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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卷——自然辩证法［札记和片断］［科学历史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札记和片断］ ·［科学历史摘要］ ·［自然科学和哲学］ ·［辩证法］ ·［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数学］ ·［力学和天文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科学历史摘要］ ※※※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诲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门，而作为精确的和有系统的研究则是在后古典时期才开始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阿基米得等）。在几乎还没有在头脑中分离开来的物理学和化学（初步的理论，还没有化学元素的观念）中，在植物学、动物学、人体和动物解剖学中，直到那时还只是搜集事实和尽可能有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生理学只要超出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纯粹的猜测：在甚至血液循环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是如此。——在这一时期末，化学以炼金术的原始形式出现了。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第二，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这时候都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地理上的发见——纯粹为了营利，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注：在页边上写着：“以前人们夸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编者注］。 这时——撇开早已存在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学和化学明确地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首先依旧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直到古生物学出现——居维叶——以及此后不久发现了细胞和有机化学发展起来为止。因此，比较形态学和比较生理学才成为可能，而且从此以后两者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在上一世纪末地质学奠定了基础，最近则有所谓人类学（这个名称很拙劣），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 ※※※ 古代人的自然观 （黑格尔《哲学史》第1卷——希腊哲学）[362]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早期的哲学家时说道（《形而上学》第1卷第3章）：他们断言， “有一个东西，万物由它构成，万物最初从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它作为实体（ουσια），永远同一，仅在自己的规定（πáδεσι）中变化，这就是万物的元素（στοιχειον）和本原（àρχη）。因此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物能生成（ουτεγιγνεσυαιουδεν）或消灭，因为同一个自然界永远保存着”（第198页）。 因此，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比如泰勒斯就在水里去寻找。 西塞罗说： “米利都的泰勒斯［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说水是万物的本原，而神则是用水创造出万物的精神。”（《神性论》第1章第10节） 黑格尔非常正确地宣称这是西塞罗加上去的，并且补充道： “但是，泰勒斯此外是否还相信神这个问题，在这里与我们并不相干；这里所谈的不是假设、信仰、民间宗教……即使他说神是用水制造万物的创造者，我们也并不因此就对这个本质有更多的认识……这是毫无意义的空话。”（第209页）（［公元前］600年左右） 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泰勒斯是几何学家，他确定了一年是365天，据说他曾预言过一次日蚀。——阿那克西曼德制造过日晷、一种海陆地图（περιμετρον）和各种天文仪器。——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 根据普卢塔克（《席间谈话》第8章第8节），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是由鱼变成，是从水中到陆地上来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213页）。在他看来，本原和原始元素是无限的东西［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他没有把它规定为（διοριζων）空气或水或其他什么（第欧根尼·拉尔修，第2章第1节）［第210页］。黑格尔（第215页）正确地把这个无限的东西表达为“未规定的物质”（580年左右）。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把空气当做本原和基本元素，认为它是无限的（西塞罗《神性论》第1章第10节），而且 “万物从它产生，万物又复归于它”（普卢塔克《关于哲学家的见解》第1章第3节）。 在这里，空气，呼吸＝精神： “正如我们的灵魂，即空气，支持住我们一样，精神（πνευμα）和空气也支持住整个世界；精神和空气是同等重要的。”（普卢塔克）［第215—216页］ 灵魂和空气被视为一般的媒介体（555年左右）。 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这些较早的哲学家都设想原初本质是某种物质：空气和水（也许阿那克西曼德设想是空气和水的某种中间物）；后来赫拉克利特设想是火，但是没有一个人设想是土，因为它的组成太复杂（διàτηνμεγαλομερειαν），《形而上学》第1卷第8章（第217页）。 关于所有这些人，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正确：他们没有说明运动的起源（第218页及以下各页）。 塞莫斯的毕达哥拉斯（540年左右）：数是基本的本原： “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散见第5章） 黑格尔正确地指出： “这种说法是大胆的：它一下子推翻了观念认为是存在的或本质的（真实的）一切东西，根绝了感觉的本质”，并且把本质设想为一个逻辑范畴，虽然这个逻辑范畴是很狭隘的和片面的［第237—238页］。 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同样，宇宙也是如此。于是宇宙的规律性第一次被说出来了。人们硬说毕达哥拉斯把音乐的和谐归结为数学的关系。 同样地： “毕达哥拉斯派把火放在中央，而把地球看作沿轨道环绕这个中心体运行的一颗星。”（亚里士多德《论天体》第2章第13节）［第265页］ 但是这火不是太阳；这毕竟是关于地球运行的第一个推测。 黑格尔关于行星体系说道： “……关于确定［行星间的］距离的和谐律，一切数学至今还不能提供任何根据。经验的数，大家确切地知道了；但是一切看起来都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大家知道了这些距离的大致的规则性，因而侥幸地预想到了火星和木星间还有某些行星，后来果然在那里发现了谷神星、灶神星、智神星等等；但是天文学在这些距离中还没有找到包含着理性、悟性的前后一贯的序列。相反地，它以轻蔑的态度看待这种序列的有规则的叙述；而这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应当放弃的。”（第267—268页） 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早在泰勒斯那里，灵魂就被看作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和肉体不同的东西（比如他认为磁石也有灵魂）；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灵魂是空气（正象在《创世纪》中一样）[364]；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已经是不死的和可移动的，肉体对它说来是纯粹偶然的。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又是“以太的碎片（àποσπασμααιυεροσ）”（第欧根尼·拉尔修，第8卷第26—28节），冷的以太是空气，密集的以太则形成海和水气［第279—280页］。 亚里士多德又正确地责备毕达哥拉斯派： 用他们的数“他们并没有说明运动是怎样发生的，没有说明没有运动和变化怎么会有生成和灭亡或天体的状况和活动”（《形而上学》第1卷第8章）［第277页］。 据说毕达哥拉斯发见了启明星和长庚星是同一颗星，发现了月球是从太阳取得自己的光，最后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 “据说毕达哥拉斯发现这个定理的时候，举行了一个Hekatombe〔百牛大祭〕……并且引人注目的是，他竟这样地快活，以致举行盛宴，把富人和全体人民都邀请了；这番辛苦是值得的。这是精神（认识）的快乐和喜悦，——然而牛遭了殃。”（第279页） 埃利亚派。 ※※※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365]。 “留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认为充实的东西和空虚的东西都是元素，例如，他们把前者叫作存在，把后者叫作非存在，这就是说：在这里，他们把充实的和坚固的〈即原子〉理解为存在，而把空虚的和稀蒲的理解为非存在。因此他们也就使存在决不比非存在更多地存在着……这些元素在他们看来同是事物的物质原因。一些哲学家断言基本实体〈物质〉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它的特质中产生的……这两个哲学家，也完全以同样的方式认为差别〈即原子的差别〉就是其他一切的原因。而这些差别，他们指出有三种：形状、排列和位置。……例如，Ａ和Ｎ是在形状上有差别，ＡＮ和ＮＡ是在排列上有差别，Ｚ和Ｎ是在位置上有差别。”（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第4章） “他〈留基伯〉第一个提出原子是本原……并且把原子称为元素。他说：从元素中产生无数的宇宙，而宇宙又分解成元素。宇宙是这样产生的。随着从无限中分离，无数多种多样的物体，就飞入巨大的空虚的空间，当它们聚拢在一起时，就形成一个大漩涡，在这个漩涡中，它们互相冲击，多样化地旋转，最后分离开来，相似的都结合在一起。当它们建立起均衡以后，由于自己数量太多，无论如何不再能旋转，所以细小的（轻的）便飞到外部的虚空，好象是被筛掉的一样；其余的都聚合在一起，互相缠绕，一道奔驰，从而构成最初的球形的整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6章） 以下是关于伊壁鸠鲁： “原子在不断地运动着。但是，往下他说道：它们还是用同一速度运动着，因为虚空对于最轻的和最重的原子都同样开放着道路……除了形状、大小和重量，原子没有其他特质……而且原子并不具有任何的大小。至少从来就没有人通过感官看见过原子。”（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3—44节）“此外，如果原子在飞过虚空的运动中没有遇到任何阻抗，那它们必然具有同一速度。因为，重原子并不比小而轻的原子飞得更快，至少当小而轻的原子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的时候，而小原子尽管到处都能找到适宜的通路，也不会跑到大原子的前面；只是大原子不要遇到阻力。”（同上，第61节） “所以，显然，在任何种类［事物］中一都是某种特定的本性，而对任何一个事物本身来说，这个一却不是它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9卷第2章）[366] ※※※ 塞莫斯的阿利斯塔克早在公元前270年就已经提出哥白尼的地球和太阳的理论了（梅特勒，第44页；沃尔弗，第35—37页）[367]。 德谟克利特已经推测到，银河投给我们的是无数小星的联合的光（沃尔弗，第313页）。 ※※※ 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左右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差别 （1）代替地中海沿岸一条狭长的文明地带——它的手臂曾分散地伸向内地并且一直达到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大西洋海岸，因而很容易被来自北方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以及来自东南方的阿拉伯人突破和扰乱，——现在是一片紧密相连的文明地区，即整个西欧以及作为前哨阵地的斯堪的那维亚、波兰和匈牙利。 （2）代替希腊人或罗马人和野蛮人的对立，现在是六个具有文明语言的文明民族（斯堪的那维亚等民族还不计在内），所有这些语言已经发展到能够参加十四世纪的强有力的文学繁荣，而且比起古代末期已经在衰退和死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说，它们保证了教育的更加无比的多样化。 （3）由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所创立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获得无限高度的发展；一方面，生产更加完备，更加多样化，规模也更大，另一方面，商业交往更加兴盛，航海从萨克森人、弗里西安人和诺曼人时代起更加无比地大胆，再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发明以及东方发明的输入，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进展大为迅速。此外，它们提供了古代从未想到过的、虽然还未系统化的许多科学事实：磁针、印刷、活字、亚麻纸（十二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犹太人所使用的；棉纸自十世纪以来就逐渐出现，而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莎草纸从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镜、在计时上和力学上是一巨大进步的机械时计。 （关于发明见№11）［注：恩格斯指他的札记的第11张。在这一张上写下的发明年表就是下面载出的这一节。——编者注］。 此外，旅行所提供的材料（马可波罗，1272年左右，等等）。 因为有了大学，普通教育，即使还很差，却普及得多了。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否定的否定！ ※※※ 历史的东西。——发明 公元前： 灭火唧筒，滴漏计时器，公元前200年左右。石砌路面（罗马）。 羊皮纸，160年左右。 公元后： 摩塞尔河上的水磨，340年左右；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德国。 玻璃窗的最初痕迹。安提奥克的路灯，370年左右。 蚕在550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 羽毛笔尖，六世纪。 棉纸在七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九世纪输入意大利。 法国的水风琴，八世纪。 哈尔茨的银矿从十世纪开始开采。 风磨，1000年左右。 阿雷佐的格维多的音符和音阶，1000年左右。 养蚕业传入意大利，1100年左右。 有齿轮的钟——同时。 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左右。 巴黎的石砌路面，1184年。 佛罗伦萨的眼镜。玻璃镜子。 咸鱼。水闸。 自鸣钟。法国棉纸。 十三世纪后半期。 破布造纸，十四世纪初叶。 票据——同一世纪的中叶。 德国第一座造纸工场（纽伦堡），1390年。 伦敦的路灯，十五世纪初叶。 威尼斯的邮局——同时。 木刻和印刷——同时。 铜版雕刻术——同世纪的中叶。 法国的驿邮，1464年。 萨克森厄尔士山区的银矿，1471年。 脚踏风琴，1472年发明。 怀表。气枪。枪机——十五世纪末叶。 纺车，1530年。 潜水钟，1538年。 ※※※ 历史的东西[368] 现代自然科学——它同希腊人的天才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可以说得上是唯一的科学——是和封建主义被市民阶级所粉碎的那个伟大时代一起开始的，——在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后是造反的农民，而在农民背后是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他们已经手里举着红旗，口里喊着共产主义——那个时代，在欧洲建立起了大君主国，摧毁了教皇的精神独裁，恢复了希腊的古代，同时又引起了新时代的最高度的艺术发展，彻底打破了旧的orbis［注：orbisterrarum，直译是“地环”，这是古罗马人对地球、世界的称呼。——编者注］的界限，并且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地球。 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自然科学也就在这一场革命中诞生和形成起来，它是彻底革命的，它和意大利伟大人物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把自己的殉道者送到了火刑场和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也跟天主教徒一道竞相迫害他们。前者烧死了塞尔维特，后者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法国人正确地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新教的欧洲则片面地固执地称之为宗教改革。 这时候，自然科学也发布了自己的独立宣言[369]，诚然，宣言并不是在一开头就立即发布的，正如路德并非第一个新教徒一样。在宗教领域内是路德焚毁教谕，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是哥白尼的伟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虽然还有些胆怯，在三十六年的踌躇之后并且可说是在临终时）向教会的迷信提出了挑战。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尽管各式各样的细节问题的争论一直迟延到今天，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解决。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这种发展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指出：对于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即对于人类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规律。 新兴自然科学的第一个时期——在无机界的领域内——是以牛顿告结束的。这是一个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它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领域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特别是归功于刻卜勒和伽利略，牛顿就是从他们二人那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但是在有机界的领域内，却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对历史上先后交替的生命形态的研究以及对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变化着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当时还不存在。那时，自然界根本不被看作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在时间上具有自己的历史的东西；注意考察的仅仅是它在空间的广延性；各种不同的形态不是前后相继地而只是并排地被组合在一起；自然史对一切时代都是适用的，正如行星的椭圆形轨道适用于一切时代一样。对于有机物的所有进一步的研究，还缺乏两个初步的基础：化学以及关于有机物的主要结构即细胞的知识。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站在一个彻头彻尾地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还是和世界开始时一样，并且直到世界末日，一切都将和开始的时候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保守的自然观无论在无机界中或在有机界中［……］［注：这句话没有写完。——编者注］ 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植物生理学治疗学 力学化学古生物学动物生理学诊断学 数学矿物学解剖学 第一个缺口：康德和拉普拉斯。第二个：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赖尔，缓慢进化说）。第三个：制造出有机物并表明化学定律适用于生物的有机化学。第四个：1842年，热之唯动［说］，格罗夫。第五个：达尔文、拉马克，细胞等等（斗争，居维叶和阿加西斯）。第六个：解剖学、气象学（等温线）、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考察旅行）以及自然地理学（洪堡）中的比较的要素，材料的编整。形态学（胚胎学，贝尔）［注：这篇札记到此为止的全部正文在手稿中用一条垂直线划掉了，因为恩格斯已在《导言》的第一部分（见本卷第360—371页）中利用过。接下去的两段也部分地用于《导言》的第二部分（第371—379页），但在手稿中并未划掉。——编者注］。 旧的目的论已经完蛋了，但是现在有一种信念是确定不移的：物质依据这样一些规律在其永恒的循环中运动，这些规律在一定的阶段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必然地在有机物中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 动物的正常生存，是由它们当时所居住和所适应的环境造成的；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他一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就现成具有的；这些条件只是通过以后的历史的发展才能造成。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370]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注：指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编者注］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反对信仰世界创造主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唯心主义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沉重打击，可是唯物主义在它的这一经过更新的形态下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承担责任，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极其辉煌的成果，甚至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十八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部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气体力学；新创立的有机化学，它一个跟一个地从无机物制造出所谓有机化合物，从而扫除了这些所谓有机化合物的神秘性的残余；从1818年以来的科学的胚胎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动植物比较解剖学——这一切知识部门都提供了空前多的新材料。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下面三大发现。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所导致的能量转化的证明。自然界中所有无数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作一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物，即所谓力——机械力、热、放射（光和辐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现在都已经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证明，它在自然界中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们可以用公斤米去表现热量单位，又可以用热量单位去表现一个单位的或任何量的电能或化学能，反之亦然；我们同样可以把一个活的机体所消耗的和获得的能量测量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如用热量单位，表现出来。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第二个发现——在时间上更早一些——是施旺和施莱登发现有机细胞，发现它是这样一种单位：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外，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有了这个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 但是还剩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各按细胞分裂规律从一个细胞中成长起来，那末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基本上是确定了；因此，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末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还得去做：说明生命是怎样从无机界中发生的。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上，这就是要从无机物中制造出蛋白质来。化学正日益接近于完成这个任务，虽然它距离这一点还很远。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维勒在1828年才从无机物制成第一种有机物——尿素，而现在已经用人工方法不用任何有机物制成了无数所谓有机化合物，那末我们就不会让化学在蛋白质这一难关面前停步不前。到现在为止，化学已经能够制造出它确切知道成分的任何有机物。只要把蛋白质的化学成分弄清楚，化学就能着手制造活的蛋白质。但是，要求化学在今天或明天做出自然界本身在个别天体上的非常适宜的环境中经过千百万年才做成功的事情，这就等于要它制造奇迹了。 这样，比起前一世纪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现在是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了。那时候，只是对于在重力影响下所进行的天体运动和地球上的固体运动有比较详尽的了解；差不多整个化学领域和整个有机界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秘密。现在，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并不是象初看起来那样容易。因为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而这是如何地困难，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划时代的进步，都从费尔巴哈身边溜过去了，本质上没有触及他。这与其归咎于他本人，倒不如归咎于当时德国的可悲的环境，由于这种环境，大学讲座都给一些毫无头脑的折衷主义的宵小之徒占据了，可是比这些宵小之徒高明万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几乎在穷乡僻壤中隐居起来。这就说明了：他谈到自然界时，除了个别天才的概括，就不得不说一些辞藻美丽的空话。例如，他说： “生命的确不是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决不是某一个别的自然力或自然现象的产物，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就是把生命归结为这种产物；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结果。”[371] 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结果，这和下面这一情况一点也不矛盾：蛋白质，生命的唯一的独立的承担者，是在整个自然联系所给予的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可是它正好是作为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产生的。〈假如费尔巴哈生活在一种至少可以皮毛地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环境中，那末他无论如何不会说化学过程是一种孤立的自然力的作用。〉［注：这句话在原稿中已经被划去。——编者注］费尔巴哈沉溺于毫无结果的和来回兜圈子的关于思维和思维器官（大脑）的关系的沉思默想中，沉溺于施达克乐意跟着他走的领域中，这应当归咎于这种孤寂的生活。 够了，费尔巴哈是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372]。这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他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在自然领域中他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在人类领域中［……］［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初稿第19页到此为止。这句话的后半句在下一页上，但是这一页没有找到。根据已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本文，可以推测这句话大致上是：“在人类历史领域中，他是唯心主义者。”——编者注］ ※※※ 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坏。唯物主义者只管说明事物，是不理睬这种名词的。只有当那些咄咄逼人的善男信女们把上帝强加于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加以考虑，并且简单地给予回答——或者象拉普拉斯那样说：“陛下，我不……”[373]，或者更粗鲁一点，以荷兰商人用来打发那些硬把冒牌货塞给他们的德国行商的方式说：“我用不着那种货色”，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上帝不得不受他的保卫者的气！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中，上帝在他的保卫者那里受到的待遇，就象耶拿战役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的将军和官佐们那里受到的待遇一样。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让上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神甫赛奇虽然以合乎教规的一切荣誉来恭维他，但是绝对无条件地把他完全逐出了太阳系，只允许他在关系列原始星云的时候还有一次创造行为。在一切领域中，情形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他的最后的伟大的唐·吉诃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责成他去做十足荒唐的事情：他不仅应当创造实在的动物，而且还应当创造抽象的动物，即创造鱼这一个类！［注：参看本卷第548页。——编者注］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他进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还允许他存在，只是因为必须有一个对这一切事物（对自然界）比约翰·丁铎尔知道得更多的人！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就一根头发都不能从头上落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 丁铎尔的情感上的需要并没有证明什么。格里厄骑士也有热爱和占有曼侬·列斯戈的情感上的需要，虽然后者不止一次地出卖过她自己和他；为了她的缘故，他做了骗子和王八，如果丁铎尔要责备他，他就会用他的“情感上的需要”来回答呵！ 上帝＝我不知，但是无知并不是论据（斯宾诺莎）[375]。 ［自然科学和哲学］ ※※※ 毕希纳[376] 这一派别的产生。德国哲学消融于唯物主义。对科学的控制被排除了。肤浅的唯物主义通俗化的突起，它的唯物主义不得不填补科学的缺乏。极盛于资产阶级德国和官方德国科学的最衰落的时代——1850—1860年。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相互的保险。——由于被这些先生们立即加以租用的达尔文主义变为时髦的东西而引起的新的活跃。 人们本来可以听其自然，让他们从事自己的即使狭隘但并不坏的职业，即教给德国庸人以无神论等等。但是，第一，他们对无论如何总是德国的光荣的哲学竟肆行辱骂（文句尚待引证）［注：毕希纳只是作为独断论者来认识哲学的，而且他甚至是属于德国启蒙运动中最平庸的渣滓的独断论者；在这种独断论者那里，失去了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曾谈到他们）的精神和运动，如同在尼古拉那里失去了伏尔泰的精神一样。莱辛的“死狗斯宾诺莎”（［黑格尔］《全书》序言第19页）[377]。］，第二，他们妄图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并改良社会主义。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他们了。 第一，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了些什么呢？引证。 第二，突然的转变，第170—171页。这个突然出现的黑格尔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378]？向辩证法的过渡。 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范畴在他看来是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是它的单纯的反光。实际上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到上一世纪末，甚至到1830年，自然科学家和旧的形而上学还相处得相当不错，因为真正的科学当时还没有超出力学——地球上的和宇宙的力学的范围。虽然如此，高等数学已经引起了混乱，因为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作已经被克服的观点，常常作出相反的判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家看来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失了；数学走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单纯的抽象的量之间的关系、恶无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觉地成为辩证的数学家。数学家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为了调和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为了弄清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否认的结果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纯粹荒诞无稽的东西，以及为了合理地说明那研究无限的数学的出发点、方法和结果所采用的牵强说法、无聊诡计和应急方法，是最滑稽可笑不过的了。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化学，物理东西的抽象的可分性，恶无限性——原子论。生理学——细胞（由分化而产生的个体和种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检验），以及最后，各种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而这种相互转化把范畴的一切固定性都结束了。虽然如此，大批自然科学家还是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而且在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些最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可以说是证实了自然界中的辩证法）并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便束手无策。而在这里就必须用思维，因为原子和分子等等是不能用显微镜来观察的，而只能用思维来把握。试把化学家们（肖莱马例外，他懂得黑格尔）和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比较一下吧，在那里最终不得不用一般的词句来掩盖这种束手无策。摆脱了神秘主义的辩证法，变成了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抛弃了那种有了固定不变的范畴（就好象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它的日用器具）就已经足够的领域。哲学终究报复了自然科学，因为后者抛弃了它。而自然科学家们，本来可以从哲学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看到：哲学具有某种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莱布尼茨——研究无限的数学的创始人，和他比较起来，归纳法的驴子牛顿[379]便显得是一个剽窃者和破坏者[380]；康德——拉普拉斯以前的天体演化学；奥肯——在德国采用进化论的第一个人；黑格尔——他对自然科学的［……］［注：这个字无法辨认，因为在手稿中被墨水弄污了。——编者注］概括和合理的分类是比一切唯物主义的胡说八道合在一起还更伟大的成就）。 关于毕希纳之妄图根据生存斗争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9页）论制鞋[381]。 关于政治和社会主义：曾经为世界所期待的悟性（第11页）[382]。 相外、相并和相继。黑格尔《全书》第35页！作为感觉到的东西的规定，观念的规定[383]。 黑格尔《全书》第40页。自然现象[384]——但在毕希纳那里不是想出来的，纯粹是剽窃来的，所以是不必要的。 第42页。梭伦“从自己头脑中产生出”自己的法律——毕希纳可以为现代社会作同样的事情。 第45页。形而上学——关于事物的科学——不是关于运动的科学。 第53页。“是什么样的头脑从事研究现实，这对于经验具有巨大的意义。伟大的头脑作出伟大的经验，在五光十色的现象中看出有意义的东西。” 第56页。人类的个体和历史之间的平行关系[385]＝胚胎学和古生物学之间的平行关系。 ※※※ 正如傅立叶是amathematicalpoem〔一首数学的诗〕而且还没有失去意义[386]，黑格尔是adialecticalpoem〔一首辩证法的诗〕。 ※※※ 谬误的多孔性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各种虚假的物质，热素等等，处在它们彼此的许多细孔中，然而却不能相互渗入），被黑格尔描写为纯粹的悟性的虚构（《全书》第1部第259页。并见《逻辑学》）[387]。 ※※※ 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388]，有一段同当时物理学见解相对立的关于原子量的预言，还有关于原子和分子的预言，认为它们是应由思维加以决定的思想上的规定。 ※※※ 如果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而且这是个重大的罪过，那末，关于形态学家理查·欧文我们又该怎样说呢，他曾经写道： “原型观念远在那些现在正实现着它的动物种属存在之前，就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体现在这个行星上了。”（《论肢体的本性》1849年版）[389] 如果一个神秘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说了这些话，而且是毫无所指，那末这是可以听其自便的；可是，如果一个哲学家说了同样的话而他竟有所指，并且虽然用的是颠倒的形式实质上却指的是真正的东西，那末这就是神秘主义和前所未闻的罪过了。 ※※※ 自然科学家的思维：阿加西斯的创造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上帝是从一般的东西进而创造出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首先创造脊椎动物本身，然后创造哺乳动物本身，食肉类动物本身，猫属本身，最后才创造出狮子等等！这就是说，首先创造关于具体事物的形状的抽象概念，然后再创造具体事物！（见海克尔，第59页）[390] ※※※ 在奥肯那里（海克尔，第85页及以下各页），可以看到从自然科学和哲学间的二元论中所产生出来的荒谬言论。奥肯沿着思维的道路发现了原生质和细胞，但是没有任何人想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这要用思维才能解决！而当原生质和细胞被发现了之后，奥肯就名声扫地了。 ※※※ 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下的化学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是从任何真正的黑格尔派都不承认的美文学家罗生克兰茨那里弄来的引证。要使自然哲学对罗生克兰茨负责任，就象霍夫曼要霍亨索伦王朝对马格拉夫的发现甜菜糖负责任一样地愚蠢[391]。 ※※※ 理论和经验：牛顿在理论上确定了地球是扁圆的。很久以后，卡西尼[392]及其他几个法国人根据他们测量的经验断言：地球是椭圆的，并且以极轴为最长。 ※※※ 如果你去读，例如，托·汤姆生的《论电》[393]，那末经验主义者对希腊人的轻视就会得到特别的说明，那里象戴维以及甚至象法拉第这样的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电花等等），而他们所作的实验使人不禁想起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关于物理化学现象的故事。这些经验主义者正是在这门新科学中完全重蹈了古代人盲目摸索的复辙。天才的法拉第在什么地方走上正确的途径，庸人汤姆生就必定在什么地方加以反对（第397页）。 ※※※ 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 “根据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物质或实物的存在早于运动［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或活力；实物创造了力！”这和力创造了实物的论断是同样错误的，因为力和实物是不可分的[394]。 他是从什么地方弄到他的唯物主义的呢？ ※※※ Causaefinales〔终极的原因〕和efficientes〔起作用的原因〕被海克尔（第89—90页）变成了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和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对他来说，causafinalis＝上帝！同样，对他来说，直接按照康德所理解的“机械的”＝一元的，而不＝力学意义上的机械的。在这样的用语混乱之下，谬论是不可避免的。海克尔在这里关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话，是同黑格尔不一致的（《哲学史》第603页）[395]。 ※※※ 在海克尔那里，还有另一个［注：“另一个”这一个词是对《两极性》这个札记说的，它和本札记写在同一张手稿上而且是在本札记的紧前面（见本卷第558—559页）。——编者注］两极性的例子：机械论＝一元论，而活力论或目的论＝二元论。早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内在的目的就是对二元论的抗议了。应用到生命上的机械论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范畴，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名称的全部意义，那末我们最多只能说化学论。目的：黑格尔，第5卷第205页[396]： “由于机械论企图把自为的自然界看作一个在它的概念上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的整体，所以机械论本身就表现为向着整体性的一种追求，而这整体性在目的中以及在和目的相联系的外部世界的悟性中是找不到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然而，不幸的是：机械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是如此）摆脱不了抽象的必然性，因而也摆脱不了偶然性。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虽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处是一步一步地必然地决定了的。但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这是在具备了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然是一样的）的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要发生的。 其次，黑格尔，第5卷第206页： “因此，和目的论相反，这个〈机械论的〉原理在其和外部必然性的联系中给予了无限自由的意识；而目的论却把自己内容中的微不足道的和甚至可鄙的东西都当作绝对的东西，其中较为一般的思想只能发现自己受到了无限的束缚，甚至受到讨厌。” 同时还有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的巨大浪费。在太阳系中，能够存在生命和能思维的生物的行星，在今天的条件下也许最多只有三个。而这整个庞杂的机构就是为着它们的缘故！ 根据黑格尔（第5卷第244页）[397]，机体中的内在目的是通过本能来实现的。这是不太令人信服的。本能应当使各个有生命的东西和它的概念或多或少地和谐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内在目的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念上的规定。而拉马克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 ※※※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课中所听到的一点儿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片断的东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坏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混合物）中取来的，或是从无批判地和杂乱地读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 ※※※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398]。 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辩证法］ （Ａ）辩证法的一般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在磁那里开始了两极性，它在那里是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的；在电那里，它就把自己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必须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表明了象“正”和“负”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发展形式。我们可以把遗传看作正的保存遗传特征的方面，把适应看作负的不断破坏遗传特征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适应是从事创造的、主动的、正的活动，遗传是进行抗拒的、被动的、负的活动。但是，正象在历史中进步是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就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也是把适应看作负的活动较好。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急的时代中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种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出，总是和一切时代玩弄政治的庸人所愿作的完全不同。甚至1848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料不到地和违反自己意愿地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倒退到形式更尖锐的的反动去呢，还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也许甚至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花朵的曼托伊费尔反动统治。同样，1851年法国资产者也走到了他们确实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是皇帝和禁卫军的滑稽可笑的模仿画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 Hardandfastlines〔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细颚龙和始祖鸟[399]之间只缺少几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上都出现了。“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在低等动物中，个体的概念简直不能严格地确立。不仅在这一动物是个体还是群体的问题上是如此，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在什么地方一个个体终止而另一个个体（“褓母虫体”）[400]开始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 量到质的转化＝“机械的”世界观，量的变化改变着质。这是绅士们从来没有嗅到的！ ※※※ 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自身两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正如在电、磁等等情形下，不可固执一面，而且也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想固执一面一样，在思想情形下也是如此。 ※※※ “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全书》第1部第111节，附释）：“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例如，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 ※※※ 例如，部分和整体已经是在有机界中愈来愈不够的范畴。种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那便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全书》第1部第268页）[401]。 ※※※ 简单的和复合的：这些也已经在有机界中失去了意义的范畴是不适用的。无论骨、血、软骨、肌肉、纤维质等等的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能造成一个动物（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56页）[402]。有机体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复合的，不管它是怎样复杂的。 ※※※ 同一性——抽象的，α＝α；反过来说，α不能同时等于α又不等于α——在有机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由于吸收和排泄各种物质，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无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其总的结果则一目了然地出现于各个生命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理学愈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愈加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愈加重要，而旧的、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作只和它自己同一的东西、看作常住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便过时了［注：在页边上写着：“至于物种进化，就更不用说了。”——编者注］。虽然如此，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还是继续存在。但是，就是在无机界中，抽象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经常在改变它，在修改它的同一性。只是在数学——一种研究思想事物（虽然它们是现实的摹写）的抽象的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在不断地被扬弃（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35页）[403]。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黑格尔，第6卷第231页）[404]。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断的变化，即抽象的、和自身的同一的被扬弃，在所谓无机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质学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历史。在地面上是机械的变化（冲蚀，严寒）、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是机械的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胶合物），以及大规模的变动——地面凸起、地震等等。今天的片岩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粘土；白垩土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松散的极微小的甲壳；石灰石更是这样，根据某些人的意见，石灰石完全是从有机物产生的；沙石根本不同于海中的松散的沙；海中的沙又产生于被磨碎的花岗石等等；至于煤，就更不必说了。 ※※※ 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α＝α。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命题在每个场合下都被自然科学一点一点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中它还继续存在着，而旧事物的拥护者仍旧用它来抵抗新事物：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但是最近自然科学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见前面）。——抽象的同一性，象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畴一样，对日常应用来说是足够的，在这里所考察的只是很小的范围或很短的时间；它所能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个场合下都是不相同的，并且是由对象的性质来决定的；在行星系统中，那里可以采用椭圆为基本形式来作寻常的天文学计算而不至于造成实践上的错误，它的适用范围就比在几个星期内完成变态的昆虫那里宽广得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例如要以几千年为尺度来计算的物种变化。）但是，对综合的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任何一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够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已经在实践中被排除，但是在理论中，它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 ※※※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注：“两个主要的对立”指的是：（1）同一和差异的对立，（2）原因和结果的对立。“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后来加进去的。——编者注］，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 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叫：在电学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末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此外，地磁的北极所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把它叫做北极，这是一点妨碍也没有的。 ※※※ 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不管把哪方面当作正，把哪方面当作负，都是一样的，不仅在解析几何中是如此，在物理学中更是如此（见克劳胥斯，第87页及以下各页）[405]。 ※※※ 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地，如果把一条蚯蚓切断，那末它在正极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在另一端形成新的负极，即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这时变成了正极，即变成了口，而在带伤的一端形成了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的转变成负的。 ※※※ 两极化。在雅·格林看来，下列论点是确定不移的：德国方言不是高地德意志语，就是低地德意志语。在这里，法兰克方言在他看来是完全消失了[406]。因为卡罗林王朝末期的法兰克文字是高地德意志语（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确实已波及法兰克的东南区），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兰克语在一些地方已经溶化在古高地德意志语中，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中。这样仍然绝对不能说明古萨利克语区的尼德兰语从何而来。只是在格林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被发现：萨利克语革新成尼德兰方言，里普利安语革新成中莱茵和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部分地在不同的程度上转变为高地德意志语，部分地则依然是低地德意志语，所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 偶然性和必然性 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逻辑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这怎么可能呢？常识和具有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二者是并列地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而整个问题，就只在于不要把这两类互相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决定性的性状当作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个体间的其他差异当作偶然的，而且就象在植物和动物中一样，在结晶体中也是如此。于是较低的类对较高的类来说，又被看做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目和属，而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是必然的，否则都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种科学是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产生的原因叫做偶然性或上帝，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个叫法都只是表示：我不知道，因此它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失效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传到自然科学中，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这一朵苜蓿花今年已由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一朵还是由这只特定的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一粒特定的被风吹来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早四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三点钟或五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更动的因果连锁、由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所引起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构造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按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无论我们同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一起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象土耳其人一样叫做天数[407]，或者就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在任何这样的情况下都谈不到对因果连锁的探索，因此，我们不论是在这种情况下或是在那种情况下都一点也不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也依然象以前一样。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那末豌豆的粒数正好还是偶然的，而且，即使确认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已经预先安排好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前进一步。此外，科学如果老从豌豆荚的因果连锁方面探索这一个别豌豆荚的情况，那就不再是什么科学，而只是纯粹的游戏而已；因为这同一个豌豆荚本身，还具有其他无数的、个体的、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度和硬度，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个别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中所要探索的因果联系，比起全世界所有的植物学家所能解决的还要多。 这样，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倒是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是和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处于同一等级，那末实际上不是偶然性被提高为必然性，而倒是必然性被降低为偶然性。此外，在某一地区并列存在的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其多样性可以断定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上面的，而对于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还是和过去一样，是偶然的。对个别的动物来说，它生在什么地方，它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敌人和多少敌人威胁它，这都是偶然的。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植物是偶然的；这粒种子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地，这对于子植物也是偶然的；确信一切都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上面，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定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自然界各种对象的混杂的集合，即使有永恒的原初决定，却仍旧象过去一样，是偶然的。 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逻辑学》第2册第3篇第2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作奇异的文字游戏、当作自相矛盾的胡说抛在一旁，它自己在理论中一方面保持沃尔弗形而上学的思想空虚，认为一件东西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空虚的机械的决定论，一般地在口头上否认偶然性，以便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承认偶然性。 当自然科学还继续这样想的时候，它通过达尔文做了些什么呢？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408]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但是，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科学的一切部门都需要种的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如果没有种的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都不仅要发生问题，而且要干脆被废弃了。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注：在页边上写着：（“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关于偶然性的材料，把必然性的旧观念压碎了和破坏了。”）——编者注］。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起来，就等于把人类任意作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一般地宣布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 “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409]——各个学派的生物学家们大家一致地喊叫起来。 达尔文［注：参看本卷第650页。——编者注］。 ※※※ 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410] “和某物相对立的无，任何某物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74页）［注：恩格斯在论零的那篇札记中应用了这段引文（见本卷第605页）。——编者注］ “考虑到〈世界〉整体的相互规定的联系时，形而上学可能提出——实质上是同义反复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个论断：如果一粒尘埃被消灭了，整个宇宙就会崩溃。”（第78页） 关于否定的主要一段。《引言》第38页： “自相矛盾的东西，不是化为零，不是化为抽象的无，而是化为对自己的特定内容的否定［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否定的否定。《现象学》前言第4页：蓓蕾、花、果等等。[411] ［（Ｂ）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界限”］ ※※※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如何地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 ※※※ 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就是黑格尔首先发现的关于概念的见解。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 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 ※※※ 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意思的。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412]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末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相反地，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中间就有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 ※※※ ［关于判断的分类］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黑格尔忠实于他的整个逻辑学的划分，把判断分为下列几类[413]： 1．实在的判断，判断的最简单形式，这里是肯定地或否定地表明某一单个的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肯定判断：玫瑰花是红的；否定判断：玫瑰花不是蓝的；无限判断：玫瑰花不是骆驼）。 2．反省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关于主语的某种关系规定，某种关联（单称判断：这个人是会死的；特称判断：有些人或很多人是会死的；全称判断：一切人都是会死的，或人是会死的）[414]。 3．必然性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主语的实在的规定性（直言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假言判断：如果太阳升起，那就是白昼；选言判断：南美肺鱼不是鱼类就是两栖类）。 4．概念的判断，这里所表明的是主语对自己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己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实然判断：这所房子是坏的；或然判断：如果一所房子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它就是好的；必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 第一类是个别的判断，第二和第三两类是特殊的判断，第四类是普遍的判断。 不管这些东西在这里读起来怎样枯燥乏味，不管这种判断分类法有时初看起来是怎样任意作出的，但是，对于仔细研究过黑格尔《大逻辑》中的天才阐述（《全集》第5卷第63—115页[415]）的人来说，这种分类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这种分类法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而且还以自然规律为根据，我们在这里愿意从其他部门举出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来证明。 摩擦生热，在实践上是史前的人就已经知道的了，他们也许在十万年前就发现了摩擦取火，而且他们在更早以前就用摩擦来使冻冷了的肢体温暖。但是，从那时起到发现摩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热的一个源泉，谁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千年。够了，已经到来了这样的时候，人的脑子已经发展到足以下这样一个判断：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一个实在的判断，并且是一个肯定判断。 又经过了几千年，到1842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才根据这个特殊过程和同时发现的其他类似过程的关系，即根据它的最接近的一般条件来研究这个特殊过程，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大量的经验知识，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才能从上述的肯定的实在的判断进步到这个全称的反省的判断。 但是，现在事情发展得很迅速。只过了三年，迈尔就能够（至少在实质上）把反省判断提高到它现在还起着作用的阶段：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是概念的判断，并且是必然判断——判断的最高形式。 因此，表现在黑格尔那里的是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而在我们这里就成了对运动性质的立足于经验基础的理论认识的发展。由此可见，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作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个单独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作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形式）展示出在特殊情况下（经过摩擦）转变为另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任何运动形式都证明自己能够而且不得不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到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达。由于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给它提供新的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如此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是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在普遍性方面——其中形式和内容都同样普遍——这个规律是不可能再扩大了：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可惜，在我们还不能制造蛋白质以前，我们谈到蛋白质的运动形式，即谈到生命时，便感到困难了。 ※※※ 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为了作出判断，不仅需要康德的“判断力”，而且还［……］［注：这个没有收尾的小札记写在一张对折页稿纸的第4页末尾，而第2、3页和第4页开头部分是关于判断分类的那个较大的片断。恩格斯在这个札记的没有写完的结尾处，看来是想用关于我们的一切知识的经验基础的原理来反对康德的先验主义（参看本卷第567页）。——编者注］ ※※※ 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全部《概念论》[416]在其中运动的三个规定。在这里，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黑格尔经常以个体到种和属的上升运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现在海克尔们带着自己的归纳法跑出来了，他们大吹大擂，似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反对黑格尔，说什么应当从个别上升到特殊，然后上升到普遍，应当从个体上升到种，然后再上升到属，而在这之后，才容许那应当继续下去的演绎推理！这些人陷入了归纳和演绎的对立中，以致把一切逻辑推理形式都归结为这两种形式，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1）他们在这些名称下不自觉地应用了完全另外的推理形式，（2）只要他们不能把全部丰富的推理形式都硬塞进这两种形式的框子中，就把这一切丰富的形式全都丢掉了，（3）因此他们把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形式甚至变成了纯粹的蠢话。 ※※※ 归纳和演绎。海克尔，第75页及以下各页，在那里歌德作出了归纳推理：通常没有颚间骨的人，一定有颚间骨，于是他用错误的归纳法得出了某种正确的东西！[417] ※※※ 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和演绎对立。似乎演绎不＝推理，因此归纳也是一种演绎。这是由两极化而来的。海克尔《创造史》第76—77页。推理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极！ ※※※ 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而一切更低的动物都是蠕虫。现在用归纳法发现：这是荒谬的，并且有ｘ类存在。这样，如果所谓归纳推理和以分类为基础的所谓演绎推理同样是可以错误的，那末所谓归纳推理的优越性又在什么地方呢？ 归纳法绝不能证明：任何时候都决不会出现无乳腺的哺乳动物。从前乳房是哺乳动物的标记。但是鸭嘴兽就没有乳房。 归纳法的全部混乱是英国人［造成］的——惠威尔，归纳科学包围着纯粹数学的［科学］[418]，因而设想出了归纳和演绎的对立。关于这一点，不论旧的或新的逻辑学，都一无所知。从个别东西开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实验性的，而且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甚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Ａ—Ｅ—Ｂ开始的。[419] 当归纳法的结果——分类法——到处出问题时（Limulus是一种蜘蛛，Ascidia〔海鞘〕是一种脊椎动物或脊索动物，肺鱼亚纲和原来把它当作两栖类的整个定义相反，是一种鱼[420]），当每天都有新的事实发现，推翻全部旧有的归纳分类法时，海克尔恰恰在这个时候狂热地拥护归纳法，这又恰好表明了我们的这些自然科学家的思考力的特色。黑格尔曾经说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这个命题多么恰到好处地得到了证明！而且，由于进化论的成就，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回到“演绎法”，回到亲缘关系上来——任何一个种属都确确实实是由于亲缘关系而从另外一个种属演绎出来的，——而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而用相对的概念是不能作归纳推理的。 ※※※ 给归纳万能论者。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注：在页边上写着：“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编者注］。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出错误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光微粒和热素是归纳法的成果。它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归纳法告诉我们：一切脊椎动物都有一个分化成脑髓和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脊髓包含在软骨或硬骨的脊椎中——这种动物就由此得名。可是文昌鱼却被发现是一种具有未分化的中央神经索并且没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归纳法确认鱼类是一种终身专门用鳃呼吸的脊椎动物。可是出现了一些动物，这些动物的鱼的特征差不多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它们除去鳃，还有很发达的肺；我们看得出来：每一条鱼在鳔中都有潜在的肺。海克尔只是大胆地应用了进化论，才把在这些矛盾中感到很舒服的归纳派拯救出来。——假如归纳法真的不会出错误，那末有机界的分类中接二连三的变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些变革是归纳法的最独特的产物，然而它们互相消灭着。 ※※※ 归纳和分析。在热力学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可以说明归纳法如何没有权利要求成为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蒸汽机已经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加进热而获得机械运动。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它们只是愈来愈迫使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去解释这一情况。萨迪·卡诺是第一个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用归纳法。他研究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蒸汽机中的基本过程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次要过程掩盖住了；于是他撇开了这些对主要过程无关重要的次要情况而设计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象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决不可能制造出来的，但是它按照自己的方式起了象这些数学抽象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它表现纯粹的、独立的、真正的过程。他已经碰到热的机械当量了（见他的函数C的意义）［注：见本卷第388页。——译者注］，只是他不能够发现和看清它，因为他相信热素。这也是错误理论造成损害的证明。 ※※※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hoc〔在这以后〕，但不是propterhoc〔由于这〕［注：《posthoc，ergopropterhoc》（在这以后，所以，就由于这），这一公式用来表示关于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不合理的结论：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在另一个现象之后发生就作出来的结论。——编者注］（《全书》第1部第84页）[421]。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hoc，那末它便和propterhoc等同了［注：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末这就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必然的因果联系。——编者注］。 ※※※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次更替，就能产生因果观念：随太阳而来的热和光；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证明，而且在这个范围内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地重复出现的Posthoc〔在这以后〕决不能确立propterhoc〔由于这〕。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正好集中在焦点上，造成象普通的火一样的效果，那末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末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详详细细地研究全部过程：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这里怀疑论者也不能说，从已往的经验不能推论出下一次将恰恰是同样的情形。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正好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每件这样不合常规的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引信的化学分解，火药的潮湿等等，枪筒的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变、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除外，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各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总和始终是不变的（斯宾诺莎：实体是自身原因——把相互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了）[422]。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如果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我们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是由于他对付不了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有了问题，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他糊涂了。第10—14页[423]）。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 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浅薄呵！ ※※※ 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424] 耐格里，第12—13页 耐格里先说，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马上又接着说，这类“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第12页）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虽然在质上各不相同，却都是可以衡量和可以认识的。 第二，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体。两种不同的物体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是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质是在程度上不同的，还有一些质可能是这两种物体之一所完全没有的。如果我们拿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体——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那末我们由此得到的共同点便很少，至多只有重量和其他一般物体属性是二者所共有的。但是，在此二者之间还有一个无限系列的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填补起来，并指出每一物体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因而可以认识它们。这是耐格里自己也承认的。 第三，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是绝对不同的。但是就在这里，这些差异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步而消失。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两种相近的同类的感觉，它们所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类的。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最后，总是同一个我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而这些不同的印象又是由同一个物所给与，并显现为它的一般属性，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不同的感官才能接受的不同的属性，确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或者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在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全部混乱都发生于质和量的混乱。根据盛行的机械观，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在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在其他地方还有说明的必要）；质和量在他看来是两个绝对不同的范畴。形而上学。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3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一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而关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也没有自然科学家谈得多。因此，耐格里说，人们如果不愿意只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把永恒的东西和它混在一起，就会把有限的东西弄得不可理解，这表明，他不是否认了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便是否认了它们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障碍。正如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纯粹有限的东西所组成一样，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做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蠢事，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普利斯特列）[425]。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是被双重的困难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说，它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近的进步过程中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耐格里可笑地说着同样的话：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能认识在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内的一切有限的东西［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3页］ 正是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内的有限的东西的总和构成无限的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根据这个总和构成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如果没有这个……有限的东西，他就根本没有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了。 （关于恶无限性本身，在别的地方还要讲到。） 在这种无限性研究前面是下列几点： 1．空间和时间上的“微小领域”。 2．“感觉器官的或许不完备的发展”。 3．“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暂时的、变动的东西，只能认识程度上不同的、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把数学概念转用到自然物上，只能根据从自然物本身得到的尺度来判断自然物。我们不知道任何无限的或永恒的东西，任何常住不变的东西，任何绝对的差异。我们准确地知道一小时、一米、一公斤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第13页］ 这是老生常谈。先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从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确实有人认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或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因此，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不能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可以意识到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感觉到的事物，但是一切认识都是感性上的测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困难：我们当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抽象的水果[426]。 当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大概有许许多多为我们感官所不能觉察到的运动形式的时候，这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等于取消运动不可创造这个规律，至少对我们的认识来说是这样。要知道，这些运动形式是可以转化成我们能觉察到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接触电就容易解释了。 ※※※ 关于耐格里：无限的不可理解。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时候，我们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过程，即以恶无限性的形式存在着的，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就理解了这个过程中所必须理解的一切。最多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过程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循环中——的某种永恒的重复呢，还是这个循环有向下和向上的分枝。 ※※※ 恶无限性。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安置在充实了的空间和时间中，安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只是被扬弃了的、虽然是本质的、但不是占优势的因素。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时所用不着的。此外，只有几百万个太阳中的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基础。对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来说，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地球，而对有机科学来说则完全是这样。但是，对现象的实际无限的多样性和认识自然界来说，这并没有本质的损害，对历史来说，同样地、更大地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一小部分地球，也同样没有损害。 ※※※ 1．无限的进步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漠的荒野，因为它只是同一个东西的永恒的重复：1＋1＋1…… 2．然而实际上它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是前进或后退，因而它成为运动的必然形式。更不必说它不是无限的，因为现在已经可以预见到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是地球也不是整个宇宙。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历史在时间上是没有任何发展的，否则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进步过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形式，虽然他空想地认为这个发展是有终结的——在黑格尔哲学的确立中。 3．也有无限的认识［注：在页边上写着：“（数量，第259页，天文学）”[427]。——编者注］：Questainfinitachelecosenonhannoinprogresso，lahannoingiro 〔事物在前进中所没有的无限，在循环中却有了〕[428]。这样，运动形式更替的规律是无限的，是自我封闭的。但是这样的无限又被有限所纠缠，只是片段地出现。1/ｒ2也是如此。[429] ※※※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水在摄氏零度和一百度之间是液体，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1）水，（2）一定的温度，（3）标准压力。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有对于地球，或者对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星轴倾斜、温度，并且具有同样的氧和氮混合的大气以及等量地蒸发和凝结水蒸汽的天体，才是如此。月球上没有大气，太阳上只有由炽热的金属蒸汽构成的大气；所以月球没有气象学，而太阳的气象学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建立的。太阳、恒星、星云、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电和磁的强度的情况，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元素的化学化合规律，在太阳上由于高温而失去了效力，或者只是在太阳大气圈最外部暂时有效，而在这些化合物接近太阳时便又分解了。太阳的化学仅仅是在产生中，而且必然和地球的化学完全不同，它不推翻地球的化学，但是站在它外面。在星云上面，或许甚至没有六十五种本身就可能是化合物的元素。因此，如果我们想谈谈那些同样适合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那末剩给我们的就只有重量，也许还有能量转化说的最一般的公式，或者如通常所说的热之唯动说。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普遍地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末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消灭中一个跟一个地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因而会变成在每个阶段上由其他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其他现象形式）来支配的历史，而这样一来，只有运动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了。 ※※※ 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并且已经很合理地被推翻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5页）[430]。（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小的行星而存在。）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离我们右边或左边比从地球到太阳还远一千万亿倍的地方，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够了。 ※※※ 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拉伯克）[431]，但是，在对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光线的认识上，我们比蚂蚁走得更远得多。我们能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且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的，这已经表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关于思维活动的情形又正好和眼睛一样。为了知道我们的思维能探究到什么，在康德后一百年，企图从理性的批判、从认识工具的研究去找出思维所能达到的范围，是徒劳无益的；正如赫尔姆霍茨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这一缺陷的确是必然的：能看见一切光线的眼睛，正因为能看见一切光线，就什么也看不见）和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它使视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不能提供完全正确的再现）去证明我们的眼睛对它所看见的东西的状况的报告不正确和不可靠一样。我们宁可从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究到和每天还在探究的东西，来看我们的思维能探究到什么。这在量上和质上是已经足够的了。相反地，对思维形式、逻辑范畴的研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有黑格尔才系统地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化学光线在蚂蚁眼里究竟是什么样子。谁要为这件事情苦恼，我们可一点也不能帮助他。 ※※※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432]。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可是没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思的东西。——这种观点的最后的形式——“自在之物”。认为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这种论断（黑格尔《全书》第44节），第一，是离开科学而转到幻想里面去了。第二，它没有给我们的科学知识增添一个字，因为如果我们对事物不能加以研究，那末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它是纯粹的空话，而且永远不会被应用。抽象地说，它好象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且让我们把它应用一下。如果一个动物学家说：“一只狗好象有四条腿，可是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是有四百万条腿或是一条也没有”，那末我们对这个动物学家会作什么想法呢？如果一个数学家先下定义说，三角形有三条边，然后又说，他不知道三角形是不是有二十五条边，那末我们对这个数学家会作什么想法呢？如果他说2×2好象等于4，我们又怎样想呢？但是自然科学家们小心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自在之物这个词，只有在转到哲学时才允许自己应用它。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们对它是多么地不严肃，它本身是多么地没有价值。如果他们严肃地对待它，那又为什么终归要研究点什么东西呢？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 自在之物。黑格尔《逻辑学》第2册第10页（往后还有一整节也是论述它的）[433]： “怀疑论不允许自己说存在；近代唯心主义〈即康德和费希特〉不允许自己把认识看作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注：在页边上写着：“参看《全书》第1部第252页”434。——编者注］……但是同时，怀疑论却允许自己的外观有多样的规定，或者更恰当地说，它的外观是以世界的整个多样的丰富性为内容。同样地，唯心主义的现象〈即唯心主义称为现象的东西〉也把这些多样的规定性全部包括在它自身之中……所以，这个内容可以完全没有存在、没有物或自在之物作为基础；这个内容对自己来说始终是它那样；它只不过从存在转到了外观而已。”［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因此，黑格尔在这里比起现代的自然科学家来，是一个更加坚决得多的唯物主义者。 ※※※ 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证明了］：康德在思维着的“自我”上面也失败了，在“自我”中他同样找出一个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第5卷第256页及以下各页）[435]。 ［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 ※※※ 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这种物质并不是抽象。就是在太阳中，一个个实物都是分解了的，并且在它们的作用上没有差别。但是在星云的气团中，一切实物虽然各自分开地存在着，却都融为纯粹的物质本身，即仅仅作为物质而不按照自己的特殊属性来起作用。 （此外，在黑格尔那里，起作用的原因和终极的原因之间的对立也已经在相互作用的范畴中被扬弃了。） ※※※ 原始物质。 “把物质当作本来就存在着的并且自身是没有形式的这个观点，是很古老的，在希腊人那里我们就碰到过，它最初是以浑沌的神话形式出现，而浑沌是被设想为现存世界的没有形式的基础的。”（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58页）[436] 我们又在拉普拉斯那里看到这种浑沌；和它近似的是星云，这种星云也还只有形式的开端。此后分化便发生了。 ※※※ 通常都把重量看作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这就是说，吸引是物质的必然属性，而排斥却不是。但是吸引和排斥象正和负一样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根据辩证法本身就可以预言：真正的物质理论必须给予排斥以和吸引同样重要的地位；只以吸引为基础的物质理论是错误的，不充分的，片面的。事实上已经有足够的现象预先指出这一点。仅仅由于光的缘故，以太就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了。以太是否是物质的呢？如果它真的存在着，那末它就必定是物质的，就必定归于物质的概念之下。但是它没有重量。彗星尾被认为是物质的。它们显出很强的斥力。气体中的热产生斥力等等。 ※※※ 吸引和重力。全部重力论是奠基在这个说法上：吸引是物质的本质。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是有吸引的地方，它都必定被排斥所补充。所以黑格尔就说得很对：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437]。事实上我们愈来愈不得不承认：物质的分散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吸引转变成排斥；相反地，被排斥的物质的凝缩也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排斥转变成吸引。［注：参看札记《内聚力》（本卷第630页）。——编者注］ ※※※ 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的，但是，事实上他在这里预言了以后的自然科学上的发现。就是在气体中也有分子的排斥，而在更稀薄的分散的物质中，例如在彗星尾中则更是如此，在那里排斥甚至以非常巨大的力起着作用。甚至在这里黑格尔也显示出他的天才，他把吸引看成是从作为第一因素的排斥中引导出来的第二因素：太阳系不过是由于吸引渐渐超过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排斥而形成的。——由热产生的膨胀＝排斥。气体运动说。 ※※※ 物质的可分性。这个问题对于科学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知道：在化学中，可分性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出了这个界限，物体便再不能起化学作用了——原子；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同样，在物理学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某种——对物理学的观察来说——最小的粒子；它们的排列制约着物体的形式和内聚力，它们的振动表现为热等等。但是，物理学上的分子和化学上的分子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黑格尔很容易地把这个可分性问题对付过去了，因为他说：物质既是两者，即可分的和连续的，同时又不是两者[438]；这不是什么答案，但现在差不多已被证明了（见第5张第3页下端：克劳胥斯）［注：恩格斯援引札记《气体运动说》，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这篇札记位于第5张对折页稿纸的第3页的末尾（见本卷第630页）。——编者注］。 ※※※ 可分性。哺乳动物是不可分的，爬行动物还能再生出一只脚来。——以太波可以分割和量度到无限小。——实际上，在一定的范围内，例如在化学中，每一个物体都是可分的。 ※※※ “它〈运动〉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的统一……空间和时间都属于运动；速度，运动的量，是和某一特定的流过的时间成比例的空间。”（［黑格尔］《自然哲学》第65页）“空间和时间充满着物质……正如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一样，也没有无运动的物质。”（第67页）[439] ※※※ 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这个命题中：宇宙永远保存着同量的运动。[440]自然科学家把这一点表达为“力的不灭”，这是不完全的。笛卡儿仅仅用量去表达也同样是不充分的：作为物质的本质表现、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的运动本身，和物质自身一样，是不灭的，这里包括量的方面。这就是说，在这里哲学家的理论也是在两百年之后才被自然科学家所证实。 ※※※ 运动不灭。格罗夫书中有很精彩的一段，第20页及以下各页。[441] ※※※ 运动和平衡。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注：在页边上写着：“平衡＝吸引胜过排斥”。——编者注］在天体的运动中是平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相对的）。但是，任何特殊相对的运动，即这里在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个别物体的任何个别运动，都是为了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努力。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在太阳上只有整个质量的平衡，而没有个别实物的平衡，或者，如果有，也只是一种极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显著差别所决定的平衡；在表面上是永恒的运动和波动，分解。在月球上似乎是绝对的平衡占了统治地位，没有任何相对的运动——死亡（月球＝否定性）。在地球上，运动分化为运动和平衡的交替：个别运动趋向于平衡，而整体运动又破坏个别的平衡。岩石进入了静止状态，但是风化、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断地破坏这个平衡。蒸发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现象也造成同样的情景。最后，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官的继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经常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 （1）天体的运动。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间的近似的平衡。 （2）一个天体上的运动。物体。只要这种运动是由纯粹机械的原因所引起，也就存在着平衡。物体静止在自己的基础上。在月球上这种静止看来是完全的。机械的吸引克服了机械的排斥。从纯粹力学的观点看来，我们不知道从排斥中发生了什么，而且纯粹力学也不说明，那些使例如地球上的物体向反重力的方向运动的“力”究竟从何而来。它把这个事实当做已知的。所以，这里是把具有排斥作用的机械运动简单地由物体传递给物体，而吸引和排斥则彼此相等。 （3）但是，地球上的一切运动，大多数是运动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由机械运动到热、电、化学运动——和每一个形式到任何其他形式的转变；所以，或者是［注：这个“或者是”的后面并没有跟着第二个“或者是”。可以推测，恩格斯在这句话的末尾也想指出排斥向吸引的相反的转化，可是却没有实现这个意图。现根据推测补全这句话，放在方括号里面。——编者注］吸引转化为排斥——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化学分解（这种转化是原来的上升的机械运动转变为热，而不是下降的运动转变为热，后者只是外表而已）［——或者是排斥转化为吸引］。 （4）现在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全部能量，都是从太阳热转化来的。[442] ※※※ 机械运动。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运动总是不言而喻地被认为是和机械运动，和位置移动相等的。这是从化学产生前的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并且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理解。应用到物质上的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由于同样的误解，还产生了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甚至格罗夫也 “强烈地倾向于认为物质的其他状态是运动的变形或者最终会归结为这些变形”（第16页）[443]， 这样就把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煞了。这决不是说，每一个高级的运动形式并非总是必然地与某个现实的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相联系；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作用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 ※※※ 自然科学的辩证法[444]：对象是运动着的实物。实物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关于不在运动着的物体，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出来的。 （1）第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是纯粹的位置移动。 （ａ）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下［才谈得上］［注：方括号里的字是根据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补加进去的。——编者注］——下落。 （ｂ）分离的诸物体的运动：弹道，天文学——外表上的平衡——终点总是接触。 （ｃ）互相接触的诸物体的相对运动——压力。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杠杆和本义上的力学的其他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能在其最简单的接触形式中，产生出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摩擦和碰撞。但是摩擦和碰撞，实际上即接触，还具有从来未被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指出过的其他结果：它们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声、热、光、电、磁。 （2）这些不同的力（除了声）——天体物理学—— （ａ）都互相转化和互相代替，而且 （ｂ）当作用于各种物体上（不论它们就化学上来说是化合物，或是元素）并就每一个物体来说都各不相同的每个力在量上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了化学变化，于是我们就进入化学领域。天体化学。结晶学是化学的一部分。 （3）物理学应该或者能够不去考虑有机的生物体，化学则在有机化合物的研究中才找到关于最重要物体的真正性质的真实说明，并且另一方面合成只在有机界中出现的物体。在这里化学进入到有机生命的领域，而且它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它独自就可以给我们说明向有机体的辩证转化。 （4）然而真实的转化是在历史中——太阳系的、地球的历史中；有机界的现实前提。 （5）有机界。 ※※※ 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 在上世纪末叶，在大多数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出现了要把旧的牛顿－林耐学派的整个自然科学作百科全书式的概括的要求，有两个最有天才的人物投身于这个工作，这就是圣西门（未完成）和黑格尔。现在，当新的自然观在其基本特点上已经形成的时候，同样的要求又可以感觉得到了，并且有人正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当现在自然界中发展的普遍联系已经得到证明的时候，外表上的顺序排列，如黑格尔人为地完成的辩证的转化一样，是不够了。转化必须自我完成，必须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式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 ※※※ 孔德绝不可能是他的从圣西门那里抄来的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科学整理法的创造者[445]，这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套整理法在他那里只是为了安排教材和教学，因而就导致那种愚蠢的全科教育，在那里，不到一门科学完全教完之后不教另一门科学，在那里，一个基本上正确的思想被数学地夸大成胡说八道。 ※※※ 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论[446]，在当时是完备的。机械论——质量的运动；化学论——分子的运动（因为这里也包括物理学，而且两者——物理学和化学——都属于同一系统）和原子的运动；有机论——上两项运动不可分地包含于其中的那些物体的运动。因为有机论无疑是把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高度的统一，而这种三位一体是不能再分离的。在机体中，机械运动直接由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引起，这和营养、呼吸、排泄等等有关，也同样地和纯粹的肌肉运动有关。 每一组又分为两门。力学：（1）天体力学，（2）地球上的力学。 分子运动：（1）物理学，（2）化学。 有机体：（1）植物，（2）动物。 ※※※ 地文学［注：即对自然界的描述。——编者注］。在从化学过渡到生命以后，首先应当阐述生命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因而首先应当阐述地质学、气象学等等。然后才阐述生命的各种形式本身，如果不这样，这些生命形式也是不可理解的。 ※※※ 关于“机械的”自然观[447] 附在第46页［注：见本卷第72页。——编者注］：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种科学 自从上面这篇论文（《前进报》，1877年2月9日）［注：即《反杜林论》第1编第7章。——编者注］发表以后，凯库勒（《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给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下了一个完全类似的定义： “如果把这个关于物质的本质的观念作为基础，那末就可以给化学定义为原子的科学，给物理学定义为分子的科学，于是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把今天物理学中涉及质量的这一部分作为专门的学科分出来，并为它保留下力学这个名称。这样，力学就成为它们两者的基础科学，因为物理学和化学在某些观察中，特别是在计算中，必须把分子或原子当作质量来看待。”[448]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说法和正文中及前一注释中［注：即《反杜林论》的正文和《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那个注释（见本卷第72页和第610—616页）。——编者注］的说法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不是那么明确罢了。但是有一家英国杂志（《自然界》）竟把凯库勒的上述原理翻译成力学是质量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物理学是分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化学是原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449]；照我的看法，这种甚至把化学过程无条件地归结为纯粹机械过程的做法，是把研究的领域，至少是把化学的领域不适当地缩小了。但是这种作法居然时髦起来了，例如，连海克尔也经常把“机械的”和“一元的”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并且据他看来， “现代生理学……在其领域中只许物理—化学的力——或广义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机械力——起作用”（《交替发生》）。[450] 当我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并进而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想借此表示这些科学中的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和连续性，也表示出它们的差异和非连续性。更进一步把化学也叫做力学的一种，这在我看来是不能容许的。不论就广义或狭义而论，力学上只有量，它所考虑的是速度和质量，最多再加上个体积。如果力学碰到了物体的性质（例如，在流体静力学和气体静力学中），那末它不研究分子状况和分子运动就不行，它本身在这里只是一种辅助科学，只是物理学的前提而已。但是，在物理学中，尤其是在化学中，不仅有量变所引起的连续的质变，即量到质的转化，而且要考察那许许多多的质变，这些质变怎样为量变所制约还完全没有证实。说今天的科学潮流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可以欣然同意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个潮流是唯一正确的潮流，追随这个潮流就会穷究全部物理学和化学。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较大或较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而认识这些机械运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是它的第一个任务。但是这些机械运动并没有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变。发现热是一种分子运动，这是划时代的。但是，如果我除了说热是分子的某种位置移动之外再也不知道说些别的什么，那末我还不如闭口不谈为妙。化学似乎已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从原子体积和原子量的关系去说明元素的一系列的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没有一个化学家敢断言：某个元素的一切属性可以用它在洛塔尔·迈耶尔曲线[451]上的位置完全表示出来，单凭这个位置就能说明，例如，碳借以成为有机生命的主要承担者的那些特殊属性或磷在脑髓中的必要性。然而“机械”观正是这样做的。它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同时忽视了质和量的关系是相互的，忽视了量可以转变为质，质也可以转变为量，忽视了这里所发生的恰好是相互作用。如果质的一切差异和变化都可以归结为量的差异和变化，归结为机械的位置移动，那末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命题：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同一的最小的粒子所组成，而物质的化学元素的一切质的差异都是由量的差异，即由这些最小的粒子结合成原子时在数目上和在空间排列上的差异所引起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得这样远。 因为除现在流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最平凡的庸俗哲学外，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对别的哲学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才这样应用诸如“机械的”一类的术语，而不考虑或者甚至不去想想，他们因之必然得出怎样的结论。物质在质上绝对同一的理论，也还有它的信徒；从经验上去驳斥它，正如从经验上去证明它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去问问那些想“机械地”解释一切的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个结论和是否承认物质的同一性，那我们将会听到多少种不同的回答！ 最滑稽可笑的是：把“唯物主义的”和“机械的”等同起来，这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他想用“机械的”这个形容词来贬低唯物主义。诚然，黑格尔所批判的唯物主义——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确实是完全机械的，而且这有个非常自然的原因：当时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还远不能给一般的自然观提供基础。同样，海克尔从黑格尔那里剽窃了下列的译文：causaeefficientes〔起作用的原因〕＝“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和causaefinales〔终极的原因〕＝“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不过黑格尔指的“机械地起作用的”＝盲目地起作用的，无意识地起作用的，不＝海克尔所指的“机械地起作用的”。况且黑格尔本人把这整个对立看作完全被克服了的观点，以致他在《逻辑学》中的两个说明因果关系的地方竟提也没有提到它，而只是在《哲学史》中，在它作为历史事实出现的地方（所以才有海克尔的因肤浅产生的纯粹误解！），而且是在论述目的论（《逻辑学》第3册第2篇第3章）的时候，才完全偶然地提到了它，把它当做旧形而上学用来表述机械论和目的论之间的对立的一种形式，但是除此之外，是把它当做早已被克服了的观点来对待的。这样，在海克尔自以为找到了自己“机械的”观点的旁证而兴高采烈时，竟把黑格尔的话抄错了，并且因此得出了一个绝妙的结果：如果通过自然选择而在某种动物或某种植物身上引起一定的变异，那末这是由于causaefficiens〔起作用的原因〕的作用，如果通过人工选择而引起同样的变异，那末这是由于causafinalis〔终极的原因〕的作用！育种家causafinalis！当然，一个象黑格尔那样有才能的辩证论者是不会在causaefficiens和causafinalis的狭小对立中兜圈子的。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关于这个对立的一切不可救药的奇谈怪论都该收场了，因为我们从经验和理论都知道：物质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同时，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之为起作用的原因，那末我们绝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带入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而已。不起作用的原因决不是原因。 注意。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那末这样做就等于不要看樱桃、梨、苹果，而要看水果本身[452]，不要看猫、狗、羊等等，而要看哺乳动物本身，要看气体本身、金属本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动本身。达尔文学说就要求这样的原始哺乳动物，即海克尔的Promammale[453]，但是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它在胚胎状态中就包含了一切将来的和现在的哺乳动物，那末它在现实中就比现在的一切哺乳动物都要低级而且非常粗陋，所以比它们都要消失得快些。如黑格尔已经证明的（《全书》第1部第199页），这种见解，这种“片面的数学观点”，这种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在质上则自古以来都相同的观点，“无非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454]。它甚至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他就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 最初，凯库勒[455]。以后：现在愈来愈成为必要的自然科学的系统化，除了在现象本身的联系中是找不出来的。这样，任何一个天体上的不大的物体的机械运动，都终止于两个物体的接触，这种接触有两种仅仅在程度上不同的形式，即摩擦和碰撞。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摩擦和碰撞的机械作用。但是我们发现，问题并不就止于此：摩擦产生热、光和电，碰撞也产生热和光，也许还产生电，由此便有物体运动向分子运动的转化。我们进入了分子运动的领域——物理学，并且进一步地研究。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发现，分子运动并不是研究的终结。电转化为化学变化，而且又从化学变化产生。热和光也是一样。分子运动转化为原子运动——化学。化学过程的研究面对着有机世界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化学过程虽然按同一规律进行，然而是在不同于化学足以解释清楚的无机世界中的条件下进行。相反地，对有机世界的一切化学研究，归根结底都回到一个物体上来，这个物体是普通化学过程的结果，它和其他一切物体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完成的、永久性的化学过程，它就是蛋白质。如果化学能制造出这种蛋白质，使之具有在发生时就显然具有的确定形式，即所谓原生质的形式，——这种确定形式或（更正确地说）不确定形式，就是表示这种蛋白质潜在地包含着其他一切形式的蛋白质（于是就没有必要去假定只存在着一种形式的原生质），那末辩证的转化也就在实际上被证实了，因而完全地被证实了。到那时为止，事情还停留在想法上，或者说还停留在假说上。当化学产生了蛋白质的时候，化学过程就象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要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就是说，它要进入一个内容更丰富的领域，即有机生命的领域。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物理学，特别是它的化学，但同时它又不再专门是化学，因为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了，另方面它在这里又升到了更高的阶段。 ［数学］ ※※※ 数学上的所谓公理，是数学需要用作自己的出发点的少数思想上的规定。数学是数量的科学；它从数量这个概念出发。它给这个概念下一个不充分的定义，然后再把未包含在定义中的数量所具有的其他基本规定性，当作公理从外部补充进去，这时，这些规定性就表现为未加证明的东西，自然也就表现为数学上无法证明的东西。对数量的分析会得出这一切公理式的规定，即数量的必然的规定。斯宾塞说得对：我们所认为的这些公理的自明性是承继下来的。这些公理只要不是纯粹的同义反复，就是可以辩证地证明的。 ※※※ 数学问题。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四则（一切数学的要素）的差别具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乘法一开始就表现为一定数目的相同数量的缩简的加法，除法则为其缩简的减法，而且除法在一种情况下，即除数是一个分数时，是把分数颠倒过来相乘。代数的运算却进步了很多。每一个减法（ａ－ｂ）都可以用加法（－ｂ＋ａ）表示出来，每一个除法ａ/ｂ都可以用乘法ａ×1/ｂ表示出来。至于用幂来运算，就更进步得多了。计算方法的一切固定差别都消失了，一切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表示出来。幂可以写作根（ｘ2＝），根可以写作幂（＝ｘ1/2）。1被幂除或被根除，可以用分母的幂来表示（1/＝ｘ-1/2；1/ｘ3＝ｘ-3）。一个数的几个幂的乘或除，可以变做它们的各个指数的相加或相减。任何一个数都可以理解为和表示为其他任何一个数的幂（对数，ｙ＝ａx）。而这种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相反的形式的转变，并不是一种无聊的游戏，它是数学科学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如果没有它，今天就几乎无法去进行一个比较困难的计算。如果从数学中仅仅把负数幂和分数幂取消掉，那末结果会怎样呢？ （－·－＝＋，－/－＝＋，√－1等等，应在前面说明。） 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而它们也就立刻产生，并且是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大体上完成的，但不是由他们发明的。 ※※※ 量和质。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的规定。但是它充满了质的差异。（1）黑格尔，数目和单位，乘和除，乘方和开方。通过这些就可得出黑格尔所没有着重指出的质的差异：质数和乘积，简单的根和幂。16不仅仅是16个1的和，而且也是4的2次方和2的4次方。不仅如此，质数给予由它和其他数相乘而得的数以新的一定的质：只有偶数才能被2除，对于4和8也有类似的规定。在用3做除数的情况下，有数字和的定律。在用9和6的情况下也是一样，但是在用6的情况下必须同时是偶数。在用7的情况下有特殊的定律。数字游戏就建立在这上面，没有学过的人是莫名其妙的。所以黑格尔（《量》第237页）关于算术没有思想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参看《度量》[456]。 只要数学谈到无限大和无限小，它就导入一个质的差异，这个差异甚至表现为不可克服的质的对立：量的相互差别太大了，甚至它们之间的每一种合理的关系、每一种比较都失效了，甚至它们变成在量上不可通约的了。通常的不可通约性，例如，圆和直线的不可通约性也是辩证的质的差异；但是在这里［注：即在无限的数学中。——编者注］正是同一类数量的量的差异把质的差异提高到不可通约性。 ※※※ 数。单个的数在记数法中已经得到了某种质，而且质是依照这种记数法来决定的。9不仅是1相加九次的和，而且是90、99、900000等等的基数。一切数的定律都取决于所采用的记数法，而且被这个记数法所决定。在2进位记数法和3进位记数法中，2×2不＝4，而＝100或＝11。在以奇数作基数的每种记数法中，偶数和奇数的差异不复存在了，例如在5进位记数法中，5＝10，10＝20，15＝30。同样，在这种记数法中，3或9的倍数的数字和可以被3除尽的规则也失去作用了（6＝11，9＝14）。因此，基数不但决定它自己的质，而且也决定其他一切数的质。 关于幂的关系，问题就更进一步：每个数都可以当做其他任何一个数的幂——有多少整数和分数，就有多少对数系统。 ※※※ 一。再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这个数量单位更简单了，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和相应的多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它从相应的多中产生出来的各种方式加以研究，就知道再没有什么比一更多样化了。一首先是整个正负数系统中的基数，它继续自相加下去就可得出其他任何数目。——一是一的所有正幂、负幂和分数幂的表现：12，，1-2都等于一。——一是分子和分母相等的一切分数的值。——一是任何数的零次幂的表现，因此，它是在所有对数系统中其对数都相同即都等于零的唯一的数。这样，一是把所有可能的对数系统分成两部分的界限：如果底大于一，则一切大于一的数的对数都是正的，而一切小于一的数的对数都是负的；如果底小于一，则恰恰相反。因此，如果说，任何数是由相加起来的一所组成，因而自身包含着一，那末，一自身也同样包含着其他一切数。这不只是可能性，因为我们能仅仅用一来构成任何数；而且是现实，因为一是其他任何数的一定的幂。数学家们在做起来对自己方便的地方，都不动声色地在自己的计算中引用ｘ0＝1，或引用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即等于一的分数，因而在数学上运用了包含在一中的多。但是，如果有人以一般的表达方式向他们说，一和多是不能分离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而且多包含于一中，正如一包含于多中一样，他们就会皱起鼻子，并做起鬼脸来。但是，只要我们一离开纯粹数的领域，我们就会看到这是实在情形。在测量长度、面积和体积时就很明显，我们可以采用任何适当的数量来作为单位，而在测量时间、重量和运动等等时也是如此。对于测量细胞，甚至毫米和毫克也太大了；对于测量星球的距离或光的速度，公里也嫌太小而不适用；对于测量行星的、尤其是太阳的质量，公斤也太小了。在这里很明显地看出，什么样的多样性和多都包含在这个初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单位概念中。 ※※※ 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相反地，零是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的。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线，作为能够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都更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一切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把它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数的右边，按我们的记数法它就使该数增加十倍。为此，本可以用其他任何一个记号来代替零，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记号就其本身来说是表示零，即＝0。因此，零获得这种应用，而且唯有它才能够这样被应用，这是在于零的性质本身。零乘任何一个数，都使这个数变成零；零除任何一个数，使这个数变成无限大，零被任何一个数除，使这个数变成无限小；它是和其他任何一个数都有无限关系的唯一的数。0/0可以表现－∞和＋∞之间的任何数，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代表一个实数。——一个方程式的真实内容，只有当它的所有各项都被移到一边，从而把它的值约简为零时，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在二次方程式中已是如此，而在高等代数学中几乎是一般的规则。一个函数Ｆ（ｘ，ｙ）＝0，同样可以等于ｚ，而这个ｚ虽然＝0，却可以象普通的因变数一样被微分，而且可以求得它的偏微分商。 但是，任何一个量的无，本身还是有量的规定的，并且仅仅因此才能用零来运算。一些数学家泰然自若地以上述方式用零进行运算，即把零当作一定的量的观念而用于运算，使它和其他量的观念发生量的关系，但是他们在黑格尔那里读到这被概括为：任何某物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注：见本卷第564页。——编者注］，就大惊失色了。 现在来谈（解析）几何。在这里零是一个特定的点，从这点起，在一条直线上某一方向定为正，而相反的方向定为负。因此，在这里零点不仅和表示某一正数或负数的任何点同样重要，而且比所有这些点更重要得多：它是所有这些点所依存、所有这些点与之有关系、所有这些点由之决定的一点。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任意选定。但是一经选定，它就始终是全部运算的中心点，甚至常常决定其他各点（横座标终点）所在的线的方向。例如，如果我们为了求得圆的方程式而选择圆周上的任何一点作为零点，那末横座标轴必定通过圆心。这一切在力学中也得到应用，在那里，在计算运动时，每次选定的零点都构成整个运算的要点和轴心。温度表上的零点是温度段的十分确定的最低的界限，温度段可以任意地分成若干度数，从而可以作为这一段内的温度的量度，以及较高或较低的温度的量度。因此，零点在这里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点。甚至温度表上的绝对零点也决不代表纯粹的、抽象的否定，而是代表物质的十分确定的状态，即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分子独立运动的最后痕迹消失了，而物质只是作为质量起着作用。总之，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碰到零，它总是代表某种十分确定的东西，而它在几何学、力学等等中的实际应用又证明：作为界限，它比其他一切被它限定的实数都更重要。 ※※※ 零次幂。在对数级数中，零次幂是很重要的。一切变数都会在某个地方经过一；因此，如果ｘ＝0，那末以变数作为指数的常数αｘ＝1。α0＝1所表现的，也不外是和ａ的幂级数的其他各项联系起来去理解的一，它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结果（∑ｘ0＝ｘ/ω）[457]，否则就不成。由此可知：尽管一显得和自身非常地等同，它本身也包含着无限的多样性，因为它能够是其他任何一个数的零次幂；这种多样性决不是纯粹虚构的，它在一被看作确定的一，被看作和这个过程相联系的某个过程的可变的结果之一（被看作某一变数的暂时的数值或形式）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显现出来。 ※※※ 。——代数学上的负数，只是对正数而言，只是在和正数的关系中才是实在的；在这种关系之外，就其本身来说，它们纯粹是虚构的。在三角学、解析几何以及以这两者为基础的高等数学的某些部门中，它们是表示和正的运动方向相反的一定的运动方向；但是，不论从第一象限或第四象限都同样能计算出圆的正弦和正切，这样就可以把正和负直接颠倒过来。同样，在解析几何中，圆中的横座标从圆周或从圆心开始都可以计算出来，而且，在一切曲线中，横座标都可以从通常定为负的方向上的曲线，［或者］从任何其他方向上的曲线计算出来，并得出曲线的正确的、合理的方程式。在这里，正只是作为负的补充而存在，反之亦然。但是代数学的抽象把它们［负数］当做独立的实数，它们在和某些较大的正数的关系之外，也是有意义的。 ※※※ 数学。把某个确定的数，例如把一个二项式，化为无穷级数，即化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从常识来说，这是荒谬的举动。但是，如果没有无穷级数和二项式定理，那我们能走多远呢？ ※※※ 渐近线。几何学开始于下列的发现：直线和曲线是绝对对立的，直线完全不能用曲线表现，曲线也完全不能用直线表现，两者是不能通约的。但是，连圆的计算也只有用直线来表现它的圆周时才有可能。而在具有渐近线的曲线的情形下，直线完全化为曲线，曲线完全化为直线；平行的观念也同样趋于消失：两条线并不是平行的，它们不断地互相接近，但永远不相交。曲线的臂愈来愈伸直，但永远不能完全变成直线，正如在解析几何中直线被看作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一样。但是不论对数曲线的－ｘ变得多么大，ｙ始终不会＝0。 ※※※ 直线和曲线在微分中终于等同起来了：在以弧的微分（如果用切线法）构成自己的斜边的微分三角形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斜边看作 “既是弧的要素又是切线的要素的一小条直线”——不管我们把曲线看作由无限多的直线所构成，还是“看作真正的曲线；因为在每一M点上曲度既然是无限地小，所以曲线要素和切线要素的最后关系显然是相等的关系［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这里，关系虽然不断地接近于相等，但是根据曲线的本性来说这种接近是渐近的，因为相切处局限在一个无长度的点上，不过最后还是可以假定，直线和曲线的相等是达到了（波绪《微积分》共和六年巴黎版第1卷第149页）[458]。在极曲线[459]中，虚构的微分横座标甚至被认为和实在的横座标平行，并根据这个假定进行运算，虽然两者相交于极上；由此甚至推论出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其中一个三角形有一个角刚好在这样两条线的交点上，而这两条线的平行却是整个相似的基础！（图17）[460] 当直线和曲线的数学可以说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一条新的几乎无穷无尽的道路，由那种把曲线视为直线（微分三角形）并把直线视为曲线（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的数学开拓出来了。呵，形而上学！ ※※※ 三角学。在综合几何学只从三角形本身详述了三角形的性质并且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之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被一个非常简单的、彻底辩证的方法开拓出来了。三角形不再被孤立地只从它本身来考察，而是和另一种图形，和圆形联系起来考察。每一个直角三角形都可以看作一个圆的附属物：如果斜边＝ｒ，则夹直角的两边分别为正弦和余弦；如果这两边中的一边＝ｒ，则另一边＝正切，而斜边＝正割。这样一来，边和角便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特定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把三角形和圆这样联系起来，这些关系是决不能发现和利用的。于是一种崭新的三角理论发展起来了，它远远地超过旧的三角理论而且到处可以应用，因为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分成两个直角三角形。三角学从综合几何学中发展出来，这对辩证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辩证法怎样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理解事物，而不是孤立地理解事物。 ※※※ 同一和差异——在微分中已经存在辩证的关系，在那里，dx是无限小，然而是起作用的并且是无所不能的。 ※※※ 分子和微分。维德曼（第3册第636页）[461]把有限的距离和分子的距离看作直接互相对立的东西。 ※※※ 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462] 附在第17—18页［注：见本卷第37—39页。——编者注］：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中的无限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又提出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463]。只有现代唯心主义的而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全部思维内容起源于经验这一命题加以扩展，以致把它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公式完全推翻了。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如果在我们中间，例如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小孩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都无需用经验来证明，那末这只是“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要用证明来给布须曼人或澳大利亚黑人把这些公理解说清楚，却未必可能。 在本书［注：即在《反杜林论》中（见本卷第154页）。——编者注］中，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的两个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而上学的因袭者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切理论成就中，未必再有什么象十七世纪下半叶微积分的发明那样被看作人类精神的最高胜利了。如果在某个地方我们看到人类精神的纯粹的和唯一的功绩，那就正是在这里。现在还环绕在微积分中所运用的各种数量（各次的微分和无限）周围的神秘，是下列事实的最好的证明：人们还在设想，这里所研究的是人类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注：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而客观世界决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可是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数量都提供了原型。 我们的几何学是从空间关系出发，我们的算术和代数学是从数量出发，这些数量和我们的地球上的关系相适应，就是说，和存在于地球上并由人使之运动的、力学称之为质量的物体的大小相适应。和这些质量比起来，地球的质量显得是无限大，而它也就被地球上的力学当做无限大来看待。地球半径等于无限大，这是考察落体定律时整个力学的原则。但是，当我们所考察的是那些用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恒星系中的、必须以光年来计算的距离时，不只是地球，而且整个太阳系以及其中的各种距离，都又成为无限小了。这样，我们在这里不仅有一次的无限，而且还有二次的无限，我们的读者如果高兴的话，还可以用自己的想象构造出无限空间里的次数更高的无限。 但是，按照现在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地球上的质量，即力学所研究的物体，都是由分子构成的，而分子是最小的微粒，如果不破坏所研究的物体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同一性，便不能再分割它。根据威·汤姆生的计算，最小的分子的直径不能小于一毫米的五千万分之一[464]使我们假定最大的分子的直径达到一毫米的二千五百万分之一，那末分子和力学、物理学、甚至化学所研究的最小的质量比较起来，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量。虽然如此，分子还是具有有关质量所特有的一切性质，它在物理方面和化学方面都可以代表质量，而且的确在一切化学方程式中都代表质量。一句话，分子和相应的质量具有完全同样的特性，正如数学上的微分和它的变数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在微分中，在数学的抽象中，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神秘的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在这里却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自然界运用这些微分即分子时所使用的方式和所依据的规律，完全和数学运用其抽象的微分时的方式和规律相同。例如：x3微分是3x2dx，这里略去了3xdx2和dx3。如果我们用几何图形来表示，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边长x增大了无限小dx的立方体。我们假定这一立方体是由一种容易升华的元素构成的，比方说，是由硫磺构成的；再假定构成一个角的三面是遮盖起来的，而其余的三面则露在空中。我们把这个硫磺立方体放在硫磺蒸汽中，再把温度充分降低，于是硫磺蒸汽就凝结在这个立方体的露出的三面上。如果我们为了设想这是一个纯粹的过程，假定在这三面的每一面上最初凝结了一个分子厚的一层，我们就不超过物理学和化学惯用的实验方法。立方体各边的长ｘ增大了一个分子直径的长度dx。立方体的容积x3加了x3和x3＋3x2dx＋3xdx2＋dx3之差，数学中的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略去dx3和3ｘdx2，即略去一个分子和排成直线的、长ｘ＋dx的三排分子。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立方体的质量增加了3x2dx。 严格说来，一个硫磺立方体上面并不存在dx3和3xdx2，因为在同一空间内不能有两个或三个分子存在，因而这个立方体的质量的增加恰好是3x2dx＋3xdx＋dx。这可以由下列事实来说明：在数学上dx是一个线量，而大家知道，这种没有厚和宽的线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于自然界中，因此数学的抽象也只是在纯粹的数学中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既然这个3xdx2＋dx3也可以略去，所以丝毫差别都没有了。 蒸发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一杯水的最上面一层分子蒸发了，那末水层的高度ｘ就减少了dx，这样一层分子又一层分子地继续蒸发，事实上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微分。如果热的水蒸汽在一个容器中由于压力和冷却又凝结成水，而且分子一层又一层地累积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把那些使过程变得不纯粹的附带情况撇开不谈），直到容器满了为止，那末这里就真正进行了一种积分，这种积分和数学上的积分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一种是由人的头脑有意识地完成的，另一种是由自然界无意识地完成的。 但是，和微积分完全类似的过程，还不仅仅在从液态到气态或从气态到液态的转变中发生。当物体的运动由于碰撞而停止，并且转变为热，即转变为分子运动的时候，如果这不是物体的运动被微分，那又是什么呢？当水蒸汽的分子运动在蒸汽机的汽缸中积累起来，把活塞举高一定的距离，而自己转变为物体的运动的时候，这一运动不是被积分了吗？化学把分子分解为原子，即具有更小的质量和体积的量，然而是同次的量，所以二者相互间具有确定的、有限的关系。因此，表示物体的分子组合的一切化学方程式，就形式来说是微分方程式。但是这些方程式实际上已经由于其中所表示的原子量而积分起来了。化学所计算的正是量的相互关系为已知的微分。 但是，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撇开愈来愈倾向于原子具有复杂成分这一观点的化学本身不谈，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断言：宇宙以太，即光辐射和热辐射的媒介，同样地是由非连续的粒子所组成，但是这些粒子是如此地小，以致它们对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关系就象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对力学的物体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象d2x对dx的关系一样。这样，在这里，在现在流行的关于物质构造的观念中，我们也有了二次微分；每个人只要高兴，都完全有理由设想自然界中一定还存在着和d3x，d4x等等相似的东西。 因此，关于物质构造不论采取什么观点，下面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物质是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的、容易分清的组，使每一组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间在质量方面都具有确定的、有限的比值，但对于邻近的组的各个组成部分则具有在数学意义下的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比值。可见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情形并不会因我们在各个组之间找到中间环节而有所改变。例如，在太阳系的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之间有小行星（其中有一些，它们的直径并不比幼系罗伊斯公国[465]的直径更长）、流星等等；例如，在地球上的物体和分子之间有有机界中的细胞。这些中间环节只是证明：自然界中没有飞跃，正是因为自然界自身完全由飞跃所组成。 只要数学所计算的是现实的量，它就也要直截了当地应用这个观点。对地球上的力学说来，地球质量已经被看作无限大；在天文学中，地球上的物体及与之相当的陨石就被看作无限小；同样，对于天文学来说，只要它超出最邻近的恒星的范围来研究我们这一恒星系的构造，太阳系诸行星的距离和质量就会趋近于零。但是，只要数学家退入他们的不可攻克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而在分析中所运用的方式和方法就显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了。数学家们用来为他们的这种总是奇怪地得到正确结果的方法与其说是作说明，毋宁说是作辩解的愚蠢和荒谬，超过了例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外表上和实际上的最坏的幻想，可是对这种幻想，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却害怕得难以言喻。他们谴责黑格尔把抽象推到了极端，可是他们自己正是这样做，而且规模还大得多。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来的，尽管是不自觉地借来的，所以它不能从它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研究现实，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数学的无限关系所从之而来的现实关系，甚至可以看到使这种关系起作用的数学方法在自然界中的类似物。而这样一来，问题就说明了。 （海克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很坏的复述。但是也可说明连续的物质和非连续的物质之间的矛盾；见黑格尔。）[466] ※※※ 只有微分学才能使自然科学有可能用数学来不仅仅表明状态，并且也表明过程：运动。 ※※※ 数学的应用：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0。 ［力学和天文学］ ※※※ 辩证思维的必然性和自然界中没有不变的范畴和关系的例子：落体定律，它在物体下落数分钟时便不正确了，因为这时不能再没有误差地假设地球的半径＝∞了，而且地球的吸引在增大，而不象伽利略的落体定律所假定的那样保持不变。尽管如此，现在学校里还是继续讲这个定律，而且毫无保留！ ※※※ 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形而上学思维的例子：问题没有解决，而是刚刚提出，然而却被当作解答来讲授。克劳胥斯的热的消散的见解也是如此[467]。 ※※※ 牛顿的万有引力。能够给予它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它没有说明而是描画出行星运动的现状。运动是给定的。太阳的引力也是给定的。应当怎样从这些数据中说明运动呢？用力的平行四边形，用现在已成为一种必要假定而且我们不得不加以采用的切线力来说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现有状态的永恒性为前提，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第一次推动，上帝。但是，现有的行星状态并不是永恒的，而运动本来也不是复合的，而是简单的旋转，力的平行四边形用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只限于说明尚待发现的未知数ｘ，就是说，因为牛顿所要求的，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解决问题。 ※※※ 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在太阳系中至多在环体分离的一刹那间是正确的，因为这时的旋转运动自己发生了矛盾，它一方面表现为引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切线力。但是，只要分离一完成，运动又重新成为统一的。这种分离必然会发生，这是辩证过程的证据。 ※※※ 拉普拉斯的理论只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为前提——飘荡在宇宙空间中的一切物体都必然旋转。 ※※※ 梅特勒。恒星[468] 哈雷在十八世纪初叶，根据希帕克和弗拉姆斯提德两人关于三颗星的报告的差异，首先获得了星体自行的观念（第410页）。——弗拉姆斯提德的《不列颠星录》是第一本比较精确、比较完备的星录（第420页）；后来在1750年左右有布莱德雷、马斯凯林和拉兰德的观测。 关于巨大天体的光线射程的荒唐理论和梅特勒据此所作的推算，是和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某种东西一样荒唐的（第424—425页）。 恒星最大的自行（可见的）每百年为701秒＝11分41秒＝太阳直径的1/3；从天文望远镜中观测到的921颗星的自行的最小平均值是8．65秒，个别的为4秒。 银河——一系列的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重心（第434页）。 昴星团和其中的昴宿六（金牛座η），是“直到银河最远区域”的我们的宇宙岛的运动中心（第448页）。昴星团内部的公转周期平均约为200万年（第449页）。在昴星团周围，有一些时而星多和时而星少的环状星团。——赛奇反驳现在就把一个中心确定下来的可能性。 据贝塞耳说，天狼星和南河三星除一般的运动之外，还在环绕某一暗体的轨道上运行（第450页）。 大陵五食，每三天一次，持续8小时，是由光谱分析证实的（赛奇，第786页）。 在银河区域中，然而是在它的深远的内部，有一个由7到11等星组成的稠密的环；在这个环外边很远很远是一些集中的银河环，其中我们能看见两个。据赫舍尔说，在银河中，用他的天文望远镜所能看到的星约有1800万个，位于环内的星约有200万个或更多一些，因而总共超过2000万个。此外，在银河本身中，在已经分辨出来的星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种无法分解的微光，因此也许还有一些星环被掩盖在更远处吧？（第451—452页） 昴宿六距太阳573光年。由能够分别看到的星体组成的银河环的直径，至少为8000光年（第462—463页）。 在半径为太阳到昴宿六的距离573光年的球形内运动着的天体的质量，共计是11800万个太阳质量（第462页）；这和在其中运动着的至多200万个星体是完全不符合的。暗体吗？这里无论如何有点错误。这证明我们的观测的先决条件还是多么不完备。 梅特勒假定最外面的银河环的距离为几万光年，也许为几十万光年（第464页）。 一个反对所谓光的吸收的绝妙论证： “当然有这样的距离〈从那里任何光都不再能达到我们这里〉，然而理由却完全不同。光的速度是有限的；从创世之初直到现在，消逝的是一段有限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能看到光在那段有限时间里所经过的距离以内的天体！”（第466页） 光既然与距离的平方成比例地减弱，它就必定会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无论我们的眼睛怎样敏锐和怎样武装起来都再也看不见它，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已经足以驳倒奥尔柏斯的见解：只有光的吸收才能说明，为什么各个方面直到无限距离内都充满着发光星体的天空会是昏暗的。但这决不是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距离，一到这个距离，以太便不再让光通过了。 ※※※ 星云。它有各种形状：圆的，椭圆的，或不规则的和锯齿状的。它有各种程度的可分解性，直到完全不可分解性，在这里只能识别出一种趋向于中心的密集。在一些可分解的星云中，可以看见的达1万颗星，中心多半是比较密集的，很难得有一颗较明亮的中心星。罗斯的巨型天文望远镜又把许多星云都分解了。老赫舍尔数出了197个星群和2300个星云，此外还应加上小赫舍尔在南天星录中所记录的星云。——不规则的星云必定是遥远的宇宙岛，因为云雾体只能以球体或椭圆体的形式存在于平衡中。这些星云大多数甚至在最高倍的天文望远镜中也只是刚刚能看到。无论如何，圆形的星云可能是云雾体，在上述的2500个星云中有78个是这种云雾体。至于它们和我们的距离，赫舍尔假定是200万光年，梅特勒——在星云的实际直径＝8000光年这个假定下——假定是3000万光年。因为每个天体系和最近的天体系的距离，至少是这些天体系的直径的100倍，所以我们这个宇宙岛和最近的宇宙岛的距离，至少应该是8000光年的50倍＝40万光年，这样一来，在存在着几千星云的情况下，我们就远远超出老赫舍尔的200万光年了（［梅特勒，第485—］492页）。 赛奇： 可分解的星云提供了一个连续的和一个普通的恒星光谱。但是本来的星云“有一部分提供了连续的光谱，例如仙女座中的星云，而大多数则提供了由一种或很少几种亮线所组成的光谱，例如猎户座、人马座和天琴座中的星云，以及许许多多叫作行星式的〈圆形的〉星云”（第787页）。 （根据梅特勒的看法，第495页，仙女座中的星云是不可分解的。——猎户座中的星云是不规则的，呈棉絮状，而且象臂膊一样伸出去，第495页。——天琴座和十字座的星云则略带椭圆形，第498页。） 哈金斯在第4374号（赫舍尔星录）星云的光谱中发现了三条亮线，“由此立即推论出：这个星云并不是由单个的星体所组成的星群，而是一个真正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星云，是在气体状态中的炽热的实体”［第787页］。 这些线一条属于氮，一条属于氢，第三条还不知道。猎户座中的星云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含有发光点的星云（长蛇座和人马座）也有这些亮线，因此在密集中的星体的质量还不是固态或液态（第789页）。天琴座的星云只有一条氮线（第789页）。——猎户座的星云最密集的地方是一度，全部广延是四度［第790—791页］。 ※※※ 赛奇：天狼星： “十一年以后〈即贝塞耳的计算十一年后，梅特勒，第450页〉……不但发现了天狼星有一颗卫星——自己发光的6等星，而且还证明了它的轨道也和贝塞耳所计算的相符合。南河三星及其卫星的轨道现在已由奥维尔斯确定了，但是这颗卫星本身还没有观察到。”（第793页） 赛奇：恒星。 “因为恒星除了两三个例外，都没有可觉察到的视差，所以它们离我们至少”有30几光年之远（第799页）。 据赛奇说，（赫舍尔的大望远镜还能分辨出的）第16等星离我们有7560光年之远，而罗斯的望远镜所能分辨出的，至少离有20900光年之远（第802页）。 赛奇自问道（第810页）： 当太阳和整个体系逐渐死灭的时候，“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力量能把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并使它再度获得新的生命呢？我们不知道”。 ※※※ 赛奇和教皇。 ※※※ 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吸引所引起的。他又和斯涅留斯同时发现了光的折射的基本定律［注：在页边上写着：“这是沃尔弗在第325页上反对的”[469]。——编者注］，并且按照他所特有的、和斯涅留斯不同的方式把这一定律表述出来。 ※※※ 迈尔《热力学》第328页：康德已经讲过，落潮和涨潮对地球的旋转起延缓的作用（根据亚当斯的计算，恒星日的长度，现在每千年增加百分之一秒）。[470] ［物理学］ ※※※ 碰撞和摩擦。力学把碰撞的作用看作纯粹转瞬即逝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每次碰撞时，都有一部分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而摩擦无非是碰撞的一种形式，它不断地把机械运动转化为热（摩擦取火在远古时就已经为人所知）。 ※※※ 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并且有两重结果：（1）作出的动功，相当量的位能的产生，但是这个量总是小于用掉的动能；（2）摩擦等等阻抗（重量除外）的克服，这些阻抗把所消耗的动能的剩余部分转化为热。——在转化回来时也是如此：按照转化的方式和方法，由摩擦等等而损失的一部分作为热消散了——这一切全是老生常谈！ ※※※ 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些。例如，培根（在他之后有波义耳、牛顿和差不多所有的英国人）早就说，热是运动[471]（波义耳甚至说是分子运动）。而直到十八世纪，热素才在法国出现，并且在大陆上或多或少地被接受了。 ※※※ 能量守恒。运动的量的不变性已经被笛卡儿指出了，并且使用的是和现在（克劳胥斯，罗伯特·迈尔？）差不多相同的话。而运动形式的转化却直到1842年才被发现，而且新的东西正是这一点，而不是量方面不变的定律。 ※※※ 力和力的守恒。须引用尤·罗·迈尔的最初两篇论文中的几段话来反对赫尔姆霍茨［注：见本卷第417页。——编者注］。 ※※※ 力［注：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那章里利用过这篇札记（见本卷第419页）。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黑格尔（《哲学史》第1卷第208页）说：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起说它有吸引力要好一些；力是一种性质，性质是可以和物质分离的，可以想象为一个述语；而灵魂则是磁石的这种运动，是和物质本性等同的。” ※※※ 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它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那末，这从物质的形式变换中得到了证明，在那里等价性是用数学来证明的。这种等价性在量度中早已被承认了：力以它的表现来量度，原因以结果来量度。 ※※※ 力。如果任何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那末，只要这一运动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就可以把它看作运动的原因，只要后一个运动是被转移的，被动的；于是，这个原因，这一主动的运动，就显现为力，而这一被动的运动就显现为力的表现。根据运动不灭定律，从这里自然而然地就得出结论：力和它的表现是恰恰同样大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同一个运动。但是，自己转移的运动或多或少在量上是可以规定的，因为它出现在两个物体上，而这两个物体中间的一个，可以作为量度单位去量度另一个物体的运动。运动的可量性使力这个范畴具有它的价值，否则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此，运动愈是可以量度，力和力的表现这些范畴在研究上就愈有用处。因此，这些范畴在力学中特别有用，在那里，力还进一步地被分解，被看作复合的东西，从而时常得到新的结果，可是，不要忘记，这不过是头脑中的运算罢了。如果把力的平行四边形所表示的真正合力的类比应用到真正简单的力上，那末这些简单的力并不因此就变为真正的合力。在静力学中也是如此。其次，在其他运动形式转变为机械运动形式（热、电、吸铁时的磁）时也是如此，在这里，原来的运动可以用产生出来的机械效用来量度。但是就在这里，在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同时被考察时，这一范畴或它的简语“力”的局限性已经显露出来了。没有一个象样的物理学家再把电、磁、热简单地称为力，正如他不再把它们称为物质或无重量之物一样。当我们知道一定量的热运动转变为某种量的机械运动的时候，我们还一点也不知道热的性质，虽然对这些转变的研究是探讨热的性质所必需的。把热看作一种运动形式，这是物理学上最近的进步，而且这样一来，力这一范畴在这里就被取消了：在某些情况下——在转移的情况下——它们［注：即不同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电等等。——编者注］能够显现为力，并因而可以量度了。例如，热可以用受热的物体的膨胀程度来量度。如果在这里热没有从一个物体转移到用来作为标尺的另一个物体，就是说，如果作为标尺的物体的热没有发生变化，那就谈不到什么量度，谈不到什么数量变化了。人们简单地说：热使物体膨胀；然而如果说：热具有使物体膨胀的力，这就不过是同义反复，至于说：热是使物体膨胀的力，那就不确切了，因为（1）用别种方法也可以产生膨胀，例如在气体中，（2）这样并没有把热完全表现出来。 一些化学家也谈到化学力，说它是产生和保持化合物的一种力。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真实的转移，而只是不同物体的运动合在一起，这样，“力”在这里就达到了自己的极限。但是这个“力”还可以用产生的热来量度，然而直到今天并没有多大结果。“力”在这里成了一个空洞的词句，就象在任何这样的地方一样，在这些地方，人们不去研究没有研究过的运动形式，而虚构某种所谓力来解释这些运动形式（例如，用浮力来说明木块在水上浮起，用光的反射力来说明光的反射作用等等），于是有多少种不能说明的现象，便有多少种力，而外部的现象恰好仅仅被翻译成一个空空洞洞的词句[472]。（引力和斥力是比较可以原谅的：在这里，物理学家们所不能说明的许多现象都总括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之下，这个名称暗示出一种内在的联系。） 最后，在有机界中，力这一范畴是完全不充分的，可是人们不断地使用它。当然，人们可以根据肌肉的机械作用，把肌肉的活动叫做肌肉的力，而且也可以把它量度出来；甚至还可以把其他可量度的机能看做力，例如，各种不同的胃的消化能力，但是这样立刻会产生荒谬的东西（例如，神经力），在这里无论如何只能谈到意义十分有限的和比喻的力（通常的说法：恢复力量）。但这种用语的不准确引起了生命力的说法。如果这是想说，机体中的运动形式不同于机械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运动形式，它扬弃后几种运动形式而把它们包括在自身中，那末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因为力——它以运动的转移为前提——在这里显现为某种从外部导入机体的东西，而不是机体所固有的、和机体分不开的东西，因此，生命力就成了一切超自然主义者的最后避难所。 缺点：（1）力通常是被当做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黑格尔《自然哲学》第79页）[473]。 （2）潜在的、静止的力——这要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来说明（惯性、平衡），在那里还要研究力的激发问题。 ※※※ 力（见上述）。运动的转移当然只是在所有各种条件齐备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些条件常常是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特别是在机器中（蒸汽机，装有机钮、撞针、雷管和火药的枪支）。如果缺少一个条件，那末在这个条件产生以前，转移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力只有依靠这最后一个条件的帮助才被激发起来，力是潜在于某一物体即所谓力的承担者（火药，煤炭）之中。但是实际上，不仅要具备这个物体，而且还要具备其他的一切条件，才能引起这个特殊的转移。—— 力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上具有使运动转移的手段，这些手段在某种限度内可以受我们的意志支配而活动起来，特别是臂上的肌肉，我们可以用它来使别的物体发生机械的位置移动，即运动，可以用它来举、持、掷、击等等，并因此得到一定的效果。在这里，运动看起来是产生出来的，而不是转移过来的，于是就引起这样一个观念：仿佛力真的产生运动。肌肉力也不过是运动的转移，这只是现在才在生理学上得到了证明。 ※※※ 力。还得分析消极的方面——和运动的转移相对立的阻抗。 ※※※ 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拉甫罗夫所引证的关于已经死灭的天体再生的一切假说（第109页）[474]，都把运动的损失包括在内。一旦辐射出去了的热，即原始运动的无限大的部分，是永远丧失了的。赫尔姆霍茨说迄今已丧失了453/454。因此，运动终归是要耗尽和停止的。只有指出了辐射到宇宙空间的热怎样变得可以重新利用，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运动转化的学说以绝对的形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且这是不能用无用的拖延或回避的办法对付过去的。但是同时也给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这是另外一回事。运动转化和运动不灭刚刚在三十年前才被发现，而对它的结论直到最近才有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关于似乎消失了的热变成了什么的问题，可以说是直到1867年以后才明白地提出来（克劳胥斯）[475]。它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不足为奇的；要用我们已有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须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是它会得到解决，这是确定无疑的，就象已经确定自然界中没有什么奇迹，星云的原始的热并不是由什么奇迹从宇宙之外传送给它一样。运动的数量是无限的，即不可穷尽的，这个一般的论断对克服每一个别场合的困难同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它也不能复活已经死灭的宇宙，除非是在上面的假说中所规定的情况下，这些情况总是和力的丧失相联系，因而不过是暂时的。在没有发现辐射出去的热可以重新利用以前，这个循环是得不到的，而且是不会得到的。 ※※※ 克劳胥斯——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证明：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物质是可以创造的，所以，它是可以消灭的，所以，力或运动也是可以创造的和可以消灭的，所以，“力的守恒”的整个学说全是胡诌，所以，由这种胡诌中得出的一切结论也全是胡诌。 ※※※ 克劳胥斯的第二原理等等，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都不外乎是说：能消失了，如果不是在量上，那也是在质上消失了。熵不可能用自然的方法消灭，但可以创造出来。宇宙钟必须上紧发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来的推动在一开始就是必需的；因此，宇宙中存在的运动或能的量不是永远一样的；因此，能必定是创造出来的，因而是可以创造的，因而是可以消灭的。归谬法！ ※※※ 对汤姆生、克劳胥斯、劳施米特的结论：回转在于斥力自相排斥并从而从媒质中返回到已死的天体上来。但是，在这里恰好也证明：排斥是运动的真正主动的方面，吸引是被动的方面。 ※※※ 在气体的运动中，在蒸发过程中，物体的运动直接转化为分子运动。因此，在这里就要造成转化。 ※※※ 聚集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 ※※※ 内聚力——在气体中是负的——吸引转变成排斥；后者只有在气体和以太（？）中才是真实的。 ※※※ 在绝对零度下任何气体都不可能存在，分子的一切运动都停止了；只要有微不足道的压力，因而只要有它们自己的吸力，就可以把它们压在一起。因此，永恒的气体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 气体运动说证明mv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因此，分子运动和物体的运动有同样的定律。两者的差异在这里被取消了。 ※※※ 运动说必须证明：奋力向上的分子怎么同时还能对下有压力，怎么（假定大气对宇宙空间的关系是或多或少固定不变的）能够不管重力而离开地心，可是到一定的距离以后，虽然重力已按距离的平方减少了，却又因重力而被迫静止下来或回转去。 ※※※ 气体运动说： “在理想气体中，分子和分子间的距离很远，甚至可以把它们的相互作用忽略过去。”（克劳胥斯，第6页）[476] 是什么东西填满这些空间呢？同样还是以太[477]。因此，在这里就假定了一种不能分为分子细胞或原子细胞的物质。 ※※※ 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从horrorvacui[478]直接过渡到绝对空虚的宇宙空间；只是在这以后才出现了以太。 ※※※ 以太。如果以太确有阻抗，那末它对光也一定有阻抗，因而在一定的距离上光就不能透过了。但是，既然以太能传播光，是光的媒质，这必然就包含着：它对光也有阻抗，否则光就不能使以太发生振动。——这是梅特勒［注：见本卷第618—620页。——编者注］所引起的和拉甫罗夫[479]所提到的那些争论问题的解答。 ※※※ 光和暗肯定是自然界中最显明、最尖锐的对立，它从第四福音书[480]起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止，对于宗教和哲学来说始终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用语。 费克[481]，第9页：“物理学中早已严格地证明了的命题就是……被称为辐射热的运动形式和我们称之为光［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的那种运动形式，在一切本质的方面都是等同的。”克拉克·麦克斯韦[482]，第14页：“这些〈辐射热的〉射线具有光射线的一切物理性质，并且能反射，等等……有一些热射线是和光射线等同的，可是其他各种热射线对我们的眼睛不起作用。” 因此，存在着暗的光线，而尽人皆知的光和暗的对立，作为绝对的对立，就从自然科学中消失了。顺便说说，最深的暗和最明亮、最耀眼的光对我们的眼睛起同样的目眩的作用，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等同的。——事实是这样：太阳射线按其波长而具有不同的作用；波长最大的射线传送热，波长中等的传送光，波长最小的传送化学作用（赛奇，第632页及以下各页），同时，这三种作用的最大点彼此相当地接近，而外部射线群的内部最小点，就其作用来说是和光线群相重合的[483]。什么是光，什么是非光，这取决于眼睛的构造。夜间活动的动物显然甚至能看见一部分我们所看不见的射线，但不是热射线，而是化学射线，因为它们的眼睛比我们的更适应于较短的波长。如果我们不承认三种射线，只承认一种射线，它的作用虽然按波长而各不相同，但在狭小范围内是一致的（在科学上我们只知道一种，其余的一切都是过早的结论），那末，这个困难便消除了。 ※※※ 黑格尔从纯粹的思想构成光和色的理论，这样一来就堕入了普通庸人经验的最粗鄙的经验中去了（虽然也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弄清楚），例如，他举出画家的色彩混合来反对牛顿（第314页下端）[484]。 ※※※ 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和黑格尔对比一下，［《自然哲学》］第346—347页，那里完全一样［注：见本卷第454—455页。——编者注］。——可是黑格尔已经把摩擦电很明确地理解为电的应力，而同电流体说和电物质说相对立（第347页）。 ※※※ 当库仑谈到“电的粒子和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地互相排斥”时，汤姆生便泰然自若地把这当做已经得到证明的（第358页）[485]。对待电是由“正负两种流体所组成，它们的粒子互相排斥”（第366页）这个假说也是一样。在第360页上说，带电体中的电仅仅是由于大气的压力而被保持着。法拉第把电放置在原子（或分子，它们仍然常常被混淆在一起）的对立的两极中，于是第一个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电不是流体，而是一种运动形式，是“力”（第378页）。这根本钻不进老汤姆生的脑子：电花恰恰是某种物质的东西！ 法拉第早在1822年就已经发现：瞬间的诱导电流——不论是第一次的还是第二次的相反的电流——“较多地具有来顿瓶放电所产生的电流的性质，而较少地具有电池所产生的电流的性质”，全部秘密就在这里（第385页）。 关于电花，有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它们今天已经被认定是特殊情况或错觉了：阳性的物体所产生的电花是“一束毛刷状的或锥体状的射线”，其尖端为放电点；相反地，阴性电花是一颗“星”（第396页）。短的电花总是白色的，长的电花大都是红色的或浅紫色的（法拉第关于电花的不坏的胡说，第400页）［注：见本卷第455页。——编者注］。用金属球从第一导体中诱发的电花是白色的，用手诱发的电花是紫红色的，用水气诱发的电花是红色的（第405页）。电花，即光，“并不是电所固有的，而只是压缩空气结果。当电花穿过空气时，空气就剧烈地和突然地被压缩了［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是金耐斯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实验所证明的；根据这个实验，电花引起“管中空气的突然稀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并把水驱入管内（第407页）。在德国，在三十年前，文特尔和其他人都认为，电花或电光“和火［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有同样的性质”，并且是由两种电的结合产生的。汤姆生反对这种说法并认真地证明，两种电相遇的地方正是光度最弱的地方，它距正极三分之二，距负极三分之一！（第409—410页）显然，火在这里还完全被看作某种神秘的东西。 汤姆生还同样认真地引证戴赛尼的实验，根据这些实验，在气压计上升而温度下降时，把玻璃、松香、蚕丝等等浸入水银中就发生阴电，在气压计下降而温度上升时则发生阳电，在夏天的时候浸入不纯净的水银中总是得阳电，浸入纯净的水银中总是得阴电；在夏天的时候，把黄金和其他各种金属加热得阳电，冷却得阴电，在冬天则相反；当气压计上升而吹北风的时候，“电化颇强”：温度上升时得阳电，温度下降时得阴电，如此等等（第416页）。 热的情况怎样呢：“要产生热电效应，并不需要使用热。凡是可以变更电池中某一部分的温度的东西［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都能引起磁针偏转的变化”。例如，用冰或蒸发醚使一种金属冷却下来！（第419页） 电化学的理论（第438页）被认为“至少是很巧妙和似乎有些道理的”。 法布隆尼和沃拉斯顿在很早以前，而法拉第在最近都断言：伏特电是化学过程的简单的结果，法拉第甚至已经正确地解释了液体中所发生的原子易位，并且确定了用电解物的量来计算电量。 靠法拉第的帮助，汤姆生得出了这样一个定律： “每个原子都必定自然而然地被同样的电量所包围，所以在这方面热和电是彼此相似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454页］ ※※※ 静电和动电。静电或摩擦电，是使自然界中以电的形式存在着、然而是处于平衡状态、处于中性状态的现成的电转入应力状态。因此，这种应力的消灭——如果电能够被传导，而且只有在电能够被传导的时候，——也是以重新恢复中性状态的电花形式在一刹那间发生的。 相反地，动电或伏特电是从化学运动转变为电而发生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锌、铜等等的溶解产生这种电。在这里，应力不是急性的，而是慢性的。在每一瞬间，都有新的阳电和阴电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产生出来，而不是已经存在的阴阳电分裂为阳电和阴电。全部过程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因此，它的结果——电——也就不是瞬息间的带电和放电，而是恒值电流，这电流又能在两极重新转变为它所由产生的化学运动，这就是所谓的电解。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化学化合产生电的时候（在这里，电代替了热而被放出，而且所放出的电和其他情况下所放出的热一样多，加思里，第210页）[486]，我们都能够探索到液体中的电流（邻接的分子中的原子交换——这就是电流）。 这种电在性质上是电流，所以不能直接转变为静电。但是可以用诱导的方法使现有的真正的中性电失去中性。就其性质来说，被诱导的电应跟随进行诱导的电，因而也是流动的。但是，在这里显然有可能把电流蓄积起来，并且把它转化为静电，或者更正确地说，转化为把电流的性质和应力的性质结合在一起的更高的形式。这一点是在龙考夫线圈里实现的。它产生出一种具有这些性质的诱导电。 ※※※ 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根据现代的理论，用同名电流的吸引说明同名磁极的排斥（加思里，第264页）。 ※※※ 电化学。维德曼在说明电花对化学分解和重新化合的影响时宣称：这宁可说是化学上的事情[487]。在同一情况下，化学家也宣称：这倒不如说是物理学上的事情。这样，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 ※※※ 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即按照情况分化为热、电等等的分子运动。然而这种运动只是暂时的：无因便无果。在一定的阶段上，这一切都转变为永恒的分子变化，即化学变化。 ［化学］ ※※※ 关于实在的化学上一致的物质的观念——不管它多么古老——是和直到拉瓦锡时还广泛流传的幼稚见解完全一致的，这种幼稚见解认为：两个物体的化学亲和力，是基于它们每个都含有一个共同的第三物体（柯普《发展》第105页）[488]。 ※※※ 旧有的、方便的、适合于过去流行的实践的方法，怎样移到其他领域中并且在那里变成障碍：在化学中，有化合物成分的百分率计算法，它是掩盖化合物的定比和倍比定律的最好不过的方法，它也确实相当长时期地掩盖了这个定律。 ※※※ 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相应地，物理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分子论开始的（是从运动形式互相转化的发现开始的，这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新的原子论和所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主张（撇开蠢才不说）物质只是非连续的，而主张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直到失重和排斥的形式。 ※※※ 量到质的转化：最简单的例子是氧和臭氧，在这里2∶3引起了二者甚至在气味方面的一些完全相异的属性。化学也只用分子中原子数目的不同去说明其他的同素异性体。 ※※※ 名称的意义。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是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因此，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个物体属于某个这样的系列，那末它的旧名称就变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必须代之以表明这个系列的名称（烷烃等等）。 ［生物学］ ※※※ 反应。机械的、物理的反应（换言之，热等等），随着每次反应的发生而耗尽了。化学的反应改变了发生反应的物体的组成，并且只有在给后者增添新量的时候，反应才能重新发生。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发生反应——当然是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内（睡眠），而且是在有营养补给的前提下，但是这种营养补给只有在同化之后才发生作用，而不象在低级阶段那样直接发生作用，所以在这里有机体具有独立的反应力，新的反应必须以它为媒介。 ※※※ 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注：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152—153页）[489]、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摈弃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说法。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元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的本原，即某种或多或少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性质，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 ※※※ Generatioaequivoca〔自然发生〕。至今所有的研究如下：在含有分解着的有机物并暴露在空气中的液体当中，产生了低等的有机体，即原生生物、菌类、纤毛虫。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由于自然发生而来的吗？还是由于从空气中带来的胚胎而产生的呢？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局限于原生质发生的问题了[490]。 关于新的活的机体可以由其他机体的分解而产生出来这一假定，实质上属于承认物种不变的时代。当时人们不得不假定，一切机体，甚至最复杂的机体，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通过原初发生而产生的；如果他们不愿求助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行动，他们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观点：要是有一种从有机界发生出来的形成物质，这种过程就比较容易说明了；要使哺乳动物由化学方法直接从无机物质产生出来，已经没有人再这样想了。 但是，这样的假定是和科学的现状直接冲突的。根据对死的机体的分解过程的分析，化学证明了：这个过程必然一步一步地产生更加无生气、更加接近于无机界的产物，这些产物愈来愈不适于在有机界中加以利用了；只有这些分解出来的产物及时地被摄取到适于利用它们的、既存的机体中，这个过程才可能被导向另一个方向，这种利用才可能实现。最先分解的恰恰是细胞形成的最重要的体现者，即蛋白质，而且这种东西直到现在还不能用人工重新合成。 不仅如此，我们这里所研究的、从含有有机物的液体中原初发生的机体，是一种虽然比较低等的、但本质上已经分化了的机体，它们中间如细菌、酵母等等，具有一个由各种阶段所组成的生命过程，而且部分地（如纤毛虫类）还具有相当发达的器官。它们至少都是单细胞生物。但是，在我们知道无构造的原虫以后，如果还想说明哪怕一个细胞是直接从无生命的物质产生出来而不是从无结构的活的蛋白质产生出来，如果还相信能够用少许臭水强迫自然界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它费了多少万年才做出的事情，那真是愚蠢。 巴斯德在这方面的实验[491]是毫无结果的：对那些相信自然发生的可能性的人来说，他决不能单用这些实验来证明它的不可能性；但是这些实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实验把这些机体、它们的生命、它们的胚种等等都弄得相当清楚了。 ※※※ 摩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 （奥格斯堡《总汇报》，1874年10月6、7、8日增刊）[492] 李比希在他晚年（1868年）对瓦格纳表示： “我们只可以假定：生命正象物质本身那样古老，那样永恒，而关于生命起源的一切争端，在我看来已由这个简单的假定给解决了。事实上，为什么不应当设想有机生命正象碳和它的化合物［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一样，或者正象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的所有物质一样，象永远和宇宙空间的物质的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力一样，是原来就有的呢？” 此外，李比希还说（瓦格纳确信，是在1868年11月）： 他也认为，我们行星上的有机生命可能由宇宙空间“输入”的这种假说是“可以接受的”。 赫尔姆霍茨（为汤姆生《理论物理学手册》德文版第2部所写的序言）： “如果我们用无生命的物质制造有机体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那末依我看来，一个完全正确的办法就是问一问：生命究竟发生过没有，它是否和物质一样古老，它的胚种是否从一个天体移植到另一个天体，并且在有良好土壤的一切地方都发展起来了？”[493] 瓦格纳： “物质是不灭的和永恒的……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把它化为乌有，这个事实足以使化学家认为物质也是‘不能创造的’……但是，根据现在流行的观点〈？〉，生命仅仅被看作组成最低等有机体的某些简单元素所固有的‘属性’，这种属性自然应当和这些基本物质及其化合物〈！！〉本身一样地古老，就是说，一样地是本来就有的。在这个意义下，也可以象李比希（《化学书简》第4版）那样，说生命力正好是‘一个在物理力中并且借物理力起作用的造形原理’[494]，所以不是作用于物质之外的。但是，这个生命力，作为一种‘物质属性’……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才表现出来，这些条件从太初以来就存在于无限宇宙空间中的无数地点，但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常常必须改变自己的位置。”因此，在以前的液体的地球上或现在的太阳上，都不可能有生命，但是这些炽热的天体复有一层非常广延的大气，根据最新的见解，这种大气是由极稀薄地充满宇宙空间并且被各个天体吸引着的物质所组成。发展出太阳系并延伸到海王星轨道以外的旋动星云，包含着“大气中一切蒸汽状态的水分〈！〉，这大气直到不可测度的高度都为碳酸气〈！〉所饱和，因此也就包含着使最低等的有机胚种存在〈？〉的基本物质”；在这旋动星云中，“在各不相同的区域中有各不相同的温度，所以完全有理由假定：有机生命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总可以在其中的某个地方找到。因此，我们可以把天体的和旋动的宇宙星云的大气看作有生形式的永久储藏所，看作有机胚种的永恒栽培地”。——在赤道附近的科迪勒拉山脉那里，在高到16000英尺的大气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最小的有生命的原生生物和它们的不可见的胚种。贝提说：它们“几乎到处都存在”。只是在炽热把它们烧死的地方，它们才不存在。“因此，在总会找到适当条件的一切天体的大气中”，它们（弧菌等等）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 “根据柯恩的说法，细菌……极其微小，在一立方毫米中能容下63300万个，而6360亿个总共不过1克重。球菌甚至还要小些”，而且也许还不是最小的。但是它们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弧菌……有时是球形，有时是卵形，有时是杆形或螺旋形〈因此，它们的形式已经具有重大的价值了〉。从这些或类似的、极其简单的〈！！〉、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中性的原始生物中……在天体的物理条件发生变化以及产生出来的个体变异在空间上被隔离的情况下，在个体的变异性和新获得特性遗传给后代的能力的基础上，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而且必定发展出动植物界中多种多样的有高级组织的代表，——这是一个颇有道理的假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它提出过有力的反驳。”［注：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值得指明的是，李比希在和化学接近的科学即生物学方面是怎样的一个一知半解的人。 他在1861年才第一次读达尔文，至于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和古生物地质学的重要著作则读得更晚得多。他“从没有读过”拉马克。“同样，在1859年以前已经出版的列·冯·布赫、道比尼、明斯特、克里卜施坦、贺业尔和昆施特的关于头足类化石的很重要的古生物学的专门研究，他也始终完全不知道，而这些专门研究曾经以多么耀眼的光芒照射在各种造物发生的联系上。上述的一切科学家……由于事实的压力，差不多都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走向拉马克的种源说”，而且这确实是在达尔文的著作［注：指《根据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译者注］问世以前的事。“因此，在那些较为深入地致力于有机体化石的比较研究的科学家的观点中，进化论早已不声不响地奠定了根基。列·冯·布赫于1832年就在他的著作《关于菊石及其分科》中，以及于1848年在柏林科学院宣读的论文中，“都把关于有机形态的典型近亲关系的拉马克观念，作为有机形态的共同种源的标志，十分确定地输入到化石科学〈！〉中来”；他在1848年根据他的菊石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旧形态的消失和新形态的出现，并不是有机生物全部灭亡的结果，新种从较旧的形态中的形成，极可能是仅仅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造成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评注。上述关于“永恒生命”和生命胚种自外面输入的假说，是以下列两点为前提的： （1）蛋白质的永恒性。 （2）一切有机物都能由之发展出来的原始形态的永恒性。两者都是不能允许的。 第一条的附言——李比希认为碳化物和碳本身一样地永恒；这个主张，如果不是错误的，也是值得怀疑的。 （ａ）碳是简单的东西吗？如果不是，那末它本身便不是永恒的。 （ｂ）说碳化物是永恒的，这是指它们在同样的混合、温度、压力、电压等等条件下会不断地再产生出来。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主张：即使象CO2或CH4这些最简单的碳化物是永恒的，就是说，它们在任何时候而且或多或少地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而不是不断地从形成它们的元素中重新产生出来，并且不断地重新分解成这些元素。如果说，活的蛋白质如同其余的碳化物那样地永恒，那末，它不但必须不断地分解为它的各个元素（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必须不断地从这些元素中重新并且无需原有蛋白质的帮助而产生出来，——而这和李比希所得到的结果恰恰相反。 （ｃ）蛋白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不稳定的碳化物。只要它一失去执行它所特有的机能（这些机能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能力，它就立即分解；而由于它的本性所致，这种能力的丧失迟早会要到来。然而正是这种化合物被认为是永恒的，在宇宙空间能够经受住温度、压力、缺乏养分和空气等等的一切变化，虽然它最高的温度界限是这样低——在摄氏一百度以下！蛋白质的存在条件比其他已知的一切碳化物的存在条件都更加无比地复杂，因为这里不仅增加了物理机能和化学机能，而且还增加了营养机能和呼吸机能，这两种机能要求有在物理和化学方面被限制得很狭窄的媒介物，——难道应该假定这个媒介物在一切可能的变化下永恒地保持住吗？李比希“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宁愿从两个假说中选择最简单的一个”，但是某些东西可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却是很复杂的。——以为亘古以来活的蛋白体都有一个产生一个的无数连续的系列，而且在任何环境下总有应有的那么多，这个假定是所能有的最复杂的一个假定。——天体的大气，特别是星云的大气，在开始时也都是炽热的，因而没有蛋白体存在的余地。于是，最后不得不把宇宙空间作为生命的一个大储藏所，在这个储藏所中既没有空气，也没有养料，而这里的温度也肯定没有任何蛋白质能够在其中发生作用或存在！ 第二条的附言——这里所谈的弧菌、球菌等等，是已经相当分化了的生物——分泌出膜但没有核的蛋白质小块。然而有发展能力的许多蛋白体都是首先形成核，然后才变成细胞。再往前发展才有细胞膜（Amoebaspheaerococcus〔球体变形虫〕）。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考察的机体，根据以往的全部类比，是属于不能传种接代而走向死路的一种，不可能列为较高等的机体的始祖。 赫尔姆霍茨就人工制造生命的企图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一事实所说的话，是极端幼稚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注：在无机体内也可以发生这种新陈代谢，而且逐渐地到处都在发生，因为化学作用即使进行得很慢，却到处发生。然而差别在于：在无机体的情形下，新陈代谢破坏了它们，而在有机体的情形下，新陈代谢是它们必要的存在条件。］。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制造蛋白体成功了，那末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进行新陈代谢，虽然可能是很微弱的和短暂的。但是这种物体肯定最多也不过具有最低等原虫的形态，或者还更低得多的形态，但决不会是有机体的形态，因为有机体是经过多少万年的进化才分化出来的，外膜已和内部区别开来并且具有遗传下来的一定的结构。但是，如果我们对蛋白质化学成分的了解还是象现在这样，因而或许再过一百年也还不敢设想用人工制造蛋白质，那末，抱怨我们的一切努力等等都“已经失败”，这就未免可笑了！ 反对上述新陈代谢是蛋白体特有活动的主张的，可以提出特劳白的“人造细胞”[495]的生长。但是，这不过是由于渗透作用而把某种液体未加变化地吸收进来而已，至于新陈代谢则在于改变了所吸收的物质的化学成分，使它们为机体所同化，而其残余则和机体本身因生命过程而产生的分解物一起排泄出去了［注：注意：正如我们不得不讲到无脊椎的脊椎动物那样，在这里也必须把无机的、无形式的、未分化的蛋白质小块称作机体。——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是行得通的，因为正如脊索包含着萌芽状态的脊柱一样，在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中，“在自身中”包含着整个无限多的比较高等的有机体的胚种。］。特劳白的“细胞”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了，渗透和生长也是无机界中没有任何碳素参与就可能发生的两种现象。 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必然具备了从氧、二氧化碳、阿姆尼亚以及溶解在周围的水里的一些盐类中吸取养料的能力。有机的营养料当时还没有，而它们又不可能互相吞食。这就证明，今天的原虫，甚至那些无核的原虫，比起它们来要高出多少，这些原虫靠吞食硅藻等为生，因而以很多分化了的有机体为前提。 ※※※ 自然辩证法——references〔引据〕。 《自然界》第294期及以下各期。奥尔曼论纤毛虫类[496]。单细胞性，重要。 克罗尔论冰期和地质年代[497]。 《自然界》第326期，丁铎尔论发生[498]。特有的腐烂和发酵实验。 ※※※ 原生生物。（1）无细胞的原生生物，是从那以某种形式伸出和缩回伪足的简单蛋白质小块开始——从原虫开始。今天的原虫和原始的原虫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们大部分是依靠有机物来生活，吞食硅藻和纤毛虫（即比它们自身要高级并且产生得比较晚的生物体），而且如海克尔的图表Ⅰ[499]［所表明的］，它们有自己的发展史，并且还经过无细胞的鞭毛虫的形态。——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切蛋白体所固有的成形本能。这种成形本能在无细胞的有孔虫类那里更进了一步，它们分泌出极其精巧的外壳（预示了群体？珊瑚等等），而且预示了高等的软体动物的形态，正如管藻类（Siphoneae）预示了高等植物的干、枝、根和叶的形态一样，但它们仅仅是简单的没有结构的蛋白质。所以，应该把原变形虫和变形虫区分开来［注：在这一段的边上写着：“个体化的程度微小：它们分成几部分，也合在一起。”——编者注］。 （2）一方面，在Actinophryssol〔辐射虫〕那里已有了外膜层（ectosarc〔外质〕）和细胞髓层（endosarc〔内质〕）的区别（尼科尔森[500]，第49页）。外膜层伸出很多伪足（在Protomyxaaurantiaca那里，这一阶段已经是过渡阶段，见海克尔，图表Ⅰ）。在这条发展道路上，蛋白质似乎没有走得很远。 （3）另一方面，在蛋白质中又分化出核和仁——裸变形虫。此后，形体的形成就迅速起来了。机体中年轻细胞的发展情况也是相类似的，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冯特（开头几节）[501]。在球体变形虫那里，就象［在］Protomyxa那里一样，细胞外膜的形成只是过渡的阶段，但是，甚至在这里也已经有了伸缩泡的循环作用的开端。往往我们时而发见一个胶结在一起的沙壳（Difflugia〔衣沙虫〕，尼科尔森，第47页），例如在蠕形动物和昆虫的幼虫那里，时而发见一个真正分泌出来的外壳，最后是， （4）有永久细胞膜的细胞。按照海克尔的说法（第382页），根据细胞膜的坚硬程度或是从中产生了植物，或是在外膜较软时从中产生了动物（？肯定不能这样一般地去理解）。和细胞膜同时出现的，还有确定的并且同时是可塑性的形态。在这里又有单纯的细胞膜和分泌出来的外壳的区别。但是（和第三点不同）随着这种细胞膜和这种外壳的形成，伪足的伸出便停止了。以前的各种形态（鞭毛类）的重现和形态的多样性。Labyrinthuleae〔有孔目的一种〕（海克尔，第385页）把它的伪足伸到外边，在这个网膜中爬行，改变了在某种限度内所保存的通常的纺锤形的形态，形成了一种过渡阶段。簇虫类预示了高等寄生生物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已不再是单个的细胞而是一连串的细胞了（海克尔，第451页），但是只包括两三个细胞——一种不健全的萌芽。只要纤毛虫类真正是单细胞，那末单细胞机体最高级的发展便是纤毛虫类。在这里有重大的分化（见尼科尔森）。再就是群体和植虫[502]（Epis-tylis）。同样，在单细胞植物那里也有高级的形态发展（Desmidia-ceae〔鼓藻类〕，海克尔，第410页）［注：在这一段的边上写着：“更高的分化的萌芽”。——编者注］。 （5）进一步的发展是几个细胞结合成一个生物体，而不再结合成一个群体。首先是海克尔的变形类，即Magosphaeraplanula（海克尔，第384页），在这里细胞的结合不过是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在这里也早就不再有伪足了（这是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海克尔没有确切地说出来）。另一方面，根足虫——也是未分化的细胞块——却保持了伪足，并且最高度地发展了外壳的几何学上的规则性，这种规则性甚至在真正无细胞的根足类中间也起着作用。蛋白质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结晶形态来包住自己。 （6）Magosphaeraplanula形成了向真正的Planula〔毛胚〕和Gastrula〔原肠胚〕等等的过渡。详见海克尔（第452页及以下各页）[503]。 ※※※ 深水虫[504]。它体内的石质证明：蛋白质的原初形态还没有发生任何的形态分化，却已经在自身中包含了形成骨胳的胚体和能力。 ※※※ 个体。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完全相对的东西。合体，绦虫群体——另一方面，细胞和体节，在某种意义下是个体（《人类学》和《形态学》）[505]。 ※※※ 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形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肌肉、皮肤、骨胳、表皮等等，而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 ※※※ 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细胞形态（在Gastrula〔原肠胚〕中已经有两种主要的细胞形态）——一定阶段上的体节形成：环节动物，节足动物，脊椎动物。——在两栖类动物的幼虫中，海鞘幼虫的原始形态重现了，——有袋类动物的各种形态在胎盘类动物中重新显现出来（甚至只说现在还活着的有袋类）。 ※※※ 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是应该承认加速度同离开起点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定律的。参看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和《人类学》，在这里可以看到与各种地质年代相适应的各种有机形态。形态愈高，进化就愈快。 ※※※ 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注：参看本卷第560—564页。——编者注］ ※※※ 生存斗争。首先必须把它严格限制在由于植物和动物的过度繁殖所引起的斗争的范围内，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植物和低等动物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发生的。但是必须把这点同下述情况严格分开：没有这种过度繁殖，物种也会变异，旧种会绝灭，新的更发达的种会代替它们，例如，动物和植物迁移到新的地域，那里的新的气候、土壤等等条件会引起这些变异。如果在那里适应下来的个体继续生存下去，并且由于不断增长的适应而形成新种，而其他较稳定的个体却死亡和最后绝灭，而且不完善的、处于中间阶段的个体也同它们一起绝灭，那末，没有任何马尔萨斯主义，这情形也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就算马尔萨斯主义在这里出现，它也丝毫不能改变过程，最多不过使过程缩短而已。——在某一地区的地理的、气候的和其他的条件的逐渐变化（例如，中亚细亚的逐渐干燥）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究竟动物或植物在那里是否相互压迫，这是无关紧要的：由这些变化决定的机体的进化过程在照样发生。——关于雌雄选择也是一样，在那里马尔萨斯主义也是毫不相干的。 因此，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用不着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决定全部进化过程。 达尔文的错误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506]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的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化）。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 Struggleforlife〔为生活的斗争〕[507]。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阿姆尼亚和碳酸气。在达尔文的学说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508]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正确，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学说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回社会的历史，那是很容易的；而断定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但是为了分析论据，我们暂且承认“生存斗争”这个公式。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消费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因为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资料隔绝起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但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来求得平衡的恢复；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 ※※※ Vertebrata〔脊椎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整个身体都聚集在神经系统周围。因此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等等的可能性。在其他一切动物那里，神经系统是次要的东西，在这里则是整个机体的基础；神经系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蠕虫的头节向后延伸），便占有整个身体，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组成整个身体。 ※※※ 当黑格尔凭借交尾（繁殖）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509]，在这里已经有了进化论的萌芽，这种理论认为，有机生命一旦产生，它就必然经过一代一代的发展而发展到思维着的生物这一个属。 ※※※ 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因而有机体也就形成了向意识的过渡，即从必然向自由、向概念的过渡（见《逻辑学》第2册末尾）[510]。 ※※※ 自然界中的萌芽：昆虫国家（普通的昆虫国家超不出纯粹的自然关系），这里甚至是社会的萌芽。能用器官－工具生产的动物（蜂等等，海狸）也是如此，但是，这还只是次要的事情，并且不对整个状况起作用。——在这以前就有：珊瑚群体和水螅群体，在这里个体至多不过是过渡阶段，而肉体的共同体才大半是完全发展了的阶段。见尼科尔森[511]。——纤毛虫，一个单细胞所能达到的最高级的和部分地非常分化了的形态，也是如此。 ※※※ 功。——这个范畴被热之唯动说从经济学搬到了物理学中（因为在生理学上它还远没有科学地确定下来），可是这样一来它的定义便完全不同了，这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经济学上的功可用公斤米来表示的，只不过是很有限的、次要的一部分（举起重物等等）。尽管如此，却有一种倾向，想把功的热力学概念搬回这个范畴由之借用来的那些科学中，然而它的定义和原来完全不同了。例如，费克和维斯里辛努斯在浮尔峰[512]所作的实验，就毫无保留地、粗鲁地把它同生理学的功等同起来，在这个实验中，把一个比方说60公斤重的人体举到比方说2000米高，于是120000公斤米就应当表示所作的生理学的功。但是，在所作的生理学的功中，如何实现这个举起是有巨大差别的：是把这个重物直接举起，还是攀登直立的梯子，是走45度倾斜的道路或梯子（在军事上是很难行进的地形），还是走坡度为1/18个直角的道路，即走大约36公里长的路途（然而如果在这一切情况下都用同一的时间，那末后者就成问题了）。但是不管怎样，在一切实际的情况下，和上升相联系的还有向前的运动，并且在按直线计算时向前的运动也相当大，而这个向前的运动作为生理学的功是不能认为等于零的。有些人看来甚至不反对把热力学范畴的功也搬回经济学中去——就象某些达尔文主义者对生存斗争那样，但是结果无非是一场胡闹而已。让他们把随便某种熟练劳动转换成公斤米，并试试以此规定工资吧！从生理学观点看来，人体包含着各个器官，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些器官的整体可以当做一架获得热并把热转化为运动的热动机。但是，即使我们假设身体其余器官的条件都不变，能否用公斤米把所作的生理学的功，即使是举重的功，一下子完全表现出来，这还是问题，因为身体中同时作了不显现在外部结果中的内部的功。身体毕竟不是一部只受到摩擦和损坏的蒸汽机。只是在身体本身不断地起化学变化时，才能有生理学的功，而且它也取决于呼吸过程和心脏活动。随着肌肉的每一次收缩和松弛，在神经和肌肉中都发生化学变化，这些变化和蒸汽机中的煤的变化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作的两个生理学的功加以比较，但是不能按照蒸汽机等等的功来量度人的肉体的功；它们的外部结果无疑可以比较，但是，没有重大的保留是不能比较过程本身的。 （这一切还要大加修订。） 注释： [362]《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13卷（G．W．F．Hegel．Werke．Bd．ⅩⅢ，Berlin，1833）。——第525页。 [364]圣经《创世记》第2章第7节。——第528页。 [365]这个札记是马克思的手笔，由希腊文（根据卡·陶赫尼茨的版本）引文组成，引文出自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编《名哲学家的生平、见解和名言》。这个札记写于1878年6月以前，因为其中有关伊壁鸠鲁的引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见本卷第383—384页）中使用过。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马克思加的。——第528页。 [366]在《形而上学》各种最新版本中第九卷改称第十卷。——第529页。 [367]鲁·沃尔弗《天文学史》1877年慕尼黑版（R．Wolf．《GeschichtederAstronomie》．München，1877）。 关于梅特勒的著作，见注266。——第530页。 [368]这个札记是《导言》（见本卷第360—379页）的初稿。——第533页。 [369]《独立宣言》是1776年7月4日由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在菲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宣布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第533页。 [370]这一片断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就是这样。它占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稿的四页，页码是16、17、18和19。在第16页的上面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Aus《LudwigFeuerbach》）。这个片断属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二章，并且应当紧跟在说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主要“局限性”那一段后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页）。在最后整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手稿时，恩格斯抽出了这四页，并用另外的内容代替了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323页），而这一片断的基本内容（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中的三个伟大发现）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四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38—341页）简略地加以叙述。因 注释： 从一句话的中间开始的。这句话的开头是根据发表在《新时代》的原文补上的，补上的部分括在方括号内。——第536页。 [371]这段引文卡·尼·施达克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154—155页（C．N．Starcke．《LudwigFeuerbach》．Stutt-gart，1885，S．154—155）曾经引用。这是从费尔巴哈1846年写的《从人种学看不死问题》一文中摘引来的。该文发表在《费尔巴哈全集》1847年莱比锡版第3卷第331页（L．Feuerbach．SämmtlicheWerke．Bd．Ⅲ，Leipzig，1847，S．331）。——第539页。 [372]恩格斯指的是费尔巴哈的箴言，箴言在费尔巴哈逝世后发表在卡·格律恩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2卷第308页（K．Grün．《LudwigFeu-erbachinseinemBriefwechselundNachlasssowieinseinerPhilosophischenCharakterentwicklung》．Bd．Ⅱ，LeipzigundHei-delberg，1874，S．308）。这些箴言在施达克的著作第166页中引用过。参看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章。——第540页。 [373]陛下，我不需要这种假说（Sire，jen’avaispasbesoindecettehypothèse）是拉普拉斯对拿破仑问他为什么在他的《论天体力学》中不提到世界创造主的名字的回答。——第540页。 [375]见注70。——第541页。 [376]以《毕希纳》为题的这个片断写得比《自然辩证法》所有其他组成部分都早；它是恩格斯第一束手稿中的第一个札记。它似乎是恩格斯计划要写的一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路·毕希纳的著作的提纲。根据这一片断的内容和恩格斯在他自己的一本毕希纳所著《人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第2版于1872年底出版）一书页边上所作的批注来判断，恩格斯打算首先批判毕希纳的这一著作。根据威·李卜克内西1873年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至于毕希纳——你就狠揍吧！”）来判断，应该推测到：在此信之前，恩格斯已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卜克内西。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片断写于1873年初。——第542页。 [377]恩格斯所引的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第2版序言中的下面一段话：“莱辛曾经说过，对待斯宾诺莎就象对待死狗一样。”黑格尔指的是1780年6月7日莱辛和雅科比的谈话。莱辛在这次谈话中说：“要知道人们谈起斯宾诺莎时总是象谈死狗一样。”见《弗·亨·雅科比全集》1819年莱比锡版第4卷第1编第68页（F．H．Jacobi．Werke，Bd．Ⅳ，Abt．I，Leipzig，1819，S．68）。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第3卷中详细地谈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第542页。 [378]恩格斯引用的是路·毕希纳的著作《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72年莱比锡第2版（L．Büchner．《DerMenschundseineStellunginderNaturinVergangenheit，GegenwartundZu-kunft》．2．Aufl．，Leipzig，1872）。毕希纳在该著作第170—171页上说：在人类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刻正在到来；从这个时刻起，人就不再消极地服从于自然界的盲目规律，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正发生量到质的转变。在恩格斯自己的那本毕希纳的著作中，这段话用线标出，并批注：Umschlag！（突变，转变）。——第545页。 [379]恩格斯指的是片面地过高估计归纳法的牛顿的哲学观点的局限性和他对假说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所说的“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Hypothesesnonfingo》）这句众所周知的话中。见注259。——第546页。 [380]现在下面的事实已经是公认无疑了：牛顿在没有依赖莱布尼茨的情况下而且先于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但是莱布尼茨也独立地做出了这个发明，而且使这个发明具有了更加完善的形式。恩格斯写成这个片断后，过了两年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见本卷第601—602页）。——第546页。 [381]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著《哲学全书》第5节注释中的一段话：“人们都承认，要懂得别的科学，必须先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懂得了这些科学以后，才有资格去对它们做出判断。人们都承认，要想做一只鞋子，必须学会制鞋技术……唯独谈论哲理，用不着花功夫去进行这种研究和学习。”——第546页。 [382]黑格尔《哲学全书》第6节注释：“悟性特别喜欢把现实和观念分开，它把由于自己的抽象而产生的梦想当作某种真实的东西，并且以应当自夸，它也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仿佛世界就期待着它，以便知道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而实际上却又不是这样。”——第547页。 [383]同上，第20节注释。——第547页。 [384]同上，第21节附释。——第547页。 [385]指黑格尔关于在社会历史和个人发展中从素朴的直接性状态过渡到反思状态的论断：“意识的觉醒，其原因在于人本身的天性，这一过程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重复发生的。”（《哲学全书》第24节附释3）——第547页。 [386]威·汤姆生把法国数学家让·巴·约·傅立叶的著作《热的分析理论》称做“数学的诗”。见威·汤姆生和彼·加·台特《自然哲学论》一书的附录《论地球永远冷却》（1867年牛津版第1卷第713页）。在恩格斯所写的评汤姆生和台特这本书的提纲中，这一段话已摘录下来，并加了着重号。——第547页。 [387]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30节注释；《逻辑学》第2册第2篇第1章关于物质的多孔性的注释。——第547页。 [388]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03节附释。黑格尔在这里是同一些物理学家辩论，这些物理学家在解释物体比重的差别时说：“一物体的比重比另一物体大两倍，则该物体所包含的原子数比另一物体多两倍。”——第547页。 [389]R．Owen．《OntheNatureofLimbs》．London，1849，p．86．——第548页。 [390]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E．Haeckel．《Natür-licheSchöpfungsgeschichte》4．Aufl．，Berlin，1873）。——第548页。 [391]恩格斯的这个札记是就《霍亨索伦王朝下的化学一百年》这本小册子写的（A．W．Hofmann．《EinJahrhundertchemischerForschungunterdemSchirmederHohenzollern》．Berlin，1881）。 霍夫曼在第26页上从罗生克兰茨所著《科学体系》一书第475节中引证了如下一段话：“铂不过是银要占有只有黄金才具有的那种最高度的金属性的奇异想望而已。”（K．Rosenkranz．《SystemderWissen-schaft》．Königsberg，1850，S．301） 关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建立甜菜糖制造业方面的“功绩”，霍夫曼在上书第5—6页上谈到。——第549页。 [392]卡西尼（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个姓用的是复数：dieCassinis）是法国的一个天文学世家：（1）从意大利迁来的卓万尼·多美尼科·卡西尼（1625—1712），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2）儿子雅克·卡西尼（1677—1756），（3）孙子塞扎尔·弗朗斯瓦·卡西尼·德·屠里（1714—1784），（4）曾孙雅克·多米尼克·卡西尼伯爵（1748—1845）。他们四个人依次担任了巴黎天文台台长之职（从1669到1793年）。前三人所持的关于地球形状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反牛顿的，只有最后一个卡西尼在对地球体积和形状的更精确的测量的影响下，被迫承认牛顿关于绕轴旋转的地球的扁率的结论是正确的。——第549页。 [393]Th．Thomson．《AnOutlineoftheSciencesofHeatandElec-tricity》．2nded．，London，1840．——第549页。 [394]恩·海克尔《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1874年莱比锡版第707—708页（E．Haeckel．《AnthropogenieoderEntwickelungsgeschichtedesMenschen》．Leipzig，1874，S．707—708）。——第549页。 [395]海克尔《自然创造史》第89—94页强调指出，在康德的《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康德著《判断力批判》第2部分）中，“机械的说明方法”和目的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与康德相反，海克尔把目的论描绘成关于外在目的，关于外在的合目的性的学说。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第3卷第3部第4章关于康德的一节（Werke，Bd．ⅩⅤ，Berlin，1836，S．603）中也考察了《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他把康德的“内在的合目的性”这一概念提到首位，根据这一概念，在有机物中“一切都是目的而且也互为手段”（黑格尔引自康德）。——第550页。 [396]黑格尔《逻辑学》第3册第2篇第3章。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所用的版本是：G．W．F．Hegel．Werke．Bd．Ⅴ，2．Aufl．，Berlin，1841。——第550页。 [397]同上，第3篇第1章。——第551页。 [398]即不象过去在牛顿的著作中所表述的（见注259）那样，从旧意义上把“形而上学”了解为一般哲学思维，而是从现代意义上把它了解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第552页。 [399]细颚龙（Compsognathus）是一种已经绝迹的动物，恐龙的一支（鸟臀目），属爬虫类，但就其骨盘和后肢的构造看来很象鸟（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8年爱丁堡和伦敦第5版第545页）。 始祖鸟——见注262。——第554页。 [400]恩格斯指的是腔肠动物通过发芽或分裂来进行繁殖。——第554页。 [401]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35节附释：“不应当把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看作动物的各个部分，因为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它们绝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第555页。 [402]同上，第126节附释。——第556页。 [403]同上，第117节附释。——第557页。 [404]同上，第115节注释。黑格尔在这里谈到，判断的形式本身就已表明主语和述语之间的差别。——第557页。 [405]恩格斯引的是鲁·克劳胥斯著《热之唯动说》1876年不伦瑞克第2版第1卷。在这本书的第87—88页上谈到“正的热量和负的热量”。——第559页。 [406]恩格斯指的是雅·格林的著作《德意志语言史》1880年莱比锡第4版（J．Grimm．《GeschichtederdeutschenSprache》．4．Aufl．，Leip-zig，1880）；第一版于1848年在莱比锡出版。恩格斯在他于1881—1882年写的专著《法兰克方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64—599页）中较详细地谈到法兰克方言。这个札记大概写于1881年左右。——第559页。 [407]天数是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是土耳其人的一个术语，意即定数、命运、天意。——第561页。 [408]指查·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1859年版）。——第563页。 [409]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其中描写了中世纪天主教卡普勤教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辩论过程中引了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卡普勤教士对此的回答却是：让《泰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愤怒的拉比愤慨地叫道：“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第563页。 [410]《黑格尔全集》1841年柏林第2版第3卷（G．W．F．Hegel．Werke．Bd．Ⅲ，2．Aufl．，Berlin，1841）。——第564页。 [411]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当鲜花开放时蓓蕾消失了，也可以说，蓓蕾被花推翻了；同样，当果实出现时，可以说花是植物的虚假的存在，而果实作为植物的真实取代了花。”恩格斯引用《精神现象学》时所根据的版本是：G．W．F．Hegel．Werke．Bd．Ⅱ，2．Aufl．，Berlin，1841。——第564页。 [412]狄多是恩格斯的一只狗的名字，他在1865年4月16日和1866年8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这只狗。——第565页。 [413]关于逻辑分为三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与判断分为四类这二者之间的一致性，黑格尔是这样说明的：“判断种类的不同是由逻辑观念本身的普遍形式决定的。因此，我们起初得到的是三类主要的判断，这三类是同存在、本质和概念这三个阶段一致的。这三个主要的类中的第二类，根据本质这一分化阶段的性质，本身又有双重性格。”（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71节附释）——第566页。 [414]“单称的”、“特称的”、“全称的”（sigulär，partikulär，universell）等规定，在这里就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而不同于辩证法范畴“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Einzelnes，Besonderes，Allgemeines）。——第566页。 [415]恩格斯指出了黑格尔《逻辑学》第三册中关于判断的全章的页码。——第567页。 [416]这里指黑格尔《逻辑学》第三册。——第569页。 [417]海克尔在他的著作《自然创造史》第4版第75—77页上叙述了歌德是如何发现人有颚间骨的。按照海克尔的意见，歌德先由归纳法得到了这样一个论点：“一切哺乳动物都有颚间骨”，然后就由此得出演绎的结论：“因此，人也有颚间骨”，后来这个结论为实验材料所证实（歌德发现胚胎状态的人有颚间骨，而在个别的返祖遗传的场合下，成人也有颚间骨）。恩格斯认为海克尔所谈到的归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同公认是正确的论点相矛盾，这个论点就是：“人”这种哺乳动物没有颚间骨。——第569页。 [418]恩格斯指的大概是威·惠威尔的两部主要著作：威·惠威尔《归纳科学的历史》1837年伦敦版；《归纳科学的哲学》1840年伦敦版（W．Whe-well．《HistoryoftheInductiveSciences》．London，1840）。 恩格斯在这里把归纳科学描述为它们“包围着”纯粹数学的科学，大概意思是说：在惠威尔的著作中，它们都安排在纯粹数学的科学的周围。惠威尔认为，纯粹数学的科学是纯理性的科学，它们研究“任何理论的条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好象在“心智世界地理学”中占居中心地位。在《归纳科学的哲学》（第1卷第2册）中，惠威尔对“纯粹科学的哲学”做了简要的论述，他认为这类科学的主要代表是几何学、理论的算术和代数学。而他在《归纳科学的历史》（第1卷导言）中又把“演绎”科学（几何学、算术、代数学）和归纳科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地质学）对立起来。——第570页。 [419]在《Ａ—Ｅ—Ｂ》这个公式中，Ａ表示普遍的，Ｅ表示个别的，Ｂ表示特殊的。黑格尔在分析归纳推理的逻辑实质时总用这个公式。见黑格尔《逻辑学》第3册第1篇第3章《归纳推理》那一节。在这一节中有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黑格尔的论点，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第570页。 [420]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8年爱丁堡和伦敦第5版第283—285、363—370、481—484页（H．A．Nicholson．《AManualofZoology》．5thed．，EdinburghandLondon，1878，p．283—285，363—370，481—484）。——第570页。 [421]黑格尔《哲学全书》第39节：“经验的观察……使我们觉察到一个跟着一个的变化……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表示出关系的必然性。”——第572页。 [422]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一和三，以及定理六。——第574页。 [423]见注260。——第574页。 [424]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这个札记的标题就是这样。它是用来批判卡·耐格里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见注246）中的基本论点的。恩格斯引用耐格里的报告时所根据的版本是：《1877年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1877年9月》（《Tageblattder50．VersammlungdeutsherNaturforscherundAerzteinMüchen1877》．Beilage．September1877）。这个版本很可能是曾出席代表大会的卡·肖莱马给恩格斯的。——第575页。 [425]恩格斯指的是1774年约瑟夫·普利斯特列发现氧，普利斯特列自己甚至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化学元素，而且这一发现一定要引起化学中的变革。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更详细地谈到这一发现（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第577页。 [426]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3节注释：“从形式上把握普遍并把它和特殊并列起来，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特殊；这种并列的办法，即使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也显然不合理和行不通，例如，怎么会有人要水果而不要樱桃、梨和葡萄，因为它们是樱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第579页。 [427]恩格斯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数量的那一篇，其中谈到：天文学之所以值得惊奇，并不是由于它与之有关的不可计数的星星和不可度量的时间和空间的恶无限性，而是“由于理性在这些对象中认识到的并且成为与上述不合理无限相对立的合理无限的那些度量关系和规律”（黑格尔《逻辑学》第1册第2篇第2章注释：关于无限进步的最高意见）。——第581页。 [428]引自意大利经济学家斐·加利阿尼的论文《货币论》第2册，恩格斯对引文稍加改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摘了这段引文（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1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版本是彼·库斯托第《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156页（《Scrittoriclassiciitalianidieconomiapolitica》．Partemo-derna．T．Ⅲ，Milano，1803，p．156）。——第581页。1 [429]“1/γ2也是如此”这句话是恩格斯补写上去的。恩格斯可能是指无理数π，它的意义是完全确定的，可是却不能用一个有限的小数或普通的分数来表示。如果取圆面积为一单位，则由公式πγ2＝1可得π＝1/γ2（γ表示圆的半径）。——第581页。 [430]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80节附释：“太阳服务于行星，一般说来，正如同太阳、月亮、彗星、恒星都只是地球的条件一样。”——第582页。 [431]恩格斯引用了乔·约·罗曼斯对下述一书的评论：约·拉伯克《蚂蚁、蜜蜂和黄蜂》1882年伦敦版（J．Lubbock．《Ants，Bees，andWasps》．London，1882）。评论载于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杂志第658期。恩格斯所注意的地方是：蚂蚁“对紫外线非常敏感”，见《自然界》第26卷第122页。——第583页。 [432]在1732年刊登了阿·哈勒的一首诗《人的善行的虚伪性》（《FalschheitmenschlicherTugenden》），哈勒在诗中断言：“没有一个生灵能够洞悉自然界的内部本质”，他应当仅仅满足于外壳的知识。1820年歌德在《无疑》（《Allerdings》）一诗中反对哈勒的这个说法，指出自然界是统一的，不能象哈勒那样，把自然界分为不可认识的内核与人可以认识的外壳。关于歌德和哈勒的这一争论，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中两次提到（第140节注释和246节附释）。——第584页。 [433]黑格尔《逻辑学》第2册第1篇第1章《外观》那一节，和第2篇（《现象》），其中关于自在之物有专门的一节（《自在之物和存在》）和专门的一个注释（《先验唯心主义的自在之物》）。——第585页。 [435]黑格尔《逻辑学》第3册第3篇第2章。——第585页。 [436]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28节附释。——第586页。 [437]黑格尔《哲学全书》第98节附释1：《吸引和排斥同样是物质的本质属性》。——第587页。 [438]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册第2篇第1章关于康德的时间、空间、物质不可分和无限可分的二律背反那一个注释。——第588页。 [439]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61节附释。——第588页。 [440]见注47。——第588页。 [441]见注260。 格罗夫在他的著作第20—29页上谈到在机械运动转变为“应力状态”和热时“力的不灭”。——第589页。 [442]这个札记和《自然辩证法》局部计划草案写在同一张稿纸上，并且是《运动的基本形式》这篇论文中发挥的思想的简要笔记（见本卷第359和408—425页）。——第590页。 [443]见注260。 格罗夫所谓的“物质的状态（affections）”是指“热、光、电、磁、化学亲和力和运动”（第15页），而他所谓的“运动（motion）”则是指机械运动，或位移。——第591页。 [444]这个草稿写在《自然辩证法》第一束材料的第一张稿纸上。它和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谈的是一个内容。这封信开头的两句话是：“我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想到了下面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这些思想在信中比在这个草稿中阐述得更详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草稿是在同一天即1873年5月30日在这封信之前写的。如果不算在草稿前不久写成的关于毕希纳的片断（见本卷第542—547页），那末《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其他论文和片断都是在草稿以后即1873年5月30日以后写的。——第591页。 [445]奥·孔德在他的主要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叙述了这个科学分类法。该书第一版于1830—1842年在巴黎出版。该著作第1卷第2讲专门谈科学分类的问题。第2讲的标题是《这一教程计划的说明，或实证科学系统总论》。见A．Comte．《CoursdePhilosophiepositive》．T．Ⅰ，Paris，1830。——第593页。 [446]恩格斯指的是1816年第一次出版的黑格尔《逻辑学》第3册。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用“力学”、“物理学”、“有机化学”三个术语来表示自然科学的这三个主要部门。——第593页。 [447]这篇札记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Noten》）之一（较短的札记都放在第一束和第四束）。这三篇札记中有两篇，即《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和《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是《反杜林论》的《注释》或《增补》，在这里恩格斯发挥了只是在《反杜林论》的个别地方提到或简短地加以叙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另一篇札记，即《关于耐格里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与《反杜林论》无关。前两篇札记的写作时间很可能是1885年；无论如何不早于1884年4月中旬，因为这时恩格斯决定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的增订第二版，但也不晚于1885年9月底，因为这时该书第二版序言已经写成并已送给出版社。从恩格斯1884年给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的那些信和1885年给海·施留特尔的那些信可以看出：恩格斯打算在《反杜林论》的个别地方加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注释》或《增补》，附在该书第二版末尾。但是由于别的事情十分繁忙（首先是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意图。他只起草了两个《注释》——打算加在《反杜林论》第一版第17—18页和第46页上。本札记就是这两个《注释》中的第二个。 《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所用的标题。《注释二，附在第46页：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种科学》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题。——第594页。 [448]A．Kekulé．《DiewissenschaftlichenZieleundLeistungenderChemie》．Bonn，1878，S．12．——第595页。 [449]指1877年11月15日《自然界》杂志第420期上的一篇短文，其中简要地叙述了奥·凯库勒在1877年10月18日就任波恩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1878年，凯库勒的这篇演说以《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为题出版了单行本。——第595页。 [450]海克尔《原生体之交替发生》1876年柏林版第13页（E．Haeckel．《DiePerigenesisderPlastidule》．Berlin，1876，S．13）。——第595页。 [451]洛塔尔·迈耶尔曲线是表现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图形；它是德国化学家洛·迈耶尔所制，并于1870年发表在他的文章《化学元素的性质即它们的原子量的函数》中，该文载于《化学和药学年鉴》（《AnnalenderChemieundPharmacie》）补编第7卷第3分册。——第596页。 [452]见注426。——第598页。 [453]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38、543、588页；《人类起源学》1874年莱比锡版第460、465、492页。——第599页。 [454]黑格尔《哲学全书》第99节附释。——第599页。 [455]这个片断写在注有《Noten》（《注释》）字样的一张单页上。它可能是《反杜林论》的第二个《注释》即《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见本卷第594－599页）的初稿。——第599页。 [456]前面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关于在算术中思维“在没有思想的范围内运动”的意见（《逻辑学》第1册第2篇第2章关于用数的规定来表达哲学概念的注释）；后面是指黑格尔的下述看法：“自然数列已经显示了表现在纯粹外在上升运动中的质的各环节的关节线”等等（同上，第3篇第2章关于度量关系关节线的例子和自然界中似乎没有飞跃的注释）。——第602页。 [457]这一公式见于沙·波绪的著作《微积分》（Ch．Bossut．《TraitésdeCalculdifférentieletdeCalculintégral》．T．Ⅰ，Paris，1798，p．38）。恩格斯在《直线和曲线》这一札记中引用了这本书。波绪在《定差积分》那一章中首先研究这样的问题：“求变数ｘ的整数幂的积分或其和数。”同时，波绪却假定差数（微分）△ｘ是常数，并且用希腊字母ω来表示它。因为由△ｘ或ω构成的和（积分）是ｘ，所以由ω×1或ωｘ0构成的和也等于ｘ。波绪把这个等式写作：∑ωｘ0＝ｘ。然后波绪把常数ω提出来，置于求和的符号前面，于是就得出了公式ω∑ｘ0＝ｘ，而由此又得出等式∑ｘ0＝ｘ/ω。波绪后来又用最后这一个等式引出了∑ｘ，∑ｘ2，∑ｘ3等数，并解决其他问题。——第606页。 [458]沙·波绪《微积分》共和六年［1798年］巴黎版第1卷第149页（Ch．Bossut．《TraitésdeCalculdifférentieletdeCalculintégral》．T．Ⅰ，Paris，anⅥ［1798］，p．149）。——第608页。 [459]波绪对极座标系中的曲线的称呼。——第608页。 [460]恩格斯指的是波绪著作第148—151页上的第17图和对该图的说明。这个图如下：ＢMＫ是曲线（“极曲线”）。MＴ和这一曲线相切。Ｐ是座标的极点或原点。ＰＺ是极轴。ＰM是M点的座标（恩格斯称之为“实在的横座标”，现在叫做动径）。Ｐm是无限地接近于M的m点的座标（恩格斯称这一动径为“虚构的微分横座标”）。MＨ是切线MＴ的垂直线。ＴＰＨ是座标ＰM的垂直线。Mｒ是以ＰM为半径的弧线。因为MＰm是无限小的角，所以ＰM和Ｐm可认为是平行的。因此三角形Mｒm和ＴＰM，以及三角形Mrm和MPH，都可以看作是相似三角形。——第608页。 [461]见注338。——第609页。 [462]这篇札记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Noten》）之一（见注447）。它是《反杜林论》第一版第17—18页上的《注释》的草稿。《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内容目录中所用的标题。《附在第17—18页：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中的无限》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题。——第610页。 [463]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Nihilestinintel-lectu，quodnonfueritinsensu）是感觉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公式的内容源自亚里士多德（见他的《分析后篇》第1册第18章和《论灵魂》第3册第8章）。——第610页。 [464]这个数字引自威·汤姆生的论文《原子的大小》，这篇论文最初于1870年3月31日发表在《自然界》杂志第22期上，后又重新刊印于威·汤姆生和彼·加·台特合著的《自然哲学论》一书第二版，作为该书的附录。——第612页。 [465]幼系罗伊斯是德国小邦之一，从1871年起加入德意志帝国。——第615页。 [466]恩格斯在这里指的可能是海克尔的心理生理一元论和他的物质构造观。例如，海克尔在他的小册子《原生体之交替发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个注释中引用过，见本卷第595页）中断言，初级的“灵魂”不仅是“原生体”（即原生质的分子）所固有的，而且也是原子所固有的；一切原子都“有灵魂”，有“感觉”和“意志”。海克尔在同一书中说，原子是某种绝对非连续的、绝对不可分的、绝对不变的东西，而同时又承认，除非连续的原子外以太是作为某种绝对连续的东西存在的（E．Haceckel．《DiePerigenesisderPlastidule》．Berlin，1876，S．38—40）。 关于黑格尔如何处理物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矛盾，恩格斯在《物质的可分性》这个札记中提到（见本卷第588页）。——第616页。 [467]恩格斯指的是鲁·克劳胥斯1867年9月23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四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论热之唯动说的第二原理》。报告于1867年在不伦瑞克出版了单行本。——第617页。 [468]这一篇和后面两篇札记是下列著作的摘要：（1）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第5版（第9篇：恒星，第10篇：星云）；（2）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3部：太阳或恒星）。这些摘要是1876年初作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第二部分中使用过（见本卷第370—379页）。——第618页。 [469]沃尔弗在《天文学史》一书（见注367）的这一页上说，光的折射定律不是笛卡儿发现的，而是斯涅留斯发现的。斯涅留斯在他的未发表的著作中表述了这个定律，后来笛卡儿在斯涅留斯死后从他的著作中抄袭了这个定律。——第622页。 [470]J．R．Mayer．《DieMechanikderWärmeingesammeltenSchrif-ten》．2．Aufl．，Stuttgart，1874，S．328，330．——第622页。 [471]弗·培根《新工具》（《NovumOrganum》）后篇第20则格言。培根的这一著作于1620年在伦敦出版。——第623页。 [472]参看黑格尔的意见，他说，在力中“除了现象本身所具有的内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只是以自我反思的定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结果只是一个“空洞的同语反复”（黑格尔《逻辑学》第2册第1篇第3章关于以同语反复的根据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的注释）。——第626页。 [473]黑格尔《自然哲学》第266节注释。——第627页。 [474]恩格斯指的是彼·拉·拉甫罗夫匿名出版的著作《论思想史》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在《思想史的宇宙基础》这一章，即该书第109页上，拉甫罗夫写道：“那些熄灭的太阳以及死寂的行星和卫星体系在变为正在形成的新星云以前，在空中继续运动。而死去的世界的残骸会成为加速新世界形成过程的材料。”而在脚注中，拉甫罗夫引证了策尔纳的意见：熄灭的天体的僵死状态“可能仅仅由于外部的影响，例如，由于和另一个天体碰撞产生热而停止”。——第628页。 [475]见注467。——第628页。 [476]见注467。——第630页。 [477]恩格斯显然是指克劳胥斯的《论热之唯动说的第二原理》这本小册子第16页，那里提到存在于天体之外的以太。这里，在第6页上，同样说的是以太，但是它不是存在于天体之外，而是存在于天体的粒子的空隙之间。——第630页。 [478]Horrorvacui——嫌恶真空。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下述观点在自然科学中占着统治地位：“自然界嫌恶真空”，即自然界不容许形成真空的空间。过去人们特别用唧筒中水的上升来说明这种“嫌恶真空”。1643年，托里拆利发现了大气压，从而便驳倒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空不能存在的说法。——第630页。 [479]恩格斯指的是拉甫罗夫的著作《论思想史》（见注474）。在《思想史的宇宙基础》这一章，即该书第103—104页上，拉甫罗夫提到各派科学家（奥尔柏斯、威·司徒卢威等）关于光在极大距离中消失的观点。——第631页。 [480]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631页。 [481]阿·费克《自然力间的相互关系》1869年维尔茨堡版（A．Fick．《DieNaturkraefteinihrerWechselbeziehung》．Würzburg，1869）。——第631页。 [482]见注325。——第631页。 [483]恩格斯指的是赛奇著作第632页上所引用的说明波长和太阳射线的热、光和化学作用之间的比例的图解。我们在这里把这个图解的主要部分引录如下： 曲线ＢＤＮ表示热的辐射从波长最大的热射线（在Ｂ点）到波长最小的热射线（在Ｎ点）的强度。曲线ＡMＨ表示从波长最大的（在Ａ点）到波长最小的（在H点）光线的强度。曲线ＩＫＬ表示从波长最大的（在Ｉ点）到波长最小的（在Ｌ点）化学线的强度。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中，射线的强度都是用曲线上的点到直线ＰＷ的距离来表示的。——第631页。 [484]黑格尔《自然哲学》第320节附释。——第632页。 [485]在这里和后面恩格斯从下述一书中作了摘录：托·汤姆生《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恩格斯在《电》这一章中用了这些摘录。——第632页。 [486]在这里和下一个札记中恩格斯引用了下述一书：弗·加思里《磁和电》1876年伦敦和格拉斯哥版（F．Guthrie．《MagnetismandElectricity》．LondonandClaagow，1876）。在第210页上加思里写道：“电流强度和溶解于电池中的即氧化了的锌的量成正比，而且也和这个锌氧化时所放出来的热成正比。”——第635页。 [487]指维德曼的著作《流电说和电磁说》第3册第418页（见注338）。——第635页。 [488]海·柯普《近代化学的发展》1871年慕尼黑版第1篇第105页（H．Kopp．《DieEntwickelungderChemieinderneuerenZeit》．Abt．I，München，1871，S．105）。——第637页。 [489]黑格尔《哲学全书》第81节附释1：“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第639页。 [490]原生质发生是海克尔对假定的有机体的发生的称呼，即有机体在某种有机液中发生，与自生即活的原生质从无机物中直接发生不同。——第640页。 [491]指路·巴斯德1860年所作的关于自生问题的实验。巴斯德用这些实验证明：在装有营养液（有机液）的容器中，微生物（细菌、小菌、纤毛虫）是从那些早已包含于容器中或从外部空气中落到容器中的胚胎发展起来的。巴斯德由此得出结论：不仅活的微生物不可能自生，而且根本不能有自生现象。——第641页。 [492]摩·瓦格纳一文的摘录取自1874年奥格斯堡《总汇报》第4333、4334、4351和4370页。 《总汇报》（《AllgemeineZeitung》）是德国一家保守派日报；于1798年创办；从1810到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641页。 [493]威·汤姆生和彼·加·台特《理论物理学手册》，经作者同意的德译本，由赫尔姆霍茨和威尔特海姆翻译，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2部第Ⅺ页（W．ThomsonundP．G．Tait．《HandbuchdertheoretischenPhysik》．AutorisirtedeutscheübersetzungvonH．HelmholtzundG．Wertheim．Bd．I，TheilⅡ，Braunschweig，1874，S．Ⅺ）。恩格斯转引自摩·瓦格纳的文章。——第642页。 [494]J．Liebig．《ChemischeBriefe》．4．Aufl．，Bd．I，LeipzigundHei-delberg，1859，S．373．——第642页。 [495]见注56。——第646页。 [496]恩格斯指的是乔·詹·奥尔曼1875年5月24日向林耐学会所作的年度报告。报告以《我们关于纤毛虫类的知识方面的最新进步》为题，载于1875年6月17和24日以及7月1日《自然界》杂志第294—296期。——第647页。 [497]恩格斯指的是署名Ｊ．Ｆ．Ｂ．的对下述一书的评论：詹·克罗尔《气候和年代以及它们的地质关系。地球气候世纪变化的理论》1875年伦敦版（J．Croll．《ClimateandTimeintheirGeologicalRelations；aTheoryofSecularChangesoftheEarth’sClimate》．London，1875）。评论发表于1875年6月17和24日《自然界》杂志第294—295期。——第647页。 [498]恩格斯指的是约·丁铎尔的文章《腐烂和传染现象引起的大气在光学上的变化》，这是他于1876年1月13日在皇家学会上所作的报告的简述。文章以《丁铎尔教授论胚胎》为题发表在1876年1月27日和2月3日《自然界》杂志第326—327期。——第647页。 [499]这里和后面恩格斯引用的是：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表1在该书这一版的第168和169页之间，而表的说明在第664—665页上。——第647页。 [500]这里和后面恩格斯引用的是：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见注262）。——第648页。 [501]恩格斯引用的很可能是威·冯特的著作《人体生理学教本》（W．Wundt．《LehrbuchderPhysiologiedesMenschen》）。该书第一版于1865年在厄兰根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于1868和1873年在同一地方出版。——第648页。 [502]植虫见注54。——第649页。 [503]海克尔在他的著作《自然创造史》第四版中列举了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下述五个最初阶段：Monerula〔前卵〕，Ovulum〔卵〕，Morula〔桑椹胚〕，Planula〔毛胚〕和Gastrula〔原肠胚〕。根据海克尔的思想，这五个阶段是与整个动物界的五个最初发展阶段相一致的。在海克尔一书的以后各版中这个公式作了重要修改。但是，恩格斯所肯定的海克尔的基本思想，即有机体的个体发展（个体发育）和该有机形态的历史发展（系统发育）之间的平行关系的思想，在科学中得到可靠的证实。——第649页。 [504]“深水虫”（bathybius）这个词的含义是“生活在深水中”。1868年托·亨·赫胥黎描述了取自海底的粘物，认为这就是原始的无结构的活的物质——原生质。为了纪念恩·海克尔，他把他所认为的最简单的生物命名为海克尔深水虫（BathybiusHaeckelii）。海克尔认为，深水虫是现代还活着的原虫中的一种。后来证明，深水虫和原生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无机构成。关于深水虫及其中的石灰石小块，见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165—166、306、379页。——第649页。 [505]在《普通有机体形态学》（E．Haeckel．《GenerelleMorphologiederOrganismen》．Berlin，1866）中，海克尔用四大章（第8—11章）的篇幅来论述有机个体的概念，论述有机体在形态学和生理学上的个性。海克尔的《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E．Haeckel．《AnthropogenieoderEntwickelungsgeschichtedesMenschen》．Leipzig，1874）一书有许多地方也考察了个体的概念。海克尔把有机个体分为六个纲或目：质体、器官、体辐、体节、个体、合体。第一目中的个体是细胞前的原虫（原细胞）型的有机构成和细胞，这是“初级有机体”。从第二目开始，每一目的个体都是由前一目的个体构成。第五目的个体，在高级动物中，是狭义的“个体”。 合体是第六目的形态学上的个体，是第五目的个体的群体；可以作为合体的例子的是海萤的链。 体节是第四目的形态学上的个体，是第五目个体的躯体的重复部分。可以作为体节的例子的是绦虫的节片（节）。——第650页。 [506]《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第四章的标题。——第651页。 [507]这一札记与恩格斯1875年11月12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第652页。 [508]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是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的致读者序和《利维坦》第13—14章。——第652页。 [509]黑格尔《逻辑学》第3册第3篇第1章。——第653页。 [510]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二部分的结尾（《逻辑学》第2册第3篇第3章相互作用，和《哲学全书》第1部第2篇相互作用）。黑格尔本人在这里把生物机体用来作为相互作用的例子：“生物机体的各种器官和机能都是处于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全书》第156节附释）。——第654页。 [511]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8年爱丁堡和伦敦第5版第32、102页。——第654页。 [512]浮尔峰是瑞士伯尔尼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山峰。——第65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一编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第一编哲学 三、分类。先验主义 四、世界模式论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十、道德和法。平等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十四、结论 三、分类。先验主义 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哲学是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发展，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说来，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人的意识对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对某一类存在形式发生了问题，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想象为简单的成分，由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志。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的和可以接触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所不知道和没有接触到的世界也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的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是逐字逐句地引述的。 因此，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因为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的形式（我们将要看到，后者是更加错误的）。逻辑模式只能涉及思维形式；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而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象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35]以及它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其次，他们两人各自把这些模式或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做精神哲学的东西。这样，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它如此忠实地抄袭《全书》，竟使黑格尔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36]感激涕零。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那末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末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37] 但是，杜林先生不能让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 真的，“如果想给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以‘人间的’称呼，借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它们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末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 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成为“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说，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即把普通话中叫做上帝的东西，暗中赋予自然界。 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还有另一种动机，即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 其次，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末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确切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所有联系——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末，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这一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进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之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的任务，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 杜林先生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样，全部纯数学也可以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示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 在纯数学中，悟性所处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是“对数学来说已经足够并且可以由数学本身创造的对象”，所以数学具有“脱离特殊经验和现实的世界内容而独立的意义”。 纯数学具有脱离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而独立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这也适用于一切科学的一切已经确立的事实，甚至适用于所有的事实。磁有两极，水是由氢和氧化合成的，黑格尔死了，而杜林先生还活着，所有这些都是脱离我的或其他人的经验，甚至脱离杜林先生沉睡时的经验而独立的。但是在纯数学中悟性绝不能只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曾用来学习计数，从而用来作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总不是悟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但是，为了能够从纯粹的状态中研究这些形式和关系，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样，我们就得到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ａ和ｂ与χ和y，即常数和变数；只是在最后才得到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甚至数学上各种数量的明显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的相互关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观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定数量的现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式上是很不完全的。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但是，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杜林先生以为，他可以不加入任何经验的成分，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再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不是由1850年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人[38]组成的，而人类世界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们组成的。 数学公理是数学不得不从逻辑那里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容的表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 1．整体大于部分。这个命题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从数量上来看的部分这一观念，一开始就确定地和整体这个观念有关，就是说，“部分”直接表示数量上的“整体”是由几个数量上的“部分”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公理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但我们没有因此前进一步。这一同义反复，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这样来证明：整体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东西；部分是集合好几个才构成整体的东西；因此部分小于整体——在这里重复的空洞更强烈地显示了内容的空洞。 2．如果两个数量各等于第三个数量，那末它们也彼此相等。正象黑格尔所已经证明过的，这个命题是逻辑可以担保其正确性的那种结论[39]，因此它已经得到证明了，虽然是在纯数学之外得到证明的。其他关于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这个结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 不论在数学或在其他方面，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汲取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思想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中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甚至语言也反对这种看法。一个具有三度的数学图形叫做体，corpus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绝不是从悟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但是，所有这些冗长的论述有什么用呢？杜林先生在第42和43页[40]上热烈地歌颂纯数学对经验世界的独立性、它的先验性以及它用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所作的运算，以后他又在第63页上说道： “人们特别容易忽视，这些数学的因素〈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动〉只在形式上是观念的……所以绝对的数量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都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但是，“数学的模式能够作脱离经验的、但仍然是充分的陈述”， 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可以适用于任何的抽象，但是绝不能证明后者不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在世界模式论中，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而在自然哲学中，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四、世界模式论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于它的自满自足，它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并列或在它上面。如果给它加上第二个存在，那就使它成为不是它本来那样的东西，即成为一个更广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或组成部分。由于我们把自己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所以任何必须进入这个思想统一体的东西都不能保持某种两重性。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避开这个思想统一体……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正是通过这种综合的统一点，产生了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而宇宙，就象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它里面万物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在这里首先运用了数学方法： “任何问题都应当以简单的基本形式，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原则一样。”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义反复，即在宾词中简单地重复主词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末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词中告诉我们，存在包罗万象，而他在宾词中则大胆地断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这一存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创造体系的思想”！ 真是“创造体系的”。我们还读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为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 “只要精神一学会从存在的单一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没有任何地位了”。 这是一个使奥斯特尔利茨和耶拿、凯尼格列茨和色当[41]黯然失色的战役。在我们动员了第一个公理以后，还不到一页，只用了三言两语，我们就已经把整个彼岸性，即上帝、天使军、天堂、地狱和涤罪所连同灵魂不死都废弃了，排除了，消灭了。 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去包围存在，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因此，存在的统一性，关于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当杜林先生向我们保证，他认为存在是统一的而不是什么两重性的东西的时候，他无非是向我们说说他个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罢了。 如果我们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的思想过程，那末它就是这样：“我从存在开始。因此我思考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但是思维和存在必须互相协调，互相适应，‘互相重合’。因此，在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因此，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杜林先生这样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而不用上述那些极端玄妙的话来款待我们，那末他的意识形态就清楚地表露出来了。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 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论证都是对的，他也没有从唯灵论者那里赢得一寸阵地。唯灵论者简短地回答他说：“我们也认为世界是单一的；只有从我们的特殊世俗的、原罪的观点看来，才有此岸和彼岸之分；全部存在就其本身说来，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是统一的。”他们将陪着杜林先生到他所喜爱的其他天体上去，指给他看一个或几个天体，说那里没有原罪，所以那里也没有此岸和彼岸的对立，而且世界的统一性就是信仰的要求。 最可笑的是，杜林先生为了用存在的概念去证明上帝不存在，却运用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这种论证法说：“当我们思考着上帝时，我们是把他作为一切完美性的总和来思考的。但是，归入一切完美性的总和的，首先是存在，因为没有存在的东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内。因此上帝一定存在。”——杜林先生正是这样论证的：“当我们思考着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来思考的。一个概念所包含的东西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存在不是统一的，那末它就不能和它本身的概念相适应。所以它一定是统一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此等等。” 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它们被包含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一般地断言它们都是存在的，这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考虑。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至于这些差别是否在于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无生命的，一些是什么此岸的，另一些是什么彼岸的，那我们就不能根据一切事物一律被说成是单纯的存在这一点来决定。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继续往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谈到的存在 “不是那种纯粹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和自身等同的、应当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而且实际上仅仅是思想虚无或没有思想的对偶语”。 但是我们立刻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只是从这样的存在－虚无，才发展出现在的分化了的、变化多端的、表现为一种发展、一种变易的世界状态；我们只有在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才能够即使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下， “把握自身等同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的概念”。 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较高阶段的存在的概念，在这里，它所包含的既有不变，又有变，既有存在，又有变易。达到这点以后，我们就发现： “属和种，一般地说——一般和特殊，是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状态”。 但是这些都是区别质的方法；看过这些以后，我们再往下看： “和属相对立的，是量的概念，这个量是同种的，其中再没有种的区别”； 这就是说，我们从质转到量，而量总是“可测度的”。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一般的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以及它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同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粗制品、混乱的东西和热昏的胡话比较一下。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是从存在开始的——正象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虚无”过渡到变易，变易的结果就是现有的存在，即存在的比较高、比较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现有的存在导致质，质导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为了不遗漏任何要点，杜林先生利用另外一个机会对我们说道： “人们不管一切量的渐进性，而只是通过质的飞跃从无感觉的领域进入感觉的领域，关于这种飞跃，我们……可以断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单纯的渐进有无限的差别。”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 我们的研究也力图穷根究底，并且发现杜林的根本性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来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热昏的胡话”，即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42]的范畴，照搬严格的老黑格尔的“序列”，而且几乎没有作任何努力来掩盖这种抄袭！ 但是杜林先生并没有因为从被他百般辱骂的先驱者那里剽窃了完整的关于存在的模式论而感到满足，他自己在举出了上述从量到质的飞跃式转变的例子以后，竟若无其事地谈起了马克思： “例如，〈马克思〉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这显得多么滑稽！” 混乱的模糊观念！究竟是谁在这里转变了，究竟是谁在这里显得滑稽，杜林先生？ 这样，所有这些漂亮的小玩艺，不仅不是合乎规范地“按公理决定”的，而且是干脆从外面，即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搬来的。此外，在整整一章内甚至没有显露出丝毫的内在联系，因为没有把这种内在联系也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结果，一切都成为关于空间和时间、不变和变的毫无内容的玄想。 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在这里他研究反思的规定，它们的内在的对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负，然后就进到因果性或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并以必然性做结束。杜林先生也没有什么不同。黑格尔叫做本质论的东西，杜林先生把它译成“存在的逻辑特性”。但是这种特性首先在于“力的对抗”，在于对立。至于矛盾，杜林先生是根本否认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回头来谈。然后，他就转到因果性，从这里再转到必然性。所以，如果杜林先生这样来谈自己： “我们不是从笼子里谈哲学”， 那末显然他是说：他是在笼子里谈哲学，就是说，是在黑格尔的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现在我们来谈自然哲学。在这里杜林先生又有一切理由对自己的先驱者表示不满。 自然哲学“堕落到这种地步，它竟变成了混乱的、以无知为基础的伪诗词”，而且是“一个叫做谢林的人和诸如此类以绝对物的祭司自炫并迷惑公众的伙伴们的卖淫式的哲学清谈”。疲倦把我们从这些“怪物”那里拯救出来，可是直到现在，它只给“动摇”让出了位置；“至于谈到广大的公众，大家知道，在他们看来，比较大的江湖骗子的退隐，往往只是给比较小的、但是比较世故的后继者提供一个机会，去用别的招牌重新端出前人的货色”。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不到“在囊括世界的观念的王国中游览的乐趣”，所以在理论领域中犯了纯粹“轻率的急躁病”。 这里亟待拯救，幸亏有杜林先生在。 为了正确估价以下关于世界在时间上发展而在空间上受限制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重新回来研究“世界模式论”的几个地方。 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93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黑格尔称之为恶无限性[43]，然后对这种无限性进行研究。 “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最明显形式，是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正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后面加上另一个个位数而永远不会使进一步计算的可能性穷尽一样，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可以同另一个状态连接在一起，而无限性则在于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因此，这种被确切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虽然对我们的思维来说，设想这些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也是无关重要的，可是这种向后倒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的想象。既然这种无限性真的要朝反过来的方向走，那末它在它的每一个状态中，都得有一个无限数列留在自己后面。但是这样就会出现可以计算的无限数列这种不可允许的矛盾，所以假定无限性还有第二个方向，显然是荒唐的。” 从这种无限性观念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世界上的因果链条应当在某个时候有个开端： “已经彼此连接起来的原因的无限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假定不可计算的数是可以计算的。” 这样就证明有终极原因。 第二个结论是 “定数律：任何由独立物组成的现实的属的相同物的积累，只有作为一定的数的构成，才是可以思议的”。不仅天体的现有数目在每一瞬间必然是本来就确定的，而且一切存在于世界上的、物质的最小独立部分的总数，也必然是这样。后一种必然性是说明为什么任何化合物没有原子都是不可思议的真正理由。一切现实的划分总是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有限的规定性，不然就会出现不可计算的数被计算出来的矛盾。根据同样的理由，不仅在此以前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次数必然是确定的——即使还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周期性的自然过程都必然有某个开端，而一切不同的构成，自然界一切前后相继的多样化现象，都必然渊源于某种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从来就没有矛盾地存在着，可是，如果时间本身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的，而不是仅仅由我们的悟性借助观念上对种种可能性的安排来任意划分的，那末上述观念就被排除了。至于现实的自身有区别的时间内容，那情形就不一样了；时间真正被具有不同特点的事实所充满这一点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存在形式，由于自身的差别性，恰恰是可以计算的。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什么变化，并且由于它的自身等同性而全然没有任何相继的差别，那末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就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空洞的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因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自鸣得意。起初，他希望这些发现“至少不被当做微不足道的真理”；可是后来我们看到：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端简单的表现方式……由于现代的尖锐化和深化而如此简单地形成的普遍的时空观念的因素。” 我们促使！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我们是谁，我们的现代是什么时候？谁使之深化和尖锐化？ “论题：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证明：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末永恒就终止于任何一个确定的瞬间，因而一个彼此相继的事物状态的无限序列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无限性正好在于它永远不能由连续的综合来完成。因此，无限的、已经流逝的世界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我们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个由同时存在的事物所构成的无限的确定的整体。对于不在任何直觉的某种界限内提供的量的大小，我们只有通过各个部分的综合才可以设想，而对于这种量的总和，我们只有通过完成的综合或通过单位自身的重复相加才可以设想。由此可见，为了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必须把无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连续综合看做已经完成的东西，就是说，在逐一计数所有同时存在的事物时，无限的时间必须被看做已经终止了的，但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现实事物的无限聚集不能被看做一个确定的整体，因而也不能被看做同时提供的东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间的广延来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界限的。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二点。” 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很著名的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在178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二编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44]看来，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按上了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至于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是“我们”——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不过是九十五年以前。的确“极端简单”！好个“空前影响”！ 可是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得到解决了。相反地，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叙述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题象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决的矛盾。“一个叫做康德的人”在这里发现了不能解决的困难，才能比较平庸的人对此或许会感到有些迟疑。我们这位勇敢的、“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的制造者却不是这样：他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 问题本身解决得非常简单。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总是开头就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那怕模模糊糊地表现出来了呢？刚刚相反，为要得出空间的度的概念，只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而且我们这样得到的是六度。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中的六度，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空间的通常的三度为满足的高斯所表现的数学神秘主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45] 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无限的线或无限的单位序列在运用于时间的时候，具有某种比喻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末我们就是预先说，时间是有开端的，即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我们赋与时间的无限性一种片面的、不完全的性质；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无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直接对立物。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假定，我们在计算序列时所由开始的一、我们在测度线时所由出发的点，是序列中的任何一个一、线上的任何一个点，而我们把一或点放在哪里，这对线或序列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可以计算的无限数列”的矛盾呢？只要杜林先生向我们现身说法，计算出这种无限序列，我们就能够比较详细地来研究这个矛盾。等他完成了从-∞（负无限大）到0的计算时，再来见我们吧。可是显然，不论他从哪里开始计算，总有一个无限序列留在他后面，同这一起的还有他应当解决的课题。就让他把自己的无限序列1＋2＋3＋4……倒过来，并且试试从无限的终点再数到一；显而易见，这是完全不懂事理的人的尝试。不仅如此。如果杜林先生断言，已经消逝的时间的无限序列已经计算出来了，那末他就是断言，时间是有开端的；因为否则他就根本不能开始“计算”。因此，他又把他应当证明的东西拿来代替前提了。所以可以计算的无限序列的观念，换句话说，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律，是一个定义中的矛盾〔contradictioinadjecto〕［注：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荒唐的矛盾。——编者注］，它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 很清楚，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性，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性相比，不多不少，都是无限的。只要一点点辩证的洞察力就一定会使杜林先生知道，开端和终点正象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数学上运用无限序列的习惯，全部错觉都不可能有了。因为在数学上，为了达到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必须从确定的、有限的东西出发，所以一切数学的序列，正的或负的，都必须从一开始，否则就无从计算。但是，数学家的观念上的需要，决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强制法。 此外，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坏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黑格尔已经完全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应有的轻蔑态度来对待那些空谈这种矛盾的先生们。 我们再继续往下谈。这样，时间有了开端。可是在这个开端之前是什么呢？是处在自身等同的、不变的状态中的世界。由于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相继发生的变化，所以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第一，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第二，无论时间概念怎样可以变为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我们并没有因此前进一步。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黑格尔的“在时间以外消逝的存在”和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46]，同这种时间以外的存在相比还是合理的观念。因此，杜林先生非常谨慎从事：实在说，这也许是时间，但这是实质上不能称为时间的那种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本身不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而仅仅是由我们的悟性任意划分的，只有时间真正被不同的事实所充满这一点才是可以计算的，而空洞的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这种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问题是：处于这里所假定的状态中的世界是否持续下去，是否经历时间的持续？我们早已知道，测度这种毫无内容的持续性，将一无所得，就象毫无目的和目标地测度虚无缥缈的空间，也是一无所得一样；正因为这种做法很无聊，黑格尔才把这种无限性称为恶无限性。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由于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由于时间而存在。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测度时间，因为在测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测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决不等于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所以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十分纯粹的、和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东西的混入分离开的时间概念，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作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使时间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观念中，而是第一次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 可是，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状态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乱比较起来，还是纯粹的儿戏。如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末，它怎么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种状态的东西，不能由它自己去摆脱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因此，使世界运动的第一次推动一定是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的。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次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论中假装已经干干净净地扫除了的上帝和彼岸世界，又由他以尖锐化和深化的形式带到了这里，带进了自然哲学。 接着，杜林先生说： “在数量属于存在的不变要素的地方，这种数量在它的规定性方面保持不变。这……对于物质和机械力都是适用的。” 附带说一下，第一句话是杜林先生按照公理、同义反复说大话的宝贵例子：在数量不变的地方，数量保持原样。因此，世界上机械力的量是永远保持原样的。就算这是对的，在哲学上，大约早在三百年前笛卡儿已经知道并且说出这一点来了[47]；而在自然科学中，力的守恒学说二十年来到处都在流传；杜林先生把这种学说局限于机械力，丝毫没有加以改进——这些事实我们都撇开不谈。但是，当世界处在不变的状态的时候机械力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作任何回答。 杜林先生，自身永远保持等同的机械力那时在什么地方呢？它推动了什么呢？回答： “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任何时间上的变化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能予以拒绝。” 因此：或者是你们不加考察地接受我的没有变化的原始状态，或者是我，富于生殖力的欧根·杜林，宣布你们是精神上的阉人。这的确可以吓唬一些人。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杜林先生的生殖力的若干范例，我们可以同意暂时不答复这一文雅的谩骂，并且再问一次：但是，杜林先生，如果你乐意的话，机械力究竟怎么样了呢？ 杜林先生立刻窘住了。 他吞吞吐吐地说，事实上，“那种原始边际状态的绝对同一，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转变的原则。可是我们记得，实质上，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新环节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谁要想在当前的主要情况中举出困难，他就可能注意不让自己在不太显著的情况下忽略了它们。此外，还有可能插入循序渐进的中间状态，从而插入连续性的桥，以便向后倒退，直到变化过程消失。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这种连续性并没有帮助摆脱主要思想，可是对于我们，它是一切规律性和任何已知的转变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上述第一个平衡和它的破坏之间的中介。可是，如果我们按照近代力学上已经不引起特殊反对意见〈！〉的概念标准，来想象所谓〈！〉不动的平衡，那末甚至根本不能说明物质怎么能够达到变化过程的。”可是除了物体的力学，还有物体运动到最小粒子的运动的转变，不过这是怎样产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任何一般的原则，而且，如果这些过程稍微进入黑暗之中，那末，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感到惊奇”。 这就是杜林先生不得不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我们容忍他用这种实在可怜的拙劣的遁词和空话来搪塞，那末我们不仅必须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而且还必须认为盲目信从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绝对同一不能由自身进入变化，这是杜林先生承认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够用来使绝对平衡自身转入运动。那末还有什么呢？有三个错误的拙劣的论调： 第一，证实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环节向后一个环节的转变是同样困难的。——杜林先生似乎把他的读者当做吃奶的孩子看待。证实存在链条上的最小环节的各别转变和联系，正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果在这方面的有些地方还有障碍，那末谁也没有想到，即使杜林先生也没有想到要从“虚无”来说明所发生的运动，而人们总是只从以前的运动的转移、变化或传递来说明的。但是在这里问题很明显：运动是从不动，也就是从虚无产生的。 第二，我们有“连续性的桥”。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它并没有帮助我们摆脱这些困难，可是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不动和运动之间的中介。可惜，不动的连续性是在于不运动；所以如何借助它来使运动产生，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即使杜林先生把他的从没有运动到普遍运动的转变分成多么多的无限小的部分，即使他给这种转变以多么长的持续时间，我们还是没有从原地前进万分之一毫米。没有造物主的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虚无得到某种东西，即使这个东西小得象数学上的微分一样。因此，连续性的桥还不是驴桥［注：俏皮话：“驴桥”的原文《Eselsbrücke》，转意是供愚蠢的或懒惰的学生抄袭用的题解书，考试时的“夹带”。——编者注］，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过的桥。 第三，在现代力学适用的范围内——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现代力学是形成思维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它完全不能说明怎样从不动转到运动。可是热之唯动说告诉我们，物体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分子运动（虽然这里运动也是从另一种运动中产生，而决不是从不动中产生）；杜林先生不好意思地表示，这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座从严格的静（平衡）到动（运动）的桥。可是这些过程“稍微进入黑暗之中”。杜林先生就让我们留在这样的黑暗之中。 我们随着他的全部深化和尖锐化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愈来愈深地陷入愈来愈尖锐的谬论，并且终于到达那不得不到达的地方——“黑暗”之中。但是这并不怎样使杜林先生烦恼。就在下一页，他厚颜无耻地断定，他已经 “能够直接根据物质的和机械力的作用，赋予自身等同的不变状态的概念以真实内容”。 这样的人还说别人是“江湖骗子”呢！ 我们尽管在“黑暗中”这样四顾无援，迷惘不解，幸而还得到一点安慰，而且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安慰： “其他天体的居民的数学，除我们的公理外决不能以别的公理为依据！”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往下，我们来谈谈关于现存世界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理论。 物质的普遍散布状态早已是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可是特别从康德以来，原始星云的假设起了新的作用，同时引力和热辐射对各个固态天体的逐渐形成起了中介作用。当代的热之唯动说，使得有关宇宙早期状态的那些推论肯定得多了。虽然如此，“气状散布状态只有在人们能够事先比较肯定地说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学体系的时候，才能成为严肃的推论的出发点。否则，不仅这个观念在事实上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云，如果进一步推论下去，也要真正变成愈来愈密、愈来愈不能穿透了……现在一切暂时还是处于一个不十分确定的弥漫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关于这个气状的宇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 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个别天体上个别的有机物渐渐死去，人们总认为属和种是不变的。当然，自然界显然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可是这一运动总好象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世界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48]，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没有这种星云阶段，也不能够完成他的世界结构，可是他为此进行了报复，他要求给他指出在这种星云状态中存在的力学体系；由于这是办不到的，他就给这种星云状态加上种种轻蔑的形容词。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于其他许多问题，它也同样不能回答。对于为什么蛤蟆没有尾巴这个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一回答表示愤怒，并且说，这一切都还处于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丧失”观念的混浊模糊之中，是非常浮泛的概念，那末我们是不会因为有人把道德这样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前进一步的。这种厌恶和不耐烦的表示，可以适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适用。究竟是谁妨碍杜林先生自己去探寻原始星云的力学体系呢？ 幸而我们现在知道， 康德的星云团“远不和宇宙介质的完全同一的状态相一致，或者换句话说，远不和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相一致”。 康德真是幸运，他由于能够从现存的天体追溯到星云球而感到满足，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顺便指出，如果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康德的星云球被称为原始星云，那末这不言而喻应该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绝不排除，而更应当说是要求这样的条件：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 杜林先生觉察到自己在这里的优势。当我们和科学一起暂时停留在暂时的原始星云阶段的时候，杜林先生的科学的科学帮助他更远地回溯到 “宇宙介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意义下的纯粹静态的，也不能理解为动态的”， 因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是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 我们显然还远没有摆脱物质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它在这里被称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云云。所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一旦停止，运动就开始了。 这一逻辑上真实的公式无非是一种拙劣的企图，想使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的范畴为现实哲学效劳。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之中的尚未发展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之中，这些隐藏的因素的区别和分离已经显现出来，它们的抗争也开始了。这样，我们应当把不动的原始状态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把向运动的转化了解为这两者的分离和对立。我们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始状态的实在性的证明，而只是这样一点：这种状态可以归入黑格尔的“自在”的范畴，而同样也是幻想的这一状态的终结则可以归入“自为”的范畴。黑格尔来帮忙呀！ 杜林先生说，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承担者；因此，在物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此外，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以后，当有点什么东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种状态显然就应当和物质有所区别了。所以，我们听够了这样一些神秘的词句和这样的保证：自身等同的状态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动态的，既不处在平衡中，也不处在运动中。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那种状态下，机械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就是说没有上帝，怎样才能从绝对的不动转到运动。 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而这种联系对早先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够简单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热、电流或磁流这些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绝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去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去经历化学的过程。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如果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如果它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那末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主动的运动叫做力，把被动的运动叫做力的表现。因此非常明显，力和力的表现是一样大的，因为在它们两者中，完成了同一的运动。 可见，物质的不动的状态，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之一，是纯粹的“热昏的胡话”。要得出这种观念，必须把地球上某一物体所能有的相对的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的静止，然后再把它转移到整个宇宙。如果把宇宙的运动归结为单纯的机械力，那末，这样做的确是容易的。把运动局限于单纯的机械力，还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可以把力设想为静止的、受束缚的，因而是在一瞬间不起作用的。如果象十分经常地出现的那样，运动的转移是一个包含各个中间环节的、有点复杂的过程，那末，真正的转移就可能因为省去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被推延到任何时候。例如，在把枪装上子弹以后，人们自己可以掌握扣扳机发射的时刻，即由于火药燃烧而发生的运动实现转移的时刻。因此可以设想，在不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时物质是装满了力的，看来杜林先生就是把这一情况理解为——如果他毕竟还有所理解的话——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把从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终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做某种绝对的东西而转移到宇宙。但是，即使我们连这一点也不管，到底还是存在着困难：第一，世界是怎样装满的呢，因为在今天，枪是不会自动装上子弹的；第二，后来是谁的手指扣扳机呢？我们可以任意转来转去，而在杜林先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总是重又回到——上帝的手指上。 我们的现实哲学家从天文学转到力学和物理学，并且叹息道，热之唯动说在被发现以来的一个世代中，本质上并没有超过罗伯特·迈尔本人逐渐取得的成就。此外，一切都还非常黑暗； 我们应该“经常记住，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同时存在的，还有静的状况，后者是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的……如果我们以前把自然界称为伟大的做功者，而现在严格地采用这个术语，那末，我们还应当补充说，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并不代表机械功。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从静到动的桥；如果所谓的潜热直到现在对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那末，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承认这种缺陷，至少在应用于宇宙时，不要否认这种缺陷”。 所有这些神谕式的空话，无非又是居心不良的流露，他内心里明明感觉到，他所说的从绝对不动中产生出运动这个问题使他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求助于唯一的救主，即天和地的创造者。既然在包括热力学在内的力学中也都不能找到从静到动、从平衡到运动的桥，那末，杜林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从他的不动状态到运动的桥呢？这样也许他就可以幸运地摆脱困境了。 在通常的力学中，从静到动的桥是外来的推动。如果把五十公斤重的石头举到十米高，悬空而挂，使它处在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中，那末，除非听众是吃奶的孩子，才能对他们说，这一物体现在的位置并不代表机械功，或者说，它和原先的位置的距离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使杜林先生明白，石头不是自动升到绳子上去的，任何一本力学手册都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让这块石头重新落下来，那末它在落下时所做的机械功，正和把它举高十米所必需的一样多。甚至石头悬空而挂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已经代表一种机械功，因为如果它挂得太久，绳子就会由于化学分解作用，强度不再能承担石头的重量而拉断。但是，一切机械的过程，用杜林先生的话来说，都可以归结为这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工程师，他在有了充分的推动时还找不到从静态到动态的桥。 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这对于我们的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付苦药。这确实是显著的矛盾，而在杜林先生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谬［注：俏皮话：“矛盾”的原文是《Widerspruch》，“荒谬”的原文是《widersinn》，两个字的前一半同是《wider》。——译者注］。但是这总是事实：悬挂着的石头代表一个可以由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地计算出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地落下，从斜面滚下，绕轴旋转——随便加以利用的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而装上了子弹的枪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对辩证的观点来说，这一切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但是对问题作这样简单的说明，杜林先生是不满意的。正象地道的形而上学者一样，他先在运动和平衡之间划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然后就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制造的鸿沟上找到一座桥。他同样可以很好地骑上他那形而上学的洛西南特［注：洛西南特是长篇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唐·吉诃德骑的马的名字。——译者注］去追逐康德的“自在之物”；因为归根到底隐藏在这座难以发现的桥下面的，无非就是这种“自在之物”。 但是，热之唯动说以及对这种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的受束缚的热或潜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把处于冰点的一磅冰在标准气压下加热变成具有同样温度的一磅水，那末，所消失的热量就足够把同一磅水从摄氏零度加热到七十九点四度，或者使七十九点四磅水的温度上升一度。如果把这一磅水加热到沸点，即一百度，再使它变成一百度的蒸汽，那末，当最后一滴水变成蒸汽的时候，所消失的几乎是七倍大的热量，足够使五百三十七点二磅的水的温度上升一度。[49]这种消失了的热就叫做受束缚的热。如果通过冷却，蒸汽重新变成水，水重新变成冰，那末以前受束缚的同一热量又释放出来，就是说，作为热被感觉到，被计量出来。在蒸汽凝结成水，以及水结成冰的时候，热的散发正是蒸汽冷却到一百度时才逐渐变成水，以及处于冰点的一定量的水只是很慢才变成冰的原因。这都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热在受束缚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呢？ 热之唯动说——按照这种学说，热就是物体的那些活动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把这一点解释为消失的热已经做了功，已经转变为功。在冰溶化时，各个分子之间的紧密的巩固的联系终止了，并且变成松弛的并列；当沸点的水气化时，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各个分子相互间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而且在热的作用下，甚至往各个方向飞散。显然，物体的各个分子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体状态下大得多，而在液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体状态下更大。可见，受束缚的热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变了，采取了分子张力的形式。各个分子能相互保持这种绝对的或相对的自由的条件一不存在，就是说，温度一降到最低限度即一百度或零度以下，这种张力就松弛了，各个分子又用它们过去相互离散时所用的同样的力重新相互集结起来；于是这种力就消失了，但是只是为了重新作为热表现出来，而且热量恰恰同它以前受束缚的时候一样。这种解释和全部热之唯动说一样，自然是一种假说，因为直到现在谁也没有看见过分子，更不要说振动着的分子了。正因为如此，它和全部还很年轻的学说一样，肯定有不少缺点，但是它至少能够解释这个过程，而同运动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创造这一点毫不抵触，它甚至还能正确地说明热在转变时存在于什么地方。因此，潜热或受束缚的热对热之唯动说来说绝不是障碍。相反地，这个学说第一次提供了对上述过程的合理的解释，而能够成为障碍的，至多是在于物理学家继续用“受束缚的热”这个过时的和已经不适用的用语来称呼已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分子能的热。 所以，就机械功是热的量度这一点而言，固体聚集状态、液体聚集状态和气体聚集状态这三者的自身等同状态和静止状况，的确是代表机械功的。坚硬的地壳和海水一样，在现有的聚集状态中，代表十分确定的数量的散发了的热，这种热量不言而喻是和同样确定的数量的机械力相对应的。在地球所由产生的气团变成液体聚集状态，往后再大部分变成固体聚集状态的过程中，一定数量的分子能作为热放射于宇宙空间。因此，杜林先生神秘地窃窃私议的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应用于宇宙的时候，我们固然会遇到缺点和缺陷（这归咎于我们的不完备的认识工具），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理论上不能克服的障碍。从静到动的桥在这里也是外来的推动——对处于平衡的对象发生作用的其他物体所引起的冷却和加热。我们愈是深入探究杜林的这种自然哲学，希望说明从不动中产生的运动，或者找到一座桥，使纯粹的静态、静止通过这座桥由自身转入动态，转入运动的一切尝试，就愈显得不可能。 这样，我们总算幸运地暂时摆脱了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杜林先生转到了化学，并且乘此机会向我们指出了到目前为止现实哲学所获得的自然界的三个不变律，这就是： 1．一般物质的量，2．单纯的（化学的）元素的量，3．机械力的量，都是不变的。 这样，物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物质的单纯组成部分（正由于物质是由它们构成的）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以及运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对这些陈旧的、举世皆知的事实，表述得十分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杜林先生能够作为他那无机界自然哲学的成果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真正积极的东西。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所不知道的正是：这是“不变律”，而且作为不变律来说，是“事物体系的模式的属性”。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在讲到康德时的同样的情形［注：见本卷第52—54页。——编者注］：杜林先生拿出了某种尽人皆知的古董，贴上杜林的标签，而称之为：“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根本性的科学”。 可是我们丝毫不必因此而感到失望。无论最根本性的科学和最好的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杜林先生是可以说得十分肯定的： “宇宙中现有的黄金必须永远是同一数量的，而且和一般物质一样，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可惜杜林先生没有说，我们用这种“现有的黄金”可以买到些什么。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联系，存在着一个由中间阶段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的阶梯。” 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省得对生命的起源作稍稍进一步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体上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希望他在这里也确切地知道详细情形的。此外，在没有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注：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来作为补充的情况下，杜林先生的这个断言也只有一半是对的。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的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的力学转变到分子的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的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的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更是如此。[50]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愈来愈稀少和不显著。——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这一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借助于目的论从化学反应历程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难为情地把它当做他自己的根本性的科学贡献出来。在这里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正确和适当到什么程度，那就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也许是上帝的智慧）纳入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也经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归之于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的时候表示无限的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 “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了与它们的活动有关的满足而被创造的”。 他告诉我们， 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地一再地维持对象世界的秩序”，而且除此之外，它还要处理许多事务，“这些事务要求自然界具有比常人所承认的更大的纤巧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妙的成就了，它也具有意志；因为，对本能的补充——本能附带地执行现实的自然机能，即营养、繁殖等等，“我们应当把它们看做不是直接而只是间接企求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已经站在一座的确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桥”上。也许杜林先生想稍微从事一下“自然哲学的半诗”？ 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有机界，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只限于反对自然哲学的半诗、反对“具有轻浮的表面性和所谓科学的神秘化的江湖骗术”、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诗化的特征”的斗争。 首先受到责备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经济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争来从事于不科学的半诗，说全部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为了在家乡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在这方面英国正是标准的国家；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绩，就规模而言远不如英国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这样，一方面，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不同的种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于是达尔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觉意图仍能在活的有机体中长期造成和人工培育所造成的类似的变异。他发现这些原因就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而由于每一个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空间和日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果这些特质在同一个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末，它们还会通过累积的遗传按已经采取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化。 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承认的，生存斗争这一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者、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牧师式的马尔萨斯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在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还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讨问题的这个积极的方面。不这样做，生存斗争就必然会一再遭到非难。据他说，在没有意识的植物中和在驯顺的草食动物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斗争： “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物时，才有生存斗争。” 他把生存斗争这个概念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以后，就可以对这个被他自己限制在兽类中的概念的兽性自由地发泄他的满腔愤怒了。但是这种义愤只能针对杜林先生本人发出，他正是对生存斗争作这种限制的唯一的一个人，因而也只能由他对此负责。因此，不是达尔文“在野兽中寻找自然界一切活动的规律和理解”，——达尔文正好已经把全部有机界包括在这个斗争中了，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寻找这些东西。此外，生存斗争这个名称尽可以作为杜林先生的高尚的义愤的牺牲品。植物中也有这种事实，关于这一点，每块草地、每块稻田、每片树林都可以向他证明，而且问题不在于名称，不在于叫做“生存斗争”或者“生存条件的缺乏和机械作用”，而是在于这一事实如何影响物种的保存或变异。关于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总是保持固执不变的沉默。因此，在自然选择方面，暂时还是一切照旧。 但是达尔文主义“从虚无中得出自己的变化和差异”。 真的，当达尔文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个别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别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到现在为止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别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生物培育者的智慧”，那末生物培育者也同样会从虚无中得出他那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动植物形态的变化。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最近，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甚至这一点杜林先生也认为是不对的。 “对自然界所赋予的或者所剥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适应，要以观念所决定的推动和活动为前提。否则，适应只是一种假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果性并没有超越物理学、化学和植物生理学的东西的低级阶段。” 这又是名称使杜林先生恼怒了。但是，无论他怎样称呼这个过程，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有机体的种的变异是否会由这种过程引起？而杜林先生又不做任何答复。 “如果某种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日光的途径，那末这种刺激作用只不过是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的结合；如果有人在这里想不用比喻而根据文字的本义来谈适应，那末这一定会把降神术的紊乱带到概念中去。” 这个人对别人是如此严格，而他本人却十分确切地知道自然界按照谁的意志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谈论自然界的纤巧性，甚至还谈到自然界的意志！真是降神术的紊乱，然而是在哪里？在海克尔那里呢，还是在杜林先生那里？ 不仅是降神术的紊乱，而且也是逻辑上的紊乱。我们已经看到杜林先生用了一切力量坚持让目的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用： “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的。”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对的既没有自觉的意图又没有观念的中介的那种适应，如果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又是什么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叶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色的，两极的动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末它们肯定不是有意识地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地，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这些动物正是由于那些颜色才能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变得更少被它们的敌人看见。同样，某些植物用来捕捉和吞噬落在它们身上的昆虫的那些器官，对这种活动是适应的，甚至是合目的地适应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坚持说，适应必须通过观念才成，那末他只是用别的字句来说：有目的的活动同样必须通过观念来完成，必须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于是，象在现实哲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又来到有目的地活动的造物主那里，来到上帝那里了。 “以前，这样一种解释被称为自然神论，而且是不被重视的〈杜林先生说〉；可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人们又往后倒退了。” 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据说达尔文断定，整个有机界是从一个原始生物传下来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似乎在达尔文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所以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线索中断，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 断定达尔文从一个原始生物引导出一切现存的有机体，说得客气点，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6版的倒数第2页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 “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51]。 海克尔走得更远得多了，他假定： “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而在二者之间，“还有若干独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品系都完全独立于上述二者而从一个独特的自生的原虫形态发展出来。”（《自然创造史》第397页）[52] 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相提并论，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即杜林先生说来，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乔治·］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全部有关创世和洪水的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 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他就立刻陷入绝境，这的确是对达尔文的一个严厉的但无可辩驳的责备。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责备。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自然科学就陷入了“绝境”。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所能肯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现实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吗？但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自然发生论的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如果这些同种的自然产物——显然是有机物，因为这里讲的只是有机物——相互间没有亲缘的联系，那末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们或者它们的每个祖先就只能靠造物主的个别行动而出现于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造物主那里，回到了所谓的自然神论那里。 其次，杜林先生认为，达尔文非常肤浅的地方是： “把特征的两性组合的单纯行动当作产生这些特征的基本原则。” 这又是我们这位根本性的哲学家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相反地，达尔文说得很肯定：“自然选择”这个术语只是指变异的保存而不是指变异的产生（第63页）。但是，把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硬加在他的身上，这种新的手法却能帮助我们去接受杜林的下述深刻见解： “如果能在生殖的内在模式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末这种思想也许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这一原则和有性繁殖这一原则合成一个整体，并且从较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自然发生不是看做再生产的绝对对立物，而正是看做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 能够写出这种胡言乱语的人，居然责备黑格尔的“行话”而不以为耻！ 杜林先生对自然科学依仗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进展怒不可遏，他用来表示这种愤怒的令人厌烦的矛盾百出的唠叨和怨言已经够多的了。无论是达尔文或者是追随他的自然科学家，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方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们最先把他重新抬举起来。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以便能够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测的即所谓预言式的答案。可是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 但是关于有机生命的进化，现实哲学能告诉我们什么积极的东西呢？ “……物种的变异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此外，“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也是有效的。 据此就应当这样认为，异种的自然产物，即变异着的物种，是一个传自另一个的，而同种的物种就不是这样。可是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就是对变异着的物种来说， “亲缘关系，相反地，也不过是自然界的极其次要的行动”。 这样终究说到了亲缘关系，尽管是“次要的”。我们高兴的是，在杜林先生用了这么多恶言恶语和含糊的话来诽谤亲缘关系以后，终于又把它从后门放进来了。对于自然选择也是如此，因为在他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发泄了全部义愤之后，突然表示： “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宇宙关系中去寻找，而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能算是次要的”。 这样终究说到了自然选择，虽然也是次要的；这样，同自然选择一起的，还有生存斗争，因而也还有牧师式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这就是一切，至于其余的，杜林先生指点我们去请教拉马克。 最后，他警告我们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这些字眼。他说，变态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而发育这个概念，只有在发育的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如果用“组合”来代替这两个名词，那就会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旧，只要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我们说小鸡在蛋内的发育，我们就会造成混乱，因为我们只能极不充分地证实发育的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说它的“组合”，那末一切都清楚了。因此，我们今后将不再说：这个小孩发育得很好，而说：这个小孩组合得极好。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戒指》的作者并肩而立。[53]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请考虑一下……为了给我们的自然哲学部门提供它的一切科学前提，需要什么样的实证知识呵。它的基础首先是数学的一切重大的成就，其次是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原理，以及生理学、动物学和类似的研究领域的一般自然科学结论。” 杜林先生如此充满信心地和坚决地表明杜林先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博学。但是，从这一贫乏的部门本身看不出，而从它的更加贫乏的结论上更看不出隐藏着什么穷根究底的实证知识。无论如何，为了编造关于物理学和化学的杜林式的神谕，在物理学上只要知道那表明热的机械当量的方程式，在化学上只要知道一切物体分为元素和元素的化合物就够了。此外，谁要是能象杜林先生那样在第131页上说出“有引力作用的原子”这样的话，那只是证明：对于原子和分子的区别，他是完全处在“黑暗之中”。大家知道，由原子来说明的不是万有引力或其他机械的或物理的运动形式，而只是化学作用。如果去阅读关于有机界的那一章，那末在读到空洞的、自相矛盾的、在决定性问题上象神谕一样毫无意义的信口胡说，读到绝对无用的最后结论的时候，就不禁会产生一种看法：杜林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他显然不知道的东西。在读到他建议在关于有机生物的学说（生物学）中今后应当用组合去代替发育的时候，这种看法就成为深信不疑的了。谁建议这样做，就证明他对有机体的形成一无所知。 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即由很小的、只有经过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构成的。通常，细胞也长有外膜，里面都或多或少是液体。最低级的细胞体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绝大多数有机生物都是多细胞的，是集合了许多细胞的复合体，这些细胞在低级有机体中还是同类型的，而在高级有机体中就具有了愈来愈不同的形式、类别和功能。例如在人体中，有骨胳、肌肉、神经、腱、韧带、软骨、皮肤，简言之，所有的组织，不是由细胞组成就是从细胞产生的。但是一切有机的细胞体，从本身是简单的、通常没有外膜而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的变形虫起一直到人，从最小的单细胞的鼓藻起一直到最高度发展的植物，它们增殖细胞的方法都是共同的：分裂。开始时细胞核在中间收缩，这种使核分成两半的收缩愈来愈厉害，最后这两半分开了，并且形成两个细胞核。同样的过程也在细胞本身中发生，两个核中的每一个都成为细胞质集合的中心点，这个集合体同另一个集合体由于愈益紧密的收缩而联系在一起，直到最后分开，并作为独立的细胞继续存在下去。动物的卵在受精以后，其胚泡经这样不断重复的细胞分裂逐步发育成为完全成熟的动物，同样，在已经长成的动物中，对消耗的组织的补充也是这样进行的。把这样的过程叫做组合，而把称这一过程为发育的意见叫做“纯粹的想象”，这种话无疑地只有对这种过程一无所知的人——很难设想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说得出来；在这里恰好只是而且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发育，根本不是组合！ 关于杜林先生对生命的一般理解，我们以后还要来谈。他对生命的特殊的理解则如下： “无机界也是一个自我完成的活动的体系；但是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时，只有在物质循环从一个内在的点，按照一种可以转化为较小形体的胚胎形态，通过特别的管道来实现时，才能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谈真正的生命。” 这句话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一个荒谬的自我完成的活动的体系（无论这可能指的是什么），且不说它的混乱得不可救药的语法。如果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时才开始有生命，那末我们就必须宣布海克尔的整个原生生物界是死的，而且根据对分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也许还要宣布更多的东西是死的。如果只有在这种分化可以通过一种较小的胚胎形态来转化时才开始有生命，那末至少包括单细胞有机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不是有生命的了。如果物质循环通过特别的管道来实现是生命的标志，那末除去上面所讲的，我们还必须把全部高级的腔肠动物（最多把水母除外），因而把一切水螅和其他植虫[54]从生物的队伍中勾销。如果认为物质循环从一个内在的点、通过特别的管道来进行是生命的基本标志，那末我们就必须宣布一切没有心脏的或有几个心脏的动物是死的。要被宣布是死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要加上一切蠕虫、海星和轮虫（按赫胥黎的分类法：Annuloida和Annu-losa[55]），一部分甲壳动物（蟹），最后甚至还要加上一种脊椎动物，即文昌鱼（Amphioxus）；再就是全部植物。 这样，由于杜林先生想从比较狭窄的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明真正的生命的标志，他提出了四个完全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其中的一个不仅把整个植物界，而且把大约半个动物界都宣判永久死亡。真的，谁也不能说，当他许下给我们提供“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的诺言时，他是在欺骗我们！ 他在另一个地方说： “在自然界中，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切组织，都是以一个简单的类型为基础的”，这种类型“即使在最不完善的植物的最次要的活动中，也已经完全可以从它的一般性质上看出来。” 这种论断又是“完全”荒谬的。人们在整个有机界里所看到的最简单的类型是细胞；它确实是最高级的组织的基础。相反地，在最低级的有机体中，还有许多远远低于细胞的东西：原生变形虫，没有任何分化的简单的蛋白质小块，一系列其他原虫以及全部管藻（Siphoneen）。它们之所以全都同高级有机体有联系，只是因为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蛋白质，从而它们执行着蛋白质的职能，即生和死。 往下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在生理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所以一切动物的特征是有感觉，就是说，能够从主观上自觉地理解自己的状态。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鲜明的界限就在于完成向感觉的飞跃。这一界限没有被众所周知的过渡形式抹去，它宁可说正是由于这些外表上不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式才成为逻辑上的必要。” 接着又说： “反之，植物完全而且永远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能力。” 第一，黑格尔说（《自然哲学》第351节附释）： “感觉就是种差，即动物的绝对的标记。” 因此，又是黑格尔的一个“粗制品”，它经过杜林先生的生吞活剥，被提升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贵地位。 第二，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过渡形式，外表上不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式（真是胡说八道！）。这种中间形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这使杜林先生觉得在逻辑上有必要提出一个区别二者的标志，同时他又承认这个标志并不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回过来谈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可疑的领域了；难道那些稍被触动就会卷起叶子或合拢花瓣的敏感的植物，那些食虫的植物都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能力吗？即使是杜林先生，如果他没有“不科学的半诗”，也不能下断语。 第三，杜林先生断言，在生理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这又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不仅所有的原始动物，而且还有植虫，至少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神经器官的痕迹。通常只是从蠕虫开始才发现有神经器官，而第一个主张这些动物因为没有神经所以没有感觉的是杜林先生。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但是大概和某种至今还没有确切地弄清楚的蛋白体相联系。 此外，杜林先生的生物学知识由他毫不畏怯地向达尔文提出的下列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可以假定动物是从植物发展出来的吗？” 只有对动物和植物都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关于一般的生命，杜林先生只能告诉我们： “通过塑造出来的模式化〈这究竟是什么玩艺儿？〉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总是真正的生命过程独具的特性。” 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有关生命的一切，此外，在碰到“塑造出来的模式化”时，我们又深深地陷入了最纯粹的杜林行话的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自己去作更进一步的考察。 近三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已经无数次地说过，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而在这里杜林先生却把这干脆翻译成他自己的优雅而清晰的词句。但是，如果规定生命就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这就等于规定生命就是生命；因为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或通过塑造出来的模式化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正是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需要用有机体和非有机体的区别即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来解释的说法。所以这种解释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 新陈代谢本身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在化学中有一系列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能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在这里有一个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程。例如通过硫的燃烧来制造硫酸。硫燃烧产生二氧化硫，SO2，加上水蒸汽和硝酸，二氧化硫就吸收氢和氧而变成硫酸，H2SO4。这时，硝酸放出氧而还原成氧化氮，这氧化氮立刻又从空气中吸收新的氧，变成氮的高价氧化物，但是立即又把这氧放给二氧化硫，而重新进行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理论上只要极少量的硝酸，就足够使无限数量的二氧化硫、氧和水变成硫酸。——其次，在液体通过死的有机的膜甚至通过无机的膜进行渗透的时候，也象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56]中一样发生新陈代谢。这又一次说明，新陈代谢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因为用来解释生命的那种独特的新陈代谢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另寻出路。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 在这里，蛋白体是按照现代化学的意义来理解的，现代化学把构造上类似普通蛋白或者也称为蛋白质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蛋白体这一名称之内。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因为普通蛋白在一切和它相近的物质中，是最没有生命的，起着最被动的作用，它和蛋黄一起仅仅是胚胎发育的养料。但是，在蛋白体的化学构造还一点也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名称总比一切其他名称好些，因为它比较一般。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解体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无疑地，在生物体中，必然还有其他化学化合物来引起这些生命现象的特殊分化；对于单纯的生命，这些化合物并不是必要的，除非它们作为食物进入生物体并变成蛋白质。我们所知道的最低级的生物，只不过是简单的蛋白质小块，可是它们已经表现了生命的一切本质的现象。 但是一切生物所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在于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分解或结合，可是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可是，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破坏的原因的东西，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从蛋白体内各组成部分的这种不断转变，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停止的一瞬间起，蛋白体本身就停止生存，趋于分解，即归于死亡。因此，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这种情形和无生命物体所发生的不同，它不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相反地，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为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由此可见，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用人工方法制造蛋白质，那末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当然，化学是否能同时为这种蛋白质发现适合的食物，这还是一个问题。 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通过摄食和排泄来进行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导出所有其他最简单的生命要素：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已经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上表现于食物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关于生命的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无能为害。 还是回到杜林先生那里去吧。如果说，他在地球上的生物学领域中遭遇有点不妙，那末，他是知道怎样自慰的，他遁入自己的星空。 “不仅感觉器官的特殊装置，而且整个客观世界，都是为了唤起快乐和痛苦而安排的。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快乐和痛苦的对立——而且正好在我们所熟悉的方式中——是一种普遍的对立，而且在宇宙的不同的世界中必然是由本质上一样的感觉来表现……但是这样的一致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它是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因此，对我们说来，主观的宇宙世界并不比客观的宇宙世界更陌生。对这两个领域的构造应当按同一型式去思考，这样我们就有一种在地球以外也适用的意识学的发端。” 对一个在口袋里藏着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的人来说，在地球上的自然科学中犯几个大错误，有什么关系呢？算啦！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杜林先生在整整五十页内把陈词滥调和玄妙词句的杂拌，一句话，把纯粹的无稽之谈当做关于意识要素的根本性科学提供读者享受，我们绝不想把这些东西的样品都陈列出来。我们只摘引这样一句话： “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他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 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纯正的思维者，因为它们的思维从来不会被语言的强制性的干涉弄得模糊不清。的确，从杜林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多么不适合于任何语言，而德语又是多么不适合于这些思想。 最后，第四编拯救了我们，这一编除了连篇累牍的糊涂话，至少有时在道德和法方面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捉摸的东西。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被请到别的天体上去旅行： 道德的要素必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重新出现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中，在这些生物中，能动的悟性必须自觉地调整以本能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动……不过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但是除此以外，下面的想法始终是一种有益地扩展眼界的思想：我们设想，在其他天体上个人的和公共的生活必须遵循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废弃或避开合理地行动的生物的一般的基本规章。” 如果在这里例外地，不是在这一章的末尾，而是在开头就提出，杜林的真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可能的世界，那末这是有他的充分的理由的。如果先确定了杜林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那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它们的适用性有益地扩展到一切时代。而这里谈的又不折不扣地是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问题。 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在发展过程中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所以严格的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长久的怀疑本身已经是一种病态的软弱状态，而且无非是极端紊乱的表现，这种紊乱有时企图在对自己虚无的系统化意识中装出某种稳定的外表。在道德问题上，对一般原则的否定，是同风尚和原则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多样性牢固地连在一起的，而且一承认道德上的邪恶和罪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就要否定协调一致的道德本能的庄严意义和实际效用。这种似乎不是反对个别的伪学说而是反对人类达到自觉道德的能力本身的腐蚀性怀疑，最后就流为真正的虚无，甚至实质上流为比单纯虚无主义更坏的东西……它自炫能在它的已被推翻的道德观念的一片混乱中很容易地起支配作用，并为无原则的胡作非为敞开一切门户。但是它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指出悟性在谬误和真理中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足以借助这个唯一的类比表明，自然规律的可能错误并不排除实现正确的东西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静静地听了杜林先生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的所有这些华丽的词句，因为这一问题只有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一点上才能予以解决。在此以前，只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那末是哪些产物能这样。当我说人的认识的时候，我并没有侮辱其他天体上的居民的意图（我还没有认识他们的荣幸），而只是因为动物也能够认识，虽然它们的认识绝不是至上的。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出界限，那末，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的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上述思想的最可贵的结论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 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注：本卷第40页。——编者注］：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末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然而，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给予任何怀疑都无异是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吗？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照自古已知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见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末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些科学也叫做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变化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以前曾经是如此严格地合乎道德的数学也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实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渐渐出现了，而且我们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大多数人进行微分和积分，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而是出于单纯的相信，因为直到现在得出的结果总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象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互相干扰并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也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 地质学的情况还要糟，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要挖掘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要费很大的力气，而所得是极少的。 第二类科学是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发展着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确地确定象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么少，为了比如说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此外还常常有象细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种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前生物学上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而且还不得不把这些真理整堆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末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来进行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过程的连续系列，这些过程，就我们的直接观察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相反地，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末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因此，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都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啄，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都要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这时，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料，这位人类的朋友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声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驴和骗子，全都陷入谬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谬误和他们的错误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且这证明真理和准确性是存在于他那里；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却在提包里带着已经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这一切已经出现过一百次，一千次，奇怪的只是怎么还会有人如此轻信，竟在不是涉及别人而是涉及自己的时候还相信这一点。但是在这里，我们至少还遇到了这样一位预言家，他在别人否认任何个人能提供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时候，照例总是表现出高度的义愤。这样的否认，甚至单纯的怀疑，都是软弱状态、极端紊乱、虚无、比单纯的虚无主义更坏的腐蚀性怀疑、一片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爱的东西。象所有的预言家那样，他也没有作批判的科学的研究和判断，而只是直接进行道义上的谴责。 我们在上面尽可以举出研究人类思维的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和辩证法。但是在这里，永恒真理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杜林先生把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宣布为纯粹的无稽之谈，而已经写成的和现在还在写的关于逻辑的许多书籍充分证明，在这里所播种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也远比有些人所想的要少得多。 此外，我们决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象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的没有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且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末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粟真理也许就消失于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或许就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定律的公式［注：自从我写了上面这几行以来，这些话似乎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门得列耶夫和博古斯基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所进行的最新的研究[57]，一切真正的气体都表现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可变关系；氢的膨胀系数在直到现在为止所用的各种压力强度下都是正的（体积的减小比压力的增大要慢）；对大气和其他研究过的气体来说，每一种气体都有一个压力零点，压力小于零点，此系数是正的，压力大于零点，此系数是负的。因此，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一直是可用的波义耳定律，需要一整系列特殊定律来作补充。（现在——1885年——我们也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气体。所有的气体都可以变成液体状态。）］。可见，例如物理学上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是这样的。因此，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象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的道德的说法，而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却到处可以碰到这些东西，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做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 但是，天真的读者或许要问，杜林先生在什么地方清楚地说过，他的现实哲学的内容是最后的而且甚至是终极的真理呢？在什么地方吗？例如在我们在第二章中部分地引证的对他自己的体系的颂歌中［注：见本卷第31页。——编者注］（第13页）。或者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里［注：见本卷第93页。——编者注］，他在那里说：道德的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同数学的认识相似的适用性。而且，杜林先生不是断定，从他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通过他的穷根究底的研究，就可以进到最终的基础，基本的模式，因而就赋予道德的真理以最后的终极性吗？如果杜林先生既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他只是想说，在渺茫的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因而，如果他想大致地、只是更为混乱地说些与“腐蚀性怀疑”和“极端紊乱”相同的东西，那末，“这种喧嚣是为了什么呢？这位先生想要做什么呢？”[58] 如果说，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前进，那末在善和恶的问题上就更没有前进了。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所播种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末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如果除去一切极端玄妙的词句，这也就是杜林先生的意见。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末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的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许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有真理性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末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永久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59]。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因此，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现在可以去评价杜林先生的自我吹嘘了，他竟在旧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在社会革命的前夜把一种永恒的、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道德强加于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即使假定——这一点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至少还概略地懂得这种未来社会的结构，情况也是一样。 最后，还有一个“彻底独创的”、但是并不因此不再是“穷根究底的”发现： 在恶的起源方面，“我们认为，在动物构成中存在着具有固有的虚伪性的猫的类型这一事实，同人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性格形态的情况，处于同一阶段……因此，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除非人们有兴趣在猫或所有肉食动物的存在中也嗅出神秘的东西来”。 恶就是猫。所以魔鬼没有犄角和马蹄，而有爪子和绿眼睛。当歌德使靡菲斯特斐勒司具有黑狗的形象[60]而不是黑猫的形象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恶就是猫！这是不仅对于一切世界，而且对于猫［注：双关语：《fürdieKatze》的意思是“对于猫”，也有“毫无用处、徒劳无益”的意思。——编者注］也适用的道德！ 十、道德和法。平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社会生活领域内的问题也 “应当以各别的、简单的基本形式，按公理来解决，就象对待数学上的简单的……基本形式一样”。 这样，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真正的不变的真理的性质。 这不过是过去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已经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最简单的要素、他所能达到的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玄想，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 当这样一位玄想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而是从概念或所谓“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构成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作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玄想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进来的那种内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或多或少地同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相适应的表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观念；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的玄想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兜圈子，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道德学说和法律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歪曲的（因为和它的现实的基础脱离）、头足倒置的映象，正如在凹面镜上的映象一样。 这样，杜林先生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而且由此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于是杜林先生就按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并且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道德的基本公理： “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首先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因此，“道德正义的基本形式就被表述出来了”；同样，法律正义的基本形式也被表述出来了，因为“为了阐发根本的法律概念，我们只要有两个人的十分简单的和基本的关系就够了”。 两个人或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这不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过度的夸张。首先，两个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也可能在性别上是不平等的，这一简单的事实立刻使我们想到：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如果我们暂且接受这样的童稚之见——不是两个男人，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建立了家庭，即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结合的最简单的和最初的形式。但是这丝毫不合杜林先生的心意。因为，一方面，必须使这两个社会奠基者尽可能地平等。另一方面，甚至杜林先生也不能从原始家庭构造出男女之间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杜林的社会分子（整个社会应当由于他们的繁殖而建立起来）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两个男人是永远不能生出小孩来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两个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十分简单的基本模式就转成自己的反面：它不是证明人的平等，而最多只是证明家长的平等，而且因为没有考虑到妇女，所以还证明妇女是从属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读者一个不愉快的通知：读者在今后一段颇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这两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两个人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和其他天体上的居民迄今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对这些居民，我们现在希望不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一到有经济、政治等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两个人就飞快地出动，而且立刻“按公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那位现实哲学家的卓越的、创造性的、创造体系的发现。但是很可惜，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那就不能不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十八世纪所共有的。他们在1754年卢梭关于不平等的论著[61]中已经出现——附带说说，在那里，他们按公理证明了和杜林的论断刚刚相反的东西。他们在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扮演着主要角色；可是在那里他们各操不同的行业——大都是猎人和渔夫，而且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此外，在整个十八世纪，他们主要只是充当说明的例子，而杜林先生的独到之处，只是在于他把这种举例说明的方法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要把“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变得简单些，肯定是做不到的。 为了制定基本公理——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没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我们决不能随便用两个人。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任何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因此，他们成了这一位到处搜索和揭发“降神术”倾向的杜林先生所召来的两个十足的幽灵。这两个幽灵自然必须做他们的召唤者要求做的一切，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一切鬼把戏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我们再稍微往下看看杜林先生的公理理论。两个意志中一方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这样做了，并以暴力来实现他的要求，那就发生了不正义的情况，而杜林先生就是按照这一基本模式来说明不正义、暴力、奴役，一句话，说明全部过去的应受斥责的历史的。可是卢梭早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正是用两个人同样是按照公理证明了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在Ａ和Ｂ两个人之中，Ａ不能用暴力来奴役Ｂ，只能用使Ｂ处于不能缺少Ａ的状态的办法来奴役Ｂ；这对于杜林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已经过分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下这件事情，两个舟破落海的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组成了社会。他们的意志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而这一点也是两个人都承认的。但是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Ａ果断而有毅力，Ｂ优柔、懒惰和萎靡不振；Ａ伶俐，Ｂ愚笨。Ａ通常先是通过说服，以后就按照习惯，但始终是采取自愿的形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Ｂ，这要经过很长时间吗？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62]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而因为我们在可能受到灭绝的惩罚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 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一切放在一旁。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公理理论说服了我们，而且我们热中于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的权利、“一般人的主权”、“个人的主权”——真正壮丽的字眼，和这些字眼比起来，施蒂纳的拥有自己的所有物的《唯一者》[63]也相形见绌了，虽然他在这方面也可以要求得到自己的微薄的一份。这样，我们现在是一切都完全平等和独立了。是一切吗？不，还不是一切。 也存在着“可以允许的隶属关系”，但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例如对儿童来说，就应该到他们的自我规定的不足中去寻找”。 的确！隶属关系的原因不应当在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去寻找！自然不应当，因为一个意志的活动恰恰是受到阻碍的！而应当在第三领域中去寻找！那末什么是这第三领域呢？这是一个受压制的意志即一个不足的意志的具体规定性！我们的现实哲学家已经如此遥远地脱离了现实，以致在他看来，对抽象的、没有内容的空话——意志来说，真实的内容，即这一意志的特有的规定性，已经是“第三领域”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退却之一。 其次， “在野兽和人混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人们可以以第二个完全人性的人的名义提出问题：他的行为方式，是否应当象所谓只是人性的人相互间所表现的那样呢……所以我们关于两个在道德上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特有的兽性——的假定，就是按照这种区别而能够在人的集团之中和各个集团之间……遇到的一切关系的典型基本形式”。 请读者自己去看看紧跟在这些窘态百出的遁词之后的那些可怜的咒骂吧，在那些咒骂里，杜林先生象一个耶稣会教士一样地兜圈子，以便用决疑法确定人性的人可以多么严厉地对付兽性的人，多么严厉地运用不信任、军事讹诈、严酷的甚至恐怖的欺骗手段来对付后者，而且这样做还丝毫不违背不变的道德。 因此，如果两个人“在道德上不平等”，那末平等也就完结了。但是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值得费力去召唤两个完全平等的人，因为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不平等应当在于一个是人性的人，而另一个则带有一些兽性。可是，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类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人性的人和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在基督教里才可以找到，基督教一贯地也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类。但是在现实哲学中，世界审判者应当是谁呢？这个问题大概得象基督教的做法一样地处理，在这种做法中，虔诚的羔羊对自己的世俗的近邻——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而且成绩卓著。现实哲学家的教派一旦出现，在这方面一定不会比国内的虔信者逊色。然而，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承认这样一点：由于人们之间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平等再一次化为乌有。退却之二。 再往下看： “如果一个人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而另一个人按照某种迷信或偏见行动，那末……照例一定要发生相互争执……一定程度的无能、粗暴或恶癖，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引起冲突……暴力不仅是对付儿童和疯人的最后手段。人的整个整个的自然集团和文明阶级的特性，能够使得对它们那种由于本身荒谬而处于敌对地位的愿望进行压服，即促使这种愿望返回共同联系之中，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异己的意志在这里也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但是由于它的危害活动和敌对活动的荒谬性，它就引起了平等化，如果它遭到暴力，那末它只是受到它自身不正义的反作用而已。” 这样，不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够排除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并树立这样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为，直到俄国人在土尔克斯坦的暴行[64]，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1873年夏天，考夫曼将军下令进攻鞑靼部落的约穆德人，焚毁他们的帐篷，并且象在命令上所说的“按照高加索的好习惯”屠杀他们的妇女和儿童，那时，这位将军也断言：压服那种由于本身荒谬而处于敌对地位的约穆德人的愿望，即促使这种愿望返回共同联系之中，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而且他所采用的手段是最合乎目的的；谁想要达到目的，谁也必然想要采用这种手段。不过他还没有残酷到另外还去嘲弄约穆德人，说他屠杀他们是为了平等化，他这样做正是承认他们的意志是有平等权利的。在这一冲突中，又是上帝的选民，所谓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的人，归根到底也就是现实哲学家，应该去决定什么是迷信、偏见、粗暴和恶癖，决定什么时候暴力和压服对于平等化是必要的。因此，平等现在就是通过暴力实行的平等化；而第二个意志被第一个意志通过压服承认为有平等权利的。退却之三，在这里，这次退却简直堕落为可耻的逃跑。 附带说说，异己的意志正是在通过暴力实行的平等化中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这句话不过是对黑格尔学说的一种歪曲。按照黑格尔学说，受罚是犯罪者的权利： “受罚被认为包含着犯罪者本人的权利，在这里罪犯是被当作有理性者来尊重的。”（《法哲学》第100节注释） 我们可以就此结束。没有必要继续跟着杜林先生去一点一点地击破他如此按照公理建立起来的平等、一般人的主权等等；没有必要去观察他如何用两个男人来组成社会，而为了建立国家又使用第三个人，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这第三个人就不可能有多数的决议，而没有这样的决议，因而也就没有多数对少数的统治，也就不能有国家存在；没有必要去看他往后如何逐步转入建立他那共同社会的未来国家的这条较为平静的航路——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有幸在那里拜访他。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一方面是童稚、疯狂、所谓的兽性、假想的迷信、伪称的偏见、猜想的无能，另一方面是想象的人性、对真理和科学的洞察力；总之，两个意志以及与之相伴的智慧在质量上的任何区别，都是为可以一直上升到压服的那种不平等辩护的。既然杜林先生这样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的平等建筑，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 虽然我们结束了杜林先生关于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述，但是我们还没有因此结束这一观念本身，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决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 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律结论，我们不久以前还在北美联邦各蓄奴州里看到了这一点。 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的财产共有的痕迹，与其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是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时把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密集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的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最初市民等级本身是一个封建等级，当十五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大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欧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列万特［注：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译者注］之间进行的贸易，这时已经扩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来说，迅速地超过了欧洲各国相互之间的和每个国家内部的交换。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在欧洲泛滥起来，它好似一种促进瓦解的因素渗入封建社会的一切罅隙，裂缝和细孔。手工业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最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就为工场手工业所代替了。 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该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转变，要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解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独立使用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为前提，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所有的人的劳动——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劳动并且只就这一点而言——的平等和同等效用[65]，不自觉地但最强烈地表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注：这样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的平等观念，是首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但是，当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时，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地方特权、级差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虽然这一要求是为了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的，可是也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受着各种程度的奴役，直到完全成为奴隶，他们必须把自己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缴付无数的代役租。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象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可以表明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 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因此，平等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有双重的意义。或者它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它在这上面，而且也只有在这上面找到了它成立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我们已经举出了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转到杜林先生关于未来的幻想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类例子。 这样，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象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66]，那末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思想的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潮流。因此，杜林先生能够直截了当地让他那有名的两个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料理家务，那是由于这对国民的成见来说是十分自然的。的确，杜林先生把他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仅仅从那些对他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东西出发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呢？——这一问题他当然是不会提出来的。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对于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一《教程》中所阐述的原则是以最深刻的专门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出发点必然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前后一贯地陈述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成果。我最初的专门研究正好是法学，我在这上面不仅用了大学理论准备通常所需的三年时间，而且还在往后的三年审判实践中，继续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在加深它的科学内容方面进行了研究……如果对私法关系和相应的法律缺陷的批判不是自觉地象了解这门学科的优点那样了解它的一切缺点，那末，这种批判肯定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发表出来。” 有理由这样谈到自己的人，必定一开始就引起人们对他的信任，特别是和“马克思先生以往对法律所作的被公认为粗枝大叶的研究”比起来，就更加是这样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带着这样的自信心出场的对私法关系的批判，只限于向我们陈述： “在科学性上，法学……前进得不远”；成文的民法是不正义，因为它确认以暴力为基础的所有制；刑法的“自然基础”是复仇，—— 在这种论断中，顶多只有“自然基础”这件神秘的外衣是新东西。政治学的成果只限于审理已知的三个男人的问题，其中一人至今还对其他两人施行暴力，而且杜林先生还在非常认真地研究首先采用暴力和实行奴役的是第二个人还是第三个人。 但是，让我们往下看看我们这位自信的法学家的最深刻的专门研究和经过三年审判实践而加深的科学性吧。 关于拉萨尔，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他是“由于策动盗窃首饰匣的企图”而被控告的，“但是没有作出判决，因为那时还可能所谓由法院宣判无罪……这种半宣判无罪”。 这里所说的拉萨尔案件是1848年夏天在科伦陪审法庭审理的[67]，那里和几乎整个莱茵省一样，通用法兰西刑法。仅仅对政治上的不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实施普鲁士邦法，但是早在1848年4月，这种例外规定又被康普豪森取消了。法兰西法根本没有象普鲁士邦法中所说的“策动”犯罪这种肤浅的范畴，更不用说什么策动犯罪企图了。法兰西法只有教唆犯罪，而这只有“通过送礼、许愿、威胁、滥用威信或权力、狡猾的挑拨或犯罪的勾当”（刑法典[68]第六十条）来进行时才可以判罪。埋头于普鲁士邦法的检察机关，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忽略了规定得很明确的法兰西法律和含糊的普鲁士邦法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本质差别，对拉萨尔提出了带有倾向性的诉讼并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为只有对法兰西现代法领域完全无知的人，才敢断言法国的刑事诉讼有普鲁士邦法那样的“由法院宣判无罪”，这种半宣判无罪；法兰西现代法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判罪或宣判无罪，而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判决。 这样，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杜林先生手头有一本拿破仑法典[69]，那末，他肯定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对拉萨尔作出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因此，我们必须断定，杜林先生对于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为法律的唯一的现代民法典，即法兰西现代法，是完全无知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杜林先生批判整个大陆上按照法国的典范来实行的、以陪审员的多数票作出判决的那种陪审法庭的时候，我们受到这样的教导： “是的，甚至可以去熟悉那再说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思想：在完美的社会里，有反对票的判罪应当属于不可能的制度……但是，这种极其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正象上面已经说过的，对传统的形式因而好象是不适当的，因为对这种形式来说，它是太好了。” 杜林先生又一次不懂得，按照英国的普通法，即从远古以来至少是从十四世纪以来就通行的不成文的习惯法，陪审员的一致，不仅在刑事判罪上，而且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上都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杜林先生看来，对于当今的世界是太好了的这种极其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早在最黑暗的中世纪就已经在英国具有了法律效力，并且从英国被推行到爱尔兰、美国以至英国的一切殖民地，而关于这一点，最深刻的专门研究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向杜林先生透露！由此可见，以陪审员的一致来实行判决的地区，不但比通行普鲁士邦法的狭小区域大得无可比拟，而且比所有以陪审员的多数来实行判决的地区的总和还要广大。杜林先生不但对唯一的现代法即法兰西法完全无知，而且他对直到现在仍然独立于法律权威罗马法之外而向前发展的、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唯一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样无知。为什么不知道呢？杜林先生说， 因为英国式的法律思维方式“面对着按罗马古典法学家的纯粹概念在德国基地上实施的那种训练，总是站不住脚的”， 他接着说： “同我们天然的语言形式比较起来，应用幼稚的混合语言的英语世界算得了什么呢？” 对此，我们只能用斯宾诺莎的话来回答：Ignorantianonestargumentum，无知并不是论据[70]。 从这里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杜林先生的最深刻的专门研究是在于他用了三年时间在理论方面埋头于民法大全[71]，以后又用了三年时间从实际方面埋头于高贵的普鲁士邦法。这肯定也已经是颇有功劳了，并且对一个极可尊敬的旧普鲁士地方法官或律师来说也足够用了。但是，如果要给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编写法哲学，那末总应当也稍微详细地知道些象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这样一些民族的法律关系，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于盛行普鲁士邦法的德国的一个角落。