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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Н.古米廖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2．阿克梅主义
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
Н.古米廖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40-44页。原载《阿波罗》杂志1913年第1期。这是阿克梅派最早的宣言性论文之一。该杂志同时还刊载了另一篇阿克梅主义的论文《当代俄罗斯诗歌中的一些流派》，作者是С.М.戈罗杰茨基。本文作者、诗人Н.С.古米廖夫（1886-1921）是阿克梅派文学团体“诗人公会”（Цехпоэтов）”的领导人，著有诗集《浪漫主义花朵》等。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得清楚：象征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目前它正在衰落下去；已经几乎看不到象征派的新作，即使有一些的话，那么甚至从象征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一些非常蹩脚的作品；要求重新评价不久前公认的名人和珍品的呼声越来越高；出现了未来派、自我未来派以及其他一些攀龙附凤的人。[1]
一个新的流派正在替代象征主义。不管把这个流派叫做什么，叫做阿克梅主义（阿克梅〔acme〕的意思是：最高级，精华，极盛期），还是叫做亚当主义（一种对生活的坚定而又明确的看法），反正比起象征主义来，这个新流派要求力量更加平衡以及更加精确地理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流派要想完全站得住脚并成为前一流派的无愧的继承者的话，就必须接受前一流派的遗产并回答它所提出的一切问题。祖先的声誉要求这样做，而象征主义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先驱。
法国的象征主义是整个象征主义流派的鼻祖，它把下述的一些纯文学任务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如：自由体诗，较为独特和灵活的文体，高于一切的隐喻以及轰动一时的“对应论”。
后者把法国象征主义的非罗马式的，因而也是非本民族所固有的根基暴露无遗。罗马式的精神十分崇尚光的力量，因为它能使物体互相区别，它明晰地勾勒出物体的线条。而一切形象和物体的象征式的混合以及它们的形状的变幻莫测，却只能是昏暗朦胧的日耳曼森林的产物．因而神秘派可能会说，法国象征主义是色当[2]的直接结果。不过，法国象征主义同时却也显示了法国文学中有一种对稀有罕见而又高不可攀的东西的贵族式渴求，因此使法国文学摆脱了庸俗自然主义的危险。
我们俄国人不能重视法国象征主义，这样做哪怕只是因为我在上面所说到的那个新流派明确地崇尚罗马式精神而排斥日耳曼精神。与以前法国人探求过较为自由的新诗体一样，阿克梅派正在用省却音节的办法，用比先前更自由地移动重音的办法来打破韵律的束缚，现在已经有一些诗是按照重新周密考虑过的音节诗格写的。令人头晕目眩的象征性的隐喻使阿克梅派习惯于采用大胆的思想转折。阿克梅派过去听惯含混模糊的词语，现在正在生动的民间语言中寻求新的具有比较固定内容的词语。还有那并不动摇我们的信仰的明快的嘲讽风味（这种嘲讽在一些拉丁语系作家的作品中，间或也不能不有所流露）现在已完全替代了俄国象征主义者一度十分宠爱过的那种无可救药的德国式的一本正经。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高度评价象征主义者给我们指明了象征在艺术中的意义，但我们不同意为了象征而牺牲其它的艺术感染手段，我们正在设法使它们完全协调起来。这就是我们对两个流派相比的“美的艰难性”问题所作的答复。做一个阿克梅派要比做一个象征派更困难些，就象建筑一座大教堂比造一座尖塔更困难一样。但我们这个新流派所信奉的原则之一就是：永远迎着最大的阻力上。
以其鼻祖尼采和易卜生为代表的日耳曼象征主义曾提出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作用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而且以寻求某种应该信奉的客观目的或教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日耳曼象征主义不懂得每个现象所具有的自身价值，一种并不需要任何外来证明的自身价值。而在我们看来，世上诸现象的圣秩只是每一现象的比重，而且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现象的分量也无可比拟地大于无分量，大于虚无的东西。因此在虚无的东西面前，各种现象全都是兄弟。我们不能迫使原子膜拜上帝，如果这违背原子的本性的话。但我们感到自己是万物中的一分子，我们就参与了宇宙的节律，承受一切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本身也起着自己的作用。我们的天职，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悲哀就是要每时每刻地猜测：往后的时日对于我们、我们的事业以及整个世界来说究竟会是怎样的，并要催促这个时日的到来。那个永远不会来临的末日的形象，我们只是在梦中才看见，它一刻也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好象是给我们的最高奖赏。
在存在着死亡的地方去为争取另一种生存条件而暴动，就象一个囚犯面对着敞开的大门而去毁坏牢墙一样，都是奇怪的。在这里，伦理学扩展到美学的领域而在变成美学。在这里，个人主义在最紧张地创造着社会性。在这里，上帝成了活神，因为人感到他应该有这么一个上帝．在这里死亡只是一幅未满，它把我们同演员和观众隔开，因而在表出灵感高涨的时刻，我们不属于胆怯地窥视：下一步将会怎样？作为亚当派，我们有点象林中的野兽，无论何时也不会以我们身上的民性去换取神经衰弱。现在应该让俄国象征主义谈谈了。
俄国象征主义把主要力量投入了玄妙神奇的领域。它时而同神秘主义结盟，时而同神智学交友，时而同神灵学结为兄弟．它在这方面进行的一些探求，几乎接近于创造一种神话。因此它有权问一问那个正在替代它的流派，你引以为荣的是否只是一些兽性的美德？你对不可知的东西抱什么态度？阿克梅主义对这种问题的第一个回答是：顾名思义，不可知的东西是不可能认识的。其次，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不纯贞的。星星的美和神圣全在于它们离地球无比遥远，而且航空方面的任何成就也不会使它们离地球更近一些。谁老是在时空条件中设想个性的进化，谁就暴露出自己的想象力的贫乏。我们怎能回忆起来我们昔日的生活情况（如果这不是明显的文学手法的话），那时我们是处在一个有着无数别的生存可能性的深渊之中，而关于这些可能性，我们除了知道它们是存在的以外，其它一无所知。其中的每一个可能性被我们的存在所否定，同时又否定着我们的存在。玄妙给予我们的，只是对自己无知的一种幼稚而聪明的、甜蜜到疼痛的感觉。弗朗索瓦·维庸问道，古代最美的佳人现在何处？他辛酸地回答自己说：Maisoùsontlesneigesd’antan！[3]
比起那些议论亡灵究竟在月亮的哪一边的连篇累牍的议论来，这话更为强烈地使我们感到彼世的东西……阿克梅主义的原则是：永远记着不可知的东西，但又不拿一些可能的臆测去贬低自己关于不可知的东西的想法。这并非说阿克梅主义认为自己无权描绘心灵在接近彼岸世界时的颤抖，在这种时刻，心灵只应该战栗发抖。很自然，认识上帝的学问——神学这位贵妇人仍将留在它的宝座上，阿克梅派并不想把神学贬低到文学的水平，也不想把文学提高到神学的那种冷淡无情的境界。至于天使、恶魔以及种种精灵，它们都是艺术家的素材，但它们在人间的分量不应再压倒艺术家所选取的其它形象。
任何流派都有自己所偏爱的作家和时代．亲爱的人的坟墓最能把人们联在一起。在接近阿克梅主义的圈子里最常提到的名字有：莎士比亚，拉伯雷，维庸和特奥菲尔·戈蒂耶。这一组人名并非随意选择来的。这些作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阿克梅主义大厦的奠基石，是阿克梅主义某一方面长处的集中表现。莎士比亚向我们展示人的内心世界，拉伯雷描写人的肉体以及它的欢乐，明哲的情欲；维庸写的是毫不怀疑自己的生活，虽说它己熟知一切：上帝、罪孽、死亡和永生，特奥菲尔·戈蒂耶则为这一生活在艺术中找到了完美无瑕的服饰形式。把这四个方面在自身中结合起来——这就是那种能把勇敢地自称为阿克梅派的人们团结起来的理想。
朱逸森译
[1]请读者别认为，我这句话对当代艺术的各种极端的流派下了定论。——原注
[2]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名．普法战争中著名的色当战役在此进行，法军大败，导致第二帝国的崩溃。
[3]法文：那么去年的雪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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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象征主义
编者按：这篇简介译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67年版，第7卷。翻译时略去了有关西欧象征主义的内容．
象征主义（法文：symbolisme，源出希腊文σύμβολου，意为符号，象征）是欧洲文艺流派，最初在法国，后来在其它国家（德、比、奥、挪、俄等国）的文学中形成，并决定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许多诗人的创作。
…………
一、俄国象征主义从西方象征主义接受了许多美学观点（以唯心主义哲学为指针；认为创作是文化仪式活动，艺术是对世界的直观理解，提出音乐元素是生活和艺术的原始基础；偏重诗歌和抒情体裁；在寻求世界的统一中重视类比和“协调一致”，研究古代和中世纪古典作品来确定文学种类的起源），但是在创作上形成为独立流派的过程中，俄国象征主义产生了重要的民族特色和社会特点。俄国诗人不仅独到地深化了作为语言艺术的象征主义，而且把它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紧张形势紧密地联系起来。
俄国象征主义是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气氛中产生的多面现象，这种危机决定了这个时代艺术的矛盾状态。在不同阶段，在不同艺术家笔下，象征主义都是反映在作家创作和个人命运中各种不同的伦理美学观念、社会概念及政治态度的表现，同时，俄国象征派的观点和处世态度有一些共同特点，使他们有可能联合为一个独立的有影响的团体。
俄国诗人把象征主义看作建立新型艺术思维的手段，这种新型艺术思维基于对现象世界的再现，不是再现其物质现实方面，而是以某种超出感性认识范围之外、有多种意义的观念为表征的形式来再现．这时象征便起着隐蔽的现实性的表现者的作用，同象征相联系的是关于意思的变动性和艺术形象的潜在的多种意义的概念赋予整个流派以名称的象征范畴在俄国象征主义的诗学中确定下来，是由于把一般艺术创作的一个特点绝对化的结果。这个范畴的与曹喻相对立的歌德式的表达方法（“……一切暂时的东西都只是象征”，《浮士德》第2章）对表达世界的多种意义的观念来说是很适合的。象征是“思想的无穷方面的表现”，梅列日科夫斯基这样断言。“象征，只有当它具有无穷和无限的意义时，当它用隐秘的（祭司的与有魔力的）暗示和提示式的语言说出无法言传的和与外表的词语不完全相符的东西时，它才是真正的象征。它是多种形态的，多种意义的，并且在最后的思想深处总是含糊不清的。”（Вяч.伊凡诺夫:《在星空》，圣彼得堡，1909年，第39页）“对于崇高的艺术来说，客观世界的形象只是观察无限的窗口”，索洛古勃这样写道。正因为如此，“在崇高的艺术中，形象力求成为象征，即力求使自己含有多种意义的内容。”（《俄罗斯思想》，1915年，第12期，第41页）
由于害怕简单化地从单一的意义上理解现实而采用的象征譬喻手法（照古科夫斯基的定义，即“讲的不是词语所讲的东西”，把象征派与其他流派作家明确区分开来。这种手法无疑是符合象征派对待艺术的一般态度的。
目前，艺术尤其应当是对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再现，这种个人被封闭于抒情的、崇高的“我”的环境中，并且仅从“隐蔽”的感受和隐秘的内心活动方面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象征主义诗人只通过历史的和自然界生活的规律性对个人（个人已成为一般生活状况的标志）的心理气质和内心世界的影响来了解这些规律性。描写、日常生活场景、客观特点也都获得“补充的”，即多种意义的寓意（特别表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别雷、列米佐夫等人的艺术散文里）。抒情诗及一般的抒情因素得以广泛普及（看来这一点决定了象征派以从事诗歌创作为主的意向），无论是戏剧（勃洛克的剧本），还是散文和批评（勃洛克、安年斯基的文章）都受到抒情因素的巨大影响。在诗歌里有意识地偏重于使用抒情体裁，这样使它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可能性。象征派把诗写成多种意义的、多种布局的诗，他们扩大了描写手法的体系，并广泛适用音乐因素。新体裁——抒情长诗、组诗受到推崇．诗集具有内在的严整性；在这里，叙事的连贯性可以在诗人本人内心的（抒情的）生活的连续性上找到根据，诗人本身就是自己作品的主人公。
俄国象征主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创作学派”和“探索的实验室”（别雷语）的过程，发生在社会结构业已改变，阶级冲突已经公开化的空前未有的社会动荡时代，发生在思想和艺术的所有领域内出现尖锐矛盾和紧张探索的时代。与颓废派思想体系所特有的无出路、惧怕生活、惊恐和绝望的主题完全对立的，是积极的充满社会历史的乐观主义的生活现，例如在高尔基的创作中便有着这种生活观明显的表现。在俄国象征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各种完全对立的思想情绪经过不同方式的折射，都对它产生过影响。比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的诗的特点是写颓废的主题，然而巴尔蒙特、别雷、勃洛克、伊凡诺夫、勃柳索夫的诗却具有另一种倾向。他们许多人最喜欢的形象是太阳（《我们将要象太阳一样》，《蓝天上的金色太阳》等）。对“年轻象征派”来说，作为未来光明变革征兆的“曙光”主题是至关重要的。整个说来，不能把俄国象征主义归结为颓废主义，同样也不能说俄国象征派中个别代表人物的创作己克服了颓废派倾向。对俄国象征主义中存在的颓废派倾向问题，应当历史地、比较具体地加以说明，它们在演变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同这些颓废派倾向相对立的是与革命思想（特别是在1905-1906年）相联系的主题、情绪以及俄国象征主义其他代表人物所提出的公民性主题。早在九十年代就存在着把作为文学流派的象征主义，同作为特殊世界观的颓废主义截然分开的企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派自己同颓废派划清了界限，这表现了以精神严整性和社会意义的理想为目标的俄国艺术的人道主义传统（尽管社会意义这一术语本身用来表示两个世纪之交的整个危机时代）。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把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这两种概念等同的企图，这种做法后来被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家所沿用，他们实际上把俄国象征主义及其民族特性问题一笔勾销了。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在现象上类似而又不属于同一范畴，它们之间的界限已由苏联的研究者们（艾亨巴乌姆、金兹布尔格、马克西莫夫、费多罗夫、日尔蒙斯基等）划定；这使得人们能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远景中看清本世纪初俄国诗人们所走过的道路。
俄国象征主义的哲学基础，除叔本华外，还带有瓦格纳、尼采的特点，后者被认为是把悲剧之神狄俄厄索斯还给生活的悲剧哲学家，尤其是带有索洛维约夫的特点，这个人在俄国诗人的意识中，不是作为宗教哲学体系的缔造者，而是作为诗人和先知，“一个能预见世界事变发展的预言家……”出现的（《勃洛克文集》第6卷，1962年，第155页）。这便形成了一种紧张期待的气氛，俄国诗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创作的。他们对时代的独特理解是通过符号即象征的特殊形式实现的，任何现实的事实都能成为这种形式，如果这一事实得到广义的和“神秘”的解释的话（自然界的“符号”——曙光、落日、夜、雾、黎明；日常生活的“符号”——火焰、烟、幽会；历史的“符号”——野蛮人、蒙古人、文明的毁灭，圣经和宗教迷信的“符号”——白色和天蓝色、白玫瑰、基督、新约启示录中的形象等）。象征派既不摒弃日常生活，也不摒弃现实的历史，而是他们利用两者作为“支撑点”，来了解世界的隐蔽的实质：《arealibusadrealiora》（即从“外表的”容易理解的现实性上升到高级的难以理解的现实性）——这是Вяч.伊凡诺夫的口号。历史的和自然界的生活本身的规律性往往是最高的现实性，尽管他们对这些规律性仍旧作“神秘”的解释。索洛古勃写道：“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象征主义可以表述为一种方求从整体上反映生活的意向，即不从生活的外在方面，不从生活的局部现象方面来反映，而是通过象征的形象来反映生活，实质上是反映隐蔽在偶然的和分散的现象背后的东西，从而同永恒，同宇宙的、世界的过程形成了联系。”（索洛古勃档案，藏于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其结果正如日尔蒙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在客观现实与主观感觉之间，自然界与诗人心灵之间的”界限实际上被抹杀了”（《俄罗斯文学》，1970年第3期，第63页）。对现实的认识让位于现实的形象象征的“变态”。
个性问题在象征派的创作中得到了特殊的解决。他们认为，个性处于两种“依从关系”的制约之中：较低级的——被自然主义所利用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制约，较高级的——被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真正的艺术所利用的历史和自然界的制约。傲慢的和独立于环境的个人，在否定资产阶级生活的同时也失掉了独立性，成了“宇宙的”自发力量的客体，这种自发力量与善和恶的形而上学观点格格不入。这赋予个人以悲剧性的伟大（试比较勃洛克、别雷、安年斯基的抒情主人公），但却使他失去了积极作用。艺术应当表现个人在世界上的这一新情况，从而促进个性的进一步“改观”。为此艺术本身应当成为另外的样子，因为现实主义手法已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它“就其本质来说已不起作用”，因为“这种文学手法与现代心灵状态之间，以及与现代心灵感受方法之间，再也没有那种自然的相互关系”。（巴尔蒙特：《山峰》，第1卷，1904年，第74页）
二、俄国“新诗人”首次发表的意见是明斯基的文章《古老的争论》（与亚辛斯基合写），刊于基辅《曙光报》（1884年7月24日），它反对“实用的”艺术，主张不以政治及其它重大事件为转移的艺术。在明斯基的《凭良心》（1890）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1893）两本书里包含着对文学提出新要求的论证。同时他们又筹备出版诗集，其中包括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1892），这部诗集在俄国文学中首次赋予这一术语以新的意义。不过，在这部诗集以及索洛古勃、吉皮乌斯、A.M.杜勃罗留波夫那些年代的作品里，却反映了标志七八十年代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危机的占优势的一般颓废情绪和美学倾向。这里象征主义在创作上还未成为一种学派。象征主义在九十年代末才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主要因为勃柳索夫在1894-1895年出版了三本题为《俄国象征派》的诗集，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的诗。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有关欧洲象征主义的书籍以及外国“新诗人”作品的译本。
到二十世纪初，真正的象征派（明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勃柳索夫、吉皮乌斯、科涅夫斯科伊等人）的独创经验才具有广阔的规模。老一代诗人斯卢切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福法诺夫、利多夫的诗，象格里戈里耶夫、帕芙洛娃的诗的许多主题一样，被认为是“前象征主义的”象征派对于莱蒙托夫、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注意，把他们看作自己的直接先驱。象征派开展了翻译活动，他们翻译从老一代（荷马、欧里庇得斯等）到新一代（爱伦·坡、雪莱、尼采等）和最新一代（易卜生、梅特林克等）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带有象征主义预兆的色彩。
二十世纪初，在象征派队伍里补充了一批“年轻诗人”（他们是运动的“第三浪潮”）——勃洛克、别雷、巴尔特鲁沙伊季斯、索洛维约夫、艾利斯（柯贝林斯基）等。安年斯基、Вяч.伊凡诺夫发表了第一批诗集。象征主义越来越广泛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它的美学从本质上进行了革新，艺术的伦理因素的重要意义在增长，艺术家的社会使命和作用问题被提出。他们宣称艺术的使命应是“服务”（勃洛克）；是完全改变个性的手段，通过个性来改变生活制度（别雷）；认为艺术家要对社会的邪恶负责（安年斯基）。这时出现了象征主义的一些新的组织中心，蝎子出版社（出版文集《北方之花》）、兀鹰出版社、《天平》和《金羊毛》杂志；艺术世界，杂志广泛地发表象征派的作品。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组联合在《新路》杂志（1903-1904）和宗教哲学会（1901年起）周围，由于特别集中注意宗教问题，从而导致这一小组从学派的基本核心里独立出来。不过这一核心内部也不团结，《天平》攻击《金羊毛》，别雷批判勃洛克等等。
二十世纪头十年快结束时，象征主义在俄国成为精神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象征派的主题和主人公都同包含着尖锐冲突的社会形势紧密联系，尽管没有直接触及到这种形势的社会根源。两面性和动摇性，悲剧性的自相矛盾，对人具有克服生活中邪恶的能力的怀疑，以及对资本主义现实和小市民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不妥协的和彻底的否定，所有这些都是俄国象征主义主人公的特点。在主人公的内心，否定同无信心相结合，抗议同绝望，对精神完整和自由的渴望同对历史的宿命论的认识相结合。资本主义城市主题引起普遍注意，自1905-1906年之后，这种主题发展成为以日常庸俗生活的缓慢节奏、局限性和简单的循环（“白日的恶梦”），以缺乏完整性和有意义的事而使诗人感到压抑的“可怕的世界”主题。其中的“我”是被遗忘的和孤独的，被机械的巨大力量所奴役；与此同时，这个可怕的世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包含着尖锐的对立，而且仿佛已无法收拾了。在这一背景上，抒情诗正在复活（其中包括爱情诗），尽管其主人公的反抗是个人主义性质的，但他还是感到自己被有机地卷进了周而复始自然界的（“宇宙的”）生活和历史（勃洛克的爱情诗集，别雷的《罐》，安年斯基和勃柳索夫的诗）之中。茨冈的题材得到恢复——自然情欲被看成是对停滞的日常生活和资产阶级道德的破坏。
俄国象征主义的一切基本观念都是在这一时期之前形成的。对勃柳索夫来说，象征主义乃是创造真正艺术的手段，在这种艺术中可以使自古以来互相敌对的“利益”和“美”的原则，即“公民的”和“纯粹的”倾向得到调和，对巴尔蒙特来说，象征主义是了解人的神秘的内心深处的手段，他认为这是十九世纪文学不可能做到的，在伊凡诺夫的文章里，象征主义被解释为克服艺术家和人民（“史诗吟诵者”和“民众”）之间的脱离的一种万能的方法；象征主义为索洛古勃开辟了政变“低级的”现实、创造神话（“甜蜜的传说”）的道路；勃洛克把描写时代的紧张性的渴望和现代人内心结构中悲剧性的矛盾状态同象征主义联系起来；别雷把它看作未来文化的基础和完全改变个性的手段等等。
1905-1907年革命事件开始了俄国象征主义在历史上最后的和最重要的时期。出现了索洛古勃的长篇小说《小小的恶魔》，别雷用革命素材创作了自己的最重要的作品《灰烬》，《银色的鸽子》、《彼得堡》。历史的和革命的主题得到充实，关于时代的认识有所加深，这在复杂化的形象诗歌体系中表现出来。同时，深刻的分歧更加尖锐化了，这种分歧使得象征主义作为统一的创作流派和学派不复存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小组的反革命和反民主的言论在象征派的基本队伍中没有得到支持。一些象征派把革命事件看作自己早期预感的现实化，这些早期预感现已失去了世界末日的色彰，并且同关于取代全部“旧东西”——文化、生活方式甚至“人种”（勃洛克语）的思想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在勃洛克、别雷、勃柳索夫、Вяч.伊凡诺夫的最重要作品里形成了一个概念，其中把现代生活解释为自彼得改革开始的俄国漫长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俄国历史被重新认识，“青铜骑士”、彼得一世和彼得堡（勃洛克的《报复》，尤其是别雷的《彼得堡》）的主题正在重新广泛地被采用。象征派把自己看成是“旧”文化的最后体现者（Вяч.伊凡诺夫的《阿季拉》，勃柳索夫的《未来的匈奴》）。以悲凄和赞美的音调响起了祖国、俄罗斯及其世界使命的主题。新的主题造成一种压力，使象征派继续一起发表作品成为可能。《天平》、《金羊毛》杂志停了刊（1909）。象征主义进入危机时期。在1910年的辩论过程中，对危机作了评价。分歧的主要点是关于象征主义是否应当只是一种艺术或者它同时还是一种“事业”（“预言”、“预兆”）的问题．如果说Вяч.伊凡诺夫、勃洛克、别雷认为放弃“说教”和“服务”（勃洛克：“他们是‘预言家’、他们想成为‘诗人’。”）是学派瓦解的原因的话？那么勃柳索夫则坚持象征主义应当“仅仅是艺术”。象以往那样被批评界归入象征派的某些艺术家的个别成就，现在已经是个人创作意图的结果了。
把历史作为世界的合理性表现之一加以认识，会使最卓越的诗人对十月革命产生同情，尽管象征派的世界观和诗学在这些诗人中依然没有根除（勃洛克的《十二个》，1918年，别雷的《耶稣复活》，1918年，勃柳索夫的革命诗歌）。
俄国象征派在诗学上的创见，正象他们对社会冲突和精神冲突的英雄悲剧式的理解一样，成为二十世纪诗歌中真正的和有影响的遗产。象征派的创作恢复并巩固了抒情成分在诗歌中的统治，使之在叙事体裁中（按照长诗《十二个》的榜样）也变成了一种“内在背景”。象征派在突出音乐成分的同时所进行的诗的韵律改组和建立新体裁的工作得到广泛响应，这些新体裁是：抒情长诗、具有个人——诗人的“形象”——活动情节的组诗。甚至象征主义的对手（包括阿克梅派），后来也广泛使用象征譬喻手法和含义的复调（例如古米廖夫在《创世长诗》里，曼杰利什塔姆在二三十年代的诗里，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长诗》里都有所表现）。
张静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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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革命（А.勃洛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知识分子与革命
А.勃洛克
编者按：本文选自《勃洛克文集》两卷集，第2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版，第218-228页。本文写于1918年1月9日，草稿上注的写作日期是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6日。首次发表于《劳动旗帜报》1918年1月19日第122期。
我听到周围的人们说，“俄罗斯行将灭亡”，“俄罗斯将不复存在”，“这是俄罗斯的永恒的纪念”。
但是，我面前的俄罗斯，正是我们伟大的作家在可怕的梦兆中看见的那个俄罗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见的那个彼得堡；是果戈理称之为奔驰的三驾马车的那个俄罗斯。
俄罗斯是暴风雨。民主正在来临，它“被暴风雨包围着”，卡莱尔这样说道。
俄罗斯注定要饱经苦难、屈辱和分裂，但是从这屈辱中将要诞生出一个新的、按照新的方式更加伟大的俄罗斯。
十年前，我为思绪和预感的洪流所慑服，在这洪流中混杂着对俄罗斯的忧虑、惊恐、忏悔和希望之情。
那是沙皇政权能为所欲为的最后年代：维特[1]和杜尔诺沃[2]用绳索缚住了革命；斯托雷平[3]把这根绳索紧紧地绕在自己那神经质的贵族的手上。斯托雷平的手软弱无力了。当这位末代贵族不复存在时，用一位十分显要的人物的话来讲，政权转到了“短工”的手中；于是，这根绳索就松弛了，并且不费力地自行解脱了。
所有这一切延续了不过几年；但这几年却象漫长的、不眠的、充满怪影的黑夜压在肩上。
拉斯普庭[4]便是一切，拉斯普庭无处不在，还有已被揭露和未被揭露的阿泽夫[5]们；最后是欧洲大屠杀的年代；我们这些过分敏感的人觉得，这场大屠杀似乎使空气为之一新，事实上，它原来就是淹没我们祖国的谎言，无耻和污秽所当之无愧的桂冠。
什么是战争？
沼泽，沼泽，沼泽，不是杂草丛生便是冰雪覆盖；在西部，德国人的昏暗的探照灯整夜整夜地搜寻着，在晴朗的日子里，常常出现德国人的福格飞机[6]，它总是沿着同一条航线飞行，似乎在天空里可以踏出一条小径，它周围散布着许多烟团：白色的、灰色的、粉红色的（这是我们在向它扫射，但几乎从未射中过，就象德国人从未射中过我们一样）；福格飞机扭扭捏捏、摇摇摆摆，但却努力保持它那极恶劣的航线；一次有计划的投弹，意味着要瞄准德国参谋部里几十双手在地图上圈定的地方；炸弹有时落到墓地上，有时落到羊群里，有时落到人群中；当然，更经常的是落到沼泽里；这就等于把人民的几千卢布丢进沼泽。
人们穷极无聊、无所事事地看着一切，他们把战前在住宅里发生的一切卑劣行径，叛卖、斗牌、副酒、吵架、诽谤都乘机搬到这里来了。
欧洲丧失了理智：人类的精华、知识分子的精华成年累月地呆在沼泽中，怀着坚定的信念（这不是一种象征吗？），呆在叫做“前线”的几千俄里的狭窄地带上。
人们是渺小的，大地是宏伟的。这里胡说八道，说什么世界大战如此出色，因为一小块土地、一块林边或林间旷地就足够埋葬几百具人和马的尸体。一个不大的土坑，即或这个土坑将很快长满杂草或填满积雪，就可以掩埋多少尸体！“伟大的欧洲战争”如此渺小，其明显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流血或是无所作为、苦闷、庸俗——很难说它们之中哪个更讨厌；给这两者命名为“伟大的战争”、“卫国战争”、“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战争”，或者给予什么别的名称？不，打着这种旗号，绝不会去解放任何人的。
于是，在泥泞和卑污的羁绊下，在极端苦闷和百无聊赖的重压下，人们不知怎地消沉了，缄默了，并且凝神沉思：好象是坐在渐渐抽去空气的玻璃罩里。于是，人们真的变得蛮横了，其中包括那些俄罗斯的爱国者。
两次革命之间在我们某些人头上喧腾的预感的洪流，也逐渐衰弱、销声匿迹、流入地下了，我想，在1906-1916年间，不是我一个人有过痛苦和彷徨的感觉。俄国革命从二月“不流血的田园诗”开始，一直不停地、剧烈地发展着，现在，当整个欧洲的空气被俄国革命所改变时，有时似乎连那些不久前的、古老的和遥远的年代统统不曾存在；流入地下的、在深渊和黑暗中悄然流逝的洪流，又重新喧嚣起来；而在这喧嚣中，又响起了新的音乐。
我们喜欢乐队里这种不和谐的旋律，这种狂叫，这种响声，这种突如其来的变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喜欢它们，而不是在饭后茶余到拥挤的剧院去消遣，那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而且应当喜欢现在从世界乐队里飞出来的声音；同时要去理解那声音所包含的内容。
要知道，音乐不是玩物，而说音乐是玩物的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恰似一个骗子：他担惊受怕、奴颜婢膝，生怕损害自己的利益！
我们俄罗斯人正处在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这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丘特切夫的名言：
当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临，
这世界的人是何等欢欣．
他为至善至美的人们所召唤，
象一个参加宴会的客人，
他亲眼看见
那宴会的伟大场面……
观察预想的计划如何执行，操心它能否完成，不是艺术家的事情。艺术家的一切原是习以为常、平波无奇、瞬息万变的，他只有在生活中竭尽全力，才会表现为一个艺术家。我们之中那些没有“被呼啸的旋风突然袭击和撕碎的”幸存者，成了无数精神财富的主宰者。大概，只有新的天才，普希金的阿里昂才能拥有这些财富；他“被浪涛掷向海岸”，将唱着“往日的颂歌”并“对着太阳，在岩石下”晒干“他那潮湿的衣衫”。[7]
艺术家的事业，艺术家的责任是洞察预想的事物，倾听“被风暴撕裂的空气”奏出的乐曲。
预想的东西是什么？
改造一切。使一切都变成崭新的：使我们那虚伪、污秽、苦闷、丑恶的生活变成正义、纯洁、愉快和美好的生活。
这些想法自古以来就埋藏在人类灵魂和人民心中，当它们挣断束缚它们的桎梏，以一股汹涌的洪流摧毁大坝，冲垮无用的堤岸时，这就叫做革命。规模较小、程度适中和较为低级的就叫做骚乱，造反，政变。但这就叫做革命。
革命酷似大自然。只想在革命中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是不幸的，无论这些理想多么高尚和美好。革命象龙卷风、象暴风雪，它经常带来新的、预想不到的东西，它残酷地迷惑许多人，它轻而易举地使一个可尊敬的人葬身于它的漩涡；它常常把那些不值得尊敬的人平安地冲上陆地，但这是个别情况，这既改变不了洪流的总方向，也改变不了洪流发出的威严可怖、震耳欲聋的轰鸣。这轰鸣总是在不顾一切地宣告着伟大的事物。
渴望席卷全世界的俄国革命的规模（真正的革命不能期望更小的规模，这个希望能否实现，不是我们所能猜测的）是这样的：它希望掀起世界风暴，这风暴将给冰封雪冻的各国带来熏凤和橙子林的馨香；这风暴将用北方清凉的雨露滋润被太阳灼伤的南方草原。
“各族人民的和平与博爱”——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标志，这就是革命洪流发出的呼啸。这就是有耳共闻的音乐。
俄罗斯的艺术家具有足够的“预感和征兆”，以期待俄罗斯赋予他们这些任务。他们从不怀疑：俄罗斯是一艘大船，它注定要进行一次远航。艺术家和养育他们的人民的灵魂一样，从不斤斤计较、温文尔雅、谨小慎微：“以毁灭相威胁的一切、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包含着“不可言喻的欢乐”（普希金语）。不顺遂之感、对明天的无知到处伴随着他们。他们就象人民一样，怀抱着深刻的理想：或者一切皆有或者一切皆无。他们知道，如柏拉图所说，虽然“美好的也是困难的”，但只有美好的事物才值得向往。
俄国伟大的艺术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沉沦在黑暗中，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黑暗中滞留和隐藏，是因为他们信仰光明。他们了解光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象精心养育他们的全体人民一样，在黑暗、绝望、经常的仇恨中咬牙切齿。但他们知道，迟早一切都将焕然一新，因为生活是美好的。
生活是美好的。那种对一切丧失信心的民族和个人为什么而活着呢？他们对生活绝望了，他们是依靠生活的“施舍”和“恩典”过活吗？他们想，活着“不特别坏，但也不很好”，因为“一切都按自己的道路进行飞这就是进化的……道路，一般说来，人就是这样的糟糕和不完善，上帝将他们组成社会和国家，并用权利与义务、制定的法律和约定的关系将他们彼此隔绝，让他们痛苦地呻吟着过一辈子……
不值得这样想，谁要是这样想，谁就不值得活着。要死容易：不生病也能死；在俄国，现在不同以前，甚至可以不要牧师；牧师也不会要葬仪费而使人为难。
活着，只是为了向生活提出无限的要求：一切皆有或者一切皆无；只是为了期望得到那意想不到的东西，相信的不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而是世界上应该有的东西，哪怕现在没有和将来一段长时间里没有也毫无关系。但生活终将把它们赋予我们，因为生活是美好的。
精力充沛一扫疲惫不堪。酣睡之后产生了被梦幻刷新的思想；在白昼里这些思想可能显得愚蠢。白昼是骗人的。
还应该察觉出，这些思想从何而来。现在就应该弄清楚，俄国人民象傻瓜伊凡努什卡一样，一经起床，他的思想里就有着伟大的创造力，在他的弟兄们看来，这些思想即令不是敌对的，也是愚蠢的。
为什么要有“立宪会议”呢？（顺便说说，这根本没有什么使人不快的。农民经常就有“合作社商店”。）因为我们亲自搞“竞选宣传”，亲自审判在这类宣传中“营私舞弊”的官吏，因为最文明国家（美国、法国）现在就已经被竞选中的舞弊和贿赂行为弄得焦头烂额。
因为（我象傻瓜似地）总想自己“管理”自己，总想自己作主而不愿他入“代表”我（这当中包含着伟大的生命力：这是不轻信的多马[8]的力量）；还因为某个时候在圆柱大厅里将响起一位显赫人物喇叭般的声音：“本法案在三十九读中遭到否决”，在这喇叭式的噪音中，将产生如此愚蠢、如此可怕的梦，将发出“有组织的社会舆论”的雷鸣般的解声，将产生莫名其妙的惊恐，以致我们（俄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反正都一样）中最敏感、最有音乐性的人都。会一再地陷入“个人主义”，力求“逃避社会舆论”，并沉入孤独而幽静的黑夜。最后还因为，在今天遍地文盲的俄罗斯，连立宪会议不是沙皇这个道理也理解不了的俄罗斯，天知道怎样进行选举，选谁，选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打倒法庭”？因为有几卷“法典”和几卷“说明”，因为法官老爷和“律师”老爷对于“犯法”各执一辞，“辩论”在进行中，为不幸的骗子进行“辩论”。骗子，他就是骗子；犯了罪，丧失了灵魂；剩下的只是愤恨或只是忏悔的眼泪：要么逃跑，要么服苦役，只要能躲开人们的视线就行。对这个干了坏事的人，还有什么可折腾的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自由主义的“律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遭到诽谤，死后却被称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歌手”。我所说的，托尔斯泰也曾描写过。是谁用篱笆围住了这位怪人的坟墓？是谁现在大声地说，希望这座坟墓不要遭到“凌辱”才好？可是，如果有人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坟头上吐唾沫、扔烟头，他可能会高兴呢，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唾沫是上帝的，而篱笆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要捣毁古老的大教堂？因为一百年来，这里发胖的牧师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接受贿赂和贩卖伏特加酒。
为什么在老爷心爱的庄园里大小便？因为他们在那里强奸和鞭打过少女们；这种事不是发生在这个老爷家里，就是发生在他的邻居那里。
为什么糟蹋上百年的公园？因为一百年来，老爷们在公园里枝叶繁茂的椴树和槭树下炫耀过自己的权力：用钱袋敲打乞丐的鼻子，向傻瓜炫耀自己的文化教养。
事情就是如此。
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是回避不了的。对此不能沉默，然而所有的人都在沉默。
我不怀疑任何人的个人的高贵，也不怀疑任何人的个人的苦难；然而，是否要我们为过去负责呢？我们是一条锁链上的链环。难道父辈的过失不由我们来承担？如果普通人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那么，“杰出的人们”则应该感觉到。
别担心。难道能丢失哪怕一点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吗？如果要为所爱的东西担惊受怕，那我们还是爱得太少。“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9]。不要担心城堡、宫殿、绘画、书籍被毁坏，为了人民应该保护这些东西，但失去它们，人民并未失去一切。被摧毁的宫殿不再是宫殿。从地上推到的城堡不再是城堡，从宝座上跌落的沙皇不再是沙皇。城堡在我们的心上，沙皇在我们的头脑里。对我们开放的永恒形式，只能连同心灵和头脑一起被夺走。
你们曾想些什么？革命是田园诗？在创造的道路上不会毁坏任何东西？人民是听话的乖孩子？千百个骗子手、奸细、黑帮分子和爱发不义之财的人不是在揭力攫取他们所能抓到的一切吗？最后，难道“贵族”与“贱民”，“有教养的人”与“没教养的人”，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世代纷争，就这样“不流血地”和“无痛苦地”解决吗？
现在难道不应该把你们从“多年的梦幻”中唤醒？难道对你们不应该大喝一声：“nolitangerecirculosmeos”[10]？因为你们爱得不够，你们就要比别人多负责任。你们身上没有清脆的铃声，没有这爱的乐曲，你们侮辱了艺术家，就算是艺术家吧，但你们通过艺术家侮辱了人民的心灵。爱情能创造奇迹，音乐能迷住野兽。而你们（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没有音乐、没有爱情。如果没有音乐，听不到音乐，现在还是沉默更好些。因为除了音乐之外的一切，没有音乐的一切，所有“枯燥的物质”目前只能唤醒和激怒野兽。现在没有音乐就不能打动人心。
而杰出的人们说：“我们对自己的人民失望了”；这些人讽刺、嘲笑、幸灾乐祸，除了下流和兽性外，他们对周围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尽管人们就在近旁）；他们甚至说：“什么样的革命也不曾发生过”；那些由于憎恨“沙皇制度”而失去平静的人，正准备重新投入沙皇的怀抱，他们忘记了目前发生的事：昔日的“失败主义者”在“德国的强权”面前不知所措，昔日的“国际主义者”哭泣着“神圣的罗斯”；天生的无神论者准备点上蜡烛，为战胜内外敌人而祈祷。
我不知道是一个营垒里的大火和私刑可怕，还是另一个营垒里令人压抑的没有音乐的生活更可怕？
要知道，我正在对“知识分子”讲话，而不是对“资产阶级”讲话。资产阶级除钢琴外，任何音乐都未曾梦见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简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获胜”，“秩序”将恢复，一切照旧；公民的职责就在于保护生命财产，无产者是“恶棍”；“同志”一词是骂人话，保护好自己的东西，混日子就行了：可以拿妄想引起整个欧洲骚动的傻瓜来取笑，况且也可以挺着大肚子，从什么地方多捞一把才好。
你不必与这种人争论，因为他们的事无非是饱食终日，这是无可争论的。要知道，这是一些“受过一点教育”或是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听到的只是学校和家里向他们唠叨的那些。人家唠叨的就是他们所要解答的：
家庭说：“听爸爸妈妈的话，”“把钱攒下来养老送终。”“闺女，学弹钢琴吧，你很快就要出嫁啦。”“儿子，不要与街上的野孩子玩，以免损害爸爸妈妈的名誉和撕破大衣。”
小学说：“要听老师的话并尊敬校长。”“对坏孩子的活动要报告。”“争取优异成绩。”“做第一名学生。”“要殷勤和奉承。”“最重要的是宗教课。”
中学说：“普希金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普希金崇拜沙皇。”“要热爱沙皇和祖国。”“如果不祈祷和不进圣餐，则请父母管教其行为。”“注意同学中是否有人在阅读禁书。”“美丽的侍女——哼。”
大学说：“你们是世上的精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证明的。”“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而普希金却歌颂妇女的纤足。”“你们参加政治生活还为时过早。”“不要公开蔑视沙皇，”“注意某人在聚会时的讲话。”
国家机关说：“大学生是内奸。”“小娘们长得不难看。”“我告诉你怎样发议论。”“今天有大人物驾到，各就各位。”“监视伊凡诺夫，并向我报告。”
向那些诚挚地听到这一切并相信这一切的人要求什么呢？但是，“知识分子”不是好象己对这些宝贝进行重新评价了吗？他们听到的不是另一些说法吗？他们不是受过科学、艺术和文学的熏陶吗？他们不仅饮过污秽的泉水，而且也饮过清澈的泉水，那是从令人头晕目眩、望而生畏的无底深渊汲取的，那里的泉水不是在欢唱着不开化的人所未曾听过的歌曲吗？
正象猪的脚下便是猪粪一样，资产者脚下的土壤也是确定了的：家庭、资本、职位、勋章、官衔、圣像上的上帝、宝座上的沙皇。拿掉这些，就会混乱不堪。
正象知识分子一向所夸耀的那样，他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土壤。他们的沙皇只能与他们的脑袋一块拿掉。能力、知识、方法、习惯、天才是流动资产。我们四处飘泊，无家可归，放荡不羁，一贫如洗，我们会失掉什么呢？
现在，正当革命风暴席卷俄罗斯的时候，对她嘲讽、讪笑、哭泣、绝望和哀叹是可耻的。
这意味着挖自己的墙脚吗？恶作剧地把干燥的碎柴、刨花、木屑塞进一堆被雨雪弄湿的木柴堆里，当火焰突然喷发并冲上天空（象一面旗帜）时，却到处跑着叫喊，“哎呀，哎呀，我们着火啦！”——这是何等可怜的场面。
我说的不是那些政治活动家，“策略”和“时机”不允许他们把灵魂显示出来。我认为，内心愉快，然而由于责任便忧郁起来的人，目前在俄国已为数不少。
我指的是那些不问政治的人，例如作家就是如此（如果他们搞政治，那就违背自己的本意，因为“同时做两件事，将会一事无成”，既搞不成政治，又丢了本行）。我认为，做一个不策略的、“没有策略”的人，不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倾听未来的响彻太空的伟大乐章，同时不必在世界乐队的雄壮吼声中搜寻个别刺耳的和不准确的音调。
俄国知识分子好象单独碰上了熊：有点吃惊又不能喊叫。挖苦某些由善良而粗笨的手写成的宣言和书信文理不遇，难道不感到羞愧？对“愚蠢的”问题高傲地故意不回答，难道不感到羞愧？把“同志”这个美好的词汇加上引号，难道不感到羞愧？
所有的小掌柜都会这一套。这只能使人变得凶恶，只能激发人的兽性。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视一切人为痞子，那么来到你面前的就只有痞子。你看见的是几百个痞子，而你没看见的有几百万，他们目前还“没受过教育”，还“蒙昧无知”。但是他们将来是不会从你们那里接受教育的。
他们之中有些人，因私刑而发疯，他们不忍因自己无知而流血，他们用拳头敲着自己可怜的脑袋：我们愚蠢，我们不能理解；还有一些人蕴藏着创造力；他们能在将来讲出我们陈旧、呆板和书卷气十足的文学久已不说的话。
玩弄目空一切的政客手腕是一桩大罪。知识分子的高傲和奸滑持续越久，周围可能变得越可怕、越血腥。这种骑墙、枯燥、乏味的“非教条的说教”外加傲慢的诚恳，是可怕而危险的。诚恳继之以血。心灵引来血液。只有精神能战胜恐惧。为什么用诚恳堵塞通高尚的精神之路呢？美好的事物本来就已坎坷多难。
而精神便是音乐。曾几何时，恶魔命令苏格拉底倾听音乐的精灵。
以整个肉体、心灵和意识去聆听革命吧！
赵惠媛译
[1]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1849-1916），1905-1906年间沙俄内阁总理。镇压过1905年的革命。
[2]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1884-1915），1905-1906年的内政部长，极右派头目，曾残酷镇压革命运动。
[3]彼得·阿尔卡基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1906年4月任俄国内务大臣，从7月起担任内阁总理，是疯狂的反动分子。
[4]格里果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1872-1916），活跃于尼古拉二世宫中的骗子手。
[5]叶夫诺·费雪列维奇·阿泽夫（1869-1918），沙皇政府的暗探，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该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1908年奸细身份被揭穿，在沙皇政府暗探局庇护下潜逃国外。
[6]福格，指以德国一飞机厂老板福格命名的飞机。
[7]这几句均出自普希金的《阿里昂》一诗。
[8]多马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怀疑耶稣的复活。
[9]引自《新约全书》，《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原编者注
[10]拉丁文：“不要碰我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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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象征主义的一些想法（В.伊凡诺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关于象征主义的一些想法
В.伊凡诺夫
编者按：选自《文学宣言》第37-39页。本文最初刊于《作品和时代》，穆萨格特出版社，1912年，第1期，第3-10页，后收入《犁沟与田界》集。作者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1866-1949）是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和理论家，以神秘的宗教哲学观点解释艺术和在诗歌中表现抽象的美而著称。革命后从事科学和教育活动，自1924年起，侨居意大利。
在偏僻的山谷我遇到一位牧人，
他吹着山区特有的长角笛，
他那愉快的乐曲在荡漾，
为在丛山间把回声唤起，
只有用这洪亮的角笛。
每当牧人吹过几声角笛，
等待那回声时，
在峡谷中就有
美妙甜蜜的和声飘荡，
仿佛是看不见的精灵在合唱，
仙乐声声，人间变天上。
我想：“天才！就如同这个角笛，
你唱出人间的歌声，
为的是能把人们心中的另一首歌唤起。
听到歌声的人是幸福的！”
群山背后响起回声，
“大自然就是象征，也就象这角笛。
她为国声而发声，回声就是上帝！
听到歌声、听到回声的人是幸福的！”[1]
如果我作为一个诗人会用语言来写生（“诗歌如同绘画”——在古希腊诗人希西摩尼德斯之后，古典诗学理论通过贺拉斯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会把画绘成这样：读者的想象力能把我描绘的东西象亲眼见到一样清晰地再现出来，我所叙述的东西在读者心中是可触摸的和突出的，是栩栩如生和色彩鲜艳的，是有阴影的或有明快画面的，有动的和静的，是完全符合可见的现象的本质的；
如果我作为一个诗人会以迷人的魔力歌唱（因为古典诗学理论通过贺拉斯之口，关于这柔和的强力说过：“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的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如果我能甜蜜悦耳而又庄严地高歌，使被歌声陶醉的心顺从地跟随我的长笛行进，为我的愿望而忧伤，为我的悲痛而哭泣，为我的愉快而兴奋，而听者则以心灵和谐的跳动来回答诗人高歌旋律的颤音；
如果我作为诗人与智者，掌握认识事物的本领，安慰听者的心，指导他的理智和培养他的意志；
如果我作为诗人，头戴歌坛的三重桂冠，竟不会以三倍迷人的魅力使听者的心同我一起、用与我不同的另一种声音歌唱，不用心理上表面的和声来唱，而用内心深处对位法合唱——唱出比我所描绘的更深的深度、更高的高度，如果我的听者只是一面镜子、一种回声、一个接受者、一个容纳者，如果我那语言的光芒不能用秘约的彩虹把我的沉默同他的沉默连接起来，
——那我就不是一个象征主义诗人……
总之，如果我不能用觉察不到的暗示或影响来唤醒听者心中无法表达的感觉，这些感觉有时就象最初的回忆（“她满怀美妙的希望，在世上长期受苦”，“她不能用世上愁闷的歌来代替天堂的声音”），有时象那遥远模糊的预感，有时象某人所熟悉与盼望的即将到来的忐忑不安。这里的回忆、预感或者即将来临的忐忑不安，都使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我们所有人和受经验限制的自我意识的不可理解的扩大，——那我就不是一个象征主义者。
如果我的语言不能在听众身上唤起他们的“自我”和“非我”之间的联系感，不能唤起在经验上是分开的各种事物间的联系感，如果我的语言不能直接说服听众认识到在他们的理智所猜想不到的地方存在着隐蔽的生活；如果我的语言不能激励听众去爱至今他们仍不会去爱的东西（因为他们的爱尚不知自己有许多栖身之所），——那我就不是一个象征主义者。
如果我的语言与自身相等，如果它们不是神灵般来去无踪、不是为人所知的声音之回声，如果它们在心田的迷宫不能唤起回声，——那我就不是一个象征主义者。
这时对我的听众来说，我不是一个象征主义者。因为象征主义表示的是一种关系，而象征主义作品本身作为离开主体的客体是不可能存在的。
抽象美学理论和形式主义诗学探讨艺术作品本身，因为它们不知道象征主义。只有探讨作品对感受的主体和创造的主体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视为完整的个性时，才谈得上象征主义．因此：
一、象征主义处于美学范畴之外。
二、每一部文艺作品都应从象征主义观点给以评价。
三、象征主义同艺术家本身和感受艺术启示的人的完整个性有关……
立早译
[1]《导航星》，第178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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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是世界观（А.别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象征主义是世界观
А.别雷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30-37页。作者A.别雷（1880-1934）是俄国作家和象征主义理论家，属于俄国“青年象征派”，著有诗歌、小说等象征主义作品以及诗歌理论和评论等。革命后继续从事诗歌理论的研究。除本文外，作者的其它宣言式文章载《天平》杂志1904年第2期（《批判主义和象征主义》）和《作品和时代》杂志1912年第2期（《论象征主义》）。
不久以前人们还以为，世界已被认识清楚了。所有奥妙都己从地平线消失。广阔的画面已经展开。再也没有能揭示前景的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一切都失去了价值。但人们心中对未来的渴望并没有消失．要追求前景。心灵又开始企求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能使整个人为之神往的不是事件，而是某些象征。音乐是象征的理想表现。因比象征是永远具有音乐性的。从批判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变必然伴随着音乐精神的觉醒。音乐精神是意识转变的标志。尼采的呼声不仅针对戏剧，而且针对整个文化：“请在您头上绕满常春藤，握着手杖，请您不要感到惊奇，如果老虎和豹亲昵地卧在您的脚下……您应当去跟随来自印度河的狄俄尼索斯[1]的庄严行列……”现代人类由于内在的音乐接近意识的表面而激动。令现代人神往的不是事件，而是某一象征。暂时它尚未体现出来，令我们激动的现代创作的象征亦没有清楚地表现出来。只有对精神问题目光短浅的人才寻找象征的明显表现。他们的心灵是无声的——他们什么也不会明白。
象征面向以前曾经存在过的东西，面向未来会有的东西。象征中迸发出音乐。[2]音乐超越意识。谁没有音乐感，谁就什么也不会明白。
象征唤醒心灵中的音乐．当世界来到我们心灵时，音乐就鸣响起来。当心灵已成为世界时，音乐就将在世界之外。如果存在逾越距离的影响力，如果存在魔力，我们就能知道什么会导致音乐。无限增强的心灵乐声——这就是魔力。对音乐感兴趣的心灵有迷人的力量。音乐是一扇窗，从这扇窗里，迷人的永恒滔滔不绝地流入我们之中，从中也迸发出魔力。
艺术是一种独创性的认识。独创性的认识扩大着艺术的形式。在作为一种使永恒与其空间、时间表现相结合的方法的象征主义之中我们能看到对柏拉图思想的认识。艺术应当表现思想。实质上一切艺术都是象征的。一切象征性的认识都是有思想的。艺术作为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任务在一切时代都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其表现的方法。哲学认识的发展作为反证，使艺术从属于启示的认识、象征性的认识。随着认识理论的变化，对艺术的态度也在变化。艺术再不是强立自在的形式；艺术也不再给功利主义以帮助。艺术变成了通向更为重要的认识——宗教认识道路。宗教是连续扩展的象征的体系。这就是宗教原始的外部定定义。艺术象征的表现方法的变化引起意识中进行相应的转变。看一看这一变化的性质是很重要的。
古典艺术的特点是形式的和谐。这种和谐在歌德和尼采所表现的、往往在对同一事物的领悟中打上拘谨的烙印。当前者偶然揭开帷幕一角发现了奥妙9后者就力图使奥妙表面化，极力渲染这一不寻常的发现。天才的古典作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外表的方面，众人都易理解的形式；一个是内在的方面，只存在于优秀人物所能理解的暗示之中。只满足于自己能理解的事件、素材、心理的现象的人群，是不会猜想构成所描写现象的背景的内在特点的；理解这些特点的人并不多。这就是古典艺术中优秀典范的贵族性，这种艺术假借日常生活的面具而使一般人群不能闯入深广的艺术奥妙。这样的典范是源泉和奥妙，同时又是广阔的画面。这方面是众人和优秀人物都感到满意的。这种两面性是从批判主义的两面性本身中产生出来的。它的形成还由于天才们不愿让他们的象征成为唯理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说教议论的对象．这里既有对“小人物”的蔑视，又有对那些尽管看不见但却会赞扬的盲人的贵族式嘲笑，还有在情人面前的卖弄。《浮士德》这部作品大家都理解，一致称它为天才的艺术作品；但同时，当代爱好一切深奥学识的人、新艺术的崇拜者常常不能发现《浮士德》中神智学的奥妙。可是这些崇拜者却能理解闯入查拉图什特拉[3]的深渊，破坏了形象的外部轮廓和思想的明确的行为。在这方面新艺术是少数人的深刻理解与众人的表面理解之间的中介，应该说这种艺术是民主的。新艺术的任务不在于形式上的和谐，而是心灵深处直观的阐述，于是新艺术呐喊、声明、敦请人们在那些古典艺术蔑视“小人物”的地方去思考。这种表现方法的改变是由于认识论的改变，根据这种改变，在时间上对永恒的认识不再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艺术应当使人学会藉到永恒，古典艺术那无瑕的、僵化的假面具被揭开、被撕碎了。在破碎的裂纹上面布满着深邃的观察，充实着形象，又在破坏形象，因为已经意识到形象的相对性．形象变成了认识的方法，而不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形象的使命不是唤起美感，而是发展自己能在生活现象中看见它们的改造意义的能力。这一目的很快就达到了，这些形象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新艺术的民主含义由此可以得到理解，不久的未来毫无疑问是属于新艺术的。但当这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在的时候，艺术使人类对它以后的事物做好准备，尔后官就必然消失。新艺术不太算得上是艺术。它是一种征兆、先驱。
艺术表现手法的变化是慢慢完成的。在这种变化方面现代艺术常常是摸索着前进的。在这条路上很多人失足，正如喷水井向外喷流时喷出泥沙一样。
后来太阳才用千千万万的红宝石点燃起晶莹纯洁的水面。对那些走在前面的人不要过于苛求，因为我们是踏着他们那遍体鳞伤的身躯前进的。要衷心感谢和怜惜他们！让一切诽谤都停止吧！要知道尼采在他们之中。这仿佛是我们放不下伸向受难人的双手一样，其时死一般苍白的面孔戴着荆冠，胡须下垂，额前闪光，忽然责怪地痛苦地点头，似乎是这个脑袋没有睁开深邃的双眸，用明亮的目光穿透惊慌失措的心灵。但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酒神狄俄厄索斯”的绛袍不要烧死我们，但愿对他表示亲昵的群豹不要把我们扯碎。
为了使群豹变成驯服的猫儿，应当信任地一瞥死者。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沉思悲痛地从永生的远方凝视着我们。他那孩提般的目光向我们诉说着童年的幸福——那些孩子们沐浴在蔚蓝的天空下光明的白色小岛上。
请安静！这是神圣的坟墓。
※※※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用一个特别的术语来说明象征主义艺术的高峰和神秘主义的结合。这个特别的术语就是——驱赶鬼神的法术。上帝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4]驱赶鬼神的法术使先知出现，并借先知之口道出惊天动地的话。
尼采的智慧和悲剧性相比较，处于更为深邃的理解阶段。这种智慧可以说是对法术的追求。它的个别地方明显地表现出有法术。如果在象征主义里我们首先试图显示时间上的永恒，那么在法术里则显示出象征主义末日的开始。这里谈的是通过复活了的个性改变面貌的方法，使永恒得以体现。个性是上帝居住的天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叔本华否定了基督教教义。尼采否定了人生处世的技巧。基督教徒——术士相信圣经中说的那种新的福音业已临近，他们断言个性是神灵的容器，而教义是外部限定的圈子，使道路在其中无限循环，同尼采精神的顶峰不切断联系，但又力图从内部征服这一顶峰，就象尼采战胜叔本华一样．自古以来关于存在之谜的解答，转移到了尼采精神境界的彼岸。地雷之下设有反地雷。这里真可怕，令人窒息。尼采后面是悬崖绝壁。情况就是这样：意识到站在悬崖绝壁上毫无希望，而返回思想境界低处又不可能，只好寄希望于神奇的飞翔术。当飞行器尚不完善，飞行总是危险的。前不久飞行家利里安泰尔[5]牺牲了。前不久我们还见到另一次同样是失败的飞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另一位整个文化界的飞行家利里安泰尔——尼采也牺牲了。术士们对基督教的理解自然引起注意。也许这是达到无畏前的最后一次胆怯——跳跃（因为只有石头公羊才向深渊跳下去），或许这是新教徒先知般的勇敢，他们深信在下沉的霎那间会长出双翅，并把人类拯救出来翱翔于历史之上。术士们的任务很复杂，他们必须在尼采停住的地方——在空中行走。同时他们必须考虑到神智学者对生活诸问题的解释，不要与历史的教会背道而驰．这样，很可能就接近了尼采本人未能达到的、他所幻想的地平线。在这方面尼采历尽艰辛，他走过漫长的道路。他来到海岸边时已筋疲力尽，他怡然凝视霞光辉映的云朵如何飞驰在傍晚碧绿的灿烂光流之中。他在落日余辉中只能幻想，这是即将开航的金光闪闪的大船：“啊！我的心，你现在好象挂满紫金色果实的一架葡萄棚，沉甸甸地受着幸福的重压。看，我自己在微笑——当独木舟在寂静无聊的海湾上不再漂流时，这才是金色的奇迹。”（查拉图什特拉语）
尼采到深海里航行去了吗？他已不在我们的视线内。我们和他的联系断了．但我们还在岸上，而金色的大船仍在我们脚下击着水花。我们应登船启航。我们应当去航行并沉浸在蔚蓝色大海的怀抱中。
我们中有些人转向过去，那里燃烧着太阳昔日的金色光辉。在他们眼里这是逃遁的太阳，他们或许正在为燃烧的金色光辉而哭泣。
天空欲晓，
万道金光欢腾闪耀。
太阳的盾牌滑动在
大海上空。
大阳的金色火舌颤动着
投向海涛。
在忧郁的滔滔激浪中
处处金光辉映。
在阳光织成的锦缎上
岩石挺拔屹立。
太阳落了。
信天翁的叫声悲切凄凉：
太阳的孩子们！
又是无情的冰冷。
它己沉没了——金色的古老的幸福，
金羊毛[6]。
另一些人无限信仰飞翔的奇迹，可以这样回答他们：
号角响彻金色世界，
召唤阿尔果[7]们去赴太阳的酒宴。
听，听：
苦难已到尽头，
披上阳光织成的铠甲。
整个天空沐浴在红光之中，
圆圆的太阳安静地高悬着。
整个天空沐浴在红光之中，
在我们头上
在高山之巅
我们的勇士阿尔果，
我们的勇士阿尔果，
插上金色的翅膀
去准备飞翔。[8]
立早译
[1]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2]参见别雷《分别以后》一书（时代出版社，1922年），其中宣告“旋律派”为新的文学流派。——原注
[3]查拉图什特拉是古代波斯拜火教的创始人。尼采在《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中借这位教主之口，说出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4]见《旧约全书·利未记》第126章第12节。
[5]利里安泰尔（1848-1896），德国航空工程师。
[6]希腊神话中幸福的象征。
[7]希腊神话中寻求金羊毛的勇士。
[8]《艺术世界》1904年第5期。——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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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秘密的钥匙（В.勃柳索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打开秘密的钥匙
В.勃柳索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7-30页，原载《天平》，1904年，第1期，该刊是作者所编大型文学杂志，曾为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心。
……艺术教育人，这是我们从千百个例子中得知的。但同时，艺术往往缺乏最切近的目的，没有任何益处，只有狂热信仰者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最后，艺术把人们联结起来，打开人们的心扉，使所有的人都参与艺术家的创作。什么是艺术？它怎么既是有益的，又是无益的？它为什么既为美服务，却又常常是丑恶的？为什么既是交际工具，却又使艺术家与世隔绝？
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是直觉，充满灵感的猜测，也就是探寻生活秘密的谜底的哲学家、思想家代代相传的方法。我可以指出一个解决艺术之谜的方法，这正好是哲学家的解决方法，我认为，这方法能解释所有这些矛盾。这就是叔本华的回答。这位哲学家自己把美学和形而上学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当我们从紧紧地束缚着他的思想枷锁中挖掘出他的猜测，当我们把他的艺术学说从偶然迷惑了他的关于“思想”——本体和现象间的某种媒介物——的一切学说中解放出来时，我们可以获得一条简单明确的真理：艺术是用另一些途径，即非推理的途径对世界的认识。艺术——这就是在别的领域中我们称之为启示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通向永恒的半启之门。
世界上的现象，当它们在宇宙中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是延伸于空间、流逝于时间、服从于因果规律的现象。对它们应该用科学方法、用理性来进行研究。但这种基于我们外在感觉的研究给予我们的只是近似的知识。眼睛赋予我们目光所投向的小花以阳光的特征，这是眼睛在欺骗我们．耳朵把空气的振动当成丁零零响的小铃铛的属性，这是耳朵在欺骗我们。由于我们的感觉往往把自己的特点、自己活动的条件看成外界物体的特点和条件，所以我们的整个感觉是在欺骗我们．我们生活在永恒的、亘古有之的谎言中．思想，乃至科学都无力揭穿这谎言。它们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是指出谎言的存在，解释谎言的不可避免．科学只能使乱成一团的假象变得有秩序，把一它们分门别类地排列起来，使人们者可能认出并易于认出它们，但却不是认识它们。
但我们并非毫无希望地被关在这“蔚蓝色的监狱”里（这里我们借用一下费特用过的形象）。监狱有通向自由的出路，间或也透出一线光明。这光明就是那心醉神迷的瞬间，那超感觉的直觉的瞬间，这些瞬间使我们对世间的现象有另一种认识，即透过其外壳更加深入地看到其内核。
艺术历来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豁然开朗的瞬间、灵感涌现的瞬间描绘出来。在艺术家试图把自己模糊的、秘密的感情弄明确的那一刹那，艺术也就开始了。没有这种明确的过程，就没有艺术创作。没有这种秘密感，就没有艺术。谁要是觉得世间一切都简单明了、可以理解，谁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只有胆敢越出界限，只有突破可认识的物质世界的范围，只有渴求从界限以外的，别一个大自然中汲取哪怕是一滴，才可能有艺术。
席勒说：“美的大门通向认识。”各个时代的艺术家都在不自觉地、但却始终不渝地执行自己的使命：在自己弄清楚出现在眼前的秘密的同时，他们也就在探寻别的、更加完善的认识宇宙的方法，当野人在自己的盾上画出螺旋形的和弯弯曲曲的线条并认为这就是“蛇”时，他已经完成了认识的行为．同样，古代的大理石雕像、歌德的浮士德的形象、丘特切夫的诗歌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正是用看得见的、觉察得出来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艺术家们体验到的那些豁然开朗的领悟。粗糙的艺术材料——大理石、颜料、声音、词句……——能达到怎样完美的程度，那些艺术品所表现的对物体的真正认识也就达到怎样完美的程度。
但是，在千百年的悠久岁月中，艺术对自己的使命并无清楚的、明确的了解。各种各样的美学理论弄得艺术家们不知所措。他们不去祷告真正的上帝，倒去给自己供起了偶像，新艺术的历史首先是艺术解放的历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这是艺术家们争取自由斗争的三个阶段。他们终于挣脱了奴役的锁链，不屈从于各种偶然目的。如今艺术终于自由了。
现在，它自觉地献身于自己至高无上的和唯一的使命：成为对世界的认识，但不通过推理的形式，不通过因果关系的思考来达到。不要去妨碍新艺术吧，不要去干预它那有时看来可能象是无益的、与现代需要格格不入的任务吧。你们衡量益处和现代性的尺度过于微小了。人类的益处同时也就是我们个人的益处．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永恒之中。艺术可以解决的那些有关存在的问题永远不会失去其迫切的现实性。可能，艺术是人类所掌握的最伟大的力量．虽然科学的各种铁棒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斧头无法拆毁禁锢我们的墙壁和门户，艺术却藏有可以摧毁这些墙壁的可怕的甘油炸药，不仅如此，艺术就是可以使这些门户自行开启的“芝麻”[1]咒语．让当代艺术家们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锻造成打开秘密的钥匙，揭示神秘的钥匙吧，这些钥匙可以给人类打开由“蔚蓝色的监狱’通向永恒自由的大门。
李廉恕译
[1]源出《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当念出咒语“芝麻，开吧！”时，一个秘密宝库就自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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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诗歌浅谈（К.巴尔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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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诗歌浅谈
К.巴尔蒙特
编者按，本文译自《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读本（十月革命前时期）》第373-375页。作者曾于此文写成的当年（1900年）在巴黎拉丁区对俄国听众宣读，最早刊载于他的论文集《山峰》第一部，格里弗出版社1904年版。作者К.巴尔蒙特（1867-1942）是俄国象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先后出版了诗集《在茫无边际之中》（1895）、《寂静》（1898）、《燃烧的建筑物》（1900）、《让我们象太阳一样》（1903）等。此外还写了一些散文作品，并翻译了雪莱、惠特曼、魏尔仑、波特莱尔等人的诗。1921年侨居国外。
……现实主义者永远是单纯的观察者，象征主义者则永远是思想家。
具体的生活象激浪一样，把现实主义者卷走，他们在这种生活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而与实际生活隔绝的象征主义者，则仅仅把生活看作自己的幻想，他们从窗口向外观察生活。这是因为每一个即使最小的象征主义者，也要比每一个即使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年长。这一个还在作物质的奴隶，那一个已进入了理想性的境界。
……在十九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对立的文学流派同时并存的现象。与狄更斯同时的有艾德加·坡，与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同时的有波特莱尔，与列夫·托尔斯泰同时的有亨利克·易卜生。然而不能不承认，我们愈接近于跨入新的世纪，象征主义诗人的调子就愈来愈高，用更加精致的方法表达思想感情的要求也变得愈来愈强烈，而这正是象征主义诗歌的特点。
如何给象征主义诗歌下一个更加确切的定义呢？它是这样一种诗歌，其中两个内容，即潜在的抽象性和明显的美，有机地、不是勉强地融合在一起，它们融合得如此轻松自然，就象夏日清晨的河水与阳光和谐地融为一体一样。然而，尽管一部象征主义作品具有潜在的涵义，但它直接的、具体的内容本身从来都是完整的，这内容独立存在于象征主义诗歌之中，有着丰富多彩的色调。
这里包含着一个划分象征主义诗歌和寓意诗歌的明确界限，而人们有时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寓意作品与上述情况相反，其中具体的涵义完全是一个从属的因素，它起着辅助作用，并常与教诲任务结合，而这种教诲任务是与象征主义诗歌完全不相容的。在一种场合下，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涵义之间自然形成的血肉相连的融合，在另一种场合下，看到的则是由于某种外在原因而产生的勉强的结合。寓意作品往往用牧师单调的声音或民间演艺场歌手（我用的是这个术语在中世纪所包含的意义）带戏谑的教训口吻说话。各种象征则用塞壬[1]亲切的声音或西比拉[2]沙哑的声音说话，其中充满着暗示和言外之意，能使人产生预感……
现实主义诗人作为单纯的观察者，依附于世界的物质基础，带着稚气观察世界，象征主义诗人则用其复杂的感受能力改造物质性，使世界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并深入到它的奥秘之中。现实主义诗人的思想，超不出尘世生活中以里程碑的精确性和恼人的单调所确定的范围。象征主义诗人永远不会丢失把他们与尘世迷宫连接起来的阿莉阿德尼线团[3]，他们常常受到来自规定范围之外的清风的吹拂，因此出现一种似乎是违背他们意志的现象，在他们所说的话后面仿佛可以听到别人的、不是他们自己发出的嘈杂声，可以感到自然力的絮语以及从我们想象出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宇宙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合唱声。现实主义诗人经常也给我们创造珍宝，但我们得到这种珍宝后心满意足，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象征主义诗人在其作品中给予我们的是一只有魔力的戒指，它既是宝贝，能使我们感到喜悦，同时它又召唤我们去做某些事情，我们感觉到新的、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就在眼前。于是我们就盯住这个法宝向前走，朝某个方向继续前进，愈走愈远。
总之，这就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它用的是自己的特殊语言，这种语言有丰富的语调；它象音乐和绘画一样，能使人产生复杂的心情——与另一类诗歌相比，更能触动人的听觉和视觉，迫使读者经历与创作相反的过程：诗人在创作象征主义作品时，从抽象走向具体，从思想进到形象，而读他作品的人则从画面上升到它的灵魂，从直接的、因独立存在而显得十分美好的形象上升到隐藏于其中的精神的理想性，这种理想性使得形象具有加倍的力量。
有人说，象征主义者的作品不易理解。每个流派都有各种不同的品级，任何特点都可以使其达到荒谬的地步，每次烧开水都会有沉垢。但是不能根据河面上的泡沫确定河水的深度。如果我们根据某些无能之辈模仿别人创作出来的软弱无力的作品来判断象征主义，我们就会认为这种创作手法是对健全理性的歪曲。如果我们根据真正的天才来判断，我们就可以看到象征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力图猜测出思想、色影和声音之间结合的新类型，而且宫的猜测经常使人心悦诚服。
如果你喜欢得到直接的印象，那么请你欣赏象征主义所固有的新颖的和丰富多彩的画面。如果你喜欢得到复杂的印象，那么请你注意字里行间——隐藏在那里的东西会出来和你进行娓娓动听的谈话。
1900年
张捷译
[1]塞壬是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美女神，住在地中海的小岛上，以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毁灭。
[2]西比拉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女预言家。
[3]古希腊神话中克里斯特王米诺斯的女儿阿莉阿德尼曾用小线团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逃出迷宫。人们常用“阿莉阿德尼线团”来比喻引路线或解决难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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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资本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第十二章《资本论》
（一）阵痛
（二）第一卷
（三）第二卷和第三卷
（四）《资本论》的遭遇
（一）阵痛
马克思没有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因为在他看来，完成他的主要著作（他认为他过去所写的都不过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要比参加任何代表大会对工人说来都更为重要。他这里考虑的是从1866年1月1日开始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辞和誊清工作。开始时工作进行得极为迅速，因为他“在长期的阵痛之后，当然愿意享受一下犊之乐舐”。
这种阵痛所延续的年份几乎比生理上孕育一个婴儿所需要的月份多了一倍。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说：或许从来没有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他曾一再为他的著作定下完成的期限：在1851年是“五个星期”，在1859年是“六个星期”。但是这些计划都被打破了，因为他的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无比的认真态度，不断地驱策他去做新的探索。甚至他的最忠实的朋友的执意规劝也未能使他在这方面有所动摇。
1865年年底这部著作便已写成，但完成的只是一大堆草稿，除了马克思自己以外，这是任何人——甚至恩格斯——也不能为之加工付印的。从1866年1月到1867年3月这一期间，马克思从这批浩瀚的草稿中去粗取精，把《资本论》第一卷加工成为一件精美的“完整的艺术品“。这是他的卓越的工作才能的辉煌证明，因为在这一年又三个月期间内他经常闹病，有时（例如，1366年2月）甚至是致命的险症累累的债务压得他“头昏”，最后，筹备“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
1866年11月，第一批原稿寄给了汉堡的民主著作出版家奥托·迈斯纳，这人曾经出版过恩格斯论普鲁士军事问题的小册子。1867年4月中旬，马克思亲自把其余的原稿带到汉堡。迈斯纳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稍事谈判之后就把一切问题都谈妥了。在等待初校祥期间——书是在莱比锡刊印的——马克思到汉诺威去访间他的朋友库格曼，在那里受到好客的库格曼一家的极其殷勤的款待。马克思在库格曼家里度过了几个幸福的星期，他自己认为这是“在生活的荒漠中所遇到的最美丽和最使人流连的绿洲”。他所以有这种好兴致，一部分也是由于汉堡社会的有教养的人士对他表示了尊敬和同情，而这在他原是极少遇到的。4月2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与我们所想像的大不相同·……，尤其是在“有教养的”官场中。恩格斯在4月2了日的回信中写道：“我总觉得你为之纹了那样长时间脑汁的这部可诅咒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只要你不丢开它，你就永远不会、也不能摆脱困境。这个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拖垮了你的身体、精神和财力，所以我很理解，当你现在摆脱了这个梦魔，你一定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尤其是当你发觉你所刚刚重新进入的这个世界已不像先前那样阴暗的时候。“写到这里，恩格斯表示了要迅速摆脱“倒相的商务”的愿望。他写道，只要忙于商务，便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而自从他担任公司的首脑并担负更大的责任以来，他的情况变得更遭了。
马克思在5月7口的信中关于这一点回答说：“我希望并且深信，一年之后我能底得一个像样的生活，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没有你，我永远不会完成这部著作。要知道，每当我想到你主要为了我而把你那卓绝的才能浪费在商务上面，使它埋没，此外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烦恼，我的良心就总是感到噩梦一般的重压。”当然，一年之后或者任何其他时候，马克思从来没有“赢得一个像样的生活”，而恩格斯也不得不再搞几年‘倒相的商务”，但地平线上毕竟开始比以前明朗一些了。在汉诺威的时候，马克思给他的一位拥护者、矿业工程师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写了一封久拖未复的回信，这位迈耶尔原住柏林，不久前移居美国。这封回信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冷漠无情，。他写道：“您一定很不满意我，如果您知道您的那些来信不仅使我感到很大愉快，而且是我在那极端痛苦的时期的真正慰藉，您一定会更加不满意我。每一想到我把一位有高度原则性的人材争取到我们党的方面来，我就感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补偿。而且，您的那些来信充满了对我个人的最亲密的友情，而您会了解，我这同整个世界（官方世界）进行残酷斗争的人，对这一点是决不会估计不足的。那末，我为什么没有给您回信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徘徊在坟墓的边缘。因此，我必须把我能够工作的每一分钟用来完成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但愿这个说明已经足够使您谅解。我嘲笑那班所谓‘讲求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只有禽兽才会漠视人类的苦难，而只关心自己。但是，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著作（哪怕是仅仅完成初稿）就死去，我就会认为我是真正不实际的。”
在这种兴致勃勃的情况下，马克思接到一位他所不认识的律师瓦尔涅波尔德转达给也的一个消息，说俾斯麦想利用他和他的卓越才能来为德国人民效力。马克思很重视这个消息，但是他自然没有为这种诱惑所陶醉；他的想法是和恩格斯一样的：“这个家伙的思想方式和眼光的特点是：用自己的尺子来衡量一切人。”但是，以马克思素常的冷静而论，他是不会相信瓦尔涅波尔德的话的。当北德意志联邦还没有最后建立起来，而卢森堡事件所引起的对法战争的危险又只盛是刚刚过去的时候，俾斯麦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起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来结怨于刚刚转到自己阵营来的资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他的助手布赫尔和瓦盖纳已经是抱着极端猜忌的态度了。
在返回伦敦途中，马克思不是同俾斯麦本人，而是同他的一个亲属发生过一段小小的奇遇。他曾经以不无喜悦的心情把这段奇遇告诉给库格曼。在轮船上，有一位以军人气派引起他注目的德国小姐，向他询问伦敦车站的一些情况。她要等待几个小时才能坐上她要搭乘的列车，于是马克思就以骑士的风度向她建议，同她一起游览海德公园来消磨这段时间。“结果知道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是俾斯麦的内侄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过几个星期。她认识很多军人，因为在我们的‘勇放的军队’中有不少出身于这个家族的‘英武的近卫军人’。她是一个愉快而有教养的姑娘，但是骨子里浸透了贵族气味和普鲁士精神。当她知道她己落到‘红色人物’手中的时候，她是吃惊不小的。”但是，这位小姐并未因此而失去她的兴致。她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亲切的短信，以“孩子般的尊敬”向她的骑士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因为他对“一个未经世故的女孩子”做了种种的照护，而她的双亲也为她还能在旅途中遇到好人表示高兴。
马克思在伦敦完成了自己的著作的校对工作。甚至这一次也不免要对印刷的缓慢有所抱怨，但是到了1867年8月16日夜二时，马克思终于向恩格斯报告说，最后一个印张（第49印张）的校样已经校对完毕。“这样，这一卷算是完成了。只是靠了你，这才成为可能的没有你为我所做的自我牺牲，我是决不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地拥抱你问候你，我亲爱的、忠实的朋友！”
（二）第一卷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章中重新综述了他在1859年发表的一本书中关于商品和货币所做的闸述。这样做不仅指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为求完备，而且也是因为，甚至最聪明的人也不能完全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而这也就是说，在叙述中，特别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是存在着缺点的。
当然，那些咒骂《资本论》第一章的“含混的神秘主义”的德国学者们，是不属于这种最聪明的人之列的。‘初看起来，商品似乎是一种极平常的、毫不新奇的东西。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知道，它是一种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性和神学的诡秘性的极古怪的东西。作为使用价值……它毫无神秘之处……例如，用木头做成一个桌子时，木头的形式就改变了。不过，桌子仍然是木头，仍然是一种普通的可感觉的东西。但是，这个桌子一且成为商品，它就变成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东西了。它不仅用四只脚站在地上，而且在所有其他商品面前用头倒立着，并且在它的木头头脑里产生出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离奇得多的幻想。”这种写法使所有的“木头头脑”大为不满；这班人虽然能够大盘发明超感性的奇想和神学的诡计，却从来不能创造一件像可触摸的普通木桌这样的感性实物。单就文笔而论，这第一章实际上是马克思作品中的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他接着就探讨了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假如在商品流通中是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货币所有者怎么能在按照商品价值买卖商品时从流通中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呢？他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面，货币所有者在商品市场上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商品，而这种商品的消费乃是一种新价值的泉源。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是作为活的工人而存在的，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同时也为了维持自己一家的生活以保证在自己死后劳动力的延续，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生产这种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是劳动力的价值。但是，以工资形式支付的这个价值，大大小于劳动力的购买者能够从劳动力榨取的那个价值。工人的剩余劳动，亦即工人超过为补偿他的工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剩余价值和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泉源。工人的无偿劳动养活着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员，而我们生活子其中的整个社会制度便是建立在这上面的。
但是无偿劳动本身并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独有的特点。自从存在有产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以来，一无所有的阶级总是必须提供无偿劳动。只要社会的一部分人独占着生产资料，工人——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就必须在维持他们的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之外提供超额的劳动时间，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雇佣劳动是自从社会划分为阶级以来就存在的那种无偿劳动制度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的形式。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个历史的形式，必须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它。
货币所有者只有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才能把自己的货币变为资本。所谓“自由的”有两种含义：一是他必须作为自由的人，可以像支配自己的商品一样来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二是他必须没有可以出卖的任何其他商品，没有实际应用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一贫如洗。自然界既不产生货币和商品的所有者，也不产生除了劳动力而外一无所有的人。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界本身所创造的，也不是一切历史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往的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更古老的社会生产形态死亡的产物。
商品生产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据以产生的历史前提。现代资本的历史开始于16世纪时现代世界贸易和现代世界市场的产生。庸俗经济学家脚幻想，从前某个时候有过一批勤劳的优秀人物积累了财富，而大批没有出息的懒汉则终于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别无他物可卖。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正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凭借一知半解把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说成是工人的解放，而不说成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一样。工人虽然不再像奴隶和农奴那样本身就是生产资料，但是同时他们也不再像独立经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在论资本原始积累一章中以英国历史为例所详细描述的那样，广大人民群众被人家用各种强暴的残酷的方法剥夺了土地、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自由的工人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资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它从头到脚都沾满着从它的每个毛孔里渗出的血和秽物。而当它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但把工人从运用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分离开来，而且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
雇佣劳动跟以往的各种无偿劳动方式不同之处，就在于资本的运动是无限的，而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在那些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这种剩余劳动是为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所限制的，而且在这些社会形态中不会从生产方式本身产生出对剩余劳动的无限需求。在产品的交换价值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形态中情况就不同了。资本作为依靠别人劳动的生产者、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在强大有力、贪得无厌和卓有成效方面超过了以往一切建立在直接强制劳动之上的生产过程。对资本说来，重要的不是劳动过程本身，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价值增殖过程，即交换价值的生产，因为资本可以从交换价值中取得大于它所投入的价值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贪欲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以需要的满足为限度，而交换价值的生产则没有这种限度。正像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也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价值形成过程一直延续到资本以工资形式付出的劳动力价值为另一个与它相等的价值所补偿的时候。超过了生产的这个阶段，价值形成过程就变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即价值潜殖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商品生产过程就变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着的。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表现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可变资本转化为劳动力，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出自己本身的价值，此外还再生产出一定的多余部分，即本身可以变化、数量可多可少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就这样为自己开辟了研究剩余价值的明确道路。他揭示了斌余价值的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上各自起了不同的、然而是决定的作用。
绝对剩余价值是由子资本家在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所生产出来的。只要可能，资本家会把每一工作日延长到二十四小时，因为工作日越长，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相反地，工人却清楚地感觉到，他在为抵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之外所做的每一小时的劳动，都被人家不公平地剥夺了。他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来体验，过长时间的劳动意味着什么。围绕着工作日长度所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刚一登上历史舞台时起就开始了，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而且不管他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竞争总是迫使他把工作日延长到人类劳动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儿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除了工作、吃饭、睡觉以外还能像人一样地生活。马克思对英国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做了极其动人的描述。这个内战是从大工业诞生时起开始，而以十小时工作日法的颁布告终的；而大工业曾促使资本家去打破自然和风习、年龄和性别、白昼和黑夜为剥削无产阶级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所从得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作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社会阻碍，阻止了工人通过跟资本家间的自由契约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出卖给资本家，从而使他们陷于死亡和奴隶之境。
相对剩余价值是为了增加剩余劳动，通过缩短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创造出来的。在那些产品决定着劳动力价值的工业部门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为此必须不断地变革生产方法，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在论述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各章中所做的历史的、经济的、技术的和社会心理的综述，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是最丰富的知识宝库。马克思不仅指出机器和大工业为工人造成了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下也不曾有过的贫穷状况，而且指出机器和大工业在不断地使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时，也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做着准备。工厂法是社会对自己的生产过程的反自然形式的第一个自觉而又有计划的反作用。这种立法在调节工厂和作坊中的劳动时，原来不过表现为对资本剥削工人的权利的干涉。
但是，事实的力量很快地迫使立法进而调节家庭劳动并且浸入亲权领域，从而立法被迫承认，大工业在破坏旧家族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经济基础时，同时也在破坏旧的家族关系本身。“旧家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瓦解不管如何可怕和可厌，但因大工业在家庭的范围之外，在社会的有组织的生产过程中给妇女和少年儿童以极重要的地位，故而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一个更高的形态，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看成是绝对的，和把古罗马的家庭形式、或者古希腊的家庭形式、或者东方的家庭形式看成是绝对的，是同样荒谬的。但这种种家庭形式依次继起，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系列。同样显然，由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个人组成的工人总体，虽然在它的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是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下，是毁灭和奴役的祸源，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为人类发展的泉源。”机器在把工人贬低为自己的附属品的同时，也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可能性，从而使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得到无愧于人的发展，而这一点是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根本做不到的。
在阐明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合理的工资理论。商品的价格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出现在商品市场上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而劳动则是通过劳动力这个商品的消费而产生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不可分离的尺度，但它本身并没有价值。然而表面看来，劳动却似乎由工资偿付了，因为工人总是在完工以后才得到自己的工资的。工资这个形式抹去了工作日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一切痕迹。这就发生了与奴隶制下和反的情况。在奴隶劳动的情况下，甚至奴隶只是用来补偿自己生活资料价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亦即实际上只是为自己而劳动的那一部分工作日，看来也似乎是为主人的劳动。表面看来，他的全部劳动都是无偿的。相反地，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甚至剩余劳动亦即无偿劳动，也表现为有偿的。前者是财产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后者是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白白的劳动。由此可见，——马克思说道，——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的形式，亦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的形式，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真实的关系，造成了截然相反的关系的假象，然而不论是工人或资本家的一切法律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骗局以及它所造成的一切关于自由的错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诡辩，却都是建立在这种表现形式上的。
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是工资的两种墓本的形式。马克思根据计时工资的规律，证明了所谓工作日的缩短必然招致工资降低这种别有私图的论调的空虚。事实恰恰相反．工作日的暂时的缩短会降低工资，而长期的缩短则提高工资，工作日越长，工资也就越低。
计件工资不过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它在工场手工业全盛时代广泛流行，而在英国大工业的“狂飙”时期曾是延长工时和缩减工资的杠杆。计件工资对资本家极其有利，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劳动的监督成为多余的，而且为克扣工资和玩弄种种欺骗创造了许多机会。相反地，它却使工人受到很大损害，如：似乎能提高工资，实际却趋向于降低工资的过度劳动所造成的折磨，工人之间竞争的加强和团结的削弱，特殊一类的寄生者即中间人介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从支付的工资中为自己捞取相当大的一部分，等等。
剩余价值和工资间的关系，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断地为资本家再生产着资本，而且不断地再生产着工人的贫困：一方面是占有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一切劳动工具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为了赚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而被迫向这些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大众，这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至多刚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和养活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的新的一代。但是，资本不只是简单地再生产它自身，它还不断地扩大和增殖，马克思在第一卷的最后一篇中便探讨了这个“资本积累过程”。
不仅是剩余价值产生自资本，而且资本也产生自剩余价值。每年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有产阶级之间进行分配，被他们作为收入耗费掉，而另一部分则作为资本积累起来。从工人阶级榨取来的无偿劳动，现在又被用来作为进一步榨取更大量无偿劳动的手段。在生产之流中，原来预付的一切资本，同直接积累起来的资本，亦即同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剥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不管它仍然掌握在积累资本的人手中或是别人手中——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趋于消失的量。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上的私有财产的规律，通过自己的内在的、必然的辩证法转化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商品生产的规律似乎使所有权建立在自己的劳动之上。平权的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曾经是对等的。取得别人商品的唯一方法是出让自己的商品，面自己的商品是只有靠自己的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现在，所有权在资本家方面表现为占有别人无偿劳动或其产品的权利，而在工人方面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本身的产品。
当现代无产阶级开始看破事情的底细，当里昂的城市无产阶级开始敲起替钟，而英国的乡村无产阶级开始纵火的时候物，庸俗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节欲说”。按照这种学说，资本似乎是由于资本家的“自愿节欲”而产生的。马克思像拉萨尔在他以前所做的那样，痛斥了这种学说。实际上，资本的积累全靠工人的被迫的“节欲”，全靠把工资强制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积累基金。这就是对工人的“奢侈’生活所发的慨叹，为石工们在某天早餐时喝了一瓶香槟酒所作的无穷抱怨，以及基督教社会改良家为工人拟定的廉价食谱和资本家的诸如此类的非准攻击的真正来源。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资本的增大包含着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大。如果资本构成保持不变，如果一定量的生产资料经常需要有同量劳动力使之运转，那末显然，劳动力的需求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基金就会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且资本的增加越迅速，它的增加也就越迅速。正像简单的再生产不断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关系本身一样，资本积累也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说，在一个极端上再生产着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在另一极端上就再生产着更多的雇佣工人。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扩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扩大是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在工人自己的日益增大的并以日益增长的规模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绝大部分都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他们自己手中，使他们得以扩大自己的消费的范围，并更充裕地筹措衣服、家具等的消费基金。可是，这一切丝毫不会改变工人所处的从属地位，正像丰衣足食的奴隶仍然是奴隶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工人必须提供一定量的无偿劳动，即使无偿劳动的数量可能减少，但决不能减少到威胁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程度。如果工资提高得超过这种程度，那末获取利润的刺激便会减弱，资本的积累便会弛缓，直到工资重新降低到与资本增殖的要求相符合的水准为止。
然而，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只有当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不变的时候，雇佣工人为自己制造的黄金锁链才会松弛和减轻。实际上，随着资本的积累，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中同时也发生一个伟大的革命。不变资本靠减少可变资本而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它里面的劳动力的量增长得更快，对劳动的需求不是与资本的积累成正比例地增如，而是相对地减少。资本的积聚也以另一种形式产生这样的作用，这种积聚与资本的积累无关，而是资本主义竟争的规律导致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结果。一方面，在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所吸引的工人，与追加资本的量相对而言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周期地以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却越来越多地把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一脚踢开。这样就形成了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即超过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劳动人口——产业后备军。在不景气时期和平常时期，产业后备军所得的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它没有固定的工作或者依靠社会救济过活。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总是削弱在业工人的抵抗力，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
产业后备军是积累的必然产物，亦即财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反过来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力。随着积累以及伴随它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增大了，这种膨胀力需要大量的人，以便在不缩减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的条件下把他们一下子投到其他市场或新的生产部门去。现代工业的特异的生活过程，即复苏、生产高涨、危机和停滞这样一种间有小的波动的十年周期的形式，就是以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形成、多少被吸收和重新形成作为基础的。社会财富、运用中的资本以及资本增殖的规模和力量越大，从而，劳动人口的绝对量和它的劳动生产力越大，相对的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多。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是随着财富力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产业后备军比现役劳动军越大，那些贫困跟劳动的痛苦成反比的工人阶层的人数也就越多。最后，工人阶级中的乞丐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多，官方公认的赤贫者也就越多。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的规律。
这个规律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向。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的发展，规模口益广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科学在技术上的有意识的应用，土地的有计划的共同开发，劳动资料向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的转化，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联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实现的节约，也跟着发展起来。掠夺并垄断这一转变过程一切利益的大资本家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同时，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却在日益增加，而且，人数不断扩大的、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愤您也日益增长。资本的垄断变成了同它一起并在它之下发展起来的那个生产方式的侄桔。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了，剥夺者将被剥夺。
那时，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将重新恢复起来，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己经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恢复起来，这个基础就是：自由工人的协作，他们对土地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当然，实际上已经建立在社会生产之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侧，远不像建立在单个人的本人劳动之上的分散的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所有制那样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和痛苦的过程。在后一种情祝下，问题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在这里，是人民群众将剥夺少数掠夺者。
（三）第二卷和第三卷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遭到了和第一卷同样的命运。马克思曾经希望这两卷能在第一鉴之后很快出版，但是过了许多年他也没有把它们完成付印。新的日益深入的研究、缠绵的疾病以至死亡，使他未能把整个著作彻底完成，而只得由恩格斯从他的朋友的未完成的遗稿中编成后两卷。这些手稿是一些笔记、梗概、札记．既有理路连贯的篇章，也有只供研究者本人利用的简短草稿。总之，这是从1861年到1878年这一长时期（尽管其间有过一些久暂不一的中断）中所进行的巨大脑力劳动的成果。这些情况说明，我们不应到《资本论》后两卷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上一切最重要问题的完满的现成的答案，而只应去寻求一部分这祥的问题的提法，以及有关应该按照什么方向去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指示。正像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一样，他的这部主要著作也不是包含着一成不变的最后真理的圣经，但它却是启发进一步的思考、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和为真理而斗争的不竭的泉源。
这些情况也说明，为什么第二卷和第三卷在外观上、在文采上，不像第一卷那样完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虽然如此，由于撤开了叙述形式方面的一切考虑而直接论述思想，它们却比第一卷给予许多读者以更大的享受。从内容来说，这两卷是对第一卷的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是理解整个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它们还没有改写成通俗的形式，以致广大受过教育的工人仍然不知道它们。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财富是从哪里产生的？利润的泉源是什么？在马克思以前，这个问题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解答的。
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的“科学的”卫道者，那些甚至在一部分工人中也受到尊敬和信任的人，如舒尔采一德里奇之流，用一整套多少“似乎正确的，辩护理由和狡猾骗术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财富，说它是为了“酬报”企业主“慷慨”提供的生产资本而不断提高商品价格的结果，是对企业主所冒的“风险’的补偿，是对企业主“精神领导”的报酬，等等。这一切解释都不外想把一些人的富有和另一些的贫穷说成是“公道的”，从而也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者，特别是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往往把资本家的致富说成是纯粹的欺骗，甚至是借助于货币或生产过程的无组织而对工人进行的盗窃。由此出发，这些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空想的计划，设法通过废除货币和“组织劳动”等等来消灭剥削现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了资本家致富的真正根源。他既未打算替资本家的财富辩护，也未谴责他们的非正义，而是第一个指出利润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落入资本家的钱袋的。他用两个决定性的经济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第一，工人群众都是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无产者，第二，劳动力这个商品现在具有这样高的生产率，以致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出远远多于在这时间内维持劳动力本身的存在所必要的那个数量的产品。由于客观历史发展所造成的这两个纯经济的事实，无产者的劳动所创造的果实就自然而然地落入资本家手中，并且随着雇佣劳动制度的保存，必然地积累成巨额的、不断增大的资本。
因此，马克思不是把资本家的致富解释成对资本家的想像中的牺牲和善行的某种酬报，也不是解释成通常意义下的欺编和盗窃，而是解释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从刑法观点看来完全合法的交易，这种交易也遵守着其他一切商品买卖所遵守的那些法律。为了充分揭明这种给资本家带来黄金果实的‘无可非难的’交易，马克思彻底发展了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所发现的价值规律，换言之，就是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并把它应用于劳动力这种商品。价值规律以及马克思从这一规律推演出来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的规律，换言之，即对雇佣劳动的产品如何在没有暴力和欺骗的情况下自然地分为工人的微薄的生活费和资本家的不劳而获的财富这一事实所做的说明，——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这一卷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阐明了只有消灭劳动力的出卖即雇佣劳动制度，才能消灭剥削。
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面，我们始终置身于劳动的场所，即个别工厂、矿山或现代农业企业中。马克思在这里所得出的结论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都是适用的。虽然他所谈到的仅仅是作为整个生产方式的典型的个别资本，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一卷时，我们就可以弄清楚每天产生利润的情况，透彻地识破剥削的底蕴。在我们面前是堆积如山的、还浸透着工人汗水的刚刚出厂的各种商品，我们可以从它们身上清楚地分辨出为无产者的无偿劳动所创造，而又像整个商品一样合法地转化为资本家财产的那一部分价值。我们在这里亲手触到了剥削的根。
但是，资本家的收获这时还没有运到仓库里去。剥削的果实就摆在那里，但还是采取着对企业主说来不适用的形式。只要资本家仅仅以商品堆积的形式占有这些果实，他就不会对自己的剥削感到高兴。他不是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奴隶主和中世纪的封建统治者，掠夺劳动者仅仅是为了维持他本人的奢华生活和供养自己的宫廷。对资本家说来，为了除开维持“符合自己身分的体面生活”以外还能不断增加自己的资本，必须把他的财产变为叮当作响的钱币。为此，必须把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商品，连同包含在其中的剩余价值一起卖掉。商品必须从工厂仓库和农业仓库运销市场，资本家跟随着商品从办公处走向交易所，走向店铺，而我们也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随着他走向这些地方。
在演出资本家生活的第二幕的商品交换领域里，资本家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堡垒里，他是一个主人。那里有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计划性。相反地，在商品市场上却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亦即所谓自由竞争在支配着一切．在这里，谁也不关心别人，谁也不关心整休。然而，资本家正是通过这种无政府状态感觉到自己在一切方面对其他人、对社会的依赖。
他必须同自己的一切竞争者步调一致。如果他超过绝对必要的时间才卖掉自己的商品，如果他没有储备下足够的货币来及时地购买原料和一切必需物品以免企业在这段时间里停顿下来，如果他不设法使出售商品后重新回到自己手中的货币不被闲置起来，而投到有利可图的方面去，那他就必然要大倒其相。跑得最慢的坎狗咬：如果他不设法使他在作坊和商品市场之间的经常往来中的业务也像在作坊本身中一样顺畅地进行，那末不管他怎样“认真地”剥削工人，他也得不到通常的利润。他“理应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将丢失到什么地方去，只是不在他的钱袋中。
然而，单是这些还不够。资本家要想发财致富还必须生产商品即有用物品。但是他必须按照社会所需要的那个数量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那些种类的商品。否则商品就会卖不出去，而隐藏在商品里面的剩余价值也将落空。但是个别的资本家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谁也不会告诉他，在一定的时候社会究竟需要多少商品和什么样的商品，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无计划、无政府的社会里面！每个个别的企业主也处于同样的状态。但是从这种混沌、错杂中仍然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它既能保证资本家的个别业务和他们的致富，又能保证整个社会的需要的满足和它的延续。更确切地说，从市场的一团混乱中，从它的无计划的自发性中，必须产生出：第一，个别资本的不断循环，即生产、销售、购买和重新生产的可能性，而且，资本要不断改变自己的面目，从货币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反过来又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这些阶段必须互相呼应．必须有货币的储备，以便随时利用市场行情进行购买和弥补企业的日常开支。另一方面，随着商．钻的出售而逐渐收回的货币必须立即重新加以运用。个别的资本家初看起来似乎是彼此完全无关的，在这里却实际上结成了伟大的兄弟芳系，因为他们彼此经常地通过信用、银行制度贷放所需要的款项，同时借用储存的货币，从而使个人和社会都能不间断地进行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能把信用说成是“便利商品交换”的巧妙制度，而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第二卷中则附带地说明：信用不过是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的两个生活阶段——生产阶段和商品市场阶段——之间的纽带，同时也是各个资本的貌似独立的运动之间的纽带。
第二，必须在个别资本的错综混乱中，保持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不断循环，同时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生产资料和工人阶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的日益增殖，即社会总资本的不断增长的积累和运动——始终得到保障。自亚当·斯密时起一百年来，马克思第一个在他的著作的第二卷中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放在规律性的牢固基础之上，虽然并没有彻底给以解决。他指出了，怎样从个别资本的无数错综混乱的运动中形成某种整休；这个整体的运动怎样不断地摇摆于高度的景气和危机时的崩溃之间，以及怎祥在重新恢复正常的关系以后不久又破坏这种关系。在这一切情况下，社会本身生活的维持和经济的进步对现代社会说来不过是一种手段，它的真正目的是资本以日益巨大的规模实现递进的积累。
但是，资本家的“荆棘丛生的道路”并不到此为止。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利润转化为货币以后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如何分配卤获物。有各种各样的集团对此提出了要求，如在企业主之外有商人、银行家和土地所有者。他们都曾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帮助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或工人所制造的商品的贩卖，因此都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利润。但是，利润的分配是一个比初看起来远为微妙复杂的课题。因为，当利润刚刚从工厂产生出来时，各个企业主之间，依企业种类的不同，在所获得的利润方面确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在某个生产部门中，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得极为迅速，因而资本在最短期间内便连同增殖额一起收回了。它迅速地重新发挥机能并提供新的利润。在另一个部门中，资本在生产中占用许多年，要在长时期以后才带来利润。在某些生产部门中，企业主不得不把自己资本的大部分投入死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昂贵的机器等等，这些东西不管对榨取利润如何必要，它们本身并不带来任何东西，并不产生利润。在另一些部门中，企业主可以花极少的费用把自己的资本主要用于雇用工人，而每个工人都是给企业主生产金蛋的勤劳的母鸡。这样，在利润的生产本身中，在各个资本家之间就产生很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在资产阶级社会眼中，比起收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独特的‘分配”来，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公道”。那末怎样在这里确立卤获物的一种平衡、一种“公道的”分配，使每个资本家都能得到“自己的一份”呢？这一切问题是不能通过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分配来解决的。和生产一样，分配在现社会中也带有无政府的性质。在这里，根本谈不到可以称之为社会措施的任何真正的“分配”，有的只是交换、只是商品流通、只是买卖。但是，每一类剥削者和每一个剥削者之间，怎样仅仅通过他们之间的盲目的商品交换，来取得从资本统治的观点看来是“公道的”、为无产阶级劳动力所创造的那一部分财富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回答了这些间题。马克思在嫩第一卷中分析了资本的生产和利润的生产的秘密，在第二卷中叙述了资本在工厂和商品市场之间、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运动，而在第兰卷中则研究了利润的分配。他在进行这种研究时仍然遵守了同样的三个基本条件：(1）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遵循着确定的、经常起作用的、虽然是没有为当事者所意识到的规律，(2）经济关系不是建立在掠夺和盗窃这种暴力方法之上的，(3）某种社会理性对于整体的有计划的作用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以透彻的逻辑性和明晰性仅仅从交换的结构，换言之，从价值规律和由盛此而推演出来的剩余价值规律，引伸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现象和关系。
通观马克思的这一著作的整休，可以说，包含着关于价值规律、工资和剩余价位学说的第一卷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而第二、三卷则展示了这一基础之上的各层建筑。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比喻来说，第一卷揭露了社会机体的制造生命汁液的心脏，而第二、三卷则说明了整个机体直到表皮的血液循环和营养。
在后两卷中，我们随着内容来到了与第一卷完全不同的境界。在第一卷中我们是在作坊中，在劳动这个社会的深层矿并中探索了资本家致富的泉源。在第二、三卷中我们是在地面上，在社会的正式舞台上走动。在这里，出现在前合上的是货找、银行、交易所、银钱业、“穷困的地主’及其优虑，在这一切当中根本没有工人出场。实际上，工人在他自己饱受剥削以后，对于在他背后演出的这一切是漠不关心的。我们只是在晨光熹微中工人成群结队地奔赴工厂和暮色黄昏中工厂吐出他们的长长行列时，才在生活中，在吵嚷忙碌的大群生意人当中看到他们。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不可理解，资本家在获取利润方面的私人优虑和在瓜分赃物方面的相互争吵对于工人又有什么关系。但是，《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在透彻理解现代经济结构方面，实际上是和第一卷同样必要的。当然，这两卷对于现代的工人运动来说不像第一卷那样具有决定的根本的历史意义。但是，它们包含着对于无产阶级在实际斗争中的精神武装说来具有无可估量价值的丰富真知灼见。我们现在仅仅举两个例子。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如何能够从许多资本的错综混乱的运动中获得正常营养的时候，自然地涉及了危机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这里会有关于危机的有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论述，这里只有一些附带的提示。但是熟悉这些提示对于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说来是会有很大益处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家，特别是工会的鼓动家总是断言，危机的产生首先是由于资本家的短见，因为资本家根本不愿意理解，工人群众是他们的最好的主顾，而只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就足以获得有购买力的主顾并消除爆发危机的危险。这己经成了它们的宣传鼓动的口头禅。
不管这种见解如何流行，它毕竟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用下面的话驳斥了这个见解：“说危机起因于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这完全是一种同语反复。除了乞丐或‘编子’的消费，资本主义制度只承认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承认有其他种类的消费。商品不能卖出，这不外就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购买者即消费者……如果有人想给这种同语反复以更深刻的论据，说什么工人阶级在他自己的生产物中所得的部分过小，因而只要他们能够得到生产物中较大的一份，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能够提高，他们就可以摆脱不幸，那末我们只要指出一点来回答就够了，即每次危机来临之前都有这样一个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工资总是普遍提高，而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年生产物中用于消费的那个部分中的较大一份。照这些有着简单的（I）健全的人类理智的骑士看来，这样的时期应该是反而把危机推得更远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一些不以人的餐意或恶意为转移的条件，这些条件只能使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幸福，而且这幸福不过是预报危机的海燕罢了。”
实际上，第二卷和第三卷使我们能够极深刻地洞察危机的本质。危机不过是资本的运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运动在追求积累、追求增殖的发狂股的、贪而无厌的冲动的驱使下，通常总是很快地突破消费的一切界限，不管消费怎样由于403某一个别社会阶层购买力的提高或由于获得了完全新的销售市场而急速地扩大。因此，应该抛弃那种隐藏在通行的工会宣传背后的思想，即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协调，而只是由于企业主的短见才看不到它。同时也应该放弃医治资本主义的疾病——它的经济无政府状态——的任何希望。雇佣工人争取提高物质生活的斗争，在自己的思想武库中有着千百种真正精锐的武器，而无须乎借助于理论上不通和实践上暖昧的论据。
另一个例子。马克思在第三卷中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始终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不管资本在怎样千差万别的条件下投入各个生产部门，它照例总是带来所谓“通常的”利润。初看起来，这个现象似乎同马克思自己所做的那个说明，即资本主义财富来自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是相矛盾的。确实，那个把较大一部分资本投入死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怎样会和他那投入这方面的资金很少、因而能够役使较大量活劳动的伙伴获得同样多的利润呢？马克思极其简单地解答了这个谜。他指出，利润的差别怎样由于某些商品按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另些商品按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而拉平，并形成一切生产部门所共同的“平均利润”。资本家口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自觉的协议，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似乎把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汇总在一起，然后和睦地分配剥削的总收获，使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的资本量得到相应的一部分。因此，个别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完全不是池直接剥削所得的利润，而只是他的全体伙伴所得利润中他应该分得的那一份。“以利润而论，各个资本家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而相互发生关系的。在这个公司里面，每个般东所应得的那份利润，是按照资本的百分率平均分配的，因此，不同的资本家的利润，只是依他们投入这个共有企业的资本量，依他们参与这个共有企业的股数……而有所区别。”看来似乎千燥无味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真知灼见啊！他多么清楚地揭明了资本家的阶级团结的坚固物质基础：资本家们在日常斗争中是彼此敌对的兄弟，而对工人阶级则形成一种共济会式的团体，这个团体在对工人的总的剥削上是有着最深切和最自私的利害关系的。资本家当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经济规律的作用，但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万无一失的本能，他们却理解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以及这些利益跟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发的理解在历史上的历次暴风雨中始终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科学地阐明和论证了的、工人的阶级自觉，要更加坚固和可靠。
这两个信手拈来的简短例子表明，《资本论》的后两卷包含着多少足以启发有文化的工人去思考和加深认识的丰富宝藏，有待人们去加以普及。这两卷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却比任何现成的真理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它们启发思考，促进批判和自我批判，而自我批判正是马克思遗留给后世的学说的最基本的要素。
（四）《资本论》的遭遇
在第一卷完成之后，恩格斯曾希望马克思在“摆脱了这个梦魔”之后能够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希望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没有改善多久，而他的生活也依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认真地考虑过要迁居到生活费用远为低廉的日内瓦去，但是命运却使他不得不仍然留在伦敦，留在大英博物馆的宝藏旁边。他想为自己著作的英译本找一个出版人，同时在第一国际的运动走上健全的轨道以前，他不能也不愿意放弃对它的精神领导。
他的二女儿劳拉和“学医的克里奥洛人”保尔·拉法格的结婚是他家的一件喜事。他们二人在1866年8月就已经订婚了，但是双方商定要在未婚夫完成医学教育以后再考虑结婚。拉法格因参加列日的学生代表大会而被巴黎大学在毕业前两年开除，他因国际的事情来到伦敦。作为蒲鲁东的拥护者，他本来跟马克思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只是由于礼貌的关系才拿着托伦的介绍信去马克思家里。但是发生了常常发生的事。马克思在二人订婚以后写信给恩格斯道：“这位青年起初总是纠缠我，但不久就把这种眷恋从老子移到女儿身上。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因为他是从前的一个殖民地种植场主的独生子。”马克思告诉他的朋友说，拉法格是个漂亮的、有教养的、性格刚毅的、体格健壮的青年，是喊个很不错的人，只是过于娇生惯养，并且过于“天真”。
拉法格生于古巴岛的圣地亚哥，但九岁时便来到法国。他从他的黑白混血的祖母身上继承了黑人的血液。他自己很喜欢谈到这一点，而他的暗淡的肤色和端正面孔上的一对触目的大眼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混血也许就是拉法格的某种固执性格的来由，马克思有时为他的这种固执而半带恼怒地嘲笑他的“黑人脑壳”。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善意的嘲弄的语调，只是表明他们彼此相知之深罢了。对马克思来说，拉法格不但是一个给他的女儿创造生活幸福的佳婿，而且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得力助手，是自己的精神遗产的忠实保护者。马克思当时主要关心的是他的书能否成功。1867年11月2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我的书的沉默使我焦躁不安。我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德国人是好样的。作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的仆从，他们在这方面的功绩的确使他们有权不理睬我的著作。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不懂得宣传。但是，我们必须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的外交和成功的秘诀。但是，像我们这些只能活一次的人，也许会等不及就死去的。”
这段话里所流露出来的焦急情绪虽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毕竟并不完全正确。
当马克恩给恩格斯写这封信的时候，书还刚刚出版不过两个月，而在这样短的期间里是不能写出什么内容充实的评论的。如果问题不是在于评论的内容充实，而只是在于“轰动一下”,——马克思认为这在开头时对于影响英国是最为必要的，——那末恩格斯和库格曼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也不能责备他们做得过于死板。他们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争取到在许多资产阶级报纸上刊登书籍出版的简讯或者转载序言。他们甚至迎合时尚，准备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广告：预告要在《Gartenlaube》（《凉亭》）杂志上刊登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性文章和马克思的肖像。但是马克思本人请求他们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我认为这种作法有弊而无利，并且有损科学工作者的尊严。迈耶尔的百科辞典编辑部许久以前来信要我寄给他们一份传记。我不但没有寄给他们，甚至连信也没有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恩格斯为《凉亭》写的文章——作者自己说它是一篇“急就的和非常粗糙的东西”-后来刊登在约翰·稚科比的机关刊物《Zukunft》（《未来报》）上（这个报自1867年起由格维多·魏斯在柏林出版）。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一段奇特的遭遇场。李卜克内西曾把它删节后转载在《DemokratischesWochenblat》（《民主周刊》）上，这引起恩格斯的不客气的指责：“小威廉小威廉现在竟堕落到不敢说拉萨尔抄袭了你，而且抄错了。这就阉割了整个传记。为什么还要把它刊登出来，——这就只有他自己明白。”大家知道，李卜克内西是完全赞同传记中被删去的那段话的，但是他不愿得罪刚刚脱离施韦泽并且正在帮助建立爱森纳赫派的拉萨尔派集团。可见，不仅是书，甚至文章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但是，如果不是在最初几个月，那末总是在不久之后，马克思终于盼到了儿篇关于他的书的好评。例如恩格斯在《民主周刊》上，施韦泽在《Soc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约瑟夫·狄慈根在《民主周刊》上发表的评论。恩格斯是不消说的，马克思也承认施韦泽虽然有个别错误，但确是钻研了这部书，并且能够理解它的中心思想，至于狄慈根，马克思只是在自己的书出版后才第一次听到他，马克思称赞他有哲学头脑，虽然没有对他做过高的评价。
1867年第一次出现了“专家”的评论。这就是杜林。他写了一篇评论马克思著作的书评，刊载在迈耶尔辞典的《附录》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这篇书评并没有抓住《资本论》中的新的基本因素。不过大体上马克思并没有对这篇评论感到不满。他甚至说它是“很有礼貌的’，虽然他也推测到，杜林写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出于对书的兴趣和同情，无宁说是出于对罗雪尔和其他大学权威的恶意。恩格斯则从一开始就对杜林的文章不大满意，而这一点表现出他比马克思更有远见。事实很快地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杜林不久就改变态度，不遗余力地来攻击马克思的书了。
马克思在其他“专家”那里的遭遇也并不是愉快的。甚至八年以后，在这班老爷们里面，还有一个人谨慎地隐匿了姓名，煞有介事地宣布说，马克思作为一个“自学者”，在科学方面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既然有诸如此类的评论，那末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在谈到这班人时通常所用的那种辛辣语调了。不过，他也许过多贵怪了他们的恶意，而较少责怪了他们的无知。他的辩证方法的确是他们所不理解的。一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甚至那些不乏善意和经济知识的人，对马克思的书也感到难于理解，而相反地，那些在经济学性方面修养很差并且多少敌视共产主义的人，只要曾经很好地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便都极其热情地谈论这部书。例如，马克思曾经以不公正的严厉口气谈到弗·阿·朗格的一本关于工人问题的书,因为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作者曾详论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写道：“朗格先生对我大加赞扬，目的只是为了显出他自己的重要。’朗格的目的绝对不在这里，他对工人问题的诚挚的关心是毫无怀疑的余地的。但是马克思的下面这个说法却是完全正确的，即．第一，朗格对黑格尔的方法一窍不通，第二，他尤其不理解马克思应用这个方法的批判方法。朗格的确把问题头足倒置了。他说，拉萨尔对待黑格尔的思辨方法要比马克思更为自由和独立，而马克思的思辨形式是同他的哲学典范的手法极为接近的。他认为，在该书的许多部分中，例如在朗格所不大重视的价值理论方面，这种形式是勉强地套到所论述的主题上去的。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曾把第一卷赠送给他）关于第一卷的评论尤其奇特。1859年以后二人问的友谊仍然保持着，虽然中间由于一些第三者的缘故也曾发生过隔阂。这时年近六十的弗莱里格拉特已由于他所经管的银行分行的倒闭而赋闲，于是他打算回德国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笔大家都知道的社会赠款足以使他安度晚年。他给老友写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二人即未再通信——对年轻的拉法格夫妇的婚事表示了诚恳的祝贺，对增给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也表示了同样诚恳的感谢。弗莱里格拉特写道，读过这本书使他深受教益并且得到最大的乐趣。他认为，书也许不会马上获得极大的成功，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它的影响将更为深远和持久。“我知道，莱茵河畔的许多商人和厂主都对《资本论》极为赞赏。书将在这些人当中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它还将成为学者必备的参考书。”的确，弗莱里格拉特曾说自己仅仅是一个“灵感式的经济学家”，而且不管是对于“黑格尔还是黑赫尔”，他是终生都抱有反感的。但是他毕竟在伦敦这个世界贸易的中心住了大约二十年，因此他只是把《资本论》第一卷看成是青年商人的指南，至多也只是把它看成是有用的参考书，这确是一件十分可惊异的事。
卢格的评论却完全不同。虽然他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并且没有任何经济知识，但他曾经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写道：“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给各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和衰亡、阵痛和可怕的苦难岁月投射了灿烂的、有时是令人目眩的光辉。关于无偿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关于对曾经为自己工作的工人的剥夺，以及关于未来对剥夺者的剥夺的研究，都是经典式的。马克思学识渊博，有着卓越的辩证法的才能。这部著作超出了许多人士和报刊作家的水平，但毫无疑问地它将深入人心，并且尽管它的构思宏大，甚至正是由于构思宏大，它定将发生强烈的影响。”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也做了类似的评论，但是由于他自己的思想发展情况，他不大重视作者的辩证法，而无宁重视“书中有着大量极其有趣的，无可争辩的，虽然是使人战栗的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他的道德哲学：没有生活上最必要的东西，也就没有道德的必要性。第一卷的译本最早出现在俄国。早在1868年10月12日．马克思就在信中告诉库格曼，一个彼得堡的出版家给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他的书的译本已在印行中，并且请他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作为里封面的装饰。马克思不愿意在这件小事上拒绝自己的“好朋友们”即俄国人。他觉得这是一种命运的讽刺，因为他用三种文字——德文、法文和英文——对俄国人不倦地连续斗争了二十五年，而他们却总是表现出是他的“同情者”。他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俄国那样得到畅销。但是他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件事，他说这纯粹是一种追求西欧最极端事物的“贪食症”。
但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译本直到1872年才出版，但它是一件严肃的科学工作，马克思本人在译本完成后也承认它“译得很出色”。译者是以笔名“尼古拉一逊”闻名的丹尼尔逊，最重要的几章是勇敢的青年革命家洛帕廷翻译的。1870年夏天洛帕廷拜访马克思以后，马克思曾这样描写他说：“他有灵活的、批判的头脑，愉快的性格，像俄国农民一样地刻苦，他对什么都感到满足。”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是根据如下的理由许可译本的出版的：“虽然就信仰来说作者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整本书都表现出十分肯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考虑到该书的叙述并非任何人都能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又具有科学的、数理的论证形式，因此本委员会认为该书可免于法律追究。”译本在1872年3月27日间世，到5月25日就销行了一千部——全部印数的三分之一。
同时法译本也开始出版，它和大体同时出版的德文第二版一样，都是分册出版的。法译本是约·卢阿在马克思本人的大力帮助下翻译出来的。这对马克思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抱怨说，还不如池自己亲自翻译来得轻松。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认为法译本有着甚至可以与原书媲美的独立的科学价值。
《资本论》第一卷在英国不像在德国、俄国和法国那样成功。关于它，只在《SaturdayReviow》（《星期六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评，赞美它的行文，说干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在马克思笔下获得了独特的魅力。恩格斯为《FortnightlyReview》（《双周评论》）写的一篇长文，尽管与该刊编辑部有密切关系的比斯利曾为争取它的发表而大力奔走，但终于被编辑部以“过于枯燥”为理由退稿了。马克思对英译本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英译本在他生时终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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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实——起因与迹象（В.勃柳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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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实——起因与迹象
В.勃柳索夫
编者按：作者В.勃柳索夫（1873-1924）是著名的苏联诗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部，19世纪90年代曾是俄国象征主义的领导人之一，出过三本《俄国象征派》诗集。革命后参加文化教育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同时在诗歌、散文、戏剧、翻译、文学理论与批评等各领域均有重大贡献。他的这篇短文的观点，反映了象征主义文学的一个侧面，原载在《一九〇一年的北方花朵》，蝎子出版社，莫斯科，1901年版。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4-25页。
我曾写过一本《论艺术》[1]。现在我仍然完全同意这本书的精神，但已不同意它的许多思想。我得出的观点是，创作的目的不是交际，而只是自我满足和自我认识．词最初也并非为了人们的交际，而是为了弄清楚自己的思想而创作出来的。原始时代的人给物体取名字是为了理解该物体的意义，并从此对它获得了解。言语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某种刚出现的东西，即使从时间上说不是这样，从实质上说却是如此．同样，诗人进行创作是为了弄清自己的思考和汹涌的心潮，把它们概括成某种确定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诗歌能医治痛苦的心灵”，正因为如此，当一个形象使你不得安宁和感到气愤时，“诗歌可以使你解脱”。至于诗歌创作出来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是另一回事。它也可以为交际服务。由此可以得出又一个结论，一切真正的艺术品价值相等。没有伟大的和次要的诗人之分，所有诗人一律平等。固然，从对同时代人的影响来说，从写作的数量来说，他们当然也有所不同，正如他们毛发的颜色各不相同一样．既然创作是真正的艺术创造活动，那么，不管它潜藏着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它都是珍贵的。从内容来说，不可能存在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艺术品之分，官们只能在形式上有所区别。“沿着畅通无阻的道路朝自由的才智指引的方向前进吧。”在创造出来的作品中进行选择，是编辑、出版家或书商的事，而不是艺术家的事（指的不是个人）。没有卑鄙的感情，也没有虚假的感情。我身上有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衡量事物的标准不是人，而是瞬间．我所承认的东西，我现在、今天、这一瞬间承认的东西就是真的东西。
李廉恕译
[1]瓦列里·勃柳索夫：《论艺术》，莫斯科，1899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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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废主义与象征主义（А.沃伦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颓废主义与象征主义
А.沃伦斯基
编者按：本文作者А.沃伦斯基（1863-1926）是俄国文艺批评家，曾在彼得堡大学就读和任教，领导过《北方通报》杂志，是颓废主义和唯心主义美学家。十月革命前后，从事文学以及戏剧、音乐、舞蹈等方面的研究。本文论述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的关系，原载《为唯心主义而斗争》，圣彼得堡，1900年版。选自《文学宣言》，苏联联盟出版社，1929年版。第16-23页。
……简略谈谈现代艺术中的新潮流——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吧。即使对新文学的活动家们抱有最敌视的态度，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是被历史环境的力量推上舞台的。艺术要对一切活生生的事物做出反响，也就不可能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漠不关心。颓废主义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艺术的反应。它公开声称自己为颓废派，积极寻求新的公式，以未曾使用过的词汇搭配来表达自己尚不明确的情绪。他们欣喜地奔向闪烁在远方的亮光。但是就在参战的几家杂志第一个回合的战斗与科学的哲学唯心主义取得极微小的战果之间这一短暂的间隙，在艺术的现实领域犯了很多令人遗憾的错误。颓废主义作为一种抗议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公式的艺术，作为一种现象，仅仅标志着社会的世界观的转折，这一转折至少在俄罗斯土地上尚未产生一个特别光辉的文学天才。在这一转折之后，必然有一个一切抗议力量集合一起、认真改造旧的哲学和美学概念的时代来临，因为对世界没有准确和明晰的理解就不可能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因为在思想和概念都很混乱的情况下，人们的创造力量就不可能发挥，人类对于与神不可分离的美的思念这个统一的真理就不可能表现出来。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这些匆匆想到的意见，我想全文引用我不久前收到的年轻作家Л.杰尼索夫的来信。他在论述颓废派和象征派时所得出的几点结论，我真心诚意地表示同意。杰尼索夫先生是置身于最新的文学运动之中的人，他在颓废派和象征派之间画了一条界线，反对前者而同情后者。下边就是杰尼索夫先生的信：
阁下：
我冒昧地给您写这封短信。我觉得在当代文学活动家中只有您能正确对待我的意见，维护和解释艺术中某些尚未被理解的运动。最近都在谈论象征主义，谈论“新的流派”和“新的形式”，不怀好感地谈论着，不是讥讽就是愤慨，几乎总是混淆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概念，在证明象征主义的无能时，引用“颓废派”型的法国天才诗人中甚至不止一位诗人的诗集，而所引用的大部分作品则是“新诗人”中不好的、不甚聪明的或过于年轻的诗人写的，在任何时代，在人类精神执著的追求退化为一种流行的和庸俗的时髦时，这种“新的”人物都是为数不少的。除了你们的杂志[1]外，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一点对艺术中的象征主义这种严肃现象的同情的表示，没有遇到过以坦率和质朴的语言解释象征主义并承认其生存权利的评论。当然在这样一封短信里我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这一现象。我不得不谈一下历史的漫长道路，科学文化发展的高度水平，科学和文化本来应该把人类引入唯物主义的最后界限，但却导致对宗教的贪婪追求。关于所有这些我没有可能全部谈到。我只就现在对象征主义的理解或不理解谈几句。
象征主义首先是同颓废主义完全对立的。也许，根本不应该把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相提并论。我再重复一下，这两个概念在一些人（甚至一些极受尊敬的人）的头脑里混淆到了可悲的程度，以至于使人想把它们永远分开。
颓废派在法国的出现（我们这里没有颓废派，只有不屑一顾的拙劣模仿）——只不过是对艺术中过分顽强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情调的可一种低能的、初期的、病态的反抗。憔悴软弱的、已经注定要死亡的心灵不惜走向极端，只求能战胜唯物主义无用的和粗野的力量。颓废派跑进“纯粹”的（没有象征主义的）艺术中，跑进声音中，跑进了个人主义（它也否定象征主义）之中。颓废派诞生了，它体弱多病，希求死亡，并且已经死去。颓废派害怕理智，害怕观点的纯洁。象征主义全身沐于理智的光辉之中，她于理智的广阔和明朗的静谊之中。象征主义既没有诞生，因而也无所谓死亡。它是永存的。它存在于早期艺术中，存在于艺术家的心灵中，只是存在于极深处，在那意识的光芒尚未照到的地方。但人们的心灵成长了。意识更加明亮，它的光芒照得更远，于足我们看见了一直存在的、但是由于黑暗和梦遮住了我们的视线而没有看清的地平线。
我们觉得大自然、生活、整个世界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用另一种语言和我们说话，因为所有现象对我们来说都变成了一些清澈透明的象征，仅仅是象征，在它的后边现在我们看到了还有某种重要的、神秘的、唯一存在着的东西。
据说，艺术需要“新的形式”。是的，可能是需要的，因为新酒总是需要新瓶来装，新的感情需要新的词语来表达。沿着这条路走的人，心灵在成长并变得更宽广更明朗的人，必须为新的东西找到新的语言。让他们去寻找，去尝试吧——他们的声音尽管还很微弱，但对我们来说，它比过去最有力和最美好的声音更为亲切、更为需要，因为那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是我们所感受过和说过的，而与之相呼应，现在我们自身之中一种尚不清楚、从未有过的感情的恐慌正在苏醒，这种感情我们想表达但又不会表达。于是我们期待在别人的语言和创作中能找到它。
阁下！关于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关于这些您本人在叫《北方通报》上已经写过好几次了。我认为您至少是以同情态度写的。如果在我们的想法之间有某些共鸣，我感到很高兴，这似乎向我证明，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精神上相近的结论。
如果我这封信对您讨论这一有趣的题目有所帮助的话，请您在刊物上予以发表。
顺致崇高的敬意！
Л.杰尼索夫
杰尼索夫先生有根据地指出，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尽管在当代欧洲文学中两种现象出现于同一个历史时期，但前者是对旧哲学观点的抗议，后者是对新世界艺术印象的加工。在否定颓废派的同时，这位年轻作家对最新文学的事件和事实表现了批判态度。实际上，颓废派很快就凋谢了。它还没有创造出新的语言来表现细腻的情感，很快就湮没在象征主义里面了，后者没有走什么特殊的道路，但是寻求着质朴的、为一切人所明了的真理。如果人们的世界观向某一方面转变，那么由此可以理解，艺术应当实际地表现这一转变的活力，即根据新思想和新概念来描写人和大自然。如果在长时间的外部和内部斗争之后，一个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开始变成唯心主义世界观，那么由此可以看到，在艺术的自然力量上又增加了与艺术的无意识意图相符合的新的有意识的力量。艺术从它存在之时起就是精神的。但艺术在自身历史发展的道路上经常遇到来自人们意识方面的无数阻碍。每一种思想，无论它是多么偶然，它都或是妨碍，或是促进创作精神的表现，过去时代文学的唯物主义就代表了真正强大的反艺术倾向。虽然唯物主义没有能克服无意识地为创作铺平道路的精神本能，但是它仍不可能不给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打上自己的烙印。伟大的天才们意识到半通不通的政论作品的微不足道，因而避开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但是无多大才能就只有中等才能的人们由于在个人意识里没有坚强支柱，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这些思潮，并准备去粗暴地摧残自然的力量和同情心。可是，随着意识表象和概念的变化，艺术获得了新的手法和力量。唯心主义为创作活动扫清了道路。旧的无意识的向往，现在应该具有可从理性上加以理解的法则的性质。现在艺术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艺术了。
什么是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就是艺术描写中现象的世界与神的世界的结合。在这个定义里，可明显地看出两个对象征主义创作必不可少的因素。和一切艺术一样，象征主义面向生活中普通的和直观的事件，面向一切明显的事实的世界，面向自然现象和人的精神现象。知觉越是准确、清醒，对具体事实描写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越少，观察得越清晰、冷静，对艺术就越好。尽可能广泛地把握现象世界这一点，应成为任何一种哲学或诗的创作的基础。因此，象征主义艺术和任何一种艺术一样，是从普通现象开始的。象征主义遵循着任何创作过程的共同道路，有着比过去各种文学学派和流派更大的优越性。当作家深入分析自己观察到的五花八门的材料时，如果所依据的是低于自己时代哲学思想的某种不复杂的概念，那么他只能通过这些或那些艺术形象提供自己智慧的极不成熟的结论。在昏暗的光线下他看不见眼前事实的真正本质和特征，看不见事实的内在本质和潜在的意义。他不认为那些机械地与其它事物和事实表面上结合在一起的事实是现象，即是生活的神秘基础的外部的、完整的、准确而清晰的表现。现象的概念本身（现代哲学的最美好的诗的财富）只是在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时才有合乎逻辑的涵义，在这种世界观中，有形和无形、有限和无限、能感觉到的实在和神秘都成为两个相互靠近的世界的不可少的特征而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象征主义从来没有超越出艺术法则范围。象征主义在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概念时只看到现象，并且只描写现象。象征主义的这一基本特点告诉我们，作家在创作某些诗的画面和形象时，神秘的情绪应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任何时候艺术既不应当变成神学，也不应当变成抽象的哲学。无论那些帮助我们感知和理解现象世界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世界一旦被把握，就在艺术家的创作中向前推进，把其他的一切排挤开。在舞台上除了现象以外别无他物，不过在现象下面隐藏着悲剧的深渊，当艺术家给予我们的不是粗略地描绘无生气的事实的画面，而是清晰可见的斗争和苦难的世界时，就不能不感觉出这个深渊。浮在表面的应当是现象，也只能是现象。身体，服装，人的生动的步态，面部表情和眼神，为一切人所明白的、但又在不断深化的感觉和思想——这才是走着唯心主义自觉道路的艺术的真正领域。这时，艺术才成为现象的世界与神的世界的真正的艺术结合，因为这样的艺术创作只有在艺术家实际上真正感觉到神，直接接触到神，本能地把个人的印象和内在宗教的情感融为一体时才有可能。
杰尼索夫先生写道：“科学和文化本来应该把人类引入唯物主义的最后界限，但却导致对宗教的贪婪追求。”来自批判哲学的科学已经不再敌视对宗教的这种追求，在艺术中这种追求创建了称之为象征主义的新流派。年轻的作家自觉地想沿着一条艺术的真正代表人物一直行走的道路前进。艺术在克服颓废派及其幼稚庸俗的空想和邪恶的空谈后，正向着新的尽善尽美的境地前进，这一切都是俄罗斯的优秀艺术家所梦寐以求的。诗的创作恢复了它和宗教意识的联系，它将要成为象过去古希腊曾经有过的那种人类最美好的事业。
章若男译
[1]指Л.Я.古列维奇出版的《北方通报》杂志（1891-1898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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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Д.梅列日科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1．象征主义
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
Д.梅列日科夫斯基
编者按，这是俄国象征主义和整个颓废主义文学最早的一篇宣言，它第一次提出象征主义的美学细领。选自《文学宣言》，苏联联盟出版社，莫斯科，1929年，第9-16页。原载梅列日科夫斯基：《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一书，圣彼得堡，1893年。本文根据《文学宣言》一书中的节选翻译。作者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学部，著有诗歌、散文及文学研究论著等，1920年侨居巴黎。
在朴素的神学时代和教条的形而上学时代，不可知的领域往往与未知的领域相混淆。人们不善于区分这两者，并且不明白自己的无知到了何等严重和令人绝望的程度。神秘感侵入了精密的、由经验得来的研究并破坏了它们。另一方面，教条式的粗俗唯物主义又征服了宗教感。
最新的认识论筑起了一道不可摧毁的大坝。它把人们可以认识的坚实土地与我们认识范围以外的无边无际的漆黑大海永远隔离开。这个海洋的波涛已经再也不能冲击有人烟的土地，再也不能侵入精密科学的领域。那庞大的建筑物——十九世纪伟大的认识论——的基础，它最初的几大块花岗石是康德奠定的。从那时起，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未有间歇，大坝也越筑越高。
科学和信仰之间的界线，从未象现在这样明确和固定。人类的眼睛从未感受过阴影与亮光之何如此强烈的对照。万象这一边，科学的坚实基地了如指掌，而大坝那一边的领域，按卡莱尔的说法，则是“神圣的无知的深渊”，我们所有的人来自那边而又不可避免地返回那里的黑夜，比任何时候都深不可测。在过去的时代，形而上学给这黑夜披上一层光辉灿烂而又茫茫苍苍的外衣。原始的传说给这深渊带来些微暗淡的、但却使人感到快慰的亮光。
现在，教条主义的最后一层幕布被永远揭开了，最后的神秘精神正在熄灭。于是当代人毫无防卫地直接面临不可言状的黑暗，站在亮光与阴影的分界线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他们的心灵不受深渊底处刮来的可怕寒气的袭击。不管我们逃到哪里，不管我们怎样在科学评论的大坝后面躲藏，我们周身仍然感到充满神秘，感到大海洋近在咫尺。
什么屏障也没有！……我们自由而孤独！……没有任何一种过去时代的受约束的神秘主义能与这种恐惧相比。人们在感情上从未象现在这样感到信仰的必要，同时，人们在理智上也从未象现在这样懂得信仰的不可能。在这种病态的、无法解决的不协调中，在这种悲剧性的矛盾中，就如同在空前的理性解放中、在大胆的否定中一样，寓有十九世纪神秘主义要求的最显著特征。
应当用两种对立的特点来形容我们的时代——这是最极端的唯物主义的时代，又是精神上对理想迸发出最强烈要求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两种人生观、两种截然相反的宇宙观的伟大而重要的斗争。宗教感情的最新要求与从经验中产生的知识的最新结论互相冲突。
充斥十九世纪思想领域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在当代文学中。
大多数群众的鉴别力至今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的唯物主义与科学的和道德的唯物主义相适应。否定中庸俗的一面，最高的理想的文化的缺乏，伟大的技术发明中表现出来的文明的野蛮——这一切在当代群众对艺术的态度上打下了特殊的印记。
关于法国青年诗人，所谓的象征主义者们，不久前左拉和一位于勒先生（写过《L'enquêtesurl'évolutionenFrance》[1]一书的记者）进行了相当有代表性的谈话。我现在逐字逐句地引用如下，
“他们提出些什么来取代我们呢？象是有意与近五十年来的大量实证主义著作相抗衡，他们提出了掩护没有才气的拙劣诗篇的‘象征主义’这个含糊的标签。为了使这个伟大的世纪得以惊人地结束，为了表达普遍的疑虑的痛苦、表达思想界渴望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不安心情，他们给予我们的是含混不清的啁啾、小饭馆的常客们胡语出来的一钱不值的荒唐诗歌！所有这些年轻人（顺便说一句，他们已经三四十岁开外了）在思想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时刻，却在做这样一些蠢事、这样幼稚的事，使我觉得他们象在尼亚加拉瀑布里跳舞的胡桃壳。”[2]
卢贡·马卡尔家族[3]的作者有权庆祝胜利。看来，还没有一部过去的最有才气的著作象实证主义小说那样，在物质上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在报纸广告上享有如此轰动的荣誉。文人们怀着崇敬和嫉妒的心情计算着，用《Nana》[4]和《Pot-bouille》[5]的黄色小本本可以筑成多高的金字塔。
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都未曾有过通顺、易懂的俄译本，然而左拉的最新小说却被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多次地译成俄文。仍然是那位求知欲很强的于勒在SaintMichel[6]林荫大道拐角上他心爱的低级咖啡馆里找到了象征派诗人的头头保尔·魏尔仓。出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位年岁不轻的、饱经风霜的人，生有一张带肉欲感的“牧师的脸”，带着幻想的、温柔的目光，长着大秃脑袋。保尔·魏尔仑生活贫困。他不无骄傲地（那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所特有的骄傲）把“L'assistancepublique”——社会救济——称为他唯一的母亲。当然，这样的人远不够资格与皮埃尔·洛蒂并坐在科学院的席位上，而科学院的席位却是左拉梦寐以求的。
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巴黎人，《Débacle》[7]的作者毕竟过分地迷恋于时代精神和昙花一现的文学的喧嚣和纷扰。
如果认为艺术上的唯心主义是流行于巴黎的某种过时发明，那就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这是返回到古代的、永恒的、从未死去过的东西。
正因为如比，这些青年文学叛逆者对于左拉来说应是可怕的。两人中一个是在监狱和病院中度过半生的乞丐，另一个是很快就要成为科学院院士的文学泰斗，可这与我有何相干？
其中一人的黄色小本本堆成了金字塔，而象征派那里却只有“quatresousdeversdemirliton”，[8]我何必管这些呢？
是的，即使是四首抒情诗也可以比整整一组庞大的长篇小说更美、更真实。这些幻想家的力量寓于他们的愤怒之中。
事实上，对那犹如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心上的令人窒息的、死气沉沉的实证论，十九世纪末的整整一代人心中都怀着同样的愤怒。很可能，他们会死去，他们将无所事事。但是会出现另一些人，这些人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因为这事业是生气勃勃的。
“人们很快就要去寻找那暂时被完全挤掉的纯洁与高尚的东西，而且将如饥似渴地去寻找。”这是《浮士德》的作者六十年前的预言。现在我们发现，他的话开始应验了。“现实性本身是什么东西呢？它的真实描写使我们有可能更加清楚地认识某些事物，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对于我们身上所具有的最崇高的东西来说，益处本身就寓于来自诗人心中的理想。”后来歌德将这一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一部诗作愈是不可比拟，愈是不好理解，就愈美。”[9]左拉不妨想一想，这些话并非出于那些任意妄为的象征派幻想家，出于那些在尼亚加拉瀑布里跳舞的可怜的胡桃壳之口，而是出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然主义诗人之口。
还是这个歌德说过，诗歌作品应该有象征性。什么是象征？
在雅典卫城的雅典娜神庙的额枋上，至今还留有不少半浮雕的痕迹。这种半浮雕描绘最普通的，显然也是最无关重要的画面：体格匀称的裸体少年牵着小马，用肌肉强健的手宁静地、满心喜悦地驯服着它们。这一切在极大程度上是根据现实主义——甚至也可以说自然主义——对人体和自然的了解而雕塑的。但几乎可以说，埃及的水彩壁画里有更多的自然主义。然而它们对观众产生的完全是另一种作用。您观看这些壁画时觉得就象看令人惊奇的民族志文献，就象看当代实验小说一样。雅典娜神庙的半浮雕吸引您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您从这半浮雕中感觉到理想的人类文化的气息，感觉到自由的希腊精神的象征。人驯服兽。这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画面，而且也是我们心灵中美好方面的最大披露。这就是为什么历经数千年的大理石断垣残壁体现出如此不可遏制的庄严气氛、如此的宁静和生活的完美。一切希腊艺术品都贯穿着这种象征主义。欧里庇得斯笔下为救丈夫而死的阿尔刻提斯，[10]难道不是使男女间的爱情变得崇高的母性的怜悯的象征吗？索福克勒斯笔下安提戈涅[11]难道不是后来反映在中世纪圣母像中的女性的宗教童贞美的象征吗？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细节：在两个人物进行一段对全剧有重要意义的对话时，一个女仆拿着一盏灯走了进来。房间一经照亮，谈话气氛立刻改变。这个特征符合从事生理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的要求。物理学上的由暗变亮，对我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作用。现实主义的细节下面隐藏着艺术的象征。很难说出为什么会这样，但您久久不能忘记谈话的改变与照亮了昏暗夜色的灯光之间这种意味深长的相应关系。
象征应当自然地、不知不觉地从现实深处涌现。如果作者为表达某种思想，人为地臆造一些象征，那么，这些象征就会变为死的譬喻，它们就象一切僵死的东西一样，除厌恶而外，不能引起任何别的感觉。包法利夫人[12]死前的时刻，伴有流浪乐师的庸俗情歌。《Gespenster》[13]中悲剧性的夜晚过后，在朝阳照耀下出现发疯的场面。所有这些较之实证主义小说的最大胆的人类文献，有更加无情的心理学的自然主义，更加深入现实生活。但从易卜生和福楼拜那里，除以语言表达的思路以外，您还能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更为深刻的思路。
“说出来的思想是谎言”。在诗中，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和透过象征的美隐约可见的东西，较之用言词表达出来的东西能更为强烈地扣人心弦。象征主义使诗的风格、诗的艺术实质变得洁净、晶莹、剔透，就象内中燃起了火焰的雪花石膏制成的双耳罐的罐壁一样。
人物也可以成为象征。桑丘·潘沙与浮士德，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唐璜与福尔斯塔夫，照歌德的话说，是Schwankendegestalten。[14]
使人类不得安宁的梦景，有时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地重复出现。这些象征主义人物的思想是无论用什么词句也传达不出来的，因为词句只能确定、限定思想，而象征却表现思想的无限。
此外，我们不能满足于实验性摄影的粗糙、准确的相似性。根据福楼拜、莫泊桑、屠格涅夫、易卜生所表现出来的迹象，我们要求并预感到感受力方面尚未被发现的新天地。这种对未曾体验过的东西的渴望，对难以捉摸的色调、对我们感受上的某种含糊不清的东西的追求，这就是未来理想的诗学的特征。波特莱尔和艾德加·坡早就说过，美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感到吃惊，应该让人觉得意外而稀奇。法国评论家们相当中肯地把这一特征称为印象主义。
神秘的内容、象征再加上艺术感受力的扩大，这就是新艺术的三要素。
李廉恕译
[1]法文：《法国进化探索》。
[2]这段引文原文为法文。
[3]左拉长篇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一个家族名。
[4]法文：《娜娜》，左拉的长篇小说。
[5]法文：《家常琐事》，左拉的长篇小说。
[6]法文：圣米歇尔，法国一条林荫道的名称。
[7]法文：《崩溃》，左拉的长篇小说。
[8]法文：一钱不值的荒唐诗歌。
[9]摘自《歌德谈话录》，俄译者为Д.Н.阿维尔基耶夫。——原注
[10]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尔刻提斯》中的女主人公。
[11]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中的主人公。
[12]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
[13]德文：《群鬼》，易卜生的戏剧。
[14]德文：模糊不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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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翟厚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前言
翟厚隆
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文学流派，是苏联文学史上十分重要而复杂的现象。然而，迄今为止，对这一文学现象，我们确实所知甚少。
当然，这些文学流派我们并不陌生，几乎在它们出现的时候，就已被介绍过来了。从一九二二年译介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开始，各流派的一些著名作家，如B.伊凡诺夫、李别进斯基等人的作品，相继传入我国。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六年为《十二个》中译本所写的后记，一九三三年为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一天的工作》所写的前记等文章中，曾对象征派、未来派、无产阶级文化派、锻冶场、岗位派、十月社以及“同路人’文学等，作了概要的评介．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鲁迅先生还亲自翻译了日本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译的《文艺政策》一书，书中收有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俄共（布）中央讨论会会议记录《关于党对文艺的政策》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决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以及日本冈泽秀虎著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史》（以上各篇均见《鲁迅译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此外，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还先后出版过《新兴文学论》（柯甘著）、《伟大的十年间文学》（柯甘著）和《苏俄文学理论》（冈泽秀虎著）。这些译著为我们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前后文学流派的情况及其论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三十年代中期，苏联作协成立，各个文学流派也都销声匿迹。在此以后一直到解放前，这些流派很少引起我们的注意。
建国以来，一直到“文革”前，我们只出版了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杰缅季耶夫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B.伊凡诺夫的《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等少量苏联文学史论者。前两本书对文学流派基本上没有涉及，后一本书持论不够公允，论证也欠充分。长期以来甚至对于无产阶级文化派、马雅可夫斯基参加的未来派以及谢拉皮翁兄弟等流派，我们也都是若明若暗。我们只能接触到一些间接材料，很难了解它们的本来面目。
随着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和对苏联文学研究的开展，我们日益感到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原始材料的匮乏。我们这部《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就是根据这种需要编选的。
本书是全书的上编，内容包括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列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锻冶场、岗位派等流派的资料。这个编排次序主要按照各流派和团体出现的时间先后，同时照顾到流派和团体之间思想上的联系。例如，从时间顺序上，紧接在未来主义之后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该协会在十月革命前夕就成立了。但是考虑到列夫是未来派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因此把它放在未来主义之后。对于上述文学流派和团体，这里着重介绍它们产生时和存在期间所发表的宣言、纲领、决议以及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过去所见甚少，现在凡是能找到的，一般都尽量收入。此外，还选收了当时文学界一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评论或论战材料，而对于后人的评论，一般均不收入；同时，为了大家便于了解每一个流派和团体的概况，在每一部分的末尾附以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此外，还收入少量西方的评论材料，以供参考。
本书选收的第一部分材料，即各流派和团体的宣言、纲领、决议以及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大多选自苏联联盟出版社一九二九年版的《文学宣言》一书（七十年代西方影印本）。还有一部分选自苏联俄罗斯联邦国家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一书。此外，有些材料选自《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以及《离心机》丛刊之一种《俄国未来派宣言和纲领》一书（均为西德威廉·劳克出版社影印本）。本册材料来源还有《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报刊与革命》杂志、《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增订第5版）、《卢那察尔斯基文集》（八卷集）、《马雅可夫斯基全集》（十三卷集）等书刊。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一本学术性的研究资料，它所反映的时代虽然距离今天不算久远，但却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处在那个大变动中心的人们的思想特征和语言风格，对于我们是比较陌生的。他们所发表的文学见解和表现出来的论战态度，有很多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这里只是提供资料，至于分析、研究和评论等工作，有待于今后大家共同努力。
本书选收的资料语言难度较大。译者力求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力求避免误解和疏漏。有一些生僻怪异的专门用语，凡属对理解文学流派的思想观点有重要意义者，编者曾加以推敲。例如未来派经常使用的“самовитоеслово”和“заумь”等用语，颇为费解．我们根据未来派在语言方面的主张，同时参照英译（前者的英译为“self-orientedword”，意为“自己决定自己的词”;后者的英译为“transrationalword”，意为“超理性的、先验的、直觉的词”），分别译为“自在的词”和“超理性语”。未来派的一本诗集《Садоксудей》旧译为《法官的园地》。其实“садок”一词是“捕捉野兽的笼子或陷阱”的意思。英译为《ATrapforJudges》，意为捉弄鉴赏家，这同俄文原文是一致的。这个意思同未来派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观点是符合的。经过考虑，我们把这本诗集译为《鉴赏家的陷阱》。
本书内的注释，凡未注明“原注”或“原编者注”者，均为译者所加。为尊重原文，我们对作者所加的注释，一般都尽量保留；而对原书编者所加的注释，则根据具体情况，删繁就简。
我们对于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文学流派目前尚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因此，对于这些流派的思想、语言、风格诸方面的理解和翻译上，肯定还存在许多错误或疏漏，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翟厚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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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Khrushchev'sColdWar:TheInsideStoryofanAmericanAdversary
赫鲁晓夫的冷战
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俄）亚历山大·富尔先科（AleksandrFursenko）
（美）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Naftali）
NewYork:W.W.Norton&Company,2006
导言
第一章红星升上天空
第二章日内瓦
第三章向埃及运送武器
第四章苏伊士运河
第五章双重危机
第六章“赫鲁晓夫的彗星”
第七章在伊拉克的成功
第八章“我的喉咙里有根刺”
第九章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第十章宏伟计划
第十一章冲突消息传遍全世界
第十二章卡斯特罗和卢蒙巴
第十三章东南亚的试验
第十四章“他是狗娘养的”
第十五章铁环
第十六章“柏林风暴过去了”
第十七章多事之秋
第十八章“我们将会赢得这次胜利”
第十九章古巴导弹危机
第二十章“把恐惧抛在后面”
第二十一章遗产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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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审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十二章审讯
我一生之中曾经经历过许多次不愉快的事情：暴徒的咆哮，个人生命的威胁，听众嫌恶的怒容。但是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曾经像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当我在华盛顿法庭上以一个被起诉的罪犯就席的时候那样令我寒心。我不是一个罪犯。我没有犯过法，不论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然而我还是与其他四个品行洁白无暇，甚至以前连任何轻罪也没有被控过的美国公民一起坐在素来是谋杀犯、伪币制造犯、小偷的席位上；我被控重罪，在离庭之前可能被判处五年徒刑，被课罚金一万元，并被剥夺我这代表五代美国人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这间屋子陈设得很好，然而不大，空气污浊。在栏杆里面是律师们的桌子，桌子背后是被告们的席位，他们背对后面的旁听席。他们的前面，有一个低低的平台，上面坐着书记和法庭速记员。后面走来了穿着黑袍的法官，他走到一个高坛上，那时候执行官便喊道：“上帝拯救美利坚合众国！”
法庭两边都是陪审员的席位，从这些陪审员中，马上就要选出十二个人来宣布我们有罪或无罪，或者是审讯错误。这些席位现在坐满了陪审员，但全体陪审员人数非常多，有很多陪审员不得不挤到平常是旁听者的坐位上去。出席的至少有二百人；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要从这些人中间选好几件案子的陪审团都选得出来。我们第一件伤脑筋的事便是这个陪审团问题。
美国的陪审制度现在已经处在蜕化变质的阶段。一个人的有罪无罪，用提供事实给他同样身份的十二个公民来决定；这个英国的老观念，行不通的时候太多了。陪审团是用迂回的方式在秘密操纵下选出的。黑人下狱大多数是被那些仇视黑人或轻视黑人的人送进去的。许多普通工人被富裕的“特选”的人们断定有罪，这些人对于穷人的问题根本没有概念。陪审团时常充满着检察官所选来以期断定有罪的职业陪审员。
我们的第一关是仔细审查全体陪审员的关系、意见和偏见。检察官所询问的问题中，有一个是：他们对于把一个年长的人定罪有无偏见。被告们则询问了一连串更为仔细的问题，诸如未来当选的陪审员对肤色、歧视、参加某些组织问题的态度。一个妇人承认她曾经是三K党党员，但被宽恕了。
陪审员中没有一个人承认他在什么时候曾经赞成种族隔离或在居住、运输、就业、娱乐、教育问题上有种族歧视；或者对使用哥伦比亚特区的公共场所有种族歧视。看看这些人，这使我很难相信。也许大多数白人曾经属于这种组织而现在不愿承认。他们也被问到他们对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态度，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有偏见。有一些人说，他们有亲戚在军队中服役，但是却宣称，如果他们相信被告是无辜的，他们愿意说出来，尽管如果有大多数陪审员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我们的案件上，还有一个角度——黑人陪审员。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黑人很少或者从来没有被选上陪审团的。但是最近在哥伦比亚特区，连续有许多黑人被选为陪审员，因此有着一种明显的运动要限制他们当选。我们案件的律师听说了一些，他们准备与这种运动斗争。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更有害的反对方法。政府雇有相当大比例的黑人：在邮政局里、在公立学校里当教师、在许多部门里当公务员。华盛顿所有这些职员，白人和黑人都一样，都害怕政治迫害和忠诚调查，在受到这种迫害的时候，被迫害的人往往无法知道谁是告发者，并没有机会进行答辩。而且，他们也面临着严重的竞争和政治影响。尤其是黑人，因为他们在政府之外，就业机会很少，因为他们的政治影响有限制；最后因为人种歧视甚至使得公务员法规向偏见低头。现在，就设想一下吧，一个政府机关的黑人职员被选参加陪审团，而他明知道在这个案件中政府是主张定罪的，而且这个案件合于最近普遍的歇斯底里的胃口，他会怎么办？在我们这个案件上，政府造成一种明显的印象，使大家以为政府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与国外反对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直接联系。现在假定在政府供职、有家小的一个黑人被选参加这个陪审团，不论事实证明的是什么，他将投什么票？他敢投什么票？
这些是我们所面临着的事实，有一种解决办法是设法使得全体陪审员中没有政府的职员。法官答应这么办，他把全体陪审员作了一下调查。调查结果说明，如果不要政府的职员，几乎没有黑人留下来了，因为在哥伦比亚特区，受过教育的黑人的职业几乎限于政府工作。我们面临着一个完全的难题：如果我们不要政府的职员，我们便间接协助划一道肤色的界线；如果我们接受政府的职员，势必有更多的黑人要比白人冒更大的因捏造的罪名而被开除的危险。非政府雇用的白种工人，往往是在不雇用黑人的地方工作，也就是说，他与黑人没有接触，因此是会有偏见的。律师们商议了一下，然后马肯托尼奥过来，把这个难题放在我的面前。我答道：“接受政府的职员！”
我们这么做了，令我惊异的是，我们的陪审团有八个黑人，四个白人！我不知道应该是喜还是忧。检察官一般是很熟悉全体陪审员的，而且大家认为陪审员中常常难有走狗。这八个黑人是否可能是雇来的呢？我看看他们聪慧的脸，有几个人面色漠然，不露声色，我想不会的。我不禁要同意欧尔﹒狄克逊的结论，他说：“不会八个美国黑人都同意把你定罪的！”他又沉思说，“如果他们都同意把你定罪，我永远不再为人辩护了！”我担心他的律师事务可能减少。但是我不能相信有许多美国黑人相信我是被雇用的间谍。
其次重要的问题是首席法官谁属问题。在五月间主持我们初审的霍左夫法官给人一个恶劣的印象：他自负而且固执；喜欢吹嘘。他公然不讳地不喜欢纽约的律师，并且轻视妇女。有一次他召我上庭，扬言要取消我的保释金，把我送进监牢，因为法庭里发现宣传印刷品。阿波特﹒西蒙立刻上前承担了责任，其实这至多是无意的过失，并且比较可能的，是一些厉害的新闻记者诬害我们的企图。法官最后叫我们下庭，严厉警告我们不得再在他的法庭上发表这种“长篇大论”。
因此，当我听到最后麦盖尔法官被派来处理我们案件时，我颇为高兴，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谣传他是哥伦比亚特区法官中最反动的一个，而且比霍左夫还要坏！但是他的外表是令人放心的。他从头至尾都是彬彬有礼和有才识的样子。他没有摆法官的架子；他从来不发脾气；他主意坚决，但是态度温和。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被起诉的性质，不是为了麦盖尔法官的态度与司法部——他是通过司法部的雇用而升为法官的——的态度的不可调和性，我一定会说詹姆斯﹒麦盖尔法官是一个伟大的法学家，他处理本案绝对公允。
但是我经过考虑后认为，事实凑巧是：这个法官在最后一分钟把自己从当时曾使这么许多人屈服的政治压力下解放出来，他和司法部都认识到，全世界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这个案件。
严格地在法律方面来说，要记住这次审讯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我们的意见与阴阳问题；它所牵涉的问题，不是我们是不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耶和华见证会教友或者裸体主义者；它没有使我们背上道德上的臭名，除了充其量断言我们在外国人的嘱咐下发表这些外国人也在发表的言论而犯罪外。这位法官说：
“本案的问题所在是：这个组织是否充当一个外国组织或者外国政治力量的代理人或处于相同于代理人的地位，是否鼓吹和平，鼓吹这个，或者鼓吹那个。他们可以鼓吹分配财富；他们可以鼓吹把所有红头的人枪毙。他们无论鼓吹什么，并无什么不同。”
一直到审讯的第三周，才完全承认政府并没有说过苏联与起诉书中所控诉的“外国主谋人”有关。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没有权利鼓吹和平。问题只在于：我们是不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但是，尽管如此，政府的发言人和报纸仍故意使公众认为，我们因说谎、从事间谍活动、在苏联收买下叛国而被控。因此，有一个旁听者在法庭的候审室中狠狠地向我们说：“如果这些该死的共产党人不喜欢这个国家，他们为什么不回俄国去？”
首先提出的是审判权问题，所根据的事实是：这个组织已不存在，同时也根据法庭对个别被告的审判权问题。这些申请被驳下来了，虽然法庭承认，和平宣传站如经证明已不再存在，则和平宣传站工作人员是否仍有责任还有一些问题。马肯托尼奥说：
“辩称无罪并没有在任何方式或形式下使死者复活。换句话说，如果约翰﹒琼斯被起诉，而他已经死了，已经在起诉前死了，那末当然，他不能被认定有罪，不能仅仅因为辩护律师辩称无罪而被认为活着。他们辩称无罪，是辩称什么罪都没有，包括确定一个人的不存在。
庭上：你刚才所说的话正是我已经说过的话，不过说得更好。那末，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决定吧。”
我国一再发生审判失当的情事，基本原因之一是不少的公众对于法庭审判程序缺少注意。大多数人认为审讯是与罪犯、狡猾的律师、决断的法官、无情的法庭官员有关的事。这种人尽量远离法庭，听任罪恶昭彰的和残酷的不公平行为逃过耳目，不加过问。我们知道这一层，因此一开始就恳请我们的朋友和各处正义的朋友列席本案的审讯，一窥究竟。结果，每次开庭都坐满了安静的、有才识的旁听者，他们来自纽约、新英格兰、芝加哥、南部和西部，进场前常常要排队等候。这在每一种意义上讲，都是一种公审，而司法部也是明白的。
陪审团已经选出，审讯在十一月八日（星期四）开始，在三个星期内，一共进行了五天，因为其间有因周末和假日而休庭的情形。一个无事纷扰的矮胖子，前马里兰州检察长马德利克斯是首席检察官，他宣布起诉的理由说：
“第一款说，和平宣传站是一个非法人组织，总部设在纽约市。第一款又说，和平宣传站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一个代理人，因为它充当而且标榜为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个宣传代理人……由于它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它有责任向美国司法部长提出一项登记申请书……
和平宣传站以它的上述外国主谋人的宣传代理人资格在美国散布的材料，是关于和平、战争、战争工具以及和平与战争的后果的消息……
和平宣传站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及世界和平理事会建立了合同关系之后，一直没有声明它们之间已有代理关系。”
马德利克斯并说，政府打算召二十七名证人。
我们的律师延期答辩，因为看来陪审团对于罪状与其说是印象深刻，不如说是迷惑不解。我们宁可等候政府方面把它起诉的理由都说出来了，然后加以答辩。法官的公正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我们正在等候看起诉方面所能提出的证据是什么性质。起诉方面提醒我们说，我们没有按照哥伦比亚特区的惯例提出我们可能的证人的名单。我们已决定尽量少用人证，同时决定依靠我们辩护理由而不是依靠反复对证。我被选定为主要的证人，还选定两个其他的证人来证明在我离开了美国在欧洲时所发生的某些事情。我们提出了这三个人的名单。马肯托尼奥接着补充说，我们也可以传讯国务卿和司法部长到案。到后来，看来我可能需要有名望的证人时，艾伯特﹒爱因斯坦自动提出说，他愿意“尽他的能力”。
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在政府人士中间究竟对这次起诉发生了什么反应。最初，政府显然是想用“共产党”的鬼话来吓唬我们。接着，他们扬言要提起公诉，其目的是要断绝人们给和平宣传站的捐款，或促使我们后退以避免迫害。当我们开始还击，国内白人和黑人的抗议之声日益响亮，同时，欧洲、亚洲和非洲也都提出了抗议的时候，政府才开始拼命收集它从来没有具备的证据。他们派遣特务四处张罗。他们访问每一个与和平宣传站的创立有丝毫关系的人并恫吓他们。他们传讯一大群证人到案，其中包括一部分被告，这是非法的行为。他们继续不断地暗示说他们已经握有不容辩驳的证据。他们把律师们吓跑了：一位十分有名的律师在听了我们的意见之后，告诉我们说，司法部长要请他吃饭。他最后拒绝效劳。在司法部刑事科科长到欧洲去访问世界和平大会书记之后，他回来时很愿意拖延起诉，并且，正如我们所希望的，绝不催促要提出起诉。到后来由于他上级的坚持而拒绝了长期延期时，他没有参加起诉。结果，负责起诉的那三个律师显然都不是很有经验的，也不是第一流人物。
不管曾经有过什么要用职业间谍、说谎者和密探的伪造的证词来与我们对峙的计划，现在都放弃了。但是，就是因为主持审讯的这种公正的态度使人禁不住要问：为什么政府会在这么脆弱的基础上起诉呢？他们毫无理由根据，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唯一的成功希望在于把全国反对我们的歇斯底里煽动到白热化的程度。我们这个运动使这点办不到了。没有一个曾经做过间谍的人能够毫不负责地作证说，他曾看见我带着一袋黄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没有一个作伪证的狗腿子能叫美国黑人相信我是一个暗藏的阴谋家，因为五十年来我在一切的场合都是一贯心直口快说真话的。
法官继续保持他公正的和彬彬有礼的态度。起诉方面如果不是愚蠢的话，起码可以说是相当笨的。被告方面是准备得十分充分的；熟悉法律与程序；时刻都准备着，可能向高级法院上诉。政府花费了宝贵的时间与金钱，为的是要证明这些明显的事实：和平宣传站曾经存在过；它有过银行存款；它租用过办公室；它散发过印刷品。煞有介事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和报纸记者们呈上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的印刷品，我们坦然承认，这些印刷品是我们写的，是我们发的。
起诉方面的主要依赖是在约翰﹒罗奇身上。证人罗奇是使拥护和平与改革的战士罗奇成了一个丑角。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身体挺直、富有自信心——如果不是妄自尊大的话——的人，却是一个垂头丧气的人，一身宽大的衣服懒洋洋地挂在他身上，他曾经在这个法庭里办理过很多案件，但是居然在被告席中找不到我。我自动地站起来，省得他费力。
他承认他加入过和平宣传站。他承认他出席过世界和平大会；他并声称世界和平大会的实际目的并不是和平，而是奉行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代理机关。
马德利克斯先生在开始提出起诉理由时说，政府并不打算证明，也不愿意证明世界和平大会和和平宣传站之间有任何代理的合同。庭上说：
“政府的责任在于首先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个联系存在；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当然必须确定有这么一个外国集团存在，不管这个集团是采取一个外国的政党，一个外国政府还是一个在法律范围内的外国团体的方式。”
政府拿出来二十本世界和平大会所发行的“保卫和平”杂志，这二十本杂志引起了争辩，问题是应否接受它们的内容作为证据。法官说，他不以为起诉方面应该追究到这个主谋人的活动的性质与特点，而应首先确定有代理关系存在这件事实。起诉方面坚持说，它应该有权利让大家看看世界和平大会的宣传是政治性质的宣传，但是法官坚持说，起诉方面应该首先向陪审团证明或表明这个外国集团是一个政府还是一个政党或是某一个在法律范围内的团体，然后，起诉方面应该确定世界和平大会和和平宣传站之间有联系。
起诉方面于是试图说明，世界和平大会曾经说，现在存在着一种反人类的可怕的阴谋，而美国是这个阴谋的中心，因为，世界和平大会是在攻击美国。被告方面的律师反对这种说法。法官提醒起诉方面说，他们已确定这个外国集团是存在的，它的总部设在巴黎。他们现在应该把希图证明这个外国集团和和平宣传站之间有联系的证据指出来给陪审团看。
法官的这些话引起了一段长时间的争辩，在这个争辩中，马肯托尼奥着重指出：如以为思想或意见平行相同即足以确定有代理关系的话，那是荒谬的说法。马肯托尼奥说，“一个在北极的人和一个在南极的人可能有平行相同的意见。这并不足以确定这两个人有代理关系。”庭上同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但是，他认为，起诉方面将要表明这两种思想路线之间是有联系的。庭上说，除非起诉方面证明了有这种联系，“我以为，在适当的时机你有权利要求下令判决。”这是第一个暗示，它表示我们这个案子也许永远达不到陪审团那里；但是在那时，这似乎是太好了，因此是不会成为现实的。我们的宪法律师贾菲先生坚持说，如果政府方面首先详细介绍世界和平大会的特点的话，那在陪审团的心目中会有一种破坏的作用，并使他们产生成见。法官回答说：
“我曾经向马德利克斯先生指出这一点；但是，他说，因为他起诉的理由是这样成立的，因此，他不能够（删去这一段）。接着，马肯托尼奥先生说得很对，他说，如果马德利克斯先生希望凭着在宣传性质上说是相同的活动来证明那所谓联系，那就是，正如他很适当地说的，平行论；而两条平行线是永远不能相交的，暂时不能相交，永远也不能相交。因此，必须证明是有联系才行；我现在假定，证明会提出来的。如果没有证明的话，那末，政府起诉的理由便不能成立，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
马德利克斯先生强调说，世界和平大会的宣传是这样的：英美帝国主义是首要的新战争拥护者，而苏联则是一个伟大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是和平拥护者；同时，他说，这种宣传的证据是可以接受的。马肯托尼奥回答说：
“在马德利克斯先生发表了这一段谈话之后，我们需要的唯一的东西是请一个乐队来演奏《星条旗永存》——然后诬告说，某某人曾说，美国是好战的；苏联则是爱好和平的——这就成了大家在国会中听一篇演说了。”
被告方面的律师没有阅读过起诉方面拿出来的那二十本《保卫和平》杂志，现在也没有多少时间去阅读它们。因此，我在周末的时候负责把它们读了一遍。我在给我们律师的备忘录中说：
“我认为我们没有什么要因为这个杂志而害怕的地方。总的来说，在它谈到美国的地方，即使是属于批评性质的也是温和的；它并不常常谈到美国：在一九五零年期间的一百五十六篇文章中只有六篇是谈论美国的。总的来说，它是以一种宽宏大量和满怀希望的态度对待美国的。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美国的批评比较多了些，也比较具体了一些，但很少或从来不是激烈的。
其中有足以说明世界和平大会的性质的明显的证据，而绝没有表示有任何代理人与主谋人的联系存在。我曾经注意到那些可能引起读者推测的例子，但这些例子都是不重要的。在另一方面，关于和平的许多言论都是强有力而且是说得很恰当的。我不相信起诉方面的论断能够从这些杂志总得到任何支持。”
在另一方面，起诉方面可能很容易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反对美国的词句；因此，我们不得不坚持说，在未证明我们是世界和平大会的代理人，因而对它的宣传应分担责任之前，不管这份杂志说过些什么都不是材料。法官一面翻阅这些杂志，一面根据这个意见考虑这个问题。他一定已经看见许多他不会愿意让陪审团看的东西，他不这样做的原因，如果起诉方面曾经亲自仔细地看过这些杂志的话，也许也会有同感的。法官最后只留下四本，其余的都不要，他接受这四本杂志只是为了要证明斯德哥尔摩宣言是什么内容，同时证明这份杂志的出版发行人便是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发起人，以及证明这份杂志是在外国出版的。当起诉方面要求把这份杂志的全部内容加以接受时，法官说，他不想把纯粹的宣传品交给陪审团。
就在这个时候麦盖尔法官召集律师们到他的会议室里去，开门见山地谈到罗奇证词的实质。罗奇曾经说，世界和平大会的目的在名义上是争取和平而实际上是执行苏联的外交政策。正如我们一开头便怀疑的，这就是罗奇作证的整个意图，同时，也就是政府希望藉以把我们投入监狱的方法。如果靠这种证词，能够使这个案件从头至尾加上俄国和共产党的引入非议地标志的话，那便可能煽动目前普遍的歇斯底里来反对我们。便可能把久已是戴斯①委员会的宣传家的如约瑟夫﹒比﹒马修斯②之流传召到证人席上，把他所虚构的那一套关于共产党的丑恶的故事搬出来，他的这些故事是联邦调查局及其雇佣分子布登兹③和班特莱④之流所证明过的。
①戴斯是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
②马修斯是臭名远扬的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首席调查员。——译者
③布登兹是一个职业密探，为美国特务机关所雇用，曾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前诬告美国共产党人。——译者
④班特莱是一个女密探，曾受美国联邦调查局雇用，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迫害美国进步人士的证人。——译者
因此，法官直截了当得把问题的中心所在指出来，他提到罗奇的证词说：
“可以让这个证人这么说：名义上说宗旨是和平，而真正的目的是促进苏联的外交政策。
你是否希望证明世界和平理事会实际上是另一个主谋人的代理人，这另一个主谋人就是苏联呢？”
马德利克斯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法官继续说，他之所以把苏联也拉了进来，是因为他原以为起诉方面想要证明：苏联实际上就是那个外国主谋人，同时证明：世界和平理事会仅仅是它利用和平宣传站活动的媒介而已。他说，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意图的话，他就要告诉陪审团不要去理睬任何关于苏联的话。马德利克斯先生反对受到限制，但是庭上坚持说：
“你们不能这样游移不定。现在我必须知道你们所希望证明的究竟是什么……据我看来，你们起诉这个案件或你们这个案件的理由，并不是根据这个事实：世界和平理事会，实际上，是苏联的代理人。不是吗？”
马德利克斯先生说：“不，我们并不是这么说。”
庭上说：“你们不打算证明的东西——我现在是听到这样说的：你们并不是想要正式证明——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活动也就是苏联的活动，是不是这样？”
马德利克斯先生说：“我简直无法说得比这个更恰当了……我们并不打算证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是苏联的一个代理人。”
由于原告方面承认了这件事实，庭上便说：
“我原来以为，到现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知道在关于苏联是主谋人，或所谓和平宣传站的主谋人问题上，政府打算证明些什么东西。据我现在所了解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并不希望证明，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个主谋人——苏联——的幕后还有另一个主谋人存在。如果我这样的了解并不符合这里法庭里的实际情况，那末，我希望这样告诉我。”
起诉方面于是再度承认说：
“就我对这个案件的了解，在我们的起诉中，我们并不指控，这个外国主谋人在任何方面有着这个外国主谋人——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和苏联之间的代理关系。”
庭上说：“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你是说，与这个案件有关的唯一的外国主谋人是世界和平大会，是不是？”
克宁汉先生说：“完全正确。”
庭上说：“我是不会去审讯苏联的，我也不会去拿苏联的和平与美国的和平作比较。我是要坚持不懈离开问题的中心的。”
在陪审团退出了法庭之后，法官随即和律师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关于罗奇证词的中其他要点。罗奇曾经说过，斯德哥尔摩宣言的目的在于使世界的视线集中在美国所拥有的原子弹上面，同时使世界视线不再去注意可能而且实际上是来自东方的侵略。庭上问马德利克斯先生是否他认为罗奇先生是一个专家。他说，不是，但是，他又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比罗奇先生更为了解情况，比他更有资格来回答这个特殊的问题。他是那个团体的决策机构的一员，他曾经参加过那个机构的会议。庭上于是接着说：
“我可不是在审讯任何宣传的方针。我也不是在审讯牵涉到任何国家的任何外交政策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内。这里的案情是很简单的。你们指控这个和平宣传站和这些在和平宣传站任负责职员和理事的人是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指控他们在美国散播宣传。你们必须证明这个所谓主谋人和这个所谓代理人之间有一种联系。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那末，你们便超出了法庭范围。”
起诉方面坚持说，他们将要凭借间接证据来证明和平宣传站是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法官说：
“你们必须证明它们之间有联系……我也许是在丁布各都①，而你也许是在南美洲的某一个地方。我也许是在刮胡子，用的是吉勒特②牌不需用刷子的刮胡子膏，你也许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除了我们都是在用吉勒特牌刮胡子膏以外，我们之间毫无联系。”
①丁布各都是法属西非洲的一个地方。——译者
②吉勒特是美国一家专制刮胡子刀的大公司的名称，这家公司也制造其他刮胡子的用品。——译者
正在这个时候，陪审团回来了，法官当即告诉他们说，当罗奇在证人席上作证时，问
他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已经回答了。法官接着说：
“庭上现在特别着重地——就像我所说的话所能够加以强调的那样——告诉你们，你们觉不要去理睬罗奇先生关于他所认为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地目的的意见。根据极简单的证据规则，这种意见就不必予以考虑，正因为这种意见已不予考虑，所以，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法院里提出来的唯一的意见是一个专家的意见。因为这个缘故，你们绝对不要去理睬证人罗奇所谈到的，关于他所认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具有的目的。”
虽然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仍然密切注视着诬陷性质的证词，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胜诉了。原来，起诉方面把整个起诉的理由寄托于罗奇的证词，即我们是通过设在巴黎的世界和平大会组织而代表苏联的。关于这一点他们自然没有丝毫的证据，但是，他们打算依靠舆论。然而罗奇的证词使他自己成了罪人。他是和平宣传站的一分子；他又是世界和平大会决定政策的执行局的一个委员。他曾经以世界和平大会及和平宣传站的代表的名义访问过苏联并发表过演说。当他自己变成了南斯拉夫的一名代理人的时候，他曾经宣誓说，他不是任何其他外国代理机关的一分子。
罗奇先生继续提出他的证词，他谈到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布拉格召开的会议。当问到他关于我演说的内容如何时，他说：“杜波伊斯博士演说的内容是：世界上的一切因困难问题都是源于他所说的美国的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们。”
马肯托尼奥先生要求把他这一段话删除掉，庭上说，法庭不会任由他这样进行关于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企业形式的任何理论上的讨论的；庭上又说，主要的问题是：杜波伊斯博士当时在场还是不在场。他说，“杜波伊斯博士当时说过什么话，当时还有什么其他人在场都是无关重要的。”法官告诉陪审团不要理睬罗奇先生所说过的话。后来他把罗奇证词中谈到在斯德哥尔摩开会时决定在美国发起和平运动的这一段删掉。
问到罗奇是否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曾经在他家里召开过一个关于在美国成立一个和平组织的会议。他回答说，他曾经容许在他家里召开这么一个会议。他承认，他曾经容许用他的名义发出电报邀请人们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也承认这个会议的结果是选定了一个委员会去负责组织工作。
关于马肯托尼奥先生转过来问到关于在巴黎的世界和平大会的问题，同时指出罗奇先生曾经给杜波伊斯博士写过一封信要求他出席这次和平大会的事实，马肯托尼奥先生当即把那封信拿出来给罗奇看。
罗奇承认，在一九五〇年八月间，当他出席巴拉格会议时，他是一个外国的代理人。马肯托尼奥要求接受罗奇在布拉格写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在这封信中罗奇同意了世界和平大会的宗旨，但是，这封信没有被接受。
后来在审判官事务室内马肯托尼奥愤怒地插进去说：“你们根本就没有起诉的理由，你们为什么不承认这件事实呢？我认为目前陷害这些被告的阴谋是故意制造的最恶毒不过的阴谋。”
他为了发脾气而表示抱歉，但是，他补充说，“起诉方面想根据这些被告的政治见解而把他们定罪。”
马德利克斯先生说：“你是在想恐吓我们。”
马肯托尼奥回答说：“我一点也不是在想恐吓你们。我是在揭露你们的真面目。”
庭上最后说：“马肯托尼奥先生，你已经表示了你的惊讶和正当的愤慨。俗话说：修女永远不会生气；愤慨总是正当的。”
起诉方面的克宁汉先生插了进来，他试图说明和平宣传站的行动和主张都表明它是一个宣传代理人，“因此，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需要证明和平宣传站和这个外国主谋人之间有任何联系或任何直接关系。”
庭上说：“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为什么法律并不要求这样做呢？”
克宁汉先生试图提起这个法律的立法过程，但是庭上不容许他这样做，并且说：“你们必须证明有联系，你们必须用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来证明有联系存在。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你们便要败诉。”
下一个证人、维克托﹒拉斯基是一个以前在《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撰文的电影剧本作家，他作证说，他曾经到过和平宣传站的办公处，他也收到过许多份斯德哥尔摩宣言，同时他又说，“我当时很明白地表示我厌恶这个宣言。”庭上删掉了后面这句话，因为，正如他所说的，陪审团并不过问证人对于这个宣言的看法。
马德利克斯先生试图叫法庭把拉斯基曾经写过一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这件事记录下来，但是被拒绝了。
再下一个证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约翰﹒杰﹒基尔尼，他叙述他在国会旅馆参加和平宣传站一次集会的情形。他试图谈到和平宣传站在天主教徒中间的宣传工作，但是，法官不接受一切有关种族和宗教的问题。法官说：
“好了，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不管和平宣传站所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宣传形式，如果是这个外国主谋人方面的宣传的话，那末，按照法律的规定，美国人民便有权要知道谁在出钱，谁在主使。这就是我们所要知道的问题关键所在。为了这个远古，我才不接受其它的一切东西：俄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告天主教徒书、告犹太人书、致各种各样的团体和少数民族等等的呼吁书；这些都不在范围之内。”
法官也没有接受马德利克斯先生所提出的传闻证据和登载在《保卫和平》杂志上的某些人士的招聘啊。马肯托尼奥先生问道，“你们的下一个证据是连环图画主角迪克﹒特莱赛①大侦探吗？”当他们要求法官接受杜波伊斯博士的照片作为证据时，庭上回答说，杜波伊斯博士现在就在这个法庭里面，因此，他的照片不是材料。
①迪克﹒特莱赛是美国黄色的儿童读物《连环图画》中的主角，是有超人本领的万能英雄。——译者
起诉方面问法官，他们是否应该把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和和平宣传站都曾经要求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这一点提出来。庭上回答说，这一点还没有提出来过。已经提出来的东西只有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和讯》中的话：和平宣传站并不是隶属于世界和平大会的机构。
接着出来作证的是一个神经紧张的医科学生威廉﹒伯﹒李德，他作证说，他曾经到过和平宣传站的办公处四次，并且曾经在和平宣传站听到过一次在电话上的谈话。他最后承认他曾经受雇于联邦调查局。他证明某种材料是在和平宣传站办公处得到的，他说，他把这个材料交托给“某某人”保管，而这个某某人最后证明原来就是前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首席调查员约瑟夫﹒比﹒马修斯。马修斯本来还希望到法院来作证，只是政府始终没有召他来。
一封用印有和平宣传站字样的信纸写给公众的信，被当作证明我们的犯罪活动的证据而接受了。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亲爱的朋友，
和平宣传站已经在纽约市内宣布成立，你们该会开心这个消息吧。我们相信，它对我国千百万热情地谋求和平与结束冷战的人们将会有所帮助。
和平宣传站的目的是传播美国国内以及全世界的和平活动的消息。我们计划通过下列这些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经常地印发简讯与新闻；协助筹备选派美国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事宜；以及协助那些为了发表和平演说而到美国来的人士在美国旅行。
和平的利益超过一切国界，超过一切现在与过去的分歧。战争必须予以防止而且能够予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自然的推论是：应该立即开始实行普遍裁减军备，应该立即宣布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凡是同意这些主张的人们，必须团结起来。
在全美国，和平的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各地正在纷纷地印发请愿书，召开大会。如果你们愿意把关于你们地区和平活动的任何消息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将十分感谢。把你们所使用的材料及有关新闻寄来，都会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我们希望你们会把附在这封信里面的明信片寄回给我们，表示你们开心并愿意继续收到我们的材料。
你们忠实的朋友
主席威﹒爱﹒柏﹒杜波依斯（签名）”
起诉方面为了使陪审团注意倾听他们的证词，提请法院注意这么一件事情：司法部曾经一再地要求这几个被告以外国人的身份登记；他们言外之意是，我们没有登记是故意的。法官当即提醒他们说，法律并没有规定要政府要求任何人登记。法律只是规定，如果某某人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表，而他既不登记也不声辩是在免予登记之列的话，那末这个人便可以被处罚。庭上还指出，说这些被告是故意不去登记，必须证明才行，同时，他又说，他认定，被告方面将会声辩说，他们不去登记并不是故意的。
接着在西尔维亚﹒苏洛夫女士与这个案件的关系问题上展开了辩论，庭上在第二天便宣告她无罪，理由是：她显然是一个拿薪金的雇员而不是一个决策人员。这个裁决是以十分明白的事实为根据的，也正是五月间在我们第一次被传讯时我们所曾经竭力争取的。那时霍左夫法官拒绝宣告她无罪，因此苏洛夫女士做了八个月被起诉的罪犯，虽然毫无被控的理由。
政府方面于是在只召了它二十七名证人中的七名证人之后，宣告停止提出证据，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我们便立即开始准备提出我们驳斥起诉方面的理由。我们方面决定了由我来做主要的证人，也就是被告中唯一上证人席的被告。但是，有一时期，我离开了美国，在布拉格，因此，在某些行动上，我们将需要对证的证人。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要求我们顾问委员会中的两个顾问《国民前卫》周刊的经历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人类学教授出席作证。
同时，我们还有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总书记宣过誓的证词，他就是被控为是我们的“外国主谋人”的。我们花费了很大的一笔钱在七月间派了三位我们的律师到巴黎去。政府方面也派遣了三个他们的代表，其中包括司法部刑事科科长，到巴黎去听取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总书记让﹒拉菲德的证词。这个有趣的讯问是在美国大使馆办公室内进行的，得到了宣过誓的证词，现在我们准备随时向法院把这个证词提出来，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这个机会。拉菲德先生是一个有素养、有礼貌的人，得到过荣誉的地位，他说，他任总书记一职的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是：
“……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所创立的。它的明确的任务是传播它所得到的消息及和平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使之家喻户晓。它并负有责任传播关于世界各地保卫和平活动的各种消息。它的任务还在于谴责一切使舆论倾向于赞成战争那方面的宣传，还在于支持一切倾向于和平这一方面的倡议。它负有责任去促进有利于和平事业的一切文化活动。还有，它负有责任筹备下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事宜。”
问到他有没有听说过关于和平宣传站的事情，问他和平宣传站是否有权充当宣传代理人。他回答说，他听说过关于和平宣传站的事情，但是，这个宣传站从来没有这种权力；他回答说，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根本没有任命和平宣传站做它的代理人来负责印度斯德哥尔摩宣言，同时，和平宣传站也根本没有要求充当宣传代理人。他又回答说，和平宣传站没有用过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钱，同时它无权签订合同；他回答说，它没有向这个常设委员会作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报告。
接着问他关于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合作的各国的和平委员会方面的问题。他回答说，大约有八十个国家已经成立了这种委员会，但是，没有并没有成立。他说，他的委员会和美国和平宣传站合作的方式一直是很简单的：
“我们听到了美国和平宣传站成立的消息，并听说它已担负起传播与促进和平有关的消息的任务。结果，这自然促使我们把关于和平运动的消息寄发给宣传站，同时，也就使我们能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关于和平运动的消息会较之我们寄往美国去的其他东西更为公众普遍地知悉。”
接着是一段很有趣的对话。问拉斐德先生，“你认为在各国政府中苏联政府是最坚决地主张和平的吗？”拉斐德先生的律师立即反对他的当事人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司法部刑事科科长麦克因纳奈先生当时表示了异议，他说，他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拉斐德“不愿意发表他已经向世界公开宣布了的见解”。拉斐德先生的律师当即回答说，他的当事人必定回答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或稍微有些关系的一起问题，但是，在他方面并没有义务要回答关于他个人的见解与信仰的问题。这位律师说：
“假定说，拉斐德先生被召到一个法国法院去作证，同时，假定不可思议地，居然有人问他关于他属于什么政党的问题，或关于他对于某一个问题的信仰的问题（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一定要求他不去回答这种问题，因为他是一个法国公民，他完全有自由抱任何的见解；这种自由是他的国家的宪法所保障了的。”
麦克因纳奈先生吃了一惊，他或许也想起了他自己国家的宪法，他回答说：“如果我冒犯了法国法律所规定的他的宪法权利的话，我仅表示歉意。”
当进一步问到拉斐德先生，他是否在任何时候曾经与和平宣传站保持过直接的通讯关系，他当即回答说，他从来没有。又问他，和平宣传站是不是在杜波依斯博士在巴黎出席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成立的。他回答说，和平宣传站并不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他又说，设在巴黎的常设委员会在一年之后才听到和平宣传站成立的消息。接着，又问他，他是否和杜波依斯博士有过私人的通讯关系，他当即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和杜波依斯博士没有过任何——为确当起见，应加上‘所谓的’——私人的通讯关系。我们只限于把一些一视同仁地寄给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所有委员的消息寄给杜波依斯教授，他是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委员。这也就是说，书记处经常把关于执行局的各种会议的消息和会上通过的决定，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任何出版物寄给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地全体委员，并时常附有一封信，这封信我们是为了礼貌关系，对这些人士表示尊敬而发的。”
他否认他曾要求和平宣传站作为常设委员会的代理人而散发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个有趣的证词我们没有机会可以提出。
上午审讯还没有结束，起诉方面便中止提出证据。我们准备就在这个上午提出一些申请。如果被驳回，则开始辩护，提出巴黎的证词，然后有关我的人证，最后由我上证人席。我已有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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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性格（﹝德国﹞埃里希·佛洛姆（ErichFromm），196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
TheRevolutionaryCharacter
革命者的性格
﹝德国﹞埃里希·佛洛姆（ErichFromm）1964年
谧谧翻译
〔来源〕原载埃里希·佛洛姆《基督的教义》（DogmaofChrist，1964）
「革命性格」的概念是一种政治心理概念。在这方面，它类似于三十年前引入心理学的专制性格概念，后者结合了政治范畴与心理范畴，即国家和家庭的专制结构与构成这种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性格结构。
专制性格的概念脱胎于某些政治兴趣：在1930年左右的德国，我们想确认希特勒被大多数人击败的可能性。1930年时德国人口的大多数，特别是工人和雇员，反对纳粹主义。他们站在民主一边，政治选举和工人代表选举能证明这一点。问题是，当冲突发生时他们是否会为自己的信念而战；有观点是一回事，有坚定的信念是另一回事。换一种说法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持有一种观点，就像一个人可以学习一门外语或外国习俗一样，但只有那些根植于一个人的性格结构的观点，其背后蕴含着能量——只有那些观点能发展成坚定的信念。某些信念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具有的性格结构，尽管这些信念在被大多数人支持时很容易被接受。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和弗洛伊德所证明的，性格即命运。性格结构决定了一个人会选择什么样的观点，也决定了他所选择的观点的力量。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性格概念的重要性所在——它超越了传统的行为概念，谈到了动态的行为。因此一个人不仅是在以某种思维思考，他真实的思想也根植于他的倾向和情绪。
我们在那时问的问题是：德国工人和雇员的性格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与纳粹主义的专制观点相反？这还意味着另一个问题：在关键时刻，德国工人和雇员将在多大程度上与纳粹主义作斗争？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粗略来说，10%的德国工人和雇员具有我们所说的专制性格结构，约15%的人具有民主性格结构，绝大多数人(约75%)的性格结构是两种极端的混合体。按照独裁主义者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民主主义者会是激进的反纳粹分子的理论假设，大多数人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这些理论假设被证明或多或少是准确的，正如1933年到1945年间的事件展现出来的那样。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现在可以说，具有专制性格结构的人的力量感和认同感是基于对权威的共生从属，同时也基于对服从他的权威的人的共生统治。也就是说，当专制性格者能够屈从并成为权威的一部分时，他会感到自己很强大。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现实支持的)被夸大和神化了，而他可以通过与这些权威结合来夸大他自己。服从他的权威是一种施虐受虐共生的状态，这给予他力量感和认同感。通过成为「大」(无论是什么)的一部分，他也变得很大;如果他只有他自己，就会缩小到一无所有。正因为这样，对权威的威胁和对他的权威结构的威胁对专制性格者来说就是对他自己的威胁——对他的理智的威胁。因此他被迫与对权威主义的这种威胁作斗争，就像他要与对他的生命或理智的威胁作斗争一样。
现在谈谈革命性格的概念，首先我想从谈谈我认为革命性格不是什么开始。很明显，革命性格不是随便一个革命者的性格。这正是弗洛伊德动力学意义上的行为和性格之间的区别。任何人都可以出于各种各样原因参加革命，不管他的感受如何，只要他为革命行动。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行为，几乎不能向我们揭示他的性格。
关于革命性格不是什么的第二点要稍微复杂一些。革命性格不是叛逆。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把叛逆定义为一个人对不被权威赏识、不被爱和接纳而深感怨恨。叛逆者是一个出于怨恨想要推翻权威的人，结果是他自己取代了被他推翻的权威。往往在他达到目的的那一刻，他就会和他之前苦苦斗争的权威交朋友。
叛逆者的性格类型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史上是被熟知的。我以拉姆齐麦克唐纳这样的人物为例，他最初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个有良心的反对者；当他获得足够的权力后，就背叛了工党，加入了他多年来一直与之斗争的权威。在他进入国民政府的那天，他对他的朋友和前同志斯诺登说：「这一天，伦敦的每一位公爵夫人都想亲吻我的双颊」。你可以找到大量典型的叛逆者利用反叛来成为权威。
有时候这个过程需要几年的时间完成，有时候则更快。举个例子，一个像法国的拉瓦尔这样的人物，你可以回想起他从一开始是叛逆者到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准备出售仅用了很短的时间。还有许多其它我可以举出的人物，但他们心理机制总是相同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是一座公墓，里面埋葬着那些一开始是所谓的革命者、后来却只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反叛者的道德坟墓。
还有一种东西是革命性格里不包含的，这种东西比叛逆者的概念还要复杂一些：革命者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从行为的意义上讲，革命者往往是狂热分子，但在这一点上，政治行为和性格结构之间的区别尤为明显——至少在我看来，狂热不是革命者的性格。我所说的狂热是什么意思？我指的不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顺便提一下，在今天把任何有信念的人称为「狂热分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没有信念或信念很容易丧失的人被称作「现实主义者」)。
我认为一个狂热分子可以被描述为非常自恋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接近于精神病状态(抑郁或忧郁，常伴有偏执倾向)的人、一个像任何精神病人一样与外界完全无关的人。但是狂热分子找到了一个使他免于明显的精神病的办法，他选择了一种事业——不管它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其它什么事业——而且把这个事业神圣化了。他把事业当作偶像，通过完全服从他的偶像，他获得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和生命的意义；因为通过他的服从，他让自己与偶像成为了一体，并使这个神圣化的一体成为一种绝对真理。
如果我们要为狂热分子选择一个符号的话，那一定是燃烧着的冰。狂热分子是一个既热情又极度冷漠的人。他与这个世界完全无关，但却充满了燃烧的激情，那是参与和从属于绝对真理的激情。要了解一个狂热分子的性格，不应该过多地听他说什么，而应该注意他眼睛里那种特殊的闪光、那种冰冷的激情。这就是狂热分子的矛盾之处：既与之完全缺乏关联，又能热情崇拜着他的偶像。狂热分子像先知所说的「偶像崇拜者」，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经常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因为他们说的话往往像是——或者听起来像是——革命者会说的。
我已经试图解释了我认为革命性格不是什么。革命在性格学上的概念在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也许和专制性格的概念一样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约开始于两百五十年前的革命时代，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开始，到俄国、中国的社会革命，一直到现在的拉丁美洲革命。
在这个革命的时代，「革命」一词作为参与许多政治运动的先决条件，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仍然很有吸引力。所有这些以「革命」一词为名义的运动都宣称着非常相似的目标，即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但实际上只有一部分运动真的以此为目标。我的意思是，虽然有些人确实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革命的口号只是建立专制政权的目的的粉饰，能坐上马鞍的始终是各种精英。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场革命？我们可以从字面意思上给它下个定义，简单地说，革命是对一个现存政府的颠覆，无论是和平地还是暴力地，让它被一个新政府取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政治定义。我们可以用一种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革命定义为用历史上更进步的秩序取代现有的秩序。这里总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谁来决定什么是「历史上更进步的秩序」？通常是胜利者决定这一点，至少在他自己的国家内。
最后，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定义革命，即革命是由具有革命性格的人领导、并吸引同样具有革命性格的人的政治运动。当然，这算不上一个很好的定义，但从本文的立场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声明，因为它把所有的重点放在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上：到底什么是革命性格？
「革命性格」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其独立性和自由性。不难看出独立是强者和弱者共生依附关系的反面，正如我之前在谈到专制性格时描述的。但「独立」和「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点，还没有被充分阐明。困难之初恰恰在于在今天提起「独立」和「自由」这两个词时，意思是在民主制度中每个人都是独立和自由的。这种独立和自由观源于中产阶级反对封建秩序的革命，并且它已经在与极权主义统治的反差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个人既不自由也不独立，而是受制于来自上层的传统、独断的规则和命令。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个人带来了政治自由和独立，这种自由是一种「解脱」——一种从政治权威中解脱出来的自由。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尽管今天的工业制度已经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创造出了新形式的不独立，这一点与十九世纪的商人不受约束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形成了对比。然而，独立与自由的问题远比上述意义上的自由与独立更深层次。独立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只要我们看到它的全部深度和广度。
新生婴儿与它所处的环境仍是一体的。对它来说，外面的世界还没能作为一个独立于它自己的现实存在。即使到了孩子能够认识自己之外的物体时，他将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无助状态，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与幼年的动物相比，人类这种长期的无助状态是人类进步的基础之一，但它也教会了孩子去依赖权力、害怕权力。
通常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岁月里，父母是代表权力及其双重方面的人：帮助和惩罚。在青春期前后，年轻人已经达到了可以自谋生计的发展阶段(当然是在更简单的农业社会中)，并且不必再将他的社会存在归功于其父母。他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于他们。在许多原始社会中，独立(尤其是从母亲那里独立出来)通过入会仪式表达。性欲的成熟是促使年轻人从父母那里解放出来的另一个因素。性欲和性满足将一个人与家人以外的人联系在一起，性行为本身是一种无法靠父亲和母亲帮助进行的行为，它全靠年轻人自己。
即使在性欲的满足被推迟到青春期后五年或十年的社会中，被唤醒的性欲也会让人产生独立的渴望，并与父母和社会权威产生冲突。通常人们在青春期后的几年中就能获得这种程度的独立，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即使一个人已经可以自谋生计，结了婚，甚至开始抚养他自己的孩子，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真正自由和独立。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仍然很无助，试图在很多方面找到可以保护他、给他确定性的力量。他为这种帮助付出的代价是，他使自己依赖于这些力量，失去了他自己的自由，导致他的成长过程减慢。他从那些力量里借用了他的思想、他的感受、他的目标和价值观——尽管他生活在一种认为是他自己在思考、感受和做出选择的错觉当中。
只有当一个人为自己思考、感受和做决定时，才存在完全的自由和独立。只有当他与自己之外的世界建立了富有成效的联系——这使他能够真实地响应世界——时他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种自由和独立的概念可以在激进神秘主义者的思想中找到，也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最激进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大师说：「我的生命是什么？就从内部被它自身推动的东西。从外部被推动的东西不能算是活着。」或者「如果一个人从外部获得或接收任何东西，这是错误的。一个人不应该在自身之外理解或考虑上帝，而应将上帝视为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东西。」
马克思在一个相似的但非神学的主旨里说：
一个存在者不会认为自己是独立的，除非他是他自己的主人。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自己时，他才是自己的主人。一个靠另一个人的支持生活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依赖他人的人，但只有不仅是我生命的延续、还有我生命中的创造都要归功于他人时，我才算是完全被另一个人支持着，那个人才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的生命的存在必然有它自身之外的原因，如果它不是由我自己创造的话。
或者如马克思在别的地方所说：
只有当一个人在他与世界的每一种联结中确认了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个体性时，他才是独立地在看、听、嗅、尝、感受、思考、情愿、爱——总之，他确认并表达他个体的所有器官。
独立和自由是个体性的实现，而不是从强权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或从事商业活动中的自由。每个个体的问题恰恰是他所达到的自由程度的问题。完全觉醒的、富有创造力的人是自由的人，因为他可以真实地生活——他的自我就是他生命的源泉(这里应该有必要说，这并不意味着独立的人就是孤立的人，因为人格的成长就是在与他人和世界产生联系和兴趣的过程中发生的。但这种联系与依赖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对自我实现的独立性问题的思考导致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框架内以俄狄浦斯情结的名义处理了同样的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健全的实现途径在于克服对母亲的乱伦欲望，并声称心理健康和成熟的基础是解放和独立。但对他来说，这个实现过程是由对被父亲阉割的恐惧开始的，并以将父亲的命令和禁令纳入他自己(超我)而结束。因此，独立的过程需要一个人从对母亲的依赖中脱离并将父亲和社会权威纳入他的超我。
革命者是一个将自己与人类集体融为一体的人，因此他超越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的狭隘界限，并因此能够从理性和人性的立场出发批判他所处的社会或其它任何社会。他不会陷入对他碰巧出生于的那种文化的狭隘崇拜中，那不过是时间和空间的偶然。他能够以一个清醒的人的开放眼界来看待他所处的环境，在非偶然(理性)的事物中找到他对偶然事物的判断标准。他存在于人类之中，又为人类而存在。
革命性格与人性是一致的，这里面也包含一种深深的「对生命的敬畏」，用阿尔伯特史怀哲的话来说，对生命深深的亲近和热爱。确实，就我们和其它所有物种而言，我们都坚持生存并与死亡作斗争，但执着于生活与热爱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一种人格恰恰被死亡、毁灭和腐烂而非生命所吸引，这一点会更加明显(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子)。这种类型的人可以被称为恋死癖，引用乌纳穆诺在1936年对一位佛朗哥将军的著名回答，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死亡万岁」。
一个人可能意识不到死亡和毁灭对他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的存在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推断出来。扼杀、压制和摧毁生命给予他的满足正如热爱生命的人在使生命成长、扩展和进步的过程中获得的满足。恋死癖是真正的变态，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以毁灭为目标。
革命者在一种可以被称为「批判性情绪」的东西中思考和感受——一种批判的基调，用音乐术语来说的话。拉丁语格言Deomnibusestdubitandum(人必须怀疑一切)是他对世界的响应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所讨论的这种批评情绪绝非犬儒主义，而是一种对现实的洞察，与用来替代现实的谎言形成对照。
非革命者很容易相信多数人宣布的事情。处于批判情绪的人会以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他对大多数人的判断、占优势的意见会格外加以批判。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他们能很容易地保持这种态度，因为事实上，这种对公共规范的批判性方法正是耶稣的方法。这种批判性情绪也是苏格拉底、先知以及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崇拜的许多人的情绪。只有当他们已经死了足够长时间，彻底地、足够地死去了，赞美他们这件事才是安全的。
「批判情绪」是指一个人对陈词滥调或者说所谓的「常识」敏感，这种常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废话，并且只是每个人都重复它才有意义。也许我所说的批判性情绪不是你能轻易下定义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用自己和其它人做一下实验，就能很容易发现有这种批判情绪的人和没有这种批判情绪的人。
举例来说，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军备竞赛能够促进和平？它违背了我们过去的所有经验。有多少人相信，如果防空警报响起——尽管美国的大都市都建了防空洞——他们可以成功自救？他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不需要危言耸听，他们就能预见到自己会在这十五分钟内试图到达防空洞入口时被踩死。尽管如此，数百万人还是相信我们著名的地下避难所能够将他们从50或100兆吨的炸弹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批判情绪。对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比成年人有更多的批判性态度)讲同样的事情，他可能会质疑它。而大多数成年人都受过足够的「教育」，不会处于批判情绪中，并因此相信「感觉」是完全无意义的。
除了具有批判情绪之外，革命者还与权力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是一个不明白权力可以杀死人、强迫人甚至扭曲人的梦想家。他与权力有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特殊关系。对他来说，权力永远不会被神圣化，永远不会扮演真理的角色，也不会扮演道德和善良的角色。这也许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与权力的关系问题。问题不在于弄明白权力是什么，也不在于估计权力的作用和功能。这是一个权力是否神圣的问题，以及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否被权力所打动的问题。在道德上被权力打动的人不会处于批判情绪中，也不会是一个革命者。
革命者能够说「不」，或者换一种说法，革命者是一个能够不服从的人。对他来说，不服从是一种美德。为了解释这一点，我要从一个听起来很笼统的说法开始：人类历史始于不服从行为，也可能终于服从行为。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人类历史从不服从行为开始指的是希伯来和希腊神话。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上帝命令人类不要吃苹果。人类——更确切地说是女人——能够说「不」。她能够不服从，甚至能说服男人与她一起不服从。结果是什么？在神话中，人类被逐出了伊甸园，也就是说，人类被赶出了前个体性、前意识、前历史或者说前人类的状况，一种可以模拟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的状况。人类被赶到了历史的道路上。
用神话的语言来说，人类是不被允许返回的。事实上，人类不可能返回。因为一旦他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与其它人、与自然分离的，就不可能再回到他的意识开始之前存在的原始和谐。从这第一次不服从行为开始，人类的历史就开始了，而这第一次不服从行为就是第一个自由的行为。
希腊人使用了一个不同的符号，即普罗米修斯的符号。正是因为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偷取了火种，他犯下了不服从的行为，使火种被带给了人类，人类历史——或者说人类文明——开始了。
希伯来人和希腊人都教导说，人类的历史是从不服从开始的。为什么我说人类历史可能终于一种服从行为？不幸的是，我在这里指的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如果一场核战争能在两三年内毁灭一半人口并导致一个彻底野蛮的历史时期——如果这场核战争发生在十年之后，可能能毁灭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这将是由于服从行为，即那些按下按钮的人对下达命令的人的服从，以及对那些使我们有可能陷入这种疯狂境地的思想的服从。
不服从是个辩证的概念，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不服从的行为都是一种服从行为，而每一个服从行为都是一种不服从的行为。我这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不服从的行为，除非是空洞的叛逆，都是在服从另一个原则。我不服从偶像，因为我服从上帝。我不服从西泽，因为我服从上帝。或者如果你想用非神学语言，因为我服从某种原则和价值观，服从我的良心。我可能不服从国家，因为我服从法律和人性。而如果我服从，那么我也确实在不服从别的东西。问题并不真的在于不服从或服从，而在于不服从或服从什么、不服从或服从谁。
从我所说的来看，革命者并不是一种只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格类型。革命性格确实存在于政治中，但也存在于宗教、艺术和哲学中。佛陀、先知、耶稣、佐丹奴布鲁诺、艾克哈特大师、伽利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爱因斯坦、史怀哲、罗素他们都是革命者。事实上，你也可以从一个不在这些领域的人身上找到革命性格，在一个「是」就是「是」，「不」就是「不」的人身上。他是一个能够看清现实的人，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一样：他能看到皇帝赤身裸体，并且他所说的忠实于他所看到的。
十九世纪也许是一个更容易识别出不服从的历史时期，因为十九世纪是一个家庭和国家的权威公开的时代，因此革命性格能占有一席之地。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期。正是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工业体系创造了有组织的人，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靠坚持服从它的人顺利运作下去并通过操纵而非武力让人们服从。这些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声称，服从他们的命令是人们自愿的，并试图说服——特别是通过他们提供的物质满足程度说服——我们所有人，我们喜欢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有组织的人不是能够不服从的人；他甚至不知道他在服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听话，他怎么能想到不听话呢？他只是人群中的一员，是「声音」，他的想法和行为是「合理」的——即使这会杀死他和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孙子孙女。因此，对于当前官僚工业时代的人来说，培养一个不听话的或者说具有革命性格的人比十九世纪要困难得多。
在这个年代，我们的生活遵循资产负债表的逻辑，物质生产的逻辑延伸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逻辑。人变成了数字，正如物变成了数字一样。物和人在生产过程中都已经成为量。
重复一遍：如果一个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服从，那么想要不服从是非常困难的。换句话说，谁能不服从一台电子计算机？我们如何才能对这种理想是像一台电子计算机一样行动，没有意志、感受和激情的哲学说「不」？
今天的服从不被认为是服从，因为它被合理化为「常识」，作为一种人必须接受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说有必要在东西方都制造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武器，谁能不服从呢?谁会想说「不」，如果这一切不是作为人类意志决定的行为，而是作为客观必然性的行为呈现的话？
我们目前的境况还有和另一个方面相关。在这个我认为西方和苏联集团会越来越相似的工业体系中，一个人被大官僚的权力吓得要死，被庞大的一切，国家、工业官僚和工会官僚吓得要命。他不仅觉得害怕，还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谁会是戴维，是那个对巨人说出「不」的人？与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权威相比，现在的权威的力量已经扩大了一千倍。个体被恐吓并乐于接受权威，他接受以常识和理性的名义给他的命令，是为了不让人觉得他屈服了——是为了消除他的屈服可能会牺牲他自己和其它人的生命的想法。
总而言之，我指的「革命性格」不是行为概念而是动态概念。一个人是这种性格学上的「革命者」，既不是因为他说出了革命的话语，也不是因为他参与了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者是从血缘和土壤、从父亲和母亲、从对某一国家、阶级、种族、政党或宗教的忠诚中解放出来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自己身上体验到了所有人性，没有任何人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热爱并尊重生命。他是一个敢于怀疑的人，也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他是一个敢于怀疑的人，因为他怀疑意识形态会掩盖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他相信潜在存在的东西，尽管它还没有出生。他能说「不」，也能不服从，正因为他能说「是」并遵守那些真正属于他的原则。他不是未觉醒的，而是面对他周围的个体和社会现实完全清醒。他是独立和自由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仆从。
这个总结可能看起来像我一直在描述的是心理健康和幸福，而不是革命性格的概念。实际上，我描述的是一个健全的、有活力的、精神健康的人。我敢断言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才算是生活在完全的世界里，而未觉醒的人处于残缺的世界中。一旦所有人都觉醒了，就不再需要任何先知或革命者，只会存在完全发展的人类。
当然，大多数人从来都不会是革命者。但我们之所以不再生活在洞穴里，恰恰是因为人类历史上总是有足够多的革命者和他们的同类带领我们走出洞穴。然而，还有许多其它实际上是叛逆者、专制主义者或投机者的人假装是革命者，我相信心理学家们在研究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思想家背后的性格差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为了正确地发挥这一作用，他们必须具备本文一直试图描述的一些质量：他们自己必须是革命者。
感谢中大新左学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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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托尔斯泰的创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论托尔斯泰的创作[1]
卢那察尔斯基1926-1927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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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托尔斯泰从事创作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列宁说明得再好不过了。托尔斯泰是一个对俄国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人物，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有着极深切的依存关系。以下便是列宁就这一点所写的：
“托尔斯泰开始他的文学活动，是在农奴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但已经是农奴制度显然到了末日的时候。托尔斯泰的主要活动，是在俄国历史处于两个转折点——1861年和1905年——之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农奴制度的痕迹及其直接的残余渗透了俄国整个经济的（特别是农村的）和整个政治的生活。同时正好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从下面加劲成长和从上面培植的时期。
“农奴制度的残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多而且最明显地是表现于下列的事实：在俄罗斯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这个时期的农业是落在破产的和贫困的农民手里，他们用陈旧的原始的方法耕种1861年为了地主利益而分割的旧日农奴的份地。另一方面，农业又是在地主手里，他们在俄罗斯中部是用农民的劳动、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马去耕种上地，而农民所得的代价是使用一些‘割地’、牧场和牲口饮水地等等。其实这是旧的农奴制度的经济。这一时期俄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完全渗透着农奴制度的精神的。这从1905年最初变动以前的政府结构可以看出来，从贵族地主对于国事具有绝对的影响可以看出来，而且从那些主要也是由贵族地主出身的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操有全权可以看出来。”
“这个古老的家长制的俄罗斯在1861年以后就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之下迅速地崩溃了。农民饥饿、死亡、空前未有地破产，而且抛弃土地跑到城市去。由于破产农民的‘廉价劳劲’，铁路和工厂加紧地修建起来了。巨大的财政资本、大规模的工商业在俄国发展起来了。”
“于是旧俄罗斯的一切旧‘基础’之这样迅速、严重和猛烈地破裂，就反映在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而且也反映在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中。”
“托尔斯泰极其熟悉农村的俄罗斯、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给了这种生活以如此出色的描绘，使得这些描绘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好的作品。农村俄国的一切‘旧基础’之猛烈地破裂，加强了他的注意力，加深了他对于四周所发生的事情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终生了一个转变。”[2]
因此，照列宁的意见，托尔斯泰本人是旧俄国的代表——他是贵族、地主。他生活的时代，这个旧俄国已经腐朽。它是自然而然地、首先从它的基础即农奴制度腐朽起来的。任何一个稍微正一点、稍微动动脑筋、稍微诚实一点的人，都不会去保全这些“旧基础”，都认为那只是可诅咒的过去的残余。那么从外部动摇这些“旧基础”的是什么呢？代替它们的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然而是以原始积累的形态出现的资本主义，使农民和贵族一同破产的资本主义，新兴的、特别好掠夺的、一般地说害多益少的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贵族，托尔斯泰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的优点，缺点他倒是敏锐地看出来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憎恨、对战胜了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憎恨，是托尔斯泰的基本社会情操，可是他在这个抗议中不能依靠贵族阶级本身。同样的现象在俄罗斯文学中有过不少。贵族赫尔岑反对资本主义而求助于农民。民粹派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也求助于农民。托尔斯泰在这方面更是特别富于典型性。为了设法打击资本主义，为了有一件东西同资本主义相对抗，为了找出一个理想、一个可以拿来向资本主义作斗争的真理，托尔斯泰一定要摒弃旧俄国的贵族阶级，同时摒弃官僚和僧侣，双手紧抓住农民的真理，从这里，从农民的真理的观点，极力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你们知道，民粹派，还有赫尔岑和巴枯宁，都具有真正的革命情绪，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必须依靠农民的革命本能，必须发动农民，发挥他们的反抗力，造成农民起义，尽可能使起义随成一片波涛汹涌的反专制的革命海洋。你们会看到，托尔斯泰并没有这种倾向。他绝对不相信任何的革命，也不希望有任何的革命，他比他同时代那些冒充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了解当时的农民。
民粹派以为农民能够成为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正确的。在顺利的条件下，在酵母充足、而且有一支能领导农民的先锋队的情况下，农民真能够成为革命力量。在这里，民粹派要比托尔斯泰正确些。不过他们只在他们自己所不了解的意义上来说才是正确的，即是：如果除了农民以外，再加上俄国无产阶级，那才有了炸药。可是当时俄国差不多还没有无产阶级，也很少有人了解还得先由资产阶级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托尔斯泰不了解这一点。像民粹派一样，托尔斯泰希望依靠农村反对城市，反对地主，反对沙皇，但是因为他看到农村本身并不革命，他不仅看到这个，他自己还同情这种农村的消极性，他自己在这方面纯粹是以本来面目出现的农村、带有奥勃洛摩夫性的农村的人，所以他跟兹拉托夫拉茨基[3]和乌斯宾斯基、跟巴枯宁和赫尔岑不同，他创造了另一个理想化的农村。他要寻求别的方法把农村理想化。
托尔斯泰说过，他第一次读完卢梭的作品的时候，筒直感动和喜欢得战栗起来，此后有一段时期，他身上不再挂十字架，却挂了一个小小的卢梭肖像。这件事有极大的特征意义。卢梭的独特的革命思想主要是什么呢？是认为文明、科学、艺术、技术、国家形式的发展等等实际上不仅不算进步，反而只能伤风败俗，是说为古时候才有人的幸福，才有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公平的生活制度，因此最接近这种制度的是社会的落后部分，例如农民。卢梭说，在农民中间还可以找到优良的古风的遗迹，城市即已腐败透顶，一无是处。卢梭当然不是贵族，然而卢梭是典型的小市民：他是小市民的城市日内瓦、典型的小市民国家——当时在工业方面非常落后的瑞士一个小钟表匠的儿子。可见他这是把小资产阶级的“公正的生活制度”理想化了。
卢梭在思想上是彻底的，他向往在他那个时代开始而在革命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的思想革命运动。社会变革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削弱了旧欧洲的基础。因此卢梭接近了革命思想。他说过，私有财产制是我们社会的祸首，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仿佛成了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先驱。可是同时，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最大的反动分子，因为他否定了科学和技术，也就是否定了促使经济进步的力量，这些力量必定要引导人们走向资本主义，同时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发展的真正完成者——无产阶级来，并且通过资本主义，为真正的人类社会即是组织严密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客观条件。如果历史沿着卢梭所指示的道路发展下去，那么任何的进步都要停止，我们只好大开倒车，恢复野蛮人的生活，而卢梭却极力想在这半野蛮的生活中实理某种正义的理想。
服尔德也是革命家，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完全承认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能造福于人，他挖苦卢梭说：德行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是难道我们就非爬行不可吗？
托尔斯泰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便流着眼泪读了卢梭的著作，而且把他的背像当作颈饰挂在领子上。这个有着灵活的头脑和炽热的心灵的敏感贵族，对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竟是那样深恶痛绝。
他在大学时代到彼得堡去过一趟以后，曾经一度相信进步——使人们受到教化、使生活更丰富美满的一种迈进，似乎是自然规律，相信这是能够解决社会及其命运的迫切问题的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可是托尔斯泰很快看出了“进步”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他。在这个仅只持续了四、五年的短短的时期的末尾，他写道：
“有两种进步的概念，彼此截然不同。在大多数有教养的人士（他特别强调“有教养的”）看来，历史的全部意义只在文明的进步。在我们看来，这意义却在公共福利的进步。公共福利的进步不但不是文明进步的结果，而且多半是和文明抵触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能以‘进步’为理由替任何事物辩解，因为能够成为无解理由的只有‘福利’，而不是‘前进’。”[4]
你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想法很天真，不过，如果注意到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没有感觉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如果注意到人们还不了解资本主义的作用等事实，那么我们便不能因为托尔斯泰有这些想法而责备他了。嘿！你们口口声声说进步呀、科学呀、技术呀、国会呀、各种陪审裁决呀，等等，但是我看见的是什么呢？穷人并没有由于我们的进步发财致富，反而变得更加贫穷，他们受到重重剥削，遭到种种蹂躏。
这样的话赫尔岑也说过。托尔斯泰同样进入了反资产阶级的、充满革命精神的时期。他当然不能拿旧贵族阶级的理想去对抗资本主义及其进步，这个理想虽然还不明确，却是不同于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的。在这里，卢梭的影响十分明显。即使在托尔斯泰发展中最贫乏、最暗淡的时期，他也决没有把贵族阶级本身当作理想。我只想从他给姑母的私信上引用一段，他写信的时候已经完全抛弃了这种理论和自由主义：
“俄国的一切是那么丑恶、丑恶、丑恶。在彼得堡，在莫斯科，人人都在叫喊、生气、期待，偏远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形——家长式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和非法的行为。您相信吗：回到俄国以后，[5]我跟自己对祖国的反感斗争了很久，现在才开始习惯于这些构成我们经常的生活环境的可怕现象……”例如，他看到了一个贵妇人怎样在大街上打女仆。“我的村长为了要替我出力，”他在给姑母的信上写道，“竟用这样的方法处罚一个酗酒的园丁：除了殴打以外，还叫他赤着脚到刚收割过的田地上去看守畜群，看到园丁脚上创伤果累累，居然大为开心……”
就是托尔斯泰所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场面，使他恐怖得战栗起来。而他会这样恐怖得战栗起来，正说明他已越出了地主阶级的范围。当然，他身上可能还有地主的各种特点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么一个人叫做地主阶级利益的表现者。他说得很明白：卑鄙，丑恶，必须设法离开这一切，消灭这一切，这叫人再也不能容忍了。可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害更大，他否定了自由主义式的进步，那么他往哪里去呢？巴枯宁走向了无政府主义，赫尔岑走向了革命的民粹主义。托尔斯泰似乎也应该寻求类似的解脱。然而托尔斯泰实际上是在民粹主义高潮已经过去的时期发表他的主要著作的，在作为他的写作生活中的基本重心的那个时期，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对民粹派所介绍的斗争方式已经失去信心。因此，即使托尔斯奏的贵族天性、内在的贵族天性和他的某些同样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特点，即使它们没有促使他避开革命，他在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变成一个不革命的革命家，因为在那时候以前，革命的牌已全部输光了。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这件事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2
对于托尔斯泰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两重性，列宁了解得最深刻。他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写道：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对社会的扯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疲惫的、歇斯底里的、意志薄弱的人，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他当众捶着自己胸膛说：‘我坏极了，我龌龊极了，可是我在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了。’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揭示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与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增加之间的矛盾是何等地深刻；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一种东西，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的确：
你又贫穷，又富足，
你又强壮，又孱弱，
——俄罗斯母亲呀。”[6]
然后又说：
“家长制的农村，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现在实际上是送给资本和国库去任意掠夺了。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的确维持了好几百年的基础，非常迅速地崩溃下去了。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观点去考量（这样的考量自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对于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于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这种抗蓬一定会从家长制的俄国农村中发生出来）的观点去考量。”[7]
这整个急剧的解体过程，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一个贵族，会关心起革命来。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具有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列宁写道，“托尔斯泰是伟大的。”[8]
这是说，正因为托尔斯泰在他的反资产阶级斗争中接近了农民，他才充满了农民的革命情种，他才会从农民的苦难去着眼，他才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政论家，在他的理论宣传中把一切耗损农民、折磨农民、使农民破产的东西抨击得体无完肤。
“托尔斯泰是富于独创性的，”列宁写道，“因为他的观点的总和整个说来却恰好表现了我们的革命、即农民资产阶革命的种种特点。从这个观点看来，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我们革命中的农民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度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蓄积了无数的仇恨、怨毒和拼命的决心。于是发生一种倾向，想彻底扫除官办的教会、地主及地主政府，消灭土地占有制度的一切旧形式和旧程序，清除地面，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共同生活来代替警察的阶级的国家，——这种倾向，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我们革命中的农民的每一个历史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我是符合于那有时被看作他的观点‘体系’的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不如说是远更符合于这种农民的倾向。”[9]
列宁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以为农民社会主义只是这个贵族凭空想出来的。不，他的革命性不能离开农民的革命性而独立。当农民接近了反抗的思想，当一般农民受到激发，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们很愿意接受托尔斯泰主义。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比方说，杜霍包尔派[10]和托尔斯泰殊途同归，完全达到了同样的学说吗？杜霍包尔派是革命的农民贵族。同时，他们所提倡的“不革命的革命”、单纯的道德革命、非暴力的革命等等，跟托尔斯泰的学说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证明托尔斯泰确实是这一部分农民的思想家。可是我已经指出过，这是说的哪一部分革命农民：不能以硬碰硬的方法实行彻底革命的农民。列宁也指出过这个：
“另一方面，农民虽然渴望新的共同生活方式，但是依然用很不自觉的、家长制的、宗教狂的态度来观察下列问题：这种共同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呢，应当用怎样的斗争才能为自己争得自由呢，他们在这个斗争中能找得着怎样的领导者呢，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怎样的态度呢，为什么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度时必须用说力推翻沙皇政权呢？……在我们的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曾经真正斗争过，为着这个目的多少把自己组织起来过；而且有极小一部分手持武器去扫除他们的敌人，消灭沙皇的走狗和地主的拥护人。大部分农民则哭泣和祈祷，痴谈道德和梦想，缮写请愿书和派出‘请愿代表’——这一切都符合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11]
这种农民的消极性，不善于把自己组织起来，不善于真正地切实改善自己的地位，这种在空谈、诉苦、希望、祷告等等中浪费生命的倾向，这种独特的农民式的奥勃洛摩夫性格，因循，犹豫，迷乱，——这些也表现在最伟大的农民思想家托尔斯泰身上，虽然他是贵族出身：它们表现在这一点上：一方面他提出了热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却又无力把它变为实际的斗争。
在题名《列夫·托尔斯泰》的另一篇文章里，列宁对托尔斯泰作了一次总的评价，这对于我们也非常珍贵。他这样说道：
“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所投射的光辉，一个被农奴主所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12]竟出现为全人类的艺术发展上的一次进步。”[13]
说得太好了，这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真正的文化史的本质理解得极其深刻。请注意他说的话。托尔斯泰是真正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他是站在全人类艺术发展的前面。为什么呢？有一股什么力量反映在他身上呢？有一股什么力量注入了这些在某方面引导全人类前进的珍品中呢？那是我们的伟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的革命曾经四处摸索，竭力为千百万农民寻求出路，它像瞎子一样碰到种种障碍，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只找到几条错误的道路，它痛苦过，不安过，抗议过，也失望过。因为这抗议是反映在一个天才的代表人物、像我们的弗拉基来尔·伊里奇一样天才磅礴（只是带着另一种色彩——艺术色彩，而不是积极行动的色彩）的代表人物托尔斯泰身上，结果上述的一切探索就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非常集中而鲜明的表现。当时所提出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又被表现得如此有力，所以它们在艺术上的反映竟超过了那些先进得多的国家。
马克思告诉我们：艺术发展的高度可以同经济发展的高度完全不符。换句话说，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它的艺术不一定也强大。这两者之间也可能完全不相符。马克思还举过一个例子：艺术很少达到、甚至也从未达到过古代希腊的水平，但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当然大大超过了希腊人。
列宁也认为是这样。一个受尽农奴主折磨的蒙昧无知的落后国家找到了它的农民思想家、它的表现者——一个从别的阶级投奔过来的、有点儿古怪的贵族，结果竟使世界艺术升到了并多更先进的国家、正常的文明国家的艺术所不能升到的高度。
列宁接着又说：
“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的，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的人。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这就必须作斗争，就必须向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就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
“托尔斯泰不但创作了一些艺术作品，可供大众在推翻了地主与资本家的压迫而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而且他善于以惊人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抗议和愤怒的情感。”[14]
列宁便是这样看待托尔斯泰的。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将永远为群众所珍视和阅读，认为当群众替自己创造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这些作品将特别为群众所珍爱，认为社会主义将是使托尔斯泰能为全体人民所接近的先决条件。
3
托尔斯泰的意义非常伟大，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拥有无限生活力的人物的缘故。
当你们围绕各种托尔斯泰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描述的时候，你们会发觉他们把他描写成了一个顺从神意、严守戒律的人，虽然他有时也动怒，可是一般说来，却是个十分温和的长老。这是欺人之谈。托尔斯泰好色，爱骂人，常常乱发脾气，同时却很容易感动，以至他自己说自己道：“我爱哭得毫无节度；我还年轻的时候，人家都叫我‘爱哭的列夫’。”真正的艺术家高尔基接近过托尔斯泰以后，曾经在他那著名的小册子里描写托尔斯泰，[15]在他笔下，托尔斯泰主义者企图塑造出来的那个温和的人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了；当高尔基想找出一句最适当的话来形容托尔斯泰时，他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巫师。有一天早晨，高尔基看见托尔斯泰站在海滨沉思，于是他觉得托尔斯泰正在施展巫术，整个大自然都听他支配。高尔基对托尔斯泰的印象就是这样，这比说他如何富于圣徒精神要真实得多。虽然托尔斯泰希望效法圣徒，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完全同圣徒相反，是热爱生活的人。
托尔斯泰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他的异乎寻常的、浑厚得惊人的、同社会感觉和激情密不可分的生活力。此外，他的阶级出身、他的经济状况，使他完全有可能将这些极其丰富的生活印象加以提炼，在美学上臻于完善之境。他做得那么圆熟，他的任何一个出身于同一阶级的前辈都赶不上他。可是除此以外，托尔斯泰还改变了他的创作目的，从而也改变了他的作品形式。他头一个追求朴素，而且把这件事摆在第一。他果然达到了这种古典式的、“托尔斯泰式”的朴素。为什么托尔斯泰向往极端的朴素呢？他向往朴素，是因为他不愿为贵族写作。他立意要在艺术中做一个非常严肃诚实的人。他立意这样做，是因为第一，照他的意见，艺术应该表现列宁所说的那种由于旧生活被破坏而产生的剧烈的苦难，第二，因为这会使他接近农民的真理。托尔斯泰狠狠地嘲笑了、并且以同样的憎恶描写了主持弥撒的牧师和大剧院的歌剧，因为他觉得这两者都是虚伪。他渴望创造真实而严肃的、没有任何粉饰的艺术。当人家问他“什么是艺术？”的时候，托尔斯泰作了天才的深刻的回答，其中的主要部分已为我们所承认：“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感受感染广大群众的一种方法。”因此，托尔斯泰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感受，这感受当然是很严肃的，因为否则不能感染人，它是严肃的、有益于社会的，他说为，一切艺术手法都应该是使这感染产生尽可能强大的效果的手段。当然，他必须创立一套新的美学。在这里，形式的典雅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他也曾把他所有的作品精琢细磨，然而不是为了典雅。到底为了什么呢？为了引人入胜的朴素，照他的意见，朴素才是艺术中至高无上的瑰宝。托尔斯泰所以能超乎一切作家之上，是由于任何其他作家都没有写得那样朴素。托尔斯泰的文笔有时候似乎也欠修饰：他在同一句话里能用上四个“что”。不过他这么做是故意的，目的在使人对他的深刻的思想马上获得印象，深刻的思想往往顾不到自己的外形。但是整个句子却变得能使人对真理本身产生最强烈的印象，一切都像我们在周围自然中所看到的那样朴素和令人信服了。
正是托尔斯泰的这个特点、这种巨大的艺术真实性，在我们面前完全描画出了作为社会艺术家、作为表现我们的共同感受的巨匠的托尔斯泰的面貌，说是“共同感受”，是因为在他抒发他自己的感受，极力用来感染别人的时候，他当然要选择多多少少带有全人类性的东西，而不是阶级的东西，因为他脱离了本阶级，他憎恨本阶级。
因此，如果说托尔斯泰在精神上具有勇士般的生活力的话，那么他同样也有一个早已由前人做好的极其丰富的调色板来表现这生活力，并且有一切可能完全献身于这个事业，而不必为他的物质福利操心。假如再加上他虽然站在转折点上、却达到了他以前的任何艺术家所没有预料到的真实和朴素这一事实，您说会了解托尔斯泰是怎样的人物，托尔斯泰的艺术学校又是什么了。您就会了解，艺术中的托尔斯泰学校是我国每个无产阶级作家非进不可的学校，因为如果没有强烈的感受，他便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作家，他便不该写作：他能用什么去感染别人呢？他应该是一个坚强的性格。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懂得他的本行，以全部热情献身于这个事业，此外，他还应该极端朴素。然而朴素应该不是比偷窃更坏的愚钝，不是文理不通、佶屈聱牙、不能掌握语言。
让我回过来谈谈哲学家托尔斯泰吧。
道德家托尔斯泰常常败坏他那顺乎自然的幸福的心情。
在哲学方面愉快的顺乎自然的思想也被比较沉重的别的东西代替了。
除了经常复发的犯罪的恐惧以外，托尔斯泰还有别的恐惧。也许，他宁愿对付犯罪的恐惧，也不愿对付死亡的恐惧。托尔斯泰写成《复活》之后，契诃夫写信给高尔基说：
“我读完以后，不禁哑然失惊。本书作者非常害怕死亡，可是他自欺欺人，死抱住那些出自《圣经》的引文不放。”[16]
这段话足足把整个托尔斯泰主义的特征说明了一半。托尔斯泰拥有极其强大的生活力，正因为他的生活力那样强大，他才不能不珍惜有过那么丰富的阅历的他本人，并且一想到死亡就恐怖。他的小说《哥萨克》的男主角叶罗希卡说得很坦率：“青草将要生长，因此必须及时享受。”[17]托尔斯泰曾经以同情态度描写一个农民死得多么安详，一棵被砍倒的树木又是怎样死得更安详、更美，而执着于风烛残年的有教养的贵妇却死得多么丑。[18]他认为人应该很勇敢地迎接死亡。他写过一篇专谈死亡的东西，即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他以残酷的真实性描写了死亡。当托尔斯泰接近了死亡的事实本身的时候，他似乎不得不顺着它，于是他说，伊凡·伊里奇在死期逼近之际，终于明白了这里并没有什么死亡，有的只是光明。不过这当然只是一句空话：决不能叫任何人信服的。人死的时候不是这样，不会感觉到光明，人临终时只会感到力量的衰退、记忆的模糊，有时还感到剧烈的痛苦。托尔斯泰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在这里，他给死亡加了一点儿糖，使它不致那么可怕。由于同犯罪的恐惧混合在一起，他对死亡的恐惧就更加强烈，以至经常令他苦恼了。生活常常促使他去犯罪，并且正因为有了这诱人的罪孽才显得可爱，而生的结局却是死。处在这两大梦魔之间，人不可能平静下来。托尔斯泰一直被这些问题折磨了一辈子。他认识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罪孽，在那里，每个人的幸福是用别人的不幸换取来的，罪孽经常威临着每一个人。在那互相排挤、互相夺取“幸福”的时代来肯定这个事实，更是特别可怕，因此人们希望寻找一种解脱，寻找没有罪孽的生活。我们知道，唯独在社会主义、在每个人的努力和幸福同别人的努力和幸福说为一体的条件下，才有没有罪孽的生活。可是托尔斯泰看不到这个。他不得不寻求别的。同样，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达到了那种痉挛的地步，他所以那么不安，所以要建造一座思想和形象的大厦来为自己遮蔽死亡，也只是因为他拥有极大的生活力的缘故。
然而我们也不能把事情想象成这样：托尔斯泰本来只有一种空虚感，或者本来具有一种自觉的哲学无神论精神，只是受了死亡和犯罪的恐惧的影响，才凭空想出一个上帝来。不，他从小便相信上帝。相反地，他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才对上帝起了疑心。在他那个时代，要越出恼人的矛盾的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矛盾促使他重又承认了上帝。
他还年轻的时候在日记中写过：“我祈求上帝保佑我打牌得胜，于是果然胜了。这件事大大坚定了我的信仰。”他写这段话时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同样的情况一首继续到他生命结束的日子。我读过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所写的未出版的日记，其中有这类字句：“我起来了，因为睡不着。主啊，主啊，帮助我吧。我怀疑，动摇……我怎么办呢？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我只引了个大意。后面还有：“清早即起，甚为平静，信仰坚定了。”
这人经常生活在这种动摇不定的情况中，因为使他内心的宗教感情增强起来的大概只是一些生活琐事、健康状况等等。而无论他给自己和别人引来多少论据，这些论据又总是不能令人信服。但是他仍然不断地一再援引论据，因为他需要一个上帝。他到哪里去弄来这个上帝呢？到教会去弄来这个上帝吗？绝对不是。教会和牧师只能叫他寒心。他说过：“我宁愿让恶狗把我的孩子撕成碎块，也不愿叫神父来替他举行妖术似的仪式。”他恨教会恨得多深！
于是他着手修改福音书译文和他自己所写的神学著作，在那些著作里，他极力想使基督教变成没有神秘色彩、不拘仪式等等的宗教。不过，在这种经过净化的基督教里，实际上还有很多神秘色彩。托尔斯泰凭什么理由弄出一个新的上帝来呢？正由于他需要让自己感觉到有一个上帝神秘地存在着。“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皈依上帝。诚然我皈依上帝，我就不会死。然而并不是人人都皈依上帝的。酒肉之徒都脱离了上帝。应该信奉上帝。在生活中皈依上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根据正义来生活，在爱里面生活。凡是根据正义来生活的人，在爱里面生活的人，才会感到上帝在自己心中，他会永生，他不怕死。”
那么，这个上帝是托尔斯泰向谁借取来的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向农民借取来的。不错，农民自己多半醉心于牧师的信仰，可是托尔斯泰凭着他的非凡的敏感，知道农民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不再需要牧师的信仰，如果农民受了良好的数育，如果他们变得更聪明些，他们一定觉得牧师的信仰荒谬可笑。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不需要任何的信仰。他以他的天才，预料到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情形——福音教派和洗礼教派在先进农民中的广泛流行。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看到杜霍包尔派怎样不顾官方的残酷迫害而流行起来。杜霍包尔派是没有牧师的真正的农民宗教。这是农民建立自己的社会正义与和睦共处生活的尝试。这表现了小私有者对和睦共处生活的虚幻观念；这是把自己的理想用宗教形式表现出来、使个人主义的愿望服从那被称为上帝和正义的公共法规的一个尝试。这些农民教派正代表了托尔斯泰所执着的那种经过净化的宗教、那种宗教改革。今天在我国已经发生的不是宗教改革，而是革命。不过我们可以直截了当说托尔斯泰是一个怎样的人。托尔斯泰是宗教改革家。托尔斯泰是我们的萨文黎、[19]我们的胡斯。[20]他的活动的目标，是说明不要革命也可以克服生活的极度混乱状态：“我们要澄清我们对上帝的观念，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一种友爱、圣洁、正义等等的宗教，有了这个，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这种宗教来生活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任何社会改革了。”这一点当然包含着托尔斯泰学说的极大的危害性。
