会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因此，用亚·斯密的话来说是 “会卖掉，会更换所有者，会进一步流通”。 因此，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机器似乎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了。这种混乱仍然产生于斯密把下面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由生产资本不同要素的不同流通方法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另一种是由同一个资本在生产过程内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在流通领域内却作为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而产生的形式区别。因此，在亚·斯密看来，同样的东西，按照它们在资本生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既能够作为固定资本（即劳动资料，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又能够作为“流动”资本，商品资本（即离开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执行职能。 但是，亚·斯密一下子改变了他区分资本的全部基础，这是和他前几行开始全部研究时所说的话相矛盾的，特别是和这样的论点相矛盾的：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就是说，作为流动资本或作为固定资本。因此，按照这个说法，这里是互相独立的不同资本的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资本可以或者用于工业或者用于农业。——但是他又说： “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 现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再是不同的独立的投资，而是同一生产资本的不同部分，这些不同部分在不同投资部门形成这个资本总价值的不同部分。因此，这种区别是由生产资本本身的适当的分割产生的，因而也只适用于生产资本。但是，商业资本只是作为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说法，又是和这一点相矛盾的，因为亚·斯密自己说： “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其实，这种资本是仅仅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并且作为这样的资本总是同生产资本，即同并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相对立，而正因为这样，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对立。 在斯密所举的例子中，把“劳动工具”规定为固定资本，把投在工资和原料（包括辅助材料）上的资本部分规定为流动资本（由制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因此，他的出发点首先只是劳动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劳动力（劳动）和原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工具。但是，它们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它们上面已经耗费了一个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价值额。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方式。为什么把一部分称作固定的呢？因为 “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劳动工具上”。 但是，另一部分也会固定在工资和原料上。而机器和 “劳动工具……这一类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 以采矿业为例。采矿业是完全不用原料的，因为劳动对象，例如铜，是一种自然产物，它是首先要通过劳动去占有的。这种首先要去占有的铜，是过程的产品，只是在过程结束以后才作为商品或商品资本流通，这种铜不是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价值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投在这种铜上。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其他要素，劳动力和辅助材料（例如煤炭、水等等），也同样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煤炭被完全消费掉，只有它的价值加入产品，正如机器等等的一部分价值加入产品一样。最后，工人和机器一样，仍然独立于产品铜之外。只有工人通过他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现在是铜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例子中，生产资本的任何组成部分都没有转手（“更换所有者”），或者都没有进一步流通，因为它们都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因此，在这里，还有什么流动资本呢？按照亚·斯密自己的定义，在采铜业上使用的全部资本只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 相反，我们以另一种产业为例。这种产业使用原料，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还使用辅助材料，它也在物体上加入产品，而不象燃烧的煤炭那样只在价值上加入产品。构成产品例如棉纱的原料，棉花，会和产品棉纱一起转手，并从生产过程进入消费过程。但是，只要棉花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所有者就不会把它卖掉，而是对它加工，把它纺成棉纱。他不会把棉花脱手。或者用斯密的极其错误而又庸俗的话来说，他不会“通过卖掉，通过更换所有者，或者通过流通”而获取任何利润。他不让他的材料流通，就象不让他的机器流通一样。这些材料完全和纺纱机、厂房一样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当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煤炭、棉花等形式上，就象固定在劳动资料的形式上一样。区别只是在于：比如一周棉纱生产所需要的棉花、煤炭等，会不断地在一周产品的生产中完全消费掉，因此必须由新的棉花、煤炭等来补偿；就是说，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虽然总是同一种类的，但是要不断地由同一种新的物品组成，而同一台纺纱机，同一座厂房，却会在许多周的生产上继续发挥作用，无需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没有它们，生产过程是不能进行的。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无论是固定的或流动的，作为生产资本，都一样同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对立。 劳动力也是这样。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劳动力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同样一些劳动力，和同一些机器一样，在较长的时间内是由同一个资本家使用的。在这里，劳动力和机器的区别，并不是在于机器一次全部买下（在分期付款时，情形就不是这样），工人不是一次买下，而是在于工人耗费的劳动全部加入产品价值，机器的价值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产品价值。 斯密在说明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把不同的规定混同起来： “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他把产品即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中通过的、以商品的转手为媒介的纯粹形式上的商品形态变化，同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的物体上的形态变化相提并论。在这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同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混为一谈。他举的流动资本的例子，是商人资本。商人资本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是属于商品流通的形式变换Ｗ—Ｇ—Ｗ。但是，流通中的这种形式变换，对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来说，具有这样的意义：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因此，这种形式变换使产业资本的职能具有连续性，使生产过程成为连续的生产过程，即再生产过程。整个这种形式变换是在流通中进行的；正是这种形式变换使商品实际上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相反，生产资本在它的生产过程中通过的形态变化，却是属于劳动过程的形态变化，它是生产要素转化为要生产的产品所必需的。亚·斯密停留在这个事实上：一部分生产资料（真正的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用他的错误说法：“给它们的所有者提供利润”），并不改变它们的实物形态，只是逐渐损耗，而另一部分生产资料（材料）却发生变化，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变化来完成它们作为生产资料的使命。但是，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只是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区别的起点，而不是这种区别本身，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同作用同样存在于一切生产方式，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和这种不同物质作用相适应的，是向产品的价值转移，和这种价值转移相适应的，又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进行的价值补偿；而只是这一点才形成这里所说的区别。因此，资本成为固定资本，不是因为它固定在劳动资料中，而是因为它投在劳动资料上的价值的一部分，在另一部分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流通时，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中。 “如果它〈资本〉被用来获得未来的利润，那末，要获得这个利润，他〈所有者〉就必须或者保留它，或者放弃它。在前一个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个场合，它是流动资本。”（第189页） 在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利润的粗浅的经验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普通资本家的看法中得出来的，是和亚·斯密自己的较为深刻的内在的见解完全矛盾的。在产品的价格中，不仅材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已经得到补偿，而且劳动工具因磨损而转移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也已经得到补偿。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利润的源泉。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不管是通过产品的出售全部一次补偿，还是通过产品的出售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补偿，所改变的只能是补偿的方法和时间；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两种情况的共同点——价值的补偿——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里的基础是这种普通的看法：因为剩余价值只是通过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的流通而实现，所以它也只是通过出售，通过流通而产生。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利润产生的不同方法，只是对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也就是对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最后，这个区别不是从劳动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引出的，不是从生产资本本身的职能引出的，而是被认为仅仅对单个资本家具有主观上的意义，在单个资本家看来，资本的一部分是在这种形式上有用，另一部分则是在那种形式上有用。 相反，魁奈却从再生产过程和它的必然性本身引出这些区别。为了使过程连续进行，年预付的价值必须每年由年产品的价值全部补偿，相反，基本投资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必须经过许多年，例如十年，才完全补偿，从而完全再生产出来（由同一种新的物品补偿）。可见，亚·斯密是远远落在魁奈的后面。 因此，在亚·斯密的固定资本的定义中仅仅剩下一点：固定资本是劳动资料，这种劳动资料同在它帮助下制造的产品相对立，不会在生产过程中改变它的形态，而会继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一直到不能使用为止。他忘记了，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断以它们的实物形式（作为劳动资料，材料和劳动力）和产品相对立，和作为商品流通的产品相对立。他也忘记了，由材料和劳动力构成的部分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就劳动力来说，它必须不断重新购买（不象劳动资料那样是按照它的全部使用时间购买的）；就材料来说，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不是同一些东西，而总是同一种新的物品。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假象，好象固定资本的价值不会流通，虽然亚·斯密在前面已经说明，固定资本的损耗自然是产品价格的一部分。 在谈到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他没有着重指出，这种对立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流动资本是生产资本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必须全部由产品价值补偿，因此，必须全部参加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固定资本却不是这样。相反，他把流动资本同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时所采取的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混为一谈。但是，这两种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既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又是它的流动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二者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而不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最后，由于那种完全错误的看法，认为固定资本保留在生产过程中而产生利润，流动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并进入流通而产生利润，而且由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流动部分在周转中具有同一形式，所以，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上的本质区别就被掩盖起来，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就更加隐蔽了。在流动资本这个共同的名称下，这个本质区别被抹杀了。以后的经济学走得更远，它认定，作为本质的东西和唯一的区别的，不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对立，而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 亚·斯密在刚刚说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两种特殊的投资方式，按各自本身考察都会提供利润之后，又说： “任何固定资本，没有流动资本的帮助，都不会提供收入。最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流动资本给它们提供加工的材料，给使用它们的工人提供给养，那是什么东西也生产不了的”（第188页）。 由此可见，以上所说的“提供收入”，“取得利润”等等的意思就是：资本的两个部分是产品的形成要素。 亚·斯密然后举了如下的例子： “租地农场主投在农具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固定资本，投在他的雇工的工资和给养上的那部分资本是流动资本。” 因此，在这里，他正确地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归结为生产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的流通和周转。 “他从前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保留在自己手里；他从后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卖掉。役畜的价格或价值，和农具的价格一样，是固定资本”； 这里又是正确的，因为区别是同价值有关，而不是同物质要素有关。 “它〈役畜〉的给养，和雇工的给养一样，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的方法，是保留役畜，而卖掉它的给养。” 租地农场主保留牲畜的饲料，不把它卖掉。他把它用来饲养牲畜，而把牲畜本身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区别仅仅在于：用来饲养役畜的饲料会全部消费掉，必须不断通过从农产品或它的出售取得新的牲畜饲料来补偿；牲畜本身却只是随着一头一头不能干活而替换。 “不是为了役使，而是为了出售才买来肥育的牲畜的价格和给养，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把它们卖掉而取得利润。” 任何商品生产者，从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都出售他的产品，出售他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这个产品就既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也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相反，他的产品现在处于已经离开生产过程而必须执行商品资本职能的形式。肥育的牲畜在生产过程中是执行原料的职能，不象役畜那样是执行工具的职能。因此，它作为实体加入产品，而它的全部价值也和辅助材料｛它的饲料｝的价值一样，加入产品。因此，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但这并不是因为出售的产品，即已经肥育的牲畜，在这里和它的原料，即尚未肥育的牲畜，有相同的自然形式。这是偶然的事。同时，斯密本来应该从这个例子看到，使生产要素中包含的价值规定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是生产要素的物质形式，而是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 “种子的全部价值也是固定资本。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殖。” 斯密所作的区分的荒谬，在这里暴露无遗了。按照他的看法，如果种子不“更换所有者”，就是说，如果种子直接从年产品中补偿，从年产品中扣除，它就是固定资本。相反，如果把全部产品卖掉，而用其中一部分价值来购买别人的谷种，它就是流动资本。在一个场合，“更换所有者”；在另一个场合，没有“更换所有者”。在这里，斯密又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本混同了。产品是商品资本的物质承担者。但是，当然只有实际进入流通、而不直接再进入自己作为产品出来的生产过程的那部分产品，才是这样。 不论种子直接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扣除，还是把全部产品卖掉，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换成向别人购买的种子，在这两种场合，都只是补偿。通过这种补偿，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在后一种场合，种子，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在前一种场合，它只是在簿记上当作预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它总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它被完全消费掉，以便完成产品的生产，并且它必须全部由产品补偿，以便再生产成为可能。 “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仍旧是分开的。”（第1卷第6章第192页[53]） 生产资料在产品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一种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相对保持独立的形态，另一种是生产资料改变或全部丧失独立的形态。这个区别属于劳动过程本身，因此，对没有任何交换，没有商品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例如，家长制家庭自己的需要的劳动过程来说，也是存在的。这个区别被亚·斯密歪曲了，这是因为：1．他塞进了和这里完全无关的关于利润的规定，说什么一些生产资料在保持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另一些生产资料在丧失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2．他把一部分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和属于产品交换、商品流通，同时包含流通中的商品的所有权变换的那种形式变换（买和卖）混为一谈。 周转包含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的一部分产品直接被他自己重新用作生产资料，那末，他就好象是把这部分产品卖给自己的卖者了，而在他的账簿上事情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因此，再生产的这一部分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而是直接进行的。但是，这样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是补偿流动资本，而不是补偿固定资本，只要1．它的价值全部加入产品；2．它本身在实物形式上全部由新产品中同一种新的物品补偿。 亚·斯密接着告诉我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列举了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即物质要素，好象这种规定性是这些物品在物质上天然具有的，而不是由这些物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一定职能产生的。然而，他在同一章（第2篇第1章）中指出，虽然某种物品，例如，一所保留下来供直接消费的住宅， “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因此会对他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是决不会给公众提供收入，不会对公众执行资本的职能。全体人民的收入决不会因此增加一丝一毫”（第186页）。 因此，在这里，亚·斯密说得很清楚，资本属性并不是物品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固有的，而是一种职能，物品是否承担这种职能，要看情况而定。但对一般资本适用的，对它的部分也适用。 同样的物品是构成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还是构成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什么职能。例如牲畜，作为役畜（劳动资料），是租地农场主的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相反，作为肥育的牲畜（原料），却是租地农场主的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同一物品可以时而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时而属于直接的消费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作劳动场所，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用作住宅，就根本不是资本的形式，而只是一所住宅。在许多场合，同一些劳动资料，可以时而充当生产资料，时而充当消费资料。 从斯密的见解产生的错误之一，是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看作是物品固有的性质。劳动过程的分析（第1卷第5章[54]）已经指出，劳动资料，劳动材料或产品的规定，是随着同一物品在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而改变的。而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规定，也是建立在这些要素在劳动过程中，从而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一定作用的基础上的。 其次，斯密在列举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时，清楚地表明了他把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仅仅对生产资本（生产形式的资本）才适用、才有意义的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的区别，另一种是生产资本和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具有的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区别。在同一个地方（第188页），他说： “流动资本包括……处在各该商人手中的各种食品、材料、成品，以及它们流通和分配所必要的货币。” 事实上，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看到，这里和以上所述的相反，又把流动资本同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也就是同两种根本不属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形式等同起来。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并不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因此，预付在材料（原料或半成品）上并且实际并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只是和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并列在一起发生作用。他说： “社会总资本自然分成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即最后部分，是流动资本，它的特征是，只有通过流通或更换所有者才提供收入。流动资本也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是货币……” 但货币从来不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形式，它始终只是资本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式之一。 “第二，是屠宰业主、畜牧业主、租地农场主……所拥有的食品储备，他们希望通过出售这种食品而得到利润……第四即最后部分，是已经制成但还在商人或工厂主手中的产品。”——“第三，是完全没有加工或多少加过工的服装、家具和建筑物的材料。这些材料尚未加工成服装、家具和建筑物，还留在农场主、工厂主、绸布商、木材商、木匠以及砖瓦制造业主等人的手中。” 第二项和第四项包括的，不外是那些作为产品已经离开生产过程而必须卖掉的东西；总之，它们现在作为商品从而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按它们所具有的形式和在过程中所占有的位置，它们都不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而不管它们的最后用途如何，就是说，不管它们按照它们的目的（使用价值）最后是进入个人消费还是进入生产消费。第二项中的产品是食品；第四项中的产品是其他一切成品，因此它们本身又只是由已经完成的劳动资料或已经完成的消费品（不同于第二项中的食品）构成。 斯密在这里还说到商人，这又暴露出他的混乱。只要生产者把他的产品卖给商人，这个产品就不再是他的资本的形式。当然，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尽管它在别人手中，而不在它的生产者手中，它仍然是商品资本；但是，正因为它是商品资本，所以它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 在任何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生产中，产品都必须作为商品来流通，就是说，必须卖掉，这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只是为了使生产者能够生活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还要加上一点：在商品出售时，也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产品是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出来的，因此既不是生产过程的固定要素，也不是它的流动要素。 此外，斯密在这里还自相矛盾。成品，不管它们的物质形态或使用价值如何，不管它们的效用如何，在这里都是商品资本，都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的资本。处在这种形式的成品，并不是它们所有者可能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但这决不妨碍它们在出售之后，在买者手中，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或者是流动组成部分，或者是固定组成部分。这里表明，一度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出现而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同一些物品，在离开市场后，就可能执行或者可能不执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或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 棉纺业主的产品棉纱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是他的商品资本。它不能再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既不能作为劳动材料，也不能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不过，在购买棉纱的织布业主手中，它并入他的生产资本，成为其中的流动组成部分之一。而对纺纱业主来说，棉纱是他的一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承担者（撇开剩余价值不说）。机器也是这样，作为机器制造厂主的产品，它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是他的商品资本；只要它停留在这个形式上，它就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如果把它卖给一个使用它的工厂主，它就成为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即使有的产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能够部分地重新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把它生产出来的过程，例如煤炭用于煤炭的生产，但是，用来出售的那部分产品煤炭，恰恰既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而是商品资本。 另一方面，有的产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根本不能成为生产资本的某种要素，既不能充当劳动材料，也不能充当劳动资料。例如，某些生活资料就是这样。尽管如此，这些产品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还是商品资本，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承担者；至于这些产品是哪一种资本的价值承担者，那要看在生产它们时使用的资本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要看这种资本的价值全部一次转移到产品中去，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 在斯密的第三项中，原材料（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一方面并不表现为已经并入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表现为社会产品由以构成的使用价值的特别种类，只表现为和第二项、第四项所列举的其他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生活资料等等并列的商品的特别种类。另一方面，这些原材料又确实是被当作并入生产资本的材料，从而被当作生产者手中的生产资本的要素。这里的混乱在于：这些原材料一方面被理解为在生产者（“农场主、工厂主”等人）手中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在商人（“绸布商、木材商”）手中执行职能，而在商人手中，它们只是商品资本，不是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亚·斯密在这里列举流动资本的要素时，实际上完全忘记了只对生产资本适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相反，他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即两种属于流通过程的资本形式同生产资本相对立，不过，他也只是不自觉地这样做的。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亚·斯密在列举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时忘记了劳动力。这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 我们刚刚看到，撇开货币资本不说，在斯密那里，流动资本不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但只要劳动力在市场上流通，它就不是资本，不是商品资本的形式。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工人不是资本家，虽然他把一种商品即他自己的皮带到市场上去。只有在劳动力已经出卖，并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是说，只有在它不再作为商品流通之后，它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作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它是可变资本，就投在它身上的资本价值的周转来说，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因为斯密在这里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本混同起来，所以他不可能把劳动力列入他的流动资本的项目内。因此，在他那里，可变资本以工人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的商品即生活资料的形式出现。在这种形式上，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价值才被认为属于流动资本。但是，并入生产过程的，是劳动力，是工人本身，而不是工人赖以维持的生活资料。诚然，我们讲过（第1卷第21章），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工人本身通过他的个人消费进行的再生产，也属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单个的孤立的生产过程。斯密列入固定资本项目内的“获得的有用的才能”（第187页），相反地却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雇佣工人的“才能”，而且雇佣工人已经把他的劳动连同他的“才能”一起出卖。 斯密的一个大错误，是把全部社会财富分成1．直接消费基金；2．固定资本；3．流动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就得分成1．消费基金，它不构成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部分，虽然它的某些部分能够不断执行资本的职能；和2．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的一部分执行资本的职能，另一部分则执行非资本或消费基金的职能。在这里，一切资本不是固定的，就是流动的，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就象哺乳动物不是雄的，就是雌的，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只适用于生产资本的要素；而在生产资本要素之外，还有相当大量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它们处在既不可能是固定资本，也不可能是流动资本的形式。 因为除了由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本人不经过买卖，直接以实物形式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以外，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社会生产的总量是作为商品资本在市场上流通的，所以，很清楚，从商品资本中取出的，既有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和流动要素，又有消费基金的一切要素。这实际上无非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首先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虽然它们的使命是以后充当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同样，劳动力本身虽然不是作为商品资本，但也是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 亚·斯密不懂得这一点，因而产生了新的混乱。他说： “在这四个部分中”， ——即“流动资本”的四个部分，实际上是两种属于流通过程的资本形式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四个部分，由于斯密把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又从物质上来区分，两部分就变成四部分了，—— “有三个部分——食品、材料和成品——或者一年，或者在比一年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照例从流动资本转为固定资本，或者转为供直接消费的储备。任何固定资本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并且需要不断靠流动资本来补充。一切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它们由以制成的材料和制造它们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它们也需要有流动资本用来对它们进行经常的维修。”（第188页） 除了不断由生产者本人重新作为生产资料直接消费的那部分产品以外，下面这个一般论点是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作为商品来到市场，因此，对资本家来说，都是作为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而不管这些产品按照它们的实物形式，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必须或者能够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作为生产资料，从而作为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执行职能，还是只能充当个人消费而不是生产消费的资料。一切产品都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所以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一切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要素，都必须通过它们作为商品的购买再从市场上取出。这个平常的道理当然是正确的。因此，它既适用于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也适用于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既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劳动资料，也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劳动材料。（斯密在这里又忘记了，生产资本的某些要素是天然存在的，不是产品。）机器和棉花一样是在市场上购买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任何固定资本最初都来源于流动资本；斯密得出这个结论，只是由于他把流通资本和流动资本即非固定资本混同起来。此外，斯密也自相矛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机器作为商品是流动资本的第四部分。因此，说它们来源于流动资本，这只是意味着：它们在执行机器的职能以前，执行过商品资本的职能，但是从物质上说，它们是来源于它们自身；就象棉花作为纺纱业主的资本的流动要素，是来源于市场上的棉花一样。但是，如果说斯密在进一步的叙述中，根据制造机器需要劳动和原料，就从流动资本得出固定资本，那末，第一，制造机器也需要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第二，生产原料同样需要机器等等固定资本，因为生产资本总是包括劳动资料，但并不总是包括劳动材料。他自己接着说： “土地、矿山和渔场在它们的经营中，既需要固定资本，又需要流动资本”， ——就是说，他承认，生产原料不仅要有流动资本，而且要有固定资本，—— “并且〈这里他又犯了新的错误〉它们的产品不仅补偿这些资本并取得利润，而且补偿社会上一切其他的资本并取得利润。”（第188页） 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产品为一切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但是它们产品的价值并不补偿一切其他社会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只补偿它们自己的资本价值（＋剩余价值）。这里，在亚·斯密身上使人不禁又想起重农学派。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下面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由只能充当劳动资料的产品构成的那部分商品资本，迟早总会——如果不是生产出来毫无用处，不是卖不出去——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只要这些产品不再是商品，它们就必然会象原来已经预定的那样，成为社会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的现实要素。 这里出现了一个由产品的实物形式产生的区别。 例如，一台纺纱机，如果不是用来纺纱，不执行生产要素的职能，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那它就没有使用价值。不过，纺纱机是可以移动的。它可以从出产国输出，在国外直接或间接地卖掉，换成原料等等或换成香槟酒。这样，它在出产国只是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而决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即使在它出卖之后也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 相反，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只能在该地利用的产品，例如厂房、铁路、桥梁、隧道、船坞等等，以及土地改良设施等等，却不能把它们的物体原封不动地输出。它们是不能移动的。它们或者没有用处，或者在卖掉以后，必须在生产它们的国家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为了搞投机而建造工厂或改良土地，目的是要把它们卖掉，对他来说，这些物品是他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按照亚·斯密的说法，是流动资本的形式。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物品要成为不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归根到底就要在本国，在一个固定在它们本身所在地的生产过程中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不过，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能移动的物品本身一概都是固定资本。它们，例如住宅等等，可以属于消费基金，因而根本不属于社会资本，虽然它们是社会财富——资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要素。用斯密的话来说，这些物品的生产者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获得利润。因此，它们是流动资本！这些物品的使用者，它们的最后买主，只有把它们用于生产过程，才能够利用它们。因此，它们是固定资本！ 所有权证书，例如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因此，铁路本身虽然不能输出，所有权证书却是可以输出的。但不管怎样，这些物品在它们所在的国家内，必须或者闲置不用，或者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同样，工厂主Ａ可以把工厂卖给工厂主Ｂ而获得利润，但这并不妨碍工厂和以前一样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 因此，那些固定在一个地方、同土地不能分离的劳动资料，虽然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能够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不形成他的固定资本的要素（对他来说，固定资本是由他用来建造房屋、铁路等等的劳动资料构成的），但必然预期要在本国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可是，由此决不能反过来得出结论说，固定资本必然由不能移动的物品构成。船舶和机车只有通过运动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它们不是对它们的生产者，而是对它们的使用者来说，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另一方面，有些东西确实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从生到死都在生产过程中，一经进入就永不离开，但它们却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例如，用于生产过程中使机器运转的煤炭，用于厂房内照明的煤气等等，就是这样。它们是流动资本，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物体上和产品一道离开生产过程，作为商品来流通，而是因为它们的价值全部进入在它们帮助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从而必须全部由商品的出售来补偿。 在最后引用的亚·斯密的那段话中，还应该注意下面这句话： “制造它们〈机器等等〉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 重农学派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正确地列入和“原预付”相对立的“年预付”。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是把劳动力本身，而是把付给农业工人的生活资料（用斯密的话来说，就是“工人的给养”）表现为租地农场主使用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和他们独特的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由劳动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正象原料、劳动工具等不变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完全一样），只是等于付给工人的为维持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职能所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理论本身使他们不可能发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如果劳动（除了再生产它本身的价格外）生产剩余价值，那末，它在工业中也象在农业中一样，生产剩余价值。但是，按照他们的体系，劳动只在一个生产部门即农业中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就不是由劳动产生，而是由自然在这个部门的特殊活动（帮助）产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看来，农业劳动和其他种类的劳动不同，是生产劳动。 亚·斯密把工人的生活资料规定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1．因为他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这种混同被他以后的经济学家不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他就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不言而喻，在社会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工人的生活资料和非工人的生活资料一样，材料也和劳动资料本身一样，必须由商品资本提供。 2．重农学派的见解混到斯密的分析中去了，虽然这种见解，是同他的阐述的内在部分即真正科学的部分相矛盾的。 一般说来，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要素的形式，而生产要素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劳动力包含在内。）只有在这个形式上，预付资本才能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如果现在我们用工人的生活资料代替资本的可变部分转化成的劳动力本身，那就很清楚，就价值形成来说，这种生活资料本身，同生产资本的其他要素，同原料和役畜的生活资料是没有区别的。斯密以此为根据，效法重农学派，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把它们相提并论。生活资料本身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能把剩余价值加到自己的价值上。生活资料的价值，和生产资本其他要素的价值一样，只能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它加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可能多于它原有的价值。生活资料和原料、半成品等等一样，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固定资本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活资料（至少对支付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来说）全部消耗在它参与制造的产品中，从而它的价值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而固定资本只是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预付在劳动力（或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现在只是在物质方面，而不是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方面，同生产资本其他的物质要素相区别。这部分生产资本只是由于它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一部分（斯密统称为“材料”）一起归到流动资本的范畴，而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另一个归到固定资本范畴的部分相区别。 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反，和产品物质形成要素的一部分（原料等等）一样具有流动性，这种情况和资本的可变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同不变部分相反的作用绝对无关。问题仅仅在于，这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必须用什么方式以流通为媒介，由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更新、从而再生产出来。劳动力的购买和再购买，属于流通过程。但是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才会由一个已定的不变的量，转化为一个可变的量（不是为工人，而是为资本家）；并且始终只是由于这一点，预付的价值才转化为资本价值，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如果象斯密那样，不是把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而是把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价值，规定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那就不可能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这部分资本是和投在产品物质形成要素上的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这一定义，被掩埋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就周转来说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这种掩埋由于不是把劳动力，而是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而最终完成。至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用货币预付还是直接用生活资料预付，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后一种情形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自然只能是例外。［注：亚·斯密怎样阻碍自己去理解劳动力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用他象重农学派那样把工人的劳动和役畜的劳动相提并论的下面这句话来证明，他说：“不仅他的〈租地农场主的〉雇工是生产工人，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工人”（第2篇第5章第243页）。］ 这样，由于亚·斯密所下的流动资本的定义，被确定为对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这是重农学派的定义，但没有重农学派的前提，——他就幸运地使他的后继者不可能理解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部分。他本人在别处作过的更深刻和正确的阐述并没有取胜，他的这个谬误占了上风。以后的作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认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在于，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且还认为，流动资本的本质的定义在于，它是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资本。由此自然就得出了劳动基金的学说[55]，所谓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劳动基金，是一个已定的量，这个量一方面从物质上限制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必定全部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 注释： [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29页。——第225页。 [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1—210页。——第227页。 [5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8—671页。——第23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八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八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Ⅰ．形式区别 Ⅱ．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Ⅰ．形式区别 我们在第一卷第六章[39]已经看到，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它帮助形成的产品相对立，保持着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一定的使用形式。因此，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例如厂房、机器等，总之，凡是称作劳动资料的东西，都是这样。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掉的交换价值的比例，把价值转给产品。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这个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时为止。 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真正的劳动资料——的特征是： 一部分资本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的。生产资料在它保持着进入劳动过程时的独立使用形式的期间，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执行职能。完成的产品，从而已经转化为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就脱离生产过程，作为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相反，劳动资料一进入生产领域，就不再离开。它的职能把它牢牢地限制在那里。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被固定在这个由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上。劳动资料在执行职能时，也就是在损耗时，把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资料中，也就是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资料不能再用；因此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但是，只要它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就是说，只要它还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不变资本价值就总是固定在它里面，而另一部分原来固定在它里面的价值则转移到产品中，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组成部分进行流通。劳动资料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五年磨损掉，另一台十年磨损掉，那末，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 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这部分资本价值，和其他任何部分一样要进行流通。我们曾经一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但这里考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首先，这个资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其他一切物质组成部分，则与此相反，形成流动资本。 一部分生产资料——即这样一些辅助材料，它们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时由劳动资料本身消费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机消费掉；或者对过程只起协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气等等——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它们的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产品在它本身的流通中，也使这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流通。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所参加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被全部消费掉，因此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它们在执行职能时不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使用形式。因此，在它们执行职能时，资本价值没有任何部分固定在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即实物形式上。这部分辅助材料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加入产品的价值，成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材料的职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生产领域之内，——这种情况曾经使象拉姆赛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混淆了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错误地把这部分生产资料列入固定资本的范畴。[40] 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即原料等等，由此部分地取得了以后能够作为消费品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真正的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消费，因为它不加入它帮助形成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相反，它与产品相对立，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时，从而在它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的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象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付报酬。我们说过，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彼此是分不清的。[41]劳动资料、辅助材料、原料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4—5年内发挥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同时也就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价值固定在这种形式上。它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牛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从而也不是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了。 决定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固定资本性质的，只是这个价值的独特的流通方式。这种特别的流通方式，是由劳动资料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在生产过程中充当价值形成要素的特殊方式产生的。而这种方式本身，又是由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特殊方式产生的。 我们知道，同一个使用价值既作为产品从一个劳动过程出来，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劳动过程。[42]一种产品之所以变为固定资本，只是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而产品本身刚从生产过程出来时，决不是固定资本。例如，一台机器，作为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或商品，属于他的商品资本。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里，即在生产上使用它的资本家手里，才成为固定资本。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资料固定性的程度随着劳动资料的耐久性的增加而增加。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这个价值量中由劳动资料在反复劳动过程中转给产品的部分之间的差额，就是由这种耐久性决定的。这种价值转移进行得越慢，——而价值是在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每次反复中由劳动资料转移出去的，——固定化的资本就越大，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和生产过程中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这个差额一旦消失，劳动资料的寿命就完结了，它的价值也就和它的使用价值一同丧失。它不再是价值的承担者了。因为劳动资料和不变资本的其他任何物质承担者一样，只是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价值的程度，把它的价值转给产品，所以很清楚，它的使用价值丧失得越慢，它在生产过程中越耐用，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期间就越长。 有的生产资料，例如辅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等，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但从价值转移来看，因而从价值的流通方式来看，是和劳动资料一样的，因此，它们也是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即存在形式。上面说过的土壤改良就是这样。这种改良把化学成分加到土壤中去，它的作用会延续若干个生产期间或若干年。在这里，价值中还有一部分在产品之外，继续以它的独立形式或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价值的另一部分则转给产品，因而和产品一起流通。在这个场合，不仅固定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加入产品，而且这个价值部分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即实体，也加入产品。 撇开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这一根本错误不说，经济学家们迄今为止在概念规定上所以陷入混乱，首先是由于下述原因： 他们把劳动资料在物质上具有的某些属性，看成固定资本的直接属性，例如象房屋具有的物理不动性。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证明，其他一些本身也是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具有相反的属性，例如象船舶具有的物理可动性。 或者，他们把那种由价值流通引起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和物质的属性混同起来，好象那些就本身说根本不是资本，只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内才成为资本的东西，就它们本身说天生就可以是具有一定形式的资本——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我们在第一卷第五章说过[43]，不管劳动过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每一个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都分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二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成为资本，成为前一篇所说的“生产资本”。这样，这个以劳动过程性质为基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区别，就以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再反映出来。只是因为如此，那种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东西，才成为固定资本。如果按照物质属性，它除了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之外，还能执行别的职能，那末它是不是固定资本，就要根据它的职能的不同来决定。牲畜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作为肥育的牲畜，则是原料，它最后会作为产品进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 有的生产资料较长期地固定在反复进行、但是互相联系、连续不断、因此形成一个生产期间——即制成一个产品所需的全部生产时间——的劳动过程中，单是这种固定存在，就和固定资本一样，要求资本家进行相当长期的预付，但是并不能使他的资本变成固定资本。例如，种子不是固定资本，而只是原料，它差不多要有一年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一切资本在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时，都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管它们的物质形式、职能和价值流通方式如何，也都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的种类不同或预期的有用效果不同，资本的这种固定存在，在时间上是长短不等的，但这并不造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注：由于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下一个定义有困难，罗仑兹·施泰因先生就认为，这样加以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 一部分劳动资料，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或准备执行生产职能，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例如机器；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在这里，劳动资料在它们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固定存在，同时也为它们的可感觉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另一方面，一种劳动资料，也可以在物体上不断变更位置，不断运动，然而却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例如机车、船舶、役畜等等。在前一场合，不动性不会使劳动资料取得固定资本的性质，在后一场合，可动性也不会使它丧失这种性质。不过，劳动资料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注：以上是第Ⅳ稿。以下是第Ⅱ稿。］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这部分价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它以实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价值不断减少，而它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则不断增加，一直到它的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尸体脱离，转化为货币为止。在这里，生产资本的这个要素在周转上的特征显露出来了。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和作为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蛹化为货币同时进行的。但是，它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使用形式，是和商品再转化为商品的其他生产要素分别进行的，确切地说，是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期间决定的，即由劳动资料已经损耗掉，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的时间决定的。假定一台价值10000镑的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间是10年，原来预付在这台机器中的价值的周转时间也就是10年。在这10年内，它不需要更新，而以它的实物形式继续发生作用。在这个期间，它的价值一部分一部分地，作为用它不断生产出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值而流通，这样逐渐转化为货币，最后直到10年结束时，全部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一台机器，也就是完成它的周转。在这个再生产时间到来之前，它的价值先以货币准备金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 生产资本其余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于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变资本要素构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构成。 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第1卷第5章）表明，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辅助材料和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完全一样，——是作为仅仅转移的价值，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而劳动力则通过劳动过程，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进产品，或者说，实际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其次，一部分辅助材料，如充作燃料的煤炭、用于照明的煤气等等，在劳动过程中消费掉，但不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而另一部分辅助材料以物体加入产品，并成为产品实体的材料。不过，这一切差异，对流通来说，从而对周转的方式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辅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它们就把自己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这个价值也全部通过产品而流通，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它的周转不象固定资本的周转那样被中断，而是不断地通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全部循环，因此，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 至于生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组成部分，那末，劳动力是按一定时间购买的。一旦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过程，它就构成他的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仅把它一天的全部价值，而且还把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加到产品中去；在这里，我们暂且把这个剩余价值撇开不说。在劳动力比如说按一周购买并且发生作用之后，这种购买必须按习惯的期限不断更新。劳动力在执行职能期间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到产品中去，这个等价物随着产品的流通转化为货币。要使连续生产的循环不致中断，这个等价物就必须不断地由货币再转化为劳动力，或者说，不断地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完全的循环，就是说，必须不断地周转。 因此，预付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完全转移到产品中去（我们在这里总是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同产品一起经过流通领域的两个形态变化，并通过这种不断的更新，不断并入生产过程。所以，不管劳动力和不变资本中非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就价值的形成来说是多么不同，它的价值的这种周转方式却和这些部分相同，而与固定资本相反。生产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部分和投在非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部分——由于它们在周转上的这种共同性，而作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相对立。 我们以前讲过[44]，资本家为使用劳动力而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实际上只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等价形式。就这一点说，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考察周转时，问题却在于形式。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劳动力本身。形成他的资本的可变部分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地消费的，是劳动力本身，而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是工人自己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转化为生活资料，以便把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商品的资本家，把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购买他的商品的人是用生活资料支付给他的。即使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是用生活资料，即用实物支付的，但在今天来说，这是第二步的交易。工人按一定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并且双方约定，他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取得这个价格的一部分。这只改变支付的形式，但不会改变他实际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这个事实。这个第二步的交易不再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作为商品的买者的工人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在第一步的交易中，工人是商品（他的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则是商品的买者。这种情况，和资本家用另一种商品来替换他的商品，例如用铁来替换他卖给铸铁厂的机器完全一样。因此，和固定资本相对立而取得流动资本的规定性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也不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资本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由于它的周转形式，取得了这种和不变资本某些组成部分相同，但和它的另一些组成部分相反的性质。 投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只是为制成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而预付的，它要和由固定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生产规模相适应。这个价值全部加入产品，因此通过产品的出售又全部从流通中返回，并且能够重新预付。流动资本组成部分借以存在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照形成和出售成品所需要的量，从流通中取出，但它们必须不断地通过再购买，通过由货币形式到生产要素的再转化，而实行替换和更新。和固定资本要素相比，它们一次从市场被取出的量是比较小的，但必须更加频繁地再被取出，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的预付是在较短期间内更新的。这种不断的更新，是通过把它们的全部价值带入流通的产品的不断出售来进行的。最后，它们不仅在它们的价值上，而且在它们的物质形式上，不断地完成形态变化的全部循环；它们不断地由商品再转化为同种商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在把它自己的价值加进产品的同时，还不断地把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化身，加到产品中去。因此，剩余价值也和成品的其余价值要素一样，不断地被成品带入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资本价值的周转，而不是和它一起同时周转的剩余价值的周转，所以，暂且撇开后者不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或生产资本有不同的周转。而周转之所以不同，又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而不是由于它们在产品价值的生产中有不同的作用，或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有独特的作用。最后，价值转给产品的方式——从而这个价值通过产品而流通的方式和通过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在原来的实物形式上更新的方式——之所以有差别，又是由于生产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形式有差别，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在形成单个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另一部分只是逐渐消耗掉。因此，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相反，这种对立，对产业资本的其他两种存在方式来说，也就是，不论对商品资本还是对货币资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这两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不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怎样执行资本的职能，怎样顺利地流通，它们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够变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但是，因为资本的这两种形式存在于流通领域，所以，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亚·斯密以来的经济学错误地把它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一起列入流动资本这个范畴。实际上，它们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但不是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2．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周转，从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时间，包括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多次周转。在固定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内，流动资本周转多次。生产资本的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在产品制成并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的期间未被全部消耗掉，才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规定。它的价值的一部分必须仍旧束缚在继续保存下来的旧的使用形式上；另一部分则被完成的产品带入流通，而完成的产品的流通，却同时会使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全部价值流通。 3．投在固定资本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是为构成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全部一次预付的。因此，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资本借以固定的生产资料本身，则一次从流通中取出，以便在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并入生产过程，不过在同一时间之内，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不需要再生产。它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继续参加投入流通的商品的形成，但并不从流通中取出自身更新的要素。因此，在这个时间内，它们也不要求资本家重新预付。最后，投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在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不是在物质上，而只是在价值上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循环，并且这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的。这就是说，它的价值的一部分不断地作为商品的价值部分而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但不由货币再转化为它原来的实物形式。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 4．要使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流动资本的各种要素就要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一样，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不过这样固定下来的流动资本要素，要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生产资料是通过同一种新的物品，劳动力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购买）；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它们存在的整个期间内，本身既不更新，它们的购买也不需要更新。原料和辅助材料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是当旧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完成的产品的形成上用掉时，总是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更新。劳动力也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这只是由于劳动力的购买的不断更新，而且往往有人员的变动。相反地，同一建筑物、机器等等，却在流动资本反复周转时，在反复进行的相同的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 Ⅱ．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在同一个投资中，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在铁路上，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建筑物、桥梁、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建筑物、站台、水塔、高架桥、隧道、地道和路基，总之，凡是在英国铁路上称为技术工程的东西，多年都不需要更新。最易磨损的东西是轨道和车辆。 最初修建现代铁路的时候，有一种看法很流行，并得到最优秀的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的赞同。按照这种看法，一条铁路可以百年不坏，铁轨的磨损极不明显，以致从财政和实用两方面都不必加以注意；当时估计，好的铁轨的寿命为100—150年。但不久表明，铁轨的寿命平均不超过20年，当然这要取决于机车的速度、列车的重量和次数、铁轨本身的厚度以及其他许多次要因素。在某些火车站，在大的交通中心，铁轨甚至每年都有磨损。大约在1867年，开始采用钢轨，费用比铁轨约大一倍，而耐用时间却长一倍多。枕木的寿命为12—15年。至于车辆，货车的磨损要比客车的磨损大得多。机车的寿命，按1867年的计算，是10—12年。 磨损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说来，铁轨的磨损和列车的次数成正比（Ｒ．Ｃ．第17645号）［注：凡引语标有Ｒ．Ｃ．字样的，都是摘自《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听取的证词记录。提交议会两院》1867年伦敦版。——问答有编号。编号也附在这里了。］。速度增加时，磨损增加的比例大于速度增加的平方；就是说，列车的速度增加到两倍时，磨损则增加到四倍以上（Ｒ．Ｃ．第17046号）。 其次，磨损是由于自然力的影响造成的。例如枕木不仅受到实际的磨损，而且由于腐朽而损坏。 “铁路养路费的多少，主要不是取决于铁路交通引起的磨损，而是取决于暴露在大气中的木、铁、砖、石等物的质量。严寒冬季一个月给铁路造成的损害，比整整一年的铁路交通所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理·普·威廉斯《铁路的保养》，在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报告，1867年秋。）[45] 最后，在这里和在大工业的各个部门一样，无形损耗也起着作用。原来值40000镑的车厢和机车，10年之后，通常可以用30000镑买到。因此，即使使用价值没有减少，也必须把这些物资由市场价格所引起的25％的贬值计算在内。（拉德纳《铁路经济》［第120页］） “涵洞桥不会按它们现在的形式更新。” （因为现在这种桥的形式已经改良。） “对它们进行普通的修理，去掉和替换某些部分，是不适宜的。”（威·布·亚当斯《公路和铁路》1862年伦敦版［第136页］） 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在这个形式上结束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 损耗（无形损耗除外）是固定资本通过消耗而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这种转移是按照固定资本丧失使用价值的平均程度进行的。 这种损耗部分地是这样的：固定资本有一定的平均寿命；它为这段时间实行全部预付；过了这段时间，就要全部替换。就活的劳动资料来说，例如马，再生产时间是由自然本身规定的。它们作为劳动资料的平均寿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段时间一过，损耗掉的头数就必须用新的来替换。一匹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替换，只能用另一匹马来替换。 固定资本的另一些要素，可以进行周期的或部分的更新。在这里，必须把这种部分的或周期的补偿与营业的逐渐扩大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同一种组成部分构成的，但这种组成部分耐用时间不一样，因而要在不同期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例如，车站上的铁轨要比别处的铁轨替换得快些。枕木也是这样。按照拉德纳的计算，在五十年代，比利时铁路上的枕木每年更新8％，因而在12年内全部更新了。[46]因此，这里的情形是这样：一个金额比如说是为10年而预付在一定种类的固定资本上。投资是一次完成的。但是，这个固定资本的一定部分，其价值加入了产品的价值，并且和产品一起转化为货币，因而这一部分每年都要以实物形式进行补偿，另一部分则继续保持原来的实物形式。投资是一次进行的，实物形式上的再生产只是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正是这一点使这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而与流动资本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的其他部分，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它们在不同期间内损耗掉，因而必须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补偿。机器的情形特别是这样。前面我们关于一个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寿命所说的，在这里对于作为这个固定资本一部分的同一台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来说，也是适用的。 关于在局部更新中企业的逐渐扩大问题，我们要指出如下几点。虽然固定资本，如上所述，继续以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它的价值的一部分，根据平均损耗，已经和产品一起进入流通，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的要素，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要进行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一个企业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以多大规模进行这种逐渐的追加，其次，必须积累多大数量的准备金，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把它再投入企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当然都部分地取决于该企业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现有机器的局部改良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当然取决于改良的性质和机器本身的构造。例如在铁路建筑上，一开始就很注意这一点，这可以用亚当斯的话来证明： “全部构造必须符合蜂房构造的原理，这就是要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一切过于牢固的、本来就很匀称的结构都是不好的，在扩张时非拆毁不可”（第123页）。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些建筑物可以加高几层；有些建筑物必须侧面扩张，这就要有更多的地皮。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有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另一方面，在企业逐渐扩大时，又有许多这种不适宜的侧面扩张（部分地说对劳动力有害），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活动时的千差万别的情况、资财等等。由此就产生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 货币准备金（即再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再投入企业，在农业中实行起来最容易。在这里，有一定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在进行自然再生产的地方也是这样，例如畜牧业。 固定资本需要有各种特别的维持费用。固定资本的维持，部分地是依靠劳动过程本身；固定资本不在劳动过程内执行职能，就会损坏。（见第1卷第6章第196页和第13章第423页[47]：机器由于不使用而引起的磨损。）因此，英国的法律把那种不按国内习惯耕种租地的行为明确地看作破坏。（伍·阿·霍德兹沃思律师《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1857年伦敦版第96页）这种在劳动过程中通过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劳动的无偿的自然恩惠。而且劳动的保存力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保存劳动材料的价值，把这种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它不把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但通过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动，通过保存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而保存其价值。 但是固定资本的维持，还要求有直接的劳动支出。机器必须经常擦洗。这里说的是一种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追加劳动，机器就会变得不能使用；这里说的是对那些和生产过程不可分开的有害的自然影响的单纯预防，因此，这里说的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机器保持在能够工作的状态中。不言而喻，我们计算固定资本的正常寿命时，是以它在这个期间内正常执行职能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为前提的，正象说人平均活30年时已经把洗脸洗澡也考虑在内一样。这里说的，也不是对机器所包含的劳动的补偿，而是为使用机器所必需的不断的追加劳动。这里说的不是机器所做的劳动，而是加于机器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机器不是生产的当事人，而是原料。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虽然不进入作为产品来源的真正的劳动过程，但是属于流动资本。这种劳动在生产中必须不断地耗费，因而它的价值也必须不断地由产品价值来补偿。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属于流动资本中要弥补一般非生产费用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按年平均计算，分摊到价值产品中去。我们说过[48]，在真正的工业中，这种擦洗劳动，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无偿地完成的，正因为这样，也往往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这就成了大多数事故的根源。这种劳动不计算在产品的价格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是无代价地得到了它。另一方面，资本家也由此节省了机器的维持费用。这种费用是由工人用自己的身体来支付的，这是资本自我维持的秘密之一。事实上，这些秘密构成工人对于机器的法律要求权，甚至从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看，也使工人成为机器的共有者。但是，在有些生产部门，机器必须离开生产过程才能擦洗，因此，擦洗不能是附带进行的工作，例如机车就是这样。在这些生产部门，这种维持劳动列入经常费用，成为流动资本的要素。一台机车至多行驶三天就要回车库进行擦洗；锅炉必须冷却后再进行擦洗，以免损坏（Ｒ．Ｃ．第17823号）。 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动，需要支出资本和劳动。这种支出不包括在原来预付的资本内，因此，它不能或者至少不总是能通过固定资本的逐渐的价值补偿而得到补偿和弥补。例如，假定固定资本的价值＝10000镑，它的全部寿命＝10年，那末，10年后全部转化为货币的这10000镑，只补偿原来投下的资本的价值，而并不补偿这期间在修理上新追加的资本或劳动。这是追加的价值组成部分，它也不是一次预付的，而是根据需要分别预付的，它的不同的预付时间自然是偶然的。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 机器等等的个别部分所受的损伤，自然是偶然的，因而由此造成的修理也是偶然的。但是从这中间可以分出两类修理劳动，它们都多少具有固定的性质，并且是在固定资本寿命中不同的时期进行的。这就是幼年期的病患和中年期以后更多得多的病患。例如，一台机器的构造不管怎样完美无缺，但进入生产过程后，在实际使用时就会出现一些缺陷，必须用补充劳动来纠正。另一方面，机器越是超过它的中年期，因而正常的磨损越是增多，构成机器的材料越是消耗和衰老，使它维持到平均寿命的末期所需要的修理劳动就越频繁，越多。正象一个老年人，为了防止不到时候就死去，必须比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支付更多的医药费。因此，修理劳动虽然有偶然的性质，但仍然会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 根据以上所述和机器修理劳动的一般的偶然性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方面，用在修理上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实际支出，和造成这种修理的必要性的情况本身一样，是偶然的；必要修理量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另一方面，在估计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时，必须肯定固定资本始终保持在工作状态中，这部分地是由于擦洗（包括清扫场地），部分地是由于必要时进行的修理。由固定资本损耗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按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计算的，而确定这个平均寿命本身，又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不断预付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通过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追加支出而追加的价值，不能在实际支出的同时，加入到商品价格中去。例如，一个纺纱业主不能因为这个星期坏了一个轮盘或断了一根皮带，就在这个星期以高于上个星期的价格来出售纱。纺纱的一般费用，不会因为一个工厂发生这种事故而起任何变化。在这里，和在所有的价值决定上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平均数。经验会把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在平均寿命期间遇到的这种事故和所需要的维修劳动的平均量表示出来。这种平均支出被分配在平均寿命期间，并以相应的部分加进产品的价格，从而通过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 这样得到补偿的追加资本，虽然支出的方法不规则，但也属于流动资本。因为立即排除机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每一个较大的工厂，除了真正的工厂工人，还雇有一批工程师、木匠、机械师、钳工等等。他们的工资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的价值分配在产品中。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上需要的支出，也按平均计算决定，并按照这个计算，不断形成产品的价值部分，虽然这种支出实际上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预付的，从而也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加入产品或固定资本中去的。这种投在真正修理上的资本，从某些方面看，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既不能列入流动资本，也不能列入固定资本，但作为一种经常支出，算作流动资本较为合适。 当然，簿记的方法改变不了账簿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但重要的是指出，在许多生产部门，常常把修理费用和固定资本的实际损耗按以下方法合在一起计算。假设预付的固定资本为10000镑，它的寿命为15年；每年的损耗为666+（2/3）镑。但现在损耗只按10年计算，就是说，每年有1000镑，而不是666+（2/3）镑，作为固定资本的消耗加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去；这就是说，为修理劳动等项保留了333+（1/3）镑。（10年和15年都只是为举例而假定的。）因此，要使固定资本经用15年，就要在修理上平均支出这样多的金额。这种计算方法，当然不会妨碍固定资本和投在修理上的追加资本形成不同的范畴。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例如，人们曾假设，轮船的维持和替换的最低预算费用每年为15％，从而再生产时间＝6+（2/3）年。在六十年代，英国政府每年按16％补偿“半岛东方公司”这笔费用，与此相当的再生产时间是6+（1/4）年。在铁路上，一台机车的平均寿命为10年，但加上修理费用，每年的磨损则规定为[12+（1/2）］％，寿命因此减为8年。客车和货车，每年的磨损按照9％计算，因此寿命规定为11+（1/9）年。 在房屋及其他对所有者说来是固定资本并作为固定资本出租的物品的租约中，法律都承认正常损耗和临时性修理的区别。前者是由时间、自然影响和正常使用本身引起的，通常由所有者负担；后者是在房屋正常寿命和正常使用期间为了保持房屋完好而不时需要的，通常由承租人负担。修理还分小修和大修。大修是固定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局部更新，所以在租约没有明确的相反规定时，也由所有主负担。例如按照英国法律： “按年租赁房屋的承租人，在不用大修就能做到的限度内，只承担使建筑物不透风雨的义务，一般说来，只负责可以称之为小修的修理。甚至在这方面，也还要考虑到，开始租赁时建筑物有关部分的已使用的年限和一般的状态，因为承租人没有义务用新的材料去替换旧的已经损耗的材料，也没有义务赔偿那种由时间和正常使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贬值。”（霍德兹沃思《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第90—91页） 对于由异常的自然现象，火灾、水灾等等引起的破坏所作的保险，和损耗的补偿及维修劳动完全不同。保险必须由剩余价值补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或者，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必须按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进行，——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 事实上，为补偿所需要的资本，只有极小部分是货币准备金。这个资本的最重要部分，是用于生产规模本身的扩大，这种扩大部分地是现实的扩大，部分地是属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各生产部门的正常范围。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在作安排时要考虑到，主顾的工厂每年在扩大，而且一部分工厂不断地需要全部的或局部的再生产。 按照社会平均数来决定损耗和修理费用时，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差别，甚至对那些属于同一个生产部门、数量相同而且所处的其他条件也相同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机器等等在一个资本家手里可以使用到平均时期以上，在另一个资本家手里却不能使用这样长的时间。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会高于平均数，另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会低于平均数，如此等等。但是，由损耗和修理费用决定的商品加价，却是一样的，都是由平均数决定的。因此，一个资本家由这种价格追加得到的，比他实际追加的要多，另一个资本家则要少。这种情况，和其他一切造成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家在劳动力剥削相等时获得不等利润的情况一样，使人难于理解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 真正的修理和补偿之间、维持费用和更新费用之间的界限，带有一定的伸缩性。因此，例如在铁路上，关于某些支出属于修理还是属于补偿，应当算在经常性支出内还是算在基本投资内，总是争论不休。把修理费用记入资本账户，不记入收入账户，是铁路公司人为地提高股息的人所共知的手段。但在这方面，经验也已经提供出非常重要的依据。例如，在铁路寿命初期追加的劳动， “不算作修理，而必须看作是铁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该记入资本账户，因为这种追加劳动，不是由磨损或者运行的正常影响造成的，而是由铁路建筑原来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引起的”（拉德纳《铁路经济》第40页）。 “相反，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把那种为获得收入必然会产生的贬值记入每年的收入账户，而不管这个数额实际上是否支出。”（凯利多尼亚铁路调查委员菲兹莫里斯上校的论文，发表于1868年《货币市场评论》。） 在农业上，至少在还没有采用蒸汽作业时，要区分固定资本的补偿和维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现有器具〈各种必要的农具、其他工具和经营器具〉颇为完备但不是特别多的地方，人们常常根据当时情况的差别，按原始资本15—25％的比率，来大致平均地估计器具每年的磨损和维持。”（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册》1852年德骚版第137页） 拿铁路的车辆来说，修理和补偿是根本分不开的。 “我们保持着车辆的总数。不管有多少台机车，我们都保持这个数目。如果有一台机车由于时间太久不能使用了，而新造一台比较有利，我们就动用收入来制造一台新的。旧机器剩下的材料的价值，我们当然记入收入账户……剩下的东西总是相当多的……车轮、车轴、锅炉等等，总之，旧机车留下许多东西。”（丹·古奇，大西铁路公司董事长，Ｒ．Ｃ．第17327、17329号）——“修理就是更新；对我来说，‘替换’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一个铁路公司既然买进一节车厢或一台机车，就应当把它修理成永远可以使用的东西。”（第17784号）“机车的费用，我们按每英里8+（1/2）便士计算。我们用这8+（1/2）便士就永远维持住机车。我们更新我们的机器。如果你们要购置一台新机器，那末，你们花费的钱就比必须花费的要多……在旧机器上总会有几个车轮，一个车轴，或别的可以利用的零件，使我们可以更便宜地制造出一台和全新机器一样好的机器。”（第17790号）“我现在每周生产一台新机车，就是说，和新机车一样好的机车，因为它的锅炉、汽缸和车身都是新的。”（阿奇贝尔德·斯特罗克，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Ｒ．Ｃ．1867年第17823号） 客车也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机车和车厢不断地更新；有时安装一个新轮，有时新添一个车身。运动着的、因而磨损得最厉害的部分，会逐渐地更新；这样，机车和车厢可以进行一系列这样的修理，以致有些机车和车厢一点旧材料的痕迹也没有留下来……甚至在旧车厢或机车完全不能再修理的时候，也还有一些部分可以用在别的车厢或机车上，永远不会从铁路上完全消失。因此，投在车辆上的资本是处在不断的再生产中；在整条铁路重新铺设时，对路基来说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一次完成的事情，对车辆来说，却是年复一年地逐渐完成的。车辆的存在是连续的，因为它处在不断的除旧布新之中。”（拉德纳《铁路经济》第115、116页） 拉德纳在这里以铁路为例所说明的这个过程，对单个工厂说是不适用的，但它可以形象地说明，在一个整个产业部门之内，或者，从社会规模来看，甚至在整个生产之内，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是怎样不断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和修理互相交错地进行的。 这里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狡猾的经理们为了获得股息，可以在怎样广阔的界限之内玩弄修理和补偿这两个概念。按照以上引证的理·普·威廉斯的报告，英国各个铁路公司多年以来按平均计算，曾从收入账户扣除如下的金额，作为路基和建筑物的维修费用（按每年每英里铁路计算）： 伦敦—西北线……………………370镑 米德兰线…………………………225镑 伦敦—西南线……………………257镑 大北线……………………………360镑 郎卡郡—约克郡线………………377镑 东南线……………………………263镑 布莱顿线…………………………266镑 曼彻斯特—设菲尔德线…………200镑 这些差异只有极小极小的部分产生于实际支出的差别；它们几乎完全是由计算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有的把各项支出记在资本账户，有的记在收入账户。威廉斯直截了当地指出： “之所以记入较小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高股息；之所以记入较大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已经有了较大的收入，能够负担这种开支。” 在若干场合，损耗，从而它的补偿，实际上是一个小到近于零的量，所以，只有修理费用需要计算。下面引证的拉德纳关于铁路上的技术工程的一段话，一般也适用于运河、船坞、铁桥和石桥等一切这类坚固耐久的工程。—— “比较坚固的工程经过时间的缓慢的影响也会引起损耗，但这种损耗在较短时间内几乎是看不见的；然而，经过很长时间以后，例如数百年，甚至那些最坚固的建筑物，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或局部的更新。这种看不见的损耗和铁路其他部分的较易察觉的损耗相比较，类似天体运动中的长期差和周期差。时间对于桥梁、隧道、高架桥等等相当坚固的铁路建筑的影响，可以作为长期损耗的例子。较快的和较为明显的、可以在较短期间内通过修理或替换而恢复的损坏，则与周期差相似。即使相当耐久的建筑物的表面，有时也会遭到偶然的损伤。对这种损伤进行的修补，也包括在常年的修理费用中。但除开这种修理不说，这些建筑物也不会不受年龄的影响；总有一天，它们的状况会使重建成为必要，尽管这个时间还很遥远。诚然，从财政和经济方面来说，这个时间也许离得太远了，不必在实际上加以考虑。”（拉德纳《铁路经济》第38、39页） 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所有这类非常耐久的工程，就这种工程说，预付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不能按损耗逐渐地补偿，而只能把维修的年平均费用转移到产品价格中去。 我们已经讲过，为补偿固定资本的损耗而流回的货币，大部分都是每年，或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就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尽管如此，对每个单个资本家来说，仍然必须为要经过若干年才一下子到达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要全部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设置折旧基金。固定资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它们的性质，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再生产。此外，在再生产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使已经损坏的部分在较短时间内换新的地方，在这种补偿能够实行之前，必须根据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事先积累一笔或大或小的货币。为了这个目的，不是随便一个货币额都行，必须有一个一定数量的货币额。 如果我们只在简单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考察这个问题，完全不考虑以后才加以阐述的信用制度[49]，那末，运动的机构就是这样的：第一卷（第3章第3节ａ）已经指出，社会现有的货币总有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而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或直接流通的货币的直接准备金的职能，但是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手段的比例却在不断地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那种必须作为贮藏货币大量积累在一个大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在购入固定资本时一次投入流通。这笔货币本身在社会上又分为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固定资本的价值，按照它的损耗的程度，以折旧基金的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通过这种折旧基金，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又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那个曾经为购置固定资本把贮藏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并使它离开自己的资本家手中，形成贮藏货币。这是社会现有贮藏货币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分配，它交替地充当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先是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然后又作为贮藏货币离开流通货币的总量。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它的发展必然是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行的，——这种货币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过不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而是在另一些使用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手中。 注释： [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29页。——第176页。 [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2章第1节。——第178页。 [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6页。——第179页。 [4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5页。——第179页。 [4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1—206页。——第181页。 [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89—200页。——第185页。 [45]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第201页引用了在1867年12月2日《货币市场评论》（《MoneyMarketReview》）上发表的理·普·威廉斯的报告。——第190页。 [46]在拉德纳《铁路经济：论交通运输的新形式》（《Railwayeconomy：atreatiseonthenewartoftransport…》）中是：大约8％。如果整整8％，在正文中就应当是12+（1/2）。——第191页。 [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3、443页。——第193页。 [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67页注（190ａ）。——第194页。 [49]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第20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篇资本周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二篇资本周转 第七章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资本的总流通时间，等于它的流通时间和它的生产时间之和。这就是从资本价值以一定的形式预付时起，到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同一形式时止的一段时间。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总是预付价值的增殖，不管这个预付价值采取它的独立的形式，即货币形式，还是采取商品形式，因而它的价值形式在预付商品的价格中具有仅仅观念上的独立性。在这两个场合，这个资本价值在它循环时都要经过不同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价值自身的同一性，是在资本家的账簿上或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得到证实的。 无论我们是考察Ｇ…Ｇ′形式，还是考察Ｐ…Ｐ形式，这两个形式都包含：1．预付价值已经作为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并且已经增殖；2．预付价值通过它的过程之后，又回到它开始过程时的形式。预付价值Ｇ的增殖和与此同时资本之回到这个形式（货币形式），在Ｇ…Ｇ′形式中是一目了然的。但在第二个形式中情形也是这样。因为Ｐ的起点是生产要素即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的存在。这个形式包含这个价值的增殖（Ｗ′和Ｇ′）和回到原来的形式，因为在第二个Ｐ中，预付价值重新取得了生产要素的形式，即它原来预付时的形式。 以前我们已经知道，“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第1卷第21章第588页[38]） （Ⅰ）Ｇ…Ｇ′、（Ⅱ）Ｐ…Ｐ和（Ⅲ）Ｗ′…Ｗ′这三个形式有如下的区别：在形式Ⅱ（Ｐ…Ｐ）中，过程的更新，即再生产过程，表现为现实的，而在形式Ⅰ中，只表现为可能的。但是二者和形式Ⅲ相区别的是：预付的资本价值——无论它采取货币的形式，还是采取物质的生产要素的形式——是出发点，因而也是复归点。在Ｇ…Ｇ′中，复归点是Ｇ′＝Ｇ＋ｇ。如果过程以同一规模更新，Ｇ就重新成为出发点，ｇ则不进入过程，而只是表示Ｇ作为资本已经自行增殖，已经生产了一个剩余价值ｇ，但是把它抛开了。在Ｐ…Ｐ形式中，以生产要素Ｐ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同样是出发点。这个形式同样包含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如果进行简单再生产，同一资本价值就以同一形式Ｐ重新开始它的过程。如果进行积累，Ｐ′（按价值量＝Ｇ′＝Ｗ′）就作为已经增大的资本价值开始过程。但是，资本价值虽然比以前大了，过程仍然以原来形式的预付资本价值开始。相反，在形式Ⅲ中，开始过程的资本价值不是预付的资本价值，而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是处在商品形式上的总财富，预付资本价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最后一个形式对第三篇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那里，各单个资本的运动要和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是在考察资本周转时，这个形式是不适用的，因为资本的周转总是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预付开始，并且总是使循环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它预付时的形式。至于循环Ⅰ和循环Ⅱ，那末，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剩余价值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应该抓住前者；而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产品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就应该抓住后者。 经济学家既不区分不同的循环形式，也不分别考察它们和资本周转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考察Ｇ…Ｇ′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支配着单个资本家，即使货币只是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成为出发点，这个形式也对他的计算有用。另一些人则从生产要素形式上的支出出发，一直考察到收回，但是对收回的形式是商品还是货币则闭口不谈。例如： “经济周期……即整个生产进程，是从支出时起，直到收回时为止。在农业中，播种期是它的开端，收获是它的终结。”（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安多佛和纽约版第81页） 另一些人则从Ｗ′（形式Ⅲ）开始： “生产交往的世界，可以看作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周期的循环中运转的，一旦企业完成它相继进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点，每次的循环就完成了。起点可以从资本家得到收入，从而收回资本的时候算起；从这时起，他重新着手做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并以工资的形式分给他们生活资料，或者确切地说，分给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力；从他们那里取得他所经营的制成的物品；把这种物品送到市场去，在那里把它们卖掉，在货款中收回全部投资，而结束这一系列运动的循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85页） 单个资本家投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它的运动的循环后，就重新处在它的原来的形式上，并且能够重复同一过程。这个价值要作为资本价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须重复这个过程。单个循环在资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段落，也就是一个周期。在Ｇ…Ｇ′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这个货币资本重新通过包括资本再生产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在内的形式转化序列。在Ｐ…Ｐ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生产要素的形式上，这些生产要素形成资本新的循环的前提。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包含着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间隔时间，包含着资本生活过程的周期性，或者说，包含着同一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或生产过程更新、重复的时间。 把可以加速或缩短单个资本的周转时间的个别冒险行为撇开不说，资本的周转时间在不同的投资部门是不同的。 正如工作日是劳动力职能的自然计量单位一样，年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转的自然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的自然基础是，在温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祖国，最重要的农产品都是一年收获一次。 假定我们用Ｕ表示周转时间的计量单位——年，用ｕ表示一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用ｎ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那末ｎ＝Ｕ/ｕ。举例来说，如果周转时间ｕ等于3个月，那末ｎ＝12/3=4；资本在一年中完成4次周转，或者说，周转4次。如果ｕ＝18个月，那末ｎ＝12/18＝2/3，或者说，资本在一年内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2/3。如果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几年，那末，它就要用一年的倍数来计算。 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他必须预付他的资本，以便使它增殖并回到它原来形式的时间。 在进一步研究周转对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以前，我们要考察两种新的形式，这两种新形式是资本由流通过程得到的，并且会对资本周转的形式发生影响。 注释： [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1页。——第17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章流通费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六章流通费用 Ⅰ．纯粹的流通费用 1．买卖时间 2．簿记 3．货币 Ⅱ．保管费用 1．一般储备的形成 2．真正的商品储备 Ⅲ．运输费用 Ⅰ．纯粹的流通费用 1．买卖时间 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式转化，同时就是资本家的交易，即买卖行为。资本的这种形式转化进行的时间，从主观上，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就是买卖时间，就是他在市场上执行卖者和买者的职能的时间。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再生产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一样，资本家进行买卖，在市场上奔走的时间，也是他作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这是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假定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所以，这些行为只是指同一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只是指一种状态变化。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价值量在买者和卖者手里都不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它的存在形式。如果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转化了的价值的总额仍旧不变；一方面的增加，就是另一方面的减少。 但是，形态变化Ｗ—Ｇ和Ｇ—Ｗ，是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的交易；达成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着斗争，每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生意人碰在一起，就象“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31]一样。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里，事情并不因双方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而发生变化。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象花费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并不增加诉讼对象的价值量一样。这种劳动对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即对于包含着流通或被包含在流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它同比如说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一样。这种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例如，要把煤炭当作燃料来用，我就必须使它同氧气化合，为此，必须使它由固体状态转化为气体状态（因为在燃烧的结果碳酸气中，煤炭处于气体状态），也就是使煤炭的存在形式或状态发生物理变化。在进行新的化合之前，结合为固体的碳分子必须分离，碳分子本身必须分解为单个的原子。这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的消耗不转化为热，而是热的一种扣除。因此，如果商品所有者不是资本家，而是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那末，买卖所费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因而，他们总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力图把这种事情留到节日去做。 当然，资本家手里的商品交易具有的规模，不会使那种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促成价值的形式变换的劳动，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即使职务转移了，就是说，产业资本家并不亲自从事那种“燃烧劳动”，而把它变为由他们付酬的第三者的专业，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变体的奇迹。这些第三者当然不是因为爱上资本家的美丽的眼睛而让他们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一个地主的收租人或一个银行的差役的劳动不会使他们所收的租或成袋地运往另一银行的金币增加分毫，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关系的。｝［注：括号里的几段采自第ⅤⅢ稿末尾的一个注。］ 对于使别人为自己劳动的资本家来说，买卖成了一种主要职能。因为他按巨大的社会的规模占有许多人的产品，所以，他也得按同样的规模出售这些产品，然后重新把货币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和以前一样，买卖时间并不创造价值。错觉是从商人资本的职能产生的。但是，在这里，即使对这个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考察，事情本来就很清楚：如果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的，然而是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现在这种职能由于分工，由多数人的附带工作变为少数人的专门工作，变为他们的特殊行业，那末，这种职能的性质本身还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商人（在这里只是看作商品的形式转化的当事人，只是看作买者和卖者）可以通过他的活动，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它能减少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注：“各种商业费用虽属必要，但应看作是一种繁重的负担。”（魁奈《经济表的分析》，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71页）——在魁奈看来，商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利润”，即竞争迫使他们“降低的他们的报酬或收入……严格地说，不外就是直接出售者和消费购买者的损失的减少。但是，无论我们把商业本身简单地看作是与运输费用无关的交换，还是把它看作是和运输费用结合在一起的交换，商业费用损失的减少，并不是现实产品，或者并不是由商业引起的财富的增长”（第145、146页）。“如果没有什么中介费用，商业费用总是由得到买者支付的全部价格的产品出售者负担。”（第163页）“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是工资的支付人，商人是工资的领取人。”（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64页）］ 为了简便起见（因为我们以后才把商人当作资本家和商人资本来考察），我们假定，这种买卖的当事人是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他在Ｗ—Ｇ和Ｇ—Ｗ活动上，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因此，他以此为生，就象别人靠纺纱或制药丸为生一样。他执行一种必要的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含非生产职能。他和别人一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他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他的作用，不是使一种非生产职能转化为生产职能，或使非生产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如果这种转化能够通过职能的这种转移来完成，那真是奇迹了。他的作用宁可说是使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不仅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只是一个雇佣工人，他的报酬尽可比较优厚。不管他的报酬怎样，他作为一个雇佣工人，总有一部分时间是无偿地劳动的。他也许每天干了十小时而得到八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他从事的两小时剩余劳动，和他的八小时必要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虽然由于这八小时必要劳动，社会产品有一部分转移给他了。第一，和以前一样，从社会的观点看，一个劳动力在十小时内耗费在这个单纯的流通职能上。它不能用于别的目的，不能用于生产劳动。第二，社会对这两小时的剩余劳动没有支付报酬，虽然这种剩余劳动已经由提供这种劳动的这个人耗费了。社会并没有因此占有任何超额的产品或价值。但是，这个人所代表的流通费用减少了五分之一，由十小时减为八小时。社会对以他为当事人的这一现实的流通时间的五分之一，没有支付等价物。但是，既然这个当事人是由资本家使用的，资本家会由于未对这两小时支付报酬而减少他的资本的流通费用，而这种费用是对他的收入的扣除。对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收入，因为他的资本在价值增殖上所受的消极限制缩小了。当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耗费在买卖上的时候，这种时间或者在他们的生产职能的间歇期间耗费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的生产时间的损失。 无论如何，用在买卖上的时间，是一种不会增加转化了的价值的流通费用。这种费用是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变为货币形式所必要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是流通当事人，那末，他同直接的商品生产者的区别只是在于，他的买卖规模较大，因而他作为流通当事人执行职能的范围较大。一旦他的营业范围使他必须购买或者能够购买（雇用）雇佣工人来充当他的流通当事人，事情的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必须以某种程度耗费在流通过程（就它只是形式转化来说）上。但是，现在这种耗费表现为追加的资本支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这种仅仅在流通中执行职能的劳动力。资本的这种预付，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它相应地缩小预付资本生产地执行职能的范围。这就好象是把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一种机器，用来买卖产品的其余部分。这种机器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虽然能够减少在流通中耗费的劳动力等等，但不参加生产过程。它只是流通费用的一部分。 2．簿记 劳动时间除了耗费在实际的买卖上外，还耗费在簿记上；此外，簿记又耗费物化劳动，如钢笔、墨水、纸张、写字台、事务所费用。因此，在这种职能上，一方面耗费劳动力，另一方面耗费劳动资料。这里的情况和买卖时间完全一样。 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控制的。这样，生产的运动，特别是价值增殖的运动，——在这里，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只是这样一种物品的名字，这种物品的观念的价值存在固定为计算货币，——获得了反映在观念中的象征形象。在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例如农民；只有资本主义农业，才产生使用簿记的租地农场主），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这种职能和他执行这种职能所消耗的劳动资料，如纸张等等，都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的追加消耗。这种消耗是必要的，但是既要从他能用于生产的时间中扣除，又要从那种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参加产品和价值的形成过程的劳动资料中扣除。［注：在中世纪，我们只在修道院中发现农业的账簿。但是，我们知道（第1卷第343页[32]），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个公社官员的专职。由于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就象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社劳动力，是从生产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簿记人员的情况，就和印度公社的记账员的情况相同。（采自第Ⅱ稿）］不论这种职能集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手中，不再是许多小商品生产者的职能，而是一个资本家的职能，是一个大规模生产过程内部的职能，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规模；还是这种职能不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独立的职能，——这种职能本身的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一种职能就其本身来说，也就是在它独立出来以前，不形成产品和价值，那末，分工，这种职能的独立，并不会使这种职能形成产品和价值。如果一个资本家新投入资本，他就必须把一部分资本投在雇用记账员等等和购置簿记用品上。如果他的资本已经执行职能，处在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那末，他就必须使他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通过转化为货币，不断再转化为记账员、事务员等等。这部分资本是从生产过程中抽出来的，它归入流通费用，归入总收益的扣除部分。（专门用于这一职能的劳动力本身也包括在内。） 但是，簿记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或劳动时间的非生产耗费，同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只是由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而产生，是由这个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产生。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 我们这里谈的，只是由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所产生的流通费用的一般性质。这里用不着考察这些流通费用的各种详细形式。但是，这些属于价值的纯粹的形式转化的范围，从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的流通费用形式，在单个商品生产者那里只是转瞬即逝的、几乎觉察不到的要素，是同他的生产职能并行或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形式在表现为巨额的流通费用时，却可以令人触目惊心，在单纯的货币收支上，一旦这种业务作为银行等等或单个企业的出纳员的专门职能而独立和大规模集中，我们就看到这一点。要牢记的是，这些流通费用不会因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其性质。 3．货币 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它的价值观念地存在于价格中，这个价格丝毫不改变它的现实使用形式。但是，某些商品，如金和银，执行货币的职能，并且作为货币专门留在流通过程（也作为贮藏货币、准备金等等留在流通领域，虽然是以潜在的形式），这纯粹是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即商品生产过程的产物。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从而必须取得货币形式，因为商品总量，即社会财富中执行商品职能的部分不断增大，所以，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准备金等等职能的金银量也不断增大。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消费。这是固定在充当单纯的流通机器的形式上的社会劳动。除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束缚于这种非生产的形式之外，货币的磨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可观的，因为一般说来被束缚在货币形式上的财富部分是巨大的。金和银作为货币商品，对社会来说，是仅仅由生产的社会形式产生的流通费用。这是商品生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随着商品生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它是社会财富中必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注：“一国内流通的货币，是该国资本的一定部分，这部分完全从生产用途中抽出来，以便促进或提高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因此，为了使金充当流通手段，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这就好象为了制造一台机器，以促进任何另一种生产，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一样。”（《经济学家》[33]第5卷第520页）］ Ⅱ．保管费用 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就资本家来考察，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我们现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费用的性质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于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因此，它的生产性质只是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观点看，它们又可以是单纯的费用，是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但是正因为这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们可以起创造价值的作用，成为他的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这种情况已经来源于以下事实：这些费用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领域，对不同的单个资本来说，有时也是不同的。这些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时，会按照各个资本家分担这些费用的比例进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价值的劳动也会追加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总要追加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创造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本身的量，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则取决于资本家付给劳动的报酬额。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把这些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 1．一般储备的形成 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停留在市场上时，也就是，在产品处在它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和它进入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间隔时间，产品形成商品储备。商品资本，作为市场上的商品，从而作为储备形式的商品，在每个循环中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处在过程中的、其循环正被考察的资本本身的商品产品；另一次相反是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商品产品，这种产品必须出现在市场上，以便被购买，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当然，后面这种商品资本可能只是根据订货生产的。如果这样，在它被生产出来以前，就会发生中断。然而，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资本还包括对劳动力的购买，在这里，货币形式只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形式，这种生活资料的大部分，工人必须在市场上找到。我们在本节后面还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下面这一点已经清楚了。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这个资本价值已经转化为商品产品，现在必须出售，再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在市场上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那末，商品资本形成储备的状态，是市场上的一种违反目的的非自愿的停滞状态。出售越迅速，再生产过程就越流畅。Ｗ′—Ｇ′这一形式转化的停滞，会妨碍要在资本循环中进行的现实的物质变换，妨碍资本进一步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对Ｇ—Ｗ来说，商品不断存在于市场，即商品储备，却是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新资本或追加资本得以使用的条件。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栈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对把商品搬进储藏库的劳动力付给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注：据柯贝特对1841年9个月期间小麦储存费用的计算，数量的损失占1/2％，小麦价格的利息占3％，仓库租金占2％，筛选和运输的费用占1％，卸货的费用占1/2％，共计占7％，或者说，在每夸特小麦价格50先令中占3先令6便士。（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140页］）按照利物浦市商人向铁道委员会提出的证词，1865年谷物储存的（纯）非生产费用，每月为每夸特2便士，或每吨9—10便士。（《皇家铁道委员会》1867年，证词第19页第331号）］ 可见，资本在商品资本形式上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存在，产生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不属于生产领域，所以算作流通费用。这类流通费用同第一节所说的流通费用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因此使商品变贵。在任何情况下，为保存和保管这种商品储备而耗费的资本和劳动力，总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抽出来的。另一方面，这里使用的资本，包括作为资本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必须从社会产品中得到补偿。因此，这些资本的支出所产生的影响，就象劳动生产力降低一样，因而，要获得一定的有用效果，就需要更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这是非生产费用。 如果形成商品储备所需要的流通费用，只是产生于现有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间，就是说，只是产生于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只是由于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因此必须转化为货币），那末，这些流通费用和第一节所列举的流通费用的性质就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商品价值在这里被保存或者增加，只是因为使用价值，产品本身，被置于一定的、需要有资本支出的物质条件下，并且必须经历那些有追加劳动作用于使用价值的操作。相反，商品价值的计算，记载这一过程的簿记，买卖交易，却不会在商品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上发生作用。这些事情只是同商品价值的形式有关。因此，虽然在我们假定的场合，花费在储备（在这里是非自愿的）上的非生产费用只是产生于形式转化的停滞和必要性，但是，这些费用和第一节所说的非生产费用仍然不同，这些费用的目的本身不是价值的形式转化，而是价值的保存，而价值存在于作为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中，因而只有通过产品的保存，使用价值本身的保存，价值才能得到保存。在这里，使用价值既没有提高，也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但是，它的减少受到了限制，它被保存下来。在这里，商品中存在的预付价值，也没有增加。但是，加进了新的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现在要进一步研究，这种非生产费用在什么程度内，产生于一般商品生产和普遍绝对形式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有性质；另一方面，又在什么程度内，为一切社会生产所共有，而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取得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亚·斯密曾提出一种荒诞的见解，认为储备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现象。［注：第2卷序论。[34]］相反，现代经济学家，例如莱勒，则断言储备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西斯蒙第甚至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35] 实际上，储备有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虽然就绝对量来说，三种形式的储备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 不言而喻，在生产是直接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了交换或出售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社会产品全部不采取商品形式，或者只有很小的部分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商品形式的储备或商品储备只是财富的很小的、微小的部分。但是，消费基金，特别是真正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基金，在这里相对地说却是很大的。我们只要看一下古代的农民经济。在那里，产品的绝大部分正因为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所以不形成商品储备，而直接转化为备用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它不采取商品储备的形式，并且正因为这样，亚·斯密就认为，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不存在储备。亚·斯密把储备的形式同储备本身混淆起来了，并且以为，社会历来就是干一天吃一天，或者等到明天去碰运气。［注：储备的形成，并不是象亚当·斯密想象的那样，只是由于产品转化为商品，消费品储备转化为商品储备而产生的，恰恰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在自给自足的生产过渡到商品生产的时期，引起了生产者的经济的非常剧烈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到最近，还保存着“大量储存丰年很贱的谷物的习惯”（《答复。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下院1867年》第1部分第230、231页第74号）。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对棉花、黄麻等等的需求的突然增大，使印度许多地方稻田的面积大大缩小，米价上涨，生产者纷纷出售过去的存米。加上1864年到1866年稻米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的空前输出。因此，就产生了1866年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单是在奥里萨省就夺去一百万人的生命。（同上，第174、175、213、214页，以及第3部分《关于比哈尔饥荒的文件》第32、33页，这个报告强调过去的存米的外流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采自第Ⅱ稿｝］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误解。 生产资本形式的储备，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资料或者已经处于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已经在生产者手中，也就是已经潜在地处于生产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生产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而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看第1卷第23章第2节[36]），最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生产资料，不仅由这种劳动资料构成，而且还由各加工阶段上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劳动生产力由于协作、分工、机器的应用等等而提高，逐日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加。这些要素必须预先在生产场所准备好。因此，这种以生产资本形式存在的储备的规模是绝对增大的。要使生产过程流畅地进行，——不管这种储备可以逐日更新，还是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更新，——就要在生产场所不断准备好更多的原料等等，比如说要多于一天或一周的消耗量。过程的连续性，要求它的各种条件的存在不致因为在逐日购买上可能遇到中断而受影响，也不致因为商品产品逐日逐周出售，从而只能不规则地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而受影响。不过，生产资本显然可以以极不相同的规模潜在地存在或形成储备。例如，纺纱厂主必须准备好够用三个月的，还是只够用一个月的棉花或煤炭，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看到，这种储备虽然绝对地增大了，但是可以相对地减少。 这要取决于各种条件，而这一切条件实质上不外就是，要使必要数量的原料能够更迅速地、更有规则地、更有保证地不断得到供应，而不致发生任何中断。这些条件越不具备，从而供应越没有保证，越不规则，越缓慢，生产资本的潜在部分，即生产者手中等待加工的原料等等的储备就必然越大。这些条件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水平，因而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反比。因此，这种形式的储备也是这样。 这里表现为储备减少的现象（如莱勒所看到的），部分地说，只是商品资本形式的储备即真正商品储备的减少；因此，只是同一个储备的形式变换。例如，如果本国每天生产的煤炭量，从而煤炭生产的规模和能力很大，纺纱厂主用不着储存大量煤炭，就可以保证他的生产连续进行。煤炭的源源不断的有保证的供应，使这种储备成为不必要。第二，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面，运费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例如，从矿山不断向纺纱厂运输煤炭所需的费用，同利用较便宜的运输为较长时期供应较大量煤炭所需的费用相比，也许是更贵的。以上考察的这两种情况，都发生在生产过程本身。第三，信用制度的发展也有影响。纺纱厂主在棉花、煤炭等等的储备的更新上越不依赖于纱的直接出售，——信用制度越发展，这种直接依赖性就越小，——为保证既定规模的连续的棉纱生产不受棉纱出售上偶然情况的影响而需要的这种储备的相对量，就可以越小。第四，许多原料、半成品等等需要有较长的生产时间，农业提供的一切原料，尤其是这样。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就要在新产品还不能补偿旧产品的整个时期，储备一定量这样的原料、半成品。如果在产业资本家手中这种储备减少了，那不过表明，它在商人手中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增加了。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存放在港口的进口棉花可以迅速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这样，工厂主就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对较小的规模更新它的棉花储备。不过，这时作为商品储备存放在利物浦商人手中的棉花的数量就要相应地增大。因此，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而莱勒等人却看不到这一点。而就社会资本来考察，储备形式的产品量，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必须为比如说一年准备好的储备量，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而减少。如果有大批轮船、帆船往来于英美之间，英国的棉花储备更新的机会就会增多，因而必须在英国国内存放的棉花平均储备量就会减少。世界市场的发展，从而同种物品供应来源的增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物品会从不同国家和在不同时期一批一批地运来。 2．真正的商品储备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是发展，情况就越是这样。因此，不管和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还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即使生产规模相同，产品中大得不可比拟的部分是作为商品存在的。但是，任何商品，——从而任何商品资本，它只是商品，不过是作为资本价值存在形式的商品，——只要它不是从生产领域直接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因而在这个间歇期间处在市场上，它就是商品储备的要素。因此，商品储备本身（即产品的商品形式的独立和固定），即使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增大。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储备在商品形式上所以增大，是因为在那一方面，它在直接的生产储备和消费储备形式上减少了。这只是储备的社会形式的变化。如果商品储备同社会总产品相比，不仅它的相对量增大，而且它的绝对量也同时增大，那末，这是因为总产品的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增大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中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或寻找销路的产品量，必然增大。在较短或较长时期固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储备也增大。 最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靠挣一文吃一文过活，他们的工资按周领取，逐日花掉，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作为储备的生活资料。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整个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所有这些因素，都来源于生产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必须完成的形式转化。 不管产品储备的社会形式如何，保管这种储备，总是需要费用：需要有贮存产品的建筑物、容器等等；还要根据产品的性质，耗费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以便防止各种有害的影响。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相对地就越少。这些支出，总是构成物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在资本主义形式上，这些支出就是资本的支出，——它们不进入产品形成本身，因此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们作为社会财富的非生产费用是必要的。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管费用，不管社会产品成为商品储备的要素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也就是由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转化所造成，也不管我们把商品储备只是看作产品储备的一种特殊形式。产品储备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即使它不具有商品储备形式这种属于流通过程的产品储备形式，情况也是如此。 现在要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 如果资本家已经把他预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的资本转化为产品，转化为一定量现成的待售商品，而这些商品还堆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那末，在这个期间不仅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会停滞，为保管这种储备而用于建筑物、追加劳动等方面的支出，也会形成直接的损失。如果这个资本家说，我的商品存放了六个月没有卖出去，在这六个月期间，为了保管这些商品，不仅使我的这样多的资本闲置起来，而且使我花掉了ｘ量的非生产费用，那末，最后的买者就会嘲笑他。买者会说，这算您倒霉！除了您以外，还有另一个卖者，他的商品前天刚生产出来。您的商品是陈货，放了那么久，不免多少有些损坏。因此，您应该比您的对手卖得便宜些。——不管商品生产者是他的商品的实际生产者，还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商品的实际生产者的代表，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生存条件。他必须把他的物品转化为货币。他由于把物品固定在商品形式上而支出了非生产费用，这只是他个人的冒险行为，和商品的买者无关。买者不会对他的商品的流通时间实行支付。在发生现实的或设想的价值革命的时候，资本家会有意把他的商品从市场上抽回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捞回那笔追加的非生产费用，要看这种价值革命是否出现，看他投机是否成功。但是，价值革命并不是他的非生产费用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如果储备的形成就是流通的停滞，由此引起的费用就不会把价值加到商品上。另一方面，没有流通领域内的停滞，没有资本在商品形式上的或长或短的停留，就不会有储备；也就是说，没有流通的停滞，就不会有储备，就象没有货币准备金，就不会有货币流通一样。因此，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如果这种必要性对资本家来说不是出现在Ｗ′—Ｇ′上，那对他来说则是出现在Ｇ—Ｗ上；不是出现在他的商品资本上，但出现在另一些为他生产生产资料并为他的工人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上。 不管储备的形成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也就是说，不管商品生产者是有意保持储备，还是因为流通过程本身的状况阻碍商品的出售，使他的商品形成储备，问题的实质好象不会有什么改变。不过，弄清自愿储备和非自愿储备的区别，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有益的。非自愿储备是由流通停滞造成的，或者同它是一回事，而这种停滞是商品生产者无法知道的，是违背他的意志的。自愿储备的特征是什么呢？和以前一样，卖者力图尽快地使自己的商品脱手。他不断把产品当作商品来兜售。如果他把产品留着不卖，这个产品也只是商品储备的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要素。对他来说，商品本身仍旧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并且只有抛弃商品形式，取得货币形式，然后才能起这种承担者的作用。 商品储备必须有一定的量，才能在一定时期内满足需求量。这里要把买者范围的不断扩大计算在内。为了满足比如一天的需要，市场上的商品必须有一部分不断保持商品形式，另一部分则流动着，转化为货币。在其他部分流动时停滞的部分，会和储备量本身的减少一样不断减少，直至最后完全卖掉。因此，在这里，商品停滞要看作是商品出售的必要条件。其次，储备量要大于平均出售量或平均需求量。不然，超过这个平均量的需求就不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储备因为不断消耗，所以要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归根到底只能从生产中得到，只能从商品的供应中得到。这些商品是否来自国外，是与问题无关的。更新以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为转移。在这个期间，商品储备必须够用。至于储备不是留在原来的生产者手中，而是经过了从大商人一直到零售商的各种各样的储藏库，这仅仅改变了现象，而并不改变事情本身。从社会的观点看，只要商品没有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本的一部分就仍旧处于商品储备的形式。生产者本身为了使自己不直接依赖于生产，为了保证自己有一批老顾客，总想保持一批与平均需求相适应的存货。购买期限是适应于生产期间的，商品在它能够由同种新商品替换以前，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形成储备。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储备，流通过程从而包含流通过程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连续进行，才得到保证。 必须记住，对Ｗ的生产者来说，Ｗ′—Ｇ′可以已经完成，虽然Ｗ仍然在市场上。如果生产者本人想把他自己的商品保存在仓库内，直到把它卖给最后的消费者，他就必须使二重的资本发生运动，一次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次是作为商人。对商品本身来说，——无论是作为单个商品来看，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来看，——储备的费用不管是由生产者自己负担还是由从Ａ到Ｚ的一系列商人负担，事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既然商品储备不外就是储备的商品形式，这种储备在一定规模的社会生产中，在它不是作为商品储备存在时，是作为生产储备（潜在的生产基金）或者作为消费基金（消费资料的储存）存在的，所以，保管这种储备所需要的费用，也就是储备费用，即用于这方面的物化劳动或活劳动，不过是社会生产基金或社会消费基金的保管费用的一种变形。由此引起的商品价值的提高，只是把这种费用按比例分配在不同商品上，因为这种费用对不同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储备费用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扣除，虽然它是社会财富的存在条件之一。 只有在商品储备是商品流通的条件，甚至是商品流通中必然产生的形式时，也就是，只有在这种表面上的停滞是流动本身的形式，就象货币准备金是货币流通的条件一样时，这种停滞才是正常的。相反，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内的商品，不让位给后面涌来的生产浪潮，致使蓄水池泛滥起来，商品储备就会因流通停滞而扩大，就象在货币流通停滞时，贮藏货币会增加一样。在这里，不论这种停滞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家的仓库内，还是发生在商人的栈房内，情况都是一样的。这时，商品储备已经不是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品卖不出去的结果。费用仍旧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现在完全是由形式产生，也就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而产生，并且是由于这种形态变化发生困难而产生，所以它不加入商品价值，而成为在价值实现时的扣除，即价值损失。因为储备的正常形式和不正常形式，从形式上是区分不出来的，而且二者都是流通的停滞，所以，这些现象可以互相混同，加上对生产者来说，虽然他的已经转移到商人手中的商品的流通过程发生了停滞，但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仍然能够畅通，所以，这些现象更可以使生产当事人本身感到迷惑。如果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储备的规模也会扩大。商品储备会同样迅速地被更新和被吸收，但是它的规模更大。因此，商品储备的规模由于流通停滞而扩大的现象，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 储备费用包含：1．产品总量的数量减少（例如，储存面粉时就是这样）；2．质量变坏；3．保管储备所需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Ⅲ．运输费用 在这里，我们不必考察流通费用的一切细目，如包装、分类等等。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象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但是，运输费用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必须简短地加以考察。 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Ａ卖给Ｂ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注：施托尔希把这种流通称为虚假的流通。］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国[30]，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表现为产生流通费用的原因，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因运输而引起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后一种价值追加，就象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位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必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间，煤炭由井下运到地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的产品作为完成的商品从一个独立的生产场所转移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生产场所，只是在较大的规模上表示同样的现象。在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的消费品。 以前讲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成反比。这个规律，象适用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也适用于运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死劳动和活劳动量越小，劳动生产力就越大；反之亦然。［注：李嘉图引用萨伊的话，萨伊认为商业由于运输费用而使产品变贵或提高价值，是商业的一种天惠。萨伊说：“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的产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另一个消费地点；因此，它使我们能够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37]李嘉图对这段话评论说：“确实如此，但是这个追加价值是怎样加到商品上去的呢？是在生产成本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已经耗费更多的劳动。这决不能算作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09—310页）］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的距离成正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但是，引起变化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根据物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的相对程度不同，在运输上就需要采取程度不同的防护措施，因而需要耗费多少不等的劳动和劳动资料。在这里，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形成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例如，英国铁路的货物分类卷帙浩繁，按其总的原则来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倾向上的：把货物繁杂的自然属性，变为同样多种多样的运输上的困难和理所当然的骗人借口。 “玻璃从前是每一克列特〈一定容积的包装箱〉值11镑，现在由于产业进步和玻璃税的废除，只值2镑，但是，运费还是和以前一样贵，如果由运河运输，那就更贵了。铅细工使用的玻璃和玻璃商品在以北明翰为中心的50哩的地区内的运费，从前每吨是10先令。现在，在玻璃有破碎危险的借口下，运输价格提高了两倍。但是，玻璃真的弄破了，铁路公司并不赔偿。”［注：《皇家铁道委员会》第31页第630号。］ 其次，运输费用追加到一个物品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该物品的价值成反比，这成了铁路大王们按照和物品价值成正比对物品抽税的特别理由。产业家和商人对这一点的怨言，在上述报告每一页的证词中可以反复看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由于运输积聚（规模扩大），使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它使耗费在商品运输上的那部分社会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增加，首先因为把一切产品的绝大多数转化为商品，其次又因为远方的市场代替了当地的市场。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注释： [31]“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whenGreekmeetsGreekthencomesthetugofwar》）——套用了纳撒内尔·李《王后的情敌》中的话。载于《戏剧著作集》1734年伦敦版第3卷第266页。——第147页。 [3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6页。——第151页。 [33]《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154页。 [34]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2卷第249—252页。——第157页。 [35]约·莱勒《货币和道德：献给时代的一本书》1852年伦敦版第43、44页（J．Lalor．《MoneyandMorals：aBookfortheTimes》．London，1852，p．43，44）。 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49页及其他各页（J．C．L．SimondedeSismondi．《Etudessurl’économiepolitique》．TomeⅠ．Bruxelles，1837，p．49etc．）。——第158页。 [3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82—689页。——第159页。 [37]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43页（J．B．Say．《Traitéd’économiepolitique》．Troisièmeédition，Paris，1817，tomeⅡ，p．433）。——第16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章流通时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五章流通时间 ［注：以下是第Ⅳ稿。］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阶段的运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 生产时间当然包括劳动过程期间，但劳动过程期间并不包括全部生产时间。首先我们记得，一部分不变资本存在于机器、建筑物等等劳动资料中。它们会在不断重新反复的同一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直到寿命终结为止。劳动过程的周期性中断，例如在夜间，虽然会使这些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但劳动资料仍然留在生产场所。劳动资料不仅在执行职能时属于生产场所，在它不执行职能时也是属于生产场所。另一方面，资本家必须储备一定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以便生产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按照预定的规模进行，而不受每日市场供应的偶然情况的影响。原料等等的这种储备，只是逐渐地在生产中消费掉。因此，在它的生产时间［注：生产时间这个名词在这里要在能动的意义上去理解。在这里，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不是指生产生产资料所需的时间，而是指生产资料参加一个商品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时间。——弗·恩·］和职能时间之间，就产生一种差别。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一般包括：1．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时间；2．生产过程中断，从而并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职能中断的休止时间；3．生产资料作为过程的条件虽已准备好，即已经代表生产资本，但尚未进入生产过程的时间。 以上所说的那种差别，都是指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领域内的时间和它停留在生产过程内的时间之间的差别。但是，生产过程本身也会使劳动过程从而使劳动时间发生中断，在这个间歇期间，劳动对象听任物理过程对它发生作用，而没有人类劳动参加进去。在这种场合，虽然劳动过程从而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了，但生产过程从而生产资料的职能却继续下去。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许多制造厂（例如制革厂）中听任化学过程发生作用的劳动材料，就是这样。在这里，生产时间比劳动时间长。二者的差，就是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这个超过部分总是由以下的事实产生的：生产资本潜在地处在生产领域内，但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执行职能；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 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准备好的那部分潜在生产资本，如纺纱厂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价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闲置的资本，虽然它的闲置是使生产过程连续不断进行的一个条件。为保存生产储备（潜在资本）而必需的建筑物、装置等等，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从而也是预付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的职能，是在预备阶段保存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在这个阶段上劳动过程是必要的，它就使原料等等变贵，但它是生产劳动，并且形成剩余价值，因为这种劳动同一切其他的雇佣劳动一样，有一部分是没有报酬的。在整个生产过程的正常中断期间，即生产资本不执行职能的间歇期间，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由此就产生了使工人在夜间也劳动的欲望。（第1卷第8章第4节）——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必须经历的劳动时间的间歇，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但它促进产品的完成，成为产品生涯的一部分，是产品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装置等等的价值，按照它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转移到产品中去；产品是由劳动本身安置在这个阶段中的，这些装置的使用是生产的条件，正如一部分棉花变成棉屑，不加入产品，但仍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是生产的条件一样。另一部分潜在资本，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即那些只是由于生产过程有规则的休止才中断自身职能的劳动资料，——由生产的缩减、危机等等引起的不规则的中断，是纯粹的损失，——只加进价值，不加入产品的形成；它加进产品的总价值，由它的平均寿命决定；它会丧失价值，因为它在执行职能时和在不执行职能时都会丧失使用价值。 最后，即使劳动过程中断，但继续留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再现。各种生产资料在这里被劳动本身安置在某些条件下，让它们自己经过一定的自然过程，其结果是产生某种有用的效果或改变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当劳动把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实际有目的地消费时，总是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里，不论劳动必须借助劳动资料不断作用于劳动对象，以产生这种效果，还是劳动只需给个推动力，把生产资料安置在一定条件下，使生产资料由于自然过程的作用，无需再加劳动，自己发生预想的变化，情况都是如此。 不管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各种生产资料只形成潜在的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处在现实生产过程的预备阶段；或者是它们本身的职能在生产过程中因生产过程休止而中断；最后，或者是生产过程本身造成劳动过程的中断，——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都不起劳动吸收器的作用。它们不吸收劳动，也就不吸收剩余劳动。因此，当生产资本处在超过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生产时间时，即使价值增殖过程的完成和它的这种休止是不可分离的，生产资本还是不会增殖。显然，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不过，资本的生产时间虽然可以和它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但前者总是包含后者，而且超过的部分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条件。因此，生产时间总是指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并自行增殖，因而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尽管它也包含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是潜在的，或者也进行生产但并不自行增殖。 在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存在的。资本的两个流通过程是：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式，这种情况丝毫也不影响如下的事实：这些过程，作为流通过程，是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过程。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如果我们考察循环的最简单形式，也就是总资本价值每次都是一下子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那就很清楚，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并且生产过程的更新根据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而或快或慢。相反，如果资本的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也就是总资本价值的循环是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环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末，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 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而这种持续时间的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以极不相同，因而对资本的生产时间限制的程度也可以极不相同。但是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也就是流通时间对资本增殖过程的作用。它把这种消极的作用理解为积极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的结果是积极的。并且因为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所以，政治经济学就更是抓住这个假象不放。我们以后会看到，甚至科学的经济学也不免受这种假象迷惑。以后也会表明，这种假象由于下述各种现象而根深蒂固：1．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消极的原因被当作积极的原因，因为对于那些处在只是流通时间不同的各种投资领域的资本来说，较长的流通时间成了价格提高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成了利润平均化的原因之一。2．流通时间只是周转时间的一个要素；而周转时间包含生产时间或再生产时间。由周转时间引起的事情，好象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3．商品要转变为可变资本（工资），先要转化为货币。这样，在资本积累上，商品转变为追加可变资本是在流通领域内，在流通时间中发生的。因此，由此产生的积累，好象也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不管按这个序列还是那个序列，总是要通过Ｗ—Ｇ和Ｇ—Ｗ这两个对立的阶段。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也分成两个部分，即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在分析简单商品流通（第1卷第3章）时已经知道，Ｗ—Ｇ即卖，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也占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作为货币，价值处在随时可以转化的形式。作为商品，它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才取得这种可以直接交换，从而随时可用的形式。可是，问题在于：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在它的Ｇ—Ｗ阶段上，它要转化成在一定投资场所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定要素的商品。生产资料也许在市场上还没有，还必须生产出来，或者要取自远方市场，或者它们的通常供给出现了障碍，价格发生了变动等等，总之，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情况在Ｇ—Ｗ这个简单形式变换中看不出来，但会使流通阶段的这个部分耗费的时间时而较长，时而较短。象Ｗ—Ｇ和Ｇ—Ｗ可以在时间上分离一样，Ｗ—Ｇ和Ｇ—Ｗ也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购买市场和销售市场可以是空间上不同的市场。例如就工厂来说，采购者和推销者甚至往往是不同的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再生产过程包含资本的两种职能，因而也包含这两种职能有人代表的必要性，不管是由资本家自己代表，还是由雇佣工人，即由资本家的代理人代表。然而，这并不是把流通当事人和生产当事人混淆起来的理由，正如不是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职能同生产资本的职能混淆起来的理由一样。流通当事人必须由生产当事人支付报酬。不过，如果说互相买卖的资本家，通过这种行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那末，即使他们的营业规模使他们能够或必须把这种职能委托给别人，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有些营业中，采购者和推销者的报酬，是用利润分成的办法支付的。他们的报酬是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消费者只有作为生产当事人给自己生产了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或者要末凭法律证书（例如作为生产当事人的股东等），要末靠个人服务，从生产当事人那里占有了这种等价物，他才能支付这种报酬。 Ｗ—Ｇ和Ｇ—Ｗ之间存在一种区别，这种区别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形式区别无关，而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生的。不论是Ｗ—Ｇ，还是Ｇ—Ｗ，就它们本身看，都只是一定价值由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但是，Ｗ′—Ｇ′同时是Ｗ′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实现。Ｇ—Ｗ则不是这样。因此，卖比买更为重要。Ｇ—Ｗ，在正常条件下，对于表现为Ｇ的价值的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行为，但它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导论，而不是它的补遗。 商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使商品资本的流通Ｗ′—Ｇ′受到一定的限制。商品会自然消灭。因此，如果商品没有按照它们的用途，在一定时期内，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卖掉，它们就会变坏，并且在丧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就丧失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属性。商品中包含的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增长的剩余价值，都将丧失。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也就是由同种或别种新的使用价值来补偿，才是恒久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而使用价值以完成的商品形式出售，从而由此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是它们的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它们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变换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以便在一种新的使用形式上继续存在。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它的物体的这种不断更新才能够保持。商品不同，使用价值变坏的快慢程度也就不同；因此，在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经过的时间，可以长短不等；因此，它们能够以长短不等的时间，作为商品资本停留在Ｗ—Ｇ流通阶段，作为商品经受长短不等的流通时间，而不致消灭。由商品体本身的易坏程度所决定的商品资本流通时间的界限，就是流通时间的这一部分或商品资本作为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限。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生产出来越要赶快消费，赶快卖掉，它能离开产地的距离就越小，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狭窄，它的销售市场就越带有地方性质。因此，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的物理性能对于它作为商品的流通时间的绝对限制越大，它就越不适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这种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随着产销地点的距离由于运输工具的发展而缩短时，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而一种物品的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人口稠密的地点，甚至能够为这样一类产品，如大啤酒厂、牛奶厂生产的产品，造成较大的市场。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 ·需求和供给相抵 如果用Ｃｋ代表总流通过程，这三个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Ⅰ）Ｇ—Ｗ…Ｐ…Ｗ′—Ｇ′ （Ⅱ）Ｐ…Ｃｋ…Ｐ （Ⅲ）Ｃｋ…Ｐ（Ｗ′）。 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形式进行总的考察，那末，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反之亦然。 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在形式Ⅰ中，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表现出来了。形式Ⅱ是以Ｐ即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开始的。在形式Ⅲ中，即使运动以同样规模反复进行，循环也是以已经增殖的价值开始，而以重新增殖的价值结束的。 就Ｗ—Ｇ从买者方面看是Ｇ—Ｗ，Ｇ—Ｗ从卖者方面看是Ｗ—Ｇ来说，资本的流通只是表示普通的商品形态变化，而我们在考察这个形态变化时（第1卷第3章第2节）阐明的关于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形式方面，而是考察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实际联系，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各单个资本的循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部分运动来实际地考察它们的联系，那末，这种联系就不能用货币和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来说明了。 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如果把这种回转中断，那就不是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复归点了。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因此，全部区别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区别，或者说，表现为单纯主观上的、只对考察者才存在的区别。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作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处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那末，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但同时另一部分则离开生产过程，作为新的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因此，Ｗ′…Ｗ′循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其他两个形式也是如此。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象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它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 我们的考察曾经假定，资本价值是按照它的价值总量全部作为货币资本，或作为生产资本，或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例如，我们假定422镑首先是全部作为货币资本，然后全部转化为生产资本，最后又全部作为商品资本，即价值500镑（其中有78镑剩余价值）的纱。在这里，各个不同阶段会分别形成中断。例如，当422镑保持货币形式时，也就是说，在购买行为Ｇ—Ｗ（Ａ＋Ｐｍ）完成以前，全部资本只是作为货币资本存在并执行职能。一旦它转化为生产资本，它就既不作为货币资本，也不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了。它的全部流通过程就会中断，另一方面，一旦它处在两个流通阶段的一个阶段上，不论是作为Ｇ还是作为Ｗ′执行职能，它的全部生产过程也同样就会中断。这样一来，Ｐ…Ｐ循环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本的周期更新，而且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同样表现为它的职能即生产过程的中断；生产将不是连续地进行，而将发生间断，只有经过一段由流通过程的这两个阶段完成得快慢所决定的长短不定的时间，生产才能重新进行。例如，中国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他只是为私人顾客劳动，如果没有新的订货，他的生产过程就会停顿。 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并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10000磅纱是一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10000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必须先进入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Ａ＋Ｐｍ。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 但是，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例如，在10000磅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并转化为货币（不论是支付手段，还是购买手段，甚至只是计算货币）时，新的棉花、煤炭等等则代替纱出现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已经由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从而开始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在第一个10000磅纱转化为货币的同时，以前的10000磅纱则已经进行它的流通的第二阶段，由货币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资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经过循环过程，而同时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这样，产业资本在它的循环的连续进行中，就同时处在它的一切循环阶段以及和各该阶段相适应的不同的职能形式上。对第一次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部分来说，Ｗ′…Ｗ′循环才开始，而对作为运动中的整体的产业资本来说，Ｗ′…Ｗ′循环则已经完成。货币是一手预付出去，另一手收进来。Ｇ…Ｇ′循环在一点上的开始，同时就是它在另一点上的复归。生产资本也是如此。 因此，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统一，只是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部分能够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这三个循环。在这里，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部分的并列存在即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因此，在实行分工的工厂体系内，产品不断地处在它的形成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同时又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因为单个产业资本代表着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取决于资本家的资金，并且对每个产业部门来说都有一定的最低限量，所以单个产业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数字进行。现有资本的量决定生产过程的规模，而生产过程的规模又决定同生产过程并列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量。但是，决定生产连续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资本的各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运动。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例如，如果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Ｗ′—Ｇ′停滞了，商品卖不出去，那末，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就不能进行；作为Ｗ′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 过程采取的下一个形式，是各个阶段相继进行的形式，因而，资本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是由它离开另一个阶段所决定的。因此，每一个特殊循环都有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另一方面，总过程实际上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殊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因此，每一种职能形式虽然其中表现出来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但都和其他职能形式同时经过它自己的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而引起的。 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并列，是由于它们的相继进行而引起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因而，一个资本部分回到一种形式，是由另一个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而决定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断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然而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处在这种形式中，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就各个单个资本来说，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中断。第一，价值总量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以不等的部分分配在各个不同阶段和职能形式中。第二，这些部分可以按照所生产的商品的性质，即按照资本投入的特殊的生产领域，进行不同的分配。第三，在有季节性的生产部门，不论是由于自然条件（如农业、捕鲱鱼等），还是由于习惯（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上），连续性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在工厂和矿山中，过程是最规则地、最划一地进行的。但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这种差别，不会引起循环过程的一般形式的差别。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性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首先是单纯的运动形式，所以对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就不去考虑了；但是很明显，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资本的运动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劳动的买者，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获得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性。 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这个形态变化序列，包含着在循环中变化了的资本价值量和原有价值的不断比较。如果说价值对于形成价值的力量即劳动力的独立性是在Ｇ—Ａ行为（劳动力的购买）中开始的，并在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的，那末，价值的这种独立性就没有在这个循环中再表现出来，在这个循环中，货币、商品和生产要素只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互相交替的形式，过去的价值量是和现在的已经变化的资本价值量相比较的。 贝利否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价值独立性，而把它看作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幻想，他说： “价值是同时存在的各商品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29]。 他这样说，是为了反对对不同时期的商品价值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只要把每个时期的货币价值固定下来，就仅仅是在不同时期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消耗的比较。他的这种看法是由他的总的误解产生的。他认为，交换价值＝价值，价值形式就是价值本身；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不是能动地作为交换价值执行职能，从而在实际上不能互相交换，那末，它们就是不能互相比较的。这样，他就丝毫没有觉察到，只有价值在自己循环的不同阶段（决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相继进行的）保持着它自身的同一性，并且和它自身进行比较，它才作为资本价值或资本执行职能。 为了纯粹地考察循环公式，仅仅假定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不够的，还必须假定这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以Ｐ…Ｐ形式为例，我们把生产过程范围内会使某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贬值的一切技术革命撇开不说；把生产资本的各种价值要素的变动对现有商品资本价值所产生的一切反作用（如果有商品资本的储备，它的价值会因此提高或降低）也撇开不说。假定Ｗ′，10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了；8440磅＝422镑，补偿Ｗ′所包含的资本价值。但是，如果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提高了（我们这里把单纯的价格波动撇开不说），那末，要全部补偿生产资本的要素，这422镑也许就不够了，而必须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就被束缚起来。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跌落了，情况就会相反，货币资本就被游离出来。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过程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 这里要附带指出：生产要素的价值一有变动，Ｇ…Ｇ′形式同Ｐ…Ｐ和Ｗ′…Ｗ′形式之间就会显示出差别。 在Ｇ…Ｇ′这一最初作为货币资本出现的、新投入的资本的公式中，如果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了，那末，开办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需要花费的货币资本，就会比价值降低以前少，因为生产过程的规模（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一定量劳动力所能掌握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是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只会影响价值增殖的量）。反过来说，如果形成生产资本要素的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提高了，那末，开办一个具有这样规模的企业，就需要较多的货币资本。在这两个场合，受影响的只是新要投入的货币资本的量；如果新的单个产业资本的增加在某一生产部门是按照通常的方式进行的，在第一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过剩，在第二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被束缚。 Ｐ…Ｐ和Ｗ′…Ｗ′循环，只有在Ｐ和Ｗ′的运动同时就是积累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追加的货币ｇ转化为货币资本时，才表现为Ｇ…Ｇ′。如果撇开这点不说，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对上述两个循环的影响，就会不同于对Ｇ…Ｇ′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再把这种价值变动对于已经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反作用撇开不说。在这里，受到直接影响的，不是原来花费的资本，而是处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是处在第一次循环中的产业资本，因而是Ｗ′…，即商品资本向它的由商品组成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在价值降低（或价格降低）时，可能有三种情况：再生产过程以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这时，原有货币资本的一部分被游离出来，从而发生了货币资本的积累，但没有发生现实的积累（规模扩大的生产），即没有发生先于和伴随这种积累的由ｇ（剩余价值）到积累基金的转化；或者是再生产过程以大于过去的规模扩大，如果技术的比例允许这样做；或者是原料等等有较大的储备。 在补偿商品资本的要素的价值提高时，情况则相反。这时，再生产就不能再以正常的规模进行（例如工作时间会缩短）；或者为了维持原有的规模，就必须使用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束缚）；或者如果有积累的货币基金，那它就全部或部分地用来维持原有规模的经营，而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也是货币资本的束缚，不过在这里，追加的货币资本不是来自外部，来自货币市场，而是来自产业资本家自己的资金。 但是，在Ｐ…Ｐ和Ｗ′…Ｗ′中，可能发生会引起变化的情况。例如，我们的棉纺业主存有大量棉花（就是说，他的生产资本的一大部分是棉花储备），他的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就会因棉花价格跌落而贬值，相反，在棉花价格上涨时，他的生产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值就会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他把大量资本固定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例如固定在棉纱上，那末在棉花跌价时，他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从而一般来说，他的处在循环中的资本的一部分就会贬值。在棉花价格上涨时，情况则相反。最后，在Ｗ′—过程中会发生如下的情况：如果Ｗ′—Ｇ即商品资本的实现发生在Ｗ的要素的价值变动之前，那末，资本就只会按照第一种情况中所考察的方式受到影响，也就是在第二流通行为中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价值变动发生在Ｗ′—Ｇ完成之前，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棉花价格的跌落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相应的跌落，反之，棉花价格的上涨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的上涨。投入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所处的情况不同，它们所受的影响也可以极不相同。——货币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同样可以由流通过程持续时间不同，也就是由流通速度不同引起。但是，这是在考察周转时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时Ｇ…Ｇ′和循环过程其他两个形式之间所显示的实际区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已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流通阶段中，构成生产资料Ｐｍ的商品的很大一部分本身是别人的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因此，从卖者的观点来看，就发生了Ｗ′—Ｇ′，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相反，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以上就外国商品而言的，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正象商品资本对外国货币只是执行商品职能一样，外国货币对商品资本也只是执行货币职能；在这里，货币是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Ｇ—Ｐｍ行为一旦完成，商品（Ｐｍ）就不再是商品了，而成为产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本Ｐ的职能形式上的存在方式之一。但是，商品的来源因此也就消失了；它们只是作为产业资本的存在形式而存在，并且合并到产业资本中去。不过，为了补偿它们，就必须再生产它们，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是，它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进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第二，进入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商品（也包括可变资本在付给工人之后为了再生产劳动力而转化成的必要的生活资料），不管其来源如何，不管生产它们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已经以商品资本的形式，以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面前；商业资本，按它的性质来说，包括一切生产方式的商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因此是以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出售给消费者个人为前提。如果这种消费者自己就是生产消费者，是产业资本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生产资料，那末，也会发生一个产业资本家（以订货等形式）直接出售给其他许多产业资本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每个产业资本家就是直接的出售者，就是自己的商人；在出售给商人的时候，也是这样。 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在解释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某些方面时，有时假定商业存在，但在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作一般分析时，我们假定是直接出售，没有商人作中介，因为商人的中介会把运动的各种因素隐蔽起来。 我们来看看西斯蒙第，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有些天真： “商业动用的资本是相当可观的，但乍一看来似乎并不构成我们曾详细论述其运动的资本的任何部分。在呢绒商栈房中堆积的呢绒的价值，初看起来似乎和年生产中富者为使贫者劳动而付给贫者的工资部分无关。然而，这种资本只是补偿我们前面讲的另一个资本。为了清楚地理解财富的发展，我们已经从财富的创造一直谈到财富的消费。例如，生产呢绒所用的资本在我们看来总是一样的；在和消费者的收入进行交换时，它只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成了工厂主的收入，另一部分则以工人生产新呢绒时的工资的形式，成了工人的收入。 但是，我们立即发现，为了大家的利益，最好使这个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可以互相补偿，假如10万埃巨足以保证工厂主和消费者之间的全部流通，最好把这10万埃巨在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平分。工厂主只要拥有三分之一的资本，就能进行他拥有全部资本时才能进行的活动，因为他现在把产品制造出来以后，可以比他寻找消费者时快得多地找到商人来购买。批发商的资本也可以快得多地用零售商的资本来补偿……预付的工资总额和最后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应成为资本的利润。自从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分别执行他们的职能以来，这种利润就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了，而完成的工作是一样的，虽然需要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需要三个资本部分，而不是一个资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39、140页）。——“一切〈商人〉都是间接参加生产；因为，既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那就只有在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之后，生产才能算完成”（同上，第137页）。 在考察循环的一般形式时，总的说来，在这整个第二卷中，我们所说的货币，是指金属货币，不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单纯的价值符号（只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东西）和尚未阐明的信用货币。第一，这是历史的进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信用货币还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第二，这个进程的必然性，在理论上由以下的事实得到了证明：图克等人过去对信用货币的流通所作的一切批判性的说明，迫使他们不得不再三回过去考察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事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金属货币既能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也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这第二卷中一般只谈它的前一种职能形式。 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单个循环过程的一部分的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只代表一般商品流通范围内的一个行为序列，那它是由以前（第1卷第3章）已经阐明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大，也就是说，每个单个资本经过它的商品或货币的形态变化序列越快，同一货币量（比如500镑）就越是使更多的产业资本（或商品资本形式的单个资本）相继进入流通。因此，货币越是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也就是说，例如，在一个商品资本由它的生产资料补偿时越是只需要支付抵账后的差额，支付期（例如工资的支付期）越短，同量资本价值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越小。另一方面，假定流通速度和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必须作为货币资本流通的货币量，就由商品的价格总额（价格乘商品总量）决定，或者，假定商品的总量和价值已定，就由货币本身的价值决定。 但是，一般商品流通的规律，只有在资本流通过程形成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时，才是适用的，而在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形成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阶段时，却是不适用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最好考察具有不间断联系的流通过程，这样的流通过程表现为以下两个形式： 作为一般的流通行为的序列，流通过程（不论是Ｗ—Ｇ—Ｗ，还是Ｇ—Ｗ—Ｇ）只是代表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序列，其中每一个形态变化又包含着别人的商品或和商品相对立的别人的货币方面的相反的形态变化。 商品所有者方面的Ｗ—Ｇ就是买者方面的Ｇ—Ｗ；商品在Ｗ—Ｇ中的第一形态变化，就是表现为Ｇ的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在Ｇ—Ｗ中则适得其反。因此，既然资本家执行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的职能，从而他的资本对别人的商品来说执行货币的职能，或者对别人的货币来说执行商品的职能，那末，关于一个商品在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和另一个商品在另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的交错所作的说明，对于资本流通也是适用的。但是，这种交错并非同时就是资本的形态变化交错的表现。 第一，我们知道，Ｇ—Ｗ（Ｐｍ）可以代表不同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交错。例如，棉纱业主的商品资本棉纱有一部分要由煤炭来补偿。他的资本的一部分处于货币形式，要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而生产煤炭的资本家的资本却处于商品形式，因而要转化为货币形式；同一个流通行为在这里表示两个（属于不同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的相反的形态变化，也就是表示这两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序列的交错。但是，我们知道，Ｇ转化成的Ｐｍ，不必是绝对意义上的商品资本，也就是说，不必是产业资本的职能形式，不必是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东西。这里总是一方面的Ｇ—Ｗ，另一方面的Ｗ—Ｇ，但并不总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其次，Ｇ—Ａ，劳动力的购买，决不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因为劳动力固然是工人的商品，但只有卖给了资本家，才变为资本。另一方面，在Ｗ′—Ｇ′过程中，Ｇ′不必是转化了的商品资本；它可以是商品劳动力转化成的货币（工资），或者是独立劳动者、奴隶、农奴或公社所生产的产品转化成的货币。 第二，即使我们假定世界市场的全部生产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对于在一个单个资本流通过程内发生的任何形态变化所起的职能上确定的作用来说，也决不要求这种形态变化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上代表相应的相反形态变化。例如，在Ｐ…Ｐ循环中，Ｗ′转化成的货币Ｇ′，从买者方面看，可以只是他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如果商品是消费品）；或者在Ｇ′—中（因而，这里进入的是已积累的资本），对Ｐｍ的卖者来说，Ｇ′可以仅仅作为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而进入他的资本流通，或者它可以作为收入花掉而根本不再进入他的资本流通。 因此，社会总资本——单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只是独立执行职能的组成部分——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怎样互相补偿的问题（无论说的是资本还是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的简单的形态变化的交错得到说明，这种交错是资本流通行为和其他一切商品流通所共有的，这里需要用另一种研究方式。在这个问题上，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满足于使用一些空洞的词句，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词句不过是包含一些不确定的观念，这些观念只是从一切商品流通所具有的形态变化交错中套用来的。 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形成要素必须来自商品市场，并且不断从这个市场得到更新，作为商品买进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商品从劳动过程产生出来，并且必须不断作为商品重新卖出去。例如，我们把苏格兰低地的现代租地农场主和欧洲大陆的旧式小农比较一下。前者出售他的全部产品，因而必须在市场上补偿它的全部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后者则是直接消费他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尽量少买少卖，只要有可能，就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等等。 据此，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 第一，这三个形式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所谓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人们根据同样的理由，似乎也可以把自然经济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作为对等的东西，和这两种经济对立起来。 第二，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所以，在考察第一个范畴时，似乎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似乎应该是交换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象秘鲁印加国[30]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就不属于这些范畴中任何一个范畴了。 第三，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这样，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的，似乎只是产品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从而，产品本身的形成要素以怎样的规模必须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再进入产生它的经济中去。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并且如我们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它的价值出卖的。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此外，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注：以上是第Ｖ稿。——以下至本章末，是1877年或1878年一个笔记本上的读书摘要中的一个注。］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对商品价值的供给，总是大于他对商品价值的需求。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他实际上必定是“贱买贵卖”，但是，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所购买的价值较小因而较廉价的商品，转化为价值较大因而较贵的商品。他之所以卖得贵，不是因为他的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是因为所卖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 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 就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如此，就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就资本家仅仅是产业资本的人格化来说，他自己的需求就只是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他对Ｐｍ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小于他的预付资本；他所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小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因而，比他所供给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还要小得多。 至于他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是由可变资本对总资本的比例，即＝ｖ∶Ｃ决定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按比例来看，这种需求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增长得较少。他对Ｐｍ的购买越来越大于对Ａ的购买。 既然工人把他的工资几乎全部转化为生活资料，并且最大部分转化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间接地也就是对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的需求。但是，这个需求＝ｖ，丝毫也不会更多（如果工人把他的一部分工资储蓄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撇开一切信用关系，——那就是说，他把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贮藏货币，就这部分来说，他不作为需求者即买者出现）。资本家需求的最大界限＝Ｃ＝ｃ＋ｖ，但他的供给＝ｃ＋ｖ＋ｍ；因此，如果他的商品资本的构成是80ｃ＋20ｖ＋20ｍ，他的需求就＝80ｃ＋20ｖ，因而从价值上看，比他的供给小1/5。他所生产的ｍ量的百分比（利润率）越大，他的需求同他的供给相比就越小。虽然资本家对劳动力从而间接地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随着生产的发展，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越来越小，但是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按每日计算，他对Ｐｍ的需求总比他的资本小。因此，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在价值上必然总是小于用等量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生产而供给他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产品。至于供给他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不是一个资本家，而是许多资本家，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假定他的资本是1000镑，其中不变部分＝800镑，那末，他对所有这些资本家的需求＝800镑；这些资本家用每1000镑（不论他们每人各占多少，也不论他们每人所有的量在他的总资本中占多大部分）总共提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利润率不变时，总是1200镑；因此，他的需求只是抵销他们的供给的2/3，而他自己的总需求，从价值量来看，只是＝他自己的供给的4/5。 现在，我们还必须附带提前考察一下资本的周转。假定资本家的总资本为5000镑，其中4000镑为固定资本，1000镑为流动资本；按照上面的假定，这1000镑＝800ｃ＋200ｖ。他的流动资本必须每年周转五次，他的总资本才会每年周转一次；这时，他的商品产品＝6000镑，比预付资本大1000镑，由此又得出了和上面一样的剩余价值的比例： 5000Ｃ∶1000ｍ＝100（ｃ＋ｖ）∶20ｍ。可见，这种周转不会改变他的总需求对他的总供给的比例，前者仍然比后者小1/5。 假定他的固定资本每十年要更新一次。因此，他每年要提出1/10＝400镑作为折旧费。这样，经过一年，他还有3600镑固定资本＋400镑货币的价值。如果需要修理，并且这种修理不超出平均程度，那末，修理费用仅仅是他以后才进行的投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好象他在确定他的进入年商品产品中的投资价值时已经预先把这种修理费用计算在内，因而已经包含在1/10的折旧费中了。（如果事实上修理需要在平均程度以下，那就会成为他的利益；如果在平均程度以上，那就会成为他的损失。但是，这种得失对从事同一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整个阶级来说，是会互相抵销的。）总之，虽然在他的总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每年的需求仍然＝5000镑，等于他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但是，这种需求对流动资本部分来说是增大了，对固定资本部分来说则是不断减少。 现在我们来谈再生产。假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ｇ全部花掉，只把原来的资本量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时资本家的需求和供给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从他的资本的运动来说，就不是如此；作为资本家，他的需求只相当于他的供给的4/5（按照价值量）；1/5是他作为非资本家花掉的，不是花在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上，而是花在他的个人需要或享受上。 因此，他的计算用百分比表示如下： 作为资本家，需求＝100供给＝120 作为享受者，需求＝20供给＝— ─────────────── 合计需求＝120供给＝120 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动机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而是享受，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但是，这个假定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不仅必须形成一个准备资本，以应付价格的变动并等待买卖上最有利的行情；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的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体中去。 为了积累资本，他首先就要从流通中取出从流通中流到他手里的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达到扩大旧企业或分设新企业所需的金额以前，使它作为贮藏货币去增加。只要货币贮藏继续进行，它就不会增加资本家的需求；货币停止流通；他为提供的商品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了货币等价物，但并没有为这个货币等价物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 这里撇开信用不说；例如，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银行，这就是属于信用范围的问题。 注释： [29]见［贝利，赛米尔］《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1825年伦敦版第72页（［Bailey，Samuel．］《ACriticalDissertationontheNature，Measures，andCausesofValue；chieflyinReferencetotheWritingsofMr．RicardoandhisFollowers．BytheauthorofEssaysontheFormationandPublicationofOpinions》．London，1825，p．72）。——第123页。 [30]印加国是保存着很多原始社会残余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基础是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的氏族公社或村社（Aylla）。印加国的繁盛时期，是从十五世纪末一直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被西班牙占领和完全消灭为止。当时它曾扩展到今日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第133、16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章商品资本的循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三章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Ｗ′—Ｇ′—Ｗ…Ｐ…Ｗ′。 Ｗ′不仅是前面两种循环的产物，而且是它们的前提，因为，只要生产资料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另一些处在循环中的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一个资本的Ｇ—Ｗ就已经包含另一个资本的Ｗ′—Ｇ′。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煤炭、机器等等，就是采矿业主、资本主义机器制造业主等等的商品资本。其次，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已经指出，还在Ｇ…Ｇ′第一次反复时，还在货币资本第二个循环完成之前，不仅Ｐ…Ｐ循环，而且Ｗ′…Ｗ′循环就已作为前提存在了。 如果再生产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终点的Ｗ′就大于起点的Ｗ′，因此，终点的Ｗ′应当用Ｗ″来表示。 第三个形式和前两个形式的区别如下：第一，在这里，是以包含两个对立阶段的总流通来开始循环，而在形式Ⅰ中，流通为生产过程所中断，在形式Ⅱ中，包含两个互相补充阶段的总流通，只是再生产过程的媒介，因此是Ｐ…Ｐ之间的媒介运动。在Ｇ…Ｇ′中，流通形式是Ｇ—Ｗ…Ｗ′—Ｇ′＝Ｇ—Ｗ—Ｇ。在Ｐ…Ｐ中则相反，流通形式却是Ｗ′—Ｇ′．Ｇ—Ｗ＝Ｗ—Ｇ—Ｗ。在Ｗ′…Ｗ′中，流通形式与后一个形式相同。 第二，在循环Ⅰ和Ⅱ的反复中，即使终点的Ｇ′和Ｐ′是更新的循环的起点，它们产生时的形式也会消失。Ｇ′＝Ｇ＋ｇ和Ｐ′＝Ｐ＋ｐ重新作为Ｇ和Ｐ开始新的过程。但是在形式Ⅲ中，即使循环以相同的规模更新，起点Ｗ也必须用Ｗ′来表示，而这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在形式Ⅰ中，只要Ｇ′本身开始新的循环，它就作为货币资本Ｇ，作为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待增殖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由于在第一个循环中实行的积累而增加，变得更大了。但不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是422镑还是500镑，都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它是单纯的资本价值。Ｇ′不再作为已经增殖的即包含剩余价值的资本，不再作为资本关系而存在。它要在过程中才增殖价值。Ｐ…Ｐ′也是这样；Ｐ′总是要作为Ｐ，作为要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继续执行职能，使循环更新。——相反，商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资本价值开始，而是以商品形式上增大了的资本价值开始，因而它一开始就不仅包含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而且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因此，如果简单再生产以这种形式进行，在终点就会出现一个和起点上一样大的Ｗ′。如果一部分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循环，在终点出现的虽然不是Ｗ′，而是Ｗ″，一个更大的Ｗ′，但下一个循环会再次以Ｗ′开始，不过和前一个循环相比，那是一个更大的Ｗ′，它用更大的已经积累的资本价值，因此也是用较大的新生产的剩余价值，开始它的新的循环。在所有情况下，Ｗ′总是作为一个商品资本（＝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来开始循环。 在一个单个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作为Ｗ的Ｗ′，不是这个资本的形式，而是另一个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资本的形式。第一个资本的Ｇ—Ｗ（即Ｇ—Ｐｍ）行为，对这第二个资本来说，就是Ｗ′—Ｇ′。 在流通行为中，Ａ和Ｐｍ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卖者手中，即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出卖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的商品。