让我们再往下看。 “地方法、省法和邦法的杂乱混合（这些法以非常随意的方式按最不同的方向交叉起来，时而作为习惯法，时而作为成文法，经常的是使最重要的事务带上纯粹的规章形式），这种无秩序和矛盾的样本——其中个别使一般成为不充分的，而有时一般又使特殊成为不充分的，的确不适于在任何人那里造成清楚的法学意识。” 但是，这种混乱状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又是在通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域内，那里，在这种邦法的旁边、上面或者下面，还有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效力，并且在一切实践的法学家中引起杜林先生在这里满怀同情地一再重复的呼救求援。他根本不需要离开他心爱的普鲁士，他只要到莱茵省走一趟，就可以确信，在那里七十年来这一切都已经被遗忘了——更不用说早已消除了这类过时状态的其他文明国家了。 再往下看： “集议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的秘密的、因而是不记名的集体意见和集体行动对个人的天然责任所作的掩盖，是以不太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体意见和集体行动把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的参与隐藏起来了。”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不愿意让集议机构遮盖和掩护个人的责任，那末，这将被认为是一种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告诉杜林先生：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审判庭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不经过选举、不公开审理和不公开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所以他的要求只有在普鲁士才可能被认为是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那末，对他来说，这也许是一件惊人的消息。 同样，他对教会在出生、结婚、死亡和殡葬方面的强制性干预所作的抱怨，就所有比较大的文明国家来说，也只适合于普鲁士，而且自从采用了户籍簿以来，甚至对普鲁士也不适合了。[72]杜林先生认为只有通过“共同社会的”未来制度才能实现的事情，俾斯麦目前甚至凭一条简单的法律就完成了。——在“对法学家执行业务上准备不足的抱怨”中，在这种也可以扩大为对“行政官”的抱怨中，同样唱出了一曲特殊普鲁士的耶利米哀歌；甚至杜林先生一有机会就表露出来的夸张到可笑程度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即使不是一种特殊普鲁士的特征，也是一种特殊易北河以东的特征。这个傲然蔑视一切偏见和迷信的现实哲学家，本身却如此深深地浸沉在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中，以致把中世纪的迷信中流传下来的反犹太的民族偏见叫做建立在“自然根据”之上的“自然判断”，并且竟提出了这样伟大的论断： “社会主义是能够抵抗那种带有比较强烈的犹太混合物的人口状态〈带有犹太混合物的状态！多么自然的德语！〉的唯一力量。” 够了。这种对渊博的法学知识的夸耀，顶多也只是以一个最普通的旧普鲁士法学家的最平常的专门知识作为根据的。杜林先生前后一贯地向我们陈述其结论的法学和政治学领域，是和实施普鲁士邦法的地域相“吻合”的。除了目前甚至在英国每个法学家都相当熟悉的罗马法以外，他的法律知识就唯一地只限于普鲁士邦法这部启蒙的、宗法制的专制主义的法典，这部法典中所用的德语，似乎杜林先生就是从中开始识字的，这种带有道德方面的注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以鞭鞑作为刑讯和处罚手段的法典，还完全是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的。除此以外的一切，无论是现代的法兰西民法，还是具有自己的十分独特的发展和整个大陆都不知道的对个人自由的保障的英吉利法，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邪恶的。这种“不承认任何仅仅是假象的地平线，而是在自己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的哲学，它的真正的地平线就是旧普鲁士东部六省[73]的疆界，至多还包括其他几小块施行高贵的普鲁士邦法的地方；在这个地平线以外，它既没有揭示地也没有揭示天，既没有揭示外部自然也没有揭示内部自然，而只是揭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极端无知的景象。 如果不谈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现实哲学对这一问题也有解答，不仅有一个，而且甚至有两个解答。 “代替一切关于自由的伪学说的，应当是以经验为根据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特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合理的认识，另方面是本能的冲动，双方好象是联成一个合力。这种动力学的基本事实应当从观察中取得，而且为了事先衡量尚未发生的事情，也应该在性质和大小上尽可能地一般地予以估计。这样，人们咀嚼和吞食了几千年之久的关于内在自由的愚蠢幻想不仅被彻底扫除了，而且还被某种积极的、适用于生活的实际安排的东西所代替。” 根据这种看法，自由是在于：合理的认识把人拉向右边，不合理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在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进行。所以自由就是认识和冲动、悟性和非悟性之间的平均值，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自由的程度，用天文学的术语来说，可以根据经验用“人差”[74]来确定。但是在几页以后，杜林先生又说： “我们把道德上的责任建立在自由之上，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悟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不管如何觉察到行动中的可能的对立，总是以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但是，当我们应用道德的杠杆时，我们正是估计到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 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75]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凭借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 自然，杜林先生对待历史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历史作为谬误、无知和野蛮、暴力和奴役的历史，是现实哲学所厌恶的一个对象，但是仔细说来，历史被分为两大段落：（1）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到法国革命，（2）从法国革命到杜林先生；在这里， 十九世纪“在实质上还是反动的，在精神方面，它甚至比十八世纪还更加这样〈！〉”。虽然如此，它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而也孕育着“比法国革命的先驱者和英雄们所臆想〈！〉的更加巨大的变化的萌芽”。 现实哲学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的蔑视，是以下述议论为理由的： “如果想到未来的那些千年的系列，那末要通过原始记载来作历史回忆的很少的几千年以及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状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人类作为整体来说，还是很年轻，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的回忆不是以千年而是以万年来计算，那末，我们的制度在精神上的不成熟的幼稚状态，对于那时将被视为太古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来说，无可争辩地将是不言而喻的前提。” 我们不去推敲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天然的语言形式”，我们仅仅指出下面两点：第一，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第二，同这个太古时代相比，未来的、不再为这些困难和障碍所妨碍的历史时期，将有空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成果，所以，选择这个太古时代的终结作为一个时机，以便利用那些在我们这个十分“落后”和“退步”的世纪的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的基础上所发现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和根本性的概念，来为将来的这数千年作出规范，这无论如何是非常奇怪的。人们只有成为哲学上的理查·瓦格纳（但是没有瓦格纳那样的才能），才看不到：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的这一切蔑视，同样非常适用于历史发展的所谓的最后成果，即所谓现实哲学。 新的根本性的科学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论述生活的个人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的那一编。在这里，神谕式的老生常谈有如不可遏止的洪流由整整的三章中喷涌而出。可惜我们只能举出几个简短的例子。 “一切感觉的因而也是一切主观生活形式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情况的差异为基础的……但是对于完全的〈！〉生活来说，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证明，不是通过持续不变的状况，而是通过从一种生活状态到另一种生活状态的转变，生活的感觉才得以提高，具有决定意义的刺激才得以发展……近似自身等同的、可说是停留在一贯不变的惰性状态并且好象是停留在同一平衡状态中的情况，不论其性质如何，对于存在的证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习惯和可说是对某种状况的熟悉，使这种状况完全变成某种冷漠而寂静的、同死的状态没有特殊区别的东西。最多再加上无聊的痛苦，以作为一种消极的生活激动……在停滞的生活中，对于个人和人民来说，对存在的一切热情和一切兴趣都会熄灭。但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从我们的差异规律中得到说明。” 简直不可想象，杜林先生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他的彻底独创的结论。对同一神经的持续的刺激或者同一刺激的延续，会使任何神经和任何神经系统疲劳，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使神经的刺激有间断和变换——这是多年来在任何生理学手册中都可以读到的，而且是任何庸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的。杜林先生刚把这些老生常谈译为现实哲学的语言，刚给这种陈词滥调套上“一切感觉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情况的差异为基础的”这一神秘的形式，这种陈词滥调就已经转变为“我们的差异规律”了。而且，这一差异规律使得一整系列现象成为“完全可以说明的”，而这些现象又无非是变换的愉快性的说明和例子，它们甚至对最平凡的庸人的理解力来说也是完全不需要说明的，而且丝毫没有由于引述所谓差异规律而变得清楚一些。 但是“我们的差异规律”的根本性还远不止于此： “年龄的迭增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条件的变化的出现，为说明我们的差异原则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婴孩、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从他们所处的已经固定的状态中所得到的对他们各自的生活感觉的力量的体验，少于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时期中所得到的。” 这还不够： “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已经证实的或者已经做过的事情的重复是没有任何吸引力，那末我们的差异规律就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现在读者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以上述那种深刻的和根本性的文句为出发点的神谕式的胡话了。当然，杜林先生尽可以在他这本书的结尾得意洋洋地宣告： “差异规律同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评价和提高生活价值的标准！” 杜林先生对他的读者的精神价值的评价也是这样：他一定以为读者是纯粹的蠢驴或庸人。 接着，我们就得到了下面这些极为实际的生活准则： “保持总的生活兴趣旺盛的手段〈对于庸人和想成为庸人的人倒是一项恰当的任务！〉，就在于使得整体所由构成的个别的、可说是基本的兴趣，按照自然的时间尺度发展或相互更替。对于同样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利用较高的和效力较持久的兴奋去逐渐代替较低的和较易满足的刺激，以避免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的产生。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防止以任意的方式积累和强迫实现那些自然产生的或在社会生活的正常进程中产生的紧张，或者防止它在最轻微的兴奋时得到满足，因为这是相反方向的歪曲，并且阻止一种有享受能力的欲望的发展。自然旋律的保持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均称的和使人动心的运动的先决条件。也不应该给自己提出不能解决的任务：企求把某种状态所造成的刺激延伸到自然或环境给它划定的时间以外”，等等。 如果老实人把一个以最乏味的陈词滥调来故弄玄虚的学究作出的这种庄严的庸人神谕，当做他“体验生活”的准则，那他当然不会抱怨“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他将不得不用他所有的时间来对享受进行正规的准备和安排，结果他甚至没有丝毫自由时间来享受。 我们应当体验生活，体验完全的生活。只是杜林先生禁止我们做两件事： 第一，“吸烟所造成的不洁”，第二，“具有令人厌恶的或为比较精细的感觉所排斥的那种特性”的饮料和食物。 但是杜林先生在《经济学教程》中如此狂热地赞美烧酒酿造厂，所以他不可能把烧酒理解为这类饮料；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他的禁令只及于葡萄酒和啤酒。他只要再禁止肉类，就可以把现实哲学提升到古斯达夫·司徒卢威过去非常成功地达到过的高度，即纯粹儿戏的高度。 此外，对于酒精饮料，杜林先生尽可以稍为宽容一些。如果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时过于贪杯，因而也是徒劳无益地寻找从动到静的桥，那末，自己承认还一直不能找到从静到动的桥的人，就肯定有一切理由以宽容的态度去进行评断。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真实地产生的矛盾甚至是背理的顶点……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衡，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意的是：通常从所谓的逻辑的神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的清晰景象驱散了；各处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 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在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做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存在着，而是在事物和过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统一的第一项信条……愈矛盾就愈真实，或者换句话说，愈荒谬就愈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天启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 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在其他方面相当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象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那坚持直线和曲线等同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强的反对者，在反对矛盾辩证法时，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单纯的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事物和过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没有从严格的静到动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悟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的矛盾在这里挡着他的路。对他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他既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他本人就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89页。——编者注］，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40、95页。——编者注］，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Ａ的根应当是Ａ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A1/2＝。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就得出正的平方。因此，－1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准用来运算，那末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很明显，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丝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过辩证道路所得到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只有在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对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既然黑格尔的“本质论”事实上已被降低为关于按照相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的陈词滥调，那末确实最好是避免对这套老生常谈作任何运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了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法怒气以新的口实。 “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是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观念的阿拉伯式花纹的特点……人们对于已经存在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某方面说，甚至全然〈！〉根据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一切可以在每一个东西中寻找，而每一个东西可以在一切中寻找；按照这种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 杜林先生的这种对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的理解，还使他能够满有把握地预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理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预言《资本论》往后几卷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在他作了下述声明之后正好过了七行讲的，这个声明是： “可是用人类的和德国的语言来说，在〈往后的〉[76]两卷中究竟还应当包含些什么，实在是看不透的。” 此外，杜林先生的著作向我们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东西”的“事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洋洋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稍微还有点正常判断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也将丧失其欺诈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清洗过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交织。”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 我们在这里还根本不去讨论马克思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成果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而只谈谈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但是肯定无疑的是：《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只是在现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们究竟读了些什么。在这些读者当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补充材料》第3卷第3期）还能够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该书的内容提要[77]，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虽然那时他已经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还能理解：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驳倒。 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这样，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错误的和混乱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杜林先生称之为 “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或者也称为“总括方法”的样品，“这一总括方法考虑到类和型，并且完全不同意通过细枝末节的揭露来礼遇被休谟称为学界宵小的那类货色；只有这种具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的方法，才和完全真理的利益相符合，才和对摆脱了行会的公众所承担的义务相符合”。 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做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用一般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此外，这种历史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使对方几乎没有任何别的可能来作答，只有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括方法来作出论断，絮述一般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学说的例子。 “例如，由于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所以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显得多么滑稽！” 这一思想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是显得相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2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78]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象他的一个工人一样地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应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成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佣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四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79]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 现在让大家来赞赏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变为资本”。可见这恰好相反。 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对摆脱了行会的公众所承担的义务”作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愈来愈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作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 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49—50页。——编者注］，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压力下，在摄氏零度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摄氏一百度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话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80] 此外，马克思还在被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颠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论，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81]可是这对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 “正是在半科学和某种贫乏哲理为了扮成博学的样子而凑成一套可怜的装备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可是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确理解的主要成就”等等为基础的。这究竟怎样，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但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的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氢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ｎ表示每一个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 CｎH2ｎ＋2——正烷属烃系列 CｎH2ｎ＋2O——伯醇系列 CｎH2ｎO2——元脂肪酸系列 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ｎ＝1，ｎ＝2，ｎ＝3等等，那末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 CH2O2——甲酸——沸点100°熔点1° C2H4O2——乙酸——沸点118°熔点17° C3H6O2——丙酸——沸点140°熔点— C4H8O2——丁酸——沸点162°熔点— C5H10O2——戊酸——沸点175°熔点— 等等，一直到C30H60O2三十烷酸，它到80°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最纯粹地表现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的量的地方，例如在正烷属烃CｎH2ｎ＋2中：最低的是甲烷CH4，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16H34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熔融，在278°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CH2，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 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此外，除了杜林先生，谁也不感到混乱和模糊。既然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杜林先生读了这个提示，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不加惩罚地放过这种空前未闻的罪行），那末这就足以使人们甚至不用回顾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而完全弄清楚：究竟是谁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是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是谁不知道“化学的……主要成就”。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82]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变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变化着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存在于密集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剑法较精、勇敢至少相等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引用于骑兵战术之中！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从十六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末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根据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辞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将占统治地位。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在上面由于精通黑格尔的“胡思乱想”的方法而能够毫不费力地确定尚未完成的几卷《资本论》中一定包含些什么，同样地，在这里他也可以不大费力地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83]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84]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据称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本来有责任提出一个真正的更高的统一作为否定的否定的结果，可是由于他作得不合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又表现出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并且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制造的东西硬加给马克思。一个绝对不能作哪怕是例外的正确引证的人，自然要对别人的“中国式的博学”表示义愤，这些人总是毫无例外地作正确的引证，但是正是以此来“拙劣地掩盖自己对于每次所引证的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对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万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这样的假定：杜林先生的顽固的错误引证，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被称为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可是好象我们在这里已经达到在杜林先生那里量也转变为质的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马克思书中的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书中还有其他绝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的地方加以补充；第二，不论在上面所引的登载于《补充材料》的对《资本论》的批判中，还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载的对该书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没有发现“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就是说在三读《资本论》的时候才发现的；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修订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让马克思就未来社会组织发表尽可能荒唐的荒唐意见，以便能够与之对立地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经济公社”（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切，那末就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杜林先生在这里迫使我们几乎作出假定，认为他在这里故意“有益地扩展”——对杜林先生有益地——马克思的思想。 那末，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五十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85]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资料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6]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观念的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这种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在哪里呢？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和根据黑格尔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的交织——据杜林先生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末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可能是非常讨厌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87]。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种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 正如人们可以把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狭隘地理解为单纯证明的工具一样，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肯定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象在这里那样，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末情况也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对于一个象杜林先生这样愚蠢的形而上学者说来，企图仅仅用辩证法向他证明什么东西，那就正象莱布尼茨和他的学生向当时的数学家证明微积分定理一样，是白费气力的。微分在这些数学家身上引起的痉挛，正象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身上引起的痉挛一样，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们将会看到，微分也起一定的作用。这些先生们，凡是当时还没有死去的，最后都嘟嘟哝哝地让步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说服，而是因为它所得到的结果总是正确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说的，现在才四十多岁，如果他长寿——我们祝他长寿，那末他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如此烦恼，它在杜林先生看来，就象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作用，那末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清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面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盖在它上面的神秘的垃圾，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这样的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末它在热和水分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一百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塑性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末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提高了这种完善化。——象在大麦粒那里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多卵，它们就死亡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且是多次地结子、产卵或生育后代，但是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起初，由于液态物质冷却而产生的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和大气化学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块一层层地沉积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这种最初的地层的一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从地心冲破地层爆发出来的、然后再冷却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几万万年间，新的地层不断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毁坏，又变为构成新地层的材料。但是结果是十分积极的：造成了由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混合而成的、机研粉末状的土壤，这就使得极其丰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长起来。 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试取任何一个代数数，例如ａ，如果我们否定它，我们就得到－ａ（负ａ）。如果我们否定这一否定，以-ａ乘－ａ，那末我们就得到＋ａ2，就是说，得出了原来的正数，但是已经处在更高的阶段，即二次幂的阶段。至于我们可以通过把正ａ自乘得出ａ2的办法得到同样的ａ2，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被否定了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于ａ2中，使得ａ2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两个平方根，即＋ａ和－ａ。要摆脱被否定了的否定，摆脱平方中所包含的负根，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经具有极其明显的意义。——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称为数学的最高运算而在普通人的语言中称为微积分的“求无限小总和的运算”中，否定的否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计算方式是怎样实现的呢？例如，我在某一课题中有两个变数ｘ和ｙ，两者之中有一个变化，另一个也按照条件所规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ｘ和ｙ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ｘ和ｙ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怎样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ｘ和ｙ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所谓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即除了没有任何数量的数量关系，就什么也没有剩下。所以dy/dx，即x和y的两个微分之间的关系＝0/0，可是这0/0是y/x的表现。我只附带指出，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消失的确定的时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可能妨碍我们，正象它差不多二百年来根本没有妨碍过数学一样。那末我不是除了否定ｘ和ｙ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做吗？但是，我不是象形而上学者否定它们那样，否定了它们，就不再顾及它们了，而是根据适合于条件的方式否定了它们。这样，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现在我继续运算这些公式，把dx和dy当做实数——虽然是服从某些特殊规律的数，并且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我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于是又重新得到实数x和y来代替dx和dy，这样，我并不是又回到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也许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在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现实的内容。 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务，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几乎二十年的事。[88]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做自然状态的伪造，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89]。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化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做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是表面上走向个人完善化而实际上走向类的没落的步骤……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革命〈把原始森林变为耕地，但是也由于私有制而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整个国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极限，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所由出发之点相遇［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恰恰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确的自然进程前进”。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所拥有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如果说在1754年卢梭还不能说黑格尔行话，那末，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十六年就已经深深地被黑格尔瘟疫、矛盾辩证法、逻各斯学说、神学逻辑等等所侵蚀。当杜林先生为了把卢梭的平等学说肤浅化而摆弄他的两个常胜的男人的时候，他已经倒在一个斜坡上，无可挽救地滑进否定的否定的怀抱。那种盛行两个男人的平等并且被描绘成理想状态的状态，在《哲学教程》第271页上被称为“原始状态”。根据第279页，这种原始状态必然为“掠夺制度”所消灭——第一个否定。但是，多亏现实哲学，我们现在才进到这样一步：我们废除掠夺制度，而代之以杜林先生发明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公社——否定的否定，高级阶段的平等。杜林先生躬亲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这是一个有趣的、有益地扩展眼界的场面！ 那末，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末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限于这种一般的论断，那只会肯定这样一个谬论：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一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但是，现在有人会提出反驳，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我也就否定了大麦粒；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ａ涂掉，我也就否定了正数ａ，如此等等。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话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并且说玫瑰终究还是玫瑰，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deter-minatioestnegatio，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90]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就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末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动作，却使第二个动作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是应该学习的。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很明显，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儿戏：先写上ａ，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那末，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定，那末这就是正确的方式。 因此，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别人，又是杜林先生，他说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按照原罪和赎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类比。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象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91]。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如果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那末他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件事，那末请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请他发明一种数学，在那里，－ａ×－ａ不等于＋ａ2，而微分和积分则在严刑恐吓下被禁止使用。 十四、结论 我们现在结束了哲学，至于《教程》里还包括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我们将在考察杜林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时还有机会再来探讨。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一个也没有。“现实的、因此也就是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要素”，“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看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毫不损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论，的确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肤浅得无以复加的复制品，而且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地迷信于：这些应当被“运用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形式”或逻辑范畴，在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了。自然哲学给我们提供以“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为出发点的天体演化学，这种状态只有通过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联系的最无可救药的混乱观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唯一能帮助这种状态进入运动的、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论述有机界的时候，现实哲学先是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看作“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而加以否定，后来又把这两者作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是次要的因素——从后门放了进来。此外，现实哲学还找到机会在生物学方面证明它的无知，这种无知，自从人们不再回避通俗科学演讲以来，即使在有教养的等级的少女中也必须打着灯笼去找。在道德和法的领域中，现实哲学对卢梭的庸俗化，并不比前面对黑格尔的肤浅化更好一点；在法学方面也是如此，虽然尽了一切努力要人们相信相反的东西，还是表现了甚至在最平庸的旧普鲁士法学家中也很少见的无知。“不承认任何仅仅是假象的地平线”的哲学，在法律上却满足于和普鲁士邦法的实施范围相吻合的真实的地平线。对于这种哲学答允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向我们揭示的“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地和天”，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正象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绝对的基础”一样。这位在思维方式上“排除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哲学家，不仅在主观上被他的已经证实是极端贫乏的认识、被他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所限制，而且甚至被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所限制。如果他不把自己对烟草、猫和犹太人的厌恶作为普遍适用的规律强加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人类，他就不能制造出这套现实哲学。他对别人采用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就在于固执地把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而是杜林先生一手制造的东西硬加给别人。他在生活的价值和生活享乐的最好方法这类庸俗题目上所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92]，充满了庸人气味，这充分说明了他对歌德的浮士德的愤怒。诚然，歌德把不道德的浮士德而不把严肃的现实哲学家瓦格纳当作主角，这是不可饶恕的。——总而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确实有江湖骗子，但是是谁呢？ 注释： [35]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1817年海得尔堡版（G．W．F．Hegel．《Encyclop?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imGrundrisse》．Heidelberg，1817年）。这部著作包括三个部分：（1）逻辑，（2）自然哲学，（3）精神哲学。 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所利用的黑格尔的著作，主要的是黑格尔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版本（见《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第38页。 [36]恩格斯称米希勒为“黑格尔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显然是由于米希勒始终不渝地笃信被肤浅理解的黑格尔主义。例如，1876年，米希勒开始出版五卷集的《哲学体系》，其总的结构完全是模仿黑格尔的《哲学全书》。见卡·路·米希勒《作为精确科学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76—1881年柏林版第1—5卷（C．L．Michelet．《DasSystemderPhilosophiealsexacterWissenschaftenthaltendLogik，NaturphilosophieundGeistesphilosophie》．Bd．1-5，Berlin，1876—1881）。 关于“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见《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第38页。 [37]1885年，在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的第二版时，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地方加一个注释，后来，他把这个注释的草稿（《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本卷第610—616页）。——第39页。 [38]暗指普鲁士人的奴仆般的顺从态度，他们通过了1848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士制宪议会的同时由国王钦定（“恩赐”）的宪法。由反动大臣曼托伊费尔参与制定的这个宪法于1850年1月31日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后批准。——第42页。 [39]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88节；并见《逻辑学》第3册第1篇第3章关于定在推理第四格的一节和第3篇第2章关于定理的一节。——第43页。 [40]在《反杜林论》第一编中所有这种引文页码均属杜林《哲学教程》一书。——第43页。 [41]恩格斯列举的是十九世纪欧洲历次战争中的几个最大的会战。 1805年12月2日（11月20日）俄奥两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的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 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和普军之间的耶拿会战争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这次会战以普军被击溃而告终，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国。 凯尼格列茨（现今的赫腊德茨－克腊洛维）会战，是1866年7月3日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同普鲁士军队之间在捷克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结果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历史上，这次会战和萨多瓦会战同样著名。 1870年9月1—2日的色当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挫败了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国军队，并迫使它投降。——第46页。 [42]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G．W．F．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Nürnberg，1812—1816）。这部著作共分三册：（1）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年出版）；（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年出版）；（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年出版）。——第49页。 [43]黑格尔《哲学全书》第94节。——第51页。 [44]Ⅰ．Kant．《CritikderreinenVernunft》．Riga，1781，S．426—433．——第53页。 [45]指的是杜林对德国大数学家卡·弗·高斯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特别是关于多度空间几何学体系的思想所进行的攻击。——第54页。 [46]见黑格尔《逻辑学》第2册本质论的开头部分。 关于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这个范畴，见恩格斯的著作《谢林与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第424页及以下各页）。——第57页。 [47]关于运动的量守恒的思想，笛卡儿曾在他的《论光》（《论世界》一书的第一部分，该书写于1630—1633年，而在笛卡儿死后于1664年出版）和他1639年4月30日给德·博恩纳的信中表述过。这个论点在1644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笛卡儿的《哲学原理》第2部第36节（R．Des-Cartes．《PrincipiaPhilosophiae》．Amstelodami，1644，Parssecunda，ⅩⅩⅩⅥ）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第58页。 [48]关于哥白尼体系，1886年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17—318页）。这里所指的行星是1846年柏林天文台观察员约翰·加勒发现的海王星。——第63页。 [49]根据后来的准确材料，水在100度蒸发时发生的潜热等于538．9卡N克。——第69页。 [50]1885年，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的第二版时，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地方加一个注释，后来，他把这个注释的草稿（《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本卷第594—599页）。——第72页。 [51]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72年伦敦第6版第428页（Ch．Darwi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orthePreservationofFavouredRacesintheStruggleforLife》．6thed．，London，1872，p．428）；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这是经过达尔文作了补充和修订的最后一版。该书的第一版以《物种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etc．）为题于1859年在伦敦出版。 恩格斯在后面，即在第80页，引用的是达尔文这本书的同一版本。——第79页。 [52]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第4版（E．Haeckel．《NatürlicheSch?pfungsgeschichte．Gemeinverst?ndlichewissen-schaftlicheVortr?geüberdieEntwickelungslehreimAllgemeinenunddiejenigevonDarwin，GoetheundLamarckimBesonderen》．4．Aufl．，Berlin，1873）。该书第一版于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ωτιστοｓ——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原虫（来自希腊文μονηρηｓ——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的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原虫（最古的原虫）同现代的还存在的原虫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原虫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原虫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aurantiaca〔原胶胞子〕，Bathybius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原虫”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于1866年（在他的《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在科学中未被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作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原虫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第79页。 [53]《尼贝龙根的戒指》是理查·瓦格纳的一部大型的组歌剧，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蕾》、《齐格弗里特》、《神的灭亡》。1876年，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专设剧院开幕式上演出了《尼贝龙根的戒指》。 恩格斯在这里戏称理·瓦格纳为“未来的作曲家”，因为瓦格纳的音乐曾被他的敌人讥讽为“未来的音乐”，原因是他的一本书叫做《未来的艺术作品》（R．Wagner．《DasKunstwerkderZukunft》．Leipzig，1850）。——第82页。 [54]植虫（Pflanzentiere——植物动物）是十六世纪以来对无脊椎动物组（主要是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的称呼，它们的某些特点可以算作植物的特征（例如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认为植虫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中间形态。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植虫”这个术语是作为腔肠动物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目前这个术语已经不用了。——第85页。 [55]这里提到的分类法是托·亨·赫胥黎在他的《比较解剖学原理讲义》1864年伦敦版第五讲（T．H．Huxley．《LecturesontheElementsofComparativeAnatomy》．London，1864．lectureV）中提出的。这种分类法为亨·阿·尼科尔森的《动物学手册》（第一版于1870年问世）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利用了尼科尔森的这本书。——第85页。 [56]特劳白的人造细胞是一种无机构成，它是活细胞的模型，能够进行新陈代谢和生长，可以用来研究生命现象；这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摩·特劳白用混合胶体溶液的办法制成的。1874年9月23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布勒斯劳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布了自己的这次试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特劳白的这个发现作了很高的评价（见马克思1875年6月18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马克思1877年1月21日给威·亚·弗罗恩德的信）。——第88页。 [57]恩格斯在这里叙述了发表在1876年11月16日《自然界》杂志上的一篇简讯的内容。在简讯中报道了德·伊·门得列耶夫于1876年9月3日在俄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华沙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门得列耶夫在发言中阐述了1875—1876年他同约·埃·博古斯基一起验证波义耳—马略特定律的结果。 这个脚注，显然是恩格斯在校对《反杜林论》的这一章（1877年2月28日发表于《前进报》）时写的。脚注末尾，即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在1885年准备《反杜林论》第二版时加上的。——第100页。 [58]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101页。 [59]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15节和《申命记》第5章第19节。——第103页。 [60]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场和第三场（《城门之前》和《浮士德的书斋》）。——第104页。 [61]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于1754年写成，1755年出版（见注25）。——第107页。 [62]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而引起的。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第109页。 [63]指的是麦·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M．Stirner．《DerEinzigeundseinEigenthum》．Leipzig，1845）。这部著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毁灭性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530页）。——第109页。 [64]指沙皇俄国占领中亚细亚时期发生的事件。在1873年希瓦远征时期，俄国的一支部队遵照考夫曼将军的命令，在戈洛瓦乔夫将军的指挥下，于7—8月对土库曼的约穆德人进行了讨伐性的远征；这次远征特点是极端的残酷性。恩格斯所引用的有关这些事件的材料的主要来源，显然是美国驻俄外交官尤金·斯凯勒的一本书《土尔克斯坦。俄属土尔克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宁旅行札记》（E．Schuyler．《Turkistan．NotesofaJourneyinRussianTurkistan，Khokand，Bukhara，andKuldja》．Intwovolumes．Vol．Ⅱ．London，1876，p．356—359）。——第111页。 [65]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Ａ3）。——第115页。 [66]K．Marx．《DasKapital》．Bd．Ⅰ，2．Aufl．，Hamburg，1872，S．36．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Ａ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只是在第二篇第十章中，恩格斯为了出版《反杜林论》第三版而修改这一章时，才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第117页。 [67]拉萨尔于1848年2月因被控教唆盗窃一只盛有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1846—1854年拉萨尔是该案的律师）需用文件的首饰匣而被捕。拉萨尔案件是1848年8月5—11日审理的。拉萨尔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第120页。 [68]刑法典（Codepénal）是法国的法典，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普鲁士政府曾经力图采用一系列措施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这些措施遭到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取消了这些措施。——第120页。 [69]拿破仑法典（CodeNapoléon）是1804年通过的法国民法典（Codecivil）。恩格斯称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47页）。 恩格斯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广义的拿破仑法典，即1804—1810年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的五个法典的总称：民法、民事诉讼法、贸易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第120页。 [70]无知并不是论据，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反对僧侣主义的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时讲的一句话，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第121页。 [71]民法大全（Corpusjuriscivilis）是调整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它是在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的。恩格斯说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46页）。——第122页。 [72]关于在普鲁士强制实行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民事登记的法律是在俾斯麦的创议下通过的；这个法律于3月9日最后批准并从1874年10月1日开始生效。1875年2月6日向全德意志帝国颁布了同样的法案。这一法案剥夺了教会登记户籍的权利，从而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影响和收入。它主要是反对天主教会的，并且是俾斯麦的所谓“文化斗争”政策中的重要环节。——第123页。 [73]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六省，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前这些省份归属普鲁士王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最为发达的莱茵省不在此列，它是1815年归并普鲁士的。——第124页。 [74]人差指确定天体通过已知平面瞬间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是以观察员的心理生理特点和记录天体通过时刻的方式为转移的。——第125页。 [75]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47节附释。——第125页。 [76]马克思在写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的卷册划分计划。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的计划是：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参看《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135页。 [77]在1867年《现代知识补充材料》（《Erg?nzungsbla?tterzurKenntniβderGegenwart》）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上刊登了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第135页。 [78]见《资本论》第1卷第9章。——第137页。 [79]见《资本论》第1卷第9章。——第137页。 [80]见《资本论》第1卷第11章。——第139页。 [81]见《资本论》第1卷第9章。——第139页。 [82]见拿破仑回忆录《对1816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见》，第三条意见：骑兵。载于蒙托龙伯爵将军编《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于圣海伦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页（《Mémoirespourserviràl’histoiredeFrance，sousNapoléon，écritsàSainte-Hèlène，parlesgénérauxquiontpartagésacap-tivité，etpubliéssurlesmanuscritsentièrementcorrigésdelamaindeNapoléon》．Tomepremier，écritparlegénéralcomtedeMontholon．Paris，1823，p．262）。 恩格斯在他的《骑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20页）一文中曾引用了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这段话。——第141页。 [83]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几处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这里所引用的部分，在德文第四版中有一些修改。——第143页。 [84]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第144页。 [85]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第145页。 [86]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第146页。 [87]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第147页。 [88]指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见注25），该著作写于1754年。恩格斯在后面所引用的是这一著作（1755年版）的第2部第116、118、146、175—176和176—177页。——第152页。 [89]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90—591页。在海克尔的分类中，Alali是就在本来意义上的人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Alali就是“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正确些说，是猿人（直立猿人）。海克尔关于类人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形态的假说在1891年得到证实。当时荷兰的人类学家欧·杜布瓦在爪哇岛找到远古人化石的残片，这种人也被称为“直立猿人”。——第152页。 [90]《determinatioestnegatio》这一用语见斯宾诺莎1674年6月2日给雅里希·耶勒斯的信（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那里所使用的意义是“限制即否定”。《omnisdeterminatioestnegatio》这一用语以及对它的解释：“任何规定即否定”，分别见于黑格尔的著作，因此它们也就为人们所熟知了（见《哲学全书》第1部第91节附释；《逻辑学》第1册第1篇第2章关于质这一节的注释；《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部第1篇第1章关于巴门尼德的一节）。——第155页。 [91]暗指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二幕第六场中的一段著名情节。——第155页。 [92]“施给乞丐的稀汤”（《breiteBettelsuppen》）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中的用语。——第158、27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二编政治经济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第二编政治经济学 一、对象和方法 二、暴力论 三、暴力论（续） 四、暴力论（续完） 五、价值论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十、《批判史》论述 一、对象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不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按照各自所由发展的历史前提，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显，大农业所决定的分配，总是和小农业所决定的完全不同；大农业以阶级对立为前提或者造成阶级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劳役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在小农业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决不是什么前提，相反地，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标志着小农经济在开始瓦解。——在至今只存在自然经济或主要存在自然经济的国家中，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总是同以前的分配中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相联系，就是说，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日益增长了。——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正如现代的大工业、今天的信贷制度以及与此二者的发展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即自由竞争，必然要产生他们一样。 但是，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就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 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愈是活跃，愈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愈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到现在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开始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三百年，而且只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一百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趋于灭亡。 每一种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如此深刻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经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93]，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愈来愈少但是愈来愈富的资本家和人数愈来愈多而总的说来处境愈来愈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了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而且是以不断增长的规模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注：见本卷第19—20页。——编者注］，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在我们从哲学方面充分地认识了我们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后，我们也就不难预言，他将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了。在哲学上，当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胡说八道的时候（象在自然哲学中那样），他的观点是对十八世纪的观点的歪曲。在他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道德和法这样的社会关系，不是按照当时历史地存在的条件决定的，而是由著名的两个男人来决定的，两人中的一人或者压迫对方，或者不压迫对方，可惜后一种情况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如果我们做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杜林先生同样也会把经济学归结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同义反复的毫无内容的公理，而同时又把他所知道的经济学的全部积极的内容再从后门偷运进来；他不会从生产和交换中引伸出作为社会现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给他那赫赫有名的两个男人去做最后的解决。由于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把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真的，在第2页上[94]杜林先生已经向我们宣称， 他的经济学涉及他的哲学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是依据高级的、在更高的研究领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处都是喋喋不休的自夸。到处都是杜林先生为杜林先生所确立的和完成的东西奏凯歌。确实是完成的东西——这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象熄灭一根在冒烟的蜡烛一样［注：双关语：“完成”的原文是《ausmachen》，但这个字也有“熄灭”的意思。——编者注］。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 这就是说，我们猜对了。 可是这些自然规律要使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人们“用更确切的规定——这是它们的结果通过政治的隶属形式和分派形式而获得的——去研究它们。象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这样的体制，连同它们的孪生兄弟即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应当被看做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它们在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框，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框里才能显示其作用”。 这段话是一套开场锣鼓，就象瓦格纳歌剧的主调一样，告诉我们那两个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场了。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是杜林的全书的主题。在谈到法的时候，除了把卢梭的平等论翻译成拙劣的社会主义语言以外［注：见本卷第106—113页。——编者注］，杜林先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而比它好得多的译文，许多年来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馆中听到。在这里，他把经济学家的怨言翻译成一种并不见得更好一些的社会主义语言，这些经济学家埋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这样，他就理应在社会主义者中完全陷于孤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绝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 往下，我们听说， 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区分为两种过程，即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此外，以肤浅著称的让·巴·萨伊还加上了第三种过程，即消耗过程，消费过程，但是他和他的门生在这方面都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使产品达到最后的和真正的消费者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切，都属于生产。 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混乱”，他这样做只不过是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五十年来所经历的巨大发展；他书中以下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还不止于此。他既然把生产和交换干脆笼统地称为生产，他也就把分配放在生产旁边，作为同第一个过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处于局外的第二个过程。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而且，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实地推断这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愿意背叛他在道德、法和历史的观点方面所“确立的”原则，他就不能不否认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特别是当他需要把他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男人偷运进经济学中的时候。在分配巧妙地同生产和交换脱离了一切联系以后，这一伟大的事变就可能发生了。 同时，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道德和法中问题是怎样展开的。在这里，杜林先生最初只是从一个男人说起，他说道： “一个人，如果被设想为孤独的，或者换句话说，被设想为同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那末这个人是不能有什么责任的。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义务，只有志愿。” 可是这个没有责任的、被设想为孤独的人，除了天堂里的不幸的“原始犹太人亚当”——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罪恶，因为他没有任何犯罪的可能，——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呢？但是，连这位现实哲学的亚当也是要犯原罪的。在这位亚当之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虽不是卷发垂垂的夏娃，也是第二个亚当。于是亚当立即有了责任，而且……破坏了这个责任。他不是把这位兄弟当做有平等权利的人拥抱于怀，而是迫使他服从自己的统治，对他进行奴役——而世界全部历史直到今天吃够了这第一次犯罪的后果的苦，奴役别人的原罪的苦。因此，在杜林先生看来，这历史连三分钱也不值。 顺便说说，如果杜林先生以为把“否定的否定”称为原罪和赎罪的古老故事的翻版就足以使它受辱，那末关于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关于赎罪，用爬虫报刊[95]的话来说，我们将来还要作“详细研究”。）无论如何，我们宁愿选择古代闪米特部落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值得花费力量走出无罪状态的，让杜林先生去享受那种用两个男人来编造他的原罪故事的无比光荣吧。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怎样把原罪译成经济学的语言： “关于鲁滨逊的观念，无论如何可以作为生产概念的一个合适的思维模式，他凭自己的力量孤独地对抗自然界，而且不和任何人共有某种东西……为了说明分配思想中的最主要之点，两个人的思维模式是同样合乎目的的，这两个人的经济力量合在一起，他们显然应当通过某种形式互相商定他们应得的份额。为了十分严格地阐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关系，并且从胚胎状态、从它们的逻辑必然性去研究它们的规律，除了这种简单的二元论，的确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这里可以设想两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行动，也可以设想以完全压服一方的办法把力量合在一起，于是这一方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服役，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在平等状态和渺小无用状态为一方，同全智全能和单独积极参加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它们为世界历史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所充实。在这里本质的先决条件是对历史上的各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体制要有一个全面的考察”…… 而最后整个分配就转变为某种 “经济上的分配权”。 现在杜林先生终于又脚踏实地了。他可以同他那两个男人手挽着手向当代挑战了[96]。可是在这三个人的后面还站着一个无名氏。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227页）[97] 这样杜林先生就知道了到现在为止的一切生产形式（就它们运动于阶级对立中而言）所共有的基本剥削形式是什么，在此以后，他只要使用他那两个男人，就可以把现实经济学的根本性基础建立起来了。他毫不迟疑地推行这一“创造体系的思想”。超出维持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这就是要点。在这里叫做鲁滨逊的亚当强迫他的第二个亚当即星期五拚命做工。但是为什么星期五工作得比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还要多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一步一步地找到解答。可是对于这两个男人说来，这太烦琐了。事情一下子就解决了：鲁滨逊“压服”星期五，迫使他“作为奴隶或工具来从事经济的服役”，把他“也只是作为工具”来养活。杜林先生用这个最新的“创造性的说法”，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第一，他省得费力去说明到现在为止的各种分配形式，它们的差别和它们的原因：它们简直全都毫无用处，它们都是以压服、暴力为依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等一等再谈。第二，他这样就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就是说，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因此，他就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证明，而只要随便宣布一下，他就可以要求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实际原因，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道德的和正义的方式来安排。可是杜林先生认为是正义的方式绝不是不变的，所以就远不是真正的真理了，因为真正的真理在杜林先生本人看来“是根本不变的”。杜林先生在1868年就断定（《我的社会条陈的命运》）： “使所有制具有日益显著的特点是任何高度文明的倾向，现代发展的实质和前途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权利和统治范围的混淆。” 其次，他绝不能看到， “雇佣劳动向另一种谋生形式的转变，怎样能够在某一时候符合于人类本性的规律，符合于社会机体的自然必要的构造”[98]。 这样，在1868年：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自然必要的，因而是正义的；在1876年[99]：两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夺”的结果，因而是不正义的。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位如此突飞猛进的天才几年以后会认为什么东西是道德的和正义的，所以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鸿遍野和酒肉生活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不正义的，而且正义总有一天定要胜利，那我们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了。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阶级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以各国大工业发展的同样顺序和同样强度，激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确信能在最近的将来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废除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在资产阶级中造成了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权力之外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象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二、暴力论 “在我的体系中，一般政治对经济权利形式的关系被规定得如此肯定，同时又是如此独特，因此，为了使研究易于进行而特别把这点指出来，想必不会是多余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做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第二等的作用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在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那里杜林先生 “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第二等的反作用……只要人们把政治分派看作不是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末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 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论。它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是被简简单单地提出的，可以说是颁布下来的。在厚厚的三大部书里，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试图证明这一理论或者反驳相反意见，即使论据象乌莓子一样便宜[100]，杜林先生也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来。事情本来已经由鲁滨逊奴役星期五这一著名的原罪证明了。这是一种暴力行为，因而是一种政治行为。由于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并给这一历史灌注了非正义的原罪，而且灌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它在往后的时期中只是缓和下来，并“变为更间接的经济依存形式”；由于直到现在还通行的全部“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同样是以这种原始奴役为基础，所以很显然，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来解释，即由暴力来解释。而谁对此不满意，谁就是隐蔽的反动派。 首先应当指出，一个人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样自以为是，才能把这个毫不独特的观点看得如此“独特”。显赫的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已经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了，而且这种观念是给我们保留下来的关于民族发展的材料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民族的发展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并且第一次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101]所动摇；在这里，“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知。 其次，即使我们暂且认为，杜林先生关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还是远未达到事情的根底。反而首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鲁滨逊为什么要奴役星期五呢？单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地，我们看到，星期五“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服役，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鲁滨逊做工。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呢？这只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为使他维持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因此，鲁滨逊违背了杜林先生的明确的规定，把由于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分派看作不是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现在可以让他自己想想，他将怎样同他的主人和师傅杜林相处。 这样，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因此，上述例子证明了同它所要证明的东西正好相反的东西。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都是如此。用杜林先生的优雅词汇来说，压迫始终是“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广义的糊口目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是什么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实行的政治分派。只有象杜林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设想，捐税在国家中只是“第二等的作用”，或者，统治的资产阶级和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政治分派是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存在，而不是为了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即榨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存在。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我们的两个男人。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在波斯战争时期，科林斯地方的奴隶数目达到四十六万，在埃伊纳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102]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美国的奴隶制对暴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在不种植棉花的地方，或者在不象边境各州那样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区，奴隶制不须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这仅仅是因为奴隶制不上算。 如果说，杜林先生这样一来就把现代的所有制叫做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并且称它为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的基础不仅在于禁止同胞们使用天然的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于强迫人们去从事奴隶的劳役”——那末，他就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 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还要掌握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拥有一定的超过中等水平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很清楚，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从而可以依靠暴力，但是这决不是必需的。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 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的自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物品。早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交换时，它就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愈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自己消费的部分愈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愈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和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发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象目前在摩塞尔河地区和霍赫瓦尔特地区还在进行的对“农户公社”的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对自己是有利的。[103]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象在克尔特人、日耳曼人中以及印度旁遮普地方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所发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很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我们已经说过，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即不是为自身消费而是为交换所进行的产品生产，对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对私有制的直接或间接的普遍化，起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外表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加上新的剩余额〈余额〉……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权利，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104]。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在这里，原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真实的事物进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话。 历史地说，这个进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末，现代资产阶级就应当不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统治的封建贵族缴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农奴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行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通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土地占有、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强大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但是，自从政治上还没有力量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情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就政治状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市民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市民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作为对这些已经消失了的职能的报酬。不仅如此，市民等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治形式的箝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箝制。市民等级的革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新的“经济情况”能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情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治和法律的气氛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使资产阶级已经接近贵族在1789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愈来愈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东西，而且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象旧时的贵族一样，日益成为一个只会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用任何暴力的戏法，而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同它的意志和愿望背道而驰地实现了；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领导，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革。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情况”免于崩溃，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第二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情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而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发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效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效果从世界上消除掉。 三、暴力论（续） 让我们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这个万能的“暴力”吧。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把利剑的呢？就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幻想岛上利剑也从来不是树上长出来的，而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作任何答复。既然鲁滨逊能够获得利剑，那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实弹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请读者原谅我们如此经常地回到关于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上来，这个故事实质上只存在于儿童游戏室而不存在于科学中。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应用杜林先生的公理式的方法。如果我们经常在纯粹儿戏的范围中兜圈子，那末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总之，手枪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也应当明了，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105]同样遗憾地知道，这也不会时常奏效的。因此，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注：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最初的手稿中，以下的六段文字原来不是这样，而是一节更详尽的论述，后来恩格斯把它抽出来，冠以《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的标题（见本卷第689—695页）。——编者注］ 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不管工业是以生产什么东西或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业总还是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愈来愈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火器的改善进行得非常缓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枪虽经多次部分的改进，还是很粗笨。经过三百多年，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只是在十八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步兵的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他们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这些兵士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军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还是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七十五步）行进的；战斗队形的变换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败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队伍曾经同这种动转不灵的线式队形作战。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象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不象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以线式队形在平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隐蔽的森林中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被既看不见又不能接近的敌人所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兵士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国革命同样只能以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群众，以全民武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它不得不以这些群众去保卫巴黎，即保卫一定的地区，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在兵力众多的野战中获得胜利是不行的。仅仅散兵群已经不够了；必须找出一种形式来使用群众，这种形式就是纵队。这种纵队队形使训练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整齐地运动，甚至行军速度比较快（每分钟一百步或一百步以上）。这种队形使他们能够突破旧的线式队形的死板形式，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对线式队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战，能够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同时能够和散兵战相配合来阻滞、牵制和疲惫成横队的敌人，一直到最后用预备队的兵力在阵地的决定性地点上突破敌人的横队时为止。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区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被局限于一种强迫征兵制（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鲁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度[106]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当适于作战的前装线膛枪在1830年到1860年造成并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后，普鲁士又是第一个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的国家。普鲁士在1866年的胜利[107]是应当归功于这两项措施的。 在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初次交锋时都使用了后装线膛枪，而且实质上都是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作战的。只是普鲁士人企图把连纵队当做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但是，当8月18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108]认真地试用连纵队时，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在不到两小时内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一百七十六名军官和五千一百一十四名兵士），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摈弃了；以后把任何密集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火力下的一切企图都放弃了。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它具有同以前一切战争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如此完善，以致不能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末，往后的一切改进，对于野战说来都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了。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己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愈来愈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愈来愈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社会主义将毫无差错地完成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无力完成的事业，正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说，它没有能够给予劳动群众一种内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以及和它一起的一切常备军。 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只有象美国人这样的狩猎民族才能够发明散兵战，——而他们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曾经是猎人，正象旧有各州的同样的美国人现在由于纯经济的原因转变为农民、工业家、航海家和商人一样，他们不再在原始森林中进行散兵战，而是更干练地在投机场上进行散兵战，在那里他们也广泛采取这种做法来使用群众。——只有象在经济上解放了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能找到群众性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它所保卫的专制主义在军事上的反映。我们在上面已经逐步地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外，战争的进行对自己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力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是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末他除了挨揍之外是不会得到什么的［注：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内，人们都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总参谋部的上尉麦克斯·耶恩斯先生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指出：“军事的基础首先就是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1876年4月20日《科伦日报》第3版）[109]］。 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末仅仅在最近二十年中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加彻底的变革。克里木战争[110]时，军舰只是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舰船，装有六十到一百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还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起辅助作用。它的主要装备有约重五十德担［注：一德担等于五十公斤。——译者注］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数是重九十五德担的六十八磅炮。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它很笨重，几乎不能运动，但是对当时的火炮来说，这已经是不能损伤的奇物了。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四英寸厚的装甲已经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装甲每加厚一英寸，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很容易地打穿它。这样，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十、十二、十四和二十四英寸厚的装甲（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三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二十五、三十五、八十甚至一百吨（每吨二十德担）重的线膛炮，能把三百、四百、一千七百直到二千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八千到九千吨的排水量，有六千到八千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四门以至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它的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进，而且还被用来掌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调整炮向、装填弹药、抽水、升降小船（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动的）等等。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差不多常常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在欧洲能够独自制造最重的火炮的三个钢铁厂，有两个（乌里治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另一个（克虏伯）在德国。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所说的作为“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情况支配的；不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管理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事情成了这样：再没有谁象“暴力”即国家那样感到苦恼的了，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象以前建立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亲自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在下水以前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国家肯定会象杜林一样，由于“经济情况”的人即工程师，现在在舰上竟比“直接暴力”的人即舰长重要得多而感到不满。而我们却不然，我们看到，在装甲和火炮之间的竞赛中，军舰达到这样的技术的高峰，以致它造价昂贵又不适于战争［注：大工业供海战之用的最新产品自动鱼雷的完善化，看来是要实现这一点；最小的鱼雷艇将因此要比威力最大的装甲舰厉害。（此外，请读者记住，上述的东西是在1878年写的。）[111]］；我们看到，由于这种竞赛在海战领域里也揭示了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按照这种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由于它自己的发展而趋于灭亡，——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感到苦恼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这是决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的号令权和丰富的煤矿。 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最近的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所有为经济情况所驱使的装甲舰队吧。 四、暴力论（续完） “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事实上，对自然界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通过对人的统治才进行的〈进行统治！〉。如果事先没有奴役人们，强迫他们从事某种形式的奴隶的服役或劳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都是不能实现的。对物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是以人对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统治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同时想到大地主对奴隶、依附农或间接不自由者的统治，怎么能设想大地主呢？一个人的力量，最多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员的辅助力量，对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过去和现在能有什么意义呢？使用土地或者把对土地的经济统治扩展到超出个别人的天然力量的范围，这在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中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建立对土地的统治权以前，或者正在这个时候，也建立了相应的对人的奴役。在发展的更后时期，这种奴役减轻了……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它现在的形式是或多或少由警察统治所指挥的雇佣劳动制。因此，表现为对大规模土地的支配和〈！〉大土地的占有的现代财富形式的实际可能性，都是以这种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不言而喻，分配的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人对人的间接隶属关系，现在构成经济上最发展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这种关系是不能由它本身去理解和说明的，而只有把它看做已往的直接奴役和剥夺的稍微变形的遗物才能理解和说明。”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论题：（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 证明：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被奴役者来进行的。 证明的证明：如果没有被奴役者，怎么能有大土地占有者呢？因为没有被奴役者，大土地占有者及其家属只能够耕种他所占有的土地的极小一部分。 因此：为了证明人要征服自然界就必须事先奴役别人，杜林先生直截了当地把“自然界”转变为“大面积的地产”，并且把这个地产——不知是谁的——又立即转变为大地主的财产，没有被奴役者，大地主自然是不能耕种他的土地的。 第一、“对自然界的统治”和“地产的经营”决不是一回事。对自然界的统治的规模，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大得多，直到今天，农业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 第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那末，问题就在于：这个地产是属于谁的呢？我们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所看到的不是“大地主”，——杜林先生在这里也以他惯用的、被他称为“自然辩证法”[112]的那种变戏法的手腕把大地主塞了进来，——而是土地公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印度到爱尔兰，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最初正是由这种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来进行的，同时，耕地或者以公社为单位共同耕种，或者分成小块，由公社在一定时期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而森林和牧场总是公用的。所有这些事情，杜林先生都毫无所知；他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他完全不知道毛勒关于原始德意志马尔克制度即整个德意志法的基础的划时代的著作[113]，同时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主要受毛勒的影响而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证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过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阐述了这种土地公有的存在和崩溃的各种形式。——杜林先生的这种无知，又一次说明了他在“政治和法律的领域”中所进行的“最深刻的专门研究”的特点。正如杜林先生在法兰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领域中“自己所获得的全部无知”[114]一样——这种无知是非常惊人的，他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所获得的无知还要惊人得多。这个人对大学教授的狭隘眼界如此激怒，而他现在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所具有的最多也不过是二十年前大学教授的水平。 杜林先生断言，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这种说法纯粹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都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关于这一点，杜林先生尽可以向英国的法学家请教，他们曾在印度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正象已去世的邦君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艾贝斯瓦尔得[115]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守夜者？”这个问题一样。只有土耳其人才在被他们所征服的东方国家推行了一种地主封建制度。希腊早在英雄时代就已经带着等级的划分而进入历史，这种等级划分本身显然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久远的史前时代的产物；但是就在这里，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的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挤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所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116]。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开垦荒地方面），至于农民是否必须向某个封建主缴纳贡赋，缴纳什么，这对于目前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弗里西安、下萨克森、佛来米和下莱茵的移民耕种了从斯拉夫人那里夺来的易北河以东的土地，他们作为自由农来进行耕作，缴纳很低的赋税，但他们绝不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劳役”之下。——在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愈来愈往西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政府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总之，除了气候使欧洲人无法从事农业劳动的热带和亚热带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隶或劳役制农奴来征服自然界和开垦土地的大地主，纯粹是幻想的产物。相反地，在古代出现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们不是把荒地变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农民已经开垦的土地变为牧场，把人赶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芜。只是在近代，自从比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价以来，特别是自从农艺学的发展使坏的土地也较能适于耕种以来，大地产占有者才开始大规模地加入荒地和牧场的开垦，而这主要是通过夺取农民的公地进行的，在英国是这样，在德国也是这样。但这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过程。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兰开垦一英亩公地，总要在苏格兰至少把三英亩耕地变成牧羊场，最后甚至把它变成单纯打猎的围场。 这里我们只是涉及杜林先生的下述论断：大面积的土地、因而实际上是差不多全部耕地的开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这种论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以对历史的真正空前的无知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既不必去研究已经完全开垦或大部分开垦了的土地，在各个时代，有多少是由奴隶（如在希腊的极盛时期）所耕种或为依附农所耕种（如中世纪以来的劳役田庄），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在各个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能。 杜林先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独具匠心的幻想图——关于这幅图，不知是演绎的戏法还是历史的捏造更加值得赞叹，——然后就得意洋洋地高呼： “不言而喻，分配的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 通过这种方式，他自然用不着费力再说一句话，去解释例如资本的产生。 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状况，目前已经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末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正是在于如何说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只用“暴力”这一个词来回答，那末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谬性。因此，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还有待说明。 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象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平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而使得建立这种机构的必要性增加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成为希腊的氏族首领，成为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经常发生饥荒，他们最后才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那种行动。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制已经让位给各个家族的小块土地耕作制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嗤之以鼻，那他就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报。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微变形和稍微减轻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去加以说明，那末这种论断，或者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一样，是奴役和阶级统治的形式——而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或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说，雇佣劳动只能被解释为吃人制度的稍微减轻的形式，这种吃人制度，现在到处都已经证实是利用战败的敌人的原始形式。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经济发展相比，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加强了。第二，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摩尔西班牙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根据杜林先生的学说，某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及与此相联的经济制度单纯地依赖于政治暴力，那就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117]，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输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中去；或者为什么更加强暴得多的俄国沙皇［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不但不能偿付他的债务，而且如果不从西欧的“经济情况”不断借债，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就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沾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18]；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 五、价值论 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到十九世纪初已经再版了三十多次；官方、传教士、各色各样的慈善家都在城市和农村传播、摊派这本书，并且普遍地把它作为教科书介绍给国民小学。这本书就是罗霍夫的《儿童之友》[119]。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以及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应尽的义务，同时，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的人间的命运，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当时国内流行的启蒙方式进行的。他们怀着这个目的开导城市和农村的青年：自然界安排得这样巧妙，以致人们必须通过劳动来维持生活和得到享受，命运让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用艰辛的劳动去给自己的膳食增添滋味，而不象富足的懒汉那样苦于消化不良、胆阻塞或便秘，勉勉强强地吞咽最精细的美食，这该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感到多么幸福啊。老罗霍夫认为对当时的萨克森农民子弟挺有用的那些老生常谈，现在杜林先生却在他的《教程》第14页和以后几页上当作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基础性的东西”提供给我们。 “人的需要这种东西，是有其自然规律性的，并且就它的增加来看是有限度的，只有不自然状态才能在一个时期内超越这种限度，直到由这种不自然状态产生厌恶、厌世、衰老，成为社会上的残废，以至最后老死……纯为享乐而无更远的认真的目的的游戏，很快就使人厌倦，或者用与此相当的话来说，使人丧失一切感觉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实际的劳动，是健康人的社会的自然规律……如果本能和需要没有平衡力，那末它们甚至难以造成儿童式的存在，更不用说历史地逐渐上升的生活发展了。如果不经过努力而完全得到满足，那末本能和需要很快就会枯竭，并且留下一种空虚的存在，也就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间歇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本能和需要重新恢复时为止……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冲动和情欲的满足有赖于经济障碍的克服，这是自然界的外部结构和人的内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规律”，如此等等。 可以看到，可尊敬的罗霍夫的最庸俗的陈词滥调，在杜林先生那里庆祝它们的一百周年，而且这还被看成唯一真正批判的和科学的“共同社会体系”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呢！ 这样，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础以后，可以继续建造了。他应用数学的方法，首先就照老欧几里得的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定义[120]。这是非常便当的，因为他在下定义时就可以使借助定义证明的论点，已有一部分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这样，我们首先看到， 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叫做财富，而财富，正象它直到现在真正地在世界历史上被理解的那样，象它的支配范围被扩大的那样，总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 这是双重的错误。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财富决不是对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财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自从猎取奴隶和剥削奴隶成为彼此分开的行业的最初时期起，奴隶劳动的剥削者就不得不购买奴隶，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对购买价格的支配，对奴隶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在整个中世纪，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徭役租农民的先决条件。现在，甚至六岁的小孩也可以看到，财富对人的支配完全要借助它所掌握的物来进行。 但是，为什么杜林先生要对财富下这种错误的定义呢？为什么他要扯断存在于直到目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的事实上的联系呢？为的是要把财富从经济领域拖到道德领域中来。对物的支配完全是好事，但是对人的支配是坏事；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对物的支配去解释对人的支配，所以他又可以采取勇敢的步骤，立即以他心爱的暴力去解释这种支配。财富作为人的支配者就是“掠夺”，于是，我们又碰到了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这一陈腐观点[121]的更坏的翻版。 这样，我们就幸运地从生产和分配这两个主要的观点来看财富了：作为对物的支配的财富，即生产的财富，是好的方面；作为对人的支配的财富，即到现在为止的分配的财富，是坏的方面，应该扔掉它！用于今天的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消灭掉。在写关于经济学的东西时，连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都没有理解，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谬论。 在财富之后，对价值所下的定义如下： “价值是经济物品和经济成果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适合于“价格或其他任何一种等价物的名称，如工资”。 换句话说：价值就是价格。或者，为了对杜林不作任何不公平的事情，并尽量用他自己的话来复述他的定义的荒谬，倒不如说：价值是各种价格。因为他在第19页上说： “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价值的各种价格”， 所以他自己规定，同一价值有极其不同的价格，因而也有同样多的不同的价值。如果黑格尔不是早已死去，他或许会上吊的。即使他把全部神学都用上，也造不出这样一种价值，它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同它所具有的不同价格一样多。必须是正好具备杜林先生那样的自信心的人，才能以下面这样的解释来为经济学奠立新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在价格和价值之间，除了一个是以货币来表现，另一个不是以货币来表现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区别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价值，更不知道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得不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一般说来，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价值的各种价格所依据的比较和估价的基本规律，首先存在于纯生产的领域中，而与分配无关，分配只给价值概念带来第二要素。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得用以创造物品的种种努力遇到或大或小的障碍，因而迫使它付出或大或小的经济力量，这些障碍也决定……或大或小的价值”；而价值是根据“自然界和条件对创造的抵抗来估价的……我们在它们〈物品〉里面所投入的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多少，就是一般的价值和一种特殊的价值量存在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 如果所有这些东西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就是：一个劳动产品的价值是由制造这个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没有杜林先生，我们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不是简单地叙述事实，而偏要神谕式地歪曲这个事实。说一个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为了保留这种浮夸的表达法）力量的多少，是价值和价值量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问题在于把力量投入什么物品；第二，是怎样投入的。我们的某个人要是制造对于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末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如果他坚持用手工的方法去制造一种物品，而机器生产这种物品却比他制造的便宜二十倍，那末他所投入的力量的二十分之十九既没有造成任何价值，也没有造成一种特殊的价值量。 其次，如果把创造积极的产品的生产劳动转变为对抵抗的纯消极的克服，那末事情就完全被歪曲了。这样一来，为了要得到一件汗衫，我们必须做以下的事：首先要克服棉花种子对播种和生长的抵抗，其次要克服成熟的棉花对采摘、包装和运送等的抵抗，再次要克服棉花对开包、梳刷和纺的抵抗，以后是棉纱对织的抵抗，棉布对漂白和缝纫的抵抗，最后是做好的汗衫对穿着的抵抗。 所有这些幼稚的颠倒和歪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借助“抵抗”从“生产价值”，从这个真正的、但直到现在仅仅是理想的价值，得出为暴力所伪造的、在已往的历史中唯一适用的“分配价值”。 “除了自然界所造成的抵抗……还有另一种纯社会的障碍……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出现一种阻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仍旧是人。想象中的唯一的和孤立的人对自然界是自由的……只要我们想到第二个人，这个人手持利剑，占据通向自然界和自然富源的入口，要求某种形式的入门费，那情况就不同了。这第二个人……仿佛征收另一个人的税，所以他就是以下这种情况的原因：经过努力而创造出来的价值，能够比没有这种政治障碍和社会障碍而创造或生产出来的价值大……这种人为地提高的物品价值的特殊形式是极其多样的，这种提高自然要以劳动价值的相对压低作为它的伴随物……因此，一开始就想把价值看做本来意义上的等价物，即同等价值的东西，或看做根据劳动成果与对等的劳动成果相等的原则而形成的交换关系，这是一种幻想……相反地，正确的价值论的特征将是：这种理论所设想的最一般的估价理由，是不会和建立在强迫分配之上的特殊的估价形式相吻合的。这种特殊的估价形式随着社会制度而变更，而真正的经济价值只能是按对自然的关系来计量的生产价值，所以它只随着自然性质的和技术性质的纯粹的生产障碍而变化。” 因此，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一个物品的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第二，“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价值是一种垄断价格。如果现在一切商品，按照这种价值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垄断价格，那末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或者每个作为买主的人重新丧失他作为卖主时所获得的东西；价格虽然在名义上改变了，但是实际上——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保持不变；一切还是照旧，而有名的分配价值只不过是假象。——或者所谓的附加税表现为一个真实的价值额，即由劳动的、创造价值的阶级所生产，但被垄断者阶级所占有的价值额，这时，这个价值额就只由无偿劳动组成；尽管有手持利剑的人，尽管有所谓的附加税和所称的分配价值，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但是，我们来看看有名的“分配价值”的几个例子吧。在第135页和以后几页上写道： “由于个人竞争而产生的价格的形式，也可以看做经济分配和相互征税的形式……试设想，某种必需的商品的储存突然大大地减少了，因此，在卖主方面就得到进行剥削的非常大的权力……特别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当必需的商品的供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断的时候，可以看到，价格是怎样猛升暴涨的”，等等。除此以外，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也存在着任意提高价格的实际垄断，例如铁路、城市的自来水公司和煤气公司等。 存在着这种垄断性的剥削现象，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不把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垄断价格看做例外和特殊情况，而恰恰把它看做现在通行的确定价值的办法的典型例子，这倒是新鲜事。生活资料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杜林先生回答说：到一个被围困的、供应中断的城市去调查一番吧！竞争怎样影响市场价格的确定呢？去问垄断吧，它会告诉你们的！ 此外，即使在这种垄断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现手持利剑、好象站在垄断背后的人。相反地，在被围困的城市中，手持利剑的人，即司令官，在执行自己的职务的时候总是很快地结束这种垄断，并且没收垄断者的存货，拿来平均分配。而且，只要手持利剑的人企图制造“分配价值”，就总是要招致事业的失败和金钱的损失。荷兰人因为垄断东印度贸易而使他们的垄断和贸易毁灭。曾经存在过的两个最强大的政府，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国国民公会，企图强行规定最高价格，结果遭到惨痛的失败。俄国政府几年来都在努力提高俄国纸币在伦敦的牌价，这种牌价是由于在俄国不断发行不兑现的银行券而压低的，现在它却同样不断地在伦敦购买期票寄往俄国来达到提高的目的。它在几年之间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花费了六千万卢布，而现在卢布还不值两马克，而不是超过三马克。如果利剑具有杜林先生所赋予的经济魔力，那末，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期地强使坏货币具有好货币的“分配价值”，或者强使纸币具有黄金的“分配价值”呢？在世界市场上发号施令的利剑在什么地方呢？ 其次，杜林先生认为“分配价值”还有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分配价值”促成了在不付出对等劳动成果的条件下可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种形式就是财产的赁金，即地租和资本利润。我们现在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能够说明，这是我们所得知的关于有名的“分配价值”的一切。——是一切吗？还不完全是一切。请听： “尽管在生产价值和分配价值的认识方面表现出双重的观点，但是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这就是由以形成一切价值、因而用以计量一切价值的那种对象。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是力的花费，而最简单的单位是最粗浅意义上的人力。后者归结为生存的时间，而生存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的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只有在支配非生产物品的权力，或者用更平常的话来说，在这些物品本身同具有真正生产价值的劳动成果或物品互相交换的地方，分配价值或占有价值才纯粹地或绝对地存在。在每种价值表现中，因而也在那种通过分配而不是付出对等劳动成果被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中，所表明和表现的相同的东西，就是人力的花费，人力……体现于……每个商品之中。” 我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一切商品价值都由商品中所体现的人力的花费来计量，那末，分配价值、加价、赋税的征收，都到哪里去了呢？杜林先生固然告诉我们，即使非生产物品，即不能有真正价值的物品，也能够获得分配价值，并同生产出来的具有价值的物品相交换。但是，他同时又说，一切价值，因而也包括纯粹的和绝对的分配价值，都在于其中所体现的力的花费。在这里，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力的花费怎样体现在非生产物品中。无论如何，在所有这些关于价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似乎终于有一点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分配价值，因社会地位的关系而强加于商品加价，借助于利剑而逼出来的税，又都是虚无；商品的价值是完全由人力的花费决定的，正如一般所说的，是由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决定的。可见，除地租和几种垄断价格外，杜林先生所说的不就是被他痛骂过的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论好久以前远为明确而清楚地说过的意见吗？只是他说得很混乱，很模糊而已。 他说了这些，同时也说了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出发，说道：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杜林先生以他那粗笨的方式也提出劳动是价值尺度，以后又继续说： 劳动“归结为生存的时间，而生存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的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 这里且不说纯粹由于标新立异的欲望而引起的劳动时间（在这里，问题只涉及劳动时间）和生存时间（这种生存时间，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创造过或计量过价值）的混淆。也不说这种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所应当引起的“共同社会的”假象；在世界已经存在和继续存在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象下面这样维持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消费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资料。如果我们假定杜林先生是用经济学的精确的语言来表达的，那末上述句子不是根本没有意义，就是有这样的意义：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这件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这一劳动时间的价值是由在这个时间内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对于目前的社会来说，这就是：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这件商品中的工资决定的。 这样我们终于遇到了杜林先生真正要说的东西。按照庸俗经济学的说法，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 凯里反对这种意见，而“提出这样的真理：不是生产费用，而是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批判史》第401页）。 这种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后再说；这里仅仅指出，大家都知道，它们是由工资和资本利润构成的。工资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力的花费”，是生产价值。利润是资本家利用自己的垄断、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剑逼出来的捐税或加价，是分配价值。这样，杜林价值论的充满矛盾的胡言乱语，终于转化为美妙和谐的明白见解了。 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意见还常常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意见混在一起，自李嘉图以来，前一种意见就被逐出科学的经济学之外了，今天，它仅仅还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正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的意见，并且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比较高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因为资本家没有荡尽他的资本）、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工资等等。杜林先生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宣布利润是掠夺。换句话说，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 无论如何，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工人所生产和他所花费的，正象机器所生产的和它所花费的一样，是不同的东西。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内所创造的价值，同他在这个工作日内和这个工作日内必需的休息时间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在这些生活资料中，按照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程度，可以体现出三小时、四小时或七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七小时的劳动，那末根据杜林先生所采用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就应当说：十二小时的产品具有七小时的产品价值，十二小时等于七小时，或12＝7。说得更明白些：一个农业工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年内生产了一定数量的谷物，比如说二十公石小麦。他在这一年内消费了相当于十五公石小麦的价值。这样，二十公石小麦就具有了和十五公石的小麦一样的价值，并且这是在同一市场上，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换句话说，20＝15。而这还叫做经济学！ 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并且把它们转交给全社会作为公共财产，这样才真正把它们变成社会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维持费用决定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的社会中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样，每个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就得到了他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这样，资本家阶级对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剥削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假定维持一个工人生活的费用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里是每天三马克。这样，根据上述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工人每天的产品就具有三马克的价值。现在我们假定，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对这一产品加上了利润，即加上一马克的税，把它卖了四马克。其他资本家也这样做。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每日的生活费就不再是三马克，而是也需要四马克。因为一切其他条件都是假定不变的，所以以生活资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应该是不变的，所以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就不得不增加，从每天三马克增加到四马克。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夺的东西，不得不以工资的形式还给工人阶级。我们绝对没有前进一步：如果工资决定价值，那末资本家对工人的任何剥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产品剩余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而因为资本家不生产任何价值，所以甚至不能想象，资本家究竟靠什么来生活。如果生产超出消费而形成的这种剩余，这种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终究存在，而且是在资本家手中，那末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工人为维持自己的生活仅仅消费了商品的价值，而商品本身却被留给资本家继续使用。 或者：如果这个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确实在资本家阶级的手中，如果这种基金确实是由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暂时把地租撇开），那末这种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阶级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劳动产品超过资本家阶级向工人阶级支付的工资总数而积累起来的剩余组成的。但是这样一来，价值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劳动量决定的；这样，工人阶级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价值量，就比他们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所得到的价值量大；这就表明，资本的利润象占有他人的无偿劳动产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只不过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 附带说一下，李嘉图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开始就说： “一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对这种劳动所付的或高或低的报酬。”[122] 关于他这个伟大的发现，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在整个经济学《教程》中一点也没有提到。在《批判史》中却用神谕式的语句否定了这一发现： “他〈李嘉图〉没有想到：或大或小的比例（在这比例中，工资可以是生活需要的指针〈！〉）必定……也引起不等的价值关系！” 这句话，读者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但是最保险的，是根本不去想它。 现在读者可以从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五种价值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种了：来自自然界的生产价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创造、其特点在于按照并非本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费来计量的分配价值，或第三，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或第四，由再生产费用计量的价值，或最后，由工资计量的价值。真是丰富的选择，十足的混乱，我们只好和杜林先生一起喊叫： “价值学说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 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杜林先生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只有小学生才会犯的很不象样的经济学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同时还包含着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主义异教。 马克思的价值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学说，它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原因，而劳动时间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对所谓熟练劳动的不同价值，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个观念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的确，根据我们的理论，也只有通过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才能计量经济物品的自然成本，从而计量经济物品的绝对价值；但是在这里，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应该认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相等的，只是必须注意到，在熟练劳动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的个人劳动时间上，还加上了别人的劳动时间……例如，所使用的工具。因此，事情并不象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象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不，不是这样，一切劳动时间都是毫无例外地和原则地（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完全等价的，对一个人的劳动，正象对任何成品一样，只要说明，在好象纯粹是自己的劳动时间的耗费中可能隐藏着多少别人的劳动时间。无论是手工生产工具，或者是手，甚至是头脑本身（如果没有别人的劳动时间，这些东西是不能得到专门的特性和劳动能力的），对理论的严格应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马克思先生在他的关于价值的议论中，总是不能摆脱熟练的劳动时间这个在背后作怪的幽灵。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妨碍他在这方面采取坚决的措施；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本身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象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引起杜林先生这样“强烈愤怒”的那段话，在马克思的书上是非常短的。马克思探讨了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并且作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决定的。他接着又说，人的劳动“是每个没有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消耗……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123] 马克思在这里所谈的，首先仅仅是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即关于在一个私人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内由这些私人生产者按照私人打算而生产出来并且被相互交换的物品的价值的决定。因此，这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绝对价值”（无论它可能在什么地方存在过），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中通行的价值。这种价值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内是由体现在单个商品中的人的劳动来创造和计量的，而人的劳动则是简单劳动力的消耗。但是，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消耗；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这种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即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消耗，是否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同一的商品价值呢？显然不是。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两倍或三倍的商品。复杂劳动的产品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的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在这里，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 马克思在这里陈述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这一事实是这样确凿，甚至杜林先生也不敢在他的《教程》和他的经济史中加以反驳；马克思的叙述是这样简单明了，除杜林先生外，肯定不会有人感到“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正因为他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清楚，他才错误地把商品价值（马克思首先独自从事研究商品价值）看做只是把问题弄得更不清楚的“自然成本”，甚至看做直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学上据我们所知还根本没有通行过的“绝对价值”。但是，无论杜林先生把“自然成本”理解为什么，无论在他的五种价值中哪一种有荣幸去代表“绝对价值”，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些东西，而只是说过商品价值；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为他的商品价值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形态，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 杜林先生继续说：“因此，事情并不象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象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不，不是这样，一切劳动时间都是毫无例外地和原则地（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完全等价的。” 命运没有使杜林先生成为工厂主，因而他不必按照这个新规则去估定他的商品的价值，也不必因此而遭到不可避免的破产，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幸福。多么幸福！难道我们在这里还处于工厂主的社会吗？绝对不是。杜林先生用他的自然成本和绝对价值使我们做了一次跳跃，翻了一个真正的空心斤斗，从现在的剥削者的恶世界翻到他自己的未来的经济公社，翻到平等和正义的纯洁的太空中，所以我们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观察一下这个新世界，虽然还为时过早。 诚然，根据杜林先生的理论，在经济公社中也只有通过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才能计量经济物品的价值，但是在这里，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应该认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劳动时间都是毫无例外地和原则地完全等价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现在，把这种激进的平均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模糊的观念比较一下，这种观念认为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拘泥于这种观念，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象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惜，马克思对上面所引证的《资本论》中的这段话还作了一个简短的注释：“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值。”［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124]马克思在这里好象已经预料到杜林的这种手法，所以就预防别人把他上面的见解应用于今天的社会中对复杂劳动所付的工资。如果杜林先生不以此为满足，还把这种见解说成是马克思想据以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调节生活资料的分配的基本原则，那末这种无耻的无事生非只有在专事诽谤的出版物里才可以见到。 现在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等价学说。一切劳动时间，无论是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还是建筑师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等价的。这样，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本身，都有一种价值。但是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物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的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决定这种价值，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不去决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而去决定重量本身的重量。杜林先生把社会炼金术士的头衔加于象圣西门、欧文、傅立叶这样的人。但是，当他虚构劳动时间的即劳动的价值时，他证明了他自己还远不如真正的炼金术士。现在让人们来判断杜林先生把下面这个论断强加于马克思时所表现的勇敢吧，这个论断是：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劳动时间，从而劳动，都有一种价值——其实正是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以及为什么不能有任何价值！ 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何价值。有了这种认识，杜林先生从自发的工人社会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想把未来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当做一种比较高的工资来调节的一切企图，就不能得逞。从这种认识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诚然，对于杜林先生那种从有教养的阶级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 如果劳动时间的等价所包含的意义，是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价值，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那末这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同一生产部门内的两个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作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也总是随着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弊病——而且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经济公社，至少不是我们这个天体上的任何经济公社所能消除的。这样一来，一切劳动的完全等价还剩下些什么呢？剩下的只不过是纯粹夸夸其谈的空话——这种空话的经济基础无非是，杜林先生没有能力把价值由劳动来决定和价值由工资来决定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剩下的只不过是敕令，即新经济公社的基本法律：相等的劳动时间的工资应该相等！在这里，老一辈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特林曾经为他们的工资平等说举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 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从这里顺便还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工人所中意的对“全部劳动所得”的要求，有时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125]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关于资本，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个流行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企图提倡一种更专门的、辩证—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据说，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它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十六世纪，即开始于假定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世界市场的萌芽时期。显然，在对概念的这种解释中，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尖锐性就丧失了。在这些应该半是历史和半是逻辑的、而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中，悟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没有了”—— 在整整一页上，一直是这样喋喋不休……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产生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的意见……造成基础的薄弱”等等。 这样说来，好象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在十六世纪初由货币产生的。这就等于说，金属货币是三千多年前由牲畜产生的，因为在以前牲畜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承担过货币的职能。只有杜林先生才能采取这样笨拙的和不恰当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过程赖以进行的经济形式的分析中，货币是以最后的形式出现的。“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126]这又是马克思陈述的一个事实。杜林先生无法驳倒这个事实，就把它加以歪曲，硬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 马克思又进一步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他首先发现，货币作为资本流通的形式，同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的形式是相反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为买而卖；他卖出他不需要的东西，而以所得的货币买进他需要的东西。开始经营的资本家一开头就买进他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为卖而买，而且要卖得贵些，以便收回最初用于购买的货币价值，并且在货币上有所增加；马克思把这种增加叫做剩余价值。 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既不能来自买者以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也不能来自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赢利和亏损由于彼此交替地成为买者和卖者而互相抵销了。剩余价值也不能来自欺骗，因为欺骗固然能牺牲一个人而使另一个人发财致富，但是不能增加两人所拥有的总数，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价值的总额。“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127] 可是我们发现，每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因卖出贵于买进，因占有剩余价值，而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发财致富。因此我们还是回来谈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于是问题就是：即使假定相等的价值不断地和相等的价值交换，又怎样才能不断地使卖出贵于买进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应该转化为资本的那种货币的价值的增加，不能由这种货币产生，也不能起源于购买，因为这种货币在这里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由于我们假定相等的价值互相交换，并不和商品的价值不同。根据同一理由，价值的增加也不能由商品的出卖产生。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所购买的商品中，但不是发生在商品的价值中——因为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而是发生在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中，就是说，价值的变化一定是从商品的使用中产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128]如果说，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任何价值，那末关于劳动力就绝不能这样说了。劳动力一旦变成商品（它现在事实上就是商品），就获得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也“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从而也是再生产这种特殊交易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129]，就是说，是由劳动者为制造维持自己能劳动的状态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假定这种生活资料代表每天六小时的劳动时间。我们的开始经营的资本家为了经营企业而购买了劳动力，即雇用了一个工人，如果他付给这个工人的货币也代表六小时的劳动，那末他付给这个工人的就是他的劳动力的全部日价值。这个工人只要为这个开始经营的资本家劳动了六小时，他就完全补偿了资本家的费用，即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可是货币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资本，也没有产生任何剩余价值。所以劳动力的购买者对于他所做的交易的性质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只需要六小时的劳动就足够维持工人二十四小时内的生活，这一事实丝毫不妨碍工人在二十四小时中劳动十二小时。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货币所有者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所以这一天的劳动力的使用，即这一天的劳动，也就属于他了。劳动力被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它自身的日价值多一倍，这对于买者是特别幸运的，可是根据商品交换的规律，这对于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的。这样，根据我们的假设，工人每天消费掉货币所有者六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所有者提供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货币所有者赚得了这个差额——六小时的无酬的剩余劳动，即体现六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产品。魔术变完了。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怎样才能产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结构，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 但是，资本的这样产生有一个本质的先决条件：“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30]但是，以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为一方同以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为另一方的这种关系，绝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131]而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崩溃，这种自由的劳动者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地出现。但是由于这种情形，而且由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从那个时代已经开始形成，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基础，在这种基础上，现存的大量动产必然要愈来愈多地转化为资本，而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愈来愈成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这就是马克思的“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些观念中，“悟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没有了”。试把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深刻的逻辑真理”、“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同这种“轻率的意见”比较一下吧。 因此，关于资本，马克思“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个流行的经济学概念”；他倒是这样说的：一定的价值额，只有在它利用自己造成剩余价值时，才变为资本。而杜林先生说的是什么呢？ “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构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 无论这话又是说得多么玄妙和没有条理，但总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可以永远继续进行生产，但是，据杜林先生本人说，它在未构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未构成剩余价值，或至少是未构成剩余产品时，不能成为资本。所以杜林先生不仅自己犯了他谴责马克思所犯的不是指资本这个流行的经济学概念的罪过，而且还犯了即使用高傲的字句也“掩饰不好的”笨拙地剽窃马克思思想的罪过。 在第262页上，这一点发挥得更详细： “社会意义上的资本〈非社会意义上的资本，还要杜林先生去发现〉，恰好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差别；因为后者只具有技术的性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而前者的特征则在于它那攫为己有和构成份额的社会力量。诚然，社会的资本大部分不过是处于自己的社会职能中的技术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职能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强调了这样的“社会职能”，唯有借助这种职能，一定的价值额才变成资本，那末确实“每个注意研究问题的人都应该很快地就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引起混乱”——但不象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而是清清楚楚地仅仅发生在杜林先生本人的头脑中，杜林先生在他的《批判史》中已经忘了他在《教程》中是多么经常地应用上述这个资本概念。 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他那即使以“清洗过的”形式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资本的定义。他不得不跟着马克思“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同时他自己比较明白，这样做，除了“荒谬的观念”、“轻率的意见”、“基础的薄弱”等等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资本的“社会职能”使它能够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而且只是因为有了这种职能，它才和单纯的生产资料有所区别，这样的社会职能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杜林先生说，它不是基于“生产资料的本性和生产资料的技术必要性”。 因此，这种职能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杜林先生在第262页上向我们重复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听过十次的东西，他用早已为人所知的两个男人的冒险来说明资本的产生，其中的一个人在历史的开端用暴力制服另一个人，从而把自己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承认一定价值额赖以变成资本的那种社会职能具有历史的开端，他还预言了这种职能的历史结局：它“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但是历史地产生而又历史地消失的现象，用一般人的话来说，习惯上就叫做“一个历史阶段”。所以不仅在马克思看来，而且在杜林先生看来，资本都是一个历史阶段，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已经置身于耶稣会教徒中了。即使两个人做同一件事，但终究各不相同[132]。如果马克思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那末这是荒谬的观念，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里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没有了。如果杜林先生也把资本描写成一个历史阶段，那末这是证明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尖锐性和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的资本观念同马克思的资本观念的区别在哪里呢？ 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在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33]因此，剩余劳动和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的被别人占有，即超出工人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和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态的共同点。但是，只有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劳动者——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劳动者——来作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劳动者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这种情形只是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才大规模地出现。 相反地，杜林先生把“构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从而提供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资料都解释为资本。换句话说，杜林先生剽窃了马克思发现的剩余劳动，以便用它来消灭一时不合他的意而同样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仅科林斯和雅典的市民利用奴隶经营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罗马帝国时代大土地所有者的财富，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的财富，只要以某种方式为生产服务，毫无差别地都是资本。 这样，关于资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个流行的概念”，而是指完全相反的概念，这种概念甚至包含不经过生产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自然资源。但是，那种认为资本干脆就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观念也只是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在杜林先生如此珍惜的庸俗经济学之外，“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或某一价值额之所以能成为资本，那只是因为它产生了利润或利息，就是说，它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并且又是以剩余价值的这两个特定的具体形式去占有无偿劳动的剩余产品。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总是束缚于这样一种看法：在正常条件下用于生产或交换的任何价值额都自然而然地具有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特性，这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和利润，或资本和利息，正象原因和结果、父亲和儿子、昨天和今天一样地彼此不能分离，并处于同样的相互关系之中。只是在资本本身出现的时候，在动产为了生产商品而剥削自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因而愈来愈具有资本的职能的时候，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这个名词才出现，而采用这个名词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资本家民族，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如果说马克思第一个彻底分析了现代资本所特有的占有形式，如果说他使资本的概念同这个概念最后从中抽象出来并且赖以存在的历史事实协调一致，如果说马克思因此使这个经济学概念摆脱了在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和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还同它纠缠在一起的不清楚的和动摇不定的观念，那末这正是马克思以“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处理问题，这种科学性杜林先生口头上经常在讲，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 事实上，在杜林先生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不满足于先把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说法斥责为“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然后自己又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他还把一切经济的权力手段，一切占有“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的生产资料，因而也把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地产，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为资本；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往后的叙述中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地产和地租同资本和利润区别开来，而只把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生产资料叫做资本，这些在他的《教程》第156页及以下各页上可以更详细地看到。杜林先生同样可以先把马、牛、驴和狗也包括在“机车”这个名词之内——因为人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拖运工具来行动，并且责备今天的工程师，说他们把机车这个名词局限于现代的蒸汽机车，把它看成一个历史阶段，造成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等等；然后自己宣布，马、驴、牛和狗还是应该排除于“机车”这个名词之外，这个名词只能适用于蒸汽机车。——因此，我们又不得不说，恰好在杜林对资本概念的解释中，国民经济学分析的一切尖锐性丧失了，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没有了；而荒谬的观念、混乱、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的意见和基础的薄弱，在杜林先生那里却恰似繁花怒放。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荣誉仍然归于杜林先生，他发现了全部以往的经济学、全部政治学和法学，一句话，全部以往的历史在其周围旋转的轴心。这就是： “暴力和劳动是在构成社会联系时应该估计在内的两个主要因素。” 这一句话里包含了以往的经济世界的全部宪法。这部宪法非常短，内容是： 第一条劳动进行生产。 第二条暴力进行分配。 “用人间的和德国的话来说”，杜林先生的全部经济学的智慧也就到此为止。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按照马克思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了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从事劳动的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剩余价值’，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包含着资本赢利。撇开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对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不谈，上述工作日所生产的任何剩余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所得部分。所以工作日的延长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纯粹靠压榨而得的赢利。”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无非就是人们在通常的语言中叫做资本赢利或利润的东西。我们听听马克思本人是怎样说的吧。在《资本论》第195页，剩余价值是由括在它后面的括弧里的“利息、利润、地租”[134]这几个词来说明的。在第210页，马克思举例说明七十一先令的剩余价值额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分配形式：什一税、地方税和国税二十一先令，地租二十八先令，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二十二先令，剩余价值总计七十一先令。[135]在第542页，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单纯地分析剩余价值，就是说，没有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等去加以分析”，因而把支配剩余价值率的规律同利润率的规律直接混淆起来了；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以后在本书第三卷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在一定情况下，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136]在第587页，我们看到：“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来研究。”[137]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同样的话。 再不能说得更清楚了。马克思一有机会就提醒读者注意，决不要把他所说的剩余价值同利润或资本赢利相混淆，后者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常常甚至只是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如果杜林先生仍旧硬说，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说，是资本赢利”，如果肯定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那末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他一点也不懂，这样，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无所知，却要加以诋毁，这可需要极端的厚颜无耻才行；或者是他都懂，这样，他就是故意捏造。 再往下看： “马克思先生对关于压榨的这种见解所怀有的恶毒仇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中所表现的理论措词，也尽可以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的剥削性质表示更强烈的愤怒和更完全的承认。” 马克思的善意的但在理论上不正确的措词，激起他对压榨的恶毒仇恨；这种本身是道德的情感，由于错误的“理论措词”而采取了不道德的表现方式，它表现为不高尚的仇恨和卑下的恶毒。而杜林先生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却表现为一种具有相应的高尚性质的道德情感，表现为一种在形式上也是道德的而且在数量上还超出恶毒仇恨的愤怒，一种更强烈的愤怒。当杜林先生这样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种更强烈的愤怒是从哪儿来的。 他继续说道：“这就产生了问题：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如上述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所指出的）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卖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找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只是因为在那里这个问题是绝不会提出来的。那里完全没有认真地谈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奢侈性质，根本没有认识到带有寄生状态的社会制度是白色奴隶制的最后基础。相反地，一切政治的社会的事物，总是被认为应该由经济的事物来说明。” 但是，我们从前面所引证的几段话中已经看到，马克思根本没有象杜林先生在这里所假定的那样断言，剩余产品在一切情况下都被工业资本家即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平均地按照它的全部价值出卖。马克思明确地说，商业赢利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在现有的前提下，只有当工厂主把自己的产品低于商品价值卖给商人，因而让给商人一部分掠夺物时，这种情形才有可能。因此，杜林先生在这里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在马克思那里是根本找不到的。这个问题的合理提法是这样的：剩余价值是怎样转化成它的具体形式——利润、利息、商业赢利、地租等等的呢？而马克思确实说过要在第三卷中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杜林先生等不及《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38]，那末他目前就应该稍微仔细地读一读第一卷。这样，除了已经引证过的几段以外，他还可以在例如第323页上读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在资本的外部运动中表现出来，并且以这种形式成为个别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所以，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的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然而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139]；关于这方面，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定的规律，价值规律，如何在一定的情况下在竞争中表现出来并行使它的推动力。杜林先生从这里已经可以知道，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竞争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只要略加思考，第一卷中的这些提示事实上就足以认识，至少大致上认识剩余价值向它的具体形式的转化。 但是，对杜林先生来说，竞争正是理解的绝对障碍。他不能理解，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卖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这里的措词又具有杜林先生所习惯的、实际上是轻浮的“严格”。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产品本身根本没有任何生产费用，它是资本家不花一文钱得到的一部分产品。所以，如果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要按照他的自然生产费用出卖剩余产品，那末他们就应该把它赠送出去。但是我们不在这种“细微的逻辑细节”上浪费时间。实际上，互相竞争的企业家不是每天都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卖劳动产品吗？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 自然生产费用是“劳动或力量的支出，而这归根到底是可以用营养费用来计量的”；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自然生产费用是实际花费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费用，它们不同于“赋税”、利润以及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但是大家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互相竞争的企业家不是按照自然生产费用出卖他们的商品，而是还要算上并且通常也获得所谓附加税，即利润。杜林先生以为，他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象从前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墙[140]一样把马克思的整个大厦吹倒，这个问题对杜林先生的经济理论来说也是存在着的。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 他说：“资本所有权，如果本身不同时包含着控制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被利用。这种暴力的产物就是资本赢利，所以赢利的大小取决于这种统治施行的范围和强度……资本赢利是政治的和社会的体制，它比竞争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企业家则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资本赢利的一定高度在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是一种必需物。”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卖劳动产品。杜林先生这样无视他的读者，竟用下面的话来搪塞他们：资本赢利凌驾于竞争之上，就象普鲁士国王当时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样。普鲁士国王借以取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位的手法，我们是知道的；资本赢利借以达到比竞争更有力的目的的方法，正是杜林先生应该向我们说明的，但是他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即使象他所说的，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企业家则保持住自己的地位，情况也绝不会有所改变。我们丝毫不能相信他的这种话：一定数量的人只要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就因此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师傅、1789年的法国贵族都非常坚决地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但是都没落了。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也曾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然而非但不能保持住自己的阵地，反而不得不逃跑，后来甚至一部分一部分地投降了。硬说在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资本赢利的一定高度是一种必需物，这同样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问题正是在于说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丝毫没有进一步接近目的，尽管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 “资本的支配是和土地的支配密切相关地增长起来的。一部分依附的农村劳动者转入城市，变成手工业工人，最后变成工厂的材料。在地租之后，形成了资本赢利，作为财产租金的第二种形式。” 即使撇开这种论断的历史错误不谈，它终究只是一种空洞的论断，只限于重复地肯定那正好应该加以说明和证明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杜林先生无法回答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即相互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卖劳动产品，这就是说，他无法说明利润的形成。他只能简单地发布命令，说资本赢利是暴力的产物，这的确和杜林的社会宪法第二条完全一致，第二条说：暴力进行分配。这的确说得很漂亮；但是现在“发生了问题”：暴力分配什么呢？必须有可分配的东西，不然，甚至最强大的暴力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还是没有什么可以分配的。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装入腰包的赢利是非常明显而实在的东西。暴力可以夺取它，但是不能生产它。如果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暴力怎样夺取企业家的赢利，那末他对于暴力从哪里夺取这种赢利的问题，总是以死一般的沉默来作为回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力。从虚无之中，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特别是不能产生利润。如果说，资本所有权只要本身不同时包含着控制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被利用；那末，又发生了问题：第一，资本是怎样获得这种暴力的——这一问题绝不能由上述两三个历史论断得到解决；第二，这种暴力是怎样转化为资本增殖，转化为利润的；第三，暴力是从哪里夺取这种利润的。 我们无论从哪方面去把握杜林的经济学，都不能前进一步。它对于所有使它厌恶的事情，对于利润、地租、饥饿工资、工人的被奴役等等，只用一个词来说明：暴力，而且始终是暴力，而杜林先生的“更强烈的愤怒”也就化为对暴力的愤怒。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这样以暴力为借口是一种腐朽的遁词，是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种转移不能解释任何一件经济事实；第二，这种借口使暴力本身的形成无法得到说明，这真是够精明的，因为不然的话，这种借口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暴力都起源于经济条件，起源于各该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但是我们不妨试一下，能否从这位铁石心肠的经济学的“更加深刻的奠基者”那里找出其他有关利润的说明。我们来看看他关于工资的论述，或许能够有所得。在第158页上，他说： “工资是维持劳动力的报酬，并且首先只是被当做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基础来考察的。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可以设想一下最初在历史上没有工资的情况下的地租和后来的资本赢利，即以奴隶制或依附农制为基础的地租和资本赢利……必须养活的是奴隶或依附农，还是雇佣工人，这只构成在负担生产费用的方式和方法上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因利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构成雇主的收入……由此可见……特别是主要的对立——由于这种对立，一方面是某种形式的财产租金，另一方面是无产的雇佣劳动——不能仅仅从一方去找，而必须同时从双方去找。” 但是，财产租金，如我们在第188页所看到的，是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共同表现。以后，在第174页上说： “资本赢利的特征是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如果没有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受人支配的劳动的相关物，就不能设想资本赢利。” 在第183页上又说： 工资“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过是一般地必须保证工人维持生活和有可能延续后代的报酬”。 最后在第195页上： “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从一般生产能力中〈！〉归于劳动的，必然是从财产收入中抽出来的。” 杜林先生使我们吃了一惊又一惊。在价值论和直到竞争论的以后各章，包括竞争论在内，就是说，从第1页到第155页，商品价格或价值分为：第一，自然生产费用或“生产价值”，即用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费用；第二，附加税或“分配价值”，这是手持利剑逼出来的落到垄断阶级手中的赋税，这种附加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际上丝毫不能改变财富的分配，因为它一手夺得，另一手不得不归还，而且就杜林先生关于它的起源和内容所作的说明看来，这种附加税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因而也就是由虚无构成的。在以后论述收入的种类的两章中，即从第156页到第217页，就再也不提附加税了。反倒把每个劳动产品的价值，即每个商品的价值，分成下列两部分：第一，生产费用，其中也包括所付的工资，第二，“因利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它构成雇主的收入。这种纯收益具有尽人皆知的、任何文饰和涂抹都不能掩盖的面目。“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读者把刚才从杜林先生那里引证的几段话和以前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几段话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杜林先生在这里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抄袭《资本论》。 杜林先生认识到，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奴隶制、依附农制或雇佣劳动制的剩余劳动，都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统治阶级的收入的源泉；这出自被人多次引证过的地方，即《资本论》第277页：“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等等［注：见本卷第169、226页。——编者注］。——构成“雇主的收入”的“纯收益”，不是劳动产品超出工资部分的剩余，又是什么呢？不管杜林先生怎样多余地把工资改称为报酬，他也还是认为，它一般地必须保证工人维持生活和有可能延续后代。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多于再生产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就是说，资本家使工人劳动的时间长于补偿那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要不是这样，怎么能“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呢？所以，超出了再生产工人生活资料所必需的时间的工作日的延长，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正是隐藏在杜林先生的“劳动力的利用”后面的东西；而他的雇主的“纯收益”，如果不表现为马克思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又能表现为什么呢？除了表达不确切以外，杜林的财产租金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此外，财产租金这个名词是杜林先生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抄来的；洛贝尔图斯以一般的租金一词概括地租和资本租金或资本赢利，杜林先生只是加上了“财产”一词［注：甚至这个词也不是由他第一次提出来的。洛贝尔图斯说（《社会问题书简》第2封信第59页）：“根据这一〈他的〉理论，租金是不消耗自己的劳动、完全依靠某种财产而获得的全部收入。”[141]］。为了使人不怀疑这种剽窃行为，杜林先生就以自己的方式来概括马克思在第十五章（《资本论》第539页及以下各页）中所阐述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动的规律[142]：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的一个内容丰富的规律化为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因为一定的量分为两部分，如果一部分不减少，另外一部分就不可能增加，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杜林先生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马克思的思想，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的阐述所确实具有的“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就完全丧失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杜林先生在《批判史》中关于《资本论》所发出的惊人的喧嚣，特别是他以涉及剩余价值的那个著名问题（这个问题他还是不提的好，因为他自己都不能解答）扬起的尘土，都不过是一种军事计谋，狡猾手腕，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思所作的粗暴的剽窃。杜林先生确实有一切理由警告他的读者，不要研究“马克思先生称做资本的那个线球”，提防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和遁辞等等。这位忠实的埃卡尔特[143]警告德国青年提防维纳斯，但是他为了自己的需要却悄悄地把她从马克思的领域引到自己家里来了。我们恭贺他利用马克思的劳动力而获得的这种纯收益，恭贺他在财产租金这个名称下，霸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行为以独特的方式暴露了他执拗地（在两版上都是这样重复）、错误地断定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仅仅理解为利润或资本赢利的动机。 这样，我们不得不用杜林先生的话把杜林先生的贡献描述如下： “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使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从事劳动的工作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财产租金……〉撇开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对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不谈，上述工作日所产生的任何剩余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所得部分。所以工作日的延长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纯粹靠压榨而得的赢利。〈杜林〉先生对关于压榨的这种见解所怀有的恶毒仇恨，仅仅是可以理解的……” 而不可理解的是，他怎么又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有最善良的愿望，却不能发现杜林先生怎样在经济学领域内 “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不仅满足时代而且成为时代标准的体系”。 但是，我们在暴力论，在价值和资本那里所不能找到的东西，在考察杜林先生提出来的“国民经济的自然规律”时，也许会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为，正象他以惯有的新奇性和尖锐性所说的： “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在于越过那种好象处于静止状态的材料的单纯记述和分类，而达到那生气勃勃的、说明结果的洞察力。所以，对规律的认识是最完善的认识，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一个过程怎样为另一个过程所制约。” 一切经济的第一个自然规律果然立刻就被杜林先生发现了。 亚当·斯密“不仅令人惊奇地没有把一切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到第一位，而且也完全没有特别把它陈述出来，这样，他就不自觉地把那种给现代欧洲的发展盖上自己的烙印的力量贬为次要的角色”。这个“应当被提到第一位的基本规律是技术装备的规律，甚至可以说是人的自然经济力的武装的规律”。 杜林先生发现的这个“基本规律”如下： 第一条规律。“经济手段、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因发明和发现而提高。” 我们感到惊奇。杜林先生对付我们，完全象莫里哀作品中的诙谐家对付新贵一样，他告诉这位新贵一件新鲜事，说后者说了一辈子散文，却不知道散文是什么[144]。发明和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是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见得是这样，世界上一切专利特许局的大量档案废纸就是证明），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这一极为陈旧的平凡事实竟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说明，倒要归功于杜林先生。如果经济学上和哲学上的“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仅仅在于给随便遇到的平凡事实加上一个响亮的名称，把它吹嘘为自然规律，甚至吹嘘为基本规律，那末科学的“更加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民报》[145]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以一切严格性”，以杜林先生对柏拉图的下列判决用于杜林先生自己身上： “如果这样的东西应该被看做国民经济学的智慧，那末〈批判基础〉[146]的作者，就可以同任何一个一般地思考”——甚至同仅仅信口议论——“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共有这样的智慧了。” 例如，如果我们说：动物吃东西，那末我们就无意中说出了一句伟大的话；因为我们只要说，吃东西是一切动物生活的基本规律，我们就对整个动物学实行了变革。 第二条规律。分工：“职业的区分和活动的分散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就这句话的正确方面而言，从亚当·斯密以来，这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至于这句话正确到什么程度，这将在第三编中看到。 第三条规律。“距离和运输是阻碍和促进生产力的协作的主要原因。” 第四条规律。“工业国家比农业国家具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人口容量。” 第五条规律。“在经济方面，任何事情没有物质利益是不能完成的。” 这就是杜林先生据以建立他的新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他仍然忠于他在哲学上已经陈述过的方法。从最无聊的陈词滥调中抽出两三个有时甚至措词不当的不言而喻的语句，就构成了经济学上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基本原则、自然规律。在阐述这些毫无内容的规律的内容的借口下，利用机会对各种题目作一番广泛的经济学上的空谈，这些题目的名称在这些所谓规律中已经出现，如发明、分工、交通工具、人口、利益、竞争等等。给这种空谈的平淡无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只是神谕式的大话，有些地方是不正确的理解或关于各种各样琐碎事情的自以为了不起的臆想。然后，我们才终于看到了地租、资本赢利和工资，由于我们在前面只研究了后两种占有形式，所以在这里，在结束时我们还要简略地研究一下杜林先生对地租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且不考虑杜林先生从他的先驱者凯里那里抄袭的各种论点；我们不必同凯里打交道，也不必替李嘉图的关于地租的观点作辩护，而去反对凯里的曲解和胡说。我们只涉及杜林先生，他给地租下了一个定义，说地租是 “土地所有者本身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 杜林先生不假思索地把他本来应当加以解释的地租这个经济概念翻译成法律上的词汇，这样我们并不比先前了解得更多一些。所以我们的更加深刻的奠基者，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做进一步的探讨。他把以一块地产租给租地农场主同以一笔资本借给企业家这两件事作了对比，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对比和有些其他对比一样，是不妥当的。 因为他说：“如果要继续采用这种类比，那末租地农场主在偿付地租以后所余的赢利，应该同借别人的资本来经营的企业家在偿付利息以后所余的资本赢利相适应。但是人们不习惯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做主要收入，把地租看做余额……下列事实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的证明：在关于地租的理论中，人们没有特别指出地主自己经营土地的情况，而且没有把佃金形式的地租和地主因自己经营土地而产生的地租之间的数额差别看得特别重要。至少人们不认为有必要去想着把由于自己经营而得的地租这样加以分解：使一部分仿佛代表土地的利息，而另一部分代表企业家的剩余的赢利。撇开租地农场主所用的自己的资本不谈，人们好象把租地农场主的特殊赢利大部分看做一种工资。但是，要想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某种断语是危险的，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凡是涉及到比较大的经营的地方，都可以容易地看到，问题不在于把独特的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成工资。这种赢利本身正是建立在对农业劳动力的对立之上，只有剥削这种劳动力才使这种收入成为可能。留在租地农场主手里的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此，地主自行经营时所获得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 关于地租的理论是经济学中特殊英国式的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在英国才存在着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地租事实上也是同利润和利息分开来的。大家知道，在英国是大地产和大农业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己的土地按照大田庄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庄的形式租给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以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不象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劳动，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阶级，以及各阶级所特有的收入：地主获得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而工人获得工资。从来没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曾经想过，要象杜林先生所以为的那样，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做一种工资；在他们看来，断定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它无可辩驳地、明显地和确实地是的那种东西，即资本利润，要保险得多。如果说，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那简直是可笑。在英国，这个问题甚至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问题和答复一样地早已存在于事实本身之中，而且自亚当·斯密以来还没有对此发生过任何疑问。 杜林先生所说的地主自己经营土地的情况，或者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发生的地主通过管理人经营土地的情况，都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如果地主也提供资本，而且由自己经营，那末他除了赚到地租以外，还赚到资本利润。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下，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如果杜林先生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去想着把由于自己经营而得的地租（应该叫做收入）加以分解，那末这干脆就不是真实的，最多也只能再一次证明他自己的无知。例如： “由劳动所得的收入叫做工资；某人从使用资本而得的收入叫做利润……完全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叫做地租并归地主所有……如果这几种不同种类的收入落到不同的人手里，那是很容易加以区分的；但是，如果它们落到同一个人手里，那末它们至少在日常用语上是常常被混淆的。自己经营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的地主，除去经营费用，应该既获得地主的地租又获得租地农场主的利润。但是，他往往容易把他的全部赢利叫做利润，因而混淆了地租和利润，至少在习惯用语上是如此。我们的北美和西印度的种植场主大部分都是处于这种状况；他们大多数都种植自己的土地，所以我们极少听到什么种植场的地租，而常常听到的是它产生的利润……自己亲手种植园地的园艺业者，一身兼为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工人。所以，他的产品应该付给他地主的地租、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但是所有这些通常都被称为他的劳动所得；所以在这里地租和利润就同工资相混淆了。”［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这一段话出自亚当·斯密第一卷第六章[147]。所以，地主自己经营的情况在一百年前已经被研究过了，而在这里使杜林先生感到如此烦恼的危险和不安，仅仅是产生于他自己的无知。 最后他以大胆的诡计来摆脱困境： 租地农场主的赢利以对“农业劳动力”的剥削为基础，所以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而那种本来应该完全装入地主腰包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 从这里我们知道了两件事情。第一，租地农场主使地主的地租“减少了”，所以和一般人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不同，杜林先生认为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这确实是“彻底独创的观点”；第二，我们终于看到杜林先生把地租设想为什么；就是说，他把地租设想为剥削农业劳动而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但是，因为除几个庸俗经济学家外，在以前的经济学中这种剩余产品都被分成地租和资本利润，所以我们不能不断言，关于地租，杜林先生也“不是指流行的概念”。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产生于农业，而后者产生于工业或商业。这种非批判的和混乱的观点是杜林先生必然要得出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从“真正的历史的观点”出发的，根据这一观点，对土地的支配正是建立在对人的支配之上。因此，只要土地是靠某种形式的奴隶劳动来耕种，它就为地主产生出剩余，而这种剩余正是地租，就象工业中劳动产品超出劳动收入的剩余是资本赢利一样。 “因此很清楚，在借助劳动的某种隶属形式来经营农业的地方，地租总是随时随地大规模地存在着。” 既然把地租说成农业中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杜林先生面前就出现了拦路虎：一方面是英国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另一方面是上面引证的、为整个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剩余产品之分为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而也就是纯粹的精确的地租概念。杜林先生怎么办呢？他假装丝毫不知道农业剩余产品分为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地租，所以丝毫不知道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地租理论；好象在整个经济学中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好象这里所探讨的只是一种除假象和疑难外丝毫不为人所知的、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对象。在对他不幸的英国，农业上的剩余产品未经任何理论学派的任何干预就被无情地分为这样的组成部分：地租和资本利润。而杜林先生就从这个对他不幸的国家逃到他所热爱的、行使普鲁士邦法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地主的自己经营以完备的宗法形式盛行，“地主把地租理解为自己那块土地上的收入”，而容克老爷们关于地租的见解还妄想成为科学上的权威见解，所以在这个领域中，杜林先生还可以希望借助自己关于地租和利润的混乱概念滑过去，甚至让别人相信他的最新发现：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 十、《批判史》论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称为“完全没有先驱者”的“这一企业”。也许我们在这里最后会遇到多次许诺的终极的和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 “经济学说”是“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 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14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上说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149]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在其引论的结尾洋洋得意地宣称：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及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末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加是我个人的私产。”（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50]。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世界历史上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由于虚荣地炫耀博学的外表的态度……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批判确实连“博学的外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151]—— 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很有学究气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中”，当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 “有人企图在柏拉图关于国家的著作中……也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 这大概是指《资本论》第三版第十二章第五节第369页，可是，相反地，在这一节里恰巧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和现代的见解形成“最严格的对立”的[152]。——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153]只引起了杜林先生的高傲的蔑视，此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而且它之所以引起这种态度，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杜林先生，希腊人色诺芬[154]早提到了！） “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界限，——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借助它能使那种不如此则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上重要的真理。” 可是被杜林先生这样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155]。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话来说——总是“生意人”中间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和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156]） “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这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擅自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着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着货币资本的职能，[157]那末这在杜林先生看来，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的嫌恶”。 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的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学说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问题[158]，那末“一个叫做”杜林的“人”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卤莽行为保持完全的沉默，这自然是出于确实的秘密理由。 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25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法”（第19页）毕竟还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 至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的一章，那末最好是读“原著”，即读弗·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二十九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产业体系》。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任何“博学的外表”，这可以由下面的话表现出来： 李斯特在第二十八章《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 “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超过一切现代国家”， 然后又提到 “那不勒斯人安东尼奥·塞拉在1613年所作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59]。 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会把塞拉的《略论》[160]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牌号”。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却是不同的：早在1609年，即在《略论》出现前四年，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1]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制度，因而它代表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己原来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已经以最初的形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作为“某种入门牌号”，那末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根本不是为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而写作出来的。 关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配第，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具有 “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而且“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他具有灵巧性，也就是见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他“还非常粗陋地论述国民经济”，并且“有一种稚气，和这种稚气对照……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发笑”。 “比较认真的思想家”杜林先生竟注意到“一个叫做配第的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注意他的呢？ 配第关于 “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述，在他的书上……只遇到不完整的痕迹。” 配第的这种论述，在杜林先生书上只提到这一句话，此外就没有了。确实是不完整的痕迹。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一版）[162]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一开始就用需要等量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一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labour）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基本命题的地方，从这个基本命题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注：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anaturalPar），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 杜林先生对于配第的价值论作出了经过缜密思考的评语：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末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对立见解的痕迹”； 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要点，事实上，上述作者在以前和以后都是避开了这种要点的。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同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进行斗争，可是这样的事情在有选择地概括一百五十年以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现在我们从大事情谈到小事情，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样向我们提供五种不同的价值以及同等数量的对立的见解，供任意选择。自然，“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他就不会花费这样多的力气来使他的读者脱离配第关于价值的十分清楚的见解，而陷于完全的迷乱之中。 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剖视》一书出版之后十年，即在1682年出版（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672年，而不是杜林先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抄下来的1691年）[163]。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甚至连书名都不提一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傲慢的好为人师的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只能表示自己的怒气冲冲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思想的火花没有齐整地作为现成的“公理”高傲地表现出来，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迸发出来。 杜林先生对配第的真正经济学的著作采取这样的态度，对于配第创造“政治算术”，即一般所说的统计，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一百年以后甚至拉瓦锡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164]，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向它概要地提出的目的还相距很远，那末，在两百年以后这种自以为高明的骄傲，就只是表现出无法粉饰的愚蠢。 配第的最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思虑、偶然的思想和偶发的评论，它们只是在今天，由于断章取义，才由人们赋予它们一种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也不起任何作用，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本性批判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起作用。杜林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好象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当谈论洛克和诺思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需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能被信用货币（unmorceaudepapier〔一块纸片〕）所代替[165]。相反地，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布阿吉尔贝尔的 “思想进程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转变”， 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 “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末，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转到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镇静地补充说道： “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第83页）。 关于罗，杜林先生只能说出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 “显然，罗也永远不能完全抛弃上述基础〈即“贵金属的基础”〉，可是他促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达到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它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166] 在回过来谈论配第以及杜林先生在经济学史上让他所起的渺小作用的时候，我们首先听一听杜林先生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话。洛克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都是在同年即1691年出版的。 “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同国家生活的事件相联系的思考范围。”（第64页） 现在，这个“报告”的读者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 “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使人把对利息的限制看做是无效的。当一个叫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的时候，一定已经散布着很多东西，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64页） 这样，洛克为要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攫取当时很多“散布着”的东西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rentofmoneywhichwecallusury）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rentofmoneywhichwecallusury）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违反自然法而颁布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thevanityandfruitlessnessofmakingcivilpositivelawagainstthelawofnature）[167]。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法律对利息的调节和贵金属输出的调节或期票牌价的调节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用一盎司银铸造出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远具有标准意义的见解。 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那末洛克仍然是跟着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并列，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rentofstock）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Stocklords］和地主［Landlords］相对立[168]。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苛的重商主义者，——在评述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说它是按“自由贸易的精神”写的，因而把它加以摈弃的时候，他就凌驾于自己之上。这和有人在谈到哈维的时候，说他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在1691年这确是“某种奇闻”！ 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 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 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领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出版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在十七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1691到1752年这段时期，这一过程的痕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涉及配第的。因此，这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马克思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即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作家，而这个“历史记述”却简单地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庙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我们得到杜林先生的允许，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所以我们把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 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169]。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奇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尽管杜林先生不知道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十八世纪末，就是说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著作中，都还是提到他的。 象范德林特一样，休谟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始终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象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贸易差额平衡的学说，认为这种平衡是按着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决定的；象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象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范德林特同样错误地以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象范德林特一样，他也反对信用货币；他和范德林特同样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这种奇怪的意见，以为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的价格，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别威胁地提到了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本论》中违警地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170]；关于马西，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真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相等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增高，并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可是休谟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171]）： “毫无疑问”，自从美洲的金银矿被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腾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腾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还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在观察时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注：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个人的勤勉心。”[172]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是描写贵金属的价值所发生的革命的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所发生的革命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为一谈。因此，休谟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73页）[173]。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利息论》。 休谟的直接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节，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的其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要精确得多，而文笔却比较差。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作者，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起作用的“利润”的本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 杜林先生教导我们：“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部分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杜林先生本人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不止一次的明显例证。 例如，休谟在利息论中开始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完全正当的意见，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174] 这样，休谟在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不堪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整整一百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 “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度数低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错误的标志。”（第130页） 谁是说了这些话的“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 而且，我们的批判的历史家，对于休谟在发挥了某种恰当的观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一点，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惊讶。这样的事情对杜林先生来说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休谟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了。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著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的错误见解，而结果愈纠正愈坏，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175] 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一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说他们是生产的第一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同样“落后”。至于杜林先生要人相信休谟在其论著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那末只要‘把亚当·斯密所引证的康替龙的著作（该著作和休谟的论著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多年了）[176]比较一下，就会对休谟的经济著作的狭窄范围感到惊异了。正如前面所说［注：“正如前面所说”这几个字是指从“可是，为什么休谟……”开始到“……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嫉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还忽视这样的经济学泰斗的意义”结束的两段话（见本卷第265—266页）。这两段话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在“大卫·休谟”的后面（见本卷第259页倒第5行）。恩格斯在为第三版变动正文的顺序时，保留了这几个字。——编者注］，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经济论著之所以能影响当时的知识界，不仅是因为卓越的表达方法，而且更多地还是因为他的论著是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著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OfTaxes》）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始终存在的靠山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 “如果工人不能以更加勤勉和节俭而又不提高劳动价格［注：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的方法，来交纳消费税，那末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应该说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177] 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把《论公债》中所说的一段话联系起来，更觉得是这样；在那里，关于向公债所有者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遮掩［注：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的。”[178] 正如对一个苏格兰人所应当希望的那样，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绝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一千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把这一事实用下面的优美的词句来描写： “由于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做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 以后，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这样说道： “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 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做“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179]，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辉格党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所以他最初得到巴黎大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得到更重要的、收入更多的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过去和现在，休谟一贯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现行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不象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180]” “粗野”的平民出身的科贝特说：“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但是他不配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作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181] 杜林先生说： 休谟“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明得多”。 可是，为什么休谟在《批判史》中被捧得这样高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位“认真的和精密的思想家”荣幸地扮演了十八世纪的杜林。休谟的例子证明 “整个科学部门（经济学）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 同样，休谟的前驱作用也最好地保证这整个科学部门可以由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加以完成。这位人物把仅是“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现实哲学，这位人物也和休谟一样，把 “狭义的哲学的研究同国民经济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到现在为止，这在德国是没有先例的”。 于是，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尊重的休谟，被吹嘘成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而只有到现在为止对杜林先生的“划时代”的成就也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嫉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还忽视这样的经济学泰斗的意义。 ※※※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182]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对于这个谜，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和历史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说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代经济学者仍然是不可了解的。在这里，杜林先生也要给我们以最后的启示。 他说：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指导概念，才能确定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由于到现在为止对这些概念总是带着“动摇的不确定性”来说明，而且甚至亚当·斯密也“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的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 杜林先生现在要永远结束这种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可是他用整整五页的篇幅来揶揄读者，在这五页上，使用各种夸张言词，不断重复，有意搅混，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关于魁奈的“指导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诉我们的，未必有他不断地警告读者去反对的那些“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的那样多。这个引论上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在这里也不过是偶然地被杜林先生所嗅到，以后作者就沉湎于各种各样的“思考”，例如，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思考。这种区别，“虽然不能在魁奈的观念中现成地找到”，可是一旦杜林先生从他的冗长的引论上的“耗费”转到异常短命的“成果”，他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这种差别的光辉范例，即对《经济表》本身的说明。现在让我们引证他认为关于魁奈经济表应该告诉我们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的引证这一切。 在“耗费”上，杜林先生说道： “他〈魁奈〉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即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处理……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运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后，我们在正文中读到：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并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但是他只计算价值数额，而且预先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 这样就是第四次和第五次听到：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把开支预先扣除，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因此就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从而得到它〈纯产品〉”。 一切还是丝毫没有变动；不过现在出现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一种……维持……所谓不生产阶级的原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 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核算”。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往下，在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183]中，各类产品列为“自然对象”，而在上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则被列为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184] 在如此“耗费”之后，最后获得了“成果”。听一听就会感到吃惊：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关于魁奈赋与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经济的循环〈经济表中所显示的〉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方圆问题”。他自己承认，他根本不懂得重农学派。在经过所有的转弯，空话，纵横跳跃、滑稽、插话、转移、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之后——而这一切只是准备让我们去听取关于“经济表对于魁奈本人具有怎样的意义”的宏伟说明，——在经过所有这些之后，杜林先生最后可耻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既然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既然摆脱了在他驰骋重农学派国度时坐在他背上的贺雷西式的黑暗的烦恼[185]，于是我们的这位“认真的和精密的思想家”，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地说：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五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行数的结合中”，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起魁奈是在研究方圆问题，等等。 因为杜林先生自己承认，尽管这些线很简单，他还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惯用的手法去怀疑它们。现在他可以充满自信地给予这个讨厌的经济表以致命的打击了：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等等。 就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以及其中的纯产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正是把这种情形，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致于象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们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我们作以下的简短说明：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余的阶级，其中包括土地所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包括以什一税占有者这一特殊身分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三）从事工商业的或不生产的（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生产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由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所消费的由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 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一起的大规模的农业（在魁奈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尔第、伊耳德法兰西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整个生产的（农业的）阶级，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全体租地农场主，共计拥有基本投资或总财产一百亿利弗尔，其中五分之一，即二十亿，是每年应被补偿的经营资本，这种计算，也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农场为根据的。 另外的前提是：（一）为简单起见，采用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二）在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任何流通，都置之不顾，而只考虑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流通；（三）在生产年度内阶级与阶级间所进行的一切买卖，都合算成一个总数。最后应该记住，在魁奈那个时候，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民家庭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用品，所以在这里，家庭工业就被看做是农业的当然附属物了。 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因此，这种总产品列在表的上端），或一个国家（在这里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这种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五十亿利弗尔，这个数目在当时可能的统计数字之下，差不多是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正是这种情形，而不是别种情形，才使魁奈在经济表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运用五十亿的数目，而不是五个图尔利弗尔[186]。 价值五十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二十亿经营资本（与一百亿基本投资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是以一次规定了的标准的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为前提，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二十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任何发生于每一个别阶级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发生于各阶级相互之间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 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目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三十亿的剩余，其中二十亿是生活资料，十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所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三分之二，即二十亿。为什么只有这二十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的项目下，马上就会看到。 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五十亿，其中三十亿进入一般的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尚未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二十亿现金的全国“储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在1759年这个新的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一定次数的支付和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自然是无条件地为经济表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行为，其中每一种行为都一举而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作为地租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二十亿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笔款子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目，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目（由于支付是经常用零星数目来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二十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 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最初起了付款的收取者的作用，这在现在，还是偶然可以见到的。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二十亿地租的七分之四；其余七分之二归政府，七分之一归什一税的收取者。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 “不生产”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十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机器等等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工业生产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到。不生产阶级在把原料变成工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不生产”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全部工业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这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生产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十亿的原料，转变成为价值二十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这个转变时期中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这里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生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家用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末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生产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此外还企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实际价值要高，而且它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这些商品计算在它们的生产的全部价值内的。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在表上引起任何变更，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它们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 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 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三十亿的全部农产品和二十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二十亿地租的权力。不生产阶级拥有二十亿的工业品。仅仅在这三个阶级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重农学派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则称为完全的流通。 现在来谈《经济表》本身。 第一（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没有报偿地付给土地所有者二十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十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在付地租时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手中来了。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的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二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一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至少极大部分是不生产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地产并提高他们的耕作技术”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按照“自然法”说来，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关心良好的管理和关心维持他们世袭财产所必需的费用”[187]，或者象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foncières，即用来准备土地并供给农场以一切必需东西的费用，这些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第二（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所余下的十亿货币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生产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十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 第三（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十亿货币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不生产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十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缴付地租的二十亿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这样， “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 这个大谜，也就解开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过程开始的时候，生产阶级手中握有三十亿的剩余。其中只有二十亿作为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十亿，成为租地农场主整个基本投资的利息，对一百亿来说，就是百分之十的利息。这种利息，他们——请注意——不是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以实物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同等价值的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 如果没有这一利息，那末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或许就不会把基本投资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去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被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上述的十亿基金，根据魁奈的意见，大部分是用来在一年中作必要的修缮和基本投资的部分更新，其次，用来作为防灾的准备金，最后，在可能范围内，用来增加基本投资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整个过程确实是“相当简单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农场主拿来缴租的二十亿货币，以及三十亿的产品，其中三分之二是生活资料，三分之一是原料；不生产阶级的二十亿的工业品。在价值二十亿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人员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生产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十亿的原料补偿该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二十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基本投资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因缴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因租地农场主出卖自己的产品而又回到他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如此无限地优越于“传统的轻率的记述”的、“真正批判的”说明吧！他接连五次向我们神秘地说，魁奈在其《经济表》中仅仅运用货币价值（而且这是不真实的）是多么令人可疑；在这以后，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他问， “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那末“在经济表上面，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表这种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对通过流通而实现的年度再生产过程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这样，“神秘主义”以及“混乱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有的，是他的重农学派研究的“最可怀疑的方面”和唯一的“纯产品”。 杜林先生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 他教导我们说：“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 但是，如果米拉波按其经济观点来说实质上是一个重农学派，如果他在1789年的立宪会议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如果这次立宪会议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则从理论变成实际，特别是对土地所有者“没有报偿”地加以占有的纯产品即地租还征收了重税，——那末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是不存在的。 杜林先生大笔一挥，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掉了，从而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完全勾销了，同样，再把笔一挥，又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在长期内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188]；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连半个字都没有听到。可是，对于斯图亚特本人，杜林先生却把自己词典中最恶毒的谩骂的言词都搬出来了，而且还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大学教授”。可惜，这种责难完全是捏造的。实际上，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的地主，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逐出英国。由于他长期在大陆居住，并且游历大陆各地，所以清楚地了解各国的经济状况。 弗·魁奈的《经济表》 （摘自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 简单说来，根据《批判史》，以前一切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在于他们的学说或者是作为杜林先生的“标准的”、更加深刻的基础的“萌芽”，或者是通过他们的不中用，来衬托出杜林先生的基础的优越。可是无论如何，在经济学上还存在着一些英雄，他们不仅是“更加深刻的基础”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定的“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基础——象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学中所提示的那样，——可以不必“发展”，而只要“凑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费里埃和其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吹嘘成为“较强大”的词句；其次是凯里，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自己智慧的本质： “李嘉图的体系是倾轧的体系……它要创造阶级的敌视……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以土地分配、战争和掠夺的方法来获取权力的蛊惑家的手册”[189]； 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孔夫子［注：马克思写的第十章手稿中是《Confucius》（孔夫子），德文版《反杜林论》中排印的是同音异义字《Confusius》（糊涂虫）。——编者注］麦克劳德。 因此，凡是想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们，与其依靠杜林先生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还不如熟悉“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的“淡水似的作品”、“老生常谈”与“施给乞丐的稀汤”[92]，要可靠得多。 ※※※ 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些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象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在价值论——“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上所得出的事实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不正确的、最坏的一种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对于经济事实的唯一解释，是说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多知道一些。杜林先生不去考察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他最先把这一剥削一般地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论”（prélèvement），以便以后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就把二者都抄袭下来，结果幸运地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念调和了起来。他在哲学上总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痛快，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且使之庸俗化，同样，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无限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把“大土地所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无知，差不多更被《批判史》上以“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而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在开始的时候，由于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而付出巨大的“耗费”，而“成果”却——等于零。 注释： [92]“施给乞丐的稀汤”（《breiteBettelsuppen》）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中的用语。——第158、279页。 [93]这一用语出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第163页。 [94]在《反杜林论》第二编中，除该编第十章外，所引用的页码都属于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第二版。——第166页。 [95]爬虫报刊是指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援助的反动报刊。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用语。当时俾斯麦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但是后来这一用语恰好用来指那些为政府效劳的卖身投靠的记者。俾斯麦本人于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德国获得了最广泛的流传。——第168页。 [96]见注2。——第169页。 [97]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节。——第169页。 [98]欧·杜林《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1868年柏林版第5页（E．Dühring．《DieSchicksalemeinersocialenDenkschriftfürdasPreussischeStaatsministerium》．Berlin．1868，S．5）。——第170页。 [99]这里是指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见注33）1876年第二版。——第171页。 [100]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奥·威·施勒格尔的德译本）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即使论据象乌莓子一样便宜，我也不会在人家的强迫之下给他一个论据。”——第173页。 [101]指奥·梯叶里、弗·基佐、弗·米涅、阿·梯也尔。——第174页。 [102]恩格斯的这些材料大概引自威·瓦克斯穆特的著作《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29年哈雷版第2部第1篇第44页（W．Wachsmuth．《HellenischeAlterthumskundeausdemGesichtspunktedesStaates》．Th．Ⅱ，Abth．Ⅰ，Halle，1829，S．44）。关于希腊波斯战争时期科林斯和埃伊纳奴隶的数量的材料，最早见于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的著作《学者们之宴会》第6册。——第176页。 [103]恩格斯利用的是格·汉森的著作《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年柏林版（G．Hanssen．《DieGehöferschaften（Erbgenossenschatften）imRegierungsbezirkTrier》．Berlin，1863）。——第177页。 [104]见《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1节。——第178页。 [105]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败后根据和约的条件，于1871—1873年向德国支付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182页。 [106]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在普鲁士，后备军制度最初是1813—1814年在反拿破仑战争的斗争中作为民团而产生的。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用来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第184页。 [107]指1866年的普奥战争。——第185页。 [108]在1870年8月18日圣普里瓦会战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取得了对法国莱茵军团的胜利。在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与格腊韦洛特会战同样著名。 关于后面所引用的关于普鲁士近卫军的伤亡的材料的来源，见注537。——第185页。 [109]麦·耶恩斯的报告《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曾载于1876年4月18、20、22和25日《科伦日报》第108、110、112和115号。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它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第187页。 [110]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是俄国跟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它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第187页。 [111]注的末尾圆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94年第三版中加的。——第189页。 [112]杜林把自己的“辩证法”称作“自然辩证法”，以别于黑格尔的“非自然的”辩证法。见欧·杜林《自然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1865年柏林版（E．Dühring．《NatürlicheDialektik．NeuelogischeGrundlegungenderWissenschaftundPhilosophie》．Berlin，1865）。——第191页。 [113]格·路·毛勒有关同一题目的著作（共十二卷）是研究中世纪德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tadt-VerfassungundderöffentlichenGewalt》．Müuchen，1854）；《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Fronhöfe，derBauernhö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L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derD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Städte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9—1871）。在第一、第二和第四部著作中，德国马尔克制度是研究的专题。——第191页。 [114]引自海涅的诗《科贝斯第一》。——第191页。 [115]恩格斯讽刺地改变了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称号。亨利希七十二世是罗伊斯幼系（罗伊斯－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两个领主王公之一。格莱茨是罗伊斯长系（罗伊斯－格莱茨）公国的首都。施莱茨是罗伊斯幼系王公（罗伊斯－施莱茨）的领地之一，它不属于亨利希七十二世。——第192页。 [116]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博物志》（《Naturalishistoria》）第18卷第35页。——第192页。 [117]这一用语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普鲁士军队的新年文告（1849年1月1日）。对这一文告的批判，见卡·马克思的文章《新年贺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86—192页）。——第199页。 [118]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6节。——第200页。 [119]弗·艾·罗霍夫《儿童之友。乡村学校读本》1776年勃兰登堡和莱比锡版（F．E．Rochow．《DerKinderfreund．EinLesebuchzumGebrauchinLandschulen》．BrandenburgundLeipzig，1776）。--第201页。 [120]指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共十三册），在这一著作中阐述了古希腊罗马的数学原理。——第202页。 [121]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第2页（P．J．Proudhon．《Qu’est-cequelapropriété？ouRecherchessurleprincipedudroitetdugouvernement》．Paris，1840，p．2）。——第203页。 [122]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页（D．Ricardo．《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3rded．，London，1821，p．1）。——第212页。 [123]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第215页。 [124]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第217页。 [125]对拉萨尔的口号“全部的”或“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详尽批判，包含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4页）。——第219页。 [126]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1节。——第221页。 [127]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2节。——第221页。 [128]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第222页。 [129]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第222页。 [130]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第224页。 [131]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第224页。 [132]这里套用了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兄弟》第五幕第三场中的一句话。——第226页。 [133]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节。——第226页。 [134]见《资本论》第1卷第6章。——第230页。 [135]见《资本论》第1卷第7章第1节。——第230页。 [136]见《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第1节。——第230页。 [137]见《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231页。 [138]见注76。——第232页。 [139]见《资本论》第1卷第10章。——第232页。 [140]根据圣经传说，在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吹起了神圣号角，使攻不破的城墙塌陷（圣经《约书亚记》第6章）。——第233页。 [141]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第59页（Rodbertus．《SocialeBriefeanvonKirchmann．ZweiterBrief：Kirchmann’ssocialeTheorieunddiemeinige》．Berlin，1850，S．59）。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第238页。 [142]见《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第1节。——第238页。 [143]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卫在维纳斯山旁，警告一切要想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第239页。 [144]见注91。——第241页。 [145]《人民报》（《Volks-Zeitung》）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1860年9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了这家报纸的“自作聪明的鄙俗言论”。——第241页。 [146]暗指杜林于1866年在柏林出版的著作《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KritischeGrundlegungderVolkswirthschaftslehre》）。杜林是在这里所引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引论中引用这部著作的。——第241页。 [147]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63—65页（A．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Vol．Ⅰ，London．1776，p．63-65）。——第244页。 [148]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5节。——第249页。 [149]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册第29页（K．Marx．《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ErstesHeft，Berlin，1859，S．2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1页。——第249页。 [150]《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麦克斯·施蒂纳的主要著作的书名（见注63）。施蒂纳和杜林一样，极端自负。——第249页。 [15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Aristoteles．《Derepublica》，lib．Ⅰ，cap．9．In：《AristotelisoperaexrecensioneⅠ．Bekkeri》．T．Ⅹ．Oxonii，1837，p．1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用了这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页和《资本论》第1卷第2章）。——第250页。 [152]卡·马克思《资本论》1883年汉堡第3版第1卷第368—369页（K．Marx．《DasKapital》．Bd．Ⅰ，3．Aufl．，Hamburg，1883，S．368-369）。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5节。——第251页。 [153]马克思指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Platonisoperaomnia》．Vol，ⅩⅢ，Turici，1840）。——第251页。 [154]马克思指色诺芬的著作《居鲁士的教育》第8册第2章。——第251页。 [155]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第3版第1卷第86页（W．Roscher．《SystemderVolkswirthschaft》．Bd．Ⅰ，3．Aufl．，StuttgartundAugsburg，1858，S．86）。——第251页。 [156]本节的标题为：《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第251页。 [15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8—10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27页和《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1、2节。——第251页。 [158]马克思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AristotelisoperaexrecensioneⅠ．Bekkeri》．T．Ⅸ．Oxonii，1837）。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著作的相应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8页和《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Ａ）。——第252页。 [159]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卷第451、456页（F．List．《DasnationaleSystem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Ⅰ，StuttgartundTübingen，1841．S．451，456）。——第252页。 [160]安·塞拉的著作《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于1613年在那不勒斯出版。马克思利用的这一著作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Scrittoriclassiciitalianidieconomiapolitica》．Parteantica．T．Ⅰ，Milano，1803）。——第252页。 [161]托·曼的著作《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于1609年在伦敦出版。修订版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为题于1664年在同一地方出版。——第252页。 [162]威·配第的著作《赋税论》（《ATreatiseofTaxesandContribu-tions》）于1662年在伦敦匿名出版。马克思在这一页和下一页所叙述和引用的是配第这一著作的第24—25页。——第253页。 [163]威·配第的著作《货币略论》是作为给哈里法克斯侯爵的信于1682年写成的，1695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用的是1760年的版本。 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写于1672年，1691年在伦敦出版。——第255页。 [164]指法国化学家安·罗·拉瓦锡的经济学著作《论法兰西王国的土地财富》和《试论巴黎的人口、财富和消费》，以及拉瓦锡和法国数学家约·路·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术试论》。马克思用的这两本著作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集》，附欧·德尔和古·德·莫利纳里编写的作者史略、评注和注解，1847年巴黎版第1卷第575—620页（《Mélangesd’économiepolitique．PrécédésdeNoticeshistoriquessurchaqueauteur，etaccompagnésdecommentairesetdenotesexplicatives，parMM．E．DaireetG．deMolinari》．Vol．Ⅰ，paris，1847，p．575-620）。——第255页。 [165]比·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7页（P．Boisguillebert．《Dissertationsurlanaturedesrichesses，del’argentetdestri-buts》，chap．Ⅱ．In：《économistesfinanciersduⅩⅧ-esiècle》．Paris，1843，P．397）。——第256页。 [166]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曾经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似乎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1720年国家银行完全倒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第257页。 [167]威·配第《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第28—29页。——第258页。 [168]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D．North．《DiscoursesuponTrade》．London，1691，p．4）。该著作是匿名出版的。——第258页。 [169]指大·休谟的著作《政治辩论》1752年爱丁堡版（D．Hume．《PoliticalDiscourses》．Edinburgh，1752）。马克思用的版本是：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两卷集1777年伦敦版（D．Hume．《Essaysandtreatisesonseveralsubjects》，Intwovolumes．London．1777）。《政治辩论》是两卷集的第1卷第2部。——第259页。 [170]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2节ｂ和第14章。——第260页。 [171]马克思指沙·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Del’espritdesloix》），该著作的第一版于1748年在日内瓦匿名出版。——第261页。 [172]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03—304页。——第261页。 [17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0—151页。——第261页。 [174]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13页。——第262页。 [175]同上，第314页。——第263页。 [176]理·康替龙著《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是在1755年出版的。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中提到了康替龙的这本著作。——第263页。 [177]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67页。——第264页。 [178]同上，第379页。——第264页。 [179]1866年俾斯麦通过自己的顾问海·瓦盖纳建议杜林起草致普鲁士政府关于工人问题的条陈。宣扬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杜林，完成了这一委托。但是，未经他同意，著作就发表了，起初是匿名发表，后来是瓦盖纳本人冒充作者署名发表。这就引起杜林对瓦盖纳提出诉讼，控告他违反著作权。1868年，杜林胜诉了。在这件丑事闹得最凶的时候，杜林出版了小册子《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见注98）。——第265页。 [180]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F．C．Schlosser．《WeltgeschichtefürdasdeutscheVolk》．Bd．ⅩⅤⅡ，Frankfurta．M．，1855，S．76）。——第265页。 [181]威·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24年伦敦版第149、116、130节（W．Cobbett．《AHistoryoftheProtestant《Reforma-tion》。inEnglandandIreland》．London，1824．§§149，116，130）。——第265页。 [182]魁奈的《经济表》（《Tableauéconomique》）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第一次发表。——第266页。 [183]Quesnay．《AnalyseduTableauéconomique》．这一著作在1766年第一次刊载于重农学派的刊物《农业、商业和金融杂志》（《Journaldel’agriculture．ducommerceetdesfinances》）。马克思用的这一著作载于欧·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Physiocra-tes》．Premièrepartie，Paris．1846）。——第268页。 [184]马克思指的是修道院院长勃多著《经济表说明》（L’abbéBaudeau．《ExplicationduTableauéconomique》）的最后一节。这一著作于1767年第一次刊载于重农学派的杂志《公民历书》（《éphéméridesduCitoyen》）。见欧·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64—867页。——第268页。 [185]黑暗的烦恼（atraCura）是贺雷西颂歌中的用语。见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1篇颂歌。——第268页。 [186]图尔利弗尔（livretournois）是法国的货币单位（因图尔先生而得名）；从1740年起等于一法郎；在1795年被法郎所代替。——第270页。 [187]《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第274页。 [188]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J．Steuart．《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PoliticalOeconomy》．Intwovolumes．London，1767）。——第276页。 [189]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74—75页（H．C．Carey．《ThePast，thePresent，andtheFuture》．Phila-delphia，1848，ｐ．74—75）。——第27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自然辩证法［论文］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论文］ ·导言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辩证法 ·运动的基本形式 ·运动的量度。——功 ·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 ·热 ·电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导言[254] 现代自然科学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地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注：即十六世纪。——编者注］，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格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却预言式地提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的orbisterrarum［注：直译是“地环”，这是古罗马人对世界、地球的称呼。——编者注］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注：典故出自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以此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译者注］，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255]。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同现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256]。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最初一个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部门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的和天体的力学，和它同时并且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这里有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了；主要由笛卡儿制定了解析几何，由耐普尔制定了对数，由莱布尼茨，也许还由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刚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这种初步的完成还很远。液体和气体的力学只是在这个时期末才得到更高的研究［注：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和阿尔卑斯山水流调节有关的托里拆利”。——编者注］。如果把光学当作例外，那末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在当时还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而光学得到例外的进步是由于天文学的实际需要。化学刚刚借燃素说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257]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生物学还完全不能存在。最后，在生物学领域内，人们主要还是从事于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是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材料，而且还有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理学的材料。至于各种生命形式的相互比较，它们的地理分布和他们的气候等等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则还几乎谈不到。在这里，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达到了一种近似的完成。 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末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次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或者无论如何也旋转到一切事物消灭为止。恒星永远固定不动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这种位置。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那一种情形）就毫无改变地总是原来的样子。现在的“五大洲”始终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岭、河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变化或移植。植物和动物的种，一产生便永远确定下来，相同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而当林耐承认往往由杂交可能产生新种的时候，这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了。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站在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 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作物质的本质的特性，那末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常常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我把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也算入这个时期，因为除了上面所述说的，再没有其他的自然科学材料可以供他们支配。康德的划时代的著作对于他们依然是一个秘密，而拉普拉斯在他们以后很久才出现。[258]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陈腐的自然观，虽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被弄得百孔千疮，但是它仍然统治了十九世纪的整个上半叶［注：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旧的自然观的凝固不变的性质，提供了把全部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概括的基础。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还是纯粹机械地把一种自然科学和另一种并列，后来这样做的同时有圣西门和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自然哲学。”——编者注］，并且一直到现在，一切学校里主要还在讲授它［注：一个人（他的科学成就曾提供了废弃这种见解的极其重要的材料）甚至在1861年还能如何坚定地相信这种见解，可以从下面的典型的话中看出来： “我们的太阳系的所有安排，就我们所能洞察的而言，是以保持现存的东西及其持续不变为目的的。正如从最古时期以来地球上的任何动物、任何植物都没有变得更完善而且绝没有变成另外的东西，正如在一切有机体中所看到的只是一个阶段邻近另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阶段跟着另一个阶段，正如我们自己的种族在肉体方面始终是同样的，——甚至同时并存的天体的最大的多样性，也并没有给我们一种理由来假定这些形式仅仅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倒宁可说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其本身来说都是同样完善的。”（梅特勒《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第5版第316页）］。 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象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259]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末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才充实了他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发现使它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恒星的固有的运动，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有阻抗的媒质这一事实得到证实，通过光谱分析证明了宇宙物质的化学上的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炽热星云团的存在［注：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同样是由康德发现的潮汐对地球自转的阻碍作用只是在现在才被人理解。”——编者注］。 但是，如果这个刚刚萌芽的观点——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末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担负着不变的有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可以怀疑的。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指出了相继形成起来和逐一重叠起来的地层，并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死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胳，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必须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这种承认最初是相当勉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注：赖尔的观点的缺陷——至少在其最初的形式上——在于：他认为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各种力是不变的，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是不变的。地球的冷却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地球不是按照一定的方向发展着，它只是毫无联系地、偶然地变化着。］。 赖尔的理论，比它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更加和有机物种不变这个假设不能相容。地球表面和一切生活条件的渐次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渐次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但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赖尔本人有好多年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就更没有看到。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来说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去全面观察问题的能力。 这时物理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结果，由三个不同的人几乎同时在自然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划时代的一年，即1842年总结出来。迈尔在海尔布朗，焦耳在曼彻斯特，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热的机械当量的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置疑的。同时，格罗夫[260]——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个律师——仅仅由于整理了物理学上已经达到的各种结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即所谓物理学上的不变的“种”，就变为各种不同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这么多的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达到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指出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结论。 从拉瓦锡以后，特别是从道尔顿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从另一方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它就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有了特别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地进行的科学旅行和科学探险，有了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有了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特别是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以来的进步，这一切积聚了大量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而且同时成为必要［注：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胚胎学”。——编者注］。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确定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对各种不同的有机体按照他们同类的器官来加以相互比较，不仅就它们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来加以比较。这种研究进行得愈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愈是一触即溃。不仅动物和植物的个别的种日益无可挽救地相互融合起来，而且出现了象文昌鱼和南美肺鱼这样的动物[261]，这种动物嘲笑了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注：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一角鱼。同样，始祖鸟等等”[262]。——编者注］；最后，人们遇见了甚至不能说它们是属于植物界还是属于动物界的有机体。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注：典故出自希腊神话，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阿莉阿德尼曾用小线团帮助提修斯逃出迷宫。后来以此比喻能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译者注］。值得注意的是：和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差不多同时，卡·弗·沃尔弗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263]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264]。差不多同时还确定了：早已证明为一切有机体的最后构成部分的原生质和细胞，现在发现是独立生存着的最低级的有机形式。因此，不仅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而且过去和机体种源说相对立的最根本的困难之一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265]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的确，这种循环在实验上的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比起已经确立了的东西来是无足轻重的，并且一年一年地弥补起来了。如果我们想到科学的最主要的部门——超出行星范围的天文学、化学、地质学——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一百年，生理学的比较方法还不足五十年，而差不多一切生物发展的基本形式，即细胞被发现还不到四十年，那末这种证明在细节上怎么能够没有缺陷呢［注：手稿中这一段前后都用横线隔开，并且在中间划了几道斜线，恩格斯这样做，通常是表示手稿的这一段已经在其他著作中利用过了。——编者注］！ 从旋转的、炽热的气团中（它们的运动规律，也许得在我们通过若干世纪的观察弄清了恒星的固有的运动以后才能揭示），由于收缩和冷却，发展出了以银河最外端的星环为界限的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和太阳系。这一发展显然不是到处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在我们的星系中，黑暗的、不仅仅是行星的星体，即熄灭了的太阳的存在，愈来愈迫使天文学予以承认（梅特勒）；另一方面（依据赛奇），一部分气状星云，作为还没有形成的太阳，属于我们的星系，这并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另一些星云，如梅特勒所主张的，是很远的独立的宇宙岛，这种宇宙岛的相对发展阶段要用分光镜才能确定[266]。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还没有人超过的方式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以后的科学愈来愈证实了他的观点。 在这样形成的各个天体——太阳以及行星和卫星上面，最初是我们称为热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占优势。在今天太阳还具有的那样一种温度下，是谈不上元素的化学化合物的；对太阳的进一步的观察，将表明热在这种场合下在多大的程度上转变为电和磁；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从热和重量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在现在是差不多已经确定了。 单个的天体愈小，便冷却得愈快。首先冷却的是卫星、小行星和流星，正如我们的月球早已死灭了一样。行星冷得较慢，而最慢的是中心天体。 随着进一步的冷却，互相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就出现得愈来愈多，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和力开始起作用，以前在化学上没有分别的元素现在在化学上互相分别开来，获得了化学的性质，相互化合起来。这些化合物随着温度的下降（这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种元素，而且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元素的每一种化合物），随着一部分气态物质由于温度下降先变成液态、然后又变成固态，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不断地变化。 当行星有了一层硬壳而且在它的表面上有了积水的时候，行星固有的热就比中心天体发送给它的热愈来愈减少。它的大气层变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下的气象现象的活动场所，它的表面成为地质变化的活动场所，在这些地质变化中，大气层的雨雪所起的淤积作用，比起从炽热流动的地心出来的慢慢减弱的作用就愈来愈占优势。 最后，如果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高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末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的原生质便形成了。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而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根本不能确定蛋白质的化学式，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约十年前才知道，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造成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定形的蛋白质能够由于核和膜的形成而产生第一个细胞。但是，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形成的基础也产生了；正如我们可以根据对古生物学的记录所作的全部类推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在这些原生生物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267]传到了现在；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做到这点，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上述情形是不能不如此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但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268]。也许会经过多少亿年，也许会有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无情地会逐渐到来这样的时期，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愈来愈多地聚集在赤道周围，但是最后就是在那里也不再能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逐渐消失；而地球，一个象月球一样的死寂的冻结了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愈来愈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它上面。其他的行星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迟些；代替安排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冷的、死了的球体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己的孤寂的道路行走着。我们的太阳系所遭遇的命运，我们的宇宙岛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迟地都要遭遇到，其他一切无数的宇宙岛的星系都要遭遇到；还有这样的星系，它们发出来的光，即使地球上还有人的眼睛去接受它，也永远达不到地球，连这样的星系也都要遭遇到这种命运。 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完成了自己的生命行程并且遭遇到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怎样呢？是不是太阳的残骸将永远作为残骸在无限的空间里继续运转，而一切以前曾无限多样地分化了的自然力，都将永远地变成吸引这样一种运动形式呢？ 如赛奇问道（第810页）：“或者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力量，能使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并使它再获得新的生命呢？我们不知道。” 当然，我们是不会象知道2×2＝4或物质的吸引的增加和减少取决于距离的平方那样知道这一点的。理论自然科学把自己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现在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存在。但是物质的运动，不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而且还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和意识。有人说，物质在其无限存在的整个时期只有唯一的一次，而且是在一个和它的永恒性比较起来只是无限短的时间内，有可能分化自己的运动，从而展开这个运动的全部丰富内容，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只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是主张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一种物质，如果它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虽然也带有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电、化学作用、生命的可能性，但它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这些条件，那末这样的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它失去了使自己转变为它所应当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能力，那末即使它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就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宇宙岛的物质把如此大量的运动——究竟是何种运动，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转化成了热，以致（依据梅特勒）从这当中可能发展出至少包括了两千万个星的种种太阳系，而这些太阳系的逐渐灭亡同样是肯定的。这个转化是怎样进行的呢？至于我们的太阳系的将来的caputmortuum［注：直译是：骷髅；转意是：残骸，锻烧、化学反应等等之后的残渣；这里指熄灭的太阳和落在太阳上的失去生命的行星。——编者注］是否总是重新变为新的太阳系的原料，我们和赛奇神甫一样，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在这里我们或者是必须求助于造物主，或者是不得不做出下面这个结论：形成我们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千万年后多少偶然地、但是以那种也为偶然性所固有的必然性再生产出来。 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是愈来愈被承认了。现在人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天体的最终命运是互相坠落于其上，而且人们甚至计算出这种碰撞所一定产生的热量。天文学所告知我们的新星的突然闪现以及已知的旧星的同样突然增加光亮，最容易从这种碰撞得到说明。同时，不仅我们的行星群绕着太阳运动，我们的太阳在我们的宇宙岛内运动，而且我们的整个宇宙岛也在宇宙空间中运动，和其余的宇宙岛处于暂时的相对平衡中，因为甚至自由浮动的物体的相对平衡，也只能存在于相互制约的运动的情形之下；此外，还有一些人假定，宇宙空间中的温度不是到处都一样的。最后，我们知道，除了无限小的一部分，我们宇宙岛的无数太阳的热消失在空间里，甚至不能把宇宙空间的温度提高摄氏一度的百万分之一。所有这大量的热变成了什么呢？它是不是永远消失在使宇宙空间温暖起来的尝试中，它是不是实际上不再存在而只在理论上存在于下列事实中：宇宙空间的温度增加了以十个或更多个零开始的小数一度？这个假定否认了运动的不灭；它承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天体的连续不断的相互坠落于其上，一切现存的机械运动都变为热，而且这种热将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尽管“力不灭”，一切运动还是会停下来（在这里可以附带看出，用以代替运动不灭的力不灭这个用语是多么错误）。于是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的星云的主要困难便消失了。 此外，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就是德莱柏的反理论的美国人脑子也不得不承认了［注：“无限空间内的无数宇宙导致无限时间内宇宙的连续更替的观念。”（德莱柏《欧洲智力发展史》第2卷第［325］页）］。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只有在我们的地球年代不足以作为量度单位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它的轨道，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意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生物的生命的时间，正如生命和自我意识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空间一样，是非常狭小短促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百万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造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无数的有机物一定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在一个短时间内找到适于生活的条件，然后又残酷地被消灭，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269] 这部著作决不是由于“内心冲动”而产生的。正好相反，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会替我证明：他曾经费了多少力气才说服我来批判地阐明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一旦决心这样做，就只有把这种被当作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提出来的理论，同这一体系联系起来研究，并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此外就别无选择了。因此，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别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陆续发表在莱比锡的《前进报》上，而在这里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对一个不管如何自吹自擂但仍旧极不足道的体系作问题本身所要求的如此详细的批判，这可以由两种情况来加以说明。一方面，它使我在不同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今具有普遍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虽然我丝毫没有想到用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仍然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哲学体系，特别是自然哲学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无数新体系，就更不必说了。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有责任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买主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每个人什么都能写，而“科学自由”正是在于人们有权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东西，并且以此冒充唯一严格的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经济学、历史科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270]。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只有实际的社会民主运动才很少被这种高超的胡说所迷惑，这又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非常健康的本性的一个证据。目前在我国，除了自然科学，其余的一切差不多都害了这种病症。 当耐格里在他向自然科学家慕尼黑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中讲到人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具有全知的性质时[271]，他显然还不知道杜林先生的贡献。这些贡献迫使我也跟着他进入一系列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我最多只能以业余爱好者的资格进行活动。这特别是指自然科学各个部门而言，在这些部门中直到现在还常常认为，一个“门外汉”企图发表意见总是不太虚心的事情。但是微耳和先生在慕尼黑发表的、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叙述的意见，给我增加了几分勇气，他说：每个自然科学家在他自己的专业之外也不过是一个半通[272]，不客气地说是一个门外汉。正如这样一个专家敢于让自己和必须让自己常常侵犯邻近的领域一样，正如他在这里在用语的笨拙和小小的不确切方面会被有关的专家所谅解一样，我也擅自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来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例证，并且敢于期待同样的谅解［注：《旧序》手稿从开头到本段为止的这一部分，恩格斯在上面划了几条垂直线，因为他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中已经利用了这一部分。——编者注］。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这里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如果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末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领域中，在直到现在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事实上也同样是半通。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注：手稿中这一句和前面一句都用铅笔划掉了。——编者注］。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第二，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但是在这里常常很明显地表现出对哲学史的不熟悉。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热之唯动说曾经以新的例证支持能量守恒原理，并把这一原理重新置于最前列，这肯定是它的巨大成果；但是，如果物理学家先生们记得笛卡儿早就提出了这一原理，那末它还能作为某种绝对新的东西出现吗？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又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必然地重新出现在最前列。但是它甚至被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处理得何等肤浅呵！例如，凯库勒（《化学的目的和成就》）说，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并且断定，道尔顿最先承认在质上不同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最先认为这些元素原子具有不同的、为不同的元素所特有的重量。[273]可是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3—44和61节）那里就可以读到：伊壁鸠鲁已经认为各种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各不相同［注：见本卷第529页。——编者注］，而且在重量上也各不相同，就是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 1848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引起了完全的变革。由于民族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开创了大工业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开始了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揭幕的巨大跃进，于是民族坚决地摈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的风沙中迷失了道路的德国古典哲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也实在应该得到这种遭遇。但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溺于旧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而且全都同样是形而上学的。从古典哲学的残余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种新康德主义，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那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即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最终的结果是现在盛行的理论思维的纷扰和混乱。 我们很难拿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书籍而不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 这种复归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达到。它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实现，这些发现是再也不会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注：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比床长的就砍掉他的脚。——译者注］上的。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多余的阻碍需要克服。这个过程大部分已经在进行，特别是在生物学中。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能收到效果。 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被这样一些迷人的障碍[274]所困扰，这些障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而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有些自然科学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渣，例如原子论，当作永恒真理，另一方面却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腊人，理由是他们没有经验自然科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是愈来愈少了。现在唯一希望的是这种见解迈步前进，达到对希腊哲学的真正的认识。 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开了一个头，因为除上述的新康德主义外，回到康德又成为时髦的事情。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以来（没有这两个假说——以前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康德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又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由于这个错误的出发点和柏林黑格尔派不可救药的堕落而在很大程度上颇有道理的对“自然哲学”的反动，极尽了放任的能事，而且堕落成了纯粹的谩骂；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其理论需要方面被目前流行的折衷主义形而上学如此显著地置于无依无靠的境地。从此以后，就有可能在自然科学家面前重新提起黑格尔的名字，而不致于在他们中间引起杜林先生闹得如此滑稽可笑的舞蹈病。 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在这里问题决不在于保卫黑格尔的出发点：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这一点已经被费尔巴哈摈弃了。我们大家都同意：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甚至比自然科学家还走得远得多，因为我们也……”。——编者注］；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同样，也谈不上要保存柏林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没落，在这个出发点上构成的体系，从而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没落了。但是在这里必须记住：自然科学的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就它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而言，它反对的目标只有两点，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 把这一切除开之后，还剩下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275]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如在他的体系的其他一切部门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我们说，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276] 但是，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在这些理论中真实的关系被颠倒了，映象被当作了原形，因而必须把这些理论同样地倒过来。这样的理论常常在一个长时期中占统治地位。当热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内都被看做特殊的神秘的物质，而不是被看做普通物质的运动形式时，热学的情况就是这样，热之唯动说才完成了这个倒过来的工作。然而被热素说所统治的物理学却发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热学定律，在这里，特别是［让·巴·约·］傅立叶和萨迪·卡诺[277]为正确的见解开拓了道路，而这种正确的见解本身不过是把它的前驱所发现的定律倒过来，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而已［注：卡诺函数ｃ的倒数＝1/ｃ绝对温度。如果不这样倒过来，那末它是毫无用处的。］。同样，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278] 有一个深入人民意识的辩证法的古老命题：两极相通。因此，当我们要寻找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时，如果不到那种象德国自然哲学一样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的框子里的自然科学派别中去寻找，而到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相反的派别中去寻找，那末我们就大致不会犯什么错误。后一个学派是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它的始祖，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他抱怨这种研究被人遗弃，他在他的自然历史中开出了制造黄金和完成各种奇迹的正式的方子[279]。同样地，伊萨克·牛顿在晚年也埋头于解释约翰启示录[280]。因此，无怪乎近年来以几个决不是最坏的人物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竟似乎变成了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不可救药的牺牲品。 属于这种情况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功勋卓著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就是他，和达尔文同时提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发生变异的理论。他在他于1875年由伦敦白恩士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281]里面说，他在自然科学这个部门中的最初实验是在1844年开始的，那时他听到斯宾塞·霍尔先生关于麦斯默尔催眠术[282]的讲演，因此他在他的学生身上作了同样的实验。 “我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有趣，并且很热心〈ardour〉地研究它。”［第119页］ 他不仅使人进入催眠状态并发生四肢僵直和局部失去感觉的现象，而且也证实了加尔颅骨图[283]的正确，因为在触摸任何一个加尔器官的时候，相应的活动就在已受催眠的人身上产生，并以灵活的姿势按规定做出来。其次，他确定了，他的被催眠者只要被他触摸一下，就会感到催眠者的一切感觉；他可以把一杯水说成白兰地酒，让被催眠者喝得酩酊大醉。他能使一个年青人糊涂到甚至在清醒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姓名，然而这是其他教员不用麦斯默尔催眠术也可以办到的。如此等等。 1843—1844年冬季，我也适逢其会地在曼彻斯特看到了这位斯宾塞·霍尔先生。他是一个很普通的江湖术士，在几个教士的庇护下在国内到处跑来跑去，用一个少女作催眠颅相学的表演，以便由此证明上帝存在，证明灵魂不死，证明当时欧文主义者在各大城市中所宣传的唯物主义不正确。少女受到了催眠，然后只要催眠者摸一摸她的颅骨上的任何一个加尔器官，她就象演戏一样做出了表示该器官的活动的表情和姿势；例如，摸一下爱孩子的（philoprogenitiveness）器官，她就爱抚和亲吻所幻想的婴孩，如此等等。此外，这位堂堂的霍尔还用一个新的巴拉塔利亚岛[284]丰富了加尔的颅骨地理学：他在颅骨顶上发现了敬神的器官，只要摸一摸这里，他的那位受了催眠的小姐就跪下去，把双手合在一起，并且在惊讶的庸人观众面前做出一个为虔敬所笼罩的天使的样子。这就是表演的终结和顶点。上帝的存在就被证明了。 我和我的一个熟人也同华莱士先生一样：我们对这些现象感到兴趣，试图看看，我们能在什么程度上再现这些现象。我们选择了一个十二岁的活泼的男孩来做对象。静静的凝视和轻轻的抚摩就毫无困难地使他进入催眠状态。但是，因为我们对这玩意不象华莱士先生那样虔诚，那样热心，所以我们也就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除了很容易产生的肌肉僵硬和失去知觉，我们还发现了和一种特殊的感觉过度兴奋联在一起的意志完全被动的状态。如果被催眠者由于任何外部刺激而从昏睡中醒过来，他就显得比清醒的时候有生气多了。跟催眠者没有丝毫神秘的关系；任何其他的人都可以同样容易地使被催眠者动作起来。使加尔颅骨器官起作用，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太不足道了；我们的花样还更多：我们不仅能使这些器官互相置换，并把它们安置在整个身体的任何地方，而且我们还能够造出任何数量的其他器官，唱歌、吹口哨、吹笛、跳舞、拳击、缝纫、补鞋、抽烟等等的器官，并把这些器官安置在我们所要的任何地方。华莱士用水使他的被催眠者酩酊大醉，但是我们在大脚拇指上发现了醉酒的器官，只要摸它一下，被催眠者就会演出最妙的喝醉酒的滑稽戏。但是十分明白：如果不使被催眠者了解所希望于他的是什么，那末任何器官都不能显示丝毫作用。这个小孩经过实际练习很快便熟练到这样的程度：只要多少有一点暗示就够了。这样造成的器官只要不用同样的方法加以改变，对于以后的催眠是永远有效的。这个被催眠者正好有双重的记忆，一种是清醒时候的记忆，另一种是催眠状态中的很特殊的记忆。至于说到意志的被动性，说到对第三者的意志的绝对服从，那末只要我们不忘记整个状态是以被催眠者的意志服从催眠者的意志开始，而且没有这种服从就行不通，那末这种被动性、这种绝对服从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只要被催眠者同催眠者开个玩笑，就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催眠术家也毫无办法了。 这样，我们不过随便怀疑了一下，便发现催眠颅相学的江湖骗术的基础，是许多和清醒状态的现象大半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无需任何神秘解释的现象，可是华莱士先生的热心（ardour）却使得他一再地自己欺骗自己，因此他在一切细节上证实了加尔颅骨图，确定了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间的神秘联系［注：如已经说过的，被催眠者是由实际练习而熟练起来的。因此，当意志的服从变成了习惯以后，两个参预者之间的关系就愈来愈亲密，个别的现象就愈来愈加强，而且甚至在清醒状态中也有微弱的反映，这是完全可能的。］。在华莱士先生的天真得有些稚气的谈话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所注意的并不是去探究这种江湖骗术的真相，而是不惜代价使所有的现象重现出来。要使一个刚刚开始的研究者以简单而轻易的自欺很快就变成内行，那就只要有这种气质便够了。华莱士先生终于相信了催眠颅相学的奇迹，而且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神灵世界中去了。 到1865年，他的另一只脚也跟着踏进去了。当他在热带地方旅行了十二年回来以后，桌子跳舞的降神术实验使他加入了各种“神媒”的团体。他进步得多么快，他对这门法术掌握得多么纯熟，这由上述小册子可以得到证明。他希望我们不仅要相信霍姆、达文波特兄弟，以及其他多少表现出是为了钱并且大部分一再地暴露出骗子面目的“神媒”们的虚假的奇迹，而且要相信许多从很古的时候起就被信以为真的神灵故事。希腊神托所的女占卜者、中世纪的女巫都是“神媒”，而杨布利柯在他的《论预言》中已经很准确地描写了 “现代唯灵论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第229页］。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表明，华莱士先生对于这些奇迹在科学上的确立和证实，是处理得何等轻率。如果有人想要我们相信神灵会让人给他们照像，那末这的确是一个奢望，而且我们在承认这种神灵照片是真实的以前，当然有权利要求它们必须有十分确凿的证明。但华莱士先生在第187页上叙述道：1872年3月，主神媒古比太太（父姓为尼科尔）跟她的丈夫和小儿子在诺亭山[285]的赫德逊先生家里一起照了像，而在两张不同的照片上都看得出她背后有一个身材很高的女人影子，优雅地（finely）披着白纱，面貌略带东方风味，做着祝福的姿势。 “所以，在这里，两件事中必有一件是绝对确实的［注：《Here，then，oneoftwothingsareabsolutelycertain》〔“所以，在这里，两件事中必有一件是绝对确实的”，这句话里应当用单数第三人称《is》的地方却用了多数的《are》。——译者注〕。神灵世界是超越于语法的。有一次，某滑稽家曾把语法家林德利·墨莱的灵魂召来。他对他来了吗这个问题回答道：《Iare》（美国说法，代替《Iam》〔我来了〕）[286]。这位神媒是美国出生的。］。要不是有一个活着的、智慧的、然而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物在这里，就是古比先生夫妇、摄影师和某一第四者筹划了一个无耻的〈wicked〉骗局，而且一直维持着这一骗局。但是我非常了解古比先生夫妇，所以我绝对相信：他们象自然科学方面的任何真挚的真理探求者一样，是不能干出这种骗人的勾当来的。”［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88页］ 这样看来，不是骗人的勾当，就是神灵的照片。好极了。如果是骗人的勾当，那末要不是神灵早已映在照片底版上，就一定是有四个人参与其事，或者有三个人参与其事，如果我们把活到八十四岁于1875年1月去世的无责任能力或易受愚弄的古比老先生撇开不谈的话（只要把他送到屏风后面就行了）。一个摄影师要给神灵寻找一个“模特儿”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对此无须多费唇舌。但是摄影师赫德逊不久就因一贯伪造神灵照片而被人公开检举，因此华莱士先生镇静地说：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明白的：如果什么地方发生了骗人的勾当，那立刻就会被唯灵论者自己看破的。”［第189页］ 所以，摄影师是不大可以信赖了。剩下的是古比太太，而我们的朋友华莱士对她只有“绝对的信任”，再没有别的。再没有别的吗？决不是这样。古比太太的绝对可靠是由她下面的话来证明的：1871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从汉伯里山公园她的家里，由空中被摄到兰布斯·康第特街69号——两地的直线距离是三英里——并且被放置在上述69号房子中正在举行降神会的桌子上。房门是关着的，虽然古比太太在伦敦是一个极肥胖的女人——这一点倒的确是有点意思的，但是在门上或天花板上连个小小的窟窿都没有留下就突然进到屋子里来了（1871年6月8日伦敦《回声报》[287]上的报道）。现在谁还不相信神灵照片是真的，那就对他没有什么办法了。 英国自然科学家中的第二个著名的内行，是威廉·克鲁克斯先生，化学元素铊的发现者和辐射计（在德国也叫作Lichtmühle）的发明者[288]。克鲁克斯先生大约从1871年起开始研究降神现象，为着这个目的应用了许多物理仪器和力学仪器，弹簧秤、电池等等。他是否带来了主要的仪器，即怀疑地批判的头脑，他是否使它始终保持工作能力，我们是会看到的。无论如何，在一个并不很长的时期内，克鲁克斯先生就象华莱士先生一样完全给迷住了。他叙述道： “才几年的工夫，一个年青女人，弗洛伦斯·库克小姐，就显示出种种值得注意的神媒的品质，而且最近已经登峰造极，产生了一个肯定是来自神灵世界的完美的女性形体，赤着脚，披着飘洒的白袍，而这时神媒却穿着黑色的衣服，被捆缚着，沉睡在一间内室〈cabinet〉或邻室里。”［第181页］ 这个神灵自称凯蒂，看起来非常象库克小姐，一天晚上，福尔克曼先生，古比太太现在的丈夫，突然把它拦腰抱住，紧紧地抱住它，看它到底是不是库克小姐的化身。这个神灵是一个十分健壮的女人，它竭力保护自己，观众们来干预，瓦斯灯被扭熄了，而乱了一阵以后，重新安静下来，屋子里点起了灯，这时神灵已经不见了，库克小姐仍然被捆住，不省人事地躺在原来的角落里。但是，据说福尔克曼先生直到现在还坚持说，他抱住的是库克小姐而不是别人。为了从科学上来确定这件事情，一个著名的电学家伐利先生，在作一次新的实验的时候，用电池的电流通到神媒库克小姐身上，使得她不切断电流就不能扮演神灵的角色。然而神灵还是出现了。所以它的确是和库克小姐不同的存在物。进一步确定这件事情便是克鲁克斯先生的任务。他第一步是要取得这位神灵小姐的信任。 这种信任，如他自己在1874年6月5日的《灵学家》周报中所说的，“逐渐增长到这样的程度：除非由我来布置，她就拒绝降神。她说她希望我常在她近旁，并且要在内室紧隔壁；我发现，在这种信任已经建立而且她确信我决不致对她食言以后，一切现象都大大加强了，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证据也如意地得到了。她常常和我商量出席降神会的人以及他们的席位，因为她最近由于有人不怀好意地暗示她除了其他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还要使用武力，而变得非常不安〈nervous〉。”［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289] 这位神灵小姐十分感激这种既亲切又科学的信任。她甚至出现——这已经不再能使我们惊奇了——在克鲁克斯先生家里，和他的孩子们玩耍，而且给他们讲“她在印度冒险的趣闻”，尽情地向克鲁克斯先生谈“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痛苦经验”，让他拥抱她，以便相信她的坚固的物质性，让他察看她每分钟的脉搏次数和呼吸次数，最后还让她自己和克鲁克斯先生并排照像。华莱士先生说： “这个形体在人们看见她，摸到她，给她照像，并且和她谈话以后，就从一个小屋子里面绝对地消失了［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个小屋子除了通往挤满观众的隔壁一间屋子，是没有其他出口的”［第183页］， 假若观众们十分有礼貌，信任房子的主人克鲁克斯先生，就象克鲁克斯先生信任神灵一样，这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法术了。 可惜这些“完全证实了的现象”，甚至对于唯灵论者也不是完全可信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十分相信唯灵论的福尔克曼先生如何实行了非常物质的突然抓住的办法。现在又有一个教士，“不列颠国家灵学家协会”委员，也出席了库克小姐的降神会，而且毫不困难地确定了：神灵从里面出来并在里面消失的那间屋子，是有第二道门通往外界的。当时也在场的克鲁克斯先生的举动，“使我对这些表演中也许有点什么东西的信心受到了最后的致命打击”（查·莫里斯·戴维斯牧师《神秘的伦敦》，伦敦丁斯莱兄弟出版社版）[290]。此外，“凯蒂们”如何“现身”的事，在美国也弄清楚了。有一对姓霍姆斯的夫妇在费拉得尔菲亚举行降神会，会上也出现了一个“凯蒂”，她得到信徒们丰富的馈赠。但是，这位凯蒂有一次竟因为报酬不够多而罢了工，这就引起一个怀疑者下决心要探寻出她的踪迹；他在一个boardinghouse（公寓）里发现了她，是一个毫无疑问地有血有肉的年青女人，占有了赠送给神灵的一切礼物。 同时，欧洲大陆也有它的科学的请神者。彼得堡的一个学术团体——我不大清楚是大学或者甚至是研究院——曾委托国家顾问阿克萨柯夫和化学家布特列罗夫研究降神现象，但似乎并没有多少结果。[291]另一方面，——如果相信降神术士的喧嚣的声明——德国现在也举出莱比锡的教授策尔纳先生作为自己的唯灵论者了。 大家知道，策尔纳先生多年来埋头研究“第四度”空间，发现在三度空间里不可能出现的许多事情，在第四度空间里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第四度空间里，一个毫无罅隙的金属球，不在上面钻一个孔，就可以象翻手套一样地把它翻过来；同样，在一根两端都没有尽头或两端都被系住的线上可以打结，两个分离的闭口的圆环，不打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套在一起，还有许多这一类的玩意。根据神灵世界最近传来的捷报，策尔纳教授先生现在请求一个或几个神媒帮助他确定第四度空间中的各种细节。结果据说是惊人的。他把自己的手臂架在椅子的靠背上，而手掌放在桌子上不动，降神会一开，椅子的靠背就和他的手臂套在一起了；一根两端用火漆固定在桌子上的线，竟在中间打了四个结，如此等等。一句话，神灵是可以极其容易地完成第四度空间的一切奇迹的。但是必须注意：我是在转述别人所说的话。我并不保证这个神灵通报的正确性，如果它有什么不确实的地方，策尔纳先生便应当感谢我给他提供了一个更正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通报不是虚伪地报道策尔纳先生的实验结果，那末这些实验结果显然在神灵的科学和数学方面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神灵证明了第四度空间的存在，正如同第四度空间保证了神灵的存在一样。而这一点一经确定，科学便给自己开辟出一个全新的辽阔的天地。对于第四度空间和更高度的空间的数学，对于住在这种高度空间中的神灵们的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过去的全部数学和自然科学都只是一种预备科目了。克鲁克斯先生不是已经在科学上确定了桌子和其他家俱在移到——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第四度空间的过程中要损失多少重量，而华莱士先生不是也声称他已经证明在第四度空间中火不会伤害人体吗？现在甚至已经有神体生理学了！神灵们要呼吸，有脉搏，这就是说，他们有肺脏、心脏和循环器官，因而在身体的其他器官方面至少是和我们一样齐全的。因为要呼吸就必须有可以在肺里燃烧的碳水化合物，而这些碳水化合物又只能由外界供给，所以必须有胃、肠及其附属器官，而这一切一经确定，其余的就毫无困难地都跟着有了。但是这些器官的存在就使得神灵们有生病的可能，这样一来，微耳和先生也许就不得不写一部神灵世界的细胞病理学了。而因为这些神灵大多数是非常漂亮的年青女人，而且除了她们的超凡的美丽，她们和世间的女人不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不久她们就会和“爱上她们的男人”[292]接触；而且，既然如克鲁克斯先生由脉搏所确定的，她们“并不是没有女性的心”，那末第四度空间里也就有自然选择，虽然在那里它已不必担心人们会把它和万恶的社会民主主义加以混淆了[293]。 够了。这里我们已经了如指掌地看清了，什么是从自然科学到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并不是自然哲学的过度理论化，而是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证明神灵存在的并不是先验的必然性，而是华莱士先生、克鲁克斯先生之流的经验的观察。因为我们相信克鲁克斯的光谱分析的观察（铊这种金属就是由此发现的），或是华莱士在马来群岛所得到的动物学上的丰富的发现，人们就要求我们同样地相信这两位研究者在降神术上的实验和发现。而如果我们认为，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即前一种发现可以验证，而后一种却不能，那末请神者就会反驳我们道：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准备给我们提供机会来验证这些神灵现象的。 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 数学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一般形而上学的数学家，都十分高傲地夸耀他们的科学的成果是绝对无法推翻的。但是这些成果也包括一些虚数在内，从而这些虚数也就带有某种实在性。只要我们习惯于给或第四度空间硬加上某种在我们的头脑以外的实在性，那末我们是否再往前走一步，是否也承认神媒的神灵世界，这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重要性了。这正象凯特勒谈到多林格尔时所说的： “这个人一生中曾替这么多的谬论作辩护，就连教皇无谬说他也真能接受了！”[294] 事实上，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降神术士的。第一，那些“高级的”现象，只是在有关的“研究者”已经着迷到正象克鲁克斯自己天真无比地叙述的那样，只看得见他应当看到的或希望看到的东西时，才能够显现出来。第二，降神术士毫不在乎成百件的所谓事实已经暴露出是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也被揭露出是一些平凡的江湖骗子。除非把那些所谓奇迹一件一件地揭穿，否则这些降神术士仍然有足够的活动地盘，就象华莱士关于伪造的神灵照片所明明白白地说到的一样。伪造的东西的存在，正好证明了真的东西的真实。 这样，经验论就发现自己要驳倒顽固的请神者，势必要用理论的考察，而不能用经验的实验；用赫胥黎的话说： “我认为从证明唯灵论是真理这当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给反对自杀提供一个新论据。与其死了借某个每举行一次降神会就赚一个基尼［注：基尼（Guinea）是英国过去的一种金币，合二十一先令。——译者注］的‘神媒’的嘴说一大堆废话，倒不如活着作个清道夫好些。”[295] 辩证法[296] （阐明辩证法这门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 因此，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是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只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白的了。 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黑格尔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在几百个地方都懂得：要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恰当的例子来确证辩证法规律。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 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 几乎用不着指出：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同素异性状态和聚集状态，因为是基于分子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所以是基于已经传给物体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 但是运动或所谓能的形式的变化又怎样呢？当我们把热变为机械运动或把机械运动变为热的时候，在这里质是变化了，而量依然如故吗？完全正确。但是关于运动形式的变化，正如海涅论及罪恶时所说的：每个人自己都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构成罪恶总是需要两个人[297]。运动形式的变化总是至少在两个物体之间发生的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不能够在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 在这里我们首先只谈无生命的物体；对于有生命的物体，这个规律也是适用的，但是其情况非常错综复杂，现在我们还往往不能够进行量的测定。 如果我们设想，任何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被分割成愈来愈小的部分，那末最初是不发生任何质的变化的。但是这有它的极限：如果我们能够（如在气化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个的自由状态的分子，那末我们在大多数场合下还能够把这些分子进一步分割，然而只有在质完全变化时才行。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分子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场合下，这些元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便代替化合成的分子而出现；在分子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场合下，出现的则是游离的原子，它们起着在质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游离原子，起着那束缚在分子内的大气中的氧原子所决不能起的作用。 但是分子和它所属的物体，在质上也已经不相同了。分子可以不依赖于物体而运动，而同时物体却好象是在静止中，例如热振动；分子可以因位置的变动，因与邻近分子的联系的变化，而使物体进入另一种同素异性状态或聚集状态，如此等等。 这样，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是由分子构成的，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同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 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最多只有如平衡、运动、位能这样的状态，它们都是基于运动的可测量的转移，并且本身是可以用量来表示的。这样，只要这里发生质的变化，它总是受相应的量的变化所制约的。 在物理学中，物体被看做化学上无变化或无差别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它的分子状态的变化和运动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这两方面中的一方面——都会使分子活动起来。在这里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 “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气或冰。”（黑格尔《全书》，《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217页）[298] 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但是，黑格尔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是在化学领域中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3卷第433页）[299]。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末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笑气（一氧化二氮N2O）和无水硝酸（五氧化二氮N2O5）是如何的不同！前者是气体，而后者在常温下是结晶的固体。而两者在构成上的全部区别是：后者所含有的氧为前者的五倍，并且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三种氮的氧化物（NO，N2O3，NO2），它们在质的方面和前两者不同，而且彼此也不同。 在同系列的碳化物、特别是较简单的碳氢化合物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正烷烃中，最低级的是甲烷，CH4；在这里，碳原子的四个化学键被四个氢原子所饱和。第二种是乙烷，C2H6，两个碳原子互相联结，自由的六个化学键被六个氢原子所饱和。以下依据代数学的公式CnH2ｎ＋2，便有C3H8，C4H10等等，所以每增加一个CH2，便形成一个和以前的物体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一系列中最低的三种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一种十六烷，C16H34，是沸点为摄氏270度的一种固体。关于从烷烃（理论上）得出的伯醇系列（公式是CnH2n+2O）和一元脂肪酸系列（公式为CnH2nO2），情形也完全一样。在量上加上一个C3H6，能够造成什么样的质的区别，可以从如下的经验看出来：我们喝可以饮用的并且不掺杂其他醇类的乙醇C2H6O，另一次我们喝同样的乙醇，但掺入了小量的戊醇C5H12O（它是大名鼎鼎的杂醇油的主要成分）。第二天早晨我们的脑袋就一定会感到这个东西，而且觉得受到它的伤害；所以甚至可以说：醉酒和由之而来的醉后头痛正是量到质的转化，一方面是乙醇，另一方面是这一点加上去的C3H6。 在这些系列中，黑格尔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较低的同系物只允许原子有一种相互排列。但是，当结合成一个分子的原子的数目，达到对每一系列来说是一定的大小时，分子中的原子排列就能够有多种方式；于是就能出现两种或更多的同分异构体，它们在分子中包含有相等数目的C、H、O原子，但是在质上却各不相同。我们甚至能够计算这些系列的每一同系物可能有多少同分异构体。例如，在烷烃系列中，C4H10有两个同分异构体，C5H12有三个同分异构体；对于更高级的同系物来说，可能产生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增加得非常之快。所以，又是分子中原子的数量制约着这种在质上不同的同分异构体产生的可能性，并且就实验上所表明的而言，还制约着这些同分异构体的现实的存在。 不仅如此。从每一个这类系列中我们所知道的物体的类比中，我们还能就这个系列中未知的同系物的物理性质得出结论，并且至少对于紧跟在已知同系物后面的一些同系物，能十分确定地预言其性质，即沸点等等。 最后，黑格尔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化合物，而且也适用于化学元素本身。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第823页）[300]， 因此，它们的质是由它们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这已经得到了光辉的证明。门得列耶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发现。他预先描述了这些未知元素之一的一般化学性质，他称之为亚铝，因为它是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后面的；他并且大约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和原子量以及它的原子体积。几年以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真的发现了这个元素，而门得列耶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极不重要的差异。亚铝体现为镓（同上，第828页）。[301]门得列耶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无论在生物学中，或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从精密科学中举出一些例子，因为这里的量是可以精确地测量和探寻的。 有些先生们在此以前曾经诽谤量到质的转化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理解的先验主义，大概就是这些先生们现在却宣称这种转化是不言而喻的、浅薄的和平凡的东西，他们早已应用过了，而且他们从中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普遍适用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始终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如果这些先生们多年来曾经使质和量互相转化，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末他们倒可以和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互相安慰了。这位茹尔丹先生一生中说的都是散文，但一点也不知道散文是什么东西。[302] 运动的基本形式[303] 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跟着它、几乎和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对这些运动进程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进的。因此，当力学早已能够用那些对非生物界也有效的规律来适当地说明动物体中因肌肉收缩而引起的骨胳的杠杆作用时，其他生命现象的物理化学的论证，几乎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研究运动的性质时，我们不得不把运动的有机形式撇在一边。我们不得不局限于——按照科学的现状——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 一切运动都是和某种位置移动相联系的，不论这是天体的、地上物体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粒子的位置移动。运动形式愈高级，这种位置移动就愈微小。位置移动决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性质包括无遗，但是也不能和运动分开。所以首先必须研究位置移动。 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由此可见，物质没有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末运动也就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那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因为在这种认识在自然科学中实际起作用以前很久，哲学就获得了这种认识，所以很容易说明，哲学为什么比自然科学整整早两百年做出了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结论。甚至哲学借以作出这个结论来的形式，也比今天的自然科学的表述要高明些。笛卡儿原理——宇宙中存在的运动的量是永远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上有缺点，即对无限大应用了有限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中这同一个定律现在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赫尔姆霍茨的力的守恒定律，另一种是更新的更确切的能量守恒定律。在这两个定律中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好和另一个相对立，而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只表现了关系的一个方面。 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作用，因而它们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发生位置移动，那末这种位置移动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离。这两个物体不互相吸引，就互相排斥。或者如力学上所说的，在这两个物体之间起作用的力是中心力，即沿着联结它们的中心的直线起作用的力。这种情形，无论许多运动看起来多么复杂，在宇宙中总是毫无例外地发生着，这在今天已经被认为是当然的了。如果假设，当两个物体相互作用着而它们的相互作用又不受第三个物体的任何妨碍或影响的时候，这作用不是沿着最短和最直接的道路进行，即沿着联结两个物体中心的直线进行，这在我们看来是很荒谬的［注：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康德在第22页上［说］：三度空间的条件是，吸引或排斥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304]——编者注］。而且大家知道，赫尔姆霍茨（《力的守恒》1847年柏林版第1节和第2节）[305]用数学方法也证明了：中心作用和运动的量［Bewegungsmenge］[306]的不变性是互为条件的，假设中心作用以外还有其他作用，就会导致运动可以创造或消灭的结论。所以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 应当明确地指出：吸引和排斥在这里不是被看做所谓“力”，而是被看做运动的简单形式。可是康德早已把物质看做吸引和排斥的统一体了。至于“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到时候将会看到。 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然而运动只是在每一个吸引被另一个地方的与之相当的排斥所抵偿时，才有可能发生。否则一个方面会逐渐胜过另一个方面，于是运动最后就会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运动和一切排斥运动，一定是互相平衡的。因此，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这一定律，就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宇宙中有一个吸引运动，就一定有一个与之相当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一样；或者如古代哲学在力的守恒或能量守恒定律在自然科学中形成以前很久所说的，宇宙中一切吸引的总和等于一切排斥的总和。 但是，这里似乎还存在着一切运动迟早会停止的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由于排斥和吸引最后在事实上互相抵消，或者是由于全部排斥最后集中在物质的一部分，而全部吸引则集中在另一部分。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这样一来，无论是排斥和吸引最后抵消的问题，或是一种形式的运动最后分配在一半物质上而另一种形式的运动分配在另一半物质上的问题，都不可能成为问题了，因而无论是两极互相贯穿［注：意思是相互抵消和中和。——编者注］或是绝对分离的问题，也都不存在了。在第一种场合下无异于要一条磁石的北极和南极互相抵消，在第二种场合下无异于把一条磁石从中间切断，要在一段上面只有北极而没有南极，在另一段上面只有南极而没有北极。但是，虽然从两极对立的辩证性质已经可以断定这样的假设是不能容许的，可是由于自然科学家被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支配，至少是第二种假设还在物理学的理论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一点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谈到。 运动是怎样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呢？这最好是就运动本身的个别形态来研究。最后将看到事情的全貌。 我们且拿行星环绕其中心天体所作的运动来看吧。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跟着牛顿把椭圆形的行星轨道解释为两种力——中心天体的吸引和使行星沿着垂直于这种吸引的方向运动的切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除向心的运动形式外，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还假设了与两个中心的联线垂直的另一个运动方向或所谓“力”。因此，它和前面所说的基本定律是矛盾的，依据这个定律，我们宇宙中的一切运动，只能沿着那把相互作用的物体的中心联结起来的直线发生，或者如一般人所说的，只能由向中心作用着的“力”所引起。因此，它把这样一种运动因素放到理论中去了，这种运动因素，如我们也曾看到的，必然要导致运动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的思想，因而也要以造物主为前提。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把这一神秘的切线力归结为某种向中心发生的运动形式，而完成这个工作的，是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大家知道，按照这种看法，整个太阳系是由自己旋转着的极稀薄的气体逐渐收缩而产生的，旋转运动显然是在这个气团的赤道线上最强烈，并且使一个个的气环从这个气团上分离出去，然后这些气环就逐渐收缩成行星、小行星等等，而按照原来的旋转方向围绕着中心体旋转。这一旋转本身，通常是由气体的单个质点所固有的运动来说明。这种运动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发生，但是最后总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占优势，这就引起旋转，这种旋转必然随着气团的日益收缩而日益加强。但是，关于旋转的起源，无论作什么样的假说，总要排除切线力，使它变为向心运动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形式。如果行星运动的一个要素，即直接向心的要素，表现为重量，即行星和中心天体之间的吸引，那末，另一个要素，即切线方向上的要素，就是气团各个质点原有排斥的残余，这种残余以衍生的或改变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任何太阳系的生存过程，都表现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其中由于排斥以热的形式放射到宇宙空间而对这一体系来说逐渐消失，所以吸引愈来愈占优势。 