我不想在这里分析托尔斯泰的大多数优秀作品。我只打算把使他在世界作家中特别出名的作品，即是他壮年时代所写的两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作一次粗略的分析。
我们从《战争与和平》谈起吧。
在这部小说中，从头至尾贯穿着全书的核心是什么呢？这在某一节的一句简单的话里讲得很明白。托尔斯泰说：“一个人越能放弃个人行动而加入共同行动，他就越是适得其所，他获得的成就也越大。”《战争与和平》正是描写共同行动的。不过托尔斯泰视为共同行动的不仅是决定历史的东西，不仅是历史事件（他觉得历史事件是一个实际上不管个别人的意志而演变的巨大过程）。在他看来，整个世界、整个太阳系、我们周围的整个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全部发展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它有自己的一套非常巧妙和庄严的、因而应该为人所接受的规律，要求某些力量服从自己。
只要您不顾全民的思想、不顾从整个客观存在中顺理成章地产生出来的思想而特立独行，那么您便是脱离了、离开了自然的怀抱，不论您怎样行动，您实际上只是一根可怜的小草罢了。例如拿破仑，虽然统治过列国，却是一个可笑而又可怜的人，因为他的野心、自私、个性、他的所谓英雄使命全跟共同行动相抵触，他极力想战胜历史的自然进程。
因此托尔斯泰使小说的男主角、带有一些自我写照性质的安德列从许多体验中痛苦地了解到：野心、对荣誉的渴望、对个人幸福的渴望，都是错误而有害的。当安德列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非死不可了，他的死也许是由于耗望，因为他脱离了这个整体。
对“整体”感受最深的是农民卡拉塔耶夫，他对什么都服从，什么他都忍受，他可以是在生活的巨流的表面漂游，他不触犯别人，别人也不触犯他。托尔斯泰在描写卡拉塔耶夫的性格时，毕竟说道：“照他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孤立的生活来看，他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看，它才有意义。”卡拉塔耶夫不用“整体”、“我”这些字眼，可是他像青草生长，像一只鸭子在岸上嘎嘎嘎叫唤一样，一点也不想到他自己。
但是卡拉塔耶夫容易了解的东西，有教养的人却很难学会。彼尔·别竺豪夫经过极大的痛苦和剧烈的激动，才达到卡拉塔耶夫式的生活态度。可是既经达到之后，他就理解了一切，理解了世界，并且用欢欣鼓舞的态度来观察他周围永远难于了解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了。
于是彼尔·别竺豪夫——这正是小说的主要内容——经过各种探索和苦恼，达到了卡拉塔耶夫主义，他是凭着理智达到卡拉塔耶夫主义的——不是像卡拉塔耶夫本人那样本能地、自发地，而是凭着理智，经过许多考验和风波才达到的。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赞美生活，服从它的规律。”
也许，他就是叶罗希卡吧？小说《哥萨克》的男主角叶罗希卡也说过：“应该赞美生活，服从它的规律。”然而叶罗希卡认为现实生活是神圣的。他说，一切事物的产生都合乎它本身的规律，所以力量和斗争也是值得赞美的东西。
叶罗希卡的世界观纯粹是顺乎自然的世界观，他完全不问什么是真理。彼尔却不能这样。彼尔说：“不，应该有真理。”真理在于人们的友好，人们不应该互相斗争。只有用说教的方法才能拯救人们。目前得救的人不多，必须让所有的人得救。得救的人不希望只有自己幸福，他愿意为别人献出他的心灵。
于是，当人们彼此间的血海深仇消除了的时候，那么“上帝的事业”也就完成，这一切自然力量、一切力与美同时又是真与善了。
这便是小说所提出的世界观。全体登场人物都在告诉我们，人是怎样接近或离开这个真理的：托尔斯泰认为在它的后面可以感觉到有一位上帝。跟这上帝和好是人生的目的，而和好得用爱与自我牺牲为代价去换取。我们共产主义者也不反对和睦，我们也说：但愿天下太平，人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
但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问自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们回答说，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做到，可是托尔斯泰否定了这种斗争。他说：“如果世界太平，弟兄们，我们就可以互相拥抱了。”我们知道，随便你大吹大擂地说出多少美丽的词句来，也没有人互相拥抱。他们还会照样互相敌对。我们又知道，我们的斗争不像任何其他的斗争，它是最后一次斗争，其方法是消灭阶级社会、阶级原则。托尔斯泰不能了解这一点，他没有了解，便与世长辞了。
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全部积极的东西，是反对人的自私、虚荣、迷信，是希望使人升华，能够关切全人类的利益和扩大自己的同情心，是希望提高自己的内心生活。这一切都很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吧，这部小说卷首有两句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全书的主要部分是叙说上流社会妇女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
托尔斯泰用灿烂的色彩，用充满自然力量的、使他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那种色彩描绘了安娜·卡列尼娜，他写出了一个光艳照人的女性。一切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的外貌、有关她那渴求爱情的青春的东西——她对年老的、卑劣的、用难听的鼻音说话的官僚丈夫的厌恶，对幸福、光明和自由的殷切要求——这一切写得那么出色，我们几乎不去注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社会因素了。当然，她只不过是一个年轻貌美、生命力充沛的贵妇而已。虽然这样，对我们来说她却首先是个活生生的人，她好像一只美而的、渴望自由的动物，尽力去打断彼得堡地主官僚道德的锁链，因而引起了我们的好感。我们每个读者，即使是最进步的读者，都有点儿钟情于卡列尼娜，有点儿羡慕渥伦斯奇，妒忌她对他那么好。
可是人们忽然发现了什么呢？忽然发现了她是罪犯：她为了获得幸福，不能不对丈夫变心。我今天的读者会说：她到底有什么过错？她天生来又健康又美丽。她需要爱。但是她最后却受了惩罚，而且不仅感到内疚，还投到火车下面自杀了。刽子手原来是上帝：“我必报应。”作者描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场恶梦，她梦见一个小老头弄一件铁器，正在准备做什么。仿佛是上帝自己用铁器把这个罪犯打死了似的。
可是她的罪过在哪里呢？托尔斯泰毕竟不能持这种观点。诚然她跟讨厌的卡列宁正式结了婚，因此就应当相偕到老。不然的话，你这个人就该受磔刑处分！
不，托尔斯泰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故意暂时改变了官僚卡列宁的面貌。在“妻子不贞，遗弃了丈夫和小孩”这个苦难、这个实际上是社会性的苦难的影响下，冷酷的官僚卡列宁心中暂时出现了一种纯彼得堡式的路德教派的宗教心、一股圣洁的道德的涓涓细流。卡列宁开始说出这类话来：“是的，我会原谅你，我爱你，我情愿受苦，情愿牺牲自己，”等等。这一点写得很巧妙，没有使卡列宁变成装腔作势或口是心非的人。他这类人有可能产生这种瞬息即逝的感情。托尔斯察把他描绘得非常真实。他以惊人的手腕，描绘了卡列宁初次谈到自己的痛苦和慌乱地说出“我痛苦极了”的那一瞬间。这“痛苦”两字刺痛了安娜的心，因为她看到他已经变成一个口齿不清、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的老头乃至小孩了。托尔斯泰想让我们和卡列尼娜怜悯这个实际上冷酷无情的官僚、这条穿文官制服的青鱼。托尔斯泰又弹起他那反对叶罗希卡、反对“充分享受生活乐趣”而主张“当心不要伤害别人”的心爱的歌曲来了。
托尔斯泰想重复《战争与和平》的说教。他想说：“你要这样生活，使任何人都不致遭受痛苦。如果你只有损害别人才能获得幸福，那就放弃你的幸福吧。”
请看，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多么反动。说它反动，不仅因为照这个说法，我们在谈到整个阶级的时候也只好同样说：如果只有用斗争、用别人的鲜血和痛苦作代价才能为自己求得幸福，那是不应该的。而且因为，即使在谈到健康年轻的个人的时候，难道我们能够说“如果可能使某人痛苦，你就没有权利为自己求幸福”吗？我们不能把毫无价值、毫无用处的人的痛苦当作一道可怕的藩篱来限制自己。
我们对那扬言“我必报应”的上帝感到愤慨。我们要向每个卡列尼娜——无论她是我们本阶级的同志，还是任何一个女性——说：“你有权利享受幸福，去追求光明和自由吧，不要害怕，你决不会死在车轮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这小说的另一部分怎样描写列文的探索，这个善良的地主怎样极力建立合理的生活和不触犯任何人，而结果他所做到的正是托尔斯泰在许多年月中奋力以求的，结果他达到了一种非常平庸的地主理论：应该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必须建立合理幸福的生活，不过它要有益于社会，并且尽可能不得罪任何人。
怎样看待托尔斯泰的圣徒精神和自我抑制精神呢？
我们反对这个，因为我们眷恋生活，我们希望征服生活，安排生活，让生活更富于人情味，使它照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所有的可能来切实为我们服务。我们不赞成缩小生活，而赞成扩大它。托尔斯泰说：“资本主义正在建筑一座巴比伦高塔，[21]可是上帝当然要搅乱人们的语言，使他们互相打起来。”
那么怎么办呢？从此不再建设“高塔”即都市文化，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吗？不，我们要通过财富的积累、通过科学技术来继续建筑这座高塔，我们知道有一个力量，能够把分别使用各种语言的人重新团结在一起。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就是说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那种语言。
你们会问我：这么说，列宁恐怕错了吧？因为他说过托尔斯泰对我们将永远是珍贵的。他没有错。让我们列举一下，托尔斯泰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对我们可贵吧。
第一，他对生活的描写是无比伟大的，——无论是就那以最大的深刻性引人入胜的内容来说，还是就表现、就艺术性与朴素性的巧妙结合来说，都是如此。在这方面，他仍然是我们的宗师。
第二，他对生活的残酷性作了极其尖锐的批评。这种对一切不公平的现象、对各式各样人压迫人的现象的经常的、集中的、强烈的抗议，恐怕在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里都找不到。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又是我们的盟友。
此外，他用那么美妙的文字表现出来的对真理、爱与和睦的热烈渴望，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渴望那些东西。我们知道，凭着自我抑制精神得不到它们。然而那是我们的理想，既然他用清澈洪亮的声音号召人们追求这个理想，他便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宗师。
马克思主义吹散了托尔斯泰布下的迷雾，但是它决没有因此就说（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把托尔斯泰的著作付之一炬，或者随便丢给虫子去蛀咬，丢给有志研究的教授们去使用吧。不，恰恰相反，我们要对托尔斯泰说：你是我国农民的先知；是他们的思想家，你有他们的一切伟大的优点，也有他们的一切缺点。
[1]本文是作者在斯维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编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记录，初次发表在1926年12月25日、1927年1月1日、9日和16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第103至105页。
[3]兹拉托夫拉茨基（Н.Н.Златовратский，1845-1911），民粹派作家。
[4]请参看托尔斯泰的论文《进步与教育的定义》（发表在1862年12月号《雅斯纳雅·波良纳》杂志上）；卢那察尔斯基只引了个大意。
[5]当时托尔斯泰刚从国外游历归来。
[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7至8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8至8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9至90页。
[10]杜霍包尔派，俄国和加拿大的一个教派，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
[1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90页。
[12]指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和九十年代。——卢那察尔斯基注
[1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9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93页至94页。
[15]指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
[16]卢那察尔斯基只引了个大意。契诃夫的原信说：“为什么不把《福玛·戈尔杰耶夫》寄给我？我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一些，我应该通读一遍，像最近读《复活》一样。除了《聂赫留朵夫对卡邱霞的关系写得很不清楚、不自然以外，这部小说中的一切无不使我大为惊奇：它的力量、丰富、广阔、以及作者的言不由衷：他害怕死亡，却不愿承认，只好死抱住圣经中的字句不放。”（1900年2月15日）
[17]叶罗希卡在同卡列宁谈话时想起一个“队长”的话：“他说，等你一日死了，青草将在你的坟墓上生长，如此而已。”见《哥萨克》第十四章。
[18]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三死》。
[19]萨文黎（U.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
[20]胡斯（J.Hus，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21]巴比伦人欲建一摩天高塔，后因语言混杂而中止。出自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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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1]
卢那察尔斯基1931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马克思主义批评界正在环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大力展开活动，尖锐地提出了他究竞是哪个阶级的表现者的问题。一方面，有人发表意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贵族作家相反，是第一个伟大的小市民作家，主要是描写城市不幸者及其痛苦和探求的诗人。另一方面，又有人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各种特征和言论，企图断定他是没落贵族的代表。如果对事情采取这样的看法，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便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亲兄弟，因为普希金也是贵族的代表，当时贵族已趋于没落，虽然还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心的那些阶层和那个时代的贵族一样贫穷潦倒；屠格涅夫反映了贵族如何被资产阶级新贵所代替；托尔斯泰经历过本来很安定的地主的俄国农村里爆发的暴风雨——反对进攻中的资本主义的暴风雨，等等。可是，假如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必须承认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大意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初期作品，无疑是专写彼得堡的小人物的，贵族在那里绝对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在他的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里倒是可以找出不少的暗示，暗示这类哲理性诗篇的某些主角或人物本来多么显贵，然而我们每次碰见的却总是脱离了自己的根基，变成城市流浪人、公务员或者一般的城市贫民，有时甚至变成冒险家的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多么深刻地看到这种贵族已经加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是由原有的小市民阶层、破产的大商人、平民知识分子、不成其为贵族的贵族所构成的新的小市民阶级，这从下面一点可以看出来：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上，说他笔下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市民，[2]而在小说里，他却屡次相当明确地说这人是从前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
托尔斯泰反映了地主和农村的旧基础的崩溃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反映了城市的同样的过程，这是他的主要意义。在这反映里面，像当时所应有的情形那样，占居首要地位的自然不是无产者和资本家，而是同一般的知识分子最接近的阶层——一方面是城市贫民，另一方面是有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小市民阶层，虽然其中有些人论家系是地主的后裔，或者还在心里保留着若干地主的特点。
这些城市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都是资本主义（最初是商业资本的增长，后来是工业的发展）的产物，他们在资本主义秩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资本主义混乱迅速逼近的情势中受苦，至少是大为不安。大作家通常产生在大危机之中；一方面，他们充分反映了危机的多样性和波浪起伏的演变，另一方面，他们所以要创作，主要正是因为他渴望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寻找一个令人欣慰的解答。
这次辩论还涉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小市民是怎样的小市民的问题；如果是没落的小市民，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没有任何前途的阶级，那么它的表现者必定是严重的悲观主义者。可以预言，如果这个没落阶级的代表要从他的悲观主义中寻求解脱，那么他一定不是走上最卑鄙无耻的道路，就是走上神秘主义的道路。
我们能够把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小市民叫做没落的小市民吗？难道他们中间不是经常产生资本家，难道这些小市民不是充满着牟利的渴望、强烈的功名欲、养尊处优的热烈的心愿、但求成功无所不为的决心，总之是，他们不是充满着生活的欲望马？这样的阶级的代表可不能叫做没落人物，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决不是没落阶级：我们可以不赞成它的愿望、它的道路，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它的活动初期，它确实是一个强大的、甚至拥有特别的创造力的阶级。
其次，谁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小市民（平民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一批民粹主义者，一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样的巨人为止。就是皮沙烈夫，我们也决不能说他是没落人物。
问题就在于：这三种不同的小市民毕竟并存在一个阶级里面，有时候，这三类人的情绪甚至可能存在同一个心胸中、同一个人身上。功成名遂的小市民替自己建立了无耻的世界观，大发其百事可为的议论，他们成了办事的好手、刻薄的牟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一点，他描写过这般人，而且憎恨他们。不但如此，连盘据在他心头的对幸福的一般的憧憬，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常常极力加以咒骂和玷污，他指责它正是这些他所鄙视的、现有的或成长中的资产者的自私残酷的内心本质的一部分。但是，根据人们对完满的幸福的渴望，根据新兴阶级、即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的这种生活的渴望，也可以不走上个人牟利的道路，而走上用社会主义手段向普遍的混乱现象作斗争的道路，其方法是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对进攻中的资本主义予以反击。于是优秀的平民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越来越同情，其中才智最高、意志最强的人物更变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型的革命家，我们愿意把他们奉为我国大革命的直接的、有功的先驱。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知道这一点，这种类型的人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生活的初期，他加入过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不仅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傅利叶主义），并且屡次主张用暴力推翻当时的残酷的制度，表现出了纯粹革命的狂热。可是，如果逃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时也不免悲痛地说，那个时代人们在这条道路上只能遭到失败，在他的晚年，在服完苦役以后，又讲过一个绵羊想变山羊的凄惨故事，暗示当时革命家生不逢辰的悲剧，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着黑暗势力的猖狂进攻，就更是完全不能以我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或涅恰耶夫的范例上所看到的那种无比尊严的态度，[3]来守护这些前进阵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死刑，虽然在行刑时当场获得赦免，却饱受了苦役和流刑的折磨，他挫败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他屈服了。在剧烈的内心活动中，他仍然保持着对资产阶级精神的憎恨，同时却又在自己心中激起了对革命精神的憎恨。他极力把这两者揉合在一块，他极力要在革命家形象的后面看出来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明智人物的傲慢态度，只是淫乱、以犯罪方法获取成功的抱负，总之，只是他的术语学中的“无神论”、没有天良和爱心。这样大动手术之后，革命家果然变成了魔鬼：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把资产阶级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混在一堆，一律加以沉痛的指责，以证明他所走的第三条道路的正确，他原是这条道路的最大的体现者。
第三条道路到底是什么呢？
这真是一条没落的小市民的道路。千千万万沉入底层的受难者失去了一切斗争手段，完全不敢希望自己的境况有什么改善：他们的结局只有自杀，或者继续过昏天黑地的、也许是成天酗酒胡闹的生活，或者通过宗教跟世界妥协，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来世，使他们在人间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得到补偿。
正是在这样的阶级中间，才会盛行逆来顺受的说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企图建立一个类似的世界观，他所依据的是宣布俄国正在为了替世人赎罪而承受特别的苦难这一爱国主义自豪心，是当初也产生在类似的社会环境中的基督教，是像“人皆有罪”、“爱是对付万恶的唯一良策”、“忏悔才能赎罪”等等的原则。从这个观点看，人们大可以中止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承认专制制度是神的合法体现者，宣布正在消亡的旧事物是宝贝，同时却把资本主义、尤其是把革命和社会主义当作魔鬼的诱惑，对它们宣布无情的斗争。
所有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做过；可是在心底里，他根本不相信他的基督教顺从的理论和精神会获得胜利，相反地，革命家仍旧暗藏在他的心中，虽然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赶进了地窖，却从那儿用抗议来摇撼他的神殿的墙壁。因此，拥护“恶魔”的伊凡·卡拉马卓夫、斯塔夫罗京、拉斯柯尔尼科夫，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给他们破相，怎样费尽心机诽谤他们，结果还是那么有意思，那么耐人寻味，说起话来也总是理直气壮（例如伊凡·卡拉马卓夫同他兄弟阿列克塞的谈话，[4]以及著名的宗教法官稗史）；恰恰相反，爱的宣扬者索尼娅、[5]阿略沙、梅思金们，[6]不管作者怎样努力使他们显得又圣洁又深刻，却总像是颇为乏味的单薄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堂传也没有任何新鲜有力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卡拉马卓夫兄弟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极力消除他自己的疑惑、他自己对周围整个环境和全“世界”的反抗精神，但是他写信给朋友们说，他没有征服他招来的这些敌人。不仅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苏沃林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他想写《卡拉马卓夫兄弟》的最后一部，他说他这小说决没有完成：在这最后一部中，阿略沙“自然而然”要变成革命家。
小市民道德的基本问题——走顺从的道路还是利己主义的道路，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足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了一生。对于一个兼有三种倾向的阶级的代表来说，这是很有特征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非凡的技巧，描写了这个阶级的人由于旧基础崩溃、前途茫茫和目前处境艰苦而产生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极度紧张的心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个别人物的心理，写出了他当时的全部社会变动，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在寻找某个真理、某种解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以为找到了这样的真理，并且在他的主角身上显示了这个真理，因为他宣传了实质上是颂扬反动派的人才会颂扬的谦卑精神。其实他只是用无比的手腕描写了社会祸害的本身，而作为医治这种祸害的医生看，他却是一个疑虑重重、内心分裂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整个的人和全部创作教训了我们：只有革命和社会主义，才能从当时的混乱状态中打开一条出路。固然，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始忠实于他年轻时走上的道路，专制政府多半会彻底毁灭他，好像对付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主要是自卫的本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脱离了小市民中的农民先锋队和（这是间接的）未来无产者的先锋队的阵营，而投奔到在信仰上接近黑帮派的没落小市民的阵营中去。
不过政府一直在用怀疑态度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和世界观的错综复杂性。直到我们今天，社会也同样了解：在这遁世的使徒和正教与国家权力的宣扬者的阴郁外貌下，隐藏着一个受难者和被环境所窒息的反抗者，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着沸腾似的革命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为作者所仇视，还是冒到外面来了。
我们今天，只有一部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自己的作家来敬爱，他们不赞成革命，他们在进攻中的社会主义面前惶惑不安，正像早先在资本主义面前感到不安一样。至于在我们社会中的健全分子、首先是无产阶级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只是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的大纪念碑，作为一位文辞激切、分析犀利的独特而又伟大的宗匠，最后，作为没落和怀疑情绪的表现者，才是饶有兴趣的，健全分子对这种情绪不应该熟视无睹，因为就在今天，他们也还不得不跟他们的社会同路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朝夕共处。我们要记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欧享过盛名；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他的声名更煊赫了，这是由于西欧小市民也在经历一个极其剧烈的瓦解过程的缘故。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和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因为它仍然是在各中间阶级的意识里发展着的一个活的因素、活的力量。
[1]本文初次发表在1931年第4期《成长》杂志上。
[2]拉斯柯尔尼科夫，《罪与罚》的男主角。
[3]涅恰耶夫（С.Г.Нечаев，1847-1882），主张用恐怖手段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家。1872年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后病死狱中。
[4]即阿略沙
[5]索尼娅，《罪与罚》中的人物。
[6]梅思金，《白痴》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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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5)
第二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四亿吨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
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宇，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真是思想解决了置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飘”，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奸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母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我们躭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人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秦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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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4)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洪山）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人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圣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叫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已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了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写规定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印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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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谢德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关于谢德林[1]
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谢德林有一个社会心理学性质和历史政治性质的特点，表现得非常强烈，我们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我国与外国的其他许多民主巨人身上，也看到同样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生不逢辰。
亲爱的同志们，比别人觉醒得早，比别人早看出夜间的黑暗、昼伏夜出的野兽的凶恶，和一面呻吟、一面为仇敌做工的人民群众的沉睡状态，这是莫大的光荣。
这是莫大的光荣。可是，如果你们醒来以后，用敏锐的眼睛在尚未开始消退的黑暗中环顾一下，发现了长夜里的各种梦魔，那么你们该怎么办？战战兢兢地不出声吗？隐瞒你们所看到和了解的东西吗？
大声疾呼，努力唤醒那些受害者，同时却相信连最雄壮的号召也贯彻不到他们的意识中去吗？
连忙奔上去保护他们，“奋不顾身地反抗”，同时却知道这是无益的殉难，一点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根基吗？
宣布茫茫黑夜中的“丑事”是历史上一个自然的阶段，因而极力加以容忍，像别林斯基在黑格尔的影响之下，在他著文谈鲍罗金诺战役的期间极力去做的那样吗？
找一个不坏的正当职业，省吃俭用地度过一生，好像没有那回事似的，但是毕竟可以对自己的良心我“我好歹总算个正直的人啊”吗？
从事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号召大家宽恕倒下的人”，却唯恐有人明显地看出来吗？或者躲到地下室去，在那里发表最大胆的言论，虽然做得十分秘密，还是感觉自己担了绝大的风险吗？
摆在一般觉醒过早的公民面前的，便是这些实际行动问题的答案。谢德林也面对着这些答案。谢德林是大勇者，可又不是浪漫主义者，不是堂吉诃德。他觉得无谓的牺牲是荒谬的。他觉得为一些小事牺牲自己是可鄙的，算不得英勇。
谢德林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实践家。他希望做一番事业，他希望得到结果。可是，假如这结果变成了砂土，只是“把医院的洗手盆镀镀锡”、“替学校里的农家小孩醒醒脏鼻子”，那么谢德林就要对这种“小事”教加以辛辣的讽刺了。[2]
怎么办呢？斗争么、又不敢。向妖魔鬼怪挑战，它会把你打个稀烂。环境不允许你做一件稍微重大和有益的事情。什么也不干，一味赞美未来吗？那未免可笑而又可怜。在这些可怕的矛盾中间，谢德林的头脑昏乱了。当恐怖分子们白白地牺牲生命的时候，他心中所起的反应不只是怜惜，还有沉痛的指责。
但是面对着幢幢怪影，除了连根扫除，还有什么办法？纵然继之而来的不是正义，只是比较令人喜欢的新的怪影。
可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值得安慰的地方呢？
在通过各种方法解决上面所毕竟说的那些问题的时候，自然也可以用“历史会谅解和感激我们”来自慰。不，谢德林问道——为什么这种安慰带有一种聊以解嘲的意味？
不，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式或谢德林式的人看来，在行动的人、坚持斗争和争取胜利的人看来，下面这个可怕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值得他们自慰的地方：他们出生和觉醒得太早，他们不可能尽量做自己的事业，胜利还很渺茫。
怎样才能从这个停滞时期的绝境中解脱出来而又无损自己的尊严啊？
如果因为那一代的最伟大的人物成了空想家，曾经把实际上不可能的事当作可能，我们就加以嘲笑，那是可鄙的。
如果因为他们没有在强大的恶势力这堵坚固的墙壁上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就辱骂他们，那是可鄙的。
如果因为他们从这个悲剧、从这个地球上所能有的最可怕的社会心理悲剧中急躁不安地、令人感动地寻找出路的时候偶然犯过错误，我们就责备他们，那是可鄙的。
你们应该高兴，同志们，因为你们没有立下任何勋业，历史却使你们成了幸福的人。不错，你们正在斗争，甚至会丧失生命，然而这一次展开的已经是最后的决战了。不错，你们有时候也挨饿，你们正在紧张地劳动，那香气浓郁、阳光灿烂、乐声宛妙、幸福和谐的年轻的社会主义的最初几个春天，你们也许看不到了。可是你们显然正在以社会主义大道的主人身分走向社会主义：对你来说，什么事都好办。
你们应该高兴，同志们，因为在你们以前已经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你们承袭了一盏神奇的大探照灯，可以用它照亮你们的未来，在这探照灯的光芒之下，一切都变得明白易懂了。
无论你的私生活多么不幸，同志，你还是应该高兴，应该欢欣鼓舞，因为你是光明的日子、直接的斗争和无可怀疑的胜利的同时代人。在你高兴的时候，我亲爱的同志，可不要忘了向先驱们的黑沉沉的坟墓深深地鞠一躬，他们已知道善在哪儿，他们对恶的憎恨不下于你，他们愿意把最后一滴心血献给斗争，他们像你一样，不希望做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式的喜欢高谈阔论和装模作样的人，却希望做真正的实践家、事务家，不过那是革命的实践家、尊严的事务家。请向他们的圣墓附一躬吧。
是的，我们也有我们的圣徒。我们也有我们的殉教者，我们也有我们的圣墓。
安息在这些陵墓中的不仅有胜利者，也有热情的探索者、巨人般的失败者。如果没有他们导行在先，没有他们在黎明前的探察，我们会更加困难。
就为了这个缘故，列宁才那样深深地敬爱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为了这个缘故，他才用那种同志式的态度去注意狠狠打击过敌人的谢德林的天才。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这些新发现的文章包含着无穷的智慧，在好坏两方面都具有代表性，而且几乎都同样值得珍贵，我们读完以后，我在前面论述我们这位伟大兄长的新发现的手稿时所提到的见解和感觉，一定会加强起来的。
[1]本文是作者为谢德林未发表的文章所写的序章最初收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文学出版丛书第十一十二号上。
[2]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革命低潮时期，有的知识分子留为革命还不到时候，还需要等待和准备，应该做些“小事”，做些平凡的文化工作。这实际上等于放弃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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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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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C．Y．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和我天天见面，我们一同采访暴动新闻，一同编辑宣传刊物，一同起草宣传大纲和拟订标语。那个时候中央，区委，C．Y．三个宣传部几乎是不可分离的。陆定一是交通大学学生，年纪很轻，很聪明，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不会说话，同我一样。我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只好上台去敷衍几句，他则始终不肯上台演说。我和他同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去汉口，在船上，大家都说他是我的弟弟，因为我们穿的西装是同样的衣料，同一个西服店缝的。
船上客人装得满满地。前后有两条英国兵舰保护着我们这条船以及其他几条船，为这故统舱票临时加价，卖到四十五元一张，已经超过我们一个月的薪水。
客人里，熟人很多。我的铺位对面，陆定一的铺位下面，是宋云彬，国民通信社社长。当初，他同旧社长邵季昂办交代时，记得是我领他去的，总之我在场。我以为他不记得我了，我也装做不认得他。船上数日，我们谈起今天天气一类的话，他忽然说：“我认得你！”我也说：“我也认得你！”于是不客气，喝他的白干和吃他的花生米。
这三张铺都在船尾右边。走到左边去时，原来罗大口也在这船上。他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同上面铺位的李大炮说笑话。一个喊“大口”，一个就喊“大炮”。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地。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他说：“你知道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杨普生也在这里。”
统舱里有许多青年人，西装的，中装的，学生装的，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贩瓷器的”。客人们蒙被而卧的很多，像我和陆定一在统舱，房舱，客舱，甲板各处乱走的很少很少。但这只限于最初一日。船过南京并不停留，我们大家都躲在船里面，因为浦口和下关常常开枪相射。过了南京之后，蒙被卧的人把被揭开了；守住自己铺位的人也到甲板上走走了。一个“卖水果的”青年人跑到我身边来，问我：“听说郭沫若也在这船里，不知确否？”我很诧异，一个卖水果的人为什么关心郭沫若。陆定一介绍我见他的同学，一个沉静寡言的青年人，我忘记他的真名，也忘记他的一九三一年在龙华狱里的假名，但记得假名叫做什么弟。在甲板上，我忽然看见潘家辰，那是出我意外的。问起，才知道他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我说：“小潘，你……”他立刻提出抗议。他说：“现在人家都叫我老潘，不叫我小潘了。”他说，他已经有了爱人，还留在莫斯科，是山东人，叫做庄东晓。我说：“你艳福不浅。”他问我怎样知道庄东晓？我说：“去年在上海遇见袁庆云和任卓宣，庆云同卓宣开玩笑，笑他在庄东晓面前碰了钉子。庄云说庄东晓是最漂亮的女同学。”提起袁庆云，潘家辰就告诉我说，他和袁庆云私人冲突，袁庆云伪造一封信插在他的衣袋里，一面报告格别乌捉他去，在牢内关了好多日，后来伍廷康保他出来。
小潘介绍一个矮子来见我，说是陈绍禹，又介绍一个瘦子来见我，说是刘国璋。说都是俄文好，又能干的同志。
船过芜湖，上来了一批人。开船后，罗亦农和李立三一个大口，一个大炮，跑来找我，带我到一个房舱去，那是刚从芜湖上来的客人。我认得一个是吴琪，曾在蒙达尔同我一起做工。但他们去见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叫做张曙时，江苏省党部委员。这几个新上船的客人都是江苏省党部里面的人，南京清党时雇小船出走的，在江里走了七八日才到芜湖。
芜湖，大通，安庆，九江一路过去后，这些“开鱼行的”，“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等等，都高谈阔论了，他们的政治常识超出了他们同职业的人水平以上去。可是还有几个人始终蒙着被头，或者一声不响。王震东告诉我：“那是一些反动分子，蒋介石派到武汉捣乱去的。”后来，我知道，和我同船的有人尾随他们上岸，知道了他们住处之后，报告湖北总工会纠察队捉了他们。
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从大菜间走出来，我同他点点头，他也同我点点头。这是意外的意外。
到了汉口，我无家可归。中央宣传部已经不存在了，部长彭述之忙着答辩，忙着张罗老婆生孩子的经费；部员黄文容调去做陈独秀的私人秘书，羊牧之调去秘书处做抄写，《向导》的汉口版早已出了，编辑的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无需要我，我从此脱离了《向导》。从回国至今将近三年，没有一期《向导》不是我校对的。我在秘书处住住，在长江书店住住，在印刷厂住住。
第一天，黄文容带我到“六十一号”去，我不记得路名，但记得那屋子在唐生智公馆隔壁。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每层有一间大房子，一间或二间中房子，一间或二间小房子。进门，有五六个北方大汉一律短衣，出来盘问，看见我是黄文容带来的，便不问了。楼下是饭厅，其余房间都是这些卫队居住。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三楼是住家的，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黄文容住在另外一个小房间。
每人寒暄了几句话，楼下就请吃中饭。碧兰和一纯不在家。我们五个男子汉在一桌吃饭。述之同和森辩论起来。述之口口声声不离“仲甫同志”或“老先生”，独秀正色说：“我有我的意见，述之同志不要把我拉在一起！”饭后，黄文容给我一本瞿秋白新著的小册子。正书名，我不记得，只记得两个副书名：《第○国际》和《反彭述之主义》。
说到这里，我应当退回上海去，追述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怎样造成的。
陈独秀同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方面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这些从河上肇，山川均一流入学来的考茨基式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老国民党员，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共产党成立，那些留日学生都参加了，老国民党员则若即若离。不久，陈独秀与这两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张国焘领导下的一批人合作，以及同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他结交的朋友看得出来。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他不仅从《新青年》起，而且从《甲寅》起，就是陈独秀的朋友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领袖都是陈独秀的学生，翻译或顾问。conseilleur或ministre（法语——顾问或大臣）。第一任“大臣”是李汉俊，从共产党在酝酿时起至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第二任“大臣”是瞿秋白，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至一九二四年夏间；第三任“大臣”是彭述之，从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起至左派反对派统一时候。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托洛茨基这个判断是最正确的。他是个实际的政治家，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在理论方面，他远逊列宁和托洛茨基，但中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没有一个及得他，不仅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他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我想，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底下决不会有大争论以至分裂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争论都同国际代表有关系。我已经说过马林和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次争论结束之后，似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全党一致采取“国民革命”路线。这个路线具体说来就是：先把有名无实的中国民主政党（国民党）充实起来，拥护它夺得全国政权，然后在它统治底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推翻它，而取得政权。这是第三国际的路线或宁可说是俄国外交部的路线。俄国外交部把重心放在前一阶段，即如何将中国造成初期基玛尔式的土耳其，或外蒙古人民共和国；至于第二阶段，则不过是陪衬的，并不重视。中国若有一个外蒙古般的政府，则第二阶段，如述之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将来自己的革命”，的确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但中国共产党，至少它的领袖陈独秀，接受这个路线时，恰恰是把重心放在第二阶段。既然，如列宁同志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所断言的，一个国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有社会革命，那么我们赶紧做苦力罢，赶紧努力把孙大炮捧上去做大总统，只为的让我们能开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正为这个原故，我们虽以全力干国民革命，虽加入国民党，但要始终站在在野党，反对党地位，要独占工农运动，不许国民党插足，以便用中国自己的群众力量推翻国民党全国政权。
我们看见，在表面一致的“国民革命”路线底下，开始就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倾向：国际的和中国的。
中国的倾向以陈独秀领导的上海中央为代表。蔡和森同陈独秀一般坚决。彭述之从莫斯科带了一篇文章回来：《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他不仅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自己的”革命，而且说这个“非自己的”革命也是“天然”归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无产阶级天然领导国民革命论，正投合中国同志胃口，成为那几年党内指导的理论。上海区委，湖南区委，北方区委，以及山东，河南等处，都与上海中央同一个倾向。
国际倾向以鲍罗廷领导的顾问团为代表，广东工作同志，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都附和他。他们很不了解别省同志对于“第二阶段革命”的憧憬。至少他们不如此重视这个憧憬。但他们也说不出理由来反对这个憧憬。我在上海，遇见各地来的同志，从未听到在理论政治问题上有反对中央的表示或暗示，——除了陈延年。平山和恩来，唯唯诺诺，即使有什么不满意也不敢露出来。延年就不同了。第四次大会，延年没有来，直到廖仲恺遇刺后他才来上海。［延年初次从广州来上海，似非在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从广州来上海有好几次，这里所记是综合几次而写的，在我的记忆中分不清楚。此外，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间可以从《民国日报》寻马道甫的广告栏内查得出来。——作者1986年补注］有一日我们得到俄国领事馆方面通知，说延年已到上海几日了。我们恐慌起来，害怕国民党右派在船上或岸上谋害他。正在恐慌时候，一天，我在《民国日报》上看见林木寻马道甫的广告，正要去广告上写的地址找他时，张伯简已经带他来了。还是那个滑稽神气，不过肚子更大些，两条腿更细些。我带延年去见他的父亲。父子两人见面之下，那种感情是很难形容的。这可以打破一般人对于陈独秀蔑弃人伦的传说。他们说话时，我走开了。夜里，延年住在我家，我从他第一次听到不满意上海中央的话。但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只记得，他征引鲍罗廷的话，说《向导》文章千篇一律，不外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个意思。广东对中央的批评，如果用近来的名词说，应当是：“不懂得政治的现实主义”。
延年称赞我，说我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写得好，他说他仍旧不会写文章。这是老话，延年读的书多，说话有机智，思想深刻，我喜欢听他说话，但我未曾见过他写的文章。在法国办《少年》时，他替别人抄文章，自己不写一篇。在莫斯科，大家练习写文章，乔年也会写，他始终不肯写。我们骂他虚伪。此次他称赞我，是为了要我替他写报告，因为他没有带书记到上海来。他说从广州寄来的报告都是书记代笔的。我拿起笔来，他在我的亭子间内，一面抽烟，一面踱方步，一面叙述廖案经过。我照他说的话写，没有润色，结果是一篇很生动清楚的报告。
两父子见面是否争吵，我不知道。在秘书处，独秀看广东来的报告，常拍桌子发脾气。有一次，延年派了代表来，谈话时我恰巧在旁。独秀指着我对代表说：“这就是超麟同志。他几次写信来要调超麟到广东去，岂非故意拆台么？”独秀在盛怒之下常说无理的话。
但是国际的倾向渐渐胜过中国的倾向，或宁可说广东的作风胜过上海的作风，尤其在北伐出师以后。五人主席团在，瞿秋白是属于鲍罗廷倾向的。我已说过，我初回国时，秋白在上海郁郁不得意。那时，他刚被严厉命令从广东调回上海来，因为他在鲍罗廷指挥之下以中央名义在广东活动。据说独秀，和森都大发雷霆。秋白根本不赞成其他领袖的国民革命观。他人聪明，俄文和俄语都好，同俄国同志关系深，明白第三国际这个国民革命路线的用意。但他服从命令回到上海来，直至北伐，都做些如彭述之说的“高等技术工作”。北伐之后才拿出反对派面目来了。
北伐问题，是这二种倾向，这二种作风不可避免的冲突点。《向导》明显反对北伐。独秀这篇文章引起震动。广州国民党中央开会正式提出来讨论，决议由当时国民党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正式写信给《向导》周报提出抗议。我们收到了这信，独秀以“记者”名义回答了几句，放在“读者之声”栏内，同那些学生，店员，写来的讨论问题的信一同发表。这一栏是我的地盘，这个时期内，“记者”就是我。许多同志以为是我回答的。其实回答这封信，以及回答另一封关于陈公博的信，“记者”是独秀自己。这是仅有的例外。
受《向导》反对北伐文章所打击的，最重的，不是广东国民党，而是广东共产党。延年，平山，恩来等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没有话回答国民党的责问，因为他们不仅不反对北伐，而且极力拥护北伐，北伐计划本是鲍罗廷向国民党提出的，总之是俄国政府的主张。
陈独秀则从另一种观点去看问题。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案”，五月十五日的“整理党务案”，已经给了我们太明白的教训了。广东政权从多头的统治已经变为蒋介石一头的统治。“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已经失去了操纵国民政府的力量。俄国军火和金钱，这个甘饵，自然还是国民党政府所需要的，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需要程度，不可缺少程度，已经不如前此之甚。蒋介石已经明白表示他的独立性，尤其他的反共意向。广东资产阶级，以及全国资产阶级信任了他，国民党元老，即所谓“西山会议派”也信任了他，他从别处也有可能得到军火和金钱，虽然数量少些。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已经成为全国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部分了。“要打倒北方段祺瑞，首先要打倒南方段祺瑞！”——如高语罕某次演说中说的。高语罕为此演说，不得不抛弃黄埔教职，回到上海来。在此情形之下，所谓北伐有什么意义呢？北伐就是同蒋介石和解，就是抬高蒋介石地位，就是供给他以比前更多的军火和金钱。蒋介石利用北伐名义又可以禁止后方罢工和抗税，限制工会和农民协会活动，监视共产党；万一前方军事不利，仍旧可以退回广东，那时就靠得住要消灭广东共产党及一切民众力量了。北伐胜利本是没有人料想到的，何况北伐并不是新鲜的事情。过去孙文“北伐了”几次，但每次都是作为一种姿态，真意在于对内，消灭异己的武装。
当时，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究竟是赞成北伐正确呢，还是反对北伐正确呢？——这个问题，在现在也是难于答复的。
中央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恰巧在宣传部开会。陈独秀一个人发表意见后，张国焘提出反对。两人反复辩论了几次，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国焘是他的学生，不敢回骂，声音愈说愈低，终于默然了。以此方法解决问题不止一次，这是独秀的缺点，因为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我不记得那日秋白是否表示了反对独秀的意见。近日整理秋白遗稿，在他的《瞿秋白文集自序》中有几句话，说他有一篇论北伐的文章为《向导》拒登，稿子失落不见。但我在遗稿内发现了这篇稿子。那是拥护北伐的。
出乎一切人意料之外，北伐进行得很顺利。唐生智倒戈，湖南方面差不多没有什么战争，不久武汉攻下了。我们在湖南做的矿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收了效果，同时上层拉拢手段也相当成功，我们投合了那些小军阀的野心，把他们团结起来同“蒋总司令”对抗。“独立团”，纯粹共产党官兵，建立了战功，扩充成师，最后成军。三一八屠杀以后沉寂了的革命浪潮又汹涌起来。看不出北伐对于我们有什么不利的，至于利益则很明显。上海中央对于北伐的忧虑显然是无根据的了。有一天，伍廷康参加了中央会议，散会之后，闲谈中，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觉得革命有急转直下于短时期内成功的可能么？”我从间接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我很诧异：国际代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口头谈的，笔下写的，虽有许许多多“国民革命”字样，但是秃头无字的革命则是专指我们自己的革命的。这革命须待北伐成功之后才开始哩！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伍廷康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证明上海中央此时还保留着过去的传统意见。我记得那时我同彭述之谈起蒋介石反动问题。彭述之说：“等到打下北京之后再同他算账！”
北伐胜利，姑不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有利，还是有害，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实无疑的，即是上面说的“中央的”倾向已因此被“国际的”倾向压倒了，广东的作风压倒了上海的作风，陈独秀的威权开始衰落，瞿秋白和张国焘明白站在反对派立场。辛辛苦苦在下层群众做工作，同工人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冒着殴打，拘捕，监禁，枪毙等危险，有什么用处呢，既然绑着皮绑腿，挂着斜皮带，握着皮鞭，也能革命，而且更有效力些？外江工作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大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千元。在广东做惯了工作的同志，到上海或其他地方来，也许有相反的感想，认为“你们为什么这样傻。”我听了许多上海同志从广东回来所得的印象，至于广东同志，则我接触的很少，不知道他们对上海有什么印象。延年并未曾腐化，他还是老样子。谭平山来上海几次，我们敲他竹杠，看京戏，上馆子。延年疏通我去广东工作，我毅然拒绝了。
北伐胜利转移了一般人对于“革命”的观念。彭述之的革命公式：“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成了瞿秋白嘲笑的对象。广大群众的武装暴动确实是变成没有必要了的。杭州和上海的暴动者不过尽北伐别动队作用。湖南农民的革命只限于替北伐军报告军情，做向导，缴溃散的北兵枪械。
一九二六年底，来了三个俄国同志，住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一个青年人是少年国际代表，我在C．Y．中央机关常看见他宣传反对伍廷康。其他两个，我未看见，他们在领事馆开会时我没有去，但记得一个人，假名就叫“马克思”，是个理论家。独秀，秋白，彭述之常到领事馆去，同他们讨论革命根本问题。独秀和述之保持旧路线，秋白同新来的俄国同志一致主张新路线。伍廷康似乎在根本问题上同独秀一致的。此时，广东有信来，提出我们对于国民党态度问题，这信，秘书处曾发给各地讨论，上海赞成中央意见，北方来信坚决拥护中央，反对广东。后来听说“马克思”曾发表这个意见：陈独秀不能执行新路线，但另换一个领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在党内的威权太大了。
这几次讨论之后不久，瞿秋白就称病，不做工作，不见客，约有好几星期长久。一天，大清早，我正在睡觉，王若飞把我拉起来，叫我同他到菜市路看秋白去。我总以为秋白肺病又厉害了，此时一定呻吟在床上；可是进房门看见他坐在写字台前面写文章。我很惊讶。他说，有时床上睡得厌烦也起来坐坐。我们进去时，他写的东西已经藏起来，此时他从抽屉拿出稿子来，说他正在翻译哥勒夫的《辩证法唯物论》。这是好久以前，他为了需要稿费贴补生活，问我有什么书翻译，我从书架上选了这本给他的。谈了一些不相干的话，看了他几首“集龚”［秋白也是“龚迷”，同我一样；定公的诗，他比我熟得多了。那日，他告诉我，中国旧诗，尤其定公的诗，意义含糊，也可利用来表现我们的思想。我记得他集了一首诗咏农民暴动，其中有一句是“忽闻大地狮子吼”。后来，他在福建被捕，临枪毙前几日还集了几首定公的诗哩，而且把“莫抛心力贸才名”改成了“莫抛心力作英雄”。——作者新注］的诗，我就同若飞走开了。若飞那时也许比我知道得多些，但未曾告诉我什么。我则怀疑瞿秋白此时并未生病，而是加紧工作。原来，他上午正在写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下午才译哥勒夫或找人谈话。我从C．Y．方面渐渐听到了不满意中央和上海区委的话。我问陆定一这些话是哪里来的，他说是C．Y．某人说的，而某人是从瞿秋白那里听来的。
秋白于上海二次暴动至三次暴动中间去汉口，张国焘跟随北伐军到汉口，和森和平山从莫斯科回来，同鲁易，汤曼，多里奥等一路从广东到汉口。这几个人在汉口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指挥一切，不等独秀来到，而且正利用独秀在上海指挥暴动不得脱身的机会。独秀于四一二前几日才去汉口。
我常去“六十一号”，在那里揩油吃饭，在那里同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谈天，有时旁听中央重要会议，也常办些小差使。一次，奉了命令到离此不远的西门子房子去交涉一件什么事情。那是鲍罗廷公馆。翻译已经不是张太雷了，而是上海大学学生李炳祥，他是华侨子弟。我在门口雇了黄包车，一个卫士，北方大汉，不仅跟在车后，而且用手推着车子走。我想，我是属于当权的党了，但不知道怎样，总觉得这车子坐得不舒服。卫士推我回到六十一号，适逢秦治谷代表军委来查勤务，因为这些卫士是属于军委管辖的。
第一次旁听会议时，我有异样的感觉。照旧是陈独秀当主席，列席者照旧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不错还有谭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神气多么不同！独秀已经不是有威权的领袖了，不过是一个普通主席，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他的意见只有彭述之赞成，别人则一致反对他。别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后来，回上海，颜昌颐才告诉我，那时一切重要会议以前，平山，秋白，国焘三人都先商议过的，他住在他们三人常会面的屋子，但是这三人回避他，说话不让他在旁。我在狱中又听何资深说起平山在某酒馆开了户头，同他接近的人吃酒都可挂他的账。我们记得他是新设的农政部部长。黄文容告诉我，有一次开会，国焘拍桌子骂独秀。这是报复了讨论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
那时武汉政府的重大设施，是“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每党派几个领袖出席。我没有机会旁听这个会议，因之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从我到汉口后，五大开会以前，我是清闲无事的。旧工作无形中脱卸了，新工作还没有，每日游玩，只是缺少游玩的钱。不久，尹宽也来了，他是上海派来的大会代表，但也没有工作，同我一样。我们交换感想，互发牢骚，同别人说话则很慎重。王若飞很慎重，我向他发了一点牢骚，他微笑不答。我们来往的都是旧时认识的人。一次，我同尹宽去《民国日报》馆访沈雁冰，沈雁冰也是皮绑腿，皮带，军服。他即请我们到一家广东馆子去，顺便也到附近什么报馆请了孙伏园来。雁冰介绍我们二人是上海总工会代表。一次若飞带我去鲍罗廷公馆，那里有个什么会议，我同他到鲍罗廷一个房间去，取了一瓶葡萄酒，两人喝得精光，由我写了一个俄文字条插在空瓶内，“谢谢鲍同志。”
四月底至五月初，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人家给我发言权代表资格，自始至终我未曾利用这个资格发过一句话。第一日开幕礼是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的，校长王觉新是同志，他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众代表。这日，我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老汤曼，曾见过马克思，当时他还是小学徒哩，如今头发都白了。他不懂法国语。鲁易懂得法国语，多里奥自然懂得。到武昌汉阳门起坡，雇了黄包车去第一小学，那时正在拆城，砖头满地，黄包车不好，老汤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车，擦破了手腕一块皮。
这一日大会完全是仪式。陈独秀当主席，致开幕词。国际代表团各人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代表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即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进会场来行礼。国民党，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闿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不说话。
选举主席团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宣布开会后，湖北省代表团主席罗章龙就站起来提出主席团名单。我不记得人数和人名，但记得除陈独秀外都是反对派（即反对陈独秀的人），一切忠实执行上海中央路线的人都不在名单之内。这个名单通过了，蔡和森当选为大会秘书长。
共产党大会是“秘密的”，就是说不许报纸登载的。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都是共产党员当编辑，或能受共产党指挥的。后来有个什么报纸，为了透露C．Y．开大会消息，受了处罚。这种秘密，一面是为了免得加重武汉政府赤化色彩，一面是为了防备反动派袭击。武昌开大会也带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日第一小学就没有代表踪影了，会场已移过汉口来，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从开幕式至大会真实开始工作，中间还隔了几天。
黄陂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地方，油印也在里面，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有一间或二间房子，那里住着几名卫士。我们时刻防卫着反动派来袭击。门外，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练机关枪。
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都是大会秘书长蔡和森的杰作。标语全文记不得了，但大意是记得的，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台下座位都坐满了，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其中很多军服，皮带，绑腿的人。C．Y．代表，那些小孩子，模仿上海小报体裁，写了许多字条传观，报告会场种种笑话，例如某某女代表“目不转瞬对着美男子李求实”，某同志“正在向油印处一个小姑娘进攻”，等等。大家对于大会都视为一种宗教仪式，仿佛进教堂听牧师宣讲或看神甫做弥撒，并不视为决定革命命运的会议。事实上确是这样的。真正的决议是在大会以外做的，大会不过是宣布和登录决议的机关罢了。演说的人不起劲，争论的人不热烈。瞿秋白的演说并没有小册子里那种锋芒，彭述之的答辩使人觉得他与瞿秋白意见相差不多。代表们如果对于当时迫切的问题有兴趣，在这大会上是得不到解答的。
扬子江心停着几十只帝国主义军舰，它们会对汉口和武昌开炮么？奉军已开到河南，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反革命政府，现在是北伐重要呢，还是东征重要呢？我们的过去朋友蒋介石居然敢屠杀工农，枪毙我们的同志，那么现在朋友汪精卫，尤其唐生智，是可靠的么？他们不会屠杀我们么？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问的，可是大会演说者不仅没有解答这些问题，连提也不提起。我只记得，一个四川同志，在粤汉车站附近区里做工作的，曾在台上骂“狗鸡巴徐谦”干涉铁路工人行动。此外，李维汉演说里我也听出一些微妙的暗示，关于我们和唐生智中间的并非完全融洽的关系。但没有下文，没有结论。人们显然是有意避开这个重大问题的。人们显然不肯于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决裂之后考虑一下我们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前途。
我不知道心里怎样有这许多牢骚。散了会或休息时候，我常找些熟人，可靠的朋友，在院内草地上坐着谈天，把牢骚发泄了一部分。后来，回上海，尹宽在党内刊物上写文章曾引用我的牢骚，说我在汉口早已预言唐生智将同我们决裂。其实在私人谈话中提出这个问题，以致预言的，并非我一个，最早的也绝不是我，但我并不去更正尹宽的话。
有一次草地上谈话时，罗亦农插进来。他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我说：“你从哪里知道的？”他说：“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大会进行得很慢，常常休会半天或一天，我很奇怪，走去问王若飞。王若飞愤愤然说：“内里还没有谈判好哩！”这里所谓谈判是指未来领导机关的人选说的。
外国人鲍罗廷，鲁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代替他的人，有与国民党接近的谭平山，有提出完整新理论的瞿秋白，有做过湖北省委书记，中国劳动运动元老，张国焘。可是，他方面，陈独秀在党内外的威权是很大的，明白攻击他的错误，这在现时是不合宜的，何况这三个候补领袖中间还有问题，——他们不肯相下。结果决定：保留陈独秀做领袖，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
选举那天，大会主席团提出名单来。过去在上海区和北方区负重要工作的同志都不在这个名单内。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都不在这个名单内。陈独秀在这个名单内。这个名单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以致国际代表团主任鲁易不得不站起来抗议。鲁易说了很多的话，最后说：“像彼特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罗亦农）两同志，这个名单里面竟没有列入。他们过去负了如此重要责任，即使错误了，新领导机关仍须他们参加的。”有国际代表如此干涉，这两个名字终于加入名单内了，表决时也通过了。
未曾选举以前，李维汉就向王若飞表示他的愤慨。他说，他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采取的是“清君侧”策略。但是他，李维汉，不便说话。说这话时，我不在旁，这是若飞事后告诉我的。李维汉在湖南工作，属于上海的作风，不属于广东的作风，当然站在独秀方面，可是他距离得远，又有实力，别人拉拢他，不久新中央就选他为组织部长，从此他也参加“清君侧”运动了。
没有读过线装史书的人也许不懂得“清君侧”三字意思。这是东方专制时代一种反抗策略。人们不敢反对皇帝，只要排斥皇帝重用的大臣；不敢说皇帝错误，只说是大臣陷皇帝于错误。瞿秋白的反彭述之主义小册子就应用这个策略。他反对的是陈独秀，但拿彭述之做替身。大会开过后，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转变了。陈独秀仍是总书记，但执行着鲍罗廷路线。过去陈独秀和鲍罗廷的斗争终止了，广东作风风靡一切了，代表上海作风的人都调离中央而到各地方去了。总而言之，共产党同化于国民党了。这个“同化”含有繁多的意义。第一，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亲密团结的党，其中有阴谋和诡计，有暗中勾结，倾轧，竞争权位，正如我们当时所鄙薄的国民党一样。第二，共产党认真接受三民主义，拿孙文学说去证明中国有非资本主义前途，去辩护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征引孙文学说，不仅是为了对外宣传，而且是为了对内教育。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第三，党内组织渐渐采取国民党方式，连名称也是国民党常用的，例如中央主席团现在也称“常委”。第四，新加入的同志同所谓左派国民党员之间已没有什么大差别了。
最令我气愤的，是汪精卫来大会演说的一日。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赳赳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个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们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新中央成立后分配工作。彭述之派去北京，代替李大钊位置，罗亦农派去江西做省委书记，王若飞派去上海，陈乔年留在中央组织部做秘书，尹宽派去广东省委做宣传部长，我派去湖北省委做宣传部长。
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主张派我这个工作。这是一个相当重要位置，照大会情形看来，决轮不到我做的。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到“六十一号”去，找到瞿秋白，向他辞职，请求他派我到上海工作去。在上海，延年，世炎，若飞，以及其他多人都是老朋友，那里总比别处多保留一点过去的作风。我曾劝尹宽勿去广东，一同留在上海。但是秋白听到我的请求，立即变了色。他说：“大家都来拆台好了！”我又去找独秀，希望他能帮我忙，让我去上海。但他劝我留在武汉。无可奈何，我只好携带铺盖和箱子过江去武昌了。从此开始了新的工作，——不，工作是属于我的旧行业，但工作环境和对象则是簇新的。
共产党在湖北没有基础。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对于当地共产党运动似乎是很大打击。律师施洋被捉去枪毙。刘芬（伯垂），许白昊下狱，好久才释放出来。我在上海中央秘书处看各地来的报告，觉得湖北同自己地位比较起来，可说是最没有成绩了。我们只有几个人，陈潭秋，任开国，董用威（必武），许白昊，向忠发，等等，但没有什么斗争，没有什么重要的群众组织，例如安源之于湖南工作。湖北工作发展是北伐军到来以后的事情。下层工作人员是从湖南派来的，上层工作人员则是张国焘从广东带来的一批人，这批人也带来了广东作风。
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一开始工作就拼命增加党员人数，同志介绍的不够，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征集。应征的人是不会缺少的，因为共产党已是当权的党。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党员，但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五万。恰好同上海区一样。上海区一定有浮报，湖北浮报得更多。质比量更重要。上海同志是在地底下工作中发展的，投机分子自然也有，但一般是能吃苦肯牺牲的。湖北同志后来也有许多死得很壮烈，可是大多数是局势一变就烟消云散了。湖南同志很有理由看不起湖北同志。在某种意义下，尤其乡村运动，湖北工作是湖南工作的扩大，起初鄂南有几县还是受长沙指挥的。不过湖南对于广东作风有相当的抵抗力，湖北则很快接受了这个作风。
武汉成立中央后，张国焘不能兼顾，将省委书记职务交付于罗章龙，他手下的大将。大会开后，秋白要将这个重要位置给他的好朋友张太雷。为此问题，这两人中间起了争执，结果国焘让步。张太雷做了省委书记，但罗章龙也做汉口市委书记，工人，店员，以及一般市民运动自然归市委管理，留下给省委的是外县工作，即农民运动。市委设在汉口，省委则设在武昌。
张太雷并不欢迎我的合作。第一次开省委会议，他宣布“常委”由三人组成：书记张太雷，组织陈潭秋，农民蔡以忱。这是违反惯例的，我不做声，而且暗喜，因为可得更多的空闲，让我游玩和观察。可是次日，开常委会议，他来找我去开会。我说：“昨天不是决定我不参加常委么？”他说：“他们说，那样不行。”他没有告诉我，谁是“他们”。
省委机关在武昌粮道街半山上一座两进大宅内，对外说是“鲍顾问”一个公馆。这是湖北什么小军阀的住宅，当作逆产没收来的。进门有七八个卫兵驻守着，后进房间住着本机关工作人员，如各部秘书，干事之类。我住在大厅左边房间里，军事部长周维桢和我同住。他在蒙达尔工厂同我一起做过工，住过那个木棚。他是四川人，那时思想离社会主义很远，后来才加入，由法国去莫斯科学军事。他是前任省委组织部长或宣传部长。新秘书长徐活萤，也是四川人，上海大学学生，也住在这机关里面。张太雷住在武昌湖上园，一座有湖水，有洋房子的花园，那时拨给俄国军事顾问团居住。陈潭秋住在武昌郊外自己的家里。
各部办公室在大厅左边小门出去一个洋房。武昌常有那种洋房子，建筑在旧式大宅后面或旁边空地上，在宅外完全看不见。建筑可以代表文化。这样新旧文化同在一个围墙之内，令我有奇异的感觉。旧宅大厅内摆着笨重的红木桌子，椅子，房间家具也是旧式的；新洋房楼上楼下则摆着写字台，新式椅子，甚至沙发，还有卫生设备，虽然有那设备的小房间特别的不卫生，我每次登坑宁愿到旧茅厕去。我想见当初屋主人如何努力保持着旧文化，但为了享受近代生活特别在旧文化旁边建立这个新文化，又严格把二者划分开来。洋房前面还有空地，布置着假山花木。
宣传部一个秘书，六七个干事，早已齐备了。我的办公桌子上放着新置办的纸张笔墨。秘书恽代贤，是恽代英的弟弟，从广东来的。几个干事，除了一个是湖南来的，一个是武昌某大学学生外，都是广东来的。女干事是李求实的爱人陈逸，一个男性化的女孩子，她也是广东来的。
汉口有市委，武昌有县委，汉阳又有县委，我不知道那么大的省委机关做什么用？各县来的人都同组织部接洽，很少来找宣传部。我们七八个人简直没有事情做。太雷每天来一二个钟头，有时不来。他在汉口时候多，在武昌时候少；参加中央会议多，做省委工作少。开常委会时，他只报告些不着边际的话，凡是报纸上不能发表的消息，他虽知道也不告诉我们。我到武昌后，脚趾头烂了，起初右脚后来左脚，出门非坐黄包车不行；有一个时候，连下山到街上叫车的路也走不动，每日守在机关里，好久没有过江去。老朋友大多离开武汉了，留在武汉的也没有工夫来看我，以致发生了这样的离奇事情：在地底下工作时还知道世界的，中国的，以及党内的重要事情，如今担任了当权的党内一个颇重要的职务，反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除了不受人欢迎的几种日报所登载的一些不相干消息。身居“赤都武汉”，犹如住在桃花源里。
张太雷一定也是感觉省委机关太空闲的。他提议召集湖北全省党代表大会。这大会开了好多天。瞿秋白代表中央来做报告。多数决议案和宣言，要我起草，我忙碌了好多天。太雷说：“开省代表大会，就是召集各县负责人来训练的意思，所以宣传部应负大部分工作。”
省大会以外，宣传部每星期召集一次“宣传会议”。这是米夫老婆贡献的意见。米夫老婆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的顾问，她每星期带了翻译过江来，找我谈话，教我很多的宣传工作，我采纳了一部分。有一次，米夫自己叫潘家辰找我和乔年两人去谈话，我忘了谈的什么。宣传会议是武汉各机关做宣传工作的会议。汉口市委宣传部，武昌和汉阳两县委宣传部，C．Y．省委宣传部，全国学生联合会，湖北总工会，军队政治部，等等都有代表来。汉口市委宣传部是向警予；学生会是陈德恩，总工会是梅中林，他是梅电龙的哥哥；政治部代表比较惹人注目，因为是军装，常来的是潘汉年，有一次高一涵代替潘汉年参加会议，他也是军装。我做政治报告，各代表报告本周宣传工作，最后我指示他们下周宣传要点。完全是官样文章。如果记得我和政治的隔阂，我自觉如在桃花源里面一般，那么就可以明白我的报告和指示是如何不着边际的了。
政治在发展着，发展得很迅速而不利于我们。夏斗寅宣布反抗政府，从新堤开兵进攻武汉。武汉没有兵，军队调到河南北伐去了，军官学校学生武装起来，张国焘督促叶挺带着第二十军出去打，结果打败夏斗寅军队。吴佩孚部下改编的于学忠军队，在襄阳宣布独立，重新挂起五色旗。五月二十一日夜里，唐生智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动手，围攻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扑灭共产党在长沙城内的武力。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宣布反共，倾向于南京政府。武汉商店纷纷停业，不愿使用国库券和汉口中交两行钞票。在汉口的唐生智军队，传说也要动手了。有一天，张太雷报告邓演达弃职出走。他说：“邓演达表示得比我们更左，更激烈，但他这种行动是有害的。”
共产党中央没有邓演达那种勇气，宁愿委曲求全。秘书长蔡和森下命令总工会纠察队自动交出枪械给唐生智军队。
在这紧张局面下，省委机关从武昌迁到汉口来，撤消了汉口市委，省委自己兼理汉口本身工作。张太雷向我表示：“过去忽略本地工作是错误的。如果将开省大会的精力拿来训练汉口工人同志，一定得到更好得多倍的效果。”新机关设在总工会附近上海式弄堂房子内，地方小，规模缩小，工作人员裁去了好多。武昌县委似乎也撤消了，县委书记马峻山调来做秘书长。工作紧张起来，张太雷天天来，每天办公时间也比以前长得多，种种仪式放弃了，我的时间不再消磨在“部务会议”，“宣传会议”，“讲演”，“训练”，等等，而是跑各区，同区委书记接头，参加他们的会议，有时出席支部会，解决工人斗争以及其他琐细问题。开会是半秘密的，免除了仪式，近于上海的生活，因为我们准备着从公开的党变为秘密的党。
我提起了精神，停止了牢骚，起劲做去。搬到汉口不久，有一天，张太雷带了罗亦农来，宣布中央新任罗亦农做湖北省委书记，他自己则被调到广东工作去。局势改变了，作风也应当改变，在大会受了打击的人又渐渐重用起来了。组织部长陈潭秋也调了别的工作，接替他的是四川大麻子刘伯坚，我在法国的老同志，在莫斯科的老同学，后来做旅莫支部负责人。冯玉祥失败去俄国，刘伯坚代表中国学生招待他，两人谈得投机，到冯玉祥带了俄国军火，金钱和顾问回国，他也奉命同冯玉祥一路回来，立即做了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地位几乎同邓演达一样。此时，冯玉祥已经同蒋介石开了徐州会议，把刘伯坚赶走了。刘伯坚带了新娶的夫人，于右任的亲戚，夫妻一对麻子，来到武汉。宣传部长没有调动。
罗亦农上任后就在武昌旧时省委机关召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这是他在上海常做的。上海从来不开什么省代表大会一类的仪式会议，有大事就召集各部委，各党团，以及其他负重要工作同志开会，名曰“活动分子会议”。这种会议不载于党章，没有规定参加者资格，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区别，也没有选举。省委书记在这会议上报告一切为“活动同志”所必须知道的事情，然后发出训令，教人去执行。这种会议，对于暴动前后上海工作很有推动力量。这是为工作必要而开的会议。自从我参加湖北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报告中暗示了他对于过去湖北工作的不满意。他称赞湖北工作“框壳大”，我们好好努力可以使这框壳“充实”而真正成为共产党组织。
这个大框壳毫无用处。跟随军事和政治势力起来的党组织，一旦军事和政治失势，就都瓦解了。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所谓“左派”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开除共产党员。七月二十日我们准备一个总同盟罢工以为回答。事前，我们召集了各区委书记讨论此事。从他们的报告看来，我们觉得总罢工是有把握的。他们虽不很踊跃，但没有一个人反对，连怀疑也没有。二十日一清早，我和罗亦农二人到码头，街道，工厂，以及工人市区去观察。可是没有。不仅没有总罢工，连部分的罢工也没有。这日，汉口有没有一个工厂罢工呢？一个工人罢工呢？我知道是没有的。即使有，也绝不是奉了共产党湖北省委命令的。罗亦农没有赵世炎做帮手，没有上海那种从下层斗争发展起来的组织和党员，仍是一筹莫展的。他的影响只及于各区委书记和委员，而这些人自己根本不能影响于汉口工人群众。在那种局势下面，总罢工不成，是可以了解的，是不会引起大惊异的。最令人惊异和气愤的是那些区委和工会负责人，他们保证能得若干工厂，若干工人，参加罢工。汉口的破产是太可耻了。我指的不是两党的决裂，不是斗争的失败，不是国际路线行不通，而是我们在汉口工人群众中根本没有基础。幸而外县，即鄂南靠近湖南诸县，对于反动有相当的抵抗。省委一个委员符向一，广西人，奉命到咸宁或蒲圻去组织农民暴动，成了功，而且劫了一次火车，得了一些物资以为暴动费用。罗亦农去那里巡视时，由我代理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不算是完全丢脸的。
国共分家的内幕，我不清楚。省委机关搬到汉口来后，我本有机会同中央方面的人接近了，但我没有利用这机会。自己工作紧张起来，没有空闲时间是一个原因；其次，朋友都走了，只剩下乔年在组织部，他也忙得很。陈独秀那时已经搬出“六十一号”，同黄文容另租房子居住，秘密起来，虽然每天还同国民党要人见面。他一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时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的同志。省委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见。这虽是无系统的，琐细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来定是当时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因为我们在这些要人身边都布置了密探。
就我所知的说，分共经过是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封锁了长江下游，武汉陷于破产，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中交两行正式钞票之外还发行国库券，工商业都入于停顿状态，资本家把这一切归究于共产党，说工人和店员的捣乱是共产党煽动起来，上海南京的封锁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工人自己哩，对于共产党也没有好感，他们把共产党仅仅看做第二个国民党，并不看做自己的党。工人把总工会看做一个衙门，一个机关，是北伐军到后才有的。武汉政府的势力建立在军队上：张发奎和唐生智。共产党武力，叶挺和贺龙，是张发奎军队内一个部分。汪精卫以下的国民党领袖依赖张发奎赞助。张发奎也对共产党表示友谊。但是唐生智部下军官是反共的。他们都是湖南乡绅地主出身，自己的财产在家乡受了农民威胁。他们切齿痛恨共产党而同情蒋介石反共，但他们不敢发难，害怕共产党在民众间的势力，又害怕共产党联络张发奎解决他们。许克祥先发难了，他们还装着中立，以便许克祥失败时卸除责任。可是许克祥成功了，从此唐生智及其部下决定了态度。在武汉来搞“马日事变”显然比在长沙更容易些，如此容易，以至于连这事变本身都不必要了。张发奎武力在武汉比唐生智少，决不会为了袒护共产党同唐生智作战的。至于张发奎部下的共产党军队，唐生智不大放在心上。此时恰巧莫斯科来了训令，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五万工农军，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领袖，及其他两条。国际代表鲁易拿这电报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回去大发雷霆，这件事早已有人报告我们的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了。某次中央开会，鲍罗廷，鲁易及其他外国人都参加。鲁易正在侃侃而谈时候，周恩来把这事情报告出来，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请示国际，国际来电停止了鲁易代表资格，但已无济于事。有一天，中央秘书处或组织部通知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发生反革命可能，嘱他们躲避。张发奎军队也感觉到孤立，就借“东征”名义离开了武汉。他们开到九江和南昌就占领了朱培德的地盘。叶挺和贺龙随张发奎到江西去，在那里举行“八一”南昌暴动。这是以后的事。
秋白，国焘，平山，都离开武汉到庐山去了。与国民党有接触的一切头等和二等人物，一窝蜂到庐山去。《民国日报》主笔沈雁冰，后来改名茅盾，曾有一篇游记写他此时的庐山生活。陈独秀躲在汉口未走。我们几个做省委工作的人，与公开的政治生活向无缘分，无需要走，何况责任所在也不能走。
我们在汉口听到了南昌“八一”事变消息。此时秋白已经从庐山回来了，他一个人回来，其余的要人都在叶贺军中。八月七日前一日或二日，罗亦农告诉我，中央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由我代表湖北省委参加。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会议”。
会场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西式店铺旁边有个扶梯，走上去，一个外国人坐在前楼看书，不理我们。这是屋主人，一个美国公民，曾写一本小册子关于中国革命的。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们到后楼去，那里已经到了好多中国人。我们以后又有人来。人数到齐后，走进来一个身材魁伟的俄国人，皮肤如此白净是俄国人中少见的。秋白正要向我们介绍时，这位俄国同志就自己说：他名尼古拉。后来有些文件常拿N字代替他，他就是罗明那兹，七八年后为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斯大林枪毙了的。［罗明纳兹是自杀的。罗明纳兹起草的八七会议文件叫做《告同志书》。——作者1986年补注］
到会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两人外，都是第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除陈独秀外，都到会了，连我们二人在内，一共十八人。我不记得这十八个人是谁，因为时间如此短促，发言的人又不多，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当翻译，自然参加；罗亦农参加，毛泽东参加，李震瀛参加，此外则记不起来。
这次会议惟一目的是为了通过一个很长的决议案。罗明那兹早起草好了，秋白早翻译好了，写得很清楚放在桌子上。罗明那兹说了一番话。瞿秋白读了决议案，然后让大家发言。毛泽东有发言，我忘记了他说的什么。罗亦农的发言，则我很清楚记得。他说：“国民党是不能维持他的政权的。”说完，他自己译成俄语。罗明那兹立即斥责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有可能稳定它的统治。”
罗明那兹是第三国际派来接替鲁易的。他带来新的国际路线，叫中国同志接受，而且做成中国同志自己决议的形式。事实上，许多同志到会时才听国际代表说出这路线，才听到瞿秋白宣读的决议案。表决时，我也举手；我是因为国际代表提出的，才举手赞成，并非因为深思熟虑这个决议案，从衷心认为正确的。我想，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应当以真名称呼实物；是上级机关命令叫下级接受的，就应当做成命令或训令形式。“八七决议案”（或“告同志书”）后来印了很多，历史家总有幸运找得一份看看。我不记得其中所说新路线内容。没有主张退出国民党，是确定的。退出国民党的训令是九月间才收到的，我还记得九月中旬我同秋白到汉口俄国领事馆去，我在候见室中坐着，他走进里面去，出来后告诉我：“国际有电报来叫我们退出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已经都把我们开除了，“八七会议决议案”还在说我们并不放弃国民党旗帜。
“八七”时，陈独秀虽在汉口，虽是中央委员，却不参加。这个会议正是为了反对“他的”路线而开的。但自始至终，无论言语和文字，此次会议从未提起陈独秀的姓名。中央委员陈独秀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也未曾有人问过。我从私人谈话中早已知道国际为了陈独秀的“错误”停止他的工作。会议以后不久，陈独秀就回上海去了，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同他一路去。
记得“八七”会议以前某一天，周恩来曾请我们三人：罗亦农，刘伯坚和我，在天隆里门口一家四川馆子（甲秀楼？）吃饭，以吞吞吐吐的话说起党内的斗争，批评过去的错误，结论主张对于“二老”不为已甚。“二老”指陈独秀和谭平山，因为这个新领袖也受国际打击了。刘伯坚刚到汉口不久，不知道党内情形，他人又天真，听了这些话愤慨起来，我则表示出会心的微笑。
“八七”会议后，非名义上，但事实上，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独秀的地位。平山和国焘都在军队中，蔡和森不知道哪里去了，汉口中央除他以外只有李维汉，后来罗亦农也加入常委，这二个人资格都不及他。他要在大混乱之后整理一下，于是我又从地方工作回到中央来了。
罗亦农告诉我，秋白要我回中央去恢复《向导》，他不肯放我走，秋白坚持，他无法只好提出条件，要中央拿乔年同我调换。这话不一定可靠。我想是罗亦农为了刘伯坚无能力做组织部工作，向中央讨乔年来，而秋白提出我为交换条件的。这交换实行了。刘伯坚不知道调到哪里去，李维汉手下人多，不难填补乔年空缺。我的省委宣传部长位置，是华林补去的。
《向导》早已停刊了。独秀倒后，张国焘包办一切，《向导》也在他包办之内。人家编好的稿子送给他审查，他拿来塞在皮包里面，一两星期没有工夫去看，渐渐就停止出版了。编辑的机构也解了体。中间曾有几次找人编辑，想恢复。一次去找沈雁冰。但沈雁冰有老婆，有几个小孩子，一家人需要生活。张国焘舍不得出这笔钱。他们早就想到了我，这个光身汉。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此次秋白来后，计划实现了。可是我一着手，就明白那时恢复《向导》决不可能。反动潮渐渐高涨了。我们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三个机关在我管理底下：长江书店，印刷厂和一家纸行。长江书店已经关了门，存书搬的搬，偷的偷，闹得一团糟，我只好不去管它。印刷厂和纸行都有麻烦问题难得解决。问题是旧日同志来敲竹杠，不答应时要去报告军队来查封“共产党机关”。我把纸行结束了，把印刷机器装箱，准备送回上海去，同时遣散了经理和工人，因为中央也有迁回上海的消息。我同秋白说：“《向导》没有办法恢复。”
秋白夫妇要我住到他们家里去。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汀。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我与潘家辰住在客厅里，小潘在毛子那里当翻译，是毛子和秋白中间一个交通员。住了几天，小潘带了一个女孩子来，庄东晓，刚从莫斯科回到汉口。同她一路来的还有好多女孩子，她们经过蒙古沙漠到甘肃，陕西，河南。此时冯玉祥已经反动了，但不加害她们，仍保护她们出境。她们来到汉口时，汉口也反动了。
寝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华的十五岁妹妹，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之华说是她的亲戚，姓盛，家里很有钱，但跑出来参加革命。这两个孩子同住在一个房间，不久就私订了终身。之华准备给他们旧式结婚，以增加这个房子的保护色彩。男孩子是中央一个机密交通，一天慌慌张张跑回来，说：“不得了！”原来，他从毛子拿来五千元，包在一包报纸内，路上被人抢去了，不敢见秋白的面。他急忙收拾了衣物，头也不回地走了。秋白夫妇回家，知道了此事颇不相信。女孩子哭哭啼啼怕他去寻短见。杨之华的哥哥那时在农政部或劳工部做小官，出去找，结果在去上海的轮船上找到他。第二日回来报告。之华怪他哥哥为什么不把这孩子拉上岸来。女孩子替她的未婚夫辩白嫌疑。后来回到上海遇见他，发现他在邮政局有存款，这女孩子才相信五千元果真未被盗劫的。但男的已经忘记订婚的事情了。
罗亦农同我说：“秋白爱用那些亲亲戚戚！”次日毛子就补送五千元来。秋白说：“这钱要害了那孩子一生一世的。朵斯退也夫斯基小说里有类似的事情，那个犯罪的人一生受良心谴责……”
印刷厂和纸行事情结束后，我清闲无事。秋白家里常有好菜吃，罗亦农家里也常有好菜吃，每天同潘家辰在马路上，长江边，游玩。
炎夏过去，秋风渐渐起了，每晚长江边游人也渐渐稀少起来。随着秋风来到，武汉呈现一种荒凉。这荒凉不仅是由于季节的关系。做了一个时期热闹的首都之后，武汉恢复了它原来的地位——一个外省城市。一天下午，在凉爽天气中，我从秋白家里缓步到兰陵花园罗亦农家里来，因为这天中央在他家里开会，罗亦农备了好菜，约我去吃。转入兰陵花园时，我看见他的门口草地长凳子上坐着两个人，一时不很注意去看是谁在那里谈话。可是一个人喊了我的名字，原来是李鹤龄。同他谈话的，是军委同志欧阳钦。李鹤龄在痛哭，在流涕，在承认错误。他说，他一时动了感情，发了少爷脾气，登报脱离党，其他反动行为是没有做的。“前几天在我家里打了我一枪，可是我并不怨恨，党应当这样处置我。幸而我只受了轻伤，现在完全好了，请求恢复党籍，无论派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去做。”他刚才在大街上遇着欧阳钦，邀了来在花园里谈话。我说：“你写一封信来，我可以转达你的意思。”他同意，而且约欧阳钦二日或三日后，黄昏，在长江边什么码头会面，取他的报告。我们正在说话时，李维汉从对面走来，看见有我，就不注意别的人，而走入罗亦农家里去。到我进去时，他们问我为什么久久不来。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吓了一跳，一致认定李鹤龄这个举动不是出于诚意。他刚刚看见李维汉走进来，一定知道了这里是个重要机关。（我自己是等李鹤龄走后，到他处绕了圈子才进来的。）于是抛弃了很好的饭菜，大家分头从后门溜走了。后门正对着“八七”会议的那个房子后门。美国人已经离开汉口了，现在做中央工人部或工农部机关，这机关的负责人是李震瀛。
欧阳钦如约会见了李鹤龄，取了他的报告，后面没有签字，但确是他亲笔写的，我本认识他的笔迹。中央决定派他到海陆丰去，那里容易监视。我到上海后几日，在中央处听说李鹤龄同他的爱人也到了上海，住在某某旅馆，不久就去广东。我没有去看他。以后很久，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说李鹤龄在海丰被彭湃枪毙了。是为了新的罪状呢，还是为了旧的事实？或者只是为了他根本不可靠而有反动能力？则我全不知道。
九月二十日前后，我和秋白二人同船回上海来。之华为了收拾行李和搬运那个西式公寓里的家具，须待几日后才能来。我们二人住在官舱里。秋白不出房门，三餐都在房里吃。我则到处乱走，但除了在统舱看见管理纸行的同志外，全船没有遇见熟人，满船是寻常旅客。同去时相反，这长江轮船也恢复故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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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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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
卢那察尔斯基1926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米哈依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生于1826年，卒于1889年。我们现在来纪念这位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讽刺作家诞生一百周年。
不错，谢德林完全是属于他的民族和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不但外国人很难理解他，即使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加注说明。当然，一个过于具体地配合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写作的人，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人家多大的兴趣，可是另一方面，席勒说得也对：“一个忠于自己的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
谢德林当然是不朽的。他的作品里叫人一看就明白的东西（这样的篇页很多），它的价值也一看就能认清，至于那些包含在寓言的外壳中或者与我们遗忘了的事实有关的东西，也可以用严谨细心的注解来补救，流传给后代。
我们可敬的老同志米·奥尔明斯基，[2]很久以来一心想编写一部谢德林字典。他在这方面恐怕已经完成很大一部分工作了。这样的字典一定很快就为人们所需要，因为我相信，谢德林很快就会变成我国青年所喜爱的作家之一。
谢德林的一般意义，在于他真正是一位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他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保证了他能占有这一席地位。
讽刺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个提法：嘲笑邪恶是否可能呢？邪恶本来应该首先激起人们去铲除它的愿望。如果不能铲除，它必定引起恐惧。如果这邪恶的势力很大，充满了整个生活，那么对邪恶的畏惧必定会达到绝望的地步。
谢德林被沙皇制度和相应的能会这可怕的邪恶团团围住，他不但无力除邪去恶，甚至也无力稍稍削弱它。而且他也看不出周围有什么力量能有把握向它斗争。他当然要恐惧，当然近乎绝望了。
可是问题在于：在精神和道德方面，谢德林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俄国人民先进力量，大大超过了官场与国家的统治力量。他们超过它那样远，简直可以鄙视它。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肉体力量，谢德林虽然屈居于邪恶这座狰狞的偶像之下，孤立无援，但是作为一种道德和精神力量，他却把这座偶像看作毫无真正的存在价值的东西，看作那么笨拙、那么愚蠢、那么迟钝、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只能引起他的轻蔑。
谢德林当然认为，对政府、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的理论与实践，根本不值得采取严肃的态度：对这种可怜的蠢才既不能爱，也不能怒。对他们只能嘲笑，如果他们不怎么可怕的话。如果他们没有窒息人民及其思想、良心、生活，大可以用幽默态度去对待他们，正如一个比自己所描写的现象站得更高的作家，在他想给这个现象以适当的评价时所常用的态度一样。而当时的情况却是：虽然这个“猪嘴”假面跳舞会是滑稽可笑的，换句话说，从思想上看是不值一顾的，这些嘴脸同时却又是一种极大的感慨力量。结果便使人发出了充满轻蔑的、往往几乎变成了幽默的笑，胜利的笑，鄙薄的笑，在思想感情方面已经战胜与摧毁被嘲笑的梦魔的笑，同时却是歇斯底里的含泪的笑，表示愤怒、夹杂着无力的喘息的笑，以内心的胜利为荣耀、从头至尾贯穿着仇恨的笑，由于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的无力，他的仇恨是更深了。
只有当讽刺作家自己被某个理想照耀着的时候，伟大的讽刺文学才会产生，这个理想也许并不十分明确，然而是确实活在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心中的。谢德林有这种理想。
如果这个理想不能实现，伟大的讽刺文学才会成长起来。谢德林的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妨碍人侧向理想前进的力量在文化方面比讽刺作家低得多，伟大的讽刺文学才会产生。谢德林的情形也是这样。
如果被指责、被嘲笑的力量实际上成了胜利者，因此在人们心里进一步激起了愤怒和仇恨的浪潮，那么伟大的讽刺文学才会产生。谢德林的情形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附带的情况，表面上颇为意外地促进了我们的伟大讽刺作家的成长。那是审查制度。因为不能公开嘲笑，不能直言不讳，必须给自己的思想戴上假面具。而戴上假面具的思想便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之一。正由于谢德林能够给他对俄国社会的极其细致锐利的分析巧妙地戴上一付滑稽的假面具，他才能逃脱审查制度的迫害，成为讽刺艺术形式的高手。
以出身而论，米哈依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是一个中等地主。可是令人痛苦的地主家庭制度，常常使专制的父亲（例如涅克拉索夫的父亲）或暴虐的母亲（例如屠格涅夫的母亲）所不喜欢的儿子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因此与其说他们接近主人，倒不如说接近奴隶。谢德林的母亲是个恶劣的女人，他甘愿在波谢洪尼耶往昔中无情地描写过她。有一次小米沙-萨尔蒂科夫得到一本福音书，[3]这个天禀优异的孩子完全疯狂了。因为他听说这是圣书，代表着上帝的儿子的意旨，因为人人都装出一付姿态，仿佛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法律。米沙却首先在那里读到了关于博爱、平等和友好的词句，他的天真的眼睛，不胜惊惶地发现这个“法律”恰恰同现实相反。他立刻懂得了什么是伪善，当时他已开始感觉到他所渴望的真理和现存事物中间横着一道鸿沟，这种感觉足足支配了他一生。当然，他所渴望的真理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的纲领、还不十分明确的纲领。那个时代人们的理想主义跟法国革命先驱的理想主义之间有许多共同点。现实则是暂时还算稳固的农奴制度。
萨尔蒂科夫在亚历山大高等法政学校念过书。[4]这所学校有一种年年选举本届毕业生中的“普希金”的惯例。该校第十三届毕业生选出的“普希金”是米沙·萨尔蒂科夫。虽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作品没有流传到我们今天，可是当时他在一般同学中间显然已大放异彩了。
青年萨尔蒂科夫一开始便站在社会的最左翼。他在彼得拉谢夫斯基派案件中受到株连；他的初期作品大大触怒了官府，他被流放了。那时候，萨尔蒂科夫喜欢的作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西蒙、傅利叶，特别是乔治·桑。萨尔蒂科夫向往的正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甚至也不是政治革命。他写道：“政治革新触动不了根基，却从表面滑了过去，它只能对人民群众发生微弱的影响，说不会改变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任何一个特点，也不会为他们增进福利。”
相反地，谢德林认为社会改革、财产关系的改变才是主要的事。不过他当时被囚在沙皇的监狱中，正在紧张地保护本身的自由，因此认为个人自由非常珍贵，在有些地方表达了他的忧虑，唯恐社会主义使国家的权力太大，唯恐它滑到阿拉克切耶夫主义的道路上去。[5]但是毫无疑义，谢德林终其一生，一直是接近社会主义而远离自由主义的。
他自己这样确定了他的斗争目标：“反对专横、伪善、谎言、掠夺、变节和空想。”
有一段时期，他以贵族身份在几个省份里获得过较高的职位（担任过副省长），认为在官场也可以多少做些好事，可是后来他就完全同官僚们断绝关系，变成纯的文学家了。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第一部名著《外省散记》使社会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如果说皮沙烈夫没有能够认清它的价值，只是称之为“温厚而隽永的幽默”的话，那么眼光更远大锐利得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这样评论谢德林道：“《外省散记》完全无意暴露昏乱的官吏，而是用艺术手法真实地描绘出了一个环境，讽刺作家所抨击的种种关系在那里不但是可能的，甚至还是必不可免的。谁也……没有用更沉痛的词句谴责过我们的社会弊端，谁也没有向我们更无情地揭露过我们的社会祸害。”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深刻的评语，证明谢德林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微妙的血缘关系。确实，谢德林凭着他的天才看出了一个真理：丑恶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的必然。
谢德林面临过革命运动，[6]甚至比它存在得更长久，因为他到1889年才逝世。最初他当然猛烈反对巴扎洛夫主义，而且一般地说，他对虚无主义没有好感，说那是轻举妄动。后来他重新作了估价，写道：“如果没有这轻举妄动，如果不是它使得社会对新的企求和需要感到真正的不安，社会便要停滞下来，好像一块荒芜的田地，只能产生牛蒡和麦郎。”[7]
最近发表的谢德林书信提供出许多证据，证明了他对革命家的无比尊敬。我想举几个例子。先说他怎样叙述计划中的短篇小说《长发癣的人》的内容吧：“我想用插曲形式写一个短篇小说《长发癣的人》。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或彼得拉谢夫斯基，反正一样。他呆在一所茅屋里，周围是冰天雪地，一群屈服了的十二月党人和彼得拉谢夫斯基分子乘车回家乡去，经过他的屋旁，他们打着口哨吹《天佑沙皇》，好像巴布林所唱的一样。[8]大家对他说：太不像话啦，先生！我们的皇上这么仁慈，您还要怎么样？”如果问：这个人是在怨天尤人呢还是始终对一切侮辱漠然乱之，仍旧念念不忘在流放以前很久就已开始的老工作？我是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的。糟只糟在这件工作完全被一只魔笼锁闭起来了。于是这个本来不怕任何悲剧的人（虽然他很了解所有的悲剧），变得无力对付这个悲剧了。可是这无力表现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是表现在自杀上，只是表现在他的迂执态度上。除了从前的工作，他再也没有别的念头。想着它，他才能生活下去，他天天思念这件工作，天天写到它，而县警察局长却天天照上级的命令来制止他的活动。但是他对这一点也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利抱怨。他知道这是必不可免的。”[9]
有一个早已湮没无闻的贵族作家索洛古勃，[10]曾在巴登朗诵他的“反虚无主义者的喜剧”，他在那里碰到谢德林，于是发生了谢德林给安年科夫的信上所写的事：
“可是索洛古勃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卑鄙，什么不是卑鄙。喜剧的主角是个像东西的虚无主义者。您可以想象到，索洛古勃的大笔会写出什么来！我好像发作歇斯底里了。我不记得我对索洛古勃讲了些什么，但是据屠格涅夫说，我把他叫做无耻的家伙。首先，这个拙劣的圣像画家侮辱了我，他竟想用粗野的谩骂说明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次，我觉得他会把这篇喜剧念给像他自己一样的白痴们听，而且这些白痴（季玛谢夫、[11]舒瓦洛夫之流）还会说：“Charmant！”[12]因为他在巴登的巴拉廷斯卡雅—柯洛欣的圈子里念过，[13]大概听见过“Charmant！”。可惜您没有看到他朗诵：他一面念，一面自己发笑，还不时望望大家。但是屠格涅夫这个讲究礼貌的人竟也微笑着说：唔，这个人物很有艺术天才！”[14]
潘捷列耶夫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谢德林猛烈抨击剧作者以后，竟昏倒过去了。[15]
革命运动越往前发展，谢德林对它也越关心和同情。例如他在一封信上简略地论及“五十人审判案”时，[16]就流露着这种同情：
“而同时，我们这里的政治审判却在照样进行。前几天结了一案（您大概从报上知道了），结果是苦役和放逐，只有三个人无罪开释，可是连他们也立刻被遣回原籍去了。我没有去观审，据说被告们的发言很精辟，特别是一个农民阿列克塞耶夫和助产士巴尔季娜的发言。[17]看来那完全不是什么化装玩笑剧的问题，像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所认为的那样。”[18]
1868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终于和涅克拉索夫一同担任了《祖国纪事》的编辑。从此以后，他经常用讽刺笔法来写俄国生活的编年史。他极其鲜明地描绘了贵族阶级的分崩离析，塑造了顽固的省长们的难忘的讽刺形象：在《塔什干的老爷们》里面，他揭破了俄国统治阶级对殖民地的掠夺。
但是同时，谢德林又经常猛烈地反对自由主义者。地方自治会及其舍本逐末的做法，受到他极严厉的斥责。他说地方自治会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力量”。地方自治派的典型——《正言》中的普罗姆普托夫跳过：“我们不胡思乱想，不鼓吹主义，就是这样。”“我们的事儿是给人带来好处。因为我们是地方自治会。这是个伟大的字眼啊，先生，别看它表面上不怎么显眼。去年我们在彼列瓦大道的彼列瓦河上修了一座小桥，来年还要靠上帝帮助，在沃普里亚河上造一座大桥。”
1870年，俄国资产阶级显然壮大起来了。最初它是以“原始积累的英雄”姿态出现的。谢德林在拉祖瓦耶夫、柯路巴耶夫、杰鲁诺夫等人物身上，写出了绝妙的大富农形象。《蒙列波避难所》恐怕是在陆伯兴之前表现“樱桃园”的毁灭的一个最鲜明的形象。[19]
对于农奴制度崩溃后出现的整个制度，谢德林作了这样的说明。“必须好好利用波谢洪尼耶人的汗，使它还像在农奴制时代一样流得多，同时却享有‘自由的波谢洪尼耶人的汗’这个美名。”
谢德林否定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的贵族，否定了官僚和知识分子，却也决没有把农民理想化，他看不到任何出路，预言必须先向资本主义学习，希望能有所获。“我以为必须再经历一个描写粗野的农民的时代，才能使人了解群众是处在多么不幸的境况中。”
谢德林本来有极严重的悲观主义情绪，到了1880年，这种情绪更加增长了，他在他的名著《现代牧歌》中用下面几句话说明那个时代道：“环顾左右，到处是纠纷，到处是争吵，谁也没法其正知道他在往何处去和为什么去……因此人人都以他个人的真理做借口。可是总有一天会宣布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大家都必须信奉的真理，到了那一天，全世界就要大放光明了。”
谢德林的天才的《寓言》完全是令人难忘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寓言》具有坚实的思想内容，写得很有趣，同时又在辛辣的讽刺中表现着悲剧，语言的完美更为它们增加了吸引力。难怪现代作家如杰米扬·别德内依，还有我们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都经常要从谢德林的作品中，主要是从他的寓言中，来撷取题词、形容语、引文、形象、术语和人名了。有时候在寓言里面，特别是在犹独式加·戈罗夫略夫和格路莫夫身上，[20]谢德林所达到的高度概括的典型，恐怕比屠格涅夫笔下的著名典型更有意义。犹独式加和格路莫夫之类的人，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中都可能碰到。他们那些与整个阶级的、杜会的生活方式有关，只能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基本特点，值得我们加以深刻研究。
谢德林曾经起过重大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也应该起重大的影响。文学难得成为政治斗争中的这样一座有效的炮垒，虽然在谢德林时代，政治斗争是无望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谢德林才对文学充满了强烈的爱和强烈的信心。他在给儿子的信上说：“文学不会泯灭，永远不会泯灭。我们在周围看到的一切，到时侯就会一部分变成废墟，一部分化为粪土，只有文学能超乎腐朽法则之外，因为它不承认死亡。不管怎么样，它永远会留存在过去的文献、现在的文献和未来的文献中。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一个时刻，使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就在这个时刻，文学被取消了。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的时刻，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任何东西都不能像文学的概念那样符合永恒观念，任何东西都不能像它那样说明这个观念。
另一个共产主义的先驱，另一个于我们珍贵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他为列宁和列宁的党准备了道路的杜勃罗留波夫，在论及谢德林时写道：“当谢德林先生的名字为人民群众所熟知的时候，他们将永远怀着敬意和感激来呼唤它。”
我们现在应该运用一切力量，使这个伟大的名字尽可能更广泛深刻地为人们所知道。但愿百年诞辰纪念对这一点有所帮助。
现在我希望看过这篇短文的读者在自己面前摆一幅谢德林画像，画上有一个穿格子花呢农的长发老人向您凝视。请您把这付不平常的面貌玩味一下吧。当然，那时候谢德林正在病中，像他用可爱的打趣口吻说的，“百病俱全，花样繁多，”可是生理上的疾病不会使一付面孔流露出这种精神的痛苦来。
他的神情多么严峻，他的眼睛多么像一个法官！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可以感觉到他有一颗多么特别、多么坚强的真正的善心！有多少苦难在这付面孔上、在这付真正的英雄的面孔上刻下了皱纹！
我们要把这个名字列入全人类的真正英雄的名册，把这幅画像挂在我们工农俱乐部的墙壁上，并且至少要使谢德林的选集成为一切图书馆的藏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谢德林的作品在某些方面比较费解，可是他让我们感到很亲切。您不要以为这个穿格子花呢衣的病弱的老者，这个射出讽刺眼光的人，这个嘴上显露着哀愁的法官会向您作沉闷的、虽然也是带讽刺的说教，不，他是一个有着无穷的妙趣和辉煌的机智的人物，一个最大的“诙谐家”，一个笑的巨匠，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发笑，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
[1]本文基本上是1924至1925年间作者在斯维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讲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记录，后来经过删改，发表在1926年1月28日的《真理报》上。
[2]奥尔明斯基（М.С.Ольминский，1863-1933），老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作家。
[3]米沙是米哈依尔的爱称。
[4]即是普希金年轻时住过的皇村学校。
[5]阿拉克切耶夫（А.А.Аракчеев，1769-1834）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一个专制暴虐的军人。
[6]指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活动和七十年代革命民粹主义运动。
[7]后来由于“虚无主义者”皮沙列夫转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谢德林同他的关系也改变了。
[8]《天佑沙皇》是帝俄国歌。巴布林是屠格涅夫的《蒲宁与巴布林》的主角之一
[9]见1875年12月2日谢德林给安年科夫的信。
[10]索洛古勃（В.А.Соллогуб，1813-1882），中篇小说《旅行马车》等的作者。
[11]季玛谢夫（А.Е.Тимашев，1818-1893），特务头子，曾任第三厅厅长、内政部长。
[12]法语：好极啦。
[13]巴拉廷斯卡雅（А.Д.Баратынская，1889年卒），翻译家。
柯洛欣（И.П.Колошин），宫廷侍从，从俄国驻巴登公国代办。
[14]指索洛古勃喜剧中被丑化了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屠格涅夫因为礼貌关系称赞了这个人物，谢德林对此颇为不满。潘捷列耶夫（Л.Ф.Пантелеев，1840-1919），民粹派作家，大出版家。
[15]潘捷列耶夫（Л.Ф.Пантелеев，1840-1919），民粹派作家，大出版家
[16]指1877年3月15日谢德林从彼得堡写给住在国外的安年科夫的信。
指1877年沙皇政府对五十个民粹派革命家的审判。
[17]阿列克塞耶夫（П.А.Алексеев，1849-1891），俄国最早的工人革命家之一。他在这次受审时的一段发言，列宁称之为“俄国工人革命家的伟大预言”。
指屠格涅夫在处女地中对民粹派化装下乡宣传一事的嘲笑态度。
[18]巴尔季那（С.И.Бардина，1853-1883），民粹派宣传家。
[19]陆伯兴，契诃夫名剧《樱桃园》中的商人。
[20]格路莫夫，《现代牧歌》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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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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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郑家
一
温赞尧所编《漳平县志续编》有一个《姓氏人口统计表》，共列九十八姓，姓下注明何时从何处迁来，也有注“未详”二字的，那大部分是一百人以下的小姓。一千人以上的，只有曾朱二姓下注“未详”，但朱姓是明正德年间由南平迁来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暖洲营朱氏源流》一文。凡注“未详”的，也不过是失考而已，并非表示这些姓的人是漳平县的原始居民。我们可以说，现在漳平县的居民无一是本地原始居民的后裔，连山羊隔上的畲族也是明朝才从漳浦县迁来的。那么漳平县原来的居民是什么人呢？那也是畲族，古老的畲族，他们已被北方南下的汉族所消灭了。
漳平县，以及整个福建省，再扩大至浙江、江西诸省，甚至整个南部中国，原来都是一些比汉族更落后的民族所居，地广人稀，渐渐被汉族侵入，占据了土地，消灭了土著。有几分像美洲印第安人土地被欧洲白种人所侵占一样。最后，原始居民只有少数残存下来，而整片土地充满了外来的民族。
这种殖民过程，中国东南部似乎进行得更迟缓些，以致我们漳平县尚有踪迹可寻。古老的畲族被消灭（驱逐、同化）了，但在传说和地名上留下印记。漳平县有个乡村叫做“百家畲”，表明本是畲族居住的。漳平县又有“百家畲洞”的传说，现在还不能实指“百家畲洞”在县内什么地方（按“洞”应作“峒”，二字音同义不同。“洞’，是山洞之意，峒则是山中的平地，犹如四川人说的“坝子”）。漳平县民间又流传一首歌谣：“南蛮十八洞，洞洞十八庙，庙庙十八灶，灶灶十八户，户户十八人。”据说“百家畲洞”是南蛮十八洞之一。中国北方汉族一向称南方原始居民为“蛮子”，不管属于哪一个民族。漳平县的原始居民，畲族，就是“南蛮”的一个部分。这个歌谣不过是传说而已，并非说漳平县的畲族真有那么多的人口（约十万多人），也不是说畲族的社会组织如此整齐划一。又歌谣中所说的“洞”应写为“峒”，即可供耕种和居住的平地。歌谣不过说明畲族居住的村庄很多而已。本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汉族迁居永福初探》一文也说永福原来居民是畲族，汉族迁来后（宋代）尚与畲族杂居，而处于少数地位，但文化更高，武力更强，畲民才被迫迁走。
我认为新编的县志必须专写一个“民族志”，突出民族关系，不仅要特写山羊隔上的畲族，而且要考证汉族侵占以前的古老畲族的遗迹。我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素无研究，不过提出此问题，引起注意而已。这也不是漳平一县的问题，想必省志和邻近各县的县志，也有人注意此问题。漳平旧县志（道光时编的）有“畲客”一条，根据其传说，认为畲族就是瑶族，可供参考。
与此有关，外来的汉族，无论个人迁来的或举族迁来的，他们如何发展，作何贡献，都须研究。族姓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向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漳平这种小县的历史上。县志应当有专章研究本县若干重要的族姓。族谱本来是地方志书的一个基础。道光县志也有许多地方采用了各姓的族谱。
我曾说过，漳平县内的政治斗争，除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之外，基本上是族姓间的斗争，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又说过，漳平县在政治上互相斗争的，有四大姓（太常陈家、丁坂刘家、坂尾刘家、蓝田陈家）和三小姓（北门李家、和春郑家、丁坂黄家）。自然，这是指近代史，更早以前形势又不同了。
我们和春郑家是个小姓，在温赞尧所作《姓氏人口统计表》中占据第九位。当时只有一千八百人，比陈刘李黄四姓少，但政治作用并不远逊于这四姓（应说六姓，因为陈刘都分为二姓）。
当作解剖麻雀，我可以拿和春郑家做标本来研究族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
和春郑家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口耳相传的和文字记载的。少时，我从祖母听说，我们的始祖是湖南桃源县人，当兵的，南宋间随军来此，在和春乡招赘蔡家，由此繁衍生息。所以在始祖祠堂上供养蔡公蔡婆神位。我们的郡望不是“荥阳”，而是“南湖”。“南湖”者“湖南”也。现在，我看到了文字记载，知道不是这一回事。始祖是个私塾先生，来和春乡教书，给当地一户人家梁兴为赘婿，由此繁衍生息的。参照其他的文字记载，这个说法完全可信，应当推翻口耳相传的说法，但口耳相传的说法亦有所本。漳平县尚有其他的郑家，不属于我们和春一系的，邻县也有郑家。各系郑家有共同的传说，认为同出于“桃源”（不一定是湖南省桃源县），且有种种神话。和春郑家有族谱，都是手抄本，从无刻印本。族谱初编于明洪武二十七年，续编于漳平县建制以后（续编序未注年代）。初编有五世祖郑天爵（伯仁）序，续编有十一世祖郑克俊（春岗）序。还有三编，从十一世编至十六世，但无序，当是十八世祖郑苑培（植庵，西亭）所编而未完成的。现在保存的旧谱只有残本，不知道是原来残缺的，还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致残的，但旧谱的几编序文仍保存着，足供研究。
综合这几编序文，可以知道和春郑家的起源及其至太平天国前发展的轮廓。
和春郑家的始祖名郑起岩，字仕表，本是兴化军仙游县唐安乡香田里人，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游学来到龙岩县东部的居仁里，同当地一个姓梁的人家发生了联系。据续编序说他是：“赘梁家妇苏氏”，那就是说梁家有寡媳苏氏招他为婿的。初编序则说：“继梁兴之后，赘苏氏。”如此也可以解释为他做了梁兴的义子。但梁兴另有儿子。初编序说：“始祖以勤俭为家，置田二万三千余束，拨三千与梁兴子孙。”（这里说的“束”，显然不是指田地的面积，而是指粮食的产量。但不知一“束”合现时多少斤？）
始祖自留二万束，一半给自己的儿子雷震，一半给自己的女儿千一娘。千一娘招范有一为婿。可见当时女儿有平等的继承权，而且不限于招赘的女儿。后来，千一娘只生一女，名千二娘，就把田产带到婆家去了。
雷震生二子，长子公佑娶龙溪李家女为妻，遂迁居龙溪登科洲（有说登高洲的）。惟有次子公贤继承祖业，生一子林茂。林茂生六子：天福、天寿、孝孙、良孙、天禄、天爵。天爵就是初编族谱并作序的人。到此时，郑家人丁才兴旺起来。天爵壮年已由元入明了。他编族谱时已有六十八岁，在洪武二十七年序说：“兄五姐四俱已作古，今日现存者，吾一人而已。因思畴昔同居，兄弟和睦，凡百事务，诸兄拨置，产业日增，家声赫奕，子孙茂盛，六十余口，堂屋二座，规模焕然。”可以想见，这一家是很有地位的，不仅人丁兴旺，田产丰富，而且颇有教养。三世祖公贤，人称静斋先生，“少习儒业，游学于漳泉与化。”六世祖郑文善，天爵三兄孝孙之子，以儒士（秀才）的身份做了真定县的教谕。六世祖郑文璲，天爵四兄良孙之子，以儒士身份做了进贤县知县。六世祖郑文言（惠昌），天爵之子，以贡生身份做了文昌县知县。（见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荐辟类和贡士类，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
这一家人以后渐渐衰败了。兄弟六人起初合为一户，以后分成三户，但到漳平县建制后，一、三、四、五房都绝了嗣，只有二房和六房遗有子孙，他们合为一户。二房后裔不详，现在郑家子孙都是六房郑天爵（伯仁）传下来的。天爵生三子：惠保、惠昌（即文言）、惠俭（即文礼）。（按文言，惠昌都是正式的名，并非一个为名，一个为字。大概“文”是堂兄弟的排行，“惠”是亲兄弟的排行。）惠俭生思谦，思谦生绍裘，绍裘生四子：伟、保、便、信。郑伟是九世祖，以贡生做了攸县知县，后改任汉阳县知县，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郑保早殇。郑便做了“恩官”。郑信做了广东“五府”（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贡士类有郑信名，注“伟弟”，广州府经历）。这是和春郑家繁盛时期。郑伟生于明天顺七年（一四六三年），死于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O年）。漳平县建制在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那时郑伟才八岁。他生时还是龙岩县人，八岁后才算漳平县人。他死后葬于小菁乡的佛儿架山下，前几年因墓地征用，才迁葬于和春乡。
十一世祖郑克俊在续编序中说：“今日子孙百有余口，太学有之，庠士有之。”当初五世祖编族谱时，在洪武年间，和春郑家只有六十余口，到正德年间已增加至百余口了。
郑伟的长子郑科，县志道光版也有传，列在“寿民”类中。那是因为他活到一百岁，从成化丙午（一四八六年）到万历乙酉（一五八五年），实际上是九十九岁。
郑科是“庠士”（即秀才），是十世祖。郑伟另一个儿子郑凤，监生，作了横州州判。郑风的儿子郑惟敏，作了扶州经历。另一个儿子郑惟诚，作了思恩县经历。俱见县志道光版贡士类。另有一个十世祖郑见春，也是庠士，作了一篇《叙大宗小宗》，也是记述本族源流的，特别详于区别“大宗”和“小宗”，续编收入此文。据此文所说，当时是公推郑伟一系为大宗的。他称郑伟为“伯”，可见不是郑科的兄弟，文后署嘉靖甲午（一五三四年）。
十一世祖郑克俊又名惟德，则是“府庠士”，比“邑庠士”更高一层，即不属于漳平县学，而属于漳州府学。他新编了族谱，并作序，可惜序后未署年月。他称郑伟为“伯祖”，因为他是郑信之子郑立的儿子，作序当在万历年间，即距明亡已不很远了。
郑科生惟明（第五子）；惟明生士珩（第三子），邑庠士；士珩生兆甲（第六子），儒士，活到八十一岁，生于明万历时，死于清康熙时，兆甲生润卿（第三子）；润卿生如隆（长子），邑庠士；如隆生四子（宗湛、宗遴、宗选、宗逢）。
郑宗湛，后改名丹桂，字攀宿，十六世祖。这就是我们郑家常说的“攀宿公”了。他生于康熙丙戌年（一七O六年），死于乾隆壬寅年（一七八二年）。
关于攀宿公，流传了很多神话。
三
但是族谱的文字记载还涉及和春郑家的史前史。我们知道，和春郑家是从仙游县郑家迁来的，那么仙游县郑家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不是仙游县的原始居民。
综合几篇文字所说，原来仙游县郑家是从福州侯官县迁来的。“宋乱”（按当指靖康之乱）时，侯官县郑家有三兄弟，都是做官的。老大是太府卿郑露，老二是中郎将郑庄，老三是别驾郑淑，率家族迁来兴化军。老大定居莆田县，老二定居兴化军，老三定居仙游县，虽分居三地，但共建一个祠堂于莆田县之南湖，因此三县子孙都称为南湖郑家。我们以“南湖”为郡望，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始祖郑起岩系定居于仙游县的郑淑之后裔，算是从仙游县迁来的，但若我们回去认亲，则须到莆田县的南湖去拜祭祠堂，我们确实有人去认亲了。
九世祖郑伟作了湖广攸县知县时，丁内艰回籍，服满晋京改授，途中特去南湖拜祖。续编族谱中收有一文记载此事。此文是当地（莆田县）一个名玉的人写的。他是“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北京户部主事”，文写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陬月（即正月），即郑伟死前二年。如此可见，郑伟任汉阳县知县的时间并不长久。按照辈分，郑玉自称为“宗侄”，而称郑伟为“族叔”。
兴化，宋时称“军”，明清称“府”，所辖只有两县，府治旧在兴化，居莆田县北边，后合并于莆田县。南湖郑家，南宋时出了一个有名的大学者，郑樵，中国著名的类书“三通”之一的《通志》，就是他著作的。他住在家乡的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不应科举，自学三十年，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著《通志》有许多创见。他县莆田县人。他死于一一六二年，下距我们的始祖来今漳平县，尚有七十二年，我们是不能攀附的。
仙游县郑家，或宁可说南湖郑家，是从侯官县迁来，那么侯官县郑家又是哪里迁来的呢？那就要追溯到残唐五代去了。旧谱诸序，包含郑玉的文章在内，都说我们的远祖是光州固始县人，唐末僖宗光启年间随从同县人王审知入闽的。
王审知是一股武装队伍的三个头子之一。这股武装队伍说好听时是农民起义军，说不好听时就是土匪。当时三个头子都姓王：王绪、王潮、王审知。他们以固始县为基础集合一股武装队伍，附近有另一股武装队伍，力量更强，要吞并他们。唐僖宗光启元年（八八五年），他们只好“率众”南逃，由江西进入福建。在南逃途中，王潮推翻了王绪，坐第一把交椅。次年，他们占据了泉州，朝廷招安，任王潮为泉州刺史。昭宗大顺二年（八九一年），王潮派王审知攻占福州，遂占据福建全境。王潮死，王审知继位。唐亡后，朱温称帝，封王审知为闽王。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国。公元九二五年，王审知死，子王延钧继位，称闽帝。以后，诸子内乱，闽国就亡了。但随从王审知来福建的光州固始县人仍旧在福建。福建的许多族姓都可以追溯其远祖直至光州固始县。
在我们漳平县，不仅和春郑家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其他某些族姓也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例如，暖洲营朱家就是光州固始县人，“随军入闽，先居南平，明正德年间迁来漳平县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四
传说，明清易代之际，和春郑家遭到厄运，数百余口只剩下十八人。安定之后，才从此十八人中渐渐繁衍起来。
现在，和春郑家可以分为两派：攀宿公后裔和非攀宿公后裔，住在县城里的几乎都是攀宿公后裔，住在和春乡的也有攀宿公后裔。这两派郑家子弟，人数之比，现在不难统计出来。我少时似乎听说，攀宿公后裔对非攀宿公后裔之比为1：1，据说现在是1：2。但就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说，攀宿公后裔仍是高于非攀宿公后裔的。
攀宿公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传说，他本是穷教书匠，穷到只有咸萝卜做下饭的菜，而且不是吃下咸萝卜，是用舌头舔舔咸味就可以下饭了。不知怎样，他考得了一名秀才。当时还没有龙岩直隶州，他是去漳州府考试的。在易代丧乱之后的和春乡，考得一名秀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他渐渐积了钱，也渐渐产生了关于他的神话。人家说，他的钱是神物，借他的钱种田会多收粮食，借他的钱养猪会多长肉，借他的钱做买卖会一本万利等等。于是，他由穷教书匠变成了富翁，广置田宅，多积钱财。一般暴发户是先富而后教的，即先积了财产，然后提高文化。这个暴发户则先教而后富。自己发了财，就不仅要把财产遗留给子孙，而且要培养子孙读书，考取什么功名，提高家族的地位。
攀宿公有两个儿子，长郑经远，次郑经邦，都考取了秀才。这家人，财产有了，在本乡也有地位了，就想向外发展，即要争取全县的地位。首先要在县城内争得立足之地。
关于攀宿公少时贫穷的传说，不见得可靠，至少是言过其实。由族谱的文字记载可知攀宿公的父亲如隆就是秀才，死后三年便能正式安葬，他的母亲陈氏也能正式安葬，他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即便少时家境不好，也不至穷到那种地步。传说似乎含有教育子弟勤俭持家的作用。
县城设在小菁乡。在设县以前，小菁乡的地位同居仁里的其他大乡村，如丁坂乡、和平乡、和春乡等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设县以后好多年也是这样。小菁乡人不能以城里人自居而轻视其他乡村的人为“乡下人”。可是时间一久，这种不平等地位就暴露出来了。小菁乡毕竟有官衙，有街市，有圩场，有城墙，居民的文化也更高些，头脑也更复杂些。发生“小乱”时候，城门一闭，富人也更安全些。攀宿公和他的儿子就提出了如何到城里找一个立足之地的问题。
此时设县已久，各乡富人都要到城里找立足之地，可不容易，和春郑家毕竟在县城里建筑了三大宅。
攀宿公本人并未移居县城，从他的儿子郑经远起才在县城占据一席地。首先获得两块很好的宅基，一块在上水门内东侧，建成祠堂式的大宅，前后两进，后进供奉攀宿公，大门上有石刻的“郑氏宗祠”四字。事实上这是祠堂兼住宅的建筑物，左右两边都有“辅厝”。两进之间东西各有厢房，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太史第，以及洪厝坪和大坪头两个陈家祠堂（大坪头祠堂右边有辅厝）。祠堂是专供祭祀之用的，不能作住宅。另一块在葛丘田，本是郑经远住宅，死后才作为祠堂的，建筑结构同前者一样。第三个大宅在上水门内西侧，那是以后由郑经远的第五个儿子和第六个儿子联合建成的，规模小得多，只有一进，但也有辅厝和厢房，以后大厅上也供了两兄弟的牌位和画像。除了这三大宅以外，郑家在城内还有几个小宅和书斋。
郑经远和郑经邦兄弟和他们的儿子也都是秀才。郑经远有八个儿子，前四个是正室叶氏生的，名壮、荷、薇、革；后四个是侧室张氏生的，名菊、苕、藜、芬。郑经邦有两个儿子，名萃、华。这些似非“官名”，例如，郑经邦二子，这里名为萃、华，但县志节妇传中则作钟秀、廷虞；郑经远第五子这里名为菊，县志作苑培。郑苑培字植庵号西亭，死后称西亭公。他就是我的曾祖父，可以想得到攀宿公子孙都有“官名”，不过无法查考而已。
郑经邦早死，其妻李氏二十二岁守寡，死时七十四岁。县志道光版人物志节孝类有传，说乾隆五十六年“请旌祀节孝”，佛儿架山下有个石牌坊就是为她建立的。现在已拆毁了。
郑经远却活到八十六岁。他是和春郑家开始定居于县城内的，但只有后四子随他居住县城，前四子以及两侄都留在和春。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列于人物志之“乡宾类”，此类只有他一个人“乡饮”和“宾筵”都是一种荣誉，当时政府赐给地方上有一定地位的富人（我们和春郑家八世祖郑绍裘曾于明弘治五年享受了这个荣誉）。有个知县还送郑经远一个“王国嘉宾”的匾额，传中说：“阖邑推为硕望。”
当县志道光版成书时，郑经远似尚未死。他的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列名于县志编校人名单内，身份还只是“附生”。
中国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各地方都有发展，漳平县也不例外。这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集中，大地主财富增加，不仅培养子弟读书，而且要干预政治。干预政治，首先就要在城市插一只脚。住在乡村，要同县官交往，要管理全县的公共事业，要包揽诉讼，毕竟是不方便的。住在近郊还可对付，远郊就不行了。所以大乡村的大地主，发展到相当程度，就要搬到城里来。这些有钱有势的富家，几代之后衰落，贫穷的子孙再搬回乡下去。本身从乡村迁来，子孙也有乡村这条退路了。
和春郑家的发展就符合于这个规律。五世祖郑天爵（伯仁），本身发了家，子侄中又有三人在外面做官，仍旧居住和春乡内。此时漳平也尚未设县。九世祖郑伟又发了一次家，兄弟三人都做了官，此时漳平已经设县了，他仍未能迁居县城。但郑伟死后葬在县城北郊，似有移居县城之意，又回龙坞做了和春郑家的“祖山”，为本族葬地，不知始于何时，似在明代就是如此了。七世祖妣邓氏死后就葬在回龙坞，时在明成化丁酉年（一四七七年）。这也表明和春郑家有向县城迁移之意。攀宿公第三次发家，到了他的儿子，终于在县城找到立足之地，足以干预全县的政治了。
郑经远迁居县城，自然不会放弃和春基地。他把正室生的四个儿子留在和春，把侧室生的四个儿子定居县城。相传，侧室张氏是福州人，他去福州乡试或经商（他兼做监商）时娶的。
郑经远死后，财产分给八个儿子之外，公有财产也分成两份，一份为住在和春的前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内四美”；另一份为住在城里的后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外四美”。各族都有公有财产，由族人轮流管理，除供给祭祀、扫墓等费用外，还有一部分名为“书香”，分给子孙中的秀才，及供应他们去福州乡试的费用。公有财产不是现金，而是田产，每年动用租谷，照理是不会减少的。
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就侧室所生的说来，就是长子了。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财产，而且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从“附生”升为贡生，晚年以贡生资格出任古田县儒学教谕。学官也是官。我少时在我家的大堂上左右两边陈列着仪仗，有“肃静”、“回避”、“古田县教谕”、“儒学正堂”等四块牌子。为了作过一任官的缘故，他的地位比他的父亲更高了。他个人的财产是否超过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但外四美的财产是他管的，以致每年收的租谷在门外空地暴晒，占据了很多的地方。相传后来的大富人陈玉鸣当时还是替人挑水的，他经过我家门外，看见那么多的稻谷，感叹道：我有十分之一的稻谷就满足了。以后，陈玉鸣考中了武秀才，他的财产还远远超过我的曾祖父。
曾祖父有一妻一妾，只生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只好过继他的八弟的一个儿子为子。直至五十岁才娶一个农家姑娘为妾，接连生了六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但他晚年，即学官任满回来后，生活并不好过，所有的财产丧失殆尽了。为什么？据说：他尝到了做官的甜头，一心为安排他的第二个儿子（他亲生的头儿子）郑秉卫出去做官，不惜工本，结果官未做成，家产却荡尽了。
郑苑培生卒时间尚未考出，只知道太平军来攻城时，他尚在世，带着全家逃往和春，只有第六子志广陷于围城中。志广当时十八岁，即生于一八四七年。志广是他亲生的第五个儿子。他是五十一岁亲生第一个儿子的。如此算来，在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失败时，郑苑培约有七十七岁，即生年约为一七八七年，死年约为一八七一年。
他的坟墓在和平乡至和春乡的中途，未毁，墓碑是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立的，上刻“显考钦加光禄寺署正任古田学教谕端和西亭郑公墓”。“光禄寺署正”是京官，他未去北京做官，这里不过是加给地方官的虚衔而已。他的七个儿子都用官名：秉仁、秉衡、秉盘（志铭）、秉诚、秉崧、秉宽（志广）、秉钧（志樵）。他的十三个孙子则用谱名：庆寿、庆云、庆楗、庆焊、庆泽、庆秀、庆添、庆铨、庆深、庆丰、庆悦、庆清、庆端。曾孙二人：嘉谟、嘉猷，是庆寿之子。
郑经远第六子苕郎，不知官名是什么，墓碑上刻着：“试用儒举毅文玉田郑先生”。他生了九个儿子，其中三个是秀才。我少时还看到他的第九个儿子志全，我们喊他“九公”。郑经远第七子藜郎生有八子。第八子芬郎，名延瑶、字和雅、号德馨，县志说曾任布政司理问。他生有四子，第二子过继五哥外，还有三子。
五
和春郑家始祖是一二三四年（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个人从仙游县迁来的，到今天已有七百五十二年了。温赞尧的县志续编中那个《姓氏人口统计表》记载漳平县郑家有一千八百人。漳平县除和春郑家外，还有郑家，人数虽不多，应从这一千八百人中减去。但此表作于将近四十年前，今日郑家人口又增加不少了，我们和春一系的人口可能达到二千人，大部分人仍居和春乡，小部分人住在城内，城内郑家几乎都是郑经远的后裔。
研究这个家族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明了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尽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发展分期也是不同的。为了避免争论，我这里说的“封建社会”，仅仅是指那种以田地（粮食）来计算财富的社会。社会的阶级分化，主要表现为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地主剥削、农民受剥削。在封建社会初期，以及晚期中某些落后的地方（漳平县在内），这种剥削表现为家族内的剥削。地主和农民是同一家族的人，同祭一个祠堂，同居一个乡村。漳平话称为“叔孙”的关系掩盖着剥削的关系。地主拿家族的利益做幌子，要农民忍受剥削，同地主团结一致。这个家族同那个家族斗争时，往往是地主出头领导，而同族农民一致拥护的。斗争一般表现为诉讼，有时表现为械斗。地主有功名，有官职，往往能决定斗争的胜负。一般说来，财富和文化是分不开的。财富可以培养文化，文化可以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培养文化正是为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
和春郑家历代不乏大地主，也不乏文化。始祖就是私塾先生，他招赘于梁家地主，借梁家力量积累财富至二万三千束。他的儿子雷震是个“尚舍”，即国子监学生，或称“监生”（原来地位在秀才之上，后来可以用钱买，就不值钱了）。他的孙子公贤则是私塾先生，大概家道中落，又逢宋元易代，不得不去漳泉兴化一带教书，而且迁于“仙帽寨”地方（不知在何处）。他的玄孙有六人，此时大概迁回和春了，家道又兴旺起来。这六个人都没有功名，但次代（六世祖）则有三人做了秀才，而且出去做官，两个做知县，一个做学官。这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事情。以后家又中落。八世祖绍裘，谱称“嗜读诗书，淹通诗词”，似无功名。绍裘生四子，其中三子伟、便、信都读了书，做了官，次一代也有做官的。以后家道又中落。直到入清后，攀宿公才振兴，以至于迁入一支于县城内。
可注意的，是和春郑家历代虽然出了许多大地主，也出了几个知县、学官、佐杂，但没有出一个举人，更加没有进士、翰林了。至多是几个贡生而已。
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所谓“功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学历”；京官和地方官，则相当于现在说的“职位”。两者并非完全对等的。本县的朱阳考取了翰林，学历算是最高的了，但他只做了知县；和春郑家有郑文琏、郑惠昌、郑伟三人做了知县，他们的学历只是秀才（贡生也是属于秀才一级的）。
今天形势改变了。中国已经跨出了封建社会，即是财富不再以田地（粮食）计算，而是以货币计算了。血统纽带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再是他的家族的一个成员，依附于他的家族。族谱已无现实的意义，即不能用来歌颂祖宗功德，团结族众，抵御外侮等等。今天族谱只有历史的意义，即由此可以知道过去的社会生活，可以补充地方志书之不足。我希望本县各大姓都能整理旧的族谱，并续编新的族谱，为新编的县志提供材料。
和春郑家是漳平县的一个小姓，清初以来曾经干预全县的政治，发挥了与其人数不相称的作用。这个作用现在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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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有关的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和有关的问题[1]
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奥斯特罗夫斯基纪念日快到了。
现在是对各种珍贵的东西重新估价的时候。这个重新估价的工作正在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不正确的，另一条是正确的。
不正确的路线是未来主义的路线。我不想对未来主义作翔实的论述，我只说那是一种遍及全欧洲的现象，它到处在抛弃旧的传统；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俄罗斯未来主义者要求废除传统主义是为了共产主义，可是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几乎完全站在墨索里尼方面，他们正好也要求同样废除传统主义，却是为了法西斯主义。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警告。
我的意思不是说，信奉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未来主义者们是不真诚的。相反地，我认为，那些将要或已经真诚地达到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一定会逐渐地完全抛开未来主义的丑怪面貌，以一种崭新的格调出现，而且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了。
这是题外的话，如果以问题的实质而论，那么应该，废除传统主义，或者把过去人类的全部艺术当作资产阶级艺术，对它进行斗争——这是有害的荒唐行为，我是永远反对的。
至于重新对我们过去的文化作一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估价，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个重新估价的工作曾经使马克思以极大的兴趣再三地反复阅读莎士比亚、荷马或巴尔扎克的作品，同时却用辛辣的讽刺态度去对待许多资产阶级艺术偶像。我们在俄罗斯应该从广义的无产阶级利往的观点出发，重新审查一下我们的文化遗产。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纪念日本来会促使我们去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可惜我们没有人能够彻底摆脱其他的事务，完全埋头于这种重新估价的工作，即使为了纪念的缘故。
……在重新估价的时候，详细谈一谈奥斯特罗夫斯基这个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与其说他本身有意思——虽然他本身也非常有意思——-不如说是由于纪念他的缘故，我们的头脑和心灵中不由得产生了一连串有关戏剧和戏剧创作的问题，这些问题异常迫切，对我国新文化的成长又极其重要。
奥斯特罗夫斯基重复了莫里哀在法国、哥尔多尼在意大利所做的事情，不过他做得相当晚，从而着眼点也不同。我们必须永远抛弃把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主要当作宫廷文学的肤浅看法。仅仅从外形看，它才是宫廷文学。它对庇护它的宫廷让步过，骨子里却常常对宫廷深恶痛绝。
莫里哀确实是最道地的资产阶级作家（这一点对拉辛来说也同样正确，虽然不像那么明显），他嘲笑贵族阶级，以爱护态度给资产阶级指出它本身的恶习，指出它在它那成长中的少年期处处遭遇到的危险，歌颂它的美德。
莫里哀成为大作家，正是他符合了我屡次指出过的那个所谓先占法的结果。不仅在法国，也许就是在全欧洲（只有英国勉强可以算做例外），他也是代表新的伟大的阶级，即当时的资产阶级，来处理描写生活风习的与警恶劝善的戏剧创作的第一位作家。
从莫里哀身上已经可以看出那样一些特色，它们对于在资产阶级青春期承担这项阶级任务的每一个天才来说，都有极大的代表性。首先，他不但赞美本阶级的生活，还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它。他觉得这种生活中有新多东西过于平凡，或者相反，过于矫饰。他似乎极力想清除生活中的各色各样的渣滓。
为了什么呢？一个作家诚然在他的心灵和头脑中，建立了某种关于他所向往的本阶级生活的信念，并且对它怀着热烈的感情，他不能不接近全人类的理想，即是接近这样的理想，它们能够激动每个人的心，一旦实现了就能使所有的人得到满足，因此那是全民的理想。
我这里所说的意见，是不是有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呢？当然没有，绝对没有。回想一下恩格斯吧，他在论及德国的古典诗人和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时候，认为他们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找到了其正的继承者。请再回想一下恩格斯吧，甚至对于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他也说：当时资产阶级领导着人民群众，没有他们它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它不得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全民的理想，后来它当然是放弃了这些理想，当然是在实践中大大地歪曲了它们。
关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恩格斯，还有马克思，更着重地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这些唯物主义者也体现了幸福的青春期的本阶级的利益，从而接近了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在别的场合是：文化）便是无产阶级的、同时也是唯一全人类的哲学。
在莫里哀以前的法国，也像在哥尔多尼以前的意大利一样，存在过高度“戏剧化的”、可是远离生活的戏剧。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情形也是同样。
当然，奥斯特罗夫斯基几乎就是全部俄罗斯戏剧创作。奥陀夫斯基公爵[2]读完他那后来改名《自己人——好算账》的《破产者》以后，写道：“这人是个大天才。我看俄国一共有三个悲剧（Sic）[3]：《纨绔少年》、《聪明误》和《钦差大臣》。我在破产者上面标了个No.4。”
如果除了这三个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前的戏之外，再加上《鲍利斯·戈都诺夫》，再勉强加上《假面舞会》，[4]那么算到最后，这确实就是我们全部重要的俄罗斯戏剧了。
可是在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后呢？
在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后，由于下述种种原因，我们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戏剧。
莫里哀、哥尔多尼和奥斯特罗夫斯基出色的地方，是当他们作为新阶级的代表出场的时候，对本阶级的生活非常关心，他们努力从它的旺盛蓬勃的生气中去反映它，努力克服它的阴暗面与丑恶面，总之是，努力给人们“拿出一面时代的镜子”，“寓教诲于娱乐”。
这种说法太陈腐，对不对？是太陈腐了。如果谈教诲性戏剧或一般教诲性艺术的、谈“时代的镜子”的是一个老学究，那么他也许真的会陷到可怕、乏味、极其讨厌和无聊的训诫里面去。
但是，如果登上舞台的是具有内容丰富的新人生观和伦理观的新阶级的诗人，情形可完全不同了。那么我们恰恰会看到一个艺术繁荣的局面。
世界大战快开始的时候，在所有的地方，特别在俄国，生活戏剧开始转变成了“戏剧化的”戏剧，即是专门讲究风格的戏剧这不是很值得注意吗？从那时起，戈齐比哥尔多尼、[5]“假面喜剧”比莫里哀更受人欢迎。奥斯特罗夫斯基也逐渐被丢开，而代之以某些能够体现纯戏剧性的戏了。
这一派最明显的代表是塔伊罗夫[6]（固然他现在正在经历某种转变），他还宣称台词对戏剧并不重要，剧作家在戏剧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戏剧化的”戏剧，毫无思想内容和道德倾向的戏剧，总之是，尽可能不带宣传鼓动意味的戏剧，它为了替自己开脱，最后简直可以引用为艺术而艺术论者通常用来替自己辩白的那些理由。
而为艺术而艺术论总是只有两个结果，并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结果。或者是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下隐藏着为某些人的娱乐而艺术，他们对生活的严肃面已不再感到兴越，至少是不再要求艺术具有严肃的精神，或者是论识着一种为纯粹的美——绝对者的显现——服务的神秘论。
我知道得很清楚，人们可以说出多少美丽的词句来替谢林型的唯心主义辩白（我国的维雅切斯拉夫·伊凡诺夫、[7]索洛古勃[8]和其他的人不久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来替纯粹的逗趣、纯粹的娱乐、纯粹的视觉上的快感、以及对于优美的舞台动作的偏爱等等辩白。
但是，这一切才正是陈腐透顶的东西，整个说来我们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关键不在我们认为戏剧应当保持一种平庸的水准，处理烦琐的问题。相反地，具有烦琐倾向的戏剧、只讲日常琐事的戏剧在我们心中引起了极强烈的反感，可是我们的理想主义和任何来世的绝对者及其在美里面的显现，根本是两回事。
如果我们我无产阶诚不要单纯的笑，说它要把娱乐完全置诸脑后，却也不对。那是胡说。首先，戏剧任何时候都应该具有各种玩乐的成分，也就是娱乐的成分，不过那只是戏剧的外。如果包藏在这外衣里的是一个粗糙的、干瘪瘪的人体模型，那么，这一切比起活生生的、即使是穿著得不怎么合适的戏剧的有机体来，毕竟是一文不值的。
虽然一般地说，无产阶级和新世界也许会有一些单纯娱乐性的设施或晚会，无产阶级却永远不会把它们同戏剧混为一谈，正如不能把打弹子同一个设计重要建筑物的工程师的工作混为一谈那样。
“戏剧化的”戏剧不同于文学戏剧和伦理戏剧，它的思想无疑是没落阶级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剧院中占支配地位的观众，几乎是欧、美的唯一的观众，他们或者由于本身的堕落和崇尚空谈，根本不再要求生活具有严肃的精神，例如那些时髦的太太和他们的情人，那一群群在各个休养地之间、在各个繁华的首都之间游来游去的形形色色的寄生虫——或者不要求戏剧具有这种严肃精神，公然说艺术家生来就是为了插科打诨，在市侩们没有料理业务的雅兴的空闲时候，给他们搔一搔脚后跟。
因此，无产阶级的戏剧不能不是生活戏剧、文学戏剧和伦理戏剧，我觉得这是像二二得四那样清清楚楚的事，而且这一点已经为今天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戏剧创作的初期情况所证实了。
当然，在生活描写、戏剧结构和戏剧宣传上，我们今天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然而事情的实质应该是同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向莫里哀、哥尔多尼和奥斯特罗夫斯基学习很多东西（当然也可以向莎土比亚和某些其他的剧作家学习，不过是在别的方面），我们回过去研究奥斯特罗夫斯基，不只为了认清他的戏剧的主要基础的正确性，也是为了向他学习某些方面的技巧。
至于单纯地模仿奥斯特罗夫斯基，那一定会把自己毁掉。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主要活动展开于五十、六十年代，那当然是资产阶级在我国艺术和文化生活中完全登上首要地位的年代。
然而它是用十分独特的方式登上这个地位的。
如果说，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完成革命以后，很快便分成两个不共戴天的阵营，右翼是有保皇情绪的大资产者，左翼是卢梭的信徒、恐怖分子、甚至像巴贝夫似的共产主义者，[9]那么在俄国，这更是意料中的事了。
俄国资本家是像柯路巴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流那样硬挤出来的，[10]他们很久不愿脱下他们的长襟礼服和肥筒靴子，长期谨守着变相的富农生活方式。
而同时，资产阶级的另一翼，即平民知识分子，却打着红旗出场了，领队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热里雅包夫一类的人物。
我既然说过，我们从十七世纪莫里哀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他怎样反映生活，还看到了他怎样超越它，我既然说过，我们从莫里哀的作品中常常可以发现全人类的音调（例如厌世者或伪君子），那么这些话用在奥斯特罗夫斯基身上，当然不能不格外正确。
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一个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虽然他父亲做过官，逐渐升到了贵族的地位，他的祖父却是僧侣人员，他自己则是“芝麻绿豆官”、“小吏”、“小文官”。他先后任职于两所法院，月薪才四卢布，他只好沿着官位等级慢慢地一级一级升上去。
就是在这里，这个目光敏锐的小官、微不足道的小官，用他的笔仔细分析了商务法院的案件，竖起耳朵倾听了他周围的许多诉讼、控告、贿赂行为，他的天才的观察力给他带来了第一批丰饶的收获。
我们面前出现了事务纷繁的莫斯科河南区，我们面前逐渐出现了这个充满新生力量和饱满而又令人痛苦的热情的黑暗世界，残酷得像封建领主、横暴得像老粗的顽固分子的世界，伪善者和骗子手的世界，尽管他们外表上都那么体面和虔诚。
在他们后面出现的是受他们压迫、被他们打入地下的儿辈的形象，这些人身上发出了人道的火星、追求某种隐约的光明的火星。此外还有逆来顺受的苦命人——妻子和女儿的形象。
他的创作家的眼光，很快就深人了时而狷傲、时而屈辱的受摧残的人们的灵魂，他们充满着深刻的女性的温雅情调，或者悲凉地鼓动着被折伤了的崇高理想主义的翅膀。
奥斯特罗夫斯基所建立的整个独特的世界、整座宏伟的大厦，好比饰有石刻怪像的哥特式大礼拜堂，在我们眼前露出丑怪的面貌；在这座殿堂的前部，作为俄国的黑暗和俄国对光明的追求之象征，如同女郎柱似的耸立着三个饱经忧患的形象：演员涅沙斯特里夫采夫、嗜酒的托尔卓夫和不贞的商人之妻卡杰林娜。[11]从他们的坚强的心胸深处，迸发出了祈求正当生活的哀号，这哀号就形式的奇特来说有时几乎是可笑的，但是带着无穷的人情味。
奥斯特罗夫斯基喜欢他周围的生活，因为其中有着鲜明多彩的形象，他那喜欢的心情，正如刚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一样。他也恨它，作为一个资产者而恨它（他毕竟有四分之三是资产者），他恨，是因为他在这俄国资产阶级生活中看到的丑恶现象太多，他也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毕竟有四分之一是这样的人）、已经觉醒的人而恨它，他有时情愿整个儿否定这种生活，因为自由、无拘无束的幸福以及合理的生活好像一片灿烂的火光，已在远处闪耀了。
所以奥斯特罗夫斯基脚下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他有可讲的东西，也有可以教导的东西。
奥斯特罗夫斯基所讲的一切，已开始成为过去，他的剧本虽然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也逐渐变成历史剧了。当奥斯特罗夫斯基希望稍微具体地做些宣传时他所能够宣传的一切，已经长满了霉菌。我们远远超过了他的具体的企求。而他身上那个还有生命的东西，所谓全人类性的理想主义，却又过于空泛，因此几乎不能带给我们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说，奥斯特罗夫斯基能够给与我们今天的东西很少：在这个意义上说，奥斯特罗夫斯基只是代表着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一个辉煌的过去罢了。
不过关键在于：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觉醒时所建立的俄罗斯文学核心中的人物，而我们又必须依靠它，才能指望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清除后来的一切杂质及其各种颓废主义色彩，无论这颓废主义是同什么象征派结合在一起，装出愁眉苦脸的怪相，还是同什么未来派结合在一起，像丑角似的，或者像未来派的“冒牌创作”似的装腔作势。
我们需要的是严肃的艺术，我需要的是能够摄取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艺术，我们需要的是向我们宣传今天的、刚刚树立起来的伦理标准的艺术……
此刻我没有时间来谈戏剧领域内、我们美丽的现代俄罗斯戏剧领城内的实际成就，我们的戏剧有许新多多新的探求，可是还显得相当空虚，我们还缺乏严格建立在我在本文中提请读者注意的那些原则之上的出色的革命戏剧，它不受动摇不定的未来主义的影响，只许容其中的某些东西，它首先要从内容方面、从现代生活方面去探求，同时当然也要探求如何反映与现在血肉相连的过去的时代，或者试图创造未来的形象，它寻求生动的、热烈的、振奋人心的宣传新真理的方法，在形式方面，则要达到最大的朴素和说服力，这当然决不是否定蓬勃的热情。我们宁愿它是色彩鲜明、使人情不自禁地流泪和爽爽快快地大笑的传奇剧和滑稽剧，也不愿它专在隐微细腻之处耍花招，或者是某些人的错综费解的杜撰，他们一向认为能够惊倒四座的才算真艺术，他们已经说不出一句朴素的话，总要装模作样。
为了念奥斯特罗夫斯基，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些问题。我们的奥斯特罗夫斯基，甚至比奥斯特罗夫斯基更伟大的人物，大概已经在途中某处，他也许已经出生，也许已经在写作了。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单独一个奥斯特罗夫斯基；我们需要半打奥斯特罗夫斯基和两打准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为我们自己和欧洲造成戏剧的繁荣。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了。
……奥斯特罗夫斯基打破了俄罗斯戏剧的僵化状态，又同当时舞台巨人谢普金、萨多夫斯基等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12]获得了广大的观众。我们应该有更广大的观众，虽然他们目前在经济上还感到拮据，却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拥有一个丰富的、消逝不久的、可是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过去和无限远大的、更富于英雄主义精神的未来。
在这篇文章里，我谈奥斯特罗夫斯基谈得少，与他有关的问题谈得多，不过我这样做完全是有意识的。将来一定有许多人，能够对这位俄罗斯最大的剧作家的优缺点加以相当全面的评述。我仅仅指出了最重要的方面，指出了为什么他还活在我们心中。
……奥斯特罗夫斯基留下了许多活生生的美，也留下了一个深刻伟大的教训。他是我国生活戏剧和伦理戏剧的最大宗匠，同时这种戏剧又那样充满着力量，那样适于上演，那样能抓住观众，因此在今天，他的主要教训是回到反映生活、宣扬伦理而又具有充分的艺术性——即是真正能够大大提高人的感情，增强人的意志——的戏剧上去吧。
[1]本文初次发表在1923年第78期、79期《消息报》上。翻译时略有删节。
[2]奥陀耶夫斯基（В.Ф.Одоевский，1804-1869），作家，音乐批评家。
[3]拉丁文：原文如此。
[4]《假面舞会》是莱蒙托夫的作品。
[5]戈齐（Gozzi，1720-1806），意大利剧作家。
[6]塔伊罗夫（А.Я.Таиров，1885-1950），著名的导演
[7]维雅切斯拉夫·伊凡诺夫（В.И.Иванов，1866-1949），诗人，印象主义理论家。
[8]索洛古勃（Ф.К.Сологуб，1868-1927）象征主义作家，《小鬼》的作者。
[9]巴贝夫（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10]柯路巴耶夫和拉祖瓦耶夫都是谢德林的《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俄国新兴资产阶级典型。
[11]涅沙斯特里夫采夫、柳比姆·托尔卓夫和卡杰林娜是《森林》、《贫非罪》和《大雷雨》中的人物。
[12]萨多夫斯基（П.М.Садовский，1818-1872），以主演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著称的伟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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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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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
卢那察尔斯基1928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物。他是哲学家、政论家、卓越的经济学家、科学知识的普及者、革命领袖、匠心独运的传单起草人，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是一位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和我们的伟大文学中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我今天的任务，只是举例地谈一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天才在这最后两方面的表现：谈一谈作为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俄罗斯文学向来以极其深刻的社会性著称。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作家，差不多无例外地全都具有这一特点。俄国的政治制度、俄国的图书审查机关，几乎不让人有任何机会用科学和政论的形式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人们不得不采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诗歌的形式，这不仅由于每个相当发达的社会对文艺、对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本来就有一种正常的需要，而且还为了用这个方法来满足人们认识社会真理、向群众传播社会真理的渴望，满足人们宣传社会进步的渴望。各个阶级从自己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里面，先后发现了这件工具是在文网森严的情况下最适用的工具。因此，文学批评也摄取了文学的镜子中所反映的实际生活现象，它在论这些作品作美学分析的借口下，有时没能对一切有理解力的人进行异常激烈的革命性宣传。别林斯基是这样运用批评的第一个巨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导师的强伟大的学生，他也很注意文学批评，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能手，他刚一发现他深深敬爱的杜勃罗留波夫是一个适当的人才，立刻把文学批评的任务全部交给这个年轻的、完全和他志趣相投的学生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中，文学批评不占首要的地位。然而它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遗产里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们全部批评史上更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
为了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事文学批评时所根据的原则，当然必须考察一下他的美学观，考察一下他在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的著名学位论文里发挥过的艺术哲学。这篇学位论文是阶级斗争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不过其目标不是专制制度或者黑帮派的顽固地主，而恰恰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起过最先进的作用的那个阶级、那个集团。这说明了为什么恰恰是屠格涅夫、青年托尔斯泰一类的人以及当时贵族自由主义和贵族唯美主义的绝大部分代表，会用敌视态度来对待这本书。原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机智表示敬佩的屠格涅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上写道：“我现在同他绝交了，”并且开玩笑说：“我要用一切可以容许和不可容许的方法，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的人消灭干净。不论怎么说，他那本书总是一具讨厌的死尸。”其实这是一部充满着生机的著作；这本书和自由主义唯美派所写的一切东西之间的基本区别，可以悉正在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它的作者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说他是唯物主义者，不仅因为他走过马克思主义所走的发展道路——谢林、[2]费尔巴哈、法国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左派学生的天才道路，[3]也因为他是一个朝气勃勃、富于创造精神的人物，他从刚刚开始抬头的人民的内部带来了信息，他是上升的社会集团的代表，他渴望像后来高尔基笔下的尼尔所说的，[4]把现实“揉一揉”，他渴望像马克思所说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变革世界，因此他热爱现实。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论文的开头部分向已经堕落了的、只落得一个美妙的幻象的贵族唯美派挑战。这个脱离劳动、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的贵族阶级，极力使自己处于虚幻的境界之中，给自己创造一个可爱的、美妙的假现实。这表明这个阶级已经趋于衰亡，不相信本身的力量了。当时贵族已承认自己是现实所不需要的多余的人。这种生活力衰亡、神经系统衰亡、健康的现实感觉丧失的过程，表现在拿艺术和现实相对立、通过艺术和现实的对比来抬高艺术等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用一个相反的论题与之对抗：现实高于一切，现实美于一切，艺术的美的程度，要看它反映现实以及为现实服务的程度而定。
这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那篇出色的学位论文的开头部分所写的：
“把美定义为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显现，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结论：‘在现实中美只是我们的想象所加于现实的一种幻象；’由此可以推论：‘美实际上是我们的想象的创造物，在现实中（或者，用思辨哲学的用语来说：在自然中）没有真正的美；’由自然中有真正的美这种说法，又可以推论：‘艺术的根源在于人们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缺欠这个意图’以及‘艺术所创造的美高于客观现实中的美’，这一切思想，构成了目下流行的美学概念之实质，它们在美学概念的体系里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美的基本概念之严格的逻辑发展的结果。
“反之，从‘美是生活’这个定义却可以推论：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入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根据这种对现实中的美的看法，艺术的起源就要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了；从而对艺术的重要性也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了。”[5]
在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主义的、人民的艺术观的争论中，有时候人们反而会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一种虚幻的立场上，贵族美学却极力想把捉和记录现实。其实，资产阶级和贵族唯美主义者才常常说：现实转瞬即逝，若有若无；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它已经成为过去了，而未来却还没有来到；因此，我们实际上一无所有。过去是已经没有了的；未来是还没有来到的；现在是经对短暂、不断变动着的，艺术就从这条激流中抽出某个现象，使它成为永恒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天才革命家的勇往直前的本性怎样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提示了答案，那个答案表现了他的另一特色。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是单纯地爱现实：他爱发展中的现实、沉浸在这条时光的激流中的万古常新的现实。人家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希望从现象的激流里抽出一个现象，使它变成木乃伊之类；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感到这种对永恒性的追求带有死尸的气味，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责备他把艺术看得太死，但是他却写出了这样一段：
“把已经体验过的一切重新体验一次是会厌烦的，正如听人讲笑话，即使第一次听来津津有味，第二次听也就厌烦了。必分清楚真实的愿望和怪诞虚幻的愿望，后一种愿望是完全无法满足的：要现实中的美不凋谢，这便是虚幻的愿望。美学家说，‘生活向前突进，在它的奔流中把现实的美卷走了’——一点也不错；但是我们的愿望也在随着生活一同向前突进，即是说，改变内容；因此，由于美的现象要消失而觉得惋惜，是荒唐的。——它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就要消失，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今天就给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它们。倘若现实中的美，像美学家所要求的那样，成为固定不变的、‘不朽的’，那它就会使我们厌倦、厌恶了。活着的人不喜欢生活中固定不移的东西：所以他永远看不厌活生生的美，而tableauvivant却很容易使他厌烦，虽然那些专门崇拜艺术的人认为后者比活生生的场景更美。”[6]
你们看，这是表现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面的阶级斗争。有些人追求尽可能远离现实的空花幻影，认为它比粗糙的现实美丽；他们想确立一种超然于时间的运动之外的艺术。另一种人却对这现实充满着热爱，希望看见现实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而且自视为把现实的变化引向适合人类需要的方面去的力量之一。
我刚才所引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明你如果站在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艺术，那么对于艺术的任务本身也得另作规定。的确，车尔尼雪夫斯基规定它的时候采取了功利主义的观点和最激烈的方式。这甚至引起了普列汉诺夫的反驳。
下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这种新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艺术的任务时，受到普列汉诺夫指责的一段话：
“在最新的科学里，所谓批评不仅是对人民生活中一个部门——艺术、文学或科学——的现象的意见，而且是对一般生活现象的意见，这种意见是根据人类所获得的概念、根据这些现象在理性的要求对照之下所激起的感情说出来的。
“在这样研究和再现生活现象的时候，‘批评派’完全认清了它所研究的现象是否符合理性和高贵感情的标准。”
这当然完全是启蒙学家的口吻。说批评是把如实的现实同理性所得出的某些标准、同我们的感情发展中的现阶段所指示我们的某些标准加以比较，——这确实大有唯心主义的、从自己规定的标准出发的意味。所以，当普列汉诺夫反驳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应该研究实际运动中的现实，说问题不在研究什么假想的永恒的标准，而在了解各种现象的自然的相互依赖性与可变性，——这时候，他自然说得完全正确。以下便是普列汉诺夫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时所说的话：
“在那篇论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的文章里，我们毕竟说过。他在同纯艺术的拥护者争论的时候，为了启蒙学家的观点而抛弃了辩证的观点。但是别林斯基毕竟还比较愿意用历史眼光去看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完全把问题转移到‘论艺术的本质’，说得更正确些，即是论艺术应该如何如何这类抽象议论方面去了。‘科学并不自以为高于现实；这种不是科学的耻辱。’他在他的学位论文的结尾说，‘艺术也不应自以为高于现实……让艺术满足于当现实不在时，在某种程度内来代替现实，并且成为人的生活教科书这个高尚而美丽的使命吧。’”
普列汉诺夫可以说简直是大为震惊了：“这可是十足的启蒙学家的观点了。成为生活教科书，意思就是说促进社会理智的发展。启蒙学家认为这才是艺术的主要使命！”[7]普列汉诺夫还在这里打上一个惊叹号。
我应该说，在这里，首先是在名词方面，普列汉诺夫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而离开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实际具有的那种对艺术的概念。他说：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艺术应该促进社会理智的发展。这可不对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使用“社会理智的发展”这样的名词。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是：艺术应该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如果您好好想一想什么是让会道德的发展，您会明白，这是社会生活中不必直接诉诸理智就能加以改造的那些方面的发展。您可以再三向人证明什么是善恶，证明为什么善高于恶，而他并不会因此变好起来；非培养他的感情不可。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得很清楚：艺术的特征，首先在于它直接影响人的感情。这可以从我下面引用的一些文字里得到证实。
问题的提法是：一个赞成某一阶级的观点的革命家有没有权利说：我的阶级所负的社会使命，要求艺术家创造出艺术品来，像我的阶级所理解的那样、像我这个时代的先进阶层所理解的那样去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竟是谁也没有这份权利。
普列汉诺夫没有成为那个根据自己的纲领来改造生活的强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者；普列汉诺夫活到了十月革命时代，但是他不承认这次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是从积极影响生活这一观点立论的。他的启蒙活动的根源，在于他要表达一定的阶级的愿望。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怎样去了解艺术按照客观条件而自然发展，不如说是怎样去对他的阶级、对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作家、对一大群唯他的马首是瞻的人说明：你们应该如此这般写作。
难道可以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应该”，而不说“我们整个时代的总规律使作家会写出什么什么”，就责备他吗？现在常常有人来找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我们也正在努力通过舆论、通过我们的艺术团体、通过我们的社会机构去影响艺术发展的进程，这时候，我们更感到这种所谓启蒙活动跟我们是多么接近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们恰恰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来适应既成的局势，我们知道，是什么社会经济原因使我们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思想、一定的倾向。然而，除此以外，我们还是一种积极力量、以非凡的魄力规划着一切的积极力量。当我们规划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把自觉精神带进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变成了真正的启蒙学家，同时却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艺术见解对我们当然是很重要、很明了的。而我们所以需要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见解的内在力量：还因为作为小说家看，他本人所遵循的也正是这些准则，这也说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并且提出一个问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怎样完成他作为小说家的使命这一点上，不是也有些东西值得我们现代作家学习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要文学批评著作是《果戈理时期概论》。此书写成以后，连最杰出的、可以说连伟大的自由主义贵族们也提出了抗议。例如，托尔斯泰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重新提起被遗忘被忌讳的别林斯基，而说这是崇拜偶像，是玩老古董。在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车尼雪夫斯基甚至不敢提别林斯基的名字：别林斯基的名字仅仅见于本书最后几章。把当时的运动同过去的进步传统联系起来，证明革命思想并没有灭亡，也没有被扼杀，说明别林斯基所开创的事业正在由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一群人继承着——这当然非常重要。不用说，只有贵族才会觉得这本书毫无生气：它的每一页都令人感觉得出洞察时代生活的眼光、估量每个思想家的文学意义的能力，而且我要说，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论及的每个现象，它处处采取了异常温和宽大的态度。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被布朗贝乌斯、纳杰日津和波列伏依迷惑了吗？[8]完全不是。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缺点，但是他也认识了他们每个人的历史作用和他们在俄国总的思想运动中的意义，从这方面看，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说了赞扬的话，即使对于被生活摧毁了的人，如像活动末期的波列伏依，字里行间也盈溢着哀婉的感情。本书处处非常鲜明地表现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我们看来，凡是具有自己的社会立场、利用自己的才能对社会发挥了一定的道德影响的作家，才是特别伟大的作家。他是从这个观点立论的：例如普希金，几乎人人都能爱他；爱普希金并不表示你属于某一阵营。另一个例子：我们景仰歌德的诗歌天才，然而他是那样巧妙地避开了一切尖锐的问题！他从来不采取坚定的立场，仿佛极力使人人都觉得他亲切可爱似的。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看来，歌德的价值是大大降低了。至于谈到果戈理，[9]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对果戈理可不能抱冷漠态度，不能仅仅爱那些散布在果戈理作品中的美；果戈理是战士，果戈理是有一定的倾向的人。《死魂灵》的每一章、《钦差大臣》中的每一场戏，都是一个斗争。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最珍视果戈理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向自己提出问题：哪一种作家更高——是认为重要的只在于创造若干的美，使每个人都可以用来调剂身心，使任何人都能喜欢它，好像喜欢佳肴美味一样的作家呢，还是身为战士，在作品中贯彻着我们无产阶级的倾向的作家，那么我们每个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的人都会说：不管双方的才能怎么样，假定两者的才能相等吧——这第二种作家要比第一种高得无法估量，他之不同于他，正如任何一个聪明的成人之不同于玩玩具的小孩。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
但是在俄国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竟开始受到排斥了。有人企图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大误解了别林斯基，说他根本忘记了文化中一切精美的东西，说他对文学的真正重要性全不了解，等等。这又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大批俄国知识分子背弃自己的社会理想、勾消他们的父辈或他们自己年轻时所祈求的东西的表现。因为必须从理论上勾消这些原则，才能更心安理得地投奔到另一个阵营中去，为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效劳，让资产阶级在它的宽大的餐桌旁边，为知识分子安排一个席位。
可是，即使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当时还没没无名的青年托尔斯泰的初期作品的态度上，你们也可以知道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他的敏感和眼力，虽然正是这个托尔斯泰，曾经骂车尔尼雪夫斯基“浑身臭虫味”，等等，他简直找不到字句来表达他对这个正教中学毕业生的老爷式的轻视。下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
“托尔斯泰的才能随着他的每一篇新作品而有所发展，同时，这两个赋予了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以特殊面貌的特点——对内心生活的秘密运动的深刻了解和真诚纯洁的道德感情，将始终是他的才能的主要特点，无论在他今后的发展中他身上会出现什么新的方面。”
然后他用这几句话结束了他的论文：
“我们预言：托尔斯泰伯爵到今天为止给我们的文学带来的东西，仅仅是他以后要做出的一切的担保品罢了；不过这些担保品是多么丰富和美丽啊！”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托尔斯泰的初期创作，不但预言他会成为伟大的作家，而且立刻指出小说家托尔斯泰的才能的主要方面，说明对于人的内心状态和意识的洞察力，使托尔斯泰变成了一个极其可贵的反映生活的作家。
正当皮沙烈夫在谈论“温厚而隽永的幽默”的时候，[10]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为《外省散记》写了一篇深刻严肃的论文，他在文章的末尾说：
“我们觉得可以同情一个处于不体面的地位的人而不赞成他的全部习惯、他的全部行为。我们是否十分正确地贯彻了这个思想，还是让别人去评判吧。
“至于萨尔蒂科夫先生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也让别人去评判吧。我们认为《外省散记》不仅是文学界的一个好现象，这本高尚出色的书还是俄国生活中的历史事实之一。”
这件事十分明显地证实了他的文学批评远见。
他给真正的大作家所下的定义也同样出色：“无论自发创造力的参与对于诗歌创作多么重要，无论我们大家公认的真理——没有这个构成才能的主要特质的直觉的因素，不但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甚至也不可能成为够格的诗人，——多么确定，然而同样确定的是：一个诗人即使拥有最强大的自发创作天赋，也创造不出什么伟大的东西来，如果他不是同时具有出色的智慧、有力的健全的思想和敏锐的鉴别力的话。”
除了这些关于批评家车尔尼夫斯基的材料以外，我只须添上一段精辟的引文，这段引文虽然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著作，却毋宁说表明了他是文化问题和社会学问题方面的思想家。这是他关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意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里面就这一点写道。
“天才不过是那么一种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处在他的地位时所该说该做的一样罢了；天才是发展得十分正常的才智，正如最高的美是发展得十分正常的形态。也可以说，对于美和天才是不必惊奇的，可怪的毋宁说只有一点。在人们中间，十足的美和天才竟是这样少见：本来，一个人要达到这一点，只要像他时时刻刻都应该那么发展的样子发展下去就行了。迷误和愚昧是令人不解、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是不自然的，天才却单纯而明白，像真理一样：照事物的真实形态去看事物，对于人本来就是很自然的。”
这是一段辉煌的文字，因为它洞察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本质，我们读它的时候，而前自然而然浮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他虽然是大地上所曾有过的最富天才的人物之一，却是十分正常和自然的。人们周围的丑恶的社会生活，几乎使参与这种社会生活的每个人都无例外地受到了严重的毒害。必须有一个反抗的阶级、眼睛不只是看到这些丑态的阶级迅速发展起来，提供出一些特殊的条件，个别的人才能摆脱这类丑恶现象，获得真正的人性。正由于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单纯、清楚而敏锐地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心中自然而然也就充满了这个时代的意识。因为没有什么力量约束他，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天才人物，成为领导人物。其他的人看不清自己的时代，是因为他们缺乏天才人物的客观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已经指出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也没有夸大个人的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个人在历史上所尽的作用了解得很清楚。照他的意见，个人不过是时代和历史必然性的仆役而已。他解释这个思想道：
“谁如果探究一下果戈理时期的批评界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活动的，他就会清楚地了解，这种批评的性质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历史状况：假如我这个时代的批评界代表是别林斯基的话，那只是因为他这个人正好合乎历史必然性的需要的缘故。如果他不是那样的人，这顽强的历史必然性一定会给自己找到另一个仆役，虽然姓氏不同，容貌不同，可是性格不会两样：历史的需要引起人们去活动，给他们的活动以力量，但是它自己决不服从任何人，决不为了迎合任何人而改变它自己。时代需要自己的仆人，“这是一个这样的仆人所说的至理名言。”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抱着同样的观点。天才只是一种十分正常的人，能够广泛而充分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动力，并照时代的要求去行动罢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著作宝藏很丰富，自然决不可能用一篇文章把它包括无遗。我只想说一点：虽然从那个时候以来，我们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过几位杰出的思想家，其中最杰出的是普列汉诺夫，可是我敢大胆地断言，今天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应该精心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遗产。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们可以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很多东西，虽然我们还有普列汉诺夫这位更先进的导师。在这方面，恐怕只有他们两人才是我们可以直接称之为导师的。你们来这里纪念你们所了解和敬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许不会觉得我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怪论。但是，如果我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不但深深地引人人胜，具有充分的艺术价值，而且也许还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长篇小说的最高典范，你们大概会觉得是怪论了。就这一点来说，我要大胆地步弗理契同志的后座，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小说创作的意义。[11]我想，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多谈几句，你们是不会埋怨我的。
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他当然是一个颇为拙劣的艺术家：他的小说都是类似寓言的东西，其中重要的只是那些寓意、内容；作者给这颗丸药包上金纸，希望人家把它当作可口的糖果，其实一点也不可口。车尔尼雪夫斯基给长篇小说《怎么办？》所表达的思想加上小说的形式，因为他希望瞒过“黑熊”，希望审查机关能让他发表这些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根本错误的观点的形成，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应该负责。他常常说他的文学才能不够。不过，让我们读一读《怎么办？》中叫做“序”（虽然这是小说的第三节）的一节出色的文字吧。它写得很有趣，我想多引用几段：
“是的，小说的最初几页表明我把读者想得很坏。我援用了小说家常用的诡计：从小说的中央或结尾抽出几个有噱头的场面，放在开头的地方，再给罩上一层迷雾。读者啊，你们都是些傻好人，因此你们有点儿马虎，也不够机灵。我不敢指望你们从最初几页上就能辨别小说的内容是否值得一读，你们的嗅觉太钝，需要别的东西来帮助，而能够帮助它的只有两样：或者是作者的名字，或者是有噱头的手法。这是我给你叙述的第一部小说，你们还无法断定作者有没有艺术才能（而你们认为具有艺术才能的作家竟是那样多！），我的名字还不足以吸引你们，我不得不耍耍噱头，当作逗你仍上钩的饵食。不要责备我吧，错在你们自己：你们的淳朴的幼稚逼得我堕落到了这种庸俗的地步。不过现在你们已经落到我的手中，我可以依照我觉得妥善的方法，不掉任何枪花，来继续讲我的故事了。往后不会有什么神秘色彩，你们常常能在二十页以前看出每件事情的结局，我先把整篇小说的结局告诉你们：故事的收场是愉快的，有酒会，有歌唱；我不再要噱头，也不加什么修饰。作者顾不到修饰，好读者，因为他尽想着你们的头脑多么糊涂、你们在观念上的极度混乱使每个人受了多少无谓的痛苦。我看到你们又可怜又可笑：由于你们脑子里充满了无聊的东西，你们是那样软弱而又凶恶。
“我对你们生气，是因为你们对人太凶恶，而人们也就是你们自己：你们对自己为什么那样凶恶呢？所以我才咒骂你们。但你们凶恶是由于智能贫弱的缘故，因此，除了咒骂你们，我还应该帮助你们。从哪儿帮助起呢？就从你们现在所想的问题——‘这个作家是谁呀？同我们说话这么不客气！’——开始吧。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怎样的作家。”
“我没有一点艺术才能。我连文字也不大会运用。但是到底不算什么：读下去吧，好读者！读一读不是毫无益处的。真理是个好东西。它能够弥补一个为它服务的作家的缺陷。因此我要对你们说：如果我没有预先告诉你们，你们也许以为这部小说写得很有艺术价值，以为作者拥有丰富的诗才；可是我已经预先告诉过你们，说我并没有才能，——现在你们总该知道了吧。这篇小说的全部优点只在于它的真实。”
那些断言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形式方面是一个拙劣的作家而且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的人，他们根据的便是这一类告白。但是，他们从这篇告白中受了一点委屈之后，大概没有读完车尔尼雪夫斯基后面所说的话：
“不过，我的好读者，我既然同你们攀谈，就该把什么话都说完；因为你们虽然喜欢猜测人家没有说完的话，却并不善于猜测。我说我没有一点艺术才能，我的小说写得很拙劣，你们可千万不要得出结论，说我似乎对你们讲过：我不如你们心目中的大故事家，我的小说也不如他们的作品。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比起那些真正天赋奇才的人的作品来，我的小说是写得很拙劣的：至于你们那批名作家的名著，那么，以写法上的优点而论，你们放胆把我的小说同它们并列好了，就是看得比它们更高也不会有错儿！我的小说到底要比它们多点儿艺术性：对于这一点，你们尽可以放心。
“你们要感谢我；你们本来喜欢向轻视你们的人卑躬屈节，你们也对我膜拜吧。”
他们忽略了的便是这两段。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真诚的，正像在我们所引用的这一节的开头部分一样。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一位伟大作家，如果所谓伟大作家是指世界文学中的十个到十二个最伟大的巨人的话；但是他的优秀作品却几乎可以同所有的文学杰作相比。即使他在非理性的优点方面、在直觉方面或许稍有逊色，也由他的机智、由他的智慧的光芒弥补了，这样的智慧真是绝无仅有，它本身就能给人带来极大的艺术上的满足。
车尔尼雪夫斯基知道，他的读者分别属于各个阶级，包括各种不同的集团，所以他这样结束这篇出奇的序言道：
“但是在你们中间，读者啊，也有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变成相当大的一部分了——我所尊敬的人。我对你们、对大多数人很不客气，不过只有对你们才这样，而且直到现在我只是同你们说话。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说话的时候，我却是谦和的，甚至感到畏惧。然而我不需要跟他们多谈。我珍视他们的意见，但是我预先就知道他们的意见会同我一致。他们善良而坚强，正直而能干，他们开始出现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多久，可是他们的人数已经不少，并且正在迅速地增加。如果读者都像他们那样，我就不需要写作了；如果他们还没有产生，我又不可能写作。但是读者还不能都像他们那样，而他们却已经出现在读者中间，因此我还需要写作，也可能写作。”
这种对读者的解释，这种对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地位的清澈理解，本身便能博得人们的好感。他同那些常常瞎猜、反驳和动气的“敏感的男读者”的谈话写得多好！车尔尼雪夫斯基像猫儿戏耍老鼠似的戏弄这批俗物，他们阅读《怎么办？》这种时候，总是费尽心机在那里东猜西猜。车尔尼雪夫斯基预先猜透了他们谈到某一页时会产生什么思想感情，他嘲笑他们，然后突然挥起手来给他们一记耳光。
对“敏感的男读者”的讥笑好比诗歌中的叠句，可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那里借取来的手法。但是在他们笔下，这不过是一种双关语、花腔，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却是对于他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东西的一种极深刻的注释和精神上的伴奏。
《怎么办？》的结构也很妙。
我不想多谈它的布局，我只想说，从这部小说中可以学习怎样引起读者的兴趣，怎样帮助他们准备接受以后的叙述。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期间，在建筑结构法上费过很多心力，才修成这座令人惊叹的大厦。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结构，那可以分为四部分：庸俗的人、新人、最崇高的人和梦。
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要这样来建筑，分成这四部分呢？
庸俗的人便是已经出现的新人必须向它作斗争的现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新人当作特殊的群众，他拿他们做榜样，教导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向大多数人提出过于艰巨的任务是不行的。他只给平常人指点了可以被接受的、尽可能让人感到容易的道路，但那毕竟是有思想力的战斗者的道路、真正的进步的道路。但是他不止这样，这不是他所希望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2]说得对：当时是狂风暴雨的时代，参加革命等于大大地牺牲自己，甚至等于十有八九要遭到毁灭。青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知道这一点。他对他的未婚妻说过：“你要知道，我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人，我十有八九会毁灭掉。”这种特别的人可能成为伟大农民革命的组织者、鼓动家和领袖，他们应该有另一种气魄、另一种态度。因此，继新人之后，又出现了最崇高的人，那在小说中的代表是严格主义者拉赫美托夫。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不止这样。照他的天性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辩证家、一个珍视人类未来的革命家。弗拉基来尔·伊里奇有一次说过一句金言：任何时候都不幻想的布尔什维克，只能算不够格的布尔什维克。一点也不错，同志们，谁如果任何时候都不幻想，谁如果没有远大的眼光，看不到足以补偿任何牺牲的伟大未来，他就是一只鼹鼠，只能根据某种外来的律令完成崇高的任务。的确唯有看得见伟大目标的人，才能满怀热情地勇往直前。而伟大的目标并不包含在现实中，现实中没有这些目标。
只有善于探究事件的演变的人，才了解这是一条往前奔泻的汹涌的大河。必须知道这条河正在向哪里奔流。人们常常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至于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连一个略微明确的概念也没有，即使有，也是从拙劣的或者实际上已经过时的空想小说里读来的。我们要有我们的空想小说。我们的小说家却认为只要在现实中兜兜圈子就行。但是“现在”这个框子容纳不了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有同未来紧密地联系起来看，他的小说才能取得真正的意义，而未来又反映着现在，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以革命的方式从现在生发出来，并且用它的光辉照耀着现在。不过，这些“空幻”的梦，我们还要回过来谈的。除此以外，梦在怎么办？其中还有一个作用：证明人的下意识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拿第三个梦来说吧，它叙述薇拉怎样揣摩到了她已经不再爱罗普霍夫。这差不多是弗洛依德式的精微细致的工夫，可是没有弗洛伊德式的错误。作者真正分析了人们所不愿意谈到的感情、他们在现实中所害怕和排斥的感情怎样在他们内心觉醒过来。有控制力的意志一失去作用，作为感情之归宿的东西便以梦境的形式出现了。我现在当然不可能详细分析这些“梦”。我只想就第四个梦说几句话。
但是，首先请允许我稍稍调转话头，至少简短地说一批那几种类型的人。
庸俗的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最后一份札记（这份札记刚刚出版，我以前并不知道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里专门分析了自己，看他是不是一个小说家）中说过：能够用客观态度对待自己所创造的形象的人，应该算是艺术家。他称赞了他自己，因为当他创造庸俗的、他所憎恨的人的形象时，他能够了解他们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他们简直不可能成为别的样子，他能够从真正的生活环境中、从他们的真正的多面性和容量中去描写他们，而不是片面地描写他们。
这是真话。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里的一系列庸俗人物，有权利和我国文学中最好的客观讽刺形象立于同等地位。薇拉·巴夫洛芙娜的父母：他们的女房东，一个傲慢而愚蠢的贵妇人，老是担心她的傻儿子跟她捣乱；她那傻儿子，他认为金钱可以换取任何的女人；关于他的环境和军官们的宴会的出色描写；那个法国妓女，她今天还劝人“如果你不爱一个人，决不要吻他”，可是第二天就出了个聪明的主意，告诉人怎样出卖自己才有利。这都是平淡的素描。但是请看这是怎样写出来的！简直不下于任何一个描写我国小市民或贵族生活的作家的技巧。这仅仅是素描，仅仅是小说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一部分是一块跳板，使人能够更往前跃进。
我要引用一段最能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新人的态度的文字：
“那么，你们说说看，这些人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一切显著特色都不是个人的特色，而是一种典型的特色，这种典型跟你，敏感的男读者，所见惯的典型截然不同，它的个人差异都被它那共同特征掩盖住了。这批人夹在别人当中，好比几个欧洲人夹在中国人当中，中国人就看不出欧洲人彼此间的区别，他们只看到一点：欧洲人全是‘不懂礼节的红毛蛮子’……他们每个人都很勇敢，不动摇，不退缩，能够承担工作，只要承担下来，就会紧紧地抓住它，使它不致从手头滑掉：这是他们的特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每个人都诚实得无可指责，您的脑子里简直不会发生‘能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绝对信赖这个人？’的问题。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正像他用胸脯呼吸一样；当这个胸脯还在呼吸的时候，它又热呼又忠贞，大胆地把您的头搁在上面，紧靠着它休息休息吧。这些共同的特色如此突出，以至一切个人的特征都消失不见了。”
“欧洲人夹在中国人当中，面貌和风度都显得是一个模样，但只有跟中国人相比才是如此，其实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中国人之间的差别大得多；同样，在这个看来是单一的典型中，由个性不同演变出来的差异，要比所有其余各种典型相互间的一切差异更多，也更显著。这见有形形色色的人：享乐主义者、禁欲主义者、严厉的、温柔的、等等，等等。不过……他们当中最清心寡欲的人竟认为人所需要的安乐，比不属于他们一个典型的人所想象的还要多，他们当中最放纵肉欲的人在遵守道德法规方面，竟比不属于他们一个典型的道学家还要严格。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都照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这一切：他们对于道德与安乐、肉欲与善行有一套特别的看法……”
“这种典型诞生不久，可是繁殖得很快。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时代的象征，不用说，它也将随着自己的时代，一个并不长久的时代，一同消逝。它那刚刚出世的生命注定是一个不长的生命。六年前大家还看不到这些人；三年前还瞧不起他们；现在……但是现在无论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怎样都没有关系；过几年，稍微过几年，人家一定恳求他们：‘救救我们吧！’他们说的话将由一切人去实；再过几年（也许不是几年，而是几个月），大家又要咒骂他们，他们被人赶下台去，被人喝倒采，被人侮辱……他们不再留在台上了吗？——是的。没有他们会怎么样呢？——糟了！但是他们出现以后到底要比他们出现以前好些。过些年月，人们会说：‘他们出现以后是比较好啦，但还是不行。’如果人们这么说，那就表示这种典型复活的时候到了，它将以更完美的形式，复活成为更多的人，因为那时好人好事将更多，好人好事将更好；于是同一件事又以新的形态出现。这样一直到人们说‘唔，现在我们都好啦’的时候为止，那时再不会有这种独特的典型，因为人人都属于这种典型了，他们将很难理解：怎么会有那样一个时代呢？——这种典型竟被当作特殊的典型，而不是一切人的共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了新人的生活，也描写了他们怎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他教给我们两个基本的东西：新的道德和男女之间的爱的伟大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种爱不仅是最大的文化标志，不仅是欢乐和生活锐气的源泉，而且首先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是所有的人中间的文化平等。
在我今天这篇报告里，我不想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来说明什么是平等的爱的那些精彩的篇页。里亚桑诺夫同志不久以前发表过一篇题名《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婚姻》的文章，这篇文章值得广泛流传，因为其中说到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导师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而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中所见到的又跟他们的看法相去多远。在对恋爱和婚姻的观点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接近社会主义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我国，家庭观念已经动摇，两性问题又往往给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因此我认为，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对于每一个刚刚踏入生活的人都大有益处。
我想详细地谈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道德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利己主义道德观在《怎么办？》这里面描述得很好也很多，可是我觉得，它直到现在还没有为人所了解。
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情而且需要那种把社会利益甚至别人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利益的人。他要制止的正是直接追求庸俗利益的小市民的利己主义：小市民信奉神的戒律，爱说各种漂亮话，也有“高尚的”志愿，实际上他们却是地道的自私自利之徒。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却需要能够牺牲自己的人。可是什么东西能使人变得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呢？如果一个阶级强迫另一阶级接受自己的道德观，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故意强迫它的个别追随者接受他们所反对的行为，在这些场合，必须确立一种他律、[13]一种使人不得不如此的最高意志。这可能是说有监狱又有刽子手的国家，也可能是生着无数只明察秋毫的慧眼、并且在每个人内心安有一只能够看透他一切秘密意图的眼睛的上帝。这都是现实的或非现实的警察。康德找到了无上命令和自律道德准则，他说自律道德是人人共有的东西。康德的著名公式是你一举一动都应该遵照义务的指使。但这实际上是他律，这从康德以下的论断中也看得出来：他认为真正的道德不建立在自然而然产生的真纯的感情上面：对于这一点，席勒早已嘲笑过，他说，照康德的意见，那么你必须先憎恨你的朋友，然后再给他帮助，这种帮助才算有道德的人所做的事。这是由于康德对人的天性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缘故。在康德看来，人是一只顽劣的猴子，如果说还能拿它有什么办法的话，只好先给它灌输这套义务观念。他说，世界上有两个奇迹：我们头上的星辰灿烂的天空，和人——这只凶恶的猴子——的内在的良心。良心是上帝为它安置的，因为不能相信它自然而然就有了良心。
车尔尼雪夫斯基绝对不想要这种自律的道德。在他看来，不可能有什么足以强迫人采取这个那个行为的国家和警察，也没有能强迫人行动的上帝，也有什么玄虚的义务。在他看来，道德应该是对人的伟大幸福怀有信心的结果。请你们仔细读一读他的作品吧。他所写的人物是这样思考的：这一次，采取利他主义的行为、于社会有利的行为，对我这个利己主义者倒更有利些，因为我虽然有所损失，却会从我的人的尊严感的满足中得到报偿。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的是什么行为呢？是充满着从新兴阶级的观点上所理解的为社会服务精神的行为。这便是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的关键。
当新的阶级和它所代表的新的理想、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几乎在这一阶级的每个成员身上都还有两个人互相斗争着。例如，在每个无产者身上有一个小市民和自私自利者（有时程度很浅，有时深些），同时又有一个有阶级自觉的人，可是必须使这个有阶级自觉的人战胜小市民。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如果你了解真正的“你”是你身上那个站得更高的人、抱着为社会服务的观点的人，你才是真正的利已主义者；对于表现着小市民习气和本位主义的“你”，即应该加以抑制：如果你醉心于你身上的低级因素，你就会变得不幸，你身上那个比较崇高的人就会被毁坏。
在树立新的道德的时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到底要怎样对待这个过程呢？根据列宁的原则，凡是能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那么要怎样教育人们，使每个人都情愿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胜利而牺牲一切个人的东西呢？用什么办法呢？由党下命令吗？当然不行，因为这需要在自己的内心来培养。难道我们得求助于旧的观念——良心、荣誉和义务，像形而上学者所做的那样吗？不，我们应该说：阶级道德是新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只要新人还在同旧的观念、旧的亚当作斗争，高级因素同低级因素之间的斗争也就会确实存在。每个人的真正方针，是使高级因素获得胜利，徒然要以真正的牺牲，要以真正的自制、自我克制为代价。在这一点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道德观便是我们的道德观。农民革命的浪潮使最敏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大提高了一步，他们提出了许多对我们来说也仍然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近似我们的解决方法。当我们忙于实现我们的工作计划，没有工夫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局限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即大体上正确的、可是很呆板的看法：一切都是合乎规律地、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非如此不可的，应该这样来了解的。在我们的积极活动只是从下面进行隐秘的斗争，在我们的党还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这么想倒还可以容许；但是今天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得把旧人改造成为新人，所以非研究心理教学法不可，不仅研究这种教育的方法，还要研究它的内容。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导师。
可惜我还是只能稍微谈谈那些“最崇高的人”，而不能对他们加以特别的分析。他们中间的一个，拉赫美托夫，被称为严格主义者。拉赫美托夫除了抽雪茄以外，放弃了一切享受。他说：我们为人们要求任何贵族所梦想不到的舒适的条件，我们希望为人们谋得最大的幸福，因为我主张人应该享受幸福，我才去作这场斗争。如果我想为自己谋取幸福和安乐，那就会妨碍我，分散我的力量，使我的人格分裂。我必须压制自己，用全付精神向目标突进。我应该引导大家尽可能接近人类最高幸福的时代，越快越好。如果说快乐主义的世界观肯定伟大的幸福是人类历史的花朵的话，那么拉赫美托夫会说他是花茎，既然是花茎，他就不用想他自己的花朵，那是一个附带的小蓓蕾，可以我它只占用了一部分应该滋养花茎的活力。花茎应该不愿万有引力的阻碍，往上茁长。可是拉赫美托夫又在另一个场合说过：您以为我真的完全不需要女性的爱、舒适和休息吗？不，我这么说，只是因为如果您知道我放弃了这一切而心里却恋恋不舍，我会觉得难为情；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快快活活，都高兴看到我这样做是出于我自己的天然本能，因为我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享受。
这种心理多么微妙！一方面，说我是禁欲主义者、和尚，是无所需求的特别的人，那当然是假，不，我也是人，然而我是一个无缘参加革命庆祝会、只能参加革命准备工作和革命斗争的人，因此我把全部力量和精力献给了斗争。可是，为了使任何人都不致以为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幸，我不让对任何人说我自觉地放弃了个人幸福。
赫尔岑曾经愤慨地说：怎么可以用一代人做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但是拉赫美托夫并不感到自己是肥料；他知道后代不会这么说他，只会说他是他们的老大哥，而且也许比他们更幸福，因为投身斗争是莫大的幸福。
再稍微谈一谈那几个梦。我只谈最后一个，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工夫分析前面三个梦。
第四个梦描写了从人类的上古时代、野蛮时代到未来的爱情的历史、男女关系的历史。这是一套巨画，无论就画面的优美或者就时代刻画的正确性来战，都十分出色，它告诉我们：动物式的肉欲怎样变成了一种高贵的、即使从幸福的增进这一点来看也是更丰富的东西，而这只是由于妇女的独立精神的提高，由于这是两个彼此平等的人的爱情的缘故。
当人们在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中取得胜利的时候，历史还会给他们一份优厚的报偿，关于这一点，这个梦里的“姐姐”说道：
“我的妹妹——女王——象征着最高的生活幸福，”姐姐说，“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幸福，谁需要怎样的幸福就有怎样的幸福。在这见，谁觉得怎样生活好就怎样生活，这儿的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自由、毫无拘束的自由。
“我们先前指给你看的一切不会很快获得充分的发展，成为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你的预感要再过多世代才能全部实现。不，不用再过许多世代：现在我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并且一年比一年更快，可是你到底还没有踏进我妹妹的这个完美的王国：但是最低限度你已经见过它，你知道未来。未来是光明的、美丽的……爱它吧，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促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吧：你们越能够使未来成为现实，你们的生活就越光明而美好，生活中的欢乐和享受也就越丰富；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促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吧。”
如果以为我们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空想家，只是因为他渴望使未来及早变成现实的缘故，那可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的热爱，是使列宁那样珍爱他的特点之一。我们今天已经听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京诺夫娜谈起过这种珍爱，[14]我们听到她谈起列宁对他所敬爱的作家的态度，他在他的生活中的青年时代受过这个人许多恩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熟悉《怎么办？》知道这部作品的详情细节。我们却不但不知道详情细节，而且几乎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现在恐怕难得有人去读它。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过错。应该回过头来读读这部小说。它会给你中间的新多人指出：为了端正你们的认识，建立你们的内心生活，应该怎么办才对。
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写过一部惊人的长篇小说《序幕》。我已经不算年轻，生平读过不少的书，可是我应该坦白承认，我直到最近才读完《序幕》第二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真是满心欢喜，怎么也放不下来。虽然我也有一些经验，但是我应该说，我从这本书上获得了许多教益，不仅在对那个时代的了解方面，而且在增进知识——至少是巩固原有的知识方面。如果我们不赶紧向我们的青年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在我们将是一种罪过。我深深地相信，青年们所以忽略他，是因为完全不知道他。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共青团员一旦把《序章》拿到手，一定会把它读得稀烂。
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很精彩，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里面作了自我写照。他写本书的时候正在流放地，他怀恋他的身在远方的妻子。他在书中向她唱出了真正的赞歌，这本书就是呈现给她的，他处处把她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他描写她是多么聪明、机灵、美丽，他自己又多么粗鲁、傻气、古怪。尽管如此，您还是可以清澈地感到。伏尔庚太太（即作者的妻子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毕竟是一个相当浅薄的女性，她一心惦着她的服装，很容易把各种生活忧患置诸脑后，完全不关心社会问题，而这个红头发的伏尔庚，虽然他时常怪声怪气地哈哈大笑，对自己的机智总忍不住要赞赏一番，虽然他没有一点英雄的特色，却逐渐以真正的巨人的姿态，出现在您面前了。从他同索科洛夫斯基（在这人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写出了著名的革命家、波兰军官谢拉科夫斯基）[15]的谈话中，您可以感觉到：伏尔庚（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出色的地下工作者，他确实同革命有联系，他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同时又极其谨慎地领导着革命事业，他凭着明智过人的分析和莫大的勇气，俯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他预料他也许会，说句庸俗的话，白白地死掉，因此必须谨慎，他也知道，即使那样谨慎，他无疑地还是在走向死亡。
《序章》第二部中有列维茨基即杜勃罗留波夫同伏尔庚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精辟的谈话，值得我们注意。小说第一部的最后一个场面也很有趣，其中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即是伏尔庚，应邀参加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宴会，当时急进派指望他在那里以急进革命家的身分发言，在全体赴宴的人面前为自己的意见辩护，使得——照这些不彻底的急进分子的想法——他的偏激之见引出一种所谓折衷意见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出席了这次宴会。这时有一段关于他和死硬派地主谈话的出色描写。可是他忽然打算走了。激进分子索科洛夫斯基追上去，向他叫道：“您要背弃我们吗？”——“不错，”他说，“我要背弃你们。我不愿意作这种无益的空谈，在空谈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人恐怕都比最坏的人更坏。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至于用革命来威胁，同时却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确实存在着这个威胁，——那同样是扯淡。”这个场面，结束了从某种观点来看是悲剧性的小说第一部。
别林斯基说过，他看见整个社会生活在那么可怕的状态中，不禁有悲凉的孤独的感觉。应该说，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情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农民的汪洋大海被动以后，已经起了波浪，站在这场波动的前列的，是来自下层的新的知识阶层。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白农民是软弱的，农民骚动可能被鞭笞和各种暴力镇压下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以为胜利完全无望。可是他感觉事情还没有成熟。这便是他对于革命形势和革命必然性的看法，他热烈地向往这场革命，准备把他血管里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这场革命，而同时，他在对事物的批判上又具有敏锐的感觉，虽然它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琢磨，但是就它那社会学的力量来说却很深刻，它暗示他：革命还不会发生，还得经过许多年月革命才会来到。这一切，使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形象露出了特别悲凉的神情。
小说第二部也十分精彩。它仿佛是杜勃罗留波夫的一部日记。其中某些篇章也许出自杜勃罗留波夫本人的手笔，或者是从他的自白或书信中摘录下来的。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当时一个杰出的虚无主义者典型，从新的观点看，列夫托尔斯泰对虚无主义者的无力的嘲笑（这是我们最近从托尔斯泰遗下的剧本《虚无主义者》[16]中读到的，这使我们对他的敬意大为减少），相形之下就显得太渺小了。《序幕》第二部充分刻画了列维茨基这个卓越的、极其敏感而且极其英勇的人物形象。
写得同样精彩的是小说第二部的基本女主角美莉，即农奴女仆玛莎，她不露半点形迹，非常温雅、非常巧妙地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往贵族社会的道路，征服了一个自由主义大地主。这是独一无二的人物，是我们俄罗斯的穿裙子的费加罗，[17]不过更高雅得多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欣赏这个村姑，后来她成了名媛贵妇中间最老练、最聪明、最有教养的人。她有着真正的力量。但是列维茨基很为她痛惜，他认为他亲眼看到了她的显著的堕落。问题在于他们的道路的分歧：列维茨基要去乡下开展革命工作，而这个来自民间的女主角却要同杰鲁诺夫之流一道，[18]在新的、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兴起中出一份力。道路分歧了。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对她有所指责，却小心在意地，几乎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这个凭着非凡的才智和圆通的手腕，从最下层冲到社会的顶峰的人物。
我想，许多人简直没有料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长篇小说，没有料到除了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女主角以外，还有这样的农奴女主角。然而全部《序幕》确实是一篇文学杰作，可惜它没有写完，虽然在它中断的时候，一切主要线索主要人物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
同志们，在结尾的时候，我不揣冒昧，想稍微谈谈其他发言人已经在这里谈过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意义用题，以便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他所采取的崇高立场，从而对于作为作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价值，做出最后的具体结论来。
你们都说得，当列宁用讥笑态度描写我国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的时候，曾经拿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们对照：
“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制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俄国的开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从那时候起，到我们今天为止，它们一直在决定着建立新俄国这一斗争的结局……
“自由主义者希望‘从上面’‘解放’俄国，既不破坏沙皇的君主制度，又不破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权，只是促使他们去‘适应’时代精神。自由主义者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不能容忍农奴制度，可是又害怕革命，害怕那能够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因此自由主义者只限于‘为改革而斗争’、‘权利而斗争’，就是说，只限于让农奴制度拥护者和资产阶级瓜分政权……”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梦想通过陈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他没有看到，而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也不可能看到，只有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出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来。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一切政治事件，通过审查上的重重障碍，鼓吹了农民革命的思想、以群众斗争推翻一切旧政权的思想。1861年的“农村改革”，自由主义者先是粉饰它，后来甚至颂扬它，他却称之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有利于农奴主的性质，清楚看到了自由主义恩主先生们剥削农民像剥菩提树皮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称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为“空谈家、吹牛者和蠢才”，因为他清澈地看到了他们对革命的恐惧、他们对当权者的奴颜婢膝。
“这两种历史倾向在2月19日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不断发展，彼此间的分歧是越来越显著、清澈和彻底了。”[19]
其中的一种倾向不仅应该包括全部自由主义，也应该包括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主张：至于当时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个时代所允许的程度上最充分地代表着的另一种倾向，它却是同列宁、同十月革命、同在我国和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这件事一脉相通的。
我还想从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给赫尔岑的著名的信上引用一段话，来毕竟说明他这崇高的政治立场：
“自由主义老爷们的声音使您感到不安，您在出了最初几期《钟》以后，就改变论调了。您开始对皇家表示好感。不论您的动机多么纯正，可是我相信，您总有一天要悔恨您对皇室的宽容态度的。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尼古拉式的獠牙来。[20]您不要被谣言所迷惑，以为我们有了进步，我们还是停留在老地方；在解决伟大的农民问题的期间，他们也会让我们高兴过一样，以便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也曾给过我们名实不符的言论自由，可是问题一接触到实际，马上会来取缔……在政治问题上，‘希望’好比一条金链，给你金链的人，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付镣铐……不，我们的境况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济事！这个意见，大概已经有人对您说过了，那是非常正确的，此外没有别的生路。您已经做过您能做的一切，来促成问题的和平解决，还是改变论调，让您的《钟》不要通知人们去祈祷，而是警策人们吧！请号召罗斯拿起斧头来吧。再见了，请记住：对沙皇的善良意图的信心，已经害了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心。
一个深深地尊敬您的俄国人”[21]
这便是真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声调，这时他已不再嘲笑，不再用伊索式的语言说话，他对他的兄弟，对误入迷途、栽了跟斗、离开正路的兄弟，说出了真正的真理：除了革命武装起义，连根拔除专制制度，我国人民没有任何办法。
有一种人，在他的创造工作的各个领城之间，可能有彼此脱节的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不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革命自觉精神和革命决心方面，固然采取了极崇高的立场，在其余的领域中他也是一个同样有力而大胆的思想家。他的文学批评遗产和小说遗产，我们也应该看作是必须再加以使用的有生力量。不能以为：列宁年轻的时候受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教益，列宁已经接受了必须接受的一切，把它熔炼成为更高的真理，我们既然有了列宁，就不需要车尔尼雪夫斯基了。事情并不是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基本文学观点、基本道德观点，对于我们仍然非常重要。作一些修正是很自然的，因为社会生活改变了。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总的调子，他的为人之道，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也仍然非常重要。我并不是想说。我们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时候，可以不加批判。不过我敢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定能够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带来很大的益处，能够推动他们去正确地解决许多道德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我们也提出过这些问题，可是暂时还没有工夫仔细研究。我们还可以向他学习对小说的看法和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小说。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仿佛不能对人起教育作用，说在他的作品中仿佛是智慧排斥了一切，是不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然是一个重理性的人，当然是一个理智的作家：他的小说里所蕴藏的智慧的瑰宝，当然有极大的意义；但是他能够适可而止，使这些智慧的瑰宝包含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形象的肉体之中。对我们说来，这种理智的小说也许比任何其他的小说更加重要。
当你阅读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的文学时，你一定会受到深深的震动。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壮年便中止活动了。他享寿很高,可是，从他被拘禁，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从他被流放的时候起，到他的生命结束为止，这整个时期都是他名存实亡的时期。直到宪兵报告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智力受了震撼，他已经变成残废，专制政府才释放他。
车尔尼雪夫斯基蒙难史上的高潮之一，当然是他受褫夺公权刑的那个时刻，其中的详情细节，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赫尔岑本来不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许多方面都同他意见相左，然而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次所受的凌辱，竟写出了一篇充满愤怒的、火一样的文章反对专制制度，并且在文章的末尾号召人们为他复仇。当你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的时候，你心中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复仇的感情汹涌起来。不过它立刻就会平息的，因为我们已经复过仇了。
是的，亲爱的导师，我们已经为你复了仇，这一次复仇是够严酷的了，除了你以外，我们还为几十个或者几百个最有才能的人物复了仇，也为千千万万的人复了仇，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些人的才能如何，可是他们的生命也像你的生命一样受过摧残。还不仅这样。我们不只是复仇者，我们也是创造者，我们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的。因此，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不应该再让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受沉默的冷遇，像人们不敢提起他的名字的那几十年间的情况一样。我们应该使车尔尼雪夫斯基重生，我们应该把他安插到我们队伍中来，纵然必须附有某些保留条件。那么，这个活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定还会作为一个极其强壮的、忠实于我们的事业的、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先进战士，长久地在我们的队伍里行进。
[1]本文是作者在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记录，初次发表在1928年第30期《共产主义学院通报》杂志上。
[2]谢林（Schelling,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3]这整条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都走过，而且当他提到它的时候，正是把它当作他的世界现形成时所经历的路线的。顺便说一句：这件事可以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先驱。——卢那察尔斯基注。
[4]尼尔，剧本《小市民》中的一个火车司机。
[5]请参看《生活与美学》第11页。
[6]请参看《生活与美学》第48页。
[7]《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六卷，第251页。
[8]布朗贝乌斯男爵是森科夫斯基（О.И.Сенковский，1800-1858）的笔名，资产阶级历史家，批评家，小说家，东方学者，《读书文库》杂志编辑。
纳杰日津（Н.И.Надеждин，1804-1856），批评家，人种志学家，《望远镜》杂志编辑。
波列伏依（Н.А.Полевой，1796-1846），作家，历史家，《莫斯科电讯》杂志编辑。
[9]这里所指的是全盛时期的果戈理，是创造了果戈理的真实形象的作品中的果戈理。因此，这一段评论决不适用于与友人书信之类。——卢那察尔斯基注。
[10]皮沙烈夫在一篇题为《温厚而隽永的幽默》的文章中，把萨尔蒂科夫看作一个不伤脾胃的幽默家和喜欢逗趣的人。
[11]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32），历史家、社会政治活动家。
[12]弗理契（В.М.Фриче,1870-1929），文学史家和艺术学家。他在他所写的西欧文学与艺术史著作中，反对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艺学，力图指出文学艺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抨击颓废主义倾向，但是犯了严重的庸俗社会学的错误。正文中提到的那篇文章，是他为了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
[13]他律，伦理学名词。意谓人的意志、行为等皆取决于外在的原因、不能由人自己主宰。自律则与此相反。
[14]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曾在那次纪念大会上发言。
[15]谢拉科夫斯基（Sierakowski，1827-1863），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夫琴科的朋友与信徒。因领导1863年立陶宛起义，被沙俄政府判处绞刑。
[16]喜剧《虚无主义者》（1866年）是托尔斯泰写来供家庭演剧之用的，作者生前未发表，现存原文已残缺不全。
[17]费加罗，法国戏剧家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的三部曲《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和《罪母》的男主角。他是一个伯爵的仆人，后来凭着聪明才智战胜了他的主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
[18]杰鲁诺夫，谢德林的小说《正言》中的一个富农。
[19]《列宁全集》俄文本，第十七卷，第96至97页。
[20]指尼古拉一世。
[21]这封信发表在1860年3月1日的报上，题名《外省来信》。近来据学者们考证，此信是否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笔，还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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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眼光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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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眼光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与美学[1]
卢那察尔斯基1928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无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或敌人，通常都把他的美学和伦理学同他个人联系起来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肖像本身，往往被刻画得不够清晰。从书信、回忆录、小说以及我们拥有的一切丰富的材料中，本来可以很容易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些材料还很少被利用。
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流行的看法是这样：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卓越的才智和广传的教养的人，一个坚忍不拔的性格和极其严肃的人物，他当然是他那时代的先进分子，不过同时也是枯燥乏味的人、虚无主义者、“烈性子”，像赫尔岑称呼他的那样。屠格涅夫同他谈话的时候说过：“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您只是一条普通的蛇，杜勃罗留波夫却是一条眼镜蛇，”这段话，证明屠格涅夫也认为他是很聪明、灵活而俏皮的人。总之，凡是只从传闻中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或者本来对他了解得颇为肤浅的，都觉得他有点儿冷冰冰，完全没有理想主义精神。
在我国，过去常常把理论上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同实践上的理想主义混为一谈，[2]也许今天还在混为一淡。有些人动辄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实干家，他没有热情，他用讽刺态度对待唯美主义，正如巴扎洛夫对待美丽的辞藻一样，一句话说完，这是一个踏实的、纯理智的性格。
由此就得出了他在小说方面“平庸无能”的说法。人们：从某个角度看，怎么办？当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当时给很多人指引过道路：可是，如果从纯艺术的观点考察一下，便会感觉到其中缺少想象和抒情味，那正是这种很博学、很可敬、甚至有其伟大之处、但毕竟有些冷冰冰的人物所必然欠缺的东西。似乎应该把阿波罗[3]对苏格拉底的劝告移赠给他：苏格拉底的天性偏重理智，他逝世前不久，阿波罗劝他学一学音乐，因为音乐能使人变得柔和、协调，使人带上直觉和浪漫主义的味道：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简直完全不懂音乐。至于那些主张“务实”的人，一定会赞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现实主义”，这付冷冰冰的面貌一定会给他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设想，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内心的冷漠和他的“唯脑论”，给他启发了一个思想：世界上其实只存在着利己主义，只有从利己主义观点看来是经过合理选择的这个那个行为方式，才是实际存在着的，除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伦理学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伦理学。说得多么冷冰冰、多么理智啊。许多无形的东西，各种无意识的东西，都不知隐没到哪里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看见。我们很容易做出结论说：这个理论的倡导者，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就是一个意识过于强烈的人，属于纯理智方面的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美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是否定唯美主义本身；他把唯美主义否定得那么彻底，皮沙烈夫甚至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艺术和美学之类的细致的问题抓在他那研究家的疙疙疸疸的手里，仿佛掐死了他们，照皮沙烈夫本人的意见，这是为了公共福利的缘故。固然，普列汉诺夫已经证明决没有这样的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是一篇严肃的、全面的论文；可是问题的提法本身——怀疑艺术是一个不合实用的东西，企图证明现实本身远胜于任何梦想和各种艺术创作，这一切，当然要使那些围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自由主义者把他看作反唯美主义的怪物，看作过于实际的冷冰冰的人了。
普列汉诺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的异常丰富的个性作了出色的评论。但是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发现他的主要见解（我甚至要认这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解中的基本线索），便是几乎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成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巴扎洛夫式的人物。
普列汉诺夫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他的主要论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教育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启蒙学家，跟十八世纪的启蒙学家属于同一类型。谁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唯脑论者”，他们把理智的见解看得高于一切，完全不善于重视直觉的、下意识的东西，不善于历史地，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辩证地看待事物，而太喜欢从逻辑、健全的思想、理性的要求等观点来提出问题。
普列汉诺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这种指责，究竟有什么证据呢？主要的根据（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是绝对正确的）当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是他的思想体系、首先是社会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普列汉诺夫确实判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真正的、坚定不移的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者，正如许多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当他在自己面前提出社会问题的时候，他却不再是唯物主义者了。他对世界和人的概念是唯物主义的。除了具有种种特色并且不断演变的物质以外，他似乎什么也不承认。同时他却认为，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人的意见可以指导世界。这意思是说，如果理解了自然规律，如果理解了人的规律，就能够迫使世界接受我们的合理愿望。法国革命时代的伟人们也这么说过：我承认自然是物质与力量的合乎规律的总和，我们应该好好认识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猛烈抨击现存制度，理性认为是糟粕的，予以抛弃，理性认为于人有利的，加以保存。我们的全部任务，在于认识、批判，然后实现合理的计划。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这样的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造社会的策略（即是实现说定的合理计划；这计划的力量在于它的说服力与合理性），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见解。
可见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观点上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问题方面是掉到唯心主义里面去了。正由于他们从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去看待社会学问题，看待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才变成了唯理主义者和启蒙学家，换句话说，他们才会认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动力是思想。因而他们对于思想家的意义，也必然会产生夸大的看法。
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有批判能力的人，都是思想的体现者。而思想又是改造世界的力量。因此，真正改造世界、真正指导事件的，正是有理性的人物。在这有理性的人物身上，最重要的是他的理智。其余的一切如感情等等，都退到次要地位去了。
普列汉诺夫本人在确定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启蒙学家的时候，并没有说他是唯智主义者，是“唯脑论者”：有人把他描述成一个冷冰冰的、只对头脑的活动和信念感到兴趣的人（我要指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尊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普列汉诺夫并不完全赞成。可是因为除了他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过分重视思想的意义，对唯智主义者及其理智的意义估计过高之外，在普列汉诺夫以前和普列汉诺夫以后，还产生过种种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偏狭之见，从而可以认，普列汉诺夫促成了这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断的确立。
我想恢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本来面目，他其实主要是一个容易感动、富于感情的性格，可以说是一个能够倾心相与的人。他具有蓬勃的热情，注重广阔的实际生活，热爱现实生活，关切内心生活和私生活中的实际事件，他是一个丰富的性格。我想描述的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方面，因为他的美学也好，伦理学也好，事实上都不是来自他的“唯脑论”和偏狭，而恰恰是来自他的蓬勃的热情与雄厚博大，来自他的现实主义，这现实主义正是应该理解为挚爱生活，理解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拥有巨大的生活力的。如果我能够描写出他的这些品质，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形象将具有另一种特色，我们也许需要对他作一番比较新的估价了。
不久以前出版了《文学遗产》车尔尼雪夫斯基专号第一卷。[4]这一卷的主要部分之一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青春初期的日记。总的说来这部出色的日记已经能使每个读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极大的敬爱，而最后一部分尤其精彩，车尔尼夫斯基本人称为“我同一位女性的关系的日记，她现在成了我的幸福的源泉”。这部日记非常详尽地记下了他同未婚妻的全部谈话。我们读完日记中的以下几页，便会认识处于一生的重要关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并日立刻能够看出他的生活节拍、他所特有的个人的情怀了。这一切跟自由主义地主们所臆造的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概念大不相同，他们曾经利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谦虚，利用他的不愿议论他个人，任意散布这种概念，后来，当人们“揭发”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感觉失望等等的时候，沃林斯基和其他的唯心主义者又重复过它。[5]
看看这位准备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的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员多么兴奋、多么忠实地记录了他同未婚妻的谈话，[6]是很有趣的。
“我喝完茶，坐下，——她坐在窗口，我坐在桌子的另一面、横的一面，因此我们中围隔着桌子的一角。这时是五点半。我看了她两三秒钟，她的眼光没有离开过我。”
“我本来没有权利说出我要说的话：您可能笑我，不过我还是要说：您想出嫁，是因为您的家庭关系不好处。”
“嗯，不错。我小的时候什么也不希求，我很快乐；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家里人对我的看法，我的生活就很不好受了。如果说我还快乐的话，那也不是真正的快乐，倒不如说是强颜欢笑。”
“对于这一点，我不能够、不可能用我应该回答您的话来回答。”
“（晚11时续记。明日去斯捷方尼处检查肺部。）”
“告诉我：有人向您求婚吗？”
“有两个。”
“都是坏蛋吧？有林德格连吗？”（我说出这个名字时的口气，表示她当然不会把他算在这两个人以内。）
“没有。”（用的是那种声调：这怎么可能？）
“有雅科夫列夫吗？他不是坏蛋？”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嫁给他。有一个向我求婚的是爸爸的老朋友。我们上基辅的时候，顺便到哈尔科夫去过一趟（去看舅父或是别的亲戚;她怎么说的，我不说得了）。那里的一个地主向我求过婚，他相当有钱——有一百五十个农奴，但是已经上了年纪，所以我回答他说，爸爸不在，我不能答应，其实就是爸爸答应，我也不答应，我怎么敢断送自己的青春呢？”
“听我把我心里的话说完吧。我不可能在这里、在萨拉托夫呆下去，因为我永远不会得到我所需要的那么多钱。我在这里没有前途。我应该上彼得堡。不过这倒还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在这里永远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人，不可能照我的愿望建立我的家庭生活。虽然妈妈非常爱我，并且会更爱我的妻子……”
（2月21日上午7时，在动身去斯捷方尼处以前续记。）
“……可是我们家的规矩，我一点也合不来；因此我现在在家里是外人，我不管任何家务事，我在家里的全部生活，只是跟妈妈逗逗趣。我甚至完全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形。所以我应该上彼得堡。虽然到了那里，我一定要多多走，多多操劳，才能把我的事情安排妥当。到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带着妻室上那里呢？从我这方面来说，把另一个人的生活同我自己的联结在一起，所以是卑鄙的、缺德的，还因为我不敢确信我能否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有着这样的思想倾向，我应该随时等待宪兵光临，把我押到彼得堡，关进要塞里面，谁也不知道要关多久。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使我大有被判苦役的危险——我在课堂上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是的，这我听说过。”
“而且我不能抛弃这种思想倾向，也许，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会变得冷静一些，可是也说不定。”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不能改变了吗？”
“我不能抛弃这种思想倾向，因为它蕴藏在我这个激烈的性格中，我对于我在周围所见的一切都感到不满。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这方面有没有变得冷静的一天。无论如何，到今天为止，我这个倾向只是越来越有力，越变越强烈、越厉害，越来越深入我的生活中。所以我时时刻刻等待宪兵光临，好像虔诚的苦行僧时时刻刻等待末日审判的喇叭声一样。此外，我们国内很快会发生暴动，如果发生了，我一定参加。”
“她差不多要笑出来了，她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奇迹。”
“怎么会发生暴动呢？”
“这件事您很少想到，还是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一定会发生暴动。人民对政府、捐税、官吏和地主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增长。只要有一个火星，就能使这一切燃烧起来。同时，在知识界，仇视现存制度的人数也在增长。能够引起这场大火的火星也准备好了。只有一个疑问：什么时候爆发呢？也许再过十年左右，可是我想会快些。如果爆发了，我虽然胆小，也是憋不住的。我要参加。”
“跟柯斯托玛罗夫一道吗？”
“说不定：他太高贵，太风雅：他会被污秽和杀戮吓倒。但是无论污秽也好，揭竿而起的烂醉的农民也好，杀戮也好，都吓不倒我。”
“也吓不倒我。（我的天！如果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能认识它的意义！）”
“结果会怎么样呢？不是做苦工，就是上绞架。那么您看吧，我决不能把任何人的命运同我自己的结合在一起（从她脸上看得出一种迹象：她听这些话听腻了）。您看——这样的议论您已经听腻了，可是我还要长年长月继续议论下去，因为除此以外，我不能说别的。”
“我妈妈的命运同我的命运联在一起，这已经尽够了，好在她不会遭遇这样的事件。但是，这种人的妻子可能遭到什么命运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您记得伊斯康大这个名字吗？”[7]
“记得。”
“他是很有钱的人。他为了爱情，娶了一位同他一道被教养大的姑娘。过了些时候，宪兵跑来逮捕了他，让他在要塞中呆了一年。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请原谅我说出这些细节来）。因为受惊过度，她养下一个又聋又哑的儿子。她的身体弄坏了，一辈子没有康复。后来他给释放了。最后，他得到许可离开俄国。借口是妻子害病（她确实需要矿泉治疗），儿子也要求医。他住在撒地尼亚境内某处。[8]不料路易·拿破仑，就是现在的拿破仑皇帝，[9]想为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效效劳，[10]又把他抓起来，送回俄国。他的妻子那时住在俄斯坦德或是第厄普，[11]她听到这个消息，昏倒过去了。谁要把自己的生活同这种人的生活联结在一起，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在聪明才智方面，我固然比不上——比方说——伊斯康大，可是应该，论思想倾向的急烈，我并不下于他，所以我应该等待同样的命运。”[12]
这便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青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很想结婚；他在另一个地方说过：“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就不会有什么个人生活、什么个人幸福了，然而我生来却是为了个人生活，为了家庭……”等等。他渴望这份个人幸福，同时他却说道：我不怕流血和坐牢，我不能脱离革命。
这同人们常常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冷冰冰的人的形象，已经很少类似之处了。
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力也是他的美学思想的一个活的源泉。
在他的美学巨著里而，他这样确定了对美学对象的看法：
“那么美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呢？……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们无私地爱美，我们欣赏它，喜欢它，如同喜欢我们亲爱的人一样。由此可知，美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为我们的心所宝贵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无所不包、能够采取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最富于一般性的东西；因为只有最多种多样的对象，彼此毫不相似的事物，我们才会觉得是美的。”
“在人觉得可爱的一切东西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首先是他所愿意过、他所喜欢的那种生活：其次是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活着到底比不活好：但凡话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所以，这样一个定义：‘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这个定义，似乎可以圆满地说明在我们内心唤起美的情感的一切事例。”[13]
你们可以看到，这简直是一页充满抒情的文字。请注意他从哪里吸取他的比方：从感情生活和爱情方面，从性的方面——不过是被他看得非常高尚的性的方面。为了说明他觉得生活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可爱，明他最希望的是生活的繁荣与和谐的发展，说明凡是有这种发展得很和谐的生活的地方便有美，便能给人带来愉悦，为了表现这一切，他说道：这完全像您碰见您所爱的人的情形一样。这些音调，使人们通常拾我们描绘出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冷冰冰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完全改观了。热烈地渴望生活、愿意接受最真实的真正的生活，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叫我们感动的东西。
不久以前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给涅克拉索夫的书信。信上有一页真正出色的文字，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虽然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敬爱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且下过许多工夫去研究他。
涅克拉索夫给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信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但是照回信看来，他显然说过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他讨论世界上的一切，甚至想到死了是不是更好。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回信上写了这么一页抒情的文字：
“请不要以为在这个论断中，我被您的倾向迷住了；倾向也许好而才能单薄的事例，我知道得并不比别人差，何况我决不是仅仅崇拜倾向的人；人家所以觉得我是这样，只因为我有偏激之见，认为有时必须针对着那些根本无所谓思想倾向的人来维护我的见解的缘故。但是我自己从经验中知道：信仰并不是生活里面的一切，此外还有感情的要求，在感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真正的悲痛或真正的欢乐。这是我从经验中知道的，我知道得比别人更清楚。只有当心里没有悲欢的时候，我们才能把精神贯注到信仰上去。我甚至要说，对我个人来认，我个人的事情比任何世界大事具有更大的意义，人们不会为了世界大事投水自尽、开枪自杀或喝起酒来——我体验过这个，我知道抒写感情的诗歌和表现思想的诗歌有着同样的权利，对我个人来说，前者比后者更有吸引力，因此，例如我，您那些没有倾向的剧本，比有倾向的剧本给我个人的印象更为强烈。从迷误的暗影中……、早已被你拒绝了……、我访问了你的墓地……啊，你这宿命的、无结果的爱情……等等真是使我放声痛哭，那是任何倾向都做不到的。我说得很坦率，但只是为了向您说明：我个人决不仅仅从政治观点来看诗歌。相反地，政治只是用强力侵入了我的心中，我的心所关切的决不是政治，或者，最低限度，它愿意关切的并不是政治。”[14]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变节了吧？也许我们触到他内心的弱点了吧？也许我们错把他当作一个英勇的革命家，而实际上他却想摆脱政治吧？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意见，其实都是正确合理的意见。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它献身的政治是什么呢？是消灭专制制度、农奴制度、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等等。为什么他那样热烈地希望消灭这一切？因为消灭了它们，人才能过真正的感情生活，才能专心享受真正的文化生活，玩赏它始人带来的丰富的感受。政治斗争的目的在建立幸福的、合乎人情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个目的，为什么还要政治？我们干政治，我们应该这样做，是因为有这必要。如果我们每个人只想着自己个人的安乐，从而削减了我们在共同斗争中的坚毅精神，我们便会遭到失败。然而这并不是说，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应该像棋手或赌徒迷恋自己的玩意那样迷恋政治活动，并且认为它才是全世界的目的。当然不是。革命家的政治活动是一种有所为的活动，是为了把人类从邪恶的汪洋大海中引拔出来，使他们走向幸福、安乐，走向合理的生活。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权利说出我们从这封信上知道的那些话。这封信证明了他对幸福抱有多么热烈的期望，说明了他是一个多么健全丰富的性格。显而易见，他的行为准则也正是这强大的生活力所引起的结果。
顺便提一提，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写过：“我根据亲身的经验，知道人有时是可能由于各种生活忧患而喝起酒来的。”难道他其有过这样的情形吗？有过，我们从他给涅克拉索夫的那些信上可以知道。这一点非常之妙，因为它给这个亦刚亦柔的性格又补上了一笔。这是他在另一封信上所写的：
“我忙于研究莱辛，没有足够的时间编写‘国外新闻’，[15]——其实只要我能够平静下来，时间倒是够用；可是如果您知道我最近一个半月的经历，那么即使我在这段期间能写出一行字，您都要感到惊异了。我只想告诉您：我越是在世界上话下去，就越相信人虽然轻率，常常做出荒谬、愚蠢的事来，但是在他们身上，好的东西毕竟要比坏的多些。为了让您放心，我要告诉您：这些烦恼，原因不在文学，而只是与我个人有关，跟别人毫不相干。我比以前更加确信：现存的制度全都是愚蠢有害的，无论看来多么好，其实都是愚蠢的；爱情、友谊、仇恨，——这一切，即使本身并不荒唐，也一定能造成荒唐的后果。然而人毕竟是好的、高贵的，我们毕竟不能不敬爱人，至少是敬爱多数人。”[16]
是一段什么经历使他最初得到一个印象，觉得一切都荒谬妄诞，而结果他却更加相信人了呢？原来有过这么一件事，虽然完全是他的隐私，还是给我们描绘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非常柔和的方面：
您也许记得我很爱我的妻子，也许记得她第一次生产是难产，同时有奶水过多等病症。医生说，第二次生产时可能还发生同样的情形，而且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也就想以一个后裔为满足了，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我们的过错，我们眼看又有小孩了，您可以想象到，为了担心这件蠢事会产生不幸的结果，我多么痛苦。我还能稍稍保持镇静的最后一个月是九月，从十月起，天晓得我是怎样万念俱灰，心乱如麻。这样过了四个月光景，我也写过一些我能写的东西：可是写得很少——请相信我，我时常整整一个星期还写不出两句话来，有一两次我甚至喝得烂醉，这是完全不令我的习惯的。直到最近几天，因为一切顺利的结束，妻子已经能够起床，我才像个人的样子。那以前却是头脑和心灵都一团糟。好在这件蠢事总算结束了。”[17]
你们看看这个“利己主义者”、这个“冷冰冰的人”吧：他的热情的性格牵引他去亲近他那年轻貌美的妻子，他知道他们的亲近可能毁灭她，当他觉得他也许会毁灭她的时候，他完全不知所措，束手无策了，而最主要的念头是：这个亲爱的人是他自己害死的，是他自己使她成为他的情欲的牺牲品的。可是等他从这场波动中恢复过来以后，他回想起当时说过的许多话，回想起许多幽密的感情和内心的激动，他说道：人毕竟是一种极好的生物！
我还想给你们指出他个人对诗歌的态度。等我在后面分析他的美学观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普列汉诺夫认为车尔尼雪夫基对诗歌仿佛也抱着唯智主义的态度，只根据教训意义的大小来评判诗歌的价值。我们已经看到，事实并不如此，描写人类的真纯感情的抒情作品也受到他的热烈赞赏，虽然，从另一方面说，这并不表示他因为涅克拉索夫的抒情诗——譬如说——是社会抒情诗，便对它多少有些冷淡；恰恰相反，这种社会抒情诗歌在他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激动。涅克拉索夫临终时，像一头困兽一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寄给贝平的信上发出了这样的反应：[18]
“如果你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涅克拉索夫还没有停止呼吸，那就请你告诉他：我热烈地爱他这个人，我感谢他对我的厚谊，我要吻他，我确信他会名传不朽，俄国会永远爱他，他是一切俄罗斯诗人中最有才华和最高贵的人物。我不禁为他痛哭了。”[19]
你们可以看到，这又是感情的流露。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秘书克拉斯诺夫告诉我们，在188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怎样朗诵涅克拉索夫的作品：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劝我听一听《一时的英雄》。他那稍稍拉长的、有节奏的、一到要紧的地方便加重语气的朗诵声，使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听得入了迷，竟没有发觉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了。他仿佛亲自在那里‘登上钟楼’；[20]他用断断续续的颤抖的声音，开始念出向亡母认罪的结尾的诗句。突然之间，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忍不住痛哭起来，不过还是继续念他的诗。我没有力量劝阻他，因为我自己也激动得厉害。这个令人难过的场面，终于被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的叫喊声打破了：‘这对你不好。’[21]——‘我不念了，亲爱的，不念了，’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回答，于是，过了些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工作了。”[22]
这确确实实完全不是“理智的冷静的观察”，[23]不是看这篇诗歌作品使人得到的知识的多少来评判它的价值。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是一个最高贵、最容易起共鸣的读者，他响应诗神的召唤的时候，他那颗天生丰富的心灵总是非常激动的。因此，我们很难相信他会把冷冰冰的唯智主义带到他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去，可是不仅沃林斯基式的唯心主义者责备他有唯智主义倾向，在很大的程度上说，连普列汉诺夫也是。这些指责，我们在下文中再详细谈。
你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有过极深厚的感情，他们两人互相敬爱。在我的报告的这一部分的结尾，我还要摘引两节文字。一节出自瓦·叶·车希亨（韦特林斯基）[24]的著作，可以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使人对他个人抱着怎样的态度。另一节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杜勃罗留波夫的话，它用在他本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现在还有人敢于责备他冷淡无情，有虚无主义、利己主义倾向等等，那么我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和景仰者们，尽可以用这些话回敬他们。
这是瓦·叶·车希亨（韦特林斯基）所写的：
“有两个基本特点，贯穿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早年和他以后的生活：这两个特点自然而然吸住了研究者的注意力。”
“第一是他那颗生来非常温厚仁爱的心，它把周围的人打动了。”
“童年时代，他是‘人间天使’；少年时代，他受到各种儿童的爱戴，他常常用游戏和嬉闹为他们逗乐。学生时代，同学们‘简直是崇拜’他，不仅崇拜这个正教中学的神童的优异才能，而且崇拜他的品格和温厚的天性的感染力。到了青年时代，大家看出他‘首先是一个天生成可以信赖的、能够对他无话不谈’的人：照一个青年的自白，青年们‘像狗一样’紧跟着他，他教中学时的学生，一直到死都能够一想起这位老师就掉泪。青年洛包多夫斯基和诗人涅克拉索夫，虽然前后相隔几十年，却同样把他比做基督，涅克拉索夫心里更是充满着说不出的痛苦和绝望。”[25]
在当时看来，这种比拟是人所能够受到的至高无上的礼赞。
“在以后的年代中同他接近的人们，也会永远对他保持这份爱心，因此，他死后多年，其中的一个人回想起这一次无可奈何的永别时，还会说：‘创伤直到现在还没有医好。’”[26]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时的一位难友沙加诺夫，把涅克拉索夫的诗剧应用到他的身上：‘认识他的人都忘不了他，想念起他来就深深地感到痛苦。’不过更可惊的是这个天性对普通人的感召力，这种能力显然还在他的少年时代便得到了发展，因为一般地说，随和的能力、平易近人的性格，是很少随着年岁而增长的。我们更提一提彼·费·尼古拉耶夫所说的一个惊人的故事，[27]他亲眼看到过车尔尼雪斯基的话怎样折服了一群情绪激昂的波兰平民，以观点而论，他们是‘黑帮分子’，常在狱中攻击一同被流放的难友——社会主义者，可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的朴素的、然而直接打入人心的话语的感召下，这一群人在谈话结束的时候竟‘痛哭流涕’了。”[28]
这一节可以补充我上面所说的话，它充分说明了这个在天性的直接吸引力方面十分突出的人物的特点。这吸引力来源于他的巨大的生活力和他对周围一切（那些妨碍生活的发展、成为生活中的祸害的东西当然除外）的极度好感。
以下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杜勃罗留波夫之死而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结束语：
“说我们的朋友冷漠无情的先生们，现在我有荣幸以我的名义、以每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的名义、同时也是以你们自己的名义——是的，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你们也会暗自附和的，——对你们说说话，现在我有荣幸封你们为低能的蠢才了。我叫你们出来谈谈，无用的俗物，——你们还是可以坚持你们原来的意见，我叫你们出来呀……你们不好意思吗？我看到你们已经在后退了。”[29]
这一段话，我们完全可以移赠给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他们会说：嘿，这个平民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个正教中学出身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身上，正像托尔斯泰说的，有一股臭虫味儿，因为他是一个毫无诗意的人、极其冷淡的书呆子，他没有任何让人心里感到愉快的东西，倒是有点儿像巴扎洛夫，不过穿的是做工拙劣的正教中学生外套罢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也来源于他的非常热情而坚强的性格。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另一个环境中，我们的许多概念完全改变了，可是不久以前，庸碌之辈还觉得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像玛科夫斯基的一幅画上所描绘的样子。[30]这幅画藏在特列佳科夫绘画陈列馆，[31]题名《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被画成胖胖的厨师模样，老大的肚子（好让人一看就明白他是唯物主义者，他活着是为了吃饱肚子），肥脖颈，近视——鼻梁上架着眼睛（当然寓有深意），脸上露出怀疑论者的自负的神气，满不高兴地听着一个代表唯心主义者的狂放不羁的人对他说话，分明很不以为然。对方却是瘦长个子，仿佛能像绒毛一样在空中飞舞似的，他穿得又破旧又单薄，脖颈糊得用两只手指就可以把他掐死，他的头发蓬乱（他不梳头，是因为他全神贯注在梦想上面），眼睛流露着梦幻的神情，整个脸上发出玫瑰色的幻想的光彩。你们也许觉得，唯心主义者被画成这样，似乎并不特别可爱，但是他毕竟聊胜于那个笨头笨脑的厨师。于是造成了一个观念：唯物主义者都有点愚蠢，眼界颇为狭小，只重视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唯心主义者却能够超凡脱俗，他生活在太虚幻境中，心里充满着某种辉煌缥缈的形象和迷人的音乐；这个观念常常被人一再重复终于成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一个特定的力量。其实，唯心主义者都是柔弱的人，唯心主义世界观是柔弱无力的世界观。
不错，有时候现实很丑恶，它变得像一付木然的面孔，用冷酷的眼睛去看一切。容忍这样的生活，等于容忍生活中的卑劣的东西。
可是唯物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接受了现实，他们爱现实，把它当作创造和斗争的原料。唯心主义者却看不见这个创造的基础，这不仅由于他们天性软弱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伊凡·伊凡诺维奇的性格比较坚强，所以能够成为唯物主义者，而彼得·彼得罗维奇的肠胃和肌肉组织太弱，所以害怕现实。不，原因还要深刻得多：有些阶级、集团和个人处在生活中的弃物的地位，他们不能容忍生活，因为生活只给他们带来烦恼，虽然他们表面上可能站在社会的上，但是他的神经和肠胃都有毛病，他们脱离了生活，不可能从生活中得到乐趣——于是这些阶级、集团和人便离开现实，陷入了虚幻的王国，陷人这种柔弱无力的梦想中，逐渐用梦想代替生活了。他们或许觉得这样也很好。我们对他们不存任何希望——他们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让他们用他们爱用的东西去毒害自己吧。可是他们还制造了种种根本否定生活的哲学、假科学、艺术。例如，我们的同时代人，文艺学家和艺术学家艾亨巴乌姆说过一句妙语：“您怎么知道艺术同生活联系在一起？也许它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多得多。”艾亨巴乌姆觉得死比生或许更有诗意，因为艾享亨巴乌姆大概是一个柔弱的人，他缺乏坚强的精神和生活目标，所以他才喜欢一切带有安抚和宽慰人心的性质的东西、一切同功利主义相反的东西、本身包含着美的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明白：形式主义是断言艺术中只有形式最珍贵，断言艺术是虚幻的东西，我们重视艺术，正是为了它的虚幻性。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并不如此。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种类型的唯物主义者，可以说是用他身体的每一根纤维和每一个细胞狂热地爱自然、爱现实、爱生活的。不过这决不是说，他无条件地接受了生活。相反地，由于他爱生活，爱生活的发展，爱积极的因素，他才能看出自然界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正处在不正常的状况中。为了这份对生活的爱，他对妨碍生活的东西的憎恨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他接受了战斗和一切与战斗联在一起的苦难，因为他看到了未来的胜利。而所谓胜利，就是改变现实本身的面貌，清除现实中各种渣滓，清除一切荒谬的、丑恶的、可笑的、恶劣的东西。
我们指出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把对生活的爱比做性爱，然而这并不是说，他是弗洛依得主义者之类的人。这种比拟的意义在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肉体的爱、占有欲、繁殖欲，这些感情是同生命的真髓、同生命的真正的力量根本分不开的；这种生之欢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的特征，它能够推动人去掌握战士和胜利者的豪迈的劳动世界观，使他成为唯物主义者。我要重复一遍：我们认为——我要努力能明的也是这一点——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没有放出什么异彩，其中没有什么叫做美和诗的东西，是apriori不正确的。[32]如果我们更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些，我们便会明白他是一个发挥到了极致的生命，以完善与博大而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卓越的人类性格之一。所以他的整个世界观，也像他的全部生活一样，带着力量、美和诗意的印记。
我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正教中学毕业生、牧师的儿子。为什么当时的地主，代表庄园文化的人们，甚至包括屠格涅夫型的左翼地主在内，为什么他们喜欢梦想和幻想，为什么他们觉得现实十分粗俗呢？当然因为他们离开了劳动、离开了争取生存的实际斗争的缘故。问题在于庄园地主已经腐朽。他们可以用虚假的感受去充实他们的生活，可以听音乐、旅行、追求女地主同时制造各种虚假的悲剧，等等，但是这些人感觉到自己绝对无力接触现实。这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带上了虚伪的高雅情调，后者也表现在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中。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出身于司祭长的家庭，可是他从小时候起便不得不劳动。在正教中学也好，在家里也好，他都过得很苦。他自己说过：尽管我们不愁温饱，但是从来没有余钱，一旦需要买双新靴，那么，怎样筹钱就成为一件大事了。你们说得，他对待结婚问题跟地主不同，地主应有尽有，即使娶上十个老婆也行。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必须考虑：如果我冒昧地娶了我所爱的女性，而她来我家以后却可能挨饿，那我不是一个缺德的人吗？这是残酷的现实主义，生活本身要求他非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可。而在地主看来，这当然太缺乏诗意了。
我要给你们念一念屠格涅夫同涅克拉索夫的一段有趣的谈话，因为它非常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阶级因素：
“有一次吃中饭的时候，屠格涅夫说：
“不过，《现代人》眼看要完全变成正教中学的杂志了：不管什么文章，作者总是正教中学毕业的！”
“如果文章言之成理，谁写的不都是一样吗？”涅克拉索夫反驳道。[33]
“‘各位，我敢对你们肯定说：即使在澡堂里，我也能马上认出正教中学毕业生来，’在座的一位作家说，‘有正教中学毕业生在，准会问到一股橄榄油和烟草的味儿，灯光也会因为缺乏氧气慢慢暗淡下来，呼吸也变得困难了。’”
“那么这些正教中学毕业生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怎么会充斥文学界的呢？”屠格涅夫的朋友安年科夫问道。[34]
“‘问题是，现在不比从前，时代不同了，’涅克拉索夫回答，‘现在读者要求说明社会问题，可是我们说明不了。必须承认，在其他方面他们也跟我们大不相同。论私生活，即使在一个最严格的道德裁判员看来，他们的名誉也是无可指责的，我们的名誉却坏得很。他们在道德基础方面坚如钢铁，我们却是脆弱的人。’”[35]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正教中学毕业生，第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民主浪潮的代表，当他处理美学问题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呢？他应该说：真正的、健全的人是爱现实、爱自然、爱人、爱生活的。空谈哲理的和从事实践的唯美派先生们、艺术家先生们使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无聊的东西，充满了用各种色彩、音调和文体装饰起来的美学糟柏，硬说它们是思想的反映，是投射到我们的阴暗世界上的一道神光，硬说跟天才们带来的这些贵重礼物比较之下我们的可怜的现实一定立刻显得黯然无光、自惭形秽。这一切都是没落阶级的企图，没落阶级不仅根本脱离了生活，而且对社会来说已开始死亡，它诋毁活生生的现实，同时又诋毁斗争，强迫其他的阶级、强迫青年—新的一代—接受它那虚假的天堂、它那麻醉性的艺术中的伊甸乐园。
唯美主义希望用它的窒息性的、可是初初看去似乎很芳香的蒸气来毒害年轻的民主派，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要保护民主派的神圣的防御力量，以免受到侵蚀。于是他对艺术采取了怀疑态度。这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否定了那种认为自己是高尚生活的鲜明反映的艺术，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幻象，仅仅写出了实际存在的事物的外形，而没有写出它的实体、它的易变性、坚固性、偶然性，等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排斥这一切艺术形式，他证明了它们的虚假，证明了它们的恶病质，他说明说，从真正的美学标准——发展到最高度的生活——看来，它们正是远不如现实本身，这样的艺术不应该存在。
但是决不能由此推论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像皮沙烈夫所理解的那样，认为艺术根本不应该存在，也决不能由此推论说，他不了解艺术有着非常崇高的作用。下面的引文可以证明我的正确：
“把美定义为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显现，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结论：‘在现实中美只是我们的想象所加于现实的一种幻象；’由此可以推论：‘美实际上是我们的想象的创造物，在现实中（或者，用思辨哲学的用语来说：在自然中）没有真正的美’由自然中没有真正的美这种说法，又可以推论：‘艺术的根源在于人们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缺欠这个意图’以及‘艺术所创造的美高于客观现实中的美’，——这一切思想，构成了目下流行的美学概念之实质，它们在美学概念的体系里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美的基本概念之严格的逻辑发展的结果。
“反之，从‘美是生活’这个定义却可以推论：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根据这种对现实中的美的看法，艺术的起源就要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了；从而对艺术的重要性也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了。”[36]
车尔尼雪夫斯基证明说，人的美取决不仅仅与美有关系。这一点，其他的唯美主义者当然也知道：他们也谈过崇高、悲剧和滑稽之类的美学要素。我不想分析崇高和滑稽，因为在这方面有什么了不起的争论，不过我要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见解之前，详细说一说他给悲剧下的定义。普列汉诺夫认为，在这一点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有筒略和粗糙的毛病。
风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的悲剧的概念，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们所常有的概念。亚理斯多德在他的不朽的《诗学》（顺便说一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它写过一篇专文）中，依照古代世界的看法揭示了悲剧的基本观念。黑格尔和费希特从这观念中摄取了并多东西。[37]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悲剧是描写非凡的伟人或杰出人物的命运的，后者常常由于自己的可悲的罪过而死亡。我们为这类人物的死感到惋惜，因为他们是优秀分子可是我们也应该认清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他们的罪过到底在哪里呢？他们是强有力的人物，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身上有一种新鲜的、独创的东西，他们不向流行的、合法的事物低头。希腊人说这是“许布利斯”——傲慢。“许布利斯”，这种以特立独行为骄傲的感情、拿人的法则去对抗神的法则的抱负，正是来源于力量，来源于强大的身体、强大的精神、强大的社会地位。正由于一个人挺拔卓越，正由于这个，他才会毁灭。在更早的时候，希罗多德斯已经明白地说过：如果某人比别人高明得多，那么神一定要毁灭他，因为神是妒忌的。[38]神认为超出常规的人是罪犯，因为神维护常规。如果你超越了常规，你会引起大家的兴趣，但是你能引起兴趣，正由于你违反了常规，越出了常规。所以你才会死，因为超越常规的都要死。
希腊人怎么产生这个观念的呢？希腊民主派需要它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其原因正如需要贝壳放逐法的原因一样。[39]在那极其动游不定的民主派中，有个别煽动家（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企图夺取权力，骑在别人的脖子上：大大小小的暴君不断出现，尽管名义各有不同，有时是独裁者，有时是受人敬爱的演说家有时又是贵族革命领袖。于是真正的中等阶层民主派，他们的最高法院、议会和设立起来保持国家之稳定的一切机关，便建立了一套特定的政治道德，借以反对这“许布利斯”本身。他们说：“如果你越出了中等阶层的范围，如果你违反了中等阶层民主派（雅典的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祖国法律，你就要死。”这是社会的自衡之道，通常任何的伦理学都是这样的自衡之道。他们要在人们心里培养出唯恐自己与众不同的情操。如果某人太出色，名气太大，就把他驱逐出境，不用说明理由。这表明那个不稳定的民主派内部互相猜疑得厉害。费希特是个人主义者，他袒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拥出来的人物，他说：“即使天塌下来压坏我，即使星星落到了我身上，我仍然相信道德高尚的人的自由决不能取消。”黑格尔却要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恢复古代民主派的理想，他说：假定一个人妄自尊大，要拿自己去对抗永恒而合乎规律的理念的运行，那不过是笑柄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点表示了完全正当的愤慨。他说，伟大人物有时候幸运，有时候不幸。任何人都可能有幸与不幸，所以你们不必吓唬我们。认为冥冥中有某种命运的说法，他觉得很可笑。这一切归根结蒂只是无稽之谈，这一切都是宗教的附加物，是利用似有而无的永恒法则来吓唬人，永恒法则其实是某一社会阶层为了要反对人的独立精神才制定出来的。悲剧不在这里。悲剧在各种可怕的事件、各种可怕的结局和人的各种苦难中，徒然是他完全不应该遭受的苦难。确实，为什么一个人负罪而死才算悲剧，无辜而死却不算悲剧呢？考斯道夫·阿多尔夫获得许多辉煌的胜利以后，[40]在一次战役中死于流弹，为什么这不算悲剧呢?