对于在这里把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买者来说，只要他还没有购买它们，只要它们还是作为别人所有的商品，和他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对立，它们就只执行商品的职能。在这里，Ｐｍ和Ａ只是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互相区别的：如果Ｐｍ是卖者的资本的商品形式，Ｐｍ在它的卖者手中就＝Ｗ′，就能成为资本；而Ａ对工人来说却始终只是商品，要到买者手中，作为Ｐ的组成部分，才成为资本。 因此，Ｗ′决不能作为单纯的Ｗ，作为资本价值的单纯商品形式来开始循环。作为商品资本，它总是一个二重物。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它是Ｐ执行职能的产物，在这里是纱，而作为商品来自流通的Ｐ的要素，即Ａ和Ｐｍ，只是作为这种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第二，从价值的观点看，它是资本价值Ｐ加上Ｐ执行职能时产生的剩余价值ｍ。 只有在Ｗ′本身的循环中，Ｗ（＝Ｐ＝资本价值）才能够并且必须和Ｗ′中的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部分，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分离，而不管这两部分实际上是能够分离，如纱，还是不能够分离，如机器。一旦Ｗ′转化为Ｇ′，它们就总是可以分离的。 如果全部商品产品，同例如我们的10000磅纱一样，能够分割为独立的、同类的部分产品，从而Ｗ′—Ｇ′行为能够表现为一系列依次完成的售卖，那末，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就能够在剩余价值实现之前，因而在Ｗ′全部实现之前，作为Ｗ发挥作用，从Ｗ′中分离出来。 在价值500镑的10000磅纱中，8440磅的价值＝422镑＝同剩余价值分离的资本价值。如果资本家先卖掉价值422镑的8440磅纱，这8440磅纱就代表Ｗ，即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Ｗ′中除此以外包含的剩余产品1560磅纱＝78镑剩余价值，可以在以后进入流通；资本家能够在剩余产品的流通ｗ—ｇ—ｗ进行之前，完成Ｗ—。 或者，如果他先卖掉价值372镑的7440磅纱，然后卖掉价值50镑的1000磅纱，他就能够用Ｗ的第一个部分补偿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ｃ），用Ｗ的第二个部分补偿可变资本部分ｖ即劳动力，然后照上面一样进行。 但是，如果这样逐次出卖，循环的各种条件又允许这样做，资本家就可以不把Ｗ′分为ｃ＋ｖ＋ｍ，而在Ｗ′的任何部分上进行这种分割。 例如，作为Ｗ′（10000磅纱＝500镑）的一部分，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7440磅纱＝372镑，本身可以再分为：价值276．768镑的5535．360磅纱，这部分纱只补偿不变部分，即补偿7440磅纱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价值37．200镑的744磅纱，只补偿可变资本；价值58．032镑的1160．640磅纱则作为剩余产品，成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因此，在卖出的7440磅中，他能够用按价格313R968镑卖出的6279R360磅纱补偿其中的资本价值，而以剩余产品1160．640磅的价值＝58．032镑，作为收入花掉。 资本家还同样能够把1000磅纱（＝50镑＝可变资本价值）分割开来，并按照同样的方法卖出去；价值37．200镑的744磅纱代表1000磅纱中的不变资本价值；价值5．000镑的100磅纱代表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因此，价值42．200镑的844磅纱补偿1000磅纱中所包含的资本价值。最后，价值7．800镑的156磅纱，代表其中包含的剩余产品，并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消费。 最后，他还能把余下的价值78镑的1560磅纱，在卖出以后，照如下方式分割开来：用卖出的价值58．032镑的1160．640磅纱，补偿1560磅纱中所包含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用卖出的价值7．800镑的156磅纱，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合计1316．640磅纱＝65．832镑，补偿全部资本价值；最后，243．360磅剩余产品＝12．168镑留作收入花掉。 正如纱中存在的每一个要素ｃ，ｖ，ｍ都能再分割为相同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样，价值1先令＝12便士的每一磅纱也可以分割为： ｃ＝0.744磅纱＝8.928便士 ｖ＝0.100磅纱＝1.200便士 ｍ＝0.156磅纱＝1.872便士 ────────────── ｃ＋ｖ＋ｍ＝1磅纱＝12便士 把上述三部分出售的结果加起来，就和一次把10000磅纱卖掉的结果一样。 不变资本： 第一次卖：5535.360磅纱＝276.768镑 第二次卖：744.000磅纱＝37.200镑 第三次卖：1160.640磅纱＝58.032镑 ───────────────── 合计7440磅纱＝372镑 可变资本： 第一次卖：744.000磅纱＝37.200镑 第二次卖：100.000磅纱＝5.000镑 第三次卖：156.000磅纱＝7.800镑 ───────────────── 合计1000磅纱＝50镑 剩余价值： 第一次卖：1160.640磅纱＝58.032镑 第二次卖：156.000磅纱＝7.800镑 第三次卖：243.360磅纱＝12.168镑 ───────────────── 合计1560磅纱＝78镑 总计： 不变资本：7440磅纱＝372镑 可变资本：1000磅纱＝50镑 剩余价值：1560磅纱＝78镑 ───────────── 合计10000磅纱＝500镑 Ｗ′—Ｇ′本身不过是10000磅纱的出售。这10000磅纱和其他一切纱一样是商品。买者关心的是每磅一先令或10000磅500镑的价格。如果他在交易时注意价值的构成，那只是因为他怀着诡谲的企图，想证明每磅可以按低于一先令的价格来卖，而且按那种价格，卖者还是会做一笔好生意。但是他所买的量，是取决于他的需要；例如，如果他是织布厂主，那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在织布厂内起作用的资本的构成，而不是取决于卖纱给他的纺纱厂主的资本的构成。Ｗ′一方面要补偿制造它用掉的资本（或者这种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充当剩余产品，用于剩余价值的消费，或者用于资本积累；二者的比例只存在于用10000磅纱作为商品形式的资本的循环中。这种比例与卖本身无关。此外，我们在这里假定，Ｗ′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卖，因此，这里涉及的只是它由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对于Ｗ′来说，即对于在这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中生产资本必须由以补偿的职能形式来说，出卖时价格和价值是否不一致并且在什么程度上不一致，当然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在这里考察单纯形式区别时，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 在形式ⅠＧ…Ｇ′中，生产过程出现在资本流通的两个互相补充又互相对立的阶段的中间；在终结阶段Ｗ′—Ｇ′出现以前，它已经过去了。货币作为资本先是预付在各种生产要素上，由这些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这种商品产品再转化为货币。这是一个完全的营业周期，其结果是可以用于一切东西的货币。因此，新的开始只是有了可能。Ｇ…Ｐ…Ｇ′可以是在一个单个资本从营业退出时，结束这个资本的职能的最后的循环，也可以是一个新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最初的循环。在这里，一般的运动是Ｇ…Ｇ′，即由货币到更多的货币。 在形式ⅡＰ…Ｗ′—Ｇ′—Ｗ…Ｐ（Ｐ′）中，总流通过程跟随在第一个Ｐ的后面，发生在第二个Ｐ的前面；但它的顺序和形式Ⅰ中相反。第一个Ｐ是生产资本，它的职能是生产过程，即随之而来的流通过程的先决条件。相反，结束的Ｐ不是生产过程，它不过是产业资本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再存在。而且它是资本价值在最后流通阶段转化为Ａ＋Ｐｍ，转化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结果，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是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不论是Ｐ还是Ｐ′，终结时会再次出现在必须重新执行生产资本职能，完成生产过程的形式上。运动的一般形式Ｐ…Ｐ是再生产的形式，它与Ｇ…Ｇ′不同，不表示价值增殖是过程的目的。因此，这个形式使古典经济学更加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把生产本身说成是过程的目的，好象就是要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便宜地进行生产，要使产品去交换尽可能多样的其他产品，一部分用于生产的更新（Ｇ—Ｗ），一部分用于消费（ｇ—ｗ）。在这里，由于Ｇ和ｇ只是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所以，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特性都可能被忽视，全部过程也显得简单和自然，也就是说，具有浅薄的唯理论的自然性。同样，在考察商品资本时，利润有时被忘记，在说到作为总体的生产循环时，商品资本不过作为商品出现；而在说到价值的组成部分时，商品资本则作为商品资本出现。当然，积累也是用和生产一样的方式来表达的。 在形式ⅢＷ′—Ｇ′—Ｗ…Ｐ…Ｗ′中，循环由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开始，并且和形式ⅡＰ…Ｐ中的顺序相同；然后出现的是Ｐ，并且它和形式Ⅰ中一样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循环以生产过程的结果Ｗ′结束。在形式Ⅱ中，循环以生产资本单纯的再存在Ｐ结束，同样，在这里，循环以商品资本的再存在Ｗ′结束；在形式Ⅱ中，资本在它的结束形式Ｐ上，必须使过程作为生产过程重新开始，同样，在这里，在产业资本以商品资本形式再出现时，循环也必须用流通阶段Ｗ′—Ｇ′重新开始。循环的这两个形式都没有完成，因为它们都不是用Ｇ′即已经再转化为货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来结束。所以，二者都必须继续进行，因而都包含着再生产。形式Ⅲ的总循环是Ｗ′…Ｗ′。 第三种形式和前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只有在这种循环中，表现为价值增殖的起点的，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原来的有待增殖的资本价值。在这里，Ｗ′作为资本关系是起点，并且作为这种关系，对整个循环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个循环还在自己的第一阶段就既包含资本价值的循环，也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而剩余价值，即使不是就每一个循环来说，而是就平均来说，必须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经过ｗ—ｇ—ｗ流通，有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的要素发挥作用。 在Ｗ′…Ｗ′形式中，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非积累部分的个人消费，包括全部的个人消费。因此，全部消费——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作为Ｗ′的循环的条件进入这一循环。生产消费（其实也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因为在一定界限之内，劳动力是工人个人消费的不断的产物）是由每个单个资本自己进行的。个人消费——除了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只是作为社会的行为，而决不是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行为包含在这个循环中。 在形式Ⅰ和形式Ⅱ中，总运动都表现为预付资本价值的运动。在形式Ⅲ中，表现为全部商品产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成为起点，并具有运动着的资本即商品资本的形式。只是在这个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以后，这个运动才分成资本的运动和收入的运动。在这个形式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一方面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另一方面分为再生产基金），同任何单个商品资本的产品的特殊分配一样，已经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 在Ｇ—Ｇ′中，包含有循环扩大的可能，这要看ｇ中有多大的量进入更新的循环而定。 在Ｐ…Ｐ中，Ｐ能够用相同的，也许更小的价值来开始新的循环，但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例如，各种商品要素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变得便宜时就是这样。反之，价值增大的生产资本也可以代表物质规模缩小的再生产，例如各种生产要素变得昂贵时就是这样。这对Ｗ′…Ｗ′也是适用的。 在Ｗ′…Ｗ′中，商品形式的资本是生产的前提；在这个循环中在第二个Ｗ上，它重新表现为前提。如果这个Ｗ还没有生产或再生产出来，循环就被阻止；这个Ｗ必须再生产出来，大部分必须作为另一个产业资本的Ｗ′再生产出来。在这个循环中，Ｗ′是作为运动的起点、经过点和终点，因此，它总是存在着。它是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条件。 Ｗ′…Ｗ′还由于另一个要素而同形式Ⅰ和形式Ⅱ相区别。这三种循环的共同点是：资本开始循环过程的形式，就是它结束循环过程的形式，因此它又处在开端的形式上，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开端的形式Ｇ、Ｐ、Ｗ′，总是资本价值（在形式Ⅲ中还包含它的增殖部分，剩余价值）进行预付的形式，因而对循环来说是资本价值原有的形式；结束的形式Ｇ′、Ｐ、Ｗ′，总是循环中的前一个与原有形式不同的职能形式的转化形式。 因此，Ⅰ的Ｇ′是Ｗ′的转化形式；Ⅱ终点上的Ｐ是Ｇ的转化形式（在Ⅰ与Ⅱ中，这种转化都是由商品流通的简单行为，由商品和货币的形式换位引起的）；Ⅲ的Ｗ′是生产资本Ｐ的转化形式。不过在Ⅲ中，第一，这种转化不仅关系到资本的职能形式，而且也关系到它的价值量；第二，这种转化不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单纯形式换位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本各个商品组成部分的使用形式和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现实转化的结果。 始极的形式Ｇ、Ｐ、Ｗ′，是各相应的循环Ⅰ、Ⅱ、Ⅲ的前提；在终极上复归的形式，是由循环本身的形态变化序列所引起的，因而是受它制约的。Ｗ′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的终点，只是以该产业资本的不属于流通的形式Ｐ为前提，而它就是这个Ｐ的产品。Ｇ′，作为Ⅰ的终点，作为Ｗ′的转化形式（Ｗ′—Ｇ′），以买者手中的Ｇ为前提，Ｇ存在于Ｇ…Ｇ′循环之外，由Ｗ′的出售引入这个循环，变成这个循环自己的结束形式。同样，Ⅱ的终点Ｐ以Ａ和Ｐｍ（Ｗ）为前提，Ａ和Ｐｍ存在于循环之外，通过Ｇ—Ｗ，作为结束的形式并入这个循环。但是，撇开终极不说，单个货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货币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单个生产资本的循环也不是以生产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在形式Ⅰ中，Ｇ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在形式Ⅱ中，Ｐ也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生产资本，但是形式Ⅲ 以Ｗ两次存在于循环之外为前提。一次是在Ｗ′—Ｇ′—循环中。这个Ｗ，只要它由Ｐｍ构成，就是卖者手中的商品；只要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商品资本；即使不是，它也在商人手中表现为商品资本。另一次是ｗ—ｇ—ｗ中的第二个ｗ，它也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以便能被人购买。总之，Ａ和Ｐｍ不管是不是商品资本，都和Ｗ′一样是商品，并且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ｗ—ｇ—ｗ中的第二个ｗ，也是如此。因此，如果Ｗ′＝Ｗ（Ａ＋Ｐｍ），它就有商品作为自己的形成要素，并且必须在流通中用同样的商品来补偿；ｗ—ｇ—ｗ中的第二个ｗ，也必须在流通中用另一些同样的商品来补偿。 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卖者手中的一切商品都必然是商品资本。它们在商人手中仍旧是商品资本，或者，如果原来不是商品资本，到商人手中也就变成商品资本。或者，它们，例如输入品，必然是补偿原有商品资本的商品，因而只是给了原有商品资本另一种存在形式。 构成生产资本Ｐ的商品要素Ａ和Ｐｍ，作为Ｐ的存在形式，具有和它们在不同的商品市场上被搜集时不同的形态。它们现在结合起来了，在这种结合中，它们就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只有在这个形式Ⅲ中，Ｗ才在循环自身之内表现为Ｗ的前提，因为起点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循环是由Ｗ′（只要它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那就不管它是否由于剩余价值的加入而增大）转化为各种形成它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开始的。但这种转化包括全部流通过程Ｗ—Ｇ—Ｗ（＝Ａ＋Ｐｍ），并且是它的结果。在这里，Ｗ是在两极上，但这个由外部从商品市场通过Ｇ—Ｗ取得Ｗ形式的第二极，不是循环的终极，而只是它最初两个包含流通过程的阶段的终极。它的结果是Ｐ，然后Ｐ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Ｗ′不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果，而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才表现为循环的终结，具有和始极Ｗ′相同的形式。相反，在Ｇ…Ｇ′和Ｐ…Ｐ中，终极Ｇ′和Ｐ却是流通过程的直接结果。因此，这里的前提是，只是在终结时一个场合的Ｇ′和另一个场合的Ｐ已经在别人手中。既然循环是在两极之间进行，一个场合的Ｇ和另一个场合的Ｐ——Ｇ作为别人所有的货币存在，Ｐ则作为别人的生产过程存在——都不表现为循环的前提。而Ｗ′…Ｗ′却以Ｗ（＝Ａ＋Ｐｍ）是别人所有的、别人手中的商品为前提，这些商品由作为先导的流通过程引入循环，转化为生产资本，然后Ｗ′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再成为循环的结束形式。 但是，正因为Ｗ′…Ｗ′循环在进行中要以另一个在Ｗ（＝Ａ＋Ｐ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并且Ｐｍ还包括各种其他资本，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包括机器、煤炭、润滑油等等），所以，这个循环本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循环的一般形式，即能够用来考察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第一次投资的场合除外）的社会形式，因而不仅看作一切单个产业资本共有的运动形式，而且同时看作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例如，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分析其中一部分补偿一切单个企业的生产资本，另一部分进入不同阶级的个人消费的运动，那末，我们就把Ｗ′…Ｗ′看作社会资本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运动形式。社会资本＝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如果政府在采矿业、铁路等等上面使用生产的雇佣劳动，起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国家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个运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同时，这个运动还会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察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循环时必须事先已经解决，而不是要由这种考察去解决。 Ｗ′…Ｗ′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只形成运动始极的一部分，因而运动一开始就表明是产业资本的总和运动，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又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通常部分作为收入花掉，部分要用作积累要素）的运动。只要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已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个人的消费也就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了。其次，个人的消费包含在内，还由于起点的商品Ｗ，是作为某种使用物品存在着；而每一种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物品，不论它的使用形式决定它要用于生产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个人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二者，都是商品资本。Ｇ…Ｇ′只表明价值方面，表明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是全部过程的目的；Ｐ…Ｐ（Ｐ′）表明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用相同的或增大的生产资本（即积累）来进行的再生产过程；Ｗ′…Ｗ′既然在它的始极上已经表明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所以一开始就把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包括在内；生产消费和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不过表现为Ｗ′…Ｗ′运动的一个分枝。最后，因为Ｗ′可以在不能再进入任何一个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上存在，所以，这一开始就已经表明：Ｗ′的由产品部分表现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要看Ｗ′…Ｗ′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的形式，还是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独立运动，而必然占有不同的位置。这个循环的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这个循环已经超出它作为一个单纯单个资本的孤立循环的范围。 在Ｗ′…Ｗ′公式上，商品资本即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总产品的运动，既是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的前提，又受这种循环的制约。因此，要把握住这个形式的特征，仅仅指出，Ｗ′—Ｇ′和Ｇ—Ｗ这两个形态变化，一方面是资本形态变化中职能上确定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是一般商品流通的环节，就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弄清楚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错综关系，以及它同总产品中决定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的错综关系。因此，在分析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时，我们主要是用前两个形式作为基础。 Ｗ′…Ｗ′循环也表现为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形式，例如在农业中就是这样，在那里，是从收成计算到收成。公式Ⅱ是由播种出发，公式Ⅲ则是由收成出发，或如重农学派所说，前者是由“预付”〔avances〕出发，后者是由“回收”〔reprises〕出发。在形式Ⅲ中，资本价值的运动，一开始就只表现为总产品量的运动的一部分，而在形式Ⅰ和Ⅱ中，Ｗ′的运动却只是一个孤立资本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 在公式Ⅲ中，市场上的商品是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前提。因此，如果专门注意这个公式，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就好象都是来自商品流通，只是由商品构成。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 因为在Ｗ′…Ｗ′中总产品（总价值）是起点，所以这里表明，撇开对外贸易不说，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在剩余产品的待资本化的部分已经包含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才能进行；因而也表明，既然一年的生产是下年的生产的前提，或者说，既然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能够在一年之内和简单的再生产过程同时进行，所以剩余产品就立即在那种能使它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提高了的生产率只能增加资本物质，而不增大资本价值；但以此它也就为价值增殖形成追加的材料。 Ｗ′…Ｗ′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Ｐ…Ｐ形式，来和Ｇ…Ｇ′（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 Ⅰ．简单再生产 Ⅱ．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Ⅲ．货币积累 Ⅳ．准备金 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Ｐ…Ｗ′—Ｇ′—Ｗ…Ｐ。这个循环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产，或者说，表示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增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它不仅表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它表示，处在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因此，过程的重新开始，已由起点本身规定了。Ｗ′的一部分（在某些场合，在产业资本的某些投资部门内）可以直接再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把它当作商品生产出来的同一劳动过程；这样，它的价值就不用转化为实在货币或货币符号，或者它只是取得计算货币这种独立表现。这部分价值不进入流通。这样，有的价值不进入流通过程，但进入生产过程。Ｗ′中被资本家作为剩余产品部分以实物形式消耗的那一部分，也是这样。不过，这种情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并不重要，最多在农业上值得注意。 在这个形式上，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在第一种形式Ｇ…Ｇ′中，生产过程，即Ｐ的职能，使货币资本的流通中断，只是在Ｇ—Ｗ和Ｗ′—Ｇ′这两个阶段之间充当媒介；而在这里，产业资本的总流通过程，它在流通阶段的全部运动，只是发生在作为始极使循环开始的生产资本，和作为终极以同一形式即以循环重新开始的形式使循环结束的生产资本这二者之间，使二者中断，从而只是充当二者之间的媒介。真正的流通，只是表现为周期更新的和通过更新而连续进行的再生产的媒介。 第二，总流通表现的形式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的形式相反。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撇开价值规定不说，总流通的形式是Ｇ—Ｗ—Ｇ（Ｇ—Ｗ．Ｗ—Ｇ）；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同样撇开价值规定不说，总流通的形式却是Ｗ—Ｇ—Ｗ（Ｗ—Ｇ．Ｇ—Ｗ），所以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形式。 Ⅰ．简单再生产 我们首先考察Ｐ…Ｐ二极之间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过程：Ｗ′—Ｇ′—Ｗ。 这个流通的起点是商品资本Ｗ′＝Ｗ＋ｗ＝Ｐ＋ｗ。商品资本的职能Ｗ′—Ｇ′（这就是实现商品资本中包含的资本价值＝Ｐ，在这里就是商品组成部分Ｗ，以及实现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在这里就是同一商品量中价值等于ｗ的那一组成部分），已经在循环的第一种形式中考察过了。但是在那里，它形成被中断的流通的第二阶段和整个循环的结束阶段。在这里，它形成循环的第二阶段，但又形成流通的第一阶段。第一次循环以Ｇ′告终；因为Ｇ′和原来的Ｇ一样，可以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所以包含在Ｇ′中的Ｇ和ｇ（剩余价值）是继续在同一条轨道上运行，还是走上不同的轨道，起初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假如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一次循环怎样更新，那就有必要来研究这个问题了。但是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这一点是必须确定的，因为它的第一次循环的性质就要取决于这一点，而且在这个循环中，Ｗ′—Ｇ′表现为流通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要由Ｇ—Ｗ来补充。这个公式代表简单再生产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取决于这一点是怎样确定的。因此，循环的性质随着这种确定而变化。 现在，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里，和在第一章一样，假定一切条件不变，又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的。根据这些假定，全部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商品资本Ｗ′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总额中代表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就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继续流通；另一部分，即已经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则进入一般的商品流通，这是以资本家为起点的货币流通，不过是在他的单个资本的流通之外进行的。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商品资本Ｗ′是10000磅纱，价值500镑。其中422镑是生产资本的价值，它作为8440磅纱的货币形式，使那个由Ｗ′开始的资本流通继续进行下去；78镑的剩余价值，即商品产品的超额部分1560磅纱的货币形式，则退出这个流通，而在一般商品流通内走一条分离的轨道。 ｇ—ｗ是一系列用货币进行的购买。资本家或是用这个货币购买真正的商品，或是用来支付他自己的尊体或家庭的服务费用。这种购买是分散的，是在不同期间进行的。因此，这种货币暂时采取专供日常消费之用的货币储备或贮藏货币的形式，因为流通中断的货币就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这种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包含货币暂时充当贮藏货币的形式——不进入货币形式Ｇ上的资本的流通。这种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 我们曾经假定，预付的总资本总是全部由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在这里，我们也假定，Ｐ的商品产品代表生产资本Ｐ的总价值422镑＋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78镑。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考察的是一种可分离的商品产品，按照我们的例子，剩余价值以1560磅纱的形式存在；以一磅纱作单位计算，就是以2R496盎斯纱的形式存在。相反，如果商品产品比如说是一台价值500镑并具有同样价值构成的机器，那末，虽然这台机器的价值的一部分＝78镑是剩余价值，但是这78镑只存在于总机器中；它不可能分成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除非把机器敲碎，而这样就连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把它的价值也毁掉了。因此，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只能观念地用商品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表示，而不象每一磅纱都是10000磅纱的可分离的独立的商品要素那样，表现为商品Ｗ′的互相独立的要素。在这种场合，总商品，商品资本，机器必须全部卖出，ｇ才能进入它的特殊流通。在相反的场合，只要资本家卖出8440磅纱，其余1560磅纱的出售就以ｗ（1560磅纱）—ｇ（78镑）—ｗ（消费品）的形式，表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完全分离的流通。但是产品10000磅纱的每一部分的价值要素，可以象表现在总产品上那样，表现在产品的各个部分上。10000磅纱可以分为：不变资本价值（ｃ），纱7440磅，价值372镑；可变资本价值（ｖ），纱1000磅，价值50镑；剩余价值（ｍ），纱1560磅，价值78镑。同样，每一磅纱也可以分为：ｃ＝纱11R904盎斯，价值8R928便士；ｖ＝纱1R600盎斯，价值1R200便士；ｍ＝纱2R496盎斯，价值1R872便士。资本家也可以在10000磅纱的逐次出售中，逐次消费包含在逐个部分中的剩余价值要素，并由此逐次实现ｃ＋ｖ之和。但是，这种做法的前提归根到底是要把10000磅纱全部卖出，从而要由8440磅纱的出售来补偿ｃ＋ｖ的价值（第1卷第7章第2节）。 不管怎样，Ｗ′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通过Ｗ′—Ｇ′总会分开，分成不同的货币额；在这两种场合，Ｇ和ｇ实际都是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个价值原来在Ｗ′中只是具有商品价格这种独特的仅仅观念上的表现。 ｗ—ｇ—ｗ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它的第一阶段ｗ—ｇ包含在商品资本的流通Ｗ′—Ｇ′中，从而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相反，它的补充阶段ｇ—ｗ却在这个循环之外，成为同这一循环相分离的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Ｗ和ｗ即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流通，在Ｗ′转化为Ｇ′之后分开了。由此可见： 第一，当商品资本由Ｗ′—Ｇ′＝Ｗ′—（Ｇ＋ｇ）而实现时，在Ｗ′—Ｇ′中还是共同进行并由同一商品量承担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运动，就变成可以分离的运动，因为现在二者都是货币额，具有独立的形式。 第二，如果发生这种分离，就是说ｇ作为资本家的收入花掉，而Ｇ作为资本价值的职能形式继续沿着它的由循环决定的轨道运行，那末，第一个行为Ｗ′—Ｇ′和相继发生的行为Ｇ—Ｗ和ｇ—ｗ联系起来看，就可以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流通：Ｗ—Ｇ—Ｗ和ｗ—ｇ—ｗ；就一般形式来说，这两个流通序列都属于普通商品流通。 此外，就不可分割的具有连续性的商品体来说，它的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观念地分割开来的。以伦敦的建筑业为例，这种营业大部分依靠信用经营，建筑业主依照房屋建造的各个阶段取得垫款。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是整座房屋，而只是将要建成的房屋的一个现实存在的部分。因此，不管这个部分多么现实，也只是整座房屋的一个观念上的部分。但是，作为取得追加垫款的保证，它已经是足够现实的了。（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后面的第12章［注：见本卷第260—261页。——编者注］。） 第三，如果在Ｗ和Ｇ中还是共同进行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运动，只是部分地分离（以致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作为收入花掉），或者根本不分离，那末，资本价值本身还在它的循环中，还在它的循环完成以前就发生一种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资本的价值等于422镑。假定这个资本以480镑或500镑继续通过Ｇ—Ｗ，它就作为一个比原来价值增长58镑或78镑的价值，通过循环的后面各个阶段。这种变化同时还可能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结合在一起。—— Ｗ′—Ｇ′，在循环Ｉ（Ｇ…Ｇ′）中是流通的第二阶段和这个循环的终结阶段；在现在这个循环中，却是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和商品流通的第一阶段。因此，从流通来看，它必须用Ｇ′—Ｗ′补充。但是，Ｗ′—Ｇ′不仅发生在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是Ｐ执行职能，是第一阶段）之后，而且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商品产品Ｗ′也已经实现。因此，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体现了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商品产品的实现，都是以Ｗ′—Ｇ′结束的。 我们已经假定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假定ｇ—ｗ和Ｇ—Ｗ完全分开。由于ｗ—ｇ—ｗ和Ｗ—Ｇ—Ｗ这两个流通就一般形式来说都属于商品流通的范围（因此，也没有表示出两极之间的价值差别），所以很容易象庸俗经济学那样，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看作单纯的商品生产，看作用于某种消费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而资本家生产这些商品，照庸俗经济学的错误论断，不过是为了用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商品来代替或者交换这些商品。 Ｗ′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而全部过程的目的，发财致富（价值增殖），决不排斥资本家的消费量随着剩余价值量（从而也随着资本量）而增大，倒是正好包含这种增大。 实际上，在资本家的收入的流通中，生产出的商品ｗ（或商品产品Ｗ′中在观念上相当于ｗ的部分）的作用不过是使收入先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一系列可供个人消费的其他商品。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忽略这件小事：ｗ是资本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的一个商品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化身，因此，它原来就是作为商品资本Ｗ′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场的。所以，这个ｗ本身按它的存在来说，就和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联结在一起。循环一旦停顿或受到某种干扰，那时不仅ｗ的消费，而且一系列用来代替ｗ的商品的销售，都会受到限制，甚至完全停止。当Ｗ′—Ｇ′不能完成或者Ｗ′中只有一部分能卖出时，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讲过，ｗ—ｇ—ｗ，作为资本家的收入的流通，只有在ｗ是Ｗ′这个处于商品资本职能形式的资本的一个价值部分的时候，才进入资本的流通；但是，收入的流通一旦通过ｇ—ｗ，用完整的形式来说就是通过ｗ—ｇ—ｗ而独立出来，就不会进入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的运动，虽然它是从这种运动中出来的。它和这种运动联系起来，只是由于资本的存在以资本家的存在为前提，而资本家的存在又以他消费剩余价值为条件。 在一般流通中，Ｗ′（例如纱）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但是作为资本流通的要素，它是执行商品资本——资本价值交替采取和抛弃的一种形式——的职能。纱卖给商人以后，就离开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资本的循环过程，尽管如此，它还是作为商品继续处在一般流通的范围内。同一个商品量在继续流通，虽然这个流通不再是纺纱厂主的资本的独立循环中的要素。因此，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量的现实的最终的形态变化，Ｗ—Ｇ，商品量的最后进入消费，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同这个商品量作为资本家的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完全分离开来。在资本流通中完成的同一个形态变化，还要在一般流通的领域内继续完成。 如果纱再进入另一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一般的流通既包括社会资本各个不同独立部分的循环的互相交错，即各个单个资本的总体，也包括那些不作为资本投入市场而进入个人消费的价值的流通。 作为一般流通的一个部分的资本循环和作为一个独立循环的环节的资本循环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考察Ｇ′或Ｇ＋ｇ的流通时，就进一步表示出来。Ｇ，作为货币资本，使资本循环继续进行。ｇ，作为收入花掉（ｇ—ｗ），则进入一般的流通，而退出资本循环。只有执行追加货币资本职能的那一部分，才进入资本循环。在ｗ—ｇ—ｗ中，货币只执行铸币的职能；这个流通的目的是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庸俗经济学把不进入资本循环的流通，即价值产品中作为收入消费的那个部分的流通，说成是资本特有的循环，这就典型地说明他们是多么痴呆。 在第二阶段Ｇ—Ｗ中，资本价值Ｇ＝Ｐ（即在这里开始了产业资本循环的生产资本的价值）又出现了，不过已经和剩余价值分离，因此，它的价值量也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第一阶段Ｇ—Ｗ中一样大。尽管位置不同了，但现在由商品资本转化成的货币资本的职能还是一样：转化为Ｐｍ和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可见，资本价值在商品资本的职能Ｗ′—Ｇ′，中，和ｗ—ｇ同时经过Ｗ—Ｇ阶段，然后出现在补充的阶段中；因此，它的总流通是Ｗ—。 第一，在形式Ｉ（Ｇ…Ｇ′循环）中，货币资本Ｇ以资本价值预付时的原有形式出现；在这里，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在第一流通阶段Ｗ′—Ｇ′中转化成的货币额的一部分，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表示，生产资本Ｐ已通过商品产品的出售转化成货币形式。在这里，货币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和结束形式而存在，因为只有再抛弃货币形式，那个使Ｗ—Ｇ阶段结束的Ｇ—Ｗ阶段才能够完成。因此，Ｇ—Ｗ中那个同时又是Ｇ—Ａ的部分，现在也不再表现为购买劳动力时的单纯的货币预付，而是表现为这样一种预付：把劳动力创造的商品价值中的一部分，价值50镑的1000磅纱，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劳动力。这里预付给工人的货币，只是工人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转化成的等价形式。因此，Ｇ—Ｗ行为，就它是Ｇ—Ａ行为来说，已经不仅是用使用形式的商品代替货币形式的商品，而且包含其他一些与一般商品流通本身无关的因素。 Ｇ′表现为Ｗ′的转化形式，Ｗ′本身又是Ｐ过去执行的职能即生产过程的产物；因此，货币总额Ｇ′是过去劳动的货币表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纺纱过程的产物10000磅纱＝500镑；其中7440磅纱＝预付的不变资本ｃ＝372镑；1000磅纱＝预付的可变资本ｖ＝50镑；1560磅纱＝剩余价值ｍ＝78镑。假定Ｇ′中只有原有的资本422镑重新预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末下周在Ｇ—Ａ中预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本周生产的10000磅纱的一部分（1000磅纱的货币价值）。货币，作为Ｗ—Ｇ的结果，总是过去劳动的表现。如果补充的行为Ｇ—Ｗ立即在商品市场上完成，Ｇ和市场上现存的商品相交换，那仍然是过去劳动由一种形式（货币）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商品）。但是从时间上说，Ｇ—Ｗ和Ｗ—Ｇ是不同的。这两种行为，在例外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发生。例如，完成Ｇ—Ｗ的资本家和把这一行为作为Ｗ—Ｇ来完成的资本家，同时互相交付商品，而Ｇ只是用来平衡差额时，情形就是这样。Ｗ—Ｇ和Ｇ—Ｗ的实现在时间上可以有相当显著的差异。虽然Ｇ作为Ｗ—Ｇ行为的结果，是代表过去劳动，但是对于Ｇ—Ｗ行为来说，Ｇ可以代表在市场上还根本没有出现，将来才会出现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因为Ｇ—Ｗ要到Ｗ重新生产出来以后才进行。Ｇ还可以代表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和以Ｇ为货币表现的Ｗ是同时生产出来的。例如，在Ｇ—Ｗ交换（购买生产资料）中，煤炭在开采出来之前，就可以被买去。在ｇ不是作为收入花掉而是作为货币积累时，它可以代表要在明年才生产出来的棉花。在资本家花费他的收入即ｇ—ｗ时，也有这种情形。50镑工资Ａ也是这样；这个货币不仅是工人过去劳动的货币形式，同时还是取得正在实现的同时劳动或将来实现的未来劳动的凭证。工人可以用这个货币购买一件要到下周才制成的上衣。一生产出来要马上消费才不致坏掉的大多数必要生活资料，特别是这样。因此，工人在作为工资付给他的货币上得到的，是他自己的或其他工人的未来劳动的转化形式。资本家用工人过去劳动的一部分，作为工人取得自己未来劳动的凭证付给工人。工人自己的同时劳动或未来劳动，形成还不存在的储备，对工人过去劳动就是用这种储备支付的。在这里，储备形成的概念完全消失了。 第二，在Ｗ—流通中，同一个货币两次变换位置；资本家先作为卖者得到货币，然后再作为买者付出货币；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只是为了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形式；因此，资本的货币形式，它作为货币资本的存在，在这种运动中，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因素；或者说，只要运动是流畅的，货币资本充当购买手段时就只表现为流通手段；在资本家互相购买，因而只须结清支付差额时，它才表现为真正的支付手段。 第三，货币资本不论是充当单纯的流通手段，还是充当支付手段，它的职能只是充当媒介，使Ａ和Ｐｍ来代替Ｗ，也就是使纱的各种生产要素来代替纱，代替由生产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产品（除掉用作收入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价值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这个商品的各种形成要素；因此，归根到底，货币资本的职能只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 循环要正常进行，Ｗ′就必须按它的价值全部卖掉。其次，Ｗ—Ｇ—Ｗ不仅是一种商品由另一种商品代替，而且是按同一价值比例来代替。我们假定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是会变动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因此，价值比例的不断变动，正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现象。关于生产要素的价值变动，我们以后［注：见本卷第317—326页。——编者注］再论述，这里只是提一下。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Ｐ转化为Ｗ′，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Ｗ′再转化为Ｐ，则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这种再转化是以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为媒介的。但它的内容是作为整体来看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Ｗ—Ｇ—Ｗ，作为资本的流通形式，包含一种职能上确定的物质变换。其次，Ｗ—Ｇ—Ｗ这样一个交换，要求Ｗ和商品量Ｗ′的各种生产要素相等，并要求这些生产要素互相之间维持原有的价值比例；这就是假定，商品不仅按照它们的价值购买，而且在循环中不发生价值变动；不然的话，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 在Ｇ…Ｇ′中，Ｇ是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资本价值抛弃这种形式，是为了再取得这种形式。在Ｐ…Ｗ′—Ｇ′—Ｗ…Ｐ中，Ｇ只是在过程中取得的形式，还在过程中就又被抛弃。货币形式在这里只表现为资本的转瞬即逝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作为Ｗ′的资本，渴望取得这种形式，而作为Ｇ′的资本，一旦蛹化为这种形式，则渴望放弃它，以便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资本只要停留在货币形式上，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从而不增殖价值；这个资本就闲置起来。在这里，Ｇ是起流通手段的作用，但是，它是起资本的流通手段的作用。［注：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这里有一个注：“驳图克”。——编者注］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在它的循环的第一种形式（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的独立性这种外观，在这第二种形式中消失了，因此，这第二种形式就是对形式Ｉ的批判，并且把它归结为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如果第二形态变化Ｇ—Ｗ遇到障碍（例如市场上缺乏生产资料），循环，再生产过程的进行，就会中断，这和资本凝结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情形一样。但有一个区别：资本在货币形式上，比在易逝的商品形式上，能坚持较长的时间。资本如果不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它仍然可以是货币；但资本如果过久地停留在商品资本的职能上，它就不再成为商品，甚至不再成为使用价值。其次，资本在货币形式上能够不采取它原有的生产资本的形式，而采取另一种形式，但作为Ｗ′，则根本不能离开原位。 Ｗ′—Ｇ′—Ｗ只是对Ｗ′来说，就它的形式来看，包含作为它的再生产的要素的各种流通行为；但是，要完成Ｗ′—Ｇ′—Ｗ，就要有Ｗ′所要转化成的Ｗ的现实的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又要以Ｗ′所代表的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之外进行的一些再生产过程为条件。—— 在形式Ｉ中，只是准备了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第一个转化；在形式Ⅱ中，它准备了由商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再转化；也就是说，只要产业资本的投资不变，就是准备了商品资本到把它生产出来的各种相同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因此，它在这里和在形式Ｉ中一样，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不过，它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复归，生产过程的更新，从而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先导，也就是反复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 这里要再次指出，Ｇ—Ａ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购买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商品Ａ，同样，Ｇ—Ｐｍ只是为实现这个目的在物质上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续。 完成时，Ｇ再转化为生产资本Ｐ，循环又重新开始。 因此，Ｐ…Ｗ′—Ｇ′—Ｗ…Ｐ的详细形式是： 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为生产商品而购买商品。只有消费是这种生产消费，它才进入资本本身的循环；而这种消费的条件是，通过这样消费掉的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这和以维持生产者的生存为目的的生产，甚至商品生产，是很不相同的。这样一种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决定的用商品代替商品，和本来的产品交换（只是以货币为媒介）完全不同。可是，经济学家们竟以此证明生产过剩是没有可能的。 除了转化为Ａ和Ｐｍ的Ｇ的生产消费，循环还包含第一个环节Ｇ—Ａ。这个环节对于工人来说，就是Ａ—Ｇ＝Ｗ—Ｇ。在Ａ—Ｇ—Ｗ这一包含工人消费在内的工人的流通中，只有作为Ｇ—Ａ结果的第一个环节进入资本的循环。第二个行为Ｇ—Ｗ不进入单个资本的流通，虽然它是从这个流通出来的。不过，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是必要的，因此，工人通过Ｇ—Ｗ而进行的消费，也是必要的。 要使资本价值的循环继续下去，要使资本家消费剩余价值，Ｗ′—Ｇ′行为所要求的只是Ｗ′转化为货币，被卖掉。当然，Ｗ′被购买，只是因为这种物品是一种使用价值，可供某种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Ｗ′继续流通，比如在购买纱的商人手中继续流通，那对于把纱生产出来并卖给商人的单个资本的循环的继续进行，起初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整个过程继续进行，与此同时，由此决定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也继续进行。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 Ｗ′一旦卖出，转化为货币，就可以再转化为劳动过程的从而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Ｗ′是由最后的消费者购买，还是由想转卖的商人购买，这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了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例如，纱一旦卖出，不论卖出的纱起初变成什么，纱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便可以重新开始。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如果这种过程扩大了，——这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的扩大，——那末随着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工人的个人消费（需求）也可能扩大，因为这个过程是以生产消费为先导和媒介的。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 Ｇ要完成它作为货币资本，作为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就要转化为商品Ｐｍ和Ａ。如果这些商品要在不同的时期购买或支付，因而Ｇ—Ｗ是代表一系列相继进行的购买和支付，那末，当Ｇ的一部分完成Ｇ—Ｗ行为时，它的另一个部分就停留在货币状态中，要到由过程本身的条件所规定的时期，才在那些同时进行或相继进行的Ｇ—Ｗ行为中发生作用。Ｇ的这个部分暂时从流通退出，只是为了到一定的时候发生作用，执行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贮存本身就是一种由它的流通并且为了流通而规定的职能；它作为购买基金和支付基金的存在，它的运动的中止，它的流通中断状态，就是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借以执行货币的一种职能的状态。它是作为货币资本，因为这里暂时处于静止状态的货币本身，就是货币资本Ｇ（Ｇ′—ｇ＝Ｇ）的一部分，是商品资本中同作为循环起点的生产资本价值Ｐ相等的那部分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切从流通退出的货币，都是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的贮藏形式在这里成了货币资本的职能，正如在Ｇ—Ｗ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货币资本的职能一样，这是因为资本价值在这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货币状态在这里是由循环的联系所规定的、产业资本在它的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状态。但在这里，同时再一次证明了，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除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 把Ｇ′表现为ｇ对Ｇ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关系，直接地说，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商品资本Ｗ′的职能；商品资本Ｗ′本身，作为ｗ和Ｗ的关系，又只是表示生产过程的结果，只是表示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自行增殖的结果。 如果流通过程的继续进行遇到障碍，Ｇ由于市场状况等等这类的外部情况而不得不中止它的Ｇ—Ｗ职能，因而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停留在货币状态中，这时货币便又处于贮藏货币状态。这种状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也会发生，如果由Ｗ—Ｇ到Ｇ—Ｗ的转变因外部情况而发生中断。这是非自愿的货币贮藏。因此在我们考察的场合，货币具有闲置的、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过，我们现在不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在两种场合，货币资本停留在货币状态中，都是运动中断的结果，不管这种运动中断是合乎目的的还是违反目的的，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是与职能相适应的还是与职能相违背的。 Ⅱ．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生产过程可能扩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技术上规定的，因此，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必要的规模（也就是要积累到必要的规模），这时它才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即进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凝结为贮藏货币，并在这一形式上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所以是潜在的，因为在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注：《latent》〔“潜在”〕一词，是从潜热这个物理学概念借用来的。这个概念现在差不多已为能量转化理论代替了。因此，马克思在第三篇（晚些时候的修订稿）中采用了《potentiell》〔“可能的”〕这个从《potentielleEnergie》〔“位能”〕这一概念中借用来的名词；或者仿效达兰贝尔的《virtuelleGeschwindigkeit》〔“虚速度”〕，称作《virtuellesKapital》。——弗·恩·］可见，在这里，货币贮藏表现为一种包含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它发生，但同时又和它有本质区别的要素。因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成并不使再生产过程本身扩大。正好相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这里形成，倒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者不能直接扩大他的生产的规模。如果他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一个把新的金或银投入流通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或者——结果是一样的——卖给一个用一部分本国剩余产品从外国换进追加的金或银的商人，那末，他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就在本国金或银的贮藏中形成一个增长额。在所有其他场合，例如，原来在买者手中充当流通手段的78镑，现在在资本家手中则只是取得贮藏货币的形式；就是说，只是本国的金或银的贮藏在分配上发生变化。 如果货币在我们这个资本家的交易中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其方式是商品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时期才由买者支付），那末，要资本化的剩余产品就不转化为货币，而转化为债权，也就是对买者或许已经到手或许可望到手的等价物的所有权。这个货币和投在有息证券等等上面的货币一样，不进入循环的再生产过程，虽然它可以进入其他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 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是由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决定的，就是说，首先是由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其次（参看第1卷第22章）是由资本的生产，即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决定的。积累或规模扩大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从而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是资本家的个人目的，并且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中，但是后来，如第一卷指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都成为一种必要。他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不过以前已经说明的问题，我们不再重复。 我们先是考察简单再生产，假定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实际上，剩余价值在正常情况下总要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一部分则资本化，至于一定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否有时全部消费掉，有时全部资本化，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从运动的平均情况——总公式也只能代表这个平均情况——来看，这两种情形都会发生。为了不使公式复杂化，最好还是假定剩余价值全部积累起来。公式Ｐ…Ｗ′—Ｇ′—…Ｐ′表示这样一个生产资本，它按更大的规模，以更大的价值被再生产出来，并且又作为已经增大的生产资本，开始它的第二次循环，或者说，更新它的第一次循环。一旦这第二次循环开始，Ｐ就又成为起点；不过，这个Ｐ，和第一个Ｐ相比，已经是一个更大的生产资本。正如在Ｇ…Ｇ′公式中当Ｇ′开始第二次循环时，Ｇ′是作为Ｇ，作为一定量的预付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它和用来开始第一次循环的货币资本相比，是一个更大的货币资本，但是，一旦它作为预付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它由剩余价值资本化而增大的一切关系便都消失了。这个起源在它用来开始循环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中消失了。一旦Ｐ′作为一个新循环的起点执行职能，情形也是这样。 我们拿Ｐ…Ｐ′和Ｇ…Ｇ′即第一种循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的含义完全不同。Ｇ…Ｇ′作为一个孤立的循环来看，不过表示：货币资本（即作为货币资本进行循环的产业资本）Ｇ是会生出货币的货币，会生出价值的价值，它会生出剩余价值。而在Ｐ的循环中，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在第一阶段即生产过程结束时已经完成，在第二阶段（流通的第一阶段）Ｗ′—Ｇ′完成之后，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就已经作为实现了的货币资本，作为Ｇ′存在了，而Ｇ′在第一种循环中是作为终极出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前面考察的Ｐ…Ｐ形式（参看第47页的详细公式［注：见本卷第87页。——编者注］）中，由ｗ—ｇ—ｗ表示出来，ｗ—ｇ—ｗ的第二阶段不属于资本流通，而表示作为收入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在全部运动由Ｐ…Ｐ表示，因而两极之间不存在价值差额的这个形式中，预付价值的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和在Ｇ…Ｇ′中一样被表示出来的；不过，Ｗ′—Ｇ′行为在Ｇ…Ｇ′中是表现为最终阶段，在Ｐ…Ｐ中则表现为循环的第二阶段，流通的第一阶段。 在Ｐ…Ｐ′中，Ｐ′所表示的，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已经资本化，就是说，资本已经积累，因此，Ｐ′和Ｐ不同，它是由原有的资本价值加上在这个资本价值的运动中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价值构成的。 作为Ｇ…Ｇ′的单纯终结的Ｇ′，以及在这一切循环中出现的Ｗ′，就其自身来看，不是表现运动，而是表现运动的结果，即以商品形式或货币形式实现的资本价值的增殖，因而是把资本价值表现为Ｇ＋ｇ或Ｗ＋ｗ，表现为资本价值和它的幼仔剩余价值的关系。它们把这个结果表现为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不同的流通形式。但是不论在Ｗ′形式上，还是在Ｇ′形式上，所发生的价值增殖本身，既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也不是商品资本的职能。作为与产业资本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的特殊形式或存在方式，货币资本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商品资本只能完成商品的职能，二者的区别只是货币和商品的区别。同样，生产资本形式的产业资本，也和任何别一种形成产品的劳动过程一样，只能由这样的要素构成：一方面是物化的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生产地（有目的地）发挥作用的劳动力。产业资本在生产领域只能存在于和一般生产过程，从而也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相适应的构成中，同样，它在流通领域也只能存在于两种和流通领域相适应的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中。但是，由于劳动力是别人的劳动力，资本家要从劳动力所有者那里购买劳动力，就象要从其他商品所有者那里购买生产资料完全一样，所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总和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生产资本，因而生产过程本身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生产职能，同样，货币和商品也表现为同一产业资本的流通形式，因而，它们的职能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流通职能，这些职能或者是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或者是从生产资本的职能产生。在这里，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所以同时又是货币资本的职能和商品资本的职能，只是由于它们作为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不同阶段上所要完成的职能的形式是互相联系的。因此，企图从货币和商品的资本性质得出表明货币所以是货币，商品所以是商品的特征的那些属性和职能，是错误的；反过来，企图从生产资本采取的生产资料这一存在方式得出生产资本的属性，同样是错误的。 一旦Ｇ′或Ｗ′作为Ｇ＋ｇ或Ｗ＋ｗ固定下来，即作为资本价值和它的分蘖剩余价值的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关系就会在两种形式上表示出来，一次是在货币形式上，一次是在商品形式上，不过这对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这种关系既不是来源于货币本身所有的属性和职能，也不是来源于商品本身所有的属性和职能。在这两个场合，表明资本特征的属性，即资本是生出价值的价值，只表现为结果。Ｗ′始终是Ｐ的职能的产物，Ｇ′始终只是Ｗ′在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转化形式。因此，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只要重新开始执行它作为货币资本的特殊职能，就不再表现那种包含在Ｇ′＝Ｇ＋ｇ中的资本关系。当Ｇ…Ｇ′已经完成，Ｇ′重新开始循环时，Ｇ′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即使全部资本化了，Ｇ′也不是作为Ｇ′，而是作为Ｇ出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第一次循环是用422镑的货币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则用500镑开始。开始第二次循环的货币资本比从前增大78镑；这种区别是在一次循环和另一次循环相比较时才存在的；但是，这种比较在任何一次循环内部都是不存在的。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500镑，虽然其中有78镑以前是剩余价值，但是所起的作用同另外一个资本家用来开始第一次循环的500镑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本的循环也是这样。已经增大的Ｐ′在重新开始时是作为Ｐ出现，和简单再生产Ｐ…Ｐ中的Ｐ没有什么两样。 在Ｇ′—阶段上，已经增大的量只是由Ｗ′表示出来，而不是由Ａ′和Ｐｍ′表示出来。因为Ｗ是Ａ和Ｐｍ之和，所以Ｗ′已经表示出，其中包含的Ａ和Ｐｍ之和大于原来的Ｐ。其次，如果使用Ａ′和Ｐｍ′这样的符号，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增大时，资本的价值构成也会发生变化，随着这种变化，Ｐｍ的价值增大，Ａ的价值总是相对地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地减少。 Ⅲ．货币积累 ｇ这个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能否立即再加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从而和资本Ｇ一起，形成Ｇ′量而进入循环过程，这要取决于一些和ｇ的单纯存在无关的情况。如果ｇ作为货币资本投入与第一个企业并存的另一个独立的企业，那很明显，它只有达到这个企业所需要的最低限量时，才能用于这个企业。如果它是用来扩大原有的企业，Ｐ的各种物质要素的比例和它们的价值比例，也要求ｇ具有一定的最低限量。在这个企业中所使用的一切生产资料，不仅互相间有质的关系，而且有一定的量的关系，一种比例量。加入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的这些物质比例，以及它们所承担的价值比例，规定了一个最低限量，ｇ必须达到这个最低限量，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增长部分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者只转化为前者。可见，纺纱厂主不同时购置相应数量的梳棉机和粗纺机，就不能增加纱锭的数目，且不说企业的这种扩大还要求增加棉花和工资的支出。因此，要实行企业的这种扩大，剩余价值必须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额（通常是每新安装一个纱锭按一镑计算）。在ｇ没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以前，资本的循环必须多次反复，直到由资本逐次生产出的ｇ的总额能够和Ｇ合在一起执行职能，就是说，在Ｇ′—中执行职能。哪怕纺纱机发生细小的变化，只要这种变化会提高机器的效率，就要增加纺纱材料的消耗，就要增加粗纺机，等等。因此，ｇ就在这个间歇期间积累起来，这种积累，不是ｇ本身的职能，而是Ｐ…Ｐ反复进行的结果。ｇ本身的职能是停留在货币状态中，直到它由价值增殖的反复循环即由外部得到充分的追加，达到它为了能动地执行职能而必须具有的最低限量。ｇ只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才能实际作为货币资本，在这里就是作为正在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Ｇ的积累部分，同Ｇ一道执行职能。在这个间歇期间，它积累着，只是存在于一个正在形成、正在增长的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积累，货币贮藏，在这里表现为随着现实积累即产业资本作用规模的扩大而暂时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以是暂时发生的，是因为贮藏货币只要停留在贮藏状态中，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不参加价值增殖过程，它仍然是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所以会增大，只是因为那种没有它的作用而存在的货币被投到同一个钱柜中去。 贮藏货币形式只是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形式，这种货币的流通中断了，因此就保存在货币形式上。至于货币贮藏的过程本身，它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而只有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形式中，才为贮藏货币而贮藏货币。而在这里，贮藏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贮藏表现为随着资本积累暂时发生的过程，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资本；这是因为，货币贮藏，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贮藏状态，对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来说，是一个在资本循环之外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可见，它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就是由于它的这种使命；因而，它为了进入过程而必须达到的数量，每一次都是由生产资本的价值构成决定的。但只要它停留在贮藏状态中，它就还不是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闲置的货币资本；不是象前面所说的那种职能中断的货币资本，而是还不能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积累，是它的本来的实在的形式，是实际的货币贮藏。货币积累也能存在于出售Ｗ′的资本家的单纯的贷款即债权的形式上。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间歇期间还会以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的形式而存在，例如成为银行的有息存款，换成某种票据或有价证券，不过这些形式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在货币上实现的剩余价值，在那种场合下，是在产生这一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之外，执行着某些特殊的资本职能；这些职能，首先和这个循环本身无关，其次，是以一些和产业资本职能不同的、这里还没有阐述的资本职能为前提的。 Ⅳ．准备金 在以上考察的形式上作为剩余价值存在形式的贮藏货币，是货币积累基金，是资本积累暂时具有的货币形式，并且就这一点来说，它本身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不过，这种积累基金还可以完成特殊的附带的职能，也就是可以进入资本的循环过程，而并没有使这个过程具有Ｐ…Ｐ′的形式，即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扩大。 如果Ｗ′—Ｇ′过程超出了正常时间，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滞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比如说，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循环开始时的水平，这种起着积累资金作用的贮藏货币，就可以用来代替货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这样，货币积累基金就充当准备金，来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干扰。 它作为这样的准备金，和我们在Ｐ…Ｐ循环中看到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基金是不同的。这种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是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因而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的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相继执行职能。在生产过程连续进行中，准备货币资本不断形成，因为今天收进货款，以后才需要再把它支出；今天卖出大量商品，以后才需要再买进大量商品；因此，在这期间，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货币形式存在。相反，准备金不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确切地说，不是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组成部分，而是处在积累的预备阶段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是还没有转化为能动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此外，不言而喻，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Ｇ＝422镑，Ｇ′＝500镑。如果422镑资本中有一部分是作为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的基金，作为货币储备而存在，那末，它是打算用来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部加入循环，而为此它也足够用了。准备金却是78镑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只有在422镑资本的循环不是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时，才能进入这个循环过程；因为它是积累基金的一部分，而它在这里的作用并没有使再生产的规模扩大。 货币积累基金已经是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存在；从而，已经是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 把简单再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总括在内的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如果Ｐ＝Ｐ，（2）项的Ｇ就＝Ｇ′—ｇ；如果Ｐ＝Ｐ′，（2）项的Ｇ就大于Ｇ′—ｇ；这就是说，ｇ是全部或部分地转化为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的循环是古典经济学用来考察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形式。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二版序言] ［注：本卷中凡是四角括号［］内的话都是德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这里印出的第二版，基本上是按第一版原样翻印的。印刷错误改正了，若干文体上不讲究的地方纠正了，若干短的、内容重复的段落删掉了。 第三卷虽然遇到完全料想不到的困难，但手稿现在也已大体整理就绪。只要我还健康，今年秋天就可以开始付印。 弗·恩格斯 1893年7月15日于伦敦 为了便于查阅，这里把所有采自第Ⅱ—Ⅷ稿的地方，简单综合如下： 第一篇 第31—32页采自第Ⅱ稿。——第32—44页采自第Ⅶ稿。——第44—48页采自第Ⅵ稿。——第48—134页采自第Ⅴ稿。——第134—137页采自读书摘要中的一个注。——第138页到本篇末采自第Ⅳ稿；其中第146—148页有几处采自第Ⅷ稿；第151页和第158页的注采自第Ⅱ稿。 第二篇 本篇开头第171—182页是第Ⅳ稿的结尾。——从这里开始到本篇末第388页全部采自第Ⅱ稿。 第三篇 第十八章：（第389—397页）采自第Ⅱ稿。 第十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398—432页）采自第Ⅷ稿。 第三节（第432—434页）采自第Ⅱ稿。 第二十章：第一节（第435—438页）采自第Ⅱ稿，仅最后一段采自第Ⅷ稿。 第二节（第438—442页）主要采自第Ⅱ稿。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442—470页）采自第Ⅷ稿。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470—487页）采自第Ⅱ稿。 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488—540页）采自第Ⅷ稿。 第十三节（第540—550页）采自第Ⅱ稿。 第二十一章：（第551—592页）采自第Ⅷ稿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Ⅰ．第一阶段Ｇ—Ｗ Ⅱ．第二阶段生产资本的职能 Ⅲ．第三阶段Ｗ′—Ｇ′ Ⅳ．总循环 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循环过程［注：采自第Ⅱ稿。］经过三个阶段；根据第一卷的叙述，这些阶段形成如下的序列： 第一阶段：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或者说，完成Ｇ—Ｗ这个流通行为。 第二阶段：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完成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第三阶段：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说，完成Ｗ—Ｇ这个流通行为。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Ｇ—Ｗ…Ｐ…Ｗ′—Ｇ′。在这个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Ｗ′和Ｇ′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了的Ｗ和Ｇ。 在第一卷中，我们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必要的范围内，对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过研究。因此，资本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它们就成为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了。 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 Ⅰ．第一阶段Ｇ—Ｗ ［注：以下是第Ⅶ稿，是1878年7月2日开始写的。］ Ｇ—Ｗ表示一个货币额转化为一个商品额；对买者来说，是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卖者来说，则是他们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质内容，是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们的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如果我们用Ａ表示劳动力，用Ｐｍ表示生产资料，那末所要购买的商品额Ｗ＝Ａ＋Ｐｍ，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因此，从内容来看，Ｇ—Ｗ是表现为；就是说，Ｇ—Ｗ分成Ｇ—Ａ和Ｇ—Ｐｍ；货币额Ｇ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购买劳动力，另一部分购买生产资料。这两个购买序列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一个属于真正的商品市场，另一个则属于劳动市场。 但是，除了表示Ｇ所转化成的商品额有这种质的分割之外，还表示一种最具有特征的量的关系。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以工资的形式，即作为一个包含剩余劳动的劳动量的价格，支付给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劳动力所有者的；例如，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3马克，即5小时劳动的产物，那末，这个金额就会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契约上，表现为比方说10小时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如果这种契约是和50个工人订的，那末，他们在一日中一共要对买者提供500个劳动小时，其中二分之一，即250个劳动小时＝25个10小时的工作日，完全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要购买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不仅表示一种质的关系：一定的货币额，比如说422镑，转化为互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还表示一种量的关系，即用在劳动力Ａ上面的货币部分和用在生产资料Ｐｍ上面的货币部分的量的关系。这种量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超额劳动即剩余劳动的量决定的。 例如，一个纺纱厂50个工人的周工资等于50镑，如果由一周3000小时的劳动（其中1500小时是剩余劳动）转化为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那就必须在生产资料上耗费372镑。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对追加劳动的利用，需要追加多少生产资料形式的价值，是与这里的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只是在于：耗费在生产资料上的货币部分，也就是在Ｇ—Ｐｍ中购买的生产资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充分的，因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点，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于这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 一经完成，买者就不仅支配着生产一种有用物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支配着一种更大的劳动力的使用权，或者说，支配着一个比补偿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同时还支配着使这个劳动量实现或物化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因此，他支配的各种因素所能生产的物品，比这种物品的生产要素有更大的价值，或者说，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量。因此，他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现在处在一种实物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它能够作为会生出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价值来实现。换句话说，它处在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的生产资本的状态或形式中。这种形式的资本，称为Ｐ。 但是，Ｐ的价值＝Ａ＋Ｐｍ的价值＝转化为Ａ和Ｐｍ的Ｇ。Ｇ和Ｐ是同一个资本价值，只是处在不同的存在方式上，就是说，Ｇ是货币状态或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货币资本。 因此，或它的一般形式Ｇ—Ｗ，即商品购买的总和，这个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作为资本的独立循环过程的阶段来看，同时又是资本价值由货币形式到生产形式的转化，或者简单地说，是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可见，在这里首先考察的循环公式中，货币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承担者，而货币资本也就表现为资本预付的形式。 作为货币资本，它处在能够执行货币职能的状态中。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就是处在能够执行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的状态中。（说它是支付手段，是因为劳动力固然要先购买，但要在发生作用之后才对它支付报酬。如果在市场上没有现成的生产资料，需要先订购，那末货币在Ｇ—Ｐｍ中同样是支付手段。）这种能力所以产生，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货币。 另一方面，货币状态的资本价值也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不能执行别的职能。这种货币职能所以会成为资本职能，是因为货币职能在资本的运动中有一定的作用，从而也是因为执行货币职能的阶段和资本循环的其他阶段是有联系的。例如，拿我们首先考察的情况来说，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些商品的结合形成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因而已经潜在地，在可能性上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 在中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货币的一部分，会由于这个流通本身的完成转而去执行一种职能，在这种职能上，它的资本性质消失了，但它的货币性质保留下来。货币资本Ｇ的流通分为Ｇ—Ｐｍ和Ｇ—Ａ，即购买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让我们单独考察一下后一个过程。Ｇ—Ａ，从资本家方面看，是购买劳动力，从工人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方面看，是出卖劳动力——这里可以说是出卖劳动，因为是以工资形式为前提的。在这里，和任何一种购买一样，对买者来说是Ｇ—Ｗ（＝Ｇ—Ａ），对卖者（工人）来说是Ａ—Ｇ（＝Ｗ—Ｇ），是出卖他的劳动力。这是商品的第一流通阶段或第一形态变化（第1卷第3章第2节ａ）；从劳动的卖者方面看，就是他的商品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工人把他由此获得的货币，逐渐地耗费在一个满足他的需要的商品额上，即耗费在消费品上。因此，他的商品的总流通表现为Ａ—Ｇ—Ｗ，首先是Ａ—Ｇ（＝Ｗ—Ｇ），然后是Ｇ—Ｗ，也就是表现为简单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Ｗ—Ｇ—Ｗ。这里，货币只是充当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只是充当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的媒介物。 Ｇ—Ａ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素，因为它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得以实际转化为资本，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重要条件。Ｇ—Ｐｍ所以必要，只是为了实现在Ｇ—Ａ中购买的劳动量。本书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已经从这个观点对Ｇ—Ａ作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还要从另一个观点，即专门就货币资本是资本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加以考察。 Ｇ—Ａ一般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绝不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即由于劳动力的购买是这样一种购买契约，按照这个契约，提供的劳动量，一定要大于补偿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所必需的量，也就是，一定要提供剩余劳动，——这是预付价值资本化或者说剩余价值生产的根本条件。相反，是由于它的形式，由于劳动是以工资的形式用货币购买的，而这一点被认为是货币经济的标志。 在这里，被当作特征的，也不是形式的不合理。相反，这种不合理正好被忽视了。这种不合理在于：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价值，从而，一定量劳动也不能具有在它的价格上，在它和一定量货币的等价上表现出来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工资只是一个伪装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上，比方说，劳动力的一日的价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在一日中付出的劳动的价格，以致这个劳动力在6小时劳动内生产的价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12小时的工作或劳动的价值。 Ｇ—Ａ被认为是所谓货币经济的特征或标志，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是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因而货币是买者——就是说，是因为有了这种货币关系（即人类活动的买卖）。但是，货币很早就已经作为所谓服务的买者出现了，而Ｇ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货币资本，经济的一般性质也没有因此发生变革。 货币究竟转化为哪一种商品，对货币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一切商品都已经用它们的价格表示出，它们在观念上代表一定的货币额，等待着向货币的转化，并且只有通过同货币的换位，它们才取得一种形式，使自己可以转化为自己的所有者的使用价值。因此，一旦劳动力作为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出现于市场，它的出卖采取劳动报酬的形式或工资的形式，那末，它的买卖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买卖相比，就没有什么更引人注目的了。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既然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由商品构成的，资本家就得通过，通过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来完成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如果货币是第一次转化为生产资本，或者对它的所有者来说是第一次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他就必须在购买劳动力之前，首先购买厂房、机器等等生产资料；因为劳动力一旦归他支配，他就必须具备生产资料，以便能够把劳动力当作劳动力来利用。 从资本家方面看，情况就是这样。 从工人方面看：他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时候，才可能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在出卖之前，劳动力是和生产资料，和它的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的。在这种分离状态中，它既不能直接用来为它的所有者生产使用价值，也不能用来生产商品，使它的所有者能够依靠这种商品的出售而维持生活。但是，劳动力一经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它就同生产资料一样，成了它的买者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虽然在Ｇ—Ａ行为中，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仅仅作为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因而就这方面来说，他们互相之间只是处在单纯的货币关系中，但是，买者一开始就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生产资料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对自己劳动力实行生产耗费的物的条件。换句话说，这种生产资料是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劳动的卖者是作为别人的劳动力而和它的买者相对立的。这种劳动力只有归它的买者支配，和买者的资本合并，才能使这种资本真正地作为生产资本来活动。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当他们在Ｇ—Ａ（从工人方面看是Ａ—Ｇ）行为中互相对立时，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作为前提肯定了。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了。 我们这里不谈这种分离是怎样产生的。在Ｇ—Ａ进行的时候，这种分离已经存在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Ｇ—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一种职能，或者说，货币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决不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一种有用的人类活动或服务的支付手段，就是说，决不是因为货币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能以这样的形式支出，只是因为劳动力处在和它的生产资料（包括作为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资料的生活资料）分离的状态中，而要消除这种分离状态，就得把劳动力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也使劳动力的使用权归属于买者。而使用这种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又决不是一致的。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在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 对货币资本（我们对它的考察，暂时只限于它在我们这里所表现的一定的职能的范围）的理解，通常有两种平行的或彼此交叉的错误。第一，资本价值作为货币资本执行的各种职能，这些正是由于它处于货币形式而能够执行的职能，被错误地认为是从它的资本性质产生的。其实，这些职能只是来源于资本价值的货币状态，来源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第二，正好相反，使货币职能同时成为资本职能的这种货币职能的特殊内容，被认为是从货币的本性产生的（因此，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了）。其实，货币要执行这种职能，例如这里完成Ｇ—Ａ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在简单商品流通和相应的货币流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奴隶的买卖，按其形式来说，也是商品的买卖。但是，如果没有奴隶制，货币就不能执行这种职能。有了奴隶制，货币才能用来购买奴隶。相反，买者手中的货币无论怎样充足，也不会使奴隶制成为可能。 出卖个人劳动力（表现为出卖个人劳动或表现为工资）要不成为孤立的现象，而成为社会范围的商品生产的决定性前提，从而货币资本要在社会范围内执行我们这里考察的职能，就得先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由于这些过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至于这种结合在分开以前采取什么形式，是劳动者本身作为生产资料属于其他生产资料之列，还是他们自己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和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完全无关的。 因此，问题的实质，在这里作为行为的基础的，是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 因此，在Ｇ—Ａ行为能成为一般社会行为以前，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本的物的部分，就必须已经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立。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27]，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以至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为不是为了出售，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 俄国的地主，由于所谓农民解放，现在用雇佣工人代替从事强制劳动的农奴来经营农业，他们抱怨两件事。第一，抱怨货币资本不足。例如，他们说，在出售农产品以前，必须对雇佣工人支付较大数量的金额，而这时缺少的正是现金这个首要的条件。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必须经常备有专供支付工资用的货币形式的资本。不过，地主们尽可以放心。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那时，产业资本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拥有别人的货币。 但是，更典型的是第二种怨言，这就是：即使有了货币，还是不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为俄国的农业劳动者由于村社实行土地公有，还没有完全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还不是完全的“自由雇佣工人”。但是，后者的社会规模的存在，却是Ｇ—Ｗ即货币转化为商品能够表现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Ｇ—Ｗ…Ｐ…Ｗ′—Ｇ′，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形式，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因此，既然实现Ｇ—Ｗ…Ｐ…Ｗ′—Ｇ′这一过程的首要前提是雇佣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所以，这个公式已经包含生产资本形式的资本，从而也包含生产资本的循环的形式。 Ⅱ．第二阶段生产资本的职能 这里考察的资本循环，是以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流通行为Ｇ—Ｗ即购买开始的。因此，这个流通必须以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一相反的形态变化Ｗ—Ｇ即出售来补充。但是，的直接结果，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的流通的中断。由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消费。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资本家不能再把工人当作商品出售，因为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他的劳动力的使用。另一方面，资本家只能这样来使用劳动力，就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阶段。 运动表现为…Ｐ，这里的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被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因此，第一阶段，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只是第二阶段即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 的前提是：完成这个行为的个人不仅在某一使用形式上支配着价值，而且在货币形式上占有这些价值，他是货币所有者。但是，这种行为正好是要付出货币，他只有在付出货币这一行为本身包含着货币的回流时，才能够仍然是货币所有者。而货币只有经过商品的出售，才会流回到他手里。因此，这种行为的前提是：他必须是商品生产者。 Ｇ—Ａ。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活。劳动力的维持，即工人自身的维持，要求每天进行消费。因此，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期付给他一次报酬，使他能够反复进行为维持自身所需的各种购买，反复进行Ａ—Ｇ—Ｗ或Ｗ—Ｇ—Ｗ行为。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雇佣工人相对立。另一方面，要使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广大的雇佣工人能完成Ａ—Ｇ—Ｗ行为，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们相对立。因此，这种情况要求产品作为商品的流通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从而商品生产也已经有了广泛的规模。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商品生产普遍化了，它又使社会的分工不断增进，就是说，一个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专门化，互相补充的各个生产过程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因此，Ｇ—Ａ发展到什么程度，Ｇ—Ｐｍ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会按相同的规模，和那种用它们作生产资料的商品的生产相分离，于是生产资料会作为商品，和每一个商品生产者自己相对立，他不生产它们，但要为自己的特定的生产过程而购买它们。它们来自那些完全和他的生产部门分离的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作为商品进入他的生产部门，因而是必须购买的。商品生产的物的条件，会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作为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产品，作为商品，和他相对立。资本家也必须以相同的规模作为货币资本家出现，或者说，他的资本必须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规模将会扩大。 另一方面，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注：以上是第Ⅶ稿。以下是第Ⅵ稿。］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卷作了详细的阐述。任何商品生产的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对价值的形成，从而也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起着不同的作用，所以它们作为预付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就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其次，作为生产资本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还有以下的区别：生产资料在它为资本家所有时，即使在生产过程之外，也仍然是他的资本，劳动力却只有在生产过程之内，才是单个资本的存在形式。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末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生产资料本身，只有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够和生产资料相合并时，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物的形式或生产资本。因此，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生产资料才取得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正如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贵金属才获得货币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货币才获得货币资本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一样。 生产资本在执行职能时，消耗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使它们转化为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因为劳动力仅仅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发生作用，所以，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因而它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一个无需他花费任何等价物的价值。因此，产品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孕育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它的价值＝Ｐ＋Ｍ，等于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Ｐ，加上这个生产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Ｍ。假定这宗商品是10000磅纱，生产这些纱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所消耗的劳动力的价值是50镑。纺纱工人在纺纱过程中把通过他们的劳动而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372镑转移到纱上，同时又提供了一个相当于他们消耗的劳动的新价值，比如说，128镑。因此，10000磅纱是一个500镑价值的承担者。 Ⅲ．第三阶段Ｗ′—Ｇ′ 商品，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职能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资本。如果商品生产在它的整个社会范围内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那末，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的要素，不论它们是生铁，还是布鲁塞尔的花边，是硫酸，还是雪茄烟。至于商品队伍中，由于属性不同，哪一类应升为资本，哪一类应列为普通商品，这个问题不过是烦琐经济学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可笑的难题罢了。 资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构成资本的物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必须卖掉，转化为货币，因此要完成Ｗ—Ｇ运动。 假定资本家的商品是10000磅纱。既然在纺纱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创造的新价值是128镑，那末，这些纱就有500镑的价值。这个价值表现在它的同名的价格上。这个价格要通过出售Ｗ—Ｇ来实现。是什么使一切商品流通的这个简单行为同时成为一种资本职能呢？在这个行为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商品的使用性质既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商品是作为使用物品转到买者手中的，商品的价值也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价值没有发生任何量的变化，仅仅发生了形式变换。这个价值先存在于纱上，现在存在于货币上。因此，在第一阶段Ｇ—Ｗ和最后阶段Ｗ—Ｇ之间，出现了一种本质的区别。在前一个阶段上，预付的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借助于流通而转化为各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在后一个阶段上，商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只是由于在它的流通开始以前，它已经现成地从生产过程中取得了资本性质。在纺纱过程中，纺纱工人创造了128镑的纱价值。比如说，其中50镑，只是为资本家在劳动力上的耗费形成一个等价物，78镑（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156％）则形成剩余价值。因此，10000磅纱的价值，第一，包含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本Ｐ的价值，其中不变部分＝372镑，可变部分＝50镑，二者之和＝422镑，＝8440磅纱。但生产资本Ｐ的价值等于Ｗ，等于它的形成要素的价值，即在Ｇ—Ｗ阶段和资本家对立的在卖者手中的商品的价值。——第二，这些纱的价值，还包含78镑的剩余价值＝1560磅纱。因此，作为10000磅纱的价值表现的Ｗ＝Ｗ＋△Ｗ，Ｗ加上Ｗ的增殖额（＝78镑），我们把这个增殖额叫做ｗ，因为现在它和原有价值Ｗ处在同一个商品形式上。10000磅纱的价值＝500镑，也就是＝Ｗ＋ｗ＝Ｗ′。使作为10000磅纱的价值表现的Ｗ变成Ｗ′的，不是它的绝对价值量（500镑），因为它的绝对价值量，和作为任何另一个商品量的价值表现的任何另一个Ｗ一样，都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使这个Ｗ变成Ｗ′的，是它的相对价值量，是和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Ｐ的价值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Ｗ′这个价值，等于生产它时保存的价值加上生产资本提供的剩余价值。它的价值大于这个资本价值，多了这个剩余价值ｗ。10000磅纱是已经增殖，已经添进一个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Ｗ′表示一种价值关系，表示商品产品的价值和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的价值的关系，就是说，表示它的价值是由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10000磅纱是商品资本，是Ｗ′，只是因为它是生产资本Ｐ的转化形式，因而处在这样一种联系中，这种联系本来只是存在于这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中，或者说，只是对那个已经用自己的资本生产了纱的资本家来说才存在着。可以说，使10000磅纱这个价值承担者成为商品资本的，不是任何外部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内部的关系。它带着的资本主义的胎痣，不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绝对量中，而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相对量中，即存在于和它所包含的生产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以前原有的价值量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中。因此，如果这10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那末，这个流通行为，就它本身考察，等于Ｗ—Ｇ，只是一个同样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但是，同一个行为，作为这个单个资本循环的特殊阶段，就是商品所承担的资本价值422镑＋它所承担的剩余价值78镑的实现，也就是Ｗ′—Ｇ′，是商品资本由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注：以上是第Ⅵ稿。以下是第Ⅴ稿。］ 现在，Ｗ′的职能是一切商品产品的职能：转化为货币，卖掉，完成流通阶段Ｗ—Ｇ。只要现在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商品资本的形式，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这个资本既不会作为产品形成要素起作用，也不会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由于资本抛弃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货币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说，由于卖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就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产的规模也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扩大或者缩小。第一卷已经指出，一个一定量资本的作用程度，是由生产过程的各种潜能规定的，而这些潜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资本本身的价值量无关的。[28]这里指出，流通过程推动了新的潜能，它们影响资本的作用程度，影响资本的扩张和收缩，而和资本的价值量无关。 商品量Ｗ′，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的承担者，还必须全部完成形态变化Ｗ′—Ｇ′。在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成为决定性的事情。单个商品只是表现为总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500镑的价值存在于10000磅纱中。如果资本家只能卖掉价值372镑的7440磅纱，他就只补偿了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即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如果卖掉8440磅纱，他就只补偿了全部预付资本的价值量。要实现剩余价值，他就必须多卖一些；要实现全部剩余价值78镑（＝1560磅纱），他就必须把10000磅纱全部卖掉。因此，他在500镑货币中获得的，只是和他所卖商品相等的价值；他在流通中所做的交易，是简单的Ｗ—Ｇ。如果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50镑，而是64镑，那末，他的剩余价值就不是78镑，而只是64镑，剥削程度就不是156％，而只是100％；但是，他的纱的价值仍旧不变，只是纱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改变了。流通行为Ｗ—Ｇ，仍然是10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 Ｗ′＝Ｗ＋ｗ（＝422镑＋78镑）。——Ｗ等于Ｐ的价值或生产资本的价值，这又等于在购买生产要素的Ｇ—Ｗ中预付的Ｇ的价值；用我们的例子来说＝422镑。如果商品总量按照它的价值出售，那末，Ｗ＝422镑，ｗ＝78镑，即剩余产品1560磅纱的价值。如果我们把用货币表现的ｗ叫做ｇ，那末，Ｗ′—Ｇ′＝（Ｗ＋ｗ）—（Ｇ＋ｇ），因此，Ｇ—Ｗ…Ｐ…Ｗ′—Ｇ′这一循环，用详细的形式表示，就是…Ｐ…（Ｗ＋ｗ）—（Ｇ＋ｇ）。 在第一阶段，资本家从真正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取得了使用物品；在第三阶段，他把商品投回，但只是投回到一个市场，即真正的商品市场。而如果他通过他的商品从市场又取得了比他原来投入的价值更多的价值，那末，这只是因为他投入的商品价值大于他原来取得的商品价值。他投入价值Ｇ，取得相等的价值Ｗ；他投入Ｗ＋ｗ，取得相等的价值Ｇ＋ｇ。——用我们的例子来说，Ｇ等于8440磅纱的价值；但他在市场上投入了10000磅纱，因此，他投入市场的价值大于他从市场取得的价值。另一方面，他能够把这个已经增大的价值投入市场，只是因为他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剥削劳动力，生产了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一个部分，表现在剩余产品中）。这个商品量，只有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才是商品资本，才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由于Ｗ′—Ｇ′的完成，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得到了实现。二者的实现，是在商品总量的分批出售或整批出售中同时进行的，表现为Ｗ′—Ｇ′。但是，这同一个流通行为Ｗ′—Ｇ′，对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来说是不同的：它对二者来说代表着它们各自流通的不同阶段，代表着它们在流通领域所要经过的形态变化序列中的不同阶段。剩余价值ｗ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是第一次在商品市场上出现，并且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这是它的第一流通形式，因此，ｗ—ｇ行为，也是它的第一流通行为或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因而还要由相反的流通行为或相反的形态变化ｇ—ｗ来补充。［注：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划分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所说的都是适用的。10000磅纱含有1560磅纱（＝78镑）的剩余价值，1磅纱（＝1先令）则含有2．496盎斯（＝1．872便士）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Ｗ在同一个流通行为Ｗ′—Ｇ′中完成的流通，却不是这样。这个流通行为，对资本价值来说，是流通行为Ｗ—Ｇ。这里，Ｗ＝Ｐ，等于原来预付的Ｇ。资本价值作为Ｇ，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它的第一流通行为，通过Ｗ—Ｇ行为回到相同的形式；因此，它已经经过两个互相对立的流通阶段：（1）Ｇ—Ｗ和（2）Ｗ—Ｇ，而又处在可以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过程的形式中。对剩余价值来说，是商品形式第一次转化为货币形式，对资本价值来说，则是回到或者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货币资本通过，变为一个价值相等的商品额Ａ和Ｐｍ。这些商品不再执行商品即可售物品的职能。现在，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买者即资本家手中，当作他的生产资本Ｐ的价值。而在Ｐ的职能中，即生产消费中，它们转化为一种在物质上和生产资料不同的商品，转化为纱，在这种商品中，它们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大了，由422镑增加到500镑。由于这种现实的形态变化，那些在第一阶段Ｇ—Ｗ上从市场取得的商品，就由这种物质上和价值上都不相同的商品代替了。这种商品现在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必须转化为货币，必须卖掉。因此，生产过程只是表现为资本价值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在这以前，资本价值只经过了第一阶段Ｇ—Ｗ。在Ｗ在物质上和价值上发生变化之后，资本价值才经过第二阶段即终结阶段Ｗ—Ｇ。但是，就资本价值本身来考察，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发生了使用形式的变化。它以前是作为422镑的价值存在于Ａ和Ｐｍ中，现在是作为422镑的价值存在于8440磅纱中。因此，如果我们把剩余价值撇开，只考察资本价值的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那末资本价值所经过的，就是（1）Ｇ—Ｗ和（2）Ｗ—Ｇ，在这里，第二个Ｗ虽然和第一个Ｗ有不同的使用形式，但有相同的价值，所以是Ｇ—Ｗ—Ｇ。这个流通形式，由于商品的方向相反的两次换位，即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和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就必然使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 同一个流通行为Ｗ′—Ｇ′，对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来说，是第二形态变化即终结形态变化，是回到货币形式；而对同时包含在商品资本中并通过商品资本转换成货币形式而一同实现的剩余价值来说，却是第一形态变化，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是Ｗ—Ｇ，是第一流通阶段。 因此，这里要指出两点。第一，资本价值最后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的职能。第二，这种职能包含着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第一形式转化。因此，在这里，货币形式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原来以货币预付的价值的复归形式，就是说，回到过程开始时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原来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的价值的第一转化形式。如果构成商品资本的商品，象这里假定的那样，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末，Ｗ＋ｗ就会转化为价值相等的Ｇ＋ｇ。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现在以Ｇ＋ｇ（422镑＋78镑＝500镑）的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在都是作为货币存在的，因而都处在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中。 因此，资本价值在过程终结时，又处在它进入过程时的相同的形式中，因而能够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并完成这个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的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Ｇ），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循环过程的形式叫做货币资本的循环。在终结时发生变化的，不是预付价值的形式，而只是它的量。 Ｇ＋ｇ不外是一定量的货币额，用我们的例子来说，是500镑。但是，作为资本循环的结果，作为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这个货币额包含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且它们已经不再象在纱里面那样交织在一起，它们现在是并列着的。它们的实现，使它们二者各自取得独立的货币形式。这个货币额的211/250是422镑的资本价值，39/250是78镑的剩余价值。商品资本的实现所引起的这种分离，不仅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它还会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要看ｇ是全部追加到，部分追加到，还是根本不追加到Ｇ中去，就是说，要看它是否作为预付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继续执行职能。ｇ和Ｇ所经过的流通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在Ｇ′中，资本又回到它原来的形式Ｇ，即货币形式；但这是它已经作为资本实现的形式。 首先，这里有一个数量上的差别，原来是Ｇ，是422镑；现在是Ｇ′，是500镑，这个差别表现在循环的数量不同的两极Ｇ…Ｇ′中，循环运动本身只是用虚线…表示。Ｇ′＞Ｇ，Ｇ′－Ｇ＝Ｍ，即剩余价值。——但是，作为Ｇ…Ｇ′循环的结果，现在只有Ｇ′存在；它是这样一种产物，在这种产物中，它的形成过程已经消失。Ｇ′现在是独立存在的，和产生它的运动无关。运动已经完结，代替它的是Ｇ′。 但是，Ｇ′作为Ｇ＋ｇ，500镑作为预付资本422镑加上它的增殖额78镑，同时还表示一种质的关系，虽然这种质的关系本身只是作为一个同名总额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即作为量的关系而存在的。预付资本Ｇ现在又处于它原来的形式（422镑），但现在是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而存在的。它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作为资本实现了，因为它是作为资本和ｇ（78镑）相区别的，对它来说，ｇ是它的增长额，它的果实，是它自己所生出的增殖额。它作为资本实现，是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已经生出价值的价值而实现的。Ｇ′是作为资本关系存在的；Ｇ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明显地成了货币资本，它表现为一个已经自行增殖的价值，因而也具有自行增殖即比原有价值生出更多价值的属性。Ｇ所以成为资本，是由它对Ｇ′的另一个部分的关系决定的，后者是由它生出的，是它作为原因引起的，是它作为基础产生的结果。因此，Ｇ′是一个内部分化了的、自身在职能上（概念上）区别开来的、表现着资本关系的价值额。 但是，这里表现出的只是结果，而没有表现出造成这个结果的过程的媒介。 价值的各部分本身是没有质的区别的，除非它们表现为不同物品即具体物的价值，就是说，表现在不同的使用形式上，因而表现为不同商品体的价值——这种区别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作为单纯的价值的各部分而产生的。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差别都消灭了，因为货币正是一切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是由完全同名的要素1镑构成的。因为在这个货币额的简单存在上，这个货币额借以产生的媒介已经消失，因为不同的资本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差别的任何痕迹都已经消失，所以差别仅仅存在于本金（英文叫principal，＝422镑预付资本）和超额价值额（78镑）的概念的形式上。例如，假定Ｇ′＝110镑，其中100镑＝本金Ｇ，10镑＝剩余价值Ｍ。这个总额110镑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完全同种的，因而在概念上是没有区别的。任何一个10镑，不论是预付本金100镑的1/10，或者是超过这个本金的余额10镑，始终是总额110镑的1/11。因此，本金和增长额，资本和剩余额，都可以表现为总额的分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10/11是本金或资本，1/11是剩余额。因此，已经实现的资本在这里，在过程终结时具有的货币表现，是资本关系的没有概念的表现。 当然，这也适用于Ｗ′（＝Ｗ＋ｗ）。但是，有这样一种区别：Ｗ′——其中的Ｗ和ｗ只是同一个同种商品总量的价值的相应部分——表示出它的起源Ｐ，它是Ｐ的直接产物，而Ｇ′却是直接由流通产生的形式，它和Ｐ的直接关系已经消失。 只要Ｇ′继续能动地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而不是相反地作为已经增殖的产业资本的货币表现固定下来，那末，Ｇ′在代表Ｇ…Ｇ′运动的结果时所包含的本金和增长额之间的这种没有概念的区别就会立即消失。货币资本的循环决不能从Ｇ′开始（虽然Ｇ′现在是作为Ｇ执行职能），而只能从Ｇ开始；就是说，决不能作为资本关系的表现，而只能作为资本价值的预付形式。只要这500镑重新作为资本预付出去，以便重新增殖价值，它们就不是复归点，而是出发点。现在预付的不是422镑的资本，而是500镑的资本。货币比以前多了，资本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已经消失，就象原来就可以用500镑的总额，而不是用422镑的总额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一样。 表现为Ｇ′，不是货币资本的能动的职能；相反，货币资本本身表现为Ｇ′，是Ｗ′的职能。就是在简单商品流通（1）Ｗ1—Ｇ和（2）Ｇ—Ｗ2中，Ｇ也只是在第二个行为Ｇ—Ｗ2中才能动地执行职能；它表现为Ｇ，只是第一个行为的结果，只是借助这个行为，它才作为Ｗ1的转化形式出现。Ｇ′所包含的资本关系，即其中作为资本价值的部分和其中作为它的价值增殖额的另一部分的关系，就下面一点来说当然具有职能的意义：在Ｇ…Ｇ′循环不断反复时，Ｇ′分成两个流通，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流通，因而两个部分不仅在量上执行不同的职能，而且在质上执行不同的职能，Ｇ执行的职能不同于ｇ。但是，就本身考察，Ｇ…Ｇ′形式并不包含资本家的消费，而显然只包含价值自行增殖和积累，因为积累首先表现为不断重新预付的货币资本的周期增长。 Ｇ′＝Ｇ＋ｇ，虽然是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但只有它同时才是已经实现的形式的货币资本，是已经生出货币的货币。但是，这里要和第一阶段中的货币资本的职能相区别。在第一阶段中，Ｇ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它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只是因为它只有在货币状态中才能够执行货币的职能，才能够转化为作为商品和它相对立的Ｐ的要素，即Ａ和Ｐｍ。在这个流通行为中，它只是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但是因为这个行为是处于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第一阶段，所以，由于所买商品Ａ和Ｐｍ的特殊的使用形式，这个行为同时又是货币资本的职能。相反，由资本价值Ｇ和它所产生的剩余价值ｇ构成的Ｇ′，却是表现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资本总循环过程的目的和结果，资本总循环过程的职能。Ｇ′以货币形式，作为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表现这个结果，并不是由于它是资本的货币形式，是货币资本，相反地，是由于它是货币资本，是货币形式的资本，是由于资本是以这种形式使过程开始的，是以货币形式实行预付的。我们已经知道，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Ｗ′的职能，而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至于Ｇ′和Ｇ的差额，那末，它（ｇ）只是ｗ即Ｗ的增殖额的货币形式。Ｇ′＝Ｇ＋ｇ，仅仅因为Ｗ′已经＝Ｗ＋ｗ。因此，这个差额以及资本价值和它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在二者转化为Ｇ′，转化为一个货币额以前，已经存在并表现在Ｗ′中了，而在这个货币额中，两个价值部分独立地彼此对立着，因此可以用来执行独立的互相区别的职能。 Ｇ′只是Ｗ′实现的结果。Ｗ′和Ｇ′二者只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不同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二者都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因为在这里，资本价值本身是和那种与它不同的、由于它而取得的果实即剩余价值一起存在的，虽然这种关系只是表现在一个货币额或一个商品价值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上。但是，作为一个和自己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互相关联而又互相区别的资本的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已经增殖的价值的表现，Ｇ′和Ｗ′是同一个东西，表现着同一个东西，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它们不是作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互相区别，而是作为货币和商品互相区别。既然它们都代表已经增殖的价值，都代表发挥了资本作用的资本，所以，它们都只是表现生产资本的职能的结果，只有在这种职能中资本价值才能生出价值。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二者，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都是资本的存在方式。一个是货币形式的资本，另一个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因此，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殊职能，只能是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之间的区别。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使人想起它的这种起源，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象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象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因此，只有在Ｇ′本身执行商品资本职能的地方，在它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这个产物的转化形式的地方，就是说，在货币材料本身的生产上，它的奇怪的形式才会消失。例如，金的生产的公式就是：…Ｐ…Ｇ′（Ｇ＋ｇ），在这里，Ｇ′是商品产品，因为和在第一个Ｇ即货币资本中为金的生产要素预付的金相比，Ｐ会提供更多的金。因此，在这里，一个货币额的一部分成了同一货币额的另一部分的母体这样一种Ｇ…Ｇ′（Ｇ＋ｇ）表现的不合理性就消失了。 Ⅳ．总循环 我们已经看到，流通过程在完成第一阶段后，为Ｐ所中断，这时，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Ａ和Ｐｍ，作为生产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和价值组成部分被消费；这种消费的产物是一个物质上和价值上发生了变化的新商品Ｗ′。中断的流通过程Ｇ—Ｗ，必须以Ｗ—Ｇ来补充。但是，作为流通的第二阶段即终结阶段的承担者出现的，是一个物质上和价值上与第一个Ｗ不同的商品Ｗ′。因此，流通序列表现为（1）Ｇ—Ｗ1；（2）Ｗ′2—Ｇ′。在第二阶段上，第一个商品Ｗ1在由Ｐ的职能引起的中断中，也就是在用Ｗ的要素即生产资本Ｐ的存在形式进行的Ｗ′的生产中，为另一个价值较大和使用形式不同的Ｗ′2所代替。相反，资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表现形式（第1卷第4章第1节），Ｇ—Ｗ—Ｇ′（分解为（1）Ｇ—Ｗ1；（2）Ｗ1—Ｇ′），两次都表示同一个商品。在第一阶段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商品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两个阶段的商品是同一个商品。虽然有这种本质的差别，这两个流通却有共同点：它们都是在第一阶段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支出的货币会在第二阶段再流回来。二者的共同点一方面是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另一方面是流回的货币多于预付的货币。就这一点来说，Ｇ—Ｗ…Ｗ′—Ｇ′也已经包含在总公式Ｇ—Ｗ—Ｇ′中了。 这里又可以看到：在Ｇ—Ｗ和Ｗ′—Ｇ′这两个属于流通的形态变化中，每一次都是同样大的、同时存在的价值互相对立，互相代替。价值变化完全属于形态变化Ｐ即生产过程，因此，生产过程和流通的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不同，表现为资本的现实的形态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总运动Ｇ—Ｗ…Ｐ…Ｗ′—Ｇ′，或它的详细形式…Ｐ…Ｗ′（Ｗ＋ｗ）—Ｇ′（Ｇ＋ｇ）。在这里，资本表现为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形态上。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最后，在终结阶段，它回到总过程开始时它原有的形式。因此，这个总过程是循环过程。 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 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这些独立的资本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Ｇ—Ｗ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Ｗ′—Ｇ′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 另一方面，循环本身当然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限定在一定的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的当前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我们的例子中曾假定，生产阶段所生产的商品量的资本价值，和原来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的总额相等，换句话说，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全部资本价值，一起由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知道（第1卷第6章），不变资本的一部分，真正的劳动资料（例如机器），是在同一个生产过程的次数多少不等的反复中不断地重新发挥作用的，因而，它的价值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至于这种情况会使资本的循环过程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需要指出下面一点：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资本的价值（＝422镑）只包含厂房、机器等等的平均损耗，因而只包含它们在10600磅棉花转化为10000磅纱时转移到后者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即转移到一周60小时纺纱过程的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在372镑预付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中，厂房、机器等等劳动资料，就好象只是按每周支付租金的办法在市场上租进的。但是，这绝对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我们只要把一周生产的10000磅纱，同若干年内包含的周数相乘，就可以把所购买的并在这个期间消耗掉的劳动资料的全部价值转移到纱上。因此很明显，预付货币资本在能够作为生产资本Ｐ执行职能以前，必须先转化为这种资料，因而必须经过第一阶段Ｇ—Ｗ。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同样很明显，在10000磅纱纺成以前，在生产过程中并入纱中的422镑资本价值额，不能作为10000磅纱的价值组成部分进入流通阶段Ｗ′—Ｇ′。纱在纺成以前是不能出售的。 在总公式中，Ｐ的产品被看作是一个和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不同的物质的东西，是一个离开生产过程而独立存在的，并且具有和生产要素的使用形式不同的使用形式的物品。只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物品，即使产品的一部分又作为要素进入重新开始的生产，情况也总是这样。例如，谷物作为种子用来生产谷物；但是，产品只是谷物，因而具有和那些一起使用的要素——劳动力、工具、肥料——不同的形态。但是，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 亚·楚普罗夫［注：亚·楚普罗夫《铁路业务》1875年莫斯科版第69—70页。］关于这一点曾经说过： “工厂主可以首先生产物品，然后寻找消费者。” ｛他的产品在作为成品离开生产过程之后，作为和生产过程分离的商品转入流通。｝ “因此，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两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的行为。但是，在不创造新产品而只载运旅客和货物的运输业中，这两种行为是合在一起的；服务｛场所的变动｝必须在它被生产的同一瞬间被消费。因此，铁路能够寻找顾客的范围，至多只是沿线两侧50俄里〈53公里〉的地方。” 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结果都是场所的变动，例如，现在纱不是在产地英国，而是在印度。 但是，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它产生的效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旅客和货物是和运输工具一起运行的，而运输工具的运行，它的场所变动，也就是它所进行的生产过程。这种效用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它不是一种和生产过程不同的，只有在生产出来之后才作为交易品执行职能，作为商品来流通的使用物。但是，这种效用的交换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决定的。至于这种效用的消费，它也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样的。如果它是个人消费的，那末，它的价值就和消费一起消失；如果它是生产消费的，从而它本身就是处于运输中的商品的一个生产阶段，那末，它的价值就作为追加价值转移到商品本身中去。因此，运输业的公式应该是…Ｐ—Ｇ′，因为被支付的和被消费的，是生产过程本身，而不是能和它分离的产品。因此，这个公式和贵金属生产的公式，在形式上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这里，Ｇ′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用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并离开生产过程的金或银的实物形式。 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要和产业资本相适应来改变它们的职能的机构，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在它们以其职能作为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和产业资本并列出现时，也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职能形式由于社会分工而独立的和片面发展的存在形式。 一方面，Ｇ…Ｇ′循环和一般商品流通交织在一起，从那里出来，又进入那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种循环又成为资本价值特有的独立的运动，这个运动一部分发生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一部分发生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外，但始终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为，第一，它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两个阶段Ｇ—Ｗ和Ｗ′—Ｇ′，作为资本运动的阶段，具有职能上确定的性质；在Ｇ—Ｗ中，Ｗ在物质上被规定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Ｗ′—Ｇ′中，资本价值＋剩余价值被实现了。第二，生产过程Ｐ包含着生产消费。第三，货币回到它的起点，使Ｇ…Ｇ′运动成了一个以自身作为终结的循环运动。 因此，一方面，任何单个资本在它的流通的两个阶段Ｇ—Ｗ和Ｗ′—Ｇ′中，都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个能动的因素，它不是作为货币就是作为商品在一般商品流通中执行职能，或者和一般商品流通连在一起，这样，它本身就是商品世界的一般形态变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它又在一般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独立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生产领域形成一个过渡阶段，资本以自己离开起点时的同一形式，回到它的起点。同时，资本还会在自己特有的循环中，即在包含着它在生产过程内的现实形态变化的循环中，变更它的价值量。它不仅是作为货币价值返回的，而且是作为已经增大、已经增长的货币价值返回的。 最后，如果我们把Ｇ—Ｗ…Ｐ…Ｗ′—Ｇ′作为和我们后面将要分析的其他形式并列的一种资本循环过程的特殊形式加以考察，它就有如下几个特征。 1．这种循环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循环，因为产业资本是以它的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总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的。公式本身表明，货币在这里不是作为货币花掉，而只是预付，因而只是资本的货币形式，只是货币资本。它还表明，运动的决定目的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Ｇ…Ｇ′，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2．在这个循环中，生产阶段，Ｐ的职能，形成了Ｇ—Ｗ…Ｗ′—Ｇ′流通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中断，而这个中断又只是简单流通Ｇ—Ｗ—Ｇ′的媒介。生产过程在循环过程形式本身中所表现的，在形式上而且明显地就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情况：它只是预付价值增殖的手段，也就是说，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 3．因为这一系列阶段是以Ｇ—Ｗ开始的，所以流通的第二环节是Ｗ′—Ｇ′；因此，起点是Ｇ，即要增殖价值的货币资本，终点是Ｇ′，即价值已经增殖的货币资本Ｇ＋ｇ。在这里，Ｇ连同它的分蘖ｇ在一起表现为已经实现的资本。这就使Ｇ的循环，和其他两个循环，即Ｐ和Ｗ′的循环区别开来，而且是从两方面来区别的。一方面，是通过两极的货币形式；而货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存在形式，是商品使用价值所有痕迹都已消失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上的产品价值。另一方面，Ｐ…Ｐ公式却不必变为Ｐ…Ｐ′（Ｐ＋ｐ）；在Ｗ′…Ｗ′形式上，也完全看不出两极之间的价值差额。——因此，Ｇ…Ｇ′公式的特征是：一方面，资本价值是它的出发点，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是它的复归点，因而资本价值的预付表现为整个行动的手段，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则表现为整个行动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是表现在货币形式即独立的价值形式上，因此，货币资本也就表现为能够生出货币的货币了。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直截了当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 4．因为Ｇ′，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作为Ｇ—Ｗ的补充阶段和终结阶段Ｗ′—Ｇ′的结果，是处于和它开始第一个循环时绝对相同的形式，所以，它一从这个循环出来，就能够作为已经增大（已经积累）的货币资本Ｇ′＝Ｇ＋ｇ，又开始同样的循环。在Ｇ—Ｇ′形式中至少没有表现出，ｇ的流通在循环重复时会和Ｇ的流通分开。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就它的一次形态，从形式上来考察，只是表现出价值增殖过程和积累过程。在这里，消费只是通过表现为生产消费，而只有这种消费才包含在单个资本的这个循环中。Ｇ—Ａ，从工人方面看是Ａ—Ｇ或Ｗ—Ｇ，因而是作为工人个人消费的媒介的流通Ａ—Ｇ—Ｗ（生活资料）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Ｇ—Ｗ已不属于单个资本的循环，但它是由这个循环引起的，是这个循环的前提，因为工人要不断作为可供资本家剥削的材料出现在市场上，他首先就得活下去，就得通过个人的消费来维持自己。但是，在这里，把这种消费本身作为前提，只是因为这是资本对劳动力进行生产消费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工人通过他的个人消费，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和再生产。而Ｐｍ，进入循环的真正商品，只是生产消费的食物。Ａ—Ｇ行为是使工人得以进行个人消费，使生活资料得以转化成他的血肉的媒介。当然，资本家为了要起资本家的作用，他也要存在，就是说，也要生活和消费。为了这个目的，他实际上只要象工人一样消费就够了。因此，在流通过程的这个形式上，不需要什么更多的前提。但是，在形式上连这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公式是以Ｇ′，即以能立即再作为已经增大的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这样一个结果作为终结的。 在Ｗ′—Ｇ′中直接包含着Ｗ′的出售。但是一方的卖，Ｗ′—Ｇ′，就是另一方的买，Ｇ—Ｗ。人们购买商品，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以便使它进入消费过程（撇开转卖不说），——要末是个人消费，要末是生产消费，这要看所购物品的性质。但是，这种消费不会进入以Ｗ′为产品的单个资本的循环，这个产品正是作为待售的商品，从这个循环中排出去的。这个Ｗ′显然是供别人消费的。因此，我们在重商主义体系（这个体系以Ｇ—Ｗ…Ｐ…Ｗ′—Ｇ′公式作为基础）的鼓吹者那里，发现了这样冗长的说教：资本家个人只应该和工人一样消费，资本家国家应该把它们的商品让给其他比较愚昧的国家去消费和进行消费过程，而相反地应该把生产消费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这种说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往往使人想起教父们类似的禁欲诫条。 可见，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包含二者在内。既然Ｇ—Ｗ和Ｗ′—Ｇ′这两个阶段都是流通行为，所以资本流通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部分。但是，既然这两个阶段是不仅属于流通领域而且属于生产领域的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阶段，所以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环的。一般商品流通，在第一阶段，使资本取得能够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形态；在第二阶段，使它抛弃不能重新进行循环的商品职能，同时为它创造一种可能，使它自己特有的资本循环同由它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分离开来。 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因为第一阶段是Ｇ—Ｗ，所以也表明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自商品市场，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货币资本的循环不仅是商品生产；这种循环本身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前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因为属于流通的形式Ｇ是预付资本价值的最初的纯粹的形式，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样。 只要货币资本的循环始终包含着预付价值的价值增殖，它就始终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表现。在Ｐ…Ｐ中，资本的货币表现，只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因而只是作为以计算货币表示的价值而出现的，并且是以这种形式登记入账的。 只要新出现的资本开始是作为货币预付，然后以同一形式收回，不论这是发生在产业资本由一个营业部门转移到其他营业部门时，还是发生在产业资本退出营业时，Ｇ…Ｇ′都成为产业资本循环的特殊形式。这也包括初次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剩余价值的资本职能，在剩余价值不是在产生它的营业部门而是在别的营业部门执行这种职能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了。Ｇ…Ｇ′可以是一个资本的最初循环；它可以是最终循环；它可以看作是社会总资本的形式；它是新投入的资本的形式，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新积累的资本，还是为了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生产部门而全部转化为货币的旧资本。 货币资本作为一切循环始终包含的形式来完成这个循环，正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即可变资本。预付工资的正常形式是支付货币；这个过程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就进行一次，因为工人是挣一文吃一文的。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工人相对立。在这里，不能象生产资料的购买或所生产商品的出售那样直接或间接地互相抵账（如果这样，货币资本的较大的数量实际上只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货币只以计算货币的形式出现，最后只是为了平衡差额，才以现金出现）。另一方面，由可变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资本家花费在私人消费上。这是属于零售商业的范围，不管怎样迂回曲折，总是以现金，以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花费的。不管剩余价值的这个部分多大，情况都是一样。可变资本不断地重新表现为用在工资上的货币资本（Ｇ—Ａ），而ｇ则表现为满足资本家的私人需要而花费的剩余价值。因此，作为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Ｇ和作为它的增殖额的ｇ，都必须保持货币形式，以便以这个形式花费。 以Ｇ′＝Ｇ＋ｇ为结果的公式Ｇ—Ｗ…Ｐ…Ｗ′—Ｇ′，在形式上具有欺骗性，带有一种虚幻的性质，这是由预付的价值和增殖的价值都以货币这个等价形式存在而产生的。这个公式强调的不是价值的增殖，而是这个过程的货币形式，强调的是最终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形式的价值，大于原来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形式的价值，也就是说，强调的是资本家所有的金银数量的增加。所谓货币主义，不过是Ｇ—Ｗ—Ｇ′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的表现，不过是这样一个运动的表现，这个运动仅仅在流通中进行，因此只能这样来说明这两个行为（1）Ｇ—Ｗ（2）Ｗ—Ｇ′：Ｗ在第二个行为中是高于它的价值出售的，因此，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在购买时投入流通的货币。反之，把Ｇ—Ｗ…Ｐ…Ｗ′—Ｇ′肯定为唯一的形式，它就成了更为发展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基础，因为在重商主义体系那里，不仅商品流通，而且商品生产，也表现为必要的要素。 只要把Ｇ—Ｗ…Ｐ…Ｗ′—Ｇ′肯定是一次的而不是流动的，不断更新的；从而只要把它不是当作循环形式的一种，而是当作唯一的循环形式，它的虚幻的性质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虚幻的解释就会存在。但是，它本身已经指出其他的形式。 第一，整个这一循环是以生产过程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为前提的，因而是以这个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特殊的社会状态为基础的。Ｇ—Ｗ＝；但Ｇ—Ａ必须有雇佣工人，因而还必须有作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的生产资料，因而，必须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即已经作为资本职能的生产过程。 第二，如果Ｇ…Ｇ′反复进行，那末货币形式的复归，就和第一阶段的货币形式一样，是转瞬即逝的。Ｇ—Ｗ消失，让位给Ｐ。货币的不断反复预付，和这种预付作为货币不断复归一样，本身都表现为只是循环中转瞬即逝的要素。 第三： 等等。 当循环第二次进行时，在Ｇ的第二次循环完成以前，Ｐ…Ｗ′—Ｇ′．Ｇ—Ｗ…Ｐ循环就已经出现；这样一来，此后的一切循环都可以看作是以Ｐ…Ｗ′—Ｇ—Ｗ…Ｐ形式进行的，因而Ｇ—Ｗ作为第一次循环的第一阶段，只是生产资本不断反复的循环的转瞬即逝的准备，在产业资本第一次以货币资本形式投入时，实际上情况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在Ｐ的第二次循环完成以前，第一次Ｗ′—Ｇ′．Ｇ—Ｗ…Ｐ…Ｗ′（简称Ｗ′…Ｗ′）循环，即商品资本的循环，已经完成了。因此，第一个形式已经包含着其他两个形式；因而，货币形式也就会消失，如果它不是单纯的价值表现，而是等价形式上即货币上的价值表现。 最后：如果我们考察一个新出现的，第一次完成Ｇ—Ｗ…Ｐ…Ｗ′—Ｇ′循环的单个资本，那末，Ｇ—Ｗ就是这个单个资本所经过的第一次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先行阶段。因此，Ｇ—Ｗ这个阶段并不是作为前提存在，相反地，却是生产过程所引起或决定的。但是，这只适用于这个单个资本。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前提存在，也就是说，处在由资本主义生产决定的社会状态中，那末，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就是货币资本的循环。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早已作为前提存在的，如果这不是在新投入的产业资本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循环内，那末，就是在这个循环以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常存在要以不断更新的Ｐ…Ｐ循环为前提。在第一阶段，这个前提本身就已经出现，因为一方面它要以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的买者来说的第一阶段Ｇ—Ｗ，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卖者来说的Ｗ′—Ｇ′，也就是说，在Ｗ′中包含的前提是商品资本，从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的商品本身，从而也是生产资本的职能。 注释： [2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篇。——第40页。 [2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1—662页。——第4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Ⅳ稿）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这个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四开纸1472页，共23本，写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这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册[1]的续篇。从第1—220页（第Ⅰ—Ⅴ本），然后再从第1159—1472页（第ⅩⅨ—ⅩⅩⅢ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中从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个题目，是该书现有的最早文稿。从第973—1158页（第ⅩⅥ—ⅩⅧ本），是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即那些后来在第三卷手稿中阐述的题目。但是，在第二卷论述的题目和后来在第三卷论述的许多题目，都还没有专门加以整理。它们只是附带地，特别是在手稿的主体部分，第220—972页（第Ⅵ—ⅩⅤ本），即《剩余价值理论》里提了一下。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2]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多。 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部分写于1864年和1865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组对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Ⅰ—Ⅳ的编号。其中第Ⅰ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Ⅲ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经过修订的个别论点，特别是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卷范围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经过加工的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修订稿，大部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Ⅳ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这个手稿虽然比第Ⅱ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Ⅱ稿的一些内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 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此作为重新修订第二卷的基础。这一卷的开头部分用的是第Ⅴ稿（对开纸56页）。这部分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份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Ⅵ稿（写于1877年10月以后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开纸17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Ⅶ稿，它只有对开纸7页。 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这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Ⅴ-Ⅷ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Ⅴ稿重新作了修订；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Ⅱ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媒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流通就要再论述一次。原来的部分应当去掉，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Ⅷ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Ⅱ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且阐述那些对第Ⅱ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又作了修改和发挥。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 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的手稿，除了第Ⅲ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手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只有上述1864年到1865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二卷的第Ⅱ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卷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3]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注：为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1885年斯图中特版）一书写的序言。[4]］，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 “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一回事。——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5]，他在写给约·泽勒尔的信（1879年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219页）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时说： “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注：1893年德文第二版中的四角括号，在本卷中一律改为花括号｛｝。——编者注］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1884年柏林版，导言第ⅩⅤ页）。——最后，在1881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 “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页）。 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页） 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杜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个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道的。迈耶尔先生曾经好意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些离奇的谣言，当然也传到了马克思的耳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说，他在这里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斯本人的奢望是什么。只要洛贝尔图斯不再说些别的什么，他，马克思，尽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贝尔图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整个事情已经由洛贝尔图斯的这封信而了结了。 马克思完全可以这样想，因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1859年前后，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马克思和我以前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洛贝尔图斯，直到1848年，当我们要在《新莱茵报》[6]上批判洛贝尔图斯这位柏林议员的演说和他充任大臣的活动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当时，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就去问莱茵省的议员，这个突然当了大臣的洛贝尔图斯究竟是什么人。然而那些议员也不能告诉我们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著作方面的任何东西。可是，当时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7]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8]，可以得到证明。1859年前后，马克思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博物馆看到了洛贝尔图斯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又怎样向我们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呢？只不过是这样：被他看作地租和利润之和的“租”所以产生，不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 “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并且在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 “工资不需要等于劳动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以便后者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和租”[9]。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从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中没有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更确切些说，作为原料和工具磨损的补偿，那这是什么样的产品“自然交换价值”。 幸而我们还能够证实，洛贝尔图斯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对马克思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手稿第Ⅹ册第445页及以下各页中，我们发现了《插入部分。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的。对于洛贝尔图斯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他是用讽刺的评注来驳倒的：“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产品量。”[1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中说： “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去劳动，向他们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原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在这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11] 稍后，他又说： “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工人……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12]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在上述《批判》手稿第253页中作了如下评注：“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13] 其次，斯密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说： “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工人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资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从工人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支付利润。在所有产业部门，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料以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原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就是雇主的利润。”[14]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的评注是（手稿第256页）：“总之，亚·斯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相等的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前面证明过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15] 可见，亚·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马克思在1861年已经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洛贝尔图斯和他的那伙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温暖的夏雨中象蘑菇一样繁殖起来的崇拜者，看来已经把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 马克思接着说：“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16]——这个论点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贝尔图斯身上。他的“租”只是地租＋利润之和；关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关于利润，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 李嘉图比亚·斯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在亚·斯密那里虽然已见萌芽，但在应用时又几乎总是被他忘记，这种价值理论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伸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剩余价值）。他论证了：无论这两部分的比例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总是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例外。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他的理解过于一般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章Ａ[17]），他还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超过利润的余额。——在上述各点中，洛贝尔图斯没有任何一点超过李嘉图。李嘉图理论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使李嘉图学派遭到破产，——要末洛贝尔图斯毫无所知，要末只是导致他提出一些乌托邦的要求（《认识》第130页），而不是寻求经济学上的解决。 然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用不着等到洛贝尔图斯的《认识》出现，才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609页（第2版）[18]上，从《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引用了“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这一说法。这一著作单凭“剩余产品或资本”这个说法本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马克思使这本40页的小册子没有被埋没。在这一著作中说：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23页） 但是，工人怎样生活，从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能有多大，那是一个极其相对的量。 “如果资本的价值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工人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资本家最后可以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吃甜菜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第23、24页）“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第26页）“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货币利息的形式，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形式，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第23页） 可见，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洛贝尔图斯的“租”，只是用“利息”代替“租”罢了。 马克思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评注（《批判》手稿第852页）：“这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册子，是在‘不可思议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19]开始被人注意的时候出现的，它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的‘利润’（常常也把它叫做剩余产品），或这本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作surpluslabour，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就是工人除了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量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斯密已经说过，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20]往下在手稿第859页上还说：“可是，这位作者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就象李嘉图由于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一样，他也由于把剩余价值命名为资本利息而陷入同样的矛盾。诚然，他在以下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首先，他把一切剩余价值都归结为剩余劳动，其次，他虽然把剩余价值叫做资本利息，同时又强调指出，他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而与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地租、货币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21] 最后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的洛贝尔图斯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也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这两个错误的结果是：他再度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中，他比李嘉图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没有批判地把这种进步继续下去，反而使他的未完成的理论，在孵化出壳以前，就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基础，可是，就乌托邦而论，他也象往常一样，来得太迟了。上述小册子于1821年问世，已经远远走在1842年洛贝尔图斯的“租”的前头了。 在二十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全部文献中，我们说到的这本小册子，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但除了李嘉图还有许多著作家，马克思1847年在反驳蒲鲁东时（《哲学的贫困》第49页[22]），只引用了其中几个，如艾德门兹、汤普逊、霍吉斯金等等，而且“还可以写上四页”。从这许许多多的著作中我只随便举出汤普逊的一本著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新版）。该书写于1822年，1824年第一次出版。在这本书里也到处都指出，非生产阶级所占有的财富，是对工人产品的扣除，而且措辞相当激烈。 “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人总是力图通过欺骗或诱劝，通过威胁或强迫，使生产工人从事劳动，但只使他得到自己劳动的产品中尽可能小的部分。”（第28页）“为什么工人不应该得到他的劳动的所有全部产品呢？”（第32页）“资本家以地租或利润的名义向生产工人索取的报酬，是以后者使用了土地或其他物品为借口而要求取得的……既然除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一无所有的生产工人，他的生产能力在其上实现或借以实现的一切物质资料，全都归同他的利益相对立的其他人所有，他要进行活动先要取得这些人的同意，所以，他从自己的劳动果实中能够得到多大的部分作为这个劳动的报酬，不是取决于、而且必须取决于资本家的恩典吗？”（第125页）“……和扣除的产品的量成比例，而不管这个产品量叫做租税，利润，还是叫做贼赃”（第126页）等等。 我承认，我写这几行时，不免感到有些惭愧。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直接提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英国反资本主义的文献，其中有些著作，如1821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莱文斯顿、霍吉斯金等人的著作，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过，可是在德国，人们对这些文献还是一无所知。这还可以容忍。但是，不仅那位在绝望中揪住洛贝尔图斯的衣角而“确实不学无术的”庸俗作家［注：指鲁·迈耶尔。——编者注］，而且那位身居要职、“自炫博学”的教授［注：指阿·瓦格纳。——编者注］，也把自己的古典经济学忘记到这种程度，竟把那些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这个事实就证明，官方的经济学今天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那末，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象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 “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 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合时｛即燃烧时｝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注：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1877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13页和第18页。］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象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而洛贝尔图斯呢？他读了这一切之后，却在其中——象任何有倾向的经济学家一样！——发现“对社会的入侵”[23]，发现他自己已经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最后，还发现这一切虽然适用于“今日的资本形式”，即适用于历史地存在的资本，然而不适用于“资本概念”，即不适用于洛贝尔图斯先生关于资本的乌托邦观念。这完全和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氧气有所理解的老普利斯特列一样。只是普利斯特列确实是最早析出氧气的人，而洛贝尔图斯在他的剩余价值中，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他的“租”中，只是重新发现了一种陈词滥调。但马克思和拉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的。 洛贝尔图斯在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这个水平。他把剩余价值搞成乌托邦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无意中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一点还要说的话，我已经在该书的德文译本的序言[4]中说到。他把商业危机的原因解释为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这种说法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卷第四章中已经可以看到。［注：“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小，工业就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更大的变革的威胁”（即下面接着说到的1817年危机）。《新原理》1819年版第1卷第336页。］只是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注意到世界市场，而洛贝尔图斯的眼界却没有超出普鲁士的国界。洛贝尔图斯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那些思辨议论，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了。他的地租理论仍然是他的唯一的财产，在马克思批判这一理论的手稿[24]出版以前，还可以安睡一会。最后，他关于旧普鲁士的土地所有权应该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建议，又是彻头彻尾乌托邦的；这些建议回避了这里谈到的唯一实际问题：旧普鲁士的容克怎样能够做到每年收入比如说两万马克，支出比如说三万马克，而仍然不负债？ 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庸俗经济学，当然更不能解决。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时，它的价值小于所交换的物化劳动。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因此，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买卖，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 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末，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不看到这个矛盾，但是他不去解决它，却把它作为他的乌托邦的出发点之一（《认识》第131页）。马克思在《批判》[25]手稿中，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按照《资本论》的计划，这个问题要在第三卷[26]来解决。第三卷的出版，还要过几个月。因此，那些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末，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去。不过他们最好是快一点。这个第二卷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等到这个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洛贝尔图斯这个经济学家，就用不着再提了。 马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献给他的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 注释： [1]指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4页。 [2]恩格斯本来打算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但没有能够实现。1905—1910年卡·考茨基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1956—1962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第4页。 [3]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流派。讲坛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阿道夫·瓦格纳、卡尔·毕歇尔、威纳尔·桑巴特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他们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企图削弱阶级斗争，提出一些社会改良，以便排除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并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由俾斯麦策划而实行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垄断叫做“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并揭露了它的反动的和反科学的性质。——第10页。 [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第10、23页。 [5]恩格斯指的是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约·泽勒尔的信，该信1879年第一次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一般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furdiegesammteStaatswissenschaft》）——自由派的政治经济评论，1844—1943年在杜宾根断续地出版。——第10页。 [6]《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1848—1849年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的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刊登的对洛贝尔图斯的讲演和活动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16、117、186、187、318、462、468、469页；第6卷第6页。——第12页。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12页。 [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第12页。 [9]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第87页（J．K．Rodbertus．《SocialeBriefeanvonKirchmann．DritterBrief∶WiderlegungderRicardo’schenLehrevonderGrundrenteundBegrundungeinerneuenRententheorie》．Berlin，1851，S．87）。——第13页。 [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8章第1节。——第13页。 [11]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31—132页（A．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Aneweditioninfourvolumes．London，1843，vol．Ⅰ，p．131，132）。——第14页。 [12]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34页。——第14页。 [1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60页。——第14页。 [14]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72—173页。——第15页。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63—64页。——第15页。 [1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60—61页。——第15页。 [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68—572页。——第16页。 [1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5页。——第16页。 [19]“不可思议的修鞋匠”——《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1826年爱丁堡版）（《SomeIllustrationsofMr．M’Culloch’s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Edinburgh，1826）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对麦克库洛赫的称呼。这本小册子以莫·马利昂的笔名出版；它的作者是约·威尔逊。——第17页。 [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1章第1节。——第17页。 [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1章第1节。——第18页。 [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第18页。 [23]约·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J．K．RodbertusJagetzow．《BriefeundsocialpolitischeAufsatze》．HerausgegebenvonDr．R．Meyer．Berlin，［1881］Bd．Ⅰ，S．111）。——第23页。 [24]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8章）。——第23页。 [2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8章第3（ａ）、6节，第10章第Ａ（4—5）、Ｂ节，第16章。——第25页。 [2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篇和第2篇。——第2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c）流动人口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f）爱尔兰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18211．533％ 1821—18311．446％ 1831—18411．326％ 1841—18511．216％ 1851—18611．141％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平均每年增长4．58％）［注：《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5/1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注：同上。］： 1853年到1864年每年增加 收入增加 房屋………………………………38．60％3．50％ 采石场……………………………84．76％7．70％ 矿山………………………………68．85％6．26％ 铸铁厂……………………………39．92％3．63％ 渔场………………………………57．37％5．21％ 煤气厂……………………………126．02％11．45％ 铁路………………………………83．29％7．57％ 如果把1853—1864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年期间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间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间每年增加9．30％。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年为307068898镑，1859年为328127416镑，1862年为351745241镑，1863年为359142897镑，1864年为362462279镑，1865年为385530020镑。［注：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为每年也许有1亿镑的收入被“隐瞒”了。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呈报应纳税的利润是6000镑，而税务员估算为88000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公司呈报的是19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25万镑。”（《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第42页）］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583个减少到26567个，也就是说，有5016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50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2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驳过。］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注：《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第17页。］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844222镑，1865年为105435787镑［注：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891009人中是308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127003人中是332431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到1864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到1865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利润收入（镑）人数利润收入（镑）人数 总收入95844222308416105435787332431 其中57028290223346455429724075 其中364152253619425355764021 其中2280978182227555313973 其中87447629111077238107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年为61453079吨，价值16113267镑，1864年为92787873吨，价值23197968镑；生铁产量，1855年为3218154吨，价值8045385镑，1864年为4767951吨，价值11919877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年为8054哩，投入资本286068794镑，1864年为12789哩，投入资本425719613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年为268210145镑，1865年为489923285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注：现在，1867年3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英国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剩了。1866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5％，1867年由于类似的过程，普雷斯顿发生了2万人的罢工。｛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弗·恩·｝］： 1847年58842377镑 1849年63596052镑 1856年115826948镑 1860年135842817镑 1865年165862402镑 1866年188917563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177]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页。］。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注：格莱斯顿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1843年2月14日《泰晤士报》。2月13日《汉萨德》）］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注：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4月17日《晨星报》。］。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3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注：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6部分）》1866年伦敦版第260—273页。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注：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汉萨德》上的文字是这样写的：“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多半是为生存而挣扎。”英国的一位作家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215]。 （[引自亨·罗伊]《兑换理论》1864年伦敦版第135页）］。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注：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67、82页。至于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注：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人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伪善呼叫。[216]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注：亚·斯密有时还把workhouse〔贫民习艺所〕一词同manufactory〔手工工场〕一词等同起来。例如，他在论分工那一章的开头写道：“在各种劳动部门就业的人，往往可以被集合在同一工场（workhouse）里。”[217]这件事以特别的方式说明了亚·斯密以来的进步。］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106]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900克冷碳素，180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300克冷碳素，200克冷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1/9。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600克冷碳素和1330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211克冷，氮素是1295克冷。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1/5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1/3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页。］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注：同上，第17页。］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注：同上，第13页。］（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注：同上，附录第232页。］ 男女两性每周平均的碳素量（克冷）每周平均的氮素量（克冷）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288761192 郎卡郡失业的工厂工人292111295 郎卡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 （按男女人数相等计算）286001330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60/125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3/4)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3/4)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1/4)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1/4)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1/4)盎斯；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2+(1/2)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1/2)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7+(3/4)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6+(1/4)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先令8+(1/2)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232、233页。］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这真令人痛苦，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4、15页。］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注：“任何情况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页注。］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注：同上，第89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56页）］“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注：同上，第62页。］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注：《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91页。］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注：同上，第88页。］。 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9页。］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让空气自由流通。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注：同上，第56页。］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000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新堡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9页。］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汉特医生说： “太恩河畔新堡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注：同上，第50页。］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或者，有时市政官员终于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象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象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莱得弗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1861年那里还有1751栋没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自然，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注：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122号………………………………1间房16人 拉姆利街13号………………………………1间房11人 鲍威尔街41号………………………………1间房11人 波特兰街112号……………………………1间房10人 哈尔迪街17号………………………………1间房10人 北街18号……………………………………1间房16人 北街17号……………………………………1间房13人 魏曼街19号…………………………………1间房8个成年人 乔威特街56号………………………………1间房12人 乔治街150号………………………………1间房3家 莱福场马丽门11号…………………………1间房11人 马歇尔街28号………………………………1间房10人 马歇尔街49号………………………………1间房3家 乔治街128号………………………………1间房18人 乔治街130号………………………………1间房16人 爱德华街4号………………………………1间房17人 [乔治街49号………………………………1间房2家] 约克街34号…………………………………1间房2家 咸饼街………………………………………2间房26人 地下室 瑞琴特广场…………………………………1个地下室8人 爱克街………………………………………1个地下室7人 罗伯茨街33号………………………………1个地下室7人 普腊特后街（炼铜场）……………………1个地下室7人 埃本尼泽街27号……………………………1个地下室6人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1页）］，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莱得弗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布莱得弗德的贫民诊所医生贝尔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1500立方呎的地下室里住着10个人……在文辛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223栋房子住着1450人，可是只有435个床铺和36个厕所……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3．3人，有些甚至睡4—6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4页。］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注：同上，第50页。］ （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注：同上，第165页。］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12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留伊斯海姆到汤布里季的铁路工程开始了。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窗前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7月底，他再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注。恰佩尔－恩－列－弗利特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中央注册局局长[177]报告说：“在达夫霍斯，在小山似的石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雇来修筑铁路的掘土工人和其他工人的住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上，注2）］。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注：第460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542—549页。——编者注］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驻扎。”［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0、182页。］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这个词和bondage〔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12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注：同上，第515、517页。］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6页。］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1867年3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注：“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现在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中心。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1867年4月5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068法郎……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1日的工资额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1．56法郎468法郎 母亲0．89法郎267法郎 儿子0．56法郎168法郎 女儿0．55法郎165法郎 —————————————————————————— 合计1068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 支出额不足额 水兵的营养…………………1828法郎760法郎 士兵的营养…………………1473法郎405法郎 囚犯的营养…………………1112法郎44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1847—1849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63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13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一旦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贫民名册。”［注：杜克佩西奥《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第151、154、155、156页。］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协会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2页）全比利时共有93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45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45万户，共225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20万户以上！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我们从他关于1771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注：詹姆斯·爱·撒·罗杰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0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两卷只包括1259—1400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注：《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5、11页。］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1/4即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注：理查·普莱斯《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第158、159页。作者在第159页上指出：“现在一个工作日的名义价格不过比1514年提高3倍，或者最多不过提高4倍。可是现在谷物价格却涨了6倍，肉类和衣服的价格涨了将近14倍。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同生活费用相比较，看来大概还抵不上过去的一半。”］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注：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6页。关于十八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1795年和1814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4便士。［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80页。］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1/4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注：同上，第213页。］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1830年斯温暴动[218]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象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注：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2页。］。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注：《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47页。］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45年3月29日第290页。］列举了布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219]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儿童人数 全家人口 男子周工资 儿童周工资 全家每周收入 每周房租 扣除房租后每周净收入 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先令便士 先令便士 先令便士 先令便士 先令便士 先令便士 村庄一 2 3 2 2 6 3 4 5 4 4 8 5 8- 8- 8- 8- 7- 7- - - - - 16 2- 8– 8– 8– 8– 106 7– 2– 16 1– 2– 14 6– 66 7– 7– 86 58 16 13+1/2 19 19 13/4 11+1/2 村庄一 6 6 8 4 3 8 8 10 6 5 7- 7- 7- 7- 7- 16 16 - - - 10– 7– 7– 7– 7– 16 13+1/2 13+1/2 16+1/2 16+1/2 86 58+1/2 58+1/2 55+1/2 55+1/2 13/4 -8+1/2 -7 -11 11 村庄三 4 3 0 6 5 2 7- 7- 5- - 2– 26 7– 116 5- 1– -10 1- 6– 108 4- 1– 21+1/2 2-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注：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注：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特别可以从下列各栏人口调查情况中看出：“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些栏的总人数1851年为216851人，到1861年就只有176151人了。从1851年到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253个减到6370个，所有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这20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771个增加到8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755个增加到3914个，1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同时，从1846年到1865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241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163217人。［注：牧羊人总数由12517人增加到25559人。］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177]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注：《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6页。］。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注：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3页。“农民又成了农奴。”（同上，第10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他是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私人朋友，因此绝不是“过去时代的赞颂者”[220]。］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42页。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房屋出租者一听说工人挣得多一些就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一看到“工人的妻子找到工作”就降低工人的工资（同上）。］……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注：同上，第135页。］。“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注：同上，第134页。］ 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注：《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42页第50号。］而“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工人的一半”［注：同上，第77页。《大法官备忘录》。］。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5056号）“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5057号）“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第3047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3048号）［注：《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2卷证词。］其中还写道：“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注：同上，第1卷附录第280页。］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周营养量［注：同上，第274—275页。］ （单位：盎斯） 含氮成分 无氮成分 矿物质 合计 波特兰监狱的犯人 皇家海军水兵 土兵 马车制造工人 排字工人 农业工人 28．95 29．63 25．55 24．53 21．24 17．73 150．06 152．91 114．49 162．06 100．83 118．06 4．68 4．52 3．94 4．23 3．12 3．29 183．69 187．06 143．98 190．82 125．19 139．08 1863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大，因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38、249、261、262页。］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的总数由1851年的288277人减少到1861年的204962人。斯密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会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挣几个钱补贴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注：同上，第262页。］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注：同上，第17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工人的1/4，面包量只等于1/2。十九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说到威尔士，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困造成的。当地农业工人一天的生活费大约为5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象桃心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作调味品，这就是农业工人日复一日的午餐……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这些工人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束束蓬松的湿草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类小屋里呆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来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卡马登郡和卡尔迪根郡的教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西坡。树木稀少，只在有遮挡的地方才能见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年青人都跑到格勒莫冈郡和蒙默思郡的东部矿区去了……卡马登郡是培养矿工的学校和他们的残废院……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尔迪根郡： 1851年1861年 男人…………4515544446 女人…………5245952955 ———————————————————— 9761497401。” （汉特医生的报告，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1865年伦敦版第498—502页）］ （单位：克冷） 碳素氮素 英格兰……………………406731594 威尔士……………………483542031 苏格兰……………………489802348 爱尔兰……………………433662434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并且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够找到，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毫无办法可想，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注：1865年这项法律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人们从经验中很快就知道，这种修补是无济于事的。］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大地主们［注：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closevillages（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openvillages（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象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10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821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无法定居的人〈即无法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1861年居民人数虽然比1851年增加了[5+(1/3)]％，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4+(1/2)]％……汉特医生说，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游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注：这种游赏村庄华而不实，如同叶卡特林娜二世巡游克里木时所看到的村庄一样。近来，连牧羊人往往也被赶出这些村庄了。例如，在哈尔伯勒市场附近有一个占地将近500英亩的牧羊场，这里只需要一个男劳力。以前，为了减少在这个辽阔的草原——莱斯特和北安普顿的美丽的牧场上进行长途跋涉，牧羊人通常可以在农场上得到一所小屋。而现在每周付给他13先令住宿费，他必须到很远的开放村庄去找住处了。］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许从3哩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收容下来。在那些正走向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来不加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哩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哩路，而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英格兰农业工人就硬塞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注：“工人住宅〈在开放村庄里，这些住宅当然总是挤得满满的〉通常都是盖成一排一排的，后墙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因此这些住宅只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5页）“在农村中，啤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往往同时就是房屋出租者。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这第二个主人。他同时还必须是这个主人的顾客。农业工人每周收入10先令，除每年付房租4镑外，还得按小店主随意规定的价格向他购买一点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同上，第132页）这些开放村庄实际上成了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的“流放地”。许多小屋是不折不扣的旅店，附近地区的一切流氓都在那里出出进进。村民和他的家庭虽然在最污浊的环境中也往往能惊人地保持纯朴正直的品格，但是在这种地方也不免要堕落下去。显贵的夏洛克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也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这自然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非开放村庄和游赏村庄”乃是“开放村庄”的发源地，并且没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开放村庄中的小地主，绝大部分农业工人就得在他们劳动的田庄的树下过夜了。”（同上，第135页）“开放村庄”和“非开放村庄”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和整个东部地区非常流行。］……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注：“房屋出租者〈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直接或者间接地靠别人的劳动致富，他每周给这个人10先令工资，然后每年再从这个穷鬼身上榨取4镑或5镑房租。这种房子在公开市场上连20镑也不值，但是由于地主的权力却保持着人为的价格，地主会说：‘要末住我的房子，要末滚你的蛋，没有我的证明，看你到哪里去找住处……’如果有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想到铁路上去铺轨或者到采石场去干活，同样的权力又会对他说：‘要末拿这样的低工资给我干下去，要末在提出声明后过一个星期就滚蛋，有猪你也弄走，往后看你从你的菜园里长的马铃薯中能搞到什么’。如果地主〈或租地农场主〉觉得还是采取别的办法更有利，这时他往往就抬高房租，以作为对工人辞工的惩罚。”（同上，第132页）］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虐待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词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再三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定会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注：“新婚夫妇对于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成年弟妹不会有什么好影响；虽然不一定要记下实例，但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说法：血亲通奸使妇女招致极大痛苦，甚至常常死亡。”（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7页）有个曾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过多年侦探的农村警官，在谈到他们村的姑娘时说：“她们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这样道德败坏，这样放荡不羁和厚颜无耻，这是我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侦探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象猪一般地生活，小伙子和大姑娘，母亲和父亲，统统睡在一个房间里。”（《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附录第77页第155号）］……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白金汉郡温格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弗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格，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注：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9—14页。］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座小屋有2间卧室，250座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12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12呎、宽10呎，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5呎6吋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3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17座房屋中，只4座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3个大人和3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如此等等。 登顿：房租昂贵，4镑至5镑，男子每周工资10先令。他们都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6个大人和4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3镑10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15呎，宽10呎，租金3镑。在调查过的14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9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3个大人和5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伯克郡 宾汉姆：1864年6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4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Ｈ家的房租每周1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8便士（每周）；长14呎6吋，宽7呎，厨房高6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 3．白金汉郡： 在1000英亩土地上有30座小屋，大约住着130—140人。布莱敦哈姆教区占地1000英亩，1851年有36座房屋，住着84个男人和54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1861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98人，女子87人，10年间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 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1先令或1先令3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20％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4哩路，有人问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11呎，宽9呎，最高处6呎5吋，住着4个大人和5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11呎7吋，宽9呎，高5呎10吋，住着6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1先令4便士到2先令。在调查过的16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4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的通风口。 4．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6个大人各带着1—2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5．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22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3443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1851年有房屋145座，到1861年只剩了110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为1827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449英亩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年1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473人却只住249座房屋。 6．赫勒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镑或4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 7．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1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年382人，1861年341人。调查过的14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3个成年儿子、1个成年姑娘、4个小孩，共计10人。另一座住着3个大人、6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12呎10吋，宽12呎2吋，高6呎9呎，住着8个人；连房内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130立方呎。在这14间卧室内，共住着34个大人和33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1/4英亩）10或12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8．林肯郡： 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1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5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12呎2吋，宽9呎5吋。房屋总面积长21呎3吋，宽9呎5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1先令3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6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12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12座房屋的统计资料，这些房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38个大人和36个小孩。 兰格托弗特的12座房屋 房屋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房屋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4 4 5 2 5 5 3 4 4 2 3 8 7 8 9 4 8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3 2 2 3 2 3 2 0 3 3 4 6 5 2 5 6 6 9．肯特郡： 肯宁顿，1859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卫生调查。他发现，在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却没有建造新的。在一个地区有4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4个房间，其大小如下： 厨房……………9呎5吋×8呎11吋×6呎6吋 洗濯间……………8呎8吋×4呎6吋×6呎6吋 卧室……………8呎5吋×5呎10吋×6呎3吋 卧室……………8呎3吋×8呎4吋×6呎3吋 10．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路尔：这3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20—30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就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2—3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theparsonandgentlefolksseemfrittodeathatthem》［注：“牧师和贵族好象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4、5或6个孩子，或者是住着3个大人和5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6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8个大人和9个大人。 11．