一目了然：在这里被当作排斥看待的运动形式，和近代物理学所说的“能”是同一个东西。由于太阳系的收缩以及因收缩而引起的现在构成太阳系的各个天体的分离，太阳系便失去了“能”，而这一损失，按照赫尔姆霍茨的著名的计算，现在已经等于原来以排斥的形式出现的全部运动的量的453/454。 其次，且拿我们地球上的一个物体来看吧。它是靠重量和地球联系着，正象地球是靠重量和太阳联系着一样；但是它和地球不同，不能作自由的行星运动。它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运动起来，而且推动一旦终止，它的运动也就迅速停止，这或者仅仅是由于重量的作用，或者是由于重量和该物体借以运动的媒质的阻抗的共同作用。这一阻抗归根到底也是重量的作用，如果没有重量，地面上就不会有任何具有阻抗的媒质，不会有任何大气了。所以在地面上的纯粹的机械运动中，我们所碰到的是重量即吸引占有决定性的优势的情形，因而在这里运动的产生有两个阶段：首先是抵抗重量，然后是让重量起作用，一句话，是先使物体上升，然后再使之下降。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了吸引和发生于与之相反的方向上的运动形式，即排斥的运动形式，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这种力学所研究的，是那些具有既成的而且在它看来是不变的聚集状态和凝聚状态的物体）的范围内，这种排斥的运动形式在自然界中是不发生的。无论是岩石从山顶上崩落下来，或者是水的下泻成为可能，形成这类现象的物理条件和化学条件，都是在这种力学的范围以外的。所以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中，排斥的或上升的运动一定是人工造成的，即由人力、畜力、水力、蒸汽力等等造成的。这种情形，这种用人力同天然的吸引作斗争的必要性，使力学家们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吸引、重量、或者如他们所说的重力，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基本的运动形式。 例如，如果举起一个重物然后让它直接或间接落下而把运动传给其他物体，那末照通常的力学观点看来，传送这个运动的不是重物的举起，而是重力。例如，赫尔姆霍茨就让 “我们最熟悉的和最简单的力，即重量，作为原动力而起作用……例如在一座由重锤发动的挂钟里。这个重锤……如果不把钟的全部机械发动起来，便不能和重量的牵引一致了。”但是它如果不自行落下，便不能把钟的机械发动起来，而且直到悬挂它的发条完全松了为止，它总是要不断地落下来的。“到那时，钟就停了，重锤的发动能力也暂时用尽了。重锤的重量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它依旧在同一程度上被地球吸引着，可是这个重量产生运动的能力已经失去了……但是我们能够用手臂的力量把钟上起来，重锤就又升上去。这样一来，重锤又获得了它原先的发动能力，并且又能使钟走起来。”（赫尔姆霍茨《通俗讲演集》第2卷第144—145页） 因此，按照赫尔姆霍茨的意见，使钟走起来的，不是运动的主动的传送，不是重锤的举起，而是重锤的被动的重量，虽然这个重量本身，只是由于被举起来才脱离了它的被动状态，而在悬挂重锤的发条松了以后又回到被动状态。所以，如果照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观点看来，能仅仅是排斥的另一种表现，那末，照赫尔姆霍茨的旧观点看来，力是排斥的对立物吸引的另一种表现。我们暂且把这件事确定下来。 那末，当这个地球上的力学的过程达到它的终点的时候，当重物先被举起然后又降落到同一高度的时候，构成这个过程的运动将怎样呢？照纯粹的力学看来，它是消失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决没有消灭。它有一小部分转化为声波式的空气振动，而绝大部分则转化为热。这些热一部分传给起着抵抗作用的大气，一部分传给落体本身，一部分则传给所落到的地面。钟的重锤，也以摩擦热的形式，把自己的运动逐渐传给钟表机械的各个齿轮。可是转化为热，即转化为排斥的一种形式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下降运动，就是说，并不是吸引。相反地，如赫尔姆霍茨所正确地指出来的，吸引，重量，仍然和它先前一样，而确切地说，甚至变得更大了。宁可说是由于举起而传给所举起的物体的排斥，因降落而在力学上消灭掉，并且以热的形式重新产生出来。物体的排斥变成了分子的排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热是排斥的一种形式。它使固体的分子发生振动，从而减弱各个分子间的联系，直到最后出现了向液态的过渡；如果继续加热，它在物体处于液态时仍然在增强分子的运动，终至分子完全脱离物体，并以一定的速度一个一个地自由运动起来，而这个速度对每一个分子来说都是决定于它的化学构造的。如果再继续加热，它就使这个速度更加增大，从而使分子愈来愈互相排斥。 但是，热是所谓“能”的一种形式；后者在这里又一次被证明是和排斥同一的。 在静电和磁的现象中，我们有吸引和排斥的两极之分。关于这两种运动形式的作用方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假说，面对着事实，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只要吸引和排斥是由静电或磁所产生，而且能够毫无阻碍地出现，它们就完全互相补偿，这在事实上是从两极之分的性质本身必然产生的。作用不完全互相补偿的两极决不是两极，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在自然界中看到过这样的两极。流电现象我们暂时撇开不谈，因为这里的过程决定于化学反应，因而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最好是来研究化学运动过程本身。 当两份重的氢和15．96份重的氧化合成水蒸汽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散发出68．924热量单位的热量。相反地，如果要把17．96份重的水蒸汽分解为两份重的氢和15．96份重的氧，那末这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要有在数量上相当于68．924热量单位的运动以热本身的形式或电运动的形式传给水蒸汽。其他一切化学过程也是一样。在大多数场合下，化合时产生运动，分解时必须供给运动。在这里，排斥通常是过程的主动一面，是较多地被供给运动或要求供给运动的一面，吸引是过程的被动一面，是形成剩余的运动并产生运动的一面。因此，现代的理论也宣称，总的说来，在元素化合时能量被释放出来，而在化合物分解时能量就被束缚起来。所以“能”这个名词在这里又是用来表示排斥的。赫尔姆霍茨却又说： “这个力〈化学亲和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引力……碳原子和氧原子间的这个引力所作的功，和地球以重量的形式对向上举起的重锤所表现的引力是一样的……当碳原子和氧原子互相冲撞而化合成碳酸气的时候，新形成的碳酸气粒子一定是处在极猛烈的分子运动中，即处在热的运动中……当碳酸气后来向周围环境放出自己的热的时候，碳酸气中的碳和氧仍然丝毫没有减少，而两者的亲和力也和以前一样强。但是这个亲和力现在只表现在它把碳原子和氧原子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不让它们分开。”（上引书第169［—170］页） 完全和以前的一样，赫尔姆霍茨坚持说，在化学中和在力学中一样，力只存在于吸引之中，因而是和其他物理学家叫作能并和排斥同一的东西正好相反的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不再是只有吸引和排斥两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而有一大串低级形式，在吸引和排斥的对立中扩展和收缩的一般运动的过程，就是在这些低级形式中完成的。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形式都可以归到运动这个总的名称之下，这决不仅仅是我们的看法。相反地，这些形式本身，以所起的作用，证明自己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形式，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转化的。物体的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都可以转化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又可以反过来产生热和电，而由电作媒介再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而且这种转化是这样进行的：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运动，总是有另一形式的确定不移的一定量的运动与之相当，而且，用来量度这个运动的量的量度单位，不管是从哪一种运动形式中借用来的都没有关系，就是说，无论这个量度单位用来量度物体运动，量度热，量度所谓电动力，或者量度化学过程中转化了的运动，都没有关系。 在这里，我们是立足在“能量守恒”理论的基础上，这个理论是尤·罗·迈尔在1842年建立的［注：赫尔姆霍茨在他的《通俗讲演集》第2卷第113页上表示，在自然科学上证明笛卡儿关于运动在量方面不变的原理的功绩，除迈尔、焦耳和柯尔丁外，似乎也有他自己一份。“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迈尔和柯尔丁，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工作完成时才知道焦耳的实验，但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竭力探究一切可以从上述观点得出的自然界各种过程间的关系，而且在1847年在以《论力的守恒》为名的小册子中公布了我自己的研究。”[307]——但是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什么超过1847年科学水平的新东西，只有下面两点是例外，一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个很有价值的数学上的证明：“力的守恒”和作用于某一体系中各个不同物体之间的各个力的中心作用，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其次是他较为准确地表达了下面这个定律：某一特定的力学体系中的活力和张力的总和是不变的。在其他各方面，赫尔姆霍茨的这本著作都已经被迈尔的1845年的第二篇论文所超过。在1842年迈尔已经肯定了“力的不灭”，而在1845年他又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在“自然界中各种过程间的关系”方面说出了比赫尔姆霍茨在1847年所发表的高明得多的东西。[308]］，而且从那时起各国学者对它的研究已获得了很光辉的成就。现在，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个理论目前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这就是关于“力”或“能”的概念和关于“功”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根据新的、现在几乎已经被公认的观点，“能”是被了解为排斥的，可是赫尔姆霍茨主要是用“力”这个字来表示吸引。人们可以把这看作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差别，因为在宇宙中吸引和排斥是互相补偿的，因为这样一来随便把这个关系的哪一面当作正和把哪一面当作负，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就好象正的横座标是从某一条直线上的某一点的右边算起或左边算起都没有什么关系一样。但是绝对不是这样。 问题是在于，这里所谈的首先并不是宇宙，而是在地球上发生的并且被地球在太阳系中和太阳系在宇宙中的十分确定的位置所决定的现象。但是我们的太阳系每一瞬间都向宇宙空间放出大量的运动，而且是在质上十分确定的运动，即太阳热，亦即排斥。而我们的地球本身只是由于有太阳热才得以生存下去，而且自己最后也把所获得的太阳热（在它把这种太阳热的一部分转化为其他运动形式以后）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在太阳系中，特别是在地球上，吸引已经大大地胜过了排斥。如果没有太阳放射到我们这里的排斥运动，地球上的一切运动都一定会停止。假若太阳明天就冷却，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地球上的吸引还会和现在一样。一百公斤重的石头，只要还在原来的地方，就和原先一样还是重一百公斤。可是运动，无论是物体的或者是分子和原子的，都会进入我们所想象的绝对静止状态。所以，对于在今天的地球上所发生的过程说来，把吸引还是把排斥看作运动的主动一面，即看作“力”或“能”，显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相反地，在今天的地球上，吸引由于它肯定地胜过了排斥而变成完全被动的了；一切主动的运动都必须归功于来自太阳的排斥的供给。因此，最新的学派——虽然它对运动的关系的［desBewegungsverhältnisses］性质还不清楚——在把能看作排斥的时候，从地球上的过程方面看来，甚至从整个太阳系方面看来，本质上是完全对的。 “能”这个名词确实是决没有把运动的全部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因为它只包括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作用，但没有包括反作用。而且它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能”是物质以外的某种东西，是加到物质里面去的某种东西。但是和“力”这个名词比起来，无论如何还是宁愿要“能”这个名词。 关于力的观念，如各方面所承认的（从黑格尔起到赫尔姆霍茨止），是从人的机体在周围环境中的活动中借来的。我们常说肌肉的力、手臂的举重力、腿的弹跳力、肠胃的消化力、神经的感觉力、腺的分泌力等等。换句话说，为了避免找出我们的机体的某种机能所引起的变化的真实原因，我们就造出某种虚构的原因，某种和这个变化相当的所谓力。以后我们就把这种简便的方法搬到外在世界中去，这样，有多少不同的现象，便造出多少种力。 自然科学（天体的和地球上的力学或许是例外）还在黑格尔那时已经处于这种质朴的发展阶段，而黑格尔已经很正确地攻击当时流行的把什么都叫做力的做法（引证一段话）[309]。他在另一个地方也指出：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起说它有吸引力更好些；力是一种性质，性质是可以和物质分离的，可以想象为一个述语；而灵魂则是磁石的这种运动，是和物质本性等同的。”［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哲学史》第1卷第208页）[310] 现在我们已经不象当时那样容易运用各种力了。我们听听赫尔姆霍茨所说的吧： “当我们完全了解某一自然规律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要求它毫无例外地起作用……这样，规律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种客观力量，因此，我们把它叫作力。例如，我们把光的折射定律客观化，把它看作透明的东西的一种折射力；把化学亲和定律客观化，把它看做各种不同的物质间的亲和力。我们同样地说金属的电接触力，说粘合力、毛细作用力等等。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首先只包括一小串条件相当复杂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自然过程……力只是作用的客观化了的规律……我们所引来的力的抽象概念，只给这一点补充了下面的思想：我们没有任意编造这种规律，它是现象的必然的规律。这样，我们了解自然现象即找出自然现象的规律的要求，就采取了另外的表现形式，即我们不得不去探究作为现象的原因的各种力。”（上引书第189—191页。1869年在音斯布鲁克的报告） 首先，把纯主观的关于力的概念，塞到一个已经确定是离开我们的主观而独立的、从而是完全客观的自然规律中去，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奇怪的“客观化”方法。这种事情最多只能由一个最正统的老年黑格尔派做出来，而不应当由赫尔姆霍茨这样的新康德主义者做出来。当我们在一个既经确定的规律中插进某种力的时候，我们既没有给这个规律，也没有给它的客观性或它的作用的客观性增加丝毫新的客观性；所增加的只是我们的主观论断：这个规律靠着某种暂时还完全不知道的力的帮助来起作用。但是，当赫尔姆霍茨给我们举出光的折射、化学亲和、接触电、粘合、毛细现象这些例子，并把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提高到力这个“客观的”显贵等级的时候，这种在规律中插进某种力的做法的隐意就清楚了。 “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首先只包括一小串条件相当复杂的自然过程。” 正是在这里，“客观化”（宁可说是主观化）获得了某种意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完全认识了规律，而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它，因为我们还弄不清这些现象的“相当复杂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时找“力”这个字做避难所。这样看来，我们由此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我们关于规律的性质及其起作用的方式的科学知识，而是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在这种意义下，作为还没有阐明的因果关系的略语，作为语言上的权宜之计，“力”这个字在日常的应用中是过得去的。但是超过了这一点，那就糟了。如果赫尔姆霍茨有权利用所谓光的折射力、电接触力等等来解释物理现象，那末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有同样的权利用热力和冷力来解释温度的变化，从而就用不着对热这个现象作任何进一步的研究了。 就从这种意义上看，“力”这个字也是片面的，因为它片面地表现一切。一切自然过程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建立在至少是两个起着作用的部分的关系上，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上。可是，由于力这个概念产生于人的机体对外界的作用，也产生于地球上的力学，所以它包含的意思是：只有一部分是主动的、起作用的，而另一部分是被动的、接受作用的；这样一来，它就把两性间的差异不经过证明就推广到无生命的存在物去了。受了力的作用的第二部分的反作用，最多只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反作用，表现为一种阻抗。这种看法就在纯粹力学（正是在这里，所讲的只是运动的简单的转移及其在数量方面的计算）以外的许多领域中也是容许的。但是它在比较复杂的物理过程中就不够了，这是赫尔姆霍茨自己的例子所证明的。光的折射力在光本身中和在透明物体中一样多。在粘合和毛细作用这两种现象中，“力”在固体表面和在液体中肯定是一样多。关于接触电，有一点无论如何也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有两种金属起着作用；而“化学亲和力”如果包含在什么地方的话，无论如何就是包含在起着化合作用的两个部分中。但是，由两种分开的力所构成的力，不引起反作用而本身却包含着反作用的作用，决不是地球上的力学意义下的力，而这门科学又正是真正知道“力”这个字的含义的唯一的科学。要知道，地球上的力学的基本条件，首先是不研究碰撞的原因，即每一种情况下的力的性质，其次是把力看做片面的东西，有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总是和自己相等的重量和它相对抗，因而和落在地上的物体所经过的任何距离比起来，地球的半径总是被认为等于无限大。 我们现在进一步看看赫尔姆霍茨怎样把他的“力”“客观化”，即化为自然规律。 在1854年的一篇讲演（上引书第119页）中，他研究了最初包含在构成我们的太阳系的星云球体中的“能作功的力的蕴藏量”。 “事实上，它只是以它的各个部分彼此间的万有引力的形式获得这方面的一笔极为巨大的妆奁。” 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一整批重量或重力妆奁还丝毫未减地保存在现在的太阳系中，或许除去很小一部分同可能一去不复返地被投入宇宙空间中的物质一道遗失掉，这同样也是无可怀疑的。其次， “化学力也一定是已经有的，是准备起作用的；但是，因为这些力只有在各种物质最紧密地接触的时候才能起作用，所以在它们开始起作用以前，一定要发生凝缩现象”［第120页］。 如果我们象赫尔姆霍茨在前面所做的一样，把这些化学力看作亲和力，即看作吸引，那末我们在这里也不能不说，这些化学引力的总和是丝毫没有减少地继续存在于太阳系中。 但是在同一页上，赫尔姆霍茨就叙述了他的计算的结果： 在太阳系中“最初的机械力现在大约只有1/454还原样存在着”。 这怎么能和上面所说的相协调呢？引力，无论是万有引力或是化学引力，都是还丝毫未动地存在于太阳系中的。赫尔姆霍茨并没有指出力的其他的确实来源。的确，照赫尔姆霍茨所说，这些力已经作了巨大的功。但是这些力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或减少。太阳系中的每一个分子乃至整个太阳系本身，都和前面所举例子中的钟的重锤的情形相同。“它的重量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一切化学元素都和前面说过的碳和氧的情形一样：每种元素既有的总量仍旧原样保存着，而“全部亲和力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强”。那末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力”作了按照他的计算竟比太阳系现在还能作的功大453倍的巨大的功呢？到此为止，赫尔姆霍茨没有给我们任何答案。但是他又进一步说： “我们不知道，［原始星云球体中］是否还有以热的形态存在的力的蕴藏［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20页］ 但是对不起，热是排斥的“力”，因而是逆着重量和化学吸引的方向起作用的，如果取重量和化学吸引为正，它就是负。因此，既然赫尔姆霍茨从万有吸引和化学吸引构成他的力的原始蕴藏，那末除此以外的热的蕴藏便不应当加到这个力的蕴藏中去，而应当从这里面减掉。否则，当太阳热逆着地球的引力把水变成水蒸汽，并使水蒸汽向上升起的时候，太阳热就必然是在增强地球的引力；或者水蒸汽通过的炽热的铁管所具有的热，就必然是在加强氧和氢的化学吸引，可是它正好是使这种化学吸引不起作用。或者，以另外的形式来说明这同一个问题：假设半径为ｒ、因而体积为4/3πγ3的星云球体的温度是ｔ。再假设另一质量相同的星云球体在较高的温度Ｔ之下有较大的半径Ｒ和体积4/3πＲ3。显然，在第二个星云球体中，只有当它的半径从Ｒ缩小到ｒ，即它把相当于温度差Ｔ—ｔ的热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的时候，吸引，无论是力学的吸引或是物理的和化学的吸引，才能和第一个星云球体中的吸引起同样的作用。所以较热的星云比起较冷的星云来要凝缩得晚一些，因而从赫尔姆霍茨的观点看来，热既然妨碍凝缩，就不是正的“力的蕴藏”，而是负的。所以，当赫尔姆霍茨以为一定量的排斥运动可以以热的形式加到吸引形式的运动上，并增加后者的总量时，他犯了一个计算上的确定不移的错误。 对于这一切“力的蕴藏”，无论是可以证明的，或者是可能的，我们都给它冠以同样的符号，使它们可以相加。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使热转换，不能用等量的吸引来代替它的排斥，所以我们必须以两种吸引形式来完成这种转换。于是我们就只好径直拿气团自己独立起来那一瞬间存在在里面的排斥运动或所谓能的总和来代替万有引力，代替化学亲和力，代替除这些力以外最初就可能作为热这个东西而存在着的热。这就和赫尔姆霍茨的计算一致了，这里他要计算的是 “由于太阳系各天体从散漫的星云物质发生假定的最初的凝缩而应当得到的热”［第134页］。 他就这样把全部“力的蕴藏”都归结为热，归结为排斥，从而使想象的“热这种力的蕴藏”可以加到“力的蕴藏”上面去。于是他的计算就表明：最初存在于气团中的全部能量（即排斥）的453/454，已经以热的形态放射到宇宙空间中，或者确切地说，现在的太阳系中的一切吸引的总和，与还存在于其中的一切排斥的总和之比，是454∶1。但是这样一来，这些计算就和用这些计算来作证明的讲演的正文正相矛盾了。 既然力这个概念甚至在赫尔姆霍茨这样的物理学家的头脑中都引起了这样的思想混乱，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它在从事计算的力学范围以外的任何研究领域中，在科学上都是不适用的。在力学中，运动的原因是被当作某种已知的东西看待的，人们所注意的不是运动的起源，而只是运动的作用。因此，如果有人把运动的原因叫做力，这一点也不会损害力学本身；但是人们习惯于把这个名称也搬到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里面去，这样一来混乱就不可避免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而且还会常常看到。 关于功的概念，我们在下一章中再谈。 运动的量度。——功[311] “相反地，我一直总是看到：这个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即“功的基本的物理概念和功的不变性”〉，对那些没有搞通数理力学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如何热心，如何有天资，甚至还有相当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很难了解的。也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抽象。甚至象伊·康德这样有才能的人也不是很容易了解它们的，这从他和莱布尼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可以得到证明。” 赫尔姆霍茨这样说（《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卷序言）。 这样，我们现在就冒险进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领域，更何况我们没有可能使读者“搞通数理力学”。但是，也许能够表明：在涉及概念的地方，辩证的思维至少可以和数学计算一样地得到有效的结果。 伽利略一方面发现了落体定律，依据这个定律，落体所经过的距离和落下所经过的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另一方面，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又提出一个不完全符合这个定律的命题：一个物体的动量（它的冲量或动量）是由质量和速度决定的，所以它在质量是常数时就和速度成正比了。笛卡儿采取了后一命题，认为运动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就是该物体的运动的量度。 惠更斯已经发现：在弹性物体碰撞时，各个质量和各个速度平方的乘积之和，在碰撞前后是不变的，而且类似的定律，对于联合成一个系统的各个物体的运动的其他各种情况，也是有效的。 莱布尼茨是看出笛卡儿的运动量度和落体定律相矛盾的第一个人。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笛卡儿的运动量度在许多情况下是正确的。因此，莱布尼茨把动力分成了死力和活力。死力是静止物体的“压力”或“拉力”，其量度是物体的质量和这个物体由静止状态转到运动状态时所具有的速度的乘积；他并且把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拿来作为活力——物体的真正运动——的量度。这个新的运动量度他的确是直接从落体定律推出来的。莱布尼茨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把四磅重的物体举起一英尺和把一磅重的物体举起四英尺，需要同样的力；但是物体所经过的距离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因为，当一个物体落下四英尺的时候，它就获得两倍于它落下一英尺时的速度。但是物体下落时获得了把物体举高到它开始下落时的高度所需要的力；所以这两种力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苏特尔《数学史》第2卷第367页）[312] 但是他进一步又证明了：运动的量度mｖ和笛卡儿关于运动的量不变的命题是矛盾的，因为，如果这一量度是真正有效的，那末力（即运动的量）在自然界中就要不断地增加或减少。他甚至设计了一种器具（《学术纪事》，1690年），只要mv这一量度是正确的，这种器具就一定会成为不断产生力的永动机，而这是荒谬的[313]。近来，赫尔姆霍茨又常常使用这种论据了。 笛卡儿派竭力反对，于是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延续了许多年的争论，康德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1746年）[314]中也参加了这场争论，虽然他并没有弄清这个问题。今天的数学家们都以相当蔑视的态度来看这场“无结果的”争论，这场争论 “延续了四十多年，把欧洲的数学家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直到最后，达兰贝尔才用他的《动力学论》（1743年）象最后的判决书一样结束了这场无非是毫无益处的咬文嚼字的争论［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苏特尔，上引书第366页）。 但是，看起来还不能把这场争论这样完全归结为一场毫无益处的咬文嚼字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反对笛卡儿这样的人物而引起的，而且又有康德这样的人物参加，他的第一部洋洋巨著就是为这场争论写的。的确，运动有两个互相矛盾的量度，一个场合是和速度成正比，另一个场合是和速度平方成正比，这怎样能协调起来呢？苏特尔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说， 两方面都对也都不对；“‘活力’这个名词至今仍然保存着；但是它已不再被用作力的量度［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只是一度被用来表示力学中极其重要的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一半的乘积而已”［第368页］。 所以，mv依旧是运动的量度，而活力只是mv2/2的另一种表现，关于这一公式，我们虽然体会到它在力学中极为重要，可是现在根本不知道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我们且把那救命的《动力学论》[315]拿来，更仔细地看一看达兰贝尔的“最后的判决书”。这个“最后的判决书”是在序言里。 它说：在正文中根本没有谈整个问题，因为“它对力学来说是完全没有用处的”［第ⅩⅤⅡ页］。 这对纯粹从事计算的力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纯粹从事计算的力学中，就象前面我们在苏特尔那里所看到的，文字的标记不过是代数公式的另一种表现，另一种名称，对于这些名称，最好根本不要去想它。 但是，因为有这样重要的人物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愿意在序言中把这个问题简略地考察一下。人们只要头脑清楚，就会把运动物体的力仅仅了解为这些物体克服障碍或抵抗障碍的特性。所以，力既不能用mv去衡量，也不能用mv2去衡量，而只能用障碍和这些障碍所表现的阻抗去衡量了。 但是障碍有三种：（1）不能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可以完全消灭运动，所以在这里不能加以考察；（2）其阻抗足以使运动停止（而且是在一瞬间做到这一点）的障碍，这是平衡的情况；（3）只能够逐渐使运动停止的障碍，这是减速运动的情况。［第ⅩⅤⅡ—ⅩⅤⅢ页］“每个人都会同意：当两个物体的质量与其虚速度（即物体即将以之开始运动的速度）相乘所得的两个乘积彼此相等的时候，这两个物体便处于平衡状态中。所以在平衡时，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即动量，是可以代表力的。每个人也都会同意：在减速运动的情况下，被克服的障碍的数目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此，例如，如果一个物体具有某一速度时可以压缩一个弹簧，那末它具有两倍的速度时可以同时或连续地压缩的同样的弹簧便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它具有三倍的速度时可以压缩的弹簧便是九个，依此类推。于是活力的拥护者〈莱布尼茨派〉便由此作出结论：真正运动着的物体的力，一般地是同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成正比的。实质上，如果力的量度在平衡状态中和在减速运动中有所不同，这又有什么不方便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想只用明白的观念来进行推论，他就只有把力这个字理解为克服障碍或抵抗障碍时所产生的效果。”（法文第一版序言第ⅪⅩ—ⅩⅩ页） 但是达兰贝尔毕竟太哲学家气了，还不明白同一个力有两种量度的矛盾不是那样容易克服的。因此，他重复了本质上只是莱布尼茨已经说过的话——因为他的“平衡”和莱布尼茨的“死压力”是同一个东西，以后突然又跑到笛卡儿派方面，找到了下面这样一条出路： mv这一乘积甚至在减速运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用作力的量度，“只要在这种情况下力不是用各种障碍的绝对量去量度，而是用这些障碍所产生的阻抗的总和去量度。要知道，阻抗的这个总和毫无疑义地是和动量〈mv〉成正比的，因为如大家所公认的，物体在每一瞬间所失去的动量跟阻抗和这一无限小的时间的乘积成正比，而且这些乘积的总和显然是等于阻抗的总和”。后一种计算方式在他看来是较为自然的一种，“因为一个障碍只是在它产生阻抗的时候才成其为障碍，说得恰当些，阻抗的总和就是被克服的障碍；此外，如果这样计算力，还有一个便利处，这就是在平衡和减速运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量度”。但是每个人都不妨各有所爱。［第ⅩⅩ—ⅩⅪ页］ 因此，他相信他已经用数学上不正确的方法（这是苏特尔自己也承认的）解决了问题，接着他就以对他前辈中的思想混乱的不客气的批评来结束了他的论述，并且断定：由上述的批评看来，这只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形而上学的争论，或者甚至是一场更加没有价值的纯粹咬文嚼字的争吵。 达兰贝尔的调和的建议归结为下列的计算： 质量为1，其速度为1，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压缩1个弹簧。 质量为1，其速度为2，可以压缩4个弹簧，但需要2个单位时间，即在1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压缩2个弹簧。 质量为1，其速度为3，在3个单位时间内可以压缩9个弹簧，即在1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压缩3个弹簧。 所以，如果我们用所需要的时间去除效果，我们就又从mv2回到mv了。 这也就是卡特兰以前特别用来反对莱布尼茨的那个论据[316]：的确，一个速度为2的物体抵抗重量而上升的高度，是速度为1的物体的4倍，但是所需要的时间是2倍；所以运动的量必须用时间去除，结果是等于2，而不等于4。十分奇怪，苏特尔的观点也是这样，他竟至剥夺了“活力”这一名词的一切逻辑意义，只给它留下了数学的意义。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对于苏特尔来说，问题是在于把mv这一公式拯救出来，作为运动的量的唯一量度；所以mv2就必然要被牺牲掉，以便在数学的天国里转世投胎。 但是，说卡特兰的论据构成了沟通mv和mv2的一座桥梁，因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很正确的。 达兰贝尔以后的力学家们决没有接受他的最后的判决书，因为他的最后判决是有利于把mv当作运动的量度的。他们死守住他用来表述莱布尼茨对死力和活力所作的区别的话：对于平衡，即对于静力学，mv是有效的；对于抵抗阻抗的运动，即对于动力学，mv2是有效的。这种区别虽然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种形式下，其逻辑意义无异于下级军官的这个著名的解决办法：在值班时总是说“对我”，在下班后总是说“使我”[317]。大家都默认这个区别：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无法改变它，既然这种双重的量度有矛盾，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例如，汤姆生和台特说（《自然哲学论》1867年牛津版[318]第162页）： “一个没有旋转的、运动着的固体，其运动的量或动量跟它的质量和速度二者成正比。质量或速度增加一倍，动量也增加一倍。” 紧接着他们又说：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的活力或动能，跟质量和速度平方二者成正比。” 他们竟这样明显地把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运动量度并列在一起。一点也不打算解释这一矛盾，或者哪怕是把它掩饰起来。在这两个苏格兰人的著作中，思维是被禁止的，只有计算才被容许。无怪乎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台特——是虔诚的苏格兰的最虔诚的基督徒了。 在基尔霍夫的关于数理力学[319]的讲义中，mv和mv2这两个公式绝不是以这种形式出现。 也许赫尔姆霍茨会帮助我们。他在《论力的守恒》[320]这一著作中主张用mv2/2来表现活力——这一点我们回头再来谈。以后他在第20页及以下各页又简略地列举出到现在为止还在应用和承认活力（即mv2/2）守恒原理的各种情况。其中的第二项是： “只要不发生摩擦或非弹性体的碰撞，运动就可以由不能压缩的固体或流体来传递。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一般原理通常表现为下列规则：由机械装置所传递和改变的运动，在力的强度方面的减少同速度方面的增加总是按同一比例的。因此，如果我们设想重量m借助于一架机器（这架机器凭着某种过程而等速地产生作功的力）以速度c向上升，那末重量nm可以借助另一架机械装置向上升，可是速度只是c/n，因而在两种情况下，机器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所产生的张力的量，都可以用mgc来代表，其中ｇ表示重力的强度。”［第21页］ 这样，这里又是一个矛盾：简单地和速度成正比而增减的“力的强度”，不得不用来作为和速度平方成正比而增减的力的强度守恒的证明。 无论如何，在这里可以看出：mv和mv2/2是用来规定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的，但是这一点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因为mv2不能等于mv，除非v＝1。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运动会有两种量度，这件事情在自然科学中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是决不允许的。因此，我们再用另外的办法来试一试。 这样，mv可以用来量度“由机械装置所传递和改变的运动”；所以这个量度对于杠杆以及由之产生的一切形式，如轮轴、螺旋等等，一句话，对于传递运动的一切机械，都是有效的。但是，从一个很简单的而且决不是什么新的推论就可以明白：在这里，只要mv可以应用，那末mv2也一样可以应用。我们且研究一下这样一个机械装置，在这个装置中，两边的杠杆臂的比是4∶1，因而在这个装置中1公斤的重量可以同4公斤的重量保持平衡。所以，我们在一个杠杆臂上加极其微不足道的力，可以使1公斤上升20米；如果把同样的力加在另一个杠杆臂上，那末就可以使4公斤上升5米，而且这个较重的重量下降所经过的时间和另一个重量上升所需要的时间是一样的。质量和速度互为反比：mv，1×20＝m′v′，4×5。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让每一个重量在升起来以后又自由落到原来的水平面，那末1公斤的重量在落下20米的距离以后所得到的速度是20米（在这里，由重量引起的加速度用一个整数10米，而不用9．81米）；另一个4公斤的重量在落下5米的距离以后所得到的速度是10米[321]。 mv2＝1×20×20＝400＝m′v′2＝4×10×10＝400． 相反地，落下所经过的时间却是不一样的：4公斤落下5米，时间是1秒；1公斤落下20米，时间是2秒。摩擦和空气的阻抗在这里当然都已经略去了。 但是两个物体中每一个从它所在的高度落下来以后，它的运动便停止了。所以，在这里，mv表现为简单移动的、从而是持续的机械运动的量度，而mv2表现为已经消失了的机械运动的量度。 其次，完全弹性体相碰撞的情形也是一样：mv的总和与mv2的总和在碰撞前后都是不变的。两个量度具有同样的效力。 非弹性体相碰撞时，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流行的初等教科书（高等力学是差不多根本不研究这类小问题的）都说，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是一样的。相反地，活力却有损失，因为，如果从碰撞以前的mv2的总和减去碰撞以后的mv2的总和，结果无论如何都有一个正的余数。这个总量（或它的一半，这随所采取的观点而定）就是因各个碰撞物体互相侵入和变形而减少的活力。——这后一情形现在是清楚明白的。前一论断，即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一样，却不是如此。和苏特尔的意见相反，活力是运动，如果它有一部分丧失掉，那末运动也就丧失了。因此，不是mv在这里不正确地表示了运动的量，就是上述的论断是错误的。整个定理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遗产，在这个时代，关于运动转化的观念还一点也没有，因而只是在别无其他出路的时候才承认机械运动的消失。所以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的相等，是由这一总和既没有丝毫损失也没有丝毫增加来证明的。但是，既然物体由于和自己的没有弹性相适应的内部摩擦而在活力上有所损失，所以它们在速度上也有所损失，而mv的总和在碰撞后就一定比碰撞前小了。既然在计算mv2时，内部摩擦的重要性表现得这样明显，那末在计算mv时就决不能把它略去。 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定理，而且在计算碰撞后的速度时假定mv的总和不变，我们仍然可以发现mv的总和是减少了。因此，mv和mv2在这里就发生了冲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定数量的机械运动真正消失了。计算本身就表明：mv2的总和正确地表现了运动的量，而mv的总和却不正确地表现运动的量。 mv应用于力学中的一切情形大致上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应用mv2的几种情形。 当炮弹发射出去的时候，无论它击中固体目标，或者因空气的阻抗和重量的作用而趋于静止，它在它的运动过程中总是要消耗和mv2成正比的一定的动量。如果一列火车碰到另一列停着的火车，那末碰撞的激烈程度和相应的破坏性，是和这一列火车的mv2成正比的。同样，在计算克服某一阻抗所需要的机械力时，也是要用mv2的。 但是，“克服某一阻抗”这一句在力学中非常流行的、很方便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举起一个重物以克服重量的阻抗，那末在这里一定量的运动或一定量的机械力就会消失，而这一消失的运动或机械力，就等于所举起的重物从它所达到的高度直接或间接落到它原来的水平面时所能重新产生的运动或机械力。这个量可以用这个重物的质量同落下以后的最终速度的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即mv2/2来量度。那末把重物举起来的时候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机械运动或机械力这样的东西消失了。但是它并没有化为乌有：用赫尔姆霍茨的话说，它是变成了机械张力；用现代人的话说，是变成了位能；用克劳胥斯的话说，是变成了埃尔加勒（Ergal），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任何机械上允许的方法把它重新变成同产生它所必需的机械运动等量的机械运动。位能不过是活力的反面表现，而活力也不过是位能的反面表现。 一颗24磅重的炮弹以每秒400米的速度击中一艘铁甲舰的一米厚的钢板而对钢板无显著影响。所以，在这里消失了的机械运动等于mv2/2，即等于12×400×400×＝960000公斤米（因为24磅＝12公斤［注：这里指的是德国磅，1磅＝500克。——编者注］）。这一运动变成什么了呢？一小部分是消耗于钢板的震动及其分子的位置变动。另一部分是用于把炮弹爆炸成无数碎片。但是较大的部分则变成了热，使炮弹的温度升到炽热状态。1864年，普鲁士人在越过阿尔斯时用重炮轰击“罗尔夫·克拉克号”[322]的铁甲船舷，那时每命中一发他们都在黑暗中看到突然炽热起来的炮弹所产生的闪光，而惠特沃思早已用实验证明，打在铁甲舰上的爆炸弹是不需要雷管的；炽热的金属本身就可以使炮弹中的炸药着火。如果以424公斤米作为单位热量的机械当量[323]，那末和上述的机械运动的量相当的热量便是2264单位。铁的比热是0．1140，这就是说，使1公斤水的温度升高1℃的热量（这用来作热量的单位）足以使1/0．1140＝8．772公斤铁的温度升高1℃。所以，上述的2264热量单位可以使1公斤铁的温度升高8．772×2264＝19860°，或使19860公斤的铁升高1℃。因为这一热量平均分布于舰身钢板和击中钢板的炮弹上，所以后者的温度便升高19860°/2×12＝828°，这已经是一个十分炽热的程度。但是，因为炮弹的前一半、即与目标碰撞的一端所得到的热量无论如何是绝大部分，大约两倍于后一半所得到的热量，所以前一半的温度上升到1104℃，而后一半的温度则上升到552℃，即使我们为碰撞时实际产生的机械功作了巨大的扣除，这也完全足以说明炽热现象。 机械运动也同样会因摩擦而消失，并以热的形式重新出现；大家知道，焦耳在曼彻斯特和柯尔丁在哥本哈根对这两种彼此相应的过程作了尽可能精确的量度，在实验上第一次大致确定了热的机械当量。 由机械力，例如由蒸汽机发动的磁性发电机，其产生电流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所谓电动力的量和同一时间内所消耗的机械运动的量成正比，而如果用同一量度来表示，则二者正好相等。我们可以设想，这个量不是由蒸气机产生的，而是由一个受重量的压迫而落下的重物产生的。这个重物所能提供的机械力，可以用该重物经过同一高度自由落下时所得到的活力去量度，或者用使该重物重新升到原来的高度所需要的力去量度：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用mv2去量度。 这样，我们就发现，机械运动确实有两种量度，但是也发现，每一种量度适用于某个界限十分明确的范围之内的一系列现象。如果已经存在的机械运动以保持机械运动的方式进行传递，那末它是同质量和速度的乘积成比例地进行传递的。但是，如果机械运动传递的方式是：它作为机械运动消失掉，并以位能、热、电等等形式重新出现，一句话，如果它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运动，那末这一新形式的运动的量就同原来运动着的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成正比。一句话，mv是以机械运动来量度的机械运动；mv2/2是以机械运动转化为一定量的其他形式的运动的能力来量度的机械运动。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种量度因为互不相同，所以并不互相矛盾。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和笛卡儿派的争论决不是纯粹咬文嚼字的争论；达兰贝尔的“最后的判决书”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达兰贝尔大可不必长篇大论地攻击其前辈的观点糊涂，因为他自己也是和他们一样糊涂的。事实上，只要人们不知道似乎消灭了的机械运动变成了什么，他们就一定还是糊里糊涂的。只要象苏特尔这样的数理力学家死守在自己的专门科学的堡垒里面，他们就会象达兰贝尔一样地糊涂，而且一定会用空洞而互相矛盾的言辞来搪塞我们。 但是，现代力学怎样表述从机械运动到在量上与之成正比的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变呢？它作了功，而且确实是这样多的功。 但是，这并没有把功这个概念的物理意义充分表达出来。如果象在蒸汽机或热力机中一样，热转变成机械运动，即分子运动转变成物体运动，如果热使化合物分解，如果热在热电堆中变成电，如果电流从稀硫酸中把水的两种成分分离出来，或者相反地，如果在电池的化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运动（换句话说，就是能）采取了电的形式，而后者在封闭电路中又重新变成热，那末，使过程发生并因这一过程而变成另一运动形式的运动形式，就在所有这些过程中作了功，而且这个运动形式所作的功的量是和它自己的量相当的。 所以，功是从量方面去看的运动形式的变化。 但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一个被举起的重物停在高处不动，那末在静止的时候它的位能也是一种运动形式吗？肯定是的。甚至台特也深信这种位能随后就会变成一种实在的运动形式（《自然界》杂志）[324]。此外，基尔霍夫还走得更加远得多，他说（《数理力学》第32页）：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情形”， 而这就证明：他不仅能计算，而且也能辩证地思维。 所以，由于考察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我们顺便地、轻而易举地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了有些人认为不懂数理力学就很难了解的功这一概念。无论如何，关于这一概念，我们现在比我们从赫尔姆霍茨的《论力的守恒》这个讲演（1862年）中所学到的知道得更多了，而他在这个讲演中正是要 “尽可能地把功的基本的物理概念及其不变性弄清楚”［序言第Ⅵ页］。 我们在那里所学到的关于功的一切就是：功是可以用呎－磅或热量单位来表示的东西，而这些呎－磅或热量单位的数目对于一定量的功来说是不变的；其次，除机械力和热外，化学力和电力也能作功，但是所有这些力都是按它们实际作功的比例耗尽它们的作功能力的。由此可以作出结论：整个自然界中一切能起作用的力的量的总和，无论自然界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总是永远不变，始终一样。功这一概念没有得到发展，甚至还没有被确定［注：我们从克拉克·麦克斯韦那里也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他说（《热的理论》1875年伦敦第4版第87页），“在克服了阻抗的时候，就作了功”；在第185页上又说，“某一物体的能就是它作功的能力”。[325]这就是我们关于功所领教到的一切。］。正是功的大小在量方面的不变，使他看不出：质变、形式变换是物理学上的一切功的基本条件。正因为如此，赫尔姆霍茨竟断定： “摩擦和非弹性体的碰撞是机械功消灭［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热代之产生的过程。”（《通俗讲演集》第2卷第166页） 正好相反。在这里机械功并没有消灭，在这里是作了机械功。机械运动表面上消灭了。但是，机械运动如果不在表面上消灭掉，如果不变成另一形式的运动，它就无论如何连百万分之一公斤米的功也不能作出来。 我们知道，包含在一定量的机械运动中的作功能力，叫作这一机械运动的活力，而且直到最近还是用mv2来量度的。可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新的矛盾。我们且听听赫尔姆霍茨说的吧（《力的守恒》第9页）。他说：功的大小可以用升到ｈ高的重量m来表示；然后，如果用ｇ来表示重力，功的大小就等于mgh。物体要自由地垂直上升到ｈ这一高度，就需要速度υ＝，而该物体在降落时又得到这同一个速度。所以，mgh＝mv2/2。而赫尔姆霍茨主张 “以mv2/2这个量来表示活力的量，这样一来，它就变得和功的大小的量度一样了。从活力这个概念一向的用法看来……这一改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在将来会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益处”。 这是难于置信的。赫尔姆霍茨在1847年还这样弄不清活力和功的相互关系，以致完全没有觉察到，他是怎样把活力的先前的比例量度变为它的绝对量度；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由于自己的大胆的处理而作了多么重要的发现，他仅仅考虑到方便，就推荐mv2/2来代替mv2！力学家们也是为了方便的缘故才采用了mv2/2。mv2/2也只是逐渐地在数学上得到了证明：诺曼（《普通化学》第7页[326]）在代数上给予了证明，克劳胥斯（《热之唯动说》第2版第1卷第18页[327]）在分析上给予了证明，这个证明后来又由基尔霍夫（上引书第27页）以另外的方法推出和作出。 克拉克·麦克斯韦（上引书第88页）提供了从mv推到的mv2/2卓越的代数上的证明。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们的两位苏格兰人汤姆生和台特这样说（上引书第163页）：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的活力或动能跟它的质量和速度平方二者成正比。如果我们采用和前面一样的质量单位［和速度单位］〈即以单位速度运动着的质量的单位〉，那末用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来给活力下定义，是特别有利［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的。” 所以，在这里，在这两位第一流的苏格兰力学家那里，不仅思维已经停顿，而且计算的能力也停顿了。这种特别的有利，即公式的方便，妙不可言地解决了一切。 我们已经知道，活力无非是一定量的机械运动作功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一作功的能力和它实际作的功，用力学的量度来表示，自然是一定彼此相等的，因此，如果mv2/2可以量度功，那末活力也一定可以用mv2/2来量度。但这是科学上发生的情形。理论力学得出了活力这一概念，工程师的应用力学得出了功这一概念，并强迫理论家接受它。理论家们埋头于计算，变得非常不习惯于思维，以致多年来都没有认识到二者的相互联系，他们用mv2量度其中的一个，用mv2/2量度另一个，最后才采用mv2/2作为二者的量度，但这不是因为有了理解，而是为了计算起来简单！［注：“功”这个字及其相应的观念来自英国工程师那里。但是在英文中，实际的工作叫作work，而经济学上所说的工作则叫作labour〔劳动〕。所以物理学上的功也用work来表示，这样便不至于和经济学上所说的劳动有任何混淆。在德文中却不是这样，因此在现代假科学著作中就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用法：把物理学上所说的功用于经济学上的劳动关系，或者反过来。可是我们也有Werk这个字，它象英文的wrok一样是完全适合于表示物理学上的功的。但是，因为经济学对我们的自然科学家来说是离得太远了，所以他们很难下决心采用它来代替Arbeit这个已经通用的字——除非到已经是太迟的时候也许会这样做。只有克劳胥斯曾企图把Werk这个词保存下来，至少和Arbeit这个词并用。］ 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 地球的自转和月球的吸引[328] 汤姆生和台特《自然哲学论》第1卷[329]第191页（第276节）： “在一切象地球一样有一部分自由表面被液体复盖着的天体上，由于阻碍着潮汐运动的摩擦，也都有间接的阻抗[330]。这些阻抗在这些天体和邻近的天体相对地运动着的时间内，总是要从它们的相对运动中吸取能量。所以，如果我们首先考察月球单独对地球及其河、湖、海洋的作用，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作用必然趋向于使地球绕自己的轴而旋转的周期和这两个天体绕它们的惯性中心而旋转的周期相等；因为在这两个周期不相同的时候，地球表面的潮汐作用总是要从它们的运动中吸取能量。为了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化起见，我们假设月球是一个匀称的球体。月球质量和地球质量之间的引力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将相当于一个沿着通过月球中心的一条直线起作用的单独的力，而且这个力一定要阻碍地球的自转，直到这个自转在比月球绕地球的运动为短的周期内完成时为止［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因此，它一定沿着象MＱ这条线起作用，因而偏离地心ＯＱ这样一段距离；这个偏离在图中当然是大大扩大了的。现在，沿直线MＱ实际作用于月球的力可以认为是由两个力组成的，一个是沿直线MＯ向着地心起作用、大小和整个力差不多相等的力，一个是比较很小而沿着垂直于MＯ的直线MＴ起作用的力。后一个力极接近于和月球的轨道相切，而方向和月球的运动方向相同。这个力如果突然开始起作用，那末它首先会使月球的速度增加；但是过一个时候月球就会由于这个加速度而离开地球很远，结果它（由于它是抵抗着地球的吸引而运动的）就会失去它从产生加速度的切线力所得来的速度。在运动的方向上起作用、但小得每一瞬间都只能和轨道的圆形稍有偏斜的切线力，其连续不断的作用一定会逐渐增大卫星和中心天体的距离，并使失去的运动的动能重新作出它自己抵抗中心天体的吸引所作的功。如果想象这个环绕中心天体的运动是沿着慢慢向外展开的螺旋形轨道进行的，这些事情就容易理解了。假设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末重力的那个反运动方向的切线分力，将是顺运动方向的起干扰作用的切线力的两倍，因此，抵抗着前者所作的功的一半是后者作的，而另一半是从运动吸取来的动能作的。我们现在所考察的特殊的起干扰作用的原因对月球运动所起的全部作用，很容易由动量矩原理求出。所以我们看到，在任何时候由地球和月球的惯性中心相对于它们共同的惯性中心而运动所得到的动量矩，等于地球绕自己的轴自转而损失的动量矩。象现在这样运动着的月球和地球的惯性中心的动量矩之和，约为地球自转的现在的动量矩的4．45倍。前一个运动的平均平面是黄道面，所以两个动量的轴互成23°27．5′的平均角度，如果略去太阳对月球运动的平面的影响，这个角度就可以看作两个轴现在的实际的倾角。因此，合成的、或总的动量矩5．38倍于现在的地球自转的动量矩，而它的轴和地轴成19°13′的角度。所以潮汐［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的最终倾向是使地球和月球以这个合成的动量矩绕着这个合成的轴作简单的等速转动，就好象它们是一个刚体的两部分一样：在这种条件下，月球和地球间的距离会（大约）按1∶1．46的比例（即两个惯性中心现在的动量矩的平方和总的动量矩的平方之比）而加大，而公转的周期则按1∶1．77的比例（即这两个动量矩的立方之比）而加大。因此，距离会增大到347100英里，而周期会延长到48．36天。假若宇宙中除了地球和月球就没有其他的天体，那末这两个天体就会按照圆形的轨道绕着它们共同的惯性中心永远这样运动下去，而地球则以同样的周期绕着自己的轴旋转，总是以同一面向着月球，因而地球表面的全部液体都将和它的固体部分处于相对的静止状态。但是由于有太阳存在，这种状况是不能永久保持的。在地球上一定会发生太阳潮——在地球相对于太阳而旋转的一个周期中有两次潮涨和两次潮落（这就是说，在一个太阳日内有两次，或者在一月内也是同样的情形）。这种情形要是不因液体的摩擦而失去能量［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在地球和月球的运动中由这种原因所造成的整个干扰过程，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但是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地球、月球和太阳开始象一个刚体的各部分一样绕着它们的共同的惯性中心旋转。” 1754年，康德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地球自转因潮汐摩擦而逐渐迟缓，而且只是在下面这样的时候这种作用才会完结， “那时它的〈地球的〉表面和月球处于相对的静止之中，即它开始以和月球绕地球旋转的周期相同的周期绕自己的轴旋转，因而总是以同一面向着月球”[331]。 同时，他认为，只是由于潮汐摩擦，即只是由于地球上有液体存在，地球自转才会缓慢下来。 “假若地球完全是固体，它上面一点液体也没有，那末无论是太阳的吸引或是月球的吸引，都不能使它绕自己的轴而作的自由旋转发生变化，因为这种吸引对地球的东部和西部的作用是相同的，从而无论在哪一面都不能引起丝毫的偏斜；所以，它一点也不妨碍地球继续自由地自转，就好象没有受到任何外面的影响一样。”[332] 康德是可以满足于这个结果的。那时，要比较深入地了解月球对地球自转的影响，还缺少科学上的一切前提。要知道，差不多过了一百年，康德的理论才得到公认；过了更多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潮涨和潮落只是太阳和月球的吸引对地球自转的影响的可以看见的一面。 这个比较一般的见解被汤姆生和台特发展了。月球和太阳的吸引不仅对地球或地球表面的液体起作用，而且还对整个地球起作用，阻碍着地球的自转。只要地球自转的周期不和月球绕地球旋转的周期相合，月球的吸引（首先只考察这种吸引）就要起促使这两个周期愈来愈接近的作用。假若（相对的）中心天体自转的周期比卫星公转的周期长，那末前者就会逐渐缩短；假若它较短，象地球的情形一样，那末它就会延长。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动能不能凭空产生出来；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也不会消灭。在前一种情况下，卫星会愈来愈接近中心天体，它的公转周期会逐渐缩短；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离中心天体会愈来愈远，并且会获得较长的公转周期。在前一种情况下，卫星由于接近中心天体而失去的位能，正好等于中心天体由于加速度的自转而得到的动能；在后一种情况下，卫星由于自己和中心天体的距离加大而得到的位能，正好等于中心天体所失去的自转的动能。地球—月球系统中所具有的动力学的能量（位能和动能）的总和不变；这个系统完全是保守的。 可见，这个理论和所考察的天体的物理和化学的结构完全无关。它是从这样一些自由天体的一般运动规律中得出的，这些天体之间的联系是由那和质量成正比而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吸引所规定的。它显然是作为对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的概括而产生的，而且在这里甚至被汤姆生和台特描写为对这个理论的数学论证。但是，实际上它并不包括潮汐摩擦的特殊情况，而关于这一点，它的创立者很奇怪地连想都没有想到。 摩擦是物体运动的障碍，几百年来都被看作消灭物体运动即消灭动能的东西。现在我们知道，摩擦和碰撞是动能借以转化为分子能，即转化为热的两种形式。因此，每当发生摩擦时，动能这个东西就失去了，而且不是作为动力学意义下的位能，而是作为热这种确定形式的分子运动重新出现。所以，由于摩擦而失去的动能，首先对于所考察的系统的动力学方面说来，是真正失去了。它只有在它从热的形式反过来转化为动能时，才能重新成为动力学上有效的东西。 那末，潮汐摩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显然，在这里由月球的吸引传给地球表面的水的全部动能，由于水的粘性所产生的水的各个质点间的摩擦，由于地球固体表面的摩擦和抵抗潮汐运动的岩石的破碎，而转化为热。在这些热中，只有促进水面蒸发的无限小的一部分反过来又转化为动能。但是地球—月球系统留给地球表面某一部分的这种无限小的动能，首先是留在地球表面上并服从于在那里起支配作用的条件，这些条件给在地球上起作用的一切能量准备了同一的最终命运：最终转化为热并放射到宇宙空间中。 结果，由于潮汐摩擦无可辩驳地阻碍着地球的自转，用在这上面的动能，对地球—月球的动力学系统来说，是绝对地失去了。所以它不能以动力学上的位能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这个系统内部。换句话说，在借月球的吸引用于阻碍地球自转的动能中，只是作用于地球的固体的那一部分可以完全作为动力学上的位能重新出现，因而由月球的距离的相应扩大所补偿。而作用于地球的液体的那一部分，只有在它不使这些液体以反地球自转的方向运动时，才可能这样，因为这种运动总是完全转化为热，并由于放射出去而对这个系统说来是最终失去了。 关于地球表面的潮汐摩擦所讲的，对于假设的流体地心所具有的有时在假说中也承认的潮汐摩擦，同样适用。 在这件事情上最特别的是，汤姆生和台特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为了建立潮汐摩擦的理论而提出了一个从下面这个默认的前提出发的理论，这个前提就是，地球是完全的刚体，绝不可能有潮汐，因而也绝不可能有潮汐摩擦。 热[333] 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运动或活力消失的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它转化为机械的位能，例如，通过举起一个重物。这种形式的特点是：这种位能不仅能重新转化为机械运动——这种机械运动和原来的机械运动具有同样的活力，而且它也只能有这种形式变换。机械的位能决不能产生热或电，除非它先转化为真正的机械运动。用克劳胥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机械运动消失的第二种形式是摩擦和碰撞——这二者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摩擦可以看作一个跟着一个和一个挨着一个发生的一连串小的碰撞；碰撞可以看作集中于一个瞬间和一个地方的摩擦。摩擦是缓慢的碰撞，碰撞是激烈的摩擦。在这里消失了的机械运动是作为机械运动而消失的。它决不能立即自行恢复原状。这个过程不是直接地可逆的。这种运动转化为性质不同的各种运动形式，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分子运动的形式。 所以，摩擦和碰撞引起物体运动（力学的对象）向分子运动（物理学的对象）的转化。 当我们把物理学叫作分子运动的力学［注：见本卷第72、403—404、408页。——编者注］的时候，不要忽略这个术语决不包括现代物理学的整个领域。恰恰相反。作为光和辐射热这些现象的媒介的以太振动，肯定不是现时意义下的分子运动。但是以太振动在地球上的作用首先要关联到分子，因为光的折射、光的偏极作用等等都是由有关物体的分子构造所决定的。同样，最著名的科学家现在几乎普遍地把电看作以太粒子的运动，而克劳胥斯在谈到热的时候，甚至说： “物体内部的以太也能够参与……有重量的原子〈最好是说分子〉的运动”（《热之唯动说》第1卷第22页）。 但是，在电和热这些现象中必须首先考察的，又是分子运动；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关于以太的知识是太少了。但是，如果我们进步到能建立以太力学，这种力学自然就会把现在不得不归到物理学中的许多东西包括进去。 分子结构被改变或者甚至完全被破坏的种种物理过程，将在以后讨论。这些过程形成了从物理学到化学的过渡。 运动形式的变换只有在分子运动中才获得完全的自由。在力学的边缘上，物体运动只能采取其他很少的几种形式——热或电，可是我们在分子运动的领域中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更加活跃的形式变换的情形：热在热电堆中转化为电，它在辐射的一定阶段上变得和光完全一样，并且重新产生机械运动；电和磁是象热和光一样的一对双生子，不仅可以互相转化，而且也可以转化为热和光以及机械运动。这是按照一定的量度关系发生的，每一种运动形式的一个已知量，我们都可以用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用公斤米，用热量单位，用伏特来表示[334]，而每一种量度单位也都可以换算为其他任何一种。 在实践上发现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是很古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即使是工具和动物驯养的发明在先，但是人们只是在学会了摩擦取火以后，才第一次迫使某种无生命的自然力替自己服务。现在还在民间流行的一些迷信表明，这个具有几乎不可估量意义的巨大进步在人类的心灵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青铜和铁使用了很久以后，石刀这第一种工具的发明仍然受到崇敬：宰杀祭祀用的一切牲畜都还是用石刀。依据犹太传说，约书亚曾下令生在野地里的男孩要用石刀行割礼[335]；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杀人祭神时也只用石刀。这一切都早已被遗忘了。摩擦取火的情况却不一样。在人们知道其他一些取火的方法以后很久，在大多数民族中任何圣火都还必须由摩擦产生。甚至在今天，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民间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迷信：灵火（例如我们德国的祛除兽瘟的火）只可以由摩擦产生。这样，直到现在，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第一个伟大胜利的愉快的记忆，还半无意识地继续存在于民间迷信中，存在于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的残留的异教神话传说中。 然而摩擦取火的过程还是片面的。机械运动通过这个过程转化为热。为了完成这个过程，它必须再反过来，必须把热转化为机械运动。只是在这个时候，过程的辩证法才充分地实现，过程才完成一个循环——至少在第一个阶段上是如此。但是历史有它自己的步伐，不管它的进程归根到底是多么辩证的，辩证法往往还是要等待历史很久。在发现摩擦取火以后，一定经过了好几千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公元前120年左右）才发明了一种用本身发出的水蒸汽使之转动的机械。又过了差不多两千年，才造成了第一部蒸汽机，第一个把热转化为真正有用的机械运动的装置。 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而这个事实又证实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法国人巴本发明了这第一部蒸汽机，而他是在德国发明的。如我们现在从巴本的书信集（由格兰特出版）[336]所知道的，汽缸和活塞的应用这一主要思想是德国人莱布尼茨提示他的；莱布尼茨经常把自己的天才思想向周围散布，而毫不介意功绩归于他自己还是归于别人。不久以后，英国人赛维利和纽可门也发明了同样的机器；最后，他们的同胞瓦特给加上了一个分离的冷凝器，这就使蒸汽机在原则上达到了现在的水平。发明的循环在这个领域内完成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实现了。以后的一切都不过是细节方面的改良而已。 这样，实践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机械运动和热的关系问题。它先把前者转化为后者，然后再把后者转化为前者。但是理论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这方面的情况是够可怜的。虽然正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出现了无数的游记，它们充满了关于野蛮民族的描写，说他们除了摩擦取火就不知道其他取火方法，可是物理学家们几乎丝毫不触及这一事实；他们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对蒸汽机也是同样漠不关心的。他们大都满足于简单地把事实记载下来。 最后，在二十年代，萨迪·卡诺研究了这个问题，而且的确研究得很巧妙，以致他的最好的计算（后来曾由克拉佩龙用几何形式表现出来）直到现在还被克劳胥斯和克拉克·麦克斯韦所采用，而且他差不多已经探究到问题的底蕴。阻碍他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事实材料的不足，而只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理论。同时，这种错误理论并不是什么奸险的哲学强迫物理学家接受的，而是物理学家用他们自己的似乎比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强得多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穿凿附会出来的。 在十七世纪，至少是在英国，热被看作物体的一种特性，看作 “一种特殊的运动［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其性质从来没有得到圆满的解释”。 托·汤姆生在热之唯动说发现前两年这样称呼热（《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337]。但是在十八世纪，下面这个观点就愈来愈占上风了，这个观点就是：热和光、电、磁一样，也是一种特殊的实物；所有这些特殊的实物和普通物质的差别就在于它们没有重量，不能衡量。 电 ［注：本章中的事实材料，我们主要是依据维德曼的《流电说和电磁说》，两卷三册本，1872—1874年不伦瑞克第2版[338]。 在1882年6月15日的《自然界》杂志中，曾指出这一“令人钦佩的著作——在这一版中增补了静电学——是现有电学中最杰出的实验的著述”[339]。］ 电和热一样，也具有某种无处不在的性质，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地球上几乎没有一种变化发生而不同时显示出电的现象。水蒸发，火燃烧，两种不同的金属或两种温度不同的金属相接触，或者铁和硫酸铜的溶液相接触，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发生的时候，除了明显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同时还有电的过程发生。我们愈是精密地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过程，我们就愈多地发现电的踪迹。尽管电是这样无处不在的东西，尽管它在近五十年愈来愈多地被拿到工业里面来为人类服务，电这种运动形式的性质却仍然是一个最大的谜。电流的发现比氧的发现大约晚二十五年，而前者对于电学同后者对于化学至少是一样重要的。可是就在今天，这两个领域中的差别还是多么大呵！在化学中，特别是由于道尔顿发现了原子量，现已达到的各种结果都具有了秩序和相对的可靠性，已经能够有系统地、差不多是有计划地向还没有被征服的领域进攻，就象计划周密地围攻一个堡垒一样。在电学中，只有一堆陈旧的、不可靠的、既没有最后证实也没有最后推翻的实验所凑成的杂乱的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从事毫无联系的研究和实验，他们象一群游牧的骑者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的确，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象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求。电学还处于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暂时还不能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正是这一情况使得片面的经验在这一领域中占有优势。这种经验竭力要自己禁绝思维，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是错误地思维着，而且也不能忠实地跟着事实走或者只是忠实地叙述事实，结果就变成和实际经验相反的东西。 如果对那些痛骂德国自然哲学的荒诞的先验主义思辨的自然科学家先生们，应当劝他们去读一读他们同时代的以及更晚一些的经验派理论物理的著作，那末特别是对电学说来，就更应该如此。就拿1840年出版的托马斯·汤姆生所著的《热学和电学概论》来说吧。老汤姆生在当时是一个权威；加之他又掌握了到现在为止的最大电学家法拉第的绝大部分著作。但是他的著作仍然含有至少是和老早以前的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有关章节同样荒谬的东西。例如，关于电花的记述，可能就是直接从黑格尔著作的相应的段落翻译来的。他们两人都列举了有关电花的各种各样的奇迹，这些奇迹都是人们在不认识电花的真正性质和各种各样形式以前想要在电花中发现的，而现在已经证明多半是一些特殊情况和错误。此外，汤姆生还在第416页上十分郑重其事地叙述戴赛尼的无稽之谈，说什么在气压计上升而温度计下降时，把玻璃、松香、蚕丝等浸入水银就发生阴电，反之，在气压计下降而温度计上升时，就发生阳电；在夏天把黄金和其他几种金属加热就发生阳电，冷却就发生阴电，在冬天则相反；在气压计上升而吹北风的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金属就发生很强的阳电，气温下降就发生很强的阴电，如此等等。汤姆生关于事实的叙述就是这样的。至于说到先验主义的思辨，汤姆生所给予我们的下列关于电花的叙述，也不过是来自法拉第本人的东西而已： “电花是放电，或者说，就是许多带电粒子的极化感应状态因这些粒子中少数占有极小极有限空间的粒子的特殊作用而减弱。法拉第认为，发生放电现象的这少许粒子，不仅互相排斥，而且暂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十分活跃的〈highlyexalted〉状态；就是说，它们周围的所有的力都依次集中于它们，从而它们就进入一种强度也许和原子进行化学化合时的强度相当的状态；然后它们又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某种方法把这种力放出来，就象原子放出自己的力一样，整个过程就这样结束了〈andsotheendofthewhole〉。这个最后的作用，正象以金属粒子代替放电的粒子时所看到的一样，而且要证明作用的原理在这两种场合下相同，也似乎不是不可能的。”[340]汤姆生又说：“我之所以用法拉第自己的话来叙述他的这个解释，是因为我对这个解释还不完全了解。” 其他的人也一定会这样说，只要他们读一读黑格尔的下面这些话：在电花中， “带电的物体的特殊物质性还没有进到过程中，只是初步地和在精神上已经在过程中确定下来”，而且电是“物体固有的愤怒、固有的暴怒”，是“任何物体在被激怒的时候都会表现出来的”“愤怒的自我”（《自然哲学》第324节附释）[341]。 黑格尔和法拉第的基本思想到底是相同的。他们两人都反对电不是物质的一种状态而是某种特殊物质这样的思想。因为在电花中电显然是离开了一切异己的物质基础而存在的、独立的、自由的东西，然而仍然是可以感知的东西，所以他们在当时的科学状态下，就必然会设想电花是一种在一瞬间离开了一切物质的“力”的瞬时即逝的现象形态。在我们看来，这个谜当然是已经解决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电花放电的时候，在两个金属电极之间是真正有“金属粒子”交互跳过去的，所以“带电的物体的特殊物质性”实际上“进入了过程中”。 大家知道，电和磁象热和光一样，最初是被看作特殊的、没有重量的物质的。一提到电，大家知道，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两种相反的物质、两种“流体”，一种是阳性的，一种是阴性的，这两者在正常的状态下互相中和，直到它们被所谓“电的分离力”分开为止。于是可以使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带阳电，一个带阴电；如果用第三个导电体把这两个物体联结起来，那末随着情况的不同，两个物体所带的电或者是突然变成相等的，或者是借一个恒值电流为媒介而变得相等起来。突然变得相等的现象似乎很简单而且很容易了解，但是要说明电流就困难了。有一个最简单的假说，即在电流中每一次都是只有纯粹的阳电或纯粹的阴电在运动，费希纳和韦伯反对这个假说，韦伯更把他的见解加以详细的发挥，他们都认为，在封闭电路中，每次有一对相等的阳电电流和阴电电流，以相反的方向在有重量的物体分子间的渠道中并列地流动着。韦伯用数学方法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理论，最后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一个在这里无关紧要的函数可以以1/ｒ乘之，这个1/ｒ指的就是“电的单位和毫克的比值”［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维德曼《流电说……》第2版第3册第569页）。对一个重量的量度的比值，自然只能是重量的比值。所以，片面的经验就这样因计算而忘记思维，竟至把没有重量的电当作有重量的东西，并且把它的重量导入数学计算中去。 韦伯推算出来的公式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充分的，而赫尔姆霍茨还在几年以前就根据这些公式计算出和能量守恒原理相冲突的结果。卡·诺伊曼于1871年提出另一个假说来反对韦伯关于两种电流以相反方向流动的假说，这个假说就是：电流中只有一种电，例如阳电，在运动；而另一种电，例如阴电，则和物体的质量固结在一起。维德曼对这个假说作过下列的评论： “如果在韦伯所假定的以相反的方向流动而电量为±1/2+ｅ的两个电流上，再加上一个使±1/2+ｅ这一电量以阳电流的方向流动而对外部不起作用的中性电流［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那末这个假说就可以和韦伯的假说结合起来了。”（第3册第577页） 这个论断仍然带有片面经验的特征。为了使得电不管怎么样都能够流动，就把它分解为阳电和阴电。但是打算用这两种物质来解释电流的一切尝试，都是要碰到困难的；假设电流中每次只有一种物质也好，假设有两种物质同时以相反的方向流动也好，最后，假设有一种物质在流动而另一种物质静止不动也好，结果都一样。如果我们采取最后一种假设，那末，对于在发电机和来顿瓶中都十分活跃的阴电在电流中却和物体的质量固结在一起这种无法解释的思想，我们又怎样去解释呢？很简单。除了阳电流＋ｅ通过电线向右流动而阴电流－ｅ通过电线向左流动，我们同时再让一个中性电±1/2+ｅ的电流向右流动。先是我们假设两种电必须互相分离才能够流动；然后，为了解释这两种分离的电流动时发生的现象，我们又假设它们不分离也能够流动。先是我们作出一个假设去解释一定的现象，而在我们碰到了第一个困难的时候，又作出一个正好否定了第一个假设的假设。这些先生们就算有某种权利来抱怨的那种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可是除了电是特种物质这种观点，立即出现了另一种观点：电只是物体的一种状态、一种“力”，或者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坚持这种观点的，前有黑格尔，后有法拉第。在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彻底清除了关于某种特殊的“热素”的观念，并证明热是一种分子运动以后，接着就是用新的方法来研究电，并试图测定电的机械当量。这个尝试完全成功了。特别是焦耳、法夫尔和劳尔的实验，不仅确定了电流中的所谓“电动力”的机械当量和热当量，而且还证明了它和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或者和电解槽中所消耗的能量是完全等价的。因此，电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流体的假设愈来愈站不住脚了。 但是热和电并不完全相似。电流在一些极其本质的方面和热的传导毕竟是不相同的。我们仍然不能指出，究竟是什么在带电的物体中运动。象对于热那样，假设一种纯粹的分子振动，看来是不够的。从电的那种巨大的甚至超过光速的运动速度[342]来看，很难放弃在物体的分子之间这里有某种物质运动着的观念。在这里，克拉克·麦克斯韦（1864年）、汉克尔（1865年）、雷纳尔（1870年）以及爱德龙特（1872年）的最新理论，都一致同意1846年法拉第凭着想象首先提出来的假设：电是弹性媒质的一种运动，而这种弹性媒质是渗透整个空间、因而也渗透一切物体的，它的非连续的粒子是按照距离平方反比定律互相排斥的，换句话说，电是以太粒子的一种运动，而物体的分子参加到这种运动中去。至于说到这种运动的性质，各种不同的理论就有分歧了；麦克斯韦、汉克尔和雷纳尔的理论，以漩涡运动的最新研究为基础，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同样从漩涡方面去说明它，这样一来，老笛卡儿的漩涡又重新在愈来愈新的领域中受到敬重了。我们暂且不去更深入地详细研究这些理论的细节。它们彼此间的分歧是很大的，而且它们一定还会有许多改变。但是在它们共同的基本观点中有一个无可否认的进步：电是能穿透一切有重量物质的光以太粒子的运动，这种运动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物体的分子。这种见解调和了以前的两种见解。照这种见解说来，在产生电的现象时，的确有某种不同于有重量物质的物质在运动。但是这种物质并不是电本身，电这个东西事实上倒勿宁说是一种运动形式，虽然并不是有重量物质的一种直接的运动形式。以太说一方面指出一条道路，去克服关于两种相反的电流体的原始的愚蠢观念，同时，另一方面，它也使人们有希望弄清楚：什么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 以太说已经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就。大家知道，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点存在着，在这一个点上，电直接改变光的运动：它使后者的极化面回转。克拉克·麦克斯韦根据他的前面说过的理论，计算出一个物体的比电媒容量等于它的折光率的平方。波尔茨曼研究了各种非导体的介质常数，发现硫磺、松香和石蜡的介质常数的平方根分别等于其折光率。最高的误差——在硫磺中——仅百分之四。这样一来，麦克斯韦的以太说就在实验上被证实了。 但是，要通过一系列新的实验从这些本来互相矛盾的假说中抽出一个确实的内核来，还要经过一个长久的时期和花费许多劳动。在这以前或者在以太说也被另一个崭新的理论取而代之以前，电学就不能脱离这个讨厌的地位，不得不使用它自己也认为是错误的表达方法。它的一整套术语仍然是以两种电流体的观念做基础的。它仍然毫不在乎地在说什么“在物体中流动的电的质量”，“电在每一个分子中的分离”等等。这是一个不幸，这个不幸，如同已经说过的，多半是科学的目前的过渡状况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这个不幸，只要片面的经验还在这个研究部门中占优势，就会相当有助于保存现存的思想混乱。 自从我们已经学会利用发电机造成恒值电流，相反地，也会利用电流产生所谓静电，把来顿瓶充电等等以来，所谓静电（或称摩擦电）和动电（或称流电）之间的对立可算是已经调和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变形的静电，也不谈现在被当作一种变形的电来看待的磁。这类现象的理论上的解释，无论如何将会在电流的理论中找到，所以我们主要地是要谈电流的理论。 恒值电流可以由不同的方法获得。物体的机械运动最初只能直接产生（由摩擦）静电，只有耗费了很大的能量，才能产生恒值电流；要使这种运动至少大部分变成电的运动，那就需要磁来做媒介，正如同在格兰姆、西门子等人的著名的磁电机中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热可以直接变成电流，就如同在两种不同金属的焊接处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由化学作用释放出来的能量，在通常的环境中是以热的形式出现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变成电的运动。反之，电的运动，一有所需要的条件，也可以变成任何其他形式的运动：可以变成物体运动（规模很小的，直接变成电动力学的吸引和排斥；规模很大的，重新以磁为媒介，在电磁发动机中进行）；可以变成热（只要没有其他变化发生，通过一个封闭电路就行了）；可以变成化学能（在电解槽和伏特计中接通电路，电流在其中就可以分解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分解的化合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运动在量方面等价的基本定律对于运动形式的一切变化都是适用的。或者如维德曼所说的， “依据力的守恒定律，以任何方式用来产生电流的［机械］功，必定等于用来产生各种电流作用的功”［第3册第472页］。 物体运动或热的转变为电［注：我是在电的运动这一意义下使用“电”这个词的，这正如同“热”这个通名可以用来表示使我们的感觉感到热的那种运动形式一样。这是不应当引起任何异议的，因为和电压这一状态的任何可能的混淆，在这里早就明确地排除了。］，在这里是不会给我们造成困难的；已经证明，所谓“电动力”，在第一种情况下等于消耗在那一运动上的功，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在热电堆的每一个焊接处和热电堆的绝对温度成正比”（维德曼，第3册第482页），就是说，和存在于每一个焊接处的以绝对单位计的热量成正比。事实证明，这个定律也适用于由化学能产生的电。但是在这里，问题似乎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在现在流行的理论看来是如此。所以我们就稍微深入一点地来考察它。 法夫尔的实验（1857—1858年），是关于伽法尼电堆所引起的运动形式变化的一系列卓越实验中的一个[343]。他把一个由五个电池组合起来的斯密电堆置于一个热量计中；把一部主轴和皮带轮露出因而可以随意配接的小型电磁发动机置于另一个热量计中。电堆中每产生1克氢，或每溶解32．6克锌（锌的旧化学当量以克表示，等于其现在的原子量65．2的一半），就有下列的结果： Ａ．热量计中的电堆不连接发动机时：产生的热是18682或18674热量单位。 Ｂ．以封闭电路把电堆和发动机连接起来，但不开动发动机：电堆中的热是16448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2219热量单位，一共是18667热量单位。 Ｃ．同Ｂ，但开动发动机而不加负荷：电堆中的热是13888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4769热量单位，一共是18657热量单位。 Ｄ．同Ｃ，但是使发动机加负荷而所作的机械功等于131．24公斤米：电堆中的热是15427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2947热量单位，一共是18374热量单位；和前面的18682热量单位相比，损耗为308热量单位。但是作了131．24公斤米的机械功，如乘以1000（为了把化学结果的克化成公斤），除以热的机械当量423．5公斤米[344]，结果就是309热量单位，所以前面说到的损耗，正是所作的机械功的热当量。 因此，运动在它发生各种变化时的等价，在电的运动上（在不可避免的误差范围内）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而且同样证明了伽法尼电池的“电动力”不过是已经转化为电的化学能，而电池本身也不过是把游离的化学能转化为电的一种装置、一种器具而已，这正如同一部蒸汽机把供给它的热转化为机械运动一样，在两种情况下，进行这种转化的器具都不能由它自己供给更多的能量。 可是照传统的观点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困难。这种观点认为电池由于电池中液体和金属相接触而产生一种“电的分离力”，它和电动力成正比，所以它对于一定的电池就代表一定量的能。照传统的观点看来是电池本身所固有的、即使没有化学作用发生也具有的能量来源，即电的分离力，和由化学作用释放出来的能量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它是离开化学作用而独立存在的能量来源，那末它提供的能量又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 这个不大清楚的问题成了伏特所建立的接触说和其后不久就产生的电流化学说之间争论的焦点。 接触说是从电池中由于金属和一种或多种液体接触，或者由于液体和液体接触而产生的电压方面，是从这些电压的等化，或封闭电路中所产生的分离的、相反的电的电压的等化方面，去解释电流的。照纯粹的接触说看来，这里所发生的任何化学变化，都完全是从生的东西。与此相反，利特尔早在1805年就主张，只有在激发物于接通电路以前就已经互相发生化学作用的时候，电流才能形成。维德曼曾把这种更旧的化学说总括如下（第1册第784页）：照这种理论说来，所谓接触电， “只有在相接触的物体间同时发生实际的化学作用，或者在化学平衡被破坏（即使不直接和化学过程相联系），在相接触的物体间发生‘化学作用的倾向’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 我们可以看出，双方都只是间接地提出电流的能量来源的问题，这在当时也几乎是别无他法的。伏特及其后继者认为下面这件事情是十分自然的，这就是：不同的物体一接触，就会产生恒值电流，所以并不需要补偿就能作一定的功。利特尔及其追随者就一点也不明白，化学作用如何能使电池产生电流和作功。但是对化学说来说，这一点早就由焦耳、法夫尔、劳尔等人阐明了，而接触说的情况却刚刚相反。它固执得这样厉害，以至它在本质上还停留在它原来的出发点上。所以，在今天的电学中，还存在着老早过去了的时代的观念（那时人们不能不满足于把任何作用都归之于随便抓到的、浮现于表面的、似是而非的原因，不管运动是否能无中生有）——和能量守恒原理直接矛盾的观念。而且即使把这些观念的最糟糕的方面加以删除、削弱、冲淡、削减、美化，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善：混乱只会更加严重。 我们知道，即使更旧的电流化学说，也承认电池的接触关系对于形成电流是绝对必要的；它只是主张，这种接触要是没有化学作用同时发生，就不能产生恒值电流。而且，即使是在现在，仍然不言而喻的是：电池的接触装置恰恰是可以用来使释放出来的化学能变为电的器具，而且化学能是否真正能够和有多少变为电的运动，本质上决定于这些接触装置。 维德曼是一个片面的经验主义者，他力图从旧的接触说中救出一切可以救出来的东西。我们就来听听他说些什么吧。他说（第1册第799页）： “虽然不发生化学反应的各种物体（例如金属）的接触作用，既不是电堆的理论所必不可少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以前人们是这样想的），也不能因欧姆从这个假设引出自己的定律（没有这个假设这个定律也可以引出来）而且以实验证实过这个定律的费希纳也替接触说辩护而得到证明，但是金属［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接触即产生电，也是不可否认的，至少照现有的几个实验看来是如此，即使所得到的结果由于不可能使互相接触的物体的表面绝对保持清洁，而在数量方面可能总是不可避免地不可靠的。” 我们看到，接触说已经变得非常谦逊了。它承认，它对于解释电流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既没有由欧姆在理论上，也没有由费希纳在实验上加以证明。它甚至于承认，它唯一还能依靠的所谓基本实验，永远只能够提供一些在数量方面不可靠的结果，最后，它只要求我们承认电运动总是由接触引起的——即使只是金属的接触！ 如果接触说到此为止，那就用不着说任何话来反对它了。实际上必须无条件地承认，两种金属一接触就产生一种可以使实验用的蛙腿痉挛、验电器带电并引起其他各种运动的电的现象。这里首先要问的只是：产生这种现象所需要的能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照维德曼的意见（第1册第14页），我们要 “大致象下面这样来考虑：如果使两块不同的金属板Ａ和Ｂ互相接近到只保持一个非常小的距离，它们因附着力的作用就开始互相吸引。它们一互相接触，就失去了这种吸引所给予它们的运动的活力。（如果我们假设金属的分子是在不断地振动着，那末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不同的金属一接触，不同时振动的分子也互相接触，那末分子的振动就会在失去活力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失去的活力大部分都变成热。而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消耗在以另外的方式分配接触前所没有分开的电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可能是由于两种电的吸引不同，这两个碰在一起的物体就带上了等量的阳电和阴电。”［注：着重号称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接触说变得愈来愈谦逊了。先是承认，以后必须作这样巨大的功的这种非常强的电分离力自己并没有任何固有的能量，而如果没有能量从外面传给它，它就不能起什么作用。后来就给它指定一个极小的能量来源，即附着力所产生的活力，这个活力只在距离小得几乎无法测量的时候才起作用，使物体移动一个小得几乎无法测量的距离。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它无可否认地存在着，而且同样无可否认地在接触时消失。但是这一极小的来源仍然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能量：大部分都变成了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来引起电的分离力。虽然大家都知道，自然界中有不少由极小的冲量产生极强的作用的实例，然而看来就是维德曼自己也感觉到，他那一点点能量来源在这里是很不够的，他只好假设两种金属在其接触面上的分子振动相互干涉，以寻求第二个可能的来源。撇开我们在这里所碰到的其他种种困难不谈，格罗夫和加西奥都证明了，根本不需要真正的接触就可以发电，正如维德曼自己在前一页上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总之，我们对产生电的分离力的能量的来源观察得愈多，这个来源就愈是缩小到什么也没有了。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几乎还不知道金属接触生电的其他来源。照诺曼的意见（《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1877年海得尔堡版第675页），“接触电动力把热转化为电”；他认为“下面这个假设是很自然的：这些力引起电运动的能力，是以现有的热量为基础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温度的一种机能”，这也由勒鲁从实验上证明了。在这里，我们又使自己在黑暗中摸索了。金属电压序列定律不容许我们把问题归结为在总是蒙着一层薄薄的几乎无法去掉的空气和非纯水的接触面上微微地不断发生的化学过程，也就是不容许我们从接触面间的看不见的自动电解液的存在来解释电的发生。电解液一定会在封闭电路中产生恒值电流；而仅仅由金属接触所产生的电，电路一接通就消失了。关键正是在这里：这种“电的分离力”，维德曼自己起初以金属为限并且承认不从外面供给能量就不能作功而后来又特别为之指定一个极其微小的能量来源的“电的分离力”，是否能由没有化学反应的物体相接触而产生恒值电流呢？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呢？ 电压序列是按这样的顺序来配置各种金属的：其中的每一种金属对于前面一种是带阴电而对于后面一种则是带阳电。所以，如果我们把一系列金属片照这种顺序配置起来，例如锌、锡、铁、铜、铂，我们就能在两端得到电压。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金属序列联成一个封闭电路，使锌和铂也碰在一起，那末电压就立即等化而消失。 “所以在属于电压序列的各种物体所构成的封闭电路中，要形成恒值电流是不可能的。”［第1册第45页］ 维德曼还以下面这种理论上的考虑来进一步支持这个命题： “事实上，如果恒值电流在电路中出现，它就会在金属导体本身中产生热，这种热顶多只是为金属接触处的冷所消灭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热的不均衡的分布；而且一部电磁发动机要是不从外面供给能量，而由电流不断地发动并因而作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例如用焊接法）使金属很牢固地连接起来的时候，在接触处是不能发生足以补偿这个功的任何变化的。”［第1册第44—45页］ 但是，维德曼并不满足于金属的接触电不能单独产生电流这一事实的理论上的和实验上的证明：我们将看到，他还认为必须提出一个特殊的假说，以抹煞接触电的效能，即使是在接触电或许在电流中有些作用的地方。 因此，要从接触电到达电流，我们就得寻找其他的道路。让我们和维德曼一起想象一下吧： “把例如锌棒和铜棒这样两种金属的一端焊接在一起，而以第三种物体把这两种金属棒空着的一端联接起来，这一物体要对两种金属都没有起电作用，而仅仅能传导聚集于金属表面的两种相反的电，这就使得这两种电在它里面互相中和。于是电的分离力就不断地恢复先前的电位差，从而在电路中就产生一个无需任何补偿就能作功的恒值电流，这又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导电而对其他物体无起电作用的物体是不可能有的。”［第1册第45页］ 我们并没有比以前走得更远一点：运动不可能创造出来这一事实又堵住了我们的道路。凭着没有化学反应的物体的接触，即凭着本来意义的接触电，我们是永远不能产生出电流来的。因此，我们就再转回来，试试维德曼给我们指出的第三条道路吧： “最后，如果我们把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浸入含有所谓二元化合物的液体中，这化合物因而就能分解为化学性质不相同的完全互相饱和的两种成分，例如，浸入稀盐酸（H＋Cl）等等中，这时，照第27节中的说法，锌就带阴电而铜就带阳电。如果把这两种金属联结起来，这两种电就通过接触的地方而等化，于是阳电流通过这个地方由铜流到锌。而且，因为在这两种金属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使阳电按同一方向移动，所以电的分离力的作用并没有互相消灭，就象在仅仅由金属构成的封闭电路中一样。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阳电恒值电流，这个电流在封闭电路中通过铜和锌的联结处由铜流到锌，再通过液体由锌流到铜。我们很快（第34节及以下各节）还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存在于封闭电路中的各个电的分离力，在形成电流方面实际上起了多少作用。——产生这种‘电流’的导体组合，我们称之为伽法尼电池，或者也叫作伽法尼电池组。”［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册第45页） 这样，奇迹就发生了。仅仅是由于接触的电的分离力，就产生了恒值电流，可是照维德曼自己的意见，这种力要不从外部供给它能量，是不能起作用的。而且，如果我们除了维德曼在前面所说的，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来解释它，那末这就真正是一个十足的奇迹了。在这里，我们关于这个过程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1．如果把锌和铜浸入含有所谓二元化合物的液体中，于是，照第27节中所说的，锌就带阴电，而铜就带阳电。但是在整个第27节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二元化合物。那里只谈到在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间隔以一块浸过酸性溶液的绒布所构成的简单的伏特电池，然后就研究由此引起的两种金属上的静电荷，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化学过程。因此，所谓二元化合物在这里是从后门偷运进来的。 2．这个二元化合物在这里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仍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它“能分解为化学性质不相同的完全互相饱和的两种成分”（在它们已经分解后，完全互相饱和？！）这一情况，最多也只是在它真正分解的时候，才能教给我们一点新东西。但是，关于这一点他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暂时还不得不假设它是不分解的，例如烷烃。 3．因此，当锌在液体中带有阴电荷，而铜带有阳电荷之后，我们就使它们（在液体外）互相接触。立刻“这两种电就通过接触的地方而等化，于是阳电流通过这个地方由铜流到锌”。为什么只有“阳”电流按这一个方向流动，却没有“阴”电流按相反的方向流动呢，我们又不知道了。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和阳电一样必要的阴电究竟变成了什么呢，我们根本不知道；而电的分离力的作用正好是在于使这两种电自由地互相反对。现在阴电却突然被压下去，好象被隐藏起来了，这就显得似乎只有阳电存在了。 但是后来在第51页上又说了正好相反的话，那里说，“两种电合［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在一个电流中”；可见阴电和阳电二者都在其中流动！谁能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混乱呢？ 4．“而且，因为在这两种金属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使阳电按同一方向移动，所以电的分离力的作用并没有互相消灭，就象在仅仅由金属构成的封闭电路中一样。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恒值电流”［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等等。 这说得有些过分了。因为我们会看到，维德曼在几页以后（第52页）就给我们证明， 在“形成恒值电流的时候……在金属接触处的电的分离力……必定是不起作用的［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即使这种分离力不使阳电按同一方向移动，而以和电流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也不仅有电流发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分离力也不能由电池的分离力的一定部分得到补偿，所以又是不起作用的。因此，既然维德曼在第52页上否认电的分离力对于保持电流是有作用的，他又如何能够在第45页上把电的分离力当作形成电流的必要因素，而且还为此目的特别提出一个假说来呢？ 5．“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阳电恒值电流，这个电流在封闭电路中通过铜和锌的联结处由铜流到锌，再通过液体由锌流到铜。” 但是，要使这种恒值电流“在导体本身中产生热”，并且能够由它把“一部电磁发动机发动起来并因而作功”，不供给能量是不可能的。究竟这种能量的供给是否可能，它从什么地方得来，维德曼直到现在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过半个字，所以恒值电流还是和在前面研究过的两种情况一样，是不可能的东西。 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比维德曼自己更清楚。所以他要尽可能快地避开关于形成电流的这个奇异解释的许多棘手的地方，而塞给读者几页关于这个愈来愈神秘的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磁效应以及生理效应的各种未成形的逸闻，而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还例外地甚至于采取了很通俗的语调。然后他突然继续说道（第49页）： “我们现在应当来研究一下，电的分离力在一个由两种金属和一种液体，例如由锌、铜和盐酸所构成的封闭电路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知道，当电流通过液体的时候，其中所含的二元化合物（HCl）的成分就这样分开来了：一种成分（H）在铜上游离出来，另一种等价的成分（Cl）在锌上游离出来，同时，后一成分就和等价的锌化合成ZnCl。”［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那末我们肯定不是从维德曼那里知道的；我们看到，关于这一过程他一直连半个字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过。加之，如果关于这一过程我们知道一点什么，那就是它不会象维德曼所描写的那样。 在气体氢和气体氯形成一分子的HCl时，所放出来的能量等于22000热量单位（尤利乌斯·汤姆森）[345]。因此，要把氯从它和氢的化合物中分离出来，就必须从外面供给每一分子的HCl以等量的能。电池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一能量呢？在维德曼的叙述中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还是让我们自己来研究吧。 当氯和锌化合成氯化锌的时候，所放出来的能量比起把氯和氢分开所必需的能量要大得多；（Zn，Cl2）放出97210热量单位，而2（H，Cl）则放出44000热量单位（尤·汤姆森）。这样，电池中的过程就可以说明了。所以事情并不象维德曼所说的那样，氢是直截了当地在铜上游离出来，而氯是在锌上游离出来，“同时”，锌和氯随即就偶然地化合起来了。相反地，锌和氯的化合是整个过程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而且这个化合过程如果不发生，我们就别想铜上会有氢游离出来。 在形成一分子的ZnCl2时所放出来的能量，多过两个H原子从两分子的HCl中游离出来时所耗费的能量，这一多余的能量就在电池中转化为电的运动，并且产生了出现于电路中的整个“电动力”。所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电的分离力”无需已经指出的能量来源就使氢和氯互相分开，而是电池中所发生的整个化学过程为电路中的一切“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提供它们保持存在所必需的能量。 这样，我们就暂时可以确定，维德曼对电流的第二种解释和他的第一种解释一样，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他所写的本文吧： “这一过程证明，二元化合物在两种金属间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的全部质量对某一种电的简单的占优势的吸引，就象在金属那里的情况一样，而且在这里还呈现出它的两种成分的一种特殊作用。因为Cl这一成分在阳电流进入液体的地方放出来，而H这一成分在阴电流进入液体的地方放出来，所以我们就假定：HCl这一化合物中的每一个当量的氯都带有一定量的阴电，而后者即制约着进来的阳电对氯的吸引。这是化合物的带阴电的成分［注：着重号是维德曼加的。——编者注］。同样，每一当量的H都一定带有阳电，所以是化合物的带阳电的成分。这些电荷在H和Cl化合时可能产生，正如同锌和铜接触时的情形一样。因为HCl这一化合物自身是不带电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据这一情形假设：其中带阳电的成分的原子和带阴电的成分的原子含有等量的阳电和阴电。 现在如果把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浸入稀盐酸中，我们就可以推测，锌对带阴电的成分（Cl）的吸引让对带阳电的成分（H）的吸引要强些。因此，盐酸中的和锌接触的分子一定是这样配置的：它们的带阴电的成分趋向锌，而带阳电的成分趋向铜。因为这样排列起来的成分都以它们自己的电吸引作用于后面的HCl分子，所以锌板和铜板间的分子的整个序列就排列成这样： 如果第二种金属对带阳电的氢的作用也象锌对带阴电的氯的作用一样，那末这就更加促成了这样的配置。如果它的作用方向刚好相反，但是比较微弱，那末至少这个配置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由于靠近锌的带阴电成分Cl所具有的阴电的感应作用，电就会这样分布于锌：锌板上和最近的盐酸原子[346]的Cl贴近的地方带阳电，而离得较远的地方就带阴电。同样，铜板上阴电聚集在和附近的盐酸原子的带阳电成分（H）最接近的地方，而阳电则被推到较远的地方。 其次，锌上面的阳电就会和最近的Cl原子上所带的阴电结合起来，而Cl原子本身就会和锌化合，［形成不带电的ZnCl］。先前和这个Cl原子化合在一起的带阳电的H原子，就会和趋向于它的第二个HCl原子中的Cl原子化合起来，同时这些原子中所合的电也互相结合起来了；同样，第二个HCl原子中的H原子和第三个HCl原子中的Cl原子会化合起来，如此类推，直到最后，H原子就会在铜上游离出来，而它所带的阳电就和分布在铜上的阴电结合起来，因而它就在不带电的状态中发散了。”这个过程会“返复不断地继续下去，直到聚集在金属板上的电对于趋向它们的盐酸成分所带的电的排斥和金属对这些成分的化学吸引二者相互平衡时为止。但是，如果用一个导体把两块金属板连结起来，那末金属板上的游离电就互相结合，而且上述的过程又会重新开始发生。这样，一个恒值电流就产生了。——显然，因为移向金属的二元化合物的两个成分以一定的速度向金属运动，然后达于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ZnCl），或者以游离的形态（H）发散掉，所以这时就不断地失去活力。”（［维德曼的］注：因为Cl和H这两种成分分开时所获得的活力又被这两种成分和最近的原子的成分结合时所失去的活力抵消了，所以这一过程的影响可以略去不提。）“失去的活力，相当于可见的化学过程中所放出来的热量，即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酸时所放出来的热量。其大小一定和两种电分开时所耗费的功相等。因此，如果这两种电在电流中结合起来，那末，在一个当量的锌被溶解掉而一个当量的氢从液体中游离出来的时候，在整个电路中就一定会产生功（或者是以热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在外部作功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个功也相当于和上述化学过程相应的热量。”［注：以上引文中的着重号，除维德曼加的以外，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册第49—51页］ “我们就假定——可能——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就可以推测——一定是这样分配的——会带电”，如此等等。全是推测和假设，在这些推测和假设中确实能抽出的事实陈述只有三条：第一，锌和氯的化合现在已被认作氢游离出来的条件；第二，如现在直到最后我们才算是附带地知道的，此时所放出来的能量正是形成电流所必需的全部能量的来源，而且是唯一的能量来源；第三，对于电流形成的这个解释是和他前面的两个解释正相矛盾的，正如同那两个解释也自相矛盾一样。 其次，维德曼又说： “这样，在形成恒值电流时起着作用的唯一地只有一个电的分离力，这种力产生于电池激发液体中二元化合物的原子因两个金属电极所引起的不相等的吸引和极化作用；而在金属相接触的地方，不再有什么机械变化能够发生，所以电的分离力反而一定不会起什么作用。前面说过，封闭电路中的全部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是和前面说过的化学过程中的热当量完全成正比的，这就可以证明，这个分离力，如果其作用的方向反乎液体对金属的电动激发作用的方向（例如把锡和铅浸入氰化钾溶液的时候），那末它就不能由金属和液体的接触处的电的分离力得到一定分量的补偿。所以这个分离力必须由另外的方式被对消掉。这一对消过程在以下的假设下可以最简单不过地发生：在激发液体和金属接触的时候，电动力是由两种方式产生的，第一种方式，是由于液体整个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不等的吸引而产生的；第二种方式，是由于金属对液体的带相反电荷的两种成分［注：着重号是维德曼加的。——编者注］的不等的吸引而产生的……由于第一种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不等的吸引，液体要完全服从金属电压序列规律，而在封闭电路中，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要完全对消而等于零；第二种（化学的）作用……却只提供形成电流所必需的电的分离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电动力。”［注：本段引文中的着重号，除维德曼加的以外，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册第52、53页） 这样，从电流形成中顺利地消除了接触说的最后残余，同时也消除了维德曼在第45页上提出来的关于电流形成的第一个解释的最后残余。最终毫无保留地承认了：伽法尼电池不过是一种把释放出来的化学能变为电的运动，变为所谓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的装置，正如蒸汽机是一种把热能变为机械运动的装置一样。在两种情况下，装置都只能提供释放能量和进一步转变能量的条件，但是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能量。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现在还需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维德曼对电流的解释的第三个方案：在这里，电池的封闭电路中的能量转变是怎样描述的呢？ 他说，显然，在电池中，“因为移向金属的二元化合物的两个成分以一定的速度向金属运动，然后达于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ZnCl），或者以游离的形态（H）发散掉，所以这时就不断地失去活力。失去的活力，相当于可见的化学过程中所放出来的热量，即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酸中所放出来的热量”。［第1册第51页］ 首先，如果过程是以纯粹的方式进行的，在电池中，当锌溶解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放出任何热量；因为释放出来的能直接变成了电，而又由于整个封闭电路的电阻，这电才转变成热。 其次，活力是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因此，上述的命题就应当这样说：在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盐酸时所放出来的、等于若干卡路里的能量，同时等于离子的质量和离子向金属运动的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这样表达这个命题，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离子移动时所显示的活力远不等于由化学过程释放出来的能量［注：不久以前，弗·柯尔劳施（《维德曼年鉴》[347]第4卷［1879年莱比锡版］，第206页）计算出，需要“大量的力”才能使离子在水溶液中移动。使1毫克移动1毫米所需要的拉引力，对于H是32500公斤，对于Cl是5200公斤，这就是说，对于HCl是37700公斤。——即使这些数字绝对正确，还是一点也不能驳倒上述意见。可是，这个计算本身却包含着电学中至今一直无法避免的假设的因素在内，因此还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这种验证看来是可能的。首先，这些“大量的力”，在它被消耗掉的地方，必然以一定的热量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中，是在电池中表现出来。其次，这些“大量的力”所消耗的能量必然小于电池中化学过程所产生的能量，并且保持一定的差额。第三，这个差额必然在封闭电路的其余部分中消耗掉，并且在那里也同样可以在数量上加以确定。上述的计算数字只有在通过这种检验而被证实之后，才能当作最后确定了的。在电解槽中来证实这些数值是更容易实现的。］。如果二者相等，那末任何电流也不可能产生，因为并没有给封闭电路其余部分中的电流留下任何能量。因此，在维德曼那里又加了个说明，即离子达到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或者以游离的形态发散掉”。但是，如果失去活力也包括在这两个过程中发生的能量的转变，那末我们就真正给弄糊涂了：既然我们把放出来的全部能量都归之于这两个过程的结合，那末在这里即使不说获得活力，也根本谈不到失去活力。 这样看来，维德曼对这个命题本身显然并没有任何确定的理解，而“失去活力”只不过是一种deuxexmachina［注：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转意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使他可能作出听天由命的一跃，从陈旧的接触说跳到电流化学说。事实上，失去活力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应该退位了；从此以后，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无可争辩地被承认是产生电流的唯一的能量来源了，我们的作者目前唯一的忧虑就是，怎样才能很体面地从电流中抛开不起化学作用的物体相互接触时激发生电的最后残余，也就是怎样抛开作用于两种金属的接触处的分离力。 当读到上面所引的维德曼对电流产生的解释的时候，会感觉到摆在面前的是和大约四十年前正统的和半正统的神学家用来对付施特劳斯、维耳克、布鲁诺·鲍威尔等从语文学、历史学方面对圣经所作的批判的辩护词一样的东西。在两种情况下所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也必然是相同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是要从思维科学的攻击下挽救旧的传统。那顶多也不过允许自己用数学计算的形式来思维的地道的经验论，却自以为自己所运用的纯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运用的主要都是些因袭的观念，都是其前辈的思维的大部分已过时的产品，如阳电和阴电、电的分离力、接触说。这些东西成为经验论的无穷无尽的数学计算的基础，在这些计算中，由于数学公式的严密性，很容易使人忘掉其前提的假设性。诸如此类的经验论对同时代的思想成果是如此地怀疑，而对其前辈的思想成果又是如此地盲目信任。甚至用实验确定了的事实，在经验论那里也渐渐和这些事实的相应的传统解释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在解释最简单的电现象时，也用了偷运来的例如两种电的理论来加以歪曲；这种经验论已经不再可能正确地描写事实了，因为在它的描写中，那些传统的解释也一块混进去了。一句话，在电学这个领域里，我们碰到了和在神学的领域里所碰到的同样发达的传统。而因为在这两个领域里，最新研究的成果、在此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或者尚在争论的事实的确定以及必然由此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无情地在打击旧传统，所以这个传统的维护者就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必须求助于各色各样的诡计、种种站不住脚的支吾搪塞，求助于掩盖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办法，而最后却因而堕入矛盾的迷宫中，无法找到任何出路。当维德曼绝望地试图把那种以“接触力”为根据的电流的陈旧解释和以化学能量的释放为根据的新解释从唯理论上来加以调和的时候，正是这种对于全部陈旧的电的理论的信仰，使得他在这里陷入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上面对于维德曼的电流解释的批评是咬文嚼字；即使维德曼起初在表达上有疏忽大意、不精确之处，可是最后他毕竟提出了正确的、合乎能量守恒定律的解释，因此，一切都还是不错的。为了回答这种反驳，让我们在这里再来讨论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于锌、稀硫酸、铜所组成的电池中的过程的描写。 “如果用一根导线把两个板极联结起来，就会产生电流……由于电解过程，在铜板上从稀硫酸的水里放出一个当量的氢，成为气泡逸出。在锌板上则生成一个当量的氧，它把锌氧化为氧化锌，而氧化锌又溶于周围的酸中成为硫酸氧化锌。”［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册第［592—］593页） 为了把水分为氢和氧，每一个水分子需要等于68924个热量单位的能量。在上述的电池中从哪里得到这个能量呢？“由于电解过程”。可是，电解过程从哪里弄到这个能量呢？没有任何回答。 但是维德曼后来告诉我们——而且不止一次，至少也有两次（第1册第472和614页），总的说来，“根据最新的实验，［在电解的时候］水本身并没有分解”，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硫酸H2SO4分解了，它分解为H2和SO3＋O，在分解过程中，H2和O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气泡逸出。但是，这样一来，过程的整个性质改变了。H2SO4中的H2直接由两价的锌所代替而形成硫酸锌ZnSO4。一方面剩下了H2，另一方面剩下了SO3＋O。两种气体根据它们结合成水的比例逸出；SO3和溶液中的水H2O重新结合成H2SO4，即硫酸。但是，在形成ZnSO4时放出的能量，不仅足以用来置换和释放硫酸中的氢，而且还有许多剩余，这些剩余在我们的例子中便消耗在电流的形成上。这样，锌也就无需等待电解过程供给它游离氧，以便先氧化，而后再溶解于酸中。正相反，锌直接地参加到过程中来，这个过程无论如何正是由于锌的参加才得以实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陈腐的化学观念是怎样地在帮助陈腐的接触观念。根据最新的观点，盐是一种酸，酸中的氢被某种金属所置换。这里所研究的过程证实了这种观点：酸中的氢被锌直接置换，完全说明了能量的转变。维德曼所遵循的旧观点认为，盐是某种金属氧化物和某种酸的化合物，因此不说硫酸锌，而说什么硫酸氧化锌。但是，为了在我们的电池中从锌和硫酸获得硫酸氧化锌，就必须使锌首先氧化。为了足够迅速地使锌氧化，就需要有游离的氧。为了获得游离的氧，我们就必须设想——因为在铜板上出现了氢——水被分解。为了分解水，就需要大量的能。怎样得到这些能量呢？仅仅是“由于电解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在它的终极的化学产物“硫酸氧化锌”还没有开始形成之前又不可能进行。孩子生妈妈。 于是，维德曼在这里把整个过程完全歪曲了，完全弄颠倒了，这是因为维德曼毫不犹豫地把自动电解和被动电解这两个直接对立的过程混为一谈，以为它们都不过是电解而已。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研究的还只是电池里所发生的现象，即那种由于化学作用而放出剩余能量、这些剩余能量又借电池的装置而转变成为电的过程。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电池里从化学能中得出来的恒值电流的电，又可以反过来在置于封闭电路中的电解槽中转变为化学能。两个过程显然是互相对立的：如果把前者看作化学—电的过程，那末后者就是电—化学的过程。两个过程都可以在同一封闭电路中发生于同一些物质。例如，由气体元素所组成的电池组，其电流是由于氢和氧化合成水而产生的，但是它在以电路联起来的电解槽中又可以按照氢和氧化合成水的比例分解出氢和氧来。通常的看法是把这两种对立的过程冠以一个共同的名称：电解，而没有把自动电解和被动电解区别开来，没有把激发液体和被动电解质区别开来。例如，维德曼用133页的篇幅来一般地探讨电解，以后在结尾处又加上了一些关于“电池中的电解”的评述，可是在这里，在真正的电池中所发生的过程却只占了这一章中17页篇幅这样一个极小的部分。同样，在随后的“电解理论”中，电池和电解槽的这种对立甚至连提也没有提一下；谁要是想在接着而来的“电解对导体电阻和封闭电路中电动力的影响”这一章中寻找某种关于封闭电路中能量的转变的见解，那他就会大失所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可遏止的“电解过程”，它无需可见的能量的输入就可以把H2和O分离，而且在书中的上述几章中起着和前面那个神秘的“电的分离力”所起过的同样的作用。 “除了首要的、分开离子的纯粹电解的过程外，还发生许多次要的、完全独立于首要过程的、由于被电流所分开的离子的作用而产生的、纯粹化学的过程。这种作用会在电极物上和被分解的物体上产生，在溶液中也会在溶剂上产生。”［注：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册第481页） 现在让我们回到先前谈到的由锌和铜浸在稀硫酸中组成的电池上去。这里，用维德曼自己的话来说，被分开的离子就是水的H2和O。因此，在他看来，锌的氧化和ZnSO4的形成是次要的、独立于电解过程的、纯粹化学的过程，虽然只有通过它，首要的过程才成为可能。现在我们要稍微详细地来看看这种由于歪曲真实的过程而必然造成的混乱。 我们首先来看看电解槽中的所谓次要过程，维德曼给我们举了好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注：在这里我总的说明一下，维德曼所用的全是旧的化学当量值，所以写出HO，ZnCl等。在我的方程式中，所用的全是现代的原子量，所以我写：H2O，ZnCl2等。］（第481—482页）： 1．溶于水中的硫酸钠（Na2SO4）的电解。它“分解为……一个当量的SO3＋O……和一个当量的Na……但是后者和溶液中的水起反应，从水中放出一个当量的H，并且形成一个当量的苛性钠［NaOH］，苛性钠又溶解于周围的水中”。 方程式是： Na2SO4＋2H2O＝O＋SO3＋2NaOH＋2H。 在这个例子中，实际上可以把 Na2SO4＝Na2＋SO3＋O 这个分解看作首要的、电—化学的过程，而把进一步的转化 Na2＋2H2O＝2NaOH＋2H 看作次要的、纯粹化学的过程。但是，这个次要过程是直接在出现氢的那个电极上进行的；因此，这里所放出来的大量的能（按照尤利乌斯·汤姆森的计算，对于Na，O，H，水是111810热量单位）至少大部分转变为电，只有小部分在电解槽中直接变成热。后者也可以发生在从电池中直接或首先释放出来的化学能量上。但是，这样获得并且转变为电的能量，应当从电流所供应的用来不断地分解Na2SO4的能量中减去。如果钠之转变为氢氧化物在整个过程的第一个瞬间是次要的过程，那末，从第二个瞬间起，它就成为整个过程的重要因素，因此就不再是次要的了。 但是，在这个电解槽中还有第三种过程发生：如果SO3没有和阳极的金属化合，同时又放出一定量的能的话，那它就和H2O化合成H2SO4，即硫酸。但是，这个转变并不一定要直接在电极上进行，因此，这里所放出的能量（按照尤·汤姆森的计算，等于21320热量单位）就全部或绝大部分在电解槽本身中转变为热，顶多只有极小一部分以电的形式产生电流。由此可见，在这个电解槽中所发生的、唯一的、真正次要的过程，维德曼一点也没有提到。 2．“如果把硫酸铜溶液［CuSO4＋5H2O］置于阳铜极和阴铂极之间电解，那末，在同一电路中，和硫酸溶液被分解的同时，每有一个当量的水被分解，就有一个当量的铜在阴铂极上分离出来；在阳极上则应当有一个当量的SO4出现，但是它和电极上的铜化合成一个当量的CuSO4，并溶解于被电解的溶液的水中。”［第1册第481页］ 因此，我们要想用现代化学的语言来描述，就应该把这个过程表述如下：Cu在铂上沉积出来；放出来的SO4因为本身不能独立存在，便分解为SO3＋O，而O则游离逸去；SO3从溶剂中获得H2O而形成H2SO4，H2SO4又重新和电极的铜化合而成CuSO4，H2则被放出。严格说来，在这里有三个过程：（1）Cu和SO4的分离；（2）SO3＋O＋H2O＝H2SO4＋O；（3）H2SO2＋Cu＝H2＋CuSO4。也许可以把第一个过程看作首要的，而把其余两个看作次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提出能量转变的问题，我们便会看到，第一个过程完全被第三个过程的一部分补偿了：铜和SO4的分离被两者在另一个极上的重新化合所补偿了。如果我们撇开把铜从一个电极推向另一个电极所必需的能量不算，又撇开电池中由于能转变为热所无法避免的、不可能精确测定的能量损失不算，那末，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谓首要的过程并不从电流那里取得任何能量。电流供给能量仅仅为了使H2和O的分离（而且还是间接的）成为可能，这个分离就是整个过程的真正的化学的结果——这就是说，仅仅为了实现某种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更次要的过程。 虽然如此，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首要过程和次要过程的差别无疑地具有某种相对的合理性。例如，在两种情况下，除了其他现象，看来也发生了水的分解，而且水的成分分别在相反的电极上游离出来。因为，根据最新的实验，绝对纯粹的水极其接近理想的非导体，因而也就极其接近理想的非电解质，所以证明这样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在这些以及这一类情况下，并不是水直接以电化学的方式被分解，而是水的成分从酸中分离出来，当然，在这里酸的形成也一定要有溶液中的水参加。 3．“如果盐酸［HCl＋8H2O］……同时在两个Ｕ形管中被电解……在一只管中用的是阳锌极，另一只管中用的是阳铜板，那末，在第一只管中有32．53的锌溶解，而在第二只管中则有2×31．7的铜溶解。”［第1册第482页］ 我们暂时撇开铜不谈，单来看锌。照维德曼的看法，在这里，HCl的分解是首要的过程，Zn的溶解是次要的过程。 所以，根据这个观点，电流从外面供给电解槽以分离H和Cl所必需的能量；在这种分离完成以后，Cl和Zn化合，同时放出一定的能量，这一定的能量应当从分离H和Cl所必需的能量中减去；这样一来，电流只须补给两个能量的差数就够了。看来一切都进行得美妙合拍；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观察一下这两个能量，就会发现，形成ZnCl2时所放出的能量大于分离2HCl所消耗的能量；因而电流不仅无需补给能量，反而获得能量。现在，我们所碰到的根本不再是被动的电解质，而是激发液体，不是电解槽，而是给产生电流的电池组增大一个补加电池的电池了；应该看作是次要的过程，成为绝对首要的了，成为整个过程的能量来源并使这个过程独立于电池组的补给电流之外。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维德曼的理论说明中的全部混乱的根源是什么。维德曼从电解出发，却不管这是自动的电解，还是被动的电解，是电池，还是电解槽，反正都无所谓，正象一个老少校向“一年志愿兵”哲学博士所说的那样：“外科医生就是外科医生”[348]。因为在电解槽中研究电解比在电池中研究电解要简单得多，所以他实际上是从电解槽出发，把电解槽中所发生的过程，把这些过程分为首要的和次要的过程这种部分合理的分类，作为准尺来衡量电池中的完全相反的过程，同时却一点没有注意到，电解槽在他手里变成电池了。因此，他可以宣布： “分离出来的物质对于电极的化学亲和力，对电解过程本身不发生任何影响”（第1册第471页）， 这个以如此绝对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命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的电流形成的三重理论就是：第一，以纯粹接触为基础的陈旧的传统的理论；第二，以解释得更加抽象的电的分离力为基础的理论，这种力以一种不可了解的方式供给自己或“电解过程”以能量，使电池中的H和Cl互相分开而且还产生电流；最后，是现代的、化学—电的理论，这个理论证明，上述能量的来源是电池中一切化学作用的代数和。正如他没有注意到第二种解释驳倒了第一种解释一样，他也没有觉察到第三种解释又推翻了第二种解释。相反地，能量守恒定律，纯粹是从外表上加在旧的、从经验中沿袭下来的理论之上的，正如把一个新的几何定理加到以前的定理中去一样。他不了解，这个定律使得自然科学的这一领域以及其他一切领域里的一整套传统的观点必须加以修正。因此，维德曼仅仅限于在解释电流的时候简单地说说这个定律，然后就悄悄地把它放在一边，只是在书的最末尾，在讲电流的作用那一章中才重新把它拾起来。甚至在接触激发生电的理论中（第1册第781页及以下各页），能量守恒学说在说明主要问题时也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只是为了说明那些次要之点顺便提了一下；它是而且一直是“次要的过程”。 现在我们回头来研究前面的第三个例子。在那里，两个Ｕ形管中的盐酸被同一个电流所电解，不过在一个管中锌是阳极，在另一个管中铜是阳极。根据法拉第的基本电解定律，同一个电流，在每一个电解槽中能分解等当量的电解质，而在两个电极上分离出来的物质在量方面的比，也等于它们的当量的比（第1册第470页）。于是，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第一只管子里溶解了32．53的锌，第二只管子里溶解了2×31．7的铜。 “可是，”——维德曼继续说——“这并不能证明这两个值相当。它们只是在电流很弱的情况下，当一方面……形成了氯化锌，而另一方面……形成了氧化铜的时候被观察到的。当电流较强时，在形成的氯化物的量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溶解的钢的数量可能……一直降到31．7，而这时溶解的锌还是同一数量。” 大家知道，锌只能形成一种氯化物——氯化锌ZnCl2，铜则可以形成两种：氯化铜CuCl2和氯化亚铜Cu2Cl2。情形是这样的：弱电流给每两个氯原子从电极上夺下两个铜原子，这两个铜原子之间仍然以自己的两个化学键之中的一个互相联系着，同时，它们的两个自由的化学键则和那两个氯原子结合： Cu——Cl ∣ Cu——Cl 相反地，如果电流较强，那末它就把两个铜原子完全互相分开，每一个铜原子单独地和两个氯原子结合： Cu ＜ Cl Cl 当电流为中等强度的时候，两种化合物同时形成。这样，两种化合物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形成，仅仅以电流强度为转移，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整个过程是电—化学的过程，如果电—化学这个词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可是维德曼不管这一套，断然地把它说成是次要的过程，即不是电化学的过程，而是纯粹化学的过程。 上述的实验是雷诺（1867年）做的，它是一系列类似的实验之一，在这些实验中，同一个电流在Ｕ形管里由食盐溶液（锌为阳极）传导，而在另一个电解槽中，由一些不同的电解质（以一些不同的金属为阳极）传导。这里，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其他金属溶解的数量有很大的差异，而维德曼引用了这一系列实验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大部分在化学上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决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例如，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只有2/3个当量的金溶解于盐酸中。这个事实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显得奇怪，即假定象维德曼那样，死守旧的当量，用ZnCl来表示氯化锌，从而使氯和锌一样，在氯化物中只显出一个化学键。实际上，在这里每一个锌原子要求两个氯原子（ZnCl2），一旦知道这个分子式，我们就可以立即看到，在确定上述的当量时，应当以氯原子为单位，而不应当以锌原子为单位。氯化金的分子式是AuCl3，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3ZnCl2中所含的氯和2AuCl3中所含的氯恰恰相等，因此，电池或电解槽中的一切过程（首要的、次要的、更次要的），在把一个重量部分[349]的锌变为氯化锌时，就必将不多不少地把2/3个重量部分的金变为氯化金。这是具有绝对意义的，除非用电流的方法也能制取AuCl这种化合物；在这种情况下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就甚至应当有两个当量的金溶解，因而，以电流强度为转移，可能发生和前面所说的铜和氯的例子里相类似的变化。雷诺的实验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显示出，法拉第定律怎样被那些似乎和它相矛盾的事实所证明。但是，这些实验对于解释电解时的次要过程有什么意义，却看不出来。 维德曼的第三个例子又把我们从电解槽引到电池。而实际上，如果就所发生的能量转变来研究电解过程，电池是很有趣味的。例如，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电池，其中化学—电过程似乎和能量守恒定律直接矛盾，似乎违背了化学亲和力定律。 根据波根道夫的测定[350]，由锌、浓食盐溶液和铂组成的电池提供的电流强度为134．6［注：在页边上写着：“假定一个丹尼尔电池的电流强度为100。”——编者注］。这样，我们在这里就有了十分可观的电量，比丹尼尔电池中的电量大1/3。这里以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量来源于哪里呢？“首要的”过程是锌从氯化物中置换钠。可是，在通常的化学中，并不是锌从氯化物或其他化合物中置换钠，而是反过来，钠置换锌。“首要的”过程不仅绝不可能供给电流以上述的能量，而且刚好相反，为了使自身能够实现，它还需要从外面输入能量。这样，仅仅有“首要的”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前进一步。因此，让我们来看看实际的过程。这时我们发现，这里所发生的转变 并不是 Zn＋2NaCl＝ZnCl2＋2Na， 而是 Zn＋2NaCl＋2H2O＝ZnCl2＋2NaOH＋H2 换句话说，钠并不是以游离的形式在阴极上分离出来，而是被氧化，正如上面例一中的情形一样（第［419—420］页）。 为了计算这里所发生的能量的转变，尤利乌斯·汤姆森的测定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些根据。根据这些测定，化合时所放出的能量是： （Zn，Cl2）＝97210 （ZnCl2，水）＝15630 ————— 溶解了的氯化锌总共＝112840热量单位 2（Na，O，H，水）＝223620热量单位 ————————— 336460热量单位 从这里减去分解时消耗的能量： 2（Na，Cl，水）＝193020热量单位 2（H2，O）＝136720热量单位 ——————— 329740热量单位 放出来的能量的剩余＝6720热量单位。 这个数量，对于波根道夫所得到的电流强度说来，显然是很小的，但它却足以用来一方面解释钠同氯分离，另一方面解释电流形成。 这里，我们得到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说明了首要过程和次要过程之间的差别完全是相对的，而一旦我们把它看作绝对的，它就会把我们引向荒诞的地步。单独地看，首要的电解过程不但不能产生电流，而且它本身也不可能实现。正是次要的、所谓纯粹化学的过程，才使首要的过程成为可能，此外还提供全部的剩余能量来形成电流。因此，实际上它成了首要的过程，而首要的过程则成了次要的过程。当黑格尔把形而上学者和形而上学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所想象的不变的差别和对立辩证地转变成它们的反面的时候，据说是黑格尔歪曲了他们的话。可是，当自然界也和老黑格尔一样地来对待这些差别和对立的时候，难道还不该稍微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吗？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把这样一些过程看作次要的过程，这些过程虽然是由于电池中的化学—电的过程或电解槽中的电—化学的过程而发生的，但是并不依赖于它们并和它们相分离，就是说，这些过程发生在离电极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因此，这一类次要过程进行时所完成的能量转变也并不加入到电的过程中来；它既不从电的过程中取得能量，也不直接供给电的过程以能量。这一类过程在电解槽中屡见不鲜；前面在例一中，在电解硫酸钠形成硫酸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例子。可是，在电解槽中，它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不过，它们在电池中的出现，却具有重要得多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们即使不直接供给化学—电的过程以能量或从中取得能量，却仍然变更了电池中存在的可供使用的能量的总和，因而间接地对化学—电的过程起了作用。 除了后来谈到的通常形式的化学转化，还有一种现象也属于这一类，这就是当离子以不同于它们通常以游离状态出现的情况而在电极上分离出来时所出现的现象，以及当这些离子一离开电极接着就过渡到游离状态时所出现的现象。在这些情况下，离子可以有另外的密度，或者采取另外的聚集状态。但是，离子还可能在它们的分子结构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跟离子在离开电极一定距离的地方发生的次要的化学变化或物理变化相适应，有一种类似的热的变化；大多数情况下热是被放出，个别的情况下热是被消耗掉。这种热的变化，自然是首先局限于它所产生的地方：电池或电解槽中的液体变热了或者冷却了，而封闭电路的其余部分则不受这一变化的影响。因此这种热称为局部热。这样看来，放出来用以转变为电的化学能量，按电池中产生的这个正的或负的局部热的当量减少或增加。据法夫尔说，在过氧化氢和盐酸的电池中，释放出来的全部能量的2/3是以局部热的形式消耗掉了；格罗夫电池却正好相反，在线路封闭以后大为冷却，因而还要以吸收热的方法从外面供给电路以能量。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次要过程也反过来作用于主要过程。我们尽可以任意处置，但主要过程和次要过程之间的差别始终是完全相对的，通常是要在其相互作用中重新被消除的。如果忘记这一点，如果把这一类相对的对立看成绝对的，那末，最后就会象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陷于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 大家知道，当用电解法分离气体的时候，金属电极上复盖了薄薄的一层气体；因此，在电极还没有被气体饱和之前，电流强度会降低，在达到饱和之后，减弱了的电流又重新达到恒定。法夫尔和济伯曼证明：在这一类电解槽中也产生局部热，这种局部热的产生，仅仅是由于气体不是以其通常出现的状态在电极上释放出来，而是这些气体在离开电极以后，只是由于和放热相联系的进一步的过程才过渡到自己通常的状态。那末，气体在电极上到底是以怎样的状态分离出来的呢？谈到这个问题，很难有比维德曼更加小心翼翼的了。他把这种状态称为“一定的”、“同素异性的”、“活性的”，最后，要是氧的话，有时也称之为“臭氧化了的”。要是氢的话，那就说得更加神秘。有时候还出现这样的观点：臭氧和过氧化氢是这种“活性的”状态借以实现的形式。在这里，臭氧是如此地纠缠着我们的作者，使他甚至于用某些过氧化物中“可能在臭氧化了的状态中［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含有的一部分氧”（第1册第57页）来解释这些过氧化物的极度的阴电性。在所谓分解水的时候，臭氧和过氧化氢无疑都形成了，但是为量很少。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在我们所研究的例子中，局部热是受相当大量的上述两种化合物最初产生而随后分解所制约的。臭氧（O3）从游离的氧原子中形成的形成热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过氧化氢从H2O（液态）＋O中形成的形成热，照拜特洛的意见，等于－21480；因此，这种化合物如果比较大量地产生的话，就要以大量的剩余能量（大约等于分离H2和O所必需的能量的百分之三十）为条件，而这种能量必须是可见的和可以证明的。最后，臭氧和过氧化氢仅仅能解释氧（如果我们撇开电流回逆不管，在电流回逆的情况下两种气体会在同一个电极上相遇），并不能解释氢。然而，氢在“活性的”状态中也逸出，例如，在铂极之间有硝酸钾溶液的联合体中，氢就和由酸中放出的氮直接化合为氯。 实际上，所有这些困难和疑虑都不存在。把物质“在活性状态中”分离出来，并非电解过程所独有。每一种化学分解中都会发生这种情形。化学分解使释放出来的化学元素首先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分离出来，如O，H，N等等，这些原子只是在它们被释放出来以后，才能化合成为O2，H2，N2等等分子，并且当化合的时候，还放出了至今尚未能确定下来的、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定量的能。但是，在原子处于游离状态的那一瞬间，它们是它们可以攫取的全部能量的承担者；当它们拥有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能量时，就能够自由地参加任何与之相遇的化合作用。因此，对于O2，H2，N2这些分子来说，它们是“处于活性状态中”，这些分子已经把这种能量的一部分交出去了，而且，如果不从外面重新获得它们所交出去的能量，它们就不能和其他元素化合。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仅仅求助于臭氧和过氧化氢，它们本身也不过是这种活性状态的产物。例如，我们也可以不用电池，单用化学的方法来实现刚刚提到的电解硝酸钾时的氨的形成，只要把硝酸或某种硝酸盐溶液加到一种由于化学过程而放出氢的液体中去就行了。氢的活性状态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可是，在电解过程中，有趣的是游离原子的瞬息存在可以说是显著可见的。过程在这里分为两步：电解在电极上分离出游离原子，而游离原子在离电极一段距离的地方化合为分子。不管这段距离从质量关系方面看来是如何地微不足道，它却足以阻止，至少是足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形成分子时放出来的能量用于电的过程，从而决定了这些能的转变为热，即电池中的局部热。这证明：元素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分离出来，并在一段时间内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存在于电池中。这个事实，我们在纯粹的化学中只能通过理论的推断来判定，在这里却在实验上得到了证明，因为这无需对原子和分子本身的感性接触就可以做到。电池中的所谓局部热的巨大的科学意义就在于此。 对于通过电池把化学能转变为电的进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也许，只有当我们较多地认识了电运动本身的作用方式的时候，才能知道一些较确定的东西。 电池被硬加上一种“电的分离力”，这种力对于每一个确定的电池都具有确定的数值。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维德曼不得不承认这种电的分离力并不是能的一种确定形式。相反地，它首先不过是某种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把一定量的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变为电的能力和特性。这一化学能本身在整个进程中从来没有采取过“电的分离力”的形式，相反地，它立即而且直接地采取了所谓“电动力”即电的运动的形式。如果说，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某种蒸汽机的力的时候，是指它有能力在单位时间内把一定量的热转变为物体的运动，那末，这一点绝不能成为把这种概念的混乱也搬到科学中来的理由。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手枪、马枪、滑膛枪和来复枪有不同的力，因为它们用同样多的火药和同样重的弹丸，却可以有不同的射程。但是，在这里，这种表达的错误是一目了然的。谁都知道，推动子弹前进的是火药的爆发，至于武器射程的远近则仅仅决定于所耗费的能量的多少，而后者则随枪筒的长短、随弹丸的间隙[352]和形式而定。至于说到蒸汽力和电的分离力，情况也是一样。有两架蒸汽机，别的条件都相同，就是说，假定两者在同一段时间内放出同样数量的能，或者有两个电池，条件也是这样，它们在作功方面的区别仅仅在于其内部能量消耗的大小。如果说，至今一切军队里的枪炮技术都已无需再设想火器的特殊的射击力，那末，在电学上还来设想一种和火器的射击力相似的“电的分离力”，就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了，因为这种力之中绝没有任何能量，因而本身也不能作出哪怕是百万分之一毫克－毫米的功。 关于这种“分离力”的第二种形式，即赫尔姆霍茨提到的“金属的电的接触力”，情形也是一样。它无非是金属在相互接触时把现有的其他种类的能量转变为电这一种特性而已。这就是说，它同样也是一种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一点能量的力。我们和维德曼一样假定，接触电的能量来源在于结合运动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能量首先以这种物体运动的形式存在，而当这种物体运动消失时就立即转变为电的运动，并没有任何一瞬间采取“电的接触力”的形式。 而除此以外，还使我们确信：电动力，即作为电的运动重新表现出来的化学能，和这种不仅不包含而且按其本质说来也根本不可能包含任何能量的“电的分离力”成比例！非能量和能量之间的这种比例关系，显然是属于那种出现“电的单位和毫克的比值”［注：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的数学部门的。但是，在这种仅仅由于把简单的特性看作某种神秘的力而存在的荒谬形式后面，隐藏着一种极为简单的同义反复：一个确定的电池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变为电这种能力是可以量度的——用什么来量度？——就是用封闭电路中以电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的能量和电池中所消耗的化学能量的比例来量度。如此而已。 为了要假定某种电的分离力，就必须认真对待两种电的流体的权宜说法。为了把这两种流体从中性状态转变到极性状态，也就是为了把它们互相分开，就必需消耗一定的能量——电的分离力。这两种电一旦互相分开，那末，当它们重新结合时，就能重新放出同样数量的能——电动力。但是，在今天，再也没有人（包括维德曼在内）把这两种电看作现实存在的东西了，因此，想要详细地探讨这种观点，那就是为已死的读者写文章了。 接触说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它无法摆脱那种以为接触力或电的分离力是一种能量来源的观念。当人们把某种装置的可使能量转变的简单特性看作是一种力以后，摆脱这种观念确实是困难的；因为力正好应该是能的某种特定形式。虽然维德曼不得不接受关于能量不能消灭不能创造的现代观念，但是，因为他无法摆脱关于力的这种不明确的观念，所以他就陷入了上述的关于电流的第一种无意义的解释以及后来所看到的各种矛盾之中。 如果“电的分离力”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的，那末另一个“电动力”的说法至少也是多余的。我们在有电动机以前很久就有了热动机，可是热的理论没有特别的热动力也发展得很好。正如热这个简单的词包罗了属于这种能量形式的一切运动现象一样，电这个词也能够包罗它领域内的一切运动现象。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电的作用形式完全不带有直接的“动”的性质，如铁的磁化、化学分解、向热的转化。最后，在自然科学的任何部门中，甚至在力学中，每当某个地方摆脱了力这个字的时候，都是一次进步。 我们已经看到，维德曼接受电池中的过程的化学解释是比较勉强的。这种勉强到处都纠缠着他；在他对所谓化学说有所责难的任何地方，都一定是这样。例如，他说： “电动力和化学作用的强度成比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第1册第791页）。 当然，这种比例性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存在。但是，在不存在这种比例性的地方，只是证明了电池设计得很坏，其中浪费了能。因此，同一位维德曼在下述情况下就是完全正确的：他在理论推断中完全不考虑到那种歪曲了过程的本来面目的附带情况，而直截了当地认为，一个电池的电动力等于电池中在单位时间内和单位电流强度下所完成的化学作用的机械当量。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读到： “还有，在由酸和硷构成的电池中，酸和硷的化合并不是产生电流的原因，这是根据第61节〈柏克勒尔和费希纳〉、第260节〈杜布瓦－雷蒙〉和第261节〈沃姆－弥勒〉上的实验得出来的，这些实验证明，在酸和硷以当量存在的某些情况下，不会出现任何电流，而且这也是根据第62节上引证的实验〈亨利齐〉得出来的，这个实验证明，在苛性钾溶液和硝酸之间加入硝酸钾溶液的时候，电动力的出现和没有加入硝酸钾溶液的情况一样。”（第1册第791—792页） 酸和硷化合是不是产生电流的原因的问题，需要我们的作者认真对待。问题以这样的形式提出来，要回答它是十分容易的。酸和硷的化合首先是形成盐的原因，同时放出能量。这个能量是全部还是部分地采取电的形式，决定于放出这个能量时的情况。例如，在用硝酸和苛性钾溶液置于两个铂极之间所组成的电池中，至少会部分地生电，而且酸和硷之间加不加硝酸钾溶液，对于电流的产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顶多只能延缓，但不能阻止盐的形成。但是，如果选取一个象维德曼常常引用的沃姆－弥勒式电池，酸和硷溶液放在中间，它们的盐的溶液放在两端，其浓度和电池中所形成的溶液的浓度相同，那就不言而喻，任何电流也不可能发生，这是由于两端的部分——因为到处都形成了同样的物体——任何离子也不能产生。所以我们在这里直接地阻止了放出来的能量转变为电，好象我们根本没有把电路封闭一样；因此，在这里得不到电流，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酸和硷完全可以制造电流，这由碳、硫酸（一分对十分水）、苛性钾（一分对十分水）、碳所组成的电池证明了，根据劳尔，它的电流强度为73［注：以下各处都以丹尼尔电池的电流强度为100。］；而且，把电池加以适当安装，酸和硷就可以提供与它们化合时所放出的大量的能相应的电流强度，这一点是从已知的最强电池几乎都是以形成硷金属盐为基础这个事实中得出来的，例如，惠斯通电池：由铂、氯化铂、钾汞齐组成的，电流强度是230；由二氧化铅、稀硫酸、钾汞齐组成的，是326；用二氧化锰代替二氧化铅，是280；而且，每一次用锌汞齐代替钾汞齐，电流强度就会几乎一丝不差地降低100。贝茨同样地在由固体二氧化锰、高锰酸钾溶液、苛性钾溶液、钾组成的电池中得到电流强度302；还有，由铂、稀硫酸、钾组成的电池，是293．8；焦耳电池：铂、硝酸、苛性钾溶液、钾汞齐，是302。这些特殊的强电流形成的“原因”无疑是酸和硷，或者和硷金属的化合，以及化合时放出的大量的能。[353] 几页以后，我们又读到： “但是，应当注意，不能直接把出现在不同物体接触之处的全部化学作用的功当量当做封闭电路的电动力的量度。例如，如果在由酸和硷组成的柏克勒尔电池中〈iterumCrispinus！[354]〉这两种物质化合起来，如果在由铂、熔融的硝酸钾、碳组成的电池中碳烧尽了，如果在由铜、不纯的锌、稀硫酸组成的普通电池中，在形成局部电流的情况下锌很快地溶解了，那末，这些化学过程中所产生的功〈应当说：释放出来的能〉就有很大一部分转变为热，从而对全部电路来说是损耗掉了。”（第1册第798页） 所有这些过程都归结到电池中能量的损耗；它们并没有牵涉到电运动产生于转变过来的化学能这一事实，牵涉到的只是转变过来的能的数量。 电学家们花费了无尽的时间和精力来制备各种不同的电池和量度它们的“电动力”。因此而积累起来的实验材料包含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无疑地其中更多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例如，那些把现在已被弗·柯尔劳施证明是最差的导体、因而也是最差的电解质的“水”当作电解质来做的实验，在实验中过程不是由水引起，而是由我们所不知的水的某些杂质引起，这种实验有什么科学价值呢？［注：由柯尔劳施所制备的最纯的水所构成的长度为一毫米的水柱，其电阻同直径一样而长度大致等于月球轨道的铜质导线的电阻相同（诺曼《普通化学》第729页）］可是，例如，费希纳的全部实验差不多有一半是这样用水来做的，其中甚至包括他的《experlmentumcrucis》[355]，而他是想借此在化学论的废墟上牢固地建立起接触说。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差不多在所有的实验里，除了少数例外，都完全忽略了电池里的化学过程，而这些过程正是所谓电动力的真正源泉。可是有许多电池，从它们的化学式看来，完全不能作出关于电路封闭以后发生化学转化的任何可靠的结论。恰恰相反，正如维德曼所说的（第1册第797页）， “不能否认，我们还远不能在一切情况下观察电池中的化学吸引”。 因此，从愈来愈重要的化学方面来看，所有这些实验，在它们可以在控制上述过程的条件下重复进行以前，都是没有价值的。 在这些实验中，注意到电池中发生能量转化的只是特殊的例外。其中许多都是在自然科学承认运动等价定律以前做的，它们没有经过检验，也不完整，却按照传统从一本教科书搬到另一本教科书中。如果从前人们说，电没有惯性（这个说法和速度没有比重的说法具有相近的意义），那末，关于电的学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把伽法尼电池看作一种由于建立了接触关系而使化学能——用一种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方法——释放出来并转变为电的装置。同样，我们把电解槽描述为这样一种装置，在其中进行着相反的过程，即电运动转变为化学能并作为化学能而被消费掉的过程。在这里，我们曾不得不把电学家们所如此忽视的这个过程的化学方面提到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种由陈旧的接触说和两种电流体的学说中留传下来的观念混乱。这一点解决了以后，我们就应当转向下面这个问题：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是在和电池外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的，还是在这里出现一些特别的、以电的激发为转移的现象呢。 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不正确的观念，如果抛开观察的错误不讲，归根到底都是对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事实终归是事实，尽管关于它的现有的观念是错误的。如果说我们已经抛弃了陈旧的接触说，那末，这种理论企图加以解释的那些确定的事实仍然存在。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事实，从而看看电池中的过程的电的方面本身。 当不同的物体接触时，和化学变化一道，或者没有化学变化，发生了电的激发，这可以用验电器或电流计显示出来，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了。在个别情况下，正如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很难确定这些本身极为微弱的运动现象的能量来源；只要普遍承认存在着这样一种外在的来源就够了。 柯尔劳施在1850—185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里，他把一个电池的各个组成部分成对地联结起来，测定每一种情况下所显示的静电压；在他看来，电池的电动力应当由这些电压的代数和构成。例如，以Zn/Cu的电压为100，他所算出的丹尼尔电池和格罗夫电池的相对强度如下： 丹尼尔电池： Zn/Cu＋amalg．Zn/H2SO4＋Cu/SO4Cu＝100＋149－21＝228； 格罗夫电池： Zn/Pt＋amalg．Zn/H2SO4＋Pt/HNO3＝107＋149＋149＝405， 这和直接量度这些电池的电流强度所得的结果相近。但是这些结果根本不可靠。第一，维德曼本人已经注意到，柯尔劳施仅仅得出了最后的结果， “可惜，没有得出各个实验结果的任何数据”［第1册第104页］。 第二，维德曼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过，从量方面测定金属和金属接触、特别是金属和液体接触时所发生的电的激发的一切实验，由于有许多无法避免的误差的来源，至少是很不可靠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多次地运用了柯尔劳施的数字，在这方面我们不效仿他，这会更好些，何况还有另一种不致受到这类非议的测定方法存在呢。 如果把一个电池的两块激电板浸入液体中，并把它们同电流计的两端联结起来，构成封闭电路，那末，据维德曼说， “电流计磁针的最初偏转度，在化学变化还未变更电的激发强度之前，是封闭电路中电动力总和的量度”［第1册第62页］。 于是，不同强度的电池给出不同的最初偏转度，而这些最初偏转度的数值是和有关电池的电流强度成正比的。 看来，我们在这里似乎是亲眼见到了那种不依靠任何化学作用而能引起运动的“电的分离力”、“接触力”。整个接触说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而真正摆在这里的是电的激发和化学作用之间的一种我们在前面还没有研究过的关系。为了转过来研究这种关系，我们先要稍微详细地观察一下所谓电动力定律；从中我们将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传统的接触观念也不仅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而且还直接堵塞了一切解释的道路。 如果取任何一个由两种金属和一种液体组成的电池，例如，由锌、稀盐酸和铜组成的电池，并在其中放入任何第三种金属，例如铂板，但不用导线把它和外部电路联结起来，那末，电流计的最初偏转度就会和没有铂板时完全一样。因而，铂板对于电的激发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用电动力观念的保卫者的语言是不能这样简单地说明这个事实的。在他们那里写道： “现在，锌和铂与铂和铜的电动力的总和代替了锌和铜在液体中的电动力。因为插进铂板并没有明显地改变电路，所以，从电流计在两种情况下示数相等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锌和铜在液体中的电动力，等于同一液体中锌和铂的电动力加上铂和铜的电动力。这和伏特提出的金属之间自己激发生电的理论相符合。这个适用于任何液体和金属的结果，可以表述如下： 金属当其被液体电动激发的时候，服从电压序列定律。这个定律也叫电动力定律。”（维德曼，第1册第62页） 如果说，铂在这个联合体中根本不以激发生电的方式起作用，那末，这是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说，它的确以激发生电的方式起作用，但是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以同样的强度起作用，以致它的作用对消掉了，那末，这仅仅是为了要给“电动力”留点面子而把事实变为假说。在两种情况下，铂都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在电流计的磁针第一次偏转时，还没有封闭电路存在。酸在没有分解时，是不导电的；它只能借离子导电。如果第三种金属对第一次偏转不起作用，那不过是因为它还是被绝缘的。 但是，在产生了恒值电流以后和在它存在期间，这第三种金属怎样起作用呢？ 在大多数液体中的金属电压序列中，锌位于硷金属之后，在阳性的一端，铂在阴性的一端，而铜则在两者之间。因此，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把铂置于铜和锌之间，那末铂对两者都是阴性的。液体中的电流，如果铂真是起作用的话，应当是从锌和铜向铂流动，也就是说，从两个电极向未联结的铂流动，而这是一个定义中的矛盾〔contradictioinadjecto〕［注：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荒唐的矛盾。——编者注］。几种金属在电池中起作用的基本条件正在于，它们在外面互相联结成一条封闭电路。电池中未联结的、多余的金属是非导体；它既不能形成离子，也不能让离子通过，而离开离子，就谈不上电解质的传导性。因此，这种金属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且甚至还是一种障碍，因为它迫使离子绕它而过。 如果我们把锌和铂联结起来，而把铜放在中间，不予联结，情形也会是一样的。在这里，铜——如果它真是起作用的话——就要引起从锌到铜的一股电流和从铜到铂的另一股电流；因而，它应当成为一种中介的电极，并在对着锌极的那一面上放出氢，而这又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抛开关于电动力的传统说法，情形就显得异常简单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伽法尼电池是一种把化学能释放出来并把它转变为电的装置。它照例是由一种或几种液体和两种当作电极用的金属组成的，这两种金属一定要在液体之外用导线联结起来。全部装置就是如此。不管我们还把什么物体未加联结地浸在激电液中，只要它不使液体发生化学变化，那末，不管它是金属，是玻璃，是松香，还是别的什么，它就不可能参与电池中进行的化学—电过程，就是说，不能参与电流的形成；它顶多只能扰乱这个过程。不管浸入的第三种金属对液体、对电池的一个或两个电极的激电能力如何，在这种金属没有在液体外面和封闭电路联结起来之前，它的激电能力是不能起作用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不仅维德曼对所谓电动力定律的上述推论是错误的，而且他赋予这个定律的含义也是错误的。不能说什么未加联结的金属的补偿的电动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可以实现的唯一条件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同样，所谓电动力定律也不能够从超出这个定律范围之外的事实中推论出来。 老波根道夫在1845年发表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测量了各种不同的电池的电动力，就是说，测量了每一种电池在单位时间内供给的电量。在这些实验中，前面27个具有特别的价值，在其中的每一个实验中，三种特定的金属在同一个激电液里依次和三个不同的电池相联，从这些电池所供给的电量方面对这些电池进行了研究，而且互相作了比较。作为正统的接触说电学家，波根道夫每一次都未加联结地把第三种金属也一起放入电池里，并因而得意地确认：在全部81个电池中，这个“联盟中的第三者”[356]纯粹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这些实验的意义完全不在这里，而在于证实了和确定了所谓电动力定律的正确意义。 我们来看看上述的锌、铜、铂在稀盐酸里两两互相联结的一系列的电池。在这里，波根道夫所得到的电量，如果以丹尼尔电池的强度为100，则等于下列数值： 锌—铜78．8 铜—铂74．3 ———— 总和153．1 锌—铂153．7 这样，锌和铂直接相联提供的电量，几乎正好等于锌—铜提供的电量加铜—铂提供的电量。在所有其他电池中，无论它们用的是什么液体和金属，情形都是一样。如果把一系列金属放到同一激发液体中，并将它们按照在该液体中的电压序列排列，从第二个金属起，每一个金属依次作为前面金属的阴极和后面金属的阳极，两两构成电池，那末，所有这些电池所提供的电量总和，等于直接由整个金属序列的两端的两种金属所组成的电池所提供的电量。例如，根据这一点，在稀盐酸中，锌—锡、锡—铁、铁—铜、铜—银、银—铂这些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的总和，就等于锌—铂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由上述的一系列电池所组成的电池组，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会恰好被一个电流方向相反的锌—铂电池所中和。 这样理解的所谓电动力定律具有实际的和巨大的意义。它包含化学作用和电的作用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新的一面。在这以前，在主要研究电流的能量来源的时候，化学转化这个源泉表现为过程的主动方面；电由这个源泉中产生，因而最初表现为被动的。现在，关系反过来了。电的激发决定于在电池中互相接触的不同物体的性质，它既不能给化学作用加入一些能，也不能从那里取出一些能（除非把放出来的能转变为电）；但是，根据电池结构的不同，它却可以加速或减缓这个作用。如果说，由锌—稀盐酸—铜组成的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电流的电量，仅仅等于由锌—稀盐酸—铂组成的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的一半，那末，用化学的术语表示，这就是说，前一个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氧化锌和氢，只有后一个电池所提供的一半。这样，虽然纯粹的化学条件没有变化，化学作用却加了一倍。电的激发变成了化学作用的调节器；它现在成为整个过程的主动方面，而化学作用则变成被动方面了。 这样看来，过去被看作纯粹化学过程的一系列过程，现在被描述为电化学的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了。化学上纯粹的锌，如果还受稀酸腐蚀的话，那也是很微弱的；可是市上出售的普通的锌就很快地溶解于稀酸中，形成盐并放出氢；它含有其他金属和碳的杂质，它们不均匀地分布在其表面的各个部分上。在酸中，在它们和锌本身之间形成局部电流，此时有锌的地方形成阳极，其他的金属形成阴极，氢气泡就在这上面放出来。同样，浸在硫酸铜溶液中的铁上面复着一层铜的现象，现在也被看作电化学的过程了；也就是说，这个现象被看作是受铁表面各异质处之间产生的电流所决定的。 因此我们又看到，液体中的金属电压序列和金属在它们的卤化物和酸根化合物中互相置换的排列顺序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电压序列的最阴性的那一端，我们所见到的通常总是金族金属：金、铂、钯、铑，它们很难氧化，酸对它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作用，它们在自己的盐中很容易被别的金属置换出来。在最阳性的一端是硷金属，它们表现了恰恰相反的性质：即使耗费极大的能量，也很难使它们从它们的氧化物中分离出来；它们几乎完全以盐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并且在所有的金属中，对于卤素和酸根具有最大的亲和力。其他的金属以多少有点变化的顺序排列于两者之间，但整个地说，它们的电的性质和化学性质是相互适应的。各个金属的顺序随液体的不同而变化，并且就是对某一种液体来说，顺序也未必是最后确定的。甚至可以怀疑，对于某一种液体，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的金属电压序列。两块同样的金属，在合适的电池和电解槽里，可以作为阳电极和阴电极，就是说，同一种金属对本身来说可以既是阳性的，又是阴性的。在把热变为电的热电池中，当两个接点上的温差太大时，电流方向会发生急剧变化：原先的阳性金属变成阴性的，而阴性的则变成阳性的。同样，金属在它们的某些特定的卤化物或酸根化合物中互相置换时所根据的绝对序列也是不存在的；用供应热能的方法，我们在许多情况下几乎可以任意变更和倒转适用于常温的排列顺序。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化学作用和电之间的特殊的相互作用。电池中的化学作用供给电以形成电流所必需的全部能量，它在许多情况下正是由电池中所产生的电压所激起，而且在一切情况下，在量的方面都是由这些电压调节的。如果电池中的过程原先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化学一电的过程，那末现在我们看到，它们也同样是电化学的过程。从产生恒值电流的观点来看，化学作用是首要的；从激发电流的观点来看，它又是次要的、附带的。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可是，同时它又是一个两面的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观点加以观察；为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全部结果尚未能综合出来以前，甚至必须分别按两种观点一一地加以研究。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地抓住一个观点，认为比起另一个观点来它是绝对的观点，或者，如果我们根据推理的一时需要而任意地从一个观点跳到另一个观点，那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维德曼看来，电流计的最初偏转度，在金属片浸入电池的液体之后和化学变化还没有变更电的激发强度之前， “是封闭电路中电动力总和的量度”。 迄今为止，所谓电动力一直以能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情形下，它按当量从化学能中产生出来，而在进一步的过程中又按当量重新转变为热、物体运动等等。在这里，我们突然得知，“封闭电路中电动力的总和”，在化学变化放出这种能量以前就已经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得知，电动力无非是一定的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放出一定量的化学能并把它转变为电运动的能力。和先前的电的分离力一样，电动力在这里也表现为一种不含有任何一点能量的力。这就是说，维德曼把“电动力”理解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电池放出一定量的已有的化学能并把它转变为电运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所产生的电运动的数量本身。它们互成正比，它们互为量度，但这并未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电池中的化学作用、产生的电量以及由电量在封闭电路中产生的热（如果除此以外再没有作功的话），不止是互成正比，它们甚至是等价的；但这也不妨害它们之间有差别。一架装配有一定直径的汽缸和一定的活塞冲程的蒸汽机从供给它的热中产生出一定量的机械运动的能力，不管它对这个机械运动如何成正比，它和这个机械运动本身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这种说法在自然科学还没有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的时代里是可以容忍的，那末很显然，自从承认了这个基本规律以后，就不再允许把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实际的活生生的能和某种装置赋予放出来的能以这种形式的能力混为一谈了。这种混淆是在谈到电的分离力时力和能混淆的自然产物；这两种混淆就是维德曼对电流的三种完全互相矛盾的解释的和谐地互相融合的原因所在，而且总的说来，它们归根到底就是维德曼关于所谓“电动力”的一切谬误和混乱的基础。 除了上面已经考察过的化学作用和电之间的特殊的相互作用，它们之间还有另一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也表明了这两种运动形式的更为亲密的关系。两者都只能在正当消失之时存在。化学过程对于参加进来的任何原子团都是一瞬间就完成的。只是由于存在着不断重新进入过程的新物质，过程才能延续下去。电运动也是一样。当它刚刚从另一种运动形式产生出来时，又在向第三种运动形式转化了；只有不断地提供可使用的能量，恒值电流才能产生，在恒值电流中，每一瞬间都有新的运动的量采取电的形式，并且随即又失去电的形式。 了解了化学作用和电的作用以及电的作用和化学作用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就会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中获致巨大的成果。这种了解已经日益普及。在化学家中间，洛塔尔·迈耶尔和随后的凯库勒都明白地说过：电化学理论正在以一种新的面目复活。在电学家中间，正如弗·柯尔劳施最近的著作所特别表明的，看来终于也开始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严密地观察电池中和电解槽中的化学过程，才能使他们的科学研究摆脱旧传统的绝境。 事实上，无疑地，只有在严密地观察和确定能量转化并把关于电的一切传统的理论观念暂时搁置一旁的前提下，用化学方法对一切传统的、未经验证的、根据已被科学克服的观点所进行的实验作一次精密的普遍校正，才能给关于流电的学说，并从而给关于磁和静电的学说奠定坚固的基础。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357]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作第三纪的地球发展阶段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据推测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358] 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移动。但是它们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并且非常不灵便。它们自然的走法是半直立的姿势，而且需要用手来帮助。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捏成拳头的手的指节骨支撑在地上，两腿跪起，使身体穿过长臂之间前进，就象跛子撑着两根拐杖行走一样。一般讲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四肢行走到两脚行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两脚行走。 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末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在猿类中，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是有不同用途的。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拿住食物，就象比较低级的哺乳动物用前掌所作的那样。有些猿类用手在树林中筑巢，或者象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它们在被捉住以后用手做出许多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种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使自己的手适应于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已向更加近似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身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总还是远远高出于这种过渡期间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胳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但是手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由于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虽然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例如，一切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以两个骨节（颞骨）来联结后脑骨和第一节脊椎骨的动物，无例外地都有乳腺来哺养幼子。同样地，哺乳动物中的偶蹄通常是和那用来反刍的复杂的胃囊相联系的。身体某一部分的形态的改变，总是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的改变，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联系。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聋的。人手的逐渐灵巧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脚适应于直立行走的发展，由于这种相关律，无疑地也要反过来作用于机体的其他部分。但是这种作用现在还研究得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般的叙述。 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其余机体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门发展得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是具有最讨厌的声音的鹦鹉说得最好。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什么了。它一连几小时唠唠叨叨地反复说它那几句话，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往来。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的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得到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末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象柏林沿街叫卖蔬菜的女人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的话。它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注：这方面的第一流权威威廉·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冷却，以致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时候起，大概已经过去了一亿多年。］。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和往常一样。但是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狼不象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动物的这种“滥用资源”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都比其他一切猿类高得多的一种猿类那里，这种滥用资源必然造成的结果，是食料植物的数目愈来愈增大，食料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而这些材料就是这种猿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的即与植物生活相适应的过程的时间，因此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正如既吃肉也吃植物的习惯，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一样，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即使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有一个时期曾因吃肉而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十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359]，但是在今天这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口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类食物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经常的食物来源，除此以外还供给了就养分来说至少和肉相等的象牛乳及乳制品一类的新的食物。这样，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一件一件地详细地谈它们的间接的影响，未免离题太远了，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些影响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正如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气候，但不是独立自主地，而只是跟着人学会这样做的，例如家畜和寄生虫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后，就产生了新的需要：需要有住房和衣服来抵御寒冷和潮湿，需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愈来愈远了。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何况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我们也看到：由动物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伦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带来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地方。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再也不能认出它们本来的面目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那演化成为谷类的野生植物。我们那些彼此如此不同的狗，或者我们那些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的，始终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相反地，凡是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白质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的一定的刺激所引起的极简单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什么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获食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在某一方面也表现出是有计划的。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注：在页边上写着：“改良”。——编者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360]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我们已经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对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有两百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却因此制造出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人逐渐灭种的主要工具。后来，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的土地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的灾祸。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的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这完全适应于这样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的理论表现就是这种社会科学。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循环的过程展示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361]中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而［……］［注：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注释： [254]在恩格斯所编的《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这篇《导言》叫做《旧导言》。《导言》中有两个地方使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写作日期。在本卷第371页上，恩格斯说：“细胞被发现还不到四十年。”如果留意一下恩格斯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指出发现细胞的大概日期是1836年，那末，可得出结论：《导言》是1876年以前写的。其次，在本卷第372—373页上，恩格斯写道：“在大约十年前才知道，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这里所指的是原虫——最简单的有机体。原虫是恩·海克尔在他于1866年出版的著作《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中第一次加以描述的（见注52）。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导言》约写于1876年。《导言》的初稿（见本卷第533—536页）写于1874年底。把上述所有事实加以比较，就可确定《导言》的写作日期是1875年或1876年。可能《导言》的第一部分是写于1875年，而第二部分是写于1876年上半年。——第360页。 [255]恩格斯指的是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Ein’festeBurgistunserGott》）。亨·海涅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宗教和哲学史》第2册中称这首赞美诗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第362页。 [256]指哥白尼在他临终的那天——1543年5月24日（旧历）得到一本他的刚刚印好的著作《天体运行》（《Derevolutionibusorbiumcoeles-tium》），该著作阐述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第363页。 [257]根据在十八世纪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却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便企图硬说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杰出的法国化学家安·罗·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过程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和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旧序》的结尾部分（见本卷第388页）谈到。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详细地谈到了燃素说。——第364页。 [258]见注31。——第366页。 [259]指伊·牛顿在他的基本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2版第3册的结尾部分《总识》中所表达的思想。牛顿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用重力说明了天体现象和海洋的潮汐。但是我没有指出重力本身的原因。”接着他在列举了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继续说：“至今我还不能从种种现象推论出重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hypo-thesesnonfingo］。凡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都应该叫做假说；凡是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力学的或隐蔽性质的，都不能用于实验哲学之中。在这种哲学中，一切定理都由现象推论而来，并用归纳法概括。” 黑格尔也注意到牛顿的这种意见，他在《哲学全书》第98节附释1中指出：“牛顿……直接警告物理学，不要陷入形而上学……”。——第366页。 [260]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利用了威·罗·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TheCorrelationofPhysicalFor-ces》，3rded．，London，1855）。该书第一版于1846年在伦敦出版。它的基础是格罗夫的讲稿，这些讲稿他曾于1842年1月在伦敦学院宣读过，此后很快就发表了。——第368页。 [261]文昌鱼是一种有些象鱼形的小动物，是非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产于许多海洋。 南美肺鱼是肺鱼属的动物，兼有肺和鳃；产于南美。——第369页。 [262]一角鱼是一种肺鱼，产于澳洲。 始祖鸟是一种古生脊椎动物，是鸟类最古的代表，具有爬虫类的某些特征。 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亨·阿·尼科尔森的著作《动物学手册》，该书第一版于1870年问世。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所使用的是1874年以前的几种早期版本之一。——第369页。 [263]1759年卡·弗·沃尔弗发表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育论》（《Theoria-generationis》），他在其中驳斥了预成论，科学地论证了渐成论。 预成是指成熟的机体在胚细胞中预先形成。预成论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生物学家中占统治地位。从预成论的拥护者的形而上学观点看来，成熟的机体的一切部分都已经以紧缩的形式存在于胚胎中，这样一来，机体的发育被归结为已有器官的纯粹量的增长，而本来意义上的发育，即作为新生成（渐成）的发育就不发生了。从沃尔弗到达尔文等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不断论证并发展了渐成论。——第370页。 [264]查·达尔文的基本著作《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问世。——第370页。 [265]原生生物，见注52。——第370页。 [266]恩格斯在这里以及后面利用了下列著作：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第5版（J．H．Mädler．《DerWun-derbaudesWeltalls，oderPopuläreAstronomie》．5．Aufl，Berlin，1861）和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A．Secchi．《DieSonne》．Braunschweig，1872）。 恩格斯在《导言》的第二部分使用了他从这两本著作中作的摘录，摘录大概是1876年1—2月做的（见本卷第618—622页）。——第371页。 [267]加拿大假原生物（Eozooncanadense）是在加拿大发现的一种化石，曾被看作最古的原始机体的遗骸。1878年德国动物学家卡·牟比乌斯驳斥了关于这种化石的有机起源的意见。——第373页。 [268]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375页。 [269]在第二束的目录中，这篇论文的标题就是这样。它是恩格斯在把《自然辩证法》材料加以分类时列入第二束的。论文的手稿上只有一个《序》字作为标题，而在第一页的上面还注有《杜林，科学中的变革》的字样。论文是1878年5月或6月初作为《反杜林论》第一版序写的（见注1）。但是恩格斯后来又决定用一个较短的序（见本卷第7—10页）来代替这个原来的序。新序注明日期是1878年6月11日，新序中使用了《旧序》的一部分，而且和使用的部分基本一致。——第380页。 [270]见注4。——第381页。 [271]《1877年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第18页（《Tageblattder50．VersammlungdeutscherNaturforscherundAerzteinMüuchen1877》．Beilage，S．18）。——第381页。 [272]见注6。——第381页。 [273]A．Kelulé．《DiewissenschaftlichenZieleundLeistungenderChe-mie》．Bonn，1878，S．13—15．——第383页。 [274]“迷人的障碍”（holdeHindernisse）是海涅的诗集《新春集》诗序中的用语。——第385页。 [275]见《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387页。 [276]见《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388页。 [277]指下列著作：让·巴·约·傅立叶《热的分析理论》1822年巴黎版（J．B．J．Fourier．《Théorieanalytiquedelachaleur》．Paris，1822）和萨·卡诺《谈谈火的动力和能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S．Carnot．《Réflexionssurlapuissancemotricedufeuetsurlesmachinespropresàdéveloppercettepuissance》．Paris．1824）。恩格斯后面提到的函数Ｃ见卡诺的著作第73—79页的注释。——第388页。 [278]这篇论文在手稿第一页上的标题就是这样。恩格斯把它放在第三束中，它在那里的标题是《自然科学和神灵世界》。这篇论文很可能是1878年初写的。这一结论可以下列事实为据：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见本卷第397页）谈到弗·策尔纳关于系在桌上的一条线打了几个结的“实验”这个“最近传来的捷报”；策尔纳是1877年12月17日在莱比锡做这些“实验”的。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在他逝世以后才第一次发表于社会民主党的《1898年世界新历画报》年鉴1898年汉堡版第56—59页（《IllustrirterNeueWelt-KalenderfürdasJahr1898》，Huaburg，1898，S．56—59）。——第389页。 [279]指弗·培根所计划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科学的大复兴》（《Instauratiomagna》），特别是指它的第三部分《自然现象，或可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Phaenomenauniversi，siveHistorianaturalisetexperimentalisadcondendamphilosophiam》）。培根的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该著作第三部分的材料以《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为总标题于1622—1623年在伦敦出版。——第389页。 [280]伊·牛顿以神学为题材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他逝世后于1733年出版的《评但以理书和圣约翰默示录》。 约翰启示录或默示录是圣经中之一书。——第389页。 [281]A．R．Wallace．《OnMiraclesandModernSpiritualism》．London，Burns，1875．恩格斯在本文中所引用的华莱士著作的页码，均用方括号标出。——第389页。 [282]麦斯默尔催眠术是一种反科学的关于某种“动物磁力”的理论，以其创立者奥地利医生弗·安·麦斯默尔（1734—1815）命名。麦斯默尔催眠术在十八世纪末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是降神术的前导之一。——第389页。 [283]根据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医生弗·约·加尔所创立的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颅相学，人的每一种心理特性都有其器官：每种特性局限于头脑的一定部位；某种心理特性的发展会引起它的器官的增长并使颅骨的相应部位隆起一块。因此，似乎根据颅骨的外形就可判断人的心理特性。颅相学的伪科学结论曾被各式各样的江湖术士包括降神术士广为利用。——第390页。 [284]巴拉塔利亚（源出西班牙语barato——廉价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岛屿的名称，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的一节（第2部第45—53章）中用以表示一个小城，唐·吉诃德的侍从桑科·判扎被任命为该城的总督。——第390页。 [285]诺亭山是伦敦西城的一个区。——第393页。 [286]《Iam》是英语动词《tobe》（“是”）的单数第一人称现在式。《Weare》，《youare》，《theyare》是同一动词的复数形式。——第393页。 [287]《回声报》（《TheEcho》）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从1868年到1907年在伦敦出版。——第394页。 [288]铊是1861年威·克鲁克斯发现的。 辐射计（《Lichtmühle》——“光磨”）是一种测量光能的仪器：在一根细线上装几个轻质的小翼，小翼在辐射的作用下旋转，便使细线折弯而产生偏向角，用测定偏向角的方法来测量光能。辐射计是1873—1874年由克鲁克斯设计成功的。——第394页。 [289]这里和后面的两处引文都引自威·克鲁克斯的文章《“凯蒂·金”的最后出现》。 《灵学家》（《TheSpiritualist》）是英国降神术士的周报，1869至1882年在伦敦出版；1874年起用《灵学家报》（《TheSpiritualistNewspaper》）的名称出版。——第395页。 [290]Ch．M．Davies．《MysticLondon》．London，TinsleyBrothers，1875，p．319．——第396页。 [291]指的是彼得堡大学物理学会于1875年5月6日设立而于1876年3月21日结束工作的“神媒现象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德·伊·门得列耶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委员会曾要求在俄国传播降神术的人——亚·尼·阿克萨柯夫、亚·米·布特列罗夫、尼·彼·瓦格纳——提供关于“真正的”降神现象的材料。委员会得到的结论是：“降神现象发生于无意识的动作或有意识的欺骗，而降神说是迷信。”这个结论曾发表于1876年3月25日《呼声报》上。委员会的材料由德·伊·门得列耶夫出版，书名是《判断降神术的材料》1876年圣彼得堡版。——第397页。 [292]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帕米纳和巴巴盖诺的二重唱的开头部分（第一幕第十八场）。这段二重唱的歌词在下一乐句中也演唱了。——第398页。 [293]恩格斯暗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在德国特别流行的对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攻击。甚至象微耳和这样的大科学家，以前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也在1877年自然科学家慕尼黑代表大会上建议禁止讲授达尔文主义，断言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有紧密的联系，因而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危险的。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2页。——第398页。 [294]“教皇无谬说”的教义是1870年在罗马公布的。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多林格尔拒绝承认这一教义。美因兹的主教凯特勒最初也反对宣布新教义，但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教义而且变成了它的热烈拥护者。——第400页。 [295]这段话是从托·赫胥黎1869年1月29日给伦敦“逻辑学会”（《Dia-lecticalSociety》）的信中引来的。这个学会邀请他参加降神现象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赫胥黎拒绝了这一邀请，并且发表了许多讽刺降神术的意见。戴维斯的著作《神秘的伦敦》第389页引用了这封信。——第400页。 [296]这篇论文在手稿第1页上的标题就是这样。在手稿第5页和第9页（即第二和第三张稿纸开头）的上面边上注有“辩证法的规律”的字样。论文没有完成。它写于1879年，但不早于该年9月。这个日期是根据下列事实确定的。在论文中引证了罗斯科和肖莱马著《化学教程大全》第二卷的结尾部分；这一卷的第二部分是1879年9月初问世的。其次，在论文中一点没有谈到钪的发现（1879年），如果这篇论文写于1879年以后，那末，恩格斯在说到镓的发现时，就不可能不提到钪。——第401页。 [297]亨·海涅《论告发者。〈沙龙〉第三部的序言》1837年汉堡版第15页（H．Heine．《UeberdenDenunzianten．EineVorredezumdrittenTheiledesSalons》，Hamburg，1837，S．15）。——第402页。 [298]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08节附释。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版本是：G．W．F．Hegel．Werke．Bd．Ⅵ，2．Aufl，Berlin，1843，S．217。——第404页。 [299]黑格尔《逻辑学》第1册第3篇第2章关于度量关系的关节线的实例和关于自然界中似乎没有飞跃的注释。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版本是：G．W．F．Hegel．Werke．Bd．Ⅲ，2．Aufl，Berlin，1841，S．433。——第405页。 [300]H．E．RoscoeundC．Schorlemmer．《AusführlichesLehrbuchderChemie》．Bd．Ⅱ，Braunschweig，1879，S．823．——第406页。 [301]周期律是德·伊·门得列耶夫于1869年发现的。在1870—1871年，门得列耶夫详尽地描述了元素周期系中尚缺的一些元素的性质。为了表示这些元素，他建议用梵文数词（例如，“埃卡”——“一”）作为字头加在前一已知元素的名称上，而在这个元素后面则是同组相应的尚缺元素的位置。门得列耶夫所预言的第一个元素镓于1875年被发现。——第407页。 [302]见注91。——第407页。 [303]这一标题出现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的目录中。这篇论文大概写于1880年或1881年。——第408页。 [304]恩格斯所引用的是《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I．Kant．S?mmtlicheWerke．Bd．Ⅰ，Leipzig，1867）。在这一卷的第22页上是康德的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第10节。这一节的基本论点是：“空间的三度性似乎是来自下列情况，即现存世界中各主体是这样相互作用的：作用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第410页。 [305]H．Helmholtz．《UeberdieErhaltungderKraft》．Berlin，1847，Abschn，Ⅰu．Ⅱ．——第410页。 [306]这里指的是运动的一般量，运动在量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而不是表示质量和速度的乘积（mv）的特殊意义上的动量。——第410页。 [307]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第417页。 [308]恩格斯指的是迈尔的文章《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1842年发表）和《与新陈代谢联系着的有机运动》（1845年发表）。两篇文章收入尤·罗·迈尔《热力学论文集》1874年斯图加特第2版（J．R．Mayer．《DieMechanikderWärmeingesammeltenSchriften》．2．Aufl．，Stuttgart，1874）。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是这个版本。——第417页。 [309]恩格斯指的很可能是黑格尔《逻辑学》第二册关于《形式的根据》这一节的注释。在这个注释中，黑格尔嘲笑了“以同语反复的根据进行说明的这种形式主义的方式”。黑格尔写道：“这种说明方式所喜欢的正是自己的巨大的明显性和明白性，因为，例如比起指出植物的根据是某种植物力即产生植物的力来，是没有什么能够更明显和更明白了。”“如果对于某人为什么到城里去的问题，指出下列根据：城里有吸引他到那里去的吸引力”，那末，这种回答的荒谬程度并不下于借“植物力”来作说明。同时，黑格尔指出：“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是充满这种似乎构成科学特权的同语反复的。”——第419页。 [31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部第1篇第1章关于泰勒斯那一节。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版本是：G．W．F．Hegel．Werke．Bd．ⅩⅢ，Berlin，1833，S．208。——第419页。 [311]这个标题出现在本文的插页和第一页上。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运动的两种量度》。它大概写于1880或1881年。——第426页。 [312]H．Suter．《GeschichtedermathematischenWissenschaften》．Th．Ⅱ，Zürich，1875，S．367．——第427页。 [313]见康德的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第92节（I．Kant．Sämmt-licheWerke．Bd．I，Leipzig，1867，S．98-99）。 《学术纪事》（《ActaEruditorum》）是德国第一家科学杂志，由奥·门克教授所创办，从1682至1732年用拉丁文在莱比锡出版；从1732年起用《新学术纪事》（《NovaActaEruditorum》）的名称出版；莱布尼茨曾积极为该杂志写稿。——第427页。 [314]虽然康德这部著作的科尼斯堡第一版的靡页上注明出版年代是1746年，但是从献词所注日期1747年4月22日可以看出，该书实际上是1747年写成和问世的。——第427页。 [315]D’Alembert．《Traitédedynamique》．Paris，1743．——第428页。 [316]修道院院长卡特兰（l’AbbéD．C．）于1686年9月和1687年6月在《文学共和国新闻》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替笛卡儿的运动的量度（mｖ）辩护而反对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反驳文章分别于1687年2月和9月发表在同一家杂志上。 《文学共和国新闻》（《NouvellesdelaRépubliquedesLet-tres》）是一家科学杂志，由比埃尔·培尔从1684至1687年在鹿特丹出版；后来昂·巴纳日－德－博瓦尔以新名称《学术著作史》（《HistoiredesouvragesdesSavants》）继续出版这一杂志，直到1709年。——第430页。 [317]指关于一个文理不太通顺的普鲁士下级军官的笑话，这个军官怎么也不能理解，在什么场合必须用与格《mir》〔“对我”〕，在什么场合用役格《mich》〔“使我”〕（柏林人常常把这两种形式混淆起来）。这位下级军官为了不再在这个问题上麻烦自己，便采取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值班时在任何场合都用《mir》，而下班后在任何场合都用《mich》。——第431页。 [318]W．ThomsonandP．G．Tait．《TreatiseonNaturalPhilosophy》．Vol．I，Oxford，1867．“自然哲学”在这里被了解为理论物理学。——第431页。 [319]古·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力学》1877年莱比锡第2版（G．Kirchhoff．《VorlesungenübermathematischePhysik．Mechanik》．2．Aufl．，Leipzig，1877）。——第431页。 [320]H．Helmholtz．《UeberdieErhaltungderKraft》．Berlin，1847，S．9．——第432页。 [321]恩格斯是根据公式υ＝√2ｇｈ来计算落体速度的，这里υ是速度，ｇ是重力加速度，而ｈ是物体下落前的高度。——第433页。 [322]指1864年丹麦战争期间的一次会战。普鲁士和奥地利参加了反对丹麦的战争。 “罗尔夫·克拉克号”是丹麦的装甲舰，于1864年6月28日夜停泊在阿尔斯岛岸边，其任务是阻止普军登上该岛。——第435页。 [323]现在，根据更精确的测量，热的机械当量等于426．9公斤米。——第436页。 [324]恩格斯指的是彼·加·台特1876年9月8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格拉斯哥第四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力》。报告载于1876年9月21日《自然界》杂志第360期。 《自然界。科学画报周刊》（《Nature．AWeeklyIllustratedJournalofScience》）是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从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38页。 [325]J．C．Maxwell．《TheoryofHeat》，4thed．，London，1875，P．87，185．——第439页。 [326]亚·诺曼《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手册》1877年海得尔堡版第7页（A．Naumann．《HandbuchderallgemeienundphysikalischenChe-mie》．Heidelberg．，1877，S．7）。——第440页。 [327]R．Clausius．《DiemechanischeWärmetheorie》．2．Aufl．，Bd．I，Braunschweig，1876，S．18．——第440页。 [328]这一标题的第一行出现在本文的插页上，第二行在该文的第一页上。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本文的标题是《潮汐摩擦》。它大概写于1880年或1881年。——第442页。 [329]见注318。——第442页。 [330]在此之前汤姆生和台特曾谈到对物体运动的直接的阻抗，即象空气对枪弹飞行的阻抗这类的阻抗。——第442页。 [331]恩格斯所引证的是康德的著作《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其引起日夜更替的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和怎样才能证实这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见《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85页（I．Kant．SämmtlicheWerke．Bd．I，Leipzig，1867，S．185）。——第444页。 [332]同上，第182—183页。——第444页。 [333]本文没有写完。它的写作时间不早于1881年4月底，不晚于1882年11月中。前一日期是由下列事实确定的：在本文第二部分，恩格斯引用了恩·格兰特出版的《莱布尼茨和惠更斯同巴本的通信集》，该书是1881年4月在柏林问世的。后一日期的论据是，本文第一部分的末尾与恩格斯1882年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对比；这种对比表明：本文写于这封信之前（见注334）。——第448页。 [334]恩格斯在1882年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电这种运动形式的量度问题作了重要修正。在作这种修正时，恩格斯依据了他在《运动的量度。——功》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对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威廉·西门子于1882年8月23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南安普顿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并发表于1882年8月24日《自然界》杂志第669期上的发言；西门子在其发言中建议采用新的电单位——瓦特，以表示电流的实际能量。因此，恩格斯在上述那封给马克思的信中把电的两种单位——伏特和瓦特——之间的差别规定为电运动在不转变为其他运动形式的情况下的量度和转变为其他运动形式的情况下的量度之间的差别。——第449页。 [335]圣经《约书亚记》第5章。——第450页。 [336]《莱布尼茨和惠更斯同巴本的通信集》。由恩·格兰特于1881年在柏林出版（《LeibnizensundHuygens’BriefwechselmitPapin》．Her-ausgegebenvonE．Gerland．Berlin，1881）。——第451页。 [337]Th．Thomson．《AnOutlineoftheSciencesofHeatandElectri-city》2nded．，London，1840，p．281．第一版于1830年在伦敦问世。——第452页。 [338]G．wiedemann．《DieLehrevomGalvanismusundElektromagne-tismus》．2．Aufl．，Braunschweig，1872—1874．维德曼的这部著作分三册：（1）第一卷——流电说；（2）第二卷第一篇——电动力学，电磁和抗磁性；（3）第二卷第二篇——感应和结束的一章。维德曼这一著作的第一版两卷本于1861—1863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第三版四卷本用《电学》的名称于1882—1885年在同一地方出版。——第453页。 [339]恩格斯引证的是署名为Ｇ．Ｃ．的对马斯卡尔和茹贝尔《电和磁》一书的评论。评论载于1882年6月15日《自然界》杂志第659期。 引用这期杂志一事表明，恩格斯这篇论文是1882年写的。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它的标题是《电和磁》。——第453页。 [340]汤姆生是在他这本书第二版第400页上引用法拉第这段话的。这段话引自法拉第著《电学方面的实验研究》第12辑（《ExperimentalResearchesinElectricity》，12thSeries）。该著作发表于伦敦“皇家协会”的杂志《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1838年第105页。汤姆生引文的末尾不确切。按法拉第的原文，这个地方应译为“正象以金属丝代替放电的粒子一样”。——第455页。 [341]《黑格尔全集》1842年柏林版第7卷第1部分第346、348、349页。（G．W．F．Hegel．Werke．Bd．Ⅶ，Abt．I，Berlin，1842，S．346，348，349）。——第455页。 [342]后来在概括新实验材料，首先是巴克尔逊的实验（1881年）的基础上，爱因斯坦的专门的相对论（1905年）确定：光在真空中的扩散速度（ｃ）是通用的物理常数并且具有最高速度的意义。带电粒子移动的速度永远小于ｃ。——第458页。 [343]恩格斯是按照维德曼的著作第2卷第2篇第521—522页来说明法夫尔的实验的。——第461页。 [344]见注323。——第462页。 [345]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尤·汤姆森的热化学测量结果，都是根据亚·诺曼著《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手册》1877年海得尔堡版第639—646页。——第471页。 [346]维德曼在这里和后面所说的“盐酸原子”是指盐酸的分子。——第472页。 [347]《物理和化学年鉴》（《AnnalenderPhysikundChemie》）是德国的一家科学杂志，1824年至1899年以此名称在莱比锡出版，编辑是约·克·波根道夫（1877年以前）和古·亨·维德曼（从1877年起）；定期每年三卷。——第475页。 [348]指下述的一个笑话。有一个老少校，听到一个“一年志愿兵”说他是哲学博士，而老少校不愿弄清楚什么叫“哲学博士”和“医学博士”以及两者有什么不同，便说：“对我来说倒无所谓，外科医生就是外科医生”。——第484页。 [349]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用的是《Gewichtsteil》（“重量部分”）一词，但指的仍然是当量。——第487页。 [350]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波根道夫的实验结果，都是根据维德曼的书第1册第368—372页。——第487页。 [352]指枪筒的内直径和枪弹的直径之间的差数。——第493页。 [353]恩格斯在这一节中引用的电动力的测量结果是根据维德曼的书第1册第390，375，385和376页，这些结果是在劳尔、惠斯通、贝茨和焦耳的实验中得到的。——第497页。 [354]EcceiterumCrispinus（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4篇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在第一部分中）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第497页。 [355]Experimentumcrucis——直译是“十字实验”，源出培根的instantiacrucis（用来作为十字路口的指路标记的例子、事实或情况）：最终证实解释某种现象的一个假设的正确性并排斥所有其他假设的有决定性的实验（见弗·培根《新工具》第2册格言第36则）。——第498页。 [356]“联盟中的第三者”是席勒叙事诗《保证》中的话。暴君迪奥尼修斯说出这句话，要求接受他参加两个忠实朋友的联盟。——第503页。 [357]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恩格斯对这篇论文所加的标题就是这样的。这篇论文原来打算用作以《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DiedreiGrundformenderKnechtschaft》）为题的一本内容较广的著作的导言。后来，恩格斯把这个标题改为《对工人的奴役。导言》（《DieKnechtungdesArbeiters．Einleitung》）。但是由于该著作没有完成，恩格斯终于给他已经写成的导言部分加上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标题，这个标题符合手稿基本部分的内容。这篇论文很可能是1876年6月写成的。可以作为这个说法的佐证的，是威·李卜克内西1876年6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李卜克内西在信中写道：他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恩格斯答应给《人民国家报》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这篇论文1896年第一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14年卷第2卷第545—554页。——第509页。 [358]见查·达尔文《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6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Ch．Darwin．《TheDescentofMan，andSelectioninRelationtoSex》．Vol．I，London，1871）。——第509页。 [359]恩格斯指的是雅·格林的著作《古代德国法律》1828年哥丁根版第488页（J．Grimm．《DeutscheRechtsalterthümer》．Göttingen，1828，S．488）所引用的德国修道士拉贝奥·诺特克尔（约952—1022）的证明材料。恩格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爱尔兰史》中引证了诺特克尔的这个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59页）。——第515页。 [360]在关于人类活动影响植物界和气候的变化问题上，恩格斯利用了卡·弗腊斯的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1847年兰德斯胡特版（C．Fraas．《KlimaundPflanzenweltinderZeit》．Landshut，1847）。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的信中曾请恩格斯注意这本书。——第519页。 [361]指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危机ä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这是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第52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引论。一、概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引论 一、概论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一、概论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叙述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编者注］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24]，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25]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2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27]，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学说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象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而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编者注］。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28]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29]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30]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31]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注：在《引论》的草稿中，是这样描述黑格尔哲学的：“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编者注］。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而且，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既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里还有下面几句：“在法国，1834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布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历史的重要性，而且也必然在德国引起反响和批评，虽然在德国，产生还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小规模的经营。因此，现在与其说在德国还不如说在德国人中形成起来的理论的社会主义，过去曾不得不输入它的全部材料……”。——编者注］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新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2]；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并且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以及……他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的。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33]。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已经宣布自己是 “要求在当代和最近可以见到的发展中代表这一力量〈哲学〉［注：本卷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的人”［注：本卷引自杜林著作的一切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现代的和“可以见到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不同意他，谁就是不同意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许多人想象自己是这样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这样说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杜林先生的哲学是 “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这一体系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现实的，这种方式排除梦幻的和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 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性，竟使杜林先生能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但是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实现。 这个“本身对精神极有价值的知识的自然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毫不损害思想的深度”。它从自己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提供了“现实的、因此也就是以自然的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要素，这种哲学不承认任何仅仅是假象的地平线，而是在自己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的结果是“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确立了的真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必须在集中的首创性中挖掘自己的力量的劳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一种根本性的科学……一种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一种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一种由思想所控制的前提和结论的创造性的蓝图……绝对的基础”。 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 “在历史方面和体系方面渊博的著作”，另外，其中历史著作由于“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而更加卓越，在经济学中促成了“创造性的转变”； 而且，他还以自己的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作结束，这个规划是 “清晰的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的实际成果”， 因此，和杜林先生的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因为 “只有在那种象我在我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中所描写的社会主义结构里，真正的所有才可以代替仅仅是幻想的、暂时的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未来必须与此相适应。 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辞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发生某些怀疑：他真的遇到了一位哲学家呢，还是遇到……但是我们必须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地了解上述的根本性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拿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着表明，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说出自己的思想而让往后的发展来评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硬把自己说成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很不寻常的人物，如果人们不愿意堕入最不可饶恕的异教，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使人进入天国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绝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无论有着怎样的科学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则，因此，这些原则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根本就是错误的；正象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末他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或者他是不对的，那末不管我们的判断如何，要是对他的可能是善良的愿望予以好意的考虑，这总会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那末，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类采取颇为轻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大人物的少数人才在他的根本性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 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 “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茨，这个一切哲学侍臣中的佼佼者。” 对康德还可以勉强忍受；康德以后，就一塌糊涂了： 出现了“特别是叫作费希特和谢林的这两个直接模仿者的谬论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科学奇谈的古怪漫画……康德以后的怪现象”，以及由“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总其成的“热昏的胡话”。这位先生说着“黑格尔行话”，应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方法”和自己的“粗制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 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他只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连同它们的观点的肉欲狭隘性和辨别力的迟钝……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从它中间自然要把拉马克的学说除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可是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应当享有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这不仅是从真理和科学方面来看，不，而且也是从品格方面来看的。除了巴贝夫以及1871年的几个公社社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是为宗教狂所苦。可是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 “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34]根本没有一点合理的社会主义，而是“按普通商业的样板构造的怪物”。 最后： “如果谁以为这些意见〈傅立叶对牛顿的意见〉……还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叶的名字和全部傅立叶主义中只有第一个音节〈fou——疯狂的〉说出一点真实的东西，那末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最后，罗伯特·欧文 “有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糙的思想……几句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糙的观点……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值不得作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各自的名字来形容这些空想主义者：圣西门——saint（神圣的），傅立叶——fou（疯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末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呜呼！〔oweh！〕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那末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 拉萨尔：“学究气的、舍本逐末的通俗化的尝试……芜杂的经院哲学……一般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没有意义的和不成样子的黑格尔迷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用最不值钱的杂货摊来自炫……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的不稳定性”。 马克思：“观点的狭隘性……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看来，即从纯理论的观点看来，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精神潮流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是近代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征兆……进行集中和条理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样子，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虚伪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恶劣的作风……无耻的……装作机智的笨蛋和蠢货……中国式的博学……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根本不谈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做是恶劣的和无耻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我们现在也得注意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根本性，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的 “谨慎的和真正谦虚的表现方法的卓越”； 另一方面证明：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象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了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末，我们就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叩首礼拜。 注释： [24]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其中黑格尔的话引自《历史哲学》第4部第3篇第3章。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9卷第535—536页（G．W．F．Hegel．《VorlesungenüberdiephilosophiederGeschichte》；Werke，Bd．Ⅸ，2．Aufl．，Berlin，1840，S．535-536）。——第19页。 [25]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无权状态。消灭这种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surl’origineetlesfondmensdel’inégalitéparmileshommes》．Amsterdam．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Ducontractsocial；ou，Prin-cipesdudroitpolitique》．Amsterdam，1762）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第20页。 [26]恩格斯指“真正平等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社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第21页。 [27]恩格斯首先指的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托·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第21页。 [28]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LeneveudeRameau》）是1762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以歌德的德译本的形式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巴黎出版的《狄德罗轶文集》（《?uvresinéditesdeDiderot》．Paris．1821）一书中，该书实际上是在1823年出版的。——第23页。 [29]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因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而得名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23页。 [30]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第24页。 [31]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1755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AllgemeineNaturgeschichteundTheoriedesHimmels，oderVersuchvonderVerfassungunddemmechanischenUrsprungedesganzenWelt-geb?udesnachNewtonischenGrunds?tzenabgehandelt》．K?nigs-bergundLeipzig，1755）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Expositiondusystèmedumonde》．T．Ⅰ-Ⅱ，Paris，l’anⅣdelaRépubliqueFranL?aise［1796］）中得到了阐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是在该书的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注中加以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云雾体，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创造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安·赛奇的书《太阳》（见A．Secchi．《DieSonne》．Braunschweig．1872，S．787，789—790；参看本卷第621页）。——第26页。 [32]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1882年）中，恩格斯就作了重要的更正，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29页。 [33]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E．Dühring．《CursusderPhilosophiealsstrengwissenschaft-licherWeltanschauungundLebensgestaltung》．Leipzig，1875）。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Dühring．《CursusderNational-undSo-cial?konomieeinschliesslichderHauptpunktederFinanzpolitik》．2．AuLfl．，Leipzig，1876）。该书第一版于1873年在柏林出版。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E．Dühring．《KritischeGeschichtederNational?konomieunddesSocialismus》．2．Aufl．，Berlin，1875）。该书第一版于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31页。 [34]法伦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第3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卷——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1]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版序言 一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2]，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3]上批判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听从他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诚欢迎，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报》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采取明确的态度。 虽然如此，但是在一年之后，我才下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更广泛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而在这里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这样，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采取同这一对象的科学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科学内容极不相称的详尽程度。但是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作为这一详尽程度的理由，一方面，它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科学等方面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4]。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傲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5]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说明德国大学生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它和这一过程是分不开的，可是由于我们工人的非常健康的本性，这种幼稚病无疑地将被克服。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出来说话的领域里，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末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正确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谬误的或歪曲的断言。在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几个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谈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象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6]。在这方面人们对于表达上稍有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所给予的那种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 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由杜林先生草拟的出版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的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内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同他以前所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被批判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测量低温的仪器，不是用来测量温度高低，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无知的高傲。 1878年6月11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发行新版，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书不但在1877至1878年间分篇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以单行本和分册的形式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所写的关于杜林先生的东西，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7]颁布之后，本书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要是不死抱住神圣同盟[8]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清楚地了解这种措施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的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但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照顾，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本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不得不简单地听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9]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他们由于本书所作的正面阐述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丧失目标的对杜林观点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虽然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而且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答词的权利。可是关于杜林先生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末它是无权表示惊讶的。[10]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所以如果我力图写得通俗些，增补得完整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有所责难的。此外，在这里还有外部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书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11]在所有这些版本里，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而且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末这将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12]可是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13]一书中运用在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尽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肯定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加以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一次自我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14]，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15]，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在这方面常常找不到确切的技术用语，如果总的来说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笨拙，那末这是极其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服），这也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尚未被人承认的伟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诉说我放肆地触犯了的名誉[16]。 不言而喻，在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概括叙述时，我在细节上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实的萌芽［注：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末这点自从进化论传布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地承认了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17]。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如果特别就黑格尔来说，那末，他在许多方面是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主义科学家的，这些人举出某一种什么力——重力、浮力、电触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些不适用，就举出某种人所不知的东西：光素、热素、电素等等。这些臆想出来的东西，现在可以说是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格尔所反对的玩弄力的那种把戏还滑稽可笑地出现着，例如1869年还出现在赫尔姆霍茨在音斯布鲁克的演说中（赫尔姆霍茨《通俗讲演集》1871年版第2卷第190页）[18]。和十八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对牛顿的神化相反（英国使牛顿满载荣誉与财富），黑格尔指出：被德国饿死的刻卜勒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刻卜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现出来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270节和附释中（《黑格尔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115页），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却被作为最新数学力学的成果而重新出现于古斯达夫·基尔霍夫的书里（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1877年莱比锡第2版第10页），并且他所采取的形式和黑格尔首先加以阐发的那个简单的数学形式基本相同。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态度，同空想主义者对待现代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一样的。］，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已经以自己的星云说，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同时又以自己的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19]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不过，要系统地并且在每个领域中都来完成这一点，却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领域几乎是漫无边际的，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的领域中，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如此巨大的变革过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有全部空闲时间来从事于此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可是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责任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限于本书所作的概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出来，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20] 可是，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了物体可以被置于一种无法分辨它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况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21]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的重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行列。如果说，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末，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谓能）的量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它仍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作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自从按进化论的观点来从事生物学的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类归到另一类，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22]。如果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23]，——那末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使得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也变得复杂多了。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的认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那些把它的经验概括起来的结论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末，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1885年9月23日于伦敦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无足轻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 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经提到的，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预定作为杂志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所删掉的部分里，对杜林主张的批判，与对经济学史的独特阐述相比较，远远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见解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的和长远的意义的那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阐明了象配第、诺思、洛克、休谟这些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说明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注：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译者注］。相反地，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 最后，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弗·恩格斯 1894年5月2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9月—1878年6月 载于1877年1月3日—1878年7月7日《前进报》 1878年于莱比锡印成单行本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以《反杜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思想斗争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杜林著作，是由于杜林在1867年12月《补充材料》（《Ergänzungsblätter》）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特别是在1868年1—3月这段时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确定的对杜林的批判态度。 七十年代中，杜林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最积极的杜林分子有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到了杜林体系的影响。1874年3月，他在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标题是《新共产主义者》。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报编辑威·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到1875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1874年11月问世）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一点。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特别猛烈的攻击。这就促使李卜克内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先后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吹捧杜林的短文以及约·莫斯特的类似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还在1876年2月，恩格斯就认为有必要公开反驳杜林了。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1页）一文中便这样做了。 杜林体系对刚刚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成立）部分党员影响的加强和在他们中间的传播，迫使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以便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捍卫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决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在5月25日的回信中坚决支持这个想法。恩格斯便立即着手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确定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用了两年的时间——1876年5月底开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该书的第一编基本上写于1876年9月到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号）。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独立的总的引论的第一、二两章。 该书的第二编基本上写于1877年6—8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第二部分，则写于8月初以前。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12月《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号）。 该书的第三编基本上写于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它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号）。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曾力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该报在发表《反杜林论》时有很大的间歇，不能不是由于他们的影响。 1877年7月，恩格斯这本书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两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后，全书由恩格斯写了序言，出版了第一版，标题为：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F．Engels．《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Philosophie．PolitischeOekono-mie．Sozialismus》．Leipzig，1878）。在以后的德文各版中，该书都是以上述标题出版的，只是没有副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该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经过修订的第三版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是《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生前出的最后一版。 恩格斯这本书的书名是讽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Carey’sUmwälzungderVolkswirthschaftslehreundSocialwissenschaft》）一书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了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后者实际上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门徒。 1878年10月底，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反杜林论》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样，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一本独立的通俗小册子；小册子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后来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这本小册子还在恩格斯生前就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并且在工人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本小册子在恩格斯生前出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四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并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第3页。 [2]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第一幕第九场中的已经成为成语的一段话： “我再也无所畏惧了，因为和你手挽着手 我就可以向当代挑战。”——第7页。 [3]《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国家报》的活动有很大意义，他们密切注视它的工作，批评它的个别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 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Sozial-demokrat》）。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7）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第7页。 [4]1876年5月10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国际工业博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也专门就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9页。 [5]“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是法国海军上将德·巴纳在一封信中说的。有时人们把它说成是达来朗的话。这句话是针对保皇党人说的，他们没有能够从十八世纪末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第9页。 [6]恩格斯指的是鲁·微耳和在1877年9月22日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3页（R．VirchoW．《DieFreiheitderWissenschaftimmodernenStaat》．Berlin．1877，S．13）。——第9页。 [7]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0页。 [8]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10页。 [9]K．Marx．《Misèredelaphilosophie》．Paris-Bruxelles，18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London，18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共产党宣言》再版时用了《共产主义宣言》的标题。 Karlmarx．《DasKapital》．Bd．Ⅰ，Hamburg，1867．——第11页。 [10]杜林（从1863年任柏林大学讲师，从1873年任私立女子中学教员）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攻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早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1872年）第一版中，他就指责海·赫尔姆霍茨故意对罗·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由于这些言论，杜林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1876年，根据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他被剥夺了在女子中学教书的可能性。在力学史第二版（1877年）和论妇女教育的小册子（1877年）中，杜林更加猛烈地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指责。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讲课的权利。 恩·施韦宁格从1881年起任俾斯麦的私人医生，1884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第12页。 [11]由拉法格翻译的恩格斯这本书的法文译本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Socialismeutopiqueetsocialismescientifique》）为题最初发表在1880年3—5月《社会主义评论》（《Revuesocialiste》）杂志第3—5期上；同年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的波兰文版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意大利文版于1883年在贝内万托出版。这本书的德文第一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EntwicklungdesSozialismusvonderUtopiezurWissenschaft》）为题于1882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铅印第二版和第三版于1883年也在那里出版。恩格斯这本书的俄译文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题于1882年12月发表于秘密杂志《大学生》第1期；单行本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为题于1884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第12页。 [12]恩格斯指的是1877年在伦敦出版的路·亨·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第12页。 [13]F．Engels．《DerUrsprungderFamilie，desPrivateigenthumsunddesStaats》．Hottingen-Zürich，188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9—203页。——第12页。 [14]恩格斯于1869年7月1日停止了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于1870年9月20日迁居伦敦。——第13页。 [15]尤·李比希在他关于农业化学的主要著作的导言中谈到自己的科学观点的发展时指出：“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上册第26页（J．Liebig．《DieChemieinihrerAnwendungaufAgriculturundPhysiologie》．7．Aufl．，Braunschweig，1862，Th．Ⅰ，S．26）。——第13页。 [16]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亨·威·法比安1880年11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恩格斯1884年4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1884年9月13—15日给伯恩施坦的信和1885年6月3日给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谈到了√－1（见本卷第133—134页）。——第13页。 [17]恩格斯指的是恩·海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83—88页（E．Haeckel．《NatürlicheSchöpfungsgeschichte》．4．Aufl．，Berlin，1873，S．83-88），即第四讲——《歌德和奥肯的进化论》结尾部分提出的意见。——第14页。 [18]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运动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探讨了黑格尔和赫尔姆霍茨关于力的概念的见解（见本卷第419—422页）。——第14页。 [19]关于康德的星云假说，见注31。 关于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见《自然辩证法》的《潮汐摩擦》一章（本卷第442—447页）和注331。——第15页。 [20]指的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共有一千多页，写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第15页。 [21]恩格斯指的是英国物理学家托·安得鲁斯的著作（1869年）、法国物理学家路·保·凯叶泰的著作（1877年）和瑞士物理学家劳·皮克泰的著作（1877年）。——第15页。 [22]前者是指鸭嘴兽，后者显然是指始祖鸟。——第16页。 [23]根据鲁·微耳和在他的《细胞病理学》一书（第一版于1858年问世）中所阐述的观点，动物个体可以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R．VirchoW．《DieCellularpathologie》．4．Aufl．，Berlin．1871，S．17）。 恩格斯谈到这一观点具有“进步党的”性质，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党员，并且是该党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之一。这个党于1861年6月成立。在它的纲领中提出了包括象在以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实现地方自治原则这样的要求。——第16页。
迈耶·夏皮罗：马克思主义与抽象艺术（吉拉托·莫斯昆拉，《牛津艺术杂志》，1994年17卷1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迈耶·夏皮罗：马克思主义与抽象艺术吉拉托·莫斯昆拉（易英译自《牛津艺术杂志》，1994年17卷1号）想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以前对抽象艺术所怀的敌意很是令人惊异。在20世纪30年代，非具象艺术成为与东欧、前苏联根据官方教条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对抗的一极。后者的艺术类型是由方法论来证明的，一种沿黑格尔路线的美学话语建立在以文学为中心的反映论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理论把艺术规定为通过形象显现的知识形式，而不是通过适合于科学的概念所获得的知识。艺术最好是根据它对艺术自身之外的知识的转换能力的理度来确定，特别是社会的知识。艺术方式是“模仿”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高级的表现中所发现的一种“积极的反映论”，这种反映论是一个依次经过浪漫的现实主义和社会的现实主义的进化论系统所到达的顶点。不难理解，抽象艺术被革出了教门，不仅是作为具有“颓废社会”的个人主义特征的形式，而且也是作为“一个既无意义也没表现任何东西的记号、线条、点、噪音的大杂烩”，更适当地说，它不能够依据其假定的花里胡哨的空虚的空间来传达知识。在前苏联广泛发行的出版物和有影响的部门拒绝任何抽象艺术，将其优点视为一些受污染的东西。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前卫主义者”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竭力攻击抽象画家，谴责他们“为统治阶层服务”，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没有能力参与社会批判而被抛弃。对抽象艺术的这种谴责可能是布莱希特与格奥尔格·卢卡契之间在艺术方面的惟一共同点，卢卡契直到1963还说：“所谓抽象艺术已经制造出一种伪装饰主义，为了制造那些伪装饰的东西，而使对真实的反映庸俗化和变形，但在真正意义上的装饰性领域中又没有发现任何真正新的东西。”除了他们深受苏联的教条主义影响这一事实之外，很多希望改造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的整体科学的要求使他们普遍不信任艺术，认为艺术是空虚的。虽然有些人对现代主义采取了较灵活的态度，甚至参与了现代主义运动，但他们一般都把非具象艺术指责为逃避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或无表现力的。这也是约安·马里内洛的情况，虽然他同情前卫运动，并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在古巴发起的那些前卫艺术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在拉丁美洲，前卫总是假设一个社会问题，在一种显要的方式中献身于反对殖民主义同化的身份解释，这与对现代艺术的攻击太不一致了，现代艺术在社会词汇中如同在文化词汇中一样，都代表着进步。但这并不是对（被特定在非客观语言的）抽象艺术的态度，至少对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认为现代主义在拉美大陆是一个普遍进步的进程，要把抽象艺术驱逐到这种视觉类型的边缘。委内瑞拉作家米吉尔·奥特罗·西尔瓦卷入关于拥护具体主义的争论，具体主义对抽象艺术的结论是一种不适于绘画的语言。在欧洲，罗格尔·加劳迪试图通过说明现代主义的机械认识论（秘鲁的约瑟·卡洛斯·马里安特古伊在20世纪20年代发起的一种策略）来调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但是加劳迪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并非无限的广阔，它没有达到抽象艺术与波普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意大利的加尔瓦诺·德拉·沃尔普来说，抽象艺术构成“形式主义的极端”，因为它凭想像在自身的结果制造记号。相反，他认为音乐是通过无法“清晰表达”音乐思想来传送的记号系统。波兰的斯坦芬·莫拉夫斯基将抽象艺术与音乐、舞蹈、建筑和应用美术分类在一起，都是运用记号而非意义（非语义记号）的艺术表现。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他把抽象艺术视为一种直觉构成，而没有归类于对现实主义的遗弃。莫拉夫斯基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标准，即承认所有艺术都拥有“某种认识意义的形态”。这至少承认了非具象绘画或雕塑有审美价值，或至少把抽象艺术作为敌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征兆或结果来考虑。这种家长式的判断在拉丁美洲并不鲜见，因为人们似曾相识，例如，在约瑟·安东尼奥·坡顿托的作品中。即使在最“敢言”的前苏联理论家中，如于利·波雷夫，也主要限于陈词滥调的循环，他使人想起赫伯特·里德。在这种历史的语境中，迈耶·夏皮罗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在1937年初，他发表的文章《抽象艺术的本质》，在这个问题上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季刊》上的这篇文章既没有附和流行的套话，也没有包含任何简单的非美学评论，因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有必要用主要篇幅来非难抽象艺术。相反，他用如此深刻的思想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从理论上来讨论这种艺术，仍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有众多的原因促使夏皮罗来关注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参与当代艺术实践的批评家，夏皮罗对抽象艺术和现代主义的熟悉程度远甚于前苏联的理论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按方针行事。前苏联理论家几乎凭推理来谴责一个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他们不能出国旅行，当时的俄罗斯前卫艺术也受到压制。更有甚者，这些前苏联理论家首先是置身于黑格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系统结构中的学院派。我不认为我们满足于考虑对理论和对左派实践的损害，这种左派的实践是莫斯科及其世界的教条学说的无限膨胀的结果，而它们都是作为第三国际的工具。在我自己的国家——古巴，人们仍能感觉到这些发展的结果。只有像T．W．阿多诺那种构筑在现代艺术关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被不可避免地视为例外，作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谴责的反应，因而卷入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争论的范围又是由后者规定的，就争论而言，阿多诺的目的似乎是要证明20世纪对于19世纪的合理性。阿多诺运用先验的策略是为了以德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来使现代艺术系统化，这一传统的标志是反对在讨论中以旧传统的卫道士来限制讨论。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负面结果先都是间接的，它既是必须经常考虑的某种强大事物的真实，对任何更丰富的实践和思想的表达它又像是一道障碍。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统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其手段是把它划分给既是教条的又是非教条的那些人。夏皮罗处于这个系统之外。这得益于他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主义导致他的批评立场，但至多也只是使他有较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夏皮罗首先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他把马克思视为他关于艺术论题的基础。夏皮罗自由的立场与瓦尔特·本雅明相近似。夏皮罗并不试图在完整体系的意义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至少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程序（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既不运用也不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艺术和文学的思想，这些思想似乎是被后人系统化，或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模式中抽取出来的，而这个模式本来是马克思在他的社会与经济研究的作为课题运用的方式。这种模式最似是而非的特征可能是它评价构成社会的那些因素的多样性、复杂性、相关系和物力论的方式，这一般不是夏皮罗所采用的策略，如安巴罗·塞拉诺·德·哈罗所暗示，夏皮罗的方法出自他与实用主义的联系。同样的策略也在拉丁美洲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美学中显示出来，如朱塞佩·普雷斯蒂皮诺谈到实践学的观点和莫尔柯·劳尔为“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到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途径”所作的争辩。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到夏皮罗，尽管他作为批评家的名声甚于理论家，但他在他的文章《风格》中更清晰地阐述了这样一种方法的可能性。事实是由于他的非正统性，他没有被这些理论家列入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夏皮罗并没有参与这种方法所称的艺术的社会研究，据里塔·埃德和莫尔柯·劳尔的观点，这种方法将承担社会结构的知识，艺术正是在这些知识中暗示出一种决定性的人类实践，认识作为一个过程的艺术生产，这个过程又具体体现在社会再生产之中，同时也嵌入在生产关系的结构之中，等等。这种方法也陷入了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式来推断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其最终的结果也跑出了艺术分析的范围，而热衷于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类型。但是，夏皮罗在他的批评工作中更倾向于宏观，包括一种多学科的开放式的方法，一种与社会的、心理的、人类学的、历史的，另外还有审美的和“纯”艺术的学科相联系的条件网络的检验方法，这种方法使他稳定了抽象艺术的地位。在《抽象艺术的本质》中，他对小阿尔弗雷德·巴尔的形式主义视角的批评及内在消耗与反应的理论作了概括。但夏皮罗的分析并不同于社会学的简单化，后者对任何事物的论证都置于阶级斗争之中，都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夏皮罗并没有把抽象艺术作为“颓废”来贬低，或最终把它归类于异化和在一个敌对世界中的空洞的个人主义唯意志论，他明确地把抽象艺术放在与其他具象艺术的同等地位来论证。他把抽象艺术作为引发了一个艺术课题的结构的特殊方式来选择，而不是作为一种揭露具象艺术的类型，因此他确立了“再现不是附加在抽象设计上的自然形式”。当他确认“自然和抽象形式都是艺术的题材，两者的选择替换是根据历史上的趣味变化而变化”时，他明确阐述了一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当夏皮罗认为既没有被动的再现或反映，也没有一种“纯艺术、无条件的经验”，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范围内批评很多抽象艺术家和形式主义批评家救世主式的、神秘化的宣言，这些人对非具象的视觉艺术几乎总带有先入为主的意识。所有这些同样表明夏皮罗的理论是相当复杂的。非具象艺术与个人内心世界的状态和动机的联系，其可能形成的传递，证实了“艺术家的精神主权”。这种主观性的合法性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是相当罕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通常不对个人作任何强调。可是夏皮罗通过辩论非常精辟地强调了这个问题：“从非人的角度来批评抽象艺术部分是出自漠视内在生命与想像的资源。”因而从任何价值上否定了社会中心论，而必然面向艺术的主观性。夏皮罗指出了非具象艺术的符号学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允许抽象为其艺术价值进行辩护，提供了一个作为可传达的语言条件的范例，从而抛弃了那种空洞的、不可传达的形式主义包袱，形式主义把非客观与装饰性的设计搅在一起。所有这些在1937年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它彻底否认了这种观点：没有“再现”人们就不能在绘画或雕塑中指示某种事物。甚至稍后一些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非具象艺术构成一种不可传达的表现，因为每个艺术家创造的是只有艺术家能理解的他或她自己的字母表。按照夏皮罗的观点，抽象艺术拥有“创造与精神的微妙状态相一致的形状”的能力，能够发现“与精神性格相似的新性质与新关系”。在这种方式中，抽象艺术能够表现“这样一种精神：不依赖于固定的、外部的客观事物的意识，但维系于个人的和不可传达的联系的偶然性流动”。这种传达不是置于对事物的再现，而是感觉的暗示与精神的状态，这种状态通过形式与色彩的联系来调节，确切地说，它是出自这种不辨认某种外部事物的能力。这种结果是可能的，因为“被选择的形式与色彩有一种决定性的表现外貌……它们是作为一个充满感情的整体，通过色彩与线条的直觉力量向我们诉说”。我们在那儿遇到了孤立的感情在主观间的传达，就像音乐中所遇到情况一样。这些批评为非客观艺术奠定了基础，超越了仅为装饰和设计的理论。梅泽斯拉夫·瓦里斯按照这些思路作了如下的注释：“在一件非客观绘画作品中的显著因素——色块、线条、轮廓、制作效果——一些时候能够以其感觉强度的方式使我们感动，另一些时候又是触发我们明确的感情反映与精神状态。我们在这种方式中谈到色彩的冷暖、轻重、激动与平静、粗野与柔和、欢乐与悲哀，及线条的流畅与笨拙、宁静与神经质，等等。这些因素的排列使我们在极大程度上保持特殊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这种综合时常满足我们对规律、秩序、和谐、平衡、节奏、完美清晰的需要，另一路场合又暗示了不安、激动、戏剧性冲突、挣扎、灾难，以至更多。”墨西哥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阿托尔弗·桑切斯·委兹奎斯在提出美学问题时，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点和反教条主义结合在一起，运用类似那些前面提到的与夏皮罗和瓦里斯有关的批评方法概括了非具象艺术的符号学（这对于回忆桑切斯·委兹奎斯与这有关的著作对与1979～1990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有关的文化政策和艺术家产生的重要影响十分重要）。桑切斯·委兹奎斯阐述了具象的所指与艺术中的基本形式成分的意义之间的区别。后者——色彩、线条，等等——虽然没指示任何预先确定的东西，但能够把事物带入一种非再现的意义结构之中，“表明和传达了人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或成为一种为这种关系承担责任的方式，给它以活力，或以它来实验。”这种传达形式不是来自再现某种事物或“制造观看”，而是来自“制造感觉”，即前面所提到的夏皮罗意义上的感情传达。桑切斯·委兹奎斯不仅确立了抽象艺术的符号学的与传达的功能，他还辨明了抽象艺术作为指示与传达的独一无二的力量，这是具象语言的方式无法做到的，因为非客观艺术的传达对于这种特殊的表现手段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抽象艺术构成了作为决定性表现和传达某类意义的“必然的”语言。尽管如此，委兹奎斯的符号学前提并没有说明基本的视觉记号怎样能够构成一种新的意义表达与传递的聚合。他也谈到那些组合到形式中的成分，它们与客观形式无关，但适合意义的表达。如果一个记号总是“作为与其他事物相关的事物”而存在的话，如翁贝托·伊柯所假定，我没有看到一个记号怎样能不暗示它自身之外的事物而创造出来。通过视觉召唤出内在事物只有与其相关的外部事物的联系才有可能。在我看来，这些非具象的视觉记号总是维系于对形象的参照，不论这些形象是间接的还是普遍的，都同样是格式塔式的完形与近似象征化的类型为基础，构成在每件作品内部的特殊代码的样式中。例如，一幅非客观的绘画能够通过一种秩序的完美与在构图中没有张力的均衡来传达一种空间与和谐的感觉。人们会争辩，这是形象的内在结构的逻辑，是从其自身产生的这种反应。但是，如果一个构图是平和的，另一个是激烈的，这种结果是出自外部的参照。产生这种事物的外部表象，是因为眼睛做出反应的习惯方式，一种处理是激烈的，另一种就是平和的；一些线条似乎通过方向的运集聚在一起，另一些就是和缓的速度；一些颜色是暖的，另一些就是冷的。在另一个层次上，抽象作品对爆发性的参照能够暗示激动和冲动的感情；能暗示宏伟、无限和宇宙之谜。如果一件艺术作品能够指示这一切，那是因为它成功地调节了它自身之外的形象，即使只是按照重点来调节的，就如恩斯特·贡布里希对此所言的“开放的模糊”。在1915年，抽象绘画初起之时，温德汉姆·路易斯还问，抽象艺术是否不总是“再现”的。虽然夏皮罗谈到事物的传达与精神相适应，气氛的绘画表现不依赖于外部事物，但他似乎暗示这都是通过联想的手段来传达的，而联想是由外部因素间接而复杂地唤起的。有一段惊人的话论述前面所提思想的边缘，在我看来仍是同样的意思：“以气氛为基础的外部事物可以在含糊的或变形形式的抽象中重新浮现出来。”在讨论马列维奇时，夏皮罗选择涉及感情与情绪的至上主义作品为话题，强调“在这种‘几何形艺术’的下面怎样有一个感觉的重负”。巴尔把至上主义解释为“纯粹的抽象”，马列维奇［注：此处“马列维奇”应为“夏皮罗”之误——录入者注］在对他的批评中指出，在马列维奇的抽象作品与他较早期的具象绘画之间有一种联系，艺术家的意图似乎在一种极端中将再现图解化。不幸的是，夏皮罗这些对形式的追问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太少了，他们的头脑中已预先充斥着宏伟的规划和凌驾一切的普遍性。夏皮罗关于抽象艺术的论述是杰出的、范例性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运用非学院派批评的方式，结合具体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对前卫艺术的深刻分析。在对这种“极端主义”艺术的评论中通常导致更多的情绪而非理性，像他这样用复杂的程序来分析也非常少见。而且，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把核心包含在从那时以来的大多数并非易懂的文章中，特别是符号学观点。但是他在前卫批评中发展的这种重要方法在今天已是基本的选择，既对立于形式主义，也对立于社会学主义和认识论主义，在报刊上和大学里都普遍为人们所熟悉。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成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当代视角来看，夏皮罗的例子说明了在资本主义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艺术和文化进行具体分析的可能性。
描绘个人物品的静物画——关于海德格尔和凡·高的札记（[美]迈耶·夏皮罗，1968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描绘个人物品的静物画——关于海德格尔和凡·高的札记[美]迈耶·夏皮罗《世界美术》文选；丁宁译为了阐明艺术是真理的一种敞开，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论文《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解释了凡·高的一幅画[1]。在区分存在的三种模式（即实用的器具、自然物和艺术作品）时，他谈到了此画。首先他想“不借助任何哲学理论地”来描述“……某种耳熟能详的器具——一双农鞋”；然后“为了便于在视觉上体现出来”，他选择了“凡·高的一幅名画，而画家曾经数次描绘这样的鞋子”。但是，为了掌握“器具的器具性存在（theequipmentalbeingofequipment）的含义”，我们必须了解“鞋子究竟是怎样物尽其用的”。对于农妇而言，鞋子怎么用是无需细想甚或看上一眼的。她穿着鞋站立或行走便知道了鞋的实用意义，而这是“器具的器具性存在得以落实”的地方。但是，要是我们只是想像一双普通的鞋子，或仅仅观照只是存在于绘画中的这双空荡荡的无人使用的鞋子，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找到真理中的器具的器具性存在的含义。我们在凡·高的画中是无从知道这双鞋子置于何处的。除了一种不确定的空间围绕着这双鞋子之外，再无任何东西表明它们的所处与可能的归属。鞋子上甚至连地里的土块或路上的泥浆也不粘，而这些或许至少可以暗示鞋子的用途。仅仅只是一双农鞋而已，却又不仅如此。在那黑糊糊的敞口中，鞋子磨损的内部赫然是劳动者步履的艰辛。在这硬邦邦、沉甸甸的鞋子上，聚集了她那迈动在寒风瑟瑟中一望无垠而又千篇一律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鞋子的皮面上有着泥土的湿润。暮色将临，鞋底下悄悄流淌着田间小道上的孤寂。鞋子里回响着的是大地无言的呼唤，是大地对正在成熟中的谷物的悄然馈赠，是大地在冬闲荒芜田野里的神秘的自我选择，这一器具浸透了对有了面包后的无怨无艾的忧虑，弥漫了再次经受了匮乏的无言之喜，还有生命来临之前的颤抖以及来自四周的死亡威胁的战栗。这一器具属于大地，而且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护。正是出诸这种受保护的归属关系，此器具才跃而自持其身（resting-in-self）[2]。海德格尔教授知道，凡·高画过好几幅这样的鞋子，但他却未鉴别自己所想到的这一幅，仿佛不同的画面是可以相互置换的，都呈现了同一的真理。想要把上述描述与原作或者照片作一比较的读者将在定夺哪一幅作品时颇感为难。凡·高所画的8幅鞋子均被收录在德·拉·法耶（delaFaille）的目录里；此目录所收的全部作品在海德格尔撰写论文时都曾展出过[3]。其中只有3幅非常显然是针对哲学家的，显现了“鞋子磨损的内部那黑糊糊的敞口”[4]。它们明显是艺术家自己而非农民的鞋子的写照。它们有可能是他在荷兰时穿过的鞋子，但是这些画却是凡·高1886~1887年间逗留巴黎期间画的，其中有一幅签了“87年”[5]。自从1886年前画过荷兰农民以后，凡·高有两幅画鞋的作品——都是放在桌上其他物品旁边的一双干净的木底皮鞋[6]。后来，就如他在1888年8月写给他弟弟的信上所说的那样，在阿尔再现的“unepairedevieuxsouliers”（“一双破旧的皮鞋”），显然是他自己的鞋子[7]。第二幅描绘“vieuxsouliersdepaysan”（“一双破旧的农鞋”）的静物画曾经在1888年9月给画家埃米耶·博纳尔的信中提起过，但是此画缺少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种破旧的外表和黑糊糊的敞口的特征[8]。在回信答复我的问题时，海德格尔教授爽快地告诉我，他所指的画就是在1930年3月阿姆斯特丹画展上看到的那一幅[9]。这显然是德·拉·法耶目录上第255号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一幅描绘3双鞋子的画，也许此画中有1只鞋底露出来的鞋子才是哲学家叙述中所指的鞋[10]。但是，依据上述这些或是其他的画，我们都无法恰如其分地说明凡·高所画的鞋表达了一个农妇所穿的鞋子的存在或本质以及她与自然、劳动的关系。它们是艺术家的鞋，他当时是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海德格尔这样写道：“艺术品告诉我们真正的鞋子是什么。假如我们要认定，我们的那种作为主观行为的描述首先是想像一切而后又将之投射到绘画之中，那就是再糟糕不过的自我欺骗了。假如这里有什么令人生疑的地方，那么我们只能说，我们在接触作品的过程中的体验太过贫乏，而对这种体验的表达又过于粗糙和简单。不过，最重要的是，作品并不像初看上去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再现一件器具是什么样的，而是要反过来说，器具的器具性存在首先是通过作品，而且也仅仅是在作品中才获得了其外显的形态。”“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在这作品中是什么在起作用呢？凡·高的画是对真正的器具（即一双农鞋〉是什么的一种揭示。”[11]天啊，哲学家本人就无疑是在自欺欺人了。他依然记得从接触凡·高的油画时所获得的一系列有关农民和泥土的动人联想，而这些联想并非是绘画本身所支持的，反倒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那种对原始性和土地怀有浓重的哀愁情调的社会观基础之上的。他确实是“想像一切而后又将之投射到绘画之中。”在艺术品面前，他既体验太少又体验过度。错误并不仅仅在于他以投射替代了对艺术品的真正细致的关注。因为，即使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是见过一幅描绘农妇鞋子的画，那么他所认定的那种观点（即在绘画中发现的真理——鞋子的存在，是某种只给予一次的事物而且是绘画之外的有关鞋子的知觉所无法获得的）也是错误的。我在海德格尔对凡·高所再现的鞋子的那种充满想像力的描述中找不到人们在注视一双现实中的农鞋时所无法想像到的任何东西。虽然他托付给艺术以一种力量，即赋予被再现的鞋子一种揭示其存在的外显形态——这种存在无疑是“事物的普遍本质”以及“相互作用的世界与大地”——但是，在这里，这种有关艺术的形而上的力量的观念依然是一个理论的概念。[12]他言之凿凿地加以发挥的例子并不支持他的论点。难道海德格尔的错误就仅仅是对一个例子的错误选择吗？且让我们想像一下有一幅凡·高所画的农妇的鞋。难道它就不会揭示海德格尔如此动情地描述过的那些性质以及与存在有关的天地吗？海德格尔依然会遗漏掉绘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作品中艺术家的在场。在海德格尔对于绘画的描述里，他忽略了有关鞋的个人的以及相面术上的（physiognomic）特点，而这些特点使得鞋子变成了艺术家眼中如此具有魅力的主题（且不论特定色调、形式和作为绘画作品画面的笔触之间的密切关联）。当凡·高描绘农民的木底皮鞋时，他将它们明确地画成没有磨损的样子，而且其表面就像是在同一桌子上他放在鞋子旁边的其他静物一样光洁，诸如碗和瓶子等。在后来描绘农民的皮制拖鞋时，他就让其背向观众了[13]。他自己的鞋是孤单单地放在地上的，他把它们画得仿佛是面对着我们，而且由于是如此个性化和皱皱巴巴，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有关一双老态龙钟的鞋的真实肖像。我认为，我们已经是颇为接近凡·高对这双鞋的感受了：这种感受一如克努特·哈姆森（KnutHamsum）在其19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饥饿》的一个片断中对自己的鞋所做的描写：“由于我以前从未细看过自己的鞋子，于是开始审视它们的外观与特征，而当我活动脚的时候，鞋子的外形以及破旧的鞋帮也就动了起来。我发现鞋子上的皱痕和白色的接缝获得了一种表情——也就是说，给了鞋子以一种脸的特征。我的本性中的某些东西已融入到了鞋子里：它们就像我的另一自我的魂灵一样影响着我——是我的自性之中有血有肉的一个部分。”[14]将凡·高的画与哈姆森的文本予以比较，我们就是以一种异于海德格尔的方式来阐释艺术家的画了。哲学家在描绘鞋子的画作中发现了一种有关农民不加反思地居于其间的世界的真理；哈姆森则将真实的鞋子看成是既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鞋的使用者，同时又是作家的人的体验对象。哈姆森的个性属于那种深思的、自律的漂流者，较诸农民更接近凡·高的处境。不过，凡·高在某些方面也和农民有相似之处；作为艺术家而创作时，他坚持不懈地从事某一种事情；在他看来那是无可逃避的呼唤、他的生命。当然和哈姆森一样，凡·高也具有超凡的再现才华；他能以一种卓尔不群的力量将事物的形式与品质挪移到画布上去；但这些都是他深有感触的事物，在这里，就是他自己的鞋子——它们与他的身体不可分离，也在重新激起他自我意识时而无以忘怀。它们同样是被客观地重现于眼前的，仿佛赋予了他种种感触，同时又是对其自身的幻想。他将自己的旧鞋孤零零地置于画布上，让它们朝向观者；他是以自画像的角度来描绘鞋子的，它们是人踩在大地上时的装束的一部分，也由此能让人在找出走动时的紧张、疲惫、压力与沉重——站立在大地上的身体的负担。它们标出了人在地球上的一种无可逃避的位置。“穿着某人的一双鞋”，也就是处于某人的生活处境或位置上。一个画家将自己的旧鞋作为画的主题加以再现，对他来说，也就是表现了一种他对自身社会存在之归宿的系念。虽然在田间作画的风景画家会和户外的农民的生活有些相同之处，但是，凡·高的迷人主题就是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哈姆森语）的鞋子；它们不只是实用的物品了。1888年曾与凡·高一起在阿尔住过的高更就感受到了朋友描绘鞋子的画背后的个人轨迹。他在回忆凡·高时讲了一则与后者的鞋有关联的感人故事。“画室里有一双敲了大平头钉的鞋子，破旧不堪，沾满泥土；他为鞋子画了一幅出手不凡的静物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件老掉牙的东西背后的来历疑惑不定，有一天便鼓足勇气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理由要毕恭毕敬地保存一件通常人们会当破烂扔出去的东西。”“‘我父亲，’”他说，“‘是一位牧师，而且他要我研究神学，以便为我将来的职业做好准备。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我在没有告诉家人的情况下，动身去了比利时，我要到厂矿去传播福音，倒不是别人教我这么做，而是我自己这样理解的。就像你看到的一样，这双鞋子无畏地经历了那次千辛万苦的旅行。’”“在给波兰纳杰的矿工布道的日子里，温森特承担了对一个煤矿火灾受害者的护理。此人在烈火中严重伤残，所以，医生对其康复已失去了信心。他想，惟有奇迹方能救活这个人。凡·高充满爱意地照顾他，而且救了这个矿工的命。”“‘离开比利时之前，我站在那个人面前——他的眉宇间伤疤累累，仿佛是荆棘编成的王冠，他俨然是复活的基督。’”高更继续道：“温森特再次拿起调色板；他默默地工作。他身旁是白色的画布。我开始画他的肖像。我也仿佛看到了一个基督正在传播仁慈与谦恭。”[15]我们不清楚高更在阿尔所见的那幅只画了一双鞋子的作品是哪一件。他把画描述成紫罗兰色调，与画室的黄墙构成了对比。这无关紧要。尽管是数年之后才写的，而且还有某些文学味，但是高更讲述的故事证实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对凡·高来说，鞋是其自身生命中的一部分。注释：[1]M·海德格尔，‘DerUrsprungdesKunstwerkes’（《艺术作品的本源》）收入Holzwege（《林中路》，法兰克福，1950年。书重印时，由H．-G．伽达默尔作序论，斯图加特，1962年）；A·霍夫施塔特（A．Hofstadter）译作《一件艺术品的本源》，收入霍夫施塔特和R．库恩斯（R．Kuhns），《艺术和美的哲学》（纽约，1964年），第649~710页。正是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Goldstein）最先叫我关注这篇原先在1935年和1936年时作为讲演的文章。[2]同上，第662〜663页。海德格尔在一篇修订过的1935年的讲演稿中再次提到了凡·高的绘画，见其英译重印本，《形而上学导论》〈纽约，1961年》。在谈到Dasein（在场或“存在”）时，他提及凡·高的一幅画。“一双破旧的农鞋，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其实此画并不再现任何事物。但是，说到有什么东西在此画之中的话，那么，你会一下子觉得是单独地面对着它们，仿佛在一个深秋的傍晚，当烘烤土豆的炉火终于要熄灭时，你自己正扛着锄头疲惫不堪地往家赶去。这里有些什么呢？是画布？是笔触？是色点？”（第29页）[3]J．·B．·德·拉·法耶，《温森特·凡·高》（巴黎，1939年〉。第54号，图60；第63号，图64；第255号，图248；第331号，图249；第332号，图250；第333号，图251；第46图488；第607号，图597。[4]同上。第255、332和333号。[5]同上。第333号。上面签署的是“温森特，87年”。[6]同上。第54号和63号。[7]同上。第461号。温森特·凡高，VerzameldebrievenvanVincentvanGogh（《温森特·凡高书信集》，4卷本（阿姆斯特丹，1952〜1954年），第i-ii页，第291页，第529封书信。[8]德·拉·法耶，《温森特·凡高》，第607号；凡·高，《温森特·凡·高书信集》第iv页，第227页。[9]私人信件，1965年5月6日。[10]德·拉·法耶，《温森特·凡高》，第250号。[11]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第664页。[12]同上。第665页。“在凡·高的画中发生着真理：这不是说，有什么东西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描绘，而是说，在揭示鞋子的器具性存在时，作为整体的事物——即相互作用的世界与大地——也获得了开启……鞋子越是简单和一般地呈现出来……伴随它们的一切事所达到的存在的更为伟大的层面也就越直接和迷人”（第680页）。[13]德·拉·法耶，《温森特·凡·高》，第607号，图597。[14]K．哈姆森，《饥饿》，G·埃杰顿（G.．Egerton）英译（纽约，1941年），第27页。[15]J．·德·罗顿（J．deRotonchamp），《保罗·高更：1848年—1903年》（第2版，巴黎，1925年），第53页。在P．高更的‘NaturesMortes’《静物画》）中，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较早的版本，收入Essaisd’artlibre（《论自由的艺术》，1894年），第273—275页。这两种文未均是由马克·罗斯基尔（MarkRoskill）教授热情地提请我注意到的。（原载玛丽安娜·L．西蒙尔编，《心灵的领域：纪念库尔特·戈尔茨坦论文集》，纽约，1968年）
现代艺术的价值（选自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1999年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现代艺术的价值（美）迈耶·夏皮罗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2期，2014年3月。译者：高薪。译注：本文选自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MeyerSchapiro，WorldviewinPainting——ArtandSociety，SelectedPapers，NewYork：GeorgeBraziller，1999）。众所周知，现代艺术是一种备受争议的东西。尤其在过去的十五或二十年里，在政治、社会、道德及其他层面上，它不断遭到质疑。在德国希特勒政权下，它被当作某种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被驱逐。在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当今政府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继承者，却将其谴责为“中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美国最大的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主管，在著名的杂志《大西洋月刊》上写过一篇文章，称现代艺术有两个特点：一，它是无意义的；二，它是色情的。它既然没有意义，却又怎么会是色情的，这叫人费解。我们国家的总统也谴责现代艺术，说它不健康。那些同情现代艺术的人，即使接受它的某些价值，也为它不能解决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而感到遗憾。事实上，他们要求画家和雕塑家完成政治家、伦理学家和科学家自己不能完成的事。考虑到现代艺术这一很成问题的方面，首先描述一下当代艺术在哪些方面区别于过去的艺术，我认为是可取的。这有一些困难。为了解释他们的实践，艺术家们自己已经发表了一些矛盾的论述，一些艺术家认为现代艺术是我们时代的直接反应，而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完全独立于我们时代的现实状况的创造，它使个体能够享受到在其他地方无法体验的自由领域。同时，现代艺术中不同风格的迅速更替，导致了在现代艺术中实践一种风格的艺术家拒绝另一种风格。由于这一模糊、矛盾以及其内部持续不断的变化，现代艺术变得很难描述——至少很难用简单的术语描述。然而，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时代的艺术——这里，我谈的仅仅是那些新鲜的、原创的艺术，以前不会被创造出来——我相信，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特征，将它与往昔的艺术区别开来。我希望首先谈谈我们时代的艺术的那些特征。一、现代艺术的特征（一）现代艺术的主题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对于许多现代画家、学生和现代艺术的收藏家来说，现代艺术与过去艺术的主要区别是：现代艺术没有主题。对于这些人而言，现代艺术完全是艺术之物或者审美之物，已接近某种音乐的状况；在其中，形式的性质自身已经成了艺术作品全部意义的载体。我认为这观点不对。事实上，在当代绘画和雕塑中，存在着多次重复出现的内容和主题。关于这些主题或内容的好坏，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去研究；如果我们的处理方法类似于一位古希腊艺术的学者研究古希腊雕塑的主题的方式，或者类似于一位文艺复兴艺术的学者处理神话、道德、历史和宗教主题的方式，那么在过去五十年或七十五年的艺术中，我们也能发现足够标准、足够有特色的主题类型。同一艺术家运用所有这些主题，并不需要；但是，它们总体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当代主题的世界，就如同中世纪的宗教主题构成了其内容，并最终提供了所谓中世纪艺术的内容或图像志（iconography）的基础。在现代艺术中，出现最为频繁的是以下主题。首先，画家和雕塑家再现那些属于眼睛的直接经验的东西——所有那些我们看作是生活中的奇观或审美对象的东西。大量的绘画画的是风景、静物和美丽的人，画的是体育和娱乐的形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日常世界中仅仅通过“看”来体验的那一部分。它是娱乐和愉快感受的世界——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你只需要扪心自问，问一下你在事物的景观和外貌上，以及你在自己的外貌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思考，你就会发现，现代艺术要再现的是在我们的世界中主要通过眼睛观看和享受其品质来体验的那部分，在其中，你会看到现代艺术的这类主题的重要性。其次，现代艺术的第二类主题，我们可以称为艺术家的世界，即对画室的再现。画室是画家作为工作地点的直接环境，里面放着有摆姿势的模特，以及艺术家的其他物件，那些物件与艺术家对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认识密切相关。这也与你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相符合。你们关心你们的个人职业和你们直接接触的环境；这些环境关系到你们作为一个具有个人倾向和创新能力的人的尊严。再次，现代艺术的第三类主题，以一种好奇的方式致力于对艺术自身的认识。很多画作由一片颜色、线条、各种形状的块构成，因此有时被称为抽象艺术。它像一种挣脱了所有主题的约束的艺术。但是，如果反思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些形状，这些矩形，以及这些圆圈，并不是“纯粹的”形式。作品不是很有秩序，因为它由圆和矩形构成。它的质量依赖于圆和矩形或者那些自由涂绘的块和线或者所谓笔触和笔画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既有坏的抽象作品，也有好的抽象作品。其共同的构成元素（那些几何图形、笔画、线、点、痕迹以及笔触）并不构成对象的形象或符号；相反，这些元素自身就是理想的形象或造型中的基本操作；它们也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主题，源自于艺术自身。最后，尤其在过去的二十五或三十年里，现代绘画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自我的世界有关，即艺术家的内在世界，那些不向他人的直接审视开放的体验，他如何感受，他的想象和梦境，自由联想以及人格的自发形成。在现代富有想象力的绘画中，这个世界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所谓的超现实主义中。为了理解这一特征，让我们把它和古老的浪漫主义绘画比较一番。艺术家欧仁·德拉克罗瓦想再现一个动荡的国家，画一个深感孤立、遭受误解的人的绝望，此时他就画备受他人嘲笑的在狱中的诗人塔索［注：ThePoetTassoinPrison，欧仁·德拉克罗瓦作品，波德莱尔曾就此画写了OnTassoInPrisony一诗。———译注］。通过对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想象，德拉克罗瓦传达了自己的情绪。与此不同，现代主义艺术家（带着以前的形式经验的指导，带着对作品所要追求的品质的预知），则会通过某种灵光一现的涂鸦过程，自发地创作各种抽象的或模糊再现的形式。那些充满感情的形状和纯粹的运动模式，对于一双心领神会的眼睛来说，好像相面术士眼睛里的面相，那是一目了然的情绪沉淀，那就像笔迹反映一个人的性情和交谈方式似的，在其中，你无意识的动作是对你的心境和你本人的反映。因此，一个现代艺术家，不去画坐牢的塔索；相反，他试图在彩色的线和块的有序结构中消解约束，通过线和块的色调、交叉、碰撞以及它们在画布上真实的密度，现代艺术家把这些东西搞成了画家除此之外就无法表达的那种心境的直接而生动的载体。为了进一步说明自由幻想和梦境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是怎么一种独特的主题类型，我们可以将其与15、16世纪的幻想和梦境的作品做一下比较。往昔的一位艺术家想要画一个梦，他就在作品靠下的地方画一个睡着的形象；在这个人的头上和四周，他的梦以光、影和带有现实色彩的透视反映出来，就像醒着的景象。这确实是一幅画梦的作品，但那梦被语言化了，被详细描述了，被还原为清醒的生活的戏剧性场面。它缺少使梦成为我们独特的内在经验的那些特点。用一个技术名词来说，就是过去的绘画不符合梦的现象学；在其中，我们缺少某种将梦和醒着的生活区别开来的性质，即使在我们试图去解释梦之前。例如，梦中的世界并不具有平常的色彩。大多数梦并没有颜色，就像法国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所观察到的。在梦的世界中，太阳并不照耀，也没有投影。这说法不完全正确，但对精确地描绘梦的外观却意义重大。做梦的时候，事物是不稳定的。你看一张脸，它变成了另一张脸，或者变成了一些影子；它好像悬在半空。你听到的话语没有意义，而且梦里总是存在着观念的错位和奇怪的联结。为了准确描绘一个梦或一个幻想，就像描绘外部的一片风景一样，艺术家必须发明一种全新的方法。你必须留意内在经验，就像印象主义者注意后期效果和蓝色阴影一样。当印象派画家第一次画蓝色阴影之际，大家都说那疯了，因为众所周知阴影是棕色的（伟大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写道，阴影是棕色的，因为他曾作为一名艺术生和威廉·莫里斯·亨特共事，亨特告诉他要把影子画成棕色）。画家发现的蓝色的阴影，是一种奇特的经验，很快变成了日常知觉的一个常识。它给整个环境增添了一种新的风味，并使视觉本身成为一种更微妙、更自由、更令人愉快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对内在世界的现代反映，以及创造真实于我们的内在世界的形象的努力，视为一种再现我们“心灵的蓝色阴影”的尝试——这意味着对我们的内在经验的世界给予同样的经验关注，就像对外在的世界一样。事实上，在这种主观的现代艺术中，存在着某种现实主义。总结一下以上我所谈的现代主题的特性，它们符合经验的一个特殊领域，也适合一个典型的现代个体。如果中世纪艺术是关于超自然的存在的，人们从来没有直接地或以普通视觉看到过；如果文艺复兴艺术是关于神话和历史人物的；如果巴洛克时期的艺术是富有伦理和道德寓言的；那么，过去七十五年来的艺术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它是关于个体世界的，他在其中感到自己最自由，最自觉，最是他自己；尤其当他敏锐地感知时，当他积极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本质时，当他充满创造力地探索他的职业中至关重要的材料和过程时，他更加完全地意识到，他那不可还原、不可描述的内在生活正如外在的世界一样真实。换句话说，他的心灵中所发生的事情，就像他的皮肤之外所发生的一样，都是真实的一部分，但他必须十分仔细地不要把这两个领域弄混了，尽管它们是相互连续的，并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如果这是现代艺术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一特征，承载着与当下常见的理想和价值的密切联系；但是这种特征通常却被贬低为偶然的甚或不存在的。现代艺术以一种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方式，联系于我们经验中对于今天的心理来说至关重要的那些方面，联系于知觉、感觉生活和所有那些决定了个体性的东西以及所有关于个性的观念，联系于所有日常生活中那些使个人最深刻地认识到他的存在的价值观。只有一个重大例外，因为这一艺术领域排除了那些属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价值和经验。但是，考虑到所有这些与自我的世界的联系，与感知着的、感觉着的、感受着的和自我认知的、投入到并探究着其自身的创造力和自由的个体性的联系，考虑到所有这些，我们可以断定，过去七十五年来的艺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并且体现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些最重要的价值。（二）现代艺术的形式特征现在让我们从当代绘画和雕塑“是什么”，转到当代绘画和雕塑“怎么样”。哪些类型的形式被创造了出来？这些艺术品看起来怎么样？——那些奇怪的、迷人的以及令人不安的艺术，为何今天使如此多的人感到困惑？用我们区别文艺复兴艺术和中世纪艺术，以及区别埃及艺术和美索不达米亚艺术的同样方式，通过仔细地观察形式，我们能从现代艺术的巨大多样性中看出具有规律性的结构和表现手法。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基础特征来定义它。大体上，现代艺术家——我说的是最经常扎根于成熟的当代实践中的那些——希望以这种方式制成一件艺术品，即完成了的作品能够使你最生动地意识到其制作、生成的过程，以及艺术家对某些感知或感受的期望或反应的强度和当下性。因此，在现代绘画中，笔画或笔触就非常显著显眼。你在印象派绘画中就已经能够看到这点，第一眼看上去，那些画上就像很多微小笔迹的大杂烩或混乱状态，在表面形成一层厚厚的、有趣的外壳。通过现代艺术作品的这一物质化的操作过程，以及对一种完全可见的笔画予以的重视，我们开始像认识整个画面一样认识到艺术家的活动和情绪。最终笔画和艺术家的活动和情绪融为一体，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把这两者分开。点、线、笔画或笔触，不管是作为一个不连续的小单位，还是作为延长的、连续的线——一团或者一个迷宫，其特性都渗透了整个画面；它是正在创作这一作品的艺术家的留下的痕迹和踪迹，也是一个连续的形式。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艺术作品表面的实在性。在此前的绘画中，画布是一扇窗户；透过它，你能看到一个场景。现代画家将画布表面当成一个具体的、实在的、确定的、有形的平面，把它本身看作一个对象，不是透过它去看一个想象的场景。你看着它，是为了在画布的平面上体验艺术家的动作，他的颜料、色彩和形式的组织。结果就是，绘画作为非凡的、天才的幻觉艺术，这一古老观念，让位于一种新的坦率表现和直接表现。艺术家要做的一切，就是立刻弄出一种效果，或者说弄出堆积在画面上的一个沉积物；因此，笔触的实在因素如同一个物质化了的东西，出现在画布的平面上（或带着三维空间中的雕塑的真实结构）。这种生动和简单，将现代艺术与旧艺术的区分推到如此一种程度，以至于当我们在较旧的绘画中发现其中也有这种笔触和表面性时，我们就将这些作品看作是超前的和现代的，与当代的感性趣味相投。我们可以将现代绘画和雕塑的第三个方面称为“随机”。作品被设计和构造，那样，尽管其结构是精心组织的，但看起来却像是偶然的，独立于任何一个在先的谋划。艺术家的目标不是对称或一个容易辨认的图案。他并不创造只有一种解读方法的韵律。他的作品不是按照脚本或程序而写就的，这样的脚本和程序决定了可以从中抽取的常规图式，如一个其周围聚集了形象的三角形或圆形，或者其他的经典安排。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形式：它的偶然、随机性，在它频繁的不连续性中存在的偶然的、隐藏的关系，它的不完整的、断裂的元素，给我们一种最生动的秩序感，因为这种秩序来自于那些无序的元素，因此最后这些元素的秩序看起来也是危险的。结果就是偶然性、不完整性与最终的秩序、完整性以及元素的正确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但是，最终的秩序的正确性在于，它在各部分不可预知的关系中保留了一种最大程度的不对称和一种偶然性的外观：因此，在立体主义中就表现为元素的断裂，世界的破碎以及想象不到的部分的拼接。这是确认艺术家的自由和创造力，他对经验的忠诚，以及他的绘画和雕塑手法是否新颖的方式。你在作品中所看到的东西是刚被创造出来的，它是对事物的无序和无形的胜利。之前它从来没有被想到过。它不符合一个已经被建立起来的秩序，而是显示了世界真正的流动性和偶然性。因此，现代画家不关心无韵诗、奏鸣曲，以及任何早已作为经典样式、类型及假设而存在的固定形式。反过来，这又对于我们开放的感性至关重要，它将关涉到个体，道德，和个人生活，关涉到所有发展和创新，关涉到对生活本身的发现。现代艺术的第四个方面，与所有我们可以称为“变形”（transformation）的东西有关。这里的意思是，作品被如此建构，以至于通过在作品中保留下来的这一方法，我们自发地既能意识到提供了某种主题或形式元素的原始资料，又能意识到这一创作过程的最后结果。为了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忆一下一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意见，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向画家们推荐说，他在大理石的纹路或裂缝中寻找战争场面、骏马以及风景的暗示——接着，他可以将其转换到画布上，制作成美的图画。列奥纳多补充说，他必须把它们安排在好的秩序中。很多艺术家诉诸这样的启发以发明新的形式，但是在受到这种经验的激发所完成的文艺复兴绘画中，你不可能看出作为作品起点的大理石的纹路或裂缝——图画的骨架最终已经被除去——然而，在现代绘画中，艺术家在作品的不同部分，保留了最初刺激作品产生的那些对象和经验的痕迹。因此，在同一个平面上，你既可以看到作品的始发点，又能看到最后的结果，二者结合在一起。变形的力量，以及艺术家真实的、有节奏的行动，在完成的作品中是可以看到的。因此，通过“随机”这一元素，他不仅把笔触、作品的结构，以及原材料的即时性（immediacy）物质化了，而且也把短暂的创作过程物质化了。在前现代的印象主义作品中，就已经有了达到这一效果的方法。如果从特写的视角来看一幅印象派画家的风景画，你会看到很多小的彩色斑点，它们如此惊人，如此松散而自由，是感觉或感知的微小单位的混合，以至于你不是很能分辨出被再现的是什么。因此我们也就不再感到惊讶，当人们在1870年代首次遇到这些画时，他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再现，而是神经错乱的艺术家的疯狂的乱涂乱画，他们制造了笔画的混乱。然而，当你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你开始看出来树木、云彩、建筑，以及人物。这些作品适合两种视觉模式。两种视点之间存在着一个跨度，从一个视点看去，可以看到着色的质地；从另一个视点看去，被再现的对象自身达到了和谐，并构成了一幅美的三维图像。在立体派的绘画中，艺术家以一种相似的但更高级的方式研究一把吉他或者曼陀林，——这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自由操作（或演奏）的世界——用形式来演奏。他将它们还原为点、线或笔画，以创造一种“抽象”的和谐，但是在作品的各个部分，你将会识别出那些乐器或酒器的可辨认元素，尽管它们早已不是它们本来的样子，但是却都清楚地服从于那一生动的变形过程。我认为，这些是过去五十年来的艺术所具有的最主要特征或最常见元素。就像我之前谈论过的题材，只要你在17或18世纪的绘画或雕塑中观察到这些元素的相似物，那么你就会感到那些作品更加现代。进而言之，我相信你将会发现，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宗教和神话艺术，它们更加接近现代的主题。那么，我希望我已经清楚地表明，那些第一眼看上去像是混乱的、完全个人的幻想的投射以及现代艺术家古怪的创作的东西，实际上却构成了我们时代的风格或色调，就像过去的艺术一样。二、现代艺术的时代根源和价值首先，主要的材料联系于一系列主题。这些主题有自己的一贯特征，我们将之看作我们时代所特有的。就像古希腊的神话主题属于古希腊世界一样，我们将其看作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这里有一个精确的比较，在其他现代领域中，如在建筑中，风格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某些特殊的建筑主题中——在私人住所中，即在一个为自我提供的空间中；在工厂里的那些属于技术和工业的建筑中；在用于展示商品的百货公司和其他建筑中。百货公司、博览会大厦，是展示、感知以及消费世界的建筑的主题。然而，往昔的建筑发展主要集中于那些属于国家，教会，以及贵族的建筑中，即具有道德或政治功能的机构的建筑中；只有在现代世界，我们才能在艺术中发现个人、个体以及私人方面的影响深远的连续性。在现代艺术中，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一系列高度完整的（尽管把现代艺术说成是混乱的和破碎的艺术非常流行）价值创新，这些价值聚焦于个体，但是最终却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体的。事实上，要看出这点很不容易。让我们考虑一下艺术家对其职业和作品的看法。它是否不同于一个15或16世纪的艺术家的观念？我相信，以下说法对于现代艺术家是正确的，而对于下列时代的那些艺术家来说则不那么正确或者不正确，即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或中世纪时期的艺术家，以及所有那些伟大时期——我们在其中为我们自己病态的、破碎的文化寻找一个摹型——的艺术家：现代艺术家信奉永无止境的创新和发展。这一观念萦绕于他心头，即他在1950年代工作的方式不能再是他在1940年代的工作方式。他有一个在艺术中不断革命的理想。当然，这不容易实现。历史地观察这一整个过程，我们可以说，过去七十五年来，视觉艺术确实发生了一场革命，就像在物理、社会和经济思想中的革命一样深远而深刻，而且产生的结果影响了我们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整体前景的看法。但是它不是经常有的革命，即不是那种每年都有，能够使世界完全翻转的意义上的革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和某些静止的时期。在印象派绘画的发展中，1875年前后的日子具有独特的重要性。1885年到1890年的这些年份，标志着一个新的波动的出现，一种对艺术观念进行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冲动——不仅出现在绘画和雕塑中，也存在于文学和诗歌中，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几年后的音乐中。接着，从1910年到1920年的十年，第三次革命，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革命发生了。但是在此之后，艺术中似乎没有革命了。但是，这一观念被保存下来：艺术家的活动是一种不间断的自我变形的活动。即使艺术家不能再在艺术中发起革命，他仍秉持这一观念，即绘画实践并不是对一种风格或一种绘画方式的保持，一个艺术家也并不只是创造一种方法然后就以此为生或只是去完善它。艺术家必须不断地向新的可能性和建议开放，并被一种不安和真诚的观念所推动，去寻找发展和克服他目前的风格的方法。在这方面，他就像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感到在问题中总是存在着潜在的、未被预见的关系，这些关系一旦被发现，将会立刻完全打开整个领域，并带来他们思维习惯的改变。他甚至愿意享受那些涉及他的问题的最荒唐、最矛盾的可能性。在这方面，艺术家很像这些科学家；即使以牺牲他的明智为代价，也值得一试，而且他不会满足，除非他已经尝试并且发现了这一变革的结果。结果可能失败，如果这样他就忘记它，然后开始着手其他东西。但是这种不变的自我转变和发展的倾向，为一种不断扩大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并且坚持了这个信念，即艺术家的材料，即使局限于知觉无法改变的条件和人性，也是有结构的，并且具有偶然性和未知性，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新的东西迟早会出现。这个信念有时被贬低为一种自负的冲动，为了任何类型的创新而生，其实根本不是。就像人们不会因为物理学家不停地发明新的实验或者寻找更普遍的理论公式而去批评他的创新活动，因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对不断创新的信仰和对新方法的寻找，都是他的职业的本质。这也是艺术家尊严的来源，不管他是一个好的艺术家还是一个坏的艺术家。这意味着他是一个活的艺术家，一个活的人，他的全部感觉都在工作，他向他的媒介的所有可能性和建议敞开怀抱。现代艺术家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他的艺术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规则，没有特权品质的等级，没有绝对的标准，特征或编码方法，也没有特权材料。几个世纪以来，如果青铜和大理石是一个享有自尊的雕塑家用来雕刻的唯一材料，现代艺术家发现好的雕塑也可以由玻璃、铝、塑料或者木材构成；大约三十五年前，一位伟大的现代艺术家冒险展出一小块被粘贴和钉在一起的木头，以打击所谓正确的形式。在雕塑中引进一种地方性的或日常的对话是一种革命性的主张，这立刻打开了取代所有过高估价的、珍贵的以及乏味的大理石和青铜材料的大门，代之以新的现代材质的广大可能性。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形式领域，对于主题和品质来说同样如此。现代艺术家坚定地认为并不存在特权主题或者艺术的特权方法；并没有那种异常非凡的方法，乃至于某一特殊价值附属于它，而使其他方法显得庸俗或者丧失信誉。这种独特的自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价值，它也是人的价值和道德价值。它将一种冒险和永无止境的可能性的意识引入现代文化，要求艺术家将这一自由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要求他通过创造出某种就像往昔的艺术作品一样完美、动人、凭其自身而连贯的作品，来证明对新东西的迷恋是合法的。这一观念与一种民主的、国际主义的艺术观相连。现代艺术家，不同于16、17和18世纪的艺术家，他们否认创造性拥有特权地位；他们否认对于艺术作品来说，起源于一个国家而不是另一个国家，或者一种特殊的教育、传统或背景相对于其他的教育、传统和背景更加有效。最卑微的个人也可能会创造出重要的艺术作品。一个洗衣妇，如果给她画布和铅笔，她能比她的雇主创造出一幅更有意思的作品，这恰恰是因为她有一种简单、坦率的天性，而不以技术自负。艺术和文化的民主与巴黎学派（SchoolofParis）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伴随着这一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流派在法国首都的建立。这不是一个由法国人，而是由外国人占主导的流派。在那里，艺术家作为没有护照的人被接受，他们的价值建立在他的个性，以及他能够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这是我们文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只有在现代，文化的国际性，以及真正属人的价值创造的观念才在最终的、普遍的意义上建立起来。这一观念在历史上经常被肯定，但是却总在实践上受到限制。语言的障碍，国际敌对，尤其是不同国家的艺术风格普遍的偏狭和固化，使这一观念对于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就像别国语言一样难以理解。今天，艺术创造独立于语言或言语。说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英语以及日语的人在巴黎一起工作，一起展览，并且相互影响；他们的艺术在国际上轮流展出。因此，历史上国际文化的理想已经首次在一门独特的艺术中获得了实现——这是不用翻译，先于政治领域的一种真正的国际主义，它与技术和工业的国际化特征相类似（只要一个国家制造的商品被卖往世界各地）。由现代艺术所实现的真正的文化国际主义观念，已经对趣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都是可以接受的，不管谁制作了它，也不管它在何时被制作出来；不管它是原始人还是文明时代的人，是由受过训练的人还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由儿童还是那些在其年老时将艺术作为心灵治疗的成年人制造的，甚至那些精神错乱者的涂鸦。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现在有效的东西在17或18世纪是不可能的。原始人、非欧洲人，以及中国人的作品，在19世纪末期之前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奇怪的，或者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品。但是，随着拒绝某些内容享有特权，某种模式是必须的再现模式，以及拒绝外部世界是艺术家的指导或最高模型，就有可能对许多不同国家的艺术做出反应。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因为有例外；但是总体上，相对于过去的艺术家，现代的艺术家可以接受世界上更多的艺术。这一趣味的拓展得益于现代艺术中的两条基本美学标准：第一，由人所制造的任何一个点、一条线，手的任何操作，都具有趋向形式、趋向融贯的特征，就像一段日常对话本身也具有无意识的韵律和旋律，也具有秩序；就像一个人的声音不可能被误认为是另一个人的。因此，由人的手所制造的任何一点一线也都趋向于统一、趋向于一个具有主导性的性质以将其组织起来，使其成为不会被错当它物的事物。第二，人的手或者个性的产品，都有一种我们称为相面术的性质。它会立刻被我们感受为生产它的那一灵魂或自我。就像笔迹立刻就可以被辨认，就像语调就是言说者的个性的工具，因此，过去由野人、原始人，埃及人、中国人或现代人所制造的任何痕迹，都有资格获得艺术品的身份。任何一件作品只要具有形式和表现性（expressiveness）这两个属性，就足以进入艺术的领域。艺术因此脱离了高度传统的基础，可能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同时艺术也被极大地扩宽了，而且相比一百或两百年前，也有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艺术的多种可能性以及人潜在的创造力。概而言之，此乃状态最佳的现代艺术的价值；就其平均水平而言，就其某个横断面而言，我们甚至也可以这么说。三、现代艺术是反社会的吗？考虑到这些事实，就出现了某些问题。所有这些成就，难道不是以牺牲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力，以牺牲艺术家以生动的、有说服力的形式表现时代的主要理想的责任为代价的吗？对于很多人来说，现代艺术家是孤立的、孤独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是一个波西米亚人（在吉普赛人和流浪马戏团的表演者被称为波西米亚人的意义上）。同样，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是孤立的，他与世界上最生死攸关的事情缺乏联系。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说的社会（social）是什么意思，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这一艺术并不是真的反社会（asocial）的。我知道这一点并不容易说清楚。这可能需要分析“社会”这一概念的精确性质。就像艺术的观念曾一度依赖于某几类艺术的特殊地位：高级艺术对立于流行艺术和商业艺术，那些处理高贵题材的大师的艺术对立于那些并不描写这些题材的粗野的艺术——17世纪和18世纪的肖像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画家被看成是不如那些寓言、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画家的——因此今天的“社会”概念也染上了这种专断的阶层划分。真正的“社会”被认为仅仅是那些直接相关于国家、政治政党、工业生产以及某一有组织的团体的行为。因此，何谓社会的，那说法因此就限于与社会之事习惯的那些体制化的规则了。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许多整个的活动领域依赖于体制，但我们身在其中却不觉得受制于体制，此事受到了忽视。让我通过游行（parade）和散步（promenda）的对比，即“在游行中前进”和“出去随便走走”来简单地说明这一观点。在游行中（游行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都很常见，在欢庆的队伍中以及某种民间节日和庆典中），个人并不能决定他什么时候开始走，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以及他为什么而走。游行是一种集体的、超个人的行走模式。你并非为了从中得到乐趣而走，而且你也并不为了欣赏风景而走（你也不是因为你期待着漂亮的姑娘将会出现在同一条路上而去走走）。因此，“走”就是典型的非个人化模式，然而却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满足，人们感受到彼此间的团结，享受到节奏和激动以及不同寻常的装饰和整个活动的节庆气氛。让我们将其与“今天去散步”比较一下。去散步意味着，当你有了一个去走走的冲动，不管是想去漫步，呼吸新鲜空气，还是为了看风景，或者期盼意外的、有趣的相遇，还是为了独处或者为了刺激思考（一个哲学家曾说过，“我们最好的思想在我们散步时到来”），不管目的是什么，散步是自由的活动，源自个体的一时兴起，源自任何他想要的目的，而且可以突然结束；散步不需循着一条外在固定的、注定的道路，而是听命于个体的意志。我们将散步看作现代特有的活动。农民不去散步，中世纪的人们也不会为了愉快而散步，直到城市生活变得高度发达之后。中世纪时期，那些首次表现出一种现代世界的解放精神的人通常异常看重散步。哲学家狄德罗，当他想要记录对话，记录一位异常勇敢而深刻、周到而善交际的榜样人物时，他将对话集题为“LesAlleés”。散步是享受巨大的自由经验的机会。思考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以及个体的自我决定。去散步是非社会或反社会的行为吗？根本不是。散步是有灵感的活动，只有在个体已经被允许更自由地决定其生活的文化组织模式中才存在。今天，更多的人选择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延续父母的职业。现在，更多的人选择他们自己的伴侣，而不是接受提前由父母安排好的婚姻。随着世界上散步数量的增长，社会中也出现了一股更大的批判精神，而且出现了更多这样的人，他们善于观察，并且热衷于将世界和所有的人看作是重要的。因此，去散步就是复杂的个人活动的一部分，是对个人行为模式的创新，它赞成自由的经验，支持释放个性的创新形式、同志关系以及从地方生活的狭隘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散步”同样依赖于社会制度。它依赖于铺就的街道，依赖于城市机构更高的发展阶段。它依赖于交通的管理。它依赖于市场的发展以及街道上商品的户外陈列。它依赖于更大的闲暇和街道上个人的自由。这里也存在一种家庭关系的转变，据此妇女可以散步而不被监护。所有这些条件构成了一个整体，但并非仅仅构成一种破碎的、混乱的反社会性，而是表现了一个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其中自由的条件被无意识地追求并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过去四百年的大发展，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这四百年里，旧的、建立在土地资产和农业基础上的贵族封建社会先后被由贸易和工业占主导的社会所取代，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构成的中产阶级取代了老的封建贵族和王室。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民主制度和司法关系，其中包括契约自由。这种自由被写进法律，尽管它并不适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你必须记住，尽管这些条件是为整个社会而形成的，但同时又不是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位成员的。这种文化，在顶端最发达，在底部最不发达。但是总体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民主制度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发展，它趋向于向更大的社会群体扩散。同样，我所描述的现代艺术的个体主义的那些特征，远不是对社会关系的否定，而是某种社会关系模式的成果。这一模式自身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进行斗争的结果，以反抗在既定体制和法律中存在的对自由和个体性的压迫和限制，而这些既定体制和法律是超个人的，而且豁免于批评。但是，快乐地生活在这些自由的情况下，这些特征也产生了某种生活的困难，产生了人的一种真正的无能。从旧时候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而言，当时的压迫至少有某种正当性。如我所言，现代艺术依赖于新的个体自由的观念，但这一观念并非由所有人共享，而且自身也是现代生活的深刻矛盾和困难的一个来源，因为在假定的价值（法律上或司法中描述的价值，宪法上所规定的价值）和大部分人的生活现状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这些观点，如现代艺术是纯粹的，现代艺术是超现实主义的噩梦，或者现代艺术是无意义的，都片面又怀有偏见，它们源于这一习惯做法，即分离出现代艺术的一个倾向或一个特征，使其代表整体，然后通过它来攻击整体。但是事实上，现代艺术中有很大一部分嬉闹放浪、耽于肉欲，如亨利·马蒂斯的作品；另一种现代艺术严肃而精确，其态度类似于科学，如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还存在一种现代艺术古怪而顽皮，充满想象又天真烂漫（虽然并不是完全天真的）就像保罗·克利的艺术；另外一种艺术，愤怒而绝望，残酷成性，充满暴力和怨恨，就像毕加索的某些作品；也有一种别出心裁的宏伟艺术，来自于同一个艺术家——毕加索；有一种艺术试图用新鲜的眼光去处理我们周围那些早已熟悉了的现实，就像现代写实主义绘画的某种模式。现代艺术的态度具有巨大的多样性，但是如我所言，统领整体的是对那些潜藏在于结构与风格中的主题世界和精神倾向的核心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人性的态度，这也是一种伦理和社会态度，与我们社会最发达、最开明的思想相连。站在这些立场上，可见这就是我试图根据现代艺术所谓的反社会性去定义的东西。四、现代艺术为何备受争议？考虑到这些事实——我相信目前为止我所谈的这些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称其为“事实”——那么，现代艺术为何如此令人不安？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和个体性的世界？为什么在接受了现代艺术的潜在价值、授予个体的创造力、对每一个人都可能的这一理论的情况下，现代艺术还能让大都会博物馆的主管认为其是毫无意义或色情的？为什么它令这个国家的总统，德国之前的独裁者以及俄罗斯现在的独裁者感到不安？它必定有非常奇怪的一面，使这一艺术不能接触它本注定要去的世界。是因为我们终究不支持这些价值吗？是不是我们并非真的致力于精神的自由？或者艺术中的自由对于我们来说太困难了或者太危险了？在我们当下的文化及我们整个生活结构中，解释这些冲突并不容易，我想对其做些评论。尽管对发展和内在自由的承诺存在于我们的教育，以及所有官方的文化、道德和宗教机构中，但事实是，大部分人内在地并不自由：他们害怕思想和感受的自由；更甚者，有些人很久之前就放弃为高贵地、创造性地生活而努力。在你们的年龄，当你还没有谋生的责任，还没有在实际斗争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道路的责任时，以下这点似乎显而易见：一个人应该自由发展他的兴趣，并且应该按照其理想的抱负生活。但是，当他们三十岁的时候，大部分人已经完全陷于日常习惯；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在做他们不愿做、十年前也没有想过会做的事情；他们感到自己被困在一个压抑的责任机制中，但只有少数人从中挣脱了出来。然而，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例外，一种克服因循守旧的不安意识和缺少内在自由的方法。对于“内在自由”，我指的不是一年投票一次或者四年投票两次。我指的是严肃地对待你所热爱的东西，你想要成为什么，以及你想要做什么——感受你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是什么，在你的世界里就像艺术家在他们的世界一样，冒险去做为了更高的成就所必需去做的事。这非常困难，大部分人在面对现代艺术家对自由的表现时感到不安。对于他们身边那些因循守旧的人来说，这更是一种挑战。因此，人们将艺术家看作危险分子，甚至认为他们犯了罪。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范例向人们建议了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这些行为会产生与家庭以及周围世界的摩擦。这些行为也与我们社会的统治价值相冲突，这些价值建立在财富的积累之上，但被卷入公认的不确定性中，这种不确定性充斥于整个市场经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为了取悦别人而做一些事情的需要中。这个世界，尽管声称社会是由自由个体构成，然而实际上却依靠承认个人是不自由的才得以运行，尽管他能够替代性地享受电影提供的那种炫耀的、虚伪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看起来像现代艺术中的自由和个体性价值，本质上却不过是这种自由的拙劣模仿。在好莱坞，我们并非对那些演员所表现的人物感兴趣，而是对男演员和女演员自身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感兴趣，他们由于其人格的魅力和某种过人的天资而具有异常的行动自由。今天使一个人具有价值的两样东西主要是：第一，人的美学价值，即他的外表的表现性；第二，人的生产力，即制造某物、担任一份工作的能力。个性，一方面被视为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另一方面被视为不过是一种天资或优越性。这些成功的个体性的主题，虽然对于现代文化如此重要，却被转换成电影演员空洞而荒唐的行为。他们为成千上万的观众表演，为这些观众提供一种在他们的生活中如此罕见的胜利、自由和满足的短暂安慰和享受。电影是现代文化的主导价值观商业化的一个例子，这些价值观建立在个体之上，建立在对幸福、审美、个人以及生产的理想化之上。考虑到现代艺术对自由的表现，对内在生活的呼吁，以及对那些诚实面对个体的压力和欲望的形象的反映，考虑到现代艺术促使我们更严肃地对待我们自己的内在生活，那么现代艺术为何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被公开承认的？因为，恰恰当面对自我的探索时，我们有一种负罪感和不安；而艺术家则愿意直接面对，并在他的作品中唤醒它们。这让我们感到不安，因为它将我们内在的要求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摆上了台面。这就是为何现代文学（尤其是）被如此经常地指控为不道德或不适合于现代个体的原因。但是可能是这样一些人对其作出最猛烈的攻击：他们对自己精神的软弱，对他们内在世界缺乏正直和真诚感到深深地不安。我在这里要指出，在古老文学传统中的那些伟大作品，如《奥德赛》和《哈姆雷特》，正是关于乱伦、谋杀和可怕罪行的。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没有人想要去谈论或面对的事情，它们却是所有被创作出来的作品中最伟大的那些艺术作品的主题。那么为什么人们说现代艺术是不健康的，就因为现代艺术以某种奇怪的或令人恼怒的方式指涉于内部世界吗？（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既能欣赏那些艺术的经典作品，它们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乱伦和杀父娶母的主题上，而又同时回避一幅画，仅仅因为它是暴力的、热情的，或者因为其主题太“主观”或太暴力，那么这将是最矛盾的观点。很明显，他们做好了准备去接受往昔的作品是因为他们能使自己与这些作品充分地分离开来，而要使一个人与持续的当代性、现实分离开来，以及与那些与我们目前的生存相符的形象分离开来，就比较困难。五、现代艺术的时代局限性最后一点。如果现代艺术是如此自由而个体的，如果它朝向所有经验，尤其是当代生活，那么现代艺术为何不能描绘那些奋斗、英雄、政治、社会的形象，以及表现当代大部分人的悲剧生活的形象？如果今天这问题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它就具有某种重要性。首先，当我们要求现代艺术家向具体而自明的绘画世界引入集体经验中痛苦而悲剧性的方面时，或者甚至要求现代艺术家去表达集体的理想和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当代事物并不是艺术必然而内在的主题。人们经常问，“如果古希腊艺术表达了古希腊人的公民意识，中世纪艺术表达了宗教团体的意识，文艺复兴艺术表达了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城市的商人社会的价值观，为何现代艺术不能以相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社会价值？”然而，如果读完修昔底德对希腊城邦间的战争和雅典的衰败的非凡描述，你转向公元前五世纪末期的雕塑，询问“在古希腊艺术中，哪里是修昔底德描述的世界？”你必须回答“没有任何地方。”在希腊艺术中几乎没有形象能使我们洞察这一事实，即这是一个充满巨大斗争、灾难的时期，它标志着雅典的衰落。同样，虽然中世纪大教堂的形象经常被我们看作是百科全书般的，提供了中世纪世界人的最综合和最完全的表现，但是如果你在教堂中寻找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形象，以及那场在12世纪初以烧毁拉昂大教堂而结束的冲突的形象，以及所有那些导致了农民起义，城市人和大主教之间的斗争，以及形成市政民主体制的经验的形象，你不能指望它们会以一种清晰的方式被再现出来。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今天对艺术家的这一要求，即他们应该通过现代艺术呈现他们的世界，包括其制度生活和那些重大的历史斗争，是一种特别现代的要求，在18世纪末期之前不可能被提出。只有在18世纪末期之后，才出现了这一新的观念：即艺术应该直接呈现普通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伦理冲突中的经验，不是转变成寓言或象征，也不是将其联系于与这些观念相关的早已存在的宗教观念或神话系统，而是以其日常完整性和可识别性呈现出来。这是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一个现代观念，尽管在17世纪就已经有了这种方法。只有当存在着争夺政治权力的不同群体，他们在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就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提出具有普遍性、为全人类代言的信条和价值观时，矛盾才会产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社会生活建立在新的“人”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其中人的权力，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与个体的职业阶层分离开来。中产阶级为了推翻权威，将自己假扮成全人类的发言人，成为农民、工人、每个人的发言人。尽管最后的胜利是他们的胜利而并不属于下层阶级，但是这一信条仍旧为下层阶级的要求做了准备。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这一伟大时期内，我们遇到了雅克·路易·大卫、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以及司汤达和其他人，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们站在相反的一面），他们都同意艺术的范围应该是整个社会现实。这是发现社会人的完整性和历史本质的时期。而且正是在这一经验语境中，文化要求一位思想者发挥批判工具的功能，要他反对过去，构想或预期一个新的未来，并且帮助创造它。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对人民的凝聚力和社会中的利益冲突的敏锐的感受，达到了最高程度。然而，在1848年或1850年以后，这种艺术和文化观念就衰落了。原因很简单，当取得政权并曾帮助创造了这一批判的文化观念的社会阶层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他们反过来就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更低的社会阶层，即欧洲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提出革命口号，要求一种真正的平等，一种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的平等。在这一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以前作为一个隐蔽的群体而存在的中产阶级就开始重新铸造那些古老的价值构想。尽管只在节日场合才宣传，但这些价值倾向于将过去被批判过的旧体制（尤其是宗教权威观和稳固的道德观）看作是更有利于维持现状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巨变，凭此，文化从作为个体世界的批判性探索工具和对普遍价值的彰显，带着对压迫性的国家体制的抨击而来的全部痛苦，渐渐地将其阵地转移到文化中更加私人和更加被动的方面，转移到性和愉悦的领域，而这些领域自身就是19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随着大城市、铁路运输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出现，私人领域日益成为文化的载体。而这一切都源于以下发展，即随着这一权力的确立，出现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提升，社会取得了比之前几个世纪的人力所能取得的更大的财富积累。因此，文化作为享受方式和愉快的观念，以及个人能够使其私人生活和睦、安逸、充满装饰性，赞美他自己的自由的能力，占据了主导。结果就是，艺术越来越集中于感觉和愉快的世界（如在印象主义中），集中于对商品质量的区分和生活的欢愉，尤其集中于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增加的闲适。艺术领域越来越联系于个体所具有的去享有一种不成问题的隐私，去自由行动，以及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环境的更大可能性。但是同时，它也带给很多人一种不好的意识。那些高度正直和真诚的人，那些能清晰地判断其日常关系的人，开始对他们已接受的社会中出现的虚伪和不公越来越感到不安。这一主题最为频繁地出现在19世纪中期和后期的高级文学中。但是，我描述的这一过程是一个双重过程。如果某种自由增加了（例如，个体在空间中的行动自由），其他领域的自由就减少了。这体现于随小企业的衰落而来的经济的不安全，尤其体现在战争中。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被身不由己地推入死亡的挣扎，他们既不能决定或预测其开始，也不能预测其后果。长期看来，战争总是灾难性的。于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个体性的观念就摇摆于这两者之间：一方面是对感官和生产力的确认；另一方面则是对愤怒和绝望的感受以及对自我确认的寻找，而后者被看作唯一的自由世界。这在德国最明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乃至更早，当艺术被构想为唯一私人的和理想的自由领域时，政治、社会、经济等实用领域则被认为是一成不变而具压迫性的理性领域，这些领域高度组织化，非个人化，并且对个体漠不关心。因此，在这一世界中，艺术作为唯一有效的自由领域，就要求一种特殊的同情；但是，艺术领域却并非现代个体唯一欲求的自由。因此，他感到伤感，因为他被卡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自由的世界，却排除了与那些最重要也最具决定性问题的联系；另一方面，是个体命运已被决定的行动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再具有任何文化资格。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一困境？”那么在试图克服这一困境的结果中，我们能找到答案。我们会发现，过去五十年来，那些想要创造宗教或政治，伦理或道德象征艺术的努力，零零散散而又毫无成效。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德国和俄罗斯，甚至在美国和墨西哥，只有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那里社会变革即将发生，或者个人在那里感受到和广大群体的团结，感到自己是一个团体的成员，而这一团体要公开地进行生活的变革，就像艺术家要进行艺术的变革一样——艺术家们才能获得那种动力、勇气乃至必要性，以在他的艺术中引入属于更广大的集体世界的主题。但是依我说，这是非常罕见而特殊的机会。在苏联，官方艺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但是这一艺术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元素。我们可以通过检验那些画的形象来验证这一事实：这些艺术中没有展示任何人民、权力和镇压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且在艺术上，它们也完全缺乏那种自由的性质，而这种自由在过去150年来的艺术中已经变得异常重要。总之，我相信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只有当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被实现（我的意思是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前后已经被预见和拟就了的那种社会），其中没有人拥有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的权力，而且个体的特殊性得以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获得真正地尊重，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客套，现代艺术的个体主义才能够被保持。但是这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个体主义，它拥有全新的目标，这些目标来源于对爱、同志友谊以及欢乐等价值的真正成就，而这些成就，除非那些最初的社会理想被实现，否则就不可能存在。
艺术的统一性的假设——论统一性及其他审美标准（1966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艺术的统一性的假设——论统一性及其他审美标准M．夏皮罗来源：《当代美学》之《第四章有关艺术的若干假设》第一部分[美]李普曼（Lipman，M.）编；邓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译注：本文选自《论完美、一致及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载胡克（SidneyHook）编《艺术与哲学》（1966）。夏皮罗（MayerSchapiro）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曾在哈佛大学和瓦堡学院（伦敦大学）执教，他对中世纪及现代艺术著述甚多。一本文旨在对人们认为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一些性质作一考察，这些性质就是完美、一致以及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们都被人们视为美的条件。虽然对这些性质的判断是基于对艺术品整体结构的直觉感受的，但由于经验的发展，它们却常常有所改变。这些性质从未得到过充分的认可，有时倒会被一点新的管见否定。作为价值标准，它们既不严密，也不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伟大的作品就并没有这些性质。例如统一性在许多毫无魅力的作品中都可找到，而一部精彩绝伦的作品却恰恰可能缺乏统一，秩序之于艺术就如逻辑之于科学，它是内在的要求，却不是足以使一件艺术品出类拔萃的条件。秩序有的单调乏味，有的妙趣横生，有的平淡，有的优美，有的扑朔迷离，有的则冗长沉闷。二完美一词常常言过其实，它表明观察者觉得作品恰如其分，相信作品无瑕可击，而只要动它一根亳毛，就势必毁掉整体。然而我们对一部作品的认识却并非面面俱到。我们看到的只是某些局部和方面。第二眼看到的东西往往比第一眼多得多。我不应该把某部分的完整扩大到整个作品，把它跟整个作品的完整混为一谈。内行的检查不仅会发现世人公认的名作上面某些先天不足的瑕疵，而且还会发现后人的修补所造成的变化。至今还保持本色的名画可谓罕见，可是甚至是细心的观察者也常常看不出这种变化。人们将会发现象伦勃朗[1]的《夜巡》这样看起来完整、布局匀称的画，实际上残缺了很大一块。荷马的《伊利亚特》里，许多诗节是后人的伪作。参观沙尔特[2]大教堂的人当中，极少有人能把窗户上原来的彩色玻璃与后来尤其是现代装换的玻璃区分开来。沙尔特教堂这个例子还提醒我们：判断艺术伟大与否，不一定根据它们是否风格如一，是否完整。这一建筑奇迹凝聚着许多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的共同劳动。这些艺术家各自的能力、相异的风格，甚至他们对彼此协调的漠然态度，都无法阻止世世代代的参观者把这教堂尊奉为艺术的顶峰。它不是一件单一的艺术品，而很象圣经、一件我们视为无与伦比的整体的若干艺术品的结合。如果说巴台农[3]的废墟通过它那保持着昔日雄姿的断壁残垣焕发着艺术魅力的话，那么在沙尔特我们看到的整体却把迥异的观念并列起来：两座西塔，虽然在十二世纪同时动工，却在不同时期竣工，其中之一在哥特式建筑后期，它的风格与整个建筑的正面基本上是对立的；壮观的西门也非按原设计所建，好几个气质相异、能力不等的雕塑家在这里付出了劳动，还有些部分被武断地剔除或替换，以适应结构上的一点变更。即使在出自一位大师之手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出在创作过程中一个新的念头的产生所造成的不协调。米开朗基罗就改变了在西斯廷教堂[4]中央过道的天顶上人物的尺寸。此外我们还能举出在某些方面不完整或缺乏一贯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绘画和建筑。有的人甚至可能有这样的看法：最伟大的艺术品中的不完整和缺乏统一正是最严肃、最勇敢的艺术的诞生过程的证据；这种艺术是极少一丝不差地按照固定计划完成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的若干偶然事变。比较而言，在小作品中完美、完整和严格的统一倒还更有可能。荷马、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以及托尔斯泰这样的巨星给我们留下的作品充满了难以确定的特征。萨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在评价莎士比亚时，罗列了莎翁作品中的一些种类的败笔，如果将它们孤立起来看待，那么任何诗人的作品中只要有它们，便是拙劣之作。但萨缪尔·约翰逊同时也认识到，莎翁的力量正在于，尽管他的作品中有这些缺点，却仍然引人入胜。阿诺德（Arnold）在评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说这部作品结构上并不高明，作为艺术品，它是有缺陷的。但随后他却又补充说（和其他许多人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一样）托尔斯泰的小说不是艺术，而是生活本身。长期的经验和对艺术品的深入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对艺术中的完美的判断，正如对自然界的一样，只是一种假设，并非由直觉确认的事实。这一假设暗示，曾经一度被人们发现的一件艺术品的优点，将来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且，如果说这种判断包括了某些部分的特点以及它们与某一特定的整体的关系的话，那么以上假设还意味着：在人们认为完美的范例的那些部分被发掘出来的某种性质，将来也可能在其他各部分被发掘出来。当然如果在作品中人们看不到杂乱和缺点的话，也会造成反面的证据。但是经验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对艺术品这样复杂的整体的认识总是极其有限的。在一个圆上的极小的断裂或凹处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我们对长篇小说、建筑、图画、奏鸣曲这样复杂的对象的印象却只是一种总和或积累，其中一些因素即有改变，也不会对我们的整个感觉产生明显的影响。对这种复杂的事物的认识是迅速的，也是宽容的；它把一些特征孤立起来看待，随意忽略另一些特征；为了更重要的印象而容忍了大量含混的地方。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局部而已，指导我们的却是以往的经验、预期和观察的习惯。它们即使在我们对一件对象进行最专注的观察以期获得最完整的认识的时候也有高度的选择性。所以，如果一位行家能在一件家喻户晓的作品中找出某些未曾被人注意到的细节和联系，证明它曾被人更改过的话，就难怪人们会感到惊讶不已了。这位专家为了这种探究而培养起来的敏感，就象显微镜一样，它能揭示作品中一般眼光所无法洞悉的特征。但即使是行家也难免有盲人瞎马的时候。认识作品本身，完整地认识作品，只不过是世世代代的人们的共同的见地而已。新的观点不断揭示着前人忽视了的重要特征，使这一目标有了根据。在所有这些见地中都包含着对发现艺术品的新的结构和特点的要求。三前面已经指出有关艺术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的判断难免有误，这一点也适用于有关不一致和不完整的判断。这类判断经常以风格的规范为指南，这些规范被当作艺术的普遍标准，禁止人们承认违反这种风格的形式原则的作品的结构。在实践中这些规范不断得到观察的证明，这些观察表面上是对一种性质的不偏不倚的认识，实则为这些规范所左右。这一点通过现代艺术，尤其是立体主义绘画的遭遇已为我们所熟悉。人们一度曾栺责这些艺术毫无形式，而后来持另一观点的人又批评它们过分突出形式。很明显，秩序的种类甚多，我们对秩序或条理性的印象叉受到这种性质的某种模式的影响。对那些习惯于古典构思的人来说，对称和明显的平衡是秩序的先决条件，某些局部的突出、明晰的组合和明确的对称轴是布局合理的整体的不可缺少的特征。这种规范否定结构中的复杂性、不稳定性、融合性、分散性以及破碎性。然而这些性质却可能形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依照另一种审美观，就可能从中找出规律性。在蒙德里安[5]和早期康定斯基[6]以及更近的抽象绘画中，那些现代作品中的不规则因素和关系是形式的多种对应：这些因素可能是清一色的，或有限的一组色调的直线，它们被集中在一个明显的共同平面上。无论乍看上去它们多么杂乱无章，这些因素却构成了具有明显亲缘关系的图形的家族。画上毗邻部分的稠密度大致相同，即有差异，也恰到好处。到了一定时候，人们总能在所有这些互不相让的杂乱的图形中发现古典作品那样的和谐形式中的那种平稳。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其秩序被长期误解的中世纪艺术的例子。这就是苏亚克[7]的那载有狄奥菲勒斯[8]圣母玛丽亚和撒旦的故事的罗马式浮雕。虽然这浮雕形象清晰，但对熟悉罗马式艺术的鉴赏家来说，它却不够连贯。人们把它的缺点归咎于欠完整，说这是由于在将这一巨大的不朽浮雕从原地搬迁到现在的位置时丢失了某些部分造成的。可是对组成这座浮雕的石块接缝的研究却证明它完整无缺，对它的形式的更细致的观察更揭示了这些形式之间的可信的联系，在人们认为中断了或有所残缺的部分中存在着许多惊人的和谐一致。之所以一些观察者感到这一奇伟而有力的作品杂芜残缺，是因为它打破了人们习惯的传统的多层结构。四以下我要谈的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这是一个更微妙、更难以捉摸的概念。作为价值的基础，它有时被解释为形式的诸特质与某一被表现的主题的诸特质和涵义的明显对应关系——一种颇具魅力的概括性模仿。这样，在一幅反映暴力行动的绘画上，甚至在其稳定的附属部分中就有许多交叉的、互相冲突的、破裂的图形，而一幅表现静止的画面，就主要由水平图形或大量的空白组成。这是声音与感觉结合的诗的理想。我们必须把统一性的这种概念与以下理论性概念区别开来，这就是：既然所有的形式都是表现，既然作品的内容就是作为摹仿和表现结构的形式的意义，那么内容和形式就是同一的。在一种形象模仿中，一切图形和颜色都是内容的组成要素，而不仅仅是一种手段。一幅画上面有任何细微的变动，都成了其对象的不同写照。因此同一个人的两幅形式不同的肖像，虽然题材相同，内容却不一样。一个特定的形象模仿的内容总是由它本身和它激起的适当的思想感情共同构成。如果象在建筑术、音乐和抽象画中那样没有形象模仿，那么在作品功能的范围内形式的性质、它们的表现性，就是作品的内容或意义。用第二种方式来看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就适用于好好坏坏的一切艺术品，就不是价值标准。它既是内容的某种定义，又是艺术的某种定义；虽然它同样也适用于口头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言语的外部特征和传达的信息都包括在内容里面。看来，比起形式的统一和内容的统一来，在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中的统一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人们认为在前者中，可区分开来的部分应互相适应，保持和谐。然而，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所表现出的东西却无需在一种内在和谐的范围内统一起来，即使在意义不统一时，这种一致也同样能够存在。如果要判断一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否统一，我们甚至用不着对它反复思量，因为它的依据正是艺术品的内容的定义。这样一来，“形式与内容”的结合的意义就不够清晰了，我们不知道作品中是什么东西作为明确的实体或特质与形式结合起来。这种概念与内容是意义的总和这种观点不同。在后者中，意义包括了作品的题材中、形式中和功能中具有多层内涵的意义。这种内容是开放的，而不是确定的，它有待于不断地发掘，不可能为一时的灵感揭示无余。因此，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就是可以说明的若干形式和意义的和谐。在某些作品中，这种统一的广泛使人们相信作品中的一切都表现出这种惬意的品质，而这品质就是作品的美的基础。这种对广泛的统一的判断，其实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任何认识过程都无法使其完整和肯定。对于艺术中的统一和完整的判断，亦如对自然中统一和完整的判断一样，依赖于一种选择性的眼光，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有时是习惯性的肤浅的选择。人们在对待其他错综复杂的事物时也有这样的悄况。当我们认为一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时候，我们可随心所欲地挑选形式和意义中互相契合的那些方面。给我们一致的印象的并不是整个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而是它们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我们根据类推或表现上的对应现象，把它们拉扯到一起。内容和形式是复数概念，它们在同一作品中就各自包括了许多部分。形式与内容这一术语之所以含混，是由于人们无法明确指出在哪个部分存在着这种联系或统一。在任何作品中形式和意义在结构上、在表现和再现上都分为几个层次级别。线条、片、空白、色彩明暗构成了绘画的不同层次，戏剧小说中的言辞、行动、人物和叙述的主要顺序作用亦复如此。除此之外，这部作品的每一个这样的方面又包括了属于该时代的风格的因素和特征，其他属于艺术家个人的特征，以及这一作品本身所独具的特征。对整个艺术品的直接认识，既不可能一一评量它们对内容的作用，甚至也无法解释它们所表达的意义。让我们再以加托[9]在帕多瓦[10]的壁画为例，来看看大型连环图画。这组壁画的每一幅画面都以自己独特的形式构成了独特的形象，但它们又通过共同的形式和色彩浑然结成一体，尽管各自题材不同。当这一整体一下映入你的眼帘时，即使你通过对重复出现的因素和关系的考察证实了整个作品的统一性，也很难观察这一具有概括性的表现和意义的庞大整体。同样的概括性表现和意义在加托对基督的故事的见解中也可找到。但即便找到了，我们也无需为了对这壁画作出适当评价而去彻底了解它们。如果在所有这些画面中都贯穿着同一种观点，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视为内容的特质，那么，在每一个画面中又不难找到某一特殊形式，其特征不足反映这一基本观点。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种理想的假设，或遥远的目标呢？这一点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来：我们在欣赏某些形式的时候，并没有认真注意它们所表现的意义。在有些作品中，我们几乎不可能考虑这种包括内容的统一，因为作品的原旨太难理解。我们对过去的艺术品的理解，极难达到其创造者同样的水平。一些最伟大的作品的意义至今还无定论，继续吸引着聪明的美术鉴赏家。有人假设，如果我们搞清楚作品的形式表现的是什么，它们的深层意义原本又是如何，就一定能打开另一个天地。但这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虽然有人确实根据对作品意义新的解释对它们作了调整。如果对提香[11]的《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不确定题材的某种可能性解释被作为定论接受，这件作品的艺术特征和价值大概也是不会改变的。经过了长期研究之后，我们对西斯廷天顶画的内容的了解就不如对它的形式的结构的了解那样清楚。如果我们去奢谈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那无异于不懂装懂。我们之所以对其内容把握不定，并非因为艺术内容根本无法变为文宇，而是因为难于充分认识作品的中心思想；而唯有把握了它，我们才能进而认识作为整体的意义，这一整体包罗了题材、涵义范围，以及诸表现因素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无作品的中心思想，这些因素就会互不相关。对画家来说，每一个人物形象都不仅有一种明确的意义，而且还有许多涵义。他要让别人认识这一意义，而他把这组画视为一个综合体的构思以及对形式方式的细节的安排都取决于这一需要。撇开这一点去谈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不仅势必阉割内容的本质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视作品本身的目的。每一个人物形象又是一个形式，它在整个群象中有固定的位置和艺术功能，因而也有自己的画面意义。我们无需知道这形象代表什么、意味什么，它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如何，也可以掌握这一点。尽管这一整体对我们还是一个谜，但它仍然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这一事实使我们不由得对那种认为对形式的经验必然掺合着对内容的经验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在这里，形式事实上对我们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它强有力地感染我们。透过它，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创造力、想象力、他对人的看法以及他作为活生生的人的风格。如果有人站在伦勃朗的《持刀的人》前面，却拿不准画中人究竟是一位屠夫还是参与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12]的凶手，那么他也还可能欣赏这画上明暗之间、色彩与笔触之间的和谐，欣赏画家塑造沉溺于感情和沉思中的复杂的人物形象的能力，这种欣赏却无需把画的性质与艺术家意在表现的主题明确联系起来。即使我们不知道一幅肖像画中的人物姓甚名谁，也同样可以赞赏技巧对个性的表现力。然而对艺术家来说，画中人的身分却是最重要的。他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对象，调动了最有效的表现形式，而这一对象的性格特征及意义我们只能从画上猜出一鳞半爪来。作为形式，不同作品的结构有不同的清晰度。在小说中我们极少留意形式；在建筑、音乐和某些种类的绘画尤其是短诗中，形式就较为明显，而且是作品的一目了然的表面。有谁能够在拜读了托尔斯泰的一部小说后，象复述这故事或提纲挈领地总结贯穿于整个情节的思想感情那样清晰地回忆起它的形式呢？当然，为了表现其中丰富的内在意义，这小说肯定有一种秩序、一种叙述格式、独到的句法和造词方式，语言、人物和情节的对比和重复等。可是我们读书时却没有注意到它们。风格、叙述的形式就象透明的中介，通过它们，我们去体验情节及人物的感情。但即使是低劣的作品，只要读者着迷于故事情节，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作为一种价值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我们认识到托尔斯泰的小说的形式，我们也不会象谈论内容那样来谈论它。无论是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无比晓畅的手法，还是他的叙述内容，都是同样的纯净和真诚，显示出他的艺术至少在形式与内容的某些方面的统一。这里，统一存在于共有的性质中，而不在某种无法分解的组合里。事实上，有些艺术家，由于其风格习惯常常掌握着某种适用于许多内容的形式，掌握了一种意义丰富、可做不同处理的题材或主题的概念；对于他们，形式和内容是可以分割开来的。在创作过程中，他们使这两个可分割的部分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造就了作品中形式和意义方面的独特品质，使它们之间既有许多共同点，又有差异。人们可能欣赏一位作家在复杂的故事中运用的优美而朴素的语言，并不一定把它视为内容的属性。形式与其表现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个人特有的，例如作为书法艺术品的手抄本的美；也可能是规范化的，例如作为印刷艺术的油印书的美。我们赞叹手稿的完美、间隔均匀的字行、装帧，但却从未考虑文字的意义。我们无从根据书页的质量来想象文字的质量。而且我们知道，不管书法家要写的是什么内容，这种艺术形式都能够表现它。一般说来，书法家对于手稿的意义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书法由于其内容浅显，由于它仅仅局限于妍美流利的字迹的表现力，从而也就是一种低级的艺术的话，那么就在这些书中我们还可能看到一些较为复杂的袖珍绘画，我们愉悦地观赏它们，但对其意义却漠不关心。因为除了专家学者，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它们。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一慨念必须能对以下事实作出解释：有的传统形式是独立于题材的，在许多不同的风格中显得是一个样。在绘画和雕塑中，所谓摹仿风格就是适用于不同主题的形式的系统。例如，古希腊人在瓶画中，在黑色的底上画红色的人兽形象，或在红色的底上画黑色的人兽形象，形成一种独具一格和引人入胜的形式。但无论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瓶画的内容，都很难证明这两种不同的颜色搭配跟它有什么关系。对神话故事和日常生活、悲剧和节日活动、体育和性爱的摹仿用的都是这两种色调的对比。风格不同的艺术家接受了这一传统色调搭配，又各自赋予这种基本形式以不同的性质，这些性质不仅可能与他们个人的独特风格有联系，而且还可能与他们对某些主题的个人见解有关。但是从各图案的具体内容，甚至从被我们视为具有特定的一组意义的题材的内容当中，我们仍至少可以辨别出这一形式的某些特征。也许这一传统配色能唤起某种感觉，产生一种与生动而客观的摹仿和谐一致的古朴吧。可是，即使我承认这种解释，即使我认为这种绘画完美无瑕，也不敢预言说，这种艺术中的一切传统形式和题材都与一种始终如一的表现中的形象的意义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这种色彩搭配的形式与在整个古希腊的艺术的选材和主题中所表露出来的世界观联系起来的话，那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层次，这样的意义在作品中是没有得到明确表达的。与其说希腊艺术家们是表现他们的世界观，毋宁说他们是表现神话故事。不过，有人提出，他们多少是把世界观当作一种类似语言的结构来表现的，在这结构的某些特征中表现出了一种文化中的普遍态度，这些态度在另一些更直接的形式中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达。然而我们必须说明，尽管形式与世界观之间这种假设的联系颇能唤起人们的想象，尽管这一假设在我们对希腊文化的认识中扎下了根，尽管对于我们它具有直接掌握的意义的那种简单和不言自明性，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却没有象画上人物的微笑或黑笆与红色之间的对比那样构成这些艺术品的明显特征。它只是一种混合物，一种迄今仍未确定的解释而已。无论是可分割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绝对统一的观点，还是它们不可区分的观点，都基于一种唯心的认识，我们可以把它与一个神秘主义者对世界或上帝的同一性的体验相提并论。这种体验是对一种无处不在的神意或在千差万别的事物中存在着的绝对统一的感觉。我认为，尽管这种看法中含有对价值的虔诚信念，却无助于对艺术品的完整体验。它只标志了一个瞬息、一个侧面，无法说明悉心观察所揭示的同样能使人倾倒的艺术品。为了认识艺术品的本来面目，我们应能使自己的态度适应不同的部分、不同的侧面，使整体的形象在连续的认识过程中逐渐丰满起来。我在前而说过，当我们把一件艺术品视为一整体时，其实并未看到它的全貌。我们力图全面地来观察它，使之浑然成为一体，但是观察总是有选择和有局限性的。批判的观察者由于知道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对艺术品采取一种探索的态度，不仅研究我们称为整体的主要方面，也不放过细微末节。他重视别人的观察，他在观察中集思广益，并愿意与持不同见解和判断的人互相切磋。他经历过豁然开朗的时刻，也强烈地体验过艺术的统一和完整，而这些都不是唯独他一个人才有过的经验。[1]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荷兰画家。——译者注。[2]沙尔特（Chartres），法国中北部一城市，——译者注。[3]巴台农神庙：祭雅典娜女神的庙，在希腊雅典。——译者注。[4]西斯廷（sistine）教堂，以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及其他艺术家的壁画著称。——译者注。[5]蒙德里安（PieterCornelis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译者注。[6]康定斯基（WassilyKandinaky1866—1944），俄国画家。——译者注。[7]苏亚克（Souillac），法国城市。——译者注。[8]狄奥菲勒斯（theophilus，公元829—842年在位），东罗马帝国皇帝，著名的反偶像崇拜者。——译者注[9]加托（GiottodiBondone1257?—1337）意大利画家。一译者注。[10]帕多瓦（Paduan）：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11]提香（Tizianovecellio1477—1576）:意大利画家。——译者注。[12]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Massaereofst.Bartholomew），亦称圣·巴托罗缪惨案。指1572年8月24日夜法国天主教对胡格诺派（Huguenots）的大屠杀。——译者注。
论风格（迈耶尔·夏皮罗，1953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论风格STYLE迈耶尔·夏皮罗（1953年）↘迈耶尔·夏皮罗《论风格》（STYLE）正文来源：《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沈语冰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导读迈耶尔·夏皮罗（1904—1996）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之一。他的兴趣广泛涉及中世纪绘画、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以及19世纪、20世纪现代艺术。一般认为，他的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与中世纪图像学家的方法，为他带来了对艺术，特别是对现代艺术的丰富诠释。他的主要成就反映在一套四卷本的文集中，分别是《罗马式艺术》（RomanesqueArt，1977）、《现代艺术：19世纪与20世纪》（ModernArt:19thand20thCenturies，1978）、《古代晚期、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艺术》（LateAntique,EarlyChristian,andMedievalArt，1979），以及《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TheoryandPhilosophyofArt:Style,Artist,andSociety，1994）等。夏皮罗出生于立陶宛，1907年随父母移居美国。夏皮罗的父亲是一所希伯来学校的教师。他的父母都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犹太人，他们鼓励儿子多方面的兴趣，其中包括体育、摄影、电器，等等。夏皮罗16岁时毕业于公立中学，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艺术史、哲学、人类学。夏皮罗年仅19岁时，即以优异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当时，以鲍亚士（FranzBoas，1858—1942）为代表的人类学更吸引他的兴趣。在哥大时，他曾受教于中世纪专家德瓦德（ErnstDeWald）。夏皮罗自学了德语，读到了弗格（WilhelmVöge）与李格尔（AloisRiegl）的拓荒性著作。弗格论11世纪至12世纪欧洲纪念碑风格的著作，以及李格尔的“艺术意志”概念（艺术是如何反映其创造者的生活的）对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他还同样受到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波特（A．KingsleyPorter）的影响，他关于罗马式雕塑风格的著作，挑战了当时的人们认为法国对这种风格起着主导作用的主流观点。尽管波特邀请夏皮罗到自己门下作研究，但他仍然待在哥大，并于1929年在德瓦德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他的论文写的是莫瓦萨克风格（Moissac）的雕塑。到那时为止，罗马式风格主要被看做更重要的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先驱者。例如，爱弥尔·马勒（ÉmileMâle）就认为，12世纪的雕塑是近代传统的诞生地。夏皮罗广泛搜罗民间传说、碑铭、中世纪礼拜仪式，确立了莫伊萨克风格是一种十分成熟的艺术风格的观点，意图丰满，已构成近代艺术的预兆。1931年，该文的部分内容在《艺术公报》（ArtBulletin）上发表，一夜之间便确立了夏皮罗作为一位中世纪专家和有创见的艺术史家的名声。1935年前后，夏皮罗接待了大量来自欧洲的艺术方面的学者，包括戈尔德华特（RobertGoldwater）、巴尔（AlfredBarr）、潘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史温尼（JamesJohnsonSweeny）、有时还包括莫福德（LewisMumford），以及艺术经销商克莱因（JeromeKlein）。夏皮罗既在纽约大学，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直到1936年被任命为哥大助教为止。1936—1952年间，他还在新社会研究学校（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任教，对艺术家和作家们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夏皮罗是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的早期支持者，指出了立体派及其他现代艺术运动的思想价值。夏皮罗保留了他教养中的社会主义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季刊》（theMarxistQuarterly）、《新大众》（TheNewMasses）、《国家》（TheNation）及《党派评论》（ThePartisanReview）等杂志撰稿。与其巨大的声望相比，他的艺术史写作相对来说并不多产。1950年，萨缪尔·孔茨（SamuelKootz）委托夏皮罗和批评家格林伯格选择当代艺术作品，在孔茨画廊举办了一系列题为“人才”的现代主义艺术展。这些展览首次使克莱因（FranzKline）、弗兰肯泰勒（HelenFrankenthaler）、莫里斯·路易斯（MorrisLouis）的作品与公众见面。1950年和1952年，夏皮罗为阿布拉姆斯出版公司撰写了著名的《凡·高》与《塞尚》。尽管篇幅不大，怛这两部书迄今仍然是他的分析方法的丰富例证。1965年，他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全职教授，1973年又被授予荣誉教授。1987年，他获得麦克阿瑟基金奖。他还曾在牛津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讲学。为了表达对其学术成就的颂扬，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两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席，即设立于1978年的迈耶尔·夏皮罗艺术史讲席教授，以及设立于1994年的迈耶尔·夏皮罗现代艺术与理论讲席教授。目前，这两个教席分别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乔纳森·克拉利（JonathanCrary）与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Krauss）占据。夏皮罗的学生构成了美国后来著名的艺术家及艺术史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包括著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马瑟韦尔（RobertMotherwell）。他曾声称，1940年来到纽约，就是为了要跟从夏皮罗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皮罗曾将法国著名画家费迪南·莱热（FerdinandLeger）带至摩根图书馆（PierpontMorganLibrary）的地下室，向他展示了一部11世纪的手稿《贝修斯启示录》（BeatusApocalypse）。这对莱热晚年绘画的象征主义来说非常重要。1952年，夏皮罗说服心灰意冷的德·库宁（WillemdeKooning），他的《女人一号》（Woman1）并非如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完全失败了，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基础。这另一种形式，后来成了德·库宁的成熟风格。在夏皮罗70岁生日那天，当时的12位艺术家发行了一套原始版画，为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席募集资金。他们是：约翰斯（JasperJohns）、凯利（EllsworthKelly）、李伯曼（AlexanderLiberman）、海特（StanleyWilliamHayter）、利希滕斯坦（RoyLichtenstein）、马松（AndreMasson）、马瑟韦尔（RobertMotherwell）、奥登伯格（ClaesOldenburg）、劳申伯格（RobertRauschenberg）、斯特拉（FrankStella）、沃霍尔（AndyWarhol）和施坦伯格〈SaulSteinberg）。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夏皮罗对一个研究主题的不断深入为例，来探讨他的治学风格。这个例子就是夏皮罗的塞尚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夏皮罗还是个坚定的形式主义者，换句话说，还没有脱离罗杰·弗莱（RogerFry）的笼罩，这在他公开声明的谢辞中可见一斑：“研究塞尚，里昂奈罗·文杜里的作品编目不可或缺……对他的评论和诠释，我则大大受惠于罗杰·弗莱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1]他在关于塞尚的文章中还提出：“除了吸引他早年和老年时期的某些色情主题外，他对实践意义或主题的联想不感兴趣，只寻求融贯的视觉组合的可能性。”[2]总的来说，他的作品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与弗莱的那些后继者、年轻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一样，夏皮罗的理想主义也导致他于30年代拥抱马克思主义。这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双重后果，一是使他从“美的艺术”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二是鼓励他去探索作品较为完整的语境，包括大众文化。他对库尔贝依赖于大众想象的揭示，成为现代艺术史中一个示范性的研究。[3]因此，当夏皮罗关于塞尚的专论出版时（1952年），人们觉得非常惊讶。除了包含塞尚对于普桑与印象派的关切的通常的历史的和分析的信息，解释了与左拉的关系外，它还讨论了画家的工作模式、风格和气质。文本部分的评论与作品的高清复制面对面编排。它有时是关于作品主题的，间或也会插进一些传闻逸事，但总的来说是强大的形式分析。其中一个典型是对塞尚名画《高脚果盘》（LaCompotier）的分析——此画曾构成弗莱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对这位艺术家作品白热化评论的高潮。夏皮罗也勾勒出塞尚对每一种视觉元素的运用，讨论了他的变形，解释了相互关联着的复杂结构。弗莱的论文是巨细无遗的，并将技术联结于形式，而夏皮罗的则是概括性的，并综合了形式与风格。夏皮罗无疑受到弗莱的影响。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列段落中：对其主题的观察显示了一种相当统一或主导性的态度。在广阔的主题范围内——他的时代很少有別的艺术家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至少以这样的比例——塞尚却保持着一种典型的静观和疏离的特征。他的倾向性与哲学家们称为一般审美态度的东西非常合拍：体验事物的品质，却不涉其用途、原因或后果。但是，由于其他画家和作家已经对宗教的、道德的、情色的、戏剧的和实践的创作做出了反应——其中，日常生活的整个范围都得到了描绘——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对于艺术品的审美态度并不排除行动或欲望的主题，而塞尚的独特选择代表了个别艺术家的观点，而不是艺术家的必然趋势。作为观看方法的审美观，已经成为他所打量的对象的一部分；在他的大多数作品里，审美静观不涉任何将唤起好奇或欲望的东西。不过在其非常严格的限制中——这种限制已成为现代艺术的一个原则——塞尚不同于20世纪的后来者，因为他维系于直接看到的世界，把它当作静观沉思的唯一对象。他相信——他之后的那些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很难相信这一点，或多多少少会抱有怀妩——对大自然的洞察是艺术的必要基础。[4]在此书中，塞尚的苹果就是苹果，还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他的）苹果看上去坚实、有分量、圆滚滚的，仿佛可以被一个瞎子感觉到；但是这些特征是通过可触的色彩笔触来实现的，每一个这样的笔触在译解一种视觉感觉的同时，都使观众注意到心智的决断和手腕的运作。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就我们可怜的描述而言，这显得过于理智了，就像一位哲学家在我们对万事万物的经验中，既想要抓住外在的东西，又想要抓住主观的东西），自我总是在场的，它介于所感（sensing）与所知（knowing），或者感知（itsperceptions）与实践的归序活动（apracticalorderingactivity）之间，通过掌控某种超越自我的东西来掌控其内心世界。”[5]然而，到1959年，当现代主义已经无可争议地意味着形式主义时，夏皮罗却强调了塞尚形式的人文主义内涵。他建议任何一个“对某些当代作品的怪异感到失望”的人，“应当回到塞尚，并且问一问他对艺术分量的诉求有赖于什么”。夏皮罗认为有赖于“对人类戏剧的再现”。尽管他坚持认为“艺术的人性在于艺术家，而并不仅仅在于他所再现的东西中”，但是，这一点与他对艺术演化的形式主义读解并不矛盾。这鼓励他再次将目光聚焦于塞尚作品的内容。[6]从此之后，夏皮罗肯定塞尚的图像“比人们一直以来所想象的要具有丰富得多的暗示性内容”[7]。夏皮罗《塞尚的苹果：论静物画的意义》（“theapplesofCézanne:AnessayontheMeaningofStill-life”）包含了对一般意义上的静物画的丰富思索，对静物画与其他画种之间的关系，对它与生活的暗中反思，及其他（作为一种可控的情境来发展风格和构图）对于艺术家的价值等等，都表示首肯。在同时代人对塞尚的评论、左拉的小说以及塞尚的书信与绘画的基础上，夏皮罗对塞尚静物画的心理隐含作出了回应。从这些文学材料，以及塞尚早期的、明显带有色情意味的苹果母题的呈现中，夏皮罗得出结论，认为性因素存在于塞尚的所有苹果中，甚至存在于他晚年那些平静地躺在桌布中的苹果中。“正是某些这类作品的庄严秩序，由巨大的帐帷包裹，以及复杂平衡的水果，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苹果对他来说是人类形体的对等物。”[8]总之，夏皮罗综合了塞尚研究中的诸多路径；心理学的评论伴随着图像学和形式主义的分析。主要作为一个学者，而非批评家，夏皮罗实践着形式分析，因为事实上他从学理上认可了形式主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从形式分析中，不仅得出了有关风格及其发展的结论，而且也得出了有关塞尚绘画的更大范围的意义的结论。对夏皮罗来说，形式主义只是艺术史家工具箱中诸多工具的一部分，有助于发现多元的和相互关联着的意义，但绝不是唯一的工具。因此，正如法国艺术史家米歇尔·奥格（MichaelHoog）所说的那样，夏皮罗标志着“塞尚研究中的一个转折”。从一个坚定的形式主义者到拒绝形式主义为唯一诠释艺术品的路径，夏皮罗完成了自身的蜕变，也实现了当代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一个转向。在《现代艺术：19世纪与20世纪》一书中，夏皮罗提供了对塞尚、库尔贝、凡·高、修拉、毕加索、戈尔基、蒙德里安与一般抽象艺术的精美绝伦的批评和分析。他擅长将他早年在对中世纪艺术的图像学研究中所接受的训练与现代形式分析结合起来，加上他本人博闻强记、运思深邃，遂使其分析启人心智、发人深省。他的著作，长期以来也被公认为现代艺术批评罕见的杰作。而《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与社会》，作为夏皮罗四卷本文集的最后一卷，收入了他论艺术理论与哲学最重要的论文，其中有些十分著名（例如对海德格尔关于凡·高“农民鞋”的评论的再批评），有些则是第一次发表（例如对伯纳德·贝伦森鉴定方法的反思）。夏皮罗高度流畅的论辩、优雅的文体以及罕见的博学，引导着读者领略丰富多彩的领域与主题，包括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批评家与艺术批评的作用、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心理分析与艺术、哲学与艺术，等等。通过这些写作，夏皮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归序我们的过去的方法，重新激发了我们对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独立极端重要性的信念。夏皮罗论风格的文章经常被认为是他对艺术史研究最大的贡献之一。一方面，在夏皮罗看来，风格是指一件艺术品的形式品质与视觉特征。他论证了风格不仅可以被用作一个特定时期的界定器，也时以成为一种诊断工具。风格是艺术家及一般文化的指示物。它反映了艺术家工作其中、呼吸其中的那个社会的环境，揭示了其潜在的文化观和规范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对形式与风格的描绘则指明了我们自己的那个时代、我们自己的种种关切与偏见。一个特定时代的艺术史家谈论风格的方式，同样也是他们的文化语境的指示器。论风格风格，意指某个艺术家或一个群体的经久不变的形式，有时也指个人或群体的恒常的要素、特性和表现。这个术语也运用于一个个人或整个社会的行为，例如说到“生活方式”或者“文化格局”（此中“方式”及“格局”均为英文Style一词）。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风格表现为一种动机或者一种格式，或者对某些艺术品特质的直接把握，以便于界定和确认作品的区域和时期，从而在多种作品以及彼此的文化间建立某种联系。风格在此如同某个人工制品的非审美特征，具有临床诊断的特点。风格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诊断的工具，而不是以其自身的缘故，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构件而加以研究。考古学家在论述风格时，相对来说很少运用审美和外貌学的语汇。对于美术史家来说，风格是研究的基本对象。他研究其内在的一致性、其生命史、其形成和变迁的问题。他也利用风格来作为作品起源的时间、地点的评判标准，以及作为一种追溯不同学派间的相互关系的手段。但重要的是，风格是一个具有特性和意义的表现的形式系统，艺术家的个性以及一个群体的外貌从中昭然可见。风格同样也是在一个群体中通过形式的情感联想，进行沟通，确定某种宗教的、社会的以及伦理生活的价值的表达工具。此外，它也是创新以及特定的作品的个性赖以衡量的共同基础。考虑到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序列，并将历史事件以及其他文化领域的不同特征和风格的变异相比较，美术史家试图凭借心理学常识以及社会理论的帮助来说明风格或者独特品质的变迁原因。个人风格和群体风格的历史研究也揭示了形式发展中的典型阶段和过程。对于综合的文化历史学家以及历史哲学家来说，风格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文化同一体的可见标志。风格反映或投射了集体思考和情感的“内在形式”。在此，重要的不是某个个人或某种艺术的风格，而是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跨度中一种文化的所有种类的艺术共享的形式和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可以根据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些时代的艺术风格，以及在宗教和哲学写作中所记载的共同特征来谈论那些时代的人。批评家，如同艺术家一样，倾向于将风格设想为一个价值的术语。因此风格就成了一种品质，批评家可以在谈论一个画家时说他具有风格或者说一个作家是文体家，尽管“风格”在这个规范的意义上——在此主要适用于个别的某个艺术家——似乎是在艺术的历史及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范围之外，也经常在此出现，并且予以认真的考虑。这是对成就的衡量，因此也是将艺术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十分妥帖的方式。即便对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时代风格也只是显见于优秀和低劣作品中的一种集合的趣味。尽管如此，时代风格还是被批评家视作积极的成就。因此对于温克尔曼和歌德来说，希腊的古典风不单单是一种形式的惯例，而是一种具有其他风格不可能具备的珍贵品质的那种最高境界的观念。某些时代风格，以其博大完整的个性与其内容的水乳交融而打动我们。这样一种风格的群体创造，好像一种语言范式的有意识的构造，是真正的成就，同样，这种类似的风格在一个宽广的艺术范围中的呈现，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的统一，以及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时期的强度的标志。缺乏一种独特的风格质量或者崇高感的艺术常常被说成是“没有风格”的，这种文化也被断定是虚弱的、颓废的。文化和历史哲学家以及一些美术史家对此持有类似的看法。对于这些探讨的共同假设都立足于每种风格，并对应于一个特定的文化阶段。因此，在一个给定的文化或文化时期中，只存在一种风格或有限的几种。处在一个时代风格中的作品不可能产生另一个时代。这些假设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支持：那就是一种风格和一个阶段之间的关系，从一些例子推断来看，是由较后所发现的对象来确认的。无论何时，都有可能通过非风格的迹象来界定一件作品，这个迹象如同形式的特征那样表明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或者表明一种文化上相关的区域。风格在另一区域的意外出现是因为移民和贸易所致。风格因此被人们自信地用作追踪艺术品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的独立线索。由丁立足于这些设想，学者们构造了一个系统的（尽管不完整）、包括全球大区域的风格的时空分配图。如果艺术品按照它们时空的初始位罝按序分类的话，它们各自的风格将表明重要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又和艺术品与时空中的文化点的其他特征间的关系相联系。风格往往不是从一种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限定。正如语言一样，定义指出的通常是一种风格的时间、地点或作者，或和其他风格间的历史关系，而没有指出其特定的性质特征。各种风格的特点不断地变化，它拒绝被系统地分类到完整明确的组别中去。要准确地询问古代艺术何时结束、中世纪艺术何时开始是毫无意义的。当然，艺术中存在突然的中断和倒退。然而，研究表明，它同样存在超前的介入、融会以及延续。精确的界限有时候是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或为了抽象某个类型时，因简洁的习惯而确定的。在一条发展的源流中，人为的划分甚至可以用数字来标明——风格1号、2号、3号。然而，某个被赋予了一个阶段风格的名称几乎很难和一个清晰并广为接受的形态的特点相一致。但和一件未曾被分析的艺术品的直接接触常常允许我们去认识同一起源的另一方面，就如我们认识一个本国人或外国人的面孔一样。这个事实表明了艺术持续性的程度，这种程度是认识所有有关风格研究的基础。通过谨慎的描述和比较，通过构造一个更丰富、更精练、适用于发展的连续性的类型学，有可能减少模糊不清的领域，从而增加我们对于风格的知识。尽管没有现成的分析系统，作家们将根据他们的观点和问题强调这个或那个方面。一般来说，某种风格的表述和艺术的三个方面有关：形式要素或主题、形式关系以及特质（包括一种我们不妨称作“表现”的总体质量）。这种风格的概念并非随意而来，而是来自研究的经验。要使艺术品和个人或一种文化产生联系，这三个方面提供了最宽广的、最稳固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批评标准。它们同样也适用于对现代艺术理论的评判，尽管在所有观点上并非都是一样的程度。技法、题材和材料或许是某一组作品的特点，并且有时候会包括在定义中，但这些特征通常并不像造型和品质的特征那样，对于某个时期的艺术显得那么独特。材料、技法或者题材的明显变化伴随着基本形式的较小变动是可以想象的。或者，在这些因素保持不变的时候，我们常常观察到它们对于新的艺术目的反响甚微。石刻的手法比起雕塑家或建筑师的形式来，变化的速度就要慢些。当出现一种技法和一种风格的扩展相巧合的时候，往往是技法的形式的踪迹，而不是技法的运用对风格更具表述的重要性。材料主要因构成的特性以及色彩而显示其意义，尽管它们也会影响形式的观念。同一题材——我们看到截然不同的内容——肖像、静物、风景画以同一种风格出现。必须说，形式要素或主题尽管对于表现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足以赋予风格以特征。凸起的拱门同样见诸哥特式的伊斯兰建筑，圆形拱门见诸罗马、拜占庭罗马风式以及文艺复兴建筑。为区分这些风格，人们必须寻找另一种柱式的特征，首先是联结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不同方式。虽然有些作家将风格视为一种可以精确地分析的句式或者结构样式，但在实践中，人们总不可能在表述风格时不使用品质特性的模糊的语言。绘画中光和色的某种特征最容易以性质的术语，甚至以第三位的（感觉媒介的）或者外观的特征来加以说明，比如冷和暖、欢乐和悲哀、明和暗习惯上的间隔跨度。某个调色板上的颜色的间距——对于作品结构是十分重要的——是各种因素间的明确关系，但没有包含在整个作品的构图计划中。艺术品的复杂性在于形式的表述往往在关键部位是不完整的，将其自身限于几种关系的粗略的记录中。以软和硬来识别线条比起将其进行度量，从审美经验上看，也较为简单和贴切。为了精确地描绘风格的特点，这些品质特性必须以相应的重复，以直接比较不同的范例或以一个标准作品作为参照来进行划分归类。在量的度量完成的地方，它们总是要去确认通过质的直接的描述所获得的结论。然而，我们毫不怀疑，在处理品质特征时，可以达到更高的精确性。分析（的方法）流行于当代艺术的教学、实践和评论性的美学概念之中。新观点的发展和后者所存在的问题，引导研究者们去留心那些不为人所注意的较老的风格。但对于其他时代的作品的研究，通过发现不为我们的艺术所知的审美变体，也在影响现代的各种观念。在历史研究如同在批评中一样，区分或联系两种风格的问题，揭示了未知的、微妙的特点并暗示出形式的新观念。延续性在文化中的先决条件——从物理学的意义上看，是一种惰性——导致对一种相继的风格的共同特征的寻求。它们往往是作为形式的另一端进行对照。相似之处有时候较之明显的方面，更易于从比较隐晦的方面发现——文艺复兴构图的线条样式使人想起更老的哥特风格的特征。在当代的抽象艺术中，人们注意到诸如印象派绘画的形式关系。风格分析之日趋精确，部分归因于一些问题的提出，其中，很细微的差别也不得不予以说明并准确地描述。同一种文化中的地区间的变体、年复一年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每种艺术的成长以及老师和学生的作品之间，原作和临摹品之间的鉴别，等等。在这些研究中，确认日期和归属的标准通常是物质的或者说是外部的——细小的症状性细节的事情。但在此，研究的倾向也一直在搜索能够以结构和表现的外貌学的术语加以定论的特征，许多研究者设想表现的词语都被转换成了形式和品质特性的专用语。因为表现依赖于具体的形状和色彩，并且将因色彩中一个小小的变动而更改。形式相应的被当作某个具体情感（除了主题之外）的传达工具，但这种关系在此并非一目了然。总的来看，对风格的研究趋向于一种形式和表现得更为强烈的相互关联。有些描述纯粹是形态学的，像对自然物体的描述——实际上，装饰在群体论的数学语言中，好像水晶体一样得到了精确的描述。但诸如“风格化的”、“古典的”、“自然主义的”、“风格主义的”、“巴洛克的”等等用于论及艺术过程时候的词语，则是非常感情化的词语，并且暗示了表现性的效果。唯有依靠类推，才能将数学答案（图形）以诸如“古典的”以及“浪漫的”这类语言的特性表达出来。对原始风格以及早期历史文化的分析和表达，受到西方近代艺术标准的强烈影响。然而，可以说，现代艺术的价值观导致了比大概50年或100年前对异国艺术更为同情和客观的看法。以往，许多原始作品，尤其是再现性的作品，对于敏慧者来说是毫无艺术可言的。被认为有价值的主要是装饰性以及原始手工业的技艺，人们相信原始艺术是再现自然的幼稚的尝试——被无知和一种可笑的怪诞的、荒谬的内容所扭曲的尝试。真正的艺术只被承认存在于发达的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人们靠着对自然形式的认识和理性的典型，赋予人的形象以美和得体。希腊艺术和盛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评判一切艺术的尺度，尽管哥特艺术的古典阶段有时也被接受为一个标准。仰慕拜占庭艺术的拉斯金写到，唯有基督教的欧洲，才会有纯粹和珍贵的古代艺术的存在。美洲、亚洲以及非洲则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艺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对原始风格的认真鉴别或者对其构成和表现深入透彻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过去七十年间西方艺术的变迁，自然主义的表现已经失去其优越地位。当代艺术实践和对以往艺术的了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为一切艺术所要求的是基本的审美因素，编织在一起的线、点、色、面之间的关系和质量。这些因素有两个特点：它们具有极大的表现力，它们趋向于构筑一个内在的整体。同样，对内在富有表现力结构的倾向见诸所有文化的艺术中，不存在高人一等的表现内容和形式（尽管最杰出的作品，因为我们不清楚的原因，也许仅仅出现在某些风格中），完美的艺术在任何题材和风格中都是可能的。风格语言，具有内在序列和表现性，含有多种强度，或者陈述的微妙性。这是一种不排斥绝对的价值判断的相对论的态度，它以摒弃一种固定的风格规范，使得每个作品的判断成为可能。这样的观点为今天大部分艺术研究者所接受，尽行未曾被肯定地运用过。这种新姿态的结果就是：令世界所有的艺术，即便是儿童和精神病人的涂鸦，在一种表现和形式创造活动的共同水平上都变得可以理解。艺术是目前人类团结的最强有力的佐证之一。这一态度上的剧烈变化部分取决于现代风格的发展。现代风格中原材料和独特的操作单元——画布、木块、工具印迹、笔触、联结的形体、图式、纯颜色的点面分布——都像表现的要素一样明显。甚至在非再现的风格开创之前，画家们就变得较深刻地意识到作品中明确表述的意义之外的审美结构的成分。新风格中有许多地方使人回想起原始艺术。事实上，现代艺术家是首先将土著艺术作为真正的艺术来欣赏的人。立体主义和抽象的发展使得形式问题变得令人振奋，并且提炼了原始作品中的创造性觉悟。表现主义以其崇高的“悲哀”，让我们的眼睛面对更简朴、更强烈的表现方式，并且和超现实主义——它首先珍视的是非理性和直觉的想象——一起对原始的梦幻产品表示了全新的兴趣。尽管有着明显相似之处，但现代艺术和雕塑在构成和内容上均不同于原始艺术。原始艺术所具有的是属于一个有着集体信念的现成世界。而来自现代艺术的象征则是个人的表现，打上了一种对形式的自由的实验性姿态的印迹。然而，由于现代艺术家对坦率和强烈表现的向往，以及对一种更单纯生活的渴望，并以较之现代社会所允许的更具影响的艺术家集体的参与，他感到和原始人有一种精神上的亲缘关系。现代运动的一个结果，是一种对以往艺术的内容的轻蔑。最现实主义的表现被理解为色彩和线条的纯粹构造。观众常常对作品最初的内容漠不关心，尽管他或许从中感到一种模糊的宗教或诗意的情感。于是，较早的作品的形式和表现性，以及一门艺术的历史被孤立地看作内容在发展。与这种趋势相平行，其他学者就西方艺术的意义、象征以及外貌形态，借助于宗教和神话学，做出了成果卓著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对于艺术内容的了解显著地加深了。各种风格特点的比较也在内容中得以发现。这一切，加强了认为形式是和或多或少地出现在艺术题材中的不断变化的态度和兴趣相联结而并非自发的这一观点。《美术译丛》，1989（2）。张戈译，杨思梁校[1]MeyerSchapiro，PaulCézanne.NewYork:HarryN.Abrams,1952，p.30。[2]MeyerSchapiro，“ArtintheContemporaryWorld”，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CivilizationintheWes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28，p.284。[3]MeyerSchapiro，“CourbertandPopolarImagery”，SelectedPapers，Vol．11，ModernArt:19thand20thCenturies.NewYork:GeorgeBraziller,1978，pp.47-85。[4]MeyerSchapiro，Cézanne，p.17。[5]MeyerSchapiro，Cézanne，p.10。[6]MeyerSchapiro，“OntheHumanityofAbstractPainting”，ModernArt:19thand20thCenturies.NewYork:GeorgeBraziller,1978，p.38。[7]MeyerSchapiro，“Cézanne”，ModernArt，p.38。[8]MeyerSchapiro，ModernArt，p.30。