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一切可怕的事物都是悲剧，是不正确的。悲剧和单只可怕的事物之间还有区别。在单只可怕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有教益的东西，没有真正的悲剧作品所需要的材料。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黑格尔和亚理斯多德更正确些。悲剧是合乎规律的死。可是悲剧的意义不在于英雄被命运和某些爱妒忌的神所毁灭，而在于新世界、新信念的预言者和先驱者同旧世界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死亡。我们觉得新世界的预言者之死是光荣的，它在我们心里唤起了同情，然而他们的死毕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是寒暖无常的早春时节的燕子，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抽象地看悲剧的原则，而没有从悲剧的社会关系来看，没有像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做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即是没有采取阶级斗争的观点。
我不揣冒昧地反驳一句：悲剧不一定是先驱者的悲剧，悲剧不仅是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冲突，或者一个较弱的阶级的代表同另一个被强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考斯道夫·阿多尔夫的死不算悲剧的死，为什么一座房子倒下来压死了小孩和妇女只能算不幸的偶然事故，还不算悲剧？
苦难是怎样造成的呢？可怕的早死是怎样造成的呢？是由于我们无力对付自然，由于所谓的偶然事故。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有时会毁灭我们的生命，但那不仅是、也不一定是社会力量。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是：由于它的混乱和人们的各自为政、互不相谋，我们竟无力对付自然。马克思说，当人因为无力对付自然而需要安慰的时候，他总是需要宗教。等到人战胜了自然，他才不再需要宗教，不再感到我们全部生活的悲剧性。恩格斯谈起“从必然的王国跃进自由的王国”时说过：生活在必然的王国中是一个悲剧，这意思是说，你的行动不得不违反你的初衷，你不得不把你的生活纳入不符合你的愿望的框子里面。如果跃进了自由的王国，我们却可能把生活引入符合我们的愿望、即首先是符合我们本身的存在规律的方式中，结束人的悲剧。人将逐渐变成自然的主宰。从这个观点看，资本主义便是使人受无组织的社会的支配，受机器的支配，而机器原是人自己制造出来征服自然的工具。不过资本主义已经是最后一次奴役了。当社会主义真正把机器变为有组织的人类的仆役，而人类的意志也成为法律的时候，就要从人类历史的悲剧式的引言转入真正的、理性的人类历史的正文了。
因此，我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普列汉诺夫用非常重要的、然而毕竟是特殊的和局部的悲剧，暗中替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范围更大的普遍的悲剧，车尔尼雪夫斯基抱着彻底的现实主义态度，用这种悲剧对抗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他们的阶段利益而捏造的谎言。
唯心主义的先生们同我们争论，想怀疑现实的坚固性和其实性。他仍说：现实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它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实在哪里呢？您刚说出前面所说的那句话，那一瞬间就过去了；您无法让您称为“现在”的那个瞬间停留一秒钟，它正在飞逝，因此您已生活在未来，而未来同样在往后退。那么它，这现实，在哪里呢？不过是若有若无、转瞬即逝的东西罢了。艺术却尽可能要拦住现实。画家所画的玫瑰，比真实的玫瑰活得长多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知道这套议论，他这样答辩说：
“把已经体验过的一切重新体验一次是会厌烦的，正如听人讲笑话，即使第一次听来津津有味，第二次听也就厌烦了。必须分清楚真实的愿望和怪诞虚幻的愿望，后一种愿望是完全无法满足的；更现实中的美不凋谢，这便是虚幻的愿望。美学家说，‘生活向前突进在它的奔流中把现实的美卷走了，’一点也不错；但是我们的愿望也在随着生活一同向前突进，即是说，改变内容；因此，由于美的现象要消失而觉得惋惜，是荒唐的。它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就要消失，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今天就给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它们。倘若现实中的美，像美学家所要求的那样，成为固定不变的、‘不朽的’，那它就会使我们厌倦、厌恶了。活着的人不喜欢生活中固定不移的东西；所以他永远看不厌活生生的美，而tableauvivant却很容易使他厌烦，[41]虽然那些专门崇拜艺术的人认为后者比活生生的场景更美。”[42]
你们看，这是两种世界观的对比。一种是赞美静止：有的人发现了他所喜欢的东西，就会叫道：但愿这一瞬间站住不动，但愿生活停顿下来！他希望停留在这一瞬间。真实的欣赏，所谓对新事物的欣赏，很快会过去，而他却要达到牧师所说当我们在天堂中，当我们经常看见上帝、浸浴在幸福之中的时候能够达到的种幸识的观赏的境界，归园化寂，在虚无与忘我的胜境中陶然自乐。这一切固定的美都是自我催眠的方法，像使用麻醉剂一样的迷惑自己的方法。这是逃避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不希望如此。他希望生活显出蓬勃的气象，只有那样，生活才美好；他希望生活经常变化。这正是真正的积极的人所特有的革命人生观，而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说生活。那些认为宁静是人类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的人，最好到墓地去，他们会在那里找到这种宁静。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这两个伟大人物在艺术的作用的问题上有什么重大冲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确定艺术的作用道：
“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它们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43]
照他的意见，艺术是从实际出发的，它再现现实，再现现实中能够使人感到兴趣的特点。这些有趣的东西一经它描写，主要的特点升到了第一位，次要的特点却下降了。于是它说明了生活。说明决不等于注释，决不等于翻释成理性的语言，而是这个意思：你读完果戈理描写普希金的几页文字以后，便会明白什么是可怜的、残酷的、毫无生趣的老年。你在生活中也许不会碰见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你不会了解得这么清楚。
“艺术的主要作用是再现现实中引起人的兴越的事物。但是，人诚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不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44]
为了不致引证得太多，我们想在这里停一停，把前面所说的归纳一下。
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艺术到底是什么呢？
人在生活中感到兴趣的东西很多：他希望不仅凭理智去了解这有趣的东西，还要吸取它，记述它，更加接近它，对它加以心领神会，在这方面，艺术家是为他服务的。别林斯基早已确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也相同）：艺术家谈到一切事物的时候，不是用概念化的方法去说明它们，而是塑造形象。不过他的形象是能够说明事物的形象。为什么？因为它们撇开了偶然的东西，只表现最重要的东西。从而生活现象才得以说明，变得更显豁，变得更有说服力。可是说服力的达到，当然不是由于艺术家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喜欢那个人，而不喜欢这个人，”并且证明为什么这样，以至使作品流于政论的形式。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有时也在他的小说里这样做，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正道。他说，对生活的判断，应该是用突出的形象来说明一切的结果。您对艺术家所描写的某个人物或现象是喜欢还是憎恶，是怜悯还是尊敬，要看您的立场、您的信念、以及您在生活中对他抱着什么态度而定。不过您在生活中也许没有立刻了解他，没有注意他，艺术家却通过形象给您写出了最主要的东西，于是您才领会了。
我们能够说这种艺术见解中含有我们现在不能接受的因素吗？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原则，即艺术家要说明生活、艺术家要对生活作出判决，竟吓倒了普列汉诺夫，他宣称：从评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一观点看来，关键完全不在他的作品对人们所起的任何哲学的、伦理的或政论的影响。起这样的影响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应该企图把这些教学的目标强加给艺术。普列汉诺夫当然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如果一个艺术家是真正伟大的人物，特别是，如果他是先进阶级的代表的话，那么他自然要十分关心他那时代的重要的思想生活。然而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他自己正是一位启蒙学家，因为他觉得意义特别重大的仿佛不是艺术家的形象的认言，不是艺术中的直觉的东西，不是成为文学的特征、使文学有别于一切智力活动的东西，而是使它同智力活动血肉相连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诗歌必然要给人带来许多各种各样的知识；普列汉诺夫引证这句话的时候不胜惊讶。他觉得车尔尼夫斯基在艺术的大船上所重视的恰恰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某些锚索、某些鸡毛蒜皮，即虽然为船上所应有、可是并不怎么要紧的东西：实际上，艺术所以能起强大的教育作用，恰恰不是由于它的某些方面使它同理智血肉相连的缘故。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论的缺点，照他的意见，这个缺点是来源于声名不好的“唯脑论”、唯智主义。
普列汉诺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会一致同意：艺术创作可以称为一种道德活动。“纯”艺术家的创作不能称为道德活动，普列汉诺夫也好，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好，都同样鄙弃他们；可是，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提出了它对事物的看法，而这看法又能使我们在生活中变得更明智，对生活现象了解得更透彻，使我们获得新的推动力去从事进步活动，那么这个艺术家当然是完成了道德使命。
但是普列汉诺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普列汉诺夫唯恐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理主义者和启蒙学家，唯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下之意是要强迫艺术家执行这个道德使命。普列汉诺夫说：我们看事物要看它是怎样在自然和社会中产生的，然后我们才能阐明它的原因。例如，我们看到有那么一整个时代，艺术家不去完成道德使命，却致力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不过这也是势所必然，正像冬天玫瑰不可能开花，七月不可能下雪一样。脱离生活而又不满现状的人，一定会向幻想方面、梦想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和明确这一点。“是什么季节出什么菜”，在我们今天，必然要长出适合我们今天的蔬菜来。可是，操纵自己的意志，谈论艺术应该如何如何——据普列汉诺夫毕竟说——这却不可以了。我们应该忘记这个念头：我们要有如此这般的艺术，艺术应该如此这般。不，生活使艺术变成什么样子，你就该接受什么样子的艺术，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它表现了哪个阶级的倾向。请看普列汉诺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
“在那篇论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的文章中，我们说过：他在问纯艺术的拥护者争论的时候，为了启蒙学家的观点而抛弃了辩证的观点。但是别林斯基毕竟还比较愿意用历史眼光去看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完全把问题转移到‘论艺术的本质’，说得更正确些，即是论艺术应该如何如何这类抽象议论方面去了。‘科学并不自以为高于现实；这并不是科学的耻辱。’他在他的学位论文的结尾说，‘艺术也不应自以为高于现实……让艺术满足于当现实不在时，在某种程度内来代替现实，并且成为人的生活教科书这个高尚而美丽的使命吧。’”
普列汉诺夫可以说简直是大为震惊了：“这可是十足的启蒙学家的观点了。成为生活教科书，意思就是说促进社会理智的发展。启蒙学家认为这才是艺术的主要使命！”[45]
让我们马上先抓住美学方面的、再抓住伦理学方面的中心，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希望的是什么吧。
普列汉诺夫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客观的眼光去看事物，他说：不要对生活指示什么，而要说明生活。我们不谈普列汉诺夫是否在各方面都作这种想法，可是他肯定说：在艺术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使用“艺术应该如此这般”之类的字句，而总是应当认为：艺术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
不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还不能清晰地想象出社会现象的合乎规律的本质。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可能很容易夸大人的理智和人的意志的力量。他爱人民，希望人民脱离被压迫的状态，可是他认为人民本身达不到这个目的。只有当人民被另一种力量——知识分子，以他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为首、以杜勃罗留波夫和其他同一类型的人物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唤醒了的时候，他们才会斗争，才会用全国暴动来宣布他们的权利。知识分子及其革命组织可以用种种方法解放人民：向那些跟自己类似的人进行不倦的宣传，通过宣传鼓动去影响人民，而且，正像你们从我这篇报告的开头部分所听到的，也许还可以用革命的方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截了当地说过：“流血和污秽吓不倒我。”
普列汉诺夫说，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毫无疑问，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家。不过我们要想一想，从马克思主义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艺术论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呢？
马克思主义使人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有了正确的概念。可是，如果我们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觉悟性、关于自觉地引导各种现象、关于我们的主动性等等思想，如果我们认为应该把一切社会现象只看作过程，而把除了过程还有行动这一观念撇开，那就是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了。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建立了自己的党的伟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世界上所曾有过的觉悟性的最高表现者啊。
我们正在领导国家，我们建立了一个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我们懂得情况决不是这样：只要我们颁布一道法令，包管万事如意。当然不是。但是能否说我们不该考虑这个那个现象应当如何如何呢？如果那样，我们可是十足的孟什维克了。而我们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所以我们要这么考虑：马克思主义指示我的第一个行动是仔细地、客观地研究社会的阶级构成，研究生产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市场和全部经济，了解各个集团的意识形态——耸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然而这是不是说，我们只应该识别这些客观力量呢？不，因为我们不是呆在地下室的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那种人只好观察观察生活的动向——向右呢还是向左，此外便无事可做了。我们当然应该以生活中的客观根据为基础，可是我们是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党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事件的进程。我们应该根据客观的科学分析拟定计划，在我国的生活里面，包括文化建设在内，几乎没有一件事是我们的计划所不敢涉及的。比方说，关于我们要重视、发展、扶持哪种文学以及要向哪种文学作斗争的问题，怎么能设想我们可以避而不谈呢？你们都知道，党中央委员会曾经公布过一个有关文学的宣言。
我再举一个社会经济方面的例子。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农村的发展是这样：中等阶级即中农会分化成为贫农和富农。如果听其自然，农村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批上层分子——农村资产阶级。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响下，在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这些规律的作用也会改变。我们不但肯定这一点，而且尖锐地公开指出这件事要决定于我们，要看我们怎样支持贫农，怎样把贫农与中农联合到集体农庄里去，怎样对富农施加压力，使中农跟他们分手，剥夺富农的政治权利，向他们抽取高额税金。
一棵树要是生长在森林中，也只会结出发涩的野果，经过接种以后，却能结出甘美可口的梨子来。我们是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现象的园丁；为了改变自然现象，并不需要变成创造奇迹的人，这不是奇迹，而是主动地利用知识，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他和他那一批人仿佛便是社会现象的指导者，而实际上这一小群知识分子却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无法领导农民，无法阻止农民。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家。马克思和他的学生们确定说，必须等到资本主义用铁犁耕地，等到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能够组织起来的时候，才可能实行社会革命。那时候，无产阶级会着手建立政党作为它的自觉的先锋队，这支先锋队是强大的，因为它懂得无产阶级在其中起进步作用的那个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社会学防止了各种荒唐的、任意编出的理论的危害，指出了真正的历史潮流。但是，如果我们除了这套知识以外别无所求，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懦弱地随波逐流罢了。比方说，过去俄国资本主义不很发达，工人很少，要经过许多年月，社会革命才能成为必不可免的事。难道我们就应该仅仅在命运所容许的范围内活动吗？
民粹派知识分子希望依靠千百万农民来发动革命，他们当然做不到。可是，无产阶级也许有足够雄厚的力量去做那些人做不到的事吧？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这是走回头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46]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叫喊道：“我感觉你的新意见中有些旧东西。”他感觉有什么旧东西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旧东西。但是他不应该认为其中有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1877年写过一封论来海洛夫斯基的著名的信，[47]所有的孟什维克都曾经长期为它绞脑汁，可是他们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不过开开玩笑罢了。然而马克思是一个严肃的人，不会在他给俄国革命家的信上开玩笑。这封信激动和苦恼了我国最圣洁的人物之一——格列勃·伊凡诺维奇·乌斯宾斯基。他洒着痛苦的眼泪反复阅读了这封信。为什么？因为马克思写道，俄国的一群自觉的革命知识分子本来可以领导农民革命运动，改变事件的进程、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俄国错过了那唯一无二的机会。现在，马克思写道，时机说已错过，那一点是做不到了，俄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乌斯宾斯基了解这个，他相信马克思说的是真话，而孟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说马克思不是开玩笑就是讲错了。乌斯宾斯基从此喝起酒来，甚至发了疯。在这件事情上，除开别的原因以外，马克思的信也起过不小的作用。乌斯宾斯基觉得，诚然时机已经错过，国家也完了。马克思可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你们的“神圣的罗斯”，也像其他“非神圣的”国家一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换句话毕竟说：现在你们等着无产者吧。如果等到了无产阶级，你也会有幸福的一天，目前还没有无产阶级，因此你们也不会有革命。无产阶级出现以后，它那支包括七、八百万人的队伍，果然成了千百万农民的真正领导者和组织者。
我们是沿着列宁的这条“旧”路线走过来的。不错，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还没有成熟，我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中的多数，可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条件，为农民的土地革命创造了前提，我们利用那些条件，认为非完成社会革命不可。
有人反驳我们说：那么好吧，假定你们能取得政权吧，但是以后你们拿这些农民怎么办呢？他们获得了土地，对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了。难道你们真是想象可以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度里实行社会主义吗？
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没有被吓倒，他们说：我们不仅想象、而且知道那是做得到的。那是做得到的，只要我们能建立一个稳固的苏维埃国家，建立作为农民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在这些条件下，完全可以用农民自己的、他们所固有的方法，即是合作社的方法，包括共耕制和集体农庄制在内，推动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方法，第十五大党代表大会已经告诉我们了。
在我们论到文学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的便是孟什维克的宿命论和布尔什维克的主动精神之间的这个差别。
我们今天的批评界有没有权利从“文学应该如何如何”这一角度来谈文学呢？批评界能不能说、有没有权利说社会的要求确实存在着，说我们的优秀读者需要有材料帮助他们认识和研究今天这个过渡时期的我国各阶级、各社会集团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作家写出正面典型，借以显示我们共和国的青年公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有没有权利要求作家善于指责那些危害我们的建设事业的恶习和缺点，使我们感到它们可鄙呢？我们有没有权利向文学提出这类道德的要求？我们不愿听“清雅的声音和祈祷”，却宣称我们的文学应该是一种道德力量应该有助于我们的自我教育，而且我们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我们的阶级的自我教育过程，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那么，一方面，普列汉诺夫断言千万不可以说我们的文学应该如此这般，另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在那里纵论作家的道德作用，他们两人究竞是谁对呢？普列汉诺夫本人说过：每个阶级都仿照它自己的样子来创造艺术，以便满足自己的要求，为自己服务，当阶级往前迈进的时候，它的一切行动都充满着自觉精神。例如，骑士阶级在其全盛时代创造了武侠小说，以增强骑士的自尊心，这决不是出于无心，而是凭着高度的阶级自觉做出来的。
当然，并不是一个阶级的全部文化都是自觉地建设起来的，可是一个阶级觉悟越高，越有组织，它的一切行动、它的一切建设工作也越富于自觉精神。
无产阶级不能容许文学像森林里的蘑菇那样自生自长。无产阶级是新兴阶级，它对生活总是抱着园丁般的培植的态度。它的政策不仅是依照自然规律来说明现实，而且。是能够改变现象的进程的一种方法、技术似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动部分。
因此我才说，我们应该重视和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它痛恨那种被认为可以代替现实生活的艺术，它热爱现实生活，渴望真正的生活得以发展与繁荣，它对僵死的东西持否定态度，肯定说艺术只反映人们感到兴趣的事物，而不是像镜子似的简直什么都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要对生活作出判断，即是要使我们在感情上对于所描写的东西发生一定的反应，他认为艺术家是道德活动家，应该参加文化建设，他的这些中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说，虽然车尔尼罗夫斯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这个学说可以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掌握马克思的方法，他无法说明我们俄罗斯文学从二十年代演变到三十年代的原因之类的问题。我们拥有一盏马克思主义的探照灯，它能够给我们照亮事件的内在根源、各个现象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联系，这是我们的一大长处，但是我们有了可能去作科学分析，也不应该忘说我们本身的主动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对这个作用了解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再附带说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普列汉诺夫用在这方面的篇幅不很多，可是写得非常深刻、非常精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说并不特别复杂，它同样包含在少数很明确的论题中。
普列汉诺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段话，来确定他的伦理观的本质：
“仔细研究一下指使着人们的种种动机，就会知道，每个人的一切行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高贵的还是下流的，英勇的还是怯懦的，都出于同一个根源：一个人觉得怎样做更愉快，他就怎样去做，指使他的是利害打算，它叫他放弃较小的利益或较小的快乐，而去取得更大的利益、更大的快乐。”[48]
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预料到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否定自我牺牲——一直到为所爱的人、为自己的人民、为自己的思想等等献出生命——的事例呢？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否定它。这么说，他似乎是个相当奇怪的利己主义者，他可以宁愿毁灭自己，认为这样做更有利。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点也不感到困惑，他说：
“一个爱干净的人情愿挨饿，也不去碰一碰被什么脏东西玷污了的食物；对于一个向来自重的人，死比屈辱要轻松。”[49]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学原则，它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决不是那么浅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您如果不牺牲自己，只好过一种非常卑贱的生活；也许那一看而知是屈辱的生活，您必须在恐惧、奴役中，在卑屈、凌辱、痛苦等等之中度日，或者，也许您的自掌心由于这个缘故而大大减弱，您会失去一切生趣。一个人要是认为自己不值得活下去，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可以听到斥责声，——这样的人决没有生活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个聪明人，他宁愿死掉。死胜于含垢忍辱的生。
普列汉诺夫说得完全正确：一个人宁愿做什么以及他怎样行动，实际上完全不是决定于他的理智和什么利害打算。即使我们赞成唯理主义的观点，即使我们相信每个人在行动以前都要经过思考，我们也必须说，在他的思考中包含着某种不太容易确定的因素。例如，为什么有一个人宁愿偷窃而不愿挨饿，另一个人却宁愿挨饿而不偷窃？我们能够说有一架十分客观的天平，可以衡量这两件事吗？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是同样解决某个问题的吗？我们知道，人总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同样的问题，这决定于——普列汉诺夫说得完全正确——各人得自遗传和教育的先决条件。即使我们说的是合乎理性的行为、事先经过思考的行为，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您宁愿做什么的问题，也不是决定于您的思考力，而是决定于您对事情有多大的兴致和爱好、您对这件那件好事的看法如何。这要决定于人的性格，从而也就是要看这个性格是照什么标准形成起来的。从我们今天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也可以说，这要决定于这人身上终生了什么样的反射作用，什么样的反应在他身上占着优势。确立这个观点以后，我得才会了解思考是一种不常发生的复杂的反应。行动不一定先通过所谓思想，即是通过各种互相排除的反射作用的交织；人常常不加思考而马上有所反应。人的性格，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勇敢的还是怯懦的，与其说决定于思考能力的高低，不如说决定于已经形成的反射作用的综合。
普列汉诺夫非常注意这一点（这当然完全正确）：人的性格不是自发地成长，而是社会——家庭和街坊的榜样，然后是学校，然后是兵营、报刊和舆论——培养出来的。整个社会环境是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关，社会极力把生来是小野兽似的人变成社会的人，即是极力败坏他的本能，或者相反，极力提高它，使它成为社会性的东西，使它尽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大多数人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叫做合乎道德的行为，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说，社会经常在影响个人，让他不致犯罪，即是不致违背常规，而是相反，要循规蹈矩，做出正当的行为来。叫人习惯于正当的行为，即是遵守既定的生活常规——这是每个社会的目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断似乎有些幼稚。因为一个人不论经过思考还是没有经过思考，他的行动实际上是来源于反射作用，而反射作用又多半是在社会教育力量的逼迫下形成的。关于这个，普列汉诺夫说过下面的话。
“确实，就假定同我发生关系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分成等级或阶级的社会吧。在这样的社会里，符合整体利益的个人行为被认为是好的，违反这种利益的行为是坏的。因此，判断善恶时的基础，将是一种可以叫做整体的利己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东西。但是整体的利己主义决不排斥个人的利他主义、个体的利他主义。相反地，前者是后者的源泉：社会希望这样来教育它的各个成员，使他们能把社会利益看得高于私人利益；某人的行为越是能满足社会的这个要求，这人就越富于舍己为人的精神，越有道德。反之，他的行为越是违背这个要求，他就越是自私自利，越是有道德。这便是人们过去和现在判断某人的某个行为是利他主义的还是利己主义的行为时，常常或多或少自觉地采用的标准：在这里，唯一可能的差别只是：人们在这种场合把它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的那个整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整体。
“……用道德的精神来教育人，正是使有益社会的行为变成他的本能要求（康德说的‘无上命令’）。这个要求越强烈，个人也越有道德。所谓英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不服从自己的这个要求，即使为了满足它必须完全违反他们本身的重大利益，比方说，必须冒生命的危险。这一点，通常是被‘启蒙学家’们，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所忽视了。不过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康德的错误也不下于‘启蒙学家’们，他断言道德上的动机同利益毫无关系。他在这个场合也不善于站在发展的观点上，从社会的利己主义中引出个人的利他主义来。”[50]
人完全是被某个社会的精神、某个阶级的精神教育出来的，他仿佛是凭着本能在那里行动，社会压力在他身上造成的反射作用，已经变成他的本能，成为无条件反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事。但是这里仍然会发生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马上尽我的力量对你们说明它。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一个人处在某种左右为难的境况中的时候，要考虑他在这个场合怎样做更好，于是他运用他的理智，选择了这种那种行为。他所能够选择的，远不是他愿意做的。例如房子失火的时候，人必须选择：让自己烧死好呢，还是从五层楼跳下好。在正常情况下，他当然不会跳楼，而在这里，他却不得不这样做。可是不能因此说他高兴从五层楼跳下。跳楼不过是在这个场合坏处最小的做法罢了。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总是选择坏处最小或好处最大的做法。
普列汉诺夫反驳说：你以为是你选择的吗？不，这是你所受的教育和你的性格替你选择的，而教育和性格并不决定于你自己。有许多方面要看你生来的体质怎么样，还有更多的方面要看社会生活你培育的趣味、本能和观念怎么样，你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这自然也对，但是从这里似乎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在道德方面，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我们看到人们在行动；原来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行动，就是说，根本没有完成任何行为。完成的只是过程，——不是人在选择，而是有某个东西替他们选择。这个“东西”是社会性的“东西”。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事情上，我们只看到社会的海洋在冲击。人不可能有任何主动的愿望、任何主动的创造。
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从人的主动精神来着眼。他说，人总是选择坏处最小或好处最大的做法，并且把这个当作自己的生活指针；因此人是利己主义者。说我是英雄、我是志行高洁的人等等，是没有意思的。任何人都只做他所喜欢的事情。一件事，如果我觉得好，别人也喜欢，对别人也好，那就更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为社会工作的人不能要求什么报偿。这样的人会在自己的行为本身中得到报偿。这是一种非常良好、正直、真诚的态度，但是问题还不在态度，那只是附带的东西。重要的是人的行为论本身。车尔尼雪夫斯基像霍尔巴赫、像爱尔维修一样，[51]以为人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规律；普列汉诺夫却说，实际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规律，完全没有你选择的余地，人只不过有一种错觉，觉得他似乎在选择罢了，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的要求来选择，而这个性格又是社会影响的结果。
可是为什么世界上竟有这些唯理主义者、这些启蒙学家呢？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诚然他们终于出现了，我们便应该解释几个现象。请解释一下，为什么爱尔维修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都选择对自己最好的做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某些时代出了一批人，宣称没有什么道德，没有什么戒律，没有什么义务，人是完全自由的，他可以选择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些启蒙学家的出现，是由于什么历史原因呢？
他们出现在那样的时候：原来稳定的道德已经败坏，某个统治阶级的道德随着它所主宰的整个时代而沦丧，新的阶级正在兴起，它还没有固定的道德，而是首先以革命先锋队的姿态往前冲去，破坏旧的事物。
这些推陈除旧的“批判思想家”，也可以说是原先的安定世界的崩溃过程和新社会产生过程之合乎规律的表现者。例如拉赫美托夫们、罗普霍夫们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中的其他一切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以及杜勃罗留波夫踏进生活的时候，可以说并没有一个阶级用某种道德的精神教育过他们。我不以为他们的牧师家庭和正教中学的环境，给他们培育了某种被他们视为新道德的反应。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看法。他们踏进生活时，对他们父亲一张的道德起了疑心：他们一点也不尊重这套道德。他们踏进生活的时候，他们出身的那个小市民阶层的道德已经摇摇欲坠。他们摆脱了它的束缚，但是他们也不能接受专制法纪、贵族道德等等。于是他们用他们的自由去同这一切对抗。
从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观点看来，这种自由当然是虚幻的，可是对社会来说，却一点也不虚幻。
他们宣称：我们否定一切义务；我们不愿奉行任何清规戒律，我们愿做自由人。他们希望他们这份做自由人的权利得以实现。我们知道，从上古时代起，各种社会都有多不愿用任何固定的清规戒律来拘束自己的人，他们宣称人本身才是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度。这样的人常常会变得厚颜无耻，因为诚然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没有义务，没有法律，也没有行为准则，那就应该追求一切享受、一切快乐，百事可为。请回想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美尔佳科夫怎样了解“百事可为”这句话；也许您伊凡·卡拉马卓夫是一个高贵的灵魂，[52]所以在您看来，“百事可为”只是一句空话，斯美尔佳科夫却去为非作歹了。人人心里都有个斯美尔佳科夫，您给他自由，他就为非作歹。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非道德论的看法。可是，当新的革命浪潮把人们推上新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却决不是来为非作歹的；他们宣布自己的自由：他们需要自由，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十分特别的精神倾向，或者，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发现了某种反射作用。
符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53]恶毒地嘲笑说：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结果是这样：“人是猴子变的，人死后会长出牛蒡来，因此我们还是为公社牺牲了吧，”于是索洛维约夫捧腹大笑了。可不是吗：如果人不是猴子变的，而是上帝仿照自己的模样，把灵魂吹进亚当的胸口，让他变成了人，那么为什么要为公社牺牲呢？如果那样的话，当然只英等待灵魂离开脆弱的躯壳，回到上帝那里去享福好了。假定人死掉以后，结果不是长出牛蒡，而是有一道天堂的门或者地狱的门打开来，情况必定完全不同。符·索洛维约夫以为，假如无所谓灵魂，人一死万事皆休，那么我们一定要变成坏蛋，一定会互相为害。唯独在有天堂地狱、有赏有罚的情形下，人才不致为非作歹。这实际上是中世纪的、甚至是野蛮人的思想。博学的索洛维约夫先生自以为居高临下，很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其实不是，他是像野蛮人似的不理解他。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既然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人生是一个短促的过程，我们就要使它尽可能更幸福；但是我们不可能使它对个人最幸福，因为第一，在仇恨、自私、弱肉强食等等的气氛中，要建立私人的幸福非常困难，第二，良心不允许：你知道身边有人在死亡，也知道你在利用他们的死亡、他们的艰苦劳动来谋取自己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享福是难受、痛苦、甚至不可能的事。因此，为了使生活真正合理，能给人们带来幸福，非实行社会革命不可。诚然如此，那么唯一真正合理的幸福、生活下去的唯一真正的理由，便是参加革命运动，把自己的力量献给这项工作。如果一代人干不了，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干它好几代；如果这个任务非我们所能完成，我们自己完成不了它，那就用人民的名义来做吧。当时的一代人就是这样搭起一座桥梁，从非道德论和利己主义理论过渡到了为人民服务，这是符拉季来尔·索洛维约夫没有想到的。
这样的感情状态，正适合于一个批评一切，希望按照理智行事的有革命情绪的人。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对这种伦理学来说是处于旁观者的地位的时候，他当然会说：这一切其实全是错觉，实际上人的行为必然是被预先决定了的。可是，在普列汉诺夫本人对宿命的决定论提出剀切中肯的指责的时候，他却说得完全正确：虽然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确是被预先决定了的，虽然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合乎规律的行动，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行动时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如果从后世的旁观者和历史家的观点来看，那么一切只是一个过程。可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眼光，用在某些条件下生活、在某些条件下斗争的人的眼光来看，这却是主动精神，却是实际生活中的某种行动、某种意志力、某种创造了。我们正是这样感觉到的，因为我们所说明的过程是实际生活的过程、生机旺盛的创造的过程。
普列汉诺夫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但是这一次他稍稍走偏了。普列汉诺夫应该考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伦理观不仅客观上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且是对当时最有用的伦理观，它最能发挥人们的主动精神，最容易把人从他那落后的环境中推出来，使他走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号召人们去争取的创造性的、光明的生活。
我们大家当然了解得很清楚，比方说，我们需要的新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然而这是否说我们不应该马上来主动地改变原有的道德基础呢？例如我们面前有一个年轻的无产者，他行动的时候不必思索，却总是能符合无产阶级精神。显而易见，他所受的社会教育已经变成了本能。他值得我们羡慕。但决不是人人都是这样的。有人所受的社会教育不那么完善，他们一方面希望像真正的无产者所应做的那样去做，另一方面又感觉到他们个人的嗜好、偏见和缺点在推动他们往另一方面走——于是他们内心产生了道德上的斗争。我们能不能够对这种人进行教育呢？能够。要知道，资产阶级正在极力对人进行教育，极力使某些反射作用、某些行为准则变成本能。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我们应该通过幼儿园的学龄前教育、学校、我们的环境的直接感染、互相影响和自我教育等方法做到这一步，使我们身上的无产阶级因素取得胜利，变成本能，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变成我们的无产阶级道德。我们不能说：资产阶级要凭直觉来建立自己的道德，好像蜘蛛结网一样。当一种道德已经败坏，另一种又还在建立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主动建立自己的行为准则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思考呢？有一次人家向使徒保罗问起上帝，他回答说：“你是什么人，竟敢问起上帝？”我们不满意这种“使徒式的”答复，我们要知道、要说明：为什么某些行为准则和标准是唯一合情合理的？说“对这一点不必思考，因为人实际上不能思考，因为人实际上只能表现社会在他身上所造成的反射作用，”——这些话能给我说明什么？我不需要听这一套，我要知道的是我明天该怎么办：把同志的书偷来拿到市场上去卖，还是不偷？如果不偷，我就还不了债，就要挨俄，如果偷，我又会看不起自己。我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不知怎么办才好。
道德上的斗争、动摇和矛盾是常有的事，可是在原有的道德濒于崩溃的时候特别厉害；那时一方面已经没有任何义务，没有任何德行，人必须正视现实，从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讨论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应该问问自己：在行动中从你的尊严而不从你的利益着眼好呢，还是从你的阶级着眼好，虽然后一种做法会给你个人带来很大的损害？如果有人对我说应该经常遵守某些行为准则，那么我得要求这些行为准则能够证明自己的正确。
我们的道德不可能是直觉的、无上命令式的，它必须证明自己的正确。我们需要行为标准，我们应该定出它来，应该使它变成教育标准。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很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了，因为诚然我们赞成人应该讨论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么显而易见，他应该选择从理智的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做法。作为利己主义者，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可能选择对他最好的做法，我们走到他面前，说：我现在要对你说明你应该怎样为人，而且我可以证明这对你是最好的做法。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很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初初看去很幼稚的、似乎被普列汉诺夫用深刻的批评轻而易举地摧毁了的利己主义理论，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又重生了呢？
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所负的责任、以及这个时代所指示我们的为人之道跟车尔尼雪夫斯基想象的东西有类似之处，他以为这一切在当时便已存在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生活导师，能把一群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一群知识分子可以改造生活，建立合理的新道德，并且能够证明这种道德才真正合理，任何其他的道德全没有用处。可是他对于他生活的时代和他应尽的作用的看法都不免虚幻。而我们却确实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必须大致想象得出什么是真正的无产者，这是一种什么典型，他们在生活中的不同的场合会怎样行动，什么是我们的善与恶。不能依靠本能来暗示。依靠本能，指望“自有办法”、“车到山前自有路”，难道像是新的世代的教育者、自觉的教育者的我们所做的事吗？难道像是努力凭理智说明一切问题的我们所做的事吗？不，我们不能说青年公民在生活中可以不要行为标准。列宁也明白地说过：要有这样的道德规范，而且它的基本原则是无可怀疑的：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斗争时期，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行为服从整个阶级的利益。从这里可以引出很多有待我们发挥的项目来。
普列汉给夫谈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令人感到他很强调这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行动并不是行动，而是过程，行动只是一定的原因的表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无产阶级的发展中，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中，有一个时期必须粉碎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主义和空想，而普列汉诺夫正反映了那个时期。对那些东西是必须无情地予以粉碎的；必须证明：当历史还没有创造出先决条件，群众还没有登上首要的地位、没有具备一定的力量、没有建立一定的组织的时候，任何进展都不可能，任何胜利都不可能。因此你不要妄想一个人可以领导群众，你可以解开历史打下的扭结。还是去接近无产阶级，帮助它成长，帮助它自觉地组织起来、同各种历史力量联合行动吧。只有这样，你才能胜利，只有当你个人的愿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你才能胜利。
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合理的一定会变成现实的？就这一点说，什么时候时机才能成熟？这合理的事物、明天的合理的事物，什么时候才能从今天的不合理的事物中成长起来？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然而这是说：今天的现实中存在着不合理的事物，存在着实际上是属于昨天的、正在衰亡的事物。所以应该从明天的合理的事物着眼，促进它的发展；只有当你顺乎自然。促进历史的发展的时候，你才能有所作为。
在米海洛夫斯基建立他那无力的主观主义，建立他那认为人可以任意改变历史的谬论的时期，普列汉诺夫曾经是宣扬真正的真理的大预言家、传授生活智慧的真正导师。他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那是一个完全的真理吗？不，有三分之二的真理，甚至可以说有十分之九的真理，却不是完全的真理。
必须促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处在地下状态的时候，孟什维克觉得“发动革命”是一句狂妄透顶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认为革命是自发的现象，是自然而然地来到的，正像月亮的盈亏一样。怎么能够加速月亮的盈亏呢？当然决不可能。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只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社会现象的发展，助它一臂之力。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一些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那都是人们自觉地、有组织地干出来的。一个川流直下的革命的时代，一个活力充沛、拥有雄厚的力量的时代来到了，这些力量只要组织起来，一定能举足轻重。
我们布尔什维克还在被迫转入地下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时代准会来到。
我再提一提恩格斯那句从必然的王国跃进自由的王国的伟大名言。恩格斯想用这句话说明什么呢？他想说明，人的意志组织起来以后，会获得一种支配人的命运的巨大权力。马克思也不止一次地着重说过：人所以相信各种神明之类，是因为社会关系太复杂混乱，如果社会有了组织，人便能超乎社会规律之上，人的整个命运便会服从理智的支配，依照理智发展下去。
我们已经站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已经打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我国实行了自觉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我们体现着这个成为人类命运之主宰的阶级的意识。这就是说，在我国，意识、有组织的意识对现实的支配权越来越大了。固然，我们必须好好地考察现象，才能影响它们，必须对它们作出正确的估计，才不至于犯错误，然而我们是能够影响它们，改变它们的。人的道德、我们的行为准则也包括在这些现象以内。因为我们今天正在对人们进行教育，因为今天所有的学校、报刊、经济权和教育力量都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要用什么精神教育人们？我们认为真正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怎样教育人们，自觉地创造环境，使这么好的东西变成本能？我应该确定教育的内容，确定我们要用什么方法给儿童培养无产阶级的公共道德，发挥他们的思考力，使他们考虑考虑各种不同的行为动机，然后选择那种从社会看来是最高贵、最有益的动机。
正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越过普列汉诺夫而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向这位认为人的理智和意志的力量具有重大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伸出手来。马克思主义大大缩减了理智和意志这两个因素，指出它们本身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可是同时也指出：随着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的加强，随着政权的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人的影响和理智的活动范围也会一天天扩大，并且不是像空想家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像实际上所应有的那样。
正由于这个缘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和美学、他那关于人的理智有权力支配现实的虚幻观念，才会使我们现在感到亲切，而普列汉诺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却有很多不能成立了。因此，我不同意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空想家这种讲法，但是也不同意普列汉诺夫这个讲法：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家，所以他的全部伦理学和美学一无是处，他所以恰恰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来对待这些问题，就因为他是空想家，他的学说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对于那些相信胜利的人是重要的，对于我们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情势来看，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和美学，我能够说的就是这些。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人物、他所留下的一切，都是一宗极大的财产，一宗无比珍贵的遗产。
几天以前我碰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54]她问我目前在做什么，我说，除了其他的事情以外，我还准备给共产主义学院做一篇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报告。于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京诺夫娜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爱车尔尼雪夫斯基恐怕甚于爱任何人。他感到他跟这个人有一种直接的亲密关系，并且对他抱着极大的敬意。”然后她想了一想，又对我说：“我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共同点——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可是我知道，在对人的能力的看法上，在对美和人的品格的看法上，这两个人彼此间确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如果说列宁的遗产，他的智慧永远是我们研究的源泉，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应该承认，那不仅是某个时代的一座出色的起念碑，而且是我们应当和必须学习的。
[1]本文是作者在共产主义学院文艺部所作的报告，初次发表在1928年第二十五期《共产主义学院通报》杂志上。
[2]“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俄文中是一个字。
[3]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与光明之神，艺术保护者。
[4]《文学遗产》，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一种丛书，专门刊载俄罗斯与外国文学史方面的新资料。
[5]沃林斯基（А.Л.Волынский，1863-1926），反动的艺术学家和批评家，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大肆诋毁。
[6]1851至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故乡萨拉托夫中学任教。
[7]伊斯康大是赫尔岑的笔名。
[8]撒地尼亚，岛名，属意大利。
[9]即拿破仑第三。
[10]即尼古拉一世。
[11]俄斯坦德在比利时，第厄普在法国。
[12]《文学遗产》，车尔尼雪夫斯基专号，第一卷，第556至557页。
[13]《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至7页。
[14]《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皮克萨诺夫编辑并作序。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25年，第28页。
[15]1854年间有一段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为《现代人》杂志编写“国外新闻”。
[16]《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第35页。
[17]同上书，第42页。
[18]贝平（А.Н.Пыпин，1833-1904），俄罗斯文学史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表弟。
[19]《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第13页。
[20]《一时的英雄》中写到一个年老的看守人如何上下教堂的钟楼。
[21]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车尔尼雪夫斯卡雅（О.С.Чернышевская，1833-1918），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
[22]《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第14页。
[23]见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献词。
[24]车希亨（В.Е.Чешихин，1866-1923），俄罗斯文学史家，政论家，写过不少作家传记。韦特林斯基是他的笔名。
[25]车希亨（韦特林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传》，麦穗出版社，彼得格勒，1923年，第103页。
[26]安东诺维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被捕》，见《往事》，1906年，第三卷。
[27]沙加诺夫（Шаганов）和彼得·尼古拉耶夫（П.Ф.Николаев，1845年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亚历山大工厂服苦役时的青年难友，他们两人是因为与卡拉科左夫行刺案有关而流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第五十九页。
[28]车希亨（韦特林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第108页。
[29]车希亨（韦特林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第59页。
[30]玛科夫斯基（В.Е.Маковский，1846-1920），杰出的巡回展览派画家。
[31]特列佳科夫绘画陈列馆在莫斯科。
[32]法文：先天地。
[33]巴纳耶娃：《回忆录》，“Academin”出版社，第四版，第403页。
[34]安年科夫（П.В.Анненков，1812-1887），批评家和回忆录作家。
[35]别尔科娃：《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莫斯科1928年，第114页。
[36]请参看生活与美学第十一页.
[37]费希特（Fichte，1762-1814），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38]希罗多德斯（Herodotus，约纪元前484-425年），古希腊历史家。
[39]“贝壳放逐法”，古代希腊雅典的一种法律，凡人民所憎恶的人，均由公众投票流放国外十年，因投票时把被流放者的姓名写在贝壳或陶器片上，故名。
[40]考斯道夫·阿多尔夫（GustavusAdolphus，1594-1632），瑞典国王，曾在三十年战事中大显威名。
[41]达文：活画（由不说话也不动作、只是根据剧情打扮起来和做出种种姿态的演员所构成的舞台场面）。
[42]请参看《生活与美学》第48页。
[43]《生活与美学》，第109页。
[44]《生活与美学》，第102页。
[45]《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六卷，第251页。
[46]指1906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47]米海洛夫斯基（Н.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1904），社会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48]间接引自《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五卷，第215页。
[49]间接引自《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五卷，第216页。
[50]《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五卷，第218至219页。
[51]霍尔巴赫（Holbach，1723-1789）和爱尔维修（Helvetius，1715-1771）都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52]斯美尔佳科夫和伊凡·卡拉马卓夫都是《卡拉马卓夫兄弟》中的人物。
[53]索洛维约夫（В.С.Соловьев，1853-1900），反动的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象征派诗人。
[54]即列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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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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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文学[1]
卢那察尔斯基1924-1925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六十年代这个时期，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王朝的初期：实在说，它同特定的十年并不符合。尼古拉一世死于1855年，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溃败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新时代”。[2]但是过了八年，即是从1863年起；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开始打退堂鼓，在政府政策上和社会上，都开始反劲了。卡拉科左夫行刺以后，[3]即从1867年起，反动的统治已变得像尼古拉一世时代一样黑暗了。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伟大的精神昂扬、伟大的社会进步的年代，仿佛是政府的自由主义情绪造成的，它的情绪一变，时代的性质也会完全不同。自然不是这样。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和改革的本身，便是由许多很深刻的原因产生的。正如常有的情形一样，战争明显地暴露了官厅方面一直对别人乃至对自己隐瞒着的东西。尼古拉一世个人大概相信他比他在欧洲的任何敌手更强，相信他可以战胜西欧。而实际上，他的军事行动却招来了惨重的失败。
究竟是些什么情况造成了这次的失败呢？首先，俄国完全没有战斗能力。俄国士兵打得很漂亮，引起了欧洲人极大的尊敬和惊讶，虽然我们似乎不必指望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因为他们多半是农奴士兵。但是将领们却糟透了。而主要的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拿不出战争所需要的力量。交通线又坏又少，工商业不能使后方保持充分的准备，财政状况一塌糊涂。政府完全脱离了人民：可以说，全体人民毫无例外地，都把政府看作一帮匪徒，尤其是军需官和其他一切官僚的行为，简直是道德的强盗。
俄国经不起考验。你们知道，俄国在断送了尼古拉二世政府的日俄战争以后，在最近的一九一四年战争中失败以后，[4]都有过革命运动高潮。问题倒不在战争必定会引起革命，甚至战败之后也不一定发生革命；然而战争中的失败常常也是政府内部的或大或小的失败。它常常能叫那些一向近视的人睁开眼睛来，看一看真情实况。
必须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中做出结论。稍微有点觉悟的地主，大官僚中间稍微有点头脑的人（知识界的代表更不在话下），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设法发展俄国工商业以及与此有关的交通业，如果不摆脱我国一直所处的落后状态，转到那种早已遍及全西欧的经济生活里去，俄国决不会成为一个欧洲标准的大国。正是由于纯粹的阶级感情，由于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愿望，连俄国的领导力量，连偏狭的官僚们（除了少数狂信者和死硬分子以外），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俄国资本主义化道路上横梗着一个农奴制度。从四十年代起，对农奴制度已经展开系统的攻击，到了六十年代，攻击更加深人和猛烈；这有许多原因。第一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革命化，是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但是农奴制度甚至对地主阶级也越来越不利了。
整个地主俄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黑土地带，另一部分是农民无法靠自己的粮食过活、从而盛行做季节工的省份。农奴制的中心向来在俄国真正的农业区。[5]那里的地主骑在农民身上，尽量榨取他们。可是那里的农民人口恰恰最稠密，在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差不多没有什么剩余生产品。常有这样的现象：地主不连带农民出卖土地，反而比连带农民出卖同一块土地得的钱更多，土地买主明白，如果他在这块土地上使用自由劳动，土地的出息倒比住有农奴时多些，尽管农奴的工作不用付报酬。他们的工作效率低下，即使只吃个半饱，也能把土地吃光，留给地主的很少。地主努力获取更多的收入，想尽方法压榨这些少地的农民，让他们挨饿，农民只好用暴动和杀死地主来回答。于是政府派来军警，鞭打、枪杀农民。越往后，这类冲突发生得越频繁。
还有一批地主，所处的境况略微不同，他们直接从农民身上获得收入，因为他们向进城做季节工的农民收取了各种免役钱。但正是从这一点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农奴制度的真正精神完全给破坏了。在这里，土地不再是地主的主要财源，季节工的存在的本身，已经创造出了与国内的农业经济形态相并行的另一种生活、新的生活——资本主义市场的工业生活。为了适应工业生活，必须有另一种环境。实际情形是这样：例如乌拉尔领有企业中的工厂主拥有无偿的农奴劳动，[6]可是希望摆脱它——它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自由的雇佣工人产量更多，所付的工资事实上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
在工业界活动的一切类型的资本家，各式各样的商人，靠榨取进城做季节工的农民为生的地主，以及专门剥削从事耕种的农民的地主，——他们全体，除了与其说是根据实际的理由、不如说是由于成见才死抱住农奴制度不放的个别死硬分子以外，都对农奴制度失去了兴趣。由此可见，亚历山大二世要把反对农奴制度的大部分统治阶级领导起来，是并不费力的。
说亚历山大二世是“恩主”，自然与事实完全不合。首先，如果他的意志稍微坚强一些，不是要他成为彼得一世那样的人物，而是只要他的意志略微坚强一点，——他就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项任务。实际上他却用最可耻的方式在那里推延拖拉，像受了惊的乌鸦看到树丛似的，看到贵族的每个反动行为都害怕。说亚历山大二世关心农民福利简直是笑话，因为随着1861年的改革的施行，农民遭到了空前的掠夺，改革的目的是要尽量剥削他们。虽然废除农奴制度对统治阶级有利，亚历山大二世却不敢亲自出面主持。他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参加的都是尼古拉一世的旧部长，差不多全是农奴制度拥护者。其中最“左”的是罗斯托夫采夫伯爵，[7]一个阿谀而愚蠢的人，他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必须花上好几年工夫，对于他所接受的工作才算摸出了头绪。这个俨然是在亚历山大二世直接领导下行动的委员会，当然丝毫也没有推进工作，只是让它停留在原处，可是有些省份的地主受够了农奴制度之苦，竟自动带起头来。
立陶宛的贵族首先向亚历山大二世呼吁，要求允许他们解放农民。沙皇下了一道特别诏书，宣布解放立陶宛的农民。此后沙皇又向其他几省的贵族让步，颁布过三道诏书，因为那里的地主感到农奴制度特别不可容忍。于是其余各省的农民也起了波动。他们听毕竟说某些省份的贵族自动解放了农民，居然得到沙皇的许可，他们当然也向他们的地主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时，各省地主也看出自己的生命开始受到威胁，看出自己害怕农民，在庄园里再也住不下去了。地主终于相信，必须尽快地进而解放全俄国的农民。
直到那时候，亚历山大二世才一面仍旧装出一付常态，仿佛全部改革都在由贵族自己进行，一面下令在各省设立特别会议，让贵族去讨论怎样解放农民对他们最有利。至于农民，当然谁也没有问过他们，怎样做对他们才比较有利。
应该说，虽然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表现过犹豫不决和可耻的拖延的态度，社会还是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气象。欢欣鼓舞的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也不仅是具有革命情绪的赫尔岑（固然这时候他已上了年纪，也许有点儿衰弱了，他写过一篇颇为荒谬的文章《你胜利了，加黎利人》，[8]宣称专制政体由于废除农奴制度这一行动和政策的改变，足以证明它的历史能力）。连那实际上是俄国整个民主主义革命之始祖的伟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缓和了他一向对政府的强烈的敌对态度，他也许想用这个方法，间接推动政府把问题解决得更彻底、于农民更有利些。
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领导着在俄国社会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现代人》杂志。《现代人》是普希金创办的，后来一度停刊，一八四六年，别林斯基开始为它写作。一八五四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加入该刊，立刻给它添了蓬勃的生气。《现代人》对俄国社会有过任何其他杂志所不及的巨大影响；从它开始，我国社会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所谓“巨型杂志”支配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现代人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参加者的成分。主编是涅克拉索夫，批评家和政论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物罗留波夫，散文作家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格利戈罗维奇、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这里汇集了第一流的天才。这么一种杂志的销数自然会空前巨大。但是连这个杂志当时也对政府抱着近乎友好的态度，鼓励它继续改革。政府却把解放农民的工作全部文给了贵族。
那时候地主当然表现出极可恶的贪婪态度。最初他们企图霸占全部土地，不顾农民死话，企图将农民洗劫一空，让他们沦为乞丐，从而迫使他们廉价出卖劳动力。
可是不仅《现代人》和自由主义地主反对，政府由于其他的原因也不能容许，因为它了解那会招来农民革命。不论农民多么无知，多么没有组织，这种露骨的暴行毕竟会引起他们反抗的。
地主退到“事先筑好的阵地”上，给了农民一点起码的份地。如果说他们没有能够把农民掠夺得精光的话，那末至少是在许可的范围内掠夺了他们，而这个范围应该说够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向做季节工的农民抽取免役钱，以此作为收入来源的地主，都希望农民来赎身：你是奴隶，现在你快自由了，所以你要付钱给我。但这是一种荒谬的想法：根据法律，农奴本来是正式的人，不能被当作奴隶。他只是被固定在某个地主的土地上面，不得转移他的劳力到别的土地上罢了。农奴制度在法律上并不是奴隶制度，因此不能容许农民赎身。虽然在某种程度内——用人头税的方式——也可以容许，但是无论如何，政府还不敢明目张胆这样做。
我提到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地主怎样把农民解放看作投机买卖，他们想借此大发横财，希望捞它一把。政府也稍稍制止过他们，因为害怕农民暴动。整个改革期间的标志，就是政府一直在提心吊胆地看农民对“改革”、对他们的生活的改变有什么反应，因为人人都知道农民对这大改革抱着很大的希望，所以人人都害怕那必不可免的失望。不过也有一群比政府左些的地主，例如以容科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著名的特维尔人。[9]他们表现了违反大多数地主的利益的自由主义精神。这件事大大激恼了政府，容科夫斯基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去了。俄国自由主义社会人士纷纷抗议，他们在大学里设立十二名容科夫斯基奖学金，表示自由主义地主和一部分官吏、“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仍旧坚持“最左的”路线。
这一切，当然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快清醒过来了。他终于明白：对政府存这么一点指望也不行。他看到地主匪帮虽然还没有把农民啃得只剩骨头，可是经过这次改革，农民已经被剥得精光，这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转向革命宣传工作，是一个极重要的推动力。当然，他不可能在合法报刊上直言不讳，但是人们也不用戴上特别精良的眼镜，才能看清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号召他们到哪里去，推动他们走向什么目标。
2月19日以后，[10]在著名的改革以后，不仅合法的政论刊物——《现代人》和比较次要的、可是仍然具有很大影响的杂志《俄国言论》——立刻批评了这次改革，还出现了非法报刊。人们印出很多传单，向农民和“有教养的人士”清清楚楚地证明：改革骗了大家，它对农民是一场无耻的欺诈。
这些事情，特别是关于农民将用革命来回答“2月19日”的传说，叫亚历山大二世大为惶恐。而且当时确实发生过许多次暴动：农民在同军队冲突中，被杀害的数以十计，甚至数以百计。农民说：“我们是自由的，土地也是我们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法律只给了他们每人一小块土地，而地主挑出这地土地的时候，还常常打着如意算盘：使农民单只由于自己的耕地、牧场和树林的位置的关系，就仍然要受地主剥削。[11]
这种普遍的失望给了自由主义一说致命的打击。自由主义者——地主和非地主——曾极力调整政府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这么一来，他们已经完全起不了作用。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的影响，左派急进主义者皮沙烈夫在俄国言论上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当时知识分子革命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主要是秘密印制传单，领导运动的是革命之父中间的一个——米海洛夫。[12]平民出身的知识青年用层出不穷的“学潮”响应这个运动，政府则用逮捕著名作家来回答它。
米海洛夫也遭到毒手。彼得堡大学被封闭。外国人认为这是政府同人民的冲突，他们说起他们本国的革命，断定亚历山大二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因而拒绝贷款给他。俄国卢布贬值了。亚历山大二世政府方面却断言俄国不会发生革命，也不会趋于反动，断言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合理的中庸”，那当然正合乎资产阶级欧洲对它的要求。
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皮沙烈夫也被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呆了些日子，然后被流放出去做苦工。皮沙烈夫被处四年单独监禁，这对他的身体起了严重的影响。
米海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沙烈夫这些人物的被捕，使进展中的革命运动失去了领导，其他一些相当杰出的组织家如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也被捕了；[13]政府稍稍占了优势。
革命民主派和急进派领袖们被捕的次年，即1863年，是波兰起义的年份。
波兰起义导因于俄国士兵在睡觉时被杀和拿破仑第三的横蛮无礼的照会，这个事实引起了颇为激昂的爱国情绪。许许多多立场不稳的人偏向反动方面去了。屠格涅夫的旧友、原先的西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当时思想界的最大权威之一、甚至被某些人看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继承者的卡特科夫（М.Н.Катков，1818-1887）正好选定这个时机来改变志节，成为专制制度和残酷的反动派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这位《莫斯科新闻》发行人的名字，从此同波别多诺斯采夫、[14]部长托尔斯泰之流的名字一起，[15]上了俄国社会的黑榜。可是，不管他的作品多么荒唐，不管他的文章叫人感到他是多么卑贱和无知，他却在当时震慑于革命行动、特别是震慑于波兰起义的社会上，得到过强大的反响。波兰起义的失败巩固了政府的地位，使舆论变得更加右倾了。
革命家当然并没有沉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便是对这一切问题的最坚决的回答。《怎么办？》是在监狱中写成的，但是终于发表了出来。这部小说至今仍然是俄罗斯最出色的社会主义著作之一。
这个时期，革命的民粹派开始转向（当时还不是有组织地）恐怖主义。1866年，卡拉科左夫谋刺亚历山大二世，虽然没有杀死他，却使他惊恐万状，完全变成历史上所曾有过的最可恶的暴君、一个窃据王位的十足的恶棍。沙皇彻底抛弃了他那偶然的和表面的自由主义，而他本来是想以自由主义相标榜，好显得他跟尼古拉一世不同的；于是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自然又受到严重的迫害。早在镇压波兰暴动期间，绞刑吏穆拉维约夫（М.Н.Муравьев，1796-1866）已经伸出俄国专制制度的魔爪，用种种军事恐怖手段对付过波兰人。现在全俄国又展开了几乎同样的战争。宪兵首脑舒瓦洛夫（П.А.Шувалов，1827-1889）和以毒害人民意识著名的、被谢德林称为愚民部长的德米特利·托尔斯泰，开始蠢动了。他们还在自己周围纠集了其他的反动分子。残留在亚历山大二世身边的稍微有点人道精神、稍微有点进步思想的人们，都从大臣和政府要员的岗位上，被无情地赶了下去。反对地方自治会的运动也已展开，自治会渐渐地完全成了政府机关的附庸。
应该说，社会也被卡拉科左夫行刺案吓住了。行刺等于对政府宣布真正的战争。许多人兢兢自危，或者担心社会太柔弱，不起这样的战斗；这些都有过影响。这方面的不光彩的事情，可以举出很多来。但是这里有一个真理：行刺不可能引起革命，必然会使反动势力更加嚣张。
所谓“六十年代”，情形就是如此，直到一八六七年，这个时期才告结束。
为了理解当时的文学，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这个时期的三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是当时思想界情绪的表现者和很大程度上的决定者。我说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
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中的领导权从贵族转到平民知识分子手里，是六十年代的主要现象。在十二月党人运动期间，反抗者的基本干部是少数比较先进的军职贵族和相当广大的地主（特别是，如果把最先进的斯拉夫主义者也计算在内的话）。在六十年代，基本干部却是广大的平民知识分子。
当时平民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希望成为人民力量的组织者，首先是农民的组织者。可是自由主义者脱离了农民，而且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是同劳动农民的利益针锋相对的。他们本身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在贵族中间，站在他们的旗帜下的只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当大部分贵族走上自由主义道路的时候，贵族的行动还是极不坚决，自然更说不上革命。平民知识分子的情况可不同。平民知识分子几乎全体或大多数都走上了反对政府的甚至革命的道路。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得多，他们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毫无矛盾。
他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得不迁就资本主义，提倡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必须增加有教养的官员的人数，需要医生、工程师、律师等等大批专家，越来越多的专家。上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以前多半从贵族中间去找。但是在需要大增的情形下，只限于贵族是不行了，况且贵族也不大愿意担任“非贵族的”工作，所以得另外吸取力量，培养知识分子中的指挥人员，从非贵族当中去找知识分子。
当然，生活本身早已规定好，从什么人中间才可以找到新的学生来补贵族之不足。那便是原有的非贵族知识分子的子女，僧侣、富裕农民、助理医生等等的子女。于是政府只好从小市民、一小部分商人和各种公职人员当中，吸收成百成千的青年，对他们施以高等教育。它想用这个方法给自己培养一批奴仆。专制政府事先就害怕这批奴仆，是有道理的。他们很快变成了革命的力量。从他们的第一个伟大导师别林斯基的时代起，平民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专制制度是一大祸害，它摧残和奴役他们全体，压迫他们所亲近的人民。他们了解：要求得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以推翻专制制度为代价，因此他们要寻找一种杜会力量惜以实行政治革命。本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别林斯基和最先进的贵族赫尔岑、巴枯宁等人，是这些平民出身的知识青年常常怀着虔敬的心情提到的名宇。
平民知识分子本身不可能打倒专制制度。他们知道，就这一点说，他们是太脆弱了。所以他们应该比他们的前人（例如彼斯捷尔）[16]更明白地提出组织农民力量来帮助自己的问题。这就推动了他们在七十年代去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可是在六十年代，这种观点才刚刚产生。人们经过痛苦的过程，认识到俄国革命应该是农民革命，于是他们去寻求一个适当的纲领。聪明的、深谋远虑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具有伟大的胸怀、不计个人私利的人物，他们极力要制定一个纯粹的劳动人民的纲领，终于倾向了社会主义。
赫尔岑早已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俄国所面临的、同时他断定西欧也存在着的一切令人痛苦的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但是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带着纯空想的性质。我已经说过，赫尔岑在确信西欧革命失败之后，开始寄希望于俄国，他相信俄国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得多，因为俄国农民很少被资本主义所触动，还保存着公社土地使用制。人类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不仅要同地主——土地所有者——斗争，并且要同资本主义斗争，因为按照傅利叶、圣西蒙等人的学说，人可以建立一种十分合理而和谐的经济关系、一种循着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途径组织起来的公社。那末请看吧，我们多么方便：农民把公社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带到我们今天，他们还没有变成个体土地使用者，还不是无产者，可也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正是条件最完备的人，他们靠着大地母亲的乳汁、靠着自己双手的劳动哺养自己，又没有生产工具私有权。犁和耙是许多农民都有的；但是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土地属于公社，重新分配土地时很“公道”，即是说，人口多的，分地也多。总之，公社力求这么解决问题，使人人都能更好地靠这块土地持生活。
赫尔岑便是把问题想象成这样。现在我们知道，公社并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在绝大多数场合，它只是沙皇政府所建立的一种收税的方式，它所以需要，是为了便于抽税，因为连环保是保证收齐捐税的最好方法。这说明了为什么政府不但扶持公社，而且正像现代科学指出的，在大多数场合还用人为的办法去建立它。在有些地方，它也许真是同原始农民家族、氏族等等的分化有关，即使在彼此无关的地方，政府也建立了公社，用鞭子从农民公社中勒索捐税。分配土地时，不仅要看怎样才能赢人人都可以维持生活，还要看怎样通过公社去缴纳捐税，使所有的人都无法豁免，一方面要从每个人身上榨取能够榨取的一切，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致死于官府和地主的横征暴敛。但是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因此当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石的时候，最初是走的赫尔岑的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相信农民是革命力量，相信说服农民转向社会主义非常容易。一转向社会主义，他们不仅成为他们的土地的主人，也成了他们的命运的全权主人。最初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认为，政府实行的农民解放，将造成农民组织公社的新纪元。此后还可以采取下一个步骤。可是当他看到公社在他那时代的社会制度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时，他写道：
“我为自己惭愧。我简直不好意思回想我怎样怀着为时过早的自信心，提出了公社所有制的问题。照我自己看来，我在这件事情上是轻率的，坦白地说，是愚蠢的……我很难解释我感到惭愧的原因，不过我要尽力做做看。”
“无论我觉得保存公社所有制的问题多么重要，但它毕竟只是它所从属的问题的一方面。这个原则是有关的人们的幸福的最高保障，它只有当幸福的其他保障即最低保障已经具备时，才有意义，为了使它能够实施，最低保障万不可少……”
车尔尼雪夫斯基抛弃了他对公社的渺茫的希望，但是他声明说：在顺利的条件下，公社仍然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政治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制定了这样一个纲领：政治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巩固公社制；社会主义。
1861年以后，农民虽然掀起过许多局部的暴动，却没有大闹革命，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用革命来威胁吗？谁能相信呢？谁不会失声大笑呢？而且，用你自己首先就最不相信的事情来威胁人，也未免有失忠厚。”
从这里已经听得出悲伤的调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确信被欺骗、被掠夺的农民不可能闹革命之后，他在这个问题面前止步了：往何处去？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他找到了什么新的答案，以及他是否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始终是一个革命家和民主主义者。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就被逮捕，不能回到积极的政治斗争中来了。
在六十年代的整个俄国社会中，产生了一种内在的蜕化现象。你们记得二十年代吧？经过十二月的高潮，十二月党人被击败了，此后社会不再关心社会问题，却关心起个人问题来：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怎样求得灵魂的美丽，怎样修身养性，等等。六十年代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从1855到1862年，革命情结不断地增长，宣言发表以后，[17]人们甚至指望农民暴动。1862年，政府摧毁了革命首脑，一八六三年，又击败了波兰起义者。在具有进步情绪的知识分子中间，对革命可能性的深深的绝望心理逐渐蔓延开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人们怎样转向个人主义，转向“我该怎样合理地过生活？”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社会斗争中遭到失败，变成一盘散沙，企图用皮沙烈夫的方法、用“虚无主义”、“依照理性和自然科学的指示”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开始在私生活的建立中，为社会寻求一条坚实的道路。
现在我要更详细地谈一谈对那个时代有决定作用的三位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自己是别林斯基的学生，实际上他是从别林斯基的终点接手工作的。别林斯基在哲学上达到了费尔巴哈学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以费尔巴哈为起点而又终生忠实于他。马克思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读过后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学习俄文，便是为了了解一般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著作，特别是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对他推崇备至。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差不多不知道马克思，因而没有能够走上他的道路，始终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
这一次讲课，我们感到兴趣的首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和伦理学，因为他通过它们对文学起了最直接的影响。
不但在革命前的我国文学中，甚至在我们现代文学中，你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肆意诋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不久以前我还识到过，我们今天的形式主义的一个强烈表现者，硬说别林斯基仿佛害了俄罗斯文学。这是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资产阶级文学家和某些没有从资产阶级科学的催眠中清醒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常常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说得那样坏，那样拼命贬低他们的思想，好像他们两个都是没有教养的、而且无涂如何是笨拙和头脑简单的人，他们来研究艺术之类的高雅的问题，简直是白费气力，他们对它不会比猴子对眼镜更有办法。[18]这纯然是一派胡说。我敢断定，任何俄罗斯作家都不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末接近我们的观点，接近无产阶级的现实的观点。列宁是完全正确的，他提到他们时总是抱着极大的敬意，普列汉诺夫也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恰恰指出六十年代的革命家和更早的别林斯基，都是我们的艺术科学的先驱。
通常人们责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由于他认为现实高于艺术。可是同时，他又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说中，掺进一些与他毫不相干的观念。现实当然高于艺术，因为现实是全体，艺术却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这个现实的反映，它也能影响现实，但是它却包括在现实中，正如部分包括在整体中一样。如果我们问：艺术高于现实，还是相反，现实高于艺术，那末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梦想、耽于美丽的幻想重要，还是工作、建设、改造周围的生活重要？后者当然重要得多；假定一个人除了幻想以外，对什么也不关心，他的艺术当然会变成无益的东西，带有精神上的自渎似的病态，无论这些幻想多么美丽，我们总能在这位完全醉心于空想的诗人身上，看出某种不健康的东西来。诗人越是向着现实，越是愿意为了斗争而认识现实，他就越伟大。也有这种情形：一个作家不可能斗争，他周围的一切全给堵死了，只剩下一个气门——纯艺术；于是他把他的全付精力贯注在这气门上，结果创造出了极其精炼而又充满极大的痛苦的艺术。不过这到底是病态，世界上也有优美的病态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俄国思想界，是为了说明：我们已经不再是罗亭，不再是列兹涅夫，我们愿意工作，而且我们能够工作。我们不愿意清谈，我们愿意在现实中去争取我们的幸福，因此我们认为工作高于幻想，现实高于艺术。
人们总喜欢在他的话里掺进这样的观念：艺术家怎么也不能超越现实，艺术只不过是现实的苍白的反映罢了。诚然是苍白的反映，还要它干什么？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清清楚楚地指出过。艺术是需要的，它是斗争形式的一种。那些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酷评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不能了解我们对艺术的看法——把艺术看作变革现实的斗争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具。照他们的意见，只能两者居其一：要么艺术是扯淡，要么艺术是圣物……
“艺术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不能同话生生的现实相提并论。”
“……无论我们对文学的意义估计多么高，”他后来又说，“还是估计不足的：文学几乎比一切高于它的东两更重要得多，在人类历史上，拜伦恐怕是比拿破仑更重要的人物，但是拜伦对人类发展的影响，还远不及其他许多作家的影响来得重大，世界上久已没有一个作家，对他本民族像果戈理对俄罗斯那样重要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举初期的果戈理为例，说明拜伦高于拿破仑。而在俄国范围内，果戈理又高于拜伦！而批评家们却把他的意见说成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只是生活的苍白的反映，所以不必从事艺术工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得很清楚，在俄国，写作正是一件精良的斗争工具。“在民族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说，“文学是对社会有决定作用的力量之一。”这完全是我们常说的话，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任何人，连别林斯基在内，都没有说得如此明确。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说：“我们不需要使人陷入自我陶醉状态中、使人心里充满可爱的梦想的陈腐无聊的字句，而需要清新豪迈的学句，只有这种字句，方能让我们内心激起一个致全力于广阔的独立活动的公民的勇敢精神。”
这些话用不着补充。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尊重艺术的人了。
当时谢尔贡诺夫还很年轻，[19]下面是他就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艺术的学位论文所的话：“这完全是人道主义宣传，是关于人类爱的启示，艺术的使命便是为人类服务。”
一点也不错。艺术完全被宣布为伟大人类理想的奴仆，正因此，艺术才变得崇高了。
“人类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为人的利益服务，才不致成为空虚无聊的事情。艺术应该为某种重大的利益、而不应该为无益的娱乐服务！”
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公式。艺术带来的效果愈大，换句话说，它愈能提高社会生活，那末它的意义也愈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艺术应该成为人民的东西，[20]它应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使群众变得更强大。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直接继承者，一个身为战士和建设者的人，也不可能不是他的继承者。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永恒的真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听从颓废派知识分子的话，他们利用各种遁词和诡辩，极力证明六十年代的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的理想仿佛只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理想，同时以为我们会抛弃美学领域中的革命思想的成就。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抛弃。
我常常说，必须让艺术家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人。我们对每一篇作品，哪怕是共产主义作品，都可以而且应该批评，不过要做得妥善，因为如果艺术家感到自己不自由，不写在他内心孕育成熟了的东西，不写他看见的真实，却极力去损害真实，那对艺术是很有害的。这是一件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很容易犯错误，很容易粗暴地强迫艺术家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写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真理了解得很清楚。
“自主是艺术的最高法则。”他说，“目前他（诗人）的才能引导他怎样去写，就让他怎样写吧，即使那是一篇欢乐的诗、和解的诗。谁有权利要求诗人强制自己的才能呢？我们只能要求他努力提高作为一个人的他自己。”
“努力提高作为一个人的他自己”这个公式不应该使我们大惑不解。我们也可以说：“努力提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他自己。”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得很清楚。一个经过提高的人应该是共产主义者。他所说的“提高”，指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小作家说：“在各方面做一个诚实的人，写你认为真实的东西吧。但是要写出好作品，你非提高自己不可。你要用诚实的态度看待生活，跟人民过同样的生活，那样你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成为我们文化的顶点的东西。”
总之，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的本质和任务的见解非常深刻。
人们常常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了解普希金，他骂他，鄙视他。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以下便是他论到普希金时所写的。“他的每一页作品，都充满着有教养的思想家的才智和生命……普希金的每一句诗、每一行信手写来的短评，都激发和唤起了思想，如果读者能够被唤醒过来思索一下的话。普希金的这个意义，一直保持到了我们今天。[21]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也像在俄罗斯诗歌史上所占的那样……那些像普希金一样为缪司和理性服务过的人，也将永垂不朽。”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没有抱过这种观点：新的阶级即平民知识分子出现了，而普希金是贵族：打倒贵族文化，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决没有这样的事。（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当时害了“左倾”幼稚病的青年，正像我们今天的某些青年一样，贵族信了这套胡说，——不过我们以后再谈他们吧。）
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了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优秀代表们的观点。
这就是杜勃罗留波夫论普希金的话（同时请注意：对普希金的看法如何，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明整个思想家或批评家的特点）：
“对普希金的追念，仿佛又一次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生命与活力，”他论及普希金作品的出版时，说道，“它好像在我们身上滴了一些起死回生水，使我们的由于长久不动而僵化了的四肢，从此活动起来了。”
杜勃罗留波夫不会不了解，普希金在某些场合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也对你们说过。可是他写道：“普希金即使在脱离了健全的思想的时候，[22]在他向成规惯例屈服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达到蒙昧主义的地步，可能时他甚至还打击别人的蒙昧主义。”
杜勃罗留波夫知道普希金犯过错误，然而他，普希金即使在犯错的时候，也仍然是当时最优秀的人物，同这些错误并列混淆，他还有许多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
杜勃罗留波夫能够如此深刻地了解艺术中最伟大的人物普希金，是由于他十分正确地懂得怎样的批评才合乎需要。在他以前也好，在他以后也好，人们都就这一点写过许多文章，但是我们觉得那些工具对我们并不适用；因为我们最近要在党的领导下讨论如何更好地组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问题，[23]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我们的伟大先驱们的意见。
“俄国的批评，”杜勃罗留波夫写道，“不应该像法国杂文里那种拘谨的、微妙的、转弯抹角而且空洞无物的批评……在许多场合，对于了解对象的重要性、不用冷淡态度看待文学问题的批评家来说，鲜明的调子是唯一适当的调子。”
“现实的批评（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称呼政论的方法）对待艺术家的作品，正如对待实际生活现象一样；它要研究它们，极力确定它们本身的准则，搜集它们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六十年代的优秀人物给我们留下的真正的美学遗嘱。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有生命力的东西才是美的。马克思也说：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发挥人身上所蕴含的全部潜力。美的事物应该唤起我们去扩大生活。一件艺术品深刻到什么程度，第一，要看它怎样给我们指出我们能够达到的理想，怎样抨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第二，要看它怎样反映现实，是否能让人深刻地理解现实。批评不应该把文学看作雕虫小技或供人消遣的东西，而应该看作一种社会力量，用明朗严肃的态度，把每一篇作品当作社会现象来估量。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观也同样有趣。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伦理的基本论点含有错误，但他的错误可以说是值得同情的。依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有的人都是利已主义者，所有的行为无例外地都出于利己主义。这在他揭破一切高雅的词句、一切美而响亮的空话的时候，对他大有帮助，因为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说。神圣的自我牺牲呀，崇高的理想呀，等等。这些非常含糊，非常抽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希望说得明明白白：因此他才把这种理想化的论调斥为胡说；归根结底，每个人总是追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
那末，对于“人人唯利是图”这一命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怎样解释呢？
人在任何情况下只做他觉得好处最多的事情。当您有所行动的时候，您自然会预先考虑到，或者您的感觉会直接暗示您：您最好这样做而不要那样做。如果您由于失去了自由，不能够做某件事，如果您的双手被人捆了起来，那自然又当别论；可是，假定您还有选择的余地，您一定做您觉得好处最多的事情。这就表明您是利己主义者，表明您的行为是为了求得自己的最大快乐和满足！举例来说：您有一份只够一个人吃用的食物，但是您有一位同学，他也想吃。于是您把食物让给他。您这么做，据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便是利己主义者。为什么？因为让他吃饱比您自己吃下能给您带来更大的快乐。如果您自己吃饱能给您带来更大的快乐，您就不会让给您的同学吃了。
自我牺牲是胡说，是废话。但这是不是让人不可能献身于社会事业呢？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知道人能够这样做，他还相信应该这样做，并且号召人民这样做。但是他不能容忍一个人唉声叹气说：唉，我在牺牲自己，我本来渴望生活，宁愿干别的事情，可是义务，义务！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恨这一套。他自己曾经坐过牢，服过苦役，差点儿上了绞刑架，然而他说：我是作为利己主义者来做这一切的，因为这是我所能做的好处最多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庸庸碌碌地话下去，我一定非常痛苦。他坚持说，功绩并不等于自我牺牲：遇着自我牺牲精神建立不了功意，因为这无异剪掉自己的翅膀，用最坏的办法戕害自己。
人们即使献身于斗争，直到流完最后一滴血为止，所依据的仍然是利己主义或自我满足的法则。当然也可以设想一种没有深沉的痛苦的更好的生活，但是正像后来热里雅包夫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讲话时所说的：如果你们没有毁坏我们的生活，我们本来不会去流血；你们既然毁坏了生活，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放弃斗争比死在绞刑架上还要痛苦。[24]
为了崇高目标的战斗，能叫志行坚定的人产生幸福和自豪的强烈感觉，产生崇高的自尊心。正是这一点，使革命家自愿地走上他的道路，不说半句大言壮语。
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弗拉基来尔·伊里奇谈起过义务。如果有人对他说：您充分尽了您的义务，艰巨的义务！他就会大为不安。他恐怕要哈哈大笑起来。这等于对一棵梨树或苹果树说：你充分尽了你的义务，结了果实！弗拉基来尔·伊里奇不可能有别的反应，这是他的天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像有些人，来到温暖的海滨，寻欢作乐，谈情说爱，同时想道：“唉，俄国还很贫弱，我应该紧记着它，为它做点儿什么……但是这些事太乏味了！”这种人确实需要用神圣的义务之类的空话鞭策自己，说不定还得叫基督也受点儿牵累，才能好歹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正派人，不光是吃饱肚子算数。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学说中有很多动人的、真正的英雄气概的东西，但实际上他是错了。为什么？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没有注意到所谓社会本能、所谓（这是发展的最高阶段）阶级感情。他忽略了这些东西。如果肯定说，自己吃而不给别人吃的是利己主义者，让给别人吃的也是利己主义者，那末问题不能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的行为更好呢？我们现在知道。谁的社会本能和阶级自觉更发达，谁就更高尚。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利己主义，只顾自己吃而不给别人，我们就要责备他。
一般地说，利己主义是很坏的东西。我们所理解的利己主义是那样的感情状态，它使人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快乐看得高于一切。同利己主义相反的感情状态，我们称之为利他主义。可是一提起“利他主义者”这个词儿，我们便会想到一个甜腻腻的圣徒形象，他愿献出一切，脱下他的衬衫送给别人，等等。当马克思听见人家叫嚣，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是这样的利他主义者的时候，他很愤慨，他说，无产阶级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使自己丰衣足食；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无产者应该宣布他的权利，而不是宣布他的义务。但是要实现这些权利，还得进行斗争。每个活人的正当要求——发挥个性——自然而然会变成一种渴望。团结起来，争取合理的生活方式，让每个人尽可能发挥他的力量。于是产生了社会意识、阶级意识。
在我们这里，阶级意识同时也是全社会的意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大地上实现正义，使人过渡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去。可是连社会本能——无论我们是在哪里看到它——也应受到重视。如果一只母猫向老鹰扑过去夺回它的小猫，能不能说是出于利己主义呢？您永远不会说是出于利己主义，因为母猫显然是去送死。这是自我牺牲的感情。车尔尼雪夫斯基会说：这表明母猫把小猫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诚然如此，可见它选取的做法能给它带来更大的满足，它是利己主义者。然而我们知道，这是母性的本能，是高于利己主义的。如果在一群动物中，有一只动物前去袭击敌人，为其余的同类牺牲了自己，那末，这当然不是出于利已主义感情，而是出于群的本能。这种本能得到高度发展的动物，才能取得胜利。动物群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适应生活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希望在他那一群人的现实主义及其革命理想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车尔尼雪夫斯基问他自己：我，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希望享受合理的幸福，同时又情愿为社会献出我的生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吗？去它的吧！我要理想干什么！我觉得不是义务在命令我，而是我的内心产生了愤怒、热情、爱心。不错，我自己正是这么一种利己主义者，从利己主义出发，做出了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行为：可是我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仍然只是出于利己主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表面上大公无私的行为或感情，我们就会看出，它们的基础仍然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快乐、个人的幸福等思想，仍然是那种叫做利己主义的感情。”
后来有些人逐渐夺得思想界的大权，便用比较粗鄙、比较庸俗、比被个人主义的态度来理解这个学说。他们居然可以说：诚然革命没有成功，社会生活有上轨道，还是让我们建立合理的私生活吧。例如谢列（米梅洛夫）之流的作家，[25]常常描写一个青年人怎样着手建立合理的生活，找到一条合理的道路，做了医生，解剖青蛙，怡然自得。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伦理学的退化了。
在伦理学方面，杜勃罗留波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进了一步。如果他不是死得那样早，如果生活没有摧残他的力量，他大概不会辜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各方面、包括政治方面对他所抱的希望的。虽然在对待农民公社的态度上，他也并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动摇得厉害，他对群众运动却怀着坚深的信心。他写道：“生气蓬勃的群众可不同：他们不喜欢夸夸其谈，不炫耀他们所经历的忧患，常常连自己也不大理解这些东西。可是如果这些明达能干的人理解了一件事情，如果他们说出他们的朴素的、从生活中产生的话来，那末他们的话一定很坚决，而且总是言出必行。”
这段话当然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当伊里奇把无产阶级群众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以对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他笔下发现这样的词句（伊里奇在遣词造句上，本来很像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知道富于创造精神的普通劳动人民群众是什么，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宁愿将散漫的、无组织的农民，当作准备组织起来进行胜利的革命的人。
我当然不想否认，在所有虚无主义者的领袖皮沙烈夫手里，初期民粹派的伦理观和美学观是变得粗陋了。例如他说过，他读完普希金的作品以后得到的印象，觉得普希金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当然，这些话是他在激烈的论战中信口说出的，因为皮沙烈夫是一位热情的辩论家，他极力从“理性”的观点去考察一切，并用急躁态度维护他的观点）。他身上的许多特征，有时带着以懂得自然科学自负的讨厌的小市民的味道。他有一个朋友布拉果斯威特洛夫，[26]跟他合编过《俄国言论》，此人正教中学出身，却是萌芽期的资产者。布拉果斯威特洛夫不论碰到什么事，都要搬出乏味的斤斤计较的方法来，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它是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特点。这一股资产阶级气味，有时也传染给了皮沙烈夫。
以皮沙烈夫及其虚无主义为起点，可以说伸展出了各式各样的道路。可以更进一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因为皮沙烈夫是始终不渝的唯物主义者、坚定的无神论者，就这方面说，他是真正的进步人物，他了解知识的价值、科学的意义。但是也可以走向另一种虚无主义，断言天地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世界是空虚的，人生于世，犯不着纷纷扰扰，作什么牺牲。有人果然做出了这种虚无主义的结论，以致贻笑于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欣欣然嘲骂革命家，仿佛后者说过：大地是一团污泥，世人只是霉菌，归根结底，任何追求都毫无意义，所有的原则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结果，人只好得过且过，像草木的生长一样，这当然纯粹是小市民的、资产阶级的结论。那些积蓄资产、希望后代受到教育的商人的子弟，有时也乐得倚仗皮沙烈夫。他们可以扬言：理智、数字、打算、利润就是一切，至于各种贵族理想，去它的吧！贵族文化中虽然有许多浮夸的空话（空话后面实际上隐藏着弱点），可是也有许多高贵的东西、许多美妙的东西，现在代替贵族文化，却出现了极其乏味的、没有吸引力的、使人无可向往的小市民虚无主义哲学和艺术。
有人宣称这种虚无主义哲学似乎是六十年代典型的和主要的哲学，那是一弥天大谎。我只要引用一段文字，立刻可以证明，不但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但杜勃罗留波夫，连真正的皮沙烈夫，也比他的敌人给他乱涂出来的画像高超得多，而他的敌人差不多也总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谈到皮沙烈夫对艺术的态度时，恰恰说他在这方面最无能，说他完全不了解艺术的意义。
可是请看他写的：“一个真正的有用的诗人，对于他那民族和时代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教养的代表们目前所关心的一切，都应该知道和了解。诗人或者是伟大的思想战士、勇敢而卓越的‘精神骑士’，或者就是说小的寄生虫，只会像无用的丑角似的玩一套小把戏，让其他说小的寄生虫开开心。中间路线是没有的。诗人或者是能够震动百年积恶的大山的巨人，或者就是在花粉中刨来刨去的瓢虫。”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这些在花粉中刨来刨去的瓢虫，为什么、一定要憎恨这个心直口快的人了。
这便是他所写的。说皮沙烈夫否定了能够“震动……大山”的诗人，显然是荒唐。他显然认为这样的诗人是社会迫切需要的人。
不管批评家皮沙烈夫犯了什么错误，这一点是不能推翻的。
对于六十年代的各种冲突和这个时期社会思想的进化来说，伊·谢·屠格涅夫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位作家在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面纯然是一个地主，同时他的使命却是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出贵族阶级思想领导权的结果。
我上次讲课时对你们说过，《贵族之家》是这种领导权结束的证据。屠格涅夫认为贵族阶级能够提出的最好的正面典型，优良的实际工作者和清醒明智的人物的典型，高贵的性格，即拉夫列茨基，终于丧失了他的作用，只好向未来的青年呼吁。他是失败者的典型。感人至深的丽莎，实质上是表现着陷阱似的教会的可怕，具有保守贵族思想的人用这个陷阱陷害了灵魂美丽的姑娘们。
六十年代在屠格涅夫面前逐渐描绘出了正面的活动家典型，于是他极力去理解它。虽然屠格涅夫本人的爱幻想的、柔弱的性格预先决定了他不能成为活动家，而且他自己也很像罗亭、列兹涅夫之类的人，可是他非常希望看见一种有教养而又坚强的人物，能够动手摧毁现实中一切坏的东西，建设好的东西。从前的现实没有向他提供这种人物。正好在六十年代中期，他开始搜集材料，然后创作了《父与子》，这部小说成了整个俄国生活中的主要现象之一。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经不像当时的人，父与子仍然是一部有生命的小说，环绕着它而发生的一切争论，还能在我们的内心得到某种反响。
首先，毫无疑问，屠格涅夫一开头就是抱着埋葬“父亲”们的意图来处理这整部作品，来刻划自由主义地主和急进派平民知识分子的。因此你们在这里找不出拉夫列茨基之类的典型，拉夫列茨基可以说还能够引起我们某种同情。当然，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父亲”们决不是坏蛋，不是绝对讨厌的人，他们身上还有好的方面。不过十分明显，他们都是软弱无用的人、清谈家，这一点却也无可怀疑。然而有些人，例如赫尔岑，却以为屠格涅夫的本意正是要反对“儿子”们。
虽然赫尔岑是“父亲”辈中最先进的人物，革命民主主义者似乎只有同他商谈才比较容易，可是毕竟没有谈成功。车尔尼雪夫斯基去看他的时候，[27]他们争论了很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耸耸肩膀离开了，他说：“一个老爷！怎么也跟他谈不通！”赫尔岑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时，则说人倒聪明，但是态度傲慢，是个烈性子。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互相了解，同时他们却是先后两代的最伟大的代表。诚然屠格涅夫比赫尔岑更保守，赫尔岑当然觉得他应该打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了。这明了为什么赫尔岑会误解屠格涅夫的意图，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评论他的小说道：“巴扎洛夫的偏激思想迷住了屠格涅夫，所以他本来想鞭打儿子，却打了父亲。”
屠格涅夫确实要打父亲，他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错——但是也要鞭打儿子。他企图客观地分析和说明：新的一代人是坚强而踏实的，不过还有如此这般的缺点。可是当他进一步研究巴扎洛夫的典型时，他对巴扎洛夫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关于这个，他自己在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上说道：[28]
“如果他叫做虚无主义者，[29]那就应当作革命家来解释……我幻想着这样一个人：他阴沉、野蛮、高大，一半是从泥土里长大的，他刚强、凶狠、正直，但是仍旧注定了要灭亡，因为他毕竟还站在‘未来’的门口。我幻想着一个奇怪的、跟普加乔夫等pendant。[30]”
然而他所幻想的是这样，结果却略有不同。结果是，屠格涅夫虽然向往强大的典型巴扎洛夫，却没有把自己对他的见解全部说出来。
屠格涅夫自己极力用清醒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他喜欢用科学方法提出问题。他自己是无神论者，他反对各种各样的欺骗；这一切都是他所特有的东西。但是，尽管这些特点在巴扎洛夫身上达到了极致，屠格涅夫却一部分由于审查上的原因，一部分由于材料还搜集得太少，并没有把他写成革命家。巴扎洛夫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涉及社会关系的话。并且，因为屠格涅夫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他能够真诚无私地热爱的某一阶级或集团的一员，他的无神论思想反而让他感到深深的痛苦，使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披了丧服，这种情绪也感染了他那个正直的思想家巴扎洛夫。巴扎洛夫谈到未来的地方不多，其中的一段简直不是巴扎洛夫的话，而是屠格涅夫的话。巴扎洛夫说：“将来农民会住什么样的房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候，我身上都要长起牛蒡来了。与我毫无关系！”[31]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阵地。这里可以听出屠格涅夫本人的怀疑论。这里所表现的虚无主义，正是它的敌人所描绘的样子。
当然，现实中也有过个别唾弃一切的小虚无主义者；然而他们跟拥有强大的智慧、强大的意志的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不是用同样的线条描绘出来的。巴扎洛夫是受人景仰的人物，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使大家肃然起敬的人物。将这样的人写得终于走投无路、看不出人生有什么意义、只看到一个简单的生存过程，不让他有社会理想，而把他闭锁在私人利益的小圈子里——那可太不真实了。
我已经说过，像巴扎洛夫这一类型的人可能变成资产者，也可能变成博学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多半会变成革命家。屠格涅夫向斯鲁切夫斯基吐露他的心事时，说他想创造一个革命家典型。可是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家当然不会发这样的议论，说未来的农民能不能过比较美好的生活，与我们有多大关系。他们认为个人生活毫无意义，关键全在共同的胜利，他们不在自己个人问题上兜圈子，而力求达到社会理想。巴扎洛夫却不然，这当然是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的弱点；在这里，从巴扎洛夫背后，已经露出无神论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作者本人的面貌来了。
《现代人》方面的著名批评家安东诺维奇，[32]曾在《现代的阿斯莫德》一文中说巴扎洛夫这个人物是对青年的卑鄙的诽谤，可是其他的人，因为更靠近屠格涅夫从中摄取形象的那一群人的缘故，却满口称赞巴扎洛夫。如果屠格涅夫摹写巴扎洛夫的时候可能说得什么人的观点的话，那当然是皮沙烈夫型的人们的观点；可不是吗？正是皮沙烈夫才把巴扎洛夫看得高不可及，认为那恰恰是他皮沙烈夫本人所追求的正面典型的十全十美的体现。固然，当时皮沙烈夫所用的字句，在我们听来有点儿模糊。他说：
“面前没有任何崇高的目标，心里没有任何崇高的意图，但是拥有巨大的力量。”[33]
我们可以问一句：拥有巨大的力量而缺乏目标，缺乏目的，这大概是皮却林之类的人物吧？皮却林也有巨大的力量，可是没有目的，所以他才是多余的人。或许巴扎洛夫也是这样的人吧？然而各种情况都使我们认为巴扎洛夫并不是这样的人。固然，屠格涅夫让他死得太早了。对屠格涅夫来说，这么做比叙述巴扎洛夫的前途更容易些。他只能或者让巴扎洛夫继续发展，变成一个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大学者的典型等等，或者将他写成革命家。别的结局是没有的。于是……屠格涅夫趁着他年富力强，干脆把他消灭了。
照巴扎洛夫脚踏实地的情形看来，照他对空谈和多余的人的轻蔑态度看来，你们可以感觉到：他不是多余的人，而是俄国迫切需要的人，无论他承担下什么任务，他都会实事求是，用他那双坚强灵巧的手去完成它。因此，当皮沙烈夫那样描述巴扎洛夫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重点在“崇高的目标”这几个字上面：他认为他面前没有所谓崇高的目标，他不承认一切被当作人生之意义来谈个不休的东西，但是他拥有巨大的实践力量。他不作玄虚的妄想，却直接去动手工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这一点写道：“我们期待着这样的人物及其最豪迈、同时又最沉着而坚决的话语，从这些话中听不到理论对生活的退让，只听到一种论证，证明理性能够支配生活，人能够使他的生活和信念协调一致起来。”[34]
十分明显，凡是把巴扎洛夫当作自己的写照、对他表示欢迎的人，都看出他是一个清醒有用的工作者的典型，杜勃罗留波夫谈到这个典型时，说道：“人们中间的另一种社会典型——有着坚强的神经和健康的想象的实际的典型，已经出现了。由于前辈的劳动，这些人获得信念的时候，[35]已不像他们的先驱那末困难。他们环顾周围的世界，再也看不到前辈所醉心的模糊的抽象概念和幻象，只看到由血肉构成的真正的人，连同他对整个外界的现实而非虚幻的关系。”[36]
皮沙烈夫特别坚持的现实主义，在这里仍然被提到了第一位。
我还要引证克鲁泡特金的一段剀切中肯的评论：“‘虚无主义’宣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否定伪善的态度，但它只是向新的一代人过渡的因素，新人同样重视个人自由，可是同时，他们活着也是为了伟大的事业。”[37]
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活着不是为了伟大的事业，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了过渡的典型，他与其说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或者甚至皮沙烈夫本人，不如说更像后来的皮沙烈夫分子。要把巴扎洛夫真正写成六十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非表现他活着是为了伟大的事业、非让他变成革命家不可；屠格涅夫没有这份魄力。
我还想给你们引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评论。谁都不会怀疑斯特拉霍夫有什么进步倾向，[38]但是他对这个人物也非常注意，他写道：“忧郁的阴影，一开头就笼罩着这个钢铁般的人物，到最后变得更加浓密了。他死了，可是直到最后一瞬间，他仍然同生活格格不入，他曾经莫名其妙地同生活冲突过，生活又曾经用那么些无聊的事情去烦扰他，逼着他做出许多傻事来，终于使他为了一个微小的原因毁灭了自己。”
从这段评论可以看出，斯特拉霍夫是从另一方面去看巴扎洛夫的。左派批评家在屠格涅夫这部小说出版前和出版后，都断定其中有一个新的典型、适于生活的典型，而斯特拉霍夫却认为屠格涅夫不敢说巴扎洛夫适于生活。他的早死，据斯特拉霍夫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头上罩着一片乌云。为什么有乌云呢？因为俄国不需要巴扎洛夫！斯特拉霍夫暗示说这种人注定要灭亡，正如屠格涅夫本人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上所写的一样。我们也应该顺便提一提斯特拉霍夫的卓见：他认为巴扎洛夫是一个深刻的性格。例如，这样的见解是很精辟的：
“巴扎洛夫渴望爱别人。如果说这种渴望是表现为凶狠的话，那末，这凶狠只是爱的反面罢了。”
斯特拉霍夫的话有一部分正确。你们仔细想一想巴扎洛夫这个人物，便会感觉到，他凶狠是因为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斯特拉霍夫说，巴扎洛夫渴望活动，渴望执着于“事业”。
总之，人人都感到巴扎洛夫是文学中第一个正面的新人典型，不过仍然有些怀疑：为什么他那样古怪？为什么他的凶狠不下于皮却林？为什么一眼看不出他怎样抱了西瓜，丢了芝麻？为什么他要死？为什么他身上带着命该灭亡的烙印？于是人们用各种方法给自己找到了答案。他们多半说：他是一个正在前进、但是尚未达到目标的人。
我们也要指出另一个人物，他几乎产生在同一时期，我不知道，也无法说明，他是同巴扎洛夫无关的呢，还是可能受了他一些影响，那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面的人物拉赫美托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至少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引起了同样的注意，它的中心是阐明利己主义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在这里表现出，有理智的新人是怎样在世界上安顿下来的。可是因为小说出版的时候图书审查十分严格，自然不能把他们描写成真正的革命家，登场人物只限于一些似乎很先进的平庸知识分子。故事梗概是叙述一个女子嫁人后另有所爱，但是这个局面完全依照我们已经说明过的那种对利己主义的看法来解决了。前夫为了叫人误认为他已去世，故意隐藏起来，于是他就脱离了原有的夫妻生活（当时没有别的办法能给与他的妻子完全自由，使她同她更中意的人呆在一起）。你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特别的利己主义行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别林斯基觉得对贵族型知识分子为害最大的那些纠葛，在一个真正清醒的人却可以迎刃而解，并不是因为他遵照什么义务的指示，建立了什么新的道德体系，而是因为从他对生活和别人的合理态度中，自然而然得出了答案，这答案是由新人这一社会典型的全部本质所决定了的。
小说《怎么办？》的另一主要方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里面谈到了未来和社会主义，虽然他只在女主角的梦中谈到，有时出于譬喻的形式，不免稍嫌粗略。但是通过这些篇页，他毕竟让人了解到：他实际上是在讲社会主义英雄，讲革命家，只不过不能说得太露骨罢了。正是他们这批新人、新生活的建设者，才能终于使人获得社会主义胜利，即是使人人获得合理的幸福。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拉赫美托夫这个人物有很大的意义。拉赫美托夫跟巴扎洛夫一样大刀阔斧地处理所有的问题，跟他一样讨厌空谈，总之，他在气质上很像巴扎洛夫。他所举行的严格的禁欲主义，他借以磨砺自己的一切考验和艰苦的认历，使他比巴扎洛夫具有更多的自我锻炼的特点。如果不从这自我锻炼的气氛着眼去看拉赫美托夫，他就变得不可理解了。结果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明智的人物，他在掌握自然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极坚强的意志，人人都敬仰他，他有个小小的怪癖叫自己受一种奇怪的精神训练，他选择了各种奇怪的运动方式，为的是让自己能过尽量筒单的生活。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想用他说明极端的利已主义怎样会使人约束起自己来。据说拉赫美托夫这种人的利己主义能把一切化为意志，化为筋肉，把人锤炼成一架运用自如的机器，他对自己所负的全部任务，是自己变成最大的力量的源泉。
当然，如果不了解拉赫美托夫生活在怎样的气氛中，不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暗示的是什么，这个人物就变得近乎怪诞，毫无吸引力了。
但是，如果说，关于巴扎洛夫，人们已经证明过，屠格涅夫本人（不是在小说中，而是在书信中）也讲过应该把他理解为革命家，只是由于审查上的原因，作者没有道破而已，那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事情便更明显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探求新的生活制度的气氛，看到人们视为自己最高理想之体现的梦的气氛。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着：作者是在用这样的形式描写革命。
当时的读者无疑是知道拉赫美托夫式的人物的。拉赫美托夫是一个训练自己向专制制度作斗争、锻炼自己向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人。他要训练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和新生活方式创造者。如果我们这样看待他，才会对他充满热烈的同情。当然，屠格涅夫拥有更大的小说才能，所以巴扎洛夫是更生动的人物，可是拉赫美托夫却以无比的感情力量和明确的目的性吸引了我们，这些特点终于使他成为六十年代所创造的最高典型。
等我论及民粹派的时候，我要详细地谈到七十年代的特征，现在我只是大致说一说：革命的抗议并未被卡拉科左夫行刺后的反动局面所削弱，反而抓住了更广大的群众，演变成了后来的各种事件：到民间去和恐怖行为；革命的民粹派运动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打败。但是在思想上，这个运动早在它失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之后，就已转入低潮了。
屠格涅夫亲眼看见过这些过程，首先是亲眼看见过民粹主义的迷信怎样风靡一时。由赫尔岑播种、车尔尼雪夫斯基灌溉、杜勃罗留波夫培植的幼苗，到七十年代已经迅速地滋长成熟起来，成了只等收割的现成庄稼——民粹主义的神话，那就是：正因为俄国没有资本主义，才能希望它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革命。人们庆幸俄国没有无产阶级，却有公社农民，认为对公社农民只需要唤起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动精神，帮助他们“生下”农村所孕育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不是普加乔夫起义的重演，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据说我们俄国人瞧不起这一套——又决不会建立法兰西共和国之类，不：能够使农村幡然觉醒的革命，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只有加上无产阶级的因素，这个神话才会成为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是完全照另一种方式实现出来的，而且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间才实现，在第三个十年间的今天，也还在实现中，可是在当时，这个错误的农民式的神话却支配了所有的人心。
屠格涅夫对这种思想持否定态度，我们不应该责备他。这一次正确的是他，不是民粹派。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上说过：
“你们所崇拜的人民，是parexcellence保守分子，[39]他们甚至包含着穿光板熟皮袄、住温暖而肮脏的小木屋的资产阶级的胚胎，对一切公民责任和主动精神抱着厌恶态度，这一切比你描写西方资产阶级时所列举的那些非常准确的特点，还要严重得多。不用往远处找，看看我们的商人就行了。”[40]
这段话当然颇有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意味。不过要知道这里所指的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农民，因此，不相信（至少是不完全相信）是应当的。一切聪明才智之士都到此止步了。你们说得，别林斯基不相信，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敢相信，他曾经悲剧地思索一个问题：到底由谁来干革命呢？
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相信了这个神话。屠格涅夫清醒得很，他不相信。
我再说一遍：不相信群众的能力是屠格涅夫的特色，他离自由主义者比离革命家更近。可是问题不止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农村只有跟无产阶级走，才能踏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当时俄国差不多还没有无产阶级，谁也不大了解它的作用。如果无产阶级不领导农村，农村往那里走呢？只好跟富农走，跟商人走。因此，当赫尔岑和民粹派断言农村本身能决定它的社会主义面貌时，屠格涅夫正确地回答他们说：不对，农村有资产阶级，有未来的资产阶级制度。
但是屠格涅夫有个显著的特色：他并不怎么害怕资产阶级。他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欧主义者。当赫尔岑说西欧陷进了资本主义里面，西欧没有任何前途的时候，屠格涅夫却指出资产阶级正在文化和建设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就这方面说，他始终是站在别林斯基首先表明的那个立场上，因为别林斯基也说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之福。[41]
所有这些情况，必然会使屠格涅夫对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运动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而同时，七十年代的人对于包括赫尔岑和屠格涅夫这本人在内的先进贵族及其策略，也完全失去了敬意。他们走着自己的道路。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沿着六十年代的道路继续前进。屠格涅夫这次碰到的革命家是粗犷、耿直而狂热的人。当然，他们并不像屠格涅夫所描写的那样。有人说：正好在那个时期，总的说来革命已失去领导，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等等，因而屠格涅夫针对七十年代的人写了类似诽谤书的东西，仿佛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不能拿这一点替屠格涅夫辩护。屠格涅夫根本就不相信民粹主义，他对这个时期的活动家了解不深（你们知道，他对革命民主主义者了解得更少）。
他在长篇小说《烟》里面嘲笑了民粹派的戆直和狂热。在这里，我们突然从巴扎洛夫倒退到拉夫列茨基之前的立场上去了，因为这部小说的主角坡图堇说过：你们太冒进，你们想一下子解决关键问题；不行，还得再干几十年琐碎的工作，等等，坡图堇完全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有人会反驳我们，“难道我们不知道七十年代以后需要一点一滴的宣传、组织和文化工作，来替无产阶级打下基础吗？”
当然，坡图堇之类的人做过些零碎的工作，实行过零碎的改革，他们也有若干的贡献。可是一般说来，他们所做的小事，与其说加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准备工作，还不如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坡图堇所代表的人物当作我们的先驱，或者说不定还把这样的坡图堇当作我们的始祖。
屠格涅夫在小说《烟》里针对革命家描绘了一大套令人反感的讽刺画。[42]皮沙烈夫就这一点对他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
“我想请问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43]他写道，“您把巴扎洛夫弄到哪里去了？……难道您以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巴扎洛夫真的在1859年由于手指割破而死掉了吗？或者，难道他从1859年起蜕化成苹达索夫了吗？[44]如果他还健在，还是老样子（这是无可怀疑的），那末您怎么没有看到他呢？因为这等于参观博物馆却没有看到大象，[45]并且不是在第一、而是在第二次参观的时候没有看到它，这可太不合情理了。”[46]
这自然是所谓一针见血的话，一定会刺痛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的确，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第一次参观俄国这所博物馆的时候，已经看到巴扎洛夫，第二次参观竟没有看到七十年代革命斗争的整个主峰？
实在说，文学中根本没有真正的、完美的七十年代革命家典型。有些人——例如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47]和其他才力较差的人——曾经从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没有写出什么刻画入微的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来。屠格涅夫本来就对民粹派抱着否定态度。他不可能相信民粹主义理论，诚然不相信理论，他才能再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一运动及其参加者的缺陷和弱点，而他们所表现的优点，他又觉得很可疑，他只是通过妇女形象，表示了他对革命家的深深的敬意。
屠格涅夫本人对《烟》甚为不满，小说写成后不久，他便考虑要替自己恢复名誉，用别的方式提出革命家的问题。可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地》直到1876年才写成，1877年问世。我想，工作进行得如此缓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材料只能逐渐积累，而这本书又必须依靠活生生的材料的缘故。不过小说《处女地》出版以后，还是有许多人说它是一部取材于中国生活的小说，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则是因为屠格涅夫久居国外，只是间或回俄国稍作勾留。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他对许许多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屠格涅夫认为他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意义。例如，他在出书前一年写信给萨尔蒂科夫说：“我只能再说一遍：请等着看我的小说吧……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能把人们的心燃烧起来，谁知道呢”
1876年，他写道：“因此，不完成我的篇幅颇多的小说，我是不甘心离开人世的，照我看来，这部小说能解释许多疑惑，把我自己恰如其分地摆到我应得的位置上去。”[48]
这时候，屠格涅夫对于他创造了巴扎洛夫这个人物，开始懊悔了：“我国反动的坏蛋们抓住了我的‘虚无主义’这个词儿，可是滥用了它。”[49]
但是在一封信上，他却评论道：“我对不起巴扎洛夫，因为我写他的时候太客观，而任何新的典型都是需要几分理想化的。”[50]
这一切显然证明着：屠格涅夫希望迁就革命运动，可是没有能够完全迁就它。
1877年《处女地》出版，屠格涅夫又开始受人指责。他写道。“以前人家用棍子打我，现在是用树干来打了。”[51]
这部小说很不受欢迎。人们甚至说，它写得又乏味又不真实，证明了屠格涅夫的才力的衰退。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让我今天的读者念一念屠格涅夫的几部长篇小说，我相信他最喜欢《处女地》。这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引人入胜的小说。不过屠格涅夫对主角们和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很奇怪，一定会引起某种疑惑。
屠格涅夫针对反动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绘出了好几幅卓越的真实的讽刺画。他对革命家抱着极大的同情，他在他们中间寻找正面人物典型。他第一个动手描写七十年代革命家的生活。这一切必定会使反动阵营气得大哭大闹。但是革命家自己和社会上同情革命家的一部分人——在七十年代末期，他们是很大一部分人——却认为，屠格涅夫没有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他不了解他们，因此他们也指责他。在这一点上，很难说谁是谁非。也许，在许多方面还是屠格涅夫做得对。
《处女地》中的主要革命家典型——例如涅兹达诺夫——跟从前那些罗亭式人物的相似，引起了人们的惊异。作者自己和批评界都曾先后指出涅兹达诺夫身上的所谓忧郁症，那正是屠格涅夫责备贵族知识分子的地方。屠格涅夫认为当时的革命家——说得更正确些。当时的民粹派，具有一种两重性，他们不能脚踏实地担任工作，他们的行为中其实有许多做作的、幼稚的东西，所以农民常常取笑他们，不了解他们。屠格涅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怨恨的意思。他没有用讽刺笔法刻画涅兹达诺夫，却把他写得自有其可爱之处，使读者不能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然而你们会感觉到：他还是个“多余的人”。这叫人产生了奇怪的、不愉快的印象，尤其因为大家所期待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烟》发表以后不久，屠格涅夫本来说过，他将在下一部长篇小说中写出正面的革命家典型来。而这位革命家却对什么都不满意，尽是怨天尤人，他并不觉得他所做的事是对的，因为他做的事毫无结果。
可是，难道屠格涅夫就完全不对吗？难道民粹派没有蜕化，难道到民间去的运动不是终于无可避免地失败了吗？甚至从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的回忆录和客观证据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涅兹达诺夫之类的典型到处都能碰见，虽然他们自己以及后来他们的模仿者描绘这种典型时，却用了最优美的线条。自然，我们决不能说，当时一切杰出的民粹派领袖，包括舍己为人、始终不渝的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在内，全是涅兹达诺夫一流的人。但是屠格涅夫并不是非写个别的优秀人物不可。他只想写出七十年代末期的民粹主义者的典型来。
像平常一样，屠格涅夫在《处女地》里写过一个恋爱故事，给这部小说添上了恋歌的味道，使他的主角们卷入了复杂的男女关系之中。小说女主角玛利安娜是《前夜》里面的叶琳娜典型的延长。玛利安娜充满着投身于斗争的大志，她为自己寻找对象，结果找到了……涅兹达诺夫。叶琳娜一再物色对象，可是在俄国人中间找不到，只好选上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但是七十年代来到了，出现了民粹主义者，可惜民粹主义者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适当的类雄，然而玛利安娜这人物本身，这个女性本身——她没有明确的思想，屠格涅夫写她的时候不用克制他对浅薄的、教条式的民粹主义理论的反感，而只能叙说她的英雄主义感情——却写得很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玛利安娜始是一个最好的女性典型，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上一颗最明亮的巨星。
后来，在屠格涅夫逝世以后，发表了他献给彼罗夫斯卡雅的《散文诗》，[52]在那里，他以特别虔敬的心情，谈到了踏上艰苦的革命斗争道路的俄国妇女。[53]
不过，在关于处女地的争论中最有趣的是：整个知识界，从开头起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不了解沙罗明的性格。看来沙罗明似乎是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的实践家希托尔兹的延长。一个是俄国的理想主义者——极力想解决重大问题的涅兹达诺夫，一个是实践家——仿佛要求不高的、过于乏味的清醒人物。这显然是未来的资产者的原型，一个稳健谨严的公民，他以机械式的精确性估量他确实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如醉如痴的热情，也谈不上英雄气概。当时有许多人是这么理解他的，他们也许觉得惊奇，为什么屠格涅夫那样同情他，那样来写这部小说，竟使人感到沙罗明是胜利者。
不过应该承认，沙罗明这类典型还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他可能成为坡图堇之类的机会主义者也可能变成善于牟利的人。他最初会当经理，后来会当工厂老板，但是他永远熟悉他所做的事情。他可能走上这条路，也可能完全走上另一条路。
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批人，马克思主义有时成了他们的托庇所，他们因为对民粹派的空想感到绝望，才躲到那里去；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他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类似沙罗明的人物。沙罗明不是空想家。
顺便说一句：他跟民粹派之间的另一区别，是他所抓的面并不太广。他只愿意抓取能够抓取到的东西，可是他期待着更多的东西。他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活动范围。屠格涅夫还不敢而且不能彻底说明，这个新的社会典型将在其中施展才力的活动范围究竞是什么情形。
属于沙罗明典型的人又可能蜕化为孟什维克。他在这方面的条件也许最充足。不过，他也可能把清明的头脑和随着工人阶段革命行动而产生的强大毅力集于一身，如果那样，他就可能变成真正的革命家。
但是，在我们从屠格涅夫作品里所知道的当时一切新人典型中间，沙罗明，由于他的实践精神，由于他的勇敢和干练，却无疑是一个最有头脑和最有意思的人物。
《处女地》狠狠地打击了旧世界，同时也沉静、忧伤然而无情地斥责了民粹派。这部小说企图说明；屠格涅夫几乎视为俄国之化身的那个寻求英雄的姑娘，一定能够找到她的英雄。他不会是坡图堇之类的舍本逐末的人，而是很清醒、很慎重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者，就这一点说，他是近似巴扎洛夫的。可是，如果说巴扎洛夫额角上有一些恶魔的烙印，有一些孤傲和行将灭亡的烙印，涅兹达诺夫脸上也有同样的烙印的话，那末，沙罗明却没有这种烙印。你们会感到，屠格涅夫谈起俄国生活的时候，总是用他整个心灵预言着：俄国拥有一批清醒的工作者，这些清醒的工作者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道路，它接近西欧的道路，也是俄国必然要走上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相当长，目前还不很明确。
概括起来可以说，屠格涅夫——不仅作为文体家，而且作为心理学家、精于小说结构的专家，出色的社会艺术家，不仅可以置身于俄罗斯作家的前列，并且应该被推到一个首要的地位上去。我们认为屠格涅夫是最明智的俄国人之一，因为他虽然出身于贵族，却明白贵族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消亡，他用敏锐的眼睛注视着萌芽中的新的典型，终于在巴扎洛夫身上确定了这新的典型是什么，引起了全俄国的热烈讨论，尽管他在构思和写法方面都有不够的地方。后来他又继续观察这新的典型，企图在沙罗明身上，写出一个比普通伪民粹派革命家典型更高得多的形象来。他没有写出七十年代人的正面典型，却跳到未来，跳到八十年代去了。虽然这里有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虽然屠格涅夫只是把西欧当作一个整体来了解，没有看到西欧的深刻的阶级对立，可是同时，屠格涅夫却否定了仅仅寄希望于农民的主张，肯定俄国所走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西欧文化，这两点，再加上他那出色的、天才的、正直的现实主义，便使他能够说出许多真理来了，因此，我们应该对屠格涅夫作一番非常精密的估计。
从前社会革命党型的革命家和整个俄国知识界常常慨叹道：“唉，屠格涅夫，如果他有什么令人赏叹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紫丁香花园、穿薄纱布衣裳的小姐、诗情画意的贵族庄园。当然，他一谈起社会问题，就只会讽刺，他对革命更是一无所知。”我们也不否认文学中有歌声美妙的夜莺。可是我们尤其尊重屠格涅夫的磅礴的才智、敏锐的眼光、预见的能力、以及社会观察家的正直态度。当我们对我们的新进作家提出口号，说他们必须向古典作家学习平易而又传神的语言，学习观察生活的敏锐眼光的时候，在这些古典作家中间，屠格涅夫是占着——并且是很正当地占着——一席光荣的位置的。
[1]本文是1924至1925年间作者在斯维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讲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记录，初次发表在1937年第二期《文学批评》杂志上。
[2]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是俄国对英法土三国联军的战争，结果俄国大败。
[3]卡拉科左夫（Д.В.Каракозов，1840——186），莫斯科大学学生，1866年在彼得堡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未果，当场被捕，同年被处绞刑。
[4]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5]即黑土地带。
[6]“领有企业”是使用农奴劳动的企业。
[7]罗斯托夫采夫（Я.И.Ростовцев，1803-1860）曾一度接近十二月党人，后叛变，历任政府要职，在他参加废除农奴制度的准备工作时，主张对农民稍作让步。
[8]这篇文章题名《三年以后》，1858年作，“你胜利了，加黎利人”其实只是其中的两句话。
[9]容科夫斯基（А.М.Унковский，1828-1893），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0]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是沙皇在废除农奴制的宣官与法令上签字的日子。
[11]改革时，地主故意保留了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间的交错现象。地主的土地常以长条形插入农民的土地，把它弄得四分五裂。农民为了便于耕作等等，不得不出高租，向地主租下这些“插花地”。
[12]米海洛夫（М.Л.Михайлов，1829-1865），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政论家，翻译家。因草拟和散布革命传单，于一八六一年被捕，死在流放地。
[13]谢尔诺—索罗维耶维奇（Н.А.Серно-Соловьевич，1834-1866），六十年代的秘密革命团体“土地与意志社”的组织者之一，一八六二年被捕。
[14]波别多诺斯采夫（К.П.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1907），极端反动的黑帮分子，曾长期组任宗教院院长，亚历山大三世政府影响甚大。
[15]德米特利·托尔斯泰（Д.А.Толстой，1823-1889），反动政客，曾任宗教院院长、教育部长、内政部长等职。
[16]彼斯捷尔（П.И.Пестель，1793-1826），十二月党领袖。
[17]指一八六一年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
[18]典出克雷洛夫的寓言猴子和眼镜：有一只猴子，年老的时候目力衰退，去配了几副眼镜，可是不知道如何使用，结果把眼镜摔破了。
[19]谢尔贡诺夫（Н.В.Шелгунов，1824-1891），革命民主主义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20]即列宁。
[21]从我的讲义中可以看出，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普希金也还保持着他的全部意义。——卢那察尔斯基注。
[22]指爱自由的思想。——卢那察尔斯基注。
[23]显然是指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俄共（布）第十三大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出版问题。——原作者注。
[24]热里雅包夫（А.И.Желябов，1850-1881），杰出的民粹派革命家，因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被处绞刑。
[25]谢列（А.К.Шеллер，1838-1900），小说家。米海洛夫是他的笔名。
[26]布拉果斯威特洛夫（Г.Е.Благосветлов，1824——1880），政论家。
[27]1859年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去伦敦会见赫尔岑。
[28]斯鲁切夫斯基（К.К.Случевский，1837-1904），诗人，屠格涅夫的朋友，这封信写于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四日。
[29]指巴扎洛夫。——卢那察尔斯基注。
[30]法语：相等的人。
[31]卢那尔察斯基只引了个大意。屠格涅夫的原文说：“我却特别恨这个最后的农人，不管他叫费立卜或是西多尔，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本来他为什么要谢我呢？唔，就算他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从我的身上要长起牛蒡来——以后又怎么样呢？”（见《父与子》第二十一章）
[32]安东诺维奇（М.А.Антонович，1835-1918），民主主义启蒙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及自然科学家。
[33]见巴扎洛夫。
[34]见论尼·奥加辽夫的诗
[35]指摆脱了保守传统之束缚的世界观。——卢那尔察斯基注。
[36]见《去年文刊琐事》。
[37]见《革命家手记》。
[38]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1828-1896）政论家，批评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下面的引文出自他的论文集《论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
[39]法语：天字号的。
[40]见1862年10月8日屠格涅夫给赫尔岑的信。
[41]按别林斯基一方面认为俄国必须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也着重指出过资产阶级进步的两面性，批判过资本主义制度。
[42]据屠格涅夫自白，谷柏廖夫的原型是奥加辽夫。
[43]即屠格涅夫。
[44]苹达索夫，《烟》里的一个赌棍。
[45]典出克雷洛夫的寓言《好奇的人》：有一个人去参观博物馆，看见了蝴蝶、甲虫等等小动物，却没有注意到一只大象。
[46]见1867年5月31日皮沙烈夫给屠格涅夫的信。
[47]克拉夫钦斯基（С.М.Кравчинский，1851-1895）著名的民粹派作家，斯捷普尼亚克是他的笔名。卢那察尔斯基这里所指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安德烈·柯茹霍夫》（1889年），其主角为一民意党人。
[48]同上信。
[49]同上信。卢那尔察斯基只引了个大意。
[50]这段话并非出自屠格涅夫的书信，而是出自他的《关于<父与子>》一文（收在《文学回忆录》中）。卢那察尔斯基只引了个大意。
[51]见屠格涅夫给诗人波隆斯基（Я.П.Полонский。1819-1898）的信。
[52]索菲亚·彼罗夫斯卡雅（С.Л.Перовская，1853-1881），著名的民粹派女革命家，因参加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事被捕牺牲。
[53]指1878年5月所写的散文诗《门槛》；屠格涅夫根据他对民粹涨女革命家薇拉·查苏里奇审判案的感想，写成了这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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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与四十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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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与四十年代的人[1]
卢那察尔斯基1924-1925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三十年代是在一个特殊的标帜下过去的。先进贵族知识分子革命情绪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被击退，[2]这个时期的优秀人物沉溺到内心生活中去了。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美丽的灵魂”，于是就在来源相近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强烈影响之下，大大地偏向神秘主义方面去了。但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本身以及在四十年代同他们相汇合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终于抛开内在的自我修养工作，登上了广泛的社会活动的舞台。四十年代是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互相斗争这一标帜下过去的，同时，如果说斯拉夫主义没有在我国社会史上起过特别的作用的话，那么西欧主义，从历史上看，却无疑地代表着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后来从西欧主义中产生了革命的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自然，每一个像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广泛的社会现象，首先都是社会经济原因的产物。当寄希望于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壮观的浪潮涌现出来时，才可能有民粹主义，当无产阶级出现在舞台上，带来了跟它有关联的种种希望时，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不过在思想史上，从新的社会形态中成长起来的思潮，通常总是同最接近的过去的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然，在四十年代，既没有真正的民粹主义，更没有马克思主义，然而四十年代最左的黑格尔信徒不能不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本人便来自黑格尔左派；至于比马克思主义出现得更早的民粹主义，它也不能不跟某些最相近的、虽然日后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探索和倾向——跟四十年代一部分自由主义唯心主义者的原则结下深缘。
在这部简短的文学史里，我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文学方面。因此我觉得完全可以搬开巴枯宁。但是我应该详细谈一谈赫尔岑和别林斯基。
赫尔岑还是一位小说家；可是我们并不把他的小说同他的社会思想截然分开，因为我们把每个小说家都看作特殊的社会学家，只是他的社会思想反映在特别的形式——艺术形式里面罢了。我们在赫尔岑的作品中看到许多表现得鲜明而直率的社会学材料。赫尔岑首先是社会学家兼政论家，其次才是小说家，他的小说都被鲜明的政论的火光照耀着，这是他跟果戈理——譬如说——不同的地方，果戈理首先是小说家，其次才是政论家，而且是思想不够明朗的政论家、思想暗晦的政论家。
至于别林斯基，他却同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能把这样一个大批评家从文学史上勾掉。次要的批评家我不想多谈，可是说明别林斯基的活动，却完全应该是这门课程的任务之一。
巴枯宁、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是四十年代我国贵族知识分子和某种程度上的平民知识分子中间的所谓西欧派的领袖与主要体现者。西欧主义是一个颇为猛烈的革命的升扬。归根结蒂可以说，别林斯基已经指出了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赫尔岑指出了未来的民粹主义，巴枯宁不仅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甚至也为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打下了基础。从这个山脉中流出几条哗哗奔泻的大河，后来在社会上起过巨大的作用，而四十年代这个山脉的本身，又是直接从三十年代伸展来的。可是前面说过，三十年代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以必须在三十与四十年代之交来一场变革，必须从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进展到提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种进展也反映在文学中。
我们已略微提到露面比较晚的各个作家，首先是莱蒙托夫。莱蒙托夫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典型，他与神秘主义不无关系，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典型人物，但是我们已经能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社会性的因素了。他从那些希望成为优秀人物、因此也希望进步和建立美好生活的人的艰苦处境中寻求出路，然而他找不到任何的途径，却碰到了专制政治和农奴制度的铜墙铁壁以及祖国文化的落后状态。这在他心里引起深深的痛苦，而这痛苦又产生了革命的反光、革命的反响，虽然莱蒙托夫没有能够将这一切凝聚起来，使它变成具有明确的革命性的真正的抗议，这也许由于他死得太早的缘故。跟早死的莱蒙托夫不同，有些三十年代的人后来变成了四十年代的人，他们也是从创造自己的美丽的灵魂开始的。例如亚历山大·赫尔岑，我国文学中最大的天才之一，就把他的整个青春时代献给了这件事情。
亚历山大·赫尔岑同他的堂妹娜塔丽亚·查哈琳娜——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的私人通信，[3]被认为是我国文学中最美丽的作品之一。这些书信确实闪耀着非凡的美：其中充满了青春的气韵、深刻和正直的精神、对自己和别人的遭遇的深切关怀。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再好不过的人。可是这两个好人在我们心里引起了某种不满，因为他们好是好，却叫人有点见腻烦，他们像一对小鸽子似的喁喁私语，全不注意自己周围多么肮脏，他们太沉溺于内心生活，不断地说着各种宗教性的话语，等等；这一切都是用玫瑰色的颜料、用金箔描绘出来的，在今天，这一切令人想起了他们在爱情的复活节餐桌上所摆的彩蛋和糖衣面包。
然而赫尔岑是卓越挺拔的人物，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这牧歌的境界中，老像这样喁喁私语，让自己的年轻的心灵保持着音乐般的和谐情调。他很早便开始有了社会觉悟。如果从他个人的传记里去寻求这种表现得很早的反抗精神的原因，也许会发现下面的事实在其中起过不小的作用：赫尔岑是一个大地主同德国籍家庭女教师所养的私生子，这个大地主始终没有让他取得合法地位。这种在当时看来是不正当的地位，不能不对他终生影响。可是屈辱的种子落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上面。赫尔岑是个非常好动和热情的人，同时又拥有辉煌的智慧。如果说在对周围事物的理解上，赫尔岑究竞没有达到别林斯基所达到的高度的话，那么原因并不在于他缺乏才气，倒也许在于赫尔岑虽然是少见的光辉的人物，却毕竟是一个地主，他太爱玩赏他的智慧的光芒，他的思想中精微之处太多了。您读别林斯基的作品的时候，不论他的辞句多么热情和美丽，总不像赫尔岑那么叫您入迷。您永远不会觉得别林斯基在炫耀他的文笔。在他，这是像火山的熔岩一样，自然而然地喷射出来的。我们不能想象，当别林斯基写那些不预备发表的文字时会改变他的风格。赫尔岑却喜欢显露光芒，也乐于知道自己在显露光芒，他要表现和修饰自己，他有一条异常鲜艳华丽的孔雀尾巴，他喜欢展开来迷惑读者，同时这条“尾巴”的颜色非常高雅，而且变幻无穷。这不是虚浮的、恶劣的自高自大，也不是一心想要掉枪花，赫尔岑是从丰富多彩的智慧中展示他自己，这是一种灵智的北极光。不过自我欣赏的态度也妨碍了他去达到最大的深刻。他所引起的兴趣之广大，他所涉及的现象与学理之多，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我们在俄罗斯文学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渊博和辉煌，可是这稍稍损害了他的深刻。我决没有做出结论说，仿佛赫尔岑并不深刻。我只是说：稍稍损害了他的深刻。赫尔岑常常是极深刻的，这从我们的简短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
赫尔岑从小就对自然科学感到浓厚的兴趣，这在当时看来是很稀奇的事；在那个时代，人人都醉心于唯心主义哲学。三十年代革命爆发的时候，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一起，郑重地宣誓说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去同专制制度斗争。赫尔岑热烈欢迎1830年革命，他写道：“……在讨论中和文学中，开始有了一种热烈的革命的气息……我们始终注意着每一个字和每一次事件……我们不仅熟悉当时所有的活动家（自然是急进的活动家），并且热爱他们，保存他们的画像。”[4]
柯斯久希科领导的波兰起义发生的时候，[5]赫尔岑简直对柯斯久希科入了迷。他对柯斯久希科了解不多，从波兰传来的消息又极少，他自己又还是一个十足的小孩子，但是他已经把柯斯久希科奉为真正的神明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在他心中产生得多么早，在别人，这一点直到三十年代末期还不很显著呢。
在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中有这样的句子：“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仍然是摆在革命与科学的道路上的试金石。”[6]
这句话对他有极大的代表性。当时“现实主义”是被当作一个很坏的名词使用的，赫尔岑却认为重要的不是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脱，认为理想主义应该同现实主义相结合，即是同对待事物本身的爽豁清醒的态度相结合；这一点一下子就给我们征明了赫尔岑打的是怎样的旗帜。
赫尔岑于1835年被流放，不是因为他有过什么革命行劲，而是因为政府过于偏狭，它刚打听出有一个大学生团体，打听出其中有一个亚历山大·赫尔岑敢于就各种有干官府禁令的问题乱发议论，马上把他逮捕和流放了。他在流放地呆了六年。
在流放中他认识了建筑师维特别尔格；[7]这位建筑师拟订过修建救世主基督神殿的著名计划，可是被当时的专制政府否决了。赫尔岑根据维特别尔格的话描写过这个设计图案。那真正是一座神奇的建筑，不过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维特别尔格文笔很好，又擅长词令，他是一个热情的神秘主义信徒，神秘主义的重要体现者之一，赫尔岑差点儿对他着了迷，因为他本来很容易入迷，但是他幸好没有受害，在《往事与回忆》中热烈称赞维特别尔格的一章里，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声明：“我命中注定升不了三重天，我生来是一个十足的世俗的人。”
你们可以看到，赫尔岑年轻的时候，对于把他引向宗教的和半宗教的理想主义或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意图，始终抱着抗拒的态度，虽然那时这种主义拥有不少的信徒。如果说当时社会主义正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那只能是带宗教味道的社会主义。
同一时期，赫尔岑写了从文学观点看来是拙劣的、索然无味的剧本《李齐尼》[8]。在当时所有的作家，例如普希金、格利鲍耶陀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里，我们都能碰到诉说他们的境遇如何恶劣的哀伤的自白，因为他们出生在那么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的俄国。这是无可依靠的孤独者的觉醒的悲剧。这等于一个人感觉自己是离开了手足的脑袋，脑袋能够思索，可是不能在空间活动，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反映在行动上。赫尔岑借着主角李齐尼的嘴说了这样的话：“也许，等后代出世的时候，他们会有信心，有希望，他们会看到光明，饱享幸福，也许是这样。我们却是来自过去而又达不到未来的中间环节。对我们来说只有黑夜，既不见落日的余辉，又看不到东方的熹微的红光。幸福的子孙啊，你们不会了解我们的痛苦，你们不会了解：任何繁重的工作，任何剧烈的痛苦，都比无所事事好。”
莱蒙托夫也写过几乎同样的话。他说：“不，命运压制不了我的积极精神。”优秀的人们希望做一点什么。但是无事可做。
可是四十年代来到了，总的变革开始了。变革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俄国在输出方面开始有一些起色，俄国的工厂迅速地增加起来。例如，1843年，曾经访问过俄国的哈克斯豪森男爵写道：“近来俄国在工业上有长足进步。大部分贵族变成了工厂主。莫斯科从贵族城市一变而为工业城市了。”[9]
眼光最敏锐的俄罗斯作家们也看出了这一点。
我要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斯拉夫主义者基烈耶夫斯基，另一个是西欧主义者赫尔岑。
基烈耶夫斯基写道：“农村关系中原来的自然性被工业的紧张气氛代替了。”[10]
赫尔岑也顺便指出过：“地主从贵人变成了工厂主。”
人人都看出了这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即是开始于三十年代末期、包括了整个四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相当迅速的发展，对于死气沉沉的尼古拉俄国又是一个特殊的酵母。那时候无产阶级还根本没有被提到第一位来，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无产阶级：但是工厂和货币经济的出现的本身，大大地影响了农奴制度，动摇了农奴制的基础。资本主义精神要求有空闲的人手修筑铁路，建设工业，它要求土地本身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更完善的工具等等，它开辟了信贷和销售的可能，这一切，终于使地主本身资产阶级化了。当然，又过了许多时候，俄国还是有地主留存下来，他们决没有成为工厂主，却坚持着完全不同的立场，可是有许多人当时早已成了国际市场中的粮食生产者，就这方面说，其中的许多人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资格，被拉进资本主义经济周转中去的。
地主对这件事究竟抱什么态度呢？一部分地主不仅是反动的，而且还有十足的自由主义分子，对这个现象抱着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新的战场上，他们感到自己武装太差。住在庄园里，打打农民，向农民大肆勒索，这倒是简单，甚至不需要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比较好的主人当然还关心自己的家务，没有变成恶霸和败家子。不过一般地说，事业都经营得不合理，很糟糕。当一切都跳不出家庭消费的圈子的时候，管理家务倒容易；如果要同真正的商人竞争，可叫所有的人大为不安了。有人已经证明靠农奴制劳动不会有前途，因此那些死死抱住农奴制度的地主感觉自己的末日来到了，他们怨气冲天，他们美化农奴制度，极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保护它。这一切比任何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一些人虽然认为农奴制度对他们实际上几乎是有损无益，还是不免暗自忧虑，不知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会怎么样。他们希望保存一向建立在农奴制度上面的生活基础，唯恐去动摇它们，唯恐它们垮下来，因为跟资本一接触，这些全要完蛋。斯拉夫派就是站在这个立脚点上。斯拉夫派地主是“土包子”。阿克沙科夫全家都是离不开土地的人。[11]一切重要的斯拉夫主义者如霍来雅科夫、[12]基烈耶夫斯基兄弟[13]，都是住在领地上的地主，他们对于周围发生的事件非常惊慌。可是斯拉夫主义者多半有某种程度的“人道精神”。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乌瓦洛夫提出了三位一体说：正教、专制政治和国粹主义。[14]于是人们挖空心思来证明：这三条原则是多么神圣，遵循这些原则又是多么必要。顺便提一句：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极度的爱国主义自夸。人们对俄国大大落后于欧洲的事实熟视无睹。历史家波果津叫嚣道：“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由天意支配的，俄罗斯民族尤其如此。”[15]许多社会活动家加入了这一派：谢维廖夫，[16]丑恶的典型、实际上是特务的法杰依·布尔加林。[17]他们达到了多么无耻的地步，从下面的事情也可以看出：灯塔报这样发过：“如果俄国再多出几个普希金，俄国非灭亡不可。”[18]
但是地主阶级不能老站在这种立场上。它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左翼，这个左翼妨碍了它。
四十年代的时候，斯拉夫派建立了一套实质上是农奴主的、可是装饰得很漂亮的、金玉其外的理论，连正牌的玄学家都可以接受它。这些有才能的地主为了替他们所过的生活辩护，不得不花费许多心力。
你们应该记得，地主在庄园中不只是鞭打农民。地主庄园成为引起诗人循环不息的灵感的一个对象，不是没有理由的。住在地主庄园中的人过着豪阔富裕的生活，他们从外国聘请了男女家庭教师来教育孩子，他们从小摄取了欧洲文化的成果，他们在那里弹琴消遣，阅读各种文字的诗歌，彼此恋爱，在稠李树下喁喁情话，等等。在这宾客盈门的舒适的环境中，开出了美丽的文化的花朵。当然，也有许多叫人望而生畏的粗野的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上活像凶猛的野兽，但是就在他们旁边，却住得有文雅的哲学家、诗人和他们那一群忧郁的妻子、爱幻想的女儿，等等。在这些美丽的庄园、美丽的客厅和花园中，在这个高雅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受人宠爱的文化，不久以前还为很多杂志所津津乐道。实在说，当时的文化存在哪里呢？当然是在庄园里，此外就是在这斯科和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里，俄国其余的地方并没有什么文化。可是要维护自己过高雅、富裕、美好的生活的权利，总不免于心不安，因为这种生活是靠剥削那些穷得惊人、被作践得毫无办法的农民换取来的。但是斯拉夫派承担了这个工作。
他们宣称有两种力量，两种因素——俄国和西欧。可诅咒的西欧首先贪婪地追求利益。因此它才希望掌握技术，发展表面的工业文化。从这个角度看，要诅咒西欧是太容易了！“谁都知道狼是贪心的。”[19]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资产阶级的特性的时候，曾经说它又俗气又无耻。资本家——商人、无知的生意人取消了全部诗歌，把一切都换成金钱。
可是除此以外，斯拉夫派不愿意看见西欧的任何其他东西，他们不愿意看见资本主义因素带来了一定的政治自由、对精密科学和强大的技术的注重、进步。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些方面，斯拉夫派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加以否定。照他们的意见，西欧的爱自由的精神和革命精神都源于名利思想：人人都想尽快地为自己建立美好的生活，所以谁也不安于位，大家都往前冲，结果是拥挤、混乱，因此欧洲的政府经常更换，那里经常弄得乱七八糟。西欧已经连根腐烂，眼看要毁灭了！
俄国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俄国是国泰民安，更要紧的是得天独厚，因为事情很明显：上帝是保佑我们伟大的罗斯的。如果西欧要自救，只能向俄国诗人学习，立一个俄国式的奉天承运的专制君主。最重要的是秩序！斯拉夫派本来应该说明：维持这个秩序的是宪兵、军棍和苦役：但是他们一字不提。固然他们有时候也悄悄地谈起过，可是这种放肆的态度没有受到纵容。他们只宁愿说：罗斯已经达到那样的境界，谁也不追求名利，人人都安于上帝派定给他的位置。原来我们俄国人充满着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只应该完成我们所禀受的天命：你是沙皇，你就统治，是地主，就干地主的事，是作家，就管写作，大家各守本份，虽然守本份对农民很痛苦。人人安于其位，整体才显得完善。如果小脚趾硬要当鼻子，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你们想想，如果每个器官都要改善它的地位，人身上会产生怎样的混乱？社会应该是有机体。俄国更是真正的有机体。你们说俄国在打瞌睡吗？它没有打瞌睡，它是太平无事。问题便在这里。因此斯拉夫派恨透了彼得一世。照他们的意见，彼得一世是想对西欧资本主义精神大大开门的第一个人。他们不希望这样，他们要倒退。
可见斯拉夫主义是地主对于自己受到干扰、自己的宁静遭受破坏这件事的最强烈的抗议。
还有一批极右的斯拉夫主义者，简直接近了黑帮主义；从斯拉夫主义到黑帮主义的转化好比“桑让”的变色，[20]人们很难看出斯拉夫主义者和黑帮分子之间的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是斯拉夫派中间也有左的部分，他们的“旗帜举得很高”。霍米雅科夫和阿克沙科夫都在某些场合表现过自由主义思想。他们说他们实际上把人民看得高于一切，他们甚至承认农奴制度已经过时，认为必须削弱或废除它，——不过人民还是得像原先那样驯良、那样乖觉，社会的金字塔不能因而遭受一点儿破坏。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认为贵族阶级有许多缺点，承认许多地主把事情弄糟了，也承认有恶霸地主存在。恶霸地主必须清除，为堕落地主开脱是不行的。地主应该记得他是上帝派定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这一点，好像站在说教台上的神父一样。
至于专制政治，左派斯拉夫主义者因为要打退西欧派的进攻，也不便隐瞒尼古拉一世及其制度是靠棍子来维持的制度。于是他们为了同他们自己的时代对照，提出了“温厚的沙皇”阿列克塞·米海洛维奇的被理想化了的俄国——莫斯科罗斯，[21]在莫斯科罗斯时代，人们穿着庄严的服装，戴着庄严的帽子，做什么事都得划十字，仿佛真是存在过一个风调雨顺、君民一家的特别的、太平的罗斯似的。当然没有那回事。卡拉姆辛曾经竭尽所能用艳丽的色彩去描绘古代罗斯，可是毫无用处。但是斯拉夫派毕竟需要造出一个理想、一个黄金时代，才能吸引广大的公众。由于他们不敢议未来（因为他们不得不否认任何的变革），只好向过去寻求理想，并且竭力使它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以便从攻击这个俄国，宣称俄国是监狱、俄国是可耻的国家的西欧派领袖手中，至少夺取一小部分群众过来。第一个西欧主义者恰达耶夫喟然感叹过：俄国的过去是耻辱的，现在是可怕的，未来是展望的。就对祖国绝望这一点来说，有些西欧主义者未免做得过火，他们对俄国提出起诉书，同时极力为西欧辩护，以至斯拉夫派很难反驳，而只能闪烁其辞。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这斗争，建立了实际上极不牢固的斯拉夫主义的空中楼阁。
斯拉夫派在艺术领城内的创造比较少。老阿克沙科夫写过几部出色的、纯然是地主的作品——《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时代》、《渔夫手记》之类。以文笔而论，这些东西都写得很有趣，可是其中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只不过是地主的回忆录罢了。他们拥有几个诗人；独树一帜的大诗人丘特切夫也稍微倾向他们那一方面，[22]霍米雅科夫写过诗，有时竟是很高贵的诗。但是一般说来，斯拉夫派没有出过伟大的作家。
那么，西欧派是什么呢？西欧派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流派。加入这一派的也有一部分地主，他们希望转到货币经济上去，认为如果他们拥有的不是农奴，而是缺少土地、同时廉价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农民，他们可能获得更多的进益。有工厂的地主特别需要这个。凡是要求俄国进步的人都倾向西欧主义。但是西欧派也像斯拉夫派一样，仍然需要把自己的立场理想化。正像斯拉夫派必须凭空想出一个过去的美丽的俄国那样，西欧派也不能说：你们看，西欧什么都好。他们看到西欧并不是什么都好。可是他们说：你们看，西欧发展得多快，你们看，西欧进步得多快。西欧最好的因素，是对法国革命的原则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他们更进一步，采取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极端的立场，而采取当时资产阶级的极端立场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这种社会主义者其实并不是最早的无产阶级颁袖，只是最左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欧派的思想终于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一致了。圣西蒙型的空想能会主义者希望用各种方法为工商业家的立场辩护，同时战胜地主阶级残余和从革命中残留下来的一部分旧制度。因为在地主的世界观同新的革命原则之间经常进行着斗争。圣西蒙在他关于未来发展的辉煌远景中没有摒弃资产阶级，而是以他的辉煌的能力，描写了某种最能令人满意的资产阶级制度、仿佛是从资本主义的科学本质和科学化的工业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制度。在他那生产者的社会中，学者应该占有主要的、最高的地位。学者们组成一个总管全局的学院，——除了科学，除了有知识的人，谁能管理呢？这样，为首的是有知识的人，他们管理整个社会。此外还要加上一个艺术学院，——艺术家善于美化生活。学者管平日的生活：节日、娱乐和休息则由艺术家负责，他们会点缀生活。社会的其余部分包括有工业巨子，即是资本家、企业家，圣西蒙把他们描写成了富于创业精神的人、气魄宏大的人、得力的人：因此他们会获得优厚的报酬，他们仿佛变成了为全社会服务的资本家，其次才是无产阶级，照圣西蒙的说法，无产阶级应该过合理的生活。社会的愿望，是让它最后一个成员也能丰衣足食。
我们读圣西蒙的著作的时候，常常以为那首先是针对资本家说的，实际上并不是针对资本家，而是针对僧侣和地主、针对旧世界说的。对于这，旧世界的著作家回答道：你们那里又干了什么好事呢？在你们的工厂中，童工受到残酷的剥削，你们那里是市侩气笼罩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人类在公共福利方面难道有了进步吗？于是资产阶级左派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进化，他们已经达到圣西蒙主义式的空想了。
俄国的资本主义辩护人同资本主义没有联系，而是纯粹的思想家，他们为西欧辩护，希望不仅打开彼得一世留出来的窗子，[23]还要打开一扇宽阔的门。不过他们首先应该证明西欧是洞天福地，而如果不看到西欧所向往的最完善的办法，便不可能证明。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赫尔岑会对圣西蒙主义充满由衷的崇敬的感情。皈依这个主义的一切地主如赫尔岑、奥加辽夫或格拉诺夫斯基教授，[24]都是脱离了土地的人。他们正好是城市的居民。格拉诺夫斯基教授等或许也在什么地方拥有一批农奴，但是在他们看来这并不重要，在这些人看来，重要的是他的讲席、他们的著作。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与其说是地主，远不如说是作家。同他们接近的是俄国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第一批人物，例如研究艺术史问题的高人出身的鲍特金。[25]同他们接近的还有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因此，整个说来，聚集在西欧主义旗帜下的都是市民。
可是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果。斯拉夫派已经瓦解，其中最左的分子不能不向政府作斗争。西欧派内部也发生了争吵和分歧。西欧派很早便分裂成了以格拉诺夫斯基为首的真正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以赫尔岑与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派。虽然如此，赫尔岑却在一八四三年出人意外地写道：“我们的情况没有出路，因为它不正常，因为历史的逻辑证明我们脱离了人民的要求，我们的事业是一种无望的苦难。”[26]
他们没有用武之地。谁也不能满足于这一点：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孩子，我们正在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些人根本不喜欢资产阶级。他们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可是却充满了法国革命原则的精神，欣然接受了最高形态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在宪兵统治下的俄国怎么办呢？来一个倒退，仍然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去吗？去创造自己的美丽的灵魂吗？赫尔岑回答道：“一个人如果被这内心世界的魅力所诱惑，对外在世界熟视无睹，逃到自己内心深处去，以痛苦为快乐，对这个必然要把他毁灭的火焰加以爱护和维持，那么他可太不幸了。”可见逃到这里也不行。从此烦恼下去么？莱蒙托夫便是如此，终于被不满的火焰毁灭了的。赫尔岑却不愿意这样。此外又似乎无事可做。
因此才产生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别林斯基和“最革命的”巴枯宁突然——虽然是暂时地——同现实妥协了。巴枯宁写道：“我仍要希望新的一代最后能习惯于我们美丽的俄国现实，”即是习惯于尼古拉时代的现实！别林斯基写过谈鲍罗金诺战役的文章，[27]他也向现实低头了。他说：你算什么呢？你也是个人物吗？……你没有好好识过黑格尔的著作，竟敢胡乱批评现实——这个客观上决定你的命运的汪洋大海。谁要是不向现实屈服，谁要是冒冒失失反对它，它就把他在路上压得粉碎。
许多人简直认为这是别林斯基的失节。可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人们希望工作、行动，而不愿幻想或者抱怨：唉，我们生不逢辰！然后用绸手绢互相擦擦眼泪。那么他们干什么好呢？适合他们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自杀吗？然而他们是坚强的人。于是他们只好克制着自己，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一条通往现实的道路。有什么办法呢？——胳臂扭不过大腿。况且墨格尔说过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我们就努力去和解，戴上这么付眼镜，使自己觉得尼古拉一世的制度是“俄国自己”的制度，因而是适于俄国人的制度，使自己觉得这个可怕的东西是正当的、我们应该向它屈服的东西吧。你们可以看到，许多努力屈服的人果然屈服了，在这上头把自己毁了。别林斯基看了又看，换了好多付眼镜，百般迁就，但是于向现实的丑恶的脸上啐了一口。
赫尔岑也感觉有必要去触摸他脚下的坚实的土地，不过没有迫切到要设法和解。他说过：“我只宣传一种和解——无限的仇恨。”这是赫尔岑的特色：他从来说有妥协过。后来别林斯基抛弃了谈鲍罗金诺战役时的立场，来到赫尔岑面前，向他忏悔了。[28]此后一直到别林斯基逝世为止，他们都执行着同一条路线。他们不仅达到了黑格尔左派，而且正是赫尔岑给别林斯基指出了继续前进的道路，通往费尔巴哈，即是通往马克思主义边缘的道路。别林斯基只来得及承认费尔巴哈，赫尔岑超过了别林斯基，他整个晚年都站在费尔巴哈的标帜下面。在那个时代，要超乎费尔巴哈之上是不可能的。别林斯基死于1848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写成的那一年，所以他不可能读到和接受它。赫尔岑享寿比他高。
赫尔岑流亡到了国外；他出国时以为那里会立刻发生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计划。革命果然来到了。赫尔热烈地欢迎它。但是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紧接着却是六月的日子，[29]那时无产阶级试图建立一个“社会共和国”可是被资产阶级击溃了。资产阶级以赫尔岑最憎恶的方式登台执政。赫尔岑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本来已经萌芽，现在他这份信心也失去了。他不再理会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欧洲，思想上回到了俄国，看俄国有没有革命力量。他相信巴枯宁的话：真正的革命作用不属于欧洲，而属于俄国，换句说，他们到一种特殊的斯拉夫主义方面去了。
西欧过于保守，那里唯一的希望——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幻灭。西欧将由俄国来搭救。那末俄国革命由谁领导呢？农民。为什么农民才能在俄国领导一场胜利的革命？因为，第一，俄国存在着农村公社。赫尔岑相信农村公社便是社会主义的起点。第二，因为农民是被压迫者，如果他们明白了他们是被压迫者，他们一定会拿起斧头或者大叉来。到了最后，欧洲也会从农民革命的熊熊大火里找到生路，像凤凰一样在火里重生。
这个学说为后来的民粹主义空想奠定了基础。不过它也有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我们不能说：这一切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赫尔岑简直不了解俄国的道路和欧洲无产阶级的道路。因为历史似乎证明了他的预言有一部分正确性。革命果然成了俄国无产阶级的事情！俄国无产阶级依靠工农联盟，领导了全体人民的革命运动。我们决不能说列宁主义来源于赫尔岑的学说：甚至也不能说赫尔岑是列宁主义的嫡亲的先驱。然而可以说，已经实现的一切、后来世界革命的进程，是接近赫尔岑的预见的：俄国发生了社会革命。固然，赫尔岑这个理论中的其余的东西都是空想。说农民才会带来社会主义，是空想，说农民可以不要无产阶级而做出什么决定性和持久性的事情来，也是空想。
我们再来谈谈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赫尔岑的特征吧。
在最初，在第一个时期，赫尔岑的一切小说都是用近乎质朴无华的形式，表现了他的梦想、他的斗争。然后他写了一系列以反对农奴制、反对旧俄国为目标的短篇小说。作者使用艺术色彩，是因为这比他的政论文章更能有力地打动人心。他的《克鲁波夫医生手记》非常有意思，其中对周围一切事物隐约地作了一般的、社会性的批评。精神病医生克鲁波夫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人都是疯子，他叙述了生活中的全部事实，使人显然感到：除了疯子以外，谁也不能像最正常的人那样立身处世。最后，赫尔岑写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谁的罪过？》它很容易令人想起《当代英雄》。赫尔岑笔下的主角别尔托夫是像皮却林一样的多余的人。可是赫尔岑希望再给皮却林增添一点什么，希望能说：“请看，对这些多余的人完全不应该笼笼统统地加以指责。”诚然别林斯基能够说连皮却林都有革命的可能，那么别尔托夫简直是一个十足的好人、真正高尚的性格和先进分子了，不过他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他才觉得痛苦，因此他才有些不正常。
赫尔岑是那样一位最典型的作家，他不是从感性和感情的表现走向思想，而是直接把思想化为形式。他首先是个拥有强大的理智的人。在他的作品里，思想被生活巧妙地掩蔽了起来。为了说明赫尔岑的特征，最好读读别林斯基的一页值得惊叹的文字，当时的人不可能读到，它在别林斯基的书信中。如果想到文学史上有一种与赫尔岑同类的作家的典型，这页文字就更有意思了。
“你主要是一个有思想力的、自觉的人……”别林斯基写道，“在你，才能和幻想消失在理智里面，这理智是有生气的，被并非接种过来、从书本上读来、而是你天性里固有的那个人道主义倾向所温暖了的，可以说是被它所融化了的。你有着非常丰富的理智，丰富到使我吃惊一个人怎么能拥有这一切；你也有丰富的才能和幻想，然而不是能够独自产生一切，把理智当作低级的、从属的因素来使用的那种纯粹的独立的才能，不，你的才能——天晓得——之于你的天性，正像理智之于艺术天性，只是一个混血儿或继子……如果你在十年光景中能写出三四部更结实的有分量的作品，你就会成为我们文坛上一个伟大的名字，不仅列入俄罗斯文学史，并且会列入卡拉姆辛的历史。你可以对现代发生强大而良好的影响。你有你的特殊风格，模仿它是有害的，正如模仿真正的艺术作品那样。你好比果戈理的小说《鼻子》中的鼻子，可以说你自己：‘我跟别人不相干。’活跃的思想及其巧妙生动的体现，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必须同作者的个性紧密结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像火漆上的印记同打出印记的图章一样。这一点你是做到了。你的一切都是独创的，一切都是自成一格的，连缺点也是如此。可是正因为这样，你的缺点也常常变成了优点。例如经常喜欢挖苦人，原是你个人的缺点之一，但是在你的小说里面，这类刻薄话却妙不可言。”[30]
作家赫尔岑在文学上的特色，这里说得再确切不过了。
[1]本文是1924至1925年间作者在斯维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讲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记录，初次发表在1937年第四期《文学批评》杂志上。
[2]指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3]娜塔丽亚·查哈琳娜（Н.А.Захарьина，1817-1852）是赫尔岑的伯父亚历山大和他的一个农奴所生的女儿，当时最杰出的妇女之一。
[4]见《往事与回忆》第一部第六章。
[5]柯斯久希科（Kościuszko1746-1817），1794年波兰起义领袖。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第一部第六章中谈到1830年的华沙起义，卢那察尔斯基把1794年起义和1830年起义混淆起来了。
[6]见《往事与回忆》第一部第七章。
[7]维特别尔格（А.Л.Витберг，1787-1855），建筑师兼画家，十九世纪的古典主义代表。1835至1840年间曾被流放到维亚特卡，与赫尔岑甚为接近。
[8]《李齐尼》作于1838年。
[9]哈克斯豪森（Haxthausen，1792-1866），德国的反动著作家，写过一些论普鲁士和俄国的农业问题的著作。
[10]见政论家及哲学家伊凡·基烈耶夫斯基（И.В.Киреевский，1806-1856）的论文《农业》，这篇文章于1845年发表在《莫斯科人》杂志上。
[11]指作家谢尔盖·阿克沙科夫和他的兄子康斯坦京（1817-1860）与伊凡（1823-1886）。
[12]霍米雅科夫（А.С.Хомяков，1804-1860），诗人，政论家，哲学家，神学家，斯拉夫派领袖及理论家之一。
[13]指上面提到过的伊凡·基烈那夫斯基和他的弟弟——俄罗斯民歌收集家彼得（1808-1856）。
[14]乌瓦罗夫（С.С.Уваров，1786-1855），1833至1849年任国民教育部长，并主持图画审查工作，思想极其反动。
[15]波果津（М.П.Погодин，1800-1875），历史家和政论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莫斯科人》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
[16]谢维辽夫（С.П.Шевырев，1806-1864），诗人，批评家，文学史家。
[17]布尔加林（Ф.В.Булгарин，1789-1859），反动的市侩文人，第三厅的特务。
[18]《灯塔》（“Маяк”）1840至1845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反动的文艺月刊。
[19]出自克雷洛夫的寓言《狼与鹅》。
[20]“桑让”是一种闪光衣料，其颜色常因方位，光线变化而变化。
[21]阿列克塞·米海洛维奇（АлексейМихайлович，1629-1676），1645至1676年的沙皇，彼得一世的父亲。
[22]丘特切夫（Ф.И.Тютчев，1803-1873），以描写自然景色和内心感受见长的诗人。
[23]普希金曾在《铜骑士》中描写彼得一世战胜瑞典人之后，站在涅瓦河畔，想道：“就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开一个对着欧洲的窗子……”。
[24]格拉诺夫斯基（Т.Н.Грановский，1813-1855），杰出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
[25]鲍特金（В.П.Боткин，1811-1869），批评家和政论家，后来投奔反动阵营。
[26]见1843年4月21日的日记。
[27]指别林斯基在1839年写的两篇书评《纪念鲍罗金诺战役》和《鲍罗金诺战役速写》。
[28]赫尔岑与别林斯基的和解是1840年年中的事，见《往事与回忆》第四部第二十五章。
[29]1848年6月23至26日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同月26日被资产阶级政权残酷镇压。
[30]见一八四六年四月六日别林斯基给赫东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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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与劳动妇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妇女运动与劳动妇女
凡是某问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由个人的主观想象而来，而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迁而产生出来的。在某种社会经济组织底下，即产生其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思想、习惯……等等，征之过去历史，莫不皆然，妇女问题，也不能逃过这个历史科学的原则。在母系制度时代，因当时的经济组织是氏族共产制，所以那时代的男女，都有平等的经济权利。男女在经济的地位上既已完全平等，则在政治上以及社会的一切关系上也自然是平等的，决没有一性隶属于他一性的现象。男女两性的区别，只有生理上的差异，男女两性的劳动，也是接着男女的生理而与以适当的分工。妇女之参加劳动也和男子一样得到同等的权利。
迨至生产方法渐渐进步，一人的劳动可以供给一人以上的生活需要时，就产生了榨取他人劳动的寄生阶级，这就是氏族制度破灭的开始，同时也是陷妇女于隶属地位的开始。因为生产方法改变进化的结果，主要的产业和生产物都被男子所占有的时候，妇女便失掉了经济独立的机会，当然也失掉了独立的人格，于是妇女渐渐地在经济方面以及社会方面处处隶属于男子，完全成了男子的附属物玩弄品了。
妇女隶属于男子这一事实，不单是被剥削阶级如此，就是那些统治者方面的妇女，也没有两样。她们自己并没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她们所能夸耀于人的，也不过假借她的男主人的财产和权力作为自己的装饰品。至于那些被统治阶级间的妇女地位之卑下，生活之痛苦，更可不言而喻了。她们一方面受统治者之剥削；同时又为男性中心的社会制度的家长丈夫所压迫，因而被统治阶级的下层妇女，是受着双层的压迫。所有的妇女们，因为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隶属状态，渐渐地失去了「人」的自觉，渐渐地养成一种奴隶根性，除了服从和慎守片面的贞操之外，简直不知道自己有独立的人格。十八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的影响，也逐渐地开始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同时随着资本势力和财富集中，使一般中产阶级的妇女，也卷入了生活困难的漩涡中，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寻找职业。然而这个阶级的妇女，因没有机会受到一般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除了家事和缝纫之外，没有其他的技能。除了工厂劳动以外的一切职业，她们是没有能力和机会去参加的。所以要求教育和职业的权利，是这个阶级的妇女迫切的要求。这种经济的原因，同时震动了对岸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妇女，就很热烈地参加科学、哲学、政治团体，继续不断地反抗国王和贵族的腐败专制政治。上层阶级的妇女被「自由平等」的高尚理想所鼓动，下层阶级的妇女在当时社会制度极端压迫之下，经济的压迫，职业穷困的驱使，也成了妇女们参加法国大动乱中的主要力量。到了封建特权渐渐地被颠覆了的时候，而「自由平等」的美名，成了反抗封建思想之最有力的工具。这种经济变化和「自由平等」的新潮流汇合起来，便充分的发展了妇女的白觉和解放的要求。所以自一八四〇年代至五〇年代，欧洲及美洲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都渐渐地有妇女解放运动之发展。要求教育职业的自由，参政权的获得，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这些都是各国的妇女一致斗争的目标。
到了一九〇〇年代，妇女参政运动愈形炽烈起来。在世界大战中，有几百万的妇女参加这个运动。在英国和美国的妇女往往因触犯当局忌讳而投入监狱的是常有的事。然而由推翻了封建政治而新起的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基础，为了扩大它的经济势力，也更需要利用妇女的劳动来发展他们的生产范围，于是从来不许妇女参加的比较高等的工作，这时也都让妇女们去作了，如此，妇女在大战终结以后，获得了在政治上以及社会上的新地位了。英、德、美以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算承认了妇女的参政权，和表面上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了。同时也开放大学给妇女，使妇女得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普通选举，不过是形式上的政治平等欺骗民众一个骗局罢了。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还是只有那些上层资产阶级的份子。至于那些中层和下层的劳苦大众，还不是向隅吗？妇女的参政权实际上是不能撤除妇女的隶属状态的，因为要求教育职业的自由、参政权等，这在问题的本身和打破封建的因袭习惯上，虽然是正当而且是必要的行动，但是结果，所谓职业的自由，还不过只是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为资本家效劳，无论为工人，为大小职员，是一样地卖劳力于资本家供其剥削而已。在教育方面，上层妇女纵然可以进中大以上的学校，但其所受教育仍以男性和资本家的利益为前提的教育，对于妇女除一些技术知识外，实无所裨益，就是这样的教育，在劳苦的妇女还仍不能得到同等机会呢。至于政权的获得，不过使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造些当政客的机会，那大多数的贫苦妇女只是名义上得到一个妇女有参政权的美名，哪里真有行使其权利的机会呢？一般的说来，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对于本阶级间的妇女给予了他们以教育职业和参政的机会，但对于那大多数的下层劳动妇女，不过换了一个隶属的关系罢了，就是从封建家庭的隶属于男子的隶属关系而转变为直接隶属于资本家罢了。所以劳动妇女一方面要从事家庭的烦琐工作，他方面还要加上资本家的隶属剥削关系，其结果，更加上了劳动妇女一层负担，使劳动妇女更陷于操劳过度、睡眠不足的痛苦的境地！
从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参政运动、职业自由、教育平等等等，实际上只是在政治和社会上为资产阶级点缀了民主主义之欺骗的外表，只能帮助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生产的利益，而使它更能巩固和发展其统治者的剥削制度而已，对于扩大的劳动妇女并没有真正的利益和解放。
自十八世纪起欧洲及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机械的发明，以及生产方法的进化、交通机关的发达、资本之集中，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了一大时期。被地主榨取和剥削得不能生活下去的农村中过剩的人口，都跑到城市投入工厂，同时那些小手工业以及小企业者，都次第的被大资本所吞噬而渐失其独立的地位和收入，同样的列入劳动的队伍中。又因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和急进，各方面都增加需要劳动者的范围。生产的日益大规模化，资本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时候，则贫富的悬隔日益显著，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者，无论男女，要想避免饥饿，除了卖自己的劳力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维持生活的方法。因为除了自己的两只手为资本家作工而外，什么也没有，所以只有出卖他们的劳动了。就是在极端剥削和奴隶的条件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在这种情形底下，广大劳动群众被形成起来了，而他们的斗争和解放运动也提出来了。当然，在这广大的劳动群众中，也包含着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所以那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劳动妇女问题，也同样地被提了出来，妇女运动在这里并包含着劳动问题，因而劳动妇女成了妇女运动中的主要部分。
不但如此，并且因大规模机械的发明，可以利用技术不熟练和体力不强大的妇女儿童的劳动，于是数千年被捆在家庭中的妇女，使她们能够获得经济独立和活动的机会。所以妇女之参加生产，在她们的本身上说来，并不是一件不幸的事。然而因为资本家之利用妇女参加劳动，实际上并不是给妇女以经济独立的机会，更不是想提高她们的地位与人格，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图自己在生产上的发展和多多的榨取剩余价值罢了。因为女工的工钱，可以比男工低廉，而工作时间和生产速度也并不减于男工。同时久处于奴隶地位的女性，比男子善于服从，尤其是已经结过婚的女工，她们因为生育男女，更增加了家庭生活困难之痛苦，所以她们不得不用全力为资本家作工而取得生活之费用。因为如此，她们惟恐失掉自己的劳动位置，而又不得不特别谨慎和服从。因这些原因，所以资本家方面，都愿意用女工来代替男工，其结果，往往使男工失业或减少工资，而男工们生活的逼迫，又不得不在减低工钱的条件之下去工作。资本家方面，男工工钱的降低，又可以拿来作减少女工工钱的口实。因而女工竟成为资本家榨取上之最有力的工具；同时亦成为男性劳动之竞争者，而被资本家利用为降低整个劳动阶级的工资而更多榨取剩余价值之唯一武器。因为这个原故，劳动妇女运动在劳动运动和妇女运动双方，都特别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因为在劳动运动中如果不能使广大的劳动妇女和劳动男工紧密的结合起来，则男女的对立和竞争必然予劳动解放和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以重大的打击。同时资本家既这样大量的吸引妇女到劳动队伍中，而妇女的工银奴隶化是日益发展的。妇女的奴隶化既日益发展，则妇女解放运动也自然日益加紧，并且日益趋向于以劳动妇女运动为中心骨干，妇女运动与劳动妇女运动便紧相结合了。
劳动妇女运动的重要性，还不止于在她与一般劳动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关系中发现出来，而且也在她的本身上感觉得有特别重要的因素，这因素是由于她们是妇女中最受压迫的阶级层的原故，因为照我们上面所述的看来，资本家是在有利于他自己的条件之下才给了妇女们以独立谋生的经济地位，将她们从家族制度的陷阱中拖了出来。然而这绝对不能完成妇女的解放，因为一方面资本家是只许妇女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用种种方法来剥削她们的剩余劳动，所以她们只能得到最少的工资，饥饿失业的恐慌更甚于往昔。他方面则在社会的因袭习惯上，妇女仍然是受封建道德的男性中心之某些束缚。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妇女，是处于封建残余和资本家榨取的二重压迫之下过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其次是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将许多家庭手工业大规模的破坏的结果，这在上层阶级的妇女的确可以有比较余裕的时间和精力。但她们一部分则尽情的享乐，沉醉于社交、恋爱、跳舞、影戏……的种种娱乐之中，另一部分虽比较高明一点能利用文学、艺术、音乐以为消遣，然而那些所谓文学，艺术，音乐也不过是那些上流阶级妇女的高等装饰品以提高她们的社交地位的工具罢了。至于下层阶级的贫穷妇女，不但没有余裕的时间，且因这个变化使家庭的小规模的生厓所得的收入都被剥夺，而那些节省劳力的新设备和机器又无能力去利用。至于育儿以及家庭一切琐事一点也没有减少，同时又因家庭经济的日益破产以至不能维持不得不投入工厂去做工，以补助家庭经济的不足，结果下层阶级的妇女，更因此而加重了一层负担。
劳动妇女的生活，是完全处于非人的痛苦的状态之中，她们过者长久的工作时间，潮湿和黑暗，污秽的空气，睡眠的不足，营养物之缺乏，以及不卫生已极的寝室，都是伤害妇女健康的条件。尤其中国和日本的女工，多半是一天日工，一天夜工，更是伤害身体，那些在妊娠和哺育的劳动妇女，在极端不卫生的工厂中作工，担负过重的工作，同时又得不到一点特殊的保护，其生活的痛苦和悲惨更可想见。
因这种状况的结果，劳动妇女的疾病和死亡率日渐增高，同时对于少女身体的发育上也要受很大的损失，它一方面摧坏了妇女的肉体；同时在精神方面也招致了悲惨的结果，使她们陷于无智的状态，失去了人类的自觉，同时那低廉的工资、过重的劳动，以及日常生活之一切引诱和压迫，都足以使她们自暴自弃，投入卖淫的人群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所以妇女运动中的劳动妇女，不但是妇女中最急切需要解决的一部分，并且也因为她们迫于十分穷困和可怜的境地，遂不得不起来作要求解放的斗争。这样使妇女运动因劳动妇女上了舞台的关系而更加扩大和紧急，更加激烈化了。从此看来，妇女解放运动，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之必然的现象，现代的世界除了苏联而外整个的是在一个压迫和被压迫阶级的状况之中？占全人类半数的妇女大部分也自然在这整个的被迫之下，尤其是劳动妇女是现代社会中之最受压迫者。可是劳动妇女和整个劳动阶级，利害和命运是一致的，他们反抗的对象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将以摧毁这种制度来解放自己，而所有的妇女在实际上也同样是受这私有经济制度所压迫。所以，妇女运动必须和整个的劳动运动以及一切谋全人类解放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妇女运动才有意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要求男女平等，也必须先在全人类平等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过去的妇女运动，如要求职业的自由，政权等运动只是有利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而不能使全体妇女得到解放的目的。
妇女运动的极终目的，在上述的意义之下，我们很有权利的说，它是以全人类得到真正解决为目的的。可是，要担负这个重大的使命，靠那些贵族阶级的小姐夫人，是靠不住的。因为她们本身是附属于资产阶级，她们自然只知道拥护她本阶级的利益，像这种性质的妇女运动，她们不但不会来参加，而且还要和她们的父兄和丈夫一样地反对和破坏的。如此，这个重大的责任必然落在贫苦阶级的劳动妇女身上，因为她们是社会上最受迫的阶级，所以她们对于生活之改良以及对于社会改革的斗争，她们自然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分子。同时因她们是在大规模生产下的产业工人，易于团结和组织。她们自己又结合于整个劳动阶级中，她是一无所有者，绝不顾惜于私有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摧毁，她们过惯了把劳动的产品交付出来供人类消费的生活，只是她们不愿把劳动硕果交给资本家个人，因而他们所要求的新生产关系，是不立于压迫剥削的旧基础之上的，而是以全人类的自由享受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劳动妇女意识中解放出来的人类是人人平等的，妇女们全体只能在这里得着解放。所以妇女的解放运动，只有劳动妇女才能肩负这一使命前进到底，只有依着劳动妇女的要求才能得着真正彻底的解放，劳动妇女运动不但是妇女中一部分的问题，它随着劳动妇女之成为妇女队伍中的主力这一关系，也同样使劳动妇女运动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心。一切要求解放的妇女都须自觉地团结在她们周围，与她们紧密地结合起来而联系于整个劳动阶级上，才是妇女运动的正轨。被压迫的妇女们，你们也有着不甘心屈服于数千年的男性压迫之下的奋发心吗？你们能理解一切压迫都由于你们的经济权在私有制度下被剥削了而变成了奴隶的吗？你们更能理解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或者是表面蒙着得了解放的美名，实际是同样处于附属地位，或者更加加深了你们的压迫吗？如果懂得这些，那么你们的解放全系于私有经济的改变，都全系于劳动妇女和整个劳动阶级的解放来决定你们的命运，如果把妇女运动看作是与劳动运动分离了的独立的社会问题；如果更把妇女运动与劳动妇女运动分离起来，这样则妇女解放的前途就走入了歧路。在这歧途的当前只有一句解放的空话，一个不能充饥的画饼，一种幻觉。要求解放的妇女们，妇女运动的正确的途径的大道，是必须以劳动妇女为其主干，同时与整个的劳动阶级结合起来，共同担负完成全体妇女解放，全人类解放的使命！
一九三二，十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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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瓦·果戈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尼·瓦·果戈理[1]
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果戈理的命运是可怕的。纵观全部俄罗斯文学史，大概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更富于悲剧性的人物了。由于果戈理同时又是俄国的笑的能手，因而他那特别的黑色的侧影就更是令人感到戚然。
尽管你只要稍稍回忆一下，脑子里便会浮现出成百个喜剧场面、讽刺性的人物和面孔、以及令人捧腹的字句，但是至少在我，要想象出一个快乐的果戈理来，还是万分困难。
当然，他的机智曾经使一切有阅读能力的俄罗斯人，从那些笑得把铅字掉在地下的排字工人起到普希金为止，[2]哈哈大笑过，而且今天还在使每一个初等学校新生哈哈大笑，他们认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的作品的时候，[3]总不禁要嘻开嘴巴来。
你可以凭着他的画像，努力想象一下这个乌克兰人的外貌，他的细长的、含笑的胡桃色眼晴闪耀着俏皮的神气和敏锐的观察力，他有一头茂密的头发，却经过细心的梳理，他满怀着特殊的信心，准备不时来一个赫列斯达可夫式的放诞行为，他经常吸取一切有趣的东两，然后把这批材料加以提炼，化为不朽的笑。
可是你心里无论如何保持不住这个形象。它又被另一个果戈理遮住了：那是一个黄黄的、瘦得皮包骨头的人，鼻子像是勉强被拉长了似的，两眼毫无生气，他驼背、笨拙，怀着无限的哀愁悲痛，露出深思的神情，他把他的手稿一页页地扔进火中，又用火钳去搅动它，当他看见这些稿子的时候：他的心完全被火焰吞噬了，但是面孔却发出奇异的神采，他的眼睛虽然有火光照耀，还是那么黯淡、深沉，由于痛苦太深，反而不再显得悲凉了。
当然，果戈理身上一开始就有许多矛盾，他的内心一开始就充满着叫他痛苦的因素。
例如我们知道，他的热衷功名是病态的，几乎是讨厌的。他满脑子近于狂妄的大梦想，有时简直成了一个天才的涅多皮斯金。[4]这功名心使他常常想解决他绝对无力解决的问题。后来他自己在赫列斯达可夫这人物身上，不仅带着笑声，还怀着内在的恐惧和愤怒，惩罚了他的病态的放浪态度。
这种充满妒忌和猜疑的过份的功名心很容易受到挫折。“俄罗斯文人”的悲惨处境更增加了这样的可能。即使果戈理有这些赫列斯达可夫式的作风，现实生活也会论与他的虚荣心以沉重的打击。有了他那独特的、含蓄的“帝国主义”思想，更是不得不遭受很多打击。这里显出了果戈理-赫列斯达可夫的另一方面：他的越其缺乏自信。
这原是常有的事：一个人表而上非常自负，有很高的企求和远大的梦想，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或者同这一切并列着，却是说不尽的羞怯——一个外省人的羞怯，一个从未享受琴瑟之乐的人的羞怯，羞怯有时使果戈理陷入了落落寡和与极端孤僻的心境中。
果戈理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的神奇的构思，如果受了什么刺激，大约是常常要成为泡影的。碰到那样的时候，他就完全心灰意冷了，一支绚烂的烟火毁坏了，他变得像落汤鸡，躲在角落里，心惊胆战地皱着眉头。
现在谁都知道，果戈理是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自然派作家。即使在他的概括性的作品里，他的正面典型也总是写得呆板而粗陋：例如，他的好些著名的描写——就让我们回想一下第聂伯河吧——与现实之间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却变成了一堆浮夸的词句。[5]
这当然不是说，浪漫主义者果戈理一向是无力的。决不。乌克兰民族的许多神怪传说永远话在他的作品中，为大家所欢迎，他创造的那些有时叫人忍不发笑、有时又叫人不禁毛骨悚然的神话，也一定能够永垂不朽，为大家所欢迎。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撇开浪漫主义者果戈理，不能简单地说，只有当他从地主的野蛮世界找来身体的、实在的人物和场面作为依据的时候，他才有活力，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果戈理的浪漫主义精神是否适合他的灵魂的某个方面呢？当然是；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由于什么外来的影响，比如说霍甫曼或别人的影响。[6]果戈理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幻想，完全是他的天性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果戈理也像高尔基一样热烈地渴望美。这几乎是一切艺术家所固有的共同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探索出来：在真正的美的领域内，他们所向往的天堂是什么，他们的梦想的极境是什么。
例如，我们从柯罗连科的全部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他在一步步地追求一种庄严雄伟的古希腊人的梦想、一种充满乐声和阳光的生活，在那里，在古典式的山水的背景上，明智而又具有仁爱的胸怀的人们，无论思索、谈吐和行动，都显出一派庄严的气度来。凌驾在柯罗连科作品中的全体俄国人之上，凌驾在他的全部仁慈、全部抗议之上，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在这一切之下，并且作为这一切的源泉的，是符拉季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的和谐的、宁静的、像通明雪亮的结晶体似的灵魂，它渴望给自己添上一个同样晶莹的、宁静的世界。[7]
那么契呵夫呢？在契呵夫看来，柯罗连科的理想世界也并太乏味了。他从来不喜欢也不能喜欢显豁的形式。他的理想世界应该处处显得高雅、精巧、充满着某种飘忽不定的色彩和馨香，它让人感到美妙，是因为其中有一种幽婉的自白，有一种对于隐藏在各人心里、或者甚至隐藏在自然界的耐人寻味的秘密的揣摩猜测……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夜的世界，一个短暂的、因而更值得珍贵的玩索的世界。这不是一支合唱的赞美歌，不是一座安稳穆肃的多立斯式建筑物，[8]而是从肖邦一直发展到特皮西的那种扑朔迷离的、发出不安的呼唤的音乐。[9]
比起新的俄罗斯文学中这两位深刻的爱美者来，高尔基不免略显粗糙。他的美有点粗犷，可是鲜艳，当他描写自然的时候，他的文字总是那么鲜明，它整个儿被颜色浸透着，有时好像一幅石印油画。
他需要碧蓝的天、碧蓝的海、金贵的太阳、鲜艳的花朵以及某种皮肤黝黑、牙齿雪白、目光炯炯的人物，他们穿着鲜艳的服装，跳着热情的舞蹈，他们尽情叫喊，唱着犷野的歌曲。他所向往的天堂是南国情调的茨冈的天堂。
但是这三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很怀恋我们想在这里用平淡的隐喻来加以说明的他们自己的天堂。这些天堂总是植基于内在的和协与好的因素的胜利上面，它们同现实生活之间的深刻矛盾给人带来了痛苦，而痛苦却孕育出了艺术瑰宝。
我已经说过，果戈理在这方面有点儿近似高尔基。如果把果戈理笔下最绚丽的自然描写，如果把他所创造的正面典型，把他的铁匠和哥萨克、少男和少女拿来跟高尔基的神话故事和半神话故事中的同类因素对照一下，马上可以看出某种近似之处来。可是，不管果戈理的梦想里有没有崇拜放浪的哥萨克古代生活的倾向，或者他是否模糊地感觉到乌克兰有一个充满欢笑与歌声的、能够让它那年轻的胸脯去领受阳光与和风的抚爱的幸福的未来，反正这个梦想同果戈理生活和成长其中的当时那个愚昧的俄国的虚伪生活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
现在我希望读者不去注意梦想和现实矛盾的事实本身，而要注意文集在果戈理内心的种种特别的痛苦。本来，一切因素都只促使他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得到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果戈理一定会作出最宏伟的幻想性的壁画来……如果能够为幸福的人类的乳汁所哺育，果戈理无疑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和歌颂幸福的诗人、歌颂自然界及其健壮的儿女们心中所洋溢的欢乐情绪的诗人。
可是问题就在于生活不允许他走进幻想的王国，果戈理自己当然也意味到他不能这么做。这意思倒不是没有某个审查机关禁止他写作《塔拉斯·布尔巴》或《五月的夜》一类的东西，而是说他自己了解在残酷的现实的背景上，这样的作品没有多大的价值。果戈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只做一个讲神话的人是可鄙的。
一面是存在于他的内心而且同乌克兰大自然协调一致的那个世界，另一面是庸俗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显著矛盾吸引了他。丑恶的生活面貌刺激着他，使他想给它一记耳光。
我们不仅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碰到这样的作家：他们用讽刺手法描写生活，狠狠地暴露资产阶级生活的一切弊端，是由于他们内心有着深刻的浪漫主义精神、深刻的激情和美感。我要顺便提一提福楼拜。福楼拜实质上是一个梦想家，他只有在《萨郎宝》的气势磅礴的画面和《圣安东尼的诱惑》中，才把自己完全表现了出来。当然，这两部作品也沁透着哀愁，不过全书的气势是磅礴的。福楼拜在他的天堂中寻找的不是幸福，却是雄浑、强烈而饱满的热情，是一种激动人心的雄厚的精神。这些正是他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从这里不仅产生了他的迷人的现实主义、他那本我认为至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的奇书《包法利夫人》，并且首先是产生了无情的、辛辣的、过于露骨的讽刺作品《布法与白居谢》。福楼拜把他的黄金似的笔变成一支毒箭，对准资产阶级的无耻的嘴脸射去，因为它出现在他的面前，遮住了他的全部远景，打破了他所有的美梦。
果戈理从浪漫主义转向讽刺，也是由于憎恨生活，而不是由于爱它。
敏感的人对社会具有某种自卫的本能。你们说得吧，有人责备歌德高不可攀，脱离了生活，马克思却说：“我们应该感谢歌德，因为他像乌龟一样躲进了他那挂着星章的部长礼服中，[10]他周围的鄙俗的现实才没有伤害或杀害他。”我这里引用的不是马克思原来的话，我手头没有他那篇当年由司徒卢威发表在起点杂志上的文章，[11]不过我担保意思是准确的，我认为他这个意见非常深刻。
从俄罗斯文学的实例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的确，难道果戈理不了解在泼留希金、梭巴开维支、胚士赫之流背后，在这些支配活魂灵的人类渣滓背后耸立着一个最大的地主——沙皇，不了解他们都是那统一的整体、沙皇地主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吗？以果戈理的大智，难道还不了解在他的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略布金-加布金和检事们的上头耸立着一个最大的官僚、最大的检事——沙皇吗？[12]还不了解这些对人民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俄国小官僚的狰狞的嘴脸，只是沙皇官僚专制制度这个大梦魔的一部分吗？他对这些自然了解得很清楚，可是他也了解眼睛不能看得太高。亚比利对一个指责他的绘画的鞋匠说过：“皮靴以外的事，你不要妄加评判。”[13]沙皇审查机关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也说了同样的话：安分一点吧。也许作者已经可鄙地诽谤过地主和官吏，也许当时就该伸出指头来吓唬一下，对他大喝一声“不行”了。如果他竟敢触犯高级僧侣、总督、部长和大资本家等等，“描画他们的尊容”，那简直是恶意宣传了。
读者不要以为每个“俄罗斯文人”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干脆，即是对自己说：没有办法，诚然在批评中碰不得市长以上的人物，只好使用伊索式的语言。在这一点上，决不是所有的“俄罗斯女人”对自己都这么诚实的。谢德林确实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无论如何不是果戈理也同样不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苦役的地狱之火烧伤以后，开始恭维专制制度和正义的时候，他是真诚的还是不真诚呢？只有迟钝透顶的人才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迁就现实而且撒谎了。只有对心理学无知的人才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完全信服，歌功颂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迁就了现实，但是决没有撒谎。他带着可怕的内心痉挛迁就，百般迁就，以至让内心翻了个过，他自己给自己施催眠术，使自己成为真诚的人，因为他所采取的立场在他的良心最深处找不到替它开脱的理由。好在透过这个天才用来替自己和他对现实的态度开脱的那些诡辩，还可以听到从他的地狱里发出来的、他所制止不了的呼号声。不管他怎样把他的憎恨转到别的方面去，怎样恭维猖獗的恶势力，怎样污蔑他从前反抗时的同志，骂他们是魔鬼，还是有一说革命的风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吹送出来，使他仍然比他在政论文章中所做的结论伟大得多。
以时间而论（以气质而论恐怕也是如此），果戈理是一个离我们更远的人，可是他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不少些。如果说，当他决心描绘大财主、包税人、沙皇手下的高级僧侣和达官贵人的时候，他的笔也会突然折断，可鄙地摇晃一下就折断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由于那同一个根本的内心变化。我决不相信果戈理在正常的条件下，比方说，只要是在正常的立宪政体的条件下，会引起别林斯基的叱责，会替反动派效起劳来。他身上并没有什么极端反动的东西。假如说在果戈理的反动的音乐中，有时也可以找到真实深刻的音调（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少些）的话，那是因为他本来很有才能，从而虽然费尽心机去作假，却仍不失为一个天才的缘故。我还是要请读者注意：果戈理费尽心机去作假，并不是由于他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由于他已屈服于恶魔的权势之下，只好恭维恶魔，奉它为神明，也不是由于他有意识地背叛了什么。不，这个人只是太爱虚荣，同时又过于敏感，这个人的灵魂是由两种纤维织成的：近乎自大狂的名位欲和近乎迫害狂的猜疑心，[14]他内心对残酷的现实力量产生了半自觉的恐惧，他动摇了，内心完全失去了本色，以至他的真诚本身也成了虚假。根本的标准既已歪到一边，整个心灵也就不会正常，而这不正常的状态又固定下来，变成了个性。但是果戈理又确实不可能中止那隐藏在他心里的、反对生活的猥琐与丑恶的整个过程，所以他没有抛弃它，却将它表现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宜传——用教会和官府的名义宣传烦琐的德性，反对小人物的缺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果戈理把他内心所蕴藏的苛性酸投到了相反的方向，去反对知识分子的无神论和空谈等等。这便使讽刺画家果戈理失去了力量。
多么可怕的命运啊！艺术家想为自己创造一个南国情调的美的世界，一个充满肉感美、强烈的意志、人的抚爱和自然的抚爱的笼罩全球的五月之夜，而周围却尽是狰狞的嘴脸，像癣似的分布在世界的颜面上。于是果戈理发出时高时低的笑声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时竟叫人觉得其中并没有什么愤怒的笑声，向这些妖魔鬼怪奔去，让它们照照镜子，它们一照，一定笑得透不过气来，然后就在空中消失掉。
可是，原来这面镜子只敢照照侏儒，而侏儒后面还有中号的、大号的和最大的地鬼，大得像山一样的残酷的妖怪，这些都是无法抗拒的力量，果戈理感觉到，只要他这个小小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朝地鬼盯一眼，它们准会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而他却要生活，要创造，于是在可怕的内心痉挛中，他的性格分裂了。他的眼力已经不行了。在梦魔所在的地方，他却看到了一群可望而不可及的光斑的形象、一付付庄严的模糊的面孔。他觉得，在他身边爬来爬去的讨厌的侏儒，不是别的东西的产物，也不是这些妖怪的狰狞的面孔、凶恶的面孔所由长成的基础，反而是同庄严的神明不相称的一个污泥塘，由于上面所说的他的内心痉挛，在他看来，主宰世界的怪物已经变成神明了。
因此，这也不是办法。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果戈理倒是不愿轻易动笔的。可是对荣誉和庄严的热烈渴望激动着他的心灵。这种渴望已认得到满足，并且在光荣的道路上像和照的阳光似的照耀着果戈理。他感觉大家的眼光都转向了他，他是普希金的接替者，是献身于全俄国文学的主要人物。他把他的任务看得很崇高。他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于是他训诲，他说教，他威胁，他嚷嚷，但是——可惜！——他说的话完全不对，他完全找错了方向，他的一切说教不仅没有永远为他增光，没有在俄罗斯作家英灵殿中给他的面孔围上灿烂的光辉，反而变成了一片发臭的云雾、一股乌烟瘴气，有时完全遮蔽了他那付毕竟对我们很珍贵的面貌。
果戈理晚年结交了一个神父，[15]后者玷污了他身上一切欢乐的东西、一切创造性的东西，他忍气吞声、战战兢兢地顺从着，他怀疑，他毁灭自己，这些年份对他是一种真正的酷刑。
这个在我们面前蜷缩着的人，这个枯瘦的、长鼻子的、两眼毫无生气的人到底是谁呢？这个将自己的心血付之一炬的人是谁呢？他是一位天生的伟大作家，歌咏幸福的诗人，气度庄严的空想家，开朗的笑的魔术师，可是他已经被专制制度的铁棍打得折成了两半；专制制度以及跟它互为因果的整个俄国生活，一同把果戈理的头和心踩在脚下，因此他现在像一条虫似的蜷缩着，不敢反抗，或者虽然反抗却找错了目标，他还在蠕动，希望自卫，可是他动得不对劲，动得没有结果。
差不多在每个俄罗斯作家的坟墓面前，在拉季谢夫、普希金、圣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坟墓面前，差不多在所有这些人面前，我们都可以对旧俄国宣布最严厉的革命的诅咒，因为他们不是被它杀害，便是被它摧残、压迫、伤害过，被它引上了错误的道路。如果说他们仍然成了伟大人物的话，那是跟这个可诅咒的旧俄国背道而驰的，而且他们身上的庸俗的、虚伪的、欠缺的、软弱的地方，都是它所造成的。
[1]本文初次发表在1924年第12期《红色处女地》杂志上。
[2]据1831年8月21日果戈理给普希金的信上说、排字工人在排《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时候，无不大为开心。
[3]即果戈理。
[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斯捷潘契科沃村》中，写了一个庸碌而又爱慕虚荣的人物福玛·奥皮斯金来影射果戈理；卢那察尔斯基把“奥皮斯金”改成“涅多皮斯金”（意为没有写完自已想写的东西），以示果戈理大志未酬，略有嘲讽意味。
[5]指可怕的复仇第十节中关于第聂伯河的描写。
[6]霍甫曼（E.Hoffmann，1776——1822），反动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7]即柯罗连科。
[8]多立斯式，古代希腊的一种建筑式样。其特点为朴素庄严，给人以安定的感觉。
[9]特皮西（C.Debussy，1862-1918），法国印象派作曲家。
[10]歌德曾在魏玛公国担任部长等要职。
[11]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1870-19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论和哲学家，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12]前二人是《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检事是《死魂灵》中的人物。
[13]亚比利（Apelle），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画家。
[14]自以为受人迫害。
[15]指反动的玛特威·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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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普希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批评家普希金[1]
卢那察尔斯基1934年发表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普希金不是一个艺术理论家。他不但没有任何一套现成的、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他终生立论的依据，而且在他那艺术观点的繁杂的演变中，他甚至从来没有企图找出任何一般理论的基础（纵然它只适用于这场演变中的个别阶段），然后用文字表现出来。
普希金热爱艺术，特别是文学。可是文学在社会生活里能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他在他的活动初期却没有向自己提出过。他甚至没有向自己提过文学家究竟应为谁写作的问题。他的面前只是浮现着一个若有若无的集合人物——“读者”，在这副动人的、可爱的面貌上，普希金认出了他的朋友、他所交往的人们，再远一点，则是他的一般同时代人和那些会欣然接受他的诗作的后代的模糊面孔。
事实上，在普希金一生中，他的诗歌的读者经过了几度演变。最初主要是生活在贵族沙龙和庄园里的阶层。越往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在读者中间所占的比重也越大：他们逐渐地为愈来愈民主化的分子所补充，一直到普希金在生命结束时终于真正变成了给千百万人写作的作家为止：这些人多半是新的读者，换句话毕竟说，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担任公职的知识分子群众，甚至包括有极少数最出色的农民。
更概括地讲，可以说最初普希金实际上是为贵族读者写作的，他自己也把贵族群众看作他的作品对象，但是到了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他的读者却主要是广义的“资产阶级”群众，他了解他正是为他们写作的。
同这一点相适应，普希金对一般诗人和作为诗人的他自己的观念，也在那里演变。最初，普希金心目中的诗人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上流社会的人，由于本身的崇高使命，有时随心所欲，致力于激发灵感的诗歌工作，认为诗歌似乎是给他的人的生活，说得更正确些，是给他的贵族生活，锦上添花，也许诗人主观上以为骑着珀伽索斯四处遨游是他生活中最重要、最称心的事，[2]其实不过是高雅的玩票行为罢了。
越往后，普希金作品中表现下面这种意识的诗句也见得越多：在他身上，真正重要的不是贵族，不是地主，不是宫廷侍从，而正是作家。普希金并不讳言，纯经济的因素在这里起过巨大的作用。写作成了普希金及其家属借以糊口的一件事情。他出卖他的劳动产品。他是职业作家，他是一种特殊的手艺匠。
那么谁付给他报酬呢？付给他报酬的是不十分确定的、然而无疑是为数甚多的读者，他们已经远远超出了沙龙贵族的圈子。
单是这一点，就一定会使普希金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他所选取的主题，来提炼这些主题，来估量他自己所写的东西以及跟他同时代或比他更早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了。
当然，情况并不是这样：只因为普希金认清了他的职业作家的地位，他才改变了写作手法和风格。不，这个认识过程是和普希金在文学上的演变——非常有趣而又极其完整、合理的演变——同时并进的。
他真正站在“两种文化的交界线”上，他还来得及充当我国贵族文学中独特的后期洛可可式的最优秀的代表。[3]但是他一面接受新的浪漫主义原则（暂时也还是采取嬉戏态度，——如《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可是看出了这种新型诗歌更自由、更接近真实的自然），同时也开始接受虚浮的、像香槟泡沫一样咝咝咝响一阵就化为乌有的爱自由的精神，认为它表现了我国觉悟分子，首先是贵族，对专制政治以及与专制政治相串通的一切经济、文化制度的压迫的严重抗议。普希金的诗歌具有了社会性，成为抗议的表示，诗中出现了叛逆的英雄。浪漫主义染上拜伦的色调，充满爱自由的精神的抒情诗有时竟接近了真正革命的调子。
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有点儿肤浅的结论，仿佛在先进贵族的抗议跟十二月党人起义一同被镇压下去以后，普希金惊惶之余，失去了任何的指望、任何现实的依靠，甚至为本阶级的总的反动政策所迷惑，把他的竖琴改弦更张，在政治上变成了贵族专制制度的真诚拥护者，只允许自己在枝节问题上和它相左。
对普希金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幸而他一面这样做，一面又加深了他的诗歌的激流，使它具有更复杂的个人的性质，他沉溺于内心生活，钻研那些围绕着个人的永恒性问题，而他所以如醉如痴地深入美的源泉，一心要给世界增加一些美，正是因为他像灰心绝望而又赋有诗才的人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在自己的创作中找到了生活里的唯一的安慰，生活已不容许他创作任何现实的、富于公民精神的东西了。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不过只有一部分正确。
例如，皮克萨诺夫在他的新作《普希金在毁灭的道路上》里面竭力断定：在普希金一生中，恰恰是从一八三三年起他才明显地右倾，此后诗人便极力迁就上流社会，甚至沉溺在上流社会之中，极力认清自己是一个贵族和保守分子。[4]然而很值得注意的是，皮克萨诺夫自己也不得不立刻承认，有许多材料证明诗人并未完全为这一类思想感情所占据。
确实，就在一八三三年，普希金在《我的主角的家谱》中把上流社会作了这样一番描画：
您是那么慷慨、聪明，
您的一代一代的祖先，
他们的权利、光荣，
都得不到您的尊敬；
他们早已经被您丢弃，
（您要维护全体的利益）
为了族人知道您受过真正的教育，
您夸耀自己的非凡的功劳，
夸耀您的叔伯的宝星勋章，
或者夸耀您曾经被邀请到
您的祖父从来没有去过的舞会上。
同普希金这种迁就官方的十分显著的倾向并列着，同他愿意听取自己内心的贵族呼声这个事实并列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过程。普希金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才能有的非凡的洞察力，认清了旧莫斯科的变化，认清了它那新的、商人的、商业的性质，认清了资产阶级影响的普遍增长和平民知识分子势力的日益壮大。在这里，主要的不是普希金看出了一个新俄国成长中的这些现象，并且希望通过他对其他作家的复杂关系等等，来确定自己对新俄国的关系：主要的是诗人的内心的、纯诗歌的演变使他走向了那个方面，是普希金向新的创作形式的发展同他的离开贵族立场而转向资产阶级立场这两件事之间，显出了有机的统一。
普希金的日益巩固的现实主义，正是与这一点有关的。在他的诗体作品里，这种现实主义、这种深思冥索的倾向已经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可是普希金对艺术散文的爱好，渐渐地胜过了对诗的爱好。这类艺术散文之不同于诗，决不仅仅因为它没有诗的形式——它不是配上韵脚就可以改成诗的、很容易分行的散文。关于这，普希金说过：
“我们有些作家认为叙述不凡的事物是鄙俗的，总想用添枝加叶的方法和干巴巴的比喻使一篇幼稚的散文生色，关于他们，应该说些什么呢？精确和简炼，这是散文的第一个优点。散文要求有思想、思想，没有思想，漂亮的词句也毫无用处。”
照普希金的意见，艺术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首先要求有思想。普希金带着几分苦笑和讥笑的意味说，诗歌应该有点儿憨劲，散文却不然：散文的基本优点是智慧。
普希金恐怕从来没有抛弃过他同读者交往的主要方法——文学、形象；但是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由于他对“思想”的兴趣大大增加，他是越来越重视政论式的散文、杂志上的散文了。普希金日夜梦想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杂志，在这杂志上表明他对文学的态度，展开真正的文学批判，毫无疑义，如果他没有被敌对势力所杀害，他一定能如愿以偿，进入他的发展中的某个新阶段。我们只能推测这一阶段，可是它无疑会使他从贵族境界向资产阶级境界更进一步。
这种非艺术的散文，体现所谓纯思想的散文，在普希金的想象中并不是十足的政论性的散文。不但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后来，文学批评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起过政论的作用。可是随着这里所说的普希金对文学的态度的演变，他对文学批评的观念也应该有所变化。
我们知道，普希金认为美学批评有很大的意义。在普希金整个自觉的行程中，他大概从未违反过他在一篇短评里试图用来确定批评的任务的一个公式：
“批评是发现艺术作品中的美和缺点的一门科学。它的基础是：第一，对艺术家或作家在作品中所遵循的法则的透彻了解，第二，对范本的深刻研究和对现代杰出作品的积极考察。”
这个公式并没有超出美学批评的范围；不过我们都很熟悉，总的说来我国的批评是怎样演变的，特别是在别林斯基——他是普希金对它们起过显著的催生作用的那些过程的同时代人，似乎又是它们的继承者——手里，批评又是怎样演变的。
对于青年普希金来说，美学批评当然很容易局限于这一点：不是毫无根据地，不是简单地凭着自己的趣味，凭着自己“喜欢”或“不喜欢”，而是用探索艺术本身的法则的方法，用跟其他作品相比较的方法等等，来确定这个那个作品的纯艺术价值。
但是十分明显，美学标准的概念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发现美和缺点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该艺术作品所探讨的对象范围的广阔，是不是美的条件之一？美是不是通过某些决定性因素来表现这个被把握的对象的一种力量？这是不是艺术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即是比“自然状态的”生活真实更响亮动听、更能深人人心的那种特殊的真实的力量？而浪漫主义者的力量，即是响彻在该作品中并且使读者震动的热情的力量，难道可以把它从美学中排除，难道它不是美的本质吗？如果将这些方面丢开不谈，还有多少东西是纯美学论断的对象呢？
既然普希金希望散文首先要有智慧，首先要体现思想，而艺术批评在他看来又是非艺术散文中最重要的一种，他还能让艺术批评把这些决定作品价值的极重要的方面撇开不谈吗？
那么缺点呢？难道主题的肤浅，难道在组织客观材料时所根据的错误原则，难道文笔矫揉造作、毫无目的性、在该作品给人的感觉中没有任何强烈而崇高的人情味——难道这些不算缺点吗？
我们又知道，强有力的美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不管来自审查机关和政府方面的危险多大，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把他的美学标准和社会标准结合起来。
一个必然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为归宿的过程已经注定要开始了，而它是与普希金有关的。
同时我们必须明白地说，即使同社会批评逐渐融合之后，美学批评也可以不失为美学批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批评一定要包含这两个因素，而且这里说是两个因素，是不完全正确的。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或者至少是一个东西的两面。
普列汉诺夫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在某些方面（请注意：只是在某些方面）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后退了一步，他谈到批评的两个步骤时肯定说，首先必须从起源论上研究社会根源，然后是从美学上说出对这些根源的论断，因此十分明显，他是错了。从起源论上说明（根据普列汉诺夫那么珍视的“不哭也不笑，而是理解”的原则来说明）这个那个作品的产生决定于哪些因素，甚至还不能算批评：实在说，这是文学史的研究，是从社会学上确定该作品的产生原因的一个步骤。批评必须先说出对作品的论断。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结果却常常是这样：根据科学原则的“真正的”批评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不应该对作品有所论断。显而易见，他是过于偏颇了；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体系中有这个错误，是因为他当时太热衷于论战，才用了这种粗糙的“客观态度”去对抗主观派社会学家的真正的谬论。
不，批评家应该说出他的论断。研究某个艺术作品的社会根源如何，对他固然很重要：不了解根源，他很难说出他的论断（普希金当然还完全不知道这种研究方法，连别林斯基也仅仅间或地、虽然是独具只眼地提到这个任务）。可是下一步，正是根据社会批评的精神，便必须提出该作品的意义、照作者的本意它应该起什么作用、它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和以后各个时代确实起过什么作用等问题。
于是批评面前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对于我们这个创造的时代，对于从我们的伟大目标的角度来批判地吸收过去一切和估量现在一切的时代，有着头等的意义：该艺术作品对于我们算是什么作品？它于我们可能有什么损益？回答这个问题，是批评的主要任务。
我们刚才从普希金的文章中知道了什么是美学批评。那是发现艺术作品中的美和缺点的一门科学。可是美能给与艺术作品一些什么，缺点能使它失去一些什么呢？我们称为艺术作品的美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说到作品的这个那个缺点的时候，所指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谈到作品的美的时候，总是指感染力而言，我们用“美”字标示出作品的魅力，它那能够使我们神往、使我们感到幸福、启发我们的自觉的力量。
一切“美”都正好具有这种作用。一个人说出“美”字，就是想指明这个那个自然品或艺术品的某种客观属性，他认为他的幸福的心情、他的激越的情感，都是它所引起的。
从狭隘的观点看，美总是可以归结如下：它是作品或对象中叫我的感官觉得愉快的一种因素，是这些因素的正确的、即是很容易为我们接受的配合（图案、旋律、和声、韵律，等等），或者是关于形体的完美、生命力、健康、才智的光辉、精神感召力等等的愉快的观念。
不过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艺术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一类的美。艺术还可以容纳从这个相对观点看来是不美的和简直是丑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过，艺术也涉及了死亡、痛苦和描写得纤毫毕肖的恶劣的生活条件（如福楼拜）。但是艺术能够克服这一切。即使描画一头剁了皮的死牛或者一群像野兽似的互相搏斗的战士，伦勃朗或莱奥纳多·达·芬奇也能达到美的极峰，使我们不得不说出那句神圣的话来——“这是美的”。凡是能征服观众或读者，使他们不得不照新的方式去想象世界，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从而为他建立起新的处世态度来的那种巨大的感动力，——实际上就是美。美越繁复、越新颖、超出最简单的“好看”越远，我们越是欣赏它，因为它在更困难的局面下为人们建立了新的处世态度。
那么缺点呢？缺点是那样的东西，它叫我们厌恶，它证明艺术家有短处，负担不起他的任务，证明他由于无能或狡猾而在对我们撒谎，证明他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因而是无聊的，等等。
普希金公正地指出，真正的批评必须了解艺术家给自己定下的法则，了解一切艺术手法。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仅要注意成果——艺术作品，也要讨论获得成果的方法。
艺术创作的方法是什么呢？凡是我们想得出的，或者从任何时代与任何巨匠的作品中举得出的一切方法，一定可以归结如下：选定生活里的一个对象，加以掌握，取其核心，去其糟粕，在内心的洪炉中使对象经过这样的净化之后，再尽可能用雄健的笔力把它描摹出来，换句话说，再尽可能有力地把它表现出来。
读者的要求因时代和阶级的不同而变化，作家的道路也在变化，可是艺术决不能离开这三个基本创作因素——选取素材，提炼素材，然后予以表现（当然也要注意：这三部分已融为一个过程，只有在抽象概念中才能完全被区分开来）。
因此，艺术方法便是人们用来达到最大的感动力的方法。如果注意到社会的阶级结构（虽然它在我国已经接近消亡），那么我们还应该说：艺术表现方法，便是作家指望在艺术作品中用来充分影响他的本阶级，而且尽可能影响他那个阶级想要领导的其他阶级的方法。
这样看来，在一般批评达到某个完善境界，在它发展到某个高级阶段的时候，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是彼此一致，互相补充的。
当然，在普希金的作品中，社会评论只占着极不重要的地位，并且未必是有意识的：可是，如果他能继续演进下去，他对它的认识一定会越来越深刻，他的政论一定会越来越富有社会性。
不过普希金也许是一位纯粹的美学家吧？因为普列汉诺夫所谓的批评家第一职责——说明作品的社会根源——对他并不存在；归根结蒂，也许他只想把这部艺术作品当作一个在纯美学价值上地位颇高的东西来估量吧？没有疑问，任何人都很容易看出，对普希金作这种论断是牵强的、错误的。任何人只要细心地重读一下普希金的原文，就会清楚地了解普希金的论断中常常包含着社会因素。
但是，就假定纯美学问题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占着绝对优势吧，那么我们会看到，他至少是擅长这种美学批评的一个最独特的巨匠。从事美学批评必须先有敏锐的鉴别力，即是说，要在深入评判艺术作品这件工作上具有丰富的经验，要对作品抱有真正正确的态度，要在理解“作者给自己定下的法则”方面、理解该作品所包含的丰富的感动力方面把错误减到最低限度。如果一个人自己是伟大的艺术家，同时又是出色的思想家，能够用严格的批判态度去认识他所做的和感受到的，如果这人博览了全欧洲的书籍，又不把自己锁闭在一个阶级的僵硬的小框子里面，而是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线上”，并且完成了一个极其繁杂的演变过程，——这样的人，不能不在这方面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别林斯基对批评家普希金的评语吧。“可以看出，”他说，“普希金不是一个根据某些原则来立论的批评家，而是一个天才人物，无论他看什么，他那准确而深刻的感觉，或者说得更恰当些，他那丰富的实体，总是处处能为他发现出真理来。”
别林斯基这个论断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虽然普希金没有任何理论著作，我们也看不出他达到这个那个论断时经历过任何复杂的科学逻辑过程，但是他思考所得的结论却完全正确，他得出结论似乎毫不费力，那是他的“实体”（直觉）暗示给他的。
普希金的天才也像所有的天才一样，其特点不仅在于天赋的才力，还在于它做出了巨大的工作。普希金不是理论家，可是当他从事批评的时候，最后总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最低限度，像我们已经同意的，在对艺术作品的美学评价方面是这样。
现在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批评吧。它最薄弱的一点恰恰是美学评价。它可以很好地完成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第一步骤”。它能够正确地探察出某个艺术作品的根源，也能够差强人意地阐明某个作者自觉或半自觉地追求着什么阶级目的，达到了什么有利于阶级的结果，它还能说明这个艺术作品（过去的或现在的）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怎样看待我们的劳动和我的斗争。但是一转入美学评价方面，便开始混乱了。
可以说，我们的批评家多半不是“天才人物”，却像常见的情形那样，只是依据“某些原则”来立论的有能力的人。可是，我们是否有了这里所说的某些原则，我们是否完全建立了自己的美学，我们能不能借用我们以前那些阶级的美学呢？
我们只应该批判地接受过去的美学，就是说，我们不能抛弃这种美学，不能简单地宣布它已经寿终正寝，但是也不能全部采纳：它只应该是培育我们自己的美学的营养品：我们的美学才只有几条基本的道理，而这些基本道理还不能构成别林斯基所说的“原则”——一个严整博大的体系。
每个批评家都必须像——比方说——别林斯基那样求得这些“原则”，并且要得到别林斯基的有力的帮助，多多少少还要走他的道路。当然，各个批评家会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件工作。可是我们显然还不熟悉这类问题：什么是某种样式的艺术作品的布局，什么是各别篇章的结构，什么是风格的统一和各种风格上的优点（多样、华丽之类），怎样才能和应该怎样构成一个句子，作家的语汇该如何形成，语言一般地该起什么作用——直接作用、比喻作用、讽刺作用，等等。是的，我们在这些方面很差，也许比从前的平庸批评家还要差。我们对这个注意不够，我们被别的事——固然是更重要的事吸引住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确定：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敌人还是朋友，是什么程度上的敌人和什么程度上的朋友，他身上有哪些敌对的因素和友善的因素，凭什么来确定这个，他用纯粹的艺术武器把自己武装到了什么程度，他给与人家的打击的轻重是否符合他的原意，他是否找到了平等的、适当的艺术形式，这适当的形式是否不仅能保证给他自己带来或大或小的满足，还能保证给他带来或大或小的实在的成功——读者的爱好。还必须记住，成功和爱好也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一时迷误的结果，而怎样使艺术作品经久耐读的问题，它的意义对于我们是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的作家对这一点开始越来越关心了。
虽然普希金不能传授拾我们任何理论上的“法则”，但是在别林斯基所说的那种论断的剀切中肯方面，他却能够成为我们的光辉的导师。
普希金在批评上的每个论断，都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们会问自己：这个论断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普希金的阶级本质，表现了一个有教养的地主的优缺点，一个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线上”、脱离了本阶级的人的优缺点，又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位熟悉他所评价的那个领域的专家的才力，因而他的论断客观上能有多大的意义。如果它客观上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向自己提出分析普希金这个论断的问题，我们就应该从一般的论断中抽出它的隐秘的理论因素来。
普希金对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对杰尔查文和茹科夫斯基、对这部那部古代作品或者普希金时代的作品的论断，到底有什么地方正确或不正确呢？
因此我们是可以向普希金学习，而普希金也确实还有东西供我们学习的！
一个文学批评家如果扼杀了文学，把它当作解剖室的尸体，割得七零八碎，再对它发一通枯燥的议论，那么他作为讨论艺术问题的学术会议的一员，也许还有价值，但是他不能算文学批评家。
普希金为什么要研究那发现美和缺点的科学？是为了给他的同时代人充当向导。在不够敏感的人发现不出美的地方，他发现了美，在经验较少的眼睛看不出缺点或者也许还预料有优点的地方，他揭露了缺点。
如果一个批评家一方面跟作家、另一方面又跟读者站在同样的水平上，那么其实何必有批评家呢？他写作是为了什么呢？只有当他能够让这个作家本人或其他作家睁开眼睛，看看这些美或者缺点的时候，他才可贵。他所以可贵，还因为他能帮助千千万万没有经验、没有成熟的读者，使他们不仅对于作者的阶级意图，而且对于意图实现后的实际艺术效果，作出正确的论断。
可是，假如是这样，假如一个批评家、一个美的博物馆的饱学的向导是那么个导游人，他站在艺术作品旁边，即是说，站在那些首先希望引起观赏者的强烈美感、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感情的作品旁边，尽用枯燥乏味的声调谈论美和缺点，那么他只能妨碍艺术作品的功效，到了最后，他所引导的那个“参观团”的大多数人，恐怕就要主张把他撵走，而让他介绍他们直接同作者接触了。如果这导游人又是一个“华而不实的空谈家”，如果他想用普希金竭力摈弃于散文之外的种种浮夸的比喻来代替重要的思想，那当然更糟了。
不，真正的批评家是艺术家自己。他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家，他是开方下药的艺术家，他可以说是群众的魁首或者一批理想的群众代表的一员，他是合乎希望的群众本身，他是人们所期望的有鉴别力的读者、热诚的读者，他有时是作家的朋友，有时又是论敌，但他永远是一个最好的评判人。为了不只独自欣赏，不致陷入一个孤独的先锋队里，他应该善于向别人传达艺术作品在他的神经中引起的战栗、在他的意识中引起的震动，传达经过他再创造的艺术作品形象，这个形象融合了他的社会出身、他的社会职能、以及他对于该艺术作品究竟为什么能令人陶醉这一问题的理解。
他应该善于把这一切传达给最广大的群众，说得更正确、更切合实际些，传达给他以批评家身份为之服务的他的本阶级。为了这个目的，他还应该善于从一个独特的开方下药的艺术家变为独特的创造的艺术家。他的批评文章、他的艺术批评讲义应该变成独特的艺术作品，——说是艺术作品，因为其中也有一套给予群众以最广泛深刻的影响的方法。
列宁喜欢重复巴扎洛夫的几句话：“我的朋友，阿尔卡狄，不要用美丽的辞藻。”[5]
对于有些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使用过于美丽的辞藻。它们本身原来就是美的。再给披上一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挂上装饰品，反而不雅观。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律师的雄辩、诡辩法和演说术，常常是为了使真理模糊起来。这一切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以为我们既然指责美丽的辞句，便应该把准确性、鲜明性、热情和激动一律摒弃于批评文章之外，那可太遗憾了。
请读普希金的论文和短评集吧。难道这里有那种“阿尔卡狄式的美丽的”辞句吗？难道您能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普希金所用的辞藻太美丽了吗？难道您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他不仅让您看到优点，还让您看到了假装的、做作的一面吗？难道您会觉得他是一个为了胜诉、不惜想出种种诡计在您眼中贬低他的对手的律师吗？您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印象。
在这里，确实会使您留下印象的是他的思想的高度明朗性，这明朗来自适宜的形式，来自丰富的语汇，来自灵活的词句，来自对词句的产生、发展和趋势的自然性的透彻领会。您会到一篇篇极其迷人的生动热情的演说，虽然它多少还有点儿修饰。
例如列宁，他说话是不加修饰的，他很少使用什么比喻，然而演说术完完全全是他的特长。他的演说真正是赤裸裸的，不过裸露出来的是一个少见的、强壮的、匀称的、一一合度的躯体，它的每个动作都给人带来了极大的满足；说得更正确些，它在不自觉地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时做着它自己的工作——说服人们。
艺术批评家也可以使用这种可说是“斯巴达式的”叙述法。这是一个比什么都难达到的最高理想。但是他也有充分理由使用普希金所用的“雅典式的”方法。批评可以是一道自然的思想激流，这思想结成了端正明丽的晶体，像彩灯似的灿烂发光，同时它又是完全自然的，它决不作假，不伪装，不矫饰，不用太多的比喻来逗引我们的兴趣。
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批评的艺术家，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现象。别林斯基当然是这种人物。连非常冷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写出他们的优秀作品时也是这样。当赫尔岑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时候，他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如此。伟大的作家一旦亲自掌握了批评，一定会成为这样的人。普希金完完全全是这一类人物，他在这方面给我们上了难忘的一课。
[1]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一篇报告的速记记录初，初次发表在1934年《文学遗产》丛书第16-18号上。
[2]珀加索斯（Pegasus），缪斯神所乘之飞马。
[3]洛可可式，十七、八世纪的一种建筑及艺术风格，以高雅而复杂的形式和奇异的装饰为特色。
[4]皮克萨诺夫这篇文章发表在1931年第7期《新世界》杂志上，后来收在他的论文集《论古典作家》（1933年）中。
[5]见《父与子》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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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意大利工会、西班牙工会和巴枯宁（1864—187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九章意大利工会、西班牙工会和巴枯宁（1864—1876年）
↘巴枯宁在意大利
↘抵抗同盟
↘第一国际中的西班牙有组织的工人
↘第一国际的分裂
在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十二年里，意大利的工会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它进展的途中，它不得不和自己队伍里的两个强有力的敌对阶级力量作斗争，因而大大地阻碍了它的前进。这两个力量便是由玛志尼和巴枯宁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破坏性纲领。我们在本书第六章里曾经说过，盖赛普·玛志尼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共和派，1848年革命中的一个领袖和英雄。他在1841年创立一个工人协会，作为他的意大利青年党的一部分。从这时候起，他便控制着意大利工人运动。一直到1871年，他的这种控制力量才被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派的联合的（如果不是统一的）反对力量所击破。
野心勃勃和非常活跃的玛志尼甚至曾设法控制第一国际本身。1864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大会上，玛志尼曾派遣代表路·沃尔夫少校为这个新组织提出一个全面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以玛志尼的意大利工人协会的资产阶级纲领为基础，而建立在阶级合作的幻想上的。但是这个反对工人阶级的纲领为代表们所拒绝，而卡尔·马克思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纲领却为大会所采纳了。玛志尼的失败结束了他想攫取第一国际的大胆尝试。玛志尼在1872年逝世，但是他的运动还延续了几年。这个运动在年轻的意大利工会运动中有一种不利的影响。
巴枯宁在意大利
然而，意大利工人历史中比玛丽志尼更有力量的人物却是从沙皇迫害下逃出、于1864年在意大利定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领袖米哈依尔·巴枯宁。巴枯宁是蒲鲁东的弟子，但是他对蒲鲁东派的理论和策略作了某些重要的修改。巴枯宁和蒲鲁东一样，含糊地主张革命，主张发展一个建筑在工人互助组织的“自由联合”基础上的社会。但是，他和蒲鲁东也有不同之处，巴枯宇不认为社会会由于有系统地建立新生产组织而逐渐改变；他认为只有武装起义才能消灭国家，缔造新的社会。巴枯宁和他的老师蒲鲁东一样，对于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仅具有一种混乱的思想。他把他的主要攻击针对着国家和宗教，而不是针对着资产阶级。他激烈地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把所有的工人政党看作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他模糊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即将到来的事件。这种靠不住的臆测是他的整个理论的和实跷的基础。他的总路线不可避免地使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意大利以及全世界正面冲突起来。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蒲鲁东之间最大的分歧是他们对工会运动的看法。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蒲鲁东是公开反对罢工，反对缩短工作日运动和反对工会的。他认为工会运动是他所主张的那个互助合作计划的天然敌人；而在这个结论上，他的确没有错。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蒲鲁东主义发源地法国，便是要打破这个敌对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巴枯宁在一定限度内是接受工会运动的。他把罢工看作是一种小型的革命，是最后使工人或者他所谓的“人民”统治社会的武装总起义行动的初步斗争。他在他的纲领中要求“把土地移交工人的农业协会使用，把资本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移交给工人的工业协会”。在这方面，罗佐夫斯基指出，“这里，巴枯宁已经表示了把企业交给工人的工业协会的主张。这个主张也就是以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发展的一切理论的依据”[1]。但是，我们在第四章里已经叙述过，这种主张可以追湖到英国欧文主义时代里。
[1]罗佐夫斯基：“马克思和工会”，第35页。
尽管巴枯宁明确地赞同工会运动，然而他的总路线是反对形成巩固的工会的。他所依靠的不是不可缺少的组织和纪律，而是依靠群众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他的政策是在一有机会时便把工会投入武装起义行动中，这个政策肯定地不利于把工会建筑在健全的基础之上。巴枯宁派于两年之内，在意大利发动了不下于六十次的地方性起义。这些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在1868年和1874年发动的两次起义。这两次起义都被政府镇压下去。这种冒险主义政策只是有助于使成长时期的意大利工会降为仅仅是阴森暴乱的团体而已。
然而巴枯宁对极为年轻和在斗争中的意大利工会运动有着非常有力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当他来到意大利时，意大利正处在为独立而进行的长期民族革命斗争的末期，人民大众对工人阶级的纲领还不大清楚。正如罗佐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巴枯宁之所以发生影响，是由于他是“一个精力极为充沛和组织能力极强的人”[2]。他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利用意大利作为进行控制第一国际的斗争的主要基地之一。
[2]罗佐夫斯基：“马克思和工会”，第33页。
抵抗同盟
意大利工人在反抗玛志尼的影响和反抗雇主和政府镇压措施所进行的殊死斗争中，在1871年组成了一个叫做“工联”的社团。[1]这个社团的领袖中有当时的富有战斗性的安德里·考斯塔和卡罗·卡费柔。这个新组织实际上是工会以前和政党以前类型的——即在工人运动这个发展阶段内在拉丁国家所削立的“抵抗同盟”。这个新运动于1872年——和玛志尼决裂以后的第一年召开了它的第一次会议。这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在意大利的力量还非常薄弱，运动的领导权落在巴枯宁派手里。巴枯宁派于是便组成了第一国际的意大利总支部。它最初隶属于在伦敦由卡尔·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但是很快就成为巴枯宁的敌对组织基石。
[1]斯戴罗斯克：“第一国际史”，第215——217页。
在1869年，意大利各种工人组织总共有771个。[2]1870——1880年间，像抵抗同盟这种型式的组织成为在意大利有组织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抵抗同盟进行了许多次罢工和其他工人阶级的活动。不久，工会和社会党便由这类同盟产生出来。第一个具有永久性的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在1872年独成。[3]在开始的时候，它还是一个行业工会，但不久便发展成为产业工会。其他工会也逐渐开始出现。先驱的工人公所（地方性的工会）在1872年成立。[4]简言之，上面所叙述的便是在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时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一般情况。
[2]高尔蒂利：“意大利工人运动”，第79页，纽约，1946。
[3]坎戴洛罗：“意大利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页。
[4]“劳资关系评论”，伊萨卡，1951年10月号，康乃尔大学出版。
第一国际中的西班牙有组织的工人
在十九世纪头七十五年里，西班牙境内进行了几次革命斗争——那是发生在1808、1820、1834、1854和1873这几年里。[1]总的说来，这些斗争代表着发展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这个革命的直接目的是，驱逐法国侵略者出境，击破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专制君主的力量，剥夺天主教会拥有的巨大土地和它在政治上的权力——简言之，为资本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些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努力只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1]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67页。
1850到1870年之间，以巴塞罗那为其主要基地的工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巴塞罗那很早就成为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反抗野蛮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压迫者和剥削者的一个艰苦斗争的中心。恩格斯把巴塞罗那称为“西班牙最大的工业城市，这个在它的历史上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记载下更多的街垒战的城市……”[2]它在经历过许多次艰苦的战斗——其中有1855年四万名工会的总罢工[3]——并遭受到政府残酷的恐怖镇压之后，在1869年赢得关于组织工会权利的法案[4]。因此，在此后的几年内，工会运动飞跃地发展起来。杜德说，1873年时，西班牙有537个工会，270个区域性工会联合会，会员总数达三十万人。[5]那时西班牙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都极为低劣，工人阶级具有一种要加以改善的斗命情绪。
[2]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页。
[3]萨尔瓦多·马达里加：“西班牙”，第121页，纽约，1943。
[4]罗伯特·巴罗：“西班牙的工团主义”，第12页，都鲁斯，1934。
[5]帕姆·杜德：“工人国际手册”，第291页，伦敦，1921。
在这个时期内，在西班牙缔造一个强有力的工人运动方面，第一国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同它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波兰以及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样地，第一国际的领袖和组织者，站在这些国家的工人当时为反抗他们身受的恶劣工作条件而展开的一切罢工行动和其他斗争的最前线。
巴枯宁在一开始就以拉丁国家为其活动的根据地；他很早就参与了西班牙的局势。他很快地控制了第一国际中的西班牙支部，而西班牙支部是第一国际中最早和最有力的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曾有一个西班牙工人参加，而在以后召开的几次代表大会中，西班牙代表团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在第一国际在西班牙的整个活动史上，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一个少数。第一国际在1872年分裂时，西班牙的总支部采取了巴枯宁的立场。直到今天，西班牙仍然活跃地存在着明显的巴枯宁主义倾向。
第一国际分裂后，对巴枯宁的组织和政策的巨大考验不久便来到了。这个考验发生在1873年的革命里。就是在这一年的二月，西班牙爆发了酝酿已久的政治危机——阿马迪欧国王突然退位了。恩格斯称阿马迪欧国王是“唯一的采取罢工手段的国王”。资产阶级分子利用这个有利的局势，废黜君主政权而建立了共和国。但是他们所主持的政府是微弱的，内部意见不和。因此，1874年12月里，保皇分子便把它推翻，使波旁王朝复辟。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显然还没有作好实现社会主义的准备。工人的组织、纲领和领导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够控制资产阶级革命，使它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至多只能做到为加强资产阶级民主而进行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政治权利，并且在这样作的过程中建立他们的组织。
然而对于轻举妄动的巴枯宁看来，所有这些政治行动都是多余的。在他看来，政府从君主制度到共和制度的转变对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是亳不相干的。所以他号召工人在四月里举行的选举制宪议会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它的确是这样的政府）的大选中不要去投票。这种策略使工人心情沮丧，不过有许多工人还是漫无目的地参加了选举。
巴枯宁规定了他的革命路经。在1873年的夏天，他计划在若干最重要的中心地区里发动一次总罢工。照恩格斯的看法，在最具有决定性的巴塞罗那城，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却期望着举行一次武装起义，因而他们没有响应这次罢工运动。所以这次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在拥有三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阿尔科伊和其他少数几个地区里发动了地方性的罢工，但是不久便都被政府镇压下去。同时，许多巴枯宁派的领袖抛弃了他们一直坚持的反对进行政治活动的主张，稀里糊涂地和资产阶级分子合流，并且参加了他们的地方政府。总的结果是工人被击败了，第一国际的西班牙支部，包括年轻的工会运动都瓦解了。恩格斯在评价这整个运动时讽刺地说，“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怎样不去进行革命的无与伦比的例子。”[6]
[6]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8页。
第一国际的分裂
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为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系而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对各种宗派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进行的多次斗争——反对单纯的工会运动、反对玛志尼派、反对拉萨尔派、反对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里，最重要和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对假革命集团巴枯宁派进行的斗争。这次斗争关系到工人运动的整个前途。这个斗争差不多在1868年巴枯宁一参加第一国际时便开始了。
巴枯宁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时便带着我们上面讲过的他那一套现成的哲学。这个哲学全部体现在他刚组成的国际社会民主同盟的纲领和机构里。这个同盟是巴枯宁曾经参加过的早期阴谋集团的延续。他在第一国际的很多支部里建立起他的秘密集团，以便促进他的起义活动纲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反对所有这一切的活动，并坚持巴枯宁取消他的国际组织。但是允许他的这些组织可以加入第一国际。巴枯宁虽然答应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做。结果便是在组织上发生重复的现象。而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第一国际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派在第一国际的许多次代表大会中，实际上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路线上发生了冲突——在建立政党问题上，采取政治行动问题上，争取劳工立法问题上，进行工会工作的方法问题上，第一国际的纪律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等等。对于所有这一切问题，巴枯宁派表现出根本性的分歧。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是斗争额的最高潮。马克思从1848年起就认识巴枯宁，并且由于意识到到第一国际的命运已经陷于危殆的境地，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结果是巴枯宁和其他几个无政府主义者领袖被开除出第一国际，因为他们保持着一个秘密和分裂的组织，不遵守纪律，他们的行动不能和第一国际的政策和纲领相一致。[1]
[1]参见斯戴克罗夫：“第一国际史”，第238——239页。
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国际中进行的艰苦斗争里取得了胜利，并且肯定地确立马克思主义为工人的基本理论。这个情况在以后数十年的世界劳工事态发展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但是第一国际显然是处在一种危急的状态中。因此，恩格斯提议把它的总部从伦敦迁移到纽约的去，这个提议获得通过。然而这只不过是想挽救这个组织的一次最后努力而已。第一国际已经完成了它所能起的作用。和进行分裂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之间的内部争再加上各国政府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发动的疯狂反动行动中对它的激烈攻击，使第一国际无法以原来形式继续存在下去。除此以外，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着一些新任务，那就是要在许多国家内建立政党和工会，而这是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执行了在政治上和工业上奠定世界工人运动基础的巨大先驱工作，它巳经完成了它的伟大任务。第一国际在美国又进行了四年的斗争后（我们在下面一章还要再谈一些这方面的情况），1876年7月15日在费城正式宣告解散。
巴枯宁和他的同盟者没有认识到海牙代表大会所作出决定的正确性。他们于1872年9月在瑞士的圣伊米尔地方另行召集了一次代表大会，并声称这是第一国际的代表大会。拉丁国家中的总支部参加了这个新组织。在此后的几年里，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个国际继续召开了几次代表大会，并在各国进行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规模日渐缩小，到1878年，它已经削弱到不成其为一个有组织的国际性运动了。至于巴枯宁本人，他在1876年7月里逝世。
第一国际中所进行的巨大理论斗争，对年轻的世界工会运动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它的一般政治面貌方面。资本主义的坚强堡垒——英国、美国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最大。在那里，工会不顾面临着的许多困难而向前推避。就是在巴枯宁派的不良影响占绝对优势的那些国家里，工会在以后的年代里也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恢复力量，尽管它们在很长时期内都屈从于无政府主义者不切实际的政策。
无政府主义运动具有自发性的理论和实践，它缺乏纪律，没有适当的组织，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激进主义，并且具有空想的见解。它在第一国际内的行动以及作为一个独立运动所采取的行动证明：它对年轻的世界工人运动毫无建设性的贡献。它是一种消极和破坏性的力量。世界工人们在不断地迈进途程中，必须抛弃它，而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了。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虽然暂时由于英勇的第一国际的解散而延缓了它的进程，但是它在各国愈来愈活跃起来，建立工人政党、工会和合作社，从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前迈进的下一个伟大阶段——第二国际——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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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前进[1]
罗莎·卢森堡论波兰资产阶级的历史
沙皇访问[2]华沙以来已经几周时间过去了，而波兰和俄国报刊激动的浪潮还没有消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新时期”、“波兰历史上新的一页”，形形色色的机关刊物都对沙皇这几天在华沙的访问发出这样的惊叹。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阵营受到的震惊最大——人们感觉波兰要发生重要的事情，而且面对这些事情时完全不知所措又群龙无首。乍看之下这种喧嚣真的难以理解。发生什么事情了？俄国在波兰的暴政采取了新的方针最近的俄罗斯化法令作出了充分的回答。资产阶级波兰的忠诚意味着“新时期”吗？出席最近一次沙皇加冕典礼的华沙的代表们向我们愤怒地谈到了俄国人让人没齿难忘的行为。还有这一次：民意—神意。事实上，波兰正在进入政治生活的一个新时期。只是不能用日常现象的狭隘眼光来看待事件的本质和意义；自俄国兼并以来，从波兰的整个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新时期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
一
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把在会议桌上的波兰[3]建立现代工业的荣誉归于波兰的自治政府，并将这个政府把资产阶级发展的福祉洒向全国的行动，称为拯救祖国的行动；如果爱国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能更好地理解波兰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那他们就放心地把培育现代工业的功劳让给受之无愧的俄国政府。波兰的资产阶级是将波兰与俄国捆绑在一起的意念所变成的血肉。
那时，沙皇敕令（1815—1830）[4]将外国的手工业者诱骗到波兰，打破旧贵族秩序，才得以创造现代工业的首要条件；那时，公开的变节分子、俄国的仆人和波兰的大地主，作为会议桌上的波兰的自治政府与俄国极为一致地同意发展大工业。最后，俄国为暴力和背叛的私生子提供了第一批乳汁：在最初的十多年中，俄国的销售市场确保了波兰工业的整个存在。
这个孩子没有否认自己的出身。波兰工业成了向俄国出口的工业，当时波兰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内部市场，而波兰的资产阶级则成了波兰与俄国融合的代表，以后很久，他们才成为波兰内部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第一声啼哭是：滚开，波兰的完整！滚开，波兰与俄国之间的关税边界！“波兰属于俄国，两国构成一个唯一的整体。”[5]而俄国在1831年像回声一样重复道：波兰人想要独立？“没有海港，他们能成什么气候；没有俄国的销售市场，他们的工业怎么办？”[6]在起义被镇压之后[7]，坎克林的贸易保护主义派利用尼古拉一世的莫名之火，提高了俄国对波兰的关税税率，[8]导致波兰向俄国的工业出口迅速下降，但不久以后的1833年，给予优惠的沙皇敕令不断下达，并于1851年彻底消除了关税壁垒，“主要是出于政治性质的动机，……政府在寻找能使波兰和俄国稳定团结的方法。”[9]资产阶级作为俄国和波兰之间的纽带的历史使命，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俄国，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
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波兰的统治一开始并没有依靠资产阶级。在自然经济的波兰，低级生产形式的代表，资产阶级在人民中没有任何追随者，因为他们都是从国外被诱惑来的，并得到政府器重的；他们本身其实是一群形形色色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可靠的存在：破产的德国手工业者、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碰运气的荷兰人、比利时的“产业天才”、出身可疑的波兰冒险家——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没有历史和传统，人生地不熟，在全国受到歧视，直到60年代在贵族的波兰都起不到任何作用。农民改革[10]以前，波兰依然是贵族的。
资产阶级体现的是对俄国的依赖关系和无国籍；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庄园生活的贵族体现的是波兰的完整和独立。支持贵族的是天主教教权派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贵族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广大贵族对农民阶级的统治面临俄国政府阴谋的威胁，面临俄国扶持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威胁，他们被迫成为反对派。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内部的阶级斗争必然采取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斗争的形式。而整个波兰的精神生活都受到了分裂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各个方面都势不两立。对资产阶级来说，与俄国的融合和消灭贵族的自然经济，是其发展的积极和消极的前提。对贵族来说，资产阶级的每一步发展都意味着他们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毁灭。贵族在1831年喊道：“尼古拉一世努力向我们保证过的物质繁荣，它在哪里？辉煌的华沙只能更加明显地衬托出地方的贫困。……人民群众中的农民在各种负担的重压下崩溃，取代他们的是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工厂主的特权阶级！”[11]23年后，贵族惊恐地喊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子女还会不会有仆人，或者他们自己会不会成为仆人。……”[12]
而事实上，如果外来侵略者——资产阶级，成为波兰的主人，那么波兰的旧主——贵族，就必然降格为仆人。但是，直到贵族最终垮台，直到他们被俄国的刺刀刺杀倒地，波兰的资产阶级必然在阴影下生活。
二
俄国政府砍倒了贵族民族主义的大树——波兰的领导权就像成熟的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怀抱。
1864年的农民改革、从此引入的货币经济和波兰产品在俄国开辟的大市场，为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资产阶级成为波兰的领导阶级创造了前提。现在这伙在数量上和物质上得到加强、但仍然是半生不熟的家伙，已经有资格组成定调的阶级，并作为阶级提出一个能够团结其他阶级的纲领。
但是，资产阶级不能公开展示他们真正的阶级纲领——直截了当地坚持俄国的统治。迄今的领导阶级的全部世界观虽然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而贵族已经准备听天由命，但是记忆犹新，他们斗争的回声还在余音缭绕，而社会迄今的全部意识形态不能一下子被抛弃。因此，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他们表达资产阶级的现实的时候，同时必须兼顾贵族的理想，也就是提出一个纲领，其中既要形式上表示继续进行民族斗争，同时又要为与俄国和解铺平道路，这个纲领既要表达一个被压迫社会的理想需要，同时又要宣扬对纯利润的崇拜，简而言之，要能够将民族的独立和俄国的兼并结合在一起。
求这个圆的政治面积的方法已经找到：70年代公布了一个所谓的有一定重要性的或基础的劳动纲领[13]。为民族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新的学说认为——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只会给国家造成损害。国家必须服从，因为它软弱而不统一。波兰只有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能得救。目前，我们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想办法，协调民族内部的统一：民族的财富、教育、各阶级的和解——这是下一个目标。但是，“社会机体”的健康只是所有器官和细胞正常运转的简单结果。因此，每一个“社会器官”——不管是商人还是医生，农民还是作家，律师还是教师——都在自己的领域和平地劳动，而波兰的物质的和民族文化的重生，它的政治重生的首要条件，是自行产生的。
纲领的最终目标——波兰的真正独立——从一开始就不断改变，这个目标的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性情，任意设想为在不久的将来或遥遥无期。为此，直接任务在纲领中的表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其核心是，建议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和平地工作，而不是进行民族的武装斗争；建议个人在本行业从事与世无争的活动，而不是服从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统一的政治意志。这是植入民族纲领中的曼彻斯特主义，政治上的通行证，在拯救祖国过程中的自由竞争。这种自由竞争在70年代波兰的具体条件下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就是资本主义。但现在看来，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使波兰重生的手段。纲领的结论是完全放弃任何政治行动，而且是为了政治解放而宣告放弃的。结果是与俄国统治的和解，而这个和解的目的据说是波兰的独立。
这个“有一定重要性的劳动”的学说就像咒语一样把社会从僵化中解救出来，当时由于僵化，社会在70年代的突变[14]结束后的第一时间，还处在祭坛和众神的废墟之中。后来，人们不顾压迫者的残酷镇压，又找到了一种模式，同时找到了一个为资产阶级发展大开方便之门的理想借口。贵族可以安心地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起接受俄国的枷锁，因为二者现在都贴上了“为了祖国”的标签。知识分子可以献身于现在叫作“民族文化工作”的自由职业。这种“基础性工作”，也就是教育农民阶级，遏制了“不安分子”的行动渴望。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是波兰一个热心培植科学的时代——特别是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与“小农”和谐相处的时代——入选乡镇政府机关是荣幸，动人的“农民小说”如雨后春笋——，是一个新闻出版蓬勃发展的时代，而尽管如此——仍然是一个创办工业的时代。
这项事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成了社会、文学和新闻出版的领导者，此外还真诚地信仰自己的理想主义。这个以前的外国灰姑娘成了国内的主人公。而资产者作为真正的新贵没有一点兴趣庆祝他们对傲慢的贵族老爷的胜利：没落的小贵族对资产阶级的新波兰感到无所适从，每走一步都显得滑稽可笑，成了70—80年代幽默小报的讽刺的固定形象和主要调味品，他们最后被某位波兰的奥芬巴赫[15]搬入轻歌剧《华沙之旅》中进行挖苦和嘲讽，引得市民们开心地狂笑不已。
只需几年，就足以能使“有一定重要性的劳动”纲领成为整个有产阶级波兰的福音书。但也只需15年，就足以能把这个纲领移到废物间。即使向民族主义妥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难以开启，因为妥协的熔炉已经彻底改变各个阶级的本质，并使这种妥协本身完全成为多余的。贵族社会不久便立足于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之上，他们与过去联系的桥梁已经断裂。国民军以前的主要军团——贵族，成了占有土地的有产者。人们现在可以在波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的观点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对波兰农业最强大最有利的保护者莫过于半个世纪前还为人所不齿的、对陌生和险恶的东西十分反感的工业，这是明摆着的事实。”[16]贵族寄希望于“农业的工业”，而工业一旦强大，“人们”——这里透露出对俄国的战争计划——“就会想占领……外国的销售市场，与帝国偏远地区做种子和牲畜生意。”[17]
小资产阶级原来是国家军队的尾巴，如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有较强生命力的分子，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小资产阶级中的没落部分依然忠实于民族主义。但是由于国家军队的尾巴成了整体，民族纲领本身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兵力，不得不缩减成一个可怜的小尾巴。这个小尾巴日益感染一种消极的反对派情绪，一个纯粹的现代的特征——反犹太主义——在其中占上风。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只能向天主教会求救。但是天主教会给他们的回答，即利奥十三世的通谕（1894年）[18]充满了嘲讽，说什么人们在天国也已经放弃重建波兰的所有希望，俄国的暴力统治现在是上帝在波兰的真正代表。资产阶级不需要重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这个阶层——是资产阶级肉中的肉，血中的血[19]）——不久便完成了将早期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化为它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把民族主义归结为反对俄罗斯化和排挤国家机关中的波兰人，所以这个阶层声称，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废除俄国的统治，而是在俄国统治下完善内部设施，即毫无阻碍地利用波兰资产阶级的发展。
因此，内部阶级关系的变革已经完成。“有一定重要性的工作”的纲领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隐退了。现在，资本主义通过俄国市场的致富不再表现为重建波兰的手段，而是表现为本身的目的。现在，饲料、萝卜和烧酒本身也足够诱人。现在，即80年代末，毫无顾忌直截了当地致富，才成为口号。因此，整个社会的外在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在农村因使用权争论而激化的关系扫除了阶级调和的闹剧。原来对实证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满怀热情，现在对所有科学，只要不赚钱就表现出愚蠢又自满的冷漠——社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再需要关心“物种起源”[20]。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是文化的载体，现在就只有赤裸裸的名利欲。人们试图用来隐瞒事情的全部象征性语言都被搁置在一旁。工厂如今只是工厂，而不再是“济贫机构”；医生就是医生，而不再是“进步的旗手”。农民如今是贱民，而不再是“小农”。在70年代，资产阶级还满腔热情地按自身的形象改造社会，到了90年代，这种热情在资产阶级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完成了伟大的杰作，正在享受他们第七日的休息。
西欧国家资产阶级的情况也相当不好。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之笛，吹奏出一曲一切尘世之事皆易逝的歌。但是他们经历过暴力斗争，并能缅怀往事。波兰的资产阶级是幸运的，能够把波兰的斗争交给外来占领者，而自己只管“人间的财富”。“有一定重要性的工作”的时期是唯一短暂的时期，那时“有一定重要性的工作”提出某种类似意识形态的东西。但这也不是一个在斗争中激励英雄气概的上升阶级的，而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后者必须对自己和社会隐瞒它的胜利的恶劣后果。波兰有产阶级最后的幻想破灭之后，她的精神生活就像“凯旋的恶棍之歌”。而这是资产阶级波兰必然降低到的程度，因此，像9月1日接待沙皇的场景得以在华沙的城墙上演。
三
随着“有一定重要性的工作”这个无害的纲领的通过，波兰社会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魔鬼。预期的波兰“重生”原来是最平常的资本主义的再生，为波兰独立而准备的行动原来是最简单的政治禁欲。而在社会看似已经完成转型的今天，魔鬼，即资产阶级带着调皮的微笑向社会宣告，亲爱的！如果你们以为，我的全部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在你们惬意的社会中安睡于政治禁欲的泥潭，那么，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当过去的民族愚蠢还在你们头脑中作祟的时候，这样做是不错的，而今天你们已经觉醒。善始必善终。如果你们觉得喜欢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方面，那么，现在也要欢欢喜喜地接受政治后果。
政治后果是什么？波兰社会应该做什么呢？答案就是在华沙接待沙皇。对认真阅读最近几年的波兰报刊的读者来说，波兰资产阶级正在准备采取新的行动，这一直不是秘密。在过去的10年中，波兰的大工业再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自1885年起，波兰工业的市场一步步地扩展到了整个俄罗斯帝国，从立陶宛到俄国中部、到高加索、伏尔加河地区、西伯利亚及中亚。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心日益东移，向俄国腹地推进。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激发了波兰资产阶级巨大的胃口和希望；有人已经在波兰的报刊上表示担心，“德国人”会不会夺走一部分预期的利益，并梦想着使华沙成为两个大洋之间的世界贸易新航线上的中心。在中亚，在波斯，波兰的销售市场走在俄国贸易的前列。另一方面，由于俄国的关税政策，波兰的一大批工业部门将原来使用的外国原材料，现在改用俄国的原材料。总而言之，波兰与俄国的经济的并生，在70年代是决定性的趋势，在90年代则成了决定性的事实。因此，波兰资产阶级对涉及帝国经济的每个规定、每个意见和每个项目都极感兴趣。
资产阶级早已在决定直接涉及波兰的各种经济政策问题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并指定他们的代表到各个相关的委员会或部门任职。但是，这在目前的条件下已经不够了。现在，波兰资本主义的利益不是各自为政的集团，它们到处都相互渗透。对资产阶级来说，它现在必须占据新的位置：成为共同参与整个帝国经济政策的一个因素，能够不仅对波兰的，而且对俄国的行政管理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贵族绝没有感觉到已经实现自己希望的最高目标。虽然他们发誓完全放弃过去，但拿自己的状况与俄国贵族的情况相比，发现他们最终的所得少得可怜。在俄国，将拯救没落贵族的地产提升为首要的国家任务，所有费用通过一系列专门机构，如贵族银行、粮食信贷的发放机构、提高粮食价格委员会等等计入国库账户；俄国的贵族有自己的常设利益代表机构，有农村自治，甚至行政区领导个人对农民享有动用司法警察的权力，而波兰的贵族现在就只能依靠“自助”。他们不仅要忍受自己反动的变节行为的损失，而且要忍受自己变节行为不完整的损失。因为他们一方面已经放弃了波兰政府，另一方面还不能说俄国政府是自己的。近年来，波兰贵族要求国家帮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为了享有他们发誓放弃一切的果实，他们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设法接近沙皇政府，与俄国贵族平起平坐。
但是占据新的位置是有条件的。资产阶级的波兰要参与对俄国国库的共同治理和共同劫掠，不能通过立宪造反。相反，在专制制度下，进行统治意味着卑躬屈膝，一个社会阶级想要利用专制制度，只能从一开始就成为专制制度的仆人。可见，波兰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面临的任务，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彻底改革波兰与俄国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尽管同俄国有一切经济上的联系，波兰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仍然是一个古怪的整体。分裂主义的倾向已经被消除，并转化为政治禁欲。但是政治禁欲本身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放弃民族主义，而另一方面同时也放弃参与帝国的政治生活。在俄国，整个新闻界和现存的各阶级利用特殊机构，使俄国的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通过协商、请愿、利益代表机构、社团组织与内阁的直接交往，积极参加政府行动，而波兰对帝国的政策至今表现得相当消极和冷漠。只有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波兰社会和俄国政府之间的活的纽带，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社会的参与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人们在波兰的报刊上很少看到有关俄国社会生活的内容，总体上说，正是由于新闻界完全缺乏政治主动性和一定程度的过分的慎重，使波兰仍然保留自成一体的最后一点假象。另一方面，波兰的这种慎重使俄国的爬虫报刊[21]得以长期怀疑有“波兰阴谋”，并责备资产阶级说，波兰只能受穷，而不能忍受俄国统治的内在欲望。
现在该有一个了结了。如果资产阶级完全成为俄国政治的一个因素，而贵族成为政府的奴才，那么波兰必然成为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如果俄国允许波兰资产阶级参与帝国事务，那么，波兰就必须说明，它将这些事务看作自己的事务。另一方面，如果沙皇制度不再只把波兰资产阶级当作自己在波兰的傀儡，而是看作在俄国的一股力量，那么，波兰资产阶级必须说明，它在波兰的价值不再归功于俄国的优待，而是要自力更生，即使面对沙皇制度，它在必要时也能以波兰社会为依托。自从尼古拉二世登基以来，波兰的两个统治阶级都在全力以赴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要做的只是使这些准备步骤更加完善。波兰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同一性和二者作为积极的支持者服务于专制制度的意愿，应该说已经预先用实际行动向俄国展示了，而9月1日和2日在华沙接待沙皇也是这方面的一次展示。
每一次沙皇访问波兰，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将会见安排得意义深远，独具匠心，各等级都穿着盛装，配有徽章和乐队，每个乐队都围在自己的凯旋门周围，波兰王公、犹太的交易所投机者和德国的制皂工人、穿着燕尾服的资产者、穿着民族服装并带配剑的乡绅、各个行会都举着自己的旗帜、穿着黑色绸缎长袍的犹太拉比、穿着白色法袍的天主教修士、穿着乡村服装的农民、以歌咏协会编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铁路部门官员、游艇俱乐部、摩托车骑手，所有人排成整齐的方阵，在华沙的街道上冒着汗，耐心等待几个小时，所有乐队齐声演奏《神佑沙皇》，声音震耳欲聋，城市用灯光、鲜花、彩旗和方尖柱装扮得十分迷人，5000名穿着燕尾服的礼兵组成仪仗队，20万人从各地赶到华沙参加游行，在沙皇宫殿的窗前唱着译成波兰语的赞歌《神佑沙皇》，有数十万人参与认购公债，总额达100万卢布，要用于设立一项纪念基金，波兰所有的报刊上都刊登着热情洋溢的欢迎文章——大家都在奴才们燃放的冲天烟火中迎接尼古拉二世。资产阶级让整个波兰的有产者在沙皇面前列队通过，并向他呼喊：我就是波兰！整个波兰跟着我，而且整个波兰都准备在我的召唤下跪倒在您的宝座的台阶前。在欢迎沙皇时，波兰代表团的欢迎词是，“我们的千百万颗心就是送给您的礼物，整个波兰在您大度的独裁统治中（！），在内心的平和（！）与帝国的外部力量中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并愿意在幸运和不幸中都忠实地为您效劳，他深爱的君主。……”这时从郊区布拉加的城墙上隐隐传来一声叹息：“他深爱的君主”，要知道，这里现在是迎接沙皇的火车站，而100年前则是苏沃洛夫进行大屠杀[22]的地方。
“光明的未来”——“独裁统治的宽宏大量”——这是一个懂得为自己的要求穿上专制政权的合法外衣的阶级的官方语言，是官方的诗歌。一天前，这个代表团用朴实的散文诗，向华沙市长简明扼要地表述了游行的目的：“但愿我们到了成为有机统一的帝国整体的一个更有利的因素的时候了。”这次接待沙皇只是对活生生的图像所作的注解。幻想的翅膀是多么有力，远远超出了这种幻想的波兰专利人和俄国公众的所有预期。整个官方的和资产阶级的俄国惊讶不已，它对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虽然有所准备，但仍然紧张地关注着游行的过程。《新闻报》叫道：“波兰生活中的新的一页开始了”，《星期周报》重复道：“目前这个时刻是波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圣彼得堡新闻》补充道，波兰“想要加强它与帝国之间的联系”，最后，卡特柯夫[23]曾主编过的煽动性周报《莫斯科新闻》也不怀好意地总结说：“可见，波兰即将在政治关系方面成为俄国人”。甚至连最不妥协的爬虫报刊也都偃旗息鼓。根据专制制度的政治机构——只是还没有得到独裁统治者的批准——批复下来了：“期待的承诺只字未提”。尼古拉二世给资产阶级的华沙的答复是：“我完全相信你们的感情是真诚的。”暴力统治欣然接受了下面的建议，向波兰保证一个“光明的未来”，并向波兰社会出具了证明书，证明它已经完全成熟，可以成为沙皇制度的支持者。这就是这个历史事件的结果。
随着沙皇的访问，开启了波兰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第一个时期，贵族以波兰的名义领导与俄国作斗争，而资产阶级——外来的，而且人数较少——则公开表现他们对俄国的友好。在第二个时期，资产阶级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将民族分裂主义转化为政治禁欲，并用民族的谎话使贵族社会接受资本主义。在谎话消散、资本主义自己得出政治结果之后，资产阶级以发展的形式回归他们原来的纲领，不仅支持兼并，而且支持专制制度，但这一次回归不是与波兰相对立，而是以波兰的名义回归。
波兰的两个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因为自60年代以来生活在阴影下的贵族再次走上前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俄国的专制制度只是它的政治统治的一个受历史制约的，虽然暂时是完全合适的替代品，而贵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注定是一个支持专制制度的阶级。但是，必然的结果是，贵族先是在与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败下阵来，随后否认历史赋予自己的形象，接受那个曾经是自已敌人的阶级——资产阶级，并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化就是为了今天再次穿上贵族的外衣，且认为支持王座是自己的社会职能。俄国最反动的半官方报纸《莫斯科新闻》已经要求，在波兰计划实行农村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时候，应该将自治机关交给最可靠的等级——贵族。而取消农民对地主财产的使用权的方案证明，专制制度认为从现在起用农民胁迫贵族是多余的，相反，贵族表明更合适代表专制制度控制农民。
波兰的政治志向的历史同时也是波兰民族主义的历史。9月1日，统治阶级第一次敢于以整个波兰的名义与俄国独裁者当面说话。要是在七年前，当面与俄国独裁者说话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只有在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最近几次力量比试之后才可能发生：1891年5月3日的宪法百年庆典，1893年的“全国哀悼日”和1894年的柯斯丘什科[24]纪念日。一群没有主见的大学生都因自己的冒险行为而惊慌失措，他们就是从国民军中剩下的全部。爱国主义留下的最后一点形象如此可怜，以致整个波兰新闻界都称他们为“没有头脑的街头混混”。因此，资产阶级和贵族可以肆无忌惮了，而民族主义者再次对他们表示认同。在接待沙皇的时候，对所有重建波兰的拥护者来说，是说话的最后期限，哪怕极其微弱的民族主义不和谐音都会使整个仪式泡汤，然而他们却一声不吭。不仅如此，爱国主义的部分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默默地站着，看着所有行会和新闻界的知名代表如何以他们的名义参加游行。
看来历史还想给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没落一个合理的表现。早在沙皇访问之前，俄国就已经开始对波兰作出小小的让步：取消了自上一次起义以来在农村征收的特别税，报刊获准可以讨论俄波关系，而最大的让步是沙皇政府允许在华沙为歌颂波兰自由的最伟大的歌手密茨凯维奇建立纪念碑。在爱国者和革命家密茨凯维奇失去全部影响以后，波兰可以向诗人密茨凯维奇致以崇高的敬意。而现在，波兰资产阶级指着他的纪念碑叫道：这是我们的政策的成果！如果我们政治上成为俄国人，那么，人家就会允许我们在文化上保留波兰。波兰的报刊在沙皇访问之后异口同声地重复说：“我们可以是一个善良的波兰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善良的俄国臣民。”
这样，历史的发展就将波兰问题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独立的问题和民族文化的问题——并使两者彼此对立。在第一个时期，二者还联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贵族通过反对政治奴役的斗争维护波兰文化。在第二个时期贵族说，让我们通过和平的工作内部团结起来，不顾政治奴役，我们保持我们的文化。今天它说：只有忍气吞声地服从，俄国才会给我们作出民族的让步。只有接受政治的奴役才能拯救民族文化。俄国宪兵是波兰文化的保卫者——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说的最后一句话。[25]