威尔特郡： 斯特腊顿：调查过31座房屋，其中8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1先令3便士，住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12．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之类能特别吸引人的东西，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在巴德西，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注：“农业工人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从事强制劳动，就象国家对待士兵一样。他的劳动，也象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报酬。象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候就被人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象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2页）有时也例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他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向他祝贺胡卡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注：近几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在“过剩”人口的发源地，居住条件和其他条件也同样越来越坏。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正“农业无产阶级”，请参看前面引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第88页及以下各页[221]）。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5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早在1846年，比埃尔·杜邦就在自己的《工人之歌》中写道： “穿破衣，住洞窟， 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 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 齐来和我们同住。”］ 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1867年3月底公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400—10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100英亩（1英亩=40．49公亩或1．584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320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证词第37页第173号。］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10人至40或50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13—18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13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6—13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飘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注：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哩有时甚至7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222]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注：“卢德弗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附录第6页第32号）］［注：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圣经《创世记》。——译者注］，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注：“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异常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79页第174号）］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注：“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提供2镑至2镑10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17页和第14页）］或地主［注：有一位地主感到地租收入对他是太合胃口了，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少年工农业合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注：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以使用它的原因。”（同上，第17页第14号）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无疑是最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16页第3号）］，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注：“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43页第202号）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由于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我”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80页第180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注：前面我曾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伙制度，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竟肯把亲生儿女卖身为奴！其实，农村居民处在“显贵们”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不足为奇。真正值得惊奇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教区官吏或者雇主们经常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而不是送去上学……时间上和精力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穷人的心中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是绝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ⅩⅩ页第82号；第ⅩⅩⅢ页第96号）］ （f）爱尔兰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222664人，1851年减少到6623985人，1861年减少到5850309人，1866年减少到5500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5/16以上。［注：爱尔兰的人口：1801年5319867人，1811年6084996人，1821年6869544人，1831年7828347人，1841年8222664人。］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591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间，有500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000以上（见A表）。 A表牲畜头数［注：如果我们回溯得更远一些，结果看起来更加糟糕。例如，1865年有羊3688742只，而1856年是3694294只；1865年有猪1299893头，而1858年是1409883头。］ 年份 马 牛 总数 减少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619811 614232 602894 579978 562158 547867 — 5579 11338 22916 17820 14291 3606374 3471688 3254890 3144231 3262294 3493414 — 134686 216798 110659 — — — — — — 118063 231120 年份 羊 猪 总数 减少 增加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3542080 3556050 3456132 3308204 3366941 3688742 — — 99918 147928 — — — 13970 — — 58737 321801 1271072 1102042 1154324 1067458 1058480 1299893 — 169030 — 86866 8978 — — — 52282 — — 241413 根据上表可得出如下结果： 马 牛 羊 猪 绝对减少 绝对减少 绝对增加 绝对增加 71944 112960 146662 28821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Ｂ表耕地和草地（即牧场）的面积的增减情况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15701 72734 144719 122437 72450 36974 74785 19358 2317 — — — — — 25421 47969 — — — — — 6623 7724 47486 68970 — — — — 50159 19271 2055 63922 87761 — 81373 128841 92431 — 28218 — — — 10493 — 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48999夸特，燕麦减少166605夸特，大麦减少29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398吨，等等（见C表）。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 D表应纳所得税的收入 ［注：《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单位：镑）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A项 地租 B项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D项 工业等利润 A至E 各项合计 12893829 2765387 4891652 22962885 13003554 2773644 4836203 22998394 13398938 2937899 4858800 23597574 13494091 2938823 4846497 23658631 13470700 2930874 4546147 23236298 13801616 2946072 4850199 23930340 C表 耕地面积、每英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减（1865年和1864年比较表）（183） 小麦 燕麦 大麦 (毕尔麦 276483 1814886 172700 8894 266989 1745228 177102 10091 — — 4402 1197 9494 69658 — — 13.3 12.1 15.9 16.4 13.0 12.3 14.9 14.8 — 0.2 — — 0.3 — 1.0 1.6 875782 7826332 761909 15160 826783 7659727 732017 13989 — — — — 48999 166605 29892 1171 马铃薯 芜菁 厚皮菜 白菜 亚麻 1039724 337355 14073 31821 301693 1066260 344212 14389 33622 251433 26536 — 316 1801 — — 3413 — — 50260 4.1 10.3 10.5 9.3 34.2* 3.6 9.9 13.3 10.4 25.2* — — 2.8 1.1 — 0.5 0.4 — — 9.0* 4312388 3467659 147284 297375 64506 3865990 3301683 191937 350252 39561 — — 44653 52877 — 446398 165976 — — 24945 从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E表爱尔兰的D项利润收入（60镑以上者） ［注：D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 1864年 1865年 镑 分配人数 镑 分配人数 年总收入…………… 60镑以上100镑以下 的年收入…………… 年总收入中………… 年总收入中尚余…… 其中………………… 4368610 238726 1979066 2150818 1073906 1076912 430535 646377 262819 17467 5015 11321 1131 1010 121 95 26 3 4669979 222575 2028571 2418833 1097927 1320906 584458 736448 274528 18081 4703 12184 1194 1044 150 122 28 3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注：每英亩的产量相对地说减少了，但我们切不要忘记，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资料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疫[119]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注：因为爱尔兰被看作“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名著：《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证明，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并不象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成正比，而是同人口成反比。］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注：1851—1874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2325922人。］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C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8/10。［注：第2版注：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版）一书中的一个统计表：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占有土地的94．6％，100英亩以上者占有5．4％。］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并参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征询》1861年3月8日。］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为例证。 每人每周的平均生活费 日期 食 衣 合计 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 1868年9月29日到1869年9月29日 1先令3+（1/4）便士 2先令7+（1/4）便士 3便士 6便士 1先令6+（1/4）便士 3先令1+（1/4）便士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9、1页。］ 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12页。］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12页。］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5页。］。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注：同上，第27页。］，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注：同上，第26页。］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注：同上，第1页。］；“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注：同上，第32页。］；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注：同上，第25页。］。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注：《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30页。］。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注：同上，第21、13页。］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林［注：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两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86年10月31日》第96页。］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223] 我们从E表可以看出，1864年，3个谋利者从总利润4368610镑中只捞去262819镑，而1865年，同是这3位大“禁欲家”就从总利润4669979镑中捞去274528镑；1864年，26个谋利者得到646377镑，1865年，28个谋利者得到736448镑；1864年，121个谋利者得到1076912镑，1865年，150个谋利者得到1320906镑；1864年，1131个谋利者得到2150818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的一半，1865年，1194个谋利者得到2418833镑，超过全年总利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庞大数额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国的治国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该排出30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是要求再放30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200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200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不难提出的。 1864年爱尔兰租地农场的数目和面积 （单位：英亩） 1 1英亩以下 的租地农场 2 1—5英亩 的租地农场 3 6—15英亩 的租地农场 4 16—30英亩 的租地农场 数目面积 4865325394 数目面积 82037288916 数目面积 1763681836310 数目面积 1365783051343 5 31—50英亩 的租地农场 6 51—100英亩 的租地农场 7 100英亩以上 的租地农场 8 总面积 数目面积 719612906274 数目面积 542473983880 数目面积 319278227807 20319924[注：总面积包括泥沼地和荒地。］ 1851年到1861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前三类1英亩以下至15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了307058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4口人，总人数就是1228232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1/4的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174人移居国外。16至100英亩的4、5、6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761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709532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350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注：在本书第三卷论述土地所有权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稀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82页）中提到：“G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了一个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克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它〈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入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消失了。即使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变成牧场、租地农场积聚和小农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起这种论调。只有象拉维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亚社社员[224]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225] 注释： [205]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第671、678页。 [20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90页。——第674页。 [207]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第676、806页。 [20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0页及以下各页。——第680页。 [209]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42页（A.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 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Vol.I，Edinburgh，1814，p．142）。——第682页。 [2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7—622页。——第696页。 [211]1849年至1859年间，英国参加了几次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对华战争（1856—1858年和1859—1860年），以及对波斯战争（1856—1857年）。此外，1849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1857—1859年派兵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700页。 [2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威克菲尔德发行，1835年伦敦版第1册第195页。——第706页。 [21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5—156页。——第708页。 [214]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40页（J．Steuart.《AnInquiryintothe PrinciplesofPoliticalOeconomy》．Vol．Ⅰ，Dublin，1770，p．39，40）。——第710页。 [215]尼·布瓦洛《讽刺诗集》第八首。——第716页。 [216]指弗·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18页。 [217]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6页。——第718页。 [218]指1830年底到1831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日益增长引起的。运动得到了一个“斯温”的称号（英文《swing》的拼音，指用手操作的的敲打部分）。举行暴动的雇农和加入他们队伍的贫苦佃农烧毁了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庄园、庄稼垛和仓库，打碎了他们的脱谷机。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对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第740页。 [219]“低教会派”（《Low Church》）是英国国教教会中的一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信徒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向带有假仁假义性质的慈善活动。舍夫茨别利伯爵（他就是艾释黎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第741页。 [220]贺雷西《诗论》第173节。——第744页。 [2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6—223页。——第759页。 [222]这个说法，见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Lenouveaumondeindustrieletsociétaire》）第5篇第36章补充和第6篇结论。——第762页。 [223]套用了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第778页。 [224]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亚社社员组织是在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亚社社员的纲领和活动反映了爱尔兰人民大众对英国殖民奴役的抗议。芬尼亚社社员要求本国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打算借助武装起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但是，他们的密谋活动没有成功。六十年代末芬尼亚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到七十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第780页。 [225]“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AcerbafataRomanosaguntscelusque fraternaenecis》）——贺雷西《抒情诗集》第七首。——第780页。 [106]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第273、438、509、718页。 [84]“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1844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2—176页）。——第164、680页。 [119]鼠疫猖獗——1347年至1350年西欧鼠疫流行。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301、770页。 [177]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518、714、730、74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1．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末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神圣的义务。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注：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这里，农奴在获得某种土地时效权之前，就已经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们变成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的新主人。在十五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226]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注：“用自己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至少有16万个土地所有者靠耕种自己的小块Freehold〔自由地〕〈Freehold是完全自由支配的财产〉为生，他们连同家属在内要占总人口的1/7以上。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平均收入……估计为60—70镑。根据计算，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多于租种别人土地的人。”（马考莱《英国史》1854年伦敦第10版第1卷第333—334页）——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还有4/5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同上，第413页）——我所以引用马考莱的话，是因为他作为系统的历史伪造者，是要尽量“砍掉”这类事实的。］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注：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负有纳租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那里〈在西里西亚〉的农民是农奴。”但是，这些农奴占有公有地。“直到今天还无法使西里西亚人分割公有地，而在诺伊马尔克，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是非常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分割。”（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2卷第125、126页）］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注：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因此，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后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这些情况，加上代表十五世纪特点的城市繁荣，就使大法官福特斯居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人民财富能够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情况是排斥资本财富的。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227]）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小农的剥夺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哈里逊说：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保留下来，这类情况我也能谈一些。” 这些老的编年史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困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 “这时〈1489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场〈牧羊场等〉；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活）变成了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会、什一税也衰落……国王和当时的议会为医治这一弊端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他们采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形成。” 1489年亨利七世颁布的第19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2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新规定这条法律。其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例等等。1533年的一项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拥有24000只羊，于是限定不得超过2000只。［注：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乌托邦》，罗宾逊译，阿尔伯编，1869年伦敦版第41页）。］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以来150年内相继颁布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都同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29节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它们就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注：培根说明了自由的富裕农民和优秀的步兵之间的联系。“保持足够的租地，以保证强壮的男子不致贫困，使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牢靠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族和茅舍贫农、雇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的手里，这对维持王国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是，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或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小康的状况下成长的人。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流人士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居民和庄稼人却是他们的单纯的劳动者或雇农，却是茅舍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决不会有一支坚忍卓绝的步兵……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居民实际上都是由贵族和贫穷的农民组成……因此，它们只好雇用瑞士等国的人来当自己的步兵营的士兵，结果形成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但士兵很少。”（《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1719年肯尼特《英国》，1870年伦敦版第308页）］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4英亩土地，并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1627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丰特米尔的罗吉尔·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时，还因没有拨出4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1638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4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止在伦敦周围4哩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4英亩土地的房屋。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2英亩土地，他还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说： “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注：汉特医生《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4页。——“〈旧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现在看来对于工人是太多了，甚至能使他们变成小租地农民。”（乔治·罗伯茨《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第184页）］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过来。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注：“贫民享有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权利是由旧法令明文规定的。”（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第2卷第804、805页）］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巡视英国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228]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年，终于不得不通过征收济贫税而正式承认有需要救济的贫民。 “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附有任何说明性的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注：威廉·科贝特《新教改革史》第471节。］ 查理一世十六年颁布的第4号法令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实上只是在1834年，这项法律才获得新的更严格的形式。［注：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新教的“精神”。在英格兰南部，若干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聚首集议，拟就了关于正确解释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十个问题。他们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曾任法官）对这十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租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立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不愿被投入上述监狱，就不予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贫民，他可以在一定的日子，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为，邻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以便获得租地或船舶来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人经过开导，可以对教区作一些很有益的事情。如果贫民在雇主的保护下死亡，那就罪在雇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耽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措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能使贫民不致要求救济。”（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84、85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要比英格兰迟几百年。1698年索耳通的弗列特切尔还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农奴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谋生的人变为奴隶。”伊登在《贫民的状况》第1卷第1章第60、61页上说：“农民的自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苏格兰的那位“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在法兰西，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敕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响。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注：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却在他所著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贫困化。］ 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马考莱也承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弃妾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注：《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维奇版第4页。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的维护者，《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伦敦版第139页）的作者［约·阿伯思诺特］也说：“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隶农好多少。”］，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法。只要把情况相应地改变一下，它们对英国农民的影响，就同鞑靼人波利斯·戈东诺夫的命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一样[229]。 “光荣革命”[230]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注：下面的记载表明了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1695年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被赠送给奥克尼夫人，这是国王的宠幸和夫人的影响的公开证明……奥克尼夫人的可爱的效劳想必就是淫秽的嘴唇的效劳。”（英国博物馆斯隆收集的第4224号原稿，原稿的标题是：《萨默斯、哈里法克斯、牛津、秘书维农等人给施鲁兹贝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国王威廉、桑德兰等人的性格和行为》。里面充满了秘闻。）］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注：“王室土地的非法让渡（一部分通过变卖，一部分通过赠送）是英国历史上可耻的一章……是对国家的一个大欺骗。”（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29、130页）——｛关于现代英国大土地所有者如何占有土地的详细材料，见［恩·赫·伊文思］《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著，1879年伦敦版。——弗·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注：参看艾·伯克的关于培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小册子[231]。“自由主义的山雀”约翰·罗素爵士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王室土地（从1604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进行）。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法。［注：“租地农场主禁止茅舍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茅舍贫农处于贫困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租地农场主用这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一切权利。”（《圈围荒地的后果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伦敦版第75页）］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苦者给予“赔偿”。［注：伊登《贫民的状况》序言［第ⅩⅦ、ⅩⅠⅩ页］。］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注：《Capitalfarms．》（《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年伦敦版第19、20页）］或商人租地农场［注：《Merchant-farms．》（《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11页注）这部匿名佳作的作者是牧师纳萨涅尔·福斯特。］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 但是，十八世纪的人还不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中只摘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24个平均占50—15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被合并为3个租地农场了。”［注：托马斯·莱特《论大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79年版第2—3页。］“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50英亩，而过去曾经耕种过1500英亩……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方，100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8所或10所……在大多数不过15年或20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4—5个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20—30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注：散见牧师阿丁顿《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伦敦版第37—43页。］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甚至象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注：理·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版第2卷第155、156页。请读一读福斯特、阿丁顿、肯特、普莱斯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论著，并把它们同麦克库洛赫在他的书目汇编《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中穷极无聊的献媚的饶舌比较一下吧。］ 普莱斯博士说：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末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也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注：理·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第2卷第147、148页。］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注：同上，第159、160页。这使我们想起了古罗马。“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相信这些土地不会再被夺去，因此，把邻近贫民的土地也购买下来，部分是取得贫民的同意，部分是用暴力夺得，于是，他们不再是耕种零星的土地，而是耕种大片的土地。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要服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拥有奴隶所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还因为奴隶不服兵役，可以没有阻碍地繁殖和有许多孩子。这样一来，强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全境到处都是奴隶。而意大利人则由于贫困、赋税和兵役的折磨而逐渐减少了。当和平时期到来时，他们也还要遭到完全无事可做的痛苦，因为富人占有土地，并且用奴隶而不用自由民来耕种。”（阿庇安《罗马内战》第1卷第7页）这里说的是李奇尼乌斯法[232]颁布以前的时代的情况。兵役大大加速了罗马平民的没落，它也是查理大帝大力促使自由的德意志农民变成依附农和农奴的主要手段。］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工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 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莱斯博士的反对者的意见。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不对的……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末，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注：［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124、129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利］《国家的危险》1843年伦敦第2版第ⅩⅣ页）。］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的[233]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511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of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克兰［注：即氏族。——译者注］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即克兰的首领或“大人”，只是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克兰首领们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变成私有财产权，由于遭到克兰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逐出去。纽曼教授说： “英国国王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注：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32页。］ 在苏格兰，这种革命是在王位觊觎者的拥护者进行了最后一次武装暴动[234]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注：斯图亚特说：“这些土地的地租〈他错误地把这个经济范畴用于塔克斯缅[235]向克兰首领交纳的贡税〉与土地的面积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你把租地农场所养活的人数拿来比较，也许你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所养活的人数，是最富饶地区的同等价值的土地所养活的人数的十倍。”（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章第104页）］和詹姆斯·安德森［注：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的著作中看到这一革命的最初阶段。在十八世纪，还禁止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盖尔人[236]移居外国，以便用暴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注：1860年，被暴力剥夺的人在各种虚伪的许诺下被运往加拿大。有些人逃往山里和邻近的小岛。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们便国警察格斗，然后逃走了。］至于十九世纪盛行的方法［注：亚·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在1814年写道：“在高地一带旧的所有权状况日益被暴力破坏……地主不顾世袭租佃者〈这一范畴在这里也用错了〉而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大卫·布坎南《论亚·斯密的国富论》1814年爱丁堡版第4卷第144页）“苏格兰的贵族象拔除野草那样剥夺农民的家庭，象印第安人对野兽巢穴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一个人只能换到一只羊的毛或一条羊腿，甚至更贱……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曾经商议要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主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方案。”（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敦版第215、216页）］，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000人——变为牧羊场。从1814年到1820年，这15000个居民，大约3000户，陆续地被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都破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执行任务，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794000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600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2英亩。这6000英亩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2先令6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洒鲜血的克兰成员。她把从克兰那里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29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一户人家，他们大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1825年，15000个盖尔人已经被131000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他们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注：当现在的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时候，——在南北战争时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明达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国人的心都是同情奴隶主的，——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描述了萨特伦德的奴隶的状况[237]。（凯里在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的《奴隶贸易》一书的第202、203页上引用了我的文章的一部分。）我的文章被一家苏格兰报纸转载，并且引起了该报和萨特伦德的献媚者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 但是，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克兰“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鱼的气味传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注：关于这种鱼类买卖的有趣材料，我们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新辑》中看到。——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前面引述过的遗著中把“萨特伦德郡采取的这种办法说成是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次‘清扫’”（《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1868年伦敦版〔第282页〕）。］ 最后，一部分牧羊场又变成了狩猎场。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象家畜，肥得象伦敦的市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是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1848年萨默斯写道： “在苏格兰高地，森林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格伦菲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条线上，布拉克山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贝丁附近到欧班峭壁，现在都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尔恰格、格连加里、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变为牧羊场……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鹿林［注：在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赶走，把鹿群赶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当中，狩猎场的数目和规模象过去二十五年那样增长，那末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绝迹了。苏格兰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出于时髦，贵族的欲望，打猎的爱好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牟取利润。因为事实是，把一块山地辟为狩猎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把它变为牧羊场有利得多……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只受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国王的政策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圈子里去了……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压迫日甚一日。清扫和驱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作固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由地主们来实行；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注：散见罗伯特·萨默斯《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版第12—28页。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把1847年盖尔人遭到的饥荒说成是由于他们人口过剩。无论如何，盖尔人“压迫着”他们的食物。——“清扫领地”或者象德国所说的《Bauernlegen》在三十年战争后在德国特别盛行，1790年还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引起了农民起义。它在德国东部尤为流行。在普鲁士的大部分省里，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保证了农民的所有权。他占领了西里西亚以后，强迫地主重建农舍、仓库等等，供给农户牲畜和农具。他的军队需要士兵，他的国库需要纳税人。但农民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混乱的财政制度下和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下，究竟过着怎样愉快的生活，这可以从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米拉波的叙述中看出：“亚麻是德国北部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但可惜，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防止贫困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直接税、徭役以及各种强制性服役使德国农民破产，此外他们还要为他们所买的一切东西交纳间接税……而使他们彻底毁灭的是：他们不敢在他们愿意的地方，以他们愿意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也不敢从那些能够以较低廉的价格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原因慢慢地但必然地使他们毁灭，如果不纺纱，他们就无法到期交纳直接税；纺纱成了他们的补助的来源，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妻子、儿女、男女仆人甚至他们自己从事有利的工作。但是，即使有了这种补助来源，生活还是可怜极了！夏天，他们象犯人一样从事耕作和收获的劳动，9点睡觉，2点就要起床，这样才能把活干完；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长期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交纳税款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要十分勤奋地纺。因此，农民在冬天要到半夜或1点才睡觉，而早晨5点或6点就要起床，或者在晚上9点睡觉，2点起床；除了星期日，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这样。这种过度的不眠和劳动使人憔悴；因此农村里的男女比城市里的男女要衰老得快”（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3卷第212页及以下各页）。 第2版补注：1866年3月，在罗伯特·萨默斯的上述著作发表了18年以后，莱昂·里维教授在艺术协会[150]作了一个关于牧羊场变成鹿林的报告，他叙述了苏格兰高地荒芜状态的加剧。他说：“减少人口，把土地变为牧羊场，是不花费代价便能获得收入的最方便的手段……鹿林代替牧羊场已经成为苏格兰高地的普遍的变化。现在是野兽赶走了羊群，就象从前为了给羊群腾出地盘而把人赶走一样……从福尔法尔郡的达尔豪西伯爵领地一直到约翰·奥格罗兹都是森林。其中〈在这些森林中〉很多已住有狐狸、野猫、黄鼠狼、白鼬、伶鼬和山兔；近来那里还出现了兔、松鼠和鼠。在苏格兰的统计中被当作特别富饶和广阔的牧场的大片土地，现在既不耕作，也不改良，只是供少数人在每年一个短时期内狩猎之用。” 1866年6月2日出版的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一家苏格兰报纸在上周载有这样的消息：‘萨特伦德郡的最好的牧羊场之一，在不久前租约期满时，还曾有人出价年租1200镑，然而现在已变成了鹿林！’就象当时诺曼征服者……为造新林曾毁掉了36个村庄一样……这种封建本能现在又出现了……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提尔特的野草是佩特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曾是巴登诺克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拉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佩特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林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1/30，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强制性的荒芜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这种人为的荒野或荒地应当用立法的断然手段来加以铲除。”］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器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到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注：《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版）的作者说：“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奖励工场手工业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规定一切流浪者都要打上烙印这条值得注意的法令中看出来。”（第5页）］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13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注：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第41、42页］中说：“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囊括几千英亩土地，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作流浪者，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72000名大小盗贼被处死”（霍林舍德《英国概述》第1卷第186页）。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300或400人”（斯特莱普《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第2版第2卷）。这位斯特莱普还说，在索美塞特郡，仅仅一年中就有40人被处死，35人被打上烙印，37人遭鞭打和183个“不可救药的恶棍”被释放。但是他说：“由于治安法官的疏忽大意和人民的愚昧同情，这个巨大的被控者人数还不到实际犯罪人数的1/5。”他又说：“英格兰其他郡的情形并不比索美塞特郡好，许多郡的情况甚至更糟。”］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238]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Ｒ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十七世纪中叶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流浪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1777年7月13日的敕令）还规定，16岁至60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1537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1号告示，1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变成资本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注：亚·斯密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239]兰盖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207]］，在英国开始于1349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1350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8章第5节）已经讲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地说：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险。”［注：［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版第206页。他挖苦地补充说：“我们总是准备为雇主效劳；难道就不能为雇工做一点事吗？”］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18条和第19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1360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1825年废除禁止结社法[175]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第3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注：从詹姆斯一世二年颁布的第6号法令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某些织布业主以治安法官的身分在自己的工场内正式规定了工资率。——在德国，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对人口稀少地区的地主来说，缺乏仆人和工人是十分麻烦的。所有村民都禁止把自己的房间租给独身男女；凡遇到这种租房人，必须报告当局，如果他们不愿当仆人，那末，即使他们靠其他工作，靠替农民做短工或从事货币和粮食买卖为生，也要被关进监狱。（《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第1章第125条）在整整一百年中，各君主的命令中不断地强烈责骂那些不服从苛刻条件，不满法定工资的恶劣而蛮横的无赖汉；每个地主都禁止付给高于行政区规定的工资。但是，战后仆人的处境有时比一百年后还要好；1652年在西里西亚，仆人每周还可以吃到两次肉，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那里的某些地方，仆人每年只能吃到三次肉。而战后的工资也比以后几个世纪都要高。”（古·弗莱塔格）］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2先令71/2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68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1799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1661年及1671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1796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1813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240]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英国议会一直卑鄙无耻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对工人的永久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注：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取缔同一等级或同一职业的市民的各种联合组织，是法国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因此禁止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这种联合组织。”第四条说：“同一职业、手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一致拒绝从事手艺或劳动或为了按一定报酬才从事手艺或劳动而彼此协商或协议，那末这种协商和协议……应视为违反宪法，侵犯自由和人权……”从而，和旧劳工法中的规定完全一样，应视为国事罪。（《巴黎革命》1791年巴黎版第3卷第523页）］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241]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注：散见毕舍和卢－拉维涅《议会史》第10卷第193—195页。］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说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籽、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十五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注：哈里逊在自己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4镑地租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40镑、50镑、100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满期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6—7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99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注：关于十六世纪货币贬值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可以参看《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绅士威·斯·著（1581年伦敦版）。由于这一著作采取对话形式，人们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写的，直到1751年还用他的名字出过新版。它的作者是威廉·斯泰福。书中的一个地方，骑士有如下的推论： 骑士：“您，我的邻居农民，您，商人先生，您，善良的铜匠，以及其他的手工业者们，你们都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品比以前贵多少，你们也可以把你们出卖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提高多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高价格出卖，以抵偿我们在购买物品时所受的损失。”在另一个地方，骑士问博士：“请告诉我，您指的是哪种人？首先，您认为哪些人不会受到损失？”博士：“我指的是所有靠买卖为生的人，因为他们以高价买进，也以高价卖出。”骑士：“其次，您认为哪种人会得利呢？”博士：“是所有按旧租金租赁由自己耕种的租地或农场的人，因为他们按旧价格支付，按新价格出售，就是说，他们为土地支付极少的钱，而以高价出售土地的一切产品……”骑士：“您认为，哪种人会受到比这些人得到的利益还要大的损失？”博士：“那就是所有贵族、绅士以及其他一切靠固定地租或薪金过活，不亲自耕种自己土地，或不做买卖的人。”］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注：在法国，中世纪初期替封建主管理和征收租税的管家，不久就成为实业家，他用勒索、欺骗等办法，变成了资本家。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例如：“这个账单是伯桑松的城堡主人，骑士雅克·德·托雷斯就其应当支付的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28日的地租，交给勃艮第公爵和伯爵在第戎的管账先生的。”（阿列克西斯·蒙泰《关于各科历史手稿的研究》第234、235页）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了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商人吸去了营业的精华；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大的封建领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农场，那是在对农村居民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十四世纪出现了租地农场——fermes或terriers。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远远超过10万个。它们以货币或实物支付产品的十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作为地租。terriers根据土地价值和面积的大小分为封地、次封地（fiefs，arrière-fiefs）等等，而土地的面积有时只有几阿尔潘。所有这些terriers对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享有某种程度的裁判权；这种裁判权有四等。农村居民在所有这些小暴君下受到压迫，是可以理解的。蒙泰说，当时法国有16万个法庭，而现在连治安法庭在内有4000个就足够了。］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业史[242]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注：见他的《对自然哲学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注：这一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强调的[243]。］，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变成了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亚麻纺织厂，“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体现为无数农民家庭的额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体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在，它体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营里了。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变成了指挥他们［注：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让·雅·卢梭《论政治经济学》［1760年日内瓦版第70页］）］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是通过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manufac-turesréunies，即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米拉波说： “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做联合手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几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国民财富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工场使一两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享不到企业主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认识到，正当的生活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工资的手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决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强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工场，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场。”［注：散见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3卷第20—109页。米拉波认为，分散的工场比“联合的”工场更经济，生产力更高，并把后者只是看作由政府人为地培养出来的温室植物。当时大陆上大部分手工工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注：“一个工人家庭在它从事的各种劳动的间歇，通过自己的辛劳不知不觉地把二十磅羊毛变为全家一年的衣着，这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它把羊毛拿到市场，送进工厂，然后送到经纪人手里，然后再送到商人手里，那末就可以看到频繁的商业活动，所用的名义资本要比羊毛的价值大二十倍……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为了维持不幸的工厂人口、寄生的商人阶级和虚假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而受人剥削。”（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20页）］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底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注：克伦威尔时代是一个例外。在实行共和制期间，英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从他们在都铎王朝时代所陷入的那种衰落状态中恢复过来。］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注：塔克特知道，随着机器的采用，大羊毛工业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从农村或家庭工业的消灭中产生出来了。（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39—144页）“犁和轭为神所发明，而由英雄使用——难道织机、纱锭和纺车的由来就没有这么高贵吗？你们把纺车和犁分开，把纱锭和轭分开，结果产生了工厂和贫民院、信贷和恐慌，产生了两种敌对的国民，即农业国民和商业国民。”（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22页）但凯里出来了，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地责备英国，说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变成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他断言，土耳其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英国〉从来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把犁和织机、锤和耙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奴隶贸易》第125页）。在他看来，乌尔卡尔特本人就是毁灭土耳其的罪魁之一，因为乌尔卡尔特曾在土耳其为英国的利益鼓吹过自由贸易。但是最妙不过的是，凯里（附带说一下，他是俄国的大奴仆）竟想利用保护关税制来阻止这个分离过程，其实它只会加速这个过程。］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注：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高德文·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象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一样，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注：这里所用的“工业”是和“农业”相对而言。就“范畴”的意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资本家不是象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地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十五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而产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注：《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第98、99页。这一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 作者应该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注：甚至在1794年，里子城的小织布业者还派代表请求议会制定法律，禁止任何一个商人成为工厂主。（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注：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第9页。关于对奴隶的待遇，在沙尔·孔德的《立法论》（1837年布鲁塞尔第3版）中收集了很多材料。要想知道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己和工人变成了什么，就必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注：前爪哇岛副总督托马斯·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2卷第CXC、CXCI页］。］。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 “例如，孟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迫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21875镑贿款，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76]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6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万镑！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注：1866年仅奥里萨一个邦就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 在象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244]。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注：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注：“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第4卷第33页）］ 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十八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245]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以后，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18000万国债就够了！”［注：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6卷第101页。］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注：伊登《贫民的状况》第2卷第1章第421页。］ 菲尔登写道： “在得比郡、诺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13、14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果必然是残酷虐待……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得比郡、诺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注：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第5、6页。关于工厂制度的早期的丑恶，见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第219页，以及吉斯伯恩《论大不列颠上层和中层社会阶级人们的义务》1795年版第2卷。——由于蒸汽机使工厂从农村有瀑布的地方搬到城市中心，“喜欢禁欲”的谋利者现在随手就可以找到童工，而不必用强力从贫民习艺所索取奴隶了。——当罗·皮尔爵士（“诡辩大臣”的父亲）于1815年提出保护儿童法案时，弗·霍纳（金条委员会的杰出人物，李嘉图的密友）在下院说：“大家都知道，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的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1813年〉皇家法院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这是一件关于一批儿童的案子。伦敦一个教区把这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善家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饥饿的状态。作为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还知道另一个更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教区和郎卡郡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主每购买20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巨大胜利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246]，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注：1790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10比1，在法属西印度是14比1，在荷属西印度是23比1。（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74页）］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注：“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约·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艾德蒙·伯克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善”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象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31、32页）。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在塔克尔牧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艾德蒙·伯克在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描述。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247]。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注：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第265页]。］，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248]。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注：“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434页）］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注：“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1、9页[249]）］ 注释： [226]所谓世界市场的革命指的是十五世纪末热那亚、威尼斯和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在过境贸易上的作用急剧下降，这是由当时的地理上的大发现造成的，那时发现了古巴、海地、巴哈马群岛、北美大陆、绕过非洲南部通往印度的海路和南美大陆。——第784页。 [227]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2页。——第786页。 [228]“穷人到处受苦难”（《Pauperubiquejacet》）——出自奥维狄乌斯的著作《节令记》第1卷第218行。——第789页。 [229]显然是指1597年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统治下（当时俄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波利斯·戈东诺夫）所颁布的关于侦缉逃亡农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经受不住地主的残酷奴役和欺压而逃跑的农民，要通缉五年并强制遣送给原来的主人。——第791页。 [230]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791页。 [231]指1796年在伦敦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尊敬的艾德蒙·伯克就培德福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ALetterfromtheRightHonourableEdmundBurketoaNobleLord，ontheAttacksmadeuponhimandhisPension，intheHouseofLords，bytheDukeofBedford，andtheEarlofLauderdale，EarlyinthepresentSessionsofParliament》）。——第792页。 [232]李奇尼乌斯法——公元前367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对于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且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的增长，反映出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了一定的增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第795页。 [233]斯多葛派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公元六世纪的一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主张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796页。 [234]指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要求拥立所谓的“年轻的王位僭望者”查理·爱德华为英国国王而于1745—1746年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映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群众对他们遭受地主剥削以及大规模失去土地的抗议。随着起义被英国正规军镇压，克兰制度在苏格兰高地开始迅速瓦解，农民被逐出土地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第798页。 [235]塔克斯缅，正如马克思自己在《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页）一文中所解释的，是指克兰制度在苏格兰占统治地位时对直接从属于克兰首领——勒尔德（“大人”）的族长们的称呼。勒尔德把土地“塔克”这一全克兰的财产交给他们照管。他们对勒尔德交纳很少的贡税，以表示承认他的权力。而塔克斯缅又把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仆从。随着克兰制度的瓦解，勒尔德变成了地主，塔克斯缅实质上变成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同时把过去交纳贡税改为交纳地租。——第798页。 [236]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第798页。 [237]马克思指的是他自己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载于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页）。——第799页。 [150]艺术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ofartsandTrades）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第402、802页。 [238]即决法庭（PettySessions）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第805页。 [239]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237页。——第806页。 [207]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第676、806页。 [175]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在下一年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即使在此之后，当局仍然大大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第498、807页。 [240]英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禁止“秘密活动”法。该法禁止“一切秘密活动，即使其理由是合法的”。在禁止结社法（见注175）通过以前和废除以后，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都根据禁止“秘密活动”法受到镇压。——第809页。 [241]指1793年6月至1794年6月法国雅各宾党专政的政府。——第810页。 [242]亚·安德森《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A．Anderson．《AnHistoricalandChronologicalDeductionoftheOriginofCommerce，fromtheEarliestAccountstothepresentTime》）。第一版1764年在伦敦出版。——第813页。 [243]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册第16章。——第814页。 [76]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第154、820页。 [244]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1卷第371页（G．Gülich．《GeschichtlicheDarstellungdesHandels，derGewerbeunddesAckerbausderbedeutendstenhandeltreibendenStaatenunsrerZeit》.Bd.Ⅰ，Jena，1830，S.371）。——第822页。 [245]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大概是英文版的被认为是杨·德·维特的著作《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AanwysingderheilsamepolitikeGrondenenMaximenvandeRepublikevanHollandenWest-Friesland》），该书1662年第一次在来顿发表。现在已经查明，该书的作者是荷兰经济学家兼企业主彼得·冯·德·霍列（即彼得·德·利亚·库尔）其中只有两章是杨·德·维特写的。——第825页。 [246]按照阿西恩托条约规定，西班牙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授给外国和私人以特权，把非洲黑奴贩卖到它的美洲属地。——第827页。 [247]需要经受这种苦难（Tantaemoliserat）——引自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33行。——第829页。 [248]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第435页（C．Pecqueur．《Théorienouvelled’économiesocialeetpolitique，ouétudessurl’organisationdessociétés》．Paris，1842，p．435）。——第830页。 [2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8—479、476—477页。——第83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注：“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卡泽诺夫出版，第11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20页）］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10000镑的资本，其中4/5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1/5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240000磅，价值为12000镑。如果剩余价值率为100％，剩余价值就包含在40000磅棉纱的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1/6，价值2000镑。这2000镑价值将由出售而实现。2000镑的价值额就是2000镑的价值额。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2000镑货币变成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4/5去购买棉花等物，1/5去购买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2000镑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400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变成货币，那末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这二者都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商品，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市场，正象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也就是说，已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总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使它们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但这种剩余产品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也许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注：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就业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191]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注：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转变为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行为的物质条件。］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192]等等的老故事。10000镑原有资本带来2000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2000镑资本又带来400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变成了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80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10000镑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过所有者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注：“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1卷第109页）］，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 2000镑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来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末后者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末，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注：“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已经创造了资本。”（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110页）］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 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10000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预先积累，400镑就是这2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还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末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注：资本家对别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8页，但是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象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新产品的价值还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因而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末，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这一规律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尽管这样，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的结果： 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 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货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转化为资本。因此，规律并没有遭到违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 “好多次连续发生的交换行为，不过使最后一次成为最初一次的代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0页）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足以使这种最初的活动具有一种同把它当作孤立过程来考察时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间，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得新的分配权；另一部分人〈资本家〉则通过最初劳动已经预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权。”（同上，第110、111页） 大家知道，劳动领域并不是长子继承权创造奇迹的唯一领域。 如果简单再生产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为积累所代替，事情也还是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只消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以此表现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资本家把剩余价值预付在生产上，完全象他最初进入市场的那一天一样，是从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至于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这一事实，和问题绝对无关。如果工人B是用工人A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雇用的，那末，第一，A提供这种剩余价值时，资本家对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价格，分文也没有少给；第二，这一交易同工人B毫无关系。B所要求的而且有权要求的，是资本家把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付给他。 “双方都有利，因为对工人来说，他在劳动前〈应当说：在他自己的劳动带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他的劳动〈应当说：别的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果实；对雇主来说，这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应当说：他生产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35页） 诚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不断更新的过程，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末，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这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其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由于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注：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经济学一般都把资本说成是“用来重新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注：“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2页]）“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查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第16页）］（转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或把资本家说成是“剩余产品的占有者”［注：“剩余产品成资本的占有者。”（《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第4页]）］。这种看法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全部现存的资本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注：“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51年7月19日）］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在进一步探讨积累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某些规定以前，我们必须清除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含糊观点。 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对他不能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样，他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起生产劳动的作用。资本家没有通过购买这种商品和劳动，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相反地，把它作为收入消费掉或花费掉了。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地指出的，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193]，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宣布积累资本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能积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注：“现代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做法的狭隘和无效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各种不同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8、39页）］，以为积累财富就是使财富现有的实物形式免遭破坏，也就是不被消费掉，或者说，把财富从流通中救出来。其实，把货币贮藏起来不加入流通，同把货币作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注：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大量商品的积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注：“资本积累……交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第104页）］诚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把下面这两种现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费基金中积累的供慢慢消费的财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后一现象，我们在分析流通过程时还要略微谈到。 因此，古典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但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斯密使人们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积累仅仅看成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者说，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仅仅看成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例如，我们可以听听李嘉图的说法：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63页注。］ 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斯密一再重复地说：“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其实，剩余价值和原预付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被资本家消费了。它通过自己的职能——劳动——去消费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亚·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错误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谬结论：虽然每一单个资本分成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但社会资本只分解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只用来支付工资。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2000镑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而把毛纱和织毛机卖给他的人，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劳动，依此类推，直到2000镑完全用于支付工资，或者这2000镑所代表的全部产品都由生产工人消费掉。我们看到，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此类推”这几个字。事实上，亚当·斯密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注：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一书[194]，但从未发现他前辈这种错误的分析，这种错误分析即使以资产阶级的眼光，从纯粹科学的观点来看，也极需加以纠正。他到处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记下他的老师们的混乱思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转化为工资”。］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而困难就在这里开始。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人们的视线，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篇中，我将对实际的联系进行分析。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195]中，首次试图对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形式画出一幅图画。［注：亚·斯密对再生产过程从而对积累的说明，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比他的前辈特别是重农学派有所进步，甚至有决定性的退步。同本文中所提到的他的错觉有关的是他遗留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其荒谬的教条：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仅仅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个基础出发，至少有施托尔希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注）。宣称商品价格不可能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这是多么妙的经济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篇和第三卷第七篇更详细地谈到。］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在前一章里，我们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看作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基金，在这一章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把它只是看作积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注：读者会注意到，收入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我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用语相一致。］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中，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但这种分割是由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来进行的。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物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196]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通过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的借方一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注：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更新但是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很清楚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货币而崇拜他们……凡是吸尽、抢劫和盗窃别人营养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杀多少，由他决定）。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末，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小偷带上镣铐，大盗却腰缠万贯，身著丝绸……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披上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象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付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注：“亚当”在这里也有欲望、情欲的意思。——译者注］具有“人的同情感”[197]，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己职能的罪恶，是“节制”积累，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放弃”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198]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象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多少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象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1795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他们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而大发横财，那些父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象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象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象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而扩大了经营。在1690年以前，在工业中能赚到3000—4000镑资本的人可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但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注：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第[181]、182页及以下各页[188]。］。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199]“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注：亚·斯密《国富论》第2卷第3章[第367页]。］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注：甚至让·巴·萨伊也说：“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200]“罗马的无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夺取无产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4页）］，但对历史必然性悲叹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为了使资本家的内心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尔萨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19、320页。］。那些早就变得享乐成性和善于交际的资本家先生们不由得大叫起来。他们的代言人之一，一个李嘉图派叫道：马尔萨斯先生鼓吹高额地租、高额税收等等，难道是为了让非生产消费者来不断地刺激工业家！诚然，口号所标榜的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但是， “这个过程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而且让一部分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只是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尽管从后者的性格来说，如果强迫他们去做，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注：《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67页。］。 尽管他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这种办法来刺激工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拿走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消费〈工人的消费〉减少会产生‘过剩现象’〈市场商品充斥，生产过剩〉，那我只能回答说：过剩现象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注：《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59页。］ 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这种学究气的争论，遇到七月革命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起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峡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在纳骚·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注：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09页。在旧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未免太狂妄了。“西尼耳先生用劳动和节欲这两个词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词……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来源不是节欲，而是用于生产的资本的使用。”（约翰·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130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面同意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同时又接受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论”。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 第2版补注：庸俗经济学家从来也不会作这种简单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作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绝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即否定[201]。］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训说：“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就向我们说明，在早期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资料如何和为何没有资本家的“节欲”也被制造出来了。“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注：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342页。］，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别人劳动及其产品为业的人实行节欲。从此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成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个时期用以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注：“如果不打算获得追加价值，谁……也不会把例如自己的小麦种在地里一年，或把自己的葡萄酒藏在窖里好多年，而会立即把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消费掉。”（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1841年纽约版第133页[202]）］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注：“资本家如果不把自己生产资料的价值转化为消费品或奢侈品供自己消费，而把生产资料贷给工人，就是节制。”（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第36页）用“贷给”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有效手法，把受工业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与那些向借贷资本家借款的工业资本家本身混为一谈。］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够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无非全靠这个在毗湿奴神前的现代赎罪者资本家的自我修行。不仅是积累，就是单纯的“保存资本也要求不断地努力克服把资本吃光用尽的诱惑”［注：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第20页。］。所以很明显，单是人道就要求把资本家从殉道和诱惑中解救出来，其办法同不久前乔治亚州的奴隶主所采取的一样，后者通过废除奴隶制而摆脱了这样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产品消耗在香槟酒上，还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转化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注：“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截然不同的……在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当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积累的源泉就相当重要了。”（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6、21页）］几年前去世的、继马尔萨斯之后在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理查·琼斯，曾用两大事实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因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产品、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来不具有“从别人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从而要经过一个预先的积累过程的基金的形式”［注：同上，第36页及以下各页。｛第4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处。——弗·恩·[21]｝］。另一方面，在旧制度被英国统治破坏最小的省份，非农业工人由豪门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农产品以贡物或地租形式流到这些豪门手中。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为豪门所消费，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们转化为奢侈品及其他消费品，而剩下的一部分则形成自己占有劳动工具的工人的工资。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 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80％资本化，20％被消费掉，那末，积累的资本是2400镑还是1200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是3000镑还是1500镑。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影响着积累的量。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总括的说明，但是只限于它们在积累方面会提供新观点的范围。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注：“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末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4页）］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注：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不断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十八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注：《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所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尔希延）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例如，他天真地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我们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注：《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46页。］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天悲鸣：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注：北安普顿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清淡饮料。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这种状况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注：《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70、71页。第3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议员斯特普耳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末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1873年9月3日《泰晤士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二十年后，一位名列贵族的美国骗子本杰明·汤普逊（又称朗福德伯爵）遵循着同一博爱主义的路线，使上帝和人都大为满意。他的《论文集》可以说是一本食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请看这位令人惊异的“哲学家”的一张特别成功的菜单： “大麦5磅，玉米5磅，青鱼3便士，盐1便士，醋1便士，胡椒和白菜2便士，总计20+(3/4)便士，可以做成供64个人喝的汤，如果粮食的价格中常，汤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1/4便士。”［注：本杰明·汤普逊《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第1卷第294页。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中，竭力向贫民习艺所的主管人推荐朗福德的乞丐汤，并且以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的工人说：“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得很舒适”（同上，第1卷第2篇第2章第503页）。在十九世纪也有过类似的“提示”。例如：“英格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掺有杂粮的混合面粉。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见。”（医学博士查理·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69页）可是这位帕里也哀叹，现在（1815年）英格兰工人的境况比伊登时代（1797年）差多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掺假使汤普逊的理想也成为多余的了。［注：从最近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生活资料掺假的报告可以看到，在英国，甚至药物的掺假也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成为一种通例。例如，把从伦敦34家药房买来的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31种掺有罂粟头、面粉、树胶、粘土和沙等物，而且许多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也没有。］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足的部分。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的道勃雷们在利用“法律”来规定工资率时的丑态： “1795年，当地主们在规定斯宾诺姆兰德地方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已用过午餐，但是他们显然认为工人是无须用午餐的……他们决定：当一个8磅11盎斯重的面包卖1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应为3先令，在这种面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1先令5便士之前，工资可以适当增加。一旦超过了这一价格，工资则应按比例地减少，直到这种面包的价格达到2先令为止，这时每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1/5。”［注：格·耳·纽纳姆（律师）《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第20页注。］ 1814年，有一位大租地农场主，治安推事，贫民院主管，工资调整人阿·贝奈特在上院调查委员会上被质问： “一天劳动的价值和教区给工人的救济金之间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说：“有的，每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过名义工资，补足到每人一加仑面包（8磅11盎斯）和每人3便士……我们认为一个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仑面包就足以维持生活了；3便士则用来买衣服；如果教区愿意发给衣服，这3便士就可以不发了。这种办法不仅在威尔特郡西部一带普遍采用，我想全国也在普遍采用。”［注：《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第19、20页。］ 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家喊道： “这样，租地农场主们在若干年内就把自己同胞中的这个可敬的阶级贬低了，竟然迫使他们以贫民习艺所作为栖身之所……租地农场主甚至阻碍工人最必要的消费基金的积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注：查·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第77、69页。地主老爷们不仅“补偿了”他们以英国的名义所进行的反雅各宾战争中的损失，而且还大发横财。“在18年中，他们的地租增加了1倍、2倍、3倍，个别的甚至增加了5倍。”（同上，第100、101页）］ 目前，直接掠夺工人必要的消费基金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对于资本的积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庭劳动（参看第十三章第八节D）的例子说明了。在本篇中我们还要举出更多的事实。 虽然在一切工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足够供一定数量（这由企业规模决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总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厂有100个工人，每人劳动8小时，共800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50个工人，但这样一来，他不仅要在工资上预付新的资本，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预付新的资本。不过他也可以使原有的100个工人不是劳动8小时而是劳动12小时，这样，现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损耗得快一些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资料组成，它们能很容易地容纳增加了的劳动量（如工人日夜换班）。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象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由于劳动力具有伸缩性，即使不预先增加不变资本，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 在农业中，不预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扩大耕地。但是，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数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量，不必预付新的劳动资料，也可以提高肥力。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新资本的介入，也会成为扩大积累的直接源泉。 最后，在本来意义的工业中，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劳动资料的消耗。因为采掘工业和农业给加工工业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劳动资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业和农业无需追加资本就能生产的追加产品，对于加工工业也是有利的。 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同时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品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值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资本价值可以体现在更多的生产资料上，即体现在更多的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上，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吸收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发生反作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劳动资料如机器等等构成的，这些劳动资料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被消费掉，因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说，达到了它的生产职能的终点。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的阶段。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了（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就为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开现有的劳动资料在细节上的不断改进不说，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一年当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其中由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正象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产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弗·恩格斯告诉我们：“在1782年，〈英国〉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0页[203]。］在机器形式中物化的劳动自然没有直接创造出任何一个人，但是它使为数不多的工人通过追加相对少的活劳动，就能不仅把羊毛生产地消费掉，加进新的价值，而且还以毛纱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旧价值。同时，它又提供了羊毛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和刺激。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劳动的自然恩惠。因此，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的增长，从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其永久化。［注：古典经济学由于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不完全的分析，所以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再生产的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在李嘉图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他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在他们的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已定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妨碍下面的事实，即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一百万人会把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料量转化为产品，因而会把极不相同的价值量保存在他们的产品中，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价值。而李嘉图在作某些结论时把这一情况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李嘉图妄图用上述例子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在这里他把它叫做wealth，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萨伊回答说：“李嘉图说，应用较好的方法，一百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作（也必须看作）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68、169页）萨伊想要说明的“难题”（这种“难题”对他来说是存在的，对李嘉图来说并不存在）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的量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时，使用价值的价值不会增加？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作交换价值，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用价值越多，所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换句话说，一个工作日给织袜厂主生产的使用价值例如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随着袜子“量的增加”，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花的成本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末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萨伊解释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人用从前换一双袜子的同一等价物，现在可以换两双。他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想反驳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洋洋得意地对马尔萨斯说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哈特福讲授这种学说，就象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110页）］劳动的这种自然能力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象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行增殖一样。劳动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正象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换句话说，劳动资料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具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这些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里，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或者说，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而它们本身却是逐渐损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越是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也就是说，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末，它们就越是象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A、B、C等人的劳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X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等）。［注：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就象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分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来考虑。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越是开动得有力。 5．所谓劳动基金 我们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已经知道，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可伸缩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其次我们知道，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伸缩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在这里，我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切会使同量资本发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条件完全撇开不说。因为我们只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前提，是以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也撇开不说。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过这种偏见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边沁手里，即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手里，才确立为教条。［注：参看耶·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厄·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册第2章。］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注：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利斯提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洋洋得意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波尔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204]，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按照他的教条，生产过程的最普通的现象，如生产过程的突然扩张和收缩，甚至积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注：“政治经济学家们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一种划一力量的和以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唯一要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多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加，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加，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增加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社会财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是没有一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是没有一定的，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根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注：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2篇第1章第3节]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明。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注：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亚·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性，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卷第二篇还要更详细地谈到。］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注：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120页。］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注：同上，第122、123页。］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注：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205]，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注释： [191]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119页（SimondedeSismondi．《Nouveauxprincipesd’économiepolitique，ouDelarichessedanssesrapportsaveclapopulation》．TomeI，Paris，1819，p．119）。——第637页。 [192]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叙述了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如何繁衍，终于产生了整个犹太民族。——第638页。 [19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8卷。——第645页。 [194]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J．St．Mill．《A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inductive，beingaconnectedViewofthePrinciplesofEvidence，andtheMethodsofScientificInvestigation》．Intwovolumes）。第一版1843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指出，企图论述“逻辑体系”的约·斯·穆勒，作为经济学家，是肤浅的，没有遵循逻辑分析的起码要求。——第647页。 [195]“经济表”——重农学派魁奈在《经济表》中第一次制定的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六章，马克思写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篇第十章，以及《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九章上都对经济表作了较详细的说明。——第648页。 [196]“没有任何日期”，是西里西亚反动大地主利希诺夫斯基于1848年7月25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发言反对波兰独立存在的历史权利时说的一句话。利希诺夫斯基一再说这句话时都用了两个否定词，把《KeinenDatumhat》说成《KeinenDatumnichthat》，这就违反了德语语法规则。因此，他的发言引起哄堂大笑。关于利希诺夫斯基的发言，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5—418页。——第649页。 [197]席勒的叙事诗《保证》。——第651页。 [198]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场（《城门之前》）中的一句话。——第651页。 [199]据基督教传说，圣经《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马克思在这里用“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诫！——第652、840页。 [200]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26年巴黎第5版第1卷第130—131页（J．B．Say．《Traitéd’économiepolitique》．Cinquièmeédition，Tomepremier，Paris，1826，p．130—131）。——第653页。 [201]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estnegatio）。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五十封信）。——第654页。 [202]这里引自阿·波特尔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PoliticalEconomy：itsObjects，Uses，andPrinciples：consideredwithReferencetotheConditionoftheAmericanPeople》．New-York，1841）。从导言中可以看出，该书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1833年在英国出版的乔·斯克罗普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前十章翻印的（经阿·波特尔修改）。——第655页。 [20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89页。——第665页。 [204]“没有一天不动笔”（《nulladiessinelinea》），这句话据说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所说的，他照例每天不拘多少总要画一点。——第669页。 [205]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第671、678页。 [21]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39、65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 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成资本流通。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下面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要在第二卷里进行。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来研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既不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总之，我们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此外，只要积累在进行，资本家就是在出售所生产的商品，并把出售商品所取得的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其次，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丝毫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以及使它成为积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条件。不管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给别人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如何，他总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在说明积累时假定的情况，也就是积累进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运动模糊了积累过程的简单的基本形式。因此，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构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 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由于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100镑预付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20镑剩余价值，那末，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注：“消费别人劳动产品的富人，只有通过交换行为〈购买商品〉才能获得这种产品。因此，他们似乎很快就会花光自己的准备金……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财富获得了一种通过别人劳动而再生产出来的力量……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1、82页）］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重复或连续性，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产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经济学家的公式Ⅱ，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产品本身的一部分。［注：“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看成成品的一部分。”（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42页）“产品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属于工人。”（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1823年巴黎版第33、34页）］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劳动预付给工人。［注：“当资本用于预付给工人的工资时，它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22页）］以徭役农民为例。比如说，他每周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末，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6天，3天为自己，3天为现在变为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注：“工人的生活资料由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地方，在地球上还不到四分之一。”（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第36页）］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注：“manufacturer〈即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么，因为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价值中又被创造出来。”（亚·斯密《国富论》第2篇第3章第355页）］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五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末，在生产过程重复十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别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末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末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所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所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注：“这就是生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42页）可是詹·穆勒并没有说明这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注：“确实，一种工场手工业最初采用时，会使许多贫民得到工作；但他们依然贫穷，而且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第19页）“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31页）］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是，这表现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无关的无谓消耗。［注：要是罗西真正识破“生产消费”的秘密，他就不会在这一点上如此夸夸其谈了。］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注：“南美洲矿工每天的劳动（也许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把重180—200磅的矿石从450呎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但他们只靠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只吃面包，但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光吃面包不可能干这样的重活，所以把他们当作牛马，强迫他们吃豆子；豆子含磷酸钙比面包多得多。”（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94页注）］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38页及以下各页。］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注：“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注：“唯一真正的生产消费，就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而对财富的消费或破坏〈他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消耗〉……工人……对于使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严格说来，对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30页）］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持的。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的法律来实现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例如在1815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机器工人向国外迁移。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注：“人们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资本也可以完成。”（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12、13页）］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于是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出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艾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言”。［注：“这封信可以看作工厂主宣言。”（1863年4月27日弗兰德在下院会议上就棉荒提出的议案）］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雇主〈即棉纺织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提出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1860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5/13，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6便士输入足够数量的棉花”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注：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4篇第188注第389页［注：见本卷第464页。——编者注］）：“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现在我们听到，这种劳动和技巧在30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勃。[188]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如降低1/3，或5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5—6百万公债；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由于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 “艾·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胡闹。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工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波特尔先生谈到过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注：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迁往国外。［注：议会没有为移民批准一个铜板的经费，只是颁布法令，责成市政当局把工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或不付给标准工资而对他们进行剥削。相反，三年后，当牛瘟流行的时候，议会甚至粗暴地破坏议会体统，立即批准数百万来补偿百万富翁地主们的损失；他们的租地农场主显然由于肉价上涨而未曾遭受损失。土地所有者在1866年议会开会时的野兽般的吼叫表明，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变成牛。］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注：“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工厂主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1卷第91页）］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注：德勒穆郡存在着这种隶属地位的农村粗野形式。有几个郡，当地的条件不能保证租地农场主对农业短工的当然所有权，德勒穆郡就是其中的一个。采矿业使农业短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这些地方，租地农场主打破惯例，只承租筑有工人小屋的土地。小屋租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这些小屋叫做“农业工人房舍”。工人要租这些小屋必须完成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就叫做《bondage》〔“依附关系”〕，按照这种束缚工人的契约，例如工人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他的女儿或其他人代他工作。工人本人叫bondsman，即依附农。这种关系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明，工人的个人消费是为资本的消费或生产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依附农的粪便都成了他的利欲熏心的主子的一项额外收入……租地农场主除了自己的厕所以外，不许邻近有别的厕所，而且不容许对这方面的领主权有任何侵犯。”（《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88页）］，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注：我们记得，在儿童劳动等方面，甚至连卖身的形式也不存在。］。 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注：“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新莱茵报》1849年4月7日第266号[189]）用这个标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是1847年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90]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演说的一部分；文章的登载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 注释： [188]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宫廷侍卫长卡尔勃的表现。在第三幕第二场，卡尔勃最初拒绝参与德意志一邦君的宰相所策划的阴谋。这时，宰相就以辞去宰相职位相威胁，因为这样一来卡尔勃的职位就要免除，卡尔勃吓死了，他叫喊说：“那我呢？——您说得倒好，您！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是我呢——我的上帝！如果殿下免我的职，那我怎么办呢？”——第631页。 [18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90页。——第634页。 [190]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63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1—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1—4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彼此间具有多少不同的构成。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末，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十五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注：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206]。——“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31页）“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魁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原始森林中的病弱的无产者”是罗雪尔的奇妙的幻想。原始森林人是原始森林的所有主，他象猩猩一样毫不客气地把原始森林看作自己的财产。可见，他不是无产者。只有在原始森林剥削他，而不是他剥削原始森林时，他才是无产者。至于说到他的健康状况，那末，不仅完全可以同现代无产者的健康状况相比，而且也可以同患梅毒的和患瘰疬病的“可尊敬的人士”的健康状况相比。不过，威廉·罗雪尔先生所说的原始森林，大概是指他的家乡律内堡的荒野吧。］ 古典经济学十分懂得这个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经说过的，亚·斯密、李嘉图等人甚至错误地把积累同剩余产品中整个资本化的部分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转化成追加的雇佣工人混为一谈。还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 “假设某人有10万英亩土地，有10万镑货币和10万头牲畜，而没有一个工人，那末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变富，所以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注：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页。］ 同样，贝尔纳德·德·孟德维尔在十八世纪初也曾说过：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变得垂头丧气，或者变得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注：贝·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附注第212、213、328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孟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注：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207]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是工人自身安乐所必需的”［注：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第1卷第1篇第1章第1、2页和序言第XX页。］。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注：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被他据为己有的。——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牧师，但他曾立过修道士终身不婚的誓言。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剑桥大学的特待校友资格的条件之一。“本会会员不得结婚。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172页）这种情况使马尔萨斯区别于其他新教牧师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其他新教牧师抛弃了天主教关于教士终身不婚的圣诫，并且力言“滋生繁殖”是他们特殊的圣经使命以致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上拙劣地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唐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这个微妙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新教神学或不如说新教教会的老爷们所垄断。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例如：布吕克纳，他1767年在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一书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而该书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学生老米拉波对这一题目的一次短暂争论所提供的，后来就是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象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象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萨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象配第、巴尔本、孟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曾为他自己研究钱财而进行过辩解。后来，正是随着“人口原理”的出现，新教牧师的丧钟敲响了。把人口看作财富的基础，并且和亚当·斯密一样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拙劣的干涉，因此说道：“教士最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配第劝告新教的牧师们：如果你们不愿再追随使徒保罗，不愿终身不婚来“禁欲”，“至少不要生出多于现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2000份牧师俸禄的时候，要是生出24000个牧师，那是不明智的，因为12000个无以为生的人总要设法自谋生计。为此他们走向民间，向人们游说：那12000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这些灵魂饿死，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升入天国。除了这样做而外，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容易谋生的方法吗？”（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57页）亚当·斯密对当时新教牧师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在《给法学博士亚·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这一著作中，诺里奇的高教会派主教霍恩博士责难亚·斯密，因为斯密在一封致斯特兰先生的公开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卫〈即休谟〉不朽”，因为斯密向公众讲述，“休谟在他临终的床上以读琉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娱”，甚至胆敢写道：“无论在休谟生前或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类天性的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这位主教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作宗教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向我们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同上，第8页）“但是，热爱真理的朋友们，不要气馁，无神论是长久不了的。”（第17页）亚当·斯密“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全国宣扬无神论〈就是通过他的《道德情操论》〉……博士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诡计！您想得倒好，但是这一次却失算了。您想用大卫·休谟先生的例子来使我们相信，无神论对于意志沮丧的人来说是唯一的兴奋剂，是对付死亡恐怖的唯一的解毒剂……您去笑那废墟中的巴比伦吧！去祝贺那无情的恶魔法老吧！”（同上，第21、22页）在亚·斯密的学生中，一个正统派在亚·斯密死后写道：“斯密对休谟的友谊妨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相信休谟的每一句话。即使休谟对他说，月亮是一块绿色的干酪，他也会相信。所以，休谟说没有上帝，没有奇迹，他也同样相信……斯密在政治原则上接近于共和主义。”（詹姆斯·安德森《蜜蜂》1791—1793年爱丁堡版，共十八卷，第3卷第166、165页）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捏造出“非生产工人”这个范畴纯粹是出于恶意，是专门用来影射新教牧师的，虽然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 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205]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注：第2版注：“但是，不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他们就业的界限是一致的，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利润。如果工资率过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到平均利润以下，那末，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才会继续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撇开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不说，——亚当·斯密也早就指出过，在这种冲突中，一般说来雇主始终是雇主，——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亚·斯密说过， “即使利润下降，资本还是能增长，甚至增长得比以前还要快……利润小的大资本，一般也比利润大的小资本增长得快”（《国富论》第1卷第189页）。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减缓引起资本的过剩，相反地，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加速引起资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或者不如说使劳动力价格过高。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同样，在工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而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降低。所谓通货学派[84]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多；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少［注：第3版和第4版中是：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少；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多。——编者注］。他们的无知和对事实的完全误解［注：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208]。］，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经济学家把积累的上述现象说成是：在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多。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决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注：“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末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部第2编第5、6页）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按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见解，引起工资提高的，既不是社会财富的现有量，也不是已经取得的资本量，而仅仅是积累的不断增长和它的增长速度。（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8章）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亚·斯密说： “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也促使劳动生产能力提高，使较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209]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分散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进入劳动过程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量增大了。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矿物质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以建筑物、炼铁炉、运输工具等等形式积聚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这样。但是，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例如，有一笔资本，按百分比计算，起初50％投在生产资料上，50％投在劳动力上。后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80％投在生产资料上，20％投在劳动力上，等等。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象前面已经说明的），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例如，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7/8，可变资本占1/8，而在十八世纪初不变资本占1/2，可变资本占1/2，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十八世纪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也相对地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随着后一个差额的增长，前一个差额也增长，但是增长的程度较小。 然而，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价值起初分为50％的不变资本和50％的可变资本，后来分为80％的不变资本和20％的可变资本。如果原有资本在此期间从例如6000镑增加到18000镑，那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也要增加1/5。这个可变部分原来是3000镑，现在是3600镑。但是，要使劳动的需求提高20％，以前只需资本增加20％就够了，现在则要求原有资本增加为三倍。 在第四篇中已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分散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己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叫作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但是，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从而生产资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和积聚特别不同的地方，因为积聚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而已。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注：｛第4版注：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弗·恩·｝］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强制的道路进行吞并，——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今天已经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见第22章第1节），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更新，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来，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 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实现的。［注：第3版注：在马克思的自用本上，此处作了如下的边注：“为了以后备考，这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末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末，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同时提高”。——弗·恩·］ 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因此，随着积累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假定原来是1∶1，后来会变成2∶1、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递减为1/3、1/4、1/5、1/6、1/8等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2/3、3/4、4/5、5/6、7/8等等。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积累表现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的那种间歇时间缩短了。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源泉。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象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时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在某些部门，由于单纯的积聚［注：第3版中是：集中。——编者注］，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而资本的绝对量没有增长；在有些部门，资本的绝对增长同它的可变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门，资本时而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并按照它增长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劳动力，时而有机构成发生变化，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缩小；在一切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而不管这种产生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表明： 全体从事农业的人员（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园丁、牧人等等都包括在内）1851年为2011447人，1861年为1924110人，减少87337人。毛织厂——1851年为102714人，1861年为79242人；丝织厂——1851年为111940人，1861年为101678人；印染工人——1851年为12098人，1861年为12556人，虽然生产大为扩大，但人数增加很少，这就意味着就业工人人数相对地大为减少。制帽工人——1851年为15957人，1861年为13814人；草帽及便帽工人——1851年为20393人，1861年为18176人；麦芽工人——1851年为10566人，1861年为10677人；蜡烛工人——1851年为4949人，1861年为4686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煤气灯的增多。制梳工人——1851年为2038人，1861年为1478人；锯木工人——1851年为30552人，1861年为31647人，由于锯木机的推广，人数增加很少；制钉工人——1851年为26940人，1861年为26130人，人数减少是由于机器的竞争；锡矿和铜矿工人——1851年为31360人，1861年为32041人。相反，棉纺织业——1851年为371777人，1861年为456646人；煤矿——1851年为183389人，1861年为246613人。“一般说来，1851年以来，工人人数的增加在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地采用机器的部门最为显著。”（《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35—39页）］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注：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他说：“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末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一点也不现实。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流动资本的份额则是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如果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也不会使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16、17页）“使国家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从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会相对地减少”（同上，第480页注）。“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资本本身越来越雄厚，就业规模的大波动以及大贫困变得越来越频繁。”（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12页）“〈对劳动的〉需求的提高……并不是同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的……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工人状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90、91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伸缩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伸缩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这些限制只有通过以后将要谈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注：在作者校订过的法文版中，这里插入了下面这段话：“但是，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侵占了新世界即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编者注］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末，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的赫·梅里威耳说：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就会感到劳动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畅销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注：赫·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卷第146页。］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他说：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16年或18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一个国家的劳动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是经常有的。”［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15、319、320页。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依靠西斯蒙第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实在是三个极美妙的怪物！参看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7页及以下各页[210]。］ 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个老处女的姿态，通过自己“最理想的人”资本家的嘴，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追加资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工厂主增大你们借以生存的资本，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相适应”［注：哈里埃特·马提诺《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年版第101页。］。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 然而，可变资本在它所指挥的工人人数不变或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也会增长。如果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因而得到更多的工资，——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劳动量的增加慢，——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长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长，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它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积累的原因，又是积累的结果——使资本家能够通过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自己的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注：甚至在1863年棉荒时期，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在其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对过度劳动也提出了强烈的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十二至十三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作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末，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以其惯有的不会弄错的资产阶级本能，来理解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的影响。“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游惰，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论手工业和商业》第27、28页）他是说，这帮家伙要求提高工资。］，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个因素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要，可以拿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英国“节约”劳动的技术手段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末，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 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对于这个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劳动的供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资本的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相对不足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渐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比较又相对过剩了，或者象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重新加速积累，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这样一来，就又出现劳动供不应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这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 1849年至1859年间，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时，英国农业地区出现了实际考察起来只是名义上的工资提高。例如，周工资在威尔特郡由7先令提高到8先令，在多尔塞特郡由7先令或8先令提高到9先令，等等。这是农业过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结果，而人口外流是由战争的需要[211]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展引起的。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20先令，提高到22先令，就是提高10％；但如果周工资只有7先令，提高到9先令，那就是提高[28+(4/7)]％，这就耸人听闻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注：1860年1月21日《经济学家》。］。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象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繁殖，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了，过剩的比例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了。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 经济学的上述虚构，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例如，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某一生产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该生产部门的现象不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就以为看到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人数“在何处以及如何”绝对增长，而随着工人人数的绝对增长，工资“在何处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实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分配的现象。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这里正好应该回过来谈一下经济学辩护论者的一大业绩。我们记得，由于采用新机器或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而经济学辩护士却相反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为工人游离资本。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地评价辩护士的厚颜无耻。其实，被游离出来的，不仅有直接被机器排挤的工人，而且还有他们的代替者和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一般扩大时通常会吸收的追加人员。现在他们全被“游离”出来，并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工人，那末对劳动的总需求的影响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少，过剩的人数就会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多，劳动总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等于就业的人超过“被游离的人”的那个差额。可见，寻求投资场所的追加资本本来会激起的劳动总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场合都会按照工人被机器抛向街头的程度而受到抵销。因此，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而辩护士们就把这叫作对于被排挤的工人在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补偿！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造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别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会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末，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仅仅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注：1866年下半年，伦敦有8万到9万工人失业，而同时期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拿劳动来说，就不是这样，去年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81页）。］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李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注：当时的北明翰市长｛现任（1883年）商务大臣。——弗·恩·｝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北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注：根据1861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781座城市有居民10960998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9105226人……在1851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580座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它们周围的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50万人，而580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1554067人。农村教区的人口增加6．5％，而城市人口增加17．3％。增长率的差额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3/4属于城市”（《人口调查》第3卷第11、12页）。］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注：“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212]）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看来，这甚至是上帝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4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饿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末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者、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注：“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译者注］。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注：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译者注］。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的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123]。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说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对抗性质［注：“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213]）］，虽然他们把它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那些尽管部分地相类似但本质上不同的现象混同起来。 十八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特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注：扎·奥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1卷第6、9、22、25等页。奥特斯在该书第32页上写道：“我不想提出对人民幸福无用的制度，我只研究人民不幸的原因。”］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10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注：《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生〉著，1786年版，1817年伦敦再版，第15、39、41页。这位“高雅的”牧师的上述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游记》，马尔萨斯经常整页整页地加以抄袭，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约·斯图亚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例如斯图亚特说：“这里，在奴隶制度下，有一种使人〈为了非劳动者〉勤勉劳动的暴力方法……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别人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了非劳动者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214]，他这样说，但并没有因此就象这位大腹便便的牧师那样做出结论：雇佣工人应当经常挨饿。相反地，他希望增加雇佣工人的需要，并希望他们需要量的增加能刺激他们去为“比较高雅的人们”劳动。］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的法律。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性……”［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223页。］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说：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末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人们〈即非工人〉必须象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末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在今天，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9、80、85页。］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注：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第十五章，我们考察了可以引起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或相对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发生变化的种种组合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量，又可以发生与这一价格的变动无关［注：“因为用工资能买到更多更便宜的物品，就说工资〈这里指工资的货币表现〉提高了，这是不正确的。”（大卫·布坎南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14年版第1卷第417页）］或不同的运动。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把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换成外在的工资形式，那里的一切规律就会转化为工资运动的规律。在这一运动中表现为各种变动着的组合的情况，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会表现为国民工资的同时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即使作最肤浅的比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平均日工资化为长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对日工资作了这样换算以后，还必须把计时工资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含量的尺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注：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注：詹姆斯·安德森在同亚·斯密论战时说过：“同样应当指出，虽然在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便宜的贫国中，劳动价格表面上通常较低，其实在那里，劳动价格实际上大都比其他国家高。因为工人每日获得的工资，虽然是劳动的表面价格，但是并不代表劳动的实际价格。实际价格是已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企业主实际上花去的费用。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虽然谷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贫国通常比在富国低得多……按日计酬的劳动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贱得多……而按件计酬的劳动一般在英格兰较贱。”（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第350、351页）——相反地，工资的低廉又引起劳动的昂贵。“劳动在爱尔兰比在英格兰贵……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皇家铁道委员会记录》1867年版第2074号）］ 1833年工厂委员会委员约·伍·考威尔，曾对纺纱业作了仔细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 “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大陆高，但是对于工厂主说来，实际上比大陆低。”（尤尔《工厂哲学》第314页） 英国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在1866年10月31日的工厂报告中，根据同大陆各国比较的统计材料指出，大陆的劳动，尽管工资较低，劳动时间也长得多，但是同产品相比较，还是比英国贵。奥登堡一家棉纺织厂的一位英国经理说，那里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星期六也不例外，而当地工人即使在英国监工的监视下在这个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比英国工人在10小时内提供的产品少，要是在德国监工的监视下，那还要少得多。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在许多场合低50％，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人数却要比英国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门达5∶3。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了有关俄国棉纺织厂的非常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一位不久前还在俄国工厂任职的英国经理提供给他的。在这块充满种种丑事的俄国土地上，英国工厂幼年时期的那些陈旧的骇人听闻的现象还非常盛行。管理人当然都是英国人，因为当地的俄国资本家不会管理工厂。尽管工人从事过度劳动，夜以继日地干活，而报酬却微乎其微，但是俄国的工业品仍然只有在禁止外国货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站住脚。最后，我还要举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张关于欧洲各国每个工厂和每个纺纱工人的平均纱锭数的比较表。雷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这些数字是他几年以前收集的，从那时以来，英国工厂的规模和每个工人的纱锭数都扩大了。但是他假定，所列举的大陆国家也有了同样程度的进步，因此这些数字材料仍然有比较的价值。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英格兰…………………………………………………12600 瑞士……………………………………………………8000 奥地利…………………………………………………7000 萨克森…………………………………………………4500 比利时…………………………………………………4000 法国……………………………………………………1500 普鲁士…………………………………………………1500 每个工人的平均纱锭数 法国………………………………………………………14 俄国………………………………………………………28 普鲁士……………………………………………………37 巴伐利亚…………………………………………………46 奥地利……………………………………………………49 比利时……………………………………………………50 萨克森……………………………………………………50 德意志各小邦……………………………………………55 瑞士………………………………………………………55 大不列颠…………………………………………………74 雷德格雷夫先生说： “这一比较对大不列颠是不利的，除了别的原因以外，特别是因为：在大不列颠，有许多工厂是兼营机器织布业和纺纱业的，而在计算时，连一个织工也没有除去。相反地，外国工厂大多只经营纺纱业。如果能够拿同样的情况进行精确比较，我就可以从我的管区中举出许多棉纺厂，在这些工厂里，只要一个男工和两个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每天生产出重220磅、长400哩的棉纱。”（散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31—37页）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些公司在东欧和亚洲承包过铁路建筑工程，它们除了使用当地工人外，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国工人。它们迫于实际的需要，就不得不考虑劳动强度的国民差异，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受到任何损失。它们根据经验知道，即使工资水平多少同中等劳动强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劳动的相对价格（同产品相比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 亨·凯里在他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论工资率》［注：《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拉得尔菲亚版。］中企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以便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即使凯里没有象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最妙的是，他并不认为，事物实际上是同理论上所说的一样。正是国家的干涉歪曲了这种自然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计算国民工资时，似乎必须把工资中以税收的形式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归工人自身所有的。凯里先生难道不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这种“国家费用”不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果实”吗？这样的推论对这样的人说来是十分相称的：他起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发现，英国对世界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中产生的），使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些“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使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其次他发现，李嘉图等人用来表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最后，他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只有一个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装博学的人（尽管他相信保护关税的异端邪说），才配成为一位名叫巴师夏的人和现代自由贸易派其他一切乐观主义者的和谐智慧的秘密源泉。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九章计件工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十九章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乍一看来，似乎工人出卖的使用价值不是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即活的劳动，而是已经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似乎这种劳动的价格不是象计时工资那样，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分数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者的工作效率来决定的。［注：“计件劳动制度标志着工人史上的一个时代；它是介于受资本家意志支配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一身兼任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合作手工业者之间的阶段。计件工人虽然靠企业主的资本从事劳动，实际上是自己的雇主。”（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2、53页）我引用这本小册子，是因为它是一切早已陈腐的辩护滥调的真正臭水坑。就是这位瓦茨先生，以前曾热中于欧文主义，并在1842年发表过另外一本小册子《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在那里，他说财产就是掠夺。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首先，两种工资形式在同一些行业中同时并存的事实，剧烈地动摇着对这种假象的信念。例如： “伦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在他们那里是例外。相反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例外。伦敦港口的造船工人拿计件工资，英国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则拿计时工资。”［注：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页。］ 在伦敦，同一些马具工场中，就同一种劳动来说，往往对法国人支付计件工资，对英国人支付计时工资。在普遍实行计件工资的真正工厂中，个别劳动职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能按件计算，因而按计时工资来支付。［注：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同时并存多么有利于工厂主进行欺诈：“一个工厂雇了400个人，其中一半是拿计件工资的，劳动时间长一些对他们有直接利益。另外200人是按日支付报酬的，他们劳动的时间与计件工人一样长，但是他们的额外劳动时间得不到任何报酬……这200个人每天在半小时内多干的活，就等于1个人在50小时内或一个人在一周劳动的的5/6时间内所干的活，这对于企业主有明显的好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9页）“额外劳动仍旧非常盛行。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法律本身就提供了保障，使这种现象不致被揭发出来而受到惩处。在以前许多报告中，我一再指出……所有那些不是领取计件工资而是领取周工资的工人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待遇。”（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4月30日》第8、9页）］不过很清楚，工资支付形式的区别丝毫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虽然其中一种形式可以比另一种形式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为12小时，其中6小时是有酬的，6小时是无酬的。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假定是6先令，从而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是6便士。假定经验表明，一个具有平均劳动强度和技能，因而在生产一种物品时实际上只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人，在12小时内提供24件产品，不管它们是一个个可分离的产品，还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别计量的部分。这样，这24件产品的价值，扣除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为6先令，每件产品的价值为3便士。工人每件得1+(1/2)便士，所以12小时得3先令。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不管是假定工人6小时为自己劳动，6小时为资本家劳动，还是假定他每小时一半为自己劳动，一半为资本家劳动，都是没有区别的；同样在这里，不管是说每一件产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无酬的，还是说12件产品的价格只是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而另外12件产品体现为剩余价值，也是没有区别的。 计件工资的形式同计时工资的形式一样是不合理的。例如，两件商品，扣除其中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值6便士，而工人由此得到3便士的价格。计件工资实际上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在这里，不是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相反地，工人耗费的劳动是由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件数来计量。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劳动由劳动的直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则由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的数量来计量。［注：“工资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或者是按劳动产品来计算。”（《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第32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热·加尔涅。］劳动时间本身的价格最终决定于这个等式：日劳动价值=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 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并由经验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才被看作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作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报酬。因此，在伦敦较大的裁缝工场中，把某件产品，例如一件背心等等，叫作一小时或半小时等等，每小时付给6便士。从实践中知道，一小时的平均产品是多少。在做时装、改衣服等等时，雇主和工人之间常常会为某件产品是否等于一小时等等发生争执，最后还是要由经验来解决。在伦敦的家具制造厂等部门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注：“交给他〈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的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产品的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应完成的最低限度，他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第316、317页）］ 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那末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计件工资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说的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后一种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sublettingoflabour）更容易实行。中间人的利润完全来自资本家支付的劳动价格和中间人实际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额。［注：“如果一件劳动产品要经过许多人的手，他们都要从中分取利润，而只有最后一双手才从事劳动，那末女工最后得到的报酬就微乎其微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ＬXX页第424号）］在英国，这种制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sweating-system》（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以便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注：甚至辩护士瓦茨也说：“如果在一项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为合同的参加者，每个人都量力而为，而不是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他的同伴去从事过度劳动，那末这会是计件工资制的一个重大改进。”（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3页）关于这个制度的害处，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66页第22号；第11页第124号，第Ⅺ页第13、53、59号等等。］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注：这种自然的结果往往人为地得到助长。例如，伦敦的机器制造业中惯用的诡计是：“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或其他期限就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拚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取普通工资的同伴也跟着拚命地干……这不用进一步解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要抱怨说，‘工联限制活动，限制卓越的技能和劳动力’。”（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联书记，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话过于夸张。但是请看一看，比如说，约·查·摩尔顿的“受人推崇的”农业百科全书吧，在“工人”一条里，这个方法是当作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农场主们推荐的。］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注：“所有拿计件工资的人……由于劳动超过法定界限而获得利益。这种从事额外时间的劳动的愿望，在织布女工和络纱女工中间尤为常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这种计件工资制对资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过长的额外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这是引起陶工身体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XⅢ页）］这就会引起那种在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通常是对同样的职能支付同样多的工资；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虽然劳动时间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但日工资或周工资却因工人的个人差别而变化，因为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额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注：“如果在某个行业劳动是按单价计件支付报酬……那末各个工人的工资在数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但就日工资来说，通常都有一个统一的数额……雇主和工人都把这个数额看作是该行业的中常工人的标准工资。”（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17页）］当然，这绝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场来说，个人的差别会互相抵销，所以，整个工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会提供一个平均的产品量，而支付的总工资也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工资和剩余价值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计件工资根据长期的传统已经固定下来，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会破例地把计件工资强行改成计时工资。例如，1860年考文垂织带工人大罢工就是由此引起的。［注：“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规定的……从事每种手艺的工人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业主大体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工人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这些帮工为了切身利益也会尽量劳动。”（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85页和第202页。第1版于1755年出版）可见，魁奈、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和亚·斯密曾充分利用过的康替龙，在这里已经把计件工资看作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在康替龙著作的法文版的扉页上注明系译自英文，但是该书的英文版《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菲力浦·康替龙著，选自一位已故的伦敦西蒂商人的手稿）不仅出版日期较晚（1759年），而且按其内容来说，也表明是后来的修订版。例如，在法文版中还没有提到休谟，而在英文版中，配第的名字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英文版在理论上的价值比较小，但是其中关于英国贸易、贵金属贸易等等的各种专门材料，却是法文版所没有的。因此，英文版扉页上注明的本书“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加以改编”等字样，看来并不完全是当时所流行的虚构手法。[187]］最后，计件工资是上一章叙述的计时制的主要支柱。［注：“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场雇用的工人远远超过工作上的实际需要吗？雇主雇用工人往往是为了期待某种无法预料的、有时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主支付计件工资，所以他说他并不冒任何风险，因为一切时间上的损失完全由没有活干的人承担。”（昂·格里哥瓦尔《布鲁塞尔违警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第9页）］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虽然计件工资绝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十四世纪，它就已经与计时工资一起正式列入英法两国的劳工法中，但是只是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才得到比较广阔的活动场所。在大工业的狂.l时期，特别是从1797年至1815年，计件工资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的手段。我们从蓝皮书《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1813年至1814年议会会期）和《上院委员会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1814年至1815年会期）中，可以找到有关当时工资变动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自从反雅各宾战争开始以来劳动价格不断下降的证明文件。例如，在织布业中计件工资下降得很厉害，尽管工作日已经大大延长，但日工资仍旧低于以前的水平。 “织布工人的实际收入比从前大为减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前是很大的，而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熟练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间的差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小得多。”［注：《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1815年伦敦版第48页。］ 随着计件工资的实行而增加的劳动强度和长度，对农业无产阶级毫无好处，这从一本维护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利益的书中摘录出来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周工资约为12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由于劳动有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1先令或许2先令，但是在计算他的总收入时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抵销了这一增加部分……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活。”［注：《大不列颠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抗辩》1814年伦敦第4、5页。