文森特•凡高（[美]梅耶•夏皮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文森特•凡高[美]梅耶•夏皮罗凡高一生的奇特在于事实上艺术于他是全部意义上的个人命运：首先是作为一个艺术商家庭的继承人，他很早就接触了艺术，但这也决定了他画商职业的失败——这个职业对他弟弟提奥却更为合适与成功，提奥作为文森特一生唯一的经济资助者，对他的生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次艺术于凡高是个人拯救的选择，在这之前，他曾到比利时产煤区博里纳日传教，将上帝的福音传给苦难的矿工，可惜这个希望破灭了。因此他将他的一生押在了艺术上。艺术使他回到了荷兰的农民中，他为追求艺术的成熟来到巴黎，为摆脱与巴黎艺术圈的冲突来到了阿尔，但由于在阿尔的精神危机（这或许是由他与朋友高更的麻烦关系所引发的），他住进了圣雷米的精神病院。这之后又来到奥弗尔，准备重回巴黎，但在那儿他自杀了，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他感到内疚，不想再增加他弟弟的经济负担。最重要的是凡高将他所有的理想与痛苦都转化为他的艺术，也因此他的艺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艺术的最初典范——艺术作为精神拯救或自身外化最为生动的方法；这一点他是通过激烈处理其艺术的内容而达到的。在这样做时，他与同代的其他艺术家一样，回应了当时西方艺术的新功能，不同于早期艺术作为道德宗教宣扬工具的另一功能。虽然他的自杀表明他英勇的自我拯救行为的失败，但他以自身伟大的表率和作品的真实性，保证了此项功能，证明了艺术是能完全、强烈地表现自我的奋斗、渴望和痛苦的。他的艺术家生涯不仅是风格快速发展和艺术新功能的尝试过程，更充满了高度的宗教—道德的戏剧性。凡高艺术的每个阶段都有深刻的个人意义，每个阶段都牢牢地占据着他，使每个阶段的作品都只能在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产生。他表现荷兰的艺术只可能在荷兰产生——那儿的生活空间和环境气氛在其作品中是如此明显。凡高是在荷兰下决心投身于艺术的。此前的一段时期他全神贯注于宗教道德，生活的全部目标是将自己奉献给他人，去爱与被爱，这使他成为一个农民画家。他投身艺术不是受技巧或谋生手段的吸引，而是把艺术看作道德善行的交流和沟通的一种方式。他以独特的才智和意志，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不懈的研究和自我的尝试。这时期他的信函——自我剖白的大量作品可与文学中俄国自传大师的作品媲美——表明他对艺术问题的超凡洞察力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欲望。作为一名日益成熟的艺术家，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农民画的难以为继。他最后抛弃的不是基本的人类计划，而只是历史上和本身发展都难以生存的一种形式，因为他在法国后期的作品中以不同的风格回到了最初的理想。然而，在与荷兰的分离中，他再现了社会上发生的变化；原先的生活不能再激发创造性，只会成为艺术家发展的障碍。他投向了当时的新兴艺术，但目的却是为了改变它。在巴黎，凡高发现了理性，发现了一个光与色的世界。这些知识他原本是缺乏的，而现在因为能帮助他从过去压抑、狭窄的宗教、乡村世界解脱出来而受到热烈地欢迎。但不久他就使这些发现服务于他最强烈的冲动，这丝毫不同于当时的巴黎艺术，虽然巴黎正在寻找像他这样的艺术，一种从印象派中演化出来但超脱于印象派之上的艺术。因为当时的印象派已无法反映抱负远大、反叛、幻灭的灵魂。凡高最伟大的作品产生于后期，但他在巴黎和荷兰的作品，包括那些认真、有力、沉思的素描作品，同样吸引我们。凡高在阿尔的作品是新鲜的艺术，是他最初的新艺术，在此之前他所创作的还属于传统艺术。这时期的作品重现了荷兰绘画中的某些特征，但受巴黎所学的影响，已经有所改变，或者说由于他在巴黎的经验，他现在可以自行研究学习。他的首要目标是强度，创造被大胆色彩加强的坚实、清晰、突出的意向；现在我们可感觉出画面的物体永恒、内在的力量；素描作品则更刚健和坚实。光线不再作为事物的外部力量压制、消融事物，而是作为平面化的无阴影物体的内在流露，是强烈的本地色彩的内在光辉，这些色彩跟形状一样使事物独一无二。这是一种生机，一种生命中无限快乐的艺术，是在室外描绘、表现物体，而不是表现不可捉摸的气氛与光线的一首更富激情的抒情诗。太阳在这个更为明亮的世界里成了一个物质化的实体，所有事物中最为生动和灿烂的物体。如果说荷兰时期沉郁的农民画描绘了被生活驱逐的人们注定的单调、疲惫的劳动，那么阿尔时期的绘画则是对伊甸园的回归。1888年凡高在阿尔头几个月的绘画还属于印象派，他用细微的笔触、明快的色彩、高调的阴影描画了繁花盛开的果园、姿态优美的树木、小河桥梁等抒情诗般的作品；画面很接近巴黎时期的绘画，只是主题更集中于美丽、动人、诗意的物体。我们很快注意到他的画笔不仅用来涂画，也用带色的笔触来勾勒强烈的轮廓，这些轮廓在色块中相当突出；线条也更坚实、强调，限定了纯色的大面积范围，颜料好似镶嵌在油画布上。文森特认为他的新艺术既属于印象派又属于日本派——他称印象派为“法国的日本人”；但他逐渐意识到他的艺术不属于任何一派，一种新的艺术已经开始形成。印象派方法是建立在高色调上，表现大气色调的细微变化，它们是无法接受纯色的强烈色调的，尤其是黄色，而凡高则将黄色用于整块未割裂的土地。老一代艺术家将世界分割成小块，而他则趋向重新建立事物的完整与力量。有了这个选择，凡高冒险用强烈的色调，而牺牲迷人柔和的协调性——而这恰是法国艺术史公认的印象派风格。1888年，日本艺术在法国享有最高的声誉，受其鼓励，凡高积极地摆脱了他的过去——荷兰时期和巴黎时期的风格。早在1885年安特卫普时他就接触到日本浮世绘，并用来装饰墙面。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时期浮世绘一直使他着迷；他或许是那个时代唯一临摹日本版画的，他把安藤广重和葛饰北斋作品的恬淡内容用浓重的油画颜料搬到了画布上。日本于他是艺术的天堂，所以当他去阿尔时，他的双眼寻找的是他想象中的日本风景，他寻找繁花灼灼的树木，纯净碧蓝的天空，被桥梁分割的风景和明亮色彩大面积的自然对比。当他在普罗旺斯找到这些风景时，他写信告诉提奥那个地区就是另一个日本，而他自己的艺术，由于它的美丽可爱，则是日本艺术的延续。19世纪80年代欧洲对日本艺术的欣赏既是印象主义，又是反印象主义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可以临摹的风格和一种艺术对另一种艺术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可以多么松散。对老一辈印象派画家来说，日本艺术的新颖魅力在于其优雅的明快，主题的壮观，从生活的一瞥而迂曲观察世界的视角，被画框分割的有趣人物形成的不规则的局部图案。所有这些都很投合西方艺术家的喜好，因为他们讨厌正规构图的拘谨而喜欢将风景分割成不成形的、小块的色彩。对新一代艺术家而言，如凡高、高更和劳特累克，他们正慢慢脱离印象派。日本浮世绘的美还在于精确的轮廓、强烈的对比和平面化的纯净色彩，即中世纪艺术的线形和无阴影特点。在我们今天看来19世纪末欧洲艺术与日本浮世绘的主要区别（焦点透视这点勿庸再提，这在西方是传统而在日本是未知的）是生动的笔法和充满生机的笔触结构，这是最个人的因素，甚至存在于最平面化的西方风格中。在凡高临摹的日本版画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因素。虽然凡高在某些细节方面可与日本艺术相比——虽然在判断和反馈的自由方面是如此有限，在精神和批评的内容方面是如此微小——但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更认真和专注。像西方其他前卫艺术家一样，凡高在外国艺术中为自己的目标找到了支持，为常规形式外自己艺术的独立性找到了实际的辩护。是日本艺术（如他自己所言）给了凡高将纯黑和纯白引进色谱中的“权力”。异国的物体吸引迷恋反叛的灵魂；法国大革命之后每一个伟大的艺术运动中，新发现的异国风格都受到热烈的尊崇——从大卫时代的罗马作品到我们今天的非洲和澳洲艺术——如同18世纪时中国艺术和野蛮的美洲艺术在法国自由思想的指导下而受到推崇，但这种自由思想在艺术风格的来源国却是闻所未闻的。通过尊奉外国作品到达艺术的圣堂，闭塞的传统被打破，个性也从本国的陈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有一个传统凡高不但保留而且复兴了。具体说就是关于肖像画个性的探寻。个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自由使艺术上的极度自由成为可能。在阿尔的那一年，文森特画了23位人物的46张肖像，其中有他的自画像。这使我们回想起他在纽南的那项画50个农民头像的计划。这种对肖像画的热爱对一个像凡高这样受人性吸引的画家来说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当他在阿尔画这些人时，他为现代绘画的肖像画孕育了一个热情的设想。他坚信现代绘画的未来是在这个领域，并向提奥表达了这个信念。对伦勃朗伟大肖像画的记忆和对哈尔斯的崇拜在他自发对肖像主题的回归中被唤醒。他知道，这是一种回归，因为当时的艺术偏离了对人脸的研究。凡高一直认为自己是印象派的追随者，我们可以追溯印象派发展中肖像画的衰落。印象派画家的世界观几乎不可能使肖像画容身；人脸同天空和海洋一样，也附属于瞬时的色彩游戏；在印象派画家看来，人脸越来越变成一种表面的现象，很少或根本没有内在的生命，最多是带着微笑和无忧眼神的一张迷人的脸庞。印象派画家只知道自然界中飞逝的瞬时，所以他们只知道瞬时的脸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而在所有的时刻中，他们又最喜欢麻木的和毫无忧虑的那一刻，没有任何意志和紧张的痕迹，是一张室外、夏日假期中的脸。现代作家认为是摄影扼杀了肖像画，如同摄影扼杀了一切写实主义一样。这个观点忽视了印象派画家是很注重外表的这个事实，而且在对外观世界稍纵即逝的特点进行把握的精确性上是要比当代摄影来得更高明。如果肖像画在印象主义后衰落，那不是因为摄影家的挑战，而是因为对人类的一种新的观念。凡高在那个时期所作的肖像画是出人意料的发现。如果我们记得这些肖像画使他的素描和色彩变得更加自由、抽象，更独立于自然的话，就更令人惊讶了。在对肖像画的复兴中，凡高的绘画完全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个人情感；这些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又是在前期的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前期的艺术在那时看来似乎已成了肖像画的末日。文森特的肖像画，跟劳特累克的一样，不是受人委托而画的，是艺术家的自由选择。它们不像过去的肖像画，是为模特而画，画中人有权有势、仪表堂堂，借此来褒扬被画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恰恰相反，凡高的画中人以其开放的室外特征与前者迥然相异。画中人大部分是最平凡的人物，如同以前那些以某些特征激起画家灵感的农民那样。或者可以说，不是他们的某一形象特征，而是他们的人性，他们对文森特对友谊和关怀渴求的一种吸引而使他们值得一画。他在创作《邮递员都林》时说起肖像画：“这培养了我心灵中最美好与最深刻的东西。”画中人的个性已在他们的人性中表现了出来；作为一个人的独特应当如同一棵树上每片叶子的独特一样。因此文森特的模特都经过仔细的个性观察，在画中也绝对地表现出了这一点。他们简单、直接地被表现出来，不掺入任何个人喜好；即使是最出色的画面也无明显的刻意构图的痕迹，只是模特姿势的自然表现。他的人物以其自身跃然于画布上；他们或凝视我们，或不自觉地侧过身去，或有意识地，如都林生硬的姿势，那也只是个性中的一部分，而这也被真实地表现了出来。农民、青年、婴儿、母亲、士兵、邻居、独眼人、完全无名的人士均通过相同的、永远的同情、颇具穿透力的现实主义以及对沉重劳苦生活的洞察力描绘了出来。这些是最早的民主肖像画，应该特别能博惠特曼的喜爱。这些画在先前的艺术中是没有真正的先驱的；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优秀的肖像画仍旧是正式的，常常还是英雄式的，表现出画中人是老一代贵族的继承者，他们在画中总是着最好的衣饰，摆最尊贵的姿态。但这要求凡高用他对平凡百姓强烈的爱（这种爱在他研究荷兰农民时已有所表现）来将印象派的直接与开放（这种直接与开放却也几乎废除了肖像画）转变为肖像画的一种新技法，一种作为人类直接的洞察直觉，而不毁坏自我尊严的方法。凡高的肖像画如果没有那些鲜艳夺目的色彩是无法揭示人性的，而这也正是20世纪优秀肖像画的特点。凡高不仅摈弃了以往肖像画的浓重阴影——这种技法因其脸部的强烈对比产生的戏剧性效果而很受肖像画家的喜爱——而且还摈弃了颜料的光滑质感，光滑的颜料过去常用来描绘皮肤而且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现代肖像画中，以前通过强光和阴影而达到的神秘和不规则感现在也转化成表现在粗糙的颜料肌理里；而红与绿形成的反常和谐给脸部造成一种非比寻常的物体质感，将脸部带出室外，使皮肤变成一种更粗糙、更有反应的物质，带入一种因突然变化和以前因素相互作用的谱色世界里。脱离特定的气氛或阳光，脸部色彩新的跨度犹如暗示情感的键盘，比皮肤本身的细微形态更富表现力。那里有从色彩到性格，从性格到色彩的一段模糊的过程。色彩是肖像画最关键的一个手段，在另一水平上要高于有力、清晰刻画容貌的素描。色彩在同一个人的肖像上，比过去运用的光与影更富有变化。对印象派画家来说，风景有多个方面，只能通过不同的色彩来把握，每一种色彩表达一种不同的气氛和时刻。所以脸部新的着色法在代替皮肤、容貌和迷人精致的永久方面，在不同的情感经历过程中为个性的诗意追寻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凡高许多画中，背景的强烈色彩——肖像画、花卉画——不是直接从自然中临摹的，而是任意的选择，而且似乎与画中物体写实的精确处理有所矛盾。头像或植物形态的强度与背景中纯净、整块色调的强度间存在着矛盾。这个背景在我们视觉中更有张力和冲击力，似乎威胁着要取代画面的主题。在这些明黄或纯蓝的大胆背景中，我们发现与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时期马赛克风格的相似处。在那时期，基督和圣徒极端严肃的、精神权威的脸，在大面积的蓝色和金色背景上似乎如塑像般凝固和孤立着。这个背景不代表任何熟悉的空间，由于它的抽象和强烈，将这些人物提升出日常平凡、束缚的世界。这背景转化了这些人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充分、纯洁、严肃、绝对的空间。金色是神圣光线的最佳载体，而幽邃的深蓝则暗示遥远的天国或精神的内源回复到它天国的源头——天空的蓝色是如此纯粹，几乎接近于黑暗的状态。凡高在信件中提到这些黄色与蓝色背景的象征意义：黄色是纯洁的光芒和爱情；而蓝色则是夜空般的无限。他还提到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他要画他热爱的艺术家朋友，他首先尽可能真实地依原样将那个朋友画出来；在完成作品时，他就变成“一个随心所欲的着色家”。“我夸张头发的金黄，我甚至会用橙色调、铬黄和浅柠檬黄。而背景，则用无限来代替陋室的四壁，我用能调成的最丰富、强烈的蓝色画上一个朴素的背景，通过明亮头部和丰富的蓝色背景的简单结合，我得到一种神秘的效果，就像深邃的蔚蓝夜空中的一颗星星。”在重新发现以前的宗教艺术原理时，凡高的灵感并不是受到超自然信仰的激发，而是建立在他对自然和人类的深厚感情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在比较现代和早期基督教艺术中未得到充分认识），现代艺术整体上的主观特征与以前艺术的主观性区别了开来。虽然受先前宗教信仰的影响，凡高在艺术上对超凡因素的追求却源于他的感觉经验，源于他对自然，对平凡大众的挚爱。这些平凡的人物除了人性与善良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特权地位。他在明亮的向日葵和普罗旺斯的深邃蓝天中发现了对色彩象征终极的、直接的表现方法。凡高远离教条，认为朋友伯纳德的新宗教艺术是反动、非权威的，他能够创造出赋有伟大基督教艺术中神圣人物品质的肖像。这至少是他的目标。他经常考虑艺术与宗教想象的关系。“在画面中我想表达如音乐抚慰人心般的语言。我想画出男人和女人身上那些永恒的东西，这在过去是用光环来象征的，而我们现在则在探索用色彩的绚烂和活力来表达。”魔鬼和邪恶也进入了他色彩的象征王国。在描写《夜间咖啡馆》时，他写下了那句名言：“我试图用红和绿来表达人类可怕的感情。”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凡高的画是19世纪最早运用明亮色彩的。与以前艺术的棕色调和柔和的绿色调相比，印象派绘画的颜色对同时代的人来说已经是强烈与嘈杂的。但今天，如与凡高在阿尔所画的画比较，印象派的颜色则是带有柔和细微变化的优雅的灰色，由于强光色调的调白，强度也大大减弱。凡高的纯色运用是艺术的一个大革命，这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色彩的纯净和力量，虽然同时也用了各种方法加以洗炼。在他之前，没有一个画家敢于直接将铬黄应用到画布的大块面积上，而这正是凡高在阿尔时所运用的技法。假若要寻找相同的用色法，我们必须将眼睛转向原始艺术或中世纪的早期书稿彩饰。然而凡高的色彩不给我们原始的感觉。他的色彩运用继承了色彩合谐，光、影和绘画的明暗调节，混合或打破色调实践的相互交错发展的成果。凡高的每一幅画都显示出他学过色调方法的痕迹。他最强烈的色彩是强度范围内的基本元素。不像许多原始艺术，他不仅应用纯色，而且运用纯色的不同变化，这给强度以一种冲突、突出、高峰性的特质。在《L’Arlésienne》中，黄色背景的绝对性与沉闷的肉体颜色、绿色桌子的暗淡和书的黄色形成对比，书的颜色要浅一点，较少掺入其本身的色调。在《向日葵》中，最饱和的纯黄色是一系列明黄中的极限。这一系列的黄有些浅一些，有些暗一些，有些是橙黄或黄绿。这一系列颜色的纯度体现了他现代性的特殊色彩感；不注意这一点就丢失了其最基本的特点。原始人的纯色是简单、有限的，就像只有四五个音符的乐器，在简单处相当有力，却局限于表达，没有戏剧性的发展和高潮。在凡高却恰恰相反，颜色的单纯和绝对是目标，是特质分层中的终极——就像画面深透视中冲向前景的物体——也因此是他的热情和生命力的最好载体。原始人不把黄色看成是具有很大跨度——从最明亮到最苍白的一个色调；对他们而言，只是未调和的性质，是孤立的一点。他们只知道一种红，一种黄，一种蓝。因此，一种特殊的色度或强度就整体上代表了那种颜色。西方艺术家通过剔除两端的纯度和明暗度数间的划分发现了将色彩分度数或分成一套度数的可能性，这也就是牺牲了气氛调色效果的极端性和低亮度。凡高所作的就是重新起用两端极点，这本身对文明化了的眼睛来说是太原始和野蛮了，但可把它看作一系列色彩中的最后极限。这是对终极最高文明冒险的探求——对他则是精神的需求。这极富生机的艺术却为精神崩溃的打击所中断。凡高先是住进了阿尔医院，几个月后又进了12里之遥的圣雷米精神病院。他疾病的真正病因不是很确定；最近的医学研究倾向于认为是“癫痫”，而非曾经认为的“精神分裂症”。在病情发作的间隙，他还能画画。他最伟大作品中的几幅就是在发病和恢复的那个时期创作的。它们与他在阿尔那一年的创作具有不同的特点，常常有一种绷紧的强烈，这或许与他那时的精神状况有关。假若研究只限于那时他写的信和绘画，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些特点受他当时思想的影响，那么它们受他发病间隙忧郁心情的影响要远远多过他疾病的影响；这些画表明他试图自立，试图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勇敢地工作和与病魔斗争的努力，他要为他的感情创造新的发泄口，通过探索他艺术和过往经验中所有可能的力量和希望的源泉来抵抗消极、忧郁、宗教的幻想。在圣雷米的那一年，他特别受处于紧张状态的事物的吸引：岌岌可危、压迫闭塞、震撼人心的景色；暴风骤雨时的运动和爆发时的剧变世界；痛苦骚动的自然；陡峭的山崖，起伏的山岭和岩石，急流般延伸的田地；盘卷、暴突、变幻不定的巨大云团；长满浓密灌木的荒野、峡谷和采石场；大雨；痛苦的树木——盘卷、火红的柏树，弯曲、倾斜、受折磨但有浓密树叶和断枝的树木，交叉成X状的树木（这个图案已被德拉克洛瓦在《与天使搏斗的雅各》中运用），不规则、痉挛、努力向上伸展着枝条的橄榄树，街上向天空伸出枝桠而被铺路工连根拔起的条形木，被闪电劈开的树木，这使我们想起斯威夫特在看到一棵树被闪电劈开后，说出的那句预示自己发疯的话：“我将死于树巅。”与此形成对比，但也是文森特忧郁时困扰情绪流露出的，是大块的田地，巨大的太阳和孤独的劳作者；寂静悲伤的景色，空寂、消极，远离骚动景象的画面，但这仍旧是极富个性的，此外还有小生物的画面：野兔、昆虫、蝴蝶、死人头部的蛹——微小、脆弱的动物生命形式，这一切于他的情绪，于他对生与死的冥思都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他自己的描述使我们很清楚这个意思。关于《峡谷》他说道：“两块坚实巨大的磐石，中间流泻出一股小溪，峡谷的尽头是第三座山，挡住了它。这些主题有一种忧郁感，而且在比较荒蛮的地方画画也很有意思。我必须将画架嵌在石缝中加以固定，以防风吹走任何东西。”这表达了他要面对自己的状况并与之奋斗的愿望。而最感人的是他对精神病院花园中那幅绘画的优美描述：“……最近的那颗树只剩下被闪电打击锯过后的一段树干，但旁边逸生出的树枝却长得很高，茂密深绿的松针如同雪崩般倾泻直下。这忧郁的巨人，在他的痛苦中骄傲，与正对面已快枯萎的灌木上的最后一朵玫瑰的苍白微笑形成了鲜明对比。树下是空寂的石椅，忧郁的黄杨木，和暴雨后留下的水洼中天空的黄色倒影。阳光，这最后的光芒，将深赭映成了几近橙红。园里各处有小小的黑影在树干下徘徊。“你会意识到这红褚、灰绿的结合，和浓黑轮廓的运用产生的痛苦感，而我那几个处在不幸中的同伴正经常受此折磨。那被闪电劈后的大树与秋日最后一朵花儿那病态的绿粉红微笑的对比效果更加强了这种意念。”随着他绘画世界里出现的新的动人凄恻的力量，他的画风也随之改变了。圣雷米时期的作品如他在阿尔所画的一样强烈，但强烈的表现方法已由色彩转换到形式，更精确地说，转到形态的运动，这些运动活跃到几近于突发释放的地步。笔触在凡高的画里一直是刚劲有力的，现在则更如湍流或雪崩，是平行笔触爆发般的流泻，比过去更大，带着骚动在清晰坚定的路线上横扫过整个画布，整体上是爆发和不受拘束的，犹如势不可挡的冲动的流泻。笔触的汹涌比以前任何欧洲艺术都来得突出；这极像在阿尔时期色彩的运用，但在那时代表另一意义——热情和爱情的狂喜，这时却是痛苦的释放。色彩仍旧是表达的一个有力手段，虽然已不是主要的力量。有极少的几幅作品，像在阿尔时那样，运用了大面积的纯黄或明亮补色的对比。这时期的色彩更为调和，且由于色彩所具有的现代性，在暗基调设计和谐精确方面，色彩有以前大画家的特质。这时期的很多作品用单一的基本色调，或一个居主导地位的色度，像《星夜》中的蓝，《修路工》中的橙黄，《日落时的杉树林》中的黄棕，《峡谷》中的深暗金属色调——一种能包容很多细微变化的色彩或色调，中和了笔触和中间色，加深丰富了情绪的表达。凡高在阿尔时用单一色调作画，那时他最喜欢的色彩定式是《向日葵》中的明黄。在圣雷米，这种定式被《橄榄园》中的色彩所代替，他描绘为“陈旧的银色，有时更蓝，有时带绿，青铜般，灰白的，”这是一种难以捉摸、很难把握的色彩，但他却很热情地试验着，似乎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新的调色法绝不是对以前在荷兰的日子里色调运用的回归，那时的色调是以光与影和传统的棕色气氛为基础的；现在的色彩保留了在巴黎和阿尔发现的色彩变化，而加进了一系列稀有、分割的色调，这很符合他当时的情绪。在临摹米勒的版画时，文森特临时调制了一种忧伤冷色的灰（《耕地》）或更柔和，调白的蓝色和绿色（《第一步》）。暗色调并不占据所有在圣雷米时所画的画，有些画色调更明亮，更绚烂。但这时期的色彩不如笔触和线条在表达上来得明确和热烈，似乎在他的画中，颜色的能量和线条的能量是一个整体，一种力量的增强必须借助另一种力量的削弱。物体失去了它们自足、稳定的形状，与高于它们的力量奋斗和挣扎着，或者与它们内部的力量奋争着，寻求解脱。它们的色彩是破裂、混乱和暗淡的；其颜色的部分能量转化成了线条的能量。轮廓线被加长，变得日益活跃、盘绕和弯曲，似乎要达到最大的表面跨度。它们将物体的所有实质吸引到自身，这些物体现在是由沿着轮廓线的运动方向流泻的笔触形成。在《柏树路上》每一片树叶和枝条都参与了边缘的向上奋争。圣雷米时的文森特对运动过度敏感；他似乎高估了周围事物形状的变化方向，把它们看成是物体的实际运动，似乎视觉触发他身体内部的运动趋势，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他对形状的处理。在圣雷米以及后来在奥弗尔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两种主要的线条形状，这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是新出现的，却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高峰，即连续、盘卷、波浪形的线条和尖角、锯齿形、斜直线组成的复杂网状结构。对曲线的喜好在阿尔时已有所体现，虽然那时只限于局部细节。1888年夏天，他签名中尖角的V字变成圆弧、花瓶式的形状。然后他喜欢在物体上做一点曲线弧度的装饰，如他步兵朋友的制服，圣马丁岛的渔船，《都林女士》中的墙纸和阿尔的医生。这些曲线的朴素元素是他后期强劲卷曲形状的最初表现，这或许是受日本艺术的激发，但他巴黎朋友的新作，如高更、伯纳尔、劳特累克的，对此也有些影响。在作品《阿尔的散步》中——他极少几幅模仿朋友风格中的一幅——道路和植物的轮廓特别蜿蜒弯曲。圣雷米时期的圆弧形状或许就是从这些痕迹中发展而成的，但具有另一特点：变化更丰富，运用更广泛，冲击力更强，含义也更丰富。这些形状是非常有力的因素，加强了整幅作品的力度。而早期的弧状只是次要细节一一是表面装饰和枝节——这有时由于过多点与点之间游戏性的对比或因为轮廓被分解或琐碎重复的几部分而削弱了作品的力量。在圣雷米，曲线是构成高度刺激、强烈风格的基本因素。只有在最小范围内，在重复的笔触中，凡高的处理才显得装饰性；但这些笔触统一起来却形成大的形状——一个更高，更个性化秩序的曲线，这很少以装饰性方法重复，对整幅画狂乱的效果却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高更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发现诸因素明显的装饰重复。圣雷米时期的绘画总体上没有阿尔时期那样平面化。后期作品的造型经常更为有力。阿尔时期从没有像那时期大块云团和《修路工人》中的大树之类的东西。圣雷米新风格的另一重要形状——交叉斜线的网状结构——也一直存在于凡高的艺术中，虽然运用得很少。《修路工人》和《日落时的杉树林》中树木构成的有力的图案，创造了空间里的运动和阻碍。《圣马丁海滩的渔船》、《Trinquetaille的桥梁》和《椅子和烟斗》加强了相似的网状结构。这些作品中，图式并不那么强调，缺少后期作品中感人的力量。在荷兰时期的素描作品中已有相似的形状，体现了这些特征，如交错复杂树木的枝条，风景画中各种不同事物的错综。值得注意的是这最初的爱好在几年中只局限于素描，然后以相对清楚和温和的形式运用到绘画中，而只在最后才以最有力的表达方法在形成一种压倒一切的强烈风格中脱颖而出。然而这或许从最初就作为凡高感情释放的方式，但在他表现农民主题时，这些感情一直是受压抑的。要成为农民画家的决定本身是他控制自己情绪困扰的一种尝试，因为农民画不容许兴奋、复杂和激情，而这些正是他痛苦的原因。从他对安特卫普风景的描绘中我们可得知凡高对这些错综图案的感觉：“……比荆棘树篱更交缠、奇异，混乱到令人眩晕和目不暇给的地步，由色彩和线条的纷乱造成，目光不知应放在何处，无法从一样事物中区分出另一样。”这些不稳定的形状是冲突和压力的世界——自身在纠缠和野性冲动中的典型图案。因此他反对由人培养而能控制的简单、自封、固有存在的事物，或者反对人类那最根深蒂固、麻木的农民。凡高艺术的发展过程可以被描绘成他性格中这两个方面不断斗争、冲突的产物，两者都同样深刻尖锐地被感觉到。在阿尔时，事物占了上风，他赋予了它们不可思议的强烈，这份强烈来自他最深处对安全和爱情的渴望。在圣雷米，由于更受困扰，更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脆弱，他对物体的处理中掺入了焦虑和绝望，似乎在痛苦的近于崩溃的情况下，他发现在绘画中用受控制的形式来释放这些情感要比压抑它们更来得健康，否则这些情感会以更骚动，更难以控制的幻想和幻影出现。在奥弗尔，他继续尝试这两种可能，有时这两种可能在同一幅作品中以坚实的现实主义形式和骚动的流动线条令人惊奇地同时出现，如在《加歇先生》和他的自画像中。在所有时候，网状结构的图形都与他对透视中有力的斜线和相反的道路或目标的最初喜好相联系，这给观者和深度关系一种很高的张力。在阿尔所画的几幅画中，两条发散的道路形成一个尖锐的“V”形，前景中后退的斜线与其他线条构成的网状结构相连接。这个效果由于它不同方向的复杂形成一个吸引双眼而又阻碍双眼的网状，几乎是令人目眩的。凡高在运用透视上极富创意，虽然其他艺术家，特别是蒙克，也达到相似的观点。透视在那时已被鄙视为模仿摄影的一种方法，艺术家已经忘记了它的表达力和积极意义。对凡高而言，透视是视觉中戏剧性的一个因素，是无限的载体，一种将运动强化为深度的方法。“透视的特殊效果比人更让我着迷”，他在他早期的研究中写到。从最开始还在尝试透视的规则时，他就创作出一些素描，其美感就在于透视线条的长度和远景的活力。而塞尚——一个更富沉思的灵魂，却降低了透视的强度，减弱了远处平行线条的聚合，将坚实物体后置于画平面，而将远处的物体拉近。凡高，用相反的处理方式，加强了聚合，用精微的细节在从引人注意的前景到被无限扩大的地平线的过渡中夸大了空间的极端性。这给透视带来一种动人的力量，似乎受焦虑驱使要尽快达到与世界的接触。这种透视的图案对凡高至为重要，是作为艺术家的他主要关注的事物之一。直线透视于他而言，不是客观的一套规则，而是与物体同样真实的一种东西，是他所注视的景色的一种性质。这种似非而是的手段——既是现象又是系统——分解了事物，使它们看起来更为真实；他使艺术家的眼睛更贪婪地关注于外表，而且更活跃地将它带入世界的变化。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里，透视只作为建立客观空间本身的一种方法，即便像舞台空间那样，考虑观者的眼睛而进行组织，也是与观者分开的。在凡高最初的许多风景素描里，世界似乎是发自他眼睛快速聚合线条连续运动的巨大发散。关于早期的一幅素描，他写道：“屋顶和导水槽像脱弦的箭向远处发射；它们必须被毫不犹豫地描画出来。”他后期的作品中，对目标的进程很少不受到阻碍，且画中也常常出现反目标或转向。在《犁过的田地》里，沟畦将我们带到远处无形杂乱的灌木丛；右面是巨大的太阳，有着同心放射的光线。这里有两个竞争的中心或中心形状：一个是主观的，有着消失点，艺术家的投射不只作为焦点，也作为在这世界里渴望的生物；另一个更外在，客观，偏向一边，但赋予了相同的情感。它们像强烈的欲望和欲望的实现，有着共同的归属，但它们不会也不可能重合。每个都有其自身特有的流动性，一个是独立的，但向外扩张、流泻、发射它永不衰竭的性质；另一个则专注地指向一个不能达到的目标。在《麦田上的乌鸦》里，这些中心已经分离了。聚合的线条变成向外发射的道路，使运动的集中不可能再指向地平线，而那巨大发光的太阳已经破裂成一团没有中心的黑暗团块。从地平线冲向前景的黑色乌鸦，逆转了观者通常从前景到远景的视线；可以说，它既是乌鸦们的焦点，也是它们的消失点。在曲折的线条上，乌鸦以明显的迹象与三条小路不稳定的起伏形状相符，把人生道路和死的象征在横行的运动中统一了起来。如果乌鸦越往前越大的话，三角的田野，如无透视的扭曲，也应越向后延伸越迅速变大。这样乌鸦就是在真正的视觉透视中被观察的，这与焦虑越接近情感越扩大这点是相合的。作为运动的连续，它们象征着时间的透视，表明下一时刻的不断迫近。但稳定、熟悉与小路交错的土地却似乎要抵抗透视的控制。艺术家的意志是混乱的，这世界在向他移动，他却不能向世界移动，似乎感觉他自己完全被陷住，而又看到不祥的命运在向他逼近。画家—观众成为日益逼近的目标，既痛苦又被分离，而我们已经看见，乌鸦运动曲折的形状，在三条发散的线条上得到了重视。这个对远景和戏剧性聚合和发散的喜爱似乎与凡高艺术中另一同样引人注目的特点矛盾：画布表面大胆的色彩图案构成的表层风格，将所有东西带到画布表层的现代趋向。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我们都看不见长透视的形状，似乎它们都被放在画布表层，而我们则不可抗拒地被它们吸引至深处。但它们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的共同点是空间感，似乎某种东西强烈地生存在里面。对凡高来说，无论远近都有激动人心的性质，而他的冲动给了它们一个生动的表现。因此作为我们的一个部分或延伸的物体都与我们非常接近，有时甚至很宏大，虽然实际并未放大，因为它弥漫着整个画布，而且从画面上向我们激射而来；而颜料的坚固质感也增强了这种效果。相应地，距离也是个真正的效果，神秘地影响了渴望或斗争不能自禁的情绪；这个远距离的世界由于冲向地平线的活跃的运动而变得更有力量，强烈得犹如实物向我们投射那般。对现代艺术家来说，这些透视的方法、棱角的网状结构和盘绕弯曲的线条是抽象的形式，是赋在形状中的纯粹表现，是它们所代表的世界。凡高知道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在艺术上被实践以前已经在巴黎被他的朋友作为一种理论提出。他有时也运用“抽象”这个词来描写他对被简化的平面化的运用，以及他任何出于想象的作品。他知道画家使用的媒体唤起人灵感的力量，而且曾说起他的艺术是色彩、笔触、线条构成的抚慰人心的音乐。但他不认为这种方向是最佳的，虽然后一代画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毫无想象力的绘画艺术。他觉得自己与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非常接近，且经常在信里坦白承认他对物体的永久依赖和他的现实主义信条。这指的不是反现实主义评论家的争辩，现实主义在今天意味令人讨厌的狭隘的意义；但是如果把它称为摄影式，则又太为轻微，因为摄影在反映事物的引人注目的特点方面也有非常诗意的一面；这是一种情感，一种认为我们周遭的世界是具有强烈欲望或需求的事物的情感，是奋斗的人类自我实现的一种潜在手段，因此也是艺术的必需主题。当凡高描绘他的绘画时，他把物体和地方色彩称为不可分离的实质和特性。物体是理性的象征和保证。他在某处谈到：“事物确实、熟悉的外表；”在另一封信中说：“就个人来说，我热爱真实、可能的事物。我很害怕脱离可能的事物……”他的树木、房屋、脸部周围浓重的线条就像它们强烈的色彩，建立了它们的存在和特性。此信念在先前的艺术中是从来没有的。颜料的堆积，部分上来说，是他此种态度的流露，是一种保持物像的可触实质，和在画布上创造同样坚固和实在东西的激烈努力。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站在不祥的天空和土地面前，面对飞冲而来的乌鸦，他不仅能画出悲伤和孤独，而且如他自己所说，画出了只有现实才能给予他的健康和安慰。“你很快就能看见，我希望……这些画面能告诉你我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我在农村发现的、健康的、给人力量的事物。”当处于毁灭边缘的自我如此牢牢地抓紧物体时，这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允许我们看到画家对物体的依赖不是消极的或形式上的。这不仅因为他曾有一段时间沉醉于自然主义艺术，更由于他深刻的情感根源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当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阿尔这个陌生的城镇时，他画下每一件事物——白天与黑夜的景象、人物、孩子、房屋、咖啡馆、街道、他自己的房间和城镇周围的乡村，似乎要完全进入这个新的环境。而印象派画家则不是如此，他们在旅游胜地或乡村画画，很少给我们物体和人物的实质感。凡高需要客观，最基本明显的那种，犹如其他人需要天使和上帝或纯粹的形式；友好的面孔、周围无可置疑的事物、花朵、道路、田地、他的鞋、椅子、帽子、烟斗和桌上的器皿，所有这些都是他个人的物体，向他接近，向他召唤。作为他存在的延伸，它们反映他健康的精神状态所需的性质和条件。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他的一段话：“这听起来很粗野，但却完全真实：对事物本身，对现实的感情远要比对绘画的感情来得重要，至少更丰富、更富有生机。”我们因此理解他为什么把想象的作品称为“抽象”，即使是现实存在形式的想象；为什么在另一方面，如《麦田上的乌鸦》，虽然具有全部构图上的抽象，却仍旧用痛苦的真实性表现了他所经历的风景。在圣雷米的那一年，他主要生活在记忆里。他的思想经常回到荷兰农民的世界，回到他的家庭和他的童年。他无法再从生活中绘画，因此临摹了很多米勒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表现的物体现在正占据了他的思想。这是真实，但同样是想象中的一种存在，而且是通过艺术实现的；这是活生生的事物存在于生动的形式中的一种想象，而不是存在于迷信或不可能的世界里。他说临摹米勒对他就如同音乐家演奏另一作曲家的作品。他对黑白版画作品做了一种新的演绎，赋予新的色彩。他的临摹作品中有一些是宗教主题的，主要是德拉克洛瓦和伦勃朗的作品。这些主题透露了凡高的经历和对拯救的渴望；《皮埃特》中，母亲怀中基督的脸与文森特十分相像；《善良的好人》中逼仄的风景和被遗弃的牺牲者让我们想起他在圣雷米画的《峡谷》。临摹伦勃朗的《拉撒路的升天》那张作品只是原作铜版的局部，拉撒路和他的姐姐，而基督则被太阳所替代。太阳曾经让凡高着迷，而现在则经常出现在他更为忧郁、阴沉的作品中。这些作品是对双重诱惑的回应；因为凡高不仅为宗教幻想所困扰，而且他的朋友，高更和伯纳尔也画宗教主题。对高更和伯纳尔，他比同时代其他任何艺术家都更有认同感。而且文森特是个很容易接纳新事物的人，他渴望友谊和合作。但对伯纳尔就他受中世纪基督教激发所创作的一幅宗教绘画的描绘，这个先前的神学学生和传教士却回答道这种努力在我们的时代是一种不可能的回避：“在这个受蛊惑的国域，老人和我们马上发现会碰壁”；只有时代的现实才能为艺术和人类的满足提供发展的土地，但他本人无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这暗示了他的信念，在一个他意识到不公、残酷和不断增长的混乱存在着的社会秩序里的信念。在那个时候，对富有洞察力的艺术家来说，现实主要是指限制或毁灭我们的事物。文森特说在现代条件下，艺术家必然会有点疯狂：“也许某一天每个人都会发疯。”他无法向内心的幻想世界寻求安慰，因为他知道这肯定意味着疯狂。到最后，他有时被宗教幻想所吸引，但又认为这是不健康的，所以努力摆脱它们。人化基督的形象仍旧吸引着他。所以当他把上帝写成一个艺术家，所创作的最伟大作品，这个世界是一种未成功的研究，他是把基督奉为最超凡的艺术家，比其他任何人更像一个艺术家，是鄙视大理石、泥土和颜料，而用活生生的血肉创作的艺术家。但他在精神病院创作的几幅基督教主题的绘画却都是临摹作品，而且形象都极具感人力量。他的真挚，永远忠实于直接体验的要求，使他无法创作出宗教绘画。当受《星夜》中景象的激发，绘画中的夜空体现的也只是神秘的统一和解脱的欲望，而不是神学，也不是神的寓言。此前，在描绘了从生活中提炼创造困难景象的计划后，他曾写信给提奥：“这无法不让我有那个迫切的需求——如果非要说那个词的话一一宗教。然后我在夜间出去画星星。”但盘卷的星云和奇怪闪烁的新月，困在日蚀中反常的月亮、太阳、地球阴影的结合体，或许是无意识地对启示主题的回忆，被太阳、月亮、缀成皇冠似的星星围绕着，而她的新生儿正受到龙的威胁。前景中的教堂尖顶也暗示着这幅作品潜在的感情与记忆。尖顶的尖锐和陡峭，在先前的素描中经常被痛苦竖立的树木的浓密所掩盖，这些树木代表了不受控制的单调情绪；但在最后作品中，尖顶分裂了，那幅画里，绘画的才能在清晰的确定形状中也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在奥弗尔，他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客观精神仍旧非常强烈。他重新回到了北部，回到了亲密的提奥和老朋友身边，凡高试图再次吸收他曾经失落了的乡村和农民。前一年的精神危机悲剧性地反映了他身体的虚弱，使凡高再也不可能画出阿尔时期那样有光彩、快乐的画。但他能用新的激情与和谐重新创作奥弗尔的风景和人们，在那些作品中，圣雷米时期的波浪形，痛苦扭曲的形状由于他对客观真实事物根深蒂固的喜好而受到了限制，客观真实的事物以其千姿百态的、富挑战性的魔力和无法预料的色调，永远吸引着他，带着他超越自我。但忧郁症不久又复发了，在圣雷米的绝望又缠住了他，而这次比以前更显得无望。这种起起伏伏的希望使他在奥弗尔经历了一个暴风雨般的情感过程，除了原有的烦恼外，现在又新增了对提奥的关心。提奥这时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小孩，但是经济状况却不太稳定。在信中，文森特的思想经常转向他最后的结局。在这种情绪里，我们被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美丽的深蓝所打动，这种深蓝出现在风景画、加歇先生和Ravoux女士的肖像画中。在肖像画里，这种深蓝与神经质的脸庞形成对比；在阿尔，L’Ariésienne弱化的脸部有与之对立的另一极端，强烈的黄色土地，这是一种刚愎的、模糊的异教色调。奥弗尔的蓝色不是平板的色调，而阿尔的蓝则是平板的。在描绘他艺术家朋友的想象肖像中，他曾一度比之为无限。奥弗尔时期的蓝色则不同，是一种更有暗示性、神秘性的、跳动或闪烁的虚空。《星夜》中的那种情绪在奥弗尔这些深蓝，特别是在《乌鸦》这幅画里流动着。在《星夜》中我们看到那令人惊骇、变形的天空，感觉到狂乱的情绪在浩渺的蓝色空间里搅动着的泛神的狂喜，意识到那里存在着相似的渴望。《乌鸦》中无尽的天空看起来则是完全的形象，似乎回应着愿意被吞没、愿意将自身消失在无尽广漠中的歇斯底里的欲望，在反常的形式中早已有一种意志在潜伏着。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平线与其说有框架或画布的特性，不如说是情绪的特质更为确切。它具有和蓝色同样的鲜明和强烈，属于作品的最深层意义。它不是因为全景物体的多样或宽度上的连续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巨大的主宰统治着空间。在这里，垂直线几乎没有出现，在构图上也无照应。他在穿越黄色的田野时被阡陌的错综混乱和逼近的乌鸦的恐怖赶上而被带入深蓝的天空，一个最富细微差别感的地方，一个纯洁而吸取一切的本源，在那里面，主观和客观，个体和整体，过去和现在，远和近最后都将无法分辨。（黄英译。《新美术》1999年第1期）
论凡·高的一幅画——《麦田上的鸦群》（迈耶·夏皮罗，1946）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论凡·高的一幅画——《麦田上的鸦群》迈耶·夏皮罗（1946）在凡·高的图画中，依我看，《麦田上的鸦群》一画最为一目了然。此画作于他自杀的前夕，在他提及此画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与画中相同的心境。此画的比例殊异，又长又狭，似乎打算供两个观者看——一个超乎人们眼睛所能抓住的形象。这一异乎寻常的布局与狭长的景色本身匹配，那不是简单的全景，而是一片田野通过三条岔开的小径从前景向外扩展延伸。在观者面前是一片不平静的景象，无垠的地平线使人疑惑，面前三条路的任何一条都无法到达地平线，三条路隐没在麦田中或通向画外。凡·高的无常在此寓于运动和方向的无常之中。开阔的田野的透视——他已经画过许多次——现在是反向的；急流般的线条从地平线向前景会聚，好象空间突然失去其中心，一切事物在观者面前翻腾。在其他的作品中，这片田野布满垄沟，垄沟以急速的运动伸向远方。这些线条是凡·高对心爱对象的冲动之途径。使人联想起塞尚为了创造沉思性的效果——愿望悬浮其中——而减轻透视的强度，减弱深度中平行线条的集中，使坚实的物体从画平面上缩进去，使远处的物体靠近。凡·高以相反的手法，加速集中，夸大空间的极度——从强调的前景到无垠的地平线，包括其最细小的细节；从而给予透视以其强制性和哀婉性，似乎被忧虑不安所驱使而接触世界。这种透视形式对凡·高至关重要——作为一个艺术家主要全神贯注的课题之一。在他早年的画中，作为一个与透视法则斗争的生手，运用器械勾勒因透视而缩短的线条，使他迷惑而又高兴，他已经感知这种几何的再现组合及其主观的、表现的要素之具体性。线性透视实际上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一套规则，而是与对象本身一样真实——一种他所见到的风景的特性。这种似非而可能是的组合同时使事物变形，使之显得更为真实；它使艺术家的眼睛更为盲从地集中于外形，但又使他更为能动地在世界中活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中，那是构成一个本身完全的客观空间之手段，不同于观者所见——即使由观者的眼睛加以组织，就象舞台上的空间，而在凡·高最初的风景画中，世界似乎从他的眼中以快速集合的线条之不断运动散发出无尽的内容。他就他早年的一幅图画写道：“屋顶和街沟的线条，象脱弦之箭射向远处；这些线条是毫不犹豫地画下来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朝一个目标的飞驰很少畅行无阻或完成；经常有相反的目标和转移。在一幅耕地的图画中，垄沟将我们引向远处的灌木丛——无形状的和杂乱的；右边是巨大的太阳及其光芒四射的线条。这儿有两个对抗的中心或中心形式，一个是主观的，带有灭点——艺术家的设计，不单作为一个焦点，亦是这个世界中的渴望和热情的创造物；另一个，较为外部的、物体般的，在旁边，但亦被情感所改变。它们并列一起，象―个强烈的愿望及其实现；可是他们不相合，亦无法相合。每一个各有其独特的变动性，一个有自制力的，但是扩张性的，外溢的，散发其无穷无尽的特性；另一个热切地指向一个达不到的目标。在《麦田上的鸦群》一画中，这些中心土崩瓦解。会聚的线条变成分叉的小径，使朝向地平线的集中运动成为不可能；巨大的烈日碎成没有中心的、暗黑的碎片，从地平线飞向前景的群鸦在它们的靠近中将观者正常的视线倒转向远方；可以这么说，观者是它们的焦点，它们的灭点。在之字形的路线中，它们明显地近似三条小径之动摇不定的波状，将人生的道路和死亡的象征之相反方向统一在一个横向的运动中。如果逐渐飞近的群鸦愈来愈大，那末，三角形的麦田——没有因透视而变形——随着它们的退远而迅疾地变得大起来。从而群鸦在真实的视觉透视中被见到，这与它们的感情上的扩展——当它们飞近渴望的对象之时——相符；作为运动的连续，它们体现了时间的透视，未来时刻的日益迫近。但是，稳定的、熟悉的、与小径联结的土地，似乎在抗拒透视的支配。艺术家的意愿是混乱的，世界向他移近，他却无法靠向世界。似乎他感到自身完全被堵，但亦看到一个不祥的命运正在临近。这位画家——观者成了飞近的群鸦之目标——惊恐和分裂，我们看到它们的之字形在三条小径的分叉线中重现。在这哀婉的混乱中，我们开始发现艺术家的有力对抗——他在抵御崩溃。与笔触和细节的狂暴形成对照，整个空间无比宽广和单纯，就象浑沌初开。最大和最稳定的部分是最远的部分——长方形的深蓝色天空横跨整个画面。蓝色仅在此出现，处于完全饱和状态。其次是麦田的一片黄色，由两个倒三角形组成。尔后是小径的深紫红色——三倍地深。这些小径上的草的绿色——四倍地绿（或五倍，如果将右边的细细一条算在内）。最后，在数不清的连续中——飞近的鸦群的黑色。画中的色彩频率从反面与各部分的广大性和稳定性相称。艺术家似乎在考虑：一是统一、广度、极限的解体、纯净的天空；二是分开的、不稳定的两块正在生长的麦子的黄补色；三是无处可通的分叉道路的红色；四是这些路上未经踩踏的路面的绿补色；随着无尽头的之字形鸦群的行进，死神的形象从远远的地平线来临。犹如一个精神忧伤的人为了确保抓住东西和反对强制性而点数和枚举，处于极度苦恼中的凡·高发现色彩和形状的数学般的次序以对抗解体。他竭力控制和组织。最基本的对比变成必不可少的外形；如果在这种简单的次序中，两块麦田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如天空和道路，那末它们被另外的、发生共鸣的色彩笔触连在一起，并未改变整体的较大力量，而在隔开的地域间创造了许多连接。蔚蓝天空中的两块绿色是道路的绿色之反映，尽管是模糊的；沿地平线的麦田中的许多红色细笔触重复着小径的红色。文森特在给他的弟弟的信中写道：“返回那儿后，我便画起来。画笔几乎从我手中掉下去。我清楚地知道，我要什么，并且能够画三幅巨作。“那是骚乱的天空下的麦海，在试图表现悲哀和极端孤独方面，我毫无困难。”但是后来他继续说的话将显得令人惊讶不已：“你很快就会见到，我希望……这些画将告诉你我用文字无法表达的内容——我在乡野中发现的健康和强壮的东西。”一片烦恼、悲哀和极端孤独的景色怎么可能最终在他看来是“健庞和强壮的”呢？他仿佛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在同一对象面前，他的不同的感觉和感情之间有着最大的跨距或矛盾。柏树——他将其线条和比例之美与埃及的方尖碑相比——在他的画中变成的不安定、火焰般的形状。可是，他以非凡的探索意识进行他的艺术实践；用他自己的话说“十足的工作和计算”。他的书信包含着对绘画问题的精辟见解；我们可将分散在书信中的阐述形成一个完整的美学思想。但是，当他看着他的完成之作时，他不止一次地似乎以一种矛盾的想法审视，或以一种使我们困惑的激动的武断解释景色的总的效果。有时候，那是象征主义的问题或一种色调的情感性，对此他有一整套个人的法规：“强烈的孔雀绿调子——十足地令人心碎。”在另一封信中，他描述被耕过的麦田、太阳和会聚的线条的图画，亦在上述的画中描述过，是表现“宁静——太平”。可是，据他自己所述，那是由“一连串奔放的线条——在画面上升高的垄沟”组成；那亦表示给眼睛造成极度紧张的许多对抗的中心。对另一个艺术家说来，这样的线条意味着不安和兴奋。同样地，凡·高提到他在阿尔的卧室一画是一种“绝然宁静”的表现。然而，那不包括其快速的集中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生硬性、其强烈对比的色彩和成对角线的诸分散斑点。那是热情的、激烈的图画，也许仅与先前的更深沉的兴奋状态有关的宁静，或作为他睡觉地方的形象。在图画和景色或对象的感情作用——凡·高作为一个旁观者——之间的这一矛盾中，有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他所表现的对象的色彩和线条之强制性的强化；大自然中对他显得平静、安宁和有秩序的成分，在绘画的过程中，随着激烈的兴奋而变成反复无常和千变万化。在另一方面，所有这一切感情的骚乱，在他说来似乎并不存在于完成之作当中，甚至当他在风景画中承认这一点时亦然。他的书信显示出《麦田上的鸦群》一画的自相矛盾的描述，并非偶然的失误或混乱。事实上是表明一种阵发性的反应。当凡·高绘制兴奋或忧郁的东西——一辐情绪激动的图画——时，他感到宽慰。他最终体验到和平、宁静和健康。图画是一种真正的发泄。对他的最后结果是在感情的旋风后的一种正常状况和平静。固然，在麦田和天空的发作性的表现中，对凡·高说来是具有健康和力量的。对他说来，绘画的任务具有一种自觉的恢复健康的作用。他早已相信唯绘画才能使他免于发疯。当他感到即将发病时，他写道：“我象机车般地向绘画疾驰。”他说他的艺术犹如“我疾病的避雷针”。凡·高往往被说成是一位有灵感的疯子，他的创造性归因于他的不幸的精神状态，的确，他自己亦承认这一点。他回顾一八八八年作品中的强烈黄色时说道：去年夏天为了取得强烈的黄色调，我简直被吊死了。”但是，他亦看到他并未发疯，尽管遭到疯病的侵击：“就我所能判断的说来，我大概不能说是一个疯子。你将看到我在不发病期间作的图画并不亚于其他人。”关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内心倾向与他的精神冲突之间的联系，不论怎么说，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即凡·高的绘画是一种高度的智力活动，这使他能够抢在行将来临的崩溃之前行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清楚地知道他要什么。”精神病学者和哲学家雅斯佩尔斯在论患精神分裂病的大艺术家的专著——他研究了赫尔德林、斯特林堡和凡·高的生活——中[1]。论述凡·高的“对疾病的毫不畏惧的态度”、他的不断的自我观察和自我控制的努力，是他的特性[2]。这位画家比之他人更希望了解自己的状况。他以一种少有的洞察力观察自己的举止而预见疾病的犮作，并采取预防措施，直到他的绝望最终毁灭了他。假如凡·高从内在冲突中得到赋予他作品以生命的活力和情趣（以及或许某种形式的独创性结构），那末作品的品性同样赖于他对崩溃的反抗。在这些品性中，最本质的品性之一是他对事物的依恋和他个人的现实主义。我不是指矛盾的、狭义的现实主义——今天所取得的和过于轻率地称之为摄影的现实主义，摄影在其迷人地展现事物中亦有较为深刻的表现力的一面——而是指感情，外在的现实主义是强烈的愿望或需要之客体、奋斗者完成任务的占有物和潜在手段，所以是艺术的必要基础。凡·高描述他的图画时，他称事物及其局部色彩为不可分割的物质和特性，一个印象主义画家却可能更富于敏锐的观察力，但较少关心事物和世界，相反地欢迎其在大气——包含某种幻想的状态而无愿望——中分解，犹如在他周围的人类和中性物体的原始分离性，通过沉浸在被动状态——叫做感觉——中而得到克服。对凡·高说来，事物是神志正常的象征和保证。他说过“事物的使人安心的、熟悉的外表”；在另一封信中：“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喜欢实实在在的东西、可能的东西……”“我怕离开可能性……”他在树木、房舍和脸部四周所画的强烈的深色线条，以一种以前的艺术所陌生的信念确立它们的存在和特性。他反对使他眼前的对象缩小的透视，而表现得比真的更大。颜色的厚涂，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态度的反映、在事物的形象中保存其可感知要素和在画布上创造同样结实和具体东西的疯狂努力。个性本身就是一种客体，因为他充满对人——作为一个分离的物质和另一个自我——无法遏制的爱；因而他能够把自己和他人作为具体的、存在的事物加以描绘和通过这些绘画体验其结实性和确实的存在，并占有它们。面对不祥的天空、麦田和飞近的鸦群，他不但能够描绘这种悲哀和孤寂，并且能够描绘唯现实才能给予他的健康和力量，道理就在于此。可是，这能给予他这些吗？我们不禁要问。或者这是一种为了从风景中获得风景所不再拥有的东西之拼命努力？因为他力图通过事物的再现而与之一体化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凡·高也许是最后一位现实之伟大画家和一种反客观艺术的先驱者？这是严酷的个人失败、悲剧性的艺术成功——为之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已经看到，他对外部世界的一心一意的幻想如何被充满感情的形式——破坏了透视关系——所扰乱，朝向地平线的集中——全部空间通过这种集中对观者的凝视正常地显得有条理——如何被出自艺术家内在强调的分叉性和复杂性——反抗这种和谐、这种观看中的预先确定的协调的体系——所扰乱。现在，大自然与人类——大自然的最高意识和反映者——毫不相干。大自然不再是内在和谐和力量的模特儿。从现在起，外部现实将不再为艺术家提供爱之“健康的和加强的”对象，而仅仅提供梦幻或美学手段的任意性成分。但是，梦幻——如同通向精神病的小径——正是凡·高所要避免的。“思索，而非梦想，才是我们的责任。”他写道。他的朋友贝尔纳将其受中世纪基督教启示的宗教画新作告诉凡·高，这位前神学学生和传教士答曰，在我们的时代中这种企图是一种不可能的逃避：“那是一个被魔法迷惑的领地，老兄，人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的。”唯有我们时代的现实才能提供艺术的基础和人性的满足。但是他自己却无法在这一基础上活下来。那意指对一种社会秩序——他看出其不公正、残酷和日益增长的混乱——的信念。此时，对具有洞察力的艺术家说来，“现实”在极大程度上已经意味着是强迫或消灭我们之事物。文森特看到在现代的条件下，艺术家必然会有点儿疯的；“也许有朝一日人人将得神经病。”他以自己的一幅画——他住的医院的花园——针对贝尔纳的《耶稣遇难花园》，毫无嘲弄之意。他不会转向可能得到慰藉的幻想的内在世界，因为他知道这对他说来肯定是意味着疯狂。他时时被宗教的幻想吸引，但他认为那是不健康的而排斥之。有人性的基督形象依然吸引着他。如果他写到上帝——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伟大创造：世界，是“一件未完成的习作”，他尊基督为至高无上的艺术家，“胜过所有的艺术家，不屑用大理石、粘土和颜色，而用活的肌肤创作。”但是，他在精神病院里绘制的少数宗教主题的画，都是其他艺术家作品的版画复制品的摹作，无一例外，都是意味深长的哀婉形象，如善良的撒马里亚人和死去的基督。他的真挚——要求永远忠实于直接的经验——使他无法创作宗教图画。他被《星光灿烂的夜空》的幻象激起灵感的时候，他将他的愿望——神秘的结合和分散——的升华放入天空的描绘中，但不是神学，不是神圣的寓言。在早先写给泰奥的信中，接在他计划作困难的写生的叙述后说：“那并未使我摆脱一种可怕的需要——宗教。于逛我在晚上外出描绘繁星。”然而，在广大的圈状星云中和奇妙地发亮的新月中——月亮、太阳和地球阴影的异常地合在一起，形成月食——有一种可能未意识到的缅怀：妇女在分娩的痛苦中的启示性主题，被太阳和月亮包围，被星星冠盖，她的新生婴儿被龙恐吓（《启示录，第十二章，笫一节）。这一作品中隐藏的潜在感情和回忆，也由前景中的教堂尖顶暗示出来，在早期的画中，尖顶在茂密缠结的树木中消失——无法控制的情绪之单调——但在这最后作品中，尖顶没有被遮掩，一种形象化的理智，在阐明形式的过程中加强了感情的表现。这幅画是文森特企图超越日常对象的明显性的界线，而且有趣的是，那是普罗旺斯夜空的感受，是宗教刺激他那孤独灵魂的实实在在的地方和时间的一种形象。在此，与他公开宣称的原则相矛盾，尽管他害怕模糊、神秘和向上帝的被动的投降，但他允许自己有较自由的幻想和抑制感情的倾向。可是，他的想象力停留在以他自己的见解生活其中的共同的空间世界这一特定基础上。因而，甚至在这幅具有一种自发宗教倾向的不寻常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出他的客观精神的顽强性。他的喷涌而出的色彩象征主义——代表“人类的可怕热情”的“令人心碎的”孔雀绿或深绿、在他所爱的一位艺术家朋友的肖像中唤起无尽情感的强烈蓝色背景——同样关系着特定的可见对象的性质和他对它们的感情。但是，他对象征性设色的兴趣已是一种态度的转变。他决心画得不那么精确，忘记透视和以更为强调和激动的方式敷色。在这一变化——在一八八八年夏的某些画和书信中显而易见——中，我以为我们决不会看错一个来自巴黎环境的启示，文森特在前一年已经知道巴黎，在一八八八年全年中，他通过书信，特别是与绘画的象征主义新倾向的领袖人物高更和贝尔纳的通信，与巴黎保持亲密关系。文森特是一个善于吸收的人，始终渴望友谊和合作；当他在阿尔，远离朋友们的时候，他不断地盘算着共同的计划——使他和巴黎的朋友们重聚在一起。在给泰奥的信中表示出他的关于色彩的象征主义思想，他将这种思想归因于德拉克罗瓦；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思想是较为新的，代表着巴黎年轻的先锋派观点。假如，在第二年，他严厉批评贝尔纳的宗教画，那末在是年夏天，他自己亦制作了几幅宗教画，并非与贝尔纳和高更竞争——他的宗教画是摹作——而是出于同情和友爱，出于分担他们难题的愿望。不过，对宗教主题的冲动是一时的和稍为偏斜的。在他的艺术中有一种内在的发育，与他的思想状况和内在冲突如此紧密关联，其创造力是如此地被迫，以致显得他创始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全然出于内心，与他四周发生的一切毫无关系。他大概无法形成他的艺术，如果没有他的巴黎经验的激励和与这些人的接触——他们的相似的独立精神在一种艺术创新态度上联合起来，在他遇到他们之前，他并未有过怀疑。然而，他始终保持对在习画开始时已经被他咒骂过事物和人类世界的忠实。他最后几个月中的图画，不论其某些形式显得多么奇异，都是最深入于事物和现实的观察。他的带有漩涡形、火焰般线条背景的自画像——他时代中探讨抽象表现主义的最先进的作品之一——亦是精确的肖像画法的奇迹，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一八八九年末，他完全回答了贝尔纳，那时他被冲突的冲动搅得心烦意乱：“首先是一个使自己在现实中新生的问题，没有预想的计划和巴黎人的偏见。”当瀕于灭亡的自我紧紧抓住对象不放的时候，其保护性反应使我们看到画家对事物的依恋不是被动的或逼真的，亦不简单地出于他的自然主义艺术时期，而是一种带有深邃的感情根基的建设性作用。当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奇妙的城镇阿尔后，他描绘一切——白天和夜晚的景色、人们、儿童、家庭、房舍、咖啡馆、街道、他自己的房间和附近的乡野——似乎完全进入了这一新的环境，这与印象主义者不同，他们在风景胜地或乡野的描绘中，事物和人的物质感不强。甚至凡·高的静物画题材的选择，不论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决非随随便便；它们构成一个亲密和必要的世界。他需要客观现实——最低下和明显的一种，犹如他人需要天使和上帝或完美的形式；友好的脸、他所看到的明确的事物、花卉和道路或田野、他的鞋、他的椅和帽和烟斗、他桌上的器皿，是他个人的东西，朝他走来，向他打招呼。它们是他的存在的扩展，它们象征他神志健全所必需的品质和条件。我们可以引他自己的话：“那听起来相当拙劣，但是千真万确：对事物本身的和现实的感情比对画的感情更为重要；至少它更为丰富和生动。”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他把想象的图画称为“抽象”的道理，尽管那依然是有生命的形式；另一方面，可以理解《麦田上的鸦群》——尽管其构思的抽象性——以折磨人的真实性表现了所感受的风景的道理。但这亦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离开现实的对抗性冲突，以感情的狂热震动表明之。在《麦田上的鸦群》一画中有着《星光灿烂的夜空》的某种心情。在其黑暗的震动的天空中，地平线上的狂乱笔法和绿色圆点，与夜空一画中的活跃的云和星相似。我们在夜空一画中看到其惊人地变形的天空和泛神论的狂热以极度混乱的情绪搅动无垠的蓝空后，我们准备在后一幅作品中看到同样渴望的迹象。鸦群一画中的无垠天空似乎是全部的形象，如在应答一个歇斯底里的愿望——在茫茫中被吞没和丧失自我。在反常的布局中意愿已经被淹没。占优势的地平线是情绪的性质甚于框架和画布的性质；它具有蓝色的鲜明性和强烈性，展于作品的更深的水平面。那并不为全景性对象的复杂性或广度的连续性所需要。在图画的共同比例——近于黄金格律——中，较大的面积必须与一个强烈的次要部分相争，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就这样表现在对比中，这是一种对立，两种要素在其中都是积极的和明显的。这是古典的精神，符合我们社会中的关于和谐和正常的公认概念。在凡·高的自发和不落俗套的布局中，水平线作为一个巨大的要素主宰着空间，与此相比，垂直线无法形成，在构图中无有反响（同样的一面性，但受垂直线支配，发生在《柏树路》一画中，画中有一颗星和一轮明月，象两个太阳一样发光——不可抑制的兴奋之着迷的形象）。在他早期的风景画中，深度中的会聚的线条加强了内在的运动，给予透视的延伸以某种活力；无穷无尽的深度在此已经变换成全然的扩展——超出一个人的注视，最终将他同化。[1]赫尔德林（JohannChristianFriedriehHöldelin，1770—1843），德国诗人。斯特林堡（JohanAugustStrinberg，1849—1912），瑞典剧作家。——译注。[2]见雅斯佩尔斯的《凡·高与精神分裂症》。
抽象艺术的性质（[美]迈耶·夏皮罗，1937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艺术论文选抽象艺术的性质THENATUREOFABSTRACTART[美]迈耶·夏皮罗（1937年）沈语冰译【来源】艺术国际（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232703）【译者按】此文原先发表于《马克思主义季刊》（MarxistQuarterly），1937年1-3月号，第77-98页。根据MeyerSchapiro,ModernArt:19th&20thCentury,NewYork:GeorgeBraziller,1978译出。这篇《抽象艺术的性质》，是美国最杰出的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的名篇，在抽象艺术的理论与批评中一直享有盛誉。文章着重评论了另一位重要的抽象艺术（或一般意义上的现代艺术）的代言人阿尔弗雷德·巴尔的《立体派与抽象艺术》一书，重点批评了巴尔将抽象艺术理解为艺术史的内部运动（所谓“穷则思变”）的理论，提出了抽象艺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条件的观点，开后来抽象艺术的社会史研究的先河。顺便说一下，T·J·克拉克的名著《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就完全建立在夏皮罗在本文中用短短几小节勾勒出来的印象派艺术的社会语境之上。参见克拉克《导论》，载《现代生活的画像》（沈语冰、诸葛沂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年，即将出版）。特别说明：由于收入本文的夏皮罗名著《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简体字中文版权属于江苏美术出版社，因此，未经出版社和译者同意，任何个人或机构均不得纸质刊发本文；网络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此外，本文还是初稿，未及校对，读者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在抽象绘画诞生之前，一张画的价值仅仅在于其色彩和形状，就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音乐和建筑经常被画家们认为是纯艺术的榜样，它们无需模仿外物，只需从它自己独特的要素中推导出其效果。不过这样的观念还不容易为人接受，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看到过一幅由色彩和形状构成，却不再现任何东西的画。假如描绘我们四周对象的画作只根据形式来加以判断，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样做是在歪曲或简化画作；你不可能单单通过摆弄形式来理解这些画。只要这些形式所从来的那些对象是一些特殊的个体和场所，无论是真实人物还是神话人物，都带有时代的显著印记，那么，通过艺术家的创造力或个性，艺术可以超越于历史之上的说法就不会显而易见。然而，在抽象艺术中，审美假定的自律和绝对性，却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抽象艺术终于成了一种似乎只有审美要素在场的绘画艺术。因此，抽象艺术拥有了一种实用的展示价值。在这些新绘画里，设计和发明的过程本身似乎被带到了画布表面。一度被外来的内容所掩盖的纯粹形式得到了解放，从现在起可以被直接感知。那些并没有从事这类创作的画家们也欢迎这种绘画，道理就在这儿，因为这强化了他们对审美的绝对性的信念，为他们带来了一个纯粹设计的学科。他们对待以往艺术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新的风格使画家们适应了色彩和形状的视觉，将它们当作可以从对象身上脱离开来的东西，并创造了艺术作品一个巨型的种类，打破了时空的界线。他们使得欣赏最为抽象的艺术，那些被再现之物不再可辨的东西，甚至是孩童和疯子的涂鸦作品，特别是夸张变形的原始艺术都成为可能；那些原始艺术曾经被老练的美学批评家当作毫无艺术性的古玩。在此之前，拉斯金（Ruskin）在其《艺术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ofArt）里还可以这样宣称（在谈到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保护时）：“只有欧洲有纯粹而又珍贵的古代艺术，亚洲和非洲都没有。”过去被认为是可怕的东西，现在成了纯粹形式和纯粹表现，是艺术中情感和思想先于被再现的世界的美学证据。整个世界的艺术都落实在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和普遍的平面上，作为人类形式化了的能量的全景画。抽象绘画的两个方面，即排除自然形式以及艺术品质的非历史的普遍化，对于艺术的一般理论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非欧几何学的发现给了数学独立于经验这样的观念以强有力的推动一样，抽象绘画也切断了艺术模仿的古典观念之根。这个数学的类推事实上是抽象艺术的辩护者们想到的；他们经常用非欧几何学来为他们自己的立场辩护，甚至暗示了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今天，抽象主义者及其超现实主义后裔，越来越多地关注起对象来，而有关抽象艺术的古老断言业已失去了其反叛信念的原始力量。一些曾经坚持认为这种艺术乃是全部形式史的逻辑目标的画家们，在转向不纯粹的自然形式时，转而否定了自己。追求艺术自由不再针对碍手碍脚的自然再现传统；抽象的美学本身成了新艺术运动的制动器。不是说抽象艺术已经死亡，正如那些外行的敌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宣布抽象艺术死亡已经不止20年了；欧洲某些最优秀的画家和雕塑家仍然在从事抽象艺术，他们的作品展示了最新的写实艺术所不具备的新颖和确信。有关“纯粹艺术”的可能领域的观念——不管它的价值如何——不会这么快就死去，尽管它会以不同于过去30年的那些形式出现；而且在那些已经了解抽象艺术的国家里后来出现的艺术中，很有可能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抽象艺术背后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所有艺术理论之中，甚至是它们最初的那些反对者们的理论之中；绝对的语言和艺术的纯粹来源，不管是情感、理性、直觉还是下意识的心灵，出现在那些断然拒绝抽象的流派中。“客观的”画家们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追求在“本质”及其完满性中被给定的对象，不需要顾及视点。而超现实主义者则从纯粹思想中推导出他们的图像，从而从理性误用和日常经验中摆脱出来。在同情现代艺术的写作中，还很少有不使用这种绝对的语言的。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巴尔（Barr）的近作当作我的出发点，我认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被涵盖在抽象艺术之名下的艺术运动的最好的英语著作。[i]它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将关于这种艺术的性质、其美学理论、历史根源，甚至与政治运动的关系等等一般问题的讨论，与对于不同风格的详尽的、实事求是的解释结合起来。但是，尽管巴尔的出发点是描述而不是界定或批评抽象艺术，他在其历史阐述及某些零星的判断中，似乎接受了有关抽象艺术的表面价值的种种理论。在有些地方，他议论抽象艺术，就好像它们是独立于历史条件，好像它们是自然规律的实现，好像它们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似的。因此，如果说这本书主要是对一种历史运动的解释，那么，巴尔关于抽象艺术的观念从根本上说是非历史的。确实，他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运动的每个阶段的日期，仿佛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一条曲线，或者能够年复一年地追踪那些艺术的出场，但是却并没有在艺术及其条件之间建立起应有的联系。他把抽象艺术诞生的那个社会的性质当作不相干的东西从抽象艺术的历史中排除了，仅仅将它当作偶然阻碍它或加速它发展的“大气”因素。现代艺术的历史被呈现为艺术家们当中一个内在的过程；抽象艺术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再现性艺术已经穷尽了。出于对“描绘事实”的厌倦，艺术家们转向抽象艺术，将它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基于共同而且强有力的冲动，他们放弃了对自然的表面现象的模仿”，正如15世纪的艺术家们“为模仿自然的激情所动”。但是，现代的变化乃是“艺术向前运动的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解释在画室里非常流行，它也是那些在艺术自律之名下写作的作者们加以辩护的观念。但它只是文化，甚至是经济和政治的每个领域都信奉的更为广泛的观念的一个例子而已。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关于“穷则思变”的理论，总能将历史还原为时尚变迁的流行观念的模式。人们厌倦于某种颜色，于是挑选其补色；某一季长裙拖地，另一季则变成超短裙。同样地，眼下的绘画转向对象的描绘，也被解释成了抽象艺术已经穷尽的结果。后来者的所有可能性都已经被毕加索（Picasso）和蒙德里安（Mondrian）探索过了，对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做了，所以只能重返具象绘画。每一种新风格都是对之前风格的反动的想法，对现代艺术家来说格外有说服力，因为他们的作品经常是对另一些作品的回应，他们认为他们的艺术乃是对一种不可还原的个人情感的自由投射，但是必须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还怀有将他们作品的原创性视为其真诚性标记的过份严肃的感觉。除此之外，19世纪新形式的创造者们几乎总是不得不与那些因循守旧的人作斗争；某些历史风格就是在与另一些风格的有意识的对立中确立起来的——文艺复兴对立于哥特式，巴洛克对立于手法主义，新古典主义对立于罗可可，如此等等。然而，一种变化的反题形式并不能让我们将一种新艺术判断为仅仅是一种反动，或者仅仅是对所有旧资源的耗尽的回应。正如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不能被理解为战争是对和平的内在反动，而和平则是对战争的内在反动一样。反动所需要的能量有时会对艺术产生一种戏剧性的和令人鼓舞的效果，但在这样一种解释却失之粗浅。它无法解释新运动的特殊方向和力量，也无法解释其独特的动能、范围和目的。“穷则思变”的理论是不充分的，不仅因为它将人类活动还原为一种简单的机械运动，就像一个反弹的球一样，也是因为在忽略能量的来源以及整个场域的条件时，它甚至无法公正地对待它自己非常有限的机械概念。某个反动的对立面经常是一种人为的东西，这在不同学派之间的两极对立中，以及在形式主义史学家们的图式中，要比实际上的历史变迁表现得更为明显。为了将一种动力适用于这种风格的物理史（常常装出反机械的样子），这些风格被还原成了一种代际之间永恒的改朝换代的神话，每一种风格都起而反对其父辈，也因此，根据某些德国艺术史家的“祖父原理”，不惜重复其祖父辈的动机。而一种最终的目标，一种未经解释却不可避免的趋势，一种植根于种族、文化精神或艺术的内在性质的命运，不得不被偷运进来，以便解释包含了众多反动的下一代的艺术发展的那种明显的统一性。当一种艺术由于超负的或外在的因素似乎要脱离主流时，这个内在的目的就会驾驭种种反动。但是，我们知道又有多少艺术，它们持续了数个世纪的某些极端的品质，没有激发相应的反动呢？古典艺术的“腐烂”，曾经被英国艺术批评家弗莱（Fry）归结为对人体的过份崇拜，但是这一“腐烂”却显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直到基督教对之作出反动的时机成熟。不过，即便是这种基督教艺术，在弗莱看来，也要等到两百多年之后，才能从非基督教艺术中区分出来。对一种现成艺术的剧烈反动，只有当这种艺术对拥有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观看方式的艺术家们来说已经不再充分的时候，才有可能。但是，在这种内在的、反题的意义上，反动远不是什么文化的内在而又普遍的特征；这种反对只有在强有力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因为我们发现，在古代艺术，比如埃及的艺术中，匿名匠人的作品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却很少有什么变化，也很少激发后来者的反动；另外一些艺术缓慢而又稳定地朝着单一的方向演化，还有一些艺术在经历了无数变化，外来入侵者及其反动之后，却保存了一种通常的传统性格。从“穷则思变”（亦即穷尽、厌倦然后是反动）的机械理论来看，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反动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另一方面，有关文学和艺术中的伟大的历史风格的陈腐划分，则通常与社会史的机械划分相应。假如我们考虑一种近期的、仍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艺术，例如印象派，我们就会发现用反动来解释印象派的那些后来者是多么空洞。从逻辑的角度看，印象派的反题取决于印象派该如何定义。当后来的画派攻击印象派仅仅是阳光的摄影师的时候，印象派的同时代人却指责印象派作品极其怪异，完全非现实。印象派画家事实上是第一批画家，他们的作品被说成是即便倒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印象主义之后的各个艺术运动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某些走向简化自然形式，另一些走向彻底地打破构图；这两个方向有时候都被描写为是对印象派的历史反动，前者恢复了印象派所瓦解的对象，后者则恢复了独立的想象活动（而印象派则被认为臣服于对自然的模仿）。事实上，在19世纪80年代，印象派当中有好几个方面，可以成为后来者反动的新趋势和新目标的出发点。对古典主义画家来说，印象派的弱点在于其缺乏清晰性，在于它对明确的线条形式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诺阿（Renoir）有一度曾经离开印象派，转向安格尔（Ingres）。但是，对同一时期的其他艺术家来说，印象派过于随意，毫无章法；因此，新印象派保存了印象派的用色法，在一种非古典的意义上，同时又是在一种更加富有结构性和精确性的意义上，将它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印象派则太像摄影，太没有个性；因此，象征主义及其追随者们会追求一种高调的情绪性和审美活力。最后，对某些艺术家来说，印象派过于散漫，而他们的反动则强调了一种图式化的安排。这些印象派之后的艺术运动的共同点，是将艺术家的心智状态或感受力绝对化，将它们视为先于和高于对象的东西。如果说印象派画家将万物还原为艺术家的感觉，那么，他们的后继者们则进一步将它们还原为艺术家情感和心境的投射或建构，或者还原为在艺术家紧张的直觉中加以把握的“本质”。历史的事实则是，对印象派的反动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于印象派的某些最具原创性的可能性被人们认识之前。单个母题（例如《干草堆》、《大教堂》）的系列色彩变体画，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而带有令人惊叹的空间形式的《睡莲》（WaterLilies），则与某种方式与当代抽象艺术联系在一起，属于20世纪。对印象派的有效反动只发生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而且主要是在法国，尽管印象派在19世纪末的时候几乎覆盖全欧洲。19世纪80年代，当印象派开始被官方接受的时候，法国早已出现了数个与印象派志趣不同的年轻艺术家团体。然而，艺术史并不仅仅是有意志的反动的历史，每一个后来的艺术家也并非都与最近的风格相对立，如果别人画得沉闷，他就画得光鲜，如果别人画得立体感很强，他就画得很扁平，如果别人画得很真实，他就画得扭曲真相。反动深深地植根于艺术家的经验之中，植根于他必须面对的变化无穷，同时也以特殊的方式塑造了他们的实践和观念的世界之中。莫奈《干草堆》系列莫奈《睡莲》系列高更（Gauguin）与凡高（VanGogh）的悲剧性一生，他们与社会的疏离，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艺术；但它们也不是对印象派或秘鲁或北欧血统的后果的自动反叛。在高更的那个圈子里，还有些艺术家在成年后放弃了中产阶级的事业，或企图自杀。因为一个中产阶级青年想要靠艺术吃饭，这一点在1885年是一回事，在1860年更是另一回事。到1885年，只有艺术家才有自由和完整的人格，但除此之外，他们经常一无所有。印象派将自然转化为一种私人的、非形式化的敏锐视觉领域，而且随着观众的改变而改变；它的存在本身就使得绘画成为一个理想的自由领域；它吸引了许多厌倦了中产阶级的工作及道德标准的人，这些工作或标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而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越来越愚蠢。不过，印象派将感受力孤立出来，将它当作或多或少个人的，但又是平心静气的，仍然停留在事物外表上的机能（它依然在捕捉远方不断弥散中的云层、水面和阳光等等难于捕捉的东西），对那些将一切都押在冲动的赌注上的人们来说，是不再充分的了；他们决定要做一个艺术家，这乃是与正常社会一种强烈的，某种意义上反［中产阶级的］道德的断裂。他们几乎以一种狂热的［艺术家的］道德，将印象派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表现的艺术，一种表现强调的、辉煌的、夸张的、迷人的对象的艺术，或者将它的用色和画面构成调整为一种没有季节变化的、异国情调的、田园牧歌般的梦幻世界。早期印象主义也有一种道德侧面。在其非同寻常的、未经驯化的视觉中，在其对不断变化着的光怪陆离的户外世界的发现中（其形状随着随意或流动的观者短暂的观看位置的变动而变化），存在着一种对象征性的社会和家庭俗套的潜在批评，或者，至少存在着一种与此对立的准则。令人惊讶的是，在早期印象派画作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多毫不拘泥的自然率真的日常社交生活方式，看到那么多早餐、郊游、散步、划船旅行、节日或假期旅游场面。这些城市的闲暇田园诗不仅展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产阶级娱乐休闲的客观形式；通过主题的选择和新的美学手段，它们也反映一种艺术观念，即把艺术看作是纯粹自娱自乐的领域，不涉及思想和动机。对一个从其所处阶级的正经信念中脱离出来的开明的中产者来说，他们将对这些娱乐消谴的呵护预设为自由的最高之域。在将周遭的现实画面当作一种人来车往、环境不断变化的景观来加以欣赏时，这些有教养的食利者在现象层面上体验着周围环境、商场的流动性，以及工业的流动性；他们获取收入并因此而得到自由都得归功于此。在印象派那种将事物分裂为精细色点的新技巧以及“偶然的”瞬间视觉中，他们以一种在艺术中前所未有的程度发现了新的感受力状况，这种状况与城市游玩者和奢侈品的高雅光顾者的那种感受力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交环境从社区、家庭和教堂转移到了商业化或私人的临时性场所——街道、咖啡馆和度假胜地——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意识越来越疏远于那些古老的纽带；而那些虽接受了自由的准则、却没有经济收入来获得这种自由的富于想像力的中产阶级成员，在匿名的、麻木不仁的大众面前，精神上为一种无助的孤立感所撕裂。到1880年，享乐的个体在印象派艺术中已非常罕见了；只有面对自然的个人景观保留了下来。而在恢复了甚至崇高化了人物形象的新印象主义中，社会群体则被分解为孤立的观众，他们从不与别人交流，要不就如同那种屈从于一个命定动作的机械重复的舞步一样被构成，没有一点自发性。19世纪80和90年代那些指责印象派缺乏结构的法国艺术家们经常表达他们要拯救绘画的要求，他们想要拯救秩序和信念的固定对象，而这些则是作为一个团体的印象派所不知道的。高更画作的名字——《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Wheredowecomefrom？Whatarewe？Wherearewegoing？）——还有它那种拷问式的形式，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但是，由于艺术家们并不懂得他们自己那种无序感和道德焦虑感的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他们只能想象新的稳定形式，将它们当作准宗教的信念，或者某些原始的或高度秩序化的传统社会的复活（这样的社会通常拥有一种集体的精神生活的官能）。这一现象反映在他们对中世纪和原始艺术的爱好上，反映在他们皈依天主教以及后来的“统合民族主义”之上。这一时期形成的艺术家的殖民地，凡·高设想的艺术家公社的计划，都是想要重新构建被资本主义所摧毁的普遍的人类社会的想法的典型例子。甚至于他们的“构成”理论——一个被印象派摒弃的传统概念——也与他们的这种社会观有关，因为他们将构成视为对象的集合，一方面，这些对象靠发源于艺术的内在性质的秩序原理被汇集在一起，另一方面，这些对象又由来自艺术家心智状态的秩序原理加以汇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求对对象进行一些“变形”。有些艺术家想让自己的画成为一座教堂，拥有形式的等级制、固定的对象位置、预定的和谐、预先决定的视觉方向感，但所有这些课题都发端于艺术家的感情。为了在其艺术中重新创造“公社”的要素，他们通常会选择笨拙的对象，或者虽然是活跃的对象，但除了作为色彩和线条外，这些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互动。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甚至在修拉（Seurat）的作品里，这些问题某些程度上也已经提出来了，尽管解决的方法十分不同。跟象征主义和综合主义团体相比，修拉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他并没有反叛资本主义的道德后果，却像一个心满意足的工程师，将自己与不断发展的技术方面联系在一起，并将中下阶层的娱乐和商业化了休闲业的流行形式，当作一种纪念碑性的艺术的主题来接受。他从当时流行的技术观念中，汲取了绘画中的方法论程序的准则，在科学的最新发现中更新了印象主义。当然，除了这些，法国绘画中还存在着别的类型。不过我想，对艺术运动的详尽研究将会表明，那些类型，甚至是那些保守的学院派的类型，也都受到了业已改变了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对印象主义的反动，根本不是内在于艺术性质的事，而是来源于作为艺术家的艺术家们对更为广泛的社会情境作出的回应；他们身处这样的情境，却无法生产这样的情境。如果说印象派之后的艺术趋势走向了一种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抽象早已在印象主义中露出端倪的话，那是因为将个体以及文化的高级形式从其旧有的社会基础中孤立出来，心灵与自然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新的意识形态对立，肇始于在印象主义之前早已存在、到今天变得更加尖锐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事实上，正是凡·高和高更的作品（比其他艺术家的其他作品拥有更为强有力的能量和形式上的融贯性）体现了今天为成千上万的人所共有的那种明显的渴望、紧张和价值（这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跟艺术家们一样体验到了相同的冲突），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变得如此受欢迎。写实艺术与抽象艺术之间的逻辑对立（巴尔用它来解释抽象艺术更为晚近的变化），建立在下面两个有关绘画性质的假设之上（这两个假设在论抽象艺术的写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再现乃是对万事万物的镜子式的被动行为，因此从根本上说是非艺术的，相反，抽象艺术则是纯粹的审美活动，不受对象的限制，只建立在它自身的内在法则之上。抽象画家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的再现，将它当作一个眼睛和手腕的机械过程，艺术家的感情和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很少能发挥作用。要不，他会以一种柏拉图的方式来反对再现对象，将它仅仅当作对自然的表面现象所作的描摹，而抽象画的实践则是对事物“本质”或事物背后的数学秩序的发现。他还会进一步假设，当人类心灵独立于外在对象时，它才是最完满的。但是，要是他高度评价某些古老的自然主义艺术，他也只会从中发现独立的形式构成要素；他会忽略将经验空间转化为画布平面的种种手段的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方面，以及在心灵中把握世界的那种巨大的、历史地发展出来的能力。他会从被再现的对象及其意义中抽象出艺术品质，将对象及其意义视为不可避免的不纯粹的东西，是强加在艺术家头上的历史因素，尽管艺术家最终从这些因素中实现了其潜在的个人的抽象表达。这些观点完全是片面的，它们建立在一个有关再现的错误的观念之上。世界上不存在刚刚描述过的那种被动的、“照相式”的再现；古老艺术中的再现的科学要素——透视、解剖、光暗——既是归序原理（orderingprinciples）和表现性手段，也是描绘的手段。对物象的一切描绘，不管看上去如何精确，哪怕是照片，也来自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形象，而且常常决定了其内容的那些价值、方法和视角。另一方面，世界上也不存在“纯粹艺术”，不存在不受经验制约的艺术；一切幻想和形式构成，哪怕是手腕的随意涂抹，也受制于经验以及种种非审美的关切。在前面提到的印象派画家身上，这一点显而易见。他们既可以被视为是照相式的，也可以被认为是幻想的，视乎观众看问题角度而定。甚至是他们的自然母题，除了其中明显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艺术的内容外，也会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在将再现视为对自然的表面模仿时，抽象艺术家们继承了粗陋的19世纪艺术批评的错误，这种批评从是否写实的极端狭隘的标准来判断绘画作品，这样的标准甚至无法适用于它所授受的写实性绘画。如果说陈旧的趣味说，它画得多像啊，多美啊！——那么现代的抽象主义者则会说，它画得多像啊，但是多丑啊！然而，两者的预设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要是将它们与带有超自然内容的宗教艺术的趣味比一比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写实绘画和抽象绘画都承认艺术家心灵的统治地位。前者承认艺术家的心灵通过透视和色彩渐变的一系列抽象的计算，在一种狭隘的、私密的领域中来精密地重建世界；后者则承认艺术家的心灵那种在自然之上强加一种新形式的能力，或者自由地操纵抽象的线条和色彩的能力，再不然是根据微妙的心灵状态来创造相应的形状的能力。但是，正如写实的作品不是靠了与自然的相似程度来确保其美学价值一样，抽象艺术也不是靠了它的抽象或“纯粹”来确保其美学意义。自然形式和抽象形式都是艺术创作的材料，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随着历史趣味的变化而变化。巴尔相信绘画会因为从画作中排除外部世界而变得贫乏，会失去种种情感、性、宗教和社会价值。但是，他转而认为审美价值却在纯粹形式中得以存活。但是，他却不明白，后者与其说是因为排除而变得纯粹了，还不如说是因为排除而发生了变化，正如为写作而写作的模式，不同于为传达意义而写作的模式一样。各种不同的形式，空间、色彩、光线、大小、立体感与运动的品质，都取决于对自然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欣赏，但所有这些如今都从绘画里消失了；相应地，抽象艺术的美学则发现了新的品质和关系，它们与从事这种排除行为的心灵是相适应的。跟自然主义艺术一样，每一种类型的抽象艺术，都不是在创造一种绝对的形式，而是赋予某些要素，不管是色彩、画面、轮廓还是图案，或者某种形式手法，以一种特殊而又暂时的意义。巴尔论点的对立面——即用一件别有意味的外衣来打扮一幅纯粹的形式，这种形式就会变得容易为人接受，更有怡人效果，就像逻辑或数学通过具体的例子得以呈现一样——也建立在同一个误解的基础上。正如一篇叙事性散文并不仅仅是强加于一篇事先存在的、纯粹形式的散文上的故事一样，再现也不是强加在一个抽象设计图案之上的自然形式。即使是这类作品中的形式的图式化一面，也早已拥有某些品质，这些品质已经受到观察对象和设计再现过程的那些模式的制约，更不必说受到内容以及画家的情感态度的制约了。当抽象艺术家康定斯基（Kandinsky）试图创造一种表现情绪状态的艺术时，大量保守的、学院派的绘画本质上追求的也正是这个。只是，追随浪漫主义的古老传统的学院派画家，保留了激发这种状态的对象；如果他想要表达由一片风景所激发的情绪状态，他就会描绘那一片风景。另一方面，康定斯基则想要找到这种情绪状态的完全想象性的对等物；他不需要绕过这种心灵状态，不需要绕过那些独立于事物的、表现性的色彩和形状序列。后面这种情形中的心灵状态，是十分不同于前一种情形中的心灵状态的。部分等同于起制约作用的对象的心境，由巨细靡遗的对象和情境构成的清晰图像所驾驭的心境，以及可以通过这些图像予以重建，并得以与别人交流的心境，在感受色彩调子方面，在与自我意识、注意力和潜在的活力的关系方面，与一种独立于固定、外在对象的意识的，但通过一种私密和不可交流的联想的随机流动却得以维系的心境，是大为不同的。康定斯基将心境完全视为其人格的功能，或是其精神的特殊官能；他选择与其心灵状态有着最大程度的契合的那些色彩和图案，恰好是因为它们在感觉上并不隶属于对象，而是自由地从其活跃的幻想中冒出来的。它们乃是从内部投射出来的、他的心境的完整性及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具体证据。但是，潜藏在其心境背后的外部对象却有可能以伪装或扭曲的形式，在抽象中重新出现。最活跃的观众于是成了那样一个人，他同样也只关注自己，在画作中不仅能够发现他自己的紧张的平衡物，而且还能发现被压抑的情感的最终释放的途径。康定斯基《构成第七号》在放弃或戏剧性的扭曲自然形状后，抽象画家对外部世界作了一个判断。他提出经验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是外在于艺术，外在于形式的更高现实的；他认为它们不属于艺术。但是，通过这一行为，心灵对自身以及对艺术的看法，放弃对象的那种私密语境，就成了艺术中的主导因素。当人格、情感和形式敏感性被绝对化，它们背后的价值，或者导源于这种态度的价值，就暗示了新的形式问题，正如中世纪后期的世俗兴趣使得整个空间和人体的新的形式类型成为可能。神秘的即兴品质，对肌理、点与线的微观的亲近，冲动的涂抹形式，在建构不可还原、不可公度的领域时的机械精确性，成千上万种有关融合、渗透、无形和未完成性的天才的形式发明（这些都确认了抽象艺术家大大凌驾于对象之上），现代艺术的这些和那些方面，都被画家们在实验中发现了；这些画家想要在自然和社会之外寻求自由，并且有意识地否定知觉的形式方面——例如形状与色彩的相关性，或者对象与其环境的不连续性，而这些方面正是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所不可或缺的。通过与文艺复兴艺术中的抽象手段，特别是透视体系和比例的标准（所有这些在今天通常被误解仅仅是模仿的手段）进行比较，我们就更容易判断被强加了这些形式的当代经验的负担。在文艺复兴艺术中，线性透视的发展与人们对世界的探索，与物理和地理科学的创新密不可分。正如对于市民阶级的激进成员来说，有关地理世界和交通的现实知识必然意味着要在一个可信的系统中整顿空间关系的秩序一样，艺术家们也追求在他们自己的想象领域，甚至在传统宗教内容的范围内，靠他们这个阶级所推崇的广泛性、可反驳性以及规范性等价值，来实现最精确、最令人鼓舞的空间秩序的形式。同样，正如这个从基督教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市民阶层，开始确定感觉和自然的世界高于天国和超自然的世界，且将人体当作价值的真正的王国来加以理想化时——他们欣赏强有力的或美丽的裸体男女，视其为真实的男男女女，丝毫也没有等级或从属于权威的迹象——艺术家们也从对人类的这种评价中获得其能量的艺术理想和形式的厚实性，并将它们表现在强健有力的、活泼泼的或富有潜力的人类形象中。即使是比例的标准，表面上看来使人类形式屈服于数学的神秘性，事实上也创造了纯粹世俗的完美标准；因为，通过些标准，人性的规范就变成物理的和可测的规范，与此同时，跟古老的中世纪将肉体与灵魂分割开来的做法相比，它们也就是感性的和知性的规范了。如果说今天的抽象画家似乎像一个孩童或疯子那样画画，这并非因为他幼稚或是发疯了。他开始将孩子漠不关心的自发性和技巧上的漫不经心，当作与他自己的想象力自由的目标相关联的品质来加以珍视。因为儿童只为他自己创造，毫无成年人的那种责任和种种实用的顾虑所带来的压力。同样，他们的作品与精神变态者的艺术相像（当然只是近似的，通常与无意识的模仿无关），也建立在他们共同的自由幻想的基础上，不受外在的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约束。通过他的抽象艺术的实践（其中的形式通常是即兴的，故意扭曲或含混的），画家就开启了通往他那被压抑的内心生活的道路。但是，画家对其幻想的利用和操纵必定不同于儿童或疯子，只要设计的行为构成他的主要事务以及他的人类价值的有意识来源；它要求有一种能量的负担，一种持续的情怀，以及与众不同的果敢的创作手法。在这方面，对原始艺术的态度非常重要。在写实艺术、理性主义以及对生产、材料与技术的好奇心占主流的19世纪，人们经常会欣赏原始艺术中的装饰性，但认为原始艺术中的再现是怪异可怖的。对一个经过启蒙的人来说，要接受这些原始艺术，就像接受拜物教或魔力一样困难（那些原始图像有时就是服务于这类拜物教和魔力的）。另一方面，抽象画家相对来说却对原始装饰的几何风格并不怎么感兴趣。母题的新颖性，象征性的图式，图案的明显秩序感，直接臣服于手艺水平及实用性，所有这些都不同于现代艺术。但是，在它们那些扭曲的、奇形怪状的形象中，某些现代艺术家群体却发现了与其作品的亲缘关系；跟那些与事物的实际制作相关的规整有序的装饰性手段不同，这些形象的形式似乎是由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幻想塑造出来的，它们独立于自然和实用，却受制于沉迷的情感。对他们的作品的最高赞美，便是用魔力和拜物教的语言来加以描述。对原始艺术的这种新的反应显然超出了美学的范围；渴望、道德价值以及广泛的生活概念的整个复杂情形都被囊括其中。如果说殖民帝国主义使得这些原始物品变得唾手可得，那么直到新的形式观念兴起后，它们才激起了人们的美学兴趣。不过，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原始艺术的那种直觉、自然和神话本质上也属于人性之后，这些形式观念才能与原始艺术关联起来。这些观念甚至影响了人们对原始艺术的描述。那些调查过原始图像的物质和部落传统的老一代人种学家，通常会忽略他们的创造中那些主观的和审美的方面。在发现原始艺术的过程中，同样偏面的现代批评家们也只依赖其感情去参悟原始艺术。它们是没有成文历史的原始人制作的艺术，这一事实使得它们变得更富吸引力。它们赢得了特殊的威望，因为它们是无时间性的，直觉的，与自发的动物行为处于同一个水平，自我包含，无反思性，私密，没有日期和签名，除了在情绪中，不带任何因果的迹象。在对原始艺术的这种新的热情背后，是历史、文明社会和外部自然的贬值。时间不再是一个历史维度；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时刻。而物质关系的整个困境，一个被决定的世界的梦魇，作为个体被致命地束缚于其中的历史时刻的当下的那种不安感——所有这些都在一种超越时间的、内在的、永恒的艺术的观念中，被自动地超越了。那些欧洲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一度认为是落后野蛮的人民所创造的艺术，经过一个令人惊叹的过程，成了那些宣布要放弃这个世界的人们的美学规范。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伴随着国内深刻的悲观主义，而在这种悲观主义中，“野蛮”的牺牲品所创造的艺术被提升到了超过欧洲传统的高度。除了可剥削那里的人民，殖民地还成了人们逃避文明世界的世外桃源。然而，对原始艺术的这种新的尊重仍然属于进步的思潮，因为野蛮人及其他落后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如今被认为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高级的创造物，不是西方发达社会所发现的战利品，而是人类的财富。不过，这种洞见不仅伴随着逃离发达社会的行径时有发生，也伴随着对那些物质条件的漠不关心；正是这些条件在残忍地摧毁原始人，或将他们转化为屈辱的、无文化的奴役状态。而且，出于对帝国主义权力的兴趣，对某些土著文化形式的保存，可以在新的艺术态度的名义上得到那些自以为完全没有政治利益的人的支持。因此，说抽象艺术仅仅是对已经穷尽了的模仿自然的反动，或者说是发现了一个绝对或纯粹的形式领域，乃是对这种艺术的正面价值及其潜在能量和运动资源的无视。而且，抽象艺术的运动范围过于广阔，准备时间过于漫长，与文学和摄影中的类似运动（但却有着相当不同的技术条件）的关系过于密切，最后，其时间和场所的多样性过于广泛，因此无法将它当作一种自我包含的发展，直接导源于美学问题的某种内在逻辑。在几乎每一个要点上，这个运动都带有包围着现代文化的不断变化着的物质和心理条件的印记。艺术家们的公开声明——某些被引用在巴尔的书里——表明了，走向抽象艺术的步伐伴随着巨大的紧张和情感上的激动。画家们通过伦理的和形而上学的立场来为自己的做法辩护，或者在为自己的艺术辩护的过程中，攻击先前的风格，将它们视为令人厌恶的社会或道德立场的对应物。并非模仿自然的进程已经穷尽了，而是对自然的评价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哲学同样也是生活的哲学。1．俄国画家马列维奇（Malevich）这位“至上主义”的奠基者，用非常富有启示性的术语来描绘他的新艺术。“所谓至上主义，我的意思是绘画艺术中的纯粹情感或感觉的至高无上地位……1913年，在我试图将艺术从客观世界中解放出来的令人绝望的斗争中，我走到了画方块的形式，展出了一幅画，这幅画除了在一个白色的底色上画了一个黑色的方块外，什么也没有……我展出的并不是空荡荡的方块，而是主观性的经验。”（巴尔，第122-123页）。1918年他在莫斯科创作了一个被称为“白上加白”（WhiteonWhite）的系列作品，包括一幅白底上画上一个纯白方块的画。在纯粹性方面，这些画作似乎对应于数学家将所有数学问题还原成算法，又将算法还原成逻辑的努力。但是，在这种“几何”艺术背后，潜藏着一种情感的重负，这也许可以从一组相关的，标题为《金属声音的感觉、飞行的感觉，无限空间的感觉》（SensationofMetallicSounds,FeelingofFlight,FeelingofInfiniteSpace）的画作中来加以判断。即使是在名为《构成》（Composition）这样的画作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抽象的形式特征是如何依赖于想要在一种具体的时尚中，将古老的绘画实践那种主观的、专业的元素加以孤立和外化的欲望之上；以及如何依赖于倒过来发端于艺术家的冲突和不安全感的欲望，将艺术视为一个绝对私人领域的观念等欲望之上。巴尔分析了由两个方块构成的一幅画（插图1），将它视为一个“等价物的练习：红色的方块，较小但在色彩上更强，在其对角线的轴线上也更活跃，是自我彰显的，而在它的背景中则是那个黑色方块，它更大，但在色彩上更沉稳，在位置上也更静态”。尽管巴尔将这类绘画刻画为纯粹抽象画，以区别于几何设计（这类几何设计完全来自某种再现），他却忽略了这幅画与马列维奇另一幅画，即同样复制在他的书里的《提水桶的女人（WomanWithWaterPails，1912）（插图2）之间的联系。这个以立体派的风格设计出来的农妇，肩挑一付水桶，正设法保持平衡。在这里，对作为基本美学原理的平衡的关切——这个原理主宰着两组对立因素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一个“基本的”风俗画主题中；被平衡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被悬置的、无机的元素，以及含混不清的形式。尽管人的主题很虚幻，而且被伪装在立体派的方法之下，对挑水的农妇这一母题的选择，仍然泄露了一种有关性的兴趣，以及艺术家走向其独特的抽象风格的情感语境。插图1：马列维奇《构成》插图2：马列维奇《提水桶的女人》艺术家作品的主观条件在抽象风格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立体派艺术与前立体派艺术之间的相应关系中，也许可以得到证实。在创立立体派之前，毕加索充满忧郁地再现了马戏团演员、小丑、演员、音乐家、乞丐，通常身处社会边缘，却自得其乐；或者在自行排练，就像那些远离公共演出舞台的波希米亚流浪艺人。在有幅画里，毕加索画了两个正在做平衡练习的杂技演员，一个已经成年，体格强壮，虎腰熊背，稳稳地坐在跟他身材一样结实的立方体石头上；另一个年轻的姑娘，非常瘦削，只是一个勾勒出轮廓线的、未经立体塑造的形式，正踮着脚尖在一个圆球上练习平衡动作（插图3）。对杂技演员来说极其重要的平衡经验，他的生命本身，在这里被融化进艺术家的主观经验之中，这位艺术家是个关注线条与块面的调节，将它们视为其艺术本质的专业表演者——而这正是使他从社会当中疏离出来的形式化了的个人活动，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在他的艺术与立体主义作品之间（在立体主义作品里，形象最终消失，且让位于乐器、酒瓶、扑克牌及其他可操纵的人造物品的细碎的几何元素），还存在着一个黑人人物阶段，人物相貌在其中被扁平化为原始的或野蛮人的脸，身体则被简化为由粗劣的、夸张的线条所描绘出来的无人格的裸体。这类人物形象的类型并非来源于生活，甚至不是来源于社会的边缘，而是来源于艺术；但是，这一次，它来自一种部落的、孤立人群的艺术，在别的地方被认为低于西方人，仅仅被当作富有异国情调的景观或供人消遣的对象。只有画家们将他们视为纯粹的、未经毁坏的艺术家，凭本能或土生土长的感受力创造艺术。插图3：毕加索《站在球上的杂技演员》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很难接受巴尔对马列维奇之走向抽象的解释：“马列维奇突然预见了欧洲艺术向着其迈进的那个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也无法接受他在白色画底上画一个纯白方块的解释。2．在其出版于1912年的著作《论艺术的精神》（UberdasGeistigeinderKunst）里，最早创作出完全抽象的画的画家之一康定斯基，不断地谈到内在必然性，并将它视为选择形式要素的唯一决定性标准，正如内在自由，他告诉我们，乃是伦理学的唯一标准一样。他并没有说再现已经穷尽了，而是说，物质世界是虚幻的，外在于精神的；他的艺术则是对现代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反叛。所谓唯物主义，他将科学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包括在内。“当宗教、科学和道德（经过尼采的最后一击）已经分崩离析，当外部基础即将倾圪，人类的目光就离开了外部，转向他的内心。”在他那个时代，正如他自己的兴趣以及有类似动机的人们的兴趣一样，他也尊重神秘主义、通神学、对原始的东西以及种种“通感”实验的狂热崇拜。有色彩的听力（通感的一种）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感知在那时已经模糊并集中在感知者当中，而不是等同于一个外部来源。他更有美学价值的评论通常是出于这种态度写出的。“草地上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树，只是……树的一种偶然的物质化形式，当我们听到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内心感受到这些形式。”在描述他最早的抽象画时，他说：“整个描述过程主要是对画作的分析，这幅画是我在一种强烈的内在紧张的状态中相当下意识地画出来的。我感到某些形式的必然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记得当时我大声地自言自语，给自己下命令，例如‘这个角落必须画得重些’。观众必须学会将这幅画看作是对一个心境的图画再现，而不是对外部对象的再现。”（巴尔前揭书，第66页）。最近他又写道：“在一幅画里，一个点有时候比一个人物形象能告诉人们更多的东西……人类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官能，使他得以超越自然的外表，触及其本质，其内容……画家需要小心翼翼的、安静沉默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对象……拉奥孔身旁的苹果是多么安静沉默啊。一个圆圈甚至更加安静沉默。”（《艺术手册》第6卷，1931年，第351页）。3．现在我引用走向抽象的艺术家们的第三种公开声明，但这一次是一批富有攻击性的艺术家，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他们很难被说成有逃离世界的欲望。“我们从意大利发布这份革命的、爆炸性的宣言，以此我们在今日成立未来主义者团体……我们赞美任何形式的原创性、大胆和极端的暴力……欣悦和感激每天的生活，为科学的凯旋不断迅猛地加以改变……一辆飞奔的汽车要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还要美丽”（巴尔前揭书，第54页）。巴尔无视马列维奇和康定斯基艺术中道德的和意识形态方面，但他无法不注意到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与柏格森（Bergson）、尼采，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联系；在分析未来主义艺术的形式时，他试图表明它们体现了宣言中所肯定的那些品质。但是，如果说未来主义有着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方面，那对巴尔来说就不可能是纯粹抽象艺术。它“近乎抽象”，因为它显然指涉了画布外的世界，而且仍然带有再现的因素。然而，“纯粹的”抽象艺术的形式，看来确实不带任何再现的或逃避主义病态的痕迹——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作品以及后来的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的设计——但是它们在其作为肌理和形状的材料方面，在其精确的表现品质、非个人化的光洁和干净（甚至在其设计的微妙的随意性）方面，均受到了有关机器的流行观念和准则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未来主义还是“更纯粹”的机器抽象形式，都不能被解释为只是既存技术的简单反映。尽管机器在古代就已经存在，而且在某些国家的最近一个世纪里占据生产的核心地位，这种艺术却是过去25年里独特的现象。19世纪中叶，当机器早已被认为是现代工艺的伟大成就，优于当时绘画之时，进步的工业家们的趣味则倾向于写实艺术，蒲鲁东（Proudhon）还能将库尔贝的绘画和最新的机器当作真正的现代作品来加以赞美。甚至，某些艺术家个人对机器的痴迷，也不一定会导向一种机器抽象形式的风格；阿历山大·内斯密斯（AlexanderNasmyth）、罗伯特·富尔顿（RobertFulton）和萨缪尔·莫尔斯（SamuelMorse）大抵都是自然主义画家，和现代技术的先驱者之一莱奥纳多（Leonardo）一样。机器哲学时代的法国艺术，亦即17世纪的法国艺术，占主导地位的也是理想化了的自然主义人类形象。而在非机器的罗可可风格主宰法国的时期，人作为一台机器的流行观念也被其捍卫们和批评家们等同于一种就事论事的感官主义。《人是机器》（MantheMachine）一书的作品拉·梅特里（LaMettrie）的论敌们会兴高采烈地指出他死于暴饮暴食。更为重要的是，晚近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工业国家，美国和英国，并没有产生机器抽象的风格；这两个国家的建筑在采用功能主义的抽象形式方面，也是最落后的。另一方面，这类艺术的发展发生在俄罗斯、意大利、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因此，将艺术解释为对既存机器的反映，显然是不充分的。首先，它不能解释当技术已经拥有一种国际特征之时，各地的“机器风格”却呈现出种种差异。在底特律，里维拉（Rivera）画的机器壁画乃是作为工人的工作世界的写实的工厂形像；而在巴黎，莱热（Leger）却打碎了机器的各种要素，将它们组合成立体派的抽象，或者将富有生命力的事物当作典型的僵硬的机器形状；达达主义者则用机器人或重新构造的人来即兴地创作无厘头的嬉戏之作；在荷兰，新造型主义建构准建筑单元的作品；在德国，构成主义-至上主义的形式模仿机器设计者的素描和模型，而不是描绘机器本身。而与众不同的未来主义者们，则试图重新体验运动中的机器及其能量和速度的那种稍纵即逝的一面。这些差异并不只是不同地方的艺术传统在共同的现代材料上发挥作用的结果。因为，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意大利发现一位蒙德里安，难道意大利不是拥有刻画精细的形式的文艺复兴传统么？同样也可以在荷兰和英国发现未来主义者，难道荷兰和英国不是印象主义的先驱者所在地么？同样的批评也可以适用于相应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抽象来源于现代金融制度的抽象性质，在这种金融制度中，控制资本和人们交易行为的一叠纸张，采用了在数字和标题上操作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最先进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是最晚出现抽象艺术的地方之一。机器抽象形式在现代艺术中的兴起，并非因为现代生产采用了大机器生产的方式，而是因为人类与机器被不同社会中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情境所投射的意识形态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因此将人视为机器的现代观念，强调的更多的是其经济学的含义，而非生物学的含义。它指的更多的是人类机器，而不是人类动物，并且暗示了对身体运动的有效的控制，并且臣服于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外在目的。而这就与古老的机械观大为不同：这种古老的机械观关心激情，用内在的机械力量来解释它们，有时候还从中推导出一种愉快、实用和利己主义的伦理学。当巴尔将未来主义的一个分支归结于他在巴黎的经验时，他意识到了当地条件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没有费点心思来解释为什么未来主义会出现在意大利，而不是别的地方。意大利作家将它描述为对翁贝托（Umberto）统治期间意大利盛行的传统主义和昏睡症的一种反动，在这么做时，他们忽略了这种反动的正面价值及其对意大利人的生活的影响。意大利的落后最强烈地被当时的人们感受为一种矛盾，而且成为1910年前最令人气恼的话题，特别是在北方，那里刚刚经历了最快速的工业化过程。那时意大利资本主义正在准备发动在特里波里的帝国主义战争。意大利，这个资源贫乏却要在各个帝国中竞争的国家，急切需要扩张以达到那些资本主义强国的水平。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基础上的工业发展的滞后，加剧了文化上的不平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随时准备进行帝国主义冒险。与时同时，作为对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古老历史环境的急剧变化的反应，意大利还涌现出了过程和实用哲学——一种夸张的反传统主义特征的军事实用主义。已经获得了新的能力和现代城市利益的中产阶级接受了新的条件，将它们视为进步的和“现代的”；他们在抛弃意大利的落后，召唤一个跟上时代步伐的、全民族觉悟的意大利方面总是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对地方上的贵族传统的攻击，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他们将技术进步、富有攻击性的个性和价值相对主义，提升为一种有利于帝国主义扩张的理论，并且用古老与现代，或者过去与未来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对立，来模糊帝国主义的矛盾后果以及阶级之间的真正冲突。由于意大利的民族意识长期以来建立在她的博物馆、古老的城市和艺术遗产之上，因此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会带来一种文化冲突，而在艺术家们当中，这种冲突采取了最为尖锐的形式。作为现代生产中最先进的工具，机器对艺术家们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些艺术家早已对只有传统和次要地位，在一个落后的地方性的意大利国家中看不到希望的状况感到绝望。他们热衷于机器的，并不是因为机器是生产的工具，而是因为机器代表了现代生活中的动力的来源。当对工业化过程的感知导致直接参与其中的工人们走向一种激进的社会哲学之时，跟小资产阶级一样与生产相脱离的艺术家们，却只能抽象地或仅仅从表面上，仅仅从其产品和外表，在新的交通形式、汽车、铁路和新城，在城市生活的节奏，而不是在其社会原因中，来理解这一工业化过程。因此，未来主义者开始将这一运动理想化，他们将这个运动感知为，或者将运动概括为，主要是一种机械现象；在这种感知和概括中，对象的形式变模糊了或者被摧毁了。一辆汽车的动力系统、转动着的运动、运动中的“长犬”（拥有20条腿——按喻指火车）、小汽车、空间中的形式演进、战争中的装甲车、舞厅——这些都成了未来主义艺术的典型主题。他们的画布上充斥着放射线、无处不在的力量的象征性刻画、冲撞和相互渗透的物体。在印象派绘画中，运动只是休闲娱乐的景观的一部分，而在未来主义作品里，它却是急切而又充满了暴力，是战争的先驱。未来主义的某些手法，有关抽象及交互渗透的形式的更为宽泛的观念，无疑来自立体主义。但是，重要的是，意大利人认为立体主义过于审美化，过于理智，缺乏运动的原理；但是，他们却可以接受立体派分解稳定和清晰划定的形式这一做法。这一点拥有一种直接的意识形态价值，尽管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一种美学手段，但是在未来主义者看来，稳定和清晰的形式等同于古老的意大利艺术，因此也就等同于过去本身。在意大利之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一种僵硬的建构对象的机器的质量，机器产品的质量以及工程师设计的质量，对画家来说都意味着不同的形式，甚至意味着其作品更为宽泛的表现特征。古老的艺术范畴被转化为一种现代技术的语言；本质被等同于效力，单元被等同于标准化了的要素，肌理则被等同于新的材料，再现被等同于摄影，素描被等同于规则的或带机械痕迹的线条，色彩被等同于颜料的底漆，设计则被等同于造型或指导性计划。画家们于是将他们那种无用的古老活动跟现代生产的最先进技术和强化形态联系起来；正因为技术被抽象地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带有它自己的内在条件，而设计工程师则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真正的缔造者，因此，从他们较早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或至上主义的抽象，走向更为技术性的风格，就不再是跨了一大步。（甚至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20世纪20年代也在这样的观念的影响下改变了风格。）在将其设计方法适用于建筑、版画、舞台和工业设计时，他们仍然是抽象艺术家。他们经常将其作品看作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抽象计算的美学上的对应物。假如他们也承认一种幻想艺术的替代方案——在某些方面也与他们自己的艺术正式相关——那只不过是作为自由的一个正常区域，或者是对他们自己那种强大效率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放松罢了。与未来主义者不同（他们的进步概念是盲目的、叛乱性质的），他们希望通过清醒的技术和设计的逻辑来重建文化；带着这样的希望，他们认为自己是生活新秩序不可或缺的美学先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更多的人与德国和荷兰带有社会民主倾向和自由倾向的建筑师们合作。他们关于技术在艺术中的规范作用的观念，一方面主要受到战后欧洲工业严厉的理性化过程的限制（这个过程的主要表现就是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将其视为受到美国威胁的落后资本主义的唯一希望），另一方面，也受到改良主义幻觉的限制（这种幻觉因战后经济困局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繁荣而大为走俏）。这个幻觉就是：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住房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中大显身手的先进技术，将会解决阶级冲突，或者在技术人员的效率习惯和经济计划中，至少有益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建筑还是要革命！这事实上是建筑师、画家和《新精神》（L’EspritNouveau）杂志的编辑勒·库布西埃（LeCorbusier）的口号。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埃里·福尔（ElieFaure）之类的批评家号召画家们放弃他们的艺术，改行做工程师；而美国及欧洲的建筑师们，对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非常敏感，却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们都要将建筑等同于工程学，否定建筑师的美学功能。在这些有技术官僚倾向的改革者们都共同拥有的、极端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乐观的机器意识形态在现代文化中的崩溃。当生产受阻，生活水准下降，艺术就以技术进步的名义被放弃。经济危机期间，机器抽象风格成了次要的风格。它们只影响到了极少的年轻艺术家，或者说，他们倾向于巴尔称之为“生物形态抽象”的东西，倾向于狂暴或神经质的书写，或者倾向于在空荡荡的空间里蠕动的变形虫式的、柔软的低等生物。一种反理性主义的风格，即来源于1917至1923年间的达达主义的超现实主义，成为主导风格。除此之外，还兴起了新的浪漫风格，充满了空洞的空间、骨架、奇形怪状的生物、废弃的建筑物和灾难性的地球形态等等悲惨形象。[i]阿尔弗雷德·巴尔：《立体派与抽象艺术》（AlfredH.Barr,Jr.,CubismandAbstractArt,NewYork:1936）。248页，223幅插图。该书由现代艺术博物馆出版，是该馆举办于1936年春天的那个大展的手册和展览图录。
列宁全集第五卷——《新的激战》一文材料（1901年5月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新的激战》一文材料（1901年5月底）［注：这一段在手稿上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3月11日8.圣彼得堡3月11日第3号[143]8.基辅3月11日第3号5月1日8.西伯利亚西部3月11日第4号5月7日8.喀山3月11日第3号8.雅罗斯拉夫尔3月9—10月第4号集会1.200人停工并提出“无理的要求”。α.[甚至按照俄国的法律，“停工”也不过是受司法处分。］β.由谁来判定是“无理的”要求呢？厂长助理。2.开始用暴力把机器停下来，“同时”，照警察局的说法，“全体工人都停了工”。[试问，这里暴力究竟表现在哪里？既然大家都走开了，怎么能不把机器停下来呢？走开的时候把机器停下来，怎么谈得上是“使用暴力”呢？是保护停工吗？？］3.调来2个骑兵连（150？？×2=300）+1个支队（100—150？？？）+200个巡警[可见，大概＞500人]。4.工人（3600）挤满了街头，阻碍了有轨马车通行。5.警察的进攻（要求散开）被石块击退。[从围墙内和人群中。冰雹般的石块。工人们证明，他们是善战的。］6.调来了武装分队——从人群中发出枪声。7.三排枪——1人被打死+8人受伤（1人死亡）。8.鄂木斯克步兵团的几个连。从各院内飞出石块。《新时报》的文章（5月11日第9051号）。这篇文章是说明俄国国家要人的“超群”睿智的典型：比较1886年（卡特柯夫），1896—1897年（6月2日）。“诽谤性的”1.尽管部分地——“危害国家和危害社会思想的宣传”（！）——“有害的邪说”——“阴暗的思想和希望”。2.但——“现在条件有利于”——“激起并助长不满情绪”。3.（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4.“很遗憾，我们知道得太少”。[“遗憾……”］5.（α）“工人脱离了他们农村的家园……”“生活在……特殊的社会伦理气氛之中，这种气氛的形成……是由于……群众的聚集，他们彼此之间不是被切实的社会利益而是被机器的共同性；宫结在一起”。（β）“乡下人脱离了农村及其简朴的但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利益和关系”。6.对异族人的卑鄙的袭击。[“粗暴的和贪婪的”。］7.（γ）资本主义：对最大限度的劳动付给最低限度的工资……失业时得不到救助。所以（1）脱离农村（α）。（2）脱离“简朴的”关系（β）。（3）受资本的奴役（γ）。8.纲领：“国家的关心”。“坚持”。9.“诸如……”1861年（！！）“英明的信念”。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85—387页注释：[143]这里和下面开列的是载有关于俄国各城市工人和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通讯和报道的《火星报》的号数。——348
列宁全集第五卷——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意见（1901年4—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意见[142]（1901年4—5月）章程章程草案原文1．“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与“《火星报》和《曙光》国外组织”统一为2．本组织依据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进行活动。本组织的政治纲领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是一致的。本组织的任务是坚持工人运动的阶级性质并同工人运动中一切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派别作斗争，首要的目的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经弗·伊·列宁校订的原文1．“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与“《火星报》和《曙光》组织国外部”统一为一个组织，名称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同盟？）”。3．本组织的写作活动由（1）《曙光》和《火星报》编辑部、（2）《工人丛书》编辑部、以及（3）“劳动解放社”负责。附注：为执行各项临时职能，各组织的编辑部有权调本组织成员来补充自己的人员。4．本组织出版机关刊物《曙光》和《火星报》以及各种小册子。附注：关于出版新的机关刊物的问题，由本组织全体代表大会决定。3．本组织的写作活动由（1）《曙光》[[和《火星报》]］编辑部与“劳动解放社”共同负责。附注：为执行各项临时职能，本组织的编辑部有权调本组织成员来补充自己的人员。5．《火星报》编辑部通过行政领导机构每两周向本组织所有成员寄送一次来自俄国的消息。［注：第4条和第5条已被列宁删掉。在几张单页纸上他写了下面第5条的文字。——俄文版编者注］一、总的行政领导机构二、国外行政领导机构════════════════════════════╗一、总的行政领导机构。《火星报》编辑部有权代表同盟，管理总经费，出版书刊和负责运送。5．[《火星报》]编辑部每月向国外行政领导机构发出两次消息，以通告“同盟”（“组织”）成员。（1）国外筹款。（2）组织宣传。（3）组织书刊的出售和发行。（4）组织协助小组。（5）组织通报的发行。（6）预审提案、要求和申诉，以便提交代表大会。（7）组织代表大会。（8）编写关于整个国外情况的季度报告。6．“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与《曙光》和《火星报》组织将其仓库、帐目和印刷所（《曙光》的和“劳动解放社”的）移交行政领导机构。［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7．本组织的共同事务由（1）全体成员代表大会和（2）以《曙光》编辑部指派的一名书记和本组织选出的任期二年的两名成员组成的行政领导机构负责处理。［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8．本组织的全体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8a）代表大会制订编辑部工作细则。［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9．代表大会以本组织全体成员的简单多数表决办法决定各项事宜。10．行政领导机构确定召开全体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制定议程。［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11．行政领导机构自己提出倡议或根据本组织1/3成员的要求确定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12．行政领导机构组织并负责书刊的运送。①3［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313．行政领导机构每两个月向本组织所有成员寄送一次关于运送工作情况、组织经费情况、出版和发往俄国的书刊数量和种类等的报告以及从俄国国内组织得到的消息。①？［注：这一条已被删掉，删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14．行政领导机构向例行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本组织过去两年活动情况的报告。［注：这一条已被列宁删掉。——俄文版编者注］}}15．行政领导机构对各协助小组提供书刊和专题报告，并对本组织成员的活动给予一切帮助。}结尾17．本组织成员为革命事业所收集的一切款项均归入总经费。18．全部进款用于（1）一般行政开支，（2）出版《火星报》，（3）出版《工人丛书》，（4）出版《曙光》。19．接纳新成员须经本组织五名成员介绍并得到本组织全体成员的2/3多数的同意。20．开除成员须经本组织全体成员的2/3多数通过。21．在有几名本组织成员的城市，他们的全部活动，除行政领导机构委托的特殊任务外，都必须是集体活动。22．本组织解散时，印刷所和仓库归还原主。［注：第19—22条写在一张单页纸上，书写者不详。——俄文版编者注］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81—384页注释：[142]1901年春，随着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增强，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了关于有必要统一和协调为数甚多的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的行动问题。列宁认为革命派组织在原则上不能同机会主义组织统一，但他建议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1901年4月25日，列宁在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提出了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曙光》编辑部和某些小组联合成为一个同盟的计划（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国外同盟最初的章程草案是由《火星报》慕尼黑编辑部同前来慕尼黑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一起制定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全体成员讨论了这个草案。列宁对章程草案的修改意见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343。
列宁全集第五卷——关于“南方工人”的来信（1901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关于“南方工人”的来信（1901年12月）我们收到“南方工人”的一封来信，他们祝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的壮大，并且要我们向“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转达他们的祝贺。可惜篇幅有限，我们不能把这封信全文发表。信中说：“我们俄国现在采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思想，这并不能把群众培养成有政治觉悟的人”，“必须创办一种专门的出版物来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我们完全同意写信人的这种看法。但是，写信人提出为此要出版一种三四页的通俗小册子，并且要“同时在全俄各地”散发，这个方案未必行得通。我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和其他各阶级一样，利用报纸这种出版物。只有政治报纸，才能真正把群众培养成有政治觉悟的人，才能象写信人所说的，阐明“从第四等级直到大资产阶级的我国整个社会生活”。只有全俄的报纸才能在各个委员会和各地小组的积极支持下大致“同时在全俄各地”发行，经常出版，成为名副其实的报纸。只有办好这种革命的机关报，才能说明我国的运动已经完全“从罢工的经济斗争转到了反对俄国专制政府的广泛的革命斗争”。载于1901年12月20日《火星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73—374页
列宁全集第五卷——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提纲：（1）无政府主义在产生以来的35—40年中（从巴枯宁和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140]算起是这样。从施蒂纳算起，那还要早很多年）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这类空话已经流行了2000多年。（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2）对于剥削的根源的了解。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此一窍不通。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无所谓多数［注：即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少数服从多数。——编者注］。否认政权有统一的和组织的力量。（3）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4）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荒谬地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不懂得组织和教育工人的作用。把片面的、割断了联系的手段当作万应灵丹。（5）在欧洲的现代史中，曾经在罗马语国家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什么东西呢？——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理论。——分散工人运动。——在革命运动的实验中彻底失败（1871年的蒲鲁东主义，1873年的巴枯宁主义[141]）。——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载于1936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77—378页注释：[140]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即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60名代表，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大会接受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由总委员会制定的议事日程。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指示》很重视工会，不仅把它看作“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的中心，而且看作工人阶级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斗争的组织中心。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特别是激烈地反对工会。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338。[141]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1873年，巴枯宁主义在西班牙起义中遭到彻底破产（参看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540页）。——341。
列宁全集第五卷——游行示威开始了（1901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游行示威开始了（1901年12月）两星期前，我们纪念了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的俄国第一次社会革命示威二十五周年，指出了今年年初游行示威运动的巨大高涨。我们曾谈到，示威者应当提出比“土地和自由”（1876年）[138]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比“废除暂行条例”（1901年）更加广泛的要求。这种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这种全民的要求应当是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示威运动在种种理由下又在下诺夫哥罗德，在莫斯科，在哈尔科夫等地重新开始了。民愤到处在增长，把这种愤懑汇成一股反对到处横行霸道、欺压人民和肆虐逞凶的专制制度的洪流，愈来愈必要了。11月7日下诺夫哥罗德那次规模不大的然而却是成功的示威，是为了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送行而举行的。专制政府不经审讯，就把这位全欧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故乡。一位在下诺夫哥罗德游行示威时发表演说的人说得很对，这位作家的全部武器就是自由的言论。那位演说者代表俄国所有对光明和自由哪怕抱一线希望的人说：杀人强盗指控他对我们起了不良的影响，可是我们声明说：这是良好的影响。沙皇的爪牙在暗中胡作非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捍卫自己改善生活的权利的工人，在我国遭到殴打；抗议暴政的大学生，在我国也遭到殴打；一切真实大胆的言论，在我国都受到压制！这次也有工人参加的游行，在大学生的庄严的朗诵声中结束：“暴政就要垮台！坚强、自由和充满力量的人民就要起来！”在莫斯科，有数百名学生在车站上迎候高尔基。惊慌失措的警察在列车行进途中就把高尔基逮捕了，禁止他（不顾原来的特许）进入莫斯科，强迫他从下诺夫哥罗德铁路直接转搭库尔斯克铁路的火车。抗议驱逐高尔基的游行示威没有成功，但是在18日那天，一群大学生和“局外人”（按我们大臣的说法）在总督官邸前面举行了一次毫无准备的规模不大的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禁止举行纪念尼·亚·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四十周年（11月17日）的晚会。人们对专制政权在莫斯科的代表发出嘘声，他们同俄国一切有教养的和有思想的人一样，爱戴这位痛恨暴政、热切期待人民起来反对“国内土耳其人”[139]，即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家。莫斯科大学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在11月23日的公报中正确地指出，这次毫无准备的游行示威是不满和抗议的鲜明标志。在哈尔科夫，大学生问题引起的游行示威已经转为真正的街头搏斗，参加者已经不只是大学生了。对于大学生来说，去年的经验不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看到，只有人民的支持，主要是工人的支持，才能保证他们的胜利。为了获得这种支持，他们不仅应当争取学院（大学生）的自由，而且应当争取全民的自由，争取政治自由。哈尔科夫大学生联合会在十月传单中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里加、敖德萨的大学生的传单来看，他们也开始懂得，在人民处于暗无天日的受奴役的状况下，学院自由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幻想”。万诺夫斯基将军在莫斯科发表卑鄙的辟“谣”演说，否认他曾经许诺过什么；密探在彼得堡进行空前未有的蛮横活动（抓走了电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为的是夺取信差交给他的一封信），警察在街头和段警察局里野蛮地殴打雅罗斯拉夫尔的大学生，——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件事实，都显然证明必须同整个专制制度斗争，斗争，再斗争。哈尔科夫兽医学生事件更是令人忍无可忍。一年级学生提出了要求辞退拉格尔马尔克教授的请愿书，控诉他处理问题的官僚主义态度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行为：他竟把授课提纲甩到学生的脸上！政府的答复是不问情由开除全年级的学生，而且还在公告中诬蔑学生，说他们要求有任命教授的权利。于是哈尔科夫的全体大学生都行动起来了，决定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11月28日至12月2日，哈尔科夫今年第二次变为“国内土耳其人”同抗议专制暴政的人民作战的战场。一边是“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的呼声。另一边是用军刀砍，用皮鞭抽，用马蹄踩踏人民。警察和哥萨克不问男女老少，无情地毒打所有的人，他们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人们，并且在庆祝胜利……难道我们能让他们庆祝胜利吗？工人们！你们对于侮弄俄国人民的邪恶势力了解得太清楚了。这种邪恶势力，在你们为改善生活、维护人的尊严而同厂主进行的日常斗争中，束缚住了你们的手脚。这种邪恶势力夺走了你们成百成千的好同志，把他们投入监狱，发配流放，而且还侮辱他们，宣布他们是“品行恶劣的人”。这种邪恶势力在5月7日向高呼“我们需要自由！”的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开枪射击；接着还安排了一出审判的滑稽剧，把那些没有中弹的英雄判处苦役。这种邪恶势力今天毒打大学生，明天就会更加残暴地毒打你们工人。抓紧时机吧！要记住，你们应当支持一切反对专制政府杀人强盗的抗议和斗争！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同游行示威的大学生协同行动，你们要建立迅速传播消息和散发传单的小组；你们要向所有的人说明你们奋起斗争是为了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当人民愤懑和公开斗争的火星在各地开始迸发出来的时候，首先最需要的是供给大量的新鲜空气，使这些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载于1901年12月20日《火星报》第1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69—372页注释：[138]“土地和自由”是土地和自由社的口号。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和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333。[139]“国内土耳其人”暗指沙皇政府、农奴主以及他们的精神奴仆，出典于俄国文艺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为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前夜》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决心把自己的祖国从土耳其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指出：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需要象英沙罗夫那样的革命家，但他们应是俄国式的英沙罗夫，因为俄国现在有许多国内的“土耳其人”；俄国需要有同大量的“国内土耳其人”作斗争的英雄。——334。
列宁全集第五卷——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1901年12月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1901年12月初）《火星报》编辑部衷心地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137]愿这次庆祝能够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能够领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击退打着各种新招牌喧嚣登场的老牌机会主义的进攻。千万个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为艰巨的实际工作贡献出了全部力量，“劳动解放社”则为运动提供了它所必需的渊博的理论知识、广阔的政治眼界、丰富的革命经验。愿这次庆祝能够巩固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劳动解放社”的联系。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总第3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举368页注释：[137]1901年12月6日（19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日内瓦庆祝格·瓦·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年并纪念喀山游行示威二十五周年。喀山游行示威即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举行的游行示威，这是俄国第一次有先进工人参加的政治性游行示威。民粹派的土地和自由社以及同它有联系的工人小组的成员组织了这次约400人的游行示威，普列汉诺夫向示威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革命演说。游行队伍被军警驱散，许多参加者被捕，并被判处监禁、流放和服苦役。普列汉诺夫被迫侨居国外。除日内瓦外，伯尔尼、巴黎、苏黎世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侨居的其他城市也都举行了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年庆祝会。——332。
列宁全集第五卷——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19日〕）现把我们的一位代表寄给我们的一封信全文抄录如下：“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我们在流放地的同志建议我们对《火星报》发表一些意见，为此，我们决定陈述一下我们同这个机关报不一致的原因。我们认为创办一种专门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来专门探讨政治斗争问题是完全适合时宜的，但是我们认为，《火星报》在解决自己所担负的这个任务方面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火星报》的主要缺点在于它过分强调参加运动的思想家对于运动的方向的影响，这个缺点贯穿在报纸的各栏中，并由此产生它的其他大大小小的缺点。同时，《火星报》很少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不知道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工人运动的一定形式并且决定着运动的道路，而思想家们，即使他们受到最出色的理论和纲领的鼓舞，作出一切努力，也不可能使运动脱离这个道路。把《火星报》和《南方工人报》[134]加以对比，这个缺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南方工人报》象《火星报》一样举起政治斗争的旗帜，但能把这个斗争同南俄工人运动的前一阶段联系起来。《火星报》则完全不是这样对待问题的。《火星报》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使‘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但是忘记了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适当的燃料和有利的外部条件。《火星报》极力排斥‘经济派’，但是没有看到正是‘经济派’的活动为工人参加二三月事件作了准备，而工人参加这些事件却是《火星报》所特别强调的和显然过分渲染了的。《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并且也忽略了这一斗争的巨大的教育意义。《火星报》由于完全不正确地和非历史地评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这个时期和这个方向，结果就把他们的策略同祖巴托夫的策略等同起来，没有看到‘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和‘微小的让步’的不同之处：前者能够扩大和加深工人运动，后者却以瓦解任何斗争和任何运动为目的。《火星报》浸透着社会运动幼年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特有的宗派主义的偏执，所以总是把任何不同意见不仅斥责为背离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甚至斥责为投敌行为。它对《工人思想报》的极端无礼的、应当受到最严厉最无情谴责的攻击就是这样。它竟在那篇评论祖巴托夫的文章中大谈特谈《工人思想报》，硬说祖巴托夫在一部分工人中间的胜利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的影响。《火星报》对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凡是在俄国工人运动的进程和任务问题上与自己看法不同的，都持否定的态度，在同它们进行激烈的论战时就常常不顾事实，吹毛求疵地抓住个别确实不恰当的词把一些莫须有的观点硬加在论敌的头上，强调那些往往并不重要的分歧之点，而绝提大量的一致的观点。我们这里指的是《火星报》对待《工人事业》的态度。《火星报》的这种争论癖首先是由于它夸大‘思想’（纲领、理论……）在运动中的作用而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西欧国家俄国侨民中间发生的内讧的余波，关于这场内讧，他们已急急忙忙地通过一系列论战性的小册子和文章公之于世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所有这些分歧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也许只是在那些在进行工作的同志中间引起令人遗憾的分裂，从而损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火星报》的这种争论嗜好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当它超出礼貌许可的范围的时候。《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而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地方自治机关往往因为政府对于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的土地要求的保护不及对工业的保护多而深表不满，《火星报》力图从这种不满中煽起政治斗争的火焰，并且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当然，谈论地方自治人士的觉醒，指出它是一种反对政府的因素，这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必须讲得清楚明了，不要使我们同这些人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性质含糊不清。而《火星报》在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问题上的提法，在我们看来，只会模糊阶级意识，因为在这里它的提法与宣扬自由主义和各种文化创举的人一样，是同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基本任务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基本任务是批评资产阶级制度和阐明阶级利益，而不是掩饰它们之间的对抗）。《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我们不准备分析《火星报》的其他比较次要的缺点和失误了，最后我们认为应当说明一下，我们进行批评绝对不是要贬低《火星报》可能具有的意义，也不是闭眼不看它的优点。我们向这份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报纸致以敬意。我们认为它及时发表了一些文章，对恐怖手段问题作了恰当的说明，这是它的重大功绩。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火星报》使用的是标准的、规范的语言，它能按时出版并且经常登载许多新鲜有趣的材料，这在秘密出版物中是不可多得的。一群同志1901年9月”读了这封信，我们首先要说，我们衷心欢迎写信人的直爽和坦率。早就应当停止玩捉迷藏的游戏了，不要再隐瞒自己的“经济主义的”“信条”（象从其中分离出“政治派”的敖德萨委员会的一部分人所做的那样），或者歪曲事实，说什么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犯有‘经济主义’错误”（《工人事业》出版的《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32页）了。——现在让我们来谈正题。写信人的主要错误，和《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着重参看第10期）完全相同。他们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欧洲的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也是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不过参加这一相互作用的是神父和祖巴托夫之流的自觉性，而不是社会党人的自觉性。写信人（以及《工人事业》）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醉心于这种模仿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和伯恩施坦派，这些人不懂得如何把自发的进化和自觉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在目前时期，这一严重的理论错误必然导致极其严重的策略错误，这种策略错误过去和现在都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极大的危害。问题在于，工人群众和其他社会阶层（由于受到工人群众的影响）的自发高潮近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运动的“物质因素”甚至同1898年相比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自觉的领导者（社会民主党人）却落后于这一发展。这是目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基本原因。群众的（自发的）运动缺少有很高理论修养的、决不会发生任何动摇的“思想家”；缺少有广阔政治眼界的、有革命毅力有组织才能的、能在新的运动的基础上建立战斗的政党的领导者。但是，这一切还算不得太大的不幸。理论知识也好，政治经验也好，组织才能也好，都是可以学到的，只要有学习和养成这些品质的愿望就行。但是从1897年年底以来，特别是从1898年秋季以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有一些人和一些机关刊物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不仅闭眼不看这个缺点，而且还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美德，他们把对自发性的崇拜和卑躬屈节提升为一种理论，他们鼓吹说，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走在运动的前面，而应当跟在运动的后面做尾巴。（这样的机关刊物不仅有《工人思想报》，而且有《工人事业》，它从宣传“阶段论”[135]开始，直到从原则上为自发性、为“现时运动的正当性”、“策略－过程”等等辩护。）这才是真正的不幸。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派别，这个派别叫作经济主义（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不认识甚至维护落后现象，也就是不认识甚至维护我们上面说过的那种自觉的领袖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现象。这个派别的特点是：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机会主义的最新变种现代“批评”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把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工人事业》在春季曾在恐怖手段这个“新”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是过半年之后，经过多次的动摇，才在一项非常暧昧的决议中表示反对恐怖手段，象往常一样跟在运动后面做尾巴）；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我们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这个组织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定性的进攻。我们同这个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今后仍将进行这一斗争。写信人看来也是属于这个派别的。他们对我们说，经济斗争为工人参加游行示威作了准备。是的，正是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刻地对这种准备作出评价，我们早在1900年12月（创刊号）就发表了反对阶段论的意见［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28—333页。——编者注］，2月间（第2号），在把大学生送去当兵的事件刚刚发生以后和游行示威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号召工人支援大学生［注：同上，第371—375页。——编者注］。二三月事件并没有“推翻”《火星报》的“担心和害怕”（如马尔丁诺夫所认为的那样——《工人事业》第10期第53页——他的这种看法暴露出他根本不理解问题），而是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种担心和害怕，因为领导者已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表现出对于完成领导者的责任缺乏准备。这种准备在目前也还是极不充分的，所以关于“夸大思想的作用”或者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而贬低自发因素的作用等等各种论调，正在继续对我们党产生最有害的实际影响。所谓从阶级观点出发必须少强调一下不同的居民阶层对政府不满的共同性的论调，也在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相反，我们感到骄傲的是，《火星报》能在一切居民阶层中唤起政治上的不满，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以更大的规模来进行这一工作。说我们在这里模糊了阶级观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写信人没有举出而且也不可能举出任何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我们怎样模糊了阶级观点。但是，作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社会民主党应当不顾《工人事业》第10期第41页上的意见，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的活动，向他们说明他们同政府的局部性的和职业性的冲突的普遍的政治意义，动员他们支持革命政党；应当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一批善于从政治上影响一切反政府阶层的领袖。任何放弃这种作用的做法，无论用多么漂亮的话，例如要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等等作掩护，都等于是以新的形式“维护”社会民主党人的“落后现象”，即落后于全民民主运动高潮的现象，等于是把领导作用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写信人应当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春季事件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声望和威信提高，却使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我们也不能不反对写信人在关于侨民中间的争论和内讧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目光短浅。他们重复着老调，说什么在那篇评论祖巴托夫的文章中大谈特谈《工人思想报》是“不礼貌的”。他们是否想否认传播经济主义就是帮助祖巴托夫先生们去完成任务呢？我们所说的正是这一点，而决不是把“经济派”的策略同祖巴托夫的策略“等同起来”。而至于谈到“侨民”（如果写信人不是不可宽容地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继承性，那么他们一定知道，“侨民”——也就是“劳动解放社”——关于经济主义的警告已经得到了最光辉的证实！），那就请听一下1852年在莱茵河流域工人中间进行活动的拉萨尔是怎样评论伦敦侨民中的争论吧：拉萨尔在给马克思的信里写道：“出版你那篇反对金克尔、卢格等‘大人物’的文章，未必会受到警察方面的阻难……我觉得，政府甚至会欢迎这样的文章发表，因为它以为这是‘革命者在自相残杀’。至于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这些都是官僚的逻辑所想象不到和不感到担忧的。”（摘自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136]请目前为数众多的反对尖锐性、不调和性、争论癖等等的心地善良的人读读这段话吧！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在这里只能大致地谈谈争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作详细的分析，这本小册子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半月以后问世。载于1901年12月6日《火星报》第1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60—367页注释：[134]《南方工人报》（《ЮжныйРабочи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报纸，1900年1月—1903年4月出版，共出了12号。第1、2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以后各号由南方工人社（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城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出版。报纸的印刷所先后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基什尼奥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札·维连斯基（伊里亚）、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B·H·罗扎诺夫等。《南方工人报》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同意列宁的在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计划，而主张建立区域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南方工人社被解散，《南方工人报》停刊。——324。[135]阶段论是工人事业派编造的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提出广泛的革命任务之前，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开始是纯粹的经济鼓动，然后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政治鼓动，最后才是政治鼓动。——328。[136]列宁从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译的这段话，其中一部分后来用作《怎么办？》一书的题词。——330。
列宁全集第五卷——评《自由》杂志（1901年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评《自由》杂志（1901年秋）《自由》杂志[133]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所用的词汇没有一个是简单明了的，一切都是装腔作势……作者没有一句话不是矫柔造作，没有一句话不使用“民间的”比喻和“民间的”词汇，如“ихний”［注：这是方言，意为“他们的”。——编者注］。作者就是用这种畸形的语言，翻来复去地谈论那被有意庸俗化了的、陈腐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不引用新的材料、新的例证，也不进行新的加工。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通俗作家并不认为读者是不动脑筋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动脑筋的，相反，他认为一个不够开展的读者也是非常愿意动脑筋的，他帮助这些读者进行这种艰巨的工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迈开最初的几步，教他们独立向前走。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是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的，他不是引导读者去了解严肃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下去就行了。载于1936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58—359页注释：[133]《自由》杂志（《Свобода》）是1901年5月成立的自由社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共出了两期，1901年和1902年各一期。此外，该社还出版了《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评论》第1期，尔·纳杰日丁的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这些出版物宣扬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支持俄国国内的反火星派团体。——322。
列宁全集第五卷——芬兰人民的抗议（1901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芬兰人民的抗议（1901年11月）在这里我们全文引录一篇新的群众的呈文，在这篇呈文中，芬兰人民对政府违背亚历山大一世至尼古拉二世各代沙皇的庄重誓言，一贯践踏芬兰宪法的政策表示强烈的抗议。这篇呈文是在1901年9月17日（30日）递交芬兰参政院转呈沙皇的。在呈文上签名的有芬兰各社会阶层的男女居民473363人，就是说，有近50万公民签了名。芬兰的全部人口为250万人，这个新的呈文真可以说是全民的呼声了。呈文的全文如下：“最威严最仁慈的皇帝和大公陛下！陛下对芬兰义务兵役法的修改在整个边疆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和极大的悲痛。陛下于今年7月12日（6月29日）批准的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敕令、诏书和法律，彻底破坏了大公国的根本法和根本法所赋予芬兰人民和边疆全体公民的各项最珍贵的权利。按根本法规定，关于公民保卫边疆的义务的法规，只有经地方议会议员同意才能颁布。1878年的义务兵役法就是通过这个程序由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和地方议会议员一致决定而颁布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位时，这项法律先后作了多次局部性的修改，但是每次都得到地方议会议员的同意。现在却与此相反，未经地方议会议员的同意，就宣布废除1878年的法律，而取而代之的新法令，同1899年地方非常议会的议员所作出的决定完全背道而驰。在芬兰法律的保护下生活和行动，这是每个芬兰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现在成千上万的芬兰公民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因为新的义务兵役法要求他们在俄国军队中服役。边疆的子弟将被强行编入同自己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的军队，对于他们来说，服兵役就变成了痛苦的事情。新法令废除了法律规定的每年服役名额的任何限制。此外，新法令根本不承认根本法规定的地方议会议员参与确定军事预算的权利。同1878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反，甚至民军也要完全听命于陆军部。诏书中虽然声明，在暂时尚未确定的过渡时期，将采取减轻负担的措施，但这并不能冲淡人们从上述规定中得到的印象，因为在暂时减少应征者人数之后，将会无限制地征召兵员到俄国军队中服役。芬兰人民不是要求减轻现在的军事负担。代表人民意见的地方议会议员已经表示，只要保持芬兰军队作为芬兰机构的法律地位，芬兰方面准备为保卫国家尽量多贡献力量。与此相反，新法令规定：芬兰的大部分军队将被撤销，俄国军官可以到保存下来的少数部队中任职；甚至这些部队的土官也必须精通俄语，因此，多半出身于农民等级的芬兰籍人员就根本无法担任上述职务；这些军队要受俄国当局的管辖，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可能驻扎在芬兰境外。这些敕令并不是什么改革，而不过是要消灭芬兰的民族军队，这说明对芬兰人民的不信任，而芬兰人民在并入俄国的将近100年间，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人产生不信任的。在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新法令中，还写有否认芬兰人民有自己的祖国，否认边疆居民享有芬兰公民权利的词句。芬兰人民在并入俄国以后的政治地位早在1809年就已经不可动摇地确定了，这些词句所反映出来的目的显然是同芬兰人民保持这种政治地位的必要权利不相容的。近几年来，我们边疆遭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痛苦。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边疆根本法的各项规定屡遭忽视，这一方面表现在各种立法措施上，一方面表现在俄罗斯人接替了许多重要职务上。边疆行政当局的任务好象就是要扰乱安宁和秩序，阻挠共同有益的愿望的实现，挑起俄罗斯人和芬兰人之间的不和。然而，对于边疆来说，实施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新法令才是最大的不幸。在1899年5月27日给皇帝的回奏中，地方议会的议员详细陈述了按照芬兰的根本法，在颁布义务兵役法时所应遵循的程序。同时，他们指出，如果新的义务兵役法将以其他程序颁布，那么，这样的法令，即使能够强制执行，也不能为法律所承认，而且在芬兰人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暴力行为而已。地方议会议员所指明的一切，始终是芬兰人民的法律意识，这种意识是暴力所不能改变的。应该考虑到这种同边疆法律相抵触的敕令所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后果。从官员和政府机关来说，他们感到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良心驱使他们不要听从这样的敕令。有劳动能力的移民由于害怕可能发生变故早就被迫迁往外地，一旦所公布的法令付诸实施，他们的人数还会增多。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新法令，以及其他旨在破坏芬兰人民自己的政治生存权和民族生存权的措施，必然要破坏君民的相互信任，同时会引起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和普遍受压抑的感觉，使社会和它的成员对为边疆造福的工作感到没有信心和困难重重。要防止这些，只有用在地方议会议员参加下颁布的义务兵役法来代替上述敕令，而边疆政府当局应该切实遵守根本法的规定。芬兰人民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的民族由于共同的历史命运，由于法律概念和文化活动而结合在一起，始终真挚地热爱芬兰祖国和自己的合法的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始终不渝地力求问心无愧地在各民族中占有命运所安排给它的那一席之地。我们坚信我们的权利，尊重作为我们社会生活支柱的法律，我们也同样坚信，只要今后仍能依照1809年所规定的根本原则来治理芬兰，使芬兰感到并入俄国是幸福和安宁的，那么，强大的俄国的统一就不会受到损害。各村社和社会各阶层的居民，出于对祖国的责任感，诚挚地将事态如实地启奏于皇帝陛下。上面已经指出，不久前颁布的义务兵役制法令是同得到庄严确认的大公国根本法相抵触的，因此不能为法律所承认。我们认为应该再补充说明一点：军事负担本身，对芬兰人民来说，并不象失去硬性的法律规定和在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得到法律所保障的安宁那样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奏文中所涉及的问题的严重性，伏请皇帝陛下审核。谨奏。”这篇呈文成了人民对破坏根本法的一帮俄国官僚的真正审判，我们对此呈文要补充的不多了。现在我们来提示一下有关“芬兰问题”的主要资料。芬兰是在1809年俄瑞战争期间并入俄国的。为了把瑞典国王的过去的臣民芬兰人拉到自己方面来，亚历山大一世决定承认和批准芬兰的旧宪法。按照这个宪法，未经议会，即各等级的代表会议的同意，不得颁布、修改、解释或废除任何根本法。亚历山大一世在几次颂布的诏书中都“庄严地”承认“关于要绝对保护边疆特别宪法的诺言”。后来俄国的各代皇帝，包括尼古拉二世在内，都确认了这个誓言。尼古拉二世在1894年10月25日（11月6日）的诏书中说：“……我保证保护它们〈根本法〉，使它们具有不可违反的和确定不变的力量和效用。”可是，还不到五年，俄国沙皇就背信弃义了。在卖身投靠、卑躬屈节的报刊对芬兰进行了长期攻击以后，1899年2月3日（15日）颁布了建立新程序的“诏书”：颁布“涉及全国需要的法律或者和帝国的立法有关的法律”，可以不经议会同意。这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一次真正的国家政变，因为任何法律都可以被说成是涉及全国需要的法律！这次国家政变是用暴力完成的：总督博勃里科夫威胁说，如果参政院拒绝公布诏书，他就要把军队开进芬兰。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军队（据俄国军官所说）已经荷枪实弹，备马待发了，等等。继第一次暴力行为之后，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无数次暴力行为：芬兰报纸相继被封闭，集会自由被取消，芬兰到处有俄国的间谍，到处有极其无耻的挑衅者在激起暴动，如此等等。最后，未经议会的同意，就颁布了6月29日（7月12日）的义务兵役法，颁布了这个在呈文中已作了充分分析的法律。1899年2月3日的诏书和1901年6月29日的法律都是非法的，这是背信弃义者和被称作沙皇政府的一伙杀人强盗的暴力行为。当然，250万芬兰人根本别想举行什么暴动，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俄国公民，倒应该想一想我们蒙受了什么样的耻辱。我们仍然是个驯服的奴隶，竟被人利用去奴役其他的民族。我们仍然容忍我们的政府，容忍它不仅象刽子手那样残暴地镇压俄国国内的任何自由倾向，而且利用俄国军队对其他民族的自由进行武力侵犯！载于1901年11月20日《火星报》第1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52—357页
列宁全集第五卷——《“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1901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1901年11月）《曙光》和《火星报》组织国外部、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同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三者统一的尝试没有成功，这件事《火星报》第9号（1901年10月）已经谈到了。［注：见本卷第260—261页。——编者注］为了使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能够独立判断国外组织统一的尝试未能成功的原因，我们决定公布“统一”代表大会的记录。遗憾的是，“联合会”推选的大会秘书却拒绝参加整理大会记录的工作（见下面第10—11页上引录的他对其他两个组织的秘书的邀请所作的复信）。目前“联合会”自己却出版了关于“统一”代表大会的记事（《两个代表大会》1901年日内瓦版），因此这一拒绝就更加令人奇怪了。这意味着“联合会”愿意让俄国的同志们知道大会的结果，却不愿意让他们知道大会上的讨论情况。［注：按照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记录应由大会批准，也就是说，下次会议一开始，首先应批准上次会议的记录。可是在大会的第二天，当大会主席在会议刚一开始就提议批准头一天的两次会议的记录时，三位秘书一致声明，他们交不出会议记录。由于没有速记员，讨论的记录令人很不满意。因此很明显，既然在大会第一天的夜里，秘书们未能整理出会议记录，那么，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已经退出大会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会议记录了。大家清楚地知道，会议记录没有准备出来。因此，“联合会”对我们的主席“没有等到大会记录被批准”就“开了小差”（《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29页）所表示的愤慨，无非是一种遁词而已。由于没有速记记录，就只好让三个秘书聚在一起，对讨论的过程作出一个哪怕是简短的记述。我们曾提出这个建议，可是“联合会”回避了。显然，没有完整的会议记录，甚至连简短的会议记录也没有，这个责任应由“联合会”承担。］至于“联合会”为什么不愿意，可能和大概是些什么原因，那只有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了。我们认为，在“联合会”表示拒绝以后，出版不是由所有的秘书整理的讨论记录是不妥当的，所以只好限于发表已经提交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全部文件和声明。参加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这三个组织的主席和秘书，同时，所有声明都是以书面形式提交常务委员会的，所以由文件和声明汇集而成的对大会的记述，其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出版提交常务委员会的全部文件和声明，在目前显得尤其必要，因为“联合会”令人奇怪地拒绝参加整理会议记录，可是最后却用更加令人奇怪的方法编写了关于大会的报告。例如，“联合会”没有全文引录《火星报》的代表（弗雷）以《火星报》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名义提交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质问书，可是却引录了既没有提交常务委员会，更没有在大会上宣读，而只是由“联合会”“拟定”的答复（《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26页）。“联合会”说“质问书”已被收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质问书包括两个问题，是由弗雷以两个组织的名义向“联合会”提出的（见下面第6页）［注：见本卷第250页。——编者注］。其中不论哪一个问题都没有收回，而只是问题的形式有所改变，即问题变成了可以付诸表决的决议案而已（不说“‘联合会’在原则上是否承认六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而说“三个组织在原则上都承认六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等等），此外，“联合会”没有引录已经提交常务委员会的“斗争社”的声明（见下面第6—7页）。“联合会”不仅没有说明“斗争社”的一名成员在“联合会”对六月决议提出修正案后所作的发言的内容，而且连发言本身也没有提到［注：《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28页。］。这个参加过六月代表会议的“斗争社”成员在这次发言中表示反对“联合会”的修正案。但是“联合会”却刊载了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大会发言时对修正案所阐明的几点“理由”，而这几点理由是没有提交常务委员会的。总之，“联合会”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共同整理全部讨论记录的建议，而只愿记述它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甚至对一些提交到常务委员会的问题也以缄默来加以规避。我们不打算仿效这种榜样。我们只是把提交常务委员会的全部声明和文件都翻印出来，并且仅仅指明，出席大会的各个组织的发言人发表了什么样的意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和“联合会”的修正案是否破坏了六月代表会议所制定的协议的原则基础。“联合会”的小册子堆满了大量愤怒的字眼，它竟指责我们“诽谤中伤”，指责我们的退席“破坏了”大会，对于这些，我们自然同样不必作答复。这样的指责只能使人付之一笑，因为三个组织原是为了讨论联合的问题而聚会的，而其中的两个组织已确信他们不可能和第三者实行联合。自然，他们就只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退席。只有那些理屈词穷、老羞成怒的人才会把这说成是“破坏”大会，把认为“联合会”缺乏坚定的原则性的意见称作“诽谤中伤”。至于说到我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所争论的问题的意见，我们不愿把它同对大会材料的客观叙述混为一谈。除了《火星报》和《曙光》上已经刊载和还要刊载的文章而外，我们还要出版一本专门阐述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正在准备中，不久即将出版。载于1901年12月日内瓦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的第5卷第348—351页
列宁全集第五卷——内政评论（1901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内政评论（1901年10月）一饥荒二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三第三种分子四两篇贵族代表演说一饥荒[110]又是饥荒！近十年来，俄国农民岂止破产，简直是要死绝了，情况发展之快实属惊人，恐怕任何一次战争，不管这种战争是怎样旷日持久和激烈，也没有造成这样重大的牺牲。现代一切强大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对付农民：既有发展愈来愈快的世界资本主义，又有军事国家。前者已经造成了海外的竞争，并给那些在殊死的生存斗争中坚持下来的少数农村业主提供了最新的生产方式和工具；后者在它的殖民地，在远东和中亚细亚执行着冒险政策，把这种大量耗费钱财的政策的重负完全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并且还用人民的金钱不断地建立新的“制止”和“控制”等警察措施来对付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愤慨。既然饥荒在我国已成为通常的现象，自然可以预料，政府将努力制定它在粮食问题上的通常的政策并使之固定化。如果说在1891—1892年时，政府由于措手不及，起初还相当狼狈，那么，现在它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确切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了。7月份的《火星报》（第6号）上说：“当前人民灾难的乌云笼罩着我国，政府又在准备行使它施用暴力的卑鄙职能，克扣饥民的口粮，惩处不合乎当局心意的任何关心饥民的‘表现’。”政府的准备非常迅速非常坚决。这些准备是按照什么精神进行的，这从伊丽莎白格勒事件中可以充分看出。赫尔松省省长，奥博连斯基公爵立即向所有胆敢报道和谈论伊丽莎白格勒饥荒，胆敢呼吁社会救济饥民，胆敢建立私人小团体和邀请个人来组织救济的人宣战。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在报上说，县里发生了饥荒，人民不断患病和死亡，他们食用的“粮食”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根本不能称为粮食。省长同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进行了争论，并在报上登出正式的辟谣声明。谁只要多少知道一点我国报刊的一般状况，谁只要肯回忆一下，最近以来非常温和的报刊以及更温和得多的著作家所受的严重迫害，谁就会理解，省长同那些甚至没有担任官职的地方自治机关医生的这种“争论”意味着什么了！这简直是堵别人的嘴巴，这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声明，政府不能容忍报道饥荒的真实情况。但岂只是声明！可以责备其他任何人，但未必能责备俄国政府在可以“使用权力”时而只限于发表声明。奥博连斯基公爵立即使用了权力，他亲临战场，同饥民作战，同那些不属于任何政府系统而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战，并且禁止一些赶来救灾的个人（其中包括乌斯宾斯卡娅女士）开办食堂。就象尤利乌斯·凯撒一样，奥博连斯基公爵来了，看了看，取得了胜利[111]，于是电报立即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给全俄国的读者。不过奇怪的是，这个胜利，这个对一切尚有一点正义感，尚有一点公民勇气的俄国人的无耻挑衅，在最有关的（要是能这样说的话）人们中间，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击。在赫尔松省无疑有许多人一直知道这种掩盖饥荒和反对救济饥民的斗争的全部底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有教益的事件发表任何文章，或任何有关的文件，甚至连抗议无理禁止开办食堂的任何普通呼吁也没有。在政府执行它的威胁政策，解雇5月1日“旷工者”时，工人举行了罢工；而在禁止知识界人士……救济饥民时，知识界却默不作声。政府同那些敢于救济饥民的“煽动作乱者”初次交锋就取得了胜利，似乎大受鼓舞，立即转入了全线进攻。奥博连斯基公爵的英勇业绩已经成为指导原则，已经成为今后调整一切行政官员对待一切同粮食问题有牵连的人的法律（“有牵连的人”这个词是我国刑法典的专用术语，但我们已经看到而且下面还将看到，现在，未经准许的救济饥民活动，完全被当作刑事犯罪行为）。这样的法律很快就颁布了，这次是用《内务大臣给1901年受灾省省长的通令》（1901年8月17日第20号）这种简化的形式颁布的。应当看到，这一通令将长期成为一个可资纪念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出，警察对人民的可怕的灾难、对饥民同救济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接近害怕到了极点，同时，通令要坚决制止关于饥荒的任何“叫嚷”，并把救济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不过遗憾的是，这个通令写得太长，官样文章晦涩难懂，大概会妨碍广大群众对它的了解。大家知道，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取消了地方自治机关对粮食工作的管理权，把它移交给了地方官和县代表大会。这看来似乎更可靠得多了，因为选举因素取消了，对当局稍持独立态度的人现在不管事了，因而也不会再叫嚷了。可是，在奥博连斯基公爵讨伐以后，这一切又显得不够了：必须更严格地把一切事务交给内务部和直接执行内务部指令的官员掌管，必须彻底消除任何夸大的可能性。因此，怎样的县算是“受灾县”这个问题，今后将完全由内务部本身来决定［注：从被尔姆省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内务部是怎样决定这个问题的。据最近的一些报纸报道，该省仍然继续被认为是“丰收区”，虽然该省的歉收（按10月10日省地方自治紧急会议的报告）比1898年的歉收还要严重。粮食收获量只有平均收获量的58％，而沙德林斯克县和伊尔比特县只有36％和34％。1898年政府曾拨出（地方资金不计在内）150万普特粮食和25万以上的卢布。而现在地方自治机关已经没有资金，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受到限制，歉收较1898年要严重得多，粮食价格7月1日就已开始上涨，农民已卖掉牲畜，可是政府仍旧固执地认为该省是“丰收区”！！］，显然，在内务部内还将建立起对付饥民的军事行动总部。这个总部将通过省长先生们指导那些掌握“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的人（主要是县的贵族代表）的活动。倡议用军事行动对付饥民的奥博连斯基公爵，过去总得亲自到场，以便采取制止、控制和缩减的措施。现在这方面已经加以“整顿”，只消“县中央”管理局和彼得堡中央管理局之间互拍一下电报（好在每县已拨给了上千卢布的办公费用），就可以“去处理”了。屠格涅夫笔下的有文化教养的地主不仅不亲自去马厩，就是对那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仆人也只是低声提示一下：“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112]现在我们这里也将同样“不加喧嚷地”、文静高雅地“去处理”关于控制饥民的过大胃口的事。西皮亚金先生确信饥饿的农民的胃口过大，这可以从通令固执的语气看出，通令不仅固执地警告提防“夸大”，而且直接作了许多规定，以消除夸大的可能性。这位大臣直截了当地说，别急于编造缺粮户名册，因为这会在居民中引起“奢望”，因此，他命令一定要在临分配粮食的时候再编造名册。其次，通令认为没有必要谈到一个县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算受灾县，但却明确规定一个县在什么情况下不应该认定是受灾县（例如，受灾的乡不超过三分之一，通常有做工收入等等）。最后，大臣对饥民救济金标准作了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极其明显地表明，政府想方设法要尽量削减这些救济金，而用一些丝毫不能防止居民死绝的小施舍来敷衍了事。实际上，标准量是每户粮食48普特（按该村的平均收获量计算）；凡是不少于这一标准者，就不是缺粮户。这个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不得而知。不过大家知道，在非饥荒的年头，即使最贫苦的农民也要消耗比这多一倍的粮食（见地方自治局对农民收支的统计调查）。所以，根据大臣先生的指令看来，吃不饱乃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就是这个标准量也还要减少，首先要减少一半，要使约占人口半数的做工的人不能得到粮贷，其次，“要看大概有多少殷实业主有头一年留下的储备粮或任何〈正是这样说的：“或任何”！！〉物质财富”，还要减少1/3—1/5—1/10不等。由此可以设想，政府打算贷给真正缺粮的居民的那部分粮食是多么微不足道！西皮亚金先生真是恬不知耻，他讲述了这一套令人难于想象的削减救济金的办法以后声明说，这样粗略的计算“不大会有任何显著的夸大”。看来对此就不必多费唇舌了。当俄国政府的正式声明中，除了单纯的指令以外，还有那么一点解释这些指令的意图的时候，它里面几乎总包含着（这是一种法规，这种法规比我国的大多数法律还要稳定得多）两个基本论调或者两类基本论调。一方面，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一般的夸张的空话，表示当局的关心，表示当局愿意考虑当前的要求和社会舆论所表达的愿望。例如，谈到“防止农村居民中缺乏粮食这一重要事宜”，谈到“对当地居民的福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等等。不言而喻，这些老生常谈其实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并不意味着要做什么好事情；但是这些话却和不朽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斥责被他肆意掠夺的农民时所说的不朽的话一模一样。附带说一下，受检查的自由派报刊常常利用这些老生常谈（部分由于幼稚，部分由于“职责”），来表明政府同它的观点原则上的一致。可是，如果你更加留心地看看政府命令的另一种论调，那些并不那么一般也并不那么明显空洞的论调，那你就时时都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说明，完全是重复我国出版界最反动的报刊（例如，《莫斯科新闻》）所提出的论据。随时注意并指出政府同《莫斯科新闻》的一致，在我们看来是不无好处的（甚至对合法的活动家来说，也不是完全不能办到的）工作。例如，在上述的通令中，我们又碰到了最“野蛮的地主”发出的最卑鄙的指责，——说什么过早地编造缺粮户名册，会促使“某些殷实户主力图变卖存粮、余粮和农具来假装自己家计拮据”。大臣说，这是“过去几次粮食运动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因此怎么办呢？因此，大臣就从那些最顽固的农奴主的教诲中吸取自己的政治经验，这些农奴主在过去的饥荒年代曾叫嚷农民在骗人，他们现在也在这样叫嚷着，并且对产生于饥荒的伤寒流行病所引起的“喧嚷”忿忿不已。西皮亚金先生从这些农奴主那里也学会了谈论什么道德堕落这套话，他写道：“非常重要的是要使……地方机关……能协助节约使用拨款，而主要是〈原文如此！！〉要防止轻率地把政府的救济金发给生活有保障的人，以致产生道德堕落的不良影响。”这个协助节约资金的不体面的指示因为下面这个原则性的训诫而得到了加强：“……把粮食救济金广泛分发给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家庭〈每家全年24普特能够过得去吗？〉，而不管国库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毫无效果〈！〉，这种办法将会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的观点来看，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必要的救济。”古时候一些颇有恻隐之心的帝王说过：“宁可宣判十个有罪的人无罪，也不要判处一个无罪的人有罪。”而现在沙皇最亲密的助手声明说：把救济发给每年有24普特粮食也能够过得去的家庭，其危害性不亚于对“真正的”缺粮户不给予救济。多么可惜，这个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直言不讳的堂皇的“观点”，竟因通令又臭又长而没有使广大公众看清其真正面目！唯一的希望是，也许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头鼓动会使人民更清楚地了解大臣通令的内容。※※※通令特别坚决地“攻击”私人慈善家：从各方面可以看出，那些同饥民作战的行政官员们，把私人的救济小团体、私人开办的食堂等等都当作“敌人”的最重要的阵地。至于为什么这种私人慈善事业老早就使内务部坐卧不宁，西皮亚金先生作了解释，他说得非常直率，真是令人感激不已。通令上说：“自1891年和1892年的歉收开始，以及在后来所有这类灾荒中，时常发现有些慈善家一面用物资救济灾区的居民，一面又力图挑起他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唆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同时，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加上不可避免的疾病和经济的破坏，都为反政府的鼓动造成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总爱在私人给予他人救济的幌子下，利用这些条件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通常，一听到严重歉收的消息，一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就从各地汇集到受灾地区，这些人总是竭力设法同来自首都的慈善团体和机关的全权代表交往，那些代表由于不了解情况，就接受他们当各地的助手，从而造成了维持秩序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大困难。”但是，俄国政府在俄国土地上愈来愈感到日子不好过了。在过去一个时期，只有青年学生被认为是受到特别保护的阶层：对他们曾建立了特别严密的监视，某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同学生的交往被认为是重大的罪过，任何小组和社团，即使它们只提供物质上的援助，也被怀疑有反政府的目的等等。在那时候，即在不太久以前，没有其他的阶层，更没有一个居民阶级被政府认为是“进行反政府鼓动的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政府的一些正式公报中，你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人数还要多得不可胜数的需要特别保护的居民阶级：工厂工人。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建立整套的机构来监视新的暴乱分子；在禁止政治上可疑人物居住的地区的清单中，除了首都、有大学的城市外，还出现了工厂中心区、村镇、县和整个省份。［注：例如，参看《火星报》第6号上所刊载的关于圣彼得堡被放逐者的秘密通报，这些人主要是著作家，其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事件，尤其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人”事件。然而，不仅禁止他们在有大学的城市居住，而且禁止他们在“工厂区”居住，而有些人只被禁止在工厂区居住。］欧俄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受到特别保护而不准不可靠人物居住，而其余三分之一的地区到处都有大批的“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以致连最偏僻的省份也不得安宁。［注：例如，见《火星报》第6号和第7号上的通讯，说到社会上的激昂情绪和反政府的“表现”甚至已经深入到神佑的城市，如奔萨、辛菲罗波尔、库尔斯克等。[113]］现在的情况是：按内务大臣先生这样的权威人物的权威判断，即使是最偏僻的农村，只要存在着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还有疾病和经济破坏的情况，那里就是进行反政府鼓动的“有利的条件”。可是，不经常发生这类“情况”的俄国农村是不是很多呢？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应该立刻利用西皮亚金先生这个关于“有利的”条件的有教益的指示呢？正是现在，一方面是农村非常关心道听途说传来的消息，说城市无产阶级和知识青年在2月和3月间同政府的禁卫军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又有人说什么农民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这一类的话等等，难道这不是给最广泛和最全面的鼓动提供了内容最丰富的纲领吗？西皮亚金先生的有益指示我们应当加以利用，但对他的幼稚只能付之一笑。以为把私人慈苦事业置于省长的监督和管制之下，就能使“不可靠的”人物难于影响农村，这真是幼稚得可笑。真正的慈善家从不抱政治目的，所以制止和控制的新措施将主要落到那些对政府最没有危险的人身上。而那些希望让农民看清新措施的意义和政府对饥荒的态度的人，大概已经没有必要去同红十字会的全权代表联络，或晋见省长先生们了。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旦工厂环境成了“有利的条件”，那些想要接近这个环境的人，就不去同工厂的管理者打交道来了解工厂的制度，也不去晋见工厂视察员先生们以获得同工人举行集会的许可了。当然，我们一点也没有忘记，在农民中进行政治鼓动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因为从城市中吸引革命力量去进行这种政治鼓动是不可能的和不实际的，可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象政府的这些限制私人慈善事业的丰功伟绩，却完全可以消除我们的一半困难和解除我们的一半工作。※※※至于这位大臣关于加强对慈善音乐会和演出等的监督的通令这样的“小事情”（同上面分析的通令比较而言），我们就不谈了（参看《火星报》第9号《新的障碍》）。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政府按新条例确定和分配给居民的救济金同实际的需要量成怎样的比例。诚然，这方面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报刊现在受到极为严格的管制，开办私人食堂的人随着他们的活动的“被查禁”已经销声匿迹了，因此，可以向在新的严厉手段面前不知所措的俄国公众报道的，只有官方警察关于粮食运动顺利进展的记事，还有《莫斯科新闻》上相同性质的小文章以及有时转载的无聊记者同郑重其事地论述“市长的思想一致及市长专权等思想”的某个庞巴杜尔[114]的谈话。例如，《新时报》第9195号上报道说，萨拉托夫省省长（原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省长）Ａ·П·恩格尔哈特接见了地方报纸的撰稿人，并且顺便告知该撰稿人，他以省长资格亲自在当地召开了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代表、地方官和红十字会代表的会议，并“分配了任务”。Ａ．П．恩格尔哈特说：“这里没有象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见过的那种坏血病：在那里，不能在五步以内接近病人；在那里，这种病真是一种‘腐败性病症’，而在这里，最多是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恶劣而形成的严重贫血的后果。这里，坏血病唯一的症状几乎全都是苍白的嘴唇、苍白的齿龈……这种病人经过一个星期的合理调养就可以恢复健康。现在正在增加营养。虽然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但大体上每天要发出1000份口粮。除坏血病外，整个地区只发现三起伤寒。可以相信，情况今后不会发展，因为到处都兴办了公共工程，居民的工资收入有了保障。”请看情况是多么令人满意：赫瓦伦斯克全县（庞巴社尔先生说的）极需救济的只有400人（大概在西皮亚金先生和恩格尔哈特先生看来，其余的人，每户全年有24普特粮食就“过得去”了！），而且居民生活已有保障，病人经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恢复健康。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相信《莫斯科新闻》呢，它在一篇专论（第258号）中要我们相信，“据12个受灾省最近报道，这些省内救济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许多县经过调查被认定是粮食歉收县，任命了县的粮食部门管理人员等等。看来政府的负责人员正尽一切可能给予及时的和充分的救济”。“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而且“……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赫瓦伦斯克县有农村居民165000人，而口粮只发了1000份。整个东南地区（其中包括萨拉托夫省），今年黑麦短缺34％。萨拉托夫省的农民耕地的总播种面积（150万俄亩）中，颗粒不收的占15％（按省地方自治局的资料[115]），收成不好的占75％，而赫瓦伦斯克县以及卡梅申县是萨拉托夫省受灾最重的县份。所以，赫瓦伦斯克县农民总共缺粮在30％以上。假定缺少的粮食有半数落在富裕农民头上，他们还不会因此而陷入饥饿状态（但是这个假定很不妥当，因为富裕农民的土地好，耕作得比较好，所以他们所受的歉收灾害总要比贫苦农民轻）。即使在这样的假定下，饥民也应占15％，也就是说，应达25000人。可是却有人要安慰我们说，赫瓦伦斯克县的坏血病还远不及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严重，伤寒病似乎只发生三起（说谎也要说得巧妙一点！），而且发了1000份口粮（大概是按照西皮亚金防止夸大……的一套方法计算和测量出来的）。至于说到“工资收入”，西皮亚金先生为了避免夸大，在自己的通令中对它们计算了三次（第一次他指示不要把工资收入通常较高的县算作受灾县，第二次他指示把48普特的标准缩减一半，因为50％的做工的人“应该”是有工资收入的，第三次他指示把这最后的数字按各地的情况再缩减1/3—1/10），至于说到工资收入，在萨拉托夫省不仅农业的而且非农业的工资收入都减少了。地方自治局的上述报告说：“歉收的结果，也影响到了手工业者，因为他们的产品销路减少了。由于这些情况，手工业最发达的县份出现了危机。”灾情最重的卡梅申县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县里，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在从事有名的条格布织造业。在平常的年头，这个处在偏僻农村的行业所实行的制度就是最荒唐的：例如，6—7岁的小孩做工，一天挣7—8个戈比。可以想象，在严重歉收和手工业危机的年头，那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粮食的歉收在萨拉托夫省（不言而喻，在一切歉收省都是一样）引起了饲料的缺乏。近几个月来（也就是说，已是夏末了！）各种兽疫蔓延得很厉害，牲畜的死亡率大大提高。“据赫瓦伦斯克县的兽医报道〈这个消息引自曾叙述过上面提到的省地方自治局报告内容的同一份报纸〉，在解剖死亡的牲畜时，发现它们的胃里，除了泥土什么也没有。”在谈及继续推进粮食运动的“内务部地方局通报”中还声明说，在被宣布为受灾县的县份中，“只有赫瓦伦斯克县自7月份起有两个村发现了好几起流行性坏血病，当地医务人员尽力制止这种疾病蔓延，同时，红十字会派出了两个医疗队前往协助，根据省长〈即我们已经谈到的那位Ａ·П·恩格尔哈特〉的报告，这两个医疗队工作得很有成效；根据内务部在9月12日以前掌握的材料，在被宣布为受灾县的其他各县中，没有紧急缺粮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也没有发现因吃不饱引起疾病蔓延的情况”。说什么好象没有紧急缺粮得不到救济的情况（那有没有经常性的缺粮呢？），好象没有发现疾病的蔓延，这种言论是否可信，我们只要把另外两个省的资料拿来对照一下就行了。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克县和别列别伊县被宣布为受灾县，因此内务部地方局通报说，“根据省长的声明”，政府需贷给“食用粮”80万普特。然而，8月27日为讨论救灾问题召开的乌法省地方自治非常会议确定，除了贷给种籽（全省320万普特）和牲畜饲料（60万普特）外，这两个县还缺少粮贪220万普特，其余各县还需要100万普特。可见，内务部所确定的粮贷只等于地方自治机关所确定的四分之一。再举一个例子。维亚特卡省在地方局发表通报以前，并没有被宣布为受灾的县份，可是地方局确定粮贷为782000普特。据报纸报道，这个数字就是维亚特卡省粮食会议在它8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计算出来的（这是按照8月18日至25日各县代表大会的决议计算出来的）。同是这些代表大会在8月12日左右所确定的粮贷额却与此不同，就是说，所贷的粮食是110万普特，所贷的种籽是140万普特。这种差别是从何而来的呢？8月12日和28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西皮亚金先生在8月17日发表了同饥民斗争的通令。就是说，通令立即生效了，于是从各县代表大会（请注意这一点）——即由一般官员，尤其是由地方官组成的、取代了（按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不可靠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机关——所制定的数字中削减了23万普特粮食这样一个微小数目……难道说，我们真的会看到连地方官也被指责为自由主义者吗？这也说不定。至少不久前在《莫斯科新闻》上我们就读到过对某位欧姆·先生的这种指责，因为他竟敢在《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116]上提议在报纸上刊载省城市自治事务会议的会议记录（如果不准许报界代表出席这些会议的话）：“目的真够明显的了：俄国官员常常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所以在报上披露就可以迫使他们有时甚至违背良心去支持城市或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自由主义的荒诞的意图。这种打算并不完全错误。”维亚特卡的地方官显然是由于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而“夸大”缺粮的严重程度，表现了不可宽恕的轻率，对这些地方官不应该加以特别的监视吗？［注：这里还有一个维亚特卡省省长反对夸大的例子：维亚特卡省省长在发给各乡公所的“公告”中指出，农民对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发放的粮贷的态度非常慎重。克林根贝格先生说：“在省内巡视时我深信，农民是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目前情况的，他们害怕负担非万不得已的债务，所以下定决心耐心地等待来年上帝的帮助，争取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这使维亚特卡省省长相信，“任何传闻，不论是说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免费救济和可能免除债务和欠税，或者是夸大灾情，都不会扰乱沉着理智的维亚特卡省的居民”。省长认为有必要警告农民，“如果在复核粮贷决定时，发现户主虽然没有任何存粮，但今年收获的粮食足够全家食用和播种，然而这些粮食已经出售，并将所得金钱用于其他需要，那他就不能指望获得粮贷。按照新法律，所发放的粮贷将不采用连环保[117]责任制的办法，而是根据征收直接税的条例来追偿。所以申请并已获得粮贷的户主应该记住，他要独自一个人归还粮贷，谁也不会帮助他，而且追偿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所以一旦债台高筑，不但动产可能要全部卖掉，而且不动产也会被没收”。可以想象，省长发表了这样的公告以后，乡公所的头头们是怎样对待申请粮贷的饥饿的欠税者的！］但是，按照维亚特卡省地方自治机关（如果不是英明的俄国政府不让它再来管理粮食事务的话）的“自由主义的荒诞的意图”所确定的需要量还要大得多。至少，8月30日至9月2日举行的省地方自治非常会议所计算出的缺粮数比需要量少17％，饲料少15％。而需要量是10500万普特（常年收获量是13400万普特，而今年收获量是8400万）。可见，缺粮数为2100万普特。“今年省内310个乡中总共有158个乡收成不好。这些乡的男女居民共有1566000人。”是的，毫无疑问，在缩减实际需要量方面以及把救济饥民的整个工作变为施舍小恩小惠的假慈善事业方面，“政府当局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但是，把那些集结在西皮亚金通令的旗帜下的行政官员们称为“假慈善家”，还是过于抬举他们了。他们和假慈善家的共同之处就是给的救济都非常之少，却要极力吹嘘。但是，假慈善家们充其量也只是把接受他们恩施的人看作能满足自己的自尊心的玩物，而西皮亚金的行政当局却把他们看作敌人，看作不法之徒（“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因而必须加以管制。这种观点在1901年9月15日圣上所批准的出色的《暂行条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是由20个条文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其中出色之处很多，我们尽可以把它算作20世纪初最重要的立法条例之一。我们先看看它的标题：《关于受灾区居民参加由交通部、农业部、国家产业部安排施工的工程的暂行条例》。大概这些工程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优待，所以“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领受特别的恩典？不然的话，新法律第1条大概不会重复说：“灾区的农村居民可以参加工程的施工”等等？但是这些“优待”在法律的后半部中才谈到，而开头是确定整个事业的组织工作。有关机关“指定最适当的工程项目”（第2条），同时“得依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第3条，按照狄更斯某些小说的章题，可以称为：“说明必需适应旧法律的新法律条文”）。工程的施工，或者是用预算资金，或者是用特别贷款，同时，工程的安排由内务大臣统管，他可以任命特派全权代表，并在大臣之下成立由各部代表组成的专门的“粮食工作评议会”，由副内务大臣任主席。评议会的职责是：（一）批准可以不按规定程序办理的事例，（二）审议关于资金用途的提案，（三）“规定工人报酬的限额，以及规定居民参加上述工程的其他条件，（四）按照作业地区分配成批的工人，（五）负责把成批的工人调往施工地点”。评议会的决定须得到内务大臣批准，“在有关场合”还须得到其他部门的大臣批准。此外，指定工程项目和调查所需施工人数由地方官负责，地方官将所有这些情况通知各省长，省长附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内务部，“再按照内务部的指示，通过地方官把工人遣送到各施工地点……”喝！我们总算讲清了新事业的全部“组织”工作。现在试问，到底需要多少润滑油才能使这架笨重的、纯俄国式的行政机器的全部轮子运转起来呢？请把这个问题具体地想象一下吧：直接同饥民接近的只有地方官一个人。就是说，他是掌握主动权的。他要写公文，给谁呢？9月15日暂行条例的条文说，给省长。但是根据8月17日的通令，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县中央粮食管理局”，它的使命就是“把县的整个粮食部门交给一个负责人管理”（8月17日的通令指出最好任命县的贵族代表担任这一职务）。“争论”就此发生了，当然，根据“省的一般制度”第175条的六点中所阐述的非常简明的“原则”，争论很快就解决了，这一条规定了“解决各机关和各负责人之间……争端的程序”。最后，公文还是送到省长办公室，并由办公室着手作出“决定”。然后一并送到彼得堡，由专门的评议会加以审查。可是参加评议会的交通部代表，对修复布古鲁斯兰县道路这样的工程是否适当这个问题不能决定，于是又一纸公文从彼得堡到地方上旅行一次，然后再返回来。当最后关于工程是否适当等等问题将在原则上得到解决时，彼得堡评议会又要忙于在布祖卢克县和布古鲁斯兰县之间“分配成批的工人”了。建立这样庞大的机构到底为了什么？因为这是一项新工作吗？绝不是。在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公布以前，“根据现行法规”，兴办公共工程要简单得多，而同一个8月17日通令虽然谈到由各地方自治机关、各平民习艺所管理局及各省当局兴办的公共工程，但也并未预见到需要成立什么特别机构。看来，政府的“粮食运动”是这样的：彼得堡的司级机关挖空心思地想了整整一个月（自8月17日至9月15日），终于想出一套无限复杂的烦琐手续。但是，彼得堡评议会想必不会陷入夸大的危险，只有那些“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的地方官吏才抵制不住这种危险的压力。但新的《暂行条例》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受雇的“农村平民”的法规。如果施工是在“他们定居的地区以外”进行，那么，首先，工人就要“在地方官的监督下”编成专门的劳动组合，由地方官指定一名工长维持秩序；其次，加入这种劳动组合的工人都列入专门的名册，这种名册“对于在册（法律用语：“入该册”）的工人来说，在调动和参加施工期间，便代替法律规定的居民证，在到达目的地以前，由押送工人的官吏保存，如官吏不在，则由工长保存，然后，交由施工主管人保存”。凡是愿意离村的农民都有权免费获得普通的身分证，为什么要用专门的名册来替换这种身分证呢？对工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限制，因为工人持有个人身分证，他在选择居处，安排自己的时间，以及从一个工作转到另一个对他更有利或更适当的工作时就会自由得多。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做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不仅是由于爱玩官样文章，而且也正是为了限制工人，把他们看作一批批的农奴，“按清单”，按一种“档案册”[118]予以押送。例如，规定“由内务部特派的官员负责维持途中应有的秩序，并将遣送的成批工人移交〈原文如此！〉给工程主管人”。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先是名册代替身分证，随之而来的是“成批地遣送和移交”代替行动自由。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流放一批批的苦役犯吗？农民带了身分证可以随意通行的全部法律能说没有废止（也许是对“夸大”饥荒的惩处？）吗？难道用公款运送，就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剥夺公民的权利了吗？再往下看。工程主管机关中管理分配工人、发放工资等的负责人员可“按照工人家属所在地区的省领导当局的通知，在可能情况下，扣除一部分工资，寄给各家，作为维持这些家庭之用”。这是剥夺权利的新办法。官吏们怎么竟敢扣除工资呢？他们怎么竟敢干涉工人的家务，象代替农奴一样地代替工人决定他们愿意帮助谁和帮助多少呢？工人会容许不经过自己的同意而扣除自己挣得的钱吗？大概新的“苦役条例”的草拟者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上面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之后，紧接着又有一条写道：“按照内务大臣的命令，监督工人遵守工地应有的秩序这一任务，由各地地方官、独立宪兵团军官、警官或特派人员负责。”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因农民“夸大”饥荒和“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而给予他们的剥夺权利的惩处！只是由普通警察，工厂警察和秘密警察监视全俄国工人，这是不够的，这里还制定了特别监督的法规。可以想见，政府在这一批批被严加防范地打发、遣送并移交的挨饿农民面前，已经吓得惊慌失措了。再往下看。“如有扰乱公共安宁，对工作明显地敷衍塞责，或者不执行施工主管人员或维持秩序人员的合法要求的情况，对犯有上述罪行的工人，可以不经过特别审讯，按照第16条〈我们刚引用过〉所提到的官员的命令处以三天以下的禁闭；如果他们坚持不上工，可以按照这些官员的命令，把他们押送回原籍。”既然如此，那能说9月15日的暂行条例不是暂行苦役条例吗？不加审讯就进行惩治，押解驱逐……俄国农民的愚昧和闭塞是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限度。工人经常挨饿，不断地被驱逐出城市，这些都不会不产生影响。我国政府热中于用“暂行条例”来进行治理［注：常言说，任何傻瓜都会用戒严来进行治理。是的，在欧洲是需要戒严的，而在我国，戒严已成了普遍情况，并且还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辅之以暂行条例。其实俄国的一切政治事务都是根据暂行条例来处理的。］，但毕竟强中更有强中手。我们可以利用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在工人小组和农民中进行最广泛的鼓动。让我们散发这份条例的文本和说明这份条例的传单，让我们举行集会来宣读这个法律并结合政府的整个“粮食”政策来说明它的内容。我们要争取使每一个多少有觉悟的工人，不论他是怎样来到农村的，都能对“暂行苦役条例”有个明确的看法，并且能向所有的人说明其问题之所在，说明究竟应当怎么办才能摆脱这挨饿的、任人摆布的和无权的苦役。那些善良的俄国知识分子，总是称道各种劳动组合以及政府所许可或鼓励的诸如此类的合法团体，这份关于工人劳动组合的暂行条例倒可以成为一种经常的责备和严重的警告：责备他们幼稚，竟相信政府的许可或鼓励是诚心诚意的，而看不出“发展国民劳动”等等幌子下的最卑鄙的农奴制的本质；警告他们在今后谈到劳动组合和西皮亚金先生之流所许可的其他团体时，永远也不要忘记说明，而且要如实地说明按9月15日暂行条例组成的劳动组合的情况，如果他们不能说明这样的劳动组合，那最好是完全保持缄默。二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随着新饥荒的发生，旧的、已经成为持久性的工商业危机就延续下来了，危机把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抛到街头。工人的贫困真是骇人听闻，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和有教养的“社会”对这种贫困和对农民的贫困竟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报刊，都丝毫没有打算确定贫困工人的人数和贫困的程度，哪怕就象确定农民贫困的大致程度那样的试图也没有。没有采取任何有系统的组织救济挨饿工人的措施。产生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决不是由于工人的贫困似乎暴露得少一些，表现的形式也不甚尖锐。的确，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城市居民，不大知道现在工厂工人的生活是多么苦，工人在地窖、阁楼和陋室中住得愈来愈挤，比往常更加吃不饱，他们把家里最后剩下来的一点破烂也卖给了高利贷者；的确，流浪者、乞丐、小客栈的住客、坐牢的人和住医院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这并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为“大家”都习惯地认为在大城市中，小客栈和各种贫民窟里住满人是必然的；的确，失业工人完全不象农民那样被束缚在一个地方，他们不是自己到全国各地去找工作，就是被害怕失业者聚众闹事的行政当局遣送“还乡”。但是，尽管如此，每一个和工业生活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关心社会生活的人都可以从报上知道，失业现象还是有增无已。不，上述的不同态度有更深的原因，这就是：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失业，这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是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完全不同的相互关系造成的。在农村，总的说来，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由于有许多过渡形态而非常错综复杂，农业经营时而兼营高利贷，时而从事雇佣劳动等等。这里挨饿的不是农业雇佣工人，而是小农；农业雇佣工人的利益同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这一点所有的人，尤其是工人自己看得很清楚，小农通常却被看作（而且他们也自认为）是独立农户，只是偶尔陷入某种“暂时的”从属地位。饥荒的直接原因是歉收，在群众眼里，这完全是天灾、神意。可是，因为这些造成饥荒的歉收自古以来就有，所以立法早就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早就有了供应人民粮食的整套规章（主要是一纸空文），这些规章又定出了一整套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大部分沿用了农奴制时代和宗法式自然经济占优势时代的措施而不大合乎现代的需要，但是每次饥荒总还是使整个行政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动了起来。可是当权者力不从心，这个机构如果没有可恶的“第三者”，即一味“叫嚷”的知识分子的各方面的帮助，它要进行活动就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饥荒同歉收的联系和农民的闭塞（农民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非常模糊地意识到，他们所以落到这种破产的地步，完全是由于政府和地主的掠夺政策使资本的压力日益加重的缘故），使饥民们感到毫无办法，他们不仅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被压迫阶级对自己所受压迫认识得愈差，他们向压迫者提出的要求愈低，有产阶级中乐善好施的人也就愈多，而同农民的贫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地地主对这种善行的反抗比较说来也就愈小。如果注意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地主反抗的加强，说庄稼人“道德堕落”的叫嚣的变本加厉，以及“充满”这种精神的政府采取纯军事措施反对饥民和慈善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宗法式的、世世代代奉为神圣的和似乎不可动摇的农村生活方式已在彻底衰退和解体，而那些最激烈的斯拉夫主义者[119]，最自觉的反动派和最幼稚的老辈“民粹派”却对这种农村生活赞美不已。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受到指责，民粹派指责我们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概念搬用到完全不适用的地方；反动派指责我们煽动阶级仇恨和挑拨“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我们对这些指责早已作过几十次的回答，不必再重复了，我们只想指出，俄国政府在估计阶级斗争的深刻性方面和根据这种估计而采取有力措施方面，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和在饥荒年头“以食物周济”农民的人有过某些接触的人——我们当中又有谁没有同他们接触过呢？——都知道，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人类的同情和怜悯的淳朴感情；都知道，不论什么样的“政治”计划都是同这些人格格不入的，这些人对阶级斗争思想的宣传始终持十分冷漠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派的农村观点进行激烈论战时提出的论据，说服不了这些人。他们说，这和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农民在挨饿，所以应该救济他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所未能说服的人，也许内务大臣先生的“论据”能够说服。他告诫慈善家们说，不，不是“简单地挨饿”，因此未得当局许可，绝不能“简单地”救济，因为这样会助长道德堕落和提出无理的要求。干预粮食运动，也就是干预上天和警察的旨意，而这种旨意保证地主老爷们拥有愿意几乎白干活的工人，保证国库有横征暴敛的税收。所以谁能细心地考虑一下西皮亚金的通令，他一定会对自己说，是的，我们农村正在进行一场社会战争，而且如同在任何战争中一样，不得不承认交战双方对开往敌国港口的船舶，即使是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也有检查其货物的权利！只有一点不同于其他的战争：这里的一方有义务永远工作和永远挨饿，它甚至根本没有战斗，而只是挨打……暂时是这样。在工厂工业领域内，毫无疑问早就存在这种战争，而且没有必要在通令中向“中立的”慈善家说明，在没有探明深浅（即没有得到当局和厂主先生们的许可）之前，切莫涉水。早在1885年时，在工人中，甚至在中部地区，虽然那里的工人比首都的工人更接近农民，都谈不上有什么稍微明显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当时，工业危机使工厂的空气中充满了电，以致爆炸经常此起彼伏地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慈善事业必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它始终是某些人的偶然的和纯个人的事情，而没有一点社会意义。我们还要指出社会对饥荒的态度的另一个特征。就在不久以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这里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整个经济制度以至国家制度完全是靠拥有土地并独立经营土地的农民大众来维持的。甚至最不易上官方颂词之当的进步思想家也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1891—1892年饥荒后出版的人人都记得的尼古拉—逊的著作[120]就特别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农户大批地破产，在所有的人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是难以想象的灾难，以致必须广泛展开能真正“医治创伤”的救济，就几乎成为普遍的口号了。结果又得要这位西皮亚金先生费神来消除最后的幻想了。没有人民的破产和贫困，“俄国”靠什么来维持，农业和工商业阶级又靠什么来生活呢？有人竟想不只是在纸上谈谈医治这种“创伤”——这岂不是对国家犯罪！西皮亚金先生无疑将会促进这样一个真理的传播和深入人心：无论是反对失业和危机，还是反对我国在剥夺小生产者过程中所采取的亚洲式的野蛮的和残酷的剥夺形式，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而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业主是不管饥荒和危机中的大量牺牲者的，正如机车在其行进中不管被它压死的人一样。尸体卡住了车轮，火车就停下来，甚至（如果遇上蛮干的司机）可能因此出轨，但是，稍停片刻之后，它还会继续前进。你们听到几万几十万的小业主饿死和破产，同时，你们也听到祖国农业的进步，听到俄国地主派出了俄国农村业主赴英考察团，而且胜利地获得了国外市场，听到改良农具的畅销和牧草种植的推广等等。对俄国农村业主（同样对一切资本主义业主）来说，破产和饥荒的加剧不过是短暂的停滞，要是饥民不迫使他们注意的话，他们对这种停滞几乎是不屑一顾的。一切都照常进行，甚至由富裕农民组成的那部分业主的土地也在照常进行投机倒卖。例如，萨马拉省的布古鲁斯兰县被宣布为“受灾”县。就是说，这里农民大众的破产和饥荒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可是群众的灾难不仅没有妨碍、而且似乎还促进了在农民中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下面就是我们在《低罗斯新闻》[121]（第244号）九月通讯中所读到的关于那个县的情况：“在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地价的普遍暴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是这里大家最注意的问题。仅仅是在15—20年以前，这里肥沃的河谷地每俄亩卖10—15卢布。有些远离铁路的地方，仅仅在3年以前，每俄亩35卢布就算是高价了，只有一次，建有漂亮的庄园并靠近市场的最好的土地每俄亩才付60卢布。而现在最坏的土地每俄亩得付50—60卢布，而最好的土地每俄亩售价提高到80卢布，甚至100卢布。地价的这种上涨所引起的投机活动有两种：第一种形式是收购土地，立即转卖（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以40卢布买进土地，一年之后又以55卢布转卖给当地农民）；通常有些地主要出卖土地，但又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通过农民银行去办理出售土地给农民的拖拉繁杂的手续，而商人资本家就买进他们的土地，又转卖给本地的农民。第二种形式是，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人把各种不便利的土地强塞给来自远方诸省（主要是小俄罗斯）的农民，从中向田庄主索取可观的佣金（每俄亩1至2卢布）。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地投机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同时，由于农民渴望土地，这就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和不能用单纯的经济原因解释的土地价格的飞涨；当然，铁路也起了作用，但作用不大，因为我国土地的主要购买者仍然是农民，对他们来说，铁路远非首要的因素。”这些孜孜不倦的“善于经营的农夫”用自己的“积蓄”（和掠夺所得）这样贪婪地购买土地，必然会把那些在目前的饥荒中幸存下来的贫穷农民置于死地。如果说富裕农民购买土地是资产阶级社会防止无产农民的破产和挨饿的手段，那么，寻求新的市场就是防止危机，防止工业产品充斥市场的手段。御用报刊（《新时报》第9188号）为同波斯的新贸易成就而兴高采烈，并热烈地讨论了同中亚细亚，特别是同满洲贸易的前景。制铁工业和其他工业大王，闻得铁路建设的蓬勃发展而喜形于色。已决定修筑的几条大铁路线有：彼得堡—维亚特卡，博洛戈耶—谢德尔采，奥伦堡—塔什干，政府已保证给予铁路贷款3700万（莫斯科—喀山铁路，罗兹铁路和东南诸铁路各公司）；计划修筑的路线有：莫斯科—克什特姆，卡梅申—阿斯特拉罕和黑海省的铁路线。挨饿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公款（如果国库还会有进款的话）自然不会“毫无效果地”（参看西皮亚金的通令）花费在救济金上，不，它们将落入工程师和包工头的腰包。这类盗窃公款的能手，在下诺夫哥罗德建筑索尔莫沃堤坝时，长年不断地进行盗窃，这些人直到现在才被下诺夫哥罗德的莫斯科高等法院[122]判罪（作为一种例外）。［注：遗憾的是，因篇幅有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谈论这一次审判，虽然这次审判再三地表明这些工程师和包工头是如何胡作非为。对我们俄国人来说，这正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同交通部喀山区下诺夫哥罗德办事处处长施纳肯堡相勾结，并串通六名包工头，在三年内（1893—1895年）向国库呈报了许多凭空伪造的工程和供货的帐单、报表和单据等等，从中为自己和别人“建立起了”成千上万的资本。不仅这些工程是虚构的，而且连包工头本身也是虚构的：普通的文牍员竟冒名包工头签了字！从下面情况可以判断这一伙人共搜刮了多少钱。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呈报了（据被告席上的“包工头”所供）20多万卢布的帐单，例如，其中把实际支出400卢布改成了4400卢布。有个证人证明说，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有时同女人，有时同他的顶头上司，同道路工程师大吃大喝，一餐就花掉50—80卢布。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个案件是如何审理的和它的结果如何。得到秘密警察报告的警察局长“不愿提出诉讼”（！）。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交通部的事情”，于是秘密警察又不得不去找检察官。后来，一切都清楚了，原来是窃贼们发生了争吵：亚历山德罗夫“没有分赃”给一个冒名包工头的文牍员。案件审理了6年，其间许多证人都已死去，而且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把最重要的情节忘掉了。甚至象交通部喀山区办事处前处长洛赫京这样的证人都无法找到（原文如此！），不知道他是在喀山，还是出差到叶尼塞斯克城去了！读者不要认为这是个笑话，这是从审讯报告中抄录来的。仅从下面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同这桩案件有牵连的绝不只是一些被告人：第一件事，告发人，那个最有德行的秘密警察，现在已不在警察局工作，他搞到了一幢房子，靠房租收入过活。第二件事，交通部喀山区办事处处长，工程师马卡罗夫（修建索尔莫沃堤坝时曾任副处长），在法庭上竭力为亚历山德罗夫辩护；他甚至声明——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如果1894年春堤坝被冲毁，那是“该当如此”。根据他马卡罗夫的审查，亚历山德罗夫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他富有经验、热情和细心！结果：亚历山德罗夫被判监禁一年；什纳肯堡被判严重警告（因1896年的诏书而没有执行！）；其他人宣告无罪。国库的民事诉讼被驳回。我想，无法找到的洛赫京之流和在职的马卡罗夫之流总该满意了。］三第三种分子“第三种分子”或“第三者”大概是萨马拉省副省长康多伊迪先生在1900年萨马拉省地方自治会议开幕词中的说法，用来表示“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各等级代表之列”的人的。这些在地方自治机关任职的医生、技术员、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员等等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长，早已引起我国反动派的注意，他们给这些可恨的“第三者”取了个绰号，也称他们为“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僚”。总起来应该说，我国的反动派，当然，其中也包括全部高级官僚，他们的政治嗅觉是灵敏的。他们同反对派、同人民的“叛乱”、同教派、同起义、同革命家斗争的种种经验是很丰富的，以至他们经常“戒备着”，而且比任何幼稚的莽汉和“诚实的驽马”都更清楚地了解，专制制度同任何独立、正直、信仰自由、引人自豪的真才实学是不相容的。他们出色地吸取了充满俄国整个官僚制度的卑躬屈节和文牍主义的精神，对任何不象果戈里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123]一类的人，或者用更现代的比喻来说，不象套中人[124]一类的人，他们都采取怀疑的态度。其实，如果对那些执行某种社会职能的人，不是按其职位，而是按其学识和品格来评价的话，难道这不会在逻辑上必然地导致社会舆论和社会监督自由地讨论这些学识和这些品格吗？难道这不会彻底破坏专制俄国唯一赖以支撑的等级和官阶的特权吗？让我们听听这位康多伊迪先生是怎样说明他不满的理由的：他说：“有时各等级的代表没有充分可靠的根据，就听信那些不过是地方自治局雇佣人员的知识分子的话，只是因为他们引证科学或援引报刊写作者的箴言。”怎么？不过是一些“雇佣人员”，竟教训起“等级代表”来了！顺便说一下，副省长先生所谈到的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实际上是无等级的机关的成员。可是，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渗透着等级性，因为按照新的条例，各地方自治机关的无等级性大部分已经失去了，所以为了简明扼要起见，的确可以说，俄国有两个统治“阶级”：1．行政当局，2．各等级代表。第三种分子在等级的君主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经济的发展日益破坏着等级的基础，并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所以第三种分子将竭力扩大它那狭小的范围，那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位康多伊迪先生说：“既不属于行政当局，也不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等级代表的人，他们的幻想只带有虚幻的性质，但是，假定这种幻想有政治倾向作为根据，那就会具有有害的一面。”假定有“政治倾向”——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其实是确信有这种倾向的。而凡是从医生的医疗事业的利益出发，从统计人员的统计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考虑各统治等级利益的设想，可以说，在这里都被称为“幻想”。这些幻想本身是虚幻的，但是要看到，它们会助长政治上的不满。而另一个行政官员，中部一个省的省长，却提出了对第三种分子不满的另一个理由。据他说，他所管辖的那个省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一年年愈来愈脱离地方自治机关条例[125]所依据的根本原则”。这一条例要求当地居民管理有关地方的利益和需要的事务；然而由于大多数土地占有者对给予他们的权利漠不关心，所以“地方自治会议仅仅成了一种形式，而由在性质上远不合乎要求的地方自治局来主持事务”。这就“造成在各地方自治局下面设立庞大的办事机构，并聘请许多专家——统计人员、农艺师、教员、保健医生等等来地方自治机关任职，这些人觉得自己比地方自治活动家有教养，有时在才智方面也要超过他们，开始表现出愈来愈大的独立性，这特别是通过在省内召开各种代表大会，在各地方自治局下设立各种委员会而达到的。结果地方自治机关的全部事务就落到那些同地方居民毫不相干的人的手中”。虽然“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心地十分善良，十分值得尊敬的人物，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职务只是看作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他们对地方的利益和需要的关心也只是以对他们是否有切身利益为限”。“按省长的意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事务中，雇员不能代替东家。”这个理由既可以称为更狡猾的，又可以称为更率直的，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它。这个理由之所以可为狡猾，是因为它对政治倾向避而不谈，而且企图把自己判断的根据只归结为地方的利益和需要。它之所以更为率直，是因为它把“雇员”同东家截然分开。这是俄国的基特·基特奇[126]之流历来的观点，他们雇用任何一个“教师”时，首先总是以这种职业所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所有真正的业主都是东家，那个经常赞扬俄国的阵营的代表就是这样告诫人们的，这个阵营赞扬俄国的巩固、独立、超越一切阶级的政权，赞扬它的政权消除了人民生活受私利支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被议会制度腐化的西方国家中是常见的。既然东家是业主，那么他必须也是医疗“事业”、统计“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业主：我们这位庞巴杜尔不知羞耻地作出这个结论，直率地承认各有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不仅如此，他还不知羞耻地——而且这也是特别可笑地——承认这些“专家们”觉得自己比地方自治活动家有教养，有时在才智方面也要超过他们。是的，不言而喻，除了采取严厉措施而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付才智上的优势了……就在不久前，我国的反动报刊有了一个重新号召采取这些严厉措施的绝好机会。知识分子不愿被人轻视为单纯的雇佣者，劳动力的出卖者（而不是执行一定社会职能的公民），这就常常使地方自治局的掌权人时而同集体辞职的医生发生冲突，时而同技术员等发生冲突。最近各地方自治局同统计人员的冲突简直象流行病一样到处蔓延。还在5月的《火星报》（第4号）上就已经指出，（在雅罗斯拉夫尔）地方当局早已对统计存有戒心，所以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三月事件以后，终于对统计处进行了“清洗”，并建议处长“今后录用大学生时须严加挑选，要选绝对可靠的人”。在《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的暴乱》这篇通讯（6月《火星报》第5号）中，描述了被认为可疑的统计的一般情况，以及省长、厂主和地主所以不喜欢它的原因。弗拉基米尔的统计人员因发电报对安年斯基（他于3月4日在喀山广场遭到毒打）表示同情而被解雇，这在事实上就是关闭了统计处，同时，因为其他城市的统计人员拒绝在不能保护自己工作人员利益的地方自治机关中供职，地方宪兵队不得不出来充当被解雇的统计人员和省长之间的调解人。“宪兵来到了某些统计人员的寓所，要他们重新提出在统计处任职的申请书”，但是他的使命完全失败了。最后，在《火星报》8月那一号（第7号）上刊载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的文章，说“帕沙”罗将柯先生（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解雇了不执行记日志的“指令”的统计人员，由于这次解雇，统计处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提出辞职，哈尔科夫的统计人员纷纷写抗议信（发表在同一号《火星报》上）。入林愈深，木柴愈多。哈尔科夫的帕沙哥尔坚科先生（也是省地方自治局主席）进行了干预，并对“他的”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人员声称，他决不会容忍“工作人员在地方自治局内召开与职责问题无关的任何会议”。后来，哈尔科夫的统计人员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出要求解雇他们中间的一个密探（安东诺维奇）的愿望，地方自治局就已解除了统计处处长的职务，因而又引起了所有统计人员的辞职。这些事件在地方自治机关所有从事统计业务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多大的波动，这从维亚特卡的统计人员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统计人员曾经企图充分说明他们不愿参加运动的理由，并因此在《火星报》（第9号）上被公正地称为“维亚特卡的工贼”。可是，《火星报》所指出的当然只是若干事件，远非全部冲突，据合法报纸报道，这些冲突还发生在彼得堡省、奥洛涅茨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塔夫利达省和萨马拉省（在这里我们把同时解雇数名统计人员的事件也算作冲突，因为这些事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骚动）。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各省当局的多疑和肆无忌惮达到了何等地步：“塔夫利达省统计处处长斯·米·布列克洛夫在向地方自治局提出的《1901年5月和6月的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调查报告》中说，在这个县内进行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尽管调查者履行自己的职责已得到省长许可，持有必要的证件，而且根据省当局的指示有权得到地方当局的协助，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县警察极大的怀疑，警察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他们，对他们的不信任达到极端粗暴的地步，据一个农民说，乡警跟踪着统计人员，并到处询问农民，‘统计人员是否宣传了反对国家和祖国的有害思想’。照布列克洛夫先生的话说，统计人员‘遇到了种种的阻碍和困难，这不仅妨碍了工作，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人格……统计人员常常处于一种受审查人员的地位，对他们进行着秘密的、但又是尽人皆知的调查，而且认为对他们必须加以提防。由此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他们的精神负担时常是多么沉重不堪’。”总之，这的确是说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原委和说明对“第三种分子”的监视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无怪乎反动的报刊要向新的“叛乱者”猛扑了。《莫斯科新闻》发表了一篇带毁灭性打击的社论《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的罢工》（9月24日第263号）和Ｈ．Ａ．兹纳缅斯基先生的专题文章《第三种分子》（10月10日第279号）。该报写道：“第三种分子”“目中无人”，他们“以一贯持反对态度和罢工”来回答“必要的工作守则”的试行。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负全部责任，因为他们纵容了工作人员。“毫无疑问，对地方自治局的评议－统计工作进行某些整顿的是那些最清醒而理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他们决不容许在他们所管辖的管理机构内存在纪律松弛的现象，即使是打着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旗号。持反对态度也好，罢工也好，最后都必然会使他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同谁打交道，就是同那个从这省走到那省，不知是进行统计调查，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教育地方青年的脑力无产阶级。不管怎样，那些明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是可以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的。大概他们现在会十分清楚地看到，地方自治机关暖在怀中的是怎样一条装作‘第三种分子’的蛇”。［注：《莫斯科新闻》第263号。］我们也相信，专制制度的忠实警犬（大家知道，卡特柯夫“本人”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他能用自己的精神长期“感染”《莫斯科新闻》）的这些哀号和呻吟，会使许多尚未完全理解专制制度的人“醒悟过来”，认识到专制制度同社会发展的利益，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利益，同不盗窃公款和不叛卖的一切真正公共事业的利益是绝不相容的。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攻击“第三种分子”的做法和对“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这种简单描述，应该成为重要的一课。我们看到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看到这种激昂情绪不仅造成了大学生中革命精神的空前高涨［注：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各地传来消息说，大学生的骚动又趋于激烈，在基辅、彼得堡和其他城市都举行了集会，在敖德萨成立了革命大学生小组等等。也许历史将要求大学生在决定性的战斗中起先锋作用吧！不管怎样，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必须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我们应该尽快设法提高他们的觉悟、热忱和组织程度。］，而且使农村开始觉醒，从而也加强了那些（作为一些集团）迄今尚不大容易作出反应的社会集团的自信心和斗争的决心，我们对我们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无穷力量就应该更有信心了。激昂的社会情绪在俄国全体人民中，在一切阶级中正日益增长，所以我们的任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发挥所有的力量，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阐明，他们有农民、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这样的同盟者，让他们学会利用此起彼伏的如火如荼的社会抗议。只有当战斗的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时刻记住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使人类摆脱经济奴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特殊任务，同时举起为自由而斗争的全民的旗帜，并且把社会各阶层中那些被西皮亚金先生和康多伊迪先生这一伙人竭力推往不满分子行列的人都争取到这个旗帜下来，我们才能起到先进的自由战士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仅把欧洲思想长期发展所形成的颠扑不破的革命理论用之于我们的运动，而且接受西欧和俄国的先驱者所遗留给我们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经验，而不是去盲目照搬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我们西方的那些受害较少的同志已经开始摆脱种种机会主义了，这些机会主义严重地阻碍我们走上胜利的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当前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但也最能收到成效的革命任务就是：把灾难深重的俄国知识分子过去所未能战胜的敌人摧毁，并参加社会主义国际大军的行列。四两篇贵族代表演说《莫斯科新闻》第268号（9月29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评论奥廖尔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在奥廖尔召开的传教士代表大会（大会在9月24日结束）上的演说。社论说：“这是一件重大而可悲的事实，是迄今未有的，这种只有在我国社会道德堕落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的事实，预示俄国将会遭到许多空前未有的灾难……”既然在贵族代表这样一些县里的一流人物，省里的二流人物中间，也出现了“社会道德堕落”的现象，那么“遍及俄国的精神鼠疫”哪里还会绝迹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斯塔霍维奇先生（正是他曾经要奥廖尔的贵族担任酒类专卖的征税官：见《曙光》第1期，《时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52—378页。——编者注］）发表了维护信仰自由的激烈演说，同时还“不知深浅地，甚至可以说厚颜无耻地提出了这样的提议”［注：同一期《莫斯科新闻》。请读者原谅我对《莫斯科新闻》的偏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看来，不管怎样，这是俄国最有趣、最首尾一致和最讲究实用的政治报纸。因为绝不能把最多只是选登一些有趣的简单事实，只是空自感叹而根本不进行“深入探讨”的刊物称为真正的“政治”刊物的。我并不否认，这可能很有用处，但这不是政治。新时报式的刊物也同样不能称为真正的政治刊物，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它是非常有政治性的。它没有任何一定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任何信念，而只是善于迎合时势的调子和情绪，不论当权者有什么旨意，它总是屈从，同时，对社会舆论则总是附和叫好。而《莫斯科新闻》则执行自己的路线，它不怕（它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走在政府的前面，不怕涉及（有时是很公开地涉及）最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份有用的报纸，是革命鼓动所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在俄国，传教士代表大会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应该宣布：必须有信仰自由，必须废除对脱离正教的人和对接受并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的一切刑罚。我提议奥廖尔的传教士代表大会要这样率直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并通过适当的程序提出这种申请！……”不言而喻，就象《莫斯科新闻》幼稚地把斯塔霖维奇先生封为罗伯斯比尔一样（苏沃林先生在《新时报》上写道：我早已认识的乐观的米·亚·斯塔霍维奇竟是罗伯斯比尔！读起他的“辩护”词来不能不令人发笑），斯塔霍维奇先生也同样幼稚地向神父们提议通过“适当的程序”申请信仰自由。这正如在区警察局长代表大会上提议申请政治自由完全一样！恐怕没有必要向读者赘述：“大牧首主持的僧侣集会”，在听到至圣的主教奥廖尔的尼卡诺尔、喀山神学院教授尼·伊·伊万诺夫斯基、《传教士评论》杂志[127]的编辑和发行人瓦·米·斯克沃尔佐夫、传教司祭和大学硕士B．A．捷尔纳夫采夫以及米·亚·诺沃谢洛夫的“重大异议”后，拒绝了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提议，这“不仅是由于报告的内容，而且也由于报告同地方传教士代表大会的任务相抵触”。真可以说是“科学”和教会的联盟！但我们所以对斯塔霍维奇先生发生兴趣，自然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和始终一贯的政治思想的人的典型，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一味揩公家的油的最“乐观的”俄国贵族的典型。警察的专横和对教派的刑讯迫害给整个俄国生活，尤其是给我国农村生活带来的“道德堕落”，达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甚至石头也会呼喊起来！甚至贵族代表也热烈地谈论起信仰自由来了！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演说中谈到的那些情况和丑恶现象终于把最“乐观的人”也激怒了，下面就是几个小例子。发言者说：“你现在到兄弟会传教士图书馆去借一本法律手册，你就会看到，第2卷第1册第783条这一条除了责成区警察局长要注意根绝决斗、诽谤、酗酒、违章狩猎、公共浴堂男女混浴等现象以外，还责成他监视反对正教教义的争论，监视引诱正教教徒改信其他宗教或加入分裂派[128]的行为！”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法律条文，除了发言者所列举的那些职责外，这一条文还责成区警察局长担负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职责。当然，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这个条文正如斯塔霍维奇先生所说，简直是件怪事。可是对庄稼人来说，在这怪事的后面却隐藏着bittererErnst——令人痛心的实情，即下级警察认定天高皇帝远因而胡作非为的情形。下面是我们举出的具体例子以及“奥廖尔正教彼得保罗兄弟会理事会主席兼奥廖尔正教教区传教士代表大会主席，大司祭彼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正式反驳（《莫斯科新闻》第269号，引自《奥廖尔通报》[129]第257号）：“（一）在〈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报告中谈到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一个村庄的情况：‘得到司祭和当局的同意，把有史敦达派教徒嫌疑的人关进教堂，搬来一张桌子，铺上洁净的桌布，放上圣像，然后把他们一个个领出来，——吻圣像！——我不愿意吻偶像……——好！立即鞭打。有些意志较弱的人挨了第一次打就回皈了正教。可有些人竟坚持到第四次鞭打。’然而，根据1896年奥廖尔正教彼得保罗兄弟会的报告所刊载的正式资料和根据司祭Д·佩列韦尔泽夫在大会上的口头报道，上述正教教徒居民对特鲁布切夫斯克县柳别茨村的教派信徒的镇压，是按照村会的决定在村庄的某处进行的，而决没有得到当时地方司祭的同意，也决不是在教堂里进行的；而且这一悲惨的事件发生在18—19年以前，当时奥廖尔正教教区还根本没有传教士团。”《莫斯科新闻》在转载这件事时说，斯塔霍维奇先生在演说中只举了两件事实。可能是这样。然而这毕竟是事实！根据正教兄弟会报告的“正式资料”（来自区警察局长！）所作的反驳，只是证明了那些连乐观的贵族也感到愤慨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是完全属实的。毒打事件是发生在教堂里还是发生在“村庄的某处”，是发生在半年前还是发生在18年前，这丝毫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不过也许有一点改变了：大家知道，最近对各教派信徒的迫害更加残暴，而传教士团的成立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至于说地方司祭能同这些穿农民短装的审问官不发生关系，大司祭，您最好不要在报刊上说这种话了。［注：斯塔霍维奇先生在反驳正式修正时写道：“我不知道兄弟会的正式报告中说了些什么，但可以断定，佩列韦尔泽夫司祭在代表大会上讲述了一切详情，并说明民事部门已知道了〈原文如此！！！〉这一判决的情况，对我亲自提出的问题：那神父知道不知道呢？——他回答说，也知道。”无需再作解释了。］真让人好笑！当然，“地方司祭”从来没有“同意”用酷刑惩治犯罪行为，正如神圣的宗教裁判所从不亲自惩治而是假手于世俗的政权，从不杀人见血而只是施用火刑一样。第二个事实：“（二）报告中说：‘只有这样，传教司祭才不会作出我们在这里也已听到过的那种回答：——神父，您说他们起初有40家，而现在有4家。其余的怎样了呢？——上帝开恩被流放到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去了。’事实上，这里所谈到的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格雷博奇卡村，据兄弟会报道，1898年史敦达派[130]教徒不是40家，而是男女40人，其中还包括21个儿童；根据地方法院的决定，当年流放到外高加索去的仅有7人，罪名是引诱他人加入史敦达教派。至于地方司祭说的‘上帝开恩被流放’这句话，则是他在大会的非公开会议上同与会者随便交换意见时脱口而出的，况且，这位司祭过去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大会上是最受尊敬的传教牧长之一。”这个反驳真是无与伦比！随便交换意见时脱口而出！这倒也有趣，因为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官方人士正式说出的话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既然说这些“心里”话的神父是“最受尊敬的传教牧长之一”，那这些话就更有意义了。“上帝开恩被流放到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去了”——这些漂亮的话决不比都主教菲拉列特根据圣经为农奴制所作的辩护逊色。再说，既然已经提到了菲拉列特，如果不谈一下1901年《信仰和理智》[131]杂志［注：在此我们要向寄给我们该杂志的单行本的来信者致谢。我国的统治阶级常常不惜以本来面目出现在监狱的、教会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专门刊物上。我们革命者早就该着手系统地利用这个政治教育的“丰富宝库”了。］所刊载的“自由主义学者”给哈尔科夫大主教至圣的阿姆夫罗西的信，那就不公正了。作者的署名是“前僧侣荣誉公民耶罗尼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编辑部大概是对他的“高深学问”望而生畏，而给他取了个绰号“自由主义学者〈！〉”。我们仅转载这封信的几段话，这封信再三地向我们指出，政治思想和政治抗议正无形地渗透到有时无法预料的广泛范围内。“我已经是年近60岁的老人了，我一生曾看到过不少规避履行教会职责的现象，凭良心说，在所有的情况下这都是我国僧侣造成的。而在‘最近的事件’上，倒应该热情地感谢我国当代的僧侣，因为他们使许多人豁然醒悟。现在不仅乡文书，而且老人和青年、有教养的人、识字不多以及勉强能阅读的人，都在努力阅读俄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们以高价买他的作品（由自由言论[132]在国外出版，这些作品在俄国以外的其他一切国家的人民中自由流传），他们阅读、讨论，而所得结论当然是不利于僧侣的。许多人现在已开始懂得，何处是谎言，何处是真理，他们看到，我国的僧侣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而且他们的话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许多真心话本来是可以说出来的，但是要知道，同僧侣谈话是绝不能坦率的，因为他们会立即去告密，使人受到惩处和刑罚……可是基督不是用暴力和刑罚而是用真理和爱来感召人的…………您在您讲话的结尾说：‘我们有斗争的伟大力量——这就是我国无上虔诚的君主的专制政权。’这又是瞎说，我们又不能相信您。虽然你们这些知识渊博的僧侣竭力要我们相信，你们‘自吃奶的时候起就忠于专制政权’（引自现任副主教在主教任命式上的演说），但是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人，不相信一岁的小孩（即使是来日的主教）就已能议论统治的方式而且认定专制制度好。罗马的教皇们在西欧把宗教权力同世俗的最高权力结合在一起，牧首尼孔企图在俄国也扮演罗马教皇的角色，这一尝试遭到失败以后，我国教会通过自己的最高代表——都主教们，完全并永远地使自己隶属于君主权力之下了，君主的统治有时是很专横的，如彼得大帝在位时曾强使教会服从自己的命令（彼得大帝在判决皇太子阿列克谢一事上曾对教会施加压力）。在19世纪时，我们就已看到俄国世俗权力同教会权力的完全协调一致了。在尼古拉一世的严酷时代，在西欧伟大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下，社会的自觉意识开始产生，我国涌现出了一些个别的战士，他们反对令人愤慨的奴役普通人民的现象，而我国的教会对人民的苦难完全漠不关心，并且还违反基督的博爱仁慈待人的伟大遗训，僧侣中竟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不幸的人民，使他们免受地主的严酷的专横欺压，而这只是因为政府当时还没有下决心去干预农奴制，莫斯科的菲拉列特意引用旧约圣经公开替这种制度的存在辩护。可是一声霹雷：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被击溃了并在政治上遭受了耻辱。这次惨败清楚地暴露出我国改革前制度的所有缺点，于是年轻的、仁慈的君主（他的精神和意志的教育应归功于诗人茹柯夫斯基）就率先粉碎了古老的奴隶制锁链，可是命运真会捉弄人，伟大的2月19日法令文本却被交给了这位菲拉列特，让他去用基督教的观点加以订正，他显然是按照时代的精神急忙改变了自己对农奴制的看法。伟大的改革时代对我国的僧侣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响的，它使僧侣们在马卡里（后来是都主教）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我国宗教机关的有益活动，他们也总算给宗教机关打开了一扇通向公开和光明的小窗户。1881年3月1日以后，反动势力抬头，这就使僧侣界产生了相应的具有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卡特柯夫作风的活动家，所以当我国地方自治机关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提出废除体刑残余的请愿书时，教会却默不作声，对鞭子——这种令人愤慨地侮辱按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的工具——的拥护者丝毫不加申斥。从上述情况来看，认为我国所有僧侣的代表，在自上而下改变了制度的情况下，也会象他们现在颂扬专制君主那样地去颂扬立宪君主，这种看法未必不公正。看来，伪善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里拥有力量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君主。彼得一世也是一个神赐的专制君主，但僧侣直到现在还是不很赏识他，彼得三世也是这样的专制君主，他曾打算让我国的僧侣剪须发和受教育，可惜他在位不到二三年。可是如果当今在位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也赏识了赫赫有名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那你们将带着你们的诡计、恐怖和威吓躲藏到何处去呢？你们白费力气地援引了僧侣代沙皇所作的祈祷，——这篇用晦涩难懂的方言堆砌而成的祈祷丝毫不能使人信服。要知道，我们是处在专制制度之下：下一道命令，你们就得写出三倍长的和更富有表达力的祈祷文来。”※※※第二篇贵族代表的演说，就我们所知，我国报刊没有登载。还在8月间，一位编辑部不认识的来信者就把这篇胶印的演说稿寄给了我们，上面用铅笔标明：《一位县贵族代表在讨论大学生事件的贵族代表私人会议上的演说》。现将这篇演说全文刊载如下：“由于时间不多，我想提纲挈领地谈谈我对我们这次贵族代表会议的意见：目前骚乱的起因，大概大家都知道了，这首先就是整个国家制度中的混乱，官僚团体的独断独行，即官僚的独裁。俄国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表现出这种官僚政府独裁的混乱现象，同时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普遍地侈谈政治，但这种侈谈政治不是暂时的，表面的，而是深刻的、经常的。侈谈政治，作为整个社会的通病，影响到社会的一切现象、职能和机构，因此它必然也要影响到学校以及学校中较为年轻因而也就较为敏感的居民，因为这些人也同样生活在官僚独裁的压迫制度之下。一方面既要承认大学生骚乱的祸根是全国的混乱和由此而引起的全面失调现象，同时，由于直感和由于必须阻止局部祸害的蔓延，又不得不注意这些骚乱，不得不从这一方面去竭力减少整个祸害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表现，正如在全身患病的情况下，一方面要慢慢地进行根本的治疗，另一方面还要采取紧急措施，消除这种病所引起的局部的、急性的、破坏性的并发症。在中等和高等学校中，官僚制度的祸害主要表现在以官僚式的训练来代替对人的（青年的）培养和教育，同时这种训练还不断地压制人的个性和尊严。这一切在青年中所引起的对当局和教师的不信任、愤懑和痛恨，从中学波及到大学，而在大学目前的情况下，青年人不幸也遭到同样的祸害，人的个性和尊严也都受到压制。总而言之，青年人所遇到的大学已经不是最高学府，而是把失去个性的大学生制造成国家所需要的官僚商品的工厂。这种对人的个性的压制（把大学生变成一种没有差别的经过加工的物体）表现为对一切个性和尊严的经常不断的、长期的压抑和迫害，常常还表现为粗野的暴力，这是一切大学生骚动发生的原因，数十年来，学生骚动接连不断，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长此下去，势必席卷俄国的优秀青年。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如何补救目前这种到处是怨恨、不幸和悲伤的紧张情况呢？不作任何努力就此丢开不管吗？让我国青年受命运、官僚和警察的摆布而不给予任何援助，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确定整个病是什么病的情况下，又怎样去医治这种病当前的急性发作呢？我们的会议使我联想到一群开拓原始森林的好心人，他们不是集中力量去突破某一点，而是面对整个力不胜任的浩大工程不知所措。K．T．教授对当前的大学及大学生的真实状况作了清晰的概括的说明，他指出，情绪不稳的大学生受到各种有害的外部影响，不仅有政治的影响，而且甚至有警察的影响；——这一切我们过去就多多少少地知道一些，不过没有这样清楚罢了。他指出，把所有学校的整个现行制度彻底打破而代之以新的、更好的制度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同时教授又指出，这件事大约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能注意到，不论俄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中的任何局部的制度，都是与总的制度有机地联系着的，那么，这个时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恐怕就无法预料了。为了至少能减轻一下疾病目前所引起的难忍的痛苦，现在究竟应该怎样做呢？使用什么样的缓解剂呢？能使病人一时减轻痛苦的缓解剂，不是也常常被认为是必要的吗？但是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回答，反倒向青年学生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是不明确的、不肯定的意见，而使问题更加模糊了；这些意见几乎都想不起来了，让我想想看吧。人们谈到女学生时说，我们给她们办学校，开讲座，可是她们用什么来答谢我们呢：——竟去参加大学生的骚乱！如果说我们送给女性的是花束或贵重装饰品，那这样的责难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办女子学校——这并不是献殷勤，而是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女子学校不是什么玩艺，而是社会所必需的高等学校，就象不分男女为青年们的高度发展而设立大学等等一样，——因此，在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间就出现了社会的和同学的充分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在我看来，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青年的骚动也席卷了女子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全体青年学生，不论穿男装的还是穿女装的，都发生了骚动。接着，又谈到大学生的骚动，说对大学生不应纵容姑息，对他们的不轨行为应出武力镇压；人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我认为是十分有道理的，他们说，如果这就是不轨行为，那这种行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是由深刻原因造成的，所以光采取惩罚手段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是过去的经验所已证实了的。在我个人看来，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扰乱和破坏我国学校的骚乱中的主要不轨行为到底来自何方；政府的公报我是不相信的。可问题是我们这里不听另一方讲话，而且也无法听到；另一方的嘴被封住了（但是，我的话还没有完全被证实是正确的，即行政当局在公报中是在撒谎，所有一切不轨行为主要来自行政当局，是行政当局的不法行为的影响所致）。有人指出了各种革命力量对青年学生的外来的影响。是的，这种影响是存在着，但有人把它看得过于严重了：例如，在那些主要表现出这种影响的工厂，厂主把一切都归咎于这种影响，他们说，要是没有这种影响，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享天福，他们忘记了和闭口不谈对工人的种种合法的和非法的剥削，这些剥削造成工人的贫困，引起他们的不满，而后就发生了骚乱。要是没有这种剥削，外部的革命分子也就找不到这样轻易地干涉工厂事务的无数借口和理由，在我看来，这一切也适用于我国的学校，这些学校已经由最高学府变成制造官僚材料的工厂。由于所有的青年学生普遍本能地意识到了自己受压迫，由于这种压迫使所有学校的青年普遍感到很痛苦，所以人数不多的但已经觉悟的一小群青年（教授先生所谈到的）的力量就能感召一批批看来根本不想进行骚乱的青年，并能随意指挥他们去罢课，去进行各种骚乱。各个工厂都有这样的情况！接着，我记得有人指出，不应讨好大学生；不应在他们骚乱时对他们表示同情；许多例子，即各种事件都说明了表示同情会促使他们进行新的骚乱——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指出，在骚动时会发生种种混乱现象，各种事件错综复杂，无法指出其中那些事件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任何事件都会遇到许多与其相矛盾的其他事件，——所以只能谈论一般的特征，让我来对这些特征作个简短的分析。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学生绝不是被娇生惯养的，不仅没有人来讨好他们（我说的不是40年代），而且他们也得不到社会上特别的同情；在大学生骚乱期间，社会对他们或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是采取比否定更甚的态度，一味责难他们而不去了解，甚至也不愿了解这些骚乱的起因（只相信敌视大学生的政府公报，对这些公报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社会对这一点似乎初次产生了怀疑），——所以谈不上什么讨好的问题。大学生既不能期待一般知识界的支持，也不能期待教授和大学当局的支持，他们最后就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寻找同情，同时，我们看到，大学生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有所收获；他们开始逐渐得到人民大众的同情。只要回忆一下在奥霍特诺里亚德街毒打事件发生时人民大众对大学生的态度和现在的态度的差别，就可以深信这一点。可是这里隐藏着很大的不幸：不幸并不在于表示同情，而在于这种同情是单方面的，在于这种同情带有蛊惑人心的性质。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对青年学生不表任何同情和支持，以及因而形成的不信任，必然使我国青年投靠蛊惑者和革命家；他们逐渐变成这些蛊惑者和革命家的工具，并且在青年当中也必然会愈来愈多地出现蛊惑分子，使青年们脱离平和的文化的发展和现存制度（如果这能称为制度的话）而走向敌对的阵营。如果青年不再信任我们，我们应该引咎自责；我们没有做出什么理应得到青年信任的事情！看来，这就是与会者所陈述的主要思想；其他的思想（也同样不少）就不值一提了。就谈到这里吧。我们开会是为了设法缓和一下当前的迫切事态；为了就在今天而不是在以后某个时候再去减轻我国青年的痛苦遭遇，可是我们完全失败了，所以，青年又将有权利说，而且一定会说，俄国平和的、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今天也和过去一样，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给予他们任何援助，替他们鸣不平，了解他们并缓和他们的痛苦的遭遇。——我们和青年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他们将更加远离我们而投奔到给予他们援助的各式各样的蛊惑者方面去。我们失败不是因为我们提出的向沙皇呼吁的措施没有被接受；也许这个措施确实是不实际的（虽然我看这个措施并没有经过研究），——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已没有可能采取任何有利于我国遭受苦难的青年的措施，我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而且同往日一样，重又陷入黑暗之中。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就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吗？这种黑暗正是俄国生活可怕的、黯淡的悲剧。”对这篇演说不需多加解释了。发表这篇演说的显然也是一个还相当“乐观的”俄国贵族，这个贵族不知是由于喜欢空谈，还是由于自私自利，对“现存制度”的“平和的文化的发展”极为崇拜，而对“革命家”却感到气愤，把他们和“蛊惑者”混为一谈。但是，如果仔细地看看，就会发现，这种气愤近似于老人（所谓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见解）的唠叨抱怨，而老人大概总是愿意承认他所抱怨的东西中也有好的因素。在说到“现存制度”时，他不得不附带说明：“如果这能称为制度的话”。他对“官僚独裁”的混乱现象，对“一切个性和尊严受到经常不断的、长期的迫害”心中早已愤愤不平，他不能不认为，所有一切不轨行为主要是来自行政当局，他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承认面临全国的灾难而“袖手旁观”是有失体面的。诚然，“人民大众”‘单方面”对大学生所表示的同情仍旧使他感到惊恐，他那贵族的脆弱的头脑似乎感觉到有“蛊惑人心”的危险，也许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危险（让我们以坦率来回敬他的坦率吧！）。但是，对这位极端厌恶俄国的恶劣的官场作风的贵族代表，如果用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来检验他的观点和感情，那就不明智了。我们用不着耍手腕，无论对他或者是对其他任何人；例如，当某个俄国地主激烈攻击对工厂工人的非法剥削及压榨时，我们一定会顺便对他说：“老兄，你还不如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吧！”我们一分钟也不会对他隐瞒，我们现在站在而且将来还是站在对现代社会的“业主”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但决定政治力量配置的不仅是最终目的，而且是最近目的，不仅是一般观点，而且是直接的实践必要性的压力。凡是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文化的发展”和“官僚独裁的压迫制度”之间的矛盾的人，迟早总会从生活本身中得出结论：不消灭专制制度，就不能消灭这种矛盾。作出这个结论之后，他一定会帮助——他会有怨言，但还是会帮助——那个善于调动威慑（不仅这个党这样看，而且所有一切人都这样看）力量去反对专制制度的政党。要成为这样的政党，我们再说一遍，社会民主党就应该清除一切机会主义的污垢，在革命理论的旗帜下，依靠最革命的阶级，在所有的居民阶级中进行鼓动和组织活动！在向贵族代表们告别时，我们要对他们说：再见吧，我们明天的同盟者先生们！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95—347页注释：[110]这一篇评论曾以《同饥民作斗争》为题出过两版单行本。第1版是作为《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的抽印本出的；第2版是由基什尼奥夫的火星报秘密印刷所刊印的，印数为3000册。——268。[111]“来了，看了看，取得了胜利”出典于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所著《传记集》中的《凯撒传》。古罗马统帅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47年在小亚细亚的吉拉城下一举全歼了帕尔纳凯斯的军队后，踌躇满志地用拉丁文写了三个音节简短、音韵相同的词：Veni，vidi，vici（“我来了，看了看，战胜了”），向他的友人报捷。列宁把奥博连斯基公爵同凯撒相比，含有讽刺意味。——269。[112]“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一个短篇小说《总管》。小说主人公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宾诺奇金是一个道貌岸然、举止文雅、不露声色地处罚下人的“文明”地主。有一天招待客人，他发现仆人费多尔没有把酒烫热，就镇静自若地按铃叫来另一个仆人，低声吩咐：“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意即把费多尔拖进马厩鞭笞一顿。——271。[113]实际上，辛菲罗波尔通讯（关于“五一”游行示威）载于《火星报》第7号，库尔斯克通讯（《对彼得堡三月事件的反应和学生与农民中的风潮》）载于《火星报》第8号。——275。[114]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这句话里的“市长的思想一致及市长专权等思想”出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另一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是作者虚构的愚人城的市长瓦西里斯克·鲍罗达夫金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中宣扬所有市长对市长的权利与义务等应思想一致，在治理万民的手段方面不存分歧，以免百姓人等妄生侥幸之心。——277。[115]指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向1901年8月29日开幕的省地方自治紧急会议提出的报告。1901年8月29日《萨拉托夫日志》第187号报道了报告的内容。列宁在这里转述了报告的某些论点。——278。[116]《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ПриаэовскийКрай》）为俄国报纸（日报），1892—1916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出版。它的前身是1889—1891年出版的《顿河原野报》。——280。[117]连环保是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保存着，直到1906年才取消。——281。[118]指省级地方机关编制的档案材料，其中记载着往西伯利亚流放的犯人的详细情况。——284。[119]斯拉夫主义者是19世纪中叶在俄国农奴制度发生危机的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社会思想派别，代表人物有阿·斯·霍米亚科夫、伊·瓦·和彼·瓦·基列耶夫斯基兄弟、伊·谢·和康·谢·阿克萨科夫兄弟、尤·费·萨马林等。斯拉夫主义者提出所谓俄国历史发展有其不同于西欧的特殊道路的理论，并说唯独斯拉夫人才具有的村社制度和正教是这一道路的基础。斯拉夫主义者还认为俄国的历史发展会排除革命变革的可能，因而他们不仅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而且对西欧的革命运动都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斯拉夫主义者主张保持专制制度，认为君主应重视舆论，建议召开由社会各阶层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杜马），但是反对制定宪法和对专制制度加以形式上的限制。在农民问题上，斯拉夫主义者主张农民在人身方面得到解放和通过向地主交纳赎金的办法把土地分配给村社。在准备1861年改革的过程中，斯拉夫主义者同西欧派接近起来，加入了统一的自由主义阵营。——288。[120]指尼古拉·—逊（尼·弗·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一书。该书于1893年在彼得堡出版。——290。[121]《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291。[122]高等法院是沙皇政府在1864年司法改革以后建立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渎职案件、不服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以及特别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沙皇根据司法大臣的推荐任命。在俄国的几个省内设有高等法院。——293。[123]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的主人公。他是一个九等文官，成年累月地抄写公文，收入微薄，一生含垢忍辱，对一切都逆来顺受。——294。[124]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94。[125]指1890年6月12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的俄国《省县地方自治机关条例》。——295。[126]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296。[127]《传教士评论》杂志（《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еОбоэрение》）是俄国宗教界的神学杂志（月刊），1896—1898年在基辅、1899—1916年在彼得堡出版，编辑兼出版者是瓦·米·斯克沃尔佐夫。该杂志纠集了最反动的宗教界人士，攻击脱离了正宗教会的各教派的信徒。——302。[128]分裂派也称旧教派、旧礼仪派，是17世纪从俄国正教分裂出来的教派，1906年以前受沙皇政府的迫害。——303。[129]《奥廖尔通报》（《ОрловскийВестник》）是俄国温和自由派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876—1918年在奥廖尔出版。——303。[130]史敦达派是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中的一个教派。该教派是在新教影响下产生的，后来同浸礼教派合并。——305。[131]《信仰和理智》杂志（《ВераиРаэум》）是哈尔科夫神学校的神学哲学杂志，1884—1916年出版，每月出两期。该杂志持极端反动的立场，疯狂反对民主运动和进步思想。——305。[132]自由言论是俄国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出版社。该社曾在国外出版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查禁的列·尼·托尔斯泰的著作和反对沙皇政府迫害教派信徒的小册子，并于1899—1901年在瑞士出版《自由思想》杂志，1901—1905年在英国出版《自由言论》杂志。——306。
列宁全集第五卷——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1901年9月15日和10月底之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1901年9月15日和10月底之间）又一个“暂行条例”公布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对付那些犯了不驯服罪的大学生，而是对付那些犯了挨饿罪的农民。9月15日，圣上批准了《关于受灾区居民参加由交通部、农业部、国家产业部安排施工的工程的暂行条例》，并且立即予以公布。俄国农民一了解到这些条例（当然不是根据报纸上所公布的材料，而是凭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便会看到，他们受地主和官吏多年奴役而得出的一条真理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条真理就是：只要当局郑重其事地宣称，农民“可以参加”大小事务，如赎买地主土地，或在饥荒时参加修建各种公共工程，那就可以预料，一场新的大灾难就要临头了。的确，9月15日的暂行条例，就其整个内容来说，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种新的惩治法，是对刑法典的补充条例。首先，对工程的安排和管理十分“谨慎”，手续异常繁多，好象是在对待一批谋反者或流放苦役犯，而不是饥民。本来，安排工程是件最简单的事情：地方自治机关和其他机关领到一笔经费，就雇用工人修筑公路、开发森林等等。这类工程通常都是这样进行的。但是现在制定了一套特别的程序：地方官指定工程项目，省长作出决定，然后送圣彼得堡，交给专门的“粮食工作评议会”讨论，评议会由各部的代表组成，由副内务大臣任主席。此外，由内务大臣来掌管全局，他可以任命特派全权代表。彼得堡的评议会甚至还要规定工人报酬的限额——这大概是要注意防止农民因工资过高而“腐化堕落”吧！显然，9月15日的暂行条例的目的就是要阻难人们广泛参加公共工程，这同8月17日西皮亚金的通令阻难发放饥民救济金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更重要和更有害的还是关于雇用农民做工的手续的特别规定。如果工程是在“他们定居的地区以外”进行（自然，大多数情况将是这样），工人们就必须在地方官的监督下组成专门的劳动组合，由地方官指定一名工长维持秩序。挨饿的农民则不敢象工人通常所做的那样自己选举工长。于是农民就归手执鞭条的“地方官”管了！劳动组合的成员都被列入专门的名册，以代替法律规定的居民证……于是，个人的身分证就要被劳动组合的名册所代替了。为什么要这样更换呢？是为了限制农民，因为农民持有个人的身分证，就可以比较自由地随意到新的地方来工作，一旦不满意，还可以比较容易地辞去工作。其次，“由内务部特派的官员负责维持途中应有的秩序，并将遣送的成批的工人移交给工程主管人员”。自由工人是事先发给旅费，而农奴却是按名单“分批地”“遣送”，并且“移交”给特派的官员。农民把这些“公共的”和官办的工程看作新的农奴制度，不是很有道理吗？事实上，9月15日的法律不仅仅在剥夺农民迁移自由方面把挨饿的农民几乎当作农奴看待。法律还规定：如果“家属所在地区的省领导当局”认为有必要的话，官员有权扣除部分工资，以便寄给工人家属。工人挣来的钱竟可以不经工人自己同意而擅作处理！农民都是些傻瓜，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的家庭。长官们办起这些事来要强得多，的确，谁没有听说过，他们对军屯区[109]的农民家庭是多么关怀备至啊！？不幸的是，现在的农民也许已经不象军屯时期那样驯服了。他们难道不会要求发给他们普通的身分证，要求未经他们同意就不准扣除工资吗？因此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于是在法律中作了一条专门的规定，“按照内务大臣的命令，监督工人遵守工地应有的秩序这一任务，由各地的地方官、独立宪兵团军官、警官或特派人员负责”。显然，政府事先就把挨饿的农民看作“造反者”，除了全俄警察对全国工人进行一般的监视以外，又规定了一项极其严格的特别监视。既然农民胆敢“夸大”饥荒，“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按西皮亚金在通令中的说法），那事先就决定对他们严加控制。为了在工人表示某种不满的时候不去麻烦法庭，暂行条例规定，凡是破坏安宁、工作敷衍塞责或不执行命令者，官员有权不经过特别审讯判处工人三天以下的拘禁！！自由工人必须由治安法官审判，在治安法官面前工人可以为自己辩护，并且可以对判决提出申诉。但是对于挨饿的农民，可以不经任何审讯就采进拘留所！自由工人如果不愿意工作，只能被解雇，——然而，挨饿的农民如果“坚持不上工”，按新法律的规定，应同窃贼和强盗一起押送还乡！新的暂行条例，对于饥民是名副其实的苦役条例，是剥夺他们的权利、押送他们去劳动的条例，这一切是因为饥民竟敢用请求救济来麻烦长官。政府并没有局限于剥夺地方自治机关管理粮食工作的权力，禁止私人未经警察局许可而开办食堂，下令缩减实际需要量的五分之四，它还宣布农民不得享受全部公民权利，命令对他们可以不加审讯就进行惩罚。农民常年过着忍饥挨饿和操劳过度的苦役生活，现在又加上了官办工程的苦役的威胁。这就是政府对农民采取的措施。至于对工人的迫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本报前一号刊出的对奥布霍夫工厂五月骚乱事件的《起诉书》。关于这一事件本身，《火星报》在6、7两月的各号上已经作了记述。我国的合法报刊大概看到甚至最忠诚的《新时报》也由于写了这方面的文章而“遭殃”，所以对审讯一直保持沉默。报纸上只看到一两行关于审讯已在9月底进行的消息，后来南方有一家报纸偶然报道了判决的结果：二人被判处服苦役，八人宣告无罪，其余的人被关进监狱和犯人感化所，刑期为两年至三年半不等。可见，我们在《新的激战》（《火星报》第5号）［注：见本卷第11—16页。——编者注］一文中，对俄国政府的报复还是低估了。我们曾经以为，政府害怕交付法庭审判，便采取了军事镇压作为斗争的最后手段。现在看来，它是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了：不但殴打了群众，枪杀了3名工人，并且从数千名工人中抓走了37人，处以严刑。怎样抓人和怎样审讯，起诉书提供了一些情况。阿纳·伊万·叶尔马柯夫、叶弗列·斯捷潘·达欣和Ан．Ив．加甫里洛夫被指控为主谋。起诉书指出，在叶尔马柯夫的住所发现有传单（根据一家官营酒店的女店员米哈伊洛娃所说，但是她没有被传到法庭作证），他讲过要为政治自由而斗争，并且在4月22日拿着红旗走上了涅瓦大街。接着还着重指出，加甫里洛夫也持有并散发了号召参加4月22日游行的传单。关于被告雅柯夫列娃，也说她参加过某些秘密集会。可见，毫无疑问，检察官竭力把那些被秘密警察怀疑为政治活动家的人说成是主谋。案件的政治性质，从群众高呼“我们需要自由！”和从与5月1日有关这两点来看，也是很清楚的。顺便提一下，有26人因在5月1日“旷工”而被解雇，这才引起了一场大火，可是，检察官对于这次解雇的非法性，不用说，却只字未提！事情很明显。凡是被怀疑为政治敌人的人，都被抓去审讯了。秘密警察提供了名单。而警察自然是“证实”了这些人曾经出现在人群里，扔过石头，而且表现得比别人突出。他们用审讯掩盖了第二次（在激战之后）政治报复行为。而且掩盖得十分卑鄙：他们提到政治只是为了加重罪情，却不许别人说明整个事件的政治情况。被告被当作刑事犯，根据刑法典第263条进行审判，即罪行是举行“反对政府所确立的各级政权的公然暴动”，而且暴动是由携带武器（？）的人策划的。这个罪名是捏造出来的，因为警察局命令法官只片面审理此案。应当指出，按照刑法典第263—265条，凡是参加任何游行的人都可以判服苦役，因为任何游行都是“蓄意违抗政府颁布的命令和措施的公然暴动”，尽管“暴动者”并没有武器，甚至并没有采取公然的暴力行为！俄国的法律对判处服苦役是十分慷慨的！是时候了！现在我们应该设法让被告自己把每一件这种审判案件变为政治案件，使政府不敢用刑事案的滑稽剧来掩盖它的政治报复。同1885年相比，诉讼程序有了多么大的“进步”啊！当时审判莫罗佐夫的织布工的是陪审员，报上发表了全面的报道，工人方面的证人在法庭上揭露了厂主的种种不法行为。而现在，参加审判的是官吏和一些不敢发表意见的等级代表，法庭关着大门进行审判，报纸默不作声，工厂当局、工厂的警卫、殴打人民的警察和枪击工人的士兵都充当了伪证人。多么丑恶的滑稽剧啊！把1885年和1901年迫害工人方面的这种“进步”同1891年和1901年与饥民作斗争的“进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人民和社会中的愤懑正在多么迅速地向深广发展，政府已经开始狂暴不安，它一面对私人慈善家和农民“严加约束”，一面又用判服苦役来恐吓工人。但是，苦役吓不倒工人，工人的领袖们在同沙皇爪牙展开直接的巷战中视死如归，对于被杀害的和在狱中遭受苦难的英雄同志们的怀念，将十倍地增强新战士们的力量，感召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帮助他们，使这些人都会象十八岁的玛尔法·雅柯夫列娃那样，公开地宣称：“我们支持我们的兄弟！”政府除了用警察和军队镇压游行者以外，还想以暴乱罪名审判他们。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把一切受沙皇的暴政压迫的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有步骤地准备全民的起义！载于1901年11月《火星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89—294页注释：[109]军屯是19世纪前半期俄国的一种亦兵亦农的特殊军队组织，由阿·安·阿拉克切耶夫秉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意旨创办，目的是不增加军费而得到训练有素的后备军队。军屯是在拨归陆军部的国有土地上建立的。驻屯的军队由服役6年以上的已婚士兵和当地18—45岁的男性居民（主要是农民）编成，他们均称为户主屯丁。每个军屯由60户组成，每一户有4个户主屯丁和一个不可分割的农场，合在一起是一个连。军屯从1810年开始建立，1816年起大规模推行，最盛时几乎占陆军的四分之一。军屯屯丁一年四季受军事训练，因而常常不能按时耕作。军屯中实行极严酷的纪律，经常进行体罚。屯丁的全部生活，包括家庭问题在内，都受严格章程的约束。军屯中象服苦役一样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常常引起屯丁的大规模暴动。1857年军屯被撤销。——264。
列宁全集第五卷——国外情况（1901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国外情况（1901年10月）《火星报》组织国外部已经和国外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统一为一个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08]了。从这个新组织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它打算着手出版一系列宣传鼓动性的小册子。这个同盟是《火星报》的国外代表机关。因此，由“劳动解放社”领导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外组织终于同团结在我们报纸周围的组织统一起来了。同以往一样，“劳动解放社”正在积极参加我们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组织的统一，是在这些组织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它出版《工人事业》）联合的尝试遭到失败之后实现的。今年夏初，三个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拟定了它们之间的协议草案。奠定协议基础的是一系列原则性的决议，其内容有：“联合会”要彻底停止向“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献媚，要承认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统一本来是有希望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妨碍接近的只是“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在原则上的动摇不定。这个希望落空了：不久前出版的《工人事业》第10期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直接反对代表会议在“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下拟定的决议。显然，“联合会”又转到我们运动的右翼方面去了。的确，在三个组织的代表大会上，“联合会”对上述决议提出了“修正案”，公然表明它正回到它过去的错误立场上去。其余的两个组织不得不退出大会，它们是这样做了。显然，我们那些“联合会”的同志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们的组织采取介于革命社会主义和有利于自由派的机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的危险性。我们希望，时间和痛苦的经验将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策略的错误。党内有一个普遍的愿望，即不仅要广泛地开展我们的运动，而且要提高运动的质量，这种愿望对我们是最好的保证，相信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通过我们报纸的工作，大家所渴望的我们一切力量的统一必将实现。载于1901年10月《火星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5卷第287—288页注释：[108]“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260。
列宁全集第五卷——答圣彼得堡委员会（1901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答圣彼得堡委员会（1901年10月）圣彼得堡委员会（斗争协会）[106]在《工人思想报》第12号上刊载了一篇文章，反驳《火星报》创刊号上关于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发生分裂的评论。遗憾的是，这篇反驳文章竭力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这种论战方法永远也不能把问题弄清楚。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认为，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内确实发生了分裂。在1900年的代表大会上，起重要作用的少数会员，包括“联合会”的创立者和它过去所有刊物的编辑者——“劳动解放社”[107]在内，脱离了出来，自此以后，“联合会”就分裂成为两部分。分裂以后，无论哪一部分都不能代表原来的整个“联合会”。圣彼得堡委员会并不打算驳倒这个意见，它只谈到（不知道为什么）普列汉诺夫一个人，而不谈“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组织，同时只是转弯抹角地向读者暗示，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显然否认分裂的事实，并且仍旧把前“联合会”的一部分看作整个联合会。如果不愿意从实质上分析论敌的意见和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为什么要进行论战呢？其次，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认为，分裂的根本原因（不是借口，而是原因）是原则上的分歧，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歧。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也不能不把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所发生的事情看作原有的“联合会”的分裂。试问，圣彼得堡委员会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它是否敢于否认前“联合会”的这两部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原则性争执呢？这是不得而知的，因为圣彼得堡委员会费尽心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而对这个根本问题只字未提。我们还要再一次问问彼得堡的同志，而且不只是问彼得堡的同志：回避问题本质的论战是否有变成最不愉快的对骂的危险呢？要是不愿意从实质上分析问题和明确而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认为这样做还不是时候，那么，挑起一场论战到底值得不值得呢？载于1901年10月《火星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85—286页注释：[106]指当时已为经济派所掌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彼得堡委员会。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确定用这个名称。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258。[107]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258。
列宁全集第五卷——同饥民作斗争（1901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同饥民作斗争（1901年10月）我国政府对饥民表现了多么惊人的关怀！内务大臣向各受灾省省长发出了多么冗长的通令（8月17日）！这篇超过普通一印张的作品，通过西皮亚金先生的嘴巴，阐述了政府在粮食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发表这篇作品，显然是想给“社会”造成一种印象：看，我们是多么关心人，我们是多么急切地采取救灾措施，我们对成立粮食机关及其各种活动形式和活动范围都预先作了安排。不能不承认，内务部的通令不仅在篇幅上而且在内容上（如果能耐心读完的话）也确实给人留下了印象。开诚布公地阐述政府纲领，总是能为反对沙皇政府的鼓动工作提供最好的武器，因此我们向西皮亚金先生表示最恭敬的谢意，并且不揣冒昧地建议其他各位大臣先生在公开发表的通令中更经常地谈一谈自己的政纲。我们在上面说：如果能耐心读完西皮亚金先生的通令的话。对此的确需要有很大能耐心，因为通令的四分之三……——不！十分之九是常见的空洞的官样文章。咀嚼早已众所周知的、甚至在《法律汇编》[103]中已重复过数百次的东西，转来转去兜圈子，大书特书中国式官场往来的繁文缛节，整篇都是出色的公文文体，并有长达36行的复合句，还有读了使人替我们的俄罗斯语言痛心的“词组”，——当你仔细阅读这篇绝妙的佳作时，你会觉得自己好象是置身于俄国的段警察局，四壁发霉，恶臭扑鼻，单从官吏们的外貌和举止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使人无法忍受的拖拉作风的化身，而从窗口看到的院内建筑物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拷问室。新的政府纲领中有三个要点特别引人注意：第一，加强官吏的个人权力，注意增强和维护官僚习气和办公纪律，以免遭到新鲜空气的任何冲击；第二，确定饥民救济金的标准，也就是规定给“缺粮”户的供粮数量和计算方法；第三，表现了一种极度的恐惧，害怕“不可靠”分子跑去救济饥民，煽动人民反对政府，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对付这种“鼓动”。让我们较为详细地对这三点逐个分析一下。政府剥夺了地方自治机关对粮食工作的管理权，把它交给地方官和县代表大会（1900年6月12日的法令），这不过是一年前的事。其实这项法令早在实际生效以前，就已经被一道普通通令给废除了。只要省长们提出几个报告，法令就失去一切作用了！这一点最清楚地表明，那些在彼得堡的司级机关里象烤面饼一样赶制出来的法令究竟有什么意义，那些法令没有经过真正内行的、能够发表独立见解的人士的认真讨论，没有真正想建立更符合于自己目的的制度的意愿，而只是由于某个诡计多端的大臣好大喜功想要突出自己，想要尽快表明自己的忠诚而赶制出来的。既然地方自治机关不忠诚，那就解除它的粮食工作！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解除，就发现地方官甚至纯粹由官吏组成的县代表大会似乎仍然是议论过多：在地方官中大概也有人愚蠢地道出了饥荒的真相，幼稚地认为必须同饥荒作斗争，而不是同那些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斗争；在县代表大会上，某些不属于内务部系统的官吏，大概也同样不懂得“对内政策”的真正任务。于是根据大臣的一道普通通令，就建立了新的机构“县中央……”是的，是的，这不是印错了，是“县中央粮食管理局”，它的全部使命就是在粮食工作方面不让不忠诚的分子插手，防止不忠诚的思想和不明智的行动产生。例如，大臣认为“过早地”（即不是在临发放粮食的时候）编造缺粮户名册是不明智的，并且禁止这样做，因为这会在居民中引起“奢望”！“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由一个人负全责，内务部推荐县贵族代表担任这一职务。事实上：这种人同省长交往甚密，并且执行很多警察职务，一定能领会粮食政策的真正精神。同时这种人又是当地的大土地占有者，深受所有地主的信任。他们一定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领会大臣的深刻思想，懂得大臣所说的把救济金发给那些“不领也能够过得去的”人就会产生“道德堕落的”影响。至于省长的全权问题，大臣一开始就提到了，而且多次重复说，省长对一切负全责，人人都要服从省长，省长应当善于采取“特殊的”措施，等等。如果说过去俄国各省省长是真正的暴君，对“所管辖”省份任何机关甚至任何个人都有生杀予夺之权，那么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真正的“戒严状态”。在救济饥民的问题上，大力加强严厉手段！这真是道地的俄国做法！但是加强严厉手段，加强监督，这一切都要求增加官僚机器的开支。大臣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对于主持“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的县贵族代表先生们或其他人员，将拨“专款”来补偿他们的开支，通令还用它“特有的”语言补充说：“至于专款的数目，阁下可按规定手续向我呈报”。其次，县委员会的“公务开支”为1000卢布，一次发给，省级机关的办公费用为1000—1500卢布。办公机关要做的事情最多，全部工作就是玩弄文牍主义，这怎么能不考虑办公费用呢？首先要满足机关，剩下的再救济饥民。西皮亚金先生在设法缩减饥民救济金方面表现出惊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发明创造的才能。首先他要求省长们讨论一下究竟哪些县是“受灾”县（这个问题将由内务部本身作出最后决定，甚至不相信省长能避免“夸大”！）。并且指示说，凡有下述情况的县份不应当认为是受灾县：（1）受灾的乡不超过三分之一；（2）缺粮是经常现象，年年靠工资收入购买不足的口粮；（3）用于支付救济金的地方资金不足。官吏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由这个小例子可见一斑，他们是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三分之一的乡人口有多少，他们受灾的轻重如何，在最严重的工业危机的年头通常的“工资”有没有下降，只要有了内务部坚决的“指令”，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问题的实质在于，什么人算作缺粮户，应该发给多少救济金。西皮亚金先生提出下面这个“不大会有任何显著的夸大”（我们最怕夸大；怕引起奢望，怕发放过多的粮贷！饥荒和失业都是“夸大”，这就是内务部的一切议论的明显含意）的“粗略的计算”。第一，根据试点的脱粒数量定出“每个村每俄亩的平均产量”，然后再定出每个业主的总收获量。为什么不同时定出不同富裕程度的农民的收获量呢？贫苦农民的收成最低，所以确定“平均”产量恰恰不利于缺粮户。第二，全年粮食不少于48普特的农户，不能算作缺粮户（以3个成人每人12普特、2个小孩每人6普特计算）。这是最吝啬的富农的算法，因为在平常的年头甚至最贫苦的农民，每户以五六口人计算，全年用粮也不是48普特，而是80普特，这一点从农民经济调查中可以看出；一个五口之家的中等农户在平常的年头每年消费粮食110普特。这就是说，沙皇政府把用于口粮的粮食的实际需要量减少了一半。第三，通令说：“这个数目〈即每户48普特〉须减少一半，因为做工的人约占人口的50％。”政府一直坚持自己的一条规定，就是做工的人不应当领取粮贷，因为他们有工资收入。而大臣不是已经发了一道命令，规定通常有工资收入的县份不算作受灾县吗？为什么还要再一次从救济金中除掉做工的人的份额呢？大家都知道，今年不仅挣不到额外的工资，而且连通常的工资也都因危机的影响而降低了。政府自己不是已经把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从城市遣送回农村了吗！以前几次饥荒的经验不是已经证明，扣除做工的人份额的结果，只会使孩子和成年人去分享那份不敷分配的粮贷！把“一头牛剥不下两张皮”这句谚语奉送给内务部还是太客气了，这个内务部竟两次从缺粮户中除掉一切有工作能力的人！第四，这种已经被削减二分之一的完全不敷分配的救济金还要削减1/3—1/5—1/10，削减多少，“要看大概有多少殷实的业主有头一年留下的储备粮或任何物质财富”！！这已经是从同一头牛身上剥下的第三张皮了！一个全家还得不到48普特粮食的农户，哪里还能有什么“财富”或“储备粮”呢？在其他一切收入上已经打了两次算盘，此外，光靠粮食，就连被政府的政策、资本和地主的压迫弄得贫困不堪的俄国农民，也是无法过活的。因为总得花点钱购买燃料，修理房屋，添置衣服，买点粮食以外的食品。关于农民经济的科学调查表明，在平常的年头甚至最贫苦的农民也要把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粮食以外的其他消费。如果注意到这一切，就可以看到，大臣所算的需要救济的数目比实际需要量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这不是在同饥荒作斗争，而是在同想真正救济饥民的人作斗争。通令最后公然攻击起私人慈善家来了。西皮亚金先生暴跳如雷地说，现在时常发现有一些慈善家力图挑起居民“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唆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进行“反政府的鼓动”等等。事实上，这种罪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大家知道，1891年曾经散发过一种“农民同情者”的传单[104]，这些传单公正地向人民指出了他们真正的敌人；其他利用饥荒来进行鼓动的尝试想必也是有过的！但是革命家利用慈善事业作掩护来进行鼓动工作，这样的事实从来也没有过。大多数慈善家只是慈善家而已，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西皮亚金先生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一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有谁的“历史是无可非难的”呢？就连一些“身居显位的人物”，在年轻时也都是常为一般民主运动出过力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利用饥荒进行反政府的鼓动是不许可的或者至少是不适当的。恰恰相反，鼓动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在饥荒的时候尤其必要。我们只是说，西皮亚金先生捏造这种无稽之谈，力图把自己的恐惧和担忧说成是由于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我们是说，西皮亚金先生的言论只是证明一条老的真理：警察政府害怕多少有些独立的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同人民的任何接触，害怕有人直接向人民发表任何真实的、大胆的言论，认为凡是关心真正（而不是虚假地）救济饥民的人都有进行反政府的鼓动的嫌疑（这种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民看到，私人慈善家真心诚意想要帮助他们，而沙皇的官吏却对此进行阻挠，削减救济，缩小需要量，不让开办食堂等等。现在新的通令公然要求一切捐献和募捐活动以及开办食堂都必须“服从政府的监督”；要求一切外来者要“晋见”省长，选用助手须经省长批准，并要向省长报告自己的活动！谁想要救济饥民，谁就得服从警官，谁就得遵守百般地削减救济量和丧尽天良地缩减救济金的警察制度！谁不愿意服从这种卑鄙的制度，谁就别想救济饥民，这就是政府政策的全部实质。西皮亚金先生大喊大叫，说什么“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总爱在私人给予他人救济的幌子下，利用饥荒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所有的反动报刊（如《莫斯科新闻》）也随着发出同样的叫嚣。真是可怕！竟然利用人民的灾难来进行“政治活动”！恰恰相反，实际上可怕的是，在俄国进行任何活动，甚至是离政治最远的慈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会使独立人士同警察的专横，同“制止”、“禁止”、“限制”等等措施发生冲突。可怕的是，政府用高尚的政治理由来掩盖自己犹杜什卡的用心[105]，不让人知道它想夺走饥民的口粮，把救济金削减五分之四，禁止警官以外的任何人接近即将饿死的饥民！我们要再一次提出《火星报》早就提出的号召：发动一个揭露警察政府的粮食运动的运动，在不受检查的自由的报刊上，揭露地方暴君的种种胡作非为，揭露削减救济金的自私策略以及救济少得可怜不能满足需要的真相，揭露故意缩小饥荒严重程度的卑鄙行为，揭露那种同想要救济饥民的人作对的可耻行径！我们建议所有对人民的灾难有一点点真诚的同情心的人，要想方设法让人民普遍了解内务部通令的真正涵义和意义。象这样的通令都没有立刻引起人民的公愤，可见人民还是十分愚昧的。同农民和不开展的城市群众最接近的觉悟工人们，应该在揭露政府的行动中起带头作用！载于1901年10月《火星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77—284页注释：[103]指《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它于1832年首次出版时为15卷，1892年起增订为16卷。十月革命后被废除。——251。[104]指1892年民意社印发的署名“农民同情者”的传单：《给挨饿农民的第一封信》。这份传单是在彼得堡秘密印刷的，它的作者是尼·米·阿斯特列夫。——256。[105]犹杜什卡的用心意为阴险毒辣的用心。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57。
列宁全集第五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901年9月21日〔10月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文献[92]（1901年9月21日〔10月4日〕）1讲话（记录）同志们！我们首先谈谈关系到这次代表大会成败的问题。作为《火星报》的代表，我认为有必要提一提我们同其他组织的关系的历史。《火星报》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的，它仅仅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有思想上的联系，它是根据国内许多同志的委托进行活动的。《火星报》在创刊号上就已经声明，它将不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93]内部发生的组织分歧，并且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2—333页。——编者注］“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曾建议我们举行代表会议，以便同国外组织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个建议说明，“联合会”里有一批人赞成我们提出的原则，因此可以指望“联合会”也会接受这些原则。“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94]，不顾除原则分歧外还存在着组织分歧，还是同意了这个建议。遗憾的是，“联合会”拒绝进行谈判。后来又出现了发起团[95]，“联合会”这才表示同意进行谈判。“联合会”的面貌很不固定，在“联合会”里出现了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新派别，因此可以指望，有可能达成原则协议。《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再次表示同意，在这以后就召开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克鲁格洛夫同志在我们会议一开始就宣读了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他对这个决议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联合会”里也没有人发言反对这个决议。我们认为，《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表示反对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所达成的原则协议，而“联合会”显然是同意那次会议的方针的。因此，我的批评所针对的将是《工人事业》编辑部，而不是整个“联合会”。让我们把日内瓦的决议同《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文章对照一下。日内瓦决议的特点是写得十分详细，而且着重指出了一些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原理。原则协议的第1条写道：“我们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同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把机会主义带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何尝试，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所谓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96]等等。”显然，这是有所指的，显然，在机会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过斗争的。不管《工人事业》第10期的内容如何，它绝对无法抹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日内瓦代表会议已经举行了，会议通过的决议可以作为统一的基础。例如，日内瓦决议第3条就认定，社会民主党应当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在这一点上过去显然也是有过分歧的。决议为了竭力避免机会主义，几乎要闹出笑话来（见第5条（5）[97]）。可见，就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是有过分歧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一决议同《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对照一下。遗憾的是，我只有三天的时间浏览这些文章。这些文章详细地揭示了我们之间观点的差别；文章中对《曙光》和《火星报》的某些正确意见，我们也准备加以采纳，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一点。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文章立论的原则。《工人事业》第10期的原则立场推翻了“联合会”代表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这两种立场是无法调和的。必须揭露两者的分歧，才能了解“联合会”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才能了解是否有可能达到思想上的统一，而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在《工人事业》第10期第32页和第33页上，文章作者不满意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提出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对立[98]。请看一下日内瓦代表会议，难道这次会议不就是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的一次交锋吗？难道《火星报》不就是山岳派吗？难道《火星报》编辑部在它的第一篇声明中没有说过它不希望在思想上还没有划清界限以前实现任何组织上的统一吗？《工人事业》第10期说：甚至最坏的伯恩施坦分子也是站在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的。决议对伯恩施坦主义作了专门的论述，为了驳斥伯恩施坦主义，与会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现在《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竟又弹起老调来了。这是什么呢，是挑衅还是嘲笑？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呢？！这完全是在嘲笑我们为奠定理论基础所付出的劳动。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谈不上统一的问题。其次，那篇文章还表示要更加扩大我们分歧的范围。例如在第33页上作者说：“我们的分歧也许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解释。”再说一遍：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呢？！日内瓦决议第4条（3）指出必须同一切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斗争，而这里有人却说，也许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根本就不一样。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一切都伴之以关于禁锢思想的危害等等的议论，这恰恰是一切伯恩施坦分子的言论。这种言论在吕贝克党代表大会[99]上就已经有过了，现在饶勒斯分子[100]也在反复地说这种话；但是协议的条文恰恰没有这样说，因为协议是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只要稍微有一点批判主义的表现，就会导致完全的破裂。我们在此聚会是为了讨论意见的实质，而不是讨论发表意见的自由。这里拿德国人和法国人作榜样是十分不恰当的。我们还在争取的东西，德国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有统一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掌握着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而我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成为各革命团体的领导者，相反，我国的其他革命流派倒是相当活跃。从《工人事业》第10期的文章中不仅看不到在原则上同机会主义彻底的决裂，甚至更糟糕的是，它对自发运动占优势的情况赞不绝口。我并不是爱抠字眼的人。我们所有的人，《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同志以及我本人，注意的只是文章的基本倾向，但是这些字眼，正象德国人所说，臭气刺鼻。关于这些条文，日内瓦决议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久前出现的“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101]也在和这些文章唱一个调子。请注意一下文章对策略－计划和策略－过程的著名区分。作者说，策略－计划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他认为可以谈策略－“过程”，他把策略－“过程”理解为同党的成长一起发展起来的党的任务的增长。依我看，这简直是不想讨论问题。我们为了拟订一定的政治任务曾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日内瓦代表会议关于这些任务进行了那么多的讨论。可是现在突然有人向我们说起“策略－计划”和“策略－过程”来了。我认为，这是《工人思想报》的伯恩施坦主义特殊的狭隘的产物的再现，《工人思想报》曾经断言，应该只进行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的斗争。我们说，这只是变本加厉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日内瓦决议说，转入政治鼓动无需经过任何阶段，可是在这以后突然出现一篇文章，把“揭露性的刊物”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对立起来。马尔丁诺夫谈到大学生和自由派时写道，他们自己会关心民主要求。而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特点就在于，自由主义民主派没有表现出政治斗争的主动精神。如果自由派自己清楚地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而且能够自行去做，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做了。文章作者甚至认为，政府自己将会采取具体的、行政的措施。关于恐怖行动问题，大家知道，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曾经发生过某些分歧。在代表会议以后，“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崩得分子[102]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恐怖行动。而文章作者在第23页上写道，我们“不想阻挠恐怖主义情绪”。这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声明……［注：记录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载于194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69—275页2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提出的问题1．三个组织在原则上是否都承认六月代表会议的决议？2．背弃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倾向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对我们的运动极其危险，“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否打算，是否能够保证通过写作活动来制止这种倾向呢？向隐蔽的和公开的伯恩施坦主义献媚，崇拜运动的初级形式和运动的自发性，必然会把工人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否打算，是否能够保证通过写作活动来消除这种现象呢？载于1901年12月日内瓦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出版社出版的《“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76页注释：[92]这一组文献包括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他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提出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出席大会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的6名成员（列宁（化名弗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等）、“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8名成员（包括劳动解放社的3名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16名成员（包括崩得国外委员会的5名成员）和斗争社的3名成员，共33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进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实行统一的代表大会，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由上述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上。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可看出，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在代表大会宣布了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245。[9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245。[94]“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分裂以后由劳动解放社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于1900年5月成立的。该组织在号召书里宣布，它的宗旨是扶持俄国无产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该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的俄译本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本小册子。1901年10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246。[95]指由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组成的团体，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1901年5月取名为斗争社。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246。[96]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了米勒兰主义问题。大会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这个决议虽谴责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却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可以这样做。法国社会党人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就利用这项附带条件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辩护。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246。[97]指六月代表会议所达成的原则协议第5条（5）：“社会民主党在选择同现存制度进行斗争的手段时，应当考虑政治上的适宜性和使斗争方法同必须保持运动所具有的阶级性相一致。”——247。[98]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247。[99]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即1901年9月22—28日在吕贝克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大会最为关注的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当时，修正主义已经最终形成，既有自己的纲领，也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爱·伯恩施坦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大会否决了伯恩施坦的拥护者提出的决议案，并通过决议对伯恩施坦提出直接警告。但由于多数领袖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大会没有在原则上提出修正主义者不得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问题。——248。[100]饶勒斯分子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分子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分子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分子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248。[101]“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是19世纪90年代末在明斯克成立的民粹派组织。这个组织联合了近40个工人小组，共有成员约200人，其中一些小组分布于比亚韦斯托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日托米尔和其他一些城市。该组织的领导人是Л．М．克利亚奇科（罗季奥诺娃）。它的纲领性文件是1900年在明斯克出版的小册子《自由》，其中提出了主要通过恐怖活动求得政治自由的任务。1900年春，该组织被沙皇保安机关破坏。保留下来的小组于1902年夏加入了统一的社会革命党。——248。[102]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49。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十二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十二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注：本文是作者写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的一章（第12章），本应收入不久前出版的《土地问题》一书第1册（1908年圣彼得堡版）。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一章发稿迟了一些，没有能收入该书。因此现在发表的这一章所用的引文都出自上述著作。］丹麦的农业关系和农业制度引起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我们已经看到［注：弗拉·伊林《土地问题》第1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第10、11章。（见本卷第199—222页。——编者注）］，现代土地问题著作界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爱德·大卫，竭力拿丹麦的农业联合组织和丹麦（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作例子。亨利希·普多尔（爱·大卫常引用他的著作）竟把丹麦叫作“农业协作的理想国”［注：亨利希·普多尔博士《国外的农业协作社》190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Ｖ页。普多尔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在我们俄国，持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人物也常常拿丹麦当“王牌”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所谓小农业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例如自由主义者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的演说，以及民粹主义者卡拉瓦耶夫在第二届杜马的演说就是如此。我们看到，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丹麦的“小农”经济确实最普遍，农业也最繁荣，因它能适应市场的新要求和新条件。如果说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小农业可能得到“繁荣”，那么丹麦在这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是欧洲所有国家中最好的。因此，仔细地了解一下丹麦的土地制度，是有双重意义的。我们从整整一个国家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土地问题上修正主义究竟玩弄的是什么手法，在“理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真正的根本特点究竟是什么。丹麦的农业统计是仿照欧洲其他国家编纂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资料更为详细，数字加工整理得更好，这就使人能注意到一些通常被忽略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按土地面积多少划分农户类别的一般材料。我们把丹麦通用的土地计量单位“哈尔特康”换算成公顷，根据丹麦农业统计的说明，每1哈尔特康合10公顷。［注：《丹麦统计。统计年鉴》第8年卷（1903）第31页脚注。下面引的所有关于丹麦的材料，都是指丹麦本土而言，就是说，不包括博恩霍尔姆岛。］丹麦农业统计提供了1873年、1885年和1895年的农户分类材料，所有的农户共分为11类：无地的，0．3公顷以下（确切些说，1Q32哈尔特康以下），0．3—2．5公顷，2．5—10公顷，10—20公顷，20—40公顷，40—80公顷，80—120公顷，120—200公顷，200—300公顷，300公顷以上。为了不过于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我们把这11类合并为较大的6类。1873年1885年1895年农户数目百分比土地数量（单位公顷）百分比农户数目百分比土地数量（单位公顷）百分比农户数目百分比土地数量（单位公顷）百分比无地的3125313.3－－3532913.6－－3294612.4－－2.5公顷以下6549027.9543401.58248731.8622601.79265634.8634901.82.5—10公顷6567227.93337609.16777326.23450609.56649125.03410209.410—40公顷4167017.792831025.54374016.996685026.54455716.898107026.840—120公顷2928812.5180959049.62793810.8172282047.12730110.3169195046.4120公顷以上18560.752241014.319530.755153015.220310.756822015.6总计235230100.03648410100.0259220100.03648520100.0265982100.03645750100.0从这些数字中，首先可以得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修正主义者经常忽略的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丹麦的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民手中。毫无疑问，不仅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必须靠雇佣劳动来经营，甚至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也是如此。这两类最大的农户在1895年只占农户总数的11％，但集中在它们手中的土地却占土地总数的62％，即占五分之三以上。丹麦农业的基础是大、中资本主义农业。所谓“农民国家”和“小农经营水平”的论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是各种有学衔或没有学衔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事实的歪曲。这里必须指出，丹麦同已经完全确立农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最大的那两类资本主义农户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不同时期变化是很小的。1873年，占总数13．2％的资本主义农场共占全部土地的63．9％；1885年，11．5％的农场占全部土地的62．3％。在比较不同年份的材料时，应当经常注意到大农业的这种稳定性，因为在著作界中常常可以看到，有的人拿枝节性的变化作比较，从而抹杀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丹麦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1895年，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共占农户总数的72．2％，它们的土地却只占11．2％。无论在1885年还是在1873年，这个比数基本上也始终是这样的。小农户往往属于半无产者之列，我们看到，德国的统计已经证明，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无疑是半无产者户，土地在5公顷以下的农户有一部分也是半无产者户。下面，我们引用一下各类农户牲畜头数的材料，我们将会看到，拿这些为数众多的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的代表者来说，是谈不上真正独立的和比较巩固的农业的。有47．2％即有将近半数的农户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无地户和2．5公顷以下的农户）；还有25％即四分之一的农户（2．5—10公顷）是贫穷的小农。这就是丹麦农业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当然，根据土地数量的材料只能大体地从总计数字上来判断一个商业性畜牧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但是，读者会看到，我们下面将要详细分析的关于畜牧业的材料，只是使已经得出的结论更加充实罢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从1873年到1895年，丹麦大小农户之间的土地分配情况有哪些变化。在这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两头农户增加、中间农户削减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象。在拥有2．5公顷以下土地的最小农户中，农业户（即不把无地户计算在内）的百分比在增长：1873年是27．9％，1885年是31．8％，1895年是34．8％。在中间各类农户中，这个百分比不断缩小，只有最大的一类农户，即拥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始终没有变动（0．7％）。拥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最大的农户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百分比，在这三年中逐年有所增长，即14．3％—15．2％—15．6％。在中等农户（10—40公顷）中，这个百分比增长得不很多（25．5％—26．5％—26．8％），但是这类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百分比减少了。其次，在2．5—10公顷这类农户中，这个百分比有了不规则的提高（9．1％—9．5％—9．4％），在最小的农户中却不断地提高（1．5—1．7—1．8）。结果产生了极其明显的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两头增长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现象，应当看一下各类农户在不同年份的平均土地面积。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材料：农户平均土地面积（单位公顷）1873年1885年1895年2.5公顷以下的农户0.830.750.682.5—10公顷的农户5.085.095.1310—40公顷的农户22.2822.0822.0140—120公顷的农户61.0061.6661.97120公顷以上的农户281.40282.30279.80平均15.5014.0713.70从这些数字我们看到，大多数类别的农户的土地面积非常稳定，增减幅度很小，只有1—2％（例如，279．8—282．3公顷或22．01—22．28公顷，等等）。只有最小的农户例外，它们毫无疑问是更加小了：从1873年到1885年，这类农户（2．5公顷以下）的平均面积减少了10％（从0．83公顷减到0．75公顷），从1885年到1895年也是如此。丹麦农户的总数增多了，但是土地总面积几乎没有变动（从1885年到1895年，土地总面积甚至稍有减少）。所增加的农户大部分是最小的农户。例如，从1873年到1895年，农户总数增加了30752户，而2．5公顷以下的农户就增加了27166户。不难了解，在这种条件下，丹麦以全部农户计算的平均面积的减少（1873年是15．5公顷，1885年是14．1公顷，1895年是13．7公顷），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最小农户更加小了。如果把农户类别分得更细一些，我们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就看得更加明显了。1895年丹麦农业统计（《丹麦统计。丹麦的农业》第4辑第9号Ｃ类）序言中，编者算出的各类农户数目的变动情况如下：增减的百分比从1885年到1895年从1873年到1885年300公顷以上的农户＋4.2＋5.0200—300公顷的农户0＋6.1120—200公顷的农户＋5.2＋5.180—120公顷的农户－1.5－2.140—80公顷的农户－2.4－5.020—40公顷的农户＋1.0＋3.610—20公顷的农户＋2.8＋6.52.5—10公顷的农户－1.9＋3.20.3—2.5公顷的农户＋2.1＋17.80—0.3公顷的农户＋25.1＋37.9可见，增加的是一些极小的农户，有的是种植特种作物户，有的则是雇佣工人“户”。这个结论值得谈一下，因为教授的辩护“科学”总是喜欢从全部农户平均面积减少的事实中得出农业小生产胜过大生产的结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最大的农业取得了进步，除最小的农户而外，其他各类农户的经营规模都保持原状，而最小的农户却更加小了。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小农业衰落和贫困化造成的。也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说这是从狭义的农业过渡到畜牧业造成的，但是这个理由不适用于所有的最小农户，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过渡在各类农户中都有。对于丹麦这样的国家说来，要判断农民经营的规模，主要是根据畜牧业的材料，而不是根据土地面积的材料，因为在畜牧业和牛奶业发展极为迅速的情况下，同样的面积上经营规模可能是大不相同的。大家知道，在丹麦看到的正好是这种情况。丹麦农业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商业性畜牧业迅速发展以及向英国输出乳制品、肉类、蛋类等等。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普多尔的庄严的宣告，他说丹麦“牛奶业的巨大高涨，应归功于畜牧业和畜牧业经营的分散化”（上引书第48页，黑体是普多尔用的）。就整个观点体系来说，普多尔是一个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地道的小商人，这种人任意歪曲事实，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错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的市侩大卫，竟不加批判地也跟着普多尔胡说八道！其实，正是丹麦特别清晰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畜牧业的积聚。普多尔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完全是由于极端无知，由于他歪曲了自己书中所引的各段统计材料。普多尔引用了（大卫则盲目地重复）丹麦各类畜牧户分别拥有的牲畜头数。据普多尔的计算，占总数39．85％的有牲畜的农户每户平均只有1—3头牲畜，29．12％的农户有4—9头，如此等等。普多尔得出结论说：可见，大多数农户是“小”农户，出现了“分散化”等等。第一，普多尔引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一点必须指出，因为这位普多尔自吹自擂地说，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所有“最新的”统计材料。而修正主义者正是靠引证这些无知的、蹩脚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著述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这是主要的一点，普多尔和大卫之流论证的手法也是我国立宪民主党人[91]和民粹派经常采用的，因此不能不谈几句。用这种推论手法，必然会得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分散化”的结论，因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最小的和小的企业所占的百分比总是最大的，而大企业占的百分比总是微乎其微的。普多尔和大卫之流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即整个生产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占比重很小的大企业手中。根据1898年7月15日最近一次调查，丹麦的牛的实际分配情况如下［注：《丹麦统计。统计表》第5辑Ｃ类第2号。1898年7月15日的畜牧业统计。1901年哥本哈根版。］：农户数目百分比牛的头数百分比有1头牛的农户1837610.2183761.0有2头牛的农户2739415.2547883.1有3头牛的农户2252212.5675663.9有4—5头牛的农户2756115.21217217.0有6—9头牛的农户2602214.418853310.8有10—14头牛的农户2037511.324269013.9有15—29头牛的农户3046016.961550735.3有30—49头牛的农户56503.120268311.6有50—99头牛的农户14980.8991315.7有100—199头牛的农户5880.3814174.7有200头牛以上的农户1950.1523853.0总计180641100.01744797100.0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和为数很少的大农户在丹麦整个畜牧业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理想国”的所谓生产“分散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1—3头牛的小农户共有68292户，占农户总数的37．9％；它们有牛140730头，只占总头数的8％。而783个最大的业主，即占业主总数0．4％的大业主，却拥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牛，共有133802头，占总头数的7．7％。小农户平均每户养牛2头多一点，就是说，用这点牛经营商业性畜牧业，显然是不够的，要出售乳制品和肉制品，除非缩减自己的饮食（我们再提一提下面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卖出黄油，自己再买来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等等）。最大的业主平均每户有171头牛。这是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是生产乳制品和肉制品的“工厂主”，是技术进步和各种各样农业联合组织的“首脑人物”，他们受到崇拜“社会和平”的市侩的赞赏。如果把中小业主加在一起，有9头牛以下的业主共有121875人，占业主总数的三分之二（67．5％）。他们共有450984头牛，占总头数的四分之一（25．8％）。有30头牛以上的业主只有7931人，占业主总数的4．3％，但是他们拥有的牛数同上面几乎同样多，共有435616头（25％）。这可真叫“分散化”。把上面丹麦统计中的小类别并为三大类，结果如下：农户数目百分比牛的头数百分比每户平均有牛头数有1—3头牛的农户6829237.91407308.02.1有4—9头牛的农户5358329.631025417.85.8有10头牛以上的农户5876632.5129381374.222.0总计180641100.01744797100.09.7可见，丹麦全部畜牧业有四分之三集中在不到总数三分之一的58766个业主手中。这三分之一的业主攫取了丹麦农业资本主义“繁荣”的绝大部分好处。同时必须指出，富裕的农民和富有的资本家所以占这样大的百分比（占32．5％即差不多三分之一），是人为地把所有无牲畜的业主除开不算造成的。实际上这个百分数要小得多。我们看到，据1895年的调查，丹麦农村业主总数是265982人，据1898年7月15日的牲畜调查，业主总数则为278673人。58766个富裕业主和富有业主占这个实际农村业主总数的21．1％，即只占五分之一。无地的“业主”占丹麦农村业主总数的12．4％（1895年：在265982人中占32946人），无牲畜［注：确切些说，是无牛的业主，可惜丹麦统计没有提供没有任何牲畜的业主的数字。根据这一统计，我们只能了解有某一种牲畜的业主的数字。但是牛无疑是丹麦整个畜牧业的主要基础。］的业主则占丹麦农村业主总数的35．1％，即占三分之一强（1898年——在278673人中占98032人）。大卫先生之流看不到丹麦农业的资本主义繁荣是建筑在农村居民普遍无产阶级化和大批“农村业主”丧失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能描绘出丹麦农业和畜牧业整个面貌的材料。1898年7月15日的调查提供了关于拥有不同数量土地的各类农村业主的牲畜头数的详细材料。丹麦统计中类别分得特别多（共分14类：无地的、1/32哈尔特康以下的、1/32—1/16、1/16—1/8、1/8—1/4、1/4—1/2、1/2—1、1—2、2—4、4—8、8—12、12—20、20—30、30以上），我们还是把这些材料归纳成我们已经采用的六大类。丹麦的农业和畜牧业（根据1898年7月15日调查）农户类别农户数目百分比土地（单位公顷）百分比马百分比奶牛百分比牛总头数百分比绵羊百分比猪百分比家禽百分比无地的134354.8－－19700.537070.346330.389430.888650.82201472.5土地数量不详的4589616.5？？289096.4280722.6421502.4429874.0426993.77805858.92.5公顷以下8058228.9552721.5245405.5661716.2887205.1997059.3946568.1164945218.82.5—10公顷6342022.83234308.95490012.217518216.424761814.218746017.519129116.4187124221.410—40公顷4551916.398498327.013379329.830324428.551583229.638395035.730886326.4195772622.340—120公顷276209.9169228546.416841037.536166933.963956336.631068628.940929435.0199859522.8120公顷以上22010.858831816.2368078.112922012.120628111.8406823.81128259.62891553.3总计278673100.03644288100.0449329100.01067265100.01744797100.01074413100.01168493100.08766902100.0附注：1898年关于按土地数量划分农户的材料和1895年的有所不同。这也许是由于时期的不同，也许是由于搜集材料的方法有些不同。但是各类之间的总的比数仍保持不变。根据1895年的调查，按农户分类的土地有3645750公顷，此外，还有未分类的土地45860公顷。“土地数量不详的”农户（1898年）多半属于较小的农户，这从牲畜头数可以得到证明。我们从这些数字首先可以看出，丹麦整个畜牧业的积聚程度有多么高。超过40公顷土地的大资本主义业主，仅占业主总数十分之一（10．7％），但却集中了五分之三以上（62．6％）的土地和将近一半的牲畜：马是46．6％，牛是48．4％，绵羊是32．7％，猪是44．6％。如果把富裕农民即有10—40公顷土地的业主和这些资本主义业主加在一起，则共占业主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27．0％），但他们却集中了占总面积十分之九的土地、占总数四分之三的马匹，占总数五分之四的牛、十分之七的猪和近50％的家禽。而将近四分之三（73％）的绝大多数“农村业主”，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到10公顷，总的说来，它们是无产阶级化的和半无产阶级化的群众，在全国农业和畜牧业的总产值中占极小的比重。其次，关于各种牲畜的分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养羊业和养猪业。目前由于市场条件和海外国家的竞争，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养羊业都无利可图，成了日趋衰落的畜牧业部门。国际市场的条件要求用他种畜牧业代替养羊业。与此相反，养猪业成了欧洲特别赢利的和发展得很迅速的肉品畜牧业部门。统计材料向我们表明，丹麦的养羊业也在日趋衰落，而养猪业却在特别迅速地发展。从1861年到1898年，丹麦的绵羊从170万只减少到110万只。牛从110万头增加到170万头。猪从30万头增加到120万头，几乎增加3倍。只要比较一下小农户和大农户各有绵羊和生猪多少，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前者最保守，最不善于适应市场的要求，迟迟不能重新安排经营以适应新的条件。大资本主义农户（40—120公顷和120公顷以上的）把无利可图的养羊业缩减得最厉害（绵羊占28．9％和3．8％，而其他牲畜占33—37％和8—12％）。小农户的适应性比较差：它们饲养的绵羊仍然较多，例如，2．5公顷以下的农户饲养的绵羊占绵羊总数的9．3％，而其他牲畜只占总数的6—5％。它们的猪占8．1％，比绵羊的比重小。而资本家养的猪占35％和9．6％，比绵羊的比重大。资本主义农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关于农民，现在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是没有具备能成为真正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条件。［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页。——编者注］市场要求一切业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的条件，迅速适应新的条件。但是没有资本是无法迅速适应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户必定是最保守、最落后、最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的。为了对这大多数贫苦农户和极少数富裕农户的真实经济面貌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我们来看看各类农户平均拥有多少土地和牲畜的材料。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修正主义者先生们）自然要掩饰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阐明在繁荣的资本主义业主和贫困的小业主之间在经济类型上和生活水平上有什么差别。农户类别每户平均占有土地（单位公顷）马奶牛牛总头数绵羊猪家禽无地的－0.10.30.30.70.716.4土地数量不详的？0.60.60.90.90.917.02.5公顷以下0.60.30.81.11.21.220.42.5—10公顷5.10.92.73.92.93.029.510—40公顷21.62.96.611.38.46.843.040—120公顷61.36.113.823.111.214.972.4120公顷以上267.316.758.793.718.551.2131.3平均13.11.63.86.33.94.231.5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占农户总数一半的最低的三类农户都是贫苦农民。其中没有马、没有奶牛的“业主”占大多数。只有2．5公顷以下这一类，每户摊得上一整头牛、一只绵羊和一头猪。显然，这一半农户根本谈不上从肉品畜牧业和乳品畜牧业得到什么好处。对于这一半农户说来，丹麦农业的繁荣，就是它们依附大业主，不得不寻找“副业”，即不得不用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永远贫困，经济处于半破产状态。当然，这个结论只是适用于所有这些贫苦农户。我们根据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农业统计材料已经指出，土地少的小农户中也有大畜牧业主和大烟草业主等等。实际的分化比我们根据丹麦统计材料所能设想的要深刻得多。但是，这种分化，由于在各类农户中都分出极少数种植特种作物的农户，只是加重了几类贫困户中的大多数业主的贫穷困苦。其次，从上述材料还可以看出，就是拥有2．5—10公顷土地的这类小农，也不能说生活上比较有保障和经济上稳固。我们再提醒一下，这类农户共有63000户，占农户总数的22．8％，它们平均每户只有0．9匹马。无马户大概要用牝牛来耕地，这样不但使农业的经营条件变得更坏（地耕得不深），而且使畜牧业的经营条件也更坏了（牛更加瘦弱）。奶牛每户平均只有2．7头，即使自己家里少喝牛奶，少吃肉类（这种缩减是极端贫困的鲜明标志），那这几头牛也只能提供很少的产品去出售。“全国”向英国销售牛奶和肉类的贸易很“繁荣”，但是象这种平均每户只有2．7头奶牛和3头猪的农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必然是很微小的。这样小的农户要经营商业性的农业和畜牧业，就意味着出卖家庭生活必需品，使饮食恶化，使贫困加剧，同时还意味着零星出卖产品，这样出卖产品条件最为不利，无法积存现金以应付必不可免的急需。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苟延残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诀窍”无非就是不去专门研究这类占农户总数绝大多数的、低于“平均水平”（丹麦业主的“平均水平”是1．6匹马和3．8头奶牛）的小农户所处的条件。不但不专门研究这类农户，而且一概用一些“平均”数字和“生产”与“销售”普遍增长的例子来加以掩饰，闭口不谈只有很少数富裕农户才可能在销售中获利的事实。我们看到，只有10—40公顷这一类农户，才拥有可能谈得上“繁荣”的牲畜数量。但是这样的农户只占总数的16％。这类农户平均每户有21．6公顷土地，它们是否可以完全不使用雇佣劳动，还是一个问题。在丹麦这样农业高度集约化的情况下，这样大的农户不雇用雇工或日工大概是不行的。遗憾的是，无论是丹麦的统计，还是大多数论述丹麦农业的著作家，都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去研究雇佣劳动问题以及多大的农户需要使用雇佣劳动等等问题。根据丹麦1901年的职业调查，我们只知道，在“日工”及其他这一类中有60000名男子和56000名妇女，这就是说，在972000个按生产地位分类的农村居民中，有116000人是日工。雇用这上十万雇佣工人（除了他们之外，小农也从事雇佣劳动，作为“副业”）的究竟仅仅是30000个大资本主义业主（拥有40—120公顷土地的有27620个，土地超过120公顷的有2201个），还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即有10—40公顷土地的农民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关于最大的两类农户，即关于丹麦农业中的“30000”个上等户，用不着多谈了，因为上述数字一开始就清楚地勾画出它们的农业和畜牧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了。最后，丹麦农业统计中涉及到的并经过部分整理的最后一份使大家感兴趣的材料，是可以说明下面这个问题的：作为我们“理想国”“繁荣”的主要基础的畜牧业，是愈发展愈分散呢，还是愈发展愈集中。同1893年的统计相比，我们已经引过的1898年的统计提供的材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关于牛这种牲畜。这种的确是最主要的牲畜的总头数，我们还可以拿1876年的材料同1898年的材料作一对比。1893年到1898年这段时期，在丹麦所有的畜牧业部门中养猪业发展得最快。在这一时期，猪的数量从829000头增加到1168000头，即增加40％，而马的数量从410000匹只增加到449000匹，牛的数量从1696000头增加到1744000头，绵羊的数量甚至减少了。究竟是谁主要从组成了无数个协作社的丹麦业主的这个巨大的进步中得到了好处呢？1898年统计的编制者拿1893年的材料和1898年的材料作了对比，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全国养猪的业主分为四类：有50头猪以上的大业主；有15—49头猪的大中业主；有4—14头猪的中小业主；有1—3头猪的小业主。统计的编制者按这四类提供了如下材料：农户类别1893年1989年增减的百分数猪分配的百分比农户数目猪头数农户数目猪头数农户猪1893年1898年50头以上84479230148713599976.271.79.611.615－49头206023502773085255497948.258.442.347.54－14头383572118685066828264232.133.425.524.21－3头1088201877561085441948730.33.822.616.7总计168623829131191551116849813.640.9100.0100.0这些材料使我们清晰地看到，畜牧业在迅速地积聚。农户愈大，从畜牧业的“进步”中获利愈多。大农户的猪增加了71．7％，大中农户的增加了58．4％，中小农户的增加了33．4％，小农户的只增加了3．8％。发财的主要是为数很少的“上等户”。这五年中，猪的增加总数是339000头，其中有261000头即四分之三以上，属于32000个大农户和大中农户（而农户总数是266000—277000！）。在这种畜牧业中，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五年来，大农户的比重增加了（从9．6％增加到11．6％），大中农户的比重也增加了（从42．3％增加到47．5％），中小农户减少了（从25．5％减少到24．2％），小农户减少得更多（从22．6％减少到16．7％）。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粗略的面积统计，而是能确切反映生产规模的农业经济统计，正如牲畜头数的材料确切地反映［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根据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大农户的牲畜比较大。就是说，在这方面，笼统的统计也缩小了积聚的程度。］畜牧业的规模一样，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面也一定会看到资产阶级教授和机会主义者所否认的积聚过程。但是更有趣的是牛的总头数的有关材料，1898年统计的编制者拿1893年同1898年的材料作了对比，我们还可以再把它们同1876年7月17日的调查材料（《丹麦统计。统计表》第4辑Ｃ类第1号。1876年7月17日的畜牧业统计。1878年哥本哈根版）作个对比。这3个年代的有关材料如下：农户类别1876年1893年1898年增减的百分数牛分配的百分比农户数目牛总头数农户数目牛总头数农户数目牛总头数从1876年到1893年从1893年到1898年农户数目牛总头数农户数目牛总头数1876年1893年1898年50头以上16341567282209221667228123293335.241.43.35.111.813.013.415—49头24096514678352007934743611081819046.154.12.63.139.046.846.84—14头64110504193721735393017395855294412.56.92.52.538.231.831.71—3头78156144930702181417486829214073010.22.22.70.711.08.48.1总计1679961320529179800169619018064117447977.028.40.52.9100.0100.0100.0这些材料包括的时间较长，涉及的又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牲畜，它同上面引的材料一样，使我们同样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积聚的过程。丹麦畜牧经济的发展，畜牧业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从1876年到1898年，牛的总数共增加了424000头，其中有76000头属于有50头牛以上的农户，有303000头属于有15—49头牛的农户，也就是说，这38000个上等户的牛增加了379000头，几乎占增加总数的十分之九。资本主义积聚的图画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从1876年到1898年，养牛户总数增加了12645户（从167996户增加到180641户），即增加了7．5％。而丹麦的总人口从1880年到1901年（即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则从1969039人增加到2449540人［注：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在1880年是28％，在1901年是38％。］，即增加24．4％。显然，“有产者”即有牲畜的业主的人数相对地减少了。私有主在人口中占的比重更小了。最小的业主（1—3头）的人数在不断地、绝对地减少着。中小业主（4—14头）的人数增加得极其缓慢（从1876年到1893年增加了12．5％，从1893年到1898年增加了2．5％），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只有大资本主义畜牧业获得了真正的和迅速的增长，从1876年到1893年，大中农户比大农户增长得快，而从1893年到1898年，最大的农户增长得最快。如果我们根据1876年和1898年的材料考察一下有200头牛以上这一类最大的农户，我们就会看到，1876年这类农户有79户（占畜牧业主总数的0．05％），共有牛18970头（占牛总头数的1．4％），而到1898年，农户数增加到195户（占总数的0．1％），即增加一倍多，共有牛52385头（占总头数的3．0％）。最大业主的户数增加了一倍多，而生产几乎增长了两倍。从1876年到1898年，大生产在不断排挤小生产。小农户的牛在总头数中占的比重不断缩小：从1876年的11．0％减少到1893年的8．4％和1898年的8．1％。中等农户所占的百分数也不断缩小，不过稍慢一些（38．2％—31．8％—31．7％）。大中农户所占的百分数从1876年的39．0％增加到1893年的46．8％，但从1893年到1898年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只有最大的农户不断增长，排挤了其他各类农户（11．8％—13．0％—13．4％）。畜牧业的条件愈有利，商业性畜牧业的发展和它的进步就愈迅速，资本主义积聚过程也愈迅猛。例如，在哥本哈根市（那里在1880年有234000人，在1901年有378000人）的郊区，乳制品和肉制品的销路自然是最有保证的。这一地区的农村业主养的牛比丹麦其他地区的业主养得多，在1876年平均每户是8．5头，在1898年是11．6头，而全国的平均数分别为7．9头和9．7头。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最有利，积聚过程也最迅猛。下面就是按上述分类方法综合出来的该地区1876年和1898年的材料：1876年1898年农户数目牛总头数农户数目牛总头数50头以上44448886905915—49头1045221191545355794—14头2011168961900145591—3头2514446818903767总计561447971542162964在22年中，私有主的绝对数字甚至减少了！大量的牲畜集中在更少数业主手中。无论中等业主或小业主，在这22年中人数都更少了，牲畜也更少了。大中业主的产业扩大了50％（从22000头到35000头）。大业主扩大了一倍以上。在1876年，有200头牛以上的最大的业主有2户，共有牛437头，而到1898年已经有10户，共有牛2896头。普多尔、大卫之流以及其他自觉和不自觉的资本奴仆，在为改善销售条件、发展业主的联合组织、促进畜牧业和农业的技术进步操心，他们无非是想让哥本哈根郊区的那种制度更早地推广到全国，推广到所有的农业部门，也就是使生产异常迅速地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加速对居民的剥夺，使他们无产阶级化，缩小私有主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扩大从农村中被资本主义赶进城市的人口的比重，如此等等。总括起来说，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已经让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尽管目前社会经济统计的水平还很低，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农业和畜牧业中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农业生产日益集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日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第1—4章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第5—9章载于1906年2月《教育》杂志第2期；第10—11章载于190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伊林《土地问题》文集第1册；第12章载于190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当前生活》文集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95—268页注释：[62]《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部著作是在不同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前9章写于1901年6—9月，后3章写于1907年秋。第1—4章发表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题为《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第一组论文》，各章无小标题，署名尼·列宁。这4章后来由海燕出版社于1905年在敖德萨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书名为《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5—9章最初于1906年2月在合法刊物《教育》杂志第2期发表时，各章加上了小标题。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署名弗拉·伊林），首次把这部著作的头11章以《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为题印行，同时给第1—4章加上了小标题，对正文作了某些修订，并加了一些注释。最后一章，即由于偶然原因未收入这部文集的第12章，于1908年在《当今生活》文集中单独刊印。《列宁全集》第1版依照俄文第4版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按写作时间收载于不同卷次，前9章载于第5卷，后3章载于第13卷。本版将这部著作的正文全部收入本卷，而将它的准备材料单独编为一卷。——84。[63]《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84。[64]《开端》杂志（《Начал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9年1—6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辑。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人曾为它撰稿。该杂志发表过恩格斯于1848年写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的片断，列宁的4篇书评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3章的前6节。——87。[65]《生活》杂志（《Жиэ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87。[66]马尔萨斯主义是指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创立的反科学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通过臆造的“人口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揭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实质，称它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页），并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14页）在俄国，奉行马尔萨斯主义的有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谢·尼·布尔加柯夫等人，他们认为俄国农民群众的贫困和破产是由于人口过剩造成的。——92。[67]村社的土地即属于村社所有的土地。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定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00。[68]克兰所有制即氏族土地所有制。——100。[69]抵押是指银行以土地、森林、建筑物等等不动产为抵押品而发放贷款。这是资本侵入农业的手段和土地耕作与土地占有相分离的一种形式。抵押促使土地所有权集中于银行，使农业从属于金融资本，并在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农民往往因无力清偿抵押债务而丧失土地和财产。——101。[70]《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13。[71]布利丹毛驴通常用来比喻在两种价值相等的事物之间有所选择时始终犹豫不决的人。据说14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让·布利丹在讲到意志自由的问题时，曾举例说，有一头驴子站在完全相同而又距离相等的两垛干草之间，由于无法决定究竟选择哪一垛好，始终站在原地不能举步，结果只好饿死。——118。[72]《布劳恩文库》（《BraunsArchiv》）即《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ArchivfürsocialeGesetzgebungundStatistik》），1888年由亨·布劳恩创办。1904年改名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1904年以前该杂志由布劳恩编辑，从1904年起由威·桑巴特和麦·维贝尔编辑。——119。[73]《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19。[74]抵押券是资本主义国家抵押银行发行的以土地等不动产作担保的特种有价证券，可以自由流通，常用于交易所投机。——126。[75]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放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28。[76]《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128。[77]伏罗希洛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中的人物，是自诩渊博的书呆子和空谈家的典型。——129。[78]历史学派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威·格·弗·罗雪尔、布·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克尼斯。这一学派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的产物，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学派反对用抽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否认有普遍适用的一般的经济规律，而提出所谓历史方法，即搜集大量的经济历史资料，特别是各民族古代的历史材料，进行表面的描述，企图建立有民族和历史特点的国民经济学。它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由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实行保护贸易，使国家机器进一步服从于资产阶级利益。历史学派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演变为新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和威·桑巴特。新历史学派除了象旧历史学派一样主张所谓历史方法外，还特别强调心理因素、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又称历史伦理学派。新历史学派鼓吹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政策消除劳资矛盾，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宣扬者多为大学教授，故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131。[79]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136。[80]《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修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出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亚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137。[81]巴登位于德国西南部，1806年在拿破仑一世庇护下成为大公国，首都是卡尔斯鲁厄。1871年巴登大公国加入德意志帝国。1918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巴登成为共和国。——139。[82]路得拾麦穗意指轻松的劳动，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路得记》。路得在丈夫死后不愿改嫁，执意跟随孤寡婆婆回到伯利恒。为供养老人，她到亲戚田里捡拾麦穗。亲戚见她贤惠，吩咐仆人不加阻止，甚至故意抛撒麦穗，任她捡取。——148。[83]《工商报》（《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Гаэета》）是1893—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家报纸（日报），1894年以前是《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的附刊。——153。[84]社会政治协会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联合组织，1872年由德国经济学家古·施穆勒创立。协会的纲领和活动宗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论证进行不彻底的改革的必要性。协会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1936年该协会自行解散。——158。[85]特定继承制是德国农民中间流行过的一种继承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土地和农场由一人继承（通常由长子继承，有些地方由幼子继承），不得分割。——165。[86]瓦格纳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是不问世事，脱离实际，终日埋首故纸堆中而又妄自尊大的学究的典型。——171。[87]这一栏的数字是列宁计算出来的，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部著作的准备材料（《列宁文集》1938年俄文版第31卷第107页）。——186。[88]地方自治局的农民经济统计指俄国地方自治机关所组织的农民经济统计工作。地方自治局组织统计工作最初是为了收集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价值和收益等材料，以便地方自治局课征税捐，后来也为了对农村进行全面的社会经济调查。地方自治局统计起初以整个村社为统计调查的单位，从1880年起改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各省、县自治局的统计部门出版了大量分省和分县的概述和统计汇编，提供了极丰富的实际材料。列宁高度评价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同时也指出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者对统计材料的整理不能令人满意。——191。[89]这部著作的第5—9章于1906年2月在《教育》杂志初次发表时，其中这句话是：“因此，把这两个过程混为一谈或者忽略其中的一个过程，就很容易犯大错误，我们在下面分析布尔加柯夫先生从法国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时，就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典型。”另外，第7章中“我们在下面将用大量的德国统计资料”（见本卷第167页）的后面还有“和法国统计资料”，第9章中“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人物”（见本卷第191页）的后面还有“（为了不委屈法国，还应该提到莫里斯之流，关于他，我们下面再谈）”。由此可见，列宁曾计划在这部著作中研究法国的农业统计资料，并分析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的观点，但后来未能实现。因此，1908年这一著作收入《土地问题》文集时，列宁对这几处作了删改。——198。[90]指民粹派政论家亚·尼·恩格尔哈特的《农村来信》。这些来信的头11封于1872—1882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第12封发表于1887年。——204。[9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30。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十一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畜牧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十一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畜牧业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或伯恩施坦派在替小生产辩护的时候，经常拿下面一种情况作根据。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小农饲养的牲畜比大农多得多。他们说，这样，小农就能更好地给土地施肥。他们经营的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在现代农业中肥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户饲养的牲畜所提供的肥料，出任何人造肥料不知要强多少倍。爱德·大卫在《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中说这个论据有决定性的意义（俄译本第326、526、527页）。他写道：“粪肥是农业的灵魂”，并加上了着重标记（第308页），他把这条道理当作维护小农业的主要根据。他引用德国统计材料说，按单位面积计算，小农户饲养的牲畜比大农户多得多。大卫深信，这些材料彻底解决了在农业中大生产优越还是小生产优越的问题，并证实了他的看法。现在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理论和作为农业的灵魂的粪肥。大卫和许多拥护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论据就是统计。他们比较了各类农户的牲畜数字（按单位面积计算），并且默然地假设，相比的数值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同样数量的某一种牲畜，无论在大农户或小农户中，都具有所谓同等的农业价值。他们还假设同样数量的牲畜可以提供同样数量的粪肥，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大体上相同，等等。显然，上述论据能不能成立，完全要看这种常见的默然的假设是否正确。上述论点是不是正确呢？如果我们摆脱枯燥的、粗糙的、笼统的统计材料，而去分析一下小农业生产和大农业生产的全部社会经济条件，那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个论点恰恰把尚待证实的东西当作已经证实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断言，小生产的牲畜饲养条件（我们看到，土地的管理和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也如此）比大农户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伯恩施坦派，却作了相反的论断，他们说：由于小农勤奋，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条件比大农户好得多。如果要用统计材料来阐明这个问题，那大卫所引用的统计是完全不符合需要的。这里需要的不是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牲畜数量的统计调查，而是牲畜质量的统计调查。德国的经济文献中有这类调查著作，可能还不止一种。在经济文献中，有人根据详细的调查试图阐明大小农户内部的条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大卫的著作虽然满篇都是从各种农学著作中摘来的无数毫不相干的引文，但是惟独对上述尝试只字不提。下面我们就把大卫不该回避的这些著作当中的一部介绍给读者。德国著名的农业问题著作家德雷克斯勒尔出版了一本关于“农业统计调查”结果的专门著作。关于这份调查，作者公正地指出，“就调查结果的确切性来说，这份调查恐怕是无与伦比的”。他调查了汉诺威省的25个居民点（22个村和3个地主庄园），不仅分别地搜集了每个农户的土地数量和牲畜数量的材料，而且还搜集了牲畜质量的材料。牲畜质量是用一种特别精确的方法来判定的：“根据对每头牲畜尽可能精确的估算，即根据内行人作出的估算”，确定每头牲畜毛重多少公斤。［注：大卫清楚地知道农学家们的这种计算单个牲畜毛重的方法。他在第367页详细地讲到各种肉用牲畜、产乳牲畜和耕牛等等毛重有多少。他抄录了农学家们的这些材料。但他没有想到，对于经济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者说来，重要的并不是区别牲畜的品种，而是区别小农户和大农户，“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牲畜饲养的条件。］这样就得出一份各个不同规模的农户每种牲畜毛重的材料。而且这种调查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1875年，第二次在1884年。德雷克斯勒尔发表了这批原始材料［注：1875年的材料发表在《社会政治协会丛书》第24参第112页（《农民状况》第3卷），1884年的材料发表在《蒂尔农业年鉴》第15卷（1886年）。］，他把三个田庄分别列出，把所有的村分为三大类，把各村的农民农户按土地数量又分为七类（超过50公顷，25—50公顷，12．5—25公顷，7．5—12．5公顷，2．5—7．5公顷，1．25—2．5公顷，1．25公顷以下）。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共包括11种牲畜，读者可以想见所有这些图表会有多么复杂。为了得出一份综合性材料，使大家能看出总的和基本的结论，我们把全部农户分成五大类：（一）大田庄；（二）土地超过25公顷的农民农户；（三）7．5—25公顷的；（四）2．5—7．5公顷的；（五）不到2．5公顷的。这几类农户的数目和他们的土地的数量，在1875年和1884年分别如下：1875年1884年农户数目土地数量每户平均占有土地农户数目土地数量每户平均占有土地（单位公顷）（一）田庄36892293766255（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5119493858244942（三）7.5—25公顷的农户274354013248313512（四）2.5—7.5公顷的农户44218954.340717744.3（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144912790.88110910270.92总计221993524.2182591515.0为了说明这些数字，先来谈一谈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经济类型。德雷克斯勒尔认为，凡是71/2有，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都少不了要使用雇佣劳动。这样一算，就有325个农民农户雇用工人（187年）。土地在21/2与公顷以下的农户，不得不受雇于人。有2．5—7．5公顷土地（平均是4．3公顷）的农户，据德雷克斯勒尔计算，有一半可以不从事雇佣劳动，另一半则不得不去当雇佣工人。可见，在全部农民农户中间，有325户是资本主义农户，有221户是既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小“劳动”农户（我国的民粹派一定会这样说），有1670户是受雇于人的半无产者农户。可惜，德雷克斯勒尔的分类方法和德国的一般统计分类方法不同，后者是把5—20公顷的业主划为中等农民。但是，这些中等农民大多数要雇用工人，这毕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德国的“中等”农民就是小资本家。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占极少数：在2216户中只占221户，即只占十分之一。这样，以上各类农户按经济类型可表述如下：（一）大资本主义农户；（二）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大农”）；（三）小资本主义农户；（四）小农农户；（五）半无产者农户。从1875年到1884年，农户总数和土地总数都减少了。减少的主要是小农户：有21/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从1449户减少到1109户，即减少了340户，差不多等于1/4。相反，最大的农户（超过25公顷的）却从54户增加到61户，它们的土地从2638公顷增加到3215公顷，即增加了577公顷。可见，德雷克斯勒尔所称赞的那个地区的经济普遍改善和文化提高，意味着农业集中在人数愈来愈少的私有者手中。由于这种“进步”，2219户中有将近400户被排斥在农业之外（到1884年只剩下1825户），其余各户平均占有的土地从4．2公顷增加到5公顷。有的地区资本主义使某一农业部门积聚化，使许多小业主沦为无产阶级。有的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新的小农户（例如，市郊农村的牛奶业和象丹麦这样一些出口乳制品的国家的牛奶业就是如此）。还有一种地区中等农户瓦解，小农户增多。笼统的统计掩盖了所有这些过程。要研究这些过程，就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上面谈到的那个地区农业的进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畜牧业的改进上。但是，牲畜总头数却减少了。1875年共有7208头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到1884年只有6993头了。按照笼统的统计，牲畜头数的减少只能表明畜牧业的衰落。其实是牲畜的质量提高了。如果不是计算牲畜的头数，而是看一下全部牲畜的“毛重”，那就可以看到，1875年是2556872公斤，1884年则是2696107公斤。畜牧业的资本主义进步不单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有时甚至主要不是表现在这方面，而是表现在质量的提高上，表现在以优代劣和增加饲料等方面。各个农户拥有牲畜的平均头数如下：1875年1884年大牲畜小牲畜总计大牲畜小牲畜总计（折合成大牲畜计算）（一）田庄1056917411041151（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13.211.024.213.710.524.2（三）7.5—25公顷的农户5.43.89.24.94.29.1（四）2.5—7.5公顷的农户2.21.43.62.21.84.0（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0.30.60.90.40.71.1总计1.71.53.22.01.83.8在最大的农户中，牲畜头数减少了。在最小的农户中却增加了，而且农户愈小，增加得愈快。看来，岂不是小生产进步而大生产退步了吗？这不是证实了大卫的理论吗？但是只要看一下牲畜平均重量的材料，错觉就会消失了。每头牲畜的平均重量（单位公斤）1875年1884年大牲畜小牲畜①总计大牲畜小牲畜总计（一）田庄562499537617624619（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439300376486349427（三）7.5—25公顷的农户409281356432322382（四）2.5—7.5公顷的农户379270337404287352（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350243280373262301平均412256354446316385［注：①各种小牲畜都按照通常的标准折合成大牲畜。在一年内，11种牲畜中的每种牲畜有多少头，是大致算出来的，因为只有重量的材料，没有牲畜头数的材料。］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农户规模愈大，牲畜的质量就愈高。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或半无产者农户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例如，在1884年，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之间的差额竟超过百分之百：大资本主义农户每头牲畜平均重量为619公斤，而半无产者农户为301公斤，也就是少二分之一以上！因此可以断定，大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假设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完全相同，这是多么肤浅啊！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情况一般比较差。现在我们有事实可以证明。关于牲畜毛重的材料使人能最确切地了解到牲畜饲养的种种条件，如饲料、牲畜棚、耕作和照料等条件。德雷克斯勒尔的专门著作中的调查结果可以说已经对这一切作了总结。我国的瓦·沃·先生和德国的大卫，极力赞扬小农在照料牲畜方面如何“勤奋”。其实，小农不管怎样勤奋，也不能大致抵得上产品质量要高一倍的大生产的优势。资本主义使小农注定要劳碌一辈子，白白消耗劳动力，因为在资金不足、饲料不足、牲畜质量低劣、牲畜棚简陋等情况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费力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着重评价的不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使农民受压榨，而是劳动者（在最苛刻的剥削条件下为资本劳动的人）的“勤奋”。从上述材料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在这10年中，牲畜的质量一般都提高了，而且各类农户也都有所提高。但是普遍提高的结果，并没有缩小而是更加扩大了大小农户之间畜牧业条件的差别。普遍提高没有使大小农户拉平，而是扩大了它们之间的悬殊，因为在提高的过程中，大农户比小农户进步得更快。下面就是1875年和1884年各类农户的牲畜平均重量的比较。每头牲畜的平均重量（单位公斤）增加增加的百分比1875年1884年（一）田庄537619＋82＋15.2（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376427＋51＋13.6（三）7.5—25公顷的农户356382＋26＋7.3（四）2.5—7.5公顷的农户337352＋15＋4.4（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280301＋21＋7.5平均354385＋31＋8.7提高最多的是大资本主义农户，其次是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小农农户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其他两类农户提高也很有限。德雷克斯勒尔也同绝大多数论述农业经济问题的农学家一样，只注意到问题的技术方面。他在比较了1875年和1884年的情况以后得出第五个结论说：“畜牧业［注：德雷克斯勒尔在这里指的是除役畜（即所谓的Nutzvieh）外的所有牲畜。关于役畜的材料，我们将在下面单独引述。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种或哪几类牲畜，总的结论还是一样的。］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牲畜头数减少了，质量却提高了；在这三类村庄［注：德雷克斯勒尔按照地理位置和其他经营条件，把22个村庄分为三类。我们只引用一些综合的材料，以免文章中满篇都是数字。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类村庄，结论还是不变。］中，每类村庄牲畜的平均毛重都显著增加了。这就是说，在牲畜的繁殖、饲养、照料方面或多或少普遍（ziemlichallgemein）有重大的改进。”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或多或少普遍”这几个字，正好证明作者忽略了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或多”指的是大农户，“或少”指的是小农户。德雷克斯勒尔没有发觉这一点，因为他只注意各类村庄的材料，而没有注意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的材料。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役畜的材料。这些材料能说明狭义的农业的经营条件。上述各类农户的役畜数量如下：平均每户拥有役畜头数1875年1884年（一）田庄2744（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4.75.5（三）7.5—25公顷的农户2.12.4（四）2.5—7.5公顷的农户1.31.5（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0.070.16平均0.71.0可见，绝大多数半无产者农户（即2．5公顷以下的农户，1884年这类农户在1825户中占1109户）根本没有役畜。这类农户甚至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农业户。总之，就使用役畜的情况来说，这些有93％或84％根本不使用役畜的农户，是无法同大农户相比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把大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在前一类（（一）类）农户中，132头役畜共耕种766公顷土地，而在后一类（（四）类）农户中，632头役畜才耕种1774公顷土地（1884年），这就是说，前者每头役畜平均要耕种将近6公顷土地，而后者将近3公顷。可见，小农户饲养役畜的开支要多一倍。小生产意味着经营技术手段的分散和由此而造成的劳动力的浪费。造成这种分散的部分原因，是小农户不得不使用质量低劣的役畜，即不得不拿牝牛当役畜来用。牝牛占役畜总数的百分比如下：1875年1884年（一）田庄－－（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2.5％（三）7.5—25公顷的农户6.3％11.4％（四）2.5—7.5公顷的农户60.7％64.9％（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67.7％77.9％平均27.0％33.4％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牝牛耕地的情况增多了，牝牛已经成为半无产者农户和小农农户的主要役畜。大卫想要把这种情况叫作进步，这就同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德雷克斯勒尔一模一样了，后者在自己的结论中写道：“许多小农户改用了对它们更合算的办法，就是拿牝牛当役畜。”这种做法对小业主所以比较“合算”，是因为这样比较省钱。所以省钱，是因为优质的役畜换成了劣质的役畜。德雷克斯勒尔和大卫这些人所赞赏的小农的进步，同日暮途穷的手工织布工的进步是完全一样的，这些手工织布工正在改用愈来愈低劣的原料，改用工厂生产的下脚料。1884年耕地的牝牛的平均重量是381公斤［注：不用于耕地的牝牛平均重量为421公斤。］，而耕马是482公斤，耕地的犍牛是553公斤。后一种役畜气力最大，1884年它占大资本主义业主役畜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中小资本家中占四分之一左右，在小农中不到五分之一，在半无产者农户中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农户愈大，役畜的质量愈高。役畜的平均重量如下：1875年1884年（一）田庄554598（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542537（三）7.5—25公顷的农户488482（四）2.5—7.5公顷的农户404409（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377378平均464460可见，总的说来，役畜的质量下降了。实际上，在大资本主义农户中有显著的提高，在其他各类农户中，却停滞或下降。从1875年到1884年，大生产和小生产在役畜质量方面的差别也扩大了。小农户改用牝牛当役畜，是德国普遍的现象。［注：这一点情参看上面第8章《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见本卷第172—183页。——编者注）］我们的材料也确凿地证明，这种改用牝牛的现象说明农业生产条件更加恶化，农民的贫困更加严重了。在快要结束对德雷克斯勒尔专门著作的材料的评论的时候，我们再引述一个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的牲畜头数和重量的统计材料，这是大卫根据德国一般农业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每公顷土地平均有牲畜头数（折合成大牲畜计算）牲畜重量（单位公斤）1875年1884年1875年1884年（一）田庄0.770.59408367（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0.630.57238244（三）7.5—25公顷的农户0.710.72254277（四）2.5—7.5公顷的农户0.850.94288328（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1.021.18286355平均0.770.76273294关于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的材料，这是大卫使用的唯一材料。在我们举的例子中，以及在德国整个农业中，这些材料都说明按单位面积计算的大农户的牲畜头数减少了。例如，在1884年，半无产者农户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比大资本主义农户多一倍（1．18比0．59）。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样计算就是把无法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牲畜重量的材料揭示了农户之间真实的对比：按单位面积计算，大生产的牲畜重量最大，因此肥料也最多，这说明，大生产在这方面条件也最优越。由此可见，大卫的结论说小农户的肥料总的说来比较充裕，这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里应当注意到，第一，我们的材料没有涉及只有殷实业主才买得起的人造肥料；第二，按重量来比较牲畜的数量，会把大小牲畜等同看待，例如，会把一个大农户68头牲畜的重量——45625公斤——同一些小农户1786头山羊的重量——45097公斤（1884年）——等同看待。实际上，大农户在粪肥方面的优势，比我们的数字所显示的要大得多。［注：这里再提一下上面援引的（第6章）（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克拉夫基的一段话：“小业主积肥能力比较差：他们的禾秸短，大部分用来喂牲畜（这又说明，饲料的质量下降），用来垫牡畜棚的就少了。”］总之，大卫提出“粪肥是农业的灵魂”这句空话，从而回避了畜牧业方面的社会经济关系，并对事情作了完全歪曲的说明。在一般牲畜特别是役畜的质量方面，在牲畜的饲养、改良以及厩肥利用的条件方面，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大生产比小生产优越得多。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十德国的布尔加柯夫——爱·大卫的“著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十德国的布尔加柯夫——爱·大卫的“著作”爱德·大卫的《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十分拙劣、十分冗长地汇集了我们在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先生那里看到的错误手法和错误论断。我们本来可以根本不去理会大卫。但是，他的“著作”无疑是目前论述土地问题的一本主要的修正主义著作，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来说明一下修正主义者先生们是怎样写学术著作的。大卫除在书中其他各章多次谈到农业中的机器问题外，还用了第4章一整章（俄译本第115—193页）来探讨这个问题。他十分详细地探讨了数百个技术性的细节，反而把问题的政治经济本质淹没在这些细节中了。说什么机器在农业中起不到它在工业中所起的作用；农业中没有中心发动机；多数机器只能工作一段时间；部分机器并不能节约生产费用，如此等等。大卫认为这些结论（参看第190—193页关于机器问题的小结）足以驳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但是，这只是在制造混乱，而不是在阐明问题。农业比加工工业落后，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落后是无须证明的。大卫把农业落后的表现逐条罗列出来，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一个又一个情况，但只是避开真正的研究对象：机器的使用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机器使用的增加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是否有联系？大卫根本不懂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大卫的观点实质上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这种小资产者满足于资本主义的比较缓慢的进步，不敢正视整个社会的进化。例如，大卫在谈农业机器问题时引用了本辛格的话，而且引用了无数次（俄译本第125、135、180、182、184、186、189、506页及其他各页）。我们这位大卫真可以说是在折磨读者，他对材料不加整理，不予以联系，不深思熟虑地提出问题，只是毫无目的地一味谈论枝节问题。因此，大卫不会对本辛格的结论作出任何概括。我在1901年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大卫。首先，对本辛格结论的概括表明（见上面，第183页［注：见本卷第112—113页。——编者注］）：使用机器的农户无疑比不使用机器的农户优越。大卫在细节上对本辛格的“修正”在他的书中比比皆是，但是不管怎样修正也改变不了这个结论。大卫避而不谈这个总的结论，简直同布尔加柯夫先生如出一辙！其次，大卫无休止地、无意义地、无联系地引用本辛格的著作，但是同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也没有发现本辛格对工业或农业中的机器问题的资产阶级观点。总而言之，大卫对问题的社会经济意义连懂也不懂。他不善于把那些证明大经济比小经济优越的实际材料综合起来、联系起来。结果只好发一通市侩的反动牢骚，把希望寄托在技术落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上面。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基督教的”叛徒布尔加柯夫先生，从理论上说，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大卫是毫无二致的。大卫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不了解问题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就拿他的一个基本论点，他的那个心爱的思想，也就是全书的“精髓”来说吧。他认为：在农业中小生产是富有生命力的，而且比大生产优越。请问大卫，什么叫作小生产呢？在第29页的脚注中，可以得到确切的回答：“凡是我们提到小生产的时候，我们指的都是那种不经常依靠外力帮助，也不从事副业而活动的经济范畴。”这句话说得很笨拙，而且被格罗斯曼先生翻译得文理不通，但是意思总还可以勉强看出。人们看了这一点，一定以为大卫会根据农民是使用雇佣劳动还是出卖劳动力这点来考察小（按土地面积来说）农业的条件。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大卫的资产阶级性暴露得最为明显之处，就是他完全忽视“小”农使用雇佣劳动和变为雇佣工人的问题。说他完全忽视，这绝对属实。德国统计中有这方面的统计材料，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也简要地引用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在我的书中引用得很详细，——见第227页［注：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大卫看过这些统计，却没有分析这些材料。他从个别的专题著作中摘录了一大堆引文，但却完全忽略了这些著作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总而言之，这位小资产者绝口不谈善于经营的农夫雇用“帮工”的问题。请看下面的例子。他在第109页上写道：“总的说来，在蔬菜业中也象在农业中一样，繁荣的是小生产。”你们一定在等待证明。但是你们看到的是下面这个而且仅仅是下面这个材料：“根据1895年的工业［注：这大概是译文的校订者格罗斯曼先生把Betriebsstatistik一词译成这样的。俄译本真叫人没有办法！这里应当译成：“农业企业的统计材料”。］统计材料，在32540个果园和菜园中，占地不到20公亩的有13247户（＝40％）；20—50公亩的有8257户（＝25％）；50公亩到1公顷的有5707户（＝14％）；1—2公顷的有3397户（＝10％）；2公顷以上的只有1932户（＝6％）。”仅此而已。就是这些材料也可以证明蔬菜业中小生产的繁荣。就是这段话就可以被看作精通农学的大卫的学术著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了解什么叫作学术上的骗局了。大卫说，只有6％的业主拥有2公顷以上的土地。就在他引用这些数字的那份统计材料中，同时就有这6％的业主拥有多少土地的材料。大卫却不提这些材料。他所以不提是因为这些材料会推翻他的理论。我曾经就这些材料说过（见《教育》上的文章，第220页［注：见本卷第193页。——编者注］）：在全部商业性菜园土地中有“半数以上的土地（51．39％）集中在1932户业主的手中，即集中在只占总数5．94％的菜园主手中”。在这1932个菜园主中，有2—5公顷菜园地的有1441户，平均每户有菜园地2．76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共有109．6公顷。有菜园地5公顷以上的业主有491个，平均每户有菜园地16．54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共有134．7公顷。（同上）可见，仅仅占总数6％的菜园主却集中了51．39％的菜园地。这是些大资本家，菜园是他们的资本主义农业（拥有100—135公顷土地的农场）的补充。可见，商业性蔬菜业的资本主义积聚程度是很高的。而大卫……竟敢断言，“繁荣的是小生产”，也就是说，是不使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在商业性蔬菜业中，究竟多大规模的农场需要使用雇佣工人，对这个问题他却没有提供资料。博学的大卫就是这样运用统计材料的。这里还有一个他引用专门著作方面的例子，他引用的就是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所援引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黑希特的著作（见上面，第203—207页［注：同上，第138—146页。——编者注］）。大卫在他的“著作”中用了两页（第394—395页）的篇幅来转述黑希特的著作。他是怎样转述的呢？他绝口不谈雇佣劳动。他绝口不谈黑希特如何粉饰有一小块土地的工厂工人“定居”的事实，如何把工人同富裕农民混为一谈。他绝口不谈，在少数富裕农民“繁荣”的同时，多数人的处境却十分困难，甚至不得不出卖牛奶来换取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大卫不仅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而且甚至还说：“黑希特列举了非常有趣的材料，说明这些农民的生活消费是很高的。”（第395页）很难设想还会有什么更露骨的资产阶级辩护术了。这里顺便谈一下，黑希特提到农民出卖牛奶，而购买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的事实。本来，这是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的。早在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谈到资本主义使人民的饮食更加恶化。［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3—105页。——编者注］在俄国，从恩格尔哈特时代[90]（70年代）起，凡是稍微认真研究过牛奶业中的资本主义进步的人，都多次地指出过这一现象。“博学的”大卫却没有发现这一点。他甚至对社会主义者们指出这一现象加以耻笑。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本书的第427—428页上嘲笑了考茨基，因为考茨基说过，牛奶收集站使农民更多地出售牛奶，从而使他们的饮食更加恶化。为了让读者能够对德国的民粹主义者大卫作出适当的评价，我们把他的原话引述如下：“……其他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习惯，只要有一笔较大的收入，总要花一点在吃的上面。一个人只要多少有几个钱，就想吃得好一点，这可以说是人的本性。但是令人极其奇怪的是，只有农民不是这样，他们参加协作社以后，出售牛奶和生猪得到的钱大家都认为比以前多了，但是他们的做法却和其他一般人完全不同”，如此等等。对于反动市侩的这种滑稽表演，当然不值得理会。只要把它展示给读者就够了，只要从分散在550页上的一大堆断章取义的农学引文中，把这些言论抽出来见见天日就够了。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就是连大卫援引的那位资产阶级辩护士黑希特也承认饮食恶化是事实，是出卖牛奶换取人造黄油的结果。在德国南部，在小农户占优势的地区情形就是如此。至于另一地区（如东普鲁士），克拉夫基也指出过十分相似的情况（见上面，第213页和第214页［注：见本卷第154—156页。——编者注］），他说：小农“很少食用黄油和全脂牛奶”。大卫的这种资产阶级辩护术，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上全都可以看到。例如，他用了几十页的篇幅（第413—435页及其他各页）来歌颂德国和丹麦的牛奶协作社。他也引用了统计资料……但是仅限于协作社数目增长的资料！德国统计中的关于协作牛奶业集中在资本主义大农场手中的材料（见上面，第242页［注：同上，第193—195页。——编者注］），他却没有引用。大卫之流竟没有发现他们引用的统计资料中有这方面的材料！大卫说：“组成协作社的丹麦农民，甚至超过了大土地私有者的私有农场。”接着还举了一个例子，引用化验所第46号报告说，协作社的黄油比地主的黄油质量高。大卫继续写道：“农民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而从前他们在自己的小经济中只能生产质量很低的黄油，卖价几乎只有大所有主卖得的一半。这里谈的实际上是中等农民和小农（黑体是大卫用的）。1898年丹麦共有牛栏179740个；其中只有7544个，即4％的牛栏各有30头以上的奶牛；有49371个，即27．82％的牛栏各有10—29头奶牛。有122589个，即68．97％的牛栏各有不到10头奶牛。在最后一类中，有半数以上即有70218个牛栏（占总数39．85％），每个只有1—3头奶牛，这就是说，它们是属于小农户的。小农户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协作组织，这有事实为证：1900年，丹麦共有奶牛1110000头左右，其中约有900000头奶牛的牛奶是供协作牛奶场销售的。”（第424页）博学的大卫就是这样来论证的。他避而不谈各类农户各拥有多少奶牛的确切材料，引用这些材料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但是就从他引的残缺不全的数字中也可以看出，他把事实真相完全歪曲了。如果把奶牛总数同牛栏按牲畜存栏头数分类的情况对照一下，就可以得出如下一幅（尽管是近似的［注：这些数字所以是近似的，是因为：第一，这里的奶牛头数是1900年的数字，而农户数目是1898年的数字；第二，各类农户的奶牛头数只能算出约略的数字，因为大卫那里没有精确的数字。我们估算的大农户的比重比实际情况要小些：7544个农户平均每户有30头以上的奶牛。即使拿最低的数目来算，即按每户30头计算，那7544×30＝226320头。我们选择了较小的数字，因为不这样，小农户的规模就更加接近各类农户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但大体上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图画：丹麦农户数目（单位千）拥有的奶牛头数（单位千）平均每户期有奶牛头数有1—3头奶牛的农户701001.43有4—9头奶牛的农户522504.81有10—29头奶牛的农户4955011.22有30头以上奶牛的农户820025.00总计17911006.14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第一，丹麦乳品畜牧业的积聚程度是很高的。在1100000头奶牛中，有750000头，即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是属于大农户的，而大农户在179000户中只占57000户，即不到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类农户平均有10头以上奶牛，看来不使用雇佣劳动是不行的。可见，大卫“没有发现”，这里畜牧业经营的规模绝不是很小的；丹麦的业主是不能用土地的数量来衡量的。大卫“没有发现”，这里同其他各地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情况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小的。小业主共有70000户，即几乎占40％，但是他们的奶牛却只占奶牛总头数的1/11。第二，上述数字表明，丹麦也同德国一样，得到协作社好处的主要是资本家。在1100000头奶牛中，有900000头奶牛的奶是供牛奶场销售的，那就是说，还有200000头奶牛得不到协作销售的“好处”。这些多半是最小业主的奶牛，因为我们从德国的材料中看到，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参加牛奶协作社的只占全体农户的0．3％，而土地在100公顷以上的农户参加的却占35．1％。可见，这一切都说明，小业主（共70000户，有100000头奶牛）从协作销售中得到的好处最少。丹麦的例子完全推翻了大卫的说法，证明在乳品生产中占优势的恰恰不是小农户，也不是中等农户，而是大农户。为了使这些枯燥的数字和表格生动一些，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农业的阶级性质（这一点完全被愚蠢的市侩大卫忽略了），我们从丹麦工人运动史中举出一件突出的事实作为例子。1902年，丹麦的船主降低了司炉的工资。司炉工人为此举行了罢工。码头工人工会支持他们，也停止了工作。但是……罢工没有能形成总罢工，没有扩展到丹麦的各个港口。“在丹麦农产品出口方面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埃斯比约港〈位于丹麦西海岸，是同英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没有卷入罢工，因为丹麦农业协作社声明，它们可以立即派遣必要数量的社员去装船；丹麦农民不容许中断自己的产品出口。”［注：埃来尔·赫尔姆斯《丹麦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1907年莱比锡版第138页。——编者注］这样一来，丹麦的协作社就站在船主方面反对工人，破坏了这次罢工。有10头以上奶牛的资本家农场主支持资本家反对工人，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令人不可理解的只是，象大卫这样一些抹杀阶级斗争的著作家却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在农业和加工业（制糖、酿酒等等）结合的问题上，大卫也犯了和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相同的错误。同这位俄国教授一样，德国“博学的”机会主义者只是照抄德国统计调查的表格，没有想一想这些表格究竟说明了什么！考茨基肯定地说，制糖业是农业大工业的典型。大卫为了反驳这一点，也同布尔加柯夫一样，引用了一些数字来证明兼营加工业的小农户比兼营加工业的大农户更多（大卫的著作第406、407、410页）。博学的统计家却忘记了，小农户的总数本来就比大农户多。他没有计算一下兼营加工业的各类农户在同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而只是抄录了在兼营加工业的农户总数中各类农户所占的百分比的表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这一错误，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见第237页和第238页［注：见本卷第186—189页。——编者注］）现在有一点要指出，就是在科学上采取同样老实态度的爱·大卫，对于资本家手中的甜菜地所占百分比的材料，同样也没有花力气去看一下。德国机会主义者和俄国自由派教授两人的灵魂简直相似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他们不仅引用统计材料同样地粗心大意、同样地无能，而且引证马克思著作也同样地粗心大意。大卫同布尔加柯夫一样，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不错，他阐述这一规律时提出一些特殊的限定，加上一些特殊的条件，但是这并没有使情况好一些。例如，大卫在第476页上说：“这一规律根本不涉及从某一科学技术水平升到另一水平所引起的生产率波动问题。这个规律只涉及同一科学技术水平上的生产率波动。”这正好是我在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时指出的他对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作的限定（见上面，第165、166页［注：见本卷第87—89页。——编者注］），当时我还补充说：这是一个“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大卫却继续把这个规律奉为农业的特征。这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因为在“科学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是在工业中追加投资也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大卫在结尾的一章中写道：“农业落后是因为：第一，自然界有机力的保守性，这表现在收成递减规律上。”（第501页）这个结论把刚才提出的一个论点（这个“规律”不适用于向更高技术水平过渡的情况）完全抛弃了！“自然力的保守性”，这不过是反动市侩的遁词，他们无法了解特别阻碍农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大卫暴露出自己不了解这些社会条件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农业中存在着封建残余，雇工处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等等；第二，存在着地租，它抬高地价并通过地价把高额地租固定下来。大卫写道：“我们认为，目前德国农业即使有海外生产所促成的、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来是正常的生产率，也不可能生产必要数量的粮食。收成递减规律不容许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无限地增加产量，而不降低生产率。”（第519页，把大卫最后一句话加上了着重标记）。请来看看这位经济学家吧！他宣称，收成递减“规律”只涉及同一科学技术水平上的生产率波动（第476页）。但是结论却是：“规律不容许‘无限地’增加产量”（第519页）！怎么能得出结论说，即使没有土地私有制，没有高昂的地租，没有雇工无权、闭塞和受鄙视的地位，没有容克地主野蛮的中世纪特权的妨碍，德国农业也不可能提高到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呢？？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大卫为了掩饰自己退向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旧偏见的可耻行径，也同布尔加柯夫一样，把经过歪曲的马克思引文拿给我们看。大卫引证的《资本论》第3卷的那一页（第3卷下册第277页）正好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引过的！（见大卫的著作第481页和上面我们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著作的分析，第171页和第172页［注：见本卷第94—98页。——编者注］）我对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科学上采取的老实态度所作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大卫。布尔加柯夫先生歪曲了马克思的引文。大卫也只引了这段引文的头一句话：“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2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39页。——编者注］大卫也和布尔加柯夫一样，歪曲了马克思的话，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谈这个问题只此一处。其实——我们再说一遍——凡是读过《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注：同上，第26卷第2册第262—536页。——编者注］）的人，都知道事实正好相反。马克思几十次地指出，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降低同这一生产率的提高，是两种完全同等的、同样可能的情况。在第481页的脚注中，大卫声称以后要探讨这个规律同地租的关系，还要“批判地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试图推翻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原理并进而发展和充实地租理论的”。我们可以预言，大卫的批判的探讨将会象布尔加柯夫先生或……象马斯洛夫同志那样，不过是重复一下资产阶级的偏见罢了。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大卫的另一个根本错误的论点。批驳大卫的辩护术或他对统计材料的歪曲，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在下面我们就要谈到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材料，能用现实的真实情景同现代市侩的理论作一番对照。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八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中等农户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八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中等农户问题上面我们考察了有关农民经济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农民经济问题恰好是现代土地问题的重心。