事态在波兰的最新变化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来说，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整个资产阶级波兰转向积极的俄国政策，可以说是将专制制度移植到波兰。直到现在，由于政治禁欲和波兰社会的消极态度，专制制度落户波兰纯属偶然，根本原因在于兼并的条件。因为资产阶级波兰在政治方面是俄国式的，而波兰社会可以说习惯于专制制度，所以专制制度不再只是俄国的，它也将是波兰的专制制度。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斗争方面的宣传鼓动就方便多了：为推翻共同的专制制度，并在帝国争取宪法自由，波兰无产阶级与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开展共同的斗争，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波兰贵族热烈欢迎沙皇制度，将产生另一个重要后果。政府不能对贵族表示半点偏爱，同时不能——现有的计划已经说明——伤害农民阶级。但是，如果贵族有朝一日开始以沙皇制度的名义虐待农民，那么，“沙皇——农民的解放者”这个古老的寓言就将在波兰消失。新的贵族经济只需几年就能将因错误相信而产生的全部怨恨，变成对沙皇的狂热仇恨，并且或许还能将今天对独裁统治的支持，变成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悲惨结局，同样有利于工人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完全现代的朝气蓬勃的阶级斗争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早已衰落的斗争残余和先辈们的半死不活的各种遗训是灾难性的。最近发生的事件给波兰的民族主义造成致命伤害以后，至今还在徒劳地钻研旧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摆脱了旧的传统，并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在现有条件下很难拯救民族主义于灭亡，很难解放现在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制于俄国的波兰，就像工人阶级不能阻止例如小企业的灭亡和资本主义过程的其他后果一样。但是，既然它要为波兰的自治自由而斗争，那同时也要维护波兰的文化，并从历史的洪流中拯救能够拯救的一切。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可以从容地关注波兰的变革。阻止变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够而且必须要做的是——展示事件的革命的一面，并在阶级斗争中实现这一个方面。
1897—1898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6年卷第1卷第164—176页
[1]我们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我们对波兰民族的生命力的评价比她更高。我们已经在1895—1896年《新时代》第14年卷第2卷发表的文章《波兰灭亡了吗？》（第484页及以下几页，第513页及以下几页）中分析了我们的观点与她的观点之间的对立。但我们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波兰民族思想的基础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传统的民族政策已经过时。不管人们对卢森堡小姐的观点作怎样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她的著作都十分有助于对这个过程的考察和理解。
当然，《新时代》也发表了不代表编辑部观点的文章，编辑部保证每一个撰稿人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只要这些意见有根有据，而且适合于推进我们的事业。我们认为，在这里没有必要再一次特别强调这一点。要是我们的一些波兰朋友在民族事务上不十分敏感，那就好了，当然这对一个被压迫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民族成员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编者注【此处的“编者”不是指本书的编者，而是指《新时代》的编者——录入者注】
[2]1897年8月30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到华沙观摩军事演习。——编者注
[3]见本卷第45页脚注【1】【即《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第二节的第一个脚注。——录入者注】。——编者注
[4]见本卷第133—136页。【即本卷的《波兰的工业发展》——录入者注】——编者注
[5]波兰财政部长卢贝茨基于1826年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有关波兰工业利益的申请。见洛基申斯基《波兰关税税则的历史》1886年圣彼得堡版第220页。——作者注
[6]这是尼古拉一世对耶齐尔斯基伯爵说的话。见1831年2月9日《信使报》第54号。——作者注
[7]1830年11月29日在华沙爆发的军人暴动演变成一场反对沙皇外来统治的人民起义。1831年9月7日沙皇军队占领华沙，镇压了起义。——编者注
[8]叶·弗·坎克林1823—1844年是俄国财政大臣，在关税政策方面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要求通过贸易保护来弥补封建国家预算中的周期性赤字，从而抵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编者注
[9]洛基申斯基《波兰关税税则的历史》1886年圣彼得堡版第245页。——编者注
[10]沙皇政府被迫于1864年3月2日废除波兰的农奴制，从而保证了波兰农民在1863—1864年的斗争中赢得的权利。——编者注
[11]1831年3月20日《信使报》第93号。——编者注
[12]K.科兹米安《回忆录》1865年克拉科夫版第3卷第623页。——编者注
[13]“有一定重要性的劳动纲领”于1876年7月由知识分子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公布。（有一定重要性的，原文是“organisch”，意为“有机的”，或“器官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器官，而每一个器官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比如贵族原来是社会的主宰，但时代变了，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变了，但还没有失去他们的全部作用，在某些方面还起着一定的作用。）——编者注
[14]1860—1861年的农民起义浪潮导致1863年1月22日在波兰王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而于1863—1864年遭到血腥镇压。——编者注
[15]雅·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的创始人之一，这里指波兰的某位小编剧。——编者注
[16]1894年《每周评论》（华沙）第50期。——编者注
[17]参看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系列丛书《从今天起》第7辑。——编者注
[18]教皇利奥十三世1894年3月19日的通谕《我们的爱与关切》表达了天主教会对波兰民族问题的态度，要求波兰人民向他们的统治者，特别是俄国沙皇表达顺从、爱和忠诚，而不是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编者注
[19]参看《圣经·创世记》第2章第23节。——编者注
[20]即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21]爬虫报刊是指得到政府资助的反动报刊。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用语。当时俾斯麦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但是后来这一用语却恰好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卖身投靠政府并为其效劳的记者。俾斯麦本人于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德国广为流传这一事实。——编者注
[22]亚·瓦·苏沃洛夫自1794年8月起在镇压波兰的解放斗争中任沙皇军队总司令，并于1794年10月24日的大举进攻中占领了华沙郊区布拉加。——编者注
[23]米·尼·卡特柯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起初是温和的贵族自由派的拥护者，曾主编《莫斯科新闻》（1851—1855、1863—1887）。——编者注
[24]塔·波·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和政治家，因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领导波兰全国起义而享有盛名。——编者注
[25]加利西亚的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对沙皇访问华沙期间的接待礼仪的极度奢华感到震惊，试图将这种奢华归因于上述俄国对波兰民族感情的可怜让步。大张旗鼓地放弃民族主义本身就只能是一种“民族的感情冲动”的结果！民族主义者没有发现，俄国作出让步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他们想接受那些附带条件，借口只能是表达忠诚的感情爆发，并想按他们的设计拯救民族主义，只是实际上没有通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是通过俄国总理府的大笔一挥让它灭亡。是的，不仅如此，他们没有注意到，对民族感情本身作出让步，只是因为俄国已经不再认为“民族感情”有任何政治意义。——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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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的社会主义
罗莎·卢森堡
波兰国家三个部分[1]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极为不同，所以各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形式也都各不相同。尽管十分缺多公开而有力地开展阶级斗争的政治条件，但是，社会主义恰恰在俄属波兰最受关注，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最独立、最有特点的波工人运动。因为在普属波兰和加利西亚，波兰的无产阶级依然只是吸收德国以及奥地利工人运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而会议桌上的波兰[2]的社会主义者则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积累，悉心整理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同时宁愿以俄国工人运动为榜样，借用他们的斗争武器。
俄属波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布朗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第一个流派在1877年就在华沙的大学生青年中开始的社会主义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1882年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无产阶级”[3]登上政治舞台。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组织，它领导波兰运动多年。该组织的形式由两个不同的因素决定：一方面受享有盛名的俄国恐怖主义政党“民意党[4]”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80年代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从西欧工人运动那里接受了《共产党宣言》的总则部分，尽管他们的理解是片面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先决条件，以及工人阶级实现这种变革的历史使命，成了该党的教条。这足够赋予运动以明显社会主义的，突出的阶级特征。波兰政党“无产阶级”和它的盟友俄国的“民意党”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民意党”将自己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寄托于有产的农民阶级.以为能够使原始的农民公有制变成俄国新社会制度的起点。
然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一般观点，还不足以勾画该党的行进路线图，还必须理解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恰恰在这方面，该党不是立足于西欧的运动，而是立足于“民意党”，而“民意党”认为，革命的少数派的密谋是夺取国家机器的手段，并依靠人民开始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将恐怖主义视为准备密谋活动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党也认为，他们的直接任务不是从沙皇制度下实现宪法自由——相反，他们嘲讽“资产阶级的”宪政自由主义是虎头蛇尾——，而是工人阶级的专政，并在专制制度下直接争取社会革命。尽管该党的书面纲领自觉列举了所有的民主要求，但这些要求不是用作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准则，而是用作未来革命政府的过渡性措施。因此，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不是形成“反对党，而是形成未来占统治地位的党”。
因此，波兰的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是没有政治纲领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同时也是没有农民公社理论的俄国“民意党”，是嫁接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上的布朗基密谋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全部实践活动。
由于缺少直接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政治纲领，所以该党不可能吸引工人群众——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参加斗争。密谋活动绝不适合群众，它总是以群众的名义把这种活动交给一小撮革命的维护者手中。如果群众自愿登上舞台，那么该党只能以自己狭隘的宗派教条——“社会革命”相敷衍，不能给群众提供任何更实际、更有用的东西。该党指责工会斗争是无用的，认为只有能造成血腥结果的罢工才具有革命的意义。鉴于此，运动必然带有宗派性质，并局限于宣扬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恐怖主义的秘密团体的狭隘范围。
但是，另一方面，布朗基主义的策略只考虑国家机器各个中心。在充满市侩气息的小城市发起政变正如莫泊桑在《决斗》中风趣表述的——将是闹剧。当然，俄国没有发生政变。但是，“民意党”的恐怖主义，要瓦解国家机器，也只有在掌控国家政府的首都，在彼得堡才有用。因此，在波兰，虽然“无产阶级”与“民意党”在1889年结成了正式的行动联盟，但那里保留的不是恐怖主义——该党出于自卫杀死两名叛徒[5]一案撇开不谈——而是仅在宣扬恐怖主义和密谋者处理外部组织杂务时保留的“各级委员会”，“一级和二级代理人”，等等。
然而，我们，用恩格斯的话说，听凭那些政治上的小商人去琢磨波兰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可笑的幻想”[6]，为自己清醒的思维方式沾沾自喜。其实，“无产阶级”党已经为波兰工人阶级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它首先以一个宗派的全部无畏和果敢，宣告波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对立，全力以赴地进行政治斗争，虽然不清楚政治斗争的正面目标；它通过大量的传单、宣传册、社会主义杂志和自己于1883年和1884年在华沙的秘密印刷所创办的刊物[7]唤醒了工人阶级，同样，通过1885年轰动一时的社会党人审判案，使资产阶级的波兰和沙皇政府对红色幽灵产生了应有的恐惧。
然而，“无产阶级”党对波兰工人阶级最持久的贡献，是在民族问题上的明确表态。民族问题是波兰社会主义者研究的第一个课题，这并非偶然。波兰工人不能参加政治斗争，不能对政府表明任何态度——因为政府是外来的政府——，当然也不能与这个事实上的外来统治有任何关系。此外，社会主义者还必须与在这个政治社会作祟的民族传统作斗争。“无产阶级”党的创始人早在有自己的党组织之前，就已在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之间作了了断。“无产阶级”党后继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瓦棱斯基在1881年写道：“提出这样一个纲领，不管清楚与否，对于主义者在活动中必须考虑的任务，清晰或模糊地对于波兰所有三个部分，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单独部分也好，对社会党人在其活动中必须考虑的那些任务都是有害的。社会党人为资本的日常斗争提出直接的政治纲领，目的不是‘重建波兰’，而是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为群众组织与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和社会的阶级进行斗争提供方便。”这样，波兰问题在理论上虽然尚未解决，但社会主义者针对这个问题的实际态度已经表达得极为清晰。这段引文的末尾所反映的瓦棱斯基关于政治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对于他这个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证明的最智慧人物来说是典型的。可惜这种观点在“无产阶级”党内没有再发挥作用，而运动——上面已经说过——全面接受布朗基主义的影响。然而，“无产阶级”党千方百计反对民族主义，并且始终认为，所谓民族主义的追求就是那些只能使工人阶级偏离其实际目标的追求。
1883年和1884年，党的中坚力量被捕。1885年，著名的社会党人审判案在华沙军事法庭进行审理，当时“无产阶级”党的21名党员被判6—20年的强制劳役，4名党员——库尼茨基、巴多夫斯基、奥索夫斯基和彼得鲁辛斯基——被判处绞刑，英勇就义。运动的灵魂瓦棱斯基被判处16年强制劳役，被关押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在那里他不堪病痛的折磨而告别人世。1885年审判案之后，运动名存实亡：幸存的党员自1889年起逐渐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流亡国外的前“无产阶级”党员则于1893年皈依社会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鼓动只要不超出秘密的小团体，波兰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便无从谈起，而寻找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来解释当时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做无用功。但是，1888年，社会主义者的观念开始复苏，也就是受到了工人群众自发兴起的运动的强烈推动。“民意党”与沙皇制度的暴力斗争步步后退，80年代下半期，“无产阶级”党的恐怖主义宣传也随之失灵，它寄予直接爆发社会革命的希望也随之落空，同时，波兰的资本主义在被80%—100%的红利陶醉之后，首次遭受挫折；它收敛了一段时间，解雇了大量“剩余”的工人，使他们变成了赤贫。而被赶出去的劳动力——作为阶级斗争的幽灵——像班柯[8]的灵魂一样回来了。我们这次说的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秘密鼓动，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激烈爆发的工会工人的斗争。1885年，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发出了第一声雷鸣——华沙的失业者示威游行，随后，1887年和1888年爆发了一系列自发的罢工。社会主义者已经明确地知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9]——鉴于社会革命的时机，人们常说的这句话——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只有工人阶级在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的活动本身，能够教育工人阶级，在最终的解放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已经与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密谋者的理论实行决裂，“大声朗诵，齐声合唱”的时刻已经到来。新一代社会主义者站在工会运动的前列，以便根据群众的物质需求及其与资本优势的日常冲突，向劳动人民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
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小组开了一个头，它于1889年灵机一动，想设立一个总的罢工基金，为罢工者提供帮助。这个想法很快就变成工会运动的重点，而社会主义者掌握了对群众的领导权。他们站在斗争的前列，提出了斗争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他们取得的一个成果就是认识到，专制制度是阶级斗争的巨大障碍，不能直接以社会革命为目标，而是必须首先争取一部政治宪法。在波兰，改善物质状况、劳工保护和政治自由首次成为口号。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花了一年的时间。1890年成立了波兰工人同盟，这是社会民主党1893年以前的称呼，在华沙、罗兹、日拉尔杜夫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拥护者。党通过工会斗争越来越广泛地接触群众，并利用这种接触成立秘密的教育、宣传和鼓动小组。1887年起，波兰的工业有了新的发展，这确保工人斗争在工会组织下取得一系列胜利，并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继华沙后，在罗兹也设立了罢工基金。正式的罢工热[10]席卷全国，工人阶级的热情普遍高涨，在这一年所做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比“无产阶级”党的互不联系的宣传小组八年所做的还要多。1889—1892年是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真正的春天，阶级意识生根发芽；这种激情在1892年5月罗兹的80000名工人总罢工中达到了高潮。
但是，最能唤醒波兰无产阶级的是五一节庆祝活动。对群众来说，第一次有办法在专制制度下，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社会民主同盟很善于利用这一点。1890年，约有10000名工人停工庆祝，1891年有25000—30000人，1892年，仅在罗兹就有80000人庆祝。（五一节庆祝活动是普遍罢工的信号）在每次庆祝活动中，除了八小时工作日外，消灭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是五一节传单的口号。
可见，这是同盟首次吸收工人阶级参加斗争，为他们提出直接的政治纲领，创建工会组织，通过五一节庆祝活动发动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并使阶级斗争在波兰成为事实。同盟的创始人是两个纯朴的工人，钳工让·雷德和排字工维尔科谢夫斯基——两人都死于无产者病，这是长期被监禁的结果。1891年底，沙皇政府开始对同盟进行无限制的攻讦，并持续整个1892年。运动因此一度瘫痪，但只是短暂间歇后又重整旗鼓。1893年，同盟与“无产阶级”党的残余——他们1890年起独立开展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设立了自己的罢工基金，积极参加五月节示威游行——联合为一个党。[11]该党在经过民族主义分子（必须将其清除出党）引起的短期内部摩擦之后，于1893年7月定名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运动又阔步前进。
波兰工人同盟在四年中完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实践，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任务是在原则和理论的方面发展提高。党的文献和1894年3月10—11日在华沙第一次召开的秘密党代表大会（彻底讨论了纲领问题）有助于它完成这个任务。
政治纲领和民族问题是这两个流派都关注的重点。两个流派都否定民族问题，都反对将重建波兰作为工人阶级的纲领。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无产阶级”党期望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普遍解放，认为民族斗争根本是多余的。这些波兰的空想主义者与德国的空想主义者“真正的”卡尔·格律恩的观点一样，后者说：“人类的自由会有的，但不会是波兰人的。如果能够拥有全部，还要这个限制干什么？”[12]社会民主党不是在自己对未来的千年王国的理解中，不是在自己的头脑中，而是在波兰自身的社会条件中寻找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他们发现，波兰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解决波兰问题，即在消极的意义上解决的，因为波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与俄国捆绑在一起，而对波兰统治阶级来说，依附于俄国是他们的生存条件，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波兰外来统治的稳固支柱。因此，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将波兰重建为一个阶级国家的努力，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可行的，是空想的。
社会民主党也是根据同一个过程提出了波兰工人阶级积极的政治纲领。波兰的资本主义发展使波兰经济上与俄国融为一体，结果也在另一方面逐步削弱了俄国的专制政权。而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可能使波兰的民族解放挡住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同样，它的直接的阶级使命是与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争取包括波兰的自治自由在内的俄罗斯帝国的宪法自由。
波兰工人同盟从一开始就将政治自由列为纲领要求，并因此干脆摒弃民族主义；现在，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对这个纲领作了科学论证，也就是基于对波兰社会发展的同样的分析摒弃了民族主义的纲领。此外，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做得比同盟更出色的，也是明确强调政治斗争，而同盟第一次面对毫无准备的群众，迫不得已只能主要强调经济方面。然而，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忽视工会斗争，甚至还于1894年以正规的专业团体的形式有了更加稳固的组织，不像同盟那样只有两个总的罢工基金和专业组织的萌芽。自1893年起，社会民主党还加强了社会主义鼓动，使党的活动的原则性更加鲜明。五一节庆祝活动从来没有像1894年这样带有如此清晰的社会主义印记，这一年有15000名工人罢工。
1894年底，沙皇政府开始疯狂地迫害社会民主党人。200多人被捕，接受了无穷无尽的调查。几个月前才在彼得堡对他们作出判决。许多人跑到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一些人被处以五年的流放，另外一些人根本就没等到判决，就直接死在了监狱。而波兰社会主义者坐牢和早逝已经是家常便饭。运动再度衰弱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经过两三年的活跃活动之后总要规律性地出现一次衰弱似的。但幸运的是，这种规律性也说明，在专制制度下每次退潮之后总能再度迎来涨潮。运动的火焰在一些层面上看似渐渐熄灭，而在另一些层面上则烽烟再起。过去的一年半成果喜人：华沙犹太无产阶级完全独立地开展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立陶宛，也完全独立地组成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他们用立陶宛语和波兰语进行鼓动，组织一系列的工会，并出版了胶版印刷的党报。
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个派别——“社会爱国主义”是最年轻的：它于1893年成立，名为波兰社会党。当然，社会民族主义的纲领——前面已经说过——早在8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遭到了瓦棱斯基及其拥护者的毁灭性批判。然而，才进入1893年，就有人试图将重建波兰表述为工人的一项特殊阶级利益，也就是突发奇想，认为俄国的社会落后，所以一个可能独立的波兰可能争取的宪法会比可能的俄国宪法更民主，因而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更有利。我作为这个流派的反对者，觉得没有资格在这里汇报他们的活动和凭借上述论据在波兰取得的实际成果；因此，仅限于简单描述社会民主党与它之间的关系的特征。
社会民主党本来就没有必要特别研究这种幼稚的无理要求，即要求波兰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断绝与三个波兰资产阶级和三个附属政府的关系，凭借自己的努力，废除一切阶级国家，自己首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由于历史过程是它自身矛盾的逻辑发展，而不是某一个纲领的矛盾的逻辑发展，所以可以安心地让历史去跟最新的民族主义空想算账。但这种要求在实践上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社会爱国主义的全部最低纲领——无论是政治要求还是劳工保护的要求——是指首先要建立波兰国家；这个纲领原则上反对向沙皇俄国提出民主的要求。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这个纲领，并揭示隐藏在社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中、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社会内核。
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将波兰与俄国捆绑在一起，使以前民族自由的捍卫者、贵族和天主教僧侣同资产阶级一起成了外来统治的堡垒，此后，只能认为，民族主义是波兰那些被资本主义进程消灭的阶层——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的意识形态表达。因此，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社会特征看，他们的愿望无非就是无意识地模仿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社会爱国主义者表面上掌握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术语，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侈谈阶级利益、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在这种革命的外表下露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马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那个本身软弱无力的阶层的利益，他们无力在自己的旗帜下捍卫自身利益。
其实，社会爱国主义想在独立的波兰国家中追求民主自由。但是，这个国家本身并不存在，所以它的政治实践可以归结为全盘否定包括波兰在内现存国家的政治斗争，归结为反对在专制主义的俄国争取宪法自由的斗争。反动派的空想——纲领反映了它的社会基础和实践——每天都遭到革命现实的迎头痛击：波兰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化，俄国工人阶级最近几年出色开展的斗争，同时削弱了那个产生波兰的民族空想的阶层，打破了关于俄国政治僵化的幻想，而反动派的空想的主要论据就是源自这种幻想。
在奥属波兰，1890年开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运动，五一节庆祝活动在加利西亚以及整个奥地利是取得选举权以前最重要的政治斗争武器，是每年数万名工人参与的原因。我们主要想提醒读者注意波兰社会主义的思想工作，所以在这里不能详细探讨加利西亚运动的实践的一面。至于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那么，它与整个奥地利党采取共同的立场，像奥地利其他民族的政党一样，成为奥地利党的一部分。它有许多组织严密的工会，多家党的机关刊物，甚至是最强大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它在上次帝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
在普属波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参与下，1890年同样开始了有组织的运动。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成立后不久就以爱尔福特纲领[13]为基础。在1893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党的候选人获得了6295张选票。波兰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活动，因为一方面，普属波兰各省落后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警察的野蛮行径给它制造了巨大障碍。[14]
1897年《社会主义月刊》（柏林）第1年卷第10期第547—556页
[1]1772、1793和1795年波兰被三次瓜分的结果是，西部地区归普鲁士，加利西亚归奥地利，而会议桌上的波兰则于1815年与俄国组成君合国。——编者注
[2]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波兰王国被称为会议桌上的波兰。它一直存在到1915年，实行合一君主制，俄国沙皇也就是波兰国王。——编者注
[3]1882年路·瓦棱斯基建立了波兰王国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工人党，这个党被称为“第一无产阶级”或“大无产阶级”。1886年在大搜捕浪潮中被镇压。1888年马尔钦·卡斯普沙克建立了“第二无产阶级”党或称“小无产阶级”党，该党的活动至1893年为止。——编者注
[4]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公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编者注
[5]1883年根据“无产阶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兹盖日处决了弗·海尔斯泽尔和斯雷姆斯基，在华沙处决了斯克雷茨斯基。——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页。——编者注
[7]指“第一无产阶级”党出版的刊物《无产阶级》。——编者注
[8]班柯——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中的人物。他被麦克佩斯下令杀死，他死后鬼魂显灵，使麦克佩斯暴露自己的罪行。———编者注
[9]“鉴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页）——编者注
[10]从1890年5月1日起，罢工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华沙的金属加工业和化学工业、罗兹的纺织工业、栋布罗瓦的煤炭和冶金工业以及齐拉尔多夫的织造业等等的大多数部门都参加了罢工。1892年5月5日约有80000名罢工者参加了罗兹暴动，使罢工运动达到了高潮。——编者注
[11]列·维尼亚尔斯基（《新时代》第10年卷第1卷《俄属波兰的社会主义》）在描述“无产阶级”党的性质时似乎只关注它的活动的最后时期，并且从这个角度以偏概全。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90年代的“无产阶级”党已经完全超越了他们以前的纲领。——作者注
[12]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第72页。——编者注
[13]在1891年10月14—20日于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纲领。——编者注
[14]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根据社会民族主义的观点匿名出版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史》（施特格曼博士和胡果博士的社会主义手册）。其中——为了抹杀波兰工人社会民主同盟的功绩——将俄属波兰开展工会运动的第一次尝试挪到了根本没有开展运动的波兰社会主义的前史时期。此外，为了隐瞒同盟反民族主义的政治纲领，就否认纲领的每一个政治特征。老“无产阶级”党反对民族主义的原则立场被归结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为此目的，模糊“无产阶级”党的整个原则形象。最后，作者让这两个反民族主义的党派——“无产阶级”党和同盟——联合成一个社会民族主义政党，这样一来，这个社会民族主义政党有幸成为波兰社会主义15年发展的令人欣喜的结果。总之，整部历史写得很真实，如果非要让米凯尔撰写40年代的德国社会主义史，那么，他也会这么真实地将普鲁士财政部描述成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直接继续。——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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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立陶宛各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俄国立陶宛各省[1]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2]
罗莎·卢森堡逮捕。——罢工。——历史。——工会。——五一节。——党报
从维尔诺又传来消息说有人遭到逮捕。4月中，密探拉斐尔胸部受了致命伤，被人发现，警察对拉斐尔的神秘死亡抓住不放，胡乱攻击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毫无理由地逮捕工人和所谓的知识分子。
但是，警察的暴行并没有动摇人心，运动继续平稳地向前发展，这时又发生了一系列罢工。5月12日，卡尔工场的鞋匠们举行了罢工，5月14日，马列夫斯基的鞋匠举行罢工，两次罢工都获得了成功。5月20日。80名泥瓦匠在修建一所房子时停工。同前两次罢工一样，要求提高工资，他们也达到了目的。6月9日，梅基公司的制革工人开始罢工。这次罢工的起因是一名工人被无故开除。为了使企业主老爷们不再任意对不讨其喜欢的工人进行惩罚，被开除的工人的所有同事都停止了工作。6月底，这位企业主就像在俄国习以为常的那样求助于警察。宪兵队长瓦西里耶夫不分青红皂白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但无济于事。工人们打算将已经掀起的运动也用于提高工资的目的。里夫金公司的制革工人在7月份参加了罢工，两个星期之前，为在维尔诺进行制革工人（500名工人）总罢工作好了准备。
为了使德国读者了解情况，我们想说明，上述消息完全引自用波兰语在立陶宛基督教工人中进行鼓动的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在立陶宛的犹太工人中间一直存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几乎完全由说俄语或意第绪语的俄国知识分子领导。但是，90年代初，在从前不太受重视的立陶宛基督教波兰工人中独立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城市居民都说意第绪语或波兰语，只有在农村还有人说真正的立陶宛语。）开始时，年轻的波兰—立陶宛运动在俄国当时非常流行的封闭的政治小“圈子”中开展，重点在于培养一些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完全不考虑真正的群众运动、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各个行业被排除在真正的阶级斗争之外，政治清谈非常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组织一度热衷于民族主义。但是不久，在立陶宛也刮起了清新的风。小圈子宣传的徒劳无获促使那里的社会主义者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开始直接联系群众，唤醒和组织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进行日常斗争，尤其是进行工会斗争，根据需要制定具体的与直接利益相关的政治纲领。另一方面，圣彼得堡大罢工[3]使所谓俄国极其僵化的民族主义论调终于失去人心。于是，立陶宛的组织开始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在俄罗斯帝国开展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民族空想则被扔进了垃圾堆。
随着向群众性宣传鼓动的转变，立陶宛的党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给予工会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最重要的行业已经组织起来，而且成了样板。党的影响也扩大到女性无产者，扩大到洗衣女工和缝纫女工。做到这一切很不容易，因为要面对工业以手工业为主这个特点和组织的分散所造成的巨大困难。波兰社会民主党在立陶宛取得的重要的积极成就，主要包括在维尔诺实行的铁路工厂星期六八小时工作日。众所周知，在圣彼得堡罢工之后，马上向帝国所有企业发布了与此有关的敕令，但是这个敕令目前在立陶宛是一纸空文。社会民主党于1897年1月决定实行这个敕令。为此目的，铁路工厂的工人开始每个星期六工作八个小时之后就回家。管理部门对此不会听之任之，警察和宪兵自然前来相助，将工人关在工厂车间里，用暴力强迫他们继续工作。而被关在车间的工人们则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去工作。每个星期六都是这样。党散发了激励斗争者的传单，而管理部门也用传单来回答。结果是社会民主党获得了辉煌胜利，束手无策的警察只能采取逮捕措施，进行报复。
党在最近两年中领导了无数次罢工，几乎涉及所有行业和重要工厂。今年，部分鞋匠、木匠、锁匠、裁缝和砖厂工人以停工庆祝五一节，这在立陶宛是第一次！在砖厂，警察到住所去寻找这些工人，用暴力驱赶他们去工作。然而他们在更衣等等时慢慢吞吞，当他们全部到达砖厂时已经是晚上6点，气急败坏的工厂主自然又把他们打发回家。党在五一节晚上也举行了集会，发表了合乎时势的演讲，尤其着重强调了斗争的政治目标。
3月底以来，波兰社会民主党在立陶宛出版了一份自己的胶版印刷的党报《工人生活回声报》。报纸编辑得巧妙灵活，热情活泼，还刊登了富于讽刺意味的插图。《回声报》第五期刚刚出版。在出版报纸的不长时间里，社会民主党做了很多工作。最近被人憎恨的密探拉斐尔神秘死亡，使立陶宛政府机关非常清楚地感到，最好不要去过分惹恼工人运动。
目前，逮捕与制革工人罢工在党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不久将会有关于这两个事件的详细消息。
波兰民族主义已经失去在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因此，民族主义者只能报道宪兵与工人之间的纯文学对话和类似的故事，而不能报道运动中的事实，他们也能在《维也纳工人报》这样纯粹地道的工人报纸上刊登这类东西，人们反正不了解俄国情况。[4]
1897年9月25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222号
[1]指位于俄国西部的一个地区。——编者注
[2]本文是匿名发表的。关于罗莎·卢森堡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代表阿·莫拉夫斯基（化名科灿）之间的联系和冲突的文献表明，罗莎·卢森堡是本文的作者。见阿·维斯尼斯卡斯：《罗莎·卢森堡的一篇新发现的文章》，载于《国际话语中的罗莎·卢森堡》第97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3]1896年6月8—30日，30000名纺织工人在圣彼得堡举行罢工，反对克扣工资，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罢工是俄国无产阶级广泛罢工运动的起点，在1897年取得了部分成功。——编者注
[4]阿·莫拉夫斯基反对罗莎·卢森堡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描述为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她【这个“她”指罗莎·卢森堡——录入者注】没有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反驳声明，而是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波兰的社会主义》一文，她在文中写道：“华沙犹太无产阶级完全独立地开展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立陶宛，也完全独立地组成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他们用立陶宛语和波兰语进行鼓动，组织一系列的工会，并出版了胶版印刷的党报”（本卷第111页）【见本卷的《波兰的社会主义》——录入者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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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民众中的鼓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在波兰民众中的鼓动[1]
罗莎·卢森堡
一
在德国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将在最近几天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2]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关心帝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人运动，那么，波兰社会民主党就需要基于特别的原因给予特殊的关注。波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产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努力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不畏物质上的付出，全力帮助波兰社会民主党。但是，什么东西能首先使人对在波兰人中间进行的鼓动的进程产生特别关注呢，是目前波兰的情况。大家知道，反动派在帝国国会碰壁以后，就设法将他们的重点转向邦议会，而首先是转向普鲁士。但是在普鲁士，波兰工人现在已经在选民中占相当可观的分量。波兰工人运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党在这个方面作出的努力和物质付出取得了什么成果呢？这些都是非常符合时势的问题，波兰社会民主党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将令人欣喜地为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提供机会。
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社会民主党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真相——，那么，恐怕不得不承认：在波兰工人中的鼓动情况非常糟糕。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严格区分：移居德国城市的波兰工人和在波兰本土的工人。只在德国的波兰工人中进行鼓动——从波兰运动的角度看——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波兰人不会离开德国城市返回家乡，而且大多数都已被吸收到德国的运动中，而在本来意义的前波兰——这里才特别关键——，还是一片空白。从运动的外部特征说起，社会民主党的波兰人集会只在柏林和汉堡定期举行，而在全是或大部分是波兰居民的城市则根本没有举行过集会。只有波兹南是个例外，几年前，那里的一些党员同志通过努力，创建了一个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它偶尔举行集会。在布雷斯劳，多年来只举行过一次公开集会（为了选举国际伦敦代表大会[3]代表），在上西里西亚的其他中心则根本没有举行过波兰人集会。鉴于在许多地方都不可能公开进行口头鼓动，鼓动文献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情况同样非常糟糕。宣传手册几乎没有。除了一些原来指定用于俄属波兰，而且是根据完全不同的形势选辑的小册子有时用作鼓动外，只有主要由柏林党组织出版的关于五一节的宣传手册。但是，就连这些手册中收录的鼓动材料也只有很少适合广大群众，因为其中收录的主要是外地的社会党人的文章或歌谣和诗歌。去年底，党才出版了一本针对矿工的小册子。传单也极少散发。至于目前的主要报纸《工人事业报》，发行量小得令人不可思议。据十分熟悉情况的同志说，报纸的订数惊人的低：在波兰的心脏波兹南为18份，伊诺弗罗茨瓦夫20份，格涅兹诺五份，奥斯特鲁夫六份，在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这个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4]担任国会议员的地方是四份。根据上面的数字可以想到，该报在上西里西亚矿工居民中的发行量有多少。因此，在非常关键的波兰省份，波兰社会党的唯一机关报的订数甚至不足200份。
在波兰工人中开展工会运动，几乎无从谈起，当时上西里西亚的许多矿工都加入了教会的“基督教”社团。总之，波兰工人仅在一些德国城市举行的几次晚间集会上庆祝五一节。可惜，关于今年上西里西亚的五一节庆祝活动，只有一条消息称，某个村子的一位牧师早晨在自家门前的树上发现了一面红旗。可见，波兰各省运动的结果非常可悲：没有工会、没有集会、没有五一节庆祝活动、没有鼓动文献。我们担心，这样下去，不仅自1893年来不能取得任何进步，而且波兰社会民主党在下次选举中的选票很可能都会有所下降。
情况就是这样。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在这里，我们不想深入探讨那些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容克阶级的经济优势、教会的精神统治、警察的众所周知的行为。我们目前无法改变这些状况，而问题只在于，——假定存在上述困难——在波兰工人中进行的鼓动是否已经达到在现有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或者说，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首先，由于书面和口头的鼓动没有达到任务要求的高度。作为唯一的党报，《工人事业报》的编辑方式无疑不符合人们在现有条件下对一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所提出的要求。当然，在当前的形势下，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它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做一切事情：原则解释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政治阐释社会生活的日常问题，深入批判社会关系，特别是波兰各省的社会关系，这是与波兰资产阶级报刊作斗争的武器，最后，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同时是专业的机关报，至少对上西里西亚的矿工和冶金工人来说是这样。很遗憾，《工人事业报》现在这种样子根本不能胜任这些重要任务中的任何项。几乎不刊登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文章。而波兰工人不参加任何集会，也见不到宣传册，从《工人事业报》上也看不出对他们究竟寄予什么希望，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报纸的社会主义性质只表现在文章和简讯的空洞标题中，这些文章和简讯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哭哭啼啼的情感社会主义，而不是现代的、清晰而积极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几个月来，它没有提及帝国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中的波兰议会党团及其作为，或者说不作为。它与资产阶级报刊的论战方式大多无助于提高党的声誉。最终，这家报纸——而这是最糟糕的与普属波兰工人阶级很少接触。来自波兰各城市的通讯大多是冗长地叙述各类剥削和压迫的个案。而对当地居民来说更重要的事件，比如最近上西里西亚的小规模罢工[5]，只登几篇短小的简讯了事。与书面鼓动一样，口头鼓动也少得可怜。鼓动人员非常少，也没有培养新的鼓动人员。起码要为地方培训未来的鼓动者的柏林，鼓动工作也进行得十分混乱。在党的会议上，时而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时而讨论老列列韦尔[6]、心理学和唯灵论以及各种能想到的问题；最近有人突发奇想，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来宣读关于纠发症[7]及其治疗的医学手册！试想，一个满脑子装着纠发症的鼓动者前往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会产生什么特殊作用。
民族主义的倾向也是一个混淆和扰乱社会民主党教育的因素。关于这一点和我们下一步在波兰居民中进行合理的社会民主主义鼓动方面的任务，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述。
二
社会民主党在波兰各部分的鼓动普遍令人不满，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不能小觑的原因，是柏林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们在纲领政策上产生动摇。显然，他们因与波兰大学生的接触而认为，不时强调鼓动工作和《工人事业报》的民族主义色彩，是适当的，这在两个方面造成了有害影响。一方面，搞混了波兰同志对自已与德国运动的关系的理解；另—方面，这种对民族主义的赞同引起了波兰各省同志们的巨大愤怒，因为他们毕竟需要随时随地与民族主义的僧侣和小资产阶级的蛊惑作斗争，因此他们希望从党报上了解反对这种蛊惑的尽量清楚而一贯的阶级政策。这一点说明，普属波兰各省的党员同志为什么很少邀请，或不愿意邀请柏林的鼓动者，为什么他们不愿满怀热情地推荐唯一的党报。如果让我们总结波兰运动出现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那么，我们不能不说到党报的模糊和肤浅，传单和宣传手册的缺乏，柏林鼓动中的混乱，柏林领导层政策上的动摇——这一切都是我们所描述的现存波兰运动的性质，以及在普属波兰大部分地方没有开展这个运动的原因。
鉴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期待这次会议会采取相应的促进鼓动的措施。看来对会议恐怕不能抱太大希望。将使会议大为逊色的是，它不在波兹南，而是在柏林召开。因此，由于缺乏经费，波兰本土运动的代表很少，这次会议充其量不过是在一些德国城市生活的波兰工人代表们的聚会。不管怎么说，典型的是，甚至这些同志中间提出的提案也明显表达了对此前鼓动工作领导的不满。比如有人提议，党的执行委员会不应有权自行以党的名义在“策略和批判（？）”问题上说三道四（明显指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党的领导不顾所有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同志的明确反对，支持有利于重建波兰的民族主义决议）。此外，还有人要求将《工人事业报》迁往波兹南；有人希望亲近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提议每年派代表参加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提议者显然还不清楚，这在特别组织那里是不允许的）；最后，人们希望将来明确党对纲领的立场，因为现在的党被领导层的民族主义动摇弄得失去了方向，并要求在每次党代表大会后公布纲领。而党的领导层似乎想要从相反的方面解决代表会议面临的任务。他们唯一重要的提案是：将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投票通过的关于民族压迫和其他压迫的著名决议——“代表大会宣布，它赞同各民族享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各个国家的工人”等等，等等——纳入爱尔福特纲领[8]。这个决议与爱尔福特纲领搭配在一起是多么怪异，在一份科学制定的纲领中突然随便加入一段社会民主主义的散文是多么怪异，这些同志显然没有考虑过。总之，这个提案证明，柏林的领导层一贯喜欢民族主义的愚蠢举动，因为上述决议在伦敦——这些同志居然相信，真奇怪——只不过是一个勉强通过的有利于波兰重建的决议。这样一种提议对当前可悲的事态显然没有丝毫帮助。
如果党的代表会议想要取得有益的成果，那就必须完全改变方式。它的任务建议如下：
第一，会议必须——与最后提到的那个提案完全相反——最终解决纲领问题，再次明确地，即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承认爱尔福特纲领。该纲领中本来就包含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内容。此外，在其中插入伦敦决议的建议，即使从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看，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个决议只是意味着按照政治文盲冯·德雷克[9]的观点重建波兰。每个密切关注伦敦代表大会讨论的人都知道，恰恰就在通过这项决议时，另一个旨在重建波兰的提案在委员会已经被驳回。因此，按照伦敦代表大会的精神，波兰的代表会议更应结束民族主义的动摇。
第二，代表会议必须以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讨论工会组织的问题。一名波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乘科隆党代表大会[10]公开讨论工会运动之机，在《前进报》上表示，在普属波兰只有政治性组织是可能的或受欢迎的。显然，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在现有的条件下，应迈出的第一步—恰恰是建立专业性组织。在上西里西亚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对全德的矿工运动来说，甚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代表会议必须也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应当怎么做，做什么——的讨论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
第三，为了与各省取得更多的联系，《工人事业报》必须迁往波兹南或布雷斯劳，并且在现有人力允许的范围内，以适当方式改变报纸的性质。
第四，代表会议必须负责在上西里西亚定期制作并散发传单，由于不可能举行集会，传单在那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波兰同志们的代表会议能够胜任上述任务，那么它——但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从波兰运动目前的困境中向前迈出的一步就是值得欢迎的。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指望波兰的代表会议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德国的同志也不允许像此前那样对整个运动漠不关心，只有物质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受特别组织的狭隘观点所引导，而【必须】用建议和行动来支持波兰的运动，正如上次代表大会对勃兰登堡是必要的一样。德国方面必须有力地伸出援手，才能在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中指望普属波兰无产阶级的支持。对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来说，这是需要这次即将在郎根比劳召开的代表会议特别关心的。
1897年6月5、6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127、128号
[1]这篇文章是以K.P.署名的。从罗莎·卢森堡1898年6月24日给莱·约吉希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是文章的作者。——编者注
[2]在德国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1897年6月6日在柏林召开。——编者注
[3]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1896年7月27日—8月1日在伦敦召开。——编者注
[4]布·舍恩兰克和弗·图曹尔。——编者注
[5]1897年初，在上西里西亚爆发了一系列未经组织准备的短期罢工。罢工者偶尔自行尝试在罢工期间组织斗争。——编者注
[6]约·列列韦尔（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领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7]由于不讲卫生，通常由虱子造成的毛发缠绕，称为纠发症。——编者注
[8]在1891年10月14—20日于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纲领。——编者注
[9]内务大臣埃·冯·德雷克男爵在1897年1—2月普鲁士上院的讨论期间驳回了波兰议员提出的关于政府的波兰政策的质询，并试图为波兰的民族压迫辩解。——编者注
[10]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3年10月22—28日在科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重点是党和工会的关系。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人试图使党从属于工会，这种企图遭到了坚决反对。大会表达了对工会运动的同情，并要求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强工会组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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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基金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工资基金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
罗莎·卢森堡在尤·沃尔夫教授先生指导下的笔试论文
一
可以说，国民经济学到不久之前只确立了两个工资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前者是资产阶级学派的产物，后者是社会主义学派的产物。我们当然不能断言，经济学说的所有理论家毫无例外地都相信其中的这个或那个理论。还有一些｛批评家｝著作家对工资基金理论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但是并不因此赞成后备军理论——这个理论当时尚未提出。另一方面，最近，又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对上述的两个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认为这两个理论都没有切中要害——我们指的是尤·沃尔夫教授的理论，因为沃尔夫教授的理论最近得到德国的文克施特恩等几位国民经济学家的支持，并反复引用。如果我们暂且不谈这些最新成果——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详细的探讨——，那么，在从古典国民经济学至今这个很长的时期内，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工资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
我们在亚当·斯密那里发现，他已经清楚而明确地提出了工资基金学说。他在《国富论》（1776年版）第一卷第八章《论工资》中，大致表述如下：实物工资是劳动的产物，但是，它只在原始社会状态下提供给劳动者。随着私人资本的积累，工资由劳资之间的斗争来确定。这种斗争的结果通常取决于劳动的供与求的相互关系。斯密将“对劳动的需求”理解为当时存在的资本基金。我们在斯密那里还可以看到工资基金假说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人口理论：他说，劳动供给取决于劳动人口当时生育的频度，而生育的频度每次都恰好取决于资本需求。（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斯密正是使用的“恰好”——pre-cisely！一词！）
有人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比如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最后一位经典著作家——大卫·李嘉图在地租理论中就说过。他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版的正式论述工资的一章中，我们只看到，工资——与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李嘉图对此是怎么理解的，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关于地租的天才论述中告诉了我们。在此，工资基金理论是构成资本和地租运动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纽带。他说，地租随着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的介入。资本当时表现为一定量的工资基金。随着资本的增长，或者同样，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工人的数量也会增长（自然繁殖！），但是对生活资料，特别是对农产品的需求也会增长。不断增长的需求会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地租的增长。（我们在上面和下面明确引用所论及的理论家的话时，我们没有苛求用词的准确性。我们使用类似“——他说——”这样的短语，只是为了避免那种间接引语所必需的烦人的虚拟式。）
这样，我们在李嘉图那里也看到了工资基金理论与人口理论的这种联系，或者确切地说，工资基金理论因人口理论而产生中介作用。人口理论是工资基金得以支配工资的媒介。
我们不必那样事无巨细地探究其他工资基金理论的拥护者的类似思路。这样做是多余的，因为其他国民经济学家既没有引申，也没有修改这个理论：我们发现，这个理论不管在亚·斯密和大·李嘉图那里，还是在古典经济学的模仿者和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都得到了几乎相同的表述，甚至连表达方式都一样：詹姆斯·穆勒（《为商业辩护》1808年版）、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03年版）、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1年版）、约翰·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56年版）、亨利·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地位》1865年版）；最后还在老劳、麦克库洛赫等许多人那里，都有类似的表述。
在国民经济学和所有社会科学问题中可以有两种批判方式。第一，可以批判现存的理论内容本身，揭示其矛盾、揭示其逻辑缺陷。第二，可以将批判对象放在与这个被批判的理论赖以产生的那些社会事实的历史联系中加以考察。在这里，必须发现这个理论的客观的物质基础，不是从这个理论本身出发，不是从逻辑理论的观点，而是从物质历史的观点出发加以考察。第一种批判方式进行绝对评判，就像陪审员一样评判“有罪”或“无罪”。（或“正确”或“错误”）第二种批判方式考察真理的相对性，即以时间为条件的真理，它不批判这个理论，它只是指出，这个理论也许已经过时。
二
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反驳是阐明一个学说在什么样的社会联系中是“理性”，然后从中得出结论说，它在什么样的社会联系中会变成“胡说”。当然，这个方法不能用于所有情况：在本世纪初，某个斯密或李嘉图犯错误是受历史的局限，而在本世纪末，某个布伦坦诺犯错误就是狡辩，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将理论的过错归于“物质条件”，但意义完全不同……
在我们从理论的角度批判工资基金理论之前，我们想简要地、历史地对此进行考察。
上述理论——简而言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
在每个时期都有一定量的资本表现为对劳动力的需求。按照劳动力的需求与这个资本的比例，劳动力越多，工资越低，反之亦然。
很清楚，如果这个理论有其道理，那么，在社会关系中必须有一个基本条件：生产条件的稳定程度，在这个程度上，无论是第一，技术上存在的一定量的资本与这个资本所雇用的劳动力的比例，还是第二，受市场条件制约的生产周期和交换周期与人类繁殖周期的比例，都应该视为一个恒量。我们今天的资本经济洋洋得意地微笑着回顾这两个条件，感到它们就像“一个古代的童话”。第一，同样多的资本——取决于生产技术、剥削程度（工作日的长短、劳动强度以及工资形式：计件工资！）——，现在不仅可以随时榨取不同量的劳动力，而且这个比例随着技术的进步还在随时发生变化，因此，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设定资本和劳动的恒定比例系数只不过是幻想；第二，现代生产周期与人类繁殖周期完全不一致。人类繁殖周期约为25年，而今天的生产周期甚至还不到这个时间的一半。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本世纪的大规模普遍危机，便可厘清它们爆发的年份：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7年。[1]也就是说，几乎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灾难，每次经济灾难之后资本都会痉挛性收缩，接着是逐渐扩大，然后是突然毫无节制地膨胀，直到危机像以往一样，再次爆发，大约10年以后骤然折断资本的翅膀。在这种短暂的——有人断言——越来越短的生产周期中，在资本的能力突然收缩和膨胀的情况下，通过资本量，借助自然繁殖调节工人人口也无非是个幻想。当然，我们可以说资本控制着工人的死，但不能说它控制着工人的生：众所周知，三四天不进食便可导致死亡，也就是说，失业足以导致死亡，而出生和教育[2]却需要很多年。
所有这一切在李嘉图时期都是不同的，在亚当·斯密时期就更不同了。那时，机器才刚刚开始变革生产关系，普遍危机才开了个头。虽然李嘉图经历了英国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在大陆封锁体系[3]被解除之后，这次危机接踵而来。但是，历史的“偶然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的马脚，很自然，这次危机仅仅被理解为“恶棍”拿破仑的恶行的特殊后果。总的来看，占优势的生产方式——工场手工业——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同时，市场状况几乎由英国单独操控，因此相当稳定和清晰，生产周期相应[4]较长，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技术比例达到了一定程度。那时，古典派工资基金理论存在相对的合理性，对这个理论的历史评价也不过如此。平静、冷淡、仿佛宗法制的资本的美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资本则精神紧张、经常激动，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垂头丧气”，它既不能估计下一刻需要多少劳动力，也不能通过“生理学途径”找到所需数量[5]的劳动力；在资本的疯狂争夺下，工人们只剩时间听命死亡[6]，而没有时间听命出生。
请注意，工资基金理论存在相对合理性的时间极其短暂。早在李嘉图生前，英国便已开始强劲的工业革命过程。李嘉图主要著作的第二版已经独具匠心地增加了有关机器的一章，他在这一章经典地反驳了自己的“补偿理论”，从而间接地无意识地抛弃了自己提出的工资基金的命题。如果在今天，在克虏伯和施杜姆时代，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又端出旧的工资基金理论，试图用旧的经典理论的碎片来掩盖或涂抹现代资本主义的现象，那么，这便是海涅所说的那一块工作：
他们用旧的睡帽及睡袍
堵住宇宙建筑的窟窿。[7]
此外，旧的工资基金理论不仅被用来堵住资本主义宇宙建筑的窟窿，其中还有一个不以特殊的历史合理性为转移的真正的核心：这个理论是关于工人阶级对资本的社会依赖的第一个一般的理论表述。
三
但是，从中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在拉萨尔那里，工资基金理论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强大的革命杠杆。而“功利主义学说”之父耶利米·边沁善于以其他方式将工资基金理论变得“功利”：他用它打造出一条教义，据说可以取消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责任，而工人阶级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它驳回。
李嘉图极其清楚明确地描述工资基金理论的著作于1817年出版。七年之后遭到批判。威廉·汤普森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版中强调，只考虑所积累的资本的量，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国家当时（潜在的）生产力，甚至国家每年的消费都比所积累的资本多得多。显而易见，这种提示本身即使非常正确，但对这个遭到批判的理论也会毫发无损，因为在讨论工资基金时，需要考虑的不是现存的、过去的或者未来的世界财富，而仅仅是世界财富中当时以私人资本的形态对工人有需求的那个部分。在财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工人阶级之间是单个的有需求的资本家，而对我们来说，只有他们的需求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汤普森属于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主义学派，他的批判也会显得完全不可理解，这个学派想通过在经济理论中无视资本主义现实而把资本主义现实从世界上抹掉。汤普森想通过在他的批判中抹杀私人资本家的存在而抹杀工资基金理论中所表述的工人对资本的依赖性。
工资基金理论后来的批判者是德国人——海尔曼和洛贝尔图斯。
海尔曼在183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这样的论点，工人的工资不是来自企业主的资本，而是来自商品的消费者。在这里，企业家被设想为工人与消费者之间无辜的，甚至高贵无私的中介角色，就像地道的伙计。遗憾的是，不管怎么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得到实现之前，显然要领取工资，而且是直接由企业主从私人资本中支付，因此，这里完全没有切中实质。
洛贝尔图斯的批判也不太理想。他在《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版中断言，工资不是从一个生产周期开始之前便已积累的资本中支付的，而是从同一生产周期的产品中支付的。这个表述无需进一步的驳斥，因为它异乎寻常地忽视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最基本的现象。每个孩子都知道，在大部分行业中，一个生产周期从开始生产到商品在市场上得到实现，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而工人们每两个星期，甚至每一个星期都要领取工资，因此，企业主必须事先拥有一笔储备资本，不可能从当前的生产周期中逐步抽出资本。
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国民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只有马克思才给予了真正的批判。他首先——与自己的辩证方法论一致——证明，不可能存在绝对有效的工资规律，因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人口规律和特殊的工资规律。
然后，他构思大工业生产周期的工资规律。这种工资规律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是稳定的资本储备，其二是稳定的产业后备军。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是居民中的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二者都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需求无论是在资本一方，还是在工人一方都不会遇到自然的、所谓物质的限制：生产本身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扩大生产总是可以找到足够的资本和穷人（在双重意义上）。那么在现实中，就业工人的量与其工资高低的比例取决于什么呢？完全取决于各自的资本主义利益，取决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资本增殖的需要一方面取决于市场，因为市场现在已成为世界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刮着世界飓风，市场的大小随时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技术，而生产技术同样随时在改变资本增殖的需要。这样一来，所谓对劳动的需求今天既不取决于资本的量，也不取决于工人的人数，而是取决于市场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总和，而这些条件在不断变化，它们的总和构成今天的整个生产方式。马克思惊呼，今天的工资规律比“铁的”更不道德，它是“弹性的”！它的名字今天既不是“工资基金”。也不是其他特殊规律，而是今天的整个经济，是资本主义本身！……
四
我们一开头就提到，尤·沃尔夫教授的那个新理论反对两个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沃尔夫教授说，李嘉图—拉萨尔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第一，提高工资不一定会导致更多孩子的出生；第二，对工人的需求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多也可能增长。这两个论据与马克思对工资基金理论的批判在主要问题上完全一致，就这一点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共同的理论来研究。不同的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肯定表述。沃尔夫教授说，生产的粗放发展比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集约化更为迅速。后备军没有因此而增加，反而是逐渐减少。我们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提出直接的证据。如果马克思学派引证大量统计数据支持自己的论点，那么，沃尔夫教授就用大量其他统计结果来反驳这些数据。众所周知，从今天的统计学水平看，统计可以用同一个证据同时支持和反对一个论点。
然而我们认为，证据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去寻找，到社会现象中去寻找证据，而我们只需假定，无产阶级化持续加剧，从而解释这种社会现象。比如，向海外移民，各国政府拼命“拯救”中产阶层的尝试（见最近德国手工业国家组织提出的提议！），轻易使用产业“后备军”破坏工人大罢工（见最近的汉堡罢工[8]），不可阻挡的工人非专业化趋势（临时拼凑了这个词）以及熟练工人的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最后是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随之而来的日益加强的工人运动。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各个工资理论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可以归结为中产阶级的日益无产阶级化与后备军的增加。我们不想在这里深谈这个问题，只想在基本问题上转述沃尔夫教授的工资理论。
沃尔夫教授说，在现实中，当时的工资水平取决于：1.劳动力的供给，2.工资政策——据我们所知，德国其他任何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都没有如此明确地强调过这个因素，在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中，只有桑顿在《论劳动》1869年版中明确地强调过这个因素。3.企业获益能力和价格对消费者的影响，最后，4.工资在生产费用中所占的比例。[9]
首次发表：韦雷娜·施塔德勒·拉伯哈特《罗莎·卢森堡1889—1897年在苏黎世大学》1978年苏黎世版
[1]沃尔夫教授的批语：1877年、1887年、1897年呢？——编者注
[2]沃尔夫：需要。——编者注
[3]见本卷第82页脚注【1】。——编者注【即《工资基金理论》的第三个脚注。——录入者注】
[4]沃尔夫：？——编者注
[5]沃尔夫：不是“数量”，而是“人数”。——编者注
[6]沃尔夫：！——编者注
[7]这里套用了海涅《归乡集》（1823—1824年）中的《世界和人生太不完整……》：
“世界和人生太不完整——
我要向德国教授请教。
他会把人生拼凑在一起，
做出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
用他的睡帽和他的烂睡衣
堵住这世界大厦上的窟窿。”
《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编者注
[8]1896年11月21日—1897年2月9日，16000名码头工人在汉保举行罢工。他们得到德国和外国工人的1613600马克的互助捐款，使码头停工11个星期。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为8小时，工作日为12小时。他们不得不抵御大资本的残酷镇压措施。500多名罢工者被捕，被判处超过37年的监禁和1418马克罚款。尽管这次罢工只达到工资上的很小让步，尽管罢工失败了，但这次罢工仍然应视为19世纪90年代罢工运动的顶点。——编者注
[9]尤·沃尔夫教授的鉴定意见如下：“我不能苟同卢森堡小姐在其笔试论文中关于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批判性表述以及她认为马克思工资理论‘很可能’正确的说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将这篇论文评定为‘合格’。论文表明，作者对主题有充分的知识，博监群书。思路清晰和敏锐。论文的第一部分比较出色，第二部分略显不足，这可能是过度疲劳的原因。我建议通过。”埃·苏尔歇教授的意见：“同意。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十分锻炼记忆力的学科，所以她能够记住所有主要文献著作的出版年代，而在这篇现场作文中有10多个这样的年份！”博士论文，苏黎世国立档案馆，U105h4。——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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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基金理论（1897年春的笔试论文草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工资基金理论[1]
罗莎·卢森堡1897年春的笔试论文草稿
1．工资基金理论内容。｛见与人口理论的联系｝[2]
2．工资基金理论的传播。亚当·斯密—｛边沁｝（萨伊）
3．工资基金理论的历史根据（小师傅，中世纪）
4．工资基金理论的真正的社会核心（工人的命运取决于资本）
a．从李嘉图—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
b．边沁
5．工资基金理论批判
a．汤普森
b．海尔曼
c．洛贝尔图斯
d．桑顿
e．西斯蒙第
f．沃尔夫教授
6．对这一批判的批判
a．详述
b．一般说来：不能通过现有观点的抽象化予以反驳。相反。
7．马克思论工资基金理论。马克思论铁的工资规律。
8．沃尔夫教授对马克思的批判。
9．回答。
｛可以说，国民经济学理论/迄今为止只确立了两个工资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前者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后者是｛不久前｝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学。我们｛绝对｝当然不能｛说｝断言，经济学说的所有理论家都毫无例外地相信这个或那个理论。还有一些｛批评家｝著作家对工资基金理论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但是并不因此就赞成后备军理论——这个理由当时尚未提出。
另一方面，最近，又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对上述两个理论｛作了｝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认为这两个理论都没有切中要害——我们指的是尤·沃尔夫教授的理论，因为沃尔夫教授的理论｛前些天｝最近得到德国的文克施特恩等几位｛年轻的｝国民经济学家的支持，并被反复引用。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最新｛成就｝成果不谈——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详细的探讨——，那么，在从古典国民经济学至今这个很长的时期内，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工资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
我们在亚当·斯密那里发现，他已经清楚而明确地提出了劳动理论工资基金学说。
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论工资》中，大致表述如下：实物工资是劳动的产物，但是它只在原始社会状态下提供给劳动者。随着私人资本的积累，工资由劳资之间的斗争来确定。｛这种斗争表现为实际的｝这种斗争的结果通常取决于劳动的供与求的相互关系。斯密将“对劳动的需求”理解为当时存在的资本基金。我们在斯密那里还可以看到工资基金假说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人口理论：他说，劳动供给取决于劳动人口当时生育的频度，而生育的频度每次都恰好取决于资本需求。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斯密正是使用的“恰好”——precisely！一词！《国富论》1775年版。
有人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比如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最后一位经典著作家——大卫·李嘉图在地租理论中就说过。他在正式论述关于工资的一章中，我们只看到，工资——与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李嘉图对此｛具体｝是怎么理解的，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关于地租的天才论述中告诉了我们。｛地租随着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在此，工资基金理论是构成资本和地租运动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纽带。他说，地租随着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的｛中介｝介入。资本当时表现为一定量的工资基金。随着资本的增长，或者同样，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工人的数量也会增长（自然繁衍！），但是对生活资料，特别是对农产品的需求也会增长。不断增长的需求会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地租的增长。
这样，我们在李嘉图那里也看到了工资基金理论与人口理论的这种联系，或者确切地说，工资基金理论因人口理论而产生中介作用。人口理论是工资基金得以支配｛对｝工资｛产生社会影响｝的媒介。
〔此页左边注明：〕我们在上面和下面明确引用所论及的理论家的话时，我们没有苛求用词的准确性。我们使用类似“——他说——”这样的短语，只是为了避免那种间接引语所必需的烦人的虚拟式。
我们不必那样事无巨细地探究｛其他国民经济学家｝其他工资基金理论的拥护者的｛这种｝类似思路。这样做是多余的，因为其他国民经济学家既没有引申，也没有修改这个理论：我们发现，这个理论不管在亚·斯密和大·李嘉图那里，还是在古典｛国民经济学｝经济学的模仿者和四位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都得到了几乎相同的表述，甚至连表达方式都一样：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03年版）、詹姆斯·穆勒（《为商业辩护》1808年版）、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1年版）、约翰·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56年版）、亨利·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地位》1865年版）；最后还在老劳、麦克库洛赫等许多人那里，都有类似的表述。
在国民经济学和所有社会科学的问题中，｛有｝存在两种批判方式。第一是批判现存理论本身的内容，揭示其矛盾，｛揭示｝其缺陷。
第二是考察批判的对象，兼顾这个被批判的理论赖以产生的对象与那些社会事实的历史联系。在这里，必须发现这个理论的客观的物质基础，此外，不是从这个理论本身出发，不是从逻辑理论的｛观点｝，而是从物质历史的观点出发加以考察。第一种批判方法｛批判｝进行绝对评判，就像陪审员一样评判“有罪”或“无罪”。（或“正确”或“错误”）第二种批判方法考察真理的相对性，即以时间为条件的真理，它不批判这个理论，而是它只是指出这个理论也许已经过时。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反驳是阐明一个｛理论｝学说在什么样的社会联系中是“理性”，然后从中得出结论说，它在什么样的｛另一个其他｝社会联系中会变成“胡说”。当然，这个方法不能运用于所有情况：在本世纪初，某个斯密或李嘉图犯错误是受历史的局限，而在本世纪末，某个布伦塔诺犯错误就是狡辩，如果｛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理论的过错都归于“物质条件”，那么意义却完全不同……
在我们从｛国民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批判工资基金理论之前，我们想简要地、历史地对此进行考察。
上述理论——简而言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
在每个时期都有一定量的资本表现为对劳动力的需求。按照劳动力的需求与这个资本的比例，劳动力越多，工资越低，反之亦然。
很清楚，如果这个理论有其道理，那么，在社会关系中必须有一个基本条件：生产｛关系｝条件的稳定程度，在这个程度上，无论是第一，｛数量的｝技术上｛制约的必要的｝存在的一定量的资本与这个资本所雇用的劳动力的比例，还是第二，受市场条件制约的生产周期和交换周期与人类繁殖周期的比例，都应该被视为一个恒量。我们今天的资本经济洋洋得意地微笑着回顾这两个条件，感到它们就像“一个古代的童话”。第一，同样多的资本——取决于生产技术、剥削程度（工作日的长短、劳动强度以及工资形式）——，现在不仅可以随时榨取不同量的劳动力，而且这个比例随着技术的进步还在随时发生变化，因此，无论怎么说，在时间上设定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恒定比例系数只不过是幻想；第二，现代生产周期与人类繁殖周期完全不一致。人类繁殖周期约为25年，而今天的生产周期甚至还不到这个时间的一半。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本世纪的大规模普遍危机，便可厘清它们爆发的年份：1825年、1836年、1847年、1857年和1867年。也就是说，几乎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灾难，每次经济灾难之后资本都会痉挛性收缩，接着是逐渐扩大，然后是突然毫无节制地膨胀，直到危机像以往一样，再次爆发，骤然折断资本的翅膀。在这种短暂的——有人断言——越来越短的生产周期中，在资本的能力突然收缩和膨胀的情况下，通过资本数量，借助自然繁殖调节工人人口也不过是个幻想。当然，我们可以说资本控制着工人的死，但不能说它控制着工人的生：众所周知，三四天不进食便可导致死亡，也就是说，失业足以导致死亡，而出生和教育却需要很多年。｛所以，可以说，资本现在是通过死亡天使，而不是通过生命天使统治工人阶级。｝
所有这一切在李嘉图时期都是不同的，在亚当·斯密时期就更不同了。那时，机器才刚刚开始变革生产关系，普遍危机才开了个头。虽然李嘉图经历了英国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在大陆封锁体系[3]被解除之后，这次危机接踵而来，但是，历史的“偶然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的马脚，很自然，这次危机仅仅被｛看作｝理解为“恶棍”拿破仑的恶行的特殊后果。总的来看，占优势的生产｛形式｝方式——工场手工业——以手工劳动为｛依据｝基础，同时，市场状况几乎由英国单独操控，因此提供了相当稳定和清晰，生产周期相应缓慢，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技术比例达到了｛相当｝一定程度。那时，｛旧的｝古典派基金理论存在相对的合理性，对这个理论｛今天｝的历史评价也不过如此。
｛而｝平静、｛稳定｝冷淡、仿佛宗法制的资本的美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资本则精神紧张、经常激动，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垂头丧气”，它既不能估计〔每次〕下一刻需要多少劳动力，也不能找到所需数量的劳动力；在资本的｛匆忙｝疯狂争夺下，前面已经说过，工人们只剩时间听命死亡，而没有时间听命出生。请注意，工资基金理论存在相对合理性的时间极其短暂。早在李嘉图生前，英国便已开始强劲的工业革命过程。李嘉图主要著作的第二版已经｛引人注目地｝独具匠心地增加了有关机器的一章，他在这一章经典地反驳了自己的“补偿理论”，从而间接地无意识地抛弃了自己提出的工资基金｛的灾难性的影响｝的命题。如果在今天，在克虏伯和施杜姆时代，德国国民经济学家｛仍然总是｝又端出旧的工资基金理论，试图用旧的经典理论的碎片来掩盖或涂抹现代资本主义的现象，那么，这便是海涅所了解的一块工作：｛“用睡帽及睡袍堵住宇宙的窟窿”；他们想用旧的碎片填补裸露的〔？〕裂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窟窿。｝
他们用旧的睡帽及睡袍
填住宇宙建筑的窟窿。[4]
｛李嘉图极其清楚明确地描述工资基金理论的著作于1817年出版。七年之后遭到批判。威廉·汤普森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版中……让我们就社会条件问题再补充两句。｝
此外，旧的工资基金理论不仅被用来堵住资本主义宇宙建筑的窟窿。在拉萨尔那里其中还有一个不以特殊的历史权利为转移的真正核心：这个理论是关于工人阶级对资本的社会依赖的第一个一般的｛笨拙的｝理论表述。但是，从中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在拉萨尔那里，工资基金理论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强大的｝革命杠杆。而｛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理论｝学说”之父耶利米·边沁善于以其他方式将｛这个｝理论变得“功利”：他用它打造出一条教义，据说可以取消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责任，而工人阶级的所有要求碰到它就｛化为乌有｝像碰到铠甲一样被驳回。
李嘉图极其明确而果断地描述工资基金理论的著作是｛于1817年出版的｝。七年之后遭到批判。威廉·汤普森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版中｛认为，发现｝强调，只考虑所积累的资本的量，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国家当时（潜在的）生产力，甚至国家每年的消费都比所积累的资本多得多。｛这个欠缺，这个奇怪独特的批评｝显而易见，这种提示本身即使非常正确，但对这个遭到批判的理论也会毫发无损，因为在讨论工资基金时，需要考虑的不是现存的、过去的或者未来的世界财富，而仅仅是世界财富中当时以私人资本的形态对工人有需求的那个部分。在财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率｝和工人阶级之间是单个的有需求的资本家，而对我们来说，关键只有他们的需求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汤普森属于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主义学派，他的批判也会显得完全不可理解，这个学派想通过在经济理论中无视资本主义现实而把资本主义现实从世界上抹掉。汤普森想｛反对｝通过在他的批判中抹杀私人资本家的存在而抹杀工资基金理论中所表述的工人对资本的依赖性。
工资基金理论后来的批判者是德国人——海尔曼和洛贝尔图斯。
海尔曼在他1832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研究》中提出这样的论点，工人的工资不是来自企业主的资本，而是来自商品的消费者。在这里，｛资本家扮演了｝企业家被设想为工人与消费者之间无辜的，甚至高贵无私的中介角色，就像地道的伙计。遗憾的是，不管怎么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得到实现之前，显然要领取｛报酬｝工资，而且是直接由｛资本家｝企业家从｛自己的｝私人资本中｛给付｝支付，因此，这里完全没有切中实质。
洛贝尔图斯的批判也不太理想。他在《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版中断言，工资不是从一个生产周期开始之前便已积累的资本中支付的，而是从同一生产周期的产品中｛给付｝支付的。这个表述异乎寻常地忽视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最基本的现象，无需进一步驳斥。每个孩子都知道，在大部分行业中，一个生产周期从开始生产到商品在市场上得到实现，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而工人们每两个星期，有时甚至每一个星期都要领取工资，因此，企业主必须事先拥有一笔储备资本，不可能从当前的生产周期中逐步｛吸取｝抽出资本。
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国民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只有马克思才给予了真正的批判。
他首先——｛根据｝与自己的辩证方法论一致——证明，不可能存在绝对有效的工资规律，因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人口规律和特殊的工资规律。
然后，他构思大工业生产周期的工资规律。这种工资规律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稳定的资本储备，其二是稳定的产业后备军。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是居民中的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二者都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需求无论是在资本一方，还是在工人一方都不会遇到自然的、所谓物质的｛界限｝限制：生产本身可以无限扩大，而目总能找到资本和穷人（二者都在双重意义上）。那么在现实中．就业工人的量与其工资高低的比例取决于什么呢？完全取决于各自的资本主义利益，取决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资本增殖的需要一方面取决于市场，因为市场今天已成为世界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刮着世界飓风，市场的大小随时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技术，而生产技术同样随时在改变资本增殖的需要。这样一来，所谓对劳动的需求今天既不取决于资本的量，也不取决于工人的人数，而是取决于市场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总和，而这些条件在不断变化，它们的总和构成今天的整个生产方式。马克思惊呼，今天的工资规律比“铁的”更不道德，它是“弹性的”！它的名字今天既不是“工资基金”，也不是其他特殊规律，而是今天的整个经济，是资本主义本身！……
我们一开头就提到，尤·沃尔夫教授的那个新理论反对两个理论——工资基金理论和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沃尔夫教授说，李嘉图—拉萨尔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第一，提高工资不一定会导致更多孩子的出生；第二，对工人的需求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多也可能增长。这两个论据与马克思对工资基金理论的批判在主要问题上完全一致，就这一点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共同的理论来研究。不同的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肯定表述。沃尔夫教授说，生产的粗放发展比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集约化更为迅速。困难是｛我们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后备军因此没有增加，倒是逐渐减少。我们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提出直接的证据。如果马克思学派引证大量统计数据支持自己的论点，那么，沃尔夫教授｛在另一方面｝就会用大量其他统计结果来反驳这些数据。众所周知，从今天的统计学水平看，统计可以用同一个证据同时支持和反对一个论点。然而我们认为，证据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去寻找，到社会现象中寻找证据，而我们只需假定，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大｝持续加剧，从而解释这种社会现象。比如，向海外移民，各国政府拼命“拯救”中产阶层的尝试（见最近德国手工业国家组织提出的提议！），轻易使用产业“后备军”破坏｛大｝工人大罢工（见最近的汉堡罢工[5]），不可阻挡的工人非专业化趋势（临时拼凑了这个同）以及熟练工人｛被解雇｝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最后是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随之而来的日益加强的工人运动。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各个工资理论不得不｛加以考虑的｝接受的，而｛我们认为｝这些事实可以｛证实｝归结为｛存在和增长｝中产阶级的日益无产阶级化与后备军的增加。我们不想在这里深谈这一向题｛？｝一点，只想｛简短地｝在基本问题上转述沃尔夫教授自己的工资理论。
沃尔夫教授说，在现实中，当时的工资水平取决于：1．劳动力的供给，2．工资政策——据我们所知，德国其他任何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都没有如此明确地强调过这个因素，在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中，只有桑顿在《论劳动》1869年版中明确地强调过这个因素，3．企业获益能力和价格对消费者的影响，最后，4．工资在生产费用中所占的比例。
手稿，库钦斯基遗物
柏林中央和州立图书馆/历史藏书Kuc8-5-175
[1]标题是编者加的。在几家档案馆查阅了资料，并与笔试论文作比较后，完成手稿原件，即1897年草稿的辨认工作。草稿笔试论文在结构和内容上，以及从其中提到的国民经济学家看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段落的编排上和用词上略有差别。无论是在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Fonds209，Verz.6，Nr.166）中，还是在柏林德国联邦档案馆（SAPMONY4002/16，Bl.159-164）中，都有一份打印稿，上面有一些删节和编者的修改。这份打印稿可能是克·蔡特金和阿·瓦尔斯基编辑，保·弗勒利希审定的《卢森堡著作集》的准备材料。在此之前，这个文献编入她在党校任教时期，以为是她为《国民经济学入门》所作的准备，这证明是不正确的。伊藤成彦也猜测，这个文献是为一部专著准备的，这也是不对的。见伊藤成彦《罗莎·卢森堡〈奴隶制〉的首次发表》，载于《2002年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年鉴》2002年柏林版第174、177—178页。——编者注
[2]草稿中用横线表示删去的文字，在本篇译文中用大括号｛｝表示。——编者注
[3]大陆封锁或大陆体系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敕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和奥地利。根据1807年的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告瓦解。——编者注
[4]这里套用了海涅《归乡集》（1823—1824年）中的《世界和人生太不完整……》：
“世界和人生太不完整——
我要向德国教授请教。
他会把人生拼凑在一起，
做出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
用他的睡帽和他的烂睡衣
堵住这世界大厦上的窟窿。”
《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编者注
[5]1896年11月21—1897年2月9日，16000名码头工人在汉堡举行罢工。他们得到德国和外国工人的1613600马克的互助捐款，使码头停工11个星期。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为8小时，工作日为12小时。他们不得不抵御大资本的残酷镇压措施。500多名罢工者被捕，被判处超过37年的监禁和1418马克罚款。尽管这次罢工只得到了工资上的很小让步，尽管罢工失败了，但这次罢工仍然被视为19世纪90年代罢工运动的顶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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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条约（在弗·弗莱讷教授先生指导下的笔试论文）（189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国家条约[1]
罗莎·卢森堡在弗·弗莱讷教授先生指导下的笔试论文（1897）
一定义
国家条约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关于自己承担义务或让其他国家承担义务的意愿协议。（所谓让其他国家承担义务，意思是说，如果这些国家的事务受到管制，那么它们自己不参加条约的签订，比如，1878年多瑙河两公国不参加柏林条约的签订。）签订国际法条约时，缔约各方只能是国家，教廷参加缔约是例外。[2]
二国家条约是国际法的来源
国家条约是国家互相之间友好[3]交往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国家条约本身同时也是国际法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布尔梅林虽然强调，国际法的来源仅仅是各个民族的法律信念，不是国家条约，但是，国家条约毫无争议地是最充分最明确地表现各个民族的法律信念的形式。一方面，在欧洲、美洲以及亚洲、非洲和澳洲的大部分地区，今天实际的[4]国际法关系的几乎整个形态都以国家条约为基础。[5]另一方面，普通[6]国际法最重要的机构本身也以条约为依据：比如国际代表大会和会议（通过条约1818年在亚琛作出规定），比如战争牺牲者的待遇（由1864年日内瓦公约和1868年补充条款规定），比如国际法礼仪（1815年在维也纳，1818年在亚琛作了规定），等等。
国家条约还是国际法学的重要来源[7]之一。18世纪以来，法学家们结集出版国际法条约的好习惯（莱布尼茨是最早的结集出版者之一，1700年和1725年[8]），意味着国际法作为一个学科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阶段使国际法摆脱了旧的自然法的束缚，并使对国际法的积极研究、论证和系统化成为可能。
三国家条约是国家法的来源
所有组成联邦的国家，或加雷斯所说“国家组成的国家”[9]以国家条约为基础。旧的德意志联邦是通过1814年的巴黎条约建立的，[10]北德意志联邦是通过1866年布拉格条约和1867年柏林条约建立的，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是通过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南部诸邦之间在凡尔赛缔结的三个“十一月条约”建立的，通过1777年和1781年的邦联条约建立了北美合众国，[11]等等。
没有组成联邦的国家也可以在国家条约中拥有其国家法来源。多瑙河两公国的宪法是通过1865年伦敦条约和1878年柏林条约确定的。波罗的海各省的某些宪法保证（宗教自由等等）是通过瑞典和俄国1721年在尼斯塔德条约规定的。会议桌上的波兰[12]的宪法是按照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一般形式确定的。
四国家条约的对象
国家条约的对象可以是公法的所有领域，即：割让和获得领土（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1869年华盛顿条约——俄属美洲出卖给美国；俄国和日本之间1875年的条约——以千岛群岛交换对萨哈林岛的共管权），保证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3]（1878年柏林条约——各大国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承认一个国家的存在或接受一个国家加入合法的国际社会（1831年伦敦条约——承认希腊王国；1885年柏林条约——承认刚果国家；1856年巴黎条约——承认奥斯曼帝国政府为欧洲国际法主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立〔1815年维也纳条约——瑞士中立；[14]1831年伦敦条约——比利时中立；1867年伦敦条约——卢森堡中立；1856年巴黎条约——黑海中立（1878年取消[15]）〕，规定国际法地役权（1877年布加勒斯特条约——罗马尼亚保证俄国军队通行），规定某些文化任务（1874年伯尔尼世界邮政条约）或某些经济的经营活动问题（1865年巴黎拉丁货币同盟），规定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的某些问题（引渡条约、国际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条例）等等，等等。
私法也可以是国家条约的对象。比如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伯尔尼公约）、婚姻法、继承法以及条约方式的票据法规定。（见格奥尔格·科恩关于国际平等权利，关于国际票据法学等等的著作。）
一般而言，国家条约可分为1．立法的和2．非立法的国家条约，后者比如纯粹的保护联盟和防御联盟。立法的国家条约又可分为具有法律性质的和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条约。
五缔约的机关
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个由自己的国家法规定的、类似进行一般的国际法交往的，特别是签订条约的机关。在通常情况下，国际法交往是每个国家政权的首脑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为了代表国家的主权。在君主制国家是君主，在总统制共和国是总统，在民主政体中是被视为最高执行权力机构的委员会（在瑞士是联邦委员会）。在德国，签订国家条约的职责由联邦参议院和皇帝分担，皇帝[16]在需要改变帝国立法的条约时需要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在美国，总统在签订国家条约时需要参议院参与。
人民代表机构在君主立宪制和共和政体中参与签订国际法条约的问题，在各个国家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没有具体和一致的规定。在德意志各邦中，符腾堡对这个问题研究得最透彻。根据规定，如果条约涉及领土的出让和获得、王国的经济负担、邦法修改或废除（关税条约和贸易条约）、改变国民权利的义务，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
就德意志帝国而言，根据宪法，所有在帝国立法范围之内的条约[17]都必须经帝国国会批准。——在英国，所有立法范围内的条约都必须呈送议会通过。但是，在实践上，领土的割让和获得没有列入立法条约的范畴，黑尔戈兰岛的割让便属于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句独特的话：所谓强制性条约不需要得到众议院的批准。——在瑞士，任何国家条约，也包括改变联邦法律的条约都不需要人民的批准（公投）。[18]
一般而言，在君主立宪制和共和政体中，根据人民代表机构参与制定国家财政预算的基本权利，只能得出一个实际原则：所有可能给国家财政造成负担的条约都必须得到人民代议机构的批准。
六国家条约的签订
国家条约的签订权完全归每个国家的最高政府机关。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国家条约很少由君主或共和国总统亲自签订，国家首脑通常责成外交政策的执行机关来签订：外交部长、常设的外交代表、特派外交代表等等。——在签订国家条约时，通常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讨论、确定条约的内容和互换批准书。
七国家条约的有效性
为了使国家条约在国际法意义上有效，需要做到：
1．条约内容符合缔约各方的意愿。
2．条约内容符合公认的、普遍有效的、普通国际法规范。
互换批准书是第一个条件的实际表现。由一个国家的代表签署的国家条约，未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就对相关国家无效，并且没有约束力（比如：1842年关于检查权的条约就没有得到法国的批准，1890年关于引入国际仲裁法院的华盛顿条约没有得到17个美洲国家的批准）。
第二个条件涉及整个文明的国际社会从公法中明确消除的内容。比如，两个欧洲国家之间签订的允许进行奴隶贸易的条约，就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如果缔约的一方在条约签订之后拒绝执行，那么这个条约对另一方就没有约束力。
国家条约的内容必须符合签约各方的国家法才能生效，对于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赛利格曼认为，国家条约在国家法上有效，是它在国际法上有效的法律条件。相反，拉班德和格奈斯特则断言——我们认为是对的——，签约各方有责任使条约与各自的国家法相符，因此，一个得到批准的条约在国际法上是直接有效的和具有约束力的，不遵守条约是为战争寻找借口。
八加入和加附
一个国家条约即使不是某些国家签订，而且不是为它们签订的，也可以对这些国家有效。第三国可以事后参加已经由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如果新参加的一方享有与原缔约方同样的地位，比如，可以参与条约的修改，那么这种参加叫加入[19]。相反，如果新参加的一方只是被动地表示接受条约的约束，那么这种参加叫加附。
九国家条约的效力
国家条约的效力在于，缔约的国家受因缔约而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在行使它们的自由意志时，在有关方面受条约内容的限制。如果缔约的一方违约，那么，另一方有权采取国际法许可的所有自救手段，如仲裁法庭、镇压、报复、战争。
十国家条约的期限
国家条约的期限取决于条约的性质。行文中已经规定有效期限的条约，其有效期限以相关的期限为准。没有规定有效期限的条约可默认为长期有效，比如，在战争中不使用爆炸物的条约（1868年圣彼得堡），世界邮政条约（1874年伯尔尼）。在国家联邦建立国家法组织的条约（如北美合众国的条约）中，通常会在行文中突出强调条约的长期有效。从性质上来看，导致缔约的一方作为国际法主体毁灭的国家条约是永久有效的（如1815年的条约，根据该条约，当时的巴塞尔公国与瑞士合并）。
十一国家条约的失效
国家条约失效是：
1．由于履行完毕，如果履行是一个有时限的行为（如：移交部分领土、买卖、允许军队一次性通过）。
但是，如果条约的履行从其性质来看要以一个长期的行为为前提，那么，条约不能因为履行完毕而失效（如：世界邮政条约）。
2．由于期满，如果规定了有效期。
3．由于有缔约方退出。如前所述，单方退出有可能招致其他缔约方动用国际法允许的自救手段。
4．由于战争。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爆发战争，[20]那么，它们此前签订的条约一般被视为已经废除。但是这不涉及没有参加战争的第三个国家共同参与签订的条约。这也不适用于即使由交战国签订的、但专门关于战争和作战的条约。
5．由于法律。我们只知道北美合众国有这种情况。乘禁止中国移民之机——禁止中国移民与事先和中国签订的条约相矛盾——，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在合众国，条约可以修改和废除法律，反之亦然，法律也可以修改和废除条约。
6．由于时效。仅为一定期限签订的条约，如果在这个期限内没有履行完毕，那就是已过时效[21]，就不能再对缔约方提出要求。即使我们想不起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从法律上来看仍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7．最后由于混同，如果缔约各方联合为一个国际法主体。[22]
首次发表：韦雷娜·施塔德勒·拉伯哈特
《罗莎·卢森堡1889—1897年在苏黎世大学》1978年苏黎世版
[1]罗莎·卢森堡可在两个题目中选择一个：1．国家分权的学说（科学论证与实际运用）；2．国家条约（概念，缔结，影响，等等）。——编者注
[2]弗莱讷教授批语：质疑！——编者注
[3]弗莱讷：是和平，而不是友善。——编者注
[4]弗莱讷：？——编者注
[5]弗莱讷：说得过分了。——编者注
[6]弗莱讷：？——编者注
[7]弗莱讷：表达错误！——编者注
[8]弗莱讷：是1693年和1724年，而不是1700年和1725年。——编者注
[9]弗莱讷：？——编者注
[10]弗莱讷：1815年/1816年6月8日—10日的维也纳联邦条例。——编者注
[11]是1776年和1787年，而不是1777年和1781年。——编者注
[12]见本卷第45页脚注【1】。——编者注【即《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第二章的第三个注释——录入者注】
[13]弗莱讷：？——编者注
[14]弗莱讷：错误。——编者注
[15]弗莱讷：在是1871年，而不是1878年。——编者注【按上下文推断，此处应为“是在1871年，而不是1878年。”之误——录入者注】
[16]弗莱讷：为签订国家条约。——编者注
[17]弗莱讷：帝国宪法关于其有效性第四条。——编者注
[18]弗莱讷：大概需要得到国民院和联邦院的批准。——编者注
[19]弗莱讷：？——编者注
[20]弗莱讷：？——编者注
[21]弗莱讷：不对！——编者注
[22]弗莱讷教授的鉴定：“这篇作文证明，作者读书很多，研究很深。各个部分质量不一。作者没有始终以应有的娴熟论述纯法学的部分；比如，对主要问题（签订和批准）必须进行详尽的叙述。对‘实际的’和‘普通的’国际法的区分以及关于国家条约的时效的观点词不达意。作者熟悉现代国际法的文献发表情况，掌握大量立法的和最重要的新的国家条约的知识。我因此建议论文通过。1897年4月14，弗·弗莱讷。”另外七名教授——朔伦贝格尔、沃尔夫、西齐希、苏尔舍尔、特赖施勒、施奈德、梅里签字同意。博士论文，苏黎世国家档案馆，U105h4。——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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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国际的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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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国际的创始
（一）成立
（二）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
（三）同施韦泽的决裂
（四）伦敦第一次代表会议
（五）德国战争
（六）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成立
1864年9月28日，拉萨尔死后几个星期，在伦敦圣马丁大厅的一次大会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它不是一个人的创造物，不是“头大身小”的空头组织，不是亡命的密谋者的帮伙，它既不是虚无缥缈的幽灵，也不是一个怪物，像资本家的御用文人所一再昧着良心臆造的那样。它无宁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渡形式，而按照历史的本质来说，这个形式正如它是暂时的一样，也是必然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自身内部的矛盾，在创造现代国家的同时又在破坏着它。这种生产方式把民族矛盾推到极限，同时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着一切民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民族矛盾是不能解决的，而要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所大肆宜扬和吹嘘的那种民族和睦的一切尝试，都在碰到这个矛盾时一一破产了。大工业虽然侈谈民族间的自由与和平，但正是它把全世界变成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大兵营。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失，它的内部矛盾也将消失。当然，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在民族范围内实现的，所以各国无产阶级首先要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陷入那种将使资产阶级关于国际自由和平的一切梦想迅速彻底幻灭的无情竞争。工人一旦认识到，——工人的阶级意识一旦觉醒也就会立即认识到，——他们必须消除自己队伍内部的竞争，以便能够胜利地抵抗资本的优势力量，那末再进一步他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必须把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也同时消除，必须同心协力来摧毁资产阶级的国际统治。
因此，国际主义倾向很早就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在利令智昏的资产阶级看来是所谓不爱国、没有教养和缺乏理解力的那种东西，恰恰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必要条件。虽然这个斗争应该并且能够解决民族倾向和国际倾向（资产阶级是要永远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疲于奔命的）之间的冲突，但是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毕竟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支魔棍，能够把艰难险阻的栈道转眼间化为坦途。现代工人阶级必须在历史发展为他们准备好的条件下进行斗争，这些条件不是单靠猛烈的冲击就能突破的，而只有按照黑格尔所说的“理解便是克服”这句话的精神去理解了它们，然后才能克服它们。
但是，这样的理解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极其困难。这就是，立刻就显示出国际倾向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开始，往往是和大民族国家的建立恰恰同时发生并且互相交错着的，而这种情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在《共产党宣言》宣告一切文明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之后几个星期，便爆发了1848年革命。这个革命在英国和法国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敌对的力量直接对垒起来，但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则只是引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当然，无产阶级当时已经积极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因而它完全正确地认识到，虽然争取独立的斗争根本不是它的终极目的，却毕竟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正是无产阶级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提供了最英勇的战士，当然，无产阶级当时已经积极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因而它完全正确地认识到，虽然争取独立的斗争根本不是它的终极目的，却毕竟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正是无产阶级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提供了最英勇的战士，而且这个运动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像《共产党宣言》作者出版的《NeueRheinischeZeitung》（新莱茵报）所给予他的那种有力支持。但是，民族斗争自然要把国际主义思想推到后面，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开始求助于反动的刺刀之后。在意大利，工人互助团体开始在马志尼的旗帜下组织起来；这个旗帜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但至少是共和主义的。而在较为发达的德国，从魏特林时代起工人们就已认识到自己事业的国际共同性，但正是由于民族问题，产生了将近十年的阅墙之争。
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则不同，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工人运动兴起时，国家的统一早就确立了。早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国际主义思想便已盛行于这两个国家：巴黎被认为是欧洲革命的首都，而伦敦则是世界市场的中心。但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在无产阶级失败以后，国际主义思潮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挫折。
六月战斗的可怕的流血耗去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波拿巴专制的铁碗则扼制了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三月革命前的宗派主义旧态复萌．在这种宗派主义的一团混乱中判然地划分出了两个派别，而革命的因素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就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两个派别分道扬镳了。前一个派别汇集于布朗基周围；布朗基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想通过少数坚决分子的大胆奇袭夺取政权。强大得不可比拟的后一个派别处于蒲鲁东的思想影响之下，蒲鲁东入以他的发放无息贷款的交换银行和其他教条式的实验，只是使无产阶级脱离了政治运动。马克思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谈到这个派别时说，它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
宪章运动失败后，在某些方面与此类似的运动也曾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发生过。已达垂暮之年的伟大空想主义者欧文虽然健在，但是他的学派已经退化为一种宗教的自由思想。此外还产生了金斯莱和莫利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虽然这种社会主义和它的大陆上的模拟品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也站在一切政治斗争之外，只限于做做教育和合作事业的普及工作。甚至先于法国而在英国产生的工联所属的工会，也对政治漠不关心，而只限于满足工人的眼前的要求．50年代的狂热的工业活动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越地位更加促进了这一点。
虽然如此，英国国土上的国际工人运动是极其缓慢地逐渐沉寂下去的。直到50年代末期还可以看到它的佘辉。“民主派兄弟协会”继续存在到克里木战争，甚至当这个组织最后消失的时候，又产生了国际委员会，以及后来主要由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努力而创建的国际协会。这些组织当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但是毕竟表明国际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熄灭，而还在迸发着微弱的火花，只要有阵阵烈风吹来，就很容易然成燎原之火。
1857年的连续的商业危机，1859年的战争，特别是1860年后北美合众国南北各州之间爆发的内战，就是这样阵阵的烈风。1857年的商业危机使波拿巴在法国的威信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打击，而企图用对外政策方面的冒险来转移这次打击的尝试也遭到失败。十二月的英雄所招来的魂灵早就不由他来控制了。意大利的统一运动超出了他所希望的范围，而法国的资产阶级也不满意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之役所取得的有名无实的胜利。于是他想到要给工人阶级的活动以较大的自由，借以压制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气焰。因为第二帝国能否继续存在，老实说就取决于他能否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相互威胁之下。
当然，波拿巴考虑的不是政治方面的让步，而是工会方面的让步。在法国工人中享有较大威信的蒲鲁东既是第二帝国的反对者（虽然他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可以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同时又是罢工的反对者。然而正是这一点触犯了法国工人的切身利益。尽管有蒲鲁东的告诫和取缔结社的严厉禁令，在1853到1866年这一期间却有三千九百零九名工人因参加七百四十九个团体而受到刑事法庭的处分。模仿凯撒的波拿巴先是赦免了这些被判罪者，然后又支持把法国工人派到伦敦去参观1862年世界博览会一举。他的作法无疑地要比德意志民族联盟同时实行的同样的“妙策”更为实际。代表是由同业工人选出的。在巴黎为一百五十种行业的工人设立了五十个选举站，总共向伦敦选送了二百名代表。费用的一部分是自愿捐助的，而主要部分则是由国库和市库津贴，它们各自拨出二万法郎。代表们回来之后获准发表详细的报告，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超出了纯业务的范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可算是一件国家大事，它甚至引起那个惴惴不安的巴黎警察局长的慨叹。他说，皇帝与其开这样的玩笑，不如立刻废除结社的禁令。
实际上，工人并没有对他们的这位自私自利的保护人表现出他所希望的那种谢意。他们只是给了他理应得到的酬报，在巴黎的1863年选举中，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只得到八万二千张选票，而反对派的候选人则得到十五万三千张选票。然而在1857年的选举中，政府曾得到十一万一千张选票，而反对派只得到九万六千张选票。一般认为，这样的变化只有一小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离心离德，而主要地是由于工人阶级态度的改变，因为工人阶级正是在假波拿巴开始向他们献媚讨好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开始时还只是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旗帜下。这种看法为1864年巴黎补选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证明，即有六十个工人提出了一个名叫托伦的雕版师做候选人，并且发表了预言社会主义复兴的宣言。宣言中说，社会主义者当然已从过去的经验学得了许多东西。1848年时，工人还没有制定明确的纲领，他们信奉某一社会理论与其说基于自觉，无宁说基于本能。现在他们已经抛弃了浮夸的空想而要求社会改革。作为这样的改革，托伦要求出版和集会自由，废除取缔结社的禁令，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取消宗教预算。
但是，托伦总共只得到儿百张选票。蒲鲁东完全赞同宣言的思想，但是反对参加选举，因为在他看来，投空白票是对帝国的一种更强烈的执议。布朗基主义者认为宣言过于温和，而具有自由色彩和激进色彩的资产阶级则除了少数例外，大都嘲笑和奚落工人的独立行动，虽然托伦的竞选纲领还没有使资产阶级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这一切都和在德国同时发生的情况极为类似。受到这种情况鼓励的波拿巴决定再前进一步：1864年5月颁布的一项法律虽然还没有废除组织工会的禁令（禁令直到四年以后才废除），却废除了Codepénal（刑法）中禁止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而联合的条款。
在英国，禁止结社的法令虽然早在1825年就废除了，但工会的存在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还毫无保障，广大的工会会员在政治上没有选举权，而这种权利本来是会有助于废除那些阻挠他们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的法律的。夺去了无数人的生计的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他们面临着危险的肮脏的竞争：每当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资本家就威胁着要从法国、比利时、德国或其他国家输入工人。特别使工人不安的是美国的内战。这个战争所引起的棉花恐慌，使英国纺织工业的工人遭到极深重的灾难。
于是，工会从消极的状态觉醒了。新工联主义产生了。它的代表人物是一些最大的工会的几个有经验的领袖。这些领袖就是：机器制造工人阿兰，木工阿普尔加斯，细木工鲁克拉夫特，石工克里梅尔，鞋匠奥哲尔，等等。他们承认政治斗争对工会也是必要的，并且集中注意力于选举改革。他们是由激进派政治家布莱特担任主席的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声势浩大的集会的推动力。大会对帕麦斯顿企图偏袒南方奴隶制各州而干预美国内战的计划掀起了猛烈的抗议。后来这些工会领袖又在1864年春加里波第访问伦敦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
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促使国际主义思想重新抬头。早在1862年世界博览会期间，法国工人代表团和英国工人之间就曾举行过“联欢会”。两国工人的联系由于1863年的波兰起义而更加紧密。波兰问题一早就在西欧文明民族的革命分子中深受同情。对波兰的瓜分和压迫，使得东欧三强变成一个统一的反动力量。波兰的复兴将是对俄国在欧洲的霸权的一个致命的打击。“民主派兄弟协会”便经常为1830年波兰革命纪念日举行盛大的庆祝，借以向波兰人民表示热诚的敬意，同时总是带有这样一种含义，即自由民主波兰的复兴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前提。1863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伦敦的一次有法国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波兰的集会上，强烈地鸣响着社会的音调。这个音调也是由奥哲尔担任主席的英国工人委员会为感谢法国工人参加纪念波兰的集会所致贺词的基调。贺词指出，英国资本家用输入外国工人的办法强加给英国无产阶级的肮脏竞争，只是因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缺乏有组织的联系才成为可能的。
这篇贺词由比斯利教授译成了法文。他在伦敦大学教历史，曾为工人阶级建立了许多功绩。贺词在巴黎的工厂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以致决定向伦敦派送一个代表团表示答谢。1864年9月28日，伦敦委员会在圣马丁大厅召开了欢迎这个代表团的大会。会议是由比斯利教授主持的，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托伦宣读的法国工人的答词是以响应波兰起义开头的：“波兰又为血迹斑斑的尸衣所理盖，而我们仍然是无力的旁观者。”它接着要求在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倾听人民的声音。必须摧毁资本的专制统治。分工把人变成机器般的工具，而如果没有工人的团结，自由贸易势将造成一种工业上的农奴制，它要比法国大革命所推翻的农奴制更加残酷无情。全世界的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给这种罪恶的制度设下一道道不可克服的障碍。
埃卡留斯代表德国工人在谈论中发言。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根据英国工会活动家惠勒的提议决定选出一个有权自行加聘委员的委员会，并且委托它起草一个国际联合组织的章程。这个章程的有效期截至第二年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时为止，届时代表大会会将对它做出最后的决定。委员会选举出来了，它是由许多英国工会活动家和外国工人事业的代表者组成的，其中也有德国工人的代表，他在报纸的报道中列在最后，他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二）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
在这以前马克思已经不积极参加这种活动了。法国人勒留贝邀请他做德国工人的代表，并建议他从德国工人中推荐一个发言人。马克思推荐了埃卡留斯，而自己则在出席大会时默默无言地坐在演说台上。
马克思对自己的科学工作的意义是有足够的估计的，他认为这种工作要比那些一开始就毫无希望的结社游戏更为重要；但是只要什么事情是对无产阶级有益的，他就随时准备放下自己的工作。这一次他看到了“真正的力量”的出现。他以同样的口气写信给魏德迈和其他朋友说：“刚刚成立的国际工人委员会……不是不重要的。它的英国委员大都是此地的工会领袖，即伦敦的直正的劳工大王，他们就是为加里波第举行盛大欢迎会，并在圣詹姆斯大厅召开大会（布莱特担任主席）阻止帕麦斯顿所准备的对美宣战的那些人。委员会中的法国委员是一些不大出名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是巴黎居领导地位的“工人”的直接代表。
委员会同最近在那不勒斯召开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各团体也建立了联系。虽然我许多年来一直拒绝参加任何‘组织’,但是这一次却接受了建议，因为在这样的组织里是大有可为的。”马克思看到，“工人阶级显然正在复活”，并且认为自己的最高义务就是为工人阶级开拓新的道路。
万幸的是，由于种种外部的情况，思想领导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选出的委员会吸收一些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的机构，使得委员人数增加到将近五十人，其中一半是英国工人。代表人数次于英国的是德国，有十名委员，其中的马克思、埃卡留斯、列斯纳、罗赫纳和普芬德过去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法国有九名代表，意大利有六名，波兰和瑞士各二名。委员会成立以后就选出了负责起草纲领和章程草案的小组委员会。
马克思也被选入这个小组委员会，但是由于生病，或者由于没有及时接到通知，他几次未能出席会议。在这中间，小组委员会的委员、马志尼的私人秘书沃尔弗少校、英国人威斯顿、法国人勒留贝虽然用了许多力量来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但是无所成就。马志尼虽然在英国工人中有很高的声望，但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工人运动太不熟悉，所以他的草案不能使有经验的英国工会活动家感到满意。他不理解并因而厌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的纲领至多只是唱一唱早就为60年代初的无产阶级所超越了的社会主义高调。他的章程草案也是过了时的精神的产物。它是按照高度集中化的政治密谋团体的传统写成的，因此它既违反英国工联的生存条件，也违反整个工人国际协会的生存条件。国际工人协会与其说应该掀起新的运动，无宁说应该把各国已经产生、但仍然处于分散状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联合起来。勒留贝和威斯顿提出的草案也同样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
因此，当马克思接手这件工作时，整个工作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他决定尽可能不留下“原案中的一行字”，并且为了完全不受它们的约束，起草了一个致工人阶级的宣言草案。这一点是圣马丁大厅的集会事先完全没有考虑的。在这个草案里，他先是回顾了1848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然后比较简洁明了地叙述了章程本身。小组委员会立刻接受了他的提案，只是在序言中加进了一些有关“权利、义务、真理、道德和正义”的词句。但是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他成功地使加进去的这些词句不致造成任何危害。后来，总委员会也一致热烈地通过了宣言草案和章程。
比斯利后来有一次在谈到这个成立宣言时说，它可算是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事业的最有力、最令人信服的叙述，但是它的篇幅却只有短短的十二页。宣言一开头就指出了这样—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工人阶级的贫困程度在1848年到1864年这一期间并未减轻，虽然这一时期按工业发展和贸易增长的程度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令人信服地用英国关于无产阶级贫困状况的蓝皮书上的可怕的统计材料，同财务大臣格莱斯顿炫耀英国这一时期实力和财富“令人陶醉的”增长的预算演说中的数字进行了对比。然而这种增长仅仅反映在有产阶级的生活上面。宣言以英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况为例揭露了这种惊人的矛盾，因为英国是欧洲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同时它也指出，在大工业有所发展的欧洲大陆一切国家，这种矛盾尽管带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色彩并且规模较小，但是同样都存在着。
实力和财富的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到处都只限于有产阶级。只有少数工人，例如在英国，得到稍高的工资，而且就是这一点也为物价的普遍上涨抵消了。“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总是每下愈况，这种情况至少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阶级沿着社会阶梯的步步上升恰成反比。无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善，新殖民地的开拓，向外的移民，市场的扩大，自由的贸易，或是这一切的总和，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存的这种弊窦百出的基础上，劳动所产生的任何新的发展都必然要加深社会的对立并加剧社会的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为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用虚幻的希望来迷惑别人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俄死人的现象在大英帝国首都几乎已成为社会通例。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的特色，就是被称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其规模日益扩大，其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宣言接着评述了50年代工人运动的失败，指出这个时代也有它的积极意义的特征。它特别强调了两件重大的事实。首先是法定的十小时工作制以及它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的有益结果。通过立法限制工时的斗争直接牵涉到一个重大的斗争，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工人阶级所所主张的通过社会监督调查生产之间的斗争。“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靠了合作运动，靠了少数勇敢的、没有得到任何外力支持的人所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赢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这些伟大的社会实验价值，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那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也是可能实现的，他们证明：为了顺利进行生产，劳动工具决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应该让位给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但是，只限于偶然的尝试的合作劳动还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垄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那些自命清高的贵族，那些资产阶级的空谈慈警家，甚至那些迂腐的经济学者，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曾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却异口同声令人作呕地对它大肆吹捧了。”只有当合作劳动发展到全国的规模时，它才能拯救群众。与此相反，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当然要至死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垄断，使之永世长存。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义务。
工人似乎已经理解了这个义务，因为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都同时觉醒，并且同时力求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工人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因素之一一一人数，但人数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忽视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鼓舞他们在一切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的分散的努力全都遭到失败。这种认识促使在圣马丁大厅召开的大会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政府的对外政策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时，他们又怎么能够达到这个伟大目的？使西欧免于在大西洋彼岸进行一次可耻的十字军征讨以永远保持和推广奴隶制的，不是统治阶级的明智，而是无产阶级对他们那种罪恶的狂妄行径所进行的英勇反抗。上层阶级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和白痴般的冷漠态度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地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就给工人阶级指出一个任务，他们必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密切注视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以便在可能时用一切办法来反抗它。如果不可能防止这些勾当，就应当团结起来同时举行示威，使私人关系所应遵循的那些道德和正义的简单准则成为约束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和《共产党宣言》——样，这个宣言也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的。
章程一开头就列举了一系列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归结为如下各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新的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所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如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作为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追求的伟大目的。先前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做的一切努力，由于每个国家的各个工人集团之间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团结不够而总是没有收到效果。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和一个民族的课题，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课题，它只有靠这些国家的有计划的合作才能解决。在这些清楚明快的论述之后，紧接着的是马克思不得已加进正文里面的关于正义和真理、权利和义务的“说教式的”笼统词句。
协会领导机关是由参加协会各国的工人组成的总委员会。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由在圣马丁大厅选出的委员会执行总委员会的职权。它的职权就是：负贵各国工人组织之间的国际联系，使每一国家的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收集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材料，把具有共同意义的问题提供一切工人团体讨论，在发生国际冲突时组织参加协会的各团体同时和一致行动，定期公布报告，等等。总委员会由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大会决定总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总委员会有权增添新的委员，有权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开会的地点，但无权延迟召开大会的时间。参加国际的各国工人团体仍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任何独立的地方性团体都可不受限制地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同时也指出了总委员会顺利进行工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各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应尽可能统一为由一个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
说总委员会是一个“伟大的头脑”的发明是不正确的，但在它产生的时候的确有一个伟大的头脑立即给它指出正确的道路，使它免于长期地彷徨歧途，——这对国际说来是一个幸运。马克思所做的不过如此，而且他也不愿做得更多。他所起草的宣言和章程的无比卓越之处，就在于它们完全是从当时的现实情况出发的，同时正如李卜克内西曾经中肯地指出的，它们和《共产党宣言》——样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最后结论。
但是，成立宣言和章程不同于《共产党宣言》的不仅仅是形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使重新兴起的运动能够再一次发出旧时的豪言壮语，还需要一些时日。目前需要的是‘内容强硬而形式温和’。”宣言的任务实际上是不同的：它的目的是要把欧洲和美洲的彼此分歧很大的一切工人组织联合成为一支大军，并且，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提出一个对英国的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德国的拉萨尔派都不关门的纲领。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他把科学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作为工人联合行动必然结果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发展上面。
但是马克思的希望很快就受到了严酷的考验：他刚刚开始为国际集合力量的工作，他就不得不同最能理解国际的原则的欧洲的一个工人阶级发生一场严重的冲突。
（三）同施韦泽的决裂
有一种由来已久但并不美妙也不真实的传说，说德国的拉萨尔派曾拒绝参加国际，并一直对它抱着敌对的态度。
首先，很难理解有什么理由会促使他们这样做。他们的严格组织（自然，他们很重视这种组织）丝毫没有受到国际的章程的损害，他们对于成立宣言也能根据自己的信念从头到尾加以同意，特别是谈到合作劳动的那一部分：只有当合作劳动发展到全国规模并得到国家资金的支持时，合作劳动才能拯救群众。
实际上，德国的拉萨尔派从一开始就对国际完全抱着同情的态度，虽然国际．成立时他们正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拉萨尔死后，遵照他的遗嘱的推荐，伯恩哈特·贝克尔当选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但是他的无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个联合会于是全靠党的机关报《Soc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维持局面，而这个报是从1864年年底起在约·巴．冯．施韦泽的思想指导下出版的。施韦泽是一个情明强干的人，他极其热心地争取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报纸撰稿，聘请李卜克内西为编辑（虽然没有任何人强迫他这样做），并且在他主持的报纸的第二和第三号上就刊载了成立宣言。
固然，从巴黎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寄送通讯的莫泽斯·赫斯，曾怀疑托伦的独立性，说他是冒充红色煽动家的日罗姆·波拿巴所住的巴黎皇宫中的座上宾。但是施韦泽只是在得到李卜克内西的明确同意以后才发表了这封信的。当马克思对此表示不满时，施韦泽索性更进一步，规定今后一切有关国际的稿件都由李卜克内西亲自编辑。1865年2月15日，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将提出一个决议案，声明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同意国际的原则，并且保证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国际代表大会。联合会所以不能在形式上加入国际，只是因为德意志联邦的法律禁止不同团体的联合。施韦泽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答复，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开的声明中拒绝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
从这种情况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同施韦泽的决裂，与有关国际的意见分歧毫不相千。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声明中坦率地说明了造成决裂的原因。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路过《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在柏林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的任何要求。但是他们儿次要求该报至少要用对待进步党所用的那种同样勇敢的言词，来对待政府和封建专制的党派。他们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策略，使他们不能继续为该报撰稿。他们提醒说，他们曾在《Deytsche_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为回答《RheinischerBeobachter》（《莱茵观察家》)而谈到过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人政党对这种骗局的态度，因为《莱茵观察家》建议无产阶级同“政府”结成“联盟”来反对“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甚至现在也认为这里所说的一字一句都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策略是同这种“联盟”或“普鲁士政府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拉萨尔曾想用登高一呼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德国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当他的这个希望落空以后，拥有数千会员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受到两个敌人的夹击，而其中的任一敌人都是强大得足以把它粉碎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年轻的工人政党从资产阶级那里除了顽固的憎恶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从而狡猾的外交家俾斯麦那里，只要他想推行他的大普鲁士政策，那末至少可以指望他对人民群众做出某些让步。施韦泽对这种让步的价值和目的都未存任何幻想。但是当德国工人阶级组织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合法存在条件的时候，当它没有真正的选举权而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又听任官僚的专断的时候，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样猛烈地攻击两个敌人，那末运动就不可能向前发展。只有挑拨一个敌人去反对另一个敌人的策略才是比较正确的。只有从各方面来维护年轻的工人政党的独立性并经常使工人群众意识到这种独立性，才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必不可缺的条件。
施韦泽就极力推行这种政策，并且获得了不小的成就。要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哪怕找到片言只字带有同政府“联盟’反对进步政党的味道，也是徒劳的。如果联系着整个的政治发展来考察一下施韦泽当时的公开活动，那是可以发现一些错误的（施韦泽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它的政策基本上是明智的、前后一贯的：这个政策所迫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决不能设想这个政策是听命于俾斯麦或其他任何反动派的。
施韦泽毕竟有一点胜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是他确切地了解普鲁士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透过有色眼镜来看这个现实，而李卜克内西又不能胜任他理应担任起来的报道者和传达者的角色。李卜克内西是应红色共和主义者勃拉斯的邀请于1862年返回德国的，勃拉斯也是从流亡中归国，并创办了《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北德总汇报》)。但是，李卜克内西刚一进入编辑部，就发现勃拉斯已把报纸出卖给俾斯麦的政府。李卜克内西立刻退出了该报。在德国土地上的这第一个遭遇，甚至从生活方面来说对他也是极其惨痛的，因为他又像在长年的亡命生活中一样流落街头了。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因为革命事业对他说来总是高于个人利益的。然而，同勃拉斯的这段遭遇，却妨碍了他对德国的新形势毫无成见地做出判断。
李卜克内西回到德国的时候，仍然是一个1848年式的老牌革命家，是《新莱茵报》所理解的那样的革命家，因为在该报看来，社会主义理论，甚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仍然占次要地位，而主要的同题是人民反对衰朽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李卜克内西虽然完全理解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但是对于这一理论的全部学术内容却从来并不熟悉。他在长年的亡命生活中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到处探寻革命运动的萌芽，用来判明国际政治的大局。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鄙弃易北河东岸一切事物的莱茵省人，对于普鲁士国家是极其轻视的，南德人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的态度尤其如此，因为它在革命年代只在巴登和瑞士境内工作过，而这两个地方正是外省政治的策源地。在他的眼里，普鲁士仍然是三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的附庸，它全靠卑劣的收买手段来抵抗历史的进步。他认为，只有先清除了普鲁士，在德国才能谈得到阶级斗争。李卜克内西没有认识到，50年代的经济发展也改变了普鲁士国家，它已具备种种条件，足以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一事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因此，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不可能长期保持意见的一致。在李卜克内西的眼里，施韦泽发表五篇关于俾斯麦内阁的文章是做得太过火了，这些文章虽然老练地把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大普鲁士政策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相提并论，但是却包含着一个“错误”，就是把莽撞的大普鲁士政策描写得过分生动，以致使人觉得几乎是在颂扬这个政策。马克思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在2月13日给施韦泽的信中说，虽然甚至可以指望普鲁士政府最无耻地玩弄生产合作社的把戏，但是决不能指望它会废除取缔结社的禁令，因为这会给官僚政治和警察统治打开一个缺口。马克思在这里只是忘记了一点，即正如他在反驳蒲鲁东时所令人信服地阐明过的，不是政府支配着经济关系，相反地，是经济关系支配着政府。几年以后，俾斯麦的内阁就被迫废除了取缔结社的禁令。施韦泽在2月15日的回信里——在这封信里施韦泽保证促使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并且再一次强调有关国际的一切稿件今后均由李卜克内西独立编辑，——着重指出，对马克思可能给予他的一切理论上的教示他均乐于听从，但是要正确解决日常策略的各种实际问题，就必须站在运动的中心并熟悉全盘情况。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跟他决裂了。
但是，这一切分歧和龃龉只有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不幸的阴谋才能充分加以解释。拉萨尔的这位老友当时为了纪念曾经从无穷的耻辱中拯救了她的生命的人而犯了一个重大的过错。她想把拉萨尔创立的组织变成一种把导师的每一言词都奉为神圣的盲从的宗派，而且甚至不是导师所实际说过的言词，而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对这些言词的解释。从3月10日恩格斯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这种胡作妄为达到了何等程度。这封信在略微谈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立之后说道：“但是，首先，这个报已经开始宣扬对拉萨尔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迷信，而我们当时便已确实知道，拉萨尔跟俾斯麦的关系要比我们所意料的远为密切（哈茨费尔特老妇人曾经向李卜克内西谈到这一点，并且要求他按照这个精神行事）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真正的联盟，这种联盟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拉萨尔不得不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去，在那里表示赞成把这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而俾斯麦则含糊地约定要实行某种普遍选举制，并且比较明确地许诺了结社权、社会性质的让步和国家支持工人合作社，等等。愚蠢的拉萨尔没有得到俾斯麦遵守诺言的任何保证，——相反地，当他一旦变得碍事，俾斯麦就会毫不客气地把他投入监狱。《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诸公虽然明明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却仍然越来越热心地宣扬对拉萨尔的迷信。而且，这班人还屈服于《Kreuzzeitung》（《十字报》）的瓦盖纳的威胁，在俾斯麦面前讨好献媚，等等，等等……我们已经发表了随函附寄的声明并且退出了该报，李卜克内西也跟我们一起退出了。”。很难理解，熟识拉萨尔并常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怎么会相信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无稽之谈。但是，既然他们相信了这种无稽之谈，那末他们离开拉萨尔所创始的运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然而，他们的离开并没有对这个运动发生实际的影响。甚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老盟员，例如，曾经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以那样的辩才维护过《共产党宣言》的原理的勒泽尔，也表示赞同施韦泽的策略。
（四）伦敦第一次代表会议
这样，拉萨尔派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新的协会。另一方面，协会在英国工会和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当中征求新会员的工作，开始时也进展得极为缓慢。
只有工会的少数领导人理解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且，就是这些人似乎也只是把国际看做达到工会目的的手段。但是，这些人至少在各种组织间题方面有着许多实际经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则既没有这种经验，又对工人运动的历史本质缺乏明确的理解。新的协会面临的任务是极其巨大的，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有巨大的耐心和顽强的努力。
马克思当时虽然常为病魔缠扰，并渴望使自己的主要学术著作尽速告一段落，但是仍然表现了高度的耐心和毅力。有一次他叹息说：“搞这种鼓动工作，最糟的就是一参加它就得占去很多时间。他还说，国际以及与国际有关的一切事务，像“恶梦“一样压在他的身上，而如能摆脱这个重担，他就会感到轻松愉快。
但是这一点已经办不到了，因为常言说得好：有善始必有善终。实际上，如果负起这个重担不能比摆脱这个重担使他得到更大的满足和愉快，那他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了。
事情不久就清楚了：马克思是整个运动的真正的“首脑，。这决不是他自抬身价。他极度轻视任何廉价的声望。和那些尽量在人前装腔做势而实际上什么也不干的民主主义者的作风不同，他宁愿在幕后工作，也不愿出头露面。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协会的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哪怕仅仅具备一点点为展开协会的如此广泛的宣传工作而必须具备的那些稀有的品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清楚透彻的认识，追求必要的东西的毅力，满足于可能的东西的足够的忍耐，对误入歧途的人的错误的宽容和对积重难返的无知的铁面无情。在这里，马克思能够在比革命时期的科伦更加广泛得多的领域内发挥他通过教育和领导工作来点得人们敬仰的无比才能。
这样的运动在创始时所必不可免的种种私人的争吵和纠纷费去了他的“极多的时间”。意大利的、特别是法国的会员制造了许多无谓的麻烦。在巴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代表者之间从革命年代起就形成了深刻的分歧；无产者不能忘怀文人的屡屡的背叛，而文人则把一切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工人运动看成是异端。而且，在波拿巴的军事专制的压迫下，由于工人阶级为波拿巴的密探所四面包围，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没有通过自己的报刊或组织来互相联系的任何机会，因而在工人阶级内部猜疑之风也大为盛行。为了这只“法国锅子”的喧腾，国际总委员会花去了不少宝贵的夜晚并做出了许多冗长的决议。
对马克思来说，他同国际的英国支部打交道的工作是比较愉快和有成果的。英国工人曾为反对英国政府袒护北美合众国叛乱各州的干涉行动进行了斗争，并且在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总统时向他致函庆贺。马克思起草了这封“工人阶级的忠诚的儿子“的贺信，说他”通过解放被奴役种族的崇高无比的战斗，肩负起领导这个国家的使命。“他说，只要美国的白人工人不理解奴隶制玷辱了他们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未经本人同意便被出卖的黑人面前夸耀有权出卖自己和选择自己主人是白人工人的无上特权，他们就不能为自己争得真正的自由并帮助欧洲弟兄的解放斗争。然而，内战时期的鲜红的血海已经冲垮了这些障碍。贺信是怀着对事业的明显的同情和爱写成的。当然，像莱辛一样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总喜欢带着轻蔑口吻的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不得不亲自起草贺信（这比写有内容的著作远为困难），为的是使这类作品所惯用的词句至少有别于庸俗的民主滥调。林肯完全看到了这种差别：他用极其友善而亲切的语调写来了回信，这使伦敦的报刊大为惊异，因为“老人”照例只是用几句客套来答复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的贺信的。
“就内容来说“，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当然要比贺信重要得多。这个报告是1865年6月26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议上为了驳斥某些委员所主张的一种见解而做的。按照这种见解，工资的普遍提高不能给工人带来任何益处，因而工会是有害的。这种见解来源于一种错误的论断，即认为工人的工资决定商品的价值，如果资本家今天开始支付五先令的工资而不是四先令，那末明天他们就会由于需求的增长而把原来价值四先令的商品按五先令出售。尽管这种见解及其庸俗而肤浅，然而马克思却认为，要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问题都给外行人解释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课程在一个小时内讲完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却极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给工会帮了很大的忙。
国际的最初的重大成就首先应归功于为争取英国选举改革而展开的运动。马克思早在1865年5月1日就写信给恩格斯说：‘改革同盟已经为我们所掌握。在十二个人（资产者六人、工人六人）组成的小小委员会中，所有的工人都是我们总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埃卡留斯）。我们已经击败了资产者想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一切妥协企图……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途径使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那末我们的协会不动声色地为欧洲工人阶级傲出来的事情，就将比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所能做出来的更多。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指望成功。’5月3日恩格斯回信说：“国际协会在短时期内的确不动声色地征服了巨大的领域。但是，现在它能埋头于英国的工作，而不去纠缠于法国人的无谓争吵，这是好的。你终究会从失去的时间得到酬报。”然而，不久就发现，这成功也有它坏的一面。
马克思大体上认为，预定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公开1之表大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他不无理由地担心，在大会上会发生口舌之争。费了很大的力气（这特别是由于法国人的反对）,他才征得大家的同意，暂不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一次非公开的预备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只召集各主要委员会的代表来筹备未来的大会。作为必须事先达成这样的协议的理由，马克思举出了英国的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法国已经爆发的罢工，以及由于比利时刚刚通过的关于外国人的法令而不可能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情况。
伦敦代表会议从1565年9月25日开到9月29日。总委员会出席会议的代表除了主席奥哲尔、总书记克里梅尔和几名英国会员以外，还有马克思和他在国际方面的两名主要工作助手——埃卡留斯和荣克。荣克是瑞士的钟表匠，定居英国，同样精通德、英、法三种语言。法国的代表有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赞（他们后来都脱离了国际），以及马克思从1848年起的老友席利和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的英雄和烈士的瓦尔兰。来自瑞士的是代表法、意工人的订书匠杜普勒和代表德国工人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他过去是制刷工，现在是不倦的革命鼓动家）。比利时的代表是塞札尔·德·巴普，他过去是排字学徒工，后来学医并成为医生。
会议首先研究了协会的财务状况。原来，第一年度总共收入不过三十三英镑。关于固定的会费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只是决定为宣传工作和代表大会经费筹集一百五十英镑：在英国筹集八十英铸，法国四十英镑，德国、比利时和瑞士各十英镑。这个预算当然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阿堵物’从来不是国际的动力。多年以后，马克思用沉痛的幽欧口吻说，总委员会的财务是不断增长的负数，而几十年以后恩格斯写道，总委员会所拥有的大都只是债务，而不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国际的几百万”，大概，从来也没有过一个组织用这样少的钱做了那样多的事。
总书记克里梅尔做了关于英国情况的报告。他说，大陆上的人们以为，英国的工会都很富裕，并且能够帮助对它们自己也有好处的事业。但是，它们受到自己的烦琐的规章的限制，不能超出给它们设下的狭隘界限。除了少数个人以外，它们都完全站在政治之外．要它们关心政治是很困难的。但某种程度的进步还是可以看到。几年以前它们还甚至听不进国际代表的话，现在则友善地接待他们，听取并赞同他们的原则。英国的工会第一次接受了同政治有着某种关系的组织。弗里布尔和托伦报告了法国的悄况，说那里对国际抱着同情的态度。除了巴黎以外，协会还在卢昂、南特、埃尔伯夫、凯思和其他地方征集了会员，卖出了大量的会员证，年会费为一点二五法郎，但收入都花费在设置巴黎中央常务局和代表的旅费上面了。法国代表们安慰总委员会说，还有希望卖掉剩余的四百张会员证。他们抱怨大会的延期，认为这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同时也诉说了工人对波拿巴的警察制度的恐俱。他们说，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先给我们看看你们能够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再加入。
贝克尔和杜普勒关于瑞士的情况报告说，虽然那里在代表会议前六个月才开始宣传工作，但是情祝极其顺利。在日内瓦有会员四百人，洛桑有一百五十人，维维也有同样数目。会员每月会费为五十辨士，但是这两位代表说，会员都加倍缴纳，因为他们都充分意识到必须用会费来帮助总委员会。当然，瑞士代表并没有带来什么钱，他们只是安慰说，如果不是花在旅费上面，他们就会有相当大的一笔款项。
比利时刚刚进行了一个月的宣传工作。但是，巴普报告说，那里已经吸收了六十名会员，他们每年至少必须缴纳三法郎会费，其中三分之一将扣除作为总委员会的经费。
至于说到代表大会，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议于1866年9月或10月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地点得到一致通过，但召开日期由于法国人的坚持而提前到5月的最后一周。法国人还要求，凡是持有会员证的人都有权出席大会并参加投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他们对普遍选举权就正是这样理解的。经过一场热烈的争论之后，才通过了特别为克里梅尔和埃卡留斯所主张的、只有代表才有权出席大会的制度。
总委员会所拟定的大会日程是极其广泛的：合作社问题，缩短工时问题，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问题，工会的过去和将来，常备军对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影响，等等。这一切都一致通过了，只有两项议程引起了意见的分歧。
其中的一项不是总委员会提出的，而是法国人提出的。他们要求把“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运动的影响．作为一个特别的议题列入日程。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以及马克思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可以极其清楚地从马克思纪念蒲鲁东的一篇文章的儿句话中看出来。这篇文章是几个月前在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这也是马克思在施韦泽的机关报上刊载的唯一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写道：“但是，在法国的条件下，当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必须把信教看做是自己优越于18世纪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脚和19世纪德国无神论的标志时，蒲鲁东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曾是一个很大的功绩。如果说彼得大帝以野蛮战胜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餐东则尽其所能地以词藻战胜了“法国人的空谈。”英国代表也警告要提防这“不和的苹果”，但法国人终于以十八票对十三票通过了自己的提案。
另一项引起争论的议题是总委员会提出的。它涉及了马克思所特别重视的欧洲政治问题——·“必须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独立，借以阻止俄国对欧洲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法国人特别不同意这个议题。他们说，为什么要把政治间题和社会问题混在一起呢？为什么要在灾难临到自家门前的时候，去为遥远地方的事劳神呢？为什么要在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英国政府同样发生不良影响的时候，偏偏制止俄国政府的影响呢？比利时代表塞札尔·德·巴普特别坚持这种意见。他认为，波兰的复兴只对三个阶级有利，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和僧侣。
这里极其清楚地反映出蒲鲁东的影响。蒲鲁末曾几次反对波兰的复兴，——最后一次还是在1863年波兰起义的时候，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悼文中所说的，那时蒲鲁东对沙皇表现了愚蠢而无耻的颂扬态度。相反地，这次起义却重新激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年代便对波兰抱有的同情。他们本想借起义机会发表一个共同宣言，但是这个意愿终于未曾实现。
他们对波兰人的同情决不是无批判的。1863年4月21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必须说，只有水牛才会对1772年的波兰人抱有好感。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贵族都已人格扫地，有的甚至失去了智慧，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条，认眼为唯物主义就是饮食男女，就是在赌博场中赢钱或是靠下流无耻的行径取得奖赏。但是还没有一国的贵族愚蠢到像波兰的小贵族那样，把卖身投靠于俄国当做自己的拿手戏。”但是，当俄国国内还谈不到革命的时候，唯有波兰的复兴才能削弱沙皇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认为对波兰起义的残酷镇压，以及沙皇专制制度在高加索的进展，是1815年后欧洲历史的最重大事件。他在国际成立宣言叙述对外政策的那一部分中特别强调了这两个事件，并且很久以后还痛心地谈到托伦和弗里布尔对这项议案的反对。但是，在英国代表的帮助下，他到底打破了这种反对：波兰间题仍然列入了议事日程。
代表会议上午在荣克主持下举行非公开的会议，下午在奥哲尔主持下举行半公开的会议。在非公开的会议上已经弄清楚了的问题，在公开的会议上由更广泛的工人群众来讨论。巴黎的代表们发表了关于代表会议的报告和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议程在巴黎报刊上得到了热烈的反响。马克思曾以显然是满意的日吻谈到这一点：“使我们的巴黎人感到尴尬的是，恰恰是他们所不愿意要的那一节关于俄国和波兰的文字，引起了最大的轰动。”十二年后马克思还以满意的心情谈到法国著名历史家昂立·马丁关于代表大会的整个议程、特别是关于这一节所作的热烈的评述。
（五）德国战争
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国际的事业。这给他个人造成了不愉快的结果：他由于无暇谋生，因而生活重新陷入窘境。
7月31日他就不得不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一家人两个月来全靠典当维持生活。“老实说，我宁肯切掉我的大拇指，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每一想到半生过着依赖别人的生活，哪简直感到心灰意冷。在这种时候，能够使我振作起来的唯一思想，就是我们俩人是分工合作的，而我的任务是把时间用在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务方面。的确，以我的情形而论，我目前的住房是太贵了，而且这一年我们的生活也比过去任何时候过得都好。但是，这也是使我的孩子们能够保持种种的交谊和关系，从而使他们的前途有所保障的唯一方法，至于应当使他们在饱经优患之后哪怕得到短期的补偿，那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从纯商人的眼光看来，过一种纯无产者的生活在现在说来也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是我们夫妻两人，或者女儿都是男孩，那倒也无所谓。我想你也定会同意这种看法。”恩格斯立即给了他所需的帮助，但是几年之内马克思还是重新陷入了穷困和琐碎的生活操劳的夹攻之下。
几个月后，由于洛塔尔·布赫尔在1865年10月5日的来信中提出的一个既奇妙又出乎意料的建议，马克思有了一个新的谋生的门路。在布赫尔流亡伦敦的年代，马克思没有同他发生任何关系，更不用说友谊关系。当布赫尔在流亡者的小圈子中占有了一个独立的地位并且加入乌尔卡尔特派成为他的一个热烈拥护者以后，马克思仍然对他保持着极端批判的态度。相反地，布赫尔则在波克罕面前极力赞扬马克思论福格特的书，并且想在《AllgemejnBZeitung》（《总汇报》）上写一篇评论此书的文章，但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实现：这也许是由于布赫尔根本没有写，也许是由于奥格斯堡的报纸不肯发表。普鲁士大赦以后，布赫尔返回祖国并在柏林和拉萨尔作了朋友。1862年他同拉萨尔一起来伦敦参观世界博览会，并且通过拉萨尔的介绍结识了马克思。马克思觉得他是一个“文雅的，虽然有点颠三倒四的人……”。马克思不相信布赫尔同意拉萨尔的“对外政策”。拉萨尔死后，布赫尔供职于普鲁士政府，因此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痛斥他和洛贝尔图斯说，“这帮柏林、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出身的无赖有多么下流！“
现在布赫尔给马克思来信说：“先谈谈业务！”《Staatsanzeiger》（《国家通报》）希望每月有一份论述金融市场（当然也包括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不可分的）动向的报告，问我能不能推荐什么人来傲这件事。我答复说，没有人能比您更胜任这个工作。因此，他们要我向您洽谈这件事。文章的篇幅完全由您自由决定，总之是越透彻越详尽越好。至于内容，不消说只能完全遵循您的科学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圈（hautefinance），而不是考虑到编辑部，最好让事情的本质仅为专家所理解，以避免引起争论。”接着又谈了几点业务上的问题，并回忆了他同拉萨尔一起的郊游。用布赫尔的话来说，拉萨尔之死对他始终是个“心理学的谜”，并说，如马克思所知道的，他又在重温他的初恋——文牍生涯。“我从来不同意拉萨尔的意见，他总是把发展的进程想像得过于迅速。自由主义政党在它消亡以前还要换过几次皮；因此，凡是还有志在一生中为国家效命的人，都应该归附政府。”信在问候了马克思夫人和各位小姐、特别是最小的一位以后，以如下的套语做了结束：“以最高的尊敬和忠诚向您致意”。
马克思在回信中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足以更确切地知道，他在信里写了些什么，以及他对布赫尔的来信做何想法。他在接到这封信以后立刻就到曼彻斯特去，无疑地在那里跟恩格斯商谈了这件事。在他们两人的通信中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件事，在马克思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只顺便提过一次这个建议。但是十四年后，当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杀事件发生后提交帝国议会，但为议会所否决。
从那时起，报刊上就常常讨论这样一个同题：俾斯麦是不是想通过布赫尔的信来收买马克思。1865年秋天，当迫近眉睫的普鲁士同奥地利决裂的危险为加斯坦条约所暂时缓和时，俾斯麦的确如他自己所用的狩猎的比喻，想把“一切能吠叫的狗都放出去’。当然，他是一个十分顽固的易北河东岸的容克，不能像迪斯累利甚或波拿巴那样向工人运动讨好献媚。大家知道，他虽然同拉萨尔亲自交谈过几次，却对拉萨尔抱着十分可笑的想法。但是在他手下有两个比他更善于处理这种微妙问题的人，——这就是洛塔尔·布赫尔和海尔曼·瓦盖纳。瓦盖纳当时极力想把德国工人运动拉入自己的圈套，但只是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身上收到了一点效果。然而，作为容克党的思想领导者和俾斯麦的老友，瓦盖纳早在三月革命以前就比布赫尔占有一个更独立的地位。布赫尔则全靠俾斯麦的好意关照，因为官燎们都把他当做不招自来的无赖加以白眼，而国王也因为1848年的事情对他根本不予理睬。此外，布赫尔还是一个性格极其软弱的人，用他的朋友洛贝尔图斯的说法，是“一条没有骨头的鱼”。
因此，如果布赫尔的信有收买马克思的意思，那末这也当然不是在俾斯麦事前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真正有过收买的企图。马克思利用布赫尔的信来反对1878年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这种作法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巧妙的一着。但是这也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布赫尔的信看做是收买的企图，更不能证明它的确是这样一个企图。布赫尔十分清楚地知道，马克思自从跟施韦泽决裂以来，一时在拉萨尔派那里是极不受欢迎的。此外，在一份最枯燥无味的报纸上每月刊登一篇关于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的报告，显然也未必是缓和对俾斯麦政策的普遍不满、尤其是使工人拥护这种政策的适当方法。因此，布赫尔保证说，他把自己的流亡时期的老友介绍给《国家通报》的负责人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用意，这是完全可信的。当然，这里有一点保留，即如果是进步的自由贸易论者，那末负责人一定会加以拒绝。布赫尔在遭到马克思拒绝以后，又去请求杜林．杜林最初接受了，但很快也谢绝了，因为该报负责人根本没有表现出布赫尔所如此为之吹嘘的那种对“科学信念’的尊重。
马克思为国际和他自己的科学著作所做的繁重工作，使他在生活上备尝艰辛，而比这更坏的是他的健康的日益恶化。1866年2月10日恩格斯写信给他说：“为了摆脱这个可恶的痛，你确实应该稍微合理地安排一下。暂时放弃夜间工作并且过一种比较规律的生活吧。”马克思在2月13日回信说：“昨天我又躺下了，因为左腰上又生出一个恶性的痈。倘若我多少有点钱，也就是说＞一O，来供养我的家属，倘若我的书已经完成，那末即使我今天或明天被抛到剥皮场去，换句话说，一命呜呼，我也会毫不在乎的。但是在上述情况下我还做不到这一点。”
一星期后恩格斯接到一个可怕的通知：“这一次可真有生命的危险。我的家人还不知道我的病情的严重。倘若再照这样发作三四次，我就要完了。我非常消瘦，并且衰弱得很厉害，但不是在头部，而是在腰部和腿部。医生说得完全对，过度的夜间工作是此病复发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不能告诉这些先生们——告诉他们也是无济于事的——迫使我养成这种恶习的原因。”但是恩格斯还是坚持要马克思到马尔盖特海滨去休养了几个星期。
马克思在马尔盖特很快就恢复了饱满的情绪。他在给女儿劳拉的一封充满快乐心情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我没有住在公离或旅馆里，而是住在私人家里。因为住在旅馆里总免不了要有当地的政务、家庭的丑事和邻里的纠纷来腻烦你。但是我还是不能像第河上的磨坊主那样唱道：‘我不管别人的事，别人也不管我的事’，因为这里究竟还有我的聋得像木头一样的房东太太和她的患慢性暗哑症的女儿。但是她们都是极好的人，殷勤而不惹人厌烦。
我自己已经变成一根逍遥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出去游逛，呼吸新鲜空气，十点钟就睡觉，什么都不读，更不写，进入了佛家视为人间极乐的涅槃之境。”马克思在信的末尾跟他的女儿开了一个玩笑，暗示了他家中的一件已经酝酿成熟的大事：“拉法格这个该死的小鬼还在用他的蒲鲁东主义折磨我。除非我敲碎他的克里奥洛人的脑壳，他大概是不会安静下来的。”
正当马克思在马尔盖特休养的时候，笼翠着德国上空的战争阴云发出了第一道闪光。4月8日俾斯麦同意大利缔结了对付奥地利的攻守同盟，并在第二天向联邦议会提出了在普选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德意志议会，以便由德意志各邦政府共聚一堂讨论全联邦改革的提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间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他们对德国的现实悄况非常隔膜。他们的判断游移不定。4月10日恩格斯在谈到俾斯麦召集德意志议会的提案时写道：“只有像他这样的蠢材，才会相信这对他会有丝毫的帮助……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殴斗的地步，那末事件的发展将破天荒第一次取决于柏林的态度。柏林人倘若及时行动，那末形势可能好转——但谁能信赖他们呢？”
三天以后，他重新对事件的发展做了极其清楚的预测：“看来，德国的市民在稍加反抗之后是会同意这点的（即接受普遍选举权），因为波拿巴主义终究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越来越看得清楚，资产阶级没有亲自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凡是寡头政治不能像在英国这里这样为了得到优厚酬报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一种波拿巴式的半专政便成为正常的形式，这种半专政甚至违反资产阶级本身的意志去谋求资产阶级的重大物质利益，但根本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去捍卫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例如，俾斯麦先生现在就接受了民族联盟的纲领。当然，是否实行这个纲领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俾斯麦未必会由于德国市民的反抗而倒台。”然而，按照恩格斯的意见，俾斯麦实际上将在什么问题上栽跟头呢，——这就是奥地利的兵力。本涅狄克无论如何是比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更优秀的一位将军，奥地利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普鲁士求和，而普鲁士则不能迫使奥地利如此，普鲁士的每一个胜利均将招致波拿巴的干涉。
马克思在给他的一位新交——汉诺威的库格曼医生的信中，几乎用同样的话描述了当时的形势，库格曼早在1848年还是一位青年的时候，就非常景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留心收集他们的一切著作。但是直到1862年，他才通过弗莱里格拉特的介绍结识了马克思并且很快就成为知己。马克思在一切军事问题上都丝毫不加批判地完全听信恩格斯的判断，这在他说来无论如何是绝无仅有的事。
比对奥地利的实力估计过高更使人惊异的，是恩格斯对于普鲁士军的内部情况的看法。这种看法之所以更加使人惊异，是因为他曾在自己的一部卓越著作中，以资产阶级民主空谈家望尘莫及的洞察力论述了造成普鲁士宪法纷争的军事改革。他在5月25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要是奥地利人有足够的聪明不采取攻势，那末普鲁士军队内部一定会发生变乱。普鲁士士兵还从来没有像在这次动员中那样情绪不稳。可惜我们仅仅知道一小部分实情，但是已经足以确信这样的军队不能进行攻击战。“6月11日他又写道“在这次战争中，对普鲁士人说来，后备军是和1806年时的波兰人一样危险。同样占全军三分之一以上的波兰人还在交战以前就把整个事情弄得一团糟。不同之处在于，后备军将不是在战败之后开小差，而是发动叛乱。”这是在科尼格列茨会战前三星期时写的。
科尼格列茨会战驱散了这一切云雾，在会战的第二天恩格斯就在信中写道：“你对普鲁士人怎样看法？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利用了初战的胜利……在八小时内打完这样的决战还是史无前例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要打到两天的。但是针发枪是一种厉害的武器，而且这班小伙子的确打得很猛，这是我在这样的平时军队中从未见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会犯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但是当事实本身迫使他们必须承认什么的时候，他们从来不闭眼不看事实而坚持己见。普鲁士的胜利使得他们瞠目结舌，但是他们很快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起指导作用的恩格斯，在7月25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综述：“我觉得目前德国的情况十分简单。自从俾斯麦借助于普鲁士军队极其成功地推行资产阶级的小德意志计划以来，德国已在确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承认这个既成的事实。
这件事情的好的一面，就是情况变得简单了，而由于消除了各小邦首都的争吵，同时至少加速了发展，因而革命就更容易发生了。德意志议会毕竟完全不同于普鲁士议会。所有的小邦都将被卷入运动，地方割据这种最恶劣的影响将不再存在，各个党派也终将成为真正全国性的党派，而不再仅仅是地方性的党派。“两天以后马克思对此冷静地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坏事情也应当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加以接受。但是，在这初恋的日子里，离开得远些毕竟是愉快的。”
同时，恩格斯以绝非赞许的口吻写道：“李卜克内西老兄成了狂热的奥地利拥护者……”毫无疑问，正是李卜克内西从莱比锡给《FrankfurterZeitung》（《法兰克福报》）寄去了一些“激昂的通讯”。这个致王公于死命的报纸已经走得这样远，竟致指责普鲁士人无礼对待“可敬的黑森选帝侯”，并且敬仰可怜的瞎子维尔夫。柏林的施韦泽基于同样的原因并且使用同样的词句，表述了跟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同的见解。可怜的施韦泽由于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直到今天还引起那些虽然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却对他们尊崇备至的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的义愤。
（六）日内瓦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够按照计划在决定德国命3怡运的科尼格列茨会战时期召开。虽然这个新协会成立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有了迅速得多的发展，但它还是不得不把会期再一次推迟到9月。
日内瓦开始成为协会在大陆上的最重要的中心。那里成立了罗曼语系支部和德语区支部，并且都创办了自己的党机关刊物，德语系支部的机关刊物是《Vorbote》（《先驱》）——是由老贝克尔创办和主编的月刊。它的六卷的年刊本直到现在仍然是国际史的最重要资料。《先驱》自1866年1月开始出版，自称为“德语系支部的中央机关刊物”，因为德国的结社法阻碍在德国本国成立支部，这就使得国际的所有德国盟员都把日内瓦看做他们的中心。由于同样的理由，日内瓦的罗受语系支部也对法国国内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比利时的工人运动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TribuneduPeuPIe》（《人民论坛报》）；马克思承认这家报纸也和瑞士的两家报纸一样是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但是，他不承认巴黎出版的一家或几家自命为维护工人利益的小报是党的机关报。固然，国际的事业在巴黎也逐渐得到顺利的开展，不过在那里与其说已燃起焦熊之焰，无宁说刚爆发出星星之火。由于完全没有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很难建立起运动的真正中心，而波拿巴警察的暖昧的宽容态度，对于工人的斗志与其说起着鼓舞的作用，元宁说起着麻痹的作用。另一方面，势力强大的蒲鲁东主义是不适于巩固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的。
蒲鲁东主义在时而出现于布鲁塞尔、时而出现于伦敦的“青年法兰西”这一组织中闹得特别厉害。1866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法国支部，激烈地反对总委员会把波兰间题列入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他们用蒲鲁东的口气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俄国解放了自己的农奴，而波兰的贵族和僧侣一直拒绝给自己的农奴以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想到用复兴波兰的办法来削弱俄国的影响呢？在德国战争爆发时，国际的法国会员，甚至总委员会的法国委员，正如马克思有一次说过的，也用“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引起了多次无益的争吵。他们认为一切民族都已衰老，并且应当分解成小的“集团”，然后这些小的“集团”再组成“联盟，，但不是国家。“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mutualisme〔相互扶助〕向前发展的时候，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段嘲讽之词是马克思首先针对着他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说的，这两人虽然后来都成了他的东床佳婿，但是初时他们作为“正统的蒲鲁东主义者”曾经使马克思颇感不快。
英国的工联始终是国际的主力。马克思也抱着这样的看法，他在1866年1月15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对于能把这个唯一真正庞大的工人组织吸引到运动中来深感满意。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几个星期以前在国际的思想指导下在圣马丁大厅为选举改革而召开了一次大会。1866年3月，格莱斯顿的辉格党内阁提出了一个选举改革法案。但是，甚至格莱斯顿自己党内的一部分党员也觉褥这个法案过于激进，于是内阁因这些党员的退出而垮台。迪斯累利代之而组成了托利党的内阁，这个内阁企图把选举改革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于是选举改革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马克思在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1849年以来在英国看到的比起来，规模是非常巨大的，这完全是由‘国际’一手组织的。譬如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主要人物鲁克拉夫特先生就是我们委员会的委员。”在有两万人聚会的特拉法加广场上，鲁克拉夫特号召大家去到“我们曾经斩掉一个国王的头颅”的白厅公园去开大会，之后，在海德公园的一次有六万人聚会的群众大会上，几乎酿成一次公开的起义。
英国的工联完全承认国际在这次几乎席卷全国的运动中的功绩。在设非尔德召开的工联代表会议做出了如下的决议：“代表会议对国际工人协会以兄弟情谊联合世界各国工人的功绩深表谢忱，并最恳切地建议有代表出席会议的所有工会都参加这个组织，因为代表会议确信这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进步和利益极为重要。”不久便有许多工会参加了国际，但是这种精神上、政治上的胜利并没有在同样程度上成为物质上的胜利。参加国际的各工会自行决定缴纳会费的多少，甚至完全不墩会费。而且即使缴纳会费也为数甚微。例如，拥有五千会员的鞋匠工会每年只缴五镑会费，拥有九千会员的木匠工会每年只缴两镑，而拥有三、四千会员的泥水匠工会每年总共只缴一镑。
马克思不久就不得不承认，在“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又暴露出“英国的一切运动所固有的那种可诅咒的传统性质”。还在国际成立以前，工联就为了选举改革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发生了关系。当运动开始显示出有获得巨大成果的希望时，这种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了。过去愤然加以拒绝的那些“让步”，现在也被看成是对斗争的公道的酬报。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个运动缺少旧时宪章运动的那种火热的精神。他责备英国人没有能力同时做两样事情，选举改革运动越是蓬勃发展，伦敦的领袖们对于“我们内部的运动”就越是冷淡。“我们在英国发动起来的选举改革运动，几乎断送了我们自己。”马克思由于去马尔盖特养病，未能亲自参预这个运动，这也使得运动的这种发展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阻碍。
《workmansadvocate》（《工人辩护士》）周刊给他增加了许多工作和麻烦。这个期刊在1865年的代表会议上被改为国际的正式机关刊物，并从1866年2月起改名为《Commonwealth》（《共和国》）。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的管理委员会．这个报纸经常在财政上遭到困难，因而不得不依靠拥护选举法改革的资产阶级的支持。马克思始终极力抵制资产3拐阶级的影响，同时也反对围绕编辑部领导权的竞争。埃卡留斯一度任该报编辑，在《共和国》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反对斯图亚特·穆勒的有名论战文章。马克思在他写作这篇文章时给了他许多帮助。尽管马克思做了种种努力，正如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所说的，《共和国》终于部分地由于经济的原因，部分地由于政治的原因，暂时变成了改革运动的机关报。
由于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对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分担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担心这次代表大会“会在全欧洲面前出丑”。由于法国会员坚持代表大会应该按照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在5月底召开，所以马克思想亲自去巴黎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这个日期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则认为，这件事完全不值得马克思去冒落入波拿巴警察罗网的危险，因为马克思在那里是会孤立无援的。只要能够避免出丑（而这终究是完全可能的），那末是否能够通过什么有益的决议，那倒是次要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对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来说，任何这样的示威都将是丢脸，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示威在欧洲人看来也是如此。
难题终于解决了，这是因为日内瓦方面没有做好筹备工作，因而决定把大会延期到9月。除了巴黎以外，其他各地都同意了。马克思本人不打算亲自出席大会，因为他的科学著作不许可他再中断下来。他认为，完成这部著作要比他亲自参加任何这样的代表大会对工人阶级说来都更为重要。但是他仍然花了许多时间来设法使代表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他为伦敦的代表拟定了一份备忘录，并且故意把它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可以由工人直接进行协商和采取共同行动，并可以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提供直接的养料和动力”。比斯利赞扬成立宣言的那段话，对这个备忘录也是适用的，即：在短短几页之中就把国际无产阶级当前最主要的要求无比透彻明白地表达出来。主席奥哲尔、总书记克里梅尔，以及埃卡留斯和荣克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到日内瓦去，而后两人的审慎是马克思首先可以信赖的。
大会由荣克主持，在六十名代表参加下从9月3日开到9月8日。马克思觉得代表大会“整个说来比预料的来得好”。只是对“巴黎的先生们”做了辛辣的评论。“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佳。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从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通过法律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着并且现在还在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一一他们实际上是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是把它按照蒲鲁东的精神加以理想化罢了！”此外，他还以同样的精神，用更加尖锐的字眼，谈到其他一些事情。
马克思的评判的确是十分严厉的，但是几年以后，曾经亲自积极参加大会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关于当时笼罩着大会的那种混乱状态发表了一也许是更为尖锐的意见。差别只是在于，贝克尔没有因为法国人而忘掉德国人，也没有因为蒲各东主义者而忘掉舒尔采一德里奇主义者。“为了从这些善良的人的热烈祝贺中脱身出来，要对他们浪费多少殷勤的礼节啊。”《先驱》上面关于大会的报道当然完全是用另一种笔调写的，但是这些报道是应当用某种批判的眼光来读的。法国人的代表人数较多，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委托书，他们虽然能言善辩，但是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他们关于国际只接受体力劳动者而不接受脑力劳动者为会员的提案，也和关于把宗教问题列入协会纲领的提案一样被否决了。这样一来，这个荒唐的想法就永远波消除了。他们提出的一个没有多大害处的提案被通过了，这就是关于研究国际信贷以便将来在国际直属下按照稼冉东的主张设立中央银行的提案。糟糕的是通过了托伦和弗里布尔的一项提案：废除妇女劳动，因为它是“败德之道”，妇女的园地应当是在家庭之内。但是，甚至瓦尔兰和其他法国人也反对这项提案，结果它只是同总委员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各种提案一起通过，而后者实际上使前者化为乌有。此外，法国人还在决议的某些地方偷运了蒲鲁东主义的一些零碎的私货。马克思对于歪曲了他所苦心拟定的大会纲领的这些荒谬篡改感到十分痛心。但是不难看出，他对大会的整个进程还是感到满意的。
马克思只是在一个问题上遇到了特别使他感到难过的挫折，这就是波兰问题。有了伦敦代表会议的经验以后，这个问题在给英国代表拟定的那个备忘录中是小心翼翼地加以说明的。备忘录中说，欧洲工人所以应当提出这个问题，这特别是因为统治阶级不管怎样伪装关心各个民族，实际上却在压迫它们，而贵族和资产阶级又总是把背后的那个黑暗的亚洲强国看傲是对付工人阶级进攻的最后靠山。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复兴波兰，才能使这个强国不致为害。德国是仍然作为神圣同盟的前哨，还是成为共和主义的法兰西的盟友，都将取决于这一点。只要这个欧洲的大问题得不到解决，工人运动就总要因为受到阻挠而中断和停步不前。英国人极力支持马克思的提案，而法国人和一部分罗曼语系的瑞士人则同样吸力反对这个提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贝克尔的提案，贝克尔本人虽然赞同马克思的提案，但是他希望避免因这个同题而公开分裂。通过的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说：国际反对一切暴力统治，因此它力求消除俄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复兴波兰。
除此而外，英国代表的提案取得了全线上的胜利。临时章程只做了不大的修改就通过了；成立宣言没有经过讨论，但是从此以后国际的所有决议和声明都把它当作正式文件加以引用。总委员会改选了，会址确定在伦敦。总委员会负责收集有关国际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统计资料，并且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编制有关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报告。为了筹集总委员会的经费，决定每一会员在下一年度要额外缴纳三十生丁的特别会费，大会还建议在会员证费以外每年向总委员会会计处缴纳一便士或半便士的固定年会费。
在大会的一些纲领性的声明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劳动保护法和工会的决议。大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到保护劳动的法律。“工人阶级要求这种法律，这决不会加强政府的权力。相反地，工人阶级可以把现在用来对付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工具。”工人阶级可以借助于一般的法律，争取到依靠个人的孤军奋斗所争取不到的东西。代表大会认为，限制工作时间是一个必备的条件，没有它，则无产阶级的一切求解放的努力都将遭到失败。为了恢复工人阶级的体力和健康，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在智力上得到发展，能够过社会生活并从事社会政治活动，限制工作时间是必要的。代表大会建议把八小时当做工作日的法定限度，这八小时必须规定在白天的固定时间以内，使这段固定的时间能够包括八小时的工作和饭前饭后的休息。八小时工作日应当适用于所有成年的男女工人，而年满十八岁就应算是成年。为了保护健康，不得实行夜班工作，必不可免的例外情况须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妇女必须特别严格地免除夜班工作。此外，应该根本不许妇女从事一切危害她们健康或有损她们品德的劳动。
代表大会确认现代工业吸收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的倾向是一种有益的和进步的现象，尽管在资本的统治下这种进步所采取的形式是丑恶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的儿童应该从九岁起就成为生产劳动者，正像每一个成年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遵从下面这条普逾的自然规律一样，即：他要吃饭就必须工作，并且不仅用脑工作，而且也用手工作。大会建议在目前的社会中把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级，即从九岁到十二岁的儿童，从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和从十六岁到十七岁的少年，并且对他们加以分别对待。在工场或家庭劳动中，第3沁一类的工作时间限定为每天两小时，第二类四小时，第三类六小时，而且至少应该给最后一类以一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但是，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必须和教育结合起来，而教育则应该理解为如下三个部门：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技术教育应该教授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科学原理，同时使正在成长的一代学会最基本的劳动工具的实际应用。
关于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它们的活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会是无产阶级用它所拥有的唯一社会力量即人数来对抗资本的集中的社会权力的手段。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会就是必要的。而且，工会必然要力求通过国际的联系来扩大和推广自己的活动。工会在对抗资本的不断侵害当中，不知不觉地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的重心，正像中世纪的地方自治团体成为资产阶级的这样的重心一样。工会在劳动和资本间的日常斗争中不断进行小规模的战争，从而作为消灭雇佣劳动的有组织的手段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迄今为止工会的活动过分局限于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今后它不应脱离本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只有当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确信，他们的目的不是狭隘的和自私的，而相反地是争取千百万被压迫者的普遍解放的，那时候工会才能得到最大规模的发展。
日内瓦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不久，马克思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打算再做一次他对之寄托很大希望的尝试。1866年10月13日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英国工联伦敦委员会（它的书记奥哲尔是我们的主席）此刻正在讨论是否要把它的名称定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要是它这样做，那末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将转到我们这边，而我们也就能够把运动大大推向前进。”但是工联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它虽然对国际抱着充分友好的态度，但是仍然决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工联史家的记载是翔实的，那末工联委员会还曾拒绝国际的代表参加自己的会议。国际为了把大陆上的一切罢工的情况迅速通知给工联，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还在最初几年，国际就已经知道它将来会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知道这些成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它毕竟有理由暂时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马克思在他那部恰恰在当时完成的巨著中心满意足地指出，和日内瓦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巴尔的摩全美工人代表大会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作为工人摆脱资本主义栓桔所必须实现的第一个要求。
马克思认为，凡是黑种工人还带着奴隶烙印的地方，白种工人就不能获得解放。但是，消灭了奴隶制的美国内战的第一个果实，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这个运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扩展到加利福尼亚以至整个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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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东方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再论“东方问题”[1]
罗莎·卢森堡1896年12月1日
威·李卜克内西在本月25日《前进报》上有关东方政策的反驳的客观部分，在我看来，不需要作任何回答。李卜克内西为了给自己的立场辩护，显然只能杜撰与我的观点完全相悖的观点——说我否定俄国的卢布政策，相信“俄国使命”——，并洋洋得意地与自己的这些误解作斗争，在此我的名字帮了他大忙。其实，最后纯粹指向我个人的矛头只有两个。[2]对此我只能回答说，如果李卜克内西觉得，他在伦敦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问题上为我说了好话（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却以怨报德，那么，他是找错对象了。他不应该找我，而是应该找那些得到他的帮助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寻求感谢，感谢他帮助他们免去了一场流氓斗殴——我们只能这么称呼因纲领上的分歧而取消代表资格的做法，并感谢他使他们免遭挫折，因为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代表这次对波兰问题了如指掌，所以投票时不可能在伦敦重复苏黎世[3]的闹剧。如果李卜克内西出于“礼貌”极为模糊地向我暗示“某个人，他不便说出他的名字”，而我同样因为模糊不能作出相应的回答，那么我只能对此表示遗憾：要是李卜克内西这次不是那么懂“礼貌”，那么他就不会写得模棱两可了。而论战中个人性质的模棱两可无异于放冷箭。
卢森堡[4]
1896年12月1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278
[1]标题是编者加的。前面是摘自1896年11月25日《前进报》的威·李卜克内西的表态。——编者注
[2]原话如下：“最后，我十分认真地重复我的建议，但愿罗莎·卢森堡小姐今后能够更多地研究对波兰的暴行，而不是对亚美尼亚的暴行。这样，她就不用担心像她现在的遭遇那样，遭到不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在她的社会主义者同胞那里，他们不会怀疑我坏了他们的好事，而是怀疑某个人，出于礼貌，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她肯定还记得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不愉快的辩论。她肯定也听说过，她能被伦敦工人代表大会接受为波兰代表团成员，应感谢德国的两位不通世故的人的干预：保·辛格尔和本人——威·李卜克内西。”——作者注
[3]见本卷第9页。——作者注〔按上下文推断，此处应为“编者注”之误。——录入者注〕〔即《辟谣》——录入者注〕
[4]《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详细的“跋”中表示赞同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相反，认为李卜克内西在辩论中固执己见，十分孤立。另见罗莎·卢森堡《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和《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本卷第56—64、65—68页）〔即《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和《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录入者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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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
罗莎·卢森堡
11月24日于德累斯顿
我对李卜克内西[1]同志在本月11日《前进报》上的声明的回复，已于本月14号寄给编辑部。但至今没有刊登，我也没有收到编辑部任何形式的答复，这大概就是拒绝刊登了。但愿《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不要拒绝发表我下面这篇回复，以便我能够为我在《萨克森工人报》上维护的、遭到李卜克内西严厉批评的有关东方问题的态度[2]作辩护。
柏林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一次集会[3]由于阴错阳差对《前进报》提出的指责，导致李卜克内西同志严厉谴责我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同一主题的文章，并最级把我排除在东方问题之外，并把我赶到“波兰恐怖”这个领域在李卜克内西同志看来，我的文章一方面没有任何新东西，因为“刚上社会主义ABC启蒙班的人都会知道，亚美尼亚起义与经济状况有关”；另一方面我的文章无非是格莱斯顿报告[4]和俄国报刊的社会主义公式化，这是德国的任何一位同志都能做到的。
至于政治和民族运动与经济原因之间的联系，我毫不怀疑李卜克内西同志是完全清楚的，因为在李卜克内西同志看来，“甚至（？！）最落后的非洲部落的掠夺战争都可以归因于经济原因”。只是在他看来，“土耳其背后”的经济因素明显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东方形态，也就是说，不是表现为土耳其内部的经济发展，而是表现为俄国卢布。因为我们比如在今年9月6日《前进报》的一则简讯中看到：“以前没有发觉的民族和宗教对立越来越尖锐，而几个世纪来几乎获得所有财富和官职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突然受到了‘压迫’！……而这一切都是欧洲外交干涉土耳其事务，并把土耳其视为战利品和政治阴谋的玩物以后的事情。”另一则简讯则要求我们相信，亚美尼亚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到处令人切齿的流氓民族；第三篇简讯说，暴行完全只存在于纸面上；第四篇简讯说，索尔兹伯里是唯一能在东方创造稳定的人，等等，等等。俄国卢布本身无疑是纯“经济事物”。但如果《前进报》把卢布说成历史的基本因素，那么，它就是把整个东方现代史归结为一场罕见的大收买，归结为一个外交阴谋，即归结为只存在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的东西，只有这种东西才能代表“经济关系”。
但是，关键完全不在于这个廉价的发现：某一个“经济事物”是亚美尼亚运动的基础。这个事物无非是一个“模板”。关键在于，根据土耳其社会生活的已知的、但通常是分散而没有联系的事实，重构它的经济发展，说明这发展的内部动力和方向，并从中一方面推导出政治后果，另一方面推导出社会民主党在东方的利益，总之——不是用俄国卢布来阐释土耳其的历史，而是相反，用土耳其历史来阐释俄国卢布；不是用我们僵化的口号解释事件，而是相反，使我们的口号适应鲜活的事件。从这个角度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土耳其的衰落只是其内部经济崩溃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经济崩溃是由货币经济和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引起的。此外，在我们看来，这个我们无法阻挡的过程是有益的，因为这个过程在从基督教保卫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土耳其，像在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巴尔干各国一样，可以为我们提供反对俄国在东方的贪欲的强大武器。我的文章可能——正如李卜克内西同志认为的那样——没有阐明这些问题，这还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前进报》在这个方面无论如何犯了一连串的错误。该报的态度的全部弱点，在我们看来，恰恰是李卜克内西认为的它的态度的最强项，因为他与我们相反，根据自己的观察（他将此理解为在伦敦与卡尔·马克思的交往和伦敦的天才的乌尔卡尔特学派[5]），也就是说，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研究了东方问题。但是，自克里木战争以后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许多事物自那时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以后，俄国从一个自然经济国家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上的灰姑娘变为欧洲的统治者。从那以后，土耳其过渡到货币经济。从那以后是1877年战争和柏林会议[6]；从那以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脱离土耳其。导致土耳其政治解体的真正的经济衰退在克里木战争以后才完全显示出来。另一方面，俄国外交也是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取得独立的经验中，即在80年代才能总结这样的政治教训：土耳其的逐步分裂对俄国外交是有害的，相反，土耳其在发生内部瓦解的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完整是有利的。可见，东方问题的事态自克里木战争以来，在物质方面，因而也在政治方面经历了180度的转变，并且转到了与之直接对立的位置上。但是，由于克里木战争时期的事物已经成了自身的反题，当时的观念必然与今天的事物相对立，同时回到了自身当时的起点。
社会党人当时的整个东方政策都指向俄国。俄国当时旨在土耳其的分裂，因此社会党人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如今则相反，俄国要暂时维护土耳其的完整。但是，《前进报》醉心于原来的政策，只要巴尔干半岛一有风吹草动就呼吁土耳其维持完整，因此它就陷入了下面这种尴尬的处境：
首先，从社会党人1855年政策的角度看，俄国的阵线变化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前进报》以为，这种变化一定是“虚假的伪装”。而且由于它满脑子装的还是俄国以前的阴谋，所以顽固地反复在它今天认为所有矛盾的事件中找出俄国以前的外交诡计。
其次，在它看来，土耳其的导致起义和解体的整个实际发展，无非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有害的事实，因此干脆否定它；说杀戮是谎言，说起义者是卑劣的民众，说起义是闹剧。
简而言之，《前进报》出于对俄国的深深的敌意，陷入了与俄国外交一样的境地；因为它试图破坏想象的俄国计划，所以它不经意间成了俄国实际计划的支持者，并且由于实际事件打破了它的想象，所以干脆把现实说成想象。
可能是这样，从这一政策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克里木战争的角度看，我在东方问题上的观点看起来是亲俄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同志的东方政策，从今天的角度看，是“违背自己的本意为‘欧洲专制制度的堡垒’效劳”，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李卜克内西和亲俄政策！——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好笑的玩笑。但这个不好笑的玩笑可以使人知道创造历史，因为“只要学过一点社会主义ABC的人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善行变成苦痛，有理变成无理”。[7]
最后李卜克内西同志使我明白，我由于研究了东方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闯进了他的领地，我最好只研究波兰的暴行。这无论如何是克里木战争的一个新的、历史编纂学家迄今不知道的灾难性后果；而李卜克内西同志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已经表态的问题，则是不容置喙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同志最不适宜进行如此严格的“权力划分”，因为他刚刚在我们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事务中横插了一杠，他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套话助长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在一个波兰社会党人中颇有争议的问题上偏袒一方。而他既没有从自己的观察中，也没有从别人的观察中，既没有从格莱斯顿的报告中，也没有从其他报刊的报道中了解这个问题。
1896年11月25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273号
[1]威·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编者注
[2]见本卷第56—64页。——编者注〔即《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录入者注〕
[3]1896年11月初，有人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上指责威·李卜克内西，说他在关于土耳其，尤其是亚美尼亚的局势问题上，没有代表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拒绝在《前进报》上刊登罗·卢森堡关于该问题的一篇文章。——编者注
[4]威·尤·格莱斯顿，19世纪下半叶英国自由党的领导人，利用保守党政府的反对派来对工人阶级推行蛊惑政策。他与亲土耳其的政府政策相反，揭露土耳其奴役下的国家发生的暴行，而原则上不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编者注
[5]戴·乌尔卡尔特，亲土耳其派，于19世纪30年代在君士坦丁堡任英国外交官，并于1835年公布了俄国国家秘密档案，揭露了沙皇的政策计划，特别是有关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计划。——编者注
[6]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在柏林举行了国际会议。迫于军事恐吓和外交压力，俄国政府将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审议。该和约是俄国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获胜后于1878年3月3日同土耳其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抗议。柏林会议最后作出了解决东方危机的临时决议。1882年1月，在奥地利根据柏林会议决议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起义。起义是由于占领区兵役制实施法案的通过而引起的，在1882年2月上半月达到了高潮。沙皇政府心怀叵测，极力利用起义牟取私利。——编者注
[7]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书斋》，参看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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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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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
罗莎·卢森堡1896年10月
一土耳其的形势
二瓦解
三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一土耳其的形势
人们在党报上经常能看到，有人力求将土耳其事件[1]描述为外交阴谋，特别是俄国的外交阴谋的纯粹产物。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能意外听到媒体这样的声音，认为土耳其的暴行只是捏造的，巴什波祖克[2]成了基督徒真正的榜样，而亚美尼亚人的叛乱则是用俄国卢布收买的间谍的杰作。
这个表态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同资产阶级的态度区分开来。二者都是把大量的社会现象归因于形形色色的“间谍”，也就是归因于外交部门的明确影响。资产阶级政客对这样的观点自然会见怪不怪，因为这些人确实在创造这个领域的历史，因此，为了对眼前利益表态，哪怕最细微的一个外交阴谋也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相反，社会民主党在国际领域阐明这些事件，并习惯于首先将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归结为深刻的物质原因，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政策是毫无意义的。确切地说，社会民主党在对外政策上如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可以采取自己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两个方面是由同样的立场，即关于可疑的现象的内部社会关系和我们的基本原则的立场确定的。
在土耳其，我们现在首先关心的民族斗争的情况怎么样呢？部分报刊不久前还将土耳其描绘成一个安乐国，在那里“各个民族数百年来和睦相处”，“享有完全的自治”，欧洲的外交干涉才人为地制造了不满情绪，因为它游说土耳其幸福的各族人民，说什么他们是被压迫的，同时阻止无罪的羔羊苏丹“进行他的一再获得批准的改良”。[3]
持这种观点是由于彻底的无知。
直至本世纪初，土耳其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在那里，每个民族、每个行省、每个乡镇都过着自我封闭的生活，忍受着习以为常的贫穷，是东方暴政真正的基础。这种状况虽然十分压抑，却以持久的稳定而著称，因此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引起被奴役的各族人民的叛乱。本世纪初起，一切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土耳其因与欧洲强大的集权国家军事力量的冲突而发生了动摇，特别是受到了俄国的威胁，因此土耳其自身不得不进行改革，而这个愿望首先得到了马茂德二世[4]本人的支持。改革废除了封建的行政部门，取而代之的是采用集权的官僚制度、常备军和全新的财政制度。现代的改革同以往一样，首先需要巨额资金，换言之，与居民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结果公共负担大幅增加。向每头牲口和每根秸杆征收高额间接税，还有关税、印花税和烧酒税、政府什一税以及定期的“季度附加费”，此外征收直接所得税（城市高达30%、农村40%），基督徒的代服兵役税，最后还有公共徭役——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是人民承担了改革国家的费用。但是，只有土耳其独特的行政制度才是真正沉重负担。这种制度由于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原则罕见地混合在一起，所以是由大量凡事都听命于首都的、高度集权的机关、宫廷和议会组成的；但同时，所有的公共职位实际上是可以购买的，并且费用不由行政中心支付，而是让当地的居民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类似于官僚的封地。如果帕沙送一大笔钱到伊斯坦布尔，那么，他便可以随意搜刮该行省；比如卡迪（法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榨取，因为他还要为自己的职位每年向君士坦丁堡进贡。但最重要的是包税人掌控的税收制度，最后变成了彻底的无制度无规则，变成了不受约束的专横跋扈。相比之下，古典古代制度的总管似乎还是慈悲的好心人。最后，公共徭役在官僚制度的手中也变成了肆意压榨和剥削人民的工具。
这样的行政制度与欧洲的行政制度显然存在原则的不同。在我们那里，中央政府搜刮人民，并以此来供养它的官吏，而这里则相反，官吏使用高压手段搜刮人民，并以此供养中央政府。因此，官吏在土耳其表现为一个特殊的、人口众多的阶级，他们本身直接代表一个经济因素，他们的存在就是专门掠夺人民。
与此同时，由于这次改革，基督教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对他们非常不利的变化，也就是在与土耳其地主的关系方面。地主通常是过去的领主，懂得完全按照基督教的模式将自己的职位世袭下去。改革废除封地所有权，地主当时为封地缴纳的什一税上缴国库以后，试图保持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这样一来，对农民来说，除了原来的什一税外又增加了新的负担——地租，而地租一般为扣除什一税后的纯收益的三分之一。这个美好的世界没有给基督教农民留下任何其他活命的东西，只能将一小块地（作为贡品）交给穆斯林教会，随后换取这一块付息的、至少减免什一税的佃地。70年代末，土耳其不能继承的土地仍占全部可用地产的一半多。
因此，这次改革本身严重恶化了人民的经济状况。但改革造成的特别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牵涉方方面面的非常现代的特性——不安全：无规则的税收制度、不稳定的土地占有关系，但特别是货币经济，这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以及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
旧的关系恶化了，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再也没有了。
二瓦解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的土耳其历史上的那种情况，在某些方面可以使人想到俄国。然而，俄国在克里木战争[5]后进行了各项改革[6]，之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同时为行政与财政改革和军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土耳其，却完全没有发生与现代化改革相适应的经济变革。土耳其为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作的各种尝试都无果而终。政府创办的一些工厂生产的产品价高质次。缺乏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基本条件：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法律面前至少是形式上的平等、与教会分离的民法、现代交通工具等，以致绝对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欧洲国家专门对土耳其的贸易政策，它们利用土耳其政治上的无能，确保土耳其成为本国工业的一个无限制的销售市场。除了贸易之外，高利贷是至今为止其本国资本的唯一表现形式。可见，土耳其在经济上一直以最原始的农村农业为主，同时占有关系甚至远没有摆脱半封建的性质。
很明显，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不能承载货币经济的及其管理形式的财政负担，这种物质基础受到它们的挤压，自身无法发展，所以陷入瓦解的过程。
土耳其的瓦解同时在两个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方面，农民经济出现持续赤字。赤字在高利贷者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他们成为农村公社的有机成分，并像脓疮一样凸现各种关系的内部溃烂过程。每月3%的利息是土耳其农村中的一个常态，而这场无声的农村戏剧不可避免的结局是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而国内不存在能使农民进入现代工人阶级的生产形式，因而农民往往只能沦落为流氓无产阶级。此外，与这种现象相关的是：农业的衰落，灾难性的饥荒和牲畜的瘟疫。
另一方面是国库的赤字。自1845年起，土耳其就开始不断地借外债。伦敦和巴黎的高利贷者在首都，而亚美尼亚和希腊的高利贷者在农村活动。管理越来越难，被管理者越来越不满。首都在破产，农村也在破产。君士坦丁堡发生宫廷革命，行省爆发人民起义。这是内部衰败的最终结果。
找到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彻底转变，通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才能得到补救。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进行这样一种转变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可以作为载体出现的社会阶级。苏丹“反复批准的改良”显然无法消除这个弊端，因为这种改革必然只归结为进一步的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不得触及社会和经济生活，并且大多是纸上谈兵，因为它与官僚阶级的主要利益相对立。
因此，土耳其作为整体是无法再生的。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由多个不同的邦组成的。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各行省的封闭和民族性已经消失。没有物质利益，没有从内部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发展；相反，共同归属于土耳其国家的压力和痛苦越来越大。于是，各个民族就自然产生一种倾向，摆脱整体，本能地在独立的存在中寻找通往更高级的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一点可以说明对土耳其的历史评价：它正在走向瓦解。
虽然土耳其的所有臣民都感受到了国家机制衰落的惨痛后果，虽然穆斯林各部落：德鲁兹人、纳萨里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也反对土耳其的奴役，但分裂主义的趋势首先在基督教国家蔓延。在那里，物质利益的对立大多与民族的分歧同时发生。基督徒的权利被减少了，他们的誓词不得针对穆斯林，他们不得携带武器，一般不能担任公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是穆斯林地主土地上的农民，并遭受穆斯林官吏们的压榨。因此，这更是一场阶级斗争——小农和佃农与地主和官僚阶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斗争，那里的情况使人很快联想到爱尔兰。因此，由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催生的反对派发现，在民族和宗教的矛盾中存在某种成熟的意识形态。宗教因素的混合必然使他们变得特别刁钻和粗野。而各种因素都存在，就必然引起基督教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的殊死斗争，引起希腊人的斗争，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斗争，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斗争。现在轮到亚美尼亚人了。
鉴于我们简单描述的这些社会情况，那种认为土耳其的起义和民族斗争是俄国政府的间谍人为制造的骚动的论点，完全与资产阶级关于整个现代工人运动是社会民主党煽动者的杰作的论点一样，非常肤浅。当然，土耳其的瓦解不是简单地凭自己的力量在慢慢瓦解；当然，俄国哥萨克温柔的双手在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诞生时完成了助产工作，而俄罗斯卢布则是黑海沿岸的历史剧的常任导演。但是，外交在这方面所做的无非是向由几百年的不公和剥削堆积成山的燃料中扔一根燃烧的木头。
在这里与我们有关的是一个历史的，由绝对必然性产生的过程。鉴于财政制度和货币经济，古代的经济形式不可能在土耳其继续存在，货币经济也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这是理解巴尔干半岛事件的关键。现存土耳其暴政的基础将被削弱，而土耳其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将不会建立。因此，土耳其必然灭亡，不是作为政府形式，而是作为国家；不是由于阶级斗争，而是由于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这里将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再生的土耳其，而是从土耳其的躯体上分割出来的一系列新的国家。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社会民主党要如何应对土耳其的各种事件。
三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对土耳其的事件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原则上，社会民主党始终站在为自由而奋斗的一方。基督教各民族，可能包括亚美尼亚人，想从土耳其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社会民主党必须毫无保留地声明支持它们的事业。
当然，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对内政策都不能一成不变。民族斗争并非总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相应形式。比如，波兰、阿尔萨斯洛林或波希米亚的民族问题就是采用其他的形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是被吞并的国家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同化的过程，这就判定分裂企图是不会得逞的，而工人运动的利益，要求我们支持民族斗争中各种力量的联合而不是分裂。而土耳其的起义问题是另外一种情况：基督教国家无非是通过暴力与土耳其拴在一起，它们没有工人运动，它们脱离土耳其是因为自然的社会发展，确切地说，是因为瓦解。可见，在这里，为自由而作的努力只有采取民族斗争的形式才能有效，因此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毋庸置疑。对我们来说，关键不是为亚美尼亚人提出实际的要求，不是确定这里要争取的政治形式，因为需要考虑亚美尼亚人的奋斗本身及其内部关系和国际关系。对我们来说，问题可能首先涉及总的观点，而总的观点要求我们支持起义者，而不是反对他们。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利益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难道不是因上述原则性表态而陷入与这种实际利益的矛盾吗？我们认为可以用下面三点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
第一，基督教国家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进步。某种人造的地位，如今天有资本主义世界的众多利益交汇的土耳其的存在，只会阻碍和延缓总的政治发展。东方问题，另一方面，还有阿尔萨斯—洛林的问题，迫使欧洲列强首先推行阴险狡诈的政策，以虚假的名义掩盖真实的利益，试图迂回达到目的。随着基督教国家摆脱土耳其的束缚，资产阶级政策将被剥去最后一丝理想主义的褴褛“保护基督教徒”，露出真实的内容，露出赤裸裸的强盗利益。将资产阶级政党各种“自由派的”和“自由思想派的”纲领归结为简单的金钱利益，这同样有助于我们的事业。
第二，从前面的文章中可以得出结论，基督教国家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是一个进步现象，一个社会发展的杰作，因为摆脱这种束缚是土耳其国家达到更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必由之路。只要一个国家依然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脱离土耳其以后，它就能获得欧洲的国家形式和资产阶级的制度，并逐渐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比如，希腊和罗马尼亚从脱离土耳其以来，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诚然，新兴的国家都是小国，即便如此，将自己的兴起理解为一个政治分裂的过程，是错误的。因为土耳其本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家也会逐渐为现代工人运动，为社会民主主义准备基础，比如，在罗马尼亚，甚至在保加利亚，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7]这样，我们最高的国际利益就会得到满足，而这种利益就是使社会主义运动尽可能在所有国家广泛传播。
第三，土耳其的解体过程与俄国在欧洲的统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是问题的核心。虽然我们的报刊有时偏袒土耳其，但这显然不是由于一夫多妻制的拥护者天生的暴虐或特殊的偏好。因此，一个核心问题显然就是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欲望的真正核心，因为它要踏着土耳其的尸体寻找统治世界的道路，并将基督教国家用作它进军君士坦丁堡的工具。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好意完全用错了地方，而反对俄国的手段恰恰要在相反的方向，而不是在原来的位置寻找。
以前的实践已经表明，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通常都获得与它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摆脱土耳其统治的各族人民通常用“可耻的忘恩负义”来报答俄国的善行，也就是说断然拒绝用俄国的奴役替换土耳其的奴役。尽管这也是俄国的外交官意料之外的事情，但巴尔干地区各国的这种态度丝毫不令人惊讶。巴尔干地区各国和俄国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对立，这是一种羊与狼之间的对立，是猎物与猎人之间的对立。对土耳其的依赖性是掩盖这种利益对立的外壳，甚至一度在表面上使它表现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群众不会参与复杂的、深刻的反思。既然土耳其的民族起义是群众运动，他们就欣然接受符合其眼前利益的第一个最好的手段，哪怕这个手段是俄国卑劣的外交手段。然而，基督教国家和土耳其之间的联系一旦中断，俄国的外交手段就会露出它的真实面目——卑劣的面目，而被解放的国家立刻本能地掉头反对俄国。如果被土耳其奴役的民族是俄国的同盟者，那么，从土耳其解放出来的民族同样会成为俄国的天然敌人。今天，保加利亚的对俄政策大部分是其半自由的结果，而且是它依赖于土耳其的结果。
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基督教国家摆脱土耳其，归根结底也是土耳其“摆脱”自己的基督教臣民。“摆脱”正好成了欧洲外交经营土耳其的理由，并将土耳其无条件地托付给俄国。此外，欧洲外交还使土耳其在战争状态下失去抵抗能力。基督徒不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却时刻准备进行反对土军的起义。因此，对于土耳其来说，一场对外战争总是意味着在自己家里的第二场战争，也就是武装力量的分裂和运动的瘫痪。摆脱基督教的烦恼，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无疑能采取更为自由的态度，使自己的国土同防御力量更匹配，但首先是消灭内部的敌人，即每个外国侵略者的天然联盟者。一句话：放弃对基督徒的统治可使土耳其更有反抗能力，首先是对俄国的反抗能力。这一点说明，为什么俄国现在支持土耳其的完整，因为它目前关注的是，土耳其带着自己混乱的细菌——基督教民族维持现状，而基督教民族依然受土耳其的奴役并依赖俄国，直到出现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实现自己计划的有利时机。这一点还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督徒摆脱土耳其，而不支持土耳其的完整。我们认为，应当在上述土耳其瓦解过程的结果中，而不应在关于“索尔兹伯里[8]是不是”或“他不是要在土耳其的某个地方”赶走俄国人的“那个人”这类考察中，寻找反对俄国反动派渗透的手段。而问题的这一面非常重要。俄国的反动派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厉害的敌人，以致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用纸做的箭矢抵抗它的沉重压力，同时不能对环境提供给我们用于反对它的重要武器视而不见。支持土耳其的完整在今天就意味着帮俄国外交的忙。
具体地预见未来的政治组合是一种幻想。但是，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解放的土耳其和解放的巴尔干各国的反抗能够长期阻碍俄国的渗透，以致俄国的专制制度等不到最终解决君士坦丁堡问题，让它在处理这个世界事务的问题上，还没有参与共议就不得不丧命黄泉，这才是各族人民的福祉。
因此，我们的实际利益与原则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现在社会民主党对东方问题的态度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必须承认土耳其的瓦解过程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不要固执地认为，能够而且应该阻挡这个过程；
2．对于基督教民族的独立意愿，我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3．这种独立意愿首先是反对沙皇俄国的一种斗争手段，我们表示欢迎，并强烈支持它们的独立，强烈支持它们反对俄国，反对土耳其。
在上述问题上，实际的考虑和我们的一般原则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不是巧合。既然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目标源自实际的社会发展，并以它为基础，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必将表明，这些事件最终会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看法，而我们同时能顺利地照顾到我们的直接利益，因为我们坚持原则立场。因此，对这些事件进行的深入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将一些外交官说成伟大的人民运动的起因，并在另外一些外交官中寻找反对这些外交官的手段，也就是推行咖啡馆政治，都是多余的。
1896年10月8—10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234、235、236号
[1]19世纪90年代，首先在亚美尼亚、克里特岛和马其顿不断爆发反对土耳其外来统治的起义，最后都遭到了残酷镇压。——编者注
[2]这是旧土耳其武装精良而纪律松散的部队，因其暴行和抢掠而声名狼藉。它们首次出现于1853年的俄土战争。——编者注
[3]现在的说法正好相反，一切都是苏丹的过错。“牺牲品”成了替罪羊。读者从下面的论述中将会看到，这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个人，而是情况。——作者注
[4]马茂德二世（1785—1839）——土耳其苏丹（1808—1839）。——编者注
[5]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编者注
[6]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激化了内政状况，以致统治阶级不得不在1861—1870年实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虽然不全面，而且带有封建残余，但还是推进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了农奴制度的（1861）、建立了农村和城市的自治机构（1864）、改变了国民教育（1863）、司法制度（1864）以及检查机关（1865）。——编者注
[7]因此，我们认为，亚美尼亚的社会党人是想错了，从《新时代》第14年卷第42期可以看出，他们以为用所谓亚美尼亚的资本主义发展就能论证他们的分裂主义企图。相反，只有脱离土耳其才是资本主义在这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资本主义本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我们看来，亚美尼亚的同志——用拉萨尔的话说——必须设法将一个先决条件变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类似于二级的先决条件。——作者注
[8]罗·阿·索尔兹伯里（1830—1903）——英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领袖；印度事务大臣（1866—1867、1874—1878），外交大臣（1878—1880），首相（1885—1886、1886—1892、1895——1902）。——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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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
罗莎·卢森堡1896年7月25日
一
“一位备受尊敬的波兰同志”（我们和《前进报》只能这样称呼他，因为他是匿名出现的）[2]试图在本月15、16和17日的《前进报》附刊上用同名文章反驳我们发表在《新时代》32、33期[3]上的文章。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犯了一个倒霉的错误：他将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混为一谈，而且竟然根据他自己这种荒唐的混淆，给我们讲述极为骇人听闻的故事。既然我们要在波兰使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符合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进程，所以我们要支持殖民政策！支持保护关税！不仅如此，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最好能够向我们证明，我们必须完全支持废除普选权，废除结社权，支持“挥剑开枪”，以便使我们的目标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似乎从未听说过，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方向和资产阶级的局部利益不仅不一致，而且二者之间往往存在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本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应该而且必须考虑资本主义在每个国家发展的一般方向，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局部利益。波兰资本主义的一般方向便是与俄国的联系越来越稳固。如果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无视”这个方向——正如他信誓旦旦地所说的——那我们十分担心，波兰的实际情况会无视他及其重建波兰的纲领，要知道，俄国的事情已开始全然无视这个纲领的基础。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似乎完全不知道，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有各自的方向。相反，他以为历史是勤勉负重的女店员，她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和口味，从大量好东西中翻找出他们想要的东西，而社会党人也许可以选择最好的，因为他们受到世界未来的主人的委托，来到店里。这样一来，社会党的任务自然就简单了。首先，只要把事情都放下，为现有的无产阶级虚构各种可能的政治形式和组合，然后对这些形式和组合进行仔细的审核和相互比较，如果它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朋友，那就选择最好的，而不用关心现存的历史既定的国界——这道菜就做好了。这样一项精神劳动使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深信，一个波兰共和国与俄国宪法相比，对无产阶级来说要好得多。他们根据文献事实——波兰的最后一位君主，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去世时独身且无子女，虚构出独立的波兰肯定采取共和制形式。他们忘了，保加利亚和希腊同样没有王朝，没有君主制的传统。关键是：我们实现这个最民主的共和国的最好的纲领的手段从何而来？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非常轻松地回答说：我们自己认为，“俄国实际上不再强势逼人，只需一根手指就能推翻它”。不，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也没有这样表达过这种意见。我们也许说过，沙皇制度迟早会“像地震破坏鸡窝”[4]一样被推翻。但是，“俄国”和“沙皇制度”，国家和国体——这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讨论中混淆这两个概念有时是很实际的，但在政治生活中却是很不实际的。俄国和波兰的无产阶级能够而且一定会消灭沙皇制度，但它不能也不会打碎俄罗斯国家这个政治形象。这就是为争取宪法而作的斗争和为重建波兰而作的努力之间，社会民主党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如果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以为，混淆“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这两个概念，就能将社会爱国主义的纲领变成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那么，实践就会警告他和他的同志们放弃这个政治企图。如果他们用头去冲撞作为整体的俄国，而不是沙皇制度，那么他们恐怕只会撞出满头的政治大包。
二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认为，社会爱国主义的纲领能够与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全面协调。关于前两个国家，即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我们无须对《新时代》第33期上的论述作太多的补充，因为那里尚无人对此作出反应。社会爱国主义者希望通过“这两个帝国最大可能的民主化”来赢得波兰的独立。我们已经指出，国家的民主化不是要打碎，恰恰相反，是要巩固这两个国家——德国和奥地利。因此，不管波兰社会党人是否放弃建立波兰阶级国家的努力，还是谋求用其他方法来建立类似德国和奥地利的民主化的波兰阶级国家，到时都必然与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矛盾。
是的，社会爱国主义本质上有这样一种自然倾向：将波兰的运动与德国和奥地利的运动的关系归结为纯粹表面的、偶然的事情，不是原则性的，而是纯目的性的问题。因此，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的朋友们在1895年的《工人日报》上写道，在加利西亚，社会党人与奥地利党组织在一起，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理由，为什么不能与奥地利党联合起来。而奥地利觉恰好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因此，如果说加利西亚的社会党人不与葡萄牙党联合构成个整体，那对葡萄牙党完全是一个合理的惩罚，因为它是一个有缺陷的党组织。
但是在俄国，争取重建波兰的斗争与俄国无产阶级争取宪法的斗争之间存在极为尖锐的矛盾，而社会爱国主义者对此是完全清楚的。他们在载于1895年10月《曙光报》上的一篇社论中写道：“让我们暂时设想，我们已确信要实行民主制，确信俄国宪法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应该把它们作为政治要求提出来吗？我们立刻回答：不应该。一个政党不能一下子提出两个互相排斥的要求。”确实，在现有的国境内使政治机构民主化的努力和逃离现有国境的其他努力是互相排斥的。因此，社会爱国主义也意味着俄国各种无产阶级势力之间的内部矛盾，从而也意味着反对沙皇制度斗争的弱化。这是一个罕见的心理政治现象：一个政党在沙皇俄国否定推翻沙皇制度的斗争，竟然还有这么高尚的意识，竟然不仅为了自己，甚至还为了整个文明世界浮想联翩！希望文明的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在伦敦能比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及其备受尊敬的朋友们更懂得区别自己的利益。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不喜欢我们的历史观。为了说明这种历史观的缺陷，他向我们提出了几个我们——他似乎以为——从我们的角度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尽管有与俄国最有利的商品交往——“这个忠实的喜欢外来政府的党恰恰在俄属波兰是最弱势的”？非常简单，因为正是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想象它是最弱势的。相反，在加利西亚和波兹南，大量小资产者形成民族反对派，而在俄属波兰，大部分小资产者由于依附于俄国而获得好处，助纣为虐。是的，那些忠实于俄国的阶级——资产阶级、贵族、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极力证明自己的忠实，其程度不亚于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所能达到的程度；他们竟然自我否定，去亲吻那只在政治和民族问题上重重踩了他们一下的大脚，请看尼古拉二世登基和加冕期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那些丢人现眼的波兰人。
第二个吓人的问题：为什么立陶宛的地主尽管承受着俄国谷物的竞争，却不是重建波兰的拥护者，而是俄国人的朋友？同样很简单，因为立陶宛的地主不是中学生，而是讲求实际的人，所以他们将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关于在一个要建未建的波兰国家的没有竞争的谷物市场的预告，视为无稽之谈，并且不是试图通过对未来国家的想象，而是通过央求沙皇制度等等现实的手段，来消除他们的忧虑。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受到匈牙利公牛困扰的加利西亚小贵族也不拥护重建波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奥地利政府使加利西亚小贵族能够像对待猪和牛一样对待波兰和鲁提尼的农民，就像再好的祖国也不能给他们更好的机会，所以给匈牙利牲畜逼近西方所造成的压力以丰厚的补偿。
因此，“我们的”唯物史观似乎没有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所认为的那么糟糕：确定和说明各个阶级的政治形象的一如既往是物质利益。
但是，最后拿我们与阿基利·洛里亚[5]作比较，说我们将被洛里亚等于马克思——正如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等于李嘉图一样的等式——所击倒。然而，在核实了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关于唯物史观的特别概念之后，我们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这可能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个吓人的等式对他自己来说似乎也是一个带有四个未知项的等式。
1896年7月25日《前进报》（柏林）第172号
[1]本章的第一节与我们的朋友格·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基本一致，我们认为可以不予发表。——编者注
[2]1896年7月15—17日《前进报》上的一组文章的作者是波兰社会党右翼的主要代表维·约德科-纳尔凯维奇。——编者注
[3]见本卷第20—38页。——编者注〔即《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录入者注〕
[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5]阿·洛里亚（1857—1943）——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赝造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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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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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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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果没有许多同事、朋友和相关机构的热情帮助，本书不可能完成。感谢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他们促成了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主席团俄文会议记录的出版，并且使纳夫塔利得以帮助总编辑富尔先科及其俄罗斯团队使用这些档案资料。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富尔先科的不懈努力，这些档案资料将不会被整理出版。无论担任米勒中心管理委员还是米勒中心主任期间，菲利普·D.泽利科教授都非常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米勒中心基金会主任B.威斯特·莫利斯、泽利科教授的人事主管罗宾·库曾，以及洛兰·塞蒂莫和奥尔佳·里乌金对克里姆林宫决策项目的翻译提供了诸多帮助。此外，我们还要感谢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部前主任PiotrV.Stegni大使，俄罗斯当代历史档案部（RGANI）主任NataliaY.Tomilina及其同事MikhailProzumenshikov提供的帮助，使我们得以在这两家研究机构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从中受益。访谈也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要特别感谢尔戈·米高扬、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和女儿拉达，以及孙子小尼基塔·赫鲁晓夫，还要衷心感谢欧内斯特·R.梅，他和菲利普·泽利科邀请我们参与哈佛大学的苏伊士研究项目，还有俄罗斯当代历史档案部（RGANI）杰出的档案员、现在俄罗斯科学院任职的ViataliAfiani。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出版代理人约翰·霍金斯，还有我们的朋友、诺顿出版公司的德雷克·麦克菲利编辑，以及年轻有为的布伦丹·柯里编辑。
亚历山大·富尔先科要特别感谢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的A.S.Stepanov、S.N.Mel'chin，以及克里姆林宫系列档案的编辑A.K.Sorokin、V.A.Smirnovt、B.V.Anan'ich、R.Sh.Ganeli、N.L.Korsakova、L.M.Mlechin、V.V.Noskov、V.N.Pleshkov和V.O.Pechatnov。我们也得到了英国科学院（BritishAcademy）彼得·布朗、简·利丹的支持和帮助，还有劳伦斯·弗里德曼和克里斯托佛·安德鲁的帮助。亚历山大在法国的研究得到LaMaisondeSciencesdel'Homme的莫里斯·艾马尔、索尼亚·科尔帕特，以及法国国家档案馆的莫里斯·韦斯、让·苏图、伊莎贝尔·诺伊施万德的支持和帮助。扎卡里·卡拉贝尔、弗雷德·洛根威尔、马克·特拉亨伯格、欧文·格尔曼、梅尔·莱弗勒、戴维·科尔曼对书稿修改提出了极好的建议和意见，蒂莫西·纳夫塔利对此表示感谢。同时，蒂莫西·纳夫塔利也要感谢他的母亲，以及好友罗伯特·费尔德曼、肯特·杰曼尼、格里·海恩斯、霍普·哈里森、格洛丽亚·纳夫塔利、琼·勒内·谢弗、戈登·诺尔斯、尼尔·赫尔特格伦、马特·韦克斯曼、安迪·汤普金斯。好友劳拉·莫兰切克做了许多有益的编辑工作，若没有她的帮助，本书也难以完成。此外，蒂莫西·纳夫塔利还得到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尼克松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和档案分馆、胡佛研究所和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支持与帮助，还要特别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的戴维·海特、凯瑟琳·A.斯特拉斯，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的雷吉娜·格林韦尔，罗伊·H.汤普森档案馆的罗伯特·汉密尔顿，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汤姆·布兰顿，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玛丽罗斯·格罗斯曼，以及纽约时报档案馆的约瑟夫·莱利维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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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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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遗产
1963年暮春，弗洛尔·科兹洛夫中风，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其身后事。科兹洛夫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曾一度被视为赫鲁晓夫潜在的接班人。但是，他只有55岁，却得了一场大病，而赫鲁晓夫已经69岁，这让赫鲁晓夫颇为忧虑。“我老了，”听到消息后，赫鲁晓夫对儿子说道，“主席团其他委员都能当祖父，要退休了。我进政治局时才45岁。那个年龄最适合处理国家大事。你有精力，你还有许多时间。”
赫鲁晓夫一直在考虑将来某个时候退休的问题。1959年首次访美时，他向随行人员披露，他不想仿效列宁、斯大林，像他们一样死在办公室。这让人大吃一惊。“让一个人干到死，那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说，“如果连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都不害怕总统任满两届后其政权基础会受到动摇，那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
但是，69岁的赫鲁晓夫身体健壮，尚未考虑过要在1963年马上退休。他告诉儿子，想工作到苏共23大召开，还有两年多的时间。除和肯尼迪实现缓和外，1963年，赫鲁晓夫还在国内实施经济改革。年初，米高扬反对解散其家乡高加索地区的国有大型工业集团，针对此，他大力推进苏联工业的大规模重组。赫鲁晓夫尤其有理由想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来观察他曾在化学工业投下的巨资是否会有回报。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大力倡导生产化肥，这是他强调重视棉花生产的结果。一流的化学工业将保证苏联生产出大量的化肥，以人造化肥来替代生物肥料，从而改进粮食生产，提高纺织原料的产量。
1955年以来，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缺少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外交使命。中苏关系已经取代了超级大国间的斗争，成为克里姆林宫面临的最大外交难题。到1963年秋，他和美国的关系已进入一个平稳时期。9月30日，美国还想再打通一个秘密联系赫鲁晓夫的渠道。肯尼迪向克里姆林宫推荐他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启动与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的G.V.卡波维奇上校的秘密会谈。
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被刺身亡之时，塞林杰和卡波维奇间的秘密联络渠道尚未建立起来。此事对赫鲁晓夫有很大的刺激，他有理由来面对人类不可改变的死亡问题。一听到肯尼迪被刺杀的消息，赫鲁晓夫就认为这是一场阴谋。克格勃千方百计想找到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和石油巨头策划这场阴谋的证据，但还不能把克里姆林宫牵涉其中。赫鲁晓夫并不会因为缺乏证据而因此打消他内心深处对美国社会的怀疑。10年来，和美国人的多次谈判，乃至几次峰会，都未改变他的基本看法：美国人分为两类。肯尼迪代表较好的一类美国人，尽管他们反苏，但谨慎小心，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反对战争；另一类美国人好斗而且唯利是图。赫鲁晓夫把后一类美国人视为敌人。现在的事实让他相信，是那些邪恶的美国人杀死了肯尼迪。
赫鲁晓夫来到美国驻苏大使馆，并在吊唁簿上签字，以此来表达对这位年轻美国领导人去世的关心。米高扬代表赫鲁晓夫和苏联参加了肯尼迪的葬礼，并会见了美国新总统林登·约翰逊。
肯尼迪的死再次提醒赫鲁晓夫，他在对外关系上取得的显著成功还很脆弱。1963年底和1964年初，他再次尝试改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但是，却无任何进展。共产党执政以前，两国就存在着边界纠纷问题，现在，中苏两国再次发生边界纠纷。1964年1月，赫鲁晓夫向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发送了他准备的一份通告，呼吁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中国对此置之不理，两国之间也未就边界纠纷进行谈判。莫斯科还见证了和北越关系的冷淡，后者不但追随中国，而且厌恶莫斯科愈益明显的对东南亚共产主义斗争不干涉的政策。
赫鲁晓夫继续在世界各地寻找朋友。5月，他出席了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合龙仪式。6月，他又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合龙仪式标志着近10年来赫鲁晓夫的努力使苏埃关系取得了建设性成果，但它也暗示着苏联对外政策在这一地区的失败。赫鲁晓夫发现邻座是伊拉克的反共领导人阿里夫，但他只能保持冷静。与埃及人私下的交谈中，苏联代表团提及纳赛尔迫害埃及共产党员这个尴尬的话题。“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何要实施反共政策？”苏联人问道。然而，赫鲁晓夫从中东回国后，却对苏联能在那里继续扩大其影响充满信心。5月26日，他给主席团的报告称，纳赛尔打算帮助苏联解决阿里夫的问题。陪同赫鲁晓夫出访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则指出，纳赛尔是个“复杂的政治人物”，“在一系列问题上，可能都很强硬，但他试图要理解我们的看法”。赫鲁晓夫仍然告诫大家，未来是否会有所收获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如何更巧妙地回应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思潮。当地的共产党员，如叙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哈立德·巴格达什[1]责骂阿拉伯的统一，他们把阿拉伯的统一视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行为。虽然莫斯科对民族主义情结颇为同情，但从埃及回来后，赫鲁晓夫还是认为，莫斯科在中东地区需要更加务实。“若支持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提法，”他说，“我们将找不到解决阿拉伯地区问题的办法……我们没有理由来反对阿拉伯的统一。统一问题应该展开。”苏联领导人相信，莫斯科应该更多地考虑介入中东事务。他认为纳赛尔确实是进步人士，这个地区再无像他这样的领导人。意识形态并非吸引他的唯一因素。赫鲁晓夫的竞争天性暴露出来，一回国就准备建议克里姆林宫应向阿拉伯人出售武器。如果莫斯科不介入更多的中东事务，他告诫主席团委员，“中国人或许会介入”。
中国不是赫鲁晓夫最大的政治威胁，然而，当他出访外国时，一些主席团委员开始联合起来反对他。根据许多研究者的说法，这些人之所以反对他，既不是因为和华盛顿建立的关系毫无意义，也不是因为和北京形成的对抗关系。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独断专行，导致他失去了人们的支持。
教育问题，尤其是苏联小学的学制问题，让人们对他的反对公开化。为了把普通教育与自主思考密切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准备把苏联的学制限制在8年。1958年，他把矛头对准了彻底改革苏联教育的问题。为减少他所称的游手好闲者，赫鲁晓夫号召，在现有10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年学习时间，这一年主要在假期接受教育。苏联学生每周要抽出两天时间去工厂做工。6年后，赫鲁晓夫认为这个试验失败了。但是，他并未决定废除假期做工、增加一年的科学和文科教育学时的制度，而想压缩苏联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
计划引起主席团的一致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1963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64年7月。矿工出身的米高扬认为，苏联需要更多能和美国展开竞争的科学家，他反对赫鲁晓夫的主张，而后者很害怕这种反对被扩大到苏联的知识界。在类似的讨论中，赫鲁晓夫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极力反对智力教育。“那些支持11年学制的人，其政治倾向是错误的。”1963年12月，赫鲁晓夫说道。他想让苏联年轻人在完成8年的学习后就开始工作。“主要问题是让这些学生工作。”这是赫鲁晓夫一贯的看法。尽管一再坚持，但7月30日的主席团会议并未就此作出决定。
8月，当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废除苏联11年学制后，他的麻烦又来了。因为主席团仍未就教育改革作出决定，这一行为表明，他毫不在乎苏联的一套议事程序。即使在其权力巅峰之际——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他都尊重主席团以多数投票来作出决定的程序。到1964年，反对赫鲁晓夫的力量已经集聚起来，这股力量很大，以至于这次他们不会再原谅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挑起了要让赫鲁晓夫下台的阴谋，这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勃列日涅夫也出生于乌克兰，曾是赫鲁晓夫的亲信，比后者年轻10岁。1960年就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来，其地位陡然升高。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对导弹和空间技术也很着迷，而且，主席团一度还让他就此问题提交过报告。最近，他郑重宣告，苏联在空间技术发展方面首屈一指。和他站在一起的是1960年以来成为主席团委员的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一样，波德戈尔内也是赫鲁晓夫提拔的。
为赢得秘密情报机构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求助于亚历山大·谢列平。后者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61年前曾任克格勃主席，而且仍与克格勃保持着特殊关系。谢列平不需要劝说，和其他人不同——他们对赫鲁晓夫国内政策的失败颇为不满，而谢列平之所以决心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是出于对其对外政策的不满，尤其对刚刚与美国达成缓和的策略不满。谢列平认为，向美国妥协充其量是一种临时性策略，而赫鲁晓夫要全面放弃军事竞争，对他来说，这似乎是白日做梦。对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对外政策以适应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权的行为，他也颇为不满。谢列平不同意赫鲁晓夫的乐观看法，即后殖民地时代的政权将始终服务于莫斯科，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的利益。
赫鲁晓夫出访埃及或许是谢列平反对他的导火索。谢列平认为，赫鲁晓夫付出很多，而第三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些国家领导人却并不喜欢他，结果，他让苏联丧失了尊严。赫鲁晓夫竟然和伊拉克阿里夫那样的人共同出席仪式，这让他更加厌恶赫鲁晓夫。
谢列平也不同意赫鲁晓夫对待北京的策略。他把毛泽东视为威胁，并把与河内发生的争吵归咎于赫鲁晓夫，那不是因为莫斯科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而在于赫鲁晓夫一心想着要和美国在老挝达成妥协。
谢列平能得到其门生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的支持，后者在1961年取代他出任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欠了赫鲁晓夫的账，但他欠谢列平的更多。求助于克格勃并不只是因为谢列平高升后把自己原来的职位交给了谢米恰斯内。后者此前先是谢列平的副手，然后才步其后尘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两人都是苏联新一代行政领导人的象征——都出身于“共青团派”。在1960年代，这些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人都垂垂老矣，他们要把指挥棒交给年轻的“共青团派”。
1963年的某一天，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开始利用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的时机策划这个阴谋。零零散散的资料表明，这个阴谋小集团在决定怎么做才能把赫鲁晓夫赶下台这个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周折。1964年春的某一天，勃列日涅夫想让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考虑暗杀赫鲁晓夫：乘其出国访问之机，制造一起空难事故。他们一度还策划乘赫鲁晓夫访问斯堪的纳维亚期间实施这一方案。最后，方案落空。阴谋集团扩大后，主要的几个阴谋家有理由相信，在中央委员会投票时赫鲁晓夫会输。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阴谋策划了数月之久而赫鲁晓夫却浑然不知。刚从埃及回来时，赫鲁晓夫的儿子首先听到了一丝风声。中央委员尼古拉·伊格纳托夫的前侍卫长向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透露，说他的顶头上司正在全国游说，招募同党来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提供消息的瓦西里·加柳科夫称，阴谋集团成员有谢列平、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且声称，他们已谋划多日，准备在10月动手，正值11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
赫鲁晓夫对此置之不理。“当我把加柳科夫透露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又信又不信。”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赫鲁晓夫仍然对自己牢牢地控制党和国家充满信心。1957年，曾挫败过企图夺权的阴谋，而且，他不相信现在还有人能组织起反对他的阴谋活动。“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不是一类人……无稽之谈！”
赫鲁晓夫唯一可以求助的人就是老战友米高扬。古巴危机以来，他们的关系得到改善。1962年，当卡斯特罗似乎一心想要对美国人和苏联人开战时，米高扬以高超的手法妥善安抚了古巴人，对此，他充满感激之情。现在，更重要的是米高扬自己也对赫鲁晓夫充满敬意。1962年10月，两人有关潜艇问题的争吵已经被忘却。1963年6月，赫鲁晓夫决定结束其不切实际的柏林政策，对米高扬来说，这意味着苏联的对外政策正在走上正确的轨道。5年来，在支持赫鲁晓夫与西方妥协的同时，米高扬一直在内部进行着斗争，以抑制赫鲁晓夫桀骜不驯的本性。赫鲁晓夫要求米高扬见见那个侍卫长加柳科夫，看看那个消息是否准确。
赫鲁晓夫要让那些阴谋家知道，他也在观察他们。他与波德戈尔内正面接触过，对方马上矢口否认。毫无疑问，不出几个小时，谢列平和勃列日涅夫就会知道此事，他们要么加快步伐，要么放弃。
看到父亲对此消息毫无反应，谢尔盖·赫鲁晓夫很失望。他发现父亲的举止“非常古怪，不合逻辑，而且令人费解”。有人搞阴谋的传言并未改变赫鲁晓夫10月初到皮聪达休假的计划。唯一的变化是，他请米高扬在和加柳科夫会面后到他那里去。
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他能粉碎反对派的任何阴谋。如果米高扬给他出过主意，还不清楚他到底提了哪些建议。米高扬后来的行为清楚地表明，他曾建议赫鲁晓夫至少放弃一个职位，以此来保证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10月12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同访问加格拉，去参观世界上第一艘三人飞船的发射。尽管经济遭遇困难，但苏联再次和美国在太空展开竞争。次日，赫鲁晓夫计划会见戴高乐的私人代表加斯顿·帕莱夫斯基[2]。按照计划，两人会谈一小时，然后宴请法国总统的这位助手。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打乱了这个计划。
当赫鲁晓夫在观看东方号三人飞船升空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召集了几乎所有的主席团委员，准备逼他退位。最近几周，克里姆林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赫鲁晓夫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列克谢·柯西金也被卷入这场阴谋之中。次日，克里姆林宫作出决定，要求赫鲁晓夫参加会议。勃列日涅夫给皮聪达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主席团计划召开会议讨论“许多问题”，而他应该赴会。
赫鲁晓夫并不急于离开皮聪达。“什么急事？我会回去。我会回去的，然后我们再解决问题吧。”在第一书记缺席的情况下，主席团开会讨论一些次要问题，也属正常。10月8日，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全会组成一个草案委员会，苏斯洛夫曾主持过一次会议。赫鲁晓夫说，他考虑回去出席次日的会议。勃列日涅夫擅长拍马屁，很快他就不再需要这些特长了。但是，这一天，还是忍气吞声地劝赫鲁晓夫回来：“没有你，我们无法作出决定……我们恳求您回来。”
赫鲁晓夫没有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他考虑过这个要求，决定要回去。12日晚，他给法国总统私人代表帕莱夫斯基打电话，通知他取消次日的午宴。借口是第二天上午要回莫斯科为宇航员组织欢迎仪式，只能在上午9点半与他进行短暂会晤。
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的驻地无一丝慌乱。在短暂的会晤中，这位领导人给法国客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身体极好，没有一点衰老或患病的迹象”，帕莱夫斯基后来回忆道。赫鲁晓夫似乎极为平静，告诉帕莱夫斯基，苏联可以保持德国的现状。“我们能等，我们有耐心。”他说。赫鲁晓夫只是间接提到了那天他在莫斯科可能要面对的问题。他赞许似的告诉帕莱夫斯基，像戴高乐这样的政治家，只有当他们去世，才能离职。
大约午夜时分，勃列日涅夫从克格勃那里得知，赫鲁晓夫最终要回到莫斯科。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的情报人员控制了总书记的专机，这也是在部分行使其保护职责。赫鲁晓夫一家乘坐的专机安排妥当后，谢米恰斯内在电话上告诉勃列日涅夫，专机在返航途中。勃列日涅夫要谢米恰斯内在莫斯科机场护送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到克里姆林宫。参与这出闹剧的其他人，连赫鲁晓夫在内最终有25人，然后将在二楼沙皇时代的老会议厅召开一次主席团会议，他们要终止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
在飞机上，赫鲁晓夫注意到了异常，克格勃给他换了一个新的随身警卫。下飞机时，还注意到，机场只有谢米恰斯内和另一个人在迎候他，后者是米高扬的一个格鲁吉亚助手。或许对此有怀疑，赫鲁晓夫问克格勃主席：“其他人呢？”谢米恰斯内答道：“他们都在克里姆林宫等您呢。”后者又问道：“您想先回家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吃午饭？”赫鲁晓夫没有食欲：“让我们到克里姆林宫。”
赫鲁晓夫乘坐自己的吉尔高级轿车，再次和米高扬一道前往克里姆林宫。还不清楚路上这段时间，他们会想出什么招数。难道米高扬知道这个阴谋而刻意向赫鲁晓夫隐瞒了真相？或者就在那一刻，两人才明白这是一场大阴谋？米高扬建议赫鲁晓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而由柯西金来继任，以此来保留他对党的领导权。赫鲁晓夫将一无所有。“我不想打架，”他告诉米高扬。然后，两个人乘坐电梯来到二楼，主席团会议已经召开了。步入电梯后，还在一楼的赫鲁晓夫的警卫们被解除武器，打发回家了。赫鲁晓夫不再需要他们的保护。
赫鲁晓夫进来时，勃列日涅夫就坐在赫鲁晓夫平时坐的位子上，他为会议定下调子，接下来就要一一列举这位苏联领导人独断专行的事实。赫鲁晓夫的那些同事们大多数都曾是他亲自提拔上来的，一个接一个地批判赫鲁晓夫的领导能力。他们强调，赫鲁晓夫不尊重集体领导制度，和过去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指责如出一辙。
赫鲁晓夫的对手中，亚历山大·谢列平的口才最好。他指责这位被扳倒的领导人大肆宣扬苏联取得伟大成就的神话。“你什么时候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他问道，然后喋喋不休地诉说起对国内情况的种种失望。过去1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国民年收入增速已从11％降至4％。农业方面，从不协调发展，到积压，再到短缺，反反复复。赫鲁晓夫想通过行政重组来激活工业，却又使科技与生产严重脱节。然后，谢列平又把矛头指向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他认为和平共处是一种危险的策略。“我们应该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保持警惕。你，”他对赫鲁晓夫说，仿佛只有后者支持这个政策，“偏离了主要路线。”谢列平列举了赫鲁晓夫在外交上的种种失误，指责他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把莫斯科拖入了不必要的战争边缘。而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立场“造成了损失”。谢列平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评价甚至更为尖刻：阿纳德尔计划就是一种“冒险行为”，在那场保护加勒比地区的危机中，赫鲁晓夫在拿“人民的生命来开玩笑”。谢列平驳斥了必须要以冒险方式迫使美国接受苏联立场的这种错误观点。“‘如果苏联和美国达成一致，一切都好办了’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他说道，尽管应该以“更灵活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他人也都支持谢列平，指责赫鲁晓夫因为想和“美国进行一场可怕的竞争”，而使国家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会议持续到次日。第二天，会议给赫鲁晓夫和他的辩解者米高扬一次发言的机会。对赫鲁晓夫，米高扬既批评也表扬。“外交方面，”米高扬说道，“起初，赫鲁晓夫并不在行，但他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工作。”他提醒与会人员，他曾反对过赫鲁晓夫的柏林政策。“总的来看，”他补充道，“我是对的。”他还回忆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试图降低发生战争的危险，“我认为向那里派潜艇是一种冒险行为”。然而最后，米高扬拒绝把所有的失误都归咎到赫鲁晓夫一个人身上。他想让赫鲁晓夫辞去一些职务，但不要退出主席团。只有米高扬一人主张要考虑赫鲁晓夫未来的政治角色。“我不能和我的良心做交易，”勃列日涅夫说道，为此事定下了调子，“撤销赫鲁晓夫同志的现有职务，并由其他人分担。”
赫鲁晓夫被迫辞去所有职务。“你们串通起来，向我身上泼粪，而且我还不能反对你们。”赫鲁晓夫说道，话语依旧那么朴实。虽然他很清楚，撤销其职务，并不主要是因为外交政策，但还是对自己的外交工作做了辩解。他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冒险是“不可避免的”，并要求与会者就他曾面对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还请求理解他的柏林政策，认为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得很好”。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挑战。“我不恳求怜悯，”他说道，“问题已经解决了。”赫鲁晓夫洞察一切，他有勇气来提醒昔日的同事，尽管他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但是，事件本身表明，作为苏共党的第一书记，这是其最大的成就之一。“党终于发展起来了，”他说道，“它能控制每一个人。”然后，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他请求辞职。离开会议室时，赫鲁晓夫发现警卫已被解雇，吉尔高级轿车也被换成伏尔加。一瞬间，曾经炙手可热的权力和职位都成为历史。
1964年10月15日，塔斯社报道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西方为之震惊。塔斯社称这次权力交接出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说法。英国驻苏大使把此次事件形容为“政变”，他向伦敦解释道：“为促成这次撤职究竟作过哪些准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秘密，对受害者本人来说更是如此。”
最近几年，每逢赫鲁晓夫生日，都有传言称他要退休。赫鲁晓夫自己也在助长这种推测。1963年4月，《真理报》引用了他的原话：“每个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永远担任现在的党政职务。”1964年2月，一位来访的意大利贵宾曾问赫鲁晓夫，是否计划要写自己的回忆录。“或许吧，在他们把我打发走的时候。”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但却透出一种非凡的洞察力。
对赫鲁晓夫的下台，美国政府的解读是，这主要是否定他在国内的领导能力，而不是象征着冷战会出现新的麻烦。10月16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和国家安全小组开会讨论苏联领导人的更替。腊斯克国务卿和汤普森大使强调，华盛顿不应该对苏联领导人的更换表现出任何忧虑，或许这会降低冷战的紧张局势。“毕竟挑起柏林危机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正是赫鲁晓夫。”腊斯克这样认为。约翰逊对此表示赞同：对此事应该“密切关注，但要镇定自若”。
次日，塔斯社宣布，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就任党的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柯西金就任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之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约翰逊总统，直接转达了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保证：苏联对外政策将不会改变，将继续“实行和平共处，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这打消了美国人的疑虑。
社会主义阵营反应不一。北越驻巴黎代表告诉一个法国代表，因为赫鲁晓夫对东南亚“缺乏兴趣”，长期以来，苏联的政策在那里都被曲解。北越人认为，苏联人并未完全放弃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而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还存在着这样的机会，即莫斯科将会全力支持北越解放南越的斗争。东欧国家则对此保持沉默。
1964年10月13日～14日的主席团会议则转到对后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外政策的激烈辩论中。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战争和和平问题，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看法越来越接近。因此，他疏远了从党的机构中提拔起来的那部分人。这些人只认同赫鲁晓夫的部分策略。他们认可为迫使华盛顿接受苏联利益而做的努力，并且欢迎在第三世界发展新伙伴。然而，谢列平和苏斯洛夫却对和华盛顿之间保持这种象征性的全球伙伴关系心存疑虑。之后几年里，克里姆林宫把赫鲁晓夫对待冷战的复杂战略置于一边，而集中精力制造更多的战略性武器。1960年代末谢列平下台、中苏关系进一步紧张后，勃列日涅夫才重新捡起赫鲁晓夫的方案：在战略层面上搞合作，而在第三世界展开竞争。
冷战中期，亨利·基辛格捕捉到了超级大国领导人进退两难的困境。“当大国变得越来越可怕时，”从政之前还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写道，“它们也变得抽象、模糊和不可捉摸。”虽然赫鲁晓夫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主导苏联外交政策的那段时间，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试图减少大国的抽象感，让它变得更易触摸、更易接近。
赫鲁晓夫上台之时，苏联的国际地位可能还不是最糟的。苏联控制着一个庞大而又不安分的东欧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已经出现分裂迹象。斯大林的错误做法使曾经友好的南斯拉夫与莫斯科反目为仇。而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国家，那就是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不久，这个问题就浮出水面。除东欧、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盟国外，莫斯科没有几个朋友。向西看去，克里姆林宫面对的是一个统一而又自信的敌对阵营。1955年，无论在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发展程度上，苏联都远逊于美国。华盛顿领导的军事联盟，既清楚苏联的劣势，又想利用这种劣势来赢得外交优势。
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种国际关系的格局。从踏上世界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在设法改变这种现状。对这个鲁莽、冲动而又古怪的人物，观察家们更感兴趣的是他那极富色彩的举止以及粗俗不堪的幽默，却普遍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内心深处，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战略家。虽然也说大话，但他有一系列的目标。在其执政期间，赫鲁晓夫既要避免和美国发生战争，还要力图赢得美国人的尊重；既要支持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在海外发展新伙伴；既要保持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还要改善国内百姓的生活。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把苏联的困难归咎于斯大林的暴行及与西方展开的军备竞赛。赫鲁晓夫设想出一套和美国和解的宏大方案，它将会使冷战非军事化，从而让他改弦易辙，把资源用于苏联国内的经济建议，并把东西方的斗争限定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层面。他相信，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对的。
为实现和解，他不断改变着策略。正像在黑海避暑胜地皮聪达游泳池中不断摆动身体一样，赫鲁晓夫也在不断改变着其引诱和恐吓西方的策略。他拿出的胡萝卜是承诺相互裁军、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在世界范围内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看到这些让步不起任何作用时，他就寻求以苏联固有的危险性来向西方施压，以此来达到目的。
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因为美国的大国地位无人匹敌，要达到目的，最关键的是要改变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刚入主克里姆林宫时，赫鲁晓夫对外交政策的了解极其有限。他在1950年代看到，美国领导人非常倚重核武器，既把它视为一种防御手段，还把它当成一种影响国际事务的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清楚，国防开支可以拖垮一国的经济。他提出了新的核武器战略观，把核武器视为一种比常规军备更为廉价的威慑性手段。与此同时，好战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把核武器用在政治斗争上。美国的战略力量，或者借用杜勒斯的话说，可以利用美国的实力来迫使苏联人作出让步，把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吞下的东西再吐出来。
从美国导游那里，赫鲁晓夫知道，在正常情况下，核武器可以是一股可以感知的、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他自己也玩起核武器这张牌。“其目的就是要发出一种威胁，促成缓和。”1957年，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委员们这样解释道。之所以采取政治学家所定义的恐吓外交政策，赫鲁晓夫就是要让美国清楚，若不接受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1956年、1958年、1960年、1961年和最后一次——1962年，他举起的大棒就是威胁要使用核武器，除非苏联的利益得到尊重。
最终，这些策略并未让克里姆林宫从中受益。两个超级大国互不信任，以至于美国难以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裁军条件。绝对反对一切核查制度也无助于实现其目标，这也是他害怕美国的一种副作用。赫鲁晓夫相信，就像《绿野仙踪》中的主人公一样，美国将会利用现场核查或空中侦察的机会来窥探苏联的军事力量，看到克里姆林宫虚弱的一面。尽管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同意进行可核查的裁军，但是，他们都没有盲目提交参议院批准这个条约。而且，即使赫鲁晓夫确实削减了苏联常规部队的规模，但是，仍然不会完全撤走部署在西部边界的精锐部队，而它们正好对西德构成威胁。虽然赫鲁晓夫答应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并不能消除双方互不信任的鸿沟，而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信任。西德不准备以其战略武器的优势来换取一纸空文。同样，全面禁止核试验也建立在核查制的基础之上。
在打破柏林僵局的谈判中，赫鲁晓夫的政治敏锐也未能让他取得成功。他从未打算让西方与西柏林保持一种特殊关系。尽管他曾目睹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并指责斯大林，因为后者的愚蠢行为，而把苏联拖入了一场毫无必要、毫无价值的危机之中，但是，他不满足于那场危机对西方政治人物所产生的持久影响。1948年以来，不管莫斯科是否喜欢，对西柏林的防守变成了美国是否对欧洲安全作出承诺的晴雨表。除非发生战争，否则华盛顿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但赫鲁晓夫却从未接受这一现实。
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爆发让超级大国间的互信变得更加不可捉摸。赫鲁晓夫与其美国对手都在冒险争取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国家，只要拥有武器和领袖人物，就可以组建一个新政权。通过操纵那些傀儡政权，超级大国在这些国家制造了许多事端，这成为冷战的一个神话。卡希姆、卡斯特罗、卢蒙巴、梭发那和纳赛尔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傀儡。超级大国确实最擅长于玩弄这类游戏。然而，华盛顿和莫斯科为满足这些领导人的喜好而相互竞争，同时，那些事关欧洲和超级大国国内问题的谈判也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
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恐吓外交同样也产生很多问题。1958～1962年，他设法要让这段时期成为冷战最危险的年代，却并未实现其宏大的和解目标。只有当敌人真正认为对手要实施自杀行为时，核恐吓才能起作用。相反，因为美国清楚，它拥有核优势，所以，僵持最后都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还是赫鲁晓夫常常首先叫停的游戏。
让美国总统饱受折磨的，正是赫鲁晓夫的那种以战争促和平的习性。艾森豪威尔颇为自信，根本不会理睬这些挑战。1958年11月，他不愿意陷入柏林问题的忧虑之中，也不会对1960年峰会的失败感到惋惜。直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年轻而又未经受这种考验的肯尼迪总统才更多地屈服于赫鲁晓夫的压力战略。与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更加担心核时代出现的误判，也非常忧虑其行为给外国领导人，特别是苏联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出于这种担心，1962年8月，他向卢埃林·汤普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古巴事件和我们未出兵老挝这两个问题，你认为我们会给他留下要在柏林问题上让步的印象吗？”再回首，我们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赫鲁晓夫想让美国总统顶住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压力，他认为后者是美国军国主义势力的根源。但是，如果美国总统示弱——而且直至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他才不再幻想肯尼迪是一个软弱的总统。赫鲁晓夫认为，别无选择，只有运用核威胁来让美国人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并不担心德国的入侵……德国人将不会再挑起一场战争。最危险的国家是美国。”1961年春去维也纳之前，情绪低落的赫鲁晓夫如此断言。
斯大林的任何一个继任者都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苏联所面临的战略劣势吗？答案是肯定的。结构问题是苏联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原因。195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1970年代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后，这种状况才得以遏制。但是，赫鲁晓夫作出了那些关键性的决定，进一步拉大了苏联在军事方面的差距，恶化了莫斯科的经济问题。他选择了改善民生的政策，而不是制造更多莫斯科无力承受的导弹；他决定不制造运输机，这就排除了苏联拥有那种能将兵力迅速而又可靠地投送到世界各地的能力；他一再削减苏联涉及军备的人力资源。然而，一方面，赫鲁晓夫在有意识地减轻苏联的军备负担，而另一方面，又一再向海外作出承诺，以成本价或低价向伊拉克、埃及、叙利亚、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印度、老挝、北越、刚果和古巴等国提供武器。结果是，他更多地依赖于一个徒有其表的大国地位而不是一个大国的实力。
这种战略尽管十分危险，却也并非一无所获。到1960年，赫鲁晓夫的核武库确实拥有了一批可以发射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他想炫耀这些导弹，这又让西方的政治人物愈加感到不安，后者不可能冒这种风险，即赫鲁晓夫最终会凭一时的冲动行事。这并未让他在柏林问题或裁军协议上与西方达成一致，但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它确实遏止了肯尼迪入侵古巴的行为，并且迫使美国总统和其继任者接受了东德存在的现实。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1962年达成的协议，使卡斯特罗政权不再忧虑美国的军事干涉。西方也不再打算迫使苏联人接受这样的条件，即在一个统一的德国进行全面大选，并以此作为签订欧洲安全协定的前提。到1970年代，北约承认了东德存在的现实，而美国则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一道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从而确立了保护全球人权的准则。
当赫鲁晓夫在1963年4月放弃恐吓外交政策时，世界看到，超级大国实现了缓和。赫鲁晓夫把自己一贯坚持的柏林问题和军备控制问题脱钩，并且接受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7月，肯尼迪称“黑暗中终于出现了一缕阳光”，之所以如此感叹，是因为低估了赫鲁晓夫的基本目标，而夸大了1958年以来他屡屡要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的愿望。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施压战略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为了实现其目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旨在证实那些最坏的设想，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军备竞赛，而且也让几任美国总统寻求和平共处的努力复杂化。五年中，苏联三次从其恐吓策略中败下阵来，克里姆林宫的软肋暴露出来，它至少让中国人有了更大的胆识来探索自己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在国内，这些做法恰恰损害了赫鲁晓夫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声望。
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的下台适逢他已决定要全面放弃恐吓外交而改行忍耐外交政策之时。当赫鲁晓夫最终熟悉了外交事务时，他却要被赶下台。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米高扬的悲叹表明，如果他能继续执政，那么，赫鲁晓夫或许有可能实现让冷战非军事化这个更宏大的目标。他的继任者们加速了苏联的军备竞赛，以避免再次遭受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羞辱。考虑到冷战的推动和赫鲁晓夫的个性，如果他继续执政，那么在1965年或1966年，同样可能会发出另一个柏林最后通牒。而且也很难这样设想，尽管他对北越有所担心，但是，他会不顾及苏联的声誉，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扩大越南战争规模的做法，然后还会设法就此再做些文章。