］ 当时马尔萨斯就议会公布的事实说过： “我承认，我看到计件工资的广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较长的时期内每天从事12或14小时实在繁重的劳动，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注：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9页注］。］ 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都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在这里，资本只能从强度方面扩大工作日。［注：“拿计件工资的工人，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4/5。”（《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同一产品量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也会改变。于是计件工资也会改变，因为计件工资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价格表现。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12小时内生产出24件产品，12小时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一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便士，每件产品的工资是1+(1/2)便士。每件产品吸收了1/2个劳动小时。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同一个工作日现在提供的产品不是24件，而是48件，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计件工资就会由1+(1/2)便士降低到3/4便士，因为现在每件产品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个1/2劳动小时，而只是1/4个劳动小时。24×1+(1/2)便士=3先令，同样48×3/4便士=3先令。换句话说，计件工资的下降是与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件数的增加成比例的［注：“他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准确计算好了的，靠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酬，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尤尔《工厂哲学》第317页）可是尤尔自己又把后面那句辩护的话否定了。他承认，例如在走锭精纺机加长的时候，这种加长就会引起追加劳动。可见，劳动不是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程度减少。其次，“由于这种加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1/5。这样一来，纺纱工完成的工作将不能按从前的工资率付给报酬；但是由于他的工资率不是减少1/5，于是这种改良也就提高了工人在每一定数量劳动小时中的货币工资”。但是，但是“上述情况需要有一个限制条件……纺纱工必须从自己的追加收入6便士中拿出一部分来付给追加的未成年的助手，此外，还有一部分成年工人被挤掉了”（同上，第320、321页），这一事实决不能说明工资有提高的趋势。］，从而，是与耗费在同一件产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成比例的。计件工资的这种变动虽然纯粹是名义上的，但也会引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经常不断的斗争：或者是因为资本家以此为借口来实际降低劳动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因为工人当真看待计件工资的假象，认为被支付的是他的产品，而不是他的劳动力，因此反对在商品的出售价格没有相应地降低的情况下降低工资。 “工人仔细地注视着原料的价格和制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够准确地估计他们的雇主的利润。”［注：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和伦敦版第178页。］ 资本有权拒绝这种要求，认为这是对雇佣劳动的性质的粗暴歪曲。［注：在1861年10月26日伦敦的《旗帜报》上，载有一篇关于约翰·布莱特公司诉讼案的报告。该公司向罗契得尔治安法官“控告地毯业工联代表，说他们进行恐吓。布莱特公司的股东采用了一种新机器，用以前生产160码地毯所需的时间和劳动〈！〉，现在可以生产240码。工人对于企业主因投资于机器改良而获得的利润没有任何参与分配的权利。因此，公司老板提议把每码的工资从1+(1/2)便士降低到1便士，这样，工人以同量劳动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样。这只是名义上的降低。关于这件事，据说事先没有老实地告诉工人”。］它痛斥这种要对产业进步课税的狂妄企图，并且断然宣称劳动生产率与工人毫不相干。［注：“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力图分享改良机器所带来的利润！〈多么可怕啊！〉……他们因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税。”（《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 注释： [187]《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Essaisurlanatureducommerceengénéral》）一书的作者是理查·康替龙。该书的英文版由理查·康替龙的一个亲属菲力浦·康替龙修订过。——第60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八章计时工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十八章计时工资 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这里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形式。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因此，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资等等。 首先应当指出，在第十五章叙述过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的规律，只须改变一下形式，就转化为工资规律。同样，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由这个价值转变成的生活资料的量之间的区别，现在则表现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区别。在本质形式上已经阐明的事情，再在表现形式上重复一遍，那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说明计时工资的若干特点。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注：这里总是假定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形成他的名义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但是很明显，依照工作日的长短，即依照工人每天所提供的劳动量，同样的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劳动价格，也就是说，可以代表对同量劳动所支付的极不相同的货币额。［注：“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页）威斯特是《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大学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1815年伦敦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匿名著作的作者。］因而，在考察计时工资时必须再把工资总额，即日工资、周工资等等的总额和劳动价格区别开来。但怎样得出这个价格，即一定量劳动的货币价值呢？劳动力的平均日价值除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时数，就得出平均的劳动价格。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工作日为12小时，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3先令/12=3便士。这样得出的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劳动价格的单位尺度。 由此可见，即使劳动价格不断下降，日工资、周工资等等仍然可以保持不变。例如，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3/5)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3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2+(2/5)便士。虽然如此，日工资或周工资仍旧不变。反之，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甚至下降，日工资或周工资也可以增加。例如，一个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3+(3/5)便士。如果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人按照原来的劳动价格劳动12小时，那末他的日工资就增加到3先令7+(1/5)便士，而劳动价格没有变化。如果不是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劳动的内含量，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注：“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动价格的提高。在劳动时间较长和劳动较紧张的情况下，工资可以大大增加，而劳动价格却可以保持不变。”（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68和112页）不过关于“劳动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威斯特却用陈词滥调搪塞过去了。］因此，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提高的同时，劳动价格可以不变或下降。这也适用于工人家庭的收入，只要家长提供的劳动量是靠家庭成员的劳动而增加的。因此，存在着不减少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而降低劳动价格的各种方法。［注：十八世纪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狂热的辩护士、我们多次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把问题阐述得很混乱：“由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格〈他把劳动价格理解为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如果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劳动的量……工厂主们知道，除了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数额以外，还有各种提高或降低劳动价格的方法”（《论手工业和商业》第48和61页）。纳·威·西尼耳在他的《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中不加引号地利用了威斯特的著作，比如他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第15页）。这就是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他所得到的东西，即工资的名义数额，而不是他所给予的东西，即劳动的量！］ 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末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末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即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劳动力的日价值除以普通工作日的小时数所得之商。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而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这种情况下，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便士，它的价值产品是6便士。如果工人现在一天就业不足12小时（或者一周不足6天），比如说只有8小时或6小时，那末按这个劳动价格计算，他只能得到2先令或1+(1/2)先令的日工资。［注：这种异常的就业不足的影响是和法律强制普遍缩短工作日的影响完全不同的。前者与工作日的绝对长度无关，它可以在15小时工作日上发生，同样也可以在6小时工作日上发生。正常的劳动价格，在第一种场合是按照工人平均每天劳动15小时来计算的，在第二种场合，是按照他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来计算的。因此，如果他在第一种场合只就业7+(1/2)小时，在第二种场合只就业3小时，那末结果就会相同。］因为根据假定，工人要生产出一个只是和他的劳动力价值相适应的日工资，一天必须平均劳动6小时，又因为根据同一假定，他在每小时内只有一半时间是为自己劳动，而另一半时间是为资本家劳动，所以很清楚，如果他就业不足12小时，他就不能挣得6小时的价值产品。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度劳动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工人由于就业不足所遭受的苦难的源泉。 如果小时工资是用下述办法来确定的，即资本家不承担支付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义务，而只是愿意雇用工人多少劳动小时就支付多少小时的报酬，那末，资本家就能使工人就业的时间少于原先作为计算小时工资或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的基础的那个时间。因为这种计量单位是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比率确定的，所以，一旦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时数，这种计量单位自然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联系就被消除了。现在资本家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补偿。因此，伦敦建筑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强制实行这种小时工资的企图，发动了一次完全合理的暴动（1860年）。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不正当的作法，不过，这种限制当然没有消灭由于机器的竞争、由于所使用的工人在质量上的改变以及局部的和普遍的危机而产生的就业不足的现象。 在日工资或周工资增加的情形下，劳动价格可以在名义上保持不变，甚至降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只要劳动价格或劳动小时的价格不变，而工作日超出它的普通长度，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劳动力的日价值/工作日）这一分数中，如果分母增大，分子就会更快地增大。由于劳动力的损耗，劳动力的价值会同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一起增加，而且前者增加的比例比后者更快。因此，在计时工资占统治地位而劳动时间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许多产业部门中，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达到一定点（比如满10小时）的工作日当作是正常的（《normalworkingday》〔“正常的工作日”〕，《theday’swork》〔“日劳动”〕，《theregularhoursofwork》〔“正规的劳动时间”〕）。超过这个界限的劳动时间形成额外时间，并且以小时为计量单位付以额外报酬，虽然额外报酬往往低得可怜。［注：“额外时间的报酬率〈在花边制造业中〉非常低，每小时1/2便士等等，以致同它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力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不仅如此，这样挣得的一点点额外报酬往往又不得不耗费在额外的饮食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ⅩⅥ页第117号）］正常工作日在这里是作为实际工作日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就全年来说，实际工作日往往比正常工作日要长。［注：例如，在壁纸印刷业中，在工厂法最近实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劳动，连吃饭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结果10个半小时的日工到下午4点半就完了，此后就全是额外时间，这种时间很少在下午6点以前结束，因此，实际上我们终年都在做额外时间的工作。”（斯密先生的证词，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125页）］在英国各种产业部门中，在工作日的延长超出一定正常界限时，劳动价格的增长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所谓正常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这就迫使那些想挣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工作。［注：例如，在苏格兰的漂白业中就是这样。“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这种行业〈在1862年工厂法实行以前〉是按额外时间的制度经营的，即把10小时当作正常的工作日。在这段时间内每人得到1先令2便士。但是每天还有3或4小时额外时间，每小时的报酬是3便士。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只在正常时间内劳动的人，只能挣得8先令的周工资。不在额外时间做工，工资是不够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10页）这种“额外时间的额外报酬，是工人无力抗拒的一种诱惑”（《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5页）。伦敦西蒂的书籍装订业雇用了许多14、15岁的少女，而且还订有学徒合同，规定了一定的劳动小时。尽管如此，在每月的最后一周，她们还是要同较年长的男工混杂在一起，一直劳动到夜间10、11、12点，甚至到1点。“业主以额外工资和一顿丰富的夜餐钱来引诱她们”，这顿夜餐，她们是在附近的酒馆中吃的。在这些“年青的永生者”中间因此产生了十分放荡的行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44页第191号），不过这些行为，由于她们除了其他书籍外还装订了大量的圣经和宗教书籍而得到了补偿。］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快意的事情。［注：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页。在1860年大罢工和同盟歇业中，伦敦建筑工人对事态作了完全正确的判断，他们声明，只有在下述两个条件下才愿意接受小时工资：1．在规定劳动小时价格的同时，也要规定以9小时或10小时为正常工作日，而且10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要高于9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2．超过正常工作日的每一小时都是额外时间，要相应地付给较高的报酬。］ 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注：“此外，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通常劳动时间长的地方，工资就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9页）“只能挣得饥饿工资的劳动大多是过长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15页）］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通过1839年到1859年二十年间的比较观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观察，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厂中，工资提高了，而在每天工作14到15小时的工厂中，工资下降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1、32页。］ 从“在劳动价格已定时，日工资或周工资决定于所提供的劳动量”这一规律中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了保证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注：例如，英国手工制钉业工人，由于劳动价格低廉，每天要劳动15小时才能挣得极可怜的周工资。“他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要干许许多多小时，才能挣得11便士或1先令，而且从中还要扣除2+(1/2)到3便士，以补偿工具的磨损、燃料的耗费和铁屑的耗损。”（《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6页第671号）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女工只能挣得5先令的周工资（同上，第137页第674号）。］ 但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反过来又会引起劳动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下降。 劳动价格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来决定这个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补偿，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降低劳动价格。但是那些使资本家能够长期延长工作日的情况，最初使他能够，最后则迫使他也在名义上降低劳动价格，以致劳动时数增加了，但总价格即日工资或周工资反而下降了。这里只要指出两种情况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那末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注：例如，一个工厂工人如果拒绝象通常那样干较多的时数，“他很快就会被任何一个不论干多长时间都愿意的工人所代替，这样他就会失业”（《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证词第39页第58号）。“如果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利润率通常会提高……因为这种追加的劳动供给，压低了劳动的价格。”（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15页）］但是这种对异常的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无酬劳动量的支配权，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手段。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是由劳动价格构成的。劳动价格的无酬部分不需要计算在商品价格内。它可以赠送给商品购买者。这是竞争促成的第一步。竞争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偶然的，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为劳动时间过长而工资极低的不变基础，而原先它却是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只是指出这一运动，因为分析竞争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听一下资本家本人的自白。 “在北明翰，业主之间的竞争是这样激烈，以致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不得不以雇主的身分做我们平素感到可耻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多赚钱，而只是让公众从中得到好处。”［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证词第66页第22号。］ 我们记得伦敦有两种面包房老板，一种是按全价出售面包，另一种是低于正常价格出售面包。“全价出售者”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指责他们的竞争者说： “他们能够存在，首先就是靠欺骗公众〈商品掺假〉，其次是靠从工人身上榨取18小时的劳动而支付12小时的工资……工人的无酬劳动是用来进行竞争的手段……面包业主之间的竞争是夜间劳动难以废除的原因。低价出售者低于成本价格（它随着面粉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出售面包，但他并没有受到损失，因为他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劳动。如果我从工人那里只取得12小时劳动，而我的邻居却取得18或20小时劳动，那末，他必然会在出售价格上把我击败。如果工人能坚持要求支付额外时间的报酬，这种手法立刻就会完蛋……低价出售者雇用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少年和其他人，他们被迫满足于几乎任何一种他们所能得到的工资。”［注：《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ＬＩＩ页和同一报告，证词第479、359、27号。不过，全价出售者，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而且象他们的代言人贝奈特本人所承认的，也让他们的工人“在晚上11点钟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干活，并且往往延长到第二天晚上7点钟”（同上，第22页）。］ 这种诉苦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它表明：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只是生产关系的假象。资本家不知道，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的利润的正常源泉。剩余劳动时间这个范畴对他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内，而后者在他看来已经在日工资中支付了。但是，额外时间，即工作日超过与普通的劳动价格相适应的界限的延长部分，对他来说却是存在的。为了对付他的低价出售的竞争者，他甚至主张对这种额外时间支付额外报酬。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这种额外报酬，和普通的劳动小时的价格一样，也包含着无酬劳动。例如，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一个小时价格是3便士，即1/2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一个额外劳动小时的价格是4便士，即2/3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第一种场合，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1/2个劳动小时，在第二种场合，无偿地占有了1/3个劳动小时。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六篇工资。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六篇工资 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做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物化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末，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注：“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呢绒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是由生产用呢绒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51页）］ 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注：“如果你们把劳动叫做商品，那末它也还是不同于一般商品。后者最初为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按照适当的比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或者不如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5、76页）］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6先令的货币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先令。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他的劳动的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这6先令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也才成为雇佣劳动。或者工人在12小时劳动中获得的少于6先令，就是说，少于12小时劳动。12小时劳动同10小时劳动、6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不等量的这种相等，不仅消灭了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作规律来阐明或表述。［注：“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末……一定量的劳动就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的。”（爱·吉·威克菲尔德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30、231页）］ 从劳动分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一形式上的区别而引出较多量劳动同较少量劳动相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注：“必须同意〈“社会契约论”的又一翻版〉，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西蒙（即西斯蒙第）《论商业财富》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37页）］既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荒谬了。假定一个商品代表6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3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末，连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会降低一半。现在，这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3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原先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了。可见，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物化形式。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所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注：“劳动，即价值的唯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86页）］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象说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注：相反地，把这些用语说成是单纯的诗人的破格权，这只能说明分析的无能。蒲鲁东说：“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针对这种说法我指出：“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34、35页[184]）把价值了解为什么也不是，当然方便多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例如，让·巴·萨伊就是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答：“物之所值。”“价格”是什么？答：“以货币表现的物的价值。”为什么“土地的劳动……具有价值？因为人们赋予它一个价格”。这就是说，价值是物之所值，而土地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用货币表现了”它的价值。总之，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问题的非常简便的方法。］ 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象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或者我们拿市场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波动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上下的波动会互相抵销，而得出一个中等的平均量，一个不变量。这个平均量和围绕着这个平均量发生的互相抵销的偏离，自然是由不同的东西决定的。这个支配着和调节着劳动的偶然市场价格的价格，即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也象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只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的价值。然后认为，这一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但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即用来生产或再生产工人本身的费用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自觉地代替了原来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在谈到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时，只是兜圈子，没有前进一步。可见，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人们研究了劳动的市场价格同它的所谓价值之间的区别，研究了这种价值同利润率、同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关系等等，但从来没有发现，分析的进程不仅已从劳动的市场价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价值，而且又把这个劳动价值本身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结果，毫无批判地采用“劳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等等范畴，把它们当作所考察的价值关系的最后的、适当的用语，结果就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替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 现在，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工人的一定的寿命来计算的，而同工人的一定的寿命相适应的是一定长度的工作日。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而这3先令是体现了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工人获得了3先令，他就获得了他的在12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如果劳法力的这个日价值当作日劳动的价值来表现，那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公式：12小时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这样一来，劳动力的价值就决定劳动的价值，或者用货币来表现，就决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那末劳动的价格也就会同它的所谓价值相偏离。 既然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末不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因为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在上述例子中，在12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是3先令，为了再生产这一价值，劳动力需要执行职能6小时。可是劳动力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因为劳动力实际上执行职能12小时，而劳动力的价值产品不是由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来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一看就是荒谬的结果：创造6先令价值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注：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0页[185]。我曾在那里指出，在考察资本时应当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 其次，我们看到，体现工作日的有酬部分即6小时劳动的3先令价值，表现为包含6小时无酬劳动在内的整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或价格。于是，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劳动下，连奴隶只是用来补偿他本身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他实际上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现为好象是为主人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注：伦敦一家天真到愚蠢程度的自由贸易派机关报《晨星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再以人类所能有的义愤断言，“南部同盟”[186]的黑人完全是白白地劳动的。最好请它把这种黑人的一天的费用同例如伦敦东头的自由工人的一天的费用比较一下。］相反地，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 如果说世界历史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揭开了工资的秘密，那末相反地，要了解这种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量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在这里，法权意识至多只认识物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法权上对等的公式中：“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 其次，因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用语，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值”、“棉花的价格”这种用语更不合理。况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的劳动以后被支付报酬的。而货币充当支付手段，是在事后才实现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在这里就是实现所提供的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最后，工人提供给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不是他的劳动力，而是劳动力的职能，即一定的有用劳动，裁缝劳动，鞋匠劳动，纺纱劳动等等。至于这种劳动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价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区别的属性，这一点却是普通意识所不能领会的。 让我们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他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比如说3先令，对他说来，他的12小时劳动实际上是3先令的购买手段。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可以随着他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或降低到2先令。或者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它的价格可以因供求关系的变化，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或降低到2先令。但是不管怎样，他付出的始终是12个劳动小时。因此，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等价物的量的任何变化，都必然表现为他的12个劳动小时的价值或价格的变化。由于这种情况，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亚·斯密［注：亚·斯密只是在谈到计件工资时，才偶然地隐约提到工作日的变化。］就反过来得出一个错误的论断：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虽然生活资料的价值会变化，因而对工人来说，同一个工作日会表现为较多或较少的货币。 另一方面我们拿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因此，他实际上所关心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他力图尽可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利润的来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他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末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 此外，工资的实际运动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职能即劳动本身的价值。这些现象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租用机器一周的费用比租用一天要贵，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机器的价值，而是机器功能的价值。第二，执行同一职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资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这种个人的差别在奴隶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里劳动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出卖的，这种差别没有引起任何幻觉。区别只是在于：劳动力因超过平均水平而获得的利益或因低于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损失，在奴隶制度下落到奴隶主身上，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则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为在后一种场合，劳动力是由工人自己出卖的，而在前一种场合，是由第三者出卖的。 总之，“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注释： [18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0页。——第588页。 [18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2页。——第590页。 [186]指1861—1865年美国南部十一个蓄奴州同盟，该同盟由于奴隶主暴动而成立。暴动者单独成立国家，立旨保存奴隶制并把它扩展到美国整个国土。由于奴隶主在南北战争中遭受失败，这个同盟于1865年就消灭了。——第59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 Ⅰ．剩余价值/可变资本（m/v）=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Ⅱ．剩余劳动/工作日=剩余价值/产品价值=剩余产品/总产品 ［注：马克思在他校订过的法文版里，给这第一个公式加了括号，并指出，这是“因为剩余劳动的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里表述得不清楚”。——编者注］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地被表现出来的。假定工作日为12小时。根据我们前面例子的其他各项假设，在这里，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就表现为如下的比率： 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必要劳动=3先令剩余价值/3先令可变资本=100％ 但是，根据公式Ⅱ，我们却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12小时工作日=3先令剩余价值/6先令价值产品=50％ 这两个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按怎样的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作资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绝不能达到100％。［注：例如，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第3版补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然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出来，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也应该这样来击退……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代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洛贝尔图斯第48封信）——洛贝尔图斯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陈旧平庸的思想所淹没了。——弗·恩·｝］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100/100的比率。剩余劳动要吞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剩余劳动/工作日=剩余价值/价值产品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100/100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100+x)/100。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维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注：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维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或其价值的1/4，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3/4，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依照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3∶1，剥削率是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Ⅱ的应用而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已经物化在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这种表现方式其实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代替的是一种协作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作关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作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德·拉波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作精神》（1818年巴黎版）中就是这样做的。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 但是，公式Ⅱ在任何时候都能再转化成公式Ⅰ。例如，如果我们知道6小时剩余劳动/12小时工作日，则必要劳动时间=12小时工作日减掉6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必要劳动=100/100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是： Ⅲ．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无酬劳动/有酬劳动 （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象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只是（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事情就好象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注：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11页）。］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因此，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应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变化的是这个量的价值。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男劳动力和女劳动力，成年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的自然差别。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这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开这两个因素的。［注：第281页［注：见本卷第352—353页。——编者注］所研究的情形，在这里自然也被撇开了。｛第3版注。——弗·恩·｝］ 我们假定：1．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2．劳动力的价格有时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从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含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最后，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或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这些因素同时变化时，又因为变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组合也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下面只谈谈几种最主要的组合。 Ⅰ．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的： 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例如为6先令，虽然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以致6先令的价值会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商品上面。 第二，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是一个不变量，例如6先令。这个不变量等于剩余价值加劳动力价值（这个价值由工人以等价来补偿）之和。不言而喻，在一个不变量的两个部分当中，一个部分不减少，另一个部分就不能增加。剩余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反过来，劳动力的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或比例量的同时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时提高或同时降低。 其次，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就不能降低，从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6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4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反过来，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6小时就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量要用8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李嘉图在表述这个规律时忽略了一点：虽然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的变化是以劳动力的价值量或必要劳动量的相反的变化为前提的，但决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些量是按照同一比例变化的。它们会以相同的量增加或减少。但是价值产品或工作日的各部分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变化以前的原来的划分。假定劳动力价值为4先令，或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剩余价值为2先令，或剩余劳动为4小时；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降低到3先令，或必要劳动降低到6小时，那末剩余价值就提高到3先令，或剩余劳动提高到6小时。一方增加的量和另一方减少的量都是2小时或1先令。但是量的相对的变化在两方面是不一样的。劳动力的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即降低了1/4或25％，剩余价值则由2先令提高到3先令，即提高1/2或50％。由此可见，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变化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工作日中原来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如果那部分原来较小，比例就较大，原来较大，比例就较小。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而绝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注：麦克库洛赫也对这第三个规律作了荒谬的补充：如果取消资本家历来必须缴纳的捐税，那末劳动力价值不降低，剩余价值也能提高。这些捐税的取消绝不会改变产业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它所改变的，只是产业资本家装进自己腰包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或要同第三者分享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所以它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因此，麦克库洛赫所谓的例外情况只能证明他对规则的误解。在他把李嘉图庸俗化时，正象让·巴·萨伊把亚·斯密庸俗化时一样，常常发生这种不幸。］ 因为工作日是一个不变量，并表现为不变的价值量，因为剩余价值量的每一变化都有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又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剩余价值量的任何变化都是由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而引起的。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现在，我们又得出，它们的相对量，如果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 按照第三个规律，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动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变化的界限是由劳动力价值的新的界限决定的。但是，即使在情况允许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各种中间的变动。例如，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或者必要劳动时间由8小时降低到6小时，而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可以只降低到3先令8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2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只提高到3先令4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10便士等等。下降以3先令为最低界限，但下降程度要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的力量对比。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可以同时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如果劳动力原来的价值是3先令，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而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那末，在工作日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会保持不变。不过它们现在都表现为数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变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它现在提高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即1+(1/2)先令，而是下降到2先令10便士，2先令6便士等等，那末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量。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注：“当工业生产率发生变化，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增多或减少时，工资的比例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这个部分所代表的量不变；或者这个量发生变化，但工资的比例部分不变。”（[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第67页）］ 李嘉图第一个严密地表述了上述三个规律。他的阐述中的缺点是：1．他把这些规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条件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所当然的、普遍的和唯一的条件。他不认识工作日长度的变化，也不认识劳动强度的变化，因此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成了唯一可变的因素。2．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去进行研究。这一点在更大的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分析。因此，他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谈。上面已经说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而剩余价值率则是剩余价值同这个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假定资本（C）为500镑，分在原料、劳动资料等（c）上共400镑，分在工资（v）上为100镑；再假定剩余价值（m）=100镑。这样，剩余价值率为m/v=100镑/100镑=100％，而利润率m/C=100镑/500镑=20％。此外，很显然，利润率还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率不发生任何影响的一些情况。以后在本书第三卷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 Ⅱ．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如果劳动时数不变，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例如，强度较大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不象普通强度的十二小时工作日那样，表现为6先令，而是表现为7先令、8先令等等。显然，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6先令增加到8先令，那末这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如果价值产品由6先令提高到8先令，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由3先令增加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过它的价值。相反地，在劳动力价格提高时，劳动力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注：第4版中是：劳动力的价值还可能降低。——编者注］。当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总是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撇开一时的例外情况不说，只有在有关的产业部门的产品加入工人的日常消费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才能引起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剩余价值量的变化。这种限制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不论劳动量在外延上还是在内含上发生变化，劳动的价值产品量总要相应地随着变化，不管这个价值借以体现的物品有怎样的性质。 如果一切产业部门的劳动强度都同时相等地提高，新的提高了的强度就成为普通的社会的正常强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的应用上有所变化。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表现为更大的货币额。［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60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72至80小时的工作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65页）通过法令进一步缩短大陆各工厂的工作日，是缩小大陆和英国的劳动时间的差距的最有效手段。］ Ⅲ．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 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 1．在假定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时，工作日的缩短不会使劳动力价值，从而不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但是它会缩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随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下降，它的相对量，即它同劳动力价值的不变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资本家只有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损失。 一切反对缩短工作日的陈词滥调，都认定这种现象是在这里所假设的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在工作日缩短以前或紧随着工作日缩短以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会发生变化。［注：“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施行，暴露出……存在着各种补偿的情况。”（《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7页）］ 2．工作日的延长：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或劳动力价值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剩余价值是3先令。那末，整个工作日就是12小时，并表现为6先令的价值产品。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劳动力价格不变，那末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同它的绝对量一同增加。虽然劳动力价值按其绝对量来说没有变化，但就其相对量来说却降低了。在第Ⅰ节所假设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不发生变化，它的相对量就不可能变化。相反地，在这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的结果。 因为工作日借以表现的价值产品随着工作日的延长而增加，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长。这种同时增长可以发生在下述两种场合：工作日绝对延长，或者工作日没有绝对延长，但是劳动强度增加了。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的价格尽管名义上不变，甚至有所提高，还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我们记得，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化来计算的。［注：“人在24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能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格罗夫《论物理力的相互关系》[第308、309页]）］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约的量了。 Ⅳ．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销。其实，根据Ⅰ，Ⅱ，Ⅲ节所作的解释来分析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不困难。只要顺次地把其中一个因素视为可变，把其他因素视为不变，就会得到任何一种可能的组合的结果。因此在下面我们只简单地谈谈两种重要的情况。 1．劳动生产力降低，同时工作日延长： 这里所谈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是指这样一些劳动部门，它们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由于土壤肥力下降以及农产品相应涨价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就是一个例子。假定工作日是12小时，它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其中一半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另一半形成剩余价值。因此，工作日划分为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假定由于农产品的涨价，劳动力的价值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必要劳动时间由6小时增加到8小时。如果工作日不变，剩余劳动就会从6小时减少到4小时，剩余价值就会从3先令降低到2先令。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即从12小时延长到14小时，那末剩余劳动仍然是6小时，剩余价值仍然是3先令，但是剩余价值量同由必要劳动计量的劳动力价值相比较却下降了。如果工作日延长4小时，即由12小时延长到16小时，那末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量，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量不会改变。但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由3先令增加到4先令，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由6个劳动小时增加到8个劳动小时，即增加1/3或[33+(1/3)]％。可见，在劳动生产力降低和工作日同时延长的情况下，即使剩余价值的比例量降低，它的绝对量仍可保持不变；即使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它的比例量仍可保持不变；并且，工作日延长到一定的程度时，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和绝对量都可能增加。 在1799年到1815年期间，英国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名义工资的提高，虽然用生活资料表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威斯特和李嘉图由此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结论，并且把这个仅仅存在于他们幻想之中的假定当作出发点，来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的量的关系进行重要的分析。但是在当时，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强制延长，剩余价值也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了。这正是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获得了公认的时期［注：“谷物和劳动很少会完全齐头并进，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它们就不能再互相分离。劳动阶级在物价上涨时期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引起工资下降，这种下降在证词〈1814—1815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已经得到证实。这种努力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并确能促使资本增长。但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不希望这种努力永远不变地坚持下去。作为权宜之计，这种努力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国家的居民在饮食上濒于绝境差不多。”（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8页注）当李嘉图等人不顾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注：“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劳动；原来的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增加生产。”（《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年伦敦版第248页）］ 2．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工作日缩短：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因此，它们都能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绝对最低界限，总是由工作日的这个必要的但能缩减的部分形成。如果整个工作日缩小到这个必要的部分，那末剩余劳动就消失了，这在资本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工作日就越能缩短；而工作日越是缩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单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见第五章）。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在注（7）中还补充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这里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末，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第四卷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它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也就有所变化。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 至于各种中间形式，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在这些中间形式中，剩余劳动不是用直接强制的办法从生产者那里榨取的，生产者也没有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资本在这里还没有直接支配劳动过程。在那些用古老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独立生产者的身旁，有高利贷者或商人，有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他们象寄生虫似地吮吸着这些独立生产者。这种剥削形式在一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就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剥削形式又可以成为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例如中世纪末期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正如现代家庭劳动的例子所表明的，某些中间形式还会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在某些地方再现出来，虽然它的样子完全改变了。 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就够了，例如，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正是表现为大工业的特有的产物。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现在它作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那些产业部门为它所占领，也就是说，它扩大作用范围；第二，已经受它支配的产业部门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不断发生革命。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上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末，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注：“资本家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6页）“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第14页）］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注：据最近统计，仅在地球上已经考查过的地区内，至少还居住着400万吃人的人。］绝不应该象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注：“在美洲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那里，几乎一切都属于劳动者，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归劳动所有；在英国，工人也许从来没有得到2/3。”（《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第72、73页）］并且，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狄奥多洛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20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注：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80章。］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个体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从事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在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182]。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注：“因为前者〈自然富源〉非常富饶非常有利，它使人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相反，后者则要求人细心、好学、技巧熟练和有政治才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他的儿子约翰·曼现在为了公共利益将本书出版，1669年伦敦版第181、182页）“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纳·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0页）］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注：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等级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二至点是尼罗河水每年开始上涨的时刻，埃及人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它……他们必须确定这个回归年，以便安排农事。因此，他们必须向天空探索它的回转的明显标志。”（居维叶《论地球的灾变》，埃费尔编，1863年巴黎版第141页）］、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注：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866年的那次饥荒在孟加拉省奥里萨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就够了。］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注：“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而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要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重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在寒冷的地方，人们不仅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需耕作得更好。”（《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9页）这部划时代的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瑟夫·马西。休谟就是从这部著作中得出他的利息理论的。］，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注：“任何劳动都必须〈看来，这也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留有一些剩余量。”（蒲鲁东[183]）］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300磅，有时可采得500磅至600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注：弗·沙乌《土地、植物和人》1854年莱比锡第2版第148页。］ 假定东亚的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12小时。良好的自然条件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如果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人为了占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6天。良好的自然条件并不说明，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6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还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人的陈腐遁辞，郑重其事地宣称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穆勒说： “利润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的东西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多。” 这不过是旧话重提；但是穆勒还想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 “或者换句话说，资本提供利润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劳动资料等存在的时间比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里，穆勒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的持续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看法，面包业主永远不可能从他的雇佣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业主相同的利润，因为面包业主的产品只能持续一天，而机器制造业主的产品却能持续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如果鸟巢存在的时间不比造巢所需的时间长，鸟只好不要巢了。 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来确立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之处了： “因此，我们看到，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 在这里，交换、买和卖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被说成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并且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利润依然存在！ 他接下去又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所生产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额的20％，那末不论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润总是20％。” 从一方面看，这是绝妙的同义反复，因为既然工人为自己的资本家生产了20％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工人工资总额之比自然是20∶100。但另一方面，说利润“总是20％”却是完全错误的。它必然总是小于20％，因为利润要按预付资本的总额来计算。例如，假设资本家预付了500镑，其中400镑预付在生产资料上，100镑预付在工资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说是20％，那末利润率则是20∶500，即4％，而不是20％。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的： “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 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看作到处存在的状态，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穆勒很乐于承认，“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注：马克思在1878年11月28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建议把这一段改正如下：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的。他说：‘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一切地方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编者注］。事情正好相反。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维持这段时间生活所必需的资料，他就可以在完工后再去领他的工资，甚至他的全部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本家了，因为他把资本投入企业，提供了经营企业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样可以说，一个不仅为自己预付生活资料，而且为自己预付劳动资料的工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或者说，只为自己服劳役而不为主人服劳役的美国农民是他自己的奴隶。 穆勒在这样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甚至在它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在它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说： “甚至在前一场合〈即资本家预付雇佣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我们也可以用同一观点来考察工人〈即把他看作资本家〉。”“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劳动的，所以他好象是把其中的差额〈？〉预付给他的企业主……”［注：散见约·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68年伦敦版第252—253页。——｛以上各段是按照《资本论》法文版翻译过来的。——弗·恩·｝］ 实际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时间结束时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使工人成了资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 注释： [182]套用了十八世纪末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列奥波特·施托尔贝格《致自然》一诗中的话。——第561页。 [183]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P．J．Proudhon．《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I，Paris，1846，p．73）。——第56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1—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1—5 1．机器的发展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4．工厂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1．机器的发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注：穆勒应该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养尊处优的游惰者的人数。］ 但是，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象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注：例如见赫顿《数学教程》。］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风等等。［注：“根据这个观点，就可以在工具和机器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锹、锤、凿等等，以及杠杆装置和螺旋装置，这些装置尽管非常精巧，然而它们的动力是人……所有这些都应称为工具；而用畜力拉的犁，风力等推动的磨则应算作机器。”（威廉·舒耳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版第38页）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000个眼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末，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当1735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纱机的发明，并由此开始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他只字未提这种机器将不用人而用驴去推动，尽管它真是用驴推动的。淮亚特的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注：在他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卡路里机[157]、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末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织机［注：特别在机械织机的最初形式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旧织机的样子。它的现代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或者，装置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识，如纺纱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区别，甚至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方式生产，然后才装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注：大约从1850年起，在英国，工作机上越来越多的工具才开始用机器制造，虽然不是由生产机器本身的那些工厂主来制造。生产这些机械工具的机器，例如，有自动制造纱管的机器，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箱的机器和制造走锭精纺纱锭和环锭精纺纱锭的机器。］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见。相反地，珍妮机[158]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手工工具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纺车上，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工作即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最初，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相反地，原来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注：埃及的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159]但是德国的基督教慈善家们，在把农奴当作推磨的动力来使用时，却在农奴的脖子上套一块大木板，使农奴不能伸手把面粉放到嘴里。］、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却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注：荷兰人一方面由于缺少天然落差水，另一方面由于还要排掉过量的水，不得不用风作为动力。荷兰人的风车是从德国得到的。在德国，这项发明曾在贵族、牧师和皇帝之间引起一场很妙的争论：在三者中，风究竟“属于”谁。德国人说，空气造成占有，而风却使荷兰解放。在荷兰，风造成占有的东西，不是荷兰人，而是荷兰人的土地。到1836年，荷兰仍然使用共有6000马力的12000台风车，防止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再度变为沼泽。］作为动力。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个别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大工业时期可以看出，这些工具甚至在它们的手工业形式上就已经是机器了。例如，1836—1837年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同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来推动，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在英国，现在有时还把铁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的把手同蒸汽机连接起来，而变成机械风箱。十七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注：虽然这种蒸汽机由于瓦特发明第一种蒸汽机，即所谓单向蒸汽机，而大大地改进了，但这种形式的蒸汽机仍然只是抽水和提盐水的机器。］，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所有还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器，象缝纫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们的性能一开始并不排斥小规模应用，那就会制造得既适合用人作动力，也适合用纯机械作动力。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注：“把所有这些简单的工具结合起来，由一个发动机来推动，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36页］）］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需有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也就是说，工具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大动力中，马力是最坏的一种，这部分地是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部分地是因为它十分昂贵，而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很有限。［注：1859年12月，约翰·查·摩尔顿在艺术协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说：“每一种有助于土地平整的改良，都使应用蒸汽机来生产纯机械力更为可能……在有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障碍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志和较少的体力的操作上，唯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就是人力。”接着，摩尔顿先生把蒸汽力、马力和人力都简化为蒸汽机所通用的计量单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33000磅提高1呎的力，并计算出1蒸汽马力的费用：用蒸汽机每小时为3便士，用马每小时为5+(1/2)便士。其次，为了保持马的健康，每天只能使用8小时。使用蒸汽力，全年每7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3匹，而且所花的费用不会超过被代替的马在3、4个月（即它们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所花的费用。最后，在可以应用蒸汽力的农活上，产品的质量也比利用马力时改进了。要完成1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66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15先令；要完成1匹马的工作，用32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8先令。］但在大工业的童年时期，马是常被使用的。除了当时的农业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风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此外，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水力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很普遍。早在十七世纪，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磨，也就是两套磨。但是这时，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出了飞轮［注：孚耳阿伯式，1625年。德·科式，1688年。］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环锭精纺机最初是用水推动的。但使用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种种困难。水不能随意增高，在缺乏时不能补充，有时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注：现代涡轮机的发明，使工业上水力的利用摆脱了过去的许多限制。］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注：“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必须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虽然设置水磨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水磨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水磨和水磨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水磨与其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直到使用蒸汽力代替水流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能充分供应生产蒸汽所必需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母。”（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6页）］，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但是他当时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现在，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 在前一场合，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织布业者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业者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手工工场的成员用各种工具顺次来完成的。［注：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看，织布不是简单的手工业劳动，而是复杂的手工业劳动，因此，机械织机是一种能完成很多种复杂操作的机器。有人认为，现代机器起初掌握的是工场手工业分工所简化了的那些操作，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纱和织布分成了新的种类，所使用的工具也改良和改变了，但劳动过程本身丝毫没有分开，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机器的起点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资料。］例如，在现代的信封手工工场中，一个工人用折纸刀折纸，另一个工人涂胶水，第三个工人折边，预备印封面，第四个工人把封面印好，等等。每个信封，每经过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转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这些操作，而且每小时制成3000多个信封。1862年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一台美国纸袋制造机，可以切纸、涂胶水、折纸，每分钟生产300个纸袋。在工场手工业中分成几种操作顺次进行的整个过程，现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结合而成的工作机来完成。不管这种工作机只是比较复杂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还是由工场手工业专门化了的各种简单工具的结合，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但这里存在着技术上的统一，因为这许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时并同等地从共同的原动机的心脏跳动中得到推动，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而传动机构对这些工作机来说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它不过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个工具机相连结。正象许多工具只组成一个工作机的器官一样，许多工作机现在只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 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这里，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工具，例如毛纺织手工工场中的弹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纺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现在转化为各种专门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每台工作机又在结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器官，执行一种特殊的职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注：在大工业时代以前，毛纺织工场手工业是英国主要的工场手工业。所以，在十八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实验都是在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中进行的。在毛纺织业上取得的经验为棉纺织业带来了好处，棉花的机器加工需要的准备工作不象羊毛那样费力；后来则相反，机器毛纺织业是在机器棉纺织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某些要素，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纳入工厂制度内，例如梳毛就是这样。“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尔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一般都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需要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但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末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注：“所以，工厂制度的原则是：……把劳动过程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劳动的分工或分级。”（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当然，在这里也象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在各个特殊工人小组之间造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也在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之间造成一定的比例。结合工作机现在成了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结合工作机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末相反，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 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象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象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个别工具机在某些动作上还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动走锭精纺机以前，走锭精纺机就需要工人发动，而精纺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须象工具一样，要由工人操纵才能进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转动刀架还未变成自动装置以前就是这样。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例如，断纱时使纺纱机自动停车的装置，梭中纬纱用完时使改良蒸汽织机立即停车的自动开关，都完全是现代的发明。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原理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十七世纪荷兰和十八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 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精纺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精纺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象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一部分是联合在象前面所说的分工非常严格的手工工场内的。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正象在单个机器还要由人来推动时，它始终是一种小机器一样，正象在蒸汽机还没有代替现成的动力——牲畜、风以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发展一样，当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场外的手工业者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且不说这样生产出的机器很昂贵，——这种情况作为自觉的动机支配着资本，——已经使用机器的工业部门的扩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产部门的渗入，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型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例如以铁代替木材［注：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从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但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现代火车头发明以前的火车头了。这种火车头实际上有两条腿，象马一样迈步。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已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体形。］；——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例如，象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制造的。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注：直到最近，在十八世纪发明的各种机器中，要算美国人伊莱·维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在本质上变化最少。只是在最近几十年（1867年以前），由于另一个美国人，纽约州沃耳巴尼的埃默里先生作了一番简单而有效的改进，维特尼的机器才变得陈旧了。］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正象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锻冶、锻接、切削、穿凿和铸造巨量的铁，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给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是，机器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亨利·莫兹利发明了转动刀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式，经改装后从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须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对准或加在劳动材料（如铁）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状。现在有了这种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且 “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注：《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39页。该书在这里还说道：“不管旋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对机器使用的改良和推广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采用这种附件的结果是，各种机器很快就完善和便宜了，而且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机器制造业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机的部分，那末，手工业工具就再现出来了，不过规模十分庞大。例如，钻床的工作机，是一个由蒸汽机推动的庞大钻头，没有这种钻头就不可能生产出大蒸汽机和水压机的圆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脚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个铁木匠，它加工铁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伦敦造船厂切割胶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铁就象裁缝剪布一样；蒸汽锤靠普通的锤头工作，但这种锤头重得连托尔也举不起来。［注：在伦敦有一种锻造轮船蹼轮轴的机器叫“托尔”。这种机器锻造一个16+(1/2)吨重的轴，就象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轻松。］例如，奈斯密斯发明的这些蒸汽锤中，有一种重6吨多，从7呎的高度垂直落在36吨重的铁砧上。它能轻而易举地把一块花岗石打得粉碎，也能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钉进柔软的木头里去。［注：那些也能够小规模使用的木材加工机器，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发明。］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注：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我们已经知道，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绝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象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宜，而是使产品随着机器的价值相应地变贵。很明显，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在价值上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料增大得无可比拟。 首先应当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诚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种真正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使用和磨损之间的这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坚固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费资料的消耗；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无比。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算由于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加到产品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那末，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机器的生产作用范围越是比工具大，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象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注：李嘉图有时很重视机器的这种作用（但他没有说明这种作用，象他没有说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区别一样），以致有时忘掉了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而把机器和自然力完全混为一谈。例如他说：“亚当·斯密从来没有低估自然力和机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而是十分恰当地把它们加到商品上的价值的性质区别开来……由于它们做工不需要费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就不会使交换价值有丝毫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36、337页）当然，李嘉图用这个见解反驳让·巴·萨伊是正确的，因为让·巴·萨伊胡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在机器生产中，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末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就象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布莱克本的培恩斯先生在185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计算过： “一实际的机械马力［注：｛第3版注：一“马力”等于一分钟33000呎磅的力，即等于一分钟使33000磅上升一呎，或一分钟使一磅上升33000呎的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马力。但在日常的商业用语中，以及本书的某些引文中，是把同一机器的“额定”马力和“商业”马力或“指示”马力加以区别的。旧的马力或额定马力，只是根据活塞冲程和气缸直径计算的，完全没有把蒸汽压力和活塞速度考虑进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认为这台蒸汽机例如有50马力，那指的是用博耳顿和瓦特时代那样微弱的蒸汽压力和那样低的活塞速度来推动。可是从那时起，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增强了。为了测量一台机器现在实际提供的机械力，已经发明了表明蒸汽压力的指示器。活塞速度是容易确定的。因此，机器的“指示”马力或“商业”马力的大小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这个公式同时包括气缸直径、活塞冲程高度、活塞速度以及蒸汽压力，从而表明这个机器一分钟实际上提供若干33000呎磅。因此一额定马力实际上可以提供三、四甚至五指示马力或实际马力。加这个注是为了说明后面各处的引文。——弗·恩·｝］可以推动450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200个环锭精纺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15台织宽40吋布的织布机以及整经、浆纱等装置。”[160] 一蒸汽马力每天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器的损耗，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分配在450个走锭精纺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分配在200个环锭精纺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三种情况下是分配在15合机械织机的日产品上。可见，转给一盎斯棉纱或一码布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举的蒸汽锤的例子也是这样。因为蒸汽锤每天的磨损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锤打的巨量的铁上，所以在每铁上只添加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果用这个庞大的工具来钉小钉子，那末分配在每上的价值就会很大了。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已定，也就是说，工作机的工具数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到力的时候，工作机工具的规模已定，那末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作业的速度，例如取决于纱锭的转速或蒸汽锤每分钟锤击的次数。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70次；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700次。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末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注：受资本主义观念束缚的读者，在这里当然会惋惜没有谈到机器按其资本价值加到产品上的“利息”。但是，很容易理解，机器象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并不生产新价值，因而不可能加进称作“利息”的新价值。其次，很明显，这里所谈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不能预先假定剩余价值的某个部分叫“利息”。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一看就是荒谬的，是和价值的形成规律相矛盾的。这一点在本书第三卷中将加以说明。］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规模和作用相对而言降低下来。 分析比较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注：当机器排挤马或其他只是当作动力、而不是当作改变物质形式的机器使用的役畜时，机器所加入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无论绝对地说或是相对地说都要减少。顺便提一下，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后来冯·哈勒先生在他的《国家学的复兴》中也是这样看的。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他的《方法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该书中写道：“可以〈用他介绍到哲学中的方法〉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替学校中所讲授的思辨哲学，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象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且“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在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笛卡儿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开始使政治经济学在货币、商业等方面摆脱了古代神话和迷信观念。但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末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根据培恩斯先生的计算，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注：根据埃森商会的年度报告（1863年10月），1862年，克虏伯铸钢厂用161个熔炉、锻烧炉、渗炭炉，32台蒸汽机（约等于1800年曼彻斯特使用的蒸汽机总数）和14架蒸汽锤（合计代表1236马力），49个锻铁炉，203台工具机，约2400名工人，生产了1300万磅钢锭。在这里，1马力还不到两个工人。］；每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里可纺出13盎斯棉纱（平均纱支），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365+(5/8)磅棉纱。可见，大约366磅棉花（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撇开棉屑不说）在变为棉纱时，只吸收了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十小时工作日，而用纺车，一个手工纺工60小时纺13盎斯棉纱，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2700个十小时工作日，或27000个劳动小时。［注：据拜比吉的计算，在爪哇，几乎单是纺纱劳动就使棉花价值增加117％。而同一时期（1832年），英国精纺业的机器和劳动加进棉花的总价值约为原料价值的33％。（《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65、166页）］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这种旧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等于过去200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注：此外，机器印花还可以节省染料。］在1793年伊莱·维特尼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个平均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发明，一个黑人妇女每天可以轧100磅棉花，而且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原来要花50分钱生产的一磅棉纤维，后来卖10分钱，而且利润更高，也就是说，包含的无酬劳动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轧棉机，来使棉纤维与棉籽脱离。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一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在用牛、蒸汽或水作动力的地方，只需要几个男女少年充当添料工。16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每天能完成以前750个人一天平均的工作。［注：参看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0年4月17日在艺术协会上所作的报告。］ 前面已经说过［注：见本卷第413—414页注（96）。——编者注］，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内花费3便士或1/4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个人在一小时内花费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我又来引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反驳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说，这15先令决不是这66个人一小时内加进的劳动的表现。如果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100％，那末，这66个工人一小时就生产30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33小时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15先令的工资。因此，假定一台机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挤的15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方说3000镑，那末，这3000镑决不是这150个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劳动对象上的劳动的货币表现，而只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3000镑是生产机器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不管这一劳动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见，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所值相等，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注：“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机器〉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0页）］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由于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由于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因此，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能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注：第2版注：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象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十八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李嘉图用的是redundancyoflabour），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近几年来，在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劳动6小时，另一班劳动4小时，或每班只劳动5小时。但是父母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注：“雇主不会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13岁以下的童工……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即13岁以下的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童工人数减少的情况：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六个或四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13岁以上〉去完成了……半日制”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2、43页］）］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岁以下的）以前，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符合它的总账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注：“只要劳动〈他指的是工资〉不提高，机器……就往往不可能被采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等等［注：见《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革命对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响。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注：在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棉业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爱德华·斯密斯医生派往郎卡郡和柴郡等地，调查棉纺织业工人的健康状况。他报告说：撇开工人被赶出工厂环境不说，从卫生方面来看，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高弗莱兴奋剂（一种鸦片剂）去毒害他们了。她们有时间学习烹调了。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种烹调术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地掠夺那种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这一危机还被用来在专门学校里教工人的女儿学缝纫。为了使那些为全世界纺纱的工人女儿学缝纫，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一次世界危机！］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注：“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6至8先令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至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伦敦版第147页注）由于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用代替者。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销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表现，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注：在英国工厂内，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取到的。与这个重大的事实相反，人们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竟然还看到，身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愤慨地象十足的奴隶贩子那样贩卖儿童。可是，正如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伪善者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而在其他场合，他们把这种兽行名之曰“劳动自由”。“儿童劳动被利用了……他们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有益于自己未来生活的训练，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末，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赖尔版第66页）］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国报纸广告上常见的对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个英国工厂视察员说： “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岁以上。工资每周4先令。报名处……”［注：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0、41页。］ 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13岁”这句话，是因为按照工厂法规定，未满13岁的儿童只能劳动6小时。年龄必须经过合格医生的证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来已满13岁的儿童。工厂主雇用的未满13岁的儿童人数屡次大幅度地减少，这在英国近20年来的统计材料中是令人惊讶的。根据工厂视察员本人的证词，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合格医生造成的，他们为迎合资本家的剥削欲望和父母的贩卖要求而虚报儿童的年龄。在声名狼藉的伦敦拜特纳－格林区，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开的集市，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给伦敦的丝织厂。“一般的条件是，每周1先令8便士（归父母），2便士归我自己用作茶点费。”契约仅以一周为限。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语言确实令人愤慨。［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1页第31号。｛第4版注：拜特纳－格林的丝织业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弗·恩·｝］直到现在英国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妇女“把子女从贫民习艺所中领出来，以每周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租给任何一个主顾”［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53页第15号。］。在大不列颠，不顾法律的规定，至少还有2000名儿童被自己的父母卖出去充当活的烟囱清扫机（虽然已经有机器可以代替他们）。［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22页第137号。］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权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6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不满13岁的儿童被迫象成年人一样地劳动，因而出价较高的工业部门。但由于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因此，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 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象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在100000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9085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7047人）；24个区是10000人至11000人；39个区是11000人至12000人；48个区是12000人至13000人；22个区超过20000人；25个区超过21000人；17个区超过22000人；11个区超过23000人；在赫乌、乌尔未汉普顿、埃士顿－安得－莱因和普雷斯顿等地超过24000人；在诺定昂、斯托克波尔特和布莱得弗德等地超过25000人；在威兹比奇是26001人；在曼彻斯特是26125人。［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4页。］1861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疏远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注：“此外，它〈1861年的调查〉……还证明，在上述情况下，儿童由于母亲外出工作，无人照料和照顾不周而死亡，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惊人地丧失了自然感情——她们通常对子女的死亡并不十分介意，有时甚至……直接设法弄死他们。”（同上）］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注：同上，第454页。］。但是，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中。［注：同上，第454—462页。《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在此以前人们认为，疟疾和低洼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疾病是造成儿童大批死亡的原因。但调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把冬天是沼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注：同上，第35、455、456页。］ 汉特医生在这些地区询问过70个开业医生，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帮伙往往到离本村许多哩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时穿长裤，表面上很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变坏了，她们喜欢这种忙碌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456页。］ 工厂区的各种现象在这里又重现了，而且暗地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区还要厉害。［注：在英国的农业区，和在工厂区一样，成年男工和女工的鸦片消费量也日益增加。“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某些钻营的批发商的主要目的。药商认为鸦片剂是最畅销的商品。”（同上，第459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象小猴子”（同上，第460页）。人们看到，印度和中国是怎样报复英国的。］ 英国枢密院[106]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了解工业中大量使用成年妇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现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恶痛绝。”［注：同上，第37页。］ 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确实会是一件幸事。”［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9页。这位工厂视察员以前是医生。］ 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61]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3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注：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页。］ 在1844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 “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高明’。” 在拟定1844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揭发了这种叫做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发的证明书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1844年起，“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注：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8、19页。］。 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了他工作中类似的经历。 “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个叫安·基林的夫人主办的。当我请她把她的姓拼读出来时，她马上就出了错，她先说了一个C，但马上改正说，她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Ｋ。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学证明书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的写法不一，同时，她的笔迹证明，她根本没有教书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填写名册……在另一所学校，我发现教室长15呎宽10呎，里面有75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注：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31、32页。］“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受罪的地方。在许多有合格师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儿童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充其量只能勉强糊口，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儿童缴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里。此外，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一排一排的儿童无所事事，但这就被证明是上学了，在官方的统计中，这些儿童算是受过教育的。”［注：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18页。］ 在苏格兰，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须上学的儿童。 “这足以证明，工厂主对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注：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66页。］ 这种情况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现得荒诞离奇。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每过6个月仍须上学30天，而且是150小时……上学时间应在早晨8点至下午6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2+(1/2)小时或超过5小时，都不得算入150小时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30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5小时，30天期满，就达到规定的总数150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6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又读完了书为止……许多按规定上过150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6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情形和刚上学时一样……他们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营业需要。每6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3至5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6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1点到4点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突然又从下午3点到6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3、4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3个星期或整整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150小时为止”［注：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41—43页。近几年来，在早就受原工厂法（不是本文最后所说的印染工厂法）约束的英国工业部门，实行教育条款的障碍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玻璃厂主詹·格迪斯的观点依然十分盛行。他教训调查委员会委员怀特说：“据我看来，近几年来一部分工人阶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是一种祸害。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过分独立的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53页）］。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注：“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十小时工厂法案。艾释黎勋爵3月15日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 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具有一种欲望，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缩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注：“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伯特·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注：英国人喜欢把一件事物最初的经验的表现形式当作该事物的原因。他们往往认为，工厂劳动时间长的原因，是因为在工厂制度初期，资本曾在贫民院和孤儿院对儿童进行了希罗德王式的掠夺，从而吞并了一种完全没有意志的人身材料。例如，身为英国工厂主的菲尔登就说过：“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11页）关于妇女劳动，工厂视察员桑德斯在1844年的工厂报告中说：“在女工中，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深夜12点，中间只有不到2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5天，都是每天24小时中只剩下6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成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 机器的磨损绝不象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台在7+(1/2)年内每天工作16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和同样一台在15年内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7+(1/2)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15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 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注：“搁置不用，可能是金属机构的灵敏可转动的部分遭受损坏的……原因。”（尤尔《工厂哲学》第281页）］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位“曼彻斯特纺纱业主”（186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在列举机器的费用时说：“它〈即“为机器磨损而作的扣除”〉也有这样的目的：当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停止使用时，用来补偿这样不断造成的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注：“根据一般的估算，制造第一台新型机器的费用，是制造第二台的五倍。”（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211、212页）］，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注：“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很好的原来价值1200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60镑了……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因为成功的发明已使它们过时。”因此，在这个狂飙时期，网布厂主很快就使用两班工人，把劳动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延长到24小时。（同上，第233页）］ 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的规模会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部分却保持不变。［注：“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64页）］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它却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资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义。［注：本文谈到这点，只是为了叙述上的全面性，因为我要到第三卷才考察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艾释华特先生曾教训纳骚·威·西尼耳教授说： “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注：西尼耳原文为100镑。——编者注］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注：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 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随便在什么时候离开工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在被艾释华特教训过的西尼耳看来，机器规模的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注：“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随着机器等等规模的增大，“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唯一手段”（同上，第11—14页）。“一个工厂，不管它的劳动时间长短，有许多开支是始终不变的，如建筑物租金、地方税和国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固定工人的工资、机器折旧费以及其他种种用费。这些开支同利润的比率，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按同一比例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9页）］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162]。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 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例。现在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靠减少必要劳动来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24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每人只要在12小时中提供一小时剩余劳动，总共就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只不过是24小时。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部门普遍应用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资本没有意识到的矛盾［注：为什么资本家个人以及受资本家见解束缚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不到这个内在的矛盾，我们将在第三卷头几篇中看到。］又重新推动资本拚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 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失业，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注：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把机器不仅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作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象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末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注：弗兰茨·比泽《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842年柏林版第2卷第408页。］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注：我在这里引用施托尔贝格翻译的诗，因为这首诗和前面引用的关于分工的话完全一样，说明了古希腊罗马的观点同现代的观点正好相反：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象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希腊诗选》，克利斯提安·施托尔贝格伯爵译，1782年汉堡版）］“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就象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在这方面毫无发现一样。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 （c）劳动的强化 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含量或强度。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例如，英国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如果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那末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自从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样多，虽然这个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强制缩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注：当然，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强度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正如亚·斯密指出的，会因每种劳动特有的次要条件，而部分地互相抵销。只有当劳动的内含量和外延量成为同一劳动量的相互对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现时，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紧张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小时相比，会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较紧张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弛的1+(1/5)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3+(1/3)小时剩余劳动和6+(2/3)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由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引起的，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时间上所受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资本也会通过付酬的办法，设法使工人在实际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力。［注：特别是通过计件工资的办法，关于这种形式，我们将在第六篇中加以说明。］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令人信服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注：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1844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12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是荒谬的”［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21页。］。 这种论断被实验推翻了。罗·加德纳先生从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12小时改为11小时。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是： “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样多的产品，而全体工人11小时挣的工资，和以前12小时挣的同样多”［注：同上，第19页。因为计件工资没有变动，所以一周的工资额取决于产品数量。］。 在这里我且不谈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这种实验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2％）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客观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 “从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1+(1/2)便士，从1844年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时，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3+(1/2)便士。”［注：同上，第20页。］ 在这里，11小时比以前12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终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劳力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炭、煤气等的消耗。在霍罗克斯先生和杰克逊先生的工厂里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注：同上，第21页。在上述实验中，精神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对工厂视察员说：“我们更加振奋地工作，我们心中始终抱着晚上可以早一点下班的希望；全厂从最年轻的接线工到最年老的工人，都充满了活泼愉快的精神，并且我们能够在劳动中彼此多帮助。”（同上）］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更加节省，用同一个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变，甚至下降了。传动装置的改进减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这正是现代机器显著超过旧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加快速度和扩大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或者对零件稍加改进而增加了这些工具的活动性（如五十年代中期，自动走锭精纺机的纱锭转速就是这样提高了1/5）。 英国在1832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12小时。在1836年，一个英国工厂主说道： “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注：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 1844年，艾释黎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等于步行8哩。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哩，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一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是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其次，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束，1843年达到21000束。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注：散见艾释黎勋爵《十小时工厂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9页。］。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的产品不可能和12小时的产品相等。同时我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经常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4月30日》第20页。］。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注：同上，第22页。］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伸缩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环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也就是说，环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500转，现在〈1862年〉是5000转，而走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000转，现在是6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1/6。”［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2页。］ 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在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计算的［注：这种情形从1862年的《议会报告》起有了改变。这份报告已经不用额定蒸汽马力，而用现代蒸汽机和水车的实际蒸汽马力（见第352页注（109a）［注：见本卷第426页。——编者注］）。同样，线锭也不再和真正的纱锭混在一起了（在1839、1850、1856年的《报告》中是混在一起的）；其次，就毛纺织厂来说，“起毛机”的数目列举出来了，黄麻、大麻厂同亚麻厂区别开来了；最后，在报告中第一次收入了织袜业。］，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接着他写道：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呎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20页。］ 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217额定马力，推动25638716个纱锭和301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503580个，织机数是369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1850年相同，那末1856年就需要175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435马力，也就是说，按照1850年的算法现在减少了1万多马力。［注：同上，第14、15页。］ “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官方统计〉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注：同上，第20页。］“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两小时或1/6〉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多。”［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10页。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163] 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093799个锭子，1862年有1388544个锭子；1856年有9260台织机，1862年有10709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1856年是56137人，1862年是52429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子，1850年是875830个，1856年是1324549个（增加51．2％），1862年是1289172个（减少2．7％）。但是，1856年的数字把线锭计算在内，而1862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缩减去，那末，1856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纺织厂的蒸汽织机，在1850年是32617台，1856年是38956台，1862年是43048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1850年是79737人，1856年是87794人，1862年是86063人；但是其中14岁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956人，1856年是11228人，1862年是13178人。可见，同1856年比较起来，1862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00、103、129、130页。］ 1863年4月27日，议员弗兰德在下院说： “我受郎卡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我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管两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12小时的劳动，现在压缩在不到10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注：现在，一个织布工人使用两台现代蒸汽织机，在每周60小时内，可生产出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某种布26疋，而使用旧式的蒸汽织机，只能生产4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种布每疋的织造费就已由2先令9便士下降到5+(1/8)便士。］ 第2版补注：“30年前〈1841年〉，一个棉纺工人带3个助手，只看管两台共有300至324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现在〈1871年底〉，一个棉纺工人带5个助手要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生产的纱至少比1841年多六倍。”（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载于1872年1月5日《艺术协会杂志》）］ 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强化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程度。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5、26页。］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注：现在（1867年），在郎卡郡的工厂工人中已经开始宣传八小时工作日了。］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1833—1847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1848年到现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1833—1847年时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注：下面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1848年以来联合王国的真正的“工厂”的进步： 输出量 1848年 1851年 1860年 1865年 棉纺织厂 棉纱（磅） 棉线（磅） 棉织品（码） 135831162 1091373930 143966106 4392176 1543161789 197343655 6297554 2776218427 103751455 4648611 2015237851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磅） 麻织品（码） 11722182 88901519 18841326 129106753 31210612 143996773 36777334 247012329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丝（磅） 丝织品（码） 466825① ［注：1846年。——编者注］ 462513 1181455②［注：磅。——编者注］ 897402 1307293② 812589 2869837 毛纺织厂 毛纱和精梳毛纱（磅） 毛织品（码） 14670880 151231153 27533968 190371537 31669267 278837418 输出价值（镑） 棉纺织厂 棉纱 棉织品 5927831 16753369 6634026 23454810 9870875 42141505 10351049 46903796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 麻织品 493449 2802789 951426 4107396 1801272 4804803 2505497 9155358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丝 丝织品 77789 196380 1130398 826107 1587303 768064 1409221 毛纺织厂 毛纱和精梳毛纱 毛织品 776975 5733828 1484544 8377183 3843450 12156998 5424047 20102259 （见蓝皮书《联合国简要统计一览》1861年和1866年伦敦版第8卷和第13卷） 1839年到1850年间，郎卡郡的工厂总数只增加了4％，1850年到1856年间增加了19％，1856年到1862年间增加了33％；在两个11年中间，雇用的职工人数绝对地说增加了，相对地说减少了。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3页。在郎卡郡，棉纺织工厂占统治地位。它们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同类工厂中占45．2％，占纱锭总数的83．3％，占蒸汽织机总数的81．4％，占棉纺织厂蒸汽马力总数的72．6％，占雇用职工总数的58．2％（同上，第62、63页），从这里可以看到，它们在纺织业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4．工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有组织的机器体系。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式。 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品得，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 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配。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krat〕。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注：尤尔《工厂哲学》第18页。］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注：同上，第20页。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40、141页[164]。］，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了分工，但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注：英国的工厂立法把正文中提到的后一类工人明确地算作非工厂工人，排斥在工厂法的作用范围以外；而议会发表的《报告》却也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经理、店员、信差、仓库管理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表明在统计上有意制造骗局，这一点在别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机器上面的一切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注：尤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可以随意把”工人“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他还得意洋洋地叫嚷：“这样调换显然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165]。他最好能问问自己，为什么自动工厂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废除这个“老规矩”。］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换班制度［注：见本卷第320—324页。——编者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注：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工厂工人会破例地被资产者用来干最粗笨的活，如筑路等等。1862年及以后几年英国为失业的棉纺织工人设立的“国民工场”，和1848年法国的国民工场的区别在于：在后者，工人由国家出钱从事非生产劳动，在前者，工人则从事对资产者有利的城市生产劳动，同时使用这样的工人比使用正规工人更便宜，从而迫使他们和正规工人竞争。“棉纺织工人的身体，看起来无疑是变好了。我认为……就男工而论，这是在户外从事公共工程的结果。”（这里指的是在“普雷斯顿沼泽”干活的普雷斯顿的工厂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9页）］在工厂里，单纯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来代替［注：例如：自从1844年的法律颁布以来，毛纺织厂就采用各种机械装置代替儿童劳动。当工厂主先生们使用的儿童必须上工厂的下手“学校”时，力学中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马上就有了显著的发展。“自动走锭精纺机也许是一种和其他任何一种机器同样危险的机器。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幼童身上，这是由于他们在纺机开动时爬到它下面去扫地造成的。许多看管走锭精纺机的工人因这种过失而被〈工厂视察员〉控告，并被判罚款，但并没有任何普遍的好处。如果机器制造者能发明一种自动扫地机，使这些幼童不需要再爬到机器下面去，那将是对我们的保护措施的值得庆幸的贡献。”（《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63页）］，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苦役的人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 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注：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评价蒲鲁东的这种荒诞的看法：他不把机器“设想”为劳动资料的综合，而“设想”为工人自己的局部劳动的综合。］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象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166]。甚至一个很普通的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指出：“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十五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49页］）］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6页[167]。］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所以它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注：《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委员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页。后面可以看到，当“主人”感到他们的“活的”自动机有丧失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注：尤尔《工厂哲学》第15页。了解阿克莱历史的人，决不会把“高尚”这个字眼加到这位天才的理发师头上。在十八世纪的所有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盗别人发明的最大的贼，是最卑鄙的家伙。］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注：“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象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工厂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些工人注定了从9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及以下各页[168]）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法院说的话”。一件事是1866年底在设菲尔德发生的。那里，一个工人同一家铁工厂订了两年合同。由于同工厂主吵了一次架，他离开了工厂，并表示决不再给这个工厂主干活了。结果他被控违反合同，判了两个月徒刑。（要是工厂主违反合同，只能受民法制裁，只有罚款的危险。）两个月刑满出狱后，那个工厂主又要他按旧合同回厂工作。这个工人说不行，他违反合同已经受过处罚。工厂主又把他告了，法院又对他判刑，虽然其中一位法官施先生公开指责说，一个人为了同一过失或罪行，要一辈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处罚，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作出这个判决的，不是“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注：见本卷第320页注（157）。——编者注］，不是地方上的道勃雷，而是伦敦的一个高等法院。｛第4版注：现在这种状况已不存在。现在在英国，除少数情况外（如公用煤气厂），工人违反合同和雇主一样只受民法的制裁。——弗·恩·｝第二件事是1863年11月底在威尔特郡发生的。威斯特柏立·里这个地方的利奥韦呢绒厂主哈鲁普雇用的约30名蒸汽织机女工举行了一次罢工，因为这个哈鲁普有一个称心的习惯，对早晨迟到者要扣工资：迟到2分钟扣6便士，迟到3分钟扣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令6便士。按每小时扣9先令算，一天就要扣4镑10先令，但是她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10至12先令。哈鲁普还雇一个男孩吹上工哨。有时这个男孩在早晨6点以前就吹哨了，哨声一停，工人没有赶到，工厂就关上大门，门外的人都要罚款；因为厂里没有钟，不幸的工人都受哈鲁普指使的年轻报时员的操纵。举行“罢工”的工人，母亲们和少女们说，只要用钟来代替报时员，规定较合理的罚款，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以违反合同为理由把19个妇女和少女告到了治安法官那里。她们每人竟被判罚款6便士，讼费2先令6便士，旁听者都很愤怒。哈鲁普离开法院时，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嘘叫。——工厂主惯用的一种伎俩是，借口产品质量不好扣工资从而惩罚工人。1866年，这种方法引起了英国陶业区的总罢工。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63—1866）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工人做了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由于罚款规定竟成了自己尊贵的“主人”的债务人。最近的棉业危机也提供了很有教益的实例，说明工厂专制君主在扣工资方面是多么精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说：“不久前，我本人不得不对一个棉纺织厂主起诉，因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从他雇用的某些‘少年’〈13岁以上的〉工人身上扣10便士，作为他只花6便士领来的医生的年龄证明书的费用，按法律规定只准扣3便士，按照习惯是根本不扣的……另有一个工厂主，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又不触犯法律，在医生证明替他做工的穷孩子适于纺纱时，向他们每人收一先令，作为学会纺纱技术和秘诀的学费。因此，存在着暗流，不了解这种暗流，就不能了解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发生的象罢工〈指1863年6月达尔温的机器织布工人的一次罢工〉这样的非常现象。”（《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0、51页）（工厂报告记载的日期总是晚于它的正式日期）］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象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注：关于操作危险机器的保护法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现在又有一些20年前所没有的造成事故的新根源，其中尤其是机器的转速的加快。现在，推动机轮、转轴、纱锭和织机的力量增加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接断头时，手指的动作必须更迅速更小心，因为稍一怠慢或疏忽，手指就会被轧断……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工人急于干完自己的活造成的。必须记住，对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他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就是说，不停地生产出纱和布来。每一分钟的停顿不仅是动力的损失，而且是产品的损失。因此，关心产品数量的监工督促工人使机器转动，而这对于按产品重量或件数计酬的工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虽然大多数工厂形式上禁止在机器转动时擦洗机器，但这种做法仍普遍存在。单是这个原因，最近6个月就造成了906起事故……虽然机器天天都擦洗，但是一般都规定星期六彻底擦洗一次，而这也多半是在机器运转的时候进行……干这个活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工人总想尽快地把它做完。所以，星期五特别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故，要比其余几天多得多。星期五发生的事故比前4天的平均数大约超过12％，星期六则比前5天的平均数多25％；但是，星期六的工作日只有7+(1/2)小时，而其余几天是10+(1/2)小时，如果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那末，星期六的超过数字就在65％以上。”（《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1867年伦敦版第9、15、16、17页）］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注：在第三卷第一篇里，我将叙述英国工厂主最近对工厂法中有关保护“人手”的肢体不受有致命危险的机器损害的条款所发动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引用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的正式报告中的一段话就够了：“我听过工厂主们抱着令人不能容忍的轻率态度谈论某些事故，例如，认为损失一个手指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工人的生活和前途都要靠他的手指，这种损失对他说来是很严重的事情。当听到这种胡说八道的时候，我就问：‘如果你们需要补充一个工人，但来了两个，他们在其他各方面都同样合适，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大姆指或食指，那末你们挑选哪一个呢？’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要那个十指俱全的人……这些工厂主先生们对他们所说的伪善立法抱有错误的偏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这些先生都是“机灵人”，他们热中于奴隶主的叛乱[20]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169]难道不对吗？［注：在最早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里，劳动时间被强行限制，并且还受其他规定的限制，所以过去的某些弊端已经消除。机器本身的改进，到一定时候就要求“改进厂房的结构”，这对工人是有利的。（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9页）］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注：参看约翰·豪顿《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1727年伦敦版，《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版，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不幸的是，业主和工人彼此总是处于战争状态。业主的一贯目的是尽可能廉价地取得工人完成的劳动，他们不惜使用各种诡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工人同样也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强迫业主满足他们的更高要求。”《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版第61、62页。（作者是纳萨涅尔·福斯特牧师，他完全站在工人方面。）］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 十七世纪，反对所谓Bandmühle（也叫做Schnurmühle或Mühlenstuhl）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注：织带机是在德国发明的。意大利神甫朗切洛蒂在1636年于威尼斯出版的一本书中说道：“大约50年以前〈朗切洛蒂的书写于1629年〉，但泽人安东·弥勒在该城市看到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170]1629年，在来顿第一次采用了这种机器。先是花边工人的暴动迫使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机器；荷兰国会在1623、1639等年份曾颁布几道法令限制使用它；最后，1661年12月15日的法令准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它。博克斯霍恩（《政治原理》1663年版）谈到在来顿采用织带机时说道：“大约二十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因此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直到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1676年，这种机器在科伦被禁止使用，同一时候它输入英国，也引起了工人的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1719年2月9日，查理六世重申1685年的敕令，而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到1765年才准许公开使用它。这种轰动世界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驱，因而也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先驱。一个毫无织布经验的少年，只要来回推动这种机器的摇杆，就能使整个机器及其全部织梭运动；改良后的这种机器能同时生产40—50条花边。］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平民的暴行。十八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合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万名失业者焚毁了。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注：在旧式的工场手工业中，甚至今天，工人有时还对机器采取粗暴的反抗形式。例如，1865年在设菲尔德锉刀工人中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工场手工业内部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前提的，根本不反对它的存在。至于说工场手工业的建立遭到反对，那末，这种反对是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著作家多半认为，分工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手段。这个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们说，现在英国50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1亿人，这当然不是说机器占据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1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上亿工人。反过来，我们说，在英国蒸汽织机把80万织工抛向街头，那末，这并不是说现有机器要由一定数量工人来代替，而是说现有的一定数量工人事实上已经被机器代替或排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生产虽然已经解体了，但仍旧是基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工人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不能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需要；同时，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即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率。［注：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机器看作（根据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9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观点至多只适用于美国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在许多国家中，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协作和劳动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这种方法应用在农业上，确实使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强烈的革命。但是，这种斗争最初主要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的，而不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发生的；另一方面，就劳动者被劳动资料（羊、马等等）排挤来说，那末在这里，直接的暴力行为首先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先是劳动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进去了。象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盗窃土地的现象，才为大农业开辟了活动场所。［注：｛第4版注：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德国。我国有大农业的地方，特别是东部，大农业都是靠从十六世纪，特别是1648年以来盛行的“清地”［注：“清地”的原文是《Bauernlegen》意思是：封建领主掠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译者注］建立的。——弗·恩·｝］因此，农业的这个变革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注：“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象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变成了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有人说，需要救济的工人会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们的痛苦只是“短暂的”（《a temporary inconvenience》〔“短暂的不便”〕）；另一方面，机器只是逐渐地占据整整一个生产领域，因此它的破坏作用的范围和强度会缩减。一种安慰抵销另一种安慰。在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完成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世界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结束。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2+(1/2)便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注：1834年济贫法实行以前，英国手工织布业同机器织布业间的竞争之所以拖延下去，是由于远远低于最低限额的工资得到了教会救济金的补充。“1827年，牧师特纳先生是柴郡威耳姆兹洛工业区的教区长。移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特纳先生的回答表明，手工劳动同机器的竞争是如何维持下来的。问：‘动力织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织机的使用吗？’答：‘毫无疑问是这样；如果手工织布工人不屈从于工资的降低，那就会比现在受到更大的排挤。’问：‘但是，他们在屈从后所得的工资是不足维持生活的，他们是否要求得到教会津贴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呢？’答：‘是的，手工织机和动力织机的竞争，事实上是靠济贫费维持的。’可见，令人受辱的赤贫或向国外移民，这就是采用机器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他们从受人尊敬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手工业者被降低为靠低声下气地哀求别人施舍面包过活的穷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短暂的不便’。”（《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第29页）］与此相反，英国的棉纺织机在东印度的影响却是急性的。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确认： “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诚然，一旦这些织工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机器带给他们的就只是“短暂的不便”了。此外，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成为长期的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注：“使国家的纯收入〈即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李嘉图在同一个地方所说明的。在经济学看来，他们的财富就=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同时也可能造成人口过剩，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一切机械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代替熟练工，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尤尔[《工厂哲学》第23页］）］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暴烈的反抗。 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类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贯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或者说，是通过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完善起来。”［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3页。］“把蒸汽力和水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动力，改进产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这种改良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动作非常规律、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注：尤尔《工厂哲学》第19页。“烧砖业所采用的机器的巨大好处在于：它使采用者可以完全不依赖熟练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30页第46号）第2版补注：大北铁路公司机器部主任阿·斯特罗克先生在谈到制造机器（火车头等）时说道：“对昂贵的英国工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减少了。采用改良工具使产量增加，而服侍这种工具的是低级劳动……以前，必须用熟练劳动来生产蒸汽机的所有部分，现在生产这些部分是用不太熟练的劳动，但借助优良的工具……我所说的工具是指制造机器时所使用的机器。”（《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1867年伦敦版第17862号和17863号）］“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来越受排挤。”［注：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数，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经常波动。”［注：同上，第321页。］“机器不断地把成年人抛出工厂。”［注：同上，第23页。］ 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向我们表明，由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力。但在186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这个全盛年，谁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刺激下竟会引起机器的急剧改良和手工劳动的相应被排挤呢？在这里，只要从英国工厂视察员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个例子就够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说： “我们过去用75台梳棉机，现在只用12台，产量和过去一样，质量也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每星期节省工资10镑，少出飞花10％。” 在曼彻斯特的一家精纺厂内， “由于加速运转和采用各种自动过程，工人人数在一个车间削减了1/4，在另一个车间削减了1/2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从前梳棉间所雇用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另一家纺纱厂估计该厂共节省10％的“人手”。曼彻斯特的吉尔摩公司纺纱厂主们说： “我们估计，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1/3的人手和工资……在粗纺间和并条间节省了将近1/3的费用和人手；在精纺间节省了将近1/3的费用。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交给织布业主的纱的质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进了，因此织出的布比用旧机器纺的纱所织出的布又多又好。”［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8页及以下各页。］ 关于这一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说道： “在生产增加的同时，工人迅速减少；不久以前，毛纺织工厂又开始裁减人手，而且还在不断裁减；前几天，一位住在罗契得尔附近的教员对我说，女学校中人数大大减少，不仅是由于危机的压力，而且是由于毛纺织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减了70个半日工。”［注：同上，第109页。棉业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5％。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唯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每周工作4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较长时期的抗拒以后，自命的工业首领们不得不决定照这样办。有些地方工资降低5％，有些地方没有降低。］ 下表[171]说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机械改良的总结果。 工厂数 1856年1861年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204627152405 苏格兰152163131 爱尔兰12913 ———————————————————————— 联合王国221028872549 蒸汽织机台数 1856年1861年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275590368125344719 苏格兰216243011031864 爱尔兰163317572746 ———————————————————————— 联合王国298847399992379329 纱锭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258185762835212530478228 苏格兰204112919153981397546 爱尔兰150512119944124240 ———————————————————————— 联合王国280102173038746732000014 在业人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341170407598357052 苏格兰346984123739809 爱尔兰334527344023 ———————————————————————— 联合王国379213451569401064 可见，从1861年至1868年减少了338家棉纺织厂，这就是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蒸汽织机减少了20663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可见，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旧式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1612547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50505人。因此，棉业危机压在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注：“在燧石玻璃和瓶玻璃业中，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于一种慢性的罢工。”因此，主要操作靠机器完成的压制玻璃工场手工业就迅速发展起来。新堡的一家公司，以前每年生产350000磅吹制燧石玻璃，现在生产3000500磅压制玻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版第262、263页）］用盖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注：盖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1833年伦敦版第11、12页。］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注：费尔贝思先生由于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发生罢工，在机器制造上发明了某些极重要的应用机器的方法。］ 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联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谈到他由于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时说： “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四个男孩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联合，我把成年男工从1500人减到750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172]。 尤尔在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到负担的同工人签订的契约条件〉，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 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说道： “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械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 他在谈到走锭精纺机的发明时说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注：尤尔《工厂哲学》第367—370页。］ 尤尔的著作虽然是在1835年，在工厂制度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出版的，但这部著作仍不失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的直率的昔尼克主义，而且还因为它天真地道出了资本头脑中的荒谬的矛盾。例如，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本借助于受它供养的科学“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然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专制，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 他到处宣扬机器的迅速发展对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说，他们的反抗和罢工等等会加速机器的发展。他说： “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了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刽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页曾说道：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厂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得多，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得多。” 接着他又宣称： “对大不列颠工厂区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械的改良只是逐渐实现的。” 他说： “指责机器排挤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数超过对劳动的需要，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是不正确的。不过，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率。” 另一方面，这位安慰家又为儿童的低工资辩护：“这阻止了父母们过早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尤尔的整个著作是一部维护无限制的工作日的辩护书。当立法规定13岁的儿童每天不得劳动12小时以上时，他这颗自由主义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诱劝工厂工人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通过机器使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注：尤尔《工厂哲学》第368、7、370、280、321、281、47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6-1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6-10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9．工厂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10．大工业和农业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注：李嘉图起初也有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特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1章《论机器》。］ 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000镑。［注：注意，我是完全按照上述那些经济学家的方式举例的。］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500镑是不变资本（3000镑用于原料，1500镑用于机器），1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1/4。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500镑而只是1000镑，那末，1000镑可变资本就被变成了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变成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500镑以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连续雇用追加的机械工人，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变成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173]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五十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五十个人被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五十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象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1500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1500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50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成1500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变成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这种减少了的需求没有其他方面的增加了的需求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护士先生们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变成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这些先生们反而用他们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末，在这里起媒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成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注：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李嘉图学派的人在反对让·巴·萨伊的胡言乱语时说道：“在分工发达的地方，工人的技艺只能在他学得这种技艺的那个特殊部门应用；工人本身就是一种机器。因此，象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地说，事物都有找到自己的水准的趋势，是丝毫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看周围，我们会发现，事物长时期都不能找到自己的水准；即使找到了，也比过程开始时的水准低。”（《论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2页）］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注：麦克库洛赫便是患这种傲慢的白痴病的能手之一。例如，他装成8岁小孩那样天真地说：“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末，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82页）］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注：“纺纱机的发明者毁灭了印度，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阿·梯也尔《财产论》[第275页］）在这里，梯也尔先生把纺纱机和机械织机混淆起来了，“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末，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40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10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四倍的产品中包含四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四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末，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落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注：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Ⅱ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矿就业的工人共246613人，其中20岁以下的73546人，20岁以上的173067人。在前一类中，5至10岁的835人，10至15岁的30701人，15至19岁的42010人。在铁、铜、铅、锡以及其他所有金属矿上就业的共319222人。］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注：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机器生产的共60807人，其中包括工厂主及其职员等，以及这一部门的所有经理人和商业人员。但是不包括小型机器（如缝纫机等）的生产者和工作机上的工具（如纱锭等）的生产者。技师总数为3329人。］再拿原料来说［注：因为铁是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所以这里应当指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炼铁工人共有125771人，其中男工123430人，女工2341人。男工中20岁以下的有30810人，20岁以上的有92620人。］，毫无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约有400万人。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爱尔兰直到目前还在经历着这个过程，那里的人口从1845年以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主先生们的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这种机器制品还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织布业者最初不用增加开支就可以利用充分的时间工作。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个有4个成年人（棉织工）和两个充当络纱工的小孩的家庭，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收入4镑；如果活非常忙，还能收入多些……以前，他们常常苦于棉纱供应不足。”（盖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第34、35页）］于是人们纷纷拥向棉织业，直到这些被珍妮机、环锭精纺机和走锭精纺机比如说在英国招唤出来的80万织工最终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机器生产用相对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细，因而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 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日益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变成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注：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61]一书中指出，正是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大部分处于悲惨的境地。关于这个问题，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大量新的例证。］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注：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商船上工作的海员有94665人。］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像业、轮船业和铁路业。根据1861年的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气业（包括煤气厂、机械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15211人，电报业有2399人，照像业有2366人，轮船业有3570人，铁路业有70599人（其中包括大约28000个比较固定的“非熟练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员）。所以，这五种新工业总共有94145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含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20066224人，其中男子9776259人，妇女10289965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800万人中有：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雇农与使女）………………1098261人 棉、毛、精梳毛、亚麻、大麻、丝、黄麻等纺织厂和机器织袜业、机器织花边业的全部雇佣人员…………………………………………………………………………642607人 ［注：其中13岁以上的男子只有177596人。］ 煤矿和金属矿的全部雇佣人员……………………………………………565835人 所有冶金厂（炼铁厂、压延厂等）和各种金属手工工场的雇佣人员…396998人 ［注：其中妇女有30501人。］ 仆役阶级……………………………………………………………………1208648人 ［注：其中男子有137447人。在这1208648人中还没有把不在私人住宅中服务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内。 第2版注：从1861年到1870年，男仆役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增加到267671人。1847年看守狩猎场的人（在贵族的狩猎场）有2694人，而1869年有4921人。伦敦小市民家中使用的少女，俗称小奴隶（《littleslaveys》）。］ 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208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039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奴的人数。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那末，他们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的，政治经济学正沉醉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一个连每个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即使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也会让比它当初抛向街头的更多的工人进厂受苦！［注：加尼耳正相反，他认为机器生产的最终结果是劳动奴隶人数的绝对减少，而人数增多了的“高贵的人们”就是靠这些劳动奴隶来养活，靠他们来发展自己著名的“能够完善的完善能力”。加尼耳对生产的运动了解得很少，但是他至少感到，如果机器的采用把就业工人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而机器的发展所造成的劳动奴隶又比它挤垮的还多，机器便是一种非常不祥的东西。他的观点的愚昧，只有用他自己的话才能表达出来：“注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和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少、商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人类沿着这个方向正在升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建立救世的道德〈那就是‘占有全部利益’〉准则，制定保护自由〈‘注定要从事生产的阶级’的自由吗？〉和权力、顺从和正义、义务和人道的法律”。这段胡话载于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224页，参看第212页。］ 诚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已经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门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注：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622台，纱锭（不包括并纱锭）6819146个，蒸汽机27439马力，水车1390马力，雇用94119人。而到1865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95163台，纱锭7025031个，蒸汽机28925马力，水车1445马力，雇用88913人。可见，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时雇用的人数却减少了5．5％。［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58页及以下各页。但在这同时，雇用更多的工人的物质基础也已经具备：建立了110家新的工厂，它们共拥有11625台蒸汽织机，628576个纱锭以及2695蒸汽马力和水力马力。（同上）］在1852年到1862年期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时期的劳动。”［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9页。第2版补注：1871年12月底，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在布莱得弗德新机械学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63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之后，我把工人减少到33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使我又能够把工人从33人减少到13人。’”］ 根据某些经验过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附属部门逐渐和它合并。例如，1838—1858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颠）棉纺织工厂来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因此，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到处都是少年工人（18岁以下的）、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人员中远居优势。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假定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不变部分占2/5，可变部分占3/5，也就是说，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比如说1镑雇一个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假定现在这个资本分为4/5的不变部分和1/5的可变部分，或者说，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2/3被解雇。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500镑增加到1500镑，那末现在就要雇用300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2000镑，那末就要雇用400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1/3。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100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2000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能雇用1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经常变化。然而这种经常的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联合王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684人，可是到1861年，仅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8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女）就有230654人。当然，如果考虑到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家属还有80万人［注：“手工织布工人〈织棉布或用其他物质搀上棉花来织布的工人〉的痛苦，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的状况的改善〈！〉却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20年后！〉已近于消除，目前蒸汽织机的大量推广，完全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 关于这一点，还要作某些说明，其中我们将部分地谈到理论叙述本身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注：机器影响原料生产的其他方法，将在第三卷叙述。］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注：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 1846年 34540143磅 1860年 204141168磅 1865年 445947600磅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4570581磅 1860年 20214173磅 1865年 20679111磅］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注：从好望角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2958457磅 1860年 16574345磅 1865年 29920623磅 从澳大利亚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21789346磅 1860年 59166616磅 1865年 109734261磅］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注：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目前（1866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第4版注：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弗·恩·｝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以磅为单位） 1846年 401949393 1852年 765630544 1859年 961707264 1860年 1115890608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等（以？为单位） 1850年 1862年 小麦 1620231241033503 大麦 36696536624800 燕麦 31748014426994 黑麦 3887497108 面粉 38194407207113 荞麦 105419571 玉蜀黍 547316111694818 Bere或Bigg （大麦之一种） 20397675 豌豆 8116201024722 豆类 18229722037137 ———————————————————————— 合计 3536580174083441］ 1867年2月18日，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编制了一份关于1831年到1866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为单位的谷物。[174]（见下表） 几个五年期间和1866年 1831-18351836—1840 1841—18451846—1850 1851—18551856—1860 1861—18651866 每年平均输入(夸特)10963732389729 28438658776552 834523710913612 1500987116457340 每年平均输出(夸特)225263251770 139056155461307491 341150302754216218 每年平均入超8711102137959 27048098621091 803774610572462 1470711716241122 各个时期每年平均人口数2462110725929507 2726256927797598 2757292328391544 2938176029935404 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 谷物等的数量超过本国 产品的数量(夸特)0.0360.082 0.0990.310.291 0.3720.5010.543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注：1866年7月，由于“同盟歇业”而被莱斯特的制鞋厂主抛向街头的工人，给“英国职业协会”发出一份呼吁书，其中说道：“大约20年前，莱斯特的制鞋业由于采用钉鞋法代替缝鞋法而发生了变革。当时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这种新营业迅速推广开来。各商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看谁能够提供最雅致的商品。但不久就产生了一种不良的竞争，大家竞相在市场上廉价出售。有害的后果很快表现在工资的降低上，劳动的价格急剧下降，以致许多商店现在只付出原来工资的一半。然而，尽管工资越降越低，看来利润却随着工资率的每一变动而增加”。——工厂主甚至利用工业的不利时期，通过过分降低工资，也就是直接盗窃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取得巨额利润。下面是考文垂丝织业危机时期的一个例子：“根据我从工厂主和工人那里得到的材料来看，工资的降低无疑地超过了由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或其他原因而需要降低的程度。多数织工的工资降低了30％至40％。五年前，工人织一幅丝带可得6或7先令，现在只能得3先令3便士或3先令6便士；另一种劳动，从前得4先令和4先令3便士，现在只得2先令或2先令3便士。工资的降低超过了为刺激需求而必须降低的程度。实际上，就许多种丝带来说，在工资降低时，从来没有出现过商品价格的任何降低。”（弗·德·朗格委员的报告，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1866年第5号报告》第114页第1号）］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涨潮退潮中间实现。而且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则不仅把被驱逐的工人吸收进来，而且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并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在这最初的45年，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荣。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175]，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危机。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1827年，略有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和输出量大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连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1835年，大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到可怕的穷困。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起初是继续高涨，以后有相反的征候。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125]，工资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相威胁。1853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贫困。1854年，繁荣，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破产消息从美国、加拿大和东亚市场纷纷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1863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高涨持续了一些时候，随后出现相反的趋势，美国南北战争，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1860年到1861年的世界市场状况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部分地说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是个事实，它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和得比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注：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30页。］当然，1861年联合王国的2887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2887家工厂中，有2109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2109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10蒸汽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到20马力之间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马力和20马力以上的有1372家。［注：同上，第18、19页。］小工厂多半是在1858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交由以前的监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经破产了。其实，棉荒避免了商业危机，不然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1/3，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只占投入棉纺织业的资本的很小很小一部分。至于瘫痪的规模，据可靠估计，1862年10月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这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每周60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在精纺厂）、苏拉特棉（东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飞花掺苏拉特棉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特棉纤维较短，质地不纯，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计件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20％、30％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率降低了5％，7．5％和10％。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3天、3天半、4天或者每天只劳动6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年时，情况已经比较好转，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3先令4便士、3先令10便士、4先令6便士、5先令1便士等。［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41—45、51页。］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资方面的创造精神也没有丝毫减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产品出了毛病，这也成了罚扣工资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还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时说道：他们 “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时期，织布工人周工资最低是2先令6便士”［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41、42页。］。 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也常常要从工资中扣除房租。［注：同上，第57页。］难怪在郎卡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能表明特征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象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注：同上，第50、51页。］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薰得人恶心……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纺成纱后重20磅”［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62、63页。］。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报告说： “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1/4)磅棉花和2+(3/4)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疋5+(1/4)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卖的布，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30日》第27页。］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厂外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工资降低和失业、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注：引自波尔顿警察局长哈里斯的信，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1、62页。］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独霸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176]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谷物法废除之后，从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9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注：1863年春，棉纺织工人在要求成立移民协会的一份呼吁书中说：“工厂工人的大量移民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才会否认。下列事实表明，经常不断地移民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平时的地位。这些事实就是：1814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这只是数量的指数）是17665378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是20070824镑；1858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是182221681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只是43001322镑；数量增加为十倍，而卖得的价格只增加一倍多一些。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工厂工人极其有害的结果，是由各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劳动的经常过剩，而这种过剩对我们这个生产部门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它在被消灭的威胁下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在现有制度下，商业的周期性停滞就象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这种停滞可能使我们棉纺织工厂停工。但是，人的创造精神并不因此就停歇下来。根据最低的估计，最近25年有60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由于为了使产品便宜而不断排斥劳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工无法在工厂找到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1、52页）在以后的某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棉纺织业的大灾难中，工厂主先生们是怎样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来力图阻止工厂工人的外移。］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108页第447号。