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审核一下“批评家们”就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我们扼要地把1882年和1895年统计的主要结果引述如下：农户类别农户数目（单位千）农业面积（单位千公顷）百分比绝对增减数字农户面积1882年1895年1882年1895年1882年1895年1882年1895年农户面积2公顷以下30623236182618085858.25.75.6174-182—5公顷98110163190328618.618.31010.135965—20公顷9279999158972217.61828.729.97256420—100公顷281282990898705.35.131.130.31-38100公顷以上2525778778320.50.424.524.1±0＋45总计527655583186932518100100100100＋282＋649马克思主义者和“批评家”对于这种变化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有三个情况值得研究一下，这就是：最小的农户的数目增加了；大地产即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数目增加了，这类农户在我们简单的图表中是同土地超过100公顷的农户合并在一起的；最后，中等农户（5—20公顷）的数目也增加了，这个事实引起的争论最多，也最引人注目。最小农户的数目的增加，表明贫困和无产阶级化大大加深了，因为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业主绝大多数都不能单靠农业维持生活，而必须搞些副业，即从事一些雇佣劳动。当然也有例外，如果种植特种作物、经营葡萄园和蔬菜业、播种技术作物和商业性作物、经营市郊经济等等，那有1公顷半土地就能成为独立的（有时甚至不算小的）农民了。但是在总数达300万户的农户中，这种例外是微不足道的。大量的这种小“农民”（几乎占农户总数的3/5）都是雇佣工人，德国关于各类农民的主要职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将这些材料简要概括如下：农民类别按主要职业划分的农村业主（百分比）从事副业的独立农村业主（百分比）独立的非独立劳动其他工作总计农业商业及其他2公顷以下17.422.550.39.810026.12—5公顷72.216.38.62.910025.55—20公顷90.871.11.110015.520—100公顷96.22.50.21.11008.8100公顷以上93.91.50.44.210023.5总计45.017.531.16.410020.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全部农民，只有45％即不到一半，按其主要职业来说是独立的农民。而且在这些独立的农民中间，有五分之一（20．1％）还兼搞副业。有17．5％的农民，其主要职业是经营商业、工业和蔬菜业等等（所谓“独立的”，是指他们都处于业主地位，而不是各该行业的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31．1％）是雇佣工人（他们在工农业各部门都是“非独立的”）。以供职（当兵、做官等等）和自由职业等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占6．4％。在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民中，有一半是雇佣工人；在320万个这样的“业主”中间，“独立的”农民只占很少数，只占总数的17．4％。而且在这17％的农民中间，有四分之一（26．1％）的农民从事副业，这就是说，不是按其主要职业（如上面说的50．3％）而是按其副业来说，他们也是雇佣工人。甚至有2—5公顷土地的农民，也只有一半多一点（1016000户中有546000户）是不从事任何副业的独立的农民。由此可见，布尔加柯夫先生对情况的歪曲描述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他硬说（我们已经说过，这是胡说）真正从事农业的人的总数增多了，并且认为这是由于“独立农户增多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首先是中等农户由于大农户减少而增多了”（第2卷第133页）。即使中等农户在农户总数中占的比重增加得最多（从17．6％增加到18％，即＋0．4％），这也丝毫不能说明，农村人口的增长首先是由于中等农户的增加。在农户增加的总数中，哪些类农户增加得最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有关的、决不能作出两种解释的资料：农户总数共增加了282000户，其中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增加了174000户。可见，农村人口的增加（如果说有增加的话），恰恰是由于非独立农户增加了（因为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多半不是独立的）。增加得最多的是小农户，这说明无产阶级化加深了。即使是有2—5公顷土地的农户增加了（增加了35000户），我们也不能全部当作独立农户的增加，因为这类农民共有1016000户，其中只有546000户是不从事副业的独立的农民。在谈到大农户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指出下面这个非常典型的事实（也是驳斥一切辩护术的很重要的事实）：农业和其他行业的结合，对于各类农民来说具有不同的和相反的意义。对于小农说来，这意味着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农民的独立性愈来愈少，因为在这里，同农业结合的是雇佣劳动、小手工业和小商业等等。对于大农说来，这意味着大土地占有者由于在政府或军队中供职而提高了政治地位，或者意味着农业同林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结合起来了。大家知道，这后一种现象是农业的资本主义进步的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以“独立的”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即不是以工人身分，而是以业主身分经营农业的）农民，其百分比随着经营面积的扩大而迅速提高（17—72—90—96％），而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这个百分比却降到93％，在这类农户中，有4．2％的业主是以供职（“其他工作”栏）为主要职业，有0．4％的业主是以“非独立”劳动（这不是当雇佣工人，而是当总管、当视察员等等；参看《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49页★）为主要职业。同样，我们看到，兼搞副业的独立农民的百分比，随着经营面积的扩大而迅速降低（26—25—15—9％），但是在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中间，却急剧上升（23％）。至于大农户（100公顷以上）的户数和他们的土地面积，上面的材料表明，它们在农户总数和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都减少了。试问，能不能象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匆匆忙忙地从这里得出中小农户排挤大农户的结论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这一点上气冲冲地攻击考茨基，只能证明他没有本领从根本上反驳考茨基的见解。第一，大农户的比重减少得很少（就农户数目来说，从0．47％降到0．45％，即降低了0．02％，就面积的比重来说，从24．43％降到24．088％，即降低了0．35％）。况且为了经营集约化，有时必须缩小一些土地面积，大业主常把距离田庄中心较远的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别人，以便获得劳动力，——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现象。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那位详细描述了东普鲁士大小农户的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小地产起着为大地产服务的作用，作者还热心地建议让一些工人定居下来。第二，仅靠经营面积的资料还不能判断生产的规模，因此也就谈不上小农户排挤大农户。大农户在生产规模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已经为使用机器的统计材料（见上面）和农产品加工业的统计材料（由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德国统计资料中的有关部分作了惊人的歪曲，我们下面还要对这部分资料作专门的分析）无可争辩地证实了。第三，在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中，大地产即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最为突出，这类农户增加的百分比甚至比中等农户还要高，从515户增加到572户，即增加了11％，而中等农户则从926000户增加到998000户，即增加了7．8％。大地产的面积从708000公顷激增到802000公顷，即增加了94000公顷：1882年，大地产占全部农业面积的2．22％，1895年，已上升到2．46％。对这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曾毫无根据地反驳了考茨基，现在他在自己的书中又作了更加没有根据的概括。他写道：“大农户衰落的标志，就是……大地产增加了，虽然农业的进步，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必然造成分散的现象。”（第2卷第126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竟毫不犹豫地说大农户发生了“大地产的〈！〉退化”（第2卷第190、363页）。请看，我们这位“学者”的议论是多么合乎逻辑：因为经营面积的减少有时在经营集约化的条件下意味着生产的增长，所以，大地产户数和面积的增长应当一概看作是衰落！既然逻辑这么糟糕，为什么不求教一下统计材料呢？请看，在布尔加柯夫先生所引的材料里，就有许多关于大地产经营情况的资料。我们现在引用一下其中的一些材料：572个最大的农户在1895年共有土地1159674公顷，其中农业面积为802000公顷，森林面积为298000公顷（一部分大地产占有者主要是木材业者而不是农村业主）。它们中间有97．9％饲养牲畜，有97．7％饲养役畜，有555个业主使用机器，而且我们看到，其中每户都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各种机器。使用蒸汽犁的有81户，即占大地产总数的14％。它们饲养牲畜的情况如下：牛148678头；马55591匹；绵羊703813只，猪53543头。它们当中兼营制糖厂的有16户，兼营酿酒厂的有228户，兼营啤酒厂的有6户，兼营淀粉厂的有16户，兼营磨坊的有64户。至于集约化程度，可以从下列事实加以判断：有211户种植甜菜（共占地26000公顷），有302户种植加工业用马铃薯，有21户向城市销售牛奶（共有奶牛1822头，平均每户87头），有204户参加了牛奶协作社（共有奶牛18273头，平均每户89头）。这怎么会象“大地产的退化”呢？现在再来谈谈中等农户（5—20公顷）的问题。中等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百分比从17．6％增加到18．0％（＋0．4％），在土地面积总数中从28．7％增加到29．9％（＋1．2％）。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扑灭者”很自然地把这些资料当作手中的主要王牌。布尔加柯夫先生从这里既引伸出“小农户排挤大农户”，又引伸出“分散的趋势”，如此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在“农民”问题上，笼统的资料特别无用，最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这里，小企业主经济的形成过程和农民资产阶级的“进步”最容易把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掩盖起来。我们看到，德国农业总的情况是，一方面大资本主义农户无疑有了发展（大地产增加了，机器的应用广泛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更加无可怀疑地有了增长（农民往城市里跑，土地更加分散，小农户增加，副业性的雇佣劳动更加普遍，小农的饮食日益恶化等等），在“农民”中间不出现这种过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详细的统计资料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一过程，证明光有土地面积的资料在这里是根本不够的。因此，考茨基说得十分正确，他根据德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情况断定说，从这些资料中得出小生产战胜大生产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然而，现在还有一些直接有关的而且十分丰富的材料，可以证明，“中等农户”的增长意味着贫困的增长，而不是富裕和繁荣的增长。这就是关于役畜的材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以及在他的著作中就引用了这些材料，但是用得很不得当。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谈到关于中等农户进步、大农户衰落的论断时写道：“如果对此还需要提出证明的话，那么除了劳动力数量这一标志外，还可以再举出役畜数量的标志。下面就是一张雄辩的图表”[注:我们把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用的图表全部转抄如下，只是补上了原来所缺少的总结数字。］：使用役畜耕作的农户数目差额1882年1895年0—2公顷…………………325005306340－186652—5公顷…………………733967725584-83835—20公顷…………………8946969251033040720—100公顷…………………279284275220-4064100公顷以上…………………2484524485-360总计……………………22577972256732－1065“有役畜的农户的数量，在大农户中和在小农户中都有所减少，只是在中等农户中有了增加。”（《开端》杂志第1期第20页）假如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匆忙写成的杂志文章中犯了错误，从关于役畜的资料中得出了同这些资料所说明的内容恰恰相反的结论，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竟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又重犯了这个错误（第2卷第127页，他还把＋30407和－360当作牲畜头数，然而这是使用役畜的农户数；不过这当然是一桩小事）。我们要问问我们这位敢说“大农户退步”（第2卷第127页）的“严峻的学者”：既然中等农户的总数增加了72000户（第2卷第124页），而饲养役畜的中等农户增加了30000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役畜的中等农户的百分比降低了，这还不清楚吗？既然如此，是否应该再看一下，1882年和1895年饲养役畜的农户在各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呢？这些资料在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用了绝对数字的那一页、那一张图表中就有（《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1页★）。这些数字如下：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差额1882年1895年0—2公顷………………10.619.46－1.152—5公顷………………74.7971.39-3.405—20公顷………………96.5692.62-3.9420—100公顷………………99.2197.68-1.53100公顷以上………………99.4297.7-1.72总计……………………42.7940.60－2.19可见，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整个说来降低了2％强，而中小农户降低的幅度高于这个平均数，大农户降低的幅度低于这个平均数。[注:在最小的农户中降低得最少，因为这类农户只有极少一部分是饲养役畜的；往下我们就会看到：正是在这类农户中（而且仅仅在这类农户中），役畜的质量有了提高，也就是说，饲养马和犍牛比较多了，牝牛比较少了。德国调查的作者也公正地指出（第32页★），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地块最小的业主饲养役畜不仅仅是为了耕作，同时也是为了从事“副业性的雇佣劳动”。因此，在役畜问题上，一般说来，把小农户统计在内是不对的，因为它们所处的条件是十分特殊的。］此外，不应当忘记，“正是在大农户中间，往往用机器动力代替畜力，使用各种各样的机器特别是蒸汽机（蒸汽犁等等）”（《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2页★）。所以，虽然大农户（100公顷以上）中有役畜的农户减少了360户，但是使用蒸汽犁的农户却增加了615户（1882年是710户，1895年是1325户），由此可见，整个说来大农户不仅没有失势，而且甚至很得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德国，真正改善了经营条件（指用牲畜耕作或用蒸汽代替牲畜）的唯一农户类别，是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农户。其他各类农户的经营条件都更坏了，其中最坏的恰恰是中等农户，在中等农户中，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降低得最多。从前大农户（100公顷以上）和中等农户（5—20公顷）之间，有役畜农户的百分比的差额不到3％（99．42％—96．56％），现在却超过了5％（97．70％—92．62％）。关于役畜质量的资料，更加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结论。农户愈小，役畜的质量愈差，就是说，用犍牛和马耕作的愈少，而用体力差得多的牝牛耕作的愈多。下面就是关于1882年和1895年这方面情况的资料：每100个有役畜的农户中：只使用牝牛的农户既使用牝牛也使用马或犍牛的农户1882年1895年1882年1895年0—2公顷……83.7482.10－1.6485.2183.95－1.262—5公顷……68.2969.42＋1.1372.9574.93＋1.985—20公顷……18.4920.30＋1.8129.7134.75＋5.0420—100公顷……0.250.28＋0.033.426.02＋2.60100公顷以上……0.000.03＋0.030.251.40＋1.15总计……41.6141.82＋0.2148.1850.48＋2.30我们看到，役畜的质量普遍降低了（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小农户不计算在内），而在中等农户中恰巧降低得最厉害。在这类农户中，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增加得最多的是那些不得不兼用牝牛耕作和只能使用牝牛耕作的农户。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有役畜的中等农户不得不兼用牝牛来耕作土地（这样，土地当然会耕得更差，从而会减少收成，也会减少产奶量），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农户只能使用牝牛来耕作。如果我们看一下役畜的数量，我们就可以发现，牝牛的头数在各类农户（小农户除外）中都有所增加。马和犍牛的增减数字如下：用于耕作的马和犍牛的数量（单位千）1882年1895年差额0—2公顷……………62.969.4＋6.52—5公顷……………308.3302.3－6.05—20公顷……………1437.41430.5-6.920—100公顷……………1168.51155.4-13.1100公顷以上……………650.5695.2＋44.7总计………………3627.63652.8＋25.2把小农户除外，役畜增加的只有大农户。因此，从使用畜力和机器动力进行耕作的情况来看，关于经营条件变化的总的结论是：只有大业主的条件得到改善，其他各类业主的条件都有所恶化，而中等农户恶化得最厉害。根据1895年的资料，我们可以把整个中等农户再分为两小类：5—10公顷一类和10—20公顷一类。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小类（这类农户的数目比较起来要多得多）在使用役畜方面的经营条件要差得多。5—10公顷土地的农户共606000户，有役畜的占90．5％（10—20公顷土地的农户共393000户，有役畜的占95．8％），其中使用牝牛耕作的占46．3％（在10—20公顷土地这一类农户中，占17．9％），只能使用牝牛耕作的占41．3％（在10—20公顷土地这一类农户中，占4．2％）。然而，从1882年到1895年，正是这些在使用役畜方面条件特别差的5—10公顷土地的农户，无论户数或是土地面积都增加得最多。下面就是有关的资料：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农户总面积农业面积1882年1895年1882年1895年1882年1895年5—10公顷……10.5010.90＋0.4011.9012.37＋0.4712.2613.02＋0.7610—20公顷……7.067.07＋0.0116.7016.59－0.1116.4816.88＋0.40在10—20公顷这一类里，农户数目增长得非常少，在总面积中占的比重甚至减少了，农业面积的比重增加得也比5—10公顷的农户少得多。可见，中等农户的增加主要是（甚至几乎完全是）5—10公顷这类农户的增加，也就是说，增加的是那些在使用役畜方面经营条件特别差的农户。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统计资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等农户所谓增长的真实含义：这不是富裕的增长，而是贫困的增长，不是小农业的进步，而是它的每况愈下。既然中等农户的经营条件恶化得最厉害，不得不更多地使用牝牛来耕作，那么，我们根据经营的这一方面的情况（这是整个经营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得出关于经营的其他各方面的情况的结论。既然无马户（这个术语俄国读者很熟悉，用在这里也很恰当）的数量增加了，役畜的质量更坏了，那么毫无疑问，牲畜的整个饲养、土地的管理、农民的饮食和生活条件也就都更坏了，大家都知道，农民农户牲畜饲养得愈差，干活愈累，人的生活也就愈坏，干活也就愈累，反之亦然。上面我们根据克拉夫基的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现在已被有关德国全部小农户的大量资料所充分证实了。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九德国的牛奶业和农业协作社。德国农村人口的经济地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九 德国的牛奶业和农业协作社。 德国农村人口的经济地位 我们十分详细地研究了役畜的资料，因为只有这些资料（除了我们上面分析过的有关机器的资料以外）能使我们看到所谓农户的内部情况，它的设备和它的经营情况。其他一切资料，如土地数量的资料（我们已经引用过了）和牲畜数量的资料（我们马上就要引用），只是从外部描述了农户的情况，把明明存在的差别抹杀了，因为各类农户的土地管理情况以及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牲畜的质量和牲畜的生产率都是各不相同的。尽管这些差别的存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在作笼统的统计时通常都忘掉这一点，只有关于机器和役畜的资料，才使我们多少能看出这种差别，了解到这种差别（总的说来）究竟表明谁的优势。如果大农户使用得较多的是统计中仅仅提到的那些特别复杂和贵重的机器，那么很明显，统计没有提到的其他一切农具（犁、耙、大车等等），在大农户中，质量也一定更高，每个农户配备的也一定更齐全，利用得也一定更充分（因为农户规模较大）。耕畜的情况也是如此。小业主为了抵制大农户的这种优势，必然要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在生存竞争中，他们没有别的武器），因此，小农具有这些品质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必然具备的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追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现代“批评家”）却把这种情形誉为节俭、吃苦耐劳的美德等等（参看黑希特和布尔加柯夫的著作），并把这一切归功于农民。社会党人却把这种情形叫作过度劳动（Ueberarbeit）和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把这一切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尽力擦亮农民的眼睛，让他们识破那些把低下的社会地位誉为美德，力图使它万古长存的马尼洛夫式的言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882年和1895年德国各类农民牲畜分配情况的资料。下面是这些资料的主要总结数字： 百分比： 牲畜总数（按价值计算） 牛猪 1882年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1895年 ± 0—2公顷…9.39.4 ＋0.110.58.3 －2.224.725.6 ＋0.9 2—5公顷…13.113.5 ＋0.416.916.4 －0.517.617.2 －0.4 5—20公顷…33.334.2 ＋0.935.736.5 ＋0.831.431.1 －0.3 20—100公顷…29.528.8 －0.727.027.3 ＋0.320.619.6 －1.0 100公顷以上…14.814.1 －0.79.911.5 ＋1.65.76.5 ＋0.8 总计…100100 —100100 —100100 — 可见，大农户的牲畜在牲畜总数中的比重减少了，中等农户牲畜的比重增加得最多。虽然关于牲畜总数的资料是按价值计算的，但是我们还是讲牲畜的总头数，因为统计人假设各类农户每头牲畜的价值都相同，这显然是错误的。关于牲畜价值的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把各种牲畜加在一起（把各种牲畜折合成大牲畜，也能获得同样结果。不过这样就需要我们重作计算，但这对结论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改变）。这些资料是根据耕畜的数量来说明全部耕畜的分配情况，而不是根据耕畜的实际价值。大业主的牲畜比小业主的好，而且一定会比小业主的牲畜有更大的改良（根据农具的改良来判断），因此，这些资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大农户的实际优势。 在谈到某几种牲畜时，应当指出，大农户牲畜的比重的减少，完全是由于商业性牧羊业的衰落。从1882年到1895年，绵羊的数目从2110万只减少到1260万只，即减少850万只，其中拥有2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减少了700万只。大家知道，乳品畜牧业和肉品畜牧业是德国的商业性畜牧业中最发达的部门。因此我们引用了关于牛和猪的资料，结果发现，在这两个畜牧业部门中大农户（100公顷以上）发展得最快：大农户的牛猪在牛猪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得最多。这一事实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由于畜牧户的规模往往比农业户的规模小，因此，发展得更快的不是大资本主义农户，而是中等资本主义农户，这是可以想见的。总的结论（关于牲畜的数量，而不是关于牲畜的质量）应当是：大业主由于商业性牧羊业的急剧衰落遭受的损失最大，他们没有能够完全弥补这种损失，而只是用大量增殖牛猪（同中小农户相比）的办法减轻了这种损失。 谈到乳品畜牧业，我们不能忽略德国统计中提供的那些十分有益的、据我们所知尚未被人利用的有关资料。但是这已牵涉到加工业和农业结合这个总的问题。由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事实又作了惊人的歪曲，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谈一谈。大家知道，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是农业中独特的资本主义进步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就说过：“在我看来，这种结合的意义被考茨基夸大得过分了，如果拿统计资料来看一下，以这种方式同工业联系起来的土地，其数量是微乎其微的。”（第3期第32页）论据非常牵强，这种结合的技术进步性布尔加柯夫先生是不敢否认的，但是对于代表达一进步的究竟是大生产还是小生产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他干脆避而不谈。然而统计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切的回答，因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只好在自己的著作中耍起……请允许我这样说！……花招来。他引用了兼营这种或那种加工业的农户（所有的农户，而不是各类农户！）的百分数，并且指出：“不应该认为兼营加工业的主要是大农户。”（第2卷第116页）恰恰相反，最尊敬的教授先生，正是应该这样认为。您的图表（没有提供兼营加工业的农户在同类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只能转移那些外行的或粗心的读者的视线。为了避免满篇都是数字，我们把兼营制糖厂、酿酒厂、淀粉厂、啤酒厂和磨坊的各类农户的数字计算在一起（从而也提供了农业和各种加工业结合的数字），得出如下的图表： 农户总数兼营加工业的农户数字 百分比[87] 0—2公顷………………………………3236367 113640.35 2—5公顷………………………………1016318 135421.33 5—20公顷………………………………998804 258792.59 20—100公顷………………………………281767 82732.97 100公顷以上………………………………25061 400615.98 总计……………………………5558317 630641.14 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572 33057.69 可见，在小农户中兼营加工业的农户的百分比很小，只有在大农户中百分比才比较大（在大地产中百分数特别大，它们半数以上都得到兼营的好处）。只要把这一事实同前面引用过的关于机器和役畜的资料比较一下，读者就会明白，布尔加柯夫先生的下述名言是多么荒谬绝伦。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大农户是经济进步的代表者，小农户是经济退步的代表者”这一说法，是“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空想”（第2卷第260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接着说：“绝大多数（甜菜和酿酒用马铃薯）是小农户生产的。” 正好相反，恰恰是大农户生产的： 种植甜菜的 农户数目在农户总数中 所占百分比种植甜菜的面积 （单位公顷）百分比种植加工业用 马铃薯的农户数目在农户总数中 所占百分比 0—2公顷…………107810.33 37811.0565 0.01 2—5公顷…………214132.10 126933.2947 0.09 5—20公顷…………471454.72 4821312.13023 0.30 20—100公顷…………266439.45 9778224.74293 1.52 100公顷以上…………726228.98 23382059.05195 20.72 总计…………1132442.03 39628910014023 0.25 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211 36.8826127— 30252.79 这就是说，种植甜菜和加工业用马铃薯的农户的百分数，在小农户中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大农户中却相当可观，在大地产中尤其可观。绝大多数的甜菜，按播种面积来说，有83．7％是大农户生产的。［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关于加工业的论断的彻底……失败，是那样奇怪，以致我们不禁要问：布尔加柯夫先生所以失败，是不是因为他在摘录德国调查的图表时没有注意到，图表中所提供的兼营加工业的农户的百分数根本不是在同类农户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一方面，很难设想在一位严峻的学者的“研究著作”中竟会有这么多的错误（和武断的结论）。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图表同调查的图表（第40★页和第41★页）竟完全一样，——这是无可怀疑的……哎，这些“严峻的学者”啊！］ 关于“大农户”在牛奶业中所占的“比重”，布尔加柯夫先生也同样根本没有弄清楚（第2卷第117页），而商业性畜牧业的这一部门是全欧洲发展得特别快的一个部门，它同样是农业进步的一个标志。下面就是向城市销售牛奶和乳制品的农户的数字： 这类农户数目在总数中所占 百分比①在同类农户总数中 所占百分比奶牛头数在总数中 所占百分比每户平均的 奶牛头数 0—2公顷…………899821.46 0.32502811.59 2.8 2—5公顷…………1104926.35 1.13027514.03 2.7 5—20公顷…………1534436.59 1.57091632.85 4.6 20—100公顷…………567613.54 2.05843927.07 10.3 100公顷以上…………8632.06 3.43121314.46 36.1 总计41930100 0.8215871100 5.1 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21— 3.71822— 87.0 ［注：①我们列出这一栏，是想让读者对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手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引用的就是这一栏（引自调查材料）！］ 由此可见，大农户在这里也是领先：农户愈大，参加乳品商业的农村业主所占的百分比就愈高，而大地产所占的百分比最高（“大地产的退化”）。例如，向城市销售牛奶的大农户（100公顷以上）要比中等农户（5—20公顷）多一倍以上（3．4％和1．5％）。 大农户（按土地面积来说）也经营规模很大的牛奶业，这一点从每户平均拥有的奶牛头数就可以看出：100公顷土地以上的农户每户平均达36头，大地产竟达87头。明显的资本主义农户（20公顷以上）虽然在农户总数中占的比重很小（5．52％），在向城市销售牛奶的农户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15．6％），但是供应城市牛奶的全部奶牛有41．5％集中在这类农户手中。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和商业性畜牧业的这一部门的资本主义积聚，是无可怀疑的了。 但是按土地面积划分农户类别的资料，还远远不能充分说明牛奶业的积聚。可以想象得到，一些农户土地面积相等但牲畜特别是产乳牲畜数量却不相等，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而且必然会有。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牛的总头数和供应城市牛奶的奶牛总头数在各类农户中的分布情况。 在牛的总头数中所占百分比在供应城市牛奶的奶牛总头数中所占百分比 差额 0—2公顷…………………………8.311.6 ＋3.3 2—5公顷…………………………16.414.0 －2.4 5—20公顷…………………………36.5 32.8－3.7 20—100公顷…………………………27.3 27.1－0.2 100公顷以上…………………………11.5 14.5＋3.0 总计…………………………100.0100 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境况最坏的恰恰是中等农民农户，这类农户只把自己的极小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这是牛奶业中最盈利的部门）。与此相反，大农户的境况却非常有利，它们把自己的较大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注：这种差别决不能拿犍牛在牛的总数中所占比例大小不等这一点来解释，因为大农户的犍牛（至少用来耕作的犍牛是如此）在牛的总数中占的百分比，比中等农户要大。］但是境况更有利的是最小的业主，他们把自己的极大部分牛用来生产牛奶销售给城市。可见，在这类农户中，已经兴办起一些专门的“牛奶”场，它们把农业置于次要地位，或者甚至根本不从事农业（在这类农户中有8998户向城市销售牛奶，其中有471户根本没有耕地，这些业主共有5344头奶牛，平均每户11．3头）。如果我们使用德国统计资料，把拥有一两头奶牛的农户划分出来，就能得出一份十分有趣的资料，可以看出在耕地面积相同的农户类别中，牛奶业积聚的情况。 向城市销售乳制品的农户 其中：有3头以上奶牛的农户 户数有1头奶牛者 有2头奶牛者农户数目 奶牛的总头数平均每户的奶牛头数 奶牛总头数 0—50公亩②1944722 3728509789 11.511255 50公亩—2公顷70543302 255212005367 4.513773 0—2公顷89984024 2924205015156 7.425028 2—5公顷110491862 4497469019419 4.330275 ［注：②1公亩等于1/100公顷。——编者注］ 在拥有极少量耕地的农户（0—1/2公顷）当中，我们看到牛奶业高度积聚的情况，其中为数不足一半的业主（1944户中占850户），几乎集中了该类农户奶牛总数的9/10（11255头中占9789头），平均每户有11．5头。这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小”业主，而是一些年周转额大概（特别是那些邻近大城市的业主）可达到几千马克的业主，这些人不使用雇佣工人恐怕是不行的。城市的迅速发展使这种“牛奶场主”的人数不断增加，因而必然会有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人物，拿个别小农因经营牛奶业和烟草业等等而“出人头地”的例子，来安慰受贫困压迫的广大小农群众。 我们看到，在1/2—2公顷这类农户中，为数不足五分之一的业主（7054户中占1200户）竟集中了占总数五分之二以上的奶牛（13773头中占5367头）；在2—5公顷这类农户中，不足半数的农户（11049户中占4690户）集中了占总数五分之三以上的奶牛（30275头中占19419头），等等，遗憾的是，根据德国的统计不可能把拥有更多奶牛的农户类别划分出来。［注：确切些说，靠德国统计资料，不可能整理出这方面的材料，因为调查的写作者们是分别搜集每个农户的材料的（根据农村业主填写的调查表）。顺便说一下，分别搜集每个农户材料的做法，使德国的农业统计胜过法国的统计，也许还胜过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这套方法不仅可以按土地面积，而且可以按牛奶业的规模、机器使用情况、加工业发展程度等等来划分出各种类型的农户。为此只要把统计资料更加仔细地整理一下就行了。这就是说，第一，不是根据一种标志（土地面积），而是根据几种标志（机器数量、牲畜头数、特种作物面积等等）来划分农户类别；第二，综合各种不同的分类，例如，把按土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户再按牲畜头数等等划分出一些更小的类别。俄国地方自治局的农民经济统计[88]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这方面的典范。从材料的广泛充实、划一确切以及整理和发表的速度来看，德国官方的统计比俄国官方的统计好，但是从个别资料完备和整理的细致来看，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却比欧洲的局部调查和考察好。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早就采取了挨户调查的办法，列出各种的分类图表和我们所提到的综合图表。欧洲人如果能深入了解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一定会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统计的进步。］但是，就是前面所引的资料也完全证实了下面这个一般性结论：资本主义农业的积聚程度实际上比我们仅仅根据土地面积一种统计材料所能想象的要高得多。这种统计把两种农户混在一起了，一种按其土地面积和谷物生产规模说来是小农户，另一种按其乳品或肉品畜牧业、葡萄种植业、烟草业和蔬菜业等等的规模说来是大农户。当然，同谷物生产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部门都处于很次要的地位，因此，即使根据土地面积的材料得出的大量结论也是完全有意义的。但是，第一，商业性农业的若干特殊部门恰恰在欧洲发展得特别迅速，特别具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特点；第二，在谈到个别例子或个别地区时，人们往往忘掉了上述情况，这就为黑希特、大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人作了示范表演的市侩辩护术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拿烟草业的业主作例子，这些业主按其总的经营面积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农”，但是按其烟草业的规模来说，却根本不是什么“小”业主，而且我们只要专门看一下烟草业的资料，就会看到，在这里也有了资本主义的积聚。例如，据1898年的统计，整个德国有139000户烟农，植烟面积为17600公顷，但是其中88000户，即占139000户的63％，一共拥有不到3300公顷土地，只占植烟总面积的1/5，而其余的4/5都集中在37％的业主手中。［注：《19世纪末的德国国民经济》1900年柏林版第60页。这是根据税务机关十分粗糙的统计材料算出的数字。至于俄国，我们有一份波尔塔瓦省三个县的烟草业分布情况的资料：种植烟草的农户共25089户，其中有3015户（不到1/8）在146774俄亩的粮食播种面积中占74565俄亩，即占一半以上，它们在6844俄亩的植烟面积中，占3239俄亩，即将近一半。如果按烟草种植园的规模把这些农户加以分类，就会看到，有324个农户（总共是25089户）各有2俄亩以上的植烟土地，它们在6844俄亩中共占2360俄亩。这都是一些大的种烟资本家，他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是人们常有所闻的。拥有半俄亩以上植烟土地的农户总共有2773户（略多于1/10），但是它们在6844俄亩植烟土地中却占了4145俄亩。见《俄国烟草业概况》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2编和第3编。］ 葡萄种植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总的说来，一个“中等”葡萄园的面积，例如在德国，是很小的，只有0．36公顷（344850个业主共有126109公顷葡萄园地）。但是葡萄种植者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49％的葡萄种植者（有20公亩以下的葡萄园）只占有全部葡萄园地的13％，30％的“中等”业主（有20—50公亩）占26％，20％的大业主（有1/2公顷以上）占61％，即占五分之三以上［注：值得指出的是，在法国，葡萄种植业发展得更迅猛得多（达到1800500公顷），葡萄园的集中程度也就高得多。但是这一点只能根据有关土地面积的一般统计资料加以判断，因为法国的材料不是按户统计的，无法知道葡萄园主的数字。在德国，有1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拥有12．83％的葡萄园地，在法国是57．02％。］。商业性蔬菜业（Kunst-undHandelsgartnerei）的积聚程度还要高得多。随着大城市、大火车站和工业区等等的增多，蔬菜业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迅速发展起来了。据1895年的统计，德国有32540户经营商业性菜园，共有23570公顷菜园地，平均每户不到1公顷。但是其中半数以上的土地（51．39％）集中在1932户业主的手中，即集中在只占总数5．94％的菜园主手中。这些大业主究竟有多少菜园地和其他农业用地，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得很清楚：1441户拥有2—5公顷菜园地的业主，平均每户有菜园地2．76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平均共有109．6公顷；491户拥有5公顷以上菜园地的业主，每户平均有菜园地16．54公顷，加上其他土地平均共有134．7公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牛奶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协作的意义问题。赫茨把这种协作推崇为祛除资本主义的万应灵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支持这种协作（第21页，俄译本第62页；第89页，俄译本第214页）。虔诚地膜拜新上帝而照例叩破额头的切尔诺夫先生，竟编造出一套借助协作来实现“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的谬论。这种了不起的发现究竟有什么理论意义，我们下面再作简要的说明。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协作的崇拜者，总是喜欢谈论借助协作“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见上面的例子）。但是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借助协作究竟取得了什么实际成就。德国统计机关在1895年的农户和职业调查中，登记下了所有参加乳制品销售协作社（Molke-reigenossenschaftenundSammelmolkereien）的农户，以及每个业主用来提供销售的乳制品的奶牛头数。据我们所知，这恐怕是唯一的一份内容丰富的资料。它们不仅确切地说明了各类业主参加协作社的情况，而且还（这一点非常重要）说明了所谓入社的经济规模，即每户投入协作社的那一部分经济的规模（生产供协作社销售的乳制品的奶牛头数）。现在把这些资料摘引在下面。这些资料按照业主土地面积的多少，把他们分为五类。 参加乳制品销售协作社的农户这种农户的数目 这种农户 的数目在农户总数中 所占百分比在入社农户总数中 所占百分比①拥有奶牛的头数在奶牛总数中 所占百分比 每户平均拥有 的奶牛头数 0—2公顷…………103000.3 6.95185561.71 1.8 2—5公顷…………318193.1 21.49731566.76 2.3 5—20公顷…………535975.4 36.1921123619.51 3.9 20—100公顷…………4356115.4 29.4241856338.65 ｝72.02 9.6 100公顷以上…………880535.1 5.9536143533.37 41.0 总计…………1480822.7 100.001082946 100.00 7.3 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20435.6 —18273— 89.0 ［注：①布尔加柯夫先生声明说：“在这里，可从下列数字中看出大农户的比重”（第2卷第117页），并且仅只引用了这些数字，但这些数字说明不了“大农户的比重”，而是掩盖了“大农户的比重”（因为没有同其他数字的比较）。］ 可见，小农参加协作社的为数甚少——3—5％，就是说，这个数字看来甚至比最低的资本主义农户的比重小。相反，明显的大资本主义农户参加协作社的百分比，甚至比中等农户高出2—6倍。而大地产参加协作社的却最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奥地利的伏罗希洛夫——赫茨幼稚到什么程度，他在驳斥考茨基时说：“包括最大的一些协作社在内的德国农业收购联合社（Bezug-svereinigung）有105万个农村业主参加”（第112页；俄译本第267页，黑体是赫茨用的），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不仅大业主（土地超过20公顷的业主共有306000个），而且农民也参加了协作社！赫茨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自己的假设（所有大业主都参加了协作社！），他就会看到，要是大业主全部参加协作社， 那就是说，其他各类农户参加协作社的比重就很小了，这正好完全证实了考茨基关于大农户在协作组织方面也比小农户占优势的结论。 但是，更有趣的是关于生产供协作社销售的乳产品的奶牛头数的资料：这种奶牛绝大部分，差不多有四分之三（72％）属于经营资本主义牛奶场的大业主，每户平均有10头、40头、甚至80头（在大地产中）奶牛。现在请听听赫茨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敢肯定，协作社恰恰给小业主和最小的业主带来了最大的好处……”（第112页；俄译本第269页，黑体是赫茨用的）天下的伏罗希洛夫都一模一样，俄国的也好，奥地利的也好，都是如此。如果伏罗希洛夫拍着胸脯，加重语气地说：“我们敢肯定”如何如何，那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肯定的恰恰是不存在的东西。 在我们结束对德国农业统计资料的考察时，让我们看一下从事农业的人口按经济地位分类的概况。当然，我们只是考察真正的农业（即德国统计代号的A1，而不是A1—6，也就是说，不把渔民、伐木者、猎人同农民计算在一起），再就是要研究一下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的材料。德国统计把这部分人口分为三大类：（a）独立户（即私有主、租地者等等）；（b）职员户（总管、领班、监工、办事员等等）；（c）工人户，最后这一类又分为四小类：（c1）“在父亲或兄长等户主的农场中工作的家庭成员”。换句话说，这是本户工人，他们不同于属于（c）类其余3小类的雇佣工人。因此，在研究人口的社会成分（及其资本主义演进情况）时，显然不应当象往常那样，把这些本户劳力同雇佣工人归为一类，而应当把他们同业主（a）划为一类，因为这些本户劳力实质上也是占有者，是享有继承权等等的业主家庭成员。下一个小类（c2）男女农业雇工（KnechteundMagde）；（c3）“农业日工或其他工人（羊倌、牧工），他们自己拥有土地或租有土地”。这就是说，这一类是业主兼雇佣工人，是一个中间的、过渡的类别，必须单独划分出来。最后，（c4）“同前，但自己没有土地，也不租别人土地”。这样，我们就得出三个基本类别Ｉ．业主——土地占有者和业主家庭成员；II．业主——土地占有者兼雇佣工人；III．没有土地的雇佣工人（职员、雇工和日工）。下面就是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村人口［注：我们指的只是“积极”人口（这是按法语的说法；按德语的说法是“erwerbstha-tige”），即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包括仆役和那些不是经常参加农业劳动的家庭成员。俄国的社会调查太不发达，以至连表达“active”、“erwerbstha-tig”、“occupied”这一概念的专门术语还没有创造出来。扬松在整理有关彼得堡居民职业的资料（《1890年圣彼得堡调查》）时，使用了“独立的”这一术语，但是这个术语是不恰当的，因为所谓“独立的”，一般都指的业主，这样一来，就把是否参加行业（广义的行业）活动，同人们在某一行业中的地位（业主兼工人）混淆起来了。也许可以用“生产人口”这一术语。但是这也不确切，因为，拿军人、食利者等等阶级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生产人口”。也许，用“从业”人口这一术语较为恰当，它可以表示参加某一种“行业”（＝有收入的）活动的人口，以别于那些依靠“从业人员”生活的人。］按这三类划分的情况： 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积极（从业）人口（单位千） 1882年1895年 （a）业主－土地占有者…………………………2253 2522＋269 （c1）业主家庭成员………………………………1935 1899－36 I……………………………41884421 ＋233＋5.6％ （c2）有地工人（II）……………………………866 383－483－55.8％ I＋II……………………………50544804 －250 （b）职员…………………………………………47 77＋30 （c3）雇工…………………………………………1589 1719＋130 （c4）无地工人……………………………………1374 1445＋71 III………………………………30103241 ＋231＋7.7％ 总计………………………………80648045 －19－0.2％ 这样，整个积极人口减少了，虽然减少得不多。我们看到，在这中间有地的人口（I+II）减少了，无地的人口（III）却增多了。这就清楚地表明，农村人口尤其是小土地占有者遭到剥夺的过程正在发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一小块土地的雇佣工人是归入最小的业主之列的。其次，在土地占有者中间，业主兼工人在减少，业主在增多。因此，我们看到，中等类别在消失，两极在增多，即中间的类别在消失，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日益尖锐化。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被剥夺的人在增加，土地占有者在减少。在业主中间，直接占有企业的人在增加，在户主的企业中工作的人在减少。（后一种情形大概同下述事实有关：农民家庭的劳动成员多半得不到户主的任何报酬，因此他们特别愿意往城市里跑。） 如果研究一下以农业为副业的人口的材料，我们就会看到，这部分人口（积极的或从业的）从3144000人增加到3578000人，即增加了434000人，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业主家庭的劳动成员，这些人增加了397000人（从664000人增加到1061000人）。业主人数增加了40000人（从2120000增加到2160000）。有地工人增加了51000人（从9000人增加到60000人）。无地工人减少了54000人（从351000减少到297000）。在13年中，从664000人增加到1061000人，即增长了59．8％，这样巨大的增长再一次证明无产阶级化的增长；那些只把农业当作副业的农民，农民家庭成员的人数增长了。我们知道，这些人的主要职业首先是雇佣劳动（其次才是小商业、手工业等等）。如果把农民家庭中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劳动成员和只以农业为副业的劳动成员全部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1882年总共为2559000人；1895年为2960000人。这一增长很容易给错误的解释和辩护性的结论提供借口，尤其在雇佣工人总的来说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其实，这一总数的增长，是由于农民家庭中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成员减少了，而以农业为副业的成员却增多了，后者在1882年只占农民家庭劳动成员总数的21．7％，而在1895年已达到35．8％。这样，关于全部农业人口的统计十分清楚地向我们展示出两个无产阶级化过程，也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向所指出的，而机会主义批评家用千篇一律的词句力图加以否认的两个无产阶级化过程：一方面，农民日益丧失土地，农村人口不断遭到剥夺，他们不是往城市里跑，便是从有地的工人变为无地的工人；另一方面，农民的“副业”发展了，也就是说，农业和工业结合的现象增多了，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化的第一步，这势必引起贫困的剧烈增长（延长工作日、饮食恶化等等）。如果只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对立的：无地的工人增加了，农民－土地占有者家庭的劳动成员也增加了。因此，把这两个过程混为一谈或者忽略其中的一个过程，都容易犯极大的错误，布尔加柯夫的著作正是集这种错误之大成。[89]最后，职业统计还向我们表明，职员人数也有显著的增加［注：关于这一事实，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说了一句平淡无奇的俏皮话：“军队在减少，军官的数目却在增加。”这种对大生产劳动组织的见解是多么简单化啊！］：从47000人增加到77000人，即增加了63．8％。在无产阶级化增长的同时，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增长了，这就需要有职员，而且机器使用得愈多，加工业愈发达，需要的职员也就愈多。 可见，以“详细探讨”自吹自擂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清楚德国的统计材料。在职业统计中，他只是指出了无地工人的增加和有地工人的减少，以为这就是“农业劳动组织发生变化”的标志（第2卷第106页）。而德国整个农业劳动组织的这一变化，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不可理解的现象，同农业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和整个演进毫无联系。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见解相反，德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大生产的进步。关于机器使用情况、有役畜农户的百分比、役畜的质量、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牛奶业的发展等等资料，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大生产取得这一进步的同时，农村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和被剥夺的过程进一步发展，小农户和以副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愈来愈多，中等农民愈来愈贫困，他们的经营条件恶化得最厉害（无马户和用牝牛耕作的农户的百分比增加得最多），因此他们的整个生活条件和土地的管理质量也降低得最厉害。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七巴登农民经济调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七巴登农民经济调查赫茨写道：“在巴登37个村社的调查中，有许多详细而有趣的评论，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引述。这些评论大部分同上面提到的相似：有可取的，同时还有不可取的和无所谓的，但是在整整3卷的调查材料中，任何一份详细的支出预算，都不能使人得出‘吃不饱’（Unterkonsumption）和‘肮脏的、有失体面的贫困’的结论，等等。”（第79页；俄译本第188页）上面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赫茨的这些话，照例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正是他所援引的巴登的调查，最确凿地证明了小农的“消费不足”。在这个问题上赫茨歪曲事实的做法同他笼统地评论“农民”的手法有密切的联系，从前，俄国民粹派惯用这种手法，现在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在土地问题上也来玩弄这种手法了。在西欧，“农民”这个概念比在我国更含糊（没有显著的等级标志），“一般性”评论和结论只能掩盖少数人相对的“富裕”（或至少是不挨饿）和多数人的贫困，这就为各种各样的辩护士大开方便之门。巴登的调查恰恰使我们能够区分出各个农民类别，这是主张“详细探讨”的赫茨所不愿意看到的。从37个典型的村社中，又选出了典型的大农（Grossbauer）户、中等农户、小农户以及日工户，总共有70个农民农户（31个大农户，21个中等农户，18个小农户），和17个日工户，对这些农户的收支都作了极详细的调查。我们不可能把这批资料全部加工整理，但是只要举出下面这些主要的结果，就可以得出十分明确的结论。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大农户、（二）中等农户和（三）小农户的一般经济类型的资料（引自附录六：《进行调查的各村社收益计算结果一览》，同时我们把表中关于大农、中等农民和小农的资料分别列出）。各类农户平均拥有地产：（一）33．34公顷；（二）13．5公顷；（三）6．96公顷。对于巴登这样一个地产较小的地区说来，这些数字是比较高的，如果把第20、22号和第30号村社中10个拥有特大地产的农户（小农户也有43公顷，大农户竟达170公顷！）除掉，就能得出更符合巴登情况的数字：（一）17．8公顷；（二）10．0公顷；（三）4．25公顷。家庭人口：（一）6．4人；（二）5．8人；（三）5．9人（这里以及以下凡是未加说明的资料都是指所有的70户）。可见，大农的家庭要大得多，但是雇佣劳动在那里还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70户农民中，有54户使用雇佣劳动，即占农户总数3/4强，其中：大农户是29户（总户数是31户），中等农户是15户（总户数是21户），小农户是10户（总户数是18户）。由此可见，有93％的大农非雇用工人不可，而需要雇工的小农有55％。现在流行着一种认为雇佣劳动在现代农民经济中没有多大意义的见解（“批评家们”竟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上述数字对于检验这一见解，是颇有益处的。在大农中间（它们的地产是18公顷，被划入5—20公顷这一类。这类农户在一切笼统评论中，都算作真正的农民农户），我们可以看到纯粹资本主义的农户：24个农户有71个雇工，几乎每户有3个雇工，此外27个业主一共雇了4347个工作日的日工（每个业主平均161个工作日）。威武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曾经拿慕尼黑近郊大农“进步”的例子来驳斥关于资本主义使农民地位每况愈下的“马克思主义偏见”。现在请把上述数字同慕尼黑近郊大农的地产规模比较一下吧！中等农民的情况是：8个农户共有12个雇工，14个农户共雇956个工作日的日工。小农的情况是：2个农户共有2个雇工，9个农户共雇543个工作日的日工。半数小农有两个月（543∶9＝60日），即在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季节里，必须使用雇佣劳动（这些小农的地产规模虽然大些，但是他们的生产规模却比切尔诺夫、大卫、赫茨先生之流为之感动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人的生产规模小得多）。经营的结果如下：31户大农的纯利润是21329马克，亏空是2113马克，这就是说，利润总共是19216马克，即每户平均619．9马克（除掉第20、22号和第30号村社的5个农户，则为523．5马克），中等农户的相应数目是243．3马克（除掉上面3个村社，则为272．2马克），小农是35．3马克（除掉上面3个村社，则为37．1马克）。可见，小农确实勉勉强强才能做到收支相抵，而且还要靠削减消费才办得到。调查提供了（《调查》第4卷第138页的《结果》）各个农户最主要产品的消费量。我们把上述各类农民平均消费量的材料引在下面：农民类别每人每天的消费每人的支出谷物和水果马铃薯肉牛奶每天的其他日用食品、取暖、照明等费用每年的服装费磅克升芬尼马克大农1.841.821381.057266中等农民1.591.901110.956247小农1.491.94721.115738日工1.692.14560.855132威武的赫茨从这些数字中，既“没有发现”吃不饱，也“没有发现”贫困！我们看到，小农的消费比大农、中等农民要少得多，他们的衣食比日工好不了多少。例如，小农食用的肉比中等农民少三分之一，比大农几乎少二分之一。这些资料再一次证明，笼统评论的方法是多么无用，无视生活水平高低所算出的收益是多么虚假。我们单从上表最后两栏（为了避免把食品折合成货币的复杂计算），就可以看出，不仅小农甚至连中等农民的所谓“纯利润”也完全是虚假现象。只有象黑希特和克拉夫基这类地道的资产者，只有象我国批评家这类地道的伏罗希洛夫之流，才会玩弄这种虚假的勾当。其实，假定小农用钱购买物品的支出同中等农民相等，那他们的支出就会增加100马克，结果就会出现很大的亏空。假如中等农民的支出同大农相等，他们的支出就会增加220马克，假如他们不在吃的方面“克制”自己，同样会出现亏空。［注：切尔诺夫先生“反驳说”：难道大业主在吃的方面和其他支出方面，不是更严厉地限制自己的日工吗？（1900年《俄国财富》第8期第212页）这种反驳是袭用了陈旧的克里文柯－沃龙佐夫手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即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论据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头上。谁说大生产优越不仅表现在技术上，而且表现在改善工人状况（即使是大体上好一些）方面，谁就遭到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说这种话。他们只是揭露那种以笼统评论繁荣（切尔诺夫先生论黑希特），或者以计算“收益”时抹杀消费缩减来掩盖小农状况的虚伪手法。资产阶级不可能不极力掩盖这种状况，不可能不支持关于工人可以成为“业主”、小“业主”可以得到很高收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揭穿这种谎言，告诉小农：他们若不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没有生路的。］不言而喻，小农消费的减少是同牲畜饲料的恶化以及土地生产力的不能充分恢复（有时简直是滥用土地）有密切的关系，难道这一事实不是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论点吗？马克思说：“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然而在现代的批评家看来，这段话却是不值一提的。我们还要指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巴登调查的另一歪曲（批评家们总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歪曲了某一资料的这一方面，另一个则歪曲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引用巴登调查，看来他似乎很熟悉这些材料。但是他却干出下面这样的事来，在第2卷第271页上的引言里他这样写道：“认为农民的债务特别多，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这一见解，是文献中编造有关农民经济的神话时所遵循的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只有最小的、尚未稳固的所有者（Tagelohnerstellen）才债台高筑。例如，施普伦格尔对浩繁的巴登调查材料曾这样谈到他的一般印象〈他在注释里引用了这份调查〉：‘……在所调查的许多地区中只有日工和小农的债务比较多，但就在这些地区，大多数的负债情况也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严重程度……’”（第272页）真是咄咄怪事！一方面直接引用调查材料，一方面又只是搬出某个施普伦格尔所写的关于调查材料的“一般印象”。而施普伦格尔好象故意在撒谎（至少，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的那一段是如此，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施普伦格尔的著作）。调查的作者肯定地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小农地产的债务达到了令人担忧的严重程度。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肯定地指出：从负债这方面来看，小农的境况不仅比大农和中等农民坏（这一点施普伦格尔也提到了），而且比日工还要坏。总之，应当看到，巴登调查的作者肯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大农户所能负担的债务的限度（即以不致引起破产为限度）比小农户要大一些。上面我们已经引用了有关大、中、小农的经营效果的统计资料，这一点就用不着再作特别的说明了。调查的作者认为大农户以及中等农户所能负担的、保险的（ｕｎｂｅｄｅｎｋ－ｌｉｃｈ）债务，可以相当于土地价值的40—70％，平均是55％。关于小农户（他们把拥有4—7公顷耕地或2—4公顷葡萄园与商业性作物园地者，都算作小农户），他们认为：“债务的限度……不能超过地产价值的30％，否则就不能充分保证按期支付利息和归还债款。”（第4卷第66页）在所调查的各个村社中（除了那些特定继承制[85]还在起作用的村社，如乌纳丁根和诺伊基尔希），负债的百分比（同地产的估计价值的比例）同农户的大小正好成反比。例如，在迪特瓦尔村社，土地在1/4公顷以下的农户负债的百分比是180．65％，1—2公顷的农户是73．07％，2—5公顷的农户是45．73％，5—10公顷的农户是25．34％，10—20公顷的农户是3．02％。（同上，第89—90页）但是光有负债的数字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于是调查的作者就作出结论说：“可见，上面的数字材料证实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见解，即介于日工和中等农民之间〈处于中间〉的农民田庄所有者〈在农村里，通常称这类农村业主为“中间等级”——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ｎｄ〉，同地产比他们更多或更少〈原文如此！〉的农户相比，境况往往要更困难一些，它们虽然可以负担得了适当数量的债务，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有经常的副业（做日工等等）来增加收入，因此，即使负债不多，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还清债务……”至于日工，“由于他们有比较经常的副业，他们的境况往往比属于‘中间等级’的农户要好得多，因为许多地方的统计都表明，搞副业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纯收入（即货币收入），可以用来偿还甚至很高的债务”。（上引书第67页）［注：调查的作者公正地指出：小农靠卖东西得到现钱的情况是很少的，而他们却特别需要现钱，由于资本不足，牲畜的各种瘟疫以及冰雹等等对他们的危害就特别大。］最后，作者再一次重复说：小农户的债务甚至在可以负担的限度内也“不是完全保险的”，因此，“正是小农和接近小农的日工，在购买土地时……需要精打细算，特别小心”。（第98页）小农的这位资产阶级顾问倒真不错！一方面，他让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抱有希望：“即使第一代不行，第二代也要”买上一小块土地，克勤克俭从土地上获得一大笔“纯收入”；另一方面，他又劝告穷人在没有“经常的副业”，也就是在资本家老爷不需要定居的工人的情况下，购买土地时要“特别小心”。然而，“批评界的”一些笨伯，竟把这种自私的谎言和这些陈腐的滥调当作最新科学的定论！我们所引的关于大、中、小农的详细资料，看来，甚至也会使维·切尔诺夫先生明白，他感到如此可怕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一范畴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资本主义的演进不仅使西欧国的一般经济制度彼此更加相近，甚至使俄国同西欧也更加相的各近了，德国农民农户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原来同俄国是相同。只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书刊曾作过详细论证的农民分化过程，在俄国还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它还没有具备比较完备的形式，例如，还没有分化出独立的、人人都一目了然的大农（Ｇｒｏｓｓｂａｕｅｒ）类型。在俄国，很大一部分农民遭到大规模的剥夺，成批地死亡，掩盖了我国农民资产阶级的“起步”。在西欧，这一过程在农奴制废除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参看考茨基《土地问题》第27页），它一方面早已消灭了农民农户和“私有主”农户（按我们的说法）之间的等级界限，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当定型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19世纪的法国时写道：“农民分裂成了彼此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无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第2卷第176页）不过，作者以为这种“分裂”就此为止，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停止地前进的过程。］但是，如果认为既然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新型农村居民，这一过程就中止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一过程还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当然，由于种种不同的情况，有时发展得快些，有时发展得慢些，并且依农艺条件等等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在继续发展，我们在下面将用大量的德国统计资料说明这一点，但就从上面所引的关于小农的资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不仅是农业工人，而且农民也愈来愈多地从农村往城市里跑，单是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化的发展。但是，农民必然破产之后，才会往城市里跑。而在破产之前，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必然经过一场拼死的斗争。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料，关于“纯收入”多少以及各类农民消费量的资料，都极为明显地说明了这一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刻苦勤奋”和极其节俭，“与其说是为了嘴巴，不如说是为了腰包”。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分化出少数富裕的、殷实的业主（多半只分化出为数极少的这样的业主，因为总是没有什么特殊有利的条件，如靠近首府，铺设铁路，发现某种新的获利较高的商业性农业部门等等），而大多数人却更加贫困，他们由于经常挨饿和劳动过度而损害了劳动能力，土地愈来愈贫瘠，牲畜愈来愈瘦弱。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形成了少数依靠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户，而大多数人却日益需要找点“副业”，即变成工业和农业的雇佣工人。关于雇佣劳动的资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各种小生产者变为小资本家这一在现代社会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趋势。我们十分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规避而且也不可能不规避这一方面的事实。农民的分化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其产生和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的极其深刻的矛盾。充分估计这些矛盾，就必然会承认小农的境况是毫无出路的和毫无希望的（置身于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之外，就是毫无希望的）。无怪乎这些最深刻然而发展得最不成熟的矛盾竟没有被提起，他们企图回避小农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事实（只有不老实的或愚昧的人才会否认这个事实），避而不谈农民资产阶级雇用雇佣工人以及贫苦农民从事雇佣劳动的问题。例如，布尔加柯夫先生提出一整套“农业发展理论的试验”，但却用雄辩的沉默［注：或是用下面这种同样雄辩的遁词：“……工业雇佣工人拥有一小块土地，这种工农业结合的许多事例……”不过是“国民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枝节〈！？〉；把这看作是农业工业化和农业丧失独立发展的新表现，暂时还没有〈？？〉任何根据，这一现象涉及的范围还不太大（例如，在德国，从事工业者的土地总共只占农业面积的4．09％）”（原文如此！第2卷第254—255页）。第一，几十万工人拥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土地，并不能说明这个“现象涉及的范围不大”，而只能说明资本主义使小农的地位每况愈下，成为无产阶级了。要知道，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农民（虽然他们人数极多，在550万人中占320万，即占58．2％，几乎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总共”只占有5．6％的农业面积！聪明伶俐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小地产和小农业的一切“现象”都是“枝节”，“涉及的范围还不太大”呢？？在德国550万个耕作者中间，有791000人即有14．4％的人，是工业雇佣工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这样的工人总共有743000人，占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农民总数的22．9％。第二，布尔加柯夫先生照例又歪曲了他所引用的统计资料。由于疏忽，他从德国调查材料（《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49页★）中引用了独立的从事工业者－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而非独立的从事工业者－农民（即工业雇佣工人）总共只有1．84％的耕地面积。791000个雇佣工人拥有1．84％的耕地，25000个地主却拥有24％的耕地。这能说是一个极小的“枝节”吗？］避开了上述两个问题！他说：“凡是完全或者主要依靠农民家庭自己劳动的农户，都可以算作农民农户；农民农户也很少能不依靠他人的劳动，如请邻居帮忙或雇日工，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那当然了！〉它的经济面貌。”（第1卷第141页）赫茨这个人更为天真，他在他那本书的一开头就说明：“在下面的叙述中，我所说的小农户或农民农户，都是指的只有业主、业主家属和最多有一两个工人干活的农户。”（第6页；俄译本第29页）但是问题一涉及雇用“个把工人”，我们的这些小市民很快就把他们不论在什么场合总是挂在嘴边的农业“特点”忘记了。在农业中雇一两个工人并不算少，即使他们只是在夏天干活。但问题主要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只有最富裕的、殷实的业主才能雇用工人。一些市侩骑士们却喜欢把这些业主的“进步”和“繁荣”说成是广大居民的繁荣。为了替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找到一个更合乎情理的根据，这些骑士们郑重其事地宣称：“农民是和无产者一样的劳动者。”（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288页）这位作者对“工人政党愈来愈失去它们原先所固有的仇视农民的本性”（原先所固有的！）（第289页）表示满意。要知道，有了这种“原先的”观点，就“忽略了农民的财产并不是剥削工具，而是投入劳动的条件”这一事实。请看，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的确，我们不禁要说：先生们，就是歪曲，也要有个限度！这位布尔加柯夫先生写了长达800多页的两大卷“研究著作”，满篇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调查、记述和专门著作中摘来的“引文”（至于引文引得是否准确，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明了），但是他一次也没有，的的确确一次也没有想考察一下拿财产当作剥削工具的农民同拿财产“只是”当作投入劳动的条件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一次也没有引用系统的资料（我们看到，在他所引的那些文献里就有这种资料），来说明雇用工人的农民、不雇用工人但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以及当雇工的农民这三类农民的经营类型和生活水平等等。此外，我们看到，他还引用了一些同大农有关的事实，一些既肯定某些农民进步又肯定另一些农民日益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评论，来证实“农民农户的进步”（全部农民农户！）。他甚至把“殷实的农民农户”的形成看成是整个“社会的复元”（原文如此！）（第2卷第138页；参看第456页的一般结论），似乎殷实的农民农户并不是资产阶级企业主农民农户的同义语！他为挣脱这种矛盾的罗网所作的唯一的尝试，就是发表了如下这段更加混乱的议论，他说：“农民当然不是一个单一体；这一点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大概是在谈到农民的工业雇佣劳动这一无关紧要的枝节时提到的吧？〉；这里分化的倾向和拉平的倾向在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是，个别利益的这些差别甚至对立，难道比工人阶级各个阶层之间、城乡工人之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参加工会和不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立更大吗？只有完全无视工人等级中的这些差别（这些差别竟使一些研究者从第四等级中分出第五等级），才会把貌似单一的工人阶级同多成分的农民对立起来。”（第288页）分析得多么深刻啊！把职业的差别同阶级的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时髦的“批评界”［注：我们提醒一句，拿工人阶级的貌似单一作为论据，是爱德·伯恩施坦及其所有信徒的惯技。关于“分化”，问题，司徒卢威先生早在《评述》里就发表过一段深奥的议论，他说：既有分化，也有拉平，在客观的研究者看来，这两个过程是同样重要的（正如谢德林笔下的那位客观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伊贾斯拉夫打败了雅罗斯拉夫也好，雅罗斯拉夫打败了伊贾斯拉夫也好，反正都是一样（参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现代牧歌》。——编者注））。货币经济在发展着，但是自然经济也在恢复。大工厂生产在发展着，但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也在发展着（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88页：“家庭工业……在德国还没有垮台的迹象”）。“客观的”学者，应该努力收集各种细小的事实，指出事情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一本又一本、一页又一页地翻阅所有的著作（就象歌德笔下的瓦格纳[86]那样）”，但却根本不要使自己形成始终一贯的观点，根本不要对整个过程得出一个总的概念。］根本缺乏科学的原则性，说明它实际上有抹杀“阶级”概念和取消阶级斗争思想的趋势。农业工人每天挣50戈比；雇用日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每天挣1卢布；首都的工厂工人每天挣2卢布；外省作坊的小业主每天挣1．5卢布。凡是稍微有点觉悟的工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分析清楚，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究竟属于什么阶级，这些“阶层”的社会活动应该具有什么倾向。可是，对于学院科学界人士或现代“批评家”来说，这却成了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深奥事物了。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六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生产率。东普鲁士的例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六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生产率。东普鲁士的例子为了多样化起见，让我们把话题从遥远的德国南部转到离俄国更近的东普鲁士。我们这里有一份极有教益的详细的调查材料。要求详细探讨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根本不善于利用这些资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拿大农户和小农户实际生产率的材料作比较，并不能解决它们技术上的优越性问题，因为相比较的农户的经济条件可能是各不相同的。这些材料最多只能用事实证明相反的结论，即大生产在技术上并不比小生产优越，不仅在理论上是如此，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在实际上也是如此。这样的比较在经济著作中已经作过不少，它至少可以使没有成见的和摆脱了偏见的读者抛弃那种认为大生产一概优越的信念。”（第1卷第57—58页）他在注释中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考茨基在《土地问题》（第111页）中引用过的和赫茨（第69页；俄译本第166页）也引用过的奥哈根的著作，该书只拿汉诺威的两个农户作了比较，一个有4．6公顷土地，一个有26．5公顷。其中小农户收成更好一些，于是奥哈根断定它的收益比大农户高，但是考茨基指出，这种较高的收益是由于消费不足得来的。赫茨试图推翻这种说法，但是照例没有成功。赫茨的著作现在已经译成俄文，而考茨基对赫茨的反驳意见，在俄国却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想扼要地把这种反驳意见（《新时代》上的上引文章）的内容介绍一下。赫茨照例歪曲了考茨基的论据，说考茨基似乎只拿大业主供儿子上中学的事实作依据。其实，考茨基只是拿这一点来说明生活水平。如果赫茨能引用一下所比较的农户（两家都是5口人）的全部预算，他就会得出下列数字：小农户是1158．40马克，大农户是2739．25马克。如果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生活水平相同，小农户的收入就显得少了。根据奥哈根的计算，小农户的收入是1806马克，相当于资本（33651马克）的5．45％，大农户的收入是2720马克，相当于资本（149559马克）的1．82％。把小农户很不充足的消费除掉，它的收入就只有258马克了，即只有资本的0．80％！而且，这还是在劳动量大得不成比例的情况下获得的：在小农户中，3个人耕种4．6公顷土地，即每人耕种1．5公顷；在大农户中，11个人耕种26．5公顷土地（参看赫茨的书第75页；俄译本第179页），即每人耕种2．4公顷。冒牌的社会主义者赫茨竟把现代农民子女的劳动比作路得拾麦穗[82]！这一点已受到考茨基理所当然的嘲笑，我们就不去说它了。至于布尔加柯夫先生，他仅仅提供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并没有触及小业主和大业主的生活水平。我们这位主张详细探讨的先生继续写道：“另外一个例子，可以看卡尔·克拉夫基的最新研究著作：《论农业小生产的竞争能力》（载于《蒂尔农业年鉴》1899年第3—4编）。克拉夫基进行对比的是东普鲁士的农户。作者在大中小三类农户中各选4户来进行对比。他的对比的特点是，第一，收入和支出都用货币来表示；第二，作者把小农户中非雇佣的劳动力的价值折合成货币，列入支出项目。这种方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未必是恰当的〈原文如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忘了补充一句：克拉夫基把所有农户的劳动价值都折合成了货币，而且一开始就把小农户的劳动价值估得很低！〉。但是我们仍看到……”接着是一张图表。这里我们只把它的结论引在下面：大农户每摩尔根（＝1/4公顷）的平均纯利润是10马克，中等农户是18马克，小农户是12马克。布尔加柯夫先生得出结论说：“这里收益最多的是中等农户，其次是小农户，再次是大农户。可见，大农户排在最后。”我们故意把布尔加柯夫先生关于大小农户对比的言论全部摘录下来。克拉夫基用了整整120页篇幅描述了12个条件相同的典型农户，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部有趣的著作究竟证明了什么。让我们先引用各类农户的一般材料，但是为了节省篇幅，为了使结论明显起见，只限于引用大中小三类农户的有关平均数字（各类农户的平均规模是358公顷、50公顷和5公顷）。农户类别每摩尔根（14公顷）土地的收和支出（单位马克）生产价值100马克的产品的支出①每100摩尔根土地总收入出售产品的收入自己消费的产品总计农业畜牧业总计农业畜牧业总计农业畜牧业总计收入支出纯利润马克雇佣劳动日总劳动日ab大……1716331114256283323106570887887中……182745121729610164527183560744924小……23416492736141428645212880——［注：①ａ——未把业主本人及其家属的劳动力价值折合成货币；ｂ——已折合成货币。］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全部结论，似乎完全为克拉夫基的著作证实了：农户愈小，总收入愈多，甚至出售每摩尔根土地的产品的收入也愈多！我们认为，采用克拉夫基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或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得出小农业优越的结论，这种方法目前十分流行，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大体上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因此，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如何分析这种方法（这一点是伏罗希洛夫之流没有觉察到的）。因此，克拉夫基的局部调查引起了普遍的极大的注意。先从收成谈起。其实，绝大多数谷物的收成，都随着农户规模的缩小而有规律地大幅度地降低。大中小三类农户的收成如下（单位每摩尔根公担数）：小麦是8.7—7.3—6.4；黑麦是9.9—8.7—7.7；大麦是9.4—7.1—6.5；燕麦是8.5—8.7—8.0；豌豆是8.0—7.7—9.2［注：4户小农户中有2户播种豌豆；4户中有3户播种豌豆。］；马铃薯是63—55—42；饲用甜菜是190—156—117。只有大农户根本没有种植的亚麻，小农户（4户中有3户种植亚麻的收大中农户，成比中等农户（4户中有2户种植亚麻）高，前者是6.2“德石”（＝118磅），后者是5.5。大农户的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是怎样取得的呢？克拉夫基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以下四个原因：（1）小业主几乎没有排涝设备，即使有，也是自己安装水管，安装得很差；（2）小业主的地耕得不够深，因为马匹瘦弱；（3）小业主的牛多半饲料不足；（4）小业主积肥能力比较差：他们的禾秸短，大部分用来喂牲畜（这又说明，饲料的质量下降），用来垫牲畜棚的就少了。可见，小业主的牲畜比较瘦弱，质量较差，喂得也不好。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下面这种特别引人注意的怪现象：大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比较高，但是它每摩尔根的农业收入，按照克拉夫基的计算，反而比中小农户少。问题在于，克拉夫基没有计算牲畜的饲料，既没有把它列入收入项目，也没有列入支出项目。本来，大小农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不利于小农户，但是，这样一来，就人为地、虚假地把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抹杀了。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大农户就成为收益比较少的了，因为它用很大一片耕地来为牲畜生产饲料（虽然按单位面积计算它饲养的牲畜比小农户要少得多），而小农户却“将就着”拿禾秸来喂牲畜。可见，小农业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肆意滥用土地（肥料不好），也滥用牲畜（饲料不好）。不言而喻，这样来比较各类农户的收益，是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注：应当指出，这种把小农户和大农户明明存在的差别虚假地加以抹杀的方法，不仅在个别的专门著作中可以看到，甚至在大量的现代农业统计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无论法国或德国的统计，都是用所有农户牲畜的“平均”毛重和“平均”价格来计算的。德国的统计甚至根据这种方法定出各类农户（按土地面积划分）全部牲畜的总价值，但同时又附带说明，假设各类农户每头牲畜的价值完全相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35页）。］其次，必须指出，大农户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所以最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经常（也许几乎完全是）采用泥灰石改良土壤，较多地使用人造肥料（三类农户每摩尔根的肥料支出是0．81—0．38—0．43马克）和精饲料（在大农户中，每摩尔根是2马克，其余的农户根本不用）。把中等农户也算作大农户的克拉夫基说：“我们的农民农户根本不花钱买精饲料。它们对进步的东西不大容易接受，尤其舍不得花掉现钱。”（第461页）大农户的耕作制度也比较先进：我们看到，4个大农户全部都采用改良轮作制，中等农户采用这种制度的有3户（有1户还是采用旧的三圃制），小农户只有1户（其余3户都是采用三圃制）。最后，大农户的机器也多得多。诚然，克拉夫基本人认为机器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要受他的“见解”的限制，而要看看有关的资料。蒸汽脱粒机、马拉脱粒机、谷物清选机、选粮筒、条播机、撒粪机、马拉搂草机、辗压机等8种机器在上述3类农户中的分配情况如下：4个大农户共有29架机器（其中有1架蒸汽脱粒机），4个中等农户共有11架（1架蒸汽脱粒机也没有），4个小农户只有1架（马拉脱粒机）。当然，农民农户的任何崇拜者的任何“见解”，也不能使我们相信，谷物清选机、条播机、辗压机等等竟会不影响单位面积的产量。顺便指出，我们这里引用的是各类业主拥有机器的数字，这同浩瀚的全德统计资料不同，全德资料只登记使用机器的架次，而不管这些机器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显然，这种登记方法同样会缩小大农户的优势，使人看不清克拉夫基所描写的下面这种“租借”机器的形式：“只要小业主答应在农忙时帮助收割，大业主情愿把自己的辗压机、马拉搂草机和谷物清选机租给小业主使用。”（第443页）可见，让小农户使用几次机器（我们已经指出，小农户本来就极少使用机器），就成了变相获取劳动力的手段。再往下看。克拉夫基把各类农户的产品销售价格算作相同的，这是他抹杀明明存在的差别的又一例证。作者在计算时不是从销售的实际情形出发，而是用他自己也指出是不准确的假设作为计算的根据。农民的粮食多半是在当地销售的，而小城市的商人总是大力压低价格。“大田庄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些，因为它们可以把大批粮食一下子运往省里的主要城市。这样，它们出售一公担粮食往往可以比在小城市出售多得20—30芬尼。”（第373页）大业主更善于给自己的粮食估价（第451页），他们论斤出售，而不是论斗出售，不象农民那样用这种吃亏的办法出售粮食。大业主卖牲畜也是论斤算，而不象农民卖牲畜是凭眼睛估价。大业主出售乳制品也比较合算，他们可以把牛奶运到城里去卖，这比中等业主把牛奶制成黄油卖给商人价格更高。而中等业主的黄油质量又比小业主的好（他们使用分离器，每天都可以制作，等等），小业主的黄油每磅要少卖5—10芬尼。小业主饲养的供出售的牲畜也比中等业主出售得早（牲畜还没有长成），因为他们的饲料不够（第444页）。大农户在市场销售方面的所有这些优势（总起来说是非常可观的），在克拉夫基的著作里完全被抛开而不予计算，正如崇拜小农户的理论家以实行协作可能改善经营为借口而抛开这个事实一样。我们不想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小市民协作天堂的可能性混淆起来，下面我们将用事实来说明，协作在事实上究竟对谁最有利。应当指出，克拉夫基“没有计算”中小农户业主自己花在排涝和各种修缮工作等等上的劳动（“农民自己干的活”）。社会党人把小业主的这种“优越性”叫作Ｕｅｂｅｒａｒｂｅｉｔ，即过度劳动，超额劳动，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这是农民农户（“对社会”！）有利的一个方面。克拉夫基指出，给中等农户干活的雇佣工人比给大农户干活得的工钱多，吃得也好一些，但是干活也更紧张一些，主人的“榜样”激发他们“更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第465页）地主和“自家人”农民这两个资本主义业主，究竟谁用同样工资榨取工人更多的劳动呢，这一点克拉夫基并不想说明。因此，我们只指出一点：大业主支付的工人工伤保险金和养老金，平均每摩尔根为0．29马克，中等业主为0．13马克（在这方面，小农也有优越性，根本用不着为自己保险，当然，这对资本家和地主的“社会”是一个不小的“有利”因素）。下面再举一个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例子。凡是看过沙霍夫斯科伊的《外出做农业零工》一书的读者，大概都还记得下面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考察：独立农庄主农民和德意志移民（在南方）自己“挑选”工人，付给他们的工钱比大雇主多15—20％，但是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劳动却多50％。沙霍夫斯科伊先生的这段话是在1896年讲的，今年，我们在《工商报》[83]上看到一则来自卡霍夫卡的通讯说：“……农民和独立农庄主付的工钱通常比较高（同大庄园付给雇佣工人的工钱比较），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更熟练、更能吃苦耐劳的工人。”（1901年5月16日第109号）恐怕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现象只是俄国所特有的。在上面所列的图表中，读者可以看到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把业主劳动力的货币价值包括在内，一种是不把它包括在内。布尔加柯夫先生认为前一种方法“未必正确”。要是能作出业主和雇工的实物支出和货币支出的精确预算，那当然会准确得多，但是既然没有这样的资料，那就只好粗略地算出家庭的货币支出。看看克拉夫基究竟怎样进行这种粗略的计算，是非常有趣的。大业主自己当然是不劳动的，他们甚至有专门的总管，付给总管工资，让他们担负起全部的领导工作和监督工作（4个田庄中，有3个有总管，有1个没有总管；克拉夫基认为把最后这个拥有125公顷土地的田庄叫作大农田庄就更准确了）。克拉夫基“分配给”2个大田庄主每人每年2000马克，作为“劳动报酬”（拿第一个田庄来说，所谓劳动，就是田庄主每月离开自己主要的田庄一次，用几天的时间去查看一下总管的工作）。至于拥有125公顷土地的业主（第一个田庄有513公顷），克拉夫基只“分配给”1900马克，作为业主本人和他3个儿子的劳动报酬。土地数量愈少，预算也“可以”愈少，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至于中等业主，克拉夫基分配给1200—1716马克，作为夫妇两人的全部劳动报酬，其中有3户把孩子们的报酬也包括在内。小业主4—5口人（原文如此！）的劳动报酬是800—1000马克，这就是说，比全家只挣800—900马克的雇工的收入稍微多一些（若是多的话）。总之，这里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最初是把明明存在的差别加以抹杀，现在则宣称，生活水平应当随着农户规模的缩小而降低。这就等于预先承认资本主义使小农每况愈下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似乎又被“纯利润”量的计算推翻了！如果说，农户愈小，货币收入愈少，这还只是作者的假设，那么，消费的减少却有直接的材料为证。各类农户每人（2个小孩算1个成人）消费的农产品数量如下：大农户是227马克（两个数字的平均数）；中等农户是218马克（4个数字的平均数）；小农户是135（原文如此！）马克（4个数字的平均数）。而且农户愈大，购买的食品也愈多（第453页）。克拉夫基自己也感觉到，这里不得不提出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的问题。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否认这个问题存在，他在这里宁愿对此保持沉默，因而成了比克拉夫基更为彻底的辩护士。但是克拉夫基竭力缩小这一事实。他说：“小业主是否存在某种消费不足的现象，我们还不能断定，但是我们认为，第四个小农户〈每人平均97马克〉可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小农生活非常节俭〈！〉，他们把许多可以说是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东西（sichsozusagenvomMundeabsparen）拿去出售。”［注：有趣的是，大农户出售牛奶和黄油的收入为每摩尔根7马克，中等农户是3马克，小农户是7马克。问题在于，小农自己“很少食用黄油和全脂牛奶……第四个小农户（每人所消费的自己的产品，平均只有97马克）根本就不食用”（第450页）。请读者把这一事实（除“批评家”以外，谁都早已知道的事实）同赫茨的妙论（第113页；俄译本第270页）比较一下，赫茨说：“难道农民的牛奶没有换得任何东西吗？”“难道农民不吃猪〈用牛奶喂大的〉吗？”这几句名言应该时刻记住，这是最卑劣地粉饰贫困的最高典型。］他企图证明，这个事实并不排除小农户的较高的“生产率”，如果把消费额提高到170马克——这个数目足够了（依我们看，这对于“小兄弟”来说是足够了，但是对于农业资本家来说并非如此），那么，每摩尔根的消费额就得增加6—7马克，出售产品的收入就得减少6—7马克。即使扣除这一数字，还剩下29—30马克（见上面的图表），还是比大农户收入多一些（第453页）。但是，如果我们把消费额不是提高到这个随便定出的数字（而且定得低了，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弄出东西来的”），而是提高到218马克（＝中等农户的实际消费水平），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农户出售产品的收入就减少到每摩尔根20马克，而中等农户是29马克，大农户是25马克。这就是说，只要把克拉夫基比较中的这一错误（上面提到的许多错误中的一个）纠正过来，小农的一切“优越性”就化为乌有了。但是克拉夫基发掘优越性的劲头是无穷尽的。小农“把农业同手工业结合起来了”：有3户小农（共4户）“辛勤地去做日工，除了挣钱以外，还能有饭吃”（第435页）。而在危机时期小农业的优越性尤其显著（民粹派曾经就这个题目大做文章，现在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又在重弹老调，俄国读者对这一套早就很熟悉了）：“在农业危机时期，就是在其他时期也是一样，只有小农户才具有最大的稳定性，可以尽量缩减家庭开支，比其他各类农户销售更多的产品。当然，这种缩减开支的办法势必会造成某些消费不足的现象。”（第479页，克拉夫基的最后结论；参看第464页）“遗憾的是，许多小农户为了支付高额的债务利息不得不缩减开支。但是这样（虽然要费很大力气），它们就可以支持下来，勉强度日。正如帝国统计所指出的，我们这一地区小农户在日益增加，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大力缩减消费。”这里克拉夫基引用了柯尼斯堡行政区的资料。该地区在1882年至1895年期间，2公顷以下的农户由56000户增加到79000户，2—5公顷的农户由12000户增加到14000户，5—20公顷的农户由16000户增加到19000户。这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之流所谓的小生产“排挤”大生产的东普鲁士。这班先生这样大谈干巴巴的土地面积统计数字，竟然还大声疾呼要“详细探讨”！很自然，克拉夫基认为“现代土地政策在解决东部农业工人问题方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鼓励最能干的工人定居下来，其方法就是让工人们能够获得一小块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即使第一代不行，第二代〈原文如此！〉也要获得”（第476页）。用自己的积蓄购置小块土地的雇农，“在钱财方面多半会陷于拮据的地位”，这没有什么不得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一种较为自由的地位在引诱着他们”，——资产阶级经济学（目前看来还有“批评家”）的全部任务，就是支持无产阶级最落后部分的这种幻想。由此可见，克拉夫基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驳斥了援引他著作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他的研究证明农业中的大农户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小农终日劳动过度和吃不饱，逐渐变为地主的雇工和日工，证明小农户的增加是同贫困和无产阶级化的加剧相联系的。从他这次研究中得出的两个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原则意义。第一，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农业中采用机器的障碍就是：小农地位每况愈下，他们毫“不惜”力，这就使资本家采用手工劳动比采用机器更为便宜。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断相反，事实充分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中的小农同工业中的手工业者两者的境况是完全相似的。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断相反，我们看到，在农业中消费愈来愈降低，劳动强度愈来愈提高，以此作为同大生产竞争的手段。第二，关于大小农户收益的种种比较，我们应该斩钉截铁地指出，凡忽略下列三种情况的结论，都是毫无用处的庸俗的辩护术。这三种情况就是：（1）农民吃、住和工作的情况怎样？（2）牲畜饲养和干活的情况怎样？（3）土地施肥情况怎样，经营是否合理？小农业是靠种种肆意滥用的办法来维持的，如滥用农民的劳动和生命力，滥用牲畜的力气和体质，滥用土地的生产力。因此，凡是没有全面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著作，都不过是一些资产阶级的诡辩罢了。［注：莱奥·胡施克在《根据中图林根的典型调查作出的关于大中小农户农业生产纯收入的统计》（1902年古斯塔夫·费舍在耶拿出版）一书中公正地指出：“只要”把小农的劳动力价值估算得“少些”，计算结果就会证明小农户比大中农户优越，证明小农户有能力同后两者竞争（第126页）。可惜，作者没有把这个思想发挥到底，在书中没有列举关于各类农户饲养牲畜、土地施肥以及农民生活状况的系统资料。我们打算以后再来谈胡施克先生的这部有趣的著作。这里我们只是提一下他的关于小农户产品的售价比大农户低的见解（第146、155页）和他下面这个结论：“中小农户力图用尽量削减货币支出的办法来克服1892年以后发生的危机（农产品价格的降低），而大农户却采取增加经营费用、提高收成的办法。”（第144页）在1887—1891年到1893—1897年这段时间，中小农户用于种子、饲料和肥料的开支减少了，而大农户却增加了。小农户这些开支平均每公顷为17马克，而大农户为44马克。（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因此，关于现代社会中小农的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理论”，遭到批评家先生们特别猛烈的攻击，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早在《开端》杂志（第1期第10页）上就“已着手”摘录种种“引文”，用来反驳考茨基的论断。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书中重复说：“试图让陈腐教条的死尸〈原文如此！〉再度复活的考茨基”，竟从社会政治协会[84]的调查著作《农民状况》（《BauerlicheZu—stande》）中“挑出一些事实，来证明目前存在着农民农户遭受压抑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应当相信，在那本书里同样可以找到一些性质与此多少不同的证据”。（第2卷第282页）我们姑且“相信”这一点，并把这位严峻的学者的“引文”拿来核对一下，这位学者在有些地方简直是在重复赫茨用的引文（第77页；俄译本第183页）。“爱森纳赫的材料证明了畜牧业和肥料的改进、机器的应用以及整个农业生产的进步……”我们来翻阅一下有关爱森纳赫的文章吧（《农民状况》第1卷）。土地不足5公顷的业主（这种人在该地区1116户中占887户）境况“总的说来是不大好的”（第66页）。“由于他们替大业主割麦、做日工等等赚到一些工钱，境况才比较好些……”（第67页）总的说来，20年来，技术有了重大的进步，但是“这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特别对于较小的农户来说，更是如此……”（第72页）“较小的业主有时把体力弱的牝牛也拉来从事田间工作……”副业收入是伐木和运输木柴，运输木柴“使农民脱离了农业”，从而“降低了生活水平”（第69页），“伐木挣的钱也是不够用的。有些地区的小土地占有者（Grundstücksbesitzer）从事收入很少的（Leidlich）织布业。个别人用手工卷制雪茄烟。总的说来，副业收入是很不够的……”（第73页）作者经济专员迪滕贝格尔在结尾说：农民虽然“生活简朴”、“消费很少”，但是他们却健康强壮，“在贫苦阶级营养很差，以马铃薯为主食的情况下”这甚至“令人惊奇”（第74页）……“渊博的”伏罗希洛夫之流就是这样来驳斥“所谓农民农户不能有技术进步的陈腐的马克思主义偏见”的！“……关于萨克森王国，秘书长朗斯多夫说：在各个专区，特别是在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区，大田庄和小田庄的经营集约化程度未必还有什么差别。”奥国的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驳斥考茨基的（赫茨的书第77页；俄译本第182—183页），而俄国的伏罗希洛夫也跟在他后面随声附和（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282页，摘自《农民状况》第2卷第222页的引文）。我们打开批评家所引用的原著第222页，在赫茨所引的那一段话的后面，紧接着有这样几句话：“这种差别在山区较为明显，那里较大的田庄在经营中有较多的流动资金，但是就是在这种地方，农民农户的纯利润往往也并不少，因为低下的收入为高度的节俭所弥补了。在目前极其低下的消费水平下（beidervorhandenengrossenBedürfnisslosigkeit），这样节俭常常会使农民业主的生活比工业工人还要坏，因为工业工人有更多的消费。”（《农民状况》第2卷第222页）接着又说：成为主要的经营制度的轮作制，已为大多数中等业主所采用，而“三圃制几乎只有在小农田庄主那里才采用”。畜牧业也普遍有所进步。“只有在繁殖牛和利用乳制品方面，农民通常落后于大地主。”（第223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写道：“兰克教授证明了慕尼黑近郊农民农户的技术进步，据他说：这一地区对于整个上巴伐利亚来说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来看一下兰克的文章是怎么写的：靠雇佣工人经营的大农村社有3个；119个农民中间，有69个农民每人土地超过20公顷，共占全部土地的3/4，其中有38个“农民”每人土地超过40公顷，平均每人59公顷，他们约占有全部土地的60％……看来，用这些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和赫茨先生的“引文”，已经足够了。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五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的繁荣”。巴登的例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五“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的繁荣”。巴登的例子［注：本文第5—9章发表在《教育》杂志上，并附有以下作者注：“这几篇论文是在1901年写成的。其中的第一部分曾于去年在敖德萨印成小册子出版（海燕出版社版）。第二部分是第一次发表。每篇论文都是比较独立和完整的。这几篇论文的总的题目就是探讨俄国著作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俄文版编者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杂志（第1期第7页和第13页）上，大声疾呼：详细一点：详细一点！所有的“批评家”都在用数百种调子数百次地重复这一口号。好吧，先生们，我们就来详细探讨一下吧。你们用这个口号来攻击考茨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土地问题充满了无数互不联系的细节，对土地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概括地说明现代整个土地制度的发展情况。你们的口号只是掩饰你们的缺乏科学原则性，以及你们害怕任何完整严密的世界观的机会主义的心理。你们如果不是用伏罗希洛夫的态度对待考茨基的著作，你们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可以知道应该怎样利用详细的材料，怎样整理这些材料。但是你们却不善于利用这些详细的材料，现在让我们用你们自己挑选的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爱·大卫在伏罗希洛夫之流的先生们主编的《社会主义〈？？〉月刊》（第3年卷（1899）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反驳考茨基的文章，题为《农村的野蛮人》。在这篇文章里，爱·大卫扬扬得意地引证了最近出版的论述农民经济的“一部论据极其充分的、颇有价值的专题著作”，这就是莫里茨·黑希特（Ｈｅｃｈｔ）的《巴登[81]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1895年莱比锡版）。赫茨立刻加以附和，跟着大卫重复了这部“杰出著作”中的某些数字（第68页；俄译本第164页），并且“竭力推荐”（第79页；俄译本第188页）大家阅读这部著作的原著或大卫的摘录。切尔诺夫先生急忙在《俄国财富》上转述了大卫和赫茨的言论，并且拿黑希特所描绘的“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繁荣的鲜明图画”（第8期第206—209页）来反驳考茨基。现在我们来看看黑希特的著作。黑希特描写了距离卡尔斯鲁厄4—14公里的三个巴登村庄——哈格斯菲尔德村、布兰肯洛赫村和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虽然那里的地块很小，每个业主只有1—3公顷土地，但是收成非常好，农民都过着富裕文明的生活。大卫（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切尔诺夫）拿这个地方的收成同德国的平均收成作了比较（以德制公担为单位，每公顷马铃薯产量是150—160比87．8；黑麦和小麦是20—23比10—13；干草是50—60比28．6），并且感慨地说：怎么样？请看，这就是“落后的小农”！我们的回答是，第一，这里没有对相同条件下的小农户和大农户作任何比较，因此拿这一点作为反驳考茨基的论据，是非常可笑的。更可笑的是，这位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229页上硬说“在考茨基迂腐的见解〈关于城市在农艺上剥削农村〉中，甚至夸大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然而在209页上为了反驳考茨基，却恰恰选了这样的村庄作例子，那里由于位置靠近城市而排除了这种资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障碍。资本主义使农村日益荒凉，使人口集中于城市，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因而丧失了大量的天然肥料，但是与此同时，极为少数的市郊农民却依靠他们位置的优越而获得特殊的利益，依靠多数人的贫困而发财致富。上面说的那些村庄有这样好的收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们每年用41000马克向邻近三个城市（卡尔斯鲁厄、布鲁克扎尔、杜尔拉赫）的驻军购买厩肥，向城市污秽处理机关购买污水（黑希特的书第65页），而购买人造肥料只花了7000马克。［注：顺便说一句，切尔诺夫先生要《俄国财富》的读者相信，在这些村庄里，在地产的规模上并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差别”。但是，如果要求详细探讨不是他口头上说说的空话，那他就不会忘记，对于这些市郊农民来说，土地多少远没有肥料多少那样重要。而在这方面，差别是显著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虽然土地最少，但是那里的收成最高，农民也最富裕。在48000马克的肥料支出中，这个村占了28000马克，这个村共有土地258公顷，平均每公顷的肥料支出是108马克。在哈格斯菲尔德，平均每公顷的肥料支出只有30马克（12000∶397公顷），在布兰肯洛赫一共才11马克（8000∶736公顷）。］用具备这种条件的小农户的例子来反驳大农户的技术优越性，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第二，从这个例子中，真的能看到象大卫及其追随者赫茨、切尔诺夫所说的“名副其实的小农”（echteundrechteKleinbauern）吗？他们在这里只是拿地产的规模作为根据，这正好说明他们不会利用详细的资料。谁都知道，市郊农民的1俄亩土地，相当于偏僻地区农民的10俄亩土地，而且经营形式由于临近城市也有极大的改变。例如，在首府市郊的这些村庄中，土地最少然而最富庶的村庄要算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那里的地价是9000—10000马克，为巴登平均地价（1938马克）的5倍，为东普鲁士边远地区地价的20来倍。可见，按生产规模（衡量农户规模的唯一准确的标志）来看，这根本不是什么“小”农。至于谈到他们的经营形式，我们看到，货币经济以及黑希特所特别强调的农业专门化，在这里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他们种植烟草（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占土地面积的45％），种植良种马铃薯（一部分留种，一部分供卡尔斯鲁厄的“贵族老爷”食用——黑希特的书第17页），向首府出售牛奶和黄油、仔猪和成猪，自己则买进粮食和干草。这里的农业完全具有商业性质，首府市郊的农民都是地道的小资产者。切尔诺夫先生如果真的研究过他从别人那里引来的详细资料，他也许会多少懂得一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63页）这个对他来说是深奥莫测的范畴。最滑稽的是，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一方面声明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农民会起企业主的作用，为什么农民能一会儿以工人的身分出现，一会儿又以企业主的身分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引用的一部详细的研究性著作却直截了当地指出：“18世纪的农民，虽有8—10公顷的土地，却是农民〈“是农民”，切尔诺夫先生！〉，是体力劳动者；而19世纪的小农，虽有1—2公顷土地，却是脑力劳动者，是企业主、商人。”（黑希特的书第69页；参看第12页：“农村的业主成了商人和企业主”。黑体是黑希特用的）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难道不正是用伏罗希洛夫的态度来“斥责”考茨基把农民和企业主混为一谈的吗？“企业主”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使用雇佣劳动。在那些引用黑希特著作的冒牌社会主义者中间，竟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事实说过一句话，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黑希特本人是一个极为典型、极为忠诚的小资产者，他对农民信仰宗教，对大公国当局“慈父般地关怀”农民，特别是对开办烹饪训练班这类“重大”措施感到欢欣鼓舞。因此，他自然要竭力掩盖这些事实，证明富人和穷人、农民和雇工、农民和工厂工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社会鸿沟”。黑希特写道：“农业日工这一等级是不存在的。大多数农民都可以靠家里人的帮助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三个村庄里，只有少数人在收割或脱粒时需要借助别人的劳力；这样的农户，用当地的话来说，‘邀请’〈“bitten”〉一些男人或妇女（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把自己叫作“日工”）‘来帮忙’。”（第31页）在这三个村庄所有的业主中，只有少数人雇用日工，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业主”都是工厂工人。需要雇人的真正的农民究竟有多少，黑希特没有交代。他宁愿在他专门描述三个村庄（其中有一个村庄就是黑希特本人的出生地）的硕士论文（德文是博士论文）中，侈谈勤奋和节俭的崇高道德意义，而没有列举有关各类农民的确切的统计资料。（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赫茨和大卫才这样赞扬黑希特的著作。）我们只知道，在离卡尔斯鲁厄最远（14公里）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这个最富足的、完全经营农业的村庄里，日工的工资最低。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日工吃自己的饭；每天只挣2个马克；在哈格斯菲尔德（离卡尔斯鲁厄4公里，那里住的是工厂工人），每天挣3个马克。这就是使批评家们感到鼓舞的“名副其实的小农”“繁荣”的条件之一。黑希特告诉我们：“在这三个村庄里，主人和仆人〈Ge-sinde＝既是仆人也是雇工〉之间还存在着纯粹宗法式的关系。‘主人’，也就是拥有3—4公顷土地的农民，用‘你’来称呼男女雇工，直呼他们的名字，而雇工则称农民为‘伯父’（Vetter），称农妇为‘伯母’（Base），对他们称呼‘您’……雇工同全家一起吃饭，被当作家里人一样。”（第93页）烟草业在这一地区极为发展，需要的人手也特别多，但是，关于雇佣劳动在烟草业中的意义，“论据极其充分的”黑希特却一字不提。不过，他多少还是提到了雇佣劳动，因此，就“详细探讨”的本领来说，这位忠诚的小资产者比起奉行“批判”社会主义的伏罗希洛夫之流，还是略胜一筹。第三，人们援引黑希特的研究著作来驳斥农民过度劳动和吃不饱的事实。但是，批评家们在这里却宁愿对黑希特所指出的这类事实保持沉默。俄国的民粹派和西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拿“中等”农民这个概念来粉饰“农民”，现在，批评家们也得靠这个概念来帮忙了。“总的说来”，这三个村庄的农民都很富裕，但是就从黑希特这部论据极不充分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必须分为三大类。约有四分之一（或30％）的业主（多数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少数来自布兰肯洛赫村）是富裕的小资产者，他们由于靠近首府而发财致富，他们经营盈利很高的牛奶业（每天出售10—20升牛奶）和烟草业（举一个例子，1．05公顷的烟叶可以卖1825马克），饲养生猪出售（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1140个居民养猪497头；在布兰肯洛赫，1684个居民养猪445头；在哈格斯菲尔德，1273个居民养猪220头），等等。在这些为数很少的农户（其实，批评家们所赞美的“繁荣”景象，只有对它们说来才是完全适用的）中间，使用雇佣劳动无疑是很经常的。在其次一类农民（布兰肯洛赫的大多数农民都属于这一类）中间，繁荣景象就差得多了，他们施肥较少，收成较低，牲畜也比较少（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258公顷土地共有599头牲畜；在布兰肯洛赫，736公顷土地共有842头牲畜；在哈格斯菲尔德，397公顷土地共有324头牲畜），家里有“陈设雅致的房间”的不多，远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肉，许多家庭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俄国人对此是十分熟悉的）：他们因急需用钱就在秋天卖粮，春天再买粮吃。［注：顺便说一下，黑希特说布兰肯洛赫在经济上的落后是由于自然经济占优势和存在村社的缘故，由于村社的存在，凡是年满32岁的人，“不管他懒惰也好，勤奋也好；节俭也好，不节俭也好”（第30页），都可以得到一小块土地（36公亩——Almendgut）。但是黑希特仍然反对分掉村社的土地，他说这是为布兰肯洛赫人数愈来愈多的年老的工厂工人设立的一种社会救济（Alters-versorgung）机构。］在这类农户中，重心正在不断地从农业转向工业，例如布兰肯洛赫已经有103个农民到卡尔斯鲁厄去当工厂工人了。这批农民加上哈格斯菲尔德几乎全村的居民，便构成了第三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0—50％）。农业在这里已经是副业，主要由妇女从事。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比布兰肯洛赫高些（由于受到首府的影响），但是贫困已经十分明显。他们把牛奶卖出去，自己却买回一些“更便宜的人造黄油”（第24页）。山羊的数目迅速增加：从1855年的9头增加到1893年的93头。黑希特写道：“山羊增加的原因只能是，原来的农户消失了，农民等级已经分化（Ａｕｆｌｏｓｕｎｇ）成为一个拥有零星土地的农村工厂工人等级。”（第27页）顺便说几句，德国全国的山羊头数从1882年到1895年，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从240万头增加到310万头。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之流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批评家”所赞颂的“殷实农民”的进步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多数工人步行3公里半到城里去上工，舍不得每星期花1马克（48戈比）的火车票钱。哈格斯菲尔德的300个工人中间，大约有150人甚至认为花40—50芬尼在“大众食堂”吃顿午饭也太贵，要家里人送饭去。黑希特说：“那些可怜的女人在11点钟准时把午饭装进饭盒，送到工厂去。”（第79页）至于女工，她们在工厂里同样要工作10小时，可是只拿到1．10—1．50马克（男工是2．50—2．70马克），实行计件工资时，能拿到1．70—2马克。“有些女工设法靠副业来补贴自己微簿的收入。在布兰肯洛赫，有4个女孩子在卡尔斯鲁厄纸厂做工，她们总是把纸带回家，在晚上糊纸口袋，每晚从8点到11点〈原文如此！〉可糊300个，才得45—50芬尼，以补贴白天的一点点工资，作为乘火车的费用。在哈格斯菲尔德，有些从少女时起就在工厂做工的妇女，在冬天的夜晚帮人擦银器，获得一点微薄的补助工资。”（第36页）黑希特感叹地说：“哈格斯菲尔德的工人有自己的家园不是靠帝国的法律，而是靠自己努力干活，他们有自己的小屋，不必同别人合住，还有一小块土地。但是比这些实际财产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认识到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得来的。哈格斯菲尔德的工人既是工厂工人，同时又是农民。凡是没有土地的人，至少也要租一些零星土地，以便利用空闲时间增加自己的收入。夏天，工厂7点钟‘才’开工〈“才”开工！〉，可是工人4点钟就起身，收拾一下自己的马铃薯地，或者喂一喂牲畜。他们晚上7点钟回家，他们该干些什么呢，尤其在夏天？他们在自己的地里再干一个或一个多小时。要知道，他们并不想靠土地得到高额的地租，只是想充分〈原文如此！〉利用自己的劳动力……”黑希特还讲了许多这种令人肉麻的话，他在自己著作的结尾写道：“小农和工厂工人，两者〈原文如此！〉都上升为中间等级，这不是由于人为的强制的办法，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勤奋，努力干活，由于他们养成了高尚的道德。”［注：关于这种“高尚的道德”，黑希特还说了很多很多，他并不比布尔加柯夫先生逊色，也非常钦佩“冷静的婚姻政策”、“高度的勤奋”、“节俭”和“有节制”，甚至还引用了“一句有名的农民谚语”：“MansiehtnichtaufdieGoschen（d．h．Mund），sondernaufdieGroschen”，意译就是：“与其说是为了嘴巴，不如说是为了腰包。”基辅的大学教授布尔加柯夫先生曾经说农民农户（它既不需要地租，也不需要利润），是“对社会最有利的〈原文如此！〉农业组织”（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154页）。请读者把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学说”同上面这句谚语比较一下吧。］“巴登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广泛的中间等级。”（黑体是黑希特用的）黑希特说这样的话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但是，有些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招摇撞骗，比任何黑希特都更加热中于粉饰现实，把少数资产阶级的繁荣说成是普遍的进步，用“农业同工业结合”这个唬人的旧口号来掩盖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象这样的人，应当把他们叫作什么才好呢？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四城乡对立的消灭。“批评家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四城乡对立的消灭。“批评家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上面谈到赫茨，现在再来谈谈切尔诺夫先生。后者只是“谈论”前者的著作，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简略地评述一下赫茨的论述手法（以及切尔诺夫先生翻版复制的手法），以便进一步（在下一篇论文中）分析“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新的事实材料。赫茨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家呢？这一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看到，他那本书开头的一节用了一个了不起的标题，叫作《民族资本主义的概念》。赫茨只是想给资本主义下个定义。他写道：“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描述成为这样一种国民经济体系，这种体系的法律基础是彻底实现了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原则，它的技术基础是广泛规模的〈大规模的？〉生产［注：维·切尔诺夫先生译成（《俄国财富》第4期第132页）：“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生产”。他对德文“aufgrosserStufenleiter”这一短语竟有这样独到的“理解”！！］，它的社会基础是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的分离，它的政治基础是资本家依靠唯一的财产分配的经济基础而掌握中央政权〈国家的集中的政治力量？〉。”（俄译本第37页）赫茨说，这种定义是不完全的，须要再加上一些限定，例如，除大生产外，到处都还存在着家庭劳动和小块土地的租佃。“把资本主义说成是生产受资本家〈资本占有者〉监督〈统治和监督〉的体系，这种现实的〈原文如此！〉定义也是不十分恰当的。”这种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资本家统治的“现实的”定义不是很妙吗？这种追求罗列所有的个别特征和个别“因素”的做法，这种时髦的、貌似现实主义的而实际上是折中主义的做法，是多么典型啊。把个别现象的各个局部特征统统装进一个总的概念里，或者相反，“避免同千差万别的各种现象冲突”，这种荒谬的做法，这种只能说明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科学的做法，当然只会使“理论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赫茨竟忘记了商品生产以及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样的小事！但是他却杜撰了一个遗传学的定义，为了惩罚这位杜撰者，应把这一定义全文摘引出来：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国民经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流转、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等原则的实现，已经达到每个单个国民经济的经济发展和经验主义条件所决定的最高点（相对地说）”（第10页；俄译本第38—39页，译文不十分确切）。维·切尔诺夫先生当然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抄录和描述了这些肥皂泡，并且用了整整30页的篇幅来“分析”民族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用以款待《俄国财富》的读者。从这个大有教益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许多非常宝贵的、一点也不公式化的启示，例如，说什么“英国人具有独立、傲慢和刚毅的性格”，英国资产阶级“稳健庄重”，它的外交政策“不讨人喜欢”，“罗马语种族有磅礴的热情”，“德国人富于精确性”。（《俄国财富》第4期第152页）这样一分析，“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被彻底粉碎了。赫茨对于抵押材料的分析，也具有同样的威力。至少切尔诺夫先生对这个分析是很赞赏的。他说：“事实是……还没有一个人能推翻赫茨的材料。考茨基在反驳赫茨的著作时，过多地注意到某些细节〈如证实赫茨玩弄偷天换日的手法！好一个“细节”！〉，但是对于赫茨有关抵押问题的论据，却只字未提。”（《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7页，黑体是切尔诺夫先生用的）从《俄国财富》同一期第238页上的引文可以看出，切尔诺夫先生读过考茨基那篇反驳文章（《我的〈土地问题〉的两位批判者》，载于《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而且切尔诺夫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载有这篇文章的杂志，在俄国是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行的。切尔诺夫先生用了黑体的那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在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那篇文章的第472—477页上，考茨基恰恰是在抵押问题上驳斥了“赫茨、大卫、伯恩施坦、席佩耳、布尔加柯夫之流”［注：考茨基语，《新时代》第427页。］，这一事实很能说明现代“批评界”的全貌。恢复被歪曲的事实的真相，这个任务是枯燥乏味的，但是，既要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打交道，这个任务就是无法推卸的。考茨基对赫茨自然是嘲笑了一番，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赫茨也暴露出自己不善于或者不愿意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喜欢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了（第88—89页）抵押积聚的问题。考茨基写道：“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小高利贷者日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让位给那些垄断抵押贷款的庞大而集中的资本主义机构或公共机构。”考茨基列举了若干这种资本主义机构和公共机构，提到了土地信贷公司（genossenschaftlicheBodenkreditinstitute），指出储金局、保险公司和其他许多团体（第89页）都把自己的基金投入抵押贷款等等。例如，普鲁士的17个信贷公司到1887年已经发行了165000万马克的抵押券[74]。“这些数字表明，地租已经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中央机构的手中〈黑体是我们用的〉，而且这种集中过程还在迅速地发展着。1875年德国的抵押银行共发行了9亿马克的抵押券，1888年发行了25亿马克，到1892年已达到34亿马克，这些抵押券集中在31家银行（1875年是27家）手中。”（第89页）地租的这种集中明显地说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赫茨、布尔加柯夫、切尔诺夫之流却回答说：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分散的趋势，即所有权分割的趋势”（《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6页），因为“四分之一以上的抵押贷款集中在拥有大量小存户的民主的〈原文如此！〉信贷机关手中”（同上）。赫茨非常热心地引证了一大堆表格，证明储金局的大量存户是小存户等等。试问，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考茨基自己也谈到过信贷公司和储金局（当然他没有象切尔诺夫先生那样，把它们看作一种特别“民主的”机构）。考茨基谈的是地租集中在少数中央机构手中，而有人却向他指出储金局拥有大量的小存户！！并且把这叫作“所有权的分割”！但是，抵押银行的存户数目同农业（这里谈的是地租的集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大工厂的股票分散在大量小资本家手中，它就不再算生产的集中了吗？考茨基在回答赫茨时写道：“在赫茨和大卫没有告诉我以前，我不知道储金局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还以为它们用的是路特希尔德和万德比尔特之流的私蓄。”在谈到将抵押贷款转为国家所有的时候，赫茨说：“这是对付大资本的最拙劣的手段，但是用它来激发人数愈来愈多的小私有者大军特别是雇农大军，来反对这一改革的倡导者，这当然是绝妙的手段。”（第29页；俄译本第78页。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217—218页上津津乐道地重述了这段话。）考茨基反驳说：请看伯恩施坦之流惊呼人数愈来愈多的“私有者”都是些什么人吧！这是一些在储金局有20马克存款的女佣人！说什么社会党人要用“剥夺”办法洗劫劳动者大军，这种攻击社会党人的论调是多么陈腐不堪啊。正是欧根·李希特尔在他的小册子里煞费苦心地提出过这一论据，这本小册子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75]废除以后出版的（厂主们一买就是几千册，免费发给工人阅读）。欧根·李希特尔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她是一个穷裁缝，在储金局里存了几十个马克，但是却被那些夺得政权并且把银行收归国有的狠心的社会党人抢走了。请看，布尔加柯夫［注：关于抵押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和德文版的布劳恩《文库》中，曾提出同样的论据来反驳考茨基。］、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就是从这种地方搜寻他们“批判的”论据的！考茨基在谈到欧根·李希特尔“著名的”小册子时说：“当时，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一论调曾遭到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致的嘲笑。而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竟有人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上〈可能是指大卫发表在《前进报》[76]上的一篇文章〉歌颂一篇重复同一思想的著作：赫茨，我们赞美你的功绩！对于已进入风烛残年的可怜的欧根来说，这真是一个大胜利。为了让欧根高兴，我不能不再引用一下赫茨在同一页上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看到，剥夺小农、城市房产主的，特别是剥夺大农的，正是下层和中层阶级，这些阶级的基本成员无疑来自农村居民。’”（赫茨的书第29页；俄译本第77页。《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6—217页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这段话）“大卫的关于用集体的工资合同（Tarifgemeinschaften）和消费合作社来‘挖空’（Aushoh-lung）资本主义的理论现在已经被人超过了。它在赫茨的用储金局来剥夺剥夺者的理论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被认为已经去世了的节俭的阿格尼斯，现在又重新复活了。”（上引考茨基的书第475页）俄国的“批评家”和《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也急忙把这位复活了的“节俭的阿格尼斯”搬到俄国来，用以诋毁“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维·切尔诺夫先生看到赫茨所重述的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些论据，就欣喜若狂。正是这位先生，在《俄国财富》和《在光荣的岗位上》这本献给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文集里，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我们要是不把这种斥责的某些精辟之处指出来，未免太不公平了。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229页上写道：“考茨基又追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会造成土地的贫瘠，因为向土地不断夺取各种产品，运往城市，而没有归还土地什么东西……可见，在土地肥力规律的问题上，考茨基无可奈何地〈原文如此！〉重复着马克思的话，而马克思又是以李比希的理论为根据的。但是，在马克思写他的第1卷的时候，李比希的‘肥力恢复律’还是农学上的一个最新成就。自从这一规律发现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对土地肥力规律的认识，已经经历了整整一次革命。事实怎样呢？李比希以后的整个时代，巴斯德和维尔在后来的一切发现，索拉里使用氮气的实验，贝特洛、黑尔里格尔、威尔法尔特以及维诺格拉茨基在土壤细菌学方面的种种发现，——这一切都没有给考茨基留下任何印象……”亲爱的切尔诺夫先生！他同屠格涅夫笔下的伏罗希洛夫[77]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啊！大家还记得《烟》里面那位曾到国外游历过的年轻的俄国大学讲师吗？他平时总是一声不吭，但有时心血来潮，又滔滔不绝地一连说出几十个、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和名流的名字。我们这位博学多识的切尔诺夫先生同伏罗希洛夫一模一样，他把不学无术的考茨基彻底消灭掉了。不过……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翻阅一下考茨基的书，哪怕看一下书的目录也好？我们看看第4章《现代农业》，第4节是《肥料、细菌》。翻开这一节，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80年代的后5年，人们发现豆科植物和其他作物不同，它所储备的氮素差不多全部是从空气中摄取的，而不是从土壤中摄取的，豆科植物不仅不会使土壤中的含氮量减少，反而会使它增多。但是只有在土壤中有某种微生物附着在植物根部时，豆科植物才具有这种特性。在没有这种微生物的地方，可以进行适当的接种，使豆科植物能够把含氮少的土壤变成含氮量丰富的土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这块土壤种植其他作物施了肥。一般说来，把细菌接种到豆科植物上，再施用适当的矿物肥料（磷酸盐和钾肥），即使不施用粪肥，也能经常获得大丰收。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自由经营’才获得了十分稳固的基础。”（考茨基的书第51—52页）是谁科学地论证了固氮菌的卓越发现呢？是黑尔里格尔……考茨基的过错在于他有一种坏毛病（这种毛病在许多狭隘正统派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即在任何时候都不肯忘记，一个战斗的社会党的成员就是在写学术著作时也不应当忽视工人读者，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因为这些只是颓废派和官方科学界那些有学衔的人物所热中的事情。考茨基在这里宁愿清清楚楚地阐明什么是农学上的最新发现，也不去罗列那些对于十分之九的读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学者的姓名。伏罗希洛夫之流的做法却相反，他们宁愿搬出一大串农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批判哲学家等等的名字，用这些学术垃圾来遮盖问题的实质。例如，伏罗希洛夫一切尔诺夫把捏造的罪名加在考茨基的头上，说他不知道知名的学者和科学上的发现，以此来掩饰和遮盖现代批评界的一个十分有趣、十分有教益的情节，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消灭城乡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攻。例如，路约·布伦坦诺教授断言，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并不是特定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而是由于自然的必要性，是由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缘故。［注：见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27期上的一篇文章《托尔斯泰和布伦坦诺》。考茨基把列·托尔斯泰的学说以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认为托尔斯泰的理论虽然有其反动幼稚的方面，但是他仍然不失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深刻的洞察者和批判者，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泰斗”布伦坦诺（谁都知道，他是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赫茨等先生的老师），却暴露了极端严重的糊涂观念，把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混为一谈，把生产率同利润率，价值同价格等等概念混为一谈。考茨基公正地指出：“这与其说是布伦坦诺个人的特征，不如说是他所属的那个学派的特征。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学派[78]，把全面认识社会结构说成是已经超越了的阶段（uberwundenerStandpunkt）。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科学不应当研究各种社会规律和把这些规律归结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应当只限于记录过去和现在的各个社会事实。因此它也就习惯于只涉及现象的表面。这个学派的某个代表一旦试图考察现象的更深刻的根源，就完全不能辨别方向，而无可奈何地兜起圈子来了。近来，在我们党内有人并不是想用任何其他理论，而是想用历史学派所特有的毫无理论（Theorielosigkeit）来代替马克思的理论，力图把理论家降低到报纸记者的水平。凡是希望朝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而不愿意在一些具体事件上毫无目的地跳来跳去（Fortwurschteln）的人，应当把我们所揭露的布伦坦诺的糊涂观念作为借鉴，不要采用历史学派现在的这种方法。”（第25页）］布尔加柯夫先生追随他的老师，在《开端》（1899年3月第29页）上就已宣称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空想”，“只能引起农学家的嘲笑”。赫茨在书中写道：“消灭城乡的差别，的确是老空想家〈甚至还有《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愿望。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相信，一个具备一切条件使人类文化达到高峰的社会制度，真的会消灭大城市这样充满朝气的和文化发达的大中心，并且为了迎合被损害的美学感情，竟会抛弃这些为进步所不可缺少的丰富的科学艺术宝藏。”（第76页；俄译者在第182页中，居然把“potenzirt”［注：倍加的，丰富的。——编者注］一词译为“潜在的”。这种俄译本真是叫人没有办法！在第270页中，这位译者又把“WerisstzuletztdasSchwein？”［注：“到底是谁吃了猪呢？”——编者注］泽成了“到底谁是猪呢？”）你们可以看出，赫茨是在用空话来维护资产阶级制度，使之不受社会主义“空想”的冲击，他所谈的“为唯心主义而斗争”的空话并不比司徒卢威和别尔嘉耶夫先生谈的少！但是这些夸夸其谈的唯心主义空话对于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没有任何好处。社会民主党人是善于珍视充满朝气和文化发达的大中心的历史功绩的。他们坚决反对把一切人口特别是农民和农业工人束缚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明证。因此，他们和批评家们不同，不会落入大地主那种想给“农夫”找点冬“活”干的圈套。但是，完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并且列入我们的行动纲领，至于无法实现的理想，还是让给司徒卢威和别尔嘉耶夫先生吧）。说这样做就是抛弃科学艺术的宝藏，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为了使这些宝藏为全体人民所享用，为了消灭千百万农村人口同文化隔绝的现象，即消灭马克思所正确指出的“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已经有可能把电力输送到遥远的地方，运输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只须花较少的（同现在相比）费用就能以每小时200多俄里的速度载运旅客［注：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修建这种铁路的计划没有被国会批准，仅仅是由于害怕旧公司破产的铁路大王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加以反对。］，因此，要让大体上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全体居民共同享用几世纪来在少数中心城市积聚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困难了。既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消灭城乡对立（当然，也不应当设想消灭这种对立可一蹴而就，而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就决不只是“美学感情”的要求。在大城市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3页。——编者注］工业也在向各地疏散，因为工业同样需要清洁的用水。利用瀑布、运河和江河来发电，将进一步促进“工业的疏散”。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为了合理地利用对于农业十分重要的城市污水特别是人的粪便，也要求消灭城乡对立。批评家先生们想根据农学来反驳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注：同上，第20卷第309—322页。——编者注］一书中曾经就这个问题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理论，批评家先生们不肯去全面地分析这一理论，而只是照例断章取义地把某个布伦坦诺的思想拿来加以改头换面）。他们推论的程序是这样的：李比希证明，我们从土地索取多少，必须归还多少。因此，他认为把城市的污水倾入江海，这是荒唐而野蛮地浪费农业所必需的物质。考茨基同意李比希的理论。但是，现代农学表明，施用人造肥料、采取给豆科植物接种一定的固氮菌等措施，完全可以恢复土地的生产力，而不必施用厩肥。可见，考茨基和所有这些“正统派”不过是些落后分子。我们回答说，可见，批评家先生们在这里又是在进行他们那种数不胜数的层出不穷的歪曲。考茨基论述了李比希的理论以后，立即指出：现代农艺学证明，“不使用厩肥是完全可以的”（《土地问题》第50页；参看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但是他又补充说：同城市卫生体系造成的浪费人的粪便的情况比起来，这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批评家们如果有本领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他们就应当驳倒这一点，证明这并不是治标的办法。但是这一点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十分明显，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就在目前，一些大城市周围也还有一些农田利用城市的污水进行灌溉，使农业受益很大，但是，能这样利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污水。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现代农学似乎已经推翻了城市在农艺上剥削农村的事实，这种意见竟被批评家先生们当作一种新的见解奉献给考茨基。考茨基在自己著作的第211页上，回答这种反对意见说：人造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降低的可能性，但是，愈来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的必要性，只是给农业数不胜数的负担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农业的这些负担决不是自然的必要性，而是现有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注：考茨基接着说：当然，人造肥料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消失，但是它将以特殊的物质来肥沃土地，而不是担负起恢复土地肥力的全部任务。］。我们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话，便是批评家们极力加以混淆的问题的全部“关键”。有些著作家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把“粮食问题”说得比社会问题更加可怕更加重要，以此吓唬无产阶级，他们赞扬人工节制生育，说什么“调节人口增殖”是农民富裕的“根本的〈原文如此！〉经济条件”（第2卷第261页），说什么这种调节值得“推崇”，说什么“农民人口的增长在悲天悯人的〈！？〉道德论者中间引起了许多伪善的愤懑〈仅仅是伪善的愤懑，而不是对现代社会制度正当的愤懑吗？〉，似乎无节制的淫欲〈原文如此！〉倒是一种美德”（同上）。这班著作家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会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阻碍，把一切都归罪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把消灭城乡对立说成是“不折不扣的空想”。然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附和了这种论调，同时又责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缺乏原则性，犯有折中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俄国财富》第11期第246页），这该是多么轻率啊？！切尔诺夫先生竟责备别人缺乏原则性，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滑稽的吗？我们这位伏罗希洛夫树立的其他的批判功勋，同我们方才所分析的也一模一样。如果伏罗希洛夫要你们相信考茨基不了解资本主义信贷和高利贷之间的区别，说考茨基谈到农民起着企业主的作用，农民象厂主那样处于同无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这就是根本不善于或者不愿意理解马克思，如果伏罗希洛夫还拍着胸脯高声说：“我感到〈原文如此！〉有充分根据，所以才敢于这样说。”（《在光荣的岗位上》第169页）那你们听了可以放心，伏罗希洛夫又在肆无忌惮地混淆黑白，又在肆无忌惮地自吹自擂了。他“没有看到”考茨基著作中论述高利贷的那些段落（《土地问题》第11、102—104页，特别是第118、290—292页），却拼命去敲敞开的大门，照例地大喊大叫，说考茨基有“学理主义的形式主义”、“在道德上冷漠无情”、“嘲弄人类的苦痛”等等。至于农民起企业主作用这一十分奥妙的现象，显然已经超出了伏罗希洛夫的理解能力。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设法用最具体的事例向他说明这个道理。如果伏罗希洛夫想证明他是“劳动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斥责考茨基不该把流氓无产阶级、仆人、手工业者等等“为数众多的真正的工人排斥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同上，第167页），那你们就该知道，伏罗希洛夫又把问题搞乱了。考茨基在这里分析的是创造了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特征（《土地问题》第306页），而伏罗希洛夫之流至今还未曾发现游民、手工业者和仆人创造过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责备考茨基把仆人（现在在德国仆人也开始参加运动了）、手工业者等等“排斥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只是充分暴露了伏罗希洛夫之流的恬不知耻，因为这种词句愈是缺乏实际意义，对俄国书报检查机关所禁止的《土地问题》第2部分进行攻击愈是不担风险，他们就愈加愿意对“真正的工人”献殷勤。不过，在恬不知耻方面还有更精彩的例子。切尔诺夫先生把尼·－逊和卡布鲁柯夫先生大大赞扬了一番，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人的批评，并且佯作天真地问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俄国“同志”是指的什么人呢？你们要是不相信《俄国财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请看该杂志第7期第166页。如果伏罗希洛夫武断地说，恩格斯关于比利时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79]影响必将毫无成果的“预言”已经“破产了”，那你们就该知道，伏罗希洛夫过于相信自己可以“不负责任”，又在歪曲事实了。请看他是怎么写的：“比利时从来也没有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由此对比利时不满的恩格斯预言，比利时的运动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原则’的影响，必将‘从无，经过无，到无’，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惜！恩格斯的预言破产了，比利时的运动广泛全面的发展，使它现在成了典范，许多‘正统’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俄国财富》第10期第234页）事情是这样的：1872年（1872年！），恩格斯曾在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80]上同德国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展开论战，反对夸大蒲鲁东主义的意义，他说：“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因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正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无，经过无，到无’。”［注：见小册子《论住宅问题》1887年苏黎世版。该书收入了恩格斯1872年批评米尔柏格的文章，以及他在1887年1月10日写的引言。这里引的是该书第5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298页。——编者注）。］可见，说恩格斯似乎“预测”和“预言”了什么东西，这简直是撒谎。恩格斯说的只是实际情况，即1872年的情况。当时比利时的运动所以裹足不前，正是由于蒲鲁东主义的盛行，由于蒲鲁东主义的领袖们反对集体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只是到1879年才成立了“比利时社会党”，只是从这时才开始进行争取普选权的鼓动，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承认组成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应该进行政治斗争），标志着运动开始取得辉煌的成就。“比利时工人党”的现行纲领接受了（这并不是指个别的不大重要的条文）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基本思想。因此，恩格斯在1887年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2版写序言时，特别强调指出：“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3页。——编者注］他说：这一进步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被排挤密切相关的，从前蒲鲁东主义盛行一时，而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了。恩格斯指出：“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abgesetzt）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该小册子第4页，序言）［注：同上，第374页。——编者注］看来，《俄国财富》说的不是很真实吗？如果伏罗希洛夫……够了！合法刊物可以象诬蔑死人一样，月月诬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刊物我们当然是批不胜批的。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三农业中的机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三农业中的机器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赫茨的这部如布尔加柯夫先生所说的“出色的”著作（《土地问题及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1899年维也纳版。Ａ．伊林斯基的俄译本，1900年圣彼得堡版）。但是，有时我们还得把这两位作家相同的论据一并加以分析。农业机器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问题，经常成为“批评家”“驳斥”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后面我们将详细分析他们所引用的一些具体资料，现在只考察一下与此有关的一般论点。批评家们用了很多篇幅十分详细地说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所遇到的困难比在工业中要大，因而机器使用得比较少，意义也比较小。这一切是无可争辩的，就是那个考茨基（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先生们一听见他的名字几乎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也十分肯定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丝毫也驳斥不了下面这个情况，即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也推广得很快，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批评家们只得用些深奥的议论来“回避”这个必然的结论，说什么……“农业的特征就在于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主宰一切，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43页）……“它〈工业中的机器〉代替人的不可靠、不精确的工作，而以数学的准确性完成十分精密和十分庞大的工作。对于农产品的生产，机器却起不了任何类似的作用〈？〉，因为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劳动工具还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自然－母亲的手里。这并不是比喻”（同上）。的确，这不是比喻，而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谁都知道，蒸汽犁、条播机、脱粒机等等都在使工作更加“可靠和精确”，因此，说什么“起不了任何类似的作用”，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就等于说农业机器“丝毫〈原文如此！〉不能使生产革命化”（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43—44页，他同时还援引了农业机器制造专家的意见，但是这些专家谈的只是农业机器同工业机器的相对的差别），或者等于说“机器在这里不仅不能把劳动者变成自己的附属品〈？〉，而且这个劳动者依然起着过程的操纵者的作用”（第44页）。这是不是指的例如脱粒机上的递捆手呢？布尔加柯夫先生为了反对农业机器制造专家和农业经济学专家（菲林格、佩雷尔斯）的结论，援引施图姆普费和库茨勒布的著作（论述小经济同大经济竞争的能力的著作），竭力贬低蒸汽犁的优越性，并且搬出种种的论据，例如，使用蒸汽耕作需要有特种的土壤［注：赫茨以“胜利者”的姿态坚持这一点，说那种认为蒸汽犁“在任何情况下”都比马拉犁优越的“绝对”推断（第65页；俄译本第156页）是错误的。这才真是去敲敞开的大门！］和“特大的田庄”（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这条论据居然不是反对小经济的，而是反对蒸汽犁的！），在深耕12英寸的情况下，使用畜力比使用蒸汽更为便宜，等等。这种论据多得可以写成几本书，但是丝毫不能驳倒蒸汽犁能够深耕（深于12英寸）的事实以及蒸汽犁的应用得到迅速推广的事实：英国在1867年，使用蒸汽犁的只有135个田庄，到1871年，使用的蒸汽犁已达2000架以上（考茨基）；德国使用蒸汽犁的农户，在1882年只有836个，到1895年已增加到1696个。在农业机器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地引用被他推崇为“农业机器专著的作者”的弗兰茨·本辛格的见解（第1卷第44页）。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说明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引用的，他又是怎样被他自己提出的证人打了嘴巴，那就太不公平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结构”不适用于农业，他援引了劳动力消耗随着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必然愈来愈大的事实，同时还引用了本辛格的计算。“不同的经营制度对人力的总需要量如下：实行三圃制经营”，每种60公顷土地“需要712个工作日；实行诺福克式的轮作经营需要1615个工作日；实行大规模种植甜菜的轮作经营需要3179个工作日”。（弗兰茨·本辛格《农业机器对国民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影响》1897年布雷斯劳版第42页。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32页。）只是不幸的是，本辛格恰恰是想用这一计算来证明机器的作用在不断扩大。本辛格用这些数字来推算德国整个农业，认为如果用三圃制来耕作土地，现有的农业工人刚刚够用，因此，假如不采用机器，就根本不可能实行轮作制。大家都知道，在普遍采用旧三圃制的时候，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因此，本辛格的计算所证明的东西同布尔加柯夫先生想证明的恰巧相反。这就是说，这一计算证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然是在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条件下实现的。还有一个地方，布尔加柯夫先生断言“机器在加工工业中的作用同在农业中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原文如此！〉差别”，并且援引了本辛格下面这段话：“农业机器不能象工业机器那样无止境地提高生产……”（第1卷第44页）布尔加柯夫先生又是运气不好。本辛格在题为《农业机器对总收入的影响》的第6章一开头，就指出了农业机器和工业机器的这一绝非“根本性的”差别。本辛格详细地分析了农业专门著述中和他特意作的调查中有关每种机器的资料，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使用蒸汽犁会使总收入增加10％；使用条播机增加10％；使用脱粒机增加15％，而且使用条播机可以节省20％的种子；只有使用马铃薯收割机会使总收入下降5％。布尔加柯夫先生断言：“不管怎么说，农业机器中的蒸汽犁是唯一可能有某些技术根据的机器。”（第1卷第47—48页）不管怎么说，这个论断是被粗心大意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这里所援引的本辛格的话驳倒了。为了使人对于农业机器的意义有一个更确切、更完整的认识，本辛格十分详细地计算了使用机器的经营效果，从不使用机器，使用一架机器、两架机器等等一直计算到使用一切主要机器，其中包括蒸汽犁和农业用的田间铁路（Feldbahnen）。计算表明，在不使用机器的情况下，总收入＝69040马克，支出＝68615马克，纯收入＝425马克，即每公顷纯收入为1．37马克；而在使用一切主要机器的情况下，总收入＝81078马克，支出＝62551．5马克，纯收入＝18526．5马克，即每公顷纯收入为59．76马克，比前一种情况多40倍以上。这仅仅是使用机器的影响，经营制度还是假定不变！正如本辛格的计算所表明的，随着机器的采用，不变资本大量增加，而可变资本（即耗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以及工人人数）却不断减少，这是不言而喻的了。总之，本辛格的著作完全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它不仅证明了农业中大经济的优越性，而且证明了关于减少可变资本而使不变资本增长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农业。只有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本辛格是接近的，这就是：本辛格采取了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泰然自若地闭上眼睛，不看机器排挤工人的事实等等。德国教授们的这位温和谨慎的高足，也象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一谈起马克思就深恶痛绝。不过本辛格更加彻底，他把马克思叫作一切“机器的反对者”，说马克思既反对农业机器，又反对工业机器，说马克思谈到机器对工人的有害影响时，把一切灾祸统统归罪于机器，这是“歪曲事实”（上引本辛格的书第4、5、11页）。布尔加柯夫先生对本辛格的态度又一次告诉我们，“批评家”先生们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接受的是什么，假装看不见的又是什么。赫茨的“批判”究竟是什么货色，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在第149页上（俄译本）责备考茨基采用“杂文的笔法”，在150页上又提出以下理由来“驳斥”关于大生产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优越性的论断。第一个理由是：小农户用协作的办法也能够购买机器。请看，这样就可以驳倒机器在大农户中更加普遍的事实！至于谁更能够得到协作好处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篇论文中同赫茨专门谈一谈。第二个理由是，大卫在《社会主义月刊》[70]（第5期第2页）中指出：在小农户中，使用机器“十分普遍而且还在急剧地增加……条播机甚至在很小的农户中也常常〈原文如此！〉可以看到。割草机和其他机器也是如此”（第63页；俄译本第151页）。读者只要翻一下大卫的文章［注：大卫在《社会主义和农业》（1906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又采用了这一错误的方法（第179页）。（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脚注。——俄文版编者注）］，就会看到，他引用的是使用机器的农户的绝对数字，而不是这种农户在同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而考茨基当然是这样做的）。让我们把1895年全德国的有关数字［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6页★。］比较一下：农户类别农户总数使用机器的农户数目播种机百分比条播机百分比割草机和收割机百分比2公顷以下……32363672140.01147350.462450.012—5公顷…10163185510.05130881.296000.065—20公顷…99880432520.33487514.8867460.6820—100公顷…281767120914.294985217.69195356.93100公顷以上……250611256550.141436657.32795831.75总计5558317286730.521407922.54350840.63大卫和赫茨说，播种机和割草机“甚至在很小的农户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话不是得到证实了吗？既然赫茨得出“结论”说：“从统计资料来看，考茨基的论断是完全经不起批驳的”，那究竟是谁真正在玩弄杂文的笔法呢？有一桩滑稽事应该提一提，就是这些“批评家们”虽然否认大农户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优越性，否认由此而造成的小农户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的事实，但是他们在不得不涉及实际情况的时候（并且在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驳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无情地打了自己的嘴巴。例如，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自己著作的第2卷（第115页）里说：“大农户投资的集约程度总是比小农户高，因此，自然就宁愿使用机器生产因素，而不愿使用活的劳动力。”身为“批评家”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追随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也赞同庸俗的经济学的观点，把机械“生产因素”同活的“生产因素”对立起来，——这的确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这样轻率地否定大农户的优越性，这是自然的吗？农业生产的积聚被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成不外是一种“神秘的积聚规律”等等。但是，他也不得不研究英国的资料，原来农户积聚的趋势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就已存在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小的消费农户合并成了较大的农户。土地的这种集中，决不是大生产和小生产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地主们有意识地〈！？〉用合并若干小农户的办法来抬高地租，因为小农户只能交付很少的地租，而大农户则能交付高额地租。”（第1卷第239页）读者，你们知道吗？不是大生产同小生产竞争，而是后者收入少而被前者排挤掉了。“既然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大资本主义农户无疑要比小资本主义农户优越，这是无可争辩的。”（第1卷第239—240页）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那为什么考茨基在他论述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那一章（在《土地问题》中）的开头说了一句“农业愈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农业大生产同小生产在技术上的质的差别也就愈大”的话，布尔加柯夫先生就对他大发雷霆（过去是在《开端》上）呢？但是，不仅在英国农业的繁荣时期，而且在危机时期也能得出不利于小农户的结论。近年来一些委员会的报告“都十分肯定地断言：被危机压得最厉害的就是小业主”（第1卷第311页）。有一份关于小私有者的报告说：“他们的住房比工人的普通住房还要坏……他们所有人的劳动都非常繁重，工作时间比工人长得多，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说：他们的物质状况比工人差，生活不那么好，很少能吃上新鲜的肉……债台高筑的自耕农首先遭到毁灭。”（第1卷第316页）“……他们处处都要节省，而象这样过日子的工人是为数不多的……小农依靠家庭成员的无酬劳动，勉强还能应付……小农的生活比工人要艰苦得多，这是用不着多说的。”（第1卷第320—321页）我们摘引了这几段话，读者可以判断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的下面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他说：“保全到农业危机时期的农户遭到严重的破产，只是说明〈！！〉小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比大生产者破产得更快，仅此而已〈原文如此！！〉。从这里要得出什么关于小生产者的一般经济生命力的一般结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危机时期，英国的整个农业都是摇摇欲坠的。”（第1卷第333页）这不是说得很好吗？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论述农民经济一般发展条件的那一章里，甚至用这种绝妙的论述方法作出概括：“价格的突然跌落，严重地影响到各种形式的生产，但是农民生产拥有的资本最菲薄，自然就比大生产更加不稳定（这毫不影响农民生产的一般生命力问题）。”（第2卷第247页）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菲薄的农户虽然更加不稳定，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的“一般”生命力！从论述的前后一贯性来说，赫茨的情况也不见得强一些。他“驳斥”（也是用上述手法）考茨基的言论，可是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却承认美国大农户的优越性，承认大农户能够“以更大的规模使用机器，而我国的小农户却做不到这一点”（第36页；俄译本第93页）；他承认，“欧洲农民在经营方面，往往沿用因循守旧的生产方式，象工人那样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疲于奔命（robotend），没有向上的志向”（同上）。赫茨总的说来也承认“小生产比大生产使用的劳动要多得多”（第74页；俄译本第177页），他甚至可以向布尔加柯夫先生提供由于使用蒸汽犁而提高收成等等的资料（第67—68页；俄译本第162—163页）。我们的批评家们在理论上对农业机器的意义的看法是很不固定的，因此自然会一筹莫展地一再搬用对机器抱反感的大地主的十分反动的结论。赫茨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的确还是很不果断的；他谈到农业使用机器的“困难”时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因此使用手工脱粒更为有利。”（第65页；俄译本第156—157页）看来，赫茨想用他固有的逻辑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并不说明小生产不好，也不说明资本主义妨碍使用机器，而是说明机器本身不好！难怪布尔加柯夫先生要责备赫茨，说他“过于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第2卷第287页）。这位俄国教授当然不受这种侮辱性“束缚”的限制，他骄傲地说：“我完全摆脱了那种十分普遍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十分普遍的偏见，那种偏见认为，任何机器都是一种进步。”（第1卷第48页）可惜，具体的结论完全不符合这段绝妙的议论所反映出的丰富想象力。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蒸汽脱粒机使许许多多工人在冬季没有工作可做，因此无疑是对工人的一大祸害，这种祸害是技术上的效果所弥补不了的。［注：参看第1卷第51页：“……冬季工作本来就不多，蒸汽脱粒机……却担负了冬季的主要工作（因而这种机器对于整个〈原文如此！！〉农业的好处是大可怀疑的；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哥尔茨也指出了这一点，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空想的希望”（第2卷第103页），即希望限制脱粒机特别是蒸汽脱粒机的应用，“以便改善农业工人的境况，减少移居国外和迁徙的现象”，——哥尔茨还补充了这么一句。（我们也来补充一句：哥尔茨说的迁徙，大概是指迁入城市吧。）我们提醒读者一下，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指出的正是哥尔茨的这种思想。因此，在对待具体的经济问题（机器的意义）和政治问题（要不要限制机器？）方面，看一看充满马克思主义偏见的狭隘正统派抱什么态度，再看一看充分领会了“批判主义”全部精神实质的现代批评家抱什么态度，这是很有意义的。考茨基说（《土地问题》第41页）：哥尔茨硬说脱粒机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因为它剥夺了农业工人冬季的主要工作，把他们赶进城市，使农村更加荒凉。因此哥尔茨建议限制脱粒机的使用。考茨基补充说，这种建议“看来似乎是为了农业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却是为了地主的利益，因为对于地主说来”，正如哥尔茨自己所说的，“即使不能马上补偿，将来也能通过在夏季增加劳动力的办法绰绰有余地补偿这种限制所造成的损失”。考茨基继续说道：“幸亏，这种对工人的保守的友情，不过是一种反动的空想。使用脱粒机‘现在’就十分有利，地主决不会为了‘将来’的利润而不去使用它。因此，脱粒机将继续发挥它的革命作用：继续把农业工人赶进城市，从而一方面成为提高农村工资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成为促进农业机器制造业继续发展的有力手段。”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和大地主的这种问题的提法所持的态度，是非常典型的，这是现代整个“批评界”在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所采取的立场的一个缩影。当然，这位批评家不是那种狭隘死板的人，他是不会采取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资本主义使一切社会关系革命化的观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批评家虽然“变得聪明了一些”，可是一想起过去“年轻无知”的时候曾经赞同过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就不敢全盘接受他的新伙伴大地主的纲领，不敢象这位大地主那样鉴于机器“对整个农业”有害而提出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禁止使用！我们这位善良的批评家成了站在两捆干草之间的布利丹毛驴[71]。一方面，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现在竟说机器“对整个农业”有害，忘记了现代的整个农业主要操纵在唯利是图的企业主手中，他完全忘记了当他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时代”，竟提出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问题：机器的技术效果是不是能够“弥补”它对工人的有害影响（其实造成这种有害影响的不仅有蒸汽脱粒机，而且还有蒸汽犁、割草机、谷物清选机等等）？他甚至没有看到，大地主实际上就是想在冬季和在夏季都能加强对工人的奴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模糊地记起那个陈旧的“教条主义的”偏见：禁止使用机器是一种空想。可怜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他到底能不能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呢？有趣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竭力贬低农业机器的意义，甚至搬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但同时却忘记（或者故意不想）提起电工技术正在准备的新的农业技术革命。与此相反，考茨早在1899年就指出了电力在农业中的意义（《土地问题》）。彼·马斯洛夫先生说考茨基“根本没有肯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因而犯了重大的错误”（1901年《生活》第3期第171页），这是极不公平的。目前，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迹象已经看得更清楚了。人们正在试图从理论上阐明电工技术在农业中的意义（见奥托·普林斯海姆博士《农业工场手工业和电气化农业》，《布劳恩文库》[72]1900年版第15卷第406—418页，以及卡·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73]第19年卷（1900—1901）第1册第18期上的文章：《农业中的电力》）；一些从事实际经营活动的地主在纷纷谈论自己应用电力的经验（普林斯海姆就引用了阿道夫·佐伊费尔黑德阐述自己农场经验的著作），他们认为电力是一种使农业能够重新盈利的手段，他们要求政府和地主建立中心电力站，为农村的业主大量生产电力（去年柯尼斯堡出版了东普鲁士地主P·马克的一本书：《缩减生产费用以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关于机器和电力对农业的功用的研究）》）。普林斯海姆提出一个我们认为很正确的见解，他说，现代农业，从它一般的技术水平以及经济水平来说，接近于马克思称为“工场手工业”的那个工业发展阶段。手工劳动和简单协作占居优势，采用机器不普遍，生产规模比较小（譬如从一个企业每年出售的产品总量来看），市场容量多半很有限，大生产同小生产保持着联系（而且，就象手工业者同大工场手工业主的关系一样，后者为前者提供劳动力，或者前者向后者收购“半成品”，譬如大业主向小业主收购甜菜、牲畜等等），——所有这些迹象实际上说明：农业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大机器工业”阶段。农业中还没有一个联结成一整套生产结构的“机器体系”。当然，不应当夸大这种类似之处。因为一方面，农业有许多绝对不能消除的特点（如果把在实验室制造蛋白质和食物这种过于遥远和过于不可靠的可能性撇开不谈的话）。由于这些特点，农业中的大机器生产永远也不会具备工业中的大机器生产的全部特点。另一方面，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业中的大生产就已经取得优势，并且在技术上显示出比小生产优越得多。很久以来，小企业主一直试着用延长工作日、减少消费的办法来抵制这种优越性，手工业者和现代的小农通常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劳动占主要地位，这就使小生产靠这种“英勇的”手段还可以勉强维持。但是那些被这一情况迷惑而大谈手工业者的生命力的人（就象现在的批评家们大谈农民的生命力一样），很快地就被那种使技术停滞这一“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的趋势”给驳倒了。例如，请回忆一下俄国的调查者对70年代莫斯科省的手工织布业所作的调查。他们说：就棉纺织业来说，手工织布失败了，机器占了上风，但是在丝织业中，手工业者还能站得住脚，机器还很不完善。20年过去了，技术夺走了小生产的又一个最后避难所，凡是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都会从中领悟到：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因为谁不愿意向前看，谁就要掉头向后看，不前不后的情况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普林斯海姆一针见血地指出：“象赫茨那样高谈农业中小生产同大生产的竞争，而忽略了电工技术作用的著作家们，应当再重新开始研究。”普林斯海姆这段评语用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那两卷著作，那就更加贴切了。电力比蒸汽动力便宜，它的特点是具有更大的可分性，更易于作长距离的输送，机器的运转也更准确更平稳，因此电力更适于做脱粒、耕地、挤奶、切饲料［注：这一点应该让狂妄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知道，因为他曾经狂妄而武断地说：“象畜牧业这样的农业生产部门根本不可能使用机器。”（第1卷第49页）］等工作。考茨基描写了一个匈牙利的大地产［注：这一点还应该让布尔加柯夫先生知道，因为他说“大经济面临大地产的退化”！］，那里电力从一个中心电站输向四面八方，直到田庄最远的地方，电力带动各种农业机器，并且还用来切甜菜、提水、照明等等。“每天要从29公尺深的井中把30000升的水汲到10公尺高的水槽，要为240头奶牛、200头小牛、60头耕地的犍牛和马准备饲料，切刨甜菜或其他饲料，做这么多工作，冬季需要4匹马，夏季需要2匹马，总共要花费1500德盾。现在用一台3—5马力的电动机来代替马匹工作，全部费用不过700德盾，即减少了800德盾。”（上引考茨基的书）据马克计算，一匹马干一天活要花3马克，而换用电力，同样的活只要花40—75芬尼就够了，这就是说，要便宜400—700％。他说：再过50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假如在德国农业中，电力将替换175万匹马（1895年，在德国农业中，在田间干活的有260万匹马、100万头犍牛、230万头牡牛，其中土地超过20公顷的农户有140万匹马和40万头犍牛），那么，支出可以从100300万马克减少到26100万马克，即减少74200万马克。种植牲畜饲料的大片土地就可以改种供人吃的东西，改善工人的饮食。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拿“自然界赐物的减少”、“粮食问题”等等来吓唬工人。马克始终建议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以便经常使用电力；他建议开凿马祖里运河，这样就能使5个中心电站发电，向电站周围20—25公里以内的农村业主供应电力；他还建议利用泥炭来发电，并且要求农村业主联合起来，他说：“只有同工业，同大资本进行协作，才能使我们这一工业部门重新盈利”（马克的书第48页）。当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道路不会是平坦的，而是曲折的。但是，新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采用，农业必然会革命化，这是无可怀疑的。普林斯海姆说得好：“电动机代替大部分畜力，这件事说明在农业中采用机器体系是有可能的……蒸汽动力做不到的事情，电工技术一定能做到，也就是说，它一定能使农业从旧的工场手工业变为现代化的大生产。”（上引书第414页）我们不想详述农业中应用电工技术会使大生产取得（而且部分地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胜利，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用不着多讲了。我们最好还是看一下，靠中心电力站的动力来运转的“机器体系”的萌芽，究竟出现在当前的哪些农户里。要知道，采用机器体系，首先必须试用各种机器，必须有多种机器联合使用的范例。1895年6月14日发表的德国农户调查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使用自己机器或别人机器的各类农户数目的资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2卷第114页上也部分地引用了这些资料，但是他错误地以为这里指的是机器的数目。顺便指出一点，从使用自己机器或别人机器的农户数目的材料中所看到的大生产的优越性，自然比实际的优越性要差一些。大农户拥有自己机器的要比小农户多，小农户则要用高价租用机器）。这些资料或者是关于使用一般机器的情况，或者是关于使用某一种机器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断定各类农户究竟各使用了多少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按农户类别把使用某一种机器的农户的数目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出各种农业机器的使用的架次。下面就是按这种方法整理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农业中的“机器体系”在怎样地形成起来：农户规模每100个农户中使用农业机器的农户（1895）使用这种或那种农业机器的架次（1895）2公顷以下…………2.302.302—5公顷…………13.8115.465—20公顷………45.856.0420—100公顷…………78.79128.46100公顷以上…………94.16352.34总计……16.3822.36可见，在5公顷土地以下的小农户中（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4以上，即在550万户中有410万户，也就是占75．5％；但是它们在3250万公顷土地中却只占500万公顷，即只占15．6％），使用各种农业机器（我们把牛奶业的机器也计算在内）的架次是微不足道的。在中等农户（5—20公顷）中，使用一般机器的农户不足半数，而且每100个农户只使用农业机器56架次。只有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注：在550万个农户中，土地超过20公顷的农户只有30万户，即只占农户总数的5．5％，但是它们却拥有3250万公顷土地中的1770万公顷，即全部农业面积的54．4％。］，我们才能看到大多数农户（3/4—9/10）在使用机器，而且机器体系正在开始形成：每个农户使用机器都在一架次以上。可见，一个农户使用的机器有好几架，例如，每个土地超过100公顷的农户使用的机器大约有4架（使用机器的农户占94％，而使用机器的架次达352％）。在572个大地产（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中，有555个使用了机器，共使用2800架次，就是说，每个农户平均使用5架机器。由此可以看出，究竟哪些农户在准备着“电气”革命，哪些农户最能从这一革命中得到益处。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二地租理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二地租理论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他以为他提出如下两点反驳意见就可以粉碎这个理论：（1）按马克思的观点，农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因此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就构成地租。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这是不对的，因为土地占有权的垄断，排除了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所必需的竞争自由。农业资本并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2）绝对地租只是级差地租的一种特殊情况，把它和后者区别开来是不正确的。这种区别的根据就是对同一事实（一种生产因素被垄断的事实）任意作出的两种解释。布尔加柯夫先生深信自己的论据有极大的威力，竟情不自禁地用一大堆激烈的字眼来反对马克思，说什么：缺乏论据的论据，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拜物教，马克思丧失了丰富的想象力，等等。其实，他这两个论据都来自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做法。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前面把问题片面地简单化，把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况）引伸成为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在现在这个问题上，又是这种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使他不加批判地使用“垄断”这个概念，把这个概念也引伸成为某种普遍的东西，从而混淆了在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一种是由于土地私有制而产生的。要知道，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和人对于土地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需要，这一情况使土地的垄断有了可能，同时也是产生地租的一个条件（虽然不是产生地租的根源）。”（第1卷第90页）不应当说“土地生产力的有限”，而应当说“土地的有限”。（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应该归结为现有技术水平和现有生产力状况的“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土地的有限的确是以土地的垄断为前提的，但是这说的是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而不是作为所有权对象的土地。在设想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时候，必须设想到全部土地被各个私人农场所占用，但是绝对不能设想全部土地都是这些业主或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或者都归私人占有。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对土地经营的垄断，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在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完全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归国家或村社等等所有这样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全部土地都被各个私人农场占用着，但是，这些农场不仅经营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时还经营从私有者那里租来的土地以及国家的土地和村社的土地[67]（例如在俄国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在俄国的农民村社土地上的各种私人农场，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农民农场）。难怪马克思在分析地租问题时一开始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遇到了（并且控制了）各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从克兰所有制[68]和封建所有制起一直到农民村社所有制。可见，土地的有限必然只是以土地经营的垄断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试问，这种垄断会对地租问题产生哪些必然的后果呢？土地的有限使粮食价格不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取决于劣等耕地的生产条件。粮食的这种价格使农场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能够补偿生产费用并且取得所投资本的平均利润。优等地的农场主得到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便形成级差地租。有没有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同级差地租的形成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在村社的、国家的、无主的土地上，级差地租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有限的唯一后果就是：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形成级差地租。布尔加柯夫先生却认为第二个后果是排除了农业中的竞争自由，他说没有竞争自由就会妨碍农业资本参与平均利润形成的过程。这显然是把土地经营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混淆起来了。在逻辑上，从土地有限（与土地的私有制无关）这一事实只能得出全部土地将被资本主义农场主所占用的结论，而决不能得出农场主之间的竞争自由必然受到某种限制的结论。土地有限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必然给任何的资本主义农业打上自己的烙印。历史也确凿地证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更不用说英国了。在那里，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的分离是十分明显的，农场主之间的竞争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工商业资本过去和现在都在大量地流入农业。而在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也同样在发生（这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见解恰恰相反。布尔加柯夫先生步司徒卢威先生的后尘，枉费心机地把“英国的”地租说成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分离这一过程，只是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租佃、抵押[69]）。布尔加柯夫先生看不到（马克思大力强调的）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居然看不见大象。在欧洲各国，我们看到，在农奴制崩溃之后，等级土地占有制被破坏了，地产得到转移，工商业资本不断流入农业，租佃和抵押债务日益增多。而在俄国，尽管农奴制的残余还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在改革之后，农民、平民和商人都在加紧购置土地，私有主土地、国家土地和村社土地的租佃日益发展，等等。这一切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尽管存在着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尽管这种所有权的形式层出不穷，但是在农业中还是形成了自由竞争。现在，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个拥有资本的人都可以对农业投资（用买地或租地的办法），而且象对任何一个工商业部门投资一样容易，或者说差不多一样容易。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时指出：“所有这些差别〈农产品生产条件的差别〉都是相互矛盾的，并可能〈黑体是我们用的〉相互抵销，如洛贝尔图斯曾经指出的，距离可以用肥沃程度来抵销，而不同的肥沃程度又可以用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加紧生产的办法来加以拉平。”（第1卷第81页）马克思指出过这一事实，但是并未对它作出这种片面的评价，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不该忘记这一点。马克思写道：“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地段的位置〉，可以发生相反的作用。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完全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会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地段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relativeVereinsamungdesLandes），所以又会使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扩大。”（《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33页。——编者注］可见，当布尔加柯夫先生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复早已为人所知的关于差异可能互相抵销的说法时，马克思却进一步提出了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的问题，指出除拉平的作用以外，还有分化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些相互矛盾的作用的最终结局，就是在所有的国家，各个地方地段的肥沃程度和位置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反驳，只能证明他提出意见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反驳说：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一概念，“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同样不加批判地加以应用。不难看出，这个概念有着多么大的随意成分。假定投入土地的资本为10a，而且每次追加的a的生产率都依次递减，土地的总产量为A。显然，每次投入的a的平均生产率将等于A/10，如果把全部资本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价格就将由资本的这一平均生产率来决定”（第1卷第82页）。对此我们只能说，显然，布尔加柯夫先生只顾高谈“土地生产力有限”，而忽略了土地有限这件小事。土地的有限（这同任何土地所有制完全无关）造成一定的垄断，就是说，既然全部土地都被农场主占用，既然市场需求的是全部土地所生产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最贫瘠、距离市场最远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那么很明显，粮食价格就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价格（或者说，取决于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的生产价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平均生产率”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算术习题罢了，因为土地的有限妨碍了这种平均生产率的实际形成。要形成这种“平均生产率”，并由它来决定价格，那就必须使每个资本家不仅能够一般地投资于农业（既然正如我们所说的，农业中存在着竞争自由），而且还要使每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突破现有的农业企业的数目）建立新的农业企业。如果情况是这样，工农业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差别了，任何地租也不可能产生了。但是，正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情况并非如此。再往下看。我们在上面的议论中完全抛开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我们看到，无论从逻辑上考虑，还是从证明资本主义农业在任何土地占有形式下都可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料考虑，这种论述方法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来谈谈这个新的条件。假定全部土地都是私人占有，这对地租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土地占有者将依靠他的土地所有权，向农场主索取级差地租。既然级差地租是超过资本正常的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既然在农业中存在着（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创造着）竞争自由，即对农业投资的自由，那么，土地占有者随时都可以找到愿意只拿平均利润而把超额利润让给他这个土地占有者的农场主。土地私有制并不创造级差地租，它只是使级差地租从农场主手中转到土地占有者手中。土地私有制的影响是否仅限于此呢？能不能设想，土地占有者肯把只能提供资本平均利润的、土质贫瘠、位置最坏的土地，白白交给农场主耕种呢？当然不能。土地占有权是一种垄断，土地占有者依靠这种垄断向农场主索取这块土地的租金。这种租金就是绝对地租，它和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毫无关系，它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责备马克思对同一种垄断随意作出两种解释，却没有用心想一想，我们所谈的实际上是两种垄断。一种是土地经营（资本主义的）的垄断。这种垄断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因此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这种垄断的结果使粮食价格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对优等地的投资，或者说，生产率较高的投资所带来的额外剩余利润，则构成级差地租。级差地租的形成和土地私有制毫无关系，土地私有制只是使土地占有者有可能从农场主手中取得这种地租。另一种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无论从逻辑上或历史上来看，这种垄断同前一种垄断并没有密切的联系。［注：也许用不着再提醒读者，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关于地租，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一般理论，并不涉及一些具体事实，比如：土地私有制的悠久历史以及它的普遍性；海外竞争对我们所说的后一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两种垄断）的破坏等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来说，这种垄断并不是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要求过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例如在国有土地和村社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因此，把这两种垄断区别开来是绝对必要的，因而除了级差地租外，承认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地租的存在［注：在1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TheorienuberdenMehr-wert》，II．Band，II．Theil）中，马克思对绝对地租问题作了解释，这些解释证明我的说明（特别是关于两种垄断的说明）是正确的。下面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如果土地——不仅对资本和人口来说，而且实际上也是一个无限的要素（象空气和水一样“无限”）——‘数量无限’〈引自李嘉图〉，那么，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另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的（也不可能有“公共的”或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土地质量相同，那就根本不可能为土地支付地租……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土地对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那么，资本在农业方面的活动就会同它在其他任何生产部门的活动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不存在地租……相反，如果土地（1）是有限的，（2）是被占有的，如果资本遇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国家，情况正是这样，而在那些不是象旧欧洲那样存在着这种前提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为自己创造这种前提，例如美国就是这样，——那么，土地对资本来说一开始就不是自然要素那样的活动场所。因此，在级差地租之外，还是存在绝对地租的。”（第80、8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48—349页。——编者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土地的有限同土地的私有区别开来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也是必要的。马克思认为农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所以能产生绝对地租，是因为农业中的可变资本在总的资本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比一般的要高（在农业技术比工业技术肯定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农产品的价值一般地总是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剩余价值总是高于利润。但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这一余额全部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于是从这种余额中产生了绝对地租。［注：顺便指出，我们所以认为有必要特别详细地谈一谈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因为我们看到，彼·马斯洛夫先生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的理解也不正确（1901年《生活》第3期和第4期：《论土地问题》）。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递减，即使不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见的”、似乎是正常的现象，他把这一现象同级差地租联系在一起，否定了绝对地租的理论。彼·马斯洛夫先生这篇颇有趣味的文章，对批评家们作了许多正确的评述，但也存在着极大的缺点，因为作者犯了刚才指出的理论错误（作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没有去认真辨别“自己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有什么不同），又作了一些轻率的、极不公正的论断。例如，他说别尔嘉耶夫先生“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影响”，他的特点是“既不损害客观性，又能坚持阶级观点”；说什么“考茨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是……带有偏颇性的”，考茨基“根本没有断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等等。］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种解释很不满意，他高声地说：“这种剩余价值既然象呢绒、棉花或其他某种商品一样，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可能的需求，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首先，这不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是用来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概念。”（第1卷第105页）这种把“物质的东西”同“概念”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目前人们最喜欢用来冒充“批判”的经院哲学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概念”，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的东西”与之相适应，那它能有什么意义呢？剩余价值是由一定数量的呢绒、棉花、粮食等商品所构成的剩余产品的货币当量。（所谓“一定数量”，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可以具体地算出这一数额，而是说，大体上确定这一数额的条件是已知的。）在农业中，剩余产品比工业部门中要多些（按同资本的比例来说），而这种余额（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它并不参与利润的平均化）当然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土地垄断占有者的“需求”。布尔加柯夫先生谦虚地说，他的地租理论是“靠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道路”创立的（第1卷第111页）；关于这一理论，我们不必向读者作详细的叙述了。只要略作几点说明，就足以评定这位教授的“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的这种产品。他的“新”地租理论，是按照“既然是蘑菇，就得叫人采”这句老话炮制出来的。既然是竞争自由，就决不应当对它有任何限制（尽管这种绝对的竞争自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既然是垄断，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说，地租根本不是来自剩余价值，甚至不是来自农产品，而是来自非农业劳动的产品，地租不过是一种贡赋、捐税，是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克扣，是给土地占有者的期票。“这样一来，农业资本连同它的利润以及农业劳动，总之作为投入劳动和资本的领域的农业，成了资本主义王国的国中之国……关于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和一般价值的一切〈原文如此！〉定义，一应用到农业上，就都成为虚数了。”（第1卷第99页）原来如此。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农业中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原来都是虚数。布尔加柯夫先生虽然有时候这样胡说八道，可有时候也说得有点儿道理。翻过14页以后有这样几句话：“社会为农产品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劳动，这就是农产品的价值。”好极了。就是说，价值的“定义”至少不完全是一种虚数。他接着说：“既然生产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而控制生产的是资本，那么粮食价格将根据生产价格来决定，就是说将要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这种劳动和资本支出的生产率。”妙极了。就是说，资本、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定义”也不完全是一种虚数。就是说，竞争自由（虽然不是绝对的）是存在的，因为资本要是不能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来回流转，就不可能“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生产率”。他接着又说：“由于土地的垄断，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一直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太妙了。但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贡赋、捐税、期票等等是取决于市场条件的呢？既然由于垄断的关系，价格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那么，“新的”地租理论和“旧的”地租理论的全部差别就在于：走“自己的道路”的作者，既不了解土地有限的影响同土地私有制影响之间的差别，也不了解“垄断”和“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下面再翻过7页以后（第1卷第120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理论，大谈其“土地占有者、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三者分配这种产品〈农产品〉的方式”，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出色的批判的出色的结局！这是从此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颖的布尔加柯夫地租理论的卓越成果！
列宁全集第五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6—9月和1907年秋）一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62]（1901年6—9月和1907年秋）去年，《俄国财富》[63]通过维·切尔诺夫先生之口宣告：“……证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已被击败而退出了阵地，——这就等于去敲敞开的大门了……”（1900年第8期第204页）这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多么奇怪的特性啊！多年以来，欧洲的一些有学问的和学问很大的人都郑重其事地宣告（而报章杂志的撰稿人则反复地加以重述）：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批判得”退出了阵地，可是每一个新的批评家对这个似乎已经被摧毁的阵地总是要重新轰击一番。例如，维·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杂志上以及《在光荣的岗位上》这本文集中同读者“谈论”赫茨著作的时候，就用了整整240页的篇幅“去敲敞开的大门”。赫茨的这部本身又是在谈论考茨基著作的书被转述得非常详尽。这本书已经译成了俄文。布尔加柯夫先生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要驳倒同一个考茨基，于是出版了整整两大卷的研究著作。现在看来，“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这些堆积如山的批判性出版物压得粉身碎骨，大概谁也找不到它的残骸了。一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我们先来看一下批评家们的理论全貌。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杂志[64]上就发表过文章批判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而且当即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批判”手法。他以一个真正骑手的剽悍无所顾忌地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把考茨基没有讲过的话硬加在他的头上，有些情况和论据考茨基本人已经作了确切的阐明，而他却责备考茨基忽略了这些情况和论据，并且把考茨基的结论冒充自己的批判结论奉献给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充作内行，责备考茨基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谈，但是他自己在这里不仅暴露了极端严重的糊涂观念，而且暴露出他根本不愿把他从自己的论敌的著作中引来的那几页材料看完。不用说，这位未来的教授所写的文章满篇都是对社会主义者、对“崩溃论”、对空想主义、对相信奇迹等等所进行的陈腐的攻击。［注：针对布尔加柯夫先生发表在《开端》上的文章，我当即写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一文。由于《开端》停刊，该文发表在1900年《生活》[65]第1期和第2期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4—132页。——编者注）。（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现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和农业》1900年圣彼得堡版）里，彻底清算了马克思主义，使自己的“批判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逻辑终点。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当作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的基石。他给我们摘录了确定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每次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不是相应增加而是递次减少）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他还给我们列举了承认这一规律的英国经济学家的名单。他要我们相信，这个规律“具有普遍意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明确地加以肯定就够了”，如此等等。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得愈坚决，我们就看得愈清楚，他是在开倒车，倒退到用虚构的“永恒规律”来掩盖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去了。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显而易见”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如果后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所提供的产品不是递次减少而是数量相等，那就根本用不着扩大耕地了，在原有的土地面积上（不管多么小）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这就是常见的（也是唯一的）为这一“普遍”规律辩护的论据。任何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这个论据是一个毫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它抛开了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数量，就必须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改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而且正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情况：经营的是三圃制，播种传统谷物，靠饲养牲畜积肥，没有改良的牧场和改良的农具。很明显，在这些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能够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是极有限的。但就是在这种仍旧有可能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的有限范围内，每次追加投资的生产率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一定会降低的。拿工业来说吧。我们用世界贸易还没有开展，蒸汽机还没有发明以前的面粉业和冶铁业来作个例子。在这种技术状况下，能投入手工打铁炉、风力磨坊和水力磨坊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是极有限的；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还没有为工业的新形式建立基础以前，小型打铁炉和磨坊必然会得到大量推广。可见，“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而只是极其相对地、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没有改变的情况。所以，马克思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都不谈这个“规律”，只有象布伦坦诺之流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高谈这个“规律”，因为他们怎样也摆脱不了旧政治经济学的偏见及其抽象的、永恒的、自然的规律。布尔加柯夫先生为“普遍规律”进行辩护，竟提出非常可笑的论据。“从前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的东西，现在却要人来生产了。那时，风雨疏松了养分充足的土壤，人们只要花很少的力气，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生产劳动落到了人的肩上；不论在任何地方，人工过程日益代替自然过程。如果说，在工业中这种现象说明人征服了自然，那么，在农业中，这却表明生存日益困难，因为自然界的赐物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食物生产的日益加剧的困难，是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增加，还是表现为人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如生产工具或肥料等等的增加，反正都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想说：食物生产的日益加剧的困难，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增加，还是表现为人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反正都一样）；“重要的是：人获得食物所花的代价愈来愈大了。用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量，用生产的人工因素代替生产的自然因素，这就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第16页）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两位先生曾得出高论，认为不是人借助机器进行工作，而是机器借助人进行工作，看来，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两位先生的成就是颇为羡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等等的时候，也象上面两位批评家一样，堕落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水平。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代替自然力的，就象普特不能代替俄尺一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人只能在认识到自然力的作用以后利用这种作用，并借助机器和工具等等以减少利用中的困难。说原始人获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这是拙劣的童话，连刚进大学的学生听了也会给布尔加柯夫先生喝倒彩。过去从来没有过什么黄金时代，原始人完全被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所压倒。机器和更完善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人类进行这一斗争，特别是进行食物生产容易得多了。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取得食物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手中，使机器、工具和货币更加集中，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布尔加柯夫先生接着说：“我们承认这个规律，但是决没有肯定食物生产的困难在不断地增加，也决没有否定农业的进步，因为肯定前者和否定后者，就等于违背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疑问，这种困难不是不断地增长，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农学上的发现和技术的改良，正在把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土地，暂时制止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所表明的趋势。”（同上）这不是太奥妙了吗？技术进步是“暂时的”趋势，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即在技术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递次降低（而且并非永远如此）的规律，却“具有普遍意义”！这就如同说，火车在车站停车是蒸汽机运输的普遍规律，而火车在两站之间行驶却是使静止的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趋势。最后，关于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大量资料，也有力地推翻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普遍意义。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也承认：“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那么，为了获得食物，就必须经常相对地〈请注意这一点！〉增加劳动量，即增加农业人口。”（第19页）西欧农业人口在逐渐减少，这是由于粮食的进口排除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解释真是妙极了！我们这位学者只是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现象，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农业国家和进口粮食的国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和俄国的农业人口都在相对地减少，法国的农业人口从18世纪末起就在减少了（见布尔加柯夫先生上述著作第2卷第168页上的数字），而且，这种相对的减少有时甚至会变成绝对的减少，而粮食的入超，在30年代和40年代还是微不足道的，粮食出超的现象只是从1878年起，才完全绝迹。［注：《法国农业统计。1892年的调查》1897年巴黎版第113页。］在普鲁士，农村人口从1816年的73．5％，相对地减少到1849年的71．7％和1871年的67．5％，而黑麦的进口从60年代初才开始，小麦的进口从70年代初才开始（同上，第2卷第70页和第88页）。最后，我们考察一下欧洲进口粮食的国家，如近10年来的法国和德国，就可以看到，在农业取得无可怀疑的进步的同时，农业工人的人数却在绝对地减少。在法国，农业工人从1882年的6913504人减少到1892年的6663135人（《农业统计》第2册第248—251页）；在德国，农业工人从1882年的8064000人减少到1895年的8045000人［注：《德意志帝国统计》新编第112卷：《德意志帝国的农业》1898年柏林版第6页★。在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事实，彻底摧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的马尔萨斯主义[66]，这个事实当然使他不高兴。于是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就耍了一个花招：不谈本来意义上的农业（耕作业、畜牧业等等），而谈（在引用了每公顷农产品增产数量的资料以后！）“广义的农业”，按德国的统计，温室蔬菜业、商业性蔬菜业、林业和渔业都包括在“广义的农业”之内！结果，实际从事“农业”的总人数增加了！！（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133页）正文所引的只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数。以农业为副业的人数从3144000人增加到3578000人。把这两个数字和前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是不够恰当的，但是即使如此，增加的数字也是很有限的：从11208000人增加到11623000人。］。因此可以说，19世纪的全部历史，用极为不同国家的大量资料确凿地证明：技术进步的“暂时”趋势使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完全不发生作用，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的农村人口为日益增多的总人口生产愈来愈多的农产品。顺便指出，这些大量的统计资料也彻底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的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他认为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和生产材料）比可变资本（劳动力）增长更快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于农业”。布尔加柯夫先生煞有介事地宣称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他援引了（1）“亚·斯克沃尔佐夫教授”的话（此人最出名的一点就是硬说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是恶意的宣传）以及（2）在经营集约化的情况下耕种单位面积土地所需的工人增多的事实。这是时髦的批评家们通常对马克思的有意误解。请想一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理论，竟被单位面积可变资本增多的事实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竟没有发现，他自己引用的大量统计资料恰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整个农业中的工人人数从8064000人减少到8045000人（加上以农业为副业的人，才从11208000人增加到11623000人，即只增加3．7％）；而牲畜头数在同一时期却从2300万头增加到2540万头（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即增加了10％以上；5种主要机器的使用架次从458000架次增加到922000架次，即增加一倍多；进口的肥料从636000吨（1883年）增加到1961000吨（1892年），钾盐从304000公担增加到2400000公担。［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6页；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135页。］同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占的比重不断有所增长，这还不明显吗？至于这些笼统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大生产的进步，我们现在就不谈了。这一点下面再谈。第二，在农村人口减少或者绝对增加量极小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农业进步，完全粉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妄想复活马尔萨斯主义的荒谬尝试。在俄国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司徒卢威先生大概是第一个在他的《评述》中作了这样的尝试，但终究不过是一些羞答答的、吞吞吐吐的、模棱两可的意见，一些没有考虑成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观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更勇敢更彻底，他毫不犹豫地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变为“文明史上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原文如此！第18页）。“19世纪的全部历史……以及该世纪的贫富问题，离开这一规律是无法理解的。”“我毫不怀疑，社会问题，按它现在的提法，是同这一规律密切联系的”（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在他的“研究性著作”第18页上就宣布了这一点）！……他在该书的结尾说：“毫无疑问，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某一部分贫困应该算作绝对贫困，即生产的贫困，而不是分配的贫困。”（第2卷第221页）“在我看来，农业生产的条件所造成的特殊形式的人口问题，至少在目前已经成为农业经营中比较广泛地实现集体化或协作化原则的主要困难。”（第2卷第265页）“过去给将来遗留下来的、比社会问题更可怕、更困难的粮食问题，是生产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第2卷第455页），如此等等。这一“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有密切联系，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此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就用不着多谈了。向马尔萨斯主义献媚的批判，按其必然的逻辑发展，一定会成为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辩护术；我们所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的结论，就再坦率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研究一下我们的批评家们引用的一些新的材料中的资料（他们喋喋不休地说正统派回避详尽的探讨），并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人口过剩”一词完全变成一个死板的公式，借此回避作任何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内部阶级矛盾的分析。现在我们既然只限于谈土地问题的一般理论方面，那地租理论也应该谈一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至于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3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3卷）中，并没有给李嘉图的级差地租论增添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第87页）我们要记住“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这句话，并且把批评家的这一评语同他过去说的下面一段话比较一下，他曾说过：“尽管马克思对这个规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持明显的否定态度，但是就一些根本原则来说，他还是汲取了李嘉图的以这一规律为基础的地租理论。”（第13页）按照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说法，马克思岂不是没有发现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联系，因而就前后不一致了么！对于这种说明，我们只能说，前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歪曲马克思的理论，这样肆……肆……肆无忌惮地把一千零一条死罪加在他们所批判的著作家头上，这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断是对事实真相的令人愤慨的歪曲。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的错误的土地肥力递减学说之间的联系，并且十分明确地揭示了李嘉图的错误。凡是稍微“注意”阅读《资本论》第3卷的人，都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论摆脱了它同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一切联系。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不同投资产生不同的生产率这一事实，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因此，由优等地转到劣等地也好，由劣等地转到代等地也好；对土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也好，提高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在现实中，各种情况是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总的规则都概括不了这些情况。例如，马克思首先描述了由于投资的土地不同，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并且列出图表加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提到这些图表，就严厉地斥责“马克思太好给自己那些往往很简单的思想披上复杂的数学外衣”。所谓复杂的数学外衣，其实不过是算术四则而已，而很简单的思想，看来，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一点也没有懂）。马克思分析了这些图表，并得出结论说：“因此，在威斯特（West）、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还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假定，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转到愈来愈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愈来愈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转到愈来愈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谈到连续对土地投资的生产率不同的问题，因为这样产生的是级差地租第二形态，而该章谈的是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在涉及到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43页。——编者注］布尔加柯夫先生没有觉察到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之间的这一根本差别。他宁愿到《资本论》第3卷中去寻找“更能看出马克思远不是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抱否定态度的片段”（第13页脚注）。请读者原谅，我们不得不用很大的篇幅来摘录一段不重要的（从我们和布尔加柯夫先生都关心的问题来说）引文。既然现代批评界的英雄们（他们还竟敢指责正统派强词夺理）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和用残缺不全的译文，来歪曲他们所敌视的学说的十分清楚的思想，那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他找到的一段话摘引如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农业）产品总会变得相对昂贵，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我们加了着重标记的地方〉为了获得某个产品就要支出一定的费用，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酬。”马克思接着说：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不需要代价的自然要素，是一种无偿的自然劳动生产力，如果必须在不利用这种自然力的情况下生产追加产品，那么就必须付出新的资本，这样就使生产更加昂贵。关于这种“摘引”的手法，我们要指出三点。第一，“因为”这两个字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使整段话具有确立某种“规律”的绝对意义。原文（《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277—278页）用的不是“因为”，而是“如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40页。——编者注］如果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酬，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这个论点同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第二，“农业”两个字连同括号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加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两个字。布尔加柯夫先生大概用批评家先生们所固有的轻率态度，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指的只能是农业产品，因而迫不急待地向读者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释”。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指一般的产品。在布尔加柯夫先生所摘引的这一段话的前面，马克思说：“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无偿的自然力也可以加入工业生产，马克思在地租这一篇里还引用了某工厂用瀑布代替蒸汽动力的例子。如果要在不利用这种无偿的力量的情况下生产额外产品，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第三，必须看一下这段话的上下文。马克思在这一章谈的是从最坏的耕地上取得的级差地租，并且和往常一样，分析了两种在他看来是完全相等的和完全同样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提高（第274—276页）［注：同上，第836—838页。——编者注］；第二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第276—278页）［注：同上，第838—840页。——编者注］。关于后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马克思说：“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但是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黑体是我们用的）接下去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所“翻译的”那一段话：如果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要支付报酬，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把马克思关于可能情况之中的一种情况的意见说成是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规律”，这种批评家究竟有没有科学的求实态度，我们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请看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他找到的这段话所发表的结论性的意见：“这段话当然是含糊不清的……”那当然了！经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改词换字，这段话竟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是决不能有别的理解，只能理解为这是间接地甚至直接地承认〈请听！〉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对这一规律直接表示过意见”（第1卷第14页）。前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先生，竟“不知道”马克思曾经直接指出，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以转到愈来愈坏的土地为前提，或者以土地肥力愈来愈下降为前提这种假定是完全错误的。［注：“批评家”布尔加柯夫先生步他老师布伦坦诺的后尘，显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被马克思所推翻的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错误假设。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产生地租的条件……”（第1卷第90页）“……英国的地租……实际上已经显示了连续的投资具有不同的，但总的说来是不断降低的生产率。”（第1卷第130页）］布尔加柯夫先生“不知道”，马克思在对地租进行充分的分析的整个过程中，曾多次指出：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降低和提高，是两种同样可能的情况！
列宁全集第五卷——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1901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1901年8月）今年春天的事件引起的社会骚动，象潮水般波及全国各地，至今还没有停止。在今年1月间，俄国社会还是那样死气沉沉，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是那样难于进行自觉的工作，而现在这一骚动对俄国各个社会阶层都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政府竭尽全力，想拿惯用的肥皂泡来尽快地平息社会上动荡不安的心情，比如发表3月25日那种“殷切关怀”的宣言，实行所谓万诺夫斯基改革，或者派西皮亚金和沙霍夫斯科伊到俄国各地作一次隆重而可笑的视察……某些天真的俄国小市民真的会对这些措施感到快慰，但决非所有的人都会如此。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士有一半是吓破了胆的官吏，他们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沙皇－和平维护者”的苦难时代，一直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看来，现在连他们也开始摆脱这种状态了。恬不知耻的官僚大人，使他们这些几乎失去公民的勇气和美德的怯懦者也感到愤慨和厌恶了。据悉，在6月底某城（为谨慎起见，我们不说出城市的名字）举行了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大会。据说，出席大会的有几个省的40—50位地方自治人士。地方自治人士开会，当然不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和平的、纯属地方自治机关的任务，他们开会，正象地方自治条例（第87条）所描述的那样，并“不侵犯主管机关的管辖范围和管辖权限”；但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得到行政当局的批准，也没有通知行政当局，因而，用这个条例的话说，会议的召开“违反了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程序”，而参加会议的地方自治人士竟不知不觉地从和平的、无害的问题转而讨论了总的局势。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尽管诚实的地方自治人士有时拒绝激进主义，拒绝非法活动，但是在形势的推动下，他们必然要去成立非法的组织，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当然，我们不会斥责这条顺乎自然的、完全正确的道路。以前政府一直为所欲为，扼杀农村自治，破坏城市和地方自治，并且一意孤行地要彻底砍掉最后剩下的一些地方自治机关。现在地方自治活动家给予政府以有力的、有组织的回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听说在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反对关于规定地方自治机关抽税限额的法律时，一位年高德劭的地方自治人士高声喊道：“地方自治人士终于该说出自己的意见了，不然他们就永远不能说了！”我们完全同意自由派活动家这种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地方自治机关正处在内部破产的前夕。要是杰出的地方自治人士不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不抛弃自己平时那种马尼洛夫精神[61]，不抛弃细小琐碎的、无关紧要的问题（如一位德高望重的地方自治人士所说的“脸盆镀锡”问题），地方自治机关就会名存实亡，变成一个普通的“政府机关”。这种不光彩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几十年来地方自治机关一向畏首畏尾、对政府感恩戴德、低声下气地上书请愿，这不能不受到应得的惩罚。现在应该威胁政府，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要再干那些无聊的事，而应该着手进行真正的工作了。载于1901年9月10日《火星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93—94页注释：[61]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83。
列宁全集第五卷——农奴主在活动（1901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农奴主在活动（1901年8月）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1901年6月8日新法令颁布了。要知道新法令的执行情况，还有待于将来。但是这个新法令的性质本身就大有教益，它十分明显地暴露了沙皇政府的真面目和它的真实意图，所以值得把这个法令详尽地分析一下，并且设法让工人阶级和农民都能普遍了解这项法令。我国政府给予高贵的贵族地主赏赐是由来已久的：政府为他们开设贵族银行，在贷款和延长付款期限方面给予无数优惠条件，帮助百万豪富的制糖厂厂主组织同盟歇业来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照顾荡尽家业的贵族子弟获得地方官的职位，现在又为高贵的酿酒厂厂主们打开有利的销路，由国家收购他们的伏特加酒。可是，政府通过拨给私人土地的手段，已经不仅是给予最富有、最显贵的剥削者赏赐，而且是在造成一个新的剥削者阶级，使千百万农民和工人长期遭受新地主的奴役。让我们来看看新法令的主要根据吧。首先应该指出，在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大臣把这个法案提交国务会议以前，已先在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上讨论过了。大家知道，目前俄国最穷困的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贵族地主，所以“特别会议”迫不及待地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摆脱穷困。西伯利亚的官地将出售或出租给“私人”以供“私人经营”，并且永远绝对禁止非俄罗斯臣民和异族人（异族人中也包括犹太人）获得这些土地，而只允许贵族租赁土地（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于未来的地主是最有利的做法），法令宣称：“贵族在经营方面稳妥可靠，从政府的意图来看，他们是西伯利亚理想的土地占有者。”可见，政府的意图就是要劳动居民完全受大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奴役。这些大土地占有者究竟有多大，从下面情况可以看出来，按照法令，购买土地的数量不得超过3000俄亩，租赁土地的数量完全不受限制，而租期竟规定为不超过99年！西伯利亚的农民每户分得15俄亩土地，而一个穷困的地主，按我们政府的计算，却需要比农民多200倍的土地。此外，法令给予地主的优待和特权，真是应有尽有！租地者头五年可以不交纳任何租金。如果他要购买他所租的土地（按照新法令他有这个权利），地价可以在37年内分期付清。经特别许可，拨出供出售的土地可以超过3000俄亩，而且可以按自由价格出售而不公开拍卖，付款可以延期一年，甚至三年。不要忘记，享受新法令的只是一些高级官员以及同宫廷等有关系的人物，他们只须在客厅里同省长或大臣谈上三两句话，就能毫不费力地得到这些优待和特权。可是，倒霉的事也就来了。所有这些占有土地的官员们要是找不到不得不为他们干活的“庄稼人”，那纵然有3000俄亩的土地，又有什么用处呢？不管西伯利亚人民的贫困增长得怎样快，当地农民比起“俄罗斯”农民来，还是要独立得多，他们很不习惯在棍棒下工作。新法令竭力要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法令第4条说：“预定拨给私人经营的土地应尽可能同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交错在一起。”沙皇政府是在关心贫苦农民的“谋生”问题。就是这位现在向国务会议提出了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法令的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10年前就出版了《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没有署名）。在这本书中，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理由允许那些在当地的地主那里可以“谋生”的农民迁往西伯利亚。俄国的国家要人毫不客气地表达彻头彻尾的农奴主观点：农民生来就是为地主工作的，既然农民移居会使地主失去廉价的工人，就不应当“允许”他们随意迁移。但是农民不顾一切困难，不顾拖延刁难，甚至不顾公开的禁令，成千上万地继续迁往西伯利亚，于是沙皇政府就象过去老爷家的总管那样，紧跟在他们后面，以便在新的地方压榨他们。如果高贵的地主的3000俄亩土地同贫瘠的份地和农民的土地（其中好的土地已被占去）“交错在一起”，那么向西伯利亚移民的吸引力也许很快就会减退。附近农民的生活愈艰难，新地主的土地的价格就上涨得愈快，因为这些农民将不得不廉价受雇于地主，或高价租地主的土地，这样一来就和“俄罗斯”完全一样了。新法令直接关心的就是要尽快地为地主建造新的天堂，为农民建造新的地狱。新法令对于出租一茬土地作了特别的保留。一般说来，要转让租来的官地必须得到特别的许可，但是转让一茬土地可以完全自由。地主须要费心的只是雇一个管家，由他把土地按俄亩租给居住在同地主领地“交错在一起”的土地上的农民，并且将现钱寄给老爷。但是，贵族们就连这样的“经营”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愿意的。他们要是把官地转卖给真正的业主，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得到一笔巨款。新法令在现在这样的时刻颁布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已经铺设好了[58]，流放西伯利亚的刑罚已经废除了[59]，西伯利亚的移民大量增加，这一切必然会造成（而且已经造成）土地价格的上涨。所以，在目前把官地拨给私人，本质上就是让贵族盗窃国家资产：官地的价格正在上涨，把这些土地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出租或出售给各种各样的官员，让他们从涨价中捞到好处。例如，乌法省有一个县的贵族和官吏用他们买来的（根据类似的法令）土地做了这样一笔交易：他们花6万卢布买下官地，两年后又以58万卢布的价格出售，这就是说，一转手之间就获得了50多万卢布！从这个例子可以想见，由于整个西伯利亚的土地拨给私人，会有多少百万的卢布落入穷困的地主的腰包。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为了掩盖这种赤裸裸的盗窃，提出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谈到要发展西伯利亚的文明，说什么建立示范农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逼得邻近的农民走投无路的大领地，在目前只能加强最不文明的剥削手段。靠盗窃国家财产建立不了示范农场，土地拨给私人，只是使贵族和官吏能够利用土地居间渔利，或者使盘剥性的和高利贷的经营方式更加盛行。高贵的贵族同政府勾结，排斥犹太人和其他异族人（在无知的人民面前，贵族力图把这些人说成是最无耻的剥削者），不让他们获得西伯利亚的官地，以便使自己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最卑劣的富农盘剥。他们还谈到西伯利亚的贵族领主等级的政治意义，据说，在那里的知识分子中间，过去的流放犯这种不可靠的人特别多，所以应该建立可靠的国家政权支柱，培养可靠的“地方”分子，来同这些人相抗衡。这些议论所包含的道理比《公民》[60]和《莫斯科新闻》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也深刻得多。警察国家触犯了众怒，因此必须人为地建立起能作为国家支柱的集团。它必须造成一个大剥削者阶级，使这些人在一切方面都对政府感恩戴德，都依靠政府的恩赐，让他们用最卑劣的手段（居间渔利，高利盘剥）攫取巨额收入，从而会始终成为任何专横和任何压迫的可靠支持者。亚洲式的政府需要有亚洲式的大土地占有制作为支柱，需要有农奴制的“分配领地”制度作为支柱。既然目前不能分配“有居民的领地”，那可以分配同贫苦农民的土地交错在一起的领地；既然不便直接把几千俄亩土地分送给宫廷的走狗，那可以用附有无数优惠条件的出售和“出租”（为期99年）来掩盖这种分配。这种土地政策同现代的先进国家如美国的土地政策相比，怎能说不是农奴制政策呢？在美国，谁也不敢议论允许不允许移民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有随意迁移的权利。那里，凡是愿意从事农业的人，在法律上都有权利占用本国边疆地区的空地。那里形成起来的不是亚洲式的暴吏阶级，而是发展本国的一切生产力的积极肯干的农场主阶级。那里由于空地很多，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居于首位。而我国政府是在什么时候提出它的农奴制法令的呢！是在发生最严重的工业危机，数万、数十万人找不到职业，几百万农民遭到新的饥荒的时候。政府煞费心机要制止叫苦的“喊声”。为此，它把失业工人遣送回乡；为此，它把地方自治机关管理的粮食工作交给警官管理；为此，它禁止私人为饥民开办食堂；为此，它封住了报纸的嘴巴。这样一来，饱腹者所讨厌的叫饿“喊声”总算停止了，慈父沙皇就开始援助穷困的地主和不幸的宫廷官员们了。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广为传播新法令的内容。最不开展的工人阶层和最无知最闭塞的农民了解了这个法令，他们就会懂得，政府是为谁服务的，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政府。载于1901年9月10日《火星报》第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87—92页注释：[58]指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于1891年开始铺设，至1901年竣工（包括外贝加尔铁路在内）。此后，从欧俄向西伯利亚的移民迅速增多。——79。[59]《关于废除流放和批准以其他刑罚代替终身和短期流放的暂行条例的命令》于1900年6月10日（23日）经沙皇签署，6月20日（7月3日）连同暂行条例一并公布于《政府通报》。根据这个命令，犯人不再往西伯利亚（它的边远省份除外）和外高加索流放，而改为交感化所管教或流放萨哈林岛（库页岛）。——79。[60]《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的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1874年担任过它的编辑。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80。
列宁全集第五卷——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工商业危机延续快两年了。显然，危机愈来愈扩大，波及到新的工业部门，扩展到新的区域，并且由于又一批银行的破产而更加尖锐化了。我们的报纸从去年12月开始，每一号都以某种方式指出了危机的发展和它的毁灭性的作用。现在是提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它的意义这个总问题的时候了。这种现象，对俄国来说，还是比较新的，正象我国整个资本主义还是新的一样。在一些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那里大多数产品为销售而生产，大多数工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劳动工具，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他人，受雇于那些占有土地、工厂、机器等等的私有者，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危机是一种老现象，不时反复出现，好象慢性病发作一样。所以，对危机是可以作预言的，当资本主义在俄国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书刊里就对目前的危机作过预言。1897年底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里曾说过：“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这是一种象四季循环一样不断重复着同样一些现象的过程）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5—446页。——编者注］破产终于到来，来势凶猛，在俄国还是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可以预言的按时复发的可怕的慢性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能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步（有时两步都退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各干各的，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哪些产品。他们盲目地进行生产，所关心的只是要超过对手。这样，产品的数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而当广大市场突然扩展到新的、未曾开拓过的、广阔的领域时，这种可能性就尤其大了。不久前我们所经历的工业“繁荣”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把魔掌伸向拥有亿万居民的世界的另一洲——亚洲，那里在此以前，只有印度和不大一部分边缘地区同世界市场有密切联系。外里海铁路已开始为资本“开辟”中亚细亚，“西伯利亚大铁路”（所谓大，不仅指它的长度，而且指建筑人无限掠夺国家钱财，无限剥削筑路工人）开辟了西伯利亚。日本已开始变成工业国，并曾试图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打开缺口，而当它发现这块肥肉的时候，这块肥肉已经一下子被英、德、法、俄以及意大利的资本家叼走了。大铁路的修筑、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昌盛，——这一切引起了工业的突然活跃，新企业的增加，对销售市场的疯狂追逐，对利润的追逐，以及新公司的创建和大批新资本（其中一部分是小资本家为数不多的储金）的投入生产。对情况不明的新市场的这种世界性的疯狂追逐，引起了巨大的破产，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要想认清这种追逐，就应当注意一下有哪些巨头参加了追逐。当人们说到“单个的企业”，“单独的资本家”时，常常忘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确切的。实质上，只有利润的占有才是单个的和单独的，而生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了。巨大的破产之所以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受一伙唯利是图的富豪所支配。关于这一点，让我们用俄国工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近来危机已经扩展到石油工业方面。而在石油工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这样一些企业。1899年该公司售出石油产品16300万普特，价值5350万卢布，而1900年已售出19200万普特，价值7200万卢布。一年之内，一个企业的生产竟增加了1850万卢布！这样“一个企业”的存在是靠几万以至几十万工人的联合劳动来维持的，这些工人有的开采石油，提炼石油，通过输油管、铁路、海洋和河流运输石油，有的建造这些方面所必需的机器、仓库、材料、驳船、轮船等等。这几万工人都是为整个社会工作的，而支配他们劳动的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这一小撮富翁把群众的这种有组织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利润据为己有。（诺贝尔公司1899年所获纯利润为400万卢布，1900年为600万卢布，其中股东每5000卢布股金可得1300卢布，而5个董事得到的奖金共528000卢布！）如果有几个这样的企业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夺取地盘而展开疯狂的追逐，那么，危机的到来还有什么奇怪呢？况且，要想从企业中获得利润，就必须把商品卖出去，就必须找到主顾。而主顾应该是所有的居民，因为大企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产品。可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居民有十分之九是穷人：工资微薄的工人和大多比工人过得还要坏的农民。就这样，大工业在繁荣时期拼命大量生产，把大量产品抛向市场，而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则无力购买。机器、工具、仓库、铁路等等的数量日益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不时中断，因为人民群众仍然处于赤贫境地，而所有这些改善了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群众准备的。危机表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么，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更丰富得多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表明，工人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收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更大幅度地降低工资。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大军还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之前，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危机表明，两年前吵吵嚷嚷说破产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这些人自称为“批评家”，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抄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目光是多么短浅。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性；它给人们的教训极其深刻，以致资产阶级报刊现在也要求加强监督了，例如对银行的监督。但任何监督也无碍于资本家在复苏时期开办一些日后必然要破产的企业。已经破了产的原哈尔科夫土地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创办人阿尔切夫斯基，曾不择手段地弄到几百万卢布来开办和支持一些估计可能获得巨额利润的矿业企业。工业的停滞毁掉了这些银行和矿业企业（顿涅茨－尤里耶夫公司）。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的这种“毁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较弱的资本家，“二等”资本家被更强的百万富翁所排挤。哈尔科夫的百万富翁阿尔切夫斯基被莫斯科的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所代替，这个更富有的资本家将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二等富翁被头等富翁代替，资本力量增大，大批小私有者破产（如小额存款人随着银行的破产而丧失全部财产），工人阶级极端贫困化，——这就是危机所造成的后果。我们还要提一提《火星报》上所谈到的情况：资本家延长工作日，极力设法解雇有觉悟的工人，换上俯首听命的农民。在俄国，危机的影响，一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在我们这里，工业停滞的同时，还有农民的饥饿。可以把失业的工人从城市赶到农村，但又把失业的农民赶到哪里去呢？赶走工人，原是想把不安分的人从城市里清除出去，可是，被赶走的人难道不可能使一部分农民从世代相传的那种俯首听命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并发动他们不仅提出请求，而且提出要求吗？现在工人与农民日益接近起来，这由于他们不仅都面临着失业与饥饿，而且都面临着警察的压迫，这种压迫使工人无法进行联合与自卫，使农民甚至得不到乐善好施者的救济。警察的魔掌，对于千百万丧失一切生活资料的人民，变得百倍可怕。城市的宪兵和警察，农村的地方官和巡官清楚地看到，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们不仅开始害怕农村食堂，而且害怕报纸上关于募捐的公告。害怕捐款！真是做贼心虚。当窃贼看到过路人施舍东西给他行窃过的那个人时，就开始感到：他们相互帮助，是要齐心协力来对付他。载于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81—86页
列宁全集第五卷——宝贵的招供（1901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宝贵的招供（1901年7月）最近的工潮再次引起了普遍的热烈议论。统治阶层也感到不安了，连《新时报》[53]这样最亲官方的、一贯逢迎当局的报纸，由于它的第9051号（5月11日）上发表了一篇《论工人骚乱》的文章，也被认为必须给以停刊一周的“惩罚”，由此可见，他们的不安的确相当严重。这家报纸受到惩罚当然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的内容，那篇文章对政府表示了最大的善意，对政府的利益表示了最诚挚的关怀。现在，一讨论这些“扰乱人心”的事件，一提到这些事件的扩大和它们的重要性，就被认为是危险的。我们在下面引证的密令（也是5月11日发出的）规定，只有经警察司许可，才能登载有关我国工厂中的骚乱和工人如何对待厂主的文章[54]，这比任何论断都更有力地证明，政府本身是多么想把工潮当作国家大事。《新时报》的这篇文章所以使人特别感兴趣，正是因为它拟定了一个完整的国事纲领，实质上，这个纲领概括起来说就是：打着关心、同情等等的响亮招牌，施舍一点带有欺骗性的小恩小惠来平息不满，并趁机加强官僚控制。但是这个并不新奇的纲领，可以说，不仅体现了俄国一个国家的，而且也体现了西欧的现代国家要人的“超群”睿智，因为在以私有制和一小撮富翁奴役千百万无产者和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里，政府不能不是剥削者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不能不是剥削者的统治地位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在现代，要成为一个可靠的捍卫者，仅仅有大炮、刺刀和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使被剥削者相信，政府是超阶级的，它不是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是为公正的利益服务的，它是关心保护弱者和穷人，反对富人和强者的，等等。法国的拿破仑第三、德国的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都曾花费不少力气用这种办法来讨好工人。但是，在欧洲，由于还讲一点出版自由和人民代议制，还可以竞选，还有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党，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很快就被揭穿了。而在亚洲，其中也包括俄国，人民群众闭塞无知，信任慈父沙皇的偏见很深，因而这样的把戏仍能收效很大。而在近一二十年中这种政策不灵了，这是欧洲精神传入俄国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这种政策使用过许多次，但每次总是在公布了一项“关心”（似乎是关心）工人的法令以后，过了若干年，一切又恢复了原状——不满的工人增多了，不满情绪增长了，风潮加剧了——于是又大吹大擂地提出了“关心”政策，体贴工人的花言巧语高唱入云，再公布一项什么法令，给工人3戈比的好处，1卢布的空话和谎言——过若干年后，老一套又重演一次。政府象松鼠蹬轮子似地忙得团团转，一会儿扑到东，一会儿扑到西，拼命想用一块破布堵住工人的不满，可是在另一处却爆发了更强烈的不满。真的，请回顾一下俄国“工人立法”史上的几个最大的里程碑吧。70年代末，彼得堡发生了数次大罢工，社会主义者便试图趁机加强鼓动工作。亚历山大三世在他的所谓“人民的”（事实上是贵族警察的）政策中列入了工厂立法。1882年建立了工厂视察制，最初甚至还公布过视察报告书。政府当然不喜欢这种报告书，于是便禁止发表。关于工厂监督的法令就变成了一块破布。1884—1885年度来到了。工业危机引起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中部地区一连串汹涌澎湃的罢工（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55]尤其值得注意）。于是又提出了“关心”政策，这一次是由卡特柯夫在《莫斯科新闻》[56]上特别卖力地提出的。卡特柯夫由于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者被送交陪审法庭而大发雷霆，他把法庭提交陪审员解决的101个问题，称作“庆祝在俄罗斯出现的工人问题的101响礼炮”，但是，他同时又要求“国家”出来替工人说话，取消终于触怒了莫罗佐夫织布工的无理罚金。1886年的法令颁布了，这一法令大大加强了工厂监督，禁止厂主任意罚款。过了10年，工潮又爆发了。1895年的各次罢工和1896年那次规模特别大的罢工[57]，使政府胆战心惊（特别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常同工人携手前进），于是它便空前迅速地颁布了一项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关心”法令（1897年6月2日）；内务部的官员，包括警察司司长，在讨论这项法令的委员会里声嘶力竭地喊道：必须使工厂工人把政府看作他们的可靠的保卫者、公正而仁慈的庇护者（见小册子《有关1897年6月2日法令的秘密文件》）。但是，这项关心法令又被同一个政府竭力设法用各种指令悄悄地削弱和取消了。新的工业危机来到了，工人已是第一百次确信，警察政府的任何“关心”都不能使他们的状况有什么真正的改善，都不能给予他们自己关心自己的自由，——风潮和街头搏斗又爆发了，——政府又不安起来，——警察又谈起“国家的关心”来了，这一次是由《新时报》郑重其事地说出来的。先生们，用竹篮打水，你们不感到厌烦吗？不，政府当然会永远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把不肯顺从的工人吓倒，用一点小恩小惠把那些比较软弱、比较愚蠢和比较胆小的人拉过去。但是，我们也会永远不厌其烦地揭穿这种企图的真正用意，揭露那些“国家”要人，指出他们今天在大谈其关心，而昨天还命令士兵向工人开枪，他们昨天曾声明自己主持正义，保护工人，而今天却不加审讯就把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抓去交给警察惩治。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另一个新的“关心”法令公布之前，先来谈谈《新时报》的“国事纲领”。而且，一个在我国对内政策方面如此“权威的”机关报这个时候的招供也是值得注意的。《新时报》不得不承认，“工人问题方面令人惋惜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罪过（该报忌讳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可怕的名词，而宁肯比较含糊地说什么“有害的邪说”，“危害国家和危害社会的思想的宣传”），但是……但是为什么恰恰是社会主义者在工人当中受到欢迎呢？《新时报》当然不会放过责骂工人的机会：工人太“不开展和愚昧”了，竟然乐意听信社会主义者扰乱警察安宁的宣传。可见，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都有罪，——宪兵早就在同这些罪犯作殊死的战斗，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但是无济于事。很明显，是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引起并加深工厂工人对自己现状的不满”，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受到欢迎”。“当工厂工人还能干活时，他在极坏的生活环境下干重活的所得，顶多只够他糊口，而当发生意外，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时，他便会陷入绝境，象前几天报纸上报道的巴库油田工人的遭遇那样。”可见，政府的拥护者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受欢迎的原因是工人的境况的确太恶劣了。但是，他们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含糊其词，转弯抹角，还有许多保留，这就清楚地说明，这种人是根本不肯触动压迫工人的资本家的“神圣私有制”的。《新时报》写道：“很遗憾，关于我们俄国工人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得太少了。”的确，很遗憾！但“我们”所以知道得很少，恰恰是因为我们听任警察政府把所有的报刊都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禁止对我国的各种丑事进行任何真实的揭露。同时，“我们”却竭力使工人不去仇恨这个亚洲式的政府，而去仇恨“异族人”：《新时报》把罪过都推到“异族人的工厂行政当局”身上，说他们“粗暴和贪婪”。这种做法只能使最不开展、最愚昧的工人上当，以为全部不幸都是“德国人”或者“犹太佬”造成的，而不知道，德国工人和犹太工人也团结一致地在同自己德国的和犹太的剥削者作斗争。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工人也能从千百次事件中看到，最“贪婪”，最蛮横的还是俄国资本家，最“粗暴”的还是俄国警察和俄国政府。工人已不象农民那样愚昧和驯服了，《新时报》对此表示遗憾，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工人“脱离了他们农村的家园”，“工厂区聚集了集合在一起的群众”，“乡下人脱离了农村及其简朴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但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利益和关系”，对于这一切，《新时报》感到悲伤了。的确，怎么能不悲伤呢？“乡下人”依恋自己的家园，由于害怕失掉家园，就不敢向地主提出要求，不敢用罢工来吓唬地主，等等；乡下人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形，只关心自己的小村庄（这就是政府的拥护者所说的：乡下人的“独立的利益”；安分守己，不问政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当局称心如意的呢？），——但是，在这个小村庄里，当地的吸血鬼，地主或者富农对所有的人都了如指掌，而所有的人从父辈，甚至从祖父那里就学会了一门当奴隶的学问——服从，也没有人来启发他们的觉悟。而在工厂里，人们是“集合在一起的”，不依恋家园（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阅历多，勇敢，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尽管纯朴的庄稼人变成觉悟工人的这个过程是令人悲伤的，但是我国警察司里的聪明人却仍然希望用“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来哄骗工人群众。为了帮助这种希望实现，《新时报》提出了下述陈腐不堪的议论：“资本主义在西欧是骄傲的和全能的，但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孱弱的孩子，非要人领着走不可，政府正在领着它走……”恐怕只有纯朴的农民才会相信这种赞美当局万能的陈词滥调吧！工人却常常看到警察和僧侣、文官和武官怎样被资本家“领着走”。《新时报》继续说道：由此可见，全部问题在于政府“坚决主张”改善工人生活，也就是说，要求厂主做到这一点。请看，多么简单：一道命令，就万事大吉。但是，随便说说是容易的，实际上，当局的命令，即使是最“一般的”命令，如要求在工厂设立医院，资本家也拖延了几十年没有执行。政府既不破坏“神圣的”私有制，也就不敢要求资本家认真做点什么。同时，政府也不愿真正改善工人的生活，因为在许多场合下，政府本身就是老板，它本身就克扣和压榨奥布霍夫工厂和成百个其他工厂的工人，以及成千上万的邮政职员和铁路职员等等。《新时报》自己也感到，我们政府的命令谁也不会相信，于是便竭力找出一些历史范例作自己的依据。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它说：应该“象半世纪以前政府解决农民问题时所遵循的一个英明主张那样，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这真是宝贵的招供！在农民解放之前，沙皇向贵族暗示人民起义就要爆发，曾经说：与其等待下面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不如从上面解放他们。这家效忠于政府的报纸现在也供认，工人情绪使它产生的恐惧，不亚于“解放前夕”的农民情绪。“与其从下面，不如从上面”！专制政府的御用报纸若认为那时的改革要求同现在的改革要求有“相似之处”，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农民要求废除农奴制，但丝毫也不反对沙皇政权，并且信任沙皇。工人则首先和主要是反对政府，工人看到，他们在警察专制制度下的无权地位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妨碍他们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因此，工人要求摆脱政府的专横统治和野蛮压迫。工人骚动也是发生在“解放前夕”——但这将是向专制制度夺取政治自由的全体人民的解放。※※※你们知道有人想用什么样的伟大改革来平息工人的不满并向他们表示“国家的关心”吗？不妨相信下面这些甚嚣尘上的传闻：财政部正在同内务部争吵，后者要求把工厂视察工作交给它管辖，它保证说，这样就能少纵容资本家，多关心工人，也就能防止骚动。让工人们等着沙皇的新恩典吧：工厂视察员将换上新制服，编入另一个机关（薪俸可能还要增加），这个机关（尤其是警察司）早就如此殷切地关心着工人了。载于1901年7月《火星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73—80页注释：[53]《新时报》（《Новое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65。[54]指沙皇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1901年5月11日发给各报刊编辑的密令。——65。[55]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是指1885年1月7—17日的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如1882—1884年间工人工资曾被降11低五次，对工人的罚款达到工资额的1/4—1/2。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参加罢工的约有8000人。他们主要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减少罚款并退还部分罚款，偿付罢工期间的工资，调整雇佣条件等。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的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但是，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8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67。[56]《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报。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科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67。[57]指1896年以纺织工人为主的彼得堡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开始于5月底，起因是厂主拒绝给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者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67。
列宁全集第五卷——机密文件（1901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机密文件（1901年6月）我们请读者注意《曙光》[13]刊载的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维特的记事。《记事》反对前内务大臣哥列梅金关于在非地方自治的省份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方案，因而作为一份赤裸裸地暴露我国统治者内心深处的欲望的文件来说，它是饶有趣味的。我们拟在最近一号报纸上详细谈谈这一出色的文件以及尔·恩·斯·先生为它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暴露了它的作者是如何理解俄国工人运动的政治意义的，在所有其他方面，也都表现出我国自由派通常特有的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性。载于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0页注释：[13]《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7。
列宁全集第五卷——新的激战（1901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新的激战（1901年6月）看来，目前我国的工人运动又以不可阻挡之势导向尖锐的冲突，使政府和一切有产阶级胆战心惊，使一切社会党人欢欣鼓舞。是的，尽管军事镇压造成的牺牲是惨重的，但是这些冲突使我们欢欣鼓舞，因为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反抗证明，他们不能再忍受自己的处境，不愿继续做奴隶，不愿在暴力和专横之下忍气吞声了。现今的制度，即使在最和平的日子里，也会经常不可避免地使工人阶级遭受无数的牺牲。千千万万终生为别人创造财富而劳动的人，由于饥饿和长期吃不饱而死亡，由于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由于十分低劣的居住条件，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而染病早亡。宁可同这个可憎的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驯服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这才确确实实称得上英雄。我们绝不是说赤手空拳同警察搏斗是最好的斗争方式。相反，我们始终向工人指出，要更冷静更沉着地进行斗争，力求把种种不满引向支持革命政党的有组织的斗争，这样做对他们才是有利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汲取力量的主要源泉，正是工人群众的反抗精神，工人被经常受到的压迫和暴力逼得走投无路，他们的反抗精神有时不能不爆发成为殊死的斗争。这种突然爆发的斗争唤起受贫困和愚昧压抑的广大工人阶层去自觉地生活，使他们普遍地对压迫者、对自由的敌人产生正当的憎恨。正因为如此，我们听到象5月7日奥布霍夫工厂发生激战的消息，就不能不高呼：“工人起义被镇压了，工人起义万岁！”在过去，就在不久以前，工人起义只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发生的绝无仅有的事情。现在可就不同了。几年前，我们处于工业繁荣时期，那时商业昌盛，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是，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还是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因为他们懂得，不应该错过时机，应该抓住厂主利润特别高，容易迫使厂主让步的时机。可是，现在危机代替了繁荣，厂主的商品无法脱手，利润减少，破产数量增多，工厂缩减生产，解雇工人，工人成群地流浪街头，没有饭吃。工人不得不进行拼死的斗争，但已经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是为了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为了减少厂主转嫁给他们的损失。这样，工人运动就日益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起初只是个别特殊场合下的斗争，接着是工业复苏和商业昌盛时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是危机时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工人运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展起来。工业复苏为危机所代替，这一事实不仅会使工人懂得必需经常不断地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时还会破除在工业繁荣时期形成起来的有害幻想。在某些地方工人采取罢工手段比较容易地取得了厂主的让步，于是人们就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忘记了工人的工会（行业工会）和罢工最多也只能使出卖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条件略微有利一些。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销路时，行业工会和罢工就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能改变使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和陷于失业的条件。要改变这些条件就必须同现在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而工业危机将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深信这个真理。我们回过来谈谈5月7日的激战吧。下面我们引用一下我们现有的关于五月罢工和彼得堡工潮的报道[9]。我们在这里也要分析一下警察局关于5月7日激战的公报。近来我们对政府（还有警察局）关于罢工、游行示威、同军队冲突的公报已经有些听惯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材料，可以判断这些公报的正确程度，我们有时能够从警察局谎言的烟雾中看出人民愤怒的火焰。官方的公报说：“本月（5月）7日，在施吕瑟尔堡大街旁的亚历山大村的奥布霍夫炼钢厂，有不同部门的工人近200人在午间休息以后停了工，并且在同厂长助理伊万诺夫中校进行交涉时，提出了种种无理的要求。”即使工人没有在两个星期以前预先通知就停了工（假定停工不象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是由厂主的不法行为所引起的），那么，甚至按照俄国的法律（近来，对它作了系统的补充，加强了对工人的迫害），这也不过是归治安法官处理的普通的违警过失。可是，俄国政府却要采取严厉手段，这就使它愈来愈陷入令人可笑的境地：它一方面颁布法律，规定了新的罪行（例如，擅自拒绝工作或聚众闹事，损害他人财产，或以暴力反抗武装力量），加重了对罢工等等的惩处，另一方面，无论在实际上或政治上它都不可能执行这些法律，不可能依据这些法律来治罪。在实际上它不可能向成千成万的人就拒绝工作、罢工、“聚众闹事”等问题追究责任。在政治上它也不可能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进行法院审理，因为不管怎样安排审判人选，怎样阉割公开报导，审判还是不能不透露一点风声，而“受审”的当然不是工人，而是政府。那些直接为了帮助政府同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又是为了用“国家”为“社会秩序”着想等借口来掩盖斗争的政治性质）而颁布的刑法，由于直接的政治斗争，由于公开的巷战，也就根本无法起到重要的作用了。“司法机关”撕下了公正和崇高的假面具，逃之夭夭，听任警察、宪兵和哥萨克恣意横行，结果这些人受到了石块的款待。请回忆一下，政府是怎样以工人的“要求”为借口的。从法律上来看，停工就是一种过失，和工人提出什么要求毫无关系。但是，政府确实不可能依据不久前才颁布的法律来行事，于是就声明说工人的要求是无理的，力图借以证明“用自己的手段”进行镇压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公断人呢？原来就是厂长助理伊万诺夫中校，也就是工人所指控的厂方领导人！难怪工人要用石块来回敬当权者的这种辩解了！就这样，工人全都涌上街头，阻碍了有轨马车的通行，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工人两次击退了警察、宪兵、骑警和驻厂武装分队［注：顺便说一下。政府的公报说，“驻厂武装分队”“在厂内早已作好准备”，而宪兵、骑警和巡警只是后来才召集来的。到底从什么时候和为什么驻厂武装分队要在厂内作好准备呢？是不是从5月1日开始的？是不是预料到工人要游行示威？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政府故意隐瞒它所掌握的实际材料：是什么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和激愤，这种情绪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的进攻。看来，他们竭尽全力进行了战斗，尽管他们的唯一武器只是石块。不错，人群中是响起了“几声枪声”（姑且相信警方的公报），然而没有伤一个人。只是石块“如冰雹一般”四处横飞。工人不仅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而且也表现出机智，表现出善于随机应变和选择最好的斗争方式的本领。他们占据了邻近的院子，从围墙内把石块投向沙皇的走狗。甚至在遭到三排枪射击之后，在一个工人被打死（就只一人？），八人受伤（？）（一人在第二天死亡），人群开始逃散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进行，奉命赶来的鄂木斯克步兵团的几个连还得把邻院内的“工人清除出去”。政府胜利了。但是每次这样的胜利必然会促进它的最后失败的到来。每一次同人民交战，都会使更多的工人激于义愤而立志投入战斗，都会培养出一些经验更丰富、武装得更好、行动更勇敢的领导者。至于领导者应该尽力按照什么样的计划行动，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绝对必须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但是说到5月7日这样的事件，还应该注意下面几点。最近人们纷纷议论说，同现代化的军队进行巷战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希望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批评家”特别坚持这个论点，他们用资产阶级学术的破烂货冒充公正的科学的新结论，并曲解恩格斯的话，其实恩格斯当时所谈的（而且是有保留地谈到的）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暂时的策略[10]。我们甚至从这一个搏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巷战是可能的，一旦政府要同不仅是一个工厂的工人较量，那么，没有希望的不是斗争者的处境，而是政府的处境。工人在5月7日的搏斗中除了石块外没有别的武器，但是市长的禁令显然不能阻止他们在下一次准备好其他武器。这次工人并没有作好准备，而且总共也只有3500人，但是他们还是击退了数百名骑警、宪兵、巡警和步兵。请想一下，警察进攻施吕瑟尔堡大街63号的一座房屋是很容易的吗！[11]再想一下，如果不仅要把两三个院子和两三座房屋里的“工人清除出去”，而且要把彼得堡的一个个工人区的“工人清除出去”，那会是很容易的吗！一旦事情发展到进行决定性斗争的时候，难道可以只是把工人“清除出去”，而不必把那些没有忘记3月4日的无耻屠杀[12]，没有向警察政府屈服，只是受到警察政府威吓而不相信自己力量的人从首都所有的房屋和院子里全部“清除出去”吗！同志们！一定要设法把5月7日伤亡者的姓名全部收集上来。让首都所有的工人都来悼念他们，并且作好准备，为了人民的自由，同警察政府进行新的决定性的斗争！载于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14—19页注释：[9]指《俄国的五一节》这篇通讯，载于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工运新闻和工厂来信》栏。——13。[10]指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单行本而写的。在《导言》随单行本发表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强调“帝国国会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局势紧张”，坚决要求恩格斯把其中“过分革命的调子”改得温和一些。在当时的条件下，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委会的意见，在校样中作了某些删改。这样做虽使原稿受到一些损害，但没有影响整个《导言》的革命精神。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曾经利用这篇《导言》为他们推行的放弃革命、否认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和街垒战的必要性的路线辩护。《导言》的全文最初于1930年在苏联发表。——15。[11]指彼得堡涅瓦关卡外的麦克斯韦尔工厂的工人于1898年12月罢工期间同警察发生的冲突。12月15日深夜，沙皇警察当局派遣骑警、巡警包围了施吕瑟尔堡大街63号的该厂工人宿舍，试图逮捕组织罢工的工人积极分子。手无寸铁的工人及其家属起而自卫，英勇抵抗达数小时之久。——15。[12]指1901年3月4日（17日）沙皇政府镇压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一事（参看注7）。——15。
列宁全集第五卷——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901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4]（1901年6月）如果过去说，俄国农民对自己的贫困最缺乏认识，那么，现在可以说，俄国的平民或臣民由于缺乏公民权利，对自己的无权尤其缺乏认识。庄稼汉对自己无法摆脱的贫困已经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不去考虑自己贫困的原因和消除贫困的可能性，俄国的平民也同样对政府的无限权力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不去考虑这种无限权力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除了这种无限权力以外，是不是还存在着腐蚀陈旧的政治制度的现象。医治这种缺乏政治觉悟和死气沉沉的一种非常好的“解毒剂”，通常就是“机密文件”［注：当然，我说的只是一种由报刊上发表的作品配成的“解毒剂”，这决不是唯一的和特别“有效的”“解毒剂”。］，因为这些文件表明，不仅某些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或政府的顽固的敌人，而且连大臣和沙皇在内的政府人员自己，都意识到专制政体的摇摇欲坠，并竭力寻求种种办法来改善这种根本不能使他们满意的处境。维特的记事就属于这样的文件，他曾和内务大臣哥列梅金为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发生争论，决定草拟一份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起诉书来特别显示一下自己的卓识远见和对专制制度的忠诚。［注：《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附有尔·恩·斯·的序言和注释》。由《曙光》刊印。约·亨·威·狄茨的后继者1901年在期图加特出版。序言XLIV页，正文212页。］地方自治机关的罪状就是它同专制制度不相容。它按本身的性质来说是立宪的，它的存在必然会使社会人士和政府人士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起诉书是根据非常（比较而言）广泛的和精心加工的材料写成的，因为这是关于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相当特殊的问题）的起诉书，所以可以相信，它读起来令人感到兴趣的程度和得到的益处，将不亚于我们报纸上过去刊载的政治诉讼方面的起诉书。一让我们来看看，关于我国的地方自治机关是立宪的这种说法有没有事实根据，如果说有，那么，是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在这个问题上，地方自治机关设立的时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农奴制的崩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能不撕破掩盖着阶级矛盾的警察帷幕。最团结、最有教养和最习惯于政权的阶级——贵族阶级——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要通过代议机关来限制专制政权的愿望。维特的记事提到了这一事实，这是非常有教益的。“1859—1860年的贵族会议就已发表过必须设立贵族的共同‘代议机关’，‘俄国各地有选出自己的代表向最高当局陈述意见的权利’的声明。”“甚至还提出过‘宪法’这个词。”［注：德拉哥马诺夫《俄国地方自治自由主义》第4页。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往往不说明他是在抄录德拉哥马诺夫的话（例如，参看《记事》第36—37页和上述著作第55—56页），虽然在其他地方他也引用了德拉哥马诺夫的话。］“有些省的农民问题委员会和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农民问题委员会的委员也指出，必须号召社会参加管理。尼基坚科在他1859年的日记中写道：‘代表们显然在为制定宪法而努力’。”“1861年2月19日的法令颁布以后，对专制制度所抱的这些希望看来是完全落空了，而且行政机关中一些比较‘赤色的’分子（如尼·米柳亭）受到排斥，不让他们来执行这个法令，于是拥护‘代议制’的运动就更为一致了。这个运动表现在向1862年的许多贵族会议所提出的提案中，还表现在诺夫哥罗德、图拉、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彼得堡、特维尔等地的贵族会议的一份份的呈文中。其中以莫斯科的呈文最为出色，它要求地方自治、公开审判、强制赎买农民土地、预算公开、出版自由，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由各阶级组成的地方自治杜马来制定整个改革草案。2月2日特维尔贵族的决议和呈文最为尖锐，其中说到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民政改革和经济改革（例如各等级权利平等，强制赎买农民土地），必须‘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作为圆满解决2月19日的法令所提出的、但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唯一手段’［注：德拉哥马诺夫的著作第5页。《记事》第64页上的节录所引证的不是德拉哥马诺夫的话，而是德拉哥马诺夫所摘引的《钟声》[15]第126期及1862年6月15日出版的《两大陆评论》[16]上的话。］。尽管特维尔呈文的发起人［注：顺便说一下。其中的一个发起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即闻名的米·亚·巴枯宁的弟弟，不久前（今年即1901年4月19日）死在特维尔省他自己的领地上。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以及其他的调停官曾在1862年的呈文上签名。一个曾在我们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论述尼·亚·巴枯宁的短评的作者报道说，这一呈文的签名人都遭到了惩罚，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了一年才获释，但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却没有得到宽恕（他们没有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因此，再也不准他们担任社会职务。此后，尼·亚·就再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出现了……在最“伟大的改革”时期，我国政府就是这样来惩治进行合法活动的贵族地主的！而且，这是在1862年，在波兰起义[17]以前，当时就连卡特柯夫也曾建议召开全俄国民代表会议。］受到了行政处分和司法惩罚，——德拉哥马诺夫继续说，——（不过不是直接因为呈文，而是因为他们为集体辞去调停官职务进行激烈的辩解）但1862年和1863年初的各种贵族会议还是以这个呈文的精神发表了声明，同时还拟定了地方自治草案。当时立宪运动也在‘平民知识分子’中进行着，在这里，运动表现为组织秘密的会社和印发多少带有革命性的传单，如《大俄罗斯人》（1861年8月至11月；参加出版工作的有一些军官，如奥勃鲁切夫等），《地方自治杜马》（1862年），《土地和自由》（1862—1863年）……呈文的草案也附在《大俄罗斯人》里传播了出去，很多人说这个呈文应该在1862年8月纪念俄罗斯一千周年时呈递给皇上。”这个呈文草案说道：“恳请陛下在我们俄罗斯祖国的两个首都之一，莫斯科或彼得堡，召开全俄代表会议，为俄罗斯草拟宪法……”［注：参看弗·布尔采夫《一百年来》第39页。］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青年俄罗斯》[18]这份传单，对“政治”犯（奥勃鲁切夫、米哈伊洛夫等）的大肆逮捕和严厉惩罚，以及用非法和诬陷手段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这等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产生地方自治改革的社会背景也就清楚了。维特在《记事》中说，“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思想无疑是一种政治思想”，在统治阶层内“无疑已注意到”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情绪。这种说法只是说对了一半。《记事》作者处处流露出的那种对社会现象的官场的看法，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无视革命运动，掩盖政府为防御革命“政党”的攻击所采取的严厉镇压措施。诚然，以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谈论什么60年代初的革命“政党”和它的攻击似乎有些奇怪。40年的历史经验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所谓革命运动和革命攻击的要求标准。但是，不应忘记，在尼古拉统治了30年的当时，谁也还不能预料到事变的发展进程，谁也不能判断出政府的实际抵抗力量和人民激愤的实际力量。欧洲民主运动的再起，波兰的动荡不安，芬兰的不满情绪，所有报刊和整个贵族阶级的要求政治改革，《钟声》在全俄国的广泛传播，善于通过被检查的文章来培育真正革命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有力的宣传，传单的出现，农民对当局“常常”［注：隆·潘捷列耶夫《60年代的回忆》，《在光荣的岗位上》[19]文集第315页。在这篇小论文中汇集了几件关于1861—1862年革命风潮及警察反动……的非常有意义的事实。“1862年初，社会空气极为紧张；发生一点什么小的情况就能左右生活的进程。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的几次大火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大火开始于5月16日，尤其厉害的是22日和23日的大火，23日那天发生了大火5起，5月28日阿普拉克辛大院起火，并烧毁了周围一大片地方。民众中有人指责大学生纵火，许多报纸也附和这些流言。《青年俄罗斯》这份传单曾宣称要同整个当前制度进行流血的斗争并说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这就使人们认为关于故意纵火的流言是确实的。“5月28日后，彼得堡宣布进入一种类似戒严的状态。”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受命采取非常措施以保护首都。全城划分为3个区，均由军人省长领导。成立了审理纵火事件的战地法庭。《同时代人》[20]和《俄罗斯言论》[21]被停刊8个月，阿克萨科夫的《日报》[22]也被查禁，宣布了严格的出版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早在5月12日，也就是说，在大火以前就已批准，因此，“生活的进程”急剧地走向反动方面，而不是如潘捷列耶夫所认为的，是由于大火之故），公布了印刷所监督条例，接着就发生了无数政治性质的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尼·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雷马连科和其他人），封闭了星期日学校和民众阅览室，对在圣彼得堡进行公开讲演加以刁难，封闭了文学基金会[23]第二分部，甚至封闭了象棋俱乐部[24]。调查委员会没有发现大火和政治有任何联系。委员会的成员斯托尔博夫斯基向潘捷列耶夫先生陈述，“他如何成功地在委员会里揭发了主要的假证人，这些人看来是警察密探的简单工具”（第325—326页）。所以，认为关于大学生是纵火犯的流言是警察散布的，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卑鄙地利用人民的无知来对革命家和抗议者进行诽谤，原来这在轰轰烈烈的“伟大改革时代”也是流行的。］动用军队和枪杀来强迫他们接受洗劫他们的《法令》[25]所产生的激愤情绪，贵族－调停官[26]的集体拒绝执行这样的《法令》，大学生的骚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慎重而冷静的政治家必然会承认革命的爆发是完全可能的，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制政府必定要毫不留情地杀害一些个别人，一些自觉地坚决与暴政和剥削制度为敌的人（即“革命政党”的“首领”），恫吓大批的不满者，并用微小的让步来收买他们，因为这样的政府认为它的最高使命，就是一方面要坚决卫护宫廷奸党和大批贪官污吏的无限权力和玩忽职守，另一方面要支持剥削阶级的恶劣的代表人物。谁对“伟大的解放”宁愿保持缄默而不愿说出愚蠢或虚伪的赞美之词，就判谁服苦役；谁对政府的自由主义赞不绝口，对进步的时代兴高采烈，就让谁来进行改革（对专制制度和对剥削阶级无害的改革）。我们不想说，统治集团的全部成员或者至少也有几个成员，对这个预谋的反动警察策略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在系统地推行这个策略。当然，统治集团的个别成员，由于自己的局限性可能没有全面地考虑这个策略，他们幼稚地赞赏“自由主义”而没有察觉到它的警察躯壳。但整个说来，统治者的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个策略，则是无疑的。大多数显贵大臣并没有白白地长期为尼古拉效劳和受到警察训练，可以说，他们都是饱经世故的。他们记得帝王们如何忽而奉承自由主义，忽而又成了杀害拉吉舍夫们的刽子手，“放出”阿拉克切耶夫之徒迫害忠良臣民；他们记得1825年12月14日[27]，并且履行了俄国政府于1848—1849年所执行过的那种欧洲宪兵的职能[28]。专制制度的历史经验，不但促使政府采取恫吓和利诱的策略，而且促使许多独立的自由派向政府推荐这一策略。科舍列夫和卡维林的议论就证明了这种见解的正确性。亚·科舍列夫在他的小册子《宪法、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杜马》（1862年莱比锡版）中表示反对立宪，赞成咨议性地方自治杜马，并设想出下面这样的反对意见：“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意味着把俄国引向革命，也就是说，三级会议将在我们这里重现，这种三级会议后来变成了国民公会，最后以1792年的种种事变，以剥夺人权、断头台、大量溺杀等等结束了它的活动。”科舍列夫回答说：“不！先生们，并不象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会为革命开辟或准备场所；其实，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政府方面行动不坚决，自相矛盾，进退不定，由于政令和法律难以执行，由于禁锢思想言论；由于警察（公开地、尤其恶劣的是秘密地）监视各等级和个人的行动，由于吹毛求疵地迫害某些人，由于侵吞公款，由于任意挥霍公款和滥加犒赏，由于国家要人昏庸无能和对俄国离心离德等等。在一个刚从长年的压迫中觉醒过来的国家里，军事屠杀、严密监禁和流放更会引起革命（仍照你们所指的意义而言），因为久治不愈的旧创伤比新创伤更使人感到痛楚。可是，不要害怕，你们所认为的在法国由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一些作家进行的革命，在我们国家里是不会发生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以暗杀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的狂热的冒险家团体在俄国是组织不起来的（不过这一点难于保证）。最有可能和最危险的倒是，在分裂的影响下，将出现地方警察、城市警察和秘密警察所觉察不到的农民同小市民（包括年轻人和非年轻人，《大俄罗斯人》和《青年俄罗斯》等等的作者和拥护者）的团结。这样的团结会破坏一切，它所宣扬的不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是违反法律的平等（真是无与伦比的自由主义！自然，我们赞成平等，但我们赞成的是不违反法律——不违反破坏平等的法律的平等！），它所宣扬的不是人民的历史上的村社，而是它的病态的产儿，它所宣扬的不是某些当政者如此惧怕的理性的权力，而是那些当政者本身所喜欢采用的粗暴力量的权力，这样的团结，我认为，在我们这里更有可能产生，它比我们的官僚们十分厌恶的、百般排挤和亟欲扼杀的那种温和的、善意和独立的反政府派，也许更为强大有力。不要以为在国内有秘密的匿名刊物的政党人数很少和力量薄弱，也不要认为你们已经连根带梢抓住了它；不！你们所采取的禁止青年修完学业、把青年的淘气行为提到犯国事罪的高度、一味吹毛求疵地进行迫害和监视的种种做法，只是十倍地加强了这个政党的力量，使它分布、繁殖到帝国各处。当这种团结一旦爆发出它的力量时，我们的国家要人将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呢？诉诸武力吗？但武力是不是一定能指望得上呢？”（第49—51页）从这段冗长言论的华丽词句中难道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策略，即要消灭“冒险家”和那些拥护“农民同小市民团结”的人，而用一些让步来满足和分化“善意的温和的反对派”吗？不过政府表现得比科舍列夫一类先生们所想象的更为聪明，更为巧妙，它所作出的让步比“咨议性”地方自治杜马更小。请看1862年8月6日康·德·卡维林给赫尔岑的一封私人信：“……俄国传来的消息，在我看来，并不那样坏。被捕的不是尼古拉，而是亚历山大·索洛维耶维奇。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惊异，而且我承认，也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推翻政府，政府则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在卑鄙的尼古拉的统治下，逮捕和流放却是另外一回事。人们是为自己的思想、信念、信仰和言论而死的。我倒希望你能站在政府的地位上，让我看一看你将如何对付那些暗地里或公开反对你的政党。我爱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非常爱他，但象他这样一个brouillon〈寻衅者，爱好争吵、性情乖僻、到处惹是生非的人〉，这样一个不机智的、自以为是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死得毫无意义！确实毫无意义！几次大火都和传单有关，现在是不容怀疑的了。”［注：引自德拉哥马诺夫出版的康·德·卡维林和伊·谢·屠格涅夫同亚·伊·赫尔岑的通信集的德译本（泰·施曼出版的《俄国文献丛书》，1894年斯图加特版第4卷第65—66页）。］真是一个奴颜婢膝的教授式的深思熟虑的典型！一切都是这些革命者的不是，他们竟如此自以为是地嘲弄夸夸其谈的自由派，如此热中于暗地和公开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如此不机智，以至陷入彼得保罗要塞。他这个自由派教授假如掌权，也会采取“一切手段”来惩治这些人的。二所以，地方自治改革是专制政府受到社会激愤情绪和革命攻击浪潮的冲击而被迫作出的一个让步。我们特别详细地论述这种攻击的特点，是为了补充和纠正《记事》的说法，因为身为官僚的《记事》作者抹杀了产生这种让步的斗争。但是这种让步的不够彻底和谨小慎微的性质，就是在《记事》中也描述得相当清楚：“起初，当刚刚着手进行地方自治改革的时候，无疑是打算在设立代议机关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注：“无疑”，《记事》的作者引述勒鲁瓦－博利厄的话时犯了官僚们夸大其词的通病。“无疑”，不论兰斯科伊或米柳亭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所以把米柳亭的模棱两可的话（“他原则上拥护宪法，但认为实施宪法为时尚早”）当作“第一步”是可笑的。］；但后来，当瓦卢耶夫伯爵接替了兰斯科伊伯爵和尼·阿·米柳亭以后，‘温和而模棱两可地’以‘调和’精神行事的愿望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愿望就连前内务大臣自己也不否认。他当时说，‘政府本身并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意图’。总之，曾经有过要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在满足自由主义意向的同时维持现存制度的尝式，可是遗憾得很，国家要人一再重复这种尝试，但他们总是收到不良的效果……”这里，这句伪善的“遗憾得很”真是可笑之极！警察政府的大臣在这里竟把警察政府所不能不遵循的策略说成是偶然性的，其实，这个政府在颁布关于工厂视察制的各项法令、缩短工作日的法令[29]（1897年6月2日）时就采取过这种策略，而且它现在（1901年）通过万诺夫斯基将军的讨好“社会”的手段[30]还在采取这种策略。“一方面，在地方自治机关条例的说明书中说，草拟中的法令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和逐步地发展地方自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机关不过是同一个国家政权的特别机关……’当时内务部的机关报《北方邮报》的许多文章非常明显地暗示，正在建立的机关将是代议机关的学校。另一方面……地方自治机关在说明书中被称为私人的和公共的机关，它同各个团体和个人一样，服从于共同的法律……不论是1864年条例的各项规定本身，或者特别是内务部在后来对地方自治机关所采取的措施，都相当清楚地表明，人们非常担心地方自治机关的‘独立性’，并且害怕这些机关得到应有的发展，因为他们完全了解，发展起来会造成怎样的结果。〈所有黑体都是我们用的〉……无疑，那些不得不去完成地方自治改革的人，他们实行这种改革，只是向社会舆论让步，目的是要象说明书中所说的那样，‘去制止不同等级因建立地方自治机关而激发起来的无法实现的期望和自由的意向’；同时，这些人对它〈？改革？〉都有清楚的了解，并且力图不让地方自治机关得到应有的发展，使这种机关带有私人的性质，限制这种机关的权限等等。瓦卢耶夫伯爵用第一步决不会是最后一步的诺言来安慰自由派，在谈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重复自由派人士关于必须使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实际的和独立的权力的论点的同时，就已在拟定1864年条例之际竭尽全力限制这种权力，并把地方自治机关置于严格的行政监护之下……根据1864年条例建立的地方自治机关，由于没有贯穿一种主导思想，而成了两种对立倾向的妥协，当它们开始进行工作时，就显得既不符合于奠定它们基础的自治的根本观念，也不符合于被机械地加在它们头上的、而且是依然没有经过改革的和不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行政制度。1864年条例企图把两种互不相容的东西调和起来，并以此来同时满足地方自治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对拥护者提供了外表和对未来的希望，为了讨好反对者而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作了极有伸缩性的规定。”当我们的大臣们想陷害某个同僚并显示自己的深谋远虑时，他们有时竟会在无意中说出何等中肯的话啊！所有心地善良的俄国小市民和所有信奉“伟大的”改革的人，如果把警察智慧的伟大训诫——“用第一步决不会是最后一步的诺言来安慰自由派”，对他们“提供外表和对未来的希望”——镶上金镜框挂在自己的墙壁上，将会是多么有益啊！特别是现在，在阅读报纸上关于万诺夫斯基将军的“殷切关怀”的每篇论文或短评时，对照这些训谕尤为有益。所以，地方自治机关从建立之初就注定作为俄国国家管理机关这个四轮大车的第五个轮子，官僚政治只有在它的无限权力不受到损害时才容许这个轮子存在，而居民代表的作用只限于纯粹的事务工作，只限于单纯在技术上执行这些官僚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地方自治机关没有自己的执行机关，它们必须通过警察进行工作，地方自治机关彼此并无联系，地方自治机关一经成立就被置于行政当局监督之下。而且，政府在作了这种无损于自己的让步之后，在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第二天，就开始有步骤地对它们加以约束和限制：大权在握的官僚集团是不能同选举产生的一切等级的代议机关和睦相处的，所以就用种种方法对它进行迫害。关于这种迫害的材料搜集得尽管很不完全，但不失为《记事》中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自由派对待60年代初的革命运动是何等怯懦和荒唐。他们不是支持“小市民和农民同《大俄罗斯人》的拥护者的团结”，而是害怕这种“团结”并用它来吓唬政府。他们不是起来保卫被政府迫害的民主运动的首领们，而是装模作样地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并替政府辩护。可是他们也因为这种夸夸其谈和软弱无耻的背叛政策而受到公正的惩罚。政府镇压了那些不仅善于谈论自由，而且善于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以后，认为自己相当强大，完全可以把那些自由派也从他们“在当局许可下”所处的谦卑和次要地位上排挤出去。当“小市民和农民”同革命者的“团结”成了严重威胁的时候，内务部本身也嘟哝起“代议机关的学校”，而当所谓“不机智的和自以为是的”空谈家和“寻衅者”一被排除，就毫不客气地对“学童们”严加管束起来。悲喜剧式的史诗就此开始：地方自治机关请求扩大权利，可是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却接二连三地被剥夺，对于请求所作的回答是“慈父般的”训诫。但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吧，即便是《记事》中所列举的也足以说明问题了。1866年10月12日内务部通令把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置于政府机关的支配之下。1866年11月21日颁布一项法令，限制地方自治机关征收工商业营业税的权利。1867年的彼得堡地方自治会议尖锐地批评了这项法令并通过了（根据安·彼·舒瓦洛夫伯爵的提议）向政府提出请愿的决定，请求“由中央行政当局和地方自治机关共同努力”来研讨这项法律所涉及的问题。政府以封闭彼得堡地方自治机关和进行迫害来回答这一请求：圣彼得堡地方自治局主席克鲁泽被驱逐到奥伦堡，舒瓦洛夫伯爵被驱逐到巴黎，参议员柳博辛斯基奉命辞职。内务部的机关报《北方邮报》[31]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采取这种严厉的惩罚手段，是因为地方自治会议从一开始举行会议起就违反了法律〈违反什么法律？又为什么不对违法者起诉？不是刚刚成立了紧急、公正和仁慈的法庭吗？〉，它们不是去支持其他省的地方自治会议，利用圣上赐给它们的权利来认真照顾委托给它们管理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地方经济利益〈就是说，不是乖乖地顺从和执行官僚的“意向”〉，而是一味歪曲事实真相，曲解法律，力图煽起不信任不尊重政府的情绪”。无怪乎在这样的教训以后，“其他的地方自治机关就没有对彼得堡地方自治机关给以支持，尽管1866年11月21日的法令到处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许多人在会议上说颁布这项法令就等于废除了地方自治机关”。1866年12月16日，参议院发表了一项“说明”，它赋予省长一种权利，即对地方自治会议所推选的任何人物，如果省长本人认为不可靠，都有权拒绝批准。1867年5月4日参议院又发表了另一项说明，认为把地方自治机关的设想通报给其他各省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因为地方自治机关只应过问当地的事务。1867年6月13日公布了圣上批准的国务会议[32]的意见：未经地方省领导当局的许可，禁止刊印地方的、市的和等级的公众集会上所作的决定，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议上的讨论内容等等。其次，这一法律还扩大了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的权力，赋予他们解散会议之权，并以处分相威胁，责成他们解散那些讨论违反法律的问题的会议。社会上对这个措施非常反感，认为这个措施严重地限制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知道，地方自治机关被新法规束缚住了手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和省长从这个法规中获得了统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几乎无限的权力。”1868年10月8日的通令甚至规定刊印地方自治局的报告也须经省长许可，同时还限制各地方自治机关的交往。1869年设立了国民学校的督学，目的是要排挤地方自治机关对国民教育的实际管理。1869年9月19日圣上批准的大臣委员会条例认定，“地方自治机关不论按其组成或是按其根本原则来说都不是政府的权力机关”。1870年7月4日的法律和1870年10月22日的通令肯定并加强了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对省长的从属关系。1871年对国民学校督学的指令，规定他们有权解聘那些被认为不可靠的教员，有权停止执行学校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而把问题提交学区督学裁决。1873年12月25日，亚历山大二世在给国民教育大臣的诏书中，担心国民学校在督学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可能变成“败坏国民道德的工具，对此已有迹象可寻”，因此，他命令贵族代表要亲身参与其事，以保证这些学校的道德影响。随后在1874年颁布了国民学校新条例，将管理学校的全权交给了国民学校校长。地方自治机关“提出抗议”——如果可以并非讽刺地把要求在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参加下修改这个法律的请愿书（1874年喀山地方自治机关的请愿书）称为抗议的话。请愿书当然是被驳回了，如此等等。三内务部设立的“代议机关学校”给俄国公民讲授的最初课程就是如此。政治学童在评论60年代的立宪声明时写道：“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了，应该着手做实际工作了，而实际工作现在只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内，此外没有别的地方了。”［注：1865年卡维林就莫斯科贵族请愿“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全国共同需要”一事给亲属的信。］除了这些政治学童以外，幸而俄国还有一些不满于这种“机智态度”的“寻衅者”，他们在向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尽管他们所举起的理论旗帜在本质上不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宣传依然激起了广大知识青年阶层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空想主义的理论是否定政治斗争的，但是运动的发展终于使为数极少的英雄人物同政府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形成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斗争，事态才再度发生变化，政府才再次被迫让步，而自由派人士才再次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成熟，没有能力给予战士们支持和对政府施加真正的压力。地方自治机关的立宪意向暴露得很明显，但只是一阵软弱无力的“冲动”而已，尽管地方自治自由派本身在政治方面明显地前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曾试图成立秘密政党和创办自己的政治机关报。维特的《记事》综合了一些秘密著作（肯楠的、德拉哥马诺夫的、吉霍米罗夫的著作）的资料来说明地方自治机关所走上的“不可靠的道路”（第98页）。70年代末曾经举行过好几次地方自治自由派代表大会。自由派决定“采取措施，姑且暂时制止一下极端革命政党的破坏活动，因为他们深信，如果恐怖分子继续用暴力的威胁和行动来刺激和扰乱政府，采取和平手段就将达不到任何目的”（第99页）。所以，自由派不是去关心如何扩大斗争，如何发动较为广大的社会阶层去支持个别的革命者，如何组织某种总攻击（如举行游行示威，地方自治机关拒绝支付强派的开支等等），而是再一次采取老一套“机智态度”：“不要刺激”政府！用60年代显然已证明其毫不足取的那种“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注：德拉哥马诺夫说得对：“其实俄国的自由派是不可能采取完全‘和平的方法’的，因为我国法律禁止发表关于改变最高管理机关的任何声明。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该坚决地越过这道禁令，这样做，至少也可以在政府和恐怖分子面前显示自己的力量。既然地方自治自由派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力量，他们就必然落到连这些已被削弱的地方自治机关也要被政府逐步加以消灭的地步。”（上述著作第41—42页）］不言而喻，革命者绝没有停止或中断作战行动。地方自治人士当时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这个同盟后来变成“地方联合和自治协会”或“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纲领要求：（1）言论和出版自由；（2）人身保障；（3）召开立宪会议。在加里西亚出版秘密小册子的尝试没有成功（奥地利警察没收了原稿，逮捕了打算刊印小册子的人），于是由德拉哥马诺夫（原基辅大学教授）在日内瓦编辑发行的《自由言论》杂志[33]就从1881年8月起成为“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德拉哥马诺夫本人在1888年写道：“归根结底……出版《自由言论》这样的地方自治机关刊物的尝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这至少是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材料只是从1882年底才开始按时送达编辑部，而刊物到1883年5月就被禁止出版了。”（上述著作第40页）自由派机关刊物的失败是自由派运动软弱无力的自然结果。1878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向各等级的代表发表了演说，希望他们给予“协助，以制止迷误的青年在不可靠分子的极力引诱下走上绝路”。后来在《政府通报》[34]（1878年第186号）上又发表了要求社会给予协助的呼吁。5个地方自治会议（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萨马拉和特维尔）对此作出反应，提出了关于必须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记事》作者维特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呈文（其中只有3份在报刊上全文发表）的内容以后写道：“也可以认为，如果内务部不及时采取措施禁止这些声明，通令在各省地方自治会议任主席的贵族代表，要他们绝对禁止在会上宣读诸如此类的呈文的话，那么，各地方自治机关关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也许要多得多了。有些地方发生了逮捕和放逐议员的事件，在切尔尼戈夫，甚至有宪兵进入会场用暴力驱散与会者的事情发生。”（第104页）自由派杂志和报纸都支持这个运动，“莫斯科个有名望的公民”向洛里斯－梅利科夫递交的请愿书[35]提出召开由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组成的独立会议，并建议该会议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于是政府任命洛里斯－梅利科夫为内务大臣，看来政府作了让步。但仅仅是看来而已，因为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步骤，而且连任何肯定的、不容曲解的声明也没有发表。洛里斯－梅利科夫召集彼得堡定期刊物的编辑，向他们阐明了他的“纲领”：调查清楚居民的愿望、需要等等，使地方自治机关等有可能享有合法权利（自由派的纲领要保证各地方自治机关享有那些不断为法律所削减的“权利”！）等等。《记事》的作者写道：“大臣通过他的交谈者（召集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把自己的纲领传布到全俄国。其实这个纲领没有许诺什么肯定的东西。任何人都能从纲领中看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里面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当时有个秘密传单说得颇有自己的道理〈只是颇有“自己的”道理，而不是绝对“完全”有道理吗？〉，它说这个纲领既有‘狐狸尾巴’若隐若现，又有‘豺狼磨牙’格格作响。[36]伯爵把纲领告知出版界时一再劝告他们‘不要徒劳无益地以自己虚妄的幻想煽动和扰乱人心’，所以对纲领和它的作者进行这样的攻讦就更可理解了。”可是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没有听信秘密传单所说的这些有道理的话，竟把“狐狸尾巴”的摇摆看作可以信赖的“新的方针”。维特的《记事》引用秘密小册子《地方自治会议对俄国现状的意见》的话说，“地方自治机关信赖和同情政府，似乎害怕冒进，害怕向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一些随意发表意见的地方自治机关支持者的自白很能说明问题：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在1880年的代表大会上刚刚决定“要在一院制和普选的必不可缺的条件下争取成立中央人民代表机关”，——而实现这个争取的决定所采用的策略，却是“不冒进”，“信赖和同情”模棱两可的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声明！地方自治人士有着一种不可原谅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认为提出请愿书就意味着“争取”，所以“地方自治机关发出”的请愿书好似“雪片纷纷”。1881年1月28日，洛里斯－梅利科夫上了一份奏折，提议成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机关推选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拟定体现“皇上意志”的法律草案，但这个委员会只有咨议权。亚历山大二世所任命的特别会议赞同这个措施，1881年2月17日，会议的决议得到了沙皇的批准，沙皇也同意了洛里斯－梅利科夫提出的政府通报全文。《记事》作者维特写道：“无疑，成立这样的纯咨议性委员会也还没有建立宪制。”他接着说，可是未必能够否认，这是朝着宪制而不是朝着别的什么前进了（在60年代改革以后）一步。该作者还引用国外刊物的报道说，亚历山大二世看到洛里斯－梅利科夫的奏折时说：“这岂不是三级会议[37]”……“他们向我们建议的无非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显贵会议[38]。”在我们看来，洛里斯－梅利科夫计划的实现，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朝着宪制迈进的一步，但是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一切取决于是谁取得优势，是革命政党和自由派人士的压力取得优势，还是非常强大的、团结的、不择手段地坚决支持专制制度的党派的反抗取得优势。如果说的不是可能的假定，而是既成的事实，那就必须认定，政府的摇摆不定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一些人主张坚决同自由派斗争，另一些人主张让步。但是（这一点特别重要）这后一部分人也是摇摆不定的，他们并没有任何十分明确的纲领，而且也不比做实际工作的官僚高明。《记事》作者维特说：“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似乎不敢正视问题，不敢十分明确地定出自己的纲领，而是继续执行——不过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执行——过去瓦卢耶夫伯爵对地方自治机关早就采取过的转弯抹角的政策。正如当时合法刊物所公正指出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所宣布的纲领是很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性在伯爵以后的全部行动和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一方面声明说，专制制度‘脱离居民’，‘他把社会的支持看作主要的力量……’，‘没有把’筹划中的改革‘看作某种最终的东西，而认为这种改革只是第一个步骤’等等。同时，另一方面，伯爵又向报界声明说，‘……社会上激发起来的希望无非是一种虚妄的幻想……’，而在上呈皇帝的奏折中却断然声明说，国民代表会议将是‘一种退回到过去的危险的尝试……’，他所筹划的措施从限制专制制度这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措施和西方的一些立宪形式毫无共同之处。总之，正象列·吉霍米罗夫所正确指出的，这个奏折本身在形式上是非常混乱的。”（第117页）可是这个臭名远扬的“感化专政”[39]的英雄洛里斯－梅利科夫，对争取自由的战士所采取的“残酷手段却是空前绝后的，他竟因在一个17岁的少年身上搜得印刷的传单而将他处以死刑。洛里斯－梅利科夫没有忘记西伯利亚的遥远的角落，没有忘记要使那里因进行宣传活动而受难的人们的境况更加恶劣”（维·查苏利奇的文章，《社会民主党人》[40]第1期第84页）。在政府这样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只有能作严峻斗争的力量才能争得宪法，可是当时没有这种力量，因为革命者在3月1日已经耗尽自己的力量[41]，工人阶级中既没有广泛的运动，也没有坚强的组织，自由派人士这一次在政治上还是表现得很不成熟，以致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害以后，他们还只是一味地上请愿书。请愿的有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城市，请愿的有自由派报刊（《秩序报》[42]、《国家报》[43]、《呼声报》[44]），请愿的还有起草报告书的自由派人士（维洛波尔斯基侯爵、契切林教授和格拉多夫斯基教授；维特的《记事》叙述了这些报告书的内容，他所根据的是伦敦的一本小册子［注：我们知道，《记事》的作者总是非常用心地抄袭秘密的小册子，并且认为“秘密报刊和外国书刊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往往对问题作出相当正确的评价”（第91页）。在这位俄国博学的“国家学者”那里，只有某些素材才是原有的，而对俄国政治问题的一切基本观点，他必须借用秘密书刊。］《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这本小册子于1893年由自由俄国出版基金会在伦敦出版），这些自由派人士以一种特别善意的、狡黠的和暧昧的形式请愿，一心想“用巧妙的办法使君主自己不知不觉地越过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谨小慎微的请愿和巧妙的设想由于没有革命的力量都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虽然在1881年3月8日的大臣会议上多数人（7比5）赞同洛里斯－梅利科夫的计划，但是专制党还是胜利了。（那本小册子就是这样报道的，可是热心抄袭该小册子的《记事》作者维特不知为什么却声称：“在3月8日的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和结局如何，详情不得而知；相信国外报刊上的传言未免轻率。”第124页。）1881年4月29日发布了被卡特柯夫称之为“天降甘露”的关于巩固和保卫专制制度的宣言。[45]农民解放以后，革命的浪潮再度被击退，自由派运动也接着因此而再度被反动所取代，俄国的进步社会对此当然深感痛心。我们已饱经痛心之事：我们痛心革命家们在攻击政府时的不机智和自以为是；我们痛心政府的犹豫不决，它看不到自己面前的真正力量，作假让步，而且出尔反尔；我们痛心“无思想和无理想的时代”，政府镇压了不为人民所支持的革命家之后，又力图重整旗鼓，准备新的斗争。四“感化专政”的时代（人们这样称呼洛里斯－梅利科夫内阁）向我国的自由派表明，在政府十分摇摆不定，大臣会议的多数赞同“改革的第一步”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以迫使政府屈服的强大社会力量，则一个大臣的“立宪主义”，甚至一个首相的“立宪主义”也是保证不了什么的。同样有趣的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甚至在发布了关于巩固专制制度的宣言后，也还没有遽然下毒手，却认为必须对“社会”愚弄一个时期再说。我们说“愚弄”，并不是打算把政府的政策归咎于某一大臣、显官等的某种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46]。应当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假让步和某些看来似乎重要的“迎合”社会舆论的措施，是任何现代政府，包括俄国政府所惯用的一套手法，因为经过许多世代俄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重视社会舆论，经过许多世代它已经培养出一些善于在内政方面施计弄术的国务活动家。接替洛里斯－梅利科夫的内务大臣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就是这样的谋略家，他肩负的使命是掩护政府转向露骨的反动。伊格纳季耶夫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个十足的蛊惑家和骗子手，所以《记事》作者维特表现了不少“警察的宽容”，把他担任内阁的时期称为“在专制沙皇领导下建立地方自治区域的失败尝试”。诚然，这样的“公式”是当时伊·谢·阿克萨科夫提出来的，政府曾利用它进行欺骗，卡特柯夫则斥责它，想借以充分证明地方自治和宪制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如果说警察政府采取这种人所共知的策略（警察政府出于本性而必然采取的策略）是由于目前某种政治见解占优势的缘故，那就未免太近视了。伊格纳季耶夫发表通告，应诺政府“将采取紧急措施，以确定正确的方法，来保证地方上的活动家们在积极参与执行皇上的指令方面获得最大的成功”。各地方自治机关以请求“召集人民代表”的请愿书来回答这个“号召”（引自切列波韦茨地方自治机关某议员的记事；基里洛夫斯科耶地方自治机关某议员的意见，省长甚至未准刊印）。政府指示各省省长，这种请愿书“无需作进一步处理”，“同时，看来也采取了措施，以免在其他会议上再提出类似的请愿书”。于是进行了众所周知的活动：召集由大臣们挑选的“权威人士”开会（讨论关于降低赎金、整顿移民、实行地方行政改革等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引起社会的同情，尽管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但还是引起了地方自治机关方面的公然抗议。12个地方自治会议提出请愿书，要求邀请地方自治人士参加立法活动，但不要只是在个别情况下，也不要由政府指定，而是要经常地参加，要由各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产生。”在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内，这样的提案被主席制止了，“会议就此散会以示抗议”（德拉哥马诺夫的上述著作第29页，《记事》第131页）。关于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如何哄骗地方自治人士，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波尔塔瓦的贵族代表乌斯季莫维奇先生，即1879年要求制定宪法的呈文草案的起草人，在省贵族会议上公开声明，他得到了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的明确的保证〈原文如此！〉，说政府将召集全国的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德拉哥马诺夫的著作，同上）用伊格纳季耶夫的这些把戏来掩护政府转向崭新的方针的做法结束了，1882年5月30日被任命为内务大臣的德·安·托尔斯泰不是凭空赢得了“斗争大臣”的绰号的。各地方自治机关就连举行局部性会议的请求也被无礼地拒绝了，甚至根据省长对一个地方自治机关（切列波韦茨的）提出的“一贯采取反对派立场”的指控，就撤销了地方自治局，而代之以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地方自治局成员受到放逐的行政处分。德·安·托尔斯泰，卡特柯夫的这个忠实学生和追随者，根据一种基本思想（我们看到，这种思想的确已为历史所证实）即“反政府派已在地方自治机关内为自己筑造了结实的巢穴”（《记事》第139页：引自地方自治改革的最初草案），断然决定要对地方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德·安·托尔斯泰计划撤销地方自治局，而代之以隶属于省长的官署，并认定地方自治会议的一切决定须经省长批准。这可是个真正“彻底的”改革，不过，非常有趣的是，甚至卡特柯夫的这个学生“斗争大臣”，也“没有背离——按《记事》作者本人的话说——内务部对地方自治机关的一贯政策。他在自己的方案中没有直接表示出他实际上想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想法；在正确发展自治原则的幌子下，他想要保留自治的外形，而完全去掉它的内容”。在国务会议内，这个英明的“狐狸尾巴”国家政策更得到了补充和发展，结果，1890年的地方自治条例就“成了地方自治机关历史上一项新的治标措施。这个条例没有撤销地方自治机关，但把它弄得不伦不类，黯无生气；没有消灭一切等级的原则，却给它增添了等级的色彩；……没有使那些地方自治机关成为真正的政权机关……却扩大了省长对地方自治机关的监护……加强了省长的异议权”。“1890年7月12日的条例，按照它的起草者的本意，是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一个步骤，而决不是对地方自治的彻底改革。”《记事》接下去说，新的“治标措施”并没有消灭反对政府的行动（不言而喻，反对反动政府的行动，是不可能靠加强这种反动性来消灭的），而只是使反对行动的某些表现变得隐蔽而已。第一，反对行动表现在，某些反对地方自治的——要是能这样说的话——法律遭到了抵制，因而实际上未能实行；第二，仍旧表现在立宪主义的（或者至少是有立宪主义气味的）请愿上。例如，1893年6月10日颁布的地方自治机关医务组织须遵守详细规章这一法律，就遭到上述第一种形式的反对。“各地方自治机关一致抵制了内务部，内务部因而退却，不得不中止施行已经拟妥的规章，把它搁置一旁以便收入法律大全，不得不根据完全相反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地方自治机关更有利的原则〉制定新的法案。”1893年6月8日颁布的不动产估价法，同样采用了制定规章的原则，并限制了地方自治机关的课税权利，这个法律也没有得到支持，而且在许多场合“实际上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地方自治机关建立的对居民很有利（当然是和官僚政治比较而言）的医务机构和统计机构是很有力量的，足以使彼得堡官厅所制订的规章不起任何作用。上述第二种反对行动可以从1894年新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中看到，当时各地方自治机关给尼古拉二世的呈文再次非常明确地暗示，它们要求扩大自治，这些呈文招致了所谓毫无意义的幻想这种“有名的”评语。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倾向”并没有消失，这不能不使大臣先生们吃惊。《记事》作者援引了特维尔省省长对“紧密团结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一伙人”的痛心的抱怨（引自省长1898年的报告），说这些人包揽了省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事务。“从该省长1895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同地方自治机关的反政府派的斗争，成了地方行政机关的艰巨任务，为了执行涉及地方自治机关不应过问的事务的内务部机密通令，在各地方自治会议中任主席的贵族代表有时甚至需要拿出‘公民的勇气’〈居然如此！〉。”接下去又讲到，省的贵族代表如何在临开会前把职务推给县（特维尔县）的贵族代表，特维尔县的贵族代表又推给新托尔若克县的贵族代表，新托尔若克县的贵族代表也生病了，于是又把主席职务推给斯塔里察县的贵族代表，就这样，连贵族代表们也不愿履行警察职务而逃之夭夭了！《记事》作者抱怨说：“1890年的法律给地方自治机关增添了等级色彩，加强了会议中的政府成分，所有的县贵族代表和地方官都成了省地方自治会议的成员，如果这种不伦不类的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仍然能够表现出政治倾向的话，那这一点倒是值得深思的。”“……反抗并没有被消灭：不满的暗流，沉默的反对无疑是存在着，而且将一直存在到一切等级的地方自治机关消亡为止。”官僚的智慧作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已被削弱的代议机关经常引起不满，那么，按照通常的逻辑，消灭一切代议机关定会进一步加强这种不满和反对。维特先生以为，如果把那些稍微显露出一点不满的机关封闭掉一个，那不满就会消失！你们是否认为，维特因此会提出什么象撤销地方自治机关一类的坚决的提案？不，根本没有提出。维特为了哗众取宠而斥责转弯抹角的政策，其实他自己除了这种政策以外，是提不出什么别的东西来的，——如果不摆脱他那专制政府大臣的地位，他是不可能提出来的。维特嘟嘟哝哝地说了些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毫无价值的话：不是官僚的统治，也不是自治，而是“正确组织”“各种社会成分参加政府机关”的行政改革。这样胡说一通并不难，但是，经过“权威人士”的各种试验之后，现在这种无稽之谈已不能欺骗任何人了，因为非常明显，如果没有宪法，则“各种社会成分参加”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只能使社会（或从社会“招来”的某些人）从属于官僚。维特批评内务部的局部措施——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但对他自己提出的总的问题，却不能拿出什么新的东西，而只是重新搬出治标措施、假让步、空口许愿等老一套手段。应该特别强调指出：在关于“国内政策的方针”这个总的问题上，维特和哥列梅金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争论是自己人之间的争论，是同一伙人内部的争吵。一方面，维特赶忙声明说，“我过去没有提出过，而且现在也没有提出什么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破坏现存秩序的提案……在当前情况下，恐怕谈不上撤销它们〈现有的地方自治机关〉”。维特“自己认为，在各地建立强大的政府权力机关，就有可能对各地方自治机关寄以更大的信任”等等。建立了强力官僚机关以对抗自治（即削弱自治），就可以更加“信任”自治。这是老调重弹！维特先生害怕的只是“一切等级的机关”，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而且也不认为各种同业公会、协会、等级团体或工会的活动对专制制度是危险的”。例如，维特先生深信不疑，“村社”由于“因循守旧”是不会危害专制制度的。“农村居民把土地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就使他们养成了这样的精神特质：除了关心自己的狭隘小天地的政治以外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我国农民在乡会上忙于分摊税款……分配份地等等。此外，他们又是文盲或半文盲，——这里能有什么政治可谈呢？”可以看到，维特先生是非常清醒的。在谈到各等级团体时，他声明说，在各等级团体对中央政权的危险性这个问题上“它们利益的不一致具有重大的意义。政府在反对一个等级的政治要求时利用这种不一致，就常常能够在其他等级中找到支持和抗衡的力量”。维特的“正确组织各种社会成分参加政府机关”这个“纲领”，无非是警察国家想“分化”居民的无数次尝试中的一次尝试而已。另一方面，同维特先生争论得如此激烈的哥列梅金先生自己也在运用同一套分化和迫害的政策。他证明（在他自己的记事中证明，维特对此记事作了答复），为了监督地方自治机关，必需设立新的官职，他甚至反对准许地方自治活动家举行纯地方性的代表大会，他全力拥护1890年的条例，拥护这个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步骤，他害怕各地方自治机关把“有倾向性的问题”列入评议工作计划之内，他害怕地方自治局的一切统计，他主张把国民学校从地方自治机关手中收回，交给政府机关管理，他证明，地方自治机关没有能力处理粮食问题（要知道，地方自治活动家“夸大了受灾范围和灾民的需要”！！），他坚决拥护地方自治机关课税限额条例，“以保护地产免受地方自治机关过多增税的损害”。所以维特下面的话说得十分正确：“内务部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整个政策就是慢慢地、但又接连不断地摧残地方自治机关的各个机构，逐渐削弱它们的作用，从而把它们的职能逐渐集中到政府机关手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哥列梅金的〉记事中指出的，‘最近期间为了调整地方自治机关的个别经济和行政部门所采取的措施’，一旦得到彻底实施，实际上我们将无任何自治可言，——各地方自治机关将只剩下一个概念和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外壳而已。”所以，哥列梅金的（还有西皮亚金的）政策和维特的政策是殊途而同归的，所以，关于地方自治机关和立宪主义问题的争论，我们再重复一遍，不过是自家人内部的争吵罢了。夫妻吵嘴，只当开心。对维特和哥列梅金先生的“斗争”的结论就是这样。至于说我们对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这个总的问题的看法，最好还是在分析尔·恩·斯·［注：司徒卢威先生所用的笔名。（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编者注）］先生的序言时再来总结吧。五尔·恩·斯·先生的序言提供了许多有趣的东西。这篇序言牵涉的问题极广，它谈到俄国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各种方法以及导向改革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位同自由派，特别是同地方自治自由派显然过往甚密的尔·恩·斯·先生，在我们的“秘密”著作的合唱中，无疑唱的是一种新的调子。因此，无论是为了弄清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意义这个原则问题也好，或者是为了了解接近自由派的人们的趋向以及……情绪（我还不把它叫作思潮）也好，都非常需要详细考察一下这篇序言，分析一下这个新的调子是好还是坏，说好好到什么程度，说坏坏到什么程度和坏在什么地方？尔·恩·斯·先生的见解的基本特点如下。从我们下面引证的他的文章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他崇拜和平、渐进、绝对合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真心反对专制制度，渴望政治自由。但是专制制度之所以成为专制制度，就是因为它禁止和压制一切趋向自由的“发展”。这一矛盾贯穿了尔·恩·斯·先生的整篇文章，使他的论述前后不一、软弱无力，摇摇摆摆。只有预计或者至少是假定专制政府自己会醒悟、厌倦和让步等等，才会把立宪主义同关心专制俄国的绝对合法发展的思想凑在一起。而尔·恩·斯·先生有时竟真的从他的公民义愤的高峰跌到最不发达的自由主义的这种庸俗观点上去了。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尔·恩·斯·先生在谈到自己时说道：“……我们认为，有觉悟的现代俄国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就是他们的汉尼拔式的誓言，这种誓言是十分神圣的，就象过去40年代的人们争取农民解放的斗争一样……”又说：“……不管我们这些发出同专制制度斗争的‘汉尼拔式的誓言’的人感到多么困难”，等等。说得多么漂亮，多么有力！如果他的整篇文章都贯穿了同样不屈不挠和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汉尼拔式的誓言”！），这些有力的言词也许可以作为文章的点缀。这些有力的言词正因为它十分有力，所以，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如果渗进一些勉强的和解及宽慰的调子，企图把和平的绝对合法的发展的观念强塞进去，那么这些言词也就成了虚伪的东西。可惜在尔·恩·斯·先生的文章里，这样的调子和企图简直是俯拾皆是。例如，他用了整整一页半的篇幅来详细“论证”这样一种思想：“从道德观点和政治观点看来，尼古拉二世统治时代的国家政策，同亚历山大三世时代进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重分份地的改革比起来，应该受到更加〈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严厉的谴责。”为什么要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呢？原来，因为亚历山大三世是同革命作斗争，而尼古拉二世则是同“俄国社会的合法要求”作斗争，前者要对付的是有政治觉悟的社会力量，而后者要对付的只是“十分平和的、有时甚至根本缺乏明确政治思想的社会力量”（“他们甚至认识不到，他们的自觉的文化工作是在破坏国家制度”）。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点下面就要说到。但是即使抛开这点不谈，也不能不指出，作者的论述方法是非常奇怪的。他抨击专制制度，对两个专制君主中的一个抨击得尤为厉害，但是他所根据的不是那个原封未动的政策的性质，而是因为在这个专制君主面前已经没有（似乎如此）“自然”会引起强烈反击的“寻衅者”，因而也就没有迫害的借口。有人说，我们的慈父沙皇根本用不着害怕召集善良人士，因为所有这些善良人士从来没有想到要越出和平的要求和绝对合法的范围。尔·恩·斯·先生提出上述论据，不是显然迁就了忠良臣民的这种论调吗？维特先生在自己的记事中写道：“看来，在凡是没有政党，没有革命，任何人也不想争夺最高当局的权利的地方，也就用不着把行政当局同人民和社会对立起来……”［注：第205页。尔·恩·斯·先生在对这段话所作的注释中指出：“这甚至是不明智的。”完全正确。但是尔·恩·斯·先生在他的序言的第XI—XII页所发的上述议论，难道不是同维特先生的说法如出一辙吗？］等等。我们在维特先生那里看到这种“思想方法”（或撒谎方法），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契切林先生在1881年3月1日以后给米柳亭伯爵的呈文中宣称：“当局首先必须表现出自己的毅力，证明它没有在威胁面前卷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当自由机关是和平发展和最高当局本身的心平气和的倡议的结果时，君主制度才能同它们相容”，他建议建立“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权，在“为选举因素所加强和革新的立法机关”的帮助下进行活动。［注：维特《记事》第122—123页。《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第24页。］我们对契切林先生的这种议论，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样一位契切林先生如果认为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倒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代，和平发展和最高当局本身的心平气和的倡议是可能产生自由机关的。但是一个发出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的人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恐怕是不大自然、不大体面吧？其实尔·恩·斯·先生是错了。他在比较现在的和上一代的皇帝的统治时说道：“现在……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考虑‘民意党’活动家所设想的暴力变革了。”Ｐａｒｌｅｚｐｏｕｒｖｏｕｓ，ｍｏｎｓｉｅｕｒ！请只代表您自己讲话吧！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一代皇帝在位时，俄国革命运动不仅没有衰亡，没有比前一代减弱，反而活跃起来并大大发展了。在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中间，如果竟没有一个人肯去认真考虑暴力变革，那么这还配称什么“革命”运动呢？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在上面引证的这段话中，尔·恩·斯·先生指的不是一般暴力变革，而是专指“民意党的”变革，就是说，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变革，是不仅要推翻专制制度，而且要夺取政权的变革。这种反驳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第一，在专制制度本身（即专制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或“社会人士”）看来，重要的决不在于为什么要推翻它，而在于要推翻它。第二，还在亚历山大三世当政的初期，“民意党”活动家就向政府“提出了”正象后来社会民主党人向尼古拉二世提出的抉择：或者是革命斗争，或者是放弃专制制度。（见1881年3月10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信中提出两个条件：1．大赦一切政治犯；2．在实行普选制和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的条件下，召开全俄人民代表会议。）尔·恩·斯·先生自己也明明知道，不仅知识界，而且工人阶级中间也有许多人在“认真考虑”暴力变革。请看一下他的文章的第XXXIX页及以下各页吧，那里谈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既有“群众基础，又有精神力量”，它从事“坚决的政治斗争”，从事“革命俄国同专制官僚制度的流血斗争”（第XLI页）。因此，丝毫用不着怀疑，尔·恩·斯·先生的“善意的言论”[47]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手法，是一种想用表白自己（或别人）谦恭有礼来感动政府（或“社会舆论”）的尝试罢了。同时，尔·恩·斯·先生认为，斗争这个概念可以作非常广泛的解释。他写道：“撤销地方自治机关会给革命宣传提供有力的根据，——我们这样说是绝对客观的〈原文如此！〉，因为我们毫不厌恶通常所谓的革命活动，但是也不称赞和向往这种谋取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形式〈原文如此！〉。”这段议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只要把这个用文不对题的“客观性”（既然作者自己提出了他倾向于某种活动形式或斗争形式的问题，那又说他的态度是客观的，这就是二二得蜡烛[48]了）装饰起来的貌似博学的议论拿近一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陈旧不堪的论证：当权的老爷们，即使我拿革命吓唬你们，你们也可以相信我，因为我对革命一点也不感兴趣。所谓客观性的论调，无非是掩盖主观上憎恶革命和革命活动的遮羞布罢了。尔·恩·斯·先生所以需要遮遮盖盖，是因为这种憎恶态度同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水火不能相容。可是，我们对这位汉尼拔的了解是不是错了呢？他是真的发誓要同罗马人斗争呢，还是仅仅要为迦太基的进步，为这种当然终归会损害罗马的进步而斗争呢？对斗争这个词是否可以理解得不那样“狭窄”呢？尔·恩·斯·先生认为是可以的。只要把汉尼拔式的誓言同上边的议论对照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种是革命的、非法的斗争，另一种是一般的“谋取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换句话说，是和平的、合法的活动，是在专制制度容许的范围内传播文化。我们丝毫不怀疑，即使在专制制度下，也是可以进行能够推动俄国进步的合法活动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活动可以相当迅速地推动技术的进步，在少数情况下可以轻微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微乎其微地推动政治的进步。至于这种微小的进步究竟能够大到什么程度和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个别的微小进步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销专制制度无时无地不在向居民施行的大规模政治诱惑，这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如果把和平的合法活动也包括在（哪怕是间接地）同专制制度斗争的概念之内，那就会有助于这种诱惑，就会削弱俄国普通人头脑中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关于每个公民都应对政府的一切行为负责的意识。可惜，在不合法的著作家中间，试图抹杀革命斗争同和平的文化活动之间的差别的不只是尔·恩·斯·先生一个人。还有他的一位前辈，这就是尔·姆·先生，他是著名的《〈工人思想报〉增刊》[49]（1899年9月）上刊载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的作者。他在反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时写道：“争取地方和城市社会自治的斗争，争取社会教育的斗争，争取社会法庭的斗争，争取给饥民以社会救济的斗争等等，都是同专制制度的斗争……这种社会斗争由于某种令人莫解的原因，没有受到俄国许多革命著作家的关切，但是我们看到，俄国社会进行这种社会斗争，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当前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些个别的社会阶层……能更有成效地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的革命者既然把工人运动看作推翻专制制度的最好手段，那么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第8—9页）大家看到，尔·姆·先生甚至觉得用不着掩饰他对革命者的憎恶了；他竟干脆把合法的反对立场与和平工作叫作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甚至把工人应当怎样进行“这种”斗争当作主要问题。尔·恩·斯·先生决不这样浅薄和这样露骨，但是我们的这位自由派同纯粹工人运动的极端崇拜者在政治倾向上的一脉相承，却是一目了然的。［注：尔·恩·斯·先生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工人的经济组织，将是对工人群众进行现实的政治教育的学校。”我们愿意奉劝作者，在运用“现实的”这个已被机会主义勇士们用滥了的字眼时，最好慎重一些。不能否认，在某种条件下，工人的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许多政治教育（同样也不能否认，在另一些条件下，这些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某种政治诱惑）。但是，工人群众只有全面地参加革命运动，直到参加公开的街头斗争，参加反对政治和经济奴隶制的维护者的国内战争，他们才能受到现实的政治教育。］至于说到尔·恩·斯·先生的“客观主义”，我们应当指出，他有时干脆把它也扔掉了。他谈到工人运动，谈到工人运动的有机发展，谈到革命社会民主党同专制制度未来的不可避免的斗争，谈到自由派组织秘密政党将是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必然结果，当他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客观的”。他的这些议论都说得非常实在，非常清醒，清醒得使我们可以庆幸，在自由派中间竟有人传播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正确理解。但是当他不是谈论同敌人作斗争，而是开始谈论敌人可能“顺从”的时候，他就会立刻丢掉自己的“客观主义”，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甚至竟一变叙述语气为命令语气。“假使在当权者中间出现一种人，他们勇于顺从历史，并且能够迫使专制君主也顺从历史，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会导致革命的俄国同专制官僚制度展开最后的流血斗争……无疑，在上层官僚中间是有不同情反动政治的人的……他们这些唯一能够接近圣上的人，从来也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信念……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惩罚的巨大影子，伟大事变的影子，也许会引起政界的动摇，并及时摧毁反动政治的铁的制度。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需要费很大力气的……也许，它〈政府〉也会不太晚地觉悟到，千方百计维护专制制度是注定要招致危险的。也许，当它还没有同革命遭遇以前，自己就已感到疲于同自由的自然的和历史必然的发展作斗争，并对自己的‘不妥协的’政策发生动摇。只要它不再坚决与自由为敌，它也就不得不愈来愈大地向自由敞开门户。也许……不，不仅也许，而是一定会如此！”（黑体是原作者用的）阿门！我们对于这篇善良而崇高的独白只能说一声阿门。我们的汉尼拔进步得真快，他竟然在我们面前以第三种形式出现了：第一种形式是同专制制度斗争；第二种形式是传播文化；第三种形式是呼吁敌人顺从，试图拿“影子”来吓唬他。这是多么可怕啊！我们完全同意尊责的尔·恩·斯·先生的说法：俄国政府的伪善者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恐怕就是“影子”。我们的作者在念影子咒之前，曾谈到革命力量的增长和日益迫近的革命爆发，接着他感叹地说道：“这种丧失理智的侵略保守的政策，既缺乏政治意义，又毫无道德根据，它将使人才和文化力量遭到可怕的牺牲，一想到这点，我们就感到非常难过。”从这段关于革命爆发的议论的结尾，可以看到一个多么深的学理主义和甜言蜜语的无底洞啊！作者丝毫不懂得，俄国人民哪怕只把政府好好地教训一次，那就会有多么巨大的历史意义。你们不提人民过去和现在为专制制度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唤起仇恨和愤怒，燃起斗争的决心和热情，反而妄谈什么将来的牺牲，吓唬人们，让他们放弃斗争。嘿，先生们！你们与其用这样的结尾来糟蹋你们关于“革命爆发”的议论，还不如干脆不议论吧。看来你们并不想组织“伟大事变”，而只想空谈“伟大事变的影子”，而且也只是同那些“接近圣上的人”谈谈而已。象这样的同影子论影子的谈话，大家知道，在我国的合法刊物上也是比比皆是。为了赋予影子实际的内容，人们常常举出“伟大改革”作例子，并且为它大唱谎话连篇的赞美诗。受检查的著作家撒谎，有时还是不能不加以原谅的，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说出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渴望。但是尔·恩·斯·先生从来没有受过检查。他写道：“设想出伟大的改革，并不是为了使官僚制度取得更大的胜利。”请看，这句辩护词说得多么委婉啊。是谁“设想出”的呢？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温科夫斯基和他们的同路人吗？但是这些人所要求的远比“改革”所做到的要多，而且他们还因为自己的要求而遭到实行“伟大”改革的政府的迫害。还是由政府以及那些盲目歌颂政府、追随政府、并且向“寻衅者”狂吠的人物“设想出”的呢？但是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尽量少作让步，尽量削减民主要求，而且正是“为了使官僚制度取得更大的胜利”才削减这些要求。尔·恩·斯·先生明明知道这一切历史事实，他所以要抹杀这些事实，正是因为这些事实完全推翻了他那关于专制君主可能“顺从”的善心理论。在政治上是没有顺从可言的，警察惯用的手法是：ｄｉｖｉｄｅｅｔｉｍｐｅｒａ，分而治之，让出次要的，保全主要的，左手给出去，右手拿回来。只有天真透顶的人（不管是纯朴天真的人，还是故作天真的人），才会把警察惯用的手法当作顺从。“……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在设想和实施‘伟大改革’的时候，并没有自觉的目的——千方百计截断俄国人民走向政治自由的一切合法道路，它还没有从这个观点来衡量它的每一措施、每一法律条文。”这是撒谎。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在“设想”和实施改革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完全自觉的目的：不能向当时提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让步。它自始至终都在截断一切走向自由的合法道路，因为它甚至对于普通的请愿也采取镇压手段，甚至从来不准人们随便谈论自由。只要看一看我们上面引证的维特《记事》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就可以完全驳倒尔·恩·斯·先生的赞颂。对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中的要员，维特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应当指出，60年代的杰出国务活动家当时做了许多他们的后继者也未必能做到的伟大事业，他们怀着虔诚的信仰，对皇帝忠心耿耿，从不违背圣意，兢兢业业地革新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些人的芳名，将永远铭记在感恩戴德的后裔心中。”（《记事》第67页）什么怀着虔诚的信仰，对警察匪帮的头子皇帝忠心耿耿……你们看，这倒真是实话实说。读了上面这段话之后，我们对于尔·恩·斯·先生很少谈到地方自治机关在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作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尔·恩·斯·先生除了一般地谈到地方自治机关的“实际”事务和“文化”事务而外，还轻描淡写地谈了谈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教育意义”，他说：“地方自治机关具有政治意义”，地方自治机关的“危险之处〈对现存制度〉”，正如维特先生所洞察到的，“就在于它这个立宪萌芽的发展的历史倾向”。他讲完了这些似乎是无意中说出的话之后，便对革命者开始攻击起来：“我们重视维特先生的作品，不仅因为它说出了专制制度的真情，而且因为它是官僚制度自己发给地方自治机关的一份宝贵的政治证书。这份证书对于那些因为缺乏政治修养或者迷恋于革命空谈〈原文如此！〉，总是不愿意正视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的巨大政治意义和它的合法文化活动的人说来，是一个绝妙的回答。”究竟是谁缺乏政治修养或迷恋空谈呢？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尔·恩·斯·先生究竟是不赞成谁，又是为什么不赞成呢？作者对此没有作出回答，他的攻击除了说明他对革命者的憎恶而外，不能说明任何东西，他的这种憎恶，我们从他的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可以看到。下面这段更加奇异的注解，丝毫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讲这些话，决不是想〈？！〉中伤革命活动家，这些人在反对专横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首先必须予以重视。”为什么要这样说？用意何在呢？大无畏精神和不善于重视地方自治机关又有什么联系呢？尔·恩·斯·先生未免弄巧成拙了。起先，他提出了毫无根据的“不指名的”（即不知针对谁的）责难，说什么有些人既无知又尚空谈，以此来“中伤”革命者，而现在，他又认为，只要承认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把指责他们无知的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就可以迫使他们吞下去，从而再一次“中伤”革命者。尔·恩·斯·先生不但谈不清问题，而且还自相矛盾起来，他宣称（同“迷恋革命辞藻的人”似乎是异口同声）：“现代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并不是一种能直接靠自身力量争得别人敬仰或吓倒别人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勉勉强强维持着自己的一块不大的阵地……”“这种机关〈即地方自治机关〉……就其本身说来，只有在遥远的将来和随着国内整个文化的发展，才能构成对这个〈专制的〉制度的威胁。”六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尔·恩·斯，先生这样怒气冲冲和这样空空洞洞地谈到的问题吧。我们上面举出的一些事实证明，地方自治机关的“政治意义”，即它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因素的意义，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我国有产阶级（特别是土地贵族）代表组成的这一组织，经常以选举机关同官僚机关相对立，经常引起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地揭露不负责任的沙皇官吏的反动本质，支持不满情绪，对专制政府持反对立场。［注：见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俄国自由主义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1898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特别是第5、8、11—12、17—19页。］第二，地方自治机关是加在官僚制度这一回轮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它渴望巩固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渴望立宪（甚至象维特所说的，“无意识地走向”立宪），并为此上书请愿。因此它成了政府对付革命者的一个不中用的同盟者，它对革命者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给予他们尽管是间接的、但却是无疑的帮助，在紧要关头使政府不能果断地采取镇压手段。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机关顶多也不过提出一些自由主义的请愿和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因此当然也就不能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强大的”和多少独立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它是一个辅助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不妨承认，地方自治机关是宪制的一小部分。读者也许会说：这么说，你们是同意尔·恩·斯·先生的意见了，因为他肯定的也只是这一点。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的分歧也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地方自治机关是宪制的一小部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这个一小部分，却是用来诱使俄国“社会”放弃真正的宪制的手段。这是一块完全无关紧要的阵地，专制制度把它让给勃兴的民主主义，是为了保存自己的主要阵地，为了分化和瓦解要求政治改革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正是由于对地方自治机关（“立宪的萌芽”）的“信赖”，这种瓦解手段不论在60年代或在1880—1881年间都获得了成功。地方自治机关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问题，是改革与革命的关系这个总问题中的一个个别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个别情况，看到时髦的伯恩施坦派理论[50]的全部狭隘性和妄诞不经，这种理论用争取改革的斗争来代替革命的斗争，它宣布（例如通过别尔嘉耶夫先生之口）“进步的原则就是愈好愈妙”。这一原则，总的说来，和它的反面——愈坏愈妙——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当然，革命者永远不会拒绝为改革而斗争，不会拒绝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有时敌人自动让出某一个阵地，正是为了瓦解进攻者和更容易地击溃他们。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只有时刻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伐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迈错步和不犯可耻的错误。正是对问题的这一方面——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不彻底的让步来巩固专制制度的工具，它是把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吸引到专制制度方面去的工具——尔·恩·斯·先生却完全没有了解。他宁愿根据愈好愈妙这个“公式”来编造一个以直线连接地方自治机关和宪法的学理主义的图式。他向维特说道：“如果您先撤销俄国的地方自治机关，然后再扩大个人的权利，那么您就会失掉一个给予国家温和的宪法的良好机会，因为这个宪法是在带有等级色彩的地方自治基础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不管怎样，您都会给予保守主义的事业以非常不妙的效劳。”多么严谨而又美妙的概念啊！带有等级色彩的地方自治——接近圣上的英明的保守主义者，——温和的宪法。但遗憾的是，英明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已不只一次因为有地方自治机关而找到了不“给予”国家宪法的“良好机会”。尔·恩·斯·先生的和平“概念”对他的口号的措辞也产生了影响；这个口号是在他的文章的末尾提出的，并且正象口号那样，用黑体排成了单独的一行：“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公开承认，这是对俄国广大自由派人士的政治偏见所作的一种无耻的奉承，它同我们在《工人思想报》上看到的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偏见所作的那种奉承一样。不管是第一种奉承还是第二种奉承，我们都应该反对。有下面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没有切断通向自由的合法道路，地方自治机关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给予国家温和的宪法的良好机会，“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这个口号可以成为——姑且不说革命运动的，而只是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不是帮助区别敌人和同盟者、能够用来指导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旗帜，这只是帮助一些最不可靠的人混到运动中来、并且便于政府再一次用响亮的诺言和不彻底的改革来敷衍了事的一块破布。所以，不必是预言家也可以预见到：我国的革命运动将达到自己的顶点，社会上自由主义的不满情绪将十倍地泛滥起来，政府中将出现一些打着“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旗帜的新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们和伊格纳季耶夫们。至少，这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一种最不利的结局，而对政府来说将是一种最有利的结局。如果自由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了这面旗帜，并且由于醉心于它而从背后袭击“寻衅者”－革命分子时，那后者就可能陷于孤立，而政府就会只企图作些最低限度的、局限于实行某种咨议性的和宫廷贵族式的宪法的让步。这样的企图能不能成功，将取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与政府决战的结局，——但是，自由派将成为受骗者，这是可以完全担保的。政府会利用尔·恩·斯·先生提出的这类口号（“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者“地方自治人士”等等），象引诱小狗似的诱使他们离开革命者，一经引诱过去，就会抓住他们的衣领而飨以所谓反动的鞭笞。先生们，那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说一声：你们这是咎由自取！不提消灭专制制度的要求，而提出这种温和谨慎的愿望作为文章结尾的口号，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是为了通过这种庸俗的空论，来表示愿意“为保守主义效劳”，相信政府会被这种温和所感动而表示“顺从”。其次是为了“团结自由派”。是的，“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也许能够团结所有的自由派，——正如“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口号将能够团结（按“经济派”的意见）所有的工人一样。不过，这样的团结会不会是失利而不是得利呢？如果能够把被团结者提高到团结者的觉悟的和坚定的纲领的水平上来，这种团结就是有所得。如果把团结者降低到群众偏见的水平，这种团结就是有所失。毫无疑问，下面这种偏见在俄国广大自由派人士中是非常流行的：地方自治机关确实是“立宪的萌芽”［注：关于从地方自治机关那里可以期待到什么的问题，彼·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他的60年代出版的《小报》[51]上发表的一段评论是颇为有趣的（布尔采夫的上述著作第64—67页）：“我们在考察地方自治机关的主要的条例的时候，又碰到了政府那个秘而不宣但又经常流露出来的思想——用自己的宽宏大量迷惑人心，并高声宣布：‘看，我赐予你们的有多少！’然而实际上却尽量地少给，一方面尽量少给，一方面还竭力设置障碍，使大家连它所赐予的那些东西也不能完全使用……现在，在专制制度下面，地方自治机关不会有用处，而且也不可能有用处，它们不会起作用，而且也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它们拥有很多可以在未来大大发展的萌芽……大概命运决定，新的地方自治机关将会成为俄国未来的立宪制度的基础……但是，在俄国实行立宪的管理方式以前，在存在着专制制度的时候，在没有出版自由的时候，地方自治机关必然仍旧是一个政治怪影，是地方自治会议议员们不敢议事的集会场所。”由此可见，多尔戈鲁科夫甚至在热火朝天的60年代也没有沉湎于过分的乐观主义之中。而从那时起，这40年使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并且告诉我们，是“命运”（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决定地方自治机关成了迷惑立宪派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它只是偶尔由于遭到了某些不道德的宠臣的阴谋阻挠而延缓了它的“自然的”、和平的和渐进的成长；只需几次请愿就足以使专制君主变得“顺从”；一般合法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可以使那些口头上仇视专制制度的人不必再去以某种形式积极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诸如此类，如此等等。把自由派团结起来当然是一件有益的好事情，但这种团结必须是以反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为目的，而不是迁就这些偏见，必须提高我们的政治成熟（更正确地说：不成熟）的平均水平，而不是肯定这种水平，——总之，团结起来是为了支持秘密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机会主义式地空论合法活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如果说对工人提出诸如“罢工自由”的政治口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自由派提出“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也同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在专制制度时代，任何（哪怕是最“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都必然要成为不能正常发育的畸形儿，而到了立宪时期，地方自治机关就会立刻失去它现今的“政治”意义。团结自由派可能有两种形式：通过建立独立的自由主义的（当然是秘密的）政党和通过组织自由派援助革命者。尔·恩·斯·先生自己指的是第一种可能，但是……如果把他所指出的这种可能当作自由主义的前途与希望的实际表现，那么这是不能使人过分乐观的。他写道：“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自由派将不得不成立自由主义的政党，或者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深信，自由派组织成一个秘密的（尽管从它的纲领和手段看来是非常温和的）政党，将是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是“撤销”，那么这也还得等很久才能实现，因为甚至连维特也不希望撤销地方自治机关，而俄国政府向来就特别重视保持外表，即使这种外表已完全失掉了内容。说自由主义政党将是非常温和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对资产阶级运动（自由主义政党只能在这种运动中立脚）根本也不能够指望什么别的。但是这个政党的活动、它的“手段”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一点尔·恩·斯·先生并没有说明。他说道：“秘密的自由主义政党，就本身来说，既然是由最温和的和最不活跃的反对派分子所组成的团体，它就不可能展开特别广泛的或特别紧张的活动……”我们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哪怕只是局限于地方的和主要是地方自治机关的利益这个范围内，自由主义政党本来完全可以展开既广泛而又紧张的活动——譬如组织政治揭露这样的活动……“可是当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正在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自由主义政党——甚至在没有同社会民主党人达成直接协议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说得完全正确，所以读者自然希望作者哪怕是极为概括地规定一下这个“因素”的工作。但是，尔·恩·斯·先生没有这样做，反而去描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长，并且这样结束道：“当存在着鲜明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组织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也能够起重大的政治作用，因为温和派政党通过灵活的策略，总是能够从极端的社会分子之间的日益加剧的斗争中得到好处……”仅此而已！“因素”（它已经由政党转化为“反对派”）的“作用”就在于从加剧的斗争中“得到好处”。关于自由派参加斗争的事一字不提，而关于自由派得到好处的事却已谈到。这一失言真可以说是天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忽视下面一点：他们首先所争取的政治自由，会首先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根据这一点而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只有那种陷入空想主义或反动的民粹主义的拙劣偏见中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安享清福，——无产阶级需要自由，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不管资产阶级的这些或那些阶层对解放斗争抱什么样的态度，社会民主党将不倦地进行这一斗争。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我们应当支持所有抗拒专制制度压迫的反对立场，不管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立场，对我们来说决不是毫不相干的。自由派能够组织成秘密政党，——那就更好，我们将欢迎有产阶级中政治自觉的增长，我们将支持他们的要求，我们将尽力使自由派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能够互为补充。［注：本文作者在4年前谈到“民权党”[52]时，曾经指出自由主义政党会带来好处。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8年日内瓦版）：“……然而，如果在这个党〈“民权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第26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4页。——编者注）］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起来，我们在这种（更有可能的）情况下也不会对自由派“置之不理”，我们将努力加强同个别人物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我们的运动，通过工人报刊揭露政府的一切卑鄙龌龊行为和地方当局的各种勾当来支持他们，争取他们支持革命者。在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现在已在进行这种性质的互相帮助，这种互相帮助只是应该扩大和加强。但是，在随时准备进行这种互相帮助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政治不开展的俄国社会人士、尤其是俄国自由派人士中大量存在的那些幻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1848年革命的名言应用到俄国的革命运动上来，我们也可以说：它的进步不在于取得某些积极的成果，而在于摆脱有害的幻想。［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我们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幻想，摆脱了轻视政治、迷信俄国的独特发展、深信人民已有了革命准备的错误观点，摆脱了夺权和英勇的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单独决战的理论。是时候了，我们的自由派应该摆脱在理论上看来最无根据的而在实践上却最不易消失的幻想了。照这种幻想看来，似乎还可能同俄国专制制度进行谈判，似乎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机关便是立宪的萌芽，似乎立宪的真诚拥护者们可以通过耐心的合法活动和呼吁敌人顺从的耐心的号召，来履行自己的汉尼拔式的誓言。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1—72页注释：[14]《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是为评论和批判由尔·恩·斯·（即彼·伯·司徒卢威）作序和注释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1899年）》一书而写的。维特的这本书含有暴露沙皇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政策和表明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实质的材料。列宁在文中把俄国的自由主义者讽刺地称为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是因为，正如司徒卢威所写的，他们象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发誓至死不停止同罗马斗争那样，发誓要与沙皇专制制度战斗到底。列宁原打算在《火星报》发表本文，因文章过长，改在《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上发表。文章发表前，《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曾频繁通信，对它进行了几乎长达一个半月的讨论。这说明编辑部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一策略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编辑部的部分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虽承认列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公正的，但要求把尖锐的揭发口吻和论战语气变得缓和一些。列宁坚决拒绝这样做，只同意对无关紧要的措辞作些修改。《曙光》杂志登载的是经过修改的稿子，原稿没有保存下来。——18。[15]《钟声》（《Колокол》）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外（1857—1865年在伦敦、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刊，共出了245期。该刊印数达2500份，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钟声》除刊登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章外，还刊载各种材料和消息，报道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斗争，揭露沙皇当局的秘密计划和营私舞弊行为。在1859—1861年俄国革命形势发展时期，来自俄国国内的通讯数量激增，每月达到几百篇。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米·拉·米哈伊洛夫、尼·伊·吴亭等担任过它的记者，伊·谢·阿克萨科夫、尤·费·萨马林、伊·谢·屠格涅夫等为它供过稿。《钟声》最初阶段的纲领以赫尔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解放农民，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肉刑等民主主义要求。但它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对沙皇抱有幻想。1861年农民改革以后，《钟声》便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登载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尖锐谴责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传单、文件等。《钟声》编辑部协助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支持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从而与自由派最终决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对《钟声》作了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22。[16]《两大陆评论》杂志（《LaRevuedesdeuxMondes》）是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杂志（月刊），1829—1940年在巴黎出版。起初为文艺杂志，后来，哲学和政治问题所占的篇幅愈来愈大。在不同时期为杂志撰稿的有维·雨果、乔治·桑、奥·巴尔扎克、亚·仲马等著名作家。——22。[17]指波兰1863—1864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决定于1863年1月在波兰王国强制征兵，企图用征召入伍的办法把大批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赶出城市。领导起义的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向俄军数十个据点发动攻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支援起义。1864年5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2。[18]《青年俄罗斯》是莫斯科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大学生小组于1862年5月出的一份革命传单，流传于彼得堡、莫斯科和一些省份。《青年俄罗斯》发挥了俄国布朗基主义思想，号召推翻君主制，消灭罗曼诺夫家族，由知识分子和军队完成革命，建立由自治的农业村社组成的各州的联盟——“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青年俄罗斯》主张开办社会工厂和社会商店，根据每个人的财产状况课税。传单中宣布各民族均有自决权，承认波兰有脱离俄国而独立的权利。这份传单的观点在60年代革命出版物中是最左的。——23。[19]《在光荣的岗位上》是民粹派为庆祝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从事写作和社会活动四十年（1860—1900）而出版的文集。文集收载了尼·费·安年斯基、尼·亚·卡雷舍夫、帕·尼·米留可夫、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尼·亚·鲁巴金、瓦·伊·谢美夫斯基、维·米·切尔诺夫、亚·伊·丘普罗夫、谢·尼·尤沙柯夫等人的文章。——24。[20]《同时代人》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ик》）是俄国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1836—1866年在彼得堡出版。1843年以前是季刊，以后改为月刊。杂志的创办者是亚·谢·普希金。1838年起由波·亚·普列特涅夫出版。1847—1862年改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伊·伊·帕纳耶夫出版。1847—1848年的正式编辑是亚·瓦·尼基坚科，思想领袖是维·格·别林斯基，他为杂志确定的纲领是：批判当代现实，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现实主义艺术而斗争。1848年以后，由于别林斯基的逝世、政治的反动以及书报检查制度的强化，杂志遇到严重困难，但是它大体上仍坚持文学现实主义的方向。1854—1862年是该杂志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杂志由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53年起）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56年起）担任领导，同自由派的和保守派的刊物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宣传消灭农奴制的革命道路，批评《钟声》的自由主义倾向，从而成了革命民主派的论坛和思想中心。列·尼·托尔斯泰、伊·谢·屠格涅夫、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等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作家对杂志的方针表示不满，退出了编辑部。1861年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和1862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使杂志遭到极大挫折。1862年6月，《同时代人》杂志曾被勒令停刊8个月。1863年初，在涅克拉索夫主持下复刊。1866年6月，该杂志被封闭。——24。[21]《俄罗斯言论》杂志（《РусскоеСлово》）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月刊），1859年在彼得堡创刊。该杂志起初是具有温和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学学术性杂志。从1860年下半年起，格·叶·布拉戈斯韦特洛夫主持该杂志编辑部工作，德·伊·皮萨列夫、巴·亚·扎伊采夫、尼·瓦·舍尔古诺夫、德·德·米纳耶夫等担任它的主要撰稿人，该杂志在一些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开始遵循《同时代人》杂志的革命民主主义路线，揭露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宣传农民社会主义思想。《俄罗斯言论》杂志对60年代的进步青年有很大影响。杂志曾受沙皇政府迫害，两次被勒令停刊，1866年被封闭。——24。[22]《日报》（《День》）是斯拉夫主义者的周报，1861年起在莫斯科出版。出版人是伊·谢·阿克萨科夫。1862年曾被沙皇政府禁止出版几个月，1865年停刊。——24。[23]文学基金会（全称为救济贫穷著作家、学者及其家属的文学基金会）是根据俄国作家亚·瓦·德鲁日宁的倡议于1859年在彼得堡成立的合法志愿团体。它的组织者中有尼·阿·涅克拉索夫、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伊·谢·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学基金会有在到1918年。文学基金会的第二分部（救济贫穷学生分部）于1862年成立。分部领导机构大学生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同秘密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有联系。同年6月，分部被沙皇政府封闭。——24。[24]象棋俱乐部是根据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的倡议，于1862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尼·阿·涅克拉索夫、亚·亚·和尼·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兄弟、瓦·斯·和尼·斯·库罗奇金兄弟、彼·拉·拉甫罗夫、格·叶·布拉戈斯韦特洛夫、格·扎·叶利谢耶夫和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都曾是俱乐部的领导人。土地和自由社一些社员也加入过这个俱乐部。象棋俱乐部实际上是著作家俱乐部，彼得堡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1862年6月，俱乐部被沙皇政府查封。——24。[25]指1861年2月19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这是俄国农民改革的主要文件之一。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12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而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4。[26]调停官是沙皇政府在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设置的一种官职，由省当局从该省贵族地主中推荐人选，呈请参议院任命。调停官负责审理和解决在实行改革法令中地主和农民之间发生的冲突，实际上负有保护地主利益的使命。调停官的主要职责是审查、批准和实施所谓“规约”（即具体规定农民份地的面积和位置以及农民的义务的文书），并对农民自治机关实行监督。调停官审批农民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有权撤销农民乡会的决定和处罚农民。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怀有自由主义情绪、拒绝实行改革法令的特维尔省的调停官。他们决定遵循本省贵族会议的决议办事，而该省贵族会议于1862年2月曾经认为《法令》不能令人满意，必须由国家协助立即赎取农民份地并实行一系列民主制度。特维尔省的调停官被沙皇政府逮捕，每人判处两年以上监禁。——24。[27]指1825年12月14日俄国贵族革命家领导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即由此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团体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中评价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25。[28]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参加镇压欧洲各国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事。1848年，沙皇出兵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并向奥地利皇帝提供600万卢布的巨额贷款，以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849年，沙皇军队帮助奥地利皇帝镇压了匈牙利革命。——25。[29]指1897年6月2日（14日）沙皇政府颁布的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颁1布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为11+（1/2）小时（夜班为10小时），而在此以前，工作日是没有限制的，可以达到14—15小时，甚至更长。列宁在《新工厂法》一文中详细地分析和批判了这个法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页）。——28。[30]指彼·谢·万诺夫斯基将军笼络社会人士的一套手法。1901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大臣后，为平息学潮，把“热爱”和“竭诚保护”青年学生之类的自由主义词句经常挂在嘴上。他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改革，同时却照旧采取逮捕、流放、开除大学学籍等手段，镇压革命学生。——28。[31]《北方邮报》（《СевернаяПочта》）是沙皇政府内务部的机关报（日报），1862年1月1日—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报宣传政府施政纲领，刊载宫廷消息、政府命令、国内外商业情报等。从1869年起，《北方邮报》为《政府通报》所代替。——31。[32]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则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成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32。[33]《自由言论》杂志（《ВольноеСлово》）是1881年8月—1883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刊物，起初为周刊，从第37期起改为双周刊，总共出了62期。该刊自称是俄国的立宪自由派“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以联合反对派分子为目的，并鼓吹“根据个人自由和自治原则”改造俄国社会制度的自由主义思想。实际上该刊是“神圣卫队”（以彼·安·舒瓦洛夫公爵等为首的地主贵族上层和沙皇大臣的秘密组织）的成员为搞奸细活动而创办的。它的编辑是警察局密探阿·巴·马尔申斯基。1882年底“神圣卫队”瓦解，从1883年1月8日第52期起，《自由言论》杂志由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编辑出版。——34。[34]《政府通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Вестник》）是沙皇政府内务部的机关报（日报），1869年1月1日（13日）—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在彼得堡出版，它的前身是《北方邮报》。通报登载政府命令和公告、大臣会议和国务会议开会的综合报道、国内外消息、各种文章和书评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政府通报》为《临时政府通报》所代替。——35。[35]指1880年3月莫斯科的25位地方自治人士（教授、作家、律师）向最高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塔·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递交的请愿书。——35。[36]指1880年8月20日出版的《〈民意报〉小报》第2号，其中载有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评洛里斯－梅利科夫》一文。《〈民意报〉小报》（《Листок《НароднойВоли》）是民意党报纸，1880—1886年先后在彼得堡和图拉秘密出版，共出了7号。——36。[37]三级会议是14—18世纪法国最高等级代表机关，由国王召集，主要职能是对捐税问题进行表决。在三级会议中，僧侣、贵族、市民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各有一票表决权。在1337—1453的百年战争期间，王国当局特别需要钱，三级会议的作用显著增加。从15世纪起，三级会议愈来愈少召开。1484—1560年一般没有召开，1614—1789年的175年间一次也没有召开。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召开了三级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于6月17日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国民议会；7月9日，国民议会改名为制宪议会。这次三级会议的召开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37。[38]显贵会议是法国国王召集贵族、僧侣的代表和一些富裕市民讨论国家重大问题，主要是财政问题的会议。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曾于1787年和1788年召开显贵会议。由于会议拒绝通过向特权等级征税的决定，路易十六遂被迫召开三级会议。——37。[39]“感化专政”是人们对俄国大臣米·塔·洛里斯－梅利科夫所执行的拉拢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戏称。1880年2月，洛里斯－梅利科夫被任命为镇压“叛乱”的“最高管理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一面镇压革命运动，一面答应向自由派资产阶级“让步”。人们称他的政策为“狐狸尾巴豺狼嘴”。1879—1880年的革命浪潮被打退以后，沙皇政府迅即放弃了“感化专政”政策，于1881年4月发布了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宣言。洛里斯－梅利科夫随之被罢黜。——38。[40]《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38。[41]指民意党人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以后，该党遭到沙皇政府严重摧残而瓦解一事。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瓦解。80年代曾多次试图恢复，均未成功。——38。[42]《秩序报》（《Порядок》）是温和自由派的政治和文学报纸，1881—1882年在彼得堡出版，由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任编辑。——38。[43]《国家报》（《Страна》）是温和自由派的政治和文学报纸，1880—1883年在彼得堡出版，由列·亚·波隆斯基任编辑。起初每周出版两次，1881年起每周出版3次。——38。[44]《呼声报》（《Голос》）是温和自由派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863—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由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编辑。该报对革命运动持敌视态度。——38。[45]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1年4月29日发表的关于巩固和保卫俄国专制制度的宣言。这篇宣言是持极端反动观点的沙皇政府大臣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起草的，它表明了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对内对外政策的反动实质。——39。[46]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指按照尼·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策略精神制定的一种计划。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40。[47]“善意的言论”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特写集的标题，意指拥护政府当局、维护旧制度的言论。——50。[48]二二得蜡烛一语表示缺乏思维逻辑，前提和结论毫无联系，源出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小说中一个名叫毕加索夫的地主曾经诬蔑妇女说：“一个男人，打个比方说，也许会说二乘二不等于四，而等于五或者三个半；可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乘二等于一枝蜡烛。”——50。[49]《〈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以及在《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51。[50]伯恩施坦派理论即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怎么办？》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批判。——58。[51]《小报》（《Листок》）是俄国立宪自由派的非法报纸，1862年11月—1864年7月在国外出版，山版者为彼·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该报共出了22号，头5号是在布鲁塞尔出版的，以后各号是在伦敦出版的。——60。[52]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特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该党发表过两个纲领性文件：《宣言》和《迫切的问题》。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所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63。