一致的看法是，古巴导弹危机后，一旦赫鲁晓夫放弃了战争边缘政策，超级大国间的斗争就变得更具有可预测性，而且危险性也更小。从1963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北京、河内和哈瓦那成为国际形势变幻的中心。1973年，苏联和美国都发现，在中东问题上，他们之间有一个紧张而又短暂的僵持阶段，但是，莫斯科的脆弱感和恐惧感却远小于1956年。一旦赫鲁晓夫下台，再没有苏联领导人主张，为了和平必须要迈向战争的边缘。直到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出现，没有哪个苏联领导人，有争议的是——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像赫鲁晓夫这样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哈立德·巴格达什（KhalidBakdash，1912年？月？日——1995年7月15日），叙利亚政治家。1930年加入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回国。1936—1943年任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中央书记。1943—1995年任叙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1954—1958年任国会议员。1958年因反对叙利亚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出走苏联。1966年回国，但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掌权后，参加了所谓的“民族进步阵线”。1995年去世。
[2]盖斯顿·帕莱夫斯基（GastonPalewski，1901年3月20日——1984年9月3日），法国外交官。1924年起进入第三共和国政府工作。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英国，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二战结束后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dupeuplefrançais）。1951—195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7—1962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62—1965年任国务部长。1965—1974年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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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把恐惧抛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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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把恐惧抛在后面”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和美国人进行冷战的方式问题。按说，到1962年11月，外交政策的恶化局面应该可以结束了。1958年以来，日益恶化的外交形势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却面临着一场挑战：要谈判从古巴军事基地体面地撤出导弹的事宜。
到10月底，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信件交流大大缓解了紧张状态，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结束。但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协议还未完成。赫鲁晓夫承诺撤出战略导弹，而他的回报就像肯尼迪1962年10月27日一封信上所写的那样，“就我方而言，我们同意通过联合国的适当合排，保证继续实施下述承诺：立即废除隔离措施，保证不入侵古巴。”与赫鲁晓夫的期待相比，肯尼迪总统的语言有很多限定条件，但是，赫鲁晓夫还是接受了这一条件。除这封信中的承诺外，赫鲁晓夫还迫使肯尼迪作出口头承诺——四到五个月内，美国撤出1962年初部署于土耳其的15枚朱庇特导弹。这个承诺是10月27日由罗伯特·肯尼迪转达的。随着危机的平息，克里姆林宫想让美国把这些承诺明确下来。
赫鲁晓夫别无选择，只能让卡斯特罗介入外交谈判。到此时为止，他一直未让古巴人介入危机谈判。但是，在10月27日的信中，赫鲁晓夫却答应肯尼迪，“要达成协议，以便能让联合国的代表们核实这些武器的撤出”。而要实现承诺，就要让古巴人同意以某种形式来实施现场核查。允许外国核查人员进入苏联境内核查，赫鲁晓夫本人对此极为反感。然而，他却认为，为了以和平方式结束此次危机，古巴人不得不接受其主权遭受侵犯的后果。
赫鲁晓夫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正式的保证：不入侵古巴，并以条约的形式提交联合国。他还希望美国停止对古巴每天多次实施的高空和低空侦察飞行活动，这侵犯了古巴的领空。之后的几个星期，赫鲁晓夫一直忙于处理这些事情。
卡斯特罗和肯尼迪都不会轻易向克里姆林宫低头。10月28日，卡斯特罗公开声明，在结束古巴危机之前，美国人不得不接受五项要求：美国必须结束对古巴实施的包括贸易禁运在内的经济封锁；美国要停止一切破坏活动；华盛顿必须制止所有来自美国本土和里科港的“海盗式攻击”行为；美国飞机停止侵犯古巴领空和领海；其中最严厉的要求是，美国撤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并取消关塔那摩的永久租约。苏联人以为古巴领导人将不得不接受赫鲁晓夫安排的这种外交解决方式，但这些要求却让苏联人颇为棘手。卡斯特罗还补充道，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决不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古巴。
卡斯特罗猛烈抨击两个超级大国。他感到自己被赫鲁晓夫出卖了，而且根本不信任肯尼迪。10月28日美苏两国的交易公开后，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拜访了古巴领导人。大使向莫斯科报告，他从未见过卡斯特罗如此沮丧和愤怒。苏联大使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卡斯特罗认为撤出苏联战略导弹只是第一步，最终，赫鲁晓夫将会放弃对古巴的保护。尽管赫鲁晓夫做过保证，但古巴人仍然担心，美国人将会利用苏联对古巴作出的不实承诺而侵略古巴。让卡斯特罗尤为愤怒的是，苏联竟提议核查撤出导弹的事实。卡斯特罗认为，除非事先和哈瓦那达成一致，否则，赫鲁晓夫不应该兑现他在信中向肯尼迪作出的承诺。
10月31日，卡斯特罗告诉阿列克谢耶夫，“不是一部分古巴人不能理解苏联撤出所有导弹的决定，而是所有的古巴人都这么想。”与此同时，莫斯科从克格勃驻古巴情报站不断收到的情报表明，这种说法并非夸大其词，古巴的愤怒和怀疑情绪已经蔓延到军方和情报部门。毫无例外，古巴官员们都在告诉苏联人，他们太天真了，甚至要接受约翰·肯尼迪的一切交易条件。
为了稳住古巴人，11月2日，赫鲁晓夫派米高扬访问哈瓦那。主席团委员中，只有米高扬曾经访问过古巴。米高扬的任务非常艰巨，他要以某种方式来反驳卡斯特罗的那些要求，同时还要谋求卡斯特罗支持与美国达成的协议。
就在米高扬飞往古巴的那一天，美国人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向赫鲁晓夫带去肯尼迪的口信，肯尼迪期望苏联人从古巴撤出的不仅仅是弹道导弹。当赫鲁晓夫在10月27日答应撤出“你们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时，就意味着不仅仅指中程战略导弹。史蒂文森解释道，美国政府把伊尔-28轰炸机——北约称之为“猎兔”，也视为进攻性武器，因为它们能向佛罗里达南部地区空投核弹。伊尔-28并不是苏联最新型的中程轰炸机，与战略导弹相比，其军事价值不大。然而，若要再撤出其他武器，就会让赫鲁晓夫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的努力陷入麻烦之中。似乎这也是在无端地加大对他的羞辱。
肯尼迪提出轰炸机问题两天后，赫鲁晓夫试图劝阻肯尼迪，不让他逼迫苏联再作出让步。在给肯尼迪的私人信件中，赫鲁晓夫写道，这个要求“不会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相反，只会恶化两国关系”。赫鲁晓夫的努力失败了。11月6日，肯尼迪在回信中写道：“我向你保证，对我们来说，伊尔-28轰炸机根本就不是一件小事。”
古巴导弹危机后，仿佛受到鼓励的肯尼迪和被激怒的卡斯特罗还不足以对克里姆林宫构成挑战，但中国已决定要制造些麻烦。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达成协议后，尽管中国官方难以掩饰其不快，但却一直保持沉默。中国的报刊以不显眼的字体报道了赫鲁晓夫撤出导弹的提议，但却援引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对卡斯特罗反抗帝国主义的行为大加赞扬。
10月31日，中国领导层改变战术，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猛烈抨击赫鲁晓夫，称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企图，妄图以牺牲古巴利益为代价来迫使世界人民作出让步。根据北京的说法，肯尼迪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之后的那些天，中国的报纸一直在批判赫鲁晓夫处理危机的方式，称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北京支持卡斯特罗的五项要求，并把它作为结束危机的唯一可接受的原则。
北京反对解决古巴危机的方案。为引起关注，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北京组织了为期四天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每天都有上万人拥到古巴大使馆附近，以示与古巴站在一起。到11月6日，中国的报纸开始把赫鲁晓夫和二战前夕在慕尼黑取悦阿道夫·希特勒的内维尔·张伯伦相提并论，“企图玩弄慕尼黑阴谋，以此来反对已经站起来的古巴人民，这注定是要失败的”。《人民日报》评论道。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聚会上，苏联大使提议为赫鲁晓夫干杯，而他的中国客人们却保持沉默。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小盟友也向苏联施加压力。阿尔巴尼亚官方电台攻击赫鲁晓夫是“当代的修正主义”，并且断言，和帝国主义讨价还价并向他们作出让步，是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的。
卡斯特罗的义愤、中国的批评，甚至还有华盛顿的新要求，并未动摇赫鲁晓夫要和肯尼迪达成和解的决心。在哈瓦那，米高扬口口声声表示要支持卡斯特罗的五点主张，但却向古巴领导层施压，要他们接受某种形式的核查。11月3日第一次会见卡斯特罗时，米高扬试图粉饰莫斯科要求哈瓦那作出的让步。“我们所说的核查并不是广义的核查，而只是核实美国人从航空照片上发现的那些发射场，就是战略导弹的发射阵地。”他说。米高扬向卡斯特罗保证，苏联并不期望古巴接受任何永久或全面的核查。若在苏联领土从事这样的核查，就连赫鲁晓夫本人都难以接受。
卡斯特罗依旧拒绝这个主张。“我想告诉你，米高扬同志，”11月5日，卡斯特罗告诉赫鲁晓夫的代表，“我说的是古巴人民的决定，即我们反对这种核查。”对卡斯特罗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的政权和人民的声誉更为重要。“我们有权捍卫我们的尊严。”他告诉米高扬。他也希望莫斯科像中国那样支持其五点主张。
卡斯特罗的倔强只是激起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愤怒情绪，中国似乎已经偏离了他们的方向，正在鼓励古巴人来反对莫斯科的领导。北京的游行示威和大规模宣传报道让赫鲁晓夫感到极为恼火，以至于他迅速决定，改变莫斯科在中印领土争端中所坚持的立场。11月5日，《真理报》宣布苏联改变立场，官方批准的文章不再提及中国声明的合法性。“停火，不设置任何条件的谈判是非常必要的”——《真理报》的编辑如此写道。赫鲁晓夫还决定向印度提供先前订购的苏制战斗机，并履行以前的承诺，向印度提供150万吨精炼油。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要让后者安分守己，而对肯尼迪却采取不同的态度。赫鲁晓夫与美国进行斗争的理念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在冷战达到巅峰之后，这一迹象首先表现出来。脾气暴躁、缺乏耐心的赫鲁晓夫有理由生肯尼迪的气。由于美国坚持要求苏联撤出轰炸机，在纽约的谈判一直在斟酌不入侵古巴的承诺，进展并不顺利。然而，赫鲁晓夫决定不谴责美国总统，相反，他要对美国领导人做一次更大的政治投资。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精心设计的策略是让美国人在外交上作出让步，尽管这个策略遭到惨败，但是，赫鲁晓夫看到，这场导弹危机或许能在裁军问题，也可能会在柏林问题上与肯尼迪达成一致。赫鲁晓夫的这一希望寄托在1962年11月6日美国国会选举和州长选举的结果上。与通常的中期选举相比，肯尼迪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并没有失去几个席位，实际上，它在参议院还多得几席。特别让赫鲁晓夫感到满意的是，“我的老朋友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长的选举中落选。“所有富有挑衅性的美国候选人，”赫鲁晓夫稍后告诉一位英国外交官，“都被聪明的美国选民抛弃了。”选举后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诉新任美国驻苏大使福伊·D.科勒：“我们可能不会相互恋爱，但是，如果这个世界还要存在下去，我们不得不待在一起，甚至还不得不相互拥抱。”
然而，影响赫鲁晓夫今后行为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白宫这个对手作出了一种正面的评价。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对危机的处理不仅表明这位美国总统偏爱外交解决方式，而且还表明，他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拒绝国内要求使用武力的压力。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收到的许多情报表明，美国政府差点就在加勒比地区发动了一场战争。11月1日，赫鲁晓夫最喜欢的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向多勃雷宁大使证实，10月28日赫鲁晓夫的信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之时，一场超级大国间的冲突再有几个小时就要爆发了。李普曼曾误认为肯尼迪已经在10月29日或30日下令对古巴发动一场空袭。这与苏联情报人员有关美国国会山的报告正好相吻合，当一直期待的事情并未发生时，国会山松了一口气。
11月的第二个周，赫鲁晓夫觉察出华盛顿方面的一种相似的行为模式。当美国政府坚持要求苏联无条件撤出轰炸机时，莫斯科开始从肯尼迪兄弟那里得到一些绝密情报，情报称总统可能正在寻求某种比无条件从古巴撤出伊尔-28轰炸机要求更低的条件。
11月9日赴宴之前，罗伯特·肯尼迪在家中会见了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告诉对方解决伊尔-28轰炸机问题的想法。危机爆发前到现在，尽管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些朋友和同事还和白宫保持着联系，但他已经很久未见到这位俄国掮客了。对博利沙科夫被用来传递有关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装备的假情报，罗伯特·肯尼迪颇为失望。但是，与苏联驻美大使相比，他仍然更信任博利沙科夫。因为他怀疑苏联大使并不总是把总统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要求博利沙科夫告诉其上司，美国或许会满足于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种：要么和赫鲁晓夫订立君子协定，在合理期限内撤出轰炸机；要么苏联人向美国作出保证，若轰炸机留驻古巴，必须要让苏联飞行员驾驶。此前一天，《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古巴驻联合国大使卡洛斯·莱丘加告诉其他国家的大使，轰炸机是古巴财产，将不会被归还苏联。
作出这一表示后，白宫或者接近肯尼迪总统的某个人临阵退缩了。见面后一个小时，罗伯特·肯尼迪就给博利沙科夫打电话要求撤销部分已表述的内容。他声称自己做了错误的表述，如果轰炸机处于苏联人的控制下，那么它们可以留驻古巴；和完全从古巴撤出伊尔-28轰炸机一样，这也能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尽管苏联人对白宫撤销提议感到失望，但是，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让赫鲁晓夫更加相信，尽管面临着美国国内要求撤出轰炸机的强大压力，但是美国总统还在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
作为一国领导人，约翰·肯尼迪相互矛盾的形象并不是克里姆林宫意外才知道的。通过罗伯特·肯尼迪，白宫在有意识地加深苏联人对肯尼迪总统的这种印象，以此来推进危机遗留问题的解决。“博比（肯尼迪总统的昵称。——译者注）的想法是，美国政府中只有一个爱好和平的人。”11月，当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在描述通过秘密渠道向克里姆林宫传递消息时，这样解释道，“而且他完全被军人包围起来了，那个形象并不坏”，白宫希望利用赫鲁晓夫来帮助肯尼迪控制国内的反对派。
赫鲁晓夫同意这一看法——帮助肯尼迪符合苏联的利益。11月10日，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会谈的次日，赫鲁晓夫告诉其克里姆林宫的同僚，该考虑撤出轰炸机了。尽管罗伯特·肯尼迪收回了处理伊尔-28轰炸机的表示，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相信，当他们不得不从古巴撤出导弹后，肯尼迪兄弟最终会对轰炸机提出额外的交易方案。除博利沙科夫的消息外，莫斯科还收到一些报告称，华盛顿可能会满足于苏联作出不再增加古巴轰炸机数量的承诺，或许也会接受苏联撤出轰炸机的承诺，但不一定要求立即撤出。赫鲁晓夫认为，他和美国就撤出轰炸机的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是必要的。如果华盛顿施加压力，肯尼迪准备激化危机，那么，莫斯科将会作出让步。苏联并不需要古巴的这些轰炸机，这些飞机原本计划部署在这个岛国的进攻性军事基地，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个基地不再具有政治意义。而且，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感觉到，这一姿态可能还会强化肯尼迪所坚持的国内立场。在同一天发给肯尼迪的信中，赫鲁晓夫试图恢复前一天被总统弟弟收回的那个提议：“因为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担心，即这些武器可能会对美国或其他不具备防御力量的西半球国家构成某种威胁，我们声明，这些飞机由我们的飞行员来驾驶。”但是，他又补充道：“我们将不再坚持在古巴永久保留这些飞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困难。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君子协定，尽管不是现在而是以后，但我们将撤出伊尔-28轰炸机，以及所有机组人员及与飞机有关的设备。”赫鲁晓夫解释道，条件“一成熟就撤出这些飞机”。
对赫鲁晓夫来说，“条件成熟”意味着古巴人同意作出让步。10月26～28日，当可能会和华盛顿开战时，赫鲁晓夫一直与卡斯特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米高扬面对的困难令人愤怒，但是，赫鲁晓夫能够理解卡斯特罗所坚持的要与之协商的要求。
赫鲁晓夫也暗示过这些轰炸机的价值。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曾提议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建立一套联合国观察哨所，以保证该地区免受侵略。苏联人附和这个提议，并加上一条他们自己的建议。想起苏联1950年代的一条提议后，赫鲁晓夫建议，作为相互裁军第一阶段的一个部分，两个超级大国在美国南部和苏联西部地区的铁路、机场以及其他交通中心设立检查人员。
同一天，为解释其策略，赫鲁晓夫给远在哈瓦那的米高扬发出一封信。他告诉后者，虽然克里姆林宫准备就轰炸机事宜作出让步，但要看看美国是否会接受其他方案。赫鲁晓夫强调，肯尼迪面临的国内压力很大，在轰炸机问题上帮助他，也符合苏联的利益。他相信，肯尼迪将不会主动要求撤出伊尔-28轰炸机。
在华盛顿，肯尼迪并未意识到赫鲁晓夫正在试图帮他摆脱政治困境。11月12日，罗伯特·肯尼迪以总统名义给赫鲁晓夫回信。肯尼迪总统不能接受苏联撤出轰炸机的模糊承诺。然而，如果赫鲁晓夫下令在30天之内撤出轰炸机，他会感到很高兴。回信也向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美国人从情报中得知赫鲁晓夫在哈瓦那也有麻烦，11月12日，罗伯特·肯尼迪以总统口信方式把这个提议转达给苏联大使。
然后，赫鲁晓夫决定进一步明确争论的内容。11月13日，主席团同意，要告诉白宫，苏联政府可以在30天内撤出伊尔-28轰炸机，但希望能在两到三个月内撤出。在次日给肯尼迪的信中，赫鲁晓夫称，如果肯尼迪同意苏联的提议，即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建立联合国检查机构，包括在佛罗里达和古巴沿岸设立观察哨所，或许他愿意接受在限定的日期撤出伊尔-28轰炸机，“甚至比我提出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或许甚至比你提出的时间还要早”。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正在对卡斯特罗失去耐心。莫斯科设想，只有保证对古巴实施某种形式的现场核查，才能和华盛顿就古巴问题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而卡斯特罗则继续反对任何外国的核查行为。在通知米高扬主席团决定和肯尼迪讨价还价时，赫鲁晓夫表现出他对古巴领导人的失望，“因为他太年轻，”赫鲁晓夫抱怨道，“（卡斯特罗的）行为不可能中规中矩”，而且“不可能理解克里姆林宫正在设法解决的那些难题”。
莫斯科收到的情报表明，肯尼迪将要失去对美国军方的控制，苏联和美国的讨价还价很快也要中止。11月15日，赫鲁晓夫读到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的报告，报告收入了《纽约时报》驻联合国记者托马斯·汉密尔顿与《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个记者的谈话。两位记者都声称，在11月12日白宫的一次会议上，“五角大楼的头头们”要求肯尼迪向苏联发出无条件的最后通牒，要求撤出伊尔-28轰炸机，还要求联合国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和空军基地进行核查。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五角大楼想立即入侵古巴。莫斯科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11月16日要求克格勃纽约情报站核实这一消息。
美国军方确实准备开战。11月16日，空军总参谋长李梅告诉肯尼迪，空袭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苏联的伊尔-28轰炸机。“行动极其简单，”他告诉肯尼迪，“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古巴西南部的奥尔金机场发现9架轰炸机，在古巴西部的圣胡安发现32架飞机。美国要出动48架飞机，其中24架为轰炸机，其余则用于压制对方火力或对付米格飞机的进攻。同样，美国海军也准备收紧封锁圈，要阻止任何石油或工业用润滑油运入古巴。“我们随时都准备给他们施加压力。”海军上将乔治·安德森说道。但是美国军方仍处于文职人员的严格控制下，若无总统授权，他们不可能发动空袭。而肯尼迪还没有下令发动任何形式的军事进攻。
尽管还不太确切，但这条来自美国的消息却非常令人担心，它改变了赫鲁晓夫对等待肯尼迪接受谈判方案以撤出伊尔-28轰炸机这一风险的估计。来自古巴的报告称，卡斯特罗准备向美国挑战，这也改变了赫鲁晓夫对风险所做的评估。尽管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交换信件后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美国继续在进行低空飞行侦察活动。为了迫使美国减少低空侦察活动，卡斯特罗指示操纵防空武器的古巴士兵，11月17日或18日，他们将有权对美国间谍飞机开火。苏联人仍然控制着萨姆导弹，导弹可以打到U-2飞机的飞行高度，但是，古巴控制的防空部队则可以威胁低空飞行的美国侦察机。为了向华盛顿传达其决心，卡斯特罗也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他准备向侵犯古巴领空的飞机开火。
11月16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应立即撤出伊尔-28轰炸机。这次他没有指责肯尼迪应为加勒比地区日益加剧的危险状况负责，而是把其愤怒发泄到威胁要打下美国飞机的卡斯特罗身上。“这只是在叫嚣，毫无道理。”赫鲁晓夫说道，抱怨卡斯特罗对结束加勒比地区冲突所持的立场。10月28日以来，这位古巴领导人的行为已经表明，和赫鲁晓夫过去的想法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信任。他认为苏联不值得对古巴人保持耐心。“现在已进入紧急关头，要么他们合作，要么召回我方人员。”赫鲁晓夫最不愿看到再出现10月底的那种紧张状态。但是，主席团委员们劝他，在同意撤出伊尔-28轰炸机这件事上给卡斯特罗最后一次机会。苏联宣布要向肯尼迪作出让步的声明被推迟。
鉴于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赫鲁晓夫作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决定，以帮助缓和局势。苏联将撤出所有此前运至古巴的防御性核武器。最初，苏联军方曾计划最后至少要把已装备核弹头的“月神”导弹交古巴人控制。出于对卡斯特罗的愤怒，赫鲁晓夫甚至取消了这一小规模的核扩散行动。就像FKR巡航导弹一样，“月神”短程导弹仍将留在古巴，但不配备核弹头。
克里姆林宫对古巴显示出的耐心开始有了结果。11月17日和18日，卡斯特罗并未下令古巴士兵击落美国低空侦察机（U-2高空侦察机只能由萨姆导弹来对付，而导弹处于驻古巴苏军的控制下）。然后，卡斯特罗和其顾问们开了一整天会。11月19日，卡斯特罗告诉米高扬，古巴政府将承担轰炸机的损失，但是，不能对古巴实施任何不受约束的核查活动。
11月20日，多勃雷宁大使通知罗伯特·肯尼迪，伊尔-28轰炸机将在30天内撤出古巴。在得到苏联作出让步的消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作为回报，11月20日，美国总统就宣布取消海上封锁行动。美国和苏联谈判代表还未就肯尼迪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达成协定。莫斯科无法劝说卡斯特罗接受现场核查，使得协定难以达成。为了消除美国人对导弹事实上即将撤出的疑虑，苏联人修改了核查制度，新的核查并不需要古巴人的参与。运载R-12中程弹道导弹返回苏联的船只，会被要求揭开罩在导弹上的帆布，以便让空中拍照的美国飞机看到它们。次日，苏联军方降低了警戒等级，而美国的武装部队也开始遣散。古巴导弹危机终于结束了。
奇怪的是，伊尔-28轰炸机问题解决并未动摇赫鲁晓夫的基本判断，即从全局来看，导弹危机特别是双方10月底所共同经历的一场将要爆发的核灾难，已经让美国人相信，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苏联的需要。在此氛围下，赫鲁晓夫对未来超级大国通过谈判方式来降低冷战的成本和危险充满乐观。
11月12日，在与即将卸任的英国驻苏大使弗兰克·罗伯茨[1]话别时，赫鲁晓夫试着抛出了一些新想法。他告诉罗伯茨大使，美国民众的意见显然在左右摇摆，他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为了应对肯尼迪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担心，赫鲁晓夫将允许国际核查人员监督设在苏联境内的自动地震检测站的运行情况。他还提到苏联人准备结束他们最近所实施的大规模系列核试验。赫鲁晓夫还认为不再需要进行核试验。未向罗伯茨披露的是，为使这个协议更受欢迎，他甚至开始考虑允许对可疑的地震活动进行具有象征意义的现场核查。
这一举动激起了英国大使的兴趣，赫鲁晓夫就提出了柏林问题。他重申，在通过禁核试验和永久裁军来改善东西方关系的道路上，柏林问题依然是个障碍。他并未施加压力而只是强调，对他来说，此事仍然非常重要。他认为目前有三个问题的解决条件“已经成熟”，而柏林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赫鲁晓夫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是必然的；二是签订北约和华约互不侵犯条约。
赫鲁晓夫未向英国大使提及正在和中国进行的内部斗争。然而，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为了实现和平共处的目标，他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会惹怒中国人。对他来说似乎这并没有多大关系。肯尼迪取消封锁古巴行动的次日，赫鲁晓夫就在东南亚抛出一个新政策，那无疑会加强和华盛顿的关系，但却有损于中苏友谊。11月初，巴特寮击落一架向梭发那·富马中立政府运送补给品的美国飞机。11月21日巴特寮正式发布了此次攻击的声明，这正好与克里姆林宫正在商议的另一项请求——老挝共产党要求提供秘密援助，在时间上巧合了。若提供援助，则会违犯1962年7月达成的老挝中立协定的精神，7月以来，赫鲁晓夫一直在寻求其他援助途径。巴特寮在与中国、越南交界的边境地区维持着一支未公开的部队，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苏联一直在为这支部队提供给养，却并不告诉中立的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现在，赫鲁晓夫认为，他需要结束苏联违犯中立协定的行为。1962年7月的老挝中立协定可以作为各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相互合作的范本。即使不是一个有效的范本，但是，苏联未能履行其在老挝的义务这件事至少会被苏联在西方的敌人所利用，以此来破坏以后将要达成的柏林协议。
11月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当读到巴特寮要求提供更多秘密援助的文件时，赫鲁晓夫火冒三丈：“我们不愿意这么做！”他向委员们发出了这个指示。多年来，苏联一直试图劝阻巴特寮不要采取不必要的冒险行为，这些劝告与老挝共产党从支持他们的河内和北京方面听到的却不一样。对苏联告诫政策的唯一例外发生于苏联在外交上实施施压政策期间，当时，赫鲁晓夫对当年5月中国和北越支持巴特寮入侵南塔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次入侵导致美国在泰国部署军队，并且几乎要对老挝实施军事干预。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不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的那些冒险行动坐视不管。“和平（现在）最重要。加勒比海已经实现和平，那里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如果我们继续奉行同样的政策，”赫鲁晓夫说道，“那么，它将不符合左派的利益。”他想让苏联驻越南大使阿布拉莫夫的继任者警告巴特寮，如果他们不理睬莫斯科的指示而与梭发那开战，那也将是他们独自开打的一场战争。赫鲁晓夫相信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因而他准备不再理睬老挝共产党，“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11月29日从哈瓦那回国途中，米高扬在华盛顿停留。赫鲁晓夫想让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使者来强调他的看法，即现在正是推动超级大国达成更多实质性协定的时候。米高扬也想强调赫鲁晓夫对古巴危机发生的原因所作出的新解释。“苏联不应该被谴责。没有人会相信在古巴集结的是进攻性武器，而且针对的是美国。”米高扬一直反对在古巴的行动计划，他很清楚，赫鲁晓夫当初就是把这些导弹视为进攻性武器。在古巴部署这些导弹是赫鲁晓夫冒险采取的威慑手段，即对美国施加压力。米高扬曾经痛恨这一策略，但是，在肯尼迪总统面前，他却很痛快地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并且装作从未有过类似的策略。
因为其他原因，这场谈话显得颇为重要。在削减苏联在古巴军事力量方面，肯尼迪迫切需要赫鲁晓夫的帮助。虽然美国情报机构严重低估了苏联在古巴的实际军事规模，但是，肯尼迪仍然认为1.7万人的兵力还是太多了。中央情报局也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了过多的兵力。苏联方面的会见记录表明，当时肯尼迪说：“我知道赫鲁晓夫在写给我的信中并未作出这一承诺，但是，我还是希望苏联方面撤出这些部队。”米高扬的回答非常简练：“我们将兑现我们的承诺，不多也不少。”米高扬的话同时见诸美苏两国的会谈记录。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后，整个高层为他在古巴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而欢呼。米高扬回国后，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主席团会议，就古巴导弹计划向委员们做了事后的剖析。他声称导弹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古巴一直被当成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他断言道。比这更重要的是，危机彻底证明，美国尊重苏联的利益和实力。“美国被迫承认，在西半球我们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说道：“我们是世界俱乐部的成员。他们自己也感到害怕了。”
在超级大国间制造对等威慑一直是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主要动机。现在他认为，即使撤出这些导弹，他也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面对米高扬和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炫耀说自己知道何时该撤出导弹：“如果我们再坚持我们的立场，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赫鲁晓夫并未在12月3日的会议上正式宣布，根据美国对苏联实力的尊重，苏联将实行新的外交政策。但是，会议结束之际，他又暗示，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再使用威慑策略将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莫斯科将尽可能在各个方面与华盛顿寻求妥协。当米高扬报告，肯尼迪要求苏联撤出留驻古巴的军事人员时，他作出了这一暗示。既未敦促，也未抱怨，赫鲁晓夫向委员们宣布，他和国防部长将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2月的第一周，赫鲁晓夫继续在考虑如何把美国引入严肃的讨论中。他很清楚，首先要撤销7月发出的威胁：就柏林问题再发布一个最后通牒，其次要向肯尼迪提出一些可能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的提议。
自从1961年5月罗伯特·肯尼迪和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第一次秘密接触以来，肯尼迪兄弟让赫鲁晓夫对现实有了更多的认识：核试验状况只有能被独立核查，美国参议院才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按照美国法律，所有的条约都须经参议院批准。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按一定比例对每年监测到的苏联境内一些难以解释的地震活动进行现场核查。1961年1月，美国坚持一年要进行20次现场核查。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这一要求已降至一年12次。
10月30日，美国裁军谈判大使阿瑟·迪安[2]留在日内瓦会谈中给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华盛顿可以降低现场核查的次数。确实，美国的立场一直在改变。肯尼迪想达成禁核条约，已在私下考虑要把核查次数降至每年8次。但是，库兹涅佐夫没有理解迪安的话，或者迪安说错了话。无论如何，库兹涅佐夫对这次会谈的理解是，只要苏联人一年接受3次现场核查，那么，美国参议院就会接受这个条约。
从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一消息后，赫鲁晓夫决定授权美国在苏联境内实施3次不公开的现场核查，以核实一些无法解释的地震活动。“当我们同意这么做的时候，”他后来解释道，“我们认为它有象征意义。考虑到肯尼迪的处境，这是为美国总统作出的让步。”
12月初，赫鲁晓夫向一位重要的外国客人披露，他之所以愿意和肯尼迪妥协，以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中苏大辩论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62年12月初，著名和平人士诺曼·卡曾斯[3]带着罗马天主教皇致赫鲁晓夫的信来到莫斯科，卡曾斯的正式职业是《星期六评论》文学杂志的记者。从赫鲁晓夫的核心圈那里，卡曾斯得知这位苏联领导人有意要向中国证明，和平共处的政策可以缓和局势，且有益于苏联和东欧集团。几天后，赫鲁晓夫本人也向卡曾斯表达了这一观点。“中国人说我害怕了，”在一次私人会见中，赫鲁晓夫告诉美国客人，“我当然害怕了。不害怕那是神经病。我担心我们的国家，或你们的国家，或所有其他的国家可能会发生的——他们将会毁于一场核战争。如果感到害怕，那说明我阻止了这种愚蠢行为，那么，我为我感到害怕而高兴。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对核战争感到恐惧的人并不多。”然后，赫鲁晓夫作出一个惹人注目的姿势，以表现他所认为的两类领导人，至少和他一样清楚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盯着办公桌看了一会，赫鲁晓夫拿出一些文具，然后，用他那颇有特点的潦草笔体，分别给约翰·肯尼迪和教皇写了圣诞贺卡。
会见卡曾斯后的那一周，赫鲁晓夫又向肯尼迪发出两封密信。他信中明确撤销了要发布新的柏林最后通牒的威胁，并就达成禁核试验条约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一项新建议。苏联军方启动其早先计划的系列大气层核试验之后，他才能就禁核试验作出让步。在克里姆林宫，面对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声称，允许实施三次现场核查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因为那会把间谍放进来”。但是，他认为，他需要“部分地”满足肯尼迪。赫鲁晓夫认为，1963年将会在国际事务方面有所收获，而三年前，即1960年5月，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U-2间谍飞机被击落则让苏联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1963年1月，约翰·肯尼迪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演讲，演讲突出了他对国际局势走向所具有的自信。肯尼迪永远都是一个水手，他用航海术语来比喻美国人民在冷战中将要面临的任务：“我的朋友们，我怀着希望结束我的演讲。我们不会被海洋瞬间的平静和头顶上晴朗的天空所迷惑，我们知道水下还有暗流，暴风雨已经露出地平线，现在，风有所变化，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及我们的世界，它似乎比以前刮得更加猛烈。175年来，伴随着身后的这些风，还有我们所喜欢的人类自由的潮流，我们航行在海上。我们驾驶着航船，满怀着希望，就像托马斯·杰弗逊所说的那样，‘把恐惧留在后面’。”这位美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赫鲁晓夫对世界的评估已经发生某种变化，或苏联领导层似乎至少已在国际事务中放弃了战争边缘政策。自从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以来，赫鲁晓夫已经给肯尼迪发出几封密信，后者肯定是从信中得出了这个结论。在重申这一看法的前一周，肯尼迪正好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第三封信。肯尼迪提醒听众，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暂时停顿”的时期，因而没有必要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或沾沾自喜都可能会使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对手的武器陷于危险之中。暂时的停顿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和平。从古巴到南中国海，依然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为治疗这个世界的顽疾，开出的处方并不是要休息一年，而是要在这一年中承担责任、寻求机遇。”
肯尼迪把中国和苏联的日益疏远视为国际格局中最大的变数。“现在，我认为我们应当记住中苏间正在发生的一切。”11月，他曾对其外交顾问说：“确实，人们攻击赫鲁晓夫实行慕尼黑式的绥靖和姑息政策，而且他受到中国的猛烈批判。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肯尼迪也注意到，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讲话的语气有所变化。“在柏林问题上，他比几天前更坦率，”肯尼迪对助手们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我完全同意他是一个撒谎者，而且卡斯特罗也很讨厌。而且我不认为赫鲁晓夫比苏联的其他人都好，我也不认为，因为他正受到中国的批判，我们应当对他慷慨些。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记住，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大冲突，我不知道它会导致何种结果，是否对我们有利。”此时，肯尼迪越来越乐观，他有理由相信，两个共产党大国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使冷战走出危机——缓和的危险模式。他就任总统以来，每年都是如此。
肯尼迪概括了美国所面临的现状。次日，赫鲁晓夫在柏林也发表了几乎同样重要的讲话。这就像肯尼迪所定义的那样，这位苏联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1963年将是“充满责任和机遇”的一年。利用这个机会，赫鲁晓夫公开撤销了要就柏林问题再发出一个最后通牒的威胁。一个月前，在给肯尼迪的密信中，他就已经撤销了这个威胁。赫鲁晓夫指出，1963年不会再发生一次柏林危机。相反，他把1961年修筑柏林墙称为“最重要的一步”。而且，他还称，采取这些保护性措施之后，现在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已“不再是个问题”。赫鲁晓夫重申了其愿望，即美军应在联合国的旗帜下驻扎西柏林，但是，这被说成是一个愿望而不是一种要求。
苏方一下子变得主动起来。次日，克里姆林宫发表了赫鲁晓夫12月致肯尼迪的信。一周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福伊·科勒[4]，要后者告诉肯尼迪，苏联领导层准备继续就柏林问题展开会谈。葛罗米柯的语调并不急切，也未承诺苏联已改变立场。提出这一要求的方式仍然象征着一种不同于1962年夏天以来的氛围。
赫鲁晓夫还认为，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时机到了。出于某种原因，他已经让自己相信，他能说服毛泽东，并且同时和北京、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1963年12月，他呼吁北京停止其报纸每天批判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他还说道，苏联报纸将采取同样的行动。他提议缓和中苏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以原谅。对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他仍然心怀不满。1月底，赫鲁晓夫对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这样直率地评论道。然而，他向后者竭力鼓吹一种谅解精神，现在他想看到苏联的外交政策能反映出这种精神。“应该有包容的心态，不一定非要把他们拉到……我们要让他们摆脱错误立场，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苏联焕然一新的和平攻势，美国人既感到失望也看到了希望。除了受欢迎的语气外，赫鲁晓夫12月的信并无新意。那封提及柏林的信还是老调重弹，而对于禁核试验，只是重提艾森豪威尔在位后期苏联所坚持的立场，美国仍然难以接受这一立场。
然而，肯尼迪把苏联禁核试验立场的变化视为再次反思美国官方立场的理由。肯尼迪是美国政府中最积极的禁核试验支持者。他艰难地劝说其顾问，要把现场核查的次数降至6次。他承认，把美国过去坚持的每年核查12次缩减为6次也有风险，或许那样做不能发现苏联最隐秘的核试验。但是，在1963年2月8日与其主要裁军谈判助手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提出了禁核试验谈判中向苏联人作出让步的理由。他坦率地承认，估计苏联人又在骗人。他解释道，其设想是，这种欺骗可能会造成危险，但美国人会从中受益，即让莫斯科帮助他来促成一个世界范围内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以此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能否向参议院兜售每年6次的现场核查，对此他确实心存疑虑，但是，他决心再试试。然而，他清楚，不能提一年实施3次现场核查。
当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寻求在超级大国间达成一致时，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1963年2月8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了卡希姆政权，并杀死卡希姆。从1950年代末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谋划推翻卡希姆政权。但在1963年的政变中，中情局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仍是一个谜。“我们没有策划这次政变……（虽然）我们一直对此保守秘密。”其时负责中情局中东事务的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5]回忆道。但是，伊拉克方面的重要参与者、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总书记则把美国中央情报局描述成另外一种角色：“我们是搭乘中情局的列车上台的。”除使用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与政变领导人联系外，中情局显然还在科威特启用一部秘密电台以发送其指示。政变策划者中，肯定有中情局的情报人员。然而，最积极的策划者、后来成为伊拉克总统的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6]不在其列。中情局在政变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美国只对政变结果感到满意。卡希姆的尸体被扔进底格里斯河，不再能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起初，莫斯科对伊拉克新政权和美国的联系一无所知，而且还对此抱有希望，即政变将不会意味着苏联在伊拉克的所有投入都化为乌为。卡希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救济对象。虽然他曾接受苏联的大量援助——仅次于古巴和埃及，伊拉克是苏联的第三大受援国，但与苏联人的期望不同，他对伊拉克共产党持更强硬的立场。1960年4月，克里姆林宫派米高扬赴巴格达并提醒卡希姆，伊拉克共产党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伊拉克则非常礼貌地回应了苏联，劝告后者不要介入伊拉克内部事务。克里姆林宫很清楚，伊拉克新政权将会修复与纳赛尔的关系，但是，一个标榜为中立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权是否有别于埃及，还是一个现实问题。1955年以来埃及就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关系。政变刚过数日，苏联愿意利用这次机会，来和西方大国共同承认新政权。
然而，10天后，莫斯科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新政权血腥镇压共产党。伴随着街头坦克制造的恐慌，阿里夫政权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员。7000人被捕，他们被指控为共产党员，估计他们都被杀害了。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进攻，克里姆林宫显得束手无策。2月19日，苏联红十字会呼吁国际红十字会“利用其影响力和权威来制止这种屠杀行为”。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7]、诗人伊里亚·爱伦堡[8]，还有苏联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抗议这种屠杀行为。莫斯科卢蒙巴大学（最初称为“自由大学”）的大学生们也打出谴责“伊拉克法西斯”的标语，抗议这种暴力行为。这些呼吁并未引起注意。
困扰莫斯科的是，当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迫害伊拉克共产党时，埃及却无动于衷。2月23日，伊拉克指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煽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以推翻伊拉克政权。次日，伊拉克人逮捕了伊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萨拉姆·阿德勒以及另外两位领导人，第四位领导人因拒捕而被杀害。伊拉克共产党员被大规模屠杀，纳赛尔俨然成为一个帮凶，赫鲁晓夫的中东政策荡然无存。
赫鲁晓夫未曾料到伊拉克会发生屠杀行为，外交政策在那里的失败，要过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2月9日，他似乎还很轻松，那天他接受媒体大亨罗伊·H.汤姆森[9]（后来的汤姆森勋爵）的采访。汤姆森送给赫鲁晓夫一块电子手表，送给他夫人一条钻石项链，赫鲁晓夫就此开起玩笑：“谢谢你。它看上去像是资本家妄想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某种该死的机器。我会告诉我妻子，让她先用。”然后他又说道：“南斯拉夫人有个说法，他们都支持男女平等。因此，当他们经过雷区时，会让妇女先走。”然而，赫鲁晓夫私下里却对来自伊拉克的报告感到恶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从希特勒那里借用了这些手段，”赫鲁晓夫后来告诉来访的埃及军事代表团，“在伊拉克，他们不仅迫害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而且还迫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回想起苏联当初支持卡希姆政权的目的，赫鲁晓夫有些伤心：“我们曾希望以一种进步的方式来搞革命。”
赫鲁晓夫通常会以攻击美国或国际秩序的方式来对第三世界的重大事件作出回应。1956年、1958年他再次在中东挑战英美，既为埃及，也为伊拉克的革命提供某种保护。1960年，他曾威胁华盛顿，并要求联合国进行大规模改革，以此来保护卡斯特罗和卢蒙巴政权。1962年，美国在老挝附近部署军队，让他颇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或许这也是他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最直接原因。然而，1963年2月伊拉克革命变质后，赫鲁晓夫并未以过去的行为方式来作出回应。伊拉克丢失了，可疑的纳赛尔还在帮助阿里夫摆脱莫斯科，若在以前，这一切或许都会激怒赫鲁晓夫采取行动，然而，这次克里姆林宫却有些被动接受的迹象。
1963年冬春时节，国内有人提醒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是展开反美攻势的时机。1963年的前几个月，新的数据表明，苏联经济甚至比克里姆林宫1962年底所预料的还要差。2月27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西北加里宁市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再次要求苏联人民作好心理准备，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不会像先前承诺的那样很快就会得到改善。他还暗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追赶美国而付出的冷战成本。他要求苏联公民“给我们时间”来生产更多的日用消费品。3月初，苏联政府发表赫鲁晓夫有关农业生产的讲话文集，其中并未收入1957年“大跃进”的内容。只是发布了一组数据，数据表明，1962年的肉类产量仅达到1960年代初应达到产量的40％。这个目标是赫鲁晓夫先前提出的。克里姆林宫并无意于提醒对苏联人民所做的承诺。3月中旬，赫鲁晓夫撤换了农业部长。
对政府无力满足国内需求而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深感忧虑。1963年前3个月，就意识形态问题他发表过三次重要讲话。在公开表达资产阶级对苏联生活影响的忧虑时，他一定会对北京、地拉那，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其他地方的极左派进行批判，向他们保证，寻求和华盛顿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但是，他工作的重点还是在苏联国内。
突然改变航天计划的立场，最能体现出赫鲁晓夫的这种忧虑。年初，他向来访的罗伊·汤姆森表示，苏联可能已经在太空竞争中落后了。针对汤姆森提出的苏联何时把人送上月球的问题，赫鲁晓夫非常坦率地答道：“实话实说，我要说的是，我不知道，我不想装腔作势，或者说空话……这还不可能。这也不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让那些在地球上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先上月球吧。我们还无意于此。”因为苏联经济下滑，把资金投向登月计划并非明智之举。
3月，赫鲁晓夫断定，不管付出多大成本，苏联人民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都需要鼓舞士气。在航天领域，苏联和美国旗鼓相当。而且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时，也是向中国炫耀的好方式。若干年内，毛泽东将不会拥有其自主的航天项目。“停止研制人造卫星是错误的。”在3月21日南行之前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他还坚持要在1963年的苏联航天项目中吸收一位女航天员，她将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妇女。
尽管国内面临重重困难，还有来自伊拉克的外部挑战，赫鲁晓夫还是决定要在古巴问题上继续努力，以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3月中旬，正如他承诺的那样，苏联军方从古巴撤出了另外的驻军。赫鲁晓夫想帮助肯尼迪，但这并非是撤军的唯一原因。古巴人已经在抱怨，一些军人纪律松弛，醉酒意外事件已经上升到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苏联人清楚，这有利于肯尼迪，而且也需要减轻右翼施加给他的压力。最近来自克格勃的报告也传达着人们所熟悉的美国总统的形象——他正在承受着继续开战、推翻卡斯特罗的压力。苏联人也想让肯尼迪兑现其承诺——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
3月底，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信心似乎将要得到报答。自从罗伯特·肯尼迪10月代表肯尼迪总统作出表示后，苏联政府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2月，克格勃曾报告，土耳其政府强烈反对撤出伊兹密尔附近部署的导弹。然而，到3月底，所有的导弹都被撤走，而且美国政府还通知莫斯科，它已兑现承诺。土耳其人也特意邀请苏联驻土大使参观废弃的导弹基地。“那里空空如也，只有山羊出没，”苏联大使后来回忆道，“残存的混凝土建筑物已被当地农民拆走。”和武官一同参观现场的苏联大使，仍然对现场遗留的一些金属杆感到忧虑。那些东西在这个被拆除的美国导弹基地可能还起着某种作用。当天夜里一回到土耳其首都，大使就质问土耳其总理，那些金属杆是否表明，以后你们还要再次引进这些弹道导弹。次日，土耳其政府下令摧毁了那些金属杆。
3月底，赫鲁晓夫到南方的皮聪达别墅休息。临行前，他给中国人准备了一些东西。3月9日，北京最终对赫鲁晓夫伸出的橄榄枝作出回应：建议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那将是时隔4年后苏联领导人的首次访问。如果毛泽东来苏联，赫鲁晓夫准备在莫斯科会见中国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不想去北京。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外交部长，认真回复中国提出的建议。“不要用争论的方式。”赫鲁晓夫告诫他。即使他们在信中提议休战，但中国似乎还想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挑起争端。毛泽东认为苏联过于迁就已违背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铁托。赫鲁晓夫想在自己的信中客气地提醒中国，莫斯科把贝尔格莱德视为盟友，北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
在皮聪达最初的几天里，赫鲁晓夫又签发了一封给肯尼迪的信。朱庇特导弹撤出土耳其后，赫鲁晓夫决定向美国总统施加一些压力，以让他留意两个超级大国间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这并不是要回到1962年的战争边缘政策上，而只是提醒肯尼迪注意12月的提议，并以此激发华盛顿的新意。赫鲁晓夫直来直去，意味着这封信的语气最终似乎比他所坚持的更具有威胁性。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决心不和肯尼迪发生另一场危机。
1963年春，肯尼迪政府很想知道69岁的赫鲁晓夫是否将会退休。3月底，中情局来自莫斯科的报告称，赫鲁晓夫将在其生日那天——4月17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报告解释说，“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感到，由他来亲自主持即将与中国进行的谈判是一件尴尬事”。美国政府认这个情报极为重要，应该让英国知道此事，但后者并未表态。“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内部事务，我们一无所知。”一位英国官员在送给首相麦克米伦的文件上这样写道。
尽管华盛顿的中情局情报分析专家和驻苏使馆的外交官们不相信赫鲁晓夫即将退休的传言，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不是一旦处于守势就会选择离开的人，但是白宫收到的各种不同来源的情报表明，“苏联正陷入一种静悄悄的深层危机之中”。由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撰写的一份内容充实的高水平报告展望了后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然而，罗斯托并不是苏联问题专家，而且肯尼迪政府的克里姆林宫首席观察家对此也不乐观。卢埃林·汤普森担心，为了回应中方施加的压力，赫鲁晓夫可能会采取对西方强硬的路线。“我越来越担心，”4月初，他在给腊斯克的信中写道，“苏联人或许会被引诱去击落一架我方在苏联周边地区飞行的飞机。”
正当华盛顿在讨论赫鲁晓夫的未来问题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意外要求在4月3日秘密会见罗伯特·肯尼迪。当天下午，带着赫鲁晓夫的信——信夹在一张报纸中，多勃雷宁来到司法部。不仅送信方式极不寻常，而且信件竟有25页，也没有领导人之间通信惯用的格式。俄国把它称为“谈话文件”，而且文件明显采取了谈话的方式。罗伯特·肯尼迪看完信后颇感忧虑。“这是一派胡言。”事后他向肯尼迪总统透露道。这封信似乎又在重申赫鲁晓夫一贯口气强硬的论调：反对美国在柏林问题、禁核试验和古巴问题上的立场。两年来，他和肯尼迪总统一直和赫鲁晓夫打交道，而苏联人对美国立场的变化却知之甚少，对此，罗伯特·肯尼迪颇感吃惊。“这仿佛是一个来自火星的人写的东西。”肯尼迪说道。
在咨询其他官员之前，肯尼迪兄弟俩秘密讨论了这封信。肯尼迪总统认为，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冷战一触即发。早在1962年11月，他就曾要求顾问们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是否会在与西方对抗和和平共存之间作出选择。现在，肯尼迪考虑要以一种高姿态来影响赫鲁晓夫。他和罗伯特·肯尼迪商量，派后者立即访问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的任务就是要尽力纠正苏联领导人对白宫意图的误解。
访问未能成行。三天后，在与外交政策顾问的讨论中，肯尼迪总统提出了这一主意，却无人附和。腊斯克和邦迪客气而又坚决地劝阻司法部长从事这项特殊的使命。肯尼迪总统费尽口舌说服他们，罗伯特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使者，但是，后来他还是作出让步，同意腊斯克的建议，由美国前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作为特使出访莫斯科。哈里曼计划在当月底出访。
独立和平人士诺曼·卡曾斯计划几天后重返莫斯科。肯尼迪决定请他捎给赫鲁晓夫一封私人信件。“迪安·腊斯克已经和你说过，我们希望能扫除禁核试验的障碍。”卡曾斯出发前夜，肯尼迪告诉他。肯尼迪想让赫鲁晓夫明白，美国不愿意接受只进行3次现场核查的协定。“我认为确实有误解。看看你能否让赫鲁晓夫接受这个误解的事实。”4月10日，卡曾斯离开美国。
“不管何时下蛋，”赫鲁晓夫告诉美国客人，“我都要来这里。”4月12日，卡曾斯只在莫斯科住了一夜，赫鲁晓夫就把他带到皮聪达。他告诉卡曾斯，此前他曾在这里起草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稿，还有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现在，他说：“我有一些别的想法。”他说，他计划在5月中旬党的全会上宣布这些想法。
“我来这里下蛋，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赫鲁晓夫告诉卡曾斯，他已经在皮聪达待了三周，只会见了三位贵宾。他的生活遵循一种安逸的计划：早上锻炼身体，和教练或医生打羽毛球，然后去做按摩、散步，在游泳池游上一会儿。“之后我会思考片刻，再回来口授我的想法。累了就出去一会，再回来口授。”到这天结束，赫鲁晓夫又做了一次按摩。
卡曾斯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他很留意赫鲁晓夫的身体状况。莫斯科传说他的血压很高，卡曾斯不能肯定。“我只能说，”后来他告诉肯尼迪总统，“打10～12分钟的羽毛球，对他一个69岁的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上气不接下气。他动作灵活，反应敏捷，皮肤似乎富有弹性。坐下来谈话时，精力相当集中。”卡曾斯认为不同寻常的是，赫鲁晓夫似乎很能喝酒。“对其酒量，我感到很吃惊。”午饭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喝了两杯伏特加、两杯葡萄酒，还有一杯半白兰地。
赫鲁晓夫向卡曾斯透露，他准备结束与西方进行的禁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他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他已经给了肯尼迪在参议院通过这个条约所需要的东西，之后，他阐述道，不能再做让步。“我们伸出手，但没有被接受……现在我不得不关心国家的安全。”赫鲁晓夫宣称，科学家和军人们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而且，他们说美国实施的核试验要比苏联多70％。如果赫鲁晓夫要控制国内的反对派，他将不得不签订一个无损于苏联安全的条约。因此，他不会再作出让步。“相信我的话，我在尽力而为。对我来说，已经到头了。”
赫鲁晓夫计划一周左右返回莫斯科。他给卡曾斯留下的印象很深：苏联人可能会收回现场核查的提议，继续进行核试验。“主席先生，”卡曾斯说，“你让我很伤心。如果错失良机，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这位苏联领导人回答道：“说得对，或许20年，或许我们将会这样再持续20年，但是，告诉总统，我尽力了……伤心的不止是你一个人。”他向卡曾斯透露，也是向华盛顿发出信号，5月中旬他有些话要说。
赫鲁晓夫并未密谋在第三世界给美国制造压力，但是，1963年4月，数千英里之遥的老挝发生的事件让他对诺曼·卡曾斯说过的话似乎显得更加可信。当月初，在那个动乱之地费尽周折达成的停火局面已经瓦解。一个亲巴特寮的派别脱离了贡勒的控制，现在，他们正在进攻梭发那政府军。然后，到4月8日，巴特寮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离开老挝首都万象，前往巴特寮控制的地区，这加剧了联合政府的分裂。虽然华盛顿对苏联人是否实际控制着巴特寮还有疑问，但是，肯尼迪政府确信，北越和其老挝的盟友已经在这个地区发动了攻势。
4月19日、20日、22日，肯尼迪和其外交政策顾问一起讨论了如何向莫斯科和河内施压以限制其老挝盟友的行为。肯尼迪总统担心，随着老挝中立派武装力量的瓦解，有关老挝的日内瓦协定也会落空。
因为不知道如何在外交和军事上作出回应，肯尼迪要求五角大楼提出美国的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再次派出海军陆战队（1962年已撤出），对北越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或者甚至对古巴施压以引起赫鲁晓夫的注意。与此同时，肯尼迪还想让埃夫里尔·哈里曼直接向赫鲁晓夫提及他对老挝问题的关注，后者已计划访问莫斯科。肯尼迪仍然相信，苏联的对外政策只是一种倾向，还能被左右。
因为肯尼迪颇重视赫鲁晓夫在东南亚问题上将要作出的选择，卡曾斯向肯尼迪汇报了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情况。在设置秘密录音设备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卡曾斯告诫肯尼迪，赫鲁晓夫或许会在5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一个强硬声明，还主张美国应采取某种措施来阻止此事的发生。卡曾斯就此提出两个建议。首先，他建议美国接受一个为期6个月的、试探性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件，肯尼迪否决了这个建议。卡曾斯又建议肯尼迪发表一个有关和平问题的重要讲话。肯尼迪总统曾在1961年9月25日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过一次讲话，提及要以和平竞争取代军备竞赛，考虑到这个背景，卡曾斯主张现在正好提醒苏联人注意美国对和平所做的承诺。肯尼迪对此颇感兴趣。卡曾斯承认，他最担心的是，如果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坐大，那将会“影响和平，帮尼克松的忙”。（尼克松时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5月的第一个星期，总统首席撰稿人特德·索伦森打电话告诉卡曾斯，肯尼迪已经采纳其建议，就和平问题发表一次讲话。对白宫来说，肯尼迪似乎将于6月10日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这次讲话。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个大学位于华盛顿特区。索伦森让卡曾斯把其想法告诉他。
4月20日，皮肤晒得有些棕黄、神情也明显放松的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三天后，他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科勒和英国驻苏大使汉弗莱爵士[10]。他们带着各自政府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两份建议内容相同。“这个建议的理由不足。”赫鲁晓夫对两位大使说。华盛顿和伦敦仍然坚持要求进行三次以上的现场核查，并就此达成协定。“你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安插你们的间谍，他们会从情报机构得到指示。”赫鲁晓夫说道，“我们不赞成这个主张。我们不会容忍任何间谍行为。”再次提及柏林问题时，赫鲁晓夫提醒美英两国政府，若柏林问题毫无进展，那么，也无法就军备控制问题达成一致。“你们不想对德国问题作出决定，但是，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若你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军备控制问题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国问题。”这是他最后一次阐述苏联的对外政策。
约翰·肯尼迪一直把1963年春视为冷战的转折点。4月25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请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位苏联领导人想为莫斯科制订一条新的路线，准备让马利诺夫斯基来劝说军方，这条新的路线将无损于苏联的国家安全。
和马利诺夫斯基一同从皮聪达回来后，赫鲁晓夫带来两个新观点：第一，柏林问题不应当再成为美苏达成一致的拦路石；第二，如果不能就全面禁核试验和西方达成一致，莫斯科应该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禁止在大气层、太空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只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11月以来，赫鲁晓夫回避了向西方施压的策略。1958年以来，施压一直是他的外交策略。4月25日，在主席团会议的讨论中，赫鲁晓夫有意要把这一想法确定为对美外交的策略。
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委员，与英美大使的谈话没有结果。之后，赫鲁晓夫提出一条新的军备控制政策。军事顾问告诉他，苏联将不再需要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并就此做了解释。赫鲁晓夫建议不附加任何条件，争取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方面达成一致。9月，他曾向肯尼迪提出过部分禁核试验条约，但有附加条件，即美国人也要同意签订一个为期五年的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他还表示，五年后若达不成永久禁止地下核试验的协定，届时苏联将考虑废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次赫鲁晓夫并未提起地下核试验，而是强调，消除水下和空中的主要辐射源有利于宣传。在宣布莫斯科应准备向西方提交这个方案时，赫鲁晓夫对柏林问题的谈判只字未提。若不会为柏林问题付出代价，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将会达成部分禁核试验条约。
正如1962年10月25日所做的那样，当时赫鲁晓夫要求主席团委员批准和肯尼迪进行交易以结束导弹危机的方案，他自己则保留择机向美国和英国提交方案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有可能马上达成协议……这只是一个拟订方案的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形成这个策略并选择时机——最有利于我们的时机。”
次日，赫鲁晓夫会见了肯尼迪的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并与之讨论了老挝问题，但并未披露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赫鲁晓夫只想向华盛顿转达这一看法：尽管他仍然信任日内瓦方案，但是，比起老挝这个小问题，超级大国实际上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关注。他告诉哈里曼，因为只有200万人口，老挝“实际上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应设法“忽略这个问题”。赫鲁晓夫的美国客人发现，他无意利用东南亚近来发生的令人疑惑和滑稽的事件再和肯尼迪挑起争端。“赫鲁晓夫不耐烦地大声嚷嚷道，他不了解这些愚蠢的老挝人的名字，也分不清这些名字。”随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后来报告了白宫。然而，大约一周后，赫鲁晓夫要利用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向肯尼迪和世界宣布其他需要优先解决的重点问题。
1963年5月底在波恩召开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西德总理把苏联大使带到一旁。再过几个月，88岁的康拉德·阿登纳就要退休了。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想促成一些事情。阿登纳告诉苏联大使，他希望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和莫斯科关系的正常化。西德总理解释道，他一直希望作出这种安排，但是因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一目标还未实现。
阿登纳向苏联人转达的是，为改善两国关系，他经常不得不孤军作战。1955年，他决定要和莫斯科恢复外交关系，不仅遭到外交部长，而且还有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以及政府其他人物的反对。然而，外交部长和国务秘书还继续反对他的东德政策。也正是这两个人确定了驻莫斯科的首任大使人选，那个人后来证明极不适合这一位置。第二任大使汉斯·克罗尔成功地和赫鲁晓夫建立了直接联系，反对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那些人千方百计召回了他。“最后，就被弃置不用，不可能再回到莫斯科就任大使职位。”阿登纳说道。在召回大使这件事上，阿登纳称他完全是被动的。“当然，若没有我们的盟友出主意，也不可能使用这种手段。”
阿登纳决心要让他的话对苏联人产生最大的效果。他告诉苏联大使，苏联不应过分关注他要在10月退休的消息。“我的退休时间只取决于我，”他说道，“我没有停下来，而且为争取实现我的计划，我不准备停止斗争。”他也赞扬了前驻苏大使汉斯·克罗尔一直和苏联驻波恩大使进行的建设性讨论。
4月～5月初，经阿登纳允许，汉斯·克罗尔拜访了苏联驻西德大使。在会谈中，汉斯·克罗尔不仅抱怨西德外交部亲美派的游说活动导致了他的退休，而且还试图鼓励克里姆林宫利用阿登纳时代行将结束的时机来做一些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汉斯·克罗尔解释道，阿登纳暗示他应当回到莫斯科。“难道你平时不到苏联休假吗？”西德总理曾这样问他。这位前驻苏大使告诉苏联大使，除非苏联人提出一些新主张，否则，他不会回到莫斯科。他也暗示，阿登纳或许不会在1963年退休，如果莫斯科作出一些姿态的话。
西德总理决定直接和苏联会谈，把汉斯·克罗尔的试探行为变成了一次重要的机遇。赫鲁晓夫从来都认为，和西德结盟是可能的，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是邻国且有经济方面的利益。虽然他并未期待过阿登纳会成为一位承认这些共同利益的西德领导人，但是，他并未打消这种可能性，即这位西德总理最近已经作出了改变。1955年，尽管多年来许诺不与苏建交，但阿登纳和苏联的建交，却让美国人大吃一惊。
6月4日，阿登纳和汉斯·克罗尔一起讨论如何引起苏联的关注。6月11日，苏联大使会见了汉斯·克罗尔。阿登纳并无新的提议，但是，退休前他准备派汉斯·克罗尔去莫斯科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他提及实现“民众的和平”，并且告诉莫斯科，他能接受冻结目前局势30年的方案，即保持两个德国、一个分裂的柏林、不改变战后波德边界的现状。
阿登纳秘密接近苏联人的同时，肯尼迪政府也在准备6月10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超级大国间要保持和平的演讲，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5月底，就总统助手向西奥多·索伦森提供写作材料一事，麦乔治·邦迪询问了阿瑟·施莱辛格和其他一些富有思想的自由派人士。索伦森一直和诺曼·卡曾斯保持着联系。索伦森找出了1962年春肯尼迪准备在苏联发表电视演讲的一些片断想法。由于肯尼迪决定继续进行核试验，而赫鲁晓夫也在施压，两国领导人的这次电视演讲最终落空。比起一年前曾考虑过的双方有共同利益的说法，肯尼迪总统的想法走得更远。古巴导弹危机认可了一种新的辞令。“1963年以前，或许他非常相信他在美利坚大学演说的一些关键内容，但是，他不觉得他能公开讲出来。”邦迪后来回忆道。冷战持续近20年，美国人民对声称苏联人是恶魔的政治人物产生极大的怀疑。对共产主义镇压的本性，肯尼迪并不是不知道，但是，过去的一年里，他知道了赫鲁晓夫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古巴导弹危机中，当其欺骗手法曝光后，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实力表现出非常谨慎的尊重，非常担心发生意外事件和误解。总统任期最后一年，艾森豪威尔曾试图就苏联的威胁问题来教育美国公众，但最终也未达目的，艾森豪威尔让位给一位年轻人，后者之所以取胜，部分是出于对这位二战老英雄的担心，担心当他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已经让狡猾的赫鲁晓夫悄悄地从身旁溜了过去。执政近千日后，这位年轻人才明白，对于苏联的威胁，他做了错误的判断。他也相信，因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上取得成功，作为总统，他赢得了公众的赞誉。
面对1963届毕业生，肯尼迪暗示，比起其父辈所处的1930年代，他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时代可能会更幸福。他相信，实现持久和平是可能的，但是，它不是一方强加的。肯尼迪说：“不是美国强权之下的和平——不是靠美国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而且也是永久的和平。”肯尼迪的讲话已经超越了大学生的范围，他在对全美国、全世界讲话：“有人说，提世界和平无用……直到苏联领导人采取一种更加开明的态度。我希望他们这么做。我相信我们能帮助他们这么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态度。”在其就职演说中，肯尼迪曾经激励美国人，为了国家的正义事业和世界的自由，他们“要承受任何负担”。现在他号召美国人抛弃他们头脑中的孤立主义意识，好好想想竞争对手的想法。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绥靖姑息，而是理解。“让每个国家自己选择其未来，只要那种选择不会干涉其他国家的选择”。肯尼迪接受了这样的假设——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和平共处。“归根到底，我们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联系，这就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关心着孩子们美好的前程。况且，我们之中谁都不能永生。”承受着国家的希望，肯尼迪把自己投身于结束冷战威胁的工作之中。“满怀信心，毫不畏惧，我们辛勤努力——不是为了毁灭的战略，而是为了和平的战略。”
三天后，赫鲁晓夫也召集会议制定自己的和平战略。虽然他未提及肯尼迪刚刚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讲，但是，演讲对这位苏联领导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告诉工作人员，从罗斯福总统以来，这是历届美国总统发表的最好的一次演说。向主席团解释实现缓和的原因时，赫鲁晓夫并未提及美国出现的新情况，而是谈到了阿登纳秘密行动的意义。
1955年以来，苏联人一直希望西方有如此举动。虽然有理由怀疑阿登纳的真诚，但是，西德的主动最终成为赫鲁晓夫撤销失败的柏林政策的一个借口。“让我们来改变战术。”在6月13日主席团的一次正式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我们将不会得到美国人的同意。”他回忆了柏林危机失败的原因。美国手上常常握着贸易禁运的大棒，这已经严重损害了东德的经济。因此，赫鲁晓夫不能对美国人长期施压。现在，西德人提出了一个绕过美国人的方式。
赫鲁晓夫相信，和西德人达成协议是有理由的。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经济纽带能密切两国的关系。他喜欢回忆魏玛共和国和苏维埃在拉帕洛条约名义下开展的全面经济合作。这个条约是德苏两国领导人于1922年签订的。后来，西德和苏联的贸易额大幅增长，到1962年，苏联转而向德国制造商购买钢管。“我们确实是合作伙伴，”13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向克里姆林宫的与会者解释道，“美国人、英国人，还有法国人，他们都是竞争对手。”赫鲁晓夫认为和西德保持特殊关系是可行的。“拉帕洛对联邦德国和苏联都有利。”
赫鲁晓夫下令苏联外交部拟定和西德方面谈判的内容。究竟以官方代表团的名义还是以在苏联度假的名义——就像汉斯·克罗尔一样——来访，由西德来决定。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委员，他期望美国人接受西德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这一事实。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不会威胁他们。他预料只有法国会反对，若失去和波恩的特殊关系，后者将会感到不安。
3月底朱庇特导弹的撤出，阿登纳的主动，还有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讲，都增强了赫鲁晓夫的信心：在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方面，1963年是他进行最大政治投资的好时机。4月，赫鲁晓夫曾提到，克里姆林宫应做好准备，在莫斯科选定的时机向美国人和英国人提出一项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方案。现在，他认为时机已经来到。
1963年7月2日，赫鲁晓夫宣布，准备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一个极为合适的场所——东柏林的一个会议室，他发表了这一声明。实施四年之久的柏林策略的终结激活了禁止核试验条约。
华盛顿和伦敦热烈欢迎这个声明。两国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前往莫斯科。三周后，条约拟定，三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冷战缓和时期的开始。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可能有所不知，赫鲁晓夫已经耗尽了为建立信任而准备的种种想法。在全面裁军问题上，或者在柏林问题上，苏联都没有表现出新的灵活性。同意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赫鲁晓夫还在竭力和西方在世界各地以及工业化国家为争夺新盟友而竞争，意识到此，甚至更令人失望。1955年以来，一直都有这种竞争，赫鲁晓夫的目标是仍要为竞争保持一种更好的氛围，竞争的武器将是观念，主要的利益将是军备预算的削减。这就是赫鲁晓夫经常宣扬的和平共处的理念。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对此，赫鲁晓夫并不抱任何幻想。除在意识形态上厌恶与美国达成一致外，中国还想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面对国际社会禁止核试验的压力，这个计划将更难实现。但在赫鲁晓夫看来，从年初以来，他试图改善中苏关系的努力并无任何收获。因此，也无所谓损失。1月，他曾告诉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如果莫斯科听任和中国的分裂持续下去——他所谓的断绝关系，只会助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断绝关系不是共产党的做法。”他认为，苏联应该显示出一个世界领导者应有的耐心，“我们在为未来开辟道路……而且我们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之后，在1963年5月卡斯特罗访苏期间，赫鲁晓夫承认，他确实不理解中苏关系为何紧张。“瞧，我在问自己，”他告诉卡斯特罗，“分歧何在？我们主张和平，他们也主张和平。我们主张和平共存，而他们也一样。问题出在哪里？”
确实，他承认中国不满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独断行为。“他们想坐头把交椅。”赫鲁晓夫说道。北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这不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说过，他们追随列宁，赫鲁晓夫设想，在列宁主义的发源地——莫斯科的庇护下，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最终应该都能解决。在其有生之年，赫鲁晓夫从未意识到帝国主义有这种本能。
赫鲁晓夫在东柏林发表讲话，主张实施部分禁止核试验。其间，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取消了以后几个月会谈的议程。最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不打算互访。与会的双方代表分别为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和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会谈失败。邓小平首先做了长达4小时的讲话，双方代表团立即陷入唇枪舌剑之中。尽管结果并未出乎预料，但是，会谈让中苏关系进入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和中国人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在克里姆林宫首次召开的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8个月，国际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赫鲁晓夫国际战略的变化。1963年仲夏，苏美关系远好于苏中关系。在一系列单边行动中，赫鲁晓夫不再把柏林问题视为要优先解决的国际问题，而1958年以来，他一直把柏林问题置于首位。面对1963年春遭遇的一系列国内外挫折，赫鲁晓夫选择了退让和和谈之路，而不是制造紧张局势。尽管现在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得不担心，苏联东欧集团的存在似乎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事实，但他还是让自己改变了思维，而且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1]弗兰克·肯扬·罗伯茨爵士（SirFrankKenyonRoberts，1907年10月27日——1998年1月7日），英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9—1940年任英法最高战争委员会英方联合秘书。1945—1947年任驻苏联公使。1949—1951年任驻印度高级专员。1951—1954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55—1957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7—1960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60—196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3—1968年任驻西德大使。
[2]阿瑟·霍布森·迪安（ArthurHobsonDean，1898年10月16日——1987年11月30日），美国外交官。
[3]诺曼·卡曾斯（NormanCousins，1915年6月24日——1990年11月30日），美国政治记者、作家。
[4]福伊·大卫·科勒（FoyDavidKohler，1908年2月15日——1990年12月23日），美国外交官。1931年毕业于俄亥俄大学，随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45—1946年任外交部近东事务司副司长。1962—1967年任驻苏联大使。1967年退休。晚年在大学任教。
[5]詹姆斯·哈德斯蒂·克里奇菲尔德（JamesHardestyCritchfield，1917年1月30日——2003年4月22日），1939年毕业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48年加入中央情报局。1959—1969年期间担任中央情报局近东部门负责人。1963年参与策划了推翻伊拉克卡希姆政权的政变。1974年退休。
[6]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阿里夫·贾马利（ʿAbdal-RahmanMohammedʿArifal-Jumayli，1916年4月14日——2007年8月24日），伊拉克资产阶级政治家。1937年毕业于巴格达军事学院。1941年参加了反英起义。1948年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1958年参加了“七·一四”革命。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于1958—1962年任装甲兵参谋长。1963—1966年期间历任萨拉赫丁省装甲团团长，第六装甲旅旅长，第五师师长等，并于1964年代理陆军总参谋长和地面部队司令。1966—1968年任总统。1967年5—7月任总理。1968年7月17日在政变中被推翻下台，随即流亡土耳其。1979年萨达姆上台后回国。2004年移居约旦。2007年死于安曼。
[7]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Шостакович，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苏联音乐家。
[8]伊里亚·格里哥里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ГригорьевичЭренбург，1891年1月14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作家。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8年流亡法国后脱离革命活动，专心从事写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在苏维埃政府任职。1921年后以苏联报刊记者的身份长期旅居国外。1936年曾参与对西班牙革命和内战的报导。1939年在法国被捕，后获释返回苏联。1941年参与对卫国战争的报导。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斯大林死后成为“解冻文学”代表人物。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9]罗伊·赫伯特·汤姆森，第一代汤姆森舰队男爵（RoyHerbertThomson,1stBaronThomsonofFleet，1894年6月5日——1976年8月4日），英国报刊业大亨。
[10]汉弗莱·特里维廉，特里维廉男爵（HumphreyTrevelyan,BaronTrevelyan，1905年11月27日——1985年2月9日），英国外交官。1953—1955年任驻中国临时代办。1955—1956年任驻埃及大使。1958—1961年任驻伊拉克大使。1962—1965年任驻苏联大使。1967年任亚丁高级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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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古巴导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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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U-2间谍飞机的侦察飞行，瓦解了赫鲁晓夫的庞大阴谋。美国的先进技术再次导致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失败。1962年10月初罗伯特·肯尼迪会见博利沙科夫一周后，麦乔治·邦迪告诉了肯尼迪一个坏消息。9月，和其他人一样，他曾向肯尼迪建议，赫鲁晓夫不可能在古巴部署战略武器。而现在——10月16日，他却带着这些照片——中情局的照片分析专家相信，上面有古巴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中情局安插在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的间谍奥利格·潘科夫斯基——一年前的柏林危机他曾大显身手，曾转交过有关R-12导弹手册，这对情报分析专家判断照片内容颇有帮助。他们对这些照片确认无疑。邦迪向总统表明，对此他也深信不疑。
肯尼迪立即断定，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虽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他保证过，这些导弹将不会打破美国在战略力量均势中的优势地位。但总统还是认为，导弹可能会让心理的天平倾向赫鲁晓夫一边。一个月前，美国才刚刚发出过警告，不可能接受苏联向古巴部署导弹的任何事实，而且特别强调导弹是进攻性武器。克里姆林宫随后公开作出承诺并通过秘密渠道称，苏联向古巴提供的武器不包括导弹。如果他突然改变说法而接受这个既成事实，那么美国的盟国，更不用说美国人民，就会怀疑美国总统的话是否可信。
其后的6天里，肯尼迪秘密会见了他的古巴问题团队——一个以罗伯特·肯尼迪为中心的小组，副总统、麦克纳马拉、邦迪、中情局的约翰·麦科恩、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1]、财政部长C.道格拉斯·狄龙、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肯尼迪的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以及苏联问题首席专家卢埃林·汤普森。最后，召集了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会议，这个小组讨论了如何撤走导弹的问题，讨论中偶尔还有辩论。
肯尼迪的首选是发动突然空袭，在导弹威胁美国之前就把它们完全炸毁。美国情报部门相信导弹还未投入使用。当讨论深入后，这种选择的弱点也暴露无遗。“打击能有多大效果？”10月16日肯尼迪问道。“总统先生，我们知道，空袭从来都不能保证会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答道，“我们希望在第一波空袭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没有一个军方指挥官能向肯尼迪保证，所有被发现的导弹阵地都能被一次性摧毁，而且也没有人敢说已经发现了所有的苏军导弹阵地。其他军事选择，如以地面部队向古巴发动大规模戟，并无吸引力。五角大楼估计，要把进攻所需的地面部队集结起来就要一周时间，而且也只能在空袭摧毁导弹后，他们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而部队的任何调动都将影响到袭击的突然性。
也有人反对发动突然袭击。罗伯特·肯尼迪提醒他的哥哥，对他们这一代来说，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比不上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的突然袭击。确信只发动一次空袭的肯尼迪总统开始同意，向莫斯科发出某种形式的警告。
因为每一种进攻方式都有很大风险，肯尼迪也开始考虑以外交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10月18日，他让自己最喜欢的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草拟一封给赫鲁晓夫的信，提议举行谈判。但在最后，索伦森，更重要的是肯尼迪，发现了一种既能启动外交程序，而又不会示弱的方式。肯尼迪逐渐倾向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以海上封锁或隔离古巴的方式来向苏联人施加压力，同时也让赫鲁晓夫考虑，他是否要把世界拖入一场战争之中。起初，大家认为海上封锁可能不会对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起作用，肯尼迪认为，倘若一定要袭击导弹阵地，那么，美国还要继续作好军事打击的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将寻求西半球盟国以及北约的支持，以形成一条对抗赫鲁晓夫的统一阵线。
直到10月22日，对白宫激烈的政策之辩，克里姆林宫毫不知情。那天下午，莫斯科同时收到克格勃和格鲁乌驻美情报站的情报，情报称，那天上午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行为异常。几小时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一点半，皮埃尔·塞林杰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总统将于晚上七时就“国家大事”向全国发表讲话。苏联情报部门还猜不出肯尼迪的讲话将涉及哪些外交问题。“新闻界强调，”潜伏在华盛顿的格鲁乌间谍写道，“官方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仍然保密。据说可能涉及对古巴或柏林采取的新措施。”
对于来自华盛顿的这条消息，赫鲁晓夫反应极快，他马上得出结论，无论美国总统发表何种言论，都将会影响11月的宏伟计划。他也怀疑肯尼迪要对古巴问题发表讲话。几天前，赫鲁晓夫刚刚看过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肯尼迪、腊斯克近期会谈的报告。会谈是10月18日葛罗米柯结束联合国大会回国途中进行的。从这些报告中赫鲁晓夫感觉到，美国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立场很强硬。
赫鲁晓夫要求主席团成员弗洛尔·科兹洛夫在晚上召集主席团特别会议。科兹洛夫和赫鲁晓夫都认为，克里姆林宫将面临一次古巴危机。当米高扬问及为何要召开临时会议时，科兹洛夫答道：“我们要听听肯尼迪对古巴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总参谋部的负责人伊万诺夫上将也被邀请与会。为了与赫鲁晓夫的想法保持一致，马利诺夫斯基收集了有关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军事现状的所有资料，而伊万诺夫刚准备了一份有苏联在古巴军事现状的简要报告。
尽管部分克里姆林宫高层人士对会议深信不疑，但会议的议程——“讨论对古巴和柏林的进一步行动”，却透露出克里姆林宫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不安心理。一个月前，赫鲁晓夫曾自信地告诉西德驻苏大使汉斯·克罗尔，他将会决定美苏关系何时再次发生危机。肯尼迪即将发表讲话，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他已失去对事态的控制。
1962年10月22日（星期一）莫斯科当地时间晚上10点，主席团会议召开，这可能是赫鲁晓夫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现在已经知道，”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首先发言，主席团12位委员全部与会，“肯尼迪要发表某种形式的讲话。”他说，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危机会涉及古巴。苏联塔斯社已经报道——事实证明这一报道并不准确，“载有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美国海军舰船已经开始集结”。此时为华盛顿时间下午1：30分，离肯尼迪发表讲话还有4个小时。
赫鲁晓夫把发言权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后者向与会委员们保证，美国不会发动任何形式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不可能发动“闪电行动”，他说道。“如果肯尼迪要宣布发动进攻，”他要克里姆林宫相信，“我们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准备。”古巴的格鲁乌小组负责监视佛罗里达地区。那天上午，他们再次加强了长期以来对美国军事通信的监听工作。他们截获了一条美军在佛罗里达集结的新情报，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近期将会对古巴发动进攻。因此，马利诺夫斯基报告，他完全相信主席团将有时间来考虑肯尼迪的讲话。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这位国防部长似乎颇有些自信，“肯尼迪的广播讲话将会是大选前玩弄的某种形式的诡计”。马利诺夫斯基认为，目前还没有必要让9月底就已运抵古巴的苏联R-12导弹进入战斗状态。
随后，总参谋部伊万诺夫将军报告了古巴岛及其周围苏军的情况。根据赫鲁晓夫在皮聪达发布的指示，伊万诺夫已经为古巴的苏军制定了作战程序。9月，他命令R-12和R-14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在发射导弹前应等候莫斯科的命令。伊万诺夫向主席解释道，古巴的一部分R-12导弹已可以投入战斗。危机开始前，所有这类导弹的核弹头已经装上“因迪吉尔卡”号货船。然而，因为阿纳德尔计划在9月有所变化。因此，射程更长的R-14导弹及其核弹头，尚在航行途中，还未运抵古巴。而且部署这些导弹还需要一些时间。运载R-14导弹的卡西莫夫号和克拉斯诺达尔号货船航程尚未过半。
赫鲁晓夫9月要求部署的短程导弹已经运抵古巴。因迪吉尔卡号货船运来12枚“月神”导弹、44枚FKR巡航导弹及其核弹头。截至10月22日主席团会议召开之时，”月神”导弹已经配置到苏军步兵部队，巡航导弹也已被部署到海岸阵地以及美国关塔那摩军事基地附近。这两类导弹主要用于保卫古巴岛，射程更远的导弹则用来防备美国及古巴流亡人士对古巴发动的进攻。莫斯科保留对“月神”导弹和FKR巡航导弹核弹头的控制权。核弹头被保存在一个特殊设施中，离导弹发射阵地仅有数英里远。
尽管苏联已经在古巴充分展示了军事力量，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对肯尼迪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不安。他已听说了传到克格勃总部的一则谣言，称“列宁的事业将被葬送”。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据说斯大林担心苏联会灭亡。这和那次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赫鲁晓夫意识到，他改变战略均势的努力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一场核战争，而这正是他极力要避免的后果。赫鲁晓夫向与会委员们吐露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混乱：“问题是我们不想发动一场战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威胁他们，不让他们对古巴采取行动。”美国在苏联周边地区建立的导弹基地，“一直遏制着我们”，他承认。为什么苏联不能拥有自己的导弹基地？
尽管他说自己“同意马利诺夫斯基的看法”，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像国防部长那样自信——肯尼迪不会对古巴发动侵略。猪湾事件以来，赫鲁晓夫已经愈发相信，约翰·肯尼迪不能完全控制美国政府。在赫鲁晓夫看来，很大程度上，活跃在白宫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影响着肯尼迪，这远甚于他们对艾森豪威尔海外行为的影响。赫鲁晓夫提醒与会委员注意肯尼迪10月18日对葛罗米柯发表的看法。“肯尼迪提及古巴时，字斟句酌。”这是他读了俄文会谈记录后得出的结论。美国国务卿的讲话更令人忧虑。“在会谈中，”赫鲁晓夫说道，“（腊斯克）虽然谈论的是柏林问题，但实际上提及的却是古巴。”他有些不安地说道：“腊斯克告诉葛罗米柯，古巴和美国就像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一样。”一年前，他的女婿阿朱别依就1月30日和肯尼迪的谈话向他作了汇报，那时他首次产生忧虑感。和那次一样，这次谈话也让他感到忧虑。
赫鲁晓夫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找入侵古巴的借口，即将发表的讲话意味着美国人已经找到借口。“不幸的是，他们可能要发动进攻，而且我们将会回应。这可能会以一场战争而结束。”赫鲁晓夫的结论有些悲观：“问题是，我们没有部署我们想部署的所有武器，而且我们没有公布和平条约。”他没有在这次会议上解释其中的原因，而是认为，已经运抵古巴的24枚R-12核导弹还不足以起到威慑和保护古巴人的作用。赫鲁晓夫并未建议莫斯科立即宣布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这个军事行为可能会遏制美国，不让它对古巴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而是搓着双手，因为他没有在8月底采纳古巴人的建议，发表苏联和古巴的防卫协定。比起完成了一半的阿纳德尔计划来说，他认为防卫协定对肯尼迪的印象会更深。奇怪的是，那天晚上当赫鲁晓夫为自己辩解时，似乎从未考虑过利用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来阻止对古巴的入侵。比如，他就没有建议威胁北约位于西柏林的军事基地，那里是一个薄弱环节。
最新得到的会议记录澄清了那天夜里赫鲁晓夫作出抉择的过程。在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之后，赫鲁晓夫很快提出一连串选择方案。“我可以通过电台来宣布，苏联和古巴有一个共同防卫协定，”他说道。然后，他自言自语道：“对此美国将如何回应？”赫鲁晓夫预计，可能会有三种结果：“他们可能会宣布封锁古巴，而不采取其他措施；他们可能会拦截我们那些正驶向古巴的船只；或者他们也可能会打消入侵古巴的想法。”
赫鲁晓夫感到，克里姆林宫自己要做好应对准备，以防肯尼迪对古巴发动进攻。他大声问道，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古巴人，不知道那样是否有用？“如果发动进攻，所有的武器都在古巴人手中，他们将宣布作出回应。”他告诉与会委员，否则，苏军将不得不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来保卫我们的阵地和卡斯特罗政权，尽管“眼下还不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时机”。
提出这些选择方案后，赫鲁晓夫要求休会五到十分钟，“以便同志们考虑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证据表明，此前克里姆林宫的决策层曾经通盘考虑过，到底如何使用这支被派到远离苏联一万两千英里远的古巴的部队。5月，委员会曾被要求同意出于政治目的而在古巴部署这支部队。苏联的军事条令认可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武器，这也被北约的军事条令所认可，但是如何在古巴使用这些武器却没有明确计划。苏联国防部从未签署过一道命令，即在古巴的苏军司令被授权根据情况来决定是否使用战术武器。但直到那天——10月22日晚上11点，苏联的决策层似乎也从未考虑过使用另一种战术武器——FKR巡航导弹，那是5月最早制定的那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短暂休会后，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收到了两份重要报告。来自外交部的报告称，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多勃雷宁大使，苏联大使馆将会在讲话开始前一个小时——莫斯科当地时间凌晨一点，收到一份肯尼迪的讲话稿。国防部补充道，从莫斯科情报机构收到报告称，北约和南美国家的大使们正在举行磋商会。
听到这些报告，米高扬和长期担任主席团委员、59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都表达了他们对加勒比地区局势恶化的忧虑，并认为美国进攻古巴迫在眉睫。赫鲁晓夫并不这样认为，这就是他为何曾要求委员们考虑采取极端措施的原因。赫鲁晓夫认为，现在应该考虑莫斯科向古巴苏军司令伊萨·普利耶夫[2]将军下达命令了。赫鲁晓夫已经想到一些事情。“要让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他口授道，“暂时先不要把核武器配置给所有部队。”在他当时的思绪中，只下这样一道谨慎的命令还远远不够，“如果美国人登陆，”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使用）战术核武器，但是只有在发出命令后才能使用战略核武器。”然后，他让国防部长向所有与会委员宣读了草拟的命令。
就像1958年以来那些关键时刻的表现一样，米高扬再次面对赫鲁晓夫站了起来，要求采取温和措施。米高扬并不喜欢听这些话。“难道不使用那些导弹就意味着会爆发一场核战争？”他质问马利诺夫斯基。国防部长回答得结结巴巴，并没有让米高扬感到他注意到了局势的严峻性。
米高扬也批评了在现在或以后的危机时期将导弹控制权交给古巴人的想法。“如果美国人知道我们控制着导弹，那么他们将会设想，我们不会冒某种形式的核风险，因为我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华盛顿认为卡斯特罗控制着核武器，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他们发现导弹掌握在古巴人手中，他们就会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挑衅行为。”米高扬认为，华盛顿可能会认为，古巴人会发射这些导弹。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米高扬想要打消美国人的一切疑虑，即这些导弹现在、将来都要处于苏联人的控制下。
因为赫鲁晓夫的许多亲信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都得到提拔，1958年11月，米高扬曾强迫他放弃了单方面终结美国对西柏林占领权的行为，与那时相比，现在的赫鲁晓夫拥有更大的权力。然而，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有40年的从政经历，为人极为圆滑，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1961年，赫鲁晓夫想击落一架飞越东德的西方国家飞机，以显示他对柏林问题谈判进展缓慢的不满，而米高扬成功打消了赫鲁晓夫的这一想法。今天晚上米高扬的话也让赫鲁晓夫处于守势。
“导弹是苏联的财产，我们要让它处于我们的绝对控制之下。”赫鲁晓夫接受了米高扬的观点——不把导弹交给古巴人而挑衅美国。然而，在莫斯科的核武器究竟是否应该用于挽救古巴政权这样的大事上，他拒绝作出让步。“如果我们不使用核武器，”赫鲁晓夫说道，“那么，他们可能会占领古巴。”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说赫鲁晓夫曾经希望得到由他提拔的国防部长支持的话，那么，他并未达到目的。“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军力还不足以占领古巴岛。”马利诺夫斯基说道。即使国防部长作出这个更为乐观的判断，但是，赫鲁晓夫依然不打算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看法上作出让步。“美国人可以从驱逐舰和佛罗里达的导弹阵地上发射火箭，而不用派出任何飞机。”他争辩道。
此时，主席团另一位委员、第一副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介入讨论。他对此的贡献似乎并不为人所知。这次会议并没有留下他的发言记录。然而，柯西金发言后，会议谈论的焦点完全改变了。不管他说了什么，都已经说服与会者不再考虑何时使用核武器，而开始考虑如何来控制局势，不使之升级为一场核战争。即使不使用战略核导弹，莫斯科若使用战术武器来对抗美国的登陆，依然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驻古巴苏军配备的“月神”战术核导弹射程为31英里，装备有2千吨当量的核弹头，足以辐射距爆炸中心一千英尺的范围。而已经部署在岛上的36枚FKR巡航导弹，威力甚至更大。这些导弹都被设计用来摧毁入侵的舰队，射程为100英里，核弹头介于5600～12000吨当量。苏联人在古巴的战术核武器足以摧毁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
面对主席团委员们的忧虑，赫鲁晓夫作出让步，声明不再提“为保护古巴而使用核武器”的说法后，他要求修改给驻古巴苏军司令的命令。命令被改为：为防备美国入侵，克里姆林宫授权普利耶夫可使用“各种武器，（火箭部队司令）伊戈尔·D.斯塔岑科[3]少将所控制的武器和尼古拉·K.别洛博罗多夫所控制的核弹头除外”。普利耶夫可以使用短程“月神”导弹和FKR巡航导弹，但是，这些武器只能装载常规弹头。莫斯科声明放弃在古巴可随意使用各种作战手段的命令。谨慎的米高扬再次帮助阻止了发动核战争的狂热情绪。
他们担心，如果美国情报机关截获这道命令，五角大楼可能会利用苏联的弱点。因此，马利诺夫斯基建议，或许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看到肯尼迪讲话稿后，再发出这道命令。美国政府已经答应要在莫斯科时间凌晨一点送来讲话稿，他说道，“否则，会给他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借口”。
尽管马利诺夫斯基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决定不必等待肯尼迪的讲话稿。午夜前5分钟，国防部把这道命令发往古巴。然后，凌晨一点一刻，外交部的库兹涅佐夫给克里姆林宫决策者带来了肯尼迪讲话的俄文译文。在讲话稿中，美国总统要求苏联从古巴撤出核导弹，并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但是，暂不采取军事行动。“从其语气来看，似乎这不是对古巴的宣战声明，而是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迅速扫了一眼讲话稿后，赫鲁晓夫说道。与会者松了一口气。赫鲁晓夫然后建议休会至早晨，以便他们都能睡一会。他决定留在克里姆林宫，在办公室的一张长沙发上休息，以便处理紧急情况。
当天夜里，对正在靠近美国海军的苏联军舰和潜艇作出决定之前，主席团休会了。肯尼迪在讲话中并未提及设定封锁区或封锁线，只是声明“所有前往古巴的船只，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或港口，若被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会被要求返航”。公海上还有苏联的一些非常贵重的进攻性武器。载有R-14弹道导弹及弹头的货船还在北大西洋上向南行驶，而10月1日离港的4艘F级潜艇正在靠近古巴。每一艘柴电动力F级潜艇都携带有一枚核鱼雷。
潜艇的航行计划稍晚了一些。所有的潜艇本应在10月21日～10月23日之间抵达古巴马列尔港。离目标最近的一艘F级潜艇还在百慕大北部海域航行，再有两天才可抵达港口，它后来被北约辨认出是C-23号潜艇。其他几艘沿百慕大南部呈扇形分布。C-18和C-19都在百慕大南部300多英里处，离古巴还有3天的航程。C-26尾随在苏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船后面，位于古巴东北200多英里处，靠近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C-26保护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船装载有核弹头。
肯尼迪对莫斯科的讨论一无所知。在发表讲话前，他一直在寻求政治上的支持，以便找到一个能让古巴撤出导弹的途径。在排除首先动武的措施后，肯尼迪还需要打消国内对他的种种忧虑——他还做得很不够，而他则向欧洲和加拿大盟友保证，不能做得太多。发表电视和广播讲话前，助手为他安排了一次和国会领袖的见面会。
这次会见对肯尼迪极为不利。令人生畏的国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质疑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我的立场是，应该警告这些人。”拉塞尔说道。他的话使这次与总统的交流显得极为紧张。“（等待时机发动进攻）你将只会证明，当发起攻击时，如果他们使用这些米格飞机来攻击我们的船只或轰炸迈阿密或其他地方，而且我们确实要在那儿集结，那我们的损失将会比现在发起攻击要大得多——”肯尼迪答道：“但是，参议员，我们不能入侵古巴……集结进入古巴的军队需要花一些时间。”参议员和与会的其他人都不再怀疑总统的决心了，肯尼迪补充道：“现在我们正在集结部队，但是，那不是在为24或48小时后进入古巴作准备。”现在，肯尼迪作出了一个不祥的预言：“到本周末，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讲话稿本来一天就可以准备好，但索伦森吸收了国务院以及罗伯特·肯尼迪的有关主张。肯尼迪的顾问们辩论不休，起草讲话稿费了近一周时间。
1962年10月22日，晚上7时，肯尼迪总统开始发表讲话，在其后整整一代人的记忆里，那个星期充满了忧虑和恐惧，讲话只是一个开始。“晚上好，我的同胞们。就如我们承诺的那样，本政府一直在密切监视着苏联在古巴集结军事力量的行为。”肯尼迪坚定地表示，不能在古巴部署导弹。他声称部署导弹“完全是挑衅行为，是对现状所做的一个不公正的改变”。肯尼迪引证历史事实来展示自己的决心，“1930年代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侵略行为如果得不到约束和挑战，最终会导致战争。”在宣布对所有运输“进攻性武器”的船只进行封锁的同时，肯尼迪警告道，危机可能会被延长，可能会变得更加残忍，而这只是这场危机的第一步。“没有人能准确预言危机的走向或者它将会造成的损失和伤亡……但是，最大的危险就是毫无作为。”
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人员很快就开始扫描各类无线电波，以搜寻苏联对肯尼迪讲话的反应。他们并没有等太久。10月22日，华盛顿时间晚上11:15（莫斯科时间10月23日早上6:15），离肯尼迪发表讲话还不到4个小时，航行在公海的苏联船只似乎就收到一道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道特别命令。这份电文是用密码发送的，国家安全局（NSA）未能破译。然而，因为电文的呼叫信号未使用密码，国家安全局据此判断，一份特殊的电文已被发出。到此时为止，所有发给驶向古巴船只的电文都来自南方的敖德萨港。但是，这次不同，来自莫斯科的信号取代了敖德萨的信号。密切监视这些信号的美国监听人员明白，某种重要电文将要发出。这道命令终于在10月23日中午12:05发出（莫斯科时间早上7:05）。它似乎发给了每艘船，第一批电文则发给了其中的7艘船。美国未能破译电文，但在不到两个小时内，通过分析呼号，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一一查找复电的船只。
再过几分钟，这场国际危机就要进入第一天。天一亮，美国军舰和飞机就知道：密码破译人员还不能确定苏联船只会继续向前航行还是掉头。
电信监视和空中侦察是肯尼迪掌握危机发展动态最可靠的手段。危机发生前夕，中情局损失了安插在苏联国防部的唯一一个间谍。10月22日主席团开会之前，克格勃逮捕了奥利格·潘科夫斯基。被捕当天，潘科夫斯基就答应克格勃，要与之全面合作。他保证要提供和英国军情六处及中央情报局间谍会面的所有细节，并答应在诱捕行动中为克格勃工作，以一网打尽西方情报人员。
作为自由人的潘科夫斯基，在这场危机中将对美国人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肯尼迪政府知道赫鲁晓夫已经在寻求避免战争的途径，那么，之后那些日子里，华盛顿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10月23日，莫斯科时间上午10点，主席团继续开会。气氛依然紧张，但苏联高层已经松了一口气，最可怕的结果——美国入侵古巴还未发生。整整一夜，苏联外交部都在仔细研究肯尼迪的讲话，然后，拟出三份文件供高层考虑。第一份文件是苏联政府就古巴局势发表的一个总体声明，第二份文件是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瓦列里安·佐林发出一系列指示，第三份文件则是一份提交给安理会、要求谴责美国行为的决议。苏联代表被指示要否认美国的指控——已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以此来争取第三世界国家。
主席团通过这些文件后，发出的第一道指示就是起草给肯尼迪的信。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言，建议要给肯尼迪一个机会来重新考虑其封锁行为，应该要求美国总统“显示出谨慎，并声明放弃你们采取的那些行为，它们可能会给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后果”。赫鲁晓夫还决定，在和肯尼迪的交往中，他的立场将和苏联政府公开采取的立场略微不同。不否认古巴已有核导弹，他建议的说法是，要向肯尼迪保证，那些武器只用来防卫。“不管是哪个级别的武器，”赫鲁晓夫口授道，“它已经被运过去了，（而且）已经被用于防卫。”7月，同样在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把这些导弹说成是进攻性武器。现在，他希望能说服肯尼迪和整个世界，他们在古巴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卫古巴革命。
尽管相信肯尼迪不会宣布进攻古巴，但是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将不得不修改阿纳德尔计划。基于两个原因，他不倾向于试探美国的封锁行为。除要避免可能升级的冲突外，他也不想让美国有机会来获取船上的那些导弹并得到任何战略导弹技术。装载着R-14导弹的两艘大型运输船——卡西莫夫号和克拉斯诺达尔号，离古巴还很遥远。
赫鲁晓夫大声问道：是否所有运输武器的船只都不应该被命令立即返航？最后，他决定，在局势明朗化之前，已经到大西洋的船只不应继续靠近古巴，那些还在地中海航行的船只则立即返回黑海港口。但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船还是个问题，它装载着R-14导弹以及一些FKR巡航导弹的核弹头，再有一天就可抵达古巴。主席团决定冒次险，让它尽快靠岸。
意识到这些变化可能会让古巴人感到不安，赫鲁晓夫建议告诉卡斯特罗，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他想让危机消失，然后说道：“如果有必要，有可能再次运送R-14导弹。”赫鲁晓夫想让哈瓦那明白，他首先要稳定那里的局势，并通过联合国来确认的古巴权利，即它有权利拥有它认为可用于防卫的任何武器。
赫鲁晓夫认为，用于护航的潜艇不同于水面舰只，他相信这些潜艇仍可以保卫古巴。他也相信，潜艇可以航行到古巴的马列尔港而不被发现。10月23日的会议记录并不完整。从这些片断记录和米高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似乎苏联领导层还不了解美国的反潜能力。就像几乎每一个苏联潜艇长所知道的那样，与后来双方海军改进后的潜艇相比，在1962年，即使最安静的潜艇，都是名副其实的自动唱机——可以听到船舱里掉落的茶匙声和推进器的摩擦声，还有提供动力的电池发出的电脉冲。在任何约定的时间里，美国海军那些加载了特殊装备的猎户座飞机都在监视着大西洋和加勒比海。通过放入水中的传感器，它们监听着这些声音。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认为听到了声音，就会向一艘军舰报告，而这艘军舰就要开动声呐来搜索。声呐探测噪声较大的F级潜艇极为有效。
确实，10月16日后，苏联潜艇开始向国内报告，他们能听到一些船舶在活动。尽管苏联人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10月14日U-2飞机发现导弹后，大批美国军舰已经出现在F级潜艇必经的水域。到10月23日，一直活动于此的美国军舰已经至少迫使一艘F级潜艇长时间潜于水下，以致其电池几近耗竭。
马利诺夫斯基似乎并未向主席团报告这一消息。如果他事先告诉赫鲁晓夫这些情况，那么，这次会议中，这位苏联领导人就会选择忽略这个消息。然而，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主要批评者米高扬则认为，让潜艇来试探美国的封锁行为将是一个失误，为此他深感忧虑。米高扬试图要让马利诺夫斯基难堪，但赫鲁晓夫并不表态，只是旁观。米高扬坚持认为，让潜艇进入封锁区是一种冒险行为，而国防部长却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米高扬确信，美国海军可以发现这些潜艇。他解释道，克里姆林宫还要做这样的设想，因为美国会探测出这4艘噪声很大的柴电潜艇，那么，他们将会把潜艇继续进入封锁区的行为视为一种敌对行为。
马利诺夫斯基拒不接受米高扬设定的这个前提。尽管一些F级潜艇可能曾被探测到，但是当着主席团委员的面，苏联国防部长仍然坚持认为，这些潜艇能抵达古巴海岸，而不会被看见或听见。米高扬告诉委员们——也是他对国防部长的答复：这么做只会给苏联制造一种新的危险。但是，他这次发言并没有附议者。赫鲁晓夫、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以及主席团其他委员，要么断定马利诺夫斯基清楚他所谈论的内容，要么选择保持沉默。米高扬提议主席团下令潜艇停止靠近古巴，但提议被否决。然后，主席团休会用午餐。
午餐时，米高扬靠近赫鲁晓夫，私下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请主席团下午再次讨论潜艇事宜。“我坚信这些忧虑是存在的，”他告诉赫鲁晓夫，“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回到潜艇这个问题上来，因为我考虑拒绝我的提议是一个错误。”赫鲁晓夫答应下午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两小时后，主席团再次开会，听取米高扬的辩护。他再次告诫委员，一旦这些老式苏联潜艇进入美国封锁区，他们将会被发现。马利诺夫斯基也再次坚持认为，这4艘潜艇可以“抵达古巴而不会被发现”。苏联国防部长再次占了上风。
米高扬不愿服输，他的选择是打出最后一张牌。当委员们准备离席吃晚餐时，他建议请潜艇专家、苏联海军总司令谢尔盖·戈尔什科夫[4]上将来讨论这个问题。米高扬非常狡猾，善于摆布人。他清楚，国防部和海军之间关系紧张，而他要给戈尔什科夫一次机会，让他当着主席团委员的面来揭发马利诺夫斯基。它意味着这位海军上将将不得不承认，美国海军能轻易探测出苏联的F级潜艇，但是，戈尔什科夫还要说明，F级不是苏联最新式的潜艇。
10月23日晚，主席团召开第三次会议。戈尔什科夫的表现非常出色。会议室里挂了一幅古巴海域地图。戈尔什科夫仔细解释着，要让潜艇靠近古巴海岸异常困难。越靠近古巴，这片海域就越浅。潜艇将不得不绕过许多小岛。要想靠近古巴主岛，潜艇必须经过一个非常狭窄的水道，而它却处于（附近）美国海军基地的雷达监视之下……换句话说，经过这个水道肯定会被发现。正如米高扬所希望的那样，戈尔什科夫建议，让F级潜艇待在离古巴有两到三天航程的海域。
米高扬认为他取得了胜利。“因为马利诺夫斯基的无能被曝光，”米高扬后来回忆道，“他不可能反驳了。”赫鲁晓夫似乎同意了这一看法，而且支持向潜艇艇长们发出新指令，要他们停留在离古巴有两天航程的海域。
尼古拉·舒姆科夫[5]艇长对克里姆林宫有关这道命令而发生的争论一无所知。他的F级C-19潜艇有75人。潜艇长300英尺，宽仅26英尺，水面航行时速为18海里，潜航速度为16海里。潜艇是为冷水海域的航行设计的，既无空调也无电池冷却设施。电池如果过热，就要释放氢气。而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这是极其危险的。
除船员、食物、燃料外，每艘潜艇还配备了22颗鱼雷，其中一枚装有核弹头。艇长们被要求，只有在自卫时才能使用这些武器。就像舒姆科夫回忆的那样，“我们不能擅自开火。”但是，所有的潜艇艇长们都知道，战场上不可能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我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才和我们的司令部联系，”舒姆科夫回忆道，“美国人在海面，可以随时和其基地保持联系……因此，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美国人已被命令开火，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那对我们极其不利。”
10月23日深夜，和其他苏联潜艇一样，C-19号潜艇浮出水面接收当天的命令。C-19号潜艇的无线电操作员说：“我们从司令部得知，美国在实施封锁。”舒姆科夫向艇员们宣布：“在我们的航道上有一支美国舰队，尤其还有一些反潜舰。但是，我们将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继续驶向古巴。”
尽管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觉得自己赢得了胜利，然而，没有一艘潜艇收到取消航行的命令。要么是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决定不理睬戈尔什科夫和米高扬的主张，要么是苏联海军未能和潜艇取得联系。无论哪种情况，它都能说明，在这场危机中赫鲁晓夫为减少战争风险而做的努力也有失误。如果对美国有意要拦截潜艇有所怀疑，那么在10月23日的会议上，这个疑问应该被打消了。当主席团还在争论向潜艇发出何种命令时，美国大使馆向苏联海军递交了一份来自美国国防部的照会，照会详细说明了辨认那些试图违犯封锁令的潜艇的程序。
10月24日，华盛顿时间上午10时，美国的封锁令开始生效。一支美国舰队沿西印度群岛外缘排成一列，而苏联潜艇仍在向他们驶来。
10月24日早晨，华盛顿得到消息，苏联水面船只停止前进。凌晨2:30，美国国家安全局截获了另一道从敖德萨港发给所有苏联船只的紧急电报。还有一道命令指出，今后所有的电文都将来自莫斯科。7小时后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议，肯尼迪得知，海军情报办公室已经查明，古巴水域的6艘苏联船只“要么停驶，要么掉头”。白宫一度还不能确定，这些离开古巴的船只，只是装载着古巴的货物，还是运载着苏联的武器。当这些问题被澄清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肯尼迪解释了美国海军拦截苏联潜艇应遵守的程序。海军已经探测出3艘苏联潜艇，并且认为已经发现第四艘潜艇。昨夜美国国务院向莫斯科发出电文后，麦克纳马拉已决定改变美国驱逐舰的战斗规则。“这里是准确的位置，”他说道，“我们有深水炸弹，它装载的炸药不多，可以被投放到海里。它们实际上可以击中潜艇，但不会炸毁它们。”当被问及是不是训练用的深水炸弹时，麦克纳马拉答道，因为估计苏联人将不能收到从声呐发出的警告信号，“这种深水炸弹就是一种警告信号，命令他们要浮出海面”。当肯尼迪总统听到，国防部长已经单方面下令美国海军违背国际标准做法，以便处置暴露的不明身份潜艇时，他经历了罗伯特·肯尼迪后来称之为“总统最担心的时刻”。他的弟弟后来描述道，那天，肯尼迪抬起手，“放在脸上，捂着嘴，捏紧了拳头。他的眼神很紧张，脸色阴沉。我们只是隔着桌子互相看着对方。”
“我们要打他们的哪个部分？”片刻后肯尼迪问道，“我想今天我们应当等等看。我们不想首先打它的潜艇。我宁愿先打一艘商船。”麦克纳马拉并不同意：“总统先生，就我们所面临的局势而言，我认为若不及时打潜艇，那会极其危险。不打潜艇，那意味着我们很容易会损失一艘军舰。”面对麦克纳马拉的忧虑，肯尼迪决定不改变海军的命令。但是，如果苏联人损失一艘潜艇或商船后，赫鲁晓夫将会做何反应？对此，他颇为忧虑。他预料，苏联人将以其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作出回应：“他们将会说，不能进出柏林——那也是一种封锁。”这个结果正在困扰着他，“然后我们会面临什么处境呢？那时我们要做什么？”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肯尼迪不止一次担心，在古巴危机中美国的武力行为可能会招致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报复。
正当肯尼迪抱怨中欧可能会发生冲突时，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带来了令人宽慰的消息，海军早先发现的那些苏联船只已经掉头，“这些船只都是向西航行驶向古巴的。”当肯尼迪问及详情时，麦科恩补充道，“不是让这些船只停下来，就是让它们掉头。”这些船只都位于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以西。并不是所有的苏联货船都掉头了，但掉头的全是那些舱口为7英尺的货船，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它们运载的是导弹。
这条消息让人得到一丝宽慰，迪安·腊斯克转向麦乔治·邦迪并说起悄悄话，“我们的目光遇到一起，我想其他人也是眼睛一亮”。肯尼迪提醒部下，美国不碰任何已经停驶或掉头的船只。然而，苏联潜艇还没有掉转航向。
外交方面也听到好消息。10月23日，“美洲国家组织”一致通过隔离古巴的决议。在联合国，克里姆林宫矢口否认在古巴部署导弹，这让瓦列里安·佐林极为尴尬。10月25日，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问佐林，莫斯科是否已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因此而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那是冷战时期最著名的辩论之一：
佐林：我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因此，我不希望回答用原告口吻提出的问题。
史蒂文森：现在你就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
佐林：你将会以适当方式得到答案。
史蒂文森：我准备等待这个答案，直到世界末日来临。
然后，史蒂文森展示了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美国电视正在直播这一场景。
10月25日，星期四，克里姆林宫的气氛很紧张。一天前，赫鲁晓夫已向肯尼迪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把美国海军的封锁行为称之为违法行为，并建议美国，避免军事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放弃封锁。他写道：“对于美国军舰在公海上的海盗行为，我们当然不会仅仅当一个旁观者。”然而今天，赫鲁晓夫对古巴局势却又有了不同看法。他开始相信，在局势失控之前，应该采取主动。当赫鲁晓夫再次召开主席团会议以提出危机解决办法时，佐林在联合国蒙羞的事件还没有发生。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灵活改变战术的时机已经来到，而且他建议直接进行一场交易。如果肯尼迪保证不入侵古巴，赫鲁晓夫将下令撤出弹道导弹。
赫鲁晓夫试图把退却解释成苏联取得的一次成功。“毫无疑问，美国人已经胆怯了，”他说道，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说，“显然，肯尼迪睡在了一把木刀上。”甚至连见多识广的米高扬都不清楚这条谚语的来历。“为什么是一把木刀？”米高扬问。“有人第一次猎熊时，”赫鲁晓夫解释道，“他带了一把木刀，以便更容易清理沾满泥巴的裤子。”对话打破了会议室的紧张气氛。
笑话实际上说的是赫鲁晓夫。危机的这一刻，他害怕了，需要一把假武器来护身，但其中也有真实的成分，那就是肯尼迪可能会做这个交易，他对此充满希望。当初赫鲁晓夫挑起危机还有更大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挽救卡斯特罗，尽管如此，如果肯尼迪愿意做这笔交易，那么至少可以说，导弹计划阻止了美国未来对古巴的入侵。赫鲁晓夫试图要说服与会的委员们，从古巴撤走R-12导弹也不会危害苏联的安全。“我们仍然能从苏联本土打败美国。”他并非完全肯定地说道。对梦寐以求的在秋季发动的柏林危机，他只是含糊其辞：“（我们）已在一些方面取得成功，在其他方面却并非如此。”之后，有关柏林问题的讨论马上成了禁忌。
赫鲁晓夫发现，不能总是虚张声势。继续发言时，他开始承认，自从肯尼迪10月22日发表讲话以来，他和其他人都感到一种恐惧。“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不必害怕。我们动手了，然后我们害怕了。（但是）这不是胆怯，”赫鲁晓夫为所提议的交易辩护道，“那是一种谨慎行为。”对苏联来说，古巴还不足以成为我们和美国开战的原因，他争辩道，因为“未来不取决于古巴，而取决于我们”。然而，他并没有建议莫斯科应该放弃哈瓦那。他建议，作为对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的回应，苏联只是愿意撤出R-12弹道导弹，而R-14导弹还没有运抵古巴，但是，却留下了“其他导弹”——大概是指装备核弹头的“月神”导弹和巡航导弹——来保护古巴人。“这样，我们将会加强古巴的力量，而且保护他们两到三年。然后，几年后，（美国）处理这个问题将会更加棘手。”
那天夜里，主席团委员一致投票同意作出外交让步，包括米高扬在内，没有一个人迫使赫鲁晓夫个人来承担这场灾难的后果。赫鲁晓夫谨慎小心的提法对这些人来说大概显得很空洞，从维也纳峰会以来，他们目睹了赫鲁晓夫如何一再主张战争边缘政策——制造紧张局势，以实现苏联外交目的的整个过程。然而，在这个最困难的夜晚，主席团委员们把何时向肯尼迪提出交易方案的处置权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们应该“慎重考虑”，他说道，找到合适的时机来提出交易方案。方案将在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中提出来。与此同时，为了降低爆发战争的风险，他主张，运输“特殊货物”——对核弹头的一种比喻——的最后一艘船要从公海返回苏联海岸。
从赫鲁晓夫为1962年秋天制订的宏大计划看，阿纳德尔计划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个人的重大失败。保卫古巴一直不是赫鲁晓夫唯一的忧虑，这肯定也不是赫鲁晓夫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却是赫鲁晓夫最好的一条退路，因为在整个世界和古巴盟友看来，这笔交易与其古巴政策所声称的目标相一致。“导弹服务于明确的目标，”他安慰委员们，“而且如果需要，导弹还可以再次出现在那里。”
那天夜里的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或许还要求在写信之前，先把这个风放给美国人。苏联情报部门一直在报告，肯尼迪想通过某种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所有这些报告都很含糊，而且到那时为止，肯尼迪政府已经回避了和格鲁乌军官博利沙科夫或多勃雷宁大使的直接对话。尽管克里姆林宫严格保密，但赫鲁晓夫对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感兴趣的消息可能还是传到了克格勃总部。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6]并没有被邀请参加10月25日的主席团会议，但是，他的庇护人、前格克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现在已是主席团委员，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临终前，谢米恰斯内否认那天夜里收到特别指示，要试探白宫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兴趣。然而，次日上午，克格勃华盛顿情报站的确向一个美国记者提出一种解决办法，而这和数小时前克里姆林宫讨论的办法正好相同。
1962年初到华盛顿任现职以来，亚历山大·费克力索夫[7]一直把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卡利[8]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联络对象。“他来自波士顿，而且我认为他了解肯尼迪家族。”费克力索夫后来回忆道。费克力索夫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传奇人物，曾和以搜集原子弹机密而闻名的间谍朱利叶斯·罗森堡[9]打过交道。那一代以报纸新闻起家的严肃记者中，斯卡利是一个代表人物，后来他又成为电视新闻的先驱。斯卡利更习惯于单枪匹马地收集信息，但是，联邦调查局建议他认识费克力索夫，称那对国家有利。之后，两个人开始经常见面。
10月26日，费克力索夫要求和斯卡利紧急会面。他们在威拉德酒店旁边的西方餐馆（Occidental）享用午餐。这不是一个秘密约会的好地方，许多华盛顿的政界名人，甚至那些不为报纸读者所熟悉的政治人物常来这儿。资深情报专家、未来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10]选定了一张餐桌。
斯卡利和费克力索夫那天的对话引发一场争论。克里姆林宫的记录表明，斯卡利后来讲述的那个对话版本比较可信。费克力索夫问斯卡利，对结束这场危机的以下三个途径有何“想法”？
（一）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苏联撤除导弹基地；
（二）菲德尔·卡斯特罗许诺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进攻性武器；
（三）作为上述条件的交换，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
这和前一天夜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向主席团委员提出的建议几乎一模一样。斯卡利马上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国务院的联系人。
不管克里姆林宫在试探白宫方面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赫鲁晓夫已经决定，在发出这封信之前，不再等待肯尼迪进一步的回复。何时为时机成熟，主席团委员们让赫鲁晓夫来决定。第二天，时机到来。10月26日，星期五早上，赫鲁晓夫收到的系列情报称，美国可能要在10月27日发动进攻。这些消息没有一条可靠。其中最可靠的一条情报是来自酒吧间的闲话。一个酒吧侍者是俄国移民，他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听到了这番谈话。经过了一天的紧张工作，《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沃伦·罗杰斯[11]和他的报纸编辑罗伯特·多诺万[12]一起宣泄着紧张的情绪。罗杰斯刚刚被五角大楼选中，要让他参与入侵古巴的事宜，而且他认为次日可能被要求去佛罗里达。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P.赫弗南——代号为“加姆”的特工，报告给格鲁乌和克格勃的消息也大体与此相同。最终，古巴总统多铁戈斯和苏联军事情报机构都感到忧心忡忡。这些有关白宫想法的片言只语让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他断定，寻求外交解决的时机已经来到。
10月26日，莫斯科时间下午5点前，美国大使馆收到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一封长信。赫鲁晓夫提议，撤出导弹，作为交换，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就我方而言，我们将宣布，驶往古巴的船只不运输任何形式的武器。你们要宣布美国不派兵入侵古巴，不支持任何妄图入侵古巴的军队。那么，我们的军事专家也不需要留驻古巴。”为了确保肯尼迪理解他所说的撤出导弹的含义，赫鲁晓夫写道：“如果威胁不存在，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武器都是一种负担。那么，毁灭性这个问题，不只是你所称的进攻性武器的毁灭性，还有其他所有武器的毁灭性，也将不同。”
装备着核鱼雷的潜艇噪声很大，这对赫鲁晓夫要平安地摆脱古巴困境是一种威胁。到10月26日，尼古拉·舒姆科夫所在潜艇的电池电量越来越小。一艘潜艇只能在水下潜航三到四天，之后就要充电。舒姆科夫好几天都未能充电，因为缺电，潜艇的两个马达也不能运转。用柴油引擎来充电，要耗费整整一天时间。他清楚，他找不到一处24小时都平安无事的海域来浮出海面，但他又不得不充电。他准备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充电。10月25日深夜，当看到一艘美国军舰时，他放弃了这个打算。东部时间10月26日晚上10点（祖鲁时间凌晨2：25），他想再试一次。“我们上浮，想设法充两到三个小时的电。（那时）我被告知，美国反潜舰正从四个方向逼近我们。”潜艇和追逐他们的反潜舰都没有使用泛光灯，这有违于国际航海条例，但是，这不是商业航行，那一刻可能会发生战斗。
利用夜视镜和雷达，美国人发现了这艘浮出海面的潜艇。C-19已经成了活靶子。“当听到他们已经发现我们时，”舒姆科夫回忆道，“我下令停止充电，潜艇下潜。”因为缺乏电力而动作缓慢的C-19号潜艇开始下潜，及时错过了一艘急速驶来的美国驱逐舰，后者正好从潜艇的指挥塔上方驶过。“对我们来说，那天夜里几乎是一场灾难。”为了提醒苏联潜艇，在这场赌博游戏中它已经被锁定了，美国军舰向C-19潜艇投放了三枚手雷。“当他们投放手雷时，”舒姆科夫说道，“我想他们在炸我们。”
舒姆科夫拒绝浮出海面，下令继续下潜，但是很快，再次出现险情。有人报告他，潜艇的一个舱已经发生泄漏。如果大量海水涌入，潜艇将会失控下沉。舒姆科夫明白，美国反潜舰就在上面四处搜索，不能浮出海面。幸运的是，那是个小故障，艇员可以修好。一天内，舒姆科夫几乎死了两次。克里姆林当时是否知道这次遭遇，还不清楚。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谈时，约翰·肯尼迪曾取笑赫鲁晓夫有那么多时间来和美国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长谈。虽然从未学过英语——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确实学过英语，但赫鲁晓夫还是常常挤时间来读这位知名美国记者报道他的译文。他不同意资产阶级的一切观点，但是欣赏李普曼的现实主义态度。李普曼曾在哈佛结识了美国最有名的布尔什维克约翰·里德[13]，似乎他很清楚，国际关系中哪些可能发生，哪些不可能发生。他的消息似乎常常暗示着一些内幕故事。
10月26日，星期五，或10月27日星期六的某个时刻，有人给赫鲁晓夫送来了李普曼10月25日的专栏文章。作者主张以外交方式来结束危机，其观点与赫鲁晓夫刚刚写给肯尼迪的信略有不同。李普曼把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与美国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基地相提并论，并建议两个超级大国撤除这两个基地以结束危机。
正当赫鲁晓夫开始对肯尼迪下一步行动产生疑虑之时，李普曼的观点正中他的下怀。肯尼迪发表孤立古巴的讲话已经四天多了，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美国总统或许知道，一些苏联船只已经掉头，但是，赫鲁晓夫反对实施封锁，继续向古巴派出无关痛痒的货轮和油船，那些船即将靠岸。为什么白宫现在还不动武？那时，他已经收到许多有关入侵古巴的情报。根据罗杰斯和其他人的消息，应该已经发动了进攻。然而，这一切却并未发生。
这是不是肯尼迪通过李普曼向他提出的建议？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个新想法。但是，即使李普曼的提议纯粹是他自己的想法，然而，肯尼迪政府的无所作为也意味着，赫鲁晓夫或许可以做一笔更划算的交易从而结束这场危机。从10月22日那个可怕的夜晚以来，赫鲁晓夫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鼓舞，他决定赌一把。
主席团会议上，他主张还要给肯尼迪写一封信。这封信要求，除10月26日那封信提出的条件外，肯尼迪还要答应撤走朱庇特导弹。这样，就有了导弹危机期间人人皆知的第二封信。“如果这么做，”赫鲁晓夫兴奋地说道，“我们就能赢。”
赫鲁晓夫对新建议的前景极为兴奋，他想立即发出这封信。肯尼迪还未对他10月26日的提议作出回复，或许这能阻止他答应先前那个没有多少优势的提议。此前，赫鲁晓夫都通过秘密渠道来传送信件，他指示，这次不用秘密渠道，而要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来宣读信件。这样，菲德尔·卡斯特罗才得以知道莫斯科正在谈判，要放弃古巴的核基地。
整个危机期间，肯尼迪的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一直都在开会。赫鲁晓夫的两封信让肯尼迪和其顾问们深感困惑。首先，赫鲁晓夫似乎准备撤出导弹，而只是要求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然后，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执行委员会又听到赫鲁晓夫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的公开信。为何会有变化，这个问题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或许赫鲁晓夫身边的强硬派在迫使他要为从古巴撤出导弹提出更高的价码。但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至少要让核均势有些许变化，试图以此来极力挽回面子的正是赫鲁晓夫本人。
10月27日，鲁道夫·安德森[14]上校驾驶的U-2间谍飞机在古巴上空拍照而被击落的消息传出后，局势更趋紧张。对华盛顿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莫斯科有意玩弄的阴谋，以此来向肯尼迪施加压力，因为肯尼迪要回复两封信。最后，肯尼迪选择只正式回复赫鲁晓夫的第一封信。赫鲁晓夫在第二封信中要求撤出朱庇特导弹，如何回复这个要求，肯尼迪和顾问们的看法不同。接受这个要求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而后者已经表态，他们不想拿朱庇特导弹来做交易。而且，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也坚决反对向赫鲁晓夫让步。
然而，肯尼迪确信，朱庇特导弹的价值抵不上一场核战争的代价，他派罗伯特·肯尼迪向苏联人表明其个人意图。博利沙科夫已经被多勃雷宁架空多日，后者似乎是联系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更好的渠道。周六晚上，罗伯特·肯尼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肯尼迪声称，美国总统发现，赫鲁晓夫提出的撤出导弹以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承诺的要求，并不违犯“整个古巴事务谈判的适用基础”。当被问及赫鲁晓夫的另一项要求，即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时，罗伯特·肯尼迪答道：“如果这是达成我刚才提及的目标的唯一障碍，那么，总统不会把这个问题的解决视为不可克服的困难。”他答应将在“四到五个月内”撤出导弹，并要求苏联人理解，“对总统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公开讨论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这件事”。莫斯科得到了这个口信，必须对撤出朱庇特导弹一事保密。
10月28日中午，赫鲁晓夫召集顾问和主席团全体委员在其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开会。其时正值华盛顿早晨，离白宫知道赫鲁晓夫要求撤出朱庇特导弹一事尚不到12个小时。然而，赫鲁晓夫认为不能再等待下去，他要结束这场危机，即使这意味着会错失让美国人从苏联的邻国土耳其撤出导弹的良机。如果说最近来自古巴的情报和他在10月26日得到的入侵传言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威胁性更大了。在未得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一个苏军军官使用萨姆导弹击落一架美国间谍飞机。这也似乎表明，卡斯特罗越来越变得不理智起来。赫鲁晓夫知道，26～27日夜间，古巴领导人花了一个晚上时间向苏联大使口授一封信。他在信中主张，如果需要，应该发动一场核战争，以保卫古巴的荣誉和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他们真要实施入侵古巴的残酷行动，”他写道，“那时正好可以通过一场合法的保卫战争来永远消除这个危险，不管其结局多么可怕和多么残酷。”
克里姆林宫的档案开放之前，人们一直以为，肯尼迪对赫鲁晓夫最后提出的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要求做了让步，这才最终促成古巴导弹危机的外交解决。然而，弗拉基米尔·马林参加主席团会议的笔记却肯定，在得到约翰·肯尼迪通过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从土耳其撤走朱庇特导弹的口信之前，赫鲁晓夫就已经决定同意先前提出的那个交易了。在得知肯尼迪作出让步之前，赫鲁晓夫实际上已经口授了自己的让步讲话，那就是写给肯尼迪的信。当罗伯特·肯尼迪和多勃雷宁的谈话内容传到会议室时，赫鲁晓夫极为兴奋，如释重负，因为他知道，撤走朱庇特导弹象征着满腹怨气的美国人接受了一个平局：这正是他试图要在古巴达到的目标，也是艾森豪威尔和其继任者要在苏联周边地区达到的目标。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个让步来得如此意外，也并非必要。对赫鲁晓夫来说，让步是为自己辩解的方式。
赫鲁晓夫并没有改变他口授的那封信。罗伯特·肯尼迪要求，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要对肯尼迪所做的让步保密，赫鲁晓夫同意了。他最关心的是要尽快让美国政府知道，这场危机已经过去，而用电台广播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
古巴人并未参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谈判。危机的最后几天，甚至在已经赢得的优势和对战争日益迫近的忧虑两者间举棋不定时，赫鲁晓夫也没有征求过卡斯特罗的意见。赫鲁晓夫不征求他的意见就匆忙决定撤出导弹，卡斯特罗后来将其形容为这是对古巴革命最大的背叛。卡斯特罗最讨厌赫鲁晓夫用古巴主权来做交易以保护其利益的行为。苏联人知道，卡斯特罗不会让检查人员进入古巴境内，然而，赫鲁晓夫10月26日和27日给肯尼迪的信中还是单方面提出，对古巴的一些导弹基地实施检查以让美国人放心，导弹已经撤出。10月28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最后要以一揽子交易来解决这场危机。他讨论了让红十字会来参与检查的可能性问题，而全然不考虑这种检查是否会被古巴所接受。这是一种无视盟友利益的无耻行为，赫鲁晓夫曾经也批评过斯大林的这种行为，而现在，他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令人奇怪的是，危机期间赫鲁晓夫确实抽空安抚过一个最重要的盟友。瓦尔特·乌布利希显然没有参与那些为赫鲁晓夫11月参加联合国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而且，他很可能也不知道阿纳德尔计划。入秋以来，和东德的关系已经冷冻起来。东德人再次提出了被苏联人视为不负责任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10月23日，在处理其他事情的同时，克里姆林宫还正式讨论了一份有关东德经济形势的报告，这并不为人所知。然而，乌布利希再次要求进口更多外国产品，而苏联人要卖黄金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赫鲁晓夫埋怨苏联驻东德大使，东德不愿看到经济上的原因。或许担心肯尼迪可能会勒索赫鲁晓夫，让后者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以结束古巴危机，乌布利希要求在10月27日访问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
同意东德的要求后，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一同会见了乌布利希率领的这支庞大的、高规格的东德代表团。还不知道两人的谈话内容，但乌布利希乘兴而归。和卡斯特罗不同，乌布利希能和赫鲁晓夫面对面地来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随着赫鲁晓夫古巴计划的失利，经济改革是东德未来的重要保证。
赫鲁晓夫同意解决古巴危机的消息让华盛顿如释重负。消息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28日中午传到白宫的。约翰·肯尼迪还以为正是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提议才促成了危机的解决。肯尼迪兄弟俩不想泄露在最后一刻作出的让步，他们仅让一些顾问知悉这一秘密。
因为不知道导弹策略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宏大进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肯尼迪并不清楚，他在这场危机中取得了多大的胜利。赫鲁晓夫企图一招制胜从而改变战略均势的企图失败了。与他为保护卡斯卡罗所做的一切比起来，为了在中欧和东南亚取得更多利益，赫鲁晓夫已经多次冒过这样的风险。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赫鲁晓夫相信，只有投放核武器才能达成他在全世界所追求的那种政治解决办法。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的愿望：通过战争来让西方军队撤出西柏林，把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拉到苏联一边，或结束美国对富米·诺萨万的支持。每一次，他都希望以恐吓方式来让美国接受苏联的那种具有公正结果的观念。在经历了1962年1月的困惑之后，赫鲁晓夫断定，这一年将要展开他所称的最后一战。
10月28日协商解决危机的办法并不是他所期待的结果。一旦导弹撤出古巴，那么他从这项行动中得到了哪些利益？是不是更接近要和美国在战略上处于对等地位的目标？他达成了裁军协定或者得到了肯尼迪的默许，要让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市吗？没有，他得到的是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实际上至少到1964年，他都不认为美国会入侵古巴；美国还有一个秘密承诺：从土耳其撤出部分导弹。
事实上，赫鲁晓夫可以感到欣慰的是，约翰·肯尼迪似乎已经忧虑了好多天。但是，美国总统并未被吓倒。而正是赫鲁晓夫被迫向其同事们承认，他所倡议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极其危险。事实已经证明，米高扬5月的担心和10月发出的警告颇有先见之明。现在，赫鲁晓夫更为清楚，克里姆林宫对危机的控制能力极其有限。F级潜艇和美国海军的一场极其危险的冲突只是勉强躲了过去。危机最紧张的那一天，正当莫斯科期盼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之时，苏军的基层指挥官却未经任何授权在古巴击落美国的U-2间谍飞机。
10月28日肯尼迪还在担心，一旦撤出朱庇特导弹的秘密承诺传出去，他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但是，尽管如此，真正有理由担心这场危机会影响其领导能力的将会是赫鲁晓夫。事实证明，古巴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处理苏联外交政策及冷战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1]乌拉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ralAlexisJohnson，1908年10月17日——1997年3月24日），美国外交官。193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45—1949年任驻横滨总领事。1949—1953年期间在国务院远东局工作。1953—1958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1年任驻泰国大使。1961—1964年、1965—1966年、1969—1973年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64—1965年任驻南越大使。1966—1969年任驻日本大使。1973—1977年任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美方首席代表。1977年退休。
[2]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Исса́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Пли́ев，1903年11月25日——1979年2月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红军。1939年参加了西白俄罗斯战役。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北高加索军区第50骑兵师师长、第2近卫骑兵军司令、南线第5骑兵军司令、西南前线第3近卫骑兵军司令、第5近卫坦克军副司令、乌克兰第2方面军副司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第4近卫骑兵军司令等。1946年2—7月任斯塔夫罗波尔军区司令。1946—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48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第13军司令。1949—1955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4军司令。1955—195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1958—196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在任期间于1962年指挥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罢工。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阿纳德尔行动中指挥驻古巴的苏军部队。1968—1979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79年去世。
[3]伊格尔·德米亚诺维奇·斯塔岑科（ИгорьДемьяновичСтаценко，1918年10月2日——1987年10月20日），1939年加入红军。1942—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1年进入战略导弹部队工作。1962年9—10月任第51导弹师师长，参加了阿纳德尔行动。1963—1967年任基洛夫第5独立导弹军副司令。1967—1971年任彼尔姆高等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71—1976年任第153人造地球卫星和空间物体指挥和测量综合中心主任。1976年退休。
[4]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戈尔什科夫（СергейГеоргиевичГоршков，1910年2月26日——1988年5月13日），1927年加入红军。1931年起在海军服役。1938年参加了哈桑湖战役。1942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亚速舰队司令、新罗西斯克海军陆战队防卫区副司令、多瑙河舰队司令等。1948—1951年任黑海舰队参谋长。1951—1955年任黑海舰队司令。1954—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6年任海军第一副总司令。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85年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61—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8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1988年去世。
[5]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舒姆科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Шумков，1928—2008），苏联潜艇军官。1952年入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曾驾驶潜艇与美军作战。
[6]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ВладимирЕфимовичСемичастный，1924年1月15日——2001年1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6年任共青团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0—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56—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59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9年3—8月任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部部长。1959—196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1—1967年任克格勃主席，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198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81—1987年任全苏知识出版社社长。1987年退休。
[7]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力索夫（АлександрСеменовичФеклисов，1914年3月9日——2007年10月26日），化名亚历山大·福明（АлександрФомин）。1939年加入格别乌。1941—1947年期间在纽约工作，期间窃取了原子弹研发图纸。1947—1950年任技术情报局副局长。1950—1955年任克格勃第一外国总司美国部副部长，1955—1960年任美国部部长。1960—196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62年参与解决古巴导弹危机。1964—1974年期间在克格勃红旗学院工作。1974年退休。
[8]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卡利（JohnAlfredScali，1918年4月27日——1995年10月9日），美国记者。1961—1971年任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期间参与调停了古巴导弹危机。1973—197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75年回到美国广播公司工作。1993年退休。
[9]朱利叶斯·罗森堡（JuliusRosenberg，1918年5月12日——1953年6月19日），美国籍苏联特工。出身于纽约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大萧条期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1940—1945年期间在陆军通信兵工程实验室工作，1945年被解雇。1942年被格别乌招募。1944—1949年期间向苏联传递了有关核试验的情报。1950年被捕。1951年同妻子埃塞尔·罗森堡一道被判处死刑。1953年夫妻二人一道英勇就义。
[10]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RichardMcGarrahHelms，1913年3月30日——2002年10月23日），美国外交官。二战期间进入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47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52—1958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局主管。1962—1966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66—197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1976年任驻伊朗大使。1977年起经营国际咨询公司。1983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2002年去世。
[11]小沃伦·约瑟夫·罗杰斯（WarrenJosephRogersJr.，1922年5月6日——2003年8月31日），美国政治记者、作家。
[12]罗伯特·约翰·多诺万（RobertJohnDonovan，1912年8月21日——2003年8月8日），美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
[13]约翰·里德（John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14]小鲁道夫·安德森（RudolfAndersonJr.，1927年9月15日——1962年10月27日），美国空军飞行员。1951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并于1951—1955年期间参加了朝鲜战争。1962年10月27日驾驶U-2间谍飞机赴古巴上空侦察时，被苏军发射的导弹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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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我们将会赢得这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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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我们将会赢得这次胜利”
苏联人要提供核导弹，吓坏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过去一年里，莫斯科根本就没有给几件卡斯特罗和古巴军官们所需要的常规武器，过了近一年时间，莫斯科才同意提供一些卡斯特罗在1961年9月就曾要求的防卫性军事援助。到1962年5月，不但地空导弹尚未运来，而且苏联还在嚷嚷，不能向古巴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武器。这件事同样与索普卡反舰导弹有关。1961年9月，当卡斯特罗首次要求提供三套这款反舰导弹系统时，苏联人就回避了这个问题。当1962年4月松口时，他们只答应提供一套反舰导弹系统。卡斯特罗也曾要求在古巴部署1万苏军。在苏联人面前，他非常小心，以避免把这支部队描绘成一根导火索。但毫无疑问，他希望这支苏军部队将起到保证人的作用，即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入侵行为都将被莫斯科视为对苏联的进攻。苏联人讨价还价，答应只派3000人。种种迹象表明，要向卡斯特罗提供他所要求的防卫援助，苏联人还有困难，而现在，他们却突然要向他提供核导弹。
1962年5月底，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来自乌兹别克的拉希多夫[1]为名义团长的苏联代表团访问古巴。然而，古巴人很快就发现，军方代表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实际上是代表团负责人。卡斯特罗向拉希多夫和比留佐夫解释道，苏联的提议让人感到非常荣幸，但他不知道苏联此前是否考虑过在国外部署核导弹。但是，他并不准备相信，克里姆林宫作出如此意外的慷慨决定是出于保卫古巴的考虑。在卡斯特罗看来，反舰导弹、对空导弹，还有苏军士兵，足以保卫这个岛国。代表团重复赫鲁晓夫所做的官方辩护，否认除保卫古巴政权外，这个提议还有其他目的。
即使卡斯特罗发现莫斯科另有企图，他也会被原谅。多年来，苏联人一直在告诫美国人，他们担心古巴将会延伸苏联的势力，那是错误的。猪湾事件之前，赫鲁晓夫曾给卡斯特罗写过密信，内容涉及他和美国大使的谈话。“我们不同意美国对古巴的看法。”赫鲁晓夫向汤普森大使透露道。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是，华盛顿倾向于以看待苏联其他邻国的方式来看待古巴。“出于某种原因，美国认为它有权沿苏联边界设立军事基地，（然而）同时我们在古巴却没有军事基地，两国只是保持密切关系。”为了嘲笑1961年美国的担忧，赫鲁晓夫甚至讽刺挖苦道：“而且美国已经有一种批评声音，称苏联正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一年后，对卡斯特罗来说，现实似乎正在取代这个讽刺。
苏联代表团未能说服古巴领导人，运送核导弹只是出于保卫革命的需要，但是，卡斯特罗也没有找出拒绝部署导弹的理由，而这个提议将可能会把苏联和古巴紧紧绑在一起。卡斯特罗告诉苏联客人，古巴将接受这些战略导弹。
听到这一消息，赫鲁晓夫揭开了罩在两个国家之间的秘密面纱。他从未向古巴人公开过到底是哪些原因促使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风险。但是，在一封感谢卡斯特罗的信中，他承认，危在旦夕的不止是古巴的防卫。他在信中写道，卡斯特罗同意部署导弹，标志着“古巴革命的胜利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2年6月8日，拉希多夫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两天后的星期天上午，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一次非同寻常的主席团会议，听取代表团的报告，并正式批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方案。
赫鲁晓夫要告诉其克里姆林宫同事的不止是向古巴输送核导弹的计划。6月1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拟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在离美国海岸90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庞大的苏联军事基地。在“阿纳德尔行动”的名义下，苏联将向古巴运送40枚核导弹，分成5个核导弹团，3个团装备R-12中程核导弹，2个团装备R-14中程弹道导弹。阿纳德尔是西伯利亚一条河的名称，用这个名字作为行动的掩护名称，以迷惑那些知识贫乏的人。美国的亚特兰大、佐治亚都处于从古巴发射的中程导弹的射程范围内，而中程弹道导弹还可以打击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导弹基地和华盛顿特区。这些导弹代表着苏联战略势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到1962年中，苏联人仅仅有20枚战略导弹发射架，装备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而且，这些导弹几乎都是部署在苏联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根据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的计划，这些战略导弹将组成苏联在古巴军事力量的最主要部分。4个摩托化团、2个坦克营和1个米格-21战斗机中队，还有一些高射机枪连和12个萨姆地对空导弹分队（共有144套发射装置），将用来保护这些核导弹。每个坦克营都将配备T-55坦克，这是苏联最新式的坦克。部署在古巴的苏军总人数将达到50874人，其中1万人将被部署在4个摩托化团中。其他核打击力量将来自42架伊尔-28轻型轰炸机和2个巡航导弹团。前者可飞至佛罗里达，并携带6枚核炸弹，而后者则拥有80枚装备有核弹头的导弹，这些导弹都部署在远离美国可能登陆海滩的地方。除过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陆地和空中力量外，苏军还想在古巴建立一个潜艇基地，以便为北美海岸线的巡航提供后勤保障。一支庞大的舰队将表明苏联海军在古巴的存在，舰队将伴随这些潜艇。
“我们将会赢得这次胜利。”马利诺夫斯基对苏联能从古巴投放的打击力量做了描述，赫鲁晓夫听后高兴地大声说道。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乎不能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情绪，但是，有关星期天上午11点召开的这次主席团特别会议的档案资料表明，赫鲁晓夫并未就“取胜”的含义作出解释。对华盛顿来说，因为苏联的军事力量近在咫尺，美国最终将不得不认真对待莫斯科这个竞争对手。这就是赫鲁晓夫的设想吗？从赫鲁晓夫6月初对古巴新军事基地所做的暗示中，很难确切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但是，最新公开的前苏联绝密情报表明，到7月初，对部署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可能对苏联具有的战略意义，赫鲁晓夫已经逐渐形成自己雄心勃勃的想法。在卡斯特罗接受苏联核导弹后的三个星期里，赫鲁晓夫全面修改了1962年的外交政策目标。这一年应该是没有任何新外交想法的年份。现在，他希望打破美国的平衡，让国际局势不再像杯中的水面那样保持稳定，直到苏联强大到可以就柏林问题、核试验及东南亚等问题达成协议的程度。
7月1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委员们提出雄心勃勃的新计划。这次会议表面上是要讨论苏联和古巴的防卫协定。古巴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预计次日要访问莫斯科，哈瓦那希望签订各种各样的协议。利用这次机会，就从来与古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事情，赫鲁晓夫将要介绍一些自己的想法。
这位苏联领导人声明，他想重新推动柏林问题的解决。他提议，以一种不损害苏联声誉的方式来推迟西方从柏林撤走其11000名士兵的计划。西方大国和两德一签订和平条约，西方驻军规模就要缩减一半，其余部队要挂联合国旗帜。和平条约签订20年之际，西方在西柏林的5500人的军队将由非西方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所取代。此后5年或6年，按照签署的和平条约，联合国军将全部撤离西柏林。计划将不涉及肯尼迪所建议的国际进入权利，那是用来保证西方飞机和火车能够继续穿过东德进入西柏林的一种方式。“一个国际机构是不可以接受的。”赫鲁晓夫在7月1日的会议上声明。联合国的角色将被限定于打消部队的种种忧虑，即西柏林可能会受到苏联东欧集团的攻击。他想给肯尼迪发一封信，以说明这些提议。
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委员表达的想法是，这个提议将是莫斯科的底线，美国人不得不接受，即使这意味着“要走上一条让形势恶化的道路”。1月，这位苏联领导人否定了把1962年变成柏林年的想法。“这件事现在确实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吗？”在回答问题前，他先问主席团委员们，“不，正好相反，我们根本不会把这件事列上议事日程。如果现在不列上日程，那么明天就会列上。而且如果现在不考虑，以后再考虑，它会更糟吗？它将会破坏我们的根基吗？不会，一点也不会。相反，我们的国力正在增强，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正在扩大，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措施呢？”
现在，赫鲁晓夫要在秘密会议上向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宣布，该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了。为何此时宣布？7月1日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并不完整，但是，苏联的导弹部队离美国仅90英里远，因为在北美发射，实际上苏联的战略核导弹发射器的数量增加了三倍，这支部队的前景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对此还是有线索可循的。同样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政府的另一种自负行为颇为愤怒。两周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密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式上就美国核政策发表讲话。这是对西方核战略革命发表的一次公开声明。5月，在雅典召开的北约秘密会议上，他曾提出过这个理论。苏联情报部门显然未注意到北约会议上的讲话，但是，赫鲁晓夫却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这次公开讲话内容——全世界都在报道。麦克纳马拉的言论激怒了苏联领导人，因为这位国防部长解释道，未来北约应该把苏联的军事设施而不是其城市作为打击目标。美国政府想劝阻法国、英国和西德发展其核武器，而这没有什么作用，也难以控制，并会引发苏联的关切。因此，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唯有美国的先进技术才可以摧毁苏联导弹发射井。然而，赫鲁晓夫听到的却是，麦克纳马拉试图要以某种方式让核战争变得少流血，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刚拟订了一个新的柏林攻势方案，赫鲁晓夫就在7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责骂起麦克纳马拉，“不进攻城市，多么放肆啊！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他问道。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他总喜欢这么问。赫鲁晓夫答道：“就是要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概念——核战争将会发生！”麦克纳马拉甚至被怀疑还在密歇根的讲话中提到，美苏两国的核武器数量相同。“两国的核武器数量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赫鲁晓夫提醒主席团委员们，后者同样也很清楚，苏联的核力量不如美国。他怀疑这是麦克纳马拉玩弄的一个阴谋，可能他要为迅速发展美国的核力量作准备。“他们需要多少炸弹？”赫鲁晓夫问道。
赫鲁晓夫指责美国军事力量的这种冲动，让人回想起1958年11月他的过火行为。那时，苏联将要在东德部署核武器——赫鲁晓夫决意要采取措施来抑制北约和西德实施的核结盟政策，以及西方盟国在西柏林的驻军。到1959年，他发现军事力量还不足以让艾森豪威尔作出让步，于是他抛出最后通牒。然而，这次他期望苏联的军事实力足以让他为所欲为，而且他还向主席团暗示了新的冲突可能发生的形式。赫鲁晓夫还考虑要把这件事提交联合国。一旦11月在古巴部署导弹，那么，不是苏联或许就是一个中立国家将会在联合国提出德国问题。他并未说明这将以何种形式发生，但是，他要让主席团委员们相信，在一场危机中，这件事肯定会发生。他似乎也在设想，在联合国的辩论中赢得支持后，苏联总能设法达到目的。
在构思其新柏林策略时，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危机之前，他想检验一下传统的外交方式。在当年秋天向联合国提交建议之前，他将会直接向肯尼迪发出呼吁，要求后者接受其有关柏林问题的合理建议。尽管赫鲁晓夫似乎在这次会议中没有提及东南亚问题，但是也有大量证据表明，7月1日的会议中，他也有意要在日内瓦达成一项外交协议，以实现老挝的中立化。如果顺利，应在当年夏天达成这项协议。6月11日，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已就建立联合政府达成协议，并且要求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以实现老挝的中立化。7月2日，美国谈判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将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外交官员，以重申肯尼迪要在老挝实现非军事化和政治中立化的愿望。赫鲁晓夫计划向华盛顿保证，这也是他的目标。
赫鲁晓夫愿意以外交方式来解决老挝问题，而在柏林问题上则要尝试战争边缘政策，两者之间颇为矛盾。7月1日的会议显然未探讨这个问题。会议结束前，主席团的确用了一些时间来讨论古巴问题，而后者与即将面临的柏林冲突的关系，却未明确说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主席团委员们宣读了一份苏联和古巴的防卫协定草案，会议通过这个协定。主席团也正式指定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和葛罗米柯参加与劳尔·卡斯特罗的谈判。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其他委员保证，将于11月1日启运实施“阿纳德尔行动”的所有设备，而且他正在设法让美国人停止对这些航行在公海的船只进行空中侦察活动。这些侦察活动对船只和运载的秘密货物构成威胁。
7月1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和1958年、1961年不同，这次，他能够让柏林策略发生剧烈变化却未引起任何争论。米高扬曾在主席团会议上质疑过发动柏林危机是否明智，但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他的缺席或许解释了7月1日的会议为何没有反对声音。如果米高扬回到克里姆林宫并表示其疑问，那么，这些意见要么不会被记录下来，要么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对抗的路线就这么被确定下来。
劳尔·卡斯特罗一两天后抵达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访问苏联首都。两年前的访问首次确定，苏联将承诺保卫古巴。那时，如果美国胆敢入侵古巴，赫鲁晓夫只能在口头上承诺要使用核武器。而这次古巴国防部长却负有不同使命。因为赫鲁晓夫要提供战略核武器，而卡斯特罗希望把苏联承诺保卫古巴的细节敲定下来。
乘坐专机陪同古巴国防部长专程从哈瓦那来的是A.A.杰缅季耶夫[2]少将，他是驻古巴苏军司令。杰缅季耶夫曾向其莫斯科上级发出过警告，一旦导弹运抵古巴，美国U-2间谍飞机的侦察会让保密工作变得极为困难。5月时，其建议曾被忽视，现在正值劳尔·卡斯特罗访苏，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劳尔·卡斯特罗在7月3日和8日分别和赫鲁晓夫举行过两次会谈，但会谈细节仍然不得而知。如果是俄文记录，那么它们不可能被发现。与此同时，尽管冷战已经过去40多年，但古巴档案仍然未被解密。然而，随后几天里赫鲁晓夫公开发表的声明，以及在一些机密场合发表的声明表明，劳尔·卡斯特罗的访问彻底改变了赫鲁晓夫对1962年古巴战略攻势所做的计划。古巴人和杰缅季耶夫将军劝说他，为保证行动的安全，在中程导弹和中程洲际弹道导弹运抵古巴之前，需要先运进地对空导弹。根据苏军最初的计划，萨姆导弹将在7月和8月分两批运抵古巴。古巴人显然要求把这些导弹一同运抵古巴。
出于自身的需要，古巴人提出防卫武器的要求；而赫鲁晓夫需要的则是战略武器，两者的要求不同。赫鲁晓夫接受了这种差别。7月6日，在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解释计划改变的原因时说道，根据和劳尔·卡斯特罗的第一次会谈，先启运“防卫性”武器，这些武器本来就是其防卫计划的一部分，战略导弹将随后运到。
古巴人这个要求所导致的第二个后果，其意义到秋天时才会看得更清楚。当初，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国防部提出，7月上旬将分两批把所有核武器运抵古巴。一次运输中程导弹，另一次则运输中程弹道导弹。既然古巴人要求先运输萨姆导弹，那么，只好推迟核导弹的运输，因为苏联的运输船只不足。根据“阿纳德尔行动”计划，远洋运输部门负责运输其他所有物资，而苏联海军则负责运输核武器，因为远洋运输部门只有这么多船只。国防部仍然认为，就像赫鲁晓夫希望的那样，整个计划到11月1日就能完成。而那些核导弹，因其发射装置还在建造之中，因而将稍后运抵古巴。
和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两次会谈，其间，赫鲁晓夫同意就柏林问题向肯尼迪发出一封带有威胁口吻的信件。“国际局势的发展，特别是西柏林及其周围地区局势的发展，”赫鲁晓夫在7月5日的信中写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方面，任何形式的拖延都将会危及和平，必须要避免这一点，现在还来得及。”信中的一项要求甚至比赫鲁晓夫在7月1日主席团会议上所提出的要求还要强硬。肯尼迪被告知，莫斯科希望他立即把西方在西柏林的驻军裁减一半，而代之以来自华沙条约组织以及像丹麦等一些北约小国或中立国的军队。而他最初的提议则只字未提社会主义阵营的军队进驻西柏林一事。信中，赫鲁晓夫许诺，北约、华约和中立国联合组成的军队共计1.1万人，他们将在联合国的旗帜下统一行动。联合国军队将在4年期限内逐步撤出，同时西方和非西方的军队也将按一定比例撤出。7月1日向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提出的建议中，赫鲁晓夫表明，愿意接受一个为期6年的转型期，以便使西柏林转变成一个非军事化地区。显然，他很自信，他能很快融入到新的国际环境中。
赫鲁晓夫并未将这个新的提议和东德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961年，赫鲁晓夫撤销了在维也纳峰会上向肯尼迪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他和乌布利希的关系没有多大改善。对于这次新的行动，乌布利希只是被告知，苏联和美国准备就柏林问题展开严肃的谈判。赫鲁晓夫建议道，如果东德人想加强边境控制，现在就可以动手。
7月5日，当读到赫鲁晓夫的来信时，肯尼迪马上意识到要有大麻烦。赫鲁晓夫的新要求表明，苏联又在继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解决柏林的未来问题，而且也在考验着肯尼迪在中欧问题上的决心——早在1961年他就应该作出决定。肯尼迪清楚，并不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发展而需要进行如此剧烈的变化。事情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赫鲁晓夫的信再次透出敌意——这位苏联领导人以出尔反尔而著称，现在就是如此，而且信中提出的条件也是1958年以来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最苛刻的条件。肯尼迪猜想，赫鲁晓夫大概明白，这些条件不可能被接受。但是，如果苏联领导人心存疑惑，肯尼迪会不遗余力地通过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来向苏联领导层作出解释：美国总统不可能接受这个交易。
7月17日，美国政府对赫鲁晓夫的来信作出正式答复。在交给多勃雷宁这封信时，肯尼迪强调，美苏关系现在处于极其危险的关头。肯尼迪解释了为何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能达成妥协的原因，他的每句话都是仔细推敲过的。在西柏林保留军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苏联所建议的替代方案不能被接受”，而撤军将是“一次严重的撤退行为”。从历史上看，除非受到武力胁迫，否则大国从不会主动撤退。如果他接受赫鲁晓夫的条件，肯尼迪补充道，“欧洲将不再信任美国的领导地位。对苏联来说，这将是一次重大的胜利，而对西方来说则是一次惨败。”肯尼迪的反对再清楚不过。
给莫斯科的信发出两天后，肯尼迪召集柏林问题小组成员开会讨论一个紧急计划，以应对这场预料之中的危机。他对北约目前的军事计划非常满意，一旦危机发生，计划将在几天内启动。如果苏联人或东德人关闭通往西柏林的任何通道，从而否决西方进入西柏林的权利，华盛顿可能会面临着作出立即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盟国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向那里派遣更多部队。美国的计划并不令人满意。著名的第109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又称“鬈毛狗地毯计划”（原文为PoodleBlanket。为应对苏联关闭西柏林通道的威胁，1961年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制定了系列应对计划。“鬈毛狗地毯计划”是这一文件的代号。——译者注），其设想是，美国军队发起进攻之前，有6天时间可用于外交和军队动员工作。当肯尼迪在6月问及这些计划时，他被告知，至少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完成计划。
此次会议之后的几天，肯尼迪收到许多来自莫斯科的坏消息。7月25日，赫鲁晓夫和汤普森大使举行一场长达5小时的会谈。汤普森即将离任，离开莫斯科，返回美国担任肯尼迪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会谈是当天上午在赫鲁晓夫莫斯科的办公室举行的，最后在其郊外别墅结束。赫鲁晓夫对美苏关系现状的评价很不乐观，他还承认，对达成禁核试验的协议并不抱多大希望。“他并不认为五角大楼想达成这一协议。”汤普森向华盛顿报告。但是，谈话内容并未让白宫感到不安。当汤普森大使离开时，苏联领导人说道，他有一个不快的话题要谈。他告诉汤普森，肯尼迪对其柏林问题建议的反应表明，华盛顿准备无限期地拖延这个问题，这种想法对莫斯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赫鲁晓夫回忆道，美国总是把这些事情，特别是柏林问题视为事关声誉的问题，但是却似乎从未考虑过苏联的声誉。他解释道，尽快解决柏林问题、签订适当的和平条约，关系到苏联的声誉。
尽管这个话题令人不快，但赫鲁晓夫讲话时显得颇为平静，也很真诚。汤普森感觉到，他决心要向前走，但是却“深受折磨”。赫鲁晓夫一度还曾要求美国大使问问肯尼迪本人，是否想在11月6日美国国会选举前后激化柏林事态。赫鲁晓夫称，他想“帮助他”，这也许能让民主党赢得更多国会席位。但他并未解释其意图，汤普森也未要求他作出解释。
尽管赫鲁晓夫自称有兴趣来帮助肯尼迪，但肯尼迪自己还是相信，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孕育中。就任总统18个月以来，他已经处理过古巴那次失败的秘密行动，还有似乎难以解决的老挝问题，以及一年前的柏林危机。但是，和所有这些外交挑战比起来，这个新的挑战却是一个坏兆头。
当肯尼迪总统有可能再次遭遇柏林危机之时，有人——可能是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送给他一本芭芭拉·塔奇曼[3]的新书《八月的炮声》。这本书详细记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几个大国走过的曲折道路。这个故事给肯尼迪留下深刻印象：爱德华时代的精英们几乎意外地卷入了战争。有关战前德意志帝国总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4]的一段争论给他的印象最深。“哎哟，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对这个问题，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回答只能是：“唉呀，要是我早知道该多好呀。”按照罗伯特·肯尼迪的说法，约翰·F.肯尼迪“不想在其任期内留下战争遗产”。
约翰·肯尼迪决定，为了自己也为了历史，他应该把将要作出的决定及作出这些决定的根据记录下来。当告诉负责情报的官员罗伯特·鲍克，对近期的美苏关系深感忧虑时，他下令在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楼上他的私人居所安装一套秘密录音系统。尽管肯尼迪最初的理想职业是当记者，但就任总统以来，他从未记过日记。老奸巨猾的约瑟夫·肯尼迪曾告诫几个儿子，“不要记日记”。肯尼迪一直铭记着这一忠告。录音将填补空缺的记录。肯尼迪已经准确意识到，1962年赫鲁晓夫决心要在柏林问题上进行对抗，而且他想记录下为避免核战争他所采取的措施。
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开始注意到，美国邻近地区事态的发展令人不安。许多苏联商船装载着不明货物驶向古巴。这些商船离开北边的巴伦支海和南边的黑海时，北约的侦察机发现了它们。然后，在大西洋上空飞行的美国飞机也发现了这些船只。这是苏联向古巴运送的一批规模最大的货物，而且运送的时机似乎也极不寻常。
当华盛顿对苏联的意图愈发感到不安时，罗伯特·肯尼迪从格鲁乌军官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那里听说，有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二次利用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来传递信件。当司法部长告诉肯尼迪总统，博利沙科夫要求会见他时，肯尼迪决定参加会见，时间定于7月31日，地点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7月1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向主席团提到，北约正在监视阿纳德尔运输行动，对此，他深感忧虑。他要利用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来直接要求肯尼迪停止美国对苏联运输船只的空中侦察行为。北约飞机飞得很低，离商船只有150～300英尺高。有一次，一架飞机飞得太近，以至于飞机失控坠毁在离船只150码远的地方。赫鲁晓夫提出这个要求非常危险，因为这会把注意力吸引到这支向古巴运送核武器的船队身上。但是，莫斯科想看看肯尼迪是否会无意识地帮助他们来保密。
肯尼迪总统同意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他要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博利沙科夫这个秘密渠道来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一封信件。出于对柏林局势紧张的忧虑，肯尼迪要求赫鲁晓夫眼下先把这件事“搁置”起来。
几天后，博利沙科夫带来了赫鲁晓夫的答复。对肯尼迪下令“限制美国飞机对在公海航行的苏联船只进行监视”，赫鲁晓夫表示感谢，但是，他却拒绝回应肯尼迪的要求，停止推动柏林问题的解决。赫鲁晓夫“非常理解肯尼迪‘搁置柏林问题’的意图”，博利沙科夫被要求这样答复。
这些复杂的信息让肯尼迪颇感困惑。7月底，美苏为实现老挝中立化而签订了日内瓦多边协议，协议要求外国军队撤出老挝。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实现突破之后，赫鲁晓夫为何要在柏林或许还要在加勒比地区制造麻烦？8月1日，中情局的分析人员发出警告，赫鲁晓夫之所以要继续向西方施加压力，就是因为“苏联人可能认为，如果不施加更大压力，西方将不会改变其柏林问题的立场”。但是，这位情报人员也暗示，赫鲁晓夫要冒的风险很有限。情报部门预计，那只不过是对飞经空中走廊的西方飞机再度实施骚扰，或者企图阻止西方军事车辆按照四国协议进入东柏林。中情局向肯尼迪保证，其原因在于，苏联人“肯定意识到，军事大国的均衡并未改变，这将证明，在东西方直接对抗的形势下，放弃苏联传统的谨慎做法是正确的”。
因为不知道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为何还想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肯尼迪求助于他接触过的美国人，还有对赫鲁晓夫研究最多的人——卢埃林·汤普森。汤普森刚刚结束驻莫斯科四年的大使任期。
8月8日见面时，汤普森披露的是挫折感和不确定感，而不是对局势的洞察。“仿佛在和一群走私犯和黑帮打交道。”肯尼迪的父亲在禁酒期间曾贩卖过私酒，汤普森说这话时并没有丝毫的嘲讽意味。然而，离开莫斯科之前，他也听到一条非常有用的消息。他听说赫鲁晓夫可能要把柏林问题提交联合国辩论，并且暗示，美国开始做手脚，以保证那些中立国家不会支持他。
两人的会谈涉及赫鲁晓夫近期的举动。肯尼迪要求汤普森解释赫鲁晓夫在1960年巴黎峰会上的行为。汤普森告诉肯尼迪，他认为，赫鲁晓夫知道不可能就柏林问题在峰会上达成协议后，他想努力挽回自己的面子。肯尼迪也想再谈谈自己在维也纳的经历。“那对我是一个教训，”他说道，“但是……对于柏林问题他是如此强硬……”而汤普森则建议，赫鲁晓夫不得不向中国表明其强硬态度，所以他坚持那样的立场。肯尼迪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的预感是，当赫鲁晓夫感觉到美国软弱时，就会步步紧逼。“古巴问题上，还有我们没有进入老挝，”肯尼迪问道，“你认为这会不会给他留下一种印象，我们将会在柏林问题上让步？”汤普森并不这样认为，“他总是感觉到，在柏林问题上他已经让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莫斯科，苏联的德国问题专家正在为秋季的危机作准备。7月25日，外交部欧洲司开始向苏联驻中东和刚果大使发出有关联合国军队详情的信件。驻埃及和以色列大使分别被要求在两周内报告驻扎在西奈停火线附近的联合国军队的部署方式、程序及其使命。此外，对这个课题从未有过兴趣的欧洲司还被要求提供联合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的所有法律文件。同一天，苏联驻刚果大使也收到同样的指示。
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还给苏联驻外使馆去信，询问有关在主权国家设立的外国军事基地被关闭的事例。7月28日，苏联驻突尼斯、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和伊拉克大使也收到相同的信件，询问这些国家军事基地被关闭的有关情况。因沙特阿拉伯没有苏联使馆，苏联只是要求驻大马士革、贝鲁特和巴格达大使搜集有关美国关闭其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空军基地的事宜。莫斯科想从突尼斯和摩洛哥使馆了解法国关闭其北非军事基地的情况。每一个苏联大使都被告知，8月中旬莫斯科需要这方面的信息，但并不告诉其原因。
外交部没有告诉其驻外大使的是，这些信息将被用在相关的背景资料中，这是为赫鲁晓夫11月的联合国提案而做的准备。莫斯科显然想提出一个极充分的建议，要求北约从西柏林撤军，代之以联合国军队。
赫鲁晓夫11月的策略和经典儿童故事“老鼠夹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要想夹住老鼠，必须做好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不但要把导弹安全运抵古巴，还要把它们悄悄安装起来。和这项行动的代号“阿纳德尔”——西伯利亚一条河的名称——相一致，普通士兵都被告知，他们将被部署到苏联北部地区。
很大程度上，做好这些行动的保密工作是克格勃的职责。但是，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只负责商船的保密工作，而海军舰只的保密工作则留给格鲁乌和军事情报机构。苏联情报部门设计出一套复杂程序以尽可能不让船长、船员和乘客知道商船的目的地。如舱口较大的“波尔塔瓦号”商船，只有在直布罗陀转弯后，船长才能知道其目的地。届时，他要当着船上克格勃监督人员的面打开一个密封好的信封。除目的地外，船长还被告知，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任何入侵者登船。如果发生不友好的强行登船行为，这艘船要被凿沉。
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但货物运输的目的地仍然被苏联军人准确猜到。克格勃报告了几个案例，有些船长确实被搞糊涂了，当7月底登船开始各自的工作时，他们发现，所有男性乘客都在炫耀其满脸的胡须和晒黑的皮肤，仿佛他们将要加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的队伍。而在运载部队的“梅德诺戈尔斯克”号商船上，克格勃军官发现，大多数士兵，甚至军官都蓄着鬓角、小胡子或络腮胡子。这些胡须都透露着一个秘密，因为这些船员要试图适应卡斯特罗的革命军队，而那些人以其络腮胡子而著称于世。当苏联船员被问及为何要蓄胡须时，他们解释道，两个月前——6月初，他们曾接到一道命令，如果没留胡须，那么就要让脸上长出胡须。这位克格勃官员报告，那意味着“即使很早以前，这支部队的战士就知道，他们将要被派往古巴”。“波尔塔瓦号”商船同样如此。船上的克格勃官员报告，船上所有的苏联技术人员都留着络腮胡子，有着黑黑的皮肤。所有人似乎都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
尽管这些皮肤黝黑、满脸络腮胡须的人没有一人向中情局泄密，但美国情报部门仍然把这些令人忧虑的船只情况报告白宫。虽然7月底向赫鲁晓夫做过保证，但肯尼迪并未停止美军在大西洋上空对苏联船只的监视行动。到8月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联人启动了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大规模援助行动。尽管“阿纳德尔行动”的保密工作有漏洞，但当这些船只还在公海航行时，美国情报部门不可能准确知道船上到底装着什么货物。然而，在古巴上空飞行的U-2间谍飞机却能拍到这些船只在古巴港口卸货的照片。8月29日，白宫得到消息，一大批萨姆2型导弹被运抵古巴。
苏联不明海上运输物品使华盛顿对赫鲁晓夫的企图作出不同的判断。迪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断定，就像苏联在其他第三世界盟国所做的那样，这是在集结常规武器。他们还认为，柏林是赫鲁晓夫采取行动的焦点地区，这里也应该是美国在1962年夏季主要关注的地区。罗伯特·肯尼迪和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约翰·麦科恩从萨姆导弹的部署中看出一丝不祥之兆。后者已在1961年11月接替艾伦·杜勒斯出任中情局长。麦科恩从政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核军备竞赛。他确信那里的萨姆导弹是用来保护弹道导弹的。他认为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将会弥补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竞争方面的不足。早在1961年4月，罗伯特·肯尼迪就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深感忧虑。到1962年9月初，罗伯特·肯尼迪和麦科恩都建议总统发出警告，以阻止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和邦迪、腊斯克一样，肯尼迪也颇为忧虑。但是，他却倾向于要避免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任何行动，那可能会被克里姆林宫视为挑衅行为。
古巴局势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阴谋。为了开阔肯尼迪的眼界，在9月4日国家安全小组的会议上，罗伯特·肯尼迪发表了一番跳跃式思维的讲话。“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事关我们将要做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它事关古巴的未来……从现在起三个月，将要发生一些其他事情，从现在起六个月……最终他们极有可能会在那里建立一个潜艇基地，或许他们会把地对地导弹部署在那里。”考虑到这种威胁，司法部长要求总统发表声明，美国将永远不会容忍苏联在古巴部署战略武器的行为。
罗伯特·肯尼迪的建议引起与会人员的轩然大波。邦迪反对他对苏联行为所做的推测。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邦迪是一个富有智慧的分析家，但对苏联的心态，他仍然缺乏感觉。他正在寻找那些单调而重复的模式，而不是思考压力之下的赫鲁晓夫将如何行动。请注意，迄今为止，苏联人运往古巴的每一件东西“确实都是防御性武器，它们都在你能分别的范围内”。邦迪作出更多相同的判断。其意思是，这些战略导弹的部署表明可能要打破过去一贯的做法。“和我们在过去一年半所看到的苏联在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相比，（这将是）迈出的很大一步。”他说道。国务卿腊斯克和邦迪一样持乐观态度，他忧虑的是，对苏联在古巴的集结反应过度，可能会让柏林僵局变得更为复杂。“如果我们指明这是地对地导弹或者认定它们是核武器，我想我们可能会制造一种恐慌，而目前事实本身并未证实这一切。”
那天上午的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会议结束前，肯尼迪总统要求就古巴问题草拟一个声明，而且小组下午要再次开会。罗伯特·肯尼迪原定下午两点一刻与安纳托利·多勃雷宁见面——这是后者几天前提出的要求。尽管肯尼迪总统一直对国家安全持怀疑态度，而且现在还倾向于其弟弟的策略，但是，他还是决定先听听多勃雷宁的话。
会见苏联大使的正是意志坚定的罗伯特·肯尼迪。他告诉多勃雷宁：“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苏联向古巴大量提供军事装备和向古巴派出军事专家的问题，对此甚感忧虑。”美国担心，这些最先进的苏式武器——萨姆导弹将要交给古巴人。“谁会制止那些容易情绪化的古巴人向美国飞机开火？”他问道。接着他就引出那套特殊理论：“我们怎么会按照这个逻辑向古巴提供这些武器？有那些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威力更大的武器吗？这些武器最终要装载核弹头吗？既然如此，那么美国绝不会让它的安全建立在现在的古巴政府所做的这个或那个决定上。”
罗伯特·肯尼迪是不会忽略这种忧虑的，他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问多勃雷宁：“如果古巴人手里有了装有小型核弹头的火箭，那怎么办？那又会怎么样呢？”
多勃雷宁打消了这种可能性。“正如你从葛罗米柯和腊斯克的会谈中所知道的那样，苏联支持不转让、不扩散核武器的政策。”对阿纳德尔行动，多勃雷宁一无所知。为了肯定其说法，多勃雷宁又称：“如果美国单方面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今后我们将会强调这一立场。”
此时，罗伯特·肯尼迪站了起来，称要回白宫去撰写总统对古巴的声明。“我只希望苏联能够理解，苏联向离美国仅有90英里远的古巴提供军事装备的报道，会对美国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多勃雷宁的话并未改变罗伯特·肯尼迪的决心，即要以肯尼迪总统的名义向莫斯科发出警告。下午6点，写完了总统的声明。尽管语言比他希望的要温和的多，但在当天他基本上就通过了这个声明。肯尼迪总统警告苏联人不要在古巴部署导弹，但这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疑虑。一小时后，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宣读了声明：“没有证据表明，古巴拥有来自苏联东欧集团的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并为俄国人提供了军事基地，违犯了1934年有关关塔那摩的条约，或有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也没有证据表明，古巴人拥有或在苏联人指导下而拥有的其他显著的进攻能力。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结果。”那天晚上，多勃雷宁也看到了这个声明，他大概以为年轻的肯尼迪反应有些过度。
赫鲁晓夫在其高加索的避暑地听说了肯尼迪的声明。1961年，赫鲁晓夫就在皮聪达度假，以寻找消除柏林紧张局势的办法。一年后，肯尼迪突然发表的声明引发了不同的回应。截至9月1日，尚未在古巴部署一枚战略核武器。导弹技术人员已经在岛上开始工作，但是，第一批导弹部件几天后才能抵达哈瓦那港。至于核弹头，还妥善保存在苏联。根据修订过的阿纳德尔行动计划，核弹头10月初才能运来。
作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作出许多决定，而这将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赫鲁晓夫仍然可以停止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只部署一些防御性武器。很快，古巴将出现5万名苏军士兵和技术人员，他们将被证明是一支很强的威慑力量。为了推翻卡斯特罗，美国还真想冒险杀死数以万计的苏联公民吗？而且在1962年8月，卡斯特罗就向克里姆林宫建议，两国宣布签署共同防卫协定。那时莫斯科还有些犹豫，担心协定将会引起美国对赫鲁晓夫古巴计划的关注。然而，回应肯尼迪9月4日的声明之时，正好可以宣布，美国对古巴的进攻将代表着对华沙条约集团成员国的进攻，美国理解这个声明的后果。
然而苏军进驻古巴以及苏联和古巴联合防卫条约都不能让赫鲁晓夫实现其最大的目标——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他想改变国际实力的均衡。当苏联表明其某种利益时，他希望美国人尊重他。现在取消阿纳德尔行动，将意味着要放弃解决这个问题的宏大计划。从1959年第一次会见艾森豪威尔以来，他一直梦想解决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的以实力来实现和平，别无选择。一旦美国人真正害怕苏联的军事实力，他就能让他们接受那些他认为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合理基础。
9月4日，肯尼迪就古巴问题发表的声明使这种策略更加复杂化。尤其是三天后，白宫要求授权征召15万预备役人员入伍，似乎要以此来强制实施这一声明。苏联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料到，美国会在1964年总统大选以前入侵古巴。然而，声明和动员令却表明，今年秋天他不会在他所期待的柏林问题上，而很可能要在古巴问题上面临一场军事冲突。赫鲁晓夫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个宏大计划，以至于不会放弃计划。为此，他在9月7日作出两个决定。首先，要求国防部将12枚战术核导弹分配给已部署在古巴的几个苏联摩托化旅。和那些能够打击美国境内目标的战略导弹不同，这些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足40英里，只能用于战场作战。与战略导弹还有所不同的是，如果美国海军进攻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则准备用这些导弹来打击美国。
担心肯尼迪可能要在近期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要求国防部空运这些战术导弹，但军事顾问成功说服了他要谨慎行事。任何一架运载这些核武器的飞机失事，都将会造成一次意外的核事故。这些苏联人称为“月神”（Luna）、美国人称为“蛙式”（Frog）的战术导弹，可以由“因迪吉尔卡”号货船运输，这艘船已被确定用来运输中程弹道导弹核弹头。
9月7日赫鲁晓夫作出的第二个决定是，指示苏联海军加强核武器运输货船的安全保卫工作，并加强派往古巴舰队的火力打击能力。他还要求装备核武器的潜艇要在沿途对那些向古巴运载核弹头的货船实施保护。之后，这些潜艇将永久驻扎加勒比海地区。
这些军事部署完成后，赫鲁晓夫开始寻求用语言来遏止美国任何轻率的行为。9月11日，塔斯社发表官方声明警告华盛顿，莫斯科有权帮助古巴人自卫，任何攻击古巴或驶向古巴的苏联货船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苏联的攻击。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声明和征兵令的反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阻碍了在古巴部署远程导弹的进程。苏联运输船只短缺，这意味着要运输”月神”短程导弹，就要推迟弹道导弹的运输。现在要把两艘运载R-14中程弹道导弹货船抵达古巴的时间调整为11月3日到5日之间。赫鲁晓夫对此显然并不感到忧虑。他已经决定，11月6日美国国会选举之前不对柏林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他决心要在联合国首先提出柏林问题。1962年9月中旬，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似乎都没有多大影响。
当作出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候，赫鲁晓夫在皮聪达会见了两位美国知名人士：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5]和内政部长斯图尔德·尤德尔[6]。赫鲁晓夫很小心，没有向任何一位透露那些计划。上了年纪的弗罗斯特在苏联朗诵诗歌，大力赞扬和平。弗罗斯特期待着能见到赫鲁晓夫，他要以一种老祖父发脾气的方式劝告他，不要“耍无赖”，要为超级大国的和解创造合适的氛围。88岁高龄的诗人在皮聪达得了场小病，赫鲁晓夫对他极为温和，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肯尼迪是不是一个决心要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弗罗斯特并不清楚，赫鲁晓夫正在预测肯尼迪总统对柏林问题的反应：选择战争还是妥协。对尤德尔，赫鲁晓夫非常强硬，他明白无误地暗示，苏联的实力很快将会达到一个阶段，届时会迫使美国去做那些不愿做的事。“现在我们能打你们的屁股。”他说道。
然而，他也确实向另一位西方客人透露过，将要发生一件大事。赫鲁晓夫决定把他应对即将到来的柏林危机的政策告诉西德驻苏大使汉斯·克罗尔。赫鲁晓夫清楚，克罗尔因为一直致力于改善苏德关系而倍受惩罚。西德外交部亲华盛顿的一派认为克罗尔和赫鲁晓夫的关系过于亲密。而克罗尔之所以留任的唯一原因是，他似乎是阿登纳的支持者。赫鲁晓夫发现这位大使悟性极强，而且阿登纳把他派至国外加深了这位睿智的德国领导人的神秘性。到1962年9月，克罗尔的好运气已经过去，有人将接替他出任驻莫斯科大使。
从1920年代担任德国外交部低级官员始，克罗尔就一直主张要和俄国人保持良好关系，这打动过赫鲁晓夫，它也是西德的基本外交政策。克罗尔不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位能讲俄语的外交官认为，由地理和文化决定，无论俄国人意识形态如何，他们都是德国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和政治伙伴。1958年以来，他总在说服西德政府，要和莫斯科保持一种特殊关系。既然他将出任新职务，赫鲁晓夫便放松警惕，和他进行了会谈，这比任何一次和西方人的会谈都更为开放。克罗尔一人参加，而赫鲁晓夫则仅由苏联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陪同。
就克罗尔和西德外交部亲美派的争论叙谈一番后，西德大使请求赫鲁晓夫予以宽容和谅解。柏林危机让克罗尔改善莫斯科和波恩关系的努力落空。1960年，克罗尔曾告诉赫鲁晓夫，西德可以作出一些妥协，包括承认东德，承认新的德波边界以奥德河和尼斯河为界，但西德绝不能失去西柏林，“而且今后也将会坚持这一立场，”克罗尔说，“柏林一直是我们的首都，而波恩只是临时首都。”此后两年间，赫鲁晓夫和克罗尔一直未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致。既然将要离开苏联，克罗尔很想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可向他披露未来几个月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意图。6个月前，赫鲁晓夫曾明确告诉他，眼下没有任何危机。但是，现在局势似乎有所不同。在9月11日对古巴发表的声明中，苏联政府只顺带提及柏林问题。声明承认在美国国会选举期间，不可能就柏林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并且呼吁“尽早”签订德国和平条约。“当然，你现在没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对此我能理解。”克罗尔说道，“但是，我回到波恩后，总理会首先问及这个问题。”
很可能出乎克罗尔的意料，赫鲁晓夫并没有回避问题：“见到你很高兴，”这位苏联领导人解释道，“而且我认为你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必要性——这也是我们的困惑——有一种现实看法。我喜欢你促成这些问题解决的那股干劲。”
赫鲁晓夫勉强得出结论：肯尼迪完全受美国国内政治的操纵。美国总统缺乏领导其人民和解决冷战问题的勇气。“在我们的会议上，我总是说到美国人：要是肯尼迪在这个时刻站出来，并能理解，他所面临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决国际问题，那就好了！”赫鲁晓夫告诉克罗尔，美国总统正在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要是他能明白，解决柏林问题并且因此而巩固了和平局面，那么90％的美国人（而且还不止是美国人）都会拥抱他。”
因此，肯尼迪不得不作出历史抉择。“现在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何时来促成这一行动。”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将会等待，直到美国11月6日国会选举结束之后，届时将会促成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建立。“我们已经为此做好准备。”他补充道。
“但是，美国人不是还在反对这一主张吗？”克罗尔疑惑地问道。
赫鲁晓夫对他一直忧心忡忡的缓和策略作出解释：“我认为，肯尼迪要我们先迈出一步。肯尼迪不可能首先会说‘我同意从西柏林撤出我们的军队’。为什么？因为阿登纳和戴高乐将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他。肯尼迪会等到把他推到达成协议还是面临战争的边缘吗？当然，他不想要战争，他会承认这一点。凡是有理智的人，不会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有些事赫鲁晓夫并未告诉克罗尔。他没有披露，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苏联即将在古巴部署40枚核导弹。然而，也不是完全避开古巴话题。谈话结束之际，也正值他刚刚制定了战争边缘政策———那是他试图要和美国总统玩弄的一场心理游戏，赫鲁晓夫主动提起古巴问题。他没有透露全部内容，但他的话表明，他最忧虑的并不是美国可能会入侵古巴。“肯尼迪声称古巴在威胁美国。那是一派胡言。因此，今天我们向美国人发出呼吁，如果他们声明放弃召集预备役部队，并且和古巴建立正常关系，那么，古巴将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武器。”
多亏赫鲁晓夫，克罗尔几乎可以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了。这个俄国人的话里已经透露出了他在11月6日以后某个时间的计划。“我不知道我们将在哪一天和民主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他说道。苏联外交部已经为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以及北约撤军后联合国参与的行动准备好所有文件，这将是赫鲁晓夫发起的最后一次柏林危机。
克罗尔深知这次谈话的重要性。或许是因为赫鲁晓夫清楚，披露的太多了，他故意告诉这个西德人，肯尼迪对下次危机可能会作出的反应，他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似乎我已经开始谈到这些了。”他说道。但是赫鲁晓夫并未谈起这个话题，而且克罗尔有理由相信，他的话非常重要。就在同一天——9月11日，他联系了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以及加拿大驻苏大使，并且警告他们，一场严峻的柏林危机正在酝酿之中。但是，西方同行并不完全信任克罗尔。为了讨好他们，克罗尔似乎过于亲近赫鲁晓夫。9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收到克罗尔的报告，4天后报告才被送到白宫。似乎只有副总统办公室注意到这份报告。“克罗尔离开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向他非常坚定地表明，”约翰逊的军事参谋霍华德·伯里斯写道，“苏联将很快采取行动，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如果需要的话，最终会求助于联合国。”他预示了一些不祥之兆：“赫鲁晓夫已经得出结论，西方领导人自己已经证明，为避免冲突，他们将会接受这个和平条约，而且会让他们自己适应这个条约。”克罗尔的报告未被认真对待，对此，约翰逊的这位军事参谋极为愤怒，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外交官和一些政治人物似乎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即不可能就柏林问题和苏联人展开礼貌的谈判。历史上的俄国人，特别是最近的俄国共产党人明白，他们只对有组织的实力作出回应，并且愿意运用这种实力，而且非常明确地表明，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维护其国家的战略和地位。”肯尼迪总统已被说服，赫鲁晓夫正在就柏林问题挑起一场冲突。然而，来自这位不被信任的西德外交官的警告并没有让副总统约翰逊和其军事参谋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1958年和1961年施展的最后通牒战术惨遭失败后，赫鲁晓夫为何会认为1962年11月的最后通牒能让美国作出妥协？中央情报局也未对该消息进行评估。9月13日，中情局对苏联的柏林战术提出预测。或许他们先于国务院听到了克罗尔的这次谈话内容，报告指出：“苏联人最近散播的谣言称，他们将在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柏林问题。”但是，这份报告并不认为美苏之间会发生像8月那样的严重冲突。
与此同时，克罗尔意识到，其警告并未得到西德政府的重视，更不用说得到西德盟国的重视。9月28日，他公开发表文章。《四周后柏林的最后一战》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这是一篇对西德前驻苏大使的长篇访谈。克罗尔预言，美国中期大选后，赫鲁晓夫计划发动一场“激进运动”。他预计苏联人将要和东德单独签订和平条约，并且立即终止北约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克罗尔承认，这个预测来源于他和赫鲁晓夫的谈话。
令人奇怪的是，似乎苏联的那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东德在内，都没有得到有关苏联11月计划的任何消息。1962年秋，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就改善东德农业生产的办法互通过信件。9月28日赫鲁晓夫出访中亚时，苏发努冯亲王会见了阿列克谢·柯西金，或许他得到了有关当年秋天会发起攻势的明确消息。巴特寮一直怀疑，莫斯科为在柏林问题上赢得先机而拿它做交易，克里姆林宫要他们放心。“我们和美帝国主义在外交战线进行着广泛的斗争，”柯西金向这位老挝领导人披露道，“这会特别涉及柏林问题、古巴和其他一些事情。”
9月中旬，响应赫鲁晓夫的要求，苏联海军对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提供更多安全保证。赫鲁晓夫此前曾要求对运载核弹头的船只予以特殊保护。9月18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派一支护航舰队前往古巴，舰队包括7艘G级导弹潜艇、4艘F级鱼雷潜艇、2艘巡洋舰、2艘巡航导弹舰、2艘驱逐舰，还有一系列辅助船只。对这支小型舰队的大多数舰只来说，其目标就是要在11月9日抵达古巴。与水面舰只相比，潜艇需要一倍的时间才能抵达古巴。因此，潜艇将于10月7日从科拉半岛启程。除保卫古巴外，舰队还要保护运载R-14导弹和核弹头的货船。而大量的水面舰只则于10月22日左右起航，将在百慕大南面与潜艇会合。11月初苏联海军计划在那里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而运载R-14导弹和核弹头的船只以及为其护航的潜艇将于11月9日前抵达那里。
苏联海军明白，如果美国得知船只由潜艇护航，华盛顿可能会发现船上运载的是重要货物。F级潜艇使用柴油引擎，在水下航行时，它需要定期浮出水面来为电池充电。因此，海军建议他们在白天潜航，只在夜间浮出水面。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按最初的计划，G级和F级潜艇并不装备核弹头。但在国防部的新计划中，这些潜艇都将装备核武器，而且G级潜艇艇长将会收到一份特别清单，以便“一旦收到莫斯科的指令，（他们可以）对美国沿海最重要的目标实施打击”。
9月初，赫鲁晓夫极为焦虑，为了顾全大局，他没有批准马利诺夫斯基的新计划。9月1日到12日期间，军方向主席团提交该计划，而仅仅在此之前的几天里，美国已经对15艘不同的苏联船只实施了50次空中侦察。因为美国和北约一直密切监视着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赫鲁晓夫担心派两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前往古巴会引起国际反响。考虑到计划中的潜艇舰队过于庞大，他指示马利诺夫斯基放弃派7艘装备核导弹的G级潜艇到古巴的想法，而只同意派出装备有核鱼雷的4艘F级柴电潜艇，以代替G级潜艇。
苏联海军修改计划之前，运载核弹头的“因迪吉尔卡”号货船已于9月16日离开苏联。根据先前的计划，将有一艘潜艇为其护航。一旦航行至美国水域附近，它将受到保护。为此，海军建议派出一艘Z级B-75弹道导弹潜艇——苏联唯一的一种弹道导弹潜艇，以在百慕大水域附近与因迪吉尔卡号会合。此时，B-75潜艇正在美国海岸一带巡逻待命，以发射其携带的两枚R-11核导弹，打击美国沿海目标。
这些军事决定大大缓解了赫鲁晓夫的忧虑。到9月底，他的注意力已经回到11月结束冷战的问题上。9月28日，他给白宫写信，就禁核试验条约提出新的理论。虽然不可能就如何验证禁核试验达成一致，但赫鲁晓夫说，他愿接受一项禁止实施各种核试验的条约，包括在大气层、太空和水下进行的核试验，它们都不需要在苏联领土上实施核查。然而，他也提出一项约定，重启禁核试验谈判时，英国、美国和苏联三个核大国要保证在5年内暂停地下核试验。如果5年后能达成全面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那么，届时各方可重新审议大气层禁核试验条约问题。信的末尾，他提及超级大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分歧，把这种分歧形容为“危险的温床”。这是不祥之兆。他还写道：“我再次告诉贵方，对柏林问题，直到11月美国的中期大选，我们都将无所事事。在我们看来，大选之后，显然在11月下半月，有必要继续进行对话。”然后他暗示，或许最早在11月，他迫切希望和肯尼迪总统再次举行峰会，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要找到解决柏林问题和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最高级别的政治家要亲自接触。”
因为回苏联数周，肯尼迪家族同最喜欢的俄国人——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失去了联系。回到美国时，他给肯尼迪总统带来了赫鲁晓夫的一封特殊信件。10月8日，他约见罗伯特·肯尼迪，要求为他安排一次和总统的见面。
博利沙科夫那天发现，他的朋友极为消沉。其“情绪罕见地低落”，后来他在给多勃雷宁大使的报告中这样写道。罗伯特·肯尼迪强调，当博利沙科夫离开美国之时，正值苏美关系转折之际，他极为忧虑。“坦率地讲，”罗伯特·肯尼迪说，“苏联最近针对古巴的措施已经激怒了总统，而且我们将其视为反对我们的措施。”他还说，因为国会选举在即，总统特别关注这些变化。
罗伯特·肯尼迪没有问及赫鲁晓夫的动机，博利沙科夫也未提及这个问题，只是称，苏联领导人强调，“为了以一种合理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从相关的各种军事力量着手，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并没有向博利沙科夫披露阿纳德尔秘密行动计划，以及为何到11月他将不再忧虑“相关的各种军事力量”。
对于谈判的前景，罗伯特·肯尼迪也有一些坏消息要告诉苏联人。他告诉博利沙科夫，总统正在回复赫鲁晓夫9月28日的来信，回信或许会让克里姆林宫感到失望。肯尼迪不可能同意从西柏林撤出所有西方军队，不会像赫鲁晓夫规定的那样，在协定签订4年后完成撤军。对总统来说，也不可能为签署大气层禁核试验条约而同意为期5年的暂时禁止地下核试验的条件。
肯尼迪问博利沙科夫，赫鲁晓夫是否准备在当年秋天来美国。这位中间人是否知道赫鲁晓夫即将发动的政治攻势还值得怀疑。然而，他对肯尼迪的答复却留下了进行某种特殊访问的可能性。“美国在国会选举之前，赫鲁晓夫不打算参加联合国大会，”博利沙科夫说道，“然而，如果确实需要赫鲁晓夫在联大发言，那么，他将会在国会选举之后来美国。”罗伯特·肯尼迪一言未发。
次日即10月9日，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可能在11月采取的措施深感忧虑，并告诉来访的法国外交部长。他说，这是“西方国家将要冒多大风险的”问题。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不可能在11月来美国，“打着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幌子来和美国总统讨论柏林问题”。肯尼迪的结论是，“鉴于苏联在古巴的行为，”他的意思是指在古巴集结防御性武器，“要在柏林问题上达成一致，前景非常渺茫。”肯尼迪又说道：“赫鲁晓夫可能要强行做某件事。”
赫鲁晓夫为11月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如果曾经有文字记录的话，现在还没有被发现。但是，这些片断正在被拼接起来。到11月6日，导弹将被运抵古巴，并用于作战。届时苏联外交部也已经为那些正式协定准备好陈词滥调的声明，即要求联合国在西柏林驻军和西方从那里撤军。此外，一旦肯尼迪吞下从西柏林撤军的苦果，他将提出一个禁核试验的草案，以此来安慰肯尼迪。只要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秘密行动再坚持5周，赫鲁晓夫相信，约翰·肯尼迪将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苏联提出的在1962年结束冷战的条件。
[1]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ШарафРашидовичРашидов，1917年11月6日——1983年10月31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194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撒马尔罕省委书记。1949—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协会主席。1950—195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年逝世。
[2]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杰缅季耶夫（АлексейАлексеевичДементьев，1921年3月15日——1990年3月18日），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60—1962年任第7坦克军副司令。1962—1964年任驻古巴军队副司令。1964—1968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68—1972年任第10军总参谋部副部长。1972—1976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驻罗马尼亚人民军代表。1976—1979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副参谋长。1979年返回苏军总参谋部工作。1981—1982年任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1982年退休。
[3]芭芭拉·文泰姆·塔奇曼（BarbaraWertheimTuchman，1912年1月30日——1989年2月6日），美国作家、历史学家。
[4]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von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
[5]罗伯特·李·弗罗斯特（RobertLeeFrost，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美国诗人。
[6]斯图尔特·李·尤德尔（StewartLeeUdall，1920年1月31日——2010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二战期间在空军服役，在意大利作战。1955—1961年任众议院议员。1961—1969年任内政部长。1969年离任后曾在耶鲁大学任教。此后从事环保运动。2010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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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6)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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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一九五八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3)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一九五八年）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性质的问题
1、作者摸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与政策有区别，这一点很好，主观的计划应力求适应客观的法则。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不大清楚。他们的计划，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客观法则，值得研究。
2．社会（主义政治）政治学多研究它的必然性，对客观的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才能认识，几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四月才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
3.“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辩证的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作者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学习和熟练地掌握这个法则。
4．关于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法则，作者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那么多规章制度呢？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间题
1.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作者完全正确（P13），商品生产看它与什么经济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多，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2.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重要，极为有用。
3．不要以为自给自足就是有名誉的，商品生产不是名誉的。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商品交换，否则不能发工资。
4．我们向两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提高生活（水平）。
5．作者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消费资料是商品，运行不通。商品不只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
6．我们现在之商品生产不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
7．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8.商品流通之重要是为要共产主义所考虑的，必须在商品充分发展以后。当有权支配一切商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不必要，而趋于消失。
三、关子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法则问题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划作用，不起调节生产作用，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建设时期作（为）经济核算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共产）主义。
四、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间题
1．他们宣布土地国有化，实际是社有，我们没有宣布国有化，实际上是比较彻底。
2．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标志，只能够有条件地调拨商品。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算全民所有制。
3．这一著作的最后一封信，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这是彻底错误的。把国家和集体对立起来。
4。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作者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地说，要单独地讨论。
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1。作者说农民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要巩固社会主义秩序。
2．社会主义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要破坏一切社会主义秩序，实行部分供给制。这是为了破坏这种秩序。
3．他们社会主义是两种所有制。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共产主义因素不提倡，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割裂轻重工业，公开提出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也扩大了。
4．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吃饭不要钱就是萌芽。
5．供给制是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这不造成障碍。
6．作者对于两个过渡没有找出方法来。没有解决以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出路。
7.作者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条件是好的，但缺少个政治条件，这条件的基本点就是增加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没有一条办法，没有几个并举，没有设法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斗争，作者的三个条件是不容易办到的。
六、其他问题
1．政治经济学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在他们的经济学里，其实每一段里都没有“忘我”，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好处是提出了问题。
2．他的批评方法里，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过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3．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不谈，教育制度、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没有共产主义劳动，如何到共产主义？作者见物不见人，只见干部、技术，不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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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说明：文革初期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师王晁星收集，“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印刷和发行的“内部资料”，共五卷，十六开本，200多万字，包括《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的各类文章、讲话、批示等等。2005年主人公网友将之校对制作成文字版。PDF及原CHM版电子书可在马库“毛泽东”专栏下载。
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九年
·补遗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一九六○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年
一九六一～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一三年～一九四三年
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五年
001第一师范讲堂录（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002读《明耻篇》后题词（一九一五年）
003《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
004工人夜校招生广告
005夜学日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006新民学会的方针（一九一八年四月）
007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时讲话（一九一九年初）
008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009湘江评论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
010湘江评论增刊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011湘江评论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012民众的大联合（一）（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013民众的大联合（二）（一九一九年七月廿八日）
014民众的大联合（三）（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015问题研究会章程（一九一九年十月廿三日）
016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017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018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019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020非自杀（节录）（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021驱逐张敬尧文电（一九二○年一月）
022发起“文化书社”缘起（摘要）（一九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023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九二○年九月三日）
024“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025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九二○年九月十二日）
026湘人为贪吏卖矿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027致湖南省警察厅长的公开信（摘录）（一九二○年十二月）
028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摘录）（一九二一年四月）
029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
030新民学会一次讨论记载――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一九二一年一月）
031给杨怀中先生的信（摘录）
032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九二一年八月）
033告中国农民书（一九二一年）
034上工宣言
035长沙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李抱一）书（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036《省宪法》与赵恒惕
037纸烟税
038英国人与梁如浩
039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040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041外力、军阀与革命（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042《新时代》发刊词（一九二三年）
043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044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045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二五年）
046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047中国国民党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048政治周报
049反攻（一）
050反攻（二）
051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052反攻（三）
一九二六年～一九三五年
053宣传报告
054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05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
056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六年一月）
057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058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059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讲话（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060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十六日）
061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062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摘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063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一九二九年六月）
064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
065命令（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066反围攻时给红军的动员令
067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一九二九年）
068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
069总前委代表毛泽东给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070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一九三三年）
071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072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九三三年）
073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九三三年）
07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075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一九三四年）
076关于日本声明书谈话（一九三四年下半年）
077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07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079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三年
080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
081致蔡元培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082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五）
083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08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085致蒋介石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086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
087与北方青年的谈话（一九三七年春）
088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一九三七年）
089命令（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
090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091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092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093《农村调查》序言（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
094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095基础战术
096在抗大校舍落成大会上的训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097“和美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补充（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098给抗大九队同志的信
099加强政治教育与体育活动给项英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八年）
100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日）
101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
102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03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三月十二日）
104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
105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106论新阶段（节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107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108《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109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110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111抗大三周年纪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112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摘录）（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113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114在延安模范青年给奖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15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116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117在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18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节选）（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119在陕甘宁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
120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
121研究沦陷区（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122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23在延安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录）（一九三九年一二月九日）
124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
125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
126强调团结与进步（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127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一九四○年二月）
128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年三月十五日）
129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130在边区中央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年十二月三日）
131谨防扒手（社论）（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132谣言与烟幕（社论）（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133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
134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
135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136“曾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137“文化课本”序（一九四一年）
138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
139赠给王观澜同志的一段话——就战胜疾病问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140庆祝苏军二十四周年（一九四二年）
141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
142“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补充（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143“反对党八股”的补充（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144给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一封信
145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146历史教训（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147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48电贺苏联红军第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149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150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
151关于批评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四月“关于民主教育谈话”的一封信（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九年
001在庆祝党的二十二周年晚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002视察南泥湾时的讲话（一九四三年七月）
003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004论合作社――在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十月）
005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
006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摘录）（一九四四年四月）
007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代表招待会上的讲话（报导）（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008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报导）（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009对随军南下干部的讲话（摘录）（一九四四年春天）
010与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
011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012在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
013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014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015时局及其它问题（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016在中共中央招待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四四年）
017在干部新年晚会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
018在延安接见外地来延安的工作干部时的讲话
019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四月）
020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
021在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悼词（摘录）（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
022毛主席在七大上的总结（一九四五年六月）
023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
024给福斯特同志的复电（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025日本投降时关于形势的报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026毛主席席抵渝发表谈话（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027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
028在重庆各界欢送会上的讲话（摘要）（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029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关于国共谈判报告（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030为东渡黄河给杨立三同志的指示信（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031关于土地政策的发言要点（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
032对目前时局的基本分析――康生同志传达（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
033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034送子住劳动大学的指示（一九四六年）
035致暹罗侨胞的复电（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036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法案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037给英国海员工会三千华侨工友的复电（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038给十二军军委的信（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039答复时局问题——答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斯蒂尔先生问（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040复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盟员大会主席的电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041春节宴请延安附近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时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042接见边区部队一部分负责同志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043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时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044给内蒙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
045给各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046为纠正“左”的错误给中央局的信（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
047给中原局的指示信（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
048复××的信（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
049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050在中央对老区、半老区土地政策的指示（注）上的批语（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051关于部队中民主生活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三月）
052“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的按语（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053对《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检讨》的批示（一九四八年四月）
054对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
05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056致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复电（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057电复海外侨团答复对中共五一时局主张的响应（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
058电勉吴化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059豫西我军解放南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
060复民主人士电贺（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061中国人民、共产党和解放军握有实现和平全面力量（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062国民党死硬派完全孤立，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063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064对李宗仁电报写的按语（一九四九年三月）
065给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066给傅作义的复电（一九四十九年四月二日）
067关于具体实现八项原则电复李宗仁（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068我三十万大军渡过长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069我百万人军横渡长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070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071电复槟榔屿侨胞（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
072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
073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补遗
074读《伦理学原理》笔记
075怎样看待别人
076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一九二六年十月）
077《农民问题丛刊》序（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078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一九二六年十月）
079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制，在井岗山）
080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
081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
082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083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实施办法（节录）（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084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节录）（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
085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
08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
08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088再一次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
089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言（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090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一九三三年六月）
091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092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
093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09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095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09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
097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碑写的碑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098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四年一月）
099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100中央关于一、四方面革的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
101在吴旗打给林彪同志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02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03在抗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演讲（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
104关于抗日救国的布告（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
105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106我们要文武双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107对美国记者谈中日战争（一九三七年）
108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一九三七年）
109对三期全校干部会议的指示（一九三七年）
110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
111中华苏维埃政府致西班牙人民书（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11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会议）
113统一论
114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115对《大公报》记者谈抗战形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
116致章、陶、邹、沈四先生的信（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日）
117和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九月）
118寄给前线战士们（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
119谈抗大民主问题（摘录）（一九三八年）
120论新阶段（节录）（一九三八年十月）
121在抗大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122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摘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123谈抗大农庄（一九三九年）
124在欢送抗大总校深入敌后所指示的“三个法宝”（一九三九年）
125《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翼边区》序（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
126在纪念“三一八”并慰劳保卫工作人员晚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127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节录）（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128在延安高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摘录）（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129谈爬山
130给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的题词（一九三九年十月）
131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一九四○年一月一日）
132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节录）（一九四○年三月八日）
133我们有一个好条件（一九四○年三月十日）
13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按语（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135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
136复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人的电报（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旧）
137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指示（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138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139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140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
141慰勉山东临时参议会的复电（一九四二年九月）
142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43在志丹陵园红星纪念塔上的题词（一九四三年）
144新年祝词（一九四七年一月）
14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深刻的阶级内容※
146编者附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一九四九年
00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002关于铁路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月）
003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004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005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庆祝大会上的祝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五○年
006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士的报告（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
007给马××的一封信（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
00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009给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一九五○年）
010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011对志愿军党委的指示（摘录）
一九五一年
012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013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014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
015关于政府、军事系统审查旧人员中答复“包下来”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
016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017关于镇反工作和肃反工作的批语（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
018批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019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的谈话（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
020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021给马××的一封信（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022关于一些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五二年
023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024对五反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二年三月）
025对李×实践论解说的两处修改（一九五二年三月）
026给李×的一封信（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
027我们也应当会办经济（一九五二年七月）
028给李×的一封信（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029视察黄河时的谈话（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030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一九五二年）
031对劳动部关于召开全国劳动保护会议向中央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032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033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034最伟大的友谊（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
035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时的指示（摘录）（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十一日）
036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摘录）（（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037对白××同志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038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六月）
039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
040对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与第一学期开学的训词（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041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042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043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
044对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045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046对学校领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三年）
047青少年的教育（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048给李×的一封信（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049关于国家预算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六月）
050宪法草案公布时的话讲（记录稿）（一九五四年六月）
051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六月）
052在阿尔巴尼亚大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
053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时所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054关于学术思想批判的指示——与陆××、周×的谈话（一九五四年）
055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056关于中医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冬）
057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五项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一九五五年
058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摘录）（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059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
060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词（摘录）（一九五五年三月）
061在中央常委会上的指示（一九五五年春）
062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063《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064《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065《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066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
067中共中央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
068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一九五五年）
069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
070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五年）
071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纪录稿）（一九五五年）
072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一九五六年
073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07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075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五六年）
076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
077对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准备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078在听取××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
079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九五六年）
080关于实行火葬的倡议（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
081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082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083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084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
085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086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
087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晚）
088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089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丸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090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091对发展轻工业设备制造工业的指示（一九五六年）
092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093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五七年
094给诗刊的一封信（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095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一九五七年一月）
096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097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七年一月）
098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上的一次讲话（摘录）（一九五七年二月）
099在颐年堂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10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101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
102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103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104给周恩来等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105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106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107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108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109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
110在接见共青团八大部分代表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111接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112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纪要
113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要点）（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114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115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摘录）（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
116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117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118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119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120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使馆机关干部的讲话（摘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大学）
121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122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
123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于怀仁堂）
124同科学家、文学家谈人民内部关系（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125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
126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一九六○年
一九五八年
001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002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
003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004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005关于报纸工作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006给《文艺报》编委会的一封信关于1958年第二期《再批判》栏的按语（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
007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008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三十日）
009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010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
011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012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
013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01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015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016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017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018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019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
020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批语（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021和《江峡》轮船员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022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023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024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025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
026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027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传达记录）（一九五八年四月）
028对宋××关于苏联专家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029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
030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03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
032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033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九五入年五月十八日）
03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
035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五月）
036关于原子弹、氢弹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六月）
037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038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039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插话（根据记录整理为九条）（一九五八年六月廿三日）
040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041接见应举社社长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六月）
042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谈肃反斗争宣传等问题（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传达）
043谴责殖民主义者侵略西亚（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044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045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046视察天津时的谈话（汇集）（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
047接见西哈努克时的讲话（摘录）（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
048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049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050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051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入月二十一日上午）
052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
053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054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055给××，陈×，富春等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056接见巴西记者穆里罗．马罗金．苏乌萨得杜特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057批评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有很多大方向不对（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传达）
058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059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060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061关于游泳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
062视察武汉大学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下午）
063视察武钢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
064视察安徽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
065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66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067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068国防部长命令福建前线我军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06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070毛主席在参观中国科学院时和钱学森同志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
071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十月）
072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073在邯郸地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074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075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
076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
077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下午）
078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079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080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
081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六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
082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083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一九五八年）
084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085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086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087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传达）
088给周士钊的一封信（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089第十次接见朝鲜代表团时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090接见金日成时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武汉）
091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092对两份关于国际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093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094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095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096对《张鲁传》评注（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九，裴松之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097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098给自己诗词作的解释
099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00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所加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101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2对大跃进报导的指示（一九五八年末于武昌）
103对地方党委领导新闻事业的指示（一九五八年）
104关于造船方针的指示（一九五八年×月）
一九五九年
105给福斯特同志的回信（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
106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摘录）（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107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108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记录）（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109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110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111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112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113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114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一九五九年三月）
115党内通讯（一）（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郑州）
116党内通讯（二）（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武昌）
117党内通讯（三）（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武昌）
118党内通讯（四）（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
119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119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120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121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122党内通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123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摘录）——工作方法九条（一九五九年四月）
124工作方法十六条（一九五九年四月）
125接见智利政界人士的谈话纪录（摘录）（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126要政治家办报（一九五九年六月×××传达）
127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谈话纪录（摘录）
128七月十日讲话纪录
129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130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九五九年七月年廿六日）
131对三个文件的批示（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九日）
132给王稼祥的信（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133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134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135八月二日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136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那些人》二文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
137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138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
139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写的前言（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140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141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142右倾机会主义者挑起了斗争（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143关于枚乘《七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144附：枚乘《七发》今译
145一次讲话（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
146对张闻天信的批示（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147关于游泳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八月）
148给诗刊的第二封信（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149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
150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151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152关于肃反工作的一个批语（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153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154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批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155对新华社的指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一九六○年
156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九六○年一月）
157关于科学奖金和学衔的指示（一九六○年一月）
158使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对一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年春）
159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一九六○年三月五日）
160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161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162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163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164对聂荣臻同志《关于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165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166接见非洲外宾时的谈话（一九六○年五月七日）
167接见拉丁美洲外宾时的谈话（一九六○年五月八日）
168接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时的谈话（一九六○年五月九日）
169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170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171在上海会议上对四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年六月十五日）
172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173十年总结（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174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175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第一部分
176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第二部分（从第二十四章到第二十九章）
177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第三部分（从第三十章到第三十四章）
178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第四部分（从第三十五章到结束语）
179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补遗
180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节录）（一九六○年七月十八日）
181和狄克逊、夏基的谈话（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182记关于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对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183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184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85接见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和古巴妇女代表团时的谈话（摘要）（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186批评《人民日报》不应“反冒进”（传达纪要）（一九五八年一月）
187与陈昌奉同志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188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下午）
189关于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在武昌与胡××、吴××谈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传达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
190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录，大意）（一九五九年三月）
191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九五九年三，四月）
192论中印关系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193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
194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195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一九六○年八月二十日）
196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对一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年春）
一九六一～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一年