］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末，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小生产可以间或地，并且也只能是暂时地同机械动力结合起来，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卡路里机[157]，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注：在美国，手工业在机器基础上的这种再现，是常见的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向工厂生产的必然过渡中，同欧洲甚至同英国比较起来，那里的积聚一日千里地飞跃进展。］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织机交2+(1/2)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注：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4页。］在过程的性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间新兴的工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厂生产。这种形态变化，在工场手工业性质的制品生产不是由顺序展开的过程组成，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过程组成的地方，会特别困难。例如，这种情形对于钢笔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碍。但是大约十五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各不相干的过程。1820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12打钢笔尖价格7镑4先令，1830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8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发商的价格是2到6便士。［注：吉洛特先生在北明翰建立了第一座大规模的钢笔尖手工工场。早在1851年，该厂就能生产18000多万枚笔尖，每年消费120吨钢板。北明翰垄断着联合王国的这一行业，现在每年生产几十亿枚钢笔尖。根据1861年的调查，这一行业雇用的工人人数为1428人，其中女工1268人，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逐渐溶解，并不断发生变化。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就是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例如，梯利先生在爱尔兰的伦敦德里所开设的衬衫工厂，就雇用着1000个工厂工人和9000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ⅤⅢ页第415号。］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同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职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c）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北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1万个妇女外，还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钮扣业、珐瑯业、电镀业和油漆业中劳动。［注：甚至设菲尔德的锉刀业也雇用儿童！］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第6页第55、56号；第7页第59、60号。］在订书业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注：同上，第114、115页第6—7号。调查委员公正地指出，如果在其他地方是机器代替人，那末在这里的的确确是少年代替了机器。］一种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卡内里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可以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还可以当作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注：见关于破布贸易的报告以及《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附录第196—208页的大量实例。］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1866年）。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斯莱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呎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运到210呎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练工人，又是一个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7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个别的才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南奥菲尔德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ⅩⅥ—ⅩⅤⅢ页第86—97号；第130—133页第39—71号。还可参看《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48、56页。］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4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106]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现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29、31页。］ 为了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出一张死亡统计表［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0页。西蒙医生指出，伦敦25—35岁的裁缝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因为他们的伦敦雇主从农村得到大量的30岁以下的青年“学徒”和“实习生”（即那些想提高自己手艺的人）。这些人在调查中算作伦敦人，他们使伦敦死亡率的计算基数增大了，但是并没有使伦敦死亡的人数相应增加，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要返回农村去，特别是在患重病的时候。（同上）］： 各有关产业部门 雇用的不同年龄 的工人人数在健康方面 互相比较的 几个产业部门各有关产业部门按年龄划分 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 25—35岁35—45岁 45—55岁 958265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 7438051145 男22301女12377 ｝伦敦的裁缝业958 12622093 13803伦敦的印刷业 89417472367 ｄ）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注：这里指的是用铁锤打成的钉子，而不是机器生产的钉子。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Ⅺ、ⅪⅩ页第125—130号；第52页第11号；第113—114页第487号；第137页第674号。］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 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15万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1万人，其余的14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定昂贫民诊所特鲁曼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686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17岁到24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ⅩⅫ页第166号。］：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1859年每9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1860年每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1861年每8人中有1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真正花边业，而在英国，这一行业通常都已经采用机器了。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场和商店等处的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地方是20至40人，有些地方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1/2)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至600立方呎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1200立方呎。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67—100立方呎。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铺的是石板或砖块。 “在诺定昂，常常可以看到15个至20个儿童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12呎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24小时内要干15小时，这种劳动本身由于单调乏味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点。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时间越长，“老板娘”用“长棍”来催促儿童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疲乏了。他们的劳动单调乏味，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简直象小鸟一样不能安静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ⅩⅨ、ⅩⅩ、ⅩⅪ页。］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定昂周围80哩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ⅩⅪ、ⅩⅫ页。］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域。一个是洪尼顿花边业区，包括戴文郡南海岸20哩至30哩宽的地带和北戴文的少数地方；另一区域包括白金汉、培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杭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3000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5岁起（有时还要小）劳动到12岁或者15岁。年龄最小的儿童在第一年每天劳动4至8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8点或10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象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18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呎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18个人，每人占有24+(1/2)立方呎。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2岁到2岁半的儿童干活。”［注：同上，第页。］ 在白金汉和培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哈特福郡的大部分地区和艾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913人，其中儿童近7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在3岁到4岁之间，就开始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挨饿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码。下工后，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呎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12+(2/3)立方呎、17立方呎、18+(1/2)立方呎，最多也不到22立方呎。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呎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ＸＬ、ＸＬＩ页。］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工资制（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版第185页。］ （ｅ）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 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随着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变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和女帽业，便帽业，裁缝业，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注：妇女头饰业严格说来只指头饰物的制作，但它也制作女大衣和大披肩；而dressmakers〔女时装工〕则相当于德国的Putzmacherinnen。］，衬衫业和缝纫业，胸衣业，手套业和制鞋业，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586298人，其中20岁以下的至少有115242人，15岁以下的有16560人。在联合王国（1861年），这类女工共有750334人。同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制帽业、制鞋业、手套业及裁缝业雇用的男工有437969人，其中15岁以下的有14964人，15岁至20岁的有89285人，20岁以上的有333117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1861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024267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事“服饰”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肢体[66]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傅，不过他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象制鞋业等等；最后，有所谓的家庭工人，他们生产大部分产品，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较小的手工业师傅的分支机构。［注：英国的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大多是在雇主的房屋里进行生产的，工人一部分是住在那里的常雇女工，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打短工的女工。］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成。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注：调查委员怀特视察了一个军服手工工场，该工场雇有1000—1200人，几乎全部是女性：他又视察了一个有1300个工人的制鞋工场，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和少年，等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ＸＬⅦ页第319号）］但这些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由于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销售市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转折点来到了。旧方法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多少采用一些系统发展起来的分工。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所有部门（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业，缝纫业，制帽业等）的具有决定性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劳动者。最近十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惊人增长，同机器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注：例如，1864年2月26日，在中央注册局局长[177]的一周死亡情况报告中有5起饿死事件。同一天，《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一起饿死事件。一周中有6个人成了饥饿的牺牲品！］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支出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鞋业、胸衣业和制帽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在再塞进缝纫机，对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调查委员洛德说： “一走进有30到40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劳动场所，就感到受不了……温度（一部分是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高得可怕……在这些劳动场所尽管通行的是所谓适度的劳动时间，即从上午8点至下午6点，但每天照例还是有3个或者4个人晕倒。”［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ⅩⅦ页第406—409号；第84页第124号；第LⅩⅩⅢ页第441号；第68页第6号；第84页第126号；第78页第85号；第76页第69号；第LⅩⅩⅡ页第438号。］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这些过渡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缝纫机占领这一或那一工业部门的范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工人当时的状况，取决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或家庭生产三者谁占优势，取决于劳动场所的租金［注：“劳动场所的租金看来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把工作包给小雇主和家庭的旧制度在首都维持得最久，恢复得最早。”（同上，第83页第123号）后面这句话只是就制鞋业而言。］，等等。例如，在劳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裁缝业、衬衫业和制鞋业等行业中，种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产；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头儿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阁楼”里把10—50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最后，有的地方则象机器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数外面雇来的工人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注：在手套业等行业中，工人的状况和需要救济的贫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在英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一步加工。［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3页第122号。］但是，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变的趋势。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注：仅仅莱斯特一个地方，生产批发商品的制靴制鞋业，在1864年就已经使用了800台缝纫机。］，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从而迫使家庭工人出卖自己的缝纫机。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4页第124号。］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象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注：例如，伦敦品利科的军服厂，伦敦德里的梯利—汉德逊衬衫厂，里美黎克的一家使用近1200个“人手”的台特公司服装厂就是这样。］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末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例如，英国生产服饰的庞大领域，正如大部分其他行业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的变革。但在这以前，所有这些形式已经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完全变样、解体，变得畸形了，它们没有显示出工厂制度的积极发展因素，却老早就再现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注：“向工厂制度过渡的趋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ⅩⅦ页）。“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过渡状态，并经历着花边业、织布业等已经历过的那种变化。”（同上，第LⅩⅦ页第405号）“一次完全的革命。”（同上，第ⅩLⅥ页第318号）在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那个时期，织袜业还是手工操作。从1846年起，就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机器，现在这些机器已用蒸汽推动。英国织袜业雇用的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男女工人总数，在1862年将近12万人。其中受到工厂法约束的，根据1862年2月11日的议会报告[178]，只有4063人。］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注：例如，关于陶器业，“格拉斯哥不列颠陶器厂”的柯克伦公司报告说：“为了维持我们的生产水平，我们现在广泛地使用机器，用非熟练工人去照管它们。每天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做能够比使用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3页）。“工厂法的作用，是促进机器的进一步采用。”（同上，第13、14页）］，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注：例如，陶器业实行工厂法以后，用机动辘轳代替手摇辘轳的现象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结集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末，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唯一基础。 工厂生产的重要条件，就是生产结果具有正常的保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预期的有用效果，特别在工作日被规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规定的工作日的法定休息时间，要求劳动能够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顿下来，而不损害正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制品。当然，纯机械性质的行业同那些要经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行业（如陶器业、漂白业、染色业、面包业以及大部分金属加工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劳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对人力的肆意糟蹋照旧存在，每一种自然发生的障碍都会很快被看作生产上的永恒的“自然界限”。没有一种毒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法消灭这类“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没有任何人比陶器业的先生们叫喊“不可能”叫得更响亮的了。1864年，工厂法强制施行到他们身上，过了16个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工厂法所引起的 “用压缩代替蒸发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炉子的新结构等等，都是制陶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上一世纪无法比拟的制陶技术上的进步……炉温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减少了，土坯烧得更快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127页。］。 同各种预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产量，结果从1864年12月到1865年12月的12个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三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过了138628镑。在火柴业里，少年们甚至在吃中饭时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发热的磷混合溶液，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们脸上，这种情况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规律。工厂法（1864年）的实施使工厂不得不节省时间，结果促使一种浸蘸机问世，这种机器发出的气体不会扑到工人身上。［注：火柴厂由于采用了这种机器和其他的机器，其中一个部门就用32个14岁至17岁的男女少年代替了230个青年。1865年，由于蒸汽力的应用，这种节省工人的做法又进了一步。］目前还没有受到工厂法约束的那些花边工场手工业部门还坚持认为，由于各种花边材料烘干时间长短不同，从3分钟到1小时或1小时以上不等，所以吃饭时间不能固定。对于这种说法，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回答说： “这里的情况和壁纸业的情况一样。这个部门的某些主要工厂主曾激烈地争辩说，由于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和这些材料要经过的各道工序的差异，突然停下劳动去吃饭，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按照《工厂法扩充条例》〈1864年〉第6节第6条的规定，自该法公布之日起给予他们18个月的期限，期满后，他们就必须遵行工厂法所规定的休息时间”［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Ⅸ页第50号。］。 议会刚批准这个法律，工厂主先生们就已经发现： “我们原来预料实行工厂法后会产生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发现生产有任何瘫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2页。］。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独创性）根据经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生产上的自然障碍。因此，当一个工业部门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6到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工厂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但是，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象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末，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注：“必要的改良……在许多旧的手工工场中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要支出一大笔资本，而这是现在许多所有者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工厂法的施行必然会引起暂时的紊乱，这种紊乱的程度同需要革除的弊病的大小成正比。”（同上，第96、97页）］ 撇开纯技术上的和技术上可以排除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注：以高炉为例，“由于工人们习惯于在星期一不上工，有时星期二的一部分时间或者整天也不上工，所以，每到周末，劳动时间一般都要大大延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Ⅵ页）。“小师傅们的劳动时间一般是极不规则的。他们放过2天或者3天，以后就通宵劳动以弥补损失……如果他们有子女，还会让自己的子女来劳动。”（同上，第Ⅶ页）“上工时间没有规则的现象，由于人们可能并且习惯于靠过度劳动来弥补损失而得到了滋长。”（同上，第ⅩⅤⅢ页）“在北明翰，时间的损失令人吃惊……他们在一部分时间里游游逛逛，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拚命赶活。”（同上，第Ⅵ页）］劳动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为前提的。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因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因赶时髦而形成的所谓旺季，此外，还会突然出现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完成大批定货的情况。这种短期定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来越变得经常了。例如，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定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14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象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定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ⅩⅩⅫ页。“据说，铁路系统的扩展大大地助长了这种突然定货的习惯，结果工人们不得不拚命赶活，连饭都顾不上吃，还要加班加点。”（同上，第ⅩⅩⅪ页）］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所谓旺季，由于突如其来的定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资本家根本不用去考虑厂房、机器等的利用问题，而只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在这个领域里，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时，迫使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11点、12点、2点，事实上，就象通常所说的，延长到随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ⅩⅩⅩⅤ页第235号和第237号。］。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相信，让一个少年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少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注：同上，第127页第56号。］ 这些所谓“商业习惯”（《usageswhichhavegrownwiththegrowthoftrade》），同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界限”，这也是棉纺织业巨头们在最初受到工厂法威胁时最喜欢叫喊的口号。虽然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谓的“商业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一种无聊的借口了。［注：“至于说到因航运未能准时完成托运任务而使商业受到的损失，使我想起，这是1832年和1833年工厂主先生们最喜欢列举的论据。现在，蒸汽已把一切距离缩短了一半，并对交通进行了新的调整。因此，在这方面已提不出任何象过去那样有力的论据了。这类论调当时在实际考验面前就已经站不住脚，现在肯定也经不起再次考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55页）］事实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ⅩⅧ页第118号。］；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赶时髦的风气［注：还在1699年，约翰·贝勒斯就指出：“时髦的变化无常，使贫苦的穷人增加。它有两大害处：1．帮工在冬季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因为衣料商人和织布厂老板在春天到来以前，在他们得知什么东西将成为时髦货以前，不敢支出资本去雇用帮工；2．在春天，帮工又不够用，于是，为了保证王国商业在一季或半年内的需要，织布厂老板必须招收许多学徒，这样就把农民从耕犁旁夺走了，以致使农村缺乏人手，而城市则大都充满乞丐，一到冬季，许多耻于乞讨的人就会饿死。”（《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第9页）］，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171页第34号。］；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注：例如，布莱得弗德出口商人的证词说：“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少年人在商店里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7点或7点半就够了，用不着再延长。唯一的问题是得增加开支和增加人手。如果某些雇主不这样贪图利润，少年人是没有必要劳动到这样晚的；添置一部机器只需花费16镑到18镑……一切困难都是由设备不够和空间不足引起的。”（同上，第171页第35、36、38号）］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商业制度自然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注：同上，[第81页第32号］。伦敦有一个工厂主认为，强制规定工作日是保护工人不受工厂主侵害的手段，也是保护工厂主本身不受批发商侵害的手段。他说：“我们的行业所受到的压力是由出口商人造成的；例如，他们愿意用帆船运送货物，既想在一定的季节到达目的地，同时又想把帆船运费和轮船运费之间的差额装进自己腰包；或者，从两艘轮船中挑选最先出航的一艘，争取在他们的竞争者之前到达国外市场。”］。但是，正象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注：有个工厂主说：“只有在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以牺牲生产的扩大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页第38号）］，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 9．工厂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象棉纱、走锭精纺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谈到工厂法在英国普遍实行之前，我们还要简单地提一提英国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时数无关的某些条款。 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它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我们在第三卷里还会谈到，工厂主曾怎样进行疯狂的斗争，反对这些要求他们拿出少量的钱来保护他们“人手”的四肢的条款。在这里，再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在一个存在着对抗利益的社会里，人人追逐私利，就会促进公共福利。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大家知道，在过去二十年间，爱尔兰的亚麻工业以及随之兴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64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约1800个。每到秋冬两季，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主要是少年和妇女，即附近小租地农民的妻子儿女，便定期地放下地里的活，到打麻工厂从事往辗压机里装填亚麻的劳动。这里的事故，按其数量和程度来说是机器史上根本没有先例的。只在基尔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工厂里，从1852年至1856年就一共发生6起造成死亡和60起造成严重残废的事故，而所有这些事故本来只要花几先令，安上一些最简单的装置就可以防止。达翁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合格医生冯·怀特，在1865年12月16日的官方报告中说道：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点。大多都是身体被铡掉四分之一。受伤者的通常结局，不是死亡就是变成残废，痛苦终身。国内工厂数量的增多当然会扩大这种可怕的结果。我相信，通过国家对打麻工厂的适当监督，可以避免身体和生命的大量牺牲。”［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Ⅴ页第72号及以下各号。］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卫生保健设施，也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 “1864年的工厂法使陶器业的200多个工场进行了粉刷和清扫，这些工场已经有二十年或者根本就节制了这一类的工作。〈这就是资本的“节欲”！〉这些作坊里雇有27878个工人，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过度的日间劳动甚至往往在过度的夜间劳动中，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使得这种在其他方面危害较少的职业也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工厂法使通风设备大大增加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7页。］ 同时，工厂法的这个部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我们一再指出，英国的医生曾异口同声地宣布，每人起码要有500立方呎的空间才能持续地工作。好了！既然工厂法通过它的各种强制性规定间接地加速了较小的工场向工厂的转化，从而间接地侵害了较小的资本家的所有权，并确保了大资本家的垄断权，那末，法律关于工场中的每个工人应占有必要空间的强制规定，就会一下子直接剥夺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就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也就是说，会破坏大小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消费而实现自行增殖。因此，工厂法在500立方呎的空间面前碰壁了。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都一再强调500立方呎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说不可能强迫资本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条件。［注：我们从经验中发现，一个中等健康的人每次呼吸通常大约要消耗25立方吋空气，而每分钟大约要呼吸20次。所以，一个人在24小时内所消耗的空气约为72万立方吋或416立方呎。我们又知道，呼吸过的空气在自然大工场内经过净化以前，是不能再用于呼吸过程的。根据瓦伦亭和布朗纳的试验，一个健康的人看来每小时呼出的碳酸气约为1300立方吋；这就等于说，在24小时内从肺中排出的，约合8盎斯固体炭素。“每人至少应该有800立方呎。”（赫胥黎）］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注：根据英国工厂法，如果父母不能让他们的14岁以下的孩子同时受初等教育，就不能把他们送进“受监督”的工厂做工。工厂主对遵守法律有责任。“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1页）］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注：关于体育（对青少年来说还有军事训练）同工厂儿童和贫民学生的强制教育相结合的非常有利的结果，可以参看纳·威·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3、64页）并参看1865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118、119、120、126页及以下各页。］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一个天真的丝织厂主曾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诀在于从幼年时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有劳动和游戏作为他们上课的调剂。”（《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82页第36号）］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注：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第66页。把纳·威·西尼耳在1863年的演说和他对1833年工厂法的痛骂比较一下，或者把这次大会的观点同英国某些农业区域仍然在饿死的威胁下禁止贫穷的父母送子女上学的事实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如何通过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的。例如，斯纳耳先生报告说，在索美塞特郡，如果有一个穷人向教区请求救济，他就得被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这已经成为惯例。例如，菲尔汉市的牧师沃拉斯顿先生谈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家庭被拒绝给予任何救济，“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注：当手工业性质的机器即人力推动的机器，同发达的机器即以机械动力为前提的机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竞争时，推动机器的工人中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是蒸汽机代替工人，而现在却是工人要代替蒸汽机。工人的劳动力的紧张和消耗因此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种苦刑的完全是未成年人！如调查委员朗格在考文垂及其附近地方发现，人们使用10岁到15岁的少年推动织带机，至于使用更幼小的孩子去推动小型织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儿童成了蒸汽力的单纯的代用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114页第6号）关于官方报告所说的“这种奴隶制度”的杀人后果，见同页及以下各页。］，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上：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例如，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会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 “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他们的工资虽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会随着他们的成长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较高和责任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职位，因为每一台机器只需要一个看管工人，却往往需要4个少年。”［注：同上，第7页第60号。］ 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 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依附，他的职业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坏［注：“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根据统计报告，有许多牧羊人和茅舍贫农及其妻子儿女，穿着他们用自己鞣制的皮革缝制的鞋子，穿着不经任何外人之手而自己制成的衣服，做衣服的材料是他们自己从羊身上剪下来的，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麻。在做衣服时，除锥子、针、顶针和极少数织布用的铁制工具外，几乎没有一件买来的东西。染料是妇女们自己从树、灌木、野草上面采来的。”（《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全集》汉密尔顿版第8卷第327—328页）］，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注：在埃蒂耶纳·布瓦洛的有名的著作《手工业手册》中写道，帮工升师傅时，要做如下宣誓：“要兄弟般地热爱同行弟兄，扶持同行弟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中决不随意泄露本行秘诀，甚至为了整体的利益，决不为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向买主介绍他人制品的缺点。”］，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注：“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5页[179]）］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注：“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莎士比亚）[180]］，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注：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后这样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旦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请相信我的忠诚！——我也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由于矿山劳动的收入不多，我就抛弃了这个职业到城里去，在那里我先后作过印刷工人、屋面工人、铸铅工人等等。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象一个软体动物而更象一个人了。”（昂·科尔崩《论职业教育》第2版第50页）］，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181]——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注：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十七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结束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他说得很好：“游手好闲的学习并不比学习游手好闲好……体力劳动是上帝自己原本安排好了的……劳动对于身体健康犹如吃饭对于生命那样必要，因为游手好闲固然使人免掉痛苦，但疾病又会给他带来痛苦……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而思想把灯点燃……愚笨的儿童劳动〈这是对巴泽多夫及其现代模仿者们的充满预感的反驳〉会使儿童的心灵愚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12、14、16、18页）］ 当工厂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最初仅仅表现为对资本的剥削权利的干涉。相反地，对所谓家庭劳动［注：这种劳动多半也在较小的工场中进行，正如我们在花边手工工场和草辫业中看到的那样，特别是设菲尔德、北明翰等地的金属手工工场，能够更详细地表明这一点。］的任何规定都立即表现为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父母权力）的直接侵犯。温和的英国议会对于采取这一步骤长期来一直装腔作势，畏缩不前。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进行无限度的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绝对权力……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父母权力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ⅩⅤ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ⅩⅩⅩⅧ页第285、289号，第ⅩⅩⅤ、ⅩⅩⅥ页第191号。］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注：“工厂劳动可以象家务劳动一样洁净、美妙，甚至更洁净、更美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9页）］ 工厂法从一个只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法律，发展成为一切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传统形式经历着彻底的变革：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变成了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在这里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有两方面的情况：第一，经验不断反复证明，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注：同上，第27、32页。］；第二，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注：关于这一点，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我们且听一听关于这方面的两种由衷的呼声吧。伍·库克斯利先生们（布利斯托尔的生产钉子、链条等的工厂主），自愿在自己的企业里实行工厂条例。 “因为邻近各厂继续存在着旧的未经规定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得不遭受损失，眼看着他们的少年工人在下午6点钟以后被引诱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工。他们当然会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会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从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照理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页第35号。］ 辛普森先生（伦敦纸袋纸盒厂的工厂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 “他愿意在任何一个要求实行工厂法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他在晚上总是感到不安，工场一关门他就想，别的工场干的时间更长些，正在把生意从他的鼻子底下抢走。”［注：同上，第Ⅸ页第28号。］ 童工调查委员会总结说： “只使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规定，而他们同行业的小工场在劳动时间上却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这对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在劳动时间的限制上，把较小的工场看作例外，就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这是一种不公平。除此以外，对较大的工厂主来说还有一种不利：他们的少年工和女工的供给会被引到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最后，这会促使较小的工场增加，而这些较小的工场对国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最为不利的。”［注：同上，第ⅩⅩⅤ页第165—167号。关于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请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页第144号；第25页第121号；第26页第125号；第27页第140号等等。］ 童工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建议把140多万儿童、少年和妇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剥削）置于工厂法的约束之下。［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部门如下：花边工场手工业，织袜业，草辫业，各种服饰工场手工业，制花业，制鞋业，制帽业，手套业，裁缝业，一切金属工厂（从炼铁厂到制针厂），造纸厂，玻璃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业，橡胶厂，制筘（纺织用）业，手织地毯业，雨伞阳伞工场手工业，纱锭及筒管业，印刷业，装订业，文具用品业（这里还包括纸盒、卡片、颜色纸等的生产），制绳业，玛瑙装饰品工场手工业，砖厂，手工丝织业，丝带业，盐厂，制烛厂，水泥厂，砂糖精制业，饼干业，各种木器业及其他种种杂品制造业。］委员会说： “如果议会全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末毫无疑问，这样的立法不仅对同它直接有关的年幼和体弱的工人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而且对直接〈妇女〉和间接〈男子〉地受立法约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这种立法会迫使他们接受规则的和适度的劳动时间；它会节约和积蓄体力储备，而这同他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是息息相关的；它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ⅩⅤ页第169号。］ 托利党内阁在1867年2月5日通过国王演辞宣布，它已经把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提案［注：工厂法扩充条例于1867年8月12日通过。它约束的，是所有金属铸造业、金属锻冶业及金属加工工场手工业（包括机器制造厂），其次是玻璃工场手工业，造纸工场手工业，古塔波树胶工场手工业和橡胶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业，印刷业，装订业，以及一切雇有50人以上的工场。——1867年8月17日通过的规定劳动时间的法律，约束较小的工场以及所谓家庭劳动。——我在第二卷中还会回过来讲到这些法律和1872年的新矿业法等等。］定为“法案”。做到这一步，竟需要在无价值的生物体上进行一个长达二十年的新试验。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1840年就已经成立了。该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用纳·威·西尼耳的话来说，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也许有人会说，报告描写的是过去时代的惨状。但遗憾的是，我们面前的一些报告说明，这种惨状仍然存在，同过去一样严重。两年前哈德威克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写道，1842年受到指责的弊端，在今天〈1863年〉仍然非常泛滥……这份报告〈1842年〉二十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但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注：西尼耳《社会科学会议》第55—58页。］。 在这期间，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议会再也不敢象当年拒绝童工调查委员会1842年的要求那样，拒绝该委员会1863年的要求了。因此在1864年，当该委员会只公布了它的一部分报告时，瓦器业（包括陶器业）、壁纸、火柴、弹药和雷管制造业以及剪绒业，便都受到已在纺织业中实行的那些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托利党内阁通过1867年2月5日的国王演辞，公布了以童工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66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议案为基础的新法案。 1867年8月15日和21日，工厂法扩充条例和工场管理条例先后获得国王批准。前者约束大企业，后者约束小企业。 工厂法扩充条例约束炼铁厂、铜铁工厂、铸造厂、机器制造厂、金属加工厂、古塔波树胶厂、造纸厂、玻璃厂、烟草厂，还有印刷业和装订业，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100天同时雇有50名以上工人的同类工业的工场。 为了对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的扩大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引用该法律规定的几个定义： “手工业是指〈在这项法律中〉任何一种作为职业或者为了谋利而从事或者附带从事的手工劳动，它用于制造、改装、装饰、修理或最后加工某种待售的物品或这种物品的一部分。” “工场是指有任何一个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在其中从事某种‘手工业’，并且雇用这个儿童、少年或妇女的人有权进入并实行监督的一切有顶的或露天的房间或场所。” “受雇是指在一个师傅或在符合下述详细规定的尊亲之一的手下从事一种‘手工业’，不管领工资或不领工资。” “尊亲是指父、母、监护人、或其他负责监护或监督某一……儿童或少年工人的人。” 第7条规定，凡违反该法律的规定而雇用儿童、少年工人和妇女者，得处以罚款，这一条不仅适用于工场主（不管是不是尊亲之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亲以及其他对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有监护权或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直接好处的人”。 适用于大企业的工厂法扩充条例作了大量可耻的例外规定和对资本家的卑怯妥协，因此同工厂法比较起来，是后退了。 工场管理条例的各项细节十分贫乏，它在被授权执行该法律的市政及地方当局手中仍然是一纸空文。1871年议会从这些当局手里收回该法的执行权，把它交给了工厂视察员，从而使工厂视察员的视察范围一举扩大了10万多个工场，单是砖厂就增加了300个，但对于本来就很缺乏的视察人员，只十分谨慎地增派了8名助手。［注：工厂视察人员包括：2名视察员，2名助理视察员，41名副视察员。新添的8名副视察员是1871年任命的。1871年至1872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用于执行工厂法的费用总共只有25347镑，其中还包括控告违法事件的诉讼费。］ 因此，在1867年的这次英国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 1862年的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对采矿业实行一种新的规定；采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过去，这两种利益的对立曾有利于工厂法的制订；现在，正是由于不存在这种对立，才足以说明矿业立法为什么会如此拖延和施展诡计。 1840年调查委员会揭露了骇人听闻、令人愤慨的事实，这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以致议会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不通过了1842年的矿业法，这项法律仅限于禁止使用妇女和不满10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 以后，1860年，制订了矿山视察法，规定矿山要受专门任命的国家官员的检查，不许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除非他们持有学校的证明或者按一定的时数上学。由于任命的视察员少得可笑，职权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将要详细叙述的原因，这项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 关于矿山的最近的蓝皮书[5]之一，是《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1866年7月23日》。这是由下院议员组成的一个有全权传讯证人的委员会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册对开本，其中报告本身一共只有五行，内容是：委员会无话可说，还必须传讯更多的证人！ 讯问证人的方法使人想起英国法庭的反问法，就是律师乱七八糟地提出各种无耻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弄得证人胡里胡涂，然后对他的话加以歪曲。在这里，律师也就是议会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矿主和矿山经营者；证人是矿工，大部分是煤矿工人。这套滑稽戏最能说明资本的精神了，因此在这里不能不引述几段。为了便于考察起见，我把调查的结果分类叙述。要记住，问题和回答在英国蓝皮书中都编有号码，而这里所引用的都是煤矿工人的证词。 1．矿山中10岁以上童工的劳动。劳动，连同到矿山往返的路程，一般持续14至15小时，有时还要长，从早晨3、4、5点钟到傍晚4—5点钟。（第6、452、83号）成年工人分两班劳动，或者说劳动8小时，但是为了节省开支，儿童不换班。（第80、203、204号）年幼的儿童主要是雇来开关矿内各巷道的通风门，大一些的儿童则做较重的活，如运煤等等。（第122、739、740号）这种长时间的井下劳动一直要做到18岁或者22岁，然后才转入真正的挖煤劳动。（第161号）现在儿童和少年所受的折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残酷。（第1663—1667号）矿工几乎一致要求议会制订一项法令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从事矿山劳动。于是，哈西·维维安（他自己就是一个矿山经营者）问道： “这种要求难道不取决于父母的贫穷程度吗？”勃鲁斯先生问道：“如果父亲死了或者变成残废等等，那末夺去家庭的这个收入来源，难道不残忍吗？那就必须施行一项普遍的规章。你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不满14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吗？”回答：“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第107—110号）维维安：“如果矿山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父母不会把孩子送到工厂等处去吗？——一般说，不会。”（第174号）工人：“开关通风门看起来很容易，但这是很苦的活。他们不仅老是挨风吹，而且关在那里完全象关在阴暗的牢房里一样。”资产者维维安：“孩子如果有灯，他不能在看门的时候读读书吗？——首先，他得自己买腊烛，再说，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工作，他必须尽他的责任。我从来没见过有孩子在矿里念书。”（第139、141—160号） 2．教育。矿工要求象工厂中那样，制定一项有关儿童强制教育的法律。他们认为，1860年法令中关于使用10—12岁儿童要有学校证明的条款纯粹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审讯官的“寻根究底的”盘问在这里实在可笑极了。 “法令应当更多地约束谁呢，雇主还是父母？——对双方都约束。”（第115号）“不更多地约束其中的一方吗？——让我怎么回答呢？”（第116号）“雇主有没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劳动时间规定得适合于上学呢？——从来没有。”（第137号）“矿工以后能改进自己的教养吗？——一般说来，他们越来越坏；染上了各种恶习；酗酒、赌钱等等，完全堕落了。”（第211号）“为什么不送孩子们进夜校呢？——多数煤矿区根本没有夜校。但主要的是，孩子们都让长时间的过度劳动累得精疲力尽，连眼睛也睁不开。”资产者最后断定说：“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罗？——决不是，不过……”（第454号）“1860年的法令不是规定矿主等等在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时要索取学校的证明么？——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矿主不照办。”（第443号）“你认为，法律的这项条款没有普遍实行吗？——根本就没有实行。”（第444号）“矿工对教育问题很关心吗？——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第717号）“他们都盼望实行这项法律吗？——绝大多数人都盼望。”（第718号）“为什么他们不迫使实行这项法律呢？——有许多工人希望拒绝没有学校证明的儿童做工，但是他会成为被记名的人。”（第720号）“谁给他记名呢？——他的雇主。”（第721号）“那你岂不是相信雇主会追究一个服从法律的人吗？——我相信雇主会这样做。”（第722号）“为什么工人不拒绝使用这样的儿童呢？——这可不由工人作主。”（第723号）“你要求议会干涉吗？——要在矿工的孩子们的教育上多少做出点有成效的事情，议会必须制定一项法令来强制实行。”（第1634号）“这种办法应适用于大不列颠全部工人的孩子呢，还是只适用于矿工的孩子？——我到这里来是代表矿工说话。”（第1636号）“为什么要把矿工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分开？——因为他们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例外。”（第1638号）“在哪一方面？——生理方面。”（第1639号）“为什么教育对他们比对其他阶级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说教育对于他们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们在矿上从事过度劳动，就更少有机会上日校和星期日学校。”（第1640号）“这类问题可不能绝对地看，难道不是这样吗？”（第1644号）“矿区的学校够么？——不够。”（第1646号）“如果国家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入学，那末，从哪里来这么多的学校容纳所有的儿童上学呢？——我想，如果情况需要这么办，学校自然会办起来的。”（第1647号）“不只是绝大部分孩子，而且绝大部分成年矿工也都不会写不会读。”（第705、726号） 3．妇女劳动。虽然从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女儿和寡妇，年龄从12岁至50、60岁不等。（第647、1779、1781号） “矿工对矿上雇用妇女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普遍反对这种做法。”（第648号）“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会使女性堕落（第649号）……妇女穿着男人的衣服。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任何的羞耻心。有些妇女抽烟。劳动同井下一样脏。其中许多已婚的妇女不能尽自己的家庭职责。”（第650—654号、第701号）“寡妇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收入（每周8—10先令）的职业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709号）“那末你仍然〈铁石心肠！〉下决心截断她们的这条谋生之路么？——毫无疑问。”（第710号）“哪儿来的这种情绪呢？——我们矿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们在煤矿里受罪……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许多姑娘一天要卸煤10吨之多。”（第1715、1717号）“你是否认为矿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没有道德？——变坏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1732号）“但你不是对工厂里的道德状况也不满意么？——不满意。”（第1733号）“那末你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妇女劳动吗？——不，我不希望。”（第1734号）“为什么不希望？——工厂劳动对于女性比较体面和适合。”（第1735号）“你不是认为这种劳动对她们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吗？——不，远不象矿上的劳动那样有害。不过，我的意见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出于生理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姑娘们的社会堕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严重的。当这些姑娘成为矿工的妻子以后，她们的丈夫就深受这种堕落之苦，这种情况使他们离开家跑去酗酒。”（第1736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不也是这样吗？——关于其他生产部门我不能说什么。”（第1737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和矿上雇用的妇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第1740号）“你能找出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吗？——我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知道我们矿区里的一些丑事。”（第1741号）“你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会使妇女堕落的地方消灭妇女劳动呢？——是的……儿童的最好的感情应由母亲来培养。”（第1750号）“但是从事农业的妇女也是这样吗？——农活只有两季，而我们这里的妇女一年四季都要劳动，有时白天黑夜接着干，汗流浃背，使她们的体质变弱，健康受到损害。”（第1751号）“你没有全盘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即妇女劳动的问题〉吗？——我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我敢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矿上的妇女劳动相似的工作。（第1753号）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干的活。”“较好的矿工想振奋起来并认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她们的连累。”[第1793、1794、1808号］ 资产者又乱七八糟盘问了一通之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对寡妇、贫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秘密。 “煤矿主们派一些绅士去当总监工，而这些总监工为了博得主人嘉许，就实行尽可能节约地办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1先令—1先令6便士，而男人却得到2先令6便士。”（第1816号） 4．验尸陪审员。 “谈到你们区里的验尸陪审员的调查，那末，在发生事故时，工人对法院的审理是否满意？——不，他们不满意。”（第360号）“为什么不满意？——特别是因为当陪审员的那些人对矿山毫无所知。工人除了当证人以外，根本不让干别的。通常总是邀请邻近的小店主当陪审员，这些人受矿主即他们的顾客的影响，对证人的技术用语一窍不通。我们要求由矿工担任一部分陪审员。判决和证人的证词一般是矛盾的。”（第361—375号）“陪审员不是应当公正吗？——是的。”（第378号）“工人会成为这样的陪审员吗？——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会使工人不公正。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第379号）“但是他们会不会由于偏袒工人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决呢？——不，我相信不会。”（第380号） 5．虚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代替两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要求按重量计算，不要按桶的容量计算，保证不使用假秤等等。 “如果桶被暗地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就可以离开矿井吗？——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1071号）“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开这种不公平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不公平的。”（第1072号）“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又可以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吗？——是的。”（第1073号） 讯问就此了结！ 6．矿山视察。工人不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带来的痛苦。 “我们也要对煤矿内通风不良提出控诉，这种情况使工人在矿内几乎无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现在在我干活的那个工作面上，恶劣的空气使许多工人病倒了好几个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还够用，然而正好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就不够用了。如果有谁向视察员控诉通风情况，那他就会被解雇，并且成为一个‘被记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1860年的矿山视察法纯粹是一张废纸。视察员的人数太少了，他们也许要7年才能进行一次形式上的视察。我们的视察员是一个不能做任何事情的70多岁的老头，他要管130多个煤矿。我们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视察员外，还需要有副视察员。”（第234号及以下各号）“这样是不是政府应当维持一支视察员队伍，让他们在没有工人报告的情况下自己就能够解决你们的全部要求？——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应该自己到矿井里来听取报告。”（第280号）“你是否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通风等责任〈！〉从矿主身上推到政府官员身上呢？——绝不会这样，他们的职责是要迫使人们遵守现行的法律。”（第285号）“你说的副视察员是不是指那些比现任视察员薪水少资历浅的人呢？——如果你们能够派比较好的，我绝不希望要资历比较浅的。”（第294号）“你们是要更多的视察员呢，还是要比视察员低一级的人呢？——我们需要那些能亲自到矿上来跑跑并且不顾私利的人。”（第295号）“如果你们要求派次一级视察员的愿望得到满足，那末他们在熟练程度上的缺陷不会造成危险吗？……——不会；政府的责任是委派适当的人员。”（第297号） 这种讯问法最终连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他插进来说： “你们是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员，能亲自到矿井看看并把情况报告给视察员，而视察员就可以运用他的较高级的知识。”（第531号）“所有这些旧矿井都搞通风设备，不是会造成很大的花费吗？——是的，费用可能会增加，但人们的生命将得到保障。” 一个煤矿工人对1860年法令第17条表示抗议： “现在，如果矿山视察员发现矿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须向矿主和内务大臣报告。然后矿主有20天的考虑时间；20天期满后，矿主可以拒绝任何改进。但是矿主要是这样做，他就必须给内务大臣打一个报告，并向他推荐5名矿山工程师，由内务大臣从中挑选仲裁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矿主实际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第581号） 资产者讯问人（他自己就是矿主）说： “这纯粹是一种思辨的异议。”（第586号）“这样说来，你们对矿山工程师的正直评价很低了？——我是说，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588号）“难道矿山工程师不具备某种公正的品格，从而可以使他们的决定避免你们所担心的那种偏袒吗？——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人的个人品格的问题。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做事很不公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地方，应当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第589号） 这个资产者又厚颜无耻地问： “你不认为矿主也会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损失吗？” 最后还问道： “你们工人不请求政府的帮助不能自己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吗？——不能。”（第1042号） 1865年在大不列颠有3217个煤矿和12个视察员。约克郡的一个矿主（1867年1月26日《泰晤士报》报道）自己曾计算过，撇开视察员的纯事务性的工作（而这就占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不说，每个矿山每10年才能被视察一次。无怪近几年来（特别是1866年和1867年）惨祸发生的次数和规模越来越大（有时一次竟牺牲200—300名工人）。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之处！ 1872年的法令尽管有很大缺陷，但它无论如何是对矿山雇用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矿山经营者和采矿业主要对所谓的事故负责的第一个法令。 1867年调查农业中儿童、少年、妇女劳动情况的皇家委员会公布了几个很重要的报告。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则在形式上加以改变而应用到农业方面去，曾有过各种尝试，但直到今天都完全失败了。可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注意的一点是：普遍应用这些原则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已经存在。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末，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从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构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注：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化要素的作用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来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菲塞林先生，在1860年至1862年所写的著作《实用国民经济手册》（这部著作以最适当的形式说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庸俗主张）中竭力赞成手工业生产、反对大工业时，似乎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第4版注：英国立法机关通过相互矛盾的工厂法、工厂法扩充条例、工场管理条例而制造的“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第264页［注：见本卷第333页。——编者注］），最终变得使人无法容忍了，因此在1878年的工厂和工场法中把所有有关的法令都合编在一起了。当然这里不可能对这部今天还有效的英国工业法典提出详细的评论。只指出下列各点就够了。法令约束的范围：1．纺织工厂。在这里几乎一切情况都和以前一样：10岁以上的孩子每天准许劳动5+(1/2)小时，或者每天劳动6小时，星期六休息；少年和妇女前5天每天劳动10小时，星期六最多不得超过6+(1/2)小时。——2．非纺织工厂。这里的规定比过去更接近于1．中的各项规定，但仍有些对资本家有利的例外，而且在某些场合，只要得到内务大臣的特别许可，这些例外还可以扩大。——3．其定义和过去的法令大体相同的工场。要是工场雇用儿童、少年工人或者妇女，就要受到同非纺织工厂大致相同的待遇，但在细节上又规定较宽。——4．不雇用儿童或少年工人，只雇用18岁以上的男女工人的工场。对这一类工场规定得更宽。——5．只由家庭成员在自家住宅劳动的家庭工场。关于这类工场的各项规定更具有伸缩性，同时还限定：视察员如果没有得到内阁或法院的特别许可，只准进入那些并非同时兼作住宅的房间；最后，家庭范围内的草辫业、花边编织业、手套业完全不受约束。尽管这个法令有这些缺点，但它和1877年3月23日的瑞士联邦工厂法一样，一直还是这方面的一部最好的法律。把这个法令同刚才提到的瑞士联邦工厂法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因为这种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两种立法方法的优缺点：一种是英国的、“历史的”、从一件一件事情着手的立法方法；另一种是大陆的、以法国革命传统为基础的、更为概括的立法方法。可惜，英国这部法典在工场中施行时，由于视察人员不足，大多仍然是一纸空文。——弗·恩·｝］ 10．大工业和农业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结果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注：我们可以在威·哈姆博士的《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第2版）中找到关于英国农业所应用的机器的详细叙述。哈姆先生在描述英国农业发展进程时毫无批判地追随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第4版注：当然，这部著作现在已经过时了。——弗·恩·｝］，那末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详细谈到。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最近二十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但是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参加农业机器制造的人数总计有1034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农业工人总共只有1205人。 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注：“你们把人民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天啊！一个民族分裂为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而且它不仅无视这种惊人的不自然的划分，却正是因为这种划分，才自称为健康的，甚至自命为开化的和文明的民族。”（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19页）这段话同时表明了这种批判方法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方法知道评论现在，判处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象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注：参看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特别是第1卷《农业自然规律概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他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可惜的是，他竟会不加考虑地发表这样的见解：“把土弄得更细并且经常翻耕，会促进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内的空气流通，扩大并更新受空气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说：“这个规律最先是由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该书第一卷第17页这样写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相比，土地的产量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穆勒先生是以错误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规律，因为在英国，所使用的工人的减少始终是同农业的进步并行的，因此，这个在英国并且为了英国而发明的规律，至少在英国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确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穆勒并不知道这个规律的根据。”（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1卷第143页和注释）且不说李比希对“劳动”（他所理解的劳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一词的错误解释，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是，他竟把约翰·斯·穆勒先生当作这个理论的首倡者，其实，这个理论最先是由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发表的，并且直到十九世纪初他还在不同的著作中重复了这个理论。1815年，剽窃能手马尔萨斯（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把这个理论据为己有，威斯特在当时也与安德森无关而独立地阐述了这个理论。1817年，李嘉图把这个理论同一般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以李嘉图的名字传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约翰·斯·穆勒的父亲）把这个理论庸俗化了，最后，约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当作一种老生常谈的学派教条加以复述。不可否认，约·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种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权威，几乎完全是由于类似的误解造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注释： [5]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第12、542页。 [66]“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 membrapoetae》）——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四首。——第126、380、403、516页。 [106]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第273、438、509、718页。 [125]反谷物法同盟（见注10）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 loaf》）。而且，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312、499页。 [157]卡路里机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卡路里机是十九世纪初发明的，但到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第410、504页。 [158]珍妮机是詹姆斯·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的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第411页。 [159]圣经《申命记》第25章。——第412页。 [160]培恩斯《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协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篇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页（Baynes．《The CottonTrade．TwoLecturesontheaboveSubject，Deliveredbeforethe MembersoftheBlackburnLiterary，Scientificand Mechanics’Institution》．Blackburn—London，1857，p．48）。——第426页。 [1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38、487页。 [162]席勒《钟之歌》。——第446页。 [163]从第1版至第4版，这句话是：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32％，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86％。 我们所作的修改的依据是：《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1857年伦敦版第12页。估计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材料。参看马克思《英国工厂制度》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02页）。——第456页。 [16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71、172页。——第460页。 [165]引自安·尤尔的著作第22页（见注102）。——第461页。 [16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4页。——第463页。 [16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3页。——第463页。 [1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4—466页。——第465页。 [169]傅立叶把工厂叫做“温和的监狱”（《les bagnesmitigés》），见《虚伪的、零散的、可恶的、虚假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1835年巴黎版第59页（《La fausseindustriemorcelée，répugnante，mensongère，et l’antidote，l’industrienaturelle，combinée，attrayante，véridique，donnant quadrupleproduit》．Paris，1835，p．59）。——第468页。 [170]马克思引自塞·朗切洛蒂的著作《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L’Hoggidi overoGl’ingegninoninferioria’passati》），载于约翰·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5—126页（J．Beckmann.《Beyträge zurGeschichtederErfindungen》．Band Ⅰ，Leipzig，1786，S．125—126）。——第469页。 [171]本表是根据以下三篇总标题为《工厂》（《Factories》）的议会文件的材料编制的：《答可尊敬的下院1856年4月15日的质问》（《Return toanAddressoftheHonourabletheHouseofCommons，dated 15April 1856》）；《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Return toanAddressofthe Honourable the HouseofCommons，dated 24April1861》），（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12月5日的质问）（《Ｒeturn toanAddressoftheHonourabletheHouseofCommons，dated 5December1867》）。——第475页。 [172]《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第10号报告。附证词》1868年伦敦版第63、64页（《TenthReportofthe Commissioner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OrganizationandRulesof TradesUnionsandotherAssociations：togetherwithMinutesof Evidence》．London，1868，p．63，64）。--第477页。 [173]“好话能遮丑”（《Nominibus mollirelicetmala》）——奥维狄乌斯《爱经》第2卷第657行。——第481页。 [174]马克思引自议会文件的材料《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征询》（《Corn，Grain andMeal．ReturntoanOrderoftheHonourabletheHouseof Commons，dated18February 1867》）。——第495页。 [175]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在下一年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即使在此之后，当局仍然大大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第498、807页。 [176]马克思指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以后，英国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的情况。当时英国私商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下，大量地向中国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第502页。 [177]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518、714、730、743页。 [178]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第9页（《Factories．Return toanAddressoftheHonourabletheHouseofCommons，dated24April 1861》ｐ．9）。——第520页。 [17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9页。——第534页。 [180]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534页。 [181]“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Ne sutorultracrepidam！》）——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第53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叶。 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 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例如，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当然，一辆马车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是，如果同时制造许多辆马车，那末，当一部分马车还处在生产过程的较早阶段的时候，另一部分马车就可以不断地描金。到此为止，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等，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起初，马车工场手工业是作为独立手工业的结合出现的。以后，马车生产逐渐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形成为一个工人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工人联合体来完成。同样，织物工场手工业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场手工业，也是由不同的手工业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注：下面的一段引文为工场手工业的这种形成方式提供了一个较近的例子。里昂和尼姆的丝纺织业“完全是宗法式的；它雇用许多妇女和儿童，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累坏或者累死。它让这些妇女和儿童在优美的德龙、瓦尔、伊泽尔、沃克吕兹河流域养蚕、缫丝。它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工厂生产。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这里分工的原则有其特点。虽然那里有缫丝女工、纺工、染色工、浆纱工以及织工；不过他们并没有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并不从属于同一个雇主；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阿·布朗基《工业经济教程》，阿·布累兹编注，1838—1839年巴黎版第79页）自从布朗基写了这段话以来，不同的独立的工人已经有一部分联合在工厂里了。｛第4版注：自从马克思写了这段话以来，动力织机在这些工厂里已经得到了应用，并且很快就把手工织机排挤掉了。克雷费尔德的丝纺织业具有同样的经历。——弗·恩·｝］ 但是，工场手工业也以相反的方式产生。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可能带一两个帮工）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他仍然按照原有的手工业方式进行劳动。但是外部情况很快促使人们按照另一种方式来利用集中在同一个场所的工人和他们同时进行的劳动。例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这种情况，就是如此。于是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变成了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一个德国的行会造纸匠要依次完成的、互相连接的那些操作，在荷兰的造纸手工工场里独立化为许多协作工人同时进行的局部操作。纽伦堡的行会制针匠是英国制针手工工场的基本要素。但是纽伦堡的一个制针匠可能要依次完成20种操作，而在英国，将近20个制针匠同时进行工作，每一个人只从事一种操作，后来，这20种操作根据经验又进一步划分、孤立，并独立化为各个工人的专门职能。 可见，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并且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为了正确地理解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把握住下列各点是很重要的。首先，在这里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特殊阶段是同手工业活动分成各种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因而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手工业仍旧是基础。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因为产品所经过的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必须作为局部的手工业劳动来完成。正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旧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所以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最后，这种分工是一种特殊的协作，它的许多优越性都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由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产生的。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末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注：“在一种工种繁多的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越分得细，越是分给不同的局部工人去完成，就必然进行得越快、越好，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第71页）］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注：“容易的劳动是留传下来的熟练。”（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48页）］ 工场手工业在工场内部把社会上现存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分立再生产出来，并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从而在实际上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把局部劳动变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符合以前社会的如下倾向：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使它固定为种姓，或当一定历史条件产生与种姓制度相矛盾的个人变化时，使它硬化为行会。种姓和行会由以产生的自然规律，就是调节动植物分化为种和亚种的那个自然规律。不同的只是，种姓的世袭性和行会的排他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当作社会法令来颁布。［注：“手艺……在埃及也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手工业者根本不容许过问另一个市民阶级的事情，他只能从事本族依法应当世袭的职业……我们在其他国家中看到，手工业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过多的事情上……他们有时种地，有时经商，有时同时从事两三种手艺。在自由国家，他们通常都要出席民众大会……与此相反，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如果参预国事或同时从事几种手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们专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此外，他们虽然继承了祖先的许多规则，但仍然热衷于寻找新的改进。”（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74章）］ “达卡的凡而纱的精细，科罗曼德耳的花布及其他布匹的色彩的华丽和耐久，始终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这些布匹的生产并没有依靠资本、机器和分工或者任何一种使欧洲制造业获得很多益处的手段。织工是单独的个人，他是根据顾客的订货织布的。他使用的织机的结构非常简单，有时候只是用木条草草搭成的。这种织机甚至没有整经装置，因此机身必须全部伸展开来，这样它就很笨重，很长，无法放在生产者的小屋中，因此生产者必须在露天劳动，一遇到坏天气，就只好停工。”［注：休·默里、詹姆斯·威尔逊等著《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1832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449、450页。印度的织机是竖立的，也就是说经纱是垂直张开的。］ 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但是同大多数工场手工业的工人相比，这样一个印度织工从事的是极复杂的劳动。 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就是说，每次由静止到运动所需要的力量的额外消耗，为已经达到的正常速度在较长时间的持续所补偿。另一方面，不断从事单调的劳动，会妨碍精力的集中和焕发，因为精力是在活动本身的变换中得到恢复和刺激的。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单在北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注：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构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要素。现在我们来考察工场手工业的全貌。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 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组织有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虽然有时交错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类别，而且特别在工场手工业后来转化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时，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质。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 例如，机车是由5000多个独立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才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经用它来说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钟表从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变成了无数局部工人的社会产品。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此外还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装轮工（把轮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龆轮安装到机心中去）、切齿工（切轮齿，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机构工、圆柱形擒纵机构又有圆筒工、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只有钟表的少数几个零件要经过不同的人的手，所有这些分散的肢体[66]只是在最终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机械整体的人的手中才集合在一起。在这里，同在其他类似的制品上一样，成品和它的各种不同的要素的外在关系，使局部工人在同一个工场中的结合成为一种偶然的事情。局部劳动本身又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如在瓦得州和纽沙特尔州就是这样；在日内瓦则有大钟表手工工场，也就是说，那里局部工人在一个资本指挥下进行直接的协作。但即使在日内瓦，指针盘、发条和表壳也很少是在本手工工场内制造的。在这里，结合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是有利的，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许多性质不同的过程，使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的费用。［注：1854年日内瓦生产了8万只钟表，不及纽沙特尔州钟表产量的五分之一。仅在绍德封，在这个可以被看作一家钟表手工工场的城市，每年的产量就比日内瓦高一倍。1850年至1861年，日内瓦制造了72万只钟表。见《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工商业的报告》1863年第6号中《日内瓦钟表业的报告》。如果那些只是拼凑而成的制品的生产分为许多互不联系的过程，本身大大阻碍了这类手工工场转化为大工业的机器生产，那末在钟表生产中还有两种别的障碍：钟表的部件小巧精细，而且钟表是奢侈品，式样繁多，因此，例如伦敦最好的钟表公司，一年中生产的钟表未必有一打是相似的。采用机器卓有成效的瓦歇隆和康士坦丁钟表工厂，在大小和式样上至多也只生产三、四个品种。］不过，这些在家里为一个资本家（工厂主）劳动的局部工人的地位，也是和仅仅为自己的顾客劳动的独立手工业者的地位完全不同的。［注：从钟表制造业这种混成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子，我们可以十分精确地研究上面提到的现象，即由于手工业活动的分解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 第二类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它生产的制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要经过72个甚至92个专门的局部工人之手。 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制品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同样，用在这种转移上的劳动也减少了。［注：“在人们如此密集地一起劳动的情形下，运输必然会更少。”（《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106页）］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这些阶段作为同数的手工业性质的局部劳动而互相独立。既然各个孤立的职能之间要建立和保持联系，制品就得不断地由一个人之手转到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从大工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破费的、工场手工业原则所固有的局限性。［注：“由于使用手工劳动，工场手工业中不同的生产阶段发生了分立，这就大大增加了生产费用，这种损失主要是从一个劳动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移造成的。”（《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00页）］ 如果我们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如造纸手工工场的破布或者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就可以看到，这些原料在获得自己的最后形态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经过时间上顺序进行的各个生产阶段。但如果把工场看作一个总机构，那末原料就同时处在它的所有的生产阶段上。由局部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用他的许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针条，同时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针条拉直、切断、磨尖等等。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注：“它〈分工〉把劳动分成各个可以同时进行的部分，也就节省了时间……由于单独的个人必须分别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劳动过程的同时进行，就有可能例如在从前切断或磨尖一枚针的时间内制造出许多枚针。”（杜格耳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9页）］虽然这种同时性是由总过程的一般协作形式产生的，但是工场手工业不只是找到了现成的协作条件，而且还通过分解手工业的活动部分地创造出协作条件。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所以能够达到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组织，只是因为同一个工人固定在同一局部工作上。 因为每个局部工人的局部产品同时只是同一制品的特殊的发展阶段，所以，一个工人是给另一个工人，或一组工人是给另一组工人提供原料。一个工人的劳动结果，成了另一个工人劳动的起点。因此在这里，一个工人是直接给另一个工人提供工作。在每一局部过程中，取得预期效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工场手工业总机构是以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结果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互相补充的各个劳动过程才能不间断地、同时地、空间上并存地进行下去。很明显，各种劳动因而各个工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互相依赖，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甚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注：“每种工场手工业内专门工人的种类越多……每种工作就越有秩序和规律；完成每种工作的时间必然较短，劳动也就必然减少。”（《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68页）］，特别是劳动强度。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在工场手工业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注：但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许多部门中只是不完善地达到这种结果，因为它不能可靠地控制生产过程的一般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 但是，不同的操作需要不等的时间，因此在相等的时间内会提供不等量的局部产品。因此，要使同一个工人每天总是只从事同一种操作，不同的操作就必须使用不同比例数的工人。例如在活字铸造业中，如果一个铸工每小时能铸2000个字，一个分切工能截开4000个字，一个磨字工能磨8000个字，雇用一个磨字工就需要雇用4个铸工和2个分切工。在这里，又回到了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原则：同时雇用许多人从事同种工作。但现在这个原则表现为一种有机的关系。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 如果各个不同的局部工人小组之间最合适的比例数，已由经验为一定的生产规模确定下来，那末，只有使每个特殊工人小组按倍数增加，才能扩大这个生产规模。［注：“既然经验根据每种工场手工业的产品的特殊性质，既表明了把生产分为多少局部操作最为有利，也表明了每一操作所必要的工人人数，那末一切不依照此数的准确倍数经营的企业，就要用较大的费用进行生产……这就是工业企业具有巨大规模的原因之一。”（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1章第172、173页）］此外，某些工作，不管规模大些或小些，都可以由同一个人来做。例如，总监督的工作，把局部产品由一个生产阶段运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工作等等，就是如此。因此，使这些职能独立，或者把它们交给特殊工人，只有在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情况下，才是有利的，但是这种增加必须立刻在所有小组中按比例实行。 一个小组，即执行同一局部职能的一定数目的工人，是由同质的要素组成的，并且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场，这种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组织好了的劳动体，而总机构由这些基本的生产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拿制瓶手工工场为例。这种工场分为三个本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备阶段：调制玻璃的配料，把砂、石灰等等混合在一起，并把这种混合物熔化为玻璃液。［注：在英国，熔炉是和对玻璃加工的玻璃炉分开的；但在比利时，同一个炉却用于两个过程。］最后阶段是把瓶从焙烧炉中取出，分类，包装等等。这两个阶段都使用了不同的局部工人。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是真正的玻璃生产即对玻璃液的加工。在玻璃炉的每一个口旁都有一个小组在工作。这种小组在英国叫做“炉口”，它由一个制瓶工或精制工、一个吹气工、一个收集工、一个堆积工或研磨工和一个搬入工组成。这五个局部工人形成一个单一的劳动体的五个特殊器官。这个劳动体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即只有通过五个人的直接协作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个由五个部分构成的躯体少了一个成员，它就瘫痪了。但一个玻璃炉有好几个炉口，例如在英国有4—6个炉口，每个炉口都有一个盛玻璃液的土制坩埚，并且有一个同样由五个成员组成的工人小组。在这里，每个组的组织都直接以分工为基础，而各个同类小组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简单的协作，在这种协作下，生产资料之一（这里是玻璃炉）由于共同使用而得到更经济的利用。这种有4—6个小组的玻璃炉，构成一个玻璃作坊；而一个玻璃手工工场有几个这样的作坊，同时还要有生产的最初阶段和最后阶段所需的各种设备和工人。 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作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铜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工场手工业时期很快就宣布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自觉的原则［注：参看威·配第、约翰·贝勒斯、安得鲁·耶伦顿的著作，《东印度贸易的利益》一书以及杰·范德林特的著作。］，因此也就间或使用机器，特别是在某些需要大量人力、费力很大的简单的最初的过程。例如，在造纸手工工场很快就采用了粉碎磨来磨碎破布，在冶金业很快就采用了所谓的捣碎磨来捣碎矿石。［注：十六世纪末，法国还使用捣臼和筛子来碎矿和洗矿。］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留传下来。［注：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史。直到现在英文还把工厂叫做mill〔磨房〕。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mühle〔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自鸣钟等伟大的发明。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注：读者在本书第四卷中将会更详细地看到，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分工。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这种说法在大工业初期遭到罗德戴尔的反驳，在往后的发展时期又遭到尤尔的反驳。亚·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在工具的分化中，工场手工业的局部工人自己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机器的发明中，起作用的不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而是学者、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如布林德利）等。］机器在十七世纪的间或应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 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完成的、在其全部劳动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产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所有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末工场手工业一经采用，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得到发展。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分离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注：“由于把工作分成许多种不同的操作，其中每种操作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技艺和体力，因此工场主能够准确地按照每种操作所需要的数量来购买体力和技艺。如果全部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末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有足够的技艺来完成最细致的操作，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最繁重的操作。”（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9章）］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注：例如，肌肉的片面发展和骨骼的弯曲等等。］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变成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注：一个玻璃手工工场的总经理威·马歇尔先生对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关于如何保持少年工人的劳动强度的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忽略自己的工作；他们一开始干，就得干下去；他们好象是一台机器的各个部分。”（《童工调查委员会。1865年第4号报告》第247页）］ 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因此，工场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注：尤尔博士在颂扬大工业时，比那些不象他那样有论战兴趣的前辈经济学家，甚至比他的同时代人，如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尤尔说：“使工人适应于一种特殊的操作是分工的实质。”另一方面，他说，分工是使“劳动适合于不同的个人才能”，最后，他说，整个工场手工业制度是“一种按熟练程度分级的制度”，是“按不同熟练程度实行的分工”。（散见尤尔《工厂哲学》第19—23页）］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断绝了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 因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所谓的非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手工业生产极端排斥的。工场手工业靠牺牲整个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同时它又使没有任何发展成为专长。在等级制度的阶梯的旁边，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注：“每一个手工业者……能够通过在单项操作上的实践使自己日臻完善……成为更廉价的工人。”（同上，第19页）］但也有例外，当劳动过程的分解产生了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没有过的，或者不是在同样大的范围内有过的新的综合的职能时，就是如此。由学习费用的消失或减少所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直接包含着资本的更大的增殖，因为凡是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事情，都会扩大剩余劳动的领域。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我们首先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的起源，接着考察了它的简单要素——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总机构。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 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注：“分工开始于各种职业的分离，一直发展到有许多工人来制造同一种产品，如在手工工场里那样。”（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173页）“在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中，我们看到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般的分工，它使生产者分为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这是与国民劳动的三个主要部门相适应的；第二种可以叫做特殊的分工，是每个劳动部门分为许多种……最后，第三种分工可以叫做分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在大多数手工工场和作坊都有这种分工。”（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40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4、85页）］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注：｛第3版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弗·恩·｝］，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公社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注：见本卷第106页。——编者注］，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注：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最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比《国富论》早出版10年，但是至今仍很少有人知道它。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甚至不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第一版，除了纯粹夸夸其谈的部分以外，除了抄袭华莱士和唐森两位牧师的著作以外，几乎全部抄袭斯图亚特的著作。］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但是关于这种对立，我们不在这里多谈。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在这里，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个工场内的密集。［注：“社会的交往，和劳动产品赖以增加的那种力量联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0页）“当工人人数增加时，社会生产力便按工人人数的增加乘以分工的效果的复比例而增长。”（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20页）］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注：1861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东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物资交流，使一个地区稻米的不足不能由另一地区的供应来弥补。］ 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注：例如，早在十七世纪，织机梭的制造在荷兰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业部门。］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前面已经指出，在制品是一个由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劳动又可以独立化为特殊的手工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例如，十八世纪上半叶，单在法国就织出了100多种不同的丝织品；例如，在阿维尼翁，法律曾规定“每个学徒始终只能从事一种产品的制造，不得同时学几种产品的制造方法”。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注：“英国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不是分成不同的部分或部门，固定在一定地方，在那里只是或主要是生产一种东西吗？索美塞特郡不是生产细呢，约克郡不是生产粗呢，埃克塞特不是生产双幅呢，萨德贝里不是生产丝绸，诺里奇不是生产绉纱，肯达耳不是生产半毛织品，惠特尼不是生产毛毯如此等等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版第520节）］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殖民制度（二者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为社会内部的分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这里，我们不去进一步论证，分工除了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又怎样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怎样到处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为人的细分奠定基础，以致亚·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曾经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注：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1767年爱丁堡版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5页。］。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在一种内在联系把不同的生产部门连结起来的地方，这种相似点无可争辩地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牧人生产毛皮，皮匠把毛皮变成皮革，鞋匠把皮革变成皮靴。在这里，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制品，而最后的完成的形态是他们的特殊劳动的结合产品。此外，还有供给牧人、皮匠和鞋匠以生产资料的各种劳动部门。有人可能象亚·斯密那样，认为这种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区别只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只是对观察者才存在的，因为观察者在工场手工业中一眼就可以在空间上看到各种各样局部劳动，而在社会生产中，各种局部劳动分散在广大的面上，每个特殊部门都雇用大量的人，因而使这种联系模糊不清。［注：亚·斯密说，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分工似乎比较显著，因为“各个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工人往往可以聚集在一个工场内，观察者一眼就可看到。相反地，在那些目的在于满足广大居民的主要需要的大工场手工业〈！〉中，各个劳动部门使用的工人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工场内……分工就没有这样显眼”（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1章）。同一章有一段著名的话，开头是：“请看一看文明昌盛的国家最普通的手工业者或短工获得的财产……”随后谈到，无数的行业怎样联合起来满足一个普通工人的需要。这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注释（1705年第1版没有注释，1714年版附有注释）。］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都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反过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注：“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5页）这部出色著作的作者，就是前面引证过的托·霍吉斯金。］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注：第2版注：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种区别对美国人来说已由实际的例证说明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华盛顿人们想出了许多新捐税，其中一种是对“一切工业产品”征收6％的税。人们问道：什么是工业产品呢？立法者回答说：一物“当它制成的时候”，就是生产出来了；当它准备出卖的时候，就是制成了。从很多事例中举一个例子来说。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的手工工场过去“制造”伞以及伞的全部附件。但由于伞是各种完全不同的部分的联合体，因此这些部分逐渐成为互不依赖的、在不同地方经营的生产部门的成品。这些生产部门的局部产品，现在都作为独立的商品进入制伞手工工场，制伞手工工场只是把这些产品结合为一个整体。美国人把这种物品称为集合品，作为税的集合点，这种物品理应这样称呼。伞首先“集合了”自己各个部分的价格的6％的税，然后又“集合了”它本身的价格的6％的税。］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145]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相反地，在职业的分离是自然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巩固的早期社会形态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完全没有分工，或者分工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注：“下面一点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30、131页[146]）］ 例如，目前还部分地保存着的原始的规模小的印度公社，就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的，这种分工在组成新公社时成为现成的计划和略图。这种公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它们的生产面积从一百英亩至几千英亩不等。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因此，生产本身与整个印度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毫无关系。变成商品的只是剩余的产品，而且有一部分到了国家手中才变成商品，从远古以来就有一定量的产品作为实物地租流入国家手中。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成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帐员，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的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铁匠、木匠等等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注：马尔克·威尔克斯中校《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1810—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18—120页。在1852年伦敦版的乔治·坎伯尔所著《现代印度》一书中，可以看到对印度公社各种形式的出色描写。］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而每一个手工业者，例如铁匠等等，在他的工场内按照传统方式完成他职业范围内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权威。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注：“从远古以来国内居民就在这种简单形式下……生活。各个村庄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庄有时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弄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名称，同一边界，同一利益，甚至同一家族，会维持几百年之久。居民对王国的崩溃或分裂毫不在意；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村庄内部经济保持不变。”（前爪哇副总督托·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前面已经谈判，行会的规章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的帮工的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同样，行会师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师傅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他只许充当手工业产品的定购人。如果外部情况引起进一步的分工，现存的行会就分为几个亚种，或者在原有行会之外建立新的行会，但是各种手工业并不联合在一个工场内。因此，虽然行会组织造成的手工业的分离、孤立和发展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物质存在条件，但行会组织排斥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总的说来，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还是互相结合的，就象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因而工场手工业的起码基础还不具备，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 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而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注：“手工业的细分所必需的资本〈应当说：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现成地存在于社会中是不够的；这个资本还必须在企业主手中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使他们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生产……分工越发展，要固定使用同数工人，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资本花费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250、251页）“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裂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样。”（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34页[147]）］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象在拉普拉塔各州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注：杜格耳德·斯图亚特把工场手工业工人叫做“用于局部劳动的……活的自动机”（杜格耳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8页）。］，这样，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148]就实现了。［注：珊瑚的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全群的一个胃脏。但是它供给全群以养料，而不是象罗马贵族那样从全群汲取养料。］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进行生产活动。［注：“精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技艺的工人可以到处工作和谋生，而另一种工人〈工场手工业工人〉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物，他一离开自己的同事，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独立性，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人们认为宜强加于他的那种规章。”（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1卷第204页）］正象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野蛮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注：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1页：“一人之所得，可以是他人之所失。”］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注：“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知识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工人相对立……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4页）］ 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注：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0页。］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注：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8页。］亚·斯密说：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 “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注：亚·斯密《国富论》第5篇第1章第2节。亚·弗格森曾说明分工的有害后果。亚·斯密是弗格森的学生，他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头就专门把分工歌颂了一番，只是顺便地提到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只是在第五篇论述国家收入时，他才重述了弗格森的见解。关于弗格森、亚·斯密、勒蒙特和萨伊在批评分工问题上的历史关系，我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49]）］ 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亚·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热·加尔涅——他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自然地成了参议员——始终一贯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国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实行国民教育会“消灭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他说： “象其他一切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注：弗格森在《市民社会史》第281页中就说过：“在这个分工的时代，思维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随着社会〈他正确地使用了这个用语来表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它们的国家〉的日益富裕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象其他任何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进程吗？政府应当用一部分国家收入来试图使两类力求分开和分立的劳动混淆和混合起来吗？”［注：热·加尔涅的译本第5卷第4—5页。］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大大加深了劳动部门的这种社会分裂，另一方面，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注：帕多瓦实用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13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第7部分。古典作家》。自然，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亨·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150]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厄兰根版。］ “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注：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19页。黑格尔对于分工持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法哲学》[151]一书中说：“所谓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那些能够作别人所能作的一切事情的人。”］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象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象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现代工场手工业——在这里我不是指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或者如在大城市产生的服装工场手工业那样，找到了现成的“诗人的分散的肢体”[66]，只需要把它们从分散状态集合起来；或者，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注：有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资本家个人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有发明能力的天才。这种信念还只保存在如罗雪尔先生那样的德国教授中间，在罗雪尔看来，分工是从资本家的丘必特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因此他以“各种各样的工资”来酬谢资本家。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做社会财富，“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注：更早的著作家，如配第和《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匿名作者，比亚·斯密更肯定地指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同这种着重量和交换价值的观点截然相反，古典古代的著作家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注：在现代著作家中，十八世纪的某些著作家如贝卡里亚和詹姆斯·哈里斯是例外，他们在分工问题上几乎只是重复古人的见解。贝卡里亚写道：“每一个人根据切身经验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手和智慧用于同种劳动和产品，他就能比那些各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更容易、更多、更好地把产品制造出来……因此，为了共同的福利和本身的利益，人就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切扎雷·贝卡里亚《社会经济原理》，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11卷第28页）詹姆斯·哈里斯，即后来以关于他任驻彼得堡大使的《日记》闻名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在对自己的《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152]（该书后来又转载于《三篇论文集》1772年伦敦第3版）的一个附注中说道：“关于社会是一种自然物的全部论证〈即通过“分工”的论证〉都取自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册”。］由于社会生产部门的分离，商品就制造得更好，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为自己选择到适宜的活动范围［注：例如，《奥德赛》第十四章第228行：“不同的人喜欢从事不同的工作。”阿基罗卡斯说过：“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153]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如果没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作不出重要的事情［注：“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雅典人作为商品生产者，感到自己比斯巴达人高明，因为后者在战时虽能支配人，但不能支配钱。按照修昔的底斯的记载，伯利克里在号召雅典人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演说中说道：“自给自足的人宁可用自己的身体而不愿用钱来进行战争”（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1篇）。虽然如此，甚至在物质生产上，雅典人的理想仍然是与分工相对立的自给自足，因为“分工产生福利，自给自足还产生独立”。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154]，没有地产的雅典人还不到5000人。］。因此，产品和生产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们偶尔也提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但他们指的只是使用价值的更加丰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交换价值，想到使商品便宜的问题。这种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既在柏拉图那里［注：柏拉图从个人需要的多面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来说明公社内部的分工。他的主要论点是：劳动者应当适应工作，而不是工作应当适应劳动者，如果劳动者同时从事好几种手艺，从而把这种或那种手艺当作副业，那末后一种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劳动不能等到从事劳动的人有空时才做，劳动者必须坚持劳动，而不能马马虎虎。这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末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理想国》，拜帖尔、奥烈利等人编，第2版第1篇）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2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同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一样，航海业是一种技艺，不能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当作副业来做；而其他手艺也不能当作航海业的副业来做。”柏拉图说，如果工作必须等待劳动者，那末生产的紧要时机往往就会被错过，产品就会被糟蹋，“适于劳动的时间就会丧失”。在英国漂白业主反对工厂法规定全体工人在一定时间吃饭的抗议书中，又可以见到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他们的生产不能迁就工人，因为“焙烧、洗涤、漂白、压平、加光和染色等操作，中断一定的时间就必然有引起损坏的危险……规定全体工人在同一时间吃饭，有时会使贵重的产品因劳动过程未完成而遭受损坏。”哪儿没有柏拉图主义呀！］，也在色诺芬［注：色诺芬说，得到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不仅十分荣幸，而且这些食物比别的食物更可口得多。“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同其他手艺在大城市里特别完善一样，国王的食物也是特别精美的。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皮鞋为生，另一个人靠切皮鞋的皮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烹调的手艺也是这样。”（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2章）色诺芬在这里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要达到的质量，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大小。］那里占统治地位。前者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后者则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155]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其他人，例如伊索克拉特斯［注：“他〈布西里士〉把所有的人分成特殊的种姓……规定同一些人必须始终做同一种工作，因为他知道，经常改变自己职业的人，是什么工作都精通不了的，而始终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却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手艺和手工业方面，他们胜过自己的竞争者，尤甚于名手胜过拙工。他们用来维持君权和国家制度的机构是如此完善，以致谈到这个问题的著名哲学家对埃及国家制度的赞扬胜过对其他国家制度的赞扬。”（伊索克拉特斯《布西里士》第8章）］，也把埃及看成是模范的工业国，甚至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看来，它还保持着这种意义。［注：参看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充分实现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占压倒优势，非熟练工人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使特殊操作适应于它的活的劳动器官的年龄、体力和发育的不同程度，从而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总的说来，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手工业活动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还竭力要把它保留下来。例如，我们看到，英国的学习时间定为七年的学徒法，直到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末期还完全有效，大工业才把它们废除。由于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我们的朋友尤尔叫喊说：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总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害。”［注：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 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注：这句话，用在英国比用在法国恰当得多；用在法国比用在荷兰恰当。］即使我们没有当时的著作家的记载，但从十六世纪直到大工业时代，资本始终没有能够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各种工场手工业生命短促，它们随着工人由国外迁入或迁往国外而由一国迁到另一国，这些最简单的事实就等于成千上万册的书。我们一再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在1770年呼吁说：“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秩序建立起来。”六十六年以后，安得鲁·尤尔博士也说道，在以“经院式的分工教条”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还缺乏“秩序”，而“阿克莱建立了秩序”。 同时，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 工场手工业最完善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劳动工具本身特别是生产当时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尤尔说： “这种作坊展示了各种程度的分工。钻头、刀具、旋床各有各的工人，这些工人依照他们的熟练程度而分成等级。”[156]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注释： [145]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的用语。——第395页。 [14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66页。——第395页。 [1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68页。——第398页。 [148]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第399页。 [14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9—168页。——第401页。 [150]艺术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ofartsandTrades）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第402、802页。 [15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8卷第247页（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Werke．ZweiteAuflage，Bd.Ⅷ．Berlin，1840，S．247）。——第402页。 [152]《关于幸福的对话》（《ConcerningHappiness，ADialogue》）的作者不是发表《日记和通信集》（《DiariesandCorrespondence》）一书的外交官詹姆斯·哈里斯，而是他的父亲詹姆斯·哈里斯。——第404页。 [153]马克思是根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反对数学家》（《Adversusmathematicos》）第11卷第44页引证阿基罗卡斯这句话的。——第404页。 [154]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是指公元前五世纪末期，古雅典三十寡头恐怖制度被推翻，重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是雅典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时期。——第404页。 [155]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奴隶制国家的理想的典型。这种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自由市民的各等级之间的严格分工。哲学家执行管理职能，军人打仗和保卫市民的生命财产，农民、手工业者为人民生产并提供生活资料。——第405页。 [156]引自安·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第21页（见注102）。——第407页。 [66]“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membrapoetae》）——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四首。——第126、380、403、51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一章。协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十一章。协作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一定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质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如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物化为6先令，那末1200个这样的工作日就物化为6先令×1200。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体现了12个劳动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体现了12×1200个劳动小时。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 不过，在一定限度内还是会发生变化。物化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平均量始终只是同种的许多不同的个别量的平均数。在每个产业部门，个别工人，彼得或保罗，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这种在数学上叫做“误差”的个人偏离，只要把较多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会互相抵销，归于消失。著名的诡辩家和献媚者艾德蒙·伯克甚至根据他当租地农场主的实际经验也懂得，只要有五个雇农“这样小的队伍”，劳动的所有个人差别就会消失，因此任意五个成年英国雇农在一起，和其他任何五个英国雇农一样，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同样多的劳动。［注：“毫无疑问，由于体力、技巧和勤劳的差别，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我完全可以肯定，任何五个人共同提供的劳动量和我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其他五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这就是说，在这五个人中一人具备优等工人的一切特质，一人是劣等工人，其他三人是中等，接近优等工人或劣等工人。所以，即使在五个人这样小的队伍中，也能发现任何五个人所能提供的全部总量。”（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第15、16页）还可参看凯特勒关于平均的个人的言论。[142]］无论如何，明显的是，同时雇用的许多工人的总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数，本身就是一天的社会平均劳动。例如，假定一个人的工作日是12小时。这样，12个同时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就构成144小时的总工作日，虽然这12个工人中每个人的劳动都多少偏离社会平均劳动，因而每个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时间有多有少，但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日作为144小时总工作日的1/12，都具有社会平均性质。但是，对于雇用12个工人的资本家来说，工作日是作为12个工人的总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这12个工人是协同地劳动，还是他们劳动的全部联系只在于他们为同一个资本家做工，每个工人的工作日都总是总工作日的一个相应部分。反之，如果这12个工人每两人为一个小业主雇用，那末每个业主能否生产同样的价值量，从而能否实现一般剩余价值率，就是偶然的了。这里就会出现个人偏离。如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商品所花费的时间显著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他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显著地偏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平均劳动时间，那末，他的劳动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不是根本卖不出去，就是只能低于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出卖。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能力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找到了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办法。不过这个最低限度是会偏离平均水平的，虽然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必须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6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社会来说会互相抵销，但是就单个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对单个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会完全实现。［注：罗雪尔教授先生声称他发现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143]这位教授先生不应该在婴儿室和在没有主要人物——资本家的情况下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单个产品上去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较小，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转移的总价值要同时分配在较大量的产品上，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同分散的生产资料相比，绝对地说虽然较大，但从它们作用范围来看，相对地说却较小。因此，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降低了，而随着这部分价值的量的减少，商品的总价值也降低了。其结果和商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得便宜时所产生的结果一样。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即使许多工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这种生产资料也不同于单干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对地说花费大的生产资料，而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这种性质。一部分劳动资料甚至在劳动过程本身取得这种社会性质以前，就已经取得这种社会性质。 生产资料的节约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之间的比例。后一点要到本书第三卷第一篇才来探讨，为了叙述上的联系，和这里有关的许多问题也留到该篇再谈。分析的进程要求把研究的对象这样割裂开来，而这种割裂也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约也表现为一种特殊操作，与工人无关，因而与提高工人的个人生产率的方法没有联系。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注：《Concoursdeforces》〔“协力”〕。（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80页）］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注：“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只有许多双手共同来做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总之，凡是很多人不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爱·吉·威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第168页）］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注：“一吨重的东西，一个人举不起来，十个人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举起来，而一百个人只要每个人用一个指头的力量就能举起来。”（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1页）］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注：“这时候〈当同样数量的劳动者由一个租地农场主用在300英亩土地上，而不是由10个租地农场主各用在30英亩土地上的时候〉也会因雇工的相对人数较多而具有优越性。除了有实际经验的人，是不容易认识到这种优越性的。人们自然会说：1∶4等于3∶12；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收获时期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紧急工作上，把许多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快。例如在收获工作上，2人赶车，2人装车，2人传送，2人使耙，其余的人安排在禾堆上或谷仓内，他们一起干完的活要比同样多的人分成组分别在各个农场里所干完的活多一倍。”（[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7、8页）］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注：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尽管许多人同时协同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个人劳动，作为总劳动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同阶段。由于协作，劳动对象可以更快地通过这些阶段。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因此，总体劳动者例如用24只手传砖，比单个劳动者每人都用两只手搬着砖上下脚手架要快。［注：“此外必须肯定，这种部分的分工在劳动者干同样的活时也能实行。例如，瓦匠手递手地把砖传送到脚手架上去，他们虽然做的是同样的活，但在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分工，这种分工表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把砖传送一定的距离，他们共同把砖传到一定的地点，这比每个人单独把砖搬到脚手架上去要快得多。”（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97、98页）］劳动对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144小时的结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因为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这样，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总产品，比只能比较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者的12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要快。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 我们所以着重指出，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注：“如果问题是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那就必须同时做各种事情。一个人干这个，另一个人干那个，大家合起来将会取得一个人的努力所根本不能达到的结果。一人划船，另一人掌舵，第三人撒网或叉鱼，没有这种协力，捕鱼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78页）］ 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一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并在一定的时间结束。在这里，劳动过程要占用的时间是事先决定了的，正象例如捕鲱鱼的情况一样。一个人只能从一天中分割出一个工作日，例如12小时，但是，例如100个人协作就能把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扩大成一个1200小时工作日。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在这里，能否不失时机地获得成果，取决于是否同时使用许多结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者人数的多少；但是这种人数总比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为达到同样效果所需要的单干劳动者的人数要少。［注：“在紧要关头完成它们〈农业劳动〉有更大的效果。”（[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7页）“在农业上没有比时间因素更重要的因素了。”（李比希《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年版第23页）］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粮食，而在英国的统治已经破坏了旧的公社的东印度地区，每年都要损失大量棉花。［注：“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另一个祸害竟是：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大量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棉花是落地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年7月22日）］ 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注：“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500英亩（也许还要多）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现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虽然“同所使用的资本量和劳动量相比，空间是缩小了，但是同从前单个独立生产者占有的或耕种的生产领域相比，生产领域却是扩大了”（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地租》，1831年伦敦版第191页）。］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注：“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量，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因此单是力量的结合就能减少时间和扩大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空间。”（詹·黎·卡尔利为彼·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196页）］ 既然劳动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劳动者集结在一定的空间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那末，同一个资本，同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雇佣工人，也就是同时购买他们的劳动力，雇佣工人就不能进行协作。因此，在劳动力本身集合在生产过程中以前，这些劳动力的总价值或工人一天、一周等等的工资总额，必须已经集合在资本家的口袋里。一次支付300工人的报酬，即使支付的只是一天的报酬，也比全年一周一周地支付少量工人的报酬需要更多的资本支出。因此，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 可变资本的情形是这样，不变资本的情形也是这样。例如拿原料的支出来说，一个雇用300个工人的资本家的支出，是30个各雇用10个工人的资本家中的每一个人的支出的30倍。诚然，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在价值量和物质量方面都不会同雇用的工人人数按同一程度增加，但是它们的增加还是很显著的。因此，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 起初，为了有足够的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从而有足够的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数量，以便使雇主本身摆脱体力劳动，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从而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现在，这个最低限额又表现为使许多分散的和互不依赖的单个劳动过程转化为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 同样，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注：“利润……是经营的唯一目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11页）］，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同样，随着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注：英国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报道，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帐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该报又发现罗契得尔合作实验[144]的根本缺点是：“这些实验表明，工人组合可以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多么可怕啊！］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 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末，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注：凯尔恩斯教授在指出“对劳动的监督”是北美南方各州奴隶制生产的主要特点以后，继续说道：“因为农民所有者〈北方的〉得到他的土地的全部产品，所以用不着其他的劳动刺激。在这里完全不需要监督”（凯尔恩斯《奴隶劳力》第48、49页）。］相反地，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注：善于看出各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指出：“为什么大制造业企业破坏家庭手工业呢？难道不是因为前者接近于奴隶劳动的单纯性吗？”（《政治经济学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7、168页）］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注：因此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可以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 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时，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卖他所占有的东西，出卖他个人的、单个的劳动力。这种关系，决不因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1个劳动力而是100个劳动力，或者说，他不是和1个工人而是和100个互不相干的工人签订合同，而有所变化。资本家无须让这100个工人协作就能使用他们。因此，他支付的是100个独立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象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 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刺斯坎人等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亚洲国家除了民用的和军事的开支以外，还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可以用于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这些国家可以指挥几乎全部非农业人口的手臂，而对这些剩余生活资料的唯一支配权又完全属于君主和祭司，所以它们有能力兴建那些遍布全国的宏伟纪念物……在移动巨大的雕像和庞大的重物方面，当时的搬运本领令人惊讶，在这方面恣意滥用的几乎全是人的劳动。光有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努力的集中就够了。我们看到巨大的珊瑚礁从海底升起形成岛屿和陆地，虽然每一个珊瑚虫是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亚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非农业劳动者，除了自己个人的体力以外，很少能贡献什么，但是他们的数量就是他们的力量。由于存在着指挥这些群众的权力，就产生出这些巨大的建筑。正是由于劳动者赖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成为可能。”［注：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77、78页。伦敦和欧洲其他国家首都搜集的古亚述、埃及等等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见证。］ 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刺斯坎的祭司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象股份公司那样的结合资本家。 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注：兰盖在他的著作《民法论》中把狩猎称为最初的协作形式，而把对人的狩猎（战争）称为最初的狩猎形式之一，这也许不是不对的。］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不过，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好象不是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注：“难道把许多人的技巧、勤劳和竞争心结合在同一个工作中不是推动这一工作的办法吗？英国难道能用其他方法使自己的羊毛工场手工业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第56页第521节）］中，在那种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由于同时使用的工人数量和所积聚的生产资料的规模才和农民经济有本质区别的大农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治的形式。 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注释： [142]见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A．Quételet．《Surl’hommeetledéveloppementdesesfacultés，ouEssaidephysiquesociale》.TomesⅠ—Ⅱ，Paris，1835）。——第359页。 [143]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88—89页（W．Roscher.《SystemderVolkswirthschaft》．BandⅠ：《DieGrundlagenderNationalökonomie》．Dritte，vermehrteundverbesserteAuflage．StuttgartundAugsburg，1858，S．88—89）。——第360页。 [144]指罗契得尔城（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下，于1844年成立名为公平先驱社的消费合作社，它是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人合作运动的萌芽。——第36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工作日的一部分只是生产出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到现在为止，工作日的这一部分被看作不变量，而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在这个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工人还能劳动2小时、3小时、4小时、6小时等。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就取决于这个延长的量。如果说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变的，那末相反，整个工作日是可变的。现在假定有一个工作日，它的总长度以及它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是已定的。例如ac线a——————————b——c代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ab段代表10小时必要劳动，bc段代表2小时剩余劳动。现在，如果没有ac的进一步延长，或者说不依靠ac的进一步延长，怎样才能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延长剩余劳动呢？ 尽管工作日的界限ac已定，看来bc仍然可以延长，不过不是越过它的终点ｃ（同时也是工作日ac的终点）延长，而是由它的起点ｂ以相反的方向向a端推移而延长。假定在a——————————b′—b——ｃ中，b′—b等于bc的一半，或一个劳动小时。假定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ac中，b移到b′，bc就延长到b′c，剩余劳动就增加了一半，从2小时增加到3小时，虽然工作日仍旧是12小时。但是很明显，如果必要劳动不同时从aｂ缩短到ab′，从10小时缩短到9小时，要使剩余劳动这样从bc延长到b′c，从2小时延长到3小时是不可能的。必要劳动的缩短要与剩余劳动的延长相适应，或者说，工人实际上一直为自己耗费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要变成为资本家耗费的劳动时间。这里，改变的不是工作日的长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 另一方面，知道工作日的量和劳动力的价值，显然也就知道剩余劳动量本身。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半先令或6便士，劳动力的日价值是5先令，那末工人每天就必须劳动10小时，才能补偿资本支付给他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才能生产出他每天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物。知道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知道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注：每天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工人“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版第64页）“劳动的价格总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能依照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低下的身分和地位，维持他们当中许多人注定会有的大家庭”，那他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工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弟15页）“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德尔编《全集》第1卷第10页）“生存资料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第48页注）］，知道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也就知道他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量。从整个工作日中减去必要劳动时间，就得到剩余劳动的量。12小时减去10小时，还剩2小时，这里看不出，在这种条件下剩余劳动怎么能够延长到2小时以上。当然资本家可以不付给工人5先令，而只付给4先令6便士，或者更少。再生产这4先令6便士价值，有9个劳动小时就够了，这样，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剩余劳动就不是2小时，而是3小时了，剩余价值本身也就从1先令提高到1先令6便士了。但是这个结果的获得，只是由于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工人只得到他在9小时内生产的4先令6便士，他所支配的生活资料比以前少1/10，因此，他的劳动力只能有萎缩的再生产。在这里，剩余劳动的延长，只是由于打破剩余劳动的正常界限，剩余劳动的范围的扩大，只是由于侵占了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虽然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它应该被排除，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按其十足的价值买卖的。既然作了这样的假定，那末劳动力的生产或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不能因为工人的工资低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减少，而只有当这个价值本身降低时才减少。在工作日长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的延长必然是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不是相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是由于剩余劳动的延长。就我们的例子来说，劳动力的价值必需在实际上降低1/10，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减少1/10，从10小时减到9小时，从而使剩余劳动从2小时延长到3小时。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要这样降低1/10，同量的生活资料，从前用10小时生产出来，现在要求用9小时生产出来。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不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鞋匠使用一定的手段，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可以做一双皮靴。如果他要在同样的时间内做两双皮靴，他的劳动生产力就必须提高一倍。不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不同时改变这二者，就不能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注：“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58、159页）“生产费用的节约，不外是用于生产的劳动量的节约。”（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2页）］在研究我们上面考察的那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曾假定生产方式是既定的。而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变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提高这样一些产业部门的生产力，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种劳动的量，而且还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例如皮靴的价值不仅取决于鞋匠的劳动，而且还取决于皮革、蜡、线等等的价值。因此，那些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提供不变资本物质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它们的商品相应的便宜，也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反，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资料、也不为制造必要生活资料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便宜的商品当然只是相应地，即只是按照该商品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资料，但只是许多种必要生活资料中的一种。这种商品变得便宜只会减少工人购买衬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其中每种商品的价值总是劳动力价值的相应部分。劳动力价值随着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而降低，这种劳动时间的全部减少等于所有这些特殊生产部门劳动时间减少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总结果看成好象是每个个别场合的直接结果和直接目的。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注：“如果工厂主通过机器的改良使他的产品增加一倍……那他（最终）会得到利益，不过是由于他可以使工人的衣着更便宜……从而使工人在总收益中所得的份额更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21年爱丁堡版第168、169页）］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且只根据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 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6便士或1/2先令，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会生产出6先令的价值。假定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在这12个劳动小时内制造12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产资料、原料等的价值是6便士。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品花费1先令，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6便士是加工时新加进的价值。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不是生产12件这种商品，而是生产24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9便士，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3便士是最后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同从前一样只创造6先令新价值，不过这6先令新价值现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产品上。因此分摊在每件产品上的不是这个总价值的1/12，而只是1/24，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变成产品时，就每件产品来说，现在加到生产资料上的，不象从前那样是一个劳动小时，而是半个劳动小时。现在，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每件商品平均花费1先令，或者说，代表2小时社会劳动；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它只花费9便士，或者说，只包含1+(1/2)个劳动小时。但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1先令这个社会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末他的商品的售价就超出它的个别价值3便士，这样，他就实现了3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现在表现为24件商品，而不是过去的12件商品。因此要卖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获得较大的市场。因此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卖10便士，这样，他从每件商品上仍然赚得1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总会这样提高，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是不是参加劳动力的一般价值的决定。因此，即使撇开后面这种情况，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 然而，甚至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相应延长。［注：“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49、50页）］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10小时，或者说，劳动力的日价值是5先令，剩余劳动是2小时，因而每日生产的剩余价值是1先令。但我们的资本家现在是生产24件商品，每件卖10便士，或者说，一共卖20先令。因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12先令，所以14+(2/5)件商品只是补偿预付的不变资本。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其余的9+(3/5)件商品。因为劳动力的价格=5先令，所以6件产品表现必要劳动时间，3+(3/5)件产品表现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在社会平均条件下是5∶1，而现在是5∶3。用下列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样结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价值是20先令。其中12先令属于只是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此，剩下的8先令是体现一个工作日的价值的货币表现。这个货币表现比同类社会平均劳动的货币表现要多，因为12小时的同类社会平均劳动只表现为6先令。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但是我们的资本家仍然和从前一样，只用5先令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工人现在要再生产这个价值，用不着象过去那样需要10小时，只要7+(1/2)小时就够了。这样，他的剩余劳动就增加了2+(1/2)小时，他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可见，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注：“如果我的邻人以少量的劳动生产出许多的东西，从而能卖得便宜，那我也就必须设法和他卖得一样便宜。所以每一种能用较少人手的劳动，从而用较低的费用来生产的技艺、方法或机器，都会在别人身上引起一种强制和竞争，使他们或者也采用同样的技艺、方法或机器，或者去发明类似的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处于同等的地位，谁也不能比邻人卖得便宜。”（《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第67页）］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致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十二小时社会平均工作日总是生产6先令的价值产品，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如何分割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日价值，从5先令下降到3先令，那末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从前需要10个劳动小时，现在只要6个劳动小时就够了。有4个劳动小时空了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注：“如果同时取消对工业的限制，工人的开支按怎样的比例减少，他的工资就会按怎样的比例减少。”（《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1753年伦敦版第7页）“工业的利益要求谷物和一切食品尽可能便宜；凡是会使谷物和食品昂贵的事，必然也会使劳动昂贵……凡工业不受限制的国家，食品的价格必然影响劳动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便宜了，劳动的价格必定下降。”（同上，第3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按同一比例下降。虽然机器使生活必需品便宜了，但是也使工人便宜了。”（《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第27页）］ 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本身就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还没有回答的那个矛盾。魁奈说： “你们认为，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不损害生产，越能节省费用或昂贵的劳动，这种节省就越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尽管如此，你们又认为，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大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注：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第188、189页。］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注：“这些投机家非常节约他们必须支付报酬的工人劳动。”（日·恩·比多《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1828年巴黎版第13页）“企业主总是会竭力节省时间和劳动。”（《杜格耳德·斯图亚特全集》，威·汉密尔顿爵士发行，1855年爱丁堡版第8卷《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8页）“他们〈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增大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生产力。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而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提高生产力上。”（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3卷）］，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这绝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他的工作日甚至还可能延长，以致他现在要在14小时内生产1400件商品等等。因此，在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之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因为这种发展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15小时，以代替原来的10小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商品没有变便宜的情况下，究竟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在下面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时，就可以看到。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再生产或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个已知的不变的量。 根据这个假设，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一个工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假设必要劳动每天是6小时，表现为金额3先令或1塔勒，那末，1塔勒就是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是购买一个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再假设剩余价值率是100％，那末，这1塔勒的可变资本就生产1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6小时的剩余劳动量。 但是，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总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因此，在已知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可变资本的量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1塔勒，那末，每天要剥削100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100塔勒的资本，要剥削n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n塔勒的资本。 同样，如果1塔勒的可变资本，即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每天生产1塔勒的剩余价值，那末，100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100塔勒的剩余价值，n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1塔勒×n的剩余价值。可见，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一个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又因为在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个规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由同一个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例决定的。［注：在作者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这个原理的后一部分表述如下：“或者说，等于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乘以该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再乘以同时受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编者注］ 因此，如果我们用Ｍ表示剩余价值量，用m表示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提供的剩余价值，用ｖ表示购买一个劳动力每天预付的可变资本，用V表示可变资本的总数，用ｋ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用a′/a（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用n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我们就得出： Ｍ= （m/v）×V k×(a′/a)×n 这里继续假定，不仅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而且一个资本家所使用的工人已经化为平均的工人。也有例外的情况，就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与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长，但这时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是不变的了。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种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来补偿。如果可变资本减少，同时剩余价值率却按同一比例提高，那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不变。按照以前的假定，如果一个资本家每天要剥削100个工人，必须预付100塔勒，而剩余价值率如果是50％，那末，这100塔勒的可变资本就提供5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100×3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或者说，工作日不是从6小时延长到9小时，而是从6小时延长到12小时，那末减少了一半的可变资本50塔勒，也同样提供5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50×6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可见，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按比例的提高来抵偿，或者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长来抵偿。因此在一定限度内，资本所能榨取的劳动的供给，并不取决于工人的供给。［注：这个基本规律看来是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阿基米德相反，认为在需求和供给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这一点上，发现了一个不是使世界运动而是使世界静止的支点。］反过来说，如果剩余价值率降低了，那末，只要可变资本量或雇用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仍然不变。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长工作日来补偿工人人数或可变资本量的减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无论劳动力的价值如何，无论维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2小时还是10小时，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总价值，总是小于24个劳动小时所物化的价值，如果这24个物化劳动小时的货币表现是12先令或4塔勒，那就总是小于12先令或4塔勒。我们前面假定，要再生产劳动力本身，或者说，要补偿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每天需要6个劳动小时。根据这个假定，500塔勒的可变资本，使用500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或工作日为12小时的时候，每天生产50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6×500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100塔勒的资本，每天使用100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200％，或工作日为18小时的时候，只生产200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12×100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量。它的总价值产品，即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加剩余价值，在任何一天都决不能达到400塔勒或24×100个劳动小时的数额。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24小时）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或者说，就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这个非常明白的第二个规律，对于解释资本要尽量减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减少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趋势（以后将谈到这种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趋势是同资本要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趋势相矛盾的。反过来说，如果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或可变资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 第三个规律是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这两个因素而得出来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已定，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量已定，那末不言而喻，可变资本越大，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部分的界限已定，那末，一个资本家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显然就只取决于他所推动的劳动量。但根据以上假设，他所推动的劳动量取决于他所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或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的人数又是由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可见，在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家把他的资本分成两部分。他把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这是他的资本的不变部分。他把另一部分转化为活的劳动力，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变资本。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资本划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内，这一比例是随着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结合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无论一定量的资本是怎样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无论后者与前者之比是1∶2或是1∶10，还是1∶ｘ，刚才确定的规律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根据前面的分析，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再现在产品价值中，但是并不加入新形成的价值产品。使用1000个纺纱工人，当然比使用100个纺纱工人需要更多的原料、纱锭等等。但是不管这些待追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提高，降低，还是不变，也不管是大是小，都不会对推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增殖过程有任何影响。因此，上面确认的规律就具有这样的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象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一般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以后［注：详见第四卷。］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140]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理由”[141]。 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每天所使用的劳动看成一个唯一的工作日。例如，假设工人人数为100万，一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日为10小时，那末社会工作日就是1000万小时。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工人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反之，在人口数量已定时，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长来决定。［注：“社会的劳动，即用在经济上的时间，表现为一个定量，比如说，100万人每人每天10小时，或1000万小时……资本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这个限度就是用在经济上的时间的实际数量。”（《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47、49页）］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末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注：“租地农场主不能指靠自己的劳动，如果他这样做，我认为他会受到损失。他的事务应该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否则粮食打不干净，工钱很快就浪费了；他还必须监督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的篱笆；他必须查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末别处就难免有疏忽。”（[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2页）这本书非常有趣，从中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或他明确地称之为“商人租地农场主”的起源，可以听到这种租地农场主在那些主要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小租地农民”面前是怎样自我吹嘘的。“资本家阶级最初部分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最后完全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理查·琼斯牧师《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第3讲第39页）］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限定每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注：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第3版补注：这个注解对于不大懂化学的人来说是不十分明了的。所以我们对它作如下的解释：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最初由沙·热拉尔在1843年命名的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例如：烷烃系列是CｎH2ｎ+2；正醇系列是CｎH2ｎ+2O；正脂肪酸系列是CｎH2ｎO2以及其他等等。在上面的例子中，CH2在分子式中单纯的量的增加，每次都形成一个不同质的物体。关于罗朗和热拉尔在确定这个重要事实上的贡献（马克思对他们的贡献估计过高），可参看柯普《化学的发展》1873年慕尼黑版第709、716页和肖莱马《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1879年伦敦版第54页。——弗·恩·｝］ 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注：马丁·路德把这种机构称为“垄断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 我们不详细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的进行中的变化，也不谈资本本身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只着重指出少数要点。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它在旧式面包业中和在现代棉纺业中同样有效。 如果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那末工人并不是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而只是把它当作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作自己的劳动对象。他不是鞣资本家的皮。可是，只要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要求”。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变成了榨取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最后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是如何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在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时期，“佩斯里的一家棉麻纺纱厂（卡莱尔父子公司，这是苏格兰西部资格最老、声誉最好的公司之一，它自1752年开办以来，世世代代由同一家族经营）的老板”，这位非常有学识的绅士，在1849年4月25日《格拉斯哥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9页。］。标题是《换班制度》，其中有一段天真可笑的话： “现在让我们看看，把劳动时间由12小时缩减到10小时会产生怎样的祸害……这些祸害‘合计起来’给工厂主的前途和财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如果他〈即他的“人手”〉以前工作12小时，而现在限制为10小时，那就等于他的企业内每12台机器或12个纱锭缩减为10台机器或10个纱锭，如果工厂被卖掉，那它们就只能按10来计价。于是全国每家工厂的价值都会减少六分之一。”［注：同上，第60页。工厂视察员斯图亚特本人是一个苏格兰人，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他把这封信附在他的报告中，并明确地指出，这“是某一位采用换班制度的工厂主所写的最有用的一封信，它特别可以用来消除对这种制度的偏见和疑虑”。］ 在苏格兰西部这个世袭的资本的头脑中，生产资料即纱锭等的价值同它们的自行增殖或每天吸取他人一定量的无偿劳动的资本属性这样紧密地溶合在一起，以致卡莱尔公司的老板真的以为，在出卖工厂时，要支付给他的不仅是纱锭的价值，而且还有它们的价值增殖，不仅是包含在纱锭内的劳动或生产同种纱锭所必需的劳动，而且还有借助于纱锭每天从佩斯里的健壮的西苏格兰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如果工作日缩短两小时，每12台纺纱机的出售价格就会缩减为10台的出售价格！ 注释： [140]“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出自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的一封信。也有人认为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没有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第341页。 [141]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说，无知并不是充足的理由。这句话是针对那些对自然抱有僧侣主义目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说的，他们把“上帝意志”称作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而其唯一的论据就是对其他原因的无知。——第34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八章工作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八章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1．工作日的界限 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它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6小时，那末工人平均每天就要劳动6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这样，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6小时，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一个一定量。但是由此还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们用a——————b线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定是6小时。再假定劳动分别超过ab线1小时、3小时、6小时不等，我们就得到3条不同的线： 工作日I工作日II a——————b—ca——————b———c 工作日III a——————b——————c 这3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延长线bｃ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因为工作日等于ab+bc，即ac，所以它随着变量bc一同变化。因为ab是已定的，所以bc与ab之比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在工作日Ⅰ中是1/6，在工作日Ⅱ中是3/6，在工作日Ⅲ中是6/6。又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比率决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已知这两段线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价值率。就上述三种不同的工作日来说，剩余价值率分别等于[16+(2/3)]％、50％和100％。相反，仅仅知道剩余价值率，却不能断定工作日的长度。例如，假定剩余价值率是100％，可是工作日可以是8小时、10小时、12小时等等。这个剩余价值率只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同样大的，但并不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注：“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第73页）］。 另一方面，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假定延长线bc或剩余劳动=0，我们就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人在一个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象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注：这个问题比罗伯特·皮尔爵士向北明翰商会提出的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镑？”不知要重要多少。皮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和北明翰的“小先令派”[103]一样，不理解货币的本质。］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注：“资本家的任务是：靠所支出的资本来取得尽量多的劳动。”（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63页）］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注：“每天损失一个劳动小时，会给一个商业国家造成莫大的损害。”“我国的劳动贫民大量地消费奢侈品；制造业中的平民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消费自己的时间——这是各种消费中最有害的一种消费。”（《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7页和第153页）］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注：“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自由短工，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尼·兰盖《民法论》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466页）］ 可见，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他和任何别的买者一样，想从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尽量多的利益。但是，突然传来了在疾风怒涛般的生产过程中一直沉默的工人的声音： 我卖给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购买它。在你是资本价值的增殖，在我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你和我在市场上只知道一个规律，即商品交换的规律。商品不归卖出商品的卖者消费，而归买进商品的买者消费。因此，我一天的劳动力归你使用。但是我必须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来逐日再生产劳动力，以便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如果撇开由于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损耗不说，我明天得象今天一样，在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下来劳动。你经常向我宣讲“节俭”和“节制”的福音。好！我愿意象个有理智的、节俭的主人一样，爱惜我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不让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费。我每天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用它，使它运动，变为劳动。你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就能在一天内使用掉我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你在劳动上这样赚得的，正是我在劳动实体上损失的。使用我的劳动力和劫掠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事。假定在劳动量适当的情况下一个中常工人平均能活30年，那你每天支付给我的劳动力的价值就应当是它的总价值的1/(365×30)或1/10950。但是如果你要在10年内就消费尽我的劳动力，可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力总价值的1/10950，而不是1/3650，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的1/3，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价值的2/3。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给我一天的代价。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情面可讲的。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注：1860—1861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9小时，当时他们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同我们这位工人的辩护词几乎完全一样。声明讽刺地指出，一位最贪婪的“建筑业老板”——某个摩·佩托爵士——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这位佩托在1867年以后得到了和施特鲁斯堡一样的结局！）］ 我们看到，撇开伸缩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注：“那些劳动的人……实际上既养活自己，也养活那些称为富人的领年金者。”（艾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2、3页）］，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注：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中非常天真地指出：“象伊特剌斯坎人的这种建筑，虽然仅存遗迹，但仍令人惊异；这样的建筑，毋庸讳言，在小〈！〉国是以奴隶主和奴隶的存在为前提的。”西斯蒙第说得深刻得多：“布鲁塞尔的花边”是以雇主和雇工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注：“这些不幸者〈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之间的金矿中做工的人〉不仅总是肮脏不堪，而且不得不赤身露体，谁看到他们，都不能不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在这种地方，对于老弱病残和妇女没有任何的照顾和怜悯。所有的人都在皮鞭的逼迫下不断地做工，直到死亡才结束他们的痛苦和贫困生活。”（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第3卷第13章[第260页]）］但是在古代，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那个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 把多瑙河各公国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和英国工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6×6小时即36小时的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3天，完全一样。但是这种情形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30秒，为资本家劳动30秒，等等。而徭役劳动就不是这样。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成剩余劳动。所以，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在徭役劳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这种表现形式上的差别，显然丝毫不会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量的比率。每周三天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叫做徭役劳动还是叫做雇佣劳动，都是劳动者自己的无代价的三天劳动。不过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注：以下所述，是指罗马尼亚各州在克里木战争后发生政变[89]以前的情形。］ 在多瑙河各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凡是存在这种情形的地方，徭役劳动很少是由农奴制产生的，相反，农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劳动产生的。［注：｛第3版注：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德国，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在十五世纪，德国的农民虽然几乎都要担负一定的实物贡赋和劳役，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至少在事实上是自由的人。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的德国移民，甚至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自由人。贵族在农民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这种状况。不但战败的德国南部的农民又沦为农奴，而且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东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自由农民，以及紧跟着还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自由农民也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第4卷。麦岑《一八六六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汉森《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农奴制》）——弗·恩·｝］罗马尼亚各州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公社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开支。久而久之，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但这只是在事实上，还没有反映到法律上，直到后来，要解放全世界的俄罗斯才借口废除农奴制而把这种农奴制用法律固定下来。1831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的徭役劳动法，当然是由领主们口授的。俄罗斯由此一举征服了多瑙河各公国的显贵，并博得了整个欧洲的自由派白痴们的喝采。 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104]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交纳详细规定的大量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地主完成：1．十二个一般工作日；2．一个田间工作日；3．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14日。不过，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克洛普在24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规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36日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3日。合计是42日徭役。此外还要加上所谓《Jobagie》，就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14日这种额外徭役劳动。这样，已经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56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210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40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平均还有30日坏天气，加起来就去掉了70日。剩下的只有140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56/84或[66+(2/3)]％，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但这只是法定的徭役劳动。“组织规程”比英国的工厂立法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精神，它有意让人更容易去钻空子。它除了把12日变成56日之外，又把56日徭役中每日的名义上的劳动额规定得非拖到以后的日子去完成不可。例如一日的锄草定额，特别是玉米地的锄草定额，实际上要加倍的时间才能完成。某些农活的法定的一日劳动定额，甚至可以解释成所谓这一日是从五月开始一直到十月为止。对于莫尔达维亚，规定更加苛刻。有一个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 “‘组织规程’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注：详见埃·雷尼奥《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年巴黎版[第304页及以下各页]。］ 如果说，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各公国“组织规程”是这种贪欲的积极表现，那末，英国的工厂法是这种贪欲的消极表现。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下，这正象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注：“一般说来，一个生物体超过它的同类的平均长度，这在某种限度内表示这个生物体的强健。如果人的发育由于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而受到妨害，人体就会缩小。在欧洲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自从实行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长和整个应征条件都降低了。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是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9年平均计算，每1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长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1858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尤·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17、118页）］ 1850年制定的现行（1867年）工厂法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10小时，即一周的前5天为12小时，从早晨6时至晚上6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间净剩10+(1/2)小时；星期六为8小时，从早晨6时至午后2时，其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60小时，前5天为10+(1/2)小时，星期六为7+(1/2)小时。［注：关于1850年工厂法的历史，将在本章以后的段落叙述。］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吧。［注：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详细情况，请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谈的恰好是1862年以前尚未实施工厂法的那些工业部门的情形，其中有些部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工厂法。因此，恩格斯所描写的状况在这些部门内并没有受外因影响而发生多大变化。我所举的例子主要属于1848年以后的自由贸易时期，也就是不学无术而又象孚赫那样吹牛的自由贸易贩子们神话般地向德国人大吹特吹的那个极乐时期。——这里所以把英国摆在首要地位，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而且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只有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6点前1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6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5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10分钟。星期六下午到2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 早6时前………………15分钟 晚6时后………………15分钟 早饭……………………10分钟5日共计：300分钟 午饭……………………20分钟 ———— 60分钟 星期六 早6时前………………15分钟 早饭……………………10分钟1周共计：340分钟 下午2时后……………15分钟 就是说，每周多出来5小时40分钟，每年以50个劳动周计算（除掉2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27个工作日。”［注：《工厂视察员莱·霍纳先生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第4、5页。］ “如果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5分钟，一年就等于2+(1/2)个生产日。”［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为止的半年》第35页。］“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12个月就变成13个月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1857—1858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莱昂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122家工厂倒闭，143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注：同上，第10页。］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3刻钟。”［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25页。］ 在1861年至1865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见附录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52、53页。1863年的下半年违法事件又增多，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7页。］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6时至晚上6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述，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1836年6月初，杜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的儿童5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战栗教徒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4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战栗教徒先生被判处罚金20镑。