列宁全集第五卷——从何着手？（1901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从何着手？[1]（1901年5月）“怎么办？”这个问题，近几年来特别突出地提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问题在于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计划。斗争性质和斗争方法问题对于从事实际活动的党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应当承认，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解决，还有一些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暴露出令人感到痛心的思想上的不坚定和动摇。一方面，力图削减和缩小政治组织工作和政治鼓动工作的“经济主义”派别[2]还远没有死亡。另一方面，只会迎合每个新的“潮流”而不会区别眼前要求同整个运动的基本任务和长远需要的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还和过去一样趾高气扬。大家知道，这一派的巢穴就是《工人事业》[3]。它最近的“纲领性的”声明，即那篇采用《历史性的转变》这样一个堂皇的标题的堂皇的文章（《〈工人事业〉杂志附刊》[4]第6期），十分清楚地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看法。昨天还在向“经济主义”献媚，对严厉谴责《工人思想报》[5]愤愤不平，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问题的提法加以“缓和”，今天却已经在引用李卜克内西的话：“假使形势在24小时内发生变化，那么策略也必须在24小时内加以改变”，现在已经在谈论建立“坚强的战斗组织”来向专制制度发动直接的攻击，向它发动冲击，谈论“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革命的政治的鼓动”（请看，多么带劲，又是革命的，又是政治的！），“不断号召举行街头抗议”，“举行带有鲜明的〈原文如此！〉政治色彩的街头示威”，等等，等等。《工人事业》这样快就领会了我们在《火星报》创刊号上提出的纲领[6]，知道要建立一个不仅争取个别的让步，而且还要直接夺取专制制度堡垒的坚强的有组织的党，对于这一点，我们本来可以表示满意，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坚定的观点，这种情况却可能把我们的满意完全打消。当然，《工人事业》抬出李卜克内西来是徒劳无益的。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借口什么环境不同和时期变化，这是滑稽可笑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环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气低落”的时期，建立战斗组织和进行政治鼓动都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在这样的时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为到了爆发和发动时期再去建立组织那就太晚了；组织必须建立好，以便随时能够立即展开自己的活动。“在24小时内改变策略”！但是要改变策略，就必须先要有策略；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请看实际情况：人们对我们说，“历史时机”向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完全新的”问题——恐怖手段问题。昨天，政治组织和政治鼓动问题是“完全新的”问题，今天，恐怖手段问题又是“完全新的”问题了。听到这些完全忘掉自己身世的人谈论起根本改变策略的问题，不是令人感到奇怪么？幸亏《工人事业》说错了。恐怖手段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只要简略地提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既定观点就够了。在原则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而且也不可能拒绝恐怖手段。这是一种军事行动，在一定的战斗时机，在军队处于一定的状况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目前提出来的恐怖手段，并不是作为作战军队的一种行动，一种同整个战斗部署密切联系和相适应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同任何军队无关的单独进攻的手段。的确，在没有中央革命组织而地方革命组织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恐怖行动也只能是这样。因此，我们坚决宣布，这种斗争手段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不妥当的，它会使最积极的战士抛开他们真正的、对整个运动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它不能瓦解政府的力量而只会瓦解革命的力量。请回想一下最近发生的事件吧。我们亲眼看到广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平民”群众奋起投入斗争，而革命者却没有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总部。在这样的条件下，最坚决的革命者采取恐怖行动，不是只会削弱那些唯一可以寄予极大希望的战斗队伍么？不是只会使革命组织同那些愤愤不平的、起来反抗的、准备斗争的、然而分散的并且正因为分散而显得软弱无力的群众之间的联系中断么？而这种联系正是我们胜利的唯一保证。我们决不想否认单独的英勇突击的意义，可是我们的责任是要竭力告诫人们不要醉心于恐怖行动，不要把恐怖行动当作主要的和基本的斗争手段，而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人非常倾心于这种手段。恐怖行动永远不能成为经常的军事行动，它至多只能成为发动决定性冲击时的手段之一。请问，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号召发动决定性的冲击呢？《工人事业》显然认为是可以的。至少，它是在高喊：“组成冲击队吧！”可是这仍旧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狂热。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是志愿兵和起义者。我们的常备军只是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而且就是这几支队伍也还没有动员起来，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还不能组成作战队伍，更不用说组成冲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认清我们斗争的总的条件，而且在事变历史进程的每个“转变”中不忘记这些条件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当前的口号不能是“发动冲击”，而应当是“对敌人的堡垒组织正规的围攻”。换句话说，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二三月事件[7]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了。可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有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请同志们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更详细的发挥。[8]我们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首先，我们需要报纸，没有报纸就不可能系统地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进行这种宣传鼓动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和主要的任务，而在目前，在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已经对政治、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时，这更是特别迫切的任务。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用以补充靠个人影响、地方传单、小册子等方式进行的零散的鼓动工作；而要进行这种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就必须利用定期的报刊。报纸出版（和发行）号数多少和是否按时，可以成为衡量我们军事行动的这个最基本最必要的部门是否坚实可靠的最确切的标准，这样说看来并不是夸大。其次，我们需要的是全俄的报纸。假使我们不能够用报刊上的言论来统一我们对人民和对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在我们还不能够做到这点以前，要想去统一其他更复杂、更困难然而也是更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手段，那只能是一种空想。无论在思想方面，或者在实践、组织方面，我们的运动的缺点首先就在于自己的分散性，在于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完全陷入纯粹地方性的工作中，这种地方性的工作会缩小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不坚定和动摇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应当从这种分散性中去寻找。而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为了把各个地方的运动合成一个全俄的运动，第一步就应当是创办全俄的报纸。最后，我们需要的报纸还必须是政治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没有政治机关报，就绝对实现不了我们的任务——把一切政治不满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来，用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激起进行“经济”揭露，即对工厂进行揭露的热情。我们还应当再前进一步，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而现在这一切都在极其迅速地变化着。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已经有了，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已经证明它不仅愿意听从和支持政治斗争的号召，而且决心勇敢地投入斗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俄国工人阶级与俄国社会其他阶级和阶层不同，它对政治知识经常是感兴趣的，它经常（不仅在风暴时期）迫切要求阅读秘密书刊。在有这样广泛的要求的条件下，在已经开始培养有经验的革命领导者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的集中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实际上成为大城市工人区、大小工厂区的主人的条件下，创办政治报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完全办得到的事情。而通过无产阶级，报纸还可以深入到城市小市民、乡村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去，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政治报纸。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就迫使我们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这种代办员网［注：自然，这样的代办员只有在同我们党的各地的委员会（团体、小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才能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我们所拟订的整个计划，当然也只有在各地的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才能实现。这些委员会在党的统一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相信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争取到这个统一。］将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实行严密而精细的分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都能始终不渝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其灵活性使它善于一方面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集中全部力量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他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今天我们面临的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支持在大城市的街头游行示威的学生。明天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困难的任务，例如，支持某个地区的失业工人的运动。后天我们就必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革命的姿态参加农民的暴动。今天我们必须利用政府向地方自治机关进攻所造成的紧张的政治形势。明天我们就必须支持人民反对沙皇的某个凶恶的走狗的骚动，帮助人民用抵制、抨击、游行示威等等方法来教训他，使他不得不作公开的让步。只有靠正规军经常活动才能使战斗准备达到这种程度。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出进行决战的口号并且领导这个决战。最后，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误会，我还想再说几句话。我们一直都只是讲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准备，可是我们决不是想以此说明，专制制度只有在正规的围攻或有组织的冲击下才会垮台。这种观点是一种荒谬的学理主义。相反，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各方面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某一次自发的爆发或无法预料的政治冲突的压力而垮台，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指望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载于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1—13页注释：[1]《从何着手？》一文原为《火星报》第4号社论，在俄国国内和国外流传很广。俄国国内一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还曾把它印成单行本。列宁在本文中提出的和后来在《怎么办？》一书中详细发挥的组织思想和策略思想，是在俄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活动的指针。——1。[2]经济主义派别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这一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3]《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经济派的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因该杂志在其附刊第6期上发表，《历史性的转变》一文，所以列宁称它是无原则的折中主义派别的巢穴。该杂志从第10期起重新转向经济主义。该杂志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1。[4]《〈工人事业〉杂志附刊》（《Листок《РабочегоДела》》）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不定期附刊，1900年6月—1901年7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8期。——1。[5]《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1。[6]指《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我们运动的当前任务》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3—338页）。《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派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2。[7]指1901年2—3月间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喀山、雅罗斯拉夫尔、华沙、比亚韦斯托克、托木斯克、敖德萨和俄国其他城市发生的大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游行示威和罢工的导火线是当年1月沙皇政府把参加大学生集会的183个基辅大学生送去当兵（参看列宁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各地游行队伍被沙皇政府派来的警察和哥萨克驱散，游行群众遭到毒打。3月4日（17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特别残酷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数千名大学生和工人中有数百人受到毒打，其中数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致残。1901年二三月事件证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参加政治性运动这一事实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8]指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该书于1902年3月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6。
列宁全集第五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前言本卷收入列宁1901年5月至12月的著作。这一时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发生大饥荒，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工业停滞，经济萧条，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资本加速集中，工人大批失业，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人民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榨和镇压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懑和反抗。1901年春，俄国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5月7日彼得堡的奥布霍夫钢铁厂工人的罢工变成了工人同军警的激烈搏斗，震动了全国。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暴动频繁发生，学生运动声势浩大，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统治的运动也活跃起来。革命临近的征兆日益明显。俄国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由于经济主义的泛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仍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大大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因此，继续批判经济主义，为建立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扫除障碍，依然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重要任务。列宁在本卷所收的著作中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制定了党在革命形势下的政策和策略，批驳了经济派和其他一些非无产阶级理论家的错误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首篇著作《从何着手？》是作为《火星报》社论发表的重要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政治鼓动的性质与内容、组织任务和在各地同时建立全俄战斗组织等三个问题，发展和全面论证了他早在被流放期间提出的建党计划。列宁反复强调建立一个能够统一所有革命力量、能够领导运动的革命政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指出“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本卷第2页）。对于“从何着手”建立这样的政党的问题，列宁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本卷第6页）。这个报纸应当是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的报纸，应当是把各个地方的运动合成一个全国性运动的全俄报纸，应当是揭露沙皇政府、号召进行政治斗争的政治报纸。列宁还着重指出，这个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本卷第8页），报纸的地方代办员网将成为党组织的骨干，有了分布广泛而且组织严密的党，就能够坚定有力地进行革命工作，善于避免同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同时又善于利用敌人的迟钝而攻其不备。列宁在这里所阐述的建党思想和计划后来在《怎么办？》一书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论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批驳了经济派对《火星报》的攻击，强调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列宁指出，经济派搞不清运动中的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的相互关系；不懂得“思想家”应当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别人更早地解决运动中遇到的一切理论、政治、策略和组织问题，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自觉的领导者落后于群众自发高潮，在于缺少具有很高理论修养的思想家，缺少有广阔政治眼界、有革命毅力和组织才能、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战斗的政党的领导者。而最大的不幸则是经济派把这种缺点当作特殊的美德加以维护。列宁深刻地揭露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表现。他指出，经济派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机会主义的最新变种现代“批评”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不掌握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跟在运动后面作尾巴；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善于领导运动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列宁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确定了《怎么办？》一书的大纲。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统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答圣彼得堡委员会》、《国外情况》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各国外组织联合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1901年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有几个彼此独立的组织：经济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报》的国外部，国外著作家集团的“斗争社”以及崩得的国外委员会。革命斗争需要革命力量的联合。列宁的火星派一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行联合。1901年6月，上述各组织的代表为筹备“统一”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预备会议。经过斗争，火星派取得胜利。会议达成协议，除共同承认反对沙皇政府、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外，还一致同意拥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作斗争。预备会议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发表编辑部文章，重弹经济主义老调。在9月举行的“统一”代表大会上，联合会的代表又要求修改和补充日内瓦协议。联合会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完全退到机会主义立场上去，破坏了联合的基础。《火星报》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随后，这两个组织单独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列宁在本卷关于联合问题的文献中揭露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会主义本性、联合没有成功的原因和经济派力图掩盖“统一”代表大会破裂真相的卑劣手法。列宁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强调指出，“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本卷第247页）。本卷中的许多政论文章揭露了沙皇政府的警察统治，揭示了人民革命情绪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指出了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斗争的前景。《危机的教训》一文联系俄国的经济现实分析了资本主义痼疾——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影响。列宁写道，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性，“巨大的破产之所以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受一伙唯利是图的富豪所支配”（本卷第74页）。列宁指出，工人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危机一到来，资本家就会收回曾经作过的让步并且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大军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之前，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新的激战》一文高度评价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反抗精神，指出这种反抗精神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力量的源泉。文章论述了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指出要改变把劳动力变为商品这个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的条件，就必须进行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斗争。列宁从奥布霍夫工厂工人同警察的搏斗中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同沙皇警察和军队进行巷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列宁号召工人必须作好准备，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而同专制制度作坚决斗争。《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要求工人支持任何反对专制制度的抗议和斗争，使各阶层居民正在高涨的抗议高潮汇合成统一的反专制洪流。《农奴主在活动》一文分析了沙皇政府关于把西伯利亚的官地分给贵族地主的新法令的反动实质，指出这一法令的目的是满足农奴主的欲望和在西伯利亚建立专制制度的可靠支柱。《同饥民作斗争》、《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以及《内政评论》总题下的《饥荒》、《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等文论述了危机和饥荒给俄国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沙皇政府的饥民政策，对沙皇政府力图掩盖灾情的严重性、克扣饥民口粮、削减本来就微不足道的救济金、禁止私人慈善家救济灾民并且镇压日益不满和愤慨的劳动群众等等罪恶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列宁尖锐地指出，沙皇政府关于救济饥民的通令不是同饥荒作斗争，而是同饥民作斗争；关于饥民参加工程施工劳动的条例是把饥民当作农奴、当作“造反者”的一种新的惩罚法，是刑法的补充。沙皇政府的所作所为将使人民更快地认识到这一真理：“无论是反对失业和危机，还是反对我国在剥夺小生产者过程中所采取的亚洲式的野蛮的和残酷的剥夺形式，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而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手段。”（本卷第290页）在《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一文中，列宁还提出了有步骤地作好全民起义的准备的要求。《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分析了沙皇政府财政大臣维特的秘密《记事》和尔·恩·斯·（司徒卢威）为它写的序言，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实质作了深刻的阐述，着重批判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懦性和动摇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策略。地方自治机关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贵族地主）代表的组织。列宁认为，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对60年代革命运动所作的无伤自己的让步，是加在沙皇制度这一四轮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既无关重要，又受沙皇政府的约束和限制，稍有越轨便会受到迫害。地方自治人士不满意专制统治，渴望立宪，争取政治自由，不时揭露沙皇官吏的反动。但它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一个“强大的”或多少独立的因素，只是一个辅助的因素。实质上，地方自治机关是专制制度用来引诱人们放弃真正宪制、分化和离间政治改革要求者的一种手段。俄国自由主义者无视地方自治机关的本质和局限性，把它看作是立宪自治的萌芽，提出了“权利和拥有权力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一心想通过合法活动来争得政治自由。列宁揭露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幻想，揭穿他们用“汉尼拔式的斗争誓言”来骗人的把戏。列宁指出，他们不提出消灭专制制度的要求，只是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来吓唬沙皇政府，以便捞得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尽管如此，列宁明确提出，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压迫的斗争，不管它是因为什么事情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必须尽力使自由派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自治人士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相互补充；同时决不放弃对俄国自由派的幻想和动摇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以及《内政评论》总标题下的《第三种分子》和《两篇贵族代表演说》等文中，列宁继续阐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中争取和利用一切同盟者的策略问题。他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学会利用俄国全体人民中的激昂的社会情绪，支持包括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内的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反抗专制统治的呼声和活动。列宁指出，只有当战斗的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时刻记住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它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举起为自由而斗争的全民的旗帜，把社会各阶层中对专制制度不满的人都争取到这个旗帜下来，我们才能起到先进的自由战士的作用。本卷中篇幅最大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是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一部专著。俄国的谢·尼·布尔加柯夫、维·米·切尔诺夫和德国的弗·奥·赫茨、爱·大卫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批评”马克思的土地理论，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适用于农业，力图用所谓永恒的自然规律来取代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透彻地批驳了他们的论据，指出他们的理论基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它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根本不是什么“普遍规律”。布尔加柯夫等人把劳动者的贫困归咎于自然界，认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造成食物不足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企图用虚构的“永恒规律”来回避土地问题的实质，掩盖农奴制残余、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农民贫困的现实。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本卷第210页）布尔加柯夫歪曲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把级差地租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联系起来，并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列宁维护并阐释了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学说。他指出，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理论摆脱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羁绊，“马克思的批评家们”的错误在于片面地解释“垄断”这个概念。列宁阐明，资本主义农业中存在两种垄断，即土地经营的垄断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把这两种垄断区别开来是绝对必要的，除了由于土地经营的垄断所产生的级差地租外，承认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地租也是必要的。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批驳了“批评家们”所维护的“小农经济稳固论”。他们硬说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小生产富有生命力，而且比大生产优越。列宁揭露他们用来论证的统计方法是反科学的。他根据对俄国、德国和丹麦的农业经济资料所作的科学分析，以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证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也适用于农业，农业中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存在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才能摆脱受奴役和生活贫困的处境。因而，劳动农民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列宁的这部著作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土地纲领和对农民的政策的理论根据。本卷正文最后一篇文献《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虽是一个提纲，却十分精辟。它集中反映了列宁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内容、社会阶级实质、世界观根源和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的重要观点。《附录》中的《对梁赞诺夫的〈两种真理〉一文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列宁编辑《火星报》的工作情况。列宁批评作者的主观主义观点、不善于分析局势以及过高估价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本卷中《机密文件》一文和《附录》中的10篇文献是《列宁全集》第1版未曾收载的。
《列宁全集》第五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五卷（1901年5月—12月）《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罗章龙笔下的冯玉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罗章龙笔下的冯玉祥《十、北方革命复兴》六、冯玉祥饥附饱扬：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倒戈后占领北京。十二月二十日攻下天津，由是国民军夺得京津二市及河北、河南两省地盘。由国民一、二、三军分据之。北京政变以前，由北方区介绍冯向苏联输诚。冯自称为泥水匠儿子，倾向共产主义。一九二五年冯开始向苏联取得军火物资援助，其运输路线经过库伦，军火运输由骆驼二千匹，汽车一百辆组成。自一九二五年四月间起至一九二六年三月止，整整一年间从苏联输入武器，分别交给国民一、二、三军接收使用。内计国民一军获得三寸口径大炮二十四座，炮弹二百四十万发。机关枪九十挺，步枪二万六千支，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国民二军获得大炮十二座，炮弹一百二十万发，步枪三千五百支，子弹四百万发，机关枪四十挺。国民三军获得步枪三千支，子弹三百万发，机关枪五十二挺，大炮十二座，炮弹八百万发［注：上数行各述“炮弹二百四十万发”、“炮弹一百二十万发”、“炮弹八百万发”，疑有误。——补注］，迫击炮十八座，附炮弹一千八百发。据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冯玉祥在莫斯科亲笔借据，计开收到步枪三万一千支，子弹五千一百万发，机关枪二百二十七挺，大炮六十座，炮弹五万八千发。此外尚有军用飞机十架，铁甲车八辆等。国民军对苏联运来军械由冯玉祥实行郊迎大典，并同时迎接苏俄派来军事顾问十七人，分驻各军所在地，协助国民军改进军队素质。计第一军顾问为乌斯马洛夫，参谋长西尔哥耶甫，喀尔边科。孙良诚顾问为赛福林，方振武顾问为安特尔士，弓富魁顾问为洛加等（余略）。但冯玉祥后见大批军械己到手，于是对苏俄态度渐变，冯玉祥对（毛子）顾问釆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平日使其单独居住，与军队隔离。中共派往国民军工作人员，冯除暗中拉拢一部使为己用外，对于不接受冯拉拢的中共党员则公然排斥，不令接近国民军，甚至采取非常手段对付。冯尝向郭名忠说：“国民军对中国各政党都可讲合作，惟西披［即CP，共产党简称］手段毒辣，最难做朋友。”郭闻言大恐，遂投冯以求自容。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军全部兵力约二十五万人，占有直、热、察、绥、陕、甘、豫等。后奉直联合攻冯，冯为战略关系，是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军与三军退出北京与天津，国民二军退出河南，此时冯仍拥有庞大军力，割据自雄。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军队共编为七军，计二十个师，合计十余万人，这便是冯玉祥后来（一九二七年）联蒋反共的基本力量，且为苏联所供给的精良武器所组成。七、活曹操马二：冯平日熟读《三国演义》，深谙权谋，一切言行规仿孟德，军中号马二为活曹操。冯到郑后，曾经大量发行军用票，但市面不易流通，冯大窘，乃微行，偶然遇一小贩提篮卖烧饼果子，冯出军用票十元向小贩买饼，小贩无法找零，冯大怒，喝道：“原来就是你在破坏我的军用票！”即叫大刀队将小贩砍死，悬头示众。有人问冯，小贩何罪至于死，毋乃罚得太重。冯说：“这是借头政策，否则军用票就行不通了。”当时为此事曾引起罢市，冯大感狼狈，托人出面转圜了事。八、降王长胡笠僧：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字笠僧，在陕西三原时原隶属靖国军，中途投降直系。胡行径大类冯玉祥，一贯以善于倒戈著名，时于右任曾以诗嘲云：“时去难为穹寨主，时来争做降王长。”胡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进入开封，向铁总送旗匾，表示友好。胡在豫西与刘镇华、憨玉琨军作战时，要求铁总派交通队助胡作战，又由车辆厂代胡制造迫击炮弹，修理军械汽车等。胡对于工人群众组织力量，颇有认识，但毕竟不脱军阀习气，一切唯冯玉祥马首是瞻。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胡手腕患疮进医院施手术，不慎毙命。九、茅延祯被刺：国民军驻河南时期，中国南北各派军阀代表及政客等均云集郑汴，政学系李根沅亦为胡笠僧座上宾。这些政客们除与国民军进行自身交易企获取本派利益外，其共同目的是反对中共与正在勃发的工人运动。冯玉祥尝对其左右说：“对付西披问题我心中有底，不劳旁人代谋，你们以后瞧着吧。”因此国民军头领与中共双方均感到貌合神离，所谓合作只是虚有其表，后来竟发生中共党员茅延祯被刺杀的事。茅延祯，安徽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国共合作期间期派到河南国民军任联络工作，经常与俄国顾问到各军视察。茅被刺前一周，春熙从他方面获悉冯玉祥近对茅延祯与俄国顾问接触频繁，表示猜疑，谓茅有刺探国民军军情嫌疑。文虎闻讯，立嘱茅注意，并建议茅暂时离开郑州，候查明实情后研究对策。茅坦然道：“马老二等不敢把我怎样，你放心！”正谈话间王度亦至，告文虎，春熙所云确属实情。因此文虎仍嘱茅速离郑州，且行动须十分机密，勿令对方知悉。茅勉表同意，但称尚有他事须办理，事毕即行。但当茅决定动身时，由于行踪被对方探悉，茅于赴车站时即遇刺。据目击其事者称，茅匆匆行赴车站途中，于僻静街道转角处忽遭遇二军人拦住去路，一人出盒子枪向茅射击，一弹即中要害，倒地毙命。凶手身着军服，但自摘去符号，行刺毕，袖枪扬长而去，军警不敢阻拦。事后文虎偕宫云涛到出事地点察看，并转请地方军警机关缉拿凶手。郑州警察局长摒人告文虎道：“此案案情蹊跷，凶手并未远扬，但恐怕难得归案。”言讫摇头不止。后经查明，此事实系国民军方面主使，铁总曾向冯请严惩凶手，冯阳诺，竟未理落。中共同志及工人无不义愤填膺，乃暂厝茅柩于郊外，派宫云涛经纪其丧事。又茅延祯被刺后，旋发现散兵骚扰铁总办事处，幸经纠察队制止，未肇祸。《十九、国共分歧》三、东征问题辩论：讨蒋会后，湖北省委开会讨论对蒋军事制裁问题，会上一致认为一纸褫职命令，徒托空言，于事无补，建议中央应速决定出师东征，捉拿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次日中共中央会议正式讨论东征问题，出席中央会议如国焘、文虎、荷波等主张迅速动员东征，否则养痈遗患。多数人发言一致同意主张立即东征……但会议上同时持反对意见者［注：即反对东征讨蒋。——录入者］亦大有人在，反对理由是：……（4）最后理由是冯玉祥盘踞西北，拥有强大实力，冯对武汉信誓旦旦，可以为我方出力，如能迎冯出关，则武汉实力增大，蒋势将为之日蹙。而更为重要者是第三国际的意见，当时国际方面意见既认蒋为革命内部矛盾，不宜用兵，同时又认为冯玉祥为可靠的联盟者，所以出师北伐，把冯从陕西迎接出关，足以藉冯力以制蒋，将来革命形势有变化时，西北亦不失为缓冲地带，此即所谓西北路线的形成。因此中央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停止东征，改道北伐，北伐成功实行联冯制蒋，届时冯玉祥从北方出兵南下，直指金陵，蒋可以不战而服。但后来经过事实证明，结果与此完全相反。东征流产，全局皆输。蒋介石知武汉决定不威胁南京，他一方面利用四川军阀及夏斗寅袭击武汉，一方面暗中与冯玉祥勾结反共。自是以后东南属蒋，西北属冯，武汉偏安，势难久持。此乃由于国际对冯信任过深，为冯所卖，以致一误再误，弄得全盘皆输，诚非始料所及！五、郑州会议：武汉出师占领郑州及开封，此时冯玉祥军乘势东出与武汉军会师。六月十日召开郑州会议。十三日会毕，汪、谭、唐等返汉，六月十五日北伐军奉令复员回师武汉。此次郑州会议系山冯玉祥为主角，蒋介石幕后操纵。郑州会议参加人为：谭延闿、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于右任等。当时关防极严，会议详情外间无由知悉，以前重要军事会议鲍罗廷均被邀出席，此时鲍已去职，不得参加会议，中共方面竟无人参加。传说郑州会议冯拿出大宗现金送汪、唐等，作为取得河南地盘的报酬，同时汪等同意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与苏联断绝关系，以孤立共产党。至于分共问题自然亦在议程以内。因此有人说蒋先云牺牲大为不值，死既未归葬，不过为汪等在郑州会议上博得冯若干赃款，完成一笔反共交易，先云地下有知当不瞑目。据汪左右说：冯在郑州会议时暗奉蒋意旨密语汪，用非常手段拘捕陈独秀及中共其他重要分子，实行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任其逃脱，将如黄蜂出窝，不堪收拾。但汪当时有顾虑，恐怕这样做激成巨变，危及自身，所以仍主张用软工夫对中共虚与逶迤。郑州会议开完，冯见汪态度犹豫，深感不满，汪恐冯下毒手，未及辞冯，急登车南开，仓皇返武汉云。汪、谭、唐左右随行到郑州开会者有顾孟余、孙科、徐谦、邓演达等。中共方面各军政治部主任亦有随往者，但均未列席。会毕后仲甫询以郑州会议实际情况，彼等均茫无所知。当时中共选任干部，工人运动居于第一线，重要干部集中在这方面；至于各军政治工作人选，多属二流干部，所选任的多数是既缺乏政治修养又无斗争经验，一般被称为政治荷花太少（林伯渠等例外）。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第三军朱克靖，第四军罗汉后易为麦朝枢，第五军李朗如，第六军林伯渠，第七军黄日葵，第八军彭泽湘，国民二军刘伯坚，总政治部科长章伯钧、俞墉等（麦朝枢、李朗如均国民党员与中共无涉）。各军政治工作人员原应起政治领导与监督作用，其次应起搜集情报作用。但事实上却“没有寸用”（湘语），最后只能起革命花瓶作用，所以陈潭秋称之为姨太太工作。他们对军队行动茫无所知，对敌方政治阴谋如蒙在鼓里。反之对方却是长于纵横辟阖，阴贼险狠的人物，以此抗彼，成败之数，可以逆睹。这些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在清共时一筹莫展，均仓皇逃避。总政治部科长章伯钧亦中共党员，后赴上海与杨虎勾结，组织民盟，由杨虎给章一百万元作活动费，章遂纠合罗隆基等自成一派，与中共对立。汪、唐在郑州会议前对鲍与仲甫非常恭顺，会后神情异常，但各军政治部主任向中央汇报工作仍痴呆傻笑，盲目乐观。如彭泽湘、王度◇甚至谎报军情，仲甫见状大愤，向人说：“我们的耳目都被堵塞住了，怎么办？”但是仲甫在《向导》为文却仍说道：“国民政府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见六月十一日《向导》一九八期“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可见其受蒙蔽之深。中共曾派刘伯坚担任冯军政治部主任，但冯对刘严加封锁如同禁锢，因此刘对冯一切奸谋，事前毫无所闻。在北伐期间冯玉祥自称有兵二十八万，机关枪六百挺，大炮六百尊，所以处举足轻重地位，为各方所重视。当时冯玉祥一方面派李鸣钟向蒋输情，同时又派刘骥到武汉向武汉政府骗去几船军用物资，从襄河用一营兵运走。（据刘伯坚谈到刘骥得款钜万，在武汉以重价买坤伶车伯华为妾。）刘骥亦曾秘密到南昌参加蒋介石的军事会议，凡此一切武汉政府明知故昧，鲍罗廷对冯行动亦甚隔膜，所以造成郑州会议的失败。中共对于南京方面湘军原派有人分任第六军及第二军政治工作，蒋到南京后，第六军军长程潜首先附蒋，第二军谭延闿所部鲁涤平等亦全部投蒋，二人遂被逐，只身逃武汉，由于仓皇离职，中共原在第二及第六军党的组织亦全部溃散。六、徐州会议：郑州会议后，冯自取得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志得意满，六月十九日应蒋介石召赴徐州与蒋见面，交换谱谍结为兄弟，参加徐州会议。出席徐州会议者有蒋介石、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冯玉祥，在徐州会议冯拍胸担保，拖垮武汉政府，要汪公布反共态度。二十一日蒋冯联名通电，声讨武汉政府联共行为。七月八日冯玉祥实行清党，遣回武汉总政治部派去之工作人员，驱逐共产党。当时有种议论说东征原可以送走左派（指汪、唐军队），惜未实现。北伐实际是迎狼入室，反属多余之举，所谓有损无益。由郑州会议结果看来，可见北伐攻下郑州反使南北隔离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得以联合反共，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于是武汉政府遂陷于四面包围之中，而最后不得不向南京屈服。假如早及时出师东征，纵令相持不决，亦不会促成冯蒋结合反共局面，武汉政府仍有可能击退蒋的进攻。又在郑州会议前，国际对冯玉祥曾寄以极大希望，因此鲍罗廷在讨论东征问题时曾提出西北路线，意思是说中国革命沿海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不易取胜，环顾国内，惟西北地形空阔，且靠近苏联疆界，缓急可恃，足为中国革命未来后方地带。但自郑州会议以后，西北路线却被冯玉祥堵死，由此直到冯失败时为止，中共在西北遂无立足余地。冯玉祥出身大兵，受倒戈训练，全靠手法灵活，因缘时会，像驴打滚一样，几年间就扩军几十万。他手头黑银（指鸦片）、黄金堆积如山，多财善贾，各方肆应，无不如意。这是他屡次赢得大赌注的真正凭藉。《三十一、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反共大屠杀》二、四月国际代表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汉口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又云：“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就其阶级成份说，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他已经走向工农专政的道路上。”决议文中再次指出“应将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伟大的组织。”从国际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主要意旨：命令中共拥护国民党到底，中国革命宁可无共产党，但不可无国民党。第三国际领导把中国革命大业主观片面寄托在不断蜕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自五月份起汪精卫开始发动攻势，如五月八日汪下令禁止工人集会游行，十四日下令禁止工人纠察队行使职权，十九日令对劳资纠纷实行强迫仲裁，二十三日下令保护绅耆，这一系列措施，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六月一日武汉政府下令宣布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鲍黯然受命，苏联政府默无表示，汪唐等喜形于色。六月五日，江西朱培德遣送苏联顾问出境后仓皇离汉。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冯玉祥素以“亲俄派”著名，所得苏联武器物资独多，至是倒戈，联蒋反共，苏联仍无表示，冯蒋声势益张。武汉方面受冯蒋鼓舞反共益烈。汪唐趾高气扬，目无中共，着着进攻，湖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遂于六月二十八日被迫解除武装。六月二十八日李品仙派军队进占湖北总工会，限制工会活动，工会开始转入秘密活动，向忠发卷逃。（八月五日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式封闭总工会及其所属各工会。）《二十三、国共危机恶化过程与最后决裂》本文所纪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反共大屠杀约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起至一九三〇年止。自国共分离后，中国革命名存实亡，南北军阀，新旧嬗递，旗帜虽易，本性难移！他们对于共产党员与劳动人民屠杀镇压，变本加厉，旷代鲜见，现略揭其要，以见一斑！武汉政府分共以后，在中国南北以蒋介石、唐生智、程潜、冯玉祥、李济深为首的军阀统治仍然复活，在枪杆政治之下，自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工农人民所争得的若干民主权利，悉被国民党军阀全部夺去。国民党军阀为消灭中国革命起见，联合北方军阀对于中共及工人农民实行大规模的残酷斗争，造成当时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蒋介石对革命党人所采取的政策是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唐生智在两湖实行四六对开屠杀共产党，冯玉祥在北方更是挥舞大刀诛锄革命党人，杀了一个三翻满贯，因此有人说蒋、冯等的统治是以人头指标显示出来的。现就一九二六至三〇年期间，中国南北各地区军阀统治下的屠杀政治择要记述如下：……五、冯玉祥在北方大屠杀：在北方，冯玉祥向来是自认联苏反共的民主军阀，联苏意在取得武器物资的援助，反共是出于“自卫”，就是说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国民军在北方时，在冯玉祥势力范围内，中共党与群众工作是备受限制的。冯对于苏联顾问也不让他们自由说话行动，说顾问只是供咨询，必在见问时才答话。因此可以说冯对于苏联与中共是常怀警惕，随时处于戒备状态。冯在陕西时对人民实行过度征发与剥削，横征暴敛又高出其他军阀之上，因此引起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发为抗捐抗税运动。冯认为中共捣乱后方，怀恨在心，隐忍未敢发作，直到宁汉冲突，冯认为时机已到，乃暗中策动反共，拆武汉政府的台，随后亲自出场，一马当先作为反苏反共的急先锋。冯玉祥于六月二十一日宣布反共，七月八日起大肆屠杀，其布置非常周密。先是冯部下曾罗致不少中共党员团员使为己用，郭春涛（原C．Y．团员）向冯提出北方中共党员详细名单，该项名单包括马克思学会及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党部、铁路工会中共党团负责人及成员名单，冯对郭大加赏识，根据所得材料，在本系势力范围内作成一网打尽计划。因此中共党员及重要干部漏网者少。一九二八年冯玉祥在开封时利用中共党员作内线，先后将周以粟、张金刃、李泊之、任作民等逮捕，立即处死十四人。任、周等化名无证据被处徒刑。冯又首先向蒋介石建议中共党员不过十万人，以此作为捕杀处刑标准，三年之内，中共势力可以完全肃清。在大屠杀共产党以后，冯遇到失意时仍向苏联暗送秋波，用他自己的话说：“下面机关枪吵架，上面香槟酒碰杯！”继续取得支持，直到美洲作寓公时代仍是如此。以上资料来源：罗章龙回忆录中编《三十三、中央工委及全总》一九二八年冬间，冯玉祥、岳维峻在北方自组御用工会，指使工贼大规模残杀铁总工作人员，铁总受到重大破坏，全总乃加派王仲一、吴汝铭等到北方组织铁总领导机构，恢复各路被破坏组织，击退冯玉祥进攻，在斗争中损失同志姚佐唐等五人。在东北方面，全总与张学良政府间的冲突日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下旬，张学良纵兵屠杀哈尔滨工人、市民和学生，死伤一百余人，被捕工会会员及工会工作人员十余名。（全总于十二月常委集会，讨论张学良前在上海、近在哈尔滨屠杀工人学生问题曾发表宣言。）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国际劳工局局长汤麦（法国社会党）来到中国与蒋介石、冯玉祥、甶崇禧、阎锡山会见，共商反共问题。全总于十一月十四日决定开始举行反汤麦周并发布反汤麦宣言，在反汤宣传示威中，工会会员四人被拘于西牢。……谈及白色恐怖问题时，提出比较可靠统计数字，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全国工农被屠杀者约十万人，其中经过法庭正式宣布死刑者为27,699人，蒋介石所杀者为四万人，冯玉祥所杀者为三万人，李济深、唐生智所杀戮者为三万人以上。当时被蒋、冯等判刑囚禁狱中者为17,200人，工人因政治原因解雇失业者约十万人。（报告在《中国工人》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第四期刊出）四、冯玉祥屠杀河南民众文虎北巡从京汉路南下到河南视察，时北方军阀冯玉祥为直接镇压屠杀河南民众的屠夫。文虎到开封时，省委马尚德（杨靖宇）说：“狱中政治犯挤满，乃辟新监收容。”河南省委谈冯玉祥与蒋介石自在徐州结拜兄弟后，天天捉杀共党，一九二八年一月冯派吉鸿昌在彰德卫辉纱厂屠杀工人，死伤达百人之多，并在焦作、郑州、开封、洛阳大杀工人，死者累累，掘坑掩埋灭迹。某次逮捕工人二人，冯亲自审问，工人拒不回答，冯大怒，视为顽固分子，用朱笔在二人头上各画一杠，令行刑者推出斩首。当时流行二句话道：“徐州冯、蒋结拜，杀共产党如砍瓜切菜！”后来沧海曾为文揭露冯的野蛮行径说：“冯玉祥是现在军阀中最奸滑的一个。因为他最奸猾，所以他在一切战争中总是滑头滑脑，鹜虚名而兼重实利。他更有一种欺骗民众的手腕，遇事花言巧语，不知道他底细的人，一时竟容易为他所欺骗，把他捧为‘革命左派’。冯玉祥统治河南以来，屠杀无数工农群众，同时更十分害怕河南工农的势力。他常自言他的军事纵然失败还有办法，如果被河南工人农民所推倒，连鬼也没法做。”（《中国工人》第一期，沧海：《冯玉祥的矛盾》，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刊出）《三十、云梦丛谈》……事后延年语文虎云：武汉出师北伐，先云冲锋陷阵，遂克临颖，奉军败北，先云亦阵亡，付出代价可谓极大，后果反促成冯玉祥出关反共，可谓人谋不臧，实堪浩叹！关于冯玉祥到苏联请求接济，获得大批步枪、大炮、机关枪及弹药等，从蒙古边圉用大队骆驼队运载回西北。冯本人于是年九月十五日由苏联返国，十七日在五原宣布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加入国民党，十二月止完全控制陕西全省，戍卫潼关。此时冯东向戒备，窥伺中原。他尝告诫部下勿轻进，要师学卞庄子刺虎，不费一弹，取得河南。次年郑州会议，汪唐将血战攻取得来的河南，拱手让冯，冯遂宣布反共，为时不过年余。说者称冯饥附饱扬，翻云覆雨！政治缺德！《三十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928年5月）》九、十大纲领与党章3、工农武装提案搁浅：在大革命期间，中共武装力量保有五万人左右，由于“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指挥不当，各次战役着着失败。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结果将“三大”以还历年集聚的武装力量大部被断送。在六大会上，有不少来自基层，长期参加斗争的工农代表感到工农徒手赴敌，牺牲重大，一致要求大会讨论武装工农的具体的问题。经过交换意见后推中夏、文虎整理文字，提出方案。二人将初步方案提出后经过大家研究，认为应先向国际代表提出，征询同意，再作决定。随后即将方案转知国际代表，内容要点如下：（1）选择几个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建立地下武装，武装工会纠察队及农民自卫队。（2）先筹款十万元，就地购买或从外部运入武器，成立地下武装。此案向国际代表提出时，国际代表立予拒绝，认为不可行。同时又说：“需款太巨，国际并非银行，不能照办。”各代表闻悉，认为国际代表不重视此事，且又措辞失当，殊不可解，又找国际代表交涉。国际代表承认措辞不当，但仍认为问题重大，不能立即做出决定，事遂搁置。事后（中国代表们）愤愤不平地说道：“国际先后送给蒋介石、冯玉祥等武器各值数百万元，我们所要求尚比不上一点零头，何重彼而轻此，可谓本末倒置。”——以上资料来源：罗章龙回忆录下编（感谢吴季整理）
第十三章狼与狐的外交手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十三章狼与狐的外交手段 一、一些基本情况 二、为什么毛泽东“一面倒”而不效法铁托 三、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打击、分化、利用、争取的策略 四、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 五、中共眼里的国际人物 一、一些基本情况 我在四十多岁以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我所学的和留心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物和知识。对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其主要的外交活动，策略和方法，我是熟习的。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我参与了它的政权，耳闻目睹也熟习了共产党的外交活动，策略和方法。以我所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为背景，在北京在参与其政权的情况下，所看到共产党的外交活动，策略和方法，然后看到其一举一动在西方所得的反映，有时真难免令我又笑又恼。笑其对共产党的了解幼稚，恼其愚蠢和低能。我并不是自称为外交权威，实因我，等于在打牌场中，看到了双方的底牌。然后看双方的门；谁的手法高，牌术精，自然在我心中有了定论。尤其当我看到西方这手牌，正在和对方加筹码斗争时，它的伙伴中的一个或两个，暴躁不安，忧形于色，甚至说出了底牌。这种丑像令看牌斗的人都失去了胃口。 说来，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策略和方法，本无什么奥妙，如果慎重研究是可以得到端绪的。但是你必须先放弃自己的主观，和自以为是的传统工作方法。否则，你的研究结论常与事实不符，猜测之词恒是错误之源。影响到对共外交政策上，就是抓不到中心，搔不到痒处，轻重不得其当，常跟着共产党的音乐跳舞。 这章标题为狼与狐的外交手段，不是因为我憎厌共产党而加以责骂之词；实在因为人所熟习的狼与狐的性格是代表了共产党的外交手段。狼是贪而狠的，狐是狡而猾的。而两者共同的性格是阴而险的。在我分析共产党的外交手段，就可看见它兼具狼与狐的面貌。 第一、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也可以说它的对外总路线，是决心打倒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似乎大家全知道。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政治家、外交家、评论家、以及有见识的人士，都这样不疑吗？我看还不到这种程度。列宁本来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后必是其中一个被推翻，胜利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方面的。可是自从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西方国家也曾进行武装干涉，表面文章表演一番，终至作鸟兽散，各自为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东德、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外蒙古、北朝鲜、北越、和中国。它们的声势已经壮大。共产主义阵营由微不足道的地位，一跃而与自由世界抗衡，而且就要掘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根。但共产党的“和平共处”的策略一经宣布，一些短见的、怠惰的、苟安的，一厢情愿的西方政治家、外交家、以及一些自以为有见识的人士，便跟莫斯科北京这个音乐跳舞。对于共产党想征服世界的野心，这些人就自欺欺人地蒙着眼睛给打了折扣。而且有不少人还替共产党鼓吹这个法螺。就连1957年底北大西洋集团高峰会议才闭幕，方回国门的英国首相麦米伦，于次年1月初还建议西方国家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些国家负责人还随声赞扬。这种行为足证西方国家们对于共产党的不了解，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没有对付的坚决的信心。 有了这种情况，我们能说资本主义世界这样的政治家、外交家、评论家、以及一些有见识的人士真了解共产党征服世界的政策和企图吗？即使他们硬充知道，而故意玩弄一些小把戏，这个把戏也是于共产党有利，于自由世界有损，这还是说明了他们的无知和低能。 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就是争取时间，努力建设，以便有足够的力量，一举而击垮资本主义世界。过去四十年的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根据此路线出发的：一面埋头苦干，一面麻醉资本主义世界。积四十年之努力，它度过了自己的困难时期，建设了强大的军事工业；而且今天，在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方面还超过了常以科学先进自豪的美国。举世乃由轻视苏联而换一副佩服和恐惧的眼光对待苏联。此时，赫鲁晓夫的口吻便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敢于发动战争，它们将遭受苏联所给予的彻底的摧毁。这种情况，比之于十年、二十年前如何？生活有50岁的人，目睹这段历史的全程，谁也未看见苏联现在这样自大自满似有十分把握的神情。我估计，今天苏联的实力还不足以一举而征服世界，如果它真有这种力量，什么“和平共处的原则”早就投到茅厕里；而将以其压倒的力量如老虎捕羊似的征服资本主义世界了。时间如此迫急，那些过时的、怠惰的、短见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评论家还在跳“和平共处”的舞。这不是误国、误尽苍生吗！ 中国共产党也是循苏联的路线发展的，它的“和平共处五原则”，也是在争取时间；努力建设军工业，以便作一个强有力的大国。在未建成强有力的大国之前，它明言要和平的环境以便建设，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而且超而过之。如果那个强有力的大国出现于地球之上，那就是一场决战。共产党中国今天对世界的威胁，正如1917年革命后的苏联，还不怎样吓人；但中国今天，以其主义、政权性质、地势和广大的人力，拴在苏联的战车之上，它已不似当年的苏联，可以使西方国家高枕无忧了。 共产党是讲唯物辩证的、是唯利是图的、是会随风转舵对自己作有利的措施的。但是西方国家如只看到这一点，而就玩弄这一点，以为便可左右共产党的政策和方向，那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全面了。共产党虽有因时制宜的策略，它还有个不能调协的目的，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化，亦即是征服资本主义世界。这一点他们信之甚坚，自信之深真是到了迷信程度。这是马克思一套主义之功。如果西方政治家、外交家、以至评论家以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片面想法，用19世纪强权主义的传统外交手腕，而且主观地以自己落后于实际的想法来度量共产党，那又是误入陷阱。其可怜相将如当年英首相张伯伦去见希特勒，以牺牲捷克换来片刻的假和平，而结果制造了人间的大灾大难。 自由世界必须认清，而且坚信不疑地认清：共产党主义阵营的基本目标是征服资本主义世界，其他一切策略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如果我们只看见，它们的五光十色的策略，宣传等等，并为之炫扰，而忽略那个基本方向，那就是不了解共产党。如此推演下去，其结果就是人类的悲惨命运。 第二、共产党的外交策略，表现在狼与狐的性格上。两者都是阴险的，但狼是贪而狠，狐是狡而猾。在贪狠这一方面，共产党用的是恫吓，必要时扑上去咬一口。红色政权外交部长周恩来常向我们这一批高级人员说过：“帝国主义政府的首脑人是贱种，你得狠狠地骂他、打击他，必要时给他一个颜色看看，他们就手足无措了。”他在朝鲜战争时向我们说：“打得帝国主义者知道痛了，他会向你求和。”在越南奠边府危急时，他向我们作国际问题分析说：“必须给帝国主义一个军事压力，他们才能就范来谈外交。”此外，于任何重要国际问题发生，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北京的外交部都是采取强硬态度。周恩来说：“这些贱种就得这样对付的。”这是恫吓，这是狠。有时为了支持这个策略，它们也宁愿付出有限的代价；如朝鲜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说：“不能置之不理”；接着它的解放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批开赴朝鲜战场了。狼的性格，不止是嚎叫和恫吓，有时也咬人。 共产党敢于恫吓和运用狠，这里也有心理战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外交家，讲到希特勒的德国时，称为“无的国家”；称英、美、法国为“有的国家”，以致论断希特勒统治的“无的国家”敢于冒险，而且真的他已经冒险了。结果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但并未因考虑结果使他不敢一战。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虽不是“有”或“无”的问题，但是它们有希特勒帝国的性格。极权主义下的新型势力，有如“初出之犊不畏虎”一样的情形；它们在劣势之下，虽知利害，争取于己有利的时间，但它们认为必要时也是敢于挑战的。这就是恫吓。历史上常有因恫吓不成，而走向战争的事。不过共产党稍与希特勒不同者，感情用事的成分少，计算利害的尺度表比较准，尤其是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比较熟，它们能针对西方弱点而予以恫吓，又不致引起战争。我在北京的时间，生活在他们的圈子里，在言谈举止之间，我领会他们这个妙处。有时共产党发了一个空洞声明，西方国家乱猜一气；有时共产党的声明外示温和，而内里居心颇险，西方国家又大模大样若无其事。从这种情况，北京可看到西方国家举棋不定，患得患失地那副啼笑皆非的面孔。 共产党与西方国家作外交战时，还有一种情况，即是它永是摆出流氓光棍的面孔。这个面孔是针对大腹便便富家子弟爱惜羽毛怕事的心理。富家子弟动辄怕亲友耻笑和舆论责难；故作事要有方，有礼貌和规矩；光棍流氓不怕这一套，他的任何作为不受耻笑和责难的束缚。例如，光棍流氓若与富家子弟打架，他赤着脚不怕泥湿污浊。打起架来，光棍是无损的，富家子弟穿着鞋袜很怕污浊。中国有句俗话：“光脚不怕穿鞋的”，就是说穷人不怕与富人打架的道理。这个道理和情况反映在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战上，是一个显明的心理对照。 国际外交战很像打牌场中的赌博。共产党比如一个小有本钱的光棍流氓，他是以创运起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百万富翁，他是以保守为重的。在赌博场中，富人在得胜占优势时，便缩手缩脚不下大注，而且时时减注，所以赢不到大钱；如他居于劣势，输钱了，他就发挥了大爷的脾气，把把加注，很可能输得净光；拍手起来，已经是家产荡然无存，一个十足的败家子。反之，光棍流氓不是这样赌法。他输时没多少本钱，故小心谨慎，牌风不顺时颇能自制。但一俟牌风于己有利，就放手作去，把把加注，他能一下子把对方吃光。故光棍的牌经是：稳、准、狠。富家子的打牌规律是：赢时不敢下注，输时头昏眼花，一股混气赌输万贯家财。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同是住在这个地球之上，谁想闭关自守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真能有闭关自守的话，我想资本主义国家是求之不得的，一厢情愿的；我想共产党是不肯的，它想征服世界，吃掉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使资本主义国家关上大门，共产党如强盗也要围绕在它的大门前后，挖它的墙根；资本主义国家想高枕无忧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今日的世界中，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是在处处作战，思想战、外交战，最后还是炮火相交和白刃战。这场牌必须打下去，谁也缺席不得。至于胜负属谁，那就看决心、技术与资本了。 共产党的恫吓，狠的策略，在西方国家中颇起了一些作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思想性格不高，决心不够，手法不灵，所以在无事时把自己抬得很高，很骄傲自满，普天之下像容不下自己一样；因之，也影响人民，群众有这种心理状态。但偶尔遇到共产党的威胁又表现仓皇失措，手足无处安放，因之，又影响人民，造成一种恐共病的错觉。据说美国有人因恐共而患精神病，有人高呼共产党来了，吓得跳楼自杀。这真是现代的悲哀。 中国共产党颇知这个道理，它自取得政权之后，就防范别人的恫吓，给人民先打预防针。它开始就以美国为假想敌，大事宣传美国的弱点。驱逐所谓崇美、亲美思想；打击所谓恐美思想。在人民心中至少起了对共产党有利的作用。不用说什么“恐美思想”，就是骄傲自满的洋人派头在今天大陆人民的眼中是厌恶而不被尊重的。这是共产党自己先吃了恫吓的预防剂，而且在思想上教育了人民。 这个恫吓手法，在西方与共产党打交道时，是搞不来的，和搞不好的。如果有西方外交家玩耍这个手法，接着不是国外的同盟国，就是国内的反对党揭穿他的底牌，不到三天，戏法就玩穿了。所以西方国家没法玩弄这一套的。我记得近年西方似乎有人来过这一手，但都是以奚落的场面告终的。至于防范恫吓一事，在西方国家更是谈不到的；甚至有些人之所以患恐共病，那是自己的政治家、政论家一手造成的，他们是先以共产党的威风吓住了自己的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手段也有狡猾的一面，这是所谓狐的性格。在这一点，共产党也是能手。你别以为共产党只会杀人、压迫人，在外交上也只知恫吓。共产党的狡猾是令人很难防范的。它的狡猾在不断的和平攻势中表现了一些。这一点明眼人还可看出，但是也弄得西方国家眼花缭乱。它的狡猾手段，最显著是与二三等国家往还，尤其是与由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往返，它充分发挥了这一点。实际说来，狡猾就是欺骗，以狡猾手腕令对方上钩而已。共产党想骗人时，它便藏起狼的贪而狠的面孔，表现了假友情、假正义、假慷慨的狐的作风。不少人和国家上了它的当，或是看见目前小利而忘却将来的大患。总之，共产党外交上的狡猾欺骗，在这个利害冲突的世界，和自私自利的人群中，还是有市场的，是起一定作用的。不然，北京飞机场上的冠盖往来就不会那样热闹。 在恫吓、狠与狡猾虚伪之间，共产党在外交上还表现了“刁”。刁就是蛮不讲理，或是颠倒黑白，遇事和你纠缠不清；打又不打，和又不和，只是在各方刁难。如果对方烦了，要和它打，它就表现和缓；等到对方表现了那么不打就和吧，它又故意制造紧张。这个味道，只要留心新闻内容而加以分析，就可看出共产党这一套把戏。这种手段在国际关系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达到其打击和分化目的，同时也是疲劳轰炸战术的一种。 第三、共产党的外交战主动性强。共产党从军事学识中的来了外交的战略，即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卫”。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一贯是采取这种策略。它们是不断地作外交上的进攻，今天提出一套，明天又提出一套；今天这个问题，明天又换个问题。总之，它们是使“敌人”疲于奔命的。它们这样搞法也不是必求有结果，只是东碰一下，西碰一下，使国际舆论注视，尤其使西方国家报纸杂志的注视，以抬高其声价；同时在各国间起分化作用，在各国内部之间也起分化作用。因为一个新问题来了，对大家都是生疏的，意见看法就不易一致，大家纷纷议论闹了一气。等你弄清了这个问题，共产党又给你一个新问题，于这大家又纷纷议论一气。我们近年来，看到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一会如此，一会如彼，西方世界中对之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时共产党就得到一定的益处。（自然也有些害处。）反之，它采取任何行为，在铁幕竹幕之内因为是严密的控制和大力的宣传，那里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不会有纠纷，也不会起反作用。同时，西方政治家的言论主张很少在它们的报纸上发表，偶尔刊登这类新闻，那是删改后的简要报导，并加上共产党的评论。 共产党采取主动外交策略，它随时随地都讲目的性的。即是每一措施都有一目的，不是为出风头而发表意见。发表意见或声明都是有个目的性在其背后。西方国家每遇此种场合，恒是乱猜一阵；有时把小事当大事看了；有时是很重要的，值得细心研究的问题，它们又一笑置之，“不予评论”；或是大而无当地说几句话，不能领导民众对之有个清楚见地。 在外交上，西方国家的策略恰与共产党的相反，恒是采取应付的办法，恒是处于被动地位。莫斯科、北京奏了音乐，西方的政治家、外交家跟着音乐跳舞。这已是惯常的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谁在主动，谁在被动。通常的道理是：主动者容易占上风，因为它先声夺人，它选择了时机，选择了对象（问题）；而被动者是一定处于劣势，因为它在打没有准备而又防守应付的仗。 第四、共产党洞悉西方国家的情况，所以它的每一行动都是有的放矢。从广义方面讲，西方国家是没有秘密的，举凡国策，外交方针，内部情况等等都是向外公开发表，同时加上评论；反对党、新闻记者等等方面的批评、泄露、报道，真可谓无秘密可言。即使是军事秘密几乎也跃然纸上。这就给共产党以“知彼”的好材料。再加上，西方的大门是洞开的，各国人随便往来，这又给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游客收集材料的机会。此外，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后，在其竹幕内的各方面人士很多是到过西方国家。就以美国来说，大陆上的留美学生很多，他们都在美国住过不少年月，故对美国社会人情以及各方面的知识可谓丰富，共产党无形中又利用了这一方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洞悉西方国家的内幕，在制订外交政策上，运用策略上，它的一举一动都是有的放矢，都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弱点和内部矛盾而发的。在西方国家和人民不太了解共产党，而共产党如此洞悉西方国家的对比下，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伤害着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想伤害共产党就比较困难，因对共产党了解的不够，故所发的矢常不中要害。何况还有一些人自命为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首则，他们多数是纸上谈兵，学院的学究先生；再则，就是以资本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衡量共产党的一举一动，以己之心度共产党之心。所以那些权威的看法，常是大错，南辕北辙与事实毫不对头，有时真令人好笑。譬如押宝，共产党的宝盒里扣着是红骰子，而西方专家硬说是白骰子。在西方国家内部没人有资格反驳有权威的专家，而这种权威专家的言论在共产党那方却引起暗里的好笑。这样不但击不着共产党，反而把自己社会舆论领导到不正确的路子上去。如果专家，他若是国家的外交顾问，就更害人不浅了。美国就有这样一位苏联问题专家，协助国务院制订长期对苏政策，十年前因无事实证明，他的意见颇似“卓见”，到了今天以事实为证，这个“卓见”就叫作害人不浅！ 兵家作战，讲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外交是政治的一部分，外交战就是政治战、思想战、文化战的各方面。为了打外交战必须知道敌人的情况，对它的战略战术方法，作细心的客观的研究。而最主要的，是要认清共产主义国家是新式的东西，它的作战方法是与资本主义传统的方法不同的。如果西方国家与之交手，还是死守过去的成规，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才能生效的。 第五、共产党的本质是好战的、是好大喜功的，虽然它不断地高唱和平。这又是狼性贪狠的表现。它时常摆出好战的姿态，因为它有个道理存在心里：人生的哲学是战斗哲学，什么都须透过斗争，“天下是打出来的”。根据这个道理，它的外交是以实力为后盾，动辄就有不惜一战的口气。他们说：这叫做“以战防战”。虽然知道自己的本钱无多，实在经不起一战，但它们知道对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怕战的，是富有人家想过温饱太平日子的，因之更加强共产党的战争威胁；因之，也加强其对战争胜利的信念。它们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11个共产主义国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话，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彻底的消灭。”这是否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呢？但过去是如此了。而其所以如此，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知、怠惰、和举棋不定的结果吗！如果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如过去那样，共产党的估计可能是对的。但是自从捷克波兰相继吞入苏联肚皮之内以后，加上共产党中国的兴起，西方国家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受了一些沉痛教训；它们也不敢再睡觉了，接受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挑战，作了万一的准备。根据现实的情况，西方国家所具的努力，和其警觉性的程度，以及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还是不够，还是落后于现实的要求，还须加上一把力量和决心，寻求于己有利条件和机会。以我的估计，任便世界上有多少悲天悯人好心肠的人，谁也说服不了共产党征服世界的决心。结果必是以战争的方式结束东西方之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中间的路线是没有的。目前虽似和平共处，那只是共产党一时的骗人，争取时间，它骗的是无知者和懦夫！ 共产党是好大喜功的，表现在外交方面也是如此。它的宣传机器是宣传它到处胜利，胜利一分夸张到十分百分，这也是心理战的一种表现。对内迷惑人民说：“毛泽东的旗子就是胜利的旗子，所向无敌。”它在国际上一点成功或是耍一套把戏，到了国内就是胜利呼声。对外，它也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迷惑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尤其是当它处处采取主动作打击分化的工作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就被迷了眼睛，由一向轻视共产党的心理，而转向恐惧共产党的心理；甚至有一部分人因国内不合理现象而同情共产党的作为。 上述这些基本情况，说来本无奥妙之处，纸窗户一指就破，似乎稍为留心国际问题者就能了解或道出。但是若以为共产党的作法方针不过如此，以轻视之心而不是以严重的态度对之，那还是无济于事，只有吃亏。因为这套道理是一回事，而实行起来是千变万化。如想给以回击，必须善自运筹，一反过去的因循自误，坐守成规的懒汉作风，而采取积极的态度方可。 二、为什么毛泽东“一面倒”而不效法铁托 为什么中共政权倒向苏联，而不采取南斯拉夫对苏对美的独立政策？这个问题困恼过不少人，今日虽为陈调，但仍有严重的意义。 在毛泽东进入北京之后，不少人，这里包括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曾希望毛泽东采取南斯拉夫铁托路线，搞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站在美苏之间，不作左右袒，这是于世界和平有利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在1949年夏由上海到北京就以此意向毛泽东建议，民主同盟领导人中同意张澜先生这项建议者颇不乏人。在其他民主党派中，有此意见者也不乏其人，据说陈铭枢先生曾为此事奔走过。我未与陈先生面谈过此问题，不能证实是否确有其事。在外国政府和社会人士之间，也有希望毛泽东作铁托者。据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共取得政权后而迟迟未归国的原因，就是等待毛泽东的答复。什么答复呢？即是美国愿以四十几亿美元，帮助中国建设；而条件是毛泽东肯采取铁托路线。至于各国社会知名人士有此希望者颇有其人，他们的论据是毛泽东为“土共”，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因之，他与莫斯科是有出入的。这种论据使不少人对毛泽东起了幻想，而且一直不断地影响外国政府对待中共政策的犹豫，或外示敌意，内图拉拢。它们虽一再受北京政权的打击污辱，而单相思一直在潜伏着。不用说其自私自利者，奔走北京路线；就是外示刚强者也未拔除这段“相思”。说者或谓这是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的分化作用。我承认分化作用成分是有的，但我相信这些政府和社会名流的动机是很天真地希望毛泽东真作铁托。这种动机就与有计划的分化作用有很大区别。 问题是再清楚不过了，自从毛泽东发表“一面倒”的文章后，他已经表明态度；一方是使莫斯科安心，一方是回复了单相思分子，以及一切存有“谬见”和幻想者。莫斯科欣然接受了这个投诚分子，而患单相思者和存有谬见者，在红姑娘拒绝之后，还在自己发烧，或是坚持谬见。直到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射出之后，患单相思者才如梦初醒，自惭形秽，认为这个姑娘倒在“老大哥”怀里，不会再有别恋了。 从1949年秋起，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中共的态度已经明朗化，而患单相思者和谬见分子，不论其以何种理由掩盖其无知，但都不能逃出系“庸人自扰”的评价。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苏”团结一致，在“共产主义阵营中，中国坐第二把交椅”。他之所以这样决定是有理由和有客观需要的。他的理由和客观需要往往为西方国家和其评论家所忽略，以致长久潜伏着对毛泽东的幻想和错误的估计。 毛泽东作“一面倒”的决定，是根据几个理由和客观需要；而这些理由和客观需要是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们各自孤立地看、分割地看，须要作缺一不可全盘地看，然后才能破除“红色中国往何处去”的谜。现在，我把它们说出来，供研究中共问题者的参考。 第一、意识形态的一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同是马列主义的信徒，他们说的话，甚至呼吸都是相同的。中国有句名言：“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共和苏联是道相同则可谋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世界是头等重要的；同道者称同志，正如宗教，同教者则为教友。同道的人正如同教的人，谋起事来，谈起话来，就格外亲近；易了解，彼此同情，相互支持。尤其是共产党对于意识形态，特别重视；它虽反对资产阶级、封建官僚地主，但都没有歧视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那样重要。资产阶级分子、或封建地主，当他们向共产党投降了，共产党是可容忍的；但资本主义思想或封建主义思想是不容许的。在思想改造问题上，共产党控制得那样紧，就是这个道理。他们知道思想（意识形态）就是武器，这个武器用以打人，用以自卫，也以此思想分辨敌友。 中共和苏共同是马列主义的信徒，同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故他们看问题，作决定，同用一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得的结论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在马列主义八股上，一切等于公式化了，如二加二等于四一样。在共产党的高层人士，他们有时是故意说谎话，他们自知这是骗人的；但是谎话说惯了，谎话得到鼓掌，谎话也变成了自骗的信条。共产党人经过长久的马列主义的训练教育，对于马列主义就自然地盲目信从；即使没有纪律制裁，也没有人敢自觉地怀疑马列主义至高无上的真理。他们已变成了马列主义的奴隶。类乎古时中国儒家言必称尧舜一样，在既定的形式下束缚了自己。 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自己根基不深；道行不大；如果从他们身上抽去马列主义这套东西，自己便什么也不是了，真是成了迷途的羔羊。一批无知无识的人，正如不懂航海的人，茫茫前途，不知如何是好！有了马列主义作指南，即使不是好指南，但也比胸中无物强得多。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死抱马列主义，倒不是信守真理的问题，而是解决迷途羔羊的可怜心情。以后日久习以为常，便成了马列主义的俘虏。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这样一种人，离开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便不知如何走路，如何维持下去。同时看见“苏联同志”有同样的意识形态，而且在艰苦环境中抱着马列主义走了一段路，并能始终维持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在自私自利目光如豆的中国共产党人眼中又是了不起的。于是由同路人变为对苏联的崇拜者了，而且一贯得到苏联的指示和支持。世间还有人不跟自己崇拜的领导者走路的吗？这是中共追随苏联很自然的一大原因。 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共产党向外作战的武器，是行动的指南；有时尽管其领导人的行为不完全符合马列主义，但，也是以马列主义名义行之的。同时，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是共产党统治内部和控制党员的有力武器。只有这个教条，当然还有其他手段，才能控制住共产党员，使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通通捆在马列主义的绳套中。如果毛泽东抛开与自己意识形态一样的苏联，（还有其他原因使他不能那样作外），他将如何说服党员；何况中国共产党员中还有强大的亲苏派，他将如何领导，他可能因此造成党内的分裂。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从中共和苏共意识形态的相同，中共很自然地倾向苏联，追从苏联；同时为控制党员，易于领导又不宜抛开苏联，因而造成党内的纠纷。这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如果毛泽东另有意图，例如走铁托路线，那就很不自然、很勉强，还得重作一套准备；不幸的因走其他路线，遭遇了挫折，（党内的和党外的），他恐有悔来不及之患。 意识形态结成中苏团结，这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也不能与其他理由分割和孤立。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理由。 第二、利害一致。中苏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意识形态，同为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这不止气味相投，而且也是利害一致。用俗语说出：就是彼此打了伙伴，互相有利。何况彼此的目的都要征服世界，并想以其道统治世界。 征服世界是远景，那种奢望如因“敌人”懦弱无能，即使成功，还有相当长的时日。近景，倒是现实的，即是如何巩固这个政权，尤其是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上，如何相互为用，互相依重。共产党从理论到实际，都是在掘出资本主义的根，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群还是相当大、相当强，它们内部虽然矛盾甚多、弱点甚多，它们却不想向共产国家投降；而且也是积极准备，等候最后摊牌的日子。这种情况，在共产党眼中就是处处有敌，而最主要的敌人为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强国。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同样明白，自己吹的“和平共处”的法螺是假的，是为骗人的，不是现实；真正的情况是双方针锋相对，到了适当的时期来一场决战。中、苏共产党都明白，它们恨资本主义国家挡住它们征服世界的道路；在近期中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时以优越势力压迫它们。同时，它们也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恨它们，遇有机会也是想把它们绞死。如此共产党就觉得在这世界中充满了敌意。有敌就得结友。中共政权是革命型的，以打倒资本主义国家为目的，它当然是结其志同道合者为友。在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中，中国共产党自然地要靠紧苏联，捧苏联的大腿。 一般人都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中共和苏共各统治一个大国；合则力量雄厚，分则力量单薄；合则可对付“敌人”，分则易为“敌人”所制。这个道理应用到中苏关系上最明显不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犯各自为政，有各个被人击破的毛病；现在已经由于共产党的威胁逐渐纠正了这个毛病，如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东南亚公约组织等等就是防范这个毛病。共产主义国家是不易犯这个毛病，而且从开始就结成一团避免了这个毛病。只有南斯拉夫是个例外。但南国虽在压迫下脱离了苏联的控制，而在国际问题上还不得不与社会主义集团唱一个调子。 毛泽东懂得，倒向苏联，他自己多了一层保障；苏联知道，有中共存在，它的阵营又添了一员猛将，一颗卫星，自是壮大自己的声势。毛泽东也明白，保持中立，走中间路线，他就得取消他的政治目标，迟早会为资本主义国家暗算，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牺牲品。这个时机的到来，最显明的是苏联孤立无援而致垮台的日子。这里就包含了中苏共产党利害的一致性。 从毛泽东的立场和利害关系，倒向苏联是必然的、明智的。希望毛泽东脱离苏联走铁托路线是幻想的、错误的、不现实的。而一向认为毛泽东为“农民革命”这种人，只是证明自己知识模糊，内里包含“一厢情愿”的成分。 第三、苏联的控制拉拢和毛泽东的野心欲望。当毛泽东夺取中国大陆之时，正是斯大林光芒万丈，得心应手之时；他亲手制造了几个共产国家，各国共产党领袖奉之为神，“伟大的、英明的导师”，和“战无不胜的旗手”……只有铁托不驯，他一怒把南国开除国际情报局，使其孤立。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的首领地位，新得政权，正是四方多难之秋，他自己也在找支持，这时苏联的支持是第一重要的。何况多年以来，中共一直是从莫斯科领取指示呢。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倒向苏联是事实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斯大林以导师自居，他一面控制中国共产党，其中有好多重要分子是亲苏的留俄派；另一面，他也尽量拉拢，如给与中共在军事方面的支持，经济方面的援助，技术人员的派遣，在外交上为中共撑腰等等。这一套做法处处置中共于保护控制之下，即使中共想脱离，也是势所不能。这时，自然也有西方国家，如美国，想拉拢毛泽东，希望其走铁托路线。但这种“好意”，在毛泽东看来就是糖衣炮弹。在自己尚有出路，而且有“伟大”远景之时，他当然是不会上钩，自然情愿倒在自己的“导师”斯大林的怀里。 此外，毛泽东还另算一笔自己的私帐。他会想到，在共产主义阵营里，中国的地位仅次于苏联，自己本人地位仅次于斯大林；如果脱离这个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中国地位虽也列为几个大强国之中，但是美、英、法还是以“老大哥”自居，他本人的地位不知排列第几。这还不要紧，最不能忍受的，是中共统治的中国，和毛本人，在资本主义世界，如一个鸭子与一群鸡为伍，处处陷于孤立、歧视和侮辱。他的心理自然是愿“物以类聚”，而不愿“离群寡居”。在竹幕之内还可自演，“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 第四、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地位不同。中国是个大国，有六亿人民，有丰富的资源，而且毛泽东是自己创造一个帝国。南斯拉夫在几方面都不能与中国相比。南斯拉夫之大仅及中国的一省，人口不及中国的二十分之一；铁托虽也打过游击，但他是斯大林手下的一个小头目，自己的小帝国，还是斯大林一手帮办。有了这种情况，斯大林虽控制中国，但不能不重视中国，多有一些礼貌和支持；同时，毛泽东本人以自己这套本钱入伙，自己也有一些内心的骄傲。所以在共产主义阵营稳坐第二把交椅，尤其是在亚洲，无形中成了他的势力范围圈。这一点，自然也会引起苏联的嫉妒，但黄鹄高飞，羽翼已成，也只有权其利害，团在一起。好在这个黄鹄是自己的人，于对付资本主义国家是一员悍将。那些希望中苏分裂，或希望毛泽东作铁托的想法，只是一种假想，不切实际。 有了上述的几个主要理由和客观条件，所以毛泽东才不能不“一面倒”，而又不能和不愿走铁托路线。这说明中苏团结一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于叙述这种情况，其主要处是在分析问题的实质，而用意不在批评某些政治家和评论家犯的错误；同时，也并不是意在取消资本主义国家某些人所企图的分化作用。但是，自由世界对付中共有任何作法，首先应认清真实情况，不要天真的空想；在运用分化企图上，也须根据真实情况采用一些高明手法。至少过去所进行的，和新闻报导意在分化中苏关系的企图，在北京看来是幼稚得令人可笑。不但分化不了人家，反而看出意在分化者的低能和无知。 三、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打击、分化、利用、争取的策略 现在的世界已被共产党分为资本主义集团和共产主义集团；共产党已把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敌人，是被消灭的对象。但在现实的世界中，资本主义国家集团还是强而有力，不但国数多，人口众，物质丰富，科学进步，工业发达，还有一个合乎人性的合理政治制度。共产党在这方面都居下风。1957年苏联虽放了两枚人造卫星，震动了自由世界，这虽是一个警号，但还不能说截至现时为止，自由世界在上述的几个优越条件下，忽的就转拜下风。这个警号是好的，是警醒自由世界，如不加紧努力，有一天共产集团有占上风的可能。如果那天到来，我很悲哀地估计，那倒是人类劫运的降临。 共产主义集团是斗争的集团，即使没有战争，它也不会使人心安定。它们认为如果人心安定，都满于现状，共产党征服世界的企图永没有实现的一日了。在它们未得到一次毁灭性的教训之前，是一定本此目标前进，绝不会“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地过太平日子。我在上述文中已经提到，这是基本的问题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它们的对外政策大体相同；所不同者是每个共产国家所处的地位不同和所接触的对象不同而已。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主义集团里坐第二把交椅，而地处亚洲，与它为邻在亚洲的国家，就实力论都是二三等国；惟它偏巧窃夺祖宗遗产为亚洲大国，它的举止动作自然在亚洲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它既是亚洲大国，又是共产主义集团第二大国；它的外交政策是具有世界性的，其重要性仅次于苏联而已。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称为五大强国之一；中国与各大强国和其他各国交往已经有长久历史，从利害，贸易、文化等方面有割不断的牵连。自从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它用人为的方法，一面倒向苏联，而想割断中国与其他的国家正常交往关系，并按其预定的步骤，对资本主义国家分别用打击、分化、利用、争取等策略进攻，以配合共产国际的进攻方针。 中国共产党这套策略方针，它的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常常提到，他的公开发表的报告只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其中强国间的矛盾，如美国与英国、法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强国和弱国的矛盾，如美国与印度、印尼等国的矛盾，英国与埃及等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强国和殖民地国家和弱国的矛盾，如法国与摩洛哥、南越、美国与叙利亚等国的矛盾。他不断地带有宣传性地作这种分析，而且公开发表，留心国际问题人士大概可知中共的态度。根据这种分析，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几次向我们说明：“人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就是用打击、分化、利用、争取几个策略，同时并行。即是对美国处处打击，对英法等国打击与分化并施；对印度、印尼、埃及则利用；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则争取。”这类话凡是在北京参与高级会议的人谁都听到过，而且不止一次，但是这类话是不许登报的。 中共的这套外交方针，虽未登报声明，但是它的行动是循此方针进行的。 就打击策略讲，中共自从取得政权，甚至在它取得政权之前，一贯是攻击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自由世界中已取得领导地位，苏联和中共就针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妒视，处处向它进攻，破坏它的信誉和它与盟国的关系。共产党这一着就是“打蛇先打头”的道理。对于美国不利，就是对自由世界的不利，反之就是对共产主义集团的有利。共产党不但在外交上如此做，在国内也发动过抗美援朝运动，打击崇美、亲美思想，以做到全面仇美。这一着它是收到相当的效果。周恩来常很骄傲地说：“我们狠狠地打击美国，几次都生效了；朝鲜战争打出板门店停战会议，奠边府之战打出日内瓦外长会议，打出越南的和平；扣留美国人逼出日内瓦中美大使会谈。”当我听到周恩来的话，使我想到这几次会议，美国政府所处的苦境：朝鲜战争时，英国的扯脚；奠边府危急时，英国对美国施压力；王炳南詹逊会谈时，美国战犯家属不断压迫自己的政府。这一些复杂因素加上美国政府的因循自误和态度不坚决，使中共奏着胜利的歌声。 其次是分化策略。分化策略，中共是到处行使，不过有的生效显著，有的生效于无形。生效显著者的，我愿举英国与美国关系为例。共产党习惯于分析资本主义列强间所存在的矛盾。它体会到大英帝国由一等领导的强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落为二等强国的悲哀。这种悲哀常常反映为妒视，不愿处处跟着人家走，遇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共就利用它这个弱点，不断地进行分化。分化的方法不一定进行游说，它另有压力和利诱两种。这就要中共制造使英国上圈套的机会。就压力说，如在朝鲜战争，中共摆个姿态不怕长期打下去，或使战争扩大；在奠边府危急时，中共又摆过姿态就要派大兵加入，使战争拖延下去；这两次压力都给英国方面创造了机会，使英国有机会表现举足轻重。英国果然以“深谋远虑”的姿态，牵制了美国的行动。中共达到了分化英美关系的作用。就利诱说，英国在战后已是一个穷困之国，她的生命线就靠着贸易。中共抓住了她的弱点，拼命宣传中英贸易的远大前途，互派贸易代表团，签订贸易合同。英国以为这是它在中国取美国地位而代之的黄金机会，所以在1957年禁运问题上压迫美国让步，破坏了禁运条例。纵然英国以后在对中国大陆贸易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中共已得到利诱分化之功。这在英国是短见，有自己经济上不得已的苦衷，迹近于自私自利，可是给中共一个破坏盟国一致行动的机会。 再次，是利用策略。中共也习惯用利用策略之一套手法，它也是遇有机会“捷足先登”的。在国际问题上，它体会到由殖民地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对过去统治它们的国家，或用势力控制它们的人或国，是有不愉快之感的。它们要自作主人，不愿再受人领导摆弄。这是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反映。这类国家在性质上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但在情绪上和资本主义强国却很有距离。举例说明，如独立后的印度、缅甸、印尼、埃及都属于这一类。中共摸到了它们的心理，就拼命表示友好。欢迎它们的中立态度，而且给这类国家的领导人戴高帽子。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新独立之国，本不太见重于世，忽然被人戴上高帽子，说话时有人鼓掌，他们便顺水推舟成为国际要人，国家地位也因之提高。中国共产党之耍弄此把戏，正如它在和国民党斗争时捧民主党派人士一样的办法。中国民主党派人士被利用了，而且今天遭到右派分子被歼灭的命运。国际间的中间路线分子，尼赫鲁先生、吴努先生、苏加诺先生和纳萨尔总统，他们走的路线正是中国民主人士走过的路线；在被共产党利用时称为好朋友，捧得天样高；在情势变了，甚至共产党占了优势，中间路线的人便是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如因一时短见对共产党存幻想，或因复杂情绪与风头主义而被共产党利用的人，才是自害害人，贻患无穷。我是身受其害的过来人，我愿以此忠言敬告尼赫鲁、吴努、苏加诺、纳萨尔诸先生，勿以国家命运做个人的一时快举！ 最后，争取的策略。斯大林在死前不久曾发表谈话，我记得意思是说社会主义集团有两个旗帜争取落后国家，一个是国家独立，一个是民族自由。稍留心近四十年历史的人，谁也知道，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没独立，在它控制下的民族没自由。但是作为口号的价值来说，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都是好东西，都值得有正义感的人们尊敬。可是共产党人利用这个口号是意在骗人，以假的同情诱惑落后国家上他们的圈套。它的作用有二：（一）这种国家，如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者，共产党希望以此口号制造纷扰，使它们彼此冲突；（二）这种国家如接近共产党的边缘，便争取过来给它套上共产党的枷锁，作为共产帝国的走卒，降其人民为奴隶。 中国共产党就是本此策略行事，开口闭口同情殖民地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以及一切落后弱小的国家。什么地方有这类国家和资本主义强国有冲突，中共总是给以声援，表示同情。它的势力范围虽只限于亚洲，但世界任何地方有事，中共都要说话，如摩洛哥与法国的关系等等，中共都是站在弱者一方说话。它的动机倒不是像一般人之如此做法是完全出于正义感，而中共之所以如此却是外示正义，内怀奸诈。它是以此作为攻击资本主义列强的口实，并想借刀杀人。 在亚洲，中国共产党俨然以保护弱小国家自居；谁碰到这些国家的利益，有什么冲突，它都有份；缅甸也好、高棉也好、印尼也好，谁与这类国家有纠纷，中国共产党都表示不能置之不理。这就是中共用争取的策略，一方面取得弱小国家的感激，另方面火上加油制造资本主义强国和弱小国家的矛盾。 中共的这一争取策略，在过去不能说没有发生效果，但是原因并非因中共的策略高明使然，还是当地的情势给它带来了机会。这就要提起资本主义强国的注意，在与弱小落后国家交往时，而且在它们追随强国求取自由时，强国们就当小心谨慎善与人交，诚意讲求互助。任何人心中若再存优越感或统治者的心理，都是给自己找麻烦，给共产党造机会；揭穿来讲，强凌弱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弱小国家也不须有自卑感，或怀念过去的恩怨，亦应以诚待人，站定自己的脚跟，独立自主，小心谨慎对付共产党的渗透威胁。如果资本主义强国和弱小国家都各自明白自己应有的立场，自然就减少矛盾，这就是不给共产党有争取分化的下手机会。这是对整个自由世界有利的。 上述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几个策略，揭穿之后并没有什么奥妙之处。它的着眼点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无法克服的，因之给它有进攻的机会。事实是显然的，矛盾是存在于任何处，不独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间有矛盾，应该互相了解，善自解决；若以此矛盾为借口，而在对共产集团的态度和外交政策上起分化作用，和藉敌威胁，那就很不智慧、很卑鄙，实际等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今天自由世界的任何人，不论其为政治家、资本家、文化人、教育家以及一般平民等等，如果想保有作人的权利，保有自由和民主，不愿当奴隶或无灵魂的机器人，必须认清共产党是摧毁你认为珍贵的权利的最残忍的敌人。当人们面对这样一个敌人时，内部的问题就应当好好地解决，不给敌人造机会，并且不给敌人作分化、利用、争取的对象。 四、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除了正式的外交活动外，还有国际统一战线的活动。这里所提的国际统一战线不是指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间的统战工作，而是指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战活动。共产党认为这一活动甚为重要，有时其重要性还超过正式的外交关系。 国际统战工作用旧名词来说，似近乎国民外交，但共产党的国际统战工作是官办的，而由人民团体或个人出名。它的目的是渗入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对与它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便以人民的名义交往，而达到其预定的目的。资本主义国家虽也有“国民外交”这一说法，而实行起来，人民自发自作的多，官方只是同意或不加干涉，政府包办的偶尔也有，但不常见。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所进行的统战工作，主要的目的有三：（1）联络各国人民，表示友好，透过他们反对其本国政府，造成其内部议论纷纷。甚至支持其他国家人民，尤其是帮助该国共产党，进行颠覆其政府工作。（2）透过民间交往，以求达到政府间的正式建交。（3）在已有正式外交关系而表示友好的国家间，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巩固这种关系。在这三个目标之下，中共派出的团体或个人都是官办的，其领导负责人都是政府官员，只有官方的目的在推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有一小部分是政府首要，或政府组织的团体，大部是人民的团体。这种人民团体有各形各式的复杂目的，多数人是私人的目的超过公众的目的或政府的企图。这些外国人来到北京，全被招待；他们临去后，少数人是对中共有批评，多数人是对中共有好感，而且作了无代价的宣传。中共以付出无多而得到了预期的目的。 现在，我把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形式和内容略作介绍，读者从这里可以体会它的用意和企图。 （一）“好客之国” 中国人民是好客的，喜欢交朋友，欢迎互相尊重的外国朋友；即使列强势力在中国膨胀之时，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这种情势，另一方面还是彬彬有礼地与外国朋友往还。一切现实不利于中国的情况，虽在中国人民心里种下一些遗憾，但是未能动摇中国人民传统的对外友善态度。 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而怀有阴谋策略地在推行国际统战工作；在欢迎外国人来访中国这一事务上摆出好客的姿态，善自运用了阴谋诡计。 北京政府的要人经年地忙于招待“外国友人”，其中一部分来自共产国家，这是包括领导人的访问，和各种团体的来访、表演、参观各种建设。另一部就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包括要人访问，各种团体和个人来中国参观。关于政府方面的要人和团体是由北京政府邀请而来；或由彼方请求而受到欢迎。关于人民的团体和个人是由北京政权包办下的人民团体出名邀请，如人民外交协会、全国作家协会、全国工商联合会、对外贸易促进会、政法学会，中印、中缅、中埃、友好协会等等人民团体都出名邀请过“外国朋友”。 被邀请到中国访问的无论个人或团体，大批的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日，最近几年来每逢这个节日都有外国来宾五六千人参与观礼，检阅北京五六十万人的游行队伍。这些来宾于参加典礼之后，被款待到全国各处参观、旅行。此外，每月有大小不同的二三十个团体来中国访问、观光、谈贸易，他们都是得到盛情的招待。资本主义国家政要来到中国访问的有英国工党首领艾德礼一批人、有印度总理尼赫鲁一批人、有印尼总统苏加诺一批人、有缅甸总理吴努一批人、有阿富汗总理一批人、有新加坡马歇尔，也门王子等人。在这些人中以招待尼赫鲁和苏加诺为最盛。官办的欢迎群众由西郊机场排队到为他们预定的城中旅邸，大约有二三十万群众。 来访的各国要人，各种团体，如贸易代表团、议员访问团、电影界代表团、艺术团体等；甚至个人，如社会名流、作家、记者、下台的政客、左派人士，在北京都得到盛大的欢迎和殷勤的招待。住的是中国各地最舒服和华贵的地方，吃的是最上等的；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都是盛大宴会招待，北京饭店经年几乎日无虚席，举行大宴会就是为了招待“贵宾”。服侍他们的有大批经过训练的翻译、勤杂人员；这些人当然都是特务工作者，客人的举止行动随时都得上报。“贵宾”出入有随从侍候，有专备的汽车。总之，共产党尽量使客人舒适满意，做到宾至如归，最好是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国。 共产党之招待“外国友人”如此盛情，其目的与方法是显然可见的。他们并不信任这些“外国友人”，而只是以“好客”的伪装达到其阴险的目的。在中共决定此工作进行之前，心里先有了打算，而做了很好的准备。第一、是盛大欢迎款待。在资本主义国家生长的人，都有温情主义，受人家这样欢迎款待，盛情可感，在心理上种下了“人待我好，我不便以恶报善”，至少也产生一种感情上的舒适。去到北京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有这种心理状态；即使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做法，甚至厌恶共产党的人，也不会否认感情上的愉快。这样中共就得到了第一着胜利。第二、在招待参观各方面，中共做了准备。选择哪个工厂、农业合作社、工业学校机关等供外国友人参观，这是选中国大陆在这各方面最好的。客人看了自然点头称好。即使这些工厂、学校等等不如其本国现有的好，但是一想到这是落后中国家于几年内建成的，也只有给以称赞。他们回到国去，向外发表谈话，多数的只有称赞一番，少数的稍有批评，这又是共产党借了“友人”之口，做了一次宣扬建设和国力的宣传。第三、中共准备好了，凡是招待“外国友人”的任何人，都经过一番训练，教给一套言语，如出了范围自己不能随便答，可以请示上级再答复。“外国友人”接见的人，无论为民主党派负责人或企业单位负责人，他们都是按共产党准备好的一套发言。外交部曾印有与外国来宾问答的小册子供这些人遵循，其他的材料就是《人民日报》的材料、社论，或各级机关企业能向外发表的材料；这样的布置准备就可使“外国友人”在中国得不到官方准备以外的材料。同时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官员、干部、甚至一般群众，谁也不敢向外国人随便发言，所说的话都是官家的话，否则有受“反革命”的嫌疑。并且凡是和外国人接过头见过面的人，多数是有同事在场；即使是个人谈话，私人也不敢发表真意见、说真话，而且事后还得将所谈内容向组织或向党方负责人报告。这样的准备应付“朋友”，就是使“朋友”的头脑为自己利用，想借他们的口为自己宣传。第四、共产党不怕“外国友人”批评，甚至恶意咒骂，因为这些人并未摸到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真正情况，他们若有所骂或有所批评的，那只是一般的抽象东西；如说中国人民穷困，共产党统治严厉，这已为全世界周知之事，说出来对于共产党损害不大。 总之，共产党意料到，它这种好客方法是收获多、受害少；混淆世界听闻的益处多、害处少；抓住这些“友人”的好感多、恶感少；在国际统战工作上是积极的成分多、消极的成分少，那么它何乐而不为呢？！ 共产党之做这种工作是无微不至的，虽至极微之事，周恩来都亲自料理，如宴会排座次，他得亲自批准。对每个“友人”都要起一定作用。大者且不去论，就是一件小事，周恩来认为也不应放过，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绍那次访问北京，其随从中有一个青年美国人，共产党认为是美国特务。周恩来向我们说：“我明知这个美国青年是保镖的，是美国特务，但我特意招待他，摄影时我让他在场，吃饭时有他的座位，这个青年就有点受宠若惊了。我们不必怕美国特务，我们应向他们做工夫。”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外交部长周恩来都用了心思，而且向干部提供工作方法。其他重要的人、重要的事，他们所用的心思就可想而知了。 “好客”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它的目的是分化利用与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制造“敌人”内部的分歧冲突，利用“敌人”的内部分子供自己做宣传，在外国培植亲中国共产党的分子和气氛。这个气氛在中共代表团回访各国时得到了反映。他们回到北京曾报告说：“凡是来过中国的人，都是我们在其国工作时最好的朋友和支持人。”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曾经率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印尼，有文工团参加，他回来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说：“在印尼我们遇到困难时，不只是政府帮忙，最重要而有力的是来过中国的友人的帮忙；他们组织起来欢迎我们，保卫我们、给我们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这些人不一定是左派分子，他们任便是右派分子，也是以亲热的情绪支持我们的。”访问过日本的卫生部长李德全由东京回来，也报告过说：“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本人，是我们在日本访问工作最热烈和有力的支持者。”从这里就可看出“好客”在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上所起的作用。至于中共的“友人”，在报纸上为中共宣传和以中共立场来批评其本国政府的文章，那是有目共见了。 （二）无孔不入 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原则是“来者不拒”，有机会去的地方就派人前往。“来者不拒”原则是一般的运用，即使是它认为最顽固的敌人——美国人——也是如此。如远东区域和平大会美国代表前来北京，1957年41个美国青年由莫斯科转来中国访问。最近三个美国母亲探问她们在囚的儿子，和小鲍维尔案的律师魏宁，都得到了入境许可。只有一个例外，是原先欢迎来中国的美记者，因国务院阻止多日，未果。1957年国务院虽允许有限制的记者到中国来，但中国大陆因鸣放整风反右派搞得乱七八糟，中共寻个外交上的理由拒绝了这批记者入境。他们认为这时让美国记者访问，所写的报导一定是予中共不利的。 有机会就派人前往这一原则，至今还无例外。因为中共决定作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到处拉朋友、到处起作用、到处点火，这一无孔不入的办法是对于中共的国际地位，共产主义的宣传，以及探求情报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它们派出的人都是经过训练的、认为可靠的；或是地位已相当满意而不会有其他企图的。最紧要的在外活动的团体是有严密的组织，团员们互相监视，而不许有个人活动；出入起居都是三五个人一组，这样谁也走不了风声、谁也脱逃不了。 出国的团体都有一定的目的，它们的姿态虽各有不同，但是都为一种任务工作；即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宣传中共的力量和优越；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方面，在矛盾复杂的资本主义国家找自己的朋友，同情者、支持者；这也就是在“敌国”阵地上安置了自己的人，或是给“敌国”造成内部矛盾，这就是国际统一战线的目的和工作。 北京西郊的飞机场上忙着欢迎各国来宾，同时送走派往各国的代表团、文工团、杂技团、戏剧团。我在上文说过近几年来每月都有二三十批外国访问团来北京，同时每月也有不少批出国访问的团体和个人。在北京，我们的熟人中，不少人几天不见了，隔些日子回来，一问是出差访问去了。那些派往共产主义国家的团体且不讲，单就访问资本主义国家的团体和个人近三年来也是特别活跃。据我所知，中共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远较苏联的为多，且极活跃。 我们不必举人所共知的共党集团主持下的世界和平大会，1954年在印尼召开的和1957年在埃及召开的亚非会议；1955年在印度召开的亚洲会议，和1957年在日本召开的“反原子弹大会”等等，共产集团在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上所收的效果；单就中国共产党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团体来说，所起的作用也极可观。透过这些活动，它们到处找到了同情者、支持者，到处起了骗人的作用。 举例来说：卫生部长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以红十字会的名义率领代表团两次访问日本，据他们回来的报告成绩是可观的；平日反对中共的日本人也来向他们握手，在工作上帮助。1954年宋庆龄访问印尼，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领文化代表团也访问印尼，他们回到北京说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佛教首领一行人到过佛教国缅甸、印度；维吾尔族领袖鲍尔汉和回教徒吴鸿宾率领一批人访问埃及和回教国，他们的报告又说是得到佛教国回族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京剧演员杜君芳、叶盛兰在巴黎、伦敦等地演出，红色中国的戏剧轰动英法等国京城，自然也起一定的对北京政权的好感作用。1956年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楚图南率领大批演员远征南美国家，演期数月，这也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攻势。其他少数人出席国际科学和文化聚会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久大工厂总工程师侯德榜率领一批人以科学家的姿态访法国，翦伯赞以历史家身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一个历史学者会议；1956年政治学者钱端升奉命个人参加在加拿大由一位美国人主持的学者座谈会；刘王立明等人以中国妇女节制会会长的身份在西德参加世界妇女节制总会会议等等。他们这些人奉命出国，都负有一定的政治使命，都作有一定的政治或文化工作，他们的行动或多或少的都起了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派人出国这一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出国的除了集团准备之外，周恩来还要召来训话，面示机宜，注意何点，如何工作。他之费这番心思不是为了装饰门面，实有他的阴险企图。 中共对国外工作是不放过一个机会的，必要作到无孔不入，我举个小例以资说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1951年给中国科学院一封信，说某年某日为该校150年周年纪念，欢迎中国派人参加庆祝。这时正是抗美援朝期中，院长郭沫若看到这信，置之一边，未作答复。1954年正是中国向外访问的热潮开始，忽然在一次聚会上郭沫若提到这件事。周恩来当面斥责了郭沫若，说不应当不派人，至少也须回信；因为这种疏忽便与那时该校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失去了一个接触的计划，甚为可惜。因之，周恩来在会上指示说：做国际工作虽是细微之事也须重视。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了解中共对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如何重视。它的争取、利用、和制造“敌人”内部纠纷是如何的阴险。 （三）贸易之饵 中国共产党开口闭口责骂资本家是唯利是图，它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时，也常说资本主义政府是由资产阶级包办，资本家只知如何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且是为了利润常常冲昏了头脑。共产党说，资本家们在国内市场争的头破血流，在国际市场各国的资本家们更是白刃相见，争个你死我活。共产党这套说法虽有过分夸大之嫌，但是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既有这种现象就难免被人利用。中国共产党就投下贸易之饵，做它的分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想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于己有利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它知道空口说话是没人上钩的，空口说话不易接触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如接触不到这些人，就难以制造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利害团体和阶层间的冲突，就难使政府与个别资本家冲突；同时也难造成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害冲突。它知道资本家见利可以忘了国家，它知道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为本国利益忘却盟国共同的利益；因之，它投下了贸易的饵食。有了饵食就不是空言，就可诱人上钩！ 中国曾经是国际商品的好市场，同时又是大批原料出产地。各国的资本家商人注意这个市场，曾经因此发过大财，而且还想发一笔大财是可以理解到的。无穷的原料财富取之于中国，国际资本家、商人、甚至某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此致富，而且得心应手，现在他们都还有这种欲望。但是情势变化了，中国共产党得了政权。它有了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间的互相贸易和互通有无，互相支援，它们已另成一个贸易集团。今天，中共以贸易做饵食只望想达到它分化、利用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目的。它只是向资本主义国家抛放一块骨头，而让无见识的外国资本家、商人、和某些外国政府当作一块肥肉去抢、去竞争、去破坏自由世界的团结阵容；或是分裂一个国家内的资本家们彼此冲突；或是透过见利忘义的资本家压迫自己的政府，以便与中共通商，或承认北京政府。 中共抛下了一块骨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其资本家商人，真就大家来抢这块骨头，而且希望捷足先登，惟恐落后。几年以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透过其商人，或半官半私的贸易团体，纷纷奔向北京，签订不少贸易协定，和交换物资的合同；举例来说，如英国厂商，日本贸易团体，法国和西德的贸易团体，印度、印尼、阿富汗、埃及等等不少国家的商人和半官半私的贸易团体都和北京做了商业往还。它们都想抢中国市场。但是肥肉似的中国市场是历史上的事，也许是将来共产党垮台以后的事，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商人想从那里抢走肥肉，那才是白日做梦，自骗自己。 我们为什么说中共抛的是骨头而不是肥肉？原因是：中共的经济是统制而有计划的，一般民用商品是不容许进口的；它所要的是工业器材，这种东西大部分是由苏联供应，极少部分可以购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小部分以数目计就不很多，而且限于它的外汇，它也无力购买许多；因为中共的外汇靠出口，大批物资已经运往苏联和共产国家，能够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换来外汇的物资已经有限。因之，它也就没有多余的外汇由资本主义国家进货。这少许出口物资或外汇在资本主义国家商人争抢之下，参与竞争的人能够抢到的已是微乎其微。这已经显明的是一块骨头而不是肥肉。 但是中共是很聪明的，以仅有的外汇或物资来换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必是精选，而且必为其极端需要者。一般说，这些进口货必是有助于建设重工业，或军工业，否则它不会浪费资财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商人，纵然都在这一方面得到一点利润，而且是为时甚短的利润；但为时不久，中共的重工业建设好，军工业建设好，它将配合苏联的力量进攻自由世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商人与中共做过这批生意的，还得以血的代价偿还利息。这个例子，在最近三十年的现代史上也曾有过。在日本于1931年进攻中国东北之后，美国商人在美国政府“不承认政策”下，还不断地向日本运输废铁，中国人虽反对，而运输者直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才肯放手不做。但是后来几年中，日本向美国作战，其中武器就有大批是美国废铁冶化做成的。日本用了美国的武器回敬了美国人。中共今天以它仅有的外汇和物资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其毒狠的居心，就是等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器，想在将来回敬这些主顾。 问题虽如此简单、明显，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商人偏偏争先恐后地向中共兜生意；禁运条例虽为一个明智之举防止这种弊端，但以英国为首的一群国家偏偏短见，见利忘义，破坏这个条例，自己饮鸠止渴，还要连累害及自由世界的阵容。中共抛了一块具有毒素的骨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抢得面红耳赤，共产党斥骂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无耻之徒，实在值得三玩其味了！ 总结中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统战工作，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欢迎你来中国，积极地派人到各国，最后还以贸易来勾引。方式虽不同，而目的却是一个：即制造“敌国”内部矛盾，“敌营”分化，争取于己有利的条件。中共的“敌人”在欢迎声中，大吃大喝声中，在抢骨头斗争中，还不知身在何地。 五、中共眼里的国际人物 在过去历史中，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有个优良传统，就是认真论事。就如双方打仗，纵然对方败了，如果人家打的出色，胜的一方一样赞赏对方的出色人物。以近代史为例，德国在第一次大战纵然失败，兴登堡将军在世人眼中还是名将；德国第二次战败，隆美尔将军还是美国电影中的英雄。这是就事论事的观点、方法。这个就事论事的观点、方法，不适用于共产主义世界。它们是另一种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立场；凡是资本主义世界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或尊敬的人物，在它们眼中都是分文不值。假如今天英美所谓民族英雄，共产党一定骂之为资本家的走狗，或卑鄙的帝国主义分子。 共产党否定资本主义世界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和人物，就是因为它们有另一个世界观；它们有辩证的方法，和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所以评定事物一定戴上它们的有色眼镜。但这只说明一方面的情况，另一面的真情就是它们以自私自利出发，合于己利者就是好的，否则一概排斥、拒绝。 这个方法，他们同样用之于外交关系。 在外交上本来是以政策为主，评论外交人物也是以其政策为根据评论他高明或无知，认定其为敌为友。中国共产党是和苏联一样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敌的。这是个基本问题。但在运用策略时，我在上文已论到，它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是打击、分化、利用、争取的几个方法。资本主义国家在共产党眼中同在被打倒之列。在迈向打倒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群就在他们这四把刀下打圈子。有的国家被它们玩弄利用争取，而且被玩弄还觉得很愉快、很光荣、很有体面。这真是一种讽刺和悲惨的镜头。 在中共眼里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人物，是高明或低能，是以共产党本身利害为标准而评定的。这是基本的。同时，它表面上恭维的高明人物，因为其工作活动对中共有利；但在中共心里，这种人是不值分文的。它表面上痛骂的人物，因其政策和活动正足以抵制共党阴谋；但在中共心里是最畏怕的，也可解释为西方人所谓的尊敬。把这两种情况，基本的、和表面的，合起来说：中共基本上是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人物；而于运用策略时，它恭维于己有利的人物，因为他低能；它骂于己有害的人物，因为他了解共产党。 这种说明还是抽象的，不举实例，还不足以清醒眉目。但若长篇大论中共眼下的大批国际人物，亦非本节篇幅所许可。我现在举其要者，作为说明事实的例子。 近几年来，到北京访问而受到中共热烈欢迎招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有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尼总统苏加诺。他们颇受中共的恭维，他们是受了中共的利用；自然，他们也私下怀有居心想利用中共抬高自己的声价。但结算起来，中共利用他们分化自由世界的舆论和分化自由世界的团结等等方面效用大；而他们利用中共的捧场抬高自己的地位声价等等方面收效小，而且是暂时的，无补于实际。中共表面上颇为恭维他们，但内心里并不钦佩他们，反而有轻视之意。 在吴努第一次访问北京之后，周恩来向我们做国际情势报告时，提到吴努，周恩来说：“我们这位年青的缅甸朋友颇有勇气。（说到年青二字时，周恩来面带微笑，露有轻视之意。著者识。）他说：‘我要到美国去，调解中美关系。’这种勇气是好的，看他怎样去调解吧！”说完这句话，周恩来在讲台上笑了。 在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北京之后，有一次周恩来在大会上向我们报告说：“我们得好好地运用印度的关系，印度是英联邦的一分子，运用好了，可以透过印度牵制英联邦，借以分化资本主义阵营。尼赫鲁以新独立的国家，自己本钱不大，他要登上国际舞台，我们非帮点忙不可。联络尼赫鲁，我们可以摸摸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底。”周恩来说完这段话，面上现有得意的表情。 在苏加诺访问北京期中，在中共政权高级人物聚谈时，我听到大家同有这一种说法：“苏加诺自己承认他的思想是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启发影响；孙夫人宋庆龄访问印尼时，苏加诺自认是孙中山的学生。像苏加诺这样的人，他已有崇拜中国革命的基础，我们与之交往，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善自利用他，在东南亚可起很大作用。” 这三位“国际人物”，在北京受到盛大欢迎招待；而他们去后，中共的统治者是这样一套说法。言中虽无攻击之意，而藐视之情露于言表。这说明这种人在中共眼里是被利用的工具，而无尊敬的心情。 我再举几个人物，是中共攻击的对象。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中共攻击的对象。中共利用一切粗野的语言攻击他，说他是流氓，光棍等等。但是中共了解，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物中，杜勒斯还是比较英法等国的政治家了解中共的人，他的一举一动还是使北京头痛。惜乎，美国国内不了解中共的人物多，处处给他为难，使他的政策主张不容易贯彻。凡是他言而不能见诸实行的事，中共便露出喜悦之色。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中共攻击而又喜欢的对象。攻击他，只因为他是美国的总统；喜欢他，是因为他“稳健、开明、识大体”。所以在美国总统改选时，北京和莫斯科是同样希望他能当选。他有病时，北京和莫斯科同样担心他们的“友人”有个好歹。担心怕美国换了一个总统上台，便对北京和莫斯科不利。他们怕副总统尼克逊继任艾森豪威尔，以他反共的坚决态度，便会给中共召来更多的烦恼。 在东方国家领袖中，中共痛恨李承晚，骂他是帝国主义的走卒。但是李承晚每一行动和发言都刺痛了毛泽东的心。中共不怕蒋介石，因为他们知道蒋这个人痛恨共党有余，但他们与蒋打过交道，颇知他那几手。 在西方国家另一个领袖人物，西德总理阿登诺，也是中共痛恨的、责骂的，因为这个总理一言一行都表示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与它斗争的决心。 总括来说，在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物中，在中共表面痛骂，而内心畏惧的只有三人，即杜勒斯、李承晚、和阿登诺。因为他们算是在领导人物中了解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所怕的就是这种人。 从共产党恭维的人和它痛骂的人，就可知道中共的居心。自由世界的舆论以此标准分辨何者对自由世界有利，何者有害，就可明若观火。不论共产党耍弄什么花枪花调，如主张开东西方高峰会议；或是被其利用者说什么巧语有什么建议，如主张中共政权加入联合国。自由世界衡之以利害，做一明智选择就不会犯了错误。 ※※※ 在谈罢中共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种种之后，我还是以一首歌压尾。这首歌是1950年1月30日写的。那日正是农历年的除夕。在这天，我看到解放后人民的穷苦日子，其惨淡景象是前所未有的；至于以后几年的情况更不如那个时期。在这天，我看到为庆祝即将签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街上敲锣打鼓大扭“秧歌”。我感到天下由此多事，这条约象征着战争。固然当时我也未知朝鲜战争是在当年6月中爆发。今将该歌抄录如下： 新年歌 过新年，家家欢！ 一年一度大团圆。 狂欢只是谈往事， 辛酸泪向肚里咽。 东家上吊为饥苦， 西家投河欠粮钱。 孩子叫，爆竹烟！ 声声惊魄断魂弦。 糠难咽，树皮干！ 亘古以来最穷年！ 街上秧歌扭得欢， 一头汗，一肚酸！ 谁的腿脚不值钱？ 忽传友好条约定， 都说这是太平年。 张说张有理，李说王意偏； 白纸黑字墨未干， 狂欢笑，大睁眼！ 过新年，家家难！ 无声之年有泪眼。 天难靠，地无缘； 上天无路入地难。 东方红，有救星！ “天大的老爷救救穷”！ 年！年！年！ 山河依旧物景迁， 风云常变民不安； 民不安，可奈何？ 谁能唱个太平歌！ 你闭你倦眼， 我断我喉舌； 且忍这逝水流年等闲过！
第十一章民主自由的绞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十一章民主自由的绞刑 一、窃取美的名词实行欺骗 二、所谓“民主”的实际 三、所谓“自由”的实际 四、举两个例子 五、为人权继续奋斗 一、窃取美的名词实行欺骗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行之。”这是常为人感叹的名人遗念。“我们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多年的口号！自由、民主为二十世纪文明的精髓，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的火炬，它是时代的热潮。它是人民斗争得来的结果，它是人民珍贵的权利。谁敢抗拒这个人类觉醒后的巨流，谁就会被这个巨流冲毁消灭。封建时代的帝王坐在宝座上反对人民的民主、自由；多少帝王的头颅啃地作为反抗巨流的代价。纳粹狂人希特勒在人民争自由民主的飓风中随风而逝了。民主、自由是不可抗的力量。 共产党的本质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但是共产党是阴险多诈惯于撒漫天大谎的组织。它在独裁专政的实质上，套上一件民主自由的外衣，颠倒黑白的称为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这个专政即非人民的，更非民主的，只是独裁者一人和其周围的一群人实行横暴而已。共产党人行为上是反民主、反自由，但它却不敢高揭反民主、反自由的旗帜，因为这是觉醒的人类一个巨流。共产党恨民主、自由，它于不敢抗拒之中，实行鱼目混珠的手法，它也虚伪讲民主、自由。这就是贼人高呼“有贼有贼”的骗术中的一种。 以独裁专政横行无道的共产党而披上民主自由的外衣，它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与它们的战略战术有关的。自共产党生长以来，它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生长起来的；它是首先愚弄少数人，渐次欺骗多数人；取得政权之后还在不断欺骗愚弄，直待世界都被它征服，它才会撕下这副假面具，露出狰恶的面孔，它也不会再讲假民主、假自由了。今天在它统治范围之内，已经露了一半狰恶面孔，但它还保留一半欺人面具——仍在谈说民主、自由。 它的战略战术是想征服世界，而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对象采取不同的骗术。共产党是深谋多诈的，用它们自己的术语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对具体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应付方法”。我试举例子，用以揭穿它们这个秘诀。 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还不算大，暴力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它们是在宪法范围内作活动，大讲民主权利和自由。这就是它们所谓的合法斗争。宪法成了它们阴谋活动的保障。动辄根据宪法攻击政府，它们作了党的阴谋活动，而要求宪法保障。所有煽动言论，示威行动，甚至间谍活动，也诉诸民主权利和自由人权。在美国和英国这种事实最为显著。共产党之所以如此，一则是掩护党的活动，另则是争取社会的同情，而它自身是另有企图阴谋的。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是被骗了，政府被约束了，共产党人得了方便和实惠。 其次，在落后的国家里，人民是争民主自由的，共产党就混在人民群中，大讲民主自由，好像自己是民主自由的斗士。假意的同情人民的斗争，支持人民的要求，甚至领导人民的活动。人民是看见它的外面而看不见它的心里的诡计，所以也误认共产党是值得同情和拥护的。在这里，共产党骗取了人民的好感，而它自己折磨人民的阴谋是留待将来付诸实施的。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就够说明这种现象。 再次，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内有广大人民还未忠心靠拢，它还是大讲民主自由。对外起了欺骗作用，因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落后的国家人民，不知底细，以为共产党取得政权真正实行了民主自由；混淆听闻，使他们心往；多少可以同情共产党，这也就是制造“敌国的内讧”。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落后国家人民对他们自己政府稍有不满的情绪，对共产党“贩卖革命”都是有好处的；其次，人民势力足可影响各国对共政策，这更是共产党一厢情愿的事。 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对内还大讲民主自由，而实际是一点民主自由气味全无。这是什么道理呢？一则，共产党骗人民时说了不少民主自由的谎言，现在虽不能兑现，但是不好一下改变调子，这样对它是不利的。二则，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初，它还未取得人民的忠心支持，换言之，还未治服人民；因之，还得再骗一个时期。三则，共产党逐渐地把民主自由给以曲解，实行政策时给以限制，在混淆不清界说中消灭了民主自由。关于这种现象，本文将以中国实例给以具体的说明。 综合上述三点，由资本主义国家，到落后国家，以至到共产党在某些国家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的战略战术虽则因人因地所施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是值得提出的，那就是共产党得到一个规律：世间明白人少，糊涂人多；明白共产党的人少，不了解共产党的人多。因之，欺骗战术随时随地都有市场。结果是，等那些受过骗的人们觉醒过来，共产党已经受到实惠；而且事实证明不在它统治下受过实际痛苦教训的人们，始终不会明白它，即使了解一星半点，那还是不深入、不彻底；遇有新问题，还是拿不定主意。那些受了骗的人民，进入它的圈套，受了它的统治，而觉悟过来这个骗子的罪恶，但是已经上了枷锁，关在铁幕和竹幕之内，就是想喘口气都不那么容易了。他们是觉悟了，但是已经晚了，后悔迟了。何况还有一大批人吃共产党的迷魂药，一时还不易清醒过来。 这种情况，真是二十世纪的悲哀！ 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有句名言说：“唯名器，不可以假人”。这就是统治的名义不能随便予人。共产党深明这个道理，最近反右派斗争中，它说：“各民主党派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因为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可以利用合法地位发号施令，招兵买马”。这虽是一种诬蔑，但可说明共产党深懂名义不应轻易予人的道理。所以共产党很聪明开口闭口都说自己代表人民，自封为“人民政府”，这是多么重要的名义。共产党与全世界人民斗争时，和各国人民、政府斗争时，它死不放手抢夺那个民主自由的旗子。这个旗子是多么重要。对自由世界人民说，这个旗帜是光明的象征；对共产党来说，这个旗帜是骗术的惑人广告——挂的羊头，卖的狗肉。 共产党认为世界人民正多着呢，他们的骗术生意大有市场；世界上固亦有揭穿它的骗术书籍，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甚至有些人对共产党骗术漠不关心，以为自己没有亲受其害，便置若罔闻。甚至有些人还对共产党的“民主自由”存有一些幻想，以为共产主义总有一些民主自由理想。诚然，在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他们那些人的头脑不是不为民主自由的理想所感召，他们不是不想为民主自由呼吁；甚至早年参加共产党的一部“革命人士”，他们也不是不为民主自由而献身革命。但是这个党自从组织以来，尤其是自从执政以来，由苏联共产党，到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所谓人民民主国家队共产党，它们所作所为都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他们都是民主自由的刽子手。 自由世界防止共产党的阴谋，固然要在本身充分发展民主自由；同时要不断揭穿共产党的伪装民主自由。把事实摆在面前，人民就会选择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人民也会唾弃骗人的东西。共产党什么时候没有了国际骗人市场，以后再缩小其国内欺骗市场，这时就是群魔在太阳光下现出丑恶的原形，审判的日子就将降临。 发扬民主自由好的一面，同时揭露共产党伪装民主自由下的实际生活。这种工作虽是迂缓，实际是极为重要。只有世界人民都认识了共产党的丑恶生活，使共产党不能伪装以自由民主旗手自居，那才是它的末日。共产党以骗术起家，窃取了人民的同情支持，以至有了强大的队伍，有了现代的武器。它之所以有此成就，还是自由民主的招牌为它开了路。它还利用此骗术愚弄人，在其铁幕竹幕之中驱使广大人民为它们这个残暴的政权服务。我已说过，陷在铁幕竹幕中人是有悔之晚矣之叹，但这种人的觉悟对于自由世界来说还是极为重要。有了这些人的痛苦教训，可以教育自由世界广大的人群；有了这些人的觉悟，可以成为自由世界一种最靠得住的力量。这些人就是一面明亮的镜子，照出共产党的原形；这些人的痛苦，就是共产党罪恶历史的见证人。 我自己是个多年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为民主自由奋斗，有二十多年的经历。在我未参加北京红色政权之前，我是一贯不同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对中国共产党也有过批评，但是回想起来，我过去还是对它们有几分同情。总以为他们虽持异端，惟对民主自由在一定范围内也还有些分量。所以在我的著作中，从未对它给以严厉的批评。这也说明我的思想是落后于现实，我也曾一度受共产党假民主自由之骗。最近，我在竹幕内居了八年，而且亲自参与了它的政权，亲自看过和体验了它的政治生活，使我恍然大悟，共产党的“民主自由”完全是为骗人而设的名词。因之，我觉得我有责任，在许多先进人士揭发共产党的面目之后，以我的体会，公正的、正确的，有把共产党在这方面所玩弄的把戏给以暴露和抨击的必要。俾使不了解共产党的人，和一般纯洁青年，再不受共产党的欺骗。这是我的道德责任，我应为现代的历史作证。 二、所谓“民主”的实际 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民所了解的民主意义，正如我们的先辈以头颅鲜血所换来的民主，那是说国家的事是人民自己的事，应当由人民自己管理；其方法是通过选举由人民选出政府来办理大家的事。这种政府如不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有权将其撤换；有的通过改选，有的是通过不信任案倒政府的台，有的通过罢免政府中的某些负责人。在这种民主的意义来讲，人民是主人，主权是在人民的手里；它不容许，任何个人、集团和阶级以任何名义取人民的地位而代之的作法。古代帝王虽残暴，但勇于正名。他们自称是专制，人民是他们的臣仆，他们是不假民主之名的。近代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人虽狂妄，他们也是勇于正名，他们独裁就自称独裁，也不假民主之名。惟共产党是懦夫、是骗子、是狡猾成性的一群，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实行一党专政，再追进一步是个人独裁专政，他们不勇于正名，而玩弄懦夫骗子的手法，说他们的政权性质是民主自由的。第二次大战后被共产党夺取的国家，有的称人民民主专政，如中国；有的称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如朝鲜；有的称人民民主国家，如东欧在苏联控制下的一群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实行独裁专政，而在名衔上都冠以人民或民主的字样，这就是证明它们不敢抗拒二十世纪的民主潮流，这也证明他们的懦夫态度和骗子的伎俩。 骗子的技巧是鱼目混珠，令人对它认识混淆不清。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在理论上，过去我对共产党的民主，虽在基本观念上不同意它的作法，但是因为我只是在文字上去了解问题，并没有亲眼看过它们的实际生活，我曾于论民主制度时，说苏联的民主是“狭隘的民主”，意思是说他们虽然是以无产阶级专政自居，消灭其他阶级，但在其本阶级内或是共产党内部总还有民主；因之，我说它是“狭隘的民主”。谁知我在此一点上也犯了错误，这是我在八年实际生活中发现和体会的。我体会到任便共产党有什么花言巧语，任便它有洋洋乎文章，我认为在实质政治生活中，它的制度只能是名副其实的专政独裁，绝对没有民主；即在其本阶级内，如果它尚能代表一阶级的话，是绝无民主；在其党内，也是绝无民主。 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他们常说既要民主，亦要集中；方法是由“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按之共产党的说法，凡事在下边群众中广泛发扬民主，让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把这种群众意见收集到上级，由上级研究这些群众意见，加以总结，作出指示方针和政策，然后再送到下边去执行。说来也像有理，煞有介事似的；但是事实绝对不是这样。事实是一切事决定于上级，而且是主观地，独断地作出决定。什么事都由他们少数人决定了，他们说：这是人民的要求；什么政策，他们决定了，他们说：这是群众的要求。反正“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独裁者随手骗人的名词，共产党的一切罪恶假手“人民”之名以行之。 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原则——民主集中制，不但是在人民中行骗，绝无民主的意味；就是在其本党中也是如此。凡事由独裁者及其周围的几个人商议好，作了决定，他们说这个决定是广泛的采取了群众的意见，他们采取群众意见与否，只有天知道。然后把这决定交给各级党组织讨论，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呈转上来。方法或是倒转过来：对一件事独裁者本已决定，但不发表，只把几个题目交给下级讨论，然后把意见呈转上来。独裁者假意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把他自己的独断决定公布出来，说是经群众讨论的结果，实际还是他们原先决定的东西。即使他们看过群众的意见，但是合乎他们意见的被称为是好的、是正确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与他们意见不合的，被评为是左倾的或右倾的、不正确的、反马列主义的思想。何况，共产党员都受过痛苦的教训，谁都是在党的铁的纪律的鞭子下打得战战兢兢，他们只学会老老实实地听从党魁的领导，他们已被教训得不用脑筋去分析问题，去讨论问题，只是用口背教条，背领袖的指示，和党报的言论主张。他们被教训得十分机敏，谁若有与领导意图不同的意见，那边有好多帽子留给他戴；那就是“反党”、“反马列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产阶级路线”、“反革命”、“反人民”、“反领导”、“反社会主义”、……一类的大帽子。这些刑具摆在眼前，碰到谁头上就是生死问题，就是政治生命完结的问题。试问谁还敢提出与党领导不同的意见？假如有人如此，那人一定是发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什么民主云乎哉！没有“民主”，就剩“集中”了，而“集中”的实际就是独裁者的独断横行。 如果必要找出一点民主味道，是的，共产党内有时也有“民主”，那就是反对派的奋起。苏联有过托洛茨基派，中国有过高岗、饶漱石派，往远追述一下还有陈独秀派、李立三派、王明派；但是一经有此现象，就是流血屠杀，被开除党籍，或是被打下台。这样，能称为民主吗？如果，流血、屠杀、开除党籍都是民主制，那么天地间事，强盗、偷窃、奸淫……都可称为“民主”了。 共产党在党内尚无一点民主味道，还能想像他们在人民间会发扬民主？人民群众只是它们统治的对象，人民民主只是骗人的词句；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形式上的骗人滑稽剧，群众意见只是独裁者强奸民意的别名。这一套骗术迷昏过广大的人群。未受过共产党实地教训的，多不能逃过此骗关，即使有人反对共产党，也很少了解这其中的微妙之处。不过，受过共产党血腥教训的人，虽不能说个个有此觉悟，但大多数人是领会其妙处了。 但是，共产党是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的骗人能手，是狡猾阴诈的坏蛋，他们的骗术是日新月异的。在它们手中掌着一部骗术辞典——唯物辩证法。在共产党人的欺骗成性的脑中，凡是于他有利的，他们说这是于革命有利，引伸到于人民有利，他们便自欺欺人的，无恶不作。好像他们一有唯物辩证法，就等于一个信教的坏人作了什么坏事都得上帝特许赦恕一样；故敢胆大妄为，而且是言之不愧。所以共产党自以为作什么都是对的，杀人放火是对的，不守诺言是对的，……它们把自己集团以外的人都作为应当被欺骗、压榨和倾害的对象。这种人实在是自私自利的狂人。 从前，我有几分尊敬共产党人，以为他们任便手段残忍，但还有些悲天悯人的高尚理想。但是我八年来和他们相处，由毛泽东以下的一群党人中，充分表现了他们自私自利，卑鄙污浊的品质与言不顾行的欺骗。我虽如此说，但到今天，在我痛恨共产党所加于中国人民严重灾难的今天，我的意识中还对极少数不得意的共产党人表示我的敬意，我觉得这种人还保有一些中国人优良的传统，他们不满意共产党近年来的作为，他们也有同我一样的悲哀！他们是陷身魔掌莫能为力，他们也悔恨自己的理想成了泡影。 共产党既有一部骗人的辞典，它们随时都有话骗人。在“民主集中制”的非民主情况下，逐渐为外界和人民了解之时，它们的骗人妙计又兜上心来。最近，共产党在国际事务上，和国内“民主”问题上，不是常提“协商”这个名词吗？这就是“马列主义的发展”；在新骗术中，求取得对它们有利的条件。在国际事务中讲“协商”，是共产党看到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循自误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共产党再给以麻醉剂，说“协商”可以解决国际问题。它说这话时是积极充实自己的力量，争取时间，以便时机一到就击垮资本主义国家。而它说这话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起了松懈作用，很多人过着苟安的生活。这是对共产党有利的。同时，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他们对共产党存着幻想，保持中立，准备共产党的渗透。这也是对共产党有利的。在国内，它的“民主制度”，逐渐为人了解，不足以再骗人，它就用“民主协商”这个新名词混淆听闻，共产党的设想是这样的：“你们说我不民主，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好，但是我有民主协商，这是优越的民主”。 “民主协商”这个新骗术确实又起了骗人作用。毛泽东和周恩来常在大会上向我们夸耀说：“我们的‘民主协商’是最新的、最好的、最实际的民主。它帮助民主集中制而达到尽善尽美的民主”。他们口里的“民主协商”是怎样讲的呢？即是事无大小在“民主方式”解决之前，有关方面的人们先作协商，这样便是事前交换了意见，解决问题时大家意见就容易一致。平情按理这个说法也还说得过去，也还接近民主。惟其如此，人们才又被共产党迷昏欺骗了。从此又给我们多一点教训：共产党的说话有时还合乎道理，而他们绝不按说的去办，它们把说的当骗人的谎言，而行的才是共产党的本意。“民主协商”这回事正好为共产党言行不一致作最好的注脚。 我愿举例揭破共产党的谎言。其行为由上至下是一致的言不顾行。表面讲“民主协商”，而事实是独裁决定。就国家大事来讲，在作“民主决定”之前，共产党已成竹在胸作了决定，在形式上他们走走场面，由其首脑人物找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谈一谈，意思就是告诉他们共产党对某些事已决定如此作了。这些被邀的人们在共产党首脑前恭维一番表示绝对赞成。这样共产党于假虚心之下，表示咱们大家同意那就好了。于是以后就在正式开会时付了一致赞同的表决，即所谓的“民主决定”。如在“民主协商”时，有人提出异议，这是很少有的，共产党人高兴时给你一番解释说服，结果仍是党的办法丝毫不变；如遇共产党人不高兴时，恰巧提异议的人又是它们不喜欢的人，这就闹乱子了。这个人必当面被痛斥一顿，如共产党人还未足泄愤，以后必又发动群众向他攻击，这时“反革命”、“右倾分子”、“阴谋破坏”等等大帽子就扣到那个有不同意见的人头上。在“民主协商”口号提出的初期，人们没有经验，以为真要协商，故肯提出不同意见；久之受到教训，提不同意见的人真受了打击，“闹了乱子”（这是北京政府一般人对提不同意见的人而受打击的事件的公称），大家以后都提高了警惕，不敢随便表示意见。于是共产党既按其自己意见行事，又博得“民主协商”骗人的美名。 “民主协商”在选举上也是欺骗的一套。在选举时决定候选人完全由共产党包办，由上级到下级，不论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委员，各级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以及一切有选举或推举的场合，候选人完全由共产党决定。惟民主党派尚是名存实亡，共产党在这一角落，虚伪地让各民主党派于分配一定名额之后，让它们提候选名单；实际上，就是民主党派就其人员中择共产党喜欢者开一个人名单，交予统战部请其圈定。共产党便就这个名单，它喜欢的人就首肯，不喜欢的人即教另考虑其他人，实际上统战部这时就把其袋里的人交民主党派补添在名单上而已。这一套把戏，共产党就大肆宣传是“民主协商”——“人民民主的真精神”。 共产党内部是不讲“民主协商”的，这一套把戏是骗社会一般人，它所推行的范围是在共产党、民主党派与人民团体之间，其真实情况就如上述。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自己内部倒是常提到“民主协商”，这是因为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组成分子比较复杂。这方面的协商就是有关议案和人事问题，内部的重要负责人先要交换一些意见，免得在开会时意见纷纭，不便一致通过。但是即使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共产党的作风也是深入彻底，凡是共产党要作的，其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代言人为之贯彻实行。这些代言人不是共产党员，就是积极分子，他们于贯彻党的政策意图之外，还有他们个人作威作福的一面。于是所谓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民主协商”也是假东西，实际还是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强迫其他人跟着走。遇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就给扣上“落后分子”、“反动派”、“右倾分子”这一套不大不小的帽子。 共产党的“民主协商”只是骗人的另一套花招。 现在我们再跨进一步，看看共产党的“正牌民主”。共产党常夸口说世界之上只有它的制度是真民主的，没有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包办的假民主；意思是说共产党的民主制度是“正牌民主”，别的都是“冒牌民主”。好像北京卖刀剪的“老王麻子”一样，只此一家并无分号。据我的研究和体验，共产党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冒牌民主。 我有资格说这句话，并不是因为我痛恨共产党，实因我参与了它的统治机构；首先参与了它的立法机关——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接着又参与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在这期间我又驻内务部办公，讨论民主建政，并用了两年时间，阅读了全国各级政府的建政报告；在这一切活动和研究之后而下的结论。早在1952年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曾鼓励我，以我参与工作和研究所得，需要写一部《中国民主制度》一类的书，向国人和世界介绍。当时我也有此意向。但当我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和准备，我放弃了这项工作，因为我的发现使我没有勇气下笔，我的良心也不许我违背自己的信仰，反而作毒害于人的欺骗工作。这是我有资格批评共产党的民主制度是“冒牌民主”的根据。 首先，我们要知道，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党是决策和领导的权威，政府只是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机构；政府本身不能作决定，只是党的工具。这种情况不能同西方民主方式对比。西方的民主，执政党虽有自己的纲领，大致按党的方向施政，但是因为有反对党存在，还不能尽一党包办的能事；同时，政府在应付复杂的事务，有作决定的权利。共产党是由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由党亲自领导，工作由党布置，就如省、县、市各级都有党委会，在每一级党委会对事无巨细都是各该级政府的领导者，指示者，工作的布置者。这在西方民主制度是寻不到这种情况。 共产党的政权名为民主专政，这是显明的对反革命阶级专政；再细分一下，是对反革命分子专制。这一点虽非民主，但据共产党一家之说，革命政权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专政，还可自成一说。此点，我们且不论。而所要论者却是共产党向人民专政。关于这一点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现实，这一点不揭穿，它还会以民主招牌骗人的。 事实是最明显的，一切事情是决定于共产党，党的政策和决议是最高的，是神圣的，不可抗的。那么政权建设，选举和人民代表大会，尚有何种意义？政府本是党的执行政策、决议和指示的工具；人民选出这样的政府——不能行使民意的政府，人民还和它有什么关系？人民选出政府都不能执行人民的意志，而执行党的意志，人民这种民主权利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本否决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若以它的制度在选举和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切过程中，因为在形式上有人举手或投票就算民主，那就等于把机器人扮演这一套过程，也可称为民主；因为机器人也可举手、投票，只是确少人的意志。共产党的民主制度正如机器人行使民主权利，和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民主不是一样的东西。这就证明民主是廿世纪人类不可抗拒的要求，共产党不敢抗拒这要求，而来一套冒牌民主，揭穿一看，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就上述共产党包办政府职能的一切，所谓选举只是徒走形式，只是骗人的一着而已。但是选举一关还是另有作用，共产党还是假戏真作；在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中，它还是认真的包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单是由共产党一手包办。各级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也是由党包办。这是说，在乡人民大会，出席的人由共产党的指示，在大会选出乡行政人员也是由共产党挑选出来的，指定的。所谓选举是共产党指定的人们，让群众或代表举手或投票表示赞成。在县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县政府委员会，以至到省级和中央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委员会统统是如此作法。代表候选人名单由党内定，交选举单位将其选出。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千多名代表候选人是由共产党中央就中央各方面挑出五六百人，然后令各省以选区名义为之选出；其他一半由各省级党委会就当地情形再拟定一张人名单，请党中央批准，然后同中央指定的候选人一并选出。省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省党委决定一部分，和县党委决定一部，经省级批准，一并交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之选出。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是由县党委决定，指定乡区为之选出。至于各级政府行政人员，是一律地由共产党内定提名，在大会一致通过。这些代表候选人在任何级大会提出时，也都是通过的。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是和代表人数一致的，即是有多少代表，就有多少候选人；而不是候选人名单人数超出代表人数，俾可由选举者就候选人中有所选择。简而言之，就是交给你这些人，你就选这些指定的人；如你不同意某人，只是在名单上某人名上不划圈而已。但是你不喜欢的这个人还是会被选出，因为大多数人一定是画圈的。何况在选举之前，党发动说服，希望把人名单一致通过。实际上在各级人民代表会凡遇有这种名单没有不是绝对多数通过或一致通过的。 照此情况，人民代表和政府行政人员一切是由党指定，为何还来这一套？为什么不直接指定委派，还用什么选举？主要的原因：民主的时代，不用选举，任便是包办代替的，就不足以服人（骗人）。政府既是人民选举的，它便可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强奸民意，作共产党想干的一切勾当。这样就算通过选举，把共产党的行动合法化了，用政府这个工具为所欲为。其次，在内部统治上，经过选举形式，任便谁都知道党在主持，但也可平定干部情绪。未当代表和提升官级的人，他们容易把视线集到选举一关，换句话，责任是在选民而不在他的上级。这样共产党又骗了干部。 最后，选举既是徒走形式，只是骗人而已，为何共产党在选举中还认真包办，其企图何在？这又归到名器不应轻易予人的道理。共产党是狡猾而警惕性最高的组织，它虽耍的是假戏，为着骗人，但是如果它不包办和控制被选出的人，它恐怕发生两个于它不利的后果：（1）选出的人如不是它认为忠诚可靠的人，它就担心能否无保留地执行它的政策指示。（2）选出的人如是“阶级异己分子”，而且得到人民选出的光荣头衔，它就怕有人假此名义篡夺它的领导权。有了这种担心惧怕，故在它耍弄假戏，假选举时，它不能任其弄假成真。所以必须认真地包办控制。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和共产党的手法，我们也就十分清楚了它的所谓“民主制度”了。 此外，还有一点，也须为之澄清。共产党常大言不惭地说，在群众中发扬民主，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充分发扬民主，以为它自己独裁决定找注脚；说是从群众中来的，作了决定再要求全国执行。如不知其内情，只从文字号召上去了解，人们很容易得到一个错觉，以为共产党是讲民主的。它不是提倡“发扬民主”吗？或认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所以不能发扬民主，也许是干部执行政策错误，或是干部作风不好。如果你作此设想，那就是正中了共产党的下怀。 共产党是绝对不许民主的，它发出“发扬民主”的口号是有两种用意。一个是——假民主口号实行欺骗。它知道外界怀疑它的政权本质，它知道人民不喜欢独裁专政。故当人们怀疑它时，它故意处处提出民主来欺骗人，以混淆听闻。它有意地如此设计：你不是说我独裁专政吗？我就张口民主，闭口民主，弄得你视线不清。实际上，它是真心独裁，假意民主。另一个用意，利用“发扬民主”这个口号为陷阱，来发掘不忠顺于它的人。共产党开口则说希望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到那些人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后，它加以分析，找出发言人的动机和背景，如它们不喜欢你的发言，那么便被他们列入黑名单上，认为是不可靠的分子，或是反动分子。于是轻者就在你发言的场合给你迎头痛击，把你打得无处容身；重则就在下次运动中，以你为斗争对象。我在内务部阅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时，发现大批发言人得到严厉的批评打击。我也看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在运动中所受的折磨灾难。所谓“发扬民主”不知陷害了多少人。最近大鸣大放不是“发扬民主”一种形式吗？发言人未待大鸣大放完结，右派的罪名已经落到这些人的头上了。 共产党知道“发扬民主”这个口号虽然是辩证的欺人方法，但它时时注意，不断地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说：“发扬民主是要有领导的，不应让它泛滥，不应让它自发自流”。这不就是很好的说明，未等人们开口，已经把口给贴上封条了吗？在开会时领导干部们如不随时制止民主发言，还会招致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等等罪名。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真是太不容易，既须为上级散布骗人的口号，同时还得懂上级的真正意图。即是说，既须为上级散布民主谎言，还得为上级贯彻独裁实行真正的制止民主。干部们不讲民主的谎言，就被指责为“强迫命令”；干部们真讲民主，又被指责为“立场不稳”，“自由散漫主义”等等。这就使干部须了解两套做法，里面一套，外面一套。他们必如其领导人一样须具双重人格，说谎话，不办真事。这种风气浸染了整个党政机关干部，风气所尚也浸染了人民，这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总结这一节所谈的民主问题，我可以我的经验作证来说，共产党制度下是绝无民主。在党内无民主，在党与人民之间更无民主。政府是党的工具，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和指示。人民选举政府只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为共产党独断横行造成合法化，以便它窃取人民名义行事。实际上人民与政府无关，人民管理不着政府。共产党所讲的民主制度只是骗人，只是给它的独裁制度，在廿世纪人类觉醒的世纪，找一个民主防空洞而已。人民是在独裁制度下受折磨和愚弄，共产党的多少罪恶假手“人民”和“民主”之名以行之。这种罪恶应给以无情的揭穿和暴露，使未受共产党欺骗的人知所警惕；已受其骗的人迅速觉醒过来！这样，共产党的骗术就没有了市场，免得纯洁的青年和追求理想的人走入它的陷阱！ 三、所谓“自由”的实际 在我落笔写这节文章时，我翻一下1941年6月16日出版的《时代批评》人权运动专号，我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人，那时的这个人权运动是由我发动，而得到广大的社会人士支持和同情。在这专号一百多篇文章里就有六篇是共产党知名人士所写的；如今天的北京副市长张友渔，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庭长韩幽桐，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和两位在文化界有地位的胡绳和张铁生，以及死后追认入党的邹韬奋。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我所号召的人权运动，而且他们从党派、民主政治、文化、国民外交各方面论断人权运动的必要。今天我重读他们的文章，我不能不承认他们当时亦是自由斗士。不过若按共产党的活动是里边一套和外边一套的作法，我今天又不能不怀疑这些先生们当时居心何在。 人权运动就是争人民自由权利的运动，我们当时争自由权利的理由，若把它移到今天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那就是更显得重要，和更有意义。同时令我想起那些在《时代批评》发表文章的共产党员，以他们当时的言论来衡量共产党今天在中国大陆摧残人权的事实，如果他们忠于自己的言论思想，不是以虚伪来骗人的话，他们将作何感想？如他们仍忠于自己的言论思想，他们将同我一样感到悲伤！如他们的言论只是替党骗人，那么共产党的丑恶骗术亦可大白于天下。根据我今天所了解的共产党，他们的言论是属于后者，而我个人情感宁愿他们的言论属于前者。 共产党在未得政权之前，或是既得政权还要向外发展时，为了争取同情和搞垮它的敌人，它们是惯于谈民主自由的。共产党不是时常发表宣言，主张民主自由吗？共产党不是常写文章，标题为“为自由民主而斗争”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所制订的宪法，不也是大书特书几条自由权利吗？共产党员个人是否表里如一，我们姑不去论；但是党，它的宣言和宪法完全是为了骗人的东西，我在本文内可以事实作证。 共产党员以个人论，有些人在党未成功前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因为旧社会的黑暗才使一些知识分子投进了共产党，以为它是黑暗时代的救星。以党这个组织来论，它自组成之后，尤其是在成功之后，它的极端控制与党高级的自私自利相结合，它就成了专制主义。因为在它未成功前对党员的控制是很强的；它统治国家之后，它对党员和人民的控制是极端的。这个新专制主义是与民主自由对立的，它是民主自由的死敌。 共产党在宣言里和宪法中都提到民主自由，为什么自己掌握政权，实际上便取消了民主自由，其理由安在？第一，我们曾一再说过，在民主的时代，不讲民主自由，共产党这个生意人就没有了市场和主顾；故不能不挂羊头卖狗肉。其次，共产党这个组织生来就具极权主义的典型，铁的纪律要求党员绝对的服从。把共产主义目标神圣化了，要求党员和群众对其忠顺。而且把一切党外的人看作敌人，对敌人是打击与争取并施的。它取得政权之后，这种极权主义更强烈化，党已进入统治一切的领域。党变成特权阶级，党员要把党当作自己的眼珠看待。党的利益实际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它宣传却是为社会主义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利益的借口下，贯彻特权阶级自私的利益。问题就在这里分歧了。如果党的活动真是为社会的利益，民主自由就不会成问题；正因为所谓社会的利益确实是党的特权阶级的利益，民主自由便成了问题。这时民主自由是共产党的照妖镜，试金石了。共产党不敢面对照妖镜和试金石，所以在它统治天下之后，先把民主自由绞死！把民主自由送上断头台。但是民主自由不会被绞死的。反转头来，将来死在断头台下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新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和其化身的共产党。 自由权利是人和国民最宝贵的权利，有它，人才是庄严的人；有它，人在国家内才是有分量的国民。在国家社会内，个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就是说明这个国家内有自由，这个社会内有自由。这个国家社会才是文明的，一切文化才有蒸蒸日上的景象。反之，没有自由的人，不论称道为人民、国民、公民，实际上他就是奴隶；没有自由的国家社会，不论其称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实际上它就是黑暗、野蛮、残暴的地狱。 自由是人由黑暗时代逐渐争来的，它的代价是很多人的生命和鲜血。人们用生命鲜血写成自由的历史，由奴隶的解放，到专制主义的垮台，以至到廿世纪的文明，人们争得了若干基本的自由权利。正当争取自由的潮流由先进国家展开到落后国家，由少数人身上展开到多数人的身上之时，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逆流又淹漫过来，还想把历史倒转，实行新专制、新黑暗，把人再扣上枷锁。法西斯主义逆流垮台了，剩下的只有共产主义逆流，还在那里澎湃泛滥，但是它必在自由的主流下败北无疑。 共产党这个狡猾集团，它知道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挡的，它采用了巧妙欺骗方法。在它实行独裁专政时，偏说是民主；在它把人民当成奴隶时，它在宪法上高标自由权利。真是有史以来的荒谬事件，莫此为甚了。 自由和社会约束，二者之间似乎有矛盾，乍看起来似乎是相对立的。但它们是一事的两面，是相助相成的，相辅而行的。自由权利是在保障个人作人的权利；扩而大之，它也是为健全社会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并不是和社会发展相背而行的。因为有了健全的个人，才能有健全的社会。社会国家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国家是为人服务以达到个人幸福为目的；人不是为社会国家而生存，人不只是共产党口中的螺丝钉，人还是有血有肉有意志的活生生的具体现实。人是社会动物，他要合群而居，他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地位，保障这个地位的就是它的基本自由权利。而且，我们回忆一下，从有史以来，这种自由权利为什么被人看得这样重要？那就是因为它保障个人的幸福快乐；用它来反对专制、黑暗；用它来保障社会的健全；没有这道防线，野心家，私党私派，帝王、独裁者、专制者、黑社会头子等等将以血口吞灭了人群。 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虽如此重要，但是人们生存在社会中，也不能有绝对的自由，他们的行动是应该有合理的限制，不能任意为所欲为。那将不是社会生活，而成为霍布斯所形容的“自然国”状态下的生活。这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在保障个人基本自由权利时，而制订一些法令，限制越轨行动，那也是为社会公众之利，必为公众同情和支持，这并不损害自由的真意义。 我们有了对自由意义的真了解，我们就有资格批评共产党的所谓“自由”；而最重要的是把共产党的言论和法令与其行为作一对比，才足以揭发它的谎言和其罪行。 共产党骗人的言论，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共产党是自由的战士，以为它们为自由而奋斗。这都是错觉。共产党统治一个国家，制订了宪法，如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上它也规定了几条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居、居住等自由。如果我生在一百年以后，而不是生活在这一代，尤其是未在共区八年，目睹耳闻那些绝无自由事实，我将在翻阅这个宪法时，歌颂共产党的自由民主。正因为我是生活在这一代，而且在共区八年，看见了共产党那些罪恶的事实，我还有良心和今日自由之身，使我无法不抨击和揭发共产党的罪恶和谎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第87条到第90条，都是讲自由权利的，几乎20世纪人民要求的自由权利统统包括无遗。但这是纸上文章，丝毫不关乎实际。这只能让我们以条文来衡量人民的被折磨，以条文来证明共产党这个骗子的行为。 宪法第8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根据这个条文，我们来揭露其真相。 让我们先概括地说一句：这一条所包括的人民自由，关于人民的行动除了共产党包办指使或批准者外，绝对没有自由这一回事。 红色政权下有言论自由吗？实际回答是否定的。 平常一般人说话都要东瞧西望，三思而后言；因为一言发出，若与共产党的口味不同，那就是惹祸之源。不用说发表意见，与党路线不同者，则加罪为反革命；就是平常偶因情绪作用发泄一些牢骚，说几句怪话，也有被逮捕或坐监的可能。在小组会上讨论问题，主要是根据党的政策发言，或是照抄《人民日报》社论的口气；不如此，当场就被积极分子指责。如此类事情累多了，这个发言者就被指为反动，右派，纵然不立刻治以罪行，但是在运动中，就是被斗争的对象；或是至少在其工作单位中，没有上升的机会了。 言论包括说话和写文章。在共产党严峻统治之下，在周围的人相互监视之下，一个人若想生活下去，或是为顾全家人老少不得不生活下去，谁敢触犯共产党这只老虎的发。触犯了它，它折磨你的方法是多形多样的，最主要的是断绝你的生活之路。假如你坚持言论自由，是的，你可以自由言论；但是必须接受言论自由的后果。什么后果呢？如党指示下的群众攻击，失去职位，或是被逮捕法办。你有言论自由，共产党有打击和逮捕法办你的自由，在这种场合下，共产党是永占上风的。归根到底，人民还是绝对的没有言论自由。 我们说这话，共产党会假抗议说：“你看我们的报纸杂志不是载满了文章，而且是各方各界人士所写的，难道这不是言论自由？而且我们‘言论一致’，这才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高度的发扬了民主。” 我知道在大陆上多数政治性的文章是奉命而写的，如各党各派负责人的发言是奉统战部之命而发的，文章是统战部检查审过的。久之，奉命写文，虽不经党来批阅，大致也不会出错。因为这种言论是为党而发的，是为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或是攻击共产党的敌人。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发表的文章，多数是奉命而写的，少数是为表示积极而写的。惟两者殊途同归，都是拥护共产党，或是攻击共产党所要攻击的，在这里就发现了共产党引为骄傲的“言论一致”。共产党人和其仆从们说：这叫作高度的发扬了民主。 在我未参加红色政权之前，我说过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所谓言论自由是官方批准的。官方批准的言论是一个调子，一个主张，所以说言论一致，绝没有西方国家各党各派和社会人士对某一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同时，于官方批准的言论自由之外，若想把这言论公之于世，还须藉官方的报纸刊物，这又多一层检查。因为在共产党的国度，出版机关和印刷厂都是公家所有，没有私人和小党团自己经营的东西了；即使有些团体有出版物和印刷厂，但这些东西已经变了质，而属于公产的一部分了——共产党控制下的工具。 党批准的言论是于党有利的，党就唯恐这种言论喊的不热烈，而且发动各方面去喊。这是共产党的言论自由。为此，所谓“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就是对这种言论要登在国家的报端，在国家广播电台放送，或是在大会演讲。党指定的言论自由又是党欺骗外界的一种技术。在这里共产党犯了两层罪：第一、是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而共产党控制一切言论，只准于它有利的言论。这在法理上是违宪之罪。第二、它利用言论自由之名，而广泛制造假的言论一致，这在道德上欺骗世人之罪。我们说它是罪行，共产党正是为此洋洋得意，因为它们是以骗人为最高技术，而且在他们心里有条邪念：欺骗敌人是应当快乐的。他们的“敌人”定义又很简单，即凡是不同意它们这种伤天害理的作法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 其次，在红色政权下，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上，只有官办的游行、示威，不许有人民自发的游行、示威；只有官办的集会、结社，不许有民间的集会、结社。共产党的统治政策是使每个人孤立无援，只许个人靠拢党。如果有几个人来往甚亲密，就被指责为搞小圈子，有阴谋活动，有宗派活动，这就被指为罪恶之源。在大陆上的人民已经被折磨得七魂出窍，知识分子已被打得如惊弓之鸟，谁还敢集会、谁还敢结社。为了什么他们要游行示威？如果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是不许的，那样就是反党、反革命。如果为了共产党的利益和支持它的政策，这种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是会得到鼓励和支持的，因为这是官办的，或是官方授意举办的。只有这样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是被允许的，而且党给以物质上的便利，如借用会场、花钱制旗和宣传品，游行示威时由城外用火车和汽车接送群众学生。在抗美援朝时游行示威是如此，支援埃及游行示威是如此，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庆祝游行等等也是如此。反乎此的游行，必受到党的制裁，如1957年汉口的学生游行，为首的几个人被明令枪毙了，成千成百的学生入了监狱。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只许有为党方宣传，为党喝彩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不许有人民自己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前者是官办的、是“革命的”，故须鼓励；后者是民办的、是“反革命的”，故必须控制镇压。这就是宪法规定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真相。 宪法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在红色政权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 共产党统治的经典是马列主义、是唯物论；而宗教的思想是唯心论。在思想系统上是彼此格格不入，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是被党人和积极分子所歧视和奚落。他们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落后顽固分子。 但是宗教在世界上还有势力，共产党不能一下子打倒它，更何况宗教思想在个人心灵中也有一定的根基，也不易一下地拔出，所以共产党虚伪地说宗教信仰自由。 实际是怎样呢？道教的别派一贯道，由点传师到教徒大批地被镇压了；佛教的大批和尚被赶出庙门返家还俗劳动生产去了；天主教徒，外国神父多数住了监狱，受严刑拷打；中国神父坐监，大批教徒被判死刑或劳动改造；基督教牧师和教友也是遭受和天主教的同样命运。 共产党摧残宗教，不明言不许信仰宗教，而是在政治上利用“反革命”这件法宝。它想逮捕那个教徒、牧师、神父、方丈等人，或想打击他们，就利用这个“反革命”法宝。而且它利用这个法宝并不是根据事实，只凭它的好恶。在“反革命”这件法宝的运用上，宗教自由在红色中国已经绝迹，宗教团体已被共产党摧残殆尽。但碍于世界舆论和共产党尚须利用作为欺骗人的工具，现在共产党不肯明言一下子取消宗教，对宗教团体挂出所谓“革新”的牌子；什么佛教协会、基督教革新委员会等等名堂。在这些新机构中，共产党利用一些势利之徒或一些被迫分子支持一个假门面；然在反右派斗争运动和1958年还大斗天主教，要他们脱离梵蒂冈教廷，不服从者就诬以罪名逮捕。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早已飞上九霄云外了。 宪法第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容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在红色政权下公民是否有人身自由？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还有人身自由？这只有天晓得。 就宪法讲，经过合法手续，共产党大批逮捕人，这虽是侵犯了人身自由，还算“合法”；我们姑不去论。而那些“不合法”的行动也就太多了。公安局逮捕人不是全由检察机关批准，我到上海视察时，发现这类案子很多，这是证明共产党想逮捕谁不一定考虑手续，何况这手续也是在一家人的手里。另外证明，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的几次运动中，各机关各企业单位，都是私立公堂，把干部囚在一个小屋里，派人看守，美名其曰“反省”。时间至少是十天或几个月，这不是侵犯人身自由吗？而这不是少数人，在每个机关都有几个或几十个这样的人；他们不但是公民，而且是革命干部。这种行为作何解释呢？至于一般人民如俎上肉，随便逮捕、监禁、屠杀，还讲什么人身自由！血已经染遍了共产党统治下的天下，哪里有人身自由！就连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高岗都是未经合法手续逮捕，没有审判就囚禁起来，而后宣称其自杀了事，何况一般公民。 宪法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容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在红色政权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吗？通信有秘密吗？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 公民住宅不但是警察随便出入，白日黑夜的出入；还有街道共产党的腿子随便地出入。他们出入这家那家，不是以强盗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检查户口，盘东问西的名义出现；街道腿子是以办街道事务的姿态出现。但是他们虽不是强盗，却是有探人家秘密的居心。谁家的大门都是向警察大开的，有事无事都准备他们来走走。谁遇警察敢不开门；警察一路来了，谁不远接敬送；他们不用侵犯，各家的门已经向他们开了。更何况乡村居民已经没有大门，共产党的腿子是可以随时进入的。 侵犯民宅只有共产党的警察和腿子，此外还能有什么人呢！居民绝对没有私人生活、没有秘密，一切都得向警察公开、坦白。在这种情况下，这条宪法不用说是用来骗人，实际上早就宣布无效了。 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党方的、官方的什么都是秘密的，保守秘密为共产党干部一种规律和美德。但是一切属于人民的，都得公开，如不公开就难免有反革命嫌疑。“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证”，这一欸可用之于党方的、官方的。因为他们的信件是保密的。而人民的信件确受严苛的检查。与国外通讯自然是受海关检查和警察的检查，处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世界中，这一情况虽是违宪，也还情有可原。惟国内私人往还信件也受检查，这是不公开声张的。我在民主同盟指导监察委员会工作时，下级组织曾呈报开除某人盟籍，其罪行是由公安机关检查信件发现的。这可证明公安派出所是检查居民信件的。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除了在邮局特设人员检查一般信件外，居民的信件由公安派出所检查，派出所如认为哪家哪人可疑，他们就告诉邮局把那家那人的来信先送交派出所，经过检查然后封好再送给本人。所以派出所不但经过街道工作者了解居民一般情况，而且通过检查信件探知其秘密和交往的人。没有事情发生则已，如一发生事情，警察和公家就以此为根据迫你逐条坦白。因为你一星一点的私事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只成了骗人和多揭露一些私人秘密而已。 宪法第90条第2项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居住、迁徙是有的，但不是自由的。 居住在一个地方，不一定有自由。最近两三年在都市里警察和街道工作者大力劝人回乡生产，或到外省开荒。所谓“劝”就是强迫；例如北京天津的三轮车夫被强迫回乡下去住了。一批穷苦市民被迫迁往甘肃新疆去开荒了。居住哪曾有自由？ 最困难的是迁居问题。如果你想由某城迁到另一城市，那是很困难的，你得有充分的理由，主要是有职业，或有人养活，多数是允许暂住，极少数是允许迁居。如果你是乡下人，想向城市迁徙，那是绝对不许的；“农民不准入城”，有个时期就这样做过，1957年公安机关且命令公布如此作了。“逃荒的人不准离乡”，在荒区是严格执行。规定虽如此，农民也还是向城里挤，灾民也是向外逃，但为数极少。唯独公开由乡下向城里迁徙是等于绝对不许，虽有少数例外，那是亲属是机关的中上级干部。工人的眷属从前是允许与工人同住的，现在因为工人宿舍成问题，也不许工人带家眷住宿舍，尤其不许乡下的眷属迁徙到城市。共产党曾以民间熟习的秋胡故事为例来说服工人：“秋胡到楚国作官，妻子在家生产，他亦不曾携带家眷”。又曾以唐诗为例来说明古人出外作事也不带家眷。这首诗是：“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957年12月18日北京《人民日报》社论）男人在城里做工，不许家小随同居住，还提什么迁徙的自由。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国人民这样的个人自由。”刘少奇说这话时，他若不是忘了事实，而只注视纸上文章；纸上的自由，一定是在谎言骗人，毫不知耻。 刘少奇又诡辩说：“有些外国评论家看到我们一方面要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承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他们就觉得奇怪。当然，如果有人希望我们在宪法中去保护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自由，那就只能使他失望。对于意图奴役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我们的宪法和一切法律是永远也不会让他们得到一点方便的。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剥夺了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人民才有了真正的自由？” 我上边的引证，只在说明一般人民自由得不到宪法的保障。共产党是制了宪法来骗人的。制了宪法而不守法，是共产党揭穿了自己的丑恶原形，这谁也怪不得的。中国一般人民没有自由的证明，最好拿这部宪法和实际生活对照。如果共产党尚想文过说中国人民有广泛的自由，那只是强词夺理，胡说八道，一套鬼话而已。 不，共产党先预下了伏笔，如刘少奇上文所说的：宪法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不保障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自由。这就是共产党保留抹杀自由的借口：即是共产党一切抹杀自由的行为都托言是镇压反革命。共产党在作什么的时候，在什么事件中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权利时，被侵犯的人就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件事也成了“反革命事件”；如此共产党永远也没有侵犯人民的自由。共产党永远是对的，而且共产党预备好了大批反革命的外衣，什么时候需要，它就向某些人身上一披，披上之后，任何人也挣脱不掉，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舆论，舆论早被共产党绞杀了；这个社会也无处说理，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裁判官；真正的个人自由被侵犯了，共产党还理直气壮地说镇压了反革命。实际上万万千千的人失去了自由，何曾有反革命行动，还不是共产党的眼睛错觉诬赖这些好人为反革命分子，或是仇恨那些人一并诬以为反革命分子，或是害怕那些在社会上号召力量的人足以影响他这个政权。古人有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共产党是安此道而行，而深进一步，“就是现在顺我者，从前不大顺我，我亦教你死亡”。 共产党虽以镇压反革命为摧残自由的借口，我在上文根据宪法举出侵犯自由的事实，都是拥护反革命无关，就如居住迁徙无自由，也能附会到反革命上么？这些事实证明共产党摧残自由权利是无法推却责任的。 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来谈自由，那就太奢侈了。那是一个警察的国家，你走到哪里，警察跟踪到哪里，警察的阴影随着你转。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国家，每个人都被孤立。每个人都被迫成为另外人的监视者、告密者，就是在一个家庭之内，每个人也不能不这样留心。因为共产党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至少它的作风使人如此疑惧。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自由！就如“住宅不受侵犯”这一说吧；共产党侵犯人权甚至侵到你的灵魂里，住宅自由还有什么用处。一个人坐在屋里，关上大门，这并不能解除对共产党的恐惧，它不但可以随时破门而入，更可随时粉碎你的肉体和灵魂，这还谈什么自由！ 共产党言论上所谈的自由是假的，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利是不兑现的，而真实的情况是绞杀自由。 四、举两个例子 （一）梁漱溟事件 梁漱溟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对中国哲学颇有贡献，自成一家之言，早年即有盛名。民国以来不断地参加进步方面的政治活动。七七事变前以其乡村自治学说在山东邹平一带进行实验，颇得韩复渠的帮助。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时在重庆北碚勉仁中学教学。抗战期中曾北访延安，与毛泽东彻底畅谈中国政治问题，并被邀在延安向5000余共产党干部演讲，说明其对中国政治的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梁先生为发起人之一，复啣命到香港宣布这个组织成立，并主办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于香港。历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1945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会，民盟代表中发言者以梁先生的民主自由言论最为醒目动听，会场为之屏息肃静。在政协会议后，内战进入严重阶段，国民政府回迁南京，民主党派均集中到京沪，梁氏与各方负责人奔走国事，斡旋和平，曾因拟一停战计划，大触中国共产党之怒，周恩来痛哭流涕当面大骂梁氏说：“你是假君子、真小人”。当时梁氏诚心想调停内战，但却无意中得罪了共产党。事后他还对我说：“我们书生谈政，哪知道他们的利害关系如此重要。” 1947年在南京的民盟总部被国民政府迫害强制解散。旋大批中央委员集中到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因梁氏在重庆发言，会中亲共分子认为不利于民盟，请其自动退盟。共产党占据重庆后，梁氏被邀到北京，请其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几次谢绝，终未获允，不得已而参加。惟梁氏一生重视农民问题，曾特请到乡下参观，足迹遍许多省份，亦曾赴东北各地参观工业建设。 梁氏为人耿直，个性甚强，敢言人所不敢言；惟对人谦虚，彬彬有礼，有古儒者作风，以此为人敬重。国内知交甚多，桃李遍天下，故其政治影响力甚广，活动力亦强。 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中国政治生活哦中有他的地位。现在我就介绍他的事件。 1953年夏季，某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召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到有千人左右，都是高级人员，题目是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几位人士发言之后，梁漱溟先生亦到台上发言；这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以及几位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梁氏发言除认为总路线的重要之外，曾提到一点，说他知道乡间农民很苦，比起工厂工人的待遇，真有一个在“九地之下”，一个在“九天之上”之别。说时会场也平静无事，只是主席台上毛泽东表示了不悦之色，嘴里不断地咕嚷，台下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接着他人又发了言，以后会议宣布休息。 会议再继续开，周恩来主席，他先发了言，说方才梁漱溟的话是有阴谋的，想破坏工农联盟，意思是很坏的。发言虽短，却对梁氏加以攻击。接着共产党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走上发言台，首说梁氏具有阴谋，想破坏工农联盟。接着他就介绍梁漱溟的“反动历史”；如何勾结军阀，在山东办农村自治试验是得军阀韩复渠的支持等等。总之，李维汉的发言主要是根据“历史事实”攻击梁氏。这时会场已经不平静了。 梁漱溟递了个纸条给毛泽东要求十分钟的再发言，得到允许。在众目集视之中，他又态度很镇静地走上了发言台，他开口就说：“我的发言，一则是考验我自己，一则是考验共产党的雅量。”还未说到几句话，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忍不住了，把桌上的放大器移到自己面前，和梁漱溟打起嘴仗来。 毛泽东说：“你觉得很美，比西施、杨贵妃还美，我看你臭得很！” 梁漱溟愕然了！无法说下去了！会场空气为之紧张。 毛泽东用手指着梁漱溟，接着又说：“台湾广播说你有节气、有硬骨头；我看你有臭气、有臭骨头！” 梁漱溟站在发言台上如听到不及掩耳的迅雷，不知什么把毛主席惹出这样的雷霆大怒，但还想继续他的发言。这时台下怒吼了！“反动分子滚下台来！”“反革命分子滚出去！”“打死反革命分子。”呼号之声由少数人变为多数人，由单纯的声变为大众的声。声音由民主党派的席位卷到共产党的席位。开首喊的，喊得最凶的是农工民主党的秘书长黄琪翔，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陈其瑷。 （注：黄琪翔是国民党的军人，加入过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邓死后又投靠蒋介石，曾任国民政府驻德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共产党成功后，他又回到农工民主党，在红色政权下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以后又任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北京极尽拍马能事。现在却被指为右派分子。陈其瑷是老国民党员，在美国替共产党作过活动，在香港办过达德学院，现为内务部副部长。他对共产党的拍马也有点肉麻。） 在台下呼号的怪叫声中，梁漱溟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下发言台。会场的沸腾平静了，但是如何收场呢？会还得开下去呀！这时十九路军老将陈铭枢先生，走上了主席团，向毛泽东鞠个躬，然后说：“请问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在盛怒之下沉思了半天才回答说：“是思想问题”。陈铭枢说：“若是思想问题，我想发言说几句话。”他得到了允许。他批评了梁漱溟，但是说：“既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大家似乎不须有今天这样骚动的场面。” 未曾居住在红色恐怖中国大陆的人，一时还搞不清什么是思想问题，什么是政治问题；在大陆居住的人都了然两者之间的分野，尤其是近两三年以来更为清楚。思想问题是指没有行动，思想虽落后而可以不算犯罪；政治问题是指行动，事情虽小，因为共产党认为不可靠或有问题就有构成重罪的可能。思想问题用教育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 梁漱溟事件发生后，有人说：如果没有陈铭枢在场问清毛泽东的意旨，将了毛泽东一军，梁漱溟事件可能变为政治问题，变成“反革命事件”。陈铭枢个人因为在众人面前将了毛泽东的军，使毛泽东始终恨他。从那天起，凡是大小运动，陈铭枢是每次都受打击的，这次反右派斗争陈氏尤为重点对象。就是在1954年选举他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前，他是先被迫以检讨批评自己为条件，然后才被提名的。陈铭枢的一问救了梁漱溟，也因此一问他自己受尽了共产党的折磨！ 梁漱溟虽未因发言而招致杀身之祸，但是毛泽东下令清除梁漱溟的思想，在报纸杂志上清算梁漱溟思想的专论已经有几十篇，出版了三个文集。梁氏喘息于红色的淫威之下度其老年生活。 这一事件充分证明了共产党口头上的“发扬民主”、“言论自由”，转到实际是如何的丑恶。平常有人以为“不民主、不自由”也许是低级干部违反上级政策而造成；现在看一看国家的最高机关，这个场面，和最高的人物——毛泽东——这副嘴脸，使我们就不会再有什么错觉和幻想了。同时共产党的宣传所谓“反对压制批评”、“反对压制民主”，转到实际都是为骗糊涂人的东西。 （二）毛泽东假笑谈鸣放 1956年的秋季某日，毛泽东召集一些高级人员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到中南海举行一次谈话会，这是毛泽东首次谈他的十点意见。毛泽东是这次会的主人，他谈笑风生，搞了四个钟头，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毛泽东一只手把香烟举到高离嘴边有一尺远，笑着说：“我们这几年运动把群众和干部搞得够苦了，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喘口气的机会，让大家说说话，对于政府和党的行为，听听群众意见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我们改错。”毛泽东吸口香烟，接着又说；“我知道，共产党与非党之间有摩擦，共产党内和民主党派内部一样也有纠纷，我希望大家多说说话，彼此要开诚布公，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言者是无罪的。”听话的人都喜形于色。 毛泽东越谈越高兴，他接着说：“我们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看谁鸣得好，放得好；鸣得好，放得好的，我们为他们鼓掌。”听着话的人笑得闭不上嘴了。 毛泽东接着又说：“在座的有民主党派负责人，我们同民主党派并肩作战，共过患难，革命才有成功。今后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万岁，而是民主党派大家的万岁！我们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而且为了互补短长，要‘互相监督’。”鼓掌的声音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 谈到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还批评了大国的沙文主义，他还说：“苏联以社会主义国家之名，偏要在兄弟国家搞一些领土，这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有了这一段话的补充，听话人就更“一心相信毛主席的话”了。毛泽东博得了开明领袖的荣誉。 领袖的荣誉由1956年秋到57年6月是越升越高，鸣放的声音也愈来愈大。从前大家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从前埋在黑暗中的肮脏被暴露出来了；从前被迫不得不恭维共产党的人，现在站住自己的脚跟说话……正在这时毛泽东在青岛海滨哈哈大笑！“傻瓜们！你们上当了！”一声令下反右派，这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和被允许“言者无罪”的人们都落入了毛泽东预设的陷阱，成了被清算打击的对象。有的人掉了头，有的人坐了监，有的人参加了劳动改造，高级的一群还在那里被折磨、斗争、检讨、囚首垢面已失去了人形。 毛泽东一面假笑骗了人，毛泽东一面狞笑害了人。这虽是毛泽东的高级艺术，但是这里碰到了民主自由的问题。宪法上保障的言论自由不算数，毛泽东允许的大鸣大放下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法令无价值，领袖诺言不负责，被害的人无处申冤。这是什么天下？而共产党于骗人之后复活不知耻的说：这是“阳谋”，亏你马列主义信徒发明了这个可耻的名词！ 但是，历史是最公道的，你能骗人于一时，却不能骗人于永久；你能骗一部分人，却不能骗所有人。一部分人付了坐监和折磨的代价，即是向世界宣明共产党国家绝无自由民主。 五、为人权继续奋斗 任何社会制度，如果没有民主自由，都是反人民的，反动的，应该打倒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盗用什么美丽的名词而有所顾忌。毛泽东常说共产主义国家是骂不倒的。对的，骂是骂不倒的，但是骂得有理，根据事实的揭露，就发生力量，力量是可以把共产党推倒的。同时，打倒一个政权是需要力量，但是打倒一个主义是需要较量道理。这个世界就是较量力量和较量道理的。我们主张民主自由，但我们不能容许独裁者躲在民主自由的防空洞里，所以必须把反动的独裁者暴露在人民面前，使人民正义的力量知所进攻的方向。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为了恢复我们作人的权利，我们对外誓必反对强权，尤其抵抗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势力，专制独裁；反对绝对主义，即反对文化的统制，思想的统制，学习的统制，教学的统制；同时更反对束缚人的旧道统，反对‘私立公堂’，反对特务警宪的越法横行，反对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最重要，我们反对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 “这种种反对，表示我们的反抗，表示我们要求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人权利。……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权力把持在少数人的手里，而且这少数人作些有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违反国家存在的目的。政府不过是执行国事的机关，国事是全国人民的国事，违反大多数人利益的国事，就是轨外行动，是侵夺的行为，人民有反对的责任。谁若把国家当作一己的国家，或是谁把执行国事的政府当为少数私党私派的政府，而作尽违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就是全体人民的公敌，国民有绝对的反抗权利。” 上述抄录的话是我在1941年6月16日发表的《人权运动纲领》一文中的几段话。移到今天来说，更觉得有必要和更有意义。在那篇纲领中我列举了12条作人的基本权利，如（一）个人生命权，（二）身体自由权，（三）居住自由权，（四）思想自由权，（五）言论出版自由权，（六）信仰自由权，（七）集会结社自由权，（八）职业自由权，（九）公开审判权，（十）反对暴力权，（十一）最低生活资料的享用权，（十二）管理国家事务权。这十二条作人的基本权利在今天来讲，都被共产党抹杀了，而且是变本加厉地把人民上了铁锁当作了奴隶。我们更觉为人权斗争的重要。 最后，再用我十七年前在《人权运动纲领》文内的一段话，作为本章的尾声是很恰当的：“我们以生活的经验，了解我们处在的社会，更深刻地了解祖国的危机和黑暗重重；面对着这种现实，严正地提出了我们作人的基本权利。现在留待我们的，只有行动。为了这正大光明的任务，我们是不能吝惜任何牺牲代价；我们这群善良的中国人，不分老少，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阶级，誓为这光明前程而斗争。带着我们的火炬，照耀着每个黑暗的角落，让我们的雄壮的呼声，震响每个沉静的地域，让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应改为六亿）齐作狮子的怒吼。我们的人权，祖国的光明，是握在我们伟大的行动里！” 在我们高呼反抗之时，不要忘记六亿人民仍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悲愤就是力量，以他们生活的悲惨作为我们斗争的鼓励。1955年7月21日，北京天气打破几十年的热的纪录，每个人都汗下如雨，这时北京各大学正进行反胡风运动，把学生关在校园里进行斗争。我这时填了一首词，记当时的情况和我自己的苦闷。词调为《千秋岁》。 千秋岁 赤天方炽， 细蝉悲鸣泣； 气压低，人如醉。 诗情思愈远， 梦恶不相遗； 甚事业，都输与绿烟流水！ 举世真情塞， 到处思想累； 假正经，猴儿戏。 殷期汗水收， 坐待夕阳坠； 够受也，闷在瓮里挨浆洗。
周鲸文：风暴十年(195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风暴十年 周鲸文 (1959)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一月初版 出版者：时代批评社 发行者：时代批评社 印刷者：友联印刷厂 每册港币五元 ·为什么要看和怎么看《风暴十年》（录入者：赤色风暴） ·自序 ·船（序幕）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怎样取得政权 ·第二章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 ·第三章中共政权的本质 ·第四章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 ·第五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上） ·第六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中） ·第七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下） ·第八章狂人的天堂——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 ·第九章人民的地狱（上） ·第十章人民的地狱（下）——“人民公社”带给人民更大的灾难 ·第十一章民主自由的绞刑 ·第十二章道德堕落和文化灾殃 ·第十三章狼与狐的外交手段 ·第十四章革命再革命
第六章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倾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六章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倾向第一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我们知道，建筑在一定的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上的一切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逐渐崩溃的结果，最后如何产生了商品生产；其次，我们又知道，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如何从中世纪末期单纯商品经济即城市手工业生产中（不掺杂任何人类的意志和意识），完全机械地成长起来。最初，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b]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可能呢[/b]？这正是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现在，这门科学已经详细地给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并作了如下的证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由于完全缺乏计划性，缺乏一切有意识的组织，乍看来确实是很难存在的东西，似乎是一个谜，但是，它毕竟还能结成一个整体而存在下去。它的存在的根据正是：1．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便通过这种因素，把一切个别的生产者和地球上最隔绝的地域联系起来，以达到世界规模上的劳动分工。2．由于自由竞争，它能够保证技术的进步，同时，不断使小生产者转化为无产者，因此，被买卖的劳动力商品就经常集中于资本的所在地；3．由于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它一方面完全机械地使雇佣工人永远不能摆脱无产者的地位，也不能逃避资本统治下的劳动；它另一方面又使更多的无酬劳动转化为资本，从而生产资料的大量积累和扩张就有了可能；4．由于产业后备军，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随意扩大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可能性；5．由于平均利润率，它不断引起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以调节劳动分工的平衡；6．由于价格的变动和危机，它们一部分是经常地，一部分是周期地，使盲目而混乱的生产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可见，资本主义经济所以能存在，就是借助于上述不受任何社会意识干涉的、独立的经济规律的机械作用。换句话说，虽然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缺乏有组织的经济联系，虽然各个人的经济活动完全缺乏计划性，但还能依靠以上的方法，使社会生产和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得以运行；大多数社会成员被强制参加劳动；社会需求，不管好坏，终得满足；作为一切文化进步基础的经济进步（即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得到保证。这些条件，乃是任何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前提。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所出现的经济形态，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时，才有存在的可能。同时，这个经济形态，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但是，社会关系决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形态。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经历过许多的变化，而且永远要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变化，它才能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或发展开辟道路。原始共产主义经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之后，才初步把人类社会从半人半兽状态引导到文化发展的较高水平，引起了言语和宗教的产生，最后，导致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使定居的生活方式和村落组织得以形成。此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逐渐瓦解，继之而起的是古代奴隶制度，社会生活获得了显著的新的成就。不久，它又随着古代世界的没落而终结。于是，从中欧日尔曼人的共产主义公社中，在古代世界废墟上产生了一个新形态——劳役制经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但是，发展不断继续前进：在中世纪封建社会母胎内，城市中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萌芽。形成了行会手工业、商品生产以及正规的商业。封建农奴制社会加速解体；它终于让位给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美洲的发现和印度航路的开辟，就从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中成长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从历史进步的观点上看，即使在它开始之初，也并不是千古不变、永恒存在的东西。它和所有过去的社会形态相同，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过渡阶段、人类文化发展的巨大阶梯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即知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会导致它自身的没落，并为人类新的发展开辟道路。迄今为止，我们只是研究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成为[b]可能[/b]的那些现象之间的关系；现在，则已经达到应该了解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成为[b]不可能[/b]的那些条件的时候了。为此，我们只须继续研究资本主义统治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规律就行了。这个内在规律，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就会变成反抗人类社会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切根本条件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之从来一切生产方式，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力图把自己的势力机械地扩大到全世界，并排斥其他所有旧的社会形态。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可供作历史研究的整个世界都是实行同一种共产主义经济。但是，在个别的共产主义公社和部落之间则几乎完全不存在什么关系，或者仅仅在近邻公社之间有着极少的来往。每一个这样的公社和部落都各自独立过闭塞的生活。例如，我们看到中世纪日尔曼人的共产主义公社和南美古代秘鲁人的共产主义公社，差不多具有同样的名称：前者称为“马克”，后者称为“马卡”。这种奇妙的事实，如果不是一种单纯的偶合，那就我们看来，真的成了一种迄今不可解决的疑谜了。在古代奴隶制度普遍存在的时代，我们也只能从古代世界个别奴隶制经济与奴隶制国家的组织和内部关系中，发现有或多或少[b]类似[/b]的地方。不过，期间的经济联系，却很难看到。行会手工业及其解放的历史，在中世纪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大多数城市中，虽也有或多或少相同之处，但大部分都是城市本身的历史。至于资本主义生产，则它扩大到一切国家中，不仅赋予那些国家以同一的经济形态，而且还把它们结合为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欧洲各工业国内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排挤小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小农经济。同时，所有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澳洲的后进国家，都被卷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依靠两种途径即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对殖民地的掠夺达成的。世界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是与十五世纪末的美洲发现同时开始的，其后几百年间，大有扩张，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则已达到非常繁荣的阶段，但其发展并未停止。世界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都是向着同一方向活动的：最初，它使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和那仍处于文化与经济早期阶段的其他大陆上的各种社会形态，如农民的奴隶经济、封建的农奴经济、特别是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发生接触，这些经济形态——被卷入商业中，即迅速受到破坏，终于瓦解。通过在其他国家的土地上设立殖民地贸易公司或直接占领他国领土等办法，那些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基础即土地及其所有的家畜都遭到掠夺而转入欧洲国家或贸易公司之手。从而，土著居民的原始社会关系与原始经济方式到处遭受毁灭。整个部落居民，一部分被彻底消灭，另一部分则转化为无产阶级，或以奴隶的形式，或以雇佣工人的形式，被迫隶属于工业和商业资本统治之下。贯串在十九世纪几址年中的殖民战争历史——在非洲展开的反对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的起义，在亚洲展开的反对法国、英国、荷兰和美国的起义，在美洲展开的反对西班牙和法国的起义——都不外表示土著社会不愿被近代资本主义所消灭，不愿无产阶级化，而进行长期顽强的抵抗。这些斗争都是以资本取得普遍胜利而告终。这些事实，首先意味着资本统治范围的巨大扩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在世界经济内部，地球上所有有居民的地带，同时互为生产者，互为生产物的消费者，作为席卷全世界的同一经济的参与者而进行共同劳动。可是，在这个过程的另一面，则是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类加速贫困化，人类生活日益没有保证。古老的共产主义关系，农民关系或农奴关系，其生产力虽然有限，物质福利虽然贫乏，但还能给所有居民带来可靠的有保证的生活条件；现在因为换了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关系，无产阶级化和雇佣奴隶制度的统治已在美洲、亚洲、非洲、澳洲一切殖民地民族中引起了赤贫化、不习惯的难堪的繁重劳动负担，以及完全无保证的生活。肥沃而富饶的巴西，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贪欲之下，变成一片巨大的漠无人烟的单调的咖啡种植场。大批土人无产阶级化，变成这些种植场上的雇佣奴隶。此外，又因为某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现象的影响——即所谓“咖啡危机”，这些雇佣奴隶有时会突然或多或少地陷入长期失业和饥饿的境地。天富之国印度，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了几十年的绝望的抵抗之后，终被英国殖民政策所征服。从那时起，在恒河流域，饥馑便成了不速之客，一下子弄死了几百万人。在非洲内地，由于英国和德国殖民政策的压榨，过去二十年间，所有部落居民已部分地沦为雇佣奴隶，部分地饿死，枯骨遍野。大中华帝国境内的多次激烈起义[1]和饥荒，也都是由于欧洲资本的侵入使旧的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破产的结果。欧洲资本之侵入美国，系伴随着一系列的暴行：首先，英国移民消灭美洲印第安土著居民，掠夺他们的土地；继之，在十九世纪初期，为发展英国工业而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原料生产；最后，使四百万非洲黑人奴隶化。这些黑人被欧洲奴隶贸易商人出卖到美国，迫使他们在资本统治之下，在棉花、甘蔗和烟草种植场进行繁重的劳动。因此，在各个大洲之中，每一大洲内各个国家之间，各个种族之间，都逐渐陷于资本的统治下；从而，新的不幸的数百万居民经历了无产阶级化、奴役化以及生活无保证的痛苦，一句话，他们陷入了贫困化的境地[2]。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也不断在整个地球上引起贫困的加剧、劳动负担的加重和人类生活的更无保障。反之，少数人的手里却积累了巨额资本。这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意味着资本家专门为积累资本的目的，日益使全人类在无限贫困和痛苦之下，在生理的和精神的退化之下，被迫进行苛酷的劳动。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如下的特征：即就它看来，在过去的各种经济形态里，人类的消费乃是生产的目的；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它（消费）只不过是真正目的——资本主义利润的积累——的手段而已。资本的自行增殖乃是整个生产的始点和终点、自我目的和内在意义。但是，所有这些经济关系的荒谬绝伦，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成长到世界生产的范围时，才能全部暴露出来。这里，在世界经济的规模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荒谬性有着鲜明的表现：整个人类被自己无意识创造出来的盲目的社会力量（即资本）所束缚，而呻吟于可怕的苦恼之中。一切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依靠劳动以维持社会生活，满足社会欲望——只有在这里才采取了完全颠倒的形式。在世界经济内，人类的生产并非为着人类本身的幸福，而是为着资本家的利润，这成为地球上的普遍规律；同时，对人类的大多数来说，消费不足、消费经常无保障以及暂时和完全没有消费等现象，也成为一种常规。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引起一系列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欧洲的资本侵入到欧洲以外诸国，照前面的说法，是通过两个阶段的：第一，通过商业的侵入，把土著居民卷入商品交换中，部分地还将土著居民现有的生产形态转化为商品生产；第二，采用各种手段，掠夺土著居民的土地，从而攫取他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在欧洲人手中转化为资本，而土著居民则变成无产者。但是，照常规看来，继以上两个阶段后，迟早应该出现第三阶段——即或者由欧洲移民，或者由富有的土著居民在殖民地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北美合众国，土著红色人种因长期战乱而被消灭之后，英国人及其他欧洲移民才定居在那里。起初，它是资本主义欧洲的农业后方。它把棉花、谷物等原料供给英国的工业，再从欧洲购买各种工业产品。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美国的民族工业不仅驱逐了欧洲的输入品，而且不久，在欧洲及其他大陆，又对欧洲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同样，印度的民族纺织工业及其他工业部门，也对英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危险的竞争。澳洲同样走上了从殖民地国家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早在第一阶段，因为受了世界贸易的刺激，本国民族工业也发展起来了，这就防止了日本作为欧洲殖民地而从经济上被瓜分的危险。在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瓜分和掠夺过程使得这个大国在日本的帮助下，为抵制欧洲资本主义而致力于创设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使情况更加复杂，给人民带来了双重的更深的痛苦。这样，由于世界市场的创立，不仅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扩大到全世界，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不断遍及于全世界。从而，生产的扩张要求及其扩张范围的可能性（即贩卖的可能性），也陷入对彼此愈加不利的关系上。我们已经讲过，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闲下来的，它必须不断地甚至加速地扩张自己，换言之，必须经常采用改良的技术手段，在日益扩大的企业中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和存在规律。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能力，它本身是不知什么限界的，因为，与技术进步的同时，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什么限界。但是这种扩大的要求，也必然会碰到一定的阻碍，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因为，生产及其扩大至少要取得“一般的”平均利润才有意义。可是，实际上，它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那就完全取决于市场，换言之，即依消费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商品生产量及其价格的关系而定。然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一方面，要求生产的迅速扩大，一方面，每进一步又为自己定出那抑止生产猛烈扩大的市场限界。因此，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必然不可避免地引起工商业的危机。危机周期地调整资本主义对生产扩大的无拘束无限制的追求和资本主义的消费限界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可能性。但是，每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愈加发展，那么，一方面，生产扩大的要求和扩大的可能性就会愈加增大；另一方面，市场扩大的可能性就会愈加减小。如果我们拿十九世纪60与70年代在世界市场上还占着统治地位的英国工业的飞跃增长，同最近二十年间德国美国在世界市场上显著地排挤英国以来的英国工业的发展相比，就可以看出后一时期的发展比之前期的飞跃显得异常缓慢。但是，英国工业本身所遭遇的命运也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到德国工业、美国工业，以至整个世界工业的身上。资本主义生产每发展一步，就不可避免地使它的发展愈益缓慢、愈益困难。固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还有其远大的前途，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还只占着地球上整个生产中的一小部分；甚至欧洲最古老的工业国，除了大工业企业之外，仍然存在着许多落后的小手工业工场；尤其是农业生产，大部分还是小农经营，而不是资本主义经营。加之，在欧洲还有许多国家，大工业几乎没有发展，而土著工业主要还带着农民的和手工业的性质。最后，在其他大地上，除美洲北部以外，资本主义生产全分布得很零散，而其余广漠的地区甚至还没有转入简单商品生产。可是，不管怎样，欧洲和欧洲以外的还没有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那些社会阶层和国家的经济生活，毕竟处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了。如欧洲农民所经营的原始小农经济，始终为大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所左右；资本主义大国的商业和关税政策，又迫使农民和它发生接触。同样，原始的欧洲以外的国家也受到世界贸易和殖民政策的影响，而不得不依附欧洲及北美资本主义的统治。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能以到处排挤一切落后的生产形态，那么，它仍可获得巨大的扩张。一般说来，像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发展这个东西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可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陷入根本矛盾的困境：资本主义愈加排挤落后的生产形态，那么，为追求利润所创立的、供满足现有资本主义企业扩大生产的要求的市场界限也就愈加狭小。所有这些情况，只要我们对下述因素稍加考虑，就可以完全明白：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得这样迅速，以致地球上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换言之，只是在大企业中由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家用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来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可能性就鲜明的暴露出来了。[1]卢森堡注道：“印度的饥馑”。[2]卢森堡注道：“原始民族的消灭”。上一篇回目录
第五章工资规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第五章[1]工资规律第一节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节工作日第三节工资形成的标准第四节产业后备军的形成第五节相对工资与社会主义运动第六节工会组织对工资形成的影响第七节雇佣工人的产生第一节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商品总是根据它的价值（即包含于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相互交换。货币虽然开始担任媒介的作用，但并不使这种商品交换的基础发生变化。货币本身只不过是社会劳动的单纯的表现而已。而包含于各商品中的价值量，则是由出卖该商品所换得的货币量来表现。在这种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市场商品之间，就成立了完全的平等关系。如果在各方面参加市场交换的千差万别的商品之间，不存在某种完全具有特性的唯一商品——劳动力，那么，商品卖主之间，当然会出现完全平等的关系。劳动力这种商品，是由那些自己没有生产其他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人，提供于市场的。如所周知，在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不采用交换方式，就无法获得任何物品。对市场不提供什么商品的人，即不能获得生活资料。我们知道：每个人提供给市场的商品，乃是他们要求一定份额社会产品的唯一根据，也是决定此份额的尺度。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取得消耗了一定量社会劳动的任何商品，其量恰与他所提供的包含有社会必要劳动的任何商品形态相等。因此，为了生活，就不得不提供商品，即出卖商品。生产商品和出卖商品，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然而要生产某种商品，就得准备劳动手段（工具等）；其次还需要原料、补助原料、工场、作坊和照明设备等劳动的必要条件；最后，为了使生产继续进行到商品出卖为止，又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不预先消费什么生产资料而能制造或取得的东西，只限于很少几样商品，如森林中采集的菌类和果物、海滨居民拾得的贝壳等。即使如此，他还是需要篓筐等类生产资料。而且，无论什么场合，在劳动期间，又不得不准备维持人类生活的生活资料。可是，在商品生产发达的社会，大多数商品的制造，必须为生产资料消耗相当的甚至巨额的垫支费用。从而，没有这样生产资料的人，就不可能生产商品。唯一办法，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拿到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卖。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也仍然有它一定的价值。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值，是受生产时所消费的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为了生产劳动力这个商品，同样需要一定的劳动量——消费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如衣食等）生产上的劳动。因此，使人能够进行劳动所必要的，即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量，等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生产上所必要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其次，跟其他一切商品相同，劳动力的价值，也是在市场上用价格（即货币）来计量的。劳动力商品的货币表现（即价格），称为工资。对其他一切商品来说，需要比供给迅速增大时，价格即腾贵；反之，商品供给比需要增大时，价格即下落。劳动力这种商品，也是一样：在对劳动者的需要增加时，工资一般有腾贵的倾向；需要减退或劳动市场有新手充斥时，则工资有下跌的倾向。最后，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同，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结局，它的价格），在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大时，就会腾贵，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较多的劳动量；反之，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有所节约时，势必引起劳动力价值的下落，从而其价格，即工资，也会下落。1817年李嘉图曾说：“帽子的生产费若减少，即使它的需要增加二倍、三倍或四倍，帽子的价格，结局，仍会跌到它的新的自然价格水准。人们的生活费，如果因生活上的必需的衣食的自然价格下落，而减少时，那么即使对劳动者的需要显著增大，工资也将会下落。”[2]因此，劳动力这种商品，在市场上同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劳动力是同它的卖主（即工人）分不开的，所以他不能长期等待买主，因为，劳动力和它的体现者（工人），如果缺乏生活资料，就会有灭亡的危险；反之，其他大多数商品，一般说来，则多少可以耐心等到出卖时为止。然而，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还不能单单在对交换价值有意义的市场上表现出来；它的特殊性，存在于另外的地方，即存在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之中。商品，因为都是在使用的时候具有效用，所以被人购买。靴子是为穿着才买，茶碗是为饮茶才买。被买的劳动力有什么用处呢？这不待说，是为了劳动。可是，单单这样回答，还不能解决问题。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则无论何时，人类总得劳动，而且不能不劳动。人类完全不知道作为买卖对象的劳动力，已经历过几千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以其全部劳动力，只能生产维持他自己的最低生活资料，那么，买进劳动力这个商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某人支付一定金额买进劳动力，以其所有的生产资料，迫使它去劳动，最后结果，如果只能生产维持他所买来的商品所有主（即工人）的生活资料，那么，工人出卖劳动力，即无异于借他人的生产资料，为自己而劳动了。从商品交换的观点上看，这恰好等于买进靴子以后，再将它作为礼品送还给靴店，同属毫无意义的交易了。假若人类的劳动力，不许别人使用，这就表示它对买主是没有什么效用的，从而，也许不能作为商品出卖于市场了。因为，只有具有一定效用的产品，才能起着商品的作用。所以，劳动力一般要表现为商品，单在人们给与生产资料时能够劳动，是不够的；它还得除生产自身的生活资料外，能够付出更多一些的劳动才行。换言之，他不仅要为自己的生活而劳动，而且要为劳动力的买主而劳动。因此，劳动力这个商品，在其使用即劳动之际，不仅要补偿劳动力本身的价格（即工资），而且还要为买主付出超过工资以上的剩余劳动。劳动力商品，事实上，就具有这种惬意的特性。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工人之能够付出剩余劳动，是否就是人类的或工人的固有属性呢？现在我们假定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类用石头来做斧子，要费整年的工夫；制造一张弓，要费几个月的工夫；用两块木片摩擦生火，也要花费一些时间。这个时候，虽然是狡猾贪婪的企业家，也不能够从一个人身上榨出剩余劳动。因此，为了要使人们一般能够付出剩余劳动，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高度才行。换言之，为使人类的力量，不仅能够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而且更进一步，在一定条件下，能为他人生产生活资料，就需要人类的劳动工具、熟练程度、知识水平，以及对自然力的支配，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行。而这些条件，又必须通过几千年人类社会的痛苦经验，才能获得。从最早的粗石器和火的发现，到今日蒸汽和电气的使用为止，其间的漫长道路，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只有在社会内部，即由于人类共同的社会生活和协作才有可能。因此，赋与近代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以提供剩余劳动的惬意特性之劳动生产率，并不是什么人类自然的生理的特性，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剩余劳动，不过是给“一个人的劳动，养活多数人”以可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另一表现而已。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不一定常常在所有场合都能导致工人出卖劳动力和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特别是在原始文化阶段，自然条件很好，劳动生产率已经有提高的可能时，更是如此。譬如在天惠优越的中南美热带地方，自美洲发现后到十九世纪初为止，这些地方都属西班牙的领土。在这里，到处都是酷热的气候和丰饶的土地，居民以香蕉为主食品。汉波特（Humboldt）写道：“我怀疑世界上任何地方，除了香蕉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什么植物，能够在这样狭小的地面上，生产出这样多的营养物。”他又计算道：“在栽培大种香蕉的半公顷地面上，可以生产足够50个人以上的食粮。然而，在欧洲同一半公顷地面上，即使大丰收年成，每年也不过能提供576公斤麦粉，维持不了两个人的生活”。实际上，香蕉的种植，并不需要多大的照顾，只须沿着根的周围，简单地把土掘松一二次就行了。汉波特继续说：“在柯梯尔列（Kordiller）山麓的维拉克鲁兹、华拉多里德和瓜达拉雅拉的润泽山谷间，每一个人每周只须作两天简单劳动，就可以维持全家的食粮。”在这种地方，劳动生产率本身，显然完全可以使剥削成为可能。马尔萨斯那样具有真正资产阶级根性的学者，当其记述这种地上乐园的时候，还噙着眼泪叫嚷说：“这时无限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多么巨大的可能性啊！”这意味着，倘若能够强迫懒汉们认真劳动的话，那么，唯利是图的企业家，也许可以从那些食香蕉者的劳动上，捞到大批金钱罢。但是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这种天惠的地方居民，并不打算勤劳积钱，他们只是随便从树上摘些香蕉吃吃，终日在太阳底下睡觉，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汉波特还记载了一件极可注意的事：“西班牙殖民地上，常常听到这样的话：热带居民，直到国王命令消灭香蕉树为止，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还不脱这种漠不关心的状态。”这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就欧洲资本家看来，正足以表示那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下的一切氏族的真实状态：人类劳动的目的，只是为着满足人类自然的欲望，而不是积累财富。但是，只要上述状态还存在，无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大，要把人类劳动力使用到剩余劳动的生产上，以对他人进行剥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话虽如此，可是近代企业家，并非第一个发现人类劳动力这种惬意性质的人。事实上，我们早在古代就看到了居民中的不劳动阶层剥削剩余劳动的事实。古代奴隶制及中世徭役制或农奴制关系，都是奠定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劳动生产率之上——人类的劳动能力足以维持一个人以上的生活。这两种经济形态，在社会内一个阶级利用其劳动生产率迫使另一个阶级供养自己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过形态不同而已。在这种意义上，不管是古代奴隶或中世农奴，同样都是近代雇佣工人的直接先驱。但是，在古代或中世纪，不管它的生产率和剥削的程度如何，劳动力还没有成为商品。近代雇佣工人和企业家的关系，跟奴隶制和农奴制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所谓出卖商品，不待说，是在人身完全自由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自愿的私人交易。没有自由的人，就不能出卖他的劳动力。除此以外，还需要一个条件：工人必须丧失任何生产资料。如果他还有生产资料，自己还能生产商品，那么，他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因此，只有在劳动力脱离生产资料（或者劳动力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和人身自由并存的条件下，才能使劳动力变为商品。在奴隶制经济下，劳动力绝对没有脱离生产资料，反而构成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与工具、原料等物，同属于其主人的私有财产。奴隶本身也只是奴隶主所有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与其他生产资料，毫无差别。次之，在农奴制关系下，法律规定劳动力直接被束缚于生产资料（即土地）上，农奴本身，亦是隶属于生产资料。徭役和代役租，并不是来自人身，而是来自土地。土地作为遗产或其他物，转移到其他劳动者手中时，代役租的义务也随同转移。然而，现在，工人的人身自由了，既不是什么人的财产，也不是什么生产资料的构成部分；反之，生产资料属于一方，劳动力属于另一方。两个所有者，都是作为独立的自由的个人，作为买主和卖主——资本家是劳动力的买主，工人是劳动力的卖主——而相互对立起来。最后，即使有人身自由，即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已经分离，甚至劳动生产率已达到相当高度，也不一定引起雇佣劳动和劳动力的出卖。我们在古代罗马曾经看到类似的例子：由于奴隶制经济下贵族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大批自由小农从他们的土地上被赶走。他们的人身依然是自由的，但没有土地（即生产资料），因而成群地从农村跑到罗马，形成自由的无产者。尽管如此，当时他们还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找不到买主。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有大批奴隶为他们劳动，用不着购买自由劳动力。奴隶劳动，当时也能完全满足地主的生活欲望。地主需要什么东西，尽可能强迫奴隶去做。因为奴隶制生产的目的，只是为奴隶主自身的消费，不是为出卖商品。所以，他除了维持本身的生活和生产奢侈品以外，便无须使用奴隶劳动了。于是，罗马的无产者，在自己劳动的基础上的一切生活源泉，都被塞住了。除了乞食路旁，或者定期领取一点政府有组织的口粮救济以外，就没有其他生路了。因此，在古代罗马没有产生雇佣劳动，代替它的办法是由国家出钱大规模供养那些一无所有的自由公民。法国经济学者西斯蒙第说：古代罗马是社会养活无产阶级，今日则是无产阶级养活社会。然而，今日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为自己及他人而劳动和能够出卖劳动力，正是因为今日的自由劳动，乃是生产的唯一形态，正是因为作为商品生产的自由劳动，其目的并非为着直接的消费，而是为着制造以供出卖的产品。奴隶所有者买进奴隶，是为着自己的安逸和奢侈；封建领主的目的，也是为着他全家的奢侈生活，而从农奴身上榨取劳役和代役租。可是，近代企业家迫使工人生产粮食、衣服和奢侈品，并不是为着他本人的消费，而是为着出卖其生产的商品，以赚取货币。正是由于这种活动，才使得工人成为雇佣工人，企业家成为资本家。由此可知，出卖劳动力商品这一简单的事实，却指出了一系列的一定的社会和历史关系。换言之，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意味着：第一，工人人身的自由；第二，工人脱离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集中于不劳动者阶层的手里；第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使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成为可能；第四，商品经济的普遍统治，即把剩余劳动转化为商品乃是购买劳动力的目的。从市场的观点来说，表面上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买卖，与购买靴子及时表相同，完全是每一瞬间千百次出现于市场的最普通的交易。商品价值及其变化，商品价格及其变动，买主和卖主在市场上的完全平等和相互独立，交易的自愿性质——所有这些现象，都同其他的交易一样。但是，由于劳动力这个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由于只是创造出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关系，商品经济的这种日常市场交易，才成为完全特殊的新的社会关系。我们下面再研究，从这种市场交易的结果中，发生了什么问题。第二节工作日企业家购买劳动力，和所有买主一样，需要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即支付生产劳动力的费用，换言之，用工资形式支给工人以补偿他维持本身生活费用的价格。我们知道，买进来的劳动力，借助于社会通常使用的生产资料，能够生产出超过自己的所需生活费用以上的价值。这就是一切劳动力交易的最后条件，也就是它的必要前提。没有它，交易就变成毫无意义了。这一点正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然而，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相同，是由生产它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因此，我们假定：为了生产维持工人每日不断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食物、衣服等，需要六小时劳动，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工资），照例应该等于一般货币形式上的六小时劳动。可是，工人替企业家劳动，并不是六小时，而是更长些，譬如说，十一小时吧。这样一来，他在这十一小时中，以最初的六小时劳动，偿还企业家预付的工资，此外，还有五小时作为献给企业家的无酬劳动。所以每个工人的工作日，必然而且正常地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酬的部的，即工人补偿本人生活资料的价值，所谓为自己劳动的部分（必要劳动时间）；一是无酬的部分，即白白送给资本家的劳动，即所谓剩余劳动的部分（剩余劳动时间）。在过去的社会剥削形态中，也有过同样的现象。农奴时代的农奴劳动，分为为自己的劳动和为领主的劳动两部分。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相互分离的。什么时候为自己劳动，劳动多少；什么时候为养活慈悲的地主和僧侣而劳动，劳动多少；农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农民最初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几天，然后在领主土地上劳动几天；或者，午前在自己土地上劳动，午后在领主土地上劳动；又或者，一连几周只在自己土地上劳动，以后再有几周到领主土地上劳动。譬如，在爱尔塞斯（Elsass）州毛鲁士明斯达寺领的一个村庄里，十二世纪中叶的徭役劳动是这样规定的：由四月半到五月半，每个农家每一男子劳动力每周出勤三个整工作日；由五月到夏至，每周半个工作日；由夏至到七月，每周二个工作日；收获时每周有三天工作半日；由圣马丁祭日（十一月十一日）到圣诞节，每周三个整工作日。尤其是在中世纪后期，由于过渡到农奴制，劳役也开始增大到几乎每周每天，而且每年每周都要为领主劳动，农民简直没有时间来耕种自己的田地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农民们也明白知道他们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他人劳动。这种事实，无论对怎样愚蠢的农民，都是瞒不了的！但是，近代雇佣劳动，就完全不同了。工人并不是先用工作日的第一部分生产自己消费的物品（即衣食等），然后再用第二部分生产资本家使用的物品。反之，工厂或工场的工人，整天只生产同样的东西，而且大部分是一种东西，如钢条、橡皮带、丝织品、铁管；那些东西，他们自己很少消费，甚至完全不消费。他们整天生产的大量钢条、橡皮带及布匹等，每一个别产品同其他任一产品，看来完全一样，使人无法从其外形上分别：哪一部分已经付过劳动报酬，哪一部分尚未付过报酬；哪一部分是为工人自己而生产的，哪一部分是为企业家生产的。相反，工人所制造的产品，对于他自己不仅完全没有效用，而且其中任何一份也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资本家所有。从这一点来看，雇佣劳动和徭役劳动之间，外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农奴在正常的条件下，自然必须有一些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劳动；而且以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仍属自己所有。但是，近代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全部产品统归资本家所有，从而工厂劳动，看起来似乎跟自己的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工人领到工资以后，可以任意支配。因此，他就必须按照资本家的指示去劳动，其生产品则全部归企业家。这种差别，工人一时虽然看不出来，但到了以后，当企业家计算从工人的生产中所取得的收益时，就可在他的结算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产品出售后所获得的货币额和预付生产资料及劳动工资的支出额之间的差额。因此，留在企业家手中的利润，正是由无酬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因此，留在企业家所有手中的利润，正是由无酬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由此可知，每个工人即使在生产一种橡皮带、丝织品或铁管的场合，也都是首先生产自己的工资，然后为资本家生产一些剩余价值。譬如，假若他以十一小时织出十一公尺的丝织品，那么，其中六公尺包含了等于自己的工资的价值，另外五公尺，就是企业家所攫取的剩余价值。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或农奴劳动的差别，具有更重要的后果。奴隶与农奴主要是为满足其主人私人的需要或消费而劳动的，如为主人生产粮食、衣服、器具及奢侈品等等。总之，这都是奴隶关系与农奴关系受商业影响而陷于衰落和开始瓦解以前的常态。但是，人类的消费能力，甚至他们的私生活上的奢侈欲望，在那个时代里，有其一定的限界。谷满仓，马充厩，华丽的衣服，自己和全家的奢侈生活和豪华住宅——古代奴隶主和中世纪贵族的要求，最多不过如此。可是，这些日用品，决不能贮藏过多，否则将会遭受损坏。如谷物腐烂或被老鼠偷吃，干草及禾藁的腐蚀，衣服的破坏；其他乳类、果物和野菜，一般都不耐久藏。所以，奴隶经济与农奴经济的消费，不管生活怎样奢侈，总有一个自然的限界，从而通常对奴隶和农奴的剥削也有限制。可是，那些为商品生产而购买劳动力的近代资本家，却不如此。工人在工厂中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是对他毫无用处的东西，这对资本家来说，也是一样。资本家买进劳动力，并不是用来生产自己的衣食，而是生产那些自己毫不需要的商品。他生产丝织物、铁管、棺材，为的是想尽快脱手，尽快出卖，以图赚钱。同时，资本家不仅要收回自己的垫支费用，而且还要从工人身上攫取超过垫支的货币形态的无酬剩余劳动。资本家进行这种交易，购买劳动力，目的正在于把工人的无酬劳动转化为货币。然而货币乃是无限积累财富的手段，如果采取货币形态，那么，财富就不仅可以长期贮藏下来，一点不损坏它的价值，而且，正如后面所说的那样，反会由于贮藏而增大其价值。因此，货币形态上的财富，是没有什么限界的，它可以毫无止境地增大。与此相适应，近代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也是没有什么限度的，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无酬劳动越多越好。榨取剩余劳动，而且无限制地榨取剩余劳动——这就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真正目的和任务。资本家的这种增大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自然动机，首先表现在两个简单的方法上。这两个方法，可以从工作日的构成部分看出来。每个雇佣工人的工作日，一般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工人补偿自己的工资的部分和提供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的部分。为了要尽量增大第二部分，资本家就从两方面进行活动：延长全部劳动时间或缩短工作日的第一个有酬部分，即是降低工人的工资。事实上，资本家的这两个方法，是双管齐下的。因此，雇佣劳动制度就产生劳动时间延长和工资降低的两种倾向。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个商品，跟其他商品一样，是想从其中取得一定的好处。所有商品的购买者，都是想从买来的商品上获得最大的好处。譬如，我们购买靴子，是想尽可能长期使用它。商品的购买者有全权使用它，并能尽量从该商品中获得好处。因此，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作为一个商品的购买者，他也是有全权要求这个商品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他服务。如果资本家对劳动力支付了一星期的工资，那么，他就可以任意在整个星期内使用它。从买主的立场上看，一个星期内，他有权迫使工人（如果可能的话）每天做24小时的劳动。但在另一方面，作为商品卖主的工人，则反对这样做。资本家固然有权使用劳动力，但是，他也应该看到工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劳动能力究竟有一定的限度。一匹马每日继续不断工作八小时以上，就会倒毙；人类也必须有一定时间用在衣食和休息上，以恢复劳动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力，否则劳动力就不仅被消耗掉，而且永远被消灭了。过度劳动，削弱劳动力并缩短劳动者的生命。因此，如果资本家无限制的使用劳动力，每周缩短了两周的工人生命，那么，这恰好等于资本家以一周的工资攫取了三周的劳动。故从商品交换的观点上看，这不外是意味着资本家掠夺工人。因此，资本家和工人虽然都是站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但对工作日的长短，却代表着两个完全相反的立场。工作日实际上的长短，是通过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从力量对比上来决定的[3]。所以，工作日本身并不带着什么一定范围的限制。根据时间与地点的不同，除八小时外，还有十小时、十二小时、十六小时、十八小时等等的工作日。一般说来，为缩短工作日所进行的斗争，已经历过好几百年了。这种斗争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是从中世纪末叶，——即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行会统治逐渐动摇的十四世纪——开始。在行会手工业繁盛时期，普通正规的工作日大约是十小时。对于吃饭、睡觉、休息等时间和星期日、祝祭日的休息，也考虑得极其充分、极其详细。这在劳动方法迟钝的旧手工业时代，固然不错；但到了工厂企业逐渐兴起后，那就远远不够了。因此，资本家最初向政府提出要求并赢得实施的，乃是强制延长工作时间的法律。但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末，不论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我们只发现有最短工作日的法律：即规定工人和帮工不得少于一定劳动时间（一般是每天十二小时）的法律。对懒惰的工作进行斗争，正是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为止的主要口号。但是，自从旧行会手工业的权力被破坏以来，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无产大众，除出卖劳动力以外，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方面，自狂热进行大量生产的工场手工业发生以来（十八世纪初），局面为之一变。从此，不问年龄、性别，开始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凶猛的和无限制的压榨，仅仅在数年之内，就使得整个一代的劳动人口，像害了疫病一样，消灭殆尽。1863年英国下院一个议员说：“棉制造业有九十年的历史……在英国人的三代中，它破坏了棉业劳动者九代。”[4]英国资产阶级著述家约翰·韦德在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说：“工厂所有者追求利得的残忍性，与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求黄金的残忍性相比，怕也只有过之，无不及。”[5]英国，即使到了十九世纪60年代，在某些工业部门（如花边工业），还有九岁到十岁的小孩，从早晨二、三、四点钟工作到夜晚十、十一、十二点钟的事实。如所周知，德国的制镜业和烤面包业在不久以前，成衣业和家庭工业直到现在，上述情况还是屡见不鲜。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明了从未有过的夜间劳动（夜工）。在过去一切社会里，所谓夜间，大家是看作自然给予人类休息的时间；可是，资本家的企业却发现夜间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与日间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并无不同之处，于是就实行了日夜轮班制。同样，在中世纪行会手工业中所严格遵守的星期日，也成了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牺牲品，被变为一般工作日了。此外，他们为了延长劳动时间，又采用了成打的琐小的发明——不休息地一边劳动一边吃饭；不在规定劳动时间内打扫机器，而在劳动时间终止后，即工人的休息时间内去做等等。在最初几十年内，完全自由地无限制地实行了这些方法的资本家，不久就感到有制定关于工作日的一些新法律的必要。这次拟定的法律，不是为了强制延长工作日，而是为了缩短工作日。我们应该知道，关于最长工作日的最早的法律，与其说是由于劳动者的压力所迫，还不如说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保存的单纯动机所致。最初二三十年内，无限制的大工业经济给予工人的健康和生活条件以毁灭性的打击，这引起了可怕的死亡、疾病、肉体的摧残、精神的颓废、流行病和一般体弱不能服军役的现象，开始严重威胁了社会的存在。[6]如果让资本家盲目追求剩余价值，而政府不加以抑制，那么，迟早会会使整个国家化为劳动者埋葬白骨的大墓地，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但是，没有工人，就不可能剥削工人。所以，资本家为了本身的利益，以便将来有继续剥削的可能，现在就非规定的一些限制不可。而为保证将来的剥削，稍舒民力，以及用合理的剥削代替混乱的掠夺经济，至少也是必要的措施。最初拟订的关于最长工作日的法律，其根据就在于此；同样，一切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的发生，其根据亦在此。狩猎法的例子，在这方面，多少有类似之处。因为，为了合理地保护某些野兽的繁殖，使之能够经常成为狩猎的对象，不能不在法律上保证一定的禁猎期；同样，社会改良也是为了使资本家的合理剥削成为可能，所以才保证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获得一定的保护。或者，照马克思的说法，工厂劳动的限制，同农夫必须在田地上施肥一样，也有强制规定的必要。工厂法是工人几十年来同资本家进行残酷斗争的结果。它是首先对妇女和小孩、然后对一些个别工业部门逐步实行的。继英国之后，法国在1848年二月革命获得胜利的巴黎无产阶级压力之下，才宣布十二小时的工作日规定。这是最早公布的包括所有劳动部门一切劳动者（也包括成年男工）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法律。在美国，自导致奴隶制的消灭的1861年内战后，掀起了工人们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普遍运动。这个运动不久也波及于欧洲大陆。俄国最早的妇女及儿童的劳动保护法，是1882年莫斯科工业区工厂大骚动的结果；成年男工的十一时半工作日的制定，是1896——1897年彼得堡六万纺织工人第一次总同盟罢工的斗争结果。在德国，现在只是拿着一个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保护法，跟着其他所有大国的尾巴跑！以上我们仅仅说明了雇佣劳动的一方面，即工作日。但是，只就这一点来看，也足够使我们了解劳动力买卖这个单纯的商品交易，是一种多么特殊的现象。此处，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劳动者从生产过程出来，和他加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不同的。在市场上，他以‘劳动力’这个商品的所有者的资格和别种商品的所有者相对立，是商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他以劳动力售于资本家的契约，据说是像在白纸上写字一样，证明他可以自由处分他自己。但交易终了，他却被发觉并不是‘自由契约的当事人’，让他自由去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就是他被强迫去出卖劳动力的时间，事实上，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束腱、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劳动者如要‘抵制’这个使他们痛苦的蛇，就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块，当作一个阶级来争取一种国家法律，一个非常有力的社会屏障，使他们自己，不得自由与资本缔结契约，并在死与奴隶的状态下，出卖自己和他们的家人。”[7]劳动保护法这个东西，实际上，乃是近代社会对于下列事实的第一次正式承认：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自从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以来，就已经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不平等和不自由。第三节工资形成的标准资本家增大剩余价值的第二个方法是降低工资。工资和工作日一样，它本身并没有一定的界限。在论述工资时，必须首先把工人从资本家那里所获得的货币额和他以此货币额所购买的生活资料量，区别开来。对于工人的工资，单单知道他一天赚两个马克，那就等于什么也没知道。因为，同样两个马克，在物价腾贵时，比之物价低廉时，它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要少些。又某一国家同样两个马克的货币，它所代表的生活水平，跟其他国家也完全不同。甚至一个国家内，各地方间也同样有差别。工人虽然比以前取得更多货币工资，但他的生活并不见得比以前好，甚至还比以前更坏，这亦属于常见的事实。所以货币工资不过是名义上的工资，真正的实际工资则是工人所取得的生活资料的总量。工资如果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劳动力的价值，实际就是由消费在生产工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上的劳动量来代表。那么，“必要的生活资料”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这一工人和那一工人的个人区别，可以暂置不论；由于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大不相同。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了“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概念，只是一个最善变和最富伸缩性的东西。今日条件较好的英国工人阶级，以每日吃牛排看作为生活上的必要，而中国苦力则挣得一碗饭吃就已心满意足了。由于“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概念具有伸缩性，所以关于提高工资的斗争，也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一样，就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爆发起来。资本家站在商品买主的立场上说：“我和一切公平的买主同样，对于劳动力这个商品，应该按值付钱，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所谓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必要的生活资料又是什么呢？好，我就完全照着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付酬吧！可是，生理学和一般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维持人类生活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所以，我自然就确切地把最低限度生活费给予工人。因为，如果我多给了一文钱，我就不算是公平的买主，而成了一个傻瓜，一个把自己的金钱赠送给自己买来的商品的卖主的慈善家了。我对于靴匠和香烟小贩也不愿多给一分钱，而尽可能按低价买进他们的商品；同样，我也尽可能按低价购买劳动力。我只要恰如其份地付给工人以最低限度的生活费，那么，我们双方都各不相亏了。”资本家的这种说法，从商品生产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对的；但是，作为商品卖主的工人，给以下的答复，我想他的正确性，也不见得比资本家差：事实上，除了劳动力商品的实际价值以外，我们并不要求更多的报酬。我们只希望你真正把这个价值完全付给我们。我们只想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但是，必要的生活资料是什么呢？照你的说法，生理学和经验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所谓必要，就是维持人类生活上最低限度必需的东西。那么，你是用绝对的生理上的最低限度的必要，来代替“必要的生活资料”这个概念了。这种解释违背了商品交换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一切商品的价值，是由制造该商品时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原则。如果靴匠拿一双靴子给你，他以此靴在制造时费了四天的劳动为理由，要求你付出二十马克。那么，你一定会这样回答靴匠：“这双靴子到工厂里去买，只须付十二个马克，因为工厂用机器制造一双靴子只费一天的劳动。所以你四天的劳动，由于没有使用机器，照你说来，这个劳动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使用机器制造靴子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了，这就社会的观点上看，却不是必要的劳动。我不能照你的意见办，我只能照社会必要劳动的标准，付给你十二个马克。”你买靴子时，既然采用了这种办法，那么，你买我们的劳动力商品时，当然也会是付给我们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社会必要的费用罢。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所谓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费用，不外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个阶级每个人普通生活上公认为必要的费用。一句话，你不能把我们当作动物看待，仅仅给我们以勉强维持生命的生理上所必要的最低费用，你得保证我们的普通生活水平，给我们社会一般的最低费用。这样，你付足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才算是公正的买主；否则，你要是未按十足的价值来买我们的劳动力商品。我们知道，从纯粹商品交换的观点来看，工人至少应和资本家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工人要保卫这种观点，必需经历一定的时间。因为贯彻这个主张，一般就非把工人作为一个社会的阶级——即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组织体不可。只有随着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工人才得以按照价值出卖其劳动力，换言之，才能争取到作为工人的社会与文化的必需的生活水平。但在某一国家，工会组织还没有出现，或者还没有在各个产业部门取得一定地位之前，工资标准的决定因素，乃是资本家把工人生活水平压低到其生理的动物的最低限度的倾向，换言之，即不断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来支付工资的倾向。在还没有遭到工人阶级的团体和组织的抵抗时，资本的无限统治，就和工厂法实施以前的工作日一样，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被压低到野蛮退化状态。这就是使工人生活上的奢侈、安逸、快乐的些微痕迹都消灭无余的近代资本的十字军。同时，它对付从往昔行会手工业和农业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也是一样。他们力图使工人的消费，降低到仅给肉体以最低限度的饲料那种赤裸裸的简单行为，好像给家畜喂草，给机器擦油一样。同时，又把那些最落后的和欲望最少的工人作为模范和实例，以说服那些生活较好的工人。这种反对工人去过像人的生活的十字军，和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一样，都是从英国开始的。十七世纪有一个英国著作家诉苦说：“只要看一看我国工场工人的直接浪费，实在使人痛心：他们大吃大喝，食用的东西有白兰地、酒、茶、糖、洋菜，烈性啤酒、亚麻布、鼻烟等。”当时资本家还要英国工人学习法国、荷兰、德国工人的俭约榜样。某英国工场主就这样说过：“法国工人的劳动比英国的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贫民（指工人）能够负担强烈的劳动，忍受最坏的衣食，其主要的消费品，不过面包、果物、野菜、根果、干鱼而已，肉类吃得很少。在小麦涨价的时候，连面包也不敢多吃。”约在十九世纪初，美国伦伏特伯爵所著“工人食谱”一书，因其中记载着工人食物的价廉味美的制作方法，以致引起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其中烹调法之一是这样的：“大麦5磅，玉蜀黍5磅，鲱鱼30分尼，盐10分尼，醋10分尼，胡椒和野菜20分尼，全部价值2.08马克，可以做64个人吃的汤。照现在的谷物平均价格计算，每人的费用只摊到3分尼。”据居士达夫·李比希所说，南美矿山劳动者，每日的劳动，恐怕是世界上最苦的了。负担180—200磅重的矿石，从450尺深的矿坑运出来，工作十分吃力。但是，他们仅仅以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单吃面包，但雇主知道，单吃面包不能作激烈劳动，吃豆子反使筋骨有力，所以强迫工人像马一样一般拼命吃豆子。法国在1831年已经爆发了最早的工人饥饿起义——里昂织工起义。到了60年代，第二帝国统治时代，真正的机械工业输入法国时，资本家就狂欢庆祝而降低工资。企业家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立即从城市转到农村去找。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每天只需1丝——约4分尼工资的妇女劳动力。可是，好景不长，因为这种微薄到极点的工资，连单纯的动物生活也不能维持。在德国，同样，资本家也是首先把眼光集中于纺织工业，那里的工资甚至降到生理的最低限度以下。于是，惹起了十九世纪40年代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织工饥饿暴动。目前，德国的农业、洋服业，以及其他各种家庭工业中，凡是工会力量还没有影响到工人生活水平的地方，到处依然是以动物的最低限度生活费用作为工资的标准。第四节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劳动条件的恶化，工人的生活水平尽量压低到动物的生理的最低限度，一部分甚至压低到最低限度以下，在这一点上，近代资本家的剥削，实和奴隶经济与农奴经济制度下，极端退化到接近崩溃地步的剥削差不多。但是，只有一种完全属于资本家商品生产形态所特有的、过去时代完全不知道的现象，这就是工人的部分失业、从而劳动力需要的减少、成为经常现象的所谓产业后备军。资本家的生产，不能不依靠市场，不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需要的不断变动，势必逐步引起所谓每年、每季、每月的好市况和坏市况的现象。资本不断顺应这种市况变动的结果，有时使用工人多一些，有时又少一些，从而，资本家为了要在所有时间内——甚至在市场需要极其紧张的时候——准备必要数量的劳动力，就不能不在就业工人之外，拥有大量的失业工人。那个时候，失业工人得不到工资，又没有人购买他的劳动力，只能把它暂时贮存下来。因此，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被使用的现象，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资规律的真正构成部分。至于这种失业者怎样去维持他们的生活，资本家是不关心的。但是，如果有人企图废除这个后备军，资本家便认为是侵犯了资本的生存利益，势必竭力反对。最明显的例证是1863年的英国棉业危机。由于美国棉花减产，英国的棉纺织业生产突告停顿，近百万失业工人没有饭吃。一部分失业工人为免于饿死，乃决心移住澳洲，他们请求议会资助200万镑，以便5万名失业工人能够达到移住的目的。但是，棉纺织工厂主，对于工人的计划非常愤慨，他们大声叫嚷说，工业没有机器是不行的，工人和机器一样，也不能不经常有贮备。如果让这些饥饿的失业工人突然离开，则“国家”就将遭受400万镑的损失。由于资本家厂主的反对，议会便否决了移住基金的请求。失业工人为了被迫做资本的必要后备军，只好留下来等待饿死。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871年法国资本家给提供的。自巴黎公社失败后，巴黎工人被大量屠杀，有的通过裁判，有的就根本没有通过裁判。当数万名无产者（他们都是工人中间最好的最有能力的精锐部队）被虐杀时，企业家们一方面沉醉于复仇的快感里，一方面又觉得不安，耽心“人手”贮备将感不足，会立刻使资本陷于不利。恰好那个时候战争终止了，正是产业活跃的前夕；于是巴黎资本家运动法庭，要求限制迫害公社战士，把劳动人手从血腥的刀枪镇压下拯救出来，以供资本家的剥削。产业后备军给资本执行了两个机能：第一，每当市况突然繁荣时，为它提供劳动力；第二，由于失业者的竞争，它就不断对就业工人加以压迫，将其工资压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把后备军分为四个不同的阶层，他们对资本的作用和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最上层是周期的失业工人：任何职业中都有，条件最好的职业中也常有。因为，各个工人有时失业，有时就业，所以这一阶层的成员就不断发生变化。其人数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强烈地动摇不定；在危机时期，人数最多；在好况时期，人数锐减；但决不会完全消失，一般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起来。第二阶层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由不熟练的工人所组成的无产阶级：他们以最低的要求出现于市场，而且以短工资格，不固着于一定的职业，到处揽活作，好像一切工业部门的贮水池一样。第三个阶层是程度最低的无产者：没有什么固定职业，经常到处找临时活干。这一阶层的普遍现象是最长的工作日和最低的工资报酬。因此，这一阶层，和前述阶层一样，不仅对资本家有用，而且是直接不可缺少的东西。它不断由农业和工业中的过剩工人来补充，特别是从濒于消灭的小手工业和附属职业中得到补充。这一阶层乃是家庭工业的广泛基础。一般说来，它是在所谓工业活动的正式舞台后面起着作用。但是，这一阶层不仅毫无消灭的倾向，相反，由于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的加速和生殖率的强大而愈益增加。第四阶层是纯粹的贫民：一部分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工商业好况时期，一部分能就业，而在危机时期则最先被赶出来），其次是无劳动能力的人（工业中早已不用了的老弱工人、无产者的寡妇、孤儿、贫民儿童，以及在大工业和矿业企业中因故受伤的残废者），最后是丧失劳动习惯的人（即流浪人之类）。这一阶层直接同流氓无产阶级即犯罪者和卖淫妇等汇合在一起。马克思说，贫困化是工人阶级的残废院，是后备军的绊脚石。贫民的存在，必然是从后备军中产生出来的，正如后备军必然是从工业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贫民和流氓无产阶级，乃是资本主义存在条件之一，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大。换言之，社会财富，发挥职能的资本，以及被资本使用的劳动大众，愈加增大，则现存的失业阶层（即产业后备军）也愈加增多。后备军比就业工人愈大，则其最下层的贫苦、穷困和犯罪现象也就更加严重。因此，与资本和财富的增大同时，纯粹失业者和无工资收入者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大起来，从而流氓无产阶层——官方承认的贫民——也将增多。所以马克思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而普遍的规律。不断增大的失业者阶层的形成，照前面所述，乃是所有最古老的社会发展时代从未有过的东西。在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不待说，每个成员都是在维持生计所必要的范围内——一部分是由于对劳动的直接欲望，一部分是在氏族与公社的道德和法律权力的压迫之下——进行劳动。但是，同时，一切社会成员，都可以享受生活上必要的供给。不过，原始共产主义群团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非常单纯，生活上的舒适也是原始的。但只要生活资料还不缺乏，一切都能照平等原则办事，那么，像近代意义上的贫困化——剥夺个人在社会中所享有的生活资料——那种事情，当时是完全没有的。原始部落，在不利的条件下，有时是，甚至经常陷入饥饿的状态中；但是，这种贫困，乃是整个社会的贫困，而社会一部分人有余，另一部分不足的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社会生活资料既有全体来保证，所以各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也有保证。在东方及古典奴隶制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埃及国有奴隶和希腊私有奴隶，不论他们的被剥削被虐待是多么残酷，不论他们的贫困生活和奴隶主的奢侈生活之差别如何巨大，其生活水平还可依靠奴隶关系来保证。谁也不愿使奴隶贫困致死，同今日谁也不肯使自己的牛马饿死一样。在中世纪农奴制关系下，情况也是一样。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并巩固地建立起封建依附关系，无论哪一个人，不是他人的主人，就是主人的奴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种制度，把每一个人都安置在一定的地位上。因此，对农奴的剥削尽管那样苛刻，地主终究没有把农奴赶出份地的权利，换言之，没有夺去农奴的生活资料的权利。反之，在遭到水灾、水患、降雹等不幸的灾难时，从农奴关系上看，地主还得负担帮助贫困农民的义务。至于地主从土地上驱逐农民的事，是到中世纪末才出现的。那时已经是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时代了。然而，在中世纪，广大劳动大众的生存，一般毕竟还是有保证的。不错，当时由于不断的战争或个人财产的丧失，结果，有一部分人已经变成贫民和乞丐；但养活这些贫民，还被认为是社会的义务。查理大帝也已在其“庄园法典”中明白规定着：“对于流浪国内的乞丐，我希望所有我的家臣，给以土地，安排住宅，养活他们，设法不要使他们到他乡乞食。”后来，给与贫民宿舍，照顾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工作，便成为寺院的特别义务了。所以中世纪的贫民可以享受任何人家的接待，而抚养穷人则被看作是每个人的义务，决不能像近代社会对待乞丐那样，经轻蔑的眼光侮辱他们。在过去的历史上，很大一部分人口既工作又无饭吃的现象，我们只看见过一次。那就是前面提过的被剥夺了份地而变成无产阶级的、什么工作也找不到的古代罗马农民。这种农民无产阶级化，确实是大地所有制（拉第芬登）的形成和奴隶制经济的扩大所产生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可是，他们对于这种奴隶制经济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完全没有什么必要。那些没有工作的罗马无产者反成了社会上的不幸和新的负担。尽管如此，罗马社会还是用尽一切方法，如定期分给土地、分给生活资料、调整大量谷物的输入，并人为地压低谷价，以减轻无产者的贫困境况。总之，古代罗马的无产大众，无论如何，还是受国家直接抚养的。然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下，越来越多的居民的失业和困苦，以及同样越来越多的居民的直接陷于绝望的贫困状态，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存在的结果，而且也是它的存在的必然性或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乃是人类历史上这种性质的第一个经济形态。劳动大众生存的没有保证和经常过苦日子，以及局部的一定广泛阶层的绝对贫困化，第一次成为这个社会的常规现象。资产阶级学者，不能想像近代社会形态以外的其他形态。在他们的意识上，总认为身无一物的失业者阶层的存在，乃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因而，宣称这是上帝制定的自然规律。十九世纪初英国人马尔萨斯，就根据这一观点，建立了他的有名的人口学说。他认为广大劳动群众的贫困，是由于人口的增殖快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生活资料的增加。我们知道，贫困现象的发生，实际上不外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自然结果而已。这种商品社会的规律，形式上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没有任何法律与权力的阻碍，完全机械地以铁的必然，而引起这种显著的社会不平等。这乃是在经济上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直接统治，而为过去一切经济时期所完全不知道的现象。在这种社会里，直接的饥饿，第一次成为整天打击广大劳动群众的鞭子。可是，还有人说这是自然规律！英国国教会派牧师汤生德（Townsend）早在1786年就这样写道：“好像依照自然规律，贫民在一定程度内就是轻率的（那就是这样轻率，口中没有含着金匙，就投生到世上来），以至常常要有一些人担任社会上最卑贱、最污浊、最劣等的任务。人类幸福的基金，由是大有增加。同时，比较优雅的人，不但可以由是解脱苦役，……可以不断从事各种高贵职业，而不致受扰乱。……救贫法，有一种趋势，要把神与自然所设定的制度的调和、美好、匀整和秩序破坏。”[8]然而，靠牺牲他人过活的“比较优雅的人”，历来都认为保证自己取得剥削者资格以过幸福生活的社会秩序，都是自然规律的作用和上帝的安排。无论怎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难免发生这样的历史错觉。比英国僧侣还早几千年之前，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创造奴隶制度的，乃是自然。动物分为雌雄，雄的属于最完全的动物，是统治者；雌的属于不完全的动物，是被统治者。同样，在人类里面，正如肉体位于精神之下，动物位于人类之下一样，也有比他人低贱的个人。他们只对肉体劳动有用，而对高等事业则无能为力。这种人除服从他人以外，别无什么长处。所以自然就命令他做奴隶……最后，奴隶和动物之间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呢？两者的劳动相似，都只能以其肉体为我们服务。因此，从这些原则中，可以得出如次的结论：即自然赐与某些人以自由，役使另一些人为奴隶，因而，奴隶是有用的，而且是合理的。”由此可知，对各种剥削形式负责的“自然”，无论如何，随着时代的进展，它的口味将大大变坏。因为，如果为了要提高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和天才的自由民，而把大多数人民群众贬低到可耻的奴隶地位，还算有几分意义的话，那么，为了养活近代庸俗的工厂主和肥胖的传教士，而屈辱千百万近代无产者，那就非常不合理了！第五节相对工资与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我们考察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各阶层，保证了怎样的生活水平。但是，关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全体社会财富的关系，我们知道得还不确切。因为，在某一时期，工人虽比以前获得了较多的生活资料，即更丰富的粮食和上等的衣服；但在另一时期，若其他阶级的财富增加得更为迅速，则工人阶级对社会产品的份额当然就会减少。所以，工人的生活水平本身，从绝对量上看，虽然提高了，如若和其他阶级比较，相对地看来，则其对社会产品的份额反而降低了。因此，每个人和每个阶级的生活水平，只有拿来和一定时期及同一社会内其他阶级的生活水平相互比较，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非洲原始的、半野蛮的、未开化的黑人部落酋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之德国普通工厂工人还低，他们是在陋简住所、劣质衣服、粗糙食物的条件下生活着。而德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比之资产阶级富翁的奢华和现代的欲望，却又显得非常可怜。反之，这个黑人部落酋长，比之本部落其他成员的生活资料和一般欲望，则真真是“国王的生活”。因此，要正确判断近代工人阶级的地位，不能仅仅研究他们的绝对工资（即工资的多少），还须研究他们的相对工资（即工资对其全部劳动产品所占有的份额）。我们在前一例子里是假定工人的工作日十一小时中，最初六小时为自己生产工资（即必要的生活资料），其后五小时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在这个例子里，是以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六小时劳动为前提。我们又已知道，资本家为了尽可能增大无酬劳动部分（即剩余价值），总是千方百计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此处是假定工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工人常常有可能获得同量的食物、衣服、衬衫、家具等等。因此，从绝对量看，工资并未减低。可是，如果这些生活资料的制造，由于生产的发展，价钱便宜了，现在只需要比以前更少的时间，那么，工人生产他的工资所需要的时间，也必然会比以前少了。假定制造工人每日所需的衣食家具等，现在不需要六小时劳动，五小时就够了，那么，工人十一小时的工作日中，生产工资部分已经不是六小时而是五小时，从而，其余整个六小时就作为无酬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了。换言之，工人对其产品的份额，减少了六分之一；为资本家的份额，提高了五分之一。但是，此时绝对工资并未降低，而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可能有所提高。譬如，绝对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十，这时不仅货币工资而工人所获得的实际生活资料也有增加的可能。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与之同时，或者其后不久，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虽然绝对工资增加了，但工人对其产品的份额（即工人的相对工资）却减少了。由此可知，工人对劳动产品的份额是依存于劳动生产率的。如果工人的生活资料可以用很少的劳动生产出来，则其相对工资也将相应地减少。如果工人所需要的衬衫、靴子和帽子，由于生产的发展，可以用比以前还少的劳动制造出来，工人现在虽然还可以用工资买到和以前同量的衬衫、靴子和帽子，但工人所获得的社会财富、社会劳动总额的份额，却比以前减少了。可是，一切产品和原料，都有一定分量包含在工人每日的消费中，因此，不单是衬衫业减价，可以使工人的生活便宜，其他供给衬衫原料的棉纺织业、供给缝衣机的机器制造业、供给毛绳的毛纺织业等若发生了变动，也可以使工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同样，不单面包制造业的进步可以使工人获得廉价的粮食产品，而大量供给谷物的美国农业、从美国把谷物运至欧洲的铁道运输业和汽船运输业的成就，也将发生同样的作用。可知，一切工业上的进步和所有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足以导致用很少的劳动即可维持工人的生活。因此，工人为补偿工资所费工作日的部分将不断减少，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无酬劳动）所费工作日的部分将不断增大。技术经常不断的进步，是资本家最必要的生存条件。各个企业家间的竞争，驱使他们尽可能生产廉价商品，尽量节约人类劳动。如果某一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里采用了新的工作改进方法，那么，这种竞争将迫使同一部门的其他企业家也不得不改良技术，以免在斗争中从商品市场中被排挤出去。这一情况的鲜明表现是：许多工厂普遍采用机器生产，以代替过时的手工业生产；加速采用改良的新机器，以代替旧机器。于是，所有生产部门中的技术发明就成为今日常见的事了。因此，不问是本来的生产部门或交通运输机关，总之，全部工业的技术改革便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普遍现象及其生活规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劳动量的减少。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若不减少工人对社会产品的应得份额，它就不能进展。随着技术上的每一新发明、机器的改良、在生产和交通中应用蒸汽和电气，工人对生产品的份额就愈加减小，资本家的份额就愈加增大。这样，相对工资经常不断压低，剩余价值（资本家无酬地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就经常不断增大。我们在此处还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以前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差别。如所周知，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产品在生产后即直接分配于社会全体成员——全体劳动者，因为当时没有不劳动的人。在农奴制度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平等，而是不劳动者对劳动农民的剥削。但是，劳动农民（农奴）对劳动成果的份额并不确定，而剥削者（封建地主）的份额则是完全固定的——从农民身上剥取一定量的徭役和代役租。其余剩下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才是农民的份额。因此，在农奴制尚未极度衰落以前的正常条件下，农民通过强化自己的劳动力的途径，还多少有增大自己的份额的可能性。固然，随着中世纪贵族和僧侣对徭役和代役租的要求逐渐增大，农民的这个份额势必逐步减少。但无论如何，农奴制农民的产品份额和封建剥削者的产品份额虽然是任意制定的，总还有一定的显明的人为标准；即使这些人是相当残忍的怪物，这个标准仍会是以一定的、明白的方法所规定的。因此，中世纪的农奴制农民当被课以最重的负担时，当他们的份额减小时，他们马上能够最清楚地感觉并理会出来。从而，就有对此份额的缩小进行斗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只要这种斗争表面上稍有可能时，就当然会爆发被剥削农民反对缩小自己劳动产品的份额的公开斗争。在一定条件下，斗争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城市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获得自由，正是因为最初的农奴手工业者不断从各种各样的摇役、公共牧场使用权、租地继承权以及其他封建压迫手段中解放出来，然后通过公开的斗争方式，夺取了最后剩下的政治权利。然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份额既无任何法律规定，又无什么习惯限制，甚至连任意专断的常规也不存在。他们的份额系为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所决定。工人份额的不断被迫减小，乃是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不是由于剥削者的专断。所以工人的份额被夺去得愈多，其剩下的部分便愈少，这是一种肉眼所看不见的力量——自由竞争和商品生产的单纯机械的后果——轻轻悄悄地在工人阶级的背后发生了作用，因此，使得他们完全不可能展开斗争。但是在绝对工资（实际生活水平）上，却仍然可以看出剥削者个人所起的作用。导致工人实际生活水平降低的工资缩减，乃是资本家对工人明显的迫害行为。在工会势力存在的地方，对这种行为通常会引起公开的斗争，并在最好的场合，击退资本家的迫害。反之，相对工资的压低则显然是发生在资本家本人并未参加的情况下，所以，工人阶级在雇佣劳动制度的范围内——即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就没有斗争和防御的可能性了。对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即新发明与机器、蒸汽与电气的采用，交通运输手段的改良等，工人阶级不能有什么斗争行动。所有这些影响工人相对工资的生产上的改革，完全是从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商品的性质中无意识地产生出来的，因此，无论怎样强有力的工会，对于这种相对工资急剧降低的倾向，也完全无能为力了。而且，反对降低相对工资的斗争，因此，意味着反对劳动力的商品性的斗争，也即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斗争。故反对降低相对工资的斗争，早已不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斗争，而是给商品经济的存在以革命性的打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资产阶级最初是那样猛烈地攻击工会，但当社会主义斗争开始以后，工会组织与社会主义发生对立的时候，它就转而对工会表示同情。法国工人阶级为争取工人结社权的斗争，直到1870年还是徒劳无功，工会被用残酷的手段所迫害。可是，自巴黎公社起义使整个资产阶级在这个赤色的怪物面前发抖以后，不久，社会舆论即开始了突然的急剧的变化。甘必大总统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和“脑满肠肥的共和主义者”的统治政党，不仅开始庇护工会运动，而且热心地为它作宣传。十九世纪初，节俭的德国工人曾给英国工人作出了榜样；今日英国工人却相反，不仅不崇尚节俭，反而把“贪吃”美食的工联主义者当作模范，向德国工人推荐。就资产阶级看来，不管工人为提高绝对工资所进行的斗争如何残酷，但比之他们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律的攻击——即对不断压低相对工资的资本主义机械规律的攻击，那也只能算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琐事了。这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呢？第六节工会组织对工资形成的影响只有把上述雇佣劳动关系概括起来，我们的头脑中才能形成一种关于决定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的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概念。因此，首先应该区别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绝对工资表现为两重形态：第一，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额即名义工资；第二，表现为工人以其货币所能换得的一定量生活资料即实际工资。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经常不变，或者稍有提高，但生活水平（即实际工资）也可能同时降低。实际工资有不断降低到生活的绝对最低限度、生理的最低限度的倾向。换言之，资本有不断按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来支付工资的倾向。自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后，对资本的这种倾向才形成一定的均势。工会的主要职能是想通过提高工人的欲望水平和道德水平，以一定的最低限度文化社会生活水平代替生理上的最低限度生活水平。如果工资降低到这个标准以下，就马上展开斗争：罢工和反击，以保卫自己的合理要求。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最大经济作用，也就在于加强广大劳动群众的精神的和政治的觉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要求。例如，使预订报纸和购读小册子成为工人的日常习惯，工人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工资就会得到提高。从这一方面看，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当该国工会组织与社会民主党公开结成同盟的时候）具有两重意义。这是由于后来资产阶级各阶层对社会民主党怀有敌意，它们也同样创立竞争的工会，这种工会又通过其组织，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对广大无产者阶层发生了教育的影响。所以在德国可以看到，除跟社会民主党合作的自由工会以外，还有无数基督教的、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的工会组织。同时，在法国，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联盟，也设立了所谓黄色工会；在俄国，现在革命的群众罢工运动的强烈发动，也是从政府御用的“黄色”工会组织开始的。反之，在工会和社会主义隔阂的英国，资产阶级并不想把同盟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各阶层中去。因此，工会在近代雇佣劳动制度之下，就起了不可缺少的有机的作用。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所有者，由于工会的力量，才有按其价值出卖的可能。关于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并不像拉萨尔所错误地设想的，以为将工会的发生而告消失，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工会，这个规律才能实现。资本家力图有组织地用最低价格来购买劳动力，但是，这种价格将由工会活动的力量，使之多少接近其实际价格。可是，工会的这种机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械规律的压力，即失业工人的经常后备军和经济市况的经常交替的压力下实现的。这两个规律把工会的活动纳入不可超越的限界之内。工业市况的不断交替，迫使工会每当市况衰落时，不得不对抗资本的新攻击，以保卫其既得权益；每当市况好转时，又不得不展开斗争，以使低下的工资再提高到相应于有利状态的水平。因此，工会不得不经常处于守势。但是失业的产业后备军系将工会的活动限制在所谓空间关系内：即工会组织与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只限于地位比较好的上层产业工人。这个阶层的失业，只是周期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种“流动的”现象。反之，像不断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不熟练的农业无产者，以及砖瓦厂工人和土木工人那样半农村的季节劳动者等下层工人们，由于其劳动的空间和时间条件及这个社会阶层的特点，早已显著地不适宜于接受工会组织了。最后，后备军中广泛的最下层部分，如没有正规职业的失业者、家庭工业的工人和临时雇佣的贫民等，就完全脱离了工会组织。一般说来，无产者阶层的贫困和穷苦程度愈严重，则工会作用的可能性愈小。因此，工会运动深入到无产阶级内部的力量最弱，而其广泛开展的力量则最强。换言之，工会组织虽然只包括无产阶级最上层的一部分，但因工会所赢得的利益，对从事相当职业的所有工人群众都有好处，所以它的影响会遍及于该上层的全体。由于工会把产业工人中有组织能力的上层先进分子，从贫困中提拔出来，联合并团结他们，结果，工会运动就加速了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工人阶级的上层与下层的距离，就更加扩大；这种距离，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大。因为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补充的文化影响，并没有深入到接受工会组织的能力较弱的下层中去，所以它和在这方面作用很强的德国比较起来，就显得不如了[9]。在分析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时，单单考虑事实上支给就业工人的工资，那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想法，在大多数场合，连工人本身也习惯于从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那里不加思索地轻易接受下来。可是，从暂时失业的熟练工人到最贫苦的贫民和官方承认的穷人为止，全部失业者后备军，都是作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因素，来参加雇佣劳动关系的决定的。那些部分就业或全未就业的贫民和被社会排挤出来的最下层群众，决不像资产阶级所妄想的那样，是不能列入“公共社会”中的一种废物。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后备军的中间媒介，同那些境遇最好的产业工人最上阶层，从内部用活生生的纽带给结合起来。这种内部联系的存在，可以从下列数字上表现出来：每当事业衰退时，后备军的最下层就突然增大；反之，每当事业兴旺时，后备军的最下层就会急剧缩小。同样，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自觉性提高，要求社会救济的人数也相对地减少。最后，那些在劳动中成为残废或者受苦到六十岁的产业工人，百分之五十是沦为极下层——受苦最深的贫民和乞丐。这样，无产阶级最下层的生活水平，就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同一规律所任意摆布。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农村工人阶层和失业后备军，一句话，只有同从最上层到最下层的各个阶层团结起来，才能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社会的阶级。事实上，只有认真研究这个阶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穷苦，才能使我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得到正确的观念。最后，单单知道绝对工资的运动，只能说是抓住了工资规律的一半；只有认识了相对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机械地降低的规律，才能使我们完全理解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真正意义。工人的平均工资有缩减到必要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水平的倾向。这个看法，早在十八世纪，已经由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创始人提出来了。但是，他们对那决定工资最低限度的机构所作的说明，即根据求业劳动力供给情况的变动所作的说明却非常奇特。他们认为如果工人获得生活上绝对必要以上的工资时，工人结婚的就会增多，小孩子也必跟着多起来，结果，劳动市场的供给势必泛滥得远远超过资本的需要量，于是，资本家即利用工人间的激烈竞争而大大降低工资；反之，如果工资不够维持生活时，工人的死亡率就会增大，工人队伍也将逐渐减小，剩下供资本家雇佣的工人数也就不多了，结果，工资将再上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人阶级在过度增殖和过度死亡之间的摆动，工资就不断被拉到必要生活资料的最低水平。这个学说，到了60年代，风靡了国民经济学界。拉萨尔就采用了它，并称之为“工资铁律”……这个学说的弱点，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以后，更加显露出来。第一，近代大工业，在经济生活和自由竞争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决不能等待工人的生活宽裕了，结婚人数多起来了，小孩子增加了并且长大成人而出现于劳动市场上了，为资本家创造出必要的供给过剩了，然后再来降低工资。实际上，工资的变动应该适应工业生活的脉博，决不能一跳动就费去整个一代（即25年）的漫长时间。工资是长期处在不断摇摆的运动中，因此，工人阶级既不能使其增殖适合于工资的水平，工业发展也不能以其需要来等待工人的增殖。第二，工业劳动市场的大小，并不是由工人的自然增殖所决定，而是由从农村、手工业以及工人眷属中不断流入的新无产者化阶层所决定。表现为后备军存在形式的劳动市场的过剩，乃是近代产业的经常现象和生活条件。因此，对工资水平的决定具有意义的，并不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即工人阶级的运动），而是资本需求的变化（即资本的运动）。劳动力经常像一种存在堆栈里的过剩商品，如果在市况繁荣时期，资本方便，可以多吸收一些劳动力；如果碰着危机激化时期，它就多吐出一些劳动力。由此可见，工资规律的构造，跟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拉萨尔所想像的，完全不同。而其实际结果，即实际上所形成的雇佣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则比原来的假设更加来得坏。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并不是“铁律”，而是一种具有“弹性”的规律，因此，它就更加无情、更加残忍。它力图把就业工人的工资压到生活资料的最低水平，使广大的失业阶层陷于半死半活的状态。要建立这个具有煽动的革命性质的“工资铁律”，只有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初期才有可能。从拉萨尔把这个规律作为在德国进行宣传鼓动的中心那个时候起，资产阶级雇用的经济学者就忙于否认“工资铁律”，说它是错误的谬论。如浮舍（Faucher）、叔尔兹（Schultze）、德律兹（Delitzsch）、威特（M.Wirth）等被大企业主所雇用的最庸俗的走狗们，就组织十字军来反对拉萨尔和工资铁律，并毫无良心地侮辱自己的前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及其他国民经济学的伟大创始者。但是，自1867年马克思阐明并证实与产业后备军有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弹性工资规律以来，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者终于哑口无言了。到了今日，资产阶级的大学教授式的官方科学一般就没有什么工资规律了，它宁愿回避这个麻烦问题并不着边际地空谈一些什么失业者的不幸、温和稳健的工会效用等等。关于国民经济学其他根本问题——资本家的利润如何形成，从何而来等问题，其历史情况也是一样。关于工人和资本家对社会财富的份额问题，十八世纪国民经济学创始人也已经作了最初的科学的解答。而使这个学说具有最鲜明的形态的人，则是李嘉图。他明确地而且逻辑地宣称：资本家的利润就是无产阶级的无酬劳动的结果。第七节雇佣工人的产生我们所考察的工资规律，是从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买卖开始的。但这种交易，必须有两个条件：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和掌握并拥有充分数量生产资料足以开创近代企业的资本家。他们两者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商品市场的呢？我们以前的说明，仅仅着眼于商品生产者，换言之，仅仅考虑自有生产资料、自己生产商品并以之交换的人们。同等商品价值进行交换的时候，如何能够发生一方有资本而他方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事呢？我们知道，现在即使充分按照其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这个商品，但在使用它的时候，一定会导致无酬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形成（即资本的形成）。资本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形成，如果考察一下雇佣劳动与其后果，当然会容易明白的。但是，这必须预先有资本和工人的存在！所以问题在于：最初的资本家和无产者是从何处而且如何发生的？从单纯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飞跃，换言之，从中世纪小手工业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是怎样完成的呢？关于近代无产阶级的起源，封建制度瓦解的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劳动者之所以能够作为雇佣工人出现于市场，他首先一定要获得人身自由。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从农奴的依附关系和行会规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同时，他又必须是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人。这一过程是通过大批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办法来完成的。在近代史开始的时候，地主贵族就这样形成了他们的大农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他们肆意地从几百年来都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来，农民公社的土地于是并入地主土地之中，例如，英国贵族，由于中世纪商业的发展和佛兰德斯羊毛制造业的兴盛，懂得养羊以及发展羊毛工业乃是最赚钱的买卖时，就曾经进行过这一工作：他们把耕地变为牧羊场，残酷无情地把农民从其住宅和农场中驱逐出去。这种“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过程，在英国是从十五世纪开始，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为止。例如，1814—1820年间，苏特兰（Sutherland）伯爵夫人的农庄上有15,000个农民被赶走。他们的村庄被烧毁了，他们的耕地一律变为牧场。以后，农民不存在了，代替他们的是131,000头羊。在德国，尤其是普鲁士贵族，他们是怎样胜利地用暴力把像飞鸟般自由的农民变成“自由”的无产者，这只要看一看乌尔夫的小册子“西里西亚十亿富翁”，就可知其大概了。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飞鸟般自由的农民，只有饿死的自由或是以不能糊口的最低工资出卖自己的自由，二者必居其一[10]。[1]在手稿中，此章系标以序数Ⅳ[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页[3]卢森堡注道：“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利益？”[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8页。[5]同上书，第277页，第64注。[6]自普遍兵役制实行以来，成年人的平均身上，逐渐降低。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征兵的法定身长也逐步降低了。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步兵最低身上为165公分，1818年法律则规定为157公分，1852年以后又降低为156公分。法国平均过半数的新兵，因为体重不够和体制虚弱而不合格。在萨克森，新兵的标准身长，1780年为178公分，1860年仅为155公分，而普鲁士则为157公分；在柏林，1850年新兵员额无法补充，以致缺员156名。[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355页。重点系卢森堡所加。[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5页。[9]卢森堡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的作用估计得不正确。第一，她错误地强调了“无产者阶层的贫困和穷苦程度愈严重，则工会作用的可能性愈小”；第二，“工会运动加速了无产阶级内部分化”。实际上，工会运动之团结无产阶级，不单是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并且也是为反对资本主义整体而进行政治斗争。决不能把一切工人阶级强分为上层与下层。至于谈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决不能决定整个工人阶级的地痊。进步的工会组织，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成长起来，而且也在殖民地国家内成长起来了。世界工会组织（RΦπ）团结了九千万以上的工人和职员。——编者[10]在本章结尾，手稿上有用铅笔写的如下字句：“宗教改革运动”第293页以后。“可卑的乞丐出身的现代雇佣奴隶的心理类型的形成”，第350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八章在进攻冬宫的时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透视》（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1921年）第八章在进攻冬宫的时候俄罗斯诗人秋特切夫写过这么几句诗：只有幸运儿，在伟大的时代恰巧地降临到这一个世界——他有如一个客人，去赴诸神的酒宴：观赏了他们精彩的会串……约翰·里德、露伊沙·布拉恩特［注：露伊沙·布拉恩特（1890—1936）：美国女作家，约翰·里德的妻子。——译者］、贝茜·比蒂、亚历山大·汉贝尔格和我这五个美国人真是倍加幸运。我们有机会看见斯莫尔尼宫剧院中演出的那一出伟大的戏剧，我们还看见11月7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里发生的伟大事件——占领冬宫。我们坐在斯莫尔尼宫里，被演说者热情洋溢的话吸引住，可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种声音，“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开炮的声音，从夜色苍茫的外面冲进了灯光灿烂的大厅。这可怕的隆隆炮声一直传到斯莫尔尼宫，听来那么倔强，仿佛是向人们发出号召。刚才我们像被迷住了似的，只顾留心听演说者讲话，现在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这炮声吸引去了，于是我们就朝大街上跑去。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马达已经开动，淮备驶进城去。我们爬上了车，它在夜雾中风驰电掣地飞跑，散发的传单在后面留下了一条白色的尾巴。人们从胡同里和大门里跳出来，抢着拾传单。传单上面印的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告俄国公民书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①1917年10月25日上午10时［注：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6页。——译者］图：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表的《告俄国公民书》（1917年10日25日）（略）这篇宣言发得稍微早了一点。临时政府的各部部长，除了克伦斯基以外，仍旧盘据在冬宫里。所以“阿芙乐尔”号的大炮开始怒吼。这次炮轰，一定是为了促使部长们投降的。不错，巡洋舰放的是空炮，但是大炮发出巨响的时候，空中的一切都开始颤抖，那幢大厦以及坐在它里面的部长们的神经一起震动。我们的车驶抵皇宫广场的时候，大炮的轰击声已经平息。步枪的射击声也已经停止。赤卫队在广场上匍匐过去，抬回他们死伤的同志。黑暗中不时传来喊声：“士官生投降了！”但是，包围皇宫的那些水兵和士兵，记得自己遭受到的损失，都不急于离开他们的掩蔽物。人群冲进皇宫一群群的人，聚集在涅瓦大街上。他们一队队地在凯旋门底下涌过去，然后默默地前进。离街垒不远，他们走到一道从皇宫窗子里射出来的灿烂的灯光底下。他们扫除了那些木柴堆的障碍物，突破了生铁铸的大门，由东面偏房敞开着的二道门拥进宫内，乱烘烘的一群人跟着他们后面冲进去。这些无产者，突然从寒冷和黑暗的地方来到温暖和光亮的皇宫。他们从茅舍和营房里来到了这些灯光灿烂的大厅和金碧辉煌的屋子里。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建造者进入了他们自己建造的宫殿！这是多么富丽堂皇的皇宫啊！到处摆着黄金和青铜的雕像，地下铺着东方的地毯，墙上钉着葛伯廉花毯［注：17世纪法国染色家葛伯廉创办的国立工厂织造的室内装饰花毯。——译者］，挂着各种图画，宫里的房间被无数的玻璃枝形吊灯照亮，地窖里堆满了名贵的陈酒——葡萄酒和蜜酒。这些神话中的财富就在手边！为什么不拿它们呢？这些诱人的东西，在饥饿和疲劳的人心中燃起了占有的欲望。这欲望控制了这一群人。甚至我们这些旁观者也受到它的冲动。一群人看见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向它们伸出了手。我们走进一间拱顶的屋子，那间屋子墙底下摆着一排排大箱子。士兵用枪托砸碎了箱盖，于是帷幔、台布、桌钟、花瓶和盆子一起从箱子里倒了出来。一群群的人，穿过豪华的大厅，冲进另一些陈设得更加富丽堂皇、摆列着许多抽屉橱和衣柜的屋子。但是这里的镜子已经砸碎，柜门已经捣毁，抽屉橱里的东西已经抢空——到处都可以看到破坏的遗迹：原来士官生到这里来过了。已经丢了多少东西呀！这一来，大伙争夺剩下来的东西时就更加激烈了。然而，我们可以否认他们有权占领这座皇宫，以及宫内所有的一切吗？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们本人和他们祖先淌着汗创造的。这一切是应当属于他们的。何况他们又是胜利者，这一切更是应当属于他们的。他们用自己的步枪（这些枪这会儿还在冒烟），凭自己的胆力，把这争取了来。然而，他们能够长久地保有它们吗？一百年来，这一切东西被沙皇占有着，昨天它们还被克伦斯基僭据着。今天这些财富是属于他们的了。可是明天……明天它们又将是谁的呢？谁知道呢。今天，革命把这一切分给他们。明天，反革命分子也许又把这一切夺了回去。趁现在战利品在他们手里的时候，为什么不应当享受它们呢？令人诅咒的过去，动荡不安的现在，变幻莫测的将来——这一切撩逗着他们去取那些只要是可以取到的东西。在拱顶底下，只听见无数的人吵吵闹闹。为了占有这些虏获物，他们由叫喊转入争执。但是，这时候在纷乱的人群中突然发出了另一片声音——能使一切就范的清晰的革命的呼声。革命通过那些热烈拥护它的人，那些彼得格勒的工人，发出了呼声。这些工人一共没有多少，个子并不高大，外表也不漂亮，但是他们扑到那些身强力壮的、农民出身的士兵当中，大声喊道：“一样东西都不许拿！革命禁止这样做！绝对不许抢劫！这些都是人民的！”他们像一些孩子在和狂风搏斗，像一些侏儒去向一大群巨人进攻。士兵们被胜利的思想冲昏了头脑，被抢劫的欲望控制了一切，但是这些人却企图凭着说理去阻止他们疯狂的攻击。他们继续抢劫。他们凭什么要听这一小群工人的话？革命控制一切但是，他们不得不听从这些工人的话。他们知道，工人的这些话表现了革命的意志。革命鼓起了工人们的勇气，增强了他们的决心。他们向身体魁梧的士兵扑过去，一面破口大骂，一面夺回他们手里的虏获物，不一会工夫，士兵只有给自己辩护的份儿了。―个矮小的工人，赶上了一个高大的农民，这个农民拿着一条厚毛毯向外跑，工人揪着毛毯往后扯，一面像骂小孩似的骂这个大个子。“放下毯子！”农民怒吼着，气得脸都歪斜了。“这是我的！”“不，”工人大喊，“这不是你的。这是全体人民的。今天一样东西都不许拿出宫去。”“胡说，我非把这条毯子拿出去不可。营房里冷得要死！”“我很抱歉，会把你冻坏了，同志。但是，宁可让你受冻，也不能让革命落了‘抢劫’这个不好的名声。”“去你的吧，”农民激动地说。“咱们当时闹革命是为了什么呀？难道不是为了要大伙有吃有穿吗？”“是的，同志，将来有一天，革命会让你获得一切需要的东西，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这里丢了什么东西，人家就不再管咱们叫真正的革命者，就会管咱们叫流氓和土匪。敌人会说，咱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搞革命，是为了抢东西。咱们一样东西都不应当拿，因为这都是人民的财产。咱们要为了革命的荣誉保护好一切。”“社会主义！”，“革命！”，“人民的财产！”听着人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农民手里的那一条毛毯就被拿走了。人家老是利用一些表示抽象概念的冠冕堂皇的字眼，夺走了他的东西。从前是：为了“皇帝”，为了“上帝的光荣”。现在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全民财产”。然而，最后的这个概念具有一种深入到这个农民意识中的力量。它符合了村社生活的概念。当这一思想打动了他的时候，他紧握着的手就逐渐松开了，他向那宝贵的东西最后苦恼地瞥了一眼，慢腾腾地走了出去。后来，我看见他正在热心地说服另一个士兵。他在谈“全民财产”。工人们一面解释，一面央吿和威胁，终子完成了任务。现在一个工人正站在凹室里，面对着三个士兵，他一只手激烈地挥动，另一只手紧握着手枪柄。“你们要是碰一碰这个茶几，就得向我负责，”他大喊。“我们向你负责？”士兵们冷笑。“那末，你是什么人呀？你和我们同样跑到皇宫里来。我们只向自己负责。”“你们要向革命负责，”工人坚决地宣布。他的话里透出深信不疑的口气，那些士兵真的觉得他代表的是革命的力量。他们听完了这些话，都照着他的吩咐做了。革命在这些人当中激起了勇气和热情。攻击冬宫的时候，革命正是利用了这种勇气和热情。现在，它又抑制着它们。在这样混乱的情形下，革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制服了所有的士兵，树立了秩序，布置了警卫。“一起出去！离开皇宫！”呼声沿着走道回荡开，一群人开始向房门退过去。每一个出口那里，都布置了自愿组成的检查小组。小组拦住了每一个走出去的人，查看他的口袋、衬衫、甚至靴子，一面收回了各色各样的东西：雕像、蜡烛、挂钩、枱布、花瓶。持有这些东西的人，像孩子似的央告小组把“战利品”还给他们，但是小组里的人坚定不移地重复说：“今天夜里，一样东西也不可以从宫里拿出去。”这一天夜里，在赤卫队布置的警卫下，人们没有从宫里拿出去一件东西。后来，革命的代表们［注：指工人们。——译者］把注意力移转到临时政府和它的那些保卫人身上了。这伙人被包围住，然后向门口押送去。最前面走的是部长们，他们被逮捕的时候，正在一间大厅里围着一张铺着绿呢的桌子开会。现在他们一声不响，一个跟着一个地走下扶梯。聚集在皇宫里的人，谁也不说一句嘲笑的话。但是，当他们走出皇宫，一个水兵叫把汽车开过去的时候，只听见有人威胁地喊起来，“让他们走路！别叫车，他们乘车乘够啦！”一群人哈哈大笑，一面推那些惊慌失措的部长们。革命水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密密层层地围着这些被逮捕的人，押着他们走过涅瓦河上的桥。比所有押送的士兵高出了一个头的那个人是乌克兰资本家捷烈宪科，他现在被直接从外交部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去了。士官生被押出来的时候，垂头丧气，十分狼狈，只听见大伙喊：“奸细！叛徒！杀人犯！”。那天早晨，所有的士官生还向我们保证，说要战到最后的一颗子弹，然后用那一颗子弹自杀，绝不向布尔什维克投降。但是现在他们竟然向这些布尔什维克缴了枪枝，并且庄严地保证，以后绝不再拿起武器来反抗他们。（可怜的骗子！他们没有守自已的诺言。）最后一批被逮捕了从宫里押出来的是姑娘们——女子突击营的女兵。她们大部分是平民人家的女儿。“不要脸！真不要脸！”赤卫队大喊。“工人的女儿反对工人！”有几个人抑制不住忿怒，抓.住了姑娘们的胳膊，一面摇撼，一面大骂。大概，这就是女兵所受到的全部的耻辱。不错，她们当中有一个人后来自杀了。第二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就大肆造谣，说什么女子突击营的女兵遭到污辱，还说什么宫里的东西被赤卫队抢劫和破坏了。然而，对于工人阶级的天性说来，没有比破坏性更陌生的了。如果是我的见解不对的话，那末，11月8日的清晨就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完全不同的回忆。那一来，可能就会流传着这样的故事：由于那些受尽了苦难的人民报仇泄忿的结果，那一幢精美无比的皇宫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烧成了一片灰烬。整整一百多年，这座皇宫一直矗立在涅瓦河岸上，显得那么无情和冷漠。人民对它抱着最光明的希望，然而它反映的只是一片阴暗。人们恳求它怜惜他们，然而结果有的乡村被焚烧了，有的人被鞭打了，有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1905年，一个冬天的早晨，几千人和平列队，到这里来请求沙皇听取他们的陈诉、消除那些不公平的待遇。这座皇宫用子弹和弹片来答复他们，积雪被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在人民群众的眼光中，这一幢大厦已经成为残酷和压迫的化身。即使是他们把它夷为平地，那也无是因为他们受尽了侮辱，所以现在再一次发泄他们无比的忿怒，永远摧毁这幢象征他们痛苦、应受他们诅咒的建筑。然而，人民群众非但不去破坏，反而竭力保护好这个历史性的遗迹。克伦斯基的做法恰巧相反。他不假思索就把冬宫改成了他的内阁的活动根据地和他的私人住宅，使它变成了一个搏斗场。但是这一些情绪激昂的群众，占领了冬宫以后，却由他们的代表宣布，说它既不属于他们，也不属于苏维埃，而是公众的财产。苏维埃法令公布，将它改为人民博物馆，交由艺术委员会负责保管了。对财产的新看法这样一来，另一个可怕的预言也落空了。克伦斯基、唐恩和其他的人在作反革命宣传的时候，预言暴徒将会从事可怖的抢劫，作出狂暴的罪行，满足他们最卑鄙下流的欲望。据他们说，只要饥饿和狂怒的暴徒一失去了控制，他们就会像一群疯狂的牲畜那样，践踏、破坏、毁灭一切他们遇到的东西。现在革命来到了。不错，个别地方发生了一些破坏行为，偶尔也有衣服考究的资产者回到家里的时候身上的皮大衣不见了。但这都是强盗干的事，那时候革命还没有来得及使他们就范。然而，毫无疑问，革命初步的成就是使一般人遵守法律和秩序。在彼得格勒，还从来不曾像城市转归人民群众管理以后这样安静。街上永远笼罩着静寂。抢劫案几乎完全消失。在无产阶级的铁腕面前，土匪和流氓一起敛迹。这并不仅仅是消极的控制，并不是树立在恐怖心理上的秩序。革命使人们对财产怀着一种特殊的敬仰。砸碎了的橱窗里，摆着食物和衣服，那些急需这些东西的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一切。然而，所有的东西都原封未动。当你看见那些饥饿的人不取他们可以取到的东西时，你就会深深地感觉到：革命形成的这种克制力量，含有一种虔敬的成分。革命把一种使人变得高尚的影响传播到各处。革命的力量一直达到最偏僻的地方。农民不再放火烧庄园了。然而，那些上层分子却认为他们是神圣的所有权的真正保护人。这样自夸自负的态度，尤其是在结束了那应当由统治阶级负责的世界大战以后，是很可怪的。正是在他们的指使下，许多城市被大火烧毁了，地下都是灰烬，海底都是沉船，文明的大厦被捣得粉碎，甚至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淮备更可怕的毁灭性武器。资产阶级凭什么会对财产怀着真正的敬仰呢？实际上，资产阶级很少从事生产，甚至完全不从事生产。对于特权阶级说来，他们之所以会享有财产，都是由于会玩手段，碰上了运道或者承继了遗产。对于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财产是和衔头、商业或者有价证券有连带关系的。可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财产就是血和泪，就是创造的艰苦过程。工人们在肌肉酸楚和脊背疼痛的时候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大伙干活，活呀太沉重，胸膛酸呀，脖子背脊都疼痛。只消叹口气，拭净脸上的汗，杭唷，杭唷，穷人又唱着歌把活干……这是伏尔加河上纤夫唱的歌。人们不能毫无意义地毁了那些他们受苦出力制造出来的东西，就像做母亲的不能杀死她们的孩子一样。凡是辛辛苦苦出力制造东西的人，就会更爱护它们。他们知道了东西的价值，就会明白它们神圣的地方。甚至是那些不识字、文化程度极低的人，也会露出恭敬的神情，停在艺术作品前面。它们的意义对他们很模糊。但是他们看出这些东西是劳动的具体表现。而一切的劳动都是神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首歌唱所有权的真正的颂歌。所有权由一种新的神圣性表现了出来。革命把所有权转归生产者手中，这样就把保管财富的任务交给了它们自然的、热心的保卫者手里——它们的创造者的手里。一件东西的创造人，也就是那件东西的最妥善的保护人。
第八章个人和社会的特性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八章个人和社会的特性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法律的机构、哲学、艺术、宗教等等乃是相互依存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前者是决定后者的，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说明经济基础是怎样转变成为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的。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我认为，运用精神分析这门工具就能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一不足之处，就能阐明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种纽带——其一便是我所说的社会性格，其二则是我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述的社会的无意识及其本质。为了说明“社会性格”这个概念，我们必须首先简略地说明一下弗洛伊德有关性格这个动力学的概念。有关性格理论乃是弗洛伊德最有意义的发现之一。在弗洛伊德之前，那些强调人的行为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性格特征即是行为特征。根据这种观点。所谓性格也就是“表明某一个人的特点的行为模式”。[1]而另一些创始人，如WilliamMcDougall，R·G·Gordon和Kretschmer则强调性格特征中的意动的、动力学的因素。弗洛伊德不仅发展了第一种观点，而且也将一门非常深刻的有系统的性格理论看作是对各种行为动机的系统说明，这些行为的动机并不等同于行为本身，而是行为的基础。因此，将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作一比较将会有助于我们对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格这个动力学概念的理解。人们常用行为方面的术语来阐明行为，这些行为又是由一个第三者所观察到的。例如，“勇敢”的行为特征指的也就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勇往直前，不惜牺牲个人的安逸、自由或生命这样一种行为。又如，吝啬这一行为的特点表明了一切以积蓄金钱或其他物品为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寻求动机特别是寻求这些行为特征中的无意识动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行为特征掩盖了许多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野心可能是勇敢这一行为的动机，致使一个人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赢得别人的赞赏，在某种情况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自杀的冲动也可能是产生勇敢这一行为的动机，这种冲动会使一个人去冒险。因为他并不懂得自己生命的价值，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要自取灭亡。另外，人们也可能是由于彻底缺乏想象力，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而勇敢地行动；产生勇敢行为的最后一种动机即是对某一理想或目标的忠诚，人们通常以为这是构成勇敢这一行为的基础。从表面上来看，尽管动机不同，但是，各种动机所产生的行为则是相同的。我之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那是因为，如果有人仔细地观察这一行为的话。他（或她）就会发现，动机的不同也可能在行为中出现各种微妙的然而却是有意义的差别。以战斗中的一名指挥官为例。由于他的行为动机不同，他所采取的行动也是不同的。如果这位指挥官是出于对一种理想的信仰，而不是野心的话，那么，只有当行为本身符合自己的策略和目的的时候，他才决定冒险，下达进攻的命令。但是，如果这位指挥官是受虚荣心所驱使的话，那么，这种激情就会使他看不见他的士兵们所面临的危险而盲目地行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他那“勇敢的”行为特征显然是具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性质。此外，我们还可以以吝啬为例。也许，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节俭的人；但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小气的性格也可能使他不顾现实的需要，只是为了储存而积蓄，最终成为一个吝啬者。这正好说明了，动机可以造成行为本身的某些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个人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时候该积蓄，什么时候该花钱。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人只知道积蓄，而不顾客观的需要、另一个因素，即对行为的预测，也是由不同的动机所决定的。一个“勇敢的”士兵如果是受野心所驱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言，他仅仅是为了获得报酬而勇敢地行动。但是，如果这个士兵是出于对他的事业的忠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言，人们是否承认他的勇敢决不会影响他的行动。弗洛伊德所重视的这个问题亦是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通常所认识到的：如巴尔扎克说过，性格的研究涉及到产生人的行为的动力问题，换句话说，就广义而言，人的行动、感觉、思考的方式并不只是对现实的状况作出合理反映的结果，而是由人的性格特点所决定了的。弗洛伊德承认性格特征的动力学的性质，并且指出，一个人的性格结构代表了生命过程中人的能量被引向某一方的一种特殊形式。弗洛伊德试将他的性格理论同力比多的理论结合起来，用以说明性格特征的动力学的性质。他提出了一些复杂的、卓越的设想，认为不同的性格特征乃是性冲动的不同形式的“升华”或“反馈”，并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的性质说成是力比多，即是这些特征根源的一种体现。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格的倾向性是人的行为和许多思想的根源。性格相当于动物的本能的规定性。但是。人已经失去了这种规定性。人是根据自己的性格而行动和思考的，正是这个原因。赫拉克利特认为“性格是人的命运”。人的性格决定了人以某种行为和思考的动机，同时，人也在自己的行为中得到了满足。性格结构既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又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让我们以下述几个事实为例。对于具有肛门——囤积型性格的人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不外是储存这样一种理想。事实上，他希望把储存视为主要的美德之一，并喜欢鼓励积蓄、禁止浪费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总是按照自己主要的欲望来解释各种情况。例如，是否需要去买一本书、看一场电影或吃点东西，这主要取决于“何者最为节约”这个原则，而丝毫也不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状况，是否能对这种选择提供有效的保证。此外，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来阐明各个概念。对于他来说，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确实地享有同样多的物品，而不是象另外一种不同性格的人所说的那样，人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才是平等的，即任何人都不能把别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一个具有嘴巴——接受型性格倾向的人认为，“一切善的根源都是外在的，并且相信。他想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管是物质的东西，还是感情、爱情、知识、快乐——的唯一方法就是从那外在的来源中获取。在具有这种性格倾向的人中，爱情的问题几乎只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相爱的”问题。这种人无差别地选择自己所爱的对象。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得到任何人的爱都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因此，对于任何爱他们的人，或者对于那些看上去很爱他们的人，他们都是十分“迷恋”的。对于被爱者的离去或拒绝，他们又是非常敏感的。在思想领域内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这种人的性格倾向于接受别人的思想，而不是提出新的想法，因此，不管他们有多聪明，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成为最好的听众；倘若让他们独立思考的话，他们就会感到无能为力。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寻找别人来为自己提供所需要的资料，而不是怎样依靠自己的微薄力量来获得这些资料。如果这些人相信上帝的话，他们就会期待着从上帝这个概念中，而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活动中得到一切；然而即使这些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同别人的关系或同各机构的关系亦是如此；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个“具有魔力的赞助者”，并且。出于对赞助者的感激以及对失去这一赞助者的恐惧，这种人又表现出为了安全，他们需要许多人的帮助。所以他们不得不忠实于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他们也很容易陷入忠诚与诺言之间的冲突中，对于他们来说，要说声拒绝是很困难的。正因为他们不会说个“不”字。他们才乐意赞同任何人所说的任何观点，其结果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批判的分析能力，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别人，不仅普遍地依赖于任何一个给予支持的人，而且也依赖于知识和支持者的权威。然而，一旦处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们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没有别人帮助，他们就会一事无成。但是，那些就其本质而言只需要独自完成的行动，如作出决定、承担责任等就不需要任何帮助，这也是尤为重要的，例如，在个人的关系中，人必须自己来决定究竟应当听从何者的劝告。具有征服型性格的人和具有接受型性格的人认为，善的一切根源都是外在的，人们只有从外在的世界中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没有人能亲自创造出什么东西来，这是他们的基本观点，所不同的是，具有征服型个性的人希望通过武力或机智来夺得别人的东西，而不愿意别人把这些东西作为馈赠的礼物来送给他。这种类型的个性也表现在一切活动范围内。在恋爱和情感方面，这种人意在强夺和偷窃；他们爱别人所爱的人。我们亦可发现，他们对思想和知识的追求也持同样的态度。这些人并不打算提出什么想法，而只是在于偷窃别人的思想。他们或者也以直接剽窃的形式出现，或者以更巧妙时方式，即用不同的术语重复着别人已经阐明过的思想，并坚持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新思想。这确实是显而易见的。一些智力发达的人往往也以这种方式行事，尽管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另外，我们亦可以用这种类型的性格，而不是用天生就没有独创见解的说法，来解释那些天资聪明却缺少独创性的人。这也可以同样真实地说明这种人对物质的倾向性。他们认为，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东西似乎总比自己所创造的任何东西都要好。因此，对于别人的东西，他们能剥夺的就剥夺，能使用的就使用。他们的名言是“偷来的果实最甜蜜”。正因为他们想要利用和剥削别人，所以他们只“爱”那些有希望或公开地、隐蔽地成为他们剥削对象的人。这些人被榨干了，他们却因此而“养肥”了。一个具有盗窃癖的人乃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种人只有在偷东西的时候，才会欣赏这些东西，尽管他能花钱买到这些东西。我们认为，之所以有必要详细地说明弗洛伊德动力学性格概念，其目的乃在于为论述社会性格的概念奠定基础。在一个特定社会中，个人当然是因个性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倘要说到细微差别的话，事实上也并没有两个人的性格结构是完全相同的。这种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然而，如果我们掀开这些细微的差别不谈，我们就能形成若干类型的性格结构，这些性格大致代表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它们是接受型、征服型、囤积型、市场型和创造型。[2]对与性格结构问题的探讨也正是用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特定社会，尽管许多人在许多具体的方面是不同的，尽管许多人的性格结构井不符合作为一个整体的大众所共有的结构的主要模式，然而，各个民族、社会和阶级仍然有一个表明各自特点的性格结构。我已经把这种典型地表明一个社会的性格叫做“社会性格”，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个性范围。就象个人性格一样，“社会性格”即是把能量引向某一方向的特殊方式；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特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能量被引向同一个方向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动机都是相同的。而且他们还会接受同样的思想和理想。在以下各页中，我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性格”既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普遍盛行的思想之间互相转化的纽带。究竟什么才是社会性格呢？我所说的社会性格指的是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不同于个人的性格，尽管人们生活在同一个文化时期，但是，各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我所说的社会性格也不是指一定的文化时期内，绝大多数人身上所体现的性格特征的简单总和。因此，社会性格不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我们只有通过对社会性格的功能的研究才能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就来作进一步的论述。[3]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结构，并以某种方式运动着。这必然需要具备一些客观的条件，包括生产方式在内。这些生产方式分别依赖于原料、工业技术、气候、人口的多少，以及政治和地理的因素、文化传统和社会所面临的影响。任何一般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以不同的、明确的方式起作用的特定的社会结构。虽然这些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内变化着，但是，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相对地稳定的；任何一个社会只有通过特殊结构范围内的运动才得以存在。社会成员们以及（或者）这个社会中的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不得不按照社会制度所要求的那种能起作用的方式去行动。社会性格的作用就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社会成员们的能力，使这些社会成员们的行为与他们有意识地决定是否要遵循社会模式无关。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同时，他们也因自己的行为能符合文化的要求而感到满足。换言之，在一定的社会中，为使这个社会能继续发挥作用而改变和操纵人的能力，这就是社会性格的功能之所在。例如，倘若现代工业社会不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来破坏人们自由劳动能力的话，该社会就不可能达到自身的目的。人不得不被改造成为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为了达到劳动的目的渴望耗费自己大部分的精力，他们守纪律、守秩序和守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不为许多处在其他文化时期的人所认识的。但是，如果每个人必须每天都意识到他的工作、要准时等等的话，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任何有意识的思考将会产生更多的例外。这些例外还是这种绝妙的社会功能所不可能提供的。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各种完全不同的工作都是自由人的产物，而不是被迫劳动的结果。因此，社会的内在动力不是威胁与暴力，而是社会劳动的必要性以及守时间、守纪律的必要性，这也就是说社会必须产生一种将这些动力包括在内的社会性格。要求人们守时间守纪律，这是任何一个有效的工业体系的必然特征。但是，与当代资本主义不同，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还有其他的需要。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仍然以资本的积累为主，因而，还存在着储存的必要性；此外，它还不得不利用家庭、宗教、工业、国家和教会中的原则来加强纪律性，巩固稳定性。从各方面来看，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的社会性格恰恰就是我们所说的“囤积类型的性格”。对中产阶级的普遍成员们来说，放弃消费、积蓄金钱和尊重权威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亦是一种满足；这种人的性格结构迫使他为达到自己的经济体系的目的而干他所必须干的事。与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相比，当代社会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今日的经济并不立足于限制消费的基础上，而是立足于大量消费的基础上。如果人民大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把自己绝大部分的收入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的话，那么，我们的经济就会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消费不仅成了大多数人所热烈追求的生活目标，而且也成了一种美德。现代的消费者——一个以分期付款的方法购买商品的人——在他祖父的眼里，可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道德的挥霍者，而这个祖父在他孙子眼里可能又是一个讨厌的小气鬼。今天，我们也只有在欧洲和北美一些较为落后的社会阶层中才能找到这种十九世纪的社会性格；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把占有视为自己的主要目的；二十世纪的社会性格则表明了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目的是使用，而不是占有。同样的差别也体现在权威的形式中。本世纪内，至少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所有人都能得到充分的物质享受。因此，很少需要权威的操纵。另一方面，操纵权又被转移在官僚集团的手中，这些官僚集团并不是通过强迫别人服从的方法，而是通过征得别人同意的方法来操纵别人的。不过，这种同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和一门被称之为“人际关系”的“科学”所操纵着的。只要这个社会和文化的客观条件没有变，这种社会性格就会依然起着支配和稳定的作用。如果外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即当这些外在的条件不再符合传统的社会性格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停滞的现象，往往使性格的功能变成了一种崩溃的因素，而不是稳定的因素；换句话说，性格的功能便成了一个充满爆炸性的研钵，而不是一个社会的研钵。我们说，社会的经济结构能改变人的性格，这只是社会组织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人的本质也能改变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状况，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只有从认识现实的人出发，不仅认识人的生理特点，而且也要认识人的精神特点，仔细考察人的本质与人生活于其中并为生存所必需把握的外在的自然状况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才能认识社会的发展过程。人几乎能使自己适应任何一种状况，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人也不是一张白纸，在这上面记载着文化的内容的。人需要幸福、爱情和自由，也需要与别人友好相处，这些欲望都是人的本质所固有的，而且也是历史过程中促使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学的因素。如果一种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或超出了一定限度，忽视、抑制了人的基本需要，那么，该社会的成员们必将会试图改变这种社会秩序，以便更适合人的需要。如果这种变革是不可能的，那么，其结果必然会是这种社会由于缺乏生命力而遭致崩溃与灭亡。但是当现存的某些物质状况为社会变革提供有利条件的时候，社会变革才得以比较容易地进行，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马克思所强调过的，也即是处于变化了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中的新的阶级所感兴趣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的变革同时也是由人的基本需要所决定的，即是由人为了利用有利的条件，达到自身的要求这一目的所决定的。赢得法国革命胜利的中产阶级正是由于经济上的追求才希望获得自由，摆脱旧秩序的束缚。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种人本身所固有的对人类自由的真正渴望的驱使。然而，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一个狭义的自由概念，资产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却逐渐意识到了资产阶级自由的局限性，他们为人的需要寻求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答案，并且认识到，自由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假如有关社会性格的产生及其功能的思想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个人的性格结构是通过他本人在自己所处的文化时期内的作用形成的和一个人的性格是在他的童年时就形成的，这两种假设是相矛盾的吗？由于孩子的早年生活与社会的接触较少这个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没有象我们一开始所想象得那么难。我们必须将那些构成社会性格的特殊内容与那些形成社会性格的方法的因素区别开来。社会性格的内容是由社会结构以及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家庭则被认为是社会的精神机构，这一机构的作用是把社会的需要灌输给正在成长着的孩子。总之，家庭以下述两种方式发生着作用：（一）父母的性格对正在成长着的孩子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父母亲的性格都是社会性格的一种体现，他们以这种方式将社会所需里的性格结构基本特点转移到孩子们的身上。（二）父母亲的性格以及训练孩子的方法乃是每个文化时期的习惯，他们可以使孩子形成社会所需要的那种性格。为了达到这个共同的目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训练孩子的方法和技术；另一方面，这些方法看上去都是同一的，事实上却是不同的，这是由运用这些方法的人的性格结构所造成的。因此，只强调训练孩子的方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阐明社会的性格。练训孩子的方法只有作为机械地灌输的一种方法时才有意义，我们也只有首先知道何种个性是一定的文化社会所必需的，才能正确的认识训练孩子的方法。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把社会性格看成是以这种特殊方式形成人的能力的结构，它是任何一个特定社会在为到达自身的目的时所使用的结构。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种社会性格也是某些思想和理想的基础，正是从这种社会性格中，各种思想和理想才得以获得自身的力量和吸引力。以前也有人谈起性格和思想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在个人的性格结构中是不难认识的。一个囤积型性格的人（也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欲的人）热衷于储存的理想，而反对被他称之为“乱花钱”的主张。另一方面，一个创造型性格的人却找到了一种以拯救“罪恶”为其核心思想的哲学。这种人必然会接受那些强调创造性的努力，以及为丰富人的生活使用物质商品的思想。从社会性格这个方面来看，性格和思想是一致的。下述例子足以明确地揭示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私有财产成了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主要因素。当然，以前也存在着私有财产。但是，在封建社会中，私有财产大都是指土地，它与等级制度下的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有关。私有财产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因为它是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作用的一部分。现代资本主义摧毁了封建制度。私有财产不仅包接地产，而且也包括生产资料。一切财产都是可以出售，可以在市场上任人买卖的；人们用一种抽象的形式，即货币的形式来表示财产的价值。土地、机器、金子、金刚石——它们都是用抽象的货币形式来表明自身的价值的。任何人，不管他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如何，都能获得私有财产。勤劳、富有创造性、侥幸、野蛮或继承权，可能都是获得私有财产的手段——然而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却并不受这些手段的影响。正如在封建体系中，一个人的安全、权力和理智的力量不再依赖他的地位（这一地位相对地说是不能变换的），而是依赖于他所占有的私有财产。如果现代人失去了私有财产的话，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因此，只要封建体系仍然保持其完整性的话，那么，封建领主就不能没有他的私有财产。结果便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对于封建领主来说，甚至对属于一个行会的手工艺工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传统秩序的稳定性、他与土地的和睦关系以及上帝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上帝是封建体系稳定性的最终保证。如果这些思想遭到攻击的话，封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乃是他们自己的最深刻的信念。现代人的理想则完全不同。人的命运，安全和权力都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正是该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座大厦的奠基石。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拥有这种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私有财产），他们“只有”“个人的”财产，如一辆汽车。一台电视机等，这都是些消费品。但是，反对封建秩序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却提出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使那些并不属于这个经济集团的人在这方面和那些属于这个经济集团的人一样有相同的感情。正如封建社会的成员们所认为的，攻击封建制度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通老百姓也这样认为，攻击私有制度是野蛮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当然，他们决不会如此直截了当地进行攻击，而是用邪恶、非正义等术语使自己对那些反对私有财产的人的憎恨合理化。事实上，他们总是无意识地因这些人反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而把人视为是非人道的。所谓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些叛逆者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或者威胁着他们现实的经济利益，而是因为这些人对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理想造成了威胁。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中有那么多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深恶痛绝和极为反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似乎就是对直接背叛私有财产的人的痛恨。还有许多别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些思想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然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以致于我们很难挑选出最为典型的例子。因此，自由就成了中产阶级用来反对封建阶级对他们的各种束缚的最重要的思想。“个人的创造性”也成了竞争激烈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种理想。合作和“人际关系”则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理想，“公平”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普遍的形式，因为它是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律。在自由市场中，商品和劳动并不是通过暴力或欺骗进行交换的。这种公平的思想同时又与“爱你的朋友”这样一条较为古老的准则是相同的。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爱你的朋友”也就是这样一条金科玉律；“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我想再强调一遍，所谓社会经济形态决定思想的理论并不是指思想就没有自身的有效性，也不是说，思想仅仅是经济需要的“反映”。例如，自由的理想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本质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成为埃及的希伯来人的理想，成为罗马奴隶们的理想，成为十六世纪德国农民们以及反对东德独裁者的德国工人们的理想。另一方面，权威和秩序的思想却深深地植根于人的生存中。这恰恰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能诉诸于那些超越了该秩序的必要性思想，从而变得如此无力，不得不求助于人的心灵。然而，某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占支配地位，之所以能普及，其原因则可以在历史的概念中为人们所理解，也即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社会所产生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中为人们所理解。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基础，不仅能产生某一种社会性格，也能产生某些思想，而思想一旦被产生出来，同样也能影响社会性格，并且也能直接地影响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社会性格正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思想理想之间的中介。它在这两个方面，即将经济基础变为思想或将思想变为经济基础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4]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下述公式来表明：经济基础↓↑社会性格↓↑思想和理想[1]LelandeHinsie和JacobShaizky《精神病学词典》（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2]比较弗洛姆《自为的人》一书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纽约，1947年）。[3]关于以下各页的内容，我在我撰写的那篇题为“精神分析的性格理论及其在对文化了解中的运用”这一论文中有所论述。这篇论文被收集在G·S·Sergent和M·Smith，VikingEund主编的《文化与个性》一书中（1949年，第1-12页）。社会性格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我的《基督教义的演化》一书（维也纳，1931年）和《精神分析的性格理论及其社会学的意义》一文中，后者发表在1932年的《社会研究》杂志上。（莱比锡）[4]我在《逃避自由》（纽约，1941年）一书中，谈到基督教与早期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时，已详细说明了这一方法。在《健全的社会》（纽约1955年）一书中，谈到十九和二十世纪时，也论述了这个问题。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七章精神健康的概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七章精神健康的概念以上我们已经探讨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论述个人和社会病理学方面的同异之处。现在，我们就来分别考察他在精神健康这个概念方面的同异点。让我们还是从弗洛伊德谈起吧。弗洛伊德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只有原始人才是“健康的”。原始人不需要任何压抑、挫折或升华就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本能要求。（原始人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只需要获得本能的满足，这是弗洛伊德所描绘的一幅原始人的图景。当代人类学家已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图景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构。但是，当弗洛伊德从历史的思辨转向对当代人的临床观察的时候，这幅描绘原始人的精神健康的图景也就无关紧要了。）尽管人们已经记住了这句话，即文明的人是不可能彻底健康的（就此而言，也不可能是完全幸福的），弗洛伊德还是确定了构成精神健康的标准。我们也只有在他进化理论的体系中才能理解这些标准。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力比多的进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进化。在力比多进化理论中。弗洛伊德指出，力比多，即性欲的能力，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它主要表现为婴儿嘴巴的活动——吮吸和咀嚼，以后又表现为肛门的活动——排泄。大约在五、六岁左右，力比多第一以生殖器为中心。这时，性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从将近六岁时的“崇拜男性生殖器的第一个阶段”到青春初期之间存在着一个“潜伏期”，在这段时间中，性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停顿，换言之，也只有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力比多才得到充分的发展。然而，力比多发展的过程却是复杂的。许多情况，特别是过分的满足和过多的挫折都会使婴儿“停留在”早期阶段，而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全面发展的生殖阶段，或者在进入生殖阶段以后，又倒退到了婴儿的早期阶段。结果，成年人表现出神经病的各种症状（如软弱无能），或神经病的特征（那种被动的，具有过份依赖性的人所表现得那样）。弗洛伊德认为，“健康的人”乃是一个达到了“生殖阶段”的人，不会倒退的人，他过著成年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既能工作，又能得到充分的性满足，换言之，他既能生产，又能使人繁衍。“健康人”的另一个方面则表现在他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之中。新生婴儿并设有同客体发生任何关系。在“初始的自恋”的状态中婴儿体验到的唯一实在就是婴儿本人的肉体和精神，外在世界既没有存在于观念中，更没有存在于情感中。婴儿逐渐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感，这种依恋感在男孩被迫终止性的依恋，从对母亲的固恋转变为对父亲的忠诚。同时，他也通过执行父亲的命令或禁令来与父亲保持一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他便从父亲和母亲那里获得了独立。于是，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健康的人也就是达到了生殖阶段的人。他不依赖于父亲与母亲，却依靠自己的理性和力量，而成为自己的主人。尽管弗洛伊德的精神健康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是明确的，不可否认，这一概念仍有某些含糊之处，并缺乏象他对精神病这个概念所作的精辟透彻的分析。事实上，这也说明了，二十世纪初，这些起积极作用的中产阶级的成员们在性欲和经济上都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则是在斯宾诺莎、歌德和黑格尔所提出的有关独立的、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人这个人道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健康人的图景的。独立性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描绘的健康人的一个共同的方面。但是。马克思超过了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所说的独立性是有局限性的：儿子通过执行父亲的命令和禁令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儿子亦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来服从和依赖于父亲以及社会的权威，因此，在儿子的身上亦体现了父亲的权威。马克思认为。独立与自由的根源就在于自我创造的活动。马克思写道：“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立足于自身的时候，才在自己的眼里是独立的，而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算立足于自身。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源泉。那么，我就是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而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基”[1]。或者，用马克思的另外一句话来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属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官能”——如果他既能不受一切束缚，又能自由地表现这一切的话，人才是独立的。在马克思看来，按自由主义的意义而言，自由和独立不仅指政治和经济自由，而且亦指个性的真正的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恰恰就是为实现这种个性而服务的一种社会秩序。马克思指出，“（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具有两种形态：第一，实物财产对它的强有力的统治，使得它极力要把一切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由一切人所占有的东西加以摧毁；它想用强力抹杀天赋等等。在它看来，物质上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劳动者这个范畴并没有被扬弃，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把普遍的私有财产同私有财产对立起来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运动把使妇女成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的共妻制同婚姻（这实际上是排他的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对立起来。[2]可以说，共妻制这一思想暴露了这个还是完全粗陋的和没有头脑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象妇女在这里从婚姻转向普遍的卖淫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的关系。这种到处否定人的人格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它就是这种否定）的彻底表现而已。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嫉妒，是贪欲所借以表现自己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借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就其是私有财产而言，都至少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感到嫉妒和平均欲，以致这种嫉妒和平均欲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出发的这种嫉妒和这种平均化的完成。这种共产主义具有一个确定的、狭隘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粗野的和没有欲望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恰恰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废除决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占有。”“（在粗陋的共产主义看来，〕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和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拥公共资本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整个社会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3]弗洛伊德所说的独立的人即是摆脱了对母亲的依赖性，从而获得了自身解放的人；马克思所说的独立的人则是从对自然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的人。但是，这两个独立性概念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弗洛伊德斯说的独立的人基本上是一个自我满足的人。这个人之所以需要别人，仅仅是为了把别人当作满足自己本能欲望的手段而已。既然男女双方互相需要对方，那么，这就是男女间的一种相互满足，就象市场上的买者与卖者的关系一样，正是由于对交换的共同兴趣，才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因此，起初这并不是一种社会关系，以后才成为社会关系的。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他需要他的同类，但不是把他的同类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手段，而是因为只有当他与别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时候，他才是他，他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4]马克思认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能动的、与外界发生关系的富有创造性的人。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和黑格尔、歌德一样或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斯宾诺莎认为，主动性和被动性是用来理解人的两个主要的概念。他区分了主动的情感，前者（坚忍不拔和宽宏大量）造就了人，并使人产生了合理的思想。后者则控制着人：人成了感情的奴隶，从而与那些不适当的、非理性的思想发生了联系。歌德和黑格尔在强调真知的本质时，丰富了知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知识不是在主客体分离的状况中，而是在主体相关的状祝中获得的。正如歌德所说的那样：“人只有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才能认识自己。因此，人只能在自身中认识世界，在世界中认识自己。每一个真正被人们所接受的新的客体都可以说是在我们身上发现的一个新的器官”。[5]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一书中对这种“努力奋斗的人”这个概念作了最精湛的说明。对于人生存的现实状况向人提出的问题，知识、权力和性欲都不可能作出极其满意的回答，那种与他的同胞们团结起来的、富有创造性的、自由的人才能对人的生存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马克思所说的概念是一个动力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的情感即是“人竭尽全力把握对象的本质力量”。人自身的力量只有在同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通过人并为人而创造的社会的、属人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这物本身却是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反之亦然。因此，（对物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赤裸裸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6]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同自然界发生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才发展成为人的感觉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爱的行为中才成为人的关系。“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上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跟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同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明确表现。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对你的爱，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7]因此，一个全面发展的健康的人即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他确实对这个世界感兴趣，并对这个世界作出了回答；他是一个富有者。马克思将这个全面发展的人同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图景作了鲜明的对照。马克思指出“过多的有用的东西的生产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8]。在现行的制度下，人拥有许多财产，却失去了人自身。然而，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则是一个充分体现了人的本质存在的富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9]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须、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10][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83页。[2]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当某些古怪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们认为，如果一切都是公共财产的话，妇女也应成为共有的财产。[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1-72页。[4]正是AlfredAdler一再强调人的这一基本的社会本质；尽管他没有能象马克思和德国启蒙思想那样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概念的含义。[5]1886年1月29日与Eckermar的谈话。[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109、89页。[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109、89页。[9]马克思在这里和其他别的地方所说的“私有财产”不是指个人所使用的财产（如房子、桌子等），而是指“有产阶级”的财产，即资本家的财产，因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他可以雇佣无财产的个人来为他劳动；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通常是指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因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这个范畴并不指可供使用的物品，也不指个人的财产。[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六章病态的个人和病态的社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六章病态的个人和病态的社会究竟什么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精神病理学的思想？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认为，当一个人未能解决他的俄底浦斯情结的时候，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当一个人未能克制自己婴儿时代的欲望，未能成为一个具有成熟的生殖器倾向的人时，他就会介于自己本身所固有的儿童的欲望和成年人的要求之间，而处在分裂的状态中。神经病的症状就是表现为婴儿和成年人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妥协。所谓精神病就是这种病理学的形成，即成年人的自我便是婴儿欲望和幻想的世界，因此，这两个世界之间不再需要任何妥协。当然，马克思从未提出过系统的精神病理学，但是，他也探讨了精神病理的一种最主要形式，即异化[1]。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病态心理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消灭异化。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疏远化”）是什么意思呢？黑格尔第一次提出的“异化”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指人逐渐地异于这个世界（自然、事物、他人以及人本身）。人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是自身行为的主体，当作是一个能思考、有感情、有爱情的人，人成了客体，这个客体正是人自身力量外化的体现。因此，人只能在他所创造的产品中认识自己，只能通过顺从于他的创造物中接触到自己。黑格尔把上帝看作是历史的主体，认为只有通过人，通过自我异化的某一状态，通过上帝回复到自身的历史过程才能认识上帝。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哲学从天上降到了人间[2]，费尔巴哈认为，上帝代表了人的力量，人是这些力量的主体，只有人才将上帝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使人只有通过对上帝的崇拜才能受到自己的力量；上帝越强大、越富有，人则越弱小，越贫穷。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思想的鼓舞与影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序言（此书写于一八四三年底），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对异化进行了分析。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八四四年）中，马克思从分析宗教异化的现象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劳动异化问题。马克思的论述类似于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分析。他写道：“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3]相隔几段之后，马克思又指出：“这一切后果已经包含在这样一种规定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因为在这个前提下，下面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保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贯注到对象里去，但因此这个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对象了。因此，劳动者的这个活动越大，劳动者便越空虚，……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4]马克思接着指出：劳动者不仅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5]于是，马克思又一次提出了他原来的观点，即认为劳动异化类似于宗教异化，“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我活动是不以个人为转移地作用于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作用于个人的。同样地，劳动者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我活动”。[6]从异化劳动的概念出发，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述了人同自身、同别人、同自然的异化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劳动，在其原始的、非异化的形式中，即是“生命活动本身、生产活动本身”，并进而明确地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特性。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被歪曲成了异化的活动，因此，生命活动本身“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7]如前所述，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注意到了劳动的异化，而且还关心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身、同别人的异化。以下这段话正说明了这一思想。马克思指出，“因此，异化劳动导致如下的结果：人的类的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他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人自己的身体从人那里异化出去，就像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把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异化出去一样。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本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同样适用于人对其他人、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关系”。[8]我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即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异化概念——不是异化这个单词，而是有关异化的思想——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贯穿在马克思以后的所有主要著作中。包括《资本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谈到了异化问题，下面只是许多论述中的一部分：“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10]另外，（未来教育的幼芽）“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1]。“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2]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即是人的病态，这不是一种新的病，因为自劳动分工以来，即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起，它就必然地存在了；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这种病才得以最迅猛地发展起来，以致于每个人都患着这一疾病。只有等到这一病情恶化的时候，才能医治这一疾病；只有全面异化的人才能克服异化——因为一个全面异化的人不可能健全地活着，所以，他就不得不克服异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成了历史的主人，并意识到了自己就是自身力量的主宰，这样，人不再受到事物与环境的束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末尾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实现这些思想。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3]如果我们对马克思有关这两个方面的论述作一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更倾向这一种观点，即认为异化问题亦是一个道德的和心理学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异化摧毁并歪曲了一切人的价值。由于经济活动和内在价值，诸如“发财、劳动、节约和朴素”[14]这一生命的最高价值，人失去了真正有道德的、人的价值，即“纯洁的良心、德行等等的富有；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成为有德行的人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有纯洁的良心呢？”[15]在异化的状况中，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道德领域都是各自独立的，“每一个领域都把异化了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起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格格不入的关系”。[16]马克思以令人惊异的明确性预示了异化社会中人的需要是怎样变为真正的弱点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从而使他陷于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的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随着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人越来越需要货币，以便占有这个敌对的本质，而他的货币的力量却恰恰与产品的量成反比例地下降，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长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象货币把任何存在物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它也在自己本身的运动中把自己本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过度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也部分地表现在下述情况上，即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对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的和总是考虑周到的迎合。私有制不能把粗野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象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那样低声下气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且象他们那样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便赢得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力图用狡猾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受敬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从别人那里诱骗他的命根子即金钱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通盘剥，正象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把人同天国联结过来的一个纽带，是使人的心能够接近僧侣的一个方面；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趁机做出倍显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我给你所需要的东西，而你是知道conditosinequanon〔必不可缺的条件〕的，你也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书写卖身契；我使你受用，我也要从你身上捞一把），——为了这个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17]因此人就服从于他的异化的需要，成了“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了的存在物……，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活动的商品”。[18]这个商品化了的人正是通过占有和消费（使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的。这是他所从识到的，能使自己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的唯一方式。因此，他越异化，就越把占有和消费看成是他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的纽带。“你存在得越少，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就有得越多，你的外化了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了的本质也积累得越多”。[19]在讨论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同时，指出异化现象和移情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许会令人感兴趣的，移情现象是弗洛伊德体系中的最基本的概念。通过观察，弗洛伊德认识到：精神病患者对精神分析学家的爱恋、畏惧或痛恨均与精神分析学家本人所具有的个性无关。弗洛伊德认为，可以从理论上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说，患者已将自己的爱和恨的感情，将自己的恐惧感转移到精神分析学家的身上，正像他在幼儿时期将自己的感情转移到他父母的身上一样。弗洛伊德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在“移情”中，患者本人如同一个孩子，他把自己与精神分析学家的关系和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等同起来。毫无疑问，弗洛伊德有关移情现象的论述大都是正确的，这也是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当然，弗洛伊德的论述还不完整。成年人患者毕竟不是一个孩子，在他身上来谈论孩子，来谈论他的无意识，如同使用一种类似于拓朴学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是不可能正确地说明事实复杂性的。患有神经病的成年人是一个异化了的人的存在；由于他不能经验到自己是自身行为和经验的主体和创造者，所以，他并不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强大，他是胆小怕事的、受约束的。正因为他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他才是个神经病患者。为了克服内在的空虚感和虚弱感，这个患者选择了一个对象，并向这个对象倾注了自己全部人的特性：他的爱，他的智慧和勇气等等。通过对这个对象的服从，他接触到了自己的特性；并感觉到自己是强大的，聪明的，勇敢的，安全的。失去这个对象，便有失去自身的危险性。这种机械般的偶像崇拜乃是以个人异化这个事实为基础的，同时也是移情的主要动力，从而给予移情以力量和强度。轻度精神病患者也可能将自己幼儿时期的某些经验转移到精神分析学家身上，但是，其中没有任何强度。精神病患者需要寻求的是一个偶像，他们找到了精神分析学家，并且总是使这个精神分析学家也具有自己父母亲的特性。因为父母亲乃是他在幼儿时期所知道的两个有力量的人物。因此，移情的内容通常与幼儿的模式有关，而移情的强度则是病人异化的结果。毋庸赘述，移情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精神分析的状况中，我们在对权威人士的崇拜，在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所有形式中，都能见到这种现象。移情不是精神病学的唯一现象。精神病学是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法语中的“aliene”和西班牙语中的“alienado”都是较为古老的精神病的术语，英语中“alienist”(精神病医生）指的是一位专门治疗不健全的、精神错乱者的医生。[20]这确实不是偶然的。精神错乱作为自我的一种病态乃是现代人的精神病的核心，尽管在有些形式中，精神病的症状并不十分典型，我们可以举一些临床的例子来说明发病的过程。最常见、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就是虚假的“恋爱”了。一个男人热恋着一位女子；当这个女人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便渐渐地产生了种种怀疑，最后才终止了恋爱关系。这个男人感到绝望，几乎想去自杀。对他来说，生活已没有任何意义。他意识到这就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当他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尝到了爱情和幸福的滋味。如果这个女人离开了他，那么，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同样地激起他心中的爱。因此，他觉得失去了这个女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次爱的机会，与其活着，不如死去。当然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挺有说服力的。然而，他的朋友们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比普通的人更缺少爱的能力的人会如此深深地陷于爱情之中，以致于他在失去了自己所心爱的人以后，宁愿去死，也不愿活着？既然他已经完全陷于爱情的罗网之中，那么，为什么他既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不愿意放弃那些不合他爱人心愿的要求呢？为什么当他谈到自己失恋的时候，总是只谈自己和自己所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去谈论他如此爱恋的那个女人的感情？如果你有机会同一个不幸的失恋者本人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你也就不会对你所见到的这一切感到惊奇了。这个失恋者会向你反复地诉说他的空虚感，他会告诉你，他确实感到如此空虚，似乎他已经把自己的心全部交给了他那失去了的姑娘。倘若他能懂得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的含义的话，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这正是精神错乱的一种表现。他永远也不可能主动地去爱，永远也不可能离开或超出他那神秘的自我范围，去和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只能把自己对爱情的渴望转移到那位姑娘的身上，认为只有与那位姑娘在一起，他才感受到了自己的“爱”。当然，他真正感受到的只能是幻想中的爱情。他越是将自己对爱的渴望，对生存和幸福等等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姑娘的身上，那么，一旦他离开了这个姑娘，就会感到愈加的贫乏和空虚。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姑娘视为一个偶像，视为爱的女神，并坚信只有和这个女人依偎在一起才能得到爱情欢乐。这时，他已经完全置身在爱情的幻想中。他可以使姑娘作出某种反应，却不能克服自己内心世界的寂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失去这位姑娘并不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的爱人，而是意味着失去了他自己——一位具有潜在爱的能力的人。思想的异化并不是不同于心的异化。人们通常以为，人总是针对某物进行思考的，人的思想乃是自身思维活动的结果。事实上，人已经将自己的大脑转变成诸如公众舆论、报纸、政府领导人或政治领导人这样一些偶像。正因为人把这一切都当作自己的偶像，当作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之神，因而也就相信，它们表达了他自己的想法；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正是他本人才把代表它们的思想误认为是自己的思想。由于这个原因，人只得依赖于自己的偶像，而不能放弃对这些偶像的崇拜。人成了偶像的奴隶，连人的脑子里也都装满了这些偶像。异化的另一个例子便是希望的异化。在这种异化中，未来成了人们所崇拜的一个偶像。我们从罗伯斯比尔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历史的崇拜：“啊，孩子们，你们是人类美好的希望，你们并不使我们感到陌生；为了你们，我们不怕暴君的打击，为了你们的幸福，我们付出了艰苦斗争的代价；当我们被重重障碍包围着而失去勇气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你们的安慰。正是为了你们，为了所有尚未出世的子孙万代的命运，我们才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啊，快来吧，孩子们，快让这平等、正义、幸福的时刻早日来到”！[21]同样，共产主义者们也总是以这种方式歪曲地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法的。其逻辑推论是这样的：任何与历史潮流相一致的都是必然的，因而也是善的，反之亦然。按照这种观点，无论是在罗伯斯比尔的形式中，还是在共产主义者的这一论断中，不是人创造了历史，而恰恰是历史造就了人本身，按照这种观点不是人寄希望于未来，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而是未来判断并确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正确的信仰。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与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异化了的历史观相对立的观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异化现象还有其他别的症状。关于这一点，我只能作一简单的说明。压抑、依赖和偶像崇拜（包括“崇拜狂”）的一切形式都是异化的直接表现，都是对异化的补充说明；不仅如此，精神病学中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现象，即未能经验到自身同一性的现象也是异化的一种结果，正因为这个异化的人把自己的感觉和思维的功能转变成为一个外在的客体，因此，他并不就是他自身，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我”，也没有意识到同一性，缺少对这种同一性的认识感觉便会产生出许多后果，其中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后果是：它未能使全部个性得到统一，从而使人处于自身的分裂状况中，既缺少“指挥事物”[23]的能力，又缺少真正的意志，尽管看上去他好像能使事物服从自己的意志。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神经病患者都是一种异化的结果：因为正是下述这个事实表明了神经病的特征：即某一种爱好（例如，对金钱、权力、女人等等的爱好）渐渐地控制脱离这个人的全部的个性，从而成为他的统治者，也成了他所服从的偶像，尽管这个人能合理地说明偶像的本质，并赋予它许多不同的、通常是悦耳的名称。这个人在被一部分欲望所控制的同时又把其他所有的欲望转移到这一欲望上来，于是，这一欲望越强烈，他也就变得越虚弱，他同自己发生了异化，其原因就在于“他”成了自身一部分欲望的奴隶。但是，把异化视为一种病理现象并没有掩盖这个事实，即黑格尔和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它内在于人类的进化之中。理性的异化和爱情的异化都是实际存在的。只有当我能区别外在世界和我自己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外在的世界成为一个客体的时候，我才能把握这个客体，才能使它成为我的世界，重新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对于一个婴儿来说，世界不是一个“客体”，所以，婴儿也就是不能用自己的理性去把握这个世界，使自己重新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人正是为了在自己理性的活动中克服这种分离才逐渐异化的。爱情异化的情况也是如此。只要婴儿本人没有脱离外在的世界，他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就没有爱。为了去爱，“另外一个人”必须是一个陌生人，并且，在爱的过程中，这个人不再是一个陌生人，而成为我自己。爱情以异化为先决条件——同时也要克服这种异化。这一思想同样也体现在预言家们有关基督时代的论述中，体现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中。虽然人在天堂中同自然界融为一体，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自然、与他人的分离。人只有在不服从的活动中才需要自我意识，才渐渐地脱离这个世界。预言家们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人如此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人最终必然会与他人、与自然界达到一种新的和谐。在马克思看来，人一旦摆脱了一切原始的束缚，处于彻底异化的状态之中，人才能使自己同他人、同自然界统一起来，而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完整性和个性。也只有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才得以实现。异化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早期阶段，即渊源于旧约预言家们的思想中，特别是他们的偶像崇拜这个概念中，信仰一神教的预言家们并没有因偶像崇拜而谴责异教，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后者崇拜的是众神，而不是一个神。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神的数量，而在于异化这个事实。人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艺术才能用来塑造一个偶像，然后供自己崇拜。这个偶像不是别的，正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他的生命力渗透到“禁物”中去，但是，一旦这个某物成为一个偶像时，人就不再认为这是自身创造力的产物了，相反，他所崇拜和服从的这个偶像却成了脱离人的，凌驾于人之上，并且反对人的某物。正如预言家何西阿（XIV，8）所说：“亚瑟也不能拯救我们；我们既不会骑马，也不会对自己的创造物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在这些创造物中，没有父亲的人找到了爱情”。崇拜偶像的人在自己的创造物前低下了头，而偶像则以一种异化的形式体现了人自身的生命力。与此相反，一神教的原则是：人是无限的，人的部分特性不可能实体化为一个整体。在一神教的概念中，神是不可认识的，难以表达的；不是一个“实物”。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人具有无限的特性。在偶像崇拜中，人所屈服和顺从的正是他自身部分特性的反映。他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各种行为的中心，从中发射出爱情和理性的光芒。他成了一个实物，他的邻居们也是如此，正像他的神是实物一样。“异教的偶像是银子和金子，是人的创造物；这些偶像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它们也不用嘴呼吸。它们的创造者和它们一样；因此，每一个都信任这些偶像”。（诗篇135）工业社会中的现代人改变了偶像崇拜的形式和强度。人成了盲目的经济力量的客体，正是这些力量支配着人的生活。一方面，人崇拜自己双手的产物，另一方面，人又把自身变成了一个实物。不仅是工人阶级处于异化的状况中（事实上，要说有区别的话，熟练工人似乎比那些操纵别人控制宗教信仰的人所遭受的异化程度要小些），其实每一个人都处在异化的状态中。异化这个过程存在于欧美各工业化的国家中，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如何，在这些国家都掀起了新的抗议运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复兴正是这一运动的一种征候。在整个工业化的世界中，异化达到了近似于精神病的地步，它动摇和摧毁着这个世界宗教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传统，并且通过核战争，预示普遍毁灭的危险性，正因为异化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越来越多的人才更清楚地认识到，病态的人乃是马克思承认的现代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不仅像费尔巴哈和基尔凯郭尔那样看到了这种“病状”，而且还指出，当代偶像崇拜的根源就在于当代的生产方式，因此，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使人在精神上也获得解放，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以上分别论述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有关精神病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弗洛伊德着重个人的病理学，马克思则关心一个社会所共有的、从该社会特定的制度中产生出来的病理学。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精神病学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的基本表现就是未能在伊德和自我之间，在本能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之间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马克思则认为，正如十九世纪人们所说的那样，这种病的本质表现即是人同自己的人性的疏远，从而导致同别人的疏远。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只考察个人的病理学，他也谈到一种“社会的神经病”。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视。