001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002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003《反对本本主义》说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
004《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一封信》（摘录）（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005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节录）（一九六一年三月）
006在接见亚洲、非洲外宾时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007在接见古巴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
008调查成灾一例（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009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010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011对《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批语（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
012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013在接见日本朋友时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一九六二年
014关于科学研究十四条的指示（一九六二年一月）
015给郭沫若回信中的几句话（一九六二年一月）：
016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017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二年五月三日）
018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019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020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021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
022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工业支援农业的指示（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023关于电台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
024批评新华社（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025听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汇报时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二月）
026同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027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五月四日）
028对四个文件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029对东北和河南两件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030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五月）
031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
032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033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034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五月）
035批示×××在农村蹲点至少五个月（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
036六月三日接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等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037八连颂（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
038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039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040电唁杜波依斯博士逝世（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041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学艺术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九月）
042祝贺霍查同志五十五岁生日的电报（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
043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044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045接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046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047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048谦虚——戒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049给林彪同志的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050论反对官僚主义（一九六三年）
051在聂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一九六四年
052同×××谈人民日报要学习解放军（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
053慰问恩克鲁玛总统的信（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
054就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
055谈报纸革命化问题（一九六四年一月）
056就最近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发表谈话（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057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钱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058几段插话（一九六四年一月）
059对《人民日报加强学术文章的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
060对《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通知》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061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062关于出版三十本马、恩、列、斯著作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063春节谈话记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064送给李讷的四句话（时间不详）
065与毛远新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一九六四年二月）
066关于胡藏芸案件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二月）
067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在北京铁路二中调查材料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068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069对新华社的指示（一九六四年春）
070给华罗庚的信（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071给高×的信（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072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073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三月）
074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
075对人民日报理论工作的批评（一九六四年四月）
076关于胡藏芸案件的指示和批示（一九六四年四月）
077在谢富治同志汇报劳改工作时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078对共青团九大的指示（一九六四年）
079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的一些插话（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
080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
081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五月）
082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
083和××的谈话（一）（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084和××的谈话（二）（六月十六日下午）
085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十三陵）
086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评（一九六四年六月中旬）
087接见桑给巴尔专家米·姆·阿里夫妇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
088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089接见外宾关于保健的一段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090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091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092畅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
093在小型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094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会议上的指示（一九六四年）
095关于部队开展游泳活动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
096对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报导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
097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098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099对汪东兴同志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七月）
100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七月）
101关于部队学习游泳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102对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八月）
103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八月）
104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105同李雪峰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
106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107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108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
109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110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111关于团结方法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
112在×××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113接见老挝爱国战钱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武汉）
114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驻华大使的谈话（摘录）（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115与计划领导小组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
116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
117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118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
119接见西南非妇女代表团的谈话（摘录）（一九六四年十月）
120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纪录（摘录）（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121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122对《关于×××、×××、×××问题》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123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
124对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25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126人民日报现在有看头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127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同志发言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28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29同江西省委同志谈话记录（摘录）（一九六四年）
130中国的大跃进（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131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一九六四年）
132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摘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33关于划阶级问题的指示（时间不详）
134关于依靠贫下中农的问题（时间不详）
135《前十条》和《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一九六四年）
136蹲点问题（一九六四）
137论实事求是
138小资产阶级的通病
139《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140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
141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142对徐××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
143中央《关于学习周恩来同志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摘引）（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144接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145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146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一月）
147听取××汇报工业交通会议情况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
148听取××同志汇报会上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
149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三月）
150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同志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151关于劳改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
152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153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154对军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去锻炼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五日）
155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156给章士钊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157对医务人员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158在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159给华罗庚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160接见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161在钱××、张×汇报卫生工作时的插话指示（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
162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163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164关于民族工作的一次指示（一九六五年九月）
165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谈话（摘录）（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
166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时谈劳改工作（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
167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一九六五年十月）
168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169在听取×××同志汇报时的插话（摘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170批判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171反对折衷主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172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73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74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175对机要保密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6关于礼宾工作指示（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177关于《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178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三）（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179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曰）
180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二）（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曰）
181在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所加的话（一九六六年三月）
182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等文章后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183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曰华东）
184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185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186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
187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188批判彭真（对康生同志讲话）（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189给林彪同志的信（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190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191关于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192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武汉）
193关于北大“六·一八”事件（一九六六年七月）
194畅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上午）
195重要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196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197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
198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一九六六年七月）
199关于打人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200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201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
202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203在修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时加的一段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204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205对杨寅田大字报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八月）
206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207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与林彪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208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大附中×××谈话纪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209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210关于北航《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坚持斗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八月）
211关于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八月）
212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213对《关于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214对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的批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215关于中央文革（一九六六年九月）
216就左派队伍问题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217接见在京部队时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218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
219对陈伯达同志《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220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221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222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各大区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月）
223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224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
225在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时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226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227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228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29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大民主（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30关于复员转业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31关于军政训练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2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的四点指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33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
234赞扬参加接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解放军指战员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235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36对《林彪同志给浙江省军区的指示》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37和林彪同志的一段谈话（摘录）
一九六七年
238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239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240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241与外宾谈如何看大字报（一九六七年一月）
242关于接管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
243谈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244关于军队支持左派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245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246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247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248关于外国朋友参加文化大革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249关于夺权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
250为《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所加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一月）
251对广播系统夺权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252谈文明斗争（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253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254关于西安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255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256关于宗派主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
257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一九六七年二月）
258为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加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259对北京两所中学军训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二月）
260对《郑州日报》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二月）
261关于夺权的提法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262在《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所写的两段话（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社论）
263关于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工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264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一九六七年三月）
265对铁道兵党委一个报告（渡口驻军支左经验）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266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一文件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267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一九六七年三月）
268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八月）
269对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270对林彪同志三月二十日报告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271对齐齐哈尔铁路局机务段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272对报纸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
273关于党组织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
274对《红旗》杂志调查员调查报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组成部分》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275关于大批判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
276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277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所加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四月）
278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279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280关于批判黑《修养》（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
281不能放弃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一九六七年四月）
282关于《触詟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
283与×同志的一段对话（一九六七年四月）
284关于军管问题（一九六七年四月）
285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一九六七年四月）
286接见谢富治同志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下午）
287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四月）
288关于陕西驻军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报告的批示和批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289关于四川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290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六七年四、五月）
291“五一”节对阿尔巴尼亚贵宾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292“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293“五一”节和张×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294对棉粮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295关于大批制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296关于军队整训的指示——给林彪同志的信（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297对广州、湖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七年）
298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两编辑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所加的两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299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九六七年五月）
300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301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一九六七年五月）
302对上海革命派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五月）
303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五月）
304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305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306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307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
308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六月）
309关于夏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310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11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一九六七年六月）
312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13有了错误就改（一九六七年六月）
314关于叛徒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15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一九六七午六月十八日）
316对中央警卫团支左部队的三点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317对赞比亚总统的谈话（摘要）（一九六七年六月）
318修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一九六七年六月）
319对姚文元同志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20关于绝食静坐的问题（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321看到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和给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322关于缅甸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323关于建造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324对军队同志的教导（一九六七年七月）
325在听了××××会议汇报后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326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
327关于不要“开快车”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曰）
328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329关于湖南军区的龙书金（一九六七年七月）
330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331《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332对武汉事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333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334为一九六七年七月卅日《人民日报》社论加的一句话（一九六七年七月）
335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36关于大串连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37对《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的批语（一九六七年八月）
338对天津与河北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39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七年八月）
340关于武斗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41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的批示和修改（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342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43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一九六七年八月）
344827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345对公安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346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347对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348对新闻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349对庆祝国庆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350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351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一、视察沿途讲话主要精神
352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二、视察上海时的指示
353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三、视察浙江时的指示
35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四、接见江西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
355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五、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
356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六、视察武汉时的指示
357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七、视察河南时的指示
358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八、在回京列车上，以“斗私、批修”四个字祝贺铁路工人大联合
359对林彪同志1967年国庆讲话的评语（一九六七年十月）
360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一九六七年十月）
361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
362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下午）
363关于按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364对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365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366对《解放军报》1967年11月9日社论《抓好形势教育》的重要修改（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367关于党组织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368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369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的信（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370对姚文元同志一封信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371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372关于举办学习班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九六八年二月）
一九六八年
373对广东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八年二月）
374关于革命委员会等的指示（一九六八年二月）
37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一九六八年三月）
376革命委员会的三条基本经验（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377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378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几段最新指示（一九六八年四、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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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与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恋爱与革命
回到上海后二三个月，我个人生活起了大波动：恋爱而且结婚。
在这个政治的回忆录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也写了好多。我准备删去它们。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
“少年共产党”，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Kutauruka（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ＣＹ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ＣＹ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上面说过，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的恋爱风潮。后来，我在武汉同太雷一道工作时，我们曾解决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干事的恋爱问题。太雷提出一个原则，说：“恋爱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团体不来干涉。”我抬起头来向太雷看看。别人自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们也不知道太雷这话的一切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恋爱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杨之华，那就不妨说说他们二人的恋爱史。两人恋爱成功在太雷闹事以前，但确实没有“妨害政治”。那时，杨之华漂亮，温柔，聪明，能干，但已是沈玄庐的媳妇。在法国与我同属于“图书馆”的无名（吴明）于里大运动中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主持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团召集什么会议，上海不方便，沈玄庐叫他们去萧山开。无名被杨之华的美色所迷，几乎发疯了，写了许多绝望的情书。可是杨之华不理他。沈玄庐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沈玄庐第一次退出共产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可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并不相爱，沈剑龙爱了一个高丽姑娘，冷淡了杨之华，之华遂给她的女儿取名“独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离家去上海大学读书。秋白此时新丧偶，他的爱人姓王，是丁玲（当时名蒋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华怎样恋爱起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约在黄仁案发生，秋白和何世桢同时离开上海大学以后不久，我们晨起读报，忽然看见《民国日报》上有三个奇特的广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情，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
那时北京有个轰动学生界的恋爱事件，女主角是芦隐女士的朋友，芦隐女士特为此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现在北京陶然亭附近还留下一块奇特的墓碑，时常有多情的人，读了《象牙戒指》之后，走去凭吊，这故事将与小说和墓碑同垂不朽。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们的同志：高尚德，字君宇。他是早期共产党员，《向导》的一个编辑。我初到上海时，他恰在上海，我在《向导》编辑部会见他几次。以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不久，他就死了。
我们并不羡慕这种属于“五四”初期的恋爱形态。我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女主角并不是同志，这个恋爱并不是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我们则很羡慕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结合，称之为“模范夫妻”。向警予，矮小，始终作内地女学生装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华习气，她和杨之华成了对照。那时，她很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党运动，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向导》上又常有她写的小文章，她恨死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别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们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杨之华尤其害怕她。由于她要规劝人或教训人，大家都称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说：“我们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就是李季，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国，就同这对“模范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尔鸣路，后来在民厚里，后来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养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工作。中秋节前不久，我们没有等待和森回来，就迁居福生路。此时，彭述之也从医院出来。他二月间就生病，住进宝隆医院，五卅前的罢工运动，五卅时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他都没有参加，此时运动已经退潮，他才病愈，从医院出来。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迁居加述之病愈，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进行“晚会”。这是我们从俄国学来的办法：每个人做一种游戏。三个主人之外，还有张伯简、沈泽民和泽民夫人张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张琴秋唱了《可怜的秋香》，别的人也做了游戏，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别的游戏。大家都不依。最后，她念了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而且说了出人意外的话，即表示她爱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他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述之说这是实在话。
从这日起，向警予常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起初几日，述之还把谈话经过告诉我，同我商量“怎么办”？我看见他渐渐动摇了，便加紧警告他。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
蔡和森要从北京回来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电报，说他将于某日某时左右到上海北站。这日，我问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述之说“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到了时间，有人敲门，我从亭子间下去开门，一看是和森，黄包车上还有行李和一篮天津雅梨。他急忙问我：“警予哪里去了？”我说：“在楼上。”他颇惊讶，因为到车站没有看见向警予来迎接，以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学家”做不来瞒骗的事情。和森问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还回答：“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以后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还有ＣＹ和上海区的人列席，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也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我旁听，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独秀、秋白、国焘，以及列席的人，他们的神气好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剧中最后一幕的场面。他们好久说不出话来，因为这是如此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最后，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总是不响。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独秀、秋白、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的。向警予并不提出抗议，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独秀嘱在场的人对于这件恋爱事情严守秘密，尤其嘱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大家都允诺了。但没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杨之华决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中央处理得对不对，我很怀疑。向警予自己当然不肯决定。但她宁愿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当时是双方均等的，但发展下去，旧爱一定会渐渐减少，新爱一定会渐渐增多，倘若中央决定警予同述之结合，或任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则往后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因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散会后，向警予斥责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和森无法自辩。晚饭后，他不上三楼去，在客堂间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间。他说：“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议同他看电影去，他答应了。这是新奇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来不看电影或京戏的。我们到新开张不久的奥迪安电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历史片，场面很华丽而热闹，但他视而不见。幕间休息时，我请他在酒吧间喝咖啡。电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牺牲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后几天，三楼床上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二楼床上也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向警予在两楼中间奔走不停。我看见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去找陈独秀，请他设法解决。他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条，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馆去，等待去海参崴的轮船。这字条，我带回来，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则恨我入骨。彭述之还同我闹了一场。
我说这个恋爱事件有重大后果，是指它牵连得多，而又影响于后来的党内斗争，和森和述之从此结下了冤仇。在第五次大会上，和森拼命打击述之。一九二七年秋天，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顺直省委书记述之之上，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是彭述之告密的，或述之指使他的小同乡段海去告密的，这话连当时主持中央而在政治上反对彭述之的瞿秋白也不相信。
这对有名的“模范夫妻”来到莫斯科后终于拆散了。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有人说：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此事同我的工作有关，后面还会说它。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她在武汉做工作很努力，武汉反动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没有再闹恋爱问题。
但牵连更多的，还是留在中国的一支。蔡和森尚未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前，福生路宣传部房子里，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活泼的女学生，问我：“述之同志在这里么？”原来是陈碧兰。她从北方携带她的爱人罗亦农的介绍信来见述之，信内亦农托述之照顾碧兰，因为她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久仰陈碧兰的大名，她是我们回国以后才去莫斯科的。黄日葵的爱人陈碧兰，刘仁静的爱人史静仪，以及从法国来的蔡畅、郭隆真，还有其他人，成为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女学生。从此，中国学生也可以向其他民族学生夸耀了。这几个人中，陈碧兰最漂亮，李鹤龄（即合林）、黄国佐（即黄平）、罗觉（即亦农），立即向她进攻。罗觉是领袖，是旅莫支部书记，得到了优先权。黄国佐知难而退，李鹤龄大哭一场。罗觉先回国，陈碧兰和黄日葵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二人的结合本是勉强的。她回国后有意避开罗亦农，亦农在北京，她在河南，亦农赶到河南，她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亦农咬破指头写了血书给她，她心中不忍，才允许和他恢复关系。后来，何资深在狱中告诉我：“这血是假的，亦农在北京和我商量，我教他这个办法：拿牛奶调红墨水写在纸上，如同血写的一般。”何资深又说，他后来在上海遇见陈碧兰，告诉了她这件事，陈碧兰笑起来要打他。
以后，陈碧兰常来宣传部，向警予本来认识她，她以前在上海，也曾为了倾向浪漫受过向警予的规劝和教训。可是，此次，向警予有其他的理由不喜欢陈碧兰，陈碧兰每次来时，向警予都催她早走，因为福生路离她的曹家渡住处太远，迟则没有电车，回不去，又要在这里借住了。向警予夫妇去俄国后，彭述之抑郁，烦闷，喝酒，醉后头痛。秋白劝他勿饮中国酒，须喝外国的白兰地，因为虽醉而不头痛。述之果真买了瓶白兰地来，连瓶子装在大衣口袋里。国焘则邀他出去散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自己失恋的故事。原来国焘曾经追求刘清扬而未成功。可是，比白兰地，比国焘的安慰更有效的，是陈碧兰。此次则是述之向陈碧兰进攻了，他为的是填补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这个恋爱成了功。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他是从北京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的，推荐者是张国焘，彭述之没有反对。我们都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情，因为亦农至今还不知道此事。区委代理书记王一飞关照我，“亦农一到，你先带他去我家里，我先同他谈一谈。”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门去，忽然亦农闯来了，他直上二楼去找述之，只有碧兰一人在家。他看见房内摆了两张床，又有女人用品，便问碧兰，“述之找到爱人了么？”碧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在为难时候，王一飞来了，把亦农拉走。这是我回家以后陈碧兰告诉我的。
秋白倡议给这两个老朋友和解一下。一天晚上，在述之房间里，秋白、一飞和我都来了，亦农也来了，主人述之和碧兰先在那里，秋白先说了一番道理，中间夹杂着对于三个当事者的批评。我只记得他给碧兰的批语是一个法文字：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秋白之后，轮到亦农讲话，亦农把这件事说得很轻微，仿佛根本没有问题。述之不同意亦农的话，他说：“亦农同志刚才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冠冕堂皇”四个字以及刚才那个法文字，是我在此次调解会议中唯一记得清楚的。
以后，“没有问题”亦农常到宣传部来玩，述之夫妇也常去亦农家里，大家见面有说有笑的。在独秀“失踪”期中，亦农为上海区工作请示中央，曾有几次一早就到宣传部来找述之，两夫妇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亦农就坐在床边商量事情。在第五次大会上，这两个人同受打击。武汉失败后，亦农渐渐抬起头来，起初做湖北省委书记，后来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做了长江局书记，指挥湘鄂赣三省秋收暴动，最后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地位相当俄国党内的斯大林。述之从北京来，向他作报告与请示，和森密告述之声中，他也投下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我同若飞、世炎，及其他的人都在亦农家里说笑话，自然大家说到亦农的恋爱问题。过后，亦农问我，“今天开活动会议时，有个女同志在台下呆呆地看我，你知道是谁？”接着，他说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征。几句话后，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是诸有伦，贺昌的爱人，你不要胡闹。”他说，他决不在同志的爱人中间找爱人。他说这话，也是间接表示他对于彭述之的不满意。此时贺昌在莫斯科。过了一个时候，诸有伦和罗亦农同居了。恰好诸有伦的母亲从四川带了小儿子来上海探望诸有伦，也就搬进罗亦农的公馆里做丈母娘，我们几个常去陪她打牌。
为这个恋爱事件提出抗议的，倒不是贺昌本人，而是上海大学的二位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施存统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一条原则：女同志要另外爱一个男同志，必须先同原来的爱人正式脱离关系。李季的抗议则有些费解，他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说话的，他说：“罗亦农某次演说时告诉我们：凡损害党的利益的人，我们都要恨他，像他挖掉我们祖宗坟墓那样去恨他。现在罗亦农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损害了党的利益。”眼看上海大学师生同志要闹起来了，还是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出面找他们谈话，才压下去的。
贺昌本人则一直隐忍着，隐忍到革命失败，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时候。这时，贺昌才联合林育南、刘昌群等几个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在湖北工作时的几条罪状，于是把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连带着组织局本身也撤销了。这其间也有其他中央委员帮助，如李维汉。
诸有伦在公馆住了一年多，就去莫斯科读书。她在那里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邵至刚，一九二八年因为划船溺死在莫斯科河里。
诸有伦去莫斯科读书，我们都为亦农捏一把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起诸有伦的故事，我们都不敢告诉罗亦农。罗亦农确知诸有伦爱上了别人的消息，是当他做了湖北省委书记以后，而且在加入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此时，武汉已经笼罩在反动气氛中了。以前出风头的漂亮女同志，有的离开了武汉，有的退出了党，尤其是当地的女同志。可是有一个例外，高潮时期湖北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李哲时，在党内仍旧积极进行地下工作。她是抱独身主义的女知识分子，年纪相当大了，几个月武汉大闹恋爱的时候，她都作壁上观。可是此次，经不起罗亦农的追求，她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了。我未离开武汉前已经知道此事，我回上海不久，罗亦农和他的新爱人也到了上海，半年多以后，李哲时去龙华收葬了罗亦农的遗体，她以后去了莫斯科读书。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连串的果，至此才得结束。这中间闹了多少风潮，结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党内斗争！和森对述之，立三对和森，贺昌对亦农，亦农对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馆，我亲见贺昌如何请周恩来谈话，如何在周恩来面前恶毒攻击罗亦农！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我曾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在若干朋友面前发挥这个见解。可是他们都不以为然，说这见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我认为自己的爱人为同志或老朋友夺去了，即使你能诉诸理智，把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很难避免对于这个同志发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对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对方的，到此也更进一层反对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迟疑了。贺昌不一定是存心报复才如此激昂反对罗亦农的，但他既然对罗亦农有反感，恰逢有人反对罗亦农，他就乘机发泄了，恐怕为了湖北工作要少些，为了诸有伦要多些。
但也有例外，我至今还怀念一个朋友颜昌颐，他是如此大度，以至自己爱人被人夺去毫无怨心。他和夏之栩相爱多年，为了工作需要，一个留在北京，一个来到上海。有一天，世炎路过上海，记不得是谁在北四川路新雅请客，昌颐也在场，那时我没有见过夏之栩，不过知道她是昌颐的爱人而已。席间，我向昌颐打听：“夏之栩最近有信来么？”昌颐说：“夏之栩现在是世炎的爱人了。”颜昌颐这话说得很自然，倒是世炎涨得满面通红，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了。昌颐决非矫情，我认识这个人。
乔年就没有世炎那样幸运，他和史静仪的恋爱，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恋爱同时，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刘仁静从家里带她出来，不喜欢她，送她去莫斯科读书。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欢刘仁静，可是刘仁静渐渐喜欢了她，她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来同刘仁静过活。刘仁静当时编辑《中国青年》，我常到ＣＹ（共青团）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刘仁静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给《中国青年》写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个星期天，ＣＹ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原来如此！这个血书就不同牛奶调红墨水写的了。
不久之后，刘仁静就去莫斯科读书了。反对陈乔年的，不是刘仁静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乔年的反感。后来湖北同志控告罗亦农时，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陈乔年患伤寒病时（当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为他支出的医药费多至几千元。第五次大会之前，延年去北京开会，知道湖北同乡的反对，他从北京回广东路过上海时，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满弟弟的话，我从来未曾听他说过这类的话。
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
同乔年一样，尹宽和王若飞也为恋爱闹了大风潮。尹宽去山东做省委书记。孔夫子礼仪之邦，男女界限分得很严。尹宽初到时，组织内只有几个女同志，每逢开会都低着头。尹宽很费了力气，提高女同志的自尊心。他的理论，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应付手段，在山东男女同志看来，都是新的。大家信仰他，崇拜他，我们在上海都听到他的口碑。他不闹恋爱问题，多好！他的爱人王辩是个才女，一位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老先生是山东的老同志，女儿也是同志。两人秘密相爱了。不久，尹宽就被中央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了。当时，五卅运动之后，工作开展，庄文恭能力不够，中央想到山东的工作成绩，才调尹宽来。我去看他，只见他的房间内有一个女同志，矮矮的，胖胖的。尹宽介绍：“王辩同志。”这个女同志只是低着头笑，我已猜到几成了。
不久之后，我听到山东同志写信给中央控告尹宽，说他把王辩同志拐带去上海，大家都气愤，要求中央处罚尹宽。特别气愤的是王辩同志的父亲，那位老同志，他要携带利刀去上海同尹宽拼老命。为恋爱问题向中央控告一个同志，而且用这种语言来控告。我想这是仅有的一次，除了孔夫子家乡之外不会发生的。中央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以后，山东同志又写信来，说王辩的父亲提出一个条件，可以承认既成事实。这就是要党中央的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恽代英出面做证婚人。中央也没有理会。恰好此时尹宽的老肺病复发了，吐血，不能工作，中央批准他休息，另派王一飞代理他做区委书记。当时，国际要中国派一批学生去莫斯科读书，中央也把王辩同志派去莫斯科了。王辩和尹宽分开，固然可平息山东同志的气愤，但他们仍旧保持恋爱关系，不断地通信。
当时，莫斯科盛行“倒戈”，意为女同志在国内已有爱人的，到了莫斯科后就在那里另找一个爱人。有爱人在莫斯科的男同志，人人自危，尹宽也是如此。去莫斯科开会的同志，回来后常常说起莫斯科的恋爱故事。一次，李立三从莫斯科回来，我代替尹宽问他王辩有什么故事。立三气愤说：“怎么可以怀疑王辩呢？王辩一心忠实于尹宽。”这对于尹宽是很大的安慰。
王辩在广州暴动前不久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她知道尹宽作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她到广州时恰逢广州暴动。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在路上找到暴动的兵士，拿证件给他们看，说要找广东省委，兵士没有理会她们。其实此时尹宽已经来到上海，代表省委向中央接头。他住在旅馆。听说王辩已经回到上海，找不到中央，便在报上登载“寻人启事”。以后，中央派尹宽做安徽省委书记，王辩也由广州回上海，去芜湖，终于同尹宽相聚了。
可是二人久别相聚不久，王辩就被捕，判刑，入狱，尹宽逃来上海，等候另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尹宽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王辩也刑期坐满，从安徽狱中放出，来到上海。中央告诉她尹宽已被开除，但她要求同尹宽见面，中央让她找到尹宽。她在尹宽家里住了两天或三天，我曾去见她一次，她已是一个胖妇人，而非娇羞少女了。
王辩在莫斯科读书时反托的，她在芜湖和尹宽相聚时，尹宽还未接触到托派文件，两人思想没有分歧；此次在上海相聚，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她终于回到中央去。
王若飞的恋爱也引起了风潮，不减于尹宽，但没有闹到以悲剧收场。李沛泽是保定的女学生，来到河南做工作。我未曾见她一面。人家告诉我，她有中国古典美女的丰韵。佘立亚王若飞二人追求她，结果王若飞成功了。佘立亚于是大闹，一些同志跟着佘立亚闹。问题提到中央。王若飞由豫陕区区委书记调到上海来做中央秘书长，自然为了工作需要，但也是为了这场恋爱纠纷的。同时，李沛泽也被派去莫斯科读书了，同王辩一样，拆开男女，分居两地，但仍保持恋爱的关系。是否能够保持恋爱的关系到底，那就全看本人了。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大会，王若飞以江苏省委代表团团长资格去莫斯科出席，大会后又暂留在莫斯科做代表，便同李沛泽相聚。
在莫斯科的恋爱一定比国内的更热闹得多，我听来的一些故事，现在都忘记了。总之，王辩，甚至李沛泽，在那里被人视为“落后的”，因为守住了国内的爱人。那里有男的抛弃了女的，也有女的抛弃了男的，只好让别人去写那里的故事了。
在国内，那几年除了一个例外，我未见男同志抛弃在莫斯科的女同志的。这个例外就是王一飞，王一飞初回国时是饿不择食，很快就找到一个爱人，名叫张亮，但也不久，就发现两人性格不合，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他于是把张亮送去莫斯科读书，自己很快找到性格相合的爱人。此次轮到张亮在莫斯科跳脚，痛骂王一飞了。张亮回国，成了有力的女干部。红军长征时，她留后方。以后，她同瞿秋白一伙人由旧苏区潜回上海，不幸在福建途中全体被捕，供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报纸刊物，有人说她是梁柏台夫人，有人说她是项英夫人，不知孰是。
我在本章开始时说，我只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不写自己的罗曼史。但写到这里，发现完全不写自己，也是不行的。只好简单地写一些。
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曾同蒋光赤相约在北四川路创造社出版部楼上见面，说了别后各人情况以及其他问题之后，他从怀里取出一张新出版的小报给我看，其中记了一条新闻，大意说：郑超麟和蒋光赤二人在共产党内闹恋爱纠纷，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夺去了，两人闹到党中央去，结果陈独秀判决这爱人归郑超麟所有，蒋光赤抱头大哭。我看了哈哈大笑，蒋光赤也笑。我已经忘记了这小报的报名。我当然知道了蒋光赤有个爱人，就是他常常夸耀的那个河南女学生。可怜，我连面也没有见过！而且那个女学生已因肺病死在庐山了。小报这个新闻虽然无稽，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几年间共产党高级干部之间恋爱纠纷的歪曲的反映。
回国后，不知何故，我总觉得自己已经超过恋爱的年龄，因之没有恋爱的兴趣和准备。那一对“模范夫妻”的破产，更使我视恋爱为畏途。恰在这个时候，蔡和森一面痛苦不堪，一面还能在楼下客堂间同杨馥兰说笑话。杨馥兰是上海大学女生，每日到宣传部来做二三个钟头的技术工作，如剪报，贴报，整理资料之类，这个工作是我领导的。一天，我参加沪东一个工人支部会议回来，身上的工人服装尚未脱下，蔡和森正在客堂间，便对我说：“超麟，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问他甚么消息？他说：“等一会再说罢。”当时，杨馥兰正在低头工作。不久，她走了。和森说：“你快进攻罢，馥兰爱你哩。”他告诉我，“刚才同馥兰说话，知道她没有爱人，便同她开玩笑，把你介绍给她。看她的表情，是同意的。”我以为和森瞎说，但从此我注意了这个十九岁女孩子，渐渐觉得和森的话也许不是瞎说。
后来，我和杨馥兰成了朋友，常常一起出去玩。在那二个月中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说出“必须说的话”，但终于没有说出。这个女孩子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她本是林伯渠的干女儿。延年来上海时在宣传部认识她，就派她在南方区委做工作，因此同我的朋友黄国佐（黄平）认识，两人不久就结成伴侣了。她离开上海后，我对她的感情反而更加热烈起来，懊悔当初没有说出那几句“必须说的话”。我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到了世炎去广州开会回来，告诉我馥兰和黄平结婚的消息，我才渐渐忘记了她。
这段插话带有积极的作用，即让我明白，我的恋爱年龄尚未过去，我还能得到女孩子的爱，虽然尚未消除对于当时所见党内恋爱纠纷的反感。
与蒋光赤一起哈哈大笑之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王若飞到我家里，拉我去聚丰园吃晚饭，那是一对同志结婚。新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第一次见面，新娘则是旧时认识的，她原来的爱人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半年前被杨虎捉去枪毙了。但是陪伴新娘来的还有一个女同志，也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也是第一次见面。她短袄，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王若飞介绍，刘静贞同志，云南人。不知怎样，吃饭时，我少注意新娘，而多注意这位同我一般来吃喜酒的女同志。饭后，我找着若飞多问一点关于这个女同志的情况。若飞说，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和她见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同志对于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和他的朋友郑超麟差不多。
我和这个女同志之间于是开始了斗争。她并不拒绝同你见面，同你说话，但装做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去看她，去同她说话，装着对待你和对待其他同志没有两样，话正说得投机时，她忽然告诉你准备回云南去。有几次我实在失望了，接着她说了几句或作了什么动作，重新唤起了我的希望。这一个月内，我是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中度过的。每次都是我去找她，她不肯到我家里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中央要请陈独秀讲话，派汽车接陈独秀来我家，即愚园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来住三天。这一天，我请了一桌酒，宴请他们。王若飞问刘静贞：“你要看‘老头子’么？今晚在一个地方吃饭，我带你去看他。”她自然高兴去，到那里才知道是我的家，只好留下来了。饭后，我送她回家，从愚园路底两人徒步走到静安寺，然后分坐人力车到福熙路金神父路口她的家中。在走路时，我们已经约好第二天两人到炮台湾去玩。
中央请陈独秀讲话没有我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向陈独秀道了歉，接她到北站，乘火车直到炮台湾，然后去长江沙滩上散步，谈话。从此，我的心就定了。
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清明前后实行共同的生活。
这个恋爱是确确实实“没有妨害政治的”，因为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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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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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多事之秋
1961年秋，冷战双方势力均衡发生明显变化。和过去一样，在人力、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和其盟国远远超过苏联东欧集团。发生变化的是影响力——19世纪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要素，现代的政治学家们则称之为软实力。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造成的自我伤害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的影响力。一方面，这增强了美国的自信心，而另一方面，则引发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对莫斯科的疑虑。
赫鲁晓夫决定中止在柏林问题上的对抗进一步验证了华盛顿一些人得出的结论，即在这场战略实力的较量中，美国占了上风。10月21日，肯尼迪让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1]向惊恐不安的美国公众披露，无论核武器的质量还是数量，美国都超过苏联。赫鲁晓夫撤销最后通牒4天后，吉尔帕特里克发表了这次讲话。之所以如此，除安抚美国民众外，肯尼迪还希望以此来警告美国军方和国会的支持者，不要再利用恐吓手段来获得不必要的军费投入。以空军为例，它们正准备发动一场宣传战，以争取再采购2000枚民兵弹道导弹。国会议员们也正在摆出一副架势，要用B-70轰炸机来对抗苏联的“莽汉”轰炸机。
本来麦克纳马拉要发表这个埋葬导弹差距的讲话，但因为日程有冲突，而改由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的一次商务会议上发表这次讲话。“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行为，或者抵制其核恐吓，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对双方相关军事力量所做的符合实际的评估。事实上，美国拥有一支核反击力量，它是毁灭性的，以至于敌人的行动将会招致自我毁灭……我们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包括战术和战略工具，数以万计。当然，每一个运载工具都有不止一枚核弹头。”
到执政第一年的年底，观察家们注意到，肯尼迪显得更加轻松。“形势在变好，”他和善地告诉记者休·赛迪，“我们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其他人对肯尼迪语气的变化给予更高的评价。诗人卡尔·桑德堡[2]的代表作是一套多卷本的林肯时期战争研究，对肯尼迪最近处理国家面临的危险所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的处理方式太完美了，以至于不像是真的。”
表面上看，1961年秋，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威似乎达到顶峰。10月30日，在他的指示下，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斯大林墓地迁出。门口上方的大理石匾额被布遮住，上面只有“列宁”两个字。可以说，赫鲁晓夫确实让斯大林这个共产主义的偶像黯然失色，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一天上午11时，另一颗火球为赫鲁晓夫点亮。在他的坚持下，苏联核科学家在北极岛屿爆炸了最大的核装置——一颗5000万吨级的核弹，被称为“核弹之王”（TsarBomba）。维也纳峰会后，赫鲁晓夫下令制造、爆炸一颗超级核弹。最初的设想是颗百万吨级的核弹，旨在对美国施加压力，以在发出柏林最后通牒前吓退美国。
结果，到赫鲁晓夫爆炸巨型核弹之时，柏林最后通牒已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尽管这次大爆炸有其政治效果，但这个装置根本不能当成一种武器用于实战。苏联唯一能运载这颗核弹的飞机是速度很慢的图-95熊式轰炸机，而美国的防空武器可以很容易击落它。而且这颗核弹的威力很大，如果在中欧爆炸，将会伤害东欧居民。
赫鲁晓夫的权威在表面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后面，这种差距甚至更大。柏林的让步已经损害了其声誉，当初苏联领导层支持赫鲁晓夫在峰会上向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时，并未料到他会像1959年一样作出公开让步。现在，虽然表面上还没有主席团委员表示反对，但赫鲁晓夫清楚，他需要恢复其柏林政策的一致性。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在莫斯科受到限制，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却传播开来。中国也曾支持过柏林最后通牒，他们以为在赫鲁晓夫达到目的之前，苏联不会作出让步。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北京开始把他当成一个软弱的领导人。1961年底，东德驻北京大使注意到，中国人不明白为何赫鲁晓夫没有像1956年那样显示出其勇气。“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中国认为，“苏联的最后通牒是被认真看待的，它吓退了帝国主义分子，并迫使他们停止其入侵行径。”赫鲁晓夫这次作出的退让，“只会让对手的政策更强硬，要求更多，挑衅行为更强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正是中国首先利用了赫鲁晓夫的让步政策，他们迅速放弃了莫斯科和东南亚当地共产党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政治和解途径。11月，中国和巴特寮调解后，废除了在中立派梭发那·富马领导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的协议。一个月后，北京向河内派出军事代表团，在两周时间内，双方显然讨论了未来老挝的军事行动计划，这违背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达成的停火协议。
中国不能理解赫鲁晓夫的那些行为，和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摊牌却不了了之，还有导弹差距假象的中止。这些行为显示，莫斯科在这个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即1955年以来莫斯科一直操纵的与西方保持分歧的做法，以核讹诈为幌子，使用最后通牒的手段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计谋。实际上，它引起美国舆论的过度反应，并且刺激美国国会增加更多国防预算，也让国会对切实可行的裁军产生怀疑。有一个时期，美国人仍然怀疑他们的实力，这可能迫使美国人勉强作出一些政治妥协。然而，现在美国人似乎明白，他们至少不落后，甚至还领先苏联。这种政治环境下核讹诈还有何作用？
消极面对这种新的势力失衡不是赫鲁晓夫的个性。鉴于美国这个实力强硬的新对手和自己后院的空虚，一个谨慎的领导人可能会暂停其战略以作出回应。暂停竞争将会为苏联争取时间，以发展技术、改善农业生产状况，并为未来提供新的战略资源和经济实力。但这不是赫鲁晓夫的行为方式，出于本性，赫鲁晓夫放弃了国际事务中的挑衅行为。此外，他被一种根深蒂固的忧虑激励着，即担心西方会利用苏联被识破的弱点来摧毁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担心使他不能接受1955年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开放天空计划，而且也拒绝了在1962年实现国际政治和解的可能。相反，他还期盼着要把为实现一个特定目标而偶尔实施的恐吓手段转变为一个中期策略，以便向华盛顿及其盟国施加持续的政治压力。尽管美国实力强大，但赫鲁晓夫深信美国人和其总统将会继续对战争怀有恐惧感，所以其结论是，他或许能利用这种恐惧感来遏制斯威夫特笔下的巨人格列佛。
在其公开的声明和后来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都没有披露国际势力均衡中发生的这些令人泄气的转变。如果提到这些，那么他在1962年那个最危险年份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显得那么神秘。40年后，赫鲁晓夫在1月8日主席团会议的发言记录被公开，这不是一次全体会议。只有根据这些记录，研究者才能知道其想法，正是这些想法让他冒了冷战中最大的风险。直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对柏林谈判的落空感到失望。这次会议召开前6天，葛罗米柯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讨论柏林问题，而且苏联外交部也需要新的指示。整个秋天，赫鲁晓夫都在期待肯尼迪提出新建议，而后者则在检讨其策略，并一直在与其盟友协商。但建议提出后，却毫无新意，只不过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监督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对于最重要的问题——西方在西柏林驻军的未来问题，华盛顿只字未提。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核恐吓和外交手段在1961年都未能奏效，现在需要制定新的策略。
“敌人很强大，”赫鲁晓夫承认，“（他）比我们强大。”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常常使用“对手”这个没有多少威胁口吻的词汇来形容美国。然而，这一天，赫鲁晓夫已经顾不上这些细节了。“那就是他总出王牌来对付我们的原因，我们也要用这招来对付他们——打出实力牌。”1961年5月，赫鲁晓夫曾满怀信心地预言，他能把美国人向前推得更远，比他们想要的还要远，这个预言并未被证实。从柏林危机的处理过程看，白宫已经向赫鲁晓夫证明，它准备以武力来维护其进出西柏林的通道。“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可以预言，这场游戏将会在一场战争中结束或相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赫鲁晓夫说道，“不可能爆发战争，不会发生战争。”
赫鲁晓夫承认的不仅是他对美国决心的误判。其战略也反映了这种期望，即一个像肯尼迪这样既有吸引力又明智的自由资本主义者将会是一个既明智又有权威的人物，出于和莫斯科实现缓和的重要目的，他会接受在柏林问题上作出微小让步。“事实上，谁决定着是否要达成协议？是否要走上绝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问题？”赫鲁晓夫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自问自答道，“肯尼迪决定这一切。”但是，这个期望证明也是错的。肯尼迪或许想改善两国关系，但赫鲁晓夫没有理由认为他会情愿做那些事。肯尼迪“没有权威、道德或政治手腕”，赫鲁晓夫勉强得出这一结论。“这个人年轻也有能力，有必要给他作出这种评价。”他补充道，“但是，他不能在美国民众前站住脚，也不能领导他们。”现在，赫鲁晓夫认为，美国的制度意味着其外交政策由富豪、军国主义者和那些危言耸听者来决定。“在美国的决策圈中，肯尼迪本人并没有多少权威。在这方面，他比不上洛克菲勒和杜邦。”赫鲁晓夫也不准备掩饰其失望，“（不好说）谁更好，艾森豪威尔或者肯尼迪——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两个人都代表着同一个阶级，只不过有些细微差别罢了。”
赫鲁晓夫的前两个错误，即错误估计美国会接受其条件，以及肯尼迪将利用其权威来遏制华盛顿的军国主义分子，连同他的另一个错误——期待欧洲人让美国人作出让步，让他错上加错。他曾设想，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在维持西柏林现状问题上，西欧将会放弃他们可能已经拥有的利益。他回忆过曾对法国人雷诺和比利时人斯帕克说过的话：“我们最多能走到这一步。”让他困惑的是，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保持着一致。
“他们不会同意，”赫鲁晓夫说，“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不承认他们在西柏林拥有任何权利，不承认他们在那里有驻军的权利。我们对自由进入的诠释和理解完全不同于西方。他们认为西方自由进入西柏林的权利被剥夺，而我们理解这就是自由进入。”赫鲁晓夫的结论有些悲观。“他们现在会同意这个看法吗？”他问自己，“不会，他们不会的。”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宏论时，尽管会议记录中并未提及反对意见，但赫鲁晓夫自己披露，虽然和西方有严重分歧，他还想与西方就柏林问题达成一致时，大概与会者还是有些骚动。他无意于改变其谈判的底线：不要国际走廊，西方不得在西柏林驻军，东柏林仍为东德的一部分，西柏林变成一个中立、国际化的城市。而且，在这些条件下，他不准备停止其推进柏林问题全面解决的做法。“一句话，”他对面前的官员们咆哮道，“说我们不会赢，还为时过早。我们应当继续努力。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将不会同意我们的意见。但那只是意味着眼下还不会同意。一切才刚刚开始，所以这场游戏还值得玩下去。”
赫鲁晓夫还不能肯定苏联要玩多久，才能在这场“游戏”中取胜，他也不能就莫斯科应当遵守哪些自我限制的问题提出建议。毕竟，现在他清楚，有可能把美国推向战争，但他承认，他不想要战争。然而，赫鲁晓夫认为，如果不采用施压策略，要想在这场和美国人的斗争中取胜则毫无希望。
然后，他以液体表面做比喻，来解释现在的看法，即美国在世界上占有战略优势，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对维护并扩大苏联的利益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当压力增大时，我们应该让对手感觉到这种压力。但是，不能再倒最后一滴水，以免杯中的水溢出。就像液体表面一样，它有张力。当形成这种张力后，液体就不会溢出。”赫鲁晓夫解释道，施加压力并非要有意改变什么，而只是不让美国人占苏联东欧集团的便宜，因为他们在这场超级大国的竞争中领先。“如果我们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会让敌人过得很安稳。”他说道。
赫鲁晓夫承认，先前发出的最后通牒是一个错误，但他拒绝为解决柏林问题设置最后期限，不想让自己像1958年、1959年和1961年那样，在1962年再次受限于自己的说辞。最后期限的设定让他不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相反，他想运用苏联的外交政策让西方失衡，直到莫斯科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从而迫使美国给予他所想要的东西。他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匆忙发布另一道柏林最后通牒并无意义。“我国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每年都在增长。因此，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从不考虑它？现在这件事提上议事日程了吗？正好相反。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它。如果现在不考虑，那么，明天将会考虑。”赫鲁晓夫那天并未说明，其背后的乐观来自于他的自信心：苏联即将部署其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R-9和R-16，这将改变美国对苏联实力的评估，结束华盛顿的骄傲自满情绪。
这位苏联领导人强调新策略的结果：“采取进攻性策略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谨慎从事，在这场游戏中，我们不能像赌徒一样来打赌他的口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拿起一支枪射向自己。”但是，他也清楚，这将会被苏联东欧集团的一些人，特别是中国人视为软弱行为。中国人坚持要继续发出最后通牒。“我们的朋友将会指责我们，并在这件事上来利用我们……”北京嘲讽他在柏林问题上过于谨慎，激怒了赫鲁晓夫。他回忆道，1958伊拉克危机期间，毛泽东曾问他：“你们愿意打仗吗？”赫鲁晓夫回答“决不打仗”后，毛泽东答道，“对，没有必要。”赫鲁晓夫认为，中苏关系的紧张才能解释毛泽东现在的行为。“如果我们现在有良好的关系，那么毛泽东将会给我们写一封友好的信件，他会问，‘你们想和西方在柏林问题上打一仗吗？’‘决不会，我们还需要为此打仗吗？’那他就对了。”
赫鲁晓夫想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去试探北京，因为北京在1950年代也发出过有关金门岛和马祖岛的最后通牒，这两个岛屿仍然被蒋介石政权所控制。他也曾建议就中国容忍英国控制香港和葡萄牙控制澳门地区而驳斥他。赫鲁晓夫提醒与会的苏联外交官，中国一再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他们自己的柏林问题。
赫鲁晓夫也建议，应向东德人，还有那些对苏联为何不勇往直前并和东德单独签订和约而感到纳闷的人们做些解释。他提醒与会人员，柏林策略旨在捍卫东德的主权和苏联的声誉。如果条约不能解决西方在柏林的军事存在和进出柏林的权利问题，那么这个合约就没有任何价值。1958年，他曾急于要宣布单方面终止西方在柏林的权利，但是米高扬和其他一些人劝他，这么做的代价太大。
赫鲁晓夫还向与会人员披露，他认为“最终会在柏林问题上打一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不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他确信华沙条约国家能够经受住西方的经济封锁。他预料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后，北约将首先实施经济封锁。希望这场仗不会拖延得太久，赫鲁晓夫还补充道：“加速东德的经济转型是必要的，以便使其经济脱离西德而转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作为新政策的一部分，其间还要继续施加压力。赫鲁晓夫敦促苏联驻外使节，不要让东方或西方国家设想莫斯科已经放弃柏林问题：“你们的声音必须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确定不疑的印象……不要担心这会引发紧张状态，否则我们将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在外交关系上退却……那么，你们的讲话将毫无价值。你们的讲话中，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有自信心，就像我们迄今所做的那样。”
这场值得注意的政治说教以一个警告而结束，很大程度上这既是对赫鲁晓夫自己，也是对与会外交官的一次警告。他以一个发人深省的警句，建议不要让柏林绑架苏联的外交政策，“对我们而言，西柏林绝不能成为一个嗜酒的醉鬼。还是让它顺其自然吧”。
“不知道事情的进展真让人沮丧。”肯尼迪的首席苏联问题观察家卢埃林·汤普森可能一直梦想着能够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内情。在1月2日柏林问题的新一轮会谈中，他首次会见葛罗米柯，除重申这个问题所面临的障碍外，一无所获。9月中旬，肯尼迪曾下令进行重新评估，但它历时三个月才告完成。尽管要求提出一些新颖的或能引起赫鲁晓夫兴趣的思路，但这个进程一直让肯尼迪感到局促不安。
肯尼迪总统已经发现，其欧洲盟友对西方在谈判中的新思路并无任何兴趣。西德总理阿登纳利用11月访问华盛顿之机，反对肯尼迪可能不得不提出的任何计划，如承认西柏林的独立或承认东德，以引诱赫鲁晓夫最终接受已存在16年的西方进出西柏林的通道。与此同时，戴高乐也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法国总统一如既往地相信，因为赫鲁晓夫不想打仗，没有理由改变两个德国的现状。维也纳峰会之前，他曾向尚未经受过考验的肯尼迪表达过这一看法。戴高乐的做法并未能阻止盟国间对此问题的讨论，尤其是麦克米伦和英国政府，他们和华盛顿一样急于找到一个方案，以劝说赫鲁晓夫停止把柏林当做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但是，没有法国的参与，美国也不能保证是否可以达成一个所有西方占领国都接受的方案。这些未知因素，还有阿登纳的坚决反对，都让美国一方难以提出任何建设性方案。整个讨论过程中只产生一个新想法，即提出一项国际通行权，它将保证在（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后西方进入西柏林的权利。
表面上看，这个建议并非臆想。但是，肯尼迪对和约签订后西方进入西柏林权利的思考暗示着他或许最终会把西柏林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完全背离西方现在的支持，就像以前一样，作为一个德国的城市而听任其自然发展。国际通行权利方案是肯尼迪唯一一个没有提交盟国批准的方案，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向苏联人提及这些方案之前先要通过盟国的批准。1961年11月底，在和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依的会谈中，肯尼迪提起过这个建议，阿登纳闻听此事后非常气愤。
如果卢埃林·汤普森知道1962年1月赫鲁晓夫对其同僚讲的那些话，那么他就不会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设想感到吃惊。赫鲁晓夫的设想是他将不得不继续这场柏林游戏，以便让西方提出任何有兴趣的建议；赫鲁晓夫自卫的语调也不会让汤普森感到吃惊。汤普森是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他看出了赫鲁晓夫的自卑情结，并先于美国的大多数克里姆林宫观察家而预言了中苏关系的破裂。然而，美国大使没有看到或者说不能理解的是，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没有多大的协调余地。实际上，美国不可能接受赫鲁晓夫的底线，除非它放弃对西柏林所做的承诺。而美国大使却往往会指责其政府错失缓和中欧紧张局势的良机。汤普森尤其认为，柏林墙建成后，美国政府可以设法让赫鲁晓夫走上一条减少对抗的道路。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不是不可能，但正像1月初汤普森对美国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所透露的那样，“困难的是，苏联人几乎从未首先说出自己的报价”。
1月11日，汤普森与葛罗米柯的谈判继续进行。葛罗米柯拒绝接受国际通行权利的说法，因为“（它）侵犯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并且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苏联外长也强调，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后，如果西方继续驻扎军队，那么，苏军也将不得不在那里驻军。此外，苏联人在谈判中首次提出要求，未来要签订的协议应包括一系列的保证，如禁止两德拥有核武器，保证东德边界，以及订立一个北约和华约互不侵犯条约。听到葛罗米柯的这些话，汤普森表示，这次会议是“一个倒退”。
和驻苏大使一样，约翰·肯尼迪也有同样的反应。苏联人不仅在拒绝他的种种努力，而且还在下赌注。看到别无选择，肯尼迪又再次启用其弟弟的秘密联系渠道，即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三个月前查理检查站处于紧张状态时，肯尼迪兄弟就曾利用这个渠道以引起赫鲁晓夫个人的关注。
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在1月中旬曾会面两次。或许赫鲁晓夫只需要一个比汤普森大使级别更高的官员来提醒的那些希望破灭了。1月18日，赫鲁晓夫利用博利沙科夫这个信使向美国对手传递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
“（我的）建议不会伤害任何人。”赫鲁晓夫争辩道，美国应为这种僵局负责。赫鲁晓夫回到实力这个主题，以此来说明美国人不妥协的原因。“美国总统本人曾经说过，而且每个人都清楚，现在国际间保持均势，那么，在对等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来试图推行一种侵蚀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政策呢？但是，美国政府的建议正是要侵害我们的利益。”信的末尾，赫鲁晓夫暗示，如果肯尼迪不给他想要的东西，那么，他将让华盛顿遭到惨败：“如果美国一方不能展示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那么，一段时间后，全世界将会见证，这一政策将会同样遭遇失败，比以前的失败更大。”
莫斯科对美苏关系的理解和肯尼迪兄弟的思考，确实是南辕北辙。鉴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说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是“一丘之貉”，而且对这些话能否改变任何美国总统的想法并不抱有希望，但肯尼迪仍然相信，通过发展和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能够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
1962年1月，罗伯特·肯尼迪和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就柏林问题进行多次会谈，这加深了两人的关系。罗伯特称赞这个俄国人身材结实、动作敏捷、体型好。博利沙科夫很快发现，自己成了肯尼迪希科里山庄的常客。参加聚会的记者西奥多·怀特[3]把这样一个夜晚称为“波比（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的疯狂之夜”，毫无疑问，博利沙科夫已经进入这个小圈子。
肯尼迪兄弟设想仍然可以和赫鲁晓夫建立起一种个人关系。这个小集团都非常喜欢博利沙科夫，然而，他们还没有理由认为，博利沙科夫能接近赫鲁晓夫。肯尼迪想再找一个和赫鲁晓夫核心圈子有密切联系的人。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4]无疑是离苏联领导人最近的人。1961年9月，白宫曾邀请阿朱别依采访肯尼迪总统，但克里姆林宫一直把采访邀请拖到11月底，直到感恩节前才得以进行。1962年初，阿朱别依去南美访问，回国途中再次访美。此次访问是在肯尼迪的要求下安排的。
肯尼迪准备会见阿朱别依。比起他弟弟与博利沙科夫的会谈，以及感恩节期间和阿朱别依的会见，这次他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肯尼迪认为，他从维也纳峰会上吸取了教训，其中之一就是要把自己置于对手的思维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峰会第一天，他就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和一个理论家就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一场辩论。从本质上说，肯尼迪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更有意思的是，他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和阿朱别依的会谈，肯尼迪决定，他不得不尝试着说些赫鲁晓夫可以理解的话。他将会谈到政权、利益、尊重和和平。
1962年1月30日，肯尼迪总统夫妇邀请阿朱别依和夫人——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在白宫共进午餐。尽管拉达·赫鲁晓夫是语言学者，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但其丈夫却不大会讲英语。因此，博利沙科夫担当起阿朱别依的俄语翻译。午餐后参观了白宫。肯尼迪和阿朱别依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们要进行一次更私密的会谈。之所以在这里，肯尼迪想要强调，他希望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进行一次范围广泛的会谈。
一俟肯尼迪想为这种相互尊重确立一个原则时，麻烦就来了。他不仅想让苏联人理解美国的利益，而且还要尊重他们。肯尼迪想让赫鲁晓夫彻底接受美国将留驻西柏林的事实。总统强调，进入西柏林的权利与西柏林的自由化无关，这需要得到保证；他不能接受任何强迫美军撤出或要求苏军驻扎西柏林的协议。仿佛这还不足以引起赫鲁晓夫的关注，然后建议还可订立协议，将西柏林现状冻结三至五年。
肯尼迪还要就两大集团的摩擦发表看法，如果赫鲁晓夫听到这些话，一定会被激怒。为让赫鲁晓夫关注古巴事件，肯尼迪把美国在这个岛国的利益和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利益联系起来。然后，他讲了一个蹩脚的故事。他曾问过艾伦·杜勒斯——赫鲁晓夫讨厌的人，为何苏联对匈牙利的干预非常成功，而美国却在猪湾惨遭失败。“你应该向俄国人学习，”肯尼迪回忆他曾对中情局长这么说，“当苏联人在匈牙利遇到困难时，他们在三天内就平息了冲突……而你（杜勒斯）却从未做到这些。”把古巴比做匈牙利可能是肯尼迪所选择的一种最具挑衅性的说法，他要以此来强调自己推翻这个不受其影响的、不友好政权的决心。
然后，肯尼迪要让阿朱别依了解，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个人有一个日程表。“如果我要竞选下届总统，而古巴问题依然和今天一样的话，”肯尼迪说道，“那么，古巴问题将是总统竞选中的主要议题，而且，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比起那些有关匈牙利的言论，这个主张更让苏联人感到不安。“这是一个令人难过，也让人感到忧虑的声明。”阿朱别依回答道。当谈话内容被传到赫鲁晓夫那里时，美国总统有关西柏林和古巴问题的言论是在向苏联领导人暗示，肯尼迪感到很强大，足以挑战苏联在欧洲和加勒比海的利益，而且他也不准备在谈判中让步。
一个月以来，克里姆林宫发出各种不同的信号，阿朱别依与肯尼迪的会谈结束了这种状态。截至此时，苏联在柏林或其他相关地区的外交行为，都没有一致反映出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精神。的确，在整个1月，从苏联国防部和外交部的行为看，仿佛柏林危机已经最终结束了。如在1月10日，驻东德的苏联集团军将其警戒级别从最高级降至正常状态，而且也停止向赫鲁晓夫每天报告美军军情及西柏林局势。对东德人的埋怨，苏联外交部的处理办法也反映出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假设。1月，东德人报怨，要对美军使用高速公路进行抗议，而苏联人的答复是我们“也要抗议”。到1月中旬，苏联人已让此事不了了之。
看到阿朱别依的报告，赫鲁晓夫断定，现在要向倾斜的酒杯边缘倒水了（意为要施加更大压力。——译者注）。首先，他要提醒美国，其在中欧的防卫很薄弱，而再等五年来寻找中欧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他来说难以忍受。每周大约有600个航班沿着三个空中走廊进出西柏林，1945年以来，苏联人从未限制西方使用这些空中走廊。一个由四方组成的柏林空中安全控制中心管理着空中交通，以避免苏联飞机和西方国家的飞机在空中意外相撞。但是，西方盟国可以任意飞行。随着1月7日苏联突然发布的公告，挑战开始了。公告称，次日上午三个小时内，南部空中走廊3000～5000英尺的空域将禁止所有非苏联飞机飞行。此前，苏联人从未对西方盟国使用空中走廊实施过封锁。与此同时，他们也拒绝发送他们自己的飞行计划，除非要求这么做，否则这是一个惯例。这将不能保证任何西方盟国在南部空中走廊限定的高度进行安全飞行。这也没有先例。在听取驻西柏林代表克莱将军的意见后，肯尼迪下令派出两架没有武装的军用飞机在苏联试图关闭空中走廊的时间内沿南部空中走廊飞行，其飞行高度为5000～6000英尺。
1月8日，就像事先警告的那样，苏联两架军用运输机沿南部空中走廊飞过。1月9日，苏联空军再次声明，将关闭北部空中走廊。1月14日和15日，苏联人又在限定时间内重新关闭南部空中走廊。到1月14日为止，美军和苏军飞机并未发生意外事故。然而，在当天和次日，6架美国运输机试图在莫斯科“限定”的时间内沿南部空中走廊飞行时，10架苏联战斗机对美国飞机实施了骚扰。
瓦尔特·乌布利希误解了赫鲁晓夫的战略。这位东德领导人把苏联对西方盟国飞机实施骚扰的行为理解为克里姆林宫要在1962年再发动一场柏林危机。对乌布利希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他仍然相信，如果莫斯科和东德政府签订和平条约，东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面临的困难将会得到解决。因为这不是赫鲁晓夫要传递的信息。2月26日，东德领导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
赫鲁晓夫试图解释其策略——对西方施加压力而不是发出最后通牒。他说，他担心如果现在签订和平条约，结果就是西方实施经济封锁。1961年11月以来，东德经济已经变得很糟，毫无疑问，1962年柏林肯定不能实现经济计划。考虑到东德经济的薄弱环节和其对西德钢管、特殊钢材等工业品的依赖，西方的经济封锁，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施加压力以促成和平条约，”赫鲁晓夫说道，“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它看成生死攸关的问题。”
尽管赫鲁晓夫努力劝说他，要满足于8月13日柏林墙建成以来东德已经取得的优势，但是，乌布利希还是恳求不要让柏林墙成为拖延和平条约的借口。“我们许多人开始认为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能实现（这个约定）。”乌布利希说道。他也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已经失去耐心：“（为了签订和平条约）多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它还需要更长时间吗？”
为了希望苏联再向西方发出最后通牒，乌布利希建议在夏末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拿出和平条约草案。“即使是一个很糟糕的和约，”他说道，“东德的边界和首都问题将通过谈判得以解决。”
赫鲁晓夫不再像以前一样坦率对待乌布利希。他没有告诉对方，其宏大的新策略要致力于发展苏联的实力，直到他能迫使西方解决柏林问题。赫鲁晓夫建议他不要再让东德受西德人的欺骗，以此来安抚东德领导人。“阿登纳任意摆布你们，而且，竭力要把他们拉过去。”他轻蔑地说道。赫鲁晓夫也降低了未来与西德打交道的期望：“我认为，8月13日我们已经从西柏林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所有东西。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默默地工作。”
当乌布利希并未流露出满意的神色时，赫鲁晓夫强调，现在施加压力只会加深苏联东欧集团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不会带来战争，但是，你将会第一个来找我们并要求提供1亿美元，然后是哥穆尔卡和诺沃提尼。”赫鲁晓夫这里说的是波兰和捷克领导人。最后，他暗示，相关力量的转变是他愿意等待下去的原因。“今天我们拥有射程达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而且我们现在甚至不再制造它们，而是加速生产威力更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到明年我们会有足够多的这类导弹。”赫鲁晓夫以一个隐晦的说法得出了结论：“我们的战术是要施加压力，然后等待。”
1962年3月的一次事件再次向赫鲁晓夫提醒着美国的实力，让他感到难堪。3月2日，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秘密会见时，白宫通知克里姆林宫，肯尼迪总统很快将宣布继续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自从1961年夏赫鲁晓夫决定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以来，肯尼迪曾下令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遭到顾问们的反对，但推迟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的计划。他认为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会在空中产生有害放射性物质，而且这种核试验将会让美国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总统确实想避免在大气层实施核试验，而且还想就此问题和赫鲁晓夫达成一个协议。”罗伯特·肯尼迪解释道。私下里，白宫想让赫鲁晓夫知道，不必实施这种核试验。通过博利沙科夫，肯尼迪兄弟向莫斯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数小时后，肯尼迪总统将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在4月15日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罗伯特·肯尼迪解释道，总统准备在“任何时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达成禁止大气层核试验协议。因为美国的空气传感器很容易就能发现对方的作弊行为，这种部分禁核试验将不需要实施任何形式的现场检查。罗伯特还解释道，肯尼迪总统非常“迫切”地想达成这一协议。
肯尼迪总统通过秘密外交渠道所做的努力再次激怒赫鲁晓夫，让事情变得更糟。苏联领导人把达成协议的目的视为一种讹诈，不仅拒绝考虑实施部分禁核试验，而且还取消了维也纳峰会上在裁军方面向肯尼迪作出的微小让步。苏联驻日内瓦代表团被通知要收回一年实施两到三次现场核查的提议，赫鲁晓夫甚至还加上一句斥责的话。两个月以来，美苏两国代表一直就在各自国家利用电视直播两国领导人讲话的问题进行谈判。赫鲁晓夫通知华盛顿，电视直播与肯尼迪计划宣布要在4月进行系列核试验的精神不符。
这一阶段，赫鲁晓夫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收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情报，美国人急于要向其优势战略投下大笔资金，这引起他的担心。1962年3月9日和11日，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给克里姆林宫的两份报告中称，1961年6月维也纳峰会后，五角大楼已经认真考虑过率先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问题。根据这些情报——据称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美国对苏联在9月核试验进行的评估避免了一场灾难。这份独一无二的情报将会被高度怀疑，但是在柏林谈判和裁军谈判都毫无结果、克里姆林宫深感失望和焦虑的背景下，对美国的野心进行这些耸人听闻的描述似乎很有道理。
3月中旬前往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前，安纳托利·多勃雷宁[5]最后一次见到赫鲁晓夫。他见证了苏联领导人对肯尼迪个人的愤怒程度。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很长时间”，他以柏林为例，称这是让两个超级大国分裂的主要问题。接着，又以北约在土耳其刚刚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为例，谴责肯尼迪企图利用其战略优势来对抗苏联。美国人“特别傲慢”，这是赫鲁晓夫得出的结论。
2月，赫鲁晓夫在柏林空中走廊制造麻烦，以此来发泄对美国的不满。3月，尽管当月中旬苏军战斗机已经多次制造类似的麻烦，但是，他还想在东南亚刺激一下肯尼迪。几个月以来，苏联人一直在尝试鼓励巴特寮、中国和北越来实现老挝的和平进程。但是这些亚洲的共产党人一直想赶走美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的军队，后者驻扎在老挝北部南塔省南塔（NamTha）市。这里人口不多，但南塔邻近的机场则是美国空军向富米·诺萨万北方驻军提供援助的主要基地。莫斯科一直对中国向巴特寮和其庇护者北越施加影响的计划感到不快。为阻止该计划，赫鲁晓夫在1月就已邀请巴特寮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到莫斯科会谈。为了此次访问，苏联外交部指出，巴特寮和北越刚刚“对文翁匪帮发动了一系列进攻”。
巴特寮和北越曾告诉苏联人，他们在南塔省的行动旨在迫使富米·诺萨万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莫斯科却满腹狐疑。克里姆林宫官员担心，这些共产党政权的联合行动将会给富米·诺萨万制造借口，以此来结束和老挝左派领导人梭发那·富马的所有谈判。而反过来又会让巴特寮、北越和中国“把它当成军事解决老挝问题的借口”。苏联人有意利用和苏发冯努亲王的高峰会谈来向毛泽东发出信号，即不管中国有何意愿和意见，“美国和苏联都不愿意介入以中国名义在老挝发动的战争”。
1月和巴特寮领导人苏发冯努亲王举行的会谈似乎达到了预期效果。巴特寮随时要从南塔省日益加剧的军事行动中退出。2月初，苏发冯努亲王向苏联驻老挝大使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保证，尽管占领南塔只需要“几个小时”，而那“只是一个政治声誉的问题”，但是，巴特寮将不会这么做，“不为任何挑衅行为制造借口”。
然而，3月初，赫鲁晓夫决定要解开对巴特寮的束缚，以此向美国施压。但这并非官方和平共处政策的转变，苏联驻老挝大使还在继续鼓励巴特寮和梭发那·富马领导的联合政府合作。有所变化的是，苏联人不再告诫苏发冯努亲王和其亚洲盟友要在南塔避免军事冲突。3月7日～9日，在东南亚地区四个主要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峰会上，苏联代表同意对老挝北部地区正在进行的军事准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联人也同意继续秘密支持巴特寮。
以后在与巴特寮代表的谈话中，阿布拉莫夫大使避免对巴特寮、北越和中国明显正在计划中的春季攻势做任何评论。作为回报，老挝人承诺，这次战役将会合情合理。3月20日，苏发努冯亲王向苏联大使报告，巴特寮准备实施“主动防卫”策略，它包括向老挝“解放区”一些敌人据点发动进攻。巴特寮想让莫斯科知道，这些行动是“合情合理的，以避免扩大军事冲突”。次日，阿布拉莫夫飞往河内，他亲自告诉胡志明，苏联人将让北越、中国和巴特寮决定应该在这个地区采取何种实际措施。
由于赫鲁晓夫放手让巴特寮来打击西方支持的老挝军队，中国派遣了2149名解放军战士、1772名工人、203辆汽车，还有639匹骡马为巴特寮运输军事物资。这些人员和物资将从中国南方的昆明军区进入南塔省。富米·诺萨万在南塔市的驻军已达5000人，巴特寮和其北越的军事顾问认为，来自中国的增援将会让未来的进攻取得胜利。
1962年春，赫鲁晓夫还不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试探美国的实力。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女婿说的那些话再次引起苏联的忧虑，美国政府可能试图再次入侵古巴。确实，到1961年底，美国已经实施了一套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方案。11月底，罗伯特·肯尼迪和白宫的拉丁美洲问题首席顾问理查德·古德温[6]成功地游说肯尼迪总统，要他采取更为积极的反卡斯特罗政策。所谓的“獴计划”包括实施一系列颠覆、间谍和破坏活动，以加剧这个岛国的政治局势，通过政变或反革命活动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苏联情报机构并不知晓“獴计划”的细节，但是，赫鲁晓夫在2月收到的多份情报称，美国有一套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更为积极的行动计划。这些情报加深了阿朱别依的印象，即肯尼迪决心要解决卡斯特罗问题。赫鲁晓夫一面下令试探西方的（柏林）空中走廊，并向亚洲盟友开绿灯以在老挝制造麻烦；一面又继续在古巴采取防卫性措施。赫鲁晓夫重新启动了向哈瓦那提供13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该计划曾在1961年10月被冻结，2月初被提上主席团议事日程，并迅速得到批准。他还下令仔细检查对卡斯特罗的援助事宜，以确定是否需要更多援助。
当赫鲁晓夫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961年的柏林危机时，苏联和古巴的关系也被冻结。援助计划的停顿还不是两国关系紧张的唯一原因。卡斯特罗试图加强自己的力量，要把“7·26运动”组织和古巴共产党两个组织合并为一个革命联合战线，这加剧了他与守旧的古巴共产党人的对立。古巴共产党和卡斯特罗在革命策略问题上产生分歧。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发现，古巴共产党领导层守旧，政治上不成熟。大多数党员都是坚持强硬路线的斯大林分子，他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卡斯特罗不能忘记的是，50年代中期，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失去古巴共产党的支持，那时他正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从事武装斗争。他向克格勃哈瓦那的负责人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透露，“我反对和平共处政策，因为就意大利、法国这些国家而言，在那里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对整个拉丁美洲而言，这一道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条件”。
对卡斯特罗来说，没有哪个人比古巴共产党的主要组织者埃斯卡兰特[7]更能代表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埃斯卡兰特，”卡斯特罗向阿列克谢耶夫解释道，“是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相信在拉丁美洲可以走议会道路。”埃斯卡兰特也是古巴国内的一种政治威胁。在国外他或许算不上精力充沛的革命战士，但在古巴国内，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政治工作者，而且他对古巴新成立的革命阵线——古巴革命统一组织（ORI）怀有野心。卡斯特罗对这种政治上的分歧和来自埃斯卡兰特政治野心的威胁深感厌倦，他把埃斯卡兰特从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清理出去，并让他流亡海外。
正当苏联要结束对古巴援助的总结之际，卡斯特罗开始反对埃斯卡兰特。克里姆林宫和埃斯卡兰特的交往要比卡斯特罗长得多。1962年4月初两人关系恶化之际，克里姆林宫对此阴谋颇感忧虑。莫斯科主要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切·格瓦拉似乎信奉毛泽东的持久革命理论，受后者影响，在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古巴政权或许会和中国站在一起；二是古巴或许更像南斯拉夫，在和莫斯科的交往中可能会采取更为独立的路线。
这年4月，克里姆林宫发现，卡斯特罗除对古巴共产党员采取措施外，古巴人还想急于摆脱莫斯科。当一再推迟访问莫斯科之时，卡斯特罗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要求克格勃帮助古巴建立培训中心，为拉丁美洲在西半球的革命活动培训游击队员。古巴人有理由认为，莫斯科可能会对此感兴趣。1961年8月，主席团批准和古巴人、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合作，以共同支持革命运动的计划。三个月之后，克格勃授权在洪都拉斯建立培训中心，为组建“尼加拉瓜敌后游击队”作准备。
尽管已经和尼加拉瓜开展合作，但克格勃还是在1962年4月假惺惺地告诉古巴人，那只是一个搜集情报的组织。“我们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告诉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
赫鲁晓夫准备对“液面”（施压）战略采取冒险措施，而古巴人并不知道真相，他们正在触及这些措施。赫鲁晓夫还不准备在美国的后花园挑战美国。尼加拉瓜行动的规模很小：从1961～1964年，克格勃仅在此项目上投入25万美元，而且或许会流产，而古巴人意识里的那个培训中心将会花更多的钱，也会引起更多的关注。赫鲁晓夫的东南亚盟友已经被允许向亲西方的势力发起攻击，那是因为老挝边境地区的势力对比有利于苏联东欧集团。而古巴的挑衅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绝对优势。因为肯尼迪非常关注古巴政权，因而卡斯特罗决心开展的革命活动似乎就是一种自杀行为。
对此事的过度谨慎并未打消克里姆林宫的忧虑：压制古巴的秘密情报工作也许会损害苏联和古巴的关系，并让卡斯特罗核心圈子的一些人物更接近北京。古巴是苏联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盟友，为了再次保证苏联的这一立场，赫鲁晓夫要迅速打消卡斯特罗对苏联援助古巴所怀有的任何疑虑。此前莫斯科已经允许埃斯卡兰特流亡苏联，但在后者抵苏一周后，就被《消息报》指责为“宗派主义分子”。就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卡斯特罗看了这篇文章的译文后，感到很高兴。与此同时，苏联人指示哈瓦那，他们将对1961年9月的一揽子军事援助方案进行补充，包括派遣更多苏军，提供一套索普卡（Sopka）岸舰导弹发射架，还有伊尔-28小猎犬轰炸机。这种轰炸机最远能飞至迈阿密。前两次援助额都未达到卡斯特罗的要求，只派出2500名苏联军人，而不是1万人；只有一个炮兵连而不是后者要求的3个连。然而，摆出这一姿态是有意要让卡斯特罗知道，苏联将不会干涉古巴内部的政治事务。一位苏联将领还被派至哈瓦那商讨未来古巴的军事需要。
5月初，赫鲁晓夫收到一些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情报令人失望，也威胁着他的整个外交战略。1962年1月，当首次在克里姆林宫发表“液面”战略时，他相信莫斯科不久就会变得更为强大，从而迫使美国最终解决柏林问题，然后就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以达成裁军，乃至超级大国互不侵犯的协议。确实，2月，他曾向乌布利希暗示，1963年签订和平条约后，危机将会消除。
隆冬时节，赫鲁晓夫还听到有关R-9和R-16远程核导弹性能的坏消息。尽管R-16导弹的飞行试验如期开展，但这种导弹还是颇令人失望。为了防范美国人首先发动核攻击，这型导弹就是要为苏联提供可靠的二次核打击能力。事实证明，导弹装置非常原始，除非苏联人准备首先发射核导弹。而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从来就没有生产出更多的导弹来达到这一目标。因此，这型导弹实际上毫无用处。1962年2月，有人告诉赫鲁晓夫，R-16导弹不如美国的第二代导弹——民兵导弹。首批民兵导弹将于1962年部署。苏军指挥员需要好几个小时来作发射准备，而美国导弹则可以在几分钟内作好发射准备。“在我们把R-16导弹吊装到位之前，一切都完蛋了。”火箭军司令这样告诉赫鲁晓夫。
R-16最大缺陷就是其燃料易挥发。赫鲁晓夫的得意门生——新兴的苏联战略火箭军首任司令米罗特凡·涅杰林元帅和一百多位专家、技术人员一同在1960年10月遇难。当时一枚R-16导弹在发射前起火并爆炸。R-16导弹燃料的腐蚀性也很强。导弹一旦被加注燃料，要么立即发射，要么必须在几天内抽空燃料，还要送回工厂清理、调整弹体。而“民兵”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可以在数年间都处于发射状态。作为苏联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R-16的竞争者，R-9导弹的研制甚至更糟。这一型号导弹的飞行试验证明，它有许多缺陷。
从导弹数量上来看，也对苏联人不利。1962年初，苏联才部署了首批R-16导弹，而R-9导弹尚未部署。然而，美国在1962年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开始反映出早几年美国对双方导弹差距所作出的过度反应。1961年秋到次年春，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翻了一番多，从30枚增加到75枚。苏联人从公开发表的报告得知，到1962年底，除拥有第一批民兵导弹外，美国的核武库将拥有20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民兵导弹对苏联的战略威胁最大，它将在当年秋季部署。据说最终部署了一千枚这种固体导弹。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对经济方面的消息感到失望。苏联的政府预算从每年春季开始。每年3月和夏季之间，政府的计划人员将与主席团成员一道来拟订实际的生产计划，然后在秋季的全会上提交全体中央委员，在此基础上制订未来的生产计划。苏联的档案保管得并不好，但1962年赫鲁晓夫得到的统计数据表明，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呈现亏损状态。统计数据太糟，以至于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考虑要提高国内大宗消费品的价格。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前，从未尝试过这种办法。如果这些办法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涨工资也将难以为继。
鉴于经济上出现的亏损，赫鲁晓夫命令三位经济顾问弗洛尔·科兹洛夫、阿列克谢·柯西金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对下一年度的国防开支进行核算，看能否削减30多亿卢布的国防资金，这相当于30亿美元。尽管赫鲁晓夫认为只有核武器才能实现平等的国际关系，但是他从不同意增加军费的要求。1959年，因为导弹发射台开支很大，他甚至压缩导弹发射台的数量，而且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还准备在1962年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老挝、柏林和古巴，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很紧张，也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这也让赫鲁晓夫不能实现其愿望：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增加工农业投资。他本想尽其所能来帮助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能逃避因此而产生的成本问题。
显然因为对国内情况颇为失望，4月，赫鲁晓夫曾问计于马利诺夫斯基，在和美国展开的洲际弹道导弹竞争中，是否有捷径可走？赫鲁晓夫相信，苏联的导弹计划存在着大量浪费现象，他不再能预言苏联何时将制造出他所期望的那种核威慑武器。这次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还不清楚，但这可能是由美国核武器发展的消息所引发的。赫鲁晓夫每周都要从马利诺夫斯基那里收到有关美国军队部署的报告。1962年4月20日，美国将18枚“大力神”导弹（共有54枚）首先部署在科罗拉多州，这是美国的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与此同时，美国还在继续部署以莫斯科为打击目标的“朱庇特”中程弹道导弹，这型导弹是1961年开始部署的，其中在意大利部署30枚、土耳其部署15枚。
“我们在美国人的裤子里塞只‘刺猬’怎么样？”据说赫鲁晓夫曾这样问马利诺夫斯基。“刺猬”是苏联的一种核导弹，而且“要放在美国人的裤子里”——赫鲁晓夫指的是加勒比海地区。赫鲁晓夫总有许多点子。1962年冬的某个瞬间，他把苏联为古巴提供的防卫性军事援助和苏联在古巴所拥有的战略性优势两者联系在一起，为何不能把古巴变成莫斯科的意大利或者土耳其？马利诺夫斯基的回答是，尽管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要把核导弹部署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需要作出决定。赫鲁晓夫要求，眼下马利诺夫斯基先成立一个小组，研究如何实现这个想法。尽管这个想法对喜欢拍脑袋出主意的赫鲁晓夫很有吸引力，但是否要冒巨大的风险而在古巴部署导弹，赫鲁晓夫还没有下定决心。
5月6日，巴特寮、中国人和越南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春季攻势。正如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那样，那是一场大胜。几天之内，富米·诺萨万将军在南塔的驻军一败涂地。富米很不明智，他把6000人的部队驻扎在一个由山脉围起来的盆地里，那是个理想的伏击地。越南人和巴特寮的军队一包围这个阵地，富米和那些将军们就逃跑了。美国军事顾问称富米的军队“没有任何战斗力”。最后，这支军队逃得很远。用美国观察家客气的话说，这是一次大撤退，“远离了任何追击”。
正如当初苏发努冯亲王向苏联人对此次军事行动所做的预测那样，南塔被占领后，战场的力量均衡被彻底打破。巴特寮和北越现在控制了老挝东部所有地区。中情局估计，巴特寮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像南塔一样的攻势，以占领老挝内地其他重要地区。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相信，尽管富米·诺萨万军队的人数是巴特寮和梭发那军队的两倍，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对手；两周后，整个老挝可能就会处于巴特寮的控制下。北越军队的出现则很有意义，用中情局的话来说，北越人“擅长”打仗，他们“协调着国内的进攻，而这些进攻都有章法且不计损失”。还不能确定美国会做何反应，而美国的介入才会阻止其行为。
而在肯尼迪的白宫，没有一个人主张等待、观望。作为旁观者，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控制老挝是让南越和泰国脱离共产党统治的关键。但是，他不想出兵老挝，而且也向其继任者承诺，不要提出类似的呼吁。相反，他劝告肯尼迪，要向泰国和南越派更多军队，以支持曼谷和西贡，让他们腾出手来参与老挝的军事行动。
听到艾森豪威尔不支持向老挝派兵的说法，肯尼迪松了一口气，他不想再做这样的事。然而，和其前任一样，肯尼迪还是相信，展示武力是必要的，这可能会阻止共产党势力的进攻。5月14日，肯尼迪命令18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还有两个空军中队次日上午进驻泰国。两周内，将有5000～6000名美军士兵进驻泰国。肯尼迪希望这些部队将会让克里姆林宫和其亚洲盟国寻求停战。
刚刚抵达保加利亚，赫鲁晓夫就收到美军进驻泰国的消息。其时他正在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例行访问。苏联军方报告，1800名美国陆战队士兵在20架攻击机和20架直升机的支援下，于5月16日、17日在泰国登陆。这支部队离老挝边境仅有35～50英里远。此外，苏联人还报告，前不久的演习之后，还另有1200名美军士兵留驻泰国，它们离老挝边境大约35英里。苏联情报机构还发现，泰国首都以南驻有一支美国空军，它们有25架战斗机，还有一些运输机和一架加油机。
更多的美军来到东南亚，而这正是赫鲁晓夫一直希望避免发生的事。对南塔的军事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意味着他早已忘记长期以来对这个地区危险性的认识。他一向不同意中国的看法，即那个地区的力量对比保持平衡。而中国大使则和人们一样，对帝国主义势力深怀忧虑，他谈道，如果这些老牌的共产党受到猛烈打击，那么，从老挝到马来西亚，共产党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赫鲁晓夫相信，若美军在东南亚的行动不受限制，那么，它们将会取胜。考虑到富米·诺萨万的军队人数超过巴特寮和其盟友，这支美国军队可能很快就会把局势扭转到有利于右派的方向。
5月17日，赫鲁晓夫向莫斯科带话，要求安排与肯尼迪兄弟接触。考虑到美国在泰国部署军队只是一个开始，赫鲁晓夫转而通过博利沙科夫的秘密渠道向肯尼迪解释，称他并不支持南塔的军事袭击行为。“南塔的麻烦，”博利沙科夫将向罗伯特·肯尼迪解释，“实际上是一个孤立事件，而且那是因当地百姓厌倦富米的军队而引发的。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博利沙科夫将要转达赫鲁晓夫的私人信息，即他仍然遵守他们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要建立一个和平、中立的老挝政权。
需要发紧急信件来阻止美国人更大规模的干涉，这让赫鲁晓夫蒙羞。肯尼迪在1962年5月迅速向东南亚投放更多军事力量，尽管规模不大，但却在提醒苏联人，这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后果。赫鲁晓夫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发现自己对几近危机的国际现实颇有一种受挫感。早在3月向安纳托利·多勃雷宁抱怨美国的军事实力时，赫鲁晓夫就曾发誓：“应该马上斩断他们的长臂。”
在得知美军进驻泰国的那一天，赫鲁晓夫公开谈到美国军事力量在其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帝国主义能讲什么逻辑？他们只讲实力逻辑。依靠这个逻辑的指引，他们正在试图奉行以实力说话的策略。杜勒斯兄弟对这个策略一点也不掩饰。”
赴保加利亚前夕召开的一次主席团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还另外参加了一场对苏联陆地、空中和海上战略武器计划进展情况的讨论。他依然惦记着这件事。他还关心另一件事。4月和马利诺夫斯基的闲谈中，曾提及要利用古巴这个捷径来强化苏联在军备竞争中的战略地位。飞往保加利亚之前，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写信称，苏联援助的全套军事装备将在未来一两年内运抵古巴。莫斯科预料，美国不会在1962年入侵古巴，它要让卡斯特罗做好准备，以应对肯尼迪在1964年再次竞选美国总统之前的各种挑衅行为。
收到老挝的情报后，赫鲁晓夫开始重新思考1962年的全盘布局。或许该采取行动，或许不应等到1963年再来促成协议，以解决德国纠纷，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除苏联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古巴易遭受军事打击的薄弱环节。“我反复考虑到底怎么做才好。”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他已经厌倦当一个二流国家的领导人，总担心其行为将会受到实力更强的超级大国的反对和阻挠。赫鲁晓夫把这种“个人的痛苦”掩饰起来。古巴是一个出气筒，赫鲁晓夫的各种愤怒情绪都从这里发泄出来了。在保加利亚，他要把古巴权且当做核导弹基地的想法成熟了。“美国人设在周边的军事基地已经把我们包围起来，并且还以核武器威胁我们。”之后赫鲁晓夫在解释他当时的想法时说道，“现在，他们就要体验一下敌人的导弹指向他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假如南塔被占后肯尼迪未出兵东南亚，那么赫鲁晓夫还会决定冒险向古巴运送导弹吗？不可能得到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但是，极有可能的是，解决古巴问题对缺乏耐心、不想失望的赫鲁晓夫来说是个好主意，以至于他不会忍耐太久。到1962年，赫鲁晓夫之所以处于战略困境之中，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造成的。1959年以来，他把苏联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在核武器上，而核武器的发展计划则进展缓慢，费用也远高于预期，而且他不想再向这个黑洞投入更多的资金。同时，他已经选择收缩其实力以使中欧的现状有所变化。1958年和1961年美国两次称他搞核讹诈，这显然也更容易让赫鲁晓夫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东德和中国的批评。柏林危机之后赫鲁晓夫就一直饱受攻击，加上其内心的焦虑，以及国际上最主要的外交对手肯尼迪和毛泽东表现出的雄心勃勃，这都促使他要在1962年采取另外的冒险策略。
5月20日赫鲁晓夫一回到莫斯科，就马上投入工作。在回国的专机上，他和葛罗米柯交流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而且还指示马利诺夫斯基，要他在次日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支持这一设想。他也和米高扬商议过，但后者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个最新计划。米高扬向赫鲁晓夫保证，美国根本不会接受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他曾访问过古巴，也非常喜爱这个年轻的古巴革命者，但是，这可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想法。“我们不得不保卫古巴，”米高扬告诉苏联领导人，“但是，靠这种方式，我们要冒险挑起对古巴的入侵，而且会失去一切。”
回国不到24小时，赫鲁晓夫正式向主席团提出其计划，要求批准。会议室坐满了人，除12位主席团委员外，与会的还有马利诺夫斯基，葛罗米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2003年公开的主席团资料首次披露了赫鲁晓夫在那次会议上对这一设想的解释。之后赫鲁晓夫对下层官员强调，这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计划。他声称，这个计划纯粹出于防卫古巴的需要。但是面对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却说道：“这将是一个进攻性的策略。”尽管计划是为卡斯特罗阻止美国的入侵而制订的，但它主要还是服务于苏联。1月时赫鲁晓夫就曾自信地提及苏联实力的日益增长，到1963年，苏联将会迫使美国考虑莫斯科在中欧和其他地区合理的需要。在古巴实施的策略将保证实力的平衡发生必要的变化。
赫鲁晓夫解释道，导弹要秘密运往古巴。这暗示，美国将不会情愿接受在实力平衡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尽管还不清楚他最初想在何时向世界披露这种实力的变化，但在说明其想法时，他解释道，只有在导弹被部署后，他才会向世界披露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他把部署导弹的时间表留给马利诺夫斯基和比留佐夫，但是，他希望能尽快完成这一计划。导弹将由苏军指挥，然而，会和古巴人订立一个联合防卫协议，并向他们保证，苏联的军事设施将被用于保卫他们的国家。
赫鲁晓夫的长篇大论一结束，会议就陷入争论之中。“争论持续很长时间。”为国防部做记录的谢苗·P.伊万诺夫[8]上将回忆道。米高扬再次重复先前对赫鲁晓夫说过的那些话，他首先认为这个计划很危险。尽管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事后说他有同样的忧虑，但是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持同样的观点。和赫鲁晓夫辩论的主要对手不仅反对在古巴部署导弹，而且也反对在古巴驻军。考虑到建议遇到麻烦，赫鲁晓夫要求休会，中止了会议。
三天后，他们再次召开正式会议研究这一建议。赫鲁晓夫已经利用休会的几天时间来争取支持者。马利诺夫斯基也利用这段时间形成了一个行动计划，以向主席团表明，这个行动或许行得通。11位主席团委员，马利诺夫斯基，还有葛罗米柯都在会上发言。10月24日那天，无论有什么样的忧虑都看不出来，因为投票一致通过这个建议，会议甚至记录米高扬也支持该计划。
导弹计划唯一没有解决的现实障碍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设想是，来自莫斯科的常规武器和其庄严的防卫承诺将足以阻挡住美国。因此，他并没有要求提供核武器。
当克格勃驻外代表、即将就任莫斯科驻哈瓦那新大使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被告知该计划时，他警告赫鲁晓夫，卡斯特罗“会被吓一跳”，并且他还怀疑这位古巴领导人是否会接受这些导弹。阿列克谢耶夫的悲观情绪也让苏联国防部长颇感忧虑。近两个月以来，他一直都在仔细考虑这一计划。“社会主义的古巴怎么可能不会接受这些导弹呢？”马利诺夫斯基吼道，“我曾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西班牙打过仗，他们公开拿我们的武器，但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更需要拥有这些武器……他们怎么可能不要呢？”尽管马利诺夫斯基有些愤愤不平，但阿列克谢耶夫比任何一位苏联官员都更了解卡斯特罗政权，他还是认真地倾听着。主席团会议决定，在得到卡斯特罗同意之前，暂不实现这个已被批准的计划。
赫鲁晓夫想派出高级别的苏联代表团向卡斯特罗兜售这个导弹基地的想法。赫鲁晓夫让比留佐夫元帅和阿列克谢耶夫强行加入一个农业代表团，后者已经确定成员并办好访问古巴的手续。代表团前往哈瓦那的那天晚上，赫鲁晓夫向代表团部分成员披露了这个冒险举动背后的复杂想法。他一边喝茶，一边强调：你们即将从事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部署这些导弹只有一个目的，”赫鲁晓夫说道，“就是要吓唬他们，要遏制他们……让他们也尝尝导弹的滋味。”他承认，打造苏联实力的努力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得快，“双方力量的对比对我们不利，而且挽救古巴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导弹放在那里。”
赫鲁晓夫解释道，如果古巴接受这一方案，他会让这项行动处于保密状态，直到11月6日美国大选之后。美国人民都是鹰派，他不想给肯尼迪一个借口，让后者对部署导弹作出激烈回应。一旦部署完毕，美国大选结束，他就准备访问美国，和肯尼迪举行会谈，披露部署导弹这件事。然后，将访问古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防务协定。这就是赫鲁晓夫的计划，但是，他首先需要知道卡斯特罗是否会接受这些核武器。
[1]罗斯韦尔·莱维特·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LeavittGilpatric，1906年11月4日——1996年3月15日），1931年起担任律师。1951—1953年任空军部副部长。1961—196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2]卡尔·奥古斯特·桑德堡（CarlAugustSandburg，1878年1月6日——1967年7月22日），美国诗人、传记作家、记者。
[3]西奥多·哈罗德·怀特（TheodoreHaroldWhite，1915年5月6日——1986年5月15日），中文名白修德，美国政治记者、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开始担任记者。二战期间赴中国访问，曾报道河南大饥荒。1948—1950年任海外通讯社驻欧洲记者。1950—1953年任《记者》报驻欧洲记者。此后从事写作。
[4]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依（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Аджубе́й，1924年1月9日——1993年3月1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红军。194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女婿。1959年发起成立苏联记者协会。1959—1964年任《消息报》总编。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此后在《苏联》杂志新闻部工作。苏联解体后曾在一份地产报纸担任总编。1993年逝世。
[5]安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多勃雷宁（АнатолийФёдоровичДобрынин，1919年11月16日——2010年4月6日），苏联外交家。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8—195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59—1962年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1962—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2010年在莫斯科逝世。
[6]理查德·纳拉多夫·古德温（RichardNaradofGoodwin，1931年12月7日——2018年5月20日），美国作家。1958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961—1965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63—1964年任国际和平队服务处秘书长。1965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7]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德隆德（AnibalEscalanteDellunde，1909年？月？日——1979年8月11日），出身于一个古巴独立运动活动者家庭。早年参加了古巴共产党。1938年古共与巴蒂斯塔政权合作后出任党报编辑，并将古共更名为人民社会党。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出任人民社会党领导。1961年将人民社会党与“七·二六运动”等几个革命组织合并为新的古巴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62年因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控有“宗派主义”错误而被解除一切职务，随即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64年回国。1967年因企图与苏联合作推翻卡斯特罗而被捕。1968年被判处15年徒刑，后获释。1979年去世。
[8]谢苗·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СемёнПавловичИванов，1907年9月13日——1993年9月26日），1926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布良斯克前线第13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第38集团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第1坦克集团军参谋长、第1近卫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参谋长、沃罗涅日前线参谋长、外高加索阵线参谋长、乌克兰第3方面军参谋长、远东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等。1946—1948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1948—1952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参谋长。1952—1953年任敖德萨军区参谋长。1953—1956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56—1959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59—1962年任苏军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62年指挥了将导弹运往古巴的阿纳德尔行动。1963—1964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1964—1968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68—1973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院长。1973—199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9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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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塾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我的塾师
我有个偏见，以为自己的微薄知识都是自学得来的，并非某位师长传授的。我要学习某种知识或技能，绝不求人传授，即使有人自愿来传授，我也学习不好。我宁愿自己去培养兴趣，去搜集入门书和参考书，去钻研。我过去以为这种学习方法才是最正确的方法，而这样得来的知识或技能才真正是自己的。
晚年，我反省，认为这是“偏见”。强调“自学”是对的。俗语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各人。”进门之后自己不去努力，一味依赖师父，一定学不到本事。反之，即使没有师父携带，靠自己努力闯进门去，倒是大都能够成才的。但自学方法强调得过了头，就成为偏见了。我就是这样。
我强调自学，从书本上学习知识，对于著书的人表示佩服，感激，愿意奉之为“师”。但他们并未耳提面命教过我，连新式学校的师生名义也没有。反之，在新式学校教过我书的人，则我想不起曾经从他们学到了什么知识。因此，我并不佩服他们，感激他们，这是事实。但我在进新式学校以前也曾得益于私塾老师，这也是事实。至今我还时常怀念少时授我知识的一些前辈。
我在一九○五年破蒙。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堂叔郑锡光。私塾就设在我家里。为什么不送到大的私塾去，就教于更高明的塾师呢？惟一原因是在自己家里方便，那时我虚龄才五岁，到别处去祖母不放心。
郑锡光，字履卿，乳名庆丰，比我的父亲小，但“进学”（即考得秀才）比我父亲早。家贫，“书香’’（即祠堂每年分给秀才的稻谷）不够维持生活，非教私塾不可。私塾设在“铁儿馆”，即我的曾祖父自建的书斋。书斋距离我们的住家约一百米，即使不读书，我们小孩子每日也要来书斋玩的。
学生是附近人家的小孩子，西至旗杆厝，北至洪厝坪，东至中水门，都有，还有几个是上水门外永春店的小孩子。他们来读书，只求能够认几个字，没有一个是为了考秀才的。丰叔教这些小孩子，绰绰有余。
我同这些小孩子一起上学，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一样认字，诵读，背书。要说有照顾的话，那就是书背不出时未曾挨竹鞭打后脑。我在这里读了《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次上学后，学生轮流去先生桌前听先生教读一段书，便回到自己桌子上读起来，快放学时轮流去先生桌前背书，然后回家吃午饭。饭后再去上学，重复上午的课程。先生只教读音，没有或少有解释字句的意义。我晚上温习白天的功课。除丰叔外，没有人教我书。父亲和祖父都不管。晚上温习，丰叔也不管。
我现在想起来，应当感激丰叔对我的启蒙教育。我的汉字的读音就是他教的。他的读音是标准的，即本县一切读书人的标准读音。不仅一般的读音，而且特殊的读音，都没有教错。所谓特殊的读音，即一些普通的字，在四书五经中某些地方，特别是人名或地名，需要读特别的音。例如，“费”字，在《论语》中，作为地名，就须读“闭”音；又如“陶”字，在《书经》中，“皋陶”就须读“皋摇”。丰叔决不会读错。他教学生写字，也是一丝不苟的。
丰叔在本县的秀才班子中没有地位，人家看不起他。不仅因为他家贫，而且因为他所知不多。我感激他教我正确的读音，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读书没有读错音，是做秀才的、教书的人的起码条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我的父亲的好多朋友都劝父亲送我去其他的私塾，拜更有学问的先生为师。我自己却不愿意换一个学堂，因为丰叔除了背书之外都不管我，我可以随意游玩。我的父亲恐吓我，说他要自己教我，或者送去三牧第“阶儿”那里读书。“阶儿”就是羽卿先生，就是温赞尧，当时漳平最有名的塾师，以严厉著称。我没有尝过严厉管教的味道，不知是否吃得消，但一想起我父亲自己来教，我就害怕。他少时教过私塾，他认真起来是很厉害的。幸而父亲自教的话不过恐吓而已，他哪有工夫教我。“阶儿”在己酉年（一九○九年）又考中优贡，不再教书了。
我从丰叔读书五年，至一九一0年，祖父和父亲终于送我去三牧第读书了，那时教书的已经不是“阶儿”。
回想起来，我在铁儿馆读书得益不少，在那里识了字，读出了字音。这是丰叔的恩赐，我不能要求他给我更多的了。我至今仍不知道那几年我们家是否付给丰叔相应的“束惰修”。
丰叔教的私塾是教“小学生”识字的一类私塾，不能同三牧第及其他几个大私塾相比，那里除“小学生”外还教“大学生”。所谓“小学生”是指那些只求识字的学生；所谓“大学生”则是指学八股文或论说文的学生。但丰叔并非没有教过“大学生”。他的长子嘉林就是一个“大学生”。林兄比我大三岁或五岁，自小就是父亲一手教的，当我读四书的时候，他已经开笔学做八股文了，似乎也能成篇。科举未曾废除以前，八股文已经废除了，改用经义取士，仍以经书出题，不过文章不写成八股的形式。例如，《学而时习之义》，要求把这句话的意义说清楚就好。但“义”毕竟也有一定的格式。林兄放下了八股文，又在父亲指导之下，读了许多当时的人写的叫做“义”的文章，自己也做了好多篇“义”；以后听说“义”也不中用了，要做“论”，而且所论也不限于经书，于是学习做“论”。最后，科举恢复无望，丰叔就带林兄去“官立高等小学堂”报名，编入丁班。
幸而我比林兄小几岁，我的父亲又没有丰叔那样热心，才得免除学做“八股文”和“义”的苦难。
辛亥革命以后某一年，忽然有一个叫金水的“大学生”，来铁儿馆拜丰叔为老师了。这个“大学生”是长泰县人，他的父亲在大路街上，明伦堂对面开一间洋货店，家住在洪厝坪大祠堂旁边。金水比我大三至五岁，年龄同林兄差不多，但比林兄开朗、活泼，给人以好感。他完全没有商人气，像个书香子弟。他读了不少的书。不仅读了四书及诗书易三经，而且读了《礼记》。漳平很少人读这本书。这本书我家里没有，在其他同学家里也没有见过，我却在金水案头看到了。金水又曾从天主堂安神甫学习算术，学得很好。他也懂得“新学”，知道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这些知识是哪里来的呢？原来，他的父亲结交了汝舜先生父子。汝舜先生，特别是他的儿子少韵，常去金水父亲开的店里聊天，老店主殷勤招待了他们。汝舜先生，名陈华，住北门内窟儿尾，属于蓝田陈家，是本县有名的老贡生，也是一个绅士，懂得一点新学，大家称他“汝舜先生”，但晚年他改字为季韵，知道的人较少。他是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一九一九年曾做过漳平县的“视学”，主修过县志。我去法国同他有关系，我在下面还要提到他。但给金水以新学知识的，是他的儿子少韵。当时少韵是福州法政学校的学生，同他一起在福州读法政的还有李志埙、陈玉银、陈螽诜。他在福州学到了许多新学知识，寒暑假回家来就传授给金水。他和金水是好朋友。可惜，就在金水拜丰叔为师那几年中，陈少韵就病死了。
金水和林兄一起去“官立高等小学堂”登记为丁班学生。他的学名叫做“张澄清”。两人后来在学校里同占一个房间，但仍保留在铁儿馆的房间。校长刘志和在学校表扬张澄清“用功”。我们这一班学生大多数是本县头面人物的子弟，但没有一个不佩服张澄清的。他的作文和算术是全班最好的，读的书无论是旧书或新书，都比我们多得多，人又和气，以致我们每个人心悦诚服，这是很难得的。
一九一四年底小学毕业时，张澄清列于榜首。毕业后不久，他结婚，我们都去喝酒，闹新房。可是，结婚后不久，张澄清竟死了，不知道害什么病死去的。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张澄清的学业提高了丰叔的声望，以致我们这班人也请他评定过一些作文。但是给我更多知识的不是丰叔，而是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这两位先生并不是我的塾师，并未正式教我书，但他们比我的任何塾师都给了我更多的知识，我内心上始终尊敬他们为我的老师。
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是我父亲鸦片烟榻上的常客。少泉先生是每日必到的，他吸烟成瘾。养奇先生未成瘾，偶然吸一两口，虽非每日必到，但两三日内必到一次。他同我父亲少时同在左夫家庙读书，学八股文，两人交情老而不衰。听说我父亲死时养奇先生还为他写了小传或别的纪念文字。少泉先生还是我父亲的学生哩。据说，他少时是刘志和先生自己教的，某年因事不能教，少泉先生曾在我父亲教的私塾寄读了几个月。一日为师就是终身为师。我记得，己酉年少泉先生考得拔贡回来坐轿拜客时，到我父亲的书房下跪。但平时两人之间没有师生的关系。
养奇先生姓陈名祖光，字养耆，乳名和生。他的父亲做平和县学官时生了他，故名“和生”。他的父亲当时已过花甲之年，替他取“养耆”为字，表示老年得子。他长大后不喜欢这个字，改为同音的“养奇”。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读书很多，知识很广，在秀才班子中很有名，所以八国联军之后清廷被迫要办学堂时漳平县选派三个秀才去福州学习，其中就有他。漳平县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以至办理甲班毕业，他有很大的贡献。可是民国初年改名“县立高等小学校”，而恢复停顿后的工作时，他就置身事外了。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大概是因为他和校长刘志和不对。他又不像玉芝、莪宾及国文教员陈先生那样不管校长有没有聘请，一开学就挤进去教书。养奇先生并非对教育没有兴趣。就在那几年，和睦里要办小学来县城聘请教员时，养奇先生竟应聘去教书了。那里的大绅士喜出望外。可是，他只教了半年书就辞职回城。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第一任县知事永定卢某来漳平时，聘请了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作幕宾，许多措施都出于他们两人的主意。他们白天去衙门办事，晚上一般都到我父亲的书房来，一面过烟瘾，一面高谈阔论。我从中获得了不少的知识。辛亥革命前后，人家传说漳平也有革命党。我父亲说：漳平哪有革命党，除非养奇和少泉是革命党。我父亲没有把静居先生包含在内，他们三人是一起去福州学习办学的。静居先生不抽鸦片烟，来我父亲书房的机会较少，发表的议论也较少。但父亲一定另有根据。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自然未曾加入同盟会或光复会，但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议论已经是同情革命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九一一年秋间某一天，养奇先生匆匆来我父亲的书房，说道：“武昌失守了。”说时，即使不是喜形于色，也是没有表示反对或惊慌的神气。正是从此时起，全城一连好几天纷纷议论革命大事。
养奇先生未曾同我谈论过经书和文章，也未曾单独对我发表过什么议论，但我从他与我父亲的高谈阔论中听到不少知识。他喜欢评论时政，熟悉当时的时事，以及政治上和文化上活动的人物。他不管听的人是否听得懂他的话，好像他心中有了这些议论，非找一个地方说出来不可。我想，当时除少泉先生外，没有一个人，包含我父亲在内，能够完全听懂他的话的。我第一次从他的话中知道，中国有个叫做樊增祥的文豪，诗文都做得很好。
民国初年以后，他的豪气衰退了，议论带有讥讽和玩世不恭的意味。例如，民国二年举行选举时，许多选民连姓名都不会写，他议论说：可以拿豆腐干刻成被选人的姓名，然后交给文盲选民带到明伦堂去，涂上墨水，印—亡选票就得了。这话显然是讽刺主持选举的刘志和的。又如，民初某年，本县邮局仍用清朝印戳盖销邮票，他议论说：这有什么关系，用蟠龙邮票也无所谓。这话是表示对于革命的失望，革命后还不是同革命前一样。
我父亲是倾向养奇先生的。他常称养奇先生“知足”。这话的意思是表示反对少泉先生在民国初年去北京参加文官考试，后来又去江西做县知事。养奇先生己酉年未考得优贡或拔贡，可能考场上的命运不如温赞尧和刘子瞻，但朋友间还是佩服他的学问和聪明的。几个人议论在漳平办中学的事。有人说本地没有人能教物理、化学。我父亲说：“养奇鬼什么不懂？他学一学就会教的。”
养奇先生并不富裕，亦非寒士，是个中等家庭。先人留给他一个大厅带厢房的宅子，兄弟两人居住。他的弟弟襄甫，乳名赞，是个商人，浦南客，兄弟不知是否分了家。在福州学习时，看见同学中那些富家子弟衣服华丽，他并不自惭形秽，而是故意穿着旧衣以示清高。他未曾出贡，始终是“廪生”，即是高一级的秀才，在祭孔中站在最关键的岗位。我小学毕业后参加祭孔时看见他和另一个廪生（郑宗沂）站在大成殿门口迎接主祭官。
我在中学读书时常去大夫家庙看他。那时，他借大夫家庙一间耳房做书房，在那里接待宾客。我在他的案头上发现他的一本著作，题为《不庸园随笔》。我不敢随便拿起来看，大概他后来无处发表议论，便把感想写成笔记了。不知道《不庸园随笔》保存下来没有。
整个太常陈大族中，要数养奇先生最有学问和才气了，可是他并非族长。太常陈的族长，就我所知，是陈玉鸣；玉鸣死后是他的大儿子鹤汀（陈齐旋）；鹤汀死后是舜明的儿子慎修（陈齐云）。民初选举，太常陈挂出国民党的旗帜，是慎修带头的。慎修作为候选人同丁坂刘竞争，又同坂尾刘竞争，结果都失败了。人家说，慎修鼻子太小，运气不如，其实是学识和才华不如对手，而养奇先生却因不属于玉鸣系统退居慎修之后。
刘子瞻子少泉，乳名清淇，但家里的人叫他“和尚”。漳平县同全国一样，有一种风俗，即把宝贵的儿子故意取一个极贱的名。刘志和先生的长子叫“和尚”，次了叫“狗”。漳平县叫“狗”的小孩子很不少，也有人叫“狗屎”的。据说，爱吃小孩子的鬼魔听到了如此贱名就会弃之而去的。由此又可见民间信佛却把“和尚”看作下贱的人。《诗经》有“瞻彼淇奥”句，故宫名“子瞻”，又因苏子瞻是苏老泉的儿子，故字“少泉”。刘志和先生的第三子清荣，就干脆以“子由”为名了。
刘志和先生是有名的私塾老师，设馆于南城上刘祠堂，从学的很多，那里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科举废了，秀才们免除了宗师每隔三年案临一次的负担，经书和八股文都置之脑后了。少泉先生在家时几乎每天都泡在我父亲的书房内，过足烟瘾后便高谈阔论。他与养奇先生不同，不爱议论时政。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是一些历史故事。例如，“时来风送滕王阁”的故事，我是第一次听他说的。同座的人有秀才，也有不第秀才，他们也常论旧小说。一个人问他知道什么好小说，常人难得看到的，他推举李笠翁的《十种曲》。这人设法去借，居然借来了，看了几日觉得不好，便在背后怪他推举得不对，我至今还记得这种事情。当时的人可能分不清楚戏曲和小说，因为都是说故事的。《西厢记》也侧身小说堆中，但李渔《十种曲》则是僻书，居然能在漳平县借到，足见本县藏书颇多，又可见少泉先生于经书八股文之外涉猎很广。但在我父亲的烟榻房，我从未见他看书。他考取拔贡，以及民国后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有人说是他的父亲迫出来的。就他的烟瘾说，什么进取之心都消失了。他的父亲为此很不满意我父亲鼓励他（至少不劝阻他）沉迷于烟瘾中。
少泉先生有时还是教我们兄弟读书的，还是给我们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当一九一四年我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时，住族兄连山（郑寿南）的房间内。他在那里办理丙班毕业事，白日就在连山房问办事，有时晚上也睡在连山的床上。此时他教我更多的知识。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他去北京以后我就未曾再见他的面了。一九二五年，我在上海遇见他的二弟刘子明；刘子明回家告诉我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父亲恐慌起来，去问少泉先生。那时少泉先生已在江西做了县知事，回家林下优游了。他安慰我父亲，说青年人应当去“闯”的。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街上偶然看见刘子明，那时他刚从南京监狱中释放出来，告诉我他的哥哥此时也在上海，但我没有去见他（也算是我的塾师）一面。
一九一0年，我终于离开铁儿馆私塾了。家长送我去三牧第读书，此时三牧第换了塾师。是岑仲先生教“大学生”，君亮先生教“小学生”。而我既不受教于岑仲先生也不受教于君亮先生，我的祖父和父亲另聘一位塾师，庆中先生，专门教我两兄弟，座位设在三牧第大厅东正房前面，那里相当空阔。我的二弟名为八岁，实只六岁，第一次入学，读《三字经》。我已经读完了《孟子》，忘记此时是读《尚书》或《毛诗》。庆中先生是本城“名士”，他“名士派头”十足，随随便便，不负责任，爱来就来，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往往教了之后就走，没有或很少要我们背书。教了一段时期之后干脆就不来了。这一年读书，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年旧历十月间，我的祖父做六十大寿，热闹了一阵，接着祖母死去，又热闹了一阵，也没有人管小孩子读书的事情了。
庆中先生三兄弟都是本城有名的秀才，太常陈，家住北门城墙边，本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否则不会三兄弟都考取秀才。但后来家道中落。长名和中，长期住在华崶，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只偶然回城来短时居住。民国元年或二年，我见过他一面，在明伦堂同本县绅士一起议事。次名建中，他是我父亲的塾师，常到我父亲书房来，我父亲还是待他如朋友，不过要我们小孩子称他“先生公”。他看的旧小说很多，有些时候我同他谈旧小说，他都能说出书的内容。一九一三年，天主堂办小学，聘他为国文教员，我去读书，他也是我的先生。庆中先生居末，学问最好，也是我父亲书房的常客。他的女儿就是少泉先生的夫人，结婚久未生育。翁婿二人平时很少往来。
我对庆中先生保留的印象，还是我进中学以后的事情。我父亲一定要我把中学所做作文抄一份寄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只好照办。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收到我的作文，就把庆中先生找了来，供给他鸦片烟，请他批改我的作文，然后寄给我。原来这是科举时代的把戏：把子弟文章请有名的文人批改，而给以报酬，表面上是为了子弟的进步，实际上是要名人替子弟宣传。这种批改对我毫无用处，但这里也可以看出庆中先生旧书读得多。有一篇作文，我用了“司空见惯”四个字，我父亲不懂，问庆中先生，他不假思索，就在文章后面空白处写下了那一首有名的唐诗，一字不错。有时岑仲先生来我家，我父亲也拿出我的中学作文请他批改。
无论岑仲先生或庆中先生，这种批改对我并无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父亲要这样做，我只好每次把作文抄去。
庆中先生很自负，他说，某次在朋友书房从架上拿下一本《庄子》来看，看完未曾放回书架，朋友问是谁看这本书，他说：“漳平县除了我还有谁看。”庆中先生也会下围棋，一次我在育才舅书房中看他们二人下围棋，可惜当时我不懂。
一九一一年，县城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变化。新学堂仍旧是停顿的，但未正式宣布解散，有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但都不来上课，有教员但都不住在学校，也不来学校。只有一个门房，抽鸦片烟，看守着这个空阔的校舍。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绝大部分在私塾读书。说私塾，首先就要提三牧弟。自从刘志和先生不再教书，上刘祠堂只有日光先生（乳名晃）教一些“小学生”之外，最出名的兼教“大学生”的私塾只有三牧弟。温赞尧做塾师时，教得很好，县城内外的“大学生”集中到他那里去，他们是准备考秀才的。有少数“大学生”是父亲自教的，像张金水那样就学于丰叔，是例外。温赞尧不教书后，当时惟有两个人可以教那些“大学生”：一个是刘岑仲，一个是陈霞阁。一九一0年是刘岑仲教书，一九一一年不知道怎样，刘岑仲也不教书了，那些“大学生”都受教于陈霞阁。但学堂不是设在三牧第，而是设在北门外佛儿架山下的菁城书院。这个书院，过去想必有山长，有生徒，有官员莅临等热闹场面，但久已空关了，房屋还是完好的，且有楼房。
这里要提到陈寿山（字福如）的作用。陈寿山是西门的富人，考得一名秀才，成为西门最有势力的人物。三牧第这个私塾就是他背后支持的。他支持羽卿先生，不仅在教学上支持，而且出资供给羽卿先生去浙江候补知县。后来三牧第空出位置，岑仲先生去教书，我猜测，他没有陈寿山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寿山更倾向于霞阁先生。因他与霞阁都是蓝田陈家。一九一一年，他出面组织把空闲的菁城书院开辟为私塾，以霞阁先生为塾师，专教“大学生”。这批“大学生”就是一九一0年在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官立学堂的丙班学生，外加一些新长成的“大学生”。如此一来，岑仲先生即使要在三牧弟教书，也没有学生可教了。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岑仲先生因事不能教书，故陈寿山另设一个私塾呢，还是因为那些“大学生”都被陈寿山拉去受教于霞阁先生，以致岑仲先生只好罢教呢？总之，决非因为那些“大学生”不满意于岑仲先生的缘故。这从一九一四年，岑仲先生重来三牧第教书时照样满门桃李，甚至在菁城书院受教于霞阁先生的“大学生”都到三牧第来读书这件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那年，我名为十一岁，实只十岁，够不上做“大学生”，我只好去三牧第受教于君亮先生。陈维馨，字君亮，小名明德，是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毕业生，名次并不高，又是小商人家庭出身，但大家看得起他。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做塾师，教“小学生”绰绰有余。我在那里读《易经》，因为《诗经》和《书经》似乎都读过了。他只教我读，并不解释意义，“小学生”都是如此。《易经》意义尤其难解，我忘记了是否读完。总之，那时我对读书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玩，有时逃学。就在这年旧历八月间，武昌起义，人心惶惶，我干脆不上学了。不记得是我个人不上学，还是君亮先生停止教书。
我过去不把君亮先生算在我的塾师之列，不承认他是我的老师，以后也不同他来往，路上见面也不打招呼。这当然是不对的，他毕竟教了我几个月的书，师生名分是无法解除的。君亮先生以后到县立小学做书记工作，再以后到基督教会办的新民小学做教员或职员，信了教，在漳平县基督教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菁城书院的私塾只办了一年，次年仍旧空关起来。也许武昌起义后，谣言蜂起，师生都不敢在那里居住了。我没有去过那里，但君亮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是去过的。他们回来在学生面前议论那里的情况。后来，我从曾在那里读书的人知道了一些故事。主要是书院远离居民点，山上又有许多坟墓，民间传说有鬼，大家怕鬼，因而停办。
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刘志和先生说服了我的祖父，由我们两家合聘丁坂黄作朋先生来教我们两家的子弟。学堂就设在洪厝坪刘家背后半个宅子里，是不久之前刘家租来（或典来）的。宅子有大厅和两个正房，有左辅厝，但无右辅厝。作朋先生在左辅厝小厅教我们读书和听我们背书。辅厝的两个房间，一间归作朋先生居住，另一个藏书。藏书室偶然开门时，我探头去看，里面的书很多，据说是从丁坂搬来的。丁坂刘家文化很高，出了好几个举人。
学生只四人，我们兄弟和刘志和先生的两个儿子。清淦和清荣，学名子明和子由。
作朋先生是我父亲最亲密的朋友。他家住丁坂，每次来城都到我父亲书房来，我家送饭到书房招待他。他是秀才，但以画画著名。我少时看过他的好多幅画，山水、花卉、人像都有，署名“延龄季子”。他家境尚好，本不需要出来教书的，似乎他未曾当过塾师，但秀才教书没有问题，他仍有时间作画。刘家父子懂得画理，常常同他讨论画理。他又学习肖像画，少泉先生教他使用比例尺，把照片上的人像放大为画像，这样还可以卖钱。
刘志和先生也关心我们这些小学生，以至我们的品德。他考问我们，督促我们。他特别严厉对待我，认为我品德不好，会带坏他的两个儿子。
就在一九一二年夏天，我的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
一天，我生了小病，不去上学，躺在隔壁三伯父房间一只谷柜（当临时卧床用）上。发现他枕头边有一本石印小书：《薛仁贵征东》。这个故事，我听人说过，书中有些字是四书五经中没有的，如“些”、“吗”、“呢”、“你”之类，但猜得出意义。整句整行看来比四书五经好懂，于是就在三伯父翻开的那一页看下去，看得津津有味，舍不得放下。一直到母亲来喊吃晚饭，我才从谷柜上下来，小病早已好了。
以前，同一般年龄的小孩子一样，我看到书就厌烦，没有先生和父亲的命令，我自己不会去翻书的。玩，还来不及呢。自从看了《薛仁贵征东》之后，我就减少了玩，最后失去了玩的兴趣，而缠着三伯父，要他去借《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薛家将反唐》《粉妆楼》《双凤奇缘》等书给我看。三伯父自己不买小说，他所看的小说都是向别人借来的。一九一三年，选举时，我父亲当选代表去漳州选举议员。临行时我开了一个书单，约十几本小说，塞在他的行李箱内，我以为他不会买的，可是他居然买回来了。其中有《兰花梦》《林兰香》之类。这些书名，我都是在小说中看到的。当时只我一个人看小说，无法同别人交换意见，因之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小说，更不知道辨别其中的好坏。
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我少时听大人说过的，包含薛仁贵故事在内。有些故事在戏台上也演过。看戏，听故事，也是我玩的一部分。戏不常演，说故事的大人也要高兴时才肯说，我往往不过瘾。现在好了，我从这些小说中就可以满足我的故事欲了。看小说的兴趣盖过了玩的兴趣。从此之后我就不同堂兄弟们一起玩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整天捧着小说看，走路时也看，只有上学和吃饭时不看，我常被母亲责骂，因为不肯帮她做家务，上街买东西也是勉强的。一次去买酱油，路上把瓶子打破了，回来挨了一顿打。但父亲不干涉我看小说。
看了小说以后，我渐渐地改变了性格。我脱离了“群众”，不同一般大的小孩子玩，而同小说中人物交朋友，跟着他们在北方大地亡驰马挥剑，在南方画舫内轻歌曼舞，与书中人物交流喜怒哀乐的感情。别的小孩子的话，我没有兴趣听，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懂，我干脆就不说话了。由此渐渐酿成了我的孤独、怪癖。
在以前的社会里，看“闲书”是一种禁忌。秀才应当专心“举业”，要应付“三年一比”，没有工夫看闲书。秀才中举或出贡之后可以不受“三年一比”之罪了，有空暇看些闲书。我们那里，看小说成为识字而无功名的人的专利，父亲和丰叔是不看小说的。祖父出了贡，看过几本小说。我曾听他给祖母说《二度梅》《争春园》的故事。他看的小说都是木版书。六公是不第秀才，倒看了很多小说，过足烟瘾后常给我们小孩子讲故事，但他正式教育我们的是晚上召集我们来听他讲《太上感应篇》。他有一部《太上感应篇》，正文每句之后征引史书笔记中有关的事实来说明因果报应，其中还有图画，我们小孩子仍有趣味。
但有几种小说，斯文人是可以公开看的。它们是《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今古奇观》也可以看。看小说的人，常常自称为“看三国”，一般人也说他“看三国”，不管他手里拿的是一本什么小说。正如清末民初的上海，凡看报纸都说是“看申报”，哪怕手里拿的是一份《神州日报》。
看小说，首先给我的利益，就是同文字亲近了。每日接触文字的时间多得多了，而且觉得文字是可亲的，可爱的，不是父师强迫我去结交的一个面目可憎的伴侣。读四书五经时，先生只教读音，不解意义，读多了或多或少也能懂得单个字的意义，但字结合成句，则不见得能够理解。现在，没有人教，小说中每个字每句话，我都能够理解——不是一开始就能理解，而是读多了，读久了，自然而然地理解了。
那时，我虚龄十二岁，读了许多书，识得许多字，但尚未开笔作文，连一张字条也未写过，所识的文字，不知道怎样使用。这年完毕，两家合办的私塾就解散了。不知道是作朋先生不愿教我们，还是我们的家长不愿聘他。一九一三年，我们兄弟去天主堂新办的小学读书。
天主堂神甫，西班牙人安斌琅，奉上级之命在本县办一个小学校，即以教堂为校舍。在县衙门立了案。
外来的宗教，天主教和耶稣教，何时进入漳平县，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也是新的县志应当记载的。据我所知，似乎耶稣教先在本县立足，设福音堂于西门外，主持人是坎儿脚太常陈家一个人，名叫“红蚶儿”。这人虽非秀才，但穿长衫。一九○0年，义和团运动时，群众也要打教堂。据说我父亲同一个朋友站在城墙上对着教堂骂，很快许多人集拢来，跟着骂。也有人从城上扔石头，红蚶儿走出来对骂，群众下去把他捆起来送县衙门，被戴上铁链收监。不久，义和团失败了，红蚶儿放出来，传闻要办那些打教堂的人。于是县里一批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便去漳州请求那里的天主教会派人来漳平县传教。这批人就是最初的教友了。派来的神甫就是安斌琅，大家称他为“安会长”，因为他是“耶稣会”修士。最初的天主教堂就设在现在的团结巷三十一号（即我家）隔壁一所民房，以后才迁到新建成的西门外江边那个教堂。当时教友很多，有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也有秀才，如陈建中、郑磬滨和我父亲，也有富家子弟如陈子丹。但不久之后大多数人都不去联系了，虽然未曾正式脱离。同耶稣教比较起来，天主教是默默无闻的。例如，耶稣教早已建成了一座很大的教堂，并在教堂内设立了新民小学，招收了不少学生，并附设了女学。天主堂还是那样，直到一九一三年才办了这样一个小学。
天主堂小学聘请了两个教员：陈建中先生和郑磬滨先生，都是本县有名的秀才，又都是教友。他们不知道怎样教新学堂，因此采用教私塾的一套办法来教。只是读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罢了。其中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但不开“修身”课。因为去县衙门立案时说明白了，用教义问答一类的去代替“修身”。还有一点不同，即先生不仅教学生读，而且把所读一段的意思说给学生听。十几个学生，参差不齐，读的尽有高小的，也有初小的。我读高小一年级的书。
算术是安神甫自己教的。他并不按照教科书教，他从加减乘除教起，再教分数和比例。没有教应用题。他能说漳州话，但很吃力，他也能听懂漳平本地的方言。我完全听得懂安神甫的话，也能理解他教的内容。我按照教科书作习题，以至四则运算应用题。那些复杂的应用题，我经过多次思考，居然做得出来了，从中感到快乐。回想起前几年，父亲过足烟瘾后，教我打算盘，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一次，他生气，拿起算盘朝我头上劈下来，被我躲开了。从此他也不教了。他同朋友说：“这个孩子很笨。”我确实不理解，为什么一时说“七六四十二”，一时又说“七六十三”，为什么用三除时要打“三一三十一”。再加放学后正是我玩的时候，父亲板起严厉的面孔叫我去打算盘，心里先就不高兴。在天主堂学会算术之后，我又添了一种乐趣。
两位先生是轮流坐班的。后来，我就不去了。因为他们没有私塾教师那样负责，不懂得新学堂的教学方法，却已学会新学堂教员的不负责任了。
就在这一年，建中先生得了伤寒病死了。他的家在后坂洋，安神甫带着全体学生及其他教友去他家做弥撒。建中先生死后，安神甫没有聘请新的教员，教学工作完全归磬滨先生担负了。
磬滨先生官名郑宗沂，小名如泗，是我父亲的从堂兄。在我们邓家几个秀才中，他是最有学问的。八股文章做得好，大字小字也写得好，且能作隶书。他很自负，以本县的名士自居，可是考不上举人，也未出贡。不能称为“寒士”，但家境并不宽裕，为了维持他的身份不得不去教私塾。以前是在某个乡村教书的，现在教天主堂小学，但待遇也不见得好。安神甫是很小气的，磬滨先生常表示对他不满意，曾引用古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表示他的不满意。磬滨先生也很灵巧，能修理钟表，有个人愿意开个店，请他修表，他以为有失身份拒绝了。但他丝毫不肯接受新的思想，把维新变法视为洪水猛兽。天主堂小学办了一年就垮了，他没有书教，便学写状子，帮乡下土财主打官司，成了旧社会的所谓“讼棍”。但就“讼棍”来说，他也不如景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离家时，他尚未死。
一九一四年，我做了“大学生”，住进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了。我在天主堂小学读书，刘志和先生是反对的，祖父和父亲碍于建中先生和磬滨先生的情面答应下来。天主堂小学垮了，刘志和先生力主我去三牧第读书。这一年三牧第有了兴旺的气象。刘岑仲先生教“大学生”，陈君亮先生教“小学生”，互不相干。“大学生”中，一部分是羽卿先生原来教的，他们在县立高等小学校丙班挂了名，他们一九一一年也在菁城书院受教于霞阁先生；另一部分是一九一一年才去菁城书院读书，做“大学生”的，他们也在县立高等小学校丁班挂了名；第三部分则是新做“大学生”的，其中有刘志和的第二个儿子刘子明，刘万里的儿子刘清秋和他的内侄陈邦璐，有林有声的侄子林乃光，我的族叔郑如隆，还有陈承尧的长孙魁儿——这人跟不上，读了个把月就不来读了。总之县城内外要读书的子弟，除了少数例外，都会集到三牧第来了。
刘岑仲先生是漳平县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刘攀龙老先生的第八个儿子。刘攀龙举人，太平天国乱中办团练立了功，民间传说中关于他的故事很多。但他没有很多的财产，以致他这个最小的儿子考得秀才后不得不以教书为生。岑仲先生在本县秀才班子中不是最出色的，但大家佩服他有学问，能教书，特别是教“大学生”的书。所以羽卿先生考得优贡不教书后，第一个接替他的就是岑仲先生。岑仲先生也是我父亲书房的常客，他也染上了鸦片烟瘾，一直到后来都不断瘾。
三牧第办过“求是初等小学堂”。岑仲先生高坐讲台上向我们讲书。他讲的是四书。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厚厚几本的木版书，我忘记了书名，其中有四书白文，白文每句下有朱熹的注，朱注下又有不知何人作的长篇大论解释朱注。岑仲先生就是把这些解释朱注的长篇大论讲给我们听。他讲得很熟。一次，刘万里来看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儿子房间等待时，岑仲先生在讲台上讲得特别卖力。
四书和朱注的解释是学做八股文时候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做八股文了，也不做经义了，岑仲先生为什么还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呢？似乎是出于习惯，又似乎是应学生家长的要求。不久，岑仲先生就不给我们讲四书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以后给我们讲《左传》，讲《纲鉴易知录》，讲过就算，并不要求我们读熟，但我没有兴趣；他也讲古文，从选本中指定一篇，讲过之后要我们读熟，但不必到他面前去背。所以讲古文那一天，晚上书声琅琅。用的是林云铭的选本《古文析义》。漳平县读书人家似乎只有这种选本，同学们都有这一本，惟有我家没有。我从父亲书架上只找到一本《古文笔法百篇》，而且是石印的。每遇我的书中没有先生指定的文章时，我只好借别人的书来读。漳平县没有《古文辞类纂》，那些老先生连“桐城派”也未听见过。
同学们几乎没有例外，必须先生指定的，讲过的那一篇古文，才会去看去读的，读过之后就把书合起来，等待下次先生讲解时才打开书听讲。我起初也是如此。但以后我想：那些先生没有指定的，没有讲过的古文，我是不是看得懂。一天，我试翻出一篇来看，确实很费力，不懂得的字不多，但这些字凑成句子，则不好懂。我硬着头皮看下去，我的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每句之下都有注，凭靠这些注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但已经懂得多了。辛辛苦苦看了一篇古文，大概有六七成看得懂，当初我看《薛仁贵征东》时，却是八九成能够看懂的，我自己看的第一篇古文，就是王勃的《滕王阁序》。
从此以后，我不待先生的指定和解释，便自己去看古文，读古文。看懂也读，看不懂也读，渐渐地由六七成懂到七八成懂，到八九成懂了。我十二岁读懂了白话小说，十四岁读懂了古文。从此我可以“自学”了。以后，我以为自己的微薄知识都是从自学来的。
恰好，在此回忆中，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不，我的微薄的知识，还是从塾师来的。在所有的塾师当中，我最感激的，还是岑仲先生。
一九一四年我进三牧弟，做“大学生”，是为了学习作文，我读过好多本白话小说，后来又读过好多篇古文，但不会作文，连一张字条也未曾写过。那时不做八股文了，不做经义了，要做论说文。论说文怎样做呢？我不懂。那些比我大的“大学生”都会做论说文，惟有我及其他几个新来的“大学生”不会做。岑仲先生特别找我们这几个人谈谈怎样做论说文。他不再讲“破题”、“起讲”等做八股文的方法了，他给我们讲“起、承、转、合”。这种讲法，说到我的心坎里，觉得他很了解我当时的知识程度，我的长处和短处，能对症下药。我很快就开始作文了，第一篇作文写得不好，第二篇作文也写得不好，题目和内容早已忘记。第三篇作文的题目叫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大概写了四五百字，岑仲先生在后面写了七个字批语：“高谈雄辩惊四筵”，特地拿给我的祖父看，夸奖一番。于是祖父就有材料替我作宣传了。岑仲先生说我全文中只有一个字用得不妥，即我用了一句话：“识时务者呼俊杰。”他说，“呼”字不对。其实，这句话，我是从白话小说抄来的。
我进三牧第以后还是偷空看小说的，兴趣并不减退，但已有辨别力，渐渐地由低级的小说（《薛仁贵征东》之类）进于高级的小说。看得懂古文，再去看《聊斋志异》，就没有疑难了。读书人家没有收藏《水浒传》的，因为是“诲盗之书”，虽然有人讲水浒故事，戏台上也演过水浒故事。我好久没有借到《水浒传》。一天晚上，父亲约好带我去看戏。我进他的书房，等待他和他的朋友过足烟瘾。忽然，我发现桌子上有一部《水浒传》，于是如饥似渴地翻开来看。看戏时间到了，我想不去，但不行，只好跟着大人去了。但我的心还留在水浒书上，不知道戏台上演些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告诉我这部书是向谁借来的。我由《第五才子》再去看《第六才子》，这部书倒是容易借到的。当时把戏曲当作小说来看，这两部书不仅正文，而且金圣叹的批语，对我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我读懂了古文之后，又由白话小说进于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之外，我还看了《夜雨秋灯录》《夜谈随笔》《雨般秋雨庵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等等。但在漳平县借不到《红楼梦》（我进龙岩中学以后才买来《红楼梦》，磬滨先生去龙岩县帮人打官司，来中学看我，发现我看《红楼梦》，回家后告诉我父亲，父亲来信申饬），也借不到《儒林外史》（我去法国后才看到《儒林外史》）。
我看这许多小说，都是一个人看，一个人消化，没有和我讨论和交换感想的人。因为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看小说，他们读书，是人家要他们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读的。先生教他们读哪一篇文章，他们就读哪一篇文章。先生出题目，他们才做文。他们每天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而我每天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则比他们多好几倍。因此，我很佩服他们比我聪明：他们居然能够用浅显的文言，写出句从字顺的文章（我这里说不自动看书的同学，不能完全通用于陈祖康，这个人有时也能自动找书来看的）。
为此，我也养成了孤僻。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们做完了先生交下的功课之后，便向床上一躺。躺够了就三五成群说闲话，我听来都是庸俗的，无聊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我插不上嘴，也没有兴趣去听。我过的则是另一种内心生活：小说、笔记、戏曲、历史所杂凑而成的光怪陆离的生活。我把这些虚幻的生活看作真实的世界，而真实的生活反而被我看作虚幻的世界。
一九一四年上半年，那几个挂名丙班的学生，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了毕业表格后，就算高等小学毕业生而拿到文凭了。他们暑假中去龙岩县考中学，个个都考取，就此离开三牧第了。下半年，县立高等小学正式恢复。那些挂名丁班的学生都须去学校上课，我也报名入学，编人戊班。戊班有十几个学生，大多数是由其他的私塾招来的。他们都是“小学生”，未曾学习作文的；惟有三个人由三牧第招来：我的族叔如隆、陈寿山的儿子宜安和我。
我们三个人不久也从戊班提升到丁班去，怎样提升的？我在上面另一篇已有论述，这里就不说了。
刘岑仲先生也被刘校长聘为县立高等小学校的教员，仍教我们国文。但在三牧第，他是塾师，我们是他的学生，在学校则他不过是我们的先生之一，除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先生。
我小学毕业后，岑仲先生继续在学校作国文教员，我去法国时他仍是国文教员，以后不知何时脱离了学校，回到丁坂家中居住。我回国后在上海遇见同乡，才知道他已经去世，而且是上吊死的，我不敢问详情，这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旧社会的命运！
在我的几个塾师中，我时刻怀念刘岑仲先生，感激刘岑仲先生，是他教我如何写文章的。我曾想，如果有一日我回漳平去，一定要去他的墓地吊祭一次。
刘岑仲先生并非我最后的塾师，他以后，我还有一个塾师——陈霞阁。
小学是一九一四年底毕业的，中学则是一九一五年暑假时招生。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就要赋闲了，我的父亲命令我仍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此时，三牧弟的塾师是陈霞阁先生，他补了岑仲先生留出来的空缺。他主要是教“小学生”，“大学生”不多，有一个龙溪人，华侨子弟，慕名来漳平学古学的，又有兰个漳平华侨的儿子，不喜欢进新学堂而要学古学的，第三个就是陈寿山的儿子陈祖康，他与我同班毕业，但他的父亲认为他年小，要学一年古学，明年再去考中学，此外就是我，同班毕业的其他人都宁愿赋闲。
用现在的话来说，陈寿山是为他的儿子“开小灶”，即请霞阁先生专门教他的儿子做旧诗，另外多付学费。我听过他的议论：“读书人要讲交际，要有本事让人家看得起，最容易表现自己有学问的，就是做诗，祖康应当学会做诗。”
他的大儿子陈螽诜小学毕业后去福州读法政学校，同别县学生来往，人家赠他一大堆诗篇。
我们在三牧第，习惯互相串门，我去你的房间坐坐，你去他的房间坐坐。有一天我到陈祖康房间去，看见霞阁先生正在那里说话，看见我去就不说了，起初我不以为意，可是不久就明白：原来先生正在“开小灶”，我没有另付学费，怎么可以分享“小灶”呢？于是，一阵恶心，以后看见霞阁先生在陈祖康房间，我就不进去了。我后来做诗是自学的，不是偷学的。
霞阁先生有时以闲谈形式也对我们几个“大学生”说起交友之道。他说，交朋友，要交“下面”人，“下面”人很慷慨，可以一把一把的拿钱送给你，不要交龙岩人作朋友，龙岩人小气，……如此类的话。
在旧社会，一般人是这样实践的，但不这样说，霞阁先生也许以为我们年纪小，不懂，非明白说不可吧？
总之，在这半年内，我从霞阁先生那里未学到什么，我对于霞阁先生说不出好感来。
陈华，即汝舜先生，后改称“季韵”，但大家仍称他汝舜先生，蓝田陈。他是贡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岁贡。他不像景黄先生全无新学知识。在邓炳知事任上，他做了县志的主编，忙于写作，似乎已经编好全书了，但没有付印。陈炯明占领了闽南，派了部下姓熊的来当知事，此时他做了县视学。他也是县里的一个绅士，属于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吃鸦片烟，但不成瘾。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中学毕业，缠着父亲，要他筹一笔路费，让我去北京考高等师范。我说，考取后，学费、膳宿费都不要交纳，家里就没有负担了。就是这一笔路费，我父亲也筹不出来，每日愁眉苦脸。一天，在街上，他遇着汝舜先生，汝舜先生向他发表一通议论，大意说：培养子弟成才，没有什么意义，况且北京的大学生风气不好，不久之前才闹了大事。后面的议论是指五四运动说的，前面的议论则是指他自己的儿子少韵，福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隔不了几天，汝舜先生忽然到我家来，告诉我父亲：熊知事接到漳州司令部公文，要派一名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知事要他推荐。他昨日去新民小学，劝那里的一个教员，永福人，去留学，这人不愿意去。他想到我，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年费用六百元，官家出三百元，自己筹三百元。
我当时一心想去北京考古学，对于西洋学问没有兴趣，以为去西洋不过学得声光化电而已。那时，我连报纸也不看的。但我想，去外国总比留在家乡当一个小学教员好。我立刻表示同意去了。我父亲知道了家里的三百元可以随后补交，也就同意了。以后漳州再来公文，要每县派两个学生，于是中学没有毕业的陈祖康才顶上去。
我便是这样同汝舜先生发生了师生关系。我从法国以学生的身份写恭敬的信给汝舜先生，汝舜先生也以老师的口气回答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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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柏林风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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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柏林风暴过去了”
8月26日，《纽约时报》记者赛勒斯·苏兹贝格[1]意外收到一封电报，其时他正住在希腊斯派采伯罗奔尼撒小岛上的一家旅馆里。尤里·朱可夫[2]是苏联一个地位很高、非常迷人的宣传员，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是克里姆林宫著名的新闻发言人。电报称他要向老朋友提供有趣的新闻。如果记者能自己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可能会会见他。朱可夫建议苏兹贝格9月2日或3日到莫斯科，那时苏联领导人将会从黑海度假胜地回来。朱可夫没有泄露赫鲁晓夫要谈哪些内容，但是，在1961年8月，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柏林问题。
几天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通知其美国同事乔治·凯南，称尼基塔·赫鲁晓夫“热情地支持”在两国大使间就柏林问题“展开进一步交流”。华盛顿已经准备利用凯南来向克里姆林宫传达美国的外交兴趣。筑起柏林墙的次日，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凯南接近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向他试探和赫鲁晓夫进行联系的机会。8月14日，克里姆林宫还未做好准备，现在准备就绪。
与此同时，苏联驻比利时使馆代办向比利时外交部长发出访问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的邀请。保罗·亨利·斯帕克[3]个子不高，来自一个小国，然而，他却是欧洲一个令人尊敬的人物。1961年2月以前，他一直担任北约秘书长，之后回到布鲁塞尔任外交部长。7月底，斯帕克曾委婉地向莫斯科传递出他的想法：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直到现在，莫斯科才开始采纳其建议。
一个知名的小个子法国人也收到他的第四次邀请。1961年夏末，83岁的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4]将访问苏联，出席在莫斯科举办的法国商品和技术展览会闭幕式。克里姆林宫安排赫鲁晓夫会见雷诺，并不在其计划之中，会见更多具有象征意义。1940年5月，希特勒入侵法国，绝望之中辞职的正是雷诺。这个在法国历史上有名无实的人物将会被要求在1961年帮助苏联劝降西方。
为尽快启动谈判，在皮聪达赫鲁晓夫就已决定要试探一下西方。之所以接近苏兹贝格和凯南，就是要和肯尼迪建立一个新的秘密联系渠道。赫鲁晓夫正在探索肯尼迪谈判立场上的一些变化。赫鲁晓夫还想得到斯帕克和雷诺的理解和支持。确定柏林策略时，他曾期待西欧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其接受苏联的条件，从而避免战争。现在赫鲁晓夫依然相信，可以利用西欧来分化美国的决心。因此，他决定讨好这些有劝和兴趣的欧洲知名人士。
当苏联驻外人员把这种外交攻势付诸实施时，赫鲁晓夫自己就感受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倡议的效果。如果那个夏天收到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对凯南、雷诺、斯帕克和苏兹贝格来说是最出乎意料的事，那么，阿登纳秘密接触赫鲁晓夫，则更让人震惊。1961年8月29日，西德总理向其俄国同行发出密信。信是西德大使克罗尔递交的，苏联外交部翻译如下：
总理想让其对手知道，他完全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即要适当对待日益加剧的局势，而不是一味感情用事。联邦德国知道，无论艾森豪威尔（原文如此）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想发动战争。但是，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现在面临着两大危险：当双方坦克面对面时，相距仅数米远，就像现在的柏林，而更大的危险则是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联邦德国深信，谈判是缓和当前局势的唯一出路，必须尽快启动谈判。联邦德国的谈判立场和美国、英国的立场完全一致。众所周知，对于谈判开始的时间，法国有其特殊考虑。
西德领导人公开表态称，和莫斯科谈判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导致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然而，通过克罗尔，阿登纳向克里姆林宫强调，苏联没有理由要等到9月17日西德大选之后再开始谈判。而且，西德还要求莫斯科释放仍被扣押在苏联的最后一批德国战俘，以此来显示其缓和紧张局势的诚意。赫鲁晓夫一向认为，他最终能把波恩从华盛顿那里吸引过来，阿登纳的倡议对他的这个固执想法产生了作用。或许这只是诡计多端的阿登纳在大选前玩弄的一个花招，但是，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只要他能得到，赫鲁晓夫需要所有来自欧洲的帮助。
9月5日，赫鲁晓夫和赛勒斯·苏兹贝格谈了5个小时。他给这位记者足够多的素材，足可以发表系列头条新闻。然后，他把话题转到为何要展开谈判的原因。赫鲁晓夫交给苏兹贝格一页纸，在肯尼迪看来，那是一张个人便笺。赫鲁晓夫建议，两国领导人建立“某种形式的非正式接触……以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而又不损害美国的声誉”。他只要求肯尼迪“原则上同意这项和平条约和建立一个自由城市”，没有要求肯尼迪接受失去进出西柏林的权利，这还是第一次。
这与肯尼迪不谋而合。肯尼迪也在苦苦思索如何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1961年9月，肯尼迪要作出一些颇不令人愉快的决定。如果他想明年初在欧洲部署6个多师，那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就不能拖得太久。军方，还有一些非军方的助手都仍然认为，他只是推迟了7月的决定而已。但是，肯尼迪感到疑惑的是，是否真的需要部署这6个师。美国是否要继续进行核试验也要作出决定，这也是他面临的压力。一个来自更大范围的建议是，鉴于苏联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进行系列核试验，美国实际上已别无选择。
甚至在赫鲁晓夫会见苏兹贝格之前，肯尼迪就对苏联接近乔治·凯南的新闻予以积极回应。克里姆林宫似乎准备谈判而不是大吵大闹，尽管肯尼迪需要比凯南和苏联大使更高级别的会谈。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准备9月底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开幕式。9月3日，美国国务院指示汤普森向苏联人建议，举行腊斯克和葛罗米柯的会谈。其时汤普森不在莫斯科，要让赫鲁晓夫知道肯尼迪对会谈感兴趣，那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在华盛顿，肯尼迪向其顾问发出一个强烈信号，他想让这些会谈真正取得成功。9月12日，他命令国务卿腊斯克召集小范围的顾问会议，为美国政府在结束柏林危机的谈判中应坚持的立场做好准备。肯尼迪把这项任务分配给国务院，那是他绝望的一个标志。危机爆发以来，肯尼迪开始把美国外交官群体形容为“一团糨糊”。他怀疑，在缺乏坚强领导的情况下，美国能不能向赫鲁晓夫提出某种新思维。“我在说要重新提出一套我们的谈判建议，“他敦促腊斯克，“而不是适当增加某些内容。”美国对赫鲁晓夫6月通牒的正式回应是腊斯克和法国人、英国人、西德人共同起草的，它有些枯燥乏味。肯尼迪非常清楚，在和苏联人的任何谈判中，主张在自由选举的前提下实现德国或柏林的统一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都不是可以谈判的方案，”他提醒腊斯克，“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无知众所周知。”
肯尼迪决定把重新思考美国立场的任务限定在小范围内。迪安·艾奇逊和林登·约翰逊已确定不参加谈判，将被排除在外，而且肯尼迪也不想让五角大楼的任何人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在白宫，只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和总统撰稿人索伦森知道这件事。总统确实给他们提供了进行创造性思维的空间。肯尼迪准备考虑把西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市。但是，他想让北约能为这座城市和其居民提供保护，而不受苏联或东德的干涉。
肯尼迪对阿登纳接近赫鲁晓夫一事一无所知，他还在期待这位西德领导人成为一个最坚定的盟友，要他相信需要提出新的方案，尤其是那种暗示西柏林不可能成为西德一部分的方案。一旦准备好新的谈判方案，肯尼迪就打算派阿登纳尊重的人士，甚至可能是艾奇逊，去向他兜售这套方案，当然，如果肯尼迪能首先把这套方案兜售给他自己的那些强硬派的话。
9月中旬，正当赫鲁晓夫要会见两位特别挑选的欧洲人士时，他得到消息，肯尼迪想让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在纽约举行会谈。美国大使没有提及美国的任何新立场，但是，赫鲁晓夫受到鼓舞，至少肯尼迪似乎准备就他提出的柏林要求进行谈判。他同意苏联参加会谈，时间定于9月21日。
与此同时，德国发生的事件也在提醒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双方都在允许这种危机持续下去。9月14日，中欧时间下午5点刚过，两名西德飞行员驾驶的F-84“雷电”战斗机越界进入东德领空——马格德堡西南76公里处空域。苏联空军仍在执行那道要击落任何进入东德领空飞机的命令。然而，8名苏联飞行员未能发现并拦截住这架西德F-84战斗机。21分钟后，两架西德战机降落在西柏林法国占领区的泰格尔机场。次日，西德另外两架F-84战机再次侵犯东德领空。这次仅持续4分钟，对苏联空军来说算不上失败，然而，这种行为仍然不受欢迎，它也说明东德主权容易遭到侵犯。两次意外事件让驻德苏军司令部深感忧虑，而且也引起赫鲁晓夫的疑问，即尽管阿登纳在两周前就发来密信，但西德人可能还准备挑起一场冲突。
当赫鲁晓夫正在分析两次意外事件的用意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被及时译成俄文，并送到他的案头。文章标题为“核外交”，它是美国权威专家对国际政治所做的敏锐观察，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超级大国有能力来摧毁另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能理解赫鲁晓夫—肯尼迪对抗的现实，”李普曼写道，“除非我们提醒自己，核战争并不是另一场历史上描述的那种战争，而是一种全新的暴力法则。”赫鲁晓夫同意这一观点，迫使西方接受西柏林新的现状毕竟是他提出冒险策略的基础。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在一个核武器支配的世界里，理性的男人应该害怕战争，从而选择外交方式，甚至投降的方式。
9月16日，当着保罗·雷诺的面，赫鲁晓夫称赞李普曼及其专栏文章：“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我同意他的许多观点。他肯定了今天的战争就是自杀。”但是，赫鲁晓夫显然不理解或者不愿讨论李普曼文章的结论，“因为这是核时代。”李普曼的结论是，“国际政治的最高原则是，一个核大国一定不能把另一个核大国置于必须要在自杀和投降中作出抉择的境地。”
本来希望核恐惧将会让两位欧洲贵宾变得更为顺从，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赫鲁晓夫和雷诺三个小时的会谈不过是一场滑稽戏。这个法国人原来是个不会认错的白人帝国主义分子，他对黄祸的忧虑甚于核威胁。“前两次欧洲战争把世界霸权地位拱手让给了美国人，”这位前总理主张，赫鲁晓夫没有义务来停止其武力恫吓，“一场新的战争将会导致白种人的自杀，而给中国统治世界创造机会。”这些看法对赫鲁晓夫来说毫无价值，但他还是告诉雷诺，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把阶级置于种族之上。这位苏联领导人和毛泽东确实有麻烦，但是他不打算以种族的标准和这个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来谈论其中国盟友。
几天后和斯帕克的会谈少了一些疏远，但也不成功。这个比利时人的说法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兴趣，“就像苏联所宣布的那样，让西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市并保证一定的进出自由权利，这个方案可以让西欧国家和他（赫鲁晓夫）达成一个协议”。这样，在和一个苏联东欧集团外交家的会谈中，斯帕克就成为支持西柏林自由化概念的第一个西欧外交政策的制定者。然而，一旦这个比利时人从其职责出发，而且两个人讨论起具体问题时，那么，赫鲁晓夫的种种希望很快就会破灭。斯帕克依然支持西柏林自由化，但也希望北约保留其进入这个城市的特殊通道。赫鲁晓夫结束和雷诺、斯帕克的会见时还在想，他还没有见到一个接受其西柏林自由理念的西欧人物。
如果赫鲁晓夫认为现在他给予欧洲的比他从欧洲得到的更多，那么，他可以被原谅。和雷诺和斯帕克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披露，他准备看着联合国将其总部迁移到西柏林。这戏剧性地描绘出他的愿望，即让西柏林未来继续保持独立地位，甚至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艾森豪威尔确实曾经玩笑似的提到，建议把联合国总部迁至西柏林，可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却制止了这个想法。在和斯帕克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也曾无意中透露，他对启动谈判并没有设置最后期限，那意味着他或许愿意解除1961年那个即将到期的最后通牒，就像他在1959年所做的那样。斯帕克谈及9月底北约理事会将召开特别会议时，赫鲁晓夫并不显得特别着急。他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宁愿选择迟到的谈判而不愿选择匆忙发动的战争”。
9月21日，一次漫长的午餐后，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在纽约开始会谈。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新鲜内容要说。赫鲁晓夫设想，球在肯尼迪一边，而且对美国政府柏林策略的考察还要几周时间才能结束。肯尼迪是在9月12日启动其柏林策略的。
然而，赫鲁晓夫对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谈却非常满意。他赞许道，腊斯克没有对柏林墙提出任何批评。葛罗米柯后来向中央委员会证实，“美国代表在会谈中承认，1961年8月13日的措施符合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赫鲁晓夫大概也很喜欢肯尼迪政府抛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做法，即仅仅就包括东、西柏林在内的大柏林地区成为一座自由城市进行谈判。尽管各方对柏林问题的看法依然不同，但至少美国人现在愿意就西柏林问题展开讨论，仿佛这是一个单独的实体。
在纽约这条消息的鼓励下，赫鲁晓夫甚至投入更多精力来为谈判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氛围。8月底以来，他一直在向一些关键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出信号，他们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地区对肯尼迪政府有着特殊利益。9月底，他再次要求，不要在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添麻烦。意识到美国对有关老挝和古巴的事件非常敏感，赫鲁晓夫的理解是，那里发生的任何挑衅行为可能都会干扰肯尼迪重新考虑其柏林策略的意愿。
初夏时分，中国已经估计到，在美国的压力下，赫鲁晓夫或许会把有关第三世界的政策与其柏林计划联系起来。7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访问莫斯科期间，表达了中方的忧虑，即苏联为了和美国在中欧问题上达成更为有利的交易，而将在老挝问题上与之妥协。北京预料西方企图把这些国际问题联系起来，以此来讹诈社会主义阵营。并要莫斯科避免落入这个陷阱。“如果我们在老挝妥协了，”中国外长说道，“那么，这将会让他们联想到，我们在其他国际事务中也会退让。”陈毅希望苏联人不要把东南亚与柏林危机联系起来，以便在亚洲策略上赢得一些灵活性。
正如北京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最初就不大认同越南和中国在老挝的冒险行为，而为解决柏林问题，就更难容忍。8月31日，克里姆林宫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和北越的行为，并提倡老挝共产党巴特寮和梭发那·富马领导的中立派进行合作。整个夏天，北越和其老挝的代理人都在嘲笑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就老挝问题达成的唯一一个协议。河内已经拒绝推迟其加强巴特寮军事力量的要求，而且已经培训了一批老挝人。他们记了两本账来装门面，以满足苏联提出的和中立派合作的要求。巴特寮也向假想的合作对象中立派隐瞒了其部队和弹药。其中的一部分武器和弹药就藏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而另一部分则藏在对面的北越边境地区。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巴特寮向其合作伙伴所宣称的部队人数只有其实际规模的一半。梭发那也不知道，在他的国家还隐藏着一支200人的北越军事顾问团。
几个月来，莫斯科也一直在演戏，并为保留这支秘密军队而承担其总费用的三分之二。尽管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就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老挝国家达成谅解，但北越人却在期待苏联人继续提供秘密资助，包括分配资金以修建一条从北越到老挝的秘密通道，以便能向那些未公开的部队提供给养。但是到9月第3周，苏联人则警告越南人和巴特寮，必须终止这一秘密行动。莫斯科还未打算终止这支秘密队伍，但是，克里姆林宫向河内和巴特寮建议，要减少他们想要维持的那支队伍的规模，并重新提出资助要求，因为他们以前的要求根本无法接受。
和中国人、越南人不同，古巴人还从未让莫斯科失望过。1961年9月，赫鲁晓夫突然要对这个岛国采取一种更为谨慎的政策，对此他们还未做好准备。这个夏天美国秘密资助的行动越来越多，这使得古巴在9月初就要求苏联提供额外军事援助，并派古巴军队参谋长到莫斯科谈判一揽子援助方案。在卡斯特罗的一长串援助项目清单上，列在最前面的是要求苏联提供最好的地对空导弹。1960年，萨姆-2型导弹打下鲍尔斯的U-2间谍飞机，而且美国政府正在利用这些间谍飞机对古巴实施侦察。
一开始，仿佛古巴人就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了。9月20日，古巴和苏联谈判代表达成一项总额为1.48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其中40％的援助全部为赠送，其余援助则以大约10年的有息贷款和易货贸易方式提供。一周后，苏联部长会议通过这个建议案。但是，那时，中央主席团——苏联真正的权力核心，则冻结了这项提议。
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威胁古巴的看法并未改变。克格勃继续向莫斯科发出警报称，肯尼迪可能要武力干涉古巴事务。“据可靠消息，”克格勃站长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称，“美国准备在11月底12月初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而另一则消息则称，时间为1962年1月。”那无关紧要，因为赫鲁晓夫已经暂时搁置了卡斯特罗提出的巨额军事援助要求，以为与白宫谈判创造条件。
赫鲁晓夫也密切关注着中欧，以免发生可能会挑衅华盛顿的事件。9月的最后一周，他还要求乌布利希约束其行为。东德人已经显示出强烈愿望，要加强对美国在西柏林驻军的约束。“在目前情况下，”赫鲁晓夫在给乌布利希的信中写道，“因为那些保卫和控制民主德国和西柏林边界的措施得以成功实施……这种行为可能会让局势紧张，特别是西柏林局势，应该避免类似行为。”
一开始，赫鲁晓夫为缓和超级大国的冲突而做的努力并未引起肯尼迪的注意。到9月的第3周，肯尼迪还对未来感到悲观。9月22日，一个接近肯尼迪家族的记者捕捉到总统的这种情绪。伊利·埃布尔[5]应邀到白宫，商讨对肯尼迪第一个任期进行研究的授权事宜。正当肯尼迪要去海厄尼斯港度周末，埃布尔在总统私人书房见到了他。埃布尔能听到“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的轰鸣声，它要载着总统全家到鳕鱼角。“你在想什么？”肯尼迪问埃布尔。当埃布尔告诉他这本书的思路时，肯尼迪表现出一副自我反省的样子。“为什么写一届政府的书除了一系列灾难外什么内容也没有？”肯尼迪开始说起自己的想法。他要在柏林问题上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制造了猪湾灾难，这正是他的忧虑。肯尼迪沉思了好几分钟，也未按原定计划离开。他对助手咆哮着，要直升机驾驶员“关了那个东西，我还不想走”。埃布尔后来回忆起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我们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地位，我是一介平民，却一直在向美国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不会是一届充满灾难的政府；他取得了总统职位，他和我，以及他所有的朋友都将会为其政府而感到自豪，他将会成就大事。”
下一步究竟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在柏林引发一场武装对抗，当肯尼迪为此而苦恼时，赫鲁晓夫则在纳闷，他已经通过《纽约时报》记者赛勒斯·苏兹贝格向肯尼迪放出气球，为何没有收到任何回应？9月24日，苏联驻美使馆新闻专员向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6]问道，肯尼迪总统是否收到一封信。“柏林风暴已经过去，”苏联驻美使馆新闻专员说，“请告诉他。”
肯尼迪或许还没有从苏兹贝格那里收到传递这个消息的那封信。那天深夜，在纽约一家酒店的套房里，塞林杰把这个口信带给肯尼迪。因为次日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肯尼迪就住进这家酒店。嘴里衔着未点燃的雪茄，听到这个消息，肯尼迪异常高兴。“他不打算承认乌布利希政府——至少在今年。那真是个好消息。”
如果赫鲁晓夫发出这个信息是要制止肯尼迪在联大的讲话中单方面将危机升级的话，那么他不必再为此担心。肯尼迪已经决定，要利用这次讲话的时机发出暗示，其政府正在重新考虑用外交方式来解决危机。“我们并不拘泥于僵硬的方式……我们没有看到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相信，达成和平协议是可行的，一方面要承认他人的历史和正当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保护西柏林的自由、盟国的现状和进出柏林的通道，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尽管赫鲁晓夫可能没有把这个讲话视为向前迈出的一步，但是，肯尼迪已经决定只向欧洲增派一个师，而不是五角大楼想要部署的6个师。只要1961年能诱使赫鲁晓夫不再发出威胁而是签订一项和平协议，那么，肯尼迪就要设法避免一些挑衅行为。
苏联驻美使馆新闻专员传递的信息充分说明，赫鲁晓夫正在迫切希望华盛顿以某种夸张的形式承认柏林危机已经过去。或许考虑到让一位苏联外交官向一位美国官员传递信息还不足以结束这种紧张局势，几天后，赫鲁晓夫又决定直接给肯尼迪写信。他选择写私人信件来传递他对此事的严重关切和达成协议的愿望，这是一种新手段。此前他从未给艾森豪威尔写过私人信件，纵然两大阵营的领导人都曾经历过苏伊士、伊拉克和柏林等危机。
给肯尼迪的信是以精心设计的谎话开始的。赫鲁晓夫在信中指出，世界曾期待维也纳会议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遗憾的是……期望落空”。以同样的思路，他对自己如何试图恢复两国友好关系做了虚假的陈述。他说，6月底就准备发出一封信，但是他没有说明信中提出哪些建议。然而，肯尼迪7月25日发表讲话后，这封信就没有发出。他的信丝毫没有表明，至少到8月中旬，为达到其目的，他一直有意选择一种施压的策略。
现在，他要求肯尼迪任命一个特别磋商代表。他想对腊斯克－葛罗米柯的对话形式加以补充，增加一种非正式渠道的对话。他再次建议道，乔治·凯南以及这次他提到的卢埃林·汤普森都可以充任联络人。通过他们，两国领导人可以直接交换意见。赫鲁晓夫甚至还提出是否可以在莫斯科和肯尼迪举行一次短暂的峰会。听上去仿佛时光倒流到春天，那时赫鲁晓夫还没有挑起这场危机。
几周后，肯尼迪回了信，但是信的内容一无所知。赫鲁晓夫仍然阻碍着西方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并且拒绝美国在西柏林保留其驻军。同时，肯尼迪也没有什么新想法。肯尼迪在联大的讲话中并未提到，他对自己的策略的检讨也陷于停顿。欧洲人主要应为此负责。法国反对举行谈判，而且西德人也含糊其辞。美国国务院也难于提出新思路。因为没有新的建议，而且还可能会导致西欧盟国外交政策的复杂化，所以，肯尼迪也无意于利用其弟弟或其他人来充当个人沟通的渠道，维也纳会议之前，他已经就禁核试验体验过这种沟通方式。
肯尼迪拒绝了赫鲁晓夫私人信件的建议，但赫鲁晓夫并未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作出反应，其原因可能是来自华盛顿的情报。从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格鲁乌的情报中，赫鲁晓夫清楚肯尼迪在改变美国柏林政策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1961年5月曾在罗伯特·肯尼迪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充当过中间人，他收集到有关肯尼迪处理柏林问题的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尽管赫鲁晓夫请求重启秘密会谈的渠道，但肯尼迪兄弟还是决定不让博利沙科夫来帮助他们。然而，现在博利沙科夫还是被允许会见那些为肯尼迪制定政策的精英们。他利用这个方便又得到许多有关柏林问题的消息。博利沙科夫向莫斯科报告，据接近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沃尔特·怀特曼·罗斯托[7]的消息灵通人士（或许就是罗斯托本人）称，肯尼迪正在考虑一项解决危机的计划，它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把西柏林变成一个国际化城市，要保证其权利和进出西柏林的权利；第二，确认德国的边界现状；第三，在欧洲中心地带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如果可能建立一个无核区。
博利沙科夫也能报告这个过程久拖不决的原因。肯尼迪政府的联络人正在抱怨西欧人，特别是法国人。华盛顿认为，戴高乐现在并不支持在盟国中实行统一政策的做法，以赢得西德的同情。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真正的好消息是，根据博利沙科夫的说法，美国人也注意到，阿登纳对和谈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他似乎更温和了。
1961年10月，为和美国就柏林问题展开谈判，赫鲁晓夫决定再采取一项措施以为谈判创造适宜的条件。他选择在10月中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将解除最后通牒。赫鲁晓夫无意于结束柏林危机，其目标和要求是相同的，只是把危机推迟了。然而，考虑到他在1961年曾讲过需要一个决议（对东德，最重要的是，对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说过此事），对他来说，这将是他个人的一次退却。除了丑陋的柏林墙，在长达5个月极度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下，赫鲁晓夫还想证明什么？
当在10月17日的二十二大上发表这个声明时，赫鲁晓夫极力掩盖他的失败，他夸大肯尼迪曾经说过的话。赫鲁晓夫说，采取这项措施，是因为“西方大国正在显示出其对局势的理解，并且倾向于寻求一个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的决议案”。
赫鲁晓夫原本想利用这次大会来再次宣称莫斯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阿尔巴尼亚人仍然与苏共对着干，而且亚洲共产党也不满意莫斯科在东南亚的谨慎态度。其表现是老挝、越南和中国拒绝支持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批评。甚至在1956年曾支持过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印度尼西亚人，也拒绝表态支持赫鲁晓夫发动的这场批判运动。
既想缓和柏林危机，又要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在这两者之间，赫鲁晓夫面临着矛盾。放弃1961年发出的解决柏林问题的誓言，将会进一步损害克里姆林宫作为社会主义领路人的威信，也会招致更多批评，人们会批评他所钟爱的和平共处理念。
深谙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国人领导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运动。他们深知如何来惹恼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大会作报告，几天后，他宣布在大会结束前返回北京。此前，中国从未在国际共产党人的重要代表大会上提前退场。为了让赫鲁晓夫能亲自感受到这种侮辱，离开的那天，周恩来独自朝拜了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尽管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但斯大林的遗体仍和列宁的遗体放在一起，供人们瞻仰。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敬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最辛辣的回应来自东德人。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见，而是选择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发泄不满。一年前，当赫鲁晓夫开始实现其最终目标时，东德领导人还在自愿追随他。乌布利希最初一直担心进出柏林的通道，而赫鲁晓夫则坚持要让东德取得其所需要的一切，以便立即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主权国家，并与“二次大战划清界限”。1960年11月，赫鲁晓夫曾向乌布利希保证，一旦东德对肯尼迪的心理产生好感，这个目标在1961年就有可能实现。现在，经历6个月之久的宣传战之后，东德人民已经开始把签订和约和国内稳定联系起来。乌布利希也在让自己相信，仅有这堵墙还不能保证其政治上的合法性，或者其经济上的安全。尚未达到任何让西方妥协的目标，赫鲁晓夫就突然放弃这种努力，这给其东德盟友留下伤痛和怨恨。赫鲁晓夫解除最后通牒之前，克里姆林宫也没有发出任何通知。因此，这似乎是乌布利希单方面决定改变一些做法的原因。
1961年10月22日，美国驻西柏林的高级外交官艾伦·莱特纳试图带夫人到东柏林剧院看戏，他却发现自己成为一次国际事件的新闻人物。这不是他第一次进入东柏林。和其他西方国家工作人员一样，8月23日以来，莱特纳已被限制经过著名的查理检查站进入苏占区。边界检查站从7个缩减至1个，带来种种不便，而莱特纳从查理检查站进出东柏林从未遇到过麻烦，他并未想到这个晚上与往常有何不同，更未料到苏联和东德的复杂关系。
晚上7点一刻，当莱特纳乘坐自己的汽车准备进入弗里德里希大街时，东德警察让莱特纳停车。警察要求莱特纳出示证件，后者拒绝了，并要求进入东柏林。就像四个国家驻柏林外交使团的任何成员一样，他有权进入东柏林。但是，东德人还是拒绝他。然后，莱特纳要求见一位苏军军官。东德人并未理睬。东德的这个新策略既针对莫斯科，也针对西方国家。
等了近一个小时，莱特纳决定沿着迷宫一样的路障再试试运气。那天晚上真是不走运。汽车刚走出迷宫，东德士兵就站成一排来阻挡他。莱特纳再次要求见一位苏军军官，但再次被拒绝。东柏林的演出已经错过，然而，莱特纳和夫人却拒绝掉头回家。
晚上10点，当苏军军官最后到达现场时，离莱特纳到查理检查站已经过去整整3个小时。那位军官所能做的就是道歉，并说道，东德人的行为“是错误的，将会被纠正”。
然而，东德人无意于纠正这个错误。次日上午，让美军驻柏林司令部和远在克里姆林宫的赫鲁晓夫吃惊的是，德意志通讯社（AND）宣布，穿越柏林边界检查站的平民必须出示身份证件。这项新规定与四国的惯例相抵触。到那时为止，只要他们驾驶有军事单位或政府单位牌照的车辆，平民就可以轻松进入东柏林。如果乌布利希的目的是引发美苏间的冲突，那么，他几乎达到了目的。
柏林墙建成后，美国驻西柏林的官方代表卢修斯·克莱将军预计，下一阶段苏联的策略就是要把西方从柏林挤出去。尽管他是肯尼迪亲自任命的代表，但克莱的行为方式，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却“完全大相径庭”。
克莱抵达柏林后，认为他有义务不让柏林的任何权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无论这么做会冒多么大的风险。东德人宣布这项新规定的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华盛顿下令挑战这个规定。虽然克莱高估了莫斯科对边界局势的控制权，但是，他还是异乎寻常地觉察到东德人的目的。“我常常认为，”10月23日，给国务卿腊斯克的信中写道，“废除盟国在东柏林的权利对东德非常重要，而且，谈判开始前，他们都要设法达到这个目的。”克莱认为莫斯科不得不为东德警察的行为付出代价，并且建议美国中止与克里姆林宫就柏林问题展开谈判所做的任何努力，直到俄国人被迫准备“保证全面维持现状”。
肯尼迪政府中也有人支持克莱，但是，总体而言，华盛顿担心，因为争取在东柏林就餐和看戏的权利，可能会引发一场军事冲突。唯恐东、西柏林边界局势失控，白宫确实授权实施了一系列常规的试探措施，如让一支武装队伍护送平民以捍卫西方盟国外交人员跨越边界的权利。每次类似行动中，都会在查理检查站西方一侧部署美军M48坦克，以作为后备警戒力量。第一次类似的试探发生于1961年10月25日，当时，武装警察护送一辆挂着美国官方牌照的汽车，而在东柏林一侧东德警察试图让车中的美国人出示证件。然而，克莱想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对苏联人和其盟友的不耐烦。他请求高层批准对柏林东部地区“实施一次武装袭击，捣毁部分柏林墙”。白宫被吓坏了，腊斯克立即提醒莱克将军，“我们早就断定，进入东柏林并不是核心利益，那将会让坚定的求助者有理由来诉诸武力以寻求保护”。
莱特纳事件已发生4天，肯尼迪感觉到，他和赫鲁晓夫将不得不干涉此事，以避免双方的柏林代表因疏忽而引发一场战争。克莱请求武力升级的报告送到华盛顿的同一天，肯尼迪利用两个渠道直接向莫斯科传递其忧虑。当国务院也为汤普森准备指示的同时，肯尼迪要求其弟弟重新启用博利沙科夫这条秘密联系渠道。罗伯特·肯尼迪于当天——10月26日——晚上，安排和这位格鲁乌军官会面，会面时间长达53分钟。
肯尼迪总统想让赫鲁晓夫明白，边界的紧张状态涉及颇广，它们将使西方就柏林问题所坚持的谈判立场发生改变。他还让罗伯特·肯尼迪直接告诉博利沙科夫，白宫和其盟友正在消除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肯尼迪预计，至少需要4至6周时间。之所以拖延，其中一个原因，罗伯特·肯尼迪并未告诉博利沙科夫，那就是阿登纳将会影响到最后的成果。而按日程安排，到11月底他才能抵达华盛顿。
肯尼迪也希望赫鲁晓夫明白，在这个困难时期，帮助其盟友是美国的职责。“苏联和西方应该在德国或柏林避免发生一些像近期所发生的意外事件，这些事件很难让美国与其盟国达成一致，”罗伯特·肯尼迪向博利沙科夫解释道，“如果赫鲁晓夫向苏军发出类似指示，那么，肯尼迪（总统）也会这么做。”
柏林墙建成后，在柏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赫鲁晓夫显然不可能收到博利沙科夫的这份报告。次日——10月27日上午，10辆苏军坦克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开过来，在美军每天的武力试探开始之前就停在查理检查站前。尽管东德人挑起边界紧张局势，但是美国的试探活动也挑衅了苏联人，引发了其抵制行为。
美国人来到检查站时，美苏两国的坦克手发现他们在边界两边相互对视着。这个场景被拍了下来，那些富有戏剧性的照片随之出现在世界各国报纸上。因为东柏林一侧的坦克没有任何标志——苏联人有意取下标志，中情局柏林站派了一个特工到现场确认这些坦克手的国籍。就像克莱预料的那样，他们都是苏联人。
肯尼迪一大早就把美国驻苏大使从床上叫了起来，让后者马上到苏联外交部。但他并未看到其效果。10月27日，汤普森就柏林紧张局势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但并未得到回应。柏林局势迅速升温，以至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要让赫鲁晓夫关注此事。午餐后肯尼迪给克莱打电话询问近况，他被告知，查理检查站的苏军坦克已增至30辆。闻听此言，同一天内，肯尼迪第二次让其弟弟面见博利沙科夫。
10月27日，华盛顿时间晚上11点半，罗伯特·肯尼迪和博利沙科夫会面。“柏林局势已经更加艰难，”罗伯特·肯尼迪解释道，“今天我国大使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但后者拒绝我们就近期柏林意外事件所做的声明。我们认为，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寻求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态度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他再次代表美国总统要求克里姆林宫保证，未来4至6周内柏林不再发生这些意外事件，“对我们来说，似乎双方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在未来4到6周内有一个相对温和、平静的时期。我们的声明若再次遭到拒绝，可能会对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会见结束后，博利沙科夫马上向莫斯科拍发电报，那时大约是莫斯科时间10月28日早上7点。格鲁乌总部收到了电报，尽管在克里姆林宫档案中没有发现这封电报，但它完全有可能是赫鲁晓夫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原因。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同一天，莫斯科时间上午11点半以前，赫鲁晓夫决定从弗里德里希检查站撤走苏军坦克。“我知道肯尼迪在寻求一条退路，”几天后他解释道，“因此我断定，如果我们先撤走坦克，那么他会照着做。（而且）他就这么做了。”
苏联从边界对抗中撤走坦克，更让乌布利希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查理检查站的僵持发生之时，乌布利希正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10月27日，乌布利希从莫斯科发去一封特殊信件，给东柏林的东德人撑腰。他告诉他们，要继续向不穿制服的西方军事人员索要身份证件。苏联人撤走坦克的当天，乌布利希并没有掩饰自己对国内同事的失望情绪。虽然他开始并未直接攻击苏联人，但却批评东德国防部，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在查理检查站设置反坦克障碍以阻止美军坦克接近边界。
不久，乌布利希要把他的失望情绪直接告诉赫鲁晓夫，不能再等下去了。10月30日，他向赫鲁晓夫发出正式文件，列举苏联领导层为何会犯错——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取消推动和平条约的计划。柏林墙并未解决东德的根本性问题——经济问题。事实上，一定程度上，关闭边界已经迫使边界地区许多企业迁移，还导致国防开支大幅增加，现在，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更糟了。“今年签订和平条约已经无望，”他解释道，“而且两德关系的恶化威胁着民主德国1962年的经济发展计划。”
乌布利希主张，他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既成事实来确立东德的主权。他要求赫鲁晓夫不仅要保护那些导致查理检查站进入紧张状态的单方行动，而且也要考虑向华盛顿发出警告，美国军队无权派兵在高速公路沿线巡逻。他将逐步获得更多对进出柏林通道的控制权，而不会迫使西方动武。文件发出4天后，乌布利希会见了赫鲁晓夫，以亲自提出自己的理由。
1961年11月2日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的会谈是一次艰难、痛苦的遭遇，让赫鲁晓夫深感不安。苏联领导人不喜欢乌布利希的大多数建议，而且讨厌其态度。因为建成柏林墙，赫鲁晓夫想让柏林对他心存感激，他认为这是苏联决策英明的结果。“我们能在8月13日以前关闭边界吗？”他问乌布利希。“不能……对手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乌布利希答道，“但是，到8月13日，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最后通牒的目的就是要筑起柏林墙。此前他从未对乌布利希说过这样的话。这个说法也用来达到赫鲁晓夫的目的，即东德人应承担他不能通过签订和平条约而让危机持续下去的责任。“你清楚，我们知道他们在准备什么——准备实施一场经济封锁。届时你会真正轻松吗？”赫鲁晓夫认为，考虑西方可能会对东德实施贸易禁运，那会导致东德经济的瘫痪，他不能让柏林问题升级。
乌布利希拒绝接受任何指责，即东德要为赫鲁晓夫决定结束最后通牒而承担责任。但是，东德不是赫鲁晓夫的对手，而且后者明确让他知道这个原因。当乌布利希称他不知如何来向东德民众解释苏联的策略时，赫鲁晓夫告诉他，他不在乎乌布利希对东德民众说什么。“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他说道，“我们将要互相告诉对方什么。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和平条约拖得越久东德经济就越糟的看法。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老话题，只要民主德国不能摆脱对西德的依赖，阿登纳肯定（就会任意摆布你）。”
赫鲁晓夫试图降服乌布利希。当后者解释道，离开西德的产品，“我们将完不成计划”时，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不得不在伦敦黄金交易市场卖掉价值45亿美元的黄金，以获得硬通货，东德可以用这笔钱来购买其所需的西德产品。“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赫鲁晓夫不满地说道，“我们的经济是独立的，无论美元、英镑或马克都不能控制我们。民主德国做不到，我们必须给伦敦提供黄金……”
对这次艰难的会谈，苏联人的记录中未提及乌布利希是否站起来走开了。赫鲁晓夫非常霸道，毫不留情。会谈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赫鲁晓夫心不在焉地承认，苏联和东德在这次危机中的利益不同。对赫鲁晓夫来说，和平条约唯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北约军队撤出西柏林。意识到乌布利希只想得到一纸签过字的文件，他对这个不听话的盟友吼道：“一纸和平条约不能带来任何政治利益……当然，对宣传来说是如此，但是，其他方面并非如此。然而，它对民主德国是有利的。”
对此，乌布利希勃然大怒，愤愤地说道：“好了，全都明白了。”赫鲁晓夫知道，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输给乌布利希。他要乌布利希对这句话作出解释：“什么是明白了？那就解释一下什么明白了，什么不明白。”乌布利希并未给他满意的答复。
对于和肯尼迪的接触，或者他可能会重新为争取和平条约而努力的期待，赫鲁晓夫只字未提。乌布利希是他的下级，至少应该对建成柏林墙感到满足。赫鲁晓夫认为和美国的秘密外交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允许乌布利希不断骚扰西方盟国驻德军事人员。他对乌布利希的唯一让步是对控制边界提出的几点建议。“我赞成维持好秩序，”赫鲁晓夫说道，“让他们明白，逃跑是不可能的。”但是，乌布利希想听的其他话都颇令人恼火。
尽管大嚷大叫，但和乌布利希的会谈还是动摇了赫鲁晓夫的自信心。他不满于东德的要求，多年来，他一直坚定地支持东德。但是，他知道，柏林局势为何变成这种现状，乌布利希有理由发火。东德人在1961年曾告诫过赫鲁晓夫不要在柏林挑起一场危机，除非他乐于看到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然而赫鲁晓夫10月17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发表的声明让事情再清楚不过，苏联实际上已经放弃了1961年签署和平条约的目标。
几天后，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给肯尼迪写了一封非常坦诚的信。“亲爱的总统先生，给你写信不是要和你争论，或者像外交官所说的那样，试图找到一个退让到何种程度为止的立场。”他想让肯尼迪明白，尽管最后通牒被搁置，但克里姆林宫仍然把签订和平条约、终止西方在西柏林的特殊权利视为头等大事。
“那些依附于西柏林占领区政权的人们显然希望苏联来承担交通警察的所有责任，即对西方大国持续不断、不受控制地向西柏林运送军事物资提供安全保障。”他进而抱怨道，西德人把西柏林当成对东德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信的末尾，他提醒肯尼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可能永远被剥夺控制西柏林进出通道的权利，因为西柏林毕竟在其境内。
在重申其过去立场时，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披露了底线：不可能接受允许西柏林空中走廊存在的任何协议。肯尼迪有所不知的是，这条空中走廊一直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争论的主要问题。在1961年，克里姆林宫唯有后者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米高扬并未把空中走廊的存在视为谈判的障碍。赫鲁晓夫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一旦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西方飞机将不会被允许直飞西柏林，他们将被要求在附近的东德机场起降，让东德人来检查乘客和货物。赫鲁晓夫写道，“（这）不能被视为进入西柏林的条件进一步恶化了。”
赫鲁晓夫也决定向美国对手传递其所处的政治困境。他已经中止柏林危机，却没有从美国得到任何回报。“在和平解决危机的基础上，你若还有其他建议，我们将乐意和你交换看法。但是如果你坚持保留你们在占领区的神圣权利，那么，我看不到任何的前景。你不得不明白，我再无退路，后面只有悬崖。”
信没有威胁的口吻。赫鲁晓夫绝不是在重申他刚刚撤销的最后通牒。他以一种奇怪的、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恳求肯尼迪，以帮助他解决柏林问题。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中止了1961年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发出的威胁。在这封信中，似乎他也中止了对肯尼迪的威胁。至少眼下赫鲁晓夫是在赌博：在柏林问题上，外交将能达到威力威胁不可能达到的目的。
[1]赛勒斯·里奥·苏兹贝格二世（CyrusLeoSulzbergerII，1912年10月27日——1993年9月20日），美国记者、作家。1939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曾长期担任首席外国记者。
[2]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Юр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Жуков，1908年4月23日——1991年5月31日），苏联记者。1927年起在报刊业工作。1938—1940年任《我们的国家》杂志通讯员。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真理报》编委。1946—1948年任《真理报》编辑部副执行书记兼专栏作家。1948—1952年任《真理报》驻法国记者。1952—1957年任《真理报》副总编辑。195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2年任部长会议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196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2—1972年任《真理报》政治专栏作家。1962—1982年任苏联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91年任“苏联—法国”协会副主席。1971年进入苏联中央电视台工作。197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苏联和平委员会主席。1991年去世。
[3]保罗—亨利·查尔斯·斯巴克（Paul-HenriCharlesSpaak，1899年1月25日——1972年7月31日），比利时外交家。出身于政治世家。一战期间入伍，后被德军俘虏。一战结束后获释。1920年加入比利时工党。1922年代表比利时网球队参加戴维斯杯。1932—1940年、1945—1966年任众议院议员。1935—1936年任交通大臣。1936—1940年、1952—1966年任外交大臣。1938—1939年、1946年3月13—31日、1947—1949年任首相。1940年比利时沦陷后流亡英国。1940—1944年任流亡政府外交大臣。1946—1947年任联合国大会主席。1952—1954年任欧洲煤钢共同体主席。1957—1961年任北约秘书长。1966年退休。
[4]保罗·雷诺（PaulReynaud，1878年10月15日——1966年9月2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参加了民主联盟。1919—1924年、1928—1942年任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30年、1938—1940年任财政部长。1931—1932年任殖民地部长。1932年任副总理、司法部长兼公共行政控制部长。1938年任司法部长。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任总理、外交部长兼国防和战争部长。1940年法国沦陷前夕被迫辞职，由贝当接任，旋即被捕。1942年被德军逮捕。二战结束后获释。1946—1958年任第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48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49年加入全国独立农民中心。1950年任国务部长。1953—1954年任副总理。1958—1962年任第五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62年去世。
[5]伊利·埃布尔（ElieAbel，1920年10月17日——2004年7月22日），加拿大裔美国记者、作家。二战期间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1949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1958—1959年任《纽约时报》新德里分社社长。1959—1961年任底特律新闻社华盛顿分社社长。1970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6]皮埃尔·埃米尔·乔治·塞林杰（PierreEmilGeorgeSalinger，1925年6月14日——2004年10月16日），美国作家、记者。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年幼时曾是钢琴演奏家，后转向从事写作。1943年入伍，参加了冲绳岛战役。1947年退役。1961—1964年任约翰·F·肯尼迪的新闻秘书。1964年8—12月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主任。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后退出政坛。1976—1990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2000年赴法国定居。2004年在法国逝世。
[7]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WhitmanRostow，1916年10月7日——2003年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出身于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1904年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1946年任国务院驻华盛顿特区德奥经济司副司长。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61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1—1966年任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规划总监。1966—1969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在任期间推动越南战争扩大化。晚年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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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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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铁环
约翰·肯尼迪也在指责赫鲁晓夫的冒险行为。他“只是在痛打我”，维也纳峰会刚刚结束后，肯尼迪总统向詹姆斯·斯科蒂·赖斯顿承认。他认识到，猪湾是他自己的失败，猪湾事件促使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向他施压。维也纳会议前，他就一直在担心这件事，并且已经尝试通过其弟弟罗伯特来向苏联人传递这样的消息：他们不应低估他。显然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肯尼迪也想知道，他和赫鲁晓夫会谈时的举止是否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1]都是肯尼迪的好朋友，他们被请去听肯尼迪朗读国务院整理的和赫鲁晓夫会谈的记录。就像一个四分卫球员在回放一场他应该取胜的比赛录像一样，肯尼迪仔细审视了这些辩论，他想看看是否还有应当说而没有说的话，或者是否还有一些根本不该说而说了的话。
从欧洲回来后，肯尼迪在棕榈海滩南海大道的家里待了几天。看上去气色很糟。3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参加一个植树仪式时扭伤了后背，这是他的老毛病。这次维也纳会议面临的压力又加重了病情。1961年6月，白宫记者注意到，他后背上的支架又露了出来。那些和他一同从佛罗里达飞回来的记者们看到，一部运送水果的吊车把蹒跚而行的总统接上了“空军一号”专机。肯尼迪还感染了一种病毒，为此，医生们已经加大了他每天服用强的松的药量。背痛使他不能锻炼身体，因为服用强的松，他有些发胖。肯尼迪看上去臃肿、无精打采。
肯尼迪返回惊恐不安的华盛顿。报纸头条新闻都是柏林危机。赫鲁晓夫毫不妥协的备忘录在苏联发表后，美国报纸纷纷转载，还有他重申12月为最后期限的各类声明。有关赫鲁晓夫对此期限是严肃的报道也如潮水一般。七月初，苏联负责日内瓦禁核试验谈判的首席代表也宣布，根据美国的态度，莫斯科认为谈判是在浪费时间。几天后，苏联空军进行了1956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空中飞行表演，炫耀了其四引擎的超音速飞机。西方以前见过这种飞机，但它在莫斯科附近飞行，旨在向人们提醒苏联的战略攻击能力。《真理报》也有一篇类似的著名文章。针对罗伯特·肯尼迪就苏联潜艇所作出的坦率声明，《真理报》警告道：“不要作出错误估计，肯尼迪先生，也不要夸大你们的核武器。很久以来，美国就不再能垄断这类武器了。”
白宫爆发了一场有关如何回应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政策辩论。肯尼迪再次邀请1948～1949年斯大林封锁柏林时期的老人、杜鲁门总统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参加讨论。肯尼迪就任之前，艾奇逊曾任柏林问题工作小组负责人。现在，年轻总统要求这位冷战斗士协调政府回应赫鲁晓夫的工作。
艾奇逊起而应付这场挑战。他刺激、逼迫、羞辱那些在政府工作的年轻人，让他们向肯尼迪提出一系列选择方案，以传达美国的强硬态度。他认为，斯大林时期柏林危机得以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西方的决心，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尽管苏联人发生了变化，苏联社会近年来进行了改革，但艾奇逊感觉，上次危机的教训仍然适用于这次对抗。他主张，立即在欧洲集结常规力量。如果必要的话，在苏联明白美国要以武力捍卫其利益的坚定决心之前，拒绝和赫鲁晓夫谈判。
奇怪的是肯尼迪曾经谋求得到艾奇逊的帮助。作为国会议员，肯尼迪曾经批评过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其他人一起指责杜鲁门政府未处理好与蒋介石的关系而“丢失”了中国，并质疑其在1951年朝鲜战争中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行为。肯尼迪对杜鲁门政府的猛烈抨击引起马萨诸塞州一家报纸的评论，评论称“肯尼迪的政治观点就是共和党应当设法让他来负责他们的宣传工作”。肯尼迪也不太喜欢艾奇逊，发现后者傲慢、自负，并且也不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人。“艾奇逊认为，自从他离职后，没有一件事情被做好。”肯尼迪曾经向一位记者吐露。然而，肯尼迪清楚，很大程度上，那些能让美国更加轻松地遏制苏联的制度就出自这个能严格按制度办事的人之手。
肯尼迪也和艾奇逊有着许多相同的看法。他清楚，不能在枪口下谈判。这又是一次“我们准备赌一把”的赌博行为。赫鲁晓夫需要知道，美国准备为保留其进入西柏林的权利而不惜一战。他也喜欢马克斯韦尔·泰勒[2]的观点，即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中，常规武器依然非常重要。泰勒是一个有思想的战争英雄，他的勇气在二战的坦克大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是他一手促成对1950年代末期艾森豪威尔核战略的公开辩论。泰勒认为，艾森豪威尔过分重视大规模核反击，而忽视了威慑的传播。他主张，要用一种更加均衡的手段来威慑赫鲁晓夫，包括增强美国的非核力量，以便让赫鲁晓夫明白，核战争时代传统战争依然有效。对泰勒和肯尼迪来说，赫鲁晓夫一再威胁要改变中欧现状的这一事实充分证明，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美国很害怕大规模反击的后果，以至于不会为此而卷入战争，除非战争发生在自己的国家。纠正他这一想法的措施就是要向他显示，美国是可靠的，它会承诺以常规军事力量来保护其海外利益。
7月中旬，如何向苏联人展示美国决心的具体方案送交肯尼迪。大多数顾问都认为，这确实是一次和1948年一样的军事危机，而不是1958年那样的政治危机。后一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置之不理，应对颇为得当。艾奇逊领导的这个小组认为，这次发生军事冲突的潜在可能性要远大于1958年。赫鲁晓夫故意挑起事端，我们应该在德国的地区性常规军事冲突中打败他。“我认为，赫鲁晓夫觉察到了西方的软弱性和一盘散沙的特点，他就是要利用这一点。”艾奇逊在给其前任上司哈里·杜鲁门的信中写道，“尽管我们处于核战争的边缘，但双方各犯上一两次错误也不会把我们拖入核战争的漩涡之中。”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3]也支持前国务卿的主张，即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好最充分的准备。辩论中也出现危言耸听的说法。鹰派要肯尼迪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艾奇逊预言，到7月底，如果肯尼迪不发布全国紧急令，那么国会就要反对他。约翰逊也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国会期待总统展示其领导才能。尼采断言，如果现在不发布全国紧急令，就不要指望到1961年底会拥有足够的士兵和飞行员，届时，或许他们要投入到下一场柏林之战中。
肯尼迪收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乐观情报，称这次主要是政治威胁而不是军事威胁。收到情报之时，他还没有就是否要全部采纳艾奇逊的方案作出决定。7月13日，艾伦·杜勒斯告诉他，几个月以来，中情局和英国方面合作，发展了一个对克里姆林宫有非凡洞察力的间谍。这个间谍就是奥列格·潘科夫斯基[4]——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的一个上校，与上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潘科夫斯基和苏联炮兵元帅谢尔盖·瓦连佐夫[5]有生死之交，后者是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在6月25日的一次聚会上，瓦连佐夫把潘科夫斯基带到一边，谈论起赫鲁晓夫的意图。那不是闲话。赫鲁晓夫5月在主席团的讲话要点竟然泄露给了瓦连佐夫。“（1961年10月）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将要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他告诉潘科夫斯基，“苏联政府清楚，签订这项和平条约意味着要冒一定风险，但是，他们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联邦德国仍然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还需要两年或三年多的时间。因此，美国、英国和法国将不会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他们将会退却。我们也不想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我们想迫使西方和民主德国就柏林通道沿线的活动、进出西柏林程序等议题展开谈判。”后来，潘科夫斯基把这次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转告西方间谍。
仅有间谍报告还不能完全证实这是一次政治威胁。但是，与此同时，肯尼迪收到的情报称，赫鲁晓夫正在玩弄花招。这个情报是通过可靠技术手段得到的。美国刚刚制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卫星拍照设备，它显示了苏联导弹计划的现状。U-2间谍飞机被击落后，美国主要依靠“日冕”间谍卫星来侦测苏联导弹的规模。最近的卫星侦察显示，在苏联列宁格勒和乌拉尔山脉之间的地区只有两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总共只有8个导弹发射架。
肯尼迪已经相信，苏联在导弹上与美国有差距。尽管有一些相反的指标，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6]的疑问，但是，直到7月中旬，肯尼迪才意识到，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很大。“日冕”间谍卫星投入使用前，情报机构还在告诉总统，苏联人可能拥有55～100枚洲际弹道导弹。现在，他相信，苏联人只有不到20枚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打击精确，足以毁灭纽约和华盛顿。但是还达不到一些危言耸听者所估计的那种威胁。两国在导弹方面确实存在着差距，而且差距很大，优势在美国一方。那时，美国已拥有200多枚“大力神”和“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正在发展数百枚新一代的“民兵”固体燃料导弹。苏联似乎比美国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来自葛底斯堡的智慧也确认了有关美苏两国导弹发展现状的消息。肯尼迪已经就他正在考虑的选择方案请教过艾森豪威尔。他派杜勒斯和麦克纳马拉向退休后住在宾夕法尼亚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介绍有关情况。杜勒斯和麦克纳马拉也带了日冕卫星收集的情报。艾森豪威尔的回报是，他向肯尼迪提出建议，那将是后者在这场危机中听到的最好建议。前总统打消了杜勒斯的估计，即赫鲁晓夫可能会在9月西德大选后来考验美国。艾森豪威尔称，美国比苏联强大得多，赫鲁晓夫将不敢逼人太甚，对此他充满信心。当麦克纳马拉提到苏联新式轰炸机时，前总统回忆了1950年代中期有关轰炸机存在差距的一派胡言，并且建议新任国防部长不要听信国会的忧虑。“国会不可能对有关军事计划作出可靠的判断。”艾森豪威尔说道。他最重要的建议是，肯尼迪政府不应当反应过度。他说，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那将是最糟糕的一个错误”。如果这么做，就会给赫鲁晓夫一个念头，“他要做的就是不时挑逗我们，迫使我们采取极端行为”。
两天后，肯尼迪作出自己的决定。他的选择是做好应对挑衅的准备工作。他挑选了艾奇逊的一些必要建议，以展示美国的决心——准备在中欧打一场不会引起恐慌的常规战争。他将要求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并对一些预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发出征集令，但是，他将不会正式发布全国紧急令。肯尼迪和国防部已经要求，另外的6个师要在1962年1月部署到位。但是，肯尼迪清楚，除非发布全国紧急令，否则不可能部署这些部队。而他不想发布紧急令。麦克纳马拉让他相信，大规模征集部队的计划可能要推迟到9月初，而肯尼迪希望届时赫鲁晓夫可能已经放弃最后通牒。此外，肯尼迪在一份不冷不热的备忘录上签了字，它警告赫鲁晓夫，要他停止其做法，即妄图在西方咽喉地带强行实施那个无法接受的解决方案。
人力情报及卫星情报，还有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的建议，都让肯尼迪变得更为谨慎。他曾在维也纳警告过赫鲁晓夫，对核竞争估计错误会很危险。他不准备让自己犯这个错误。在为肯尼迪总统谋划决策时，麦乔治·邦迪指出，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瑟夫·艾尔索普都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肯尼迪将不得不采取主动。肯尼迪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将在7月25日发表电视讲话，向国会要求额外增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宣布预备役人员征集令，同时也采用一种新的民防计划。对于在未来核危机中所采取的保护国家的实际措施而言，民防计划更能增强民众的信心。
肯尼迪在一次会议上首次验证了其决定。他有意未让艾奇逊和副总统约翰逊与会。一旦在麦克纳马拉、邦迪、国务卿腊斯克、财政部长狄龙、马克斯韦尔·泰勒和他的弟弟——司法部长之间达成共识，他就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和艾奇逊审核。尽管得到核心成员的坚定支持，但对肯尼迪来说，这一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自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峰会发起挑战以来，全世界都一直在观察他将如何作出回应。肯尼迪可能确实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感觉自己在国内外都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第一年任期内，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失败的次数是有限的。”他对哈佛大学以前的导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7]这样说道。
肯尼迪发表讲话前，美国政府把这些决定的主要内容告诉了欧洲盟友。7月20日，肯尼迪的信交给戴高乐和麦克米伦。次日，从华盛顿飞往巴黎的腊斯克国务卿与法国、英国和西德的外长共同举行会议，讨论肯尼迪将要采取的措施。肯尼迪作出决定之前，白宫并未征求过西欧的意见，但是，华盛顿想让欧洲人在这场危机中心甘情愿地来帮助美国。
当华盛顿就应对苏联最后通牒进行辩论时，赫鲁晓夫却南下皮聪达休假，以思考柏林对局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他每年都休暑假。“我在这里工作更有效率，”赫鲁晓夫写道，“因为我的注意力不会分散到每天大量的例行工作中……我在这里能把精力集中在一些大事上。”别墅是按照其设想修建的。从别墅的大窗户和三个阳台上能看到美丽的黑海。为了让大腹便便的赫鲁晓夫锻炼身体，别墅旁边还修建一个游泳池，其奢华在苏联闻所未闻。
然而，对他来说，到7月中旬，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也难以享受到安宁。最令人不安的就是有许多报告称，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西柏林逃离这个国家。当年上半年，有20万人逃离东德，而仅6月一个月，就有2万人逃离。自从6月底7月初他发表最后通牒讲话以来，这个数字猛然增多。现在，逃往西柏林的东德难民流是1955年10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正如赫鲁晓夫在5月的主席团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他清楚外逃人口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难以被代替。更让他感到棘手的是，因为东德的生活水平低于西方，人们纷纷逃到西方以寻求美好生活。“一种制度是否进步应当以政治标准来衡量，然而，许多人用脚作出了判断。”赫鲁晓夫说道。
来自美国的消息也让苏联领导人感到泄气。7月18日，肯尼迪总统对苏联最后备忘录正式作出回应，这份报告也送到皮聪达。它让人感到很失望。除美国政府的回应外，肯尼迪还写了一封信，把苏联的努力称为“一个谈到了和平，但却威胁要破坏和平的文件”，并建议赫鲁晓夫重新考虑西方1959年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大柏林地区实行自由选举。肯尼迪既未提到进行谈判，也未提出新建议。华盛顿要求克里姆林宫“重新考虑其方针”。
到7月的第3周，各方面情报加深了赫鲁晓夫的印象，即白宫正在设法拖延这场危机。赫鲁晓夫后来说道，最大的影响是预计华盛顿有意要利用东德形势做文章。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曾拒绝帮助东德动乱分子，那些人当时发动了一场反对东德政府的短暂动乱。但是，赫鲁晓夫还不能确定肯尼迪是否真正控制着美国政府，他相信这种可能，即本届美国政府可能并不是一个谨慎的政府。
7月20日，从其得意门生、克格勃头子亚历山大·谢列平那里，赫鲁晓夫得知，北约准备把柏林问题当成军事问题来对待。苏联潜伏在西欧各国政府中的间谍也纷纷报告，北约决心要阻止莫斯科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那将影响其进入西柏林的权利。克格勃估计，如果赫鲁晓夫继续执行其计划，西方将“准备采取那些可以威胁苏联安全的措施”。莫斯科收到的情报还显示，西方正在严肃地进行军事准备，以打退任何分隔西柏林的企图。也有情报显示，西方还有政治、经济和其他非军事制裁计划，以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迫使其打消签订和平条约的念头。
赫鲁晓夫或许还知道肯尼迪那封写给三位西欧国家领导人的信件内容，或者腊斯克和西欧外交部长在巴黎会谈的内容，如集结常规力量等。1960年代初，苏联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渗透令人印象深刻。如在5月，克里姆林宫就收到多份法国政府给北约的文件，文件阐述了各个国家对柏林问题的立场。同样，主席团委员也能看到西德大使和波恩往来通信的内容。
面对美国强硬的备忘录和相关情报，赫鲁晓夫断定，他将不得不为这场对抗做好准备，对抗比他预想的时间要更长，也更艰难。他已经取消军人的休假，并且重新分配了国防部的预算。但是，需要马上对东德局势采取措施。在危机的重压之下，乌布利希政权似乎将要崩溃，而且现在看来，似乎国际紧张局势要持续到当年年底。
赫鲁晓夫决定修建一道穿越柏林市中心的围墙，这个想法部分来自乌布利希的建议。维也纳峰会前夕，东德人向莫斯科表示，他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关闭穿越各区的通道，许多东德人就是从这里出逃的。在1961年，对他们来说，这件事要比签订和平条约重要得多。赫鲁晓夫早就清楚，这将是和平条约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其谈判策略穷尽之前，他一直对这一措施犹豫不决。他明白，修筑一道柏林墙将会被西方视为挑衅行为。因此，这将会让柏林问题更加复杂化。现在，他认为不能再等待西方来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
修建柏林墙的决定是赫鲁晓夫独自作出的。他负责苏联东欧集团解决德国问题的一切决策事宜，只有他能决定把这些边境控制措施与通过和平条约来孤立西柏林的策略分离开。许多人因这个决定而受到伤害，他个人要为此负责。
这个决定导致数百万德国家庭分离，事实证明，部分家庭成员甚至十年都不能相见。赫鲁晓夫的内心并未为此而感到不安。尽管他也勉强承认过这些人的动机：许多东德人让其后代在西柏林的学校接受教育，数十万工人为得到高薪而在西柏林工作。但是，他对此置之不理。对他来说，那些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并不应该像窃贼一样受到指责，他把窃贼称之为经济犯罪分子。他曾下令在苏联处死这些窃贼。然而，现在他却变得麻木不仁，这从他对柏林问题的处理上就能看得出来。尽管对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本应活得很好的人们抱有同情心，但是，赫鲁晓夫对这些个体却并没有人性，因为他们的行为威胁了他的计划。正是这种专制独裁造成的盲区使他无法理解人类自由的概念。
苏联在东德的驻军及东德内政部收到命令，他们要共同制定一个控制“大柏林地区”的计划，其中包括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地区。计划强调：“除非持有特殊许可令，任何东德居民进出西柏林将被视为非法。”7月21日，计划被驻东德苏军负责人批准，但它并不涉及政治事务。一旦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签订和平条约，莫斯科就要把现有职责全部移交东德，这些措施就将生效。乍看起来，这个计划似乎是那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早一点实施该计划。现在需要的只是作出一个修建柏林墙的政治决定。
赫鲁晓夫想在8月初让华沙条约组织领导人来正式作出这个决定。主席团在6月底就决定，8月3日召开华约成员国会议讨论柏林局势。7月第3周，葛罗米柯草拟了会议议程，并准备发出会议邀请，会议将讨论关闭柏林地区边境事宜。赫鲁晓夫强调对此要高度保密，任何泄密行为都可能会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只有乌布利希事先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而其他华约国家领导人在8月3日抵达莫斯科后才被告知。赫鲁晓夫要求在7月26日发出会议邀请。
7月25日，华盛顿出现一波杂音。《纽约时报》预测，肯尼迪即将发表的讲话将是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这次演说，”《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观察道，“将不仅为柏林，而且也为整个‘冷战’前线展开一种新的、灵活的策略。”连日来，报纸上出现许多有关这次讲话的传言，预计肯尼迪将针锋相对，来回应赫鲁晓夫的威胁，以表明美国的决心。
西奥多·索伦森[8]是肯尼迪演讲稿的主要撰稿人。那天上午，他到总统在白宫的住所，给他带去一份初稿。他发现总统靠在床上，用一块发热垫支撑着受伤的后背。肯尼迪正在最后一次润色演讲稿。他在最后添上了一段非常个性化的文字，“当我竞选美国总统时，”他用近乎潦草的笔迹写道，“我知道这个国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不能认识到——任何人也不能认识到——谁承受不了这些总统的重任，这些任务非常繁重、繁多……在以后的几天，几个星期，我请求你们提供帮助，请求你们给予指点。如果你认为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会请你提出具体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国家，而且我们会竭尽全力服务于这个国家。”
肯尼迪添加的这些内容很难得地承认，一个男子汉认为领导人需要冷静和超然的素质。估计有5000万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收看、收听了这次讲话，总统的局促不安将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而除过其家庭成员，肯尼迪通常会把他的这种局促不安深深地掩藏起来。6个月前，这个人还曾信心十足地说，要承担任何重担，而他将要承认自己是脆弱的。是的，他将要承受这个重任，但是，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这位总统之前说过的话，以及之后在危机四伏时期所说的许多话，都不像这些话一样感染人。
事实证明，发表这次讲话和写演讲稿一样困难。虽然广播被延后到晚上十点，这个时候至少东部沿海地区的儿童都将进入梦乡，但那天夜里，7月的华盛顿热度依旧不减。1960年代初，空调还很少见，噪声特别大。总统的电视制作人认为他们不得不把椭圆办公室唯一的一台空调关了。报道这次讲话的记者描述道，这里“就像一个火炉”。电视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正在忍受着高温的折磨，看到肯尼迪不停地擦额头，他们的结论是，总统太紧张了，而这又大大增强了讲话的效果。“从未像以前一样，（西柏林）现在已经变成西方勇气和意志的最大试验场，变成了一个我们神圣的承诺……和苏联的野心交会、对抗的中心。”肯尼迪告诉美国人民。如果对肯尼迪为这场试验是否做好准备还有疑问的话，他补充道，“我听说，有个说法，在军事上，西柏林难以防守，巴斯托涅（比利时南部的一座小城，距布鲁塞尔约140公里。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美军在此与德军进行过一场殊死之战，美军伤亡76890人，德军更是高达约12万人。这一仗，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译者注）也是如此，事实上，斯大林格勒同样如此。如果男子汉——勇敢的男子汉想要守住它，任何一个危险的地方都能守得住。”
“肯尼迪已经对苏联宣布进入战争准备状态。”赫鲁晓夫对约翰·J.麦克罗伊[9]咆哮道。麦克罗伊是肯尼迪裁军问题特别顾问，赫鲁晓夫请他到皮聪达，以便能亲自对美国预期的回应作出直接反应。对赫鲁晓夫来说，麦克罗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奠基人。二战期间麦克罗伊曾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副国务卿，杜鲁门政府时期曾任美国德国占领区高级专员。但是，1961年7月中旬他到苏联并非为讨论德国问题。当7月25日意外收到赫鲁晓夫会面的邀请时，他正率领着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代表团和苏方讨论军备控制问题。因此，麦克罗伊是第一个感受到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柏林讲话不满的西方人。
尽管麦克罗伊从未暗示过这种感受，但是在美国人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肯尼迪的讲话更加坚定了赫鲁晓夫修建柏林墙的决心。7月26日，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东德大使，要他告诉乌布利希，据他判断，“现在我们不得不利用紧张的国际关系，以便用一个铁环把柏林包围起来。一定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前完成这个任务。”赫鲁晓夫解释道，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他看来，要采取单边行动来制止难民流动。这将是一次联合行动，“我们的部队负责筑墙，你们的部队负责控制这道墙。”他要苏联大使告诉乌布利希。在这种特别紧张的气氛下，东德人或许会对苏联人修建柏林墙产生忧虑，为了纾解其忧虑，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大使向乌布利希保证，“我们正在严肃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它把我们拖入战争，那么，我们就会迎战。”
赫鲁晓夫当过工程师，对修建这道墙的细节问题非常感兴趣。他指示苏联大使，并给他送去刚刚由东德人和苏联军队制订的修建计划。要求乌布利希估算出工程需要的时间。赫鲁晓夫也想在华沙条约组织的会议上看看乌布利希要说些什么。他想要东德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就为何要修建这道铁环的问题首先向其他国家领导人作出解释。
次日，赫鲁晓夫收到乌布利希的回复。回答既简洁又充满热情，“这是个好办法！”乌布利希兴奋地说道。他继续向苏联政府作出保证，这个决定一旦作出，只要8天时间就可为封闭东西柏林边境、加强对柏林的控制做好所有准备工作。赫鲁晓夫特别关心跨越边境的运输系统，如铁路和地铁。东德人向他保证，关闭这些运输系统也只需要4～6周。第一天，将在所有过境点布置警力，一段时间后，警力将会被有形障碍物取代。
7月26日麦克罗伊离开皮聪达后，赫鲁晓夫花了几天时间视察乌克兰的农场。7月31日，他将回到莫斯科去见乌布利希。东德领导人将先于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领导人抵达莫斯科，以便和赫鲁晓夫确定有关计划。尽管乌布利希松了一口气，但他又萌生出过去的那些忧虑，如担心西方将会对东德和苏联的任何挑衅行为作出回应，就像1960年11月东德人担心西方实施经济制裁一样。
克里姆林宫早就料到这个问题。甚至在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之前，米高扬和葛罗米柯就拟定了一个反制措施。如果西方对东德实施经济制裁，他们建议，东德要中断所有从西柏林到西德的非军事运输以实施报复。“这对从西柏林得到工业产品的西德企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却不会影响西柏林的工业生产或食品供应”。而7月29日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则建议采取另一项措施，即在世界各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分散美国及其盟国的注意力和军队的行动，以便在签订和平条约、解决西柏林问题期间束缚其手脚”。谢列平尤其主张要支持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以分散华盛顿的注意力。
这些建议如果被接受，那将标志着赫鲁晓夫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竞争会发生重大转折。截至目前，克里姆林宫还没有发动任何民族解放运动，只是通过政治颠覆的方式而勉强支持那些倾向以武装斗争来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克格勃其中的一个建议是，和古巴及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来支持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自身也将被扩大，以便它争取一个可靠的机会来推翻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10]。
8月1日，赫鲁晓夫和主席团接受了克格勃的建议，即通过在拉丁美洲“制造一个动乱的温床”，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这并不是一个有关第三世界的新思维，只不过想孤注一掷以动摇美国在柏林危机中的决心。赫鲁晓夫随时都会得到拉丁美洲计划进展的情况。谢列平向他报告，克格勃正在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筹措一笔适当的经费，并通过三个秘密联系人向这场运动施加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克格勃交给民族解放阵线1万美元用于购买武器，并暗中在墨西哥城招募了12个尼加拉瓜学生，以便训练他们展开反对索摩查的行动。
赫鲁晓夫关心的主要还是柏林局势。8月3日，他会见乌布利希，讨论了柏林局势。赫鲁晓夫不愿纵容乌布利希的失败主义情绪，他刻意隐瞒了克里姆林宫收到的来自东德的紧急计划。相反，赫鲁晓夫只是建议，一旦筑起柏林墙，苏联人和东德人将发表联合公报，并宣布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才修筑这道柏林墙。当乌布利希问道，在柏林墙修建之前，要告诉东德的老百姓哪些事，以阻止对经济问题产生的恐慌情绪，赫鲁晓夫并不同意他的看法。预计有许多人会冲向边界出口，赫鲁晓夫告诉东德领导人，在柏林墙建起来之前，制造恐慌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公众一些事情。“我们的做法应该和当年引进新货币体系一样。”赫鲁晓夫说道，他指的是1950年代初苏联如何突然采用东德马克的事。他想悄无声息地建起柏林墙，让它成为既成事实。
赫鲁晓夫继续就如何关闭边界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他想悄悄把这道墙建起来，但也建议在东西德边界附近的苏军部队后方部署坦克，旨在向西方政府发出信号，他们并不想在欧洲和美国民众中制造战争恐怖氛围。他不想让公众产生歇斯底里的情绪，只是以此来阻止华盛顿、波恩、巴黎和伦敦干涉关闭边界的行动。乌布利希担心这些措施还不够，“或许你的部队还需要增援”，他说道。赫鲁晓夫并不这样想：“这将引起德国人的消极反应，这么做只是展示势力，它并没有任何明确意义。”
赫鲁晓夫再次问及修建柏林墙需要多长时间，乌布利希现在认为，这道铁环可以在两周内建成，而不是先前估计的8天时间。对莫斯科来说，这太好了。那一刻，赫鲁晓夫显得很慷慨，他向德国人保证，决定开始这个行动的最佳时机取决于民主德国。无论何时作出决定，莫斯科都将做好准备。“这个时间定在1961年8月13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们相互开玩笑说，在西方13号注定不是一个吉利日子。我开玩笑说，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这一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8月13日是星期天，在周末来启动这个行动计划很有意义，那时没有几个东德人会在西柏林上班。
尽管有潘科夫斯基的成功渗透，还有约翰·麦克伊恩近期对莫斯科的访问，但肯尼迪政府一点也不知晓赫鲁晓夫的这个计划。克里姆林宫对柏林计划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甚至不惜得罪其卫星国。莫斯科不向好打听消息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透露一丝风声，后者总在询问即将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议程。柏林墙行动方案在莫斯科也严格保密。柏林墙建成后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一场宣传战役，给克格勃和其他部委有关这次宣传战役的指示也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发出。
在给克里姆林宫的一封信中，乌布利希甚至坚持，要对这次行动采取更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他或许还记得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很快就传到西方这件事，他不想让苏联政府为访问莫斯科的各国代表团准备任何可能会泄密的材料。“联系到这次会议，”他写道，“我们将为兄弟党的代表们准备那些可以发表的会议材料。”
8月3日，华沙条约组织的代表们相聚莫斯科，将召开一次为期3天的会议以讨论西柏林问题。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就柏林墙的修建和预料中的国际紧张局势给全体代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不会发生战争。”他告诉代表。尽管他预料西方不会发动进攻，但是还是向他的同志们建议道，集团应该“加强我们的国防，加强我们的军队……同志们，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意志和决心，（否则他们）将会说我们在虚张声势，那将会给我们施加更大压力。”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在8月4日都发表了讲话，讲话都提到，西方极有可能对东德实施经济制裁。莫斯科和东柏林希望，如果实施制裁，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将能找到一个减少东德经济压力的办法。
会议于8月5日结束，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取得了部分胜利。社会主义盟友们对修建柏林墙的行动在道义上给予慷慨的支持。条约组织通过一项决议案，支持关闭边界。然而，每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提醒克里姆林宫，他们能向东德提供的经济援助非常有限，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好。
会议结束后，乌布利希立即返回柏林，开始对一周后可能要关闭的边界做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8月7日，星期一，他向东德政治局委员通报了莫斯科的会议情况和在8月12～13日关闭边界的决定。8月9日，星期三，他向苏联人保证，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将于周六完成，并提供了周末行动方案的时间表。
通过苏联驻东德大使，乌布利希向赫鲁晓夫展示了其计划，即如何在8月12～13夜间将消息泄漏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8月12日关闭边界的最后时刻，他将邀请东德政府正式的内阁成员（部长会议）到他在柏林郊外的乡间别墅。午夜时分将召集他们开会，批准华沙组织要求关闭边界的决议案。因为这个机构是个橡皮图章，此时东德警察将沿边界线布置，并开始布设铁丝网。作为“演习”的一部分，铁丝网事先将被分发给警察。90分钟后，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那么一个封闭边界的官方声明将被发往东德的新闻机构，以向全世界发布。
8月10日，赫鲁晓夫收到乌布利希的报告。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宣布，前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伊万·科涅夫元帅将就任驻德苏军总司令。科涅夫曾在反希特勒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乌布利希此前曾提出，在紧张局势到来之前要让东德民众做好心理准备，赫鲁晓夫正在回应乌布利希的这一要求。选择一位像科涅夫一样的英雄来驻守柏林，这表示，莫斯科直接介入了将在柏林发生的事情。
这位新任总司令抵达柏林的时间略早于赫鲁晓夫声明的发表。科涅夫有着像公牛一般矮壮结实的身材，有着一双乌克兰农民的手和一张乌克兰农民的脸。这让指派与新任司令联系的西方联络官吃了一惊，他对此感到很有趣。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东柏林的外交官已被邀请参加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11]中将、苏军驻德军队集群总司令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召开的会议。当他们抵达时，站在雅库鲍夫斯基旁边的就是身材矮小的科涅夫。“先生们，我叫科涅夫，”他说道，眼里闪过一丝光芒，“你们或许已经听说过我了。”在这场聚会上，总司令只能面带笑容。
任命科涅夫是唯一一项公开的行动。事后，任何一个西方情报人员都能指出，它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将有大事发生。然而，与此同时，这项任命通过后，白宫，甚至五角大楼都没有任何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正在改变其战术。
很快，科涅夫就会见了乌布利希，他让自己相信，东德人确实已经做好准备工作。根据7月制定的计划，整个行动期间，苏联武装部队将按兵不动，除非西方国家挑衅。发给苏联主席团的计划并没有提及，在8月初，如果行动刚开始，美国在柏林的司令部要考验东德警察的行动，苏军将采取什么措施。在和乌布利希的会见中，科涅夫强调两点：首先，行动一定要迅速；其次，西柏林居民不应受此次行动的影响，可以自由进出西德。
乌布利希会见科涅夫之时，东德警察的高层指挥官收到了第一份即将付诸实施的简要命令。8月11日，周五，东德警察负责人向这些指挥官们发出关闭柏林边界的行动代码——玫瑰行动，并指示他们，“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8月13日凌晨，东德警察开始布设铁丝网，封闭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27英里长的边界地带，还有西柏林和东德之间69英里长的边界地带。水泥墙还要两天才能沿东西柏林的分界线竖立起来，但是在玫瑰行动刚启动的几个小时内，警察们站成一堵人墙，以阻止任何车辆通过具有悠久历史的勃兰登堡门，它曾经是德国统一的象征。赫鲁晓夫的铁环还把192条街道、32条火车线、8条城市轻轨线、4条地铁线和3座汽车站一分为二。在界河或界湖处，东德人后来都在水下设置障碍物，但是，在行动的头几天里，安排了水上巡逻。还有3条穿越东德、将西柏林和西德连接起来的铁路及3条高速公路并未封闭。正像科涅夫先前提醒乌布利希的一样，玫瑰行动旨在控制东德民众进入西柏林，而不是阻止西德民众进入西柏林。
行动之前，东德政府作出正式决定。8月12日白天，乌布利希在其乡村别墅召集东德部长会议，会议比原定时间提前。事实证明，他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讨论这个计划，直到晚上11点才达成一致——应该筑起一道墙。会议的拖延让乌布利希感到有些尴尬，部长们驱车回家时看到了苏军和东德军队的坦克，后者已经接到命令，要悄悄做好修建柏林墙的准备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如警察和铁路工人非常讨厌关闭柏林边界，他们拒绝配合。
苏联军方发往莫斯科的报告称，行动进行得几乎完美无缺。尽管边界沿线也有一些民众抵制，但是其意义被贬低了，东德人似乎把一切都控制起来。那天夜里，乌布利希的手下们从未请求过苏军提供支援。更令人满意的是，整个行动不但让西方大吃一惊，而且西方军队还待在其营房里，没有引起北约西柏林总部任何形式的警觉。
肯尼迪收到有关柏林墙的第一份报告时，刚结束周日的航海回到海厄尼斯港。边界已被关闭18个小时，让他愤怒的是，中情局和国务院驻柏林的代表事先都没有给他任何警告。但是他对赫鲁晓夫的柏林墙确实一无所知。西奥多·索伦森事后得出的结论得到总统和其密友们的认同：修筑这道墙“不合法，不道德，也没有人性，但它不是开战的理由”。很难让人承认的是——用《肯尼迪传》作者罗伯特·达莱克的话说，柏林墙可能是一个“天赐之物”。肯尼迪政府清楚，经西柏林逃出的东德人估计有350万，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逃到西柏林这块飞地的难民中心，这对赫鲁晓夫卫星国的稳定造成极大威胁。这道墙让东德人才的大量流失戛然而止，也许它还减轻了赫鲁晓夫不得不签订和平条约的压力。因此，肯尼迪唯一的回应就是重申美国对西柏林所做的承诺。他立即派遣已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和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到西柏林，以安慰这个被分割城市的民众。克莱将军是1948～1949年向西柏林展开空运行动的英雄。一周后，肯尼迪又派了一支1600人的部队保护高速公路，以打出美国的旗帜，加强美国占领军的力量。
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艾森豪威尔的表现一样，肯尼迪也面临着同样的道德抉择。和那时一样，现在的美国总统认为，他不得不考虑社会主义集团民众的困境，以避免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肯尼迪并不认为修建柏林墙的想法可能来自于维也纳的最后通牒。他现在最关心的依然是苏军会困死西柏林。虽然这道新墙现在似乎排除了苏军袭击西柏林的可能，但西方进出西柏林的通道还很容易受到攻击。肯尼迪不想冒更大的风险，不打算捣毁东德境内正在修建的这道墙。
西柏林民众的示威抗议加强了柏林墙的道德含义。清晨的忍耐让人吃惊，紧接着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抗议示威，特别是刚刚布设的将柏林一分为二的铁丝网沿线爆发许多示威。到傍晚，有3000人聚集在勃兰登门西柏林一侧。他们向东边投掷石块，东德警察则从另一侧向他们喷水。在柏林的西南角，东德警察向空中发射催泪瓦斯罐，之后又用警棍来驱散一伙愤怒的西德人，后者已经像潮水般涌入东柏林。与此同时，绝望的东德人，包括警察在内试图冲过或越过柏林墙。早上刚刚垒起来的这道墙还很不结实。
尽管柏林人感到受伤害，有一种恐惧感，但波恩的联邦政府却很快意识到：这道墙是有用的。阿登纳发表声明称，将不会切断与东德的贸易关系。只要克里姆林宫不再坚持签订和平条约，那么就不会实施令人可怕的经济制裁。甚至连阿登纳政府内部持强硬立场的国防部长都在呼吁西德民众保持冷静，“如果开枪，”他说道，“谁知道它会以哪种武器结束呢。”
西方没有作出强硬回应，赫鲁晓夫松了一口气。“或许就会爆发战争。”赫鲁晓夫说道。西方不仅不想拆掉这堵墙，而且肯尼迪、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似乎已经打消因东欧集团修建柏林墙而要立即惩罚他们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报复措施可以束之高阁。
柏林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1961年柏林危机的结束。苏联人和东德人都不认为制止住难民流就等于已经解决问题。这个8月还在提醒着苏联政府，它们要继续为最后的摊牌——签订和平条约作准备，以此向西方施加心理压力。近20年来，国外驻苏武官第一次被邀请观摩苏军演习，演习展示了装备有核弹头的实战导弹。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8月底发表的声明，称苏联计划解除其自行暂停核试验的行为。两天后，也是暂停核试验三年后，苏联在其中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开始了系列核试验。
苏联人炫耀武力的行为也鼓励了东德人，后者也有自己的挑衅行为。8月22日，东德人宣布，在柏林墙两侧建立一个百米宽的无人区，并且警告西柏林居民，如果他们进入边界的百米无人带，可能会被开枪射杀。次日，东德单方面减小边界的过境点，使西方能利用的过境点从7处减少为1处，那就是弗里德利希大街上众所周知的“查理哨所”。
只要不会加剧和西方在柏林对抗的风险，苏联人准备接受额外的边界检查。然而，乌布利希的新政策涉及剥夺西方权利的事宜，事先并未得到莫斯科的批准。8月24日，苏联大使和科涅夫会见乌布利希，向他解释为何在西柏林一侧建立百米无人区是错误的。“在西柏林境内建立百米无人安全区，并允许警察对闯入无人区的人使用武力，”苏联人说，“可能会引发东德警察和西方军队之间的冲突。”次日，乌布利希发表声明，撤销安全区，并向西方保证，民主德国政府“无意干涉西柏林内部事务”。然而，他拒绝取消仅保留一个边界检查点的计划，莫斯科也容忍了这种影响不大的对抗行为。
到8月底，苏联和东德的行动都表明，其策略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苏联所有的行动当然都是经过授权的，但是，赫鲁晓夫的想法却正在发生着变化，他又回到皮聪达。和煦的阳光，与世隔绝的环境，再次激发了其想象力。
虽然赫鲁晓夫每周都在对柏林墙事件作出回应，但是，现实情况是，因为赫鲁晓夫决心要支持他一手制造的这场危机，美国对西柏林所做的军事承诺正在发生着变化。从肯尼迪7月25日讲话发表前收到的情报看，赫鲁晓夫显然并未准备扩大常规部队的集结规模，而美国总统则开始集结其常规部队。会见来访的麦克伊恩时，赫鲁晓夫想吓唬吓唬他。他强调，苏联常规部队在柏林及其周围地区具有优势，“你们向欧洲每派遣一个师，”他说道，“我们就能派出两个师。”危机伊始，赫鲁晓夫就把其5％的战争风险预测置于这种假设之上，即美国在柏林拥有如此多的武器，以至于它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只能保卫其阵地。美国一直在强化肯尼迪在讲话中提出的那些措施，这些措施也被欧洲所接受，它们使赫鲁晓夫提出柏林策略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米高扬估计，美国宁愿打一场常规战争，而不像赫鲁晓夫设想的那样，核时代不可能爆发常规战争。米高扬的预测似乎已被证实。
我们不可能对赫鲁晓夫进行“验尸”，以便发现其内心改变的准确原因。然而，他明白，他已经把自己逼入墙角。到8月底，他开始找借口来取消最后通牒。他仍然在梦想着和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能使欧洲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但是，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已经证明，这种简单施压的策略并不足以让肯尼迪政府屈服。他需要新方法，即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虽然数千英里之遥的赫鲁晓夫改变了其策略，但还不为人所知。当紧张局势延宕到夏末后，华盛顿笼罩着一种过分伤感的悲观主义情绪。迪安·艾奇逊给哈里·杜鲁门的信写道：“我认为今年秋天某个时候我们在柏林遭受了一场让人感到极为羞辱的失败……我希望我错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没有任何机会。路线已经定好，事情将会处于控制之下。”乔治·凯南——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政策的另一个外交理论家也同样感到郁闷。8月，凯南从贝尔格莱德回到美国，他在那儿任美国驻南大使。他向朋友小阿瑟·M.施莱辛格[12]透露：“我不打算让人类的未来就这样毁在一小撮鼠目寸光的人的手中。我考虑，我余生中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我所能制止战争。”施莱辛格把这段时间形容为“离奇而又郁闷的日子”，他和凯南一样也有一种悲观主义情绪。“我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感到更加悲观，”他给一位朋友写道，“这比我1939年夏天以来的感受还要差。”
[1]菲利普·莱斯利·格雷厄姆（PhilipLeslieGraham，1915年7月18日——1963年8月3日），美国新闻记者。1939—1940年任最高法院法官法律助理。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陆军航空队。1946—1963年任《华盛顿邮报》出版商。1963年因罹患双向情感障碍自杀身亡。
[2]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DavenportTaylor，1901年8月26日——1987年4月19日），1922年进入美国陆军服役。二战期间在意大利、法国和荷兰作战。1945—1949年任西点军校校长。1949—1951年任西柏林盟军司令。1951—1953年任陆军副参谋长。1953年任第8军司令，参加了朝鲜战争。1955年4—6月任联合国军司令部司令兼琉球群岛总督。1955—1959年任陆军参谋长。1959年退役。1960年重服现役。1962—1964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4年退役。1964—1965年任驻南越大使。1966—1969年任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1968—1970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
[3]保罗·亨利·尼采（PaulHenryNitze，1907年1月16日——2004年10月19日），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投资银行工作。1942—1943年任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财务主任。1943—1944年期间先后担任战争经济委员会金属矿产处处长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对外采购与发展处处长。1944—1946年任战略轰炸调查局副主席。1950—1953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53—1961年任外交服务教育基金会主席。1961—1963年任国防部长助理。1963—1967年任海军部长。1967—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81—1984年任中程核力量条约谈判美方首席代表。1984—1989年任总统和国务卿军备控制问题特别顾问。2004年去世。
[4]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潘科夫斯基（Олег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Пеньковский，1919年4月23日——1963年5月16日），1937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在莫斯科军区和乌克兰工作。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炮兵司令瓦连佐夫的副官。1953年加入格鲁乌。1955—1956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高级助理武官。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对外关系部副部长，在任期间秘密投靠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充当间谍，并传递了许多军事机密。1962年10月22日被捕，1963年5月11日被判处死刑，5月16日被处决。
[5]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СергейСергеевичВаренцов，1901年2月2日——1971年3月1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40军炮兵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第60集团军炮兵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炮兵司令、乌克兰第1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7年任苏军中央部队第一编队炮兵指挥官。1947—1951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炮兵司令。1951—1952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苏联陆军炮兵副司令。1952—1955年任国防部炮兵总局局长。1953—1961年任苏军炮兵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炮兵元帅军衔。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2年任火箭部队和地面部队炮兵司令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因彭科夫斯基间谍案被降为炮兵少将军衔，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71年去世。
[6]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StrangeMcNamara，1916年6月9日——2009年7月6日），194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1961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1968—1981年任世界银行行长。2009年逝世。
[7]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1908年10月15日——2006年4月29日），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官。1934年起在大学任教。1941—1943年任价格管理办公室副主任。1943—1948年任《财富》杂志编辑。1946年任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办公室主任。1961—1963年任驻印度大使。1972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2006年去世。
[8]西奥多·柴金·索伦森（TheodoreChaikin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作家、律师。出身于政治世家。1961—1964年任白宫国内事务顾问。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活动顾问。1977年获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2010年逝世。
[9]约翰·杰伊·麦克罗伊（JohnJayMcCloy，1895年3月31日——1989年3月11日），美国律师、外交官、银行家。1917—1919年期间服役于美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开始担任律师。1941—1945年任助理战争部长，在任期间创建了战略服务办公厅。1947—1949年任世界银行行长。1949—1952年任德国美占区高级专员。1953—1960年任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1954—1969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58—1965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66—1968年任大西洋研究所名誉主席。1989年去世。
[10]安纳斯塔西奥·“塔奇托”·索摩查·德瓦伊莱（Anastasio"Tachito"SomozaDebayle，1925年12月5日——1980年9月17日），尼加拉瓜独裁者。1946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1946—1979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67—1972年、1974—1979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继续推行独裁统治。1979年在尼加拉瓜革命中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下台，流亡巴拉圭。1980年在巴拉圭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派去的暗杀队暗杀身亡。
[11]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ИванИгнатьевичЯкубовский，1912年1月7日——1976年11月30日），1932年加入红军。1939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屡立战功。1944—1945年任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第6近卫坦克军副司令。1945—1946年任中央兵团近卫坦克第7师团副司令。1947—1951年、1954—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4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第2独立近卫坦克师团司令。1957—1960年任驻德国部队第一副总司令。1960—1965年任驻德国部队总司令。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66—196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67—1976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1976年去世。
[12]小阿瑟·迈尔·施莱辛格（ArthurMeierSchlesingerJr.，1917年10月15日——2007年2月28日），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1943—1945年期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53—1954年任美国民主行动组织全国主席。1961—1964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66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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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他是狗娘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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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他是狗娘养的”
1960年11月，年轻的肯尼迪赢得大选，赫鲁晓夫把肯尼迪在政治上的胜利视为其推进国家安全议题的良机。苏联驻美大使米哈伊尔·缅什科夫[1]向几乎任何看上去和肯尼迪有关系的人物暗示，赫鲁晓夫急于重启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讨论。巴黎峰会后这些讨论被放弃了。无条件释放两位RB-47飞机的美国飞行员，由此，苏联发出强烈信号，希望与未来的肯尼迪政府保持良好关系。1960年7月以来，两位飞行员一直被苏联监禁。对华盛顿那些制定外交政策的人们来说，似乎很清楚，克里姆林宫不再担心约翰·肯尼迪以微弱多数赢得大选的问题，马上把他视为一个可能会改变冷战局势的领导人。
如此急迫地要向这位民主党胜利者致意，也暗示着赫鲁晓夫是多么讨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赫鲁晓夫知道肯尼迪的每一件事，他没有理由要对这位特殊的美国政治家抱很高的期望。大选中，肯尼迪批评即将下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未能积极应对苏联的挑战。“我不想当一个要在核弹蘑菇云下消失的国家的总统，”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肯尼迪向那些和他一样退伍的二战老兵们说，“但是，我也不想当那种节节后退、处处防守的国家的总统，因为它不愿面对我们国家生存的现实，不愿讲真话，不愿承担起自由的义务。这样的国家可能会在力量相对强大时走向衰落，就像诗人艾略特所说，这个世界的完结，‘不是砰的一声垮掉，而是轻轻地啜泣着消亡’”。
裁军、德国问题和赫鲁晓夫的关系最大。总统大选中，肯尼迪的立场似乎比其竞选对手尼克松更为强硬。肯尼迪向选民保证，和赫鲁晓夫开始新一轮谈判之前，其政府优先的工作是增强美国的势力：加速导弹研发工作，扩充常规军队，恢复美国的国际声誉。他还一再重申，要保护西柏林的安全和西方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尽管也向民众保证，下一任美国总统将不得不和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展开谈判，但是，在大选中，肯尼迪没有就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出其外交计划。
另一桩事可能也会让赫鲁晓夫感到失望：肯尼迪一再批评苏联在第三世界获利。“下一个十年，外交政策的巨大斗争将不会发生在西欧，也不会直接发生在美苏之间，”这位总统候选人说，“最大的考验是哪种制度运行得更好，哪种制度会解决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面临的问题。”在那些共产主义涉足的国家中，肯尼迪最忧虑古巴。“卡斯特罗不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独裁者——一个只想着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小暴君。他的野心远超出其国家的范围。他已经把古巴这个岛国变成一个敌对的、好斗的共产主义卫星国——一个向整个拉丁美洲进行共产主义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基地。”肯尼迪补充道，“敌人可能会有导弹和潜艇，离我们只有90英里远，美国……不能视而不见。”