德莱登对这些战栗教徒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 “狐狸装出一副 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 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 佯作忏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 不先祈祷一番，不成！”[105]］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34页。］“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末，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很困难了。”［注：同上，第35页。］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注：同上，第48页。］，“夺走几分钟时间”［注：同上。］，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注：同上。］。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000镑放进了我的口袋。”［注：同上。］“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6页。］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13岁以下的只准劳动6小时的童工叫做“半日工”［注：这个术语无论在工厂或工厂报告中，都取得了正式的公民权。］。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以上我们考察了一些部门中竭力延长工作日的情况，考察了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在这些部门中，无限度的压榨，正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注：“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的暴虐行为，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逐黄金时犯下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14页）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一种，在当时有它独到之处，如对于商业危机的论述就是一例。至于历史部分，则是无耻地从摩·伊登爵士的《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中抄来的。］，因此，资本终于受到法律的约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定昂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勒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种制度，正象蒙塔古·瓦尔皮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的、肉体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隶制……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8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加罗林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吗？”［注：1860年1月17日的伦敦《每日电讯》。］ 斯泰福郡的陶器业，在最近22年来，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对象。调查的结果，第一次见斯克里文先生1841年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二次见奉枢密院[106]医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部分第102—113页），最后一次见朗格先生1863年的报告，载于1863年6月13日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在这里，我只要从1860年和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一些受剥削的儿童本人的证词就够了。根据儿童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况，特别是少女和妇女的情况。同这一工业部门比较起来，棉纺织业之类的部门还算是很愉快很卫生的职业呢。［注：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49—251页[107]。］ 威廉·伍德，9岁，“从7岁零10个月就开始做工”。一直是“运模子”（把已经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来）。他每周天天早晨6点上工，晚上9点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9点钟。例如最近七八个星期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7岁的孩子竟劳动15小时！詹·默里，12岁，他说： “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早晨6点钟上工，有时4点钟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6点钟。我从前天夜里起就没有上过床。除我以外，还有八九个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除了一个没有来，其余的孩子今天早晨又都上工了。我一个星期挣3先令6便士。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没多得到一个钱。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两夜。” 费尼霍，10岁，他说： “我不总是能够得到十足一小时的吃饭时间，而往往只有半小时，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这样。”［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证词第16、19、18页。］ 格林豪医生指出，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登这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20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36．6％，在沃尔斯坦登只占30．4％，但是在这类年龄的男子死亡人数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区占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登区约占2/5。在亨莱行医的布思罗伊德医生说：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个医生麦克贝恩先生也说： “我在陶工中间行医25年了，我发觉这个阶级在身长和体重方面显著退化。” 以上这些证词是从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注：《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03、105页。］中摘录的。 下面我们从几个调查委员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几段。北斯泰福郡医院主任医生约·特·阿尔莱兹说：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短促，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 不久前还是该医院外科医生的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给调查委员朗格的信中写道：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并没有什么统计材料作根据。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些为满足父母和雇主的贪心而牺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们的时候，激愤的心情怎样也平静不下来。” 他列举陶工患病的种种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时间过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希望： “一个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可耻的现象：它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注：《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24、22页和第Ⅺ页。］ 这里所说的英格兰陶器业的情况，也适用于苏格兰的陶器业。［注：同上，第ⅩＬⅦ页。］ 火柴制造业是从1833年发明用木梗涂磷的办法之后出现的。自1845年起，它在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并由伦敦人口稠密的地区传到曼彻斯特、北明翰、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诺里奇、新堡、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时也使牙关锁闭症蔓延到各地。维也纳的一位医生早在1845年就发现这种病是火柴工人的职业病。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谁都知道，这种制造业有害健康，令人生厌，所以只有工人阶级中那些最不幸的人，饿得半死的寡妇等等，才肯把“衣衫褴褛、饿得半死、无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注：同上，第ＬⅣ页。］送去干这种活。在委员怀特1863年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吃饭没有固定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 在壁纸工厂中，粗糙的壁纸用机器印刷，精致的壁纸用手工印刷。生产的旺季是从十月初到第二年四月底。在这段时期内，劳动往往从早晨6时一直持续到晚上10时，甚至到深夜，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詹·李奇说： “去年〈1862年〉冬天，19个女孩子中，有6个因为劳动过度，害了病，不能上工。为了不让她们打瞌睡，我必须对她们大声喊叫。”伍·达菲说：“孩子们往往疲倦得睁不开眼睛，其实，我们自己往往也是勉强地支撑着。”詹·莱特伯恩说：“我13岁……去年冬天我们干到晚上9点，前年冬天干到晚上10点。去年冬天我的脚有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得哭起来。”格·阿蒲斯登说：“我这个孩子7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背着他在雪地里上下工，他常常要做16个钟头的工！……当他在机器旁干活的时候，我往往得跪下来喂他饭，因为他不能离开机器，也不能把机器停下来。”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股东兼经理斯密说：“我们〈他是指那些为“我们”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中间不停下来吃饭，所以一天10+(1/2)小时的劳动到下午4点半就干完了，以后的时间都是额外时间［注：不要把这种时间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些先生把10+(1/2)小时的劳动看作正常工作日，因而其中包含正常的剩余劳动。在此之外是“额外时间”，它的报酬稍高一些。往后我们就会知道，在所谓正常日中使用劳动力，报酬是低于价值的，所以“额外时间”不外是资本家用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的诡计；而且，即使对“正常日”中使用的劳动力确实支付了足够的报酬，情况仍然是一样的。］。〈难道这位斯密先生在这10+(1/2)小时内也不吃一顿饭吗？〉我们〈还是那位斯密〉很少在晚上6点以前停工〈他是指停止消费“我们的”劳动力这些机器〉，所以我们〈又是克里斯平[108]〉实际上整年都有额外时间……在过去18个月当中，无论孩子或成年人〈152个儿童和18岁以下的少年，140个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7天零5小时即78+(1/2)小时。在今年〈1863年〉5月2日以前的6周内，平均时间更长了，每周达8天即84小时！” 还是这位如此爱用君主口吻以“我们”自称的斯密先生，微笑着补充说：“机器劳动是轻松的。”采用手工印刷的工厂主却说：“手工劳动比机器劳动要合乎卫生。”但是工厂主先生们全都愤愤不平地反对“至少在吃饭时间使机器停下来”的建议。巴勒区（伦敦）一家壁纸厂的经理奥特利先生说道： “要是法律准许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9点，对我们〈！〉倒很合适，可是工厂法规定的时间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这对我们〈！〉可不合适……在午饭时间我们的机器总是停下来〈何等宽宏大量！〉。这样做在纸张和颜料方面不会造成大不了的损失。”接着他满怀同情地补充说：“但是，我可以理解，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是人们所不喜欢的。” 委员会的报告坦率地认为，某些“大公司”担心丧失时间，即担心丧失占有别人劳动的时间，并从而“丧失利润”。这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让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长达12—16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注：《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证词第123、124、125、140页和第ＬⅩⅣ页。］ 在英国，没有一个工业部门象面包业（刚刚兴起的机制面包业不算在内）那样，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如此古老的、只有从罗马帝国时代的诗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纪元前的生产方式。不过，前面已经说过，资本起初并不关心它所征服的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就采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 面包掺假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在伦敦更为厉害。这种现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1855—1856年）和哈塞耳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一书揭发出来的。［注：把明矾磨成细粉，或与盐混合，这是一种常见的商品，名为“面包素”。］揭发的结果是1860年8月6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靠买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易者当然是极端宽容的。［注：大家知道，煤烟是碳的一种高效形态，可作肥料，资本主义的烟囱扫除业者都是把煤烟卖给英格兰租地农民。1862年，一个英国陪审员审理了这样一件案子：卖者瞒着买者在煤烟中掺了90％的灰尘和沙，这样的煤烟究竟算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呢，还是“法律上”的“掺假的”煤烟。“商业之友”判决说，这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于是原告租地农民的官司打输了，并且还要负担诉讼费用。］委员会本身也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事实上，这种“诡辩”比普罗塔哥拉更会颠倒黑白，比埃利亚派[109]更能当面证明一切真实都只不过是假象。［注：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在一篇论商品“掺假”的文章中说，他所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20甚至30种掺假的方法。他又说，很多掺假方法他还不知道，而且他知道的也并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他指出，糖有6种掺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奶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面包有20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2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等等。甚至仁慈的上帝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见卢阿尔·德·卡尔《论伪造圣物》1856年巴黎版。］ 不管怎样，委员会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他们“每日的面包”，从而引向了面包业。与此同时，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1863年委员会的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他的报告［注：《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和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1863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还禁止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9点至第二天早晨5点这段时间内做工。上面这项条款充分说明了这个带有古代遗风的工业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形。 “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他先发面，这是一种极费力气的活。根据烤制面包的数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时到三刻钟。然后他躺在那块兼作发面盆盖子的面板上，拿一个面袋枕在头下，再拿一个面袋盖在身上，睡几个钟头。随后他一连紧张地忙上5个小时，把面揉好，分成一块一块，做成面包的样子，放到炉里去烤，再从炉里取出，等等。烤炉房的温度达75度到90度，小烤炉房的温度还要高些。各种各样的面包做成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开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刚刚结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间劳动，又要在白天提着篮子或推着车子挨户送面包，有时，他们还要再在烤炉房里干些别的活。根据季节和营业范围的不同，劳动在下午1点到6点之间结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在烤炉房里一直忙到晚上。”［注：《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1号报告》第Ⅵ—Ⅶ页。］“在伦敦社交季节，伦敦西区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8点，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两次。然后就叫他们运送面包，或有时在烤炉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4点、5点、6点甚至7点。活全干完了才睡6个小时，有时只睡5个或4个小时。到了星期五，总是提前上工，大约从晚上10点开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发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8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4点或5点。就连出售‘全价’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为第二天做4—5小时的准备工作……在‘卖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经说过，这种人在伦敦面包业主中占3/4），面包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不过几乎全是在烤炉房里做工，因为他们的老板除把面包供应一些小铺子外，只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每当临近周末……就是说从星期四起，晚上10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的休息。”［注：《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1号报告》第ＬＸⅪ页。］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人士也懂得：“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注：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第16页。］。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18小时，而只给12小时的工资。”［注：《（第1号）报告。证词部分》。“卖全价面包的老板”齐斯曼的证词，第108页。］ 在英国，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都是从十八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注：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打入各种行业的代理商还被官方认为是“社会之害”。例如在索美塞特郡，在治安法官季度法庭开庭期间，大陪审团[110]曾向下院递送一份“呈文”，其中说：“布莱克韦耳商馆中的这些代理商是社会之害，他们危害织布业，必须予以铲除。”（《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1685年伦敦版第6、7页）］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1824年才真正站稳脚跟。［注：《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第1号报告》第Ⅷ页。］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他们也很少活到42岁。可是，等着去面包业做工的人总是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 1858—1860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来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1860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由于这一运动，只做日工的规定才在威克斯弗德、基尔肯尼、克郎梅尔、瓦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执行。 “在雇佣工人苦不堪言的里美黎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别是面包房兼磨坊老板的反抗，运动遭到了失败。里美黎克的失败引起了恩尼斯和梯培雷里两郡的倒退。在公众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科克郡，老板们利用他们解雇工人的权力，把运动压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们进行了最坚决的反抗，他们用迫害领导运动的工人的办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让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注：《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 在爱尔兰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政府所属的委员会，竟痛切地规劝都柏林、里美黎克、科克等地那些铁石心肠的面包房老板： “委员会认为，劳动时间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若有违反，必受惩罚。老板们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迫使他们违背宗教信仰，违反国家法律，冒犯社会舆论〈这些全是指星期日劳动〉，这样老板们就播下劳资敌对的种子，做出了有害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先例……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会破坏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12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注：《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 以上是爱尔兰的情形。在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农业工人（即庄稼汉）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13—14小时，星期日还要从事4小时的额外劳动（这还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呢！）。［注：1866年1月5日，农业工人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拉斯威德举行群众大会。（见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1865年底，在苏格兰的农业工人中首先成立了一个工联，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在英格兰最受压迫的一个农业区白金汉郡，雇佣工人于1867年3月举行一次大罢工，要求把周工资从9—10先令提高到12先令。——（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自从1830年后他们的强大示威运动遭到镇压，特别是实行新的济贫法以来，虽然遭到了彻底破坏，可是到了六十年代，这个运动又重新抬头，并终于在1872年进入了新的时代。在第二卷我还要回过来谈谈这个问题，并且谈一谈1867年以后发表的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蓝皮书。第3版补注。）］就在这个时候，伦敦一个大陪审团面前站着三个铁路员工：一个列车长，一个司机，一个信号员。一次惨重的车祸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几个铁路员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陪审员面前异口同声地说，10—12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8小时。但是在最近5—6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可是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们的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审员”对他们的回答，是定为“杀人罪”，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并只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制”、“节欲”或“节俭”一些。［注：见1866年1月[21日]《雷诺新闻》。这家周报每周都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如《可怕的横祸》、《惊人的惨剧》等等，报道一连串新发生的铁路惨祸。北斯泰福郡铁路线上的一个工人对此议论说：“谁都知道，司机和司炉稍一失神，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天气这么冷，还要拚命延长劳动时间，不让有片刻休息，那又怎能不造成这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上星期一，有一个司炉一清早就上工，干了14小时50分钟才下工。他还没有来得及喝口茶，就又被叫去做工了。就这样他一连做工29小时15分钟。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的工作情形是这样：星期三15小时，星期四15小时35分，星期五14+(1/2)小时，星期六14小时10分，一周共工作88小时30分。不难设想，当他只得到6个工作日的工资时会感到多么惊异。这个人是个新手，他问什么叫一个工作日，得到的回答是：13个小时算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78小时算一周。而多做的10小时30分钟又怎么算呢？争吵了很久，最后才给他加了10个便士。”（1866年2月4日《雷诺新闻》）］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他们腋下没有夹着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从事过度劳动的情形。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一个人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丽丝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注：参看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53、254页[111]。］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劳动16+(1/2)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立即赶制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女工一起连续干了26+(1/2)小时，一间屋挤30个人，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注：卫生局的里特比医生当时说：“成年人的寝室至少要有300立方呎空气，而住房至少要有500立方呎。”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理查逊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养不够或消化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是在于它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现节约〈他的意思是说：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整个女缝纫工阶级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末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拚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让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飘泊不定；她时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劳动的场所空气闷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理查逊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这还是伦敦一家较好的时装店。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丽丝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件礼服做好。医生基斯先生被请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直率地向验尸陪审团作证说： “玛丽·安·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 为了教医生讲话得体，验尸陪审团却说： “死者是中风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担心，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过度等等，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 自由贸易论者科布顿和布莱特的机关报《晨星报》叫喊道：“我们的白色奴隶劳作到坟墓里去了，无声无臭地憔悴而死了。”［注：见1863年6月23日《晨星报》。《泰晤士报》曾利用这件事反对布莱特等人而为美国奴隶主辩护。该报写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来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那些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托利党的报纸《旗帜报》也同样地申斥纽曼·霍尔牧师说：“他把奴隶主开除教籍，可是却同那些用养一只狗的价钱驱使伦敦公共马车夫和售票员等等每天劳动16小时的正人君子在一起祈祷。”最后，预言家托马斯·卡莱尔先生发言了。关于这位先生，还在1850年我就写过：“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112]这位卡莱尔先生在一篇简短的寓言中把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美国南北战争，说成是北方的彼得拚命要打破南方保罗的头，因为北方的彼得“逐日”雇用工人，而南方的保罗却“终生”雇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载于1863年8月《麦克米伦杂志》）这样，托利党同情城市雇佣工人（决不是农村雇佣工人！）的肥皂泡终于破灭了。问题的核心还是奴隶制！］ “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时装店是如此，在很多地方，在一切生意兴隆的地方都是如此……我们试以铁匠为例。如果可以相信诗人的话，那末世界上再没有象铁匠那样强健、那样快活的人了。他大清早就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丁当丁当地打起铁来。他比谁都吃得多，喝得足，睡得好。单就身体条件来说，如果劳动适度，铁匠的情况确实是属于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到城里去，看看这些健壮的汉子所担负的劳动重担，看看他们在我国的死亡表上所占据的位置吧。在梅里勒榜区〈伦敦最大的市区之一〉，铁匠每年的死亡率为31/1000，比英国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11/1000。打铁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毁灭人的职业。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说50年。现在强迫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1/4。他尽力做了，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1/4的活，但是他活不到50岁，他37岁就死了。”［注：理查逊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如果它们不这样做，而只是闲置在那里，就给资本家造成消极的损失，因为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就成了无用的预付资本；如果恢复中断的生产必须追加开支，那末这种损失就变成积极的损失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得使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换班有各种办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工人这个星期做日班，下个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这种换班制度，这种换班制的经营方法，在英国棉纺织业等部门方兴未艾的青春时期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纺纱厂中也很流行。这种24小时连续不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的许多依然“自由”的工业部门中，其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在这里，劳动过程除了6个工作日每天24小时，在大多数工厂还包括星期日24小时。工人中有男有女，有成年人有儿童。儿童和少年从8岁（有时是6岁）直到18岁年龄不等。［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Ⅳ、Ⅴ、Ⅵ页。］在某些部门中，少女和妇女也整夜和男工一道做工。［注：“在斯泰福郡和南威尔士，少女和妇女不但白天而且夜里都在煤矿和焦炭堆上做工。送交议会的报告经常指出，这种现象是造成尽人皆知的严重弊端的原因。这些妇女同男子一道做工，从衣服上很难区别出来；她们浑身是污泥和煤灰。这种不适于妇女的职业几乎必然使妇女丧失自尊心，因而使她们品行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94号第ⅩⅩⅥ页，参看《第4号报告》（1865年）第61号第ⅩⅢ页）玻璃厂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且不说夜工的一般害处。［注：有一个雇儿童做夜工的钢厂老板说：“做夜工的少年在白天也不能睡觉，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他们只好在第二天不停地到处乱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63号第ⅩⅢ页）一位医生谈到日光对身体的维护和发育的重要性时说道：“日光还直接影响身体的各部组织，使其强健而富有弹性。动物的肌肉缺少适量的光照就会松软，失去弹力，神经也会因缺乏刺激而失去应有的紧张度，各个部分的发育就会受到阻碍……至于儿童，经常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每天有一部分时间受到日光的直接照射，对于他们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日光可以促使食物变成良好的成形血液，并使新形成的纤维组织强固起来。它还可以刺激视觉器官，从而加强大脑各部分的机能。”这一段话摘自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生威·斯特兰吉先生论述“健康”的著作（1864年）[113]。这位医生在给调查委员怀特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从前在郎卡郡有机会观察过夜工对工厂儿童的影响。和某些雇主通常的说法相反，我肯定认为，这种劳动很快就使孩子的健康受到损害。”（《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284号第55页）这类事物也成为认真争论的对象，这就再好不过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影响着资本家及其仆从们的“大脑机能”。］昼夜24小时不断的生产过程，为打破名义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在上述那些劳动繁重的工业部门中，每个工人公认的工作日大多为12小时，无论夜工或日工都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场合，那种超出这一界限的过度劳动，用英国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实在可怕”。［注：同上，第57号第Ⅻ页。］报告说： “任何有感情的人想到证词中提到的9—12岁儿童所担负的劳动量，都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再也不能容许父母和雇主这样滥用权力。”［注：同上，第58号第Ⅻ页。］ “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难免有的儿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这时，一个或几个该下工的儿童就得留下来填补空位。这个办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压延厂的经理，没有上工的儿童由谁代替，他竟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上述事实。”［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58号第Ⅻ页。］ “有一个压延厂，名义上的工作日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5点半。有一个儿童，每星期有4个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8点半……这样一直继续了6个月。”“另一个儿童，9岁时，有时一连做3班，每班12小时，10岁时，有时一连干两天两夜。”“第三个儿童，今年10岁，每星期有三天都是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夜间12点，在其余几天干到晚上9点。”“第四个儿童，今年13岁，整个星期都是从下午6点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有时接连做3班，例如从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个儿童，今年12岁，在斯泰夫利铸铁厂做工，他一连14天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夜间12点，他已经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9岁的乔治·阿林斯沃思说：“我是上星期五来的。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3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5哩路。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6点来上工。唉！这个地方真热！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3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里，我早晨6点上工，到晚上6点或者7点下工。”如此等等。［注：同上，第ⅩⅢ页。当然，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必然会象他们和一位调查委员进行下述谈话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耶利米·海恩斯，12岁，他说：“4的4倍是8，而4个4是16……国王是有一切金钱和黄金的人。我们有个国王，据说他是个女王，他们叫她亚历山得拉公主。据说她嫁给了女王的儿子。公主是男人。”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利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特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象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74号第ⅩⅤ页）“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这个女孩（10岁）把God〔上帝〕念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55页第278号）在上述金属工厂中实行的制度，在玻璃厂和造纸厂也很盛行。在用机器生产的造纸厂中，除了挑选破布以外，所有其他工序照例都实行夜工。有的地方借助于换班制，通常从星期日晚上起直到下星期六午夜12点止，整个星期当中始终都有夜工。日班每星期有5天做12小时，有1天做18小时。夜班每星期有5夜做12小时，有1夜做6小时。有的地方是每班工人一连做24小时，隔一天一换班。其中一班在星期一做6小时，不过到星期六要做18小时以补足24小时。有的地方实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制度，例如所有在造纸机上工作的工人，一个星期中每天都做15—16小时。调查委员洛德说：这种制度看来兼有十二小时换班制和二十四小时换班制的一切害处。在这种夜班制度下做工的，有13岁以下的儿童，有18岁以下的少年，还有妇女。在实行十二小时换班制的情况下，有时接班的人没有来，他们就不得不连干两班，干24小时，证人的证词说明，男孩和女孩经常要加班加点，往往是连续干24小时，甚至36小时。从事“连续不断而又单调乏味的”抛光作业的，有12岁的小姑娘，她们整月都是每天工作14小时，“只有两次至多是三次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此外没有任何正规的休息时间”。有些工厂完全取消了正规的夜工，可是额外劳动却长得可怕，而且“往往是发生在那些最脏最热最单调的工序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ⅩⅩⅩⅤⅢ和ⅩⅩⅩⅨ页）。］ 现在我们来听听资本自己是怎样解释这种24小时制度的。当然，对于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对于它滥用这种制度，以致把工作日延长到“骇人听闻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是避而不谈的。它所谈的只是这种制度的“正常”形式。 内勒和维克斯公司炼钢厂老板，雇有600至700个工人，其中只有10％未满18岁，这些未满18岁的工人当中又只有20个男孩是做夜班的。这个公司说： “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热难熬。温度大约介于86°至90°之间……锻冶车间和压轧车间分昼夜两班劳动，其他各车间就只有日班，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锻冶车间的劳动是从12点到12点。有一些人只做夜工，不日夜换班……我们没有发现日工和夜工对健康〈内勒和维克斯公司老板的健康吗？〉有什么不同的影响。而且，休息时间固定不变比昼夜改变恐怕要睡得好些……约有20个未满18岁的少年做夜班……不叫18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我们就应付不下去。我们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会增加生产费用。熟练工人和工头不容易找，而少年工要多少有多少……当然，我们使用的少年工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限制夜工同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79号第ⅩⅥ页。］ 约翰·布朗公司钢铁厂有3000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制钢制铁的重活是“昼夜换班”的。该公司的约·埃利斯先生说，在劳动繁重的制钢厂，每两个成年男工配一个或两个少年工。在他们公司里，18岁以下的少年工有500名，其中约1/3即170名不满13岁。关于拟议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说： “禁止未满18岁的人在24小时内劳动12小时以上，我并不认为是特别值得谴责的。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划一条线来规定12岁以上的少年免做夜工。我们宁可接受完全禁止未满13岁甚至15岁的少年做工的法律，而不愿接受不让我们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做日班的少年也必须轮换做夜班，因为成年男工不能老是做夜班；这会毁掉他们的健康。不过我们认为，做一星期夜工，又做一星期日工，不会有什么害处。〈而内勒和维克斯公司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工厂的利益，却相反地认为，连续做夜工并没有害处，定期轮换做夜工倒可能有害处。〉我们看到，轮换做夜工的人同专做日工的人同样健康……我们反对禁止18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为这会增加费用。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多么无耻的坦率！〉我们认为，为此增加的费用，会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能力，如果适当地考虑到营业的成效的话。〈多么拐弯抹角！〉这里劳力很少，进行这种调整，就会使劳力不够用。〈这就是说，埃利斯—布朗公司就会陷入不得不如数支付劳动力价值的不幸境地。〉”［注：同上，第80号第ⅩⅥ和ⅩⅦ页。］ 康麦尔公司的“塞克洛普”钢铁厂同上述约翰·布朗公司的规模不相上下。该厂的经理曾把他的一份书面证词亲手递交给政府委员怀特，但是后来把证词退给他修改时，他又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个手稿隐藏起来。但怀特先生的记忆力很强。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塞克洛普公司看来，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是“行不通的事情；这无异于关闭他们的工厂”，虽然在他们工厂中未满18岁的少年只占6％强，未满13岁的只占1％！［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2号第ⅩⅦ页。］ 关于这个问题，亚特克利夫的炼钢、压延、锻铁工厂，桑德森兄弟钢铁公司的伊·弗·桑德森先生说： “禁止未满18岁的少年做夜工会引起很大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用成年男工代替少年工必然使费用增加。增加多少，我说不上，但是看来不会增加到使工厂主能够提高钢的价格，因此，这种损失就落在工厂主身上，因为成年男工〈多么固执的人！〉当然会拒绝承担这种损失”。 桑德森先生不知道他究竟付给儿童多少工资，不过， “大概每人每周得到4—5先令……少年工干的活，一般地说来〈当然不总是“特殊地说来”〉，有少年工的力气就足够用了，用成年男工的较大力气是得不偿失，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如金属制件很重时，使用这种较大的力气才合算。成年男工也喜欢有个少年工当下手，因为成年男工不那么听话。此外，儿童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学手艺。只许少年做日工，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少年不能在白天学手艺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来，成年男工一周做日工，一周做夜工，就会有一半时间和同班的少年工分开，从而把他们从少年工那里得到的利益丧失一半。成年男工教少年工学手艺，就算作少年工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这就使成年男工能够得到廉价的少年劳动。所以，只准少年做日工，就会使每个成年男工的利益丧失一半。” 换句话说，桑德森公司就得自己掏腰包，而不能再用少年工的夜间劳动来支付成年男工的这部分工资了。这样一来，桑德森公司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而这就是桑德森公司所谓少年工不能在白天学手艺的好理由［注：“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1840年柏林版第249页）］。此外，现在同少年工换班的成年男工就得担负起全部的夜工，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总之，困难是太大了，也许会使夜工完全停下来。伊·弗·桑德森说：“至于说到钢的生产本身，那倒不会有什么差别。但是！”但是桑德森公司不单是生产钢而已。生产钢只是赚钱的借口。熔炉、轧钢设备等等，厂房、机器、铁、煤等等，除了变成钢，还有别的任务。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吸取剩余劳动，而24小时吸取的剩余劳动当然比12小时多。事实上，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桑德森公司有了它们也就有了一张证书，可以在一天全部24小时内支配一定数量人手的劳动时间；而它们吸取劳动的职能一旦中断，它们也就丧失了资本的性质，从而给桑德森公司造成纯粹的损失。 “这时，在这些有一半时间停着不用的非常贵重的机器上，必然会受到损失。并且，为了生产在目前这种制度下所能生产的同样数量的产品，就得把厂房和机器增加一倍，而这样就会使费用增加一倍。” 其他资本家都只准在白天开工，他们的厂房、机器、原料到夜间就“停着不用”，可是为什么这个桑德森公司偏偏要求特权呢？伊·弗·桑德森代表全体桑德森回答说： “是的，凡是只在白天开工的工厂，都会遭受到这种由于机器停着不用而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使用熔炉，损失就更大。如果熔炉不停火，就会浪费燃料〈现在却是浪费工人的生命材料〉，如果熔炉停火，就要重新生火并等待烧到必要的热度，这就损失了时间〈而睡眠时间——甚至是8岁孩子的睡眠时间——的损失，正是桑德森家族捞到的劳动时间〉，而且一冷一热会使熔炉受到损害〈而昼夜换班劳动却不会使熔炉受到损害了〉”［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5号第ⅩⅦ页。玻璃厂老板先生也有类似的忧虑，他认为规定童工的“正规吃饭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熔炉由此失散的一定热量是“纯粹的损失”或“浪费”。调查委员怀特对此作了答复。怀特完全不象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他们的可怜的德国应声虫罗雪尔等人那样，为资本家花费他们的货币时的“节制”、“禁欲”和“节俭”以及他们对人的生命的帖木儿-塔梅尔兰式的“浪费”而大为感动，他回答说：“定出正规的吃饭时间会比现在多浪费一些热量，但是这种浪费同现在各玻璃厂中正在发育的儿童由于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吃顿饭和没有时间进行消化而给王国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费相比较，即使折合成货币价值，也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上，第ⅩＬⅤ页）。这还是在“进步年”1865年！在制造玻璃瓶和燧石玻璃的工厂中做工的儿童，且不说他们搬运时要费多少气力，他们不停地做工，6小时就得走15—20（英）里路！而劳动往往长达14—15小时！在许多这种玻璃厂，象在莫斯科的纺纱厂那样，盛行六小时换班制。“在从事劳动的一周中，六小时已经是连续得最长的休息时间了。而其中还包括往返工厂、盥洗、穿衣、吃饭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一算，实际剩下的休息时间就极少了。如果不牺牲些睡眠时间，那就没有时间游戏和呼吸点新鲜空气，而对于在如此高温下担负如此繁重劳动的儿童来说，睡眠又是绝对不可少的……但是就连短短的睡眠也睡不稳，在夜间他们担心睡过时间，在白天又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怀特先生曾列举事实，说明有个少年连续做了36小时工，有些12岁的男孩一直干到夜里2点钟，然后在厂里睡到早晨5点钟（只睡3个小时！），就又开始白天的工作！总报告起草人特里门希尔和塔夫耐尔说：“男女童工和女工在日班或夜班中所担负的劳动量是惊人的。”（同上，第ⅩＬⅢ页和第ⅩＬⅣ页）可是“异常禁欲”的玻璃业资本家，也许正喝醉了酒，在深夜里东倒西歪地从俱乐部走回家去，一边走一边象个傻瓜似地哼着：“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114]］。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注：例如，在英格兰农村，有的地区直到目前为止，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拘禁的处分。但是同一个工人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末即使是出于宗教的癖性，也要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亵渎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内，正统教徒的议会就充耳不闻了。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呈文（1863年8月）中说，他们在一星期的前6天，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星期日劳动8—10小时。从这份呈文还可以看出，这种“星期日劳动”正是埃克塞特会堂[115]的饕餮而伪善的贵族所鼓励的。这些如此热心“追求肉体享受”的“圣徒”，是通过他们容忍第三者的过度劳动、贫困和饥饿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精神的。美餐对他们（工人）是非常有害的。］，——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注：“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提到，许多有经验的工厂主确认，过度的劳动……无疑具有过早地耗尽人的劳动力的危险。”（《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64号第ⅩⅢ页）］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工人或延续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因此，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象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 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象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补偿。但是， “尽管乔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害，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活着时的生产率那样重要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个几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动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丧命”［注：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110、111页。］。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4]试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挤满来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我们已经看到，陶器业是工人寿命最短的行业之一。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现代陶器业的创始人约瑟亚·威季伍德，1785年曾向下院说，陶器业共有15000到20000人。［注：约翰·华德《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第42页。］到了1861年，单是大不列颠的陶器业市镇人口就有101302人。 “棉纺织业有90年的历史……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注：1863年4月27日费兰德在下院的演说。］ 诚然，在个别的热病式的繁荣时期，劳动市场上曾严重缺乏劳动力。例如1834年就是这样。当时工厂主先生们向济贫法委员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注：“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主们的原话。”（同上）］。这是他们的原话。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代办所。农业工人的名单造好以后交给了代办所。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象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装上船或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业区流浪，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贸易部门。下院几乎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是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继续存在，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象把黑人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样……1860年，棉纺织业空前繁荣……人手又不够了。工厂主们又向贩卖人肉的代办所求援……于是代办所便到多尔塞特郡的沙丘地带、戴文郡的高地、威尔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 《贝里卫报》抱怨说，英法通商条约签订以后，本来还会吸收1万人，而且马上还需要3—4万人。但是从事人肉买卖的大小代办所1860年在农业区几乎没有搜罗到什么人，于是 “工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法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先生，请求他再次准许贫民习艺所的穷孩子和孤儿进工厂去做工”［注：1863年4月27日费兰德在下院的演说。尽管维利尔斯有最良好的愿望，但“根据法律”他不得不拒绝工厂主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地方贫民管理局的甘愿效劳，这些先生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硬说，这一次，这种“根据法律”把孤儿和贫民的孩子当作学徒看待的制度，“没有带来以前的弊病”（关于这些“弊病”，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过确实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那些从苏格兰农业区被送到郎卡郡和柴郡的少女和年轻妇女的身上，这种制度是被滥用了”。工厂主根据这个“制度”同济贫院当局订立了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工厂主供给这些儿童衣食住，还给一点补贴。1860年是英国棉纺织业最繁荣的一年，而且工资也高，因为对工人的需求量特别大，可是这时爱尔兰的人口却减少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人口空前大量地迁往澳洲和美洲了，同时英格兰某些农业区的人口，由于生命力大受摧残以及可利用的人口早已被人肉贩子搜罗走而大大减少了。如果注意到这些事实，再来听听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就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但是这种劳动〈济贫院儿童的劳动〉只有在找不到别的劳动时才有人去找，因为这是一种昂贵的劳动。一个13岁的少年每周的普通工资大约是4先令；但是要供给50个或100个这样的少年的衣食住，再加上医药补助费和一定的监管费，此外再加上少量的补贴，这样每人每周4先令是不够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27页）雷德格雷夫先生忘记说明，既然工厂主以每人4先令的费用都无法把50个或100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活和监管，那末工人自己又怎能靠自己孩子的4先令工资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避免从正文中引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我还应当指出，英国棉纺织业自从施行1850年工厂法，因而对劳动时间等进行调整以后，已应看作是英国的模范工业。英国棉纺织工人的处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大陆上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好些。“普鲁士的工厂工人每星期至少比他们的英国对手多劳动10小时，而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织机工作，那末连这个追加劳动时间的界限也要突破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03页）上面提到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在1851年工业博览会以后，曾到大陆上，特别是到法国和普鲁士调查工厂状况。关于普鲁士的工厂工人，他说，“他们得到的工资仅够购买简单的食品和少量他们习惯用的生活舒适品……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他们生活更苦，劳动更重”（《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85页）。］。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注：“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频更换，但舞台上并不因而发生任何变化。”（《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55页；爱·吉·威克菲尔德著）］另一方面，经验向有理解力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注：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特别谈到农业工人。“人们认为萨特伦德郡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郡，但最近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尽管这个地区背山临海，环境极其有益于健康，但儿童的面容异常消瘦苍白，竟同在伦敦小巷的污秽空气中才能遇到的那种面容一样。”（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第74、75页）他们实际上同那些和娼妓、小偷挤住在格拉斯哥的小街陋巷的3万个“英武的山地居民”相似。］。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象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116]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注：“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工厂主关心工人的健康状况是被迫的。”（《泰晤士报》1861年11月5日）“西莱丁的男人成了人类的织工……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下去，但发生了反作用。儿童劳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117]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注：例如，我们看到，1863年初，在斯泰福郡拥有大规模陶器厂的26家公司，其中包括约·威季伍德父子公司，提出呈文，请求“国家进行强制干涉”。他们说，同“别的资本家的竞争”使他们不能“自愿地”限制儿童的劳动时间等等。“因此，虽然我们对上述弊病深恶痛绝，但依靠工厂主之间的某种协议是不可能制止这种弊病的……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确信，制定一种强制的法律是必要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322页） 注（114）的补充：最近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热病式的繁荣时期，棉价很高，于是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达成协议，在一定时期内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这个期限大约到十一月底（1871年）为止。然而兼营纺和织的富裕厂主利用这个协议所造成的生产缩减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营业，从而靠牺牲小厂主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小厂主迫于困难就向工厂工人呼吁，要他们大力鼓吹九小时工作日，并答应为此给以资助！］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十四世纪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劳工法［注：在英国，这些劳工法（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同时也有这种法令）是在1813年，在生产关系早已使它们失效以后，才正式废除的。］。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118]。因此，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注：“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中每天不得劳动10小时以上。”（《马萨诸塞州普通法》第60章第3节。这些法令是1836—1858年颁布的。）“在所有棉纺织厂、毛织厂、丝织厂、造纸厂、玻璃厂、亚麻厂或铁工厂和其他金属加工厂实行的每天10小时劳动，应视为法定的日劳动量。又规定，对于不论在任何工厂做工的未成年人，今后皆不得鼓励或强迫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60小时以上；其次，本州任何工厂今后皆不得雇用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工人。”（《新泽西州。限制工作日的长度的法令》第1、2节。1851年3月18日法令）“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在任何工厂，每天不得劳动11小时以上，并且不得在早晨5点以前和晚上7点半以后做工。”（《罗得岛州修订条例》第139章第23节。1857年7月1日）］ 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119]，死了很多人，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注：[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5页。这位托利党人还承认：“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调整工资的法令，维持了464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令现在已经成为多余，成为累赘了。”（同上，第206页）］。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和工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虽然始终没有实现），所有手艺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日，从三月到九月，应该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7—8点，其中吃饭时间是早饭1小时，午饭1+(1/2)小时，午后小餐1/2小时，正好比现行工厂法规定的吃饭时间多一倍。［注：关于这项法令，约·威德公正地指出：“从1496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1/3，等于农业工人收入的1/2。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24、25、577页）有人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现在的食品和衣服的比价和那时的比价不同造成的，但只要略为看一下弗利特伍德主教的《行情表》（1707年伦敦第1版及1745年伦敦第2版），这种意见就不攻自破了。］冬季，是从早晨5点劳动到天黑，中间的休息时间不变。1562年的伊丽莎白法令，没有触动“按日领工资或按周领工资”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过它设法把夏季的休息时间限制为2+(1/2)小时，冬季限制为2小时。午饭时间只有1小时，“1/2小时午睡制”只准在五月中至八月中这段时间内实行。旷工1小时扣工资1便士。但实际上，工人所受的待遇要比法令规定的好得多。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工人〈当时是指农业工人〉一天做工10小时，一星期吃饭20次，就是说，平日每天3次，星期天两次。可见，只要他们星期五晚上节食，午饭时间不象现在这样用两小时即从11时到1时，而用一个半小时，从而劳动增加1/20，消费减少1/20，那末，上述税收的1/10就可以筹集出来了”［注：威·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版第10页[80]。］。 安得鲁·尤尔博士抨击1833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退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十七世纪末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们英国少年在当学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们当然需要7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成为熟练的手艺人”。 相反地，德国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儿童在摇篮里就至少“受到一点职业训练”［注：《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第13页。为了讨好辉格党和资产阶级，马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他宣称：“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十七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6岁的儿童就被看作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12000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英国史》第1卷第417页）。马考莱本来还可以告诉我们：十七世纪的“心地非常正直”的商业之友，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叙述荷兰的一所济贫院曾怎样雇用一个4岁的儿童做工，而且这种“应用于实际的道德”的例子，直到亚·斯密时代为止，在一切马考莱式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过。诚然，随着那种和手工业有区别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剥削儿童的踪迹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资本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事实本身却象双头婴儿一样，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富于预感的“商业之友”就以“惊喜若狂”的心情把这些事实当作特别值得重视、值得惊异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垂教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们，并让他们去摹仿。这位喜欢献媚和爱说漂亮话的苏格兰人马考莱还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退步，但看到的只是进步。”这是什么眼睛，尤其是，这是什么耳朵！］。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期以前，英国资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有农业工人是例外。当时工人靠四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充分理由。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工人顽固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工人辩护。例如，我们就来听听波斯耳思威特（当时他编的商业辞典，就象现在麦克库洛赫和麦克格莱哥尔的同类著作一样受到好评）和前面引述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之间的争论吧［注：非难工人最凶的就是本文提到的《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的匿名作者。他早在《论赋税》（1765年伦敦版）一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非难。站在这一方的，还有妙不可言的饶舌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为工人辩护的，最出色的当推：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神学博士纳萨涅尔·福斯特牧师《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普莱斯博士，特别是波斯耳思威特（对自己的《工商业大辞典》一书的增补以及他的《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1759年伦敦第2版）。至于事实本身，当时的许多别的著作家都是确认的，例如约瑟亚·塔克尔就是如此。］。 波斯耳思威特说道： “我在结束这几点评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从许多人那里听来的这样一种陈腐论调：如果工人（industriouspoor）做5天工就足够维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满6天工。他们因此做出结论说，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间断地劳动6天。请原谅，我的见解和这些要王国的劳动人口永远做奴隶的大政治家们不同。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谚语：‘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难道英国人没有因为他们多才多艺的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向为不列颠的商品争得普遍声誉而感到自豪吗？这是怎样得来的呢？或许就是由于我们生性活泼的劳动大众善于休息娱乐吧。如果硬要他们终年劳碌，每星期干满6天，而且老是干同样的活，那他们的才能不会退化吗？他们不会由活泼的灵巧的人变为笨拙的迟钝的人吗？我们的工人由于这种长期的奴隶制，不是会丧失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声誉吗？……还能指望受着这种残酷折磨的动物有什么熟练的技艺吗？……他们中间许多人4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国人干5—6天。但是，如果英国人长期做苦力，恐怕他们就会退化，落在法国人后面。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素以勇敢闻名，我们不是常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国牛排和布丁来果腹，另一方面有立宪的自由精神吗？我国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说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可以随意休息娱乐的自由呢？但愿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特权，不会失去成为他们劳动技巧和英勇精神的来源的优越生活！”［注：波斯耳思威特《工商业大辞典》，《第一篇绪论》第14页。］ 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却回答说：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6天属于劳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是说属于资本〉，所以强制实行上帝的这一命令，决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4天活……假定1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价格为5先令，工人一天挣1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5天，如果1蒲式耳小麦为4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4天……但是王国的工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4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6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6天活的，看来他们是工人（labouringpoor）中最幸福的人［注：《论手工业和商业》。他自己在第96页上就说明，还在1770年，英国农业工人的“幸福”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劳动力总是紧张到极点；他们的生活坏得不能再坏，他们的劳动重得不能再重。”］；荷兰人在手工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注：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光是这一点，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的民众却有一种成见，好象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工人大众〉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士兵勇敢起来，就这点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场手工业工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7/8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注：《论手工业和商业》第41、15、96、97、55、56、57页。］……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注：同上，第69页。早在1734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说过，资本家抱怨工人懒惰，其秘密不过在于，他们想用同样的工资使4个工作日变成6个工作日。］”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注：同上，第242、243页：“这种理想的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让他们在那里吃得饱，穿得好，而只做极少的工作。”］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注：同上，[第260页]。他说：“法国人嘲笑我们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同上，第78页）］ 在1770年的“理想的习艺所”，在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12小时！而经过了六十三年，到了1833年，当英国议会把四种工业部门的13—18岁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整整12小时的时候，似乎英国工业的末日就到来了！1852年，当路易·波拿巴为了巩固自己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时，法国工人大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把工作日缩短为12小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我们的唯一福利！”［注：“他们所以特别反对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是因为规定这种工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他们的唯一福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80页）法国1850年9月5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1848年3月2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在这项法令颁布以前，法国的工作日是不受限制的。工厂的工作日长达14—15小时或者还要多些。见布朗基先生的《1848年法国的工人阶级》。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他曾受政府的委托调查过工人的状况。］在苏黎世，10岁以上的儿童的劳动限制为12小时，在阿尔高，13—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2年从12+(1/2)小时减为12小时；在奥地利，14—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0年也缩短为12小时。［注：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华尔登勋爵，1862年5月12日向外交部报告说：“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调整，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么限制；近3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令！”］如果马考莱还在的话，一定会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大叫“1770年以来的巨大进步”！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做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注：“无论哪一阶级的人，如果每天必须劳作12小时，那确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把吃饭和往返工厂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实际上这就在一天24小时中占去14小时……我想，即使不谈健康问题，单从道德观点来看，谁也不会否认，从13岁这么小的年龄开始（而在“自由的”工业部门甚至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就不断地把劳动阶级的时间全部侵吞，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可怕的弊端……为了公共道德，为了培育出健壮的居民，为了使广大人民能有合理的生活享受，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营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1年12月31日》）］此后，自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象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甚至在旧法规中说得十分简单明了的关于昼夜的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1860年一位英国法官为了对昼和夜做出“有判决力的”解释，竟不得不使出真正学究式的聪明。［注：见《1860年1月庭期安特里姆州拜尔法斯特法庭庭长约·亨·奥特韦先生的判决》。］资本则狂欢痛饮来庆祝胜利。 被生产的轰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始进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业的诞生地英国。但是三十年来，工人所争得的让步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从1802年到1833年，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注：很能说明路易-菲力浦这个资产者国王的制度的特点的是，他在位时颁布的唯一的工厂法（1841年3月22日）从来就没有兑现过。而且这个法令也只是涉及到儿童劳动。它规定8—12岁的儿童劳动8小时，12—16岁的儿童劳动12小时，等等，并且还附有许多例外，以至竟准许8岁的儿童做夜工。在一个连每只老鼠都要受警察监视的国家里，却把对这项法令的监督和推行寄托在“商业之友”的善良愿望上。只是从1853年起，才仅仅在诺尔省设置了一个领薪水的政府视察员。同样能很好说明法国社会一般发展的特点的是，路易-菲力浦的法令在1848年革命前竟是拥有各种各样法律的法国立法工厂中独一无二的工厂法！］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 “事实是，在1833年的法令以前，儿童和少年被迫整夜、整日或整昼夜从事劳动。”［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0页。］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1833年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等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1833年到1864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1833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5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半结束。在这15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少年（从13岁到18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每个少年每天不得做工12小时以上。法令的第6节规定：“在限制的劳动时间内，每人每天至少应有1+(1/2)小时的吃饭时间”。除开下面要谈到的例外情况，禁止雇用未满9岁的儿童；9岁至13岁的儿童的劳动每天限制为8小时。禁止9岁至18岁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该法令所说的晚上8点半至早晨5点半之间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造成这种令人发指的后果。1833年6月25日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说道： “现时工厂制度的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种弊病的唯一的方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病比要消除的弊病更大。”[120] 这个“方案”于是就以“换班制度”（《SystemofRelays》；在英语和法语中，Relay都指到驿站换马）的名义实施了。例如，9岁到13岁的儿童分成两班，一班从早晨5点半到午后1点半，另一班从午后1点半到晚上8点半，等等。 工厂主先生们极端厚颜无耻地无视最近22年来所公布的一切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为了奖赏他们，如今又给他们吞服的药丸涂上一层金色。议会决定，未满11岁的儿童从1834年3月1日起，未满12岁的儿童从1835年3月1日起，未满13岁的儿童从1836年3月1日起，不得在工厂从事8小时以上的劳动！这种对“资本”如此宽厚的“自由主义”，理应得到更多的赞赏，因为法尔医生、安·卡莱尔爵士、本·布罗迪爵士、查·贝尔爵士、加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话，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在下院作证时都曾经说过，“危险在于迟缓！”[121]。关于这个问题，法尔医生说得更尖锐： “为了防止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早死，立法同样是必要的。这种方法〈工厂方法〉无疑应看作是引起早死的最残酷的方法之一。”［注：《Legislationisequallynecessaryforthepreventionofdeath，inanyforminwhichitcanbeprematurelyinflicted，andcertainlythismustbeviewedasamostcruelmodeofinflictingit.》[122]］ 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温情，迫使未满13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72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黑奴每周劳动45小时以上！ 但是资本毫不体谅，却掀起了一个叫嚷了好几年的鼓动运动。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儿童的年龄标准问题，因为法律规定，儿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8小时，并且要受到一定的义务教育。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1836年——越接近，工厂主这帮恶棍就越猖狂。他们确实把政府吓住了，于是政府在1835年建议把儿童年龄的界限从13岁降为12岁。但这时外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下院没有勇气这样做了。它拒绝把13岁的儿童扔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123]每天被压榨8小时以上。1833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1844年6月一直没有变动。 在工厂劳动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这项法令约束的十年间，工厂视察员的官方报告充满了关于这项法令无法实施的抱怨。1833年的法令规定，在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十五小时内，每个“少年”和“儿童”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中断和停止他的十二小时或八小时劳动，完全由资本家先生们去决定，并且他们还可以为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吃饭时间，这样一来，这班先生很快就找到一种新的“换班制度”，让驿马不是在一定的驿站换班，而是在不固定的驿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们不来进一步谈论这个制度的妙处，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制度不仅使整个工厂法的精神，而且使它的条文都落空了。既然每个儿童和少年的帐册如此复杂，工厂视察员有什么办法迫使工厂主遵守法定的劳动时间和吃饭时间呢？以前那种残酷的不法行为很快地又在许多工厂中畅行无阻。工厂视察员在同内务大臣的一次会见（1844年）时证明说，在新发明的换班制度下不可能实行任何监督。［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但这时情况毕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从1838年以来，工厂工人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当作自己经济上的竞选口号，正象他们把宪章[124]当作自己政治上的竞选口号一样。甚至一部分按照1833年法令来经营工厂的工厂主，也上书议会，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进行不道德的“竞争”，因为这些人由于更加厚颜无耻或拥有较有利的地方条件就违反法律。此外，尽管一个个的工厂主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工厂主阶级的代言人和政治领袖却要求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已经发动了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为了取得胜利，需要工人的帮助！因此，他们不仅答应把大圆面包加大一倍[125]，而且答应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8页。］所以，他们就更不能去反对那种只以实行1833年法令为目的的措施了。最后，托利党人由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胁，也用博爱家的口吻大骂他们的敌人的“可耻行为”［注：莱昂纳德·霍纳还正式使用了“可耻行为”一语（《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7页）。］。 于是就出现了1844年6月7日的补充工厂法案。它从1844年9月10日开始生效。它又把另一类工人，即18岁以上的妇女，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们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迫对成年人的劳动也进行直接的正式的监督。1844—1845年的工厂报告讽刺地说： “就我们所知，成年妇女还从未抱怨过这种侵犯她们权利的行为。”［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5页。］ 13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每天6+(1/2)小时，在有些条件下是7小时。［注：法令允许使用儿童劳动10小时，只要他们不是天天做工，而是隔一天做一天工。总的说来，后面这项附带条款始终没有发生过效力。］ 为了防止滥用虚假的“换班制度”，法律又规定了下列重要的细则： “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应该从有任何一个儿童或少年早晨在工厂里开始劳动的时候算起”。 按照这个规定，如果A是从早晨8点开始劳动，B是从10点开始劳动，那末，B的工作日仍然要和A的工作日一样，应在同一时间结束。开工时间应以某个公共时钟为准，例如，以附近的铁路时钟为准，工厂的钟要和这个铁路时钟保持一致。工厂主必须在工厂张贴大字印刷的时间表，说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时间。12点以前上工的儿童不得在下午1点钟以后又做工。这样，下午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儿童。受法律保护的全体工人都要有1+(1/2)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应在同一时间吃饭，其中至少有1小时应在下午3点以前。儿童或少年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否则不得让他们在下午1点以前做工5小时以上。儿童、少年和妇女不得留在某种劳动过程正在进行的厂房中吃饭，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详尽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些规定的实施使工厂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因为在大多数生产过程中，必须有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协作。所以总的说来，在1844—1847年期间，受工厂立法约束的一切工业部门，都普遍一致地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日。 但是，工厂主如果没有得到某种“退步”作补偿，是不会容忍这种“进步”的。在他们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儿童的最低年龄从9岁减为8岁，以保证资本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得到“工厂儿童的追加供给”［注：“由于他们的劳动时间的缩短会引起雇用人数〈儿童数〉的增加，有人就认为，这种增长了的需求可由8—9岁的儿童的追加供给来满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 1846—1847年在英国经济史上划了一个时代。谷物法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税取消了，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指路明灯！一句话，千年王国出现了。另一方面，宪章运动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在这期间达到了顶点。它们在渴望报仇的托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尽管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言而无信的自由贸易派疯狂反抗，争取了多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终于由议会通过了。 1847年6月8日的新工厂法规定，从1847年7月1日起，“少年”（从13岁到18岁）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11小时，从1848年5月1日起，再最终限制为10小时。在其他方面，这个法令只是1833年和1844年的法令的修正补充。 资本先发制人，想使这个法令在1848年5月1日不能完全实行。而且，似乎由于取得经验教训而变得聪明的工人自己应当来帮助再一次破坏自己的事情。时机是选择得很巧妙的。 “必须记住，1846—1847年爆发了可怕的危机，工厂工人深受其害，因为很多工厂开工不足，有些工厂完全停工。大量工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很多工人负有债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们宁愿劳动时间更长一些，以便弥补过去的亏损，偿还债务，或者从当铺赎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卖掉的东西再补充进来，或者为自己和家属添制新衣。”［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6页。］ 工厂主先生们普遍把工资降低了10％，企图以此来助长这种状况的自然作用。而这就是所谓向自由贸易新纪元的献礼。后来，工作日缩短为11小时，工资又降低[8+(1/3)]％，最后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工资降低的百分比再增加一倍。因此，凡是在情况允许的地方，工资至少降低了25％。［注：“我发现，每周领取10先令的人因为工资普遍减少10％而少得1先令，又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少得1先令6便士，总共少得2先令6便士，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坚决拥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同上）］在这样准备妥当的时机下，就在工人中间展开了废除1847年法令的鼓动。欺骗、诱惑、威胁的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费心机。虽然在工人中间征集到了半打请愿书，诉说“他们深受这个法令的压迫”，但是在口头询问这些请愿者的时候，他们说是被迫签名的。“他们是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而是受某种人的压迫。”［注：“当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我就说我做了一件坏事。——那你为什么要签名呢？——因为拒绝签名就会被开除。——请愿者觉得自己确实‘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的压迫。”（同上，第102页）］工厂主们既然无法使工人说出他们工厂主想说的话，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义在报刊上和议会里大叫大嚷。他们指责工厂视察员是一种国民公会委员[126]，说他们要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工人，来实现他们改善世界的奇想。但是这一招也没有得逞。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本人以及通过他的助手在郎卡郡的工厂中询问了很多证人。在被询问的工人中，赞成十小时工作日的将近70％，赞成十一小时的百分比要小得多，赞成原来的十二小时的只占极少数。［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7页。在霍纳先生的管区，曾询问了181个工厂的10270个成年男工。他们的证词都载于截至1848年10月为止的半年工厂视察报告的附录中。这种询问在其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另一个“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劳动12—15小时，然后宣布这是无产阶级内心愿望的最好的表达。但是“残酷无情的”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马上又出现了。大多数“加班加点工人”声称： “他们宁愿劳动10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注：同上。见《附录》中列举的莱昂纳德·霍纳本人收集的第69、70、71、72、92、93号证词，以及他的助手亚·收集的第51、52、58、59、62、70号证词。有一个工厂主自己讲出了全部真相。见该报告第265号以后的第14号。］ 资本想先发制人，但是失败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于1848年5月1日生效。但同时，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信仰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到处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127]的迫害。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不仅公开起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对1833年以来企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是一次缩小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20]，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 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应当记住：1833年、1844年和1847年的各个工厂法，凡是在后者没有对前者做修改的地方，都保留了法律效力；这三个法令都没有限制18岁以上的男工的工作日；从1833年以来，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这15小时的时间始终是法定“日”，在这个界限以内，少年和妇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起先劳动12小时，后来劳动10小时。 某些地方的工厂主开始把他们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分，有时甚至解雇一半，同时却把几乎已经绝迹的夜工在成年男工当中恢复了。他们叫嚷说，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使他们别无出路！［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134页。］ 第二步是针对法定的吃饭时间，让我们听听工厂视察员是怎样说的： “自从工作日限制为10小时以来，工厂主们就说（虽然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所说的东西），如果劳动是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那末他们在早晨9点以前拿出1小时，在晚上7点以后拿出半小时，总共用1+(1/2)小时作为吃饭时间，这也就是充分地执行法令的规定了。现在，在某些场合，他们准许有半小时或1小时的午饭时间，但是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义务把这1+(1/2)小时的任何部分包括在十小时工作日之内”［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47页。］。 因此，工厂主先生们硬说，1844年法令关于吃饭时间的十分详细的规定，只是允许工人在进厂以前和离厂以后，即在自己家里吃饭喝水！工人为什么不应当在早晨9点以前吃午饭呢？但是皇家法官裁决说，法律规定的吃饭时间 “必须安排在实际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让工人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连续不停地劳动10小时是不合法的”［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0页。］。 经过这几场愉快的示威后，资本采取了与1844年法令条文相适应的即合法的步骤来进行反叛。 诚然，1844年的法令规定，上午12点以前做工的8—13岁的儿童不准在下午1点以后继续做工。但是在中午12点或下午开始做工的儿童的6+(1/2)小时劳动，法令却未作任何规定！因此，可以使中午12点开始做工的8岁儿童在12点至1点之间干1小时，在下午2点至4点之间干2小时，在5点至晚上8点半之间干3+(1/2)小时，总共是法定的6+(1/2)小时！甚至还有更妙的办法。为了使儿童的劳动同干到晚上8点半的成年男工的劳动配合起来，工厂主只要在下午2点以前不给儿童活干，就可以使他们在工厂中连续不停地干到晚上8点半！ “现在人们公开承认，近来由于工厂主拚命使机器开动10小时以上，在所有的少年和妇女都离开工厂以后，8—13岁的男女儿童被留下来和成年男工一起干到晚上8点半，这种办法已在英国实行。”［注：同上，第142页。］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回答说： “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 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128] 事实上，1850年7月26日向下院提出的统计材料表明，尽管有各种抗议，到1850年7月15日为止，还有257家工厂的3742个儿童受着这种“办法”的折磨。［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31日》第5、6页。］不仅如此！资本的山猫眼睛发现，1844年的法令规定，在上午连续劳动5小时至少要休息30分钟，但是关于下午的劳动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因此，资本要求而且确实也迫使8岁的童工不仅从下午2点一直拚命干到晚上8点半，而且还要挨饿！ “对了，他的胸部， 契约上是这么说的！”［注：资本无论在其发达的形式上或不发达的形式上，性质都是一样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不久，由于奴隶主的影响，有一项法典被强加在新墨西哥的领土上了，其中写道：只要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就“成为他的〈资本家的〉货币”。在罗马的贵族中也流行过这种看法。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先变成债务人的生活资料，然后变成债务人的血和肉。因此，这种“血和肉”是“他们的货币”。由此就产生了夏洛克式的十表法[129]！兰盖关于贵族债权人时常在台伯河彼岸用煮熟了的债务人的肉来大张筵席的臆说[130]，和道梅尔关于基督教圣餐的臆说[131]一样，始终是未解之谜。］[128] 对于1844年法令限制儿童劳动的条款，资本家象夏洛克那样死抓住法令条文不放，但这只是为了对该法令限制“少年和妇女”的劳动的这同一项条款进行公开的反叛。我们记得，消灭“虚假的换班制度”是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工厂主开始反叛这个法令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声明说，1844年法令禁止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任意分小段时间来使用少年和妇女的条款， “在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的时候，还是比较没有妨害的。而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情况下，它们就是难以忍受的不公平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页。］。 因此，他们用最冷静的态度向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注：例如，慈善家艾释华特在写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战栗教徒式的令人作呕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页）］据说，这将符合于听了不良劝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 “使他们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是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下保持大不列颠的工业优势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8页。］“在换班制度下要发现违法情况也许有些困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为使工厂视察员及其助手省掉一些小小的麻烦，就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巨大的工厂利益看成是次要的东西吗？”［注：同上，第140页。］ 当然，所有这些遁辞都无济于事。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讼。但是工厂主的请愿书立即象雪片似地飞向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以致他在1848年8月5日的通令中晓谕视察员： “只要还没有证实换班制度被滥用来使少年和妇女劳动10小时以上，一般不要按违背法令条文来追究”。 在这以后，工厂视察员约·斯图亚特就准许苏格兰全境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实行所谓换班制度，于是这种制度很快就象以前那样盛行起来。而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则声明，内务大臣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中止法律的实施，并且继续向法庭控告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者。 但是，既然法庭，郡治安法官［注：这些“郡治安法官”，即被威·科贝特称为“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是由各郡绅士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事实上，他们形成统治阶级的世袭法庭。］宣判他们无罪，那传讯又有什么用呢？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他如果不是埃斯克里奇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亲戚——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说，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22页。参看该报告第4、5页上类似的例子。］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注：根据威廉四世元年和二年法令，即叫做约翰·霍布豪斯爵士工厂法的第二十九章第十节，在与工厂法有关的问题上，棉纺织厂厂主及其父子兄弟一律不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职务。］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叫道： “这种审判把戏急须改革……或者是使法律适应这种宣判，或者是让一个犯错误较少、在一切这样的场合都能使判决适应法律的……法院去执行。多么需要领薪水的法官啊！”［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2页]。］ 皇家法官宣布工厂主对1848年法令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社会的救主们坚持原来的想法。莱昂纳德·霍纳报告说： “我在7个审判区中提出10件诉讼，试图强制人们执行法律，可是只有一件诉讼得到治安法官的支持……我认为再对违法行为提出诉讼是徒劳无益的。法令中规定劳动时间要整齐划一的那一部分条文……在郎卡郡已经不发生效力。我和我的助手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自己确信，在实行所谓换班制度的工厂里，确实不让少年和妇女劳动10小时以上……1849年4月底，在我的管区里已经有114家工厂采用这种方法，近来这种工厂的数目还在急剧增加。一般说来，现在工厂的劳动是13+(1/2)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半；也有劳动15小时的，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页。］ 还在1848年12月，莱昂纳德·霍纳就列举出65个工厂主和29个工厂监工，说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换班制度下，任何监督制度都不能阻止过度劳动的广泛流行。［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同一批儿童和少年时而由纺纱车间调到织布车间，时而在15小时之内由这个工厂调到那个工厂。［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页。］这样一种制度怎能加以监督呢， “它滥用换班之名，把工人象纸牌一样按无限多样的方式混杂起来，并且天天变更各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以致同组的全体工人永远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工！”［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5页。］ 但是，完全撇开现实的过度劳动不说，这种所谓换班制度是资本幻想的产物，连傅立叶关于“短时工作”[132]的幽默描写都相形见绌，所不同的只是，劳动的吸引力变成了资本的吸引力。我们来看看工厂主所编造的那些计划吧，它们被有声望的报纸誉为“在相当精细和适当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范。工人有时被分为12至15个类别，各类别本身的组成部分不断改变。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资本一会儿把工人拉来干30分钟，一会儿拉来干1小时，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但是在他未做满10小时之前，决不把他放掉。就象在舞台上一样，同样一些人物要在各幕戏的各个场次轮流出场。但是也正象演员在整个戏的演出中是属于舞台一样，现在，工人在15小时之内是属于工厂，其中还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时间。于是，休息时间变成了强制闲逛的时间，它把少年男工赶进酒店，把少年女工赶进妓院。资本家力图不增加工人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12小时或15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的妙法，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抓住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期间，工厂主大喊大叫，说工人歹徒们请愿的目的是想用10小时的劳动取得12小时的工资。现在他们是反过来了。他们支配劳动力12小时或15小时，而只支付10小时的工资！［注：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6页，以及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和桑德斯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中对“换班制度”的详细剖析。还可参看埃士顿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牧师于1849年春为反对“换班制度”而向女王〔维多利亚〕呈交的请愿书。］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工厂主所解释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正是这些假献殷勤、满嘴博爱的自由贸易论者，在宣传反对谷物法的整整十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给工人听，说如果可以自由输入粮食，那末按照英国工业的能力，只要实行十小时的劳动就足以使资本家发财致富了。［注：例如可参看罗·海·格莱格《工厂问题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37年版。］ 资本进行了两年的叛乱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四个高等法院之一，高等控诉院，于1850年2月8日判决一件案子时宣布，虽然工厂主违反了1844年法令的精神，但是这个法令本身的某些词句已经使法令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判决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注：弗·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13页[133]）。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所“高等”法院又发现，由于语义含糊，取缔海盗船只武装的法律竟成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很多以前不敢对少年和女工实行换班制度的工厂主，现在都双手抓住换班制度不放了。［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 但是，随着资本获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况立即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郎卡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严重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 “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势必造成十分不正常的、无政府的状态。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又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大城市的工厂主可以逃避法律，小地方的工厂主找不到必要的人手来实行换班制度，更不必说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1850年8月5日新的补充工厂法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5天从10小时延长为10+(1/2)小时，星期六限制为7+(1/2)小时。劳动时间应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注：在冬季，这段时间可以改为早晨7点至晚上7点。］，其中休息1+(1/2)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应当统一，并且要符合1844年的规定等等。这样，换班制度就永远结束了。［注：“现行法律〈1850年〉是一种妥协，其结果是工人放弃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利益，而得到的好处是，凡在劳动时间上受到限制的人都能同时上工和下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4月30日》第14页）］关于儿童劳动，1844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类工厂主，这一次也和以往一样，保全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儿童的特殊的领主权。他们是丝厂厂主。1833年他们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剥夺他们让各种年龄的儿童每天劳动10小时的自由，那就等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他们说，他们无法买到足够数量的13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强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权。后来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借口纯系捏造［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整整10年内，每天用10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注：同上。］1844年的法令虽然“抢走了”他们让不满11岁的儿童每天劳动6+(1/2)小时以上的“自由”，但是保证了他们让11—13岁的儿童每天劳动10小时的特权，并且取消了儿童在其他工厂本来可以受到的义务教育。这一次的借口是： “细巧的织物需要灵巧的手指，而这只有年幼时进工厂才能做到。”［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31日》第20页。］ 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正如俄国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样。最后，1844年准许的这种特权，到1850年又受到限制而只适用于捻丝和缫丝部门了；但是，为了补偿资本失掉这种“自由”而遭到的损失，11—13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延长到10+(1/2)小时。借口是：“丝厂的劳动比其他工厂轻，对健康损害较少。”［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6页。］后来，官方医生的调查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丝业区的平均死亡率异常高，人口中妇女部分的平均死亡率甚至比郎卡郡棉纺织业区还高”［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7页。一般说来，工厂法影响所及的劳动居民的体格都大大增强了。医生的所有证词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我根据自己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亲身观察，也确信这一点。尽管如此，并且即使撇开初生婴儿的惊人的死亡率不说，格林豪医生的正式报告还是表明，同“具有正常健康状况的农业区”相比，工厂区的健康状况是不良的。我引用他1861年报告中的下列统计表作为证明： 在工业中做工的成年男子的百分比每10万个男子中死于肺病的人数地区名称每10万个妇女中死于肺病的人数在工业中做工的成年妇女的百分比妇女职业类别14.9598威根64418.0棉业42.6708布莱克本73434.9同上37.3547哈里法克斯56420.4毛业41.9611布莱得弗德60330.0同上31.0691麦克尔士菲尔德80426.0丝业14.9588利克70517.2同上36.6721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66519.3瓦器业30.4726沃尔斯坦登72713.9同上―3058个健康的农业区340―］ 尽管工厂视察员每半年提出一次抗议，但是这种恶劣现象一直继续到现在。［注：大家知道，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曾多么不愿意放弃丝织业的保护关税。现在限制法国进口的保护关税是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英国的工厂儿童也不加保护了。］ 1850年的法令只是把“少年和妇女”的劳动时间从15小时改为12小时，即从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改为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就是说，这种改变不适用于儿童，他们照旧可以在开工前半小时和完工后2+(1/2)小时内被使用，尽管他们劳动的总时间不得超过6+(1/2)小时。在讨论法案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曾向议会提出统计材料，说明这种反常现象造成了可耻的滥用。但是毫无效果。因为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企图，就是想借助于儿童在繁荣年代重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以后3年的经验表明，这种企图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败。［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30日》第30页。］因此，1850年法令终于在1853年作了补充：禁止“在少年和妇女早晨上工前和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从那时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1850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了。［注：在1859年和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的鼎盛时期，有些工厂主企图以额外时间付高工资为诱饵，促使成年男纺工等延长工作日。使用手摇骡机和自动纺机的纺工向雇主提出意见书，这才打消了这种尝试。意见书中写道：“坦白地说，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只要我们每周被关在工厂中的时间仍比别的工人几乎多两天〈20小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好象是国内的奴隶，并且我们责备自己竟容忍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和我们后代的身心有害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郑重通知，从新年起，我们每周劳动将决不多于60小时，从6点至6点，其中还包括法定的1+(1/2)小时的休息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从第一个工厂法颁布以来，到这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注：关于利用这个法律的词句来破坏法律的手法，参看议会报告《工厂法》（1859年8月9日），以及该报告所载莱昂纳德·霍纳《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1845年公布的“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围。资本容许这种新的“狂暴行为”时的不悦心情，贯穿法令的每一行！这个法令把8—13岁的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限制为16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并且没有规定任何法定的吃饭时间。它容许人们任意使13岁以上的男工日夜劳动。［注：“最近半年〈1857年〉在我的管区内，8岁和8岁以上的儿童事实上是从早晨6点一直被折磨到晚上9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39页）］这是议会的一次流产。［注：“印染工厂法关于教育以及劳动保护的规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2页）］ 但是，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1853—1860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注：例如，艾·波特尔1863年3月24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说的。《泰晤士报》提醒他不要忘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工厂主叛乱。］“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突出的新成就。［注：同图克一起编写并出版《价格史》的威·纽马奇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怯懦地向舆论让步也是科学上的进步么？］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为加强。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染厂和漂白厂［注：1860年颁布的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规定，从1861年8月1日起，工作日暂时缩短为12小时，从1862年8月1日起，最后缩短为10小时，也就是说，平日为10+(1/2)小时，星期六为7+(1/2)小时。但是不祥的1862年一到来，旧把戏又重演了。工厂主先生们向议会请愿，要求把准许少年和妇女劳动12小时的规定仅仅再延长一年……“在现今的营业状况下〈棉荒时期〉，如果允许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赚得尽可能多的工资，那对他们将是十分有利的……一项根据这种精神拟定的法案也已经提交下院。由于苏格兰漂白厂工人的鼓动，这项法案被撤销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4、15页）盗用工人名义说话的资本遭到工人回击后，又借助法学家的眼镜发现，1860年的法令和议会的一切有关“劳动保护”的法令一样，措词含糊，从中能找到这样的借口：该法令的有效范围不包括“轧光工”和“整理工”。英国的审判权始终是资本的忠实奴仆，它通过“普通法法院”批准了这种强词夺理的解释。“这引起工人极大的不满，并且深为遗憾的是，立法的明确意图，竟由于字义不明而化为泡影。”（《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8页）］在1860年，花边厂和织袜厂在1861年分别受1850年工厂法的约束。由于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一切瓦器业（不仅是陶器业）、火柴厂、雷管厂、弹药厂、壁纸厂、天鹅绒厂以及许多统称为“最后整饰”的作业，都遭受同样的命运。1863年，“露天漂白厂”［注：“露天漂白业者”撒谎说，他们没有使用妇女做夜工，以此逃避了1860年漂白工厂法。但谎言被工厂视察员揭穿了，同时，工人的请愿书使议会打消了“露天漂白厂”座落在芳香、凉爽的草地上的印象。在这些露天漂白厂里，干燥室的温度高达华氏90°—100°，其中做工的主要是少女。“冷却”这个词已经成了她们从干燥室偶尔跑到户外喘口气的专门用语。“在干燥室里有15个少女，烘烤麻布的温度是80°—90°，烘烤细麻布的温度是100°和100°以上。一间约有10平方呎的小屋，中间放着密闭火炉，12个少女在那里〈把细麻布等〉熨平和叠齐。少女们围着发出炽热的火炉，细麻布很快就被烘干，然后由她们熨平。这些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在忙的时候，他们要接连许多天干到晚上9点或12点”。（同上，第56页）一个医生说：“没有规定专门的时间让人们凉快一下，不过当温度高得实在受不了，或者女工的手被汗水弄脏了，便允许她们出去几分钟……我在这些女工中行医的经验使我断定，她们的健康状况比纺纱女工坏得多〈而资本在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竟用卢本斯的笔法把她们描画成非常健康！〉。她们中间最常见的病是：肺病、支气管炎、子宫病、恶性歇斯底里和风湿症。我认为，造成所有这些病症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工作室温度太高，并且她们缺少足够的舒适的衣服，不能在冬季回家时抵御寒冷潮湿空气的袭击。”（同上，第56、57页）关于后来才从快活的“露天漂白业者”那里争得来的1863年法令，工厂视察员指出：“这个法令看起来是保护工人的，但它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工人的目的……按照法令的条文，只有当儿童和妇女在晚上8点以后被发现做工时才应受到保护，就是在这种时候，因法令所规定的证明方法有种种保留条件，以致很少有人会受到处罚。”（同上，第52页）“作为一个具有人道的和教育的目的的法令来说，该法令是彻底失败了。允许同样也可以说强迫妇女和儿童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要看情况而定），或许还要劳动更长的时间，并且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如何，不管漂白厂邻近地区的家庭有怎样的社会习惯，这能说是人道的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和面包房分别受专门法令的约束，在前一种工厂中禁止在夜间（从晚上8点至早晨6点）使用儿童、少年和妇女做工，在面包房中禁止在晚上9点至早晨5点使用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以后的各次建议，英国一切重要工业部门，除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以外，都有被夺去“自由”的危险，关于这些建议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注：第2版注：自从1866年我写这些话以来，倒退的现象又发生了。］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读者还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末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最鲜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的阐述，仅仅根据历史事实的联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注：“这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行为，是它们当时所处地位的结果。”（《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3页）］，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注：“受限制的行业都与使用蒸汽力或水力生产纺织品有关。一种行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受工厂视察制度的保护，这就是：使用蒸汽力或水力，并且加工某种特定的纤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注：关于这种所谓家庭工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也都象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象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注：“最近这次会期〈1864年〉通过的法令……涉及到习惯异常不同的各种行业。使用机械力开动机器，已不象以前那样是一个企业在法律上被当作工厂的必要条件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注：在比利时这个大陆自由主义的乐园，连这种运动的影子都没有。甚至那里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各种年龄的男女工人都被完全“自由地”消费着，而不论消费时间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被消费。那里所雇用的每1000人中，有733个男人，88个妇女，135个16岁下的男孩，44个16岁以下的女孩。在炼铁厂等处，每1000人中，有668个男人，149个妇女，98个16岁以下的男孩，85个16岁以下的女孩。此外，对成熟的或未成熟的劳动力虽然都剥削得很厉害，但工资很低，每日平均的工资，男人为2先令8便士，妇女为1先令8便士，少年为1先令2+(1/2)便士。不过，与1850年相比，1863年比利时输出的煤、铁等等的数量和价值几乎增加了一倍。］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注：本世纪头十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鼓吹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种主张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旗帜上。［注：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39、40、67、77等页。］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法律［注：“1855年巴黎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说：“法国的法律把工厂和作坊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但它不是把这一劳动限制在固定的钟点内〈即一段时间内〉，而只是规定儿童在早晨5点至晚上9点这段时间内做工。因此一部分工厂主就利用这一不幸的沉默给予他们的权利，让工人每天（也许除开星期日）不停地劳动。他们为此使用两班工人，每班在作坊内的劳动时间都不超过12小时，但企业的生产却昼夜不停。法律得到了遵守，但是合乎人道吗？”除了“做夜工对人体有破坏性的影响”外，报告还着重指出，“夜晚男女工人挤在同一个灯光暗淡的车间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曾不得不由二月革命来催生，但是这个法律同它的英国原版比起来更加不完备。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注：“例如，在我这个地区内，在同一家工厂建筑物内，同一个工厂主既是要受‘漂白厂和染厂法’约束的漂白业者和染色业者，又是要受‘印染工厂法’约束的印染业者，并且还是受‘工厂法’约束的上浆业者……”（贝克先生的报告，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0页）贝克先生在列举这些法令的不同规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纠纷以后说：“可见，如果工厂主存心回避法律，那末要保证执行议会的这三个法令是多么困难。”[同上，第21页]不过这倒保证法学家先生有案子可办了。］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注：因此，工厂视察员终于大胆地说出：“这种异议〈资本对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时间的异议〉必将在劳动权利的伟大原则面前屈服……到一定的时候，雇主使用工人劳动的权利就终止，工人就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时间，即使他还没有精疲力尽。”（《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页）］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134]（1866年8月）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注：“我们，丹克尔克的工人，特此声明：现行制度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太长，没有给工人休息和发展的时间，相反，倒是把工人贬低到比在奴隶制下好不了多少的受奴役地位。因此我们通过决议：一个工作日有8小时就够了，而且法律也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呼吁报刊这个强有力的杠杆来支持我们……凡拒绝给予这种支持的人，将被看作是劳动改良和工人权利的敌人。”（纽约州丹克尔克工人的决议，1866年）］ 与此同时（1866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135]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2页。］。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注：“此外，这种诡计〈例如资本在1848—1850年采取的手法〉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看法是多么错误，这种看法是：工人不需要任何保护，而应被看作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即他们双手的劳动和额头上的汗水的自由支配者。”（《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第45页）“自由劳动（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34页）“允许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就等于强迫这样做。”（《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5页[136]。］，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137]，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注：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业部门，该法令“使工人免于完全退化下去，并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保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47页）“资本〈在工厂中〉超过限定时间仍使机器转动，就必定损害它所雇用的工人的健康和道德；而工人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同上，第8页）］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138]，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注：“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把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和属于雇主的时间终于明显地区分开来。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了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了。”（同上，第52页）“它〈工厂法〉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这就赋予工人一种道义力量，使他们也许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同上，第47页）工厂视察员以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养”的时间。从前，“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同上，第48页）］。多么大的变化啊！[139] 注释： [103]小先令派（Littleshillingmen）或北明翰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特殊学派。这一学派的追随者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北明翰派的代表托马斯·阿特伍德和马提阿斯·阿特伍德两兄弟、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实施他们的方针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并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但是，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也就是说，给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2—73页）。——第260页。 [104]“组织规程”（《Règlementorganique》）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第266页。 [105]德莱登《公鸡和狐狸》。——第270页。 [106]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第273、438、509、718页。 [10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92—494页。——第273页。 [108]又是克里斯平（EcceiterumCrispinus）——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篇就是这样开始的，这篇诗（在第一部分中）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议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第276页。 [109]埃利亚派——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想象中。——第278页。 [110]大陪审团是1933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拔十二到二十三个“善良的和诚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对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问题作出决定。——第280页。 [1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96—498页。——第283页。 [112]马克思指他对托马斯·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0—312页）。——第285页。 [113]威·斯特兰吉《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第84页（W．Strange．《TheSevenSourcesofHealth》．London，1864，p．84）。--第287页。 [114]“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Britonsnever，nevershallbeslaves！》）——英国国歌《统治吧，不列颠》中的一句歌词。——第293页。 [115]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第294页。 [116]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moiledé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国债剧增，危及国家。——第299页。 [117]歌德《给祖莱卡》。——第300页。 [118]“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自圣经的一个故事，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据传说，饥饿的以扫正是用这一代价把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卖给了自己的弟弟雅各。——第301页。 [119]鼠疫猖獗——1347年至1350年西欧鼠疫流行。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301、770页。 [120]《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第53页（《FactoriesInquiryCommission．FirstReportoftheCentralBoardofHisMajesty’sCommissioners．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8June1833》，p．53）。——第309页。 [121]“危险在于迟缓”（《Periculuminmora》）——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Aburbecondita》）第38卷第25章第13节。——第310页。 [122]《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ReportfromtheCommitteeonthe《BilltoregulatetheLabourofChildrenintheMillsandFactoriesoftheUnitedKingdom》：withtheMinutesofEvidence》．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8August1832）。——第310页。 [123]札格纳特是印度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311、708页。 [124]指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它是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第312页。 [125]反谷物法同盟（见注10）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loaf》）。而且，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312、499页。 [126]国民公会委员——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1792—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拥有特许全权的代表。国民公会委员就是对这些代表的称呼。——第315页。 [127]嫌疑犯处治法（loidessuspects）是1858年2月19日在法国由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法皇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逐出一切法国领土。——第316页。 [128]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318、319页。 [129]十表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十二铜表法”的最初的方案。这一法律维护私有制，它规定凡无法偿还债务者应被剥夺自由，降为奴隶或碎尸分身。——第319页。 [130]这一臆说，见法国历史学家兰盖的著作《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5册第20章（《Théoriedesloixciviles，ouPrincipesfondamentauxdelasociété》．TomeⅡ，Londres，1767，livreV，chapitreXX）。——第319页。 [131]德国哲学家道梅尔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秘密》（《DieGeheimnissedeschristlichenAlterthums》）中证明，最初的基督徒在圣餐时吃人肉。——第319页。 [132]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在这个社会里，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日将由若干“短时工作”（《courtesséances》）组成，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根据傅立叶的意见，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连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第322页。 [13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4页。——第323页。 [134]指1866年8月20日至25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六十名代表，他们代表六万多名联合在工联中的工人。大会讨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把所有工人联合到工联中等问题。另外，大会决定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劳工同盟。——第333页。 [135]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根据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一文拟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页）。——第334页。 [13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76页。——第335页。 [137]“折磨他们的毒蛇”——套用了海涅的诗《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一句话。——第335页。 [138]大宪章（MagnaCharta），即自由大宪章（MagnaChartaLibertatum），是1215年由英王“无地约翰”签署的一个历史文件的名称。大宪章是骑士和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国王提出的。它对国王的权力规定了某些限制，保存了一些封建特权，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步。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第335页。 [139]多么大的变化啊！（Quantummutatusabillo！）——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第274行。——第335页。 [4]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nominedetefabula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8、296页。 [20]“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第37、317、468页。 [80]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ThePoliticalAnatomyofIreland．1672》．London，1691）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VerbumSapienti》）。——第162、166、30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章剩余价值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七章剩余价值率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4．剩余产品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预付资本C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或预付资本价值C的价值增殖额，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而形成的余额。 资本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c代表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代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因此，最初是C＝c＋v，例如，预付资本500镑＝410镑c＋90镑v。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商品，它的价值＝c＋v＋m（m是剩余价值），例如，410镑c＋90镑v＋90镑m。原来的资本C变为C'，由500镑变为590镑。二者的差额＝m，即90镑剩余价值。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所以，说产品价值超过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额，或等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同义反复。 然而，对这个同义反复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是它形成过程中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被使用的不变资本只是把自己价值的一部分转给产品，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存在形式中。既然这后一部分在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在这里就可以把它抽去。即使把它计算进去，也不会引起任何改变。假定c＝410镑，由原料312镑、辅助材料44镑和在过程中磨损的机器54镑组成，而实际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是1054镑。我们只把机器因执行职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转给产品的54镑价值，算作为生产产品价值而预付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仍然保留在原来形式（如蒸汽机等等）中的1000镑计算进去，就必须在预付价值和产品价值这两边都加上1000镑。［注：“如果我们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算作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在年终时把这种资本的残余价值算作年收入的一部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9页）］这样，一边就是1500镑，另一边就是1590镑。差额或剩余价值仍然是90镑。因此，凡从上下文联系中得不出相反意思的地方，我们谈到为生产价值而预付的不变资本时，总只是指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根据这样的假定，我们再回头来谈C＝c＋v这个公式，这个公式现在变成了C'＝（c＋v）＋m，并且正因为这样，C变成了C'。我们知道，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可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新生产的价值产品，是和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价值不同的。因此，它不象乍一看来那样，仿佛是（c＋v）＋m，或（410镑c＋90镑v）＋90镑m，而是v＋m，或90镑v＋90镑m，不是590镑，而是180镑。如果不变资本c＝0，换句话说，如果有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它们的资本家可以不使用经过生产的生产资料，不使用原料、辅助材料，也不使用劳动工具，而只是使用天然存在的材料和劳动力，那末，就不会有不变价值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产品价值的这个要素，即我们例子中的410镑，就会消失，但是包含90镑剩余价值的180镑的价值产品仍然同c代表最大的价值额时一样大。现在，C＝（0＋v）＝v，而已经增殖的资本C'＝v＋m，C'－C仍然＝m。相反，如果m＝0，换句话说，假定劳动力（其价值是在可变资本上预付的）只是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那末C＝c＋v，C'（产品价值）＝（c＋v）＋0，因此，C＝C'。预付资本没有增殖。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只是ｖ这个变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结果，因此，ｖ＋ｍ＝ｖ＋△ｖ（ｖ加ｖ的增长额），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变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由于资本可变部分的增加，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全部预付资本以前是500，现在变成了590。可见，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纯粹的分析，必须把产品价值中只是不变资本价值的再现的那一部分完全抽去，就是说，必须使不变资本c＝0。为此，这里要运用数学上的一条定律，就是数学上运算变量和常量的定律，即运算常量同变量相加减的定律。 另一个困难是由可变资本的原有形式产生的。比如在上述例子中，C'＝410镑不变资本＋90镑可变资本＋90镑剩余价值。90镑是已知量，因而是不变量，因此把它当作可变量似乎是不合理的。但90镑v或90镑可变资本，在这里实际上只是这个价值所经过的过程的符号。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部分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因而同购买来的劳动力的价值一样，是一个不变的价值量。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预付的90镑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所代替，死劳动为活劳动所代替，静止量为流动量所代替，不变量为可变量所代替。结果是v的再生产加v的增长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全部进程是转化为劳动力的那个原来不变的价值的自行运动。过程及其结果都要归因于这个价值。因此，如果说90镑可变资本或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说法看来是矛盾的，那末它只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 乍一看来，假定不变资本等于0是很奇怪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这样做。例如，有人要计算英国棉纺织业的利润，他首先就会扣除付给美国、印度、埃及等国的棉花价格，就是说，使在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出来的资本价值＝0。 当然，不仅剩余价值同直接产生它并由它来表示其价值变化的那部分资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卷中详细讨论后一比率。要使资本的一部分变成劳动力而增殖，就必须使资本的另一部分变成生产资料。要使可变资本起作用，就必须根据劳动过程的一定的技术性质，按相应的比例来预付不变资本。一定的化学过程固然需要蒸馏器及其他容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分析时把蒸馏器抽去。如果仅仅就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末生产资料，这些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因此，这种物质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无论它是棉花还是铁都一样。这种物质的价值如何也是没有关系的。它只须有足够的量，以便能吸收生产过程中要消耗的劳动量。只要有了足够的量，不管它的价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象土地和大海那样没有价值，都不会影响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的过程。［注：第2版注：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96]，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 这样，我们先假定不变资本部分等于零。于是，预付资本就从c＋v简化为v，产品价值（c＋v）＋m就简化为价值产品v＋m。假定价值产品＝180镑，代表整个生产过程期间流动的劳动，那我们从中扣除90镑可变资本的价值，就可得到90镑剩余价值。90镑（m）这个数字在这里表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比率，显然由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或者用m/v来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90/90＝100％。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注：这是仿照英国人的“利润率”、“利息率”等等说法。读者在第三卷中会着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为他是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状态下进行生产，所以他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是在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纱）上生产出同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或者说，同他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相等的价值。他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这取决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每天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注：｛第3版注：在这里，作者沿用了流行的经济学用语。我们记得，在第137页［注：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已经说明，实际上不是资本家“预付”给工人，而是工人“预付”给资本家。——弗·恩·｝］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注：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注：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97]以真正哥特谢德[98]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78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他们又是辩护士，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背警章的结论，就是这个原因，迫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物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注：第2版注：剩余价值率虽然是劳动力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但并不是剥削的绝对量的表现。例如，假定必要劳动＝5小时，剩余劳动＝5小时，则剥削程度＝100％，这里剥削量是5小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剥削程度仍然是100％，剥削量却增加了20％，由5小时增加到6小时。］ 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的价值＝410镑c＋90镑v＋90镑m，预付资本＝500镑。因为剩余价值＝90，预付资本＝500，所以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人们就说：剩余价值率（人们把它同利润率混为一谈）＝18％。这样低的比率是会使凯里先生及其他调和论者感动的。但实际上剩余价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说，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5倍还要多。在这里，虽然我们不知道工作日的绝对量，不知道劳动过程的期间（日、周等等），也不知道90镑可变资本同时推动的工人人数，但剩余价值率m/v由于可以转化为剩余劳动/必要劳动，从而精确地向我们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率。这个比率为100％。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 这样，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可以简述如下：我们把全部产品价值拿来，使其中只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余下的价值额就是在商品形成过程中实际生产出来的唯一的价值产品。如果剩余价值已定，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剩余价值，就可得出可变资本。如果可变资本已定，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可变资本，就可得出剩余价值。如果这二者已定，那就只须进行最后的运算，计算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m/v。 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该厂拥有10000个走锭精纺纱锭，用美国棉花纺32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1磅棉纱。飞花占6％。因此，每周有10600磅棉花被加工成10000磅棉纱和600磅飞花。1871年4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73/4便士，因此10600磅棉花约为342镑。10000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每个花费1镑计算，共为10000镑。它们的损耗率是10％＝1000镑，或每周20镑。厂房的租金是300镑，或每周6镑。煤每周11吨（1小时1马力用煤4磅，1周60小时100马力（按示功器）的用煤量，外加房屋取暖用煤），每吨按8先令6便士计算，每周约花费41/2镑，煤气每周1镑，机油每周41/2镑，因此，以上所有的辅助材料每周共需10镑。总之，不变价值部分每周是378镑。工资每周是52镑。棉纱的价格是每磅121/4便士，或10000磅＝510镑，因此剩余价值是510镑－430镑＝80镑。我们使不变价值部分378镑＝0，因为它在每周的价值形成中不起作用。这样，每周的价值产品132镑＝52镑v＋80镑m。因此，剩余价值率＝80/52＝15311/13％。在10小时的平均工作日内，必要劳动＝331/33小时，剩余劳动＝62/33小时。［注：第2版注：第一版所举的1860年一家纺纱厂的例子，有些事实上的错误。本文列举的材料非常精确，它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主向我提供的。这里要指出一点，英国的旧马力是根据汽缸的直径计算的，而新马力则是根据示功器指示的实际马力计算的。］ 这种方法虽然很简单，但它所依据的看法对读者并不习惯。看来，举几个例子使读者熟悉一下是适当的。 杰科布曾为1815年做过如下的计算[99]，他假定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是80先令，每英亩平均收小麦22蒲式耳，所以从每英亩得到的是11镑。这个计算预先把不同的项目互相抵销了，因而很不完备，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每英亩的价值生产 种子（小麦）………1镑9先令什一税、地方税和国税……1镑1先令 肥料………………2镑10先令地租…………………………1镑8先令 工资………………3镑10先令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1镑2先令 总计………………7镑9先令总计…………………………3镑11先令 在这里（我们始终假定产品的价格＝它的价值），剩余价值是分为利润、利息、什一税等等不同项目的。这些项目与我们无关。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得到剩余价值3镑11先令。我们把买种子和肥料的3镑19先令作为不变资本部分，使它等于零。预付的可变资本就是3镑10先令，代替它而被生产出来的新价值是3镑10先令＋3镑11先令。这样，m/v＝3镑11先令／3镑10先令，在100％以上。工人用他的工作日的一半以上生产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被各种人用各种借口瓜分掉。［注：我们引用的这个计算材料只是作为例解。同时假定价格二价值。我们在第三卷中会看到，即使拿平均价格来说，也不会这样简单地得出这个等式。］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谈资本家是怎样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那个例子。他的纺纱工人的必要劳动是6小时，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因此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100％。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这些棉纱价值至少有8/10（24先令）是由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只是再现的价值（20磅棉花20先令，纱锭等等4先令）构成的，或者说，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其余的2/10是在纺纱过程中产生的6先令新价值，其中一半补偿预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或可变资本，另一半形成3先令剩余价值。可见，这20磅棉纱的总价值是依下列方式构成的： 30先令棉纱价值＝24先令c＋3先令v＋3先令m 因为这个总价值表现在总产品20磅棉纱上，所以各个不同的价值要素也必定可以表现在产品的相应部分上。 如果说30先令的棉纱价值存在于20磅棉纱中，那末，这个价值的8/10或其不变部分24先令，就存在于8/10的产品或16磅棉纱中。在这当中，13＋（1/3）磅棉纱代表原料的价值，即纺掉的棉花的价值20先令，2＋（2/3）磅棉纱代表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纱锭等等的价值4先令。 因此，13＋（1/3）磅棉纱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纺掉的全部棉花，即总产品的原料，此外再也不代表别的东西。虽然13＋（1/3）磅棉纱中只包含价值13＋（1/3）先令的13＋（1/3）磅棉花，但它们的追加价值6＋（2/3）先令形成其余6＋（2/3）磅棉纱中纺掉的棉花的等价物。结果好象其余的6＋（2/3）磅棉纱被抽掉了棉花，而总产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13＋（1/3）磅棉纱中了。另一方面，在这13＋（1/3）磅棉纱中，现在既不包含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也不包含纺纱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 同样，剩下的包含不变资本余额（＝4先令）的2＋（2/3）磅棉纱，只是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所用掉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 因此，8/10的产品或16磅棉纱，虽然从物体来看，从作为使用价值棉纱来看，它们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也是纺纱劳动的创造物，但从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来看，它们并不包含纺纱劳动，并不包含在纺纱过程本身中吸收的劳动。好象它们没有经过纺就变成了棉纱，好象它们的棉纱形态纯粹是骗人的。其实，当资本家按24先令把这些棉纱卖出，又用这24先令买回生产资料时就会表明，这16磅棉纱不过是化了装的棉花、纱锭、煤炭等等。 反之，其余2/10的产品或4磅棉纱，现在只是代表12小时纺纱过程中生产的6先令新价值。其中包含的已用掉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已经被剔除了，同前16磅棉纱合并在一起了。体现在20磅棉纱中的纺纱劳动都集中在2/10的产品上。好象这4磅棉纱是纺纱工人用空气纺成的，好象所用的棉花和纱锭是未经人类加工而天然存在的，因而不会把任何价值加到产品中去。 这4磅棉纱包含一天纺纱过程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产品，其中2磅棉纱只代表已用掉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即3先令可变资本，其余2磅棉纱则只代表3先令剩余价值。 因为纺纱工人的12个劳动小时物化在6先令中，所以在30先令的棉纱价值中就物化着60个劳动小时。它们存在于20磅棉纱内，其中8/10或16磅棉纱是纺纱过程以前的48个劳动小时的化身，也就是物化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的化身，而2/10或4磅棉纱则是纺纱过程本身中消耗的12个劳动小时的化身。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棉纱的价值等于棉纱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加棉纱的生产资料中原先已有的价值之和。现在我们又看到，产品价值在职能上或在概念上不同的组成部分，怎样能够表现在产品本身的相应部分上。 我们把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分成几个量。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或不变资本部分。另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或可变资本部分。最后一个量的产品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种划分很简单，但又很重要，这一点在以后把它应用到复杂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时就可以看出。 上面我们把总产品当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完成结果来考察。但是我们还可以伴随总产品的产生过程来看，仍然把各个部分产品当作职能上不同的各个产品部分。 纺纱工人12小时生产20磅棉纱，因此1小时生产1＋（2/3）磅，8小时生产13＋（1/3）磅，也就是生产一个部分产品，其价值等于整个工作日纺掉的棉花的总价值。同样，往后的1小时36分生产的部分产品＝2＋（2/3）磅棉纱，因而代表12个劳动小时所用掉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再往后的1小时12分，纺纱工人生产2磅棉纱＝3先令，这部分产品价值等于他在6小时必要劳动中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产品。最后的5/6小时，他又生产2磅棉纱，其价值等于他半天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是英国工厂主日常应用的计算方法，例如他会说，他在最初8小时或2/3的工作日中把棉花赚回来，如此等等。我们知道，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其实它就是上面的第一个公式，不过把现成产品的各部分同时并存的空间变成了它们依次出现的时间。但是，伴随这个公式也可能产生极野蛮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些实际上关心价值的增殖过程，但在理论上又有意曲解这一过程的头脑中会产生这种想法。例如这些人可能这样想：我们的纺纱工人在他的工作日的最初8小时是生产或补偿棉花的价值，往后的1小时36分是生产或补偿已消耗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再往后的1小时12分是生产或补偿工资的价值，而只有那非常著名的“最后一小时”才是献给工厂主生产剩余价值的。这样一来，纺纱工人就得创造双重奇迹：一方面，他在用棉花、纱锭、蒸汽机、煤炭、机油等等纺纱的时候同时又生产这些东西；另一方面，他把一个有一定强度的工作日变成五个这样的工作日。就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原料和劳动资料需要24/6＝4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而把它们变成棉纱还需要1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掠夺的贪欲相信这种奇迹，并且总是找得到发空论的献媚者来证明这种奇迹，下面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骚·威·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100]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工厂主以通常具有的实际敏感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18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11＋（1/2）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5天每天劳动12小时，星期六劳动9小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假定工厂主投资100000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80000镑，用在原料和工资上的是20000镑。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15％，该厂全年的商品销售额应该是价值115000镑……一个工作日是23个1/2劳动小时，每个1/2劳动小时生产115000镑的5/115或1/23。在构成总额115000镑的23/23中，20/23即115000镑中的100000镑只是补偿资本，1/23即总利润〈！〉15000镑中的5000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其余2/23即每天最后两个1/2小时才生产10％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厂不是劳动11＋（1/2）小时，而是可以劳动13小时，那末，只要增加大约2600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反之，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1＋（1/2）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注：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我们且不谈那些和我们的目的无关的奇谈怪论，例如，说工厂主把补偿磨损的机器等等的金额，即补偿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金额，算在总利润或纯利润里面。我们也不去谈这些数据是否正确。莱昂纳德·霍纳在《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伦敦版）中已指明，这些数据除了供所谓“分析”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莱昂纳德·霍纳是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1859年前，一直是工厂视察员——其实是工厂检查官。他对英国工人阶级有不朽的贡献。他终生不仅同激怒的工厂主作斗争，而且同大臣作斗争，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计算工厂主在下院的“票数”比计算“人手”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注（32）的补充：且不谈西尼耳说的内容如何荒唐，他的叙述方法也是混乱的。其实，他想说的是：工厂主使工人每天劳动11＋（1/2）小时或23/2小时。正象一个工作日的情形一样，全年的劳动也是由11＋（1/2）小时或23/2小时（乘以一年的工作日数）构成。按照这个假定，23/2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115000镑；1/2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1/23×115000镑；20/2个劳动小时生产20/23×115000镑 ＝100000镑．也就是说，它们只补偿预付资本。余下的3/2个劳动小时生产3/23×115000镑＝15000镑，即总利润。在这3/2个劳动小时中，1/2个劳动小时生产1/23×115000镑 ＝5000镑，即只补偿工厂和机器的损耗。最后的两个1/2劳动小时，即最后一个劳动小时，生产2/23×115000镑＝10000镑，即纯利润。在本文中，西尼耳把最后的2/23的产品转化为工作日本身的各个部分。］ 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厂主的怨言，认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生产从而再生产或补偿建筑物、机器、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那末，任何分析都是多余的。他只须回答：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把劳动时间从11＋（1/2）小时减为10小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天棉花、机器等等的消耗也会减少1＋（1/2）小时。因此，你们正好得失相当。以后你们的工人用来再生产或补偿预付资本价值的时间也将少1＋（1/2）小时。如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厂主所说的话，而是作为内行认为必须作一番分析，他首先就得请求工厂主先生们，在专门涉及纯利润同工作日长度的关系的问题上，不要把机器和厂房、原料和劳动混杂在一起，而把包含在厂房、机器、原料等等中的不变资本放在一边，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放在另一边。在这之后，如果按照工厂主的计算，工人是用2/3个劳动小时或1小时再生产或补偿工资，那末这位分析家就应该接着说： 根据你们的说法，工人是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自己的工资，在最后一小时生产你们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因为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的价值，所以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和最后一小时的产品具有同样的价值。其次，工人只有耗费劳动，才生产价值，而他的劳动量是由他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劳动时间是每天11＋（1/2）小时。他用这11＋（1/2）小时的一部分来生产或补偿自己的工资，用另一部分来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在这个工作日内他再也没有做别的事情。既然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工资和他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同样大的价值，那末工人显然是在5＋（3/4）小时内生产自己的工资，在其余5＋（3/4）小时内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其次，因为两小时棉纱产品的价值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额加上你们的纯利润，所以这一棉纱的价值必然等于11＋（1/2）个劳动小时，也就是说，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必然等于5个劳动小时，最后一小时的产品也必然等于5＋（3/4）个劳动小时。现在我们到了棘手的地方了。请注意！倒数第二个劳动小时同最初一个劳动小时一样，都是一个通常的劳动小时。不多也不少。因此，纺纱工人怎么能在1个劳动小时内生产出代表5＋（3/4）个劳动小时的棉纱价值呢？实际上，他并没有创造这个奇迹。他在1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一定量的棉纱。这些棉纱的价值等于5＋（3/4）个劳动小时，其中4＋（3/4）小时未经他的协助就已包含在1小时消耗的生产资料棉花、机器等等内，而4/4小时或1小时才是由他自己加进的。因为他的工资是在5＋（3/4）小时内生产的，而1小时纺出的棉纱产品也包含5＋（3/4）个劳动小时。所以，他5＋（3/4）个劳动小时纺纱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1小时纺纱劳动的产品价值，这并不是什么魔法妖术。如果你们以为他用了他的工作日的哪怕一个时间原子来再生产或“补偿”棉花、机器等等的价值，那你们就完全错了。正由于他的劳动把棉花和纱锭变成棉纱，正由于他纺纱，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才自行转移到棉纱上去。这种结果是靠他的劳动的质，而不是靠他的劳动的量造成的。当然，他1小时转移到棉纱上去的棉花等等的价值比1/2小时多，但这只是因为他1小时纺掉的棉花比1/2小时多。现在你们懂了吧，你们所谓工人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他的工资的价值，在最后一小时生产纯利润，只不过是说，他的工作日的2小时（不管是最初2小时或是最后2小时）的棉纱产品，体现着11＋（1/2）个劳动小时，正好等于他的整个工作日。所谓工人在前5＋（3/4）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在后5＋（3/4）小时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又只不过是说，前5＋（3/4）小时你们给了报酬，后5＋（3/4）小时你们没有给报酬。这里我说劳动的报酬，而不说劳动力的报酬，是为了用你们的行话。诸位先生，现在请把你们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和你们没有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100％。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毫无疑问，如果你们使你们的“人手”不是劳动11＋（1/2）小时，而是劳动13小时，并且象你们会做的那样，把额外的1＋（1/2）小时也归入纯粹的剩余劳动，那末剩余劳动就会从5＋（3/4）小时增加到7＋（1/4）小时，从而剩余价值率就会从100％增加到[126＋（2/23）]％。如果你们期望，加上1＋（1/2）小时就能使剩余价值率从100％增加到200％，甚至200％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乐观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如果你们担心，工作日从11＋（1/2）小时缩减为10＋（1/2）小时会使你们的全部纯利润化为乌有，那又未免太悲观了。事情决不是这样的。假设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即使剩余劳动从5＋（3/4）小时降为4＋（3/4）小时，仍然会得出一个很好的剩余价值率，即[82＋（14/23）]％。但是这个致命的“最后一小时”——你们为它编造的神话比锡利亚信徒[101]为世界末日编造的神话还要多——是“十足的胡说”。失掉这最后一小时，你们并不会丧失“纯利润”，而你们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会失去“灵魂的纯洁”。［注：西尼耳证明，工厂主的纯利润、英国棉纺织业的存在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都决定于“最后一个劳动小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则又证明[102]，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满18岁的青工在工厂的温暖而纯洁的道德气氛里关上整整12小时，而是提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会因懒惰和邪恶而使灵魂不能得救。从1848年起，工厂视察员在半年一次的《报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来嘲弄工厂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1855年5月31日的工厂视察报告中说：“假如下面这种巧妙的计算〈他引证西尼耳〉是正确的，联合王国的所有棉纺织厂从1850年起就已经赔本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19、20页）当1848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分散在多尔塞特和索美塞特两郡交界处的农村麻纺厂的工厂主们，强迫一些正规工人接受一份反对这项法案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向你们请愿的人，作为父母，认为增加一小时闲荡的时间，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孩子道德败坏，因为懒惰是万恶之源。”关于这一点，1848年10月31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在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们的子女做工的麻纺厂里，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同时，由于机器飞速地转动，这种劳动本身需要全神贯注，需要一刻不停地运用技巧和动作，这些儿童在这样的空气里除了吃饭时间外整整劳动10小时，现在还要他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子女‘懒惰’，这未免太残酷了……这些儿童的劳动时间比附近农村里雇工的劳动时间还要长……所谓‘懒惰和邪恶’这种无情的胡说必须斥之为十足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伪善……大约在十二年以前，当有人在最高权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从而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就会消灭纯利润的时候，一部分公众曾对这种自信程度感到惊讶；而现在，当这部分公众看到下面的事实时恐怕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就是：关于充满善行的‘最后一小时’的原始发现，从那时以来已经大大完善，不仅包括‘利润’，而且还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儿童的劳动时间减为整整10小时，儿童的道德会和他们的雇主的纯利润一道化为乌有，因为二者都取决于这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01页）接着，这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举出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些工厂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说明他们怎样施用阴谋、诡计、利诱、威胁、伪造等手段，迫使少数完全不会反抗的工人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名，然后把这种请愿书冒充整个产业部门和整个郡的请愿书提交议会。——无论是后来热心拥护工厂立法而值得赞扬的西尼耳本人，还是先后反对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一“原始发现”的错误结论。这个事实最能说明所谓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 当你们的“最后一小时”真的敲响的时候，请你们想起牛津的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再同诸位相会。再见！［注：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津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来源于他的《Abstinenz》〔“节欲”〕。这一派胡言本身是陈旧的，但“节欲”这个词是新鲜的。罗雪尔先生把这个词正确地译成德文的《Enthaltung》〔“节制”〕。但他的不大懂拉丁文的同胞维尔特们、舒耳茨们以及别的米歇尔们却把这个词变成了僧侣用语《Entsagung》〔“禁欲”〕。］……西尼耳1836年发现的“最后一小时”这个信号，在1848年4月15日，又被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官老爷詹姆斯·威尔逊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重新吹奏起来，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 4．剩余产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在第2节举的例子中，是20磅棉纱的1/10或2磅棉纱）称为剩余产品。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同样，决定剩余产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注：“对于一个拥有20000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2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0000镑还是卖20000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页）早在李嘉图之前，有一位剩余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阿瑟·杨格——他还是一个喜欢空谈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声和他的功绩适成反比——就曾说过：“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象古罗马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7页）。注（34）的补充：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收入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但是很明显，它之所以有利，并不因为它是纯的”（托·霍普金斯《论地租》1828年伦敦版第126页）。］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 注释： [96]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卷第155—156行。——第242页。 [97]修昔的底斯是著名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罗雪尔讽刺地叫做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DieGrundlagenderNationalökonomie》）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象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有益于……”等等。——第244页。 [98]指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哥特谢德。哥特谢德在文学上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异常的偏执。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文学上傲慢与迟钝的同义语。——第244页。 [99]威·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1815年伦敦版第33页（W．Jacob．《ALettertoS．Whitbread，beingaSequeltoConsiderationsontheProtectionRequiredbyBritishAgriculture》．London，1815，p．33）。——第246页。 [100]指1833年的工厂法。关于这个法律，见本卷第307—310页。——第251页。 [101]锡利亚信徒（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宣传关于耶稣再生和在地球上建立公正、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255页。 [102]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406页（A．Ure．《ThePhilosophyofManufactures：or，AnExpositionoftheScientific，Moral，andCommercialEconomyoftheFactorySystemofGreatBritain》．London，1835，p．406）。——第25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六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六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容、目的和技术性质——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它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然而是怎样实现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 每个工人怎样加进劳动时间，从而加进价值呢？始终只能通过他特有的生产劳动方式。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时间。而通过他们借以加进一般劳动、从而加进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通过纺纱、织布、打铁，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棉纱和织机，铁和铁砧也就成了产品即新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注：“劳动创造一种新物来代替被消灭的物。”（《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13页）］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使用价值形式出现。我们在考察价值形成过程时已经看到，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可见，工人保存被用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者说，把它们作为价值组成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并不是由于他们加进一般劳动，而是由于这种追加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由于它的特殊的生产形式。劳动作为这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纺纱、织布、打铁，只要同生产资料接触，就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同它们结合为产品。 如果工人的特殊的生产劳动不是纺纱，他就不能使棉花变成棉纱，因而也就不能把棉花和纱锭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上。不过，如果这个工人改行当木匠，他仍然会用一个工作日把价值加到他的材料上。可见，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加进价值，并不是由于他的劳动是纺纱劳动或木匠劳动，而是由于他的劳动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他加进一定的价值量，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有用的内容，而是因为他的劳动持续了一定的时间。因此，纺纱工人的劳动，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来说，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把新价值加到棉花和纱锭的价值上；而就它的具体的特殊的有用的属性来说，作为纺纱的过程，把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从而把这些价值保存在产品中。由此就产生了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得出的结果的二重性。 新价值的加进，是由于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在产品中的保存，是由于所追加的劳动的质。同一劳动由于它的二重性造成的这种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现在种种不同的现象上。 假定由于某种发明，纺纱工人6小时纺的棉花同过去36小时纺的棉花一样多。作为有目的的有用的生产活动，他的劳动的能力增加为6倍。他的劳动的产品也增加为6倍，从6磅棉纱增加到36磅棉纱。但是，现在36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只和过去6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一样多。加在每磅棉花上的新劳动比用旧方法时少5/6，因此，加进的价值也只是过去的1/6。另一方面，现在在产品36磅棉纱中包含6倍的棉花价值。纺纱6小时，保存并转移到产品上去的原料价值是过去的6倍，虽然加到同量原料上的新价值小5/6。这说明，在同一不可分割的过程中，劳动保存价值的属性和创造价值的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纺同量的棉花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越多，加到棉花上的新价值就越大；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纺的棉花磅数越多，保存在产品内的旧价值就越大。 相反，假定纺纱劳动的生产率不变，就是说，纺纱工人把一磅棉花变成棉纱所需的时间同过去一样。但是假定棉花本身的交换价值变了，一磅棉花的价格提高到原来的6倍，或降低为原来的1/6。在这两种情况下，纺纱工人都是把同一劳动时间，因而也是把同一价值加到同量的棉花上；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多的棉纱。然而，他从棉花转移到棉纱上即产品上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1/6，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6倍。当劳动资料涨价或跌价，而它在劳动过程中始终发挥相同的效用时，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纺纱过程的技术条件不变，而且它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变，那末纺纱工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就仍旧消耗同等数量的、价值不变的原料和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纺纱工人保存在产品中的价值就同他加进的新价值成正比。他两星期加进的劳动比一星期多一倍，因而价值也多一倍；同时，他用掉的材料及其价值也多一倍，他损耗的机器及其价值也多一倍，因而，他在两星期的产品中保存的价值比在一星期的产品中多一倍。在已定的不变的生产条件下，工人加进的价值越多，他保存的价值就越多。但是，他能保存更多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加进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他在不变的和不以他自己的劳动为转移的条件下加进这些价值。 当然，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可以说，工人保存的旧价值同他加进的新价值总是保持同一比例。不管棉花从1先令涨到2先令或者跌到6便士，不管它的价值怎样变动，工人保存在一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总是只有保存在两小时产品中的一半。其次，如果他本身的劳动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提高了或者降低了，那末，他例如一个劳动小时纺的棉花就会比过去增多或减少，与此相应，他保存在一个劳动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也会增多或减少。但是不管怎样，他两个劳动小时保存的价值总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两倍。 把价值的纯粹象征性的表现——价值符号撇开，价值只是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存在于某种物中。（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因此，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生产资料在丧失自己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并不丧失价值，因为它们通过劳动过程失掉自己原来的使用价值形态，实际上只是为了在产品上获得另一种使用价值形态。虽然价值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态变化表明，它存在于哪一种使用价值中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可见，在劳动过程中，只有生产资料失掉它的独立的使用价值同时也失掉它的交换价值，价值才从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上。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只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失掉的价值。但是在这方面，劳动过程的各种物质因素的情况是不同的。 为发动机器而燃烧的煤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润滑轮轴而上的油等等也是这样。染料和其他辅助材料消失了，但是又在产品的属性中表现出来。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但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可见，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仍旧是分开的。如果我们考察某个这类的劳动资料从进入工作场所那天起到被扔进废品库那天止发挥作用的整个时期，就会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它的使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劳动消耗了，因此它的交换价值也完全转移到产品上去了。例如，一台纺纱机的寿命为10年，在10年的劳动过程中，它的全部价值就转移到10年的产品上去。因此，一种劳动资料的生存期，包括若干不断重新用它来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在这方面，劳动资料同人的情况一样。每人每天都死掉生命的24小时。但无论从谁身上都不能确切地看出，他已经死掉了生命的多少天。然而，这并不妨碍人寿保险公司从人的平均寿命中得出非常准确、非常有利（这重要得多）的结论。劳动资料也是这样。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一种劳动资料，例如某种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时间。假定这种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只能持续6天，那末它平均每个工作日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1/6，因而把它的价值的1/6转给每天的产品。一切劳动资料的损耗，例如它们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损失，以及它们的价值每天往产品上相应的转移，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 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如果生产资料没有价值可以丧失，就是说，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末，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换价值。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等，都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遇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假定一台机器价值1000镑，并且在1000天内损耗掉。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价值每天有1/1000从机器本身转移到它的日产品上。同时，尽管机器的生命力日益减弱，但整个机器仍然不断地在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由此可见，劳动过程的一个因素，一种生产资料，是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区别反映在它们的物质因素上：同一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是全部加入同一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的要素，则只是部分加入同一生产过程。［注：这里不包括劳动资料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修理。正在修理中的机器不是充当劳动资料，而是充当劳动材料。不是用它来劳动，而是对它本身进行加工，以便修复它的使用价值。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修理劳动总是包括在生产劳动资料所必要的劳动中。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损耗是任何医生都不能医治的，它逐渐导致死亡。“这种磨损有时是不可能补偿的，例如，它会使一把刀最后弄到这种地步，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开刃了。”我们在正文中看到，例如机器是全部进入每一个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进入同时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下述概念的混乱了：“李嘉图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织袜机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的价值内。“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制造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这位作者，这位极端自负的“自作聪明的人”，他的混乱，从而他的论战，只有从下面这一点来说是对的：无论李嘉图，还是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准确地区分开来，自然更没有对这两方面在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作出分析。］ 另一方面正相反，一种生产资料能够全部进入价值增殖过程，而只是部分进入劳动过程。假定在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如果损失这15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末这15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体的100磅棉花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化为飞花。因此，这些棉花的损失是棉纱的一个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把自己的价值转给棉纱。劳动过程中的一切排泄物都是这样，至少在这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独立的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是这样。例如我们在曼彻斯特的大机器制造厂内可以看到，被庞大的机器象刨花一样削下的铁屑堆积如山，傍晚用大车运到炼铁厂去，第二天变成铁锭再运回来。 生产资料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丧失掉存在于旧的使用价值形态中的价值，才把价值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上。它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能丧失的最大限度的价值量，显然是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时原有的价值量为限，或者说，是以生产它们自身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为限。因此，生产资料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决不可能大于它们在自己参加的劳动过程之外所具有的价值。不管一种劳动材料，一种机器，一种生产资料怎样有用，如果它值150镑，值500个工作日，那末它加到用它制造的总产品上去的价值就决不会大于150镑。它的价值不是由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的劳动过程决定的，而是由它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劳动过程决定的。它在劳动过程中只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具有有用属性的物起作用，因此，如果它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没有价值，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注：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决不轻易放过机会把精巧的辩护思想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威廉·罗雪尔先生则喊道：“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种同制造榨油机本身所费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新东西’。”（《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页注）非常正确！榨油机所生产的“油”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是很不相同的。罗雪尔先生所说的“价值”是指“油”这种东西，因为“油”有价值；但“自然界”有石油，尽管相对来说不“很多”，他大概针对这一点在另一个地方说道：“它〈自然界！〉几乎完全不生产交换价值。”[同上，第79页]罗雪尔的自然界同交换价值有关系，就象一个愚蠢的姑娘同一个只有“一点点大的”孩子有关系一样。这位“学者”还借这次引证的机会说道：“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作‘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为〈！〉资本所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什么东西？〉，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同上，[第82页]）这种单纯从“要求”中得出“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是多么“高明”啊！］ 当生产劳动把生产资料变为新产品的形成要素时，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就经过一次轮回。它从已消耗的躯体转到新形成的躯体。但是这种轮回似乎是在现实的劳动背后发生的。工人不保存旧价值，就不能加进新劳动，也就不能创造新价值，因为他总是必须在一定的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而他不把产品变为新产品的生产资料，从而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他就不能在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可见，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这种自然恩惠不费工人什么，但对资本家却大有好处，使他能够保存原有的资本价值。［注：“在农业的一切手段中，人类劳动……是农场主用来补偿自己资本的最可靠的东西。其他两类东西——役畜和……车、犁、铲等等——没有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就毫无用处。”（艾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1795年11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年伦敦版第10页）］当生意兴隆的时候，资本家埋头赚钱，觉察不到劳动的这种无偿的恩惠。但当劳动过程被迫中断的时候，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资本家对此就有切肤之感了。［注：有一个工厂主，他的纺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平均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约130包美国棉花。他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曾为了他的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向公众诉苦。他估计这笔花费达6000镑。在这些非生产费用中，有许多项目同我们这里无关，如地租、税款、保险费以及按年雇用的人员——经理、会计、工程师的薪金等等。然后，依他计算，为了购买工厂有时取暖和偶而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共需150镑。此外还要支付临时雇来保养机器的工人的工资。最后，机器的折旧为1200镑，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他明白地说，折旧所以只估计为1200镑这样一个很小的数目，是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费［注：“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没有被消费。”（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296页）］，因而也不可能再生产出来。这个价值被保存下来，但不是因为在劳动过程中对这个价值本身进行了操作，而是因为这个价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种使用价值虽然消失，但只是消失在另一种使用价值之中。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所生产出来的是旧交换价值借以再现的新使用价值。［注：在一本也许已经出到20版的美国教本中，有这样的话：“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该书在罗列了一切可能在产品中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成分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则作为它们给予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现出来，从而形成新的资本，再用于生产过程。”（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1、32页）我们撇开所有其他的奇怪说法不谈，只须指出，例如在新力量中再现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而是形成血液的面包的实体。相反，作为这个力量的价值再现的，也并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一些生活资料，如果它的费用减少一半，仍然产生同样多的肌肉、骨骼等等，总之，仍然产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同等价值的力量。这种把“价值”换成“力量”，以及全部伪善的含糊其辞，掩盖着这样一种显然徒劳的企图：想从预付价值的单纯再现中得出剩余价值。］ 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假设生产过程在工人生产出他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以后就停下来，例如，他劳动6小时加进3先令价值。这个价值是产品价值超过其中由生产资料价值构成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它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唯一的新价值，是产品中由这个过程本身生产的唯一的价值部分。当然，它只是补偿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预付的，工人自身在生活资料上花费的货币。就已花费的3先令来说，这3先令的新价值只是表现为再生产。但它是真正的再生产，不象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表面上的再生产。在这里，一个价值用另一个价值来补偿是通过创造新价值来实现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象上以后，还越过这一点继续下去。要再生产出这一等价物，6小时就够了，但是劳动过程不是持续6小时，而是比如说持续12小时。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 我们叙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它们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见，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 不变资本这个概念决不排斥它的组成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可能性。假定1磅棉花今天值6便士，明天由于棉花歉收而涨到1先令。仍在加工中的原有的棉花，是按6便士的价值买进的，但现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却是1先令。已经纺完，也许已经变成棉纱在市场上流通的棉花，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同样也比它原来的价值大一倍。然而我们知道，这种价值变动是同纺纱过程中棉花价值的增殖没有关系的，即使原有的棉花还根本没有进入劳动过程，它现在也能按1先令而不是按6便士再卖出去。不仅如此，棉花经历的劳动过程越少，这种结果就越可靠。因此，投机的规律是：在价值发生这种变动的情况下，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就是说，棉布不如棉纱，棉纱不如棉花。在这里，价值的变动是发生在生产棉花的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棉花作为生产资料，从而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商品的价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但这个劳动量本身是社会地决定的。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改变了，例如，同一数量的棉花在歉收时比在丰收时代表更多的劳动量，那就会反过来对原有的商品发生影响，因为原有的商品始终只是本类商品的一个样品［注：“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3页）］，它的价值总是由社会必要劳动计量的，因而也总是由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的必要劳动计量的。 同原料的价值一样，已经用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即机器等等的价值，也可以发生变化，因此它们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分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由于一种新发明，同种机器可由较少的劳动再生产出来，那末旧机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贬值，因而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变动也是在机器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以外发生的。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转移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这个过程之外所具有的价值。 生产资料的价值变动，虽然使已经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受到影响，但不会改变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的性质。同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变化也不会影响它们在职能上的区别。例如，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大大革新了，过去10个工人用10件价值很小的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1个工人用1台昂贵的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即被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大大增加了，而资本的可变部分即预付劳动力的部分则大大减少了。但是，这种变动只改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量的关系，或者说，只改变总资本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而不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2．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实际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注：“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正象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16页）］，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注：“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1840年柏林版第382页）］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注：加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15年巴黎版）从其他方面来说是贫乏的，但针对重农学派，却恰当地列举了一系列构成真正的农业的前提的劳动过程。］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注：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一书中，很好地说明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注：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上才起着重要的作用。［注：第2版注，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注：例如，把尚未捕获的鱼叫做渔业的生产资料，好象是奇谈怪论。但是至今还没有发明一种技术，能在没有鱼的水中捕鱼。］，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注：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 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原料可以构成产品的主要实体，也可以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参加产品的形成。辅助材料或者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发生物质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颜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例如用于劳动场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因为在所用的原料中没有一种会作为产品的实体重新出现。［注：施托尔希把真正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区别开来，把前者叫做《matière》，把后者叫做《matériaux》[90]；舍尔比利埃把辅助材料叫做《matiéres instrumentales》[91]。］ 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酿酒者和畜牧业者等等的原料。作为种子，它又是自身生产的原料。同样，煤作为产品退出采矿工业，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采矿工业。 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 一种已经完成可供消费的产品，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例如葡萄能成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做半成品，也许叫做中间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纱等等。这种最初的原料虽然本身已经是产品，但还需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不断改变形态，不断重新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劳动过程把它当作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这些规定也就改变。 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在纺纱者看来，纱锭只是纺纱用的手段，亚麻只是纺纱的对象。当然，没有纺纱材料和纱锭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必须先有这两种产品。但是，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这个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营养作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一样。相反，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A和纺纱人Ｅ。就好的产品来说，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 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末另一方面，它们投入劳动过程，从而与活劳动相接触，则是使这些过去劳动的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和实现的唯一手段。 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吞食掉，因而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作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注：根据这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托伦斯上校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根据那第一根棍子〔Stock〕也许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语中Stock和资本是同义词。］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当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制靴或纺纱的特定方式和方法起初也不会因资本家的插手就发生变化。起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得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在还没有资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资本家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由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因而以后再来考察。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劳动使用上必要的程度。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象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所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象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注：“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占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4页）“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产品的任何分享。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述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这是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产品拥有专门的所有权。”（同上，第58页）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0、71页上写道：“当工人是为工资而劳动时，资本家就不仅是资本的〈这里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是劳动的所有者。如果人们象通常那样，把用来支付工资的东西也包括在资本的概念中，那末撇开资本来谈劳动就是荒谬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一词包括资本和劳动二者。”］ 2．价值增殖过程 产品——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纱、皮靴等等。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制造皮靴并不是为了皮靴本身。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真正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既然这里谈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现在我们就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 我们知道，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而归我们的资本家所有的产品。因此，首先必须计算物化在这个产品中的劳动。 假定这个产品是棉纱。 生产棉纱，首先要有原料，例如10磅棉花，而棉花的价值是多少，在这里先用不着探究，因为资本家已经在市场上按照棉花的价值例如10先令把它购买了，在棉花的价格中，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已经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我们再假定，棉花加工时消耗的纱锭量代表纺纱用掉的一切其他劳动资料，价值为2先令。如果12先令的金额是24个劳动小时或2个工作日的产物，那末首先可以得出，2个工作日物化在棉纱中。 棉花改变了它的形状，被消耗的纱锭量完全消失了，但我们不应该受这种情况的迷惑。如果40磅棉纱的价值=40磅棉花的价值+1个纱锭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这个等式两边的产品需要同样的劳动时间，那末按照一般的价值规律，10磅棉纱就是10磅棉花和1/4个纱锭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时间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纱中，另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花和纱锭中。因此，价值无论表现在棉纱、纱锭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样的。纱锭和棉花不再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是在纺纱过程中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改变了它们的使用形式，把它们变成了棉纱。但这种情况不会影响到它们的价值，就象它们通过简单的交换而换成等价物棉纱一样。 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以棉花为原料的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纱中。生产纱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是如此，因为没有纱锭的磨损或消费，棉花就不能纺成纱。［注：“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16页）］ 因此，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锭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纱锭生产棉纱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棉纱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都是过去的劳动。至于生产棉纱的各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早已过去的，是过去完成的，而在纺纱这一最后过程中直接耗费的劳动则是接近现在的，是现在完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建筑一座房屋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例如30个工作日，那末体现在这座房屋中的劳动时间的总量，不会因为第30个工作日比第1个工作日晚29天而有所改变。因此，包含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劳动时间，完全可以看成是在纺纱过程的早期阶段耗费的，是在最后以纺纱形式加进的劳动之前耗费的。 因此，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的表现为12先令价格的价值，是棉纱价值或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棉花和纱锭必须实际上用来生产使用价值。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就是必须从棉花和纱锭生产出棉纱。对于价值说来，它由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承担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必须由一种使用价值来承担。第二，要假定所用的劳动时间只是一定社会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纺1磅纱只需要1磅棉花，那末，纺1磅纱就只应当消耗1磅棉花，纱锭也是这样。如果资本家异想天开，要用金锭代替铁锭，那末在棉纱的价值中仍然只计算社会必要劳动，即生产铁锭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现在，我们知道了，棉纱价值的哪一部分是由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构成的。这一部分价值等于12先令，等于2个工作日的化身。现在要考察纺纱工人本身的劳动加在棉花上的价值部分。 现在，我们要从与考察劳动过程时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劳动。在考察劳动过程时，谈的是使棉花变为棉纱的有目的的活动。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越合乎目的，棉纱就越好。纺纱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和其他生产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劳动。这种区别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表现出来，就是说，纺纱工人有特殊的目的，有特殊的操作方式，他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性质，他的产品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棉花和纱锭充当纺纱劳动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用它们制造线膛炮。相反，就纺纱工人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价值源泉来说，它却和炮膛工人的劳动毫无区别，或者用一个更切近的例子来说，同植棉者和纱锭制造者体现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毫无区别。只是由于这种同一性，植棉、制锭和纺纱才能成为同一个总价值即棉纱价值的只有量的区别的各个部分。这里谈的不再是劳动的质，即劳动的性质和内容，而只是劳动的量。劳动的量是容易计算的。我们假定纺纱劳动是简单劳动，是社会平均劳动。以后我们会知道，相反的假定也不会对问题有丝毫影响。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纱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于是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物化在棉花中。我们说劳动小时，就是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因为在这里，纺纱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作为纺纱这种特殊劳动才具有意义。 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过程的进行中，即在棉花变为棉纱时，消耗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小时内a磅棉花应该变为b磅棉纱，那末，只有把12×a磅棉花变成12×b磅棉纱的工作日，才能算是12小时工作日。因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算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 同劳动本身一样，在这里，原料和产品也都与我们从本来意义的劳动过程的角度考察时完全不同了。原料在这里只是当作一定量劳动的吸收器。通过这种吸收，原料事实上变成了棉纱，因为劳动力以纺纱形式耗费并加在原料中了。而产品棉纱现在只是棉花所吸收的劳动的测量器。如果1小时内有1+(2/3)磅棉花被纺掉，或者说，变成了1+(2/3)磅棉纱，那末10磅棉纱就表示6个被吸收的劳动小时。由经验确定的一定的产品量，现在只不过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劳动时间。它们只是一小时、两小时、一天的社会劳动的化身。 在这里，劳动是纺纱劳动、它的原料是棉花、它的产品是棉纱这种情况，是没有关系的，正如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是原料这种情况没有关系一样。如果工人不是在纺纱厂做工，而是在煤矿做工，劳动对象煤就是天然存在的。但是，从矿床中开采出来的一定量的煤，例如一？，依然代表一定量被吸收的劳动。 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3先令，在3先令中体现了6个劳动小时，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现在，如果我们的纺纱工人在1个劳动小时内把1+(2/3)磅棉花变成1+(2/3)磅棉纱［注：这里的数字完全是随意假设的。］，他在6小时内就会把10磅棉花变成10磅棉纱。因此，在纺纱过程中，棉花吸收了6个劳动小时。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3先令金额。这样，由于纺纱本身，棉花就被加上了3先令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看看产品即10磅棉纱的总价值。在这10磅棉纱中物化着2+(1/2)个工作日：2日包含在棉花和纱锭量中，1/2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吸收的。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15先令金额。因此，同10磅棉纱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是15先令，一磅棉纱的价格是1先令6便士。 我们的资本家楞住了。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这10磅棉纱的价格是15先令，而在商品市场上为购买产品的各种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所花掉的也是15先令：10先令购买棉花，2先令购买所消耗的纱锭，3先令购买劳动力。棉纱的膨胀了的价值无济于事，因为棉纱的价值只是以前分配在棉花、纱锭和劳动力上的价值的总和，已有价值的这种单纯相加，永远也不能产生剩余价值。