弗洛伊德曾说过：“如果文明的进化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个人的成长的话，如果同样的方式对两者都能适用的话，那么，这种症状不也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文明的制度——或者说文明的各个时期，乃至整个人类，在各种文明思潮的压抑下都成了精神病患者了吗？为了对这些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或剖析，我们应该听从治疗学家的劝告，这将会引起极大的实践兴趣。我认为，试将精神分析法运用于文明社会并不是一种幻想，也不会注定没有任何收效的。但是，我们应当谨慎行事，切莫忘记我们所运用的只是一种类比的方法。如果使人和概念都脱离了它们赖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些领域的话，那么，这确实是危险的。当然，我们很难说明集体精神病的症状。我们可以从患者和他周围的环境（我们认为这一环境是“正常”的）之间的对比出发来确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但是，我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获得有关材料，来判断具有同样后果的社会；我们必须运用其他别的方法。至于说到我们应用治疗知识时，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没有人能获得迫使公众接受治疗的权力的活，那么，对社会精神病最精确的分析又有什么用处呢？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我们仍然期待着，总有一天，有人会敢于进行文明社会的病理学研究的”。[24]虽然，弗洛伊德对“社会神经病”感兴趣[25]，但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学说之间的这一本质区别还是存在的：马克思认为，人是由社会形成的，因此，病理学根源于社会组织的特性中。弗洛伊德则认为，人主要是由自己在家庭中的遭遇所形成的；弗洛伊德根本没有意识到，家庭只是社会的缩影和代理人，他主要是从各种社会所需要的压抑的方面来看待各个不同的社会，而没有从社会组织以及从这个社会特性对在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感情特性的影响这个方面来看待各种不同的社会。在简要地论述马克思的精神病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学之间的区别时，还必须要说明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思考的方面都是相同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婴儿初始的自恋状态以及以后力比多发展的嘴巴和肛门阶段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因为它们是进化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依赖和贪婪并不是婴儿的病状，但是，一个具有依赖性和贪得无厌的成年人则是一个病人。这个成年人或“停留于”或倒退到儿童的嘴巴阶段。其实婴儿和成年人的需要与欲望都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说一个是健康的人，另一个则是病态的人呢？问题的答案相当明确地存在于进化的概念中：在某一阶段是正常的，在另一阶段却是反常的。或用另外一句话来说，一个必然的阶段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从进化的观点来看，那些不属于必然的阶段才是不合理的、病态的。一个成年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同时“回复”到婴儿的阶段，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孩子了。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方法来认识社会中的人的进化。原始人、中世纪的人和工业社会中异化了的人既是有病的，又是无病的，因为人类的发展是必然的。正如一个婴儿必须在生理上成熟起来，以便成为一个成年人那样，人类也必须在把握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成熟起来，以便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过去一切不合理之处虽令人遗憾，但却是合理的，因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不过，当人类在发展的某一阶段中停止不前，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的时候，当人类发现自身与历史状况所提供的可能性相矛盾的时候，人类生存的状态才是不合理的，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则是病态的。我们只有按照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有关个人和人类历史进化的观点，才能充分理解他们的病理学（Pathology）思想。[1]异化这个概念不仅在南斯拉夫即波兰，而且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日益成为研究马克思学说的重点，从事这一研究的绝大多数人，不仅包括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且也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他们认为，异化以及克服异化的任务乃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尽管在术语和论述重点方面有所不同，但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联系还是存在的，（这里仅提及几位持这一观点的人：Rubel，Goldman，Bottomore，Fromm，Peirovie，Markovic，Vranicki，Bloch，Lukacs）。另外一些作者如D.Bell，L.Feuer认为，异化既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有用的论题，也不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G.W.Mills也同意这个观点。[2]比较R.Tucker的《卡尔·马克思理论中的哲学和神话》（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85页。）一书中有关异化的讨论。[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页。）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不断贫困化的错误理论，是受了宗教异化和经济异化之间的类比的影响，尽管马克思在经济方面的论断似乎不是别的，而是他那有关劳动、价值和其他因素的经济理论的必然结果。[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页。[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年，第50页。[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年版，第51页。[9]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7页。[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63页。[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30页[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35页[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26-927页。[14]顺便提一句，这不仅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价值，而且也是当代苏联的主要价值。比较：弗洛姆《MayManPreuail？》一书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0页。[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0页。[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5-86页。[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9页。[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20]试比较我在《健全的社会》一书第121页对这个问题的论述。Tucker在他的《马克思理论中的哲学和神话》一书的第14页也论及了这个问题。比较KererHorney在《精神病和人的成长》一书中对有关被驱使的感情而不是有关欲望的论述，以及关于Tucker对Horney的论述.[21]引自CarlL.Bocker的《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天国》，第142-143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22]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18页。[23]比较：S·基尔凯郭尔《心的纯洁就是专一》，TorchBooks。[24]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J.Rivierere（伦敦，1953年）第141-142页，着重号是弗洛姆加的。[25]我在《健全的社会》（纽约，1955年）一书中，已试图对我们时代的“社会精神病”和“正常人的病理学”作了分析。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五章人的动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五章人的动机促使人以某种方式行动、迫使人向某个方向努力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看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大：在他们俩人的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想得到物质的满足，是想使用和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也就是说，对物质的东西的渴求乃是人的根本动力。弗洛伊德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正是人的性欲才构成了行为的最有力的动机。这两种学说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一方认为人的动机就是对财产的渴求，另一方则认为性欲的满足才是人的动机。然而，这一说法毕竟是一种过分简单的曲解。我们以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为例。弗洛伊德认为，人是受各种矛盾所驱使的，同样也受这样一个矛盾所驱使：一方面人力求获得性的快乐，另一方面，人又要为生存、为控制他周围的环境而奋斗。这一矛盾在弗洛伊德提出超我这个因素以后变得更为复杂。所谓超我也就是父亲权威的体现以及以父亲为代表的那套伦理规范，它与上述提到过的各种欲望是相冲突的。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不只是为了性欲的满足，而且也是受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所驱使的[1]。有关马克思动机理论的老一套的说法乃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它比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歪曲更为严重。这种歪曲最初是由于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误解所造成的。由于被运用的场合不同，“唯物主义”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唯心主义”，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说明人的态度时，“唯物主义者”主要地是指满足于物质追求的那种人，“唯心主义者”则指受一种思想，也即是受一种精神的或道德的动机所驱使的那种人。但是，作为哲学术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含义又有所不同。“唯物主义”必须用来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术语）。唯心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即认为思想是基本的实在，我们通过感官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实在的。十九世纪末所盛行的唯物主义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物质，而不是思想，与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相反（这种机械唯物主义也是弗洛伊德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并不注意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把一切现象都理解为现实的人类活动的结果。马克思写道：“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明了我们必须从我们所见到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人，而不是从有关自身的思想和人对世界的看法出发来研究人。人试图通过这个世界来解释自身。那么，人们又是如何把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主义者和唯物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的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学说史”。但是，有人歪曲了这一概念，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说史”意指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行为是由经济的动机所决定的；换言之，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因素”，乃是指一种主观的心理动机，即经济利益的动机。但是，马克思从未这样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一门心理学的理论，它的基本原则是：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生活的实践才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并不是指一种精神上的动力，而是指生产方式；不是指一种主观的心理因素，而是指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人的生活实践造就了人本身，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孟德斯鸠已经用“制度造就人本身”这句话阐明了这个思想；罗伯特·欧文也以同样的方法作了说明。但是，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把这些制度本身看作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所特有的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这才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新颖之处。不同的经济状况能够产生不同的心理动机，某种经济制度可能会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产生禁欲主义的倾向；另一种经济制度可能会像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那样产生挥霍浪费和不断增加消费的强烈欲望。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只存在着一个类似心理学的前提：人在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因此，直接能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乃是社会政治制度，以至艺术和宗教得以发展的基础。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内，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生活习惯，而这种普遍的生活习惯则形成了人本身。但这并不是说，生产或消费的欲望就是人的主要动机。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使“占有”和“使用”的欲望成为人的最主要的欲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恰恰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一个受占有和使用欲望支配的人是一个被扭曲的人。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利润和私有财产，而是自由地运用人的权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就是要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并不在于他拥有许多财产，而在于他得到了全面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马克思由于他所说的这些“唯物主义”的目的，而遭到了资本主义代言人的攻击，这确实是严重歪曲人的能力并使之合理化的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反对社会主义，认为追求利润的动机——资本主义就是以这种动机为基础的——乃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唯一有效动机，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行之有效，其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把这种利润动机看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说法既是不真实的，又是矛盾的。如果有人以为，苏联共产主义也采纳了资本家的意见，苏联的管理人员、工人和农民也把追求利润的动机当作现行苏联经济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的话，那么，这一切就变得更为复杂、更充满了矛盾。然而，无论是在有关人的动机的理论说明中，还是在实践中，苏联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同的，两者都违背了马克思学说的宗旨。[3][1]我只是顺便地提一下，弗洛伊德在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再次用矛盾这个术语来表明，“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矛盾乃是人本身固有的两种不断冲突的力量，正是这两种力量构成了人的行为动机。[2]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0页。[3]塔克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把财富积累的强制性看成是自由创造的自我活动变为异化劳动的关键。造成这一错误观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塔克误译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句话，“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所开动的仅有的两个飞轮”。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经济学所启动的仅有飞轮是贪欲”，而不是塔克的译文所说的那样，“贪欲是促使政治经济学运动的仅有飞轮”，塔克颠倒了主谓关系。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四章人的进化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四章人的进化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认为可以用进化的术语来揭示人的发展。弗洛伊德在他关于个体的发展的学说中指出，性能量本身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经历了由诞生到青春期的一次进化。力比多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主要表现为婴儿的吮吸和咬的动作，然后表现为生殖器官。在每个个体的历史中，力比多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在个体进化的过程中，力比多的潜能是相同的，其表现形式则是变化的。弗洛伊德所描绘的有关人类发展的图景在另一些方面却又不同于个体的发展。他认为，原始人能使自己的一切本能以及那些恶的本能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些恶的本能乃是原始性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个能使自己的本能得到充分满足的原始人并不是文化与文明的创造者。只有人才开始创造文明。不过弗洛伊德未能阐明人之所以能创造文明的各种原因。在他看来，正是人具有这一创造能力，才迫使人放弃了使自己的本能得到直接和彻底满足的要求；被压抑的本能才转变成非性欲的精神力量和心理能量，正是这一力量成了文明的奠基石。（弗洛伊德用“升华”这个化学上的术语来说明由性欲向非性欲能量的转变。）文明发展得越快，人就越升华，他的原始力比多冲动也就愈加遭到压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变得越聪明，越有文化修养，他就越没有原始人那样幸福，而且更容易患神经上的疾病，这是由于对本能过分压抑的结果。因此，人逐渐地对他所创造的文明感到不满意。如果仅从文明的产物而言，历史的发展一方面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不断出现不满和不断导致神经病的可能性。弗洛伊德的历史学说的另一个方面则与“恋母情结”有关。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即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史的关键一步就在于儿子反对父亲，并企图谋杀他所憎恨的父亲。然后儿子缔结了契约，不允许在竞争者之间再出现谋杀的行为，从而确立了道德标准，并在契约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社会制度。弗洛伊德认为，这也同样是儿童的成长过程。男孩在五、六岁的时期特别妒忌他的父亲，他只是由于害怕阉割而压抑了杀害父亲的愿望。为了摆脱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恐惧，他使乱伦的禁忌内在化，并立定宗旨，使自己的“良心”发展成了超我。从此，除了父亲所提出的原始禁忌以外，又出现了社会以及其他权威所颁布的禁忌的命令。马克思的目的倒不在于描绘个体进化的轮廓，他只是关心历史中的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是由不断出现的矛盾所规定的。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与旧的社会政治形态之间的冲突（例如，蒸汽机和先前社会的生产组织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变革。但是，新的稳定性又再次遭到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威胁。（例如，从蒸汽机到石油，电和原子能的使用），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形态便应运而生了。随着生产力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冲突而出现的则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立足于旧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封建阶级与小生产者和小商人所组成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发生了冲突：过不了多久，这一新兴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不仅与庞大的垄断企业的领导人产生了矛盾（这些领导人企图压制早期小型的企业），而且也与工人阶级发生了冲突。历史的发展也包含着人的精神进化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发展乃是马克思进化理论中的主要思想。在早期的历史中，人完全依赖于自然界。只有在进化的过程中，人才使自己越来越独立于自然界，并通过劳动来支配改造自然界，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人对自然界的依赖限制了人的自由和思考的能力。人在许多方面如同一个孩子。他慢慢地长大，只有当他全面地把握了自然界，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时候，人才能发挥他所有的理智和情感的能力。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在这一社会中，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体现在《资本论》的这段话中：“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1]。人是一个物种（类），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人才慢慢地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并且，在这一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理智和情感的能力而渐渐地成熟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和自由的人。当人已全面地、合理地控制了自然的时候，当社会已消除了阶级冲突这一特征，“前历史”便宣告结束，一部真正的人类史便宣告出现了，在这一历史中，自由的人是有计划、有组织地与大自然进行交往的，整个社会生活的目标或目的不是劳动和生产，而是人的力量自身最后体现。马克思认为，这才是自由的王国，只有在这个王国中，人才与自己的同胞们、与自然界彻底地溶为一体。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是相当明确的。马克思始终坚信人类的进步和完善，这一信念植根于从预言家经过基督教、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各个时期的西方思想传统之中。而弗洛伊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弗洛伊德则是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人类的进化问题实质上是一场悲剧。不管人要干什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人还能还原成为一个原始人的话，那么，人就会得到快乐，但却失去了智慧；如果人继续是更为复杂的文明的建设者的活，那么，人将变得更加聪明，但却更为不幸，更为病态。在弗洛伊德看来，进化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赐福，社会干的坏事和好事一样多。马克思则认为，历史总是朝着人的自我实现这个方向前进的；不管任何特定的社会能产生什么样的罪恶，社会总是人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条件。一个“善的社会”也就是善者们的社会，即全面发展的、健全的并富有创造性的个人的社会。[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96—97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三章人及其本质的概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三章人及其本质的概念众所周知，人都具有相同的基本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所以没有医生会认为，由于民族和肤色的不同，他就不能将治疗他自己本族人的方法运用于每一个人身上。这样说来，人是否具有共同的精神结构，是否具有共同的人性呢？是否存在着诸如“人的本质”这样一种实体呢？这个问题并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如果人在基本的心理和精神结构方面是不同的话，那么，我们何以能超出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范围来谈论人性呢？如果这位“陌生人”与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又怎么可能去了解他呢？如果说，我们具有共同的人的本质这个事实并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各个不同的文化时期的艺术、神话、戏剧和雕塑呢？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全部概念乃是建立在凡是人都具有人的本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这不但是犹太基督教思想的都提，而且也是佛教的前提。前者用存在主义和人类学的术语展现了一幅人的图景，并且断言，共同的心理现律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有效的，因为“人的状况”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我们都生活在幻想中，即把每一个人的自我想象成独立的和不可破坏的；我们都渴望占有事物，包括占有“我”这个特殊事物，以便找到一个有关生存问题的答案；但是由于这是一个虚假的答案，我们都遭到了不幸和痛苦。只有对这个生存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也就是说，只有丢掉自我独立性的幻想，克制贪婪的欲望，并认识到决定我们生存的基本真理。我们才能摆脱痛苦。犹太基督教的教义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人，它把上帝说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整个人类的祖先，即亚当和夏娃及其未来的后代都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些基本特征才使人成其为人，才使人能够互相认识，彼此相爱。这是预言家描绘耶稣基督时代即全人类和平统一的前提。在哲学家中，斯宾诺莎是近代动力心理学的创始人，他用一个“有关人的本质的模式”说明了人的本质的状况。这一模式是确定的、可以认识的，并体现了人的行为和反作用的大写的人，而不是指这个文化时代或那个文化时代的人，他可以与自然界中任何别的存在物一样能被人们所认识，因为人是同一者，同样的规律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永远有效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特别是歌德和赫尔德）认为，正是人的内在固有的人性才使人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他们相信，每一个个人本身不仅具有个性，而且也具有全部人性以及人的一切潜力。由个性向整体性发展乃是人生的使命。此外，他们也相信，每一个人不只是能听到有关人性的呼声，而且也能理解这一呼声[1]。今天，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已经声名狼藉了。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怀疑起诸如“人的本质”这样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概念，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人们已失去了对人性的体验，正是这种体验构成了犹太基督教、斯宾诺莎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当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记载着每一个文化时期的内容。他们既没有否认人类种族的单一性，又未能指出人性这个概念的内容和实质。与当代这些思潮相反，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之所以是可以认识的，恰恰是因为这就是一个大写人的行为，是一个物种的行为，这个物种是可以用其心理和精神特征来规定的。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人的本质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赞同将人的本质与这一本质的特殊表现混同起来这个普通错误的观点。他区分了“普遍的人的本质”和“在每一个历史时代中变化着的人的本质”[2]。当然，我们永远也看不到这种普遍的人的本质，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总是各个不同文化时期中的人的本质的具体表现。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表现中，揭示“普遍的人的本质”，揭示支配这一本质的规律，揭示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各种需求。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仍然把“普遍的人的的本质”称之为“人的本质”。后来，马克思摈弃了这个概念，因为马克思想要说明“人的本质并不是抽象地内在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之中”[3]。马克思也想避免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认为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实体。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一种特定的潜能，是一系列的条件，也可以说是构成人所需要的材料，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正象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脑的大小与结构一直是不变的那样。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确发生了变化，人是历史的产物，他在自己的历史中改变着自己，成为他潜在的那个样子。历史就是人通过发展不断创造自身的过程，也是劳动的过程，正是在劳动中，人实现了自己天生就具有的那些潜能。马克思说：“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4]。马克思反对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即认为，从历史一开始起，人的本质就是作为一种实体出现的。另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本质并不具有诸如此类的特性，人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社会状况的反映。然而，马克思并未摆脱这两种观点，全面提出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他仅仅停留在对各种不同的、矛盾的观点的思考。但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病态的人和健康的人的思想。马克思所说的“被扭曲了的人”和“异化了的人”便是精神病理学上的主要表现；马克思所说的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和独立的人，则是精神健康的主要表现。我们在论述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有关人的动机这个概念以后，仍将回到这些概念上来。然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回顾一下弗洛伊德思想中有关人的本质的概念。对于任何熟悉弗洛伊德体系的人来说，这是无需多加说明的。即弗洛伊德研究的主题就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原因，或借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弗洛伊德建造了一个“有关人的本质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以十九世纪唯物主义思想的精神建造起来的。人成为一架机器，不断地受到被称之为“力比多”的性欲的驱使。这种力比多产生出痛苦的压力，只有通过肉体放松的活动才能减轻这种痛苦；弗洛伊德用“快乐”这个名词来说明摆脱这种痛苦的压力。于是，在减轻这种痛苦的压力之后，由于人体的化学作用，压力再一次增加，产生了对减轻压力的一种新的需求，那即是快乐的满足。弗洛伊德把这种从压力的产生到减轻压力以至重新产生新的压力，从痛苦到快乐再到痛苦的运动称之为“快乐原则”。与这种“快乐原则”相反的则是“现实原则”。这一“现实原则”告诉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应当追求什么，避免什么，以便确保自己的生存。这个现实原则经常与快乐原则相冲突，而保持这两者间的某一种平衡乃是精神健康的条件。另一方面，如果失去了这种平衡，结果就会导致神经病或精神病。[1]参见柯尔夫（H·A·Korff）：《歌德时代的精神》（莱比锡，1958年第4版）以及论歌德的“伊美琴尼亚和人类的理想”这篇优秀论文，作者是奥斯卡·赛得莱因（OscatSeidlin），载《德国比较文学论丛》（北卡洛林那大学出版，1961年英文版）[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芝加哥1906年，第668页。[3]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一些非共产主义者的作家认为，哲学手稿中所表述的“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与“成熟的马克思”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学者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们认为，这种说法仅仅是用来为证明苏联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这个目的服务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我赞同这个意见。参见佛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纽约，1961年）第69页上有关这一点的讨论以及罗伯特·图克（RobertTucker）《卡尔·马克思理论中的哲学和神话》(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4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二章共同的基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二章共同的基础在开始详细地讨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之前，我想简略地叙述一下这两位思想家所共同具有的基本前提，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所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三句话把它们完美地表达出来。这三句话是：1、我们必须怀疑一切；2、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1]；3、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2]。其中两句出自罗马人之口，另一句则是基督教的名言。第一句话体现了所谓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乃是现代科学的特点。但是，在自然科学中，被怀疑的对象主要是有关感觉、道听途说和传统意见的证明，而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怀疑特指人对自身及他人所作的思考。这也正是我要在论意识这一章中试图详细说明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对我们自身和他人所作的思考绝大部分都是纯粹的幻想，是“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以任何特定的社会所发展的思想为模式的，这些特定的社会所发展的思想又取决于该社会的特定结构和作用方式。对一切思想体系、观念和理想持一种谨慎的、怀疑的态度正是马克思的特点。他一向怀疑它们掩盖了经济和社会的利益。马克思的怀疑主义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于他几乎不用诸如自由、真理、正义这些字眼——这倒并不是因为自由、正义、真理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最高的价值，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字眼本身全都遭到了滥用这一个事实。弗洛伊德以同样的“批判精神”进行思考。他的整个精神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就是“怀疑的艺术”。一些催眠疗法的试验一直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试验表明，一个处于昏睡状态中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相信显然是不真实的现实。之后，弗洛伊德又发现，那些不处在昏睡状态中的人的大部分思想也是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大部分实际存在的现实又都是没有被意识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基本的实在（reality）是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弗洛伊德则认为，个体的力比多组织才是基本的实在。但是，两人对充满人们头脑的、并且被人们误以为是构成现实基础的那些陈旧思想、合理化和思想体系均持同样坚定的怀疑态度。这种对“通常思想”持怀疑主义的态度是与相信真理的解放力量分不开的。马克思希望人类从隶属、异化和经济奴役的锁链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运用什么方法呢？马克思的方法不是人们广为相信的暴力。马克思要赢得大多数人的心。在他看来，只有当少数人依靠武力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时候，才需要运用暴力。马克思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得民心，而不是如何取得国家的权力。在他的“宣传”中，马克思和他的合法继承者们运用了其他一切政治家们——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们——所采取的相反的方法。马克思并不希望运用煽动性的鼓唇弄舌这种方式来影响人们，以期制造出那些由恐惧所维持着的半催眠状态，而是求助于对现实的认识，求助于真理。构成马克思所说的“真理的武器”的思想基础与弗洛伊德是相同的：人靠幻想活着，因为这些幻想使人得以忍受现实生活的痛苦。如果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幻想，如果人们能从半梦幻状态中清醒过来的话，那么，人们就能恢复自己的理智，意识到自己所特有的力量和权力，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现实，致使幻想已没有再存在的必要。“虚假的意识”，也即是对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描述，会削弱人的意志。接触现实，对现实作一番恰如其分的说明，则会使人更加坚强起来。因此，马克思相信，他的最重要的武器是真理，亦即揭示种种幻想和意识形态掩盖下的现实。这一点也正说明了马克思宣传的一个唯一的特征：马克思的宣传是为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提出的一种激动人心的号召，这一号召的提出是与科学地分析社会和历史的现象紧密相关的。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以一种简洁的形式体现了对历史、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对阶级关系所作的一次卓越的透亮分析。同时，这个宣言亦是一本政治小册子，是用向工人阶级发出一个热烈而又激动人心的号召作为结语的。政治领导人必须既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又是一个作家，这个事实不仅被马克思所证实，恩格斯、培培尔、耶赖斯（Jaures）、罗莎·卢森堡、列宁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其他领导人都是身兼作家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政治的学者。（即便是斯大林，这个几乎没有文学或科学才能的人，也不得不被迫写些书或者在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他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事实上，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方面已被弄得面目全非了。既然对苏维埃制度不允许作科学的分析，那么苏联的社会科学家就只能成为这一制度的辩护士，他们只是在涉及生产、分配组织等技术问题时才起到了一个科学家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真理乃是引起社会变革的一种武器。弗洛伊德则认为，真理是引起个人变革的一种武器；在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中，意觉知觉是主要的代理人。弗洛伊德发现，如果病人能认识到获得对他自己的有意识的思想具有虚假性质的话，如果他能把握在这些思想后面所掩盖着的现实、变无意识为有意识的话，那么，他就能获得摆脱自己的非理性的力量，获得改造自己的力量。“有本我的地方，就必有自我的存在”——这正是弗洛伊德的目的所在。只有依靠通过理性的努力，揭穿假象、获得对现实的认识，弗洛伊德的这个目的才能达到。正是理性和真理使精神分析法在一切治疗方法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对每一个病人的分析即是研究中的一个新颖的、具有独创性的大胆尝试。当然，这种情况也是确实的，一方面，可以被运用的普遍的理论和原理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可以被运用于每一个别的病人，或者，在运用时对每一个病人都有帮助的任何模式、任何“公式”却是不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一位政治领导人必须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同样，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位治疗学家也必须是一位有能力从事研究的科学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认为，真理既是改造社会的基本手段，又是改造个人的基本手段；知觉则是医治社会和个人的关键。马克思认为，“要求丢掉有关现实状况的幻想，也即是要求取消需要幻想的这样一种状况”。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作了同样的说明。他俩都希望人类从他的幻想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正是为了把他唤醒，使他能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行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第三个共同基本思想便是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义，它的意思是指每一个人均体现了全部的人性；因此，人所具有的，每个人都具有。马克思继承了以伏尔泰、莱辛、赫尔德、黑格尔和歌德为杰出代表的人道主义传统。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无意识这个概念中。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无意识的冲动，因此，人们一旦敢于深掘无意识这个隐蔽的世界，人们就会相互理解。弗洛伊德察觉到他的病人的无意识的幻想，但他并不感到愤慨、惊奇，也不加以指责。弗洛伊德研究的不仅是意识的整个世界，而且连“那些构成梦的材料”都成了他研究的对象；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其中所有人的普遍本质。怀疑、真理的力量和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指导原则和动力。这一章主要是介绍性地论述他们的思想所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然而，如果本章不论及这两个体系所共同具有的另外一个特点的话，那么，这一章至少就是不完整的。这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运用动力学和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现实的。有关这一课题的讨论之所以尤为重要，是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黑格尔哲学长期以来无人问津，以致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动力学的研究方法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为人们所理解。让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谈起吧，这些例子既属于心理学领域，又属于社会学领域。让我们设想有一个曾经结过三次婚的男人，他那结婚的程式总是千篇一律的。他爱上了一位漂亮的姑娘，然后同她结了婚，并陶醉在幸福之中。可是好景不长，不久，这个男人便开始抱怨起他的妻子，说她是个泼妇，剥夺了他的自由等等。过了一段吵吵好好的日子以后，他又爱上了另一位姑娘——事实上，这位姑娘很像他的妻子。他离了婚，再和他的第二位“伟大情人”缔结了姻缘。但是，旧调重弹，老戏重演，他又有了新欢，并再次爱上了同一类型的姑娘，然后又闹离婚，并同他第三位“伟大情人”举行了婚礼。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他钟情于第四位姑娘，相信这次是千真万确的，爱情（忘记了过去每一次他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并希望同她结为夫妻。如果最后这位姑娘要求我们对她同这个男人结成美满姻缘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的话，我们将对她说些什么呢？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好几个。第一个方法是纯行为主义的方法，即从过去的行为推断出将来的行为。这个推论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三次抛弃了他的妻子，第四次他肯定也会这样做的，因此，同他结婚确实是太危险了。这个方法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智的，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的说明。然而，这位姑娘的母亲可能会觉得，运用这个方法很难对她女儿提出的论点作出回答。这个论点是：他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了三次，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不能由此就得出这个结论说这次他一定又会依然故我。这个相反的论点指出，或许，他已经浪子回头了——的确，谁能够肯定一个人会一成不变呢？或许，别的女人都不是他深深爱的那种女性。而她——最后这位姑娘，确实与他情投意合。这位母亲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来反驳这个论点的。事实上，一旦母亲看到这个男人，并注意到他是多么欣喜若狂地和她女儿相处在一起，并且十分真诚地向她女儿表白自己的爱情，那么，这位母亲甚至也会改变她的主意，赞同她女儿的观点。这位母亲和她的女儿所运用的方法都不是动力学的方法，她们或根据过去的行为，或根据现在的言行，作了一次预言，但是，她们无法证明，她们的预言并不是猜测。与此相反，动力学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主要是透过过去或现在行为的表面，从中了解产生过去那种行为模式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些力量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可以断定，第四次婚姻的结果与前几次就会没有什么不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产生这种行为的基本力量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尽管过去的行为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些力量是什么呢？它们既不是神秘莫测的，又不是抽象思辨所虚构的。如果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去研究人的行为的话，这些力量是可以从经验上来认识的。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尚未和他的母亲脱离关系的男人，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他深深地怀疑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同时他又是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小伙子，老是需要别人赞美他，羡慕他，因此，一旦他发现了一个能满足他的这些需要的女人，他就想得到她，但是，当他一得到这个女人以后就开始讨厌她了；因为他需要重新去证明自己的魅力，所以，他必须寻求另一个女人，以便再次满足他的这种需要。与此同时，他确实又依赖于女人，害怕女人；因而任何长时期地与女人亲近都会使他受限制和受束缚。我们这回所说的这些起作用的力量，便是他的自恋、依赖性和自我怀疑；正是这些力量产生了这种需要，导致了我们业已描述过的这类行为。正如我所说的，这些力量决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即通过对梦的分析，通过自由联想、幻想，通过注意他的面部表情，动作和说话方式等观察到这些力量。这些力量通常不是直接地被人看到的，而是被推导出来的。此外，我们也只有在这些力量所存在的并具有一定意义的理论参考系统中，才可能发现这些力量。最重要的是，这些力量不但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而且也是与这个人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思维相矛盾的。这个人真诚相信他将永远爱这位姑娘，相信他是独立的、坚强的、有自信心的。因此，普通的人就会自然想到：如果一个男人确实感到他爱一个女人，那么，我们怎样根据诸如“恋母情结”、“自恋”等等这些神秘的存在来预言，过不了多久，他会抛弃这个女人呢？难道一个人的耳朵和眼睛并不比这种推论所作出的判断更为正确吗？马克思社会学中的问题也恰恰是这样的。这里最好的说明便是下面一个例子。德国已发动过两次战争，一次是在一九一四年，另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在这两次战争中，德国几乎可以战胜它的西方邻国，打败俄国。但是由于美国的强大势力，德国在获得最初的成功以后，两次都失败了；德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过两次都得到了迅速的复兴。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的五至十年中，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都达到了相当于战前的水平。第二次战争的失败较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所遭受的损失更大。自第二次战争失败至今已有十五余年。十五年后的今天，德国再次成为欧洲（仅次于苏联）具有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国家。虽然德国丧失了往日的大片领土，但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昌盛。今日的德国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它拥有一支小型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它声明，德国决不会使用暴力重新占领失去了的土地，尽管德国并没有放弃对这些领土的要求。苏联和西方国家中的一些小集团则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新型的德国，同时，又害怕这个国家。因为德国已经先后两次向它的邻国发起过进攻，虽然两次都失败了，但德国还是重新武装了起来，“新型”德国的将军们仍旧是那些在希特勒手下干过事的人，可以预料，为了重新收复已丧失的领土，德国将发起第三次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则是苏联。对于这样一个判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人和广大公众的舆论认为，这些猜疑都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都是纯粹的想象。难道德国不是一个新型的、民主的国家？难道德国的领导人未曾声明过他们要求和平？难道一支如此小型的德国军队（十二个师）就能对任何人造成一种威胁？如果我们仅仅只听德国政府的言论（甚至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并且只看到目前德国的力量，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见解似乎确实是相当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人反驳说，德国人一定会再次发起进攻，因为他们以前曾这样行动过，那么，这个人的论据便是非常充分的，除非他能证明德国已翻然悔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个例子同上述心理学中的例子一样，人们只有开始着手分析在德国昌盛的后面所隐藏的那些力量，才能避免作出任何猜测。德国是西方庞大工业体系中的后来居上者，一八七一年以后，德国才开始令人触目的崛起。一八九五年，德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英国的水平，到了一九一四年，德国便远远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德国具有一套最有效的工业机构（主要是由勤劳、朴实、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所维持着），但德国缺乏足够的原料，它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殖民地、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发掘它的经济潜力，德国不得不向外扩张，征服欧洲和非洲那些原料丰富的领土。同时，普鲁士的传统也为德国造就了这样一个军官阶层，长期以来，这个阶层的人具有纪律严明，忠于并献身于军队的传统。工业潜力及其内在固有的扩张倾向与军人阶层的能力和勃勃野心相结合便构成了德国于一九一四年进行第一次战争冒险的动因。然而，在贝思曼-霍尔韦格统治下的德国政府并不要求战争，把政府推向战争的正是军队。在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德国政府才同意由德国重工业和大银行界的代表们向政府提出的战争要求。这些战争目的与“全德同盟”所要求的大致相同。自九十年代以来，“全德同盟”成为如下这些工业集团的政治先锋：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煤铁资源，非洲的殖民地（特别是加丹加）以及东方的某些地区。虽然德国在战争中失败了，但是掌权的仍然是那些实业家的军官们，尽管在一个短时期内，他们的权力似乎遭到革命的威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重新获得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就有的优势。但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六百万人的失业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获得将近一半人口的选票，加上纳粹分子又以他们所谓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宣言为纲，从而团结了千百万人。实业家、银行家和将军们接受希特勒的建议：瓦解左翼各党派和工会组织，树立起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同时建立一支崭新的、强大的军队。希特勒得到的回报是，他被允许执行他的种族纲领。诚然，对于这个纲领希特勒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同盟者们并不十分赞同他，但他们也并不太反对它。唯一对这些实业家们和军队造成一种威胁的纳粹力量，由于一九三四年对其领导人的大规模屠杀而被摧毁了。希特勒的目的乃在于执行一九一四年鲁登道夫曾提出过的纲领。这一次，将军们更不愿意策划战争。但是，由于得到西方政府同情者们的支持，希特勒才使他的将军们相信他的卓越才华和军事计划的正确性，从而赢得了他们对一九三九年战争的支持。这次战争的目的与一九一四年威廉皇帝所发动的战争目的是相同的。一九三八年以前，西方一直是同情希特勒的，也并不反对他的种族迫害和政治迫害，但是，当希特勒不再谨慎行事，迫使英国和法国卷入战争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自那时起，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显然就成了一次反对独裁的战争。另一方面，这次战争也像一九一四年的战争那样，成了一次反对攻击西方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战争。德国被打败以后，它便利用这样一种传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反对纳粹独裁的战争，它清除了那些最引人注目的、露骨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并且付给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一笔相当数目的金钱作为赔偿），宣布新的德国完全不同于威廉皇帝和希特勒的德国。但是，现实中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今日德国的工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一样强大，只是德国的领土缩小了许多。容克贵族集团在普鲁士东部失去了他们的经济基地。但是，德国的军人阶层仍然依旧故我，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德国所具有的扩张主义势力，至今还存在，而使这一次还为扬言要收复“被侵占的”领土这种感情上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明。德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次他们必须一开始就同美国结成联盟，而不是把西方最强大的力量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这一次他们必须与整个西欧国家一道加入一个共同体，并利用这个好时机成为新的欧洲联盟的主要力量。因为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已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在德国的领导下这个新型的欧洲将同昔日的德国一样，变成扩张主义者；它急于要收复往日的德国领土，这就势必对和平造成一种更大的威胁。关于我说的这一点，并不意指德国要求发起战争，当然更不是说德国要求发起一场热核战争。我想要说的是，新的德国并不希望通过战争来达到它的目的，而是希望通过一种已被获得的、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所造成的威慑来达到它的目的。[3]但是，这种算盘很可能导致战争，因为当德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苏联集团决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像弱小的英国和法国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所做的那样。当时英国和法国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里需要再次指出的一点是，正是这些存在着的经济、社会和感情上的力量，发挥了作用，使二十五年内爆发了两次战争，并且似乎还在制造另一次战争。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希望战争，而是这些仍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力量，会促使人们发起战争。只有对这些力量进行分析，才能使我们认识过去，预测未来——而不是把着眼点局限于对现时当前存在的现象进行观察。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有其先行者，但他俩都是第一次以一种科学认识的精神研究这一课题的。他们各自对社会和个人进行了研究，正如生理学对活细胞、理论物理学对原子进行研究一样。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这个结构具有各种不同的、矛盾着的，然而却又是可以被认识的力量。对这些力量的认识能使人们了解过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预测未来——这种预测并不是指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事件，而是指人们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所必须作出的抉择。弗洛伊德则发现，人作为一个精神实体，是许多力的一种结构，其中有好些力还是矛盾着的，且充满着能量。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这些力量的本质、强度和方向，以便了解过去，预先对未来作出选择。只有当这些力的给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人才有可能发生变化。此外，真正的变化是指给定结构中的能量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需要对这些力以及这些力的运动所遵循的规律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也需要作巨大的努力和具有坚强的意志。总之，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思想乃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犹太基督教和希腊-罗马的传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这一传统又以崭新的一页载入了欧洲史册，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得到发扬光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理想即是对完整的、全面的人的阐明：这种完整的、全面的人，被看成是大自然发展中的最高精华。弗洛伊德反对社会的习惯势力，捍卫人的自然欲望的权力，他那有关理性控制这些欲望，并使这些欲望升华的理想，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反对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一社会秩序中，人由于隶属于经济而遭到摧残，马克思关于全面阐明完整的、尚未异化的人的理想也正是这一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由于弗洛伊德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把人的本质需要主要说成是性欲的需要。因而，弗洛伊德的视野就受到限制。马克思的眼界则要开阔得多，那是因为马克思目睹了不完美的阶级社会的后果，从而认识到，一旦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完全是人的社会，人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并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弗洛伊德是一个自由主义改革者；马克思则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家。虽然他们有所不同，但对于解放人类，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毫不动摇的决心；对于作为解放工具的真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坚定的信仰，并且，他们还共同坚信，这一解放的条件就存在于人类砸碎幻想锁链的能力之中。[1]罗马喜剧作家德伦西（Terentius）语。[2]这是马克思所喜爱的两句格言，曾被马克思提到过。见：埃里希·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纽约，1961年。[3]阿登纳在1952年3月6日的广播讲话中指出：“一旦西方强大起来，必将会出现和平谈判的一个真正的起点，谈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和平解放苏联地区，而且也是为了解放铁幕统治下的东欧以及整个被奴役的欧洲。”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一章我的一些个人经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一章我的一些个人经历如果一个人要问自己，他是怎样对那些注定要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领域发生兴趣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要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许，他天生对某些问题就有一种爱好；或许，他是受了某些老师的影响，受了当时各种思想或个人经历的影响，才走上了他以后所感兴趣的道路的——然而，又有谁知道，在这些因素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呢？说实在的，如果有人想要确切地知道在所有这些因素中那些较重要的因素的话，那么，没有一部详细的史料性自传恐怕是不可能找到问题答案的。但是，我并不打算把此书写成一部史料性的自传，而是想写成一本有关精神发展的自传。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要选择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些经历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这些经历才使我以后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对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如果我想知道我是怎样对有关人们之所以要这样行动的问题发生极大兴趣的话，那么，下述情况也许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我是一个独生子，我的父亲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我的母亲则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这些便足以使我对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兴趣。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我大约十二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使我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我先前所思考的范围；十年以后，它才使我对弗洛伊德发生了兴趣。这件事情的经过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是我们家的朋友。她的芳龄大约二十五岁，既漂亮，又富有魅力；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画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画家。我还记得听人说起过，她订婚不久就解除了婚约；我记得，她几乎总是陪伴着她那位丧偶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她的父亲是一个索然寡味、其貌不扬的老人。当时我的确就是这样认为的（由于妒忌，我的判断也许带有某些偏见）。然而，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父亲去逝了，不久她也自杀了，并且留下了遗嘱，遗嘱上说她希望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我从未听说过恋母情结，也未曾听说过女儿和父亲之间的乱伦的固恋。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触动了我。我非常喜欢这位妙龄女郎；我讨厌那位其貌不扬的父亲。在这以前，我也根本不知道人还会自杀。于是，一种想法便在心中油然而生：“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如此爱恋着她的父亲，以致她宁愿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也不愿意活着享受人生和绘画的乐趣呢？当然，我没有找到任何答案。我被“何以可能”这个问题难住了。可是，当我渐渐地熟悉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似乎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了有关在我开始成熟为青年的这段令人困惑而又害怕的经历中的答案。我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却是由另一番完全不同的经历所引起的。我生长在一个笃信犹太教的家庭，旧约的故事扣响了我的心弦，它比我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激动。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故事都能打动我的；我讨厌，或者说，我不太喜欢希伯来人征服迦南人的历史；我认为，末底改或以斯帖的故事没有任何价值；同样，我也并不欣赏所罗门的雅歌。但是，亚当和夏娃不服从上帝的故事，阿伯拉罕恳求上帝解救罪恶之地的居民们的故事，约拿出使尼尼微的故事，以及圣经中的其他许多故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诚然，最感动我的还是那些预言家如以赛亚、阿摩司、何西阿的著作，但是，我并不为他们的告诫或预示灾难的来临所感动；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是使我难以忘怀的：到那个时候，各族人民“将把剑铸成犁头，把矛铸成枝钩刀，而不再大动干戈，相互残杀，更不会再发动任何战争”；到那个时候，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地到处都充满了上帝的智慧，就像大海装满了圣水一样”。各民族之间普遍友好地和平共处的图景，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十二、三岁少年的心。也许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便成了我之所以对和平国际主义思想发生兴趣的直接原因：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并耳闻目睹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反闪族主义的事件，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双方都有一种陌生的、宗派小集团的感情。我讨厌宗派小集团。或许这都是因为我是一个性情孤僻、娇生惯养的孩子，竭力想要克服这种孤独感。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有关普遍和平及兄弟般情谊的预言更能使我兴奋和激动呢？此外，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发生的话，也许所有这些亲身经历都不会如此深刻地、持久地影响我。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别的任何事情决定了我成长的道路。一九一四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只有十四岁。最初感受到的只是战争的骚动、胜利的喜悦和我所认识的一些士兵的不幸阵亡。我对这次战争的问题漠不关心，也不为战争的残酷无情所震动。但不久这一切全变了。是我的老师们的一些经历使我发生了这种变化。战争前两年，我的一位拉丁文老师在课堂说过，他最喜爱的格言是：“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准备战争”。因此，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位老师显得格外高兴。我想，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主张和平的，一个似乎一向如此真诚地关心维持和平的人怎么可能在现在一遇到战争就如此欣喜若狂呢？从那以后，我很难相信备战能维持和平这一原则，尽管鼓吹这一原则的人比我的拉丁文老师更善良、更真诚。在那些日子里，使我感到同样震惊的是，整个德国都在疯狂地仇恨英国。突然间英国人成了廉价的雇佣兵，他们既残酷，又无耻，企图杀害我们无辜的、忠实可靠的德国英雄。就在那举国上下歇斯底里大发作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暑期作业是背熟英国国歌。这一作业是在暑假以前布置的，当时还处在和平时期。开学后，我们这些男同学对那位老师说，我们拒绝学习现在成了我们头号敌人的国歌。这一拒绝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调皮捣蛋的缘故，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受到了“仇恨英国”这一论调的影响。那位老师站在教室前面，冷笑一声，并用平静的口吻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抗议：“别自欺欺人了；英国永远不会打败仗的！”这是在疯狂的仇恨中，一个理智健全的、现实的人所发出的声音——这是一位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师的声音。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依然历历在目。老师所说的那句话以及他那种心平气和、合情合理的说话方式启发了我，同时也粉碎了仇恨和民族自豪感的疯狂模式；它使我感到惊异，使我陷入了沉思：“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疑团也越来越多。我的一些叔伯、表兄、老同学在战争中阵亡了；将军们关于胜利的预言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久，我便懂得了，所谓“战略撤退”和“胜利防御”都只不过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罢了。此外，德国新闻界一开始就把这次战争说成是邻国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因为这些邻国妒忌德国，并想压制德国，以便达到消灭一个成功竞争者的目的。同时，这次战争也被说成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德国不是也反对过俄国的沙皇——一位奴役和压迫的化身吗？当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令人信服的，因为没有人持任何反对意见。但是，我却开始怀疑起自己曾经相信过的这些说法了。首先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代表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人们秘密传阅着一本名为《我控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论述了战争罪行的问题——我依旧记得，这本小册子主要是从西方同盟国的立场出发探讨这个问题的。该小册子指出，帝国政府决不是这次战争的无辜的牺牲品。它同奥匈政府一样，对这次战争负主要的责任。战争在继续着。战线从瑞士边境向北延伸到了波罗的海。在同士兵们的交谈中，人们就会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时地被困在战壕里和防空洞里，不时又要冒着敌人猛烈进攻的炮火，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突围，但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年复一年。各国健壮的士兵，就象笼中的动物那样生活着；他们用步枪、手榴弹、机枪和刺刀互相残杀；就在这场大屠杀继续进行的时候，有人却在假惺惺地保证用最快的速度赢得战争的胜利，声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装腔作势地反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主张和平，宣布和平的条件。这一状况持续得越久，我的变化也就越大——很快地我便由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我愈加迫切地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千百万人怎么可能继续在战壕里，或被人杀害、或去杀害其他国家的无辜的人民，从而造成父母、妻子、朋友们的极大痛苦呢？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当每一个人都说，他不希望战争的时候，战争又是何以可能发生的呢？如果双方都宣称，他们不需要征服别国，只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财产和领土的完整，那么，战争又怎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呢？正如下列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如果双方都想征服别人，为自己的政治军事领导人赢得荣誉的话，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又怎么可能仅仅为了双方的某些领土，为了某些领导人的虚荣心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呢？战争究竟是一场无情的意外事故的一种结果，或是某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呢？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甚至还是可以预测的——假如人们把握了这些规律的本质的话。一九一八年，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正是一个陷入重重困惑之中的青年人，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不明白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我希望理解大众行为中那些非理性的因素，我强烈地渴望和平和国际间的友好往来。此外，我也越来越深深地怀疑一切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声明，坚信“我们必须怀疑一切”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我已阐明了青年时代哪些经历为自己热衷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创造了条件，这些有关个人和社会现象的问题使我深感棘手。我急切地要求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体系中，我找到了答案。然而，这两个体系间的不同之处也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我很想解决这些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获得的知识越多，我就愈加怀疑这两个体系中的某些论断。我的主要的兴趣也就变得更明确了。我要认识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也就是人在其社会生存中的规律。我也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评这两位思想家后，我最终达到了一种综合。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能只依靠理论思维。这倒并不是因为我轻视纯理论的思考（这得取决于思维者本人），而是因为我坚信，将经验观察与理论结合起来具有更大的价值（现代社会科学的最大弊病是只顾经验观察，不注意理论思维）。因此，我总是以观察到的事实作为我理论思维的基础，只要观察到的事实能提供正确依据的话，我便力求修正自己的理论。我的心理学理论就是这样形成的。我曾经获得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所。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位开业的精神病医生，仔细地研究了我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的病人的行为、自由联想和梦。无论是在这本书中，还是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没有一个关于人的精神方面的结论不是建立在这一精神分析工作对人的行为所作的批判性的观察基础上的。我对社会行为的研究也是如此。当然我没能象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那样成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的参加者。自十一、二岁以来，我一直热衷于政治（小时候，我曾同父亲商店里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谈论过政治）。但是，我知道，我并不具备适合于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因此，我始终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时至今日，我才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并积极参与和平运动。其原因并不在于我改变了对自己能力的看法，而是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我的责任不是被动地置身于这样一个似乎正在走向自我选择的灾难世界。另外，我急于要补充的是，还有比责任更重要的原因。我们的世界变得越不健全和非人性化，每个人就越感到需要团结起来，需要和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男女战斗在一起。我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需要，而且很感激那些鞭策和鼓励我的伙伴们，我为能和他们在一起共事感到万分的荣幸。虽然我没能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但我的社会学思想并不全都是建立在书本基础上的。的确，如果没有马克思，或者就一个更小的范围而言，如果没有社会学领域内其他开拓者的话，我的思想也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动力。除此之外，我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社会实验室。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革命、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纳粹主义在德国的逐步胜利、被引向歧途的俄国革命的失败、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军备竞赛——所有这一切都为我提供了一个经验观察的场所，使我形成了一些假说，并对这些假说进行了证实或否证。由于我一方面热衷于了解政治事件，另一方面又总是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积极参与这些事件的气质，才使我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尽管一些政治科学家们认为缺乏热情并不是客观性的一个必要条件。综上所述，我已经让读者了解到了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想法，正是这些经历和想法使我在二十岁一接触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时，便迫不及待地研究起来。在以下各章中，我不打算再论及我个人的成长过程，而是想谈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及其理论概念，谈谈这两种学说之间的矛盾以及我自己为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而提出的有关综合的想法。但是，在我论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体系之前，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都是现时代的设计师。他们三个人对现实的基本秩序充满了信心，并一致认为，在自然界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不仅是发现秘密，而且探索自然界的模式与设计也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因此，他们各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最高的艺术性，最高地体现了人类渴求理解、渴求知识的需要。在这本书中，我要论述的仅仅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只要一提起他们俩人的名字，我就很容易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认为他们是旗鼓相当和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两个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我一开始就想阐明的。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关于这个事实，我们无需再作任何解释。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传播的是一种被歪曲和被贬低了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这一事实也不能低估马克思的独特历史意义。此外，在我看来，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定了基础。这门科学既是经验科学，同时又具有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精神。尽管这一人道主义的精神遭到了许多挂着马克思招牌的理论体系的否定和歪曲，但是，我相信，西方人道主义的复兴一定会恢复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中的突出地位。这一点也正是我在此书中所要揭示的。然而，在阐明这一点的同时，如果因为弗洛伊德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而忽视了弗洛伊德的重要地位的话，那也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因为它业已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校者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校者序我第一次知道弗洛姆（ErichFromm）这个人的名字，读到他的哲学和心理学论著，还是1978年的事。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担任德、英文翻译和编辑工作。后来，我就经常研读他的书和文章。因为我喜欢他观察当代世界和观察现代人的独特视角。我想，所谓哲学思考，其要害就在于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人和他所处的时代。我不会忘记，1980年3月21日联邦德国《时报》发表弗洛姆对逝世前的一次谈话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这次坦率的谈话中，他回顾了他同马克思学说和弗洛伊德学说的思想继承关系。在他看来，在一切著名的思想家当中恐怕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这样完全被后代所曲解。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是重新把人摆在中心地位。在谈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时，弗洛姆承认在他做学生的时候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后来，他就开始怀疑起弗洛伊德主义。最后，他同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也分道扬镳了。因为他认为“这种理论局限性太大。弗洛姆不满意弗洛伊德学说中的那几个车轱辘转的概念，如恋母情结（Oedipuscomplex）和害怕被阉割生殖器的恐惧心理。早年，弗洛姆作为一位严格的精神分析学家，积累了坚实而丰富的临床经验。渐渐地，他从实践中觉得完全遵循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一套去治疗病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患者的。因为他感到同病人缺少一种活生生的联系。他在学术上的转折点便是开始从整体上去看待病人。他说：“我想认识完整的人、具体的人的结构。不仅是以家庭中的人，而且也是以社会中的人为认识对象。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是家庭。”正因为他对弗洛伊德学说有不满处，所以他后来才自立门户，成了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我之所以要在上面说这些话，无非是因为它兴许可以为读者理解《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这本专著提供一点背景材料。我认为，弗洛姆撰写《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的意图就是试着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这两个人类文化截然不同的领域熔为一炉，组合成一种新的理论。可以说，这是比较文化研究一种大胆的尝试。弗洛姆这样做，究竟是否可行，究竟成不成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哪些个方面是成功的，笔者不敢妄下断语。我觉得真正的、最后的评判者应当是每个读者的严肃头脑。别人无权指手画脚。1983年以前，我阅读弗洛姆的著作经常感到有种困难。到了1984年，我在认真读了弗洛伊德好几本书之后，我再回过头去看弗洛姆的东西，就不觉得困难了。这种情形，很像黑格尔著作同马克思著作的关系。不读前者，就很难读懂后者。同样，不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书，就无法把握弗洛姆。我以为，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重要术语无疑是我们阅读《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这部专著的必要前提和预备知识。弗洛姆是当代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1980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圆明园散步，意外遇上美国《生活》杂志一位记者。当我问到美国大学生是否阅读弗洛姆著作的时候，他颇为赞叹地说：“哦，美国许多文科大学生都喜欢读他的书！”对弗洛姆的书，我有一种信赖感，尤其是当他剖析现代人的精神结构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有多年坚实而丰富的精神分析临床经验。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我就很赞成弗洛姆对有些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的批评：“萨特的心理学思想虽然显赫一时，但毕竟是肤浅的。因为它没有坚实的临床基础。某些存在主义精神分折学家也是如此。”1900年弗洛姆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他是一个独生子。双亲都是正统的犹太人。（意味深长的是，他长期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是犹太人！）从孩童时代起，弗洛姆就深感孤独。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有孤独感，并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在德国总是被人另眼看待的缘故。弗洛姆说：“我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能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在我看来，这种东西便是他日后的哲学思考。哲学思考于他，正是把他从根本孤境中拯救出来的圣手和福音。哲学思考于他，正是他对孤独感的一种永恒报复和勇猛的反抗。从弗洛姆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根本的孤境乃是哲学思考最深厚的土壤和最深沉的背景。1929年到1934年，他在德国法兰克福精神分析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纳粹夺取政权后，他流亡到了美国，先后在许多著名的大学执教。主要著作有《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爱的艺术》；《弗洛伊德的使命》；《自为的人》；《健全的社会》和《精神分析与宗教》等。这里译出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是弗洛姆的一本代表作，它表述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和意图。本书译者张燕曾就读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专攻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恰好就是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由于我们对弗洛姆的著作怀有一种共同的理智上的激情、好奇心和兴趣，促使我和她进行了这次愉快的合作。当我校完了这个中译本，我觉得在我前面的视野已大大拓展开了。或者换句话说，我也开始试着用一种崭新的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当代世界和人类命运。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的最大收获。赵鑫珊1985年11月1日于上海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二章信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十二章信条我相信，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又能超越自然，那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可以搞清楚的。不过，这一本质并不是一种实体，它具有历史上一切时代人的特征。人的本质包括前面所论述过的、内在于人的生存中的矛盾，这一矛盾迫使人作出反应，以便找到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或途径。人在这种生存的矛盾中不可能是中立的、被动的。生活以及人之所以作为一个人的事实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达到与自己的同类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经验，如何克服人本身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必须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不但——或者首先——用思想和语言文字来回答，而且也要通过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我相信，关于生存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也是能够表达清楚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便是这些答案的一本目录册）；然而，这些答案的基本范畴只有两个：一是通过倒退到人类以前的生存形式，取消人所固有的理性和爱情这些特性，来寻求人与自然的再次和谐；二是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从而达到与自己的同类以及同自然界的最终的新的和谐，而这也正是人的最终目标。我相信，第一种回答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只能导致死亡、毁灭、痛苦，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和谐与力量，不可能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第二种回答则需要消灭贪婪和自私自利者，它要求守纪律、有意志，尊重那些引路人。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这却是唯一不会失败的答案。事实上，在最终目标实现以前，为接近这个目标所扩大了的活动和努力的范围都有一种相同的效果，它增强了人的生命力。我相信，人的基本选择是生与死的选择。每一个行动都蕴含着这种选择。人有选择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有许多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会使人屈服——他的心理结构、他所诞生的那个社会的状况，他的家庭、教师以及他所遇到的或选择的朋友。人的任务就是要扩大自由的领域，创造生的条件，取消导致死的状况。这里所说的生与死不是生物学的状态，而是指存在的状态，指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状态。生意味着不断变化，不断的产生。死意味着发展的停止，意味着僵化和重复。许多人的不幸命运就在于他们不能作出选择。他们既不是活着的，又没有死去。生活成了一种负担，一项无目的的事业。忙忙碌碌成了保护人不在阴暗王国受折磨的手段。我相信，生命和历史都不具有一种终极的意义，它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意义或又使每个人的痛苦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考虑到扰乱人的生存的矛盾和软弱性时，这样一种看法便显得十分幼稚了，即人寻求一种“绝对”，正是这种绝对才使人对确定性产生了幻想，摆脱了冲突、怀疑和责任心。然而，上帝并不会披着神学、哲学或历史的外衣来拯救或谴责人类。只有人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虽然，人不能找到拯救的最终的或绝对的答案，但是，人能努力争取达到经验的这一强度、深度和明晰性，这一经验使他获得丢掉幻想而生活的力量，使他获得自由的力量。我相信，没有人能通过为别人作出选择而“拯救”了别人。一个人能为别人所作的就是真诚地、友好地向他表明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或幻想。与真实的选择相冲突能激起一个人内含的一切能量，并使他选择生，而反对死。如果他不选择生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向他注入生命。我相信，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善的选择。一是责任和对道德律令的服从。这条途径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几千年内，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基督教的）十诫。许多人犯了罪，他们的罪行被那些颁布命令的权威人士所揭示。另一条途径乃是产生一种从善的幸福感。我所说的幸福感，并不是指边沁主义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我指的是崇高的存在，从中可以肯定我自己的权利和同一性。我相信，教育意味着使青年人能了解到人类最优秀的遗产。但是，大部分遗产是用语言表达的，只有当这些语言在一个教师和社会的实践及其结构中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一遗产才是有效的。思想只有活生生地物质化的时候才能影响人；永远仅停留在字里行间的思想只能改变语言本身。我相信人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意味着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必须要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一个人不选择生，不成长起来的话，他就必然要毁灭，必然要成为一具活着的僵尸。罪恶、自我的丧失与善和生命力一样，都是真实的。然而，这些只是人的第二潜在性，如果人不选择实现他的首要的潜在性的话。我相信，人天生是一个圣人或一个罪犯，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许多人都有善和恶的倾向，尽管对这些倾向的侧重点因人而异。因此，我们的命运大都是由那些影响所决定的，这些影响改变和形成那些被给予的倾向。家庭是最重要的影响。不过，家庭本身主要还是社会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社会想把那些价值和规范强加于其成员们身上的传送带。因此，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人所诞生的社会的结构和价值。我相信，社会既有促进的作用，又有阻碍的作用。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在工作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人也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创造自己。但是，至今许多社会只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这些少数人也只想利用大多数人，其目的则是为了阻止人们发展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愚弄和威胁大多数人（因而，也间接地愚弄了他们自己）；由于这个原因，社会通常是与人性、与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普遍规范相冲突的。只有当社会的目的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的时候，社会也就不再使人残缺，不再出现罪恶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现着人性。虽然，我们在智力、健康、才能各方面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圣人、罪犯、成年人和儿童，谁也不是谁的上级或法官。我们都由于释迦牟尼而觉醒，都由于基督而受苦，都由于成吉思汗、斯大林和希特勒而遭到杀害和抢劫。我相信，人只有实现自己的个性，永远不把自己还原成一种抽象的、共同的名称，才能正视整个普遍人的经验。人一生的任务恰恰是既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要超越自己的个性，达到普遍的经验这样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任务。只有全面地发展个人的自我才能抛弃利己主义。我相信，只有当一个新型的人出现的时候，一个正在出现的统一世界才能真正地存在。这个新型的人便是从古老的土壤和血缘的束缚中出现的，他感到自己就是人类的儿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而不是人类之外的任何存在物；他忠诚于人类和生命，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他爱整个人类，他的判断不会由于民族的忠诚而遭到歪曲。我相信，人的成长即是一个不断获得新生和不断觉醒的过程。我们通常是处于半睡眠半醒着的状态，只有当我们去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才足够地清醒；但是我们在考虑生存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这是有关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唯一任务。人类伟大的领袖乃是那些能使人从半睡眠状态中觉醒过来的人。人类最大的敌人则使人类陷于沉睡之中，而不管人类的安眠药是对上帝的崇拜还是对金钱的崇拜。我相信，在过去四千年的历史中，人类的发展确实是令人惊奇和鼓舞的。人的理性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人能解开大自然之谜，并能使自己摆脱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权威。但是，正当人类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正当人类踏进新世界的门槛的时候，人又不得不屈服于所创造出来的事物与组织。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却把生产和分配当作自己的新的偶像。人崇拜自己的双手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并把自己还原成商品的奴仆。人徒劳地使用上帝、自由、人性、社会主义这些名称；他对自己的这些力量——炸弹和机器——感到自豪，他吹嘘自己毁灭的力量。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人的软弱性。我相信，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力量是理性；是认识人类所把握的许多思想的非真实性的能力，是认识被那些欺骗者和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所掩盖着的现实；理性不是认识的一种躯体，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在其作用和效果中被全面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结合和分散的权力”[1]。暴力和武器不能拯救我们；健全的理智和理性才能拯救我们。我相信，当人具有希望和信仰的时候，理性才是有效的。歌德说过，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的最明确的区别就在于信仰什么和怀疑什么，歌德还说，信仰占统治地位的一切时代都是光辉的、进步的、有成效的，而那些由怀疑所支配的时代则是渐趋灭亡的，因为谁也不会使自己对毫无成效的事物发生兴趣。歌德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十三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无疑都是信仰和希望的时代，我觉得，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欺骗了自己，即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和信仰。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不存在任何对人的信仰，因此，对机器的信仰并不能从灭亡中将我们拯救出来；相反，这种“信仰”只能加速自身的毁灭。西方世界既不会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复兴（在这种复兴中，问题主要不在生产和工作，而在于人性的最全面的发展），也不会取消许多其他伟大的文明世界所具有的一切。我相信，认识真理首先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敢说个“不”字，敢于不服从权威的命令和公众舆论的命令的勇气；这种人不再处于熟睡状态，而成为人；他觉醒了，并失去了无能、无用之感。亚当和普罗米修斯是两个伟大的叛逆者，正是他们的“罪行”解放了人类。但是，具有说声“不”字的能力，从意义上讲也蕴含着说声“是”的能力。对上帝作出“肯定”的回答，也就是给凯撒说声否定的回答；对人的“肯定”也就是对所有想奴役、剥削和愚弄人的那些人的否定。我相信自由、相信人成为人的权力、相信人肯定自己并与所有试图阻碍人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人作斗争的权力。但是，自由不只是残酷压迫的废除，它不只意味着“摆脱”，而意味着这样一种自由——获得“独立”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而不是充分占有或使用物与人的自由。我相信，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都不可能解决未来的问题。他们都产生了将人变为物的官僚主义机构。人必须将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置于自己的意识和理性的控制之下；置于那些自由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置于一个管理物和人的官僚机构控制之下。这些生产者管理着万物，并使万物服从人的意志，人是万物的尺度。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而是官僚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选择。民主的、非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些状况的实现，这些状况对于实现全面发挥人的一切力量这个最终目的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个人和社会中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便是遵行统一的思维选择。“是死还是活”、“要一种异化的工业文明还是个人主义的前工业化的社会”、“重新武装起来还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些都是这种思维的例子。当然只有在人们从陈腐思想的紧紧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只有在人们允许发出人性和理性的声音的时候，才存在着或表现出别的新的可能性。“减少罪恶”的原则乃是失望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原则只能延长罪恶的时期，直至更大的罪恶出现。冒险去从事正义的、人类的事业，相信人性和真理声音的力量，较之所谓的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我相信人必须摆脱奴役和使人麻木不仁的幻想：为了创造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的世界，人必须意识到人本身内在的和外在于人本身的现实。只有丢掉幻想，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我相信，今天要注意的唯一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人似乎要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或者要摧毁一切保存下来的文明生活和价值，建设一个野蛮的、极权主义的组织来统治人类所剩留下来的一切。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这一切方面的双边谈话——这些谈话使人看不到自己正在陷入的深渊，这是现代人所必须正视的一种职责、一种道德和理智的律令。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我们都在核屠杀中被毁灭，这并不是因为人没有能力成为人，也不是因为人天生就是恶的，而是因为愚昧无知的舆论使人看不到现实，不能按真理行事。我相信人的完美性，但是，对于人是否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仍持怀疑的态度，除非人不久就能觉醒过来。看守人，夜里如何？看守人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了。你们若要问，就问吧：可以回头再来。[2][1]ErnstCassirer《启蒙哲学》，波士顿，培根出版社，1955年，第13页[2]《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上一篇回目录
第十一章一些有关的思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十一章一些有关的思想在有关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学说的各章节中，还有一些观点尚未论述过。这些观点恰恰是本书主题思想的前提或结果。本章将试图论述这些有关的思想。首先要论述的是“思维”与思维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心理学和社会学都以人为其研究对象。我可以通过象观察任何别的对象那样去观察人，从而得到许多有关人的知识。我——观察者——与我的“对象”对立（“对象”和“对象性”的词根都是相同的；在德文中，“对象”亦即“对立”），目的是为了观察、描述、衡量和估价这个对象。——然而，如果它始终是一个“对象”的话，我便不可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有生命的对象。我只有在与人相处的情况下才能认识人，即只有当这个人不再成为一个分裂的对象，而成为我的一部分，或更确切地说，当这个人既是“我”又是“非我”的时候，我才能认识这个人。如果我总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家，我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行为，倘若这种表面的行为正是我想要知道的话，那么，我会因能成为一个观察者而感到满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却不能把握这个人的整体，也不能把握他的全部现实。即便我可以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来描述他，然而，我却永远不可能理解他。我只有对他采取坦率的态度，同他心心相印，确切地说，我只有同他发生关系，才能认识我的伙伴；看到他也即意味着认识他。如果我的脑子里装的全是我自己的话，即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欲望或自己的痛苦的话，那么，我又如何可能去认识别人呢？但是，知道自己的形象、欲望和痛苦并不就是成为“那个人本身”。当然为了认识别人，我确实需要自己，假如我自己没有恐惧、悲伤、孤独、希望或爱情的体验的话，我又如何来理解他人的恐惧、悲伤、孤独、希望或爱情呢？假如我不能动用我在同自己的伙伴交往中的不曾动用自己的感情的话，那么，我只能知道许多有关他的情况，却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他。坦率乃是使我满脑子地想着他、与他融为一体的条件；但是，我需要成为我，否则的话，我又何以可能持这种坦率的态度呢？我需要成为我自己，这个我自己也即是唯一的真实存在的自我，其目的正是为了显示自己，超越对这个唯一实在的自我的幻想。只要我还没有建立起我自身的同一性，只要我还没有彻底脱离开诞生地，摆脱与家庭、种族以及民族的联系——换言之，只要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人，一个自由人，我就不可能具有这种个性，仅仅体验到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是一个短暂的、孤立的实体。与某事或某物发生关系，参预其中，就意味着与某事或某物有关。假如我是一个参预者，而不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我便会对某事或某物发生兴趣（兴趣亦即“在里面”）。“在里面”当然不是指在外面。如果“我在其中”，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我所关心的对象了。这一关心也可能是一种毁灭。一个自杀的人对自己的兴趣便是摧毁自己，正象世界上杀人者的兴趣在于毁灭世界一样。而后一种兴趣是病理性的；并不是因为“人的善良本性”，而恰恰是因为生活的特性才使人持有这种兴趣；“在这个世界里面”意味着与自己和一切别的存在的生活和发展有关。于是，有关的知识，“内在”的知识产生了帮助的欲望；如果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指治疗学上的、被定向了的知识。我们可以在佛教思想中找到有关这一知识特性的古典表述。当释迦牟尼看到一个老人、一个病人或一个死者的时候，他不会一直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家；他会为之感动而去思考人怎样才能摆脱痛苦这个问题。正式释迦牟尼的关心才拯救了人类，从而发现，如果人能使自己摆脱贪婪和无知的话，人也就能使自己摆脱痛苦。一旦对世界的这种倾向性成为人所热切关心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对世界所作的思考都有其各自不同的途径，我们以医学为例，能简明扼要地说明这一点。医学上有多少发现不是出于治病救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同样也是弗洛伊德的所有发现的基础。如果弗洛伊德不是受医治精神错乱者这一愿望所驱使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又如何可能在梦和其他症候的不同假象中发现无意识呢？显然，任意的、毫无兴趣的观察很难产生有意义的知识。理智所提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我们的兴趣所决定的。假如兴趣与理性结合，也即是兴趣与认识事物之所以为事物，“使事物成其为事物”的能力相结合，那么，这种兴趣便不是与知识相对立的，而是知识的条件。我曾经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那时的活动对于我的这一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我被严格地按照弗洛伊德分析一个病人的程序进行过训练，即坐在病人的背后，倾听患者自由联想的述说。实验室试验的方法乃是精神分析这种技术的模式：病人是“对象”，分析学家只是观察病人的联想、梦等，并分析病人所提供的材料。分析学家仅仅是一位远距离的观察家，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个参预者。我这种方式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不满意。首先，在分析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感到疲惫不堪、甚至昏昏欲睡；以〔而〕当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我才觉得如释重负。但是，更糟糕的是，我越来越感到我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病人。诚然，我也学会了怎样去“解释”病人，并且，我非常努力地学会了以这样一种方式去解释病人，亦即使病人的联想和梦正符合我的理论预测。但是，我谈论的仍然只是有关病人的情况，而不是与这位病人的谈话。同时，我也感到，我应该理解的事却没有被我理解。开始，我十分自然地以为，所有这些疑点都是由于我缺乏经验所引起的。但是，这些疑点并没有随着我的经验的增长而减少；相反，却越来越多了。我开始怀疑我所使用的方法。我受到那些和我有着相同经验的人的敦促和鼓励，着手捉摸着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最后，我找到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我必须成为一个参预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与病人打交道，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病人的内心世界。我发现，我能逐渐认识到病人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正是我以前所没有观察到的。我开始理解病人，而不只是解释病人所说的一切。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我再也不感到精疲力尽了。同时，我也体会到，在全力以赴地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这里“客观”意指对病人之所以成为其病人的认识，而不是我要他成为这样的病人，但是，人只有不贪图个人的利益，既不需要得到病人的钦佩或顺从，甚至也不需要病人的“痊愈”，才能具有这种客观性。如果有人以为，我现在所说的与我以前所说的，即帮助的愿望可以促进人的思想自相矛盾的话，那么，我就必须强调指出，事实上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假如出于真心实意地帮助别人这一愿望，我就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也不会因为病人的病情没有好转而损伤自己的自尊心，更不会因为病人的康复而吹嘘“自己的”成就。心理学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学，如果我对社会漠不关心，那么我对社会所作的思考也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摸索，尽管所收集的“数据”和令人难忘的统计数字掩盖了这种盲目性。一旦我要研究人的时候，我又如何可能将我所关心的个人（这个个人乃是社会的一部分）与我所关心的社会分割开来呢？——社会引起我极大的痛苦，我要减轻这种痛苦，正是这种愿望才使我起来帮助人们成为真正的人。在研究人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人能成为怎样一个人？正是这一思考使马克思作出了伟大的发现。这些发现，象其他科学的发现一样，并不全是正确的；事实上，科学的历史乃是各种错误的历史。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都说明了这一点。一种新的发现并不必然是真理的最终表述，关键在于这种新的发现是富有成效的，它能引导人们做出更大的发现，此外在真理的发现中，人由于进一步的觉醒而影响后人，改变了自己。人们通常是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术语来说明事物及其知识之间的关系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事实上，无改造之目的的理论说明它仍旧是空洞的；不作任何理论说明的改造则是盲目的。解释和改造、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可以被结合起来的两个独立因素，而是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即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联系的：实践丰富了知识，并以知识为指导；一旦理论与实践不再分割开来的时候，两者都能改变各自的性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即理智与性格之间的关系。诚然，每一个人天生就达到了一定的智力水平，这个人或成为白痴或成为天才并不取决于各种心理因素。然而，白痴与天才毕竟是些例外；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广大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这些人既不是白痴，又不是天才。我所说的智力的贫乏并不是由各种智力测验来衡量的，而是指没有能力来认识不易察觉的各种现象的原因，没有能力把握同一现象中的各种矛盾，把不同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有关联的因素联系起来。为什么人们看不到在个人和社会事务中那些最为明显的事实，反而去依恋于那些无休止地重复、却从不被人怀疑的陈腐思想呢？除了天赋能力外，理智大都是独立、勇气和生命力的一种功能；愚昧无知相应地即是屈服、恐惧和内在死亡的一种结果。如果将那些至今仍未被认为是有关联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的能力看成是理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的话，那么，那些坚持陈旧思想和习俗的人就不敢承认这种联系；那种害怕差异的人也不敢承认这些思想和习俗的虚假性，因此，这就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中的小男孩看到了赤身裸体的皇帝，事实上他根本不可能比成年人更聪明，但是，他却比成年人更少一些盲从的欲望。此外，任何一个新的发现都是一种冒险，各种冒险不仅需要某种内在安全的程度，而且也需要一种活力和欢乐，我们只可能从那些人身上找到这种活力和欢乐，这些人认为，生活不只是消除紧张和避免痛苦。为了逐渐消灭这种普遍的愚昧无知，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智力”，而是需要一种不同性格的人，即独立的、敢于冒险和热爱生活的人。我认为，在结束有关智力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还必须论及该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知识化与误用语词的危险。被运用的语词并不意指该语词所表述的对象；语词成了空洞的外壳，人们就象学习一门外语那样来学习某些哲学、宗教和政治思想。事实上，需要避免的最大危险之一是语词与事实的混淆；语词的物化妨碍了对现实的理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切领域中——也许，主要是从宗教、政治和哲学中就能观察到。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信仰上帝；但是，从一切观察来看，无论是通过科学地有组织的观察，还是通过随意的观察，我们似乎都能清楚地看到，对上帝的信仰几乎并不产生什么行动的后果和生活的行为。许多人关心的只是健康、金钱和“教育”（后者是社会成果的一部分），根本不关心因为思考到上帝而产生的那些问题。我们都是饥饿的消费者和自豪的生产者，并确切地显示出我们所指责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一切特征。如果我们在向上帝的宣誓中还有什么需要认真考虑的话，那便是承认这个事实：即上帝已成了一个偶像。这种偶像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所崇拜的、由木头或石头做成的一种偶像，而是一种语词、习惯用语、教义的偶像。我们时刻都在违背这个命令，即不允许利用上帝的虚名，这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利用上帝这个空名，而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无法表达的经验的结结巴巴的表述。我们听人说他们信仰上帝，才把这些人说成是有“宗教信仰”的。难道要说明这一点还有什么困难之处吗？除了人们所说的这些以外，还有什么现实存在于其中吗？显然，我这里所说的一种经验应当是语词中所包含的现实。这种经验是什么呢？那就是承认自己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承认人是按照一系列的价值观生活的，其中对爱情、正义、真理的全面体验乃是生活的最终目的，一切都是从属于这个目的的；这意味着对发展人的爱情和理性权利的不断追求，以便达到与世界的一种新的和谐；它也意味着对人性的追求，从而认识自己与一切存在物的同一性，丢掉对一种孤立的、不可摧毁的自我幻想。这并不是把凯撒混同于上帝。在凯撒的王国内，一个人可以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大的权力，更富有才能、智慧和成就。但是，在宗教的领域内，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优越，也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低下。我们都是人——圣人和罪犯，英雄和懦夫。要获得这样一种真正的经验，即不再将“凯撒”和“上帝”混为一谈，乃是隐藏在语词中的现实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些语词表明，“将凯撒的东西交给凯撒，将上帝的东西交给上帝”。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别涉及到宗教经验的另一个最有意义的方面，那就是对权力的态度。凯撒的领域是权力的领域。在我们的物质生存中，我们都顺从于权力。任何一个有手枪的人都能杀死我们或监禁我们；任何一个控制我们生活资料的人都能使我们饿死或迫使我们按照他的意旨办事。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屈服或斗争——假如有一个机会的话——然而，通常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正因为权力决定着生和死、自由和奴役，它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肉体，而且还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一个拥有至高无上势力的人是受到尊敬和崇拜的。尽管他奴役着我们，但他仍被认为是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因为我们宁可“自觉自愿”地顺从“善良”和“聪明”的人，而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无能为力地拒绝对那些邪恶的人的服从。只要我们赞美权力，我们就会接收凯撒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把上帝与权力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就会犯将上帝变成凯撒的亵渎罪。然而，这也正是几千年来人们所干的。真正的精神经验认识到权力这些事实——但是，它从未把权力赞美成智慧或善良的化身。那位预言家的话正是这种经验的至理名言：“上帝既不是依靠威力，也不是依靠权力，而是依靠我的精神来说话的。”宗教的演化是与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人似乎也发展了孤独以及与别人分离的经验，结果便产生了巨大的痛苦。正是为了克服这种痛苦，人才产生了与世界相统一，而不再成为孤独者这一强烈的欲望。千百万年来，人试图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再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人愿意再次与动物、大树生活在一起；他希望摆脱成为一个人的负担，希望回避对自己、对世界的意识。他崇拜树木与河流，把自己与动物视为同一，并通过象动物那样地行动和感觉来达到这种同一性。他因谈论酒类饮料、谈论药物或因为他是一个性欲狂而成为人。最终他使自己成为偶像，并为之倾注了自己所有的一切，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与家畜，其目的则是为了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偶像中的一部分，并在这种共生的现象中感到强大和力量，但是，在历史这个阶段，在最近的四千年中，人作出了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他认识到，通过人性的毁灭，他是永远也不可能找到这种统一性的；他永远也返回不到无知的乐园；永远不可能通过倒退的途径来解决作为一个人的问题，解决既超越自然、又在自然之中的问题。他承认，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即不断地前进，从而全面地发展人的理性和爱情，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并找到同人和自然的一种新的和谐，感觉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犹如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人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这种新的见解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五百年之间出现在世界的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埃及的依克纳顿、巴勒斯坦的摩西，以及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提出了这一见解。在这些不同的发现之中，经验可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没有两个人的经验恰恰是相同的。然而，这些经验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人们只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阐述出来。老子和释迦牟尼根本就没有说过上帝；老子说过“道”，释迦牟尼说过“涅磐”和启蒙。希腊哲学家们则说过一个原则、一种作为始基的实体或一个不动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埃及人和希伯来人却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于他们具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各个小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皇上，他们想象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想象出天国和人间的主宰。希伯来人反对偶像崇拜，他们禁止创造上帝的任何形象；他们最伟大的哲学家迈莫尼德在一千年以后宣称，甚至提及上帝的一个肯定的属性也是不许可的。但是，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上帝这个思维概念乃是一种形式，它阐明了那些不可表述的东西，从而成为西方世界中有关宗教经验的主要概念。十八和十九世纪中的许多人都反对这一思维概念，同时也反对国王和皇帝。在启蒙哲学和新型的人道主义中，奠定宗教传统基础的经验是用无神论的术语来表达的——即用有关人的概念，而不是用上帝的概念来表达的。这是一个有关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为人的精神发展创造社会条件的问题。马克思、傅立叶、克鲁泡特金、欧文、乔勒斯、罗莎·卢森堡和高尔基的社会主义乃是过去一百年中最重要的、真正的宗教运动。自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人道主义传统的崩溃几乎彻底摧垮了这一无神论的“宗教”运动。尼采说，上帝死了；一九一四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表明：人死了。几乎只有少数几个人和一些小团体继承了人道主义的传统精神；甘地、爱因斯坦和斯魏泽便是我们时代人道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在政治这一意识形态领域内，语言的拜物教和宗教一样危险。语词是与说这些语词的人的行为和全部个性联系在一起的。它只能在行为和性格的全部内容中才有意义；除非在这些因素中具有统一性，否则的话，语词则是用来为欺骗别人和欺骗自己服务的；这些语词并不具有显示的功能，相反，具有隐蔽的功能。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时期，这一切乃是为许多人所理解的。不少社会主义领导人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前用国际主义与和平的语言来说话，一天以后便参加了战争。四年以后，这些领导人又利用“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这一口号，来阻止德国革命后任何有效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摇身一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头目；但是，直到他背叛的那天，墨索里尼的言论和那些别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什么两样。希特勒把他的制度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其目的乃是为德国重工业以及对东方和西方的扩张服务的；斯大林称他的体系为“社会主义”，这一体系是为迅速建设一个工业化的俄国服务的，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却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那就是人的一切价值。斯大林的朋友和敌人都用言论代替了现实。我们同样也能称弗朗哥和其他独裁者为“自由世界的代表者”。语词的拜物教是反对承认现实的，而人对现实的研究，人不断地接近现实则标志着人的发展。人对现实的研究同时也是人对幻想的否定。释迦牟尼、摩西、希腊的哲学家们、伟大的艺术家们、伟大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们，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具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欲望，即渴望突破感觉和“常识”骗人的“虚幻境界”，以便达到对人类和自然的认识，对精神和物质现实的认识。这正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虽然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不同，方法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动力和目的都是相同的。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得归因于那些丢掉幻想和寻求现实的人。对现实的探究和对幻想的揭示不仅产生了认识和知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改变了人。人的眼睛是睁开的，人是醒着的，他看到了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并学会了如何运用和发展自己的理智和有效的力量，以便与现实相符合。只有那些眼镜睁开的人才是现实主义者。今天，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男人和女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同一立场上，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需要国际间的了解、非工业化国家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需要结束战争和军备竞赛，相信人是能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选择生，而不是死。然而，“现实主义者”指责我们文明的这些领导人“多愁善感”、“软弱”和“不现实”。与一切历史的证明相反，现实主义的代言人宣称，只有一场更为激烈的军备竞赛才能维护和平；他们打着一张毁灭平衡的王牌，按照这张王牌，六千万死难的美国人是被“承认的”，还有一亿人是“不被承认的”。他们谈到保护全体人民的防空计划，他们也捏造出许多想象的证据，以便避免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核战争期间，以及在一切类似的战争中，我们各大城市的全体居民在几秒钟和几个小时内会被消灭，他们都死于防空洞内外。这些“现实主义者们”并不知道，正是他们才是最不现实的。过去，人类社会的各个不同部门都是互相独立的，因此，当一种文明社会中的“现实主义者”要摧毁这个社会时，其他别的文明社会仍可以继续繁荣昌盛起来。今天，人与人之间是如此这般地互相纠缠在一起，以致于一群疯狂的“现实主义者”也能够终止千百万代人的英勇的努力。很难知道一个在一九〇〇年出生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那些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二九年、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生的人。当然，我是有目的的选择这几个日期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年仅十四岁。任何一个与我同龄的人，都会对十九世纪的稳固和安全的世界有一定的感受。确切地说，一个出身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少爷，拥有一切生活必需品和相当数量的奢侈品，他当然比一个出身在穷苦家庭的人更感到战前生活的舒适。但是，对于广大人民来说，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来说，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生存状况较五十年前有了更大的改进，因此，他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对一九一四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要认识这次世界大战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很困难的。这次战争的爆发是违背每一个人的意愿的，但是却得到了绝大多数参战者的默许，特别是得到每一个国家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的默许，这些集团施加足够的压力使战争成为可能。从整体上来说，欧洲人几乎有一百多年未参加各种主要的、毁灭性的战争。德法战争也已结束了五十年之久，因此，欧洲人总认为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强大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似乎全力以赴阻止战争。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乃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各国政府，无论是沙皇政府，德国威廉皇帝，还是法国和英国政府，似乎都在致力于阻止战争，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欧洲似乎突然地失去了理性和礼仪。那些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几个月前还亲自保证国际间的团结，现在却用最恶毒的民族语言，进行互相攻击。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的国家突然疯狂地仇恨起来。在德国人的眼里，英国〔人〕都是一些胆小怕事的商人；德国人在他们的敌人的眼里，则成了卑鄙的匈奴；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也成了腐朽没落的音乐；德语中的英语外来语也被废除了。不仅如此，那些反对杀害公民的道德原则也被取消了。双方炸毁不设防的城市，杀害妇女和儿童；主要是由于航空飞行尚未得到发展，才限制了这些空袭的范围和程度。但是，士兵的命运同样也是与人道主义的一切要求背道而驰的。双方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袭击敌人的战壕，并在袭击过程中丧命。尽管事实证明，这种战术是无济于事的。然而，或许最糟糕的是，这种屠杀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的。被说服了的德国人认为，他们在为自由而战，因此是在打击西方的敌人。当战争冷却下来的时候，特别是一九一六年以后，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而双方却拒绝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双方都想获得领土——这场战争正是为了这些领土才不顾一切代价发动起来的。千百万人一度承认了这种伟大的欺骗性。他们通过叛乱反对那些迫使他们继续进行屠杀的人，这一反叛成功地发生在俄国和德国，偶尔也发生在法国，但都被将军们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以后的情况又怎样呢？人们对进步与和平所持的信念被粉碎了，那些公认为安全的道德原则也被违背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是，希望且〔并〕没有消失。就在人们向野蛮化迈进第一步以后，人们在头脑中再次充满了希望。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并没有比希望的原则更能表明西方历史的特点，这一原则已统治了西方历史整整两千年了。正如我以前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希望成为泡影，却没有能根除这个希望。人们集中起自己的力量，试图完成一九一四年被中断的任务。许多人相信，国际同盟能迎来和平与理性的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其他的人则相信，俄国革命将结束沙皇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除此之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们相信，他们的制度将沿着经济进步这条道路向前发展。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打破了残存下来的这些希望。资本主义制度表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为众多的人民消除痛苦、解决失业问题。在德国，人民允许希特勒掌握权力，从而建立了一个已被废除了的非理性主义的、残无人道的集团。在俄国，自斯大林将革命转变成一个保守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后，斯大林创立了一个恐怖的制度，其野蛮残酷性比纳粹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发生这一切的时候，一场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始于一九一四年的野蛮化为斯大林和纳粹体系所继续，并导致了目前的一切后果。德国人是通过空袭华沙，阿姆斯特丹和考文垂发起战争的。西方同盟国继而通过袭击科隆、汉堡、莱比锡、东京，最后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从而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成千上万个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于一个城市之内。干这一切简直不需要任何迟疑、或怜悯。对人的生命无差别的毁灭成了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合法的手段。野蛮化的进程起着一定的作用，每一方都使另一方更野蛮，其遵循的逻辑是：“如果他不人道，我也必须（并且也能做到）没有人道”。战争结束了。出现了一线新的希望，联合国的成立便是这一线希望的一个象征。但是，战争结束后不久，这种野蛮化仍在继续。摧毁一切的武器变得更有力量；现在，双方可以在一天内至少能消灭对方国家的一半人口（包括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然而，考虑这种大规模摧毁的可能性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双方许多人都在力求阻止这种最后的疯狂行为；一部分男人和女人继承了科学、人道主义和希望的传统。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仍然屈从于野蛮化的过程，更多的人对此则无动于衷，逃避到日常琐事中去。不幸的是，希望的落空、野蛮化程度的加剧并不是一九一四年以来西方文明所遭遇的唯一罪恶。西方文明的堕落的另一个原因，恰恰同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有关。工业革命使物质生产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为西方绝大多数人提供的生活标准乃是一百年前许多观察家们所不可想象的。但是，真正的、合法的需求的满足已经变为一种有力量的冲动，即“商品饥饿者”的产生与满足。正如被压抑的个人通常出于一种被迫的欲望去买东西，或在别的情况下，去吃点什么。现代人也具有贪婪地占有和使用新物品的欲望，并理智地认为，这种贪婪欲乃是自己所向往的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体现。他认为，他所买的这些东西即使不能直接地丰富他的生活，也能帮助他节省时间。但是，他并不知道，他节省这些时间是为了什么，他用自己工资收入的一部分花费在消磨他自以为是节省下来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如美国，十分清楚的看到这一现象。但是，一切别的国家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这是相当明确的。高生产和高消费处处都成了最终目的。消费的数字成为进步的标准。这一标准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适用于苏联。事实上，这两种体制之间的竞争似乎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即何者能生产出更高水平的消费品，而不是创造出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结果，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成了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工业体系也产生了非常不幸的后果。自本世纪初以来，生产方法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大企业中的生产与分配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职员、工程师、售货员等等。他们受一个有组织的、专制的官僚机构所操纵，每一个人都成了这架大机器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零件。他生活在成为一个人的幻想中——与此同时，他却成了一件物品。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越来越缺少一种冒险的精神，缺少个人主义、缺少作出决定和担风险的愿望。这一目标是安全的，即想成为这架强有力的、庞大机器中的一部分，受这架机器的保护，并在与这架机器的共同联系中感到强大起来。对青年一代的一切研究与观察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青年人倾向于寻求安全的工作，他们不太在乎高薪金，却关心是否能得到满意的退休金；他们都倾向于早婚，以求迅速摆脱父母亲家庭的住地，进入婚姻生活的安全地带；对于陈腐的思想以及公众舆论的同一权威和普遍被接受的感情方式，他们都采取服从的态度。我们从反对那些标志着上个世纪特点的教会、国家和家庭权威的斗争出发，绕了一整圈又回到了一种新的服从；不过，这不是一种对某些独裁者的服从，而是对组织机构的服从。“一个顺从的人”并不意识到他所服从的一切；他相信，他只是遵从那些合理的、实用的事物。确实如此，在顺从的臣民社会里，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不服从的言论与行为几乎都没有了。然而，必须记住的是，不服从的能力与服从的能力同样都是一种伟大的德行。在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神话中，人类的历史就是以一种不服从的行为为开端的。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母亲子宫里的胚胎。只有当他们敢于叛逆的时候，他们才睁开了眼睛；把各自的被对方认作为陌生人，把外在的一切看作是陌生的、敌对的世界。他们的反叛行为破坏了与自然界的原始关系，从而使自已成为一个人。不服从乃是自由的最初的行为，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普罗米修斯偷窃了上帝的火，他是另一个不愿屈服的叛逆者。他说，“我宁愿被束缚在这块岩石上，也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所偷窃出来的火乃是赠送给人类的礼物，从而奠定了文明的基础。正象亚当和夏娃那样，普罗米修斯也因其反叛的行为而受到惩罚；然而，他也象亚当和夏娃一样，使人类的进化成为可能。人类通过不顺从的行为继续向前发展着，这不只是说，由于人敢于向以人的良心或信仰的名义出现的权力说个“不”字，人的精神发展才是可能的，而且，这也说明了人的理智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不顺从的能力，不屈服于那些试图窒息新思想的权威，不屈服于长期建立起来的，把变化视为胡闹的舆论的权威。如果说不顺从的能力形成了人类历史开端的话，那么，顺从就可能会引起人类历史的终结。我并不是在象征性地或充满诗意地说话。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即人类将在今后的十年至十五年内毁灭自身以及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在这一判断中不存在任何理性或感觉。但事实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正生活在原子时代，从感情上来讲，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有权势的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如果人类自杀了，这必然就是因为人们服从了那些命令他们去按死亡纽〔钮〕的人，因为人们服从了对恐惧、仇恨和贪婪的渴求；服从了有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荣誉这些陈词滥调。苏联领导人侈谈革命，而在“自由世界”中的我们却大谈自由。但是，在苏联，这些领导人则明目张胆地通过暴力来阻止不服从的行为——而在自由世界中，我们则暗地里通过更微妙的说服方法来制止这种不服从行为。当然，差别还是存在的，这种差别明确地表现在这一点上，即在苏联，对不顺从的行为的赞扬几乎是被禁止的，而在美国则并不遭到禁止。不过，我相信，我们正陷于被转变成为彻底的顺民的危险之中；这意味着，我们最终都要被归于政治的极权主义中，除非我们重新获得不服从的能力和学会如何怀疑的能力。现存状况的另一个方面是人道主义的经验复兴的问题。我在本书的一开始就已简略地提到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论述这个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进化显然就是从氏族和城邦这些小的组织发展到城邦、国家，再发展到全球国家和全球文化，就象希腊、罗马、伊斯兰和现代西方的文明一样。然而，就人类的经验而言，这种本质的差别并不是一看就明白的。这个原始部落的成员与外在部落的成员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个部落的成员是受道德法律支配的，没有这些法律，部落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这些法律并不适用于“陌生人”。当这些部落渐渐扩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成为“陌生入”，而成为“世人”了。且不管这些数量上的差异如何，世人和陌生人之间的本质差别还是存在的。一个陌生人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不可被彻底理解的野蛮人。早在人类从社会和经济方面成为一个世界之前，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们就已观察到了一种新的人类的经验，那就是一个人的经验。释迦牟尼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因为存在着文化和种族方面的差异，人都有相同的结构，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答案。《旧约》把人视为一，即都是一个上帝的仿制品；预言家们想象着那一天，即各国人民“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进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1]预言家们也想象着到了那一天，就不存在任何“有希望获胜的国家”，“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向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2]基督教创立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的儿子也就是上帝的儿子——即上帝本身。不过，并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大写的人。罗马教会是一个天主教教会，其原因恰恰在于它是一个超国家的，普遍的教会。古希腊和罗马人的思维已从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达到一个人和自然规律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植根于人的权力中，而不是植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必要性中。安提戈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目的正是为了捍卫普遍的人类的（自然的）法则。塞隆具有一种普遍的共同体的想法。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不是用神学的语言，而是用人道主义的语言丰富进一步［注：疑为“进一步丰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发展了希腊以及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康德提出了一项对一切人都有效的道德原则并略述了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席勒一七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写道：“国家只不过是人类力量的一种结果，只不过是我们思维的产物，然而，人就是这一力量的源泉，就是思维的创造者。”在《唐·卡洛斯》一书中，玻莎说道：“作为整个人类的代表，他的心是为全人类而跳动的；他的爱己奉献给了世界及其未来的后代。”这种人道主义的最完整、最深刻的表述体现在歌德的思想中。歌德笔下的伊芙琴尼亚和古时的安提戈涅一样，用一种仁慈的语调说话。当残暴的国王问她：你是否想过，未开化的斯琴人，都在倾听真理和人类的声音，希腊的阿特柔斯为什么闭耳不听？她回答说：每一个人，无论出生在哪块土地上，都能听到真理和人类的声音，那是因为，在每一个人的胸中都荡漾着一条清澈纯洁、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歌德在一七九〇年写道：“当每一个人都在忙于建立新祖国的时候，处处都是他们的祖国，处处又都不是他们的祖国，这种人毫无偏见地思考问题，并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但是，尽管西方文化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具有这些思想，历史还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民族主义扼杀了人道主义。国家及其主权成了个人所要服从的新的偶像。然而，世界同时也在发生变化。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通过航空、无线电等等的通讯联系已震撼了全球，一百年前却只能震动一个洲或一个国家。一个统一的世界正处在诞生的过程中，这并不是因为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兄弟般的友好的关系，而是因为导弹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给世界任何地方带来死亡和毁灭。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那是就世界作为一个潜在的战场而言的，并非就它是一个世界公民的新体系而言。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是，在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中，人仍然生活在一个民族的国家，人首先要忠诚于主权国家，而不是整个人类。这种无政府主义只能导致灾难的发生。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宗教战争中，宗教战争之后，宗教的容忍和共存成了欧洲人生活中被普遍承认的一项原则。如果这个统一的世界不希望摧毁自身的话，它需要一种新型的人——这种人能超越自己国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世人，而不是一个野蛮的人。这种人感觉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象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为什么要达到这一阶段是如此之困难呢？人的生命开始于子宫内。甚至人在诞生以后，也仍然是母亲的一部分，正象原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样。人开始逐渐地意识到自己是与其他人分离的，然而，他被自己过去的安全所深深地吸引着，他害怕自己完全地成为一个人。母亲、部落、家庭——他们都是“亲近的”人。陌生人，一个具有不同血缘关系，具有不同风俗、食物、语言的人。被认为是危险的人。这种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与对待自己的态度是不可分的。只要我经验到任何一个同类与自己有着本质的区别，只要他仍然是一个陌生人，我对我自己来说也就是一个陌生人。当我完全认识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承认，我和任问一个人都是相同的，我是一个孩子，一个罪犯，一个圣人，一个充满了希望和失望的人，一个能感到欢乐和悲伤的人。我发现，只有思维的概念，习惯和肤色的不同，人的基质都是相同的。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我在发现我的同类中也发现了我自己，反之亦然。在这一经验中，我懂得了究竟什么才是人生，我懂得了这个统一的人。直到现在这个统一的人还是一种奢侈品，因为这个统一的世界尚未出现。如果这个统一的世界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统一的人就必然会出现。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进步可以与由崇拜多神到一神乃至发展为不崇拜任何一个神这一伟大的革命相提并论。这种思想正是这种进步的特点，即人不应该再为偶像服务，不管这些偶像是自然界，还是人自己的产物。然而，人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人在不断地改变偶像的名称，并继续为这些偶像服务。但是，人发生了变化。他在认识自己的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而在认识自然这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发展了自己的理性并接近于成为一个完人的边缘。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发展了这种摧毁的力量，在向建立一种新的人性迈出最后一步之前，人也可能会摧毁文明。当然我们具有丰富的遗产，等待着这个目标的实现。但是，与十八、十九世纪的人不同，他们对进步的持久性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我们则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可能会产生野蛮主义或导致我们全体的毁灭，而不是进步。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之间的选择成了今天令人担心受怕的现实问题，向野蛮主义发展的力量似乎较反对野蛮主义的力量更强大。经营管理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将世界从野蛮主义中拯救出来，只有人道主义的复兴，一个崭新的西方出现才能拯救世界。这是一个崭新的西方，使用新的技术力量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这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发展的准则控制着经济，而不是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利益控制着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过程。在这场为复兴人道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乃是重要的指路明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较弗洛伊德更独立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弗洛伊德对人的思维过程、印象、感情等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尽管他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给了我们智力的工具，以便冲破合理化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深刻认识个人和社会现实的实质。尽管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中都有不足之处，但他们已经揭开了掩盖在人类现实之上的神秘的面纱；他们为建立一门新的人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人的时代已经来到了的话——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当事物不再控制人类，人类掌握权力的时候——那么，人们便迫切需要这门新的科学。[1]《旧约》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九章。[2]《旧约》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九章。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章两种学说的命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十章两种学说的命运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思想退化为意识形态；纯粹的语词取代了人类的现实；这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条规律。官僚主义操纵着这些语词，从而成功地控制着人民，获得了权力和影响。结果往往是这样的：一方面，意识形态仍旧运用那些表达原始思想的语词；另一方面，却又有效地表达了这些思想的相反含义。伟大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中的结局就是如此：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也不例外。什么是弗洛伊德的原来的体系呢？首先是彻底的思想。“彻底的”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指寻根究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既然这个根基是人，因而也就是探究人的本性和本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乃是一种批判的思想；首先是对现存精神病学的思想的批判。这些思想把意识当作精神病的基本论据。但是，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是就其更广的意义而言的。它的思想攻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性欲不是理性和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的虚假性以及儿童的“纯洁性”和“清白无辜”的伤感思想。然而，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过的，对这样一种观点的攻击是最为重要的，即任何超越意识的精神内容乃是不存在的。弗洛伊德的体系是对现存思想和偏见的一种挑战；它开辟了思想领域内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与自然科学和艺术的新进展保持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也可被称为是一场革命运动，尽管弗洛伊德除了对社会的某些方面展开批判之外，他既没有超越现存的社会秩序，也没有思考过新的社会和政治的可能性。在弗洛伊德的学说提出的第一个三十年中，这一激进的、批判运动的情况究竟怎样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学说特别在欧洲那些笃信新教的国家以及在美国都获得了极大成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一学说则普遍遭到许多“严肃的”精神病医生和公众的冷嘲热讽。精神分析学说不断获得最［注：“最”字疑多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成功的原因有许多，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事实上，在精神分析学说提出的最早二十年中，这一学说曾受到人们的奚落，以后却在精神病这个领域内逐渐受到重视，为许多社会科学家所接受，并在许多文学家中间广为流行。例如，托马斯·曼便是这些文学家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然而，精神分析学说不仅得到学院和知识界人士的承认，而且也得到了公众舆论的承认；精神分析学家顿时觉得，对于前来求医的所有患者真有点应接不暇；实际上，从经济和名誉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成了报酬最高的职业之一。但是，与这一成功的发展相应的并不是精神分析学说在理论和治疗方面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可以这么推测，精神分析学说的成功实际上也加速了这一学说的退化。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学说失去了原来激进、批判和挑战的特点。大约在本世纪初，弗洛伊德学说——尽管并不全都是正确的——向现存的习俗和思想提出了挑战；这一学说必然是以一种批判的精神吸引着人们，并成为批判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批判运动出现在西方社会知识、政治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到了一九三〇年，社会的风气变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但主要是由于一个消费社会的出现，这个社会鼓励所有领域内的消费和欲望的满足）。性欲不再成为禁忌，自由地谈论乱伦的欲望和性行为的反常不再使城市中产阶级感到震惊。所有这些谈论的话题失去了其被禁忌的特点，并作为最新的、但不那么特别令人兴奋的“科学的”结果被人们所接受。而在一九一〇年期间，这些话题连一个极为普通的“体面的”人想都不敢去想。从好几个方面来看，精神分析学并没有向社会提出挑战，而是与社会保持一致，这不仅仅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意义上来说是如此，即自从弗洛伊德的《一种幻想的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发表以来，精神分析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不再对社会展开批判；相反，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们代表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态度，倾向于把任何违背这一态度的精神病患者或视为左派或视为右派。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几乎没有任何精神病分析学家具有超出那些习俗的严肃的政治、哲学或宗教兴趣。正是这个事实指出了精神分析学衰落的另一个方面：精神分析学成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激进主义的一个替代物，而没有成为一种激进的运动。那些坚持精神分析学的人们，出于某种原因，并不对严肃的政治或宗教问题感兴趣，因此，这些人的生活失去了他们的前辈们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意义。然而，既然人需要某种哲学来使他的生活有意义，精神分析学正是为这种人准备的；它意味着给人们提供一种包罗万象的生命哲学，尽管弗洛伊德明确地否认了这个目的。许多用精神分析法治疗过的人都相信，弗洛伊德通过运用俄底浦斯情结、畏惧阉割等概念解开了一切生活之谜；如果整个世界也能用精神分析法来治疗的话，或者说，至少是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都能用精神分析法来治疗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任何严肃的政治问题需要人们去解决的了。现代的个人同他的祖父比较起来，显得更为孤立、更感到孤独，然而，现代人却在精神分析学中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他是一群有点古怪的狂热崇拜者中的一员；他是一个新加入者，已经参加了分析的仪式，现在则知道了一切值得知道的秘密，并因而成为这一崇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他发现人们赞同地聆听他的讲话而没有指责他，他感到满足。这一因素在那个谁也不听谁的社会显得特别重要。人们在互相谈话的同时却并不互相听取对方的意见，除了表面上有礼貌地“倾听”别人的说话外。另外，精神分析学家的地位被那些用精神分析法（移情）治疗过的人抬高了；精神分析学家变成了一位英雄，他在生活方面的作用和一个宗教世界中的牧师或某些政治体系中的大小领袖一样重要。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学家还强调早期儿童的经历是以后发展的原因这一论点也减轻了许多人应承担的责任。他们认为，一个病人所必须做的是不停地谈话，直到他回忆起童年的痛苦为止——以后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幸福。许多人相信，“通过谈话就能成功地获得幸福”这种说法，忘记了在生活中不经过努力，不敢于冒险，不常常遭受某种痛苦是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就的。付给精神分析学家的报酬、每周在长椅上进行五小时的谈话、抵抗时所产生的某种痛苦都被视为是与努力和大胆的行为相同的，但是，这些毕竟不是十分相似的，在中上阶级的人看来，金钱和时间都不能代表严肃的牺牲，这是千真万确的。患者需要什么？如果他具有诸如心理原发性的头疼或洗手强迫症的严重症状，或者，如果他因性无能而感到痛苦的话，那么，他就希望医治带有这些症状的疾病。这正是促使弗洛伊德的许多病人前来求助于分析法的动力。一般地说来，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这些症状是不难的，低估一下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患者被治好了。越来越多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任何“症状”的人都来了。他们患有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被法国人称为“时代的疾病”；他们感到一种普遍的不幸，不满意自己的工作、缺少婚姻的幸福，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说，即“他们富有却缺少欢乐”。这种新型的病人从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得到的只是安慰，尽管精神分析过程是不成功的；他们通过和某人的谈话，或“属于”某一群崇拜者，或掌握了一门“哲学”而感到满足。治疗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帮助病人更好地适应现存的状况，适应被人们常常称之为的“现实”；精神健康往往就是对现存状况的适应，换句话说，个人不幸的一种精神状态被还原成普遍的不幸。在这类精神分析学中，这种现实问题，即人的孤独和异化，人对生活缺少一种浓厚的兴趣是不需要被触及到的。你若不提及当代工业社会中心理学的功能这个问题的话，至少你就不可能谈论当代许多精神分析学家所具有的“适应”这一目的。这是一个需要人们无冲突地适应一种复杂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的社会。这个社会产生了一种俯首帖耳的人，一种没有良心或信念的人，这种人引以自豪的是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尽管这是在一架庞大、庄重的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他不能有疑问，不能批判地思考，不能有任何激情和兴趣，因为这会妨碍这一组织机构的和谐功能。但是，人并不能变成一样东西，不能不提问题。因此，尽管保证了“工作的安全”，提供了“老年人的抚恤金”，对属于一个庞大的、“众所周知”的组织感到满意，人们并不会就此安分守己，感到幸福的。这时，心理学家们起了作用。他通过试验，已经消除了更多的具有冒险和反叛精神的那种类型的人，并未那些至今仍不能与那种有组织的生活保持和谐的人减轻了痛苦，使他们能“表达自己”，能有人听他们的谈话而感到满足。最后——也即最重要的，是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缺少这种适应性就会成为精神病，从而帮助他们摆脱那些有碍于全面适应的倾向。心理学家们运用了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的那些“公正”的语言，成为工业社会中的牧师，并通过使个人成为一个完全被调整过的、顺从的人来帮助社会达到它的目的。我们从一个在工业社会中心理学的作用谈到精神分析学说及其衰亡的特殊问题时，还必须指出另外一个因素，即精神分析运动本身的官僚主义因素。弗洛伊德在对待自己体系的纯洁性的态度方面，有点独裁。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也必须考虑到，弗洛伊德发展了一个最原始的体系，这一体系遭到来自一切方面的猛烈攻击。要使这一体系不受其公开的敌人的反对是容易的，但是，要使这一体系不遭到那些坚持这一体系的人的攻击则会困难得多。那些人一方面有意识地与弗洛伊德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又经不住这一诱惑，亦即使这一体系更适合社会，因而也使这一体系成为虚假的学说。弗洛伊德为了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性和激进性，指令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秘密班子密切注视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但是，这个班子不久就具备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的典型特征。这些成员之间充满了强烈的嫉妒心。以琼斯为一方，以弗兰西和雅克为另一方，只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这一点，这事实为这些竞争者们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即琼斯自这两个人都死了以后，在他所写的弗洛伊德的传记中指出，这两个竞争者在临死前都得了精神错乱症，这种状况显然是与事实相反的。[1]这一运动越向前发展，该运动的领导人则越官僚。到目前为止，许多新成员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并试图控制着这个运动，它不再提防那些由于缺乏勇气，试图拒绝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人。相反，正如前面所说的，官方的精神分析学说已失去了其激进的特点，官僚政治的目的通常是消灭和排挤更多的激进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即是对这一运动及其成员们的控制，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些不完全赞同这种教条的老的成员们则被排除在外或被迫辞职，另一些人则遭到伦敦当局的批评，原因是他们在聆听官僚主义的一位正统代表发言的时候面部显示出一种厌倦的表情。精神分析学家们（事实上，而不是形式上）被禁止在那群不是官方组织成员的分析家所召开的科学会议上进行演讲。精神分析运动的官僚主义化的结果便是使科学创造性相应地减少，这是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迟早总会与官僚政治保持紧密的联系，并在其职责范围以外，继续干自己的工作。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许多新思想就是由这些分析家们来表达的。马克思学说在其产生后的一百多年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必须从当初的状况说起，即基本上是指十九世纪中叶至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都是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彻底的”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是我们先前所说的追根寻源的意思，这些根就是人：人道主义意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社会努力的目的与准则。使人摆脱那种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状况的神秘束缚乃是马克思整个学说和努力的目标，在最早的五十或六十年内的社会主义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真正的精神运动，当然这不是用神学的语言来体现的。这一运动又怎么样了呢？它成功了，获得了权力，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屈服于自己的反对者——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一发展并不太令人感到吃惊。资本主义的成就超出了早期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们的不断贫困化，反而使工人们得益于这些进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疑是以殖民地的人民为代价的。此外，这又是社会主义党和工会组织为享有更多社会产品而斗争的结果。但是，不管这些不同的因素的作用如何，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他们的领导人被资本主义的精神所俘虏；他们开始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来解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社会，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却认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一场运动；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加之福利国家的原则，乃是衡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充足准则。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的原则是相同的：最大的经济效益，规模巨大的官僚工业机构以及在这个既官僚有具有经济收效大的体系中个人的绝对服从。西方和东方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基本上都对社会主义作了资本主义的解释。但是，按照他们各自的经济和政治立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初期，西方领导人开始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两个阵营中的领导人并没有忠实于他们和平与国际主义的基本信念，他们各自支持自己的政府，并宣称他们是为了自由而支持战争的，因为他们能为分别参加反对德国皇帝和沙皇的斗争而感到莫大的幸运。德国帝国制度的崩溃乃是远远超出合理地思考范围的一次失败了的战争延续的结果。这些领导人为了击败革命同将军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同盟。他们首先允许国防建设，允许各种秘密的、半秘密的、半军事化的组织发展起来，这些组织成了纳粹权力的基础——实际上，这些组织在纳粹和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不断发展的力量和压迫面前彻底投降了。法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们促使在高莫奈领导下的法国社会主义党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在英国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或暂时地、或多少持久地赢得了大多数人，并利用他们的力量建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一种高度发展的社会安全体系，特别是一种社会健康服务的体系，使这一制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制度是由十九世纪的欧洲保守派开始制定的（即英国的和德国的俾斯麦）。在美国则是由三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期间开始执行的。另外，英国劳工党使某些重点工业社会化，认为生产资料的这一社会化乃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奠基石。但是，他们一方面满足工人们的经济要求，另一方面，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却不再正视人类状况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化。他们在选举中一次次地失败了，并试图通过放弃一切激进的目的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德国。在那里，社会民主党不仅放弃了所有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且也接受了民族主义和重新武装的原则，以致于社会民主政策与他们的反对者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苏联发生的情况与西方的发展显然是对立的，但也有某些相同之处。与西方欧洲国家不同，苏联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国家，尽管现存的工业是高度发展的；苏联人口的四分之三是农民，绝大多数又都是贫苦的农民。沙皇的管理是腐败无能的，除此之外，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使俄国人民流尽了鲜血，却未能获得胜利。由克伦斯基和其他人领导的一九一七年的第一次战争也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领导人不愿意结束战争。因此，列宁面临着在一个不具备经济条件的国家里夺取政权的任务。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经济状况乃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列宁合乎逻辑地将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于西欧，特别寄希望在德国爆发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些希望并没能得到实现，布尔什维克革命正面临着这一难以解决的任务。到了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情况就非常明确了，德国革命的希望已完全落空，与此同时，列宁病情严重，并于一九二四年与世长辞了，他留下了一个必须解决的最终的难题。斯大林打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实际上却全力以赴地在俄国建立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斯大林组织了由一种新的管理官僚领导的国家工业垄断，运用了一种集中化的、官僚主义的非试验性的方法。这一方法在西方国家中却得到了并非全面的、迅猛的发展。为了使全体农民具有现代工业所必须的劳动纪律，此外，为了使全体人民接受消费品，这种消费是用来建设基本的工业资本迅速积累所必需的，斯大林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暴力和恐怖——尽管由于斯大林本人严重的疑心病和对个人权力的无限追求——恐怖已远远超出了上述经济目的所必需的范围，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削弱了他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斯大林运用的另一种手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内所运用的手段相仿：按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有刺激地不断增加收入。这种刺激乃是用来提高工人、管理人员和农民们工作效力的最重要的手段。事实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管理人员都相信，“利润动机”乃是进步的唯一有效动机，这是苏联体系所乐意接受的，特别是当这位管理人员反对工会在管理中的阻碍作用的时候。[2]直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为止，苏联已为日益增加的消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它也培养了全体人民具有严格工业劳动的纪律，从而结束了恐怖，建立起了一个警察国家。这个国家不允许有任何批判这个体制的意见发表，甚至不允许有稍不符合政治活动的言论的发表；另一方面，它又使普通的公民摆脱这种恐怖感，即因早期表达批判的思想而遭被捕，或者是由于遭到自己的一个敌人的指责而感到害怕。斯大林的名声扫地最终表现在一九六一年秋共产党的大会上，被这次大会所接受的共产党新纲领乃是苏联由斯大林向赫鲁晓夫阶段过渡的最后标志。这一阶段具有各种不同因素的特征。经济上，它是一个彻底集权化了的国家资本主义，从而使当代工业主义的垄断原则达到其发展的最终阶段；这个社会也是一个福利国家，它关心全体人民的基本的社会需要和经济需要；政治上，它是一个警察国家，它限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并制订了各种清规戒律，防止公民们采取任意的整顿措施。公民们知道什么是他们可以做的，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这样，他在这些有限的范围内活动的话，那么，他就不必感到害怕了。赫鲁晓夫的体系在文化和心理学方面主张一种卡尔文的伦理学和一种严密的、以祖国、工作、家庭和职责为核心的道德——这种道德更接近于彼塔姆或莎拉查尔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今日的苏联是一个保守的“占有”国，在许多方面比“资本主义”更反动，而在私人企业的利益不妨碍政府总的政治和经济计划这个基本方面却比“资本主义”进步。苏联的体系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发表过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当作意识形态灌输给群众。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失去其有效性，这种状况与西方的情况相同。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仍然为人们所利用。不过这主要是被当作意识形态来使用的，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存在于承认这些思想的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和行动中，却没有任何一种有效的基础。先前所述的心理分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都是以宣告它们的失败这个悲剧性的论断为终结的。但是，一方面，就已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而言，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个论断却不重视更有希望的各个方面。精神分析学的激进主义并没有被官僚主义所扼杀，精神分析学的思想也未被官僚主义所窒息。尽管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各有不同，他们却在试图寻找新的办法，创造新的概念。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过程的卓越发现便是他们的思想来源，不过，这些精神分析学还运用了新的治疗经验，并利用了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进步成就，以及由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所提出的新思维方法。事实上，他们的一些观点非常接近弗洛伊德的思想，而在所有这些不同思潮中的共同的主要因素则体现在这一事实中，即他们都使自己摆脱精神分析学上的官僚主义思想的控制，并在创造性地发展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方面，充分利用了这一自由。社会主义是一场具有更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运动，精神分析学是无法同这场运动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被它的敌人所摧垮，也没有被它或右或左的“代表人物”所摧垮。全世界有各种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的小型团体，他们阐明并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试图对发展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阐明马克思的这一精神的呼声仍然是微弱的，被隔离的，但从中也显露出了一线希望，即如果人类能够避免一场极其疯狂的核战争的话，那么，一场新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必将会实现西方和东方的人道主义原则和目标。[1]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弗洛姆：《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使命》（纽约，1959年）[2]关于这些论点的详细分析见弗洛姆的《让人占居优势》（纽约，1961年）第46-86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九章社会的无意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第九章社会的无意识从社会特有的功能角度来看，促使人们不得不这样行动和思考的社会性格只是社会结构及其思想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环节。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即每一个社会都能决定哪些思想和感情能达到意识的水平，哪些则只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的层次。正像存在着一种社会性格那样，“社会的无意识”也是存在的。我所说的“社会的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的无意识”乃是指由个人的生活状况所特有的处境而造成的对人压抑的内容，当弗洛伊德谈到对乱伦的欲望的压抑是一切文明特点的时候，弗洛伊德在某种程度上也论述了“社会的无意识”；但是，在他的临床工作中，他主要论述的还是个人的无意识，至于“社会的无意识”却是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很少注意的。在开始论述“社会的无意识”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简略的阐明一下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出现在马克思体系中的无意识这个概念。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中，确实没有比无意识这个发现更为重要的了。精神分析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设想的基础上的：即我们压抑了最有意义的经验的意识；我们内心的无意识的实在与我们意识中对这种实在的否定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导致神经病，因此只有将无意识变为意识，这种神经病的症状或特征才能得以消除。弗洛伊德一方面相信，揭示这种无意识是治疗神经病的最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的视野却又远远超出了这种治疗所关注的范围。他意识到，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做的思考大都不是很真实的，然而，我们又总是在那里继续自欺欺人。弗洛伊德对揭示我们意识思维中的实在充满了激情。他承认，我们本身内在的大部分真实的东西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而许多被意识到的却不是真实的，正是对这种内在的现实进行全力以赴的研究才为真理开辟了新领域。一个并不懂得无意识现象的人会深信，他能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意味着道出了真理。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错误地看待了真理。即使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我们也可能是在说谎，因为我们的意识是“虚假的”，它不能揭示我们本身所固有的潜在的真正经验。弗洛伊德从对个人的观察入手。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如一个人在看色情照片时总掩盖不住一种神秘的喜悦心情。当然，他不会承认自己的这种兴趣，但他意识到，这些照片是有害的，他的职责就是要禁止这种照片在任何地方出现。这样他就经常地留意色情照片，认为这种照片正是他所反对的一部分，从而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当然，他是问心无愧的，然而他的真正欲望却是无意识的，他所意识到的只是一种符合理性的想法，这种想法彻底地掩盖了他所不想知道的一切。因此，他能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却丝毫也未觉察到，他的这种欲望与他的道德标准是相冲突的。又比如一个有虐待狂冲动的父亲，他总想要惩罚和虐待他的孩子们。但是，他深信，打是为了教育孩子们从善，防止他们干坏事的唯一方法。他并没有意识到任何虐待狂的满足，他只意识到这是一种合理的做法，是抚育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正确方法，而也是父亲的责任。又如一位政治领导人执行了一项导致战争的政策。或许他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和名声才这样做的，可是他认为，正是他的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责任感决定了自己的行动。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潜在的、无意识的欲望经过一番道德的思考竟成了如此合理的想法，以致于不仅被人所虚构的合理的说明所掩盖，而且亦得到这种合理说明的帮助与唆使。在正常的生活过程中，这种人永远也不会发现他实际存在的欲望和他虚幻的合理想法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如果有人告诉他这个真理，提醒他在他那貌似神圣的合理的想法中存在着他所痛苦地反对的种种欲望的话，他会真正地感到愤慨或误解，认为别人是错误地指责了他。弗洛伊德把这种拒绝承认被压抑的存在称之为“抵制”，抵制的力量大体上与压抑倾向的力量成正比例。每一种经验都可能自然而然地遭到压抑。这是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得出的结论。弗洛伊德认为，遭到最为严重的压抑的欲望是性欲，首先是乱伦的欲望，这些欲望与文明人的规范是相冲突的。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敌对的、侵略的欲望也遭到了压抑，因为这些欲望是与现存的风俗习惯和超我相冲突的。弗洛伊德认为，不管这些被压抑的欲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总是代表了人的“阴暗面”，代表了人那尚未被升华了的、反社会的原始特征，这些特征与人们所认为的文明和体面是背道而驰的。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中，压抑系指对被压抑的冲动的意识，而不是冲动本身。例如，在虐待狂冲动这个例子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让别人承受痛苦的愿望。但是，也不能这样认为，我没有将痛苦强加于别人，如果我合理的意识到这就是责任，或者说，我已经将痛苦强加于别人，而没有意识到别人正因为我的行动遭受到了痛苦的话。当然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由于我意识到了这一冲动，却没能找到一种适当的合理的说明，才没有产生这种冲动。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冲动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就产生这种冲动而言，对这种冲动的意识的压抑将会导致对冲动的压制。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压抑指的都是人的意识中的一种变形。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被禁止的冲动必须从生存中排除出去，而是说，无意识的力量已潜在地，从人的背后决定着人的行动。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产生压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那些被阻止成为意识的冲动与现存社会或家庭的习俗是不相容的。这是指被压抑的内容；但是使这种压抑的行为之所以可能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心理机制就是恐惧。弗洛伊德学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男孩试图同自己的父母乱伦的欲望的压抑。弗洛伊德以为，因为父亲会使他失去男性生殖器，这个小男孩才逐渐地害怕起作为自己对手的父亲。这种恐惧使他压抑了这种欲望的意识，帮助他将自己的欲望引向别的方面，尽管第一次受惊的创伤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地消失，弗洛伊德认为，“害怕割雄”乃是导致压抑的最基本的一种恐惧，其他如害怕失去爱，害怕被人杀害或被人抛弃，都与对原始割雄的恐惧一样具有同样的力量，它迫使人们压抑自己最深切的欲望。在个体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通常寻求个人压抑因素，然而，仅仅从个人方面来理解弗洛伊德压抑的概念则是错误的。相反，弗洛伊德压抑的概念也包括社会这个方面。社会越发展成更高的文明形式，本能的欲望便越与现存的社会规范所不相容，因而产生的压抑也就更大。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发展意味着压抑的增加。不过，弗洛伊德从未超出过量的机械社会的范围，也没考虑过一个社会特殊结构及其对压抑的影响。如果产生压抑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又何以希望将无意识变为意识，减轻对被压抑者的压抑呢？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所发明的精神分析治疗法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服务的。弗洛伊德和患者一道通过对梦的分析，对“自由联想”的理解，对患者的无拘束的自发的思想的理解来认识患者本人的无意识，这是患者以前尚未认识到的。为揭示无意识而使用梦的分析和自由联想的理论前提是什么？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在他最早进行精神分析研究的岁月里，他也同样相信世俗的合理说法，即知识就是理性的、理论的认识。弗洛伊德认为，这就能向患者充分地阐明某些发展的必然原因，并告诉他，精神分析学家在他的无意识中所发现的一切，这种理性的认识叫做“解释”，它能引起患者的某种变化。然而，过了不久，弗洛伊德和别的精神分析学家在斯宾诺莎这个论断中却发现了真理，斯宾诺莎指出，理性的认识是传导性地引起变化的，仅就这一点而言，理性的认识也是表达感情的认识。显然，一个人只有通过对自己无意识欲望的理性认识，才能更好的控制这些欲望——这是传统伦理学的目的，而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目的。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理性的认识才可能引起变化。如果这个患者坚持孤立的自我观察者的态度，他就不会接触到自己的无意识；也不会经验到自己内在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实在，除非他对这种无意识进行思考。揭示一个人的无意识不仅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且也是一次感情的体验。总之，这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思考与猜测不可以先于揭示无意识的活动，而是说，这不仅是一种思考的活动，而且也是一种意识的活动，更确切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直观的活动。对那些尚未被意识到的经验、思想或感情的认识并不意指对它们所做的思考，而是指直观到了这些无意识的经验、思想或感情，正如意识到人的呼吸并不意味着对这个人的呼吸所做的思考一样，对无意识的认识是一种体验，它具有自发性和顿悟的特点。一个人的眼睛突然地张开了，自我和这个世界便出现在不同的光线中，这个人便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自我和世界；与此同时，这也往往会产生许多忧虑，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到出现一种新的力量。揭示无意识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系列不断扩大的体验，它深深地为人们所感觉到，并超越了理论的、理性的认识。在关于无意识变为意识的可能性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认识到那些阻碍这个过程的因素。这样的因素有许多，它们是：思想的坚决性，缺少适当的倾向性，失望，缺乏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性，等等。正是这些因素使人很难达到对无意识的认识。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因素比弗洛伊德称之为“抵制”这种机制对造成无意识变为意识的困难负有更重大的责任。什么是抵制呢？正如那么多被发现的事物一样，抵制这个事亦很简单，以致于每个人都会说，任何人都能发现这一点。但是，要承认这一点却需要有一个伟大的发现者。我们以你的朋友不得不参加一次他所害怕的旅行为例。你知道他是害怕这次旅行的，他的妻子也明白这一点，几乎无人不晓，唯有他本人却不知道。一天，你的朋友说，他感到不舒服，第二天，他宣布不做这次旅行了。过了一天，他又说，不去旅行也罢，有着更好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又过了一天，你一再提醒他去参加这次旅行，这是一种强迫他去旅行的企图，因为他并不希望别人强迫他，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去旅行。最后他才说，现在要去旅行已为时过晚了，因此，再考虑旅行的事显然是毫无用处了。但是，如果你以一种最机智的方式告诉他，他不想去旅行的原因正在于他害怕旅行，那么，你得到的便不只是一种否认，而是一连串的强烈抗议和指责，最终会使你不得不向他赔礼道歉——如果你不想失去他的友谊的话；或者向他表明，你绝没有说他害怕旅行的意思。可事实上，你还得说上几句热情赞扬他勇敢的话来结束你们的谈话。以后又怎么样了呢？那个人不想去旅行的真正动机乃是恐惧。（他最害怕什么，这对于这次讨论的目的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要从客观上证明他的恐惧，或者说，他害怕的原因纯属想象就行了。）这种恐惧是无意识的。但是，你的朋友必须对他不想去旅行的原因作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即一种“合理的说明”。他或许能每天找到一个新的理由（每一个试图戒烟的人都知道，要找到一种合理的说法是多么地容易），或许他坚持固守着一个主要的理由。事实上，这种理由是否有效，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他拒绝参加旅行的真实的、充足的理由。然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当我们向他提及真正的动机时，他却表现出强烈的反映〔应〕，即坚决抵制的态度。我们不曾料想到他会感到高兴，甚至会感激我们的提醒，因为这会使他克制自己不愿去旅行的真正动机。但是，不管我们怎样认为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事实是，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显然，他不能忍受恐惧的想法。为什么呢？存在着好几种可能性。或许，他有一个关于他自己的自恋的形象，缺少恐惧便是这个形象中的一个内在部分。因此，如果这个形象被扰乱了，他那自恋的自我赞美、他自己的价值以及安全感都会遭到威胁。也许，这就是他的超我、正确与错误的内在标准，即恐惧或怯懦必将遭到强烈的谴责，因此，承认恐惧就意味着他承认了自己的行动背叛了自己的准则。也许，他感到有必要为他的朋友保留一幅有关一个永不畏惧的人的图象，因为他不能确信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害怕他的朋友们会由于他的胆小怕事而不再喜欢他了。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为什么说这些理由都是有效的呢？这个事实便能说明这个问题，即他对同一性的认识是与这些想象有关的。如果这些想象是不“真实的”，那么，他是谁呢？什么才是真实的？他立足于世界的何处？一旦产生了这些问题，这个人就深感自己受到了威胁。他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倾向结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安全感。继而所产生的忧虑不仅是弗洛伊德所看到的对某种特殊事物的恐惧，就像对生殖器或对生命的恐惧一样，等等；而且这也是由于对一个人的同一性的威胁所引起的，抵制乃是使自己摆脱恐惧的一种尝试。这种恐惧类似与由一场小小的地震所引起的恐惧——不安全感，一切都在摇摇欲动；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事实上，这种经验就像一阵精神错乱的感觉一样，尽管仅持续了几秒钟，在这一瞬间却感到更不好受。至于抵制和产生压抑的恐惧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回到有关无意识其他方面的讨论上来。在至今已相当流行的精神分析的术语中，人们所说的“无意识”似乎就是位于这个人中的一个固定的场所，就象住房中的地窖一样。这种想法被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一著名的学说所加强了：弗洛伊德把个性分为三个部分：自我、本我和超我。本我代表全部的本能欲望，既然大部分本能欲望不能达到意识的层次，所以，本我同时也就相当于“无意识”。自我代表了一个人的有组织的个性，这是就它能观察现实，并能正确评价现实而言。就生存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说，“自我”代表了“意识”。超我，即父亲（和社会）的命令和禁令的内在化，它既属于意识，又属于无意识，因此，超我不需要使自己分别地与无意识或意识保持一致。我们时代总的倾向是从占有方面来考虑问题的，这也将进一步促进对无意识的局部的使用，关于这一点，本章以后是会讨论到的。人们会说，他们得了失眠症，而不说他们睡不着觉；或者，人们会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压抑的问题，而不说他们感到压抑；同样，人们会说，他们拥有一辆汽车、一座房子、一个孩子，正象他们遇到一个问题、获得一种感觉、认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以及一种无意识那样。这正是今日那么多人为什么宁愿谈及“潜意识”的原因所在；这种潜意识越加明显地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种功能；当我说我没有意识到这或那的时候，就不能说“我潜意识到了这一点。”[1]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另一个困难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尽管弗洛伊德小心翼翼地将无意识这个概念同本我这个概念作了区分，事实总倾向于把某种内容，即本我的本能欲望当作某种意识到的或没有被意识到的，即无意识的某种状态。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这里我们运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涉及某些本能的冲动；另一个则涉及了知觉的某一状态——无意识或意识。碰巧在我们的社会里，普通人是意识不到某些本能需要的。但是，食人者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他想吃掉另一个人的欲望，精神病患者则十分明白这种或那种古怪的欲望，我们绝大部分人在梦中也是如此。这就阐明了对“这种”无意识的认识，如果我们坚持要区分古怪内容的概念和无意识状态的概念的话。“无意识”这个概念确实是一个神秘的概念（尽管人们为了方便起见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正象我在这几页中所说的那样）。这种无意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着我们所认识到的经验，或我们所没有认识到的经验，即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经验。例如我由于害怕这个人而恨他，如果我知道我恨他，而不知道我怕他，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对他的仇恨是有意识的，我的害怕则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诚然，我的恐惧并不存在于无意识“这种”神秘的地方。但是，我们不仅压抑了性欲的冲动或诸如仇恨和恐惧这样的感情，而且我们也压抑了对事实的认识，唯恐这些事实与某些思想和利益相矛盾，这是我们所不愿发生的。这种压抑的例子最典型地体现在国际关系的领域中。在这个领域，我们发现了许多直接压抑对事实认识的例子。普通人，甚至是政策制定者们很容易忘记那些与他们的政治论证不相适应的事实。例如，在一九六一年春，我同一位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新闻记者讨论柏林问题时，我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看来，我们已经提出理由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愿意按照一九五九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部长大会上签订的协议办事，和平解决柏林问题，即象征性的撤军和停止来自西柏林的反共宣传。这位新闻记者却坚持认为，根本没有召开这种大会，也没有讨论过这样的协议。他彻底压抑了对事实的认识，这些事实乃是他不到两年前就已经知道的。压抑并不经常象在这个例子中所表现得那么极端。对“潜在的被认识的事实”的压抑较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压抑更为经常。这样一种现象便是说明这种心理机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即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包括许多最主要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都宣称，他们并不知道纳粹的暴行。过去，普通的美国人曾经说过（我指的是“过去”，因为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德国人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不同于德国人仍是我们的“敌人”的时候的方式去看待一切事物），这些德国人在说谎，因为他们竟不顾眼前的事实。然而，说这些话的人忘记了，人并不会观察他所不想观察到的事实，这正是人的观察能力所在。因此，他能真诚地否认他所获得的一种认识，如果他只想获得这种认识的话（H.S.Sultivian创造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术语，即“有选择的疏忽”来说明这种现象。）记住一件事情的某些方面，而不记住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些方面，这正是压抑的另一种形式。今天，当人们谈到三十年代的“绥靖政策”的时候，人们会记得，由于英国和法国害怕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他们试图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并希望这些让步不再使希特勒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是，人们忘记了张伯伦领导下的保守的英国政府也和迈德温一样，既同情纳粹德国，又同情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如果没有这些同情心的话，人们在需要在任何绥靖政策之前早就可以阻止德国军事的发展了；官方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反感乃是政治分歧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分歧的原因。另一种压抑的形式表现为对事实的感情和道德意义的压抑，而不是对事实的压抑。例如，在一次战争中，敌人所犯下的罪行被人们认为是他那残暴的、不道德的行为的又一次证明；然而，同样的行为如果是自己派人干的话，尽管这些行为也可以理解成反动的行为，他们却只会对这些行为感到遗憾；无需多言，许多人发现敌人行为的残暴，而当他们自己人这样干的时候，他们并不只是感到遗憾，同样也感到这是相当合理的。综上所述，弗洛伊德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是受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就人自己的意识而言，这些客观因素是活跃在人的背后的，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决定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因而间接地决定了人的行动。人对自己的思考和选择的自由感到如此的骄傲，事实上，人却是一个被绳子操纵的活动木偶，这些绳子位于人的背后或凌驾于人之上，它们又是受那些人所没有意识到的力量支配的。人为了给自己制造这样一种幻想，即人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的，因此，人虚构了种种合理的说法，以表明这一点正是出于合理的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缘故，人们似乎只能选择他不得不这样做的事情。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停留在这种宿命论的观点上，即肯定人在决定人的力量面前简直是无能为力的。他认为，人可以逐渐认识到在他背后活动的那些力量——人在认识这些力量的过程中，扩大了自由的领域，并把自己从一个受无意识力量操纵的、无能为力的木偶改造成为一个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人。弗洛伊德用“哪里有本我，哪里就必有自我”这句话来表明这个目的。关于无意识的力量决定了人的意识以及人能做出种种选择的说法都继承了西方思想的传统，这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斯宾诺莎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无意识这个概念的思想家。他认为，人“意识到自己的欲望，但是人却忽视了决定这些欲望的原因”。换句话说，普通人都是不自由的，他只是生活在自由的幻想中，因为他的行动是受那些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因素支配的。在斯宾诺莎看来，正是这种无意识动机的存在束缚着人类。然而，斯宾诺莎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指出，获得自由是以不断地认识到内在于人和外在于人的实现为基础的。A．史密司［注：现在通译为“亚当·斯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对无意识动机的思想做了不同的表述，他写道，“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由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他提出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意向性的那一部分。”[2]另外，我们在尼采这一著名的论断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无意识这个概念的不同表述：“我的记忆认为，这件事是我干的，我的自尊心却不允许我承认这一点。我的记忆只得让步。”事实上，人们认为，有关揭示决定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客观因素的整个思潮构成了合理地、科学地把握现实这一普遍趋势的一部分，这是自中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思想的特点。中世纪的世界似乎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安全的世界。上帝创造了人类，守卫着人类；人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人的意识则是最终的，不同怀疑的精神实体，正像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实体一样。几百年后，这个世界被粉碎了。地球不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人成了从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中进化和发展而来的一种产物，物质世界超越了一切时空概念，这些概念在一个世纪以前似乎还都是十分安全的。意识被视为隐藏思想的一门工具，而不是真理的宝库。对推翻意识的传统观点作出最卓越贡献的，除了尼采之前的斯宾诺莎和继尼采之后的弗洛伊德以外，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可能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他仔细研读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最关键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人并没有用自己所获得的认识来为历史目的服务。黑格尔认为，正是“理性的机智”才使人成为绝对理念的一个代理人，同时，人也受自己主观意识的目的和个人的激情所驱使。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个人及其意识乃是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木偶，操纵它的则是理念（或上帝）。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理念从天堂降到了人类活动的大千世界，这就能更具体地、更准确地说明人的意识的作用以及客观因素对它的影响的思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不是意识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意识。”马克思看到了自己同黑格尔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接着，马克思又写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人们相信自己的思想改变着社会存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存在改变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的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更重要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方面将黑格尔的“理性的机智”思想运用到有关社会阶级的学说中，另一方面又指出，社会从个人那里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个人的存在及其发展却是由自己的阶级所决定的。马克思观察了意识与语言之间的联系并强调了意识的社会本质：“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他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5]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运用了“对初始的自然欲望的压抑”[6]这个术语。罗莎·卢森堡则直接运用精神分析的术语阐明了历史发展对人的决定性影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罗莎·卢森堡是一九一四年前期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她写道：“无意识先于意识。历史发展的逻辑先于介入历史发展过程的人类的主观逻辑。”[7]这一论断十分明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人的意识，即人的“主观发展过程”是由“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逻辑”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即是“无意识”。从以上这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无意识”的概念并不在于说明他们俩人都使用了一个相同的术语。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后，就会发现，在他俩各自的理论中还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基础，尽管这些基础绝不可能是同一的。紧接着我们刚才引用过的马克思使用“压抑”这个术语后的那段话中，马克思十分详细地论述了意识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马克思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个人相信“他不能使自己、不能使整个活生生的人得到满足，却能使脱离其他别的欲望的某一种欲望得到满足，那么，这只能是一派胡言乱语。如果这种欲望具有一个抽象的、孤立的特点的话，那么，个人的满足因而也即是一种单一的、欲望的满足……人们只能在存在中，而不是在意识中发现理性；只能在生活中，而不是在思想中发现理性。理性体现在个人的经验发展和自我表述中，这个个人又依赖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状况。”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提出了思维与生活之间的对立，它们类似于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对立。马克思以前所说的社会集团影响着个人的存在，因而也间接地影响着着个人的思想。（这一段话同样也是饶有趣味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就精神病学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想法。如果人只满足于一种被疏远化了的欲望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不会感到满足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人恰恰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成为一个神经病患者：他成了一个被疏远化了的欲望的奴隶，体验不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相信人的意识大都是“虚假的意识”。人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千真万确的，是自己思维活动的产物，而实际上人是受客观力量决定的，这些客观力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这些客观力量表现为生理学和生物学上的需要，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这些客观力量则是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动力，这些动力决定了存在，因而也间接地决定了个人的意识。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例子：前十年出现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庞大的企业集中的基础上的，这些企业被一个管理集团所操纵。在这些企业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和职员无冲突地、和谐地并肩工作。这一官僚的工业体系不仅形成了工人们的性格，而且也形成了官僚主义的性格，同样也形成了他们的思想。这种官僚主义者是保守的，他反对冒险，他的主要欲望就是为了提高价格，他可以不采取任何冒险的措施、并受组织适当功能兴趣的驱使来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这种组织适当的功能即是他的指导原则。就工人和职员们这一方而言，一旦他们所得到的物质和心理方面的报酬充分证明他们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的话，他们就会感到满足。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在许多方面都像工业组织一样：庞大的组织、高薪俸的、官僚领导阶层。在这个组织中个人几乎不能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随着工业大规模发展，集权政府和武装部队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两者都遵循着指导工业公司的那些原则。[8]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导致了商业、政府、军事集团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工会集团。商业、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人事方面、在态度和思考方式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存在着政治和社会上的差别，但是，他们各个集团的感觉和思考方式则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基本的生产方式都是相同的。这些集团中的成员们的意识乃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存在的产物，他们认为，他们的组织方式及其蕴含着的价值存在于“人的最大利益中”。同时，他们也描绘了一幅人的本质图画，从而使这一假设合理化，他们反对任何怀疑和威胁他们自己体系的任何思想或制度；当然也反对裁军，如果他们感到裁军会威胁他们的组织的话；他们怀疑和敌视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他们被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管理人员的阶级所取代。这些集团的成员们自觉地、真诚地相信，他们行为的动机不是别的，正是出于对自己的祖国、责任、道德和政治原则等等的关心与爱国热忱。他们的思想同样都是来自于生产方式的本质。恰恰是由于他们的真诚，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背后的真正动机，因此，要改变他们的想法是很困难的。这些人并不贪婪权力、金钱或名誉，不受这种强烈的欲望所驱使。但是，确切地说，这样的动机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种人所具有的都是一些毁灭性的动机，当然，这只是个例外，并不能形成规则。作为一个人，所有集团中的成员们都能像别人那样愿意做出牺牲，愿意放弃某些利益，这显然是正确的。他们的社会功能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因此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自己的目的是合理的，这便是他们的行为动机的因素。同时，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十分令人困惑的现象。我们看到，两大集团的成员们发生了冲突，他们在达成一项保证和平协议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毫无疑问，核战争意味着各个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死亡，以及他们家属的死亡，意味着大部分组织机构的毁灭。如果说他们主要是受对金钱的贪求这一欲望所驱使的话，那么，除了精神病患者的例子外，对死亡的恐惧并不会使他们放弃这一欲望，关于这一点，人们又作何理解呢？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很难改变这些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思维方式是合理的、体面的、正直的——即令是原子弹的屠杀会消灭每一个人——这一行动也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理性”、“体面”和“正直”的行动方向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了。以上我已试图说明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存在是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但是，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不是一个“决定论者”。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观点很相似：我们是受在我们的意识自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是受直接操纵我们的情欲、利益所决定的，就这点而言，我们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现实的逐渐全面的认识，因而也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并通过放弃幻想、通过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梦游者、一个不自由的、被决定的、有依赖性的、被动的人改造成为一个觉醒的、有意识的、能动的、独立的人来摆脱这种束缚，扩大自由的领域。斯宾诺莎和马克思俩人都认为，生活的目的即是从这一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丢掉幻想，充分利用我们能动的力量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弗洛伊德的观点本质上也是相同的：虽然他经常谈到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却很少谈及自由与束缚，但是，弗洛伊德同样也认识到，人是由客观的因素（力比多以及力比多的死亡）所决定的，然而，人可以通过丢掉幻想，通过对现实的认识，通过对那些真实存在的，却尚未被意识到的事物的认识来战胜这种决定性。作为一个治疗学家，弗洛伊德的原则是：对无意识的认识乃是医治精神疾病的方法。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弗洛伊德相信这个原则：我们只有认识到现实，丢掉我们的幻想，才能获得处理日常生活的适当力量。弗洛伊德在《一种幻想的未来》一书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些思想。他写道：“或许，那些没有患精神病的人不需要任何麻醉剂来缓和这一病情。确切地说，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困境之中。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力所不及的全部范围，承认自己在宇宙的机器中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不再是慈善的上帝所悉心照料的对象。他们的处境就像一个离开了父母亲的温暖，离开了舒适的小屋的孩童一样。但是，幼稚的行为必将要被克服。人不能永远是孩童，人最终必然要进入‘敌对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现实的教育’”。[9]弗洛伊德进一步写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逻各斯，或许并非是全智全能的，他只能完成他的先辈们所允诺过的一小部分任务。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仍将顺从地接受这个上帝，我们不能因此而失去对世界，对生活的兴趣……不，我们的科学并不是幻想，但是，认为我们能在其他地方得到科学所不能给予我们的东西，这才是一种幻想。”[10]在马克思看来，对幻想的认识乃是自由和人类行动的条件。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在他对宗教的作用的分析中，卓越地阐明了这一思想：“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宗教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借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11]但是，人怎样才能达到摆脱幻想的目的呢？马克思认为，可以通过对意识的改造来达到这一目的。总结一下我们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这个概念所作的比较：他们俩人都相信，大多数人的意识思维都是由位于背后的、人所不知道的力量所决定的；人阐明自己的行动是合理的或道德的，正是这些合理的说明（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使人主观地得到了满足。但是，由于人受他所不认识的力量的驱使，人是不自由的。人只有通过对这些动力的逐步认识，即通过对现实的认识，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在现实的有限范围内），而不是盲目力量的奴隶。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根本分歧表现在各自有关决定人的这些力量的本质概念中。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力量本质上是生理学上的（力比多）或生物学上的（死本能和生本能）。马克思则认为，这些是历史的力量，这些力量在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演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意识是由他的存在所决定的，人的存在是由他的生活实践所决定的。而人的生活实践又是由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所决定的，即是由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所决定的。[12]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因为马克思是从现实的、能动的人出发，他的理论是以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当然也包括人的生物和生理条件为基础的。马克思承认，性欲存在于一切状况中，就形式和方向而言，这些状况是由社会条件来改变的。一方面，弗洛伊德的学说以某种方式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另一方面，在这两种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第一，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及其意识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人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则认为，社会只是通过对人的内在的生理和生物机制的或强或弱的压抑来影响人的存在的。第二，弗洛伊德相信，人能克服压抑，而不需要社会变革。马克思则是第一个认识到只有伴随社会变革才能真正产生着普遍地、全面地觉醒了的人的思想家，因为社会变革能产生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类经济和社会组织。马克思只是运用普通的术语说明了社会力量决定人的意识理论。下面我将要说明社会力量是如何具体地、独特地决定人的意识的。[13]对于任何成为意识的经验来说，它必须是按照有意识的思维被组织起来的范畴来解释的。我只有与自己所感知到的范畴体系联系起来的时候，方能认识到我自身之内或我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诸如时间和空间这些范畴是普遍的，它们构成了一切人所共有的知性范畴。另外一些范畴，如因果性范畴可能是许多有意识的知觉形式的有效范畴，但不是一切知觉形式的有效范畴。另外一些范畴更不具有普遍性，它们在各个文化时期是不同的。例如，在工业化以前的文化时期，人们不可能按照商业的价值来认识某些事物，但是，在一个工业化的体系中，人们就会这样做。然而，不管怎样，经验只能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才成为意识，即经验只有在一个概念的体系中方可以被感知、被联系起来，形成条理。[14]这一体系本身乃是社会进化的一种结果。每一个社会，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联系的方式，通过感情和知觉的方式，发展了一个决定认识形式的体系或范畴。确切地说，这种体系的作用就象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除非经验能进入这个过滤器，否则经验就不能成为意识。[15]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具体地理解这一“社会的过滤器”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究竟是如何允许某些经验通过这个过滤器，而阻止别的经验成为意识的。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经验并不让自身容易地在意识中被感知到。或许，痛苦即是肉体的经验，这一经验最容易使自身被意识到；性欲、饥饿等等也是容易被感知到的；显然，一切感觉都与个人或团体的生存有关，都容易被意识到。但是，当遇到这么一个更微妙、更复杂的经验时，如“清晨，空气中仍带有一丝凉意，太阳正冉冉升起，一只小鸟在歌唱，这时你看到了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上面有一滴露水”——在某种文化中，这一经验很容易使自己转变成意识（例如，在日本），然而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同样的这一经验通常并不能成为意识，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不是十分“重要”或“重大”的事情。微妙的有效经验是否能成为意识，这得取决于在一种特定文化中这些经验被发掘的程度。许多由感情引起的经验在某种语言中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有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感情。由感情引起的不同经验，在某种语言中是不能够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的，这样，某人的经验要成为明确的经验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总之，人们或许会以为，一种经验是难以成为语言无法表达的意识的。这一事实与这些不能适合我们理智的有关事物的理性结构的经验有着特殊关系。例如，在英语中，“敬畏”一词（如希伯来文中的“Nora”）意指两种不同的事物。敬畏是一种非常畏惧的感觉，正如在“令人畏惧的”这个词中所表述的那样，另外，敬畏也含有类似十分钦佩的意思：我们仍可在“使人敬畏的”（以及在“引起敬畏的”）这些词中找到这一含义。从意识的理性思维角度看，畏惧与钦佩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因此，它们不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如果象“敬畏”这个词，即可以从一种或另外一种意义上来使用的词，确实存在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敬畏”这个词实际上既指畏惧，又指钦佩，况且，在我们的感觉经验中，畏惧与钦佩决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体验，畏惧与钦佩通常是人的复杂的感情中的一部分，但是，现代人往往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人民大众的语言似乎用更多的词汇来表达这种感情，这一语言却没能象我们那样着重强调经验的理智方面，而我们现代的语言仅仅意在表达那些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这种逻辑考虑的感情。这个现象也成了动力心理学中的最大困难之一。我们的语言并不能给予我们所需要描述许多内心体验的词汇，这些内心的体验与我们的思维结构是不符合的。因此，精神分析学并没有一门能供其使用的适当的语言。它只能步其他科学的后尘，使用符号来表达某些复杂的感情。例如，a/t表示钦佩（admiration）和恐惧（terror）这种曾经由一个词来表达的复杂感情；又比如xy用来表示“侵略者的挑衅、优越感、谴责以及无辜的伤害、受苦、被迫害和被冤枉”这样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并不象我们的语言使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不同感情的一种综合，而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旦人们超越了凡是被感觉到的就没有不是“被思维”到的这一假设的障碍，人们就能在自身中并且也在别人身上观察到这种特殊的感情。如果人们不使用抽象符号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学的最合适也即是最荒谬的科学语言，实际上乃是象征主义的、诗歌的语言，或者是与神话的主题有关的语言。（弗洛伊德通常选择后者。）但是，如果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自己是讲科学的，因为他使用了语言中的技术术语来说明各种感情方面的现象，那么，这位精神分析学家便是在自欺欺人，他所谈到的抽象结构并不与被感觉到的经验的现实相符合。不过，这只是语言渗透作用的一个方面。各种不同的语言区别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语言用来表达某种感情经验的语词不同，而且还在于它们的句法、语法以及语词的词根意义的不同。整个语言包含了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从某一个方面来讲，语言乃是经验生活的一种僵化的表述。[16]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各种语言中，“天下雨”这个动词形式是根据我是否说天下雨而作不同的变化的；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外出遇上了这场雨，并被雨水淋湿了，或者是因为我从一间小屋内看到外面在下雨，或者是因为别人已经告诉我天在下雨。显然，语言强调经验一个事实（在这个例子中，即是指天下雨这个事实）的这些不同的根源，对人们经验事实的方式产生了一种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我们现代文化中，由于语言着重强调知识的纯理性方面，因此，这种语言对于我是如何认识这个事实的，是从直接的经验还是从间接的经验中获得这一认识，或是道听途说的，并没有作出任何区分。）在希伯来语中，动词变形的主要原则决定于一种动作的完成或未完成，而动作发生的时间——过去、现在、将来——仅仅用一种从属的方式来表达。在拉丁语中，这两种原则（时间和完成）是一起被使用的，而在英语中，我们总是优先着眼于时间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动词形式的不同就是经验的不同。[17]另外一个例子存在于不同语言的动词和名词的不同使用中，或者在说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人们中。名词指一样“东西”，动词指一个“动作”。越来越多的人宁可以“占有某物”这个方面，而不愿从存在或行动方面来思考。因此，他们宁愿使用名词，而不愿使用动词。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中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使意识成为可能的这种过滤器的第二个方面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直接指导人的思维“规律”。正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的语言是“自然的”，其他语言只是用不同的词句来说明同样的事物。同时他们也认为，规定特殊思维的规则亦是自然的、普遍的；在一种文化体系中是非逻辑的，在其他别的文化体系中必然也是如此，因为它与“自然的”逻辑相冲突。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悖论逻辑之间的区别为例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以表明A是A的同一律、矛盾律（A不是非A）和排中律（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既是非A又是A）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这是一切原理中最确实的原理。”[18]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对立的，即是我们所说的悖论逻辑，这一逻辑表明，A与非A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未知事物的表述。悖论逻辑在中国和印度人的思维中，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以辩证法的名义再次出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中。悖论逻辑的普遍原则被老子用普通的术语表述得淋漓尽致：“正言若反”。[19]庄子说：“一是一，一不是一，又是一。”就一个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的人而言，亚氏逻辑学的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意识到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矛盾的经验是极其困难的。但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他的文化观点来看，这些经验乃是荒谬的。弗洛伊德的矛盾心理的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概念说明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体验到爱与恨。从悖论逻辑的观点来看，这一体验是相当“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观点来看，这一体验则是荒谬的。结果使许多人很难意识到矛盾心理的感察。如果他们意识到爱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意识到恨——因为对于同一个人来说，要在同一时间内获得两种矛盾的感觉是极其荒谬的。[20]社会过滤器使一种经验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进入意识中。语言和逻辑学是这种社会过滤器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三部分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部分不允许某些感觉成为意识，即使这种感觉已进入了意识领域，它也要使这些感觉脱离这个领域。第三部分是由社会禁忌组成的。这些社会的禁忌宣布某些思想和感觉是不合适的、被禁止的、危险的，并且阻止这些思想和感觉达到意识这个层次。我们以原始部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这个问题。例如，在一个斗士的部落里，这个部落的成员靠厮杀和抢劫别的部落的成员来谋生，然而，有一个人厌恶厮杀和抢劫。不过这个人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是与整个部落不相容的；意识到这种不相容的感觉就意味着具有被彻底隔离和放逐的危险。因此，这个具有憎恶这一感觉经验的人或许会产生诸如呕吐这种身心疾病的症状，而不让这种憎恶感进入他的意识中。在一个充满和平的农业部落的成员中，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个人具有外出杀害和抢劫别的部落成员们的欲望。或许他也不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欲望，而产生了这样一种症状——也许是强烈的恐惧。另外还可以我们自己的文明社会为例。在我们的大城市里，肯定有许多店主。让我们设想，有一次，店里来了一位顾客，他急需一套衣服，但他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套最廉价的服装。在那些店主（特别是那些富有的店主）中，肯定有几个店主出于人的本能欲望，给那位顾客挑选了一套他能买得起的服装。但是，又有多少人肯承认自己意识到这样一种欲望呢？我断定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人将这种欲望压抑了。在这些人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不少人在第二天晚上都做了一个梦，以一种或其他别的形式表现了这种被压抑的欲望。此外，还有一个例子。现代“顺从的人”会感到他的生活毫无意义，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烦，却没有自由干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工作，思考自己所能思考的事情，他在追求着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幸福的幻想。但是，如果他意识到这些感觉的话，那么，这就会大大防碍他应起的社会作用。因此，这种意识，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危险；结果，这种感觉还是被压抑了。也许，有许多人会觉得每两年买一辆新卡车是不合理的，也许在他们不得不抛弃自己所喜欢的一直使用的那辆车子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悲伤的感觉。但是，如果有许多人都意识到这种感觉的话，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危险性，即这种感觉将会影响这些人——而且，我们那种建立在无情浪费基础上的经济又会怎样呢？另外，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许多人的智力天生就是如此的缺乏，以致于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领导人——不管他们是采取什么方法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履行他们职责的软弱性？但是，如果不止一小部分人意识到这个事实的话，那么，社会的统一性和一致的行动将会怎样呢？这一方面的现实是否与安徒生童话中所说的那个不穿衣服的皇帝有所不同呢？尽管这个皇帝赤身裸体，然而，只有一个小男孩才认识到这个事实。其他人都相信，皇帝正穿着美丽的服装。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会导致该社会的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观察意识的压抑。一个社会越是不能代表该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这种必然性就越大。希腊社会并不是假装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们也不是长满羽毛的人；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平民和奴隶们都不必要承受许多压抑。但是，如果这些社会是假惺惺地，而没有真正地关心全体人民的福利的话，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在整个人类史中，除了某些原始社会以外，酒席总是为少数几个人准备的，大多数人吃到的只是残菜剩饭。如果大多数人都彻底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怨恨，这种怨恨将会威胁着现存的秩序。因此，这些思想不得不遭到压抑，那些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压抑过程的人则陷于生命或自由的危险之中。这个事实说明了，我们的时代所发生的最大变革，即全世界各族人民都已觉醒到，并意识到自己对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物质生活的渴望，同时也发现了实现这种夙愿的技术手段。苏联和西方世界要达到这个阶段只需要化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工业化国家中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否意味着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中几乎不再需要任何压抑吗？实际上，这是在大多数人中所广泛流传的一种幻想，但不是事实。这些社会同样也会显示出许多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当世界上千百万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花费成千上万的美元来储存农业的剩余物资；当武器被用来摧毁我们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却将国家预算的一半经费花费在武器制造上；当我们用基督教的善和无私这些教义来教育孩子们的时候，又为孩子们准备了这样一种生活，即在这种生活中，为了获得成功，需要的倒是善的反面；上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为着“自由和民主”而战，并以消灭了“自由的敌人”而结束了这两次战争。仅几年以后，我们又为了“自由和民主”重新武装了起来，所不同的是，以前是自由的敌人，现在却成了自由的捍卫者，以前的同盟者，现在却成了敌人；我们一方面极力反对那些不能容忍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自由的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与这些制度结成一个军事同盟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些制度或那些更无情的制度是“热爱自由”的；一方面，我们的生活非常富有，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欢乐；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拥有无线电和电视，却长期地感到厌烦……对于这一切又作何解释呢？我们可以继续花费更多的篇幅来描述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不合理之处、虚伪和矛盾。但是，所有这些不合理之处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几乎不被任何人注意到。这并不能归因于批判能力的缺少；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在我们的反对者中，同样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和矛盾——我们只是不愿意对自己运用理性的、批判的判断罢了。对事实的认识压抑必须通过对许多幻想的接受而得到补充。由于我们拒绝认识我们周围的许多事情，才存在着这些必须得到弥补的缺陷，以便使我们能够获得一幅完整的图景。那末，灌输给我们的这些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我仅说明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是个人主义者；我们的领袖是英明的；我们是善良的；我们的敌人（无论谁是我们的敌人）都是邪恶的；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我们也爱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的婚姻制度是成功的，等等。苏联炮制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他们的领导人是英明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们社会中的利益兴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他们所重视的财产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财产，等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如果这一过程发生在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中，我们就会称之为“洗脑子”，并把以一种不那么急进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一过程称之为“灌输”或“宣传”；如果这一过程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就会称之为“教育”和“知识”。尽管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即各个社会在意识和洗脑的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尽管在这个方面，西方世界要比苏联强，但是，这一差别并不足以改变这幅对事实的压抑和对幻想的承认之间的一种混合状态的基本图像。[21]为什么人们要压抑对事实的认识呢？这些事实都是他们应该认识到的。毫无疑问，这种压抑的主要原因是恐惧。那么，恐惧什么？是否象弗洛伊德所说的恐惧阉割？要相信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么，是否害怕被杀害、被监禁或者害怕挨饿？如果压抑发生在恐惧和压迫的系统中，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满意的答案，既然这一切并不发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另寻原因。是否存在着更为微妙的恐惧，这些恐惧乃是象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所产生的？让我们设想一个大企业中的一位年轻的高级官员或工程师，一旦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些“不合适”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想法压抑下去，唯恐不能象别人那样获得提升的机会。当然这也不至于成为一种不幸，倘若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即如果这个年轻人在竞赛中落后了，那么，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们以及他自己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因此，害怕成为一个失败者乃是压抑的一个充足理由。但是，我相信，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原因，即压抑的最强大的动力是对孤立与排斥的恐惧。人，就其之所以成为一个人而言，——也即是说，就人超越了自然并且意识到自身与死亡而言——彻底的孤独感会使人接近于精神错乱。作为一个人，他害怕精神病，正象作为一种动物的人害怕死亡一样。为了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人必须与别人发生关系，同别人联系起来。这种与别人保持一致的需求乃是人的最强烈的欲望，这一欲望甚至较性欲以及人的生存欲望更加强烈。正是对孤立与排斥的这种恐惧而不是“对阉割的恐惧”，使人们压抑了对那些被禁忌的事情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意味着差异，意味着被孤立，被排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个人对自己集团的人所宣布的不存在的事物熟视无睹，或者把大多数人所说的真实的事情当作真理来接受，尽管他自己的眼睛告诉他，这件事情是虚假的。对于个人来说，大众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大众的观点、信仰和感情也构成了他的个人的现实，并且比他自己的感官和理性告诉他的还要真实。正如在精神分裂的催眠状态中，催眠者的声音和言语代替了现实一样，社会的模式也构成了许多人的现实。人们把社会所承认的那些陈腐的思想是为真正的、现实的、健全的思想，那些不符合这种陈词滥调的思想却被当作是无意识被拒斥在意识之外。当一个人遭到或明或暗的被排斥的威胁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是他所不相信的或者是需要压抑的。由于回到了我早就讨论过的有关人对失去同一性的恐惧这个主题，我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同一性恰恰植根于他们与社会的陈腐思想的一致性之中。“他们”成为他们所必须成为的那种人——因此，对排斥的惧怕便意味着对失去同一性的恐惧，两者的结合才构成了一种十分强大的压抑的动力。排斥的概念乃是压抑的基础，这可能会产生一种相当绝望的看法，即认为每一个社会都会以它所乐意采取的任何方式使人失去人性，将人的形象扭曲，因为每一个社会都能经常用排斥来威胁人。但是，肯定了这一点便意味着忘却了另外一个事实，即人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成员。当他害怕与他的社会集团彻底隔离的时候，他也害怕同自己内在的，代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的人性分离。当整个社会采取非人的行为准则的时候，处在彻底非人状态中当是令人恐惧的。一个社会越人道，个人也就越不需要在脱离社会或失去人性之间作出选择。社会的目的与人类的目的之间的冲突越大，在这种危险的孤立的两极之中，人就越来越处于分裂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即由于自己的智力和精神的发展，他能感觉到自己是与许多人休戚相关的话，那么，这个人便能容忍社会的排斥，反之亦然。人根据自己的良心行动的能力取决于人能超越社会局限性，成为世界公民的程度。普通的个人并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与该社会的文化模式是相冲突的，因此，他被迫压抑他自己的这些思想和感觉。从形式上来讲，什么是无意识，什么是意识，取决于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个社会所产生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就无意识的内容而言，普遍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即无意识通常代表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具有隐蔽或显露潜能的人；通常无意识也包含了人对生存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各种不同回答的基础。在压抑最为严重的文化中，一切都为了回复到动物生存的这个愿望是主要的，并且是可以被意识到的。而一切超越这种状况的欲望则是被压抑的。在一种由压抑向精神进步的目标发展的文化中，无意识代表隐蔽的力量。但是，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本身具有一切潜能；他既是一个古人，又是一个食肉的野兽，既是一个吃人者，又是一个偶象崇拜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理性、爱情和正义能力的存在；无意识的内容既不是善的，又不是恶的，既不是合理的，又不是不合理的；而是两者的统一；所有这一切才构成了人。无意识是一个完整的人——减去了他与社会相一致的那部分。意识代表了社会的人，代表了个人所处的历史状况所造成的偶然的局限性。无意识代表了植根于宇宙中的普遍的人、完整的人；它体现了人本身的植物性和动物性，体现了人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的过去到人类生存的黎明；体现了人类的未来至那一天的到来，即人将成为全面的人，成为“自然化”的人，而自然则成为人化的自然。认识到人的无意识意味着接触到了人的完整的人性，抛弃了社会设在每个人身上的、最终设在每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种种障碍。然而，要完全达到这个目的是困难的，至今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近这个目的，因为它确定了人类的解放，即人从与自己、与人类的异化这种社会状况下解放出来。民族主义和对外国人的畏惧与憎恨是同人道主义经验相对立的两极，这种经验是由对人的无意识的认识所引起的。哪些因素引起了对社会无意识或深或浅的认识呢？显然，这种深刻与肤浅的差别首先是由某些个人的经历所造成的。一个有着一位专制的父亲的儿子曾经反对过父亲的权威，他没有被父亲的权威所压倒，因此，他就能更好的预先识破社会的合理化，意识到大多数人所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现实。同样，那些遭受大多数人的歧视的种族、宗教或社会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通常也不会相信社会的陈词滥调；这对于一个被剥削的、受苦受难的阶级的成员来说，情况也确实是如此。但是，这种阶级状况通常并没有使个人更富有批判和独立的精神。他的这种社会地位却经常使他感到更不安全，更渴望接受大多数人的思想，以便得到公认和安全感。为什么少数民族中的一些成员或被剥削的大多数人作出不断批评的反应，而另一些人则不断地屈服于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这得取决于许多个人和社会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并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还存在着一些纯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反对认识社会现实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阶级，由于客观上不存在任何向更好方面变革的希望，而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认识的话，那么，坚持幻想乃是这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机会，因为对真理的认识只能使他们感到更痛苦。既然他们不可能获得什么真理，那么，腐朽堕落的社会和阶级总是竭力坚持自己的幻想。相反，那些准备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前进的社会或社会阶级却为人们更容易地认识现实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当这一认识有助于人们利用这些必要的机会的时候。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中赢得政治霸权以前，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对过去的许多幻想，提出了对过去和现在社会现实一些新的看法。中产阶级的作家们能够识破封建主义的幻想，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些幻想——因为真理帮助了他们。当资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反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以后又反对殖民地的人民进攻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产阶级的成员们拒绝认识社会的现实，而向前发展的新的阶级成员则更倾向于丢掉许多幻想。活着为支持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往往发展了这些思想，这些人来自他们正在反对的那个阶级，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研究促使一个人批判自己的社会集团的独特因素以及使他与他天生就不属于的那个集团保持一致的独特因素。社会和个人的无意识是互相关联并不断相互作用的。事实上，无意识和意识归根结底是不可分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被压抑的内容，而在于精神状态，更确切的说，在于个人的意识和现实主义的程度。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人不能认识社会现实，他的头脑充满了幻想的话，那么，他认识他自己、他的家庭和朋友们的各自现实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个人生活在一种半觉醒的状态之中，准备接受来自一切方面的建议，并把提供给他的幻想看作是真理。（当然，在社会压抑特别令人注目的领域中一个人也特别倾向于压抑对自己个人生活的现实认识。例如，在一个培养了对权威的服从，因而也产生了对意识或批评的压抑的社会里，个人宁愿成为一个害怕父亲的儿子，也不愿成为这种社会中的一名成员，在这个社会里，对权威的批评并不是社会压抑的一个基本部分。）弗洛伊德主要关心的是揭示个人的无意识。他所说的社会所坚持的压抑乃是指对本能力量的压抑，而不是社会压抑。正是这些社会压抑才真正关系到对社会矛盾、社会所产生的痛苦、以及对权威失败的压抑。不良的和不满意的感觉之认识的压抑等。弗洛伊德的分析说明了将个人的无意识变为意识，而不涉及社会的无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只能从我们已说明的那些前提中获得，即把社会领域排斥在外的、任何压抑企图都是有局限性的。只有超越了个人的领域、以及这种超越的过程包括了对社会无意识的分析，对一切被压抑的事实的全面认识才是可能的。上述事实正说明了这个论断的根据。除非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社会，认识到这个社会是如何促使或阻碍人潜力的发展，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全面的论及自己的人性。只要他不承认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对人的本质的歪曲，那么对于他来说，社会规定的禁忌约束当然就是“自然的”，而人的本质就会以一种歪曲的形式出现。如果揭示无意识意味着达到对自己人性的体验的话，那么，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无意识，而必须进一步揭示社会的无意识。这就是说，必须从普遍人的价值观点出发来认识社会的动力，批判的估价自己的社会。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对社会的洞见乃是认识社会无意识的一个条件，因而也是一个人彻底觉悟（“摆脱压抑”）的一个条件。既然“哪里有本我，哪里必有自我”，那么，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乃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只能认识到个人无意识的某些方面，而在其余别的方面他便不能象一个完整的人那样地觉醒。但是，必须附带说明的是，批判地理解社会对分析和认识自己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分析和认识个人的无意识对认识社会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贡献。一个人只有经验到个人生活中的无意识范围，才能全面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是何以可能决定社会生活的。这些意识形态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谎言，或者说，既是真理，又是谎言——人们真诚的相信这些意识形态，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是真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即就这些被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真正动机这一点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象个人和社会的无意识相互作用那样，如果我们从社会进化的方面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各自的压抑概念作一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基本的矛盾。正如我们以前所说明的那样，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就意味着压抑的增强——因此，社会的进化不可能导致压抑的取消，而只能导致压抑的加强。马克思则认为，压抑本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和特定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当剥削和阶级冲突消失的时候，全面发展的社会就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也就可以随之取消任何意识形态。在充分人性化了的社会里，不存在压抑的需要，因而也就不存在社会的无意识。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在不断地加强；马克思则认为，压抑随着社会进化过程而逐渐地在消失。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学说之间的另一区别尚未得到充分的说明。我已经论述了“合理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同之处。通过合理化，人们试图可以说明每一个人的行为似乎都是受理性的、道德的动力所驱使的，这样也就掩盖了这个事实——产生行为的动机与一个人的意识的思维是相反的。合理化大都是虚假的，它只具有否定的功能，即允许一个人错误地行动，却意识不到自己的行动是不合理的或不道德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只是在这一点上，与合理化有着重大的区别。以基督教的教义为例：基督的教义、谦卑的理想、兄弟般的友爱、正义、仁慈等等，这些曾经是真正的理想，曾打动过人们的心，以致于人们愿意为这些理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整个历史中，这些理想被错误地当作合理化，被用来为达到与这些理想相反的目的服务。独立的、反叛的精神被扼杀了，农民们遭受剥削和压迫，战争得到了赞美，而对敌人的仇恨却是以这些理想的名义被激起的。就这种情况而言，意识形态与合理化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意识也有其自身的生命，尽管基督的教义被误用了，这些教义仍具有生命力，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深井中，这也就是说，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认真运用这些教义，并重新将这些教义由意识形态转变为理想。这恰巧发生在宗教改革前后的新教中；也出现在新教和天主教的少数教徒之中，他们在这个宣称坚持基督教的理想，却把这些理想当作意识形态来使用的世界为争取和平、反对暴力而斗争着。我们同样也可用这些话来说明佛教、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学说的“意识形态化”。批判的任务不是抨击这些理想，而是揭示这些理想是如何被改造成为意识形态的，并以被歪曲了的理想的名义来向意识形态挑战。[1]荣格所用的“无意识”这个术语并不能有助于阻止局部解剖学上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充满了罪恶的地窖，荣格则认为，无意识是一个装满了人的最初的，但却是被遗忘了的由理智化所累积起来的、智慧财富的洞穴（当然还不仅仅是如此）。[2]史密司：《关于国家财富的本质及其原因的研究》，纽约，1987年，第423页。这一引言以及肯定史密司在无意识这个概念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都得归功于RobertTucker在《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精辟分析。剑桥，1961年，第66页。[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页。[4]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30页。[5]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4-35页。[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23页。我感谢MaximilienRubel，他使我注意到了这句话。Rubel在他的《学者传记集》有关卡尔.马克思一章中引用了这段话（巴黎，1957年，第225页），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就马克思的理论与精神分析的思想之间的联系作了饶有趣味的说明。[7]罗莎·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俄国社会民主的组织问题”为题于1904年发表在俄国的《新时代》在纸上）最近则以《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为名出版。密西肯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93页。[8]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及那些反对庞大政府机构的保守分子（或者至少在表面上是想持这种反对态度的人）通常并不反对庞大的商业或军事机构。[9]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全集》伦敦，1950年，第二十一卷第49页。[10]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全集》，伦敦，1960年，第二十一卷，第54-56页。[1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3页。[12]卡尔·曼海姆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的学说在“揭示无意识”（他们的反对者）的能力中，把握了“新的理性的武器”。认识到“集体的无意识以及受这一意识所驱使的活动都是为掩盖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服务的……”（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纽约，第33页）。[13]由于这里所运用的概念与荣格所运用的概念有某些相同之处，因此似乎需要作些解释。第一，必须指出的是，荣格较弗洛伊德更强调精神病的社会特性。荣格相信，“在许多情况下，精神病不只是个人的私事，而是社会现象……”荣格进一步指出，位于个人的无意识之下的、更深的一个层次是“集体的无意识”，这一无意识不是个别人的无意识，而是普遍的无意识；与个人的精神不同，“集体无意识”具有内容和行为的习惯，这些内容和行为的习惯在所有的个人中都是存在的，相同的。换言之，这种无意识在一切人中都是同一的，从而构成了一个超越个人本质的、共同的精神实体，这一实体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我同意荣格有关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精神实体的普遍性格这个重要论断。荣格所说的“集体的无意识”与我们这里所讲的“社会的无意识”之间的区别在于：“集体的无意识”直接指普遍的精神，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能成为意识的。社会的无意识这个概念是与压抑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一起提出的，它意指人的经验的某个部分，一个给定的社会是不允许达到对这个部分的认识的；社会使人疏远的也正是人的这一部分；社会的无意识即是普遍精神在社会中被压抑的那一部分。[14]第一个阐明这一思想的是E·Schachtel，他在有关儿童记忆力的丧失的论述中（在他论“记忆和儿童的健忘症”这篇光辉的论文中——这篇论文载“精神病学”第十卷，第一期，1947年）阐明了这一思想。正如标题所指出的那样，他那篇论文涉及了儿童健忘这个更为特殊的问题，涉及了儿童所运用的范畴（构架）之间的区别，他总结到：“儿童早期经验与成年人记忆的范畴和组织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为……成年人记忆的传统。”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有关儿童和成年人的记忆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儿童和成年人范畴之间的区别，而且也看到不同文化中的区别，更进一步说，这不仅是记忆的问题，而且也是普遍意识的问题。[15]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在与D.T.Suzuki、R.deMartinoHarperBros合著的《禅宗与精神分析》一书中已有论述（纽约，1960年）[16]比较BenjaminWhorf在他的《元语言学论文集》中所作的开拓性的贡献（华盛顿，1952年）[17]这一差别的意义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旧约》的英译本和德文译本中。在用希伯来语所写的《圣经》中，完成式通常表示象“爱”这样感情上的体验，意指“我充满了爱”，译者对这作了错误的理解，写成“我恋爱过”。[1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1005b26，第62页。[19]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八章。[20]比较我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更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纽约，1956年）第72页。[21]WilliamJ.Lederer在《一个绵羊般的民族》一书中（纽约，1961年）举了一些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政治思维的这一状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BeyondtheChainsofIllusion：MyencounterwithMarx&FreudErichFromm（1962）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埃里希·弗洛姆张燕译赵鑫珊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7月第1版校者序第一章我的一些个人经历第二章共同的基础第三章人及其本质的概念第四章人的进化第五章人的动机第六章病态的个人和病态的社会第七章精神健康的概念第八章个人和社会的特性第九章社会无意识第十章两种学说的命运第十一章一些有关的思想第十二章信条
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 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 【说明】本专题按照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目录编排。 →18561857185818591860186118621863186418651866186718681869187018711872187318741875187718791880188218831884188618871888189018911894 1856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7日） 1857年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2日） 1858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3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1日） 1859年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5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19日）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1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4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4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2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6日） 1860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3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9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3日）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5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1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2日左右） 1861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7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1日）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9日） 1862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7日） 1863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5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4日） 1864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7日）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9月12日）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0月16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1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5日） 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11月2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0日）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2月22日）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2月22日） 1865年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月16日） 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1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5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5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2月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1日）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1月底——2月11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2月23日）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23日）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2月27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4日）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10日） 马克思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1865年3月15日） 马克思“人类的主席”（1865年4月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4日） 1866年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3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7日）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3日） 1867年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两条作者注（1867年7月25日）（1）（2） （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编者注）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1867年10月12日）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1867年11月3日和8日之间）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1867年12月12—13日） 1868年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2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6日） 恩格斯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1868年9月底）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9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3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0日）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0月1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2日） 马克思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1868年11月23日） 1869年 马克思致约翰·拉德劳（4月1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日）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8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69年7月28日左右）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6日） 1870年 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2月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2日） 卡·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8日） 1871年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11月23日） 1872年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月2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1872年1月中—3月5日）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7月2日） 1873年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3日）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0日） 1874年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2—17日） 1875年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18—28日）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5月5日） 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1875年4月—5月初） 附录：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 德国工人党纲领（1875年3月7日发表）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75年在哥达通过）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0月11日）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2日）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5日） 1877年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7月31日）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19日） 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11月10日） 1879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 1880年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月1日）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5月4日） 1882年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9月13日）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9月22日）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0月20日）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28日）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2—3日） 1883年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12—13日） 1884年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条作者注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编者注）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22日） 1886年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月20—23日） 1887年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8月1日） 1888年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 1890年 恩格斯致列奥·弗兰克尔（12月25日） 恩格斯《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1890年12月—1891年2月） 来源：《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第2段中：“布伦坦诺先生经常反复谈论的所谓工人劳动保护法”起。 1891年 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的序言（1891年1月6日）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月7日）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月15日）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2月3日）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2月10日）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2月11日）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11日）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2月23日）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4日）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21日） 恩格斯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21日）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1—2日）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6月13日）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6日）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13—22日）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0月14日）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2月3日） 1894年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1894年1月3日）
美国公使对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信的复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 美国公使对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信的复信 西区希腊街十八号 国际工人联合会名誉总书记A.W.克雷麦尔先生 阁下： 我受命通知您，贵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已按时由本公使馆转呈美国合众国的总统，他已经收妥。 总统表示，他接受贵函中对他个人所表示的善意。他诚惶诚恐和衷心地希望他不会辜负他自己的同胞以及全世界许多爱好人道主义和进步的朋友最近对他所表示的信任。 美国政府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它的政策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反动的，同时它坚守它一开始就执行的方针，即避免在世界任何地区进行政治宣传或非法干涉。美国将竭尽全力公平和正确地对待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类并依赖此项努力所获得良好成果来赢得国内的支持和国际的尊重和善意。 任何国家都不是为了自己独自一国的生存而存在的，而是为了通过睿智仁爱的交流和榜样来促进人类的幸福安康。美利坚合众国就是在这种关系下看待他们目前所从事的有关处理奴隶纠纷的事业，把叛乱视为人性使然。从欧洲工人对我们国家人民的立场所表示的开明的支持和真诚的同情中，我们的联邦获得了新的鼓励，我们将坚持不懈地推进我们的事业。 谨启 查尔斯·法兰西斯·阿当斯敬上 美利坚合众国公使馆 伦敦，1865年1月28日 来源：http://www.mingliang.ch/index.php/15-2013-08-07-09-25-36?start=16 译者：胡祖庶，于德国法兰克福，2009年2月18日 译自：www.marxists.org/history/international/iwma/documents/1864/lincoln-letter.htm
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美国内战 马克思恩格斯 论美国内战 【说明】本专题参照人民出版社1955年8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朱鸿恩译）目录，编排如下。但此书译文（包括标题）与后来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同，且有许多是摘译与“美国内战”有关的文字。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三部分（书信）来源于《全集》第三十卷和《全集》第三十一卷。“附录”中的第一、三篇来源于《全集》第十六卷；第二篇《美国公使对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信的复信》，《全集》没有收录，兹从网上转载某译者的译文，没有照录朱译。 第一部分 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论文 （1861年—1862年） 卡·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棉花贸易 卡·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 卡·马克思。对墨西哥的干涉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 卡·马克思。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卡·马克思。英国的舆论 第二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维也纳新闻》上发表的论文 （1861年—1862年） 卡·马克思。北美内战 卡·马克思。美国内战 卡·马克思。英国的危机 卡·马克思。经济短评 卡·马克思。对墨西哥的干涉 卡·马克思。弗里芒特的免职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事件 卡·马克思。英美的冲突 *弗·恩格斯。美国战争的教训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 *卡·马克思。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卡·马克思。奴隶制问题的危机 *卡·马克思。美国近况 卡·马克思。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 卡·马克思。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卡·马克思。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 卡·马克思。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 卡·马克思。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 卡·马克思。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 卡·马克思。伦敦的工人大会 卡·马克思。反干涉的情绪 卡·马克思。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 卡·马克思。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 卡·马克思。美国近事 卡·马克思。脱离派的朋友们在下院。——美国的封锁被承认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美国内战 卡·马克思。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卡·马克思。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 卡·马克思。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美国战场的形势 卡·马克思。英国的人道与美国 *弗·恩格斯。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 卡·马克思。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和同法国的联盟 卡·马克思。评美国局势 *卡·马克思。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 卡·马克思。美国废奴派的示威 *卡·马克思。北美事件 卡·马克思。北美形势 *卡·马克思。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 *卡·马克思。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 卡·马克思。麦克累伦的免职 卡·马克思。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 第三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 （1860年—1866年） 1860年 1．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1日左右） 3．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6日） 1861年 86．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7日） 103．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2日） 104．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9日） 105．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日） 106．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日） 107．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5日） 116．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7日） 119．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9日） 121．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9日） 1862年 125．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日） 126．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5日） 127．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6日） 130．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8日） 131．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5日） 132．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6日） 133．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2日） 136．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3日） 137．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7日） 138．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9日） 139．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4日） 146．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0日） 147．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0日） 15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7日） 160．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9日） 161．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0日） 162．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6日） 163．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9日） 16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5日） 168．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5日） 169．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7日） 170．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0日） 173．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30日） 1863年 174．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日） 18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 183．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7日） 188．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4日） 196．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1日） 200．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6日） 201．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5日） 1864年 219．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6日） 220．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0日） 223．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 224．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9日） 233．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4日） 234．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7日） 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9日） 12．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 1865年 23．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6日） 24．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7日） 26．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0日） 39．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4日） 49．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6日） 51．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日） 52．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日） 53．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9日） 56．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0日） 57．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4日） 58．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5日） 1866年 105．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3日） 附录 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论美国内战》书中题为《国际工人联合会致林肯书》） 美国公使对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信的复信（1865年1月28日）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论美国内战》书中题为《国际工人联合会致约翰逊总统书》） 注释 译者后记
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工会 马克思恩格斯 论工会 【说明】本专题按照工人出版社1958年11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刘潇然译）目录，编排如下。 据“出版者说明”，该书是“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编辑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讲坛’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一书译出”。 除了3篇之外，此书的译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本不同。 恩格斯：1844年英国的矿工罢工 来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矿业无产阶级》第12段“……资产阶级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起至结尾。 恩格斯：英国的一次罢工 来源：《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1845年）全文。 恩格斯：工人运动 来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八章《工人运动》全文。 马克思：罢工和工人同盟（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工人联合会（1847年12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结社］ 来源：《共产党宣言》之《一、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及以下共6段。 马克思：一份资产阶级的文件（1849年1月4日） 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50年3月）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9月28日） 马克思：［结社权——使“臣民”达到成年的一种手段］（马克思致恩格斯，1965年2月18日） 附录：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1865年2月23日） 马克思：［工会——工人抵抗资本的据点］ 来源：《工资、价格和利润》之《14．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及其结果》（1865年）第13段中：“……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至篇末。 马克思：警告（1866年5月4日）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 来源：选录了如下部分：《2．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3．工作日的限制》、《4．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6．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克思：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来源：《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第七节 马克思：［关于就业者与失业者协同行动的问题］ 来源：《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第三节《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第19段（“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及末段。 马克思：［英法两国取缔工会和工人集会结社法律之废除］ 来源：《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三节《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选录。“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一段及下一段。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各分部、兄弟团体及全体工人的通告（1967年7月） 马克思：［关于施韦泽建立工会的鼓动］ 来源：马克思致恩格斯，1968年9月19日。第1段。 恩格斯：［为工会的统一而斗争］ 来源：恩格斯致马克思，1968年9月21日。前三段。 马克思：［关于施韦泽所筹办的工会］ 来源：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968年10月13日。第5段“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起至篇末。 恩格斯：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1869年2月17日和21日之间） 来源：《论工会》一书将作者记为“马克思”。 恩格斯：［工会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来源：恩格斯致马克思，1969年7月30日。第1段（《论工会》一书将日期记为“6月30日”） 马克思：致欧洲及北美合众国工人书（1969年5月4日）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巴塞尔大会所作的周年工作报告（1969年9月） 马克思：工会的国际联系 来源：《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之《七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 马克思：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来源：《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之《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马克思：［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的关系》 来源：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11月23日）倒数三个段落 马克思：致鲁尔罢工的矿工（1872年7月21日） 恩格斯：［哥达纲领与工会］ 来源：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975年3月18—28日）第3段中“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起至第11段“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 恩格斯：［工会的行动——英国工人运动的终极目的］ 来源：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979年6月17日）第2段。 马克思：［德国工人党纲领评注］ 来源：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第一部分。 马克思：调查法国工人的状况 来源：马克思《工人调查表》（1880年4月上半月）包括前言（见“注释”）。书末比全集中译本多出“101．一般的意见。” 恩格斯：公平的工资，合理的工作日 来源：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1881年5月1日或2日） 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1881年5月15或16日） 恩格斯：工会（一） 来源：恩格斯《工联》（1881年5月20日左右）第一部分 恩格斯：工会（二） 来源：恩格斯《工联》（1881年5月20日左右）第二部分 恩格斯：1845年至1885年的英国 来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第17-20段及第29段。 恩格斯：［英国老工会的行会规程］ 来源：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985年10月28日）第3段：“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经常萧条继续笼罩着一切关键性的工业部门……”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来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1886年）第5段：“在美国，有两种情况长期阻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充分显露出来……” 恩格斯：［如果要有群众运动，那就只有先从工会着手］ 来源：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8日）第3-5段：“无论是你们那儿，还是这里”起。 恩格斯：［工会作用之限制］ 来源：《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第2段中：“布伦坦诺先生经常反复谈论的所谓工人劳动保护法”起。 恩格斯：［英国的新工会运动］ 来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最后三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书信集 【说明】本专题据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的目录，编排如下。该书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书信410封，“有的是全文，有的是摘录，都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个别地方略有删改和变动”。本专题不作摘录，只提供这些书信的链接汇编。 →184418451846184718511852185318541855185618571858185918601861186218631864186518661867186818691870187118721873187518761877187818791880188118821883188418851886188718881889189018911892189318941895 1844年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 1845年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1845年10月14日） 1846年 ·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1846年8月1日）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16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8日）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0月23日）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1847年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月15日） 1851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月29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1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25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3月31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4月2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3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6月27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7月30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10日左右）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11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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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革命的创造者（在农民、工人和士兵中间）。第一章布尔什维克和城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透视》（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1921年） 第一部革命的创造者 在农民、工人和士兵中间 第一章布尔什维克和城市 1917年6月上旬的一个白夜[1]里，我第一次来到彼得格勒——来到这个几乎是接近北极圈的城市。虽然是在半夜里，但是城内那些空旷的广场和宽大的街道，铺着北地夜间神秘的柔和光芒，显得迷人而又可爱。 我们绕过那些有着蓝色圆顶的古老教堂和泛着银色微波的叶卡德琳娜运河，乘车顺着涅瓦河驶去，可以看见对岸彼得保罗要塞的峭拔的尖顶，像一根巨大的金针似的指向高空。后来，冬宫在我们旁边掠过去，接着就是伊萨基辅大教堂的灿烂的圆顶，以及无数纪念那些早已死去的沙皇的圆柱和雕像。 但是，这一切都是过去统治者的纪念物。它们并没有吸引我的注意，我所感到兴趣的是现在的统治者。我要去听一听大名鼎鼎的克伦斯基的言论，因为他的演说曾经名震一时。我还要去会见临时政府的各部部长。后来，我会见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听到了他们发表的议论，并且和他们谈了话。他们都是学问渊博、礼貌周到、口才极好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群众代表，他们只是“一时之雄”而已。 我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那些未来的执政者，那些直接从战壕、工厂和乡村里选出来参加苏维埃的人。在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俄国，每一个军队、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里，几乎都成立了苏维埃。现在，这些地方苏维埃把它们的代表派到彼得格勒来，出席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我找到了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那一幢陆军学校的房子。那块上面题着“1916年1月28日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御驾临幸”的牌子，仍旧挂在墙上，成了光辉的过去的唯一纪念品。 这些大厅里，再没有那些身上穿着绣金线制服的军官和脸上含着微笑的廷臣与内侍了。“皇帝陛下”，也就是说沙皇，已经没有了。现在“革命阁下”控制了这个地方，正在欢迎无数穿黑色短衫和保护色衣服的代表。 人们从全国各地——从冷冽的北极地带，到燥热的土尔克斯坦——聚集到这里，有斜眼睛的鞑靼人和浅色头发的哥萨克，有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2]，有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他们包括所有的民族，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各色的衣服。这里有来自矿井、打铁坊和乡村的代表，他们已经工作得筋疲力尽；有来自战壕中的士兵，他们已经在战役中负了伤；有来自五个俄国舰队的水手，他们都在大海上被太阳晒黑，被风吹得粗糙了。这里还有“二月革命党人”，他们在二月风暴将沙皇吹下王位之前一向是没没无闻的。但是现在已经用革命的红色装饰了自己，称自己为社会党人。这里还有革命的老战士，他们许多年来一直忍饥挨饿，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受到痛苦的考验和磨炼，但是始终忠实于他们的事业。 主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齐赫泽[3]，问我为什么到俄国来。“讲到公事，我是作为一个记者来的，”我回答他，“但是，讲到真正的理由，我是被革命召唤来的。我不能够违抗它。它像一块磁石，把我吸引到这儿来。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不能够置身事外。” 他请我向大会代表演讲。1917年6月25日的《消息报》上，把我的演词这样刊载出来： 同志们，我今天要代表美国和挪威的社会主义者，向你们致敬。我们并不要指点你们去做什么，因为这是多余的；班门弄斧，是会贻笑大方的。不，我们只是向你们表示真诚和崇高的敬仰，因为你们对全世界作出了贡献。 美国工人，因为你们在革命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深深地向你们表示感谢。暴力和绝望的浓密阴云，笼罩在全人类的上空，仿佛辉煌的文化火炬已经被汹涌的血的洪流淹湿，就要熄灭了。但是，这时候你们来到了，同志们，于是快要熄灭的火炬重新放出了光芒。我们长久地谈论着怎样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争取世界各国工人的团结。当我们还只是在口头上谈论的时侯，你们却悄悄地实现了这一切，这一点是人类永远不会忘记的。 你们不但使俄国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并且使自由的信念在所有人的心中复活起来。 平等，博爱，民主——这些字眼听来是多么无聊啊，对于千百万生活痛苦、经常挨饿的人，他们只是一些动听的字眼罢了！对于纽约的十六万儿童，对于我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它们只是一些空洞的字眼，对于英国和法国被剥削的阶级，它们听来只觉得可笑。你们，同志们，使这些字眼具有新的内容，现在你们的任务是实现它们，是把多少年来只是人们的梦想的东西变成现实。我相信，你们摆脱了反动的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后，一定会完成这一新的伟大的事业。 你们完成了光辉灿烂的政治改革以后，就要进行社会改革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不再瞩目西方和美国，而将注意到东方，注意到伟大的俄国。正义的光芒将不再从纽约的自由神像的火炬里发出，而将从战神广场[4]上社会主义战士们神圣的坟墓里发出。你们的毅力和决心使我们感到惊奇，你们对伟大的理想怀抱的忠诚引起了我们衷心的赞美——我们从海外伸出友谊的手，和你们一起欢呼：“自由的俄罗斯万岁！革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齐赫泽致答词的时候，号召世界各国的工人向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使它们停止可怕的屠杀，以免给人类带来羞辱、给俄国的自由诞生的伟大日子蒙上阴影。 会上掀起了风暴般的欢呼声，接着大会就转入议事日程：乌克兰问题，人民教育问题，士兵的孤儿寡妇问题，怎样把食粮供应给前线，怎样维持铁路上的秩序，总之，讨论的都是临时政府应当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本身没有能力，组织又不巩固，临时政府始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它的部长们老是发表演说，从事争论，互相倾轧，或是同各国的外交官一起消遣散心。临时政府不去管国内迫切的问题。于是它们由人民成立的苏维埃来处理了。 布尔什维克阐明自己的目标 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知识分子占多数——包括工程师、记者、医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属于当时著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个政党。一百零五位真正无产者的代表，坐在最左的席位上——其中有普通的士兵和工人。他们都是意志坚强、意见一致的，他们发表的言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然而，他们的演说仍旧常常受到其他代表的嘲笑，被他们的喊声打断，提出的建议也总是遭到反对。 “瞧那一伙布尔什维克，”那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向导恶毒地对我说。“他们多半是盲从的狂人，是德国的间谍。” 这就是我听到的一切。在旅馆的前厅、在闻人聚会的场所、在外交家荟集的地方，我再也听不到其他的评论了。 于是，我到其他的地方，到工厂区里，去搜集情报。在尼日尼，我遇见了萨尔托夫（我记得，他是一家机车修理厂的机械工人），他邀我到他家里去。他家里那间大屋子的角落里倚着一枝步枪。 “现在每一个工人都有武器了，”萨尔托夫解释。“从前，我们用它为沙皇打仗，现在用它为自己打仗了。” 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挂着圣尼古拉的像，圣像前面点着一盏小神灯。 “我的老婆仍旧相信宗教，”萨尔托夫说，仿佛是在给自己辩护。“她相信圣徒，认为他会在革命中保佑我。仿佛圣徒会帮助布尔什维克似的，”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好，让她去相信吧！反正这也没有多大害处。谁知道这些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永远猜不到他们会搞出一些什么名堂来……” 他一家人睡在地板上，硬把床让出来给我睡，因为我是美国人。就在这一间屋子里，我发现还有一个美国人。借那盏神灯的微弱的光亮，我看见一个从墙上瞅着我的人的脸——阿伯拉罕•林肯[5]的那一张威严、熟悉和严肃的脸。他离开了伊利诺[6]森林中拓荒者的茅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伏尔加河岸边这个工人的小房子里。过了半个世纪，林肯心头的火焰延烧到另半个地球上，延烧到正在寻找光明的俄国工人的心里。 这个工人像他的妻子一样，他妻子向伟大的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礼拜，他却向伟大的解放者林肯鞠躬。他把林肯的像挂在自己屋子里的上首，还做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林肯的礼服的翻领上钉了一只大的红花结，在花结上写了“布尔什维克”几个字。 有关林肯的生活，萨尔托夫知道得很少。他只晓得：林肯曾经反对不公正的制度，宣布解放奴隶，并且本人曾经受到侮辱和迫害。在萨尔托夫看来，这就是林肯和布尔什维克相似的地方。为了表示最大的敬意，他用这个红色的标志点辍了林肯的画像。 我看出来，工厂和大街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单单是在人们说“布尔什维克”这几个字的声调里，就可以听出它们的基本的区别。在大街上，人们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都带着轻蔑和嘲笑的口气，然而，一到了工人们口中，听来它们就像是在表示最高的赞美和崇敬。 布尔什维克不去理会资产阶级。他们只顾把自己的党纲解释给工人们听。关于这个党纲，我是直接从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那里知道的，而那些代表则是从驻法国的俄国部队中来的。 “我们的要求是把革命继续搞下去，而不是把战争一直拖下去，”这些布尔什维克坚决地声明。 “你们为什么老是谈革命呢？”我仿佛是在向他们找碴儿。“瞧，你们已经完成了革命，对吗？沙皇和他的走狗已经不存在了。这正是近百年来你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你们说对吗？” “对的，”他们回答，“沙皇不存在了，然而，革命才刚刚开始。推翻沙皇，这仅仅是一件小事。工人从一个统治阶级，从保皇党手里夺取了政权，并不是为了要把它交给另一个统治阶级，交给资产阶级。不管它名义上叫什么吧，奴役反正仍旧是奴役。” 我说，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俄国人目前的任务是成立一个像法国或美国那样的共和国，在俄国建立像西欧国家的那些制度。 “我们就是不愿意要这一类的东西，”他们回答。“我们不欢喜你们的那种制度和政府。我们知道，你们国内有穷苦，有失业，也有压迫。一面是贫民窟，另一面是高楼大厦。一面是资本家，他们利用同盟歇业、黑名单、造谣的报刊和雇佣的凶手，来对付工人。另一面是工人，他们采用罢工和抵制的办法，拿起了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我们要结束这个阶级间的战争。我们要消灭贫困。只有工人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在俄国，我们就是要做到这一步。” “换一句话说，”我说，“你们是要规避进化的规律。你们是打算挥一挥魔棒，一霎眼工夫就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有合作经济和高度组织的国家。你们准备从18世纪跳进22世纪。”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他们回答我，“但是绝对不是用跳跃的办法或者使用魔法。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力量。” “可是，你们打哪儿去找到一些有头脑的人来完成这一切计划呢？”我插嘴说。“别忘了，群众是没有文化的。” “有头脑的人！”他们激动地大声说。“也许，您以为我们会祟拜有势力的人吧？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一次战争更加疯狂、愚笨和罪恶的呢？可是，应当为这次战争负责的是谁？这不是工人，而是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毫无疑问，工人和农民虽然没有学问和经验，但是并不会造成这种局势，这种局势正是由那些最有头脑、最有文化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造成的。我们相信群众。我们相信他们的创造力。无论如何，我们会完成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 “可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下一步。从前，有过奴隶制。后来它让位给封建制，而封建制又让位给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是资本主义应当退出舞台的时候了。它给大规模生产和全世界工业化创造了可能性，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但是，现在它应当下台了。它已经造成了帝国主义和战争，如今正在扼杀工人阶级，摧毁文化。现在已经轮到它让位给下一个阶段——让位给共产主义制度了。创造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落到了工人阶级肩上。虽然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能够发动社会革命。其他各国工人的任务是把它继续下去。” 重新改造价界——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政纲！ 所以，当詹姆斯•邓肯随着鲁特使节团来到俄国，向这里的人发表演讲，很沉闷地淡论到车间工会、车间荣誉和八小时工作日的时候，人们觉得他的见解庸俗，这是毫不足奇的。听他演讲的人，有的觉得可笑，有的感到沉闷。第二天，一份报纸这样报道他那两小时的演讲：“昨天晚上，美国劳工联合会副主席向苏维埃发表演说。他横渡太平洋的时候，显然是拟好了两篇讲稿：一篇是给俄国人准备的，另一篇是给没有知识的爱斯基摩人准备的。昨天晚上，毫无疑问，他以为是在向爱斯基摩人发表演说了。”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提出伟大的革命纲领是一回事，促使一个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接受这纲领完全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只要我们考虑到：那时候布尔什维克党一共只有将近十五万名党员。[7] 从美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 然而，有许多因素在人民心中巩固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影响。首先，布尔什维克是了解人民的。他们强烈地影响了那些多少具有文化的居民阶层，比如那些水兵，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那些手工业者和城市工人。他们因为是来自人民，所以和人民同甘共苦，说着共同的语言，关心同样的问题。 但是，单单说布尔什维克了解人民还不够。他们本身就代表人民。所以人民信任他们。俄国工人，由于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欺骗，现在只信任自己的人了。 讲到这一点，我的朋友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萧科夫遭到的那一件事是很堪玩味的。他侨居国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以后，就在当地开办了一所工人大学，自己主持校务，成为工人事业的战士。由于很有能力和口才，他从外国回来以后就被选为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基市苏维埃主席。于是资产阶级报纸立刻向克拉斯诺萧科夫大肆抨击，管他叫“无业的流民”。 “伟大的俄国的公民们，”他们在一份报纸上这样问，“你们由一个脚夫，一个在芝加哥洗窗子的人来领导，不觉得可耻吗？” 克拉斯诺萧科夫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答辩，说他在美国是做律师和教书的。他带着这篇稿子往报馆编辑部去的时候，顺路走到苏维埃，想要知道报上那篇抨击他的文字怎样在工人们心目中损害了他的威信。 他刚推开门，一个人就大喊道： “克拉斯诺萧科夫同志！” 所有的人都从位子上跳起来，一面高兴地喊：“咱们的人来了！咱们的人来了！”一面和他握手。 “我们刚才读了报纸，同志。这一篇东西使我们都感到高兴。我们虽然一向很欢迎您，但是总以为您是资产阶级出身。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您是我们自己人，是一位真正的工人，所以我们都敬爱您。我们愿意为您献出一切的力量。”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工人。当然，党内也有一部分不是直接无产者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列宁一样，都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所以了解穷人的思想和希望。 布尔什维克多数是青年人，这些人不但敢于负起责任，并且不怕牺牲性命。和有产阶级恰巧相反，他们都不怕劳动。他们有很多人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杨内谢夫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他后来变成了所谓世界工人。十年前，他由于鼓动本村里人反抗沙皇，不得不逃出了俄国。他曾经在汉堡的船坞里辛勤地工作，在奥地利的矿井里采煤，在法国的铸造厂里铸钢。到了美国以后，他曾经在制革厂的鞣革桶旁边硝皮，在纺织厂里漂白布匹，几次在罢工的时候被警察用棍子打在背上。在各地流浪的时候，他学会了四国文字，对布尔什维主义怀着热情，充满信心。他以前是农民，现在变成了工业无产者。 从前有人说，无产者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工人。杨内谢夫是生性不爱多说话的。然而，他现在不得不开口了。千百万和他共同劳动的弟兄都在追求幸福，由于他们的要求，他变成了一个口才极好的人。他常常在矿山上和工厂里演讲，讲得比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好。他平时白天黑夜地干活，可是那年夏天却回到他的村里去，我和他一同去了，那一次旅行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的另一位朋友沃斯科夫，从前是纽约木匠工会的活动家，现在是领导谢斯特罗烈茨克兵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的委员。沃洛达尔斯基也是我的好友，他老是孜孜不倦地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感到无限的幸福。我还要提到涅依布特。他手边永远带着几本书，常常津津有味地读布雷尔斯福尔德的英文版《钢铁与黄金的战争》。这些侨民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方法增添了生动活泼的新方法。这些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年轻人，精通业务，热爱劳动，并且具有旺盛的精力。 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中心是彼得格勒。这是一个多么尖锐的讽刺啊！这座城市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骄傲和光荣。他来到这片沼泽地，建立了这一座堂皇富丽的都城。为了要给这座城打好基础，他在这片沼泽里沉下了几个森林的木材和几座山崖的石头。这座城市是彼得的钢铁般的意志的宏大纪念碑，同时也是可怕的残酷的纪念碑，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是用千百万根木材造成的，也是用千百万根人骨头造成的。 劳动人民像牲口似的被赶到这一带沼泽地里，有的冻饿死了，有的患坏血病死了。多少不幸的人被沼泽地吞噬下去了，又有多少人被赶到这里来了。人们用空手或者木棒掘土，然后用帽子和围裙把土运走。在槌打和鞭抽底下，在垂死者的呻吟下，彼得的城高耸起来，好像那些在奴隶们的痛苦和灾难之上堆起来的金字塔一样。 现在，这些奴隶的子孙起义了。在革命中，彼得格勒起了带头作用。每一天里，它都派出了使者去参加追求真理的长征，并且印出了整捆的，甚至是大堆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品。在6月一个月里，彼得格勒印出了几百万份《真理报》、《士兵报》和《贫农报》。“这都是用德国人的钱印的，”那些来自盟国的观察者哀号，接着，像胆怯地把脑袋钻进沙土去的鸵鸟一样，都躲进了林荫道上的咖啡馆，不去相信他们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然而，如果他们向大街的转角后面张一眼的话，他们就会看见许多人在报贩旁边排列成长队，尽量献出他们的捐款：有的捐十个戈比，有的捐十个卢布，有的甚至捐一百个卢布。站在这里的人，有工人，甚至有农民，他们热心地捐款支持布尔什维克报刊。 布尔什维克获得的成就越大，他们的敌人发出的叫嚣和怒吼也就越响。资产阶级的报纸，一方面极力颂扬其他的政党，说它们的政纲十分合理、亳不过激，一方而呼吁当局采用最严厉的手腕对付布尔什维克。当克伦斯基和其他的人被让进冬宫中沙皇的宫殿里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被关进了监牢。 过去，所有的政党都由于它们的主义而遭到压制。可是现在，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遭到迫害。他们变成广今天的受难者。但是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威信。迫害的行为使他们更得人心。现在群众都注意布尔什维克的学说，认为它接近他们的思想，符合他们的愿望。 然而，使群众最后聚集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的，并不单单是布尔什维克的牺牲精神和革命热情。还有几个强有力的“盟军”影响了群众，其中主要的是“需要”，群众的三件需要；需要面包，需要和平，需要土地。 二月革命以后，农民又在村苏维埃里提出了这个要求：“土地属于上帝和人民。”城里的工人撇开了上帝，提出了这个要求：“工厂属于工人。”在前线上，士兵们宣布：“战争是魔鬼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要战争。我们需要和平。” 在群众中，形成了动荡不安的局势。由于这种情形，就出现了农民、工厂和士兵委员会的组织，问时民众都要求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俄国变成了一个拥有几百万演说者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被吸引着走上了大街。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开始了。 [1]在近北极圈的地区，夏季日照的时间很长，夜间也很光亮，称为白夜。——译者 [2]大俄罗斯人指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指乌克兰人，是从前对乌克兰人轻蔑的称呼。——译者 [3]尼•谢•齐赫泽（1865—1926）：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17年2月至8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后成为反革命分子，1921年起流亡国外。——译者 [4]战神广场（或译马尔索沃广场）在列宁格勒，19世纪初广场成为经常的阅兵场，并树立了俄国军事统帅的纪念像，因此得名。1917年3月，在这里安葬了在二月革命期间牺牲的革命工人与士兵。——译者 [5]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1861—1865年南北内战时期的总统。——译者 [6]伊利诺是美国中部州名。——译者 [7]作者没有指出这个数字是什么时期的。我们知道，在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前（1917年7月），党拥有二十四万党员。——俄文版编者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透视》（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1921年） 前言 我在莫斯科看见两个农民出身的士兵，他们正在留心瞧人家把一张宣传画贴在售货亭上。 “我们一个字也不会读，”他们忿怒地含着泪说。“沙皇只要我们耕田、打仗、纳捐付税。他不要我们识字。所以现在我们像瞎子一样。” 使人民群众变得像瞎子，使他们不能够思想——这正是俄国贵族阶级一贯奉行的政策。许多世纪以来，俄国人民一直过着愚昧的生活，受到教会的麻醉，遭到黑帮分子的恐吓和哥萨克围剿队的镇压。凡是奋起反抗这一切迫害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或者是被处了死刑。 到了1917年，国内的那一幢旧的社会与经济大厦已经被夷为平地。 千百万农民，不得不丢下了木犁，死在战壕里。再有几百万人都在城里冻饿死了，而这时候那些贪赃枉法的大臣却和德国人秘密勾结，宫廷中的显贵和遗臭万年的神父拉斯普庭[1]却在姿情任性地纵洒狂欢。连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2]都不得不承认：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这么愚笨、这么无耻、这么懦怯和这么不守信用的政府。 一个政府的命运，是要看穷人对它忍耐到何种程度而定的。虽然有时候这种耐性好像是无穷的，然而它究竟是有限的。在俄国，延至1917年2月，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群众感觉到，他们自己那位彼得格勒的皇帝，甚至要比柏林的徳皇凶恶得多。他们已经忍耐到了极度。他们开始起来反抗皇室，要结束凶恶、暴力和不公道的统治。首先走上大街的一群妇女，是维堡区的女工，她们含着泪要求配给面包。连绵不绝的工人队伍跟着她们后面走出来。警察拉开了桥，不让他们到城中心，但是他们踏着冰过了河。米留科夫从窗子里望出去，瞧着那些红旗招展的人群，激动地说：“这就是俄国革命，但是，不到一刻钟，它就被镇压下去了！” 然而，尽管有哥萨克在涅瓦大街上巡逻，工人们仍旧出动。他们继续游行，不顾机枪火力带来的死亡的威胁。尸首横遍大街，但是这并不能止住示威的人群。他们慷慨激昂地唱着歌曲，向士兵和哥萨克发出严正和热烈的呼吁，这些人终于投到人民这边来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统治了俄国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崩溃。俄国万众欢腾，全世界的人为沙皇制度的颠复欢呼。 这一次完成革命的人当中，主要的是工人和士兵。他们为革命流出了鲜血。然而，现在有产阶级却指望工人和士兵走开，让他们来管理国家了。人民夺回了保皇党的政权。可是，现在那些银行家和律师，教授和政客，却一起出面，要夺走人民的政权了。他们对人民说：“你们已经打了一个光荣的胜仗。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了。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幸而有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懂得怎样治理国家。让我们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吧。责任是艰巨的，然而我们，由于是真正的爱国者，都情愿担起这个重任。明白事理的士兵们，回到战壕里去吧。能干的工人们，回到车床旁边去吧。再有你们，农民们，回到地里去吧。” 俄国的群众都是好商量的，也是肯让步的。他们让这些资产阶级先生们去组织临时政府了。然而，俄国的劳动群众，尽管是不识字的，却都是相当聪明的。他们当中，多数的人都不会读，也不能写，但是，他们都会思考。所以，在回到战壕、车间和乡村之前，他们先成立了自己小规模的组织。在每一个兵工厂里，工人们都从自己人当中选出了他们信任的代表。制鞋工厂和纺织工厂里，工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而制砖厂、磁器厂以及其他的厂内，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这些直接在他们工作地点选出的代表，组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同样，军队里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村里成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这些代表不是按照居住的地区选出的，而是根据行业的种类选出的。所以，参加苏维埃的都不是那些卖弄口才的政客，而是精通本行的能手——最会采煤的矿工，最会驾驶火车头的司机，精于耕田种地的农民，老于行军作战的兵士，擅长教育儿童的教师。 俄国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城、小镇、农村里、军队里，都出现了苏维埃。沙皇制度的国家机关崩溃后，不出几个星期，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都布满了这些新兴的社会组织——有史以来还没有比这更加惊人的现象。 俄国装甲舰“彼烈斯威特”号的舰长告诉我道：“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的战舰正停泊在意大利海岸边。我刚宣布沙皇的政权被推翻了，几个水手立刻大喊：‘苏维埃万岁！’就在同一天里，船上组成了在各方面都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相似的苏维埃。我认为苏维埃是俄国人民的一种很自然的组织，它起源于农村的‘村社’和城市的劳动组合。” 另一些人认为，组织苏维埃的主意，起源于新英格兰古老的市民会议，或者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城市会议。但是，俄国工人和苏维埃的关系是更直接的。俄国工人在1905年未曾成功的革命中已经试验过苏维埃。那时候俄国工人发现苏维埃是一个锐利的武器。现在他们就采用了它。 沙皇政府被推翻了以后，接着是一段短暂的各阶级之间调协时期，所谓“革命的蜜月”。后来，巨大的斗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决定谁掌握俄国的政权，展开了公开的冲突。一方面是资本家、地主和知识分子，他们效忠于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工人、士兵和农民，他们团结在苏维埃周围。 我去过这个巨大冲突的发源地。有十四个月，我一直在乡村里和农民耽在一起，在战壕中和士兵耽在一起，在工厂里和工人耽在一起。我用他们的眼光看革命，并且参加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 我现在不加区别地用了“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党”这两个名称，虽然布尔什维克一直到1918年才开始正式称自己为共产党人。 在法国革命中，“公民”这一名词变得普及了。在俄国革命中，“同志”这一名词变得普及了。 从外国来到苏维埃俄罗斯的客人，看见那么多的宣传画，会感到惊奇：车间里，营房里，墙壁上，电车上，售货亭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宣传画。苏维埃无论采取一个什么措施，一定要设法让民众明白，为什么需要采取这一措施。不管是重新号召群众参军，是需要削减口粮，是要新开办什么学校和训练班，立刻就会贴出宣传画，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希望怎样得到居民的协助。这一类的宣传画，有的画得很简陋，并且是匆忙中制成的，有的则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本书内刊载了一部分这些宣传画，并且几乎是保持了它们原来一模一样的颜色。 [1]格•叶•拉斯普庭（1872－1916）：活跃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骗子。他曾冒充“先知”和“神医”，左右国家大事，后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者 [2]巴•尼•米留科夫（1859—1943）：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领袖，立宪民主党首脑。曾任1917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部长，后来成了反革命分子，逃亡国外。——译者
托洛茨基档案的最后秘密（[法]皮埃尔·勃鲁埃菲·罗勃里厄，1980年5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 托洛茨基档案的最后秘密 [法]皮埃尔·勃鲁埃菲·罗勃里厄（1980年5月4日） 来源：《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译者：顾良。译自法国《世界报》1980年5月4日。 原编者按：1980年1月，哈佛大学公布了托洛茨基档案，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法国《世界报》记者菲·罗勃里厄就此访问了托洛茨基研究所主持人之一皮埃尔·勃鲁埃，询问了有关情况，显然，布鲁埃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谈论问题的。现将罗勃里厄写的访问记译出，只供研究者参考。 1980年1月2日，哈佛大学已把托洛茨基的档案全部公诸于众，或确切地说，根据这位大革命家的遗愿，在他死后四十年内封存的那部分“秘密”档案被公开了，这是一件为关心二十世纪革命史的人们渴望已久的事情。 专攻托洛茨基问题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研究所主持人之一皮埃尔·勃鲁埃前往哈佛大学去看了这些文件，他刚从那里回来。这些文件对弄清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材料。 ※※※ 问：这些档案的历史具有象征的意义，它本身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经历一样，带有传奇的性质。您能否对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托洛茨基的档案和我们二十世纪十分相似，它有一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斯大林曾准许托洛茨基于1929年把档案随身带到国外。随后，他又后悔了。1931年3月1日的一场火灾毁了部分档案。一些重要文件和托洛茨基给他儿子谢多夫的一些信件于1933年被收藏在法国，谢多夫死后就再也没有找到。1936年11月7日，位于米希勒街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史研究所巴黎分所发生了一起盗窃案，盗走了托洛茨基与安德烈·南的通信，这是一些为格勃乌服务的盗窃专家所干的。最后，1940年5月24日，格勃乌分子、画家阿尔法罗·西盖罗斯领导了一次旨在破坏档案的袭击，向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科约阿坎住所投掷了燃烧弹。托洛茨基认为他的文件对未来的运动极其宝贵，同时也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他于是决定把档案出售给一所具有收藏能力的大学。 问：为什么这部分档案在四十年内被禁止查阅？ 答：这项条件是托洛茨基于1940年定下的。他担心有人读了他的档案后，把某些人的革命活动报告斯大林、希特勒或别国政府，他要保护这些人不受可能引起的连累。这是一项安全措施。这显然证明，档案里有一些为历史学家所不知道的“新东西”。否则，托洛茨基决不会把它们封存那么久。 问：究竟有什么新东西？ 答：档案共有一万七千五百件内容极其丰富的未发表材料。例如，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竟有几百封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创始人、原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阿洛伊斯·纽拉特的来往书信。也没有想到档案竟涉及到1929至1933年间的德国。有几千页材料谈到德国工人、社会党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思想情况，谈到罢工和示威，既有询问也有答复。还有几十份报告讲了从希特勒上台到国会纵火案期间德共的一些会议情况。 问：关于这些会议，我们从档案中可以了解些什么？ 答：这些会议包括基层到中央的各级会议。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德共领导人继续执迷不悟，好象纳粹还没有上台，好象他们自己始终正确。他们继续把那些主张同社会党党员结成统一阵线的人，把那些看到希特勒已经把手指扣在枪机上因而不同意再把社会党党员当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头号敌人”的人开除出党。 一些同托洛茨基联系的人在有的报告里痛切地诉说：鼠目寸光的党部负责人大权在握，独断独行，而一般党员又无能为力，思想极其混乱。他们隐约看到灾难即将来临，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责怪无产阶级过于消极，有人说斯大林主义者已把工人的团结感情破坏无遗。德共领导人表面上似乎稳如泰山，但也有人开始谈到一些小干部投靠了纳粹。他们有的主张拿起武器，有的准备长期搞地下工作。在德共党内，干部们的注意力不在这里；他们还泰然自若地反复重申“总路线”的“正确”。确实，这些报告描绘了一个共产党瓦解、消沉和腐化的整个过程。 问：德国人民有何反应呢？ 答：托洛茨基的通信人一般认为，广大群众如果懂得应该怎么办，他们是准备起来战斗的，但群众完全不知所措。通信人指出，成千成万的工人愿意斗争，但他们不相信任何人能领导这场斗争。由于德共的无所作为，他们后来被各个击破。 问：通过阅读托洛茨基的文件可以了解哪些有关苏联的情况呢？ 答：在多年来已经供人查阅的那部分公开档案里，有1928年的被流放者之间的大量通信，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对这批材料作过整理分析。然后是1929至1931年间的信件，也就是除了托洛茨基以外我们最先看到的那一批（个别几封信伊萨克·多伊切比我们先看到）。接着是斯摩棱斯克档案，这是过去掌握的研究苏联历史的第一批文献。被软禁在穷乡僻壤的“孤独者”的信件是十分感人的。每封信都需要几星期的耐心工作才能写成，才能成为一篇真正的报导或名符其实的论文，因为信要写在一些能放在火柴盒中带走的纸上。这些信件对我们弄清苏联的现实，了解被无情的官僚主义所扼杀的一国人民和一个革命党的悲剧，也是内容丰富的资料。 问：那么，苏联党内发生了什么事呢？ 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过头来看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真实情况和强迫集体化所造成的经济灾难。托洛茨基的信对当时苏联的现实勾画了一幅可怕的图景：许多地区发生饥荒，农村居民大量外流，象哈尔科夫这样的大城市几个月没有电，盖起的工厂不能开工，工人因吃不饱饭和劳动强度过高而精疲力竭，他们无法支持下去，因而拒绝工作。 这一切在党内和在干部中当然都有反应，甚至在官僚机构的最高层也有人公开表示不满。不仅原来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斯米尔诺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托洛茨基分子）对自己的屈膝投降感到后悔，而且在不久前还是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主义者中间也出现了新的反对派。罗米那兹、斯腾和列宁时代共青团的全套领导班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柳亭说，假如斯大林不是一个力图把苏联引向灾难的奸细，他决不会这样行事。斯腾说斯大林会搞出“比德雷福斯案件更恶劣的冤案”。甚至斯大林亲近的同事也以自己的方式承认局势的严重性。有人同卡冈诺维奇谈到人吃人的事，他竟回答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被吃掉”。 问：这些人向托洛茨基一边靠拢吗？ 答：斯大林的破产显然说明了托洛茨基的正确。许多官僚也认为托洛茨基是最后的救星。罗米那兹的朋友们以及对自己的屈服感到后悔的那批人都这样想。甚至原来属于布哈林派的柳亭和斯列普科夫等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党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必须恢复民主和把托洛茨基分子重新吸收入党。这些人都愿与国内的托派结成联盟，希望托洛茨基支持他们推翻斯大林。可是，中级的官僚们担心托洛茨基会报复，这种恐惧是斯大林的王牌。所以，托洛茨基写信告诉他的同志们不要提出“驱逐斯大林”的口号，相反，应该提出建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统一阵线”，以拯救苏维埃政权。 问：这和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有关吗？ 答：当然有的。基洛夫意识到不满和愤怒情绪的上升和危险，他反对实行镇压，或至少反对采取镇压的极端形式。“自由派”迫使斯大林在1933年至1934年间推行了一项他所不同意的政策，斯大林于是通过暗杀基洛夫和紧接着杀害所有可能替代他的领导人，使自己从这项政策中摆脱出来。据赫鲁晓夫于1956年透露，斯大林1936年在一个电报中说“格勃乌的工作落后了四年”。大家记得，1936年前四年正好是1932年，反对派的形成和自由派的活动阻挠了斯大林的镇压。 问：由此看来，流亡已达三年之久的托洛茨基与苏联没有断绝关系。他怎样沟通消息的？ 答：同苏联方面保持的地下联系完全是由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组织和控制的。地下工作搞得很机密，通过微型文件、显影墨水，分级传递等手段，把在柏林出版的左翼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反对派通报》寄出去，又把苏联的消息和文件带回来。谢多夫还在柏林会见包括外交官和经济官员在内的许多苏联人，他们有的直接同他谈，有的同他的朋友谈。 问：托洛茨基的中间人都是谁？他们是从那里招来的？ 答：谢多夫的秘密联络网的成员一方面有在国外的苏联人，主要是苏联驻外商业机构的官员，另一方面有共产国际本身的人。一些德国共产党员利用为工会和报刊出差的机会，甚至专门为地下组织办事，负责谢多夫的联络工作。大家记得，斯大林的对德政策为造成希特勒的祸害作了准备，许多德共党员对此有所预感，因而愿意帮助左翼反对派。 问：您能否举几个人为例？ 答：可以。例如：卡尔·格鲁尔，他曾是德共地下军事组织的负责人。 问：1931至1932年间，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特别在德俄两党中的影响有所上升吗？ 答：肯定是的。但可惜的是，情况接着就变了，向托洛茨基靠拢的那些党员遭到了肉体的消灭。 问：托洛茨基与苏联的联系什么时候断掉了？ 答：据我所知，署名T.T.的最后一份报告日期为1933年2月。在这以后关系就断掉，再也没有联络上。谢多夫的联络网同德共组织一起被希特勒的警察破坏了。 问：那么，希特勒的胜利对托洛茨基是个沉重打击？ 答：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在技术上，联络网遭到了破坏，而且在政治上，希特勒的胜利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欧洲最强大的组织）的覆灭。“褐色浪潮”①席卷全欧的前景从此已近在眼前，这不是一场世界革命，而是一场世界大战。托洛茨基几天之内就一下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懂得他永远也不能回苏联了。 希特勒的胜利在短期内标志着欧洲反动的开始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失败，但由于反对派的被镇压，它也标志着俄国工人阶级的失败。托洛茨基明白这一点，他说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对“姊妹星”。 ①指穿褐色制服的希特勒军队。——译者注 问：这一地下活动在档案中留有痕迹吗？ 答：很少。托洛茨基知道格勃乌和盖世太保可能把他的档案搞到手。他在希特勒上台后用剪刀剪去了或涂抹了与他通信的德国人的署名，俄国人也是如此。有时他甚至剪掉几个字。据我了解，1932年的有关“反对派集团”一批文件完全没有采用这些安全措施。还有他的秘书、美国人乔·汉森的一封信也是如此。这封信暗示，乔·汉森在托洛茨基的同意下，与格勃乌在美国的代表有所接触。 问：这一接触的目的是什么？ 答：是要通过格勃乌对乔·汉森提出的建议来了解格勃乌的阴谋计划。 问：托洛茨基秘书们的工作好像忙得一蹋糊涂…… 答：托洛茨基工作起来简直就象不要命似的。他接连几小时不停地口述，直到秘书们感到吃不消，他才不愿去过分剥削他们的劳动。只要秘书的条件允许，他用五种语言（英、法、德、俄、西）平均每天口授两千字。他仔细修改第一份打字记录稿和其他的“校样”。他的工作能力确实是极其罕见的。 问：他有几个秘书？ 答：根据不同时期的可能条件，他有一至五个秘书。 问：除了德国和苏联以外，这些档案还提供其他方面的情况吗？ 答：还有很多其他情况。例如关于马尔罗的情况。此人作为国民党的“特派员”和鲍罗廷的同事，曾去拜访了托洛茨基，并说《人的命运》一书中的加林就是他自己的写照。确实，他曾向左翼反对派，即向三十年代初期跟随托洛茨基的那批人，捐赠了一年的版税收入。 问：通信中是否有不同于我们至今所了解到的分析？ 答：要说不同的分析，那是没有，但进一步的分析却是有的。托洛茨基在他的信里常常抱怨自己不得不就一些他认为并不很重要的题材写些“应景”的文章和书。当时托洛茨基派的刊物篇幅不大。他因而在信里谈一些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以托洛茨基的全部通信为参考，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和他为建立第四国际而采取的政治行动。 问：托洛茨基的传记需要重写吗？ 答：肯定需要。材料现在是有了，但还要用几年时间去分析整理，这只能由一个班子来搞。 问：他的主要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伊切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有保留的价值？ 答：多伊切是一位不错的作家和很好的记者，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书里大小错误层出不穷。何况，他在最后一卷书里的主要考虑是为他个人在托洛茨基问题上所采取的十分微妙的政治立场进行辩解。最后，他只是同他妻子一起就未经编目的档案工作了两星期，他对这批庞大的历史文献的认识只能是十分浅薄的。 问：哈佛大学开放了这批档案，阅览室一定会有人满之患吧？ 答：图书馆的负责人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们甚至曾要求我们压缩代表团的名额……不过，空位子总会有的。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四位托派成员和三名英国人。我询问了几位美国的历史学家，他们打算以后再来。奇怪的是，那些从未跨进档案门坎的人，在没有听到去现场工作了几个月的人作出反应以前，却已经断定里面没有任何新东西。 问：你们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答：列夫·托洛茨基研究所创立于1977年，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受到托洛茨基之孙塞瓦·沃尔科夫的支持，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出版这位伟大革命家的著作。研究所完全是独立的，经费全靠其出版物销售所得，任何工作人员都没有报酬。两年来，我们已出版了《全集》的七卷，时间包括1933年至1935年，其中许多文章是从未发表过的和十分难得的。我们首要的考虑是继续深入挖掘这一真正的矿藏，从而通过其广度和深度向大家介绍托洛茨基的事业。我们还出版一个名为《托洛茨基手册》的季刊。
我们在工会中的目标和策略（詹姆斯·坎农，1924年7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我们在工会中的目标和策略 詹姆斯·坎农（1924年7月24日） 草木灰译龚义哲校 1924年7月24日，工人党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召开了一次煤矿工人会议，本文即为坎农在会上的发言。首次发表于1924年8月2日的《工人日报》副刊上。 同志们： 我们党在重要工会中的党员，近来可以经常召开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了。我们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这表明我们作为一个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革命党，正在成熟起来，并能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基础任务。在该行业积极活动的党员同志，与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密切合作，产生了有益的结果。 党内有种作风，在对待日常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时，总是用抽象的或纯教条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与这些问题保持密切联系，并与直接面对这些问题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对于纠正这种作风大有好处。另一方面，党代表的参加，能向工会会议呈现出工会斗争的基本政治特征。其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否则就会产生这么一种持久的危险：我们在工会中的同志可能会受到影响，过于看重眼前利益，或是以所谓的实际情况为挡箭牌。只从工会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思想占了上风，看不到斗争的一般的阶级性的问题。必须提防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很明白这会导致改良主义和失败。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从党的立场，也就是所有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来考虑你所参加的个别工会的问题。我先讲我们党的革命目标，再讨论我们对自己面临的每个工会问题的看法，无论从我们的最终目标来看，这些问题有多渺小或多么实际，我觉得自己讲的顺序是合理的。 一个革命党 我们党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无产阶级革命是劳工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所有工作必须为此服务。这就是我们在工会问题上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在阶级斗争的一切活动领域内的出发点。这个观点就是我们与工人运动中的其他党派与团体的根本区别。它是把我们党团结起来的纽带。 我们根据革命目标制定日常斗争中的政策。党员同志们对革命的向往，产生了热情与自我牺牲，推动着党前进。如果我们鬼迷心窍，为了“实际”而忘了革命目标，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所有工作都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我们只有时刻牢记这一点，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全部日常工作，才能保证路线的正确。党是工人的先锋队，要坚持这个信念，我们就不能逃避革命原则赋予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在每次转折关头，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而奋斗。 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 我们要到群众中去，要走在他们前面，当必须同群众的偏见斗争时，不能害怕陷入不受欢迎的境地。以三K党为例，尽管有大量矿工上了它的当去支持它，但它本质上就是反工人的组织，为了与三K党斗争，我们要揭露他们的反动本性，让工人疏远他们，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我国某些地方，甚至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任务，但进行这样的斗争是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义务。假如我们以任何借口逃避斗争，我们就配不上我们党所拥有的光荣的名字。 我们在工会中的工作正在不断发展，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迹象。像今天这样的会议表明我们正在大步向前。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这揭示了我们工作中积极和消极的一面。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不时地审视我们的全部活动，继续发扬我们的长处，找出并纠正自己的错误。 我们共产党人，对彼此自然是高度尊重的，但我们开这个会不是为了空洞的恭维，而是为了坦诚地交谈，为了发现克服错误而使工作接受彻底的批判和检查。你们有权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坦率地发言。我敢说，就算在讨论中谈到你们工作中的错误，或是友好而坦率地谈到某些同志犯过的错误，你们也绝不会觉得生气。讨论只是为了提高效率和为了斗争而加强党。 我们的宝贵经验 我们党是以革命原则为基础而成立的，它是有纪律的党，它已经有条不紊地参与了工会斗争的方方面面，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力量。例如，在上次伊利诺伊州矿工大会上，每个人都能看见党在成长，担负起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的24名党员为了矿工利益站了出来，领导了斗争。他们站在最前面，承受着占据了矿工工会的正式职务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最沉重的打击。我们的同志在大会上的工作，对矿工工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它成为了能更好地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会，这提高了我们党的声望。我们一开始就必须了解这一点。 在近几月一系列召开的工会会议上，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小小的党，昨天才刚从地下转到地上，开始把分散的革命工人聚拢起来，它已经成了在工人运动中同反动势力斗争的风暴中心。我们还没有成为工会会员群众的领袖，但我们已经在争取工会会员的利益的斗争中领导了他们。我们坚信，不久之后，其他的人也会追随我们。 我们党在各地都在前进，我们党在每次斗争中都站在前列，这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我们党是唯一一个愿意为工人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党，是唯一一个主张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此来解决工人问题的党。工人阶级的一切利益，无论是眼前的还是终极的，都与革命紧密相连。如果我们在这里或那里犯了错误，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斗争中出现的机会，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工会中的同志缺乏经验，没有完全掌握对出现的每个问题提出可行的做法、并巧妙地将其与运动的最终目标联系起来的技巧。 纠正我们的错误 进行实际工作，同时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走向夺取政权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在工会中的核心任务。从这个观点来看，对上次伊利诺伊州矿工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分析，会带来丰富的成果。如果我们能坦率地认识到，我们在上次大会上的活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那么在下次大会上，我们的力量将会大大加强。 弗兰克·法林顿（FrankFarrington）在大会上做了个报告，这是一个无耻的阶级合作的计划，从刘易斯到法林顿，美国矿工联合会的整个官僚阶层的全部堕落与背叛，其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础都在这个报告中暴露了出来，而我们的同志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报告代表着这么一种理论：矿工与那些吸食他们的血汗、靠他们的苦难发财的寄生虫是互惠互利的。我们的同志本应最激烈地批判它，把它打成筛子。他们本应针锋相对地提出阶级斗争的原则——工人通过对剥削者发起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得救的理论。 这场斗争本应直指堕落背叛的工会官僚，因为他们一直在用这套虚伪的思想体系来毒化工人运动。这场斗争本应利用最有力的手段，擦亮矿工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真正的问题。我们的同志本应把会议上的所有其他斗争，比如争夺任命权的斗争、争取在工会事务上的更好的立法的斗争、关于豪厄特是否复职的斗争，同争取树立阶级斗争的原则的基本斗争联系起来，并将这些斗争从属于这个基本斗争，并向与会代表做出解释。这本来能够成为唤醒真诚的基层代表、让他们同我们紧密结合起来的最好办法。 会上的另一个错误，发生在关于要求承认苏联的决议上。这里再次涉及阶级斗争原则。在决议中，法林顿控制的机关对与会代表耍了个聪明的把戏，他们写了一段呼吁承认苏联的话，但又加上了限定条件，要求苏维埃俄国承认一定义务——六年来资产阶级政府徒劳地企图强加给她的义务，这么一来整个决议就成了一纸空文。我们的同志错误地以为，要求正式承认苏维埃俄国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重要问题，并以为这样一个决议是我们的胜利。 这完全太“政客”了。我们要求承认苏维埃俄国，因为它是一个工人阶级国家，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它紧密相连。对我们来说，承认苏联是阶级斗争的议题之一，我们本来应该只以此为出发点而进行斗争，并竭尽全力让与会代表理解：工人团结的思想，即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必须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导原则。如果我们在会上以此为出发点而进行斗争，可能争取不到大多数代表支持，正如我们如果向法林顿的阶级合作计划发起立场鲜明的阶级斗争时，也可能争取不到大多数支持一样，但这是次要的。我们本应旗帜鲜明地举出自己的原则，我们本来可以帮助许多代表澄清思想，并让他们与我们更加紧密合作的。也许在形式上，我们不会取胜，但这样的斗争依然非常重要。 不完善的组织 从同样的观点来看，还应该指出，大会上的左翼党团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有的同志反对这些党团，他们觉得法林顿会派暗探打入党团，刺探有关我们在大会上的斗争的情报。这是过度的谨慎，与过分关心条例与技术上的胜利所造成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无意中代表了向反动官僚的妥协，这些反动官僚对任何组织基层会员反对他们的斗争都自然会感到恼怒万分。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要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深刻。既然我们没能在大会上把左翼代表组成一个战斗的整体，那么这理所当然地会导致我们在工会中组织左翼力量的失败。这意味着在官僚压力下放弃组建工会教育联盟的权力。俗话说：“不要把鼹鼠窝当成大山”，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向愿意接受这个观点的同志说：“不要把大山当成鼹鼠窝。”既然我们正在认真地同工会官僚的统治作斗争，我们就不能忽视组织自己的队伍。 我们掌握工会的斗争，说到底是按照阶级斗争的原则，把基层工会会员与我们组织到一起。因此，必须让他们了解和掌握我们的目标和计划。 应把大会当成是推进这个进程的最好场合。大会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同基层代表建立密切的联系，通过讨论与争论打消他们的偏见与误解，把他们与我们团结成一个整体，为了工人运动的重生而斗争。为此，左翼党团是必要的。 熟络十个工人并组织他们参加斗争，要比在大会上依靠侥幸的多数而通过一打决议重要得多。 我们要的是工人的自觉支持。我们正在为了争取工人的真心支持而奋斗。别忘了它，同志们。官僚能把我们最好的决议变成废纸，能操纵选举保住官位，但是，那些被我们争取过去、认同我们思想和斗争的工人，他们是夺不走的。通过玩弄各种花招和装腔作势的表演，官僚能保住他们的官位一时。但只要我们把群众争取过来，官僚就不堪一击了。控制了工会，我们就等于掌握了群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共产主义者和工会职务 我想转到下一个话题。随着我们在工会中力量的壮大，它会越来越重要。我们已多次遇到过这个问题了。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同志在工会中任职与竞选职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从一开始就采取坚定的立场的话，它就有可能变成我们最大的危险之一，并成为腐蚀我们党员的最大源头之一。 今天有位同志在讨论中说过，我们在工会中的斗争就是要争夺关键职位。这未免太短视了，我们要是放着不去管它的话，就会铸成大错。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斗争，是要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让他们接受革命斗争的原则，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 我们要是能把争夺关键职位的斗争，与这个远大的目的联系起来，并服从于这个目的的话，就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但如果反过来，把争夺职位当作目的，逃避群众不熟悉的原则问题，为了官位而斤斤计较的话，我们就会陷于丑闻之中而不能自拔。当然，有的同志会辩解说，我当了干部，就能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我们会发现，利用这种方法当上了干部的同志，终日为了保住职位而忙活。他们会堕落，变得整天只想着保住官位，并进一步往上爬。他们会对基层的激进工人失去耐心和敬意，而我们党则要为他们负责，结果导致声望大跌。 不过，关键职位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教条地看待它们。有个同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旦有人当选了工会干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变成了他的利益，他的观点，也都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竞选工会的职位，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在过去，特别是在美国工会运动中，工会职位确实导致了很多人的堕落和背叛。但共产党人并不一定会被腐蚀。我们必须牢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要做到党派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党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依然是一个共产党人——依然忠于工人阶级。列宁同志是一个官员，他比法林顿权力更大，但他并没有变成法林顿那样。党员当上工会干部后抵挡堕落的法宝，是与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争夺职位的斗争中，依靠基层会员对阶级斗争原则的支持，而且不要“便宜行事”和“自作聪明”——不要在事关阶级斗争原则的问题上耍滑头，企图以此来混个官位，阶级斗争的原则也许不受欢迎，但每个共产党人都有义务遵守它。 斗争的党 我们党是底层革命工人的党，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行径，我们希望每个担任工会干部的同志都能坚持原则，并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这些原则。绝不允许他们受到职位的影响，而变得过分谨小慎微。总之，他们不能“打官腔”，因为害怕失去职务而放弃职责。我们派同志去担任工会干部，是让他们为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是更少。 美国工会的官场充斥着腐朽的臭气，到处都是非无产阶级的习俗传统。当上了干部的同志们，你们要当心，千万不要堕入泥潭。千万要记住，你们是共产党人，要坚守共产党人的造反精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通过工会中的正式职务打入了工人运动，他们弄出了一套套的官场传统，千万不要向他们屈服，要坚守自己的革命传统。 党纪 对于担任工会干部的同志来说，党纪问题特别重要。当上了工会干部的同志必须同党保持紧密的联系，始终把自己当作党的一份子，并把党当作自己最好的伙伴。担任着工会干部的共产党人必须与党保持紧密联系，才能使自己保持革命的观点，并遵守自己的阶级职责。党希望担任工会干部与工会领导的同志能成为其他党员的表率，表现得更有纪律性。谁要是违背党的决议，执行与党相悖的政策，就算他的官再大，党也不怕他。担任工会干部的同志，无论职位有多重要，都必须服从党的命令，不能像无党派人士一样目无纪律。 对我们工作的考验 我们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全部问题。我们不是进步派，而是革命派。我们在工会里的角色是组织群众并领导他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核心与最高目标。对我们工作的考验，不是看纸面上的胜利有多少，而是要看基层工人的阶级觉悟有多高，以阶级意识为基础而成立的工人组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党的影响力是否得到了增长，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权是否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工人运动中的关键职位，可以使党进一步深化开展把群众革命化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关键职位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想方设法变得精明务实起来。我们要学会用现实而又稳妥的方式来解决工会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我们要精通工会的日常业务，也要掌握控制关键职位的各种权谋，但我们还要时刻提防堕落为只求升官发财的野心家的危险。 工会中的积极分子，特别是担任干部职务的，经常会受到各种诱惑，引诱他们背离阶级斗争的道路。只有与党保持紧密联系才能使他们克服这些诱惑。在党的帮助下，他们会学会在日常斗争中为工人服务，把他们的所有活动与最终领导群众走向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他们会学会衡量自己每一步进展的尺度，这个尺度不是看纸面上的胜利有多少，而是要看工人的阶级意识有多高，党的影响力有多大，要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用共产主义精神去鼓舞工人坚决地投入斗争。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在党与国际的协助下，我们必将克服全部困难。我们能把工人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我们能从资产阶级代理人手中夺过劳工运动的领导权，把劳工运动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力工具。
致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伊·捷·斯米尔加（季诺维也夫，1927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致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伊·捷·斯米尔加 季诺维也夫（1927年11月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61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已于昨日将所提供的文件交给这里的负责人，请您自己将文件副本送交中央委员会。总之，认为需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述得如同照片一样准确。所有材料说明，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对我们的事业将大有裨益。 您那边的情况如何？甚念。 我们这里结合搞得很好。大转折对我们有利。我们暂时不准备离开这里。对此您有何看法，请告。 您必须尽快交出有关经济工作的提纲。 我想很可能明天斯大林将作出令大家极为扫兴的“解释”。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告诉公众。请您也采取措施。 致热烈的敬礼！ 您的格·季诺维也夫[1] 1927年11月4日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要求补充两点： 1．不是最后的文本。 2．如有修改，最终修改意见将用电话传送。 格林贝特 [1]这是季诺维也夫的秘书格林贝格所写，但季诺维也夫写上了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您”。
我们的意见分歧和非党工人（季诺维也夫，1927年1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我们的意见分歧和非党工人 季诺维也夫（1927年11月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57 斯大林一伙早已将我们党内的争论弄到街头上去了。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阶级街头兴致勃勃地在玩味着斯大林的手法，对他表示支持。 广大非党工人群众日益关注我们的意见分歧，也日益渴望了解真实情况，首先想了解反对派的要求是什么。 这是阶级对工人政党内发生的事情的正确合理的兴趣。 斯大林、乌格拉诺夫、马列茨基及其同伙竭力用轰动一时的消息和反对派同“弗兰格尔分子有联系”的卑鄙谎言来掩盖关于阶级路线的争论。 但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根本利益要求让工人群众了解真相、倾听双方的意见、了解如列宁遗嘱之类的至关重要的文件。 在莫斯科的巴斯卡科夫工厂出了一件事。在一次有关全厂11月7日庆祝活动筹备组会议上，厂长（党员）建议制作一幅打倒反对派的专题的宣传画。 这时一名筹备组成员（非党老工人）站起来严词抗议这种做法，他说工人们反对这样做，他们是不会跟在这幅宣传画后面走的。厂长的提议遭到否决。另外莫斯科委员会机关也在召集“范围很小的积极分子”开会（即斯大林分子的派别会议），这些会上直截了当地讲，委员会应该与党外群众达成协议，以便把11月7日的游行变成反对反对派的游行。例如波隆斯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委书记）10月31日就召集了这样的会议。 在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口号”中也存在这方面的“提法”。 毫无疑问，“哨子帮”将被启用。斯大林和乌格拉诺夫之流将使出浑身解数把伟大无产阶级革命10周年的纪念活动变成一场闹剧。 吹口哨，起哄戏弄，向反对派的发言者扔杯子，把成百上千的人开除出党、从工厂除名，以至对共产党人的搜查和逮捕，这就是斯大林和乌格拉诺夫一伙“领导”们所使用的方法。 他们公开指责我们这些拥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与非党工人来往。公开宣布这是对党的犯罪。 斯大林之流每天都在各家报纸上往反对派身上泼脏水，报纸可是人人都有的，党外群众也不例外。在大小会议上，在城市和农村，机关权势分子总想诽谤反对派。此外，反对派工人只要向车间同事、非党工人说明反对派在维护列宁的事业，而所谓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有联系”之类的无耻谎言均系政治破产者一手炮制，那他就会被开除出党。 我们反对派赞成党内争论只在党内进行，当然是用不着哨子帮，也不用堵谁的嘴。可斯大林派连这个也不许。［注：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 在列宁时代我们曾吸收非党工人参加清党，尽管清党是党内的事情。我们对非党工人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召唤他们加入我们的党。明天他们就会成为党员。明天他们将同我们一起为列宁主义，为改正党的路线而斗争。 我们现在争论的问题是：及时增加工资；工厂里的压制；为食品排队；富农和私人企业主增加；如何与官僚作斗争；与失业现象作斗争的措施；承认债务；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苏联如何更好地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防。这些都是涉及到每个工人、所有非党工人、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非党工人的基本群众已开始关心我们的争论，开始明白反对派是对的。 1927年10月17日列宁格勒工人举行的游行示威表明工人群众对反对派极为同情。 这是两年的主要结果：整个工人阶级开始关心机关权势分子与反对派的争论，他们看到反对派是对的，便开始支持反对派。这就保证了布尔什维主义必胜，保证了斯大林派的失败和错误不致毁掉革命，保证了列宁缔造的党保持统一。 我们坚信，工人们会坚决制止试图歪曲工人节日的意义的机关权势分子和哨子帮；他们会采取列宁格勒工人1927年10月17日的那种方式；他们将支持联共（布）团结的口号；他们将反对分裂、搜查、逮捕、压制讲话、吹口哨和起哄；他们会支持我们提出的把斯大林封锁的列宁遗嘱公之于众的要求。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11月3日
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发言和宣读的建议（季诺维也夫，1927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发言和宣读的建议 季诺维也夫（1927年10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45 同志们，这篇应当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宣言草案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去读，多数党团成员大概也还没有机会仔细看看。所以我可能有所遗漏，不过我想我对这个宣言草案的基本印象不会有错。首先是这份文件的一大缺陷十分显眼：国际部分的分析实在太差，甚至几乎完全没有。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文件中连“共产国际”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过；只字未提中国革命；文件中对英俄断交、法国资本家进攻未置一词。我认为这是本应对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10周年进行总结的文件中的一大缺陷。列宁在世时，在我们苏维埃的文件中总要提到这些题目。目前国际问题与我们有关，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国际的成员，也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还因为我们是直接在苏联进行活动的革命者。现在这绝不只是群众集会上或者茶余饭后要议论的问题。这是我国革命现阶段所面临的极为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这篇宣言旨在向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工人阶级阐明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我们面临的前景，那么现在就不能回避苏维埃国家的国际环境问题。不能闭口不谈英国同我国断交、法国资本家的进攻、中国事件以及共产国际的斗争。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因为国际政治问题又几乎同革命初期一样地突出起来了。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极为迫切的问题，而且又在决定着我们的整个建设。 在如何从实质上阐明目前国际局势的问题上我们可能观点不一致；这方面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至于这些问题应该阐明，在这方面本不该有意见分歧的。这些问题必须说明，因为每年工人和进步农民都会问我们目前对国际局势是如何看待的。可这个宣言草案干脆避而不谈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英国同我国断交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是文件的一大缺陷。一份应该具有相当国际意义却不阐明国际问题的文件是不可取的。 现在来谈谈宣言的实际内容。这份文件最有分量的内容是谈7小时工作制的第一段。我想我的说法不会有错，就是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段是意外的礼物。大概大家顶多是昨天或前天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的。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如果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谈7小时工作制，那么这个问题是不容争辩的。当然，苏维埃国家不应当由8小时工作制向9小时工作制过渡，而应当向7小时，甚至今后向6小时工作制过渡。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发表这个一般性的见解，没必要等到革命胜利10周年，此事也无须在宣言中宣布。如果说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迫切问题，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提出来，那么第一，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作好准备。会上没有说过此举所需费用是多少。我们连最粗略的概算都没有听说过。没有一次工会代表会议讨论过这个问题。党内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征求过广大工人阶层的意见。 我曾了解到，这个问题最先是在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中提出的，记录中说，通过电话征询的方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决定将7小时工作制这一条写进宣言。在确实认真考虑采取重大措施时，难道会如此草率从事？这样的准备工作根本不行。 至于问题的实质，我认为，这是一项错误的提案。我已经说过，在对待7小时工作制的态度上党员中不可能有原则性的争论。我们当然有可能进一步缩短工作日。既然目前我国具有我们现有的资源，我国工人阶级又处于我们所看到的状况，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工人阶级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任何一个想做到客观公正的人都会说，1927年我国工人阶级最关心的不是工作日问题。我们的工人阶级可以接受而且已经接受了8小时工作制。如果富农有延长8小时工作日的意图，我们应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曾经有过这样的意图。然而我们应该考虑到正视工人的现状，正视现有的资源。我们应当看看目前工人阶级最关心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想说：我们打算实施7小时工作制工作是作为与失业现象作斗争的一项措施，那么首先应当讲清楚，不应把它作为若干年和五年的远期展望提出来。就应该比较实际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为了与失业现象作斗争。就应该讨论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一切实际措施。我们知道，即使资产阶级国家在同失业现象作斗争时也采取每周5天工作制以及其他缩短工作日的做法。但是，那里并没有社会主义建设。 作为工人政府，我们应该直率地、明确地同工人阶级说话。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讲的是同失业作斗争的措施，那就应该这样提出问题。那就应该提出一系列实际建议和计算结果等等。如果想“离开失业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养成了“离开”最迫切的问题，包括国际局势问题的习惯），我再说一遍，如果想“离开”失业问题和工人的整个现状来讨论这个问题，那纯粹是虚伪。好吧，让我们提出一两年后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建议，可我们的五年计划说的是近几年内失业人数将急剧增加。所有经济机构的计划和所有的五年计划都这么说。如果讲的不是与失业现象作斗争，而是我们在经济上已经站住脚跟，需要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那就是绝对的谎言了。我国工人阶级目前关心的是如下迫切的问题。首先是工资不够，至今我们的工资还很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其次是失业，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关心的问題，失业使工人阶级情绪低落，影响他们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其次是住房建设。这些就是工人阶级当前最关心的几个主要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时期破坏劳动法典的情况日趋严重。我有一张表，可惜没有带来，它说的是最近劳动法典如何遭到破坏，法典改动之处比条款还多。我们也做了很多损害工人阶级和女工生活的事。不久前我们试图实行无报酬的学徒工制度，缩短工人的假期，取消所谓的“小东西”，如托儿所、电车票等等。详细情况可以看我们的行动纲领（1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署名的）。（笑声，喧哗声）是的，是的，同志们，我想你们在这份文件中可以找到对工人问题最好的叙述，讲得最准确，最明了。大家知道，曾经多次企图指责我们搞蛊惑宣传。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党的历史上再没有比关于7小时工作制的建议更具蛊惑性和冒险性的建议了。（喧哗声）拟定这项建议的方法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志们，大家可能还记得大约一年以前，1926年9月，在工资问题上也玩弄了这样的把戏。当时专门发布了一项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允诺使工人们得到幸福；颁布了一个法令，引起全国轰动，后来呢，大家也知道，偃旗息鼓了；只是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现在是想拿7小时工作制来玩同样的把戏。 同志们，列宁在世时我们的情况也是困难重重，不过我们对工人们讲清全部真相：这件事能办到，那件事办不到。我们从来不同工人阶级捉迷藏。这就是我国政府、我党同其他政党和政府的主要区别。 今天在座的工会工作人员相当多，建议他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包括托姆斯基同志在内，今后他为此要比其他人对工人负更大的责任。当然，我们这里有许多信口开河的行家。布哈林近日抛出（笑声）一个口号：“加紧向富农进攻。”这位布哈林现在要“加紧向富农进攻”了，然而，他恰恰是“发财吧”这个口号的作者。（喧哗声）他要加紧向富农进攻了。同志们，这样的诺言和空话已没有任何意义。谁也不会相信的。（喧哗声） 主席：您的发言时间已到。 季诺维也夫：首先，我建议宣言草案应增加国际部分，因为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处在我们这种国际环境中，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所发表的宣言不能不谈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今年发生的。 宣言中正确地说明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和足够的条件，正如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列宁所教导的那样。但是列宁的教导不止这些。这里你们开始弄虚作假了。列宁还教导说，假如我们这里没有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假如不必在国际范围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就确是如此了。现在的宣言文本中，在这个地方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整个宣言因此而受到损害。其次，我建议取消以蛊惑宣传和不负责任地同工人玩把戏的形式提出7小时工作制问题，以免损害我党的名誉，建议这一处换成我的书面建议。 ※※※ 请允许我提出建议。 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责成委员会对宣言中的国际部分再加以研究（战争的危险、中国革命、英苏断交、法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进攻、共产国际的斗争），并把这一部分补充到宣言中去。 第二， 1．在工人问题上去掉第一点，加进以下几点： （1）彻底根除任何延长8小时工作制的做法； （2）停止违反业已颁发的条例在有害车间延长工作日的做法； （3）近期的任务是提高工资，至少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采取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不断增加实际工资的方针。必须通过不断提高低薪阶层工资、但决不降低高薪阶层工资的办法，尽量缩小各类工人的工资差别。 2．必须在合理化领域制止官僚主义的胡作非为。 3．为了缓解失业造成的后果： （1）应按确实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工资计算工人津贴；（2）由于持续性失业应将发给失业者补助金的期限由1年延长至1年半；（3）不得再减少社会保险费，同不支付社会保险金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4）禁止社会保险金库的资金用于全民保健的做法；（5）同“节省用于被保险人的开支”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6）撤消可能有人用来以各种借口撤消现有失业者的补助金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登记的所有决定；（7）采取提高失业者补助金、首先是工业失业者补助金的方针。 必须有长远考虑的周全的和仔细研究的公益工程计划，可在该工程中使用失业工人，这样对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极为有利。 4．不断地改善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在房租问题上坚决执行阶级政策。不得靠损害工人利益来改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住房状况。不得将被截［裁］减和解雇的工人迁出原住房。 5．集体合同应经过工人大会切切实实的而不是走过场式的讨论。 6．劳动法典应看做起码的劳动条件，而不应看做理想的劳动条件。集体合同应包括在合同有效期间保证不裁减本部职工（准许破例的情况应事先专门说明）。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对原有的集体合同进行使工人处境恶化的修改。 7．增加用于安全技术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拨款。强化对不遵守劳动保护要求的惩罚政策。 8．重新审查对劳动法典的种种解释，取消可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的解释。 9．对女工实行“同工同酬”。提高妇女劳动的专业技能。 10．不得实行无报酬的学徒制度。不得实际上降低未成年徒工的工资。采取措施改善劳动卫生条件。 11．绝对不许以牺牲工人切身利益来搞节约。必须将已剥夺的“小东西”（托儿所、电车票、较长时间的休假等）归还工人。 12．工会应加强对季节工的关心。 13．加强对企业工人的医疗服务（诊疗所、医院等）。增加工人区的工人子弟学校。 14．通过一系列国家措施加强工人合作社的地位。 第三，在此之后再把实际进行工作日改革提上日程，以期今后将工作日缩短至7小时。 假如党团接受此建议作为基础（我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即可责成该委员会对以上建议进行加工修订。我想我们的这些具体建议会比遥遥无期的东西得到工人们更多的支持，工人阶级对有人一再向他们许诺遥遥无期的东西已不再相信了。 最后，我建议在此之后再把实际进行工作日的改革提上日程，以期今后将工作日缩短至7小时。 1927年10月15日