赫鲁晓夫也看了肯尼迪总统的主要传记资料，它们也在提醒他要谨慎。191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的肯尼迪，从小就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孩子。他先后毕业于乔特学校和哈佛大学。当罗斯福总统任命肯尼迪父亲为美国驻英国大使时，肯尼迪受到一次非同寻常的政治教育。在伦敦，约瑟夫·P.肯尼迪[2]因发表那些声明而臭名昭著。他暗示，在抵抗纳粹的战争中，英国将会衰落，并主张美国要完全置身于欧洲的竞争之外。乔·肯尼迪似乎觉得斯大林对美国的威胁要远甚于希特勒。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向赫鲁晓夫指出，老肯尼迪的做法可能会影响约翰·肯尼迪的外交政策理念。苏联外交部和克格勃有关这位总统的档案资料，都记录了他在大选中发表的那些令人不悦的讲话，并归咎于其因反共而臭名昭著的父亲。
外交部确实把约翰·肯尼迪描述成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但是，是否可以对那些赫鲁晓夫所关注的议题进行谈判，他们一点也不乐观。“对于美苏关系，”他们告诉赫鲁晓夫，“肯尼迪的立场是相当矛盾的。”在这位新总统的身上，克格勃看到更多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思想。赫鲁晓夫的一个外交间谍的结论是，肯尼迪来自于民主党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自由主义者一派，他们认为，可以寻求外交妥协以减缓冷战的紧张局势。因此，肯尼迪可能会考虑采取新方法来解决双边问题。至于约翰·肯尼迪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其父亲的外交观念，克格勃和苏联外交部的看法不同。尽管如此，但双方分析人员都指出，肯尼迪承认那个假象——美国导弹数量少于苏联，并且在美国增加其军事实力之前，肯尼迪不可能进行任何有价值的谈判。
在那些赫鲁晓夫可能读过或还没有读过的文件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些透露克里姆林宫流传的一些内幕新闻。尽管克格勃还不准备以书面形式就这位新总统的领导才能作出判断，但是外交部还是准备把他描绘成一个“不可能具有杰出才能的人”。莫斯科的一些人感觉，这个美国富家子弟没有丰富的立法和行政经验，认为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对许多坚持冷战的西方人来说，这有些让他们吃惊，但是肯尼迪并不是赫鲁晓夫所喜欢的那类对手。赫鲁晓夫希望这个对手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敢于面对那些好战的军队。他设想，华盛顿的那种好战的意识已经失控。1960的经历，特别是U-2间谍飞机事件，让他加深了自己的信念，即从本质上看，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不稳定。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本性是好的，但它们都被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给破坏了。如果约翰·肯尼迪是一个强势领导人，赫鲁晓夫将会期待他来控制好军队，和莫斯科进行真诚的谈判。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的一些提议，无论是关于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道问题，还是超级大国的裁军问题，都非常有道理。
11月底，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向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提到和这位美国新总统打交道的主要策略。苏联领导人有意要在1961年初举行一次峰会，以解决柏林问题。动身之前，赫鲁晓夫将会寻求一次和肯尼迪一对一的会谈，它不是四国首脑会谈，并且计划在柏林问题上提出“让步”方案，各方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有具体时间限定的临时协议；协议期满后，西柏林将变成一个自由城市，没有占领国的驻军，北约军队也不得随意进入。这个方案最初是为艾森豪威尔准备的。如果肯尼迪不愿就此进行谈判，那么，苏联和东欧集团将再次发出最后通牒。
肯尼迪刚刚就任总统，赫鲁晓夫就决定要在柏林问题上采取行动，这让乌布利希感到吃惊，此前他并没有被告知，苏联人正在考虑再次提出最后通牒。1958年的最后通牒遭受挫折，这个经历让乌布利希对赫鲁晓夫的决心产生怀疑。“德国人民形成了一种情绪，他们说你们只谈和平条约，却不付诸行动。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支持你们……”赫鲁晓夫让他相信，这次不同以往。“如果不能达成临时协定，那么，我们将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让德国人民看到西方的失败。”尽管对柏林问题施加压力会导致一段时期的紧张局势，但它不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对此，赫鲁晓夫充满信心：“当然，签订和平条约后，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导弹设置在战备状态。但是，幸运的是，我们的对手们还没有疯狂，他们仍在思考，他们的神经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赫鲁晓夫不想预测究竟会不会发生一场危机。或许肯尼迪将会同意他们的要求。
乌布利希刚离开克里姆林宫大约一天，赫鲁晓夫就收到来自华盛顿的一封绝密电文。1960年12月1日，当选总统的弟弟罗伯特·F.肯尼迪[3]——总统选战的负责人，同意和一名伪装成记者的克格勃官员进行30分钟的面谈。罗伯特·肯尼迪是否知道这个记者和苏联领导层有特殊的联系渠道还值得怀疑，或许这位未来的美国司法部长已经做过这种设想，这很正确，就像事实证明的那样，几乎所有的苏联记者都是间谍。利用这个克格勃官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其哥哥的名义向莫斯科发出电文。罗伯特说，当选总统“非常关心柏林局势，将会想方设法解决柏林问题。然而，未来几个月，如果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那么，肯尼迪肯定将会捍卫西方立场”。几周后，赫鲁晓夫给乌布利希写信解释，就像他希望的那样，美国人正在重新考虑其柏林政策。
肯尼迪上台后还想继续两国因U-2间谍飞机事件而破裂的外交联系。尽管在大选中就苏联的挑战发表过强硬谈话，但是，肯尼迪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吸引克里姆林宫的注意力，减少冷战带来的危险。“我们要赌一把。”竞选中他也经常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这句话。肯尼迪认为，艾森豪威尔一直陷于U-2间谍飞机事件之中，因而丧失了和苏联人达成妥协的良机，而未能降低中欧爆发战争的风险。“总统最好对U-2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表示遗憾，而不是像他那样编造一个谎言。以后世界舆论会证实，那是一个谎言。”
在当选总统后和就任总统前长达10周的过渡期里，肯尼迪团队召集专家检讨美苏关系政策的各个方面。一些缓解两国关系的新提法和新策略就来自这些团队。他们建议，美国和苏联应加强文化交流，扩大两国间的贸易，而不是仅局限于蟹肉贸易。他们还提出两国开展空间研究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他们没有就柏林问题提出新策略。肯尼迪已经安排哈里·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4]来考虑打破柏林僵局的策略问题。然而，其间国务院资深德国问题专家马丁·希伦布兰德[5]就向艾奇逊小组发表过意见。“我们可以维持柏林的现状，但是我们不可能主动采取行动来让它变得更好。”1961年1月，希伦布兰德这样写道，“只要苏联和东德愿意接受这些政治后果，他们或多或少都能让局势变得更糟。”从1948年斯大林首次试图把西方盟国赶出西柏林开始，保卫这座城市及其220万居民就成了美国在战后欧洲保持其尊严的试金石。没有哪位美国总统会考虑对此作出让步。最终，肯尼迪就此问题征询过意见，每一个人都得出了和希伦布兰德一样的结论，也是肯尼迪不喜欢的一个结论：“无论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但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真正限制了西方的实际行为。”然而，对另外一项有重要意义政策的审视却没有进入克里姆林宫的视野。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个月，美国加快了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秘密行动。尽管对莫斯科和哈瓦那有所担心，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从未策划过刺杀卡斯特罗或强行推翻其政权的方案，以保证理查德·尼克松能赢得总统大选。然而，由U-2项目前任负责人理查德·比斯尔领导的一个中情局小组却不知疲倦地向白宫提供了一整套秘密行动方案。此时，这些行动专家们开始相信，在路易斯安娜和关塔那摩，有一千古巴移民接受过训练，他们能向古巴政权发起致命打击。
来自乔治敦的比斯尔是肯尼迪的朋友，他极有可能首先向肯尼迪暗示过，中情局希望白宫批准，新政府上台伊始就对古巴采取某种激烈行动。1960年11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第一次收到古巴行动计划的正式方案。之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比斯尔都不再相信：新政府会继续艾森豪威尔已经启动的方案，推翻卡斯特罗的计划将不会改变。1961年2月，中情局最后完成了其行动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并最终批准该方案。4月，肯尼迪暂时批准这一方案，尽管他常常会保留在最后一刻取消方案的权力。
尽管克里姆林宫对华盛顿颠覆卡斯特罗的行为一无所知，但是赫鲁晓夫还是让自己对肯尼迪的决心产生一种满足感。就像1956年秋东欧的局势让赫鲁晓夫无法判断出中东纳赛尔面临的威胁一样，1961年初的国内局势对这位苏联领导人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1958年高调宣布七年计划，以改善苏联国内的形势，而现在这个计划正在落空。因为担心苏联劳动者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将会导致和1956年布达佩斯一样的政治危机，克里姆林宫才制定了这项计划。视察苏联各地时，赫鲁晓夫看到的许多景象表明，苏联不能满足其居民最基本的需求。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党的书记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让他相信，俄罗斯的食物供应是充足的。当赫鲁晓夫发现这并非事实后，这位书记回答道：“如果有人要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从我们这分出去，我们就能自给。”赫鲁晓夫不相信还有这么愚蠢的想法，反回道：“但是，我们要把莫斯科给谁？给格鲁吉亚吗？”事实上，苏联人民正在经历着肉类、牛奶和鸡蛋的严重短缺。农贸市场只要有鸡蛋上市，一打鸡蛋的价格就相当于三美元，而最好的俄罗斯面包也只卖几分钱。克里姆林宫将不得不在伦敦市场卖出价值2600万美元的23吨黄金，以购买欧洲的黄油，因为它自己不能生产足够的黄油。一个笑话在排队买食品的队伍中流传着：“亚当和夏娃是什么国籍？”答案是：“俄国人。”人们会问：“为什么？”答案是：“因为他们都赤身裸体，只有一只苹果可以吃，尽管他们生活在天堂。”
赫鲁晓夫很清楚，他的人民并没有生活在天堂之中，而且也不仅仅短缺黄油。匈牙利事件数周后，赫鲁晓夫警告主席团委员，住房和食物同样重要，它们对苏联政权的存在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之后，1958年，克里姆林宫承诺要建设200万平方米的新房屋。到1961年初，住房严重短缺，以至于赫鲁晓夫下令所有的新楼房都要建五层以上，以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即使这种应急措施也无法解决住房问题。赫鲁晓夫不得不取消这道命令，因为他听说苏联缺乏制造高层楼房电梯所需的原材料。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很快就聚集在一起决定，他们将如何捏造七年计划各个方面的数字，以便让承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不会显得那么大。
对下属情愿意接受这种悲哀的现实状况，赫鲁晓夫感到非常不解。“我们为什么会让这些垃圾人物进入党内？”一位地方领导人杀死了正在产奶的奶牛，从而达到肉食品的配额指标，之后他获提拔。得知此事，赫鲁晓夫发出了这样的评论。离莫斯科300英里远的一个城市党的书记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要脱下裤子让赫鲁晓夫亲自鞭打他。“他连说了三遍，”赫鲁晓夫事后说道，“我忍无可忍，对他说道：‘你为什么要脱下裤子向我们展示你的屁股？你想让我们从中取乐吗？’这到底是什么党的书记？”
赫鲁晓夫感受到了这些失败的威胁。他向苏联人民许诺，他们的社会将会在1970年赶上并超越美国。这些来自基层的令人沉闷的报告让他一再提醒其同事，政府要认真对待这个目标，即让苏联人民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准。“你们还记得吗？当我宣布我们将会赶上美国时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是怎么对我大喊大叫的……他们让赶上美国这个口号给吓住了。”赫鲁晓夫仍然相信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意味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赶上美国意味着什么？”1961年3月，他这样问他的同事：“那意味着要更加努力地思考，不要大惊小怪。”
1961年头几个月，另一件让赫鲁晓夫不快和分心的事情是，中国和其在欧洲的一个奇怪的小盟国阿尔巴尼亚。纳粹势力在巴尔干地区垮台后，恩维尔·霍查[6]就一直是这个对外国心怀戒心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出于对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的铁托瓜分东南欧阴谋的恐惧，他转而投入中国的怀抱。意识形态因素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霍查无意让阿尔巴尼亚人与温和的自由化和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产生瓜葛。1961年2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紧张关系公开化。来自阿尔巴尼亚的报告称，阿尔巴尼亚人正在把悬挂在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赫鲁晓夫画像换成斯大林画像，尽管赫鲁晓夫也很生气，但这场分歧并未对世界局势造成任何影响。然而，当赫鲁晓夫建议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往来时，米高扬却提醒他，实际上这关系到中国。如果苏联对其巴尔干盟友施加压力，毛泽东可能会反应过度。
米高扬的话很有道理，赫鲁晓夫接受了谨慎处理此事的建议。此外，克里姆林宫真正关心的不是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而是北京正在让东南亚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中国正在和巴特寮、北越站在一起，正在争取让老挝王国取得革命的胜利。美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在1960年12月发动攻势，迫使持中立立场的首相梭发那·富马和大多数老挝共产党领导人逃离这个国家，老挝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61年1月，巴特寮的成功反击让北京和河内实现其梦想的可能性增大。然而，即使巴特寮继续取得优势，赫鲁晓夫也建议这两个共产党国家要寻求老挝问题的外交解决。赫鲁晓夫相信，如果巴特寮继续发动攻势，势必会引发美国的干涉。因此，他主张，只有耐心的政治斗争才能为这个地区带来最后的胜利。
3月，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平息了这场争论。此时，葛罗米柯已飞往美国，以摸清肯尼迪对东南亚局势的看法。会见葛罗米柯时，肯尼迪总统告诉苏联人，华盛顿现在支持梭发那·富马中立政府。肯尼迪希望在老挝组建一支统一的军队和一个联合政府，让老挝成为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国家。这和赫鲁晓夫对北京和河内提出的想法一模一样。4天后，苏联人交给北越一份有关这次老挝问题会谈的俄文记录，要求北越政治局和其领导人胡志明阅读。然后，莫斯科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老挝停战，并私下要求北京、河内和巴特寮遵守这项声明。尽管中国之后加入巴特寮一边，并接受停火决定，但是莫斯科清楚，毛泽东坚决反对在老挝建立由一个中立政府领导的统一国家。
在国内局势令人失望、国外争论不断的氛围中，4月12日，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对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虽然苏联人民的住房和食物需求得不到满足，但是，苏联毕竟成为第一个实现太空载人飞行的国家。赫鲁晓夫担心加加林的飞行出故障，否定了原定于5月1日的飞行计划，以免在传统节日出现事故。其太空顾问们对这次成功飞行充满信心，但是，他们还是把飞行计划提前，以保证苏联领先美国。美国人正准备在5月的第一周把宇航员艾伦·谢泼德[7]送上太空。
赫鲁晓夫号召举行盛大的全国性庆典活动以庆祝加加林成功实现太空飞行，这是苏联自1945年5月9日取得二战胜利后最大的一次庆典活动。4架米格战斗机护卫着加加林乘坐的伊尔-18专机，把他带回莫斯科。专机降落前，莫斯科已是人山人海。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街道两旁、沿街的屋顶和阳台上都站满了人，之后在红场举行盛大的游行。苏联人民渴望庆祝活动，公众对加加林的热情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尽管莫斯科营造的这种戏剧性效果令人吃惊，甚至赫鲁晓夫的家人也感到吃惊，但他心里十分清楚，盛大的庆祝活动分散了苏联民众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关注令人压抑的日常生活现实以及赶超美国的空想。最近，赫鲁晓夫收到许多报告，称各地建筑工地普遍使用劣质材料。考虑到这个因素，他认为庆祝期间站满人的阳台无一处倒塌，这是对他的奖励。
这些大事中，苏联领导层刻意忽略了美国对卡斯特罗实施的种种阴谋。4月，哈瓦那发生系列恐怖爆炸和纵火案件。4月13日，古巴最大的百货商店毁于一场人为大火。此前一天，克格勃驻墨西哥城的代表报告，来自危地马拉共产党的消息称，未来数天美国将支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1960年夏季以来，因为担心美国要对卡斯特罗实施军事打击，苏联人一直忐忑不安。正像那个狼来了的寓言一样，每次警告发出后，却并未发现美国海军出动。这些警告也慢慢地不为人所重视。
而且，赫鲁晓夫已经从肯尼迪那里得到的两个信号表明，美国不太可能入侵古巴。3月，美国大使汤普森长途跋涉2000英里，在西伯利亚向赫鲁晓夫递交了肯尼迪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件称，现在可进行面对面的会见，并建议5月底在欧洲一个中立国家的首都举行会谈。4月1日，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回信，同意举行会谈。虽然会谈日期未定，但肯尼迪希望会谈的愿望却是肯定的。一周后，美国人要求将这次会见推迟到6月，并希望在维也纳会面。
美国同意举行峰会被视为美国新总统对赫鲁晓夫的尊重。第二个信号是肯尼迪发布的一个声明，它似乎在暗示，美国对卡斯特罗采取忍让态度，这让苏联领导人感到困惑。同一天，克格勃墨西哥站发来报告称，美国总统公开否认美国将要进攻古巴的传言。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任何条件下，美国都不会武力干涉古巴……美国政府将会做它可以做的每一件事，并且我相信，它能尽其职责来保证美国人不会卷入古巴的任何行动中……它不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事情，而是古巴人自己的内部事务。”
肯尼迪的回答不仅让赫鲁晓夫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即白宫将会克制自己，而且它也对苏联国家安全作出了保证。估计自己离开古巴也不会发生什么事，4月，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被允许离开古巴前往巴西。行前，他目睹了美国开始发动的这场战役，即一系列由反卡斯特罗的突击队员对古巴中部发动的进攻，其高峰是进攻猪湾。之后，他回忆道，甚至他也认为没有什么大的威胁：“我看见了美国的轰炸……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相信将会发生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呢？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不相信它会发生。”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后，古巴的焦虑有所缓解。4月14日，切·格瓦拉在会见苏联驻古巴大使时说：“由外部反革命势力对古巴发动的这些滩头进攻现在大概要偃旗息鼓了。”古巴人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在背后介入古巴百货大楼的纵火事件。“那些爆炸案中，”切·格瓦拉对苏联人说，“其中在百货大楼大火后发现的一枚炸弹没有爆炸，那上面有‘美国陆军’的字样。”但是，甚至格瓦拉都认为，虽然肯尼迪和以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都是古巴革命的敌人，但是，新总统不太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美国的策略有些改变。”格瓦拉告诉克里姆林宫。此时，古巴人认为，美国的主要策略是孤立古巴，并蓄意破坏古巴的经济。
然而，切·格瓦拉会见苏联大使的次日，美国支持的轰炸行动进一步加剧，这让古巴再次感到忧虑。4月15日凌晨，哈瓦那等三个地方发生爆炸，卡斯特罗因此宣称，这是对古巴发动进攻的序幕。4月16日，虽然古巴不知道进攻何时会发生，但古巴空军和海军开始大张旗鼓地巡逻。与此同时，莫斯科似乎也不希望发生任何入侵行为。
1961年4月17日下午，莫斯科收到报告称，美国支持的古巴反叛力量已经侵入猪湾三处海滩，古巴流亡政府也号召全国暴动。赫鲁晓夫非常担心，这次由中情局艾伦·杜勒斯一手策划的挑衅行为将会破坏即将与肯尼迪举行的会谈，就像以前他派鲍尔斯驾驶U-2间谍飞机破坏巴黎峰会一样。赫鲁晓夫不愿承认他对肯尼迪作出了错误判断，即后者不喜欢古巴政权。克格勃的报告指出，杜勒斯要为入侵古巴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他从中感到一丝宽慰。例如，克格勃从伦敦发来的报告称，美国使馆官员说，肯尼迪后悔继续留任共和党的一些官员如艾伦·杜勒斯和财政部长C.道格拉斯·狄龙。
尽管克里姆林宫掉以轻心，而古巴情报机构也没有及时发出警报，但中情局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这次行动注定要失败。登陆海滩附近没有游击队接应，而且1200人在一处平坦的沼泽地登陆，那里只有一条道路。黎明时分，成队的苏联坦克沿着这条路开了过来。除计划不周外，肯尼迪总统也犯了指挥错误。最后一刻，肯尼迪取消空中打击的命令，本来这可以让登陆的游击队拥有空中优势。因为没有美国飞机，6架古巴战机得以击沉两艘登陆船，其中一艘装载着电台和弹药。到4月19日，美国开始从这个地区撤出其所有的装备和人员。1100多名进攻者当了古巴的俘虏。
猪湾事件打消了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好感。现在，苏联领导人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是肯尼迪一直在支持这次入侵，还是这次入侵控制在像杜勒斯这样的强硬派手中？对此，赫鲁晓夫还不能马上得出结论。4月18日，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措辞犀利的书面抗议信，但又让葛罗米柯把抗议信亲自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并解释道，他希望“最近两国间的分歧将会被解决，美苏关系将会被改善”，以此来化解那些犀利的言辞。赫鲁晓夫希望肯尼迪将会对他所关注的美苏关系发展方向发出信号。
入侵猪湾失利，华盛顿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峰会再次产生兴趣。肯尼迪决定，尽管他不会向苏联人作出外交让步，但是他需要在峰会上表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尽管猪湾事件之后西欧各国产生政治分歧，但是肯尼迪关心的是，因为入侵古巴失利，苏联人已经得出结论，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
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给了他推动峰会召开的机会。天生就守口如瓶的罗伯特·肯尼迪是那种喜欢幕后工作的人。“如果美国司法部长总是把他的行踪告诉下属，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长期担任罗伯特·肯尼迪秘书的安吉·诺韦拉这样写道。当罗伯特·肯尼迪从其新闻秘书格斯曼那里得知，全美记者俱乐部前主席声称，通过一个苏联外交官与莫斯科保持一种特殊联系渠道。他想见见这个俄国人。这个记者就是无处不在的弗兰克·霍尔曼，他是尼克松的新闻助手。那个外交官叫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是苏联格鲁乌（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GRU）的间谍，他有时会和霍尔曼共进午餐。“那个伙计想见你的人。”在一次会面前，霍尔曼告诉格斯曼。之后，司法部长和这位格鲁乌官员直接通了电话。
罗伯特·肯尼迪和博利沙科夫的交往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关系变得如此重要。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两人的关系。格斯曼在三人间周旋数周后，5月9日，安排两人第一次会面。苏联驻美使馆的格鲁乌负责人不同意博利沙科夫会见任何人，格鲁乌总部负责人也不想让他介入外交事务。博利沙科夫在华盛顿的任务是当间谍。格鲁乌负责人伊万·谢罗夫是否事先就和博利沙科夫的负责人谈过这件事，还不清楚。1958年12月，米高扬成功地把伊万·谢罗夫从克格勃负责人的位子上赶了下来，而赫鲁晓夫却偏袒他，把他任命为格鲁乌负责人。无论如何，博利沙科夫已被告知，不得参与这次会面。下一步他要自作主张。
肯尼迪兄弟也在通过外部渠道来促成这次会面。他们没有向总统外交政策小组的任何法定成员披露过其想法，即在峰会前试探赫鲁晓夫的计划。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助理麦乔治·邦迪[8]后来把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形容为只限于兄弟间知道、外人“不能分享”。尽管其职责是协调白宫内部的外交政策，但是，邦迪却被排除在外。新任国务卿迪安·腊斯克[9]也是如此。结果，美国三位最富有经验的克里姆林宫专家对此都一无所知：卢埃林·汤普森早前已同意留任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现在是留驻国务院的首席苏联专家，乔治·凯南[10]在离开政府部门8年之后，再次就任肯尼迪政府驻南斯拉夫大使。邦迪之后的结论是，肯尼迪兄弟非常巧妙地切断了所有这些可能的情报来源，就是要保持博利沙科夫这个秘密渠道。
筹备这次会谈之时，肯尼迪兄弟详细讨论了美国对事关美苏两大集团重要问题所持的立场。肯尼迪非常希望能把赫鲁晓夫的注意力吸引到禁止核试验问题上。1958年以来，在自愿暂停任何形式的核试验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谋求全面禁止核试验。就如何验证禁核效果，从谈判伊始，双方就有分歧。当核大国将核试验从地上转入地下时，双方的分歧更大了。美国和英国的谈判代表指出，在苏联大陆每年都会发现数百次地震，每一次地震都可能是一次未公开的核试验。美国的立场是，它应该有权利每年实施现场检验，以证实这些地震是自然现象。
苏联的立场在1960年非常强硬。克里姆林宫的谈判代表从未同意实施现场检验，并把它视为美国企图对苏联实施间谍行为。令人不快的刚果危机之后，赫鲁晓夫拒绝考虑联合国在强制禁核试验监测中扮演任何角色，这使得禁核协议谈判更加复杂化。赫鲁晓夫提出的联合国改革建议也秉承这一精神，他想让一个由三方组成的机构来实施检验，三方分别为美、苏和中立国家。赫鲁晓夫不信任中立国家，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他坚称，对于任何检测，三方机构必须达成一致。
肯尼迪也很坚定，不可能作出让步，让苏联人有权否决对其境内的可疑场所实施检测。但是，他相信，会考虑赫鲁晓夫可接受的现场检测次数。肯尼迪是一个坚定的禁核试验倡议者。他也不想继续部分核试验，因为若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对其新政府来说，将象征着其在外交上取得的一大成就。
肯尼迪还有另一个重要提议。4月底，新政府已慎重考虑过向泰国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以支持老挝的梭发那·富马。他不想让苏联人和其盟友再次迫使美国介入其中。如果可能，肯尼迪希望在维也纳和赫鲁晓夫就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老挝国家达成共识。
5月9日，和博利沙科夫的首次对话中，在改善两国关系和建立一个老挝中立政府的轻松氛围中，罗伯特·肯尼迪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肯尼迪总统禁止核试验的想法。他说，只要双方都不投票反对实施检验的话，肯尼迪总统准备接受每年限于一定次数的核检测，并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监督禁核条约的实施。罗伯特·肯尼迪也表示，肯尼迪总统对在维也纳取得实质性成果有耐心，“总统不想重复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曲折经历，并希望即将到来的会谈能达成具体协议。”
肯尼迪兄弟俩的期待是，一旦赫鲁晓夫明白，美国总统已经亲自介入峰会之前实际协议的起草时，克里姆林宫应加快进度。他们希望，博利沙科夫的报告引起莫斯科注意后，双方将派出各自的外交官来研究禁止核试验协议细节，3周后召开峰会时，将签署这个协议。然而，当博利沙科夫的报告迅速交给赫鲁晓夫后，而后者想的却是峰会召开的时间问题。5月12日，可能还没有看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的会谈报告，赫鲁晓夫就给肯尼迪总统发出一封信，要求在6月或7月召开峰会，信中提及他对老挝局势抱乐观态度，并强调西柏林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但却只字未提禁止核试验协议。
赫鲁晓夫不知道博利沙科夫，他的女婿认识后者。一旦赫鲁晓夫仔细读过博利沙科夫的报告，他会失望。肯尼迪对柏林问题只字未提，而这正是赫鲁晓夫要会见他的主要原因。赫鲁晓夫无意于在维也纳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相反，军方正在向他建议，停止核试验两年后，苏联可以继续进行核试验。尽管美国情报机构有所担心，但苏联人并没有违反暂停核试验的做法。苏联将军们呼吁赫鲁晓夫注意控制冷战成本，其理由是，核试验将会使苏联的核力量更为强大。虽然赫鲁晓夫喜欢这个理由，但是，他不愿意首先破坏暂停核试验的做法，这个理由并不能完全实现他的这个愿望。世界舆论将会反对第一个重新从事大气层核试验的超级大国，据信它会释放出放射性物质。和美国不同，苏联还不能进行地下核试验。
因为肯尼迪决意要把禁止核试验作为峰会中心议题，赫鲁晓夫意识到，他没有什么可以通过这个秘密渠道来答复的。唯一的例外就是老挝问题。赫鲁晓夫想在这封信里表明，他乐意听到肯尼迪对老挝中立化政策的肯定答复，三月以来，他似乎一直都在遵循老挝中立化的原则。否则，外交部和国防部将会就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给出官方答复，以让肯尼迪提出一些富有新意的东西。
葛罗米柯的德国专家们已为赫鲁晓夫和参加峰会的苏联代表团拟好一些想法，他们不得不为博利沙科夫编造一些会谈要点。苏联外交部早已尝过被这位精明的领导人晾在一边的滋味。1958年有一次，1960年有两次，赫鲁晓夫都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苏联对一些重要外交问题的态度，事先却未通知外交部门。预料赫鲁晓夫这次也会这么做，因而对于5月中旬的这次峰会，外交部所作的准备要远少于1960年5月流产的那次峰会。和赫鲁晓夫的期望一样，葛罗米柯和其同事们也正在观察着罗伯特·肯尼迪要在这些秘密会谈中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仿佛他需要更大的压力，赫鲁晓夫正在收到的消息更加坚定了要把柏林问题列为峰会主题的决心。5月中旬，乌布利希带来的消息称，东德居民像洪水一样涌向西柏林。他不能再坐视不管。1961年4月，西柏林登记中心登记的东德难民人数已达到上年同期的两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德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提高工资、降低周工作时间的目标未得到东德议会通过。随着工业生产的下降和出口收入的减少，东德政权根本无力承受这个方案。因此，用脚投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数有所上升。乌布利希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一个像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和一个像西德那样开放边境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争的”。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称，东德人现在想关闭东西柏林之间的边境通道，即使这可能会使“签订和平条约的斗争”更加复杂化。别尔乌辛建议，或许可以利用此次峰会机会，至少就柏林问题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以后将会促成柏林问题的全面解决。
5月21日，当罗伯特·肯尼迪再次与博利沙科夫会面时，这个秘密渠道开始产生消极作用。和赫鲁晓夫听到5月9日会谈内容后一样，司法部长对博利沙科夫传递来的消息也颇为失望。然而，罗伯特·肯尼迪带来了另外一项禁核试验提议，即华盛顿将接受一个由三方成员组成的核查机构，但它不能有投票否决权。两天后，肯尼迪焦虑地给博利沙科夫打电话，希望听到来自莫斯科的好消息，“请尽快对这项提议作出回应。”他在电话中说道。
赫鲁晓夫已经下决心要解决柏林问题，以此来考验美国领导人的政治才能。然而，现在他从来自格鲁乌华盛顿会谈的报告中看到，肯尼迪总统实际上想谈除柏林问题之外的任何议题。在回应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时，罗伯特·肯尼迪代表肯尼迪总统表示：“总统将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只限于讨论，他不想在此次会谈中就此寻求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对柏林问题，白宫未能提出任何新思路，而司法部长的极力掩饰只会让赫鲁晓夫更加感到愤怒。5月21日的会谈中，罗伯特·肯尼迪补充道：“我们清楚解决德国问题的重要性，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有历史原因。解决德国问题，美国政府需要时间。”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已经等待已久。
肯尼迪兄弟嚷嚷着要一个回应，赫鲁晓夫决定亲自回答他们。利用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访苏之机，赫鲁晓夫邀请美国大使和夫人到溜冰场的包厢一同观看表演。他要给华盛顿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们知道，柏林问题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如果肯尼迪确实需要缓和局势，他将不得不在维也纳的会见中就柏林问题作出让步。
溜冰场会谈是美国大使多年来耐着性子听完的最艰难的一次谈话。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无情地指责汤普森大使。当美国大使问道，为什么柏林现状不能再维持7年时，苏联领导人火冒三丈，他不能接受这一现状。当和赫鲁晓夫辩论起苏联人能等多长时间来解决柏林问题时，大使夫人简·汤普森变得不安起来，以至于她要寻求丈夫的支持。最后，赫鲁晓夫听到了汤普森大使的威胁：“好的，如果你们使用武力，用武力切断我们进入西柏林的通道，那么，我们也将使用武力来对付武力。”赫鲁晓夫回答道：“你的理解完全错误。我们绝对没有使用武力的计划。我们将签署一个和平条约，你们来自投降条约的权力将以这种方式终结。”他又补充道，西德大选之后，尤其是十月苏共代表大会后，美国可以期待苏联人和东德人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他警告道，美国在西柏林的驻军“或许不得不勒紧他们的腰带”。
肯尼迪需要知道他在维也纳将要面临的困境，不幸的是，汤普森大使并没有把赫鲁晓夫的话全都告诉他。这位长期观察克里姆林宫的专家清楚，赫鲁晓夫已经在利用其个人影响力来为解决柏林困境寻找出路。1959年，当赫鲁晓夫第一次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时，汤普森就已经担任驻苏大使。看到那次退却，汤普森现在怀疑，这位苏联领导人将会挑起第二次危机。如果他这么做，美国大使估计，这会发生在十月中旬党代表大会之后。“在轻松和亲密的氛围中，赫鲁晓夫完全有可能努力回避柏林问题”，他不可能总是出错。
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红色威胁的说法已经成为一个模板，其内容大量被披露。人们自然要问：冷战究竟有多大危险？我们究竟离核战争有多远？赫鲁晓夫时期的中央委员会文件揭示，随着1961年5月26日主席团会议的召开，整个世界与核战争爆发的距离比1949年8月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近。即使赫鲁晓夫有关战争的谈话是他发怒时的言论，而不是精神崩溃的象征，但是，就在那一天，这位苏联领导人慎重地启动了战争机器。在有核时代之前，这样一个决定只能产生局部结果。但在赫鲁晓夫时代，这样的固执行为马上就会影响整个世界。
5月26日的会议是赫鲁晓夫6月3日前往维也纳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主席团会议。苏联领导人计划坐火车去维也纳，以便看看乌克兰的玉米长势。捷克人已经请他做短暂停留，奥地利共产党也希望和他见面。然而，赫鲁晓夫的心思确实不在这里。相反，他想为苏联的外交政策确定一条更加危险的路线。对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来说，唯一的前兆似乎是赫鲁晓夫要求一位速记员和他一同赴会。1958年以来，当有意要宣布一项新政策时，他才会这么做。“我认为此次和肯尼迪的会谈非常重要，”赫鲁晓夫说道，“因为我们正在接近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要解决柏林问题。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然后，赫鲁晓夫要让其同事们知道他对肯尼迪的想法，“他是狗娘养的。”他骂道。看冰球表演以来的两天里，这位苏联领导人已经拿定主意，别无选择，只有尽早和肯尼迪政府进行对抗。博利沙科夫的秘密渠道和汤普森大使的公开渠道都证实，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都不准备接受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提出的要求。
“我们不怕德国的入侵……德国……将不会挑起一场新的战争，”赫鲁晓夫说道，“最危险的（国家）是美国。”他对美国政府不检点行为的指责甚于对任何一个美国人的指责。猪湾事件和随后令人失望的秘密渠道都让他相信，肯尼迪并不能支配其政府。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受制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美国提供担保的原因。其决定不是基于逻辑原则而作出的，而是被许多不同的派别和一些意外事件所左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根据军方的意见轻易发动一场战争的原因，即使它完全意识到形势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糟。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美国军队能冒出来并找到一个借口，介入反对我们的战争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耐心的领导人或许会建议先平静一个时期，以便加强苏联实力去对付这些由美国的反复无常所带来的威胁。但是，赫鲁晓夫没有耐心。他告诉其他苏联领导人，他想把世界拖入这场冷战最大的核危机之中。赫鲁晓夫认为这不是在选择战争，而是准备冒险。东德是苏联在东欧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堵住西柏林这个漏洞的协议，并加强其自身实力的话，东德将会灭亡。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有关柏林的要求是合理的，即使在武力逼迫下，美国人也必须接受这些要求。“我们正在冒的这个险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按百分比换算的话，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95％以上。”
赫鲁晓夫描述了这次危机将如何开始。苏联将会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然后将航空、铁路和公路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政府。然后，又揭示了这场柏林游戏的结局，那是他所期待的：“我们不占领西柏林，我们也不会宣布对其实施封锁。（但是）我们要切断空中交通。我们要说明的是，我们想允许西方的飞机飞行，但条件是，它们要降落在柏林附近的东德机场。我们不要求他们撤军。然而，我们把他们视为非法，尽管我们将不使用任何强硬的武力方式来迫使其撤军。我们将切断食品的供应线，但不中断其他的生命线。对西柏林的事务，我们将坚持不干涉和不介入的原则。因此，我不认为因为处于战争状态，以及占领军政权将会终结的原因，会引发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的自信源自其设想，即国际舆论和北约西欧成员国将会阻止美国使用武力来保卫其在西柏林的地位。“（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将不会和现在在欧洲发动战争的美国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告诉其同伴，“因为核武器将主要部署在西德、法国和英国。他们都是聪明人，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一点。”
在美国，总统顾问们正在告诉肯尼迪，赫鲁晓夫面临着强硬派的反对，后者不喜欢他和西方实现缓和。事实上，所有这些针对美国的进攻性策略都是赫鲁晓夫一手制订的，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来逼迫他，让他变得更富有攻击性。听完赫鲁晓夫对那个新策略的描述后，只有一个人站起来反对它，说这会导致危险。
就像1958年11月赫鲁晓夫主张单方面结束四国对柏林的控制一样，这次米高扬也是主席团唯一理智的人。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的建议导致战争的可能性要比他预计的大。米高扬并不相信，卷入核战争的恐惧可以阻止北约国家为保护其在西柏林的权利而参与战争。“在我看来，”米高扬说道，“他们可以发动一场非核战争。”实际上，对像柏林这样的一场地区冲突来说，核恐吓是否有价值，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意见并不一致。赫鲁晓夫的设想是，西方如此害怕爆发一场全面核战争，以至于不管对苏联封锁西柏林作出何种反应，肯尼迪都不会选择发动战争这种形式。米高扬则认为，美国人也许会使用常规武器来回应苏联的挑衅。他也不想低估这位美国新总统的个性。压力之下，肯尼迪说不定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虽然米高扬只提及10％的战争爆发几率，但是，这是一种修辞手段，他不让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个傻瓜。赫鲁晓夫的建议极有可能会把肯尼迪逼入墙角，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米高扬想以此说法来争取其他人的支持。他强调，关闭西方的空中走廊将会“极大地激怒”对方。他建议，保持空中走廊的开放或许会让西方接受这种既成事实。
听到米高扬的话，赫鲁晓夫愈加愤怒。现在不是1958年，他不打算和任何人妥协。“事实上什么也不会改变，”赫鲁晓夫说道，“如果我们保持空中交通畅通，除法律上的变化外，将不会有什么实际变化。美国人将会很高兴地接受你的建议，因为它维护了他们的权利。”
和米高扬不欢而散的辩论迫使赫鲁晓夫提醒其他苏联领导人，为什么柏林问题如此重要。对他而言，核心问题是要保卫苏联东欧集团，特别要保卫东德，并不担心来自西德或其他北约国家的进攻，尽管阿登纳渴望核武器的想法令人忧虑。东德的主要威胁来自内部。每周都有数以千计的各类专业人士通过西柏林逃离这个国家。米高扬的妥协不能满足这位苏联领导人的愿望。
“你们想，”赫鲁晓夫说道，“如果我们保持空中交通的畅通，这将会让德国人和乌布利希政府感到焦虑。他已经强调过，我们训练工程师、医生，他们却离开这个国家，而我们则无能为力。那是不可能的。在那里他们的收入确实很高，受过教育的人会有很好的机会。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因此，如果我们声明这个立场，那么，首先是华沙条约集团将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一种不一致、不确定的感觉。其结果是，他们对我们政策的信心将会发生动摇，首先是东德，也不只是乌布利希的信心……他们将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它意味着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根据，但实际上，却保持不变，大门依然敞开着。”
米高扬打断他的讲话，赫鲁晓夫颇为不悦。他决定再向前迈出一步，不仅要迫使空中走廊关闭，他还要击落任何试图在西柏林降落的北约国家的飞机，以此来昭示其关闭走廊的决心，“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不得不威胁他们。比如，如果附近有任何飞机，我们将不得不击落它们。他们可能会挑衅吗？他们会挑衅的。如果我们不把飞机击落，那将意味着我们是在投降。我想他们将会容忍这种做法……这也会证实，如果我们公开宣布某件事情，我们就会做到。换句话说，政策就是政策。如果我们想实施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想让它得到认可、尊重，让人感到害怕，有必要证实它。”
赫鲁晓夫不同意因为柏林问题，西方将会冒险发动一场常规战争的说法。在他眼里，中欧军事力量的平衡对北约不利，这么做是不明智的。当他阐述这个观点时，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讲话有种欣喜若狂的感觉。最近数周来，主席团一直在解决对遥远的刚果和老挝的军事援助问题，要在那些与莫斯科利益相关的地区找到抵消美国优势的办法，赫鲁晓夫在疲于应付这些事。而柏林则完全不同。苏联人在那里一直占有优势。“这些天有关常规武器的考虑……这些考虑不涉及柏林地区。那是对老挝、古巴、刚果，甚至或许是伊朗考虑的问题。但是，在柏林地区，我们要比北约更强大，他们也说‘俄国人有优势……’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同意。我们提出这个计划，并且要坚持它。然后，这件事就会被接受。”
为确保苏联传统优势尽可能突出，赫鲁晓夫命令三位元帅：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俄军总参谋长扎哈罗夫[11]和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司令格列奇科“彻底检查驻德各个部队间的相互联系，看看还需要些什么”。
会议结束之际，荒谬的事情发生了。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关于启动国际危机的讲话，就有人问道，外交部是否该为美国总统、总统夫人及美国代表团成员准备礼物。知道美国总统喜欢美食，设想他会喜欢古典音乐，葛罗米柯的小组建议送他12听鱼子酱，还有一些用黑皮套装起来的音乐唱片，那都是俄罗斯和苏联音乐家的作品。苏联人认为送总统夫人一套六件的银质咖啡茶具最合适。赫鲁晓夫讽刺他的外交官：“礼物甚至在战前就做好了。”
当赫鲁晓夫的火车穿越乌克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肯尼迪和美国代表团却飞往巴黎和法国进行峰会前的会谈。戴高乐不久前曾经接待过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肯尼迪想听听他的想法。戴高乐的主要建议是，谈判柏林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能不能挡住赫鲁晓夫取决于肯尼迪，以便苏联人最终倾向于接受现状。“对双方来说，确定柏林应有的位置是很烦人的事，然而，它就在那儿。”戴高乐并不担心苏联人的报复能力。他提醒肯尼迪，苏联领导人习惯于发布通牒令，然后就忘记了。“如果他想交战，”戴高乐解释道，“他可能已经动手了。”
戴高乐发现，肯尼迪非常关注赫鲁晓夫对西方决心的怀疑。“在事关柏林的问题上，西方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脆弱。”戴高乐告诉肯尼迪。他还披露，最近苏联人刚从法国购买了6万吨肉制品。
离开巴黎当天，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会谈就开始了。6月3日中午，两位领导人相见于美国驻维也纳使馆的台阶上。那一刻的笑容确实很罕见，但是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国会山时曾和肯尼迪见过面。为此两人都讲了一些趣事。之后，双方就世界政治交换意见，首次会谈没有取得成果。实质上，这种意见分歧是两位领导人不同世界政治观的反映。赫鲁晓夫清楚，在军事上，美国可以支配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对肯尼迪来说，他并不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过去很少在第三世界挑起冲突。苏联多半会对一些机会作出一些反应而已。
下午的会谈也好不到哪里。午餐时肯尼迪仔细回味了会谈内容，他似乎意识到这次会谈开局并不好。为了营造和谐氛围，肯尼迪请赫鲁晓夫一同在使馆花园散步，只有翻译跟着他们。赫鲁晓夫比肯尼迪矮半英尺多，散步时肯尼迪那脆弱的后背一直紧绷着。但是，似乎这很值得。肯尼迪说，那次在溜冰场和美国大使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曾告诉汤普森大使，如果两人周围没有助手，他将会更坦率地和肯尼迪总统谈话。
肯尼迪问道，赫鲁晓夫是如何挤出时间来接受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的长时间采访并会见到访的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12]的，这两人在春天时访问过莫斯科。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制度给了他时间来参加这些会见活动。肯尼迪颇为吃惊，他指出，因为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劝说、劝诱、咨询政府不同机构的工作上。“那你们为什么不采用我们的制度？”赫鲁晓夫问道。
两个人的关系依然难以捉摸。肯尼迪建议在室内继续其谈话，而不必再次召集各自代表团的成员。话题回到更广泛的主题，如有关各自国家如何提高对第三世界未来的认识等，肯尼迪总统想展开某种性质的交流，在探索那些他们所面临的特定问题，尤其是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之前，先就减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冲突等，交流各自想法。出于对会谈形式的好感，赫鲁晓夫同意再花上几个小时来谈谈这些抽象问题。还有一整天时间，足够肯尼迪就柏林问题提出一些新东西，而且对抗能否被避免，他并不抱什么希望。
因此，两位领导人又用了三个小时来谈论那些对赫鲁晓夫来说无关紧要的话题。从奥林匹克的世界观谈起，要是可能的话，肯尼迪不会提及那些以后或许会让他感到惭愧的话题。但是，这场谈话却激发了赫鲁晓夫的热情。肯尼迪发现，当他不得不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和西班牙、伊朗的独裁者保持关系时，赫鲁晓夫马上答道：“美国的政策，有利于共产党。”他把卡斯特罗和卢蒙巴的行为简单归结为反帝行为。肯尼迪不想放弃和赫鲁晓夫达成某种共识的愿望，并未反驳。他再未提及匈牙利动乱和1953年柏林动乱。
次日，两位领导人的话题最终转向具体问题。肯尼迪再次想找到赫鲁晓夫通人情的一面，他的苏联问题专家曾告诉他，谈话可以从有关这位苏联领导人童年的问题开始。
赫鲁晓夫无意于回忆自己的个人经历，而是谈到苏联丰富的铁矿石储藏，尤其是那些离他出生地不远的铁矿。肯尼迪然后把话题转到老挝，这是唯一一个双方似乎可以达成一致的主题。要是赫鲁晓夫想吸引肯尼迪的注意，这是个机会。在老挝，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问题。中国、北越和巴特寮都不想让他支持老挝的中立化。赫鲁晓夫可能还提到，鉴于这些地区冲突不能失控，因为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也有共同利益。如果他也这么做，那么肯尼迪将会表示同意。但是，赫鲁晓夫并非如此。相反，他攻击美国的政策和其泰国盟友，仿佛这是加剧老挝局势动荡的唯一因素。当肯尼迪总统试图回避老挝局势问题时，因为他上任之时就已存在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也攻击了肯尼迪本人，并且不同意肯尼迪的这种说法。赫鲁晓夫听说肯尼迪亲自下令向老挝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但是，这道命令又被撤销。肯尼迪明白，这并不真实。但是，他也明白，他几乎差点就撤销了这道命令。
赫鲁晓夫不想再花时间来谈老挝问题，他首先主动把话题转到裁军、核试验和德国问题上。他知道，如果再不讨论这些问题，就没有时间了。在此之前，肯尼迪敲定一项事宜，即他和赫鲁晓夫一致同意应该支持梭发那·富马，老挝应该实现中立化。午餐时，赫鲁晓夫让参加会议的葛罗米柯和鲁斯科遵照执行。
老挝问题的会谈是这次会谈的一个小高潮。但肯尼迪将会对赫鲁晓夫有关禁核条约的说法感到失望。几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为其兄长的失望做了辩解，那是克里姆林宫通过博利沙科夫向白宫提供不实消息这一骗局造成的。从苏联档案看，是否存在这场骗局令人生疑。很可能肯尼迪未能理解赫鲁晓夫固执的原因。从他的讲话看，似乎他想实现缓和，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他害怕实现缓和。
赫鲁晓夫花了些时间来解释其想法：要裁军而不是武器控制。他不打算向肯尼迪承认，就像他在1960年2月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卡伯特·洛奇无意中说过的那样，苏联人在导弹武器上和美国有差距。他解释道，他想分阶段销毁所有武器；美国若实行核查，除非这些武器全被销毁。他表示，禁止核试验远没有裁军重要。确实，如果销毁了核武器，那么自然就禁止了核试验。如果肯尼迪坚持禁止核试验的主张，赫鲁晓夫将会同意这个主张，但是，对强制执行的措施，苏联必须要拥有否决权。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对苏联境内可疑的地震活动进行大规模的现场核查。赫鲁晓夫作出的让步是，苏联将会允许每年进行三次核查活动。肯尼迪颇感失望。正因为预料到赫鲁晓夫将会接受一年十次核查，而且他也清楚任何一方都不拥有否决权这个方案，他才来到维也纳。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自己的建议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住在相邻房间，除非对方邀请，否则不得进入对方房间。“在这样的条件下，谁又能确定对方没有在自己的房间做一些可疑事情？”赫鲁晓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坚持道，美国要展示出接受裁军所应有的勇气。
然后是柏林问题。一天半的时间里，赫鲁晓夫表现得中规中矩，没有大喊大叫，他在克里姆林宫的粗暴行为也被小心翼翼地掩饰起来。当他递给肯尼迪一份写有莫斯科新通牒内容的备忘录时，其真面目才露了出来。赫鲁晓夫承认，他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苏关系，如果美国误解了苏联的立场，影响会更大”，然后阐述了其基本立场。苏联不寻求在中欧地区取得特别的优势，它只是希望扑灭二战以来的最后一处余烬。为此，急需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条约将会自动结束所有的占领制度，包括通往西柏林的走廊。在此之前，他想和肯尼迪总统亲自达成一项协议，以便美国接受这个新的局势。但是，如果做不到，那么，他决心单方面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什么协议呢？西方军队可以待在这座自由城市，但是，除非苏联人也在这里部署自己的军队。也可以签订一项国际协定来保护西柏林和世界的联系，但不再为北约保留特殊的通道，如空中、陆路和铁路通道。
肯尼迪想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像其前任一样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喜欢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老挝问题。”肯尼迪说道。他对西方盟国的描述是，他们脆弱之极，一道结束其在西柏林占领权的命令将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们会把美国的承诺“视为一张废纸”。他补充道：“当我们讨论西柏林问题时，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讨论西欧问题。”
肯尼迪总统要设法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如此坚定地改变中欧现状。他告诉苏联领导人，他认为苏联和美国一样强大，赫鲁晓夫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然后，还要理解为什么要强迫美国放弃它在取得二战胜利后赢得的权利？肯尼迪重复了自己的关切，即如果美国接受赫鲁晓夫的立场，它将失去其盟友。他说道，他不想当一个“分裂自己国家”的美国总统。
赫鲁晓夫冷静地打断了肯尼迪的讲话。“我要这样来理解为何你不想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然后，他补充道，如果肯尼迪需要改进美国的战略地位，那么，其雄心似乎要把势力扩张到莫斯科市中心。赫鲁晓夫回忆道，他在二战中失去一个儿子，葛罗米柯失去两个弟弟，而米高扬也失去一个儿子。结束对德国的占领将阻止西德的复仇主义分子妄图使用武力统一德国的阴谋。对肯尼迪拒绝理解因消除这场危害而为世界带来和平的重要性，赫鲁晓夫感到遗憾。
“不能也没有必要再耽搁下去了。”赫鲁晓夫说道。“和平条约将会阻止进入西柏林吗？”肯尼迪问道。赫鲁晓夫答道，会的。然后，他平静地告诉肯尼迪，他仍然可以同意订立一个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议，他曾经希望艾森豪威尔在巴黎接受临时协议。现在摆出的这个姿势和过去一样，毫无意义，因为赫鲁晓夫解释道，一旦6个月期满，无论如何，苏联都将会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无论如何，赫鲁晓夫告诉肯尼迪，到当年年底，他都会签订和平条约。
午餐之时，会谈结束。对肯尼迪来说，这是一顿极不愉快的午餐，他根本不想让会谈在这样一种敌对的氛围中结束。他想实实在在地改进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希望破灭了。考虑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肯尼迪要求午餐后和赫鲁晓夫举行私人会谈。肯尼迪总统仍然认为，苏联国内的强硬反对派是赫鲁晓夫坚持其顽固立场的原因，或许单独相处他会改变立场。
暂且不说赫鲁晓夫，肯尼迪强调，他不想头顶着苏联最后通牒这把剑回国。他要苏联领导人理解，对他来说，苏德和平条约和进入西柏林的权利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他可以接受前者，但不能接受后者。赫鲁晓夫也同样坦率地告诉肯尼迪，如果美国想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后行使这些权利，那么就会遭到武力回应。他是非常严肃的，他已经让克里姆林宫作好了准备。肯尼迪可能看得出来，这不是虚张声势。“战争还是和平，将取决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决定是坚定的、不可改变的。如果美国拒绝临时协议，苏联将在12月签订和平条约。”赫鲁晓夫说道。
“那将会是一个冰冷的冬天。”肯尼迪答道。峰会结束了。
赫鲁晓夫已经看到，他的生硬和直率对肯尼迪产生了效果。对自己的表现，他非常满意。在最后的会谈中，他观察到，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不但显得焦虑，而且还非常不安”。肯尼迪的表情有些垂头丧气，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13]证实了这一点。在机场送走肯尼迪总统后，他见到赫鲁晓夫。“总统在机场显得很沮丧，”克赖斯基告诉赫鲁晓夫，“他看上去有些不安，脸色都变了。显然，这次会谈对他来说进展并不顺利。”这正是赫鲁晓夫以前想要达到的效果。他曾经希望找到解决柏林问题的办法，但是，既然做不到，那么，他就想让美国总统感到焦虑。就奥地利总理的观察，赫鲁晓夫也做了同样的回应。肯尼迪之所以不安，是因为“美国总统仍然没有完全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军事力量的重新结盟，而且，他仍然在依靠着其前辈们制定的政策，尤其就德国问题而言”。
1958年，赫鲁晓夫的势力还不足以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发动攻势。这次，不管有多么困难，他都要随心所欲。维也纳会议一结束，赫鲁晓夫就对美国及其盟国施加压力。次日，他抵达东柏林后宣布，12月31日是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6月9日，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议上交给肯尼迪总统的柏林问题备忘录。一周后，赫鲁晓夫在苏联电视上重申当年底签订和平条约的决心。然后，在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20周年之际的讲话中，赫鲁晓夫身着黑色苏军中将军服，郑重宣告，想试探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决心的那些人，他们将会“和希特勒的下场一样”。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赫鲁晓夫让速记员尽快整理出一份有关他和肯尼迪首次会谈的记录。他想更广泛地下发这份纪录，这是对西柏林开展政治攻势的一个方面。“会谈展示了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智慧，”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上这样写道，“必须要放弃幻想，即迄今为止，肯尼迪总统或美国政府还在准备采取措施改善美苏关系的幻想。”苏联机密文件的收发名单既要表现出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打交道的自信程度，还要表现出他对待盟友的方式。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收到这份文件。中央委员会特别强调要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在这个名单内，即使那时古巴还未被视为一个共产党国家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驻柬埔寨、埃及、伊拉克、巴西、墨西哥和加纳大使将会约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为其宣读这个文件。这只是名单中所列举的18个国家中的一部分。最后，甚至也以口头方式向铁托简要介绍了其内容。铁托还不可靠，所以没有给他文件。
赫鲁晓夫的心情不止是坚定的，而且也是隐晦的。他对待美国新总统的那种焦躁情绪现在也延续到了对苏联国内问题的处理上。在收到一些有关高失业率、偷窃和流浪的报告后，6月中旬，他要求撤销对苏联司法制度所做的一些改革，那些改革与他曾经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有关。自从1957年把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排挤出去后，他的语言虽然粗鲁、刺耳，但却最有权威。
赫鲁晓夫把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和犯罪率的上升归咎为过度自由化。他认为，对克格勃和民兵组织等专政机构的改革过于极端，以至于“所有的事情都出在道德上”。当苏联总检察长罗曼·鲁登科解释说，不是所有的小偷都要判处死刑时，赫鲁晓夫回应道：“见鬼去吧……小偷偷窃，你们为他们起草法律。这是为什么？你们变成了什么自由主义者？一个人不杀，你们在期待着资产阶级的称赞吗？而他们一直还在抢劫工人和农民。”
鲁登科：“不管你如何挖苦我，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死刑，我们就不能执行。”
赫鲁晓夫：农民有句老话：“要把坏种子扔掉。”这些事情上，斯大林的立场是正确的。他过于极端了，但是我们从不对罪犯仁慈。我们和敌人的斗争应当是无情的，也要得到正确指导。
对苏联普通民众而言，赫鲁晓夫声明的大意是不吉利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发动的这场国际危机，这种危险的情绪可能暗示着一场灾难。愤怒、自负、受挫的赫鲁晓夫在1961年7月强行实施了一系列的审判制度改革，死刑罪犯更多，克格勃的警察规模也扩大了，从1956年以来苏联人一直在逐步推进的温和的自由化趋势被逆转。
在其他方面，赫鲁晓夫的决心也很坚定。6月8日，在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的讲话中，他宣布苏联国防预算增加三分之一，暂停原定在1961年实施的裁军计划。整个领导层一度了解到，苏联的经济衰退了，这象征着1959～1960年的“大跃进”政策出现了大倒退，“大跃进”是赫鲁晓夫亲自发起的一场通过非军事化和缓和对外关系来改善国内生活水平的运动。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他正在为一场战争作准备的话，那么他也会谈到要单方面启动已经暂停的核试验，而此前他曾告诉过主席团，他不会启动核试验。
[1]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缅什科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еевичМеньшиков，1902年11月21日——1976年7月19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43—1946年任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管理局副局长。1946—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49—1951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53—1957年任驻印度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10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8—1962年任驻美国大使。1962—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68年退休。
[2]老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JosephPatrickKennedySr.，1888年9月6日——1969年11月18日），美国商人、政治家，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父亲。1913—1919年任哥伦比亚信托银行行长。1919年进入海登斯通公司工作。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通过股票投机活动成为千万富翁。1934—1935年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1937—1938年任海事委员会主席。1938—1940年任驻英国大使，在任期间鼓吹孤立主义和反犹主义。1940年被解职。晚年全力帮助儿女参政。1969年去世。
[3]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FrancisKennedy，1925年11月20日——1968年6月6日），1944年参加美国海军。1946年退役。1961—1964年任司法部长。1965—196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并赢下多个州的初选，6月4日在洛杉矶发表演说后遇刺，6月6日伤重不治而死。
[4]迪安·古德汉姆·艾奇逊（DeanGooderhamAcheson，1893年4月11日——1971年10月12日），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参加了民主党，并开始担任律师。1933年3—11月任财政部副部长。1941—1945年任助理国务卿。1945—1949年任副国务卿。1949—1953年任国务卿。1953年退休。
[5]马丁·约瑟夫·希伦布兰德（MartinJosephHillenbrand，1915年8月1日——2005年2月2日），美国外交官。193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7—196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69—1972年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72—1976年任驻西德大使。1977—1982年任大西洋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6]恩维尔·霍查（EnverHoxha，1908年10月16日——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革命家。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35年移居比利时，加入了比利时共产党。1936年回国，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团体。1941年发起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担任游击队司令。1941—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42年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1944—1953年任国防部长。1946—1953年任外交部长。1946—195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48—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军总司令。在任上创造了“霍查主义”理论。1985年逝世。
[7]小艾伦·巴特利特·谢泼德（AlanBartlettShepardJr.，1923年11月18日——1998年7月21日），美国宇航员。1944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1959年被选为航天员。1961年乘坐“自由7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成为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1963—1969年、1971—1974年任宇航员办公室主任。1971年乘坐“阿波罗14号”宇宙飞船再次进入太空。1974年以海军少将军衔退役。
[8]麦乔治·“麦克”·邦迪（McGeorge"Mac"Bundy，1919年3月30日——1996年9月16日），出身于共和党人家庭。二战期间曾在陆军和海军服役。1949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61—1966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66—1979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79年以后在纽约大学任教。1990年起在纽约卡耐基公司工作。1996年逝世。
[9]大卫·迪安·腊斯克（DavidDeanRusk，1909年2月9日——1994年12月20日），美国政治家。1934年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伍，在缅甸战场作战。1945年2月起在国务院工作。1949—1951年任副国务卿。1952—1961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1961—196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但积极参与越南战争。1969年退休。1970年起在佐治亚大学任教。1984年以后赋闲。1994年逝世。
[10]乔治·弗罗斯特·凯南（GeorgeFrostKennan，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1927年任驻日内瓦副领事。1927—1928年任驻汉堡副领事。1931—1933年任驻里加大使馆三秘。1943—1944年代理驻里斯本大使馆代办。1944年任驻欧洲咨询委员会参赞。1944—1946年任驻莫斯科代办。1947—1949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47—1950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参事。1952年任驻苏联大使，后被驱逐出境。1961—1963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此后从事政策研究和评论工作。
[11]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МатвейВасильевичЗахаров，1898年8月17日——1972年1月31日），1917年加入赤卫队，参与镇压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同年12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曾与邓尼金白军和高加索强盗作战。1933—1936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1937—1938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1938—1940年任红军总参谋长助理。1940—1941年任敖德萨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9集团军参谋长、西北方向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红军后勤总局副局长、加里宁斯基方面军参谋长、预备役方面军参谋长、草原方面军参谋长、第二乌克兰方面军参谋长、外贝加尔前线参谋长等。1945—1949年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47—195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2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情报局局长。1952—1953年任陆军总督察。1953—195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54—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7—1960年任驻德国部队总司令。1960—1963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61—197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4年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64—1971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71—197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72年去世。
[12]小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HubertHoratioHumphrey,Jr.，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40年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大学，随后留校任教。1941年加入美国教师联合会。1943年任战争人力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参加民主党。1945—1948年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期间倒向反共阵营。1949—1950年任反共组织美国人民主行动主席。1949—1964年、1971—197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1—1964年任民主党党鞭。1965—1969年任副总统。1968年在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尼克松。1977—1978年任参议院临时副议长。1978年去世。
[13]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Kreisky，1911年1月22日——1990年7月29日），1925年起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1927年加入奥地利社会主义中学生会，随后参加了奥地利社会主义工人青年会。1935年被捕，1936年被判处一年监禁，同年获释后被禁止在所有大学就读。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先后流亡丹麦和瑞典。1946年回国。1947—1950年任奥地利驻瑞典大使馆一秘。1951年1—6月任总理府外交事务处经济政策部三等公使团参赞。1951—1953年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1953—1959年任总理府国务秘书。1956—1983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9—1966年任外交部长。1967—1970年任社民党党魁。1970—1983年任总理，在任期间大肆招揽前纳粹党员入阁。1976—1989年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83年退休。1983—1984年任社民党名誉主席。199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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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东南亚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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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东南亚的试验
1960年8月9日的政变让老挝各派政治力量都深感吃惊，而王国政府军和其领导人贡勒[1]除外。贡勒骗取了美国的帮助，美国是老挝军队最主要的支持者。一周前，应贡勒的请求，美国军事顾问对这支军队进行了夜间占领首都的军事训练。贡勒及其手下对此的解释是，他们需要掌握这种本领，以防受到老挝共产党——老挝爱国战线（寮共）的进攻。
这位年仅26岁的军官承认，他不想当老挝的最高统帅。政变成功后，贡勒效忠于老挝前首相——梭发那·富马[2]。他号召回归到真正中立的外交政策上。贡勒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反美的民族主义者。在埃及，纳赛尔既想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又要实现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把两者结合了起来。而这对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尤为困难，因为从1954年以来，美国一直被东南亚视为当地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贡勒明确指责美国把冷战带入老挝政治之中。政变数月后称，老挝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美国人赶出去”。
对赫鲁晓夫来说，老挝的政变是一种理想的模式，既可以预测其未来，又受人欢迎。此前，老挝从未引起过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注意。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领导人又将要在第三世界领导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在1960年8月，赫鲁晓夫考虑的还是刚果和古巴的民族主义者，尚未注意到老挝的这场民族运动。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国正式瓦解了法国的印度支那帝国。全国大选期间，越南被一分为二，大选落空。与此同时，老挝和柬埔寨都赢得独立。老挝又称“万象之国”，人口不过300万，是一个贫穷的、缺乏重要经济资源的内陆国家。唯一重要的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就像一块被夹在中间的三明治，东边是越南，北边是中国，南边是柬埔寨，而西边则是泰国。作为老挝的邻国，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北越和南越相互竞争；而泰国则在设法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透到东南亚。
执政五年来，莫斯科的这些亚洲盟友让赫鲁晓夫深感失望，他对那些印度支那国家并无多大兴趣，这倒不是他反感东南亚。赫鲁晓夫曾访问缅甸，甚至印度尼西亚，但是却从未访问过北越，更不要说内陆国家老挝了。在热带地区，赫鲁晓夫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我发现那里的天气又热又潮湿，黏糊糊的，让人无法忍受，”后来在谈起印度尼西亚之行时，他这样说道，“我一直感觉就像在洗桑拿。衬衣紧贴在身体上，几乎无法呼吸。”但是，未能访问河内和万象绝不是天气的原因。1960年初，他确实再次访问过东南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讨厌越南的政治。
赫鲁晓夫喜欢并尊重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曾会见过许多重要人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胡志明给我留下非常特别的印象。信仰宗教的人习惯谈论传教士。胡志明的生活方式和与人交往的方式，让他也像一个‘传教士’。他是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传教士。”直到1969年去世，胡志明都和苏联保持着友好关系。赫鲁晓夫在位时，胡志明曾多次访问莫斯科。然而，当这位越南领导人年龄越来越大时，莫斯科发现和越南下一代领导人的关系总是不和谐。对于赫鲁晓夫和东南亚的革命潜力，他们和北京持相同的观点。
和中国一样，苏共二十大期间，特别在他提出和平共存的观点之后，越南领导层开始怀疑赫鲁晓夫。第一个访问北越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是米高扬，他在1956年访问了河内。他发现，只要胡志明掌握政权，他们就会支持和平共处政策。然而，1958年，胡志明进入半退休状态，越南报纸开始称他为胡伯伯，其官方活动也仅限于提一些外交方面的建议。到1959年，越南走上一条更加革命的道路。在越共中央第15届全体会议上，越南人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代替了和平共处策略，“南越革命发展的基本道路是武装斗争”。
对莫斯科来说，老挝的问题和越南并无多大差别。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把老挝的政治前途和他们争取由北越来统一越南的斗争看成是一回事。1945年以前，只有一个印度支那共产党，由胡志明领导。不仅共产党的领导层由越南人担任，而且普通党员也大多是越南人。莫斯科很清楚，并没有一个由老挝人组成的共产党。老挝民族主义者的中心是老挝国王。然而，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的同志却有意要推动成立一个老挝自己的政党。就像越南人向苏联人承认的那样，最初，老挝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实际上是越南人。
1955年老挝人民党或巴特寮建立以后，莫斯科为其提供的援助并不多。尽管老挝人民党由苏发努冯亲王[3]领导，并得到越南和中国的支持，然而，其规模太小，也没有政治影响力，还不足以得到莫斯科的支持。相反，赫鲁晓夫要让莫斯科显示出对他耐心的政治政策所作出的承诺，即通过和苏发努冯亲王的同父异母兄弟梭发那·富马的交涉，来实现政治上的转型。
1956年，莫斯科首次和苏发努冯亲王打交道。回应了其在老挝实行中立外交政策的要求时，苏联人试图要在1956年夏和老挝建立外交关系。通过驻曼谷的使馆，苏联外交人员被派往老挝。接下来的互换照会中，双方都表明，有兴趣展开建交谈判。莫斯科正式发报承认老挝的独立和主权，因而事情进展很快。此后一周，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然后，两国建交谈判突然中断。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7月，老挝人对建交都显得很冷淡。
当两国的对话转到老挝一方时，越南人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却反对苏联人在老挝建立大使馆。老挝人以无法承担在莫斯科建立大使馆的费用为借口，同时，还想避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也提出建议，即苏联人认可其驻法国大使兼任驻莫斯科大使。苏联人同意了，并建议其驻柬埔寨的大使也同时兼任驻老挝大使。莫斯科拟订了联合公报，然后，老挝却保持沉默。沉默持续了三年。
美国极为关注苏联和老挝的建交谈判，并忧虑梭发那·富马的政治举动。1957年，梭发那和苏发努冯签署公开协议，允许老挝爱国战线（巴特寮）的左翼参加次年举行的全国大选。政府选择批准这个结果。大选中，几个共产党代表入选，进入梭发那内阁。大选后不久，美国支持的一个政治派别迫使梭发那辞职，组建了一个有右翼倾向的政府。
1960年8月，贡勒的出现和梭发那的重新上台再次给赫鲁晓夫提供了机会，他要向中国和越南显示，和进步力量以及中立势力的合作，可以把老挝和平转化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政府的首要举措就是重新启动中止已久的老挝和苏联建交谈判。9月，梭发那政府通过苏联驻柬埔寨大使通知莫斯科，老挝愿意结束两国的建交谈判。
尽管莫斯科的东南亚盟友们把贡勒的政变看得很复杂，但是，他们还是乐于看到，这或许会把莫斯科以及其经济援助引入东南亚。北越愿意给俄国人当老师，让他们了解老挝的各派政治力量。河内对莫斯科迅速和梭发那重启1957年停顿的建交谈判颇为不悦。但是，越南人想让苏联人明白，选择梭发那只是权宜之计。从越南的视角来看，作为共产党的一个中立派，梭发那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在老挝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北越驻北京大使警告苏联大使，梭发那“和（缅甸总理）吴努、（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一样，有反共倾向”。他们都告诉莫斯科，梭发那并不可靠。
越南人希望这次政变最终会促使莫斯科对其所支持的派别——巴特寮产生兴趣。河内似乎希望苏联向其提供经济援助。过去，莫斯科不肯向老挝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巨额援助。河内自豪地承认，老挝实际上孕育着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越南人起着领导作用。”北越向莫斯科夸口。早在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会议上，胡志明就在鼓动革命。那时老挝没有任何革命运动，更不用说1930～1945年期间了。1945年8月越南革命后不久，老挝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发展起来。在越南人的帮助下，巴特寮作为一支独立的反法武装力量开始出现。“有许多越南人帮助他们建立政治组织，培养干部，这支军队得以成长并壮大起来。”一个北越官员向苏联人这样描述老挝的现状。与此同时，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政党——人民党，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人称“老挝爱国阵线”。
越南人要告诉苏联人，美国人在这个小王国投了多少钱，以此来煽动赫鲁晓夫和美国竞争的意识。河内估计，1955～1960年，华盛顿共向老挝提供价值169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绝大多数用于支付老挝军人和老挝王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其间，老挝军队从2.5万人发展到3.2万人，还有5000民兵。此外，1000名法国士兵驻扎在色那，老挝军队中还有一位法国中将指挥的400名法国军事顾问。
赫鲁晓夫对老挝缺乏兴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亚洲国家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重要到要让他停下自己的打木球游戏，那是1960年9月他乘船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在甲板上玩的一种游戏。虽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说法，但也可以说明，他对老挝漠不关心。赫鲁晓夫对中国越来越感到忧虑，中国人似乎在支持越南的武装斗争。
那个夏天，赫鲁晓夫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依旧紧张。1956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在不断恶化。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政策引发了两国关系的紧张，紧张关系并未得到修补。随着时间的流逝，毛泽东逐渐把自己看成是赫鲁晓夫和西方改善关系的牺牲品。1959年中，赫鲁晓夫暂时放弃就柏林问题向西方大国施压的政策，他们告诉中国，莫斯科可能不能再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1957年10月，莫斯科曾向中国作出过这种承诺。苏共就此事通知了中共，这也表明，莫斯科已不可能让两国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和平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而那样做可能会使这些努力落空”。苏共解释道，如果继续这项协议，就有可能被西方察觉。1959年9月成功访美之后，赫鲁晓夫紧接着访问北京，但这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难以抑制住苏美关系可能会得到改善的兴奋之情，这激怒了中国人。中国人曾邀请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大会。
1960年夏，似乎首次看到这种紧张关系的破裂。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苏两国代表团相互辱骂。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太过分了。“我们极力不去冒犯中国，直到中国人实际上开始折磨我们为止。”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当他们开始折磨我们时，当然，我不是耶稣基督，我不能甘愿挨打。”1960年7月，苏联人宣布将从中国撤回所有苏联顾问。虽然两个共产主义大国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已经结束。
和赫鲁晓夫不同，白宫把老挝视为冷战冲突地区。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不喜欢梭发那，把他的中立视为极“左”倾向。现在依然如此。政变数天后，华盛顿希望贡勒下台，保留美国支持的宋萨尼特政权，继续施行反共政策，这个目的并未实现。贡勒宣布建立一个包括巴特寮在内的40人临时政府。他希望这个政府还要有老挝前首相梭发那·富马，但是他们婉言谢绝了，而宁愿等待国民议会作出决定。秩序得到短暂恢复后，老挝国民议会通过一项不信任投票，解散了宋萨尼特[4]政权。国王提名梭发那·富马为首相。1960年8月17日，贡勒把权力移交给首相。
因为此次政治上的失利，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老挝政策上产生分歧。美国大使温思罗普·布朗[5]认为，美国要为梭发那提供更多援助。华盛顿准备给他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提供更广泛的援助，作为回报，梭发那要保证不和河内、北京或者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还要保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让巴特寮成员进入内阁。而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此计划则有忧虑，即保留老挝王国的军队，让其作为一支可以独立发展的军队，首先来控制巴特寮，然后再消灭他们。华盛顿最喜爱的一位老挝将军指挥着这支军队，他已经对位于老挝北部省份的巴特寮村庄采取行动，而美国人则在相互争论。
艾森豪威尔也对老挝局势深感忧虑。这与年初他在导弹差距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冷静截然相反。或许因为美国总统对世界局势的掌握要远逊于对战略平衡的了解，所以苏联在第三世界取得的任何优势都会触及其神经。艾森豪威尔打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比喻，把老挝比做一个游戏的一环，“老挝若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自由邻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投入共产主义怀抱，如柬埔寨、南越，很可能还有泰国和缅甸。它将会为共产主义控制整个东南亚开辟道路。”
华盛顿确实对老挝正在发生的一切不甚清楚。用一位官员的话来说，“在那里搜集情报就像两个人相遇在午夜的密林小道上。”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我们要研究每天的情报，有时还要研究每个小时的情报。”然而，这仍然未能驱散笼罩在这个“神秘的亚洲国家”（艾森豪威尔的比喻）上空的浓雾。人们对东南亚共产主义势力之强大或者说民主自由力量的弱小，普遍都有一种悲观情绪，以至于他们都倾向于对局势作出更悲观的预测。直到当年10月，艾森豪威尔和其团队仍然认为，“梭发那·富马要么是贡勒的帮凶，要么是贡勒的俘虏，而贡勒自己则是老挝共产党——巴特寮的帮凶”。
1960年10月，苏联也对老挝的局势一无所知，但他们仍然对找到真相抱有一线希望。1960年10月13日，莫斯科任命的驻老挝大使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6]抵达老挝。他是柬埔寨现任大使，也是以色列的前任大使。5天前，他被任命为老挝大使。老挝大使的使命之一就是向莫斯科发送报告，对梭发那和贡勒两个人的性格作出深度分析。最有价值的消息来自印度驻万象大使帕特曼。据帕特曼的分析，贡勒是老挝最受欢迎的人物。
印度人的看法也证实了越南人的观点，即美国对老挝的援助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没有几个老挝人受惠于这种援助。帕特曼告诉阿布拉莫夫，在3000万～3200万美元的援助中，2500万美元是军事援助，350万美元用于美国军事小组在老挝开展的各种行动，还有150万美元则用于弥补老挝的财政赤字。
贡勒希望数日内会见阿布拉莫夫。前者想让后者会见巴特寮的一个新政治派别的代表。出于谨慎，阿布拉莫夫没有同意。会见国王之前，作为王国的大使，阿布拉莫夫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而且，他对会见任何巴特寮派别都心存顾虑，特别要先于梭发那而会见巴特寮，更会让中立派和国王对其使命感到不解。
10月27日阿布拉莫夫最终会见了梭发那。这位老挝领导人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他告诉大使，出于“军事和民用目的”，老挝急需油料。他们既需要航空油料，也需要车用柴油。政府正在建设通向缅老边境的公路，工程预计12月结束。但在此之前，梭发那希望苏联人给他们空运油料。
老挝问题上莫斯科显得有些被动，现在依然如此。向其提供援助之前，克里姆林宫还想再听听梭发那会说些什么。没有证据表明，莫斯科增加了援助巴特寮的额度。与此同时，把持政权的中立派开始迅速解体。11月14日，保卫王都琅勃拉邦的政府警卫部队加入富米·诺萨万[7]的反政府军。梭发那试图要增强人们的信心，告诉记者：“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收复琅勃拉邦。”但私下，他却忧虑重重。当琅勃拉邦倒向反政府军时，美国撕下中立的面纱。11月15日，美国向老挝首相建议，不要收复其首都，“对我们来说，公开使用武力似乎会使局势更加恶化，”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说，“这会导致进一步的分裂，同时，还会让共产主义势力从中渔利。”华盛顿没有代表右翼势力对老挝局势进行干预，那将会为共产主义势力带来更大的利益。尽管知道美国支持富米·诺萨万，但是，梭发那还是要求美国继续向老挝王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华盛顿私下告诉梭发那，不要期待美国的任何援助，美国不会给他任何机会来维持控制老挝的这种假象。11月17日，老挝政府宣布，它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向河内和北京派出“友好访问团”。次日，梭发那让巴特寮的成员进入政府，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之后，老挝政府和巴特寮发表联合声明，声称老挝接受北京和河内的援助。
阿布拉莫夫仍然是苏联驻柬埔寨的大使。他接到消息，梭发那·富马想尽快在万象会见他，但他却返回金边，那里正在为诺罗敦·西哈努克访问莫斯科作准备。梭发那11月19日发出会见要求，而到11月22日，阿布拉莫夫才返回万象。
次日，11月23日，梭发那·富马向苏联大使描述了日益严峻的局势。在美国的许可下，泰国对老挝实施封锁，结果老挝的经济已经“完全解体”。他估计，为老挝提供的数千吨大米正在曼谷港口腐烂。行政首都目前已见不到糖、猪油和牛奶等食品。
除要求空运食品外，梭发那还希望讨论更多的敏感话题。其军队缺乏足够装备，以至于难于继续和富米·诺萨万的军队开战，因为美国现在拒绝向老挝王国军队提供任何援助。梭发那解释道，此前，一份要求提供军事援助的清单已经交给美国，要求为3个步兵营和2个空降营提供装备。阿布拉莫夫指出：“梭发那说这个清单是最大的需要。如果苏联政府能给我们提供清单上一半或五分之一的援助，老挝政府都会非常高兴。”梭发那补充道：“我们需要……手枪、全自动武器、机枪、迫击炮、榴弹炮、轻型火炮和弹药。”梭发那的话很直接：“一旦武器能运到这里，什么武器都需要。”
梭发那解释道，琅勃拉邦一直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他已经接到报告称，那里的军事形势可能还会恶化。梭发那披露，他正准备组建一个联合政府，成员既来自他所在的派别，也有巴特寮的代表，甚至还有富米·诺萨万“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梭发那解释道，他已经和其同父异母的弟弟讨论过如何以这种方式来避免一场内战。“若没有外国干涉，”梭发那说，“这个国家就不会分裂。”苏发努冯和巴特寮的其他成员也同意组建联合政府。
和阿布拉莫夫的会见让梭发那感到很高兴。苏联人再次重申，他们答应向万象提供食品和油料。会见后，梭发那相信，这些物品将会在“三四天后”被紧急空运到老挝。他不知道能不能接收到武器。尽管这是一次秘密会谈，但在会见阿布拉莫夫前的几个小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他想要求苏联人提供经济援助，“或许”还有军事援助。老挝人不想以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来破坏未来和富米·诺萨万或美国进行的任何谈判。会见后，梭发那告诉记者，苏联人已经同意尽快向老挝空运牛奶、面粉、糖，还有22万加仑汽油。
甚至在梭发那宣布将得到苏联援助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一直在寻求机会让老挝的右翼活跃起来。琅勃拉邦警卫部队的分化改变了军事局面，实际上有利于富米·诺萨万。而且梭发那随后作出让巴特寮进入其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国的决定，这为富米·诺萨万全力攻击中立派政府提供了借口。华盛顿对11月20日梭发那的声明也没有什么印象，后者宣称要扩大其政府组成范围，其中也包括富米·诺萨万的支持者。华盛顿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11月2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驻老挝大使，“立即脱下富米的外衣”。美国国务院马上下令把中情局提供的经费转交给富米·诺萨万的军队，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持，“要放弃迄今为止对富米采取的任何限制措施”。
富米·诺萨万一直在等待华盛顿开绿灯，允许他向梭发那的军队发起攻击。很快，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11月30日，富米从位于老挝-泰国边境、离万象一百多英里的沙湾拿吉的司令部发动进攻。以美国和苏联的标准来看，进攻的规模很小，只出动三个营的兵力，还有少量的坦克，然而，在老挝的冲突中，这算是一次很大的行动。
万象局势很快明朗化。12月2日，数百名倾向于巴特寮的示威者指责梭发那企图建立一个包括富米·诺萨万在内的联合政府。“你要战争还是和平，”被包围后的梭发那发表声明，“如果选择战争，你只能从我这里辞职。”与此同时，梭发那要求富米·诺萨万停火，并通过美国大使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要求后者制止富米·诺萨万的军事进攻。
尽管梭发那和巴特寮联合政府岌岌可危，但克里姆林宫对老挝局势的紧迫性还是不甚清楚。苏联人答应的食物和汽油预计会在11月底运到。12月3日，苏联驻万象大使馆声明，第一批汽油将于当天运抵老挝。阿布拉莫夫急忙赶到机场才发现，飞机晚到几个小时，上面只有一些飞行员。苏联提供的第一批援助两天后最终运到。5架伊尔-14运输机仅仅运来40桶燃油。12月6日，阿布拉莫夫发表正式声明，称苏联开始向老挝空运燃油。“苏联政府和人民一贯为身处险境的朋友们提供帮助。”在万象机场，面对苏联飞行员和他们驾驶的那些二战时期的飞机，他这样说道。那些飞机曾为刚果的卢蒙巴运送过军队。
阿布拉莫夫的话已经远远超越苏联的政策。在莫斯科，赫鲁晓夫仍然忙于那些在他看来对老挝非常重要、值得一做的事情。81个共产党的代表齐聚莫斯科，名为参加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国际局势，实际上却是处理中苏间的争论问题。克里姆林宫开始认真考虑梭发那提出的军事援助请求。这是12月7日——就是与会各国代表刚刚离开莫斯科那一天提出的。阿布拉莫夫仍然在万象和金边之间穿梭，他被要求立即告诉梭发那，后者的要求已被批准。苏联答应为老挝王国的三个步兵营和两个空降营提供轻武器。但是，莫斯科不知道老挝急需这批武器。给阿布拉莫夫的指示是，武器将在12月和次年1月间运抵。莫斯科要求北京和河内允许其飞经两国领空，将武器直接空运到老挝。
尽管有些许失望，但听到这个消息越南人还是非常高兴，莫斯科终于要在老挝尽自己的那份责任了。苏联人准备和梭发那政府而不是巴特寮合作。如何让巴特寮分享合作成果，这取决于梭发那。越南人本来的期望是若富米·诺萨万被打败，巴特寮和梭发那之间将会发生一场武装斗争。他们认为莫斯科的政策过于短视。
尽管越南盟友有自己的偏爱，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把老挝当成一个试验场，以验证这种灵活而又强劲的和平共处形式。最近在古巴和刚果的经历，让苏联领导人知道，他不得不冒一些风险来保护那些有坚定信念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老挝，他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和平共处的政策。莫斯科将会继续支持那些具有坚定信念的盟友，但是，面对当地共产党的反对，它也会和那些国家的中立派结成一种战术性军事联盟。这么做的原因很复杂。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在这些地区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他反对北越和中国的乐观看法：不要理会美国，这些国家的武装革命可以取得胜利。苏联的策略就是要为巴特寮成为老挝的政治大党而换取时间。与此相应，赫鲁晓夫想让老挝的共产党员进入这个中立的统一战线，而后者将会得到莫斯科的武装，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进而增强其势力。“老挝的根本问题是努力消除本地区那些能引发国际干预的因素，使其保持中立。”1961年初，苏联外交部在一份立场声明中称。
苏联支持梭发那·富马，成为其老挝战略的核心。梭发那有国际声誉，保持中立立场，这让不结盟的老挝成为过渡时期最合适的选择对象。因为美国将向梭发那的敌人提供军事援助，莫斯科决心提供相同的军事援助，以保证中立派取胜。通过这种方式，赫鲁晓夫可以在和华盛顿、北京、河内的竞争中占一点优势。
12月10日，阿布拉莫夫最后收到克里姆林宫同意提供武器的消息时，援助似乎来得太晚了。富米的军队离万象仅有50英里，人人恐慌。此前一天，局势非常严峻，这迫使梭发那发表声明称，11万人口的首都将难以抵挡进攻。12月9日，梭发那的情报部长奔舍那[8]要求苏联为他飞往河内提供帮助，以便递交梭发那写给胡志明的一封信，请求后者立即提供军事援助。阿布拉莫夫为情报部长提供了飞机，越南也向后者许诺提供援助。三天后，支持奔舍那的贡勒军冲向万象，和富米的军队展开最后决战。奔舍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权以代替垮台的梭发那政权。梭发那已经逃离首都。
奔舍那是亲苏派，然而，他建立临时政权一事并未改变赫鲁晓夫处理老挝局势的策略。苏联领导人对老挝局势未发表公开评论。苏联新闻发言人强烈反对美国对富米·诺萨万“侵略行为”的支持，但是对于这个政策的后果，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对美国发出警告。莫斯科对老挝严峻局势的唯一回应就是为其提供适度的军事援助。12月12日，苏联首批援助抵达老挝，贡勒的军队得到一批榴弹炮。
苏联火炮没有及时运来以挽救即将垮台的万象政权。12月20日，阿布拉莫夫和留下的梭发那政府职员不得不离开万象，不然就会成为俘虏。到12月底，苏联空运的武器已经开始让天平向中立派政权一方倾斜。以河内为中央集结地区，6架里-2运输机向位于东部地区、靠近北越的贡勒和巴特寮军队运送装备。12月31日，重新装备起来的老挝军队发起反击，让白宫吃了一惊，同时也让克里姆林宫松了一口气。不到一个月，贡勒和巴特寮重新夺回万象，并把美国支持的富米军赶出老挝中部地区。
一月初，苏联人和波兰人、越南人，还有梭发那一起讨论老挝的局势问题。波兰人曾和加拿大、印度一同参与达成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他们说：“现在，老挝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老挝的军事形势。”对此莫斯科并无把握，赫鲁晓夫决定和柬埔寨西哈努克王子联合起来，尽快就解决这场危机而促成一次国际会议的召开。
老挝局势的转变让赫鲁晓夫颇感欣慰。苏联的军事援助挽救了老挝盟友，其作用远胜于对刚果盟友的救援。然而，赫鲁晓夫大概也意识到，直到万象垮台之际，老挝才得到军事援助，莫斯科几乎错失良机。12月，中国驻河内大使告诉其苏联同行，莫斯科要“抛弃所有政治分歧，尽其所能为老挝提供武器”。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幸运的是这场冲突涉及的人不多，使用的武器也有限，尽管苏联援助来得晚，但苏联的空运阻止了当地共产党和中立派军队的彻底崩溃。
1961年开始，赫鲁晓夫感觉需要总结1960年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的教训。1961年1月6日，就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问题，他发表了一个讲话，被广泛引用。一方面，他根本就没有收回其对和平共处所做的承诺；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一定时期，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以保证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因为特别提到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内战，赫鲁晓夫用“圣战”这个词来描述这些激烈的斗争。考虑到他以往的政治态度，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退步。现在他希望这次让步将不会意味着未来苏联会卷入许多小型战争中。
刚果的失败不时在提醒赫鲁晓夫，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还面临许多困难，他并没有沉湎于讲话所提及的胜利之中。12月2日被捕后，卢蒙巴一直遭受着蒙博托的拘押。1月中旬，听到卢蒙巴在拘押他的士兵中间挑起政变并脱逃的消息，克里姆林宫感到非常振奋。4天后，1月17日，乐观再次变成愤怒。卢蒙巴再次被蒙博托军队逮捕，并被送往冲伯位于加丹加省的司令部。在刚果，冲伯比蒙博托更为仇视卢蒙巴。从此，人们再未见到卢蒙巴。赫鲁晓夫得知卢蒙巴遇害后，为纪念他，下令将友谊大学更名为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在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眼下，这些斗争还在困扰着他。
任期届满之时，艾森豪威尔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对第三世界的感受是多么脆弱。相反，他还要把古巴和老挝的烂摊子遗留给继任者，对此，他颇感恼怒。尽管近来在刚果取得胜利，但艾森豪威尔仍对1960年8月中情局出笼系列谋杀计划而深感恐惧和担心。卢蒙巴死了，但艾森豪威尔决定把如何处置卡斯特罗的问题留给其继任者——约翰·F.肯尼迪总统。
1月19日，和当选总统告别时，艾森豪威尔专门强调了老挝问题。这位将要卸任的总统认为，东南亚整个地区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小国的命运。“它是酒瓶的软木塞。”他说道。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1960年12月，当苏联开始从河内向有“左”倾倾向的政府军空运武器时，老挝内战的重要性就已经升级。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赫鲁晓夫的行动预示着一场新攻势的开始，这表明，在这些斗争中，苏联人已经决定要捡起棍棒了。
新总统也提出了自己对老挝问题的见解。1951年，年轻的肯尼迪还是国会议员时，就访问过东南亚。那次旅行中，他曾在印度支那、日本、印度和韩国停留，倾听过不少意见。从那里回来后他极受刺激，因为他看到民族主义非常活跃，它不但被普遍接受，而且如果加以适当的鼓励，还有可能成为第三世界的一股力量。他对自己所属的民主党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严峻形势而深感忧虑。1950年代初期，肯尼迪也关注着国会围绕谁“丢失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而展开的激烈辩论。和其他国会议员一样，他坚定地支持这个观点，“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结果”，而美国的议员们甚至回避对那些中立派运动的支持，因为它们可能会转向共产主义。肯尼迪先是众议员，后成为参议员。对于第三世界，他采取一种更加细腻的政策。最终，他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公开支持非殖民化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
即将就任总统，成为赫鲁晓夫未来对手的肯尼迪还没有决定，他的政策将倾向于古巴还是老挝一边。他确实清楚，那些一成不变的观念或者笨拙的外交官多半不能为美国结交那些他们本应结交的朋友。和苏联领导人一样，肯尼迪明白，在以前的欧洲帝国，“民族主义的烈火蕴藏了很长时间……现在开始熊熊燃烧……殖民主义不再是人们专门要讨论的话题，而是人们经常要说的话题”。肯尼迪预计，对其政府来说，第三世界将会成为冷战关注的焦点。
然而，对于冷战，赫鲁晓夫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保护那些后殖民时代的盟友，他的这种坚定决心能阻止第三世界发生那些危机。他希望把肯尼迪的注意力吸引到克里姆林宫关注的那些核心问题上来。
[1]贡勒（KongLe，1934年3月6日——2014年1月17日），老挝军官。1951年入伍。1960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指挥伞兵部队发动政变，推翻老挝王国的统治。1963年与保皇党趋向和解，与共产党作战，但屡战屡败。1966年战败。1967年起先后流亡香港、法国和美国。2014年死于巴黎。
[2]梭发那·富马亲王（PrinceSouvannaPhouma，1901年10月7日——1984年1月10日），老挝政治家。二战结束后参加了自由老挝运动，试图推动老挝脱离法国控制。法国重新占领老挝后流亡泰国。1949年回国。1951年加入国家进步党。1951—1954年、1956—1958年、1960年、1962—1975年任首相。
[3]苏发努冯亲王（PrinceSouphanouvong，1909年7月13日——1995年1月9日），老挝政治家，绰号“红色亲王”。早年即参加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1945—1946年任临时独立政府国防和电信部长，1946年任国防和军事部长，并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1950年创立老挝自由阵线。1955年加入老挝人民党。1956—1957年任建设和农村发展大臣。1957—1958年任规划、重建和农村负责大臣。1958年被解职并被软禁，后获释。1958—1959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60年被捕，后越狱。1962年任副首相兼经济计划大臣。1972—1991年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1975年任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主席。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75—1986年任国家主席兼最高人民议会主席。1982—1991年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91—1995年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顾问。1995年逝世。
[4]宋萨尼特·冯科特拉塔纳亲王（PrinceSomsanithVongkotrattana，1913年4月19日——1975年？月？日），老挝政治家。1945—1946年任临时独立政府内政和司法部长。1946年流亡泰国。1949年回国。1959—1960年任财政大臣兼司法大臣。1960年6月3日——8月15日任首相，同年8月15日被推翻下台。
[5]温思罗普·吉尔曼·布朗（WinthropGilmanBrown，1907年7月12日——1987年5月25日），美国外交官。1960—1962年任驻老挝大使。1964—1967年任驻韩国大使。1968—1972年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
[6]亚历山大·尼基季奇·阿布拉莫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итичАбрамов，1905—1973），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5—1946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五欧洲司司长。1946—1948年任驻芬兰大使。1948—1949年任外交部第五欧洲司司长。1953—1954年任驻以色列特使。1954—1958年任驻以色列大使。1958—1959年任外交部中东司副司长。1959—1962年任驻柬埔寨大使。1960—1962年兼任驻老挝大使。1962—1964年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1966—1968年任驻达荷美（贝宁）大使。1968年退休。
[7]富米·诺萨万（PhoumiNosavan，1920年1月27日——1985年？月？日），老挝军官。1945年参加反日抵抗运动，同年参加了临时独立政府。1946年流亡泰国。1949年回国。1954年任日内瓦会议老方军事顾问。1955—1957年任老挝王家军参谋长。1958年参与创立捍卫国家利益委员会。1959年发动政变，并担任国防大臣。1960年创立民主社会进步党并担任党主席。1960—1962年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1962—1965年任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财政大臣。1965年在丧失全部军队后流亡泰国。1971年以叛国罪被缺席判处20年徒刑。1985年死于曼谷。
[8]贵宁·奔舍那（QuinimPholsena，1915年11月18日——1963年4月1日），老挝政治家。年轻时成为富马亲王的养子。1949年起从政。1960—1962年任新闻大臣。1962—1963年任外交大臣。1963年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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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卡斯特罗和卢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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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卡斯特罗和卢蒙巴
赫鲁晓夫一方面努力缓和与西方的军事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则在第三世界积极发展新盟友。1960年2月，在提出新裁军方案、巴黎峰会召开之际，赫鲁晓夫批准成立莫斯科友谊大学，以吸引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青年来此学习马列主义和农业、工业实用技术。友谊大学将于当年10月招生，计划从90个国家招收500名外国学生。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所大学花了我们不少钱，”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但是，很值。”
莫斯科曾为外国共产党建立过一所特殊学校。1921年，塔什干的布尔什维克创办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推动印度和中亚的革命运动。几年后，苏联人又创办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干部。当斯大林把精力转向国内事务，不再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时，他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然而，赫鲁晓夫却迫切需要恢复苏联的这种办学传统。
近期局势的发展让赫鲁晓夫更加重视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的联系。1955年以来，他批准了一些武器交易方案，同时还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并派遣农业、工业代表团，以培养其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但并不在意这些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尽管二战后刚刚赢得独立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历史背景，但赫鲁晓夫仍把他们视为一股有着凝聚力、可以转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力量。然而，在5年的努力后，并未出现莫斯科曾期待的那种结局。克里姆林宫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钱，但这些领导人在政治上没有进步，却更富有民族主义倾向；他们本应亲苏，但却并非如此。
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不再想当苏联可信赖的盟友。1958年革命后，伊拉克拒绝埃及要求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提议，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处于伊拉克领导人卡希姆将军和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之间的斗争漩涡中，他和纳赛尔的友好关系似乎已经被破坏。纳赛尔指责已成为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伊拉克共产党人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并认为是莫斯科授意的。到1959年，纳赛尔已经把埃及的许多共产党员关进监狱，并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攻击赫鲁晓夫，指责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没有给予埃及足够的支持。而赫鲁晓夫则抱怨镇压共产党员的行为，他告诉埃及大使，“只要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能加强殖民地人民的力量，我们就把它视为一种进步现象。”埃及大使回答道：“但是，纳赛尔总统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只反对阿拉伯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莫斯科和伊拉克的关系也日趋恶化。1958年8月，卡希姆告诉苏联人，他并不害怕共产党在伊拉克所拥有的地位。确实，卡希姆核心圈子的一些人就是共产党员。他的堂兄马赫达维就是共产党员，还是伊拉克革命特别法庭的首席法官。卡希姆的私人助理和伊拉克空军司令也是共产党员。然而，到1960年代初期，卡希姆和共产党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起来。1959年春，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共产党和政府士兵发生流血冲突，危及卡希姆政权对伊拉克北部的控制，卡希姆认为共产党应对此负责。随后，卡希姆宣布所有政治党派为非法。1960年2月，恰逢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友谊大学之时，在伊拉克空军司令的乔迁酒宴上，与卡希姆关系最密切的共产党员们要求苏联驻埃及大使关注埃及的政治走向。马赫达维谈到最近和卡希姆的一次会谈中，他警告自己的堂兄，其独裁统治正在削弱进步力量，加强埃及的反革命势力。卡希姆的回答非常轻率：“你是不是不想当法官了？”
1960年冬，莫斯科对来自巴格达的不容乐观的报告非常重视，求教于善于修补关系的米高扬，并要求伊拉克人召开高层次的特别会议。主席团指示米高扬，要向国内汇报“卡希姆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员是否愿意和卡希姆政权合作”的情况。预计这次会谈的结果会令人失望，克里姆林宫要米高扬告诉卡希姆，作为伊拉克武器的最大供应国，苏联对其对待伊拉克共产党的态度极为不满。还要他提醒卡希姆，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为此，米高扬将要给他带去一些克格勃搜集的有关西方国家颠覆伊拉克政权的情报。然而，卡希姆政权对米高扬的访问非常冷淡，以致把访问一直拖到次年4月。
尽管中东的形势有逆转，但赫鲁晓夫仍然保持乐观。1960年初之所以要承诺创办友谊大学，就是因为他对苏联在第三世界面临的机遇做了乐观估计。与来自开罗和巴格达的坏消息不同，世界部分地区的发展让人充满希望，而此前苏联在那里从未有自己的利益。1958年底到1959年，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重心基本放在裁军和柏林问题上，而此时，第二波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非洲的政治格局，而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一些国家则赢得了民族独立。第一波争取国家主权的运动发生在西非。1956年，英国的前殖民地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宣布独立。1958年，前法国殖民地几内亚宣布独立。几内亚独立不久，新总统即向苏联求助。“我仔细观察过苏联，”他告诉一位来访的苏联外交官，“我看到了一个可靠的朋友。”
这些新生代领导人让莫斯科看到了希望，它要扩大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1960年，赫鲁晓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帕特里斯·卢蒙巴[1]的密切关系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古巴领导人富有个人魅力，而刚果领导人则充满活力，他们都是赫鲁晓夫希望在第三世界看到的那类领导人。虽然卡斯特罗和卢蒙巴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然而，他们两人似乎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好感，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指导。
之后的几个月，赫鲁晓夫冒险帮助卡斯特罗和卢蒙巴，使这两个国家变成了冷战棋盘上竞争最激烈的两个战场。莫斯科和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密切的联系，这让华盛顿颇感恐慌，因为这些国家的介入似乎比苏联领导人在中东的行为更具威胁性。艾森豪威尔政府被激怒了，很快，他们开始谋划杀死卡斯特罗和卢蒙巴。但是，在描述1960年代激烈的冷战斗争之前，我们应该先来看一下莫斯科如何和这两位领导人建立起密切关系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赫鲁晓夫都没有首先采取行动。
古巴革命始于1956年。那一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支游击队，进入古巴山区，展开他们自称的“7月26日运动”。在那里，他们不时向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2]政权发动进攻。莫斯科和古巴共产党（PSP）保持着联系，起初并未注意到卡斯特罗发起的这场政治斗争。古巴共产党认为，应该在城市的工人阶级中开展政治起义斗争。但他们严重低估了卡斯特罗，对占古巴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潜力持怀疑态度。然而，当卡斯特罗开始吸引古巴民众的注意力，并削弱巴蒂斯塔政权时，古巴共产党就站在了卡斯特罗一边，莫斯科也开始支持卡斯特罗。1958年12月，克里姆林宫组织一次秘密行动，以哥斯达黎加一家公司的名义，把二战时期的剩余物资——一批德国枪支送给古巴的革命者。
然而，苏联的援助并未影响古巴革命的结果。这批武器运入古巴之前，卡斯特罗的部队就已进入哈瓦那。1958年新年前夕，巴蒂斯塔逃离古巴，次日，一个由“7月26日运动”组织领导的古巴政府宣告成立。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渐渐把他自己介绍给了苏联人，莫斯科也知道了其弟弟劳尔·卡斯特罗。20岁刚出头，劳尔就出席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青年大会，回国后即加入了古巴共产党（PSP）的青年组织。据劳尔的妻子回忆，劳尔作出这一决定时，曾与哥哥商量过，后者当时正在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学习。菲德尔建议劳尔“往前走”，在1953年加入古巴共产党。菲德尔那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告诉劳尔，他不会像劳尔一样也加入古巴共产党（PSP）。据劳尔妻子回忆，菲德尔认为，如果自己加入共产党，那么，他刚刚起步的政治生涯注定会失败。另一方面，苏联人还不清楚菲德尔对其弟弟加入共产党一事了解多少，也怀疑菲德尔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菲德尔似乎要在古巴的这场社会变革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一句话，他就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卡斯特罗主义者。他既不需要外国党派的领导，也不需要外国意识形态的指导。苏联人也从古巴共产党员那里了解到他的部分观点。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曾告诉莫斯科，劳尔比菲德尔更亲近共产党。确实，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曾报告说，劳尔和切·格瓦拉向菲德尔隐瞒了他们保留着古巴共产党党籍一事，尽管他们都很忠诚于菲德尔。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
1959年4月，劳尔·卡斯特罗向莫斯科派出特使，请求苏联人帮助古巴军队培养一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队伍。此时，莫斯科首次暗示，可以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政权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克里姆林宫答应古巴人的请求，向其派出一支17人的西班牙军官队伍。这些人都是1938年西班牙内战结束时逃到莫斯科避难的。数月后，古巴人又要求波兰人提供重武器。克里姆林宫审阅了其卫星国与那些非华约集团国家的军火交易后，1959年9月底同意波兰向哈瓦那输送一批苏制坦克。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3]在古巴革命胜利数周后访问古巴，这是苏联人首次访问这个国家。1960年1月，古巴人请求捷克人提供武器，克里姆林宫也答应下来。2月，为了公开展示两国的友谊，哈瓦那举办了苏联展览会，苏共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为此访问古巴。米高扬对古巴的一切都着了迷。“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他向克里姆林宫这样汇报道，“菲德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和我们一样彻底！”
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对古巴和莫斯科的关系有所限制。1959年10月，当第一次会见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耶夫时，他曾向后者解释道，因为担心美国报复，古巴对接近克里姆林宫心存疑虑。“对纳赛尔来说，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很有意义。”卡斯特罗解释为什么古巴没有直接向莫斯科要求提供武器，“首先，美帝国主义远离埃及，而你们又离埃及很近。但是我们呢？我们离你们太远……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卡斯特罗也认为，古巴政权实际上面临着经济威胁，而不是军事威胁。“美国人所有的干涉企图都将宣告失败，”1960年2月的一次会谈中，他颇为自信地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古巴革命面临的唯一威胁是经济不景气，且过分依赖美国，而后者又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一到两年内，美国可能会摧毁古巴的经济。但是，即使面临致命的威胁，我们也从未向美帝国主义妥协过。在此情况下，苏联在向我们提供经济援助、加强古巴革命力量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卡斯特罗也不想让更多古巴人知道，他正在和莫斯科接触。古巴人普遍信奉罗马天主教，古巴社会的反共意识根深蒂固。直到卡斯特罗感到对国内的反应更有信心时，才会公开和苏联的关系。
尽管卡斯特罗一再提醒，但赫鲁晓夫还是有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和古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稳定关系。32岁的卡斯特罗似乎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反美战士。
1959年4月18日，卡斯特罗成功入主哈瓦那3个月后，一个名叫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刚果活动家进入了苏联在圭亚那首都科纳克雷的大使馆。莫斯科对卢蒙巴一无所知，对这个国家也所知不多。前一天晚上，一个几内亚官员把卢蒙巴介绍给苏联大使。两人约定次日见面。“刚果正在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卢蒙巴向苏联大使P.I.格拉西莫夫[4]介绍道。他是“刚果民族运动”（MNC）的创建者，这是一个要求刚果从比利时统治下独立出来的草根组织。卢蒙巴生于1925年，由于比利时殖民当局不向黑人提供中等教育，因而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20岁出头卢蒙巴就到斯坦利的邮局上班，后来，为比利时自由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撰写小册子。1956年，据说因在工作中盗用资金而被捕入狱，狱中写了一本名为《希望之地刚果受到威胁了吗？》的政治小册子。那年晚些时候被释放后，卢蒙巴的政治行为愈加激进。1958年10月，他在创建刚果民族运动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组织主张刚果独立。
1959年4月，卢蒙巴向莫斯科驻刚果大使强烈暗示，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一个亲苏派。他要求秘密访问苏联，并解释道，如果从莫斯科回来，他将会站在一个有利的立场上来“揭露殖民当局在非洲不遗余力、大肆散布的反苏思想”。为了不让比利时当局知道他访苏，几内亚人答应，如果苏联同意，将允许卢蒙巴离开科纳克雷。卢蒙巴还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因为缺乏资金，他不能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广大地区进行宣传活动。他向苏联大使保证，如果其思想被传播出去，就一定会揭穿比利时编造的“反苏谎言”。
1959年，与苏联大使会晤、争取共产党国家的援助并不是卢蒙巴唯一的要求。两周后，他前往布鲁塞尔会见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把比利时共产党视为天然的联盟。卢蒙巴和比利时共产党的书记阿尔贝·德科南的谈话让比利时共产党员迸发出极大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把这次谈话传到了莫斯科。“在非洲国家中，刚果最适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卢蒙巴会晤后，德科南向苏联使馆人员如此解释道。其根据是，按照非洲的标准来说——大量人口生活在都市。与西非法属殖民地10％的城市人口相比，刚果有26％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德科南也称赞卢蒙巴领导的民族运动党，称那是刚果最大的政党，它“实际上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前沿”。尽管还不是正式党员，卢蒙巴却“支持进步立场”。在共产党看来，这实际上是说某个人政治上很可靠。
比属刚果地大物博，是中非的一个大国，其领土从西海岸的刚果河入海口一直延伸到非洲大陆中央，刚果河长达1200英里。刚果的矿产资源比任何非洲国家都丰富。这里生产的铜占世界总产量的9％，钴占49％，工业用钻石占69％，锡占65％。二战期间，比利时流亡政府的经济资助几乎全来自刚果。1945年以后，它的矿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莫斯科无意获取这些矿产资源，但是，这些矿产财富意味着，一旦获得独立，刚果就有机会实现繁荣，或许因此会变成苏联的一个有用的盟友。
1960年1月，刚果谈判代表与比利时政府达成协议，刚果将在6月30日宣告独立。5月，首先举行全国议会首次大选。
毫无疑问，在刚果的政治斗争中，卢蒙巴是苏联最喜欢的一个政治人物。1959年12月底，克里姆林宫拒绝了另一个刚果联盟代表提供一揽子援助的请求，这个联盟也包括刚果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和卢蒙巴结盟。莫斯科怀疑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而且赫鲁晓夫更喜欢碰碰卢蒙巴的运气。
进入1960年冬，令人吃惊的是，美国政府对克里姆林宫和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程度所知不多，更谈不上卢蒙巴了。负责截获或破译外国通信联络的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都没有觉察到苏联东欧集团向哈瓦那供应武器的秘密行动，这项行动是1959年9月经主席团批准的。卢蒙巴和苏联驻刚果使馆人员的接触虽然被注意到，但却完全被忽视了。
华盛顿正在设法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离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艾森豪威尔政府密切关注着古巴革命的发展动向。“7月26日运动”组织在古巴执掌政权后的一段时间里，艾森豪威尔政府还不能确定如何与卡斯特罗政府打交道。美国国务院最初建议支持卡斯特罗。1959年4月，当这位年轻的古巴领导人访问美国时，一个从事间谍工作的中情局军官被指派全程陪同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向这位军官做过一些保证。事实上，这次访问是由一家美国公关公司筹划的，访问为古巴的起义争取到全面的支持，却没有暴露出卡斯特罗未来的革命目的。访美之时，卡斯特罗一再重申，“我们不是共产党人”。他的话颇能说服人，以至于尼克松副总统也在华盛顿特区和他举行私人会谈，他把卡斯特罗形容为反共人士，后者之所以和古巴共产党同甘共苦，纯粹是出于轻信。
尽管开始给予卡斯特罗正面评价，但到1959年底，美国政府转而反对卡斯特罗。1959年10月，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名其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刚刚成立的革命武装部队负责人，后者在古巴引发一系列的军事叛变行动，造成很大影响，也引起华盛顿深深的忧虑。叛变者披露，劳尔正在雇佣西班牙内战老兵为古巴武装部队培训马克思主义干部。白宫很清楚，和切·格瓦拉一样，劳尔实际上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但是，白宫还不清楚，这些人是否有影响力，还有古巴共产党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古巴军队的种种变化，似乎预示着军队已被共产党接管。11月初，艾森豪威尔总统断定，美国别无选择，只有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制定出我们的政策，即希望卡斯特罗将会自愿采取与美国最基本的安全要求和政策利益相一致的政策和倾向。”在一份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如此为总统阐述这件事情。最后，国务院主张，“卡斯特罗政府继续在古巴以现有的方式执政，将会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立场产生不利影响，却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同意这种看法。
在一个月内，美国政策发生变化。艾伦·杜勒斯和中情局开始提出一套终止卡斯特罗政府的方案。中情局甚至提出，“最彻底的考虑是消灭菲德尔·卡斯特罗。”它们正式建议，可以考虑暗杀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身边的那些人，如劳尔和切·格瓦拉，他们都不像菲德尔那样对民众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菲德尔的消失将会加速现有政府的垮台。”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并不认为时机已经来到。尽管不信任卡斯特罗，但是，他还是把中情局的计划搁置一旁。到1960年初，白宫还在密切关注着这个岛国的发展动向。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刚果也采取观望态度，倒不是因为刚果的走向难以确定，而是他们并不关注比利时殖民地。对卢蒙巴，华盛顿只有一些模糊看法，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顾问根本就无暇顾及刚果未来的政治。1960年初，华盛顿收到报告，称卢蒙巴正在得到苏联人的资助，但是，跟踪这件事的那些人还不能确定，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还是出于一种让人恶心的机会主义的考虑。
卢蒙巴在主动挑起这种困惑。1960年2月底，和比利时政府商量后，他会见美国驻比利时大使。“（这个人）表达力很强，老于世故，敏感、聪明，做事不择手段。”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美国大使威廉·伯登[5]这样介绍卢蒙巴。卢蒙巴迟到半个小时，下车后，还让出租车继续在大使馆外等候。给美国大使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分子，行为过于放肆。“或许他并不符合一个世纪前人们给诚实的政治家所下的定义，因为他一旦被收买，还会被继续收买。”
刚果人的确在耍花招。卢蒙巴想要美国人相信，是苏联人先接近他，还抱怨克里姆林宫给他施加压力，为此编造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称苏联人一再邀请访问莫斯科，“他拒绝了这些邀请……因为他认为，在刚果看来，东方的影响对刚果不利”。美国大使并未听到相反的说法，也没有马上否认卢蒙巴的话。“如果卢蒙巴正在得到东方的特别支持，似乎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其愿望，他绝对会出卖那些支持者。”当卢蒙巴要求向他发出访美邀请时，在之后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伯登支持这个想法。
卢蒙巴和伯登大使的会面并没有促使华盛顿采取任何行动，也未邀请卢蒙巴访美。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未把刚果视为冷战角逐的一个战场。
卡斯特罗是赫鲁晓夫的第一个新盟友，这加剧了东西方的紧张关系。3月4日，一艘为古巴军队运送法国武器的比利时货船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一百多人被炸死。爆炸既悲惨又神秘，引发系列事件，这促使赫鲁晓夫和苏联对古巴作出比以往更多的承诺，从而引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强烈反应。
这次爆炸让卡斯特罗对其政权的安危产生了疑虑。尽管他承认，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证据”，但是“我敢肯定，美国炸了这条船”。他告诉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耶夫。他推断，这是中央情报局在背后捣鬼。为此，3月5日，卡斯特罗公开指责美国，华盛顿立即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尽管美国情报机关之后在哈瓦那策划多起爆炸事件，但是，确实没有可靠证据表明，中情局与此次爆炸有关。
卡斯特罗指责华盛顿应为此事负责，这消除了他不愿直接向莫斯科提出军事援助请求的顾虑。现在，他想当然地认为，比利时货船爆炸事件仅仅是打响了反对古巴政府战争的第一枪。“美国人正在采取一些极端措施。”3月6日的私人午宴上，卡斯特罗向阿列克谢耶夫透露了其想法。“一旦美国对古巴采取封锁或干涉政策，我们可以依赖苏联来提供日用品和武器吗？”他要求阿列克谢耶夫立即向赫鲁晓夫发电报，请苏联海军派潜艇来支援古巴。“我们这里有许多山洞，都未被利用。”他还提议建立一个秘密港口。尽管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货船爆炸事件依然没有完全打消卡斯特罗和莫斯科打交道的顾虑。哈瓦那仍然没有开设苏联使馆，原因就是阿列克谢耶夫是两国的主要联络人。卡斯特罗告诉阿列克谢耶夫，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的时机还不成熟。直到他确信，古巴人民不会反应过度时，他才想公开和克里姆林宫建立起盟友关系。
收到阿列克谢耶夫和卡斯特罗的会谈报告后，赫鲁晓夫立即作出反应。到那时为止，他还没有和卡斯特罗取得直接联系，但是，3月12日，他向古巴领导人发出一封私人信件，提出建议，并提供武器。赫鲁晓夫对即将和美国实现局势缓和还很乐观（此时离巴黎峰会的召开还有两个月，U-2间谍飞机事件尚未发生），他警告卡斯特罗，不要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做最坏的结论。“尽管还面临许多困难，国际紧张局势还在加剧，但是，今天的美国还很愿意将其措施局限在那些有助于国际关系发展的方面，绝不会越过这条线而去公开干涉古巴事务。”赫鲁晓夫的看法也是克格勃对形势所做的估计，后者搜集的情报表明，如果不被挑衅，艾森豪威尔政府将不会进攻古巴。那么，哪些行为算是挑衅美国呢？克格勃暗示，要么攻击美国在古巴东部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或者苏联在岛上建立导弹基地。
虽然赫鲁晓夫并不认同卡斯特罗新的忧虑，即美国即将进攻古巴，但是，他还准备卖给古巴一些急需的武器。这封信要求古巴向捷克或苏联的武器厂家提出运送武器的要求，但没有提及价格。古巴人先前向苏联东欧集团购买过武器，已经付清货款。这次，将不会要求他们这么做。信的末尾首次邀请古巴领导人访问莫斯科。
“你能给我一个西班牙文的翻译稿吗？”几天后阿列克谢耶夫在哈瓦那念了一下匆匆翻译的信件时，卡斯特罗异常兴奋地问道。卡斯特罗可能好久都没有这么兴奋了。他告诉苏联代表，这封信将会被放在一个盛满纪念品的箱子里，箱子藏在山里。奇怪的是，除这封信外，因为“使用“卡斯特罗的讲话，苏联还向他支付了一笔费用。起初，这笔酬金只有几百美元，但是，到1961年，因为发表一系列讲话，卡斯特罗将要收到8000美元的酬金。
卡斯特罗对货船爆炸的直接反应也消除了华盛顿的怀疑。11月以来，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在讨论清除卡斯特罗，但是，还没有采取这一措施的任何迫切性。卡斯特罗把货船爆炸事件与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到一起，这让美国加快了其反对卡斯特罗的行动。“我们一致认为，只要古巴政府处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控制下，美国就不可能和它们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仔细征求过中情局驻当地机构及驻古巴外交官的意见后，3月8日，美国驻哈瓦那使馆这样写道。
收到美驻古巴使馆报告的那天，白宫高级顾问小组，包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戈登·格雷[6]在内，正聚在一起讨论古巴问题。次日还要召开总统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顾问小组接受报告的看法，即美国不可能和卡斯特罗友好相处，但是提出了为何美国不能贸然向古巴发动军事进攻的四点理由：没有给卡斯特罗任何选择，担心军事进攻将会强化卡斯特罗政府，需要和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合作，要考虑世界舆论的影响。顾问小组提出另一种选择，即采取经济措施和外交措施来对抗卡斯特罗。
3月1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争论非常激烈。军方认为，华盛顿不得不考虑发动一场战争。而海军则特别担心卡斯特罗很快会关闭他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在一份为会议准备的文件里，海军上将阿利-伯克认为，如果秘密行动“未能及时解决问题……美国应该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尽管军事顾问们的忧虑在加重，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拒绝了要立即解决卡斯特罗问题的建议。他不考虑关塔那摩军事基地面临的威胁，并向顾问小组保证，古巴有一万多美国公民，如果有任何美国人处于“危险”状态，他都会下令干预。相反，他倒要求顾问小组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来解决卡斯特罗问题。在眼下还没有找到合适接替者的前提下，他还不想推翻哈瓦那政权。他警告道，否则，“我们或许会在古巴再经历一次加尔各答的无底洞。”
争论的结果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秘密行动的兴趣更大。3月16日，负责监督秘密行动计划的国家安全委员会5412小组讨论了具体的计划，即“要以一个更加忠实于古巴人民的利益、更容易让美国接受的政权来代替卡斯特罗政府，以此来避免美国的军事干涉”。为了回应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忧虑，小组强调，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吸引力的、统一起来的古巴反对派，以对抗卡斯特罗政权”。
暗杀计划被冻结。眼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只是采取那些让卡斯特罗感到为难的措施。中情局秘密计划把一种强烈的中枢神经幻觉剂撒在一支雪茄上，然后在卡斯特罗准备发表公开讲话前几分钟让一个特工递给他。他们还准备使用脱毛粉，让卡斯特罗的胡须全部脱落。或许是受“参孙大力士”的启发，中情局认为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将会随着连鬓胡须的掉落而一起消失。中情局很严肃地看待这些可笑的想法，以至于他们四处寻找合适的特工来执行这个任务。当卡斯特罗下次出国时，一个宾馆的服务员可能会被吸收进来，在卡斯特罗的鞋子上撒上这种粉末，然后离开他的房间。一夜之间就能看出来，卡斯特罗的胡须不见了。
货船爆炸后的几周里，卡斯特罗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让古巴的革命变得更激进，还公开了他和赫鲁晓夫建立起的友好关系。5月，古巴和莫斯科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允许苏联人在哈瓦那建立大使馆。当月，卡斯特罗也通知仍在古巴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他们将不得不为古巴炼制30万吨原油，苏联已经答应要卖给古巴原油。卡斯特罗期待美国公司拒绝这一要求，6月10日，古巴政府对这些炼油厂实行国有化。当所有外国供电公司使用苏联石油时，卡斯特罗也把这些公司实行国有化。
然而，卡斯特罗还没有完全摆脱对美国的恐惧。尽管没有明确承认货船爆炸就是中情局精心策划的结果，但是，当公开把古巴政府和莫斯科相提并论时，他很快就感觉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1960年春末，卡斯特罗开始注意到，反政府的力量增强了。就像他在1950年代中期发动的“7月26号运动”一样，一些反革命分子也拿起武器，准备到山区展开斗争。美国官员的声明也在最近变得尖锐起来。
这种氛围下，赫鲁晓夫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起初，菲德尔还认为，或许可以只派其弟弟访苏。原指望劳尔在1960年春离开古巴，然后访问东欧主要国家，还有北京。但是，到6月底，菲德尔觉得，劳尔的访问甚至会让其政权更加危险。“现在，一场干预正在酝酿之中，”6月24日，卡斯特罗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劳尔的访问将会被我们的敌人当成一个证据，以此来说明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古巴将会有一种新的倾向。”
劳尔·卡斯特罗推迟访问莫斯科之时正是赫鲁晓夫左右为难之际。非殖民化的浪潮进一步加剧了中苏紧张关系。中国不认同莫斯科对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社会运动所采取的谨慎态度。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都认为，克里姆林宫不把这些运动当成一种政治工具来加以利用，会丧失传播社会主义真理的大好时机。卡斯特罗推迟其弟的访问计划之时，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贸易会议上，中国和其盟友——缅甸、北越、苏丹、索马里、阿根廷、锡兰、日本和桑给巴尔，对赫鲁晓夫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质疑。他们指责莫斯科的革命性不强，因为后者鼓吹和平共处，这套理论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很有吸引力，而不受共产党人的欢迎，从而削弱了革命力量。两周后，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回应了这些批评，声称，只读马克思著作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还要正确理解我们读过的理论，要把它应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要考虑到形势的需要和各种力量的平衡。”
赫鲁晓夫看到，劳尔·卡斯特罗在7月访问莫斯科颇有意义，但推迟访问让他很不安。苏联领导人怀疑，要么是美国入侵古巴迫在眉睫，要么可能是把卡斯特罗在夏天所做的解释当成了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借口。此外，苏联得到最新消息，在其出访途中，劳尔将要在包括布拉格在内的几个地方停留。赫鲁晓夫纳闷，推迟访问是否可能和北京或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事情有关。克里姆林宫接到报告称，北京的激进路线对劳尔和古巴颇有吸引力。赫鲁晓夫决定尽快打消他自己的或者是中国的疑虑，而是相信，古巴还是把莫斯科视为其主要的社会主义盟友。
克格勃预料美国会采取更多秘密行动，但是，它们让克里姆林宫相信，和数月前不同，艾森豪威尔政府现在不可能对古巴发动军事进攻。考虑到风险很低，而潜在的利益又很大，赫鲁晓夫选择了一个公开的场合来让古巴人相信，他们的安全问题事关苏联的利益。7月9日，在对一些苏联教师讲话时，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用核武器来保卫古巴。他说：“应该记住，现在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可望而不可即。打个比喻，如果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敢于对古巴发动侵略战争，如果需要，苏联炮兵部队可以发射导弹来支持古巴人民。而且还要提醒五角大楼不要忘记，根据最新的试验，我们的导弹可以精确击中1．3万公里远的预定目标。对那些喜欢以武力或非理性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警告。”
这次声明非同寻常，它实现了赫鲁晓夫先前确定的目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苏联第一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保护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极为感激，决定派其弟弟访问苏联。
劳尔·卡斯特罗于7月17日抵达莫斯科，这是一次热情而富有建设性的访问。年轻的革命家急于想表达其兄长和自己对苏联外交支持所怀有的感激之情。他们都相信，赫鲁晓夫7月9日的声明已经改变了美国的计划，阻止了一次军事进攻。
赫鲁晓夫也给古巴提出一些建议。尽管他对近期四国巴黎峰会的失败颇为失望，但依然怀疑，如果受到挑衅，艾森豪威尔会入侵古巴。他最担心古巴人可能会引发一场美国的反击战。“我们不想发动战争，”赫鲁晓夫警告劳尔，“而且你们也不想发动一场战争。”
劳尔问道：“您认为美国会打着美洲国家组织的旗号，就像它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来发动朝鲜战争一样，来进行武装干涉吗？”赫鲁晓夫答道：“眼下还不可能。（今天的）形势已绝对不同于过去。”然而，赫鲁晓夫也不想让古巴人认为，他在有意限制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如果对你们有利，”他说道，“我能给你们提供更多援助。”
这次会谈也有轻松的时刻。为了展示古巴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心，劳尔讲道他自己为此而日夜操劳。赫鲁晓夫则以一丝嘲讽的口吻答道：“不要在夜里工作。那样，你们会犯愚蠢的错误。”
赫鲁晓夫认为，劳尔的访问达到了他所预期的所有目的。古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坚定的盟友。1960年8月的克格勃文件上，卡斯特罗政权的代称已从“小孩”变为“桥头堡”。古巴代称的改变，表明莫斯科对古巴的信任。
赫鲁晓夫和劳尔·卡斯特罗会见之际，恰逢刚果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不久，苏联和卢蒙巴的友好关系就被置于国际局势的风暴中心。赫鲁晓夫没有参加6月30日的刚果独立纪念仪式，但是，之后发生的一切则对苏联有重要影响。5月，刚果首次举行选举，卢蒙巴所在的党派赢得绝大多数席位。刚果实现了议会民主政治，总理为政府首脑，而总统则是国家元帅。卢蒙巴成为刚果首任总理，约瑟夫·卡萨武布[7]则成为刚果总统。他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民族运动党的党员而已。
比利时和刚果民族主义者达成一笔交易。独立之日，1000名比利时白人军官留下来负责指挥25万人的刚果军队——国民军，而且仍然保留比利时人在新政府文职部门中担任的职位。交易很快被破坏。独立不久，刚果军队就被瓦解。一些未被任用的黑人军官哗变，公开宣称他们不愿听命于白人军官的指挥。随着军队的瘫痪，骚乱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独立之时，数以万计的欧洲人生活在刚果，出于恐惧，现在则纷纷逃离刚果，其中也包括公务员，他们失去了培养刚果本土公务员的机会。7月10日，比利时政府作出反应，派部队前往刚果，以保护仍然留守刚果的外国侨民社区。独立协议约定，若未得到刚果新政府的许可，比利时不得在刚果部署军队，然而，比利时人还是派出了部队。
次日，刚果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比利时人的支持和怂恿下，一个名为莫伊兹·冲伯[8]的刚果士兵宣布盛产铜矿石的加丹加省独立。刚果一半的出口额来自加丹加省，那是刚果最富庶的一个地区。一天前，冲伯还邀请比利时政府向省会伊丽莎白维尔派遣伞兵部队。一家比利时公司垄断了那里的铜矿开采业。为保护这家公司，布鲁塞尔也向加丹加省派出军队。
刚果国民军出现乱象后，7月12日，卢蒙巴和卡萨武布一致请求联合国进行干预。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提出的史无前例的要求。此前，联合国从未向发生内战的国家派遣过部队。两位领导人的解释是，要利用国际干预来阻止比利时部队对刚果居民实施“侵略行为”。他们要求联合国军队士兵应来自于中立国家。为了强调局势的紧迫性，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威胁，如果联合国不“立即行动”，他们就要求助于那些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国家。不结盟运动是1955年万隆会议发起的，其中也包括印度和中国。
卡萨武布并不同意卢蒙巴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主张。然而，次日，他同意联名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请求赫鲁晓夫“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他们还说：“如果西方阵营不能停止其侵犯刚果共和国主权的行为，我们可能不得不要求苏联进行干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把这封电报散发给主席团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
直到7月初，赫鲁晓夫还无意于对非洲实施军事干预。任何干预都面临着补给的挑战，因为刚果主要城市附近都缺乏大型港口，这意味着所有的军事援助都要实施空运。无论如何，赫鲁晓夫都宁愿刚果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让联合国来恢复刚果的秩序，这符合苏联的利益。莫斯科最喜欢的人物已经成为刚果总理，而且国际社会也要去挽救他。7月1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到指示，要他们支持安理会的决议，即要求为刚果组建一支联合国军队，比利时军队立即撤出刚果。当天夜里，决议以8∶0的投票结果被通过，华盛顿和莫斯科都站在同一立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两个超级大国都被要求向联合国军提供武器和食物。7月15日，赫鲁晓夫向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发去电报称，他认为联合国的干预是“有益的”。电报内容被克里姆林宫公开，赫鲁晓夫在电报中也对比利时人和其盟友发出警告：“如果在联合国作出决议后，仍继续你们的侵略行径，那么，苏联政府将会宣布，有必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赫鲁晓夫发出电报的同一天，联合国军队先遣队抵达刚果。一俟安理会决议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9]就迅速组织起一支军队，最初有4000～5000人，大部分来自非洲国家。
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感激之情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很快他们就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得知，这支军队并未部署在被分离者盘踞的加丹加地区。为了避免让联合国介入任何内战，联合国秘书处拒绝卷入刚果政府和加丹加省冲伯的冲突之中。
艾森豪威尔政府清楚，其在刚果的利益不同于苏联这些国家。刚果独立之日，中情局称刚果新政府带有“左”倾色彩，并且警告说，它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中情局一直源源不断地从比利时人那里得到情报，它断言，10个内阁成员中，有5人有共产主义“倾向”。中情局还称：“卢蒙巴自己似乎在观点上保持中立，但带有一点左翼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当刚果的混乱局势蔓延全国之际，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感觉是，它可能正在见证第二个古巴的诞生。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的大使馆对卢蒙巴和卡斯特罗做了一番比较：“最重要的工作集中在利奥波德维尔，在那里，他们（苏联人）正在顺利地吸引着卢蒙巴和其支持者的注意力，和他们在古巴所做的一样。方法非常相似，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更容易一些。刚果人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政治上，他们显得相当稚嫩，而且卢蒙巴也只能利用一些可怜的、模糊的想法来领导他们。”
7月23日，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邀请，卢蒙巴飞抵美国。此时，华盛顿确实有机会可以搞清他是不是另一个卡斯特罗。出于一种大胆的想法，这位刚果总理离开其国家来到美国，要求联合国帮助其打败加丹加分离主义分子，并且还要促使美国人对其比利时盟友施加压力，让其离开刚果。他计划在联合国总部停留数日，然后访问华盛顿。
在纽约，卢蒙巴向联合国提出其理由。他拜访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还有许多国家的代表。同时，也抽出时间会见了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
艾森豪威尔总统并没有安排时间会见卢蒙巴，但是，7月29日，给刚果领导人安排半个小时来会见赫脱国务卿。卢蒙巴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极坏。赫脱的副手C.道格拉斯·狄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事后回忆道，卢蒙巴给他的印象是，“他完全沉湎于那种狂热情绪之中，我只能把它形容为一种像救世主一样的狂热情绪……他不是一个理性的人。”卢蒙巴要求美国提供援助，包括提供一架飞机，以便他和卡萨武布乘飞机巡视刚果，却未被理睬。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求，对刚果的所有援助都通过联合国来实施，以免开先例，让苏联人占上风。
之后，卢蒙巴前往渥太华。和美国政府一样，加拿大政府也没有给予帮助。接二连三的失败激怒了卢蒙巴，他向苏联驻加拿大大使求援。几天后抵达纽约准备游说联合国之时，卢蒙巴听从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建议，再次会见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库兹涅佐夫。之后，卢蒙巴飞往西欧，继续寻求盟友，以对抗布鲁塞尔和加丹加省的分离主义者。
苏联威胁要采取干预行动，促使联合国采纳卢蒙巴先前提出的一项请求。8月1日，莫斯科发表公开声明：“为了防止对刚果的侵略持续下去……苏联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断然措施来挫败那些侵略者……他们实际上得到了联合国内部那些殖民大国的怂恿。”苏联还任命了驻刚果大使。次日，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宣布，联合国军队将在8月6日进入加丹加省。有段时间，秘书长曾经一直在告诉美国政府，联合国军队不得不进入加丹加省，以免让莫斯科找到实施军事干涉的借口。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正好为他找到根据。
8月第一周，赫鲁晓夫决定放弃对联合国抱有的希望，即联合国能够控制刚果局势，而要采取单边行动来解决日益恶化的刚果局势问题。7月15日、7月31日和8月1日，卢蒙巴三次和苏联驻外大使举行会谈，内容就是作出这种决定。8月5日，赫鲁晓夫给卢蒙巴写信——显然不是给卡萨武布的，作出承诺：“苏联准备提供，实际上已经在向刚果共和国提供全面支持和援助。”他还称，苏联的军事援助也许是必要的，“显然，你们的斗争非常艰苦，对此，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使用各种伎俩来反对你们的新生政权。为实现其罪恶目的，他们也会使用各种手段。他们从事许多颠覆活动，不仅要在军事上进行蓄意破坏，在经济上实行分化政策，而且还要组织各种阴谋活动和恐怖行为。这都需要引起刚果人民和政府的高度警惕。”赫鲁晓夫向卢蒙巴保证，为了加强刚果政府的力量，他将会得到“苏联政府友好而无私的帮助”。他还向卢蒙巴保证，苏联人寻求出现一个统一的刚果，而且把加丹加省的分离主义者视为西方阴谋的一部分。
几天后，当得知加纳要求克里姆林宫对刚果局势进行干预时，赫鲁晓夫决意要在刚果采取一些大胆的举动。8月6日，联合国军队并未像秘书长许诺的那样如期进驻加丹加省，加纳总统恩克鲁玛[10]要求苏联保证，如果中非爆发全面战争，加纳可以期待来自莫斯科的秘密军事援助。
正当莫斯科准备回应恩克鲁玛的请求时，哈马舍尔德向安理会报告说，根据其驻刚果私人代表的建议，他已决定推迟向刚果分离主义分子占据的地区派出部队，因为后者可能会遭到加丹加地区分离分子的攻击。他仍想向那里派出军队，但是，他想取得分离主义分子和比利时人的同意。作为加丹加的盟友和保护者，分离主义分子和比利时人的合作也日趋密切。作为对秘书长动议的回应，苏联人建议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把秘书长和克里姆林宫对待危机的态度作出明确区分。而哈马舍尔德则对冲伯或卢蒙巴都不偏不倚，还在继续寻求外交途径，以恢复加丹加地区的秩序。苏联人要求联合国军进驻发生叛乱的省份，“制止那些直接破坏刚果共和国领土完整的行为”。莫斯科知道无法让这个决议投票通过。8月9日，苏联人撤回决议案，而支持锡兰（今斯里兰卡）和突尼斯提出的一个妥协方案。方案要求比利时军队“立即”从加丹加地区撤军，并在那里部署联合国军队，同时还再次确认，联合国军队不能参与刚果政府和冲伯间的内战。
因为联合国无意保证刚果的统一，克里姆林宫则对利奥波德维尔的中央政府及其盟友给予支持。8月11日，主席团通过了赫鲁晓夫的一封信，它向加纳保证，如果刚果冲突中需要支持，那么，他们将可以得到苏联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加纳得到承诺：“在这场斗争中，不但要给非洲人民以象征性的支持，还要给予实际援助。”同一天，苏联派一架伊尔-14运输机飞抵刚果，把它作为私人礼物送给卢蒙巴。
其间，卢蒙巴已结束美国和欧洲之行，回到利奥波德维尔。虽然联合国8月9日的决议令人失望，但是，赫鲁晓夫那封信提出，要施加更大压力让联合国捍卫一个刚果的原则。这让卢蒙巴勇气倍增。8月14日，他向刚果人民发表讲话，呼吁保持国家统一。之后，卢蒙巴在致哈马舍尔德秘书长的信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其时，秘书长已返回刚果。中央政府要求刚果部队而不是联合国军队来保卫刚果的机场。它还要求把非洲和刚果部队派往加丹加省，而由其他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队则撤出刚果。同时它还提出，加丹加地区联合国军队掌握的所有武器应归还刚果政府。接下来的24小时里，尽管卢蒙巴和哈马舍尔德两人都在利奥波德维尔，但是，他们却只用书信沟通。往来5封信后，卢蒙巴生气了。他指责哈马舍尔德不能保持中立立场，因为瑞典皇室和比利时皇室有姻亲关系。秘书长的回应则是返回纽约，两人的关系破裂。
至此，卢蒙巴正式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卢蒙巴声称，卡萨武布已经同意向莫斯科提出这个请求，但这位刚果总统事后还是否认了此事。不久，刚果总统还利用政府向东方求助一事大做文章，以反对总理。赫鲁晓夫一直在期待着这个请求。8月20日，克里姆林宫同意向刚果派出货运飞机。5天后，苏联人要求希腊政府同意其飞越希腊领空，并在雅典为飞机加油。希腊人把苏联的要求通报美国，并指出，只要他们能检查货物，就一定照此办理。8月28日，10架大型伊尔-14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带着给刚果人民的食物，途经雅典飞往利奥波德维尔。苏联的军事援助则采取不同的方式。4天后，5架为刚果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安-12货运飞机离开莫斯科，飞往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随着赫鲁晓夫直接介入刚果国内冲突，华盛顿担心再出现第二个古巴。整个7月，美国政府都在努力，希望联合国能稳定刚果局势，阻止克里姆林宫扩大其影响，并对卢蒙巴的政治展开辩论。“尽管比利时人和刚果反对派一再指责卢蒙巴是共产党员，”但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机构在7月底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没有根据来支持这个说法。”8月，苏联飞机飞往刚果的消息平息了有关卢蒙巴的争论。
这个消息也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引起更广泛的讨论。苏联显然已在古巴得利，随之而来的又是刚果。这个夏天的刚果事态表明，第三世界正在接近一个倾斜点，此时需要美国采取更多强有力的行动，否则整个第三世界就要倒向共产主义。8月1日，艾森豪威尔告诉其负责外交政策的小组，这个世界正处于“骚动”中，在他“最近时期”的记忆中，这是一次很大的骚动。他还说：“共产党人正试图控制这个世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得成功，因为在许多场合，学生们都在说，共产主义考虑的是全人类，而美国则在全力支持那些被抛弃的旧政权。”
1960年8月18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认真准备除掉古巴和刚果的两位领导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晨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西方军队或许得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来干预刚果局势，“我们应该这么做，即使这会被苏联人当成我们挑起事端的根据”。艾森豪威尔确信，卢蒙巴已站在苏联一边。安全委员会还讨论了那些据称比利时共产党或者苏联顾问在为卢蒙巴出谋划策的流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请求白宫采取公开或秘密的措施，以让刚果的一个机场和港口摆脱苏联人的控制，并预言道：“一些共产党员渗透进这些要害地区，他们采取的秘密行动可能会威胁整个自由世界在南大西洋的海上运输通道。”但他并未拿出相应证据，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说成是美国重要的利益所在地。但是，这反映了那个8月华盛顿高涨的热情。会议之后，开始正式策划把卢蒙巴赶下台的秘密行动。
那天下午，中情局给总统提供了反卡斯特罗计划的最新进展情况。数月来，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古巴局势的进展，制定了许多计划，但都未付诸实施。最近一次是7月21日，中情局向哈瓦那情报站负责人发去电报：“总部正在认真考虑尽可能除掉三位领导人（菲德尔、劳尔和切）。”次日，这位情报站长又收到指示：“不要动手……请不要谈论这件事。”
8月，华盛顿的态度改变，中情局只能修改其计划。这次，中情局提出一个三管齐下的动议，包括组织反抗活动，展开负面宣传（秘密散布谣言和有关古巴政权的断言），对古巴移民进行准军事训练。大多数讨论都涉及第三种方案，就像中情局的“迷达斯国王”——理查德·比斯尔所设计的那样，在关塔那摩训练500名被流放的古巴人，用于向古巴山区实施渗透。这些人将被分成75个小组，然后被带入古巴，并向他们空投物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小组将会与近千名预计还在积极反抗的异己分子取得联系。因为比斯尔对这支准军事组织的渗透行动并不抱多大希望，而且之后的抵抗行动也不足以动摇古巴政权。因此，中情局开始考虑要让被流放的古巴人进占皮诺斯岛，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以便被美国承认的古巴流亡政府能立足岛上。
在此氛围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指示中情局考虑如何杀死卢蒙巴和卡斯特罗。美国政府此前曾考虑过把政治暗杀当成一种外交政策的工具。1952～1954年，中情局曾研究过谋杀危地马拉官员的多种方法。根据中情局的一项内部研究，“已选定刺客，谋杀的训练也已启动，已初步确定‘暗杀名单’”。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国务院也知道这个计划。然而，在中情局收到正式命令、采用这种特殊方式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
为什么是民主的西方而非苏联考虑过以政治暗杀的方式来提高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这是冷战的一个难解之谜。没有证据表明，赫鲁晓夫时代，苏共主席团曾考虑过刺杀刚果的冲伯、卡萨武布或古巴流亡组织的领导人，更不用说杀掉那些亲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如突尼斯和泰国的领导人了。这个区别可能反映了赫鲁晓夫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前景所抱有的一种天生的乐观主义情绪。相形之下，艾森豪威尔，甚至其继任者肯尼迪总统，都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前景忧心忡忡。
1960年8月，中情局开始和黑手党成员取得联系，以暗杀卡斯特罗。之所以要除掉古巴领导人，黑手党有其自己的理由：卡斯特罗关闭了哈瓦那的所有赌场。然而，暗杀卢蒙巴计划则显得更为紧迫，因为中情局收到了白宫的明确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负责制订秘密行动计划。8月25日，它们建议，“刚果的计划不排除‘考虑’任何可以除掉卢蒙巴的特殊行动方式”。通过国家安全顾问，艾森豪威尔也把他的话带给这个小组：“在这种局势下要采取非常直接的行动。”8月26日，艾伦·杜勒斯告诉中情局在刚果的负责人：“我们的结论是，除掉卢蒙巴是一个紧迫的、首要的目标；在目前条件下，这应当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一项秘密行动。”中情局利奥波德维尔情报站被批准可以花费上万美元来“实施这个应急计划”。
自愿介入非洲事务后，赫鲁晓夫又决定亲自到联合国，以争取非洲国家对卢蒙巴和苏联的支持。新一轮联合国大会预计在9月20日召开。苏联领导人决定乘船赴美。1959年赴美乘坐的那架吱吱嘎嘎作响的图-114专机正在维修，苏联也没有其他型号的飞机可以不着陆从莫斯科直飞纽约。而乘坐蒸汽客轮要历时10天，因而赫鲁晓夫打算带个几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以便在旅途中召开会议。
赫鲁晓夫准备9月初离开苏联之时，刚果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失去了对卢蒙巴的耐心，他告诉美国，卢蒙巴一定要“下台”。现在，联合国秘书长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持相同看法。他相信，除非卢蒙巴下台，否则，刚果局势就不能得到稳定。哈马舍尔德“显然正在迫使卢蒙巴作出决定，但是，他想让后者陷入这种境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如此报告。
同样令人忧虑的还有卡萨武布总统。他坚持认为，卢蒙巴并未和他磋商过向赫鲁晓夫请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9月5日，卡萨武布解除卢蒙巴的职务，理由是他处理和苏联的关系这件事表明，他试图要把刚果变成一个独裁政权。
卡萨武布的行为既在刚果内部引发宪政危机，又在支持卢蒙巴的苏联和那些不支持卢蒙巴的国家间引发一场国际危机。按照宪法，刚果总统可以解除总理的职务。然而，经选举产生的刚果议会，则在9月9日投票废除了卡萨武布解除卢蒙巴职务的命令，并在9月14日呼吁重组内阁，保留卢蒙巴的总理职务，而解除他的一些亲信的职务。同时，担心苏联可能会介入恢复卢蒙巴职务的争论，在刚果的联合国军司令下令关闭刚果的机场，卡萨武布发布解除卢蒙巴职务的公告后，还关闭了利奥波德维尔唯一的一家电台。
得知这些消息后，赫鲁晓夫异常愤怒。他不再信任联合国的领导权威。不干涉刚果内部事务的辩论历时两个月，而现在，联合国则站在卡萨武布一边，反对赫鲁晓夫的盟友。苏联人拒绝承认卢蒙巴下台的事实，继续其援助计划，支持刚果军队进攻加丹加省。9月5日～7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运输机将大约450名刚果士兵从卢蒙巴位于刚果北部的斯坦利尔总部运送至南部地区，以进攻冲伯的军队。莫斯科允许其飞行员冒险从联合国关闭的机场附近的草地上起飞、降落。
9月9日，赫鲁晓夫乘“波罗的海号”轮船前往美国，不得不在船上密切关注刚果局势。“在横跨大西洋的整个行程中，”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们和外交部就刚果局势保持着联系，我们和莫斯科之间的往来密电很多。”与此同时，尽管赫鲁晓夫拒绝放弃卢蒙巴，但是，苏联政府确实暂时中止了卢蒙巴使用苏联飞机的权力。
9月14日，卢蒙巴遭遇了一次更富有戏剧性的打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政府指使的。卢蒙巴的前私人秘书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11]被提拔为刚果国民军参谋长后，发动了一场针对卢蒙巴的政变。蒙博托篡夺大权后保证，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必须要由无党派的、无宗教倾向的专业人士取代，任期到当年底。届时，宪政危机问题就能被解决。“这不是一次革命，而是一次休战。”蒙博托说。9月初，事实证明，卡萨武布无法解除卢蒙巴的职务。此时，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的大使馆频繁和蒙博托商议，后者曾在美国接受过培训，鼓励他对卢蒙巴分子和苏联东欧集团采取行动。9月16日，蒙博托的军队将选举产生的议员们驱逐出利奥波德维尔的议会大楼。次日，他又下令苏联人和捷克人关闭其使馆。尽管卡萨武布批评蒙博托“厚颜无耻”，但还是保留了其总统职位。
蒙博托的政变和之后苏联使馆的关闭，激起了赫鲁晓夫对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和联合国的极大愤怒。“我要唾弃联合国，”面对不断来自刚果的坏消息，赫鲁晓夫说道，“那不是我们的组织……哈马舍尔德毫无用处，他对大事不闻不问，因为那不关他的事……我们不能让他过好日子。”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瓦列里安·佐林接到指示，要指责哈马舍尔德和美国人相勾结，把卢蒙巴撵下台。但是，赫鲁晓夫还有更大的决心。他想让哈马舍尔德辞职，并认为可以一并废除秘书长这个职位。“在甲板上，我忽然对联合国的结构有了这个想法。”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向主席团委员们解释道。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的未来危在旦夕。其结论是，由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立国家等三个世界的代表组成一个三驾马车，共同管理联合国。当决定是否要给联合国施加更大压力时，赫鲁晓夫却决定降低苏联人在刚果冲突中所面临的直接风险。由于局势恶化，苏联飞行员和飞机已经暂停在刚果执行使命，莫斯科下令他们和苏联外交官一同回国。
赫鲁晓夫抵达纽约之前的几天里，联合国所发生的这些大事表明，要想取得绝大多数成员国对改革联合国领导机构的支持，以及彻底改变苏联在刚果的政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回应佐林的指责，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呼吁成员国表示对联合国的支持。在一个由加纳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中，他达到了这一目的。加纳支持卢蒙巴，但无意于让刚果变成一处冷战战场。9月18日，投票结果70比0，成员国一致通过决议。决议案明确要求哈马舍尔德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实施安理会决议案，任何国家不得向刚果派出军事人员或运送武器，除非它们是联合国行动的一部分。只有苏联东欧集团、法国和南非弃权。在赫鲁晓夫的非洲和亚洲新盟友中，没有一个国家反对这个决议案。
和赫鲁晓夫一样，华盛顿对刚果结局也没有信心。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认为蒙博托一个人就能有效遏制来自卢蒙巴的威胁。9月16日，卢蒙巴自己逃到联合国军队驻地，接受后者保护。联合国军队保护他，还允许他在利奥波德附近散步。9月24日，艾伦·杜勒斯再次确认了华盛顿的愿望，即“消除卢蒙巴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任何可能性”。两天后，中情局的科学顾问悉尼·戈特利布[12]博士被派到刚果，带去许多毒药，要毒死卢蒙巴。中情局相信，可以找到他的家，然后把毒药放在牙膏里。有人告诉中情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尔文[13]，杀死卢蒙巴的命令来自艾森豪威尔。德尔文向悉尼·戈特利布问道，他是否听到总统说过这些话。后者的答复是，没有听到，但解释道，负责这项计划的中情局副局长比斯尔曾向他保证，总统下达了这道命令。
9月19日，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乘船抵达纽约。赫鲁晓夫还没有告诉美国人他要在纽约待多长时间。有谣言说，在纽约时代广场著名的街头游行中，他将鸣钟迎接新年。这次不像1959年，美国政府没有给他铺红地毯。赫鲁晓夫此前已经向国外记者提及他有兴趣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但是，后者并没有回应这个说法。
4天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强烈谴责西方大国对刚果实施的阴谋。他否认卢蒙巴是共产党员，并警告西方，他们庆祝扳倒卢蒙巴的胜利还为时过早。之后，他还攻击了联合国的领导层。在三驾马车的提议中，他将联合国的领导层称为“一边倒”。
哈马舍尔德拒绝辞职。9月26日，他做了平静而又坚定的发言，捍卫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机构的问题。”他说道。
会议间歇，赫鲁晓夫会见世界各国领导人，争取他们对改革联合国组织的支持。他和纳赛尔总统以及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讨论了很长时间。两位领导人都接受过苏联的军事援助，倾向于卢蒙巴，然而，他们两人都让赫鲁晓夫感到失望。最终，除苏联的第三世界盟友——印度、加纳、几内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没有一个国家支持赫鲁晓夫以三驾马车来取代哈马舍尔德的提议。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对哈马舍尔德的公开批评最尖锐，但是和恩克鲁玛一样，他只是支持一个妥协计划，要哈马舍尔德的三个代理人各自代表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
在赫鲁晓夫看来，恩克鲁玛是一个有趣的怪人。8月6日，这位非洲领导人要求苏联秘密提供军事援助，而在纽约和赫鲁晓夫的私下会谈中，他又告诉后者，“除过社会主义，非洲没有出路”。但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他拒绝对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发起攻击。
在赫鲁晓夫的第三世界盟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唯一一个例外。两位领导人首次在苏联领事馆会见后，就迅速建立起个人关系。古巴人追随苏联人，投票反对哈马舍尔德的刚果政策，并号召改革联合国，以此来体现两国间的友谊。
尽管赫鲁晓夫的联合国改革提议没有赢得足够的票数，但他积极的外交政策却影响着哈马舍尔德处理刚果问题的做法。联合国通知其在刚果的工作小组，卢蒙巴要成为政治解决的一部分。当美国要求联合国允许蒙博托的军队逮捕卢蒙巴时，秘书长予以拒绝。相反，他想在联合国的保护下，把卢蒙巴“冷藏”起来，直到达成一个涉及所有各方的政治解决方案。10月10日，当蒙博托的部队带着逮捕令，出现在联合国军队保护下的卢蒙巴住所时，联合国军的一部分——保护卢蒙巴的加纳士兵却要求他们离开。
秘书长突然不愿追捕卢蒙巴，让美国人很失望。他们因此要加速除掉这位被废黜的总理。中情局考虑采取两种办法，既要利用其刚果的代理人来实施暗杀，又要部署“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从联合国在当地的驻军那里除掉他。中情局驻利奥波德维尔情报站站长德尔文不想使用从总部带来的那些毒药，把它们扔进了刚果河。10月17日，他却向华盛顿的中情局总部发去电报，建议尽快送来“外国制造的、火力强大、带有望远镜和消音器的狙击步枪。光线好时，这里是打猎的好地方”。
在纽约的三周里，赫鲁晓夫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中心。离开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就保证，这次纽约之行会让人终生难忘。当听到一位菲律宾外交官指责苏联对东欧实施殖民行为时，赫鲁晓夫用两只拳头击打桌面。想到他制造的声音还不够大，赫鲁晓夫脱下自己的一只平底鞋来敲打桌面。葛罗米柯很尴尬，看上去仿佛“要跳入一池冰水里”。他也脱掉自己的鞋子，附和着主子，也轻轻敲打着桌面，用鞋子敲打桌面仿佛成了联合国可以接受的一种传统的抗议方式。
赫鲁晓夫保持着高昂的情绪，10月13日，他乘坐一架苏联飞机回到莫斯科。尽管其非洲或亚洲盟友没有支持他改革联合国的提议，但是，两天后，却告诉主席团委员，他已经极充分地提出了改革的理由。他一点也不怀疑反对哈马舍尔德的斗争。确实，他告诉那些委员们，“如果联合国不调整其结构，（我们）将不会同意任何裁军方案”。在苏联对待卢蒙巴和刚果的政策方面，他也不能容忍任何质疑。“刚果（政策）有利于我们，”赫鲁晓夫说道，“它让帝国主义分子丢了脸，也让联合国丧失信誉。”如果委员们不同意他的意见，会保持沉默。
尽管在克里姆林宫的会上如此乐观，但是，赫鲁晓夫也明白，他的两个第三世界盟友的势力都很小。卢蒙巴现在遭到反对，且不执掌政权，还处于软禁之中。卡斯特罗仍然在执政，但他有一个强劲的敌人——美国。
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数日后，克里姆林宫收到的克格勃情报称，艾森豪威尔政府可能正在准备对古巴发动武装进攻，以为其副总统入主白宫造势。尼克松陷入一场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的激烈选战中。“正在准备一些突击队行动和恐怖主义行为。”一个月前，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就做过这样的报告，且还在继续发送类似的报告。
为防止内部出现动乱，卡斯特罗在这个岛国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8月，他撤换了自己的警卫部队。10月1日，古巴人也启动了一个居民监视体系，它类似于东德发明的那种监视系统，旨在鼓励邻居们相互监视。最近，卡斯特罗越来越意识到，也许他还面临着另一个来自国外的挑战。他们已经观察到中情局在训练那些古巴移民，卡斯特罗认为他们或许会被用于发动对古巴的大规模武装入侵。莫斯科也有同样的忧虑，并且发动了一场阻止美国入侵古巴的舆论宣传战。10月14日，《真理报》断言：“愈来愈多的事实表明，关塔那摩正在被变成一个侵略古巴的桥头堡。”从10月18日开始，佐林指责美国在拉美邻国训练古巴移民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同一天，古巴人在南部海岸线部署数千民兵，来自关塔那摩的入侵部队可能会在那里登陆。1960年10月27日，古巴武装部队开始处于高度军事戒备状态。
赫鲁晓夫也作出回应，重复其在7月所做的声明：为了保卫卡斯特罗政权，他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然而，这次他却认为，卡斯特罗面临着真正的威胁。10月29日，塔斯社发表赫鲁晓夫接受古巴记者访谈的内容。访谈中，赫鲁晓夫警告美国，不要迫使他把“象征性的”威胁变成真正地使用核武器。
加勒比地区的紧张局势又延续了10天。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中，肯尼迪以微弱优势战胜理查德·尼克松，赢得大选。此时，苏联人和古巴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原来担心大选前美国会入侵古巴，然而这并未发生。
赫鲁晓夫可以认为他保护了古巴，然而，他却不能挽救卢蒙巴。11月，美国成功游说各国，为卡萨武布率领的刚果代表团赢得联合国席位，苏联人在联合国遭遇一次致命性的外交失败。投票结果是53票支持，24票反对（19票弃权），苏联和其盟国失败。那些支持票都来自西非的法属殖民地。
卢蒙巴得知卡萨武布在纽约赢得胜利后，也在寻求机会来重整自己的队伍。11月27日，借暴风雨之机，他逃脱联合国军队的保护。他的出逃让蒙博托和其西方盟友都感到不安。如果卢蒙巴逃到斯坦利维尔，那里有他的大批支持者正在组织力量反对蒙博托和冲伯，这样，他就能建立一个独立政权，并且还能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蒙博托的军队在搜寻卢蒙巴，而中情局也派出一个签约杀手——一个有犯罪纪录的欧洲人，奉命前往斯坦利维尔刺杀卢蒙巴。与此同时，联合国总部也下令其刚果驻军不要介入此事，任由事态发展。
尽管卢蒙巴的名字在刚果耳熟能详，但人们并不熟悉他的相貌。在人们的护送下，他和手下跋涉700英里来到斯坦利维尔。沿途不断遭到部落的阻拦，那些部落民不相信这个穿着运动衫的人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卢蒙巴。“你在撒谎。我们知道卢蒙巴，他总是穿着正装，戴着眼镜。那你呢？”一个村庄的首领不停地问卢蒙巴。这种阻拦并没有让卢蒙巴感到担忧，他利用这段时间在沿途村庄发表长篇演说。一个听众向蒙博托的军队泄露了卢蒙巴的消息，搜寻他的包围圈缩小了。12月2日，在一队由加纳士兵组成的联合国军的眼皮底下，卢蒙巴被捕。当联合国军请求批准营救卢蒙巴时，纽约要他们保持中立。卢蒙巴被蒙博托关押起来，从此消失。
1960年的前11个月，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的盟友关系非常危险，赫鲁晓夫从中吸取不少教训。其设想美国和哈马舍尔德联手对卢蒙巴采取了中立态度。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正在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毫无疑问，至少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不让莫斯科在第三世界发展任何新盟友。如果莫斯科想继续赢得新盟友，那么，赫鲁晓夫明白，仅有政治和经济的竞争是不够的。他不得不准备在军事上冒风险。过去，苏联把东南亚让给了中国和北越；将来，东南亚会为这种新形式的和平共存战略提供试验场所。
[1]帕特里斯·伊梅里·卢蒙巴（PatriceÉmery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刚果（金）独立运动领导人。1955年加入比利时自由党，1956年因挪用钱款被捕并被判处12个月监禁。1958年获释后创立了刚果（金）民族运动党，鼓吹泛非洲主义。195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刚果（金）独立后，于1960年6月24日——9月5日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年9月5日在政变中下台，不久被当地军阀冲伯绑架。1961年遇害。
[2]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FulgencioBatistayZaldívar，1901年1月16日——1973年8月6日），古巴军官。1921年进入古巴军队服役。1933年发动政变，并于1933—1940年任陆军参谋长，实际上控制了政权。1940—1944年第一次担任总统。1944年移居美国。1948年回国，并创立了进步行动党。1952年再次发动政变，并于1952—1959年再次担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独裁统治。1959年在古巴革命中被迫辞职，流亡葡萄牙。1973年死于西班牙。
[3]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Алексеев，1913年8月14日——2001年6月19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加入联共（布）。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苏联将领担任翻译。1941—1943年任驻伊朗大使馆雇员。1944—1947年任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1947—1951年任驻法国大使馆雇员。1951—1954年任苏共中央情报局编辑。1954—1958年任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秘。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馆文化顾问。1962—1968年任驻古巴大使。1968—1974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副主席。1974—1980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80年退休。
[4]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格拉西莫夫（ПавелИвановичГерасимов，1915—1991），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3—1954年任外交部近东司副司长。1954—1958年任驻埃及大使馆顾问。1958—1959年任驻阿联酋大使馆顾问。1959—1960年任驻几内亚大使。1960—1961年任外交部中东司副司长。1961—1962年任驻卢森堡大使。1962—1967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70—1973年任外交部人事司司长。1973—1977年任驻瑞士大使。
[5]小威廉·阿米斯特德·莫勒·伯登（WilliamArmisteadMoaleBurdenJr.，1906年4月8日——1984年10月10日），美国银行家、艺术品收藏家、慈善家。1959—1961年任驻比利时大使。
[6]戈登·格雷（GordonGray，1909年5月30日——1982年11月26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39—1943年、1947—1949年北卡罗来纳州议会议员。1942年进入美国陆军服役。1947—1949年任陆军部助理部长。1949—1950年任陆军部长。1950—1952年任心理战略办公室主任。1950—1955年任北卡罗来纳联合大学校长。1955—1957年任国防部助理部长。1957—1958年任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1958—1961年任国家安全顾问。
[7]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Kasa-Vubu，1915年？月？日——1969年3月24日），刚果（金）政治家。1954年创立巴孔戈联盟（AllianceofBakongo），1957年起鼓吹刚果（金）独立。刚果（金）独立后，于1960—1965年任总统。1965年被蒙博托废黜。1969年去世。
[8]莫伊兹·卡奔达·冲伯（MoïseKapendTshombe，1919年11月10日——1969年6月29日），刚果（金）军阀。1951—1953年任加丹加省议员。1959年创立加丹加部族联盟（科纳卡特党）。1960—1963年任加丹加分离主义政权首脑。1961年绑架并杀害了刚果（金）前总理卢蒙巴。1963年加丹加被联合国维和部队占领后，被迫流亡西班牙。1964年回国。1964—1965年任刚果（金）总理。1966年再次流亡西班牙。1967年被缺席判处死刑，同年被绑架到阿尔及利亚并被软禁。1969年死于阿尔及利亚。
[9]达格·海亚马尔·阿格涅·卡尔·哈马舍尔德（DagHjalmarAgneCarlHammarskjöld，1905年7月29日——1961年9月18日），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1930—1934年任瑞典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1936—1941年任瑞典中央银行秘书。1936—1945年任瑞典财政部国务秘书。1941—1948年任瑞典银行总理事会主席。1949—1951年任外交大臣。1951—1953年任不管大臣。1953—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18日赴刚果调停当地冲突时因飞机失事身亡。
[10]夸梅·恩克鲁玛（KwameNkrumah，1909年9月21日——1972年4月27日），加纳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担任神父。1942年毕业于林肯大学。1943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1945年起参加泛非洲主义运动。1947年返回黄金海岸，参加独立运动。1949年创立国民大会党。1950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1年大选获胜后获释。1952—1957年任黄金海岸总理。1957年加纳独立后，于1957—1960年任总理，1960—1966年任总统，1965—1966年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在任期间推行泛非主义和“非洲马克思主义”。1966年在政变中下台，流亡到几内亚。1971年流亡罗马尼亚。1972年在布加勒斯特去世。
[11]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本杜·瓦·扎·班加（MobutuSeseSekoKukuNgbenduWaZaBanga，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刚果（金）独裁者。1949年入伍。1956—1958年期间担任记者。1958年加入刚果（金）民族运动党。1960年9月5日发动政变，推翻卢蒙巴，并于1961—1965年任刚果（金）国民军总司令，1965—1997年任扎伊尔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再次发动政变，同年将刚果（金）更名为“扎伊尔”，并于1965—1997年任扎伊尔总统，在任期间推行独裁统治。1997年被推翻下台，同年死于摩洛哥。
[12]悉尼·戈特利布（SydneyGottlieb，1918年8月3日——1999年3月7日），美国化学家。出身于匈牙利犹太移民家庭。1943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工作。1951年加入中央情报局，研发化学药品，曾进行未经同意的人体实验。1960年起策划了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卢蒙巴和卡希姆的计划，但并未执行。1973年退休。
[13]劳伦斯·雷蒙德·德尔文（LawrenceRaymondDevlin，1922年6月18日——2008年12月6日），美国情报官员。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曾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服役。1949年加入中央情报局。1960年起任中央情报局刚果（金）站站长，策划并实施了推翻卢蒙巴的活动。此后曾任老挝站站长、非洲司司长等。197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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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法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妇女与法律
一般的说来，所谓法律，事实上不过是在一定社会内支配者用以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之一种工具而已。不过，它也随着历史前进，逐渐地不能不放宽它所保护的范围和缩小它所制裁的权限。但过去的法律总是保护少数人权利的法律。要使法律变为拥护多数人的利益，还不知要经过多少的努力与奋斗呢。
但法律从何时才与妇女发生关系，并给了妇女们些什么呢？要答复这个问题，不能不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曾经有一个时期，是没有法律的。因为那时候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常简单，传统的习惯已足够做他们的向导，根本不需要那种冠冕堂皇的法律。自从封建的恶魔代替了族长的地位之后，第一次将人类分成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各种等级，而妇女亦一般地被贱视为被压迫之列。魔鬼们为了在被压迫者的头上证明自己的特殊权利之正当，于是就设法利用法律。法律也就光顾到妇女们的身上来，使妇女受到残酷的惩罚和横暴的侮辱！
由于历史不断地前进，十八世纪在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同时在对岸的法国又爆发了民主主义的大革命，这才给人类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产业革命的结果，将妇女从狭隘的悲惨的古旧家庭的铁锁下解放出来，送她们到各种社会生产事业中去独立工作，这样，便给了一部分妇女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独立的机会，同时，法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炸弹，猛烈地炸毁了几百年野蛮的专制制度，在政治上高举起了「自由」「平等」的旗帜，这时妇女才第一次公开被承认与男子平等，在法律上得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正是法律因被压迫的反抗而放松了它「保护」的范围。
但是，法兰西大革命后，实际上妇女从法律方面究竟获得了些什么？现在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检讨一下。在经济上，一世纪以来妇女界所争取的问题，主要的是「财产继承权」问题。在中古时代，女子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当然也没有财产处分权。因而她们从生到死都是处于附属地位，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她们的天经地义。但自十九世纪以来，这种天经地义的枷锁便逐渐被事实打断了。女子的财产继承权渐次在西欧几个先进的国家（如英法等）中首先由事实中表现出来，随后竟由法律出而认可，而成为制度了。到现在，凡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上没有不承认女子的财产继承权的。就是我们这个充满了中古时代古香古色的国家，在「法律」的条文上也承认女子这项权利了。不过条文上虽承认了女子这项权利，但事实上却不见得完全实行。在落后的国家中，不用说，一般的还是为重男轻女的传统习惯所支配，不管法律怎样规定，事实还是追随「习惯」的步骤而进行。目前的中国就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试问现在全中国可有几处执行过这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法律呢？其实，严格的说来，就在先进的国家中也不见得能完全执行。例如英国地主的土地，直到现在还是根据中世纪以来传统的习惯，只传之长子一人，不肯分给其他诸子，这样，女子当然更没有承受父亲的土地这项遣产的权利了，这种习惯在法国乡村中也还保持着相当的势力。可见法律所给予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实际上还只是部分的。
同妇女的实际生活与幸福关联最密切的自然是婚姻问题，即自由结婚与离婚问题，大家都知道，在封建时代，女子未出阁前等于父亲的一宗私产，可以随父亲的意志任意支配，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是绝对不许同男子发生性的关系，女子的「私通」或「私奔」都是绝大的罪恶，罪在驱逐或处死之列。嫁了丈夫之后，当然更是丈夫的私产，除了被「休」以外，脱离丈夫是绝对不许可的。为妻者无论怎样受虐待，只得硬着心肠受。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的潮流也逐渐冲毁了这一天经地义的堤防。经过长期的呼吁与奋斗，自由结婚与离婚的权利终于被社会承认了。并且法律也规定了下来。现在一切先进的国家，法律上大体都承认了「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这项权利。可是在实行上还是有许多限制。虽然各国限制的程度不同，无理的限制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譬如结婚便有年龄、财产、双方父母的同意、证婚……等各种各色的无理条文。离婚的限制更多，因而实行也更不容易。我们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离真正的自由结婚与离婚，即离真正的自由恋爱还很远很远。
在政治上，妇女最重要的权利当然是所谓参政权，即议会选举权和担任行政司法等官吏的权利。在古时代除了一些女王之外，妇女根本谈不到参政权。参政权问题，也是由法国大革命后的民主运动潮流所荡漾出来的，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女权运动」。由法兰西大革命所产生的《人权宣言》中，如果依其「人生而有自由平等之权」这一原则去推论，则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女子是人，便应该和男子同等享受一切政治上的权利，如选举权及担任行政司法官吏权等。但事实上，即在大革命最高涨的时期中，最革命的雅各布宾党所主持召集之普通选举的国民大会，女子还是完全被摈斥于选举之外。担任官吏更不用说了。迄至前世纪六十年代继有约翰密尔、斯图亚特（JohnStuartMill）在英国公然提倡女权运动，主张女子应参加中央和地方的选举权。但这种运动没有能立刻发生效果。随后，尤其在本世纪初年，女权运动在各国颇有风起云涌继续不断之势。但直到大战前，始终还只是一种运动。在大战中好些国家的当局需要妇女们的帮助，不得不向她们让些步，于是首先在英国法律上（一九一八年二月通过的所谓「四次改革法」）通过了普选法，承认了妇女部份的选举权。随后在德美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从这时起，妇女才被法律允许接近一向为男子所把持的所谓庄严神圣的立法权。同时，在几个国家中，法律并承认女子担任行政司法官吏等之权利。例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组织的内阁，居然拉了一位女子当劳工部长，总算是一个例子。
然而认真的说起来，法律上所给予女子的参政权，是多少带些「画饼」性的。因为财产的限制，年龄的限制或教育程度的限制……这些重重叠叠的障碍，有几个女子能跳得过去，夺得那恩赐的锦标呢？
妇女从法律上所获得的权利，由上边的情形看来，比之中世纪固然有绝大的进步，但不满人意的地方还是很多。然而我们所已观察到的，还只限于表面的一部分，尚未曾落到实际的全部。实际情形究竟如何？换言之，是否全体妇女都受到了现时法律所已赐予的那些「恩惠」？「事实」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总是否定的。请大家瞧瞧事实吧！所谓「财产承继权」，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建立在财产关系上，这对于有钱阶级的妇女当然有实际的意义，是一种实际的权利。但从绝大多数的城乡工农及一般贫苦的妇女大众看来，她们的家庭亲属既生而无财无产，所谓「财产承继权」，不是在向她们嘲笑吗？「结婚与离婚的自由权」，在贫苦的妇女们当然也是需要的，是有利益的。可是事实上她们能得到运用这种权利的机会是有限得很。她们从小就为生活所压迫，劳苦与侮辱经常地追逐着她们，不断地摧残她们的身体和精神。当她们达到结婚或恋爱的年龄时，她们的身心大半早己感觉到疲乏了。而且在现制度下，「恋爱与面包」比较起来，面包永久是站在绝对的支配地位，贫苦的青年男女为了面包问题，常常只好牺牲恋爱。此外，还有结婚后的无数顾虑，如儿女的生育和教养等，对他们的结婚都是难以抵抗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之下，贫苦女子所能利用自由结婚的权限，不是被缩小到了可怜的地步吗？！所以有无数的女子便终身没有机会能享受到这种权利，而流于公开的或秘密的卖淫，让可怕的痛苦与微菌像电流般地完结她们的生命罢！可是法律在另一方面又在拥护「娼妓制度」呢！至于自由离婚权，在贫苦妇女的眼光中，有时简直是一个可怕的铁锥。因为生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尤其是已经有了小孩的妇女们，视离婚不啻是结婚的收场悲剧。故自由离婚权常常成了不肖男子们所利用以压迫或恫吓女子的一种武器了。「教育平等权」，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少提高了平民妇女文化水平，但始终还是停滞在最初的阶段：因为高等教育不能与财富分开，故只有少数的富豪女子，才能享受这种权利。「选择职业自由权」，在劳动妇女看来，那只是一种被剥削的「自由」正如「劳动买卖自由」所含的意义一样。「参政权」更不待说只是上层妇女的专利品或玩意儿。因为对于女子的选举权，尤其被选举权，各国差不多都有财产及教育程度等条件为之限制。担任官吏的条件，更是如此，试问既无财产又没受过较高等教育的妇女，靠什么武器去参加政权呢？
「饥馑住在你的脸上，穷困和压迫躺在你的眼里，侮辱与卑屈挂在你的背上：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法律都不是你的朋友……」莎氏比亚这段描写，我们借来与现时一般贫苦妇女大众的地位对照一下，不是她们的一幅绝妙写真吗？总而言之，建筑在法兰西革命的基础上所喊出来的「自由平等」这一类的现代法律，固然含有绝大进步的意义，固然放松了她所保护的人们利益的范围，但始终还是限于有产阶级的少数人，换言之，它所给与妇女们的权利，只是上层妇女有可能的去相当地享受。对于下层的妇女大众，现时的法律，即令是所谓最先进国家如英美法诸国的法律，所给予她们的，仍旧还是惩罚超过了保护，凌辱超过了爱惜。要想「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法律」成为妇女大众的朋友，那只有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法律本身有一个巨大的变革，才有可能。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给了我们妇女界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所谓「财产承继权」算是被法律登记下来了。但是仅仅白纸黑字，实际执行的简直是绝无仅有。近年来虽有几个贵族富翁的女子为争承继权而求援于法院，不幸只是替法官和律师们造成了一个「美丽的机会」；「结婚与离婚的自由」，似乎也取得了法律的承认，但在承认之下所附带的限制（如年龄、财产、父母同意……等）不又是正号加负号仍然等于负？况且军阀官僚及一切有财有势的人们，可以公开地或秘密地讨几房姨太太，至于片面自由休妻或撵走姨太太的事，那更是家常便饭。说到「女子参政权」，唉！从何说起呢？我们虽号称「民国」，但连可怜的议会都没有，从那里来得选举权，更从那里来的妇女参加选举的权利？说是担任行政司法等官吏吗？那就只有那些有靠山的几个小姐夫人。什么「教育平等」或「职业自由」等权利，除了眼睛瞎了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总结一句：现在我们还是生活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中。法律所给予我们妇女的不要说苏联，就和英美来比较一下，还是两个世界。至于一般劳苦妇女大众，法律所给她们的——不，还有法律以外的——恐怕除了虐待、惩罚和凌辱以外，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吧！奴隶牛马的生活——这便是我们贫苦妇女大众的真情实况！
无疑的，中国妇女现时是急切地需要较开明的法律，即建立在真正民主主义原则上的法律来承认和拥护她们的权利。但是应该了解：法律自身是没有力量的，法律从来只会承认事实，登记某种社会力量所已取得的权利而确定之，拥护之，并反对或制裁对这一权利的侵犯者。欲获得真正民主的法律来拥护我们妇女的权利，必须首先积聚真正民主主义的力量，并由这一力量在社会里取得支配地位才有可能。现时英美先进国家的妇女在法律上所已达到的地位，是男女共同长期斗的结果。要想「这个世界的法律作我们的朋友」，首先就得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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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冲突消息传遍全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一章冲突消息传遍全世界
1960年5月，整个列宁格勒都在炫耀着自己的新色彩。这一年，鲜红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的宣传标语旗帜开始有了一些不同平常的竞争对手。一些建筑物被漆成绿色或黄色，而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沿线的一排排树木也在发芽。苏联第二大城市正在改头换面，准备迎接一位特殊的美国客人。二战期间，其英雄事迹为他赢得苏联人民的尊敬。这位客人就是6月中旬即将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现任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然而，没有人会想到，一个美国人会在这个春天来到乌拉尔山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当地时间5月1日上午11点，村民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空中腾起一股橘黄色的烟雾，一顶白色降落伞下似乎吊着一个人。五一节休假在家的P.E.阿萨宾被爆炸声吓了一跳，跑上街头，看到村子上方升起一股烟尘，然后又落了下来。他和邻居在谈论这次奇怪的爆炸声，却看到许多村民都向村外跑去。然后，在不到90英尺远的地方，看到乘着降落伞的男子向他落下来。“我马上向那边跑，刚刚落地，就抓住了他。”
在当地一家集体农场工作的V.N.格林斯基也看到了这个乘着降落伞的神秘客人。听到响声时，他正在地里施肥。“然后，我突然看见空中有什么东西，”格林斯基后来告诉克格勃官员，“看到高空中有一个球形的东西……它离我越来越近，原来那是个降落伞。”
那天还有一些官方目击者。斯维尔德洛夫一处民用机场有两位负责机要通信的克格勃官员。那天上午，V.P.潘科夫上尉和阿纳尼耶夫中尉也目睹了这一场景。想到这是敌人在空降，他们给当地集体农场主席打电话，要求抓住这个陌生人。不一会儿，两位克格勃官员就骑着摩托车来到附近村庄。
与此同时，村民也拥了过来。起先，他们都以为那是一个苏联人。“你没事吧？”他们问道，还试图帮助他解下降落伞、装有无线电的头盔和飞行服。但这个飞行员或者航天员听不懂他们的话，显然他不是俄国人。人们的好奇一下子就变成了怀疑和恐惧。一个村民看见了插着一把手枪的皮套，降落伞的背带上似乎还有一把芬兰猎刀。一个人还看见，另一个红白颜色的降落伞正从高空落下。村民们用手语问飞行员：“你们有多少人？”这个外国人伸出一个指头。人们松了一口气。村民们决定在官员们到来之前就采取行动。陌生人被推入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是一辆两缸的“莫斯科人”，把他送到集体农场主席司机的家里。司机可以用农场的汽车把他送到农场总部去见主席。
陌生人被送来时，潘科夫和阿纳尼耶夫已经到达农场总部。一个护士对陌生人做了检查。他的右腿有些擦伤，除了脉搏有些高，他看上去很正常。克格勃官员接手这件事。他们两人没有审讯过空降的外国人，但是，就像克格勃处理每件事情都有程序一样，处理这件事也有程序。村民们带来了他的头盔和服装。头盔上安装着一套无线电装置，这个人一定是飞行员。其服装令人奇怪。衣服内里缝着一小块布，上面有面美国国旗，还有包括俄文在内的各种文字说明：“我是美国人，不会讲你们的话。我需要食物、住处和帮助。我不会伤害你，对你们的人民绝无恶意。如果帮助我，你将会得到回报。”两人填写好这个飞行员的情况，就要把他带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是最近的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个克格勃中心，还有英语翻译。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1]终于见到了一个至少会讲蹩脚英语的人。当被问及姓名时，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仿佛是一个战俘。村民们脱下来的衣服上有好几个口袋，从其中的一个口袋里发现了一根针，克格勃翻译对此很好奇：“这根针有什么用处？”“它只是一根普通的针，可以用来做许多事。”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自杀工具。
赫鲁晓夫还不知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但是，从五一被叫醒的那一刻起，脑子里就一直惦记着U-2间谍飞机非法进入苏联领空的事。这天通常是家人陪着第一书记到红场参加传统的游行，今年的例行活动被清晨5点马利诺夫斯基打来的电话搅黄了。国防部长报告赫鲁晓夫，不到半小时前，发现一架外国飞机从阿富汗北方进入苏联领空。4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马利诺夫斯基被严厉指责：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为什么不打下来？这次，马利诺夫斯基决心不让这架美国间谍飞机再次逃走。他下令停止苏联大部分地区的飞行活动，以便追踪这架飞机。
赫鲁晓夫不想告诉家人这件事，只说要先去克里姆林宫，随后他们再坐车回来。他闷闷不乐，只是埋头吃早饭，一言不发。儿子谢尔盖知道，不能问有什么事。“在我们国家辽阔的土地上，可能会发生许多我们在家里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赫鲁晓夫又不能总是掩饰这个秘密。和谢尔盖走向汽车时说道：“他们又飞来了。”“多少架？”谢尔盖问道。“和以前一样——一架。飞得很高。这次是在边界发现的，还是老地方。”
从最初的报告里，赫鲁晓夫得知，U-2飞机已经接近丘拉塔姆，苏联有5个洲际导弹发射场，其中的3个都在这里。出门时儿子问，苏联防空部队是否会抓住这个入侵者，他并不像平时那样乐观。让他愤怒的是美国间谍飞机如何轻易就发现了苏联国防的弱点。“苏联军方将领声称，将会打下它，除非失手。”赫鲁晓夫答道。“你很清楚，那里我们只有一些T-3高空截击机。在那个高度，导弹的作用有限。一切都取决于机会。”
赫鲁晓夫的高级轿车向克里姆林宫驶去。仿佛军方要验证其悲观主义的情绪。因为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没有那么多的T-3截击机可以紧急起飞，而且鲍尔斯向北行经的地方，防空导弹基地甚至无人值班。但鲍尔斯将要经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却有两个导弹营装备了苏联最新型的萨姆75地对空导弹。
苏军指挥部给第一个导弹营下达了开火的命令。两枚导弹准备就绪，其中一枚发射成功，恰巧在U-2飞机后部爆炸，导致飞机解体。第二个萨姆导弹营也发射一枚导弹，结果击中一架在低空追击U-2飞机的米格-19战斗机，飞行员牺牲。鲍尔斯和当地人看见的那顶红白色降落伞就是这个受重伤的飞行员。
听到美国飞行员被活捉的消息时，赫鲁晓夫正站在列宁墓上层的观礼台上看着欢庆五一节的人流。苏联空防司令带着一股自豪，急匆匆来到观礼台。谢尔盖·比留佐夫[2]元帅仍然穿着作战服，而没有穿那套五一节应穿的礼服。这种失礼行为引起观礼台后面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家属的轻微骚动，而观礼台上的高官们则在紧张地捕捉着比留佐夫不同寻常的表情。
听到美国入侵者未能逃脱的消息，赫鲁晓夫异常兴奋，立即命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把飞行员带到莫斯科。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3]和曾代表苏联参加过纽伦堡战犯审判的检察长鲁登科[4]将亲自指导审讯。鲍尔斯将被关押在令人恐惧的卢比扬卡接受审讯。这里是克格勃的总部，正好位于红场北边。
“比尔·贝利没有回家。”这是U-2飞机失踪的暗语，负责这次飞行的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很怕听到这句话。比斯尔相信，至少不用担心苏联人会从这次不幸中获取更多情报。U-2飞机的外表非常脆弱，飞得很高，如果飞机掉下去，那么飞机机体和飞行员都会被毁灭。就像对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飞行员存活的几率是百万分之一。然而，失去鲍尔斯是一种耻辱。在中情局的四年中，他飞越苏联领空的次数最多。
还有一套应对失败的方案。四年前，比斯尔就虚构了这个故事，以备U-2飞机在敌人的国土上丢失时发布。美国宇航局将会发表声明，称一架从事气象研究的U-2高空飞机失去联系。比斯尔虚构这个故事时，曾遭到与艾森豪威尔最亲近的两位科学顾问的反对，他们是宝丽来公司的埃德温·兰德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詹姆斯·基利安[5]。在他们看来，美国最好立即承认：非常遗憾，这种高水平的间谍行为是冷战所需要的。然而白宫接受了比斯尔的方案，到1960年，这已经成为标准的操作程序。
计划并未说明，如果飞行员活了下来，到底要怎么做。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问题被忽略了。因为在训练中，U-2飞机的飞行员确实有活下来的。1956年1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试验场，因飞行高度太高，一名U-2飞机驾驶员得病，其飞机飞行速度失常，机体在高空解体。飞行员设法打开座舱盖，在28000英尺的高空被吸出座舱，乘降落伞安全着陆。还有其他几个飞行员因机械故障而成功逃生，但是，他们都不是被击落的。
5月1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接到电话，得知飞机失踪。他只是被告知，U-2飞机没有按时回来。艾森豪威尔比任何人都害怕听到此类消息，感觉要完全承担起U-2飞机的责任。他分别同意了每个人的方案，从未发现如此轻松地就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考虑到这类飞行是很大的挑衅，所以，艾森豪威尔曾经两次中止此类飞行。在期待已久的峰会召开前夕，又面临着峰会的失败。很难设想这件事有多么不合时宜啊。
即使飞机可能被击落，艾森豪威尔也有理由希望，苏联人不会知道这次飞行的任务。有人向他保证，U-2飞机非常脆弱，实际上它是滑翔机而不是飞机。因此，飞行员和飞机上的那些敏感设备都会被撞毁。“这种设想很残酷，”艾森豪威尔后来承认，“但是，他们向我保证，那些年轻飞行员执行任务时都会睁大眼睛，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富有勇气，而且还要给他们物质奖励。”
5月1日下午，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一到莫斯科，就遭到审讯。他被带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张长条桌。屋里有12个人，但只有两人与审讯有关。现场刻板而又令人生畏，但是，鲍尔斯至少会心存感激，因为审讯者没有使用任何酷刑，包括那些不会让人致死却让人愤怒的手段，如用强光照射被审讯者的眼睛。克格勃第一次审讯报告的结论是他“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笔者是首先获准接触这些苏联官方审讯报告的学者。实际上，鲍尔斯并未供出重要内容，对中情局禁止被俘飞行员泄漏的内容更是只字未提。训练时的指示是，一旦被俘，“除有关飞机的一些特定问题外，完全可以告诉他们有关这次任务的真相”。严格遵守指示的鲍尔斯承认，他不是军人，只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但他却向审讯者隐瞒了U-2飞机的巡航高度、他驾机飞入苏联领空的次数，还有中情局内部上司的姓名。这根针也是他要交代的一件事。现在他承认，这不是一根普通的针，“它有剧毒，扎一下人会马上死。”鲍尔斯补充道，这是特别为他“防备暴行或酷刑而准备的，但是，除了用于自己，他从未打算要针对别人”。这是真话，飞行员执行任务时确实有不带自杀装备的权利，他们也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它，都是自愿的、非强制性的。鲍尔斯之所以决定在针的问题上打破沉默，因为虽然没有因意外而死在克格勃手里，但处境确实很糟。
两天后，即5月3日，艰难的审讯开始了。克格勃主席谢列平问鲍尔斯，如何在高空保持无线电联络。这个问题让鲍尔斯烦恼不已。他很清楚，U-2飞机装备无线电，但是，何时使用无线电，对飞行员有严格要求。当飞机达到巡航高度、准备进入敌国领空时，他们会被要求扳动一下无线电开关，发出一个信号，以示一切顺利。然后，就保持无线电静默，直到降落到一个友好的基地。5月1日，鲍尔斯就执行了这个程序。即使后来听到附近的爆炸声时，他仍然让无线电保持静默。
鲍尔斯担心，如果老老实实回答，又会引出其他问题，那会使苏联人猜到，美国政府并不知道他还活着。鲍尔斯认为，如果克里姆林宫认为华盛顿知道他仍然活着，那么，苏联人不可能杀他。被俘以来，鲍尔斯第一次放弃合作。“我不认为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道，“我不感兴趣。”
审讯者推了他一下：“但回答这个问题对你有好处。”鲍尔斯仍然拒绝回答，然后，他想到要利用审讯者对无线电感兴趣这个有利条件，或许能以此来迫使苏联人公开宣布他还活着。因此，可以保证不会被无限期关押或处死而不为国际社会知悉。“我母亲病得很重，”鲍尔斯答道，“如果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的政府或许会在新闻里报道说，我仍然活着，那将会非常令人愉快。”
鲍尔斯的举动起了作用。谢列平和鲁登科现在都已经相信美国飞行员确实隐藏了一些重要情报。起初，鲍尔斯的U-2飞机沿着之字形线路飞行，避开一个萨姆导弹阵地。苏联人怀疑，飞行中中情局一直可以向他发出警告，要小心这个导弹阵地。谢列平和鲁登科要迫使鲍尔斯说出更多的细节：“你何时回答这个问题？”
鲍尔斯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决定拖延下去，不再讨论这些交易。“我不知道……”他答道，“不回答似乎比回答对我更有利。”
克格勃主席和检察长对他的顽固都感到束手无策。“我们要求你回答问题。”他们说道。如果达不成交易，或许还要恐吓他。“如果不回答，那么，你不但不会感到有趣，而且还会受到伤害。”鲍尔斯不会放弃。“我宁可不回答。”他说道。
鲍尔斯在卢比扬卡监狱的沉着与华盛顿早先安排好的头条新闻不期而遇。5月3日，美国宇航局发表声明，美国宇航局和空军从事气象合作研究的一架飞机显然在土耳其凡湖地区失事。“在土耳其东部飞行期间，”声明称，“飞行员在紧急频道上报告严重缺氧。”苏联当局一眼就识破这个诡计，但是，它还带来一个副作用——这是中情局长比斯尔从未想到的。联系到“紧急频道”，克格勃更不耐烦，他们要让被俘飞行员说出他所知道的U-2飞机的通讯秘密。
尽管对抓获鲍尔斯非常满意，但是这个不受欢迎的美国客人还是在赫鲁晓夫感到难堪的时刻来了。两周后，苏联领导人就要赴巴黎参加期待已久的四国峰会，这是1945年打败纳粹德国以后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的聚会。因为一月发表了单边裁军协议，为给即将召开的峰会施加更大影响，赫鲁晓夫已经在开春时节访问法国，要让戴高乐参与此事，以便让北约接受限制核导弹的计划。
在国内，赫鲁晓夫千方百计寻求支持其雄心勃勃的对内对外计划的力量。传统上，苏联人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类似于向苏联全国发表讲话。最高苏维埃会议将在5月1日召开。几个月来，中央委员会一直在忙于准备赫鲁晓夫关于下一阶段苏联改进生活水平的报告。现在，赫鲁晓夫准备采取冒险措施，而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和福尔采娃在1958年就曾反对过。他准备把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缩短为42小时，增加政府消费品开支。同时，苏联将“废除”所得税，尽管工资税的增加将会弱化减税措施的效果。如果他能和美国就冷战的非军事化达成某种形式的共识，那么，就能保证国内消费品的优先供应。
不知为何，最近几周支持单边裁军政策的人越来越少。3月底4月初访问法国时，克里姆林宫曾收到一封批评他一月提出的裁军方案的匿名信，写信的人显然是个军官。赫鲁晓夫本可以把这封信压下，而他却把此事当成苏联军官对裁军不满的一个危险信号。因此，他选择要在不满情绪蔓延之前就直接化解。4月3日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大声朗读了这封信。然后，严厉抨击对军官的政治思想工作。军官有不同意见，说明他们并不完全忠诚于党的领导。他要求要改进政治思想工作，要考虑建立一个报告制度，以监控军官的言论。
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至少有一个人支持这封匿名信，他就是伏罗希洛夫元帅。军官们批评赫鲁晓夫的裁军政策，他表示同情。“为了建设民用防空设施而缩减经费，这么做是否合适？”4月底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伏罗希洛夫无视赫鲁晓夫的裁军预算这样问道。赫鲁晓夫未参加会议，但有人把这番话报告给他。
一开始，有关鲍尔斯的消息还没有刺激赫鲁晓夫，以致他要改变其巴黎峰会策略。苏联领导人仍然坚持一种几乎让人无法理解的信念，即艾森豪威尔本人热爱和平。访美归来数月后的一次新年聚会上，赫鲁晓夫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只要艾森豪威尔能连任一届总统，他能肯定，我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几乎把美国总统看成他的一个顾问。
直到1959年5月福斯特·杜勒斯病死，赫鲁晓夫还不相信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走自己的路。艾森豪威尔似乎已经在华盛顿占了优势，赫鲁晓夫就认为，美国总统身边的那些强硬派正在尽其所能来破坏峰会。他还怀疑，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有意下令让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以破坏艾森豪威尔和他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苏联领导人不想让美国情报局长的阴谋得逞。
赫鲁晓夫既关心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峰会上的活动，同时也很关注美国代表团的组成。4月，美国总统通知赫鲁晓夫，如果会期延长一周，他不得不访问里斯本，以兑现先前向葡萄牙首相作出的承诺。理查德·尼克松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峰会。赫鲁晓夫不喜欢尼克松，他把尼克松和福斯特·杜勒斯对待冷战的态度联系了起来。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尼克松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率领美国代表团，那么美国的兴趣也将会改变。他向法国保证，不打算在巴黎转悠，来会见美国副总统。
赫鲁晓夫要让自己相信，可以利用U-2飞机事件来给艾森豪威尔助一臂之力，以对付他周围的那些鹰派。4月28日，利用纪念阿塞拜疆加入苏联40周年的机会，他在巴库发表讲话，告诫全世界，最近美国的行为在为破坏峰会作准备。美国飞行员鲍尔斯被捕，让他有了更有力的证据，以此来证明美国政府的那些精神失常行为。赫鲁晓夫计划披露更多U-2飞机的消息，以便为难那些强硬的好战分子，不让他们来逼迫艾森豪威尔总统，乃至破坏峰会。
卢比扬卡监狱开始审讯鲍尔斯之际，赫鲁晓夫就决定，要让即将访问的法国首先知道，他对华盛顿有些担心。5月3日，赫鲁晓夫会见了法国驻苏大使莫立斯·德让[6]，就在这一天，美国宣布从事气象研究的飞机失踪。他向大使发出警告，“有理由怀疑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愿意通过讨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披露自己的理由，但借此次谈话，概括了自己的忧虑，即美国有些人无意于实现局势缓和。在4月30日的一封信中，戴高乐建议，巴黎峰会期间或许应该举行一些闭门会议。因为不想授西方鹰派人物把柄来破坏峰会，在与法国大使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同意举行这些秘密会谈。他认为，秘密会谈不能让国际舆论听到那些反对缓和的声音。他认为，如果那样，峰会“可能会变得毫无价值”。
赫鲁晓夫也向法国方面提到，他将在5月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和党的领导集体交换国际局势的看法。“毫无疑问，我的报告将会证实，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缓和局势，而想重新回到冷战时代。”他补充道，“现在，还不能透露我谈到的这些证据。”
两天后，就像告诉法国大使的那样，赫鲁晓夫向最高苏维埃披露了一些证据。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发言概括了国内改革方案。他向大会报告，5月1日，一架负有“侵略挑衅使命，旨在破坏峰会”的美国飞机，因侵犯苏联领空而被击落。赫鲁晓夫认为，这个行为仅仅表明，围绕在艾森豪威尔身边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正在积聚力量。他也表示了信心：尽管美国总统面临如何控制其政府的艰巨任务，但他仍然想让即将召开的峰会取得成功。苏联领导人把美国中情局新任局长赫脱、助理国务卿C.道格拉斯·狄龙[7]和尼克松副总统单独挑了出来，称他们是强硬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还谈道，尼克松将代替艾森豪威尔出席巴黎峰会，那就像“把白菜交给山羊来关照”一样。他谈到，裁军和“包括西柏林问题在内的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都是“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指出，尽管对巴黎峰会要达成的计划并不抱多大希望，但他仍会出席峰会。
赫鲁晓夫是从一个强权人物的立场来讲这番话的。此前一天，最高苏维埃会议任免了一批领导人，这是赫鲁晓夫借此来扩大其影响力的手段。勃列日涅夫代替伏罗希洛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个只出席各类仪式的虚职，但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却利用它来夺权。到7月，伏罗希洛夫将会退出最高苏维埃。赫鲁晓夫也从最高苏维埃清除了以前拥护自己的两个人——尼古拉·别洛博罗多夫和阿列克谢·基里琴科。他指责前者近年来在开垦哈萨克斯坦“处女地”的农业生产上犯了错误。而后者则在数周前就被新任命为苏联驻捷克大使，但是，他不再能保留其在最高苏维埃的职位。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把自己三个新盟友增加为主席团正式委员，他们是阿列克谢·柯西金[8]、尼古拉·波德戈尔内[9]和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10]。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讲话中，赫鲁晓夫从未提及鲍尔斯。事实上，他一点也没有透露过被击落飞机飞行员的命运。从此时起，赫鲁晓夫宁愿让华盛顿陷入它们自己编织的谎言中。
一个最不可能的情报来源首先向华盛顿透露，鲍尔斯或许还活着。作为苏联富有经验的外交官，雅可布·马立克[11]深受克里姆林宫的信任，不可能会向驻莫斯科的外交官透露任何消息。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后不久，在埃塞俄比亚使馆的招待会上，或许喝多了，也或许年龄大了，当一个瑞典大使问及飞行员命运时，马立克答道：“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他正在被审讯。”然而还没有人怀疑，美国飞行员还活着。马立克马上意识到犯了错误，试图解释自己的失礼。那天稍后时候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这件意外时，他解释道，不担心瑞典大使会把这件事告诉美国人，“毕竟他是中立的”。
出席招待会的美国大使汤普森正好在场，他听到了这次谈话，不再需要瑞典人的报告了。莫斯科时间晚上7点，他向美国政府发出第一封电文，称鲍尔斯还活着。汤普森还不是十拿九稳——他不能肯定马立克说的是真话。电文称，鲍尔斯“可能”还活着。
电文发出前的几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掩盖此事。他谈到了赫鲁晓夫所说的飞机被击落一事，然而，还没有人料到飞行员会活下来或任何与飞机有关的东西会被保存下来。
艾森豪威尔的直觉是继续利用美国宇航局研究气象的说法来掩饰，不用再找其他借口。中情局长赫脱和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顾问则要求他授权再发布声明：尽管赫鲁晓夫进行恐吓，美国将会继续坚持其最初的（虚假）说法。“我接受了同事们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美国继续沿着欺骗国际社会的黑道往前走。国务院官员声称，总统已经授权，就这架飞机为何侵犯苏联领空进行“调查”。国务院同时也声明，赫鲁晓夫提到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美国宇航局从事研究的飞机，其“飞行员报告氧气设备发生故障，这完全有可能。它会导致飞行员失去知觉。在自动驾驶仪的操纵下，飞机继续飞行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并意外侵犯了苏联领空”。
当天下午收到汤普森的电报后，美国政府仍然难以相信鲍尔斯还活着。然而，国务院还是灵活地准备了一份询问鲍尔斯消息的外交照会，定于次日送给苏联人。
对华盛顿的这场戏，鲍尔斯一无所知。莫斯科对他的审讯仍在进行，每天11个小时，一天也不停歇。5月6日，谢列平再次参与审讯，要给鲍尔斯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5日美国的声明称，其飞行员报告氧气设备发生故障，这无意中坚定了克格勃的信念，即U-2飞行员一定与其基地保持着联系。谢列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鲍尔斯还是拒绝回答。“保持沉默对你并不利。”克格勃头子说道。
鲍尔斯首次被问及U-2飞机无线电功能时，他声称自己的母亲身体不好。他相信，母亲如果知道儿子还活着，她就能被挽救过来。这次谢列平决定直接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如实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允许你给你母亲写信。”鲍尔斯拒绝放弃他这张牌，他认为这是最后一张王牌，“我给我母亲写一封信，如果她收到回信，我将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正式“询问”鲍尔斯的情况，还有内部人雅可布·马立克的泄密，这两件事促使赫鲁晓夫最后向外界披露：鲍尔斯还活着，已被监禁。5月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闭幕式上，赫鲁晓夫把发生在五一节那天的事，细致入微地告诉了与会人员和全世界。面对一阵阵“羞耻、羞耻”的喊声，赫鲁晓夫展示了一些照片，据说是来自鲍尔斯的胶卷。又伴随着“强盗、强盗”的阵阵呼声，他出示了浸过毒液、供U-2飞机飞行员自杀使用的那根针。赫鲁晓夫还展示了鲍尔斯随身携带的外币和黄金，那是逃跑时用来行贿的。对中情局小心翼翼的做法，他嘲笑道：“这些东西在大气层还有用吗？或许飞行员还想飞得更高，要飞到火星去，准备勾引火星女郎吗？”
鲍尔斯还活着的消息让华盛顿不知所措。艾森豪威尔既吃惊又愤怒。赫鲁晓夫的讲话提及U-2飞机的许多细节，特别是那些高度机密的细节，如飞机实际是从巴基斯坦的一个秘密机场而不是土耳其起飞的。艾森豪威尔估计，“飞机一打下来，鲍尔斯就全招了。”
面对赫鲁晓夫披露的消息，美国驻苏大使主张承认这是一次间谍行为，但是却声称，并非总统本人亲自授权。
华盛顿最初采纳了汤普森大使的建议。在最近一次对赫鲁晓夫的回应中，美国政府正式承认，U-2飞机负有搜集情报的使命，但是，此次行动并未被授权，“总统下令询问的结果是，就当局所关切的事而言，已经证实，并未授权进行任何像赫鲁晓夫所描述的那种飞行任务。”就像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期望的那样，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声明，仿佛艾森豪威尔总统自己并未授权对苏联搜集情报，这样，就给人们一种印象，这是中情局的单独行为，联邦政府的某些坏人也参与其中。
华盛顿的盟友们非常关心此次意外事件对即将召开的峰会会带来哪些影响。英法两国领导人都公开表示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但私下却严厉批评后者。“美国人做了件天大的蠢事。”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日记上坦言。他一直想开巴黎峰会，确实有理由发火。他认为，大国间面对面的会谈可以以一种积极性的方式来塑造一种高尚的政治。对于如何平衡间谍行为和外交行为的问题，他并不陌生。英国借用美国间谍飞机，参与了对苏联的空中侦察飞行，这是高度机密。峰会召开前数周，麦克米伦已经暂停这种侦察，并被告知，美国也会这么做。
麦克米伦想把因美国人出错而造成的后果降到最小。他给艾森豪威尔带话，这件事情上，华盛顿应该学学英国。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坚决否认从事任何间谍活动。事实上，英国对外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SIS）并不是一个公开设立的机构。麦克米伦想让艾森豪威尔一言不发。
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满意美国政府对U-2飞机事件进展所做的解释。同样，他也不喜欢美国驻苏大使和英国首相的建议——他并未涉及此事。美国飞机未经授权而侵犯苏联领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他如何能让全世界都接受这种说法？在核时代，仅仅是那些载有氢弹的飞机就能让数百万人丧生。因此，未经授权的飞行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艾森豪威尔下令国务院更正这个说法。5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脱收回先前的说法——飞行未经授权。赫脱声明，这种行为虽然有违国际法，但在现实的冷战世界里，是非常必要的。美国政府新的立场是，总统曾授权进行这样的侦察飞行，但并未具体授权此次飞行。1955年苏联人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开放天空的计划，结果之一就是启用U-2飞机计划。赫脱并未提及美国公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在峰会之前，要他冒险进行U-2飞机的侦察飞行。而国际舆论和苏联人对赫脱声明的理解是，美国决心继续其穿越苏联领空飞行的行为。
尽管赫鲁晓夫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声明，但克格勃还要千方百计让鲍尔斯说话。为了给鲍尔斯施加压力，他未被告诉，全世界都知道他还活着。鲍尔斯一再重申，除非他公开出现在法庭或者有证据表明其父母知道他还活着，否则不会说出U-2飞机的无线电性能。但是，两天后，谢列平知道，他将不得不改变策略。5月10日，他们让鲍尔斯看了5月8日《真理报》和《纽约时报》的头版消息，它们都报道了赫鲁晓夫的声明，即美国飞行员还活着。翻译读了《真理报》上赫鲁晓夫的话：“我们还抓到了飞行员，他还活着，活蹦乱跳的。”他还读了一些美国地方报纸的报道，其中一篇引用了鲍尔斯父亲的话：“我准备亲自向赫鲁晓夫先生请求，要他公平对待我的儿子。这是一个矿工对另一个矿工说的话，肯定他会听我的。”这一下子打破了审讯室的紧张气氛。看到父亲的话，鲍尔斯哭了。鲍尔斯说他准备回答问题，从审讯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审讯者。虽然他仍然不打算把实情全都告诉克格勃，但是，现在他认为可以冒次险，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如果克格勃在审讯中杀了他，那会成为国际丑闻。“从我起飞到被击落，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无线电联系。”他这么说道，却把所有U-2飞行员在进入苏联领空前都要发出无线电信号这件事小心地掩盖起来。“只有在降落前半个小时，我才能和基地取得联系。”他补充道，“实际上，U-2飞机无线电的有效范围只有400～500英里。”其实，U-2飞机无线电的通信范围要大得多，这就是为何要保持无线电静默的原因。但是，苏联并不需要知道这个事实。
“被击落时，你没有发出无线电信号？”谢列平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话。
“我没有机会来发出任何形式的信号。”鲍尔斯答道。
“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们？”谢列平问道。
“如果你们知道我没有和基地联系过，中情局就不会知道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鲍尔斯解释道，“那么，或许你们就不会公布，我还活着，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真实回答意外地唤起这位克格勃首脑的坦诚。“这件事与你无关。”谢列平说道，“这是美国实施的一种侵略行为。”然后解释道，他认为鲍尔斯的飞行是一种蓄意的挑衅行为，以逃避几天后召开的四国首脑峰会。“为什么没有派其他人？”谢列平问道。
鲍尔斯的回答很简短，还带着爱国主义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派我来。可能有些理由吧。”然后，他又说出了一个理由，这和后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这次飞行的理由一样。鲍尔斯回忆，有一次，他曾在报纸上看到，人们担心苏联准备进攻美国。当审讯人员解释道，很难分辨出间谍飞机和携带有核武器的轰炸机时，鲍尔斯说道，他拒绝接受那种美国政府正在采取不必要的冒险行为的说法，美国政府需要这种情报。
尽管赫脱国务卿发表了声明，但是，赫鲁晓夫仍然认为U-2飞机的侦察飞行一直被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反对派所操纵。如果艾森豪威尔自己承认，间谍飞机是他授权派出的，那么，或许赫鲁晓夫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并未发生。赫鲁晓夫试图在1960年推进其冷战非军事化政策。苏联空军参谋长康斯坦丁-韦尔希宁[12]元帅仍在做访美的准备工作。他将于5月14日前往华盛顿，要访问五角大楼。出于同样的考虑，赫鲁晓夫让外交部长继续为巴黎峰会做好准备。他不想再修改4月初以来审核过的峰会方案。
然而，赫鲁晓夫也开始疑惑起来，把艾森豪威尔当成伙伴是正确选择吗？两天后，他和空军元帅比留佐夫一同去看了U-2飞机残骸，他无法确定艾森豪威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U-2间谍飞机的侦察飞行。苏联人把U-2飞机的残骸放在高尔基公园，供公众参观。面对参观的记者，赫鲁晓夫对用心良好而承受着强硬派压力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了怜悯。他把赫脱国务卿单独挑了出来进行攻击：“没有一种犯罪感，也没有为这种侵略行为而感到羞耻，他还在为这些强硬派辩护，还说将来还会继续这种行为。”但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发现，出于义愤，他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不向艾森豪威尔发起攻击。“得知美国总统批准了这次行动，我感到非常惊讶。”当被问及5月9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是否影响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时，他回答道。他仍然说，召开一次成功的峰会很重要，并且提及艾森豪威尔即将对苏联的访问。但是，话里已经有了新的尝试，“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情感。我有过希望，他们失信了……你们一定知道，我们俄国人做事很彻底：玩的时候，我们会玩；战斗的时候，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战斗。”
次日即5月12日，主席团开会讨论巴黎峰会的有关指示和提案，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将带着它们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似乎没有录音。之后的谣言是，主席团就赫鲁晓夫是否应当参加这次会议产生意见分歧。但是，米高扬的回忆中并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是赫鲁晓夫和外交部斗争的一个片断；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推翻之际，反对他的决议案中也没有提及此事。然而，人所共知的是，主席团批准了葛罗米柯准备了一个月的一揽子提议案和会谈指示草案。
的确，给赫鲁晓夫的授权是，对巴黎峰会上的具体事情要表现出灵活性。如果西方伙伴对谈判议程拒绝表态，他将会让这种灵活性落空。参加巴黎峰会的目标就是要促成和那些西方权威决策人物的讨论。对于美国代表团，会议指示中既有愉快的因素，也有令人不快的内容。赫鲁晓夫将要提醒美国总统，在他访美期间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和苏联的会谈，”他得这么说，“已经对国际局势产生良好影响。苏联希望，会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便最终确立我们两国的总体关系和良好的合作。”
赫鲁晓夫还要对美国人提出一项要求：克里姆林宫期待美国采取措施，今后停止一切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苏联人民希望不仅要和美国人民和平相处，还要友好相处。”终止U-2间谍飞机的侦察飞行是前提条件。
那些要让峰会取得成功的努力也有了结果。给柏林的指示表明，就如何取得峰会的成果，达成初步的共识。在讨论巴黎峰会的提议时，主席团没有提出任何后退的余地。相反，它却决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应当遵循一种方式：要让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决心要制定对德和平条约，以便彻底肃清战争遗留问题，特别是占领西柏林的体制。”苏联代表团将会向西方提出一个为期两年的临时协定。就像赫鲁晓夫和外交部所设想的那样，临时协定不是让四大国在一个更加平静的环境中谈判的手段，而是要实现赫鲁晓夫1958年的设想，临时协定只是把这个过程推迟了两年。
至于裁军，苏联人也有许多提议。要实现全面和彻底的裁军，第一阶段的工作是销毁核运载装置。对于裁军核查问题，赫鲁晓夫准备开放某种形式的现场核查，由外国观察家来核查洲际导弹和洲际轰炸机的销毁情况。虽然计划还很模糊，但它们也不会马上被西方大国所拒绝。有些东西确实来自这些计划。
去巴黎前的那些天，艾森豪威尔考虑过赫鲁晓夫可能要在峰会上提出的计划。4月初以来，美国已经认定，苏联领导人或许会利用这次会议来解释其临时协定的含义，赫鲁晓夫与戴高乐的会谈中提到过这个协定。5月9日，苏联人向法国人提交了其最后的建议，它们立即被译成英语，送给总统。法国也向其北约盟国简要通报了情况：苏联对法国提出的削减核武器运载工具的计划颇有兴趣。4月底和5月初的北约会议上，西方大国讨论这个计划的实际意义。所有与会国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美国代表团。赫脱国务卿称，法国对计划感兴趣，让“西方颇为尴尬”。他认为苏联人将会找到作弊的办法，即让一整套相互裁军的概念因为缺乏一种细致的核查制度而难以实行。
艾森豪威尔对巴黎峰会的结果既不感到乐观也不感到悲观。和新任国务卿不同，对核裁军，艾森豪威尔并不是简单加以拒绝，而是准备继续要求实施核查，他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艾森豪威尔没有看到柏林问题有多大的谈判余地，只是想让苏联人接受现状。可能边界会有所变化，或许也会涉及盟军削减西柏林驻军的问题。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国务院已经开始提起德国人的自决问题，而不是德国的重新统一。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人认为德国需要进行一场变革，那么，应该是全体德国公民投票决定，至少也是全体柏林居民来投票。美国确信，无论哪种方式，德国人民都将会投票支持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U-2间谍飞机事件让艾森豪威尔不能专心于峰会准备工作。他并没有对那些来自英国，还有驻莫斯科的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进行分析，而是一心想着重新确立他对全美安全所拥有的领导权。在回忆录中，艾森豪威尔争辩道，他认为有义务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否认我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他写道，“将会向世人宣布，美国政府有些部门不负责任，完全无视总统的领导权。”二战期间，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曾作出过一些艰难的、有争议的决定，是否要在诺曼底登陆，是否要向巴顿将军的第三军提供汽油，或在进军柏林的竞赛中打败俄国人，在这些问题的决策上，他从未逃避过自己的责任。
5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澄清了人们对他授权鲍尔斯从事侦察活动的疑问。艾森豪威尔不喜欢开记者招待会，似乎他也从未轻松开过一场记者招待会，所有的记者招待会都被纠缠在他自己的话语中。有时，这也是有意而为之。1955年，一场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艾森豪威尔让其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放心：“不要担心，吉姆……我只是想把他们搞糊涂。”有时候，他也会无意中出错。而现在——5月11日，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却显得异常清晰：“没有一个人想再经历一次珍珠港事件。”因为苏联的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美国不得不采取间谍手段，这并非“令人愉快，但却必不可少”。否则，美国何以了解那些军队的动向？而他们“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在国际事务中，艾森豪威尔不想让一切都处于保密状态，因为他知道，保密和安全是一对矛盾。出于这个原因，他在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提议要开放天空，还想在巴黎峰会上向赫鲁晓夫重申这个提议。与此同时，他也不打算为间谍行为道歉。
10年后，作为养老金领取者，赫鲁晓夫回忆道，当得知白宫拒绝否认因授权鲍尔斯从事间谍行动而承担责任时，他简直气坏了。“只要艾森豪威尔总统与U-2间谍事件无关，”赫鲁晓夫回忆道，“我们就能继续加强苏美关系的政策，我访问美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会谈，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这个政策。”
艾森豪威尔的声明把赫鲁晓夫逼到了墙角。扩大苏联的声望，换句话说，赢得美国的尊重，这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欧洲实现局势缓和，以及和西方国家从事贸易活动一样，都十分重要。然而，美国总统的话突然间让缓和局势和为苏联赢得声望两个目标变得似乎势不两立。“就是这位美国总统在为那些无耻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辩解！我们本来还要在巴黎和他谈判呢。”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
5月12日主席团批准他的指示之前，赫鲁晓夫或许就已经知道了艾森豪威尔的声明，但是，他没有让这个声明来改变自己为峰会精心制订的策略。赫鲁晓夫的态度即将发生变化，第一个征兆就是在次日发布声明，称韦尔希宁元帅将推迟访美。但是，直到5月14日——赫鲁晓夫要去巴黎的这一天，他才向同事们披露，艾森豪威尔承认U-2间谍飞机事件与其有关，这让他深感不安。
在伏努科沃机场，赫鲁晓夫匆忙叫来马利诺夫斯基和葛罗米柯，要他们和前来送行的主席团委员们召开一次临时会议。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13]回忆，会议就在离专机不远的一个由玻璃隔开的休息室召开。一登上飞往巴黎的伊尔-18专机，赫鲁晓夫就声明，他实际上已经抛开了准备好的发言稿。手下都聚在身旁，他说想让人重写次日的发言稿。手下马上要重写发言稿，一到巴黎，就能发回莫斯科，以得到主席团其他委员的正式批准。赫鲁晓夫坚持要让美国道歉，作为他参加峰会的交换。如果美国不道歉，苏联代表团就离开巴黎，而不会透露有关裁军和柏林问题的任何提议。
代表团住进巴黎的苏联大使馆，也不显得慌乱。新发言稿需要尽快完成并得到批准，然后，再译为法语和英语。葛罗米柯的副手向那些还有时间听他说话的人抱怨道：“形势太严峻了，形势太严峻了。”赫鲁晓夫现在准备以牺牲峰会的代价来让美国人就U-2间谍飞机一事道歉。他想让艾森豪威尔自食其言，不再为其空中侦察狡辩：“一个主权国家不能让美国总统凭借一纸背信弃义的声明就脱身。”他也期待美国去惩罚那些“直接参与这种蓄意侵犯苏联领空的罪犯”，而且美国还要声明，“今后将不再侵犯苏联领空。”赫鲁晓夫仍然相信，艾伦·杜勒斯是唯一要对事件负责任的人。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所有要求就是要他承认这一点。在斟酌这个新立场时，赫鲁晓夫也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迫使艾森豪威尔道歉。之后的想法是：“坦率地说，他把主人的桌子弄得一团糟，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向他献殷勤。”赫鲁晓夫还威胁要收回向艾森豪威尔发出的6月访苏的邀请。“我们满脑子都是些激烈的想法。”赫鲁晓夫后来说道。
次日上午，赫鲁晓夫给其主人——法国总统戴高乐一份6页长的声明，其中就有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道歉的内容。显然，他想让法国领导人向其美国同伴施加压力，作出让步，以便会谈能继续下去。赫鲁晓夫强调，在国际政治中，美国人在寻求一种双重标准，“美国不止一次声明，如果苏联飞机侵犯美国领空，美国将对苏联发动一场核战争。然而，当美国侵犯苏联领空时，为什么他们不会有同样的想法？这就是他们所宣称的单边权力？”
赫鲁晓夫期待着戴高乐会抱有同情心，因为后者也反感美国的强权。就像2月在主席团会议上所做的解释一样，当首次提出利用法国的策略时，赫鲁晓夫就明白，最终，单单法国一国的立场不能决定局势是否会得到缓和。然而，他还是要尽力把戴高乐拉到阵营里来，最终的计划就是把苏联的裁军计划和法国销毁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提议结合起来。峰会在巴黎召开，戴高乐自然不想让它失败。然而，尽管有充分的理由要保证峰会成功，但法国总统还是不想让赫鲁晓夫从中受益。听取了苏联领导人的新要求后，法国总统没有表示出一丝同情。戴高乐说，有关间谍和U-2飞机的所有事情都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事。他不想让赫鲁晓夫忽略这个大前提。戴高乐还提醒他，峰会将要解决大的国际政治问题。如果苏联人认为他们一定要离开巴黎，那非常遗憾，但是，到底怎么做，取决于他们。和戴高乐会谈后，赫鲁晓夫又会见了麦克米伦。他警告后者，如果美国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峰会就会有麻烦。英国首相也希望赫鲁晓夫不要让U-2飞机事件破坏此次会议，因为这是改善国际关系的重要机会。
5月15日，艾森豪威尔抵达巴黎，得知赫鲁晓夫在紧急关头坚持要美国道歉的要求。下午两点半和六点，美国总统分别会见法英两国领导人，和他们探讨苏联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意义。即使不能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他也要坚决反对向苏联人道歉。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件事会发生。和其西方盟友一样，他也希望赫鲁晓夫放弃要求，否则，峰会就会流产。柏林问题上是否有所突破，与会者都不抱多大希望。他们一致认为，临时协定明确为期两年，相当于苏联提出了新的最后通牒，不能接受。但是，三国领导人还是认为，裁军方面可以取得一定进展，因而要劝说赫鲁晓夫留下来。
虽然美、英、法三国都相信，裁军问题最适宜和赫鲁晓夫进行讨论，但是，如何回应赫鲁晓夫销毁轰炸机和导弹的诉求，其意见却并不一致。就像赫鲁晓夫设想的那样，法国同情苏联的立场。戴高乐不仅看到有可能达成军备控制协议，限制发展核武器运载工具，而且也认为，协议将消除赫鲁晓夫对柏林实施的威胁政策，在和法美领导人的私下会谈中，麦克米伦为赫鲁晓夫说了不少好话，他也担心峰会破裂。和戴高乐不同，麦克米伦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就授权U-2飞机侦察一事向苏联道歉。
5月16日，星期一上午，期待已久的峰会终于召开。法国精心挑选了会议地点。但是，头一天发生的事还是给会议蒙上一层阴影。领导人及其顾问们被陪同来到爱丽舍宫二楼。赫鲁晓夫一进来就和麦克米伦握手，但却对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代表团视而不见。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只是一种信号，“噢，我们看见你们了。”
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言。与以往不同，他深怕脱稿发言，一直照本宣科。发言持续45分钟之久。“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清楚，我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每个字都要准确……”他重申了头天晚上对法国和英国提出的三项要求。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赫鲁晓夫发誓要离开巴黎，不再邀请艾森豪威尔6月访苏。
赫鲁晓夫认为，艾森豪威尔可以接受这些要求。他还要让自己相信，当发言被译成英文时，一直在听发言的艾森豪威尔还掉过头和赫脱说道：“为什么不呢？我们为什么不先表示道歉呢？”赫鲁晓夫相信他听到了这句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还把它写进回忆录。艾森豪威尔和查尔斯·波伦坐在一起，他们都否认有这回事。这非常有趣，从侧面反映了赫鲁晓夫的心理：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证据，包括艾森豪威尔自己的声明，但他还是不愿相信艾森豪威尔赞成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
对赫鲁晓夫的讲话，艾森豪威尔还没有做好准备。尽管他不打算道歉，但还是发誓要保证满足赫鲁晓夫的一项要求，不再飞越苏联领空。他还要作出其他承诺。就像峰会前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他要重启1955年提出的开放天空计划。这一次他的建议是，在联合国的控制下，用飞机——不是苏联飞机，也不是美国的U-2飞机，来履行核查任务，并希望这个提议能被莫斯科接受。
艾森豪威尔还不知道，赫鲁晓夫多么憎恨向外国飞机开放领空的想法。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都未告诉他，1957年10月朱可夫元帅被解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坚持要让赫鲁晓夫同意开放天空的计划。苏联处于战略劣势，允许美国核查苏联的战略部队，对赫鲁晓夫重新改组苏联、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冒险计划极其不利。如果美国知道苏联处于劣势，那么，赫鲁晓夫又怎么能把资金投入民用产业呢。美国人担心，他已经拥有或者即将拥有15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实际上他只有4枚，还想在1960年再略微增加一些。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已经遥遥领先，且拥有12枚洲际弹道导弹。
艾森豪威尔讲完后，出现了难堪的时刻。“没有人知道要做什么。”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然后，美国代表团离开，那天的会议也结束了。从那一刻开始，赫鲁晓夫的动机和行为变得愈加古怪。把宝全部押在艾森豪威尔身上，而一旦清楚艾森豪威尔不会道歉时，赫鲁晓夫就束手无策了。
赫鲁晓夫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一封异乎寻常的电报，总结了这次会议。他为自己辩解，并装出一副虚假、乐观的腔调：“就像这里已经发生的一样，形势再次证明，我们采取的路线是明智的。尽管北约盟国想保护美国的颜面，但还在极力争取我们参加峰会。”这是真话，法英确实想让苏联继续谈判。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为他争取艾森豪威尔的道歉。赫鲁晓夫的电报似乎在说，有可能成功，但是，他确实认为这难以预料。
午餐后，最不愿意看到峰会破裂的麦克米伦来到苏联大使馆，拜会了赫鲁晓夫，要求后者留下来。“我不能说天空中没有一片乌云，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再等两三天，为扩大会议的议题建立起基础，那么，这次会议将会被推迟，当我们离开时，会有一种会议还要继续下去的感觉。”这是麦克米伦的主张。他也要试图淡化U-2间谍飞机事件对苏联声誉的影响。和戴高乐一样，麦克米伦也提醒赫鲁晓夫，所有国家之间都互有间谍行为。“每个大使馆都隐藏着窃听器，”麦克米伦说道，“我们每天都会发现它们，但到了晚上，它们又物归原处。到处都有窃听器，甚至装在墨水池里……我能让你看看这些东西。”他们还谈到苏联使馆的会见大厅，他和赫鲁晓夫就是那儿会面的。为了加深对方的印象，麦克米伦又补充道：“甚至这间屋子里都有窃听器。所以，我们都不要当伪君子。”
麦克米伦恳求赫鲁晓夫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而留在巴黎，继续参与这些重要的讨论。“作为一个朋友，我希望重视我对你说的话……我重复一次，作为一个朋友，我希望你不要急于求成，只要往前走，就会步入下个阶段。”
赫鲁晓夫表明自己看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他再次向麦克米伦重申了自己的坚定信念：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并不应该为U-2间谍飞机事件负责，要负责的是艾伦·杜勒斯。中情局长向总统施压，促成这次事件，艾森豪威尔现在是在保护杜勒斯。赫鲁晓夫要求华盛顿承认，这是一种极其无礼的、错误的行为，“苏联不是古巴，也不是关塔那摩，更不是巴拿马或爱尔兰。”会谈结束之际，赫鲁晓夫似乎对次日的会议还抱有适度的乐观。他感谢麦克米伦来这里讨论峰会事宜，然后又变得忧伤起来，“我希望你做做艾森豪威尔的工作。”这次谈话里只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对赫鲁晓夫来说，参加这次峰会有多么难，“现在我不信任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常常会陷入那些强烈的假设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已经看见一个影响极大的设想就这么破灭了。
从5月17日起，赫鲁晓夫仿佛已经作出决定，他和苏联代表团不得不离开巴黎。甚至在麦克米伦来看赫鲁晓夫之前，后者就在苏联使馆前面的人行道上安排了一场临时记者招待会。他说，他很快就要离开法国。就在一天前，他还向戴高乐保证，不会发表任何公开声明。然后，在记者和使馆车辆的簇拥下，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前往马恩战场遗址。一战期间，在沙俄军队服役的马利诺夫斯基曾驻扎在巴黎郊外。他想带赫鲁晓夫看看自己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庄。
苏联人去了马恩，而西方领导人却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艾森豪威尔再次告诉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他不能接受苏联的最后通牒。为挽救峰会，戴高乐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建议，邀请赫鲁晓夫在当天下午3点再次赴会。并向苏联大使馆发出邀请信。
整个上午，赫鲁晓夫都在尽情享受着田原风光。马利诺夫斯基前房东的儿子用酒和奶酪招待苏联代表团。马利诺夫斯基和赫鲁晓夫喝起酒来，国防部长讲起了以前的故事。“我有个印象，”赫鲁晓夫后来说道，“那个老妇人（已故前房东的妻子）不想再回忆过去，她的脸上有一种漠然的表情。”酒喝得时间太长，以至于马利诺夫斯基也开始谈起他所认识的女人。“马利诺夫斯基喜欢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赫鲁晓夫观察到。故事内容越来越吸引人，当地法国人也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尽管过了40年，马利诺夫斯基还能讲一些法语，确实是个奇迹。
代表团玩得尽兴，下午早早就回到苏联大使馆。最晚在下午2点，似乎赫鲁晓夫就见到了那封赴会的邀请信。赫鲁晓夫既没有回信，更不要说赴会或给戴高乐、麦克米伦打电话了。对他来说，会议已经结束了。要知道，那个时候，赫鲁晓夫有多么伤心。不过，他发给克里姆林宫的电报内容却很清楚：“那种能让我们留下来的变化并未发生。因此，我们决定离开巴黎。”下午2：15，赫鲁晓夫还向主席团建议，让东德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回国途中在东柏林发表讲话。他想重申自己解决德国问题的决心。艾森豪威尔在U-2间谍飞机事件上羞辱了赫鲁晓夫，这是后者对前者的报复。
对于那天还在等待他作出决定的三国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点也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他派出一个低级别的外交官给法国带去一封信：“如果会议要讨论昨天已经讨论过的事情，那么，赴会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在下午5点之前开会，因为赫鲁晓夫还没有吃午饭。然而，如果要讨论其他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先生就不准备参加了。”这是在撒谎。“赫鲁晓夫先生”已经决定不参加任何会议。那天晚上，赫鲁晓夫转告法国：次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后，他将离开巴黎。
当艾森豪威尔听到赫鲁晓夫拒绝赴会时，非常生气，以至于都无法说出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在他口里，赫鲁晓夫变成了“这个人”。戴高乐也对赫鲁晓夫感到厌倦，他不辞而别到马恩，这是法国领导人最不愿意忍受的乡巴佬行为。麦克米伦知道，不要强迫美国人来接受赫鲁晓夫的条件。此时，他也非常失望。“我曾对这次峰会寄予很大的期望，为此，作了两年准备，现在就像一座火山一样，一下子全毁掉了！这是一种耻辱，也是一场悲剧，真是不可思议……”在许多场合，麦克米伦都指责过他的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说他在峰会召开前的几周内没有作出准确的判断。
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峰会破裂的消息，把它当成一场灾难。尽管发生了U-2飞机事件，但峰会召开前数周，人们的期望值都很高。现在，峰会未取得任何结果，人们同样感到非常失望。
在莫斯科，克格勃告诉鲍尔斯，他入侵苏联的行为导致了峰会的破裂。鲍尔斯答道，不要错误地把他想象成有某种右翼倾向的傻瓜，阴谋破坏美苏关系。“在我看来，无论谁下令让我飞行，他都不想破坏这次峰会。如果他们知道飞行会导致峰会破裂，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当被要求谴责美国“反动分子”的这种入侵行为时，鲍尔斯礼貌地拒绝了：“如果我认为这些飞行对保护美国安全的是必要的，我就不会谴责他们。”
对峰会的破裂，华盛顿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汤米·汤普森和查尔斯·波伦两位苏联问题观察家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的引导下，美国政府开始认为，赫鲁晓夫在利用U-2间谍飞机事件作为其退出峰会的借口。华盛顿有许多人仍然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一月提出的单方面裁减军队这一声明的政治含义。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的缓和策略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所以，他需要在巴黎峰会上取得柏林问题的突破，以稳定其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西方不会考虑反对柏林自由化的意见，并且坚持要在西柏林驻军。到4月，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因此，赫鲁晓夫要找到一个借口，以此来取消峰会。而命运不济的鲍尔斯就给了他这个机会。
对于巴黎发生的一切，艾森豪威尔似乎认同这个观点。峰会破裂之后的那天，他在写给哥伦比亚总统阿尔韦托·列拉斯·卡马戈[14]的一封信里这样解释其原因：“我不甚了解苏联，这只不过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而已。来巴黎之前，赫鲁晓夫先生大概已经得出结论，要在这次峰会上取得进展，要么令人讨厌，要么就不可能。因此，甚至在峰会破裂之前，他就发动了这场精心策划的进攻，以确保这次会议的失败，还要保证让西方，特别是美国来承担失败的责任。”
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并未找到峰会失败的真正原因。赫鲁晓夫并不想让巴黎峰会破裂。他和艾森豪威尔同样都希望峰会能在一段时间内使国际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为了达到改善关系的目的，赫鲁晓夫确实也投入了政治资本，还有其个人的声誉。1959年12月以来，为实现缓和他做了许多努力。直到5月15日，鲍尔斯被俘后两周，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些努力。
然而，缓和并未实现。1960年也没有成为冷战的转折点。就像克格勃宣称的那样，峰会的失败要完全归咎于这次间谍行动？绝不是。从美国和苏联在巴黎峰会上的各自计划来看，要想在柏林问题上取得突破是不可能的，裁军同样如此。西方不愿放弃它对西柏林的保护，1958年11月以来，赫鲁晓夫对西柏林的看法就没有改变过。而在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看法却非常灵活。但他似乎过于害怕美国的实力和意图，以至于不愿意承认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建立现场核查和空中核查的制度，而华盛顿则需要以此来克服其对莫斯科的极端不信任。然而，在峰会上苏联将会被一视同仁，这种动机缓解了这位精明的苏联领导人的恐惧感。但是，U-2飞机事件的后果却让这一点变得不为人所知。
U-2飞机事件的启示是，在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名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两位领导人都任由其个人的声誉来作出1960年最重要的决定。关键时刻，两个人都没有忍气吞声；若此，就会淡化被关押在卢比扬卡监狱的美国飞行员事件。然而，这不能归咎于伟大或者渺小的错误。这是一场有关间谍飞机的心理战争，而不是一场传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超级大国最有效的防卫就是在战争发生前吓倒对手。因此，每个领导人的声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巴黎峰会后两个月，赫鲁晓夫再次提醒华盛顿：声誉很重要。虽然终止了U-2飞机的侦察活动，但是美国仍在继续派出侦察飞机沿苏联边界飞行。7月1日，苏联空军击落一架RB-47间谍飞机，这架飞机从位于英国的一处美国军事基地起飞，在巴伦支海执行侦察任务。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是，这架飞机从来都是在离苏联领空30英里的空域飞行。而苏联人则辩称，情况与此相反。4名飞行员死亡，两个活下来的飞行员成了苏联人的俘虏。和鲍尔斯一样，他们也被关入苏联监狱。苏联人也拒绝把这两名飞行员交给联合国的调查小组。
1960年8月，鲍尔斯被判处3年监禁，另加7年劳教。1962年2月，因用于交换化名为鲁道夫·埃布尔[15]的苏联间谍威廉·菲舍尔，鲍尔斯被释放。虽然美国政府谈判过释放鲍尔斯的问题，但他回国后还是让人疑虑重重。美国人和杜勒斯的继任者、新任中情局长约翰·麦科恩[16]都认为，在克格勃审讯之下，鲍尔斯有不忠行为。麦科恩在中情局成立调查委员会，由联邦法官贾奇·巴雷特牵头，对鲍尔斯的行为展开调查。像普雷迪曼调查委员会一样，这个调查也严格保密。这不仅剥夺了鲍尔斯洗刷名誉的机会，而且也让他失去了赢得公众赞誉的机会。克格勃的审讯记录一直被保密，直到此书公开出版才得以披露。
尽管U-2间谍飞机事件让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尊敬大打折扣，但他无意全面放弃和西方实现缓和的意图。峰会破裂几周后，他指示苏联驻日内瓦的代表提交裁军计划，这原本是他要在巴黎峰会上披露的那个计划。1960年6月7日苏联正式提议，全面和彻底裁军的首要措施是销毁所有战略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同意，“所有的裁军措施，自始至终都要在国际社会的严格监督下实施”。
赫鲁晓夫也发出一个信号，他对柏林问题仍然有耐心。他还设想，要召开一次大国领导人会议以达成一项协议。短期内，他不愿再冒引发另一场柏林危机的风险，他的对策是等待时机，直到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上台。在剩下的这段时间内，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什么期待。
赫鲁晓夫没有预料到，在三个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三个不同的地区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却使苏美竞争暂停6个月的愿望也化为泡影。
[1]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GaryPowers，1929年8月17日——1977年8月1日），美国飞行员。1950年加入美国空军。1956年被中央情报局招募。1960年驾驶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被击落，旋即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囚犯而获释回到美国。此后曾在洛克希德公司担任试飞员。1977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2]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СемёновичБирюзόв，1905年8月5日（或1904年8月8日）——1964年10月19日），1917年入伍。1922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顿巴斯行动、解放克里米亚战役、雅西—基希讷乌行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1946—1947年任南方阵线副总司令兼保加利亚联合控制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兼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53—1954年任中央部队总司令。1954—1962年任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1955—1962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3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3—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4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3]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Шелепин，1918年8月18日——1994年8月24日），1934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参加苏芬战争，同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9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49—1952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2—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65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与推翻了赫鲁晓夫。政变成功后企图与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竞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67—1975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75年遭到勃列日涅夫打压。1975—1984年任苏联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被勒令退休。
[4]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登科（РоманАндреевичРуденко，1907年8月7日——1981年1月23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38年任顿涅茨克地区检察官。1938—1940年任斯大林地区检察官。1942—1944年任乌克兰副总检察长。1944—1953年任乌克兰总检察长。1945—1946年任纽伦堡审判苏联首席检察官。1951—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81年任苏联总检察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1年在莫斯科逝世。
[5]小詹姆斯·莱恩·基利安（JamesRhyneKillianJr.，1904年7月24日——1988年1月29日），美国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8—195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1956—1958年、1961—1963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1957—1959年任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兼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1959—1971年任麻省理工学院董事会主席。
[6]莫立斯—欧内斯特—拿破仑·德让（Maurice-Ernest-NapoléonDejean，1899年9月30日——1982年1月14日），法国外交官。1930—1939年任驻德国大使馆新闻处处长。1939—1940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40年法国沦陷后，先后流亡摩洛哥和英国。1941年加入自由法国运动。1941—1942年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全国外交事务专员。1945—194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9—1950年任驻鲁尔国际管理局代表。1950—1953年任驻日本大使。1955—1964年任驻苏联大使。1964年被迫退休。1973—1982年任法国—苏联协会主席。1982年去世。
[7]克拉伦斯·道格拉斯·狄龙（ClarenceDouglasDillon，1909年8月21日——2003年1月10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曾参加关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和菲律宾战役。1953—1958年任驻法国大使。1958—1961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卿。1961—1965年任财政部长。1970—1977年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兼主席。1972—1975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8]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9]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ВикторовичПодгорный，1903年2月5日——1983年1月11日），191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1944—1946年任乌克兰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任苏联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2—1944年任莫斯科食品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5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7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被迫退休。
[10]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ДмитрийСтепановичПоля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2001年10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红军。1949—1952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二书记。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年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击败“反党集团”。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加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5—197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1976年任农业部长。1976—1982年任驻日本大使。1982—1987年任驻挪威大使。1987年退休。
[11]雅可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Яко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алик，1906年11月23日——1980年2月11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39—1942年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42—1945年任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1946—1953年、1960—196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8—1952年、1967—197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60年任驻英国大使。1976年退休。
[12]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韦尔希宁（КонстантинАндреевичВершинин，1900年6月3日——1973年12月30日），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部战线空军司令、第4航空集团军司令、外高加索前线空军司令。1946—1949年、1957—1969年任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4—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1954—1956年任巴库防空部队司令。1950年2—9月任第57航空军司令。1950—1951年任驻德国部队第24航空军司令。1951—1953年任边境线防空部队司令。1951—1953年、1956—1957年任空军副总司令。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4年任苏军防空部队司令。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9—197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1973年去世。
[13]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Олег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Трояновский，1919年11月24日——2003年12月21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1947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随员。1947—1951年任外交部秘书处雇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8—196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7—1976年任驻日本大使。1976—198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6—1990年任驻华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休。1996—2003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2003年逝世。
[14]阿尔韦托·列拉斯·卡马戈（AlbertoLlerasCamargo，1906年7月3日——1990年1月4日），哥伦比亚政治家。早年参加了哥伦比亚自由党。1929—1931年任波哥大市议会议员。1931—1945年任国会议员。1935—1937年、1937—1938年、1943—1945年任政府部长。1937年任国民教育部长。1943年任驻美国大使。1945年任外交部长。1948—1954年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1958—1962年任总统。
[15]鲁道夫·伊万诺维奇·埃布尔（Рудо́льфИва́новичА́бель，1903年7月11日——1971年11月15日），苏联情报官员。出身于一个英国政治移民家庭。1920年移居苏俄，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7年加入格别乌。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被开除出格别乌，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41年重新加入格别乌。1948年被派往美国从事情报工作。1957年被捕并被判处32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回国。1971年逝世。
[16]约翰·亚历山大·麦科恩（JohnAlexanderMcCone，1902年1月4日——1991年2月14日），美国商人和共和党政客。1950—1951年任空军部副部长。1958—1961年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1961—1965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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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宏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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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宏伟计划
随着赫鲁晓夫的访美，冷战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新时期。回顾历史可以看出，1959年晚秋到1960年冬也许是50年冷战中关键的一年。毫无疑问，这一年和1946年、1972年同样重要。1946年，美苏之间的斗争首次暴露在世界面前，而在1972年，美苏达成战略缓和。只有随着克里姆林宫档案的公开，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在为减少战争危险，缩小庞大国防开支而创造着机会。赫鲁晓夫之后，直到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人才再次大胆地开始结束冷战的行动。
1959年9月28日一回到莫斯科，赫鲁晓夫马上就对党的干部和苏联人民发出信号——冷战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尽管只有5英尺高，赫鲁晓夫还想站得更高些；尽管刚刚结束洲际长途旅行，但他还要显得更精神些。他向人们宣布，超级大国的关系完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坦率地告诉你们，亲爱的同志们，我和美国总统就具体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和讨论，”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赫鲁晓夫向迎接他的一大群官员说道，“我得到一个印象——美国总统真诚地希望看到冷战的结束……对此我充满信心……我们能为和平做许多工作。”离开讲台时，赫鲁晓夫喊了起来，“苏美友谊万岁！”这让台下的一些听众吃了一惊。
赫鲁晓夫的讲话有所变化，这既不是出于一种宣传目的，也不是出于一种礼貌，那是他少有的一种个人性格特征。对于和美国的斗争，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非常高兴访问美国，”离开纽约前，赫鲁晓夫告诉一群美国商人，“在我看来，似乎美国人民很想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想过一种和平生活。”访美之前，或许他会说，美国人民的这些愿望注定要被华尔街所破坏。但是，访美之后，他不再像以前一样相信这种观点。尽管警告自己不要“触及灵魂深处”，但赫鲁晓夫似乎对这个看法充满信心，即在内心深处，美国商人更爱好和平，而不是追逐商业利润。赫鲁晓夫相信，在西方，正是那些资本家决定了政治决策。对他来说，这个新的结论有着非常广泛的含义。
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多个城市，赫鲁晓夫已经看出，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几乎让他难以理解。展览会上看看美国家庭厨房的展示是一回事，就像1959年尼克松副总统来访时一样，而从纽约到华盛顿铁路沿线看到一栋栋中产阶级的独立房屋，则又是另外一回事。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成功地向其劳动者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他想象中的目标，它只有在实现共产主义后才能实现。这次美国之行并没有让赫鲁晓夫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相反，却激发了他的竞争意识。
赫鲁晓夫清楚，要让人民生活得更舒适，苏联必须要更有效率。访问美国让他颇为吃惊，但即使在访美之前，他也清楚，国内的许多事情进展并不顺利。七年计划并没有带来利润，相反，1959年的劳动生产率却大幅下降，从预计的72％降到了27％。来自农业部门的消息更糟。1959年，农业产量实际下降41％。二战后市场因素在美国的繁荣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缺乏这种市场的力量，赫鲁晓夫认为，解决苏联经济问题全靠克里姆林宫的英明决策和人民群众对这些决策的落实。回国后的最初几周里，赫鲁晓夫抓住苏联人生活中的各种低效率行为，以此来强化自己的观点。赫鲁晓夫注意到，美国各大城市都大量种植草坪，而不是大规模种花。由此他开始怀疑，建数英亩的温棚来让莫斯科主要大街摆满鲜花的做法是否明智。如果连富有的美国人都不需要这么多花，那苏联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样，他注意到，纽约市的路灯也没有莫斯科大道上的路灯多，“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路灯，为什么还要浪费那么多电来点亮我们的城市？”他质问道。如果连纽约著名地产商罗伯特·摩西也不认为每个街区至少需要两盏路灯，那么莫斯科市政当局为何要这么想呢？
在赫鲁晓夫的意识里，他把提高苏联的生产率和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赫鲁晓夫一直担心和华盛顿进行军备竞赛将会拖垮苏联。“如果我们被迫这么做，”他告诉儿子谢尔盖，“那我们连裤子也穿不起。”1958年，纳赛尔首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就曾警告他，不要听信那些军事顾问有关国防建设的话。“你加倍给他们，第二天他们会告诉你，我国国防建设还需要更多的钱。”赫鲁晓夫认为，军备竞赛会损坏一个国家的民用事业，如果有将军或元帅不这么想，他告诉纳赛尔，“你应该向他们的头上浇一盆凉水”。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赫鲁晓夫的信心越来越大，同时，他也颇有信心在经济上赶上美国。这两者缺一不可，它们决定着下一步的重大行动。但是，最后真正促成这些行动的则是苏联在核技术上的突破。回国3个月后，苏联核科学家给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让他验证，苏联到底能削减多少国防预算。六年前，克里姆林宫下令发展核武器，现在，苏联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R-7即将在普列茨克的两个发射基地投入使用。虽然这种导弹早在1957年10月就已用于发射人造卫星，但是，在携带核弹头并投入军事使用之前，还需要对它做更多的技术改进。1959年7月底，在普列茨克进行的第一次发射取得成功。现在，苏联军方报告，它们准备把两枚R-7导弹部署在两个发射基地，每枚导弹各携带一个当量为300万吨级的核弹头。和美国的核武器比起来，虽然有些微不足道，但它更具有象征意义。苏联最终具备了向美国发射核武器的能力。
赫鲁晓夫希望，一定要有一些核武器基本达到美国核武器的水平。1958年，苏联军方向他提交了建设一个庞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的计划，它将会使苏联的核武器完全达到1960年代美国核武器的规模。但是，他否决了这个建议，而是信任一种所谓的有限威慑的逻辑。为什么要把钱花在苏联无力承担的项目上？赫鲁晓夫认为，只要苏联有一些核武器，那么，那些神智清楚的领导人就不敢冒险向苏联发动战争。现在还不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就知道需要多少核武器才能达到核威慑目的，但是，他有一种感觉，即他只需要足够的火箭就能让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核战争的代价产生恐惧心理。“导弹并不是黄瓜，”他喜欢这么说，“人们不能吃它，为了遏制战争，人们也不一定需要那么多核导弹。”
凭借莫斯科刚刚具备的核威慑力量，赫鲁晓夫开始加速转变苏联政府对待冷战的态度。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有人抱怨，对12月底即将召开的党的全体会议没有做好准备。但是，赫鲁晓夫想让政府再提供一些议题。军事战略也被增列到12月14日主席团的一次会议议程中。考虑到主席团委员对此可能会有所反应，赫鲁晓夫决定暂不宣布其新的军事计划，以免让人们吃惊。会议召开的前几天，主席团委员都收到一份长篇备忘录，描述了他的所思所想。
赫鲁晓夫决定在12月某一天上午来讨论他对苏联未来的看法。“每个公民，”他说，“每个苏联的百姓都应当被赡养，他们的需要应该都能得到满足。”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的经济不但不能让苏联公民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且也不能实现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当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打下物质基础时……哪里有自由，哪里没有自由，就很清楚了。”12月14日，赫鲁晓夫这样告诫其同伴。但是，访美归来后，对多久苏联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他有一种迫切感。
这次高层秘密会议中，赫鲁晓夫承认，自己几乎从未在其他场合说过这些话。在整个美国之行中，他都一直在夸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后面，他又承认，他不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美国的所见所闻让他相信，美国人更接近他所期待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社会。美国人已经找到一种保证让权力从一个总统和平过渡到另一个总统的办法，这让他印象深刻。他还认为，苏联可以从美国最近批准的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中学到很多东西，修正案规定美国总统只能任满两届八年。“当我们实现共产主义时，一个人不可能会永远坐在一个职位上……不可能让一个人一直工作到他无法工作时为止。”赫鲁晓夫警告道，“如果连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都不用担心在两届任期届满、总统更换后，他们的社会基础会被破坏，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社会制度？或者说我们更相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让赫鲁晓夫感到沮丧的是，多年来，苏联从未进行过政治改革。他相信，不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现行制度就比不上自由投票或权力定期交替的制度。只要苏联人民吃不好，住不好，没有工作，而西方国家的公民则过着优裕的生活，那么，苏联人民就不可能相信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赫鲁晓夫建议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应限定任期，他考虑的是一代接班人的成长，要补充新鲜血液，而不是让西方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来代替共产党的领导。赫鲁晓夫认为，只有当苏联的经济很发达时，莫斯科才敢冒险引进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我们的经济越发达，”他解释道，“民主化的基础才越深厚，越牢固。”
至于如何改善苏联经济，赫鲁晓夫并未在会议上提出具体计划。他只要求经济计划的制定者们要对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每一个具体步骤进行详细的阐述，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式生活标准在苏联的翻版。赫鲁晓夫提出15～20年后的发展目标，届时苏联经济要有极大的转变。1957年，赫鲁晓夫曾声称，到1970年至少要让苏联的肉食品和牛奶产量赶上并超过美国。然而，不像当初那样，现在，他确实不知道到底要多久才能赶上美国，但他仍然相信，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同时，他也想让克里姆林宫向苏联社会各阶层发出一系列信号，莫斯科将会严肃对待这些发展目标，按照精心制定的目标，预计苏联将会取得许多成就。
对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赫鲁晓夫只提出要减少冷战开支，以便把更多的钱投入民用工业的几条具体意见。按照苏共主席团对苏联政治目标的论述，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军事人物都被带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要参加这次会议。赫鲁晓夫对这些军方领导都很满意，因为，他们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好惹麻烦的瓦西里·索科罗夫斯基元帅下台了，他曾经怀疑过赫鲁晓夫接近中东的政策。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也下台了，他梦想建立一支庞大的横跨三大洋的海军队伍——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么干，国家就会被拖垮。赫鲁晓夫现在的军事骨干都是二战时期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他们是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1]元帅和伊万·科涅夫[2]元帅。此外，还有一批新一代的军事将领，他们也是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如基里尔·莫斯卡连科[3]元帅、米·伊·涅杰林[4]元帅，还有苏联军队建设的设计师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5]元帅。依靠这些元帅，赫鲁晓夫为苏联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可怕的军事策略，他要不费一枪一弹而赢得冷战的胜利。
赫鲁晓夫急于要把超级大国间的斗争从军备竞赛转移到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竞争上来。他认为，冒险和美国达成一项重要裁军协议的机会已经到来。这年早些时候，苏联政府已决定同时进行R-9和R-16两种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工作，这两种导弹比发射人造卫星的R-7导弹更轻、更细。赫鲁晓夫也一直想研制出一种可以部署在地下发射井的导弹，以免遭受美国的袭击。早在设计阶段，R-16导弹就增加了使用固体燃料的功能，这意味着它比使用液体燃料导弹发射所需要的准备时间更短，性能也更稳定。唯一的问题是，R-9和R-16系列导弹的部署长达六年时间，尽管它们不像常规武器那么昂贵，但是对一个经济不宽裕的国家来说，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苏联人面临着严峻的抉择。苏联的核打击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要想在军事上尽快赶上华盛顿，莫斯科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即使美国的火箭计划赶不上苏联，但美国在欧洲的北约基地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它们只要几个小时就可飞抵莫斯科。只要下一道命令，艾森豪威尔就可以打击苏联，使其瘫痪。而要实现这个目标，赫鲁晓夫还需要好多年时间。从公开的资料来看，美国已经着手研制可用于潜艇发射的远程核导弹和普通导弹。在R-9和R-16部署之前，两国导弹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优势则在美国一方。
既受制于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鉴于此，赫鲁晓夫不想制定一个应急的军备计划或者加速研制下一代导弹。他决定实施外交策略，以此来避免和美国进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其计划是，在1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将宣布单方面大幅裁减军队。他建议裁减100万～120万军人，大约相当于苏军现役人数的三分之一。西方大国一直抱怨苏军规模过于庞大，对中欧，特别是德国的安全形成威胁。现在，赫鲁晓夫要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表明，莫斯科对波恩并不抱什么军事意图。
那些军方首领都是他提拔的，对赫鲁晓夫的提议，他们只是唱赞歌。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单方面裁军计划。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称赞裁军计划，并向主席团保证，总参谋部已经仔细核算过这些数字，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也对裁军计划拍手称好，他强调，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裁军已经不会影响苏联的安全。那些年轻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裁军。为了显示自己发展核导弹武器的决心，赫鲁晓夫计划建立一支核武器部队，想让涅杰林元帅来指挥这支部队。涅杰林元帅也对赫鲁晓夫的新战略和裁军计划表示支持，这一点也不让人们感到意外。涅杰林选择基里尔·莫斯卡连科元帅当他未来的副手，即担任苏联战略火箭军副司令。1941年，他们俩就在同一个反坦克旅并肩作战，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苏联最尖端的军事技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站在克里姆林宫老板前的涅杰林说道，“您的建议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早就应该实施了。”莫斯卡连科元帅也称赞赫鲁晓夫，这是一个“鼓舞士气的，也是对民族和历史负责的计划。和平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涅杰林未来的副手接着又列举了一些常规武器，它们也可以被当成过时的武器，包括T-34坦克，还有陆军的大多数火炮。
苏联领导层明白，赫鲁晓夫正在迫使这个国家冒一种巨大的战略风险。这些决定的后果是，它们将暴露出苏联脆弱的一面。即使对核武器充满热情的莫斯卡连科也不得不承认，为防备美国首先发动核攻击，苏联也要进行核反击，但是，苏联可靠的核反击能力仍然落后美国两年。如果限制火箭的研制和生产，不增加苏联常规部队的开支，赫鲁晓夫确信，到1960年代初期，比起美国，苏联的军事势力将会更加弱小。他只能拥有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拥有的一定数量的导弹，但是，他却无法保证实施核反击，这是为了防备美国首先通过陆地、空中和海洋发动的核打击。因此，要对这段困难时期保密是必要的。他不仅要掩饰苏联脆弱的一面，同时，还要设法利用裁军谈判来化解美国的军事优势。
对赫鲁晓夫来说，计划本身也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次大会前散发的备忘录几乎没有掩盖住他的担心，即这种做法会让他无法避免一些政治攻击——他对美国过于温和。“也许我不能预见到每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方案如果得到实施，将不会对我们国家造成任何损失，也不会对我国国防造成威胁。相反，方案的实施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我国的实力。”赫鲁晓夫提道，这次会议本来就需要展开一场运动，要让军事指挥人员和克里姆林宫的各个军事委员会都接受这个计划。他预计有人会反对这个计划，特别是那些即将失去职位的军官和退休军官。为了坚定军方和领导层的意志，或许也为了掩饰其不安，赫鲁晓夫发誓不会同情军队中的那些鹰派人物。“让我们收回他们的那些大话……把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清理出去，要对反抗行为采取行动。”
如果中情局报告赫鲁晓夫现在想清除军方鹰派人物的大话，艾森豪威尔或许会以其惯有的方式微笑一下。多年来，赫鲁晓夫一直是他们中最善于说大话的人，他声称苏联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人造卫星上天后，又常常夸耀其导弹的研发速度，声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1959年2月，赫鲁晓夫告诉来自苏联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已经安排生产系列洲际弹道导弹”。1959年11月，他还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拥有许多导弹，还有许多原子弹和氢弹。如果有人入侵我国，我们能把潜在的敌人从地球上消灭掉……一年内，250枚可携带氢弹弹头的火箭将从我们访问过的这家工厂装配线上制造出来”。
艾森豪威尔识破了这些大话，“他们还说自己发明了飞机、汽车、电话和其他东西呢。”他向一群记者挖苦道。对苏联的实力这个话题，艾森豪威尔不想当一个危言耸听者。“如果我们对每一项新成果，像人造卫星，都作出激烈反应的话，”后来他向肯尼迪政府建议道，“那么，我们就被打败了。”艾森豪威尔在军队服役多年，知道军事开支到底有多大。因为莫斯科已经首先发射一枚远程导弹，他不想让美国再在此投入巨资。重要的是，苏联人是否真正拥有他们所宣称的这些导弹，中情局的情报或其他消息来源都不能让艾森豪威尔信服。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其竞争对手所面临的难题——要完善政权轮替制度。1959年初，艾森豪威尔仔细研究了赫鲁晓夫制定的苏联经济七年发展计划。中央情报局指出，克里姆林宫所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现实的，劳动生产率是个“大问题“。显然，莫斯科得不到足够多的肥料和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其计划。对赫鲁晓夫来说，要实现其宏伟粮食生产计划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农业的投资办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或者增加劳动者的数量。艾森豪威尔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苏联要在国内实现那些华盛顿的灾难预言家所宣称的这些目标——也是赫鲁晓夫所吹嘘的目标，同时还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核武器队伍，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家安全反应冷静，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公众的看法。尽管赫鲁晓夫访美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因为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而让人们第一次绷紧了神经，现在对美国军事的脆弱仍然十分敏感。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甚至那些对艾森豪威尔的防卫态度抱有好感的人来说，1950年代后期军事力量的整体平衡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核武库中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因为决定削减开支、争取在导弹技术上超越对手的措施而招致批评。军方只买了不多的宇宙神导弹和大力神导弹，以等待新型的固体燃料导弹——民兵导弹被研制出来。后者是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预计到1962年才部署第一代民兵导弹，而人们担心在这几年时间里，苏联人将会比美国拥有更多导弹。白宫不采购更多的宇宙神导弹的这个决定一直饱受争议，特别受到通用动力公司的非议，后者是宇宙神导弹生产合同的主要承包商。他们不失时机地想引发公众争论，迫使政策制定者改变艾森豪威尔的吝啬做法。
等待部署民兵导弹的明智之处似乎取决于这种估计，即到1961年苏联到底会有多少枚导弹。艾森豪威尔面临的问题是，批评者能言善辩，颇有影响力，而且声称他们知道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政府内部负责指挥全国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空军司令部（SAC）主张增大宇宙神、大力神和民兵三种导弹的比例。他们认为，到1961年，苏联人将会拥有150枚洲际弹道导弹，正好可以摧毁美国的30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以及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20个重要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战略空军司令部特别注意让一些有影响的鹰派人物，如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者约瑟夫·艾尔索普[6]也知道这些估算结果。在一封写给他的朋友、已退休的卢修斯·D.克莱[7]将军——柏林受封锁时美军的指挥官——的信中，艾尔索普赞许道，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们“并不认为，我也不认为，那些估计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们只相信，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可能会出错，而这会导致我所描述的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可怕的结果中的一个”。
对美苏两国在导弹数量上的差距，国会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杜鲁门执政时期，他曾任空军部长。1960年，赛明顿把自己定位为鹰派人物，以争取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平息公众和国会对苏联人造卫星的过度反应时，赛明顿指责政府不负责任，对国家安全选择了平衡预算的办法。“政府到底为什么认为钱比国家安全更重要？”1959年9月他如此质问。同年秋天的国会听证会上，他信心十足地预测，到1962年，苏联人将会拥有3000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强调，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是“创造了纪录”。事实证明，记录显示，赛明顿参议员所声称的这个数字与实际相差了2938枚。赫鲁晓夫访美期间，赛明顿说，不要交莫斯科的朋友，如果杜鲁门敢邀请斯大林访问美国，他将会被国会弹劾。“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赫鲁晓夫先生的访美是有益的？”