［注：这是重农学派关于一切非农业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借以建立起来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容反驳的。“把许多其他东西的价值加在一个物上〈例如，把织工的生活费用加在麻布上〉，也就是说，把若干价值一层层地堆积在一个价值上，这种办法使价值有了相应的增加……‘加’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劳动产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种价格不过是许多被消耗的、加在一起的价值的总和；‘加’并不意味着‘乘’。”（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1章第599页）］这些价值现在集中在一个物上面，但是，在15先令分开来购买三种商品以前，这些价值就已经集中在一个15先令的货币额上了。 这种结果本身是不足为奇的。一磅棉纱的价值是1先令6便士，因此，我们的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买10磅棉纱就得付出15先令。不管他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房屋，还是自己建造一座房屋，无论哪一种做法都不会使置备房屋支出的货币增加。 熟悉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也许会说：他预付自己货币的意图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货币。但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他不进行生产，也同样可以有赚钱的意图。［注：例如，在1844—1847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赌博。］他进行威胁。他说人们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资本家弟兄都这样做，他又怎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货币当饭吃。他进行说教。要人们想到他的节欲。他本来可以把他的15先令挥霍掉。他没有这样做，他生产地消费它们，把它们制成了棉纱。就算这样吧。可是他为此得到的是棉纱而不是后悔。他决不应该再去当货币贮藏者，后者已经向我们表明，禁欲会得到什么结果。而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不管他禁欲的功劳有多大，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付给禁欲以额外的报偿，因为退出生产过程的产品的价值只等于投入生产过程的商品价值的总和。他应该以“德有德报”来安慰自己。然而资本家不这样，他纠缠不休。说什么棉纱对他没有用处。他生产棉纱是为了出售。好，那就让他出售吧！或者更简单一些，让他以后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吧，——这是他的家庭医生麦克库洛赫给他开的药方，作为防止生产过剩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他强硬起来。难道工人光用一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注：“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但是谁取得的〈比他供给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象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别人服务，而是损害别人。一切名为对别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罪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罪犯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侍奉他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注：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页上说过：“‘服务’这个范畴对于象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92]］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工人3先令价值。工人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3先令价值，工人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突然变得和自己的工人一样谦逊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很好地考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看。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因为在劳动力本身中物化着半个工作日，就是说，因为每天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要费半个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 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93]。因此，工人在工场中遇到的，不仅是6小时而且是12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10磅棉花吸收6个劳动小时，变为10磅棉纱，那末20磅棉花就会吸收12个劳动小时，变成20磅棉纱。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在这20磅棉纱中物化着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物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量中，1个工作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的。5个工作日用金来表现是30先令，或1镑10先令。因此这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先令6便士。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1/9。27先令变成了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是商品的生产过程）提供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资本家在购买商品以后，现在又回到市场上来出售商品。他卖棉纱是1先令6便士一磅，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也不比它的价值贱。然而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货币多3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整个过程，既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又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媒介，因为它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为条件。它不在流通中进行，因为流通只是为价值增殖过程作准备，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所以，“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94]。 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95]的劲头开始去“劳动”。 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构成劳动过程的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运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在这里，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 但是，被计算的，只是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社会必要时间。这里包含下列各点。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如果纺纱机在纺纱业中是社会上通用的劳动资料，那就不能让工人使用手摇纺车。他所用的棉花也应该是正常质量的棉花，而不应该是经常断头的坏棉花。否则，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生产一磅棉纱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些超过的时间并不形成价值或货币。不过，劳动的物质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质并不取决于工人，而是取决于资本家。再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力本身的正常性质。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们的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也买到了正常质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资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他购买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从这上面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他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为此我们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为浪费了的原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物化劳动量，不能算数，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注：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正因如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旧的中国式的犁。这种犁象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各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8、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发现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可见，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延长。［注：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一部分是根据单纯的幻想，或者至少是根据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一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贫困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日趋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作“简单”劳动。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其中要减去100万贵族和150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465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465万的数目，除银行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100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散见第49—52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册》1831年版）］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Ｘ日简单的劳动。［注：“当人们说到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必定指一定种类的劳动……别种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比例，是容易确定的。”（[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此，只要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注释： [90]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288页（H．Storch.《Coursd’économie politique，ouExpositiondesprincipes，quidéterminentlaprospéritédes nations》．TomeI，St．-Pétersbourg，1815，p．288）。——第206页。 [91]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第14页（A．Cherbuliez．《Richesseou pauvreté．Expositiondescausesetdeseffetsdeladistributionactuelledes richessessociales》．Paris，1841，p．14）。——第206页。 [9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6页。——第218页。 [93]“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中的一句话。——第220页。 [94]“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pourlemieuxdanslemeilleurdesmondes possibles》）——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第221、841页。 [95]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第22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3、劳动力的买和卖 1．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注：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立，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但除这一形式外，我们还看到具有不同特点的另一形式G—W—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 现在我们较仔细地研究一下G—W—G这个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一样，它也经过两个对立阶段。在第一阶段G—W（买）上，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W—G（卖）上，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是一个总运动：货币和商品交换，同一商品再和货币交换，即为卖商品而买商品；如果不管买和卖的形式上的区别，那就是用货币购买商品，又用商品购买货币。［注：“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3页）］整个过程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交换，G—G。假如我用100镑买进2000磅棉花，然后又把这2000磅棉花按110镑卖出，结果我就是用100镑交换110镑，用货币交换货币。 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末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不论商人把他用100镑买来的棉花卖110镑，还是100镑，甚至只是50镑，他的货币总是经过一种独特和新奇的运动，这种运动根本不同于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的运动，例如在农民手中的运动——出售谷物，又用卖得的货币购买衣服。因此，首先我们应该说明G—W—G和W—G—W这两种循环的形式上的区别。这样，隐藏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后面的内容上的区别同时也就暴露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 这两种循环都分成同样两个对立阶段：W—G（卖）和G—W（买）。在其中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同样的两个物的因素即商品和货币互相对立，都是扮演同样两种经济角色的两个人即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这两个循环的每一个都是同样两个对立阶段的统一，这种统一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通过三个当事人的登场而实现的：一个只是卖，一个只是买，一个既买又卖。 但是，W—G—W和G—W—G这两个循环从一开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样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商品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在后一场合是货币。在整个过程中起媒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是商品。 在W—G—W这个流通中，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于是，货币就最终花掉了。而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注：“如果购买一物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叫做预付货币；如果购买一物不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可以说是花掉了。”（《詹·斯图亚特著作集》，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1805年伦敦版第1卷第274页）］ 在W—G—W形式中，同一块货币两次变换位置。卖者从买者那里得到货币，又把它付给另一个卖者。整个过程以交出商品收入货币开始，以交出货币得到商品告终。在G—W—G形式中，情形则相反。在这里，两次变换位置的，不是同一块货币，而是同一件商品。买者从卖者手里得到商品，又把商品交到另一个买者手里。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同一块货币的两次变换位置，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最终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在这里，同一件商品的两次变换位置，则使货币又流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同商品是否贱买贵卖没有关系。后者只影响流回的货币额的大小。只要买进的商品再被卖掉，就是说，只要G—W—G的循环全部完成，就发生货币流回的现象。可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和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一旦出卖一种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又被用去购买另一种商品，W—G—W的循环就全部结束。如果货币又流回到起点，那只是由于整个过程的更新或重复。假如我把一夸特谷物卖了3镑，然后用这3镑买了衣服，对我来说，这3镑就是最终花掉了。我和这3镑再没有任何关系。它是衣商的了。假如我又卖了一夸特谷物，货币就又流回到我的手里，但这不是第一次交易的结果，而只是这一交易重复的结果。一旦我结束了这第二次交易，又买了东西，货币就又离开我。因此，在W—G—W这个流通中，货币的支出和货币的流回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在G—W—G中，货币的流回是由货币支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没有这种流回，活动就失败了，或者过程就中断而没有完成，因为它的第二阶段，即作为买的补充和完成的卖没有实现。 在W—G—W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相反，G—W—G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商品，而且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们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如谷物和衣服。在这里，产品交换，体现着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交换，是运动的内容。G—W—G这个流通则不同。乍一看来，它似乎是无内容的，因为是同义反复。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货币，从而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因为货币正是商品的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先用100镑交换成棉花，然后又用这些棉花交换成100镑，就是说，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注：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驳重商主义者说：“人们不会用货币去交换货币。”（《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486页）有一本专门论述“贸易”和“投机”的著作写道：“一切贸易都是不同种物品的交换；而利益〈商人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的。用一磅面包交换一磅面包，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贸易同赌博相比形成有利的对照，因为赌博只是用货币交换货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5页）虽然柯贝特不知道，G—G，货币交换货币，不仅是商业资本，而且是一切资本的特有的流通形式，但他至少承认，这个形式是投机这种贸易与赌博共有的；但是后来出现了麦克库洛赫，他发现，为卖而买就是投机，这样，投机和贸易的区别就消失了。“任何交易，只要一个人购买产品是为了再卖出去，实际上就是投机。”（麦克库洛赫《商业及其航运的实践、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年伦敦版第1009页）品托，这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品得，更是无比天真，他说：“贸易是一种赌博〈这句话是从洛克那里抄袭来的〉，不过从乞丐那儿是赢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有人在长时间内赢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钱，那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把赢得的绝大部分钱退回去，才能再赌”（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31页）。］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G—W—G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10镑，即110镑。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 诚然，在W—G—W中，两极W和W，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但是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即使这种流通形式的两极（如谷物和衣服）是等价的，它也丝毫不会象G—W—G过程一样丧失自己的意义。在这里，两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正常进行的条件。 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诚然，G变成了G+△G，100镑变成了100镑+10镑。但是单从质的方面来看，110镑和100镑一样，都是货币。而从量的方面来看，110镑和100镑一样，都是有限的价值额。如果把这110镑当作货币用掉，那它就不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贮藏货币，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增加分毫。因此，如果问题是要使价值增殖，那末110镑和100镑一样，也需要增殖，因为二者都是交换价值的有限的表现，从而具有相同的使命：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不错，原预付价值100镑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价值10镑在一瞬间是有区别的，但这个区别马上又消失了。过程终了时，不是100镑原价值在一边，10镑剩余价值在另一边。得到的结果是一个110镑的价值。这个价值和原先的100镑一样，也完全适宜于开始价值增殖过程。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注：“资本……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所获得的增殖，虽然实践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9页[85]）］因此，每一次为卖而买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成为新循环的开始。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注：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因为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谋生术，把它叫做货殖是很适当、很贴切的。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不存在了。商品交易〈《η кαπηλιкη》，按字面意义是零售贸易，亚里士多德采用这个形式，是因为在这个形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使用价值〉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货殖范围，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买者和卖者〉需要的物品。”他又说，因此，商品交易的最初形式也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它的扩大，必然产生货币。随着货币的发明，物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货殖则和前一种技术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致富。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散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篇第8、9章）］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注：“商品〈这里是指使用价值〉不是经商的资本家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货币。”（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165、166页）］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注：“虽然商人并不轻视已经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目光却总是盯着未来的利润。”（安·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1765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8卷第139页）］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注：“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始终左右着资本家。”（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79页）当然，这种见解并不妨碍麦克库洛赫之流，在理论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例如在考察生产过剩问题时，还是把资本家变成了善良的市民，好象他关心的只是使用价值，好象他真正象狼一般贪求的，只是皮靴、帽子、鸡蛋、印花布以及其他各种极为平常的使用价值。］，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注：《Σωξειν》〔拯救〕是希腊人用来表示贮藏财宝的一种特别用语。同样，英语《to save》也是既有拯救，又有储蓄的意思。］，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注：“事物在直进中没有无限性，在循环中却有。”（加利阿尼[货币论》第156页］）］ 商品的价值在简单流通中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即货币形式，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相反，在G—W—G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注：“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9页）］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注：“用于生产目的的流通手段〈！〉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伦敦版第1卷第1章第55页）“资本就是商品。”（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4页）］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 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的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它以前是100镑，现在是110镑，等等。但货币本身在这里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为价值有两种形式。货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因此，货币在这里不象在货币贮藏的情况下那样，与商品势不两立。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的奇妙手段。 在简单流通中，商品的价值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至多取得了独立的货币形式，而在这里，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不仅如此。现在，它不是表示商品关系，而可以说同它自身发生私自关系。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作为圣父同作为圣子的自身区别开来，而二者年龄相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人。这是因为预付的100镑只是由于有了10镑剩余价值才成为资本，而它一旦成为资本，一旦生了儿子，并由于有了儿子而生了父亲，二者的区别又马上消失，合为一体——110镑。 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注：“资本……是不断增大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9页）］G—G＇，生出货币的货币，——money whichbegetsmoney，——资本的最初解释者重商主义者就是这样来描绘资本的。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G—G＇，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它和简单商品流通不同的地方，在于同样两个对立过程（卖和买）的次序相反。但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是用什么魔法使这一过程的性质改变的呢？ 不仅如此。在互相进行交易的三个同行中间，只是对其中一个人来说，次序才是颠倒过来了。作为资本家，我从A手里购买商品，再把商品卖给B；作为简单的商品所有者，我把商品卖给B，然后从A手里购买商品。对A和B这两个同行来说，这个区别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或卖者出现。我自己也总是作为简单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或卖者与他们相对立。在这两个序列中，对于一个人我只是买者，对于另一个人我只是卖者；对于一个人我只是货币，对于另一个人我只是商品，不论对于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我都不是资本，不是资本家，不是比货币或商品更多的什么东西的代表，或者能起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作用的东西的代表。对我来说，向A购买商品和把商品卖给B，构成一个序列。但是这两个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对我来说才是存在的。A并不关心我同B的交易，B并不关心我同A的交易。假如我想向他们说明我把交易的序列颠倒过来而作出的特殊功绩，他们就会向我指出，是我把序列本身弄错了，整个交易不是由买开始和由卖结束，而是相反，由卖开始和由买结束。实际上，我的第一个行为买，在A看来是卖，我的第二个行为卖，在B看来是买。A和B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还会说，这整个序列是多余的，是耍把戏。A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B，B可以直接向A购买商品。这样，整个交易就缩短为普通商品流通的一个单方面的行为：从A看来只是卖，从B看来只是买。可见，我们把序列颠倒过来，并没有越出简单商品流通领域，相反，我们倒应该看一看：这个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否允许进入这一领域的价值发生增殖，从而允许剩余价值的形成。 我们拿表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的流通过程来说。在两个商品所有者彼此购买对方的商品，并到支付日结算债务差额时，流通过程总是表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在这里，货币充当计算货币，它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商品价格，但不是用它的物体同商品本身相对立。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显然都能得到好处。双方都是让渡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但好处可能不止是这一点。卖葡萄酒买谷物的A，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种植谷物的B酿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种植谷物的B，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酿酒的A生产出更多的谷物。可见，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A能得到更多的谷物，B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可以说，“交换是双方都得到好处的交易”［注：“交换是一种奇妙的交易，交换双方总是〈！〉得到好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68页）该书也以《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名称出版。］。就交换价值来看，情况就不同了。 “一个有许多葡萄酒而没有谷物的人，同一个有许多谷物而没有葡萄酒的人进行交易，在他们之间，价值50的小麦和价值50的葡萄酒相交换了。这种交换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交换价值的增多，因为每一方通过这次行为得到的价值，是和他在交换以前握有的价值相等的。”［注：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4页。］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在商品之间，以及买和卖的行为明显地分离开来，这对事情毫无影响。［注：“这两个价值中有一个是货币，还是两个都是普通商品，这件事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同上，第543页）］商品的价值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就表现为商品价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结果。［注：“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906页）］ 如果抽象地来考察，就是说，把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那末，在这种流通中发生的，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以外，只是商品的形态变化，即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同一价值，即同量的物化社会劳动，在同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起初表现为他的商品的形式，然后是该商品转化成的货币的形式，最后是由这一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的形式。这种形式变换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商品价值本身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只限于它的货币形式的变化。起初，这个货币形式是待售商品的价格，然后是在价格中已经表现出来的货币额，最后是等价商品的价格。这种形式变换，象一张5镑的钞票换成若干索维林、若干半索维林和若干先令一样，本身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因此，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连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的庸俗经济学，每当它想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纯粹地观察现象的时候，也都假定供求是一致的，就是说，假定供求的影响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不如说，在这里是：“在平等的地方，没有利益可言。”［注：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4卷第244页。］诚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出售，但这种偏离是一种违反商品交换规律的现象。［注：“当某种外部情况使价格降低或提高时，交换就会对一方不利，于是平等被破坏了，但这种破坏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由于交换造成的。”（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904页）］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增大价值的手段。［注：“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903、904页）］ 因此，那些试图把商品流通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其实大多是弄混了，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淆了。例如，孔狄亚克说： “认为在商品交换中是等量的价值相交换，那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当事人双方总是用较小的价值去换取较大的价值……如果真的总是等量的价值交换，那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利益。但双方都得到利益，或都应该得到利益。为什么呢？物的价值只在于物和我们的需要的关系。某物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了，对另一人来说则不够，或者相反……不能设想，我们会把自己消费所必需的物拿去卖……我们是要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拿去卖，以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要以少换多……人们自然会认为，只要每个被交换的物在价值上等于同一货币量，那就是等量的价值交换等量的价值……但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面；试问：我们双方不是都用剩余物来交换需要物吗？［注：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1776年），载于德尔和莫利纳里编《政治经济学文选》1847年巴黎版第267、291页。］ 我们看到，孔狄亚克不但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在一起，而且十分幼稚地把商品生产发达的社会硬说成是这样一种状态：生产者自己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而只把满足自己需要以后的余额即剩余物投入流通。［注：因此，列特隆在回答他的朋友孔狄亚克时说得很对：“在发达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剩余的东西。”同时他还讽刺地解释说：“假如交换双方都以同样少的东西换得同样多的东西，那末他们得到的也就同样多。”由于孔狄亚克对交换价值的性质一无所知，所以，他是威廉·罗雪尔教授先生证实自己的幼稚概念的最好证明人。见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然而，孔狄亚克的论据却经常为现代经济学家所重复，当他们要说明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即贸易会产生剩余价值的时候，更是如此。例如，有人说： “贸易使产品增添价值，因为同一产品在消费者手里比在生产者手里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严格说来，贸易应看作是一种生产活动。”［注：塞·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175页。］ 但是，人们购买商品不是付两次钱：一次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一次是为了它的价值。如果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买者比对卖者更有用，那末商品的货币形式对卖者比对买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卖商品呢？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例如，买者把商人的袜子变成货币，严格说来，就是完成一种“生产活动”。 假如互相交换的是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说，是等价物，那末很明显，任何人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都不会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形成。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要求等价物的交换。但是在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因此，我们假定是非等价物的交换。 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商品所有者互相依赖，因为他们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除使用价值上的这种物质区别以外，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转化形式之间的区别，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因此，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卖者即商品所有者和买者即货币所有者之间的区别。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把价值100的商品卖110，即在名义上加价10％。这样，卖者就得到剩余价值10。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10％的特权。我们那位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赚得了10，但是作为买者要失去10。［注：“靠提高产品的名义价值……卖者不会致富……因为他们作为卖者所得的利益，在他们作为买者时又如数付出。”（[约·格雷］《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1797年伦敦版第66页）］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结果是，全体商品所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10％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样。商品的这种名义上的普遍加价，其结果就象例如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商品的货币名称即价格上涨了，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不变。 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作为买者赚得10％以前，就已经作为卖者失去了10％。［注：“假如有人不得不把价值24利弗尔的产品卖18利弗尔，那末，当他用这笔货币额再去购买时，这18利弗尔同样能买到24利弗尔的东西。”（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7页）］结果一切照旧。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注：“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者的商品时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低价购买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55页）］ 即使偷偷加进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如象托伦斯上校那样，问题也绝不会变简单些。这位上校说：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费者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能够和愿意〈！〉付给商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注：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349页。］ 在流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说生产者得到剩余价值是由于消费者付的钱超过了商品的价值，那不过是把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享有贵卖的特权这个简单的命题加以伪装罢了。卖者自己生产了某种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同样，买者也是自己生产了某种已体现为货币的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因此，是生产者和生产者相对立。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商品所有者在生产者的名义下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在消费者的名义下对商品付出高价，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注：“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3页）］ 因此，坚持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这一错觉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从而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从我们上面达到的观点来看，即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看，还不能说明存在着这样一个阶级。但是，我们先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不断用来购买的货币，必然是不断地、不经过交换、白白地、依靠任何一种权利或暴力，从那些商品所有者手里流到这个阶级手里的。把商品高于价值卖给这个阶级，不过是骗回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货币罢了。［注：“假如有人感到商品滞销，那末马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别人，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一个很气愤的李嘉图的信徒这样质问马尔萨斯，因为后者及其门徒查默斯牧师从经济学的观点赞美了纯买者阶级，即消费者阶级。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5页。］例如，小亚细亚的城市每年向古罗马缴纳贡款，就是如此。罗马则用这些货币购买小亚细亚城市的商品，而且按高价购买。小亚细亚人通过贸易从征服者手里骗回一部分贡款，从而欺骗了罗马人。但是，吃亏的还是小亚细亚人。他们的商品仍旧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支付的。这决不是发财致富或创造剩余价值的方法。 所以，我们还是留在卖者也是买者、买者也是卖者的商品交换范围内吧。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 商品所有者A可能非常狡猾，总是使他的同行B或C受骗，而B和C无论如何也报复不了。A把价值40镑的葡萄酒卖给B，换回价值50镑的谷物。A把自己的40镑变成了50镑，把较少的货币变成了较多的货币，把自己的商品变成了资本。我们仔细地来看一下。在交换以前，A手中有价值40镑的葡萄酒，B手中有价值50镑的谷物，总价值是90镑。在交换以后，总价值还是90镑。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增大一个原子，只是它在A和B之间的分配改变了。一方的剩余价值，是另一方的不足价值，一方的增加，是另一方的减少。如果A不用交换形式作掩饰，而直接从B那里偷去10镑，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显然，流通中的价值总量不管其分配情况怎样变化都不会增大，正象一个犹太人把安女王时代的一法寻当作一基尼来卖，不会使本国的贵金属量增大一样。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注：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虽然是（或许正因为是）研究院院士[86]，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说，产业资本家赚得利润，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商品。他们卖给谁呢？首先是彼此互卖”（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9页）。］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注：“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上的价值总额，因为它给这一个人增添的财富，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43、444页）这个论点是萨伊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重农学派那里抄袭来的，当然他并不关心从这个论点会得出什么结论。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怎样利用当时已被人遗忘的重农学派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的。萨伊先生“最著名的”论点：“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同上，第2卷第438页），用重农学派的原话来说就是：“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9页）。］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注：“交换不会给产品以任何价值。”（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168页）］ 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G—W—G＇的形式，为贵卖而买，在真正的商业资本中表现得最纯粹。另一方面，它的整个运动是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但是，既然不能从流通本身来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所以只要是等价物相交换，商业资本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注：“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贸易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66页至69页）“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5、96页[87]）］因而，商业资本只能这样来解释：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富兰克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注：《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斯巴克斯编第2卷《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第376页］。］如果不是单纯用对商品生产者的欺骗来说明商业资本的增殖，那就必须举出一长串的中间环节，但是在这里，商品流通及其简单要素是我们唯一的前提，因此这些环节还完全不存在。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媒介。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 “货殖有两种，一种属于商业方面，一种属于经济方面。后者是必要的，值得称赞的，前者以流通为基础，理应受到谴责（因为它不以自然为基础，而以互相欺骗为基础）。所以，高利贷受人憎恨完全理所当然，因为在这里，货币本身成为赢利的源泉，没有用于发明它的时候的用途。货币是为商品交换而产生的，但利息却使货币生出更多的货币。它的名称〈róxos，利息和利子〉就是由此而来的。利子和母财是相像的。但利息是货币生出的货币，因此在所有的赢利部门中，这个部门是最违反自然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篇第10章[第17页］。］ 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 上面已经说明，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注：“在通常的市场条件下，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末，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84页）］但是，剩余价值能不能从流通以外的什么地方产生呢？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注：“相互关系”在第3版和第4版中是“商品关系”。——编者注］的总和。在流通以外，商品所有者只同他自己的商品发生关系。就商品的价值来说，这种关系只是：他的商品包含着他自己的、按一定社会规律计量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表现为他的商品的价值量，而价值量是表现在计算货币上的，因此劳动量就表现为一个价格，例如10镑。但是，他的劳动不能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和超过这个商品本身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不能表现为等于10镑又等于11镑的价格，不能表现为一个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商品所有者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不能创造进行增殖的价值。他能够通过新的劳动给原有价值添加新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值增大，例如把皮子制成皮靴就是这样。这时，同一个材料由于包含了更大的劳动量，也就有了更大的价值。因此，皮靴的价值大于皮子的价值，但是皮子的价值仍然和从前一样。它没有增殖，没有在制作皮靴时添加剩余价值。可见，商品生产者在流通领域以外，也就是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触，就不能使价值增殖，从而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 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注：根据以上说明，读者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88] 3、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滞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它就凝固为价值量不变的化石了。［注：“在货币形式上……资本是不产生利润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7页）］同样，在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再度出卖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使商品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上产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存在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注：在有关古希腊罗马的一些实用百科辞典中，可以看到一种谬论：在古代世界，资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所缺少的只是自由工人和信用事业”。蒙森先生在他的《罗马史》中也一再陷入混乱。］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注：因此，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美国南北战争前，从墨西哥夺去的领土也是这样，库扎政变[89]前多瑙河地区实际上也是这样），奴隶制采取债役这种隐蔽的形式。由于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人，而且连他的家族实际上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胡阿雷斯废除了债役。所谓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颁布一道敕令，又把它恢复了。华盛顿的众议院一针见血地谴责这个敕令是恢复墨西哥的奴隶制的敕令。“我可以把我的体力上和智力上的特殊技能和活动能力……在限定的时期内让渡给别人使用，因为根据这种限制，它们同我的整体和全体取得一种外在的关系。如果我把我的由于劳动而具体化的全部时间和我的全部生产活动都让渡给别人，那末，我就把这种活动的实体、我的普遍的活动和现实性、我的人身，变成别人的财产了。”（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104页第67节）］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还需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即使是未来音乐的创作家，都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也不能靠尚未生产好的使用价值过活。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所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所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作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所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但是，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 如果考察一下货币，我们就会看到，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注：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现在应该进一步考察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注：“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托·霍布斯《利维坦》，载于摩耳斯沃思编《托马斯·霍布斯英文著作选》1839—1844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体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体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注：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泰·蒙森《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应当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注：参看威·托·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象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注：配第。］。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注：“它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由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和舒适品构成。这个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候和习惯，为维持工人并使他有可能抚养家庭，以保证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致减少所必需的。”（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第62页）劳动一词在这里错误地当作劳动力一词来使用。］ 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 一部分生活资料，如食品、燃料等等，每天都有新的消耗，因而每天都必须有新的补充。另一些生活资料，如衣服、家具等等，可以使用较长的时期，因而只是经过较长的时期才需要补充。有些商品要每天购买或支付，有些商品要每星期购买或支付，还有些商品要每季度购买或支付，如此等等。但不管这些支出的总和在例如一年当中怎样分配，都必须由每天的平均收入来担负。假如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A，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B，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C，其他等等，那末这些商品每天的平均需要量=（365A+52B+4C+其他等等）/365。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商品量包含6小时社会劳动，那末每天物化在劳动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或者说，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是半个工作日。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劳动量，构成劳动力的日价值，或每天再生产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假定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又表现为3先令或1塔勒的金量，那末1塔勒就是相当于劳动力日价值的价格。如果劳动力所有者按每天1塔勒出卖劳动力，劳动力的出售价格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根据我们的假定，一心要把自己的塔勒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所有者是支付这个价值的。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认为这种由事物本性产生的劳动力的价值规定是粗暴的，并且象罗西那样为之叹息，那是一种极其廉价的感伤主义： “在考察劳动能力时，撇开生产过程中维持劳动的生存资料，那就是考察一种臆想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工人和生存资料，工人和工资”［注：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70、371页。］。 谁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象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谁都知道，要有消化过程，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够的。谁谈劳动能力，谁就不会撇开维持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价值正是表现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上。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地发现：“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13页。］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但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但是，对于这类先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使用价值、后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使用价值的商品来说，买者的货币通常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注：“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付给报酬的。”（《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第104页）“商业信用必定是从这样的时刻开始的，那时工人，生产的最初的创造者，有可能依靠自己的积蓄等待一两个星期、一个月、一季度等等，再领取自己劳动的工资。”（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50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它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臆想，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注：施托尔希说，“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但是——他又狡猾地补充说——他们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有任何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36、37页）］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经常的影响所证明。［注：举个例子。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一种是按低价出售的。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3/4以上。（政府调查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关于《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32页）这些按低价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几乎无例外地都掺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得比郡石粉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颇为可口的、富有营养的而又合乎卫生的成分。（见上述蓝皮书和《1855年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哈塞耳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1861年伦敦第2版）约翰·戈登爵士对1855年委员会说：“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实际上连1/4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们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门希尔（《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第48页）认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明明知道掺假，可是还得去买明矾、石粉这一类东西，其原因就在于，对工人阶级来说，“面包房或杂货店爱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包，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在劳动周的周末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们也只有“在周末才能支付全家一星期消费的面包钱”。特里门希尔还引用了一些证词：“众所周知，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为这种主顾做的。”“在英格兰〈特别是苏格兰〉的许多农业区，工资是每两周、甚至每一个月发一次。支付期这样长，农业工人不得不赊购商品……他必须付出较高的价钱，他实际上已被赊卖东西给他的店铺束缚住了。例如，在威尔兹的浩宁汉，每月发一次工资，工人购买一？面粉要付2先令4便士，而在别的地方则只要1先令10便士。”（《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4年版第264页）“1853年，佩斯里和基耳马尔诺克〈苏格兰西部〉的手工印染工人，通过一次罢工迫使支付期从一个月缩短为两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34页）英国许多煤矿主采取的方法可以说明，工人给资本家的信贷获得了进一步的、奇妙的发展。按照这种方法，工人到月底才领工资，在这期间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预支，而预支往往就是一些工人不得不高于市场价格支付的商品（实物工资制）。“煤矿主惯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每月发一次工资，而在这一个月的每个周末给工人预支一次。预支是在店铺进行的〈这个店铺就是老板自己开设的杂货店〉。工人在店铺的这一边拿到钱，在另一边又把钱花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8页第192号）］但是，无论货币执行购买手段还是支付手段的职能，商品交换本身的性质并不因此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价格已由契约确定下来，虽然它同房屋的出租价格一样，要在以后才实现。劳动力已经卖出，虽然报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为了在纯粹的形式上理解这种关系，我们暂且假定，劳动力所有者每次出卖劳动力时就立即得到了契约所规定的价格。 现在我们知道了，货币所有者付给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所有者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所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注释： [8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0页。——第173页。 [86]指法国研究院，它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第186页。 [8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06页。——第186页。 [88]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HicRhodus，hicsalta！）——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转义是：就在这里证明你有什么本领罢！——第189页。 [89]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年1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大鲁·库扎先后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由于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的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1864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反动的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第191、26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 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因此，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首先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特殊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x个劳动小时，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什么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为商品的表现就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对立面。我在别处曾详细地谈到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货币”这种平庸的空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以下各页[54]）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x量商品A=y量货币商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现在，要用社会公认的形式表现铁的价值，只要有1吨铁=2盎斯金这样一个等式就够了。这个等式不需要再同其他商品的价值等式排成一个行列，因为金这个等价商品已经具有货币的性质。因此，现在商品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又具有商品最初的即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样子。另一方面，扩大的相对价值表现，或相对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成为货币商品所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而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在商品价格中社会地提供了。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然而货币并没有价格。货币要参加其他商品的这个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必须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等价物。 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所有价值形式一样，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然看不见，但是存在于这些物的本身中；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监护人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以便向外界表明它们的价格。［注：野蛮人或半野蛮人以另外的方式使用舌头。例如帕里船长在谈到巴芬湾西岸居民的情况时说：“在这种场合〈在交换产品时〉……他们用舌头舔它〈要换给他们的物品〉两次，这才表示交易已经顺利完成。”[55]东部爱斯基摩人也总是用舌头舔他们换得的物品。既然在北方把舌头当作占有的器官，那末，在南方把肚子当作积累财富的器官就不足为奇了，卡弗尔人就是拿肚子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的。卡弗尔人真是聪明极了，因为1864年英国官方卫生报告说，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缺乏脂肪物质，就在那一年，一个叫哈维的医生（不是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由于吹嘘他有一种妙方能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消除过剩的脂肪而发了财。］既然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是观念的，所以要表现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仅仅用想象的或观念的金。每一个商品监护人都知道：当他给予商品价值以价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时，他远没有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金，而为了用金估量数百万的商品价值，他不需要丝毫实在的金。因此，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种情况引起了种种最荒谬的学说。［注：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第53页及以下各页[56]。］尽管只是想象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但是价格完全取决于实在的货币材料。例如，一吨铁所包含的价值，即人类劳动量，是通过想象中包含等量劳动的货币商品量表现出来的。所以，一吨铁的价值，根据充当价值尺度的是金、银还是铜，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格表现，或者说，在金、银或铜的完全不同的数量中表现出来。 因此，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例如总是1∶15，那末这两种价格就可以安然并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扰乱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注:第2版注：“在金和银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们当作同一物质看待，总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假定同一劳动时间必须固定不变地物化在金银的同一比例中，这实际上就是假定金银是同一物质，而一定量价值较低的金属，即银，是一定量金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英国币制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是法定的金银价值比例同金银价值的实际变动不断发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估价高了。估价过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和输出。于是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再由法律加以调整，但新的名义价值很快又象旧的那样同实际的价值比例发生冲突。——现代，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银，同银相比，金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被金逐出于流通之外。1855年、1856年和1857年，输入法国的金比从法国输出的金多了4158万镑，而从法国输出的银比输入法国的银多了34704000镑。在一些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因而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银或金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来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2、53页[57]）］ 凡是价格已经确定的商品都表现为这样的形式：a量商品A=x量金；b量商品B=z量金；c量商品C=y量金，等等，在这里，a，b，c代表商品A，B，C的一定量，x，z，y代表金的一定量。这样，商品价值就转化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说，尽管商品体五花八门，商品价值都变为同名的量，即金量。各种商品的价值作为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较，互相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盎斯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等等。［注：第2版注：在英国，一盎斯金是货币标准的单位，但它不能分成等分。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铸币制度本来只适用于银，因此，一盎斯银分成的铸币总是一个整数。但后来在只适用于银的铸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一盎斯金铸成的金币就不能是一个整数了。”（麦克拉伦《通货简史》1858年伦敦版第16页）］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变为价格，变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价值尺度是用来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相反，价格标准是用一个金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个金量的重量计量另一个金量的价值。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在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充当计量单位的那个金量越是不变，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金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因而是潜在可变的价值。［注：第2版注：在英国的著作中，价值尺度（measureofvalue）和价格标准（standardofvalue）这两个概念极为混乱。它们的职能，从而它们的名称，经常被混淆起来。］ 首先很明显，金的价值变动丝毫不会妨碍金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之间的价值比例总是不变。哪怕金的价值跌落1000％，12盎斯金的价值仍然是1盎斯金的12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1盎斯金决不会因为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也不会因而改变它的等分的重量，所以，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 金的价值变动也不会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种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互间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尽管这些价值这时都是在比过去高或低的金价格中表现出来。 同某一商品的价值由任何别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一样，商品用金来估价也只是以下面一点为前提：在一定时间内生产一定量的金要耗费一定量的劳动。至于商品价格的变动，前面阐述的简单相对价值表现的规律也是适用的。 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提高时，才会普遍降低。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货币价值提高，商品价格必定相应降低，货币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必定相应提高。这只适用于价值不变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同时按同一比例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改变。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比货币价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末，这些商品的价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这些商品的价值变动和货币的价值变动之间的差额来决定。余此类推。 现在我们回过来考察价格形式。 由于各种原因，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渐分离。其中在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是下列原因：1．外国货币流入较不发达的民族，例如在古罗马，银币和金币最初是作为外国商品流通的。这些外国货币的名称与本地的重量名称是不同的。2．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58]相抵触的。［注：而且这种年代顺序也不是在历史上普遍适用的。］例如，镑原来是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当金排挤作为价值尺度的银时，这个名称依照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可能用来称呼1/15磅的金等等。现在，作为货币名称的镑就和作为金的通常重量名称的磅分开了。［注：第2版注：例如，现在的英镑还不到原来重量的1/3，苏格兰镑在合并[59]以前只有原来重量的1/36，法国的利弗尔只有原来重量的1/74，西班牙的马拉维第不到原来重量的1/1000，葡萄牙的瑞斯所占的比例更是小得多。］3．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原来的重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称。［注：第2版注：“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的名称的铸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铸币；曾经有一个时期，它们都是实在的，正因为它们是实在的，所以才用它们来计算。”（加利阿尼《货币论》第153页）］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必须是普遍通用的。因此，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斯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镑、塔勒等等。这种等分成为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后，又分为新的等分，并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注：第2版注：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在《家常话》中说，现在英国货币标准的单位1镑约等于1/4盎斯金，是令人惊奇的（！）。他说：“这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准。”[第105页］他在金重量的“假名”上，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看出了文明的伪造之手。］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 因此，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或法定的计算名称来表现了。英国人不说1夸特小麦等于1盎斯金，而说等于3镑17先令10+(1/2)便士。这样，商品就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作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注：第2版注：“有人问阿那卡雪斯，为什么希腊人要用货币？他回答说，为了计算。”（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施魏格霍塞编，1802年版第2卷第1部第4册第49节[第120页］）］ 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意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注：第2版注：“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和商品价格表现为同样的计算名称，例如，1盎斯金和1吨铁的价值同样都可表现为3镑17先令10+(1/2)便士，因此，金的这种计算名称被叫做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金（或银）用它自身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其他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2页[60]）］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注：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一节（第53页及以下各页[61]）。关于提高或降低“造币局价格”的各种幻想，无非是要国家使法定的货币名称不代表法定的金量或银量，而代表较多或较少的金量或银量，由此，如1/4盎斯的金将来不是铸成20先令，而是铸成40先令。如果这种种幻想所抱的目的，不是为了采取一些拙劣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公私债权人，而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奇迹疗法”，那末配第在《货币略论。致哈里法克斯侯爵》（1682年）中，就已经对这些幻想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而他的直接继承人达德利·诺思爵士和约翰·洛克只能把他的思想庸俗化，更不用说以后的人了。配第说：“如果一道法令就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十倍，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早颁布这样的法令呢！”（同上，第36页）］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商品同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注：“否则必须承认，一百万货币的价值大于等值的商品的价值”（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9页），因此也必须承认，“某一价值大于相等的另一价值”。］虽然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假定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表现为1夸特小麦和2镑（约1/2盎斯金）。2镑是1夸特小麦的价值量的货币表现或1夸特小麦的价格。如果情况许可把1夸特小麦标价为3镑，或者迫使把它标价为1镑，那末作为小麦的价值量的表现，1镑是太少了，3镑是太多了。但是1镑和3镑都是小麦的价格，因为第一，它们是小麦的价值形式，是货币；第二，它们是小麦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在生产条件不变或者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再生产1夸特小麦仍需要耗费同样多的社会劳动时间。这一事实既不以小麦生产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其他商品所有者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商品的价值量表现着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象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同所有相对价值形式一样，价格通过下列方式来表现一种商品如一吨铁的价值：一定量的等价物，如一盎斯金，能直接与铁交换。但决不能反过来说，铁也能直接与金交换。因此，商品要实际上起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想象的金变为实在的金，诚然，商品实现这种变体，同黑格尔的“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相比，同龙虾脱壳相比，同教父圣热罗尼莫［注：圣热罗尼莫在青年时代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物质欲念，他在沙漠中同美女的形象的斗争表明了这一点。在老年时代，他也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精神欲念。例如他说：“我自信在精神上处于世界审判者之前。”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谁？”“我是一个基督徒。”世界审判者大发雷霆：“你撒谎，你只是一个西塞罗信徒！”[62]］解脱原罪相比，是“更为困难的”。商品除了有例如铁这种实在的形态以外，还可以在价格上有观念的价值形态或想象的金的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实在的铁，又是实在的金。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铁的所有者遇见某种享乐商品的所有者，他向后者说铁的价格已经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象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之后那样回答说： “这个铸币经过检验，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63]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当观念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在交换过程中已作为货币商品流通。因此，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2．流通手段 （a）商品的形态变化 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商品一到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商品交换领域。因此，我们只是从形式方面考察全部过程，就是说，只是考察为社会的物质变换作媒介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 人们对这种形式变换之所以理解得很差，除了对价值概念本身不清楚以外，是因为商品的每次形式变换都是通过两种商品即普通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交换实现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商品和金的交换这个物质因素，那就会恰恰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即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就会看不到：金当作单纯的商品并不是货币，而其他的商品通过它们的价格才把金当作它们自己的货币形态。 商品首先是没有镀金，没有蘸糖，以本来面目进入交换过程的。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在这种外部对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立着。另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说，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差别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时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种物质只是充当价值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金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上，金通过这个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同对立着的商品发生关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实际使用形态的总和。商品的这种对立的形式就是它们的交换过程的实际的运动形式。 现在，我们随同任何一个商品所有者，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织麻布者，到交换过程的舞台上去，到商品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即20码麻布的价格是规定了的。它的价格是2镑。他把麻布换成2镑，接着，这个守旧的人又用这2镑换一本价格相等的家庭用的圣经。麻布——对于他来说只是商品，只是价值承担者——被转让出去，换取了金，麻布的价值形态，然后又从这个价值形态被让渡出去，换取了另一种商品圣经，而圣经就作为使用物品来到织布者的家里，满足他受教化的需要。可见，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注：“赫拉克利特说：……火变成万物，万物又变成火，就象金变成货物，货物变成金一样。”（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222页）拉萨尔在对这句话的注解中（第224页注3），错误地把货币说成只是价值符号。］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是商品所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 如果织麻布者看看交易的最终结果，那末现在他占有的不是麻布，而是圣经，不是他原来的商品，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相等而用处不同的商品。他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他的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他看来，全部过程不过是他的劳动产品同别人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的媒介，是产品交换的媒介。 因此，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换中完成的： 商品—货币—商品 W—G—W 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W—W，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 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64]，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通过货币，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决不能保证他的20码麻布就有使用价值。社会对麻布的需要，象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接受赠马，不看岁口［注：德国成语，意思是：接受礼物，不会计较好坏。——译者注］，但是我们这位织麻布者决不是到市场去送礼的。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证明自己有使用价值，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我们把商品所有者可能发生的纯粹主观的计算错误撇开，因为这种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客观的纠正。假定他耗费在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所有者会非常热心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象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注：德国谚语，意思是：有祸同当。——译者注］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注：马克思在1878年11月28日给《资本论》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出把这句话改为：“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化身”。——编者注］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65]。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66]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象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同时，分工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应当纯粹地考察现象，因此假定这种现象是正常进行的。其实，只要这种现象发生，就是说，只要商品不是卖不出去，就总会发生商品的形式变换，尽管在这种形式变换中，实体——价值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场合亏损或增加。 对一个商品所有者来说，金代替了他的商品，对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来说，商品代替了他的金。可以感觉到的现象是商品和金，即20码麻布和2镑转手了，换位了，就是说，交换了。但是商品同什么交换呢？同它自己的一般价值形态交换。金又同什么交换呢？同它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态交换。金为什么作为货币同麻布对立呢？因为麻布的价格2镑或它的货币名称，已经使麻布把金当作货币。原来的商品形式的转换是通过商品的让渡完成的，就是说，是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确实把商品价格中只是想象的金吸引出来的时刻完成的。因此，商品价格的实现，或商品的仅仅是观念的价值形式的实现，同时就是货币的仅仅是观念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商品转化为货币，同时就是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一个过程是两方面的：从商品所有者这一极看，是卖；从货币所有者这另一极看，是买。或者说，卖就是买，W—G同时就是G—W。［注：“每次卖都是买”（魁奈医生《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70页），或者象魁奈在他的《一般原理》中所说：“卖就是买。”[67]] 到这里，我们还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即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所有者只是由于让出自己的劳动产品，才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因此，一个商品所有者所以能够作为货币所有者同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对立，或者是因为他的劳动产品天然具有货币形式，是货币材料，是金等等；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商品已经蜕皮，已经蜕掉它原来的使用形式。金要执行货币的职能，自然就必须在某个地点进入商品市场。这个地点就在金的产地，在那里，金作为直接的劳动产品与另一种价值相同的劳动产品相交换。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它就总是代表已经实现了的商品价格。［注：“一个商品的价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的价格来支付。”（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部第554页）］撇开金在产地同商品的交换不说，金在每个商品所有者手里都是他所让渡的商品的转换形态，都是卖的产物，或商品第一形态变化W—G的产物。［注：“要有货币，就得先卖。”（同上，第543页）］金能够成为观念的货币或价值尺度，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金能够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因此，从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在货币形式上，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完全一样。因此，货币可以是粪土，虽然粪土并不是货币。假定我们的织麻布者让渡他的商品而取得的两块金是一夸特小麦的转化形态。卖麻布W—G同时就是买麻布G—W。作为卖麻布，这个过程开始了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以卖的反面，以买圣经结束的；作为买麻布，这个过程结束了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以买的反面，以卖小麦开始的。W—G（麻布—货币），即W—G—W（麻布—货币—圣经）这一运动的始段，同时就是G—W（货币—麻布），即另一运动W—G—W（小麦—货币—麻布）的终段。一个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从商品形式变成货币，同时总是另一个商品的相反的第二形态变化，即从货币形式又变成商品。［注：象前面说过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是例外，他们拿自己的产品去交换，用不着先卖。］ G—W。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或者说，是它们普遍让渡的产物，因此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转化为商品而献身的材料上。同时，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表明货币可以转化的限度，即指明货币本身的量。既然商品在变成货币后就消失了，所以，从货币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所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68]，无论它从哪里来。一方面，它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注：“货币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它也代表我们取得货币时卖出的东西。”（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卷第586页）］ G—W，即买，同时就是卖，即W—G；因此，一个商品的后一形态变化，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态变化。对我们的织麻布者来说，他的商品的生命旅程是以他把2镑又转化为圣经而结束的。卖圣经的人则把从织麻布者那里得到的2镑换成烧酒。G—W，即W—G—W（麻布—货币—圣经）的终段，同时就是W—G，即W—G—W（圣经—货币—烧酒）的始段。因为商品生产者只提供单方面的产品，所以他常常是大批地卖；而他的多方面的需要，又迫使他不断地把已经实现的价格，或得到的全部货币额，分散在许多次买上。卖一次就要买许多次各种各样的商品。这样，一种商品的最终的形态变化，就是许多其他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的总和。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总形态变化，那末我们首先就会看到，这个形态变化由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运动W—G和G—W组成。商品的这两个对立的转化是通过商品所有者的两个对立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并反映在商品所有者充当的两种对立的经济角色上。作为卖的当事人，他是卖者，作为买的当事人，他是买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转化中，商品的两种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同时存在着，只不过是在对立的两极上，所以，对同一个商品所有者来说，当他是卖者时，有一个买者和他对立着，当他是买者时，有一个卖者和他对立着。正象同一个商品要依次经过两个相反的转化，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化为商品一样，同一个商品所有者也要由扮演卖者改为扮演买者。可见，这两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经常由人们交替扮演的。 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极和三个登场人物。最先，与商品对立着的是作为它的价值形态的货币，而后者在彼岸，在别人的口袋里，具有物的坚硬的现实性。因此，与商品所有者对立着的是货币所有者。商品一变成货币，货币就成为商品的转瞬即逝的等价形式，这个等价形式的使用价值或内容在此岸，在其他的商品体中存在着。作为商品第一个转化的终点的货币，同时是第二个转化的起点。可见，在第一幕是卖者，在第二幕就成了买者，这里又有第三个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同他对立着。［注：“这样，就有四个终点和三个契约当事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现两次。”（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09页）］ 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阶段组成一个循环：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抛弃，商品形式的复归。当然，在这里，商品本身具有对立的规定。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它在起点是非使用价值，在终点是使用价值。同样，货币先表现为商品转化成的固定的价值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等价形式而消失。 组成一个商品的循环的两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其他两个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态变化。同一个商品（麻布）开始它自己的形态变化的系列，又结束另一个商品（小麦）的总形态变化。商品在它的第一个转化中，即在出卖时，一身兼有这两种作用。而当它作为金蛹结束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它同时又结束第三个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可见，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不同于直接的产品交换。让我们回顾一下上面说过的过程。织麻布者确实拿麻布换了圣经，拿自己的商品换了别人的商品。但这种现象只有对于他才是真实的。宁愿要生暖的饮料而不要冰冷的圣物的圣经出卖者，不会想到麻布换他的圣经，正象织麻布者不会想到小麦换他的麻布一样，如此等等。B的商品替换了A的商品，但A和B并不是互相交换自己的商品。A同B彼此购买的事，实际上也可能发生，但这种特殊关系决不是由商品流通的一般条件决定的。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织布者能卖出麻布，只是因为农民已经卖了小麦；嗜酒者能卖出圣经，只是因为织布者已经卖了麻布；酿酒者能卖出酿造之水，只是因为另一个人已经卖了永生之水，如此等等。 因此，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流通过程在使用价值换位和转手之后并没有结束。货币并不因为它最终从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中退出来而消失。它不断地沉淀在商品空出来的流通位置上。例如，在麻布的总形态变化即麻布—货币—圣经中，先是麻布退出流通，货币补上它的位置，然后是圣经退出流通，货币又补上圣经的位置。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注：第2版注：这个现象虽然很明显，但是往往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忽略，尤其是为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所忽略。］流通不断地把货币象汗一样渗出来。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所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所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注：参看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4—76页[69]对詹姆斯·穆勒的评论。在这里，经济学辩护士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象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例如，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 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 （b）货币的流通 劳动产品的物质变换借以完成的形式变换W—G—W，要求同一个价值作为商品成为过程的起点，然后又作为商品回到这一点。因此，商品的这种运动就是循环。另一方面，这个形式又排斥货币的循环。其结果是货币不断地离开它的起点，不再回来。只要卖者还紧紧握着他的商品的转化形态即货币，这个商品就仍然处在第一形态变化的阶段，或者说，只通过了流通的前半段。如果为买而卖的过程已经完成，货币就会再从它原来的所有者手里离开。当然，如果织麻布者买了圣经之后再卖麻布，货币就会再回到他的手里。但货币返回来，并不是由于上次那20码麻布的流通，相反地，那次流通已经使货币从织麻布者的手里离开，而到了圣经出售者的手里。货币返回来，只是由于新的商品又更新了或重复了同样的流通过程，并且这次的结果和上次相同。因此，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是货币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或者说，就是货币流通（currency，cours delamonnaie）。 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在卖者方面，货币是作为购买手段在买者方面。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是在它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而货币在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把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同时自己也从买者手里离开，到了卖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种商品重复同样的过程。货币运动的单方面形式来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这一点是被掩盖着的。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假象。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货币的运动，而且是商品本身的运动；而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只是货币的运动。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货币换了位置。同时，商品的使用形态便离开流通，进入消费。［注：即使商品一再出卖（在这里，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它也会在最后一次出卖时，由流通领域落入消费领域，以便在那里充当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化装所占据。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来通过流通的后半段。因此，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这个运动对商品来说包含两个对立的过程，但作为货币本身的运动却总是包含同一个过程，就是货币同一个又一个的商品变换位置。因此，商品流通的结果，即一种商品被另一种商品所代替，似乎并不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引起的，而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引起的，似乎正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使本身不能运动的商品流通起来，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并且总是朝着同货币本身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从而不断离开自己的起点。因此，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注：“它〈货币〉除了产品赋予它的运动之外，没有别的运动。”（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885页）］ 另一方面，货币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只因为货币是商品的独立出来的价值。因此，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的运动。因而这种运动也必然明显地反映在货币流通上。例如，麻布就是先把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然后它的第一形态变化W—G的终极，即货币形式，成为它的第二形态变化G—W（即再转化为圣经）的始极。但这两个形式变换的每一个都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交换，通过二者互相变换位置而实现的。同一些货币作为商品的转换形态来到卖者手里，然后又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从他的手里离开。这些货币变换位置两次。麻布的第一形态变化使这些货币进入织布者的口袋里，麻布的第二形态变化又使这些货币从那里出来。这样，同一个商品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形式变换就反映在货币的两次方向相反的位置变换上。 反之，如果只有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不论单是卖或单是买，这个货币就只变换位置一次。货币的第二次位置变换总是表明商品的第二次形态变化，表明又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同一些货币反复不断地变换位置，不仅反映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系列，而且反映整个商品世界的无数形态变化的交错联系。不言而喻，这一切只适合于这里所考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 每一个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就退出流通，而总有新的商品进入流通。相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却不断地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那里流动。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 在一个国家里，每天都发生大量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换句话说，一方面单是卖，另一方面单是买。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货币量。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金（货币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随着商品价格总额这样增加或减少，流通的货币量必须以同一程度增加或减少。诚然，在这里，流通手段量的变化都是由货币本身引起的，但不是由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是由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引起的。先是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例地变化，然后是流通手段量同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地变化。比如说，如果不是金的价值降低，而是银代替金充当价值尺度，或者不是银的价值提高，而是金使银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那也会发生完全相同的现象。在前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银要比以前的金多，在后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金要比以前的银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材料的价值，即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的商品的价值都改变了，因此，商品价值的价格表现也会改变，实现这些价格的流通货币量也会改变。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末，这首先会在贵金属产地直接同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交换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继续按照价值尺度的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价值来估价，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可是，通过商品间的价值关系，一种商品会影响别一种商品，于是这些商品的金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同商品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趋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应地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估价。随着这个趋于一致的过程，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属已经跌落并继续跌落到一定点的新价值来估价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贵金属数量也已经增加到同样的程度了。由于对发现新的金银矿以后出现的事实做了片面的考察，在十七世纪，特别是在十八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金银充当了流通手段。下面假设金的价值是既定的，实际上在估量价格的一瞬间，金的价值确实也是既定的。 在这种前提下，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如果我们再假设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既定的，显然，商品价格总额就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1夸特小麦要是值2镑，100夸特就值200镑，200夸特就值400镑，等等，因此，在小麦出售时与小麦换位的货币量必须同小麦量一起增加。 假设商品量已定，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流通货币量之所以增减，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总额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增减。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或跌落。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在一种情况下上涨，或在另一种情况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从而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增加或减少。无论商品价格的变动是反映实际的价值变动，或只是反映市场价格的波动，流通手段量所受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卖，或者说局部形态变化，例如有1夸特小麦、20码麻布、1本圣经、4加仑烧酒同时出售。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是2镑，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就是8镑，那末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是8镑。相反，如果这4种商品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环节，即1夸特小麦—2镑—20码麻布—2镑—1本圣经—2镑—4加仑烧酒—2镑，那末，有2镑就可以使所有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为它依次实现它们的价格，从而实现8镑的价格总额，最后停留在酿酒者手中。这2镑完成了4次流通。同一些货币的这种反复的位置变换既表示商品发生双重的形式变换，表示商品通过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的运动，也表示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交错在一起。［注：“正是产品使它〈货币〉运动，使它流通……它〈即货币〉运动的速度可以补充它的数量。必要时，它会一刻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5、916页）］这个过程经过的各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不可能在空间上并行，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因此，时间就成为计量这个过程久暂的尺度，或者说，同一些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可以用来计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4种商品的流通过程持续1天。这样，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为8镑，同一些货币1天的流通次数是4次，流通的货币量是2镑，或者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流通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分散的、同时发生的和空间上并行的卖（或买）或局部形态变化，其中同一些货币只变换位置一次或只流通一次；另一方面是许多部分互相平行，部分互相交错的具有多少不等的环节的形态变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货币流通的次数多少不等。但是，流通中的全部同名货币的总流通次数提供了每个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或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例如，在每天流通过程开始时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当然由同时地和空间上并行地流通着的商品的价格总额来决定。但在过程之内，可以说每一货币都对另一货币承担责任。如果一个货币加快流通速度，另一个货币就会放慢流通速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因为流通领域只能吸收这样一个金量，这个金量乘以它的单个元素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的流通次数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货币的流通次数减少，货币量就会增加。因为在平均流通速度一定时，能够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也是一定的，所以，例如只要把一定量1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就可以从流通中取回等量的索维林，——这是一切银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对立的形态变化而实现的循环，所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货币流通的迅速表现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由使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的流水般的统一，即卖和买两个过程的流水般的统一。相反，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彼此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注：“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普遍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者的人，总以为他的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国内缺乏货币；因此到处都叫嚷缺乏货币。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那些叫嚷缺乏货币的人究竟要什么呢？……租地农民抱怨……他以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看来，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他想卖但又卖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价钱……为什么他卖不到好价钱呢？……1．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大多数都象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2．或者是因为通常的出口停滞……3．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如，人们由于贫困，不能再花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有助于租地农民出售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要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把他们经营的货物销售出去……没有比财富不断转手更能使国家繁荣的了。”（散见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1—15页）赫伦施万德的骗术总括起来就是：由商品性质引起并在商品流通中表现出来的矛盾，通过增加流通手段就可以消除。认为流通手段不足造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停滞，是一种流行的错觉，但决不能由此反过来说，例如，官方采取“通货管理”的拙劣手段所造成的流通手段的真正不足，也不会引起停滞。］ 可见，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只举出商品价格史上最重要的几种组合。 在商品价格不变时，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流通商品量的减少同商品价格的上涨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涨一样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涨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会依然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注：“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这正象在小零售业中要有一定量的法寻来把银币换开和结算用最小的银币也无法处理的帐目……贸易所需要的法寻量的比例，取决于购买者的人数、他们购买的次数，首先是取决于最小的银币的价值，同样，我国商业所需要的货币（金币或银币）的比例，取决于交换的次数和支付额的大小。”（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17页）阿·杨格在他的《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中维护受到詹·斯图亚特等人攻击的休谟的理论，书中专列一章，题名是《价格取决于货币量》，见该书第112页及以下各页。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9页上[70]曾经指出：“他（亚·斯密）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错误地把货币当作单纯的商品。”这句话只是对于亚·斯密专门论述货币的那些地方才是适用的。例如，在批评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斯密偶尔说出了正确的看法：“每一个国家的铸币量取决于该国靠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每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量的货币来使货物流通，并把它们分配给它们的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比这更多的货币。流通的渠道必然会吸收一个使自己达到饱和的数量，但决不会容纳更多的数量。”（《国富论》[第3卷］第4篇第1章[第87、89页］）与此相似，亚·斯密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但后来，在最后一篇论述国家收入的源泉时，他又偶尔重复他的老师亚·弗格森的话，谴责了分工。］，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注：“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末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谟的《论丛》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这部在别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巴尔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量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该国现金量的增加而上涨……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同上，第43、44页）］，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注：不言而喻，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构成全部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一个要素。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应同一个国家现有的金或银的总量相交换。如果大胆地幻想一下，把商品世界当作一个唯一的总商品，每一个商品只是它的相应部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美妙的算式：总商品=x？金，商品A=总商品的一定部分=x？金的同一部分。孟德斯鸠当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金银量同现有的商品总量相比较，那末每个单个产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货币相比较。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产品或一种商品，或者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买，而且它象货币那样可以分割，这个商品的一定部分就会相当于货币量的一定部分；这个商品总量的一半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等等……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第3卷第12、13页）关于李嘉图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奥维尔斯顿勋爵等人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0—146页、第150页及以下各页[71]。约·斯·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衷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教科书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序言（第1版）中，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如果把该书的正文同这篇序言比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应当赞扬这个人的天真呢，还是赞扬那些诚心诚意地承认他是当代亚当·斯密的公众的天真。其实他同亚当·斯密相比，就象卡尔斯的威廉斯·卡尔斯将军同威灵顿公爵相比一样。约·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既不广也不深的独创研究，在1844年他出版的小册子《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里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金银没有价值和金银价值取决于金银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金银一个想象的价值……在这些金属中所看到的内在价值无非是它们的量。”（《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 （C）铸币。价值符号 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想象地表现出来的金重量，必须在流通中作为同名的金块或铸币同商品相对立。正象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 因此，金币和金块本来只有形状上的差别，金始终能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注：当然，探讨造币税之类的细节，决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为了驳斥浪漫主义的献媚者亚当·弥勒对“英国政府免费造币”的“慷慨精神”的赞扬[72]，可以引用达德利·诺思爵士的一段话：“金银象其他的商品一样，有它的来潮和退潮。只要从西班牙运到一批金银……就被送往伦敦塔去铸造。不久又会需要金条和银条，以便再输出。如果金条和银条都没有了，而是恰巧都用来造币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铸币再熔化；这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所有者对造币不用花费分文。但国家受到损失，不得不为了喂驴子而支付捆草料的费用。如果商人〈诺思本人是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大商人〉必须支付造币费，他就不会轻易地把他的银送到伦敦塔去了，而且铸币总是会比未铸的银有更高的价值了”（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8页）。］它离开造币厂的道路，同时就是通向熔炉的道路。这是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了它们的分离过程。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中世纪和直到十八世纪为止的近代的铸币史就是一部这样混乱的历史。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变为金假象，或把铸币变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所以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铸造重量极小的金币或银币在技术上有困难，而且起初是较贱的金属而不是较贵的金属（是银不是金，是铜不是银）充当价值尺度，因而在它们被较贵的金属赶下宝座之前曾一直作为货币流通，这些事实历史地说明了银记号和铜记号可以代替金币发挥作用。这些记号在铸币流通最快因而磨损最快的商品流通领域中，即在极小额的买卖不断重复进行的领域中代替了金。为了不让金的这些侍从永远篡夺金的位置，法律规定一个极小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内，它们代替金来支付才能强人接受。不同种铸币流通的各种特殊领域当然是互相交错的。辅币在支付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金不断地进入零售流通，但是又因与辅币兑换而从那里不断地被抛出来。［注：“如果银币从来不超过小额支付所需的数量，它就不可能积累到足以进行巨额支付的数量……用金进行巨额支付，也必然包含用金进行零售贸易：金币的所有者，拿金币进行小额购买时，除得到所买的商品外，还可找回银币；这样，那些本来会成为零售商的负担的银币余额，就会离开零售商，回到总流通中去。但如果银的数量多到不用金就可以进行小额支付，那末，零售商人从小额购买中就只能得到银，而这些银就必然会在他的手中积累起来。”（大卫·布坎南《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年爱丁堡版第248、249页）］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任何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看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注：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关于金币在流通中不断磨损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在“上院委员会”（银行条例委员会）上作证说：“每年都有一批新的sovereigns〈不是政治上的君主，而是金镑的名称索维林[73]〉变得过轻。在一年中以十足重量流通的一批索维林，经过这一年的磨损，到下一年放在天平上就重量不足了。”（《1848年上院委员会》第429号）］ 国家把印有1镑、5镑等等货币名称的纸票从外部投入流通过程。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诚然，流通领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经常变动，时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一个国家的流通手段量决不会降到一定的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以下。这个最低限量不断变动它的组成部分，就是说，不断由另外的金块组成，这种情况当然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量的大小和它在流通领域内的不断流动。因此，这个最低限量可以由纸做的象征来代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其名称代表2盎斯金，而实际是代替1盎斯金，那末事实上1镑比如说就是1/8盎斯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1/4盎斯金的货币名称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价格来表现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注：第2版注：甚至最优秀的货币问题著作家，对货币的各种职能的理解也是很模糊的，例如，富拉顿下面的一段话就是证明：“就我们的国内交换来说，通常由金币和银币执行的各种货币职能，同样可以有效地由不兑现的纸币的流通来执行，而这种纸币除依法获得的人为的约定的价值外，没有任何别的价值。我想，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只要纸币发行量保持在应有的限度内，这种价值就完全能适合于内在价值的目的，甚至使价值标准成为多余。”（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21页）这就是说，由于货币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被单纯的价值符号代替，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就成为多余的了！］ 最后要问，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来代替呢？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金执行铸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被孤立起来或独立出来时，金才可以被代替。当然，就个别金币来说，这种职能并没有独立出来，虽然磨损了的金币的继续流通已表明这种职能已经独立出来。金块只有实际处在流通中的时候，才是单纯的铸币或流通手段。对于个别金币不适用的情况，对于能由纸币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却是适用的。这个金量经常处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从而只是作为这种职能的承担者而存在。因此，它的运动只表示商品形态变化W—G—W的对立过程的不断互相转化。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独立表现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马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注：由于金银作为铸币或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变成了它们自己的符号，于是尼古拉·巴尔本就推论说，政府有权“提高货币价值”，就是说，例如，可以替名叫格罗申的银量起一个较大银量的名称——塔勒，这样，就可以用格罗申当塔勒来偿还债务。“货币因经常点数而磨损和减轻……在交易中，人们注意的只是货币的名称和通用与否，而不是银的量……国家的权威使金属成为货币。”（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29、30、25页）］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 3．货币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必须以其金体（或银体）出现，因而作为货币商品出现，就是说，它不象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纯粹是观念的，也不象在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表；另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的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a）货币贮藏 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或者如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的，由动的东西变为不动的东西[74]，由铸币变为货币。 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式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注：“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73页）“产品形式上的价值只是改变形式而已。”（同上，第486页）］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有限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范德林特以为商品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金银量，他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商品这样便宜？他回答说：因为印度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1602年到1734年，他们埋藏的银值15000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运到欧洲去的。［注：“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使他们所有的货物和产品保持如此低廉的价格。”（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95、96页）］从1856年到1866年这10年间，英国输往印度和中国的银（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12000万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金换来的。 随着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握有这个物的神经，这个“社会的抵押品”［注：“货币是一种抵押品。”（约翰·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他的需要不断更新，因而促使他不断购买别人的商品，而他生产和出售自己的商品是要费时间的，并且带有偶然性。他要买而不卖，就必须在以前曾经卖而不买。这种做法要普遍实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贵金属在它的产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换。在那里就是卖（商品所有者方面）而不买（金银所有者方面）。［注：严格地说，买要以下面一点为前提：金或银已经是商品的转化形态，或者说，是卖的产物。］而以后的没有继之以买的卖，不过是使贵金属进一步分配给一切商品所有者的媒介。因此，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末，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注：法国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等地的圣物，以便把它们变成银。大家知道，弗西斯人抢劫德尔斐神庙的财宝曾在希腊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众所周知，古代人把神庙看作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以经商为主的民族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式。因此，那些在爱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把作为报酬得来的钱献给女神，是很自然的事。］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注：“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币。［注：“人间再没有象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注：“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会财富。在野蛮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看来，甚至在西欧的农民看来，价值是同价值形式分不开的，因而金银贮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货币的价值在变化，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化，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变化。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200盎斯金始终比1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300盎斯金又比2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这种物的天然的金属形式仍旧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品。因此，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注：“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52、53页）］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象富人吧。”（狄德罗）[75]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金银市场，这个市场不以金银的货币职能为转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这个源泉特别在社会大风暴时期涌现出来。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从金银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注：“一个国家要进行贸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这个数量随着情况的需要而变化，时而增多，时而减少……货币的这种涨落，无需政治家的任何协助，能够自行调节……两只吊桶交替工作：货币不足时，用金属块来铸造；金属块不足时，把货币熔化掉。”（达·诺思爵士《贸易论》[附言］第3页）长期在东印度公司[76]任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证实，在印度银饰品仍然直接起着贮藏货币的作用。“利率高时，银饰品送往造币厂，利率低时，它又恢复原状。”（约·斯·穆勒的证词，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084、2101号）根据1864年关于印度金银输入和输出的议会文件[77]，1863年金银入超19367764镑。在1864年以前的8年间，贵金属入超109652917镑。在本世纪中，印度铸造的货币远远超过200000000镑。］ （b）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所以，商品所有者只是作为现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关系。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些商品在市场所在地生产，另一些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商品所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出现之前，作为卖者出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出售条件就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有一些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品所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注：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身分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印。最初，同卖者和买者的角色一样，这也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流通当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这种对立一开始就不是那样愉快，并且能够更牢固地结晶起来。［注：下面一点可以说明十八世纪初期英国商人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第2页）］而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例如，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罗马，这种斗争以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终。在中世纪，这种斗争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终。但是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的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媒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变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变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变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买者在把商品变为货币之前，已经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或者说，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债权实现它的价格。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转化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只是以后才完成的。［注：第2版注：从引自我在1859年出版的著作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在本文中没有谈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G—W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让渡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让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是这个观点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19、120页[78]）］ 在流通过程的每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到期的债务代表着产生这些债务的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实现这一价格总额所必需的货币量，首先取决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或事后进行的第一形态变化的锁链，同我们前面考察的形态变化系列的交错，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流通手段的流通中，卖者和买者的联系不仅仅被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联系本身只是在货币流通中产生，并且是与货币流通一同产生。相反地，支付手段的运动则表现了一种在这种运动之前已经现成地存在的社会联系。 若干卖的同时并行，使流通速度对铸币量的补偿作用受到了限制。反之，这种情况却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销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例如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就是如此。只要把A对B、B对C、C对A等等所有的债权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数额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销。这样需要偿付的只是债务差额。支付越集中，差额相对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对地越小。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注：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马克思在第3版上加的注）］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注：“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6页[79]）“穷人没有工作，因为富人没有钱雇用他们，虽然他们和过去一样，拥有同样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食物和衣服；正是这些，而不是货币，构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3—4页）］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注：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商业之友”是如何利用这种时机的：“一次〈1839年〉，一位贪婪的老银行家〈西蒂区的〉在他的私人房间里，坐在写字桌前，揭开桌盖，取出成捆的钞票给他的一位朋友看，并洋洋得意地说，这是60万镑，收回这些钞票，是为了使银根吃紧，在当天3点钟以后，再把它们全部投放出去。”（[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的银行法令》1864年伦敦版第81页）1864年4月24日，半官方报纸《观察家报》报道：“现在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已经有一种使银根吃紧的手段……不论采用这类诡计看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谣言广为流传，确实值得一提。”］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例如，一个农民卖谷物得到2镑，在这里，这2镑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这2镑用来支付织布者先前交给他的麻布。这时，这2镑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接着织布者又拿现金去买圣经，于是这2镑又重新充当流通手段，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货币流通速度和支付的节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注：“某日缔结的购买总额或契约总额不会影响该日流通的货币量，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它会变为各种各样的票据，用来取得将来在或远或近的某日进入流通的货币量……今天开的票据或今天提供的信贷无论在数目、总额或期限上都不必同明天或后天开的票据或提供的信贷有什么相似之处。相反地，许多今天的票据和信贷到期时会同以前在许多完全不定的日期欠下的债务相抵。以12个月、6个月、3个月或1个月为期的票据往往凑在一起，以致使某日到期的债务总额特别膨胀起来……”（《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散见第29、30页）］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注：为了举例说明在真正的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实的货币是多么少，我们在这里列出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莫里逊－狄龙公司）的全年的货币收支表。1856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现在折合成一百万镑计算。 收入（单位：镑）支出（单位：镑） 定期支付的银行家和商人的票据533596定期支付的票据302674 见票即付的银行支票等357715伦敦各银行支票663672 地方银行券9627英格兰银行券22743 英格兰银行券68554金9427 金28089银和铜1484 银和铜1486 邮汇933 ——————————————————————————————————— 总计：1000000镑总计：1000000镑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8年7月第71页）］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注：“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不是供货和进货，而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表现为纯粹的货币业务。”（[丹·笛福］《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第3版第8页）］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总的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成的。［注：“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13、419、417、418页）］另一方面，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欧洲强加于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这种农业的狭隘的经济存在条件也就会消失。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这些分散在社会上各个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量，会在节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注：克雷格先生在1826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上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约翰·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86页注）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是用支票，而是用钞票。］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问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正比［注：在第1版至第4版中是：反比。——编者注］。［注：有人问：“如果一年的贸易额必需有4000万，那末这600万〈金〉对于贸易所需的周转和流通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我回答说够用，如果周转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象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样，那末要花费4000万，有100万的40/52就够了；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税的习惯，那就要有1000万。因此，假定支付期限总起来说是从1个星期到13个星期之间的平均数，那末1000万加上100万的40/52，再求其半数，约等于550万，就是说，我们有550万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13、14页[80]）］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c）世界货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注：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起货币作用的贵金属，是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制造的那些“可爱的麻烦”，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金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可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6页及以下各页。[81]——第2版补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1844年的银行法中，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即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超过金储备的四分之一。同时，银的价值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市场价格（以金计算的）来估价。｛第4版注：现在我们又处在金银的相对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大约25年以前，金银的比价=15+(1/2)∶1，现在大约=22∶1，而且与金相比，银的价值还在继续跌落。其实，这主要是这两种金属的开采方法发生变革的结果。从前，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方法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知道（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3卷第12—14章），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使银的开采规模空前扩大，开采费用大大降低。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金大都是天然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100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1—3克金，难得采到30—60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40—90％；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现在不是用人为的办法把银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末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主义想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高到从前的1∶15+(1/2)是一种空想。银在世界市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弗·恩·｝］ 世界货币执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一般购买手段的职能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的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注：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也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各页[82]）他的错误教条是：“贸易逆差只能是流通手段过剩的结果……铸币输出是因为它价值低廉，不是逆差的结果，而是逆差的原因。”[83]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9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中，称赞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机智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84]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币学说史的几章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维尔斯顿勋爵（前银行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银行界公认的领袖”。］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注：例如，在发放补助金，为进行战争或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实行借款等等情况下，价值正是要求具有货币形式。］ 每个国家，为了国内流通，需要有准备金，为了世界市场的流通，也需要有准备金。因此，货币贮藏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注：第2版注：“在金属本位的国家，有了货币贮藏的机构，即使没有普遍流通的明显支持，也能够执行清偿国际债务的每种必要的职能，事实上，要证明这点，我想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法国在遭到外国侵略的毁灭性破坏后刚刚开始恢复，就能够轻易地在27个月内偿付了同盟国加在它身上的近2千万的战争赔款，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但是却没有引起国内货币流通的显著缩减或混乱，也没有引起汇率的任何急剧的波动。”（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141页）｛第4版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同一个法国在1871—1873年中的30个月内，轻易地偿付了相当于上述数目10倍多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相当大一部分也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弗·恩·}］在后一种职能上，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因此，詹姆斯·斯图亚特为了把金银和它们的仅仅是地方的代表区别开来，就明确地指出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 金银的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所吸收，以便进入国内流通渠道，补偿磨损了的金银铸币，供给奢侈品的材料，并且凝固为贮藏货币。［注：“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6页）“不断提供金银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40页）］这第一种运动是以实现在商品上的一国劳动和实现在贵金属上的金银出产国的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为媒介的。另一方面，金银又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注：“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39页）］ 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注：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的冲突。］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注：“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把它们用于进出口贸易。”（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需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第14、15页[80]）］ 注释： [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页及以下各页。——第112页。 [55]威·爱·帕里]《开辟大西洋太平洋西北航线航行日志；航行在威廉·爱德华·帕里命令下，1819—1820年由皇家“赫克拉”和“格赖珀”两轮进行》1821年伦敦版（[W．E．Parry．]《JournalofaVoyagefortheDiscoveryofaNorth-WestPassagefromtheAtlantictothePacific；performedintheYears1819—20，inHisMajesty’sShipsHeclaandGriper，undertheOrdersofWilliamEdwardParry》．London，1821）。——第113页。 [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6页及以下各页。——第114页。 [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5、66页。——第115页。 [58]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代——黑铁时代——充满了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说，在希腊的叙事诗人海西阿德以及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中都有记述。——第117页。 [59]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解散了苏格兰的议会，两国间存在的一切经济上的障碍也消除了。——第118页。 [6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4—65页。——第119页。 [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6页及以下各页。——第119页。 [62]马克思引自圣热罗尼莫《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论童贞的保持》。——第121页。 [63]但丁《神曲》天堂篇第二十四首歌。——第122页。 [6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9页。——第124页。 [65]“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Thecourseoftrueloveneverdoesrunsmooth》）——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第126页。 [66]“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membrapoetae》）——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四首。——第126、380、403、516页。 [67]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MaximesdudocteurQuesnay，ouRésumédesesprincipesd’économiesociale》），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392页（《Physiocrates》．AvecuneintroductionetdescommentairesparE．Daire．PartieI，Paris，1846，p．392．）。——第127页。 [68]货币没有臭味（nonolet）——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6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第129页。 [6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6—88页。——第133页。 [7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8页。——第143页。 [7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9—156、159页及以下各页。——第144页。 [72]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0页（A．H．Müller.《DieElementederStaatskunst》．TheilⅡ，Berlin，1809，S．280）。——第145页。 [73]文字游戏：英语《sovereign》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金币的名称。——第147页。 [74]比·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页（P．Boisguillebert．《LedetaildelaFrance》.In：《ÉconomistesfinanciersduⅩⅤⅢ-esiècle》．Paris，1843，p．213）。——第150页。 [75]德·狄德罗《一七六七年的沙龙》。——第154页。 [76]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第154、820页。 [77]《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问》（《EastIndia（Bullion）．ReturntoanAddressoftheHonourabletheHouseofCommons，dated8February1864》）。——第154页。 [7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30页。——第157页。 [7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36—137页。——第159页。 [80]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ThePoliticalAnatomyofIreland．1672》．London，1691）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VerbumSapienti》）。——第162、166、302页。 [8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6—147页。——第163页。 [8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8页及以下各页。——第164页。 [83]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修订第4版（《TheHighPriceofBullionaProofoftheDepreciationofBankNotes》．TheFourthEdition，Corrected．London，1811）。——第164页。 [84]“通货原理”（《Currencyprinciple》）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1844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2—176页）。——第164、68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章交换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二章交换过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把它拿走。［注：在以虔诚著称的十二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的物。当时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兰第市场[47]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注：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象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末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末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商品所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体只是它本身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商品所缺乏的这种感知其他商品体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所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他的商品对他来说，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注：“因为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二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卷第9章）］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那些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别种具有能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种商品的所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过程不可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对每一个商品所有者来说，每个别人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从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既然一切商品所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或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48]。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他们只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别一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社会的活动才能使一种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种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通过这种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49]）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注：依此我们可以判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滑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既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又想废除“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就是说废除货币本身，因为货币只是存在于这种对立中。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以下各页[50]。］ 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价值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接的产品交换形式是x量使用物品A=y量使用物品B。［注：只要不是两种不同的使用物品相交换，而是象在野蛮人中间常见的那样，把一堆混杂的东西当作一种东西的等价物，那末，连直接的产品交换也还处于它的初期阶段。］在这里，A物和B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在，作为超过它的所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51]，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它们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的所有者彼此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同时，对别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必定是有意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一方面，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们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是由它们的生产本身决定的。习惯把它们作为价值量固定下来。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每个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直接就是交换手段，对于它的非所有者直接就是等价物，不过它要对于后者是使用价值。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就越来越需要这种形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所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们的交易中不和同一个第三种商品相交换并作为价值和它相比较，商品所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的交易就决不会发生。这第三种商品由于成为其他各种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种或那种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币材料，但是从来没有把土地当作这种材料。这种想法只有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才会产生。它出现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而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人才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来实现它。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5页[52]。“贵金属……天然是货币。”（加利阿尼《货币论》，见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3卷第137页）］，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注：详见我的上述著作中《贵金属》一节。］但至此我们只知道货币的一种职能：它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商品价值量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材料。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另一方面，因为价值量的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所以货币商品必须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就是说，必须能够随意分割，又能够随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属性。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特殊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 既然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注：“货币是一般商品。”（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6页）］发生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所以，只有在那些从货币的完成的形态出发而从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是商品”［注：“我们可以统称为贵金属的金银本身，是……价值……时涨时落的……商品……当重量较小的贵金属可以购买数量较大的本国农产品或工业品等等时，我们可以认为贵金属的价值较高。”（[西·克雷门特］《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1695年伦敦版第7页）“银和金，已铸币的或者未铸币的，虽然被用作计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们和酒、油、烟、布或毛织物一样，也是商品。”（[约·柴尔德］《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年伦敦版第2页）“王国的财产和财富严格地说不能只限于货币，金和银也不能被排除在商品之外。”（[托·帕皮隆］《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第4页）］才是一种发现。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规定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金银的价值是想象的。［注：“金银在成为货币以前，作为金属就具有价值。”（加利阿尼《货币论》第72页）洛克说：“由于银具有适于作货币的质，人们就一致同意给银一种想象的价值。”[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与此相反，罗说：“不同的国家怎能给某物以一种想象的价值……或者说，这种想象的价值怎能保持下去呢？”但是请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么差：“银按照它具有的使用价值即它的实际价值进行交换；由于它作为货币的使命，又取得一个追加价值。”（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欧·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第469、470页）］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误解里面包含了一种预感：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注：“货币是它〈商品〉的符号。”（弗·德·福尔邦奈《商业学入门》1766年来顿新版第2卷第143页）“货币作为符号被商品吸引。”（同上，第155页）“货币是某种物的符号，并且代表这种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3页）“货币不是单纯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它不代表价值，它是价值的等价物。”（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0页）“当我们考察价值的概念时，物本身只是被看作一种符号，物不是被当作物本身，而是被当作它所值的东西。”（黑格尔《法哲学》第100页）法学家早在经济学家以前，就提出货币是单纯符号、贵金属价值纯属想象的观念；这些法学家这样做是为了向王权献媚，他们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以罗马帝国的传统和罗马法全书[53]中的货币概念，作为国王伪造铸币的权利的依据。这些法学家的好学生，华洛瓦王朝的菲力浦在1346年的一项法令中说：“无论何人不得亦不应怀疑，唯朕有权……处理铸币事宜，决定铸币之制造、形状与储存，颁布有关铸币之命令，并遵照符合朕意之办法及价格将铸币付诸流通。”货币价值由皇帝下令规定，是罗马法的定则。当时明文禁止把货币当作商品。“任何人均不得购买货币，货币为公共使用而设，不应成为商品。”对于这个问题，卓·弗·帕尼尼《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751年版第2卷）做了很好的说明。特别在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帕尼尼同法学家先生们展开了论战。］但是，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这是十八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们还不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时，至少暂时把这种形态的奇异外观除掉。 前面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并不包含该商品的价值量的量的规定。即使我们知道金是货币，因而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我们并不因此就知道例如10磅金的价值是多少。货币同任何商品一样，只能相对地通过别的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量。它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是通过每个含有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别种商品的量表现出来的。［注：“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一盎斯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末，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两盎斯银象以前获得一盎斯银花费一样多，那末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值10先令的价格，就和它以前值5先令的价格一样便宜。”（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31页）］金的相对价值量是在金的产地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确定的。当它作为货币进入流通时，它的价值已经是既定的了。还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注：罗雪尔教授先生教训我们说：“错误的货币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多一些，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少一些。”接着他杂乱无章地开列了一份关于货币性质的著作的目录，从这个书目丝毫也不能了解真实的货币学说史。最后他训诫说：“此外，不能否认，大部分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于使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那些特性〈莫非指比商品多一些或少一些吗？〉是注意得不够的……就这一点说，加尼耳之流的半重商主义的反动就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威廉·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207—210页）多一些——少一些——不够——就这一点说——不是完全！这算什么定义！而罗雪尔先生还谦逊地把这类教授式的折衷主义空谈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不过有一个发现要归功于他，那就是：货币是“一种快意的商品”。］ 我们已经看到，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假象，好象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好象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注释： [47]兰第市场——巴黎近郊的一个大集市，从十二世纪至十九世纪每年都举办。——第102页。 [48]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104页。 [49]《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圣经《约翰启示录》）。写于一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这里引用的是第十七章和第十三章。——第105页。 [5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6页及以下各页。——第105页。 [51]印加国是保存着很多原始社会残余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基础是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的氏族公社或村社（Aylla）。印加国的繁盛时期，是从十五世纪末一直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被西班牙占领和完全消灭为止。当时它曾扩展到今日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第106页。 [5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5页。——第107页。 [53]罗马法全书——拉丁文Digesta，即汇编。它是罗马民法法典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收集了罗马法学家著作的残篇。它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罗马法全书是在533年查士丁尼帝执政时发表的。——第10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四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四版序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注：见本卷第136、540-542、640-644、687-689、692-693页。——编者注。］。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注：见本卷第542-549页。——编者注］。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H.》。［注：本卷括在花括号｛｝里，并注有弗·恩·。——编者注］ 最近出版英文版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札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注：见本卷第656页。——编者注］）；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21]。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22]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23]中，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注：见本卷第715页。——编者注］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24]。”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象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错，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25]，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注：见本卷第716页。——编者注］，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象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象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注释： [21]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39，656页。 [22]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攻击他故意捏造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攻击，恩格斯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部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第39页。 [23]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14页。——第40页， [24]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时是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41页。 [25]恩格斯套用了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说的一句话。这个福斯泰夫曾讲述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五十个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第4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英文版序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于1883年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遗著处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1.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3.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4.作者的两篇序言[19]。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标出的文句［注：《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莫·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十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这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于没有第三卷，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卷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动，——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20]。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21]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注释： [19]《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第34页。 [20]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21]“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第37、317、46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第一章商品。1.商品的两个因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C．一般价值形式 D．货币形式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3页[26]。］，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注：“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象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2、3页）］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注：“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6页）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注：“任何物的自然worth〔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伦敦版第2卷第28页）在十七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射的东西。］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有一定的量为前提，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注：“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载于]［注：本卷中凡是四角括号[]内的话都是德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89页）］，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注：形容语的矛盾的原文是《contradictio inadjecto》，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矛盾。——译者注］。［注：“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6页）或者象巴特勒所说： “物的价值 正好和它会换来的东西相等。”[27]］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或者象老巴尔本说的：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注：“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价值100镑的铅或铁与价值100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3页和第7页）］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注：对象性的原文是《Gegenständlichkeit》，意思是：客观现实性，客观存在的东西。——译者注］，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那末，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曾经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29]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八十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而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注：在第一版中接着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知道了价值的实体。这就是劳动。我们知道了价值的量的尺度。这就是劳动时间。价值的形式（正是它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有待分析。现在先要较详细地阐明那些已经发现的规定。——编者注］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单纯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交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纳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粮食，还是纳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注：第4版注：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象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13等页[30]。］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码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假设10码麻布=W，则1件上衣=2W。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决定它们存在的劳动即缝和织，也是不同质的。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注：“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维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彼得罗·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1、22页）］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1] 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末，20码麻布就与1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但缝和织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一个人时而缝时而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专门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一样。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劳动需求方向的改变，总有一定部分的人类劳动时而采取缝的形式，时而采取织的形式。劳动形式发生这种变换时不可能没有摩擦，但这种变换是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一定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注：参看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250页第190节。］，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注：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此，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末，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的数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ｘ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2x个工作日，依此类推。假定生产一件上衣的必要劳动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在前一种场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两件上衣的价值，在后一种场合，两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价值，虽然在这两种场合，上衣的效用和从前一样，上衣包含的有用劳动的质也和从前一样。但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劳动量有了变化。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注：第2版注：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亚·斯密写道：“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国富论》第1卷第5章[第104—105页]）。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注（9）提到的亚·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的说法要恰当得多。他说：“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labour〔劳动〕和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39页）——｛第4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具有一定质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以与Work相对。见英译本第14页脚注。——弗·恩·｝］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32]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末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 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20码麻布无非是20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别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诚然，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种表现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1件上衣=20码麻布，或1件上衣值20码麻布。但是，要相对地表现上衣的价值，我就必须把等式倒过来，而一旦我这样做，成为等价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可见，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不仅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 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2）相对价值形式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注：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11页）作者赛·贝利。］ 不论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x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但是，这两个被看作质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价值得到表现。是怎样表现的呢？是通过同上衣的关系，把上衣当作它的“等价物”，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在这个关系中，上衣是价值的存在形式，是价值物，因为只有作为价值物，它才是与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价值显示出来了，或得到了独立的表现，因为麻布只有作为价值才能把上衣当作等值的东西，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体。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学实体——碳（C）、氢（H）、氧（O）构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构成，即C4H8O2。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与丁酸相等，那末，在这个关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C4H8O2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说，丁酸也是由C4H8O2构成的。可见，通过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与自身的物体形态不同的化学实体被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末，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它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 例如当上衣作为价值物被看作与麻布相等时，前者包含的劳动就被看作与后者包含的劳动相等。固然，缝上衣的劳动是一种与织麻布的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但是，把缝看作与织相等，实际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也和缝毫无区别，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注：第2版注：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任何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然而，只把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表现出来，是不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是当作与麻布同质的东西，是当作同一性质的物，因为它是价值。在这里，它是当作表现价值的物，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价值的物。当然，上衣，作为商品体的上衣，只是使用价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块麻布一样，不表现价值。这只是证明，上衣在同麻布的价值关系中，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象许多人穿上镶金边的上衣，比不穿这种上衣，多一层意义一样。 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类劳动力的确是以缝的形式被耗费的。因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是“价值承担者”，虽然它的这种属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只是显示出这一方面，也就是当作物体化的价值，当作价值体。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但是，如果对麻布来说，价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例如，如果在A看来，陛下不具有B的仪表，因而不随着国王的每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A就不会把B当作陛下。 可见，在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形式起着价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价值是表现在商品上衣的物体上，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象上衣。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性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象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 我们看到，一当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时，商品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了说明它的高尚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它的浆硬的物体，它就说，价值看起来象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象，正如两个鸡蛋相象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B同商品A相等是商品A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valere，valer，valoir〔值〕表达得确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33]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注：在某种意义上，人很象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象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自己价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B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费耳小麦、100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因此，在商品A和商品B如麻布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这种商品不仅作为一般价值体被看作在质上同麻布相等，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价值体或等价物如1件上衣被看作同一定量的麻布如20码麻布相等。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1件上衣和20码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但是生产20码麻布或1件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织或缝的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变化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Ⅰ．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注：“价值”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经这样用过。］，上衣的价值不变。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种植亚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那末麻布的价值也就增大一倍。这时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2件上衣，因为现在1件上衣包含的劳动时间只有20码麻布的一半。相反地，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织机改良而减少一半，那末，麻布的价值也就减低一半。这样，现在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可见，在商品B的价值不变时，商品A的相对价值即它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A的价值成正比。 Ⅱ．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相反地，如果上衣的价值减少一半，那末，20码麻布=2件上衣。因此，在商品A的价值不变时，它的相对的、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B的价值变化成反比。 我们把Ⅰ、Ⅱ类的各种情形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对价值的同样的量的变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20码麻布=1件上衣变为：1．20码麻布=2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增加一倍，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减低一半；2．20码麻布=1/2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减低一半，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增加一倍。 Ⅲ．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发生什么变动，依旧是20码麻布=1件上衣。只有把它们同价值不变的第三种商品比较，才会发现它们的价值的变化。如果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时增减，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保持不变。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变化可以由以下这个事实看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现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过去多些或少些。 Ⅳ．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这种种可能的组合对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根据Ⅰ、Ⅱ、Ⅲ类的情况就可以推知。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注：第2版注：庸俗经济学以惯有的机警利用了价值量和它的相对表现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现象。例如：“如果承认，A由于同它相交换的B提高而降低，虽然这时在A上所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如果承认，由于与B相对而言，A的价值提高，所以与A相对而言，B的价值就降低，那末，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既然A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本身的价值（与同它相交换的B相对而言），而且也改变了B的价值（与A的价值相对而言），虽然生产B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那末，不仅确认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要破产，而且断言商品的生产费用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第11、14页） 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10/20、10/50、10/100等等分数罢。即使10这个数字不变，但它的相对量，它与分母20、50、100相对而言的量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例如10）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单位数来“调节”这个大原理破产了。］ （3）等价形式 我们说过，当商品A（麻布）通过不同种商品B（上衣）的使用价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B取得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即等价形式。商品麻布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是通过上衣没有取得与自己的物体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而与它相等。这样，麻布表现出它自身具有价值，实际上是通过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因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如果一种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等价物，上衣因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即处于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的形式，那末，这根本没有表明上衣与麻布交换的比例。既然麻布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不管是上衣表现为等价物，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还是相反，麻布表现为等价物，上衣表现为相对价值，上衣的价值量总是取决于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和它的价值形式无关。但是一当上衣这种商品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来表现了。在价值等式中，上衣的价值量不如说只是当作某物的一定的量。 例如，40码麻布“值”什么呢？2件上衣。因为上衣这种商品在这里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与麻布相对立时是充当价值体，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现麻布的一定的价值量。因此，两件上衣能够表现40码麻布的价值量，但是两件上衣决不能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量，即上衣的价值量。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具有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式，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都误认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的关系。其实，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 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但是请注意，对商品B（上衣、小麦或铁等等）来说，这种转换只有在任何别的商品A（麻布等等）与它发生价值关系时，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因为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己当作等价物来同自己发生关系，因而也不能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形来表现它自己的价值，所以它必须把另一商品当作等价物来同它发生关系，或者使另一商品的自然外形成为它自己的价值形式。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用衡量商品体本身即使用价值的尺度作例子。塔糖是物体，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塔糖的重量。现在我们拿一些不同的铁块来，这些铁块的重量是预先确定了的。铁的物体形式，就其自身来说，同塔糖的物体形式一样，不是重的表现形式。要表现塔糖是重的，我们就要使它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铁充当一种只表示重而不表示别的东西的物体。因此，铁的量充当糖的重量尺度，对糖这个物体来说，它只是重的体现，重的表现形式。铁只是在糖或其他任何要测定重量的物体同它发生重量关系的时候，才起这种作用。如果两种物都没有重，它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因此一种物就不能成为另一种物的重的表现。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上，我们就会在实际上看到，当作有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因而在一定的比例上也具有同样的重量。铁这个物体作为重量尺度，对于塔糖来说，只代表重，同样，在我们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对于麻布来说，也只代表价值。 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代表两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属性，即它们的价值，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 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表现为与上衣相同的东西，因此，这个表现本身就说明其中隐藏着某种社会关系。等价形式却相反。等价形式恰恰在于：商品体例如上衣这个物本身就表现价值，因而天然就具有价值形式。当然，只是在商品麻布把商品上衣当作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才是这样。［注：这种反思的规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但是，既然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因此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象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性质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的时候，才为他的资产阶级的短浅的眼光所注意。这时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企图以此来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他没有料到，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20码麻布=1件上衣，就已经提出了等价形式的谜让人们去解决。 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例如，如果上衣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那末，在上衣内实际地实现的缝劳动就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形式。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缝劳动的有用性不在于造了衣服，从而造了人［注：原文套用了德国谚语《Kleider machenLeute》，直译是：“衣服造人”，转义是：人靠衣装。——译者注］，而在于造了一种物体，使人们能看出它是价值，因而是与物化在麻布价值内的劳动毫无区别的那种劳动的凝结。要造这样一面反映价值的镜子，缝劳动本身就必须只是反映它作为人类劳动的这种抽象属性。 缝的形式同织的形式一样，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因此，二者都具有人类劳动的一般属性，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在价值的生产上，就可以只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并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上事情却反过来了。例如，为了表明织不是在它作为织这个具体形式上，而是在它作为人类劳动这个一般属性上形成麻布的价值，我们就要把缝这种制造麻布的等价物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可以捉摸的实现形式与织相对立。 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它也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5张床=1间屋” “无异于”： “5张床=若干货币”。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34]。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4）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A的价值，通过商品B能与商品A直接交换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商品B能与既定量的商品A交换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独立的表现。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绝没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上述说法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 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但是，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加尼耳之流［注：第2版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的错觉，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重商主义者看重价值表现的质的方面，也就是看重在货币上取得完成形态的商品等价形式，相反地，必须以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则看重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和价值量只存在于由交换关系引起的表现中，也就是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苏格兰人麦克劳德，由于他的职责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35]的杂乱的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由此可见，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同时又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发展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致的。 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 商品A的价值表现在某种商品B上，只是使商品A的价值同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此也只是使商品A同某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商品发生交换关系，而不是表现商品A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例。与一个商品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适应的，是另一个商品的个别等价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上衣只是对麻布这一种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然而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过个别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固然只是表现在一个别种商品上，但是这后一个商品不论是哪一种，是上衣、铁或小麦等等，都完全一样。随着同一商品和这种或那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也就产生它的种种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注：第2版注：例如在荷马的著作中，一物的价值是通过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物来表现的。］它可能有的价值表现的数目，只受与它不同的商品种类的数目的限制。这样，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ｘ量商品E，或=其他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40磅咖啡，或=1夸特小麦，或=2盎斯金，或=1/2吨铁，或=其他） （1）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现在，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无数的元素上。每一种其他的商品体都成为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注：因此，如果麻布的价值用上衣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上衣价值。如果麻布的价值用谷物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谷物价值，依此类推。每一个这种表现都意味着，在上衣、谷物等等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是麻布的价值。“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系，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称它的价值为……谷物价值、呢绒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第39页）这部在英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赛·贝利以为，只要这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就消除了规定价值概念的任何可能。虽然他十分浅薄，但却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李嘉图学派例如在《韦斯明斯特评论》上攻击贝利时流露的愤激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样，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为形成这个价值的劳动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劳动都与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种劳动具有怎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物化在上衣、小麦、铁或金等等之中。因此，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作为商品，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同时，商品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表明，商品价值是同它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没有关系的。 在第一种形式即20码麻布=1件上衣中，这两种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换，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种形式中，一个根本不同于偶然现象并且决定着这种偶然现象的背景马上就显露出来了。麻布的价值无论是表现在上衣、咖啡或铁等等无数千差万别的、属于各个不同所有者的商品上，总是一样大的。两个单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偶然关系消失了。显然，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 （2）特殊等价形式 每一种商品，上衣、茶叶、小麦、铁等等，都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充当等价物，因而充当价值体。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现在都成为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与其他许多特殊等价形式并列。同样，种种不同的商品体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现在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同样多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 （3）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第一，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每当新出现一种商品，从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表现的材料时，由一个个的价值等式连结成的锁链就会延长。第二，这条锁链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最后，象必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如果每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那末，每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反映在与它相适应的等价形式中。既然每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在这里都是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与无数别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所以只存在着有局限性的等价形式，其中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同样，每个特殊的商品等价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只是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现形式。诚然，人类劳动在这些特殊表现形式的总和中，获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总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的总和，或第一种形式的等式的总和构成，例如： 20码麻布=1件上衣， 20码麻布=10磅茶叶，等等。 但是每一个这样的等式倒转过来也包含着一个同一的等式： 1件上衣=20码麻布， 10磅茶叶=20码麻布，等等。