斯大林的三个国民党（季诺维也夫，1927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斯大林的三个国民党 季诺维也夫（1927年8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13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同志在191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之前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三月会议上讲过下面一番话（有我要求刊印和散发的现存的速记记录为证）： “临时政府起了巩固革命人民成果的固定剂作用。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苏维埃在动员各方力量并实行监督。临时政府固执地、懵懵懂懂地起着巩固人民成果的固定剂作用，这些成果事实上已经掌握在了人民的手中。这种状况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强行推进事变发展、加快资产阶级阶层向外分离的进程现在对我们不利，他们以后肯定要离开我们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阻挠中间派资产阶级阶层向外分离，以便准备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 只要临时政府在巩固革命步骤，就要支持它，只要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就不能支持临时政府。”（见党的1917年三月会议） 该速记记录接着写道： “讨论策列铁里[1]关于统一的建议。 斯大林：我们应当同意。有必要确定我们关于统一路线的建议：可以按照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的路线实现统一。不要冒进，也不要警告可能出现分歧。没有分歧就没有党的生命。我们将在党内根除小的分歧。”（同上） 这话对吗？不对。这是布尔什维主义吗？不是。这像列宁说的话吗？一点儿也不像。但很像斯大林现在针对中国革命所讲的话。是的，确实像。这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国民党，俄国的“国民党”。 斯大林的第二个“国民党”与1923年的德国革命有关，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这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对此当然需要作出阐述，需要进行研究。斯大林的第二个“国民党”是1923年8月在德国掀起运动时出现的。当时斯大林同志给我和布哈林同志写了信，我们那时都在休假，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同他有分歧，他写道： “共产党是否应该（在目前阶段）在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情况下力求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这个程度，依我看，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当时在俄国夺取政权，具备以下条件：（a）和平，（b）给农民以土地，（c）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d）农民的同情。这些条件德国共产党人现在都不具备。当然，他们邻近有个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当时没有的，但是目前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呢？假如德国的政权现在垮台，共产党人把政权接过去，那么他们也肯定会出丑。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可能是，他们身败名裂并且被抛弃。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2]想‘教育群众’，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肯定会把这种教育和游行示威变成决战（他们暂时有这方面的一切机会）并把它们搞得落花流水。当然，法西斯分子也并没有打盹，然而法西斯分子先发动进攻对我们有利：这样会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可不是保加利亚）。另外，从各方面来看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是软弱的。依我看，对德国人要制止，而不是鼓励。” 同志们，我敢肯定地说，这是1917年3月的斯大林倾向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这是第二个也就是德国的“国民党”。所谓我们不能在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情况下去夺取政权、在政权垮台时共产党人不应起来夺取政权、法西斯分子如同1927年的蒋介石一样“软弱”等等问题提法，就是斯大林的第二个，即德国的“国民党”。 最后是第三个“国民党”，那就是1927年初的中国的真正的国民党，对它的情况我也要向你们作些说明。列宁曾经说过：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许诺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来自取消派阵营的卑鄙政客们则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当支持资产阶级。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统一，本身的武装。”[3] 这是否也适用于中国革命呢？完全适用。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8月 [1]策列铁里，伊·格·（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1918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之一。后流亡国外。 [2]布兰德勒·亨·（1881～1967）——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1923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1年采取“左派”立场。1923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被开除出党。 [3]《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19页
季诺维也夫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7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1927年7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9459 说明：文件上有托洛茨基的亲笔批注：“看来，是季诺维也夫1927年写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国际形势的问题（布哈林同志和契切林同志的报告）。中国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向政治局（和《真理报》编辑部）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件至今也没有分发给中央委员。 我们坚决要求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一开幕就把这些材料分发下去（或最好在全会召开之前的几天里，以使同志们来得及阅读）。 这些材料是： （1）季诺维也夫同志迫不得已的答复。 （2）事实和文件。 （3）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4）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从蒋介石到汪精卫）。 我们请求给我们一个答复，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否将这样做。如不答复（对我们一贯如此），我就不得不认为是拒绝。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7月
第九章人民的地狱（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九章人民的地狱（上）·一、挤出最后一滴血·二、残酷剥削压榨下的人民生活（一）农民生活在饥饿线上（二）工人面向北冰洋的冬天（三）城市居民是“无钱买”和“买不到”（四）低级干部的生活情况共产党人一面铺张浪费，过着高贵的奢侈腐化生活；一面夸耀几年来建设的“辉煌成就”。宣传机器不断地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广播这个卓越的成就，同时还欢迎国际人士参观。这种宣传和参观真就迷昏了一些人的眼睛，甚至那些备受欢迎招待的外国人士，回到自由世界还以他们的偏见偏听写了一些夸耀称赞的文章和报道。这真是二十世纪文明的讽刺。中国共产党几年的建设实在算不了什么，只可供宣传骗人。它的所谓建设多数是等于在旧房顶上再加上一副木棚，看来是新的，实际还是旧东西。生产的数字虽然在扩大宣传上若有其事，实际上并没有超过旧时的水准，即使有些部门生产数字超过旧时的水准，那是以八九年的工夫，加上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压榨，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新成绩。以八九年工夫加上对人民的过分剥削，搞一些所谓新工业，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新建设。这是从一个角落看这个建设的全貌。从另一个角落来看，各处起新房、搞工业，说起来似乎是洋洋大观。以我的看法，这个建设可以在乡下佬面前夸耀，因为乡下真没有洋楼大厦和工厂。这个建设也可以向阿尔巴尼亚等小国夸耀，因为那些小国实在是落后得可怜；这个建设也可以向到中国吃招待饭的国际人士夸耀，因为共产党带他们看一些专供参观的工厂，然后用飞机专车再把他们送走，对这些吃了饱饭就冲昏头脑的人，那就是什么木棍也都成了万花筒。共产党以这种建设向全国和世界夸耀，并以此要求中国人民忍受极端的痛苦生活。我不但是今天身在海外，就是当时身在竹幕之内，我是始终不同意它这种夸耀自豪骗人的把戏的。我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以为：一个国家值得夸耀的建设是看它当时对人民幸福起了怎样的作用。人民生活都在十八层地狱时，不能因它建筑一些楼房，多树一些工厂烟囱，就给它记上一功。我在北京时，当我们偶尔私下谈论起共产党的作为时，朋友们常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建设是好的，而且它是有能力的。”我就常用下边的话如此辩驳：“那要看它的目的，和人民的生活如何。在人民被压榨到不能生活的情况下，这种建设是不足夸耀骗人的。当日本侵略中国之时，目的是在侵略，在伪‘满洲国’它是榨取当地人民的金钱财力，建设了不少工厂，说来也是可观；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人为这种建设夸耀或自傲。共产党今天的所谓建设，即使都如它所宣传的那样，但在统治者骄奢淫逸，为了自己的政权不惜牺牲民命，人民生活如此痛苦之时，哪还有什么值得夸耀。这就是骗人另一套技术。”我的朋友听到哑口无言了。“狂人的天堂”是建筑在“人民的地狱”之上，我们看过了“狂人的天堂”一幕，那里是特权阶级的幸福、快乐、骄奢淫逸，铺张浪费，掷钱如水。现在，我们再看“人民的地狱”一幕，这里是人民的痛苦、悲哀，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被榨取最后一滴血。这两幕剧充分表露了中国大陆上物质生活的全貌。希望读者看过“国际友人”报道北京饭店招待之丰盛，对北京政权如何感激之后，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看一看“人民的地狱”。一、挤出最后一滴血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以“革命政权”的名义，大杀反革命分子；这个数目外间虽难知道确数，但约略而言，大概总在几百万人以上。此外，就是在平常或在运动中逮捕大批“反革命分子”，重要的固然都杀了，轻微的坐监或劳动改造，这个人数，前前后后总在一千万人以上。在旧时代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社会上有影响号召而且有能力的人；在“革命时代”，就以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来衡量，他们绝大多数人是罪不该死，或者也罪不致坐监，劳动改造。但是在红色统治的范围里，权力是在共产党的手里，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上帝只给共产党一个口，其余的人有口都上了封条，哪里还讲善恶是非。我幸而脱出了虎口，在我的笔下便只有同情被共产党屠杀的人们和劳动改造的人群。他们是中国多难的人民中的一部，最惨苦的一部，而不能把他们列在人民之外，认为是罪有应得的囚徒。共产党压榨普通人民还来一套假面孔，宣传号召的骗人伎俩；他们对“劳动改造分子”这一部人民却提出最残忍的口号：“挤出最后一滴血”。共产党人公开地说：“反革命分子若使他们享受枪毙，一声了事，那是太便宜他们了。他们应向‘人民’还债，在剥夺他们一切所有之后，他们还有身体。身体就是本钱，用劳动创造生产。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必须把最后的一滴血，一点力量，乖乖地留下来。”这里所提“人民”二字是共产党惯用的欺人口号，一切都盗用人民名义，如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日报》等等。名义上一切是“人民”的，实际上一切共产党的。这是多么狡猾的手段，但是这套“西洋景”都被人人看穿了。从共产党的法令政策和言论来看，他们对劳动改造分子是多么残忍阴毒！他们明明是挤出最后一滴血，还口口讲“劳动改造必须与教育相结合，使经劳改的人受得社会主义的教育，重作新人”。我的上帝！据我所知，经过劳改的人，多数是作了新人，可惜这个新人不是阳间的，而是阴间的新人，在佛教中说他们已经过了鬼门关了。那些未作阳间的新人之前，还是无穷尽的劳动，只等挤出最后一滴血，才能有资格登在阴间的新人簿上。此外，也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因为是被错捕错判了，或是涉嫌罪轻不须深究了，他们付出了一定劳动之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重新返回阳间的社会了。这种人确实改造成功了，一到“新社会”，不敢说、不敢动，目瞪口呆等于白痴，只剩下一副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身躯机器。劳动改造分子未送劳改队之前是审判时期。在审判期中是受到最大的折磨。审讯时几天几夜不许他睡觉，轮流地有人向他向他问话，交代问题，就使他已经把一切都说出，已经把肠子反过来让他们看肚子里再没有什么了，他们还是大胆怀疑地追问。这样几乎把他搞死。如果这个“反革命分子”被认为不老实，还有各种严刑逼供；刑具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凡是不能想象的极残酷的，共产党一概取用，毫无考虑。有不少人就在这一关口作了阴间的“新人”。另外，一般“反革命分子”睡觉是坐着睡，三四十个人坐在几十方尺的小屋潮湿的土地上，他们是背靠背坐着睡。偶尔特准，是几十人如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紧紧地拥抱”睡在地上或冰凉的土炕上。白天黑夜，这些人不许说话，不许左右乱看，如被看守的武装同志发现，轻则一顿嘴巴，一顿枪把子，重则提出审讯。这些人大小便是有规定的时间，过时就得往自己裤子里撒。夏天蚊子叮在脸上不许打，先要报告看守同志，必须允许方可动手打。诸如此类的情形是说不尽了。所以很多“反革命分子”在这待判期中已经把身体折磨完了。有的上了鬼门关，有的瘦下几十磅，待他们出动劳作时已经形同骷髅饿鬼了。我是不幸的，在政法委员会任内，又参与通过《劳动改造条例》。据该条例，劳动改造机关为看守所、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和少年管教所四种。看守所是为了对未决犯进行侦查和审判工作而设置的场所，主要是羁押未决犯，以中央、省、市、专区、县为单位设置。监狱是以省、市县为单位，主要是监管不适宜在监外劳动，已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无期徒刑的“反革命”和其他重要刑事犯。劳动改造管教队，以省市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分小队、中队、支队和总队，监管已判决而适宜在监外劳动的“反革命”犯和刑事犯。少年管教所，以省市为单位设置，管教13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犯。犯人一经判决定罪，无论其在上述任何机关内，他们都得劳动。在看守所内的工作是比较轻的，只是作所内的工作，如扫地烧饭洗衣等等工作。在监狱里已经有小型工厂的设置，工人就是犯人。在少年犯管教所犯人是作些手工，如打麻绳，编草鞋等工作。劳动改造管教队是一支劳动大军，他们都是支付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劳动改造就是挤出最后一滴血的代名词，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劳动改造分子和劳改队。在东北寒冷的土地上，在新疆、在海南岛、在全国各角落，都有他们的足迹。开荒、下煤坑、修水堤、挖阴沟、修铁路、公路、开山、揸石、烧砖瓦、抬泥土……凡是劳力支付过巨的工作，都要劳改分子去作。他们是活工具而不须领取工资的。而对他们的生活待遇是残酷到了极点的。平常一个农人养了一头替他耕作的驴子，还要给它足够的饲料，给它足以避寒避雨的地方，小人家甚至把驴养在自己的屋里，不让它担负过重劳作。但是共产党对劳改分子不如小农人的驴子。劳改分子在工作时每人都担负过重的劳作，如一个知识分子担土要每次担一百多斤，这是超出他体力能力所能负担的工作。工作中还要竞赛，抢红旗，谁的工作出力就把红旗授给他和他所属的一组。工作之后，还要互相批评。稍微工作落后于他人的，不但要接受批评，上级还给他一个暗号：工作不积极，思想未改好。这是更多折磨的开始。劳动改造队每天都作十二三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早上五点半起身，吃点东西就出发劳动了。午饭后有半点钟休息就又出发了，只待日落才收工。晚饭后还要开评工、学习、检讨等等的会，一下了又是十一二点钟了。睡眠的时间是不足的，而所睡的地方比在待判期中差不多，几十个人睡在小屋内用谷草铺的土地上，有的是睡在木板炕上，拥挤的情况还是很厉害。吃的，自然是粗粮，而且多处是喝稀饭，分配定量，没有菜，只有咸盐水或一块萝卜干。营养是谈不到的。所以很多劳改分子患了各种各样的病，色盲的情况几乎是普遍的，多少人就因劳动过度营养不足永久地安息去了。共产党平常是维持着这样的千万人以上的劳改大军，这样既不发工资，又不须给他们吃饱、穿暖、睡足，而所要求的工作是必须“超额”。这是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一个最靠得住的经济体系，是利润最好的来源。同时在这个大军之后有广大的后备队伍，中国人民。共产党就利用肃清反革命，及各种运动来壮大劳动大军。只若它的政权存在一日，它是不愁这个大军兵源枯竭的。共产党为什么不愁千万劳动改造大军兵源枯竭呢？就是因为它可随时以任何理由逮捕人送去劳动改造。我举一个例子，读者就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多么轻易地招取劳动改造大军。故事是这样的：1950年，上海市附近的乡村几个农民，于农闲之余找点副业以维持生活，他们几人凑合一点资本买了一些西瓜运到上海来贩卖。其中的一个农民与其他伙伴走散了，他到处寻找也逢不到自己的一伙人，手内又无钱，饿着肚子东张西望。这个“饥民”被警察发现了；上前盘问他一下，农民是看见警察就发抖的，口齿又说不清，形色又仓惶。警察盘问之后就断定他是坏分子；不是偷窃犯，定是反革命分子。于是把他带到公安派出所。在这期间，他的伙伴四处寻找不见人，忽然第三天早上在黄浦江码头有人发现浮尸，捞上来已经腐肿得认不清面貌，他们断定是那个失去的伴侣。这个浮尸由当地公安派出所埋葬了。这几个农夫回到乡下说，他们的丢失的伙伴跳黄浦江而死了。他的家人闻讯后办了丧事，穿了孝服。隔了五年，这个被派出所逮捕的农民，由新疆给家里来信说：“我是于1950年与伙伴失去联络，在上海市区被捕了，被判五年徒刑，遣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因为工作积极，表现良好，就要刑满释放回家了。”他的家人喜出望外又发现这个人还是活着，只等待他这个新人回家。这个故事是上海市法院负责人告诉我们的，从这里就可看出共产党招收劳动改造分子是多么容易。一千万人以上无报酬的劳动力，它所产生的利润是可观的，足供共产党首长们挥霍一气，难怪他们奢侈阔绰，而且振振有词。关于劳动改造所得“利润”，就全国来讲是不易统计的，而且数字也不会外露。不过我可举一个例，读者就可推测其余了。1956年夏，我到上海杭州等地观察司法工作，曾视察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这个监狱是在1937年以前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狱，规模很大，监房几乎都是现代化了。共产党常把这个监狱供作参观的对象。说来这个监狱由设备到管理是相当的好，可以列为监狱中的模范。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介绍那里的生活和管理，而是说明劳动改造是利润之源。提篮桥监狱，在我视察时只有六七千犯人，实际这个监狱可容一万二千人左右。据负责人说大批犯人是送到外地去进行劳改了，这里为了工作只能留着六七千人。在这个监狱里设有印刷厂、织袜厂、毛巾厂，厂的规模虽不算大，但是也足容这六七千人劳动。据监狱负责人报告我们，全监狱的工厂劳工都由犯人担任，它生产收入，每天有一万五六千的利润，每月大约50万元左右，他还为我们详细报告了每部工作所得利润的比例。另外，还有为外人参观而设置的劳动改造工厂，如北京清河毛呢厂，设备得很不错，劳改的人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在这里既供外人参观，同时又榨取利润。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全国千万劳改大军利润的收获了。自然在开荒、开矿山、修水库、水堤等工作，利润是不能与工厂相比的，但是共产党必须从每个劳改分子身上榨取大小不同的利润是肯定的。监狱和劳动改造队是共产党经济制度下一个利润可观的来源。故共产党不怕犯罪人多，不惮多给机会令人犯罪，不厌其烦地发动运动捉取大批“反动分子”，不加怜悯地有罪无罪送去劳动改造；并有意地加重罪刑……这一些都说明不只是怕不可靠的人们反对它的政权，把他们送去劳动改造；而且是逮捕犯人是经济利润绝大的诱惑。这就是既消灭了可怀疑的，可怕的人；同时又为这个政权建立了经济基础。这些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时，共产党就振振有词，挤出他们最后一滴血了。二、残酷剥削压榨下的人民生活在共产党特权阶级挥霍无度和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下，这个沉重的经济负担都落在广大中国人民的身上。拿中国历朝的历史来看，这种压榨是空前的，而人民所受的痛苦更是史无前例的。当我们谈到中国人民的生活痛苦时，我们应把一般人民的痛苦作为说明的对象，我们既不可以极个别的穷人，强调共产党的罪恶；也不应以极个别少数过得去的生活，而错觉地认为是共产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最穷的人在什么时代都有，过去时代有叫花子，今天也有叫花子；过去有生活优裕的人，今天也有。这两种极端都不足以说明社会的真象。代表社会生活真象的是一般人。所以我们谈人民生活时应以一般人的生活为标准，极端个别的只是这种现象下特殊的情况。在二十世纪，把所有国家拿来作一个比较来说，中国是属于贫穷而落后的国家，人民的生活当然是困苦的。但是以中国自己本身的历史来说，尤其是以近二三十年的历史来比较，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痛苦比任何时期都厉害。若以二十世纪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增加与各种有利的条件而论，更显得这种贫穷的程度的可怕，而且是不应该的。这就不能不归咎于共产党的暴政。自共产党掌政以来，中国人民穷困面是扩大，而不是缩小。就扩大面来讲，除了一般的穷苦人民之外，又加上了士农工商各界。尤其是工商界，过去他们生活比较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这群人也逐渐地打入穷人队伍，只有一小撮人被政府利用作为号召的幌子，如李烛尘、荣毅仁等。同时穷人队伍中并没有把更穷的人提到足够生活水准。这就是说，土改后的贫雇农名义上翻了身，实际上他们还是处于可怜的地位。就算他们之中有由贫无立锥之地一跃而为有立身之地，但是他们上升程度有限，而且也没有因为这极少数人的上升，改变了穷人队伍的面貌。另有一部工人生活虽比较好些，但在六万万人的比例中，那又是渺乎其微了。所以说，今日中国人民的痛苦，普遍地比任何时期都穷。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头三年，穷的现象虽比过去为甚，但还不怎么显著。那是因为农村中有土地改革，瓜分了地主的土地和所有资财，这个胜利果实引起乡村的大吃大喝，穿几件新衣裳。在都市，工商界在1952年五反时才被斗争，在这前后，都市居民，工商界还有老底子，但没有发展上进的心理，而有吃了完事的情绪。这种情况也足供点缀“繁荣”。所以共产党在这期中，便举出那畸形的现象，大事宣传说：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一般不知实情的人，也就被欺骗了。但是“好景不常”，真底子逐渐露出来了。于是共产党才不宣传人民生活改善。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带来的新现象。可惜这个现象是闹穷而不是繁荣富强。中国虽是贫穷，但是以中国幅员之大，埋藏之富，人手之多，中国是可以变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这需要时间和适当的办法。在时间上和办法上，共产党都犯了毛病。就时间来讲，我们已于上文中提到速成建设所招致的困难；同时就办法讲，它又以无知妄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另外一个可憎恨的因素，是共产党人自己的奢侈腐化生活。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想走上富强之路，必须在时间办法上，不犯共产党所犯的毛病，尤其是必须消灭共产党特权阶级那种腐化生活情况。而欲达到此理想境地，必须有民主为之保证。共产党这种作法，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就经济上讲，所谓一个贫穷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财富不多，国民收入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阶级还以这种不多的财富任意挥霍，没有不造成更多困难的。就道德上讲，一个国家想要由农业转入工业化，这就需要大批资金，这就要上下克勤克俭。如果大家都克勤克俭，受有限度的苦，就能改变现状，还可令人忍受信服。如果像今天共产党统治的天下，人民大众，受无穷的苦，而统治阶级享无穷的乐，这就是道德上最大的不公。在经济上的浪费和道德上的不公情况下，这种经济建设纵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可能有一些成就，但与人民所受的痛苦作为代价来衡量，那就是得不偿失。中国今天的情况，正是这样。共产党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穷的情况就显著地加深。1950年到1952年的恢复经济阶段一经结束，接着是人民的肚皮缩紧。而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胜利完成之际，全国穷得呱呱叫，而反抗之声和骚动，就广泛地出现于共产党统治的天下。在我写至此时，共产党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正在进行全民整风。而毛泽东于1957年开始就警告过国内的矛盾加深，如群众与政府的矛盾，上级与下级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这就是表示人民对这个政权的不满意和憎恨。而人民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各种原因之外，主要的，基本的原因还是生活过不下去了；人民所受的痛苦已超过可能忍受的程度。现在，我们就回转头来，谈谈在极端压榨下的人民生活。我想把农民、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干部这几方面人的生活作一个概括的描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般人的生活，而不以极穷的个别人和富裕的个别人，作为问题叙述的对象。（一）农民生活在饥饿线上农民占中国人口80%以上，欲看中国人民的穷富情况当然要先看看农村。我先把我在三十年内看过的农村作一比较，而且我看过的是富裕的农村，不是山区僻壤穷困的农村。首先，我介绍我出世的农村。我生长在那里，我看过它的长成和没落。这个农村是在东北富裕区，辽宁省锦县城西三十里的地方。在我年青时代，甚至在日本侵占的时期，这个村是家家丰衣足食，只有十几家为地主富农作长工，每年工资三石多粮食，他们多数人自己还有几亩土地。这村中只有三家人是属于穷的，靠给人作工为活，不足时求人帮助。这个农村房屋是相当整齐，每家于耕种田地之外，还养猪，稍微富裕的有驴马；有的再富些的人家，还养牛养羊，为增加财富，也为积肥。这种农村是属于富庶的，可是在东北却是一般的。土地改革之后，于1952年我回去一次，这个村已经改变了面貌。首先惹我注目的是围绕这村子的树林全都砍光了。据村中人告诉我，国民党防共时期砍掉了一部分，用建工事；共产党进来之后，尤其土改时期，大家伐树，家家伐树，一阵风就砍光了。进了村子，不论是什么院子一律都没有了大门，墙垣也坍塌了，房子和门窗是破乱不堪，简直令我认不出这村子的原来的面貌。村中人告诉我，土改之后，大家没心过日子，坏了的房屋墙壁没心修理，大门当柴烧了；以后一直没有修理的心绪，即使有心绪也没有能力来修理了。家家闹穷，哪有钱去修理墙垣和破房。羊群牛群不见了，强壮的骡马不见了，村中仅剩下四、五辆破车，使用的牲畜是老驴瘦马。偶尔有几家人还养个小猪。这个村庄由富庶走到破落的样子。1953年冬和1954年夏，我又去过这个村庄。村子的面貌愈不成样子，农民们表现一副愁苦的脸。我避着省政府给我派的四五个干部随从，问问亲友们的生活怎样，他们吞吞吐吐地说：“谁也过不下去了，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各种杂捐杂税，统购以后所剩下的粮食不够吃，每到春天大家闹粮荒，总有不少人家揭不开锅。”我当时是人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只有痛在心里；我能对这些农民说些什么呢？其次，我介绍北京附近农村的情况。北京天津公路是我常走的路，在日本侵占北京之前，我常乘汽车走过这条公路，也常停车溜溜乡村和农民谈谈。其中一个乡村名河西坞，这个村是在一条河旁，可能因此起名。另一个是香河村。从我过去看过的情况，这类村子的面貌还算不错，农民也都是勤俭工作，大家是愉快的。1954年7月因为河水冲坏了京津铁路杨村附近的一段，想坐火车去天津必须绕道石家庄然后转津浦路才能到天津，时间要花二天。我因有私事须到天津，同时我也为了好奇心要看看京津公路上的情况。我雇一辆三轮车，这个车夫体力很强，欣快地接受了我的雇用。我们上午十时由北京出发，出了朝阳门，沿路上的田地都有由一尺到几尺左右深的水，庄稼都死殃殃地泡在水里。天气还很热，我们过了通州就到了河西坞香河的境内，在路旁一家小铺内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这时我就和小铺的伙计谈起来了；我首先问他水灾的情况，他说：“左右村庄都被水包围或浸在水中了。”接着我又问他乡村生活情况，他说：“现在情况和从前大大不同了。从前这个村子由东头到西头生活都过得去，现在你看，每家连个大门都没有了，一进村子便看到现在这个穷样子。从前，这个村子有十几家有车、有骡马，现在连个毛驴也没有了；从前每家差不多都养一口或二三口猪，现在连根猪毛也看不见了。现在家家吃不上，何况又闹了水灾。”这时坐在旁边的两个庄稼人，其中的一人在旁边插嘴道：“没有吃的，快了，大家就要抢那边的了！”这时他用手指着围墙内用席子围着的十几个大粮囤。那是政府统购的粮食，现在储存在那里。我离开这群人，沿途所见是大水一片，农民由村庄到公路都须涉水，而且大批农民是被迫到杨村附近去防水，每个人都是愁眉苦脸，身上露出枯瘦的骨架子。再有，住在北京，平时我常自一人或是和一个能说得来的同伴到北京西郊去游玩，有时是有意地去访问农民。我记得三年前，在西郊公园后墙外，我和一位老农人谈话。那是8月一个下午四点钟左右，老农人正在场围上打豆子，我到时正是他休息吸烟的时候。我凑近他的身旁闲聊了一些话，然后我问他收获的情形。他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我问：“这话怎讲呢？”他说：“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人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再有公家所收的粮食是要上好的，稍微差一点让你拿回来，不点收，就以大豆来说，不圆的，不够格的就交不上去，怎样拿去，怎样拿回来。唉！日子真难过，把人都要愁死了。一会儿就要天黑了，点灯都没油，每月配给二三两油不用说作菜用，就是给死人‘开开眼光’也不够啊！”老农民愈说愈起劲起来了，真个滔滔不休，最后还是摇摇头叹口气：“有什么法子！”这是我在北方亲口和农民谈过的例子，而且一个是富庶地区，另一个是首都附近。现在我再举一个南方富庶省份中的一个例子。这是以产米闻名的湖南省衡山县乡间的情况。我已经提过1955年冬季我们到过那里视察农村。在工作时都是乡长陪着我们，同时为我们布置工作，如去哪家访问等等。据乡长报告，村里每家于收获之后除去公粮和卖粮给政府以外，每家每人尚可有口粮400斤左右。我看过村公所贴的统计数，也大致如此。但偶尔我一个人散步，信步走进人家，闲谈一些话，有时我对证一些话。一般农民知道我是由北京来的，都不敢说话。可巧有个军人眷属因为购粮购不着，三四个月前已经批准允购粮200斤，但是始终拿不到这个购粮条子。我们到时她把情形，向我们控诉，经我们让乡长调查，发现这个购粮条子由乡干部某人没收，从而把粮在黑市卖了，自己赚了一笔钱。这事闹了两三天才搞清楚。因此我也熟识了这个妇人。有一次我独自一人走进他们的院子，一所房两三家住。我坐在房门前的阳光下和他们谈起村中的情况。我问每家吃得够不够。这个军属——她丈夫从军四年来没有回信——是很胆大而爽快的。她回答说：“哪家也不够，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谁也没有那么多。就以我来说，我和五岁的小女孩，我分得了土地，参加互助组，工作一年，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没粮时东凑西拼，吃山薯、野菜、稀粥，有时还吃不上。不单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这时她用手指着站在我西边的一对三十几岁的男女。我回转头来问问他们怎样。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那里一副苦脸，未等说话就抱头痛哭起来。他的女人对他说：“哭什么，问你话，你就说呀！”这个男子始终在哭泣，没有出声。最后还是他妻子开了口：“他最近累得吐血，我们俩口只有他是全劳，我只能作半劳。我们家每年要缺粮三四个月。买粮，公家不卖；买黑市又太贵，买不起，何况那又是犯法。他是个老实人，每天拼命地作活；但是吃不饱，日子又难过，把个很强壮的人弄倒了。假如他有个好歹，我也活不下去了。”说着这妇人也呜咽起来了。这个场面弄得我好心酸，他们可能想象我能想出一些办法，解决他们的苦难。我除了安慰他们，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我又有什么办法。同时，我心里想若把这种情况向北京报告上去，或公开出来，共产党一定说是造谣，阴怀叵测；至少说这是“个别现象”，一了百了。例子说明一些问题；但是还易被误解为个别的、少数的。实际上全国几乎都是这样。把绝对多数这样“个别的”例子聚集起来就是一般化了。现在我很公正忠实地把一般情况概括地介绍一下。首先，我声明我的材料来源不是道听途说，虽然我承认道听途说的也有真实价值。我的材料来源是官方的内部的报告，这虽然有报喜不报忧的缺点，但根据这种材料，一部是来自内务部，它有各地方的报告，常有人员下去调查，回部就作口头汇报。我经常到那里阅读文件，和参加部务会议。一部是来自下去视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协委员。另一部来自报纸和我们的观察所得。现任内务部副部长王一夫当他还是东北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时，他在东北辽阳县乡村作过调查；在1952年他有一份报告，把乡村的富、中、贫农的生活和收入作一系统的研究。我记得他报告五口之家年收150元到180元就是标准过得去的人家，每人每月平均至多3元钱维持生活。自然比这个稍富裕的也有，比这个贫穷的也有。这个生活标准以当时来说虽然低一些，但还可活下去。可是情况一年不如一年，想维持这个标准已经不可能了。这是因为农业税和杂税日渐加重而不是减轻。农业税规定为收获的17%，加上村中的种种杂税开销至少农民要付出全年收入的35%。尤其自1953年实行定产，统购统销的政策以后，税的比重更形加重。它的毛病首先发生在定产上。所谓定产，就是每家所有的土地在耕作之前，经公家先给评定必须要生产一定的数目粮食，如指定十亩地生产七石高粱。但定产多是偏高而不是公正评定，如普通十亩地产六石高粱，评定时一定是九石十石。这样共产党说可提高生产，实际就是提高农税，因为税赋是按定产的17%征收的，而不是按实际收获征收。定产高一定就是税收高。虽然在官样文章上说歉收或灾荒可酌予减税，但是事实上歉收时仍按定产纳税，灾荒时也是按定产纳税。只有水灾严重区颗粒不收户是无法交税的，不能不免税。所以农民在收获之后，按着定产额一交税，再加上杂捐，自己就所剩无多了。每家每年闹粮荒，不够吃是肯定的。即是办了合作社之后，定产仍是老办法，农税虽由合作社代交，但是每人的负担只有加重而没有减少。内务部于1953年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去。王一夫视察了洪泽湖附近农民的生活，另一组到陕西乡间。回来在部务会议上报告是这样的。王一夫说：“进了村子看不见一棵树。农民是住草棚中土地上，没有炕，屋外有灶，几乎终年不举火，吃的东西，糟的程度，我们几乎没有看见过。这真是不堪想象的穷苦。”另外几个干部报告陕西人民生活的穷苦情况。而在会议桌上摆了十来种野菜，树叶和植物根子。我拿到手里一看几乎全不认识。他们说：“人民粮食不够吃，就找这些东西充饥。”在这一年，人民的穷苦之外，又加上了大水灾。共产党首脑之一，邓小平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灾难如此严重，如此下去，中国要出朱洪武！”朱洪武就是明太祖，他的起家本钱是当时人民的痛苦和灾荒。共产党的政权受到了人民穷困的威胁。那一年他们是大力地救灾，度过了难关。但是他们自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从不计较平日人民的穷困。在极端困难下，他们还在加深人民的穷困。天灾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是无年不有的，所不同者只是种类或程度的不同。共产党救灾是采取自力更生办法，叫人民自救，发点救济粮如给小鸡撒几粒碎米，略资点缀。他们的办法是不许灾民出境，如果某地区患水灾、旱灾等等，这个灾区就封锁起来，不许人民向外逃荒，饿死也只许饿死在“家乡里”。这样共产党易于“维持秩序”，“控制灾荒”。毛泽东在灾难之下，在报上宣传“不许饿死一个人”。可是我在内务部所看到的文件和听到的报告，每个灾难地区都有大批人的死亡。1953年的长江淮河水灾区，几乎有一半难民患着严重的各种杂病，接着就是大批死亡；他们的死亡，除了无医药之外，主要的是肚内无食所招致的后果。而这时中国的粮食还在出国换锡兰的橡胶，苏联的机器，和毛泽东所乘的吉士汽车和所吸的三五牌英国香烟。共产党加重农民困难的，除了上述重税之外，就是它的统购统销政策。在表面上看来，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在消灭一切私商之后，把粮食由国家收买管理，人民用时再由国家销售，这也还是合乎计划经济的原则。同时周转得当，也未尝不好。事实的内容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共产党的目的是消灭私商，这是明显的、公开的；共产党把收购的粮食藏在山洞内专为国际战争之用，为特权阶级保持食物，这是不公开的；另一种用人民糊口的粮食去出口，换机器和要人的享用物资，这一点是半公开的，半隐秘的。上述这种情况，形成统购和统销政策，是压榨人民最残忍的办法。统购政策是说，人民生产所得除了交公粮（税）和自己的口粮之外，凡是余粮得卖给国家，由国家定价收购。这是表面的说法。实际上，农民于收获之后，除了交公粮之外，是几乎尽其所有被强迫地收购去了；有的剩下一二个月的口粮，有的剩五六个月口粮，有的当下就收购一空，一点粮都不剩。这种情况在统购政策实行第一年最为严重。首则，因共产党是想完全控制住农民，使他们低头听命，把生活资料拿到统治者的手里，同时满足了统治者上述囤粮的目的。次则，干部为执行上峰交下来的任务，拼命去完成，由上到下，都把农民当作被剥削的对象，异口同声地说：“农民是保守的、自私自利的，他们不会把余粮都卖给国家，必须老老地挖掘。”这样一种把农民当敌人的整法，一下就把农民挖空了。如果你家除了口粮只剩百斤余粮，按定产数政府必要由你家收购三百斤余粮，那么自然把你家人的口粮挖去一部。有的人家的口粮一下子被挖空。这就是“统购余粮”统治者的心理、干部的作风、和农民所遇到的困苦。所以在统购政策实行之后，各处购粮都超额地完成了任务。如广东一省那年就超购7亿斤粮食，把广东造成了缺粮灾难。所谓超额完成是超出了预定的统购数目。一般说来，统购数目由中央决定，然后按着省分派，由省再分派到县到乡。据说他们是按生产统计，知道全国有多少余粮，各省、县、乡也知道各自辖区所产的余粮。他们就按这个统计数由上到下统购起来，简言之，收购余粮是按统计数有预定额的。这个额都定得很高，而且在执行时下级还要超乎这个数额完成，这不就是很明显地要把人民口粮一下子挖空，全国农民不闹粮荒、缺粮、灾难……还有其他途径吗？如果你说这是太严重了，人民活不下去了。共产党回答你一句：“我们还有统销政策呢！”按这统销政策，就是人民用粮时再向政府去买。事实哪有那样的方便。粮食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就如同肉到了老虎的口里。你想向他买粮比向它讨乞还困难。首先，对一般缺粮户是不卖的，它让这些人家克服困难，勒紧裤带。次则，遇有极端困难者，由乡政府批准方能购买。这一关就不易通过。干部们是奉命不许随便放粮；同时再加上干部的作威作福，有方便机会先给他们的亲友，一般困难缺粮户在干部眼中就是他们亲友的候补者。再则，困难户购粮即使得到乡政府批准，到粮站去买又是一大难关。政府命粮站每天售有定额的粮，不是随便卖的，不是来者不拒的。有定额的粮，后来者就要望洋兴叹了。举一个例。在内务部我看到这样一件报告文件。有个农民是缺粮户，经乡政府百般刁难后批准买五十斤粮，卖粮站离他的乡村却有120里地远。他用一天半工夫才能赶到那里。他东拼西借凑了10元钱，辛苦地到达了粮站所在地。第二天去买粮；迟到了，粮站关门了。第三天，早晨起来就去粮站，那里已经站队有五百人之多。候了好久，粮站开了门，卖粮到百人左右就宣告今天额满不再卖了。第三天、第四天，他都因这种情况未买到粮。直等到第六天才轮到他的头上。等他一问粮价，看看自己袋内钱，原先10元钱足够买50斤粮食而有余，现在只够买20多斤。因为其余的钱就在路上和这五天消耗在栈房和早晚两餐上了。他背着20斤粮食回了他的故乡。买了20斤粮食，前后耗去他8天劳作的日子，和耗去借款的六成以上。他回到乡村，怎能喘过这一口气？这个例子虽然有点突出，但是向政府购买口粮所遭遇的困难和这个例子都是大同小异。人民向政府买粮如此困难，就是人民向他们送上门来的公粮也有同类的情况。在这里我也附带举上一个例子。在1953年山东省某地，政府的收公粮站门前有大小百十辆车子，冬天气候很冷，收粮的干部，百般刁难农民说：“这个豆子不合格，那种米不够好……”一天只点收几份，过时关了大门。等候交粮的人白天候在门前，夜里住在小店，一连就是好几天。那几天正赶上严寒，瘦剩骨头的驴马冻死了不少头，农民也吃净了盘费，病倒的也有十几个人。交公粮是“荣誉”的事，共党干部对之尚且如此，你向它买粮的困难不比登天还难吗！中国的大陆上今年宣传粮食生产增加，同时年年噪闹人民缺粮和灾情。这种困难情况小部分是归之天灾，大部分是归之人为的灾祸。这人祸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而它把责任归之于天灾。外边也只知道“大陆上闹天灾”，而不知“大陆上闹人祸”。人祸的结果，是家家吃的不够，由乡村到都市。乡下人几年来，每年是吃完一点口粮之后，充饥的是黑豆子、山芋、番薯、豆饼、糠谷、野菜，和各种各样可以吃的东西。农民工作是半饱着肚子，体力都是逐渐衰弱的，多数人是患着各种因营养不足的病。这是毁灭民族的一场大灾难。共产党自1956年来以农业合作化运动想转移这种情况，同时完成其另一个彻底控制农村的野心。自从毛泽东高呼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共产党一手制造了这个高潮，全国几乎全部合作化了。它达到了完全控制的目的。但是它却不能增加生产，虽然它的报纸天天鼓吹增产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的是农民在压榨下工作情绪低落；次则，农民的体力渐衰；再则，生产工具和肥料不足，最后是社办的又出现了以社款铺张浪费的现象。合作化在人民眼中是另一种枷锁。他们已被捆得透不过气来，在这时又加上合作化的管制，他们简直都活不成了。吃的还是依旧不够，而每人必定工作一定的工作日，像奴隶一样赶上农场，奴工制度是历来证明功效很小的。农民明白了就是累死也只能过半饱的生活，他们哪来的工作情绪。共产党虽然一再打气，但是事实总胜过宣传的。农民们自己懂得什么叫做痛苦，什么是骗人的空言。吃的是半饱，而且是糟糠之类，这样能维持体力吗？事实证明，农民已沉入了消耗病，每人带着一副青灰的脸。再则，办好合作社，增加生产也要有工具和肥料。合作社的农具还是过去的旧农具，多数还参差不全。新出产的半新式的农具只供展览之用，还未能下乡，一则是数量不足，再则是未必合用。同时，全国普遍地缺乏耕畜。原因是战争时牺牲了不少，共产党执政以后是饿死不少和杀死吃了不少。土改时杀死不少耕畜，土改后又因缺少饲料，农民养不起驴马又杀吃了不少。这种缺乏耕畜的情况在北方出现了一种稀有的镜头。1956年4月初我由广州回北京，在汉口北京的沿途中，主要是在河南省河北省境内，农民们正在向田里送肥料。我看见遍地是大批裹小脚的女人，十五六个人拖着一辆笨重的车子往田里送粪。以人代替了驴马，而且是小脚女人。北方的女人在耕作时参与工作多是拔草、摘棉花、或轻的劳动，以人代驴马而且是小脚女人，这真是稀奇了。在共产党来讲，这是有法令根据的，“农业发展纲领”中不是规定农村妇女至少要有80个以上的劳动日吗？这群小脚女人替代牲畜是有法令根据的。但是任便如此规定，我回到北京向人一讲，有在乡下有亲友的人说：“这些妇女白天工作，晚间是痛哭的。”有个人说：“他的嫂嫂就是如此。”最后，合作社想增产，却为官僚主义的铺张浪费打了折扣。主持社务的人多是干部或积极分子，他们从上级或少或多地学了一套摆场面的学问。于是办公室要讲究，购置家具等，好象把城市的衙门搬到乡村，以一个合作社的经济能力如何经得起这样铺张，铺张的对面就是农民的收益相对地减少，这是很显明的道理。有了上述这四个原因，共产党控制的合作社，想增加生产，增加农民的收益，也是空言。最近好多合作社垮台了，大批农民要求退社，共产党把责任归咎于富裕农民不愿合作化，说他们故意捣蛋。实际是共产党的作法不让农民生活下去。1957年共产党为了控制农民，下放了数百万干部下乡，据说目的是教育农民，了解社会主义；同时在实际生活中教育干部，以便过社会主义的关。共产党下放干部虽在表面有上述用意，但它背后还有另一个用意，那就是把“右派”中的轻微对象，和精简机构的编余人员遣送到乡间去，这就是变象的劳动改造。把这些人发配到乡间去，让农民和这些人一起喝那锅稀粥，意思是不管你们多少人，反正就是那锅稀粥。同时派遣一些自己的干部从中领导监视。受罪的改造分子，他们不论男女要同农民一样工作，而且要为农民作榜样，替农民服务；如大学毕业的女干部为农民洗衣服，烧饭等等。这些下放干部是以带罪之心下乡，偶尔回到城里见着亲友就是抱头痛哭。这种情况是最近由北京到香港的朋友亲眼所见、亲口告诉我的。从这里我可预言共产党在农村中又在为自己掘了坟墓。下放干部和农民表面上是互相整风、实际上有了一副同病相怜的心情。在共产党极端压榨之下，农民已活不下去了，农民在饥饿线上生活，如果共产党从农民那里剥夺去粮食，好好运用，用于正当的事业上，也还可稍微安慰一下受饥饿的农民。共产党不是这样的，除了上文所述他们在狂人的天堂里那种铺张浪费，还有他们不经心所造成的粮食浪费糟蹋。共产党把粮食收来之后，没有适当的仓库，没有近代储粮办法。他们不经心地把粮食堆在场院，用席子围上，风雨不断地浸蚀了；在没通风的房子里堆了粮食又招致发霉了；放在山洞里又招致潮湿了；运输时包装不好，满地撒粮了……农民忍饥挨饿积下的粮食，共产党就如此糟蹋。待粮食发霉，共产党又以市价卖给人民——完成统销任务。人民还得花钱替他们消化腐坏的粮食。农民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了。从前，他们于农闲之余可以作一些副业，或是作些手工业如编筐子，或是为人运输、赶驴脚，或是在城里为人帮工等等。现在共产党统制之下，一切都在管制之下，制成手工品无处去销；有时在指导下这样作了，大家都如此作，又塞住了销路。作运输、赶驴脚、抬轿子……一切都取消了。想到城市找工作，一则不许进城，再则在城里不加入组织也找不到工作；如作小贩，现在无货物来源，同时警察也不许你在街上摆摊子。那么，过去农民不是可以养猪养鸡吗？现在却又不同了。除了极少数稍富裕的农民之外，一般农民是养不起猪；一则自己食粮不够，猪的饲料每家虽规定百斤左右，但是经常是纸上文章，买不到的。这种副业也向农民关门了。现在农民除了像农奴一样栓在土地之上，别无办法，两手空空。古代的农奴还有知情的主人，或者说有了讲私人利害的主人；共产党统治下的农奴是活的工具，丝毫没有人情味，只有共产党口上欺人的宣传和无情的鞭子。这种情况，待我在下一章叙述“人民公社”时，更为显明。共产党起家是靠农民，得了天下又忘了农民，而且加重地压榨农民，还恬不知耻地说：它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事实证明它先挎了农民阶级这一角，农民已在痛苦中表现对它的仇恨。（二）工人面向北冰洋的冬天共产党自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在1949年它是以代表三百多万工人阶级登上了宝座，统治六万万中国人民。到1957年它的工人阶级才有1100多万人，但它已完成经济改革、把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这个时候它像一匹恶犬又忘恩负义地来噬咬其主人——工人阶级。最近全国整风运动中，大整工人，共产党又为工人阶级分了家。邓小平在整风运动报告中不是说过吗：“占65%左右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还有3%左右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们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工人阶级是现实，而不是主观的幻想。人不是一定生来就是属于某个阶级，这是说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的人本是属于资产阶级；但等到自己家道末落，失去了所有，也就是失去了物质基础，假如他流浪就成为流民，假如他肯到工厂工作，他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但在一定时期内，他还是保有原来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逐渐改变的。工人阶级的大门是向所有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开放的。人们失去了一切所有，没有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他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他就是无产阶级。假如他有了物质的基础，不愿在工厂劳动，他又可跨出工人阶级的大门。阶级的划分是以物质基础为标准，不是以统治者的好恶为标准。但是中国共产党偏以其好恶为标准，它到工人阶级中还来划成分，例如在反右派斗争中，它就把大批工人原来的阶级成分提出了作为打击的借口。人能生来就是祖传为无产阶级吗？有是有的，但为数不多。工人阶级的壮大是随着工业的发达和后备队的踊跃的参加而生长起来的，这些人中不是生来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产业革命后的新名词、新事实，人类却有了千万年的历史。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划成分，给工人分家，除了证明它不足以代表工人阶级外，更明显的它是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榨和迫害。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说：“历次运动证明，老工人都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这是说1949年那三百多万工人是共产党所依靠的基础，他们在现工人阶级中占1/4强，其他3/4，是共产党整的对象。在这里真令人忍受不住，说来说去，共产党你到底是代表什么呢？你口口声声代表工人阶级，而你认为在工人阶级中靠得住的只有1/4人数。其他的3/4是为你整的对象。揭穿来讲：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枪杆，统治者一群人的福利，和挂羊头而卖狗肉。解答这个问题还是让事实自己去说明吧！共产党以代表工人阶级自居，工人阶级在大陆中国是“光荣的阶级”，有些失业无着落的人们，对工人阶级是望洋兴叹。在广大人民里，工人阶级的待遇还是诱惑人的。人们想求得工人待遇而且不可得的，因为这个阶级在产业工作中只有一千多万人。有人反映情况说：“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被毛泽东还大骂一顿。但是究竟工人生活程度如何呢？如果他们真在“九天之上”引人羡慕，倒还可说；如果他们的生活依旧困苦而反引人羡慕，这就说明中国人民今天苦到什么程度了。在一千多万产业工人中，工人的等级是分为八等，一等的工人是老工人和技术工人，他们的工资大约在80元左右；最低级的工人的工资大约在30元左右。就是这样工资水准还使人羡慕之至，就可想象一般人民生活程度之苦了。但是单讲数目字还不能说明生活程度，那必须拿物价作一个衡量。假如以35元工资为标准，这份工资可买四袋半面粉。这份工资可买150斤大米。如果一家五口人，以每人每月生活费8元来计算，共需40元，尚缺5元。这就是说明赚35元左右的低级工人仅能维持五口之家，免于饥饿。在高级工人中，如他们赚到80元左右，是可以过得宽裕些，但高级工人在工厂中是少数的，正如在机关中，一般干部是多数的，科长处长是少数的。在机关中处长科长生活就算宽裕，一般干部就很困难，在工厂中低级工人多，他们的生活一样困苦。但是如果把低级工人的生活和乡间的农民来比，工人的生活还是比农民好些，所以有人羡慕，并誉之为“九天之上”。可是城市的生活程度高，动则就需花钱，所以这“九天之上”对一般穷无隔日粮的人是一种诱惑，而工人本身也是叹不绝声，有苦没处去诉。所以，工人中有广泛的不满情绪。在共产党初得天下之时，多数工厂是在私人资本家手里。工人阶级得到政权，工厂闹得不可开交，资本家似老鼠在群猫包围之中，于是增加工人工资，提高待遇福利，工人们真是上了天堂，有把工厂吃完了的气概。但是自从工厂逐渐公私合营，进而变为国营，“为了社会主义积累资金”，不能不降低工人工资，于是不断地评定工资，由高到低，降到仅可维持一饱的水准上。工人们就在过分劳动，过分吃苦的情况下不断地闹出事件。在公私合营或国营的转变过程中，开始时工人们不知所以，是欢迎的。以后听到公私合营或国营工厂降低工资，工人就起来抗拒。在以后由私营到公私合营或国营改变中，反对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资本家自认是输了，把资产送给共产党完事了。工人自以为是主人，在私营下赚的工资多，待遇好，既不愿到公家厂子，还敢表示异议。但是共产党的决定方向谁也挡不住的。上海某公私合营纱厂，工人们向共产党提出：“我们的工资几年来都冻结在39元以上，北冰洋每年还有解冻的时期，我们的工资老冻在这里，大家已活不下去了。”这是上海副市长在1956年夏亲口告诉我们的。他并且说：“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我们领导工人争福利、争工资，今天在我们手里这些福利都被取消了，工资是低得不足维持一家的生活。”全国各地工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抗事件。这是因为共产党不断要求工人劳动竞赛增加生产，工人们工作十多个小时已支付了他所有的劳力，而所得的是维持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比在资本家手下所受的剥削“剩余价值”还厉害。这种残忍的剥削必然招致反抗，而每有一次骚扰，共产党说这是反革命分子的煽动，是特务的活动，是工人中坏分子的捣乱。实际上是闹穷、是闹待遇。1957年春夏之际，在工人中已普遍地表现了不满，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毛泽东被迫发言说：“工人的罢工权是合法合理的。”这只是一说而已。共产党又以工人为对象，在那里大整而特整了。反正它有很好的借口，它的一切错误都推到反革命分子和“美、蒋的特务”身上。它的一切不公正的措施所引起的骚扰都写在“美、蒋的特务”头上。“特务”、“反革命分子”是共产党一切错误的挡箭牌。大部分产业工人虽已在饥饿的边缘上，但是在饥饿线上的非产业工人还是羡慕他们，一些失业的工人还在引着脖子望着他们。因为产业工人虽已经很艰苦，但外边还有比他们更苦的一群。这些人想爬入工厂的大门真有鲤鱼跳龙门那样的困难。非产业工人是散漫的，工作是无定的，调动是无常的，他们心中老是有饥饿的恐惶，而且是身受其害的。如建筑工人，有建筑就忙一气，无建筑就停工失业了，接着就是饥饿。就是这样的一群也被共产党组织起来，不在组织内的人任便你就有技术，有劳动力，你还是不能取得工作，没有人雇你，而且是不许人雇你。在共产党有组织的天下，等于人人被组织束缚了，而很多人又被组织抛在门外。怪不得，谩骂、牢骚之声随处都可听见。有一次我家房子油灰水，随意我和一个二十几岁工人谈起来。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说：“这辈子不用想结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自己还混不饱吃喝，还敢结婚！现在多好，自己吃饱了一家子不饿，自己饿自己受，没有别人同你受苦。”我故意地说：“你们工人生活不都改善很好了吗？”这时他停了刷子，向我沉着脸说：“好了！好个鬼！我们这行人就是吃早晨没有晚上的！好了！等那辈子吧！”这样一谈使我不能再接下去了。共产党对工人剥削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如此，他们就不能养活保卫政权的大批军队和警察；不如此，他们就不能建设钢铁的万里长城。而工人只是万里长城下孟姜女丈夫的枯骨。但是共产党是狡猾的欺骗能手，它指派几个工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它给工人劳动模范的头衔，它在惹人注目的地方盖上几所楼房，或利用一些旧建筑物，像广告招牌所起的作用一样，说这是工人宿舍，这是工人休养院，那是工人俱乐部，那是工人文化宫。高楼大厦宣传之后，工人还是住的小土房，肚子里是玉米面，窝窝头。在冬天身上是件仅免冻僵的棉袄。在全民整风之中，也在整工人；最主要的是在“勤俭建国”的名词下，还在不断地压低工资，已经提出工人每月23元工资就可以足用。如果付诸实行，被压榨的工人命运更可怜了。（三）城市居民是“无钱买”和“买不到”再次，我们谈谈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个范围包括太宽，如机关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学校教职员等都住在城市，对城市讲他们也都是居民。虽说如此，我拟把他们的生活移在他处另谈。现在只谈一般的，非上述工作人员的居民。但必须把公私合营后的小商店职工、小摊贩等人包括在内。到现在为止，他们只是被束管号定下的人员，尚不是公家人员，因为他们背后还拖着一个“私”字。我所以这样分类法，只是为了了解各阶层的生活情况，而不妨碍了解社会生活一般的面貌。那么我们自己先划个范围，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公私合营后的小商店的老板和伙计，小摊贩和手工业者；破产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大批失业分子，以及一般城市穷民。一看这个轮廓就带来一种寒酸气，一个不祥的征兆。公私合营的商业，首先是分行合营，即是把经营同类业务的商号由多数各自经营的并为少数的合营；次则，是不适宜归并的商号，在帮助合作社下，如油盐店，仍许各自独立经营。关于前者，发现了如此的困难，原来几个门市各自经营赚钱，现在并为一个门市去赚钱。而人员都挤在一处，造成僧多饭少之病。就如北京琉璃厂的裱画店，各自经营也都能维持。现在几家合为一家，工作并未显著地增加而人员超过所需，这就造成人力浪费，和大家争吃一碗饭，因之每人都得少吃点，造成普遍的穷困。在那些不适应合并的商号，即是还有必需和起作用的商号，办法是把商号的资金登记了为公私合营的财产，老板和伙计每月支出很低的固定的工资。有利润归公帐，有赔损再减老板和伙计的工资。所谓公私合营，在大商号如北京的瑞蚨祥之类的，公股是不出资金而只派人员参加业务；在小商号里所谓的公股即不出资本，也不派员，只是派些干部像税务员一样地巡察业务帐簿和监视老板和伙计。就是摊贩也挂公私合营的牌子，所不同者只是一人的独角戏。手工业者都编到合作社或小组里带了工具和技术变成了社员。在公私合营前，小商店等等，还可兢兢业业用各种方法开展业务，公私合营后是死板板地被约束在管制之下了。现在没有了个人的前途，也没有了业务的前途，每个人拿到一点既饿不死，又吃不饱的工资，死沉沉地在那里消磨岁月。就这些人来讲，一般的从前固然不是怎样好，但是过的是温饱的生活，现在却是过的饥寒的生活，而且瞻望前途更是黑暗，携家带小归到哪里去呢？在城市居民里公私合营的商号老板和伙计虽如此穷困，还是惹人羡慕的，因为他们还算有点着落。那些没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失业的人群以及一般穷民，才是深渊底下的游魂，他们的生活是不堪想象的。谁都知道，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是以灭绝为快的。于是打垮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剥夺他们的财产，虽敲诈到骨髓里共产党还不认为满足。这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大批人沦为穷民的基础。资产阶级有形的财产经过公私合营，或收归公有，五反斗争、逼迫捐献、购买公债等等种种步骤，就把资产阶级分子所有的物资剥夺光了。资产阶级分子去了财产就是穷光蛋，而加上共产党不喜欢的资产阶级头脑。所以他们在清贫如洗之后还背着共产党仇恨的东西——资产阶级思想。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这群人还能有生路吗？还能有机会求生吗？所以在大批穷人中，资产阶级分子占了相当大的百分比。这些年来，大批资产阶级分子逐渐被夺去了财产，为生活逐渐卖光了家私衣物，到了今天就是城市的大批穷民。他们穷到什么程度呢？吃的是稀粥冷饭，多数人是常常揭不开锅，断了粮；有的人靠下一代子女工作得到一点收入勉强过活。他们是在穷困之下逐渐地淘汰死亡，派出所登记死亡时说病死，实际是因穷而病而死，简言之就是饿死的。对这种人的饿死，共产党是拍手称快的。其次，是大批失业者群。失业的人是各行各界的，大批的是旧时代的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次多的是一般出卖劳动的人。这两种人多数是靠着收入过活，没有什么积蓄的。旧时代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如在共产党进城时没在工作岗位上，以后再想参加工作是如登天之难，受到极大的歧视。实际上好多人已经被送去劳动改造或枪毙了。剩下的是受罪的一群。就是参加工作的人也逐渐被淘汰，或是编遣送到乡下去生产。但是在城市里总有这样一大批人，找不到工作，谋不了生活，东碰西冲也没有出路。他们日夜为饥寒交迫。初则有的人可作小本生意，但无本钱；有的人作了，逐渐也吃光了。后来想作什么也不允许了；如想作小贩，领不到牌照；摆小摊，警察不允许；想出卖劳动又有工会的限制。这群人就像饿狗一样在四处垃圾堆求食，其中大批人就在饥寒交迫中安息了。但是还有未死的人，在都市里像鬼魂一样荡来荡去，想维持未了的生命。在共产党执政的头两三年，它摆出仁慈的面孔，让失业的人们到劳动局登记，然后统筹安排。登记的人如潮水一般到了劳动局，登记了，但是登记二三年还是找不到职业。以后劳动局也就不热心这种工作，登记的牌子不挂出来了。让我们闭目试想一下，在共产党统治一切，管制一切经济活动的情势下，这群失业的人如得不到它的照顾还有活路吗？当然它是择其所需要的人而解决一小部，城市救济工作解决一点点，如选择十分困难之家，经过一再申请，偶尔救济三元五元钱。但是饥饿者群还是数目庞大，大家饿在那里，还谈什么生活呢？再次，就是城市贫民。过去城市有这种人，今天只有加多，并不是因共产党得了天下，穷人就真翻身了。一般穷人说：“共产党来，我们是翻身了，是由床上翻到地下的翻身。”从这句话里就可体验他们的生活。以上海来说，一间房子住有三十多个人，一间草棚也住上四五家。这种穷民还是难以形容的。上海黄浦滩边的高楼大厦统统挂上政府机关的牌子，人民还是住在肮脏的草棚里。新贵们吃罢的残羹剩饭，在垃圾桶旁挤着一群饥饿者的眼睛。在全国各大小城市，这种穷民过着非人生活的日子；而且是漫漫的寒冬的长夜，何时是了呢？我们暂时离开这种各阶层的穷困现象，回到一般的社会面貌罢！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都有国营的百货公司，货色说来也不算少。但是多数雇主是国际友人高级干部和少数稍有余钱的各色人等。在这些大都市中，有高楼大厦，夜间灯光辉煌，街上有新式汽车，闪耀飞腾；有雅宴飞觞，乐声悠扬；这些都是高级首长的享受，与一般人民的生活无关。如果硬说有关的话，那就是要人们的高贵享受是广大人民的饥饿号寒的代价。因为乡村被共产党挖掘得那样苦，这种苦况传染了都市居民，城市里也闹穷苦。现在大小城市普遍地有物资缺乏现象。米是按配给制出卖的，一般是每个成年人每月原为27斤，现为24斤，现在不断地减少；油是每人8两；煤在北方都市是烧饭和取暖必需的东西，1957年因煤斤缺乏，居民只买到煤球烧饭，取暖的块煤是买不到了。就在1955年，居民虽然尚可买块煤，但块煤里有1/2的石块，北京门头沟的块煤就是如此。这也证明共产党天天追求生产数字，所以产品质低，就如煤矿因产煤少而把应拣出的石块也来充数了。现在每家每人的米是不够吃的，油是不够用的，煤火是不好用的。而出的价钱都是上等的。中国各城市有一种好风气，任便买什么都排队。就如买猪肉要排队，在早晨五点钟排队的人就站了条长龙。七点钟铺子开门，肉架上挂两片各重二三十斤带骨头的瘦猪肉。于是居民按次序去买，每人最多只许买五毛钱的，有的地方只许买二角钱的肉。站在前边的三四十个人算是幸运买到一点肉，用手提着回家了。后边站的长龙是空来了一趟，受尽了夏天的热或是冬天的寒冷，望着肉架败兴而归了。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居民买什么东西都得排队，而且排得很长，这是因为合作社少，或是公私合营后的铺面少所致。就算你想买一个铜板酱油，你也须等上几十分钟，因为买杂七杂八的人很多，而合作社只有一个或者二三个人应付这大批主顾，因之不能随到随买，必须分成先后秩序地排队。这就浪费居民的大部时间。在各大都市任何合作社，杂货店都有长龙排队，但是这不是说，你想买什么就有什么，实际上除了分配定额的生活物资外，你是想买什么都买不到。比如你想买花生米，没有。你想买虾米，没有。你有百样想买的东西，合作社或杂货店总可答复你九十个以上“没有货”。住在北京，和各大城市，我体察这种现象，归纳出两个结论。多数的穷人没有钱去买生活必需东西，这是买不起；能维持生活的人又买不到生活所需的东西，这是买不到。一个是“有人没钱花”，一个是“有钱没处花”。实际上“买不起”和“买不到”同是穷困，所不同者只是心理上的作用而已。共产党统治下的都市如此穷困，缺乏物资，主要地是因为乡村凋敝的结果；其次的，都市居民所受到的多种困难也是共产党的愚蠢独占办法所造成。就如各行各业公私合营问题，共产党固然一跃而为所有主，但是它也因为这一跃而造成更多的困难。第一、在“社会主义化”的条件未具备之前，实行公私合营，合并商店，约束工商业者使其不能发挥力量自力更生。这就是共产党背个空包袱，而给社会造成困难和凋敝。第二、这些小商店在“社会主义”到来之前，只会起帮助作用，不会起颠覆作用，因为在工业化之后，百货公司林立，这些小商店自然被逐渐淘汰的，像今天这样把他们管制起来，既不算统一安排了他们，反而增加了社会的负担，把他们在过渡时期应起的作用也取消了。这是共产党心急的表现之一，这是它的无知，也是它的不仁。不仁不智就加倍地给与了人民痛苦。（四）低级干部的生活情况最后，我们再谈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干部生活。在共产国家中，除了领袖以外，在机关、企业、学校、团体等等工作的人，都是干部。但是高级干部和中上级干部都沾了皇恩，只有享受程度的不同，没有生活困难之忧。所以我这里所谈的不是中上级的干部，而是下级干部。在下级干部中，自然也有一些党员；党员在某种情况下，总是居于特殊地位，有权有势，机会多，如乡村的乡长，就有特殊机会，鱼肉乡民以圆自肥。但一般来讲，下级干部生活是很苦的。所谓下级干部我是指十八九级以下的一群，薪金在60元以下二十几元以上的干部，包括勤杂人员。今天北京政权的新币60元，以基本物价来评衡就是七七事变前的12元（我是按今日五元核战前一元计的）。除了基本物资如米、面、煤、油之外，其他生活用品，其比例是10:1，即今日之10元等于昔日之1元。以薪金由三十几元到60元，即是抗日战前的5元到12元，领取这薪金的人如家中只有二三口人，吃饭还不成问题，如有五口之家，那就睁眼挨饿。以北京来讲平均一个干部吃带穿每月需24元，其家中大小平均每人生活费为8元。赚60元的人，以五口之家计算，家人四口需32元，自己需24元，结果尚有4元盈余。这4元包括医药费及一切意外开支和零用。但是赚60元以下的人占多数，即在25级到20级的干部占多数，他们的收入大约由30元起，到50元左右者居多，于是只有人口少的人可勉强过活，人口多的就难免挨饿。现在我也举个例子：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有处长级到24级46个干部，有25级以下二十几个勤杂人员；这样六十几个干部中，每月有十来个人过不了生活。但每个机关都有个福利委员会。福利费是按那个机关全体工资5%由国库发出，专为补助干部生活不足或有什么意外事件发生。民盟总部也有个福利委员会，由于组织上指定我来指导这个委员会的，同时有个时期我又是管理干部的负责人；所以我很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福利委员会每月都开会，它的任务是了解干部生活情况，干部遇有困难由他自己申请或者由福利委员会斟酌情况自作决定，则给予补助。我记得经常需要补助的有六个干部，即王熙宽、李鸿寿、陈珏、尹志纯、韦士宾、汪青山，每人每月补助十二三元不等。另有勤杂人员四五人，如侯玉成、李海泉（厨师）小程、老夏等人，每人每月是5元到10元，此外还有临时补助的10元或20元不等。但是补助之后，也没有减轻他们的穷困。这些人大致是因为人口多，精打细算也活不下去；补助虽少，聊胜于无，但如不补助，他们就非挨饿不可了。如果到了冬季就得想法补助棉衣费，不然几口人有一两件棉袄，或是四口人有两条棉被。我也常到食堂去看他们的伙食，困难户，（他们住在公家宿舍）就是吃窝窝头和一块咸菜，也许花五分钱买碗清菜汤；节俭如此，可是，这些困难户，若不经补助还是活不了呢！民盟总部干部生活，并不是特殊例外，据我所知，他们的待遇，比较来说还算好的，比一般机关还算优待。一般机关干部生活更苦，我到其他机关看过他们的情况，吃饭时每人拿个磁（录入者注：疑为“瓷”字）碗，一碗饭上一块咸菜，他们或在食堂里吃，或是端着碗饭蹲在办公室外吃，好似一幅难民图。但是生活情况如此，共产党还以为是干部生活优越，现在（1957年底）还把大批干部下放、到乡村去生产。这群下放干部是共产党认为不满意而需要予以劳动改造的。同时，也还为了减轻共产党在城市的负担，把这群人赶到农村教他们与农民一起过着饥饿的生活。据最近消息，北京市全市机关、企业、学校现有13万人员，将下放5万人左右。天津市机关人员也减少30—50%，也下放5万人。江苏省下放13万人，机关减少人数20%到50%。辽宁省减少机关干部1/2或2/3，其下放人数为二十多万。河南省下放15万人，甘肃省8万人，四川省6万人，湖南、安徽、西安以及其他省市已各自下放数万人不等。在下放干部这一措施之中，共产党又把今年毕业而无处升学的中小学生300万人赶到农村去生产了。农村中又加重了这个过重的负担。本来农村已经有劳力过剩的严重现象，现在还向农村驱逐大批劳动力，司马昭之心是人所共见的。共产党把农村视为灾区、难民区，把他们不喜欢的，或是无力供给的人一齐赶到乡村去。乡村就是那点东西，如像一锅稀粥，十个人是这锅稀粥，二十个人也是这锅稀粥，所需要者只不过在稀粥锅内多添几瓢冷水而已。但是，共产党这一着，似乎是很好的打算，实际上它是自取烦恼了，反抗的力量将由农村生长起来的。中国人民由劳动改造的大军到广大的农民、工人、都市居民和低级干部，他们都是过着痛苦的生活，共产党对他们极尽了压榨剥削的能事。农民经过“定产”、统购统销、重税、杂捐、捐献、公债、和义务劳动，已经被剥削到骨髓里了。工人，经过降低评定工资、冻结工资、劳动生产竞赛，大力购买公债、捐献，大批工人走到了饥饿边缘。城市居民、工商业者经过限制、改造、重税、重捐、公私合营，几家铺子变成一个，从前一个铺子的饭，现在让几家铺子来合吃，每个人勉强凑上六分饱，还饿着四成肚子。没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失业者群，都是有早上吃的，就没晚上吃的，过着釜底游魂的生活。纵然在表面上有城市救济一项，但是申请好久，又调查多次，每家救济五元八元不等，那由何济于事呢？所以每家都是空空如也。实在没有法子活下去的人不是饿死，就是悬梁自尽。共产党报纸是不宣传这类材料的。这些人之所以招致不是饿死就是自尽的结果，不但是因为失去了所有，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共产党处处统治之下，不得到它的照顾，任何人也寻不到谋生之道所致。因为在共产党的国度里，它是一切的主宰，既是统治者又是雇主老板，除了向他低头是没出路的，而且有些人如没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失业者群，就是向共产党叩头，共产党也是毫不表示仁慈，它是任你淘汰下去的。至于机关企业干部其在低级者多数也是捉襟见肘，一部分是吃不饱、穿不暖，而在认购公债和捐献时，他们还得忍着肚饿硬装好汉，要起热烈的带头作用。在工作时，党要求他们“忘我的劳动”，在学习检讨时，还要把自己骂个底翻上。这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的缩影。共产党就以这种压迫剥削的东西建筑自己的天堂。但是事实会证明，人民供献的力量是有限的，同时他们的忍耐也是有限的。就两者来说，前者已到有限的边缘，照常供应是有难以为继之苦。据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农业税秋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中所透露：“去年全国竟有15个省市没有完成任务……而且公粮尾欠数字大于往年。今年夏季丰收的省份中，也有的没有完成夏征任务。”现在有好多合作社交不上了公粮，各省都有这种情况。这就是供献的力量到了不能再继续下去的边缘。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民对这种情况的忍耐也到了边缘，这是这两年来大陆上紧张情况的原因的真实说明。×××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不是在这章所能叙述完备的，我只不过描述一个轮廓，而且是一般的，那些极端悲惨的个别生活，我还是无暇提及，不是因为那个不重要，因为那个不是一般，容易被人误解，反而冲淡了一般的穷困面貌。中国人民最苦而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才是近乎了解整个人民的生活。这不只因为他们人数多，同时是因为其他人-包括统治阶级——是仰仗他们的供养。中国农民的生活几年来逐渐困苦而至今日已到苦不堪言的境地。在1953年夏天我借统治阶级之光到北戴河有一个月的休养假期。自然住在公家的休养院，吃的很好的伙食。每天游山玩水，在身受者来说是相当满意了。但是我于游山玩水之中，我访问了一家李姓农民。他是北戴河的老户，过去耕田兼为富人看海边别墅。现在的富人的房子是被没收作为我们这群人的休养所了。他在土改中虽分得了土地，但生活还是困苦不堪。我们倾谈之后，他把生活情况告诉了我，我当日记在日记中有这样的一首诗：老农怨东山老农六十五，丰年饥年同困苦；分得土地十亩三，一年六月食不足；过昔为人守房户，衣暖食足无忧腑，而今屋宇归公家，驱将街头身无主。借地邻人一漏间，且遮风雨暂避寒；雷雨交加凄绝夜，雪飘风急岁月残。大儿求生走天角，次女为人且帮闲；幼稚儿女号衣食，老母八十走蹒跚；生活全靠老夫妻，田少人多事事繁；秋收先献珠玉税，还将杂捐肩上担。节衣缩食何济事，六月缺粮受煎熬！卖工无处求雇主，告贷切莫开尊言；动走城市谋出路，人员浮动挤如山。万千失业候登记，如何容我老农闲。公家占地二亩多，派定官价三十万；（注一）数着珠米流眼泪，不够全家二月餐。上天无路通霄汉，入地何能透清湲。饿得眼花心愈鲁，常将人我同样估；且看新贵住华楼，灯光辉煌耀门户。朱门车戴鸡鱼肥，汽车闪电猛如虎；（录入者注：“戴”疑为“载”）温柔乡里弦管声，为我“同志”试歌舞。饥饱何能一样看，权贵忘了穷人难；高车驷马逞意气，谁管农民流酸汗；预言将来大家好，目的未达一头酸。统治先将肠腹肥，富商依然腹便便；（注二）穷人且忍肚中饥，老农还是耐人怜。这是唯物辩证法，不信自去问苍天。（注一）折合新人民币三十元。（注二）此时工商业还未公私合营，有些富商还很神气，并且有些富商参加政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第八章狂人的天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八章狂人的天堂——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经济平等，是人人能过温饱的生活，取消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冲突等等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一个理想，所以有许多聪明正义人士为它奋斗。但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在方法手段方面就有种种不同。我坚信一个原则：真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合理的、和平的、有限制的方法。这就是说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暴力；是诉诸理性而不是武断；是民主的控制而不是独裁专政。我之如此主张已经有二十多年之久。我参与过红色政权，但我是抱此愿望而往的。我目睹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共产党的方法作为，不但在政治上是无民主自由，在经济制度上是最大的浪费，而在人民生活方面是造成难于忍受的痛苦。我住在北京八年之久，经过各种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但是使我益坚信我过去主张的正确，而更厌恶共产主义制度的一切。我就以这样的心情，离开了这个政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亦列为社会主义范围以内，但是它的方法方式是违反人类进步的要求；尤其在苏联和中国所进行的已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了距离，而是一群狂人任所欲为，造成绝大的经济浪费和人民的无穷灾难。共产党最热心的是掌握政权，名之曰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实际上是共产党少数上层首领的专政独裁。共产党懂得政权的最可靠的物质基础，是经济独占，变一切私人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把一切经济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故可称为共产党所有制。政治制度而言，党是独裁专政；经济制度而言，党是垄断独占；社会制度而言，党是特权阶级。这个三位一体，都是至高无上。共产党虽盗用“民主、自由”这名词，但所作所为绝无“民主”、“自由”所包含的内容和意味。它的制度就根绝了民主和自由。政治上没民主，领导者就独断独行，没有人民的意见，没有人民的声音，故一切决定只有领导者的意志在执行。经济上没民主，领导者就闭门造车，不许人民有合理建议，不许人民有合理生活，而只有党和首领指导经济活动，任便它错误百出。社会上没民主，只有特权阶级共产党是高高在上，人民都是奴工，都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螺丝钉；而特权阶级榨取人民的财富，过其骄奢淫逸铺张浪费的生活。狂人的天堂，就是共产党无拘无束，任意妄为的世界。天堂的下面就是地狱。“狂人的天堂”是建筑在“人民的地狱”之上。我就以八年所见和体会，为这个“天堂”和“地狱”，画个忠实的和公正的轮廓。这个轮廓是以物质基础为条件，不是著者的想象，不是著者的喜恶，而是共产党统治下一幅经济制度图，和它所反映的贵族（共产党）和奴工（人民）的生活情况。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制度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最后到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的一元，经济一元和文化一元，是共产党的三元。这就是政治一党专政，经济一党独占，文化思想一党包办。这三者对共产党来说是缺一不可，现在我们单讲经济方面的一元化。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初，还讲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分个人手工业和商业，私人资本的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公司和国营企业五个部分。这种经济制度为混合体，是共产党骗取人民拥护的一种技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发表之后，一般中国人除了在政治上反对国民政府腐化无能外，对新民主主义号召下的政治有些兴趣。在经济方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使不引人入胜，至少也未认为灾患。因为那样的混合体经济是适合一般中国人要求的。同时共产党说新民主阶段虽为共产党的低级纲领，但为期可能相当长。这就使一般人既反对国民政府的剥削贪污，又很短视地被共产党所吸引和欺骗，至少没有引起人民对共产党积极的反抗。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一般人的心里认为是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共产党这时所忙的是接收，学习管理技术，恢复生产。这时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为恢复生产。共产党之如此作为，也为一般人所默许，因为这是抗日和内战后必要的工作。虽然一般人民惧怕共产党，除了农村土地改革的恐怖行为使人胆寒之外，当时他们以为在城市的经济政策尚属合理，甚至有的工商界人士想在此制度下发财致富。这个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时期，到了1952年的五反运动告一段落。接着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这就是说红色政权的头三年，是稳定人心，恢复经济，为经济国家化铺好道路。五反运动的一次横征豪夺，又取到大批的财富，奠定经济国家化的基础，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码资本。工商界的人士自从受到五反运动的残酷教训，已经认识了共产党真面目和居心，恍然大悟二三年前对共产党所存的幻想是错误的，认识到私人资本已无前途。但是共产党还不让你立刻结束，还得榨取你最后的一滴血，一点力量。这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过渡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白指出的，对工商界的私人资本企业要“利用、限制、和改造”的三个步骤。何谓利用？就是对共产党经济有帮助的，共产党自己在这方面不行的，对这种企业要充分利用。何谓限制？就是共产党不能允许你再发展，必须跟共产党的经济路线走，这就是无形地取消了私人资本的活动。何谓改造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透过公私合营或公营两个方式把私人企业变为国有，美丽的名词是“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在这三年内利用这种方式，又骗了三年，骗了资本、骗了管理技术、骗了工商界破碎的心。到了1955年底，56年初，北京高呼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成功。这就是全国工商业、手工业，甚至小摊小贩的公私合营，变私有制为社会所有制了。同年，农村有合作化的高潮，农业也由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了。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七年之内，全国经济一元化了，全国人民的财产变为共产党的财产了。这在共产党自己夸耀说：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完成了历史上的大事。在人民来说，初则受骗，继则被控制，无可奈何地把全部财产被共产党夺取去了。在学究论事来说，死板板无灵魂地只书一笔：经济制度的变革。我这里所要叙述和评论的都不是这类问题，而是说明共产党独占经济的铺张浪费和人民的灾难生活。在我论断共产党的独占经济制度时，容我先把结论放在前边，然后用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我的结论正如本节题目所标示的一样：共产党的独占经济制度是最大的铺张浪费，满足了少数统治者的欲望，危害了全体人民的生活。这个论断是贯穿于过渡时期直到最后社会主义阶段。我的叙述方法是由小到大，由活生生的现实到死板的计划和理论。我把它归类为四点。一、独占经济制度为特权阶级奢侈腐化生活服务任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有些理想部分，而实际上共产党取得政权，掌握经济大权之后，它的经济任务首先是满足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生活。这种奢侈腐化生活先由党最高级首长作起，渐次风靡到中级，就是党的下级干部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一方面的满足。我在第三章内已谈到他们的生活，提到了衣、食、住、行这几方面的情况，现在既论到经济制度，还须在这方面费些笔墨。因为，现实的享受是共产党首先追求而乐于达到的目标。共产党人打游击时是个“土包子”谈不到物质享受。那时他们能力所及的是打土豪，打罢土豪就是“首长”住土豪的房子，穿土豪的皮袄；吃土豪的鸡、猪、牛、羊。但是“土包子”一进城，物质享受的欲望增高了。因为从前在乡下一切好的东西，归他们所有和享受；今天在都市一切也归他们所有和享受。他们是就着当地当时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过着高度的生活享受。共产党在打游击时，对一切首长和干部的享用是采用供给制，高级的享受和下级的享受所不同者为供给的程度，如高级首长吃小灶、中级吃中灶、下级吃大灶；其他一切物质分配和享受也都是按此原则办事。他们取得政权之后，除了新参加的人员给予薪金外，首长和老干部还是一律采用供给制，那就是高级方面要什么有什么，在低级方面有些限制，但是也就其范围所及，用什么有什么。这真是共产党主义，共了人民产业而供特权阶级享受。虽然近几年来，一概改为薪金制，但是薪金之外，在公费下并不妨碍共产党人的予取予求。共产党虽为一整个特权阶级，但党员身份有大小的不同，有高低程度的不同，纵然如此，他们各有其超越的物质享受。同时共产党却有一套为特权阶级享受的护符，即是反对平均主义。这不但保证了“革命同志”的特等享受，而在“革命同志”之间又不能不分高低大小，与物质享受的多寡不同。它之所以反对平均主义，不但使特权阶级有超越平民的享受，同时又使高级首长有超越下级的享受。这当然是受物质条件约束的，因为一个国家有一定的物质财富，既不能使人人同样享受，也不能使高级首长和低级干部同样的享受。并且对共产党来说，享受若没有差别，还有什么光荣，还谈什么革命！这个界线一划清，革命有功者受上赏，这就是说共产党高级的一群有权享受人所不能享受的物质优遇。对革命稍有功者受中赏，这是共产党中级干部所受超越一般干部的待遇。对革命无功无过者，就享受普通的生活。而广大人民就是这群特权阶级和帮凶者剥削的对象。人的物质欲望是无止境的，它的限制是看物质能力如何而定。共产党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也是无止境的，它也受中国物质条件的约束。但是所谓约束是就这个国家当时的物质能力和文化所约束，并且所谓约束是指一定的范围，超此范围便无能为力。明言之，共产党人在中国的享受是尽中国物质条件之所有，和共产党人奢侈知识之所能及。就以实际生活为例，一群乡下人，进了城，立刻改变了生活方式，而且把全国最好的生活条件专为自己享用。他们学习了过去资产阶级生活的一套和苏联首长先进生活经验；对他们来说，在享受知识方面已经是造了极端。简言之，共产党人在贫穷的中国，他们的享受是尽中国之所有，和中国外汇所能买来的东西；他们已尽其可能想到的奢侈知识，过着奢侈生活。一年前还住土窑、吃粗粮、赤脚跑路的人，一进城便住了深宅大院，高楼大厦；吃的山珍海味，至少是鸡鸭鹅鱼；乘的是美式汽车。过了两年，这还不足，开始要讲究。原有的旧楼旧厦不满足，还要建造新式的，合用的；布置亦要富丽辉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西郊建造“王府”，今日称之为别墅。等而下之的首长以及省市一级的首长都群起效尤。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共产党首长的美仑美奂的住所。继之，是建筑干部宿舍大楼、礼堂、跳舞厅之类的独占享受推行到了全中国。全中国从前所有好的房子楼房都供共产党人享用，原有的物主逐渐变为实际的无产阶级，而以无产阶级自豪的共产党变成了唯一的有产阶级。吃的怎样？共产党人吃的山珍海味，鸡鸭鹅鱼，自不必说。这里所要说的是把最好吃的东西霸占收藏起来。几年来，以农业物资丰富自豪的中国，已变成穷像百出不堪想象的中国。人民固然因为贫穷过着不能忍受的生活，即使某些人尚有余钱足可供给他们自己享受，但是有钱，除了捐献买公债之外，是无处去使用。米、面、油、布、煤等生活基本物资，一般是受分配限制，多数人所分配的是不够用，有的地方还分配不着。无钱的人自不必说，有钱的人也没处去使用。那么以农产品自豪的中国，这些最好的产品，甚至包括大米猪肉在内，哪里去了？一部分是运往海外，换取外汇；一部分是运往苏联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作物资交换或支援；另外一部分收藏起来为特权阶级享受。去了这三部产品外，中国市场上已看不见过去充溢市场的这类东西。市场上没有了肥猪肉、肥鸡肥鸭；没有了好苹果、柑子；没有了白麦粉、花生等等。但是特权阶级还享受这所有的一切。现以北京为例作一说明。统治阶级享受特殊权益。肥鸡肥鸭由农场不经过市场先送到党政首长的家里，有专供给党政要人的农场菜园。一般人在市场上买不到的，或是买到也是劣等物，而特权阶级则是享用一等东西，而且享用不尽。四川湖南的好柑子在市场不许卖，在要人们的公馆里大量地吃，市上卖的都是选剩的三四等烂柑子。以东北的苹果说，上等苹果是供给要人，剩下的次等货上市场。北京的水蜜桃以东北义园的产品最佳，收获季节一到，政府把一等货全都包下留为政要及贵宾之用，次等货则允许上门市。新疆的哈密瓜一下来，政府就用飞机运来一批到北京，为毛主席和政要们尝鲜。广东的上等荔枝一下来，先送到北京，而运输工具是火车或飞机，不是杨贵妃时代所用的驿马。其它全国所有的上等货，人民看不见，尝不到的，北京的首长们先尝第一口。在中国这些食品享受方面，毛泽东这一群人是与苏联政要们相等，而且有80%的成分是与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享受相等。但在中国大陆，毛泽东等人就不和他们统治下的人民相等。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中国食品中的上等货，一部是奉献与苏联，一部是换取外汇，一部留为要人自用。所以讲平等是毛泽东等人与苏联人和“帝国主义者”或海外资本家讲平等，而不与他们统治下的人民讲平等。自己吃得胖胖的，脑满肠肥，而叫人民少吃些，吃得坏些，要“勤俭建国”。人民果然听话了，每个人都面有菜色，至于饿死的人更不用提了。但是中国人民都亲眼看到，外国人也可从电影新闻中看到，红色政权的要人们，经过七八年来养尊处优，因吸取了人民的膏血，都成为大胖子了。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但是美国制的或苏联制的汽车里不能不配上娇娃。这种“娇娃”当然不是老革命女同志，而是年青貌美的女人。她们如够上了这个条件，不论她们是资产阶级或地主的女儿，就由首长给她们披上件“马列主义的外衣”，穿得花枝招展坐在胖子们的身旁。有的是“新夫人”，有的是“女同志”，但是都是革命干部了。她们的“政治任务”为服侍“革命功臣”过着快乐的生活。这种生活据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在当年的窑洞里遇到蓝苹时就神魂颠倒，他向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们说：“不和蓝苹同居，我就不能革命了。”这种为首长服务的“革命女干部”，自然享受与首长相等，这里不讲反平均主义了。如果她名为“新夫人”，那么由国库里还有她的服装津贴，据说是每人四百元，实际他们所享用的数字绝不止此。享乐是多种多样的。要看戏，毛泽东曾把全国各地最好的戏班子叫到北京来为他演出，他于欣快之余还奉送了戏班子四个大字“百花齐放”。而对民众说这是戏剧比赛，观摩。要晚会，随时可有，至少一星期有一次；大规模宴会是如不散的宴席终年在举行。到了这种会的时候，“车如流水马如龙”，近千辆汽车摆在会场门口了。晚会有的是戏剧，有的是跳舞。宴会大吃大喝之后，在跳舞场上，年青貌美的“女同志”包围了首长，就如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跳舞，每次都得有上百的女人包围他，按着次序陪他跳舞。在悠扬的音乐声中，首长们拥着娇娃如入迷魂阵一样，飘飘欲仙。待午夜一时他们离开会场时，桌上的酒杯、果盘、香烟头已是横七竖八，这是狂欢后的沉寂。每有这样的一场首长娱乐，就是万千农民血汗的代价，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榨取来的。而穷苦的人民在会散之后，大批聚集在垃圾桶前拾取残剩的肉皮鸡骨，以维持生活度日。既称为要人“日理万机”，就不能不休养。艾森豪威尔不是于工作之暇打高尔夫球吗？中共要人也不落后。不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讲求剥削的，而且明言“利润”多少，不假托美名。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它说：“一切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利润”。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名下进行剥削。共产党要人的休养消遣地点在北方是避暑山庄北戴河，海滨是青岛和大连星个浦。在南方是庐山、黄山。这些地方过去就是避暑休养胜地，从前是洋人，政治要人和资本家出入之地，他们有别墅洋楼，间而有些文化人云游其间。现在这些楼房别墅的主人是共产党，共产党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老板自居，论气魄要比过去资本家、政要、洋人还大，它又建筑不少新楼房，布置了新场面，出入其间的是毛泽东以下的一批大官。不过为了点缀工人阶级领导的门面，在北戴河和大连，选一二所破楼，或建筑一所货仓式的砖楼，挂上“工人休养所”的招牌。于是在报上宣传的不是官员的高楼大厦的休养所，而是工人的休养所的照片。这些要人一到休养之期，（多是暑天）就纷纷去休养了，他们坐着专备的火车、带着厨子、看护、医生、大批随从，全家老老小小休养去了。于是北戴河、青岛、大连、庐山等地，青山绿水之间，谈谈笑笑的只有党政要人。生活是舒适的，举止是豪华的。这个新贵族独占一切，而供奉这个新贵族的普通人民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以一副哭丧的眼光注视着新贵族的享乐。新贵族的享受是很分阶级的。这是说享受多寡程度的不同，但像他们这样的高等享受，人民是一概无份的。高高在上要人的享受是无所不有，只若他们想出名堂，而且中国能有，或是从外国能买来的。其他次要的人物有次要的享受，那只是比高级稍逊一筹。就是到县级或是到乡村，这个新贵族的基层，也是各在其所的地方，享受那个地方最好的东西。有的是名正言顺地由国库开支，有的是就其权势所及予取予求。只要是领导人，不管在全国范围内他的份量如何，但在一定的地方他是大权在握者，他的物资享受就超越过当地的任何人。这是特权阶级独特的现象。过去的时代，县长是本地官，豪绅的享受也许比县长强上多少倍。现在的情况则与过去大大不同，我曾有一首诗讽刺这种情况，其中一句为：“享乐人儿只一家”。这一家是共产党。就“名正言顺”从国库开支的项下来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人物的生活享受是用什么有什么，不必来讲。其他受有一定限制的特权阶级分子，他们是党员当然又是官员，党费公费同是由国库开支，所以提到他们的开支不必分什么公私。中上级的官员有官房、专车、仆役；出门，不论为公为私都是公费开支，到什么地方，车船居住都是一等的。中下级待遇的程度就差些，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一切开销都是公费。就以一个解放军的团长来说罢；他有足够的薪金，有官房、有无线电收音机，有汽车可用。出门，旅费实报实销，车船旅馆都是一等的。有病住国家医院也是在二等病房以上。共产党这个政权，是历史上空前的庞大机构，有一千多万党员，三五百万军队，二千多万机关人员。企业生产单位以其自食其力者还不必计算在内。这一个寄生阶级由顶上层的穷极奢侈，到下层的吸精髓喝血，这种超生活必需的物资浪费，就是这个无拘无束的经济制度使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产生有钱佬的奢侈生活，共产主义制度下产生新贵族的奢侈，两者同时是病态，而前者还有限制，范围较小，而后者是漫无限制，范围极宽。而且前者是个人私事，受个人财力的限制，且可公开地说：有权如此。后者是假公济私，不受个人财力限制，在为人民服务的美名下，在社会主义大家好的号召下，是无权如此胡为的。事实是如此，我们就揭穿共产党的一个丑恶的真面目：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是为共产党人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生活而服务。二、独占经济制度的铺张浪费现象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在它的经济制度下，要人的奢侈生活供应是有意的。出现这种现象，他们是愉快的。“革命功臣应有这等享受”。“政权已换了班，从前享受的是资产阶级，今天应该轮到我们身上”。这是共产党人话里话外的说明。但是党在控制了全国经济之后，遂出现了极大的铺张浪费现象。公道的论断，有些铺张浪费他们是有意的、情愿的；有些他们是无意的、不愿的，而且是不断在纠正的；至少是放纵上级而纠正下级。但是这种铺张浪费与他们的享受生活理论分不开，有了奢侈的生活理论，自然随之而来的铺张浪费，而不是勤俭节约。同时，这个铺张浪费现象又与它的经济制度分不开；一个不受民主监督的经济制度，钱和物资是从人民身上取来的，而出钱的人没有管制花钱人的权力。花钱的人是不知钱的来源的艰苦，想花就有，丝毫没有心痛的感觉，也受不到什么限制监督，自然是顺手花去，想什么就买什么，这就产生铺张。钱和物资随便糟蹋，也不感觉爱惜，反正不是自己身上割下的肉，这又造成浪费。这两种现象，共产党人未必都心愿，但是通常是漠不关心的。纵然上级看到下级有这种现象想予以纠正，但是自己就根本种了这个病根，自己都不易纠正这个病态心理，想纠正下级也是心劳日拙。最后，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也还有管理制度上所犯的毛病，与共产党人不爱公共财产，而重个人私利这个唯物论功利主义的病根。上述几点是铺张浪费的基本根源，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心理状态。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由上级到下级，由毛泽东到低级干部，都产生一种特殊心理，这种心理最好以一个穷人乍富为比喻。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突然意外地发了财，他必是想大花钱、大享受、大铺张、大浪费。他已把穷困的日子忘在脑后了，他绝不会勤勤俭俭，把钱好好地正当使用。这个例子又适用于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情况。一般贫农分得了地主的财物，所谓胜利果实，他们就大吃大喝。一二年之后，有的人于几个月后，就把这个胜利果实吃光，然后还是过穷日子。当他们初次分得财富之后，绝没有想到日后的困苦。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说什么作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全国的财富都是他们的掌中物。这时他们自然有一种放任一下，舒服一下的心理，于是大吃大喝；拿人民的财富不当什么可贵的东西，于是铺张浪费。何况以一群乡下人忽然接收了全国人民的财产，真是满目五光十色，黄金满地，大有花不光，吃不尽，用不完的心理。我常听到共产党人有这样的口气：“干这件事只花这点钱！”“这点钱”当时是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我听到之后很感觉这个无产阶级分子气魄真不小。我日后一想他们的心理是：钱不是自己赚来的，花不了心疼，而且他们也不知估量一下所干的那件事是否值得，他们只看到目前是“黄金满地”，全国的物资归他们随便使用，自己就冲昏了头脑，目光如豆的眼睛也为胜利果实弄花了。昏脑花眼的人忘却了人民的灾难穷苦，自己一坐上统治阶级的宝座，眼前的人民，也就是他们争取支持这个政权的人民，成了他们的累赘，多余的人了。人民的目光在享受的共产党人看来是阴险的、敌意的。我们在这段所谈的铺张浪费，并不是谈生产上的铺张浪费；也不是谈个人的奢侈而是谈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铺张浪费。主持这个机关和企业的人自然是共产党员。我这里先书一笔，毛泽东每隔三五个月就来一次节约号召，号召节约就是反对铺张浪费。但是事实上毛泽东就是铺张浪费的首恶分子。所以节约之说根本是骗人民。为了蒙蔽人民的眼目，或者是上级放纵，要下级约束。结果，每次节约号召都失败，那是因为上级先不节约，尽量铺张浪费，而要下级节约是搞不通的。我为何说以毛泽东为首恶分子。试举一例：在1955年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开会之际，正在节约声中，不许大吃大喝，甚至来客都不招待吃茶。政协开会如按节约办法来作，根据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参加会议的人，我想会有不少人是宁愿节约的。但是毛泽东一声令下，每日伙食不必按节约办法限制，务求丰富，会场休息时加添点心水果。娱乐会不断举行。最后，毛泽东大摆宴席，分五天工夫分批招待全体代表委员。本来是政治会议，这样作法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这一来，立刻就掀起了想要压下去的铺张浪费现象。接着各民主党派开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都是大摆宴席，学毛主席的气魄。原来批准的会议预算都不算数了，变成了实报实销。代表中不少是地方负责人都要“学毛主席作风”。在民盟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是总部负责人之一，是大会的副秘书长兼管总务组，我是尽量节约，而主席副主席天天宴客，大宴完了来小宴，代表们也是惟恐生活不舒服。最后，还有人提醒我要学毛主席的气魄作风，不要缩手缩脚。各民主党派这次会议都突破了节约的预算，而完成了铺张浪费的实报实销。以后中央政府各机关，以至到省市政府，在学习毛主席有气魄的作风下，大家在节约中学会铺张浪费了，故我说毛泽东是铺张浪费的首恶分子。我在北京看不惯这些要人的奢侈生活和铺张浪费，我特别注视毛泽东和其政府隔几个月来一次节约号召。在号召一开始，各机关如骗人一样把铺张现象冷静一下。就以使用汽车为例罢，电影院前减少了一些汽车。但过几天多至半月，铺张现象如雨后春笋一样又更生猛地长起来，而敢于开始者是中央各机关，毛泽东眼下的中央机关。铺张浪费的对面是节约。节约的意思是该用的就用，该花的钱就花；不该用的不用，不该花的钱不花；铺张浪费的意思是不该用的用了，不该花的钱花了；而且是无意义的，超额地浪费财物。这种现象不仅是经济的损失，而且是道义上，政治上的罪恶。中国古语，所谓：“暴殄天物，罪莫大焉”！共产党的机关报纸杂志常登载这种铺张浪费现象，看来都是骇人听闻的。就我记忆所及，先举几个报上刊登的材料为例子，然后再就我所看到的举几个例子。报上刊载的铺张浪费例子：北京某工程地，为了办公，买了不必要用的28条地毯，二十几套沙发。河南郑州人民银行分行为了招待中央几个视察员，买了一百多斤橘子，一百多罐香烟。粮食公司由东北向关内运粮食，包装不留意，火车沿线撒了一路粮食。某机器厂把可用的器材丢在废铁堆里，任雨雪淋蚀，成了废物。东北人民政府在三反前，买了一大批美国的汽车和苏联吉摩汽车，预备为首长们每人换一辆新车。铁路局把货车、客车，甚至火车头丢置在沿途各站，废而不用。国营公司买了几万头猪运到上海市，因设备不周到，大批猪死了，埋葬都来不及；臭气熏天，弄得虹口区人民路过的都须掩着鼻子。天津猪鬃公司，管大门的人每天在门口附近拾些撒在地上的零星猪鬃，便放在门后，一个月的功夫就积了几百斤，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的。这类例子多得很，这里可以看出我在上文所说的，无限制地开支，可以随便地糟蹋，造成了浪费。这就是共产党所宣称的他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现在，再举我个人所看到的例子，报上未曾刊登，因为这是领导上同意的铺张浪费。（一）大批文工团每年出国，每批至少有几十人。文工团出国是件好事。但是问题是在“大批”，够水准和不够水准的同要出国。他们要大批旅费、服装费、零用费，每个出国的人等于中了马票发一次小财；至少有两套新西服，两双皮鞋，衬衣外套之类，同时还发给零用钱。这个“大批”文工团，多数是到兄弟国家表演。中国是个“大国”，又不能揩兄弟国家的油，开支是可观的。这批以文化交流敦睦友谊为名的文工团，花去了千千万万人民血汗得来的财富。这里面有极大的铺张浪费。（二）招待外宾。本来招待外宾是没有什么新奇的；但在红色中国成了时髦的风尚，而所招待的真是凡是外宾都在招待之例；这个人数每年总有几万人，什么访问团几乎是每月都有，尤其是“五一”和“十一”两个节日，每次都有几千人参加观礼。共产党以“好客”为明，以富强大国自居，对于这些来宾几乎都以国宾之礼相待；一切吃的、住的、行的，都是上等，而且有大批人员服侍。即使一个外国不闻名的人到了北京，只若能允许进来，就是上等招待。所以这些外宾多数是被优遇得一生没有过的舒适。他回去之后，纵然在政治上不同情共产党，而在舒适的招待下也是感激共产党。所以北京的大宴不断地举行是为了招待外宾。各地方至少如上海、天津、武汉、沈阳、长春、大连、广州各大都市也不断地举行大宴会，也是为了招待外宾。这种铺张浪费是可观的，而且是无法估计的。外宾们受了这种招待，他们感激共产党，而忘却了这些耗费是中国人民的血汗。（三）五一节和国庆节大规模地铺张浪费。本来庆祝的日子在每个国家都会有庆祝会和民众的狂欢，一定也有些花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中国，这种庆祝狂欢，就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道理。它在这方面的铺张浪费，可以说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我看过富有的国家，如美国的国庆日，官方的庆祝只是小规模的，民间的狂欢，就以国都华盛顿来说，也不过在晚上举行半小时的烟火；民众在广场上街道上看一看就算了事。其他如英国，我在那里住过，也从未看过如北京的盛况。法国国庆在电影新闻上看到过群众自发的狂欢，也没有中国官办的这样热闹和浪费。共产党对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认为是自己的节日，极尽了铺张浪费的能事。到了庆祝的节日，全国大小机关都张灯结彩，搭牌楼、悬红旗、挂标语，这种花费每个机关都要花二三百元到三四千元不等。以全国各机关计算每个节日要花去一万万元以上。例如在北京，每个大中学校要制游行花车、纸花、绢花、各色旗帜，有的如民族学院还得给学生制各个民族的服装，体育大队也制一律的表演服装；所以每个大中学校至少则花三四千元，多至一两万元。其他单位如工厂都要特制大模型，如飞机、炼钢炉、纺织机等等参加游行；这类所耗去的数目还是无法估计。参加的单位是争奇斗艳，不计成本，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所有的开支都是取之国库，人民的财产。此外，官办的游行庆祝，还要强迫大多数居民参加；由派出所警察率领，街道积极分子分组监视。还要所有的学校学生参加，各行各界人士参加。他们也是被动员穿好的；新的衣裳鞋帽，而且最好手内挢小旗、举纸花。以全国大中小一百多个市，二千多个县，如此强迫动员，在都市的人每家至少花上一元至十数元不等；这个数目又是一两万万元以上。这是出之于人民自己的荷包。五一节，国庆节之外，还有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有共产党建党节，有元旦……遇有这类节，也要庆祝一下；有不同程度的张灯结彩，有的有小规模的游行，机关是一定有大吃大喝的宴会和狂欢的晚会。这又是一个可观数目的开销。报销的帐目又写在人民头上。（四）建造不必需的楼房，礼堂和机关娱乐场所。这种浪费也是可观的。共产党的机关多是本位主义，每个机关都想自成一个独立王国，他们想把这个王国点缀得超过另一个王国，于是争奇斗阔。一般的办公楼房和宿舍暂且不提；这里也包含着铺张浪费，但是还可借公为名，说得过去。惟独是各机关争造礼堂，娱乐场所为北京政权一时的风尚。报上也曾披露过：各机关在这方面的铺张浪费有点过分了。我是偶尔参与讨论机关预算，如各民主党派和内务部的。从这里我知道每个机关，本可以节省这笔开支；但是造预算时必列入一笔为数颇大的建筑费，而且各机关自知不怎么需要，可是只若预算被财政部通过，就在本年底前必要把这笔钱花去，好似不花这笔钱于心有憾的情况。再有，各机关是争着把不需修理的房屋和装饰，几乎年年改修。就以怀仁堂为例，几年内就大事修改三次，每次几乎是搬倒扶起。其他机关和要人公馆（公产）也是修来修去，改来改去，这种修改所费不啻于起建新的。此外，还有把很好建筑物拆毁，另行建筑新的。这在今天的中国从财力和需要上讲，是不允许这样浪费物资的；但是共产党不爱惜人民的财产都常常这样办了。我举个显明的例子。李济深先生，沈钧儒先生都住在北京东城；前者在西总布胡同，所住的房子是国民党某军长的产业；房子是画栋雕梁，而且内部是现代的设备。沈先生住在东总布胡同，一所楼房，很舒适宽大，也很结实。李先生住的中国式的房子，沈先生住的西式楼房，至少还都可有三四十年的寿命；但共产党为照顾这两位高级民主人士，在1955年把这很好的房子和楼房全行拆毁，另在原址上建筑两所新楼。实际上两所新楼也不怎样好，可是每所楼房都花费二十几万元。听说为照顾陈叔通先生和其他高级民主人士，有几处都是如此作的。这里所发生的问题，不是说共产党为了政治关系不该照顾李、沈、陈等这样的人物，不是说不应该给他们建造新公馆；而问题是不应该把很好可住的楼、房、一下子拉倒，另在原址上建筑新的。这就是暴殄天物，不惜民命。如果共产党稍有人心，他们是应该如此做的：在北京选择破落地区，把这些破漏房子拆毁；如系民产给与公正的费用收买，然后建造楼房优遇这几位民主人士。这样既可保存原有的好建筑，又以相当代价建筑了新的，而且为左近地区带来了新气象，如有必须还可修建马路。这才是建设，这样动用了民财还有几分借口。但共产党把人民的财产如流水一样地抛去，毫不珍惜，任意妄为，还要在人民面前摆大方，阔绰。这真是窃贼以偷盗来的钱，买了一件绸缎马褂穿上，还要在人前摆阔。关于独占经济制度下的铺张浪费现象，例子很多，我只举几个例子略资说明。这种例子已足使我们了解，共产党是拿人民的财产，毫无限制地挥霍，有意地或无意地铺张浪费，毫不体会人民的财产来处不易。共产党真有花钱解恨的心情。独占的经济而无民主的监督管理，真如一群狂人在人民的肚皮上跳舞。这就是共产党经济制度所反映的一部分现象。三、独占经济制度在生产方面的浪费独占经济加上知识，可能产生相当好的效果；独占经济加上无知，一定产生坏的效果；独占经济加上无知，再加上独裁，一定产生经济上的浪费。共产党经济是属于最后的一种。独裁下的经济制度，首要是政治领导，这不只是指北京党中央的领导，还指各地党的领导和各企业机构里党组的领导。在这方面是政治领导经济的。党的负责人由中央到地方和企业单位是经济活动的领导者。在中央是党政要人稍有经济常识者或毫无经济知识者指导全国经济活动；在地方是党委书记，可能是毫无经济知识，只根据中央政策指导地方经济；在企业单位是党组负责人指导技师专家。于是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不是技师专家的话算数，而是“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党老爷说话算数。这就完成了经济上的三段论法：独占经济加上无知和独裁；这样就造成极端的经济损失和浪费。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摸清中国经济状况之前，先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了先进经验；即所谓的计划经济。这个名词听来还不讨厌，但一看到计划经济的成果，就有点令人掩鼻而过之感。中共讲计划经济；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7年底李富春在北京宣布已经超额完成。几年来，共产党在大陆上的每一经济活动都是超额完成，正如它所发动的各种运动都胜利地结束一样。关于计划经济，一动则说超额完成；这里就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不是计划不科学，必是过分挖掘了人力；实际这两者都是计划经济所不允许的。计划经济必须根据科学的统计，作精密的计算，然后设计。若说它超额完成；如不是说明，自己的计划是草草估计，毫无科学计算，并把应计算在内的经济力量未估计在内，以致超额；必是说明过分挖掘人民的力量，工人的过分劳力支出，以致超额。在计划经济下这都是极大的危险。如属于前者，那就是非科学的，无计划的乱搞，计划经济只居其名。如属后者，人民的经济力量和劳动力量有限，过分支出就有不能为继的危险，结果也是杀鹅取蛋的政策。共产党一开首就是超额完成，我想这两个危险它都占全了。以我参与它的政权八年的经验，它是处处撒谎，我能信任它的数目字吗？以它的干部知识水准之低，我能信任它的统计吗？以其残酷毫无人性的压迫，我能不为中国人民叫苦吗？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群凶恶残暴的人居于政治领导，这群人方从山沟里爬出，毫无现代知识，尤其在管理和技术上是门外汉；而这群残暴无知的人一手掌握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脉，它如不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笑话百出，那才是千古怪事呢！说者或谓共产党不是利用旧知识分子吗？周恩来不也喊出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吗？是的，旧知识分子帮了它很大的忙，若没有这大批知识分子，共产党的工厂早就停工了。如无知识分子为它教育大批学生，共产党的干部早就盲人骑瞎马了。但是，共产党是不信任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给他们的献计是不被接纳的。共产党是利用知识分子而不礼遇他们的。知识分子几年为共产党出了力，这次整风运动却把知识分子打得鼻青脸肿。共产党声明要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红色专家，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培养高级技术人员和专家是要长久岁月的。现在让我举出一些事实，说明共产党独占经济下的经济浪费；在这里我们也就了解共产党的残暴和无知，任意妄为，不惜民财；同时也说明它对知识分子信任不专，凡事都是共产党自作主张，以致有这样的后果。我下边所举的例子，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般的。第一类：建设工厂，错误百出，不能应用。有的厂房设计不周，建到半路，这错那错，完不了工；或是未等开工厂房坍塌了，太原钢铁厂就有这种情况。有的建了工厂没有安汽锅的地方，有的安装的机器不灵；一再修改安装，耗费了人工财力。这种例子是太多了，而且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之中，北京《人民日报》常常就刊登这些事实。以全国基本建设来说，耗费这些错误上的金钱人力就很可观了。第二类：建设计划不周，增加产品成本。有的厂建筑规模很大，而出产很少，这就积压大批资金，把有用的资金投到生产很小的单位。例如长春第一汽车厂，规模很大，产品很少，这就是经济上的浪费。有的工厂建设规模很大，而忽略了原料来源，以致出品成本高。有的工厂建好，而缺乏原料，不能不停工，或半开工，把资金投到生产不足或不生产的地方，同时工人还是照付工资。这种情况虽不太普遍，而确实是不在少数。波兰、匈牙利工业生产倒退，人民生活苦，政府担负重，以致酿成事变，这就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共产党中国有同类的情况。这不只是经济浪费，也是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第三类：计划不周，检查不严，管理不善，造成大批工业生产废品。这就如重工业为新工业制造机器或零件不合格，拿去安装不合用，这就成了废品。又如轻工业的食品罐头消毒不佳，以致腐烂，也成了废品。又如出版社，书籍审查不严，犯了错误，不能问世。再如橡胶厂出品雨衣、胶鞋穿上几天就坏，没有人买，自然也成了废品。上边所举的几个例子，这类工厂和单位都产生过废品，而且数目非常之大。这些废品厂都是耗费人力物力所制成的。如以全国各生产部门作一统计，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恐怕太吓人了。此外还有一种属于这类经济浪费的现象，那就是各生产单位，追求生产数字，而不重质量，所以又普遍地产生劣品，这就是粗制滥造的一种，产品用起来不耐久，或不合用。这在国民经济来说就是绝大的浪费。因为，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稍加注意和加工，所费甚少，而质量好的产品耐用久，功效大，所省又多。一种粗制滥造的劣品，和质量好的产品相比，总算起来，一个是浪费人力物资，功效小，一个是耐用而又省钱；但是共产党的经济制度却普遍地追求了前者。第四类：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在生产上造成浪费。在工业上，有些工厂正在建厂期中，忽然命令不办了；有的工厂因缺乏建筑材料不建了；这是半途而废的一种，人工物资同是损失浪费。在农业上，有的农作物已经种好长出，忽然上级命令改变耕种，于是把原有的秧子拔除，另种新的。如在华北某地，农民已种好大片庄稼，忽的奉令把它剔除，另种了棉花。又如广东省大约在1955年要普遍试种日光花接番薯，农民已经奉命作了准备，忽然北京命令缩小试种范围，原有的准备白费了工夫。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人民财富浪费的不关心，同时也说明他们的胡作妄为和无知。上边所举四类的例子，大概可以包括了共产党在独占经济下所造成的生产中的浪费，其数目之多是无法估计的。人民的穷困就不能不与他们的胡作妄为无直接关系了。四、独占经济制度武断决定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共产党唯一可以辩护的而且大言不惭的，就在本节所谈的范围。它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此，它讲的工业化的理论在此，它的计划经济迷混人的耳目也在此。共产党说：资本主义国家想工业化，需要几十年工夫，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力量的集中和工人的积极性，很短期间就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周恩来于1957年12月初旬还高唱十五年内中国工业化完成，可以超过英国。共产党说：所谓工业化就是重工业的建设，重工业建设成功，即有了国防工业，又有了其他工业的基础。共产党说：计划经济是科学的有条理有计划的建设，而要突出的偏重工业，工业中偏重重工业，农业要为工业服务，“将来”工业反转头来再为农业服务。共产党的这套理论和措施，都是基于党本身的主观要求，武断地指导经济，有意地忽视人民的生活需要，不，忽视人民的生死。周恩来最近私下向人谈笑说过：“中国为了工业化即使死了三亿人民也还值得，人少了还易于治理”。从这里，我们要看透共产党人的心肝，和他们所谓工业化所包含的谎言与其内心“一切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的独占经济武断决定一定是非科学的、非人民的，只会是为特权阶级服务。而在运用过程中也会弊端百出；损失是落在人民头上，而不是共产党自己。问题再明显不过了，一群自私自利的共产党人，他们想独断孤行而又缺乏足够的知识，那一定是盲人骑瞎马，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宣传机器上的胜利成功是隐藏着绝大的浪费，千般错误，首要的是人民饥饿痛苦。我们暂不谈共产党人独断孤行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单就其洋洋得意的工业化这一题目作一分析，就可看出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弊病和人民的灾难多么严重。首先，挖掘到底，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和措施是为保持自己的政权，这里包括特权阶级超等的享受。共产党的重工业建设的理论，虽也说出一套难以令人置信的道理，但也算一套道理。揭穿来说，它的理论是欺骗人的东西。实质上重工业建设就是建设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个好名词，用到共产党人的身上，就是来保护它的政权；和保护共产党人的强行霸道，胡作妄为。没有了重工业，就没有了国防工业，共产党人身上就没了铁甲；没有铁甲，共产党就不能镇压人民和向外侵略。苏联工业化提供了这个经验，中共是照着样走。在苏联国防工业火箭上天的今日，它的一般工业化程度还是相当落后。其次，就纯经济范围来讲，偏重重工业，“一切为工业化服务”，这就是包含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共产党常自豪地说：“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什么优越呢？揭穿言之，就是全国经济活动，完全在共产党任意指挥下进行；想作什么，就强把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这件事上，不计成本、不计得失、不管人民痛苦。这样的行为是历史上空前的行为，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作到的。所以它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是武断孤行和强迫的代名词而已。不计成本、不计得失、和不管人民痛苦的工业建设，必然是畸形的发展，重此轻彼，头重脚轻，不平衡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在工业本身彼此不相呼应，轻重工业彼此不相适应，不能相助相成。苏联工业化，直到今日，经过三十几年，轻工业还是大大落后于重工业，工业建设没平衡的发展，还不能供应人民的需要。在工业与农业之间，是重了此，而轻了彼，使农业无穷尽地为工业化服务，用农养工；等到以工养农的时代到来；那将是久远的未来。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样作过，但它的工业化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农业还在喘不过气来，农业生产还落在1913年的水准以后，今天苏联农民还过着八分饱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抄袭苏联的经验，它也注定要有同样的后果。再次，我们看看共产党的工业建设给予人民制造的灾难是多么严重和残忍。按之一般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如欲速成，必在二个条件中任选其一。即工业化得到国外资金和技术援助，或是自力更生挖掘人民的潜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建设，一般的情况，是逐渐发展的；而且不少国家工业建设是取得外国的投资和技术援助。故一般说来，它们的工业发展比较平衡，人民的生活得到适应的照顾。社会主义工业化，以苏联为例，它的资金取之于自己的人民，初年在技术上得到外国技术人员的支援。但就资金方面讲，它是挖掘了人民所有的力量，以致弄到民穷财尽，闹过饥饿。中国共产党想工业建设，它是得不到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技术援助，所能取得的只是苏联的杯水车薪的借款和一批人员的支持，余者就得完全求诸自己。而且还要短期速成，这就是注定地只有挖掘人民的财力、物力和无穷尽的体力支出；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的严重灾难。共产党强迫人民而欺骗人民说：把所有资金投到工业建设，我们将出现在世界面前，一个繁荣、富强、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谎言的背后，是共产党特权阶级的奢侈生活、铺张浪费、和经济上的无限损失。在工业化的美名下吸尽了人民的膏血。我们姑且不论特权阶级的享受和经济上的损失等等，单就其名正言顺的工业化本身来讲，这里就包含着残酷，毫无人性。共产党强迫和号召人民：“为了工业化我们要节衣缩食，以农业积累创造工业建设条件；我们牺牲自己的一代，为下代子孙创造幸福”。这些话固然不是真的，因为实际上工业只是共产党生吞活剥的代名词。我们就退一步说：这是共产党的“真言”，不必再打折扣。就是这个“真言”我们也有很好的不能驳辩的理由，给它一个回答。首先一点，为什么工业化要速成？一个国家的建设不是一朝一日之功，国家民族的历史正长呢，为什么要挖掘人民一切力量必须于最短期中完成工业建设呢？这样速成的建设，必有以下诸弊：（一）错误百出；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二）欲速不达，消耗国家的人力财力；（三）发展不平衡，并造成经济上的失常和浪费。第二点，国家和民族都有很长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有其适当生活的权利。父亲的一代固然有为其子孙一代创造一点基础的责任，但是首要的，还是其自己一代的生活。世间就不应也不会有不顾自己一代的生活幸福，而牺牲一切为下一代打算。这是非科学的、非伦理的、也是非现实的。应用到实际就是共产党骗人。谎言之下另有一套背景，揭穿来说：就是共产党所希望人民牺牲自己为下一代造福，实际上所谓为“下一代造福”就是为现代的共产党特权阶级造福。共产党迷昏人民的眼睛所说的“下一代”，实际上就是现代共产党的本身，而它却借口要人民牺牲为下一代，说幸福是在将来。这还成什么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代都没有维持生活的物质条件，而要“由无到有”、“由小到大”为下一代创造经济幸福，这是共产党人最大的唯心论，主观主义，以空言代替现实。就马克思主义来论，今日共产党人的作法，也是车置马前，一套说不清、搞不明、见不得天日的瞒天大谎。这个谎言，用到人类社会曾就是残暴不仁，对人民来说就是欺骗，玩弄和压榨。关于独占经济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就讲到这里为止。至于人民的严重灾难本可在这里谈，因限于篇幅，我在下边另两章里，再行介绍。总结上文，我是叙明了共产党人的“天堂”，在它的独占经济制度下，看出他们不惜民财的铺张浪费、奢侈腐化；同时看出他们的妄作主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托言建设所造成的生产不平衡，经济建设的畸形发展。而归根到底，一切是为共产党的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政权包庇下的特权阶级的享受和福利。人民是牺牲者，是被统治和残酷剥削的对象。但人民不是傻子，他们可被骗于一时，不能被骗于永久；人民之中少数被骗，却不能全数被骗。共产党的作法是不能永久骗所有的人民。人民的痛苦是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被关入地狱已将有十年之久。他们渐渐醒来了，体验了自己在饥饿线上的生活，也看熟了共产党狂人的天堂，人民已发出反抗的言论和行动。狂人的天堂是建筑在人民的地狱之上，它是用人民的血、肉、辛酸、痛苦、灾难造成的；它也却似沙堆砌成的堡垒，一朝崩溃就将随风而逝。××××1954年5月8日，我乘火车由北京到天津，沿途农民正种玉米和豆子之类的东西。农民一边播土撒种，他们背后时起时落有一群乌鸦。这些乌鸦此时是拾取残落的种子和小虫。接着我又想起乌鸦常挖掘种子吃，并且常损伤一些嫩苗，所以农民在田地里装制草人吓唬乌鸦。我想起这些东西对农民是有害而且具有威胁性的。因之，我又联想起有害于农民和威胁农民又岂止乌鸦，现在的共产党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不更甚于老鸦吗？我一时有感，写了一个歌曲，借着痛骂乌鸦，责骂共产党。这个歌曲是采当时流行的调子，我不知其歌为何名，只是常听到学生们唱：“嘿呀嘿！嘿呀嘿！天上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大概是抗美援朝时的歌曲。我借着这个调子写了乌鸦的歌，歌中的乌鸦就是比喻现实的共产党，颇适于本章的收尾。天下乌鸦一样黑嘿呀……嘿！嘿呀……嘿！天下乌鸦一样黑呀，不居高山，不临水呀，农民播种流酸汗哪，老鸦春天吃个肥呀！嘿呀……嘿！嘿呀……嘿！天下乌鸦一样黑呀，不患天寒，不患饥呀，云天艳日享快乐哪，过地嘉禾任凭取呀！嘿呀……嘿！嘿呀……嘿！天下乌鸦一样黑呀，不劳不作，呱呱啼呀；酸眉苦脸像有情哪，满腹肮脏鬼都疑呀！嘿呀……嘿！嘿呀……嘿！天下乌鸦一样黑呀，人不吃我，我吃你呀；黄沙迷天鬼神嚎哪，农民瘦了老鸦肥呀！
第四章商品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 第四章[1]商品生产 第一节商品交换的发生 第二节商品交换的成立 第三节商品经济之历史的发展 第四节由单纯商品生产到资本家的生产 我们所提出的任务是，证明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劳动，换言之，如果没有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就不能存在。我们在任何时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社会劳动的各种不同形态，可是，在今日的社会上却不容易找到这些形态，无论是权力、法律和民主，都不能用来实现计划。我们没有发现组织和计划的任何痕迹，只能看到无政府状态。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又怎能存在呢？ 第一节商品交换的发生 为要考察行将倒塌的资本主义宝塔的构造，让我们暂时假定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社会吧！这个社会是一个劳动分工很发达的社会，农业与工业不仅分开了，而且两部门的内部每一特殊部门都成为劳动者特殊集团的专业[2]。因此，在这个社会里面，存在着种种专业，如农夫、樵夫、园丁、靴匠、裁缝、铁匠、锁匠、纺工、织工等。就这个社会的整体来看，它能够保证各种劳动和各种产品的供给。而这些产品，不问其数量的多少，都归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因为，此时，劳动是集体的，并由某种权力——无论是政府的专制法律、农奴制度、或者其他形态的组织——预先有计划地分配和组织之故。为简单化起见，我们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以前在印度所看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公社。又暂时假定这个共产主义公社内部的劳动分工，比之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更进了一步，其成员的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其他种类的劳动则由特殊的手工业者担任。这样的公社经济，我们是很熟知的了。换言之，一切土地和生产资料归社会全体成员所共有。至于生产什么、何时生产、生产多少等问题，仍由他们的共同意志来决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同样归全体所有，并按需分配于全体成员。现在，我们又假定这样性质的公社，有朝一日，它的公有制突然消失了，同时，社会劳动和规定生产的共同意志，也都不存在了。可是，到这个时候，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劳动分工，无疑会仍然存在着的。靴匠依然会坐在自己的靴子模型之前，面包师只懂得自己的炉灶，铁匠只有熔炉，只晓得挥锤打铁。以前把这些特殊劳动联结为一个社会经济的锁链，现在被割断了。如今农夫、靴匠、面包师、锁匠、织工及其他工匠，都各自独立，各人都成为完全自由的人了，农村公社再也不能干涉他们的事业了，无论何人再也不能强迫他们为全体而劳动，再也不会对他们的欲望关心了。这样一个自成整体的公社，恰好像一面镜子被打碎为无数破片。每个人现在正如飞散于天空的微尘，无所依伴，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那么，一夜之间突然被这种灾难袭击的公社，怎么办呢？剩下的孤立的人们，第二天又将如何呢？首先，下面的事实，应该肯定：即第二天早晨，他们还得和平日一样去劳动。因为没有劳动，人类的欲望即无法满足，所以任何人类社会都不能不从事劳动。不管社会进行了怎样的变革或变化，劳动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旧有成员，即使维系他们的纽带被割断了，变成了一个孤立无助的人，可是，无论如何，首先还是要继续劳动。而且我们已经假定各个劳动都已专业化，因此，各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使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继续进行劳动。例如，靴匠做皮靴，面包师烤面包，织工织布，农夫耕田，其他人们各从事自己的劳动。可是，问题马上发生了：每一个生产者，固然都在制造极其重要的必需的消费品；每一个专业工人——靴匠、面包师、铁匠、织工——到昨日为止，都还被认为是社会有用成员，没有他们，社会即无法存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整个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现在则“整体”已经不存在了，每个人都好像“各自为政”。大家知道，谁也不能够单单依靠自己的劳动产品过活：靴匠不能单单使用自己做的靴子，面包师也不能光吃面包过活，农夫单只有谷子，虽然谷仓里堆满了粮食，也无法避饥御寒，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只能以自己的劳动满足其中唯一的欲望。所以每一个人都必定需要他人的一定量的产品，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各生产者之间早已没有什么关系、什么纽带了，那么，上述的依存关系，究竟如何去实现呢？靴匠很想吃面包师做的面包，而自己却没有制造面包的原料，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独立平等的自由人，所以决不能强迫面包师供给靴匠以面包。如果要想获得面包师的劳动成果，那只有站在相互关系上，即靴匠也同样供给面包师以有用的产品才行，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如果面包师也同靴匠一样，需要靴匠的产品，那么，两者的相互关系，其根据就成立了。靴匠为了获取面包师的面包，他就给一双靴子与面包师，靴匠与面包师各自交换了他们的产品，两个人的欲望由此得到满足。在劳动分工高度发达，各生产者间完全相互独立，其间并没有什么组织存在的条件下，把各种劳动产品分配于所有人们手里的唯一方法，就是交换。不管是靴匠、面包师、农夫、纺工、织工、锁匠，都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于是，每个人各方面的欲望皆得满足。交换就在这种相互分散、相互隔离的私人生产者之间，创造了新的联系，使生产、消费，以及破坏了的公社生活得以重新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交换已使公社获得社会劳动的可能性了。换言之，交换使社会协作和社会生产，即便在分散的私人生产的外壳下，也是可能的。 这正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协作的独特形态，我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现在每个人都冒风险单独进行劳动，并以自己的费用，根据自己的打算来生产。他们生产自己所不需要的、而别人所需要的产品，以维持生活。这样，各人就都是为他人而劳动了。此事并不算新奇，也不算特别。在共产主义公社中，同样都是为大家而劳动的。其不同之点，只是现在每个人都得通过交换把自己的产品出卖给别人，再通过交换来买进他人的产品。因此，现在要获取自己所必需的产品，就不得不以自己的劳动，生产可以交换的产品。靴匠不得不经常生产靴子，这些靴子，对他本人是完全不需要的、完全无用的浪费的劳动。就他看来，靴子的效用，只在于能够交换自己所必要的别人的产品。因此，他就非得预先生产靴子，以便交换不可。换言之，他就非得生产商品不可。现在各人只有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为他们所必需的产品的时候，才能获取他人所生产的产品，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说，每人只有提供了自己的商品，他才有权获得其他人的产品——即社会产品的份额。为着交换的目的，由他所制造的产品，现在就赋给了他获得一定量社会总产品的权利。社会总产品，现在已经不再采取共产主义公社那样的古老形态了。在公社中，社会总产品是直接以其实体来代表公社的全部财富，然后进行分配。具体地说，就是以公社的费用，在公社的领导下，全体成员共同参加劳动，因而产品就开始表现为社会产品，然后对各成员个人实行社会产品的分配，于是，产品即进入个人的消费过程。但是，这种现象，现在恰好颠倒过来了：每个人以私人的资格，独立进行生产，其产品只有通过交换过程，才能形成为社会财富的一定总量。无论作为社会劳动的个人份额也好，或者作为个人财富的份额也好，现在只有由各人用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为与他人交换而提供的特殊商品来代表了。因此，现在每个人参加总合的社会劳动[3]，已经不是用预先给他安排的一定量劳动来表现，而是根据他自己的自由判断所提供的制成品——商品来表现了。倘若他不愿意劳动，或者没有劳动的必要，他尽可以去散步好啦！谁也不会像在共产主义公社那样，批评他是一个懒惰的成员，或者予以处罚。在共产主义公社中，不劳动的懒汉，可能受到首领（主要居民）的严厉申斥，或者提到集会上受公社成员的舆论谴责。现在公社的权威不再存在了，每个人都是不受任何人拘束的自由的主人。但是，如果他不劳动，他同样也不能从交换中取得他人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各个单独的人尽管拼命劳动，但是否能够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恐怕也是无法保证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没有被强制（即使通过产品交换）供给这种生活资料的义务。交换只有在相互发生欲望的时候，才能成立。在公社内虽然暂时不需要靴子，靴匠照样辛勤劳动，制造很好的商品，原也无妨，但不会有人购买他的产品，从而也就没有谁会拿面包和肉类去同他交换，因此，他的生活依然无法维持。拿这一点同公社的旧有关系比较来看，也存在着显明的差别。在公社中也有靴匠，因为一般都需要靴子。至于做多少靴子，公社的相应机关会事先告诉靴匠的。在某种程度上，他只是一个公社的公仆，是以公社服务员的资格参加劳动的。不特靴匠，其他任何人都是一样。但是，公社如果要维持一个靴匠，它就非得同时养活他不可，这是自明之理。靴匠也和其他的人一样，从公有的财富中，领取他自己的一份。这一份同他的劳动份额，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然，他不能不劳动。而公社之所以养活他，也是因为他参加了劳动，因为他是公社的有用成员。不管这一个月他生产得多，或者生产得少，甚至有时完全没有生产，都同样可以获得自己一份生活资料（即公社的生活资料之份额）。现在，情形不同了，他只能获得他的劳动所必需的份量，即以自己的产品，同他人交换，所收回的份量。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希望怎样、希望多少，来进行劳动。要证实他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否为社会所需要，他是否实际完成了社会必要的劳动，唯一办法就是看他的产品是否有人购买。因此，不管你的劳动是多么辛勤、多么顺利，其产品并不一定都预先具有从社会观点上来看的价值和合目的性。只有能够交换的东西，才有价值；而什么人都不愿交换的东西，虽然做得很好，还是无价值，还是一种被浪费的劳动。 因此，现在各人为了享受社会生产的成果，为了参加社会劳动[4]，就不得不生产商品。但是，谁也没有事先告诉他说，他的劳动实际上是社会必要的劳动；只是由于他的商品之被交换并具有交换性这一事实，才获得以上的经验。因此，他之参与社会劳动和产品份额，只有在他的产品被捺上了社会必要劳动的烙印，即捺上了交换价值的烙印时，才有保证。倘若他的产品不能交换，这就证明他所生产的产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的劳动，从社会观点上看，是多余的。这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为消磨时间而切皮制靴的私的靴匠，所谓超然于社会之外的一个私的靴匠而已。因为什么人也不愿意购买他的产品，从而，他也就享受不到社会产品。如果这个靴匠今日幸而脱售了他的靴子，交换了生活资料，那么，他当然可以回到家中，不仅过着饱食暖衣的生活，而且还可以自傲地说，他仍然是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他的劳动也被认为是社会必要劳动了。但是，如果市场上什么人都不买他的靴子，迫使他携靴回家[5]，这个时候，他必然会感到非常烦恼。因为，他不仅会挨饿，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社会冷酷的宣告：“朋友！社会不需要你了，你的劳动毫无用处，所以你成了多余的人，还是安心去死好啦！”所以，我们的靴匠之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同社会发生联系，不过是靠着一双可以交换的靴子，换言之，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罢了。这种状态，不论是面包师、织工和农夫，都同靴匠一样。要知道，对靴匠一时承认他，一时又冷酷地抛弃他，这样的社会其实不过是为相互交换而劳动的各个商品生产者的总和罢了。这样获得的社会劳动和社会产品的总和，跟以前的共产主义公有经济不同，它与各个成员的全部劳动和产品的总和，完全不一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尽管大家都热心劳动，可是如果找不到交换的买主，则那个人的产品终归无用，不值一钱了。什么劳动，什么产品是社会必要的，从而是对社会有用的，这只有取决于交换。其结果似乎是这样：大家起初在家里拼命劳动，然后把他个人制成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分别挑选出来，再打上戳记，指出哪一堆是社会必要劳动，可供交换；哪一堆是非必要劳动，一钱不值。这个戳记告诉我们：这个有价值，那个没有价值；因此，这些话仍不过是说明当事者个人的满足或者倒霉而已。 如果我们把这些个别的因素概括起来，在没有其他干涉或统制的条件下，单单依据商品交换这个事实，就可以决定如下三种重要的关系： 一、各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劳动的份额：这个份额的质量和数量，已经不是事先由公社来决定，而是事后看各个人所制成的产品，是否有人接受来决定。以前，靴匠所制成的每双靴子，预先在其制造过程中，就已经是直接社会劳动；现在，他的靴子则首先是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私人劳动；以后拿到商品市场上去，如果它可供交换，那么，做靴所消耗的靴匠劳动，才被认为是社会劳动。否则，只是一种私人劳动的产品，毫无价值可言。 二、各个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份额：以前，靴匠是借助于分配，从公社所生产的产品中，获得自己的份额。此份额系由下述标准来决定的：第一，一般的物质福利程度和当时公社的财产状况；第二，各成员的欲望。人数多的家庭，比之人数少的家庭，当然分得多一些。日尔曼部落在民族大移动的时候，来到了欧洲，定居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他们分配其所占领的土地时，也是以家庭大小为标准。早在十九世纪80年代，即已采用定期重分土地的俄国村社，当时也是考虑到人头数，即家庭的“人口”数[6]。然而，一般在交换统治的时期，社会各成员的欲望和他们对财富份额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份额和社会财富大小的关系，都已消失了。现在，每个人在社会财富中的份额，只能根据各个成员提供于商品市场上的产品是否能够交换，是否被认为是社会所必要的东西来决定。 三、最后，社会劳动分工依然是受交换的机构所调节：过去，需要多少农夫、多少靴匠、面包师、锁匠、铁匠，是由公社决定的；而规定各个手工业之间的正确比例，以及一切必要的劳动部门如何发挥作用，又是公社和它所选出来的职员的责任。往昔有某农村公社的代表，请求赦免一个已宣告死刑的锁匠，而以该村两个铁匠中的一个，代替去受绞刑，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有名事件。这个显著的例子，说明了当时的公社，如何共同关心正确的劳动分工。（其他，如中世纪查理大帝为他的领地明确规定手工业者的各类和数目；以及中世纪城市中，行会用规约规定各个行业的应有人数，如感人手缺乏时，可从另外的城市中请来等例子）。 在自由而无限制的交换下，这种关系可以通过交换来调节。现在，谁也不会向靴匠定做靴子了。靴匠自己如果愿意做的话，他无妨去做肥皂泡或风筝。如果他忽然想起不搞靴子行业了，他也可以去纺纱、织布或从事金细工，均属无妨。社会上谁也不会告诉他是不是需要你这种靴匠。不错，一般说来，社会是需要制靴业的，但究竟需要几个靴匠才能满足欲望，现在并没有人去作规定。因此，也就没有人会告诉靴匠，该项靴匠是否必要？或者，织工和铁匠是否急需？但是，尽管没有人告诉他，可是他仍旧能够在商品市场上，凭自己的经验知道的。如果他的靴子得以交换，那就证明了社会需要他这个靴匠；反之，就不承认他有存在的必要。即使他能够制造优等商品，如果社会的需要，被别的靴匠满足了，他的商品，依然无用。这种情况，如果反复不断发生，则他的职业势非被迫停止不可。多余的靴匠，必然会被社会机械地淘汰出去，好像动物体内的多余物质，被动物机体所排除一样。从而人家就不会承认他的劳动是社会的劳动了，结果，他必将饿死。那种把生产出可以同他人交换的产品作为靴匠维持生活的前提的心要性，最终将驱使我们的被淘汰的多余靴匠，转移到需要较强而无法充分满足的职业上去：如织布业或运载业。因此，这些职业上的劳动力不足，即可获得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可以保持各职业间的适当比例，而且可以使得职业这个东西，忽而废止，忽而重生。即使社会上某一个欲望停止了，或者能以其他产品来补充；但比之以前的公社，情况究竟不同：它不是由社会成员所决定，从而也不能相应地把劳动者从一个职业转移到另一个职业上去，它只能在“不合时宜的产品找不到销路”的事实上表现出来。如十七世纪有一种任何城市都不可缺少的假发手工业，但是，等到风俗改变了，没有人再戴假发了，这种职业，由于假发找不到销路，便必然会自行消失。又如随着近代城市中的排水设备和用机器给水的自来水设备的扩大，过去的挑水业（维也纳称之为卖水业）就逐渐消失了。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相反的情况。假定此处有一个靴匠，因为他的商品经常被社会所排斥，确实感到自己已经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了；但是，他自信自己仍是人类社会上必要的一份子，而且希望一定能生活下去；为了要生活，不仅是我们、而且他也知道，非生产商品不可。现在他发明了一种新产品，譬如靴纽或精致的靴油吧。这时他是不是已经创设了一个社会必要的新劳动部门呢？或者，像许多伟大的发明天才家一样，他的发明依然不被社会所承认呢？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告诉他的。只有在商品市场上，靠自己去体验。如果他的新产品能够长期进行交换，那就证明了该新生产部门是被社会承认为必要的，从而，社会劳动分工也将有新的扩大。[7]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公社中，共产主义秩序、公有制度崩溃了；经济生活上的一切公共权力、劳动中的一切组织与计划、各个成员间的一切联系，都消失了。这种大激变的第二天，表面上似乎一切都陷入完全绝望的状态。但是，不久逐渐有某种联系、某种秩序，以完全机械的方法，重新建立起来。各个成员之间，虽没有预先商量，也没有什么上级权力的干涉，而各个碎片，不管好坏，终究会重新凑合起来，结成一个整体。现在，交换就好像一部抽水机，调节了全部经济。它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创造了联系，强制他们劳动，调节他们的劳动分工，规定他们的财富及财富的分配。交换统治了整个社会。固然，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秩序，是具有一些特点的。看样子，现代社会比之共产主义公社制度，完全不同了。以前，社会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是一种所有成员都相互结合、坚持团结的大家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坚固的硬化的有机体；可是，现在的社会则是一个联系薄弱的构造，其中每个环节，一下子分离，一下子又重聚。实际上，正如以前所说的那样，并没有什么人强迫靴匠劳动，命令他生产什么东西，或生产多少份量；也没有人问他要不要生活资料，要什么东西，或需要多少。谁也不会关心他，他似乎并不是为社会而存在的人。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产品供给商品市场，而向社会表示自己的存在。他的存在是由商品被人接受来保证的。只有在他的靴子具有交换的性能时，他的劳动才被认为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从而，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社会劳动的一员。只有在他的靴子作为商品而被人接受的时候，他才能从社会财富中领取自己的生活资料。作为一个私人来说，他不是社会的成员；同样，作为一种私人劳动来说，他的劳动也不是社会的劳动。他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一员，只是由于他制造了可供交换的产品——商品，而且所有这些商品，都能够卖出去。每当一双靴子脱售了，他就成了社会的一员；如果卖不出去，他又会被社会所抛弃。因此，靴匠作为一个靴匠，或者作为一个人来看，同社会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是由于他的靴子，才使他同社会发生了联系。这种关系，也只有在靴子具有交换价值，能够作为商品出卖的时候，才能成立。所以，它不是固定的联系，而是不断恢复、不断瓦解的交替。这种情况，并不限于靴匠，一切生产者都是一样的。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人都是商品生产者。因为，只有依靠交换，人们才能取得生活资料。为达到此目的，就非生产商品不可。商品的生产，乃是生活的条件。于是，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社会秩序——所有的人们，都以完全孤立的个人资格，从事孤立的生活。他们的存在，不是由于相互扶助，而是通过各人的商品，不断同全体社会发生联系或断绝联系。这就是一种松弛的、游离的、其成员经常处在某种漩涡中的高级阶段的社会。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计划的经济的崩溃和交换的实行，给人类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全般的变化，并使社会发生彻底的变革。 第二节商品交换的成立 但是作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唯一的经济联系环节的交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远不像我们以前的假定那样简单便当，因此有进一点详细考察的必要。 如果只就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即靴匠和面包师之间的交换）而论，事情是非常简单的。靴匠单有靴子，不能生活，还需要面包；面包师也和圣经上所说的一样，不能单靠这些面包过活，他所需要的，不是上帝的语言，而是靴子。此时，两者的需要相吻合，因而交换便容易成立。面包师把他自己所不需要的面包转入靴匠之手，靴子则从靴店转入面包店，双方都得到了满足，两者的私人劳动，就转化为社会必要的劳动了。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靴店和面包店之间，而且也同样发生在社会其他一切成员之间，即一切商品生产者之间。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假定，而且必须这样假定；因为任何社会成员都不能不生活，不能不满足各种欲望。由于消费一刻不能停止，所以生产也一刻不能停止，这是我们以前曾经指出过的。现在还需要补充一点：目前的生产，是分裂为一系列的各种独立的私人劳动，单靠其中的一种，决不能满足所有人们的欲望，因为社会的消费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所以交换也就一刻不能停止，于是大家就不能不经常相互交换其产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再转到前面那个例子上来看吧。靴匠并不是单单需要面包师的面包，还想获得其他各种商品。他想得到屠宰场的牛肉、裁缝店的衣服、织布匠的汗衫布、帽子店的帽子等。这些商品，只有通过交换的方式，才能到手。但是，他所能提供的商品只有靴子。所以就靴匠来说，自己生活上所必要的产品首先得以靴子的形态表现出来。倘若他需要面包，他就应该首先做出一双靴子，若需要汗衫、帽子、烟草等，也同样要先做靴子。对他个人来说，从事这种专业部门的劳动，能够达到他手中的社会财富，只有采取靴子的形态，只有经过商品市场的交换，他的劳动才开始从靴子的狭隘形态，转化为他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形态。但是，要想使这种转化成为现实，这就是说要想使靴匠的辛勤劳动——这就是靴匠获得幸福生活的基础——不仅停留在靴子的形态上，那就必须具备一个主要的条件。这个条件是我们早就知道的，即生产靴匠所必要的劳动产品的其他生产者，同样需要靴子，而且愿意和他交换。靴匠的产品是靴子，只有其他的生产者都经常需要靴子的时候，他才能取得其他的产品。靴匠所做的靴子，如果随时都是任何人想要的商品，即大家无限制需要的商品，则靴匠即可以自己的劳动所能交换到的份量，随时取得同等份量的其他商品。但是，如果靴匠把靴子这个特殊商品，看作人类绝对无限制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却是妄想，是没有根据的乐观主义。其余的生产者，如锁匠、织工、屠夫、帽匠、农夫等，都和靴匠的状态相同，因此事情就更复杂了。他们都想取得各种产品，但自己所能提供出来的不过一种产品，如果他们的特殊产品，任何时候都能在社会上找到销路，那么，他们每个人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想一想，就可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每个人总不能随时都同样想要一切产品，无论什么人，也不能随时无限制地购买靴子、面包、锁、衣服、棉衫、衬衫、帽子与靴子等等。但是若不如此，由一切产品便不能随时相互进行交换了。如果交换不可能成为经常关系到各方面的现象，那么，不仅社会上一切欲望无法满足，社会各方面的劳动也就成为不可能了，从而社会的存在也就成为不可能了。这样一来，我们又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从前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也势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想说明：如果不存在社会劳动计划，缺乏组织和联系等等，那么，怎样能够从各个分散的私人生产者之间，产生出社会协作和经济呢？我们固然已经知道，交换乃是一种依靠特殊方法调整那些东西的手段。倘若要使交换能够作为正规的机构而发生作用，那么，首先就非使交换普遍成立不可。但是，我们才迈出一步，即已发现交换之中存在着这么多困难；究竟交换一般能不能作为各方面经常活动的因素，那就很难判断了。 可是，我们终于找到了战胜困难、使社会交换成为可能的手段。发现这个手段的人，并不是哥伦布，而是社会的经验与习惯，在不知不觉之间，从交换本身之中体验出来的。正如人们所说，“生活的本身”解决了这个问题。大概，社会生活，是同困难一道，创造了解决困难的手段吧。当然，一切商品，总不能在任何时候都经常具有满足人们无限欲望的诱惑力，可是，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总得有一种商品，它像生存的基础那样，是最重要的、必需的、有用的，因而各人都随时想要的。这种商品，当然不是靴子，因为人类并不都是这样爱装饰的。那么，它可能是，例如家畜吧。人们仅有靴子，当然不行，仅有衣服、帽子、谷物也不行。但是家畜则是经济的基础，无论何时，都能保证社会的生活，它供给了肉类、乳类、皮子和劳动力等等。事实上，多数游牧部落，他们的财富，是由畜群所形成的。还有非洲的黑人种族，一直到现在，仍是依靠畜牧为生。因此，我们便假定家畜是我们公社中最需要的一种财富，虽不能说是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中唯一的，总可说是最好的财富形式。在此处，正如靴匠之对于靴子，织工之对于布匹一样，家畜的饲养者，也是把他的私人劳动用于家畜的饲养。其不同之处只在于：根据我们假定，只有畜产品才是任何都最爱好的东西，因为它是人们最必要而不可缺少的东西。从而家畜就成为无论谁都希望的财富形式了。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不通过交换，则任何人不能取得他人的物品。由此可知，许多人之所以能够从家畜饲养者手中取得他们所想望的家畜，亦不外是由于以其他的劳动产品，与之交换的缘故。照我们原先的假定看，因为任何人都喜欢取得家畜，所以大家准备随时把自己的产品来交换家畜。总之，若是手上有家畜，则他就可以随时获得任何种类的产品，从而，谁有家畜谁就可以任意选择，反正什么东西都是为它服务的。因此，每个人都力图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家畜，而且只愿意交换家畜。因为只要手里有家畜，则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它去交换对他有用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明白了，习惯了，于是，家畜逐渐变成一般的商品，变成有无限诱惑力量的唯一的商品。作为一般商品的家畜，促进了一切其他特殊商品之间的交换。现在，靴匠拿靴子同面包师交换，不是直接取得面包，而是取得家畜。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家畜，就可以随时以之购买面包或其他需要之物。而面包店也可以用家畜支付靴价，因为他以自己的产品面包和人交换时，不管从锁店、家畜饲养店或牛肉店，都仍然是取得家畜的。各人都以自己的产品交换他人的家畜，并且以家畜支付他人的产物。这样一来，家畜便由一人之手转入他人之手，成了一切交换行为的媒介，成了各个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家畜作为交换的媒介物，从一人之手转到他人之手，进行得愈多愈频繁，则人们就愈加爱好，愈加成为最便于交换的唯一商品——一般商品。） 我们早已看到，在那种同社会劳动计划没有联系的分散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劳动产品最初是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劳动是否属于社会必要的劳动，其劳动产品是否有价值，是否能够保证劳动者对社会总产品的一定份额，他们的劳动是否浪费、无用，这些情况只能通过产品的交换才能表现出来。然而，现在一切产品，只同家畜相交换。因而，只要产品能够同家畜相交换，那么，该产品即认为是社会必要的东西。产品之与家畜交换的能力，其价值之与家畜相等，这就开始给各私人生产物按上了社会必要劳动的烙印。我们又看到，由于商品交换（只能由于商品交换），每个分立的私人才开始按上了社会一员的烙印。更正确的说，由于同家畜交换，才能如此。现在家畜就被看作是社会劳动的体现，并成为人们中间唯一的社会联系。 现在，诸君大概会觉得我们过于偏执了吧！前面所谈的一些东西，大家多少有点明白，可以接受下来；但是把家畜视作一般商品，视作社会劳动的体现，甚至说它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联系，这种结论，似乎过于狂妄，而且对人类是一个很大的侮辱。诸君倘真的认为自己受到侮辱，这是毫无根据的。尽管我们看不起可怜的家畜，但是，无论如何，家畜却近乎人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很相似。以之同从土中发掘出来的土块、石块、小铁块比较起来，它更加不可比拟地像人，这总是容易明白的事实吧！大家都应当承认，家畜比之死的金属块更为适合表现生动的人类社会的联系。可是，在这种场合，人类偏偏要选择金属。若是从前面所说的家畜在交换上的意义和作用来看，则家畜也不外货币而已。诸君如果认为除了铸造的金块、银块或纸币形态以外，没有其它什么货币；同时，如果诸君又发现了这些金属或纸币，作为人间交易的一般手段并具有社会的权力，乃是自明之理；反而把我的说明——家畜也同样具有货币的作用——斥之为狂妄，那只能表示诸君的脑筋如何被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观念所蒙蔽罢了[8]。因此，看来，并没有丧失一定程度合理性的社会关系的景象，在诸君眼中却好似梦想；而把那实质上完全狂妄的东西，却看作是自明之理。事实上，采取家畜形态的货币，确具有和金属货币同样的机能。我们之所以采用金属来造货币，不外是取其便利而已。当然，家畜既不能像同质的金块那样容易兑换，又不能正确测量其价值；而且保管家畜货币，又必需修建像畜舍那样大的银库。可是，人类在考虑用金属铸造货币之前，货币早已作为流转的必要媒介者，通行于世了。因为货币——一般的商品，实为最必要的手段，没有它，一般交换即无从发展，而由各个生产者所形成的无计划的社会经济也就不能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家畜在交换中所起的作用：为什么家畜在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中，形成为货币？这是因为无论何地和何时，它都是为人所欲求的劳动产品。为什么家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它是作为一种生活资料而保证人类生存的极有用的产品。这些事实，前面都已经讲过了。起初情形确是如此；可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家畜作为一般交换的媒介而发挥的作用愈多，那么，它作为直接消费的资格就愈少。现在，那些以自己的产品换得家畜的人，也许不再杀而食之，或使用于耕作。因为家畜现在在他看来，价值很大，可以随时用以购买一切商品，因此，家畜所有人就不愿把它作为生活资料来消费，却要保留它作为交换手段，以备今后交换之用。像在我们所假定的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社会内，家畜的直接消费，恐不那么便当，诸君谅必也会承认的。譬如那些不经营农业的靴匠、锁匠、织工、帽工拿着家畜怎么办呢？因此把家畜作为消费对象，而直接使用的事，就会逐渐减少。家畜之所以为大家需要者，并不是因为它能够供给肉、乳或耕田，而只是因为随时可以拿它同任何商品交换。交换的媒介作用——即在任何时候都使私人产品转变为社会产品，使私人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就愈益成为家畜的特殊使命了。因为，家畜愈益丧失它的直接的机能——供给人类生活资料，愈担负起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媒介机能，那么，它就会逐渐不再是像其他各种产品那样的私人产品，而从一开头就变成社会产品了。家畜饲养者的劳动，现在也成为与其它一切劳动有区别的唯一直接的社会劳动了。家畜也开始不仅是为满足人类的消费而被饲养着，同时，也是作为社会产品，作为一般商品，作为货币而被饲养着。固然，当时仍有一小部分家畜被宰杀或用于耕田，但是，这种所谓家畜的私有性质不久也让位于作为货币的公的性质。后一种性质的家畜，在社会生活中起了显著的多方面的作用： 一、家畜终于成为一般公认的交换手段：现在再也没有人会拿靴子同面包交换，拿衬衫同马蹄铁交换了。即使想这样做，也不行了。只能先交换家畜，然后再取得你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从前具有二重性质的交换，就分裂为两个分离的交易行为，即卖和买。从前锁匠和面包师相互交换产品的时候，由于只是单纯掉换所有主，出卖自己的商品，同时就购买对手的商品，卖和买联合为一个行为。但是，现在靴匠出卖自己的靴子时，他所取得的对价是家畜。他首先出卖自己的产品。当他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无论买什么，或者买不买，那则是另一问题。最重要之要点在于，靴匠脱售了自己的产品，把自己的劳动，由靴子的形态转化为家畜的形态。所谓家畜的形态，据前面所说的，乃是一种公认的劳动之社会形态。只有在这个形态上，靴匠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保存其劳动。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无论何时都可以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再从家畜形态交换为任何其他的形态。这就是说他可以实行购买。 二、现在，家畜成为积累和贮蓄财富的手段，即积累财货的手段。靴匠在把他的产品直接交换为生活资料时，他只须进行必要的劳动，以满足每日的欲望就够了。如果他为贮藏靴子而劳动或者大量贮藏面包、肉类、衬衫、帽子等，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日常用品如果保存得太久，势必遭受损坏，甚至变成完全无用。现在靴匠出售了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家畜，就可以保存下来，作为将来他的交换手段。于是，在我们靴匠的脑筋中，就产生了节省的念头，他想尽办法多出卖一些靴子，把所获得的家畜贮藏下来，以免浪费，因为，家畜总是有用处的。所以为将来打算，将它蓄积下来，并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遗产，留给后代子孙。 三、家畜同时又是一切价值和劳动的尺度。如果靴匠想知道他的一双靴子在交换时到底可以获得多少对价，自己的产品价值是多少，那么，他就可以举例说：我的一双靴子换得半条牛，因此，它的价值等于半条牛。 四、最后，家畜因此成为财富的同义词。现在一个人即使拥有许多谷物、畜群、衣服、装饰品、仆役，也并不算是富。现在人们常说：“他有一万条牛，大家对他脱帽致敬吧！”或者说：“那是一个穷汉，他一头牛也没有呢！” 由此看来，随着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家畜的流行，社会就只能从家畜形态上考虑问题了。任何人都无时无刻不谈家畜，梦想家畜，而在典礼仪式上还实行家畜崇拜。如果有大群的家畜作为嫁妆，少女的诱惑力将大为增加，她就更容易找到丈夫。这种情况，甚至当求婚者不是养猪的人，而是教授、公子、少爷或诗人时，也会同样发生。家畜是人类幸福的同义词。家畜及其巨大的力量，大受诗歌的赞美，也有许多人为了家畜而犯罪和杀人，所以人们都摇着头反复地说：“家畜统治了世界”。倘若诸君不了解这个格言，就让我们把它译成拉丁语吧：古代罗马的货币（pecunia）这个字是从家畜（pecus）这个字变来的。[9] 第三节商品经济之历史的发展 公有制和社会劳动计划突然崩溃后，共产主义公社中的关系又该如何建立？对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研究，诸君大概会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纯理论的穿凿，或者是一种捕风捉影之谈吧！实际上，这也不外是简单说明商品经济在历史上如何发生而已。在根本特点上，这个说明是同历史的真实性密切适应着的。 对以上的说明，我想加几点修正： （一）我们把共产主义社会描写为在一夜之间，由于突发的灾难，即行崩溃，而转变为自由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其实，这个过程，却需要几千年的时间。固然，由于突然强烈的灾难所发生的类似的变动，引起一些想像，但决不能说是空想。这种想像，在原始共产主义部落同其他已经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相接触时，到处都是同现实一致的。欧洲人之发现和征服所谓野蛮的半开化的部落，多半具有同样的情况：如西班牙人发现美洲，荷兰人征服印度，英国人征服东印度的时候，以及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等占领非洲的时候，就是好例子。大多数的场合，欧洲人之突然侵入这些国家，给当地原始部落的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激变。我们所假定的二十四小时内成就的事就的事变过程，实际上，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由于欧洲国家征服别国，或者单纯在那些地方建立几个欧洲商业殖民地，其结果，立刻会出现用暴力摧毁土地公有制、土地所有细分为私有财产、家畜群被没收，以及社会全部传统关系遭到破坏等现象。但是，其不同这处，只在于这种转变的结果，当时大概并不像我们所假定那样，使共产主义公社转变为商品交换发达的自由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因为通常已解体的公有财产，并不是转变为土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尽被欧洲殖民者所侵占，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了。而那些丧失原有的生活形态和生活资料的土人，今后不是沦为雇佣奴隶，就是沦为单纯的欧洲商人的奴隶。如果两者都不能办到，那就干脆被消灭掉[10]。这样，就殖民地一切原始部落看来，从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状态，事实上带有突发灾难的性质，其中充满了无限的苦恼和可怕的贫困。但在欧洲居民看来，这种过渡，并不是灾难，而是在几百年中缓慢地，逐步地和悄悄地进行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进修，还是实行公有制。基督降生后不久，从北方转战到南方的古代日尔曼人，摧毁了罗马帝国，而定居于欧洲时，也是实行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公社，并且维持得很久。至于像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欧洲民族的发达的商品经济，那只是中世纪末期即十五、十六世纪才逐渐形成起来的。 （二）对于我们的说明，不能不加以补充的第二点修正，是从第一点引伸出来的。我们曾经假定过，当共产主义公社的胎内，各个劳动部门已开始专业化，即在社会内部劳动分工发展到非常高的程度，以致引起巨大变动——公有制的废除和私人产品交换的建立——的时候，劳动分工已经作为交换的基础而存在着了。这个假定，同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符合。在原始社会内部，当公有制存在的时候，劳动分工发展得还很微弱，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印度农村公社的实例中看出来。在那里，只有十二个人从其他公社居民分离开来，并授以特殊职业。其中可以称之为地道的手工业者的，只不过六人：即铁匠、木工、陶工、理发师、洗衣工、银匠。至于纺纱、织布、裁缝、烤面包、屠宰、做香肠等大量手工劳动，都是作为家庭副业，在农业劳动的基础上，进行家庭生产。现在，俄国许多农村里，居民还没有被卷入交换和商业中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现象。 劳动分工——把各个劳动部门划分为独立的专门职业，要在私有制和交换已经具备了的时候，才能适当地发展起来。只有私有制和交换，才使各种专门职业有形成的可能。因为只有当一个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的正规销路有把握时，他才认为一般从事特殊生产是有意义的。于是货币才开始给各个生产者以保存和积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可能性，并推动他们扩大和调节市场的生产。另一方面，市场生产和货币积累，只有当他的产品和产品的收益成为私有财产的时候，才对生产者有意义。但在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中，恰好缺少这种私有制。历史告诉我们，私有制的发生，只是交换和劳动专业化的结果。由此类推，可知专业的形成（即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只有在私有制和发达的交换之下，才有可能。另一方面，交换本身，也只有在劳动分工已经具备了的时候，才有可能。因为在制造同样产品的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当某甲只生产靴子，某乙只烤面包，他们两者相互交换其产品才有意义。 这里，我们碰着一个奇怪的矛盾：交换只在私有制和发达的分工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而劳动分工，只有当存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交换的时候，才能发生；而私有制又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形成。如果再进一步考察，这个矛盾，又是二重矛盾：劳动分工应该发生在交换之先，而交换又应该在劳动分工成立的时候，已经存在；其次，私有制是分工和交换的前提，但它又非等到分工发展以后，不能发展。对这种错综的关系可怎样解释呢？我们显然是在迷宫里转圈子，永远走不出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范围。此时，人类社会显然是陷于矛盾之中了。要解决这个矛盾，不能不依靠进一步的发展行程。但是这种没有出路的状态，似乎只是表面上的事。矛盾这个东西，在日常生活上，固然不能由单个人来克服，但在整个社会生活上，由于人类不断进行详细的考察，可以逐步找到矛盾的真相。今日是其他现象的原因，明日可能成为它的结果，或者，结果又变为原因。在社会生活的潮流中，这样的变化是不可阻止的。反之，个人在私生活上碰着矛盾的时候，则一步也不能前进，而且在日常生活上，许多人还认为矛盾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在裁判官之前，陷入矛盾的被告，由于他的谎话被揭穿，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矛盾可能使他入狱，甚至被判处绞刑。 但整个人类社会，看来虽是不断陷入矛盾，可是，社会并不因此灭亡，反之，只有不断矛盾，才能有运动。问题在于社会生活的矛盾，不断在发展过程中被解决，又不断引起新的文化的进步。大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矛盾产生进步。”这种矛盾的运动，正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方式。即使在我们前面所论及的从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到具有劳动分工和发达的交换的私有制的情况下，我们也已经看到，矛盾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为特殊的发展所解决。整个来说，这个过程如果注意到了我们所补加的修正，则本质上仍是和我们以前所描绘的现象一致的。 首先，交换事实上早已萌芽于公有制的原始状态中了。正如以前的假定，它是以物物交换的形式（即生产物与生产物直接交易的形式）开始的。我们已经在最早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上，看见了这种交换。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因为交换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而这种现象在原始公社内部是不存在的，所以最早的物物交换并不是在公社或部落内部进行，而是在外部进行；不是在同一部落或同一公社成员之间进行，而是在相互接触的不同的部落和公社之间进行。同时，同其他部落的交易，也并非是同每个部落成员，而是同整个部落公社，并且是通过部落首领进行的。可见经济学者之间的这种观念——在人类文化的曙光时期，美洲原始森林中的原始猎人和原始渔夫相互交换鱼类与野兽——乃是二重的历史幻想。前面已经讲过，原始时代孤立地生活与劳动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同时，个人与个人的交易，也是经过几千年出现的。最初，历史只告诉我们部落与氏族之间的交易。拉菲特在一本关于美洲野蛮人的著作中说：“野蛮部落不断进行相互交换的来往，他们的商业，在表示产品和产品的直接交换这一点上，同古代商业有着共同的标志。这些部落拥有其他部落所没有的物品，商业就从一个部落不断把他们的产品移转到另一个部落。衣服、陶器、毛皮、烟草、被子、独木舟、野牛、家具、护身符、棉花等，总之，所有维持人类生活所必要的物品，都加入商业中，进行交换……他们的商业，是依代表全体部落的首领来进行的。”[11] 再者，像前面所叙述的，我们是把交换作为一种个别的现象——即靴匠与面包师的交换——来考察，并且作为一个偶然的现象来处理的。这也是严格地同历史的真实性相适应的。起初，每个野蛮种族和部落之间的交换，是纯粹偶然的，不规则的，并且只是依靠偶然的相遇和接触才发生的。因此，正规的交换在游牧部落中最早出现[12]，就是由于他们屡次变更场所，同其他部落的接触也最为频繁之故。交换既然带有偶然的性质，那么只有当产品发生剩余，即当任何部落和公社满足本身需要后还有剩余的时候，才能进行交换。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偶然的交换，因不断反复的结果，便成为习惯，继之，成为常规，人们便逐渐开始了直接为交换产品而生产的行为。于是每个部落与种族为了交换，便在每个生产部门内推行了专业化。部落和公社之间，劳动分工也发展起来。但是，同时，商业还长期停留在纯粹物物交换，即产品与产品直接交换的阶段。在美国，许多地方，直到十七世纪末叶，此种交易尚在扩大。马里兰州的立法议会，规定了烟草、油、猪肉、面包等交换的比例。科利恩州在1815年还有行商的学徒沿街吆呼：“有盐的来换蜡烛，有烟草的来换面包！”俄国农村，直到90年代——一部分直到现在——还有沿路叫卖的行商，所谓“普拉索尔”（пpacoл），同农民进行单纯的物物交换。他们拿缝针、顶针、丝带、钮扣、烟斗、肥皂等小物件，去交换猪鬃、羽毛、兔皮等物。俄国还有与此同类的行商，如陶器商和补锅匠，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去交换谷物、亚麻、大麻、麻等等。[13]然而随着交换频繁以致成为正规的现象后，最容易生产的商品，从而交换最频繁的商品，或者相反，最缺乏的商品，从而一般最急需的商品，很早就已在许多地方和所有部落之间，分了出来。譬如撒哈拉沙漠的食盐和枣、英领西印度的砂糖、佛琴尼亚和莫里兰的烟草、西伯利亚的所谓砖茶（茶叶与脂肪混合，固结为砖形的茶）、非洲黑人的象牙，古墨西哥的可可实等，都曾起着这种作用。由于气候与土壤的特殊性，每个地区就分出了能够成为一切商业的基础和交换业务的媒介的“一般商品”。以后，随着时代进展，从每个部落的特殊职业中，又产生了同一的现象。在狩猎部落中，野兽成为对各种产品交换的“一般商品”，那是不待说的。在哈德逊湾公司（Hudson-Bay-Gesellschaft）的生意中，海狸皮就起着这种作用。捞鱼部落中，鱼自然是一切交易业务的交换媒介物。据一位法国旅行家所说，在雪特兰岛（Shetalandinseln）上，甚至买戏票也是用鱼来找尾数的。[14]像这种以普遍爱好的商品，作为一般交换媒介的必要性，有时是我们特别感觉到的。譬如有名的非洲旅行家沙米尔·柏克（SamuelBaker），曾记述同非洲内地黑人部落交易的情况。他说：“采办食物是非常困难的，若不用肉去交换，土人就不卖面粉给你。所以我们只得用这种办法来采办食物：首先到土耳其商人那里，把衣服和靴子交换铁锄；其次，再拿铁锄去买牛；再次，把牛运到远地农村去屠宰，将牛肉切成为一百块，我的仆人拿着牛肉和三个大篮子，坐在地上，土人于是聚拢来了。我们拿出一块肉。交换土人的一小筐面粉，倒进大篮子里。这就是够麻烦的非洲面粉交易的一个例子。”[15] 随着向畜牧业的过渡，家畜就成为商业交易上的一般商品，一般的价值尺度。照荷马的传说来看，古代希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譬如，荷马在描写英雄的武装时评价说，古罗克斯的铠甲值一百头牛，梯阿曼底斯的铠甲值九头牛。但当时希腊的货币，除家畜之外，还有二三种产品。荷马同样说，推罗包围之际，对于从列姆罗斯运来的酒，可以用毛皮、牛、铜或铁支付代价。在古代罗马，如前面所说，“货币”这个概念是和家畜等同的。同样，在古代日尔曼人那里，家畜也被当作一般的商品。 随着农业的发展，铁和铜等金属就在经济上获得了重要的意义。一部分用以制造武器，而大部分则用作制造农业工具的材料。由于金属采掘量的增加和金属使用范围的扩大，金属渐成为一般商品，夺去了家畜的地位。最初金属之成为一般商品，只有因为它是制造种种工具的材料，对人类直接有用之故。在这个阶段上，金属只是作为原料，而照铸块按重量用于商业。如希腊人一般用铁，罗马人用铜。中国人则用铜铅合金。至于所谓贵金属（即金银）的使用及其加入商业流转，那还是以后的事。虽然如此，金属在商业上还是长期作为原料不加铸造，照重量使用于商业中。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仍旧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货币商品是从能够满足一定需要的某种有用的产品发展起来的。[16]在今日，拿一块银子去购买衣物，到明日也可能把这块银子直接用来制造骑士的盾牌。 把贵金属专门用作货币（即铸币），那是古代印度人、埃及人、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事。古代犹太人最初也只知道重量金属币。譬如，亚拉伯罕在旧约圣经上说过，爱弗伦为沙拉购买墓地时，秤足四百西克的贸易银，支付地价。货币的铸造，一般认为是在纪元前十世纪乃至八世纪顷才开始出现。最初采用铸币的是希腊人，罗马人采用铸币则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到纪元前三世纪，才第一次通用金和银制的铸币。经过数千年的交换发展史，金银货币的铸造才达到了最完备、最成熟的形态。[17] 我们已经指出，货币（即一般商品）在还没有用金属铸造以前，早已发展起来了。譬如，即使货币采取家畜形态的时候，事实上，它在交换中，已经具有同今日的金币完全相等如交换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财富的体现等机能。但是，只有铸币形态，才使货币的机能完全表现出它的外部面貌。我们又知道：交换是以二个劳动产品相互直接交换的形态开始的。因为交换的发生是由于一个生产者——公社或部落——倘无他人的劳动产品，即不能过活。他们借相互交换其劳动产品而取得彼此的援助。这种交换业务经常反复正规地进行以后，如果某一产品成为大家需要的对象，那么，它必然转变为交换的媒介物即一般的商品。实际上，任何劳动产品，似乎都可以形成这样的商品——货币。不管是靴子、帽子、麻、羊毛、家畜、衣物及其他种种商品，都曾在一定时期，担任过这个角色。在这种条件下，选择哪一种商品才适当呢？这只能取决于各民族特殊的欲望或特殊的职业。最初家畜是当作有用的产品，当作生活资料，而为大家所爱好和接受。因为作为货币的家畜，可以使每个人的劳动果实，保存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容易交换任何社会劳动产品的形态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已经指出，家畜跟其他私人产品不同，它乃是唯一直接的社会产品，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交换性的东西。 尽管如此，家畜形态还是充分地表现了它的货币商品的两重性，因为粗看起来，家畜虽然是一般商品和社会产品，但同时也是可以宰杀可以消费的单纯的食品，只是人类劳动的（即游牧部落的劳动的）普通产品。反之，金币则连它起源于单纯的生产物之痕迹，都最后被掩盖了，铸造的金块本身，除了作为交换手段、一般商品而外，并没有其他什么用途。金币既然和其他商品一样，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采金者和金匠的劳动产物，所以一般它仍是商品，不过，它已经丧失了作为生活资料的一切用途。它只是一种丧失了任务私人消费的有用形态的人类劳动产物而已。它既不能供作食料、衣服，也不能供作装饰品，它只有一种单纯的社会机能：供作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中介物。正因为如此，所以金币本身在其无意义无目的的对象之中，能够最纯粹地最完全地表现出货币（即一般的商品）的社会性质。[18] 金属货币的终于被采用，使商业得到广泛的发展。过去以满足本身消费为目的，不以商业为目的的一切社会关系，终于消失了。商业动摇了古代共产主义公社的基础，因为它加强了公社成员之间的财产不平等，破坏了公有制，最后使公社本身陷入崩溃。[19]起初，小自由农只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有剩余物品时才拿去出卖，把所得的货币贮藏在袜子里，以后，逐渐由于货币租税的实施，终于被迫把全部产品出卖；以后，食物、衣服、家具、甚至种籽都得从市场买来。像这种小农经济，从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转变为为市场而生产，终于完全没落的实例，我们可以从最近十年的俄国看到。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经济中，商业的发达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当奴隶还只是为奴隶主及其家庭经济的需要，从事农业劳动和手工劳动时，奴隶制还带着家长制的温和的性质。自从希腊人及其后的罗马人，偏爱货币，一直到市场生产出现以后，奴隶才开始受着残酷的剥削[20]，结果，引起多次大规模的暴动。这些暴动的结局虽然失败，但也充分指出并预言了奴隶制度的寿命不长和难于忍受。中世的徭役制，也恰好重复了同样的结果。这种制度，最初带有地主保护农民的性质，农民对于这种保护，必须向贵族保护人提供相当的实物代役租或负担劳役，以满足领主自身的需要。到了后来，贵族懂得了货币的好处，于是徭役和实物代役租日益为商业的目的而逐渐增加，徭役关系便为现在的农奴制度所更替，并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后的脂膏。[21]结果，由于商业的扩大和货币统治的加强，农奴的实物贡赋就转变为货币贡赋，同时，徭役制度的丧钟也响起来了。最后，中世纪的商业大大加强了自由城市的权力和财富，从而，导致了旧行会手工业的瓦解与崩溃。由于金属货币的出现，世界贸易也就得到极大的发展。古代个别民族，如腓尼基人，已经担任起了各民族间的商业中介者的任务，他们通过这种方法，尽可能积累大量货币形态的财富。到了中世纪，这种商业任务落在自由城市（大部分是意大利的城市）的身上。自十五世纪末，美洲和东印度航路发现后，世界贸易更加扩展，新的国家不仅给商业提供了新的产品，而且又开发了新金矿（货币的材料）。十六世纪，由于从美洲输出了大量的金子，使北德都市，主要是汉撒同盟的都市，靠经营世界贸易而大发横财。此后，荷兰和英国，又继之而起。从而，在欧洲诸城市中（一定时期内在农村中），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经济，就成了经济生活的统治形态。于是，交换就在古老野蛮的共产部落的边境，开始萌芽，逐渐发展[22]，并在单纯的自由农民经济、东方专制君主制、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农奴制和城市行会制等彼此循序更替的有组织的经济形态之下，不断壮大起来。愈来愈大扩大的交换，就进一步蚕食这些经济形态，使之崩溃。最后，终于使孤立的私人生产者的完全无政府无计划的经济，成为唯一普遍的统治的经济形态。[23] 第四节由单纯商品生产到资本家的生产[24] 自商品经济至少在欧洲城市中成为生产的统治形态以来，到十八世纪，学者们才开始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一般的交换经济，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但交换是借助于货币才发生的，而在交换下的一切商品价值，又表现为货币。这种货币表现，意味着什么呢？交换中各商品的价值，又以什么为基础呢？这都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最早的问题。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和十九世纪初叶，英国人亚当·斯当和大卫·李嘉图完成了巨大的发现，他们断定：商品价值不外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从而商品的交换，也就是种种等量劳动的相互交换。此时，货币只是媒介物，又是包含在各商品中的相当劳动量的价格表现。我们把这种学说称之为大发现，看来似乎非常奇怪；其实，商品的交换，取决于包含在其中的劳动，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事。可是，用金子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已经成为一般的习惯。这就蒙蔽了事物的自然状态。如果我说靴匠和面包师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那么，可知不管其使用的属性如何，交换的发生，只是因为这个产品和那个产品都费去了等量的劳动——即两者在生产上需要等量的时间——两者的价值也当然相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但是如果我说一双靴子值十个马克，那么，只要考虑一下这个说法，我们就会莫名其妙。究竟一双靴子和十个马克，有什么共通之处呢？这两个东西，什么地方相等，能够使它们互相交换呢？这种不同的物品，一般怎么能够相互比较呢？靴子那样有用的产品，为什么又能够那既无效用、又无意义的一小块烙印的金银交换呢？最后，这样没有效用的金属块，到底为什么具有通过交换获得世界上任何物品的魔力呢？ 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些问题，决不是国民经济学伟大的创始者斯密和李嘉图所能解决的。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中（同样也在货币中），因为内含了单纯的人类劳动，所以，商品生产时需要劳动愈多，商品的价值就愈大，反之，就愈小。这种发现，只揭明了真理的一半。其他一半真理，则在于阐释人类劳动究竟如何而且何故采取特殊的交换价值形态，甚至，那种暧昧的货币形态等问题。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创始人，一次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其原因是，他们把人类劳动之能创造可交换的商品及货币，只单纯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固有的自然的属性。换言之，他们认为，人类不能不用自己的双手来生产可资交换的商品，正如人类不能不饮食，头上不能不长发，面上不能不有鼻一样，乃是极为自然的事。他们坚信这个道理，如斯密就曾严肃地提出过动物是否曾经实行过相互交易的问题。不过，他否认动物界是中有这样的例子。他说： “分工虽然是一般富裕的原因，但分工的原因，不是人类想求一般富裕的智慧。那对于人性中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可以说是必然的但极缓慢逐渐的成果。这种倾向，决不会顾念那样广泛的福利。这种倾向，在人性中，是一种根本的不容进一步分析的原则呢？或者多半是理性言语那诸种能力的必然结果呢？关于这问题，我们现今不要讨论。现今我们应该知道的，只是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发现不出来的。无论哪种动物，都不知相互交换，更不能了解契约的作用。固然，在两只猎犬同逐一兔时，往往也像一种协同动作。它们取包抄的形势，把兔逐向对手的方向。不过，这种协同动作，只好算是特殊情形下，对于同一对象物，情欲上发生了偶然的一致，并不是契约的结果。我们从未见甲乙两犬，公平审慎的，交换骨头。也从未见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此为我有，那为你有，我希望以此易彼。一个动物，如果想由某人或其他动物取得某物，除了博得授与者的欢心，不能有别种说服的手段。”[25] 但是，这种幼稚的概念，不过意味着：国民经济学伟大的创始者们，始终坚信一切东西都是商品、一切东西都是为交换而生产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与人类同时生存于世界上的唯一可能的永恒的社会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可能的永恒的制度，而揭明它不过是一种历史地推移的社会形态。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将今日的关系同以前其他时代的关系进行比较。于是，到此才明了，人类在几千年间，关于货币和交换的知识一点也没有，却居然能生活和劳动。只有随着社会共同劳动计划的消失，社会变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群无政府的分散而独立的生产者以后，交换才开始成为把分散的个人及其劳动结合为统一的社会经济之唯一手段。货币代替了那以生产为前提的共同经济计划，而表现为唯一直接的社会联系。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联系手段，正因为它是作为一定量没有什么特殊使用价值的人类劳动而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私人劳动者之间的共通物，从而也正因为它是代表人类私生活上没有任何用途的无意义的产品。因此，这种无意义的发现，乃是一个必然。没有它，恐怕交换一般就不可能，从原始共产主义解体直至今日为止的全部人类文化史也就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固然也承认货币的重要意义和必然性，但他们只不过是从商品交换的纯外部的便利的观点出发而已。实际上，他们强调货币这个特点正如说宗教是因为便利之故而发明的，其意义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货币和宗教，是人类文化二大产物，它们是在一定历史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同时，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复归于无用。每年采掘金银的巨额用费，宗教仪式的开支，监狱、军国主义、公共慈善事业等维持费——这些开支，虽系今日社会经济上的重大负担，但它又是这种经济形态的存在所必需的开支，它一定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废止才能完全消失。 我们已经认识了商品经济的内部机构，看来，它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但又建立在最高道德原则上的、很调和的经济制度。因为，第一，它是受完全的个人自由所统治，每个人不管怎样劳动，劳动多少，都可听其自便。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来打算；第二，每个人可以拿自己的商品，即自己的劳动产品，同他人交换，劳动同劳动交换，平均等量的劳动同等量的劳动相交换，从而完全平等和利益均沾占着统治地位；第三，在商品经济下，商品只和商品交换，劳动只和劳动交换，从而，谁没有提供劳动产品，谁不从事劳动，谁就没有饭吃，这也仍然是最高的公平原则。因此事实上，那些为工业自由的完全胜利而斗争，为废除一切旧统治关系、行会制度的束缚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残余而斗争的十八世纪哲学家和政治家，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他们都已经向人类提出了诺言，将要在地上普遍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乐园！ 十九世纪前半叶许多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也有同样的见解，当斯密和李嘉图建立了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发见一切商品价值是以人类劳动为基础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些工人阶级的朋友，认为在一个实行正规的商品交换的社会内，理应可以取得平等和公平的胜利。因为如果劳动和劳动经常在等量上相交换，那就不会发生财富的不平等，至多不过在勤劳者和懒惰者之间引起报酬的差别罢了。而且社会财富不能不属于劳动者——工人阶级所有。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看到[26]近代社会人类状况的巨大差别，贫和富的并存，不劳动的人拥有大量财富，用劳动创造一切价值的人们反而一无所有，那么，就可以知道这种现象显然是从不公正的交换所产生的，同时，也可能是由于交换劳动产品时，受货币媒介的影响而产生的。货币把一切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这个真理掩盖起来了。它不断引起价格的变动，从而提供任意规定价格的可能性，提供牺牲他人以诈骗和积累财富的可能性。那么，打倒货币吧！主张废除货币的社会主义，最早出现于英国，如十九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汤普逊（Thompson）、勃雷（Bray）等天才的著述家即已有这样的观点；其次，同类的社会主义，在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保守地主和卓越的经济学著述家罗伯图斯（Rodbertus）的著作中，也发现过；第三次又在1849年法国的蒲鲁东那里发现过，甚至还有人实际试验过这种主张。例如，在上述勃雷的影响下，伦敦及其他英国许多城市，就设立了所谓“公平劳动交换的市场”。商品拿着这个市场上去，不必通过货币的中介，可以严格根据商品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进行交换。蒲鲁东也为此目的而提议过设立所谓“平民银行”。但是，这些企图及其理论，很快就破产了。因为没有货币的商品交换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力图废止的价格变动，实际上乃是商品生产者以之作为依据——他们所生产的商品是过少还是过多，商品生产上所费的劳动比它的必要量是多还是少，或者他们所生产的商品是否为人需要——的唯一手段。如果在无政府经济下，那些孤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丧失了这个勾通双方的唯一手段，那么，他们必然会迷失方向，不仅变成聋子，而且变成了瞎子。倘若如此，则生产势必停止，资本主义所建筑的空中楼阁亦将被摧毁。因此，企图以单纯废止货币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实质上完全是一种空想。 实际上，在商品生产下，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在一般商品生产下，每个人只要交换其劳动产品，只要以等价与等价交换，就可以取得任何物品，这个时候，怎样会出现财产的不平等呢？如所周知，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显著的特征正是在于：人类的物质地位非常不平等，一方面，少数人集中了巨额的财富；另一方面，大众的贫困不断加剧。根据以上所述，逻辑地归纳起来，今后的问题应该是：在商品经济和按照成本来交换商品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又如何可能呢？ [1]在手稿中，此章系标以序数Ш。 [2]卢森堡用铅笔注道：“我们以后将回头来说明这样的假定是否可以被允许以及被允许到若何程度的问题。” [3]卢森堡用铅笔注道：“但现在这已经不是他与之有联系的并且对他的产品经常感有需要的作为整体的公社了，而是公社的各别的成员了。” [4]卢森堡在手稿中注道：“社会劳动：1.作为社会成员为彼此而进行的劳动的总和，2.在下述的意义上，即任何个人的产品都表现为总的结果（原料、生产工具），不仅如此，也表现为整个社会劳动的结果（科学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的社会性都由交换来表现。共产主义公社中，以及劳役制经济中的和现在的知识。” [5]卢森堡注道：“商品的生产过剩，商品交换的不可能和有组织的社会中商品储备的不能被消费：在共产主义公社中（印度的大米），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经济中，在劳役制经济中（中世纪的寺院）。区别：第一个没提供社会劳动的类型。最末一个则提供了这种类型。同‘需要’（一方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不能脱售的商品的生产过剩）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过剩。” [6]卢森堡在这句旁注道：“N.B.DieRed.” [7]如十九世纪棉织品之驱逐麻织品。 [8]卢森堡注道：“亚里士多德论奴隶制度”。 [9]卢森堡注道：“在金属货币中，使用价值被除去了”。 [10]手稿中在此处尚有用铅笔划去的一个副句：“例如，像目前德国人在西南非洲对黑人的所作所为。” [11]拉菲特（Laffitteau）：“美洲野蛮人的风俗与古代风俗的比较”，1724年版，第2卷，第322—323页。引自季另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第245—246页。 [12]卢森堡注道：NB.“游牧时期以前时代的考古发现”。 [13]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第246页。 [14]同上书，第247页。 [15]沙米尔·柏克：“尼罗河源纪行”，第221－222页。 [16]卢森堡注道：“为什么贵金属只限于起这种作用呢？” [17]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第248页。 [18]卢森堡注道：NB：“普通金属为贵金属（例如黄金）所代替。” [19]卢森堡注道：“再详细些。” [20]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5—267页。 [21]参阅同上书，第268—272页。 [22]卢森堡注道：NB：“无计划的经济‘Fauxfrais’，它在货币形态中不得不两次生产自己的社会财富。” [23]卢森堡注道：NB：“商业的文明意义，从（此处字迹不清）开始。国际间的联系。” [24]NB：“黄金梦：对黄金的追求。——美洲的发现……卡尔五世的重商主义政策。炼金术（黄金）。” [25]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5页。原稿此处漏引文。——编者 [26]卢森堡用铅笔注道：比较约翰·贝洛斯（JohnBellers），伯恩斯坦（Bernstein），“英国评论”，第354页。
第七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七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下）·一、贯彻婚姻法运动·二、反胡风运动·三、肃清反革命运动·四、鸣放、整风、反右派运动·五、运动的特征一、贯彻婚姻法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是1953年2月提出的，共产党本拟大搞一下；3月因斯大林逝世，运动中止。4月5月搞一阵，然后就在5月即宣布运动基本完成任务了。“贯彻婚姻法运动”这样提法是像写小说一样，这是倒插笔法。这是结尾，不是开始。按着一连串的运动排年表，它应排在这里，而这运动的开始与土地改革运动是并驾齐驱的。《婚姻法》是红色政权通过的第一个法律，而且是我在一生中，除了在政治协商会议举手通过《共同纲领》之后，在政法委员会举手赞成的第一个重要法令。我对它印象很深，我记得其中条文有一段是我的修改意见。这时我初参与政权，还未经惨痛的教训，我还有时敢提出意见。正如在小组讨论《共同纲领》时我敢于坚持工人的罢工权一样。这个法律是1949年末通过的，我现在手内虽无婚姻法条文，但我回忆起来，我还是同情这个法律。我认为条文本身还是应乎中国人民的要求，是一个合理步骤。但我同时声明，我不支持共产党推动婚姻法一切另有作用的行为和动机；而且在我举手赞成通过这个法律时，我也梦想不到共产党这些行为和动机。我认为应有一个合理的婚姻法，它的推行是靠教育。所谓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我未梦想到共产党推行的方法是风暴，而且其中是另有作用——分化家庭；尤其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推行婚姻法也成为共产党破坏家庭，挖墙脚的办法之一。这个动机和共产党一套作法，在我参加政权以后逐渐才领会到。这说明，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无知，这也足给在共产党统治区以外的聪明人们提示一个教训。我在本书内不断地指出，研究共产党单凭研究理论或发表过的文件和法令是不够的。那是精密研究过的东西，能够自圆其说，颇有宣传作用，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觉。它不只能欺骗后世，而且也能瞒过当代聪明人的眼睛。共产党推行婚姻法，表面上是消除妇女的封建地位。促进她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以及婚姻自由。而骨子里是破坏家庭关系，目的是使人人孤立，人人都得依靠共产党，忠心支持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党瓦解中国社会的基础，以便于它的统治。本来家庭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组织，一个人任便在外面受到什么打击、挫折和污辱，最后他还有家人的支持，至少还有家庭的温暖同情。共产党的目的就是在各方面缴了你的械，最后还拆散你最后的温床——家。叫你处处冰冷，只有低头求教于共产党，苟且地度过你一生。怎样见得呢？婚姻法本身已经把男女夫妇关系，经济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婚姻自由等等包括进去。法律本身又说明，法是为未来而定，不是为过去而订定。这又是显然的常识的道理。本来已经定了法律，婚姻问题一经发生就当按法行事，这就够了。唯要使人民了解法令内容，对人民加以宣传教育，也还有其必要。但是共产党不是这样作法，它是表面一套，如法律条文所规定者；内里又是一套，如瓦解分化家庭，争取妇女，以达到其孤立个人的目的。这个目的可以由政务院1950年的一个指示中看出来。指示大意说：“婚姻改造不仅是法院和地方妇女团体的工作，而是每一个组织都须为此而合作。学校、青年团、工会、以及文化团体中都必须做的工作。必须使人民参加控诉大会，揭发那些未能达到这个新法律规定的标准的人们。必须有大规模的民众大会。婚姻改造须与土地改革相辅而行，以同样的手段用于这二者。”从这个指示里就可看出：（1）婚姻改造不只是法院和妇女的工作；（2）所有人民团体都须参加；（3）开群众控诉大会；（4）与土地改革运动相辅而行，以同样手段用于两者。（1）（2）两点还具有按法办事和群众教育的一些意味。（3）（4）两点就入了运动范畴。而且是与残酷的土地改革运动相辅而行，采用同样的手段。这就是充分说明共产党的动机。婚姻法主张男女自由结合，不许父母包办，这一点是可以广泛宣传。已婚的夫妇，如认为过去结合的不合理，或因情感不好而愿离婚，婚姻法已为提出方向，法院可以为之解决。这个道理很清楚，也可向人民教育和解说。而开群众控诉大会及与土地改革运动相辅而行，采取同样方法，就是共产党分化家庭，争取妇女，孤立个人的政治目标。藉婚姻法之名，把中国广大农村的家庭搞得天翻地覆，死人无数，这也可算共党重大罪恶之一。共产党的内部指示，我想，比政务院的公开指示，更为露骨明确。它必已把搞婚姻改造与土地改革的相关联的关键指示明白。就以政务院的指示而论，其目的和动机已经够清楚：即是分化家庭，挖墙脚，假意同意妇女，以摸每个家庭的底。土地改革是无情的斗争，那是指地主与农民之争，但是如不加上每个家庭中夫妇之争，婆媳之争，以致妯娌姑嫂叔伯之争，那就不够共产党所希望的“全体之争”，也就不能达到共产党个个击破的作战目的。上级这样一指示，下级干部变成了一群疯狗。而且这群疯狗除了执行上级所交给的政治任务，还特别具有流氓的低级趣味。对于推行“婚姻法”，可以为所欲为，放手去搞了。全国二十多万个乡以及二千多个县，一百多个大、中城市，都开了婚姻改造的斗争大会。城市的不如乡村的搞得激烈，因为这里正在土地改革，婚姻改造斗争是结合着土改运动进行的。斗争大会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的对象是双方的家长和丈夫；如家长已死，丈夫则是主要的对象。所控诉的罪名，是过去曾包办或买卖婚姻。有这个控诉会，家庭开始分化，就挖出了地主、富农、或中农的金钱；也因此加重了他们的罪名。土地改革运动就更彻底深入。农村中不但是贫富之争，而且有了家人之争了。控诉会都是乡村干部主持，所选的控诉人多是妇女，她们之被选中，不论本人愿否进行控诉，都得进行。一般的是共产党干部挑拨了那家婆媳不和的媳妇，或是常与丈夫吵闹的妇女，她们一经挑拨是极容易当了共产党的工具。由干部替她们想，出嫁时娘家得多少彩礼，双方父母如何主持婚姻，婚后在婆家怎样受婆婆公公的气，丈夫如何虐待，小姑子如何听婆婆话给她气受。这样一五一十地有系统地由干部指点，编成一套加盐加醋的夸大指责，公婆自然无地自容了，就是丈夫也成了罪魁祸首。控诉的结果，如因此而牵涉到土改或镇反的问题，有的家长丈夫成了反革命分子；如果只限于婚姻“不美满”，那就是由大会主持强迫离婚了。控诉大会一展开，乡村的家庭都翻了天；过去婚姻是由父母主持的，因为婚礼是有买卖性质的；但是有些家庭，夫妇既已结婚多年，本可相安无事，而一经结婚改造大张旗鼓地推动宣传，平安无事的家庭，也成了烦恼的地狱。因为一个人的不满意，或由干部指使，家庭中每个人都受了折磨，甚至被利用的妇女也过着不能忍受的烦恼。于是惨案大批发生。惨案的种类是多样的，有的公婆因为经不起控诉，虽未被囚禁法办，自己自杀了；丈夫禁不起折磨，有的自杀，有的一并先杀了老婆。妻子于被迫指控丈夫之后，自己后悔悬梁了。有的妇女要求离婚，白天得到干部支持，晚间被丈夫砍去脑袋。有的丈夫怕斗争，在斗争会之前先跳了井。……这类自杀、凶杀、暴亡的惨案出现于每个县里。据我在政法委员会所阅读的报告，总计起来，因推动婚姻改造而死亡的人数，不下几十万人。我还记得，单就江苏一省1952年八个月的统计，就有15000人死于这个运动。有一次，在提出“贯彻婚姻法运动”之前，彭真在会上向我们报告说：“推行婚姻法，在下边（指乡间）搞出大乱子来了，死亡的人数太可怕了！我们得想法加以制止。”这是为“贯彻婚姻法运动”，应重教育而不应用暴力的开始。实际上，这是政务院先指示用了暴力，“与土地改革相辅而行”，采取同样办法，得到了共产党所期望的目的后，一个结尾。所以在本文开头时我就指出，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是收尾而不是开始。乱子确实是够大了。共产党的干部除了执行上级的指示，举行控诉会，斗争家长、丈夫，制造离婚乱搞女人，尤其是搞地主家庭的妻女。这些妇女因为过去生活比较好些，或是受过一点教育，自然比贫苦家的妇女漂亮些，干部就专打她们的主意。其次是搞乡村的漂亮姑娘，如搞不到手就造谣。这些女人若与其意中人过恋爱生活，干部就因嫉妒“捉奸”。记得彭真讲过一个例子，他说：“干部捉到青年男女之后，把女人脱得赤光光囚在大柜里。有一次上级干部到乡下检查工作，在大柜子里发现一个赤光光的女人。”有的女人被捉到便绑起审问，叫他们细述自己和男人的性生活。……诸如此类的事件在农村普遍地发生。这些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是乡间的土皇帝，一般农民在他们压迫之下，又有何法！如果任何人表示异议和反对，“反革命的帽子”是随时给你戴上，你还敢多喘一口气吗？即使这类情况传到北京，高级领袖若无其事地说：“这不过是个别的现象。”但是居住在中国的人民很清楚，这处如此“个别”，那处如此“个别”，几乎到处都如此“个别”，这个“个别”，就是普遍的现象。而在干部流氓趣味下又逼死不少善良的女儿、妻子。推行婚姻法，满足了共产党破坏家庭制度，孤立个人的目的。同时也方便了下级干部发挥色情狂的机会。解放妇女，至少在推行婚姻法的两三年期间内，正给妇女制造了无穷的灾难和污辱。即使称为解放的妇女，她们也只有为“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作对象，推倒一座千年封建的大山，又压迫在新封建的岩石下。这个可怜的命运，有许多妇女可能还未觉得，但是事实却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都市的首长追求女人，最好说霸占女干部，使未结婚的青年姑娘，不敢进机关作事；乡村的土皇帝小干部，歪戴帽子走进农民的家里，十七八岁的姑娘是他独占的“玩物”。而且上级和下级搞这类勾当毫不知耻；因为掩护他们的是假名于“自由恋爱”，生在二十世纪的人谁还能反对“自由恋爱”！农村的家庭翻天了，男女老少自杀、被杀、暴亡的人，不下几十万人；离婚的案子多至数百万件。共产党达到了所期望的目的。于是在收场时来一个“贯彻婚姻运动”，重教育而不重暴力的宣传，讲和睦家庭。这好似在死人灵前念超生咒。正似野心家暗杀了他的政敌，而在他杀死的敌人棺前送一个花圈，上书“某某仁兄千古”一样！二、反胡风运动“反胡风运动”五个字登在报上，一般老百姓是莫名其妙，以为共产党又搞什么排外运动。胡者过去是指北狄，反胡风当然是反外国鬼子或其作风影响。这种看法在当时是有的，我听到过人们这样说过。胡风当作一个文艺作家来说，在文艺界是鼎鼎大名的，但在一般人民群众中，他的名是很少听到的；而且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深入民间的著作。共产党选中了这个人而作为运动来搞，不怪人民不关心，而起初还误认为反洋鬼子的运动。共产党为什么搞反胡风运动？如果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胡风这个人，他可以诬以反革命罪名，把他送进狱里、砍掉头。如果毛泽东不喜欢胡风及其朋友，共产党的特务也可以为毛泽东找出这些人，一并送狱、砍头。反正杀人的罪名只要有关“反革命”三字，任何人也不敢置疑的。毛泽东很方便地能这样作。而偏那样小事大作，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看出他的两个目标。第一、1955年夏天大张旗鼓宣传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活动，为共产党紧接的下一步“肃清反革命运动”铺好道路。第二、对于知识分子进行恐怖的镇压。因为1951到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据李维汉于1953年对我们讲，只有10%的知识分子是改造好了，其他的90%，还是口服心不服。1953年作家下乡、下厂，结果也是形式主义，未搞出什么效果。在共产党的眼睛里，只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着还很费力气，搞得颇不如意。但如改不好，只有恐怖一下，使知识分子“免开尊口”或“免动尊笔”也是好的。这两个目标，又是为当前的共产党的两个经济计划服务。这两个经济计划，一个是在城市里，全国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的高潮；一个是在乡村里，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为了这两个经济独占的计划，共产党认为是很重要的。为执行顺利，先得封住有脑筋好说话好动笔的人们的口和手，恐吓他们“不许乱说乱动”。这首要是整知识分子，这些人多是在城市的。反胡风运动就着眼在此。另一个是扫荡农村中的可能反抗的力量，以便农业合作化，肃清反革命运动就着眼在彼。目标既明，脉络有了着落，然后我们谈反胡风运动。红色政权下的文艺界除了歌颂革命胜利的作品外，已经贫乏得不像样子。从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尚可有说有作的人，现在他们的脑子都上了锈，个人只作为一架陈旧的宣传机器。毛泽东所指示的人民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作家们也不知如何落笔；写一些工、农、兵的生活，也是在歌颂光明，还不是描述生活。生活要有血有肉、有愉快、也有烦恼；而他们的描述，是为革命的胜利者编辑赞美的诗篇，读来令人欲睡。毛泽东叫别人搞文艺著作为工、农、兵服务，他的一首著名得意的《沁园春》词则是在歌颂自己，为帝王服务。文艺界是死气沉沉的。1951年电影界抬出19世纪的人物《武训传》，共产党员和“文化大师”郭沫若都深为赞许。但是毛泽东一看不入眼，亲自下令攻击。说武训是封建地主的爪牙、流氓和无赖，他的思想是封建意识。于是全国文艺界声讨19世纪骨已化灰的武训，就连郭沫若也作了长篇认罪的检讨。死气沉沉的文艺界，无事可作，埋头于古典文学，于是大量出版《西厢》、《白蛇传》、《三国演义》、《水浒传》、《桃花扇》、《红楼梦》等等旧东西。这些著作虽系古典，但是人民是欢迎的。共产党就用这些东西维持人民的精神食粮。搞古典文学，自然少不了《红楼梦》，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学者以精通红学为荣。胡适的声名也沾了考证《红楼梦》之光。在北京对红学有研究的学者俞平伯先生总算是首选。他于1952年发表《红楼梦研究》，中共的官方《文艺报》大加赞扬，说是对红学一大贡献，“扫去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谁知1954年9月间，山东《文史哲》杂志发表一篇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9月30日《文艺报》曾予转载。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接着在《人民日报》上又连续发表李希凡、蓝翎、周汝昌、王若水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看法。事隔一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由被捧而走到被打的命运。1954年底就开始斗争俞平伯，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开会，上海的“华东作家协会”开会，北京大学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接着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开这种座谈会。斗争俞平伯，是批评古典文学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通过对俞平伯在红楼梦中错误思想的批评，是划清敌我界限，进一步肃清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由斗争俞平伯开始，而检讨《文艺报》，进而改组《文艺报》；由批评《文艺报》杀出一个胡风。检讨《文艺报》是在“文联”和“作协”扩大联席会上举行的。文艺界的有名人士都踊跃发言，俞平伯认错了。《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也认错了。但是发言中有针锋相对者，那就是中共官方代表周扬、何其芳、袁水拍等，对准了胡风、路翎等人进攻。新的斗争开始了。胡风作了官方运动的箭靶。我不是搞文艺的人，起初对他们这场斗争，我并未给予注意；但是我对这群参加斗争的人，很多是熟人，而且不少是我在香港创办《时代文学》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我在1941年前在香港出版两个杂志，一个是《时代批评》，由我主编，一个是《时代文学》，由我和端木蕻良主编，实际是他主编，我只是挂名。因此和文艺界朋友交往的不少，因之也知道他们一些活动。这次在斗争俞平伯，检讨《文艺报》，以及他们活动的情形，我也不期而然地留了些心。但是在揭露胡风是反革命分子之前，我看到的文章，检讨、批评，还只限于思想问题的范畴，还以为一如往日，周扬、何其芳等人与胡风这群人论战；并没想到其他。直到1955年5月13日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前两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召集报告会，我亲与其会，由周扬报告胡风的案件。那时周扬还口口称“胡风同志”，对胡风还有袒护备至的口气。我们当时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还以为是讨论思想问题。谁知这时中共已决定讨伐胡风，而对我们这些政治方面的人们先给一点暗示，免得一看发表的材料大为吃惊。如我在前边所说的，中共选择胡风作为这次运动的宣传典型，以达到其恐吓知识分子，铺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道路；同时肃清反革命运动又为农业合作化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为何选择胡风而未选择其他人呢？这也是有规律性的：“打击你的仇敌，而且要选择最好的时机”，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作法。胡风虽然以左派文学理论家自居，但他却从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眼中之刺。这个刺非拔出不可，而且要在最好的时机中把他拔去。胡风既是共产党眼中之刺，在检讨《文艺报》时，他又大发议论，露了锋芒，这是给中共一个打击敌人的时机。于是检讨俞平伯，批评胡适思想，检讨《文艺报》这个半年以上的活动中，最后把一支利剑刺入胡风的胸膛。胡风之为共产党眼中之刺，由来已久。远在1934、35年鲁迅尚活着时的“左联”时代，在文艺战线上，鲁迅的大徒弟胡风就在批评共产党人周扬、何其芳所领导的文艺路线。这是共产党的文艺路线，不过由周扬等人执行而已。胡风与周扬等人不断争论，直接是冒犯了党的“天威”。这还不算，毛泽东于1941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自己和其党已认为是“天书”一样，胡风偏偏不为捧场，而有所批评。这更是得罪了毛。以一个自比文武全才的领袖——即是军事上的天才，又能“横槊赋诗”的毛泽东如何能吞下这口怨气。虽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不断地令其爪牙对胡风进攻，于攻而不胜之后，1945年还由党派要员——可能是周恩来——召集胡风谈话，指责其文艺理论的错误。但是胡风和其朋友仍然和共产党文艺领导人不断地展开笔战。这都于共产党不利，尤其是使它想以愚昧的方法骗人失去一些灵验。即在1955年春胡风还在控诉中共文艺政策是在作家头上架上“五把理论刀子”。胡风与共产党既有长期的仇恨，今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当然要报一箭之仇。所以在1955年整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便选择了胡风作箭靶，昏天黑地，真是刮了一阵“胡风”。共产党既选择胡风作箭靶，预备是很周密的。在5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评》的同日，一并发表由胡风的朋友舒芜所压榨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24日发表了第二批材料，6月10日又发表第三批材料。这些材料都加上了编者按语，因为没有这些按语，是谁也不知道究是何意；加上按语，读者虽然明白了，但有很多地方读者又会猜想是编者的意思。关于编者“按语”，当我在北京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有人告诉我，这“按语”是毛泽东亲自下笔的。我当时想，即使不是他亲自下笔，至少也是由别人作好，由他修改批准，这一点是毫无可疑的。而且我相信毛泽东对这类东西是有兴趣的。因为我知道，有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他就常常动笔。这样不只表示他自己是文武全才，而且是注重“文人”统治天下。“三批材料”已注定胡风及其朋友是反革命集团，在当年夏天开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消了胡风的代表资格，同时被监禁起来。他的朋友，只若是知名的、露面的，也遭遇了同一的命运，如上海的刘雪苇、彭柏山、贾桓芳、张中晓、王化元、俞鸿模、梅林、罗洛、耿庸、杭行、冯秉序、顾征南、陈声民、李正廉、王戎、满涛；北京的路翎、谢韬、牛汉；天津的阿垅、芦甸、鲁藜、顾牧丁、季离、冯大海；武汉的曾卓、绿原；南京的欧阳庄、吴人雄、苏汛、黄天戈、郑造；浙江的方然、冀汸；安徽的张禹；山东的吕荧；广州的朱谷怀；湖南的彭燕郊；东北的庄勇；四川的冯异；以及徐放、阎有太、王来、许史华等一百三十多人。反胡风运动主要是在学校、文化机关团体进行；而学习和讨论这一问题是全国性的；各机关、企业单位，民主党派通通进行学习讨论。讨论时要结合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工作。我们在民盟就是这样作的，只是谈谈就算了事。在学校则就不同了，先是教职员进行学习检讨，不少教职员因为检讨胡风问题，自己也不是胡风集团分子，但检来检去，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每个大学或专门学校至少搞出几十个人。有的人检讨后，被认为罪不重，过了关；有的人检讨不清，入了监狱。一般教职员检讨会是放在暑期放假前，有的也放在放假里。高级学校放假，一般是在7月12、13日，放假之后，突然由校方出个布告，令学生不可回家，要有一个报告会。学生也不知怎么回事都留在学校里。报告会一开始，大家才知道要学习“反胡风文件”。校方并宣传，学习要占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习时间不许回家，不许与外人往来，不许与外界通电话。苦苦读书，才经过考试的学生们，他们本有权利休息或回家，这回经校方一纸命令都进入了集中营。学生学习反胡风文件也和教职员学习的一样，即是一面学习文件，一面结合实际作斗争。很多学生成了“反革命分子”。举几个例：让大家看看在“反胡风运动”中学生们所遭遇的不幸；北京大学是红色政权第一个学府，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如何蹂躏这些纯洁的青年学生。关于这个例子是参与运动的学生亲口告诉我的。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于明芳，是一个读书很用功，成绩也不差的学生；她是天主教徒，共产党便拿她作了斗争对象。在小组会上斗争她，数责她的反革命罪行。她是坚持说没有这回事，而且“信天主教是真的，从没有过反国家、反人民、反党的行动。”她说话时很平静，态度从容，看来绝不是掩饰罪过，欺骗过关的样子。但是群众斗争会上一口咬定她是反革命分子，最后由公安警察把她加上手镣带走。她面色不改，还是殉道者那样从容赴义的精神，走下了斗争的台子，走出她受教育的课堂，最后走出了她的学校。留在后面的，是斗争会上的沉寂，与同学们哭丧的面孔。另一个是化学系四年级学生曹伯申，她在同学中人缘很好，常和同学开玩笑，谁若有个头痛脑热，她常很亲切地摸摸她们的前额是否有热，她常于摸完后以乐观的态度说：“不要紧，隔一回就好啦。”如此惯常了，同学们给她起个外号：“曹大夫”。在“反胡风运动”中这位“曹大夫”就成了她的罪名，说她“拉拢群众”，“搞小圈子”；这就是反党的宗派主义，就是反革命的动机。“曹大夫”就在大会上被斗争了，与她相好的同学也被党小组找去谈话，指定他们要揭发曹伯申的“阴谋”。这些同学懂得共产党的作法，谁被斗争，大家就得和谁划清敌我界线，被斗争的人就是敌人；如不划清界线，自己就是同情反革命分子，自然的结论，自己就是反革命分子了。于是同情曹伯申的人也得揭发她、检举她。不过，告诉我这段故事的学生，她说：“我是以空洞的词句批评她一番，我实在看不出曹伯申何处犯了反革命的错误，但我既受命，就不能不讲。”同学们拍着桌子，指着曹伯申说：“你是反革命分子！”曹伯申点了点头！又有人说：“你是人民的敌人，思想是反党的，罪恶很大，你赶快向人民低头认错！”曹伯申说：“我认错！”……诸如此类的斗争，进行很久。曹伯申是认错了。她离开斗争会，回到自己的宿舍，自己跪在毛主席像片前，有半小时之久。同学们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我的心思，只有毛主席知道。”同学们表现了哭笑不得的面孔。运动过后，检查曹伯申实无其罪，只是同学中的好朋友，于是曹伯申还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矿业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梗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位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我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一般高等学校的学生们受了两个星期的疲劳轰炸，在七月底才带着憔悴的面容，抑郁的心情各自回家。一部分学生进了公安局得到安定的住所——监狱。在那里，他们可会见他们的师长和为他们服务的校方职员。反胡风运动，正如其他运动一样，由小范围到大范围。这个运动，初则限于思想，渐次追到行动，最后是全盘检查。初则限于与胡风有关的人，渐次扩到学校，以后扩大到所有知识分子，接着扩大到全国。思想改造结合着行动，检查思想，又检查行动。这个运动，逮捕了一大批人，吓死一些人，蹂躏了广大的人群，而运动主角的胡风，据可靠的消息，已经在狱中患了严重的精神病。共产党解了心头之恨，达到了预定的现实目的。但是与共产党所期望的目的同时生长的，是人民对它的厌恶。目的达到一分，人心失去十分。思想改造一分，反感增加十分。共产党的大亨们，只看见了富贵当前，红旗招展，掌声如雷，他们却看不见，“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的仇恨心理；他们得意忘形的，自欺欺人的，还在忙于自掘坟墓。而且那个老一套的欺人法宝，在中国大陆，连小学生都能看得出了。接着所搞的运动，愈弄愈丑，丑到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成样子了。但是骗子是老装胖子的，让我们继续看天安门上那个胖子的那副嘴脸。三、肃清反革命运动反胡风运动为肃清反革命运动铺平了道路，作好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在反胡风的宣传中，也可以说胡风被拘禁之后，肃反运动已经开始。为什么又要肃清反革命呢？照共产党的说法，反革命分子是随地存在，去了这批，又生一批，如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革命分子一直追随共产党，一直到共产主义成功，消灭所有阶级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长期的，肃清反革命也是长期的。而且按过去斯大林的讲法，革命愈到成功的阶段，阶级斗争愈尖锐化。斯大林死后，这种说法虽曾略加修正，但是共产党总以为在他们的前后，始终有个反革命的阴影，笼罩在其左右；正如过去讲迷信的人，自己谋杀一个好人，以后良心不安，总觉得被谋杀那个人的鬼影，时常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狞笑。这个人常常就变为神经病患者。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但是他们确信真实的人会向他们报复。于是共产党的作法，不像那神经病患者，后者是求神问卜，用符咒驱鬼，用超度冤魂求赦；共产党是用杀人办法以壮自己的胆气，以稳固自己的政权。这是讲共产党平时所采取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1951年大规模进行，为的杀掉社会上一切有号召力量而不支持共产党的人们。这些人中虽大部分无有行动，而共产党假定他们会“反动”，在这个假定下枪毙了几十万人。用杀人办法巩固新成立的政权。本来几年之后，政权颇为稳固了，但那是形式的，还没有坚固的物质基础。共产党要什么物质基础呢？那就是变更“所有制”，用共产党的话：变私人所有制，而为社会所有制。即是说，私人的工商业，由私人手里，转到国家手里；农业也由个人所有变为社会所有，或集体所有。前者就是工商业国营或公私合营；后者就是农业合作化。两者完成了，共产党独家占据一切所有权。共产党认为变更“所有制”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一次大冒险。它上台之后，虽然高标社会主义，但是在商业方面讲过“公私兼顾”，行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现在要变更私有为公有了。在农业方面，讲过“耕者有其田”，鼓励贫雇农握有土地，行过互助组，自愿的合作社；而今要组高级的合作社了。变私人所有为集体所有，这是一个骤烈的变动。虽然几年来，经过五反运动打下资产阶级的威风，经过土改运动打杀地主的威风，但是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共产党所要改造的和征服的是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其中主要的是中农和新起家的贫雇农。他面对的敌人不是少数的资本家，而是广大的小本经营的手工业和小商店；他面对的不是大地主，而是汪洋大海的小农。总之它面对的不是少数的敌人资本家和大地主，而是一度曾争取为朋友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今天要改变他们的所有；这是一个大转变，大事件，大冒险。共产党知道，在农村所实行的“三定政策”，损伤了农民；“统购，统销政策”，在农村又碰了钉子。今天，广大中国的财富是握在汪洋大海的小农民之手，取之，用之，都得经过他们的同意；而且若使此种情况继续下去，农民就会富足起来，走资本主义的路线，共产党将面对着一个空虚的幻想，还得来一次流血革命。何况，国际局势如此紧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爆发战争，如果粮食握在农民手里，土地由私人所有，共产党又面临着一个严重关头。有了这些原因背景，共产党早年（如1949年）说新民主主义阶段还长得很呢，至少要二十多年，这就意味着工商业和农业到社会主义阶段还有很长的时间。本来在1954年还嫌农业合作化搞得太快，而采取了稳进步骤。但转眼之间，共产党看到了自己的需要和长期稳进可能遭遇的危险困难。毛泽东突然高呼农业社会主义化的高潮到来了；原来他同意的稳步前进的政策，现在他反骂干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毛泽东很主观地有用意地高呼“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为了这个问题，我愿亲自作证：农村中并没有这个高潮。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愿多说几句话。毛泽东于1955年7月31日发出这个号召以后，似乎农村已有这个高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都在这年11月到全国各地视察，视察农村当然为最时髦的了。我是视察人之一。我于11月25日至12月5日这十天时间，是在湖南省衡山县衡岳乡几个乡村住了十天，天天与农民和干部接触，听他们报告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的情况。互助组是搞得不怎么起劲，中农不愿和贫农搞在一个组，因为中农有些贫农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如农具牲畜。合作社每村都有两个以上，但是也没有向前猛进的倾向，有的社眼看就要垮台。就是宣传最高的康菊英模范合作社，虽有百户加入，而社的发展也是表面的东西；有一架新犁摆在那里展览，从来没有用过。我们统计一下生产情况，有的单干户的生产还超过互助组或合作社的单干户。总之，能勤苦的农民收入总赶得上合作社社员的收入，而合作社买这个，制那个，又花去了不少农民的劳力所得。我们抽空时间问搞合作社是否很好？有个贫雇农盲然不知问的是什么，他还当我们是在问消费合作社，他们常去买东西的那间铺子。这个情况的介绍，不是说我个人反对合作化的好处，我是在证明：毛泽东所说的“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就要到来”，是骗人的假话。简言之，农村中在当时我看到的，和其他组一同汇报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高潮。但是，高潮就要到来了！等我们由乡下回到衡山县，全城几乎都是乡村干部，原来县政府和党委正在召集各县的得力干部，约有五千多人，在县里受训；主题是如何去推动农村中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不是群众的要求，或是实有其事；相反的，是毛泽东要这个高潮，发动全国农村干部创造这个高潮。而且在数月之间，全国农村几乎绝大多数都高级式合作化了，变更了土地的所有制。而且都市里敲锣敲鼓地报喜，于几天之间，全国的工商业、手工业、小贩、菜摊，都公私合营了。这是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事。谈了这些问题为的是什么呢？这是说共产党想要达到这个经济目的，变更所有制。在执行这个目标之前，要大张旗鼓地镇压，使社会上战战兢兢，没有一点敢于反抗的声音和行动。所以在制造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到来之前，先来一个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为共产党的经济目标扫清道路。而这个运动最激烈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七月底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之后三四个月内，也就是继反胡风运动而行的肃反。等我11月下去视察时，可以说肃反运动是基本完成了，因为那时是农业合作化的开始。把眉目脉络交代清楚，我们再回转头来专谈肃清反革命运动。毛泽东在发动肃反运动之初，又发挥了湖南“师爷”的天才，自己作了一幅对联，作为指导运动的方针：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幅对联是毛泽东在少数高级人士座谈会上说出作为指示的方针。乍听之下，以为毛泽东这回像似文明一些，像似要讲道理。但是一旦面对事实，斗争还是一样残酷，而且“无事生非”，大批地冤枉好人。因为共产党在一连串运动之后，把他们想要杀、捕，劳动改造的人们已经搜罗得精光。这次的再深入、再清查、再扫荡，自然地所遭受灾殃的不是他们眼中的“穷凶极恶之人”，而是他们认为可疑而又不大顺眼的人。这种人多数是无罪过的。按之共产党的法令，他们也是无过的。但是他们必定有被肃清的条件；那就是他们也许是社会上稍有影响力量而尚未靠拢共产党的人；他们也许靠拢共产党而有不满情绪的人；他们也许是加入机关工作而不满现状的人；他们也许是无固定职业易生是非的人；他们也许是好说怪话发牢骚的人……。社会上有这种人，共产党内和机关内都有这种人。在党和机关内，毛泽东指示在每个组织单位这种人占5%左右。他说：“这是坏分子，应该清洗出去。”于是在肃反运动中，就按这个指数寻找或制造坏分子，以便报帐。这就说明一个机关如有一百个人，就须找出五六个坏分子作为肃清的对象。如以中国六亿人口来统计，那就应有三千万这样的“坏人”。如果以全国人口来计算，凡是对共产党不满意不屈服的人都算“坏分子”，那么，我想毛泽东是估计太低了；据我估计，可能占全国人口95%以上。所剩下拥共的都算“好人”，那只有特权阶级党本身，一部分机关干部，解放军、警察，企业内的一部工人，一部贫农，和极少数的走狗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凑起来约有三千万人，还须至少再打个毛泽东所说的5%以上的大折扣。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坏人”在大陆上是否真有呢？那些明面或骨子里反共的人是有的。但是明面行动的人少，骨子里恨共产党的人多，如把恨共产党人计算在内，那个人数就太可观了。就是共产党想杀也不胜其杀。所以肃反的对象是限于有反共活动的人，共产党疑虑颇深的人，和共产党认为须要剪除的人，以及一些社会上滋事的分子。这个数目也就不少了。中国大陆上，一般人民在共产党初得政权二三年内，虽然怕共产党，不欢迎共产党，但是鉴于过去国是日非，还对它寄予期望，以为共产党也许把国家搞好。时间如流水一般过去，共产党特权阶级面貌渐渐暴露在人民面前，而人民的生活日趋低下，困苦日深，民主自由成了幻想，人民就开始失望、怨恨，对共产党的狗皮膏药宣传，都嗤之以鼻。从街道上人民不热心去开会，不愿多闻政治，到学校学生不愿听政治报告，以致学风日坏；从这些角落来看，都可侦察出人民不满的情绪。有对共产党不满的情绪，就可以有对共产党的反抗行动。这行动共党称之为反革命。共产党负责人向我们报告过，自然他们的报告，有的是事实，有的夸大其词，为肃反运动找借口。他们说：“近年来中国大陆上以反革命为目的出来了47个皇帝，这些皇帝都在长江以北。肃反中又搞出大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地下组织，翻出来一大批‘总司令’。这些‘总司令’多数是在长江以南。”在肃反运动中，共产党的机关报，常常报道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如在山东某地发现反革命组织，搜出来多少暗藏的枪械；汉口某地搞出地下组织，又搜出多少枪械；反革命分子如何打进工厂、医院、企业单位进行破坏；反革命分子又如何隐藏在政府机构和学校，以便待机而动；他们报道反革命分子如何杀共产党干部，如1955年在衡山发现干部被刺杀的情况。诸如此类，已经使人有个印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到处都是。据我的体会，当时恨共产党的人是很多的，而真具体表现在活动上，并不像共产党宣传那样多，那样显著。因为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下，一般人是不敢冒着没有成功的危险。但是，这也不是说，中国人民都那样谨慎、畏惧，都不敢去捋摸老虎的须。自然也有不少勇敢的人，在极端压迫之下，起而反抗，抱定虽不会成功，至少捣一下乱，或是向共产党脸上吐口痰，也会引为至快。共产党这次肃反运动，就是要打击阻碍其行使新经济计划的人，但是这次并未如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那样轰轰烈烈让万人空巷地看杀人。这次也杀了不少人，是随时随地执行的。在城市、乡间也贴杀人布告，让人民围观布告。1955年我到乡村视察，我们住在衡山县衡岳乡的乡公所，在乡公所墙壁上看见有这样的布告：彭某某，21岁，湖南省衡山县人，贫农出身，组织反革命活动，自任总司令；王某某，27岁，湖南省衡山县人，贫农出身，与彭某从事反革命活动，担任副司令；赵某某，24岁，湖南省衡山县人，中农出身，与彭某共同煽动农民，从事反革命活动；张某某，31岁，湖南省衡山县人，中农出身，与彭某共同煽动农民，从事反革命活动；赵某某，45岁，湖南省衡山县人，富农出身，与彭某结合活动，自供想推翻人民政府；李某某，51岁，湖南省衡山县人，地主出身，与彭王合作，从事反革命活动。以上六人，自供犯罪属实，按《惩治反革命条例》，应即处以死刑。衡山县人民法院院长某某某1955年某月日布告的大意如此，我因记忆力有限，不能完全写出其姓名，但是彭某为“总司令”这点，我记得很清楚。此外，我还注意两点，一是他们的出身，一是他们的年岁。我为什么专注意这两点呢？因为这里贫农为首的二人，余则为中农二人，富农和地主二人，可算是共产党宣传的“三三制”了。年龄，是青年为首，只有21岁，其他的人的年岁虽高，都听从青年的领导。在我们由乡村返回衡山县的归途中，路过一个小镇，我忘记了这个镇的名，它是只有一条小街的镇，小铺店有几十家。在我们休息之余，我到镇的街上看看，在这个镇的公所前，有一个黑板报，用粉笔在黑板上有这样一个报道。大意是“农民曹某，过去曾在外边作过事，返回家乡，随处散布谣言，诬骂政府，尤其对政府统购统销政策攻击备至，是本乡一个反革命分子。他常念一首反动的诗。这首诗是这样的：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农夫犹饿死。”一首为人民爱诵的古诗，便成为反革命的罪证。（注一）注一：这首诗本是很熟习的，我一时记不起来，手内又无书查对，故上句只得空着。诗的大意是说耕种收获很好，农民还是饿死，讽刺暴政的意思。这次肃清反革命运动，究竟有多少人被肃清法办，我没看到官方的总报告。但我却听到零星的报告。周恩来于1955年冬初在北京向我们报告说：“中央各机关参与肃反运动的220万人中，这里有76000多人是反革命分子，已经逮捕法办。16万人是坏分子，有反革命嫌疑，还没定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76000人在220万人中，正合乎3%左右，加上那些未定案分子，大约占220万人的5%以上，最多不过10%。”这是中央的情况。于1955年11月我们初到湖南视察，省府向我们汇报情况，其中司法厅厅长向我们汇报肃反情况，他是于口头报告之外，另有书面报告。他举了不少反革命的例子，说：“本省出了几个‘反共总司令’现行犯，干部常被打死、打伤，在某处搜出军械。……”最后他说：“本省这次肃反运动，共逮捕法办反革命分子13000人。”这是一个省的情况。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共产党之狠，这次肃反运动，根据上述两个材料作一般的推测，我估计被肃清的人至少由50万人到100万人。自然这个人数不是每个人都是严重的案子，如我在长沙听到在学校里搞出一些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但不是每个都被枪毙了。例如在长沙“被肃”的人中，有我们民盟的盟员28人，我们只知道他们多数是逮捕法办，还未听到枪毙的消息。肃反运动在1955年基本搞好，但是还不够彻底，本来共产党还想于农业合作化忙过之后，再清查一下，有的机关再细查一下；就如各民主党派，在1955年只学习文件，讨论一番，还未及按人检查，本定于1956年春再精细地搞，我们都作了这样的准备。谁想苏联于1956年春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作出一篇攻击报告，打破了毛泽东肃反运动再深入的日程表，以后就无形中取消了。最后，我要提到一点补充材料。共产党搞肃反运动，是宁冤枉好人，也不会实事求是的，而且底下干部拼命地搞，务求凑上毛泽东所指示的每个组织内至少有5%的反革命坏分子。上边如此期望，下边就拼命地凑。凡是有反动行为的人一定逮捕法办，这是自然的。乡村被管制的地主，不但未如“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取消地主帽子变为“农民”，很多的人是被收监了。地方上好生是非的“流氓”进了监狱，因为生活困难而发牢骚的人被视为反革命分子，……这些之外，还不足毛泽东所期望的反革命分子的人数，于是干部就制造反革命分子。我在杭州视察司法工作和监狱时，听到和碰到这种情况。在杭州，司法干部向我们汇报工作时，无意中谈到：“这次搞肃反工作，也出了不少偏差。有的机关搞不出一定的数目，就把过去判罪期满，或劳动改造期满后的犯人，重新逮捕，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为的是凑足5%。”这个汇报令我大吃一惊。在杭州监狱里，我曾碰到犯人向我们报告这种情况。当我们视察监狱时，我们可以亲口询问犯人情况。如犯的什么罪，判刑多久，有否按政府法令经过合法审判等等情形。在监狱里，犯人都在搞生产工作，如织毛巾、作袜子、印刷等工作，有的为监狱作事务工作。我们视察杭州监狱，走进一个监狱工作的宣传组，这里约有10个人，在一个小屋里编壁报。我问了几个人，他们多是国民党的中级官吏，判刑都在十年或十五年以上。我一眼看到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和他谈了一些话：“你姓什么？犯什么罪？”我问。“姓王。反革命。”他的回答。“你详细说一下你的反革命情况。”我又追问一下。下边是他的回答：“我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作过小学教员。1951年镇压反革命期间，我被捕了，判了四年有期徒刑。以后劳动改造，把我送到工厂里，因为我有文化水准，派我给工人读报，我对这工作也有兴趣。今年肃清反革命运动有人检举我，说在读报时，把‘人民警察’读为‘特务’，这是对人民警察的污辱，是反革命活动。以后把我重新判罪，又加上四年，前后共为八年。”接着我又追问一句：“你是否这样读过，把‘人民警察’读成‘特务’？”“我不会这样作的，因为有人说我心中把‘人民警察’当作‘特务’，故无意中这样读出。我没有这种思想，而且我也不会这样愚蠢，在群众面前这样作。在我的记忆中，简直就没有这个印象。但是群众中有人这样检举我，我又有些什么话好说！”他回答我的话，好似向中央人员诉苦。我听了这些话，未作什么表示。但当我们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作总结报告时，我是附上这个材料。从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肃清反革命活动，既肃反的，也肃无辜的，不足“主席”指定的目标，就拿倒霉的人凑数。中国人民的生命权还有一点保障吗？在我们视察上海和杭州监狱时，我发现三个特点：（一）是监狱里的人，95%以上是反革命分子。我到监房按门去问犯人，犯的什么罪？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反革命”三字。（二）这些犯人的刑期多是五年、十年或十五年的重刑。（三）没有犯人敢于申辩上诉。主要是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在第三次全国司法会议后在制度上允许上诉，但犯人也不敢上诉或申辩。因为共产党的方式是“抗拒从严”。干部为避免麻烦，不尊重人权，常恫吓犯人不许上诉。这样，谁还敢为自己的冤枉申辩，自找苦吃。我曾向犯人问过：“你被判罪后上诉过吗？”他简单公式地回答：“我们信赖政府公正，不需要上诉。”他们说这话的心情，是可以体会到的。共产党的暴力威风是实在可观了。为了执行一个经济计划，就需有百万人牺牲生命，吃铁窗之苦，或服劳动改造之刑。而这种“罪过”是不依法，仅凭共产党的大胆怀疑或干部的积极图功。法律上虽然也规定一些文明时代的词句，那是为骗当代的书生，他们好搜集文献，更主要地是欺骗未来的一代。而共产党的恶行霸道一经揭发，党政双方又一手推开说：这是干部犯的个别偏差，未按法律办事。而干部之所以这样犯“偏差”，完全是党在那里亲手亲口指示所使然的。四、鸣放、整风、反右派运动毛泽东从古代绞刑的刽子手学来了一套技术。凡是行绞刑的目的，是使犯人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刽子手把绞绳套在犯人的颈上，绳子挂在木桩的顶端，行刑时把绳子一拉紧，犯人被悬起，两脚不沾地，脖子气管被绳子勒紧透不过气来，一直把犯人弄得发昏；然后再放下来，送了绳子，犯人慢慢地又苏醒。等他稍微清醒一些，再把他吊起，过一时再松，如此松一下、吊一下，终至把人搞得筋疲力尽，以至气绝为止。毛泽东学会这套折磨的技术。从最近八、九年的运动中，可以看出他这个手法。例如1952年的五反运动，几乎把工商界搞死，工商界的钱已被他们挖掘一空；但在1952年底—53年初，故意让他们好好搞生意，特意使几间贸易行对外作生意。让他们赚点钱，给其他的人看。如此给一般人一个错觉，以为共产党还不是一下子搞死私人工商业。但是过了两年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了，还是把私人的工商业搞死。临死之前还给一个幻想——派利息。实际上工商界得到这个利息还得去买每年发行的公债。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也同样地用绞刑办法。就以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而言，目的虽为肃反运动铺平道路，同时是对知识分子的一个恫吓和思想改造的过程。暴风雨过去之后，知识分子弄得遍体鳞伤。周恩来于1956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实际上在1955年11月间已经发布下去，调查对知识分子的“六不”——即“使用不公；安排不当；信任不专；支持不够；工作条件不好；待遇不适当”。这个“六不”是给被污辱的知识分子一个病后糖丸，表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切。同时又喊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知识分子于被敲打之后，又似乎很重要了！党在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争取觉悟高的知识分子入党。这时就有几十个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了。反胡风运动是把栓在知识分子脖上的绳套一紧，“六不”是把这个绳套一松。时间接着是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顺序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那么中国共产党把套在知识分子脖上的绳还是再松一扣。这就进入1956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阶段。“百花齐放”是指文艺戏剧方面。这个口号已是老调子，而且“百花齐放”不是1956年的新事。毛泽东以文采风流人物自居，于1956年一年以前，愿意看全国各地方的戏剧，主管这个部门的机关，就令各地方选择他们最好的剧团，到北京来表演。于是全国各地方剧团都到了北京，毛泽东大看其戏，我们也借光看戏。而对外申言是戏剧比赛，品高论低。“百花齐放”这时就得了盛名。1956年的新鲜事物是“百家争鸣”。毛泽东提出这四个字时，他是以对联的方式出之。前者有“百花齐放”，后有“百家争鸣”。他不提出界线范围，不下定义，让他人猜着去作，他好操纵自如。这事一开始，就露出骗人的陷阱。知识分子一听到“百家争鸣”，欢喜若狂，于是开讨论会，写文章，试摸百家争鸣是什么范围。有的很天真的人，以为是思想解放，有什么思想就谈什么思想，只若言之有物，就可争鸣。一些御用文人懂得党的意图，开始就提出争鸣只能在马列主义领导之下进行。我看当时的讨论，平情而论，这两方彼此也未心服对方。“百家争鸣”还是个抽象不明的怪物。但是“百家争鸣”提出之后，使受管制由来已久的知识分子透出一些闷气，冲开一个缺口。可是为后来招来自己的灾殃。我现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产党整风、和打击右派分子一连串的活动，写在一个题目下，它们是连贯而来的，是一个运动的分段进行。这很可以看出总纲领是整知识分子。鸣放是引线，整风是准备出击，打击右派是运动的目的和结局。三者放在一起，已经看出这个运动的前后作法和其目的性。可惜生活在其中的大部人们竟常发生错觉，重视其一，忽略其二，重视其前段，而忽略其后果。我不是自鸣有远见的人，但我居住在北京八年，已逐渐明白了，而后几年中，我常以冷眼看待共产党所作所为，同时细心猜测他们的意图。我现在介绍一个故事，说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我当时的观感。在1956年暑期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散会之后，有些代表留在北京讨论百家争鸣。民主同盟的代表和民盟总部的负责人们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座谈会。我们这组有罗隆基、沈志远、钱端升、潘大逵、张云川等二十几人。我记得，发言人都很乐观，都似乎觉得中国从今有了言论自由。有的人借这个机会暴露一下这几年的苦闷。记得一向是左派作家的沈志远这样说过：“我二十年前就翻译唯物主义辩证法，自从斯大林手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举出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学说一贯认为有三个特征，但自从斯大林这样说出之后，我们也只得取消三个特征之说。这真是荒谬。……最近报纸简直是教条主义，就如恭维斯大林的那一套‘伟大的英明的导师’，如果你写文章把那恭维的词句颠倒一下把‘英明的’放在‘伟大’之上，报馆编辑也会给你纠正过来。那样也算犯了错误。这还成什么样子？”接着又有几个人诉说年来出版界这种无头脑的现象。临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过这样的话：“‘百家争鸣’提出后，方向是好的。但是不可期之过急，要看个两三年后再下结论；同时几年来因为经过各种运动的影响，人人有恐怖在心里，人人有‘但求无过’的心情，所以争鸣还不是短期内能热烈起来的。要想真鸣真放，至少得消除人们心理的恐惧，给人一个生活的保障，不如此是鸣放不起来的。“就出版界来说，党报或杂志不可能登反马列主义的鸣放文章。这里有两个原因：（一）编者不敢负这样重大责任，一朝有错，他是受不了检讨的责任；（二）编者也有成见，他不会把他认为反马列主义的文章登出。二者有一于此，在党报或杂志上就不会有鸣放文章。“若想真鸣真放，必须有独立的刊物，刊登的文章，若有错误，编者不负责任，就是著者也不负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同时，这个刊物，还须有自己的印刷机构。“我想，这第二个办法是相当困难。即使真这样做，如若达到大鸣大放，也须有相当的时间，让社会转变近年来的空气。”我虽然口头上如此说，但我不相信共产党真容许百家争鸣。我这段话虽然被记录在案，点出它的病根，可是在当时讨论的阶段，也不能指责我。但是毛泽东心中的鸣放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公道之论，我想可以归纳为三点。主要的是共产党知道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只是口服而心不服，反胡风运动虽然整出不少人，还有大批知识分子未露面受打击，所以这次引诱大家说说，以鸣放为引线，以便发现“右派”，然后加以打击。次要的，以鸣放为工具，令民众和党外人士对政府和党的中上级人员，提些批评意见，毛泽东想整这些人时，似乎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一招是一石二鸟作用，既可通过鸣放发现右派，又可借右派之手揭发政府官员及党员犯有错误者。而毛泽东一并把犯错者和右派一齐打击。再次要的，就是毛泽东也顺应了1956年共产党阵营里一种风气，这是说自从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之后，群众的势力似乎有点抬头，一味硬压下去对于统治者是不利的。毛泽东在谈到鸣放时，（在这一年秋）他说：“我们这几年运动，把群众干部搞得很苦了，我应给他们一个喘气的机会。让大家说话，对于政府和党的行为听听群众的意见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我们改错。”当我们在北京讨论鸣放政策时，大家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听到了毛泽东这段谈话，所以多数人是喜欢的，认为是真的；他们忽略了毛泽东对鸣放的主要的和次要的用意。共产党为虚伪地表示自己是想让人真鸣真放，首由统战部分批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统战工作的意见；有的人如章乃器、张云川等人真是提了不少意见。这种会开了不知多少次。接着允许党外人士写文章，指出他们所看见的缺点错误，这一次由谨慎的而到比较大胆的文章出现了。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在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里发表四、五小时的谈话，主要是谈当前国内的矛盾问题，如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城市与农村的矛盾……。这篇谈话更鼓励了想大鸣大放的人。据透露出来的消息，这次谈话是相当鼓舞人心的。谈话内容是比六月发表的原文尚好。毛泽东口头谈话之后，才有人大鸣大放，《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表了“党天下”；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和大批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都在二月以后，六月以前，或多或少有了鸣放的声音，指出了共产党几年来所犯的错误，和其所造成错误的原因。毛泽东本来想在鸣放时，若有人敢鸣敢放，那么就在这里发现正要寻找的敌人——右派分子，以便打击；在鸣放时，若无人敢言，那么就送个空口人情，“让大家透一口气”。但是人们郁闷已久，很想透一口气。等到他们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就想多呼吸一些才好受，再想封上口不让呼吸，就有点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虽想借鸣放发现敌人，但他自信以共产党过去的余威，发言的人也不过说些不哀不伤的批评，于党毫无所损，自己还换来“开明”的荣誉。谁想到批评一经开始，话就愈说愈多，愈说愈胆大，说话的人也就愈多，大有一发不可制止的倾向。毛泽东本想借“鸣放”摸摸少数人的思想，和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但少数人一开口，多数人也开了口，不说话者也对开口者寄予了同情。这些情况的发展，都是毛泽东始料所未及的。鸣放的声音越传越大，深得了人心。共产党的丑恶面貌，在字里行间，在话前语后，多少地被暴露出来了。共产党虽得到“摸底”的预期目的，同时却忍受不了鸣放的影响。于是，党一声令下，鸣锣收兵。它已经发现了什么人对它有意见；它也知道了党在人民眼中的地位，并不怎样地崇高；于是恼羞成怒，在1957年6月中旬，一反鸣放政策，而变为“反右派”的斗争！最后搞起“全民整风”！本来是自己的错误，一经人家揭发，错误也不算错误了。一声反攻，把指出他们错误的大批人士，说成是“反革命、反人民、反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以“革命”二字为护符的共产党，凡是批评他们的人，不管是善意的、正当的，或是由于积闷而发牢骚的，一概都给披上“反革命、反人民、反党”的外衣。于是被诬害的人，也就百口莫辩了！从1957年6月到年底，中国大陆是掀起一片打击右派分子的声。社会知名之士被指名打击的，在海外统计就有千人之多，而在年底由北京出来颇知内情的人告诉我说：“凡是有名的知识分子，除了共产党的走狗之外，没有不被斗争的。若以大小知识分子计算在内，被斗争的人数不下10万人。此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行各业所被斗争人数之大，真是无法估计了。”就以我而论，在这期中正旅居香港，而我的名字在国内被提名打击有数次之多；其他在大陆上的人被牵连在内者的人数之多，就可想象了。至于，从其范围之广，声势之大来看，这个运动可以和恐怖高潮的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相比，而且是超而过之。这次运动重心是打击知识分子，逐渐搞到全社会的整风。1957年春天，我正在海外，有些朋友私下很乐观地问我：“国内大鸣大放搞得很热闹，你看怎样？”我回答他们说：“这是一时现象，共产党容他们透一口气后，就要勒紧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扣了！”我说这话，不是证明事前高明，实在因我在北京时学得了这种经验。果然，不出数月，大陆上展开反右派斗争了。从6月中旬到10月，报纸上所登的是各民主党派、各机关、各人民团体、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和大加讨伐的报道。这个运动是由鸣放、整风、反右派慢慢发展而来，是分阶段发展而来的，它不是一下子就火爆起来。这个运动虽然在表面上，共产党又宣布胜利的完成；但是共产党的政权却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表面的一批知识分子，而是社会上的广大群众。中国人民实在厌恨了共产党的统治。他们是受了无可忍受的痛苦，遇有机会自然要发泄。同时，共产党阵营因匈牙利革命事件，出现了破绽，也给中国人民一种鼓励，毛泽东所说的“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等等，不是无根据的文章。以鸣放为引线，骗取了广大人群的发言，也可说鼓励了人民的发言和行动。共产党摸出了人民对共产党所抱态度的“底”。这个“底”是使共产党伤脑筋的，不但是暴露了共产党的错误（实际是罪恶），而且鸣放的人民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人民要杀尽共产党（人民大学葛佩琦教授发表的）。这个“底”使共产党不能不采取了恨而又恨的步骤。第一个阴狠的步骤是将所有指责共产党错误的人，都诬以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右派分子”。诬这些分子是想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所以必须大加讨伐。在共产党的魔掌里，这些无辜的人，有名位者先检讨，低头认罪，听候处理。无名位者装入囚车，从严惩办。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被指为右派分子，有的在机关反省；有的囚在家里不断地写检讨坦白书。就以我熟识的人们而论，凡是在报上提名为右派分子，或被牵连在“右派”范围以内者，这些人都是过的软禁生活。大批的人被这样折磨，有的人不能忍受而自杀了，有的人虽能忍受也失了人形。据由北京最近来人所谈，仅就北京市西单区的统计，就有2000多人患了神经失常病。第二个阴狠步骤是全民整风。用日寇侵略中国时的词句就是“全民大清查”。共产党知道人民不喜欢他们，并且也深憎他们；这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也不是几个民主党派人士，更不是改造后的资本家，而是广大人群，普遍地散在各行各界、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机关和团体；包括自己的党和解放军。这是一个严重的向共产党政权的挑战。但是共产党不能向他们一体应战，而采取分化，化整为零，个个击破的办法。整少数人以威吓多数人，团结说服中间分子，以孤立右派并维持自己的门面。这就是“缩小打击面”而期收到全面慑服之功。共产党这次遇到广大人民向他挑战，它采取个个击破办法，但是对共产党来说确是一个全面斗争。我想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叙述它要斗争的对象，也可以说在共产党眼里它有多少敌人。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材料。自然他也有夸大好的方面，掩蔽坏的方面。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出其中情况，我们还可以于字里行间，体会其用意。下边就节录他的话，看出他们斗争的对象，和他们眼中的敌人。共产党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其范围如何呢？邓小平说：“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这里面包括工商业者，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卫生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大学生等。”“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构、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治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知识分子过去经过几次运动，多数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成为左派。多数人现在可以接受或者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因为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可利用合法地位发号施令，招兵买马。民主党派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其中有些成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左派，但是大多数成员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因此右派一度在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中占了上风。”“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的时候，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其实就是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在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等。”“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也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共产党说：“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形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经过八年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改造，在它的领域内培植了这些“敌人”，还需经过残酷斗争，才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是表面的、形式的，任便你皮鞭抽打，共产党还未能使人心服。而且假如没有军队和警察，我看共产党也难于取得胜利。其次，共产党又碰到大批敌人，这个敌人住在农村。共产党说：“合作化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村中没有问题了。”“一部分农民对国家、合作社、家庭三者关系还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存在着不愿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在统购统销问题上，富裕农民同国家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用各种办法少卖余粮和其他主要农产品，某些人甚至进行投机活动。特别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一部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重新抬头。”“富裕中农的绝大部分因为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但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想还是动摇的。少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或者被迫入社以后，带头捣乱闹退社；或者在社外进行破坏合作社的活动。他们总想和合作社较量一下。此外，他们也是农村抵抗统购统销政策，从事粮食投机的主要势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制造反动言论，散布谣言，闹迷信、搞赌博、搞倒算、煽动闹事，甚至建立反革命组织，制造暴乱。”共产党在农村中有这样的敌人，他也是用个个击破的办法取得了“胜利”。据我看，问题还是摆在那里，胜利是表面的，假的东西。共产党自命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被称为大公无私，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但是共产党又在整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它也碰到了敌人。而且自己污蔑了自己的主人——工人阶级，这真有点令人闻之啼笑皆非。邓小平说：“目前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总的方面是好的。一千一百几十万产业职工中，85%左右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前的老工人占35%左右，共产党员占13%（加上共青团共占29%）。“但是对于工人的情况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历次运动证明，老工人都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还有3%左右（有些单位超过5%）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们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最重要的是下边一段话：“对工人中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流氓、阿飞，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应该进行批判和适当斗争。情况特别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应当在运动结束以后开除出厂，并作适当处理。但是对于（1）一般思想落后、爱说怪话、劳作纪律松弛，或因工作、生活问题对领导不满的人；（2）有地域观念，本位主义思想、宗派情绪的人；（3）一般闹事分子等，不要不加区别地都当成政治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加以斗争和打击。要十分注意防止打击报复，防止宗派斗争。”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被消灭的阶级中一样的现象，而且共产党为了分化作用，又团结了“中间派”，同时慎重将事，防止党内一贯进行的宗派斗争。共产党在少数民族中也碰到了敌人，换言之，找到了斗争的对象。共产党说：“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应该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民族团结统一同样有危险。”“应该认清，一切利用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某些隔阂来分裂民族团结和破坏祖国统一的人，都是违反我国宪法和危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于公然煽动民族分离的特别恶劣的分子，应该坚决地加以揭露和驳斥，使其完全孤立，借以教育群众和干部。”除了邓小平的报告之外，我再补上一段在各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民主自由思想的攻击。新疆省的伊犁自治州和伊宁市，以及新疆维吾尔族喀什市的中共党组织都召开座谈会，展开反右派的运动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从这些材料中看到中共统治者和当地少数人物和广大人民及下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伊犁自治州的副州长说：“我们历次的政治运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有些人反对和仇视共产党，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披着民族利益代表者的外衣，夸大我们民族工作中的缺点，挑拨和煽动各民族间的不和，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这个自治州公安局透露“这几年来，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滋长，如有人叫嚷要民族独立，成立东土耳其斯坦，成立一个民族党……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新疆省党书记赛福鼎于1957年12月16日发表讲话，亦提到新疆少数民族要求分离，反对共产党在少数民族间的一套统治作风。在共产党生命的所系的军队中，它也找到了敌人。报告说：“在军队方面，经过反右派斗争，军队系统也查出了不少右派分子。……几年来干部的个人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倾向有些发展。有的干部以为革命大告成功，自己有功劳，应该‘论功行赏’。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地去完成任务，而是追求名誉、地位和待遇，计较个人得失，不愿到艰苦地区去工作。军队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等方面，也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军队同地方党政联系不够，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缺乏经常的研究教育。少数干部和士兵对当前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在共产党内自身怎样呢？报告说：“目前我们的党已经1272万人（内有预备党员280万），其中工人党员174万，农民党员850万余人，知识分子党员188万人，其他成分的党员60万余人。”工人阶级的党而工人只占13%强，何况工人阶级中还有上文所述的情况。报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党员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运动揭发了大量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一部分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也有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志，甚至堕落腐化、违法乱纪。”“在运动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党员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对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同党有分歧，并有在这次斗争中表现政治动摇。”在共产党的后备军——共产主义青年团里怎样？报告说：“在团员中也暴露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团的干部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必须结合这些整风运动，对团的组织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共产党在各方面都找到了它的敌人，而且用分化、孤立，个个击破，予以无情的斗争。据报告所说，共产党是胜利完成了这个斗争。但也证明广大人民向共产党挑战。情势的发展，谁也会估计到，在没有重大事件之前，如国际战争，军队叛变，党的分裂等等，共产党以其有组织的党，对付无组织的广大群众，以其武装部队对付赤手空拳的人民等等，共产党在这些斗争中是可以得到胜利。但这是表面的，形式的，而不是人民的心服。这个情况预示着大陆上不断的斗争，流血。这两年来，共产党就在忙这个运动，由鸣放，到整风，到反右派，以后到全民整风。而且于各行各界遍体鳞伤之后，共产党又装出丑恶的笑脸，还再来一套大鸣大放，而且声言要放手大鸣大放。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于1957年11月21日在国务院各办公室的干部大会上就这样号召。这真是自己耍猴不知丑。六个月前鸣放的人被你们追击暴打，死的、伤的、囚禁的，都历历在人面前，谁还能再上共产党的当。这不等于向人示威：“你们还敢鸣放吗？”共产党摧残人性的惨酷，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共产党所担心的敌人是在乡村，这次除整农民之外，还下放数百万干部和学生到乡村，进行劳动生产和教育群众。这群下放干部大多是共产党不喜欢的人，是整编机构剩余人员，就是对这些人进行劳动改造。与这批人同时，又下放一些得力党员干部从中监视这些人。此外，同时在各行各界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敢断定，共产党这个行动只是示威，和给人打耳光后表示一副假笑脸，什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若想有成效，那真是幻想和鬼话了。五、运动的特征共产党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主题虽都是斗争清算，但它有几个特征，这些特征常为外边一般人所忽视。海外报纸所报道的只是运动的一般形式，和抽象地或个别地报道运动中一些残暴的事实。我现在把运动几个特征介绍出来，以便大家了解共产党和它所发动的运动的究竟。第一、共产党发动每次运动都有它认为环境所必要的，对它的政权有好处，每次运动都先定目的性。简言之，它的一举一动都讲求目的性，绝不是无所为地胡搞一气。例如我在上文所谈的，土改运动为消灭农村有影响势力的地主；镇反运动为消灭广大社会不忠于这个政权的人，而且是先消灭有影响势力的分子；抗美援朝运动为清算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借爱国主义之名以争取人民支持这个政权；思想改造为压服知识分子；婚姻法为破坏家庭制度；三反是整机关中不顺服的干部，五反为清算工商界的初步；这次整风主要是打击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内的知识分子等等。共产党每发动一次运动，它的目的性是很明显的。目的显明，斗争就易于集中火力到那一方面或那些人的身上，同时用分化法还可争取一部分人站在党的一边，不管这些是真进步或假积极。第二、共产党所发动的每个运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绝不是外边所误解的以为参与运动的群众自己乱咬一气。运动开始的时候，每个单位，党的组织是在那里领导，先找出一定被斗争的对象，这种对象在平时已为共产党所不满，故运动开始时在每个单位都有一部分人作为典型被斗争的人。然后由斗争少数人发展起来而牵涉到多数人。结果除了极少数的靠拢党积极分子外，其他的人或大或小都得洗一次澡，都得被批评打击，低头认错。每次运动，在各种大小会场斗争情况都由党布置准备的，斗谁，谁来斗，斗时说些什么话，斗到怎样的程度；这些事都由党组决定。外行人若看到在斗争会，小组会群众激烈的情况，必以为群众真是动了感情，实际上那是演戏。群众发言时可能很激烈，但内心可能是同情被斗争的人，群众派定的作如此发言。自然在斗争时，党组也会选择群众中对被斗争的人有不满情绪的人，这样就更热闹。所以，结论是群众中彼此并无仇恨，当然也许私人间有些不愉快的感情。而运动斗争的激烈完全是党在那里指挥。有人作这样的比喻：群众被指使利用如一群没神志的疯狗，共产党叫他们打击谁，他们就闭着眼睛打下去。这就很明显的，斗争的责任是在共产党而不是在群众。第三、共产党用“大胆怀疑”拟定斗争对象。基于平时对某些人不满，共产党在运动时就集中力量打击这些人，先派定一个罪名，实际这个罪名实与被斗争的人无分毫关系。例如内定某人为反革命分子，作成形势使这个人逼真地成为反革命分子了。实际此人老老实实，从未反革命，也不敢作反革命活动。正如北方有句老话：“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被共产党咬了一口就是入骨九分。既然“大胆怀疑”某人为反革命分子，实际上就当真反革命分子去打击他。有的人就因为有意地被打击被逼成为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了；有的打来打去最后还证明是个革命分子，而这个革命分子被大胆怀疑时就像反革命分子，而且受的折磨同真反革命分子是一样的。按之共产党自己的理论，马列主义是讲“实事求是”，讲求根据的。而共产党竟不“实事求是”，不讲“根据”，只凭主观的好恶而大胆怀疑。其用意就是以大胆怀疑为遁词，对每个人摸摸底。错了，莫怪，因为是“大胆怀疑”。所以在运动中，千千万万的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都受大胆怀疑之赐。所以一般人感到恐怖不安，就是怕“大胆怀疑”。第四、在共产党发动的运动中，谁若列为被斗的对象，允许他的，只是坦白、检讨、自我批评、和受别人的批评。而不许他讲理由、作解释。因为被斗争的人不许拉客观原因。这正如一个被告站在法官面前认罪，而不许申辩理由。所以被斗争的人，只许挨骂，不许讲理；只许挨打，不许还手；只许低头认罪，不许声辩，声辩就是反抗，就是抗拒共产党领导，就是破坏运动，就是与“人民为敌”。所以共产党在每次运动中惩办大批这样的人，吓死大批这样的人。至少也使这样的人于运动过后的好久，还似重负压身透不过气来。共产党统治的残酷于此可见一斑。第五、在运动中如某人被“大胆怀疑”列为被斗争的对象，这个人就被指定为“敌人”了。于是所有的同事、亲戚、故旧都得与他分清“敌我界线”。这个人就完全摒于人民范围之外，而成了“敌人”。这个“敌人”，有的真认罪执行法办了；有的又从“敌人”的架索上释放下来完全认罪。但当斗这种人时，每个人都须与他划清界线，不然就会牵连到自己。就是一双夫妇在同一机关工作，如丈夫被斗争，为妻的也须当众宣誓与她的丈夫划清界线。划清敌我界线在每次运动中都是一般采用的。如五反运动时，每个人都须与资产阶级划清敌我界线。这次整风运动中，每个人都须与右派分子划清敌我界线。在共产党的世界，什么时候都是斗争，都有敌我不两立的情形，尤其在运动中敌我界线分外明显。就是一划这个界线，共产党就可杀了界线外的一大批人，同时也吓死一大批界线内的人。第六、每个运动虽都有重心和目的性。但是参与运动的人，尤其是被斗争的人，必须作全盘交代，全盘检讨；如三反运动本身是标明在机关反官僚、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主要的虽然是注重此三点，但被斗争的人是必须把一生历史、活动、思想种种都作交代检讨的。真是天上地下无所不包。所以在外边的人，以为每个运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反的这一个，实际上，每个运动是什么都反的。第七、运动一来，每个机关单位都可私立公堂，管制和囚禁人，人民法院是最后的。运动是在机关单位进行，所被斗争的人如情节重大，当然送法院惩办；但是一般的案件，或是未定案件就在各机关单位自己处理。停职反省是最简单的，把这个被斗争的人囚禁隔绝起来，时间有时是几个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有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今日，中国人民是受私立公堂的折磨，这是中古时代贵族拘禁农奴的办法又重见于“社会主义的时代”。第八、每次运动都有一批站在运动之外的人，这些人不受运动牵连，他们是特权阶级的指挥者，具体说来就是毛泽东和其高级羽党，这些人是领导人，是整人的。以上几点特征，我认为是重要的，于了解共产党所搞的运动有些帮助，故于写完11个运动之后，总结这几点。×××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利用运动作为斗争的手段；这些运动是非法的、残暴的，但共产党却说它是革命的手段。而天天在斗争，斗争外层，斗里层，只有一个党核心如金字塔的顶尖是逍遥于被斗争之外的。天天在折磨人，斗了这界，斗那界，全体人民是它斗争的对象，目的都是为了党掌握政权。它那种“歇斯底里”的心理，正如一个强盗偷了人家的东西，很怕人家要赃，以贼的眼睛注视人，并且恫吓人谁敢乱说乱动，就给你个厉害看看。自己是贼，把别人都看作了敌人。如果以一个政权来说，中国古人常把苛政比猛虎，说它摧残人民权利和横征暴敛有如猛虎吃人，故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政治横暴比猛虎食人还厉害。我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下八年的体会，深觉共产党的政权对人民的折磨蹂躏不只如猛虎，猛虎吃了人就完事了；共产党就是一群饿虎，他们有饥饿的胃口，有把一切吃尽了的欲望。折磨起人来，用尽方法，百般刁难。而夺取人民的财产时，务必尽其所有，这群饿虎不只是想吃尽人，吃尽鸡犬，甚至连蚂蚁都想吃光。我于1954年1月13日写了一首古诗《饿虎行》，就是以共产党的残暴比如饿虎的，其诗如下：饿虎行古人歌咏猛虎行，目光灼灼吼雷声；白昼食人何残暴，路断人稀鸟兽惊。我今歌唱饿虎行，百转饥肠下山峰；骨瘦如柴驼背躬，蹒跚走路眼通红；鸡犬惊惶破裂胆，穴中蝼蚁亦遭攻；但求充得腹中饥，何问鸟兽与小虫。猛虎为何酸且穷，只缘岭上灾难重；林死草枯鸟兽绝，朝餐夕饱难与共。因此结群到人间，猎户咋舌壮士难；家家户户变颜色，风吹草动流冷汗。猛虎行！饿虎行！饿虎倒比猛虎凶；惊魂岁月何时了，目断天涯羡飞龙。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章人民的地狱（下）——“人民公社”带给人民更大的灾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鲸文：风暴十年第十章人民的地狱（下）——“人民公社”带给人民更大的灾难——·一、“人民公社”一些概况·二、中共为什么急于搞“人民公社”·三、“人民公社”带给人民的灾难（一）一切归“公”（二）过分的劳动·饥饿的报酬（三）悲惨的集体生活一、“人民公社”一些概况“公社”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内容：在古代的“原始公社”，那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公有制，其主要基础是无阶级区别，共同劳动和公平分配。这种原始的公社制度被奴隶制度冲破而归为沉没。在封建制度盛行时期，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巴黎公社”；其主要内容是推翻贵族统治，取消常备军队，和议会制，而代之以“廉价官吏”，和公社选出的人员。这个革命未能支撑下去，起而兴起的是拿破仑帝国。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结果是农民怠工，焚毁粮食，以致有过大饥荒。“全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已处于同农民利益相抵触的地位，不满的情绪也曾侵入到工人阶级中去。”（注一）列宁有鉴及此乃实行“新经济政策”，挽救了这个危机。注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320页。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推崇公社制度，认为这是实行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环节，其推行的必要因素必是物资丰富，生产大大发达，交通便利等等条件具备才可踏入这一途径；否则就是不务实际，悬空架想，必致造成危机与不可想象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还不满十年，在经济落后，文盲颇多的国度里，于1958年4月开始酝酿试办“人民公社”。在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期中，提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整个大陆风起云涌地大搞人民公社；在农村即将原有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最近北京宣称：全国五亿农民中已经有90.4%投入“公社”为社员，并称大陆已经有23397个“公社”；并要在今冬明春全国农村完全实行公社化。社的范围大小不等，有大公社，一县一个，或县联社，其次是一乡一社。大社有2万户左右，其次的社万户左右，中等社5000户左右，小的社才有千户左右。公社范围大小不同，大致因地理环境使然，如平原区和丘陵山区人口密集的程度不同和使用土地水利等等的情况各异所致。在城市也分别以街道、工厂、学校、机关团体为单位，普遍试办“人民公社”。“公社”的实行有三个主要口号，即：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什么是“生产组织军事化”呢？“公社的体制，一般地可采取‘公社’、大队、小队三级管理组织。公社对大队，大队对小队要实行计划管理，实行超额奖励。……为了加强管理，还要根据公社的具体情况，迅速地制定全面发展的统一规划，包括工农业规划、劳动规划、财物规划等……只有这样才能统一使用劳动力、资金、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建设事业。”（注二）这就是军事管理，硬性分配劳动，凡身体健壮年在16岁以上到60岁以下的男人，55岁以下的女人，定为“全劳动力”，每年至少要作三百天左右工作。老弱妇女每人每年至少要作一百天到二百天左右工作不等。而所谓工作日一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有的还在日未出而出动工作，日已入而工作还未休止。注二：吴芝圃：《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红旗》1958年第8期。什么是“生活集体化”呢？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已逐渐为“全民所有制”代替，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是土地、财物、工具、牲畜等等已不为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而变为“公社”的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成分。具体说来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学校、诊疗所、畜牧场等等；而共产党又夸大其说有所谓“十包”：即“包吃、包穿、包生养、包死葬、包结婚费用、包教、包住、包烤火费、包理发、包看戏看电影等生活费用”。（注三）注三：同注二。什么是“劳动战斗化”呢？这就指拼命的劳动，既要完成定额的劳动，而且要完成“突击”的劳动任务和支援的劳动任务。这样还恐不足，特有“超额奖励”鼓动劳动竞争。在生产劳动线上就像在战线上一样。中共宣称搞“人民公社”是为扩大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并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是使“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全面发展”；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人民公社”是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是社员代表大会代表”。在县级县政府就和大社政社合一，一县一社，“县党委员就是社党委，县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一个机关挂二个牌子，其中一大特点就是“党委挂帅”。政社合一的好处，据中共说：“由于乡政权（县政权）同时是农业社管理机构，掌握了全乡（全县）经济大权。属于政权工作范围的财经、民政、公安、文教等各项工作，就有了更加坚强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证。乡政权可以直接在社内统一安排和部署这些工作，而不是再通过各个分散的小社间接地进行，各项工作就毫无折扣地顺利地开展。比如乡政工作中最费力气的农业税征收、农产品采购、贷款收回等财经任务，现在由统一管理乡、社财务工作的干部，在乡社统一领导下，及早按农业社收支情况作出安排，事先将粮食等农产品或现金准备妥当，使农业税、出售农产品或归还贷款等任务能迅速按期完成，并受有关部门的鼓励。”（注四）由这种政社合一，又可看出“公社”对中共政权的好处。党一手统治了政，又统治了社。注四：周祖佑：《乡社合一有哪些好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二、中共为什么急于搞“人民公社”上文所述概括，有的是真实的，有的还是纸上文章。什么是真实的呢？如人民公社是组织了，机构是成立了，规划是定出了，党委是挂帅了。……什么是纸上文章呢？如集体生活部分，怎样办好食堂，怎样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还在怎样办好阶段，还是距离“办好”不止千里，还是纸上文章。办是办了，不会办好。关于这类问题，我们留待下文去介绍。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为什么中共急于办“人民公社”？它自己说了一套大道理，说办公社如何如何好，如何能增加生产，如何解放劳动力，如何走上共产主义，……这些“如何”还只是道理，还是属于主观愿望的部分，还是未暴露它的真实的内心情况。它还是在作骗人工作，至少是把好听的大道理是或上一套，他们的“道理”本来是不准备都兑现的。据我了解的背景材料和研究中共的措施，回答“中共为什么急于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说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行将崩溃的、或于己不利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危机前，不得不更进一步冒险；另一个是，为未来战争作好准备。我们先就第一个问题来看。按之中共的马列主义知识，他们当然知道“巴黎公社”的内容和其失败的原因。“巴黎公社”主张“廉价官吏”，中共并未实行廉价官吏，尤其是上级官吏过的是贵族生活。“巴黎公社”主张“取消军队”，中共是在加强武装部队。“巴黎公社”主张民选政府，中共的是党选官吏。这些对比，说明在目前中共都不应搞公社。按之，中共对苏联党史的熟读情况，它们当然也知道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失败的，不得人心的。苏联自己领取教训，不得不改变政策。为什么中共不领取这一历史教训？按之，马克思主义，讲到公社时虽推崇备至，但使其真能实行是基于物资丰富，生产大增，交通便利，电气化、文化高等等条件。中共所统治的大陆，绝没有具备任何这种条件。难道中共是冲晕了头脑，连这点马列主义常识都没有？我想中共对这套历史和马列主义知识都比我们研究有素的。但是它为什么一定在此时期，在未具备优越条件时期，大搞“人民公社”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它在实行高级农业合作社时，碰到了危机；不得不向前更进一步。一种危机是，小的合作社，生产退落，农民工作不积极，弄得亏本，到年终连农业税都交不上，政府统购时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还是饿着肚子吃不饱。这样使农民反抗合作化，农民怠工，纷纷要求退社。这种情况在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都有提到。这种社是处于崩溃的境地，不想办法解决，就是倒风一起，必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共产党是经不起这种倒风的。另一种危机，是有些高级合作社，规模较大，生产的结果能自给自足，有的可能还有些盈余。这种社既然发家致富，便有“过日子心理”，满足于自己的这个“集体所有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残余的尾巴是和中共这个吸血虫的愿望相反的，它不能让这种农业社成为“独立王国”，因为这个“独立王国”若长大，变多，共产党就居于被威胁的地位。这两个危机正威胁着中共，使它如拖一辆车爬行在半山坡上，如拖不住这辆车，这车子就将倒滑下去，摔得粉碎；即一种合作社走向瓦解，一种合作社走向自富自足，可能前者还占了主要部分。这种情况是中共不能允许的，如任其倒滑下去，中共的危机将不可想象，它的政权将从根基上发生问题。走在这种境地，既然后退不得，所剩下的选择只有向前，再冒险的，跨进一步。这一步就是中共所进行的“人民公社”。搞“公社”是一个最大的冒险，因为在物质条件上，大陆上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在人心上，在生活习惯上，又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中共这个冒险，它是势必如此不得不下的决心，而且势必化上最大力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如其失败，中共的政权也将是随风而逝，即使它知难而退想再改变一下，恐怕也将是伤痕太重，不能恢复元气了。我为什么断定，在这点上，中共是逼上此路搞“人民公社”呢？这有几个理由可解释：一、高级合作社虽有两年多的历史，生产的情况并未好转，虽然中共大事宣传生产大跃进，这正是生产未跃进的说明。这有两事可以看出：一是人民生活未改善。人民还是吃食不够，番薯、杂粮、豆饼、豆滓等等还是人民的主粮；穿的还是不好，理由是棉花歉收，分配的布票因之减少。另一事，在1957年合作社税粮交的不勇，有的拖欠；统购也未如愿办到，很费力气还难办到。二、从中共搞公社的宣传中可以看到，它说合作社规模太小不能适应发展的情势，如它说：合作社“不能统一利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合作社“不能够集中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办工业、办交通、发展多种经济，研究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合作社不能“更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合作社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尤其是妇女劳动力”；合作社不能“统一调配劳动力”；合作社不能使“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合作社不能使“乡政和社务合而为一”……。反之，“人民公社”对这些个“不能”全都解决了，这些个“不能”在“人民公社”下全都变成“能”了。这虽是中共的宣传，把公社夸如天堂，相对的一面就是说合作社那种分散的，小规模的组织，虽曾一度也被夸如天堂，但是在向前迈进中遇到困难，已经落后，这种困难并不是中共所说的“在良好的基础更进一步”，而是在退缩瓦解的（穷社）和稍足自给的（富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走了下坡。这就要中共非“上马”不可了，挽救危机，搞“人民公社”。在1955年中，大陆上并没有“合作社的高潮”。毛泽东在该年八月提出“高潮到了”，等我于11月到湖南衡山县农村视察，也没有看到高潮。迨我回到县城，县政府和党委正调训五千多乡村干部，交待“高潮”；经这番训示，高潮才到了农村。今年（1958年）8月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个“潮”才在各省各县翻腾起来；人民在指使下写上“决心书”，“申请书”，不到两个月工夫全大陆上五亿农民就有了90%以上加入“人民公社”了。中共上了马，人民被强迫地参加了“人民公社”。这是中共不得不办“人民公社”的一个主要目的。它想，这样既可解决当前危机，又可透过“生产组织军事化”控制正在反抗的农民。现在我们再谈中共办“人民公社”的第二个目的。中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是有吞食自由世界的最终目的，不过为时尚早，现在还谈不到。他们既以自由世界为敌，俗语说“贼人胆虚”，它就不能不时时作准备，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提高警惕”，“防人之心不可无”，揭穿来说，就是准备战争。今年（1958）大陆上掀起“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潮，结合这个高潮全国正普遍地组织和训练民兵，所有适龄男人都编入了民兵组织，这种民兵组织也是正规化，有师、有团、有营、有连；遇有战争，便是全国皆兵。他们说可投入战斗的人数有一亿士兵。战争不止需要人力，而且需要物力，尤其是现代战争是决定于物力的。中共统治的天下，它既要治人，而且必须控制物，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一个显明的目的。中共的工业虽自夸耀有“突飞猛进”，有“大跃进”，但是还在萌芽时期。据他们说：至少还得十五年才能赶上英国。在这十五年中如果发生战争，中共的工业还是等于空白，至少应付现代战争它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仗到了不能不打的时候，它依靠什么呢？中共是以农起家，遇有战争它还得依靠农村。不过这个农村，经过它的土改，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虽也渐渐入了它的掌握，但把在它手内的农村，还是问题很多，未可乐观。这是说，不但人心背叛，而且它搞的合作社，有的稍足自给者便有“过日子”的心理，这个“集体所有制”不一定愿欲为它效劳；有的是分崩破裂日趋没落，不但自顾不暇，而且是怨气冲天。遇有战事都不一定是可靠分子。中共面对战争，而所依赖者是这样的对象。现在的情况连交公粮统购尚成问题；遇有战事，如何能希望他们“大力支持”？何况，这些合作社又是极端分散，发挥不了集体的更大的力量呢！而且，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充分暴露了中共在全国各阶层中处处碰到了大批敌人；在机关、团体、军队，各单位中斗争反对他们的人；在农村城市中贯彻全民整风，也是斗争反对他们的人。这说明，共产党是处处不得人心，而且是处处遇到反抗，尤其是在农村为甚。如果遇有战争，它将如何控制这些人，更谈不到如何利用这些人了。三十六着，抓为上策。抓人力，抓物力，最好的办法是透过“人民公社”。有了“人民公社”，共产党就好抓，用人力就统一调配；用物力就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有了“人民公社”，共产党就有的好抓，集中地抓，统一地抓，免去零零碎碎地抓，尤其避免了抓不到。因为在“人民公社”下，人民的劳力、财力、物力和生活都在共产党彻底地控制之下，人民已经百分之百地缴械了。这样才完成了战时的体制，全体总动员，为保卫共产党特权阶级的政权而奋斗！三个口号：“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才有了交代。根据上边这个分析，共产党搞“人民公社”的真实目的就是这二个，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是互相结合的。既想解救危机，达到了控制人和物；又为更大的危机（战争）作好准备。至于纸上文章，高谈什么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共产主义生活，那都是掩盖之词，欺人的戏法。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在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哪里能产生共产主义社会，哪里会出现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但是他们曾经用过骗语，得过好处；遇到困难时，他们都是拿“马克思主义最高的理想”作为他们的遮丑布，这一次也是如此。三、“人民公社”带给人民的灾难当我们读十五世纪莫尔（ThomasMoore）所著的《乌托邦》一书时，我们一定神往。在那个人间的天堂里，人们生活是快乐的，家庭生活是美满的，社会生活是和谐的；既有物质的享受，又过着高度的文化生活。夜里的音乐催你熟睡，公共食堂的美食使你大饱口福，走到街上你如同置身花园仙境。谁不希望有这样一种国度，谁会反对那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谁不愿有那样的“人民公社”。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它的高级人物，确实是过着高贵的生活，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但他们的幸福快乐是建筑在人民的痛苦之上。他们是以狞恶的面目，以沾满了人民血的手去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在思想史里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意境，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实行起来，竟成了人间地狱的最下层。现在，我们就展开这悲惨的一幕。（一）一切归“公”“‘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就今天的情况说，主要的还是集体所有制，但已包含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现在有一些县，为着进一步发展经济，开始从全县各个公社的公积金当中，按照适当的比例抽调资金，用来进行工业、交通、水利、林业等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类似的资金抽调，将来还可能超出一个县的范围。这种抽调出来的资金，实际上已经超出集体所有制的界限，而接近于或者就是全民所有制。”（注五）注五：林铁：《河北省的人民公社运动》，《红旗》1958年第8期。这是共产党所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说。“人民公社”似乎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综合体，一种过渡时期的形式。但是此语一出，便为全民所有制打开出路，为共产党予取予求的无穷剥削开了方便之门。从前在捐献，买公债等事还得动员，强迫人民“自愿”；在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公私合营，还得动员，强迫工商界“自愿”；高级合作社的形成，明是强迫，而毛泽东说是“高潮到了”，农民“自愿”。这些“自愿”，在共产国度都是强迫的代名词。时至今日，这些“自愿”也解决不了共产党的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也填满不了共产党的贪婪的胃口。于是，想出化零为整的大肆剥削办法。这种剥削超越了个人范围，超越了合作社范围，而很方便由“人民公社”统一的筹划妥当，一手交送上去。这个沉重的负担归根结底当然还是落到广大人民的身上。“公社”既然是这种体制，成立公社时，并进来的原合作社的一切公共财产，如土地、林业、车辆、农具等，转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文件上说：“社员自留地，凡是成立了公共食堂的小社，多数已经变成社、队集体经营。那些仍由社员耕种的自留地，……收回公社集体经营。对少数山区大片森林尚未入社的，……转为集体所有。社员自留的耕畜，应当折价归社。除此以外，对于社员的房屋，院中土地，院旁小块地和一些零星的果树，以及社员饲养的猪、羊、鸭、鸡等都归私有不动。至于社员个人的自行车、收音机、家具、手表、衣服、被褥等，生活资料，一律归个人所有。”（注六）注六：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在纸面文章指示里，共产党画出了公私的界线；实际上凡是可供生产的土地、物资等等都借“公社”之名归了共产党，而留给人民是清贫如洗。就是在“指示”中规定的个人私有部分，也随着“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实是强迫而说成是“自愿的”献给了“公社”。如农民把仅剩的口粮送上公社食堂；抱着鸡鸭，赶着牛羊，送到“公社”；把桌椅板凳以售价为名送到“公社”；把农具交给“公社”。……农民去了这些东西还剩下了什么？据说，衣服、被褥可以私有；衣服是破烂不堪了，一件衣裳破烂掉岔，一条被子几乎盖着全家；他们还有什么私有！至于说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可以私有；在穷苦不堪的农民，几千人或几万人平均能有个手表，一架自行车，更提不到收音机了。这等于向穷人开玩笑。结果，所谓私有，只是农民的一副身躯，一份劳动力，而且这副身躯和劳动早已被“公社”先期定货，只待陆续成交了。（二）过分的劳动·饥饿的报酬在农村，“公社”组成之后生产组织真正军事化了，生产分大队、小队；有特种劳动还有专业队、突击队；真正作到了统一调配劳动力。什么地方用人，什么工作用人，人就被调配去工作；不许反抗，决不容有异议。因为这与“劳动纪律”有关，这与“政治品质”有关，这与“共产主义觉悟”有关，归根结底这与“肚皮”有关。这些“有关”就把每个劳动人民残酷地拴在奴工制度的锁链上。于是不但正常的工作，日以继夜地作；还有特殊任务的突击工作，如修路、筑堤、兴水利；还有数不尽的上级交下来的各种沉重任务。同时，为了表现“共产主义精神”还要大协作，为邻社去帮工，为邻县去义务劳动，不收工资，只感谢供食供住。工作分配之后，工作的精神还得战斗化，每个人每天都得像作战一样，拼死命地在生产战线上作战；只许向前，不许退后。督战的有评工委员会，有积极分子带头，有检讨会，还有立功办法抢红旗，有表扬的英雄榜，有略资奖励的工资。在这一套硬派、愚弄、鞭打的办法下，劳动人民变成了连牛马也不如的活的工具。这是“社会主义”下的劳动人民所遭遇的悲惨不堪的命运！中国人口本来是多，而且是劳力过剩的。以土改后的四川省来说，他们就有将近一半的过剩劳动力，（那就是说2000多万剩余劳动力）。这种情况在各省全是大同小异。忽的，近一年来，中共大呼劳动力不够，需要大批充实，他们的主意就打算奴役全国妇女劳动力了。这就是办公社，以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为借口，驱逐了广大妇女离开家庭走上劳动的战场。他们是这样做了，占农村人口1/4左右的妇女便充当了中共的女奴。她们也得像男人一样在田地里、在山谷里，拖着软弱的身躯为中共创造财富。中国大陆真正缺少劳动力吗？事实上如合理使用，不会有这种现象的。但是一经中共随意浪费人力，任意作不必要的工作，和有意把一个人的工作交给几个人去作，劳力缺乏就以此借口而出现了。这样它就可以摇起鞭子要大家去工作，这样就没吃闲饭的人；同时也就利用人的过分疲劳，来控制人的思索和反抗。大陆上整个的农民男女老少都献出了他们仅有的私产——劳动力。他们得到怎样的报酬呢？这可从“人民公社”所规定的办法中看出来。首先，从“公社”的分配，看出中共的加大剥削农民的“剩余价值”。在“公社”一开始，农民便被否决了他应的的报酬权益。公社的总收入大约有将近1/3，以公粮（税），杂捐等名义交给国家（共产党）；其剩余的大部分作为公社积累；一小部分分配给社员。这份分配给社员的所谓“分配部分”主要的为伙食供给制下的伙食，一小部分为工资制下的工资。为了更清楚起见，我抄录一段《人民日报》《论河南采取五项措施巩固人民公社》一文中的一段话：“切实作好公社的秋季分配，坚持‘先公后社，再社员’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公社和社员的关系。今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应首先保证完成国家公粮和粮、烟、棉、油料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任务；积极扩大社内公共积累，一般应以总收入的70%左右作为积累，（包括公粮和社内的一切扣除），扩大再生产，其余的30%左右作为社员分配部分（包括工资和供给制部分），适当改善社员生活。在处理社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上，应当继续坚持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下，尽力增长共产主义因素。公社应普遍扩大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实行吃粮或伙食供给制的剩余部分，再采用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办法。”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国家把农民的总收入以税的名义取去将近1/3，其余的一大部分作为公社积累，大约不及1/3的作为农民的真正收入，农民这一点收入主要的是包括伙食和零星的工资。“公社”分配给社员这部分如何去分配呢？一般的“公社”把供给部分占的比例很高，工资部分已经微乎其微。有的社在文件上把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平均起来，但事实上除了供给制下的伙食外，工资部分也是没有保证的。现在看来，还没有统一的办法，还在摸索进行。下边抄录一段，可证实他们那种未定形的分配办法。“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仍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分配办法有五种：（1）现有的分工制（两次预分，一次决分）；（2）固定工资制；（3）供给制（即保证社员的一切生活必需，发给少量的零用钱）；（4）基本工资加奖励；（5）定级不定薪，按月发给少量的零用钱，供给必需的生活资料，在生产年终后，根据收入确定每一等级的工资数。会议认为，第一种不便于进行各行各业的统一分配，不提倡，如群众同意也允许。第二种、第三种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宜采用。第四种办法较为完善，能够激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能使公社的分配较有把握，应创造条件，大力采用。但是在开头一年，为了使分配更有把握，不致虚分，也可以采用第五种办法，这种办法实行起来较为麻烦，作为暂时的办法是可以的，一旦情况摸清以后，就实行第四种”。（注七）注七：《怎样办好人民公社》，中共九江地委试点经验，1958年9月10日《江西日报》。从这个“试点经验”，他们主张采用“基本工资加奖励”，大概是确定基本工资，由这里扣除伙食及其他供给部分，农民所得实际工资就很难说了，大致是一些零用钱而已。其中奖励工资部分也是很少的，作为鼓励劳动人民一点经验。现在，我们再就伙食和工资问题，作深一步的追究。伙食就是血肉长成的人每天不能不吃的东西，这套办法从人类存在以来就在实行。古时奴隶主供给他所有的奴隶以吃的、穿的，奴隶付给他以劳动。就是近代中国，在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地主雇佣长工，他也得给长工吃的、住的，每年还有几十元银洋的工资。就是在共产国家，西伯利亚的奴工营和中共的劳改队，他们在挤出这些人的最后一滴血之前，也给他们伙食，不过是太差的伙食而已。这次，中共实行“人民公社”特大宣传说：“吃饭不要钱！”言外之意，似乎是一大德政。正等于牧场主在向奶牛宣传：“吃草不要钱！”但是奶牛甩甩尾巴，回头看看自己垂大的充满奶汁的乳房。“吃饭不要钱！”在以劳力为代价偿还时，由人类，到供人类使用或营利的牲畜，都是根据这个铁的规律。“人民公社”是真办到了“吃饭不要钱！”但是这个“钱”已由社员劳动收入项下除留，等于先买饭票。至于如何吃，关于这类问题，我留待下文谈公共食堂的集体生活再讨论。现在我们先看工资部分。工资部分即是在公社总收入扣除粮税及公共积累和伙食以外的部分，这一部分就是微乎其微。这就是说，一个劳动的人民，一年的或一个月的收入，去了税、公共积累和伙食，应当得到的报酬，也就是共产党人口中的“零星用钱”，工资。我先举个例子作为说明。据试搞“人民公社”颇为成功的河南省遂平县的党委书记赵光的报告，他说：“为了使工资制放在更可靠的基础上，我们又算了一个最低级的帐。即全年总收入额按920多万元计，扣除部分（税）占总收入的18.6%；积累部分占总收入数的54.5%；分配部分占总收入数的26.9%。以此数来分配，全公社社员，平均每人全年收入57元6角（包括粮食部分在内），超过社员去年收入60%，每个劳动力平均每月收入工资4元多。”（注八）注八：赵光：《口粮供给加基本工资制》，195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共产党宣传说：“吃饭不要钱！”实际上农民整天劳动的代价已付出了这部伙食的钱，而且除了伙食以外，等于免费劳动。这就使我想起四十年前后的情况。记得在我童年时，在我们的乡村，富有的人家雇一个长工，每年以粮食计算的工资是3、4石，每石在四五百斤左右，核计当时银元，约五、六十元；此外，自然还是照管伙食、住所。这个长工除了自己食、住由东主供给外，还以这五、六十元养活一家大小，生活还过得去。现在“人民公社”的社员，全体男女老少，一齐工作，而每个人以劳力换得来的就是这部口粮，且不一定能管饱。时代推进四十年，而且到了“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代，人民的生活倒后退到如此程度，请天天宣传改善人民生活的共产党，回答这个问题吧！共产党自然会不负责任地回答：“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我们要苦斗三年。”我看这种苦斗已经几年，而且以后也不会只限三年。那么人们会问：“从前好，今日反倒不好，农民的收入哪里去了？”共产党不是回答了吗？公粮、公共积累占去绝大部分；而且公粮部分，甚至公共积累部分都为养活这个特权阶级，供他们过铺张浪费、奢侈腐化的生活，和维持这个政权的庞大机构，军队和警察。我们为了读者方便，再用赵光的报告，介绍劳力的分级。在他的报告中写道：“经过调查和试验的结果，全公社的劳力共分为八级，并根据各级劳动力以往每人每月平均所得工分数的差别比例，摸出了各级劳动力的所占比例情况是：一级劳力占劳力总数的10%左右，二级占15%左右，三级占20%左右，四级占20—25%，五级占15—20%，六级占10—15%，七级和八级占2%左右。以此作为各个生产队评定的基础上，由各生产大队将各生产队的劳力进行联评，最后以大队为单位交公社进行联评。评定基本定案后，以小队为单位，逐人张榜公布。这样作的结果，一级劳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二级占14.7%，三级占21%，四级占25%，五级占18.2%，六级占11.8%，七级占1.1%，八级占0.2%。为了避免社员收入悬殊过大，工资等级差别，也是根据各级劳动力平时劳动实得工分情况确定的。即以‘分’为工资的代数，一级劳动力为4分，二级为5分，三级为6分半，四级为7分半，五级为9分，六级为10分，七级为12分，八级为15分。依此比例，按照后一个分配帐来计算：八级的劳动力，每人每月可得工资7元6角，一级劳动力每月可得2元多。如按前一个分配帐来计算：八级的劳动力每人每月可得工资13元7角，一级劳动力可得3元6角8分。”（注九）注九：同注八。工级如此划分，这两端的是由一级工的收入从由2元多至3元6角8分，到八级工的收入7元6角——13元7角。在这工级划分上，八级工人数很少，工资虽高而总合数目不大；一级工到五、六级工人数颇多，可以说是一般的。以五级工计不过得工资由5元左右到8元2角。按着这个算法，社员的收入扣去伙食部分，工资部分就根本很难谈到。如五级每月可得5元左右才够伙食；如他得8元多，也只能有3元左右的收入。在物价高涨，人民币比当日的银元的比价至少是5:1；可得3元人民币，不过是四十年前的6角，一个月收入6角钱，那还有什么用。何况这3元人民币（或6角银元）还是不易真正拿到，还是纸上文章呢。据我知道大陆上的一般农民一年是拿不到钱的，几个月内手中甚至一毛钱都没有。这种情况也就太可怜了。我记得在七七事变前，在农村作小工，管吃之外每日至少可得2、3毛钱，农忙时还可得8、9毛钱。那时的情况虽不能满足人意，但和今日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人民公社”于“管吃”之后，给上述的零星工资之外，还有所谓奖励工资。这份工资是为奖励劳动，文件上没有提到它占分配工资的比例数，据一份报告的说明，大约占分配工资的20%。可想象的数目很少，不过是一种点缀以便榨取更多的劳动；而且是掌握在大社的手里和生产队手里；给那些忘命的劳动者一种鼓励。在共产党制度下，为了抢红旗、争光荣，他们不惜大力榨取人民的劳力，农民想得这点“又获利又光荣的奖励工资”，恐怕只有拼老命了。平常一般农民每天都要作十五六个钟头的工作，困了到田地里去打盹，试想若得这点奖励工资，不挤出最后一滴血汗，还能得到吗？在这里我补写一笔，即工厂工人已把计件工资制，改为计时工资制，那就是长时劳动，工资不加。“人民公社”出现之后，整个农村的人，由十五六岁以上到60岁的男人和55岁的女人以全劳的资格都上了劳动的战场，每年要作三百天左右的工作；应进“幸福院”的60以上的男女，也以“爱劳动的共产主义情绪”，为公社服务。老弱的男女以半劳的资格也走上劳动战场；他们终年劳动所换来的就是那点吃不饱的供给饭，他们劳动的报酬，几乎就是饥饿。公社制在今日大陆实行以来，就是古代奴隶制的重演。悲惨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三）悲惨的集体生活共产党所实行的“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写在纸上不论你喜欢它或反对它，还像个样子；等你看到现实的情况就叫你睁不开眼睛，不忍卒睹。因为文章里空讲理想，说集体生活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快乐、幸福，党人的生花之笔还不能写上几幅农村生活改善图吗？那正如旧时的年画：有阖家欢乐图，招财进宝图，百子喜戏图，……但这些年画是几分钱买一张，挂在墙上是供人欣赏，看着高兴，它与实际生活毫不相关，有的相去万里。共产党人宣传文章——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欢乐图——就等于旧时代的年画，它也是脱离实际，一种哄人骗人的东西。集体生活主要的用意为打破家庭制，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共产党为了统治人民更为有效，乃着眼作彻底地破坏家庭制度，这样就个个人更孤立起来；使夫妇生疏，父子无关，儿童从小就脱离父母；这样就使个个人由能劳动之日起就变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劳动奴隶，儿童由下生之日起就成了共产党的财产。这真是一个历史空前的大变革，这真是毛泽东统治人民最残酷的杰作！集体生活的主要部分为：办公共食堂，调剂住房，养育儿童，安置老弱等等，即共产党所谓“七包”，和“十包”。“所谓‘七包’，是对人民公社全体人员的吃饭、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丧等生活需要部分，均由公社供给。所谓‘十包’是包吃、包穿、包生养、包死葬、包婚姻费用、包教、包住、包烤火费、包理发、包看戏看电影等生活费用。”这些所谓“包”、“大包”的就是扩大供给部分，只给劳动的人一点零星钱作为“工资”；“中包”的就是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小包”的就是主要的生活需要为供给，另加一部分工资。现在所行的是在“大包”与“中包”之间，这就是说，去了供给部分，所谓工资部分就等于零了。就是这个供给部分也不是像官样文章，那样生动出色。我们顺着这个程序给它剖解一下。所谓“包吃”，当然是指的伙食供给制，社员们不在家起伙，不论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去吃饭。据宣传每个公社都办了大批食堂，而且要办地好，要社员们吃的饱、吃得好。乍眼看去好象十五世纪莫尔所写的理想的乌托邦的食堂生活实现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了。以我了解的情况，如上文所述国务院各机关的干部食堂，以及乡村农民生活情况，和最近由大陆上传来的各方报道，这个现实是令人睁不开眼的。公社发给农民饭票，“凭票开饭”，饭票规定数量由四两到八两不等。食堂的“饭”是煮上一大锅，生熟且不去管，质料都是杂粮、番薯、黑豆等等的东西，简直就是一锅猪食。至于食堂的“小菜”，也分等级；有钱的人，还可另选好菜，算是自己的另外开支。食堂的“堂”，有的在破屋里、在仓房里，多数是在天井；有些因工作关系是在田野里，是在山谷里，是在矿场里，把饭送到那里去吃。“吃”的情况是坐着吃、蹲着吃、站着吃，托着饭碗走着吃；在田野、山谷里，就着炎日，满身大汗地吃；或在冬日就着冷风，萎缩着身子地吃。吃的数量，是有多少吃多少，饭若不够，未吃饱的就算倒霉。每个家庭停伙了，碗、盆、锅、桌、凳都送到公社食堂了。钟声、锣声响了，男女老少像一群饿了红眼的猪一齐奔向“食堂”去吃那份不爱吃也得吃的“营养饭”。大家疲劳工作了十五六小时的“忘我劳动”，每天只换来这样的两餐。这等饭如在十年前摆在地主家庭的长工面前，他一定是一脚踢翻饭桌，拍拍屁股带着怒气走出东主的大门。所谓“包穿”，当然是指的衣服。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干部到了冬天，有的人还制不起棉衣、棉被，还需要由福利费下补助过冬。在这广大的农村，共产党一口说出“包穿”，这种口气的背后就是欺骗。穿一定是要的，每人一年也许由劳作价值中抽调一部，如七里营公社每年发给社员4元买布证。那即是说社员可以买上十几尺布，连过去自己的破衣，缝成一件衣裳，这件衣裳，就是祖孙三代：一套棉衣，春秋去掉棉花变成夹衣，夏天去掉里子变成单衣。以后，长的改短，短的再变成小孩的袄裤，小孩的衣再变成碎片的补贴，在穷人堆中补贴就有大用了。我们试闭目想一下，就可想出大陆农民破烂穿着的情况；等到你睁眼一看，你的想象绝不会“脱离现实”。所谓“包住”，当然是指的住屋。住屋虽则现在名义上仍归私有，公社有调整使用的权力。这份“私有”真是等于空文。就我所了解的，除了在城市，这份“私有”因房主保留自住屋还可有点形象外，在农村的房屋私有，在公社成立前已没有了意义。就如土改后，无论是原有主，或新有主，在北方一家分得一、二间房，好多家住在一个院内；在南方，也是一家分得一、二间小房，有一个小院，而且是独立的，这样才稍微有点私有的味道。但是不论哪种形式的，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破陋不堪，穷像毕露，我在本书第九章已经有所叙述。“人民公社”所谓“包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发。说他们有什么改进的情况，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形，还是因陋就简，旧有房屋，装入旧有的人。包与不包，没有什么分别。不过说“人民公社”成立后，对住屋问题一点没有改变，那也是不对的。首先，公社调整住屋，人口少的屋让出给人口多的去住；好的房子让给积极干部。再有因生产队的调动，原住甲地乃改住乙地，因之不能不调整住屋。最后，还有一种拆屋建屋办法，这种办法在广东沿海一些地区进行，那就是把个别的原有坚固房屋拆掉，用原有的木料在山边或地头盖起一些茅屋、草棚，由劳动的人民居住。据共产党说：“这样有利于生产”！据我猜：这是有利于战争，到时一把火烧掉，既可坚壁清野，又少了“敌人”用以防御的堡垒。在公社成立之后的“包住”名下，家庭生活起了空前变化。首先，是破坏了家庭生活。吃饭既不须自家起伙，不必在家吃饭，大家都去了食堂，在食堂内就是各吃各的；那么到晚睡觉如果能一家住在一起，也还有一点家庭生活味道。这就不敢包准了。首先，幼儿白天在幼儿园，有的晚上带回家，有的就留住园内；婴儿是白天在托儿所，晚间有的回家，有的也可能就睡在所内。这种情况各地因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至少是各种情况都有，那也就取消了一部分家庭味道。次则，男女全劳力，和孩子老人的半劳力，他们的工作也是常调动的，尤其是男人的为甚。如果为本社工作，为帮助他社工作“大协作”，为国家作突击工作等等，男人就是不固定的劳动机器随时调动，这样他就离开了“家”。他想回家就不简单了；不用说因工作任务重不许回家，须在工作地居住；就是个人工作若不积极，也可被罚不许回家；或共党利用妻子在“家”挑战：“工作不好，别回家”！这个“家”，“包住”的所在地，不但没有温暖人情，而且成了共产党惩罚人民的一种办法。这就是共产党人口头上的一切为了积极生产，这就是人民心里的一切为它奴役。所谓“包生养”，这是指生产孩子，和养育孩子。生产孩子所受的“包”是很简单，孕妇大约在临盆前后有四十天左右的假期不劳动。生产时找个乡间的接生婆。据说也可能送入产妇院。孩子未满月前，母亲可能吃上十几个鸡蛋。有的社还送上一斤红糖。如此所谓“包生”大概了事。“包养”这一工作，就步入托儿所和幼儿园了。一般人，听到托儿所和幼儿园都会想到设备齐全、照顾周到、教师、保育员知识水平很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或是教科书图书里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这样的托儿所、幼儿园，或超而过之，在红色中国也有，那是专为高级首长的儿女设置的，人民的儿女是无份的。在“人民公社”的托儿所，凡三岁以下的儿童都送入托儿所。实际情况是把吃奶的婴儿或大一些的儿童，一大堆放在一间大屋子里，交给几个超过六十岁的乡间的老妈妈，或是身体衰弱的半劳力的女人，由她们喂米糊，或土豆制的代乳粉；由她们换尿布等等工作。孩子哭没人管，噪闹没人管，屎尿腌了屁股没人管，病了也是没人管。这样的托儿育婴，在穷弊不堪毫无设备的乡间，读者试闭目一想就可想象出它的大概轮廓。在“人民公社”的幼儿园是专收三至七岁的幼儿，把他们放在一个院子里，院内有几间屋子。由几个乡下老婆婆（称为保育员）看管，设备自然是简陋不堪。这一工作还是容易作到，因为这样大的孩子只要有人照看一下，别闯出大祸也就行了。这种“包养”，共产党达到了一个节省人力而又驱逐广大妇女走上劳动的战线，同时又达到了摧残儿童的目的，虽然共产党口头上是说，一切希望在新生的一代。所谓“包教育”，是指公社逐步建立大学，专科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继续巩固扩大红专大学，举办业余学校。“学生和社员在各种学校学习的必要费用，均由公社负担。”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计划或图画，但不是现实。作宣传是好的，事实上就是很难实现。我相信若作一些点缀是可以作到的，真能全部实现是很久将来的事。就我所知，一个乡办一个小学还很吃力，多数是两三个乡才有一个小学。我看到在东北是这样的。业余学校是可以作到，但只是有名无实，教者不热心，尤其是缺少师资；学生是不积极，在过分劳动之后，没有人还有这份精力。这种情况，我在南方是亲眼看到的。至于公社办大学、专科学校、红专大学等等，在目前的经济能力，以及师资，教材等等必须的条件，共产党中国是不能办到的。两年前，它的统治范围，还有成千万的儿童不能入学，因为缺学校、缺教师，转眼两年它也不会大跃进克服这个困难。列入此条“包教育”，只为说说好听而已。所谓“包婚丧”，是指结婚和死葬。据“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福利工作试行细则”规定：“结婚：社员结婚时，社或队的领导干部都要参加主持，举行一定的仪式，组织晚会。食堂要给新郎新妇改善一天生活，公社并给女方十元补助。”大概一般社包“婚喜大事”不过如此。“包丧葬”这事就更耸动新闻了。死而后葬有社包办是多么慈善的名词，而事实上的葬就是花样百出。一般情况是节约簿（录入者注：疑为“薄”）葬，不用木棺，只用草席将死人尸体卷起，在田地里实行“深土肉葬”，埋葬之后田上一样耕种。惟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善于利用物质条件，在山东——孔夫子的故乡——发明了“投池肉葬”办法，这办法除了冬季都可适用的，即人死后由乡政府指定送往“尸池”。投在“尸池”就是葬了。“尸池”有一条水道，道口备有一缸，接受流出的尸水。这份尸水就分派到掘好的小坑，每坑一勺，然后盖以草皮，三天之内，就会生蛆，这种蛆用为鸡鸭的饲料。这又是生财的办法。共产党实行“包葬”不止博取了“死葬之以礼”，而且又合乎马列唯物主义的生财之道，写至此处，我真欲为大陆人民一哭了。所谓“包看戏看电影”，这是指娱乐事项，其范围是本公社所演的戏或放映的电影，社员去看一律免费。据我知，地方戏是可以演的，电影还不是每社都能放映，因为放映队为数不多。所谓“包烤火费”，在北方寒冷的冬天，这份宣传是共产党的夸大，即使有这一项节目，其费用也是无济于事，绝不能解决社员的烤火问题。我住在北京几年，我知道北京的干部烤火都成了问题，一则是无钱买煤，再则是有钱也买不到可以烤火的煤；至于广大农村，提到此事不是一种“奢侈”，望梅止渴吗！所谓“包医疗”，是指看病。一个公社工作细则提到：“公社扩建医院、产妇院，在各大队分设门诊部，本社人员看病实行免费，病情严重需要到其他医院看病时得由公社批准，费用亦由公社负担。但自身收入较多的自己负担一部。社员吃营养药得由自己负责，公社概不开支。”一般社的情况也大致是官样文章如此规定。中国大陆有二十万个乡，一乡一个医生，就需要二十万个；何况公社成立后又有几十万个生产队，每个大队设门诊部一人就是几十万个医生。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恐怕连十分之一的医生也没有。以我知道北京的情况，所有医院到处人满，协和医院挂个病号都得五六个月，一般医院除了紧急病外，挂个号也不是每人当天就能够挂上的。因之，西药不够，乃大大提倡中医，中医院同样的有人满之患。此外，就是药品缺乏；不但西药缺乏，就是土产药材，因为土地改革、改业，已经没有人注意培植和采药，中国草药也大感缺乏。这就很显然地说明：缺少医生和药材。共产党打了一个空头支票“包医疗”，实际上还是睁眼看着人民生病，看着人民“肉葬”而已。最后一包是“包理发”，我相信，这一包是能办到的。共产党所实行的“人民公社”，在人民劳动之后，还给人民的是伙食供给制下的半饱；是拆散家庭生活，分散了父母、夫妻、儿女；是“婚”而不喜，“死”而不哀；其他的一些空头支票目前都不能兑实，而在空头支票的欺骗下要榨取人民最后一滴血。所谓“十包”绝大部分情况是共产党的空头支票。惟共产党还怕下级干部把这些空头支票当真事去办，于是共产党就特别指示宣传：“防止百废俱兴”，“从需要与可能出发，对于福利事业要量力而行，防止贪多贪大。”在这一指示下，就是否决了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医院……以及一切有关人民福利事业。因为共产党不断大声疾呼：办“人民公社”是一切为了生产，为了扩大生产和增加生产。共产党不好明言：办“人民公社”就是恢复奴隶制度！就是榨尽人民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们一经剖解“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不会为其宣传文章骗过，不会为其集体生活欢乐图迷昏了眼睛，而只能看见一幅悲惨不堪入眼的奴隶工作图。我们这样讨论分析还只限于了解问题和情况，而真正无法忍受的还是大陆上的广大人民。他们身受其痛，破家荡产，父母、妻子、儿女离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而且要在鞭子下作“忘我的劳动”。他们作出各种的反抗。小的反抗，杀鸡、杀鸭、杀耕畜、毁青苗，和不积极工作；大的反抗捣毁公社，暴动、杀干部，这种事情每省每县都有，由华南的广东省到东北的辽吉黑三省。共产党也不隐讳这种事实，在许多文件上都提到，例如吴芝圃有篇文章说：“少数富裕中农却对公社化有所抵触不满；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则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造谣、煽动群众反对公社化。据许昌地区的重点调查，积极拥护公社化的占89%，基本拥护的占7%，抵触和反对公社化的占4%。”（注十）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人民反抗公社化的大致情况。注十：吴芝圃：《由农业生产社到人民公社》，《红旗》1958年第8期。共产党以解决自己的危机和备战而走上“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也将把共产党推上更大的危机。这是一场决斗，一群善良的中国人民为求自由和生存，将向特权阶级的奴隶主——中国共产党——作生死的斗争。这是一个较量力量的时候，如人民胜利，中国的共产党和世界其他国的共产党将碰到死运；如共产党成功，那又将是恶魔高张的时日，而且其影响于远东和世界的前途者则不堪设想。在这场决斗时，自由世界的人民绝不应有作壁上观的心理，应认为这是与自己命运有关的斗争，应在各方面支持中国人民这场决斗，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胜利。（录入者注：原书各章注释都放在章节末尾，本章的最后两个注在原文里没有找到标记，是我自行判断添加进去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季诺维也夫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8004 说明：这份声明稿无疑是季诺维也夫在1927年下半年写的。草案是否得到赞同和呈送给了中央，我无法肯定。——托洛茨基注 绝密 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在整个东南部，到处都在捣毁工人组织和大批枪杀工人。汉口方面看来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据得到的消息说，帝国主义者集中军舰的目的正是要对付汉口。北方人看来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正在向蒋介石的竞争对手唐生智发动进攻。蒋介石从外国帝国主义者那里获得了大批钱财。失败显然是极其惨重的。 果然不出所料，中国革命的失败在目前国际形势下不可能不对我们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有消息说，张作霖占领了（或打算在最短时间内占领）中东铁路，当然，这一行动不会不得到英国政府的怂恿，极有可能还有日本政府的赞许。由于我们在目前形势下不能以武力回击张作霖的这种放肆的挑衅行动，所以张匪的不受惩罚只会使我们的其他敌人也蠢蠢欲动。世界所有报刊，特别是英国报刊，对我们就我国全权代表处被捣毁一事给北京政府的照会的评论，腔调完全一模一样：我们热爱和平的举动被视为软弱可欺。世界帝国主义报刊暗自窃笑，说苏联无论如何也不会应战的，今后也许可以对苏联采取更加放肆的态度。 在袭击我们驻北京代表处时得到的文件以及文件的复制品还没有公布。毫无疑问，正在策划对我们的打击。帝国主义者现在完全有可能伪造任何反对我们的“材料”并将任何武器交给张伯伦之流。很有可能，下一个步骤就是将张伯伦不久以前在照会中提到的威胁付诸实施。 从波兰和罗马尼亚传到我们这里的消息少得对怜，但完全不能排除这两国的政府从今年春天开始就遵照伦敦的指令策划某些对我们的进攻行动。 由于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认为形势是紧张的，极其严重的关头已经到来。 我们深信，中央应当立即对下述方面的一系列措施进行最仔细的时论： 1．外交人民委员部方面。必须在日本、法国、德国、波兰、巴尔干采取一系列措施。 2．共产国际方面。必须立即开始在共产国际最重要的几个党内进行准备，但要极为隐蔽地进行。必须使共产国际最主要的几个党的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应当现在就开始筹备召开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对运输工人等予以认真的关注。应当在一些国家中召开专门的会议。应当认真考虑一下，采取哪些措施可以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也能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 3．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方面。必须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以及芬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边界予以特别认真的关注。应当对军事部门的一些最重要环节进行整顿和检査。也许，眼下应当秘密任命一批我们的老军人共产党员到最主要和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应当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准备工作上。党和政府当然要尽一切可能来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但同时现在也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 4．对内政策方面。首先应当把目前形势全部如实地告诉工人阶级。不能避而不谈中国失败的意义，不能避而不谈我们面临的危险在增加。当然，不允许表现出丝毫的惊慌失措。当然，以什么形式和怎样向最重要中心的最先进工人通报情况，这是需要中央进行斟酌和思考的。然而最糟糕的莫过于工人阶级对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一无所知。 应当利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来纠正以前在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出现的错误，使农村中的雇农和贫农以及最接近他们的中农阶层在政治上感到充分满意，坚决打击富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应当尽一切可能和力量使工人和失业工人等感到满意。对于我们来说，国际形势越紧张，战争的危险越大，我们的阶级路线就应当越坚定。 5．党内方面——按顺序而不是按重要性的最后一点。既然严重的危险正在迫近，那么我们尤其需要马上和无论如何都要百分之百地恢复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党内统一。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容许只满足于表面上的统一，应当实现真正的列宁式的统一。甚至像布哈林同志这样的人都说（在最近的中央全会上），完全的统一已经实现，似乎只有几个人在同党相对抗。时局十分严峻，不能陶醉于漂亮的空话之中。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列宁一贯追求完全的统一，对表面上的统一不屑一顾。现在的做法则常常相反。列宁追求真正的统一，但他拥有的常常不是百分之百的真正的统一——因为实现真正的统一是一件比实现表面上的统一困难得多的事情。我们现在拥有超过百分之百的表面上的“统一”，但整个形势要求现在在联共和整个共产国际内建立真正的统一，必须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向所有的人表明，我们正在恢复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统一。至于采取哪些措施——这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首先需要改变刊物的调子。在共产国际系统，应当立即恢复那些被错误开除的（由于派别因素）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左派工人的党籍。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建议召开——趁中央委员还没有离开——严格保密的中央全会会议（当然，是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合召开）。政治局可以事先为这次会议做好准备工作。党面临着一些无法在某些局部会议上或范围过窄的委员会内进行讨论的问题。只有中央委员会全会能够而且应当对整个事情负起责任。当然，讨论这些问题时应当排除任何派性，不再追査过去是谁的过错，也不要重提不久以前的尖锐斗争。 没有人会相信，全会只用了三四个小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任何人都会认为，除了在全会上，在其他地方也讨论过中国问题。没有人会相信，在这种形势下全会不讨论整个国际形势就会闭幕。 以下签名者请求政治局能尽快召集我们讨论本声明。在我们看来，中央秘密全会应当于两三天之内召开。在我们看来，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应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以便恢复列宁生前我们党在危险关头总是表现出来的那种真正铁一般的统一，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
季诺维也夫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季诺维也夫 （1927年1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2 说明：左上角有托洛茨基的附笔：“此草稿是季诺维也夫写的；他亲笔作了修改。” 1927年1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提请政治局对此加以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伙同张伯伦[1]的代理人，以著名的手榴弹事件为由日益疯狂地鼓吹进行反苏运动。叛徒施瓦尔茨（他不是叛徒就是冒险主义者）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支持这一运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在这篇社论中竟然认为可以把施瓦尔茨的卑鄙行为同联共内持反对派立场的同志的观点联系起来！社论认为可以确定，施瓦尔茨的论据就是“已经完全溶入我们的反对派的思想原则之中的论据”（黑体是《真理报》用的）。 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这种针对联共党内持反对派立场的同志的“论战”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是不会得到支待的。任何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同施瓦尔茨之流的先生们的行为和张伯伦的反苏运动“捏在一起”的做法只会给工人国家带来危害，而给张伯伦之流、谢德曼[2]之流和施瓦尔茨之流带来好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迄今为止，中央机关报上掀起的针对我们的论战异常尖锐，但上述手法我们却是第一次见到。 我们党没有一个党员，共产国际没有一个成员会怀疑，在像反苏叫嚣和策划反苏武装干涉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全党将万众一心地反击资产阶级世界及其“社会党人”走卒。决不能容许发行量达几十万份、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外交部里也有读者的党中央机关报上出现上述文章里的那种“论战”手法。 我们请求政治局采取坚决措施杜绝这种只会损害《真理报》的声誉并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的手法。 附言：我们从《真理报》刊登的一份电报得知，路特·费舍派成员“极左”议员肖莱姆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反驳施瓦尔茨。由此可见，连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肖莱姆、路特·费舍及他们的同道也同施瓦尔茨的卑鄙行为划清了界限。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1月] [1]张伯伦（1863—1937）——1924—1929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2]谢德曼，菲·（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参加人民代表委员会，1919年月任魏玛共和国联合政府总理。
国际局势恶化下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草案）（季诺维也夫，1927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国际局势恶化下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草案） 季诺维也夫（1927年1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0 绝密 只印三份 1．在世界资产阶级中间，战争倾向和反战倾向正在进行斗争。世界资产阶级阵营中各种利益的冲突目前向苏联外交提出了活跃其外交政策的任务。对于和平事业来说，没有比认为战争问题已经解决更为危险的了。如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将导致同稳定下来的资本主义发生武装冲突，那么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这场冲突一定会在1927年爆发，而不可能推迟到1930年。 2．争取和平的斗争应当在两个方面进行：（1）加强我们同欧洲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联系；（2）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 3．要动员欧洲工人群众，必须使各国共产党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就是说首先提出那些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不解除各党内部的戒严状态，不结束派别争斗和中伤，这一政策是不可能实行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能够为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斗争创造一种相互支持的氛围，但应牢牢地记住，这一斗争的整个主动权将落在共产党的身上。还应当记住，在这些党内，站在前列进行斗争的将是左派工人。因此整个局势要求坚决停止反对他们的斗争。 在东方，军事形势将会使英国资产阶级加紧行动，试图同民族运动的上层人物达成妥协。我们不应疏远他们，相反，应尽力与他们保持联系，但是应当记住，我们必须首先依靠工人和农民，因此应当增强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帮助它们站稳脚跟。 4．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需要抛弃自我孤立的倾向，就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只向英国的对手说一些好听的话而不给他们任何实惠，就不能阻止英国人建立针对我国的联盟的倾向。维护和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条件。即使是一场利的战争也会使我们在经济上倒退许多年。 5．以阻止英国试图在欧洲建立针对我国的联盟为目的的手段有：有可能与法国和德国签订借款协定，因为法德两国都需要在稳定时期扩大销售市场。我们由于各部门争相申请而使德国的协定处于半停顿状态。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消除这一障碍并将德国提供给我们的贷款紧急利用起来，争取今后继续取得贷款，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应当同法国就债务问题达成协议，这是取得借款的必由之路。这些协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能加快我国的工业化、使我们得到一定的商品储备供应农民、增强我国的军事潜力，而且在于它们将为德国和法国独立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开辟前景。我们应当支待法德两国接近的倾向，以便减少波兰进攻的危险。我们应当持续不断地努力，以求同波兰资产阶级取得和解。我们应当从手工业式的、季节性的在波兰的采购转为同波兰保持经常性的经济关系。应当停止实行将波兰和德国同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隔离开的政策，给予它们过境运输的权利并同它们建立与近东进行贸易的混合公司。应当放弃抵制像国际经济会议这样一些同我们没有联系的机构的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只对英国有利。在东南欧应当通过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接近的政策来对抗意大利。 6．在近东坚决地转而实行同广大商人群众接近的政策，帮助他们同苏联进行贸易。支持土耳其反对意大利和英国，力争使我们在土耳其的政策同法国和德国的政策一致起来。在波斯应提出加强同革命派的联系的任务，以获得力量反对礼萨·汗的亲英政策。 7．在远东必须：（1）加强共产党、农民运动、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的独立性。同时要坚决地告诉中国革命者，他们取得胜利的条件是通过加强与印度支那即法国的睦邻关系、通过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具体协定的方式来孤立英国。为此目的他们应当做到在广东军队占领的省份里不触犯日本人，同意在一定时间内与张作霖划分势力范围，除了满洲，将直隶省和山东也交给他。为了促进这一政策的实行，我们应当放弃中东铁路，但必须得到我们通过满洲进行运输的保证。这一政策同时使我们得到了抵消英国最近所作的让步的手段，并在华南和华中提出中国的铁路属于中国人的口号。我们既要顾及美国人的明显利益，同时应当设置障碍阻止在中国出现英美联盟。 8．想办法作出认真的努力争取使美国承认我们，可以提出承认克伦斯基所借债务的建议，如不成功，我们应当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通过巧妙的间谍活动激化当地与美国的冲突，以便把美国牵制在那里，使其不能自由干预我们可能同英国发生的冲突。我们的间谍应由得到充分信任的美国和西班牙的同志担任。 9．必须立即对我们的整个军事和军事潜力进行检查并予以加强。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1月］
声明（1926年10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声明 （1926年10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54 说明：页下有托洛茨基的附笔：“可能是季诺维也夫写的，但也可能是我写的。列·托洛。”一些特征（如打字机字体）表明，文件为季诺维也夫所写。 此项声明是我们在得到政治局关于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的决定之后作出的，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草案。我们坚决指出，通知中关于我们放弃派别集团的结论无论是与我们的声明的确切内容，还是与我们的意愿都完全不符。事实上，我们的声明含义十分清楚，毫无争议，它不仅指解散那些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集团，而且指终止这一方面的任何企图，至少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不使用“解散”一词，就是为避免有人吹毛求疵地指责我们准备“解散”今天已经形成的集团以便以后再建立新的。我们认为“终止”一切派别集团的说法更清楚、更坚决。 我们重申我们的建议：希望按照党的纪律原则，在政治局有关决定的基础上签署文件。否则，我们坚持在发表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的同时发表我们的声明。如上所述，我们认为通知草案对这项声明的定性是错误的。 [格，季诺维也夫] 1926年10月16日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公布列宁信件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6年4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就公布列宁信件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1926年4月1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04320 1926年4月14日李可夫同志提议向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差不多9年前在我们的分歧最厉害的时候写的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1]。大家都知道，现在，把这封信分发上百份，甚至更多，可能只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损坏别人名誉”的目的。类似于这样利用材料的行为显然是违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真正意愿的。 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回顾十月（1917年）分歧时写下以下这段话的： “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许多卓越的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提起。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没有特别的需要，不好去重提这些已被彻底纠正的错误。他们总是在我所指的时期瞻前顾后，动摇不定，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过分孤立自己，担心布尔什维克会冒险起义，会比著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更执拗。事情发展到以我党的中央委员会为一方与现已隐退的人之间在报刊上展开非常激烈的辩论。经过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之后，这些同志都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岗位上”。 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利用他9年前写的这封信来败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名声是违背列宁意愿的行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时的错误已被本人承认，列宁已经作证，并且已被他们纠正。我党还根据列宁的提议于1917年11月让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尔后又担任了共产国际的主席，他还一直是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而加米涅夫，刚从芬兰监禁地回到国内就当上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副手。 李可夫同志提出在政治局散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我们有权提醒大家记住下列事实：1917年4月的党代会上，李可夫同志比布尔什维克派的任何人都要远离列宁；从4月到10月，李可夫同志比谁都要远离列宁同志的立场；1917年10月李可夫同志跟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2]；1917年4月党代会上，李可夫同志没有选上中央委员，而且由于列宁的坚持，直到1920年的第九大也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呢，李可夫同志却主动倡议，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也不再提起的列宁的信，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用了起来。 一、列宁还有关于民族问题的几封信。在这些信中，列宁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同志的政策。这些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收回过，相反，直至生命的最后，他还为该问题担忧。这些信在十三大代表团中宣读过，但并没有下发，因此，包括现在的许多中央委员都没有见过原文。 二、还有一份所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言》，在《遗言》中，列宁明确提议把斯大林同志从党的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心斯大林会滥用集中于总书记手中的巨大的权力。作为列宁遗言的这封信的要点如下：把斯大林同志从党的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大家，包括托洛茨基，都在一起工作，尽管大家都犯过错误，各人有各人的弱点。这样一封最重要的信也仅仅向十三大代表团宣读过，而没有散发。 这份遗言不是写于1917年，而是写于1923年，那时虽然有过短暂的冲突，但矛盾并不突出，在那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党提出了自己最后的建议，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从来没有收回过这个建议，相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建议没有付诸实施只是由于他已经不可能出席十二大和十三大了。这一封遗嘱信也曾被李可夫同志建议引用，并在政治局的辩论中被提起。 我们认为，把列宁的信用于非他本意的目的总归是不对的，是违背列宁的政策的。但是，如果政治局的大多数赞成这么做，那就完全应该不仅散发弗拉基米尔1917年的这封信，而且应该散发我在前面已提到的带有当时明确指示的材料。[3]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1]指列宁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的信，在信中，列宁指责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并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发表反对武裝起义的讲话。1926年4月15日，政治局决定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委员，并要求阅后交回书记处，不得复印。 [2]1917年11月初，李可夫递交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并辞去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以抗议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议。 [3]斯大林集团同反对派之间就列宁信件材料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于1926年7月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
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蔡和森，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和森 统一，借债，与国民党 蔡和森（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 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与封建之争——在袁世凯时代为共和与专制之争，袁死后为护法与非法之争——何以至今还不能结束呢？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北洋派领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袭新政权，政体虽然是新的，而支配阶级则仍然是旧的。旧支配阶级——即封建的军阀与官僚——要扩张并巩固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二年独立失败，革命阶级完全解除武装而被驱逐于政权与领土之外，北洋派乃更进一步，实行推翻共和恢复封建政治。袁世凯死，段祺瑞承继其地位，自此以至于现在的曹吴，政权总不出北洋派的掌握。 由此我们可得一个重大的教训：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所以法兰西大革命，罗拔士比极力破坏旧军事组织，撤换一切封建阶级的司令长官，最后第三共和之所以巩固，也是因为旧军队解体，共和国新军队完全成立之故。最近俄罗斯革命之所以成功，苏维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动摇，也是因为在十月革命前，用宣传手段，完全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第一步是废除军队中的死刑，到一九一八年更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假使他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不完成这种根本工作，他们的新政权也是迟早要落于旧军阀之手，他们的革命也是迟早要被旧势力推翻，如中国辛亥以来的故事一般。 所以从这一点说来，中国现在政治问题，实在去真能解决之时还远，因为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这个时候谋政治上的统一，除彼此把他当作一种暂时的政策之外，真正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自孙中山先生由粤来沪，曹吴代表南下，于是孙吴携手之声，甚嚣尘上。此事在形式上看来，吴佩孚之舍陈（炯明）联孙，及孙之弃奉而与一比较好的军阀周旋，不可说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实质上怎样呢？据曹吴艳电看来，不过是空空荡荡称赞老孙的宣言罢了；至于他们对于江西问题是丝毫不肯让步，不任民党有立锥之地作根据。然则直系之联民党，不是想利用民党为统一借款的招牌吗？不是与杨度近日对国会问题的主张同样用意吗（大要不外消灭护法名义，以便北洋派统一中国）？曹锟不过是北洋系一个死军阀，值不得我们多说，吴佩孚虽然比较进步一点，但他将来能抛弃北洋军阀的地位加入民主主义的战线吗？他对于曹锟言必称大帅，行必称服从，若长此下去，至多不过是一袁世凯或段祺瑞第二罢了，所以现在革命群众对于联吴之视为有意义，不过在剿灭红胡子之一点，因为张作霖一派野蛮势力之急须剿灭，于革命进程上乃属必要的。至张作霖剿灭后的吴佩孚怎样，乃系另一问题，决不要因此而疑虑张作霖灭亡之不利于势力均衡，因为革命党要靠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 由上看来，政治上的统一，显就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 孙中山先生迭次宣言曾说“政治上之统一，自以国会真正恢复为必要条件，”又说“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非常局面虽因陈炯明之变乱而终局了，但政治问题绝不会一下解决，因而革命之局还是不应收束的。比如“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一项，看来虽似平常而实际非铲除军阀不能做到，所以孙先生《第一次宣言》曾说“夫欲约法之效力不坠……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又说：“故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此改编，”第二次之对外宣言全局和平之第二项办法，也说“必铲除多年祸根之军队势力，非各省督军统治下之兵队悉照予六月六日改编工兵之计划则和平不得而期”这都是些探得病原的说法，但是以大义责军阀是无效的，必须此后继续用革命的争斗的手段才能做到。就工兵计划一项而说，民主革命的胜利确定，采工兵制以改编新军，是很有益的；若在现状之下，各军阀各自采用起来，则不但于时局无益，而且反可延长封建政治的命运，增加武人割据的势力。比如就近日吴佩孚发表之兵工计划而说，他说现在每一兵须费国库银五两，他的计划实行，只需银二两便足，这样一来，吴佩孚有事时，可就原有饷额扩充他的军队到二倍以上，并且军队饷源有生产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割据的局势，不愈加严重巩固吗？各省割据的军阀大大效法起来，将来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无论从何方面说，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至于政治上的统一，万不宜苟且将就以上当。 属文至此，偶然检阅本月八日的《民国日报》，看见《美报记孙总统之谈话》颇觉一惊！今把这个新闻抄在下面： 《世界新闻》社译英文日本《广智报》上海通信员索克思氏八月二十五日通信云，孙中山今日对客谈论中国之国际地位，谓中国之内部政潮欲求解决，必须先从解决财政入手，尤以解决北京政府之对外借款义务为特要，中山之态度，赞成外资继续参加于开发中国富源及建筑道路。彼云：“在北京前此开始拖欠外债之前，欲先谋统一然后整理财政，其事虽非不可能，然极困难，今已不复如是矣。”中山谓北京若无一有效力之政府，能实施其命令于全国，并收集各省之税款而不遭阻挠者，则统一之举，徒属空谈。而国家之还债，若不恢复，则设立此种政府显然为不可能之事。中山于未觅到若干解决中国财政问题之方法以前，不准备加入北京政府，彼以为当小数薪金尚不能付之时，断然无法处理北京大局。关于彼有总统希望之说，彼云：“倘余得有美国及其他中国欠债之国之保证，证明中国提出关于归还过期外债借本之提议，将得优惠之考虑，又保证在依据外人良好顾问不久即将实行之整理时期内，新银团将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余将往北京。” 据这个新闻看来，似乎孙中山先生注意于北上谋统一，而以解决财政为入手办法，倘若得美国等欠债国之保证［注：此处文字有误，根据上段文意，应为“美国等中国欠债之国之保证”。——编者注］及新银行团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可以北上。这个新闻确实与否不可得知，但我对于借款及新银行团颇有点意见，略写于下。 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最近经过华盛顿的宰割会议，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地步。然则自动的借外资以开发中国实业，乃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所不愿闻，因为他们所要的，是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准标，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故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所以中山先生之机械借款说，英美法日的资本家，是不欢迎的。然而这种计划，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强的要素，不过其达到之方法，在事实上只有下列二途： （一）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材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盟。 （二）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 这两个方法，是最可能最妥当的方法，是经济落后国和半殖民地所应当走的道路，惟有向这样的道路走才有解放的希望，惟有向这样道路走，才能得到独立与自由而不致永远为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奴隶。假使我们不察，只知梦想那些要永远隶属我们于他们经济利益之下的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来借款超渡〔度〕我们，这不但不智，而且反要误了我们解放的前程。所以在这样的选择之下，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有从新估定之必要。 “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换过说，就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他对中国除成功了“门户开放”“国际共管”的局势之外，更为中国组织一个新式的东印度公司叫新银行团。他口口声声为的是中国好，口口声声非等中国统一后不投资，其实这样不投资的高调，就是要迫使穷极无聊的北京政府早日承认他。现在呢，他的方针变了，想在未统一前借些钱给中国去“统一”了，但是要一切关盐烟酒等税收作“总担保”，并且监督用途，管理财政。因此我们应该觉悟在民主革命未完全成功，军阀未完全消灭以前，中国既无统一之可能，更无借款之必要。多借一笔款，多养几日兵，便多延长封建的军阀几日生命。倒不如饷竭兵变，他们要灭亡得快些。 总之，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澈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涨高，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之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勿让土耳其基玛尔氏所领袖的国民党专美于前！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1921年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和森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蔡和森（1921年2月11日） 独秀先生：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et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五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因为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些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而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贿买工头及工联领袖，略加一般劳动者的工资，设贫民学校以及可以买工人欢心的慈善事业，使工人阶级感怀恩惠），因此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买、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与资本主义狼狈相倚，此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生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因为俄罗斯在经济地位上久已隶属于西方工业国，而他那上古式的农业生产法又抵当法（小机械农业）、美（大机械农业）机器的农业生产法不住，所以农产品一入国际市场，不能与法、美相竞，因此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那步田地？自身的生产方法还是三代以上的，自己不能供自己的需要，五大强的商品，开始由大炮送进来，继之由本身的需要扯进来，这种经济侵略孰能御之！大机器生产品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生产者一批一批的失其职业。现在中国失业人数到了那些田地？换言之，就是为经济压迫不能生活者的人数到了那些田地？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万人惟有两条路走：（一）流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二）三万万五千万人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及为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五大强之前，请其依我命（们）的意见解决。如其不能，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运命。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都也把持不下地。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熏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院内供他的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饥民要面包，兵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人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造家，凭依军阀、财阀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遏制不住的。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贤人派的力量纵大，恐怕有点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一）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不由命运而完全由于私有财产制），便（亻免）然不能终日；（二）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三）任其自然实现，时间延长，牺牲数量太大，无产阶级每日直接间接死于穷困者不知若干，直接间接死于战争者不知若干。若过三、五、十年，再经一次世界大战，纵少又要死伤四五千万。具此三个理由，所以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琨、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团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不过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在计划上讲起来，殊有于未革命以前，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之必要。这个运动怎样做呢？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无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独秀先生！现在英、法、美、意的劳动运动，刚才接近第三步，还没达到目的，我们若有识力、有决心；必可于最短时期突过欧美的劳动运动。我以为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即综合evolutionetrevolution之意，如此才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致流为卤莽灭裂、毫无计划的感情革命主义和审时度势、坐以待毙的投机主义。我深以上列三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劳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盖承此纷争破产之后，四五年中，资本主义必勃然而兴，与其待军阀、财阀勾结五大强来巩固资本主义于中国，不如由无产阶级先发制人，取其利而避其害。盖生产之三要素，中国具二而缺一（有劳力、原料而无资本），全国生命遂握于五大资本帝国之手。若我们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如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真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先生！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着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你看现在中国的中产之家有几多能自给其生活，教养其子女，而不感穷困者？故以我看来，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独秀先生！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不过无产阶级专政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大不同的两点：（一）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二）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莫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便惹起一般浅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以上拉杂写了一长篇，请先生指正，并请交换意见。和森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言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 蔡和森一九二一，二，十一，在法国蒙达尼 （原载1921年8月1日“新青年”9卷4号）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部分）（蔡和森，1926年2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和森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蔡和森（1926年2月10日） 说明：蔡和森的这份报告长达六万多字。《中央档案馆丛刊》刊物1987年第2、3期曾刊出。我们只找到第3期。暂题为“第二部分”（仅一万一千多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收此文，仅为摘录（五千多字）。兹将“第二部分”中所无的内容摘出，题为“第一部分（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一部分（摘） 我们和鲍［即鲍罗廷。］的关系非常不正常。鲍没有以应有的态度来对待中央委员。他不征求中央的意见，就把某些中央委员调走。例如，在与广州的反革命斗争时，他不考虑中央仅有三人，《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等情况，就把瞿秋白调去作翻译。已向他提出过这一点，可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广州有工作人员。 必须改进与鲍同志的关系。首先，他没有适当地尊重我们党。例如，在国民党改组之前，他曾来上海与陈独秀同志商谈这个问题，可是就在这次谈话中，他甚至没有提到对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什么也没有说，然而却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其次，他擅自指派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政治编辑，这个问题也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总之，对很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他根本不想取得中央的同意。在许多情况下，他需要在北京或上海做某件事情时，宁愿派他的妻子去，也不愿通过中央或与中央一起去做。 广州的反革命失败后，鲍同志稍稍改善了与中央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仍带有外交性质。鲍同志到中国已一年多了，可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党的生活，对待党完全象对待翻译供应机关一样。 在我们与鲍的关系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费问题。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曾决定拨出五十万元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经费。但鲍同志没有说明原因，就扣下这笔款项，因而使得国民党地方组织没有发展的可能。 …… 鲍同志对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使该组织在实际上遭到了破坏。在广州他自己解决问题而不同地方党组织协商。广州区委几个月也不开一次会。因此，中央反对鲍同志的这种行径。他在形式上与个别人——地方的党员有联系。对某些问题，他事先把一些同志叫到他那里进行商讨。因此，地方党组织变成了鲍手里的普通工具。例如，去年鲍在国民党全会上所做的政治形势的估计，是不正确的，遭到中央的反对。鲍竟独自召开广州党组织的大会，他在会上做了报告，并通过了自己的决定。这样一来，就置广州组织于反对中央的立场。再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胡汉民和许崇智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绝对错误的，可是广州组织在鲍的影响下，却坚持认为问题解决得正确。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央没有一点过错，可能我们也有一部分过错。但鲍同志与我们党的联系差，这是事实。当然，我们知道鲍同志在广州担任两个职务：外交职务和党的职务。我们并不是说，这两方面的活动应当分开进行。可是，既然鲍同志在党内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与共产国际有联系，他对党的态度就必须改进。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我们党员的头脑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不安。我们的地方组织也象中央一样，立即加紧进行国民党的工作，而削弱了自己党的工作。在这个时期，可以说，全部工作都集中在国民党内。在中央，直接从事我党工作的只有陈同志一人，其他中央委员均被调去做国民党工作，如编辑《新青年》的瞿秋白；被解除《向导》编辑工作的蔡和森，被调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毛泽东（中央组织部主任）和罗章龙被调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我不能谈及其他地方，因为当时与地方组织的联系很差，中央不知道它们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内开始出现右的倾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时，马林同志提出了“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没有被批准，但对党却有很大影响。……在此以后，如湖南省，我们的组织几乎丧失了一切政治意义。一切政治问题均在国民党省党部解决，而不在共产党省委解决。在广州，由于有鲍，这种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国民党改组后，在苏哈洛夫［即陈延年。］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到来之前，广州区委和地委没有开过一次会。一切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集中在国民党内。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可以说，党才开始独立形成起来。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定，1）中央确定某些同志做固定工作；2）被分配做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再同国民党发生直接的联系。应当指出，鲍同志对这些决定很不满意，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坚持与他作斗争。 …… 来源：《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部分 奉系分为两派：1）激进派，主张占领山海关和北京，并把北京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2）保守派，主张宣布满洲独立，暂时仅限于巩固满洲的政权，现在绝不要企图深入中国内地。 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的策略是，等待良机，转入进攻。张学良的谈话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不管奉天人进攻还是防御，我们（奉天人）都需要占领山海关。 国民军如果完全能够决定北京政府的政策，那末（毫无疑问）张作霖现在就会宣布满洲独立。可是北京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在国民军手里，因此，张一方面是防御，另一方面准备打进关内，企图与吴佩孚勾结起来，但不管怎样，张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现在尚未占居首位。 在反奉战争时，直系势力大大加强了。他们直接占领了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江西等省，间接占领了湖南省和山东省的一部分。他们盘踞的地盘包括中国最重要的地方，如最富庶的江苏省、汉阳兵工厂和上海港口等。他们如果再占领了山东省，那末他们的地位就会完全巩固起来。因此，直系派别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现在占居第二位。 在去年十一月，吴佩孚发表通电说，中国人民应消灭中国的一切军事行动，他发表这个通电，是因为在直系派别当中，情况很不顺利，各个将领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直系中最强大的一派是孙传芳，他控制了五个省。吴佩孚自己只是在湖北省有影响。因为个人利益，吴佩孚和孙传芳时常发生争吵。吴佩孚和靠近孙传芳的萧耀南（湖北省督办）也发生这种争吵。但在孙传芳军队的内部，同样也存在着派别。例如孙传芳与陈调元（安徽督办）之间有冲突，方本仁与孙传芳也有冲突。争吵的产生，不仅是由于个人利益，而且也是由于政治观点不同。例如，吴佩孚仍然主张实行宪制改革，而孙传芳则想以五省联合作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基础。吴佩孚打算联张，而孙传芳则联合国民军。现在孙传芳确实尚未实现自己的一切政治企图，但力图与长江流域的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牢固的联系。例如，让有钱的纱厂厂主张謇担任他的政府首领，让其子张孝若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去北京。以前，吴佩孚与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保持了这种联系。而现在几乎位于长江的各个省份都在孙传芳的控制之下。因此，孙有极大的可能截断吴佩孚的这种联系。应当指出，他也极力想与处于帝国主义者影响之下的大资产阶级和买办建立联系。 孙传芳为了对付吴佩孚，派遣了自己的全权代表去广州。而吴佩孚却收留了陈炯明残部，尽管他也秘密地派了他的代表去广州。吴佩孚在战争时不仅企图进攻山东省，而且想进攻河南省，可是这很困难，因为萧耀南完全不支持他的庇护者。 总而言之，可以说直系有两派：1）吴佩孚领导的一派，指望在宪制改革的口号下夺取北京的中央政权，具体希望是想占领河南和山东两省；2）孙传芳领导的一派，指望巩固已经占领的五省，实行联邦制。 国民军由于反奉战争取得了直隶和热河两省，以及山东省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国民军现在占领的地方有：直隶、河南、山西和三个特区：绥远、察哈尔和热河，还有陕西、甘肃、山东的一部分和山海关。在他们地盘内的铁路有：京汉路、京绥路、京奉路、津浦路和陇海路。就作用来说，处于第二位的天津港埠，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但是只有彻底占领山东省后，地位才能巩固。 在政治方面，国民军的情况并不重要。掌握在国民军手中的政府非常软弱无力。应当指出，在战争时，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的策略，比第一军的更加革命，这就说明，为什么社会舆论更多地倾向于第二军和第三军。第二军和第三军准备支持国民政府的口号，而第一军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群众对冯的态度不好，使得他不得不辞职。他的辞职还表明，国民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如果第二军能够占领山东省，那末它与第一军的冲突必然尖锐起来，因为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不能对冯产生影响。国民党在国民军第一军的影响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里。 反奉战争后的广州国民党 在反奉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广州的情况大有好转。广州政府控制了广东和广西两省，并消灭了内部的反动势力。建立党的军队的过程已结束，党的军队在中国西南各省影响很大。 战后的国际形势 英日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国民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英国或是日本，都不能统一中国。吴佩孚和张作霖可能互相勾结起来，因为这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不能消除，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华盛顿会议以后，英美为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联合了起来，但它们对中国的观点并不一致。建立统一的中国，对美国人有利，因为建立巩固的中央政府，使美国资本家有可能扩大其对中国的输入，而这几乎是美国资本家在中国唯一的利益。美国在中国的政策是使全国服从于它的财政力量。因此，美国一向援助中国的资产阶级。但当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不了更大的作用时，美国便仿效英国，依靠中国的某个军阀，以便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联合。英美资产阶级丝毫不会反对吴佩孚和孙传芳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密切结合。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者，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反帝统一战线。因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每次进攻，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进攻，而且也是对苏联的进攻。 反奉战争的总的结论 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中国这三派主要武装力量，现在已宣布休战，似乎想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宪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三派暂时不能再打下去，他们需要一个短的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训练军队和准备新的战争。这三派完全是独立的。人民群众现在正处于组织阶段。他们在最近这次政治事件中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现在要运用这些经验，要组织起来。今后，中国革命能否击溃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反动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是否能很好地组织起来。 我们（中国共产党——М·Д·）今后的策略应该是：第一，竭尽全力在群众中加强组织工作，现时我们有充分可能这样做，因为这三派尚未联合起来，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镇压；第二，我们应当全力支持国民军中的左派集团，同时，对外界应当支持国民军三个军的统一。为了巩固国民军的政治地位，我们应阻止吴佩孚进攻河南，支持第二军反吴。广州政府应北进，同时，联合中国西南各省，它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应该指出，只有联合西南各省，广州才能全面进攻吴佩孚，如果广州不进行这种联合，那末吴佩孚自己便要联合它们，我们必须利用直系左右两派之间的一切矛盾。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应当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切矛盾，竭力破坏它们进攻中国的联合战线，同时，应当竭力防止英日建立联盟以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和苏联。我们必须支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和统一中国等口号。 4、国民党及其左右两派[20] 5、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国共关系 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整个过程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一中全会。这个时期，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和廖仲恺很左。这时，全体共产党员均加入了国民党，我们的工作也集中到了国民党内，这就使我们的组织工作受到了损害。后来，我们发觉在国民党内出现了右倾的最初迹象。这表现为国民党的某些显要人物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改组国民党。当时，与右翼相对立的左翼尚未出现。就连我们自己对于国民党右派最初的进攻，也很少注意。对于击败右派的工作，做得很少。 第二个时期，从国民党一中全会到上海事件。这个时期，我们尽力纠正自己在第一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们极力组织和加强我们的党。此外，我们还弄清了国民党内的左翼和右翼。我们大力地攻击了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和实践，对中派如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施加了压力。我们积极地进行了我们的组织工作，把一切积极的共产党员均派去从事这一工作。但是应当说，左翼当时尚未形成。汪精卫和胡汉民还站在中派的立场上。只有孙中山一人与我们在一起，通过他实行我们的一切措施。在国民党右派的影响下，中派有一段时间猛烈地反对我们，说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想要在国民党中起领导作用，暗中改变国民党的成分。因此，国民党一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问题[21]。这次全会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策略，应该公开，国民党中央之下设一特别情报委员会[22]，凡中共与共产国际的一切联系均应转告该委员会，中共中央的一切决定均应转告该委员会。可见，他们企图使中共与共产国际通过国民党发生联系，否则国民党自己将加入共产国际。当时国民党队伍里还有一派人说，国民党应当联苏，而不应当联共。最后，全会终于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当然，中共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根本不正确，并通过决议反对设立这种情报委员会。我们曾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说，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因此，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该抗议才致使情报委员会没有成立起来。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孙中山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北上时，代替他的是胡汉民，胡汉民象汪精卫一样，对我们党非常冷淡。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理论和策略。他们特别反对共产党员兼国民党员，并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提出在国民党队伍里的共产党员的命运问题。他们说，国民党的唯一的原则是孙文主义，其他任何学说和理论，对国民党员都毫无意义。在这一点上，汪精卫和胡汉民同意他们的意见。只有廖仲恺维护共产党员。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成立了专门反对我们的青年组织。以戴季陶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右派提议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可是中派认为这件事并不容易，他们提出只限于撤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 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向我们发起进攻。他们提出以下的措施：1）国民党应令其全体党员重新登记，凡不是孙文主义的拥护者，应一律开除出党；2）国民党的高级机关不容许有共产党员，如果偶然进入高级机关，则必须退出中共；3）必须采取措施，阻挠共产党员在军队里进行工作。 这样一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除廖仲恺以外，就连中派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坏，他们在组织问题和实际问题上都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党面临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还继续与国民党保持某些关系，如果要保持的话，那末究竟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格里郭里同志到中国时，我们与他讨论过一个问题，可否在中国成立第三政党。 第二个时期的总的情况如下：右派分子提出了他们的行动纲领，并使自己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他们对中派施加压力，坚决主张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 第三个时期，从上海事件和廖仲恺被害到最近的中共中央十月全会。在第三个时期，广州发生了以下事件：反动首领刘杨之乱的平定和香港罢工。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左翼。中派领袖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转向左翼。下列的事实促进了这一点：1）廖仲恺与我们的同志一起出版了《革命》杂志，其口号是“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联合起来”。廖仲恺亲自写了指导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是国民党左派。他写道，革命的基础应是群众，即工人和农民，因此，国民党左派的理论和实践应从工农角度出发。2）国民党支持香港罢工。3）左派分子的统一（？——М·Д·），财政的统一，军队的统一。这些措施直接地毁灭了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的反动将领，因为没收了右派分子所操纵的一切财源，军队的统一肃清了反动将领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左派的这个政策促使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并与英国人一起策划了谋杀廖仲恺的勾当。廖仲恺逝世后，汪精卫开始表现比较激进，他说，所有的左派分子均应站到他这边来，与右派进行斗争。当戴季陶在二中全会上提议开除共产党员时，他曾倾向于支持戴，但在廖仲恺逝世后，他说，任何一个国民党党员，都不能再当中派，必须确定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 在中共中央二中全会上，我们决定只通过左翼与国民党保持联系，不理睬右派。因此，在该决定做出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已不是只整个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而只是与其左翼的联合战线。关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我们中央有两派，一派同志说，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形成，将阻挠我们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将使国共两党产生矛盾。早在五月，当中派跟着戴季陶走的时候，这些同志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在廖仲恺被杀害之后，中派已转向左翼，我们已有可能与他们建立联系，因此，这些同志的论断就不正确了。另一派提议，全体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不以个人加入国民党的方法，而做为两个独立政党在我们党和国民党之间建立联盟的方法，组成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这样，我们在将来在每个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应与它组成联合战线，因为我们在国民党内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活动，国民党人不相信我们，他们说，我们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因此，完全没有可能在同一个党内与它共事。这一派的提议实际上是戴季陶的提议。最后，这两派均被取消了。 国民党改组后的组织问题 国民党第一代代表大会根据鲍的建议，通过了党章，该党章与苏共党章非常相似。中央执委会委员很多，其生活费规定得很高。整个党组织建成为一个庞杂的官僚主义机构。中央执委会下设一些地方执行部（在北京、汉口和上海等地）。国民党的工作人员的薪金由最低的六十元到最高的四百元。我们反对成立这样的官僚主义组织，我们几次就这个问题与鲍同志交谈，可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很少注意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中国政治上的傀儡，只能起政治工具的作用，而不是真正群众性的政党。经过我们坚决反对以后，鲍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削减了国民党的经费和缩减了党的高级机关内的国民党工作人员的人数。这在国民党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不满。可是在这之后，鲍同志又把国民党的组织结构问题搁置起来了。 我们对于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群众性的地方国民党组织。我们动员了许多我们的同志，在几乎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在中国各地成立地方组织。可是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所能得到的少量经费，不足以维持工作。因此，在很多地方，由于缺少经费不能开展国民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也同鲍同志谈过，但他借口需要编造预算，拒绝拨给我们经费，就连我们已提出的预算，如长江地区的工作预算（每月六千元），我们至今还没有拿到。 总的说来，国民党在其改组之后，迄今发展很差。在孙中山逝世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很危险，决定要我们的地方组织不顾一切困难，努力开展国民党工作。应该说，地方上进行的一切国民党工作，完全依靠我们。因而，在湖南国民党的组织里有七、八千人，这个组织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大部分党员是学生和工人。湖北省有二千人，大部分是学生。江西有三百多人。上海有二千人。北京有二千人。天津有三百多人。浙江有一百多人。河南有二千人。山东有二千人。广东有七万人（包括左派和右派）。 有了这样的组织，怎样才能领导中国的广泛的革命运动呢？如果鲍同意我们的建议，那末可以想象，上海事件的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不止一次地向鲍同志说过，对国民党的关系，不应是外交式的，而应行动起来，依靠国民党来吸收群众。北洋军阀集团被消灭以后，群众开始积极参加革命。这是进行国民党的组织工作的良好时机，我们向鲍同志说，应当加强国民党组织，可是他以沉默态度敷衍过去。孙中山逝世后，鲍同志去广州改组广州政府。当时，我们再一次提醒他，群众已日益积极起来，可是他到了广州，把一切都忘掉了。 作为结束语，可以说，国民党在其改组之后，组织上没有改进。只是由于我们的帮助，才建立一些地方的国民党组织，这是非常不够的。在我们看来，鲍同志应对此事负责。 现在谈谈我们的同志在各个不同时期对待国民党的态度的分歧。这里首先应谈谈马林同志。他把国民党看作是应当按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党。鲍同志尽管并没有注意国民党的组织结构，但仍认为国民党应是集中的党。后来鲍同志改变了他对国民党组织结构的看法，他说，国民党应当成为象英国工党那样的党。可见，他没有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政党（蔡同志的原话——М·Д·）。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中央把国民党看作是集中的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国民党的作用，认为它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的司令部，中国所有各阶级，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均应加入国民党，以推进革命运动。我们党的一中全会认为国民党是包括各类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当时说．按国民党的性质来说，不可能是集中的党。而实际上，如果国民党确系集中的党，那末对我们是很不利的．那样，首先就要开除全体共产党员。我们决定，我党在国民党内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工作，其次是组织工作。我们还决定，产业工人不应加入国民党，他们应成为中共的基础。在当时，这三个决定是正确的。关于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进行了讨论，大会决定产业工人应加入国民党。 全会关于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已提高到必须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的地步。为了推动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组织工作。此外，国民党右派现在已形成，他们企图夺取群众。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国民党组织，把群众阻留在国民党左派方面。我们原则上认为，国民党不是集中的组织，但这不是说我们不应发展国民党组织，这个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 关于国民党的组织工作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下几个问题：1）应当怎样在左派国民党人领导下的城乡发展地方国民党组织；2）我们需要再次确定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解决：（1）在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分裂的情况下，能否把国民党建成为一个联盟（阶级联盟——М·Д·）；（2）国民党应否是集中的党，如果是，那末应集中到什么程度？3）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应注意到，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极力想组织一个完全独立的阶级的政党，同时，还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建立一个党外的联合战线。如果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那末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国民党内实际上便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4）我们应重新评价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的形式。旧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矛盾，众所周知，因为右派和中派对于这种情况一直表示不满，并反对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寻求另一种联合战线形式呢？如果联合战线按党外方针来建立，那末是什么形式呢？（蔡的原话——М·Д·）。5）关于国民党的经费问题。鲍表示这个问题与中共无关，这是苏联与国民党的外交问题。而实际上，这个问题与中共的工作有很大关系，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国民党内的各个派别 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全体党员只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即依靠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当时国民党认为，不应与帝国主义打仗，而应与军阀打仗，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的援助。改组以后，国民党改变了总的政策方针，这使老国民党员站到了右翼。当然，他们所遵循的不是某种政治利益或革命利益，而完全是个人利益。他们不仅不愿意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也不愿意反对军阀。按社会成份来说，老国民党员（右派）均是买办和地主。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力图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共产党员，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策略。他们甚至也没有组成一个团体，无论在革命群众中，或是在国民党内，他们都没有影响。 国民党新右派是老右派的继承者，他们也支持反共斗争，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自己的形式，并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按社会成分说，他们是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他们攻击共产党员，说共产党员提出了阶级斗争思想，而这种思想阻挠联合战线的建立。他们的目的是把国民党建成为自由资产阶级的党。 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的理论和实践，只在第三个时期才确定下来。以前，领导国民党左派的是瘳仲恺．他逝世后，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国民党改组后，政治方面的中心人物是廖仲恺，而军事方面一直是蒋介石。站在国民党左派方面的有胡汉民和许崇智。他们的党龄均很长，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成了广州的进步人物。从政治行动来看，胡汉民的立场甚至比汪精卫的还要好。但他很狡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时，胡不同意关于国家没收土地的条例。他一直力图靠近资产阶级，并提出关于国民党应支持资产阶级的问题。他的这种倾向在孙中山逝世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广州的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工作期间，非常注意中国的总的政治形势。在这方面，他是国民党的较好的领导。最近．胡和许崇智与国民党左派首领发生冲突，导致胡汉民向反动将领靠拢．他甚至成了杀害廖仲恺的消极参加者。纸老虎[23]叛乱之后，胡汉民在其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右倾。 廖仲恺被暗杀后，胡被逮捕。这次逮捕后，胡开始表现自己的左的信念。他提出，国民党应变成工人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国民党的基本群众应是工农。他至今都在宣扬这一点。 许崇智的主要倾向是依靠大资产阶级和商人。他对工农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的全部思想完全集中在把广州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他从来不参加中国的一般政治生活。以前，曾因黄埔军校问题，与胡汉民和廖仲恺发生过严重冲突，他想把该校的全部经费操在自己手里。 蒋介石是青年国民党员，他的党龄很短。在政治舞台上很少出现，但其主要政治倾向是正确的，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在廖仲恺逝世之后。我们已说过，廖逝世后，左翼有两个首领，即汪精卫和蒋介石。左翼只是通过廖仲恺与群众保持联系，在其死后，这个联系便被破坏了。 廖逝世后的广州政治局势 由于汪精卫和许崇智的坚决要求，胡汉民没有成为新的广州政府的成员，尽管我们曾坚决主张过。胡汉民对此极为不满，鲍同志安插他当了外交部长。可是他仍然企图与右派将领勾结起来，反对许崇智。右派将领杀害了廖。在这次杀害之前，我们只看到了胡许之间的冲突，没有看到许崇智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在许崇智的军队里，有许多反蒋军官参加了谋杀廖仲恺的勾当。在谋杀案件之前，社会舆论认为，许崇智是完全站在左派方面的。此案发生后，广州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许崇智也参加了该委员会。他一方面积极逮捕阴谋的参加者，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人逮捕他的军官。此外，他在统一财政的口号下，打算把黄埔军校的经费攫为已有。这促使国民党左派采取措施解除了他的武装，并将他驱逐出广州。这一点许崇智怎么也没有预料到，他自己提出枪毙胡汉民，而事实上却比胡更早地飞离广州。这个事件具有极大的意义。一下子就把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人物驱逐出了广州政府。因而国民党右派就利用这个事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人。实际上，驱逐胡许是个很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我们不向群众说明事实，就一下子驱逐了两个显赫的活动家。因此，他们无法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右派则巧妙地利用这点来反对我们。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没有想一想这两个人在广州能起什么作用。如果把他们留在广州，实际上他们丝毫也不能做出反对我们的事情，即使他们还想搞什么，我们也能很容易揭露他们，并驱逐他们。此后，广州的内部局势趋于稳定。一切反动将领均被击溃，一切直接和间接参加谋杀事件者均被驱逐。 可是广州的外部局势恶化了。国民党右派散布谣言说，广州在布尔什维克化。此外，在广州工作的右派谢持和邹鲁，在廖仲恺逝世后，做为外交代表被派到北京和上海。他们到达上海和北京后．便纠集国民党右派在西山举行中央全会（他们纠集了大部分中央委员）。所有这一切，当然是由于鲍同志的不正确的政策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应起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就是说，它应组织一切国民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它应巩固和发展我们在上海事件时期所成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它应尽全力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学生聚集在国民党组织里。以便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我们应发展农民组织，尤其是在中国中部和北部，在中国农民中，正在逐渐积蓄力量，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首先应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共产党组织。 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不大感觉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每次政治关头，共产国际没有把生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觉得它总是力图等待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展。第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工作的同志有两种倾向：1）过高估计国民党。有这种倾向的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政党，而很少注意中国共产党；2）过低估计国民党。 我觉得东方部也很少注意中国问题。当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时，共产国际应积极参与解决中国问题。在苏联，出版了许多报纸和小册子，把中国工人运动当成了纯粹的国民党运动。这是个很大的错误，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未对此作任何纠正。在中国的运动高涨时，我们没有看到东方部发表过任何正确估计时局的材料，以供我们在群众中散发。 其次，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不积极参与中国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从未从东方部收到过任何宣传材料，无论是《共产国际》杂志，还是共产国际大会或全会的决议．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物质需要了解得不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与国民党的经费无法相比，仅仅是《民国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一种报纸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现在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拨出巨额款项作为该校经费，而中国共产党的补助金却没有增加。因此，我们只能产生两个设想：1）可能共产国际还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工作，2）或许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的工作应局限于现有范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的经费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不应超出现有的范围，那末这样解决中国共产党的经费问题是对的。如果共产国际认为，在革命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共产党应积极组织中国无产阶级，使其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那末，自然，共产国际就应增加中国共产党的预算。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几百名同志到莫斯科学习。向这些同志进行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必要的事情。进行这种工作应有一定的形式和专门的方法。我们根本不同意用加入苏共的办法来解决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进行工作的问题。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必须找到向中国人进行工作的具体办法，因为由中国来的同志，不仅有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还有国民党员和非党人士。这就向我们表明，中国同志加入苏共还不能解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1）向中国同志进行工作，应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我们不应只从形式上解决这一问题； 2）绝对不能鼓励在中国同志中发展某些派别，例如，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在就有某些同志反对另一部分同志。在莫斯科这还没有多大意义。但如果带到中国，就会非常糟糕。 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我提出以下的建议： 应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发生各种政治事件时，共产国际应对事件做出总的估计，提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正确方针，决不应等待事件的发展。 鉴于中国共产党应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须增加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数额。就此我们想说，我们要全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绝不允许它总是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共产国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使它在最近能成为中国的群众性的党。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调给我们固定的专门的党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增加其数量，而且要改进其质量。 现在谈谈我们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保持联系所通过的几个人： 1）马林同志（1921至1923年）。他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非常积极地参加党的工作，不论是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还是解决琐碎的日常事务。但他推行了一条不十分正确的政治路线。他从始至终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作用。 2）鲍同志。他初来中国的时候（1923年），也象马林同志一样，很不重视我们党的作用。他把我们党看成是一个可以通过它找到翻译人员的机构。他独自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不与我们党协商。因此，在他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感到极大的困难。第一，在政治方面，鲍同志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中国共产党从来不知道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第二，他从来不注意中国的总的政治局势，只注意他所在的那个地区的政治局势。对工农问题，他毫不重视。第三，他同中国同志保持联系，不通过组织，而是通过个人。例如，在广州，他需要在党的组织系统内做什么，便私自把他所需要的同志叫来，下达指示，但他从来不通过党组织解决这种问题。孙中山去北京时，鲍同志感觉到我们必须争取工人群众，便叫来一个党的工作人员，要他制定工作预算，仅此而已。对他的工作可以做出如下的总的结论。他自己拒绝党的工作，可是他不仅是外交代表，同时也是共产国际代表，因此，他应与党建立密切联系，领导党，但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不关心党，认为党是无用的，同时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不能登上政治舞台，而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3）格里郭里同志。他是不经常驻在中国的党的工作人员，他只是暂时来到中国。在他在中国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他的错误。总的可以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相当好。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倾向比马林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重要的。鉴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很复杂，很广阔，格里郭里同志不能完全顾到一切政治工作，因此，我们希望：第一，让格里郭里同志经常在中国工作；第二，给他配备一个助手，因为他一个人不可能担负这项任务。 注[24]：译文是按照杨同志的口译记录下来的，因此，对报告人的某些思想的表述可能不确切。 М·Д· 一九二六年二日十日 来源：《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3期 [1]俄文标题为《中共中央委员蔡同志的报告》，译者作了改动。 [2]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规定：“中央组织部须设一技术的书记，除缮写函件外，并办理党员的统计；此项统计，不仅登记其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职业、入党年月等，并应详载其以前及现在担任党中何项工作及能力如何，如此方能分配全党人才在适当的工作地位。”还规定：“中央组织部须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1）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2）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3）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之交通。” [3]俄文译稿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下同。 [4]应为“前年”，即一九二四年。 [5]应为“去年”，即一九二五年。 [6]即罗亦农。 [7]即鲍罗廷。 [8]系指一九二五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 [9]即陈乔年。 [10]音译。 [11]应为“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下同。 [12]应为格里郭里·维经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 [13]俄文译稿如此。 [14]此处有误。《政治生活》周报创刊号出版日期为“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15]应为杨刘，即杨希闵和刘震寰。 [16]即杨明斋，原译者。 [17]应为“国民会议”。 [18]音译。 [19]音译。 [20]俄文译稿只有标题。 [21]似应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22]应为国际联络委员会。 [23]系指广州商团叛乱事件。 [24]俄文译稿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