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末，其他许多商品所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因此，把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其他等等这个系列倒转过来，也就是说，把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系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C.一般价值形式 1件上衣= 10磅茶叶= 40磅咖啡= 1夸特小麦= 2盎斯金= 1/2吨铁= x量商品A= 其他商品= 20码麻布 （1）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性质 现在，商品价值的表现：1．是简单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唯一的商品上；2．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二者都只是使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体不同的东西。 第一种形式提供的价值等式是：1件上衣=20码麻布，10磅茶叶=1/2吨铁，等等。上衣的价值表现为与麻布等同，茶叶的价值表现为与铁等同，等等，但是与麻布等同和与铁等同——上衣和茶叶各自的这种价值表现是不相同的，正如麻布和铁不相同一样。很明显，这种形式实际上只是在最初交换阶段，也就是在劳动产品通过偶然的、间或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的阶段才出现。 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更完全地把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为例如上衣的价值现在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与它的自然形式相对立，上衣的价值现在与麻布等同，与铁等同，与茶叶等同，与其他一切东西等同，只是不与上衣等同。另一方面，在这里商品的任何共同的价值表现都直接被排除了，因为在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其他一切商品现在都只是以等价物的形式出现。扩大的价值形式，事实上是在某种劳动产品例如牲畜不再是偶然地而已经是经常地同其他不同的商品交换的时候，才出现的。 新获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同一种商品上，例如表现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通过它们与麻布等同而表现出来。每个商品的价值作为与麻布等同的东西，现在不仅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而且与一切使用价值相区别，正因为这样才表现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东西。因此，只有这种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或者使它们互相表现为交换价值。 前两种形式表现一种商品的价值，或者是通过一个不同种的商品，或者是通过许多种与它不同的商品构成的系列。在这两种情况下，使自己取得一个价值形式可以说是个别商品的私事，它完成这件事情是不用其他商品帮助的。对它来说，其他商品只是起着被动的等价物的作用。相反地，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只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一种商品所以获得一般的价值表现，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同时也用同一个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而每一种新出现的商品都要这样做。这就表明，由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因而它们的价值形式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形式。 现在，一切商品，在与麻布等同的形式上，不仅表现为在质上等同，表现为价值，而且同时也表现为在量上可以比较的价值量。由于它们都通过同一个材料，通过麻布来反映自己的价值量，这些价值量也就互相反映。例如，10磅茶叶=20码麻布，40磅咖啡=20码麻布。因此，10磅茶叶=40磅咖啡。或者说，一磅咖啡所包含的价值实体即劳动，只等于一磅茶叶所包含的1/4。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即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态，因此，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它的物体形式是当作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一般的社会的蛹化。同时，织，这种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也就处于一般社会形式，处于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构成一般价值形式的无数等式，使实现在麻布中的劳动，依次等于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种劳动，从而使织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般表现形式。这样，物化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为被抽去了实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的劳动。它本身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特殊的社会的性质。 （2）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 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但是必须指出，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一种商品的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使另一种商品成为个别的等价物。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一种商品的价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现，赋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种种不同的特殊等价物的形式。最后，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一般等价形式，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为它们统一的、一般的价值形式的材料。 价值形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两极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就已经包含着这种对立，但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我们从等式的左边读起，麻布是相对价值形式，上衣是等价形式，从等式的右边读起，上衣是相对价值形式，麻布是等价形式。在这里，要把握住两极的对立还相当困难。 在第二种形式中，每一次总是只有一种商品可以完全展开它的相对价值，或者说，它自身具有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与它相对立，处于等价形式。在这里，不能再变换价值等式（例如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1夸特小麦等等）的两边的位置，除非改变价值等式的全部性质，使它从总和的价值形式变成一般的价值形式。 最后，后面一种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给商品世界提供了一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除了一个唯一的例外，商品世界的一切商品都不能具有一般等价形式。因此，一种商品如麻布处于能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或者说，处于直接的社会的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都不是处于这种形式。［注：实际上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决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种对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象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此，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就象设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对于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36]，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因为 “缺乏概念的地方 字眼就及时出现”[37]。］ 相反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则不能具有商品世界的统一的、从而是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如果麻布，或任何一种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的商品，要同时具有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那末，它必须自己给自己充当等价物。于是我们得到的就是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是一个既不表现价值也不表现价值量的同义反复。要表现一般等价物的相对价值，我们就必须把第三种形式倒过来。一般等价物没有与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对价值形式，它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其他一切商品体的无限的系列上。因此，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第二种形式，现在表现为等价物商品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 （3）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另一方面，一种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这种排挤最终限制在一种特殊的商品上，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 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种商品中间，有一种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因此，我们在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D.货币形式 20码麻布= 1件上衣= 10磅茶叶= 40磅咖啡= 1夸特小麦 1/2吨铁= x量商品A= 2盎斯金 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唯一区别，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唯一的进步是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特殊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当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一种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麻布的“价格形式”是： 20码麻布=2盎斯金， 如果2盎斯金的铸币名称是2镑，那就是： 20码麻布=2镑。 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注：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38]。］ 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末，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注：第2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摩尔根又叫做Tagwerk〔一日的工作〕（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urnalis，jornalis或diurnalis），Mannwerk〔一人的工作〕，Mannskraft〔一人的力量〕，Mannsmaad，Mannshauet〔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见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第129页及以下各页。］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象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时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注：第2版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象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所独具的这种特点，在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象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象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例如，1吨铁和2盎斯金的价值相等，就象1磅金和1磅铁虽然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样。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作为价值量发生作用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注：“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评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39]）］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注：第2版注：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40]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39页[41]）］，那末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象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共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注：第2版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42]）］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象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43]，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注：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看到。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此外，这一切东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楞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加尼耳等人），这一体系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注：“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44]）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象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末，象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5]。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怎样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受到迷惑，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象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由于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象今天这样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形式），因而，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一当它考察资本，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 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问题，这里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现在，让我们听听经济学家是怎样说出商品内心的话的： “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注：《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注：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165页及以下各页。］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自命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为他们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他教导巡丁西可尔说[46]：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注：《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变成一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金刚石、珍珠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派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注释： [2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页。——第47页。 [27]套用了赛·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二部第一首中的一句话。——第49页。 [2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页。——第53页。 [29]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1831年伦敦版（W.Jacob.《AnhistoricalInquiryintotheProductionandConsumptionofthePreciousMetals》.Intwovolumes.London,1831）。——第53页。 [3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3—25页及以下各页。——第55页。 [31]［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7页（［W.Petty］《aTreatiseofTaxesandContributions》.London,1667,p.47）。——第57页。 [32]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第61页。 [33]“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vautbienune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这时他便说了这句话。——第67页。 [34]这里马克思引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科马赫伦理学》（《EthicaNicomachea》，载于伊曼努尔·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第99、100页（《AristotelisoperaexrecensioneImmanuelisBekkeri》.TomusIX.OXonii,1837,p.99,100）。——第74页。 [35]伦巴特街——伦敦的金融中心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第76页。 [36]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7—134页)。——第84页。 [37]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84页。 [38]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出现了一个极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当时欧洲国家的贵族热中于降神术，特别是桌子灵动术。而这时，在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88页。 [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4页。——第92页。 [40]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OnProtectiontoAgriculture》.Fourthedition.London,1822,p.21）上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住宅区。——第93页。 [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51页。——第93页。 [4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页。——第95页。 [43]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96页。 [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3—154页。——第98页。 [4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页。——第99页。 [46]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三幕第三场。——第10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三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三版序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给我的教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17]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那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的一些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做劳动给予者，把为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做劳动受取者。法文travail〔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个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做donneurdetravail〔劳动给予者〕，把工人叫做receveurde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的天数那样，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头脑中，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18]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这后一种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至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1884年出版。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1883年11月7日于伦敦 注释： [17]《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1872年至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的。——第30页。 [18]“新三分之二”是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第3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卡尔·马克思法文版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法文版跋 卡尔·马克思 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因为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由于本书分册出版，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处处一样仔细，文体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下面是我从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几段，是有关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运用的方法的。 卡尔·马克思 1875年4月28日于伦敦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卡尔·马克思法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法文版序言 卡尔·马克思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卡尔·马克思第二版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第二版跋 卡尔·马克思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劝我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7]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8]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注：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编者注］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注：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9]。］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10]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11]）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注：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没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三千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12]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13]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14]）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15]，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16]，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注释： [7]济·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S.Mayer.《DiesocialeFrageinWien.Studieeines《Arbeitgebers》》.Wien,1871）。——第15页。 [8]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1890年）中，这篇跋的头四段被删掉。本版把它全文刊印。——第15页。 [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页。——第16页。 [10]反谷物法同盟是1838年由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的。为了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盟争取废除了为迎合土地贵族而实行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规定，在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个法律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按照这个制度，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相反，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同盟争取废除谷物法，确立自由贸易，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贸易自由的口号被同盟广泛利用于蛊惑性的宣传，说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第17页。 [11]指约·狄慈根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民主周报》1868年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第18页。 [12]这里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别尔提。——第19页。 [13]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第19页。 [14]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第20页。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10页。——第20页。 [16]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2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卡尔·马克思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献给 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尔弗 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 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第一版序言[1] 卡尔·马克思 现在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2]。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注：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3]，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4]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5]《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6]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注释： [1]《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四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页）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研究经济文献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反映在以下这些著作里：《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1848-1849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事件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他才继续进行这―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当时的经济，因为英国当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的问题。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马克思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看来是未来《资本论》的草稿。1857年11月，马克思拟定了他的著作的计划，后来又对该计划作了详细的和重要的修改。他把这部批判各种经济范畴的著作分为六册：（1)资本（包括一些导言性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b）资本的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又分为三章：（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三章后来成了全部著作分为三卷《资本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主义史打算成为另一部著作的对象。同时马克思决定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马克思为第一分册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出版。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二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里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篇幅巨大的手稿，到1863年年中才完成。手稿共二十三本，约二百印张，标题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同。这一手稿的绝大部分（第VI—XV本和第XVIII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在头五本以及部分地在第XIX—XXIII本中，叙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阐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学说，并涉及了一系列其他问题。第XIX本和第XX本，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用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史资料，对资本主义工业中机器的使用作了十分详细的经济分析。第XXI—XXIII本阐述同《资本论》各卷（包括第二卷）有关的各种问题。第XVI本和第XVII本专门阐述第三卷的问题。因此，1861—1863年手稿多少都触及了所有四卷《资本论》的问题。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依照他过去分为三部分写的《资本一般》这一篇所拟定的计划来安排全书的结构。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也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为此，马克思继续致力于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致力于1861—1863年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接着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而在第一版中，是在第一章（《商品和货币》）中加以叙述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一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二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作了相当大的加工和校订。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他的工作。马克思的极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做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出版、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1883年）和第四版（1890年〕。此外，在马克思已逝世而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曾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三个伦敦版英文本（1888、1889和1891年）、三个纽约版英文本（1887、1889和1890年）、巴黎版法文本1：1885年〉，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01885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01886年；1，都灵版意大利文本1：1886年〉，莱比锡版波兰文本（1884—1889年）、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1894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完全的版本。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时（1890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现在全世界都根据德文第四版再版和翻译这部著作。——第7页。 [2]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再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第7页。 [3]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HerrBastiat-SchulzevonDelitzsch,derökonomischeJulian,oder:Capitalundarbeit》.Berlin,1864）一书的第三章。——第7页。 [4]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亊情（Mutatonominedetefabula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8，296页。 [5]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第12、542页。 [6]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iltuocorso,elasciadirlegenti!）——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第1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 ［注：花括弧所包括的是同一张手稿上的札记和片断。花括弧左边的数字表示恩格斯手稿的编号。星花表示是《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札记。圆括弧中的页码是本卷的页码。］ ［第一束］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1.《毕希纳》（第542－547页） 2.《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第591－593页） 3.《可分性》（第588页） 4.《内聚力》（第630页） 5.《聚集状态》（第629页） 6.《赛奇和教皇》（第622页） 7.《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第617页） 8.《拉普拉斯的理论》（第618页） 9.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第636页） 10.《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第586页） 11.《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第583－585页） 12.《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第587页） 13.《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第555页） 14.《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第575页） 15.《自在之物》（第585页） 16.“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第555页） 17.《数学上的所谓公理》（第601页） 18.《例如，部分和整体……》（第555页） 19.《抽象的同一性》（第556－557页） 20.《正和负》（第558页） 21.《生和死》（第639页） 22.《恶无限性》（第580页） 23.《简单的和复合的》（第556页） 24.《原始物质》（第586页） 25.《谬误的多孔性理论……被黑格尔描写为纯粹的悟性的虚构》（第547页） 26.《力》（第624－627页） 27.《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这个命题中》（第588－589页） 28.《它<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的统一》（第588页） 29.《力（见上述）》（第627页） 30.《运动和平衡》（第589－590页） 31.《因果性》（第572－574页） 32.《牛顿的万有引力》（第617－618页） 33.《力》（第628页） 34.《相互作用》（第574－575页） 35.《运动不灭》（第589页） 36.《机械运动》（第591页） 37.《物质的可分性》（第588页） 38.《自然科学家的思维》（第548页） 39.《归纳和演绎》（第569页） 40.《在奥肯那里，可以看到……荒谬言论》（第548页） 41.《Causaefinales（终极的原因）和officientes（起作用的原因）》（第550页） 42.《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坏》（第540－541页） 43.《自然界中的萌芽》（第654页） 44.《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第564页） 45.《科学分类》（第593页） 46.《原生生物》（第647－649页） 47.《个体》（第650页） 48.《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第650页） 49.《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第650页） 50.《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第650页） 51.《气体运动说》（第630页） 52.《同一律》（第557－558页） 53.《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551－552页） 54.《历史的东西》（第533－536页） 55.《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第630页） 56.《Generatioaequivoca（自然发生）》（第640－641页） 57.《力》（第624页） 58.《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第549页） 59.《迈尔〈热力学〉》（第622页） 60.辩证思维的必然性……的例子：落体定律》（第617页） 61.摩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641－647页） 62.《反应》（第639页） 63.《同一和差异》（第609页） 64.《数学问题》（第601－602页） 65.《渐近线》（第607－608页） 66.《零次幂》（第606－607页） 67.《直线和曲线》（第608－609页） 68.《以太》（第630－631页） 69.《Vertebrata（脊椎动物）》（第653页） 70.《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第628页） 71.《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第618页） 72.《深水虫》（第649页） 73.《悟性和理性》（第565－566页） 74.《给归纳万能论者》（第570－571页） 75.《运动说》（第630页） 76.《克劳青斯——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证明……》（第628－629页） 77.《关于实在的化学上一致的物质的观念》（第637页） 78.《Hardandfastlines（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第554－555页） 79.《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第553－554页） 80.《Struggleforlife（为生活的斗争）》（第652－653页） 81.《光和暗》（第631－632页） 82.《功》（第654－655页） 83.《归纳和分析》（第571－572页） 84.《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第523－525页） 85.《克劳胥斯的第二原理等等，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第629页） 86.《古代世界末期和中世纪末期的情况的差别》（第530－531页） 87.《历史的东西。——发明》（第531－533页） 88.《自然辩证法——references（引据）》（第647页） 89.《梅特勒。恒星》（第618－620页） 90.《星云》（第620－621页） 91.《赛奇：天狼星》（第621－622页） 92.《永恒的自然规律》（第581－582页） *《奴隶制》（第676页） *《现代社会主义》（这一手稿的最重要的异文，已经作为《反杜林论》的脚注印在第19,22,26和29页上） 93.《认识》（第583页） 94.［关于判断的分类］（第566－568页） 95.《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第569页） 96.《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第568页） 97.《霍夫曼……引证自然哲学》（第549页） 98.《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和演绎对立》（第569页） 99.《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第569－570页） 100.《古代人的自然观》（第525－528页） 101.《留基伯和德漠克利特》（第528－529页） 102.《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第552页） 103.《数学的应用》（第616页） 104.《只有微分学……》（第616页） 105.《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第559页） 106.《偶然性和必然性》（第560－564页）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第680页） 107.《两极化》（第559页） 108.《两极性》（第559页） 109.《在海克尔那里，还有另一个两极性的例子》（第550－551页） 110.《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第585页） 111.《当黑格尔……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第653－654页） 112.《无限的进步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漠的荒野》（第580581页） 113.《量和质》（第602－603页） 114.《数》（第603页） 115.《数学》（第607页） 1_16.《能量守恒》（第623－624页） 117.《在绝对零度下任何气体都不可能存在》（第630页） 118.《气体运动说证明mv2......；（第630页） 119.《 ——代数学上的负数……》（第607页） 120.《量到质的转化》（第555页） 121.《同一和差异》（第558页） 122.《正如傅立叶是amathematicalpoem（一首数学的诗）……》（第547页） 123.《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它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第624页） 124.《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的发展……》（第565页） 125.《抽象的和具体的》（第565页） 126.《名称的意义》（第638页） 127.《最初，凯库勒》（第599－600页） ［第二束］ 自然研究和辩证法 （第二束内容目录）（第656页） 1.《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第610－616页） 2.《关于“机械的”自然观》（第594－599页） 3.《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第575－579页） 4.《〈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第380－388页） 5.《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509－522页） 6.《〈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第536－540页） ［第三束］ 自然辩证法 （第三束内容目录）（第656－657页） 1.《运动的基本形式》（第408－425页） 2.《运动的量度。——功》（第426－441页） 3.《电》（第453－508页） 4.《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第389－400页） 5.《导言》（第360－379页） 6.《潮汐摩擦》（第442－447页） ［第四束］ 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 1.《辩证法》（第401－407页） 2.《热》（第448－452页） 3.《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第564页）［数学计算——5页］ 4.《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547－548页） 5.《通常都把重量看作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第586－587页） 6.《碰撞和摩擦》（第623页） 7.《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吸引所引起的》（第622页） 8.《理论和经验》（第549页） 9.《塞莫斯的阿利斯塔克》（第529－530页） 10.《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第635页） 11.《如果你去读，例如，托•汤姆生的〈论电》••…》（第549页） 12.《吸引和重力》（第587页） 13.《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些》（第623页） 14.《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蝙狭的……》（第582－583页） 15.《孔德绝不可能是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科学整理法的创造者》（第593页） 16.《地文学》（第594页） 17.《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第637页） 18.《黑格尔……构成光和色的理论》（第632页） 19.《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第604－606页） 20.《一》（第603－604页） 21.《静电和动电》（第634－635页） 22.《当库仑谈到……》（第632－634页） 23.《电》（第632页） 24.《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论》（第593－594页） 25.《电化学》（第635－636页） 26.《旧有的、方便的……方法，怎样移到其他领域中》（第637页） 27.（局部计划草案）（第359页） 28.《对汤姆生、克劳青斯、劳施米特的结论》（第629页） 29.《分子和微分》（第609页） 30.《力和力的守恒》（第624页） 31.《三角学》（第609页） 32.《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第623页） 33.《在气体的运动中……物体的运动直接转化为分子运动》（第629页） ［数学计算］ 34.《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第650页） 35.《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第654页） 36.《量到质的转化》（第638页） 37.《如果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第548页） 38.《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第572页） 39.《关于耐格里》（第580页） 40.《生存斗争》（第651－652页） 41.《天体的运动》（第590页） ［数学计算——2页］ ［关于菲力浦•鲍利的札记］ 42.［总计划草案）（第357－35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538] 《引论》第一章 ［注：这里标明的《反杜林论》的章次、本卷页码以及方括弧里的说明，都是编者加的。——译者注］ 第19页 ［“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5页） 第19页 ［“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在这句话后面加了如下的附注：］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5-206页） 第20页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6页） 第20页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6页） 第20－21页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7页） 第21页 ［“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7页） 第21页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7页） 第22页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7页） 第23页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在这段话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9页） 第23页 ［“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在这一句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0页） 第25页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2页） 第27页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3页） 第29-30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对这两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和修改：］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5－226页） 第三编第一章 第281－282页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5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8页） 第282页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9页） 第282—288页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9页） 第283页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一切人都应当劳动’。”——在这段话之前加了一段话：］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三十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部分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1aclasselaplusnombreuseetlapluspauvre》）的命运。[5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0－211页） 第283-284页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2页） 第285页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3页） 第286页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4页） 第287页 ［在引自欧文著作的第三段引文的结尾加了如下的附注：］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16页） 第三编第二章 第294页 ［“但是，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0页） 第297页 ［“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对其中的“马尔克”一词加了如下的附注：］ 见书末的附录［附录是指恩格斯的著作《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译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4页） 第302页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修改和补充：］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四十八个大工厂合并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一亿两千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8－239页） 第303页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9页） 第302-303页 ［在提到“股份公司”的三个地方，加上了“托拉斯”或“和托拉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0页）。 第306页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3页） 第308页 ［在本章最后一段的前面，补充了如下的概述：］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5-24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534] 1700—1870 在十四世纪，火药和火器传到了西欧和中欧。现在，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这种纯技术的进步，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进展得非常缓慢。最初的火器，特别是马枪，是十分粗笨的。很早以前虽经多次部分的改进，如枪管加膛线，改为后装，使用轮发枪机等，但是经过三百多年，直到十七世纪末，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步兵是由长矛手和火枪手两部分组成的。最初，长矛手的任务是在决战时持矛冲锋，而火枪手则以火力进行掩护。因此，长矛手采用类似古希腊方阵的密集队形作战，而火枪手则每八至十人成一行，因为只有在这么多人数的情况下才能使一个人装弹，其余的人逐一进行射击。谁先准备完毕，便跑步到前面射击，然后又退到后面，重新装弹。 火器的逐步改进改变了这种情况。最后，明火枪可以很快地装填，以致为了保持不间断的射击只需要五人，也就是说每一行五个人。因此，同样数量的火枪手，在这时就能占领几乎比过去宽一倍的正面。由于枪的火力对密集的人群具有巨大的杀伤作用，长矛手的队形这时也改为六列或八列。这样，战斗队形越来越接近于线式队形，在这种队形中，战斗的胜负取决于火力。长矛手的作用已不是攻击，而是掩护火枪手不受敌人骑兵袭击。在这一时期末，战斗队形是由两个队和一个预备队组成的。每一队排成一线，大多由六列组成。炮兵和骑兵，一部分配置在各营的间隙，一部分配置在两翼。同时，每一步兵营中长矛手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火枪手至少不下于三分之二。 最后，在十七世纪末，出现了装有刺刀的、使用预先造好的子弹的燧发枪。于是长矛终于从步兵的武器中消失了。这时，装填子弹所需要的时间较前减少了，较快的射速能掩护射手本身，而刺刀在必要时，则代替了长矛。因此，横队的纵深便由六人减到四人，后来减到三人，最后在某些场合竟减到二人。这样，在同样人数的情况下，横队越来越宽，能同时射击的枪也越来越多。但是，这种正面宽纵深小的横队，却越来越显得动转不灵。它只能在平坦无阻的地形上队列整齐地而且以缓慢的、每分钟七十至七十五步的速度运动。而在平地上，这种横队，尤其是在它的两翼，恰好使敌人的骑兵能够进行有效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掩护两翼，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第一线火力，全部骑兵都配置在两翼上，因此真正的横队只是由步兵及其轻型的营属火炮组成的。过于笨重的火炮配置在两翼上，在整个会战期间最多只能转移一次。步兵编成两个队，各队的两翼由成拐字队形的步兵掩护，因而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这个动转不灵的人群，如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运动时，就只得分成三部分：中央和两翼。各部分的整个运动都在于：使兵力比敌人的一翼占优势的一翼向前推进，以迂迥敌人，而使另一翼停止前进，作为威胁，以防止敌人作相应的机动。在会战过程中变换整个队形需要很长的时间，暴露给敌人很多弱点，以致这种企图常常等于自取失败。这样，原来的队形在整个会战期间都不改变，步兵一进入战斗后，会战的胜负便由一次歼灭性的突击决定了。被弗里德里希二世发展到顶峰的这套作战方法，是两种物质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一种因素是人员，他们是诸侯雇佣兵，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但却完全不可靠，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另一种因素是武器——笨重的火炮和带刺刀的、射速大但不准确的滑膛燧发枪。 这种作战方法，当敌对双方在人员和武器方面处于同样状态时，一直被采用着，因此保持陈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同这些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作战的，却是起义者的队伍，他们虽然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射击准确，大都装备有优良的火枪，并且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没有临阵脱逃的。这些起义者并不象英军所希望的那样，在平坦的开阔地上按照军事礼节的一切规定，以缓慢的步伐同他们跳熟习的战斗舞。他们把敌人引入稠密的森林，使敌人长列的行军纵队暴露在分散的、隐蔽的散兵的火力之下。他们分成许多分散的兵群，利用每一个天然掩蔽物打击敌人，同时，由于行动迅速，他们常使迟慢的敌人追赶不上。这样，在使用火枪的条件下已起了某些作用的散兵火力，现在在一定场合，特别是在小规模的战斗中，比线式队形显得优越。 如果说欧洲的雇佣军队的兵士不适合于散兵战，那末它们的武器就更不适合了。诚然，在射击时已经用不着象以前的火枪手使用明火枪那样将枪抵在胸部，而是象现在这样抵在肩头，但是还谈不到瞄准，因为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完全是直的，眼睛不能顺着枪管瞄准。直到1777年，法国步枪才采用了猎枪的弯曲枪托，因而才能进行有效的射击。第二项值得注意的改进，是十八世纪中叶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而又坚固的炮架，它使炮兵具有了它以后要求的较高的运动性。 法国革命在战场上应用了这两项技术改进的成果。当结成同盟的欧洲向法国革命进攻的时候，革命把全国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交给政府支配。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在训练中充分掌握线式战术，以同样的战斗队形对付老练的、经验丰富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步兵。另一方面，法国不仅没有美国那样的原始森林，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辽阔无垠的地区可供退却。必须把敌人歼灭在国境线和巴黎之间，因此，必须保卫一定的地区，而这一点只有在兵力众多的野战中才能最后达到。因此，除了散兵群以外，还需要找到另外一种形式，使人数众多的、训练较差的法国兵士能稍有把握地对付欧洲各国的常备军。这种形式找到了，那就是密集的纵队，它在某些场合已经采用过，但大多数只是在练兵场采用。纵队比横队易于保持秩序。甚至当纵队已被打乱时，它仍然能够以较密集的队伍进行至少是消极的抵抗；纵队比较容易指挥，能更好地为指挥官所掌握，并能更迅速地运动。行进速度增加到每分钟一百多步。但是，最重要的结果是：采用纵队这种特殊的众兵作战形式，就能把整个动转不灵的单一的旧的线式战斗队形分为若干个单独的部分，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使总的规定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其中每一部分可由所有的三个兵种组成。纵队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使用各部分兵力。它能利用弗里德里希二世严格禁止利用的村镇和庄园，而且从此以后，村镇和庄园在每次战斗中都成为主要据点。纵队可以适用于任何地形。最后，纵队还可以用这样一种作战方法来对付孤注一掷的线式战术，这种作战方法就是，用散兵群的行动和逐渐增加兵力以拖延战斗的方法来疲惫成横队的敌人，并且大量地消耗他们，使他们不能再抵抗一直留作预备队的生力军的猛攻。同时因为线式队形在各点上兵力相等，所以成纵队作战的敌军便能用薄弱的兵力作假的攻击，以吸引其部分兵力，而同时集中主力在阵地的决定性的地点进行攻击。射击这时主要由散兵群来担任，而纵队则用来进行刺刀冲锋。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又同十六世纪初火枪队和长矛队的关系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新式纵队能随时展开成散兵群，而散兵群又能随时再集合成纵队。 由拿破仑发展到最完善地步的新的作战方法，比旧的方法优越得多，以致在耶拿会战以后，旧的方法遭到无可挽回的彻底的破产，在这次会战中，动转不灵、运动迟缓、大部分根本不适于散兵战的普鲁士线式队形，在法国散兵群的火力下简直瘫痪了，只能用个别排的火力来还击。但是，如果说线式战斗队形已无用，那末这决不是指作为战斗队形的横队而言的。在普鲁士军队因采用线式队形在耶拿蒙受极大的耻辱后数年，威灵顿又率领英军以横队来对抗法军的纵队，而且总是打败他们。但是威灵顿恰好采用了法军的全部战术，例外的只是在战斗中将密集的步兵编成横队而不编纵队。因而他的优点是能使所有的枪同时射击，所有的刺刀同时冲锋。英国人一直在几年以前还采用过这种战斗队形，并且在进攻（阿耳布埃拉）和防御（因克尔芒）[535]中战胜了兵力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同英军的这种横队作过战的毕若，一直认为它比纵队好。 虽然如此，步兵的枪仍是极其简陋的，简陋到在一百步的距离上很少能射中单个的人，而在三百步的距离上也很少能射中整个的营。因此，当法国军队开到阿尔及利亚时，贝都英人用长管枪从法军火枪所达不到的距离给他们以严重的杀伤。在这里只有线膛枪才能解决问题。但正是在法国，人们一直反对采用线膛枪（甚至反对把它作为特殊的武器），因为它装弹慢，枪膛容易淤塞。但是现在当需要一种便于装弹的线膛枪的时候，这个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在德尔文的工作的基础上，出现了图温南式步枪和米涅的扩张式弹丸，后者使得线膛枪在装弹方面和滑膛枪同样便利。因而从这时起，全部步兵便能装备射程远和射击准确的线膛枪。但是当前装的线膛枪还没有创立相应的战术以前，它就已经被最新的火器，即后装的线膛枪所代替，而线膛炮的战斗性能也同时越来越改进了。 革命所提出的全民武装，不久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全体有兵役义务的青年中，只有一部分用抽签办法征召到常备军服役，而其余公民中的一部分（时多时少）至多只组成了未受训练的国民军。即便是在严格贯彻普遍兵役制的国家里，也至多组成一支仅服役几周的民兵，瑞士就是如此。财政情况迫使国家不得不在征兵制或民兵制之间进行选择。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而且是最穷的国家之一，曾试图把普遍兵役制和常备军制结合起来。这就是普鲁士。虽然人人都必须在常备军中服役这一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严格地执行（也是由于不得已的财政原因），但是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536]却为政府提供了大量受过训练并组织成现成的骨干的人员，使得普鲁士比其他任何人口相同的国家占有一定的优势。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征兵制败于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但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双方都使用后装枪，而军队移动和作战时所采用的合乎规定的形式，却基本上和旧式燧发枪时期相同。至多不过散兵群的队形密集一些。此外，法军仍然采用过去的营纵队，有时也采用横队，而普军至少曾企图把连纵队当作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最初几次会战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普鲁士近卫军的三个旅在圣普里瓦的攻击中（8月18日）认真地试用这种连纵队时，就发现后装枪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在这次会战中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共一万五千人）的几乎全部军官（一百七十六人）和五千一百一十四名兵士阵亡，占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参加会战的全部近卫步兵共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人，当天损失八千二百三十人，其中军官三百零七人。[537]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或线式队形一样被摈弃了；以后把任何密集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火力之下的一切企图都放弃了；在普军方面，还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这种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只有跑步才是适用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34]这篇论文本来是《反杜林论》第二篇手稿的片断（第20页末，第21、22、23、24页和第25页大部分）。片断属于第二篇第三章。后来，恩格斯用另一段较短的文字（见本卷第182—185页）代替了手稿的这一部分，而原来的这段文字则加上了《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1700—1870年》的标题。片断写于1877年1月初到8月中旬之间，因为1月初恩格斯已写完了第一篇，而8月中在《前进报》上已刊登了《反杜林论》第二篇第三章。论文于1935年第一次发表，载于：Marx-EngelsGesamtausgabe．F．Engels．《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DialektikderNatur》．Sonderausgabe．Moskau—Leningrad，1935。——第689页。 [535]阿尔布埃拉（西班牙）会战是1811年5月16日英军对法军的一次会战，由贝雷斯福德率领的英军围攻了被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而由苏尔特元帅率领的法军则前去援救要塞。这次会战以拿破仑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恩格斯在《阿尔布埃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3—54页）中叙述了这次会战。 因克尔芒会战是1854年11月5日（10月24日）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进行的一次会战。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俄军采取了积极行动，而联军特别是英军遭到了重大损失，迫使联军放弃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转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围攻。恩格斯在《因克尔芒会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次会战。——第693页。 [536]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见注106。——第694页。 [537]这里所引用的关于普军在圣普里瓦会战中的兵员数额和伤亡的材料，很可能是恩格斯在研究普军总司令部战争史处编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正史的材料（见《Derdeutsch-französischeKrieg1870—71》．Th．I，Bd．2，Berlin，1875，Ｓ．669ff．，197—199，233）后得到的。——第69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514] 第一部分 第一编 ［注：在每一段前面的《反杜林论》编次、章次、本卷页码以及方括弧里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译者注］ 第三章 ［观念是现实的反映］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第三章，第37—40页 ［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 两类经验：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末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正如同解析几何的演算必定与几何作图相符一样，尽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几乎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 再则，外部世界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社会。 第三章，第37—40页；第四章，第45—48页； 第十章，第105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世界和思维规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玄想，这种玄想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迄今为止都有过的，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玄想家，而他所以能够掩饰他是玄想家，只是因为他把那些命题表达得如此一般而空洞，以致它们看起来是公理式的、平凡的，但从它们中不能作出任何结论，只能加进任意的解释。关于唯一的存在的原则也是如此。世界的统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必须是先验地、根据思维公理加以证明的。由此产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 第三章，第39—41页 ［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 体系学［注：这里指的是建立一个绝对完备的体系。——编者注］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 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 第三章，第40—44页 ［数学演算和纯逻辑演算］ 从事计算的悟性——计算机！——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数学演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适合于检验，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物质直观（尽管是抽象的）的基础上的；而纯逻辑演算只适合于推理证明，因此没有数学演算所具有的实证的可靠性——而且其中许多还是错误的！求积分的机器。参看安得鲁斯的演说，《自然界》，[515]1876年9月7日。 模式＝死板公式。 第三章，第40—44页；第四章，第45—48页 ［现实和抽象］ 关于包罗万象的存在的唯一性这个命题，罗马教皇和伊斯兰教总教长[516]也会承认，因为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无谬说和宗教；杜林用这个命题并不能证明整个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物质性，正如同他不能从任何数学公理中构造出三角形、球形，或者推论出毕达哥拉斯定理一样。这二者都需要有现实的前提，研究这些前提才能得到那些结果。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几何学的结果不外是各种线、面、体或它们的组合的自然特性，这些组合大部分早在有人类以前就已在自然界中出现了（放射虫、昆虫、结晶体等等）。 第六章，第65页及以下各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单纯是物质的特性。现在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个别天体上的较小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的分子振动，电压，磁极化，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一直到它的最高产物思维，——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任何平衡或者只是相对的静止，或者甚至是平衡中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绝对的静止只是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无论运动本身，或者它的任何一种形式，例如机械力，都不能同物质分开，都不能把它们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异物同物质对立起来，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七章，第76—78页 ［自然选择］ 杜林应当对自然选择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他的无意识的目的和手段说提供最好的例证。达尔文研究自然选择，即缓慢变异借以实现的形式，而杜林要求达尔文也应当指出变异的原因，对这种原因杜林先生同样是一无所知的。无论科学取得怎样的成就，杜林先生总是会说还有不足之处，因而总有抱怨的足够理由。 第七章 ［关于达尔文］ 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起那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林，是微不足道的…… 第七章，第77—78页；第八章，第86—87页 杜林主义。达尔文主义，第115页[517]。 杜林认为，植物的适应是物理的力或者化学的因素的结合，因此不是适应。如果“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那能够得到最大量日光的途径”，那末它也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这些途径和方式因植物的种类和属性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每种植物那里，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帮助植物——植物与这些“化学的和物理的等等”毕竟是不同的——通过在过去长期发展中已成为它所特有的途径来获得它所必需的日光。这种日光象一种刺激作用于植物的细胞，并且正是使这些力和因素在细胞中起反应，即发生运动。因为这个过程是发生在有机体的细胞结构中，而且采取刺激和反应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样见于人脑的神经媒介中，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采用了适应这一个术语。如果适应一定要通过意识的媒介，那末意识和适应在哪儿开始，又在哪儿终止呢？是在原虫、食虫植物、海绵、珊瑚、初级神经那里吗？如果杜林能把界限划出来，他一定会使旧式的自然科学家喜出望外。凡是有活的原生质的地方，都有原生质的刺激和原生质的反应。因为原生质在缓慢变化的刺激的影响下，同样在发生变化，否则它就会毁灭，所以适应这个术语，对于一切有机体来说，必然是同样适用的。［注：在页边上写着：“无意识的适应在动物中也是很重要的。”——编者注］ 第七章，第77页及以下各页 ［适应和遗传］ 在海克尔看来，在物种发展方面，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肯定的或保存物种的方面。相反地，杜林在第122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的妙论[518]）。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把它们颠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由于形式的改变而保存下本质的东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由于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 第八章，第87—91页 杜林，第141页。 生命。最近二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无数次地说过，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重要的现象；而在这里，这句话又一再地被推崇为生命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我们发现，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有新陈代谢，例如：在那些简单的化学过程中，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其中有某一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程（例子见罗斯科的著作第102页；硫酸的制造[519]）；在内渗和外渗现象中（透过已死的有机的膜，甚至无机的膜？）；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及其媒介物中。因此，据称构成生命的新陈代谢，本身首先需要加以进一步规定。尽管有种种深刻的论证、精辟的见解、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且还经常在问：什么是生命？ 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达比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它也无能为害。因此，让我们试给生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在这上面曾经有许多人费尽心血但没有成功（见尼科尔森[520]）。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通过摄食和排泄而不断更新…… 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导出所有其他的最简单的生命机能：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表现在养料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原虫）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的可塑的蛋白质是怎样发展为细胞，从而发展为组织的，这一点必须先通过观察才能认识，而这种研究已经不属于给生命下个简单通俗的定义了。（杜林在第141页上还谈到整个的中间世界，因为没有管道循环系统，没有“胚胎形态”，就不能有真正的生命。这一段很妙。） 第十章，第106—113页 杜林—经济学—两个男人 只要是谈到道德，杜林就能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一涉及到经济学，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柏林大学生，前者熟悉各种行业，后者除了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和现实哲学，再加上根本没有在击剑馆受过锻炼的双臂，别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到平等呢？这个美国人生产一切，那个大学生只是这里帮帮，那里帮帮，而分配是依照每个人的贡献来进行的；不久，这个美国人就具有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居民（由于人口增殖或移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因此，整个现代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两个男人中产生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需要动武。 第十章，第112—118页 杜林主义 平等——正义。——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发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则成为最主要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伸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 因此，为了得出“平等＝正义”这个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但是，平等的命题是说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权，因而它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它宣布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糟糕的。由于它缺少积极的内容，也由于它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所以它既适合于由1789—1796年的大革命来提倡，也适合于以后的那些制造体系的凡夫俗子。但是，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注：在页边上写着：“平等的观念产生于商品生产中一般的人的劳动的平等。《资本论》第36页。”[521]——编者注］ 这就已经使得它们不能成为永恒的正义和真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认识到：侈谈平等和权利，如同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是可笑的；对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对新的暂行法的对立，都要从现实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人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两份以资嘲笑。甚至杜林也会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那末，平等和正义，除了在历史回忆的废物库里可以找到以外，哪儿还有呢？由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今天对于鼓动是很有用的，所以它们绝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平等的内容须待阐明。——限于权利等等。） 此外，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抽象平等的观点也会立时被消除。随着合理的平等的建立，抽象平等本身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现在之所以要求平等，那是由于预见到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平等要求自然而然来到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化。但是，永恒的道德必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关于平等，甚至杜林也没有想起提出这样的主张；相反地，他还容许暂时性的压制，这样也就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和一定的历史状况的特征。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末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思想的传播。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著名的男人今天置身于平等的基础上，那末，这正是因为他们被想象为十九世纪的“有教养的”人，而且这对于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 第九章，第101—104页；第十章，第112—118页 ［观念对社会关系的依存］ 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这也同样适用于法的观念，因而也适用于政治（如果合适的话，这一点应当在《哲学》编中加以论述，《暴力论》仍放在《政治经济学》编中）。 第十一章，第125—127页 （并参看第三编第五章，第341—343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注：见本卷第540—541页。——编者注］。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第十二章，第131—134页 （并参看《引论》，第24—27页） 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具有对立，那末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 第十三章 ［否定的否定］ 所有印度日耳曼民族都是从公有制开始的。几乎在所有这些民族那里，公有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被废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等其他形式所代替。对这种否定进行否定，重新建立处于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公有制，这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又如：古希腊罗马哲学最初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从这种唯物主义中，产生了唯心主义、唯灵论，即唯物主义的否定，它先是采取灵魂和肉体对立的形式，后来采取灵魂不死说和一神教的形式。这种唯灵论通过基督教普遍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 不言而喻，这些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正如上述关于—α×—α等等的例子所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有自己的反映，并且在那里得到再现；而且最高级的辩证的问题正是借助这种方法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种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这种没有结果的否定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由于从这种否定中不能得出任何结果，所以作这种否定的人就必然与世界不和，必然要放肆地非难现存的和以往的一切，非难整个历史发展。古希腊人虽然作出了一些成就，但是他们不知道光谱分析、化学、微分、蒸汽机、公路、电报和铁路。对这些下等人的成果还有什么可多谈的。一切都是坏的——只要这类否定论者是悲观主义者的话——，但至高无上的、完美无缺的我们自己除外，这样，我们的悲观主义又转变成为我们的乐观主义。这样，我们自己造成了否定的否定！ 甚至卢梭关于历史的看法：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坏——建立更高阶段上的平等，也是否定的否定。 唯心主义——唯心的观点等等，是杜林经常宣扬的。当我们从现存的关系中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时，当我们理解和研究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消极因素中的积极方面时——甚至最庸俗的进步党人，甚至唯心主义者拉斯克尔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在这样做——，杜林就把这称之为“唯心主义”，并且因而就自认为有权利去设计未来的规划，其中甚至把学校计划都纳入在内，这是个幻想的规划，因为它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他忽略了：他这样做也进行了否定的否定。 第十三章，第149—151页 否定的否定和矛盾 黑格尔说，正数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522]。 “微分可以当作真正的零［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来看待和对待，但是这些零相互处于由当前的问题的情况所决定的关系之中。”波绪说，这在数学上不是荒谬。[523] 0/0可以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值，如果它是由分子和分母同时消失而得出来的话。0∶0＝Ａ∶Ｂ也是如此，因此，在这里0/0＝Ａ/Ｂ是随着Ａ和Ｂ的值的变化而变化的（第95页的例子）。那末，零可以和零相比，就是说，它们不仅可以具有值，而且甚至于可以具有不同的、能够用数字表示出来的值，这不是“矛盾”吗？1∶2＝1∶2；1—1∶2—2＝1∶2；0∶0＝1∶2[524]。 杜林本人说，那种求无限小总和的运算——通称为积分——是数学中最高的运算等等。这种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呢？我有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变数，即一些在变化时彼此间呈现一定的关系的数。例如，就算是两个，即x和y，并且要去解一个用普通的数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x和y有函数关系。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x和y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怎样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所以dx/dy＝0/0，但是0/0是x/y的关系的表现。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消失的确定的时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能妨碍我们。因此，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否定了x和y，但是我不是在毫不考虑它们的情况下否定它们，而是以适合问题的方式否定它们。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我象通常那样运算这些公式，把dx和dy就当作它们好象是实数一样，而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以实数x和y代替dx和dy，这样一来，我并不是又回到了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编 第二章 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使自由民丧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通过另外的比较强盛的公社对衰落的公社进行暴力的奴役（例如马其顿以及后来的罗马对希腊的奴役）而解决的；只要这些比较强盛的公社本身也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那这里发生的就仅仅是中心的转移和这一过程在较高阶段上的重复，直到（罗马）最后被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为止。但是，不管奴隶制是通过强制还是自愿地废除的，以前的生产方式还是死亡了；例如在美洲，移民者的小土地经济代替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也是毁于奴隶制的，关于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早就谈到：同奴隶的交往使得市民道德败坏——更不用说奴隶使市民失去劳动能力了。（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入家庭（例如内宅的女奴）。） 第三章 杜林的应该加以斥责的历史，是由暴力统治的。现实的、向前发展的［历史运动，是］由保存着的物质成就［统治的］。 第三章 暴力，即陆军，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呢？用金钱。就是说，立即又取决于生产。比较一下雅典的海军和政治（［公元前］380—340年）。对同盟国采取的暴力，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去进行长期的和有效的战争而失败。英国的通过新型大工业创造出来的补助金打败了拿破仑。 第三章 ［党和军事训练］ 在研究生存斗争以及杜林反对斗争和武器的声明时，应该强调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降临到它的面前；但不是反对目前的军事官僚国家，这在政治上或许就象巴贝夫企图从督政府立即跳到共产主义那样，是荒谬的，甚至还更加荒谬，因为督政府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府[525]。而是反对接替目前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本身所制定的法律，党可能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因此，普遍义务兵役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为了学会斗争，它应该为一切人所利用，但特别是应该为这样一些人所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足以使他们在当一年自愿兵的时间内学会作为一名军官所必需的军事训练。 第四章 关于“暴力” 暴力也起着革命的作用，并且是在一切决定性的“关键”时期，如在向共同社会过渡时，但是即使在这时它也只是作为反对外来的反动敌人的自卫——这一点已被承认。而马克思所论述的十六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变革，也有其革命的方面：它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1789年的法国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暴力，8月4日仅仅认可了农民的暴力行动，并且以没收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作为补充[526]。日耳曼人进行暴力征服，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农村居支配地位而不是（象在古代那样）城市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总是伴随着——正由于后面这个原因——奴隶制向痛苦少些的农奴制或依附农制的转变（在古代，伴随大庄园制的是耕地向牧场的转变）。 第四章 ［暴力，公有制，经济和政治］ 当印度日耳曼人迁徙到欧洲时，他们用暴力赶走了原始居民，并且在公社占有制下耕种土地。在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后面这种情形还可以历史地加以证明，而在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甚至克尔特人（rundale〔朗得尔〕［注：关于rundale制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51—152页。——译者注］）那里，这种情形现在还存在着，甚至是以直接的（俄国）或者间接的（爱尔兰）依附农制的形式出现。当拉普人和巴斯克人被驱逐出去以后，暴力遂即停止了。在公社内部居支配地位的是平等原则或自愿承认的特权。在从公有制中产生出单个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制的地方，公社成员之间的这种区分，直到十六世纪，纯粹是自发地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逐渐地实现的，而公有制的残余也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当时还谈不上暴力，它只是在反对这些残余时（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在德国主要是十九世纪）才使用起来。爱尔兰是特殊情况。在印度和俄国，这种公有制在极为不同的暴力征服和专制制度下安然地继续存在下来，并且成为它们的基础。俄国是生产关系决定政治暴力关系的一个证明。直到十七世纪末，俄国农民还没有受到什么压迫，享有迁徙自由，几乎不受依附关系的束缚。罗曼诺夫一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彼得大帝的即位，俄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发展，它当时只能输出农产品。这样就引起了对农民的压榨，为输出而进行的压榨，随着输出的增长而增长，直到叶卡特林娜二世把这种压榨推进到极点，并且制订了法律。而这种法律允许地主加紧榨取农民，结果压迫也就愈来愈厉害。 第四章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原因，那末，什么是暴力的原因呢？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和别人的劳动力。暴力可以改变产品的消费，但是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它不能使徭役劳动转变成为雇佣劳动，除非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徭役形式已成为生产的桎梏。 第四章 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纯粹善良的愿望，“正义”的要求。但是，托·莫尔早在三百五十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527]这个要求，始终没有实现。为什么现在就应该实现呢？杜林没有回答。事实上，大工业把这个要求，不是作为正义的要求，而是作为生产的必要性提出来了，而这改变了一切。 第三编 第一章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528] 不平等的因素：“因为人本能地就是平等的敌人。”（第59页） “这种人们称之为文明制度的欺诈机构，”（第81页） “人们应该避免象在我们这里所常见的那样使她们〈妇女〉局限于哲学所指定给她们的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局限于仆从的角色，这种哲学硬说，妇女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刷锅洗碗和缝衣补裤。”（第141页） “上帝给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规定一定量的吸引力，这个量仅仅相当于社会上的人能够化费在劳动上的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其余的时间应该归农业、畜牧业、烹调、产业大军。（第152页） “温情的道德——贸易的善良而纯洁的朋友”（第161页），道德的批判（第162页及以下各页）。 在今天的社会里，“在文明化了的机构中”，充满了“行动的两面性，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对立”；这是“个人对群众所进行的一场普遍的斗争。而我们的政治科学还敢于谈论行动的一致性！”（第172页） “因为现代人不知道关于例外或者过渡的理论，即关于杂种的理论，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到处碰壁。”（“杂种”的例子：“榅桲，油桃，鳗鱼，蝙蝠等等”）（第191页） 第二部分 ［杜林断言，“人们的联合借以建立的意志活动，本身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关于历史的发展，只字未提。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一切都是心理学，而且，遗憾得很，心理学还远远“落后”于政治。 ［针对杜林关于奴隶制、雇佣奴隶制和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的论述，恩格斯写道：］ 总是以为：在经济学中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所有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于可恶的政治而造成的。 总之，在全部暴力论中，正确的仅有：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因此，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这样一种平庸之见：从人们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时起，国家就到处存在，而这一点早在杜林以前就众所周知了。——但是，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如果我说——譬如——东方专制制度、古代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那末，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那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这样就会发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古代共和国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封建制度基于乡村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如此等等。 ［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论： “经济的自然规律，极其严格地说来，只有通过下列办法才能获得：我们要在思想上铲除掉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特别是与雇佣奴隶制相连系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并且谨防把后者看成人的不变本性〈！〉的需要……” 针对杜林的这些议论，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 总之，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对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进行抽象，才能发现，这些规律至今从来没有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好一个人（从猿到歌德）的不变本性！ 杜林打算用这种“暴力”论来说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古以来，到处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居多数，而采用暴力的人居少数。这本身就已经证明：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那样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 杜林对地租、利润、利息、工资未作解释，而只是说，是暴力如此造成的。可是暴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说。 暴力造成占有，占有造成经济权力。因此暴力＝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中证明：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全部狡诈，而且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529]。 当杜林把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冒充为新东西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所有历史学家所说的话，在他们看来，社会形式也仅仅是由政治形式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这太好了！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都认为经济规律——就他们所理解的——是“自然规律”，并且断言，它们的作用被国家、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歪曲了！ 此外，这一整套理论只不过是企图根据凯里的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身是和谐的，国家用它的干涉败坏了一切。 永恒的正义是对暴力的补充，见于第282页。 ［对杜林在批判斯密、李嘉图和凯里时所阐发的观点，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论述：“似乎在一个鲁滨逊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产，在岛上的两个孤独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分配，甚至可以想象出从主奴之间的完全平等起到完全对立止的所有中间阶段……”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面这句话：“但是，最终真正对分配学说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只有通过严肃的社会的〈！〉考察才能得到……” 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先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把这些关系同它们所由产生的并且只有以其为依据才有意义的历史基础分开，再把它们转移到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身上，当然，在那里它们完全是任意地出现的。在它们被这样归结为纯粹的暴力之后，又被转移到现实的历史中去，并以此证明：这里的一切也都仅仅基于暴力。至于暴力必须应用于某种物质基质，而且正是需要阐明这种基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杜林则不管不问。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一段：“所有国民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传统观点认为：分配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被设想为成品总和的产量有关……相反地，更加深刻的论证应当注重这样一种分配，这种分配是同经济的或有经济效力的权利本身有关的，而不是仅仅同这些权利的日常的和积累着的结果有关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的］引论和暴力［论那一章。］ 总之，研究日常生产的分配是不够的。 地租以地产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工资以没有财产的工人，即只有劳动力的人为前提。因此应该研究一下，这一切从何而来。马克思——由于这个问题属于他的任务——在论述资本和没有财产的劳动力的第一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现代土地所有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对地租的研究有关，因而属于第二卷的研究范围[530]。杜林的研究和历史论证只限于一个词：暴力！在这里已是毫不掩饰的险恶用心。杜林如何说明大土地所有制，见“财富和价值”，这移至此处较好。 总之，暴力创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等等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条件。但是谁创造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石制的、青铜制的、铁制的武器、盔甲、骑术、火药以及大工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编成和编制，战略和战术，又取决于装备。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和成就在当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伦日报》，《马基雅弗利……》）[531]。 同时，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横队，由训练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护的纵队（耶拿反对威灵顿），最后，普遍分列成散兵线和跃进代替慢步。 ［根据杜林的说法，“灵巧的手或脑应被看成属于社会的一种生产资料，看成一部机器，而机器的产品是属于社会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但是机器并不增加价值，而灵巧的手却增加价值！因此，至于谈到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则已遭到禁止，虽然它依然应该发生作用。 ［针对杜林关于“整个共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的观念，恩格斯指出：］ 这样一来，马上使用了唯心主义的尺度。不是生产本身，而是法。 ［关于杜林的“经济公社”和其中通行的分工、分配、交换的制度和货币制度，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评述：］ 因此，还有由社会给个别工人发解雇金。 因此，还有货币的贮藏、高利贷、信贷以及直到货币危机和货币不足的一切后果。货币炸毁经济公社，正象它目前就要炸毁俄国公社，而且一旦成为各个社员间进行交换的媒介时也要炸毁家庭公社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述说法：“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劳动，都是健全组织的社会自然规律”，同时用括弧附加了一句：“（照此说法，所有以往的组织都是不健全的）……” 恩格斯就杜林的这段话指出：］ 这里，劳动或者被理解为经济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这样，这种语句就是无稽之谈，并且同以往的全部历史不相适合。或者劳动是被比较一般地理解的，即被理解为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或适用的各种活动、施政、诉讼、军事训练，这样，这种语句又成为一种非常高傲的平庸之谈并且和经济学毫不相干。但是把这一堆陈词滥调美其名曰“自然规律”，企图以此叫社会主义者敬服它，这可真有点恬不知耻。 ［就杜林关于掠夺和财富的联系的议论，恩格斯指出：］ 全部方法都在这里。首先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每一种经济关系，而不管所有的历史规定。因此，只能讲出最空泛的话，如果杜林想超出这种状况，那末他就不得不考察各个时代的一定历史关系，就是说，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产的范围而陷入混乱。其次，从分配的观点去理解同一经济关系，也就是把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归结为暴力这个词，接着便对暴力的恶果大发其火。这会导致什么，我们在考察自然规律时将会看到。 ［杜林断言，对于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奴隶制”或“农奴制”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1，世界历史从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大片土地的耕作与大土地所有者的耕作是一回事！被大庄园主改变为牧场的意大利土地，以前是一片荒芜！北美合众国如此巨大地扩展，不是靠自由农，而是靠奴隶、农奴等等！ 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大片土地的耕作”应该＝大片土地的开垦，但马上又被解释为＝大规模的耕作＝大土地所有制！而在这种意义上，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发现：如果某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多于他及其家庭所能耕种的，那末，他不用别人的劳动就不能耕种全部土地！要知道，使用依附农的耕作，不是大片土地而是小块土地的耕作，而且这种耕作终归要比依附农制悠久（俄国、斯拉夫人的马尔克里的佛来米人、荷兰人和弗里西安人移民区，见朗格塔耳[532]）；原初的自由农被变成依附农，而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是在形式上自愿地成为依附农的。 ［杜林断言，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自然障碍的大小，这种障碍阻挠着需求的满足，并且“迫使它或大或小地消耗经济力量〈！〉”，对此恩格斯指出：］ 克服阻力——这个从数学力学中搬过来的范畴，在经济学中就成了荒谬的东西。我纺线、织布、漂白和印染棉布，现在意味着：我克服棉花对被纺的阻力，纱线对被织的阻力，织物对被漂白和被印染的阻力。我制造蒸气机，意味着：我克服铁对它被变为蒸汽机的阻力。我用夸大其词的迂回说法来表达一件事，结果只不过是歪曲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因此导入分配价值，在分配价值中似乎也有一种阻力需要克服。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杜林说：“分配价值纯粹地而且唯一地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对非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支配权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这些〈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产价值的劳作或物品换来的。”针对这段话恩格斯指出：］ 什么是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呢？是用现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吗？或者它应该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的生产价值”是同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对立的。下一句话表明：这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自然物，同“无偿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了。 ［杜林断言：人类的所有设施和事实是被严格地决定的，但是它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绝不“象外表的天生畸形那样是实际不变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这是自然规律，并且始终是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全部无计划和无联系的生产中，经济规律都是作为人们无力驾驭的客观规律，就是说，以自然规律的形式，同人们相对立的，关于这点，只字未提。 ［杜林的“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经济资料即天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是由于发明和发现而提高的，而且这一点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实现的，尽管如此，分配本身仍能经历或引起重大的改变，但是它不决定主要结果的特征〈！〉”。针对这点恩格斯说：］ 结尾这句话：“而且……”，对规律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因为，如果规律是真实的，那末，分配就不可能对它作任何改变，这样，也就没有必要说：这一规律对于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确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自然规律了。所以要补充上结尾这句话，只不过是因为杜林总还不好意思把这整个光秃秃的规律如此光秃秃地、平淡地提出来。此外，这个补充也是荒谬的，因为分配既然仍能引起重大的改变，那末就不可能“完全不管”它。因此，我们勾掉这个补充，就得到一个纯粹而又简单的规律——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但是这还不够平淡。我们又被教导说：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继续作了一些摘录。］ ［杜林断言：经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总和，“而仅仅取决于知识和一般的技术操作方法”，而且根据杜林的意见，如果“把自然意义上的资本理解为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就立即显露出来”。对此，恩格斯写道：］ 停放在尼罗河上的赫迪夫[533]的蒸汽犁，废置在库棚里的俄国贵族的脱谷机等等，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蒸汽等等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诚然，这些前提比较容易创造，但总得要创造出来。这样一来杜林把那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使这一“观念同我们的被置于最重要地位的规律一致了”（第71页），而他却以此而感到无比骄傲。经济学家们在这一规律上毕竟还考虑出某种真实的意义，而杜林则把它归结为最肤浅的平庸之见。 ［针对杜林关于分工的自然规律的表述：“职业的划分和活动的区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恩格斯指出：］ 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即使在这里专业分工也已经由于使个人畸形发展和僵化而成为生产的障碍，但是，将来这种分工会完全消失。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今天这种专业分工在杜林看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共同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6—1877年 原文是德文 注释： [514]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幅面大小不一的稿纸（共计三十五页手稿），包括从杜林著作中所作的摘录和恩格斯的札记，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勾掉，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正文中。第二部分是幅面较大的稿纸（共计十七页手稿），每页纸上都分两栏：左边大多是从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第二版中所作的摘录，右边恩格斯的批判意见；个别地方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中，所以用直线勾掉了。 此外，可以列入《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还有：关于奴隶制的札记、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一书的摘要和作为《反杜林论》《引论》初稿的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札记。这三个札记都包含在《自然辩证法》第一束材料中。在本版中，前两个札记列在《反杜林论》准备材料中，《引论》的初稿和定稿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则在《引论》第一章的脚注中刊印出来。 本版所载的，是准备材料中对《反杜林论》正文作了重要补充的部分。第一部分准备材料的札记是按照相应的《反杜林论》正文的次序排列的。第二部分的片断是按照恩格斯手稿中的次序排列的；与恩格斯的批判意见有关的杜林著作的摘录，内容作了删节，并用方括号标出。 构成《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第一部分的札记大概写于1876年，而第二部分则写于1877年。这些准备材料于1927年第一次部分发表（载于：Marx-EngelsArchiv．Bd．Ⅱ，Frankfurta．M．，1927），发表最全的是在1935年（载于：Marx-EngelsGesamtausgabe．F．Engels．《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DialektikderNatur》．Sonderausgabe．Moskau-Leningrad．1935）。——第661页。 [515]恩格斯指的是托·安得鲁斯于1876年9月6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格拉斯哥第四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1876年9月7日《自然界》杂志第358期。——第663页。 [516]伊斯兰教总教长——苏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僧侣首脑的称号。——第663页。 [517]这里和后面的页码都是杜林的《哲学教程》一书的页码。——第665页。 [518]预成，见注263。——第666页。 [519]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102页（H．E．Roscoe．《KurzesLehrbuchderChemienachdenneuestenAnsichtenderWissenschaft》．Braunschweig．1867，S．102）。——第667页。 [520]恩格斯指的是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一书的总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自然界和生命的条件，在这一节中尼科尔森引用了生命的各种定义。——第667页。 [521]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Ａ3。——第670页。 [522]黑格尔《逻辑学》第1册第1篇第1章，关于存在和无在观念中的对立的注释（G．W．F．Hegel．Werke．Bd．Ⅲ，2．Aufl．，Berlin，1841．S．74）。参看本卷第564、605页。——第674页。 [523]沙·波绪《微积分》共和六年［1798年］巴黎版第1卷第94页（Ch．Bossut．《TraitésdeCalculdifférentieletdeCalculintégral》．T．I，Paris，anⅥ［1798］，p．94）。——第674页。 [524]在波绪一书的第95—96页上，零与零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是这样说明的：波绪说，我们要补充一句，在两个零处于某种相互关系这个假定中，没有丝毫荒谬的或不可接受的东西。设比例式Ａ∶Ｂ＝Ｃ∶Ｄ，由此得出（Ａ－Ｃ）∶（Ｂ－Ｄ）＝Ａ∶Ｂ；如Ｃ＝Ａ，因而Ｄ＝Ｂ，则Ｏ∶Ｏ＝Ａ∶Ｂ；这种关系随着Ａ和Ｂ的值而变化。恩格斯以Ａ＝Ｃ＝1和Ｂ＝Ｄ＝2的数值代入波绪的例题，以此说明波绪的这个论断。——第675页。 [525]督政府，见注191。——第677页。 [526]1789年8月4日法国制宪议会在不断高涨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郑重宣布取消一系列当时事实上已被起义农民废除了的封建劳役。但是，随之颁布的法律只是不收赎金地废除了个人劳役。只是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7月17日的法律才实现了不收任何赎金地废除一切封建劳役。 没收教会财产的法令是1789年11月2日由制宪议会通过的，而没收贵族流亡者财产的法令是1792年2月9日由立法议会通过的。——第678页。 [527]指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该书第一版于1516年在比利时城市卢汶出版。——第679页。 [528]下面是恩格斯从傅立叶这部著作中作的摘录，所根据的版本是：Ch．Fourier．Œuvrescomplètes，t．Ⅵ，Paris，1845。——第680页。 [529]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1卷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论》这一部分的相应地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2篇第2章中也引用过（见本卷第177—178页）。——第682页。 [530]见注76。——第683页。 [531]见注109。——第684页。 [532]恩格斯引用的是1847—1856年在耶拿出版的克·爱·朗格塔耳的四卷本著作《德国农业史》。——第686页。 [533]赫迪夫是土耳其统治时期埃及世袭君主的称号（从1867年起）。——第68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的名称和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各束手稿的名称和目录］[513] ［第一束］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第二束］ 自然研究和辩证法 1．札记：（ａ）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 （ｂ）关于“机械的”自然观。 （ｃ）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 2．《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3．自然科学和神灵世界。＞［注：在手稿中，标题划掉了，因为恩格斯已经决定把本文移到第三束中。——编者注］ 4．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5．运动的基本形式。＞［注：在手稿中，标题划掉了，因为恩格斯已经决定把本文移到第三束中。——编者注］ 6．《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 ［第三束］ 自然辩证法 1．运动的基本形式。 2．运动的两种量度。 3．电和磁。 4．自然科学和神灵世界。 5．旧的导言。 6．潮汐摩擦。 ［第四束］ 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 注释： [513]恩格斯给《自然辩证法》四束材料中每一束材料所加的标题以及他所编的第二束和第三束材料的目录，写于他生前最后几年，无论如何不早于1886年，因为在第二束的目录中已反映出1886年初写的片断《〈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第65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自然辩证法［计划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自然辩证法[243] ［总计划草案］ ［局部计划草案］ ［计划草案］ ［总计划草案］[244] 1．历史的导言：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2．自黑格尔以来的德国理论发展的进程（旧序[245]）。回复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 3．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4．各种科学的联系。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圣西门（孔德）和黑格尔。 5．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简要叙述： （1）数学：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数学的无限出现在现实中； （2）天体力学——现在被看作一个过程。——力学：出发点是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的反面表现； （3）物理学——分子运动的相互转化。克劳胥斯和劳施米特； （4）化学：理论。能量； （5）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必然性和偶然性。 6．认识的界限。杜布瓦－雷蒙和耐格里。[246]——赫尔姆霍茨、康德、休谟。 7．机械论。海克尔。[247] 8．原生体的灵魂——海克尔和耐格里。[248] 9．科学和讲授——微耳和。[249] 10．细胞国家——微耳和。[250] 11．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海克尔和施米特。[251]——因劳动［Arbeit］而产生的人的分化。——经济学之应用于自然科学。赫尔姆霍茨的“功”［《Arbeit》］（《通俗讲演集》第2卷）。[252] ［局部计划草案］[253] 1．一般运动。 2．吸引和排斥。运动的传递。 3．能量守恒［定律］在这里的应用。排斥＋吸引。——排斥的流入＝能量。 4．重力——天体——地球上的力学。 5．物理学。热。电。 6．化学。 7．概要。 （ａ）在第4前面：数学。无限长的直线。＋和－相等。 （ｂ）在天文学中：由潮汐产生功。 赫尔姆霍茨的两种计算，第2卷第120页［注：参看本卷第421－425页。——编者注］。 赫尔姆霍茨的“力”，第2卷第190页［注：参看本卷第419—422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基本上写于1873—1883年，1885—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25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 原文是德文 注释： [243]《自然辩证法》是弗·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对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念。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多年来对自然科学进行深湛研究的总结。恩格斯最初打算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写成一部旨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者路·毕希纳的论战性著作。这是1873年1月左右的想法（见本卷第542—547页）。后来恩格斯认为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为广泛的任务。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从伦敦寄给住在曼彻斯特的马克思的信，叙述了《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马克思把这封信给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卡·肖莱马看了。信的原稿上有肖莱马加的边注，他表示完全同意恩格斯计划的基本思想。在以后几年，恩格斯按既定计划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材料是1873—1886年这一时期写成的。在这一时期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有关自然科学重要问题的大量文献，并写成了十篇大致完成的论文以及一百七十多个札记和片断。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从计划写这一著作到开始写《反杜林论》（1873年5月—1876年5月）和从《反杜林论》写完后到马克思逝世（1878年7月—1883年3月）。在前一时期，恩格斯主要是收集材料，写完了片断的大部分和《导言》。在后一时期，恩格斯拟定了未来著作的具体计划，写完了相当数量的片断和几乎所有的论文。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由于全力倾注于完成《资本论》的出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不得不在事实上停止自己著作的写作。结果，《自然辩证法》没有完成。 我们所看到的《自然辩证法》的材料有四束，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把他有关这一著作的所有论文和札记都分列在这四束里，并冠以下列标题：（1）《辩证法和自然科学》，（2）《自然研究和辩证法》，（3）《自然辩证法》，（4）《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这四束中只有两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有恩格斯编的目录，列出了该束所包括的材料。由于有这些目录，便能确切地知道，恩格斯把哪些材料放到第二束和第三束，他在这两束中按什么次序排列这些材料。至于第一束和第四束，其中各单页的位置是否正是恩格斯所放的地方，则不得而知了。 第一束（《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由两部分组成：（1）札记，写在有恩格斯编号的十一张对折页上，其中每一张都有标题《自然辩证法》；这些札记彼此之间有区分线分开，它们都属于1873—1876年这一时期，并且是根据它们在各页手稿上编号的次序按年代先后写成的；（2）二十张未编号的单页，每一页都有一个较长或几个较短的彼此之间有区分线分开的札记；其中仅有极少数札记包含有一些使我们能确定其写作日期的材料。 第二束（《自然研究和辩证法》）包括《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和《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这三个大札记；还包括《〈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一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一个大片断《〈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从恩格斯所编的目录可以看出，这一束本来还包括两篇论文：《运动的基本形式》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后来恩格斯从第二束的目录中勾去了这两篇论文的标题，把它们改列入第三束。他把自己未完成的著作中最接近完成的组成部分放在第三束内。 第三束（《自然辩证法》）包括六篇最接近完成的论文：《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电》、《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导言》和《潮汐摩擦》。 第四束（《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包括：未完的两篇论文《辩证法》和《热》；十八张未编号的单页，其中每一页都有一个较长或几个较短的彼此之间有区分线分开的札记；几张数学计算。在第四束的札记中有《自然辩证法》的两个计划草案。这一束札记的写作日期只有极少数可以确定。 《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以及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均附卷末（第797—809页）。 从《自然辩证法》四束的手稿内容可以看出，恩格斯除了专门为《自然辩证法》而写的论文和草稿外，还把原来不是为这一著作而写的另外一些手稿也列入这四束里面。这就是：《〈反杜林论〉旧序》、《〈反杜林论〉的两个注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和《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自然辩证法》收入了包含在恩格斯所分四束中的全部材料，只有未附有文字说明的片断的数学计算和在内容上显然与《自然辩证法》无关的下列各个札记不在其内：（1）《反杜林论》的《引论》草稿（关于现代社会主义），（2）论奴隶制的片断，（3）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一书的摘要（这三个札记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4）恩格斯评德国化学家菲·鲍利对劳动价值说的否定态度的一小段札记。 《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由十篇论文、一百六十九段札记和片断、两个计划草案——总共一百八十一个部分组成的。 所有这些材料在本版中都是按照恩格斯在我们所看到的《自然辩证法》两个计划草案中规定的基本方针按主题分类编排的。这两个草案都排在《自然辩证法》的开端。其中一个草案较为详细，而且包括了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全部，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是1878年8月写的；另一个只包括了这一著作的一部分，大约写于1880年。《自然辩证法》的现有材料，是恩格斯在十三年（1873—1886年）中断断续续地写出来的，它并不完全符合总计划所规定的各点，因此，在各个细节上一字不易地实现1878年的计划草案，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基本内容和计划的基本方针彼此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两个计划草案就成了编排本书材料的基础。同时也贯彻了恩格斯本人（在按束分类时）所拟定的把多少已经完成的论文和作为准备材料的札记区分开来的意图。这样全书就分成两部分：（1）论文，（2）札记和片断。其中每一部分的材料都是根据恩格斯计划的基本方针按同一指导性的方案排列的。 恩格斯计划的基本方针规定各部分的次序如下：（1）历史的导言，（2）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般问题，（3）科学分类，（4）关于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的见解，（5）对自然科学中某些迫切的方法论问题的考察，（6）向社会科学的过渡。倒数第二部分，恩格斯几乎完全没有加工整理。 计划的基本方针规定构成《自然辩证法》前半部的所有论文的排列次序如下： （1）导言（写于1875—1876年）； （2）《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1878年5—6月）； （3）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1878年初）； （4）辩证法（1879年底）； （5）运动的基本形式（1880—1881年）； （6）运动的量度。——功（1880—1881年）； （7）潮汐摩擦（1880—1881年）； （8）热（1881年4月—1882年11月）； （9）电（1882年）； （10）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6月）。 所有这些论文按主题排列的次序基本上是与写作的年代次序相一致的。只有作为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过渡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是例外。《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这篇论文在恩格斯的计划草案中根本没有提到。大概恩格斯最初是打算把它单独拿到某一杂志上发表，只是后来才把它列入《自然辩证法》中去的。这里把它放在论文这一部分的第三位，因为它和前两篇一样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就其基本思想（理论思维对于经验自然科学的必要性）来说，又和《〈反杜林论〉旧序》很紧密地衔接着。 至于构成本书后半部的草稿、札记和片断，在把现有材料和恩格斯的计划草案加以对比以后，现在把材料分为如下几类： （1）科学历史摘要； （2）自然科学和哲学； （3）辩证法； （4）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5）数学； （6）力学和天文学； （7）物理学； （8）化学； （9）生物学。 如果把这几部分片断和前面所列举的《自然辩证法》十篇论文的标题对照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论文的排列次序和片断的排列次序几乎完全一致。《自然辩证法》的第一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一部分。第二篇和第三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二部分。第四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三部分。第五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四部分。第六篇和第七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六部分。第八篇和第九篇论文相当于片断的第七部分。至于第十篇论文，在片断中没有和它相当的部分。 各部分片断本身也是根据按主题分类的原则排列的。先是那些研究比较一般的问题的片断，然后是那些说明比较特殊的问题的片断。《科学历史摘要》这一部分片断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排列的：从科学在古代人那里产生起直到恩格斯的同代人为止。在《辩证法》这一部分中先是那些论述辩证法一般问题和辩证法基本问题的札记，然后是那些关于所谓主观辩证法的札记。每一部分都尽可能以那些可以衔接下一部分的片断作结束。 在恩格斯生前，《自然辩证法》的材料都没有发表过。在他逝世以后发表了他列入《自然辩证法》的两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于1896年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于1898年发表在《世界新历画报》年鉴。1925年第一次用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全文发表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第353页。 [244]《自然辩证法》的这个总计划编于1878年6月以后，因为里面提到了1878年5—6月写的《反杜林论》旧序和1878年7月出版的恩·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但是这个计划编于1880年以前，因为里面一点也没有提到《自然辩证法》中象1880—1882年写的《运动的基本形式》、《热》和《电》等几篇论文。把这个计划第十一项（其中提到德国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恩·海克尔和奥·施米特）同1878年8月10日恩格斯给拉甫罗夫的信比较一下，就有理由认为这个计划是1878年8月编成的。——第357页。 [245]指《〈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见本卷第380—388页）。——第357页。 [246]指（1）艾·杜布瓦－雷蒙于1872年8月14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莱比锡第四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界限》；这个报告的第一版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2）卡·耐格里于1877年9月20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报告刊载在代表大会《公报》附录中。——第358页。 [247]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拥护者的机械论观点，恩·海克尔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之一。参看札记《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本卷第594—599页）。——第358页。 [248]原生体是恩·海克尔对活的原生质的细微粒子的称呼，按照他的学说，其中每一个粒子都是结构极其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并且具有某种初级“灵魂”。 关于“原生体的灵魂”、关于初级活体中潜在着意识、关于意识和它的物质基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1877年9月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辩论的题目，恩·海克尔、卡·耐格里和鲁·微耳和（在9月18、20和22日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中专门有一章用来维护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回答微耳和的攻击。——第358页。 [249]恩格斯指的是鲁·微耳和的报告《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见注6）。在这个报告中微耳和建议限制科学讲授的自由，恩·海克尔反对微耳和的建议，并出版了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第358页。 [250]微耳和关于动物个体是细胞国家的联邦的观点，见注23。——第358页。 [251]1878年7—8月恩格斯建议批判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原因是出现了一则消息：奥·施米特将于1878年9月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加塞尔第五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达尔文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报告。这则消息，恩格斯是在1878年7月18日出版的《自然界》杂志（第18卷第455期第316页）上读到的。在代表大会后，施米特的报告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奥·施米特《达尔文主义和社会民主党》1878年波恩版）。在1878年8月10日左右恩格斯收到恩·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E．Haeckel．《FreieWissenschaftundfreieLehre》．Stuttgrrt，1878），海克尔在小册子中企图使达尔文主义不受它和社会主义运动有联系的非难，并且也引用了施米特的言论。恩格斯在1878年7月19日给施米特的信、1878年8月10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表示要答复这些言论。——第358页。 [252]海·赫尔姆霍茨《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二分册（H．Helmholtz．《Popul?rewissenschaftlicheVortr?ge》．ZweitesHeft，Braunschweig，1871）。关于物理学概念“功”，赫尔姆霍茨主要是在他的1862年的讲演《论力的守恒》（上书第137—179页）中谈到的。恩格斯在《运动的量度。——功》这一章（见本卷第437—441页）中考察了“功”这一范畴。——第358页。 [253]这个草案的基本部分是《运动的基本形式》这篇论文的计划。同时，和这个计划相应的，有在主题和写作年代方面彼此联系着的几篇论文：《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潮汐摩擦》、《热》和《电》。所有这几篇论文都是在1880—1882年写成的。局部计划草案是在这几篇论文之前——大概是1880年写的。——第35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编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第三编社会主义 一、历史 二、理论 三、生产 四、分配 五、国家，家庭，教育 一、历史 我们在《引论》里［注：参看《哲学》第1章[190]。］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191]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192]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193]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194]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195]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平的唯一保障。[196]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舌战，是需要有更多的勇气的。[197]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98]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199]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200]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201]，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象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到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二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二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二千五百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以外，还得到三十万英镑（六百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202]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203]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204]。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205]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206]；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207]，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这些就是至高无上的杜林先生从他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度以轻蔑的态度向下俯视着的人们，关于这种轻蔑的态度我们已经在引论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这种轻蔑态度从某一方面看来，也不是没有它的充分的理由：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对三个空想主义者的著作的真正可惊的无知。例如关于圣西门，他说： “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正确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还能给真实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 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象真有几部圣西门的著作在手边，我们在有关的二十七页中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象以前寻找魁奈的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地徒劳无益，最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 “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幻想的夸张，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种描绘得象小说上那样细致的关于未来的幻想，为了确证杜林先生无限地胜过傅立叶，这比起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地批判现实状态”确实是“重要得多”。附带地！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这正象是说杜林先生仅仅“附带地”宣布杜林先生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至于论述罗伯特·欧文的十二页，那末杜林先生在这里应用的资料绝对没有别的，而只有庸人萨金特写的可怜的传记，这位先生同样不知道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作[208]。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胆地断言：在欧文那里“不能假定有任何坚决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如果杜林先生手头即使仅仅有过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那末他在这本书里就不仅可以看到规定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的最坚决的共产主义陈述（正如欧文经常补充说明的，平等是按年龄的大小规定的），而且还可以看到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附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但是，如果象杜林先生一样，把“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在只看标题或最多还看看少数著作中的提要上，那末确实只会作出这种愚蠢的和纯粹捏造的断语。欧文不仅宣传了“坚决的共产主义”，而且在五年之中（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还在汉普郡的协和[209]移民区实行了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在坚决性方面可说是无与伦比的了。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以前参加了这个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但是关于这一切，关于1836—1850年之间的欧文的活动，萨金特绝对地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记述”也就陷入了无知的深沉黑暗之中。杜林先生把欧文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但是，当这位杜林先生向我们讲授他连标题和提要几乎都没有看过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时，我们千万可别说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因为这出自我们之口就叫做“谩骂”。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但是，如果说，在他们出现以后差不多八十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于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从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的至高无上的脑袋中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末，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象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为了要发现——哲人之石。 二、理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210]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象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注：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211]，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212]。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象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69页。——译者注）］），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213]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214]；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215]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216]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象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注：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217]、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换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象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218]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注：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扩张力。根据吉芬的最新的计算[219]，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220]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500万马克。］。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三、生产 看了上述的一切以后，读者要是得知上一章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根本不合杜林先生的胃口，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相反地，杜林先生一定把它投入堆着他所摈弃的一切东西的深谷中，那里还堆着“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荒谬的观念”、“混乱的模糊观念”等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不是粗糙物质的、单纯为了喂饱肚子的现代经济条件的产物。他的提法更加好得多。他的社会主义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它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置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 如果他不得不顾及到以前的罪恶历史所造成的现存状况，以便加以改善，那末这宁可看做是纯粹的公平原则的不幸。杜林先生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一样，是通过他的著名的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象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这次为了变换花样，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平等戏，——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 因此，自然而然地，在杜林先生看来，周期性的工业危机，绝不具有象我们认为它们应该具有的那样的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动力。用生产过剩解释危机的“通常的方法”，绝不能满足他对问题的“更确切的理解”。诚然，对“特别领域中的特殊危机”来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许是可行”的。例如，“适于大量销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于是它们就充斥于书籍市场”。 诚然，杜林先生尽可以躺在床上愉快地意识到：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远不会引起这样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对巨大的危机来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之所以大得如此严重”，并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水平低……因为人民需要〈！〉在它的自然增长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而他还为他的这种危机理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信徒呢。 但是，遗憾的是：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就是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十五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水平仍然是低的。他们远没有拿过自己每年的全部产品来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五十年来才变得明显，那末只有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不用新的生产过剩现象，而用旧的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水平低的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象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可变这一事实，而从常数始终不变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杜林先生关于世界市场的观念是非常奇特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怎样以真正德国著作家的身分力图用想象的莱比锡书籍市场上的危机来说明真正的工业上的特殊危机，用杯中水的风暴来说明海洋上的风暴。他进一步地想象， 目前的企业生产不得不“主要地在有产阶级自身的圈子里寻找它的销路”， 这并不妨碍他在仅仅十六页后就按我们熟知的方式把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描写为决定性的现代工业，而正是这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为有产阶级所消费，而绝大部分是供给群众消费的。我们在他那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说。就从纺织工业中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奥尔丹——分布在曼彻斯特周围、经营纺织工业、拥有五至十万人口的十几个城市中的一个，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1872到1875年的四年当中，单单纺三十二支纱的纱锭，就从二百五十万增加到五百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数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亚尔萨斯）的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数。如果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和地区也发生差不多同样的扩张，那末只有极其厚颜无耻的人才会用英国群众的消费水平低，而不用英国纺织工业产品的生产过剩，来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注：用消费水平低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洛贝尔图斯从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这种解释，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把它抄袭过来。］。 够了。同那些对经济学无知到竟把莱比锡的书籍市场当做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市场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所以我们只要指出，关于危机，杜林先生在以后的论述中仅仅能够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 “过度紧张和松弛之间的寻常游戏”，过度的投机“不仅仅是由于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增加而引起的”，而且“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也应该算作供给过剩的产生原因”。 那末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的“产生原因”又是什么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增加上。把经济事实说成道德非难，并把这种作法误认为新的原因的发现，这也正是过度的“急躁”。 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就此结束。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在这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一句话来批驳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浅薄之见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积极的创造，看看他的“社会的自然体系”。 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因而对讨厌的物质事实没有任何顾虑的体系，是由经济公社的联邦组成的，在各个公社之间存在着 “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实行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 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地超越于例如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权利是“对自然界和生产设备的纯粹公共的关系这种意义上的……对物的权利”。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 这种公有权和“工人社团的集体所有制”绝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佣劳动剥削。 然后他顺便说道， “公共财产”的观念，象在马克思那里所看到的，“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为这个关于将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象它是指工人团体的集体所有制”。 这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有意歪曲的“卑鄙手法”中的又一种，“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象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这个庸俗的词才完全适合”；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财产”，在马克思看来，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财产”。 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一个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独占的财产权。 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实行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就好象……现在加入某一政治组织和参加村镇的经济事务那样”。 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它们之间的平衡是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而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行的。因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在生产者上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仍旧要服从于竞争。 但是我们由此还远不清楚什么是“公共权利”。两页之后，杜林先生向我们宣布： 商业公社扩展得“首先象政治—社会领域一样地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分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 这样，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是权利主体的时候——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财产”，因此这后一个“模糊的杂种”，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 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总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顶多我们还看到，只是现在每个人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并具有同等的劳动义务。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会”是怎样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可望大大增长”。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酿酒业，第二、甜菜制糖业……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而能形成更大的工业的范围，使生产管理必须在农村中实行地方化，并且直接依靠于原料的生产”，那末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需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愈来愈多地被提出，当社会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分类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农村中的职业和技术加工工作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联系所产生的好处了”。 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样，公社会不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样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又是在施行普鲁士邦法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流传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来详细地谈谈分工吧。在这里，杜林先生已经多少“确切些”了。他谈到 “应该专门投身于一种职业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末问题只是在于：能否以某种方法造成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人，以及为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 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 “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上面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和个人能力，它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们去从事那种需要有更多能力和事先训练的活动的刺激，将完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于恰恰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从事于一种事物！〉的乐趣。” 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一种竞争心，而且 “生产本身获得了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做获利手段的愚蠢的经营，将不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占支配地位的特性”。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末，土地就同样地占有农民，手艺同样地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精细的工序，把每种工序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操作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全面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221]，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222]，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甚至当这种专门技能纯粹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 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身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一千六百人到三千人的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个到五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相反地，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在农业上和工业上也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劳动的每一“会期”（用傅立叶的话说）[223]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他们两人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于这样的狭隘的观念，似乎一定数量的“人”无论如何必然被命定生产某一种物品；它要使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永世长存，这些人，对从事于恰恰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感到乐趣，就是说，他们落到了竟然乐于自身被奴役和片面发展的地步。即使和“白痴”傅立叶的最狂勇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即使和“粗糙、无力而贫乏”的欧文的最贫乏的观念相比较，自身还完全被分工所奴役的杜林先生也还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损害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地，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224]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的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制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225] 大工业告诉我们，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或多或少地到处都可以制造出来的分子运动转变为质量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地带有乡村的性质，那末蒸汽力绝不是必然地带有城市的性质。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同时破坏了它自己的活动的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对于郎卡郡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的这一过程，可以详细地研究一下；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使自己相对地摆脱了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供给远在国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汽机都用英国的、有的地方用德国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绰绰有余地超出那种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高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宿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226]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需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首先是无需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象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做“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酿酒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按其结合来说是纯粹普鲁士的生产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生产必需直接依靠原料的开采——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愈来愈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遮掩尾巴：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 诚然，要看到那些将要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并且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处于萌芽状态，要看到这些因素在自己的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必须具有比施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区稍为广阔一些的眼界，在那里，烧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业产品，而商业危机可以根据书籍市场上的状况来研究。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标准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并使它堕落为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四、分配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确，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以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注定的场地。 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力的平衡，不管个别人所生产的物品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有生产”，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做劳动的支出，——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所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个别的经济公社，将在它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贩卖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供的货币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那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的认识。” 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考虑到参加劳动的人数，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象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价值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而且第一次恰如其份地得到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工作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灭或者说工资是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工资的高度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做了六小时工，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这样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象外表看起来那样不能通融。 “经济权利的原则上的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加上特别的赞许和尊敬的表示……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比较好的工作时，社会只是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227]融合起来，而这样令人感动地惦念将来杜林的消费的适当增添时，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这样，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因为 “即使假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是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末他也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为了生产要向他取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会用交换或购买的方法向他取得，但是绝不会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的同伴”。遗产继承权也“不能引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贮藏财产……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社是怎样经营的。 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做六小时工，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譬如说十二马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它仅仅包含原料费、机器耗损、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一百个工作社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一千二百马克的商品，一年以三百个工作日计算，生产三十六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样的数目付给社员，每个社员每日就获得十二马克，或每年获得三千六百马克，他们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这个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如果公社不愿动用它的生产资料的基金，那末，在这个时期内，它就根本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适当的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因而就导致它自身的崩溃。 怎样避免经济公社的本性的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于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课税”，提高价格，把它的年产品卖四十八万马克，而不是卖三十六万马克。但是，因为其他一切经济公社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每一公社在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时都不得不偿付和自己额外所得相等的“赋税”，结果“贡税”还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社员身上。 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社员劳动六小时，公社付给每人以少于六小时劳动（譬如说四个工作小时）的产品，就是说，每天不是付十二马克，而只付八马克，但是商品的价格照旧。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它在前一情况下隐蔽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它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它就造成每年总计十二万马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注：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是英国人所称呼的、在德国也很有名的工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自己开设店铺，强迫工人在这些店铺中购买商品。］。 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 经济公社中的交换的内容就是这样。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通过金属货币进行的，杜林先生颇以这种改良所具有的“人类历史意义”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这种货币绝不是货币，绝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成为纯粹的劳动券，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只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在这一职能上，它也“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228]因此，它可以为任何证件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来代替，在这个帐簿中，在一面记下工作小时，在另一面记下作为劳动代价的享受资料[229]。一句话，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货币只是起欧文的“工时货币”的作用，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视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未来经济之中。标明所完成的“生产义务”和从而获得的“消费权利”的尺度的证件，无论是一张废纸、一种筹码，或者是一块硬币，这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其他目的来说就不然了，这一点以后就会看到。 这样，如果说，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金属货币已经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化了装的劳动券的职能，那末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就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了。在这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里只要有会计就足够了，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时，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他预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实物的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其他公社有了亏损，那末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然就是货币”，总不能不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欠其他公社的债的话）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自己的亏损。此外，请读者经常记住，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我们只是采用杜林先生的假设，并且从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换中，还是在各个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天然就是货币”的黄金都不能实现它的这种天性。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230]。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观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世界当时还是一切都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和贵金属的这种特性一起，在个别的经济公社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而独立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变卖个人所积累的财富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它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如果它真的成立起来并支持下去，那末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且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的出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从公社溜之大吉。 在德国人对旧的社会主义普遍无知的情况下，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欧文的劳动券是否也会引起类似的滥用呢？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阐述这种劳动券的意义，但是，为了把杜林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论”和欧文的“粗糙、无力和贫乏的观念”作一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下面几点：第一，假使要滥用欧文的劳动券，就需要预先把它变成真正的货币，而杜林先生以真正的货币为前提，但是却想禁止它执行简单劳动券以外的其他职能。在欧文那里，如果发生了真正的滥用，在杜林这里，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本性就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货币对抗着杜林先生由于自己不懂货币的本性而要强加给它的那种滥用，去实现它本身所特有的正确的应用。第二，在欧文看来，劳动券只是社会资源的完全公有和自由运用的过渡形式，此外，顶多还是一种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种滥用，迫使欧文的社会废除劳动券，那末这个社会正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进了一步，正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发展阶段。相反地，杜林的经济公社一废除货币，它就立刻消灭了自己的“人类历史意义”，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美妙，不再成其为杜林的经济公社，而下降为模糊观念，而杜林先生为了把它从这种模糊观念中摆脱出来，花费了多少艰苦的合理幻想的劳动呵。［注：附带说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劳动券在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是从萨金特的书上知道这种劳动券的，在那里它们只是出现在自然是失败的劳动交换市场[231]里，这种交换市场试图以直接交换劳动的办法从现存的社会转到共产主义社会。］ 杜林的经济公社遭遇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迷误和混乱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不过是从存在于杜林先生头脑中的对价值和货币的概念的模糊观念中产生的，这种模糊观念最后竟驱使他企图去发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因为杜林先生决没有在德国垄断这种模糊观念，相反地，他还有许多竞争者，所以我们“愿意暂时耐着性子来清理”他在这里造成的“乱线球”。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个个别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但并非有意地和好象是违反意志地）也是社会的产品。那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的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的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人的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的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的偶然的不熟练性变为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人的劳动。因此，第一个铁匠的五个马掌中的一个，在交换中并不比第二个铁匠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所打的十个马掌中的一个具有更多的价值。私人劳动，只有在它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时候，才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 这样，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好象不为生产者所知和所愿地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数量的一定的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工作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五十马克，那末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定，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在社会上已被计量出来，而且被发现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象在其他情况下用工作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相对地、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工作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始终不知道工作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 但是，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迫使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社会采取这种迂回途径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迫使这个社会尽可能地缩短这条途径。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做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所以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货币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价值概念中，它只是发展了的价值。但是，当商品价值和商品本身相区别而在货币中得到独立的存在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我们暂且只陈述这一事实，而不作详细的探讨。 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决不是考察我们仅仅相对地知道的因素的唯一的科学。在物理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一定体积的气体包含着多少个气体分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波义耳定律正确的范围内，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下，一定体积的一种气体和同一体积的任何他种气体包含着同样多的分子。所以，我们可以把不同的气体的各个不同的体积在不同的压力和温度的条件下的分子容量，拿来比较；如果我们以摄氏零度和七百六十毫米压力下的一公升气体为单位，那末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位去测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各个元素的绝对原子量。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相对地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商品生产和研究它的经济学根据各个商品的相对劳动量来比较各个商品，因而为它所不知道的、包含于各个商品中的劳动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同样，化学根据各个元素的原子量来比较各个元素，把一个元素的原子量表现为另一个元素（硫、氧、氢）的原子量的倍数或分数，因而给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造成一个相对表现。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氢的原子量当作一，并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简化为氢，使之表现为氢原子量的倍数，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 但是，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给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相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1012分之一或1024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用迂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表现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生产一百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一千工作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一百平方米的布具有一千工作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注：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232]。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插手其间。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末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末，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会。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公社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农户公社[233]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6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相当尺度即时间，而用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234]。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工作小时和另一个工作小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上面立即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困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穷富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之所以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要使将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是达到了纯粹荒唐的地步。 活的劳动，即能动的劳动力，应当和劳动产品相交换。于是它和与之交换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于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决不会根据它的产品来决定，而是根据它里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即根据目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 但是，这正好是不应该有的情形。流通的劳动，即劳动力，是应当可以和它的全部产品相交换的。这就是说，它应当不和它的价值相交换，而和它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规律应当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对于劳动力，它是应该被废除的。隐藏在“劳动价值”背后的，正是这种自己消灭自己的混乱观念。 “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有意义的话，那末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就是说，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即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努力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象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象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后面跟着他的威武的桑科·判扎——阿伯拉罕·恩斯，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古时有名的理发用的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235] 五、国家，家庭，教育 在前两章里，我们大体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会结构”的全部经济内容。还要提一下的顶多是，“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丝毫没有妨碍他去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适当地增添消费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旧的分工继续存在于共同社会中，所以经济公社除了建筑师和推小车者以外，还必须考虑到职业作家，而且还发生了那时怎样处理著作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麻烦杜林先生。无论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时候，著作权总是把读者缠住不放，以便最后，在《教程》的整整九页上作者不厌其详地讲述著作权，并用神秘的“劳动报酬”的形式（但没有说是否连带适当地增添消费）把它平安地引进共同社会的海港。这样，把跳蚤在社会的自然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写上一章，似乎是同样的恰当，并且无论如何会少乏味一些。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哲学教程》做了详细的规定。在这方面，卢梭虽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驱者”，但他奠定的基础不够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因为他极端地冲淡了卢梭，并且加上由黑格尔法哲学的残余所同样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236]。“个人的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第一次达到全盛状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非常简单。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协定以相互帮助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末这时维护权力的力量就只会加强，而仅仅从群众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伸不出任何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中的活的力量就这样轻易地越过了最不容易通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些，那末杜林先生就这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为 “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毁灭个人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正是唯一能从中引伸出真正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态度来对待读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个人的主权主要是在于 “单独的个人被迫绝对地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它“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须在整个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者保证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 所以也将要有军队、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标准的普鲁士人出身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夫大臣的话来说，“心中都要提防自己的宪兵”。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象现在的宪警那样危险。无论宪兵怎样侵犯有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一种安慰： “个人按自己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公平或不公平，绝不会比自然状态所带来的更坏些！” 于是，杜林先生在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地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 “现在设想的自由社会”变得愈来愈混杂了。建筑师、推小车者、作家、宪兵，还有律师！这个“坚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国”和不同宗教的不同天国非常相象，在那里，信徒总是重新找到那种使他的人间生活变得甜蜜的神圣东西。杜林先生正是属于“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237]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杜林先生需要什么。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这个未来国家的宪法上写着：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感动的存在物。”“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印欧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经，以后更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克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注：神的形象后来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在若干日耳曼部落里，战神，按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称为提尔，按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称为齐奥，这就相当于希腊语里的宙斯，拉丁语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尔、埃奥尔相当于希腊语的亚力司、拉丁语的玛尔斯。］。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它的现成体现是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在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支配下的时候，作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理解，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单纯的认识，即使它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统治。为此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掉。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238]，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以此帮助它殉教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先生这样顺当地把宗教消灭以后，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 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个事物进程就是他诞生的进程。以后，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下。“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十四岁。”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真有这样“无可争辩的真正的父权关系”，那末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样地，他在这里想象，不必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就能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使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已略具“高贵的”外形）当做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各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239] 杜林先生说，“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论。”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渡时期详尽地制定学校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将要向青年男女教导些什么东西。 一般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的东西”，从而特别是把“一切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给学生。所以这种学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一切原则概念和方法，从简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止“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学习微积分。相反地，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个梗概”。 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增长的力量来做”。 但是，如果未来数学的葡萄暂时还是非常酸的，那末，未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就会困难少一些，并将成为 “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不管它们的理论如何，主要地总还是具有记述性质”，最多不过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417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还只知道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全部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感觉还总是从拉夫的《儿童自然史》中去取得“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并且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见到的未来”。在这里，正象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也被完全忘记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诗对此都不适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学校里自然不能容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曾经极力保护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向我们提供“同幻想（它和悟性协调一致）的更高要求相称的”并描述出“表明世界的完美性”的真正理想的诗的杰作。但愿他别踌躇。经济公社只有以那种和悟性协调一致的亚历山大时代的急进步伐前进，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摈弃……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形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古代语言的知识和现代语言的知识，前者至少给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了一个共同的广阔的视野，后者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且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地，本国语言的语法应该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顾它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同类的活的和死的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的禁区。杜林先生既把整个现代的历史的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上勾掉，那末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近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还远不能由于这一切而“依靠自身”。为此又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借助于对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这种深刻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存在的一般模式论引以为荣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只承认〈杜林先生〉所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末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端简单的表现方式”，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刻化和尖锐化而如此简单地形成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地，物质的自我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算的无限数负有使命，“不仅使人站稳脚跟，而且还使他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谓绝对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了”。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为“高贵”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认识”（我们现在已经证实，这种认识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都是十足小学生的认识），或者勿宁说是经过他事先彻底“清除”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而它在现实中又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因此，也就是这一点被他习惯地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象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被剥夺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被剥夺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育目的：它应该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位根本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话，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应该在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下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在《资本论》第508—515页上所说的一比，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了这样的见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40] 我们不再谈未来大学的问题了，在这种大学里，现实哲学将构成一切知识的核心，并且除医学院外，法学院也很发展；我们也不再谈“专科技术学校”了，关于这种学校我们仅仅知道，它们只开“两三门课程”。我们假定，年青的未来公民在读完了全部学校课程以后终于“依靠自身”，以致能够去物色妻子。在这里杜林先生给他开辟的是什么样的事物进程呢？ “鉴于繁殖对持续、淘汰、混和以至对质的新的创造性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人性或非人性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外，还必须在对保证或防止一定生育结果的顾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即使在偏见的压力下，至少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人的谨慎的天性来说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更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被毁灭了；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象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末这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个地方也说： “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构造，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的……怀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以便可以在这方面采用预防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选择的办法。” 再往下： “当人们负担起不太艺术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就是说，当完成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术，它的美学和静观死的形式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从天而降。结婚不是同纯石头的艺术打交道，也不是静观死的形式，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对他厉声申斥道：绝不能。问题首先在于：抛弃在性的结合和选择这个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考虑到新出生者要求尽可能好的构造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青公民要完成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这是一种“艺术”。也许杜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具有这种艺术的指南，大致就象目前在德国的书店中装订的种种流行本子一样？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241]中，只是脑满肠肥的共济会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那一对老练的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生在未允许他的那两个有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简直是真正的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上，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地位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于是好嫉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孕时的“预防办法”或“生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来说说。 在“有益的性结合方面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强烈的表现是热恋——的人间高尚形式，正是双方结合的最好保证，这结合从结果上来说也是美满的……从本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谐特征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类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要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的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一切都解决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也为双方和谐的“第二类效果”提供最好的保证；这象小说中说的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象往常一样，到头来是一堆和谐的胡说。 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以从下面他对于目前社会的非难中看出： “在以人买卖人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有利于男子的对强迫婚姻的当然补充；类似的情况对妇女来说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实之一。” 妇女方面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能表示的谢意，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领受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一种在目前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242]，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三十六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也常常是和受倒贴者〔Schürzenstipendarius〕押韵的！ ※※※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肯定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气闷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和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相联系的；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以及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地去批判的这位作者的总的形象已经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时候，可以把从他的为人这方面的考虑提到首位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总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 注释： [190]恩格斯指的是《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19—20页）。最初在《前进报》上《反杜林论》前十四章是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的。从单行本第一版开始，头两章划为全书的总的《引论》，而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同时各章的序数没有改变，引论和第一编的各章仍用同一序数。说明引自《哲学》第一章的脚注，是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在报上发表时就加上的，并且在其生前出版的所有各版中都保留下来，没有更动。——第281页。 [191]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281页。 [192]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第282页。 [193]《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d’unhabitantdeGenèveàses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所用的版本是：古·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G．Hubbard．《Saint-Simon．Savieetsestravaux．SuividefragmentsdespluscélèbresécritsdeSaint-Simon》．Paris．1857）。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 傅立叶的第一部巨著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desquatremouvementsetdesdestinéesgénérales》）。写于十九世纪头几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是考虑到书报检查，在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 新拉纳克（NewLanark）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第282页。 [194]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43页和第135页上。——第283页。 [195]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H．Saint-Simon．《L’Industrie，ouDiscussionspolitiques，moralesetphilosophiques．dansl’intérêtdetousleshommeslivrésàdestravauxutilesetindépendans》．T．Ⅱ，Paris，1817）。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55—157页上。——第284页。 [196]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laréorganisationdelasociétéeuropéenne，ouDelanécessitéetdesmoyensderassemblerlespeuplesdel’Europeenunseulcorpspolitique，enconser-vantàchacunsonindépendancenationale》）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surlesmesuresàprendrecontrelacoalitionde1815》）；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在雨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149—154页，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68—76页。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 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第284页。 [197]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关于杜林和德国教授的“舌战”，见注10。——第284页。 [198]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挥，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第285页。 [199]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Ch．Fourier．《Théoriedel’unitéuniverselle》，vol．ⅠetⅣ），?uvrescomplèies，t．Ⅱ，Paris．1843，p．78-79，ett．Ⅴ，Paris，1841，p．213-214）。 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Ch．Fourier．《LeNouveauMondeindustrieletsociétaire，ouInven-tionduprocédéd’industrieattrayanteetnaturelledistrbuéeensériespassionnées》；?uvrescomplètes，t．Ⅵ，Paris．1845，p．27—46，390）。该书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202页。——第285页。 [200]《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第285页。 [201]《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各页。——第285页。 [202]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指出这一页引文系引自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R．Owen．《TheRevolutionintheMindandPracticeoftheHumanRace；or，theComingChangefromIrrationalitytoRationality》．London，1849）。上一页所引用的欧文传记材料，出处相同。——第287页。 [203]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R．Owen．《Reportoftheproceedingsattheseveralpublicmeetings，heldinDublin……onthe18thMarch，12thApril，19thApriland3rdMay》．Dublin，1823）。——第288页。 [204]1815年1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九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十二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第288页。 [205]1833年10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第288页。 [206]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ars）是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市场是罗伯特·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的，存在到1834年年中。——第289页。 [207]蒲鲁东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于1849年1月31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并于4月初宣告关闭。——第289页。 [208]威·鲁·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W．L．Sargant．《RobertOwen，andhisSocialPhilosophy》．London，1860）。 欧文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著作有：《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第290页。 [209]协和（HarmonyHall）是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领地金伍德（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第290页。 [210]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92页。 [211]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让读者参看他的著作《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第297页。 [212]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第298页。 [213]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节和第9节。——第299页。 [214]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ｂ。——第299页。 [215]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4节。——第300页。 [216]《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第301页。 [217]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量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303页。 [218]“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第4节和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35页和第7—8页），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和第4章第3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82—388页和第426—429页）。——第306页。 [219]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宣读的，发表在1878年3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oftheStatisticalSociety》）上。——第308页。 [220]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78年2月21—22日在柏林举行。——第308页。 [221]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5节。——第316页。 [222]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4节。——第317页。 [223]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第2、5、6章。——第318页。 [224]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4节。——第319页。 [225]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第320页。 [226]恩格斯指俾斯麦于1852年3月20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发言（从1849年起俾斯麦是第二议院议员）。俾斯麦反映了普鲁士容克地主对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大城市的仇恨，他发出号召，一旦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就把大城市夷为平地。——第321页。 [227]纯洁的鸽子和有智慧的蛇的形象取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第325页。 [228]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节。——第327页。 [229]“交易簿”（Kommerzbuch）是威·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部分第10章（W．Weitling．《GarantienderHarmonieundFrei-heit》．Vivis，1842，S．153ff．）中所描述的。按照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在未来社会中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都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并因此而得到生活必需品。除这个时间之外，每个工作的人有权再做几个附加的“交易小时”并因此而得到奢侈品。这些附加的工作小时和因而得到的物品都记在“交易簿”中。——第327页。 [230]没有臭味（Nonolet），即金钱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6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实施专门的厕所税。——第328页。 [231]关于萨金特的书，见注208。 LabourExchangeBazaars，见注206。——第330页。 [232]恩格斯引用的是他发表在《德法年鉴》杂志上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04—605页）。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335页。 [233]见注103。——第336页。 [234]见注125。——第336页。 [235]关于夺取曼布里诺的神奇头盔——一个理发用的普通铜盆的冒险，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第1部第21章中作了描述。 阿·恩斯是一本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作者，这本书是由于1877年1—2月《前进报》发表《反杜林论》前几章而写的（见本卷《书信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第338页。 [236]见注92。——第339页。 [237]这一用语引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年7月22日对大臣勃兰德和教会法庭庭长赖辛巴赫关于新教普鲁士国家是否容许天主教学校存在的咨询所作的决定。——第341页。 [238]五月法令是普鲁士宗教大臣法耳克根据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的名称，这四项法律就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律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严格控制，它们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僧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天主教僧侣是“中央”党——代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分裂派的利益的政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殉教的荣誉。在1880—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来同工人运动作斗争，不得不起初是缓和而后来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第343页。 [239]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第344页。 [240]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第348页。 [241]《魔笛》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爱·施卡奈德尔作词）。它在1791年写成和上演；其中反映了共济会派的思想，歌词的作者和莫扎特本人都属于这一派。下文提到的查拉斯特罗、塔米诺和帕米纳都是这部歌剧中的主要人物。——第349页。 [242]见习官（申报官）是德国的低级官员，尤指作为见习人员在法院或国家机关试用的法官。见习官的职务通常是没有薪俸的。——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