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绝不是赛明顿一个人意识到了要在导弹数量差距上大做政治文章。所有的总统竞选人谈起这个问题时，似乎都觉得那是事实，即从1960到1964年，苏联的核导弹数量将会大幅超过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林登·贝恩斯让人们对导弹数量的差距产生恐惧心理，以显示自己精通外交事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则加剧了美国人的这种恐惧心理。早在1958年年中，肯尼迪就发出警告，美国很快就要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届时我们导弹的进攻和防卫能力都将远远落后于苏联，以至于我们会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
艾森豪威尔可以被谅解，如果他对这场孤陋寡闻的辩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四年前，就是这一伙人曾就苏联人是否拥有比美国更多的远程战略轰炸机而展开过辩论。事实证明，这是些危言耸听的话，但是，这些话却会让人们产生疑问。为挽救其声誉，这些人声称，赫鲁晓夫突然决定，要把更多的钱投在导弹的研制上，而不是生产更多的轰炸机。
1956年，在戳穿苏联轰炸机优势的神话中，U-2飞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1959年，U-2飞机的侦察飞行却没有获得有关苏联导弹生产和部署的更多情报，未能平息有关两国导弹差距的辩论。1958年，出于担心侵犯苏联领空而带来外交风险，艾森豪威尔因此停止了U-2飞机的侦察，只是在1959年年中进行过一次对苏的侦察飞行。与此同时，美国间谍侦听截获的苏联情报都不足以搞清苏联导弹的生产和部署情况。其结果是，两年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不得不向决策者们承认，他们无法搞清赫鲁晓夫导弹计划的进展状况。情报分析人员听到了赫鲁晓夫的大话，但当他们派出U-2飞机拍摄导弹发射场，或者截获其导弹试射的电子信号后才发现，这与赫鲁晓夫谈论的那个庞大导弹计划一点也不相符。为了达到每月生产6枚弹道导弹的速度，美国实施了115次导弹发射试验。而从1957年夏天到1958年5月，中央情报局只探测出苏联的6次导弹试射，而从1958年5月以后到1959年，也没有探测出大规模的导弹试射。中情局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没有间谍，也无法监听克里姆林宫的通信，他们不知道赫鲁晓夫的决定：跳过R-7导弹而发展R-16和R-9导弹项目。
对于苏联战略导弹的规模和能力，虽然美国情报部门缺乏可靠情报，但是人们还期待着发布一个年度核武器评估报告，以便帮助五角大楼获得导弹生产的预算。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情报局长负责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国家情报评估（NIEs）工作，主要由中情局官员来撰写这些评估报告。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内，中情局提供了一份被认为立场中立的评估报告，评估介于美国空军对苏联导弹力量的过高估计和美国陆军的过低估计之间。1958年，评估报告称，到1959年底，苏联人将拥有10枚R-7导弹，一年后将达到100枚，到1962年某个时间其总数将达到500枚。尽管国家情报评估在最后告诫人们，这些数字是“随意选择的，旨在对苏联的生产能力作出评估”，“其出发点不是对苏联可能的需求或者核武库作出评估”，但它们成为讨论苏联近期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参考标准。采取中间路线被认为是对“天将要塌下来”的这种态度的理智回应，而战略空军司令部、约瑟夫·艾尔索普和那些有望成为总统的民主党人则抱着这种态度。但是，即使这是一种温和的评估，它也夸大了苏联的核武器制造能力。
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就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它引起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给艾森豪威尔的印象是，声明是严肃而积极的，但不是所有的总统顾问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艾森豪威尔相信，赫鲁晓夫正在努力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同一天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贬低了赫鲁晓夫这个声明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讲话，”情报局长坚持其说法，“从军事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在艾森豪威尔的眼中，赫鲁晓夫这个举动引人注目，是一次真正的裁军，和他在戴维营的谈话是一致的。这可以被视为他迈出的富有建设性的第一步。
一周后，中情局提出的看法是，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裁军。中情局一直监听着克里姆林宫官员有关裁军问题的公开谈话。他们发现，苏联军方强烈反对裁军。至少有25万军官将被迫提前退休，许多人对此都不满意。1月21日，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说法更令人吃惊。他告诉总统，我们正在见证着冷战的一次巨变。他声称，赫鲁晓夫决定大幅裁减常规部队，“似乎是要把常规战争排除在外”。赫鲁晓夫的声明也迫使中情局调低其对苏联军队规模所作出的评估。三年来，情报部门一直拒绝接受苏联公开发布的其常规部队的数量，认为这个数字过小。但是，考虑到中情局围绕赫鲁晓夫讲话所得到的相关数据，赫鲁晓夫正在裁减120万人，而其军队的现有规模似乎要比他们原来预计的要小。
艾森豪威尔和中情局对赫鲁晓夫的计划满怀希望，但对这个计划的解读与白宫之外的传统看法截然不同。苏联的裁军声明对围绕美苏导弹数量差距所展开的激烈辩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赫鲁晓夫1月14日讲话中的其他一些内容实际上已经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宣布裁军时，赫鲁晓夫再次肯定，他相信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夸耀苏联的导弹技术很先进。如果仔细读他的讲话稿也能发现，他说的是，如果双方都拥有导弹和轰炸机，那么要想在第一波核打击中取胜是不可能的。一个细心的分析家或许也会明白，赫鲁晓夫的语言旨在平息因突然提出单方面裁军而在国内引发的愤怒情绪。但是，美国国内那些游说导弹数量差距的人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也完全忽视了裁减常规军队的事实。他们印象更深的是，赫鲁晓夫讲话发表四天后，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带有模拟弹头的R-7导弹，导弹飞行七千多英里，从苏联的中亚某地打到夏威夷以南的太平洋水域。这是该型号导弹的首次试射，适逢国会召开有关1961年国防预算的重要辩论会前夕。
在有关1961年国防预算的国会听证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和国防部长的指定人选托马斯·盖茨[8]都对国会持怀疑态度，他们否认美国的导弹数量和苏联有巨大差距。他们解释说，即使苏联人拥有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也依然在远程轰炸机和潜艇项目上保持着优势。或许在导弹数量上和苏联有差距，但在核威慑方面，没有任何差距。而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正是核威慑。然而，国会的设想不会轻易被晾在一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9]代表了许多国会议员的观点，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负责人，“我不能接受不存在导弹数量差距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有差距。”
一个由民主党把持的国会肯定会怀疑共和党政府。对艾森豪威尔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和其对手赫鲁晓夫一样也面临着军方内部意见分歧的问题。赫鲁晓夫发表公开讲话仅仅过了四天，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托马斯·S.鲍威尔[10]将军就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与艾森豪威尔政府观点相左的讲话。他称，未来苏联人“或许会积累足够多的导弹，在美国实施核反击的导弹发射或远程轰炸机起飞之前就会摧毁它们”。然后用一组数字来说明苏联所需要的导弹数量，如果他们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取胜：“只要有300枚弹道导弹，苏联几乎就能在30分钟内消除美国所有的核反击能力。”鲍威尔也呼吁战略轰炸机一直要在空中值勤，一旦赫鲁晓夫首先发动核攻击，能实施核反击。其时美国空军估计，如果要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保证美国的安全，将不得不安排50架轰炸机在空中值勤。新任国防部长盖茨试图降低鲍威尔的评估。“那是不现实的。”盖茨告诉国会，但是，他不能说服那么多人。
赫鲁晓夫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了相关报道。在导弹差距问题的辩论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表的系列文章，其影响颇大，他似乎要把有关导弹差距的所有主流说法都浓缩到一次性打击的说法上。从1月23日起，艾尔索普在6个专栏上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苏联人在导弹技术上领先。在鲍威尔的假设基础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凭借150枚针对欧洲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和150枚中程导弹，苏联人能摧毁北约所有的核武器。然后，他解释道，如果苏联的导弹工厂和生产宇宙神导弹的美国工厂一样有效率，那么，赫鲁晓夫可以在10个月内生产出150枚洲际弹道导弹。艾尔索普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加速军备竞赛，这是在和俄国人赌博，因为他们不相信苏联人拥有许多他们可能会拥有的导弹。“对于苏联这个可以运用所有经济资源而又封闭的社会来说，情报确实不能绝对肯定苏联还没有生产出和美国一家工厂同样多的核武器，而这家美国工厂只有10个月的生产能力。”在不知道敌人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艾尔索普认为，不得不对其生产能力和意图做最坏的设想。不幸的是，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事实证明，艾尔索普的观点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平静更有影响力。
赫鲁晓夫每天都能看到美国最有影响的专栏或文章的译文，艾尔索普的专栏文章和其他美国记者的反应让赫鲁晓夫感到既愤怒又失望。赫鲁晓夫怀疑，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幕后指使人们对他的公开讲话进行恶意评论。“记者不会写他们自己，”赫鲁晓夫说道，“但是他们会写政府想写的东西。”他相信，美国政府无法或者无意接受他要裁军不要战争的说法。
艾尔索普这样的危言耸听者发动的这场舆论战也让赫鲁晓夫看清了核恐吓的严重后果，三年来他就是靠核恐吓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如果他不声称苏联可以像生产“香肠”一样制造导弹，如果他不夸大袭击美国大城市的能力，又会怎么样？当然，这都是胡说八道。从1960年1月起，美国主导着所有核领域的竞争，甚至在影响颇大的导弹生产方面也是如此。至于艾尔索普提到的苏联有150枚洲际弹道导弹，赫鲁晓夫清楚，他仅有4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已经拥有多达两倍的洲际弹道导弹。
因此，赫鲁晓夫感觉到，他不得不找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办法来打消美国大众对苏联导弹的看法，他要提议销毁苏联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他们对我们裁减常规军队的主张横加指责，”艾尔索普的系列文章发表几天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说道，“现在让我们来呼吁，在他们认为我们领先的领域裁军。“如果苏联提议销毁其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艾尔索普和那些声称苏联导弹领先的人还会继续怀疑裁军吗？”
冷战初期，但凡苏联提出裁军，美国都会怀疑其真实性。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经习惯了只为达到宣传目的而提出一些建议。19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的做法却与此不同。他认为，既然他要销毁一些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他可以谈论销毁所有战略武器的发射装置。这将会淡化美国人热议的导弹差距问题，或许还会密切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
赫鲁晓夫的这个想法来自法国。那年秋天，法国日内瓦裁军谈判代表在裁军大会上提出了裁减战略武器的可行性。还不清楚是赫鲁晓夫碰巧想起这件事，还是受到了来自法国政府的情报的启发——至今法国仍然是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国家。这个来自法国的主意确实很吸引人。1959年12月底，西方大国邀请赫鲁晓夫参加5月将在巴黎召开的四国高峰会议。赫鲁晓夫自己本来就计划要在3月访问法国。如果一切顺利，苏联的这个提议可能会以法国的名义提交与会的西方国家。
在1960年2月1日克里姆林宫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披露了这个战略。赫鲁晓夫所说的“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就是解散所有的西方联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他把这些组织视为侵略性的军事组织，它们也是他实现其目标——把超级大国间的军事斗争转化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间的经济和政治竞争——的障碍。
赫鲁晓夫的策略过于简单了。他向主席团委员解释道，要向西方提出一些真诚的建议，以此迫使它们接受裁军建议。主席团对这个策略唯一的分歧就是赫鲁晓夫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宣布这个提议。支持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认为，应该在3月和戴高乐见面时再宣布这个提议。葛罗米柯似乎对此不感兴趣，要求克里姆林宫再看看国际社会是否会支持赫鲁晓夫先前提出的全面、彻底的裁军倡议。赫鲁晓夫的军事顾问们似乎并不关心他何时来宣布这个建议，只要它在苏联国内宣布就行，显然要避免留给人们一种印象，这是西方强加给他的。散会时赫鲁晓夫还没有作出决定。他最不想在5月的四国峰会上宣布这个提议，似乎还想早些宣布。
赫鲁晓夫面临的直接问题是，他提议要销毁的那些导弹最易受到攻击。现在苏联的导弹工程师正在为下一代洲际导弹R-16和R-9建设发射井或非常“坚固”的发射阵地，预计几年后可以完成。与此同时，不让美国发现这些导弹的准确位置也很有必要，因为他并没有多少导弹，只能靠这四枚R-7导弹来保卫整个苏联。因此，在销毁导弹之前，赫鲁晓夫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核查。一旦美国和苏联销毁其各自的火箭，那么让北约来看普列谢茨克和丘拉塔姆的发射台就没有什么危险了。赫鲁晓夫同时还希望这种先进的裁军形式将会迫使美国自己也要冒险接受全面核查。
1960年2月初的艾森豪威尔也在考虑裁军问题。他正在忙于和英国讨论如何提出一个现实的建议来禁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英国迫切要求尽快禁止核试验，艾森豪威尔也有同感。1958年以来，世界上三个核武器大国分别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它们都已经看出要暂停大气层的核试验，这主要是对核试验危害性的回应。1954年3月，美国在比基尼岛上进行核试验，其尘埃落到日本渔民身上，后来他们都得了癌症。当在欧洲各地的牛奶中发现了核试验的尘埃——放射性物质锶90时，人们开始普遍关心起这个问题。
艾森豪威尔无意让美国和苏联违犯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要求。然而，他并不准备签署一个正式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除非它可以被核实。对他来说，美国能监督苏联停止核试验和美国情报部门能准确地统计出苏联导弹的数量同样都很重要。1960年2月2日上午，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赫脱国务卿，“裁军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对双方都很公平、他能接受的方案，除非禁止试验能被核查。”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关键是核查。他并不担心世界没有核武器，而最担心苏联人可能会欺骗美国以赢得核优势。
如果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任何一方能知道对手的想法，那么，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就会发现，1960年2月，世界两大巨头都有着同样的想法。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都认为需要消除核武器，而且双方也都意识到，如果要把核导弹当成威慑力量，那么，他们可以不必拥有更多核导弹。在2月4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概括了其想法：“你想要的已经够了，一种威慑就够了。威慑物并不能增强实力。一旦它完全可以强迫任何潜在对手重视你，那么，就让他谨慎行事吧。”半个世纪后，直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美苏两国领导层才最后结束了销毁核弹头的谈判。截至1986年，美苏各自拥有9000枚核弹头，而1960年只有10枚。
向主席团委员们介绍有关裁军的新想法一周后，赫鲁晓夫试图要把这个想法转达给艾森豪威尔。他利用了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访问莫斯科的机会。上一年9月访美时，洛奇一直全程陪同他。现在，他要为艾森豪威尔总统6月访问莫斯科提前作准备。这是戴维营会谈的一个副产品，那次会谈时，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
对洛奇来说，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说了一堆大话。但赫鲁晓夫在加利福尼亚时放松了警惕，披露苏联的经济并不太好。离那时还不到半年，这位苏联领导人甚至想更坦率地承认苏联远远落后于美国。当洛奇提及对苏联住宅印象深刻时，赫鲁晓夫根本不理会这种称赞，“要赶上你们，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洛奇说苏联人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战略导弹就是其中之一。此时，赫鲁晓夫的内心活动表露无遗，直截了当地说道：“没有，我们确实没有超过美国。”
美国情报部门未能从赫鲁晓夫直率的谈话中察觉到某种暗示。洛奇把赫鲁晓夫的话报告给国务院，也未能引起华盛顿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如果他知道这是交流看法，那么，赫鲁晓夫和洛奇的谈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美国总统已经相信，美国走在了前面。竞选中领先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也持同样观点。艾森豪威尔和艾伦·杜勒斯在私下交谈中都同意，美苏在导弹方面存在差距的说法并不可靠，其实那是时事评论员和游说国会的军方制造的一种有害氛围，否则，这场有关美国受到威胁的辩论就不会发生。许多重要人物，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空军将领、军火承包商、“国家安全”专栏的作者很可能都会从所谓的“导弹差距”中获利，而这种说法仅仅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3月，赫鲁晓夫得了感冒，未能如期访问巴黎。那时他一直想试探西方国家是否对他仍然保密的核裁军计划感兴趣。于是，将访问时间调整到3月底、4月初。一到巴黎，赫鲁晓夫和戴高乐总统就合演了一出好戏。就像2月初在克里姆林宫解释的那样，赫鲁晓夫将会利用法国的裁军计划。会谈中，他让戴高乐提出“他”的削减核导弹的方案，然后再接受这个计划。法国人对裁减常规部队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有数千部队驻扎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些驻扎在非洲热带丛林和老挝。此外，法国还信守不让西德遭受苏联入侵的承诺。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撒哈拉进行了核试验，刚刚加入有核国家行列。其核武器远远落后于两个超级大国，也没有任何战略轰炸机或导弹。因此，核裁军将会让它马上受益。
赫鲁晓夫也把这次访问作为一次预备会议，以便为5月即将召开的四国峰会讨论柏林问题创造条件。虽然其新和平战略将围绕核裁军展开，但还是不离开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和戴高乐交换了自己关于签署临时协议的想法，还想再给西方国家两年时间，以便他们在西柏林的未来问题上达成一致。他向戴高乐解释道，西方国家应该明白，这次让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阿登纳那个古怪老头多活两年还不达成任何协议，那么，苏联人将会结束三国对西柏林的占领。
赫鲁晓夫向戴高乐披露，其在柏林问题上的底线没有改变。西柏林将会变成一个自由城市国家。它不能通过公民投票或任何其他形式，以一部分国土或一个省的名义来加入联邦德国。西方将不得不从西柏林撤军。这个自由城市国家的防卫将由联合国来承担。所有进出西柏林的通道，包括陆路或空中通道，都将要和东德进行协商。
赫鲁晓夫对法国的访问达到了预期效果。当西方国家准备应对苏联在峰会上提出的方案时，他们一再询问有关情况，戴高乐也成了信使。他首先访问伦敦，会见麦克米伦。然后，在华盛顿会见艾森豪威尔。出访每一站，他都称，苏联领导人已接受法国的裁军建议。他也提及可以就柏林问题达成一个为期两年临时协议，那将会把另一次柏林危机至少推迟到1962年。
英国对他们所称的“苏联的灵活性”非常欣赏。麦克米伦首相认为，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表态来看，他正在回归到1959年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上就已达成的那个立场上。“或许赫鲁晓夫先生准备同意这样一个协议吧，”英国首相向来访的法国客人建议道，“如果他亲自来谈判的话。”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当法国总统告诉他苏联有关核裁军的新立场时，英国首相备受鼓舞。此时，英国要着手实现其核战略部队的现代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想当一个核游戏的玩家，就得付出高昂代价。戴高乐说，他希望峰会各方能达成一个限制战略轰炸机和导弹数量的原则，然后根据这一原则成立一个常设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华盛顿正面临着一种要求反驳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赛明顿说法的压力，即美国和苏联在导弹数量上存在巨大“差距”。艾尔索普声称苏联有150处导弹发射场，而美国情报部门没有一个人能找出发射场的位置。中情局情报分析人员刚刚完成苏联导弹的年度报告，承认他们没有掌握“任何有关苏联洲际导弹部署方面的证据”，或者“有意用于军事目的的导弹发射场”。然而，美国情报机构也发现了11处可能会部署洲际导弹的位置。他们拍摄了这些地方的照片，发现那里有很长的铁路线，这都是为何会把这里视为导弹发射场的原因。
空军主导的美国情报部门内部也有一些危言耸听者，他们认为，除非有这11处发射场的照片，否则不能说它们将来就是苏联洲际导弹的发射场。情报分析人员特别想拍下苏联中亚北部地区的照片。1959年，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现普列茨克附近的一个新洲际导弹基地。中情局在考虑对这处地点拍照的两种方案。从格陵兰起飞的U-2飞机可以在新地群岛附近进入苏联领空，然后向南飞行，在返回前拍摄普列茨克的照片。另外一个方法很大胆。U-2飞机从未直接飞越苏联领空。到那时为止，所有飞行都是中途进入苏联，然后再掉头离开。计划中的“大满贯行动”将始于巴基斯坦，然后对苏联中亚地区以至北部芬兰湾附近的摩尔曼斯克进行拍摄。
1959年底到1960年初，一直有人劝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U-2飞机。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的詹姆斯·杜利特尔将军敦促他尽力派出更多U-2飞机对苏实施侦察。艾伦·杜勒斯也同样认为中情局之所以不能对苏联导弹发展现状作出准确评估，就是因为总统拒绝使用U-2飞机。从1960年初开始，艾森豪威尔已经两次批准飞行计划。面对压力，他同意在3月底再飞行一次。作出这个让步时，他要求情报顾问不要让这次侦察破坏其对高峰会议所做的努力。“在峰会上，我有另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他说，“……那就是我诚实的好名声。我们显然正在考虑一些问题，如果其中的一次飞行失败，可能就会被莫斯科利用，我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
到底实施格陵兰飞行计划还是大满贯计划？艾森豪威尔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中情局。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11]负责计划的实施。他一直负责U-2飞机的研制。比斯尔的团队后来决定实施航程较远的那个计划。苏联北方的防空力量很强，要从北方进入苏联领空，风险更大。3月底到4月初，大满贯行动计划制定出来，其设想是，苏联南方的雷达不能跟踪入境的U-2飞机。当苏联北方的雷达发现U-2飞机时，它就要返航了。
决定作出不久，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见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总统对可能在巴黎达成协议非常乐观。已经证实，四国峰会将在5月16日召开。他有个主意，那就是向苏联保证，将继续把奥德河和尼斯河作为东德的东部边界。他相信，如果向赫鲁晓夫保证，重新复活的德国不可能再把普鲁士争取过来，那么，苏联对西方在西柏林的地位问题可能不再强硬。二战结束时，普鲁士被移交给波兰。麦克米伦称，他正准备考虑把西柏林建成一个自由城市国家。艾森豪威尔却不同意，他认为，即使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国家，它也将会很快被东德吞并。相反，他希望赫鲁晓夫信守1959年在戴维营所做的承诺，以及最近在巴黎向戴高乐作出的两年内冻结柏林问题的承诺。至于裁军，艾森豪威尔正想提出一个苏联可能会接受的核查计划。他想修改1955年的天空开放计划，计划把美国、苏联和欧洲分成几个地域，这个计划可能会让赫鲁晓夫接受现场核查的建议。
比斯尔被要求在4月19日之前完成U-2飞机的侦察飞行。但因为坏天气，计划被耽搁。与此同时，4月9日，一架U-2飞机飞越哈萨克斯坦和乌拉尔部分地区，安全返航。苏联没有提出抗议，这坚定了华盛顿的设想，即苏联将会容忍U-2飞机更多架次的飞行。比斯尔请求推迟实施“大满贯行动”。艾森豪威尔下令：“如果在5月1日前实施，那么可以再增加一次飞行。”白宫清楚，若在5月1日——他们最重要的节日——那天侵犯其领空，一定会冒犯苏联。然而，这道命令因为措辞不清，以致让比斯尔误解为，如果需要，他可以在五一节再安排一次飞行。
[1]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Антонович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第一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2]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ИванСтепановичКонев，1897年12月28日——1973年5月21日），1916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8—1940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司令。1940—1941年任跨贝加尔湖军区司令。1941年1—6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9军司令、西部阵线司令、草原方面军司令、第二乌克兰前线司令、第一乌克兰前线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5—1946年任苏联红军驻奥地利部队司令兼奥地利高级专员。1946—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1年任苏联陆军总督察兼战争部副部长。1951—1955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55—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司令。1955—195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1—1962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1962年退休。1973年在莫斯科逝世。
[3]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КириллСемёновичМоскаленко，1902年5月11日——1985年6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0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服役于第1骑兵军，曾与弗兰格尔白军和马赫诺黑军作战。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6军副军长、第6骑兵军军长、第38集团军军长、第1坦克集团军军长、近卫第1军军长、第40集团军军长等，曾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1946—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3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1953年6月26日指挥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1953—1960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55年晋升元帅军衔。195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一切职务。1960—1962年任战略导弹部队司令。1960—198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198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1983—1985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5年在莫斯科逝世。
[4]米特罗范·伊万诺维奇·涅杰林（Митрофа́нИва́новичНеде́лин，1902年11月9日——1960年10月24日），1920—192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4年加入俄共（布），同年重服现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陆军副总司令兼炮兵总司令、西南阵线和乌克兰第3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6年任南方集团军炮兵司令。1946—1948年任苏军炮兵参谋长。198—1950年任国防部炮兵总局局长兼苏军炮兵第一副司令。1950—1952年、1953—1955年任苏军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军备部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9—1960年任苏军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0年在拜科努尔发射场测试R-16火箭时因爆炸身亡。
[5]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6]约瑟夫·赖特·艾尔索普五世（JosephWrightAlsopV，1910年10月10日——1989年8月28日），美国记者。
[7]卢修斯·杜宾根·克莱（LuciusDubignonClay，1898年4月23日——1978年4月16日），美国将军。1918年入伍。1946—1947年任盟军驻德国军队副司令。1947—1949年任柏林美占区司令。1949年退役。1950—1962年任大陆制罐公司（ContinentalCanCompany）董事长。1962—1973年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高级合伙人。1973年退休。
[8]小托马斯·索弗宁·盖茨（ThomasSovereignGatesJr.，1906年4月10日——1983年3月25日），美国共和党政客。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1953—1957年任海军部副部长。1957—1959年任海军部长。1959年6—12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59—1961年任国防部长。1962—1965年任摩根大通银行总裁。1965—1970年任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76—1977年任驻中国联络处处长。1983年去世。
[9]小理查德·布雷瓦德·拉塞尔（RichardBrevardRussellJr.，1897年11月2日——1971年1月21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9年加入民主党。1921—1931年任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1931—1933年任佐治亚州州长。1933—1971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1—1953年、1955—1969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69—1971年任临时议长兼拨款委员会主席。1971年去世。
[10]托马斯·萨斯菲尔德·鲍威尔（ThomasSarsfieldPower，1905年6月18日——1970年12月6日），1928年进入陆军航空队服役。二战期间屡立战功。1945—1946年任太平洋战略空军副参谋长。1946—1948年任空军副助理参谋长。1948—1954年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副司令。1954—1957年任空军研发司令部总司令。1957—1964年任空军司令部总司令。1964年退役。
[11]小理查德·默文·比斯尔（RichardMervinBissellJr.，1909年9月18日——1994年2月7日），1947—1948年期间服务于马歇尔计划。1954年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并于1954—1962年期间负责U-2间谍飞机计划。1958—1962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副局长。1960—1961年期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旨在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入侵”计划，阴谋失败后，于1962年被解除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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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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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这一年，赫鲁晓夫的冷战策略出现了一次大逆转。它是以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主要批评者抵达美国开始的。1936年，作为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米高扬首次访问美国。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美国。那一次，名义上是研究美国的罐头技术，虽然人人都知道，访美旨在试探美国政府和人民如何看待苏联和斯大林。1959年的访问同样史无前例，虽然这一次米高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从美国或美国人那里学些东西。作为斯大林去世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政府高官，米高扬此行要解释为什么柏林对克里姆林宫如此重要，以缓和大国间的紧张局势。
此行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引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尽管没有一个白宫官员或其他官员理解米高扬访问的意义。美国国务院，还有中央情报局——它在克里姆林宫里没有任何间谍或窃听设施，都不知道此次访问之前苏联高层发生的权力之争，也不知道米高扬就是反对派的领袖，在柏林政策的制订上，他们冲淡了赫鲁晓夫的个人看法。
此前，米高扬一直在努力软化赫鲁晓夫的立场，现在他也希望能软化西方对苏联意图的解读。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其实现这个目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米高扬被安排和美国总统、国务卿进行了不公开的会谈。会谈中，米高扬极其坦率地描述了苏联外交政策背后的主要想法。他解释道，苏联领导人是务实的。他列举了克里姆林宫和埃及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莫斯科对纳赛尔拘押共产党员的行为非常清楚，但是，苏联和埃及所拥有的共同利益，让这种友好关系得到了发展。
1958年底，他成功地淡化了赫鲁晓夫激进的柏林政策，米高扬不是在单打独斗，他不得不听从主席团的指示，为此，他随身带了一份苏联柏林政策的外交备忘录，那份文件反映了11月底所达成的妥协立场。但是，他还是尽其所能，向其主人透露道，在柏林问题上，克里姆林宫有一些人比赫鲁晓夫更有耐心。他一再强调，赫鲁晓夫11月27日的照会不是最后通牒，尽管他承认，他不能轻易取消设定的最后期限。
米高扬试图超越双方间的争论，让柏林问题得以解决。但对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态度，他缺乏一种直感。尽管在柏林问题上，他是克里姆林宫鸽派的代表，然而，在策略的灵活性上，他还显得有些僵硬。他要和美国领导人会谈以达成共识，然而，这对他是一种限制。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即东柏林和西柏林应该一视同仁。在米高扬的意识里，东柏林自然属于东德，而西柏林则不属于西德，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处于东德境内。因此，他可以断言，东德人有权宣布柏林把苏占区作为其首都，而阿登纳则无权控制这座城市的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同时，对华盛顿向西柏林所做的承诺，米高扬也了解不深。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批判斯大林在国际政治方面所犯的错误，他清楚，1948～1949年封锁柏林的合法性让柏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但米高扬不知道，美国领导人对自由城市概念的理解是，他们要放弃西柏林的居民。
因此，米高扬为其美国主人带来的是一种混乱的信息。是的，没有最后通牒。然而，当又被问及苏联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等多长时间时，米高扬的回答却颇令人失望：他敦促美国人严肃看待双边谈判的必要性，声称6个月是“谈判的一个合理期限”。在美国人看来，他的话尽管听上去很悦耳，却和最后通牒一样令人生畏。
其结果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发现，在这次访问中，和蔼可亲的米高扬并没有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我希望他是要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结果不是这样。”米高扬想揭示苏联曲折的柏林政策背后的东西，但这种努力显得毫无作用。有些人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时，约翰已经是其父亲艾森豪威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约翰对这位苏联主席团二号重要人物的描绘是，他就像一个站在“肉铺柜台后面的人”。小艾森豪威尔也怀疑，这位看似普通的家伙有一个隐秘的计划。“可能派他来是要把水搅得更浑。”后来他这样写道。
三周后，米高扬从美国回到莫斯科。对他的欢迎却是另一番景象。赫鲁晓夫已经克服了在柏林问题辩论中所遭受的挫折，他称这次访问是“有意义的”，“对我们有利的”。他认为，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首先，苏联的代表受到了美国人的重视。主席团委员访问白宫史无前例。克里姆林宫清楚，新闻自由从未起过多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也同样对美国报纸对这次访问的密切报道印象深刻，报道似乎也在吹嘘米高扬致力于启动一次有关柏林问题的严肃谈判。然而，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人却并没有作出承诺。似乎华盛顿充其量不过是对外交部长的会谈有些兴趣，但艾森豪威尔仍然坚决反对举行一次高峰会谈，对其保持西柏林现状的承诺毫不动摇。然而，苏联领导层自己却相信，正在继续朝着外交解决的设想进展。
“现在不需要勉强举行一次峰会。”在米高扬回国后的一次主席团全体委员会议上，赫鲁晓夫宣称。如果西方建议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准备让苏联参加外交部长层级的会谈，他期待这样的会谈最终将会“使包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在内的设想合法化”。米高扬现在被允许做那些访美期间一直想做而未被正式授权的事情。赫鲁晓夫建议，那天下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米高扬可以暗示，5月27日的最后期限也许会被延长。如果德国问题得不到实际解决，当然，赫鲁晓夫准备亲自参加谈判，但是，米高扬已经赢得了这个权力，即由他来正式软化最后通牒。
米高扬回国后，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委员所做的发言表明，他正在理清他对柏林危机的思考，要把原则性要求和那些可以放弃的东西区分开。
仿效米高扬的访问，赫鲁晓夫开始产生一些想法：妥协也许更会引起西方的谈判兴趣。现在，他准备向北约作出保证，西方军队可以继续驻扎在西柏林，只要不扩大其军队规模或者不增加武器装备。从一月向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散发的和平条约草案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先前的草案声称，在和平条约缔结一年内，所有外国军队必须离开德国。
对赫鲁晓夫来说，至少要保留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他认为，东德的保留取决于东段边界的正常化，东段边界是二战结束后几个大国作出的决定，但还缺乏一个和约的承诺。同时，这也取决于消除北约侵犯东德主权的能力。现在的柏林有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其中最让苏联领导人头痛的就是战后西方盟国拥有不经东德许可就可飞入西柏林的特权。如果让三个西方盟国的这条空中走廊一直存在，任何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都不可接受。赫鲁晓夫对领空问题非常敏感。他痛恨美国间谍飞机飞越苏联领空，因为这些飞行说明苏联的防空力量很薄弱，也会招致西方的进攻。同样，盟国飞机进入西柏林也让东德处于其监视之下。然而，即使涉及领空问题，赫鲁晓夫也向其他苏联领导人表明，愿意就一种可以控制的领空飞越形式进行谈判。如果西方飞机首先降落在东德的机场，那么，要检查其乘客的签证，然后，这些飞机可继续飞向西柏林。
赫鲁晓夫认为，在柏林和两德未来问题的谈判上，这些让步会促使西方的谈判者作出某种表示。为什么北约要反对他们？如果西方不想让西柏林成为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桥头堡，或者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要把柏林交给阿登纳，赫鲁晓夫认为，那么，他的计划将会满足西方对西柏林未来的关切。因为低估了进入西柏林的权利对西方大国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赫鲁晓夫预计，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聚会场所，在那里他要提出这些计划。
1956年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英国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访问，这是他们第一次对一个北约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访问结束时，两位苏联领导人邀请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回访莫斯科。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干涉，让艾登丢掉了首相职位，但是，这个邀请对其继任者麦克米伦首相仍然有效，他也渴望访问莫斯科。1959年初，麦克米伦面临着严峻的竞选挑战，而且英国公众也非常关注柏林问题。因此，麦克米伦认为需要访问莫斯科。当米高扬将要结束美国之行时，他向莫斯科带话，他认为访问的时机到了。
麦克米伦提出访问的时机也给赫鲁晓夫带来了机会，他要借机验证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的可能性，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莫斯科对英国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访问被安排在二月中旬。
麦克米伦急于会见赫鲁晓夫，而此举并不受华盛顿的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英国或许会在莫斯科受到伤害。杜勒斯国务卿也有这种担心，他已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但只要身体允许，依然坚守工作岗位。这位美国人回忆道，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时任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表现得反复无常。危机伊始就显示出其鲁莽，在1956年的一次会见中，他告诉杜勒斯，“如果现在我们被俄国的炸弹摧毁，那也要胜过因为失去我们海外的全部利益而造成的软弱”。但是，当英国公众和美国政府不支持英法军事干预明朗化时，最终在内阁中反对艾登的正是麦克米伦。这位英国首相急于要赢得1959年的大选，以至于在引诱之下，他也许会在西方抵制柏林的问题上示弱。考虑到这种情况，杜勒斯在二月初到伦敦为他打气。
麦克米伦确实在考虑那些可以以西方盟国名义向苏联人提出的计划。在和杜勒斯的会见中，他建议，北约也许要提出一个缩减其在中欧驻军的计划，这和苏联一度提出的建议颇为相似。他还主张英国或许要考虑以某种形式来承认东德。无论对杜勒斯还是艾森豪威尔来说，麦克米伦都走得太远了，尽管如此，麦克米伦至少不会提出西方国家从西柏林撤军的方案。
杜勒斯的英国之行并没有完全打消美国的关切，即一旦麦克米伦抵达莫斯科，北约在柏林未来问题上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将面临着瓦解。美国政府全然没有意识到莫斯科的基调正在发生变化，1月24日，米高扬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它没有意识到讲话的重要性，也完全忽视了麦克米伦作为北约旗手的能力。美国政府决意要破坏英国首相的这次小型峰会。麦克米伦临行前，美国向苏联人发出一份刺耳的外交照会，再次声明，西方大国“毫无选择，只能再次声明，他们保留这个权利，即利用所有适当的措施来维持通往柏林占领区的交通”。这份外交照会是华盛顿对苏联人一月提出的和平条约草案的正式回应。因为没有提出任何选择方案，这表明，美国政府完全不同意苏联人的立场。华盛顿所关心的是，中欧的紧张局势只能怪苏联人自己。苏联拒绝承认东德人民应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柏林问题上，又试图单方面放弃其答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这是造成中欧困境的主要原因。为了安抚国际舆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实也提出了举行四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如果华盛顿旨在破坏麦克米伦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实质性会谈，让苏联领导层不再作出更多的政治让步，那么，这份外交照会确实达到了目的。照会激怒了赫鲁晓夫，以至于他放弃了要在英国首相来访之时验证其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的任何想法。到现在为止，在自尊心的驱使下，赫鲁晓夫要采用让步的策略来达到其在柏林问题上的目的。如果他认为西方尊重他，他最低限度的要求可能会得到满足，那么，苏联的立场就会被软化。相反，如果他感到自己蒙受了羞辱，苏联的立场就会强硬起来，尽管要在国际安全方面付出代价。美国拒绝回应苏联冗长的和平条约草案，也没有在解决柏林问题上提出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这让想依靠传统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赫鲁晓夫感到愤怒。11月，他原本想坚持一种全面对抗的姿态，但是，米高扬却劝说试试外交手段。然而，美国外交照会实际上拒绝了他，赫鲁晓夫的斗志被激发了。
原来认为麦克米伦的访问是外交解决柏林危机的下一步措施，现在，对两位领导人来说，这却是一件尴尬事。英国首相抵达莫斯科前数小时，赫鲁晓夫在星期六召开了主席团特别会议，决定取消计划中的让步想法，而要坚持强硬立场。
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再次发现，他的观点不同于外交部长和米高扬。他拒绝接受外交部的建议，即莫斯科积极回应美国提出的四国外长会议。如果莫斯科作出回应，他认为，西方国家“将会认为俄国人在退让”。从外交照会上根本就看不出西方的立场将会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还要同意参加他们建议的外长会议？赫鲁晓夫告诫主席团，“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冻结起来，他们正在把我们拖入绝路。”他说道，他的意思是西方正在逼着莫斯科要采取一种挑衅行为。
赫鲁晓夫提出新建议，要么召开一次二战以来四国领导人参加的高峰会议，就柏林不受欢迎的局势展开讨论，密切关注阻止两德军事化的问题；要么什么也不做。赫鲁晓夫向其他委员们披露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感。近来美国和西德的关系有所发展，德国也许会得到核武器，这个趋势表明，尽管四个大国的协议结束了二战，但它却非常脆弱。西方寻求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来消灭东德的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维持现状。”赫鲁晓夫重复道。这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四国外长会议或者和麦克米伦的高峰会谈就能做到。就新的提议来说，最好的会谈形式就是几个政府首府的高峰会议。不能再让西方有机可乘，来拖延时间，让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为了吸引西方的注意力，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只有采取军事威胁，“如果你要强行挤进去，只能使用合适的方式……我们将以合适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在1959年，想在柏林问题上挑起一场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甚至连恐吓对方的想法，赫鲁晓夫都得不到克里姆林宫足够多的支持。米高扬转而求助于苏联外交部，他成功地得到了他们对美国外交照会的一种调解性的解读。“我同意外交部的看法，”米高扬说道，“西方大国已经对我们作出了让步。”他补充道，如果苏联不接受参加外长会议的建议，“他们将会宣称，俄国人想绕过谈判。”
米高扬的干预阻止了赫鲁晓夫和支持他的委员，未能让他们操纵主席团立即就柏林问题的下一步措施作出决定，却给了外交部三天时间，让他们再起草一份答复美国外交照会的文件。同时，赫鲁晓夫将不得不款待他的英国客人。麦克米伦的访问让那种平衡方案——既不倾向于米高扬的，也不倾向于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解决方案，产生了倾斜。
虽然麦克米伦不知道他已经身处苏联外交政策的漩涡之中，但是，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他为摆脱这个漩涡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和杜勒斯及其美国国务院不同，麦克米伦的外交政策团队已经知晓了赫鲁晓夫的最大愿望，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以便让冷战走向非军事化。这个人就是英国驻莫斯科的代表帕特里克·赖利。他写道，赫鲁晓夫“最终的目标不是扩大帝国的版图，而是在其有生之年能够宣布苏联实现了‘共产主义’，即庆祝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其必然结果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同时，他主张裁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要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那些表面上的目标：赢得宣传优势，或者妄图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不想让“他的杰作”毁于一场核对抗之中。对英国来说，这是东西方的共同利益所在，而双方正致力于达成协定，以结束核试验、减少核武库存。
还不清楚这顶皮帽子是否会对赫鲁晓夫起作用。尽管米高扬和外交部作了调解性的解释，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不给英国客人留情面。当着麦克米伦的面，赫鲁晓夫谴责西方处理西柏林问题的做法，并且声明，他不会接受通过外长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次日，和麦克米伦的一次私人午餐会上，两位领导人都表达了各自的愤怒情绪。这是赫鲁晓夫引起的，他要求麦克米伦就西方对西柏林的顽固立场作出解释。英国试图概括其北约伙伴的想法，不得不说的是，他并不同意他们的想法，而这只会更加激怒赫鲁晓夫。后者抱怨麦克米伦，指责西方和阿登纳要联手消灭东德。当赫鲁晓夫发誓要推进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的工作时，麦克米伦愤怒了。“如果你想用任何方式来威胁我们，”这位平时显得镇定自若的英国人也叫道，“你将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因为我们将不会屈服，美国人也不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站起来吼道：“你侮辱了我！”
2月26日，赫鲁晓夫宣布，不陪同麦克米伦访问基辅和列宁格勒，这是原先的计划。他把这个决定归咎于临时需要补牙。尽管这个借口不可信，但是麦克米伦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继续其访问行程，以便让赫鲁晓夫有机会冷静下来。而米高扬和外交部则有效地劝说了赫鲁晓夫，如果莫斯科只能从西方得到四国外长会议的许诺，那么，还要对其敞开大门。
当麦克米伦返回莫斯科时，迎接他的是笑脸。这位英国首相或许会认为他在和一个患有狂躁抑郁症的政要打交道。离开列宁格勒之前，赫鲁晓夫给他发去电报，称牙痛已经好了，那是因为“医生使用了英国新近发明的一种极有效的钻头”。在莫斯科，麦克米伦得知，他将被允许在苏联的电视上发表讲话，讲话内容不受审查。对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说，这还是第一次。虽然他们没有就柏林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两位领导人都同意，废除核武器和签订一项临时性的禁止核试验协定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几天后麦克米伦回国，此时，莫斯科幕后争论的结果才公之于众。苏联发布声明称，目前还不可能为了促成峰会而召开一次四国外长会议。更重要的是，几周后，赫鲁晓夫宣布，最后通牒再延长6个月。与此同时，在东德部署苏联中程弹道导弹的核武器计划也已完全实现，那些导弹已进入战斗状态。现在，莫斯科可以对巴黎和伦敦实施核打击，但是，米高扬也有效地遏制了赫鲁晓夫，不让他在1959年利用这种打击能力来继续推行其边缘政策，以造成东西方关系的彻底破裂，直到柏林问题得到解决。
之后的几个月里，东西方之间展开大规模外交活动，这非同寻常。1959年5月，法、美、英、苏国四国外长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柏林问题，来自东德和西德的观察家也被邀请赴会，以见证这个过程。对西方来说，焦点问题是苏联是否会承认美、英、法三国有权留驻西柏林。与此同时，苏联则敦促西方国家接受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谈判，采取步骤来限制西方利用西柏林对东德实施的颠覆活动，并承认目前局势不正常，需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此时，反苏立场最坚定的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也死于癌症，享年71岁。4月，以前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和国会议员的克里斯琴·赫脱[1]取代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尽管赫脱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但却热衷于繁忙的外交活动。
杜勒斯的去世和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的召开，赫鲁晓夫似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时，赫鲁晓夫会对那些主张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人大喊大叫，而有时他却像抓住了一根稻草一样，试图要说服自己，他可以支持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
四国外长会议正式召开之前，这根稻草终于被他抓住了。一位与会的苏联代表，大概是参加苏联代表团的克格勃成员，发来电报称，在“一个不太广泛的基础上”开展一次成功的谈判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从现存的苏联档案还看不出这条消息是克格勃从西方代表团的潜伏间谍那里得到的，还是他们自己人从西方外交官那里探听到的。不管哪种情况，苏联情报机构已经探听到了那些迹象，即西方或许会同意减少其在西柏林1.1万人的部队规模。只是还没有任何具体做法，但即使如此，赫鲁晓夫也深受鼓舞，很想利用这次机会。
5月24日，主席团会议建议，克格勃要向西方传递消息，如果西方同意减少西柏林驻军，那么，苏联也将会减少驻军，直至最后完全撤出东柏林。撤军后，西柏林现存的占领区政权将会被允许保留一到两年，在此期间，苏联人将会承诺不和东德人签订和平条约。
克格勃所支持的外交活动没有任何结果，但是，赫鲁晓夫致力于外交解决这个事实表明，虽然这位领导人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其内心深处却希望以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苏联人不需要克格勃来收集那些消息，西方代表团的部分成员确实在考虑减少其西柏林的驻军规模。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在一次公开会议中就提到，驻军规模可以减少至8500人或者7500人。这个提议后来胎死腹中，因为由赫脱国务卿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拒绝了该提议。
在四国外长会议的首次正式会议上，葛罗米柯就西柏林问题提出一项草案：当西柏林成为一座自由城市时，可以允许西方驻扎少量军队，只要西柏林不被视为“占领区”。一周后，他又把西方直接减少驻军和苏联延缓一年签订和平条约的威胁明确联系起来。苏联人约定了总共四项先决条件。除将驻军规模减少到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外，西方还要同意停止所有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敌对宣传，停止所有来自西柏林的间谍和颠覆活动，最后，西方还要同意不在西柏林部署核武器或导弹。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既迅速又直接。苏联的这份新提议显然是“在挑战我们在那座城市的地位，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在6月15日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赫鲁晓夫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复艾森豪威尔。1950年代，克里姆林宫一贯的做法是把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立即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但是，赫鲁晓夫想对艾森豪威尔显示一些灵活性，还要为真正的双边会谈开辟一条通道。因此，他起草了这封信，这是苏联领导人发给美国总统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他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强调他在真诚地关注着西柏林谈判的启动，虽然他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阿登纳总理已经公开声明，西德想让有关柏林的谈判拖延几年。“这次，”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解释道，“……西德的军事化政策和备战的政策将会被继续下去。”他以一种愉快的语气结束了这封信。如果外长会议不能取得成功，或许一次高峰会谈会取得成功。无论如何，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在达成协议的时间安排上，苏联人想迁就西方。
次日，赫鲁晓夫告诉东德人，他对和西方的谈判正在走向正确方向充满信心。这些东德人是来莫斯科参加一次高级别会谈的。赫鲁晓夫对西方大国至少准备讨论柏林的未来地位问题而感到很高兴。他的感觉是，西方会给莫斯科和东柏林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也要东德人做好准备，克里姆林宫要彻底放弃最后通牒。“时间不要太长，”赫鲁晓夫告诉乌布利希，“一年或半年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可能要举行一次峰会，他也希望乌布利希能理解这个决定。因此，东德对这次外长会议的期待也不要太多。“没有一个自尊的首相会因为考虑其自身的威望，而让其外交部长就具体事宜签订协议”。
7月7日会见来访的美国州长时，赫鲁晓夫表示，他对访问美国，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颇有兴趣。如果美国人同意，那么，赫鲁晓夫将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整个冷战期间，1959年是苏联人和其美国同伴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最积极的一年。赫鲁晓夫会见美国州长之时，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也在6月底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访问，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尽管访问没有取得成果。赫鲁晓夫的希望是，如果有机会，他也要访问美国。
《华盛顿邮报》偶然获得了赫鲁晓夫对美国代表团的谈话，在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赫鲁晓夫的讲话，”艾森豪威尔事后回忆道。这个主意引起了美国总统的兴趣。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他就召见国务卿。“赫鲁晓夫的讲话或许为打破这个僵局提供了一种思路。”艾森豪威尔对赫脱国务卿说道。
赫鲁晓夫的动议抓住了艾森豪威尔对冷战思考的基调。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前，艾森豪威尔刚刚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中情局要让总统批准派U-2飞机进入苏联领空。1958年3月，在苏联抗议美国U-2飞机在其远东地区的飞行后，艾森豪威尔就中止了U-2飞机对苏联的侦察。当1954年艾森豪威尔批准U-2飞机的侦察计划时，他就被保证，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后不会被发现。然而，从1956年开始，美国就已经清楚，苏联人可以发现这些飞机，尽管还不能击落这种高空侦察机。飞行之所以能够继续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斯特·杜勒斯让犹豫不决的艾森豪威尔相信，苏联将不会对此提出抗议。“这么做很有必要，这将会让他们承认，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对其领土进行侦察，而他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杜勒斯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苏联才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一旦他们提出抗议，艾森豪威尔相信，别无选择，只有停止这种侦察飞行活动。
艾森豪威尔非常严肃地对待苏联的抗议。他认为，一架未经授权的苏联飞机进入美国领空将是一种战争行为，他预料，赫鲁晓夫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离U-2飞机上次进入苏联领空已经有16个月，情报顾问和外交顾问现在都告诉艾森豪威尔，需要重新考虑这个禁令。国会和所有的情报部门都非常关注苏联的战略导弹。赫脱国务卿认为，U-2飞机的系列飞行可以掌握苏联导弹发射设施，如果有一架飞机被击落，但这种潜在的情报价值要远大于外交上的损失。中央情报局同样渴望继续这种飞行。艾森豪威尔勉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严重忽视了赫鲁晓夫战略导弹的发展现状。那天上午，他批准派出一架U-2飞机进行侦察飞行。
那一天，赫鲁晓夫令人意外地提议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对肩负着冷战重任的艾森豪威尔来说，无疑是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在撤销U-2飞机的飞行禁令时，艾森豪威尔曾告诉其幕僚，“我们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要准备打一场战争，还是要防止爆发一场战争。”那次记者招待会后，在和赫脱国务卿的谈话中，他倾向于把赫鲁晓夫的访问和某种形式的峰会联系起来，会谈或许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二战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在那里举行过两次会谈。艾森豪威尔对高峰会谈怀有兴趣，这是最新的发现，这也说明，那天上午他对侦察飞行作出的决定是非常严肃的。他认为，还不值得为获取情报而冒险飞行，但是，他需要冒险来改善两国的关系，以便不再进行这些危险的侦察飞行。早在1955年他就曾尝试过举行峰会，但结果却颇令人失望。1958年夏，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又避开了和赫鲁晓夫的会谈，同年11月，当克里姆林宫抛出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时，艾森豪威尔坚决反对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任何峰会。艾森豪威尔认为，对一个美国总统来说，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来和其苏联对手谈判是一件令人蒙羞的事情。但是，现在是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举行峰会的时候了。
此后的两天里，艾森豪威尔和赫脱就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一事进行了安排。刚好要在7月12日离开美国的科兹洛夫可以给赫鲁晓夫带去一封密信。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的信件已拟好，但是还带有艾森豪威尔长期坚持的不单独会见赫鲁晓夫的痕迹。白宫认为正在向赫鲁晓夫发出一个有所保留的访问邀请，如果外长会议取得某种积极成果，柏林问题最后通牒被取消，那么，在赫鲁晓夫访问的同时，还会在魁北克举行一次高峰会谈。然而，国务院却怀疑，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不是一个有保留的邀请。可以肯定的是，当赫鲁晓夫收到邀请时，他会认为，艾森豪威尔无条件地邀请他访问美国。赫鲁晓夫的一个计划最终得以实现，他要访问苏联最大的敌对国家——美国。
作为第一个邀请苏联领导人访美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并没有遭遇公众的任何反对。美国国务院资助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报纸编辑和评论员都支持这次访问。最强烈的反对来自退伍老兵团体、罗马天主教会，还有一些强硬的保守派专栏作家，他们认为这是在赞颂一个共产党国家独裁者的合法性，这么做很不合适。尽管人们赞同这次访问，但没有几个美国人会期待这次访问能取得突破。
对赫鲁晓夫来说，9月15日开始的为期15天的访问实际上就是一次作秀。最可怕的竞争对手美国将以一种和迎接其他国家元首一样盛大的场面来欢迎一位苏联领导人，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赫鲁晓夫既感到自豪又有些担心。他情不自禁地想到，美国人会以某种形式来羞辱他，用他的话说就是“挑衅”。当美国国务院告诉他，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欢迎他访问戴维营时，这种担心油然而生。他也担心苏联方面无法为访问做好准备。几乎每一个读过报纸的美国人或西欧国家的人都知道这显然是在为难苏联外交部。苏联驻美大使和在莫斯科的美国人都不清楚戴维营到底是什么，它在哪里。
被邀请访问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赫鲁晓夫马上产生一种恐惧情绪，以为要访问美国的一个战俘营。“我之所以产生怀疑，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还记得，十月革命后，当第一次和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联系时，一个苏联代表团应邀在一个被称为王子群岛的地方举行会谈，报纸上说流浪狗就是被送到那里处死的……我担心戴维营或许就是这样的地方，那些受到怀疑的人可能被隔离在那里。”顾问告诉他，要访问的实际上是美国总统在马里兰州的一处避暑胜地。听到此，赫鲁晓夫高兴起来。他事后的回忆还带着一丝惭愧：“这说明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显得很无知。”
赫鲁晓夫想体面地飞到美国。横跨大西洋的飞行才刚刚开始，苏联的图-114涡轮螺旋桨飞机刚好是少数几种可以执行这种飞行任务的机种。1955年赫鲁晓夫参加日内瓦高峰会议时，乘坐的专机是所有与会者中最小的，经历这次尴尬后，他下令研制了这款飞机。赫鲁晓夫的那些克格勃保镖面对的难题是，这种飞机还处于试验阶段，设计上还有缺陷。1959年5月，在其首次长途飞行中，一架飞机的机身出现轻微裂缝。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乘坐这种飞机。他想让全世界知道，苏联技术世界一流。6月，科兹洛夫访美时，赫鲁晓夫就让他乘坐图-114飞往美国。现在，赫鲁晓夫自己也想这么做。
谢·赫鲁晓夫[2]陪同父亲一同访美。后来他回忆道，就不应该给这架飞机颁发适航证。飞机的设计者图波列夫[3]建议让他儿子来陪伴赫鲁晓夫，以此表明他很相信这款飞机。尽管赫鲁晓夫和设计师都信誓旦旦，但人们还是非常担心飞行途中出故障。果真如此，那不是中央情报局的恶作剧，而是苏联的无能。苏联海军部门向航行在大西洋上的苏联拖网渔船和货船发出指示，一旦专机摔下来，他们要注意营救代表团成员。
机上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苏联人在机翼和机身的结合部设计了一个特殊舱位，飞行中图波列夫的工程师就待在那里。在整个飞行途中，工程师们拿着一种像听诊器一样的奇怪仪器，要仔细倾听是否有断裂的声音，还要留意一排红色和绿色的感应指示灯，它们表示飞机的其他系统是否正常。
虽然最终并没有生命危险，但这次飞行对赫鲁晓夫来说还是一件苦差事。12个小时的飞行中，除过那些嗜睡者外，飞机引擎发出的巨大噪声让所有人都难以入睡。赫鲁晓夫一直忙于阅读。当图-114专机飞越外国领空时，他也没有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发电报，而是一直在思考将要访问的美国。
离开苏联之前，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观察了一下美国主人。7月23日副总统尼克松到达莫斯科，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名义上是出席美国科技展览的开幕式，但是作为共和党未来的总统提名人，尼克松也渴望有一个舞台来勇敢地面对“K先生”——这是幽默的记者们给赫鲁晓夫起的名字（赫鲁晓夫的英文名字以K打头。——译者注）。赫鲁晓夫尊重尼克松，但是却一点也不喜欢后者。赫鲁晓夫认为，福斯特·杜勒斯死后，尼克松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中那一派的领袖，他们阻挠艾森豪威尔和莫斯科实现缓和。对尼克松来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着极大热情而又非常好斗的人”。
在莫斯科召开的美国科技展览会上，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这两个人在美国的厨房里展开了一场有名的辩论。尼克松谈到了美国生活的种种便利，而赫鲁晓夫则对展台上的一台电动榨汁机大加指责，从而对美国厨房的奢侈和浪费乃至美国有能力来满足其国民的需要等话题而展开了一场广泛的争论。两位政治家似乎都很喜欢这种交流方式。然而，对尼克松副总统来说，这次访问至少还有一丝不愉快，甚至还有些危险。陪同的情报官员发现，美国大使馆尼克松的卧室及其周围，辐射量很大。他们告诉了尼克松，但他仍然坚持住在这里。情报官员们另行拟定了一个方案。他们坐在卧室里，大声诅咒苏联妄图以辐射来毒害美国副总统。第二天，辐射量归于正常。发生辐射的原因，以及它与苏联窃听设备的失灵是否有关，从未被解释过。
赫鲁晓夫抵达美国后所发生的和在飞机上的经历一样滑稽。图-114离地面有50英尺高，这是世界上最高的飞机，这倒不是因为苏联人喜欢这个庞然大物。为了保持长途飞行，这架飞机装备了庞大的引擎，它们转动起来就像是一台台巨大的真空吸尘器，能把那些不幸靠近的鸟儿或其他东西都吸进去。苏联的机场非常脏，也从不打扫，甚至连军用机场也是如此。图波列夫就尽可能把引擎设计得很高。
这个设计虽然有利于保护引擎，却给乘客带来麻烦。专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柏油跑道上滑行时，地面工作人员才意识到，他们没有这么高的客梯来接客人下来。赫鲁晓夫和代表团成员不得不从机身后部的救生梯上下来。赫鲁晓夫事后回忆道：“因此，我们不是以正式的、符合外交礼仪的那种方式离开飞机的，实际上是手脚并用爬了下来。”
首次踏上美国国土并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欢迎的赫鲁晓夫多少有些不自信。当年访问印度和英国时，他镇定自如，但是，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多年来一直以一种嫉妒和蔑视的心态关注着的国家。临行前，驻美大使强调，美国会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他，尽管苏联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是伏罗希洛夫。接待国家元首的其中一个仪式就是在机场检阅仪仗队。赫鲁晓夫发现，很难和又高又瘦的艾森豪威尔保持步履一致。美国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4]的夫人从来没有在苏联以外的国家见到过赫鲁晓夫，她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场面，因为赫鲁晓夫的步幅短而急促，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他试图要保持步履一致，但显得很别扭。
听从了米高扬的建议，赫鲁晓夫决定带着全家一起来访问：夫人、儿子，还有两个女儿。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都不露面。结果，西方对他们的家庭知之甚少。赫鲁晓夫成为苏共第一书记时，还有人推测，他娶了莫洛托夫的一个亲戚为妻。而美国新闻界仍旧不知道其子女的名字。在几天的访问中，因为两个女儿都很害羞，记者们也分不清谁是朱莉亚，谁是拉达。甚至有一些不实报道称，赫鲁晓夫所有的子女都是第一个妻子生的。长女朱莉亚是第一个妻子生的，她死于1919年，而次女拉达和儿子谢尔盖则是第二个妻子所生。
赫鲁晓夫带上全家，乘坐大型专机，意在加深美国人的印象。其美国之行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演讲内容包括苏联提出的一项动议，即实现“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这不是一个新提议，克里姆林宫早在1955年就发表过类似声明。但这个提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裁军能让他缓解国际压力，那么，他情愿对柏林未来的问题保持更大耐心。赫鲁晓夫一直都想不理睬1958年11月的国际协定，但过了近一年后，他要再次给他们一次机会。关于柏林，赫鲁晓夫知道，他不得不放弃最后通牒，而这实际上从来都不是他优先选择的策略。他一直想单方面废除四国达成的允许美、法、英在西柏林驻军，让他们自由进入其军事基地的协议。米高扬和其他领导人都劝说他，最好找到一个外交解决的方案，因为这涉及西方大国，这个争论已经让恐吓西方的企图落空了。赫鲁晓夫迫切要劝说美国人承认三个德国的存在现实，即共产党执政的东德、资本主义的西德，还有一个不结盟的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他试图要向人们解释此举背后的想法。
赫鲁晓夫竭力要为其首次访美定好基调。他要向自己尊重的两位美国总统致意。在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5]的全程陪同下，他参观了林肯纪念堂。之后，赫鲁晓夫参观了位于纽约海德公园的埃莉诺·罗斯福[6]（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译者注）的墓地，并向弗兰克林·D.罗斯福的墓地敬献鲜花。已故总统罗斯福当年和莫斯科保持着密切关系。
有那么一段时间，赫鲁晓夫的内心仿佛充满了海德公园精神。9月15日，他向美国主人暗示，在柏林问题上，苏联人将准备等待更长的时间。“请相信我，”他在第一次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说，“我们希望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也同样希望能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我们不打算采取单边行动。”最后通牒还没有完全放弃，但是，赫鲁晓夫已经发出信号，它就要被放弃。两天后的联合国演讲中，他宣布了苏联的全面、彻底的裁军计划。除过这些活动外，赫鲁晓夫还很想看看美国其他地方。9月25日，返回华盛顿，那时他还在期待着艾森豪威尔政府会对他的动议有一些实质性的回应。
和艾森豪威尔的短暂会面后，赫鲁晓夫开始了其主要访问议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尽管这种成功非常有限。艾森豪威尔总统把柏林的局势比喻为“非正常”状态，以此来取悦赫鲁晓夫。几个月来，苏联外交官一直在使用这个词来解释，这种局势必须要得到纠正。艾森豪威尔选择这个词，并不代表美国人作出了实质性让步。但是，这表明，赫鲁晓夫的策略，即直接和美国总统打交道，回避围绕在总统身边的那些职业反共分子，或许已经起了作用。
但是，访问的最初几天里，也不是事事都顺利。赫鲁晓夫发现，他很难向美国记者们说清一些问题。在华盛顿特区的全美记者俱乐部，记者们要他解释，1956年11月他向驻莫斯科的一些西方外交官说道“我们将要埋葬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将要埋葬你们”是俄国的一句谚语，其意为“我将比你活得长”或者说“我将活得更长，还能参加你的葬礼”。这句话正好反映了赫鲁晓夫的信念，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富有生命力。但是，很多西方人都要把它解释为，这意味着赫鲁晓夫想灭亡美国，意思完全变了。在华盛顿，他极力想消除这种误解，但似乎越描越黑。
赫鲁晓夫全家正经历着一个需要调整的艰难时刻，那就是新闻记者的质问。对华盛顿和纽约街道两旁站立的人群，他们感到困惑。那些人既不欢呼，也不大喊大叫，只是沉默不语，仿佛来自外星。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或许也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见见美国人，也让他们见见自己。“我头上没有长角。”他对纽约的一群美国人说。因为赫鲁晓夫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他想让美国人看到真实情况，消除对他本人及克里姆林宫的误解。
然而，他也开始相信，在他和美国人民之间已经筑起了一堵墙，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不相信需要那么多警察来保护自己，还要坐在一辆封闭的高级轿车里。他向洛奇大使抱怨全程保护他的警卫，还有作出全程访问安排的国务院，好像他们有意要把美国民众和一个传染病人隔离开。
整个访问差点要在加利福尼亚提前结束了。赫鲁晓夫一直提防着某种挑衅企图，但在洛杉矶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先是安排他会见了当地的一个大人物。维克托·卡特是电影界的代表人物，他有一家电影公司，在当地还有一家医院。多年前，他从俄国南部的罗斯托夫市逃到美国。当卡特声称自己是犹太人时，赫鲁晓夫断定，他面对的是一个阶级敌人。按照沙皇的规定，犹太人不能住在罗斯托夫，除非他们是富商。赫鲁晓夫私下纳闷，怎么来理解美国政府的行为：安排一个俄国移民站在他旁边。在洛杉矶剩余的24小时里，赫鲁晓夫把一切不愉快都归咎于这位犹太商人儿子的邪恶传统上。
当代表团被告知不参观迪斯尼时，又引起赫鲁晓夫的不快。本来安排他们下午晚些时候参观迪斯尼乐园，但当他们全家午餐时，赫鲁晓夫得知，洛杉矶警方认为那里很危险。其子女自然非常失望，对此，他自己也颇感不快。倒不是因为他很想看米老鼠，而是感觉自己再次被主人隔离起来。
9月19日，参观21世纪福克斯公司，对方以盛大的午宴招待赫鲁晓夫全家。宴会上，赫鲁晓夫大声抱怨没有让他们全家去看迪斯尼。“那里有霍乱还是要发射火箭？”他质问道，“你们的警察强壮得可以举起一头牛，然而他们却说不能保证迪斯尼乐园的安全。”赫鲁晓夫的抱怨让好莱坞大人物的这场聚会变得索然无味，“这和我这些年来参加的一场好莱坞大型葬礼差不多”，一位参加宴会的客人嘲弄道。350位客人挤满了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餐厅，其中就有朱迪·嘉兰[7]、爱德华·罗宾逊[8]、小山米·戴维斯[9]、格利高里·派克[10]、吉恩·凯利[11]和丽塔·海华斯[12]。坐在宴会首席桌赫鲁晓夫夫人身边的明星是弗兰克·辛纳特拉[13]和鲍勃·霍普[14]，正对面的是一贯轻松活泼的大卫·尼文[15]。“她绝对可爱。”尼文向记者说出了对苏联第一夫人的印象。辛纳特拉的评论也很有特点：“她英语讲得也很好……我也没有谈爵士乐。”
午宴后，赫鲁晓夫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又被陪同到8号舞台，那里搭建了一个特别的阳台，以便让代表团成员可以观看福克斯康康舞的拍摄场景，那是为辛纳特拉、路易斯·乔丹[16]和年轻的雪莉·麦克雷恩[17]编排的一出明星剧。身着长裙的演员高高向前踢腿，赫鲁晓夫没有被逗乐，却断定这是在有意羞辱他。当电影公司负责宣传的摄影师让两位女演员在赫鲁晓夫两边撩起长裙时，赫鲁晓夫生气了。两位女演员也拒绝摆这个动作，这才避免了一场外交风波。
赫鲁晓夫的随行人员对康康舞表演也不满意，但访问能否成功，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18]是个保守派，还是一个轻量级拳击手。当天下午他似乎有意要和赫鲁晓夫展开一场公开辩论。波尔森要在洛杉矶世界论坛的宴会上发表讲话。在此之前的鸡尾酒会上，洛奇大使提前得到一份发言稿。发言稿的开头几句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话——今天非常有名的“我们将要埋葬你们”的断言——来嘲讽他。
洛奇认为赫鲁晓夫在华盛顿就已经平静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洛杉矶市长再次在午宴上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可能会大发雷霆。当洛奇要求波尔森放弃这段文字时，波尔森市长却拒绝了。“发言稿已经修改过，而且已经散发出去，”主意已定的波尔森说道，“修改发言稿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不涉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第二号人物，那么，其结果至多也就是一个玩笑。洛杉矶市长的发言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话：“我们将不会埋葬你们，你们也不会埋葬我们，我们将和平共处。”这时，赫鲁晓夫打断了市长的讲话，向吓了一跳的听众们说道，从苏联飞到美国只用了12个小时，直接从加利福尼亚飞回苏联远东地区的海参崴也只要10个小时。赫鲁晓夫大声问图波列夫的儿子，他正坐在听众席上，“是不是这样？”赫鲁晓夫感觉自己就像俄国马戏团的巨熊一样被人到处展示，就像现在展示给美国人一样。
回到旅馆，赫鲁晓夫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开始大发雷霆。“这个人（波尔森）竟敢攻击美国总统的贵宾？”赫鲁晓夫咆哮道。他要让全家，还有那些随行人员和他们的妻子知道，他正在严肃地考虑是否要取消其余的行程。他不想去旧金山。按照行程，旧金山是下一站。他不想去其他地方，除非美国政府道歉。赫鲁晓夫的语气很强硬，以至于葛罗米柯的妻子想要跑到浴室给他找一片镇定药，但是赫鲁晓夫用眼神制止了她。“我就是要把我的愤怒发泄出来，让那些陪伴我们的美国人听到。”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敢肯定，我们房间有窃听器，洛奇先生也住在这家饭店，他正坐在一个扬声器前，有个翻译陪着他，正在听我们的所有谈话呢。”
担心中情局没有实施监听，下午2点，葛罗米柯走进洛奇的房间，向他正式表达不满。苏联人收集了许多不满的证据，但决定只提其中的一件：一位妇女站在一处街角，手上举着一面黑色旗子，上面写着“绞死匈牙利的屠夫赫鲁晓夫”。苏联领导人认为，因为艾森豪威尔想让她这么做，所以她才不得不站在那里。洛奇竭尽全力向他解释，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这位妇女有权表达其看法，尽管这让白宫或美国国务院感到麻烦。对赫鲁晓夫所遭遇的部分美国人的不当行为，洛奇表示遗憾。葛罗米柯接受了这个解释，回到自己的房间。访问变得极不愉快。洛奇上床后还在忧虑，赫鲁晓夫的访问“要失败了”。他想要采取行动来挽救这个局面。
次日上午，洛奇要采取行动来改变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行程安排。如果赫鲁晓夫同意，洛奇将重新安排赫鲁晓夫的警卫工作，以便让他有机会能和更多的普通美国人交流。洛奇灵机一动，想起一个主意：把赫鲁晓夫当成一个竞选的政治人物来对待。按照计划，苏联代表团的下一站将是旧金山。洛奇想让他在沿途多停几次。他还决定让赫鲁晓夫接触列车上采访他的记者们。眼下，记者都不准靠近赫鲁晓夫。
第二天，赫鲁晓夫的情绪不太高。原来希望他的复仇对象——波尔森市长会设法在火车站发表一个讲话来欢送他。但站台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麦克风立在那里，市长没有露面。当意识到再也见不到波尔森市长时，赫鲁晓夫向洛奇嘲讽起洛杉矶市长来，“他想放屁，但却把屎拉在了他的裤子上”。
洛奇的新想法很合赫鲁晓夫的胃口。“我感觉你好像把我软禁了六天。”他告诉洛奇大使。赫鲁晓夫坐在火车上，迎候记者们。为了吸引苏联领导人，让他在自己的车旁停下来，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带来一大瓶伏特加，打开瓶盖，就放在他旁边的圆桌上。赫鲁晓夫决定直接走过去——妻子多年来一直在抱怨，他也在尽力克制自己，但他爱交朋友的鲜明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在圣塔·芭芭拉，他迫不及待地下了火车，投身到站台上的人群中。赫鲁晓夫喜欢出风头，这些美国人也不惧怕他。有个美国人对这位第一书记的影响特别大。赫鲁晓夫下了两次火车，其中一次因为过于匆忙，以至于把他的列宁勋章挤丢了。对这枚勋章，他颇感自豪，把它别在夹克上。一个美国人发现了它，他没有把这枚金质奖章作为纪念品收藏起来，而是交给了洛奇大使。还不待赫鲁晓夫知道奖章丢失，洛奇大使就把奖章还给了他。“这个意外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这个人把奖章还给我，我对这些美国人的敬意油然而生。”美国之行一下子变得愉快起来。就赫鲁晓夫所关心的事而言，美国之行将会是非常令人愉快的。
艾奥瓦州罗斯韦尔的鲍勃·加斯特许诺，要促成赫鲁晓夫访问他的农场，要让此事成为苏联领导人访美的主要内容之一。艾奥瓦的农场主是最早一批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的美国人。美国的粮食生产过剩，艾奥瓦人渴望为他们的小麦找到市场，也想借此验证一下艾奥瓦同乡、美国前任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的理想主义世界的理念。四年前，赫鲁晓夫敦促苏联人要建立他们自己的“艾奥瓦玉米产区”，消息见报后，得梅因当地一家有影响的记者评论道，欢迎赫鲁晓夫向美国派出农业专家。莫斯科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与美国确立了一个农业交流计划。
尽管加斯特农场并不是苏联代表团第一批要访问的农业交流计划单位，但最后，所有美国农场主中，鲍勃·加斯特却给苏联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1948年，加斯特开始引起美国公众的注意。当时，其朋友、著名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20]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人物介绍，题为《加斯特：农场的革命》。多斯·帕索斯把加斯特描述成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农场主，称加斯特说话的方式就像一个用黑板来解释答案的讲师，也更像一个向陪审团求助的律师。大萧条时期，加斯特一直主张大量使用氮肥，特别是将氮肥用于玉米生产。结果，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农场主就开始面临农业产品大量过剩的问题。
艾奥瓦只不过是个推销艾奥瓦小麦和玉米的商人而已。他感觉到，如果美国人帮助苏联人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东西方的关系可以得到改善。1955年，他首次访问东欧和苏联，亲自考察那里的农业生产。从艾奥瓦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知道了加斯特，他要见一见这个热心于传播美国农场耕作方法的人。从加斯特对玉米生产所怀有的自信和浓厚兴趣中，赫鲁晓夫无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之后，加斯特多次回访苏联，两人就农业生产问题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1950年代，赫鲁晓夫写给加斯特的信比给艾森豪威尔的还要多。
赫鲁晓夫开始对加斯特产生信任感，常常援引这位美国农场主的做法来支持这种或那种农业生产方法。1958年6月，赫鲁晓夫派出一个苏联农业代表团到加斯特的农场待了三个月，学习玉米种植、割草和牲畜养殖技术。代表团成员回到苏联后，马上成了苏联农业生产的明星人物。“他们在加斯特的指导下学习过，”事后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委员面前夸口道，“他们确实不虚此行，学得很好。”
最近几年，赫鲁晓夫开始认识到核武器和潜艇的重要性，但是农业依然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加利福尼亚的火车上，他和美国驻苏大使洛奇的关系得以改善。此时，赫鲁晓夫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也一下子提上议程。赫鲁晓夫向洛奇承认，苏联的生活水平不高，莫斯科需要找到某种方式来满足其居民的生活需要，或许这是苏联领导人向其美国主人透露的最重要的情报。赫鲁晓夫解释道，苏联就像“一个刚刚苏醒过来的人，饿极了，很想吃东西。这个人在吃东西前甚至都不愿洗手……因此，苏联现在不打算生产那些高级消费品，而只是想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现在轮到赫鲁晓夫访问加斯特农场了，这个农场会为他的美国之行增添一抹亮色。9月23日，赫鲁晓夫参观了艾奥瓦的库恩拉皮兹，那里的所见所闻让他对苏联能够实现的目标有了更大的期望。以其中一件事情为例，那家农场为牲畜建造了一套庞大的开放式棚圈，而在苏联呢，赫鲁晓夫事后心酸地说，“我们给每头奶牛建一个牛圈，每个牛圈都有一副刀叉……这有多么可笑啊！”
参观农场后，赫鲁晓夫的自豪感颇有些受挫。当感觉别人超过自己时，他常常会以吹牛的方式来回应。在返回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的车上，赫鲁晓夫开始大谈苏联的一种新式喷气式飞机，其最大飞行速度达到640公里，载重14吨。“它能在干燥的土地上降落。”看着高速公路两旁艾奥瓦的大片农田，赫鲁晓夫喃喃自语道。之后，在从得梅因飞往匹茨堡的专机上，赫鲁晓夫请美国主人和他们的夫人们到其专机机舱里喝酒。他情不自禁地说起了加斯特。当记者们不断打扰他们两人时，加斯特发火了，很想踢《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斯伯里一脚，但却失足了，脚差点被玉米秸秆扎伤。赫鲁晓夫很高兴看到这一幕。
赫鲁晓夫的农场之行，改变了他和艾森豪威尔下一轮会谈的内容。最后几天的主要日程，都是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展开会谈。会谈的气氛客气而友好。从艾森豪威尔那里，赫鲁晓夫确实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其中的一次谈话中，美国总统确实暗示过，罗斯福和杜鲁门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西柏林暴露在东德的中间。但是，尽管这个局势很困难，但毫无疑问，他不会做那些与这一地区美国现行政策相违背的事情。
无论如何，赫鲁晓夫都要采取主动。他想让艾森豪威尔知道，自己已决定放弃其最后通牒。自从当年稍早时候米高扬访美回国后，1958年11月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就再无人提起。即使赫鲁晓夫在稍早前的会谈中指出，最后通牒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但更新最后通牒内容的威胁依然存在。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外交官，赫鲁晓夫把艾森豪威尔视为知心人。他承认，出于对美国“蛮横态度”的愤怒，1958年他曾想强行解决柏林问题。当时的判断是，局势正在恶化，似乎并不存在外交解决的途径。赫鲁晓夫建议，如果艾森豪威尔承认，美国不主张西柏林被占领的现状永久化，那么，苏联将不会对柏林问题的谈判设定任何最后期限。假如美国的政策是促成两个德国的最终统一，那么艾森豪威尔可能就会轻松地答应这个建议。
两位领导人也达成另一种共识。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透露，他现在非常关心苏联的军费开支。他声称，对苏联政府来说，裁军比柏林问题更重要。艾森豪威尔一直希望苏联裁军，对此，他表示赞赏。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当苏联放弃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赫鲁晓夫承认裁军比柏林问题更重要后，艾森豪威尔同意，在当年年底前某个时候四大占领国举行一次高峰会谈。
尽管两位领导人的意见明显一致，但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还是有些失望。苏联领导人已经来到戴维营，主席团也已授权他达成一个协议。但是，美国总统显然不愿谈论或者不能讨论那些具体问题。当被问及美国的裁军立场时，艾森豪威尔答道，其专家正在研究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议上所做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发言。而赫鲁晓夫很想知道艾森豪威尔个人的看法，这个努力失败了。最后，赫鲁晓夫的结论是，69岁的艾森豪威尔太疲倦了，就像是“刚刚掉到了冰窟窿里，正在被拖到结冰的河面上，而他周围的冰块还在坍塌”。然而，他也知道他需要什么，美国政府的接待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
在苏联待了将近五年的汤普森大使明白，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次美国之行颇有意义。“我相信，”他写道，“美国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富有及强大给赫鲁晓夫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艾奥瓦农场和苏联类似的农场一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汤普森对赫鲁晓夫访美效果的看法是正确的。美国之行鼓励了赫鲁晓夫，他要冒更大的风险来实现苏联在国内外的目标，那是他梦寐以求的。
回国的36小时行程中，赫鲁晓夫飞往北京，他想就其美国新政策做一些说明。因为边界纠纷，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极度紧张，赫鲁晓夫想就其访美的成果来讨论一下南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苏联的盟友中，毛泽东第一个见到了访美后的赫鲁晓夫，他能看到这次访问对赫鲁晓夫所起的作用。
苏联领导人向中国领导层捎去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不久前，美国中情局的两位飞行员在中国被俘。虽然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承认，如何处置这两个美国人是中国的内政，但他还是认为，应该释放两个美国人。他强调，苏联正在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国际关系，中国对此的贡献非常大。社会主义的盟友竟然为美国间谍求情，对此，毛泽东感到非常吃惊。
然而，赫鲁晓夫还是要这么做。他认为，国际局势即将得到缓和，这对苏联国内的改革极其重要。出于这种考虑，他提到对东南亚局势的关切。赫鲁晓夫已经听说，在其邻国老挝的内战中，北越军方想扩大对反对派——老挝爱国阵线的军事援助。他和毛泽东都同意，这个内陆国家现在不宜扩大战争规模。
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个事件也在提醒赫鲁晓夫，一定要推进其国内的改革。9月底，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一家冶金厂的工人因对工资和物价的不满，而发生骚乱。虽然赫鲁晓夫在外出访，但主席团还是平息了这场危机。到10月初，那里局势已趋于稳定，涉案人员被捕入狱。但是，赫鲁晓夫和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都明白，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借着成功访问美国和中国的东风，赫鲁晓夫将很快建议实施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改革计划。不止是苏联，而且冷战本身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1]克里斯蒂安·阿奇博尔德·赫脱（ChristianArchibaldHerter，1895年3月28日——1966年12月30日），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0—1942年、1943—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39—1943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1953—1957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957—1959年任副国务卿。1959—1961年任国务卿。1961—1966年任贸易代表。1966年逝世。
[2]谢尔盖·尼基蒂奇·赫鲁晓夫（Серге́йНики́тичХрущёв，1935年7月2日——2020年6月18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1958年起从事科学研究，曾任电控机械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移居美国，在布朗大学教授政治学。2020年去世。
[3]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АндрейНиколаевичТуполев，1888年10月29日——1972年12月23日），苏联科学家。曾参与研制各种型号的飞机。1937年被捕。1940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41年获释。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发明了图—4战略轰炸机、图—16喷气式轰炸机、图—104喷气式民用飞机、图—114洲际客机、图—144超音速客机等。多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年完全平反。1956—1972年任苏联航空工业总设计师。1972年逝世。
[4]小卢埃林·E·“汤米”·汤普森（LlewellynE."Tommy"ThompsonJr.，1904年8月24日——1972年2月6日），美国外交官。1941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52—1957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57—1962年、1967—1969年任驻苏联大使。1972年逝世。
[5]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CabotLodgeJr.，1902年7月5日——1985年2月27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4—1931年期间在报刊工作。1933—1936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1937—1944年、1947—1953年任参议院议员。二战期间两次入伍参战。1953—1960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60年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竞选，但以失败告终。1961—1962年任大西洋研究所总干事。1963—1964年、1965—1967年两次担任驻南越大使，期间策划了暗杀吴庭艳的行动。1967—1968年任无任所大使。1968—1969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0—1977年任总统驻梵蒂冈教廷私人代表。1985年去世。
[6]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EleanorRoosevelt，1884年10月11日——1962年11月7日），美国外交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1946—1952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1947—1953年任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1961—1962年任总统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1962年去世。
[7]朱迪·嘉兰（JudyGarland，1922年6月10日——1969年6月22日），原名弗朗西斯·埃塞尔·古姆（FrancesEthelGumm），美国演员、歌手、舞蹈家。
[8]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G.Robinson，1893年12月12日——1973年1月26日），美国好莱坞演员。
[9]小山米·乔治·戴维斯（SamuelGeorgeDavisJr.，1925年12月8日——1990年5月16日），美国歌手、演员、舞蹈家、电影制片人、电视导演。
[10]埃尔德雷德·格里高利·派克（EldredGregoryPeck，1916年4月5日——2003年6月12日），美国演员。
[11]吉恩·柯兰·凯利（EugeneCurranKelly，1912年8月23日——1996年2月2日），美国演员、歌手、舞蹈家、电影制片人。
[12]丽塔·海华斯（RitaHayworth，1918年10月17日——1987年5月14日），美国演员、舞蹈家、制片人。
[13]弗朗西斯·阿尔伯特·辛纳特拉（FrancisAlbertSinatra，1915年12月12日——1998年5月14日），美国歌手、演员。
[14]莱斯利·汤斯·“鲍勃”·霍普（LeslieTownes"Bob"Hope，1903年5月29日——2003年7月27日），美国喜剧演员、杂耍演员、歌手、舞蹈家。
[15]詹姆斯·大卫·格雷厄姆·尼文（JamesDavidGrahamNiven，1910年3月1日——1983年7月29日），英国演员、小说家。
[16]路易斯·托马斯·乔丹（LouisThomasJordan，1908年7月8日——1975年2月4日），美国萨克斯管演奏家。
[17]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MacLaine，1934年4月24日——），美国演员、歌手、作家。
[18]查尔斯·诺里斯·波尔森（CharlesNorrisPoulson，1895年7月23日——1982年9月25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39—1943年任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员。1943—1945年、1947—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3—1961年任洛杉矶市长。1961年退出政坛。
[19]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AgardWallace，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出身于农场主家庭。1909年加入共和党。1910年起担任记者。1924年加入进步党。1932年加入民主党。1933—1940年任农业部长。1940—1943年任经济战委员会主席。1941—1942年任供应优先和分配委员会主席。1941—1945年任副总统。1945—1946年任商务部长。1948年返回进步党，并参加了总统选举。1950年退党。1964年返回民主党。1965年去世。
[20]约翰·罗德里戈·多斯·帕索斯（JohnRoderigoDosPassos，1896年1月14日——1970年9月28日），美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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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我的喉咙里有根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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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我的喉咙里有根刺”
从1958年伊拉克危机中脱颖而出的赫鲁晓夫深信两件事：第一，西方以前准备彻底消灭伊拉克进步政权，但迫于苏联的压力，被迫后退；第二，施加压力是西方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
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一切，这确实是一己之见。1956年英法之所以停止对埃及进行军事干预有着极复杂的原因，就像赫鲁晓夫从未明白这一点一样，他也不能完全理解，苏联的政策对1958年夏天艾森豪威尔不愿入侵伊拉克这件事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感觉是主要的。而且赫鲁晓夫把这两场危机的结果视为其个人的巨大成功。伊拉克危机之始，他夸大了对自己地位的威胁，现在，当他保住自己的位置时，又感觉到一种莫大的宽慰。
“历史在我们一边。”5月，赫鲁晓夫曾告诉纳赛尔。既然夏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已经让他确信，第三世界的形势正在转向他这一边，那么，他就能多冒一些风险来巩固这种优势。首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向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提供援助。两年来，苏联官员已经多次向赫鲁晓夫建议，苏联无力提供援助。至晚在1958年纳赛尔访问苏联时，他也曾拒绝向其提供援助。但是，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阿斯旺大坝协定将是他感谢纳赛尔、巩固苏埃关系的一种手段。1958年10月，阿迈尔元帅应邀到莫斯科以结束阿斯旺协定的谈判。
如果赫鲁晓夫日益膨胀的成就感只是导致苏联向埃及承诺，要在沙漠里建设一座巨大的公共工程，那么，西方或许也不会关注苏联领导集体从伊拉克事件中所吸取的教训。但是，对处理其他地区的外交问题来说，赫鲁晓夫的中东成就感却有着广泛的含义。
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对美国和西欧而言，1958年之所以会被记住，不是因为中东地区出现了短暂的紧张局势，而是因为对分裂的德国的前途问题，特别是北约设在西柏林孤零零的军事基地问题，而开始的新一轮东西方冲突。历史学家们开始把柏林系列事件中的每个事件都看成是一次独特的危机。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新档案证实，在德国问题上，赫鲁晓夫发动了三次不同的攻势。第一次就发生在1958年11月。
在伊拉克取得的假想中的胜利，与赫鲁晓夫决定在1958年秋冒险与西方对抗有关。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苏联很快要在东德部署核武器的消息也是克里姆林宫在1955年采取的“新”策略的一部分。此时，赫鲁晓夫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两个德国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为1958年11月做准备工作。
枯瘦的西德总理阿登纳是一个熟练的魔术师，喜欢讲他初中时候的故事。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却安排了最大的一次欺骗阴谋。一个同学找到了年度德语和拉丁语考试答案，这位未来的总理心生一计，要让同班的21个同学利用这些答案而又不被抓住。他推测，如果所有同学都交上一份完美或近乎完美的考卷，学校就会产生怀疑。因此，年轻的阿登纳要求每个同学在考试中都要犯一定数量的错误，这依照他一定的成绩而确定。他们从未被抓住过。事实上，1894年毕业的那个班被宣布为最出色的班级。
到1958年秋，苏联领导层已经不得不承认，近两年来，阿登纳一直在利用他弄虚作假的才能和莫斯科玩着一个极其危险的游戏。从1956年的某个时期到1957年初，阿登纳的结论是，联邦德国需要得到核武器，以成为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那些协议使西德在1955年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阿登纳断然放弃了未来西德军队要得到或制造核武器的计划。这个决定深受西德人民的欢迎，也成为以后苏联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
然而，阿登纳对军队力量的设想却在不断变化。二战刚结束的几年里，他认为西德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军队的主权国家。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似乎更加坚定了他最糟糕的一种设想，即克里姆林宫有意要使用武力来传播共产主义。其结果就是西德随之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1950年代末，或许是对赫鲁晓夫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一种反应，阿登纳认为，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加强德国自我防卫的能力。1957年5月，西德正式要求美国提供战术核武器，步兵可以在战场上使用这些短程核武器。凭借这些核武器，德国联邦军队将不需要其他国家来保卫德国。西德将会把国家安全事务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是拥有主权最实质的前提条件。
德国总理一直向德国人民保密需要核武器的想法。直到1957年秋大选，绝大多数议会成员被更换，这个想法才为人所知。西德公众舆论仍然强烈反对核军备。这会成为选举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他不能冒这个险。相反，在选战中他坚定地承诺“不再搞新的试验”，巧妙地将其主要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SPD）描绘成危险的修补现状的补锅匠。
阿登纳对他如何设法欺骗苏联人尤其感到自豪。1957年4月，他在波恩和苏联大使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否认其政府拥有核武器，或甚至已经向美国要求提供核武器。“苏联大使从未问过我是否会在未来提出核武器要求。”这位老人事后对杜勒斯国务卿说道。这次会谈后一个月，阿登纳正式向美国要求提供“最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武器”，这是对核武器的一个比喻。
尽管克格勃在西德的消息来源极为广泛，但是，直到1958年春，赫鲁晓夫才开始严肃对待西德可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而且，那时也只是因为阿登纳有意要披露其目标。连任后，这位德国总理感觉到，在获得核武器这个问题上，他能再向前迈步。尽管不是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的胜利，还需要和一个小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但是，阿登纳相信，他有足够力量来继续实现其野心。在经历了1958年1月的失败后，3月，阿登纳得以让联邦议院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获得核武器。联邦议院的辩论持续很长时间，辩论充满了敌意。但是，阿登纳达到了目的。他希望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德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联邦德国的安全”。
显而易见，德国总理是谋求核武器的主要人物，即使如此，赫鲁晓夫也难以相信，阿登纳在背后推动着联邦议院的辩论。虽然把阿登纳视为一个聪明、可怕的对手，但是，赫鲁晓夫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象到，一个82岁的老人缺乏策划所有这些政治游戏所需要的意志力。这样，赫鲁晓夫就把核武器策略归咎于西德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把他形容为阿登纳政府中的希特勒。在赫鲁晓夫看来，阿登纳似乎是一个滑头政治家，以至于他不会选择核武器。他设想阿登纳实际上是想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阿登纳是个十足的反共人物，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这一动机不应归结为他作为总理的个人意愿。相反，赫鲁晓夫认为迫使阿登纳和莫斯科打交道的正是德国公众的意见。
结果，当1958年3月德国总理赢得联邦议院辩论胜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苏联人发起了攻势，它直接面对德国人民。3月31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警告西德人，他们的政府已经落入同样保守的领导人手中，就是这些保守的领导人让希特勒在1933年攫取了大权。而最高苏维埃也一同发表一封致德国联邦议院的严肃信件。同时，苏联人也在谋求社会民主党（SPD）的帮助。苏联驻德外交人员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泄露了外交抗议的方案，引发了对德国基督教联盟新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
最后的策略是直接针对阿登纳。以文化和贸易协定长期被拖延为借口，莫斯科安排米高扬在1958年4月中旬应邀访问波恩。尽管米高扬比赫鲁晓夫年轻，但他担任主席团委员（政治局委员）已经十年。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德国怀有浓厚兴趣。1920年代，米高扬就是对外贸易部的人民委员，在所谓的拉帕洛条约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这个条约是以意大利小镇拉帕洛的名称命名的。在那里，苏联和德国外交人员就军事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米高扬最后签署许多文件，确立了莫斯科和魏玛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1958年米高扬的西德之行就是要和阿登纳建立某种关系。西德外交政策似乎发生了较大转变，他要评价政策转变背后的那些原因和人物。克里姆林宫仍然相信阿登纳，因为他在1957年曾发表个人声明反对拥有核武器。
米高扬的柏林之行失败了。不仅苏联所支持的大规模公开辩论毫无结果，而且米高扬发现自己也是精明的阿登纳的一个牺牲品。和这位赫鲁晓夫代表的多次会谈中，阿登纳承认，1957年以来，他确实改变了其想法。现在，他想得到美国的斗牛士导弹，这种导弹既能装载核弹头也能使用常规弹头。对苏联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出于某种原因，阿登纳又来劝说米高扬，并通过他来劝说赫鲁晓夫，如果几个大国的大规模裁军有所进展，购买武器的决定还可以被修改。
阿登纳的表演显得特别巧妙，他设法要让苏联人相信，他不仅不愿意重新武装西德，而且尽管联邦议院已经授权要让德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但是绝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克里姆林宫决定，尽管试图改变联邦议院公共外交政策投票的结果失败了，但是没有必要重新评估苏联对西德的政策。奇怪的是，在这个阶段，苏联试图要控制阿登纳，但是，却显然没有考虑对美国表明自己的姿态。如果没有美国，波恩不可能得到核武器。阿登纳在1957年5月要求得到战术核武器一事，莫斯科显然一无所知。可能莫斯科的设想是，如果阿登纳正式提出这个要求，那么，艾森豪威尔将会向他提供斗牛士导弹。然而，苏联阻止西德拥有核武器的政策主要针对西德行为的改变。当那年夏天中东的战争阴云密布之时，克里姆林宫感觉到，如何处理阿登纳问题，它还可以再等待时机。
如果不是因为同时面临着东德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将会对西德有更大的耐心。波恩拥有核武器的梦想给莫斯科带来危险，而1958年东德发生的一些事情则加大了这种危险。东、西德国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东德的经济更糟。1958年7月，东德领导层把西德当成追赶的对象，也实施了东德式的赫鲁晓夫赶超战役。这些努力没有振奋东德人民的精神，反而造成政局不稳。凭借西柏林这个外逃出口，每月都有12000多人离开东德。这些东德人大多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工作者，柏林政府离不开他们。
一个非常坚强的德国人是东柏林经济赶超战役失败的原因。乌布利希[2]几乎比阿登纳年轻一代，但他参与了1920年代以来的德国政治斗争，那时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1933年逃出纳粹德国后，他在莫斯科待了12年。在莫斯科，乌布利希最终被斯大林指定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苏联占领区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他蓄着与众不同的山羊胡子，他最显著的特点是，共产党人几乎完全不喜欢他，资本家也不喜欢他。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鲁莽、自大、教条主义式的人物。但是，斯大林曾经喜欢他，赫鲁晓夫也决定宽容他。
1953年，乌布利希差点丢了权力。当时德国统一党试图把不成熟的集体化方案强加给苏占区，从而导致东柏林发生骚乱。1958年，他试图要紧紧控制东德经济以使其更有效率，再次面临着大众普遍不满的后果。乌布利希并没有被国内所遇到的这些麻烦所吓倒，其回应就是试图强行加速就德国未来问题和西德进行的谈判。他设想，那些条约能确定东德东部边境，关闭东德人从西柏林出逃的通道，而这又会加强统一社会党对以前的苏占区的控制。
1958年9月，乌布利希发出信号，东德政权急于得到莫斯科更多保护。他不隐瞒自己对波恩想得到核武器的关注。这种新武器打不到莫斯科，但在一场意外发生的战争中，却能使其德国同胞遭受损失。除这个中期问题外，还有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两个德国正在加深的不平等。和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资本主义兄弟的竞争中，东德最希望能被平等对待。但是，随着东德专业人才的流失和西德在政治、经济，而今又是军事力量的发展，东德领导人产生一种紧迫感。
1958年秋，赫鲁晓夫把德国问题交给苏联外交部来处理。1958年9月，东、西德国和占领国之间交换了照会，但却未起什么作用。双边就是否要在一个代表两德的委员会组成前后启动两德和占领国之间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个委员会本身就是为签订这项和平条约而筹备的。透过所有的外交辞令，问题的真相是，想让东德消失的西德希望举行一次两个德国的大选。即使1700万东德选民全部投共产党的票，乌布利希也会被打败，东德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个结果。他们把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东德和这个能保证两德平等的条约体系牢牢捆绑在一起。在他们眼里，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莫斯科和东德签订一个条约，宣布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允许东德士兵和警察来代替苏联士兵，部署在西柏林和西德边境上。
这次互换照会，只是用来确认波恩和东柏林的官方立场完全不同。此后，乌布利希又向莫斯科求助。他认为，在和阿登纳打交道，处理日益恶化的东德形势方面，克里姆林宫一直都很被动。乌布利希最初是在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馆找到这种支持的。克里姆林宫以前的重量级人物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在参与1957年6月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失败后，实际上被放逐到东柏林任苏联大使。对乌布利希要求苏联作出一些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姿势，他表态支持。10月初，别尔乌辛和乌布利希会面，后者要求莫斯科支持其提议。向克里姆林宫报告这次会面后，别尔乌辛同意东德领导人的意见。
和柏林的东德人和苏联大使不同，1958年10月苏联外交部还看不出要处理德国问题的迫切性。但是人们明白，应该安抚东德人，遏制最近一直在捣蛋的西德人。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机正在酝酿中，眼下克里姆林宫也没有采取行动的压力：西德要得到核武器，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它也有时间来处理东德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根据提交给克里姆林宫考虑的一项草案，苏联人将要邀请法国、英国和美国召开一次四大国会议，研究解决德国问题。
“这个建议，”德国问题专家在其提交给主席团的摘要中认为，“将会让西方反对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要根据站不住脚，即和平条约谈判的先决条件是组成一个由多党派参加的德国政府。”这个温和的建议在提交给克里姆林宫之前，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解释道，西方一定会反对这个建议。尽管不会推动德国问题的解决，但他还是把这种反对看成是有价值的。外交部没有一个人认可这种可能性。不，这个策略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在损害西方提出的举行德国全民大选方案的情况下，将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拟订和约和组成一个德国联邦政府的问题上”。
外交部门的步伐有时会比其领导人快一到两步，有时他们也会慢一到两步。就这件事而言，苏联外交部和赫鲁晓夫如此不合拍，以至于他们或许一直在为艾森豪威尔提供政策指导。世界很快就会发现，在德国问题上，赫鲁晓夫已经厌烦了和西德玩弄的这些游戏。
1958年9～10月，在对待德国领导人的问题上，赫鲁晓夫之所以没有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是因为国内有许多问题，让他抽不出时间来关注对外政策。整个秋天，尤其在10月，他在主持着一个复杂的讨论，讨论的是，到196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将会采取何种形式。从1920年代以来，就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克里姆林宫制定了五年计划。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决定要制定一个七年计划，这需要作出更多复杂的估计，提出更多的管理问题。这个计划反映了赫鲁晓夫要实现的那些崇高目标，这些目标是他在1957年发起的赶超英美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不仅在时间范围内，而且在它所许诺的改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方面，都显得雄心勃勃。克里姆林宫希望增加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建造更多的住房和幼儿园，完成庞大的克里米亚北部运河工程，以为克里米亚的农业区提供灌溉用水，为乌克兰南部城市提供淡水。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七年计划的细节之中。高层的讨论包括计划涉及的每一件事，从规划全国牛奶生产，需要多少制糖厂，到投入多少资金建设住房等。苏联的体制要依赖克里姆林宫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恩威并施，通过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官僚来完成这些目标。
尽管克里姆林宫讨论的往往是一些空洞目标，尤其是那些对1965年小麦生产的讨论更是如此，甚至赫鲁晓夫也觉得需要承认生产的极限。他认为苏联不能像他的那些同事所希望的那样走得太远，不能加重苏联人民的生活负担，特别是妇女的负担。一个中央委员会已经建议实行每周30～35小时的工作制。苏联公民星期天还要工作，每周至少工作42个小时。人们对长时间工作的抱怨越来越多。教育和卫生领域工作的大多是妇女，其抱怨更多。克里姆林宫唯一的女委员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不仅要求缩短每周工作时间，还认为政府应该提高每个家庭的津贴，以便让妇女生更多孩子。赫鲁晓夫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来实现这些应该实现的目标。
到11月初，赫鲁晓夫急不可待地要把党的新经济计划确定下来。七年计划要在1月党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布，但是，似乎他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要在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1周年前夕完成计划的讨论。下一次主席团会议定于11月6日召开。这次会议上，他要让福尔采娃，还有那些支持缩短周工作时间、发放更多家庭津贴的人失望了。他不仅担心实行这些主张会造成更大开支，而且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忧虑，因为这些资助直接发给了个人。他宁愿把钱分发给集体农庄、社区和集体组织。他不想让人民成为国家的监护人，而是希望通过这些社会组织，让人民变得自给自足。但是，他的底线是，如果苏联不能赶上美国，在1958年，莫斯科还不能承受任何一种高出生率和低工作时间的试验。
当赫鲁晓夫正忙于如何解释苏联在短期内只能有限度地为其公民提供福利之时，外交部就处理德国问题而提出的刻板建议也放在了办公桌上。他太忙了，以至于不能把德国问题推向一边，因为在夏天他就这样做了，当时伊拉克似乎受到威胁，但是，现在他不能这样做了。
于是，就此问题，他决定在外交政策上冒一次平生最大的风险。他在德国问题上的挫折感日益加剧，连同国内遇到的麻烦，两者交织在一起，让这个容易动感情的男人脾气变得更大。新的档案材料表明，尽管伊拉克已经让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虚张声势，但是，苏联核立场的突然展开却在这个时候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与苏联经济令人失望的消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鲁晓夫同时很可能收到了一些有关高度机密的鼓舞人心的核武器计划。早在1955年3月，克里姆林宫就通过了在苏联远东和外高加索地区以及东德和保加利亚部署中程弹道导弹R-5M的计划，其射程为1200公里。第一代中程弹道导弹如果被部署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如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乌克兰，还打不到巴黎和伦敦。核武器计划遇到许多困难，但主要的瓶颈是苏联国防工业效率低下，部署的最后期限一再被错过。莫斯科最终决定放弃在保加利亚部署的计划，但是，就像赫鲁晓夫在1958年秋所知道的那样，最后还是决定部署在东德。
1958年夏，苏军已经在柏林北部建立了特别基地，包括为那些保护导弹的士兵而建的营房，还有储存核弹头的设施。还不清楚赫鲁晓夫是否被告诉过这些导弹将在何时投入使用，但在1958年11月底或12月初，导弹就已运抵基地。赫鲁晓夫在11月初最充满信心的期待是苏联将对伦敦和巴黎实施真正的核威慑，而不是从1956年以来他一直实施的虚假威慑。尽管没有告诉乌布利希核武器计划，但是，他暗示其信心在增强，即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原子弹和火箭领域已形成一种势力均衡，西方大国对此知道得越多，对我们越有利。”赫鲁晓夫告诉东德领导人。
莫斯科正在期待布尔什维克革命41周年庆典带来的欢乐，这远胜于革命40周年庆典所带来的欢乐。西方记者对苏联商店悬挂的众多彩灯进行评论，认为这极为罕见。《纽约时报》的马克斯·弗兰克尔注意到，虽然有些彩灯被装饰成极好看的彩链，但更多的彩灯都被连成串，代表某种图案，以显示工业成就。在11月6日星期四主席团例会上，克里姆林宫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休那三天的假期。还不清楚是否他们在期待赫鲁晓夫早已为他们计划好的庆典活动。不巧的是，尽管马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会议做记录，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请一个录音师来参加会议。事后看来，这是赫鲁晓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赫鲁晓夫以讨论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关于苏联政府能为这个国家的工人做哪些事情或不能做哪些事情，讨论有些让人泄气。赫鲁晓夫向福尔采娃[3]和其支持者米高扬解释道，缩短周工作时间和提高家庭补贴的问题还要再商议。现在已经来不及把它们列入这次七年计划之中。赫鲁晓夫有些痛苦地承认，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梦想还不能实现，只是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大。
然后，赫鲁晓夫转移了话题，披露了他的外交政策，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就外交部提出的下一阶段对德和约谈判的建议，他决定不予采用。他需要一个更大胆的提议。赫鲁晓夫已经对外交感到厌倦，对为签订和平条约而玩弄的一个个文字游戏，他也感到厌倦。尽管阿登纳还没有核武器，但他设想，华盛顿向阿登纳提供带有核弹头的近程导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波茨坦协定还剩下什么？”当提到1945年8月在柏林郊区由杜鲁门、斯大林和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所批准的那些管理纳粹德国的计划时，赫鲁晓夫问道，“他们把德国诱惑到了北约，现在又要给它原子弹。”他的结论是波茨坦协定已经是一纸空文。“是不是要放弃波茨坦协定了？”他问道。他准备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声明，并且建议道，离合适的时机只有几天了。11月10日，星期一，他计划要在苏波友谊集会上发表一次讲话，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将参加这次集会。虽然会议的中心话题是苏波友谊，它在最近几个月再次变得坚如磐石，但是，他认为这是宣布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合情合理的讲坛。
按照讲话的一些方针，赫鲁晓夫将强烈谴责1945年以来欧洲稳定的整个基础，他明确地向其同事指出，他至少清楚一些暗示。他想制定出立即从东柏林和东德撤出苏联军事人员的计划，还要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让他们来守卫自己的边界。这项和约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如果美国人想进入政治孤岛西柏林，那么，他们必须得到东德人的允许，以便通过其领空或陆路进入东德境内。
没有理由相信，西方会束手就擒。如果因为苏军撤离而出现混乱局面，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决定加强其西柏林的驻军，毫无疑问他们会这么做，那么，东德将会做何反应。根据战后的安排，盟军可以随意进入西柏林，截至1958年11月，北约在柏林的驻军已达11万人。
赫鲁晓夫事先并没有要求对这个提议进行研究。外交部则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设想，但是并没有初步的军事计划。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甚至都没有被邀请参加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只是按照其愿望谴责了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对他的支持者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们完全支持这个想法。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4]和基里琴科[5]表示一致支持。只有葛罗米柯和米高扬没有表示赞同，葛罗米柯只是担心一些琐事，他还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领导层，不得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不过，他确实提到，应该事先和东德人商量这件事。这位苏联外交部长也认为，在缺乏波茨坦协定的情况下，应该澄清苏联的一些意图。对一个熟练的辩论者来说，这个问题能被说清楚，但是，葛罗米柯“担心赫鲁晓夫有些不礼貌”，他“只是在更多地征求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指示”。
米高扬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也很有说服力。他马上明白，赫鲁晓夫是在谈论柏林的未来。“我们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走多远？”担心西方会说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纠缠不清，米高扬这样问道。“对此我有疑问。”他补充道。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谴责波茨坦解决方案。
米高扬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方案中最危险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希特勒的首都柏林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盟国都在相互竞争，看谁能控制这座象征着战胜纳粹的城市。1944年夏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不久，丘吉尔就开始游说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要向柏林冲刺，以尽快结束战争，切断苏联的西进路线。而艾森豪威尔宁愿沿着更广阔的前线来部署兵力，以便尽可能占领德国西部更多的领土。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即和苏联竞争，先攻入柏林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结果，朱可夫率领的苏军在1945年4月底率先抵达柏林，迫使希特勒在地堡中自杀。在朱可夫占领柏林之前，盟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共同管理柏林。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没有纠缠于那些管理细节问题，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柏林占领区深入苏联占领区一百多英里，如何向他们提供给养。如果需要，那么会由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来作出决定。
欢庆胜利之时，东西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以至于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6月底曾向西方国家的将领们保证，“西方国家军队进入柏林将不受阻碍”。人们也没有想到需要对进入柏林的公路和铁路通道作出保证。然而，对不受约束的空中通道，倒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确实制定了一套比较正式的空中运输体系。四个占领国在柏林成立空中安全办公室。1945年9月签订一项协议，指定了三条空中航线或空中走廊，西方国家的飞机可以使用这些航线飞经苏联占领区到西柏林。
直到1948年6月，这些安排才经受了一次考验。那时，米高扬在莫斯科，他回忆到，当斯大林试图要把西方大国赶出柏林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国际危机。盟国为协调其占领区的经济而作出种种决定，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他关闭了进入柏林的所有陆路和水路通道。依靠1945年9月协议保证的空中走廊，西方国家空军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空运行动，以保证西柏林居民的生活。1949年3月，在未得到西方任何报答的情况下，斯大林停止了对西柏林的封锁行为。从那时开始，米高扬知道，西方大国已经把西柏林的生存和保证西柏林生存的通道赋予了一种关乎西方声誉的色彩，到1958年，西柏林已有220万人口。赫鲁晓夫中止波茨坦协定的建议实际上将会取消1945年关于进入西柏林的协议，这会让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想当然地认为，一场新的柏林危机近在眼前。
当着主席团委员的面，米高扬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以避免和赫鲁晓夫发生直接冲突，显然，赫鲁晓夫的决心已定。他建议道，克里姆林宫不要急于解决德国问题。“为什么不等到西德大选以后再说这件事呢？”米高扬说道，以拖延时间。12月西德才开始大选。
尽管赫鲁晓夫集团——主席团里那些得到过赫鲁晓夫恩惠的年轻委员们，全面支持第一书记的建议，但是，米高扬认为，他把这一天拖了过去。主席团没有在11月6日发布任何指示，也没有就德国问题进行投票。政策在生效之前，必须要得到主席团的正式支持，这是苏联的惯例。
但是，赫鲁晓夫对会议结局的理解却颇为不同。他离开了会议室，但支持他的声音还在耳旁回响。当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大声表示支持：“我们必须动手！”而来自乌克兰的基里琴科也嚷嚷起来：“让我们在他们屁股底下放一把火。”赫鲁晓夫自信能说服主席团所有委员，他告诉葛罗米柯，再次召集德国问题专家，为星期一的集会准备一份发言稿。消息也透露给东德驻苏大使，即赫鲁晓夫11月10日的讲话将会有“一些新意”。然而，却不允许外交部官员们向其东德同事透露任何讲话细节。
赫鲁晓夫还不知道，围绕米高扬和主席团的传统程序，他已经引发了一场危机，它将考验赫鲁晓夫对权力的控制能力。米高扬长期和赫鲁晓夫共事。设想着不会再作出什么决定，米高扬离开了会议室。赫鲁晓夫将不会很快忘记他犯下的错误。
11月10日前往莫斯科体育馆前，赫鲁晓夫决定让波兰客人在东欧阵营中第一个知道他将要发表的讲话细节。他告诉哥穆尔卡，准备撤出苏联在西柏林的代表团，美、英、法三国的代表团将被驱逐出东柏林。毫无疑问，他急于要把苏联看管岗哨点的所有责任都转交给东德人。如何处理西柏林通道的问题，将取决于他们。正如哥穆尔卡后来所说，他马上明白，赫鲁晓夫希望“消灭柏林的西部地区”。
赫鲁晓夫披露了其决心：他要修正波茨坦协定所确立的体系。他强调，自己明白这么做所面对的风险。他期待冷战局势会变得像1948年时一样紧张。那时，斯大林封锁了西柏林。这一次，他怀疑西方国家会拒绝接受由东德来控制柏林地区，所有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将会中断。“会有某种形式的封锁，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储存，我们将不得不为西柏林提供食物。我们不想这么做，但是那里的市民将会遭受苦难。”
赫鲁晓夫向波兰客人保证，尽管会发生危机，但是他不希望发生战争。“当然，局势会很紧张……将会有一场封锁。他们会测试我们的反应。”赫鲁晓夫解释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在这件事情上保持冷静。”他告诉哥穆尔卡，他认为值得冒这些风险，因为西柏林的局势已经让人无法忍受，“西柏林将会成为反对我们的基地”。然而赫鲁晓夫相信，西柏林不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核战争。尽管苏联还不能向美国发射导弹，但是，它已经有了可以打击美国盟国的导弹。为了模糊两者间的差别，赫鲁晓夫向哥穆尔卡夸口道：“现在美国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的导弹能直接打击他们。”
那天，赫鲁晓夫的讲话很长，虽然并不像他对哥穆尔卡说的那样更直接，但是，传达出的信息却很明确：“波茨坦协定的签字国抛弃柏林残余的占领区政权，有可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确立一种正常的局势，这个时机显然已经来到了。”波茨坦协定已经“过时”。既然美国和其北约盟友准备让西德拥有一支比英法两个国家还要强大的军队，那么，波茨坦协定对莫斯科来说似乎一文不值。盟国仍在遵守着波茨坦协定的唯一一项约定，这决定着他们有权占领西柏林，但是赫鲁晓夫看不出让这些权力持续下去的理由。“谁从中得利了？”他自问自答，毫无疑问，不是苏联。因此，作为二战四个战胜国之一，苏联决定把其仍在履行的这些职能移交给东德。将由东德士兵来守卫那些穿过东德从西德进入西柏林的通道，查验进入西柏林人员的签证。东德人也将代替苏联官员来协调整个柏林地区的空中管理。最终，将由东德人来决定是否允许通过其领空或领土进入西柏林。
起初，西方对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保持缄默。尽管赫鲁晓夫的讲话尖刻、愤愤不平，但他从未说过苏联何时要从监督柏林的四国总部撤出其代表团，也未说过何时将把苏占区的边境控制权移交给东德。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未觉得有必要作出有力的回应，只是命令国务院低级别的官员重申了美国对西柏林的承诺，反驳了赫鲁晓夫对波茨坦协定地位的评价。法国和英国甚至说得更少。与此同时，驻莫斯科的美、英、法三国大使试图从赫鲁晓夫讲话的字里行间来分析其下一步的行动。英国大使将注意力集中在讲话稿的一个更好的译本上，它曾在莫斯科电台上广播过。他知道，伦敦想知道赫鲁晓夫到底是在用将来式或者仅仅是虚拟语气来说这番话的。
这种平静仅仅持续了两天。虽然赫鲁晓夫没有正式终止苏联参与占领德国的行为，但是，驻扎在德国的苏军显然已得到许可，可以对进出西柏林的西方军事人员和物资进行骚扰。按理说，苏、美、英、法四大占领国的军队可以将军事人员或武器运进其柏林占领区，而不必向其他占领国作出声明。12月12日，柏林时间下午一点，苏联人阻止三辆美军卡车离开西柏林西南角一个检查哨所的行为，表明这种改变还悬而未决。苏联人坚持要检查这些车辆后才能放行。遵照美国的规定，那位克制情绪的指挥官拒绝检查。8小时后，一队美军坦克出现在现场，僵局才被打破。苏联人马上意识到，美军准备使用武力来恢复对一支小小车队的保护，他们释放了人员和车辆。
这次边界事件改变了巴黎北约总部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态度。许多人以为赫鲁晓夫纯粹摆出一种政治姿态，现在似乎还有一种军事考虑。盟军欧洲最高指挥官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建议筹备一支摩托化部队，沿着东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一线运动，这是西方盟国展示要对西柏林继续其承诺的一种方式。
福斯特·杜勒斯对这次意外事件却有着不同的反应。他不想在这场危机中炫耀西方盟国军事解决的决心。对苏联在柏林地区移动的战略含意，他的看法与其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截然不同。7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考虑在波斯湾地区实施某种军事行动来帮助英国，他感到非常失望。现在，他却认为美军移动得太快，以至于不能考虑对赫鲁晓夫实施军事回应。
西方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讲话同样也造成了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混乱。这次意外事件并不是苏联领导集体的想法，西方试图对11月10日的讲话进行分析或对柏林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观察，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无论情报机构或外交部门多么聪明或消息有多么灵通，他们都不能预测出苏联政府下一步的行动。赫鲁晓夫要在柏林挑起一场危机的决定已经从一个最不可能的方面挑战着他的领导权威。
11月10日的讲话激怒了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赫鲁晓夫的米高扬。“这是在明目张胆地违犯党的纪律。”米高扬后来回忆道。他自认为要比赫鲁晓夫熟悉国际事务。在他看来，赫鲁晓夫对国际事务只有一些简单的想法。米高扬尤其认为，他比赫鲁晓夫更了解德国。1958年4月米高扬访问德国并与阿登纳会谈后，对西德想拥有核武器的野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多少有些败坏他的好名声。然而，他认为，赫鲁晓夫所提议的这个政策给苏联安全带来的威胁比阿登纳的所作所为还要大。
米高扬是如何开始实施其谋略的，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几乎从赫鲁晓夫在体育馆发表讲话伊始，他就很清楚，如果要制止赫鲁晓夫搞乱欧洲的行为，他将不得不加快步伐。11月14日，赫鲁晓夫利用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讲话的机会，向西方发出信号，苏联正在计划就柏林问题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他称，文件正在准备之中。
要修改这个新的德国政策，米高扬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葛罗米柯有可能成为一个盟友，他的德国问题团队在11月3日制定了最初的计划，这是为几天后赫鲁晓夫要发表的讲话而匆忙赶出来的。但是，当米高扬接近他时，葛罗米柯则表示，他不想挑战赫鲁晓夫。另一个可能的同情者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1957年6月，反赫鲁晓夫的阴谋集团失败后，赫鲁晓夫并没有把他清洗出去。这位老元帅在夏天时一直在质疑赫鲁晓夫冒险接管伊拉克的做法，但是11月6日的会议之后，他对柏林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主席团唯一的女委员福尔采娃或许也是一个帮手。她和米高扬都主张要缩短每周工作天数，进行社会改革。因为成本太大，这些主张都被赫鲁晓夫放弃了。她也对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计划保持沉默，但是，不像伏罗希洛夫那样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她能带来的就是一张支持票。
对米高扬来说，那些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新委员更没有利用价值。主席团的16个正式委员中，有10个是1955年以来提拔的，他们程度不同地对赫鲁晓夫心怀感激，尤其是勃列日涅夫、阿韦尔基·阿里斯托夫[6]和科兹洛夫三人都是赫鲁晓夫提拔的，他们不可能挑战他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他们比赫鲁晓夫还要显得无知。对米高扬来说，主席团里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是一匹黑马，苏斯洛夫既聪明又无情，他也支持柏林政策，但是，或许他的看法可以被改变。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米高扬还是决定：别无选择，只有设法阻止赫鲁晓夫这个可能带来灾难的柏林政策。他清楚，直接挑战赫鲁晓夫或许会遭到失败。因此，他以苏联人的方法，即间接进攻的方式来暗中损害赫鲁晓夫的权威。
多年来，米高扬一直在试图把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赶下台，此人与1930年代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件都有关系。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曾经向人民许诺，要限制秘密机构从事恐怖行为。而把谢罗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则让这个许诺落空。柏林问题辩论之前，米高扬曾经试图劝说赫鲁晓夫，政府要继续把苏联安全机构交给像谢罗夫一样令人可憎的人，看上去并不妥当。但却未达到目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信任的人不多，他是其中之一。当赫鲁晓夫还是乌克兰的负责人时，谢罗夫就是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那时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社会的核心集团中一直有一种传说：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谢罗夫亲自监督销毁了斯大林时代那些记录他们卷入乌克兰犯罪行为的档案。
在克里姆林宫这个封闭的圈子里，米高扬知道，通过向谢罗夫施加压力，他能提醒赫鲁晓夫，其权力是受到限制的。但是，作为一个娴熟的阴谋家，米高扬也清楚，他不能把自己的希望仅仅寄托在这件事上。赫鲁晓夫对下台的布尔加宁过于苛刻，这让后者受到同事的责难。1957年，他和那些阴谋家们试图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作为惩罚，这位和蔼可亲的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被挤出了主席团。米高扬决定也利用这个话题来做文章，以延缓实施针对柏林的新政策。
主席团早在10月就作出决定，在苏共21大之前要开展一场公开的运动，内容之一就是克里姆林宫将要“全面揭露反党集团（1957年阴谋集团）的实质”。赫鲁晓夫和其支持者想让苏联人民知道，反对他的那些人不相信苏联人民的智慧、生产能力和干劲。但是，主席团并没有决定要利用这场战役来毁掉布尔加宁，而决定利用这场战役来把布尔加宁和那些1957年阴谋推翻赫鲁晓夫的人联系到一起的，正是赫鲁晓夫。米高扬清楚，这种不必要的、残酷的政治行为是赫鲁晓夫越权的一个象征，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削弱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力。
用中央情报局内行的话来说，封闭的社会很难搜集到情报。而在苏联，搜集克里姆林宫的情报更是难上加难。11月18日，在和几个记者私下的聚餐交谈中，艾伦·杜勒斯提及对批判布尔加宁所产生的困惑，那是情报机构在莫斯科搜集到的消息。除此之外，杜勒斯对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斗争一无所知，这场斗争是针对柏林政策的制定和他的克格勃对手的未来命运而展开的。但是，因为他预计，赫鲁晓夫不会为了要把西方大国赶出西柏林而甘愿冒险发动一场战争。因此，这位中情局局长对此并不过于忧虑。詹姆斯·赖斯顿[7]参加过《纽约时报》的聚会，指出，杜勒斯不担心此事，最关键的是他相信，“共产党人知道，真要封锁了我们到西柏林的交通，那只会让西方联合起来，这会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美、英、法三个主要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和中情局长持相同看法，即赫鲁晓夫全盘掌握了柏林政策的制定权，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能走多远并不乐观。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后，美国新任驻苏大使汤普森和英、法驻苏大使就当前局势交换了看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米高扬正在做幕后工作，来消除因赫鲁晓夫发誓要放弃波茨坦协定而造成的损失，他们只知道赫鲁晓夫发表这番讲话背后所面临的压力。至少赫鲁晓夫想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维持其现状，后者正在“面对着日趋强大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赫鲁晓夫旨在促成一次高峰会议，“如果要展开讨论，那么，将按照他的条件来讨论两德统一问题”。伦敦和这些大使们持相同观点。此外，核问题的争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会改变苏联对其德国策略短时期内所产生后果的预测，英国外交部的分析人员对此也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对联邦德国进行核武装会让赫鲁晓夫有一种紧迫感，即他要设法让西方放松对联邦德国的控制。”英国的外交官向首相报告道。
11月2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取得了对赫鲁晓夫斗争的一次有限的胜利。就我们所掌握的这次会议的不完整记录来看，它只是表明米高扬如何联合其他委员转移了赫鲁晓夫的柏林政策议程。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米高扬似乎利用了如何对待布尔加宁，还有谢罗夫的前程等话题，以争取苏斯洛夫和福尔采娃的支持，来重新评估最近赫鲁晓夫处理德国问题的做法。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意外地发现，自己被迫要为谢罗夫和最近展开的批判布尔加宁元帅的运动做辩护。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让其放松了警惕，此时，米高扬把话题转到柏林政策上。事后他回忆道，就坚持波茨坦协定的必要性，他做了长篇发言，他主导着会议议程。结果，外交部制定的“计划”被克里姆林宫投票否决了，这个计划与赫鲁晓夫在其公开讲话中所做的轻率许诺有关。
赫鲁晓夫要单方面终止波茨坦协定的计划终于胎死腹中，但是，现在也没有替代计划。尽管赫鲁晓夫发表了公开声明，并对波兰人许诺说波茨坦协定已经过时，但截至11月20日，当被问及新政策时，苏联还不得不勉强决定，它要给西方和东德人一个说法。
在长达几个小时的主席团会议中，葛罗米柯和其手下的德国问题专家们又想出了一个从两方面拖延的办法，以替代赫鲁晓夫对波茨坦协定发出的最后通牒。首先，外交部将起草一个新照会，照会西方大国。照会指出，苏联将会继续支持波茨坦协定，同时，赫鲁晓夫继续要求改变西柏林的地位，改变各占领国和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其次，外交部决定来看看私下接近阿登纳的渠道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有证据表明，阿登纳这个老狐狸在核问题上欺骗了他们，但研究苏联外交政策的专家们还是相信，或许可以和西德人私下交流以取得某种成果。外交部的老人们回忆了1920年代苏联和德国保持的那种合作关系。虽然这绝不是赫鲁晓夫或乌布利希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外交部仍然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即某一天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立的，或许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德国。让德国中立的目标唤起了人们的希望，至少希望苏联官员能敦促西德人找到一条摆脱柏林僵局的出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葛罗米柯向克里姆林宫建议，可以利用奥地利人来把这种精神传达给西德大使汉斯·克罗尔[8]。还不清楚赫鲁晓夫那时是否知道克罗尔是谁，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个人。
1898年，汉斯·克罗尔出生于德俄边境附近的一个小镇。童年时，他常在两国的界河里钓鱼。河对岸渔民的嚷嚷声，让他首先学会了一些俄语词汇。多年后，克罗尔回忆了这些童年记忆，以此来解释他早年对几乎神秘的俄国所培养起来的概念，还有那种让他尽其所能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欲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在战后的困难岁月里，他加入德国外交部。和同盟国军队在法国作战时身负重伤。伤愈之后，他为一个监督上西里西亚省公民投票的委员会工作，他就出生在这个省。投票将决定这个省是要加入刚刚独立的波兰，还是继续留在已被《凡尔赛和约》大大削弱了力量的德国。尽管绝大多数人投票要留在德国，但是，上西里西亚省的居民被迫接受了战胜国对这个地区的分割。这种经历使克罗尔年轻的心灵受到创伤。“显然这违背了承诺，”他写道，“公然欺骗了这个地区的居民，也是对公民自决的一种嘲讽。”这促使他投身于德国外交事业，22年后，他成为最年轻的外交专员。3年后，又被派往德国驻莫斯科使馆。
1920年代，他曾在莫斯科工作过两年。作为德国外交部商务处代表，他和俄国人还有在俄的德国人一起工作，这让他真正了解了俄国。拉帕洛协定就是在那时订立的。1923年，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和苏联签订了建立合作关系的条约。这两个国家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蔑视，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他们都看到了合作的价值。德国急于想绕过《凡尔赛条约》对其军事规模所做的限制，而莫斯科则有意于扩大两国的贸易。尽管还是一个低级别的外交官，克罗尔还是被邀请参加会议，亲自见证了德国大使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会谈，许多苏联人都讲德语。尽管一些布尔什维克人善于处世，但是莫斯科和柏林还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别，这意味着两国保持关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克罗尔开始意识到，和东方的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德国。由此形成了他对俄外交政策的价值意识。30年后，克罗尔引起阿登纳的注意，后者认为波恩驻莫斯科的使馆需要一位讲俄语，也有能力来让苏联领导层坦率说话的外交官。
尽管不是主席团的正式会议，但会议的主持者还是通过了外交部的建议，即起草一个新照会，以照会其他德国占领国，同时，通过奥地利人来秘密接触西德人。11月22日，葛罗米柯亲自会见了奥地利驻苏大使巴龙·尼可拉斯·冯·比朔夫[9]，请求给以帮助。他想让奥地利人知道，莫斯科怀疑，现在局势紧张，西德人将会把两国的直接接触当成某种政治宣传。作为一种选择，克里姆林宫希望启用奥地利大使比朔夫，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沟通渠道”。葛罗米柯问道：为什么西德要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核武器？这也是比朔夫要转达给克罗尔的第一个问题。奥地利大使也提出了西德不愿意和东德建立关系的问题。最后，葛罗米柯对比朔夫说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请告诉西德大使，和德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可能会让整个德国问题得到解决。”比朔夫答道，他会照办。奥地利大使也答应不告诉奥地利使馆或其他任何人，这让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几小时后，两人开始共进午餐。比朔夫向其德国同行报告了苏联外交部长的谈话，他所做的比苏联人的指示还要多。他自己手写了一个便笺，把它交给克罗尔，恳求波恩利用这个机会和莫斯科直接谈判，以避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爆发一场危机。克罗尔同意这个观点，即和莫斯科签订和平条约是迈出的“第一步”，它将为未来中欧实现和平和稳定开辟一条道路。他答应，要像“一头狮子”一样为德国的和平条约而战斗。然而，克罗尔没有表示他与德国政府的观点有任何的分歧。相反，他认为，西德的立场是让四大占领国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就是西德允许东德和西德的“专家”参与任何促进和平的活动中。克罗尔个人的看法是，这些专家们将会相互影响，从而为德国的统一打下基础。
葛罗米柯的倡议正在实施，而苏联外交部则在润色外交照会。无论赫鲁晓夫还是米高扬都没有完全达到其目的，因为这份照会只是中和了他们的不同观点。波茨坦协定被肯定了，但并没有被履行。尽管西方被告知，莫斯科并不认为占领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是莫斯科还是许诺，在其单方面采取行动之前，再等待6个月，直到5月底。对任何政府来说，很难想象，最后通牒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立场。但是，赫鲁晓夫最初提出的计划，即采取更激进方法的计划被否决，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留给人们的印象。
最重要的变化不是采取行动的时间表，而是莫斯科对西柏林未来将要采取的新举措，赫鲁晓夫最初准备把它留给东德人。新的外交照会建议，随着占领区政权的终止，西柏林会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既不属于北约，也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城市国家。传统上，在被邻国吞并之前，自由城市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战前的格但斯克和战后的的里雅斯特就是这样的命运。但是，苏联外交部开始相信这一举措将会满足西方对西柏林的承诺：既不让它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城市，而又能保证让北约军事力量不得不撤离这个城市。
当外交部在千方百计制定新的对德政策时，赫鲁晓夫可能也在草拟自由城市的计划。后来，一位苏联前外交官声称见证了11月下旬的那次会议，赫鲁晓夫在会议中披露了他的这个想法。葛罗米柯准备宣读起草的外交照会，而赫鲁晓夫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讲话。“这无关紧要，”这位苏联领导人拖着长长的声调说道，“听听我不得不说的话，速记员正在做记录。如果它恰巧和你所写的东西一致，那很好；如果不一样，就把你的照会扔到废纸篓里去。”然后，他讲述了其自由城市的想法。讲完后，非常兴奋，以至于猛拍了一下膝盖，大声叫道：“哈，他们确实将要被扔给西方，他们会说，赫鲁晓夫那个婊子养的现在还发明了一个‘自由城市’的说法。”无论这则轶事是真是假，但很快赫鲁晓夫就提出了让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的计划。
赫鲁晓夫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将最后通牒的时间限定在6个月，而不是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决策。当赫鲁晓夫勉强地把其想法加入修改后的对德外交策略时，他肯定一直在关注核武器计划的进展情况。11月底或12月初，苏联导弹部队——第72工程旅，移驻柏林北部。导弹还没有运至东德，但是，预计下一年年初，会把导弹和核弹头运抵东德。到1959年5月，整个导弹系统将会投入使用，它包括12枚R-5导弹和30万当量的核弹头。
鉴于对赫鲁晓夫德国政策展开的辩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席团从未正式重新审议过核武器计划。马林后来曾小心记录下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过程，但他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主席团在1958年11月或12月讨论导弹部署问题的记录。在克里姆林宫关于1958年柏林危机的机密档案中，也没有主席团关于导弹部署问题的决议案。研究苏联和东德关系的著名历史学家霍普·哈里森也没有从东德档案中找到有关这次导弹部署或乌布利希曾被告知此事的文件。这次导弹部署是根据1955年的决定进行的，那个决定设想苏联不需要经过东德同意，因为它享有占领权。
1958年，核武器计划的展开是赫鲁晓夫对核武器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思考的反映。一年前，他就曾向其同事披露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即威慑也有可能实现和平。在另外一次有关苏联裁军方案的讨论中，他用了一种很奇特的措辞来解释为什么方案越强硬，效果越好。“其目的是造成一种威慑，以实现国际关系的缓和。”赫鲁晓夫说道。对大多数政治家来说，威慑概念和缓和概念是相互排斥的，但赫鲁晓夫并不这样认为，这是一种农民的逻辑。把对手吓住了，或许他就会给你想要的东西。当赫鲁晓夫初步同意提出自由城市的概念，以向西方表示妥协时，他明白，如果外交解决失败，那么苏联要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以应付艰难的僵持局面。
11月24日，未及等到来自克罗尔大使或西德总理阿登纳的回复，主席团就通过了有关柏林成为自由城市的新照会。从赫鲁晓夫许愿要宣布一项新政策以来，已经过去两个星期，应该向西方发送照会了。新照会的通过，意味着米高扬和葛罗米柯在外交事务方面又争取了时间。谈判的首要目的是让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它不拥有武装力量，联合国为之提供安全保证。最终，西方和东德能够让这个城市国家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这个邦联将允许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保留其现有的政治制度。
这个妥协政策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它让苏联处于一个更加软弱的立场上，它不像1957年那样，当苏联施加压力而使土耳其放弃了叙利亚，或几个月前在苏联的压力下使英美放弃了伊拉克。那些威慑完全被用来阻止军事干预。现在，在这6个月里，苏联人又试图利用这种威慑行为来迫使西方立即对苏联作出让步。如果西方盟国不为所动，那么，苏联人就会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他们自己采取军事行动，要么后退。
11月27日，照会最终被送了出去，它是克里姆林宫不受欢迎的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米高扬和赫鲁晓夫意见分歧的结果。冒适当的风险来迫使西方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那种想法，即一种可以接受的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此，他们两人产生了分歧。事实证明，这种匆忙间想象出的妥协策略让苏联人在以后的几年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最终，11月24日这次富有戏剧性会议的消息传到了布尔加宁元帅那里，他已不再被允许参加主席团会议。布尔加宁知道，米高扬反对赫鲁晓夫匆忙间提出的柏林问题方案，当然，从其在苏联领导集团所处的立场出发，布尔加宁也非常同情米高扬的立场。会后，在走廊看见米高扬时，他叫了起来：“你赢了！”
美国驻苏大使收到苏联外交照会后仅仅几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就知道了照会的内容。11月27日上午，美国总统正在农场度假，这里离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美国内战战场不远。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实际上这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三天前，杜勒斯国务卿曾报告过此事，华盛顿军方高度紧张。“每个人都被挑动起来了，”他写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想迅速采取行动，诺斯塔德将军要我们打开一条出路。”五角大楼担心，赫鲁晓夫下一步就要采取行动了，这将比11月14日的那次柏林意外对抗更加强硬。尽管设定了最后期限，但新照会还是提到了谈判。看过苏联的新照会后，艾森豪威尔给杜勒斯打电话，并听到一个好消息——伦敦的紧张情绪已经稳定。在那次柏林意外事件发生后，英国外交部有传言称，英国要承认东德。英国首相否认要尽早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想法，这个照会已经引起美国的关注，就像担心赫鲁晓夫下一步不确定的行为一样，他们也感到不安。
至于赫鲁晓夫要把西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市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务卿，原则上他并不反对这个想法，只要它适用于整个柏林地区，包括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在内的苏占区。艾森豪威尔没有说出来的是，他预计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不会同意这一做法。杜勒斯也像总统一样冷静。他们两人都不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赫鲁晓夫给了盟国6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这种紧张局势也许会让赫鲁晓夫感到烦恼，就像它将困扰着他们一样。
苏联的照会并没有引起阿登纳的忧虑。他已经决定要放弃克罗尔这个秘密沟通渠道了。他和克罗尔都同意，正是国内因素迫使赫鲁晓夫出了这样一步险招。他们预计，苏联领导人非常渴望就柏林问题提议召开一次西方高峰会议，以把它当成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向1月将要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献礼。阿登纳疑惑的是，为什么波恩应该帮助赫鲁晓夫来摆脱困境？
几天后，阿登纳通过克罗尔告诉苏联人，11月27日的照会已经打消了波恩和莫斯科之间举行任何会谈的机会，原本会谈是可以取得丰硕成果的。苏联要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方案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只要赫鲁晓夫坚持要改变现状，那么，西德总理就看不到这个问题的解决。
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的沉着让赫鲁晓夫备感挫折。他们不愿展示其恐惧情绪，而在否定赫鲁晓夫所期待的那种机会，即不通过战争手段而改变中欧的现状。在克里姆林宫，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因为没有一个人想挑起战争，6个月的最后通牒看上去像是要输定了。
尽管米高扬也参与制定了这项柏林新政策，但和赫鲁晓夫的斗争让他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而苏联在国际上突然面临的那种尴尬也没有对他造成危害。11月27日的照会发出一周后，谢罗夫离开了克格勃。赫鲁晓夫的一个年轻盟友、1957年6月后进入主席团的尼古拉·伊格纳托夫[10]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试图保护克格勃负责人谢罗夫，也惨遭失败。
赫鲁晓夫是一个可怜的输家。谢罗夫被解职的那天，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时，他的愤怒情绪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把柏林比喻为“我喉咙里的一根刺”，他向美国人保证，苏联人有意要“解开破坏四个占领国关系的那个结”。急于向美国继续施压的赫鲁晓夫要让汉弗莱向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带去两条消息，“不要威胁我”，同样重要的还有，“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不止向来访的美国参议员摆出一副姿态，赫鲁晓夫还有更多行动。他相信，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极端紧张状态，外交不会起作用。尽管米高扬反对他，而且政治上的挑战有所缓和，赫鲁晓夫还是没有撤销在东德部署导弹的决定。1958年12月，苏军在东德部署了12枚R-5中程弹道导弹。导弹确实是秘密部署的，现在还不清楚，在1958年有多少主席团委员知道这件事，尽管某个时刻赫鲁晓夫可能有意要让西方知道，东欧已经拥有这种新式核武器。当最后通牒到期时，这些导弹将瞄准伦敦和巴黎。
对1955年在东德部署导弹的决定，米高扬是清楚的，这个决定是当时的主席团委员批准的。但是，还不清楚，是否也告诉过他核武器计划的实际进展情况。如果他知道这一切，几乎可以肯定，他将会反对这个主意，因为这是不必要的挑衅行为。1958年12月，米高扬正在极力反对这个有关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以避免和西方发生冲突。12月17日，苏联外交部向美国大使递交照会，要求发给签证，以便米高扬作为苏联驻美大使的客人，能对华盛顿进行一次“非正式访问”。米高扬并没有这样一种习惯，即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私人访问，他的朋友马林科夫同样也没有这种习惯。克里姆林宫想要米高扬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交换意见，以缓和因赫鲁晓夫对德国问题的不当处理而引发的紧张局势。意识到克里姆林宫这位高层领导人访问的价值，华盛顿同意了这一要求。
为保证艾森豪威尔政府得到这个消息，次日，美国记者弗兰克·霍尔曼又再次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人尤里·格沃兹杰夫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月前的伊拉克危机期间，格沃兹杰夫也向这位记者传递过消息。苏联人称，克里姆林宫已经注意到了尼克松最近访问伦敦就苏联参加二战所发表的一些正面谈话。并问道，尼克松是否有意访问莫斯科？霍尔曼认为，他听到格沃兹杰夫说，莫斯科将“从解决柏林问题的建设性提议方面来高调宣布这次访问”。这位记者认为他得到的是“可靠的内幕消息”。11月10日，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后，那时的霍尔曼曾认为事情看上去毫无希望，但这位苏联情报人员告诉他，“不要担心柏林问题，柏林问题不会引发任何战争”。这次，格沃兹杰夫希望在24小时内得到答复，但是华盛顿决定不做正式回应。显然，美国副总统未来对莫斯科的访问将取决于米高扬在美国的表现。
克里姆林宫关于柏林问题的政策毫无条理，可能还带有危险性。对苏伊士运河和伊拉克危机，赫鲁晓夫设计了苏联的回应，而且苏联行为的逻辑反映了赫鲁晓夫自己的理论，即下一步可能要采取的措施。但是，这次对柏林问题的政策则是一次妥协，它并没有让任何一个苏联政策的制订者感到满意。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11月27日的照会不能迫使西方作出让步，莫斯科并没有特别的新意来把西方吸引到谈判桌上来。对那些不了解核武器计划的人来说，在错失伊拉克政变的机会后，似乎莫斯科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对那些知情者来说，部署在柏林北部的12枚弹道导弹怎么能转化成一种可操作的政治策略，还不甚清楚。赫鲁晓夫似乎希望通过最后通牒来制造一种全面的不安定局面，而在东德部署导弹则最终会强化这种局面，这将迫使西方接受西柏林自由化的理念。考虑到斯大林封锁西柏林以来，北约对西柏林作出承诺的这段历史，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东西。米高扬肯定也这样认为。他对修补这种混乱局面充满信心，于是起身访问美国。
[1]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Strauß，1915年9月6日——1988年10月3日），1937年加入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兵团，但未加入纳粹党。1939—1945年期间服役于国防军，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被美军俘虏，后获释。1945—1946年任巴伐利亚雄高（Schongau）区副区长。1946年加入基社盟。1946—1948年任雄高区区长。1949—1978年、1987—1988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49—1952年任青年福利委员会主席，1949—1953年任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49—1953年、1963—1966年任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952—1953年任欧洲安全问题委员会主席。1952—1956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53—1955年任特殊事务部长。1955—1956年任原子事务部长。1956—1962年任国防部长。1962—1966年任联盟党议会党团第一副主席。1966—1969年任财政部长。1978—1988年任巴伐利亚州总理兼州议会议员。1983—1984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1988年去世。
[2]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
[3]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ЕкатеринаАлексеевнаФурцева，1910年11月24日——1974年10月2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市委书记。1950—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5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7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年参与了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活动。1960—1974年任文化部长。1964年支持推翻赫鲁晓夫。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年神秘死亡，可能是自杀或者是被克格勃暗杀的。
[4]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ФролРома́новичКозло́в，1908年8月18日——1965年1月30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联共（布）伊热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47—1949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二书记。1949—1950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0—1952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50—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52—196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54—1958年、1962—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5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57—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196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被赫鲁晓夫视为接班人。1963年因中风丧失工作能力。1964年退休。1965年去世。
[5]安德烈·巴甫洛维奇·基里琴科（АндрейПавловичКириленко，1906年9月8日——1990年5月12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1944—1947年任乌共（布）扎波罗热省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1942年任南方面军第18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1947年兼任乌共（布）扎波罗热市委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尼古拉耶夫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5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5—1962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2年因病退休。
[6]阿维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АверкийБорисовичАристов，1903年10月10日——1973年7月11日），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1941年、1942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三书记。1942—1943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43—1944年任联共（布）克麦罗沃省委第二书记。1944—1950年任联共（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2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1953年、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哈巴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哈巴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5—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61—1971年任驻波兰大使。1971—1973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73年逝世。
[7]詹姆斯·巴雷特·赖斯顿（JamesBarrettReston，1909年11月3日——1995年12月6日），美国记者。1934年加入美联社。1939—1940年期间在《纽约时报》伦敦分社工作。1942—1945年期间领导战争信息办公室。1945年进入《泰晤士报》工作。1964—1968年任《泰晤士报》副主编。1968—1969年任《泰晤士报》执行主编。1969—1974年任《泰晤士报》副总裁。1989年退休。
[8]汉斯·克罗尔（HansKroll，1898年5月18日——1967年8月8日），联邦德国外交官。1920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39—194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秘。1943—1945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雇员。1953—1955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5—1958年任驻日本大使。1958—196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2—1963年任外交部东方问题顾问。1963年退休。
[9]诺伯特·比朔夫（NorbertBischoff，1894年11月26日——1960年6月30日），奥地利外交官。1920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33年任驻安卡拉大使馆临时代办。1938年被迫退休。二战结束后复出。1946年任驻法国代表。1947—1953年任驻苏联代表。1953—1960年任驻苏联大使。1960年去世。
[10]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Никола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Игнатов，1901年5月16日——1966年11月14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加入契卡。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4—1937年任列宁格勒戈兹纳克工厂党委书记。1937—19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列宁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7—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书记，但于1940年被解职。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1943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44—1948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并于1952—1953年任采购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先后调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和沃罗涅日市委第一书记。1954—195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57—1960年再次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9年4—11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1—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主席。1962—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局委员。196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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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工业发展——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的工业发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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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在伊拉克的成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七章在伊拉克的成功
1958年7月14日，赫鲁晓夫被一个消息唤醒了。三年来，苏联一直致力于加强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今天终于产生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这几乎可以说是赫鲁晓夫一手促成的。那天早上5点30分，一伙军官冲入巴格达王宫，推翻了国王的统治，总理赛义德逃出首都。由卡希姆[1]将军领导的新政权宣布成立共和国，奉行中立外交政策。这终结了巴格达与英国及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对此，赫鲁晓夫并不吃惊。他相信，卡希姆和纳赛尔的崛起是西方从第三世界退出的必然结果。只不过他并没有预料到伊拉克的革命来得如此之快。
纳赛尔是赫鲁晓夫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朋友，他刚刚访问过莫斯科，但并没有让苏联领导人有理由来期待亲西方的伊拉克政权会发生政变。确实，来自开罗的消息还正好相反。在4月和5月的会谈中，埃及领导人一直在抱怨赫鲁晓夫对阿拉伯国家实施的政策步伐过于缓慢，并且特意指出保守的伊拉克是一大障碍。他预言道：“帝国主义将会利用一切手段来给我们制造困难，策划各种挑衅活动……为此，会利用以色列、伊拉克和约旦这些国家。”巴格达陷于两派势力的斗争之中，一派是纳赛尔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另一派是英国支持的力量。纳赛尔充其量不过是对巴格达的绝境做了一个不幸的预言。他还不敢预言那里随时会爆发一场民族主义革命。
赫鲁晓夫自己的消息来源也没有告诉他更多的信息。这场政变发生之前，苏联对卡希姆所知甚少。但莫斯科知道，1956年卡希姆曾和伊拉克共产党达成一项共识。卡希姆及其在伊拉克军队中的追随者和共产党策划，要把费萨尔王朝和伊拉克的保守政府赶下台。克里姆林宫甚至听说，卡希姆把自己视为一个共产党员。
然而，各种信息都不完整，以至于不能得出有关卡希姆的任何可靠结论。伊拉克从未接近过苏联的代表要求援助。因此，听到巴格达的消息后，虽然这次革命毫无疑问地向进步政权靠近了一步，但赫鲁晓夫还是怀疑它不是共产主义一方的胜利。纳赛尔对苏联友好，然而却不是一位共产党人。近来赫鲁晓夫和他有过接触，这让他有理由怀疑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明星人物。2月，纳赛尔把叙利亚并入埃及以成立一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叙利亚前政府一直对苏联友好，甚至容忍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大马士革和开罗的统一让一切都发生改变。叙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担心处在一个由埃及支配的新政权下并不安全，不得不迅速逃离这个国家。同样的事也许会在伊拉克发生。有人已经在说，卡希姆想让伊拉克也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一员。
不管卡希姆是否会对伊拉克的共产党有用，赫鲁晓夫很快便知道，伊拉克局势的惊人发展特别有利于苏联的战略利益。这场革命改变了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也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次考验。伊拉克不但是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所在地，它也是1957年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喝彩的两个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我们能设想一个没有巴格达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吗？”赫鲁晓夫若有所思道，“单单这个因素就足以让杜勒斯精神失常。”
当然，赫鲁晓夫所关心的并不是杜勒斯的精神失常。来自巴格达的消息又有了一种不同的忧虑。美国不可能这样毫无作为地接受伊拉克的新局势。所谓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包含一种誓言，那就是向任何遭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侵略的阿拉伯受害国家提供援助。即使莫斯科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中都没有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但赫鲁晓夫仍然有理由相信，如果一个中东国家脱离西方，那么，艾森豪威尔就会表态，要进行军事干预。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首次试验取得了成功，他也从中获得了一些自信心。1957年10月，苏联人在南部边境一带集结部队，以阻止美国的盟友土耳其入侵叙利亚。入侵是为了报复大马士革决定和克里姆林宫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土耳其没有入侵叙利亚，赫鲁晓夫意识到，这说明，如果苏联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威胁，那么美国的盟友，甚至美国自己也不会干预莫斯科的中东盟友。
即使如此，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帮助伊拉克，他也没有理由利用伊拉克来挑衅艾森豪威尔。这场革命对苏联的现行政策也是一个挑战。克里姆林宫已经发誓要保护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是否也应该同样保护伊拉克？赫鲁晓夫希望避免那种克里姆林宫不得不作出决定的局势发生。1957年秋，他提出建立一个由莫斯科领导的中东地区防卫联盟的建议未能得到主席团的支持。从这次经历中，他明白，要想把苏联的军事义务扩大到伊拉克，还要对主席团委员做更多工作。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要让赫鲁晓夫停下来，看看如何面对伊拉克局势。这场革命发生之时，恰逢他在处理另外一个地区的迫切问题。就军事援助和未来的联合合作计划议题，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谈判，谈判遇到了意外的困难。苏联的声明和毛泽东鲜明的怀疑精神交织在一起，让北京产生一种强烈的、痛苦的对抗情绪。赫鲁晓夫预计，未来几天内他将不得不亲自会见中国领导人，会见地点或许在北京。
在华盛顿，来自伊拉克的消息让人有种警觉，还有些许绝望。“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一个革命的高发时期。”中情局用一句话做了结论，这个结论也正好触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痛处。从广义上来推断，卡希姆是纳赛尔的一个傀儡，或者至少是得到过埃及的特别帮助才坐到现在的位置上。华盛顿也看到了伊拉克革命中克里姆林宫伸出的那只手。艾森豪威尔声明，在波斯湾地区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克里姆林宫引导下，由埃及煽动起来的”，这表达了多数美国官员的看法。
失去伊拉克让艾森豪威尔政府感到特别麻烦。1954年以来，华盛顿一直满足于由英国和土耳其、伊拉克合作建立起的这个反苏地区组织。选择巴格达作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总部透露出西方的设想，即伊拉克非常稳定，它可以起到支柱作用，以抵抗那些软弱的阿拉伯国家中的纳赛尔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现在随着这个地区支柱的明显消失，对华盛顿来说，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似乎将要被唤起，他们会毁灭约旦、黎巴嫩、科威特业已建立的政权，可能还有沙特阿拉伯。唯一可靠的阻力似乎就是西方的决心了，西方决心要援助那些政府，以遏制纳赛尔主义的浪潮。
7月14日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29分，福斯特·杜勒斯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说黎巴嫩的夏蒙[2]政府要求美国予以军事援助。黎巴嫩是另一个一直公开投入艾森豪威尔主义怀抱的阿拉伯国家。夏蒙领导着一个软弱的亲西方政府。1956年总统大选中，凭借中情局的策划，夏蒙才在议会派别斗争中取得了势不可挡的胜利。尽管如此，夏蒙并不是一个顺从的代理人。1952年，担任总统的夏蒙领导着一支势单力孤的天主教多数派。他曾同时许诺支持者和反对者，只担任一届总统。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任期届满之时，他却无意退位。这个国家陷入内战之中，夏蒙最有力的反对者是那些人数庞大的穆斯林。几个月以来，为了反对黎巴嫩的纳赛尔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华盛顿一直在设法劝说他退位。
伊拉克革命之前，夏蒙不妥协的做法就让华盛顿面临着颇为不快的抉择。为了谋求连任，绝望之中，这位黎巴嫩总统请求美国在5月予以军事支援。尽管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来保护夏蒙，但出于这种担心，即黎巴嫩可能会加入纳赛尔阵营，或者更糟的是，会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开始考虑在这种意外情况下立即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计划。早在1957年10月土耳其和叙利亚关系紧张之时，美国陆军参谋部就开始制定英美联合干预以援助黎巴嫩和约旦的计划。尽管已经下达了这项紧急情况计划，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愿意考虑选择军事干预的方式以稳定黎巴嫩的局势。但是，他也相信别无选择。被截获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主要反对派之间的通信情报也显示，纳赛尔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以武器和金钱资助夏蒙反对派的漩涡之中。当这场危机在春天进一步恶化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经常可以听到对惹麻烦的黎巴嫩人的抱怨声。“你怎么才能把一个国家从它自己的领导人手中拯救出来？”艾森豪威尔愤怒地大声喊道。
然而，随着伊拉克形势的惊人转变，艾森豪威尔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劝说来让他发动任期内的第一次军事干预。黎巴嫩的请求为展示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承诺提供了机会，“要避免我们整个安全体系的崩溃”。这件事不再是处理夏蒙问题的合适方法，艾森豪威尔现在担心的是，伊拉克只是背叛美国的一波浪潮的开始。“约旦不能坚持下去。”艾森豪威尔警告道，他的感觉是，如果黎巴嫩倒下，那么，以色列的东部邻国——约旦王国也将是下一个倒向纳赛尔一边的国家。
7月14日中午，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直接在黎巴嫩采取行动的倾向变成了政策。他告诉其顾问们：“要么我们现在行动，要么滚出中东。”他对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感到很激动，并对此做了一些类比，以解释为什么毫无选择而只能在黎巴嫩诉诸武力。他回忆了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所采取的错误的绥靖政策。他也把中东不利的结局和美国在冷战中遭遇的最大失败——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夺取政权——等同起来。“因为无所作为而失去这个地区，”他说道，“远比在中国的失败要糟糕得多，因为中东的战略地位和资源更为重要。”
顾问们不需要劝说他，甚至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他决心要在黎巴嫩诉诸武力之前，艾伦·杜勒斯就已经描绘出一幅不祥的中东形势图。尽管中情局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纳赛尔就是这场政变的“挑头者”，但毫无疑问，这个新政府是由伊拉克军方有着“亲纳赛尔”的人领导的。对任何亲西方的反抗者来说，前景都是暗淡的。伊拉克王子已被证实死亡，费萨尔国王和赛义德已经和48个“已经被迫退休的”伊拉克军官一同消失了。在约旦，侯赛因[3]国王最近刚刚粉碎了一次纳赛尔分子反对他的阴谋活动。他声明，因为其表弟、伊拉克费萨尔国王失踪，由他来领导阿拉伯联盟。这是一年前为对抗纳赛尔的埃及—叙利亚联盟而成立的一个伊拉克—约旦条约组织。沙特国王也威胁道，如果西方不来干预，从而推翻伊拉克的新政权，他也要寻求和纳赛尔改善关系。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科威特可能也会倒下。中情局长报告称，科威特领导人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纳赛尔谈判，或许这是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第一步。当美国国家安全小组认为美国的军事干预将会搅起中东的反西方情绪时，仍然有一个强烈的共识，那就是无所作为所付出的代价要比激怒阿拉伯民众更大。
艾森豪威尔还不知道，为稳定局势，美国将会走多远。除下令在贝鲁特部署美国军队外，他还没有从事其他行动的直接计划。但是，就像那天上午对国家安全小组所承认的，以及那天晚些时候向国会领导人所做的解释一样，他知道，在中东地区可能要做许多工作。伊拉克新政权可能会破坏油井，而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也显得犹豫不决，这都加深了对北约失去主要原油供应地的忧虑。艾森豪威尔认为，一旦伊拉克新政权的地位得到稳固，它将会谋求损害西方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这些看上去即将发生，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干预也将超出黎巴嫩一国的范围。
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们还没有就干预黎巴嫩之后的计划达成一致。赫鲁晓夫早就料到，杜勒斯国务卿会对这些事件予以特别关注。福斯特·杜勒斯和尼克松副总统都希望巴格达的这场革命能被颠覆。对于军事解决，尼克松知道的比杜勒斯更多，后者想看看在放弃美国情报部门支持的反政变计划之前，那些可靠的亲西方的伊拉克领导人是否都已经离开。但是，两人都认为，美国必须和英国一道作好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准备，以占领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油田，保护西方在中东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事顾问们最初显得颇为谨慎，看到英法两国两年前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遭遇，他们不想让美国染上在波斯湾地区进行一场不受欢迎的新殖民主义战争的色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4]主张采取一项混合军事策略，将美国的行动限定在黎巴嫩范围内，而其他国家则承担其各自的军事干预行动。英国可以进入伊拉克和科威特，因为他们在这些地区有着特殊利益。以色列人将会被鼓励进入约旦河西岸，土耳其则要进入叙利亚。美国军方显然不愿意进行一种小规模的常规军事冲突，这激怒了国务卿。“他们只考虑扔原子弹，”杜勒斯告诉尼克松，“我们不这么做，他们就不高兴。”
对这场危机中苏联的举动，国务卿和军方的估计是一致的。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不担心一场较大范围的军事干预会引发和苏联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都有一种普遍的自信：和莫斯科展开的战略军备竞赛，美国走在前面。华盛顿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那似乎是因为赫鲁晓夫决定不研制远程轰炸机，而且，显然苏联在将其人造卫星上的成功转移到建立一支可靠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方面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出，莫斯科将毫无选择，只有容忍美国在中东展示其大国的实力。“我们的军事顾问们，”杜勒斯向国会解释道，“认为现在我们拥有绝对优势，苏联将不会来挑战……因此，有这种可能，即如果我们立即果断展开行动，苏联人可能会认为是纳赛尔走得太远了。在其声望受到影响，还要面临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之前，他们就会撤退。”
艾森豪威尔和顾问们的看法相同，即苏联不可能在这个地区使用武力。纳赛尔和赫鲁晓夫成功地把阿拉伯世界吸引了过去，艾森豪威尔对此非常敏感。对他来说，这个地区的观念之争是限制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在中东地区使用武力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道德上的理由。尽管他对西方得到波斯湾的石油感到忧虑，但他还不想把军事干预扩大到向贝鲁特出兵的范围之外。除过这一重要的外交考虑外，艾森豪威尔也意识到非常强大的国内因素，即要求对中东的革命和仍然混乱一片的局势作出惩罚性的反应。艾森豪威尔相信，和黎巴嫩现有的协议，以及夏蒙的出兵请求，都为他授予次日向黎巴嫩出兵所需要的权力。但是，他还没有就超出黎巴嫩范围的行动而得到国会必要的批准。
英国考验了艾森豪威尔对危机深化的克制态度。7月14日整整一天，美国总统收到了伦敦要对卡希姆政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英国正在考虑向约旦派军，这既是加强其约旦盟友的力量，也是出兵巴格达的第一步。而且他们不想单独行动。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5]先前是财政大臣，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取代蒙羞的艾登而出任英国首相。他在打给艾森豪威尔的电话中确定了联合行动的程度。巴格达的事件对英国的威胁甚于美国。用历史学家威廉·罗杰·路易斯的话说，这场革命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真正的终结”。在艾登的协调下，签订了巴格达协定。虽然麦克米伦确实也是艾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失误的受益者，但和艾登一样，这位新首相也非常厌恶纳赛尔。1956年，麦克米伦就曾强烈主张，英国别无选择，只有让纳赛尔下台，“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腐烂掉”。两年后他和华盛顿持同样观点，即纳赛尔是卡塞姆政权背后的操纵者。对英国来说，危若累卵的不止是帝国的声誉。获得便宜的石油对英国的经济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伊拉克的事件已经威胁到英国在波斯湾的利益。当巴格达的消息传来时，麦克米伦开始忧虑科威特。“盛产石油的科威特，”这位首相日记中写道：“是英国经济生活的关键，也是欧洲经济生活的关键。”英国所需石油的一半来自科威特，英国石油公司1/3～1/2的利润来自科威特的石油。科威特的石油以英镑定价，这样，支撑了英国的货币，也帮助了英国的银行业。因这些财产的损失而对英国金融业造成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
尽管面临着高度的政治和经济风险，麦克米伦不想犯一个错误：如果缺乏美国将支持其行动这个坚定的承诺，英国将不会卷入这个地区的军事事务之中。“如果我们在黎巴嫩采取行动，”麦克米伦明白无误地向艾森豪威尔解释道，“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将不得不把这件事看做一个整体……我完全赞同这个行动，只要我们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进行下去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让英国首相感到失望。他拒绝向麦克米伦作出保证：支持英国领导人扩大战争的需要。“如果我们现在计划发动一场大规模行动，它可能会从叙利亚一直延伸到伊拉克，”美国总统说道，“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我合法行使权力的范围。”他也拒不暗示这也是他的期望，或者说甚至是他希望要做的事，即美国最终将会对叙利亚或伊拉克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放下电话后，转向国务卿，后者在椭圆形办公室旁听了艾森豪威尔一半的通话。这次会谈已经完全让艾森豪威尔感到恼怒。在一定程度上，麦克米伦倾向于这种可能性，即纳赛尔分子将会破坏通过科威特和伊拉克的输油管道，这个噩梦般的情景让艾森豪威尔忧虑了一整天。“那样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开战了，”当艾森豪威尔回忆这次电话会谈时，这样告诉杜勒斯，“但是，然后我们做什么？”艾森豪威尔知道，他给英国首相的感觉是，美国只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而迫使英国来处理这个地区的其他麻烦事。美国没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这个形象让这位美国领导人感到很愤怒。但是，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可能会答应英国的期待。在寻求更多的军事干预授权之前，他将不得不静观中东局势的发展。
7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及其附近地区登陆的消息见诸世界各个媒体。然而，苏联的报纸和情报机构都未能告诉赫鲁晓夫，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的登陆是否预示着一场更广泛的进攻。“我们在黑暗中玩象棋。”两天后赫鲁晓夫向纳赛尔承认。赫鲁晓夫实际上并不喜欢看到美国军队出现在黎巴嫩，但只要他们不展开进一步行动，他认为登陆本身并不意味着就在挑战苏联的利益。他关注的是如何从中保护伊拉克革命，他把伊拉克视为苏联影响中东地区的前哨。如果伊拉克倒下，埃及和叙利亚又会发生什么？
问题是，如果西方确实要进攻卡希姆政权，赫鲁晓夫打不出一张切实可行的军事牌。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或者一年前的土耳其、叙利亚关系紧张期间一样，1958年夏天，苏联军队还不能保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如果赫鲁晓夫再次作出1955年的决定，即派出一支有限的常规部队，特别是水面舰只，对处理遥远地区的危机来说，这是痛苦的选择。苏联海军缺乏必要的运输机来把部队迅速投放到那里。
直接的选择是再次诉诸政治攻势，如果西方大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就以战争来威胁他们。但是，赫鲁晓夫怀疑，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同僚们不可能把苏联的保护伞再扩大到巴格达。1957年他对叙利亚的战略方案做了修改，这个方案平衡了这些国外和国内因素，对解决这个地区的局势发展问题，似乎更吸引人。7月16日，莫斯科发表声明：“对威胁其边境邻近地区安全的那些事件，苏联不会漠不关心。苏联保留出于和平和安全的考虑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同时，在这紧急关头，高加索的苏军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也被命令发表将举行军事演习的公开声明。苏联和东欧集团也准备发表声明承认伊拉克政权。最后，克里姆林宫决定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一封私人信件，以表达苏联对伊拉克的关注。
虽然赫鲁晓夫的潜意识里也要保护纳赛尔政权，但在苏联作出处理危机的最初那些决定时，并没有征求这位埃及领导人的意见。伊拉克政变发生之时，纳赛尔正好在南斯拉夫度假。他一直试图要和赫鲁晓夫建立一种联系。首先，他想让莫斯科“尽快”承认卡希姆政权。7月15日，纳赛尔的手下带给苏联驻开罗大使一封信。埃及政府认为不仅是苏联，还有整个东欧集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都要承认卡希姆政权，这是在帮助卡希姆。
听不到来自赫鲁晓夫的任何消息，纳赛尔开始担心，要保护伊拉克，莫斯科可能做得还不够。当那天晚些时候得知美国决定向黎巴嫩派兵后，纳赛尔认为，他不得不亲自和赫鲁晓夫商议此事。他最忧虑的是自己如何到莫斯科去讨论中东正在变化的局势。
7月16日上午，南斯拉夫驻苏大使与克里姆林宫接触，询问是否欢迎纳赛尔对苏进行一次快速访问。赫鲁晓夫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领导层决定连夜派一架苏制图-104专机到贝尔格莱德，去接埃及领导人及其随行人员。次日上午秘密飞回莫斯科。
乔治敦的隆尚是一处享用午餐的时髦地方。7月17日，伪装成驻美使馆商务专员的苏联军方情报机构格鲁乌的军官尤里·格沃兹杰夫请弗兰克·霍尔曼来到这里共进午餐。霍尔曼是《纽约每日新闻》华盛顿站的负责人，也是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负责人。1955年以来，他们两人一直在时断时续地会面。霍尔曼喜欢和苏联人“交换假情报”，以便从中探听到什么消息。在当地格鲁乌的官员中，他有一个好名声：和尼克松副总统的关系非常好。在上世纪50年代初，俄国人已经发现，霍尔曼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联系人。那时，他为俄国人有权成为新闻俱乐部的会员做过辩护。格沃兹杰夫是第二个联系霍尔曼的格鲁乌官员。其前任是1955年返回莫斯科的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6]，后者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再次返回美国，在美苏秘密交流渠道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格沃兹杰夫有封信要交给霍尔曼。“战争临近了。”他说道。克里姆林宫清楚，国外记者们将很快会知道在高加索和保加利亚举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苏联领导层还想直接送给白宫一封信，清楚地表达这个意思。“美国或英国对伊拉克的任何举动都意味着战争。”霍尔曼非常留神地听着格沃兹杰夫的话。莫斯科不想让艾森豪威尔认为这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威胁。格沃兹杰夫已经被指示要告诉美国人，苏军会像美军一样作出迅速反应。他也指出，俄国“志愿者”也可能会被空运到中东地区。如果这还不足以阻止华盛顿，那么，他观察到，超级大国在伊拉克的任何冲突都将不会被限制在中东地区。“如果战争爆发，”格沃兹杰夫警告道，“那么，苏联人将会放过欧洲的基地，而直接进攻美国。”
苏联人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可以联系艾森豪威尔或福斯特·杜勒斯的非官方渠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选择通过向副总统送信这种方式。赫鲁晓夫熟悉尼克松。“他在美国政治领导人中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位苏联领导人事后回忆道，“一句话，他就是一个麦卡锡[7]分子。”苏联人未能选择更好的渠道，而是让霍尔曼给尼克松传递消息。尼克松很少把记者视为朋友，《纽约每日新闻》的霍尔曼则是一个例外。
早在1958年，苏联人第一次利用霍尔曼来向白宫传递了赫鲁晓夫有意举行一次高峰会谈的消息。显然，霍尔曼也喜欢这个诡计，并持续下去。无论何时从苏联联系人那里得到消息，他都会给尼克松的老秘书留下挖苦的话：“这是小间谍弗兰克·霍尔曼。”然而，7月的那个上午，有关格沃兹杰夫的最新情报，他却没有再开玩笑。因为尼克松不在办公室，霍尔曼把格沃兹杰夫的谈话要点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并强调，他能肯定这个消息来自苏联高层。
午餐后尼克松回到办公室，命令把霍尔曼信的复印件交给杜勒斯兄弟和J.埃德加·胡佛[8]。通过苏联情报官员传递过来的这个私人警告，充实了当天传到华盛顿的许多公开警告的内容。苏联官方新闻社塔斯社发表声明，大约有24个师的苏联陆军和空军部队，将在靠近土耳其和伊朗的大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军区开始军事演习。几个小时后，贝尔格莱德的政府电台又报道，保加利亚陆、海、空军部队将在次日举行演习，演习将由苏联空军元帅指挥。这又加剧了紧张局势。
当华盛顿让苏联领导层费尽心思稳定中东局势之时，赫鲁晓夫又在考虑这场危机的另一个方面。7月17日，抵达莫斯科后，纳赛尔想要赫鲁晓夫保证，克里姆林宫将支持埃及的新盟友。
两位领导人最后在一起会谈了8个小时，赫鲁晓夫千方百计要让纳赛尔放心，莫斯科静观伊拉克局势的态度不是忽视这个问题，而是意志坚强的表现。“神经脆弱的人将会遭到失败。”纳赛尔的一个助手听到赫鲁晓夫这样说。同时，赫鲁晓夫也想让纳赛尔理解，下决心和鲁莽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卷入了一场游戏之中，其发展速度很快。在这场游戏中，每个人都不得不迅速行动，还不知道其他玩家将要玩什么花招。”莫斯科将会承认伊拉克政权，然后虚张声势，就像1957年保护叙利亚一样。然而，纳赛尔想要莫斯科作出更多承诺。
当纳赛尔突然到莫斯科的消息泄漏出去后，西方外交官听到一些或许是埃及人散布的传言，说纳赛尔此行是为了阻止赫鲁晓夫反应过度。传言还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出兵黎巴嫩非常愤怒，以至于赫鲁晓夫威胁要把苏联志愿人员派到伊拉克，就像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他威胁要向埃及派出志愿人员一样。实际上，这是颠倒了角色，赫鲁晓夫比纳赛尔更有理由担心其盟友反应过度。甚至在伊拉克革命发生之前，纳赛尔就带着一份购买苏联武器的大订单来找苏联领导层。1958年5月，他还要求得到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和中程轰炸机，莫斯科马上予以否决。这场危机期间，纳赛尔再次要求得到苏联导弹。“贵国太小了，不便使用这种武器系统。”赫鲁晓夫答道。莫斯科旨在阻止西方武力干涉中东地区，而他的埃及盟友则提出了挑衅性要求，这让赫鲁晓夫颇为吃惊。“如果确实需要使用这些武器，”赫鲁晓夫告诉纳赛尔，“那最好从我国领土来发射它们。你可以得到这样的保证，万一侵略者对贵国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将从我国境内发射这些武器来帮助你们。”纳赛尔也要求苏联对伊拉克新政权提供军事援助，他形容伊拉克的军队装备很差，赫鲁晓夫却未做更多承诺。他告诉纳赛尔，莫斯科将会考虑给伊拉克人一些低端武器，有些武器埃及早已提出了要求，但是，目前他答应给伊拉克提供的军事援助就是这么多。
赫鲁晓夫强调，卡希姆对他来说还无足轻重，不应该有意给西方制造进攻的借口。他建议纳赛尔告诫伊拉克要谨慎行事。苏联的看法是，卡希姆需要宣布他将信守伊拉克条约的各项承诺。至少目前，巴格达应该继续留在巴格达条约组织内，也不要对油井发出威胁。
次日，莫斯科宣布承认伊拉克新政权。同一天，赫鲁晓夫收到卡希姆的一封电报，电报指出，伊拉克愿意恢复被前政府中断的外交关系。卡希姆也公开承诺，要保护伊拉克的油井，保证原油出口。似乎纳赛尔已经和卡希姆接触过，让他如何向赫鲁晓夫作出保证，把苏联拉到自己一边。
在华盛顿，来自莫斯科的一系列警告并没有达到其所预期的阻止效果。苏联的行为只是向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鹰派证实，作为对美国出兵中东的反应，克里姆林宫仅限于向其中东盟友提供军事援助而已。7月18日，杜勒斯告诉国会领导人，苏联不可能军事干预中东。杜勒斯兄弟认为这是苏联人摆出的“一副夸张的架势”，或许它们会向开罗运送大批武器，但不可能直接威胁美国出兵黎巴嫩。
华盛顿并没有停止对伊拉克展开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计划。7月15日，登陆黎巴嫩的同一天，艾森豪威尔下令驻扎在美国本土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一部分先行开拔，以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或波斯湾地区。次日，他还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另外一个建议，把驻扎在太平洋冲绳岛的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派往波斯湾地区。7月16日收到莫斯科公开的警告或通过苏联间谍传递的私人警告后，他也没有改变这些命令。
克里姆林宫的公开声明也没有对英国的计划产生明显影响。7月16日，根据侯赛因国王的正式请求，伦敦决定派出一支2200人的伞兵部队和一支警卫大队以保护约旦政权。次日，在和杜勒斯国务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见中，英国外交大臣再次请求美国予以军事支援，以在约旦展开联合行动。同时，为保证科威特不会出现麻烦，英国政府又下令增援部队从阿拉伯海岸的亚丁移驻波斯湾地区。
尽管作好了这些战争准备，然而，英美对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看法还在发生着变化，其原因不是俄国人说了什么，而是有关伊拉克局势的传言。卡希姆正在有效地肃清其敌人，确立自己的稳固统治。到7月16日，伦敦和华盛顿已经得知赛义德总理的悲惨命运，他是多数官员所希望的反对革命的关键人物。身着妇女服装的赛义德被捕，并被处死。早在7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就提醒福斯特·杜勒斯，“如果伊拉克新政权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国家，那么，毫无疑问，从军事立场出发，英国将考虑重新征服这个国家。”英美两国政府的判断是，伊拉克已经没有实际的抵抗力量，也不能围绕它来组织一场军事干预。
对华盛顿和伦敦来说，伊拉克的声明又传来惊人的变化。政变发生当天，卡希姆政权已经发誓要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现在来自巴格达的说法是，它可能要继续留在这个组织内。7月15日，卡希姆会见了英美大使。他告诉美国大使：“我们伊拉克人愿意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同样，他也向英国大使许诺，“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都不会影响英国和伊拉克的关系”，并补充道，将不会“损害英国的贸易”。甚至更让人放心的是7月18日发表的公开声明，那天正好是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之后，声明称，新政权将致力于稳定石油供应。“从石油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而言，”卡希姆说，“伊拉克共和国政府愿意声明，它渴望看到石油的生产和输送能够继续进行，因为它对伊拉克，以及国际经济、工业利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反驳西方对破坏活动的担忧，他补充道，其政府“已经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伊拉克的油井、输油泵站和其他石油设施。
伊拉克承诺要保护油井，这让英国人感到放心。如果推翻卡希姆政权的希望不大，那么，毕竟还可以和它做生意。麦克米伦的忧虑更重了，他对卡希姆和纳赛尔之间的关系感到怀疑。但是，根据这个政权所发表的一些温和说法，英国开始重新评估这场革命和其领导人。巴格达的外交官给外交部的报告把卡希姆描述成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行政官员，很受欢迎，经常过斋月，但并没有狂热倾向”。麦克米伦对这个新消息作出反应，他给尚在华盛顿和美国人协商的外交大臣劳埃德发电报，电报称“还有一线机会……从这些人的性格特征和他们首先发表的那些声明来看，他们或许是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纳赛尔分子”。
华盛顿对巴格达内部的明显变化并没有什么印象，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手段。7月18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签署一项双边防卫协议，这让卡希姆迅速稳固了其权力，而且协议还保证，美国对伊拉克的任何入侵行为都将会引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这让美国人停止了入侵伊拉克的打算。那天夜里，杜勒斯告诉法国大使，现在“不可能采取军事手段来改变伊拉克现状”。同时他也对英国作出同样的表示。尽管最近若发动军事进攻，其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但是，政策还是发生了变化。约旦和土耳其主动提出要派兵加入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是，随着卡希姆政权牢牢控制住伊拉克，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考虑采取军事手段。总统解释道，对美国来说，“站在支持其国王的立场来反对其人民”，这不是正确的考虑。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伦敦和华盛顿决定不以武力来推翻卡希姆政权之时，赫鲁晓夫却依然相信，西方对巴格达的入侵迫在眉睫。赫鲁晓夫或许收到了一份情报，或许那仅仅是塔斯社来自外国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显然，这让他更加忧虑西方或其盟友可能会入侵伊拉克。毫无疑问，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并没有探听到所有的消息，即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冲绳岛派到波斯湾和英军从亚丁调到波斯湾，尽管这些情报似乎极有可能泄漏了对伊拉克邻国的意图。7月16日午夜，土耳其给美国人带话，称担心苏联干预伊拉克、约旦或者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政府正在请求美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那天晚些时候，纳赛尔和赫鲁晓夫会谈，土耳其和约旦政府通知英国和美国，在西方的支持下，他们正在作好入侵伊拉克的准备。土耳其人也告诉法国人，其外交部已被苏联情报人员渗透。伦敦和华盛顿一起拒绝了来自安曼和安卡拉的建议，英美再次放弃了入侵伊拉克的企图。但是，其时，莫斯科还不知道西方的谨慎态度。
来自黎巴嫩和约旦的证据也向赫鲁晓夫表明，西方在中东地区的立场正在变得强硬起来。连同7月15日和7月16日开拔的两支部队，美国在黎巴嫩的先遣部队已经达到8000人。英国在约旦有3000多人。消息还说，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在这个关键时期，他非常紧张。7月17日，苏联的一份军事报纸发表了一篇美国第六舰队司令的评论，称美国“实际上准备在地中海任何一个地点登陆”。美国的虚张声势常常让赫鲁晓夫感到烦恼，对他来说，这个声明来得真不是时候。“如果他是一个美国公民，”他声称，“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根据局势的发展，赫鲁晓夫在7月19日星期六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主席团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感觉到这次会议将是苏联处理这场危机的转折点，他邀请了一个录音师到会议现场。中央委员会常务部门的负责人马林通常负责记录有关决定，偶尔还记录会议的讨论，然而，这次会议也产生了一份文字记录，它能很快地被转化成讲话、信件和行动备忘录。赫鲁晓夫认为时机最重要。到目前为止，苏联的警告还没有起作用，谁知道美国、英国或其盟国何时会发动进攻。
赫鲁晓夫的情绪爆发了。他愤怒地口授了一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信中有意使用了那些最能伤害人的比喻，以引起这位前盟军司令的注意。“总统先生，”他口授道，“你发动了侵略。现在你愿意指挥这场地区性的侵略，就像你声明的那样。但是，当希特勒进攻波兰时，也把他发动的侵略视为一场地区冲突。希特勒认为他们将毁灭波兰，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毁灭法国，再后来是苏联。这是他的行为方式，但却导致一场世界大战，也给德国带来了灾难。”赫鲁晓夫强调，作为二战的一个老兵，他和艾森豪威尔都没有权利来忘却那次冲突带来的教训。
尽管异常愤怒，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却并不想威胁要在伊拉克问题上使用核武器。相反，他建议，莫斯科立即向麦克米伦、新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艾森豪威尔直接发出呼吁，建议在安理会的支持下，和他一同举行一次中东问题高峰会谈。
他也希望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苏联领导人有理由相信，艾森豪威尔本人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但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位老英雄可以控制住围绕在其周围的那些鹰派人物，如杜勒斯和尼克松。赫鲁晓夫主张由国际劳工联盟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来阻止西方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企图。
赫鲁晓夫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夸张口吻来结束那封致西方工人阶级的一封信：“世界各地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但是，负责宣传的苏斯洛夫委婉地建议，这句话可能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知道，向英国和美国宣传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还是颇为敏感的。主席团其他委员们支持把宣传的对象从国际无产阶级扩大到包括作家、学生和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群。克里姆林宫最擅长处理外交事务的米高扬也这样主张，他提道，呼吁书中任何含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都将被美国领导人歪曲成对一种不可能发生的政治立场的支持。这句话被删掉了，而草拟了致进步人士和国际劳工阶级的信。
还有人建议要缓和那封给艾森豪威尔信的语气。赫鲁晓夫彻底否定了再加上一句话的建议，那就是提醒各国领导人和世界，苏联并不觊觎中东的财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中东没有物质利益。”他咆哮道。信中没有任何道歉的意味。“这封信必须从一种强烈的立场出发……这里提出我们的呼吁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漠不关心。”他说道，“但是，我们不想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米高扬还提出另外一个建议，赫鲁晓夫也未予采纳。“因为妥协的原因，”赫鲁晓夫说，“我不坚持以希特勒来做比喻。”
正当赫鲁晓夫相信他已经制定出处理这场危机的策略之时，又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激烈挑战，挑战来自克里姆林宫一个斯大林分子的幽灵。为了回应1957年秋军方发出的忧虑，苏军的这位老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宣称，他不喜欢苏联政府在中东将要采取的方针。“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使用那些含有威胁口吻的表达方式，”他说，“如果那样，我们就不能保持中立。”针对苏联政府先前就中东危机发表的两项声明，伏罗希洛夫警告道，若一再发出威胁，其作用就会越来越小。
伏罗希洛夫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重量级人物，或许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物。尽管在苏联家喻户晓，但在其同僚眼中，他却是一个笨拙的政治将军，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未有过出色表现。后来许多历史学家把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苏军的灾难性失败归咎于他。之后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他也犯下许多错误。伏罗希洛夫也没有敏锐的政治感觉。1957年6月，他和那些阴谋集团成员站在一起，反对赫鲁晓夫。之后，他又设法回到了赫鲁晓夫身边，帮助后者在四个月后把朱可夫赶下了台。最近，伏罗洛希夫再次陷入麻烦之中。在芬兰驻巴黎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他承认，苏联欢迎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这个评论冒犯了法国共产党。苏联发出几封外交信件，主席团还予以强烈谴责，才平息了此事。
尽管这个传话者有很多毛病，但伏罗希洛夫的话还是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内一部分人的忧虑，即接受中东的进步政权可能会挑起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没有一个人支持伏罗希洛夫，只是因为他激怒了赫鲁晓夫。但显然，与会的赫鲁晓夫和其他人都不想和华盛顿开战。所有人都相信，保护苏联在中东利益的唯一方法就是以一场任何一方都不需要的战争相威胁。
赫鲁晓夫：如果我们不重提使用武力（来威胁），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在退缩。
伏罗希洛夫：如果我们要重提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应该作一些准备。我们宣布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干预。
赫鲁晓夫：这并不准确。
伏罗希洛夫：这对我们不利。
赫鲁晓夫：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他们在说，“向前走，行动吧，俄国人不会行动的。”
伏罗希洛夫：嗯，他们没有留意我们的声明。他们将继续其同样的政策，那意味着我们应当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不应该进行战争。
赫鲁晓夫：我们不是在谈论宣战的问题，我们是在讨论一封信。我们应该和他们说些什么？“我们恳求你，如果你一口吞下阿拉伯人，然后还要小心不要伤了你的喉咙。”但是，这是这封信要传递的内容。那么，不写这封信最好。
此时，米高扬也认为，保护第三世界新兴的反殖民主义政权也是苏联的利益所在，倾向于赫鲁晓夫的保护主张。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就是否出兵巴格达而在进行辩论，其结果取决于对苏联意愿的评估，即苏联是否有意为保护伊拉克而介入一场战争。为了以一种有益于苏联利益的方式影响辩论结果，米高扬认为，美国人“应当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但是伏罗希洛夫却并不屈服。他也相信西方要决心入侵伊拉克以推翻这场革命。所以，重复这种誓言不是旁观者的看法，苏联正在把自己置于一种境地，那就是既要打一场自己不愿打的战争，又不得不耻辱地作出让步。赫鲁晓夫反对这种逻辑：“我们将不得不重提使用武力；要么我们沉默不语，让他们占我们的便宜。”
伏罗希洛夫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被激怒的赫鲁晓夫向他问道：“你没有读那些文件？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到底说了什么？”他替伏罗希洛夫做了回答：“他威胁他有足够的力量。”赫鲁晓夫问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其目的就是要吓倒我们。”伏罗希洛夫意识到，他已经被打了一巴掌。“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赫鲁晓夫回答道，“所以，我们应该那么说。”
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这些信尽快送给西方国家领导人。“两点钟送出去最好，”他说道，“但是，如果能在一点五十分送出去更好。”他准备提议六国领导人在7月22日召开日内瓦会议。如果还想希望安排这次会议的话，所剩时间已经不多。因此，他指示通过莫斯科电台来发送这些信件。这是传递严肃外交信件的一种非传统方式。西方通常预计莫斯科电台只会做政治宣传，危险的是，这些信会被同样视为一种政治宣传。然而，赫鲁晓夫相信，华盛顿仍在考虑入侵伊拉克，“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来避免战争。”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一周后，中东危机接近尾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显得颇为沮丧。伊拉克的革命党人已经牢牢控制了政府。约旦和科威特的命运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那些不太稳固的阿拉伯政权中，只有黎巴嫩政权目前似乎还算稳定。以纳赛尔主义形式呈现出的苏联威胁依然存在。欧洲对赫鲁晓夫7月19日信件的反应，只能让杜勒斯更加失望。那些内容几乎相同、仿佛聊天似的信件也同样以广播形式传送给了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引起华盛顿盟友的不安。尤其英国，叫嚣召开峰会来阻止超级大国的冲突。令人沮丧的是，苏联如此虚弱，而赫鲁晓夫却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杜勒斯试图让那些和其国内民众有着同样忧虑的英国官员们来考虑更大范围的冷战。他和英国大使胡德勋爵在其居所饮酒，后者对来自苏联的不安颇为忧虑。最近数月来，美国间谍飞机的侦察已经证实，尽管担心两国轰炸机的差距可能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面发展，但事实正好相反。因为没有制造足够多的远程轰炸机，苏联人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如果他们也缺少远程导弹，那么苏联人就不能和美国人开战，而且取胜。杜勒斯开始考虑，对华盛顿来说，这个机遇意味着什么。“我们将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或许我们没有利用这些有利形势的胆量。”杜勒斯对华盛顿没有一个人准备和莫斯科开战而感到伤心，尽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公平的机会”，他补充道，“我们的继任者，从现在开始算起的十年后，可能得为此付出代价。”
艾森豪威尔既没有杜勒斯的沮丧感，也没有英国的那种警觉。到7月20日，对他来说，危机似乎已经没有威胁了。由于遭遇来自夏蒙政权反对派的武装抵抗，美国在黎巴嫩遭受了一些轻微的伤亡，谈判仍在进行，以缓和夏蒙下台的压力。赫鲁晓夫7月19日的信丝毫也没有让总统的自信心发生改变。苏联人似乎已经接受了美国出兵黎巴嫩的现实。赫鲁晓夫最担心的似乎是英美联合进攻伊拉克，而两国政府已经打消这个念头。如果有这些有利因素，那么，对白宫来说，就没有理由来举行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高峰会谈。对美国或者其地区盟友来说，这样的会谈不会取得积极成果，只会给苏联人提供一次绝好的机会再来批评美国的政策。
7月21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鼓励苏联人利用安理会来解决他们的争议。美国准备在安理会上来讨论中东问题，但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来举行一次包括印度在内的特殊的大国会议。7月22日晚这封信被交给苏联驻美大使，直到7月23日赫鲁晓夫才看到信。
等待美国人作出回应之时，赫鲁晓夫要求克里姆林宫考虑加强伊拉克政权的办法。纳赛尔早已警告过，伊拉克的军力很弱。但是，截至目前，赫鲁晓夫还没有考虑要帮助卡希姆来加强其军事力量，那可能会引发西方的敌意。7月25日，苏军总参谋长索科罗夫斯基和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一份以苏制武器装备两个伊拉克步兵师的应急计划，要求一个月内把所有武器交给伊拉克人。这批武器包括55辆装甲运兵车、100辆坦克，还有一大批苏制火炮零件、步枪、机枪和弹药。苏联并不和伊拉克接壤，这批武器将在叙利亚港口卸货，尔后由陆路运至巴格达。“伊拉克政权内部有分歧。”就是否转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纳赛尔这样解释道。他还说，伊拉克人不想“让美国、英国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国家知道武器直接来自苏联”。从埃及的态度上，莫斯科觉察出，纳赛尔在担心克里姆林宫和巴格达建立直接关系的后果。埃及似乎希望不久伊拉克和叙利亚一同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它不想让任何人来鼓励巴格达独立行事。事实证明，伊拉克同意直接从苏联接受军事援助。
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援助的方式问题解决后，赫鲁晓夫又被来自世界另外一个地区的挑战所吸引。伊拉克革命之前，赫鲁晓夫就把中苏关系当成7月份的头等大事，现在，这个问题又凸现出来。他想把中国拉入一个新联盟的努力又出现了意外。
很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在北京遇到的困难和在伊拉克遭遇的麻烦一样，都是他提出削减军费开支后而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赫鲁晓夫认为，比起远程轰炸机，核潜艇将是保卫苏联全球利益最经济的一种方式。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苏联潜艇部署在太平洋。一旦发生战争，苏联远东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将极易遭到北约的封锁。赫鲁晓夫转向毛泽东，看是否可使用中国港口，至少在战时使用。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允许莫斯科沿中国海岸建立无线电台，以便和苏联太平洋舰队保持联系。
然而，伊拉克事件平息后，赫鲁晓夫并没有处理好中国的敏感情绪问题。7月15日，克里姆林宫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请求在装备中国现代化海军方面给予援助。数月来，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已经鼓励中国请求苏联予以军事援助。这些顾问们并不只是在设法帮助中国。1957年朱可夫下台后，赫鲁晓夫要改变海军结构的努力已经在苏联国内引发一场争论，这些苏联军事顾问们试图把中国拉到他们一边，以反对赫鲁晓夫缩减海军规模的意图。
苏联军事代表正在让苏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并不令人吃惊。赫鲁晓夫和军方的关系紧张起来，他开始不相信军方人士的建议。1958年5月，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开玩笑并警告道，军官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不喜欢的武器系统，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通常会夸大面临的威胁。
赫鲁晓夫的错误是，他没有遵循最初的计划向毛泽东发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本来应由更为谨慎的米高扬起草。而是自作主张，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帕维尔·尤金[9]向毛泽东带去口信。无论尤金大使告诉毛泽东什么，都会让毛泽东不快。毛泽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赫鲁晓夫认为，大使能和他说话，仿佛毛泽东是苏联的附庸。本该是赫鲁晓夫请求中国帮助以达到为其海军设立电台的目的，但毛泽东却把它理解成苏联要求中国加入一个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中苏太平洋联合舰队。
7月22日，尤金大使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绝望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对这项要求，把它视为“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毛泽东有一个坏习惯，总把苏联的行为看成沙俄的行为，这总是困扰着赫鲁晓夫。现在，毛泽东要求举行一次高峰会谈来讨论这个带有侮辱性的“中苏联合舰队”的请求，还要抱怨一些苏联顾问在中国的行为，商讨苏联在中国犯过的那些错误。
再清楚不过的是，毛泽东不仅误解了赫鲁晓夫的目的，而且他似乎把这个要求看成是居心不良的俄国人企图攫取中国的主权。历史学者陈兼认为，即使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多疑，在1958年，他也会对他所觉察到的挑战感到特别敏感，那是对中国主权和革命领导人权威的挑战。和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也刚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那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采取广泛而又激进的措施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消灭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
对此造成的后果，让赫鲁晓夫感到吃惊。但是，起初他还认为他不得不拒绝毛泽东马上举行会谈的要求。中东局势每天还在变化。“我们倾向于会谈，但是，形势还不允许。”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外交部向毛泽东写信。在收到艾森豪威尔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建议后，赫鲁晓夫坚持其想法，希望或许应在纽约举行一次峰会。从情报来源知道，尽管美国有些勉强，但至少法国政府正在施加压力，要求举行某种形式的超级大国峰会。
四天后，在和艾森豪威尔再次交换两封信件后，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赫鲁晓夫认为，既然尽早在纽约召开一次峰会来讨论中东局势已不大现实，那么，他认为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毛泽东。莫斯科使用特殊的高频电话线路和其主要的驻外使馆保持着联系。7月28日，他给驻北京的尤金大使打电话，要其立即安排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他建议在7月30日开始会谈，是否为正式访问，由中方来决定。
电话接通时，毛泽东还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按照日程，次日他将在北京以东250英里的北戴河召开一次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助手会见了尤金大使。当周恩来知道苏联大使的要求后，他很清楚，要先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才能答复赫鲁晓夫。他离开苏联大使馆去联系毛泽东。一小时后，他带着毛泽东的答复回来了。中国欢迎赫鲁晓夫在7月30日访华。
1958年7月，对赫鲁晓夫来说，参加这次峰会是一件棘手的事。毛泽东拒绝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即苏联大使误解了其口信。赫鲁晓夫艰难地向毛泽东解释道，他从事的军事改革将会加强保护盟国的能力，也包括中国。他回忆了自己的成功，即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他炫耀苏联的中程导弹可以毁灭英国和法国。“危机期间，我们给艾登和居伊·摩勒写信”，赫鲁晓夫说，“既然我们拥有中程导弹，我们也正在卡着美国的喉咙。他们认为导弹打不到美国。”他解释道，正是这个关键的措施才挽救了伊拉克政权。
毛泽东对莫斯科处理伊拉克面临的威胁非常感兴趣。伊拉克危机不但是对苏联保护一个盟国意志的考验，也可以借此深入了解美国接受反对其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现状改变的意志。对于西方的让步，毛泽东显得比赫鲁晓夫更为乐观。7月17日，北京已经和莫斯科一道承认了伊拉克新政权，而且还警告道，“侵略者依靠炮舰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毛泽东对英美要联合入侵伊拉克感到怀疑。他确信，伦敦和华盛顿明白，接下去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虽然赫鲁晓夫在理论上同意这种说法，但毛泽东不太相信他能在中东能遏制住美国。
毛泽东的预言被证明极富洞察力。赫鲁晓夫访华期间，美英正在考虑承认伊拉克政权，英国更急于这么做。卡希姆似乎不急于让伊拉克加入纳赛尔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既然已经相信他是一个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麦克米伦就主张承认伊拉克政权，以此作为离间巴格达和开罗联姻的一个策略。美国人还不想急于承认卡希姆政权，部分原因是不愿意让土耳其和伊朗感到失望。但最终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同意了伦敦的看法，即已经无法避免和卡希姆政权进行直接接触。8月3日，和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之前，赫鲁晓夫得悉美国和英国已经承认伊拉克政权。“这是他们吞下的一枚苦果。”赫鲁晓夫得意地说。
和赫鲁晓夫不同，听到自己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并不高兴。中国领导人不想让这场伊拉克危机持续时间过长。他担心，在联合国峰会上，赫鲁晓夫可能会利用这种承认来保护伊拉克政权。毛泽东有自己的计划，他要给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制造麻烦。他不想让苏联人以保证台湾海峡和平这个承诺来保证中东的和平。
莫斯科在中东外交上取得的成功，缓和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北京会谈的成果。最后，赫鲁晓夫达到了为苏联潜艇部队建立电台的目的，这是新战略的一个关键步骤。然而，中国并未同意他利用港口设施的要求。他能得到的最好承诺是，中国答应在战时对苏联开放从天津到越南以北的沿海港口。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离开时，他感觉到中国仍然接受了他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莫斯科庆祝在波斯湾取得的胜利。因为相信美国早前确实准备入侵伊拉克，赫鲁晓夫认为他的公开或秘密的威胁政策让艾森豪威尔止步不前。因为不知道7月18日英美已取消入侵伊拉克的计划，莫斯科把伦敦和华盛顿承认伊拉克政权视为美国干预威胁的结束。赫鲁晓夫现在不再对中东问题的峰会感兴趣。
“现在我们已处在近东和中东斗争的第二个阶段，”赫鲁晓夫在次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说，“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策略是要保护处于革命初期的伊拉克。”第二个阶段是要巩固这次取得的胜利。
赫鲁晓夫不再认为有必要和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举行一次峰会。“当初我们建议举行峰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问道，“就是要避免中东发生战争，不让伊拉克垮掉。”为了提醒主席团委员们注意，为什么对莫斯科来说伊拉克是这次危机的中心，赫鲁晓夫说道：“从维护我们国家的声望出发，伊拉克的垮台就是对我们政策的攻击。伊拉克垮掉了，然后是埃及和叙利亚。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自决运动来说，那将是一个倒退。”
对伊拉克的担心已经过去，赫鲁晓夫确定了下一阶段的斗争原则：“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和约旦。”他不认为要到纽约或日内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也不认为这件事需要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或戴高乐的出席。回想起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赫鲁晓夫想知道自己是否确实想参加安理会会议，“如果按字母排座，那将意味着我不得不坐在蒋介石的旁边？”当被告诉其座位在蒋介石之后时，他说道：“那将是很糟糕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我会扮演一个很糟糕的角色。”
然而，赫鲁晓夫不需要中国来告诉他，此时他不想或不需要围绕美国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而组织一次安理会讨论。通过高级别的谈判来寻求和西方建立良好关系正是苏联的政策。但是，美国人要做好准备，双方要就一些广泛的议题达成共识，包括从德国的未来考虑而提出裁军问题，这样才能召开一次峰会。“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和艾森豪威尔会谈？”他大声说道，“去大声嚷嚷他是一个婊子养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但其他的还不清楚。现在会谈的基础还不够宽泛，实际上只会遭受损失。”
赫鲁晓夫对这些事件在中东已经显现出的方向感到极为兴奋。8月4日，他向主席团委员们解释道，莫斯科还不能确定未来卡希姆政权的走向，也不能保证巴格达将会继续听苏联的建议或它们会和伊拉克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然而，他对卡希姆印象深刻，卡希姆遵循了莫斯科通过纳赛尔带给他的劝告，而且也重申了伊拉克以前承担的所有责任。6个月以来，巴格达确实没有正式离开巴格达条约组织。8月底，卡希姆巧妙地向莫斯科发出信号，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准备和伊拉克共产党一起共事。这也加深了赫鲁晓夫的成就感。“我不是那种害怕共产党宣传的人。”卡希姆对新任苏联驻伊大使如此说道。在这次会谈中，他同样也表明了对莫斯科的信任。他承认缺乏一个情报机构，要求克里姆林宫“以一种秘密方式来告诉他殖民主义者及其帮凶在伊拉克和其邻国玩弄的阴谋”。
事实证明，苏联领导人不必去纽约或其他地方来达到让西方国家从黎巴嫩撤军的目标。从一开始，美国的军事干预就不受黎巴嫩人的欢迎。事实上，美国驻黎巴嫩大使罗伯特·麦克林顿[10]几乎都要冲下大海去阻止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陆。随着紧张局势的缓和，夏蒙最后同意下台，主要的穆斯林候选人、陆军参谋长被推选来接替夏蒙。英国也减少了在约旦的驻军。但是，一旦美国开始从黎巴嫩撤军，那么，英国也要撤军。10月25日，最后一批美军和英军分别撤离黎巴嫩和约旦。赫鲁晓夫认为取得了第二阶段斗争的胜利。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伊拉克的危机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从赫鲁晓夫的观点出发，高声调的警告带来了巨大成功。其政策是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伊拉克的命运是这一政策的核心。如果没有战争，他确信美国或许不会允许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垮台。就是这种信念让他夸大了对1958年夏天美国进行军事冒险的担心。然而，一场让美国讨厌的革命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如果没有英美的干预，巴格达条约组织就会垮台。18个月以来，赫鲁晓夫再次相信，正因为担心苏联的实力，这才阻止了强大的西方消灭其第三世界新盟友的企图。
2003年，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会议记录档案开放。至此，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才知道，赫鲁晓夫对1958年伊拉克危机的看法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当时，赫鲁晓夫的政策似乎可以从他没有能力组织一次峰会判断出来。伦敦和华盛顿都认为，那年夏天中东紧张局势所引发的后果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一次重大失败。1958年8月，危机期间会见毛泽东的消息泄露给了西方，这个消息只会让人们更相信，出于软弱，赫鲁晓夫只好从自己要求召开的高峰会谈中后退。西方外交观察家们认为，赫鲁晓夫似乎确实被中国吓唬住了，中国人不想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纽约的会议中美化蒋介石。
西方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伊拉克革命的幸存为赫鲁晓夫赢得了极大的自信。西方分析家没有感受到克里姆林宫的胜利感，反而却预言赫鲁晓夫将会下台，因为艾森豪威尔和毛泽东已经粉碎了他召开一次大国峰会的梦想。一个老练的西方外交官告诉《纽约时报》，“如果不是在作出轻率的预言，那么或许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确实，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它不是以西方人所预言的方式结束的。
[1]阿卜德·卡里姆·卡希姆·穆罕默德·巴克·法德利·祖拜迪（Abdal-KarimQasimMuhammadBakral-Fadhlial-Zubaidi，1914年11月21日——1963年2月9日），伊拉克政治家。出身于逊尼派穆斯林农民家庭。1934年入伍。曾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东战争。1957年起在军队中领导多个反对派团体。1958年发动“七·一四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并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1958—1963年任总理。1963年在复兴党发动的所谓“斋月革命”中遇害。
[2]卡米尔·尼米·夏蒙（CamilleNimrChamoun，1900年4月3日——1987年8月7日），黎巴嫩政治家。出身于马龙派家庭。1934年加入宪政集团。1934—1952年、1960—1964年、1968—1987年任国会议员。1946—1947年任财政部长。1952—1958年任总统。1958年创立全国自由党，并于1958—1987年任党魁。此后在内阁中担任多个重要职位。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参与创立了民兵组织“黎巴嫩阵线”，并于1976—1979年任主席。1984—1987年任民族团结政府副总理。1987年去世。
[3]侯赛因·本·塔拉勒（HusseinbinTalal，1935年11月14日——1999年2月7日），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1952年8月11日——1999年2月7日期间在位。
[4]内森·法拉吉·特文宁（NathanFarragutTwining，1897年10月11日——1982年3月29日），美国空军四星上将。1915—1917年期间服役于国民警卫队。1917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1945年任南太平洋盟军空军参谋长。1945—1947年任空军装备司令部司令。1947—1950年任阿拉斯加空军司令。1950—1953年任空军副参谋长。1953—1957年任空军参谋长。1957—1960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0年退役。
[5]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第一代斯多克东伯爵（MauriceHaroldMacmillan，1stEarlofStockton，1894年2月10日——1986年12月29日），早年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4年入伍，在法国地区作战。战后加入保守党。1924—1929年、1931—1945年、1945—1964年任下议院议员。1940—1942年任供应部议会秘书。1942年任副殖民地大臣。1942—1945年任驻地中海大臣。1945年任航空大臣。1951—1954年任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1954—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年4—12月任外交大臣。1955—1957年任财政大臣。1957—1963年任首相。1960—1986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63年因病辞职。1964年退休。1984年被封为伯爵。1984—1986年任上议院议员。1986年逝世。
[6]格奥尔吉·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ГеоргийНикитовичБольшаков，1922年？月？日——1989年3月30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早年参加了格鲁乌。1951—1955年期间以塔斯社驻华盛顿记者的名义从事秘密工作。1958—1962年任《苏联》杂志副主编，期间充当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中间人。1962年奉召回国并离开格鲁乌。此后曾在《诺沃斯蒂新闻社》和《苏联》杂志工作。
[7]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Raymond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1957年2月2日），美国共和党政客。早年担任律师。1940—1947年任威斯康星州巡回法院法官。1942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和布干维尔作战，期间炮制了许多“军事英雄主义”的谎言。1945年退役。1947—195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3—1955年任政府运作委员会主席。在任期间曾为党卫军辩护，反对同性恋，并大肆宣传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并因此于1954年在参议院遭到谴责。此后长期酗酒和吸毒。1957年病死。
[8]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EdgarHoover，1895年1月1日——1972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17年进入司法部工作。1919年加入调查局，积极迫害左翼人士。1921—1924年任调查局助理局长。1924—1935年任调查局局长。1935年调查局更名为联邦调查局后，于1935—1972年继续担任局长。1972年去世。
[9]帕维尔·费多洛维奇·尤金（ПавелФёдоровичЮдин，1899年8月26日——1968年4月10日），苏联哲学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1年在红军工作。1930年发起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副部长。1939—1944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1959年任驻中国大使。1961—196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10]罗伯特·M.麦克林顿（RobertM.McClintock，1909年8月30日——1976年11月1日），美国外交官。193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4—1956年任驻柬埔寨大使。1957—1961年任驻黎巴嫩大使。1962—1964年任驻阿根廷大使。1970—1975年任驻委内瑞拉大使。1976年死于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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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赫鲁晓夫的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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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赫鲁晓夫的彗星”
1956年底，中央情报局送给艾森豪威尔一组间谍照片，以便让他对苏伊士运河的总体情况有所了解。纳赛尔已经把一些大型船只沉入运河，以报复英法的进攻。既然战争已经过去，艾森豪威尔要求看看苏伊士运河所遭受的损失。
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很整齐，他不让把这块放满间谍照片的板子放在桌子上，甚至也不让放在桌子旁边的画架上，而要情报分析员把照片放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地板上，这让那位情报分析员颇为吃惊。然后，艾森豪威尔跪在地板上看这些照片。所看到的一切又触发了他那人人皆知的脾气。“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当停下来看着一艘艘被损坏的船只时，他喃喃自语道。50多艘船只阻塞了苏伊士运河，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海上通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如果不是英法入侵埃及，纳赛尔绝不会关闭苏伊士运河。开罗最需要的就是船只通行费。确实，埃及人一直在辛勤而有效率地工作着，以清理那些阻塞物。尽管他们作了许多努力，但直到1957年4月，运河才得以开通。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象征着1956年西方在中东地区所遭受的伤害——自己造成的一种伤害。尽管在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方面美国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但结果是，美国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感激。艾森豪威尔由此也确信，赫鲁晓夫已经是一个更大的胜利者了。因为公然要推翻纳赛尔政权，这让法国和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大大降低，由此产生了权力真空，而克里姆林宫正好来填补这个空缺。
艾森豪威尔的行为已经表明，他理解埃及人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感情，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纳赛尔。到1957年，白宫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纳赛尔不是西方的走狗，也不是共产主义势力的代表。他是一个政治动物，他要和冷战中的任何一方来讨价还价，以达到他认为埃及需要达到的目的。的确，若仔细观察1954年以来纳赛尔的行为，就会发现，尽管也和克里姆林宫合作，但这位埃及领导人更喜欢和美国人合作。1955年，纳赛尔一直拖延不买苏联武器，就是要看美国人是否会来中止这笔私下达成的交易。1956年初，纳赛尔的代表历时数月和美国人谈判，以取得数千万美元的贷款建设阿斯旺水坝，而美国人则草率地中止了这些谈判。之后，在英法联军进攻埃及的前夜，纳赛尔又向华盛顿提出一项秘密请求，要求美国予以外交支持，以便他不再求助于赫鲁晓夫。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埃及实现停火之后，纳赛尔再次表明要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如果纳赛尔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那么，它就是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意识。
然而，冷战扭曲了艾森豪威尔看待中东地区的视角，以至于美国政府让自己相信，在纳赛尔的帮助下，1957年，共产主义成为决定这个地区进程的主要政治力量。如果美国无所作为，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会认为，苏联将会很快填补由于英法失败而出现的政治真空。艾森豪威尔也开始相信，苏联人想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加剧了总统对这个地区未来的忧虑感，前者总是先于其主人——艾森豪威尔而意识到来自苏联威胁，却很少考虑阿拉伯的民族主义现象。
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一项政治攻势，以适应这种已意识到的对中东地区的威胁。在一封提交国会的特别声明中，他正式把美国的保护范围延伸到整个中东地区。这个声明马上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它确立了美国的承诺，即鉴于“日益加剧的来自国际共产主义的危险”，美国对“中东整个地区的任何国家或集团”予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尽管不是直接的军事干预）。就像艾森豪威尔事后所解释的那样，其目的是要显示美国政府“封锁苏联的决心，不让其染指地中海地区、苏伊士运河、输油管道，以及那些石油资源，这些石油正是西欧居民和工厂所需要的燃料”。如果这一声明能把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这个新目标结合起来，那么，它或许会在阿拉伯地区赢得更多人的赞同。然而，在如此激烈地追逐苏联这个怪物时，美国却发出这样一种信息：它开始摆脱其在中东地区所扮演的传统角色——诚实的掮客。1950年代中期，像纳赛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已经转向华盛顿，以此作为对抗大英帝国利益要求的砝码。现在，华盛顿在大声讲话，仿佛它旨在成为中东地区英国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错误地解读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力量，不久就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更加复杂化，从而也给赫鲁晓夫在这里扩大苏联影响提供了机会。
无论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政府，对莫斯科的目的和能力的判断都存在重大失误。1957年1月的克里姆林宫根本无意于在中东或其他地区采取一种外交攻势。在过去的多事之秋，匈牙利和埃及这双重危机已经对苏联的自信心和赫鲁晓夫的领导权威造成了严重伤害。尽管苏军成功地镇压匈牙利起义，赫鲁晓夫运用核恐吓手法把埃及从失败的境地中成功地挽救出来，但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中的卓越才能还有待于严峻的考验。幸运的是，他的同事并不认可1956年底所犯的错误。1955年在赫鲁晓夫手下失势的那些人，则指责他甚至想和纳吉·伊姆雷在政治上和解。两年来，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一直在埋怨赫鲁晓夫在处理外国共产党的事务上过于幼稚，如铁托，后者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想与莫斯科脱离关系。纳吉试图让匈牙利脱离华约，并且支持匈牙利学生的要求，重新审视与莫斯科的关系。这时，莫洛托夫感到自己是正确的。1920年代以来，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一直都是克里姆林宫领导阶层的一员，他和马林科夫都同意莫洛托夫的观点。
对于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和那些克里姆林宫里的当权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他们都想找出社会主义在东欧失败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在内，这些人都没有从内心深处来反省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由的缺失造成了东欧政府的脆弱。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地区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归咎到西方的阴谋，而这是一个好借口，可以让他们回避有关1956年10月那些事件所涉及的尖锐问题。相反，主席团大多数人则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因为波兰和匈牙利政府未能向其公民提供适当的生活标准，从而导致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
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也告诉莫斯科，苏联自身也会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发生政治动乱。这一点虽然没有说出来，却成为共识。苏军镇压布达佩斯起义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赫鲁晓夫就要求再次审核1957年的预算。这是1956年宣布的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二年。他建议立即投资建设苏联的民用住宅，还建议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提高苏联工人的福利待遇。尽管注入这笔资金要给苏联预算增加额外的压力，但围绕这个建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达成一致。对预算的任何疑虑都远不如这个信念重要，即苏联的生活水准，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准一定要提高，以防发生政治动乱。
从克里姆林宫对待国内异议人士的强硬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当赫鲁晓夫建议在苏联展开对“反苏和敌对因素”的镇压活动时，他并没有遇到反对者。他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专门委员会再次审核对政治案件的判决处罚。自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很快解散了大多数遍布全国各地的劳改集中营——古拉格系统。多亏了赫鲁晓夫实行的非斯大林化政策，使250万古拉格囚犯中的绝大多数得以释放。匈牙利的政治动乱并没有促使赫鲁晓夫来重新恢复这个劳改体系，但是，却对赫鲁晓夫现在所关切的事情产生作用：也许他过于宽松了。“我们很害怕，确实很害怕。”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们担心解冻的冰雪或许会融化为一股洪水，我们可能无法控制它，我们也会被淹没。”1956年12月，赫鲁晓夫颇感纳闷，那些应当和普通民众隔离开的危险政治人物是否都被释放了。“对于那些已经从监狱或流放地释放的人来说，”他在12月6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承认，“有些人就不应当被释放。”看到匈牙利工人领导学生运动的情况后，赫鲁晓夫非常着急，他要避免让那些心怀不满的苏联工人在国内找到同样也反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
1957年，赫鲁晓夫和那些批评他的人都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有意见。赫鲁晓夫建议克格勃和内务部要努力工作，以肃清持不同政见者，对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都一致同意。马林科夫还抱怨说，苏联宣传部门的力量太小了。他认为，若要承认苏联生活水准不高，那很危险。甚至马林科夫也大讲要加强对人民进行“党的世界观”的教育，认为这很重要。此后不久，一些苏联士兵和公民开始在那些仅存不多的集中营里服刑了，他们被认为同情匈牙利的改革者。
按照华盛顿对克里姆林宫的评估，当英法联军对埃及的干涉失败后，克里姆林宫的自信心又得以恢复。令人费解的是，1957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委员似乎都认同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即他没有处理好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些斯大林分子，还有一些年轻的领导人，都把这次危机归咎于赫鲁晓夫，因为后者要急于加大苏联对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所做的承诺。甚至赫鲁晓夫的朋友和政治盟友米高扬也和那些人站在一起，他认为，对苏联来说，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不必要的。
艾森豪威尔公开承诺要打击中东地区的共产主义势力，这对埃及赢得新的支持起到暂时作用。在克里姆林宫，甚至有一些领导人把纳赛尔看作是最不值得信任的盟友，他把莫斯科拖入了一场没有必要的危机之中。埃及人近来转而要求苏联人低价出售产品，以此来提供军事援助，以便重新恢复苏伊士危机之后造成的损失。单是价格问题就让苏联人止步不前。克里姆林宫一直都在担心：纳赛尔会用这些武器来做什么。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前，赫鲁晓夫就已警告过纳赛尔，不要把军备扩大到挑衅势力强大的西方大国的程度。然而，伴随着艾森豪威尔的挑战，过去连向纳赛尔提供军事援助都显得小心翼翼的人们，现在也开始支持一项武器交易。1月31日，美国总统发布官方声明仅仅过去一个多月，莫斯科就同意和开罗进行一笔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一揽子武器交易。
这不过是一种态度，它要向美国人表明，苏联不害怕美国发表的新声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多数委员都反对在中东冒险。赫鲁晓夫不想只卖武器给阿拉伯人，他还有更多的打算。很快，他就清楚，在回应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挑战上，他的那些克里姆林宫同事都有所收敛，不会走得很远。尽管人们怀疑赫鲁晓夫的政策是在帮助阿拉伯人，而不是帮助他们自己，但是，鉴于苏伊士危机，克里姆林宫还是形成共识，不应该让苏联军队被迫卷入中东战争之中。
在克里姆林宫如何回应叙利亚的麻烦事这个问题上，这些企图就暴露出来了。自从1956年苏叙双边关系升温以来，大马士革就一直担心西方会报复它。当艾森豪威尔宣言发表后，叙利亚人相信，美国政府将很快会入侵他们的国家。1957年3月，叙利亚人要求苏联人作出承诺，派出一支志愿飞行员队伍到埃及或叙利亚。克里姆林宫回复道，尽管它将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武器，但派志愿飞行员“可能会给阿拉伯国家和苏联都带来负面效果”。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一直都怀疑和埃及的关系，这时他们带头反对苏联给叙利亚提供更多援助。
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没有支持赫鲁晓夫的中东倡议，尽管对此非常失望，但他也同意那种看法，即现在还不能做那些可能会刺激美国人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解释道。1957年4月，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主持了一次讨论当时国际力量平衡的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讲了这番话。他们两人都相信，因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有疑心，它们都在舔舐着由1956年的那些大事件造成的创伤。因此，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莫斯科经历了匈牙利的失败，而西方则失去了埃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看到，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保持着这种不稳定的和平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比以前更为脆弱。在此条件下，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必须要努力实现某种形式的裁军。
接下来，赫鲁晓夫还想调整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所持的立场，1955年以来这个委员会就一直在讨论大国的裁军事宜。就像当年争取向叙利亚提供更多援助一样，赫鲁晓夫的这一努力也遭到强烈反对。美国刚刚宣布，单方面裁减其军队规模，赫鲁晓夫把它视为一种希望的象征。“假如敌人准备做实质性的让步，”他申辩道，“我们就不该那么僵硬。”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因裁军问题而产生一道深深的裂痕。当然，赫鲁晓夫也发现自己与莫洛托夫意见不同。马林科夫过去经常支持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渐渐地，他也对主动和西方达成协议的态度变得谨慎起来。
然而，最明显的反对是赫鲁晓夫和苏联军方之间有关裁军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在朱可夫元帅的领导下，苏军采取支持裁军的立场。苏军的承诺根本不同于其对手——美国五角大楼的立场，后者对艾森豪威尔开放空域的计划持谨慎态度。苏联之所以承诺裁军，还是出于对战略情报的考虑。朱可夫的军事情报参谋长不能提供有关北约欧洲基地军事潜力方面的情报，苏联人还无法生产出他们自己的U-2侦察飞机，间谍卫星还在设想之中。技术上还无法满足苏军的需要，而外交上则可以。凭借军方的大力支持，在1956年11月的伦敦裁军谈判中，苏联代表团提出一个方案：对介于巴黎和苏波边境之间的1600公里空域实施侦察监视。在下一轮的裁军谈判中，苏联军方希望走得更远，或许可以允许对更远一些的苏联部分空域进行监视，以此来让美国对苏联飞机开放部分空域。
与援助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不同，从1957年4月以来，在克里姆林宫裁军问题的讨论中，赫鲁晓夫似乎取得了胜利。其结果就是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人事安排上遭到失败，赫鲁晓夫和苏联军方达成了有利于自己的单边妥协。这个新政策就是双方要接受裁减北约和华约军队规模，暂停核试验两年。赫鲁晓夫向朱可夫承认，苏联将第一次开放其部分空域，但是，他会设法把它包装在一个谈判方案中，而他知道西方绝不会接受这个方案。要被开放的空域是西伯利亚，那里没有导弹发射场，也没有几处战略空军基地。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将要求美国允许监视其西部各州空域。他知道，美国人正计划在那里部署其洲际弹道导弹，那里也有许多战略空军基地。与其说是让步，不如说他根本就没有作出任何退让。
赫鲁晓夫没有机会来体会他成功改变苏联裁军政策的喜悦。他已经赢得了那场战役，但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表明，要想取得类似的胜利会变得越来越难。1957年冬末春初，鉴于匈牙利发生的危机，在如何满足苏联国内需求的问题上，已很难达成明显一致的意见。最典型的是，从对提高苏联生活水准的一系列倡议中的回应中，赫鲁晓夫很快就发现，他正在考验苏联领导层，特别是他最亲近的那些盟友的耐心。1957年3月，他不得不劝说克里姆林宫发起一场全面改变苏联工业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不幸的是，苏联工业效益低下，赫鲁晓夫断定，这正是放松对各加盟共和国工厂实施监督的时机。实际上，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各部委有许多盟友，这意味着要把其盟友的权力转移给赫鲁晓夫的盟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地方领导人的手中。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当然反对这项改革。但是，幸亏那些中央主席团的年轻委员，还有他忠诚的盟友米高扬投票支持，赫鲁晓夫才再次取得胜利。假如他冲动就此为止，那么，就像裁军问题一样，他也会就这件事所遇到的政治暗礁进行协商。然而，赫鲁晓夫过于性急，以至于他要推进更多改革。
1957年，农村经济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亮点。自从赫鲁晓夫号召在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进行垦荒以来，三年来，苏联农业生产增产显著。1954～1956年，共开垦耕地137万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纽约和俄亥俄三个州的总面积。农业收成也极大。1956年秋，无论是俄罗斯南部已开发的黑土地带，还是新开垦的土地，都获得大丰收。农业收入比1955年提高20％，比斯大林执政最后三年——1949～1953年的平均收入几乎提高55％。最让赫鲁晓夫满意的是统计数字，苏联一半的谷物产量来自新开垦的耕地。来自牧场的消息同样令人振奋。自斯大林死后，肉类产量增长162％，奶产品提高105％。现在，这个有着近两亿人口的国家仍然不能实现食物自给，但是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在这个政治局势不确定的时期，赫鲁晓夫急于要告诉苏联人民一个好消息。1957年冬春之际，赫鲁晓夫在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小麦和棉花产区开始了一系列公开访问，非常成功。见到的农民都很热情，这种热情和他自己的成就感混杂在一起，让赫鲁晓夫陶醉其中。沿途每停留一次，赫鲁晓夫都要和自己比赛，他要发表更富有色彩和雄心的讲话。俄罗斯西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是小麦和牲畜主产区，3月8日他宣布，苏联最主要经济目标是“赶上并超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天后，在稍北边的顿河畔罗斯托夫，他猛烈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分子，指责他们错误地预测苏联要发生一场农业危机。但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声明是在两个月以后的5月22日发表的，在重复了在克拉斯诺达尔为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后，他预言道：“到1960年我们将能赶上美国的人均肉类产量。”赫鲁晓夫在许诺几乎要把苏联的肉类产量提高三倍。
消息传到莫斯科，赶超发达国家的保证让他那些最严肃的对手们都要发疯了。在赫鲁晓夫从克拉斯诺达尔回来后召开的第一次领导人会议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毫不掩饰其愤怒。他们严肃地提醒他，没有根据来相信，在不久的某个时候，苏联的肉类生产能超过美国，更不要说只用三年时间。“你讲得太多了！”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他们对他大喊大叫。
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最大错误就是不向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打招呼，而擅自用整个国家的声誉来做保证。其行为激怒的不止是斯大林分子，甚至连其追随者们也相信，在制定苏联发展目标之前，赫鲁晓夫应当首先和中央主席团协商，然后在中央全会上再与经济规划人员商议。而5月22日的讲话提到了工业改革，它再次提醒人们，赫鲁晓夫过于任性，有一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如果任由其自行其是，那非常危险。
显然，他的种种行为正在让那些坚定的反对者，还有主席团委员们感到不安。赫鲁晓夫轻率地把自我的进步和提高苏联公民全民士气的运动搅和在一起。他决定以开垦处女地计划为由向自己授予一枚列宁勋章。而这离赫鲁晓夫上次得到列宁勋章仅有两年时间。列宁勋章是苏联政府颁授给公民的最高奖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三个斯大林分子都正式反对给予他这项奖励，但是，1957年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此事时，他们每个人都建议道，颁奖的时机可能不成熟。“我们不搞个人崇拜，”卡冈诺维奇说道，“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在赫鲁晓夫这次拙劣的自我庆祝之后，有人想要他下台。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反对赫鲁晓夫阴谋小集团的首领就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耿耿于怀：就是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在1955年和1956年打败了他，他不再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赫鲁晓夫，是因为赫鲁晓夫过去冷落过他们，而在1955年，赫鲁晓夫又独揽了大权。
对赫鲁晓夫来说，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这是因为主席团其他一些委员也加入了这三个死对头组成的小集团。这些委员实际上是1955年和1956年权力斗争的受益者，然而，到1957年，他们又开始反对赫鲁晓夫。这些人是尼古拉·布尔加宁、马克西姆·萨布罗夫[1]和米哈伊尔·别尔乌辛[2]，他们开始不再信任赫鲁晓夫了，认为他反复无常、任性，反对集体领导。赫鲁晓夫对那些他熟悉的工作，如党务和农业等，有着非常坚定的想法；对那些他刚开始学习的新工作，如外交和军事政策，也同样有着顽固想法。如果放任自流，赫鲁晓夫会变得更加鲁莽。在核战争时代，一个超级大国可不能让这样一个有着暴躁脾气的人来管理。
到6月，仅仅从人数来统计，主席团的绝大多数委员都认为，赫鲁晓夫已经逾越了他的界限，需要把他从第一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要废黜一个领导人，11个正式委员中需要有6人投票支持，现在已经有8个密谋者。
赫鲁晓夫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阴谋。这个小集体对赫鲁晓夫有诸多抱怨，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心腹、克格勃首领伊万·谢罗夫[3]对主席团全体委员进行的监视。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线索就是，6月18日布尔加宁临时邀请他参加外交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三天前，在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就苏联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机床事宜进行讨论时，赫鲁晓夫已经注意到，有人批评了他的立场。但是，那还不是一个很大的警告，他没有把它与会议联系到一起。事实上，公开批评他，正是阴谋分子充满信心的表现。伏罗希洛夫一度建议推迟对此事作出决定，“直到中央委员会下次主席团会议再做决定”，所有阴谋分子都明白，下次会议就意味着赫鲁晓夫的时代已经过去。
开始，赫鲁晓夫试图谢绝参加布尔加宁的会议，推脱自己太疲劳，当天晚些时候还要到列宁格勒参加一个会议。但是，布尔加宁坚持要他出席会议。
当赫鲁晓夫到达克里姆林宫时，他发现，没有通知他，就召集了一次主席团的正式会议。会议唯一的议题就是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命运。当听到阴谋分子通知他，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他将被迫把主席团主席的特权转让给布尔加宁时，赫鲁晓夫吃惊得目瞪口呆。那些阴谋分子并没有把米高扬拖进来，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一同反对这个决定。但是，却在投票中失败。
面对主席团不信任投票的提议，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曾经在政治上赢得过胜利。1955年1月，马林科夫第一个遭此厄运，他接受会议结果，放弃了职位。然而，1957年6月18日，当投票反对他时，赫鲁晓夫却拒绝辞职。他要冒一次险，因为在克里姆林宫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苏共党组织在关注着他，那些地区和地方的官员能让他保住自己的位置。在那些实施大清洗的斯大林分子垮台多年后，赫鲁晓夫又一手重新确立起党的自信心。他从各个地方提拔官员，这样，培养了一批追随者，也培养了他们的忠诚精神，即使那些人没有被赫鲁晓夫提拔到莫斯科和他共事。而且，近年来农业上的成功，在农村制造了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这些地方领导人深信，他们的忠诚得到了回报。与此同时，通过和朱可夫的共事，他们一同洗刷了斯大林时代的污迹，而在那时，苏军总参谋部的许多将领都被清洗。赫鲁晓夫和军方也建立了良好关系。赫鲁晓夫非常支持给那些已故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如1930年代被处死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恢复名誉。
赫鲁晓夫马上开始行动。苏联空军把一些专机交给地方党的书记来使用，以便他们能飞到莫斯科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到6月20日，130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中，已有107位来到莫斯科。57个委员联名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赫鲁晓夫的前途问题。签署者都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即中央主席团不能单独罢免党的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知道，如果在主席团之外来作出决定，那么他能在投票上取胜。马林科夫在莫斯科还有他的政治基地，而莫洛托夫不过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阴谋集团的其他大多数成员都是一些政治幽灵。还有一个令人棘手的例外，赫鲁晓夫的门徒、时髦的外交部长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在最后一刻颇为冲动，也加入了阴谋集团。这对赫鲁晓夫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谢皮洛夫还在《真理报》当编辑时，他们两人就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谢皮洛夫开始负责外交事务时，赫鲁晓夫也欢迎他扮演的角色，让纳赛尔和莫斯科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如果赫鲁晓夫能够战胜这个阴谋集团，那么，谢皮洛夫将不得不下台，然后，其副手安德烈·葛罗米柯[4]就任外交部长。
赫鲁晓夫不必等待太长时间来验证其分析是否正确。到6月22日，一切都过去了。中央委员会投票反对阴谋集团，那些人毫无选择，只好放弃其努力。
赫鲁晓夫也对反对他的人施以同情心。阴谋集团的四个首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都被免去中央主席团的职务。但是，他们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逮捕。那些参与者后来也都声明不反对赫鲁晓夫，几乎也没有遭受降职处分。布尔加宁被允许继续留在主席团，但是，最后他还是失去了部长会议主席或总理的职务。别尔乌辛从主席团被调整出来，转任苏联驻东德大使。年老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因为深受苏联人民的爱戴，没有处罚他，仍保留原职务，但赫鲁晓夫极少会听他的话。
阴谋落空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两个老斯大林分子可怜兮兮地乞求放过他们。或许因为他们曾经计划过要杀赫鲁晓夫，所以，两人都断定，赫鲁晓夫将会以此罪名来处死他们。“卡冈诺维奇同志，”据说赫鲁晓夫在电话上告诉他，“你的话再次证实，为达到肮脏的目的，你想采取的手段……你想杀人。你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但是，你错了。我们坚持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还将继续坚持这个原则……如果你像所有的苏联人一样诚实地工作，你将能平安地工作和生活下去。”赫鲁晓夫信守了其诺言。
对西方来说，这次反赫鲁晓夫的政变失败了，不管这对评估苏联的政治稳定有什么意义，但此后不到四个月，这一切都被一扫而光。苏联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似乎改变了超级大国间竞争力量的平衡。一个不能生产足够的肉类、奶油和煤炭来满足其民众需求的国家，顷刻间声称，他们在技术上领先于美国。
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太空时代，超级大国依靠它来进行太空竞赛。1950年代中期，尤其在1957年，美国和苏联分别都向太空发射了一颗卫星。而1957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学年（第一个地球物理学年）又恰好和1957年7月1日～1958年12月31日日益加剧的太阳系的频繁活动相一致。1957年初，苏联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5]建议加速苏联的军事项目研究，制造R-7洲际弹道导弹，以便用它在当年秋天发射人造卫星。1957年8月，在苏联中亚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发射的R-7导弹，在经历四次失败后，最后取得成功。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尽管这离军事上的部署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他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与打击地面目标相比，科罗廖夫对和平开发太空的兴趣更浓，他推动了利用R-7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仅重184磅，呈圆筒状，上面带有向外张开的天线，就像当时汽车尾部常见的鳍状稳定板一样，除了进入轨道并发出声音外，它没有其他目的。卫星携带有电池，能向苏联各地的无线电台发出一种低沉的嘟嘟声。尽管后来西方担心，这些嘟嘟声是在向苏联情报机关发送密电码，但是它们实际上并不包含任何信息，只有象征意义。
最初计划在10月6日用R-7导弹发射人造卫星。这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象征意义。主席团肯定知道即将进行这次发射，但因为发射失败概率很高，事先并没有做宣传。除非发射成功，否则苏联人民也不会被事先告知要发射人造卫星。最后一刻，科罗廖夫决定提前两天发射。国际地球物理学年的一次会议刚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9月30日，一位美国科学家提交的一篇论文让科罗廖夫颇为忧虑，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可能在数天后发射他们自己的人造卫星。按日程安排，发射那天，赫鲁晓夫要从南部避暑胜地皮聪达返回莫斯科，正好行经基辅。他没有计划做一次长途旅行，到东部的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参观这次发射。
科罗廖夫一直误以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即将发射卫星。艾森豪威尔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空间发展政策，但并不包括首先发射卫星。美国总统对空间飞行的考虑是和从空中搜集苏联情报的目的交织在一起的。让苏联同意空中开放计划的努力失败后，美国只好启用危险的U-2间谍飞机侦察计划，这让他颇感不安。他从未忘记过那种感觉，即每一次U-2飞机的飞行都会造成一种战争行为，即使这些飞得很高的飞机只有在进入苏联领空时才会有一些小麻烦。他渴望有一天间谍卫星可以远离苏联领空，能够承担起这种监视重任。
艾森豪威尔对国家领空问题极为敏感，这也影响着他对美国制造人造卫星的态度。1950年代中期，国际空间法律地位尚未确定。理论上，一个国家的主权可能会被想象成应延伸至宇宙，十年后这成了一个很牵强的概念。但是，当艾森豪威尔批准第一个间谍卫星发展计划时，那仍然是可行的，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也许可以瓜分空间，就像他们拥有地球大气层一样。艾森豪威尔想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他希望确立一种原则，一个国家的卫星可不经许可飞越另一个国家。
美国总统相信，如果美国卫星既可进行监视活动，又可用于一些和平目的，那么，空间飞行器可自由绕地球运行这个概念就能轻而易举地贩卖出去。他把这个公共卫星的倡议交给美国海军，海军将其称之为尖刀，并把它与陆军、空军正在秘密发展的洲际弹道导弹分开。现在，人们相信，如果艾森豪威尔让陆军的火箭专家们，也包括臭名昭著的冯·布劳恩[6]在内——他曾经为希特勒制造过V-2火箭，来经营这个项目，那么，美国的卫星或许在1956年就进入太空了。让尖刀项目公开化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相信，美国将会成为第一个把卫星发射到太空的国家。到1956年初，《国家地理》杂志已经把“历史上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人造卫星”这样的封号给了尖刀项目。如果人们谈及和莫斯科的空间竞赛，话题通常都会涉及这样的信念：苏联人将屈居第二。
1957年10月4日，星期五，对流行文化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即将公演的一部新情景喜剧《反斗小宝贝》（LeaveIttoBeaver）。白宫并没有期待要在国际事务上取得重要的进展。美国总统前往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农场，要打一个周的第五场高尔夫球。这时，传来了卫星的嘟嘟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两点，R-7导弹运载的苏联卫星从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每过96分17秒，卫星绕地球运行一圈。晚上，美国东北地区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就听到了它的声音。晚8点以后，那些没有无线电台的人第一次从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电台中听到了卫星的声音。
美国科学家们马上把卫星视为人类的一项成就而为之欢呼，而媒体和美国民众则认为冷战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恐惧的阶段，这是公开打响的一枪。《纽约每日新闻》把卫星称之为“赫鲁晓夫的彗星”，这不止对美国科技是否领先产生怀疑，而且还暗示卫星将是苏联一系列军事成就中的第一项。10月4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正好在得克萨斯的牧场，他走到外面想看看那颗闪闪发光的小球。他要求就美国安全受到的威胁举行听证会。“很快，他们就会从太空中向下丢炸弹，”约翰逊说道，“就像孩子从立交桥上向汽车丢石头一样。”
白宫未能平息人们的这种关注。对艾森豪威尔来说，首先发射卫星从来都不是一种考验。他仍然对军事科研团队很快将为他制造出一种可靠的间谍卫星而充满信心。新闻发布会上，他告诉美国民众，不要因为苏联“把一个小球投入空中”而担惊受怕。陆军总参谋长补充道，卫星只不过是“外层空间篮球比赛中的一次投篮而已”。然而，那种后来被称之为“盲目冲动的歇斯底里”情绪并没有消散。一年内，艾森豪威尔签署多个法案，以加强中学和大学的科学和外语教学。他还授权冯·布劳恩团队加入太空竞赛队伍中。1958年1月31日，探索者一号卫星被一枚美国军方的朱庇特导弹送入轨道。
美国公众对人造卫星的反应和世界各地人们用各种语言发出的欢呼，让赫鲁晓夫陶醉其中。苏联人现在被吹捧成在火箭科学方面居领先地位，而这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如果还不能让赫鲁晓夫满足，那就正像美国人事后所批评的那样，卫星本身还有许多缺陷。一开始，克里姆林宫还限制《真理报》报道人造卫星的消息，但当听到国外一片欢呼之后，它作出决定，10月6日的报纸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通栏大字标题来报道这一消息。赫鲁晓夫也邀请科罗廖夫参加了10月10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听取了火箭设计师对人造卫星的报告后，主席团投票决定授予科罗廖夫列宁勋章。没有人抱怨不该授予他这枚列宁勋章。
卫星上天的庆祝活动掩饰了公众的视野，让他们看不到克里姆林宫里解决宿怨的乱象。大约在卫星发射前几个小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按照事先确定的日程，离开莫斯科，开始对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他的离开是一个信号，赫鲁晓夫开始行动，他要把这位二战英雄从主席团清除出去。三年来，两人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那些执行强硬路线的斯大林分子。1955年，莫洛托夫反对和平共存的政策，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取得了朱可夫的支持，削弱了莫洛托夫的势力。不久前，朱可夫下令用军用运输机把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以便他们能投票来粉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集团的阴谋，以此来帮助赫鲁晓夫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到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开始指责朱可夫妄图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要让他下台。
虽然导致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依然不甚清楚，但危机的根源却很清楚。尽管两人都对来自莫洛托夫的威胁行动一致，但他们的相识却可以追溯至乌克兰。朱可夫一直在那里担任军事领导人，而赫鲁晓夫则担任当地党的领导人，但是，对党在军队中扮演的角色，这两位克里姆林宫政治明星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在1956年初党的二十大上，朱可夫成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此后，朱可夫开始削弱军队政治军官——政委的地位。政委的工作就是保证军官在政治上可靠，他们代表着党对军队的控制，而朱可夫元帅不尊重他们，这让像赫鲁晓夫这类人颇感不安，他们把党的领导置于首位。各加盟共和国都有国防委员会，由地方党的领导人组成，并接受他们的领导，而朱可夫则弃而不用。有传言说，朱可夫喜欢贬低那些军队的党代表，把他们比做“失去嗅觉”的老猫。同时，在其公开讲话中，这位国防部长似乎有意要模糊军队对党的从属地位。
6月，挽救了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后，朱可夫似乎显得特别骄傲和自大。8月，这位元帅已经准备重新开始春季时失败的裁军辩论。那时，克里姆林宫决定向西方提出一个美国人不可能接受的空中监视计划，朱可夫仍然深信，莫斯科应该付出有限的空中监视这一代价而促使美国开放其军事设施，让苏联拍照。他逼迫赫鲁晓夫，要让其重新考虑他的不同意见。围绕财政预算困难时期如何来改革军队的问题，他们也有分歧，朱可夫也在逐渐提高自己的声音。1955年底，就如何建设苏联海军的问题上，两人也产生分歧。赫鲁晓夫想集中财力来改进潜艇部队，而朱可夫则想保留军用运输机项目。在粉碎反赫鲁晓夫集团的阴谋后，朱可夫也对赫鲁晓夫在没有和西方达成某种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就削减驻德苏军的规模，而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反对削减预算，因为这不利于他要实现提高苏军士兵生活标准的目标。
在克里姆林宫，不止赫鲁晓夫一个人注意到，朱可夫似乎过于固执己见。除过其政策倡议引人注目外，这位元帅还一反常态地要培植公众对他个人的支持。最近他把苏军的军费投资于拍摄一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电影，而电影则突出了他的历史地位。朱可夫甚至还委托一位著名肖像画家为他创作一幅油画，把他当成俄罗斯母亲的救星。他骑在一匹白马上，背景是熊熊燃烧的德国国会大厦。
赫鲁晓夫和其同僚们对朱可夫正在组建他自己私人卫队的报告做了恶意的解读。未经克里姆林宫允许，朱可夫的情报机构已经建立起一所特殊学校，专门训练游击队员和突击队员。党的领导们对斯大林时期效忠于情报头子贝利亚的保镖队伍记忆犹新，他们不想看着朱可夫组建一支私人部队。
挫败阴谋集团后，赫鲁晓夫的政治势力更强大了，他不认为他必须要容忍朱可夫。苏联国防部长一离开首都，赫鲁晓夫就邀请朱可夫在军方的主要对手、军队政治部门负责人A.S.热尔托夫[7]在主席团委员面前诋毁朱可夫。热尔托夫是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声称，朱可夫不信任军队中的党代表。“如果你给政委们挂上红色袖标，给他们匕首，”据报告，当朱可夫在明确提及中世纪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部落时，曾对总政治部主任这样说道，“他们将会杀死所有将领。”热尔托夫抱怨道，朱可夫对他重重设限，以至于未经元帅批准，他不能视察部队。
两天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了下级军官特别会议，讨论那些指责朱可夫的问题。苏军所有在世的元帅也召开了一次特别的秘密会议，为朱可夫的下台作准备。主席团委员们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10月25日，朱可夫返回莫斯科的前夜，克里姆林宫正式决定，一旦回来，就让其下台。次日，一抵达首都，朱可夫就被召到克里姆林宫，被正式告知对他的那些指控。在这次颇富戏剧性的会议上，这位战争英雄否认了那些指责，称总政治部主任热尔托夫批评他的主要内容极为“荒唐”。他确实也承认，在如何树立其公众形象方面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我认为由他来担任军队领导人，这太危险了。”布尔加宁说道。“已经形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集团。”米高扬以一种夸张的口吻补充道。勃列日涅夫抓住了主席团委员们最害怕的事，即他们并不担心朱可夫的个人野心，而更担心因为他削弱党对苏联军队的领导而导致的严重后果。“采取的策略要针对在党和军队之间产生的分裂现象，”赫鲁晓夫对这些诋毁作了一个总结，“和朱可夫的斗争现在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为什么要割断党和军队的联系？”赫鲁晓夫要让朱可夫立即下台，这个决定被一致通过。当天电台上就公布了这个决定，旨在防止朱可夫在军队的同伙反扑。主席团选择马利诺夫斯基[8]元帅来代替朱可夫，前者一直不愿意和总政治部主任一起批评朱可夫。尽管二战时期，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军事指挥官，但是赫鲁晓夫曾和他共过事，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他。
很快，赫鲁晓夫就开始改变那些受朱可夫影响而制定的外交政策。首先，他要求投票决定苏联退出伦敦裁军谈判。1957年头10个月，还一直在进行这些谈判。过去，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一起承诺参加谈判，现在他仍然担心爆发核战争。但是，赫鲁晓夫不同意朱可夫的看法，即苏联需要改变立场。相反，他要鲜明地退出谈判，以此来迫使西方改变其裁军的条件。8月29日，西方将其最新提议交给了莫斯科的会谈代表，但这并没有弥合双方的分歧。
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已就各自军队规模的温和裁军达成共识，要把280万人的陆、海、空三军队伍裁减为250万人，甚至商定，在10个月到两年内，停止所有核试验。但是，双方各自都继续提出前提条件。如果这样，要把共识变成签字协议就变得不太可能。
就苏联一方而言，赫鲁晓夫拒绝将军队规模裁减至250万人。除非事先同意，第二次裁军时要将规模裁减至130万人。至于核试验，则是美国人提出了不可接受的前提条件。艾森豪威尔想禁止核试验，但在顾问们的催促下，他又坚持道，如果不同时禁止核裂变材料的生产，则美国不会支持禁止核试验的提议。换句话说，超级大国的核武库将不得不冻结在现有规模上。
赫鲁晓夫还有更大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策略的改变。他想彻底封杀艾森豪威尔的天空开放计划。随着朱可夫的下台，赫鲁晓夫可以撤销苏联在1956年11月和1957年4月所提出的建议，即对美国飞机开放东欧和苏联的部分空域。这些提议是当时在国内对朱可夫所做的妥协，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妥协。
赫鲁晓夫强硬的裁军政策让外交部和米高扬深感不安。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佐林[9]过去一直担任苏联驻伦敦的谈判代表，现在代表外交部参加会议，而前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的继任者葛罗米柯还远在联合国。佐林认为这个建议并不成熟，然而，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没有投票权，无法阻止赫鲁晓夫的人批准这个建议。米高扬也是一个失败者，他最终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和赫鲁晓夫斗争。以后，苏联才又重返裁军谈判会议。
随着对那些老斯大林分子和朱可夫斗争的胜利，赫鲁晓夫希望他能最终控制苏联中东政策的制定权。叙利亚政府和莫斯科刚刚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暗示着这是对1957秋美国纵容土耳其入侵叙利亚的一种回应。朱可夫可能会反对援助叙利亚，当10月10日朱可夫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出访巴尔干地区时，赫鲁晓夫力求达成一项援助叙利亚的承诺。他提议在南部的加盟共和国集结军队，以阻止土耳其入侵叙利亚。主席团通过这个要求。而土耳其却没有入侵叙利亚，赫鲁晓夫赢得了个人的胜利。
但是，一个月之后，当赫鲁晓夫试图利用自己的成功来让苏联走得更快更远时，他将要受到一次严厉惩罚。虽然在6月保住了位子，10月又把朱可夫赶下台，但身居高位的赫鲁晓夫依然显得势单力孤。尽管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展开艰难辩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主席团的成员依然有着自己独立的想法。同时，即使朱可夫已经下台，但苏军的保守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军队不愿意把这种防务承诺扩大到第三世界。
当赫鲁晓夫建议模仿巴格达协议，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地中海军事联盟时，惩罚终于降临了。11月中旬，赫鲁晓夫为主席团拟订了一个计划，它将涉及向埃及、叙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提供安全保证。但是，其目的没有达到。米高扬拒绝支持这个建议，而那些高级将领也不支持他，赫鲁晓夫特意带他们与会来听取这个建议。马利诺夫斯基是赫鲁晓夫精心挑选的人选，由他来接替朱可夫的国防部长一职。即使如此，新任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认为现在就进行这种工作是不明智的。总参谋长索科罗夫斯基[10]元帅暗示，莫斯科在这个地区的主要盟友——埃及可能不会支持这个建议，实际上给这个计划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主席团并没有正式否定这个建议，只是把这个建议发给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官员们考虑，且再无下文。
主席团会议就苏联中东政策展开的辩论都是在克里姆林宫一间新近指定的会议室进行的。在战胜阴谋集团之后，赫鲁晓夫要突出自己的权威，他把主席团会议室从以前的地方搬到另一栋建筑里，这里靠近斯帕斯基大门，出了大门就是红场。会议室和他的办公室相邻。新会议室里放置着一张巨大的橡木圆桌，可以容纳40～45人开会。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就在隔壁，这在提醒人们，谁是那张橡木办公桌上权力最大的人。
1957年见证了克里姆林宫旧防卫体系的终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不清楚。充其量从赫鲁晓夫的观点出发，苏联还不是一个完全独裁的政权。未来政策的动议都将出自赫鲁晓夫，这是毫无疑问的。从1955年以来，就已基本如此。但是，现在没有多少非要协商的事了。然而，如果他的建议过于惹人注目，他也预料到会有一些反对声音。
尽管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年莫斯科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然而所有的政策辩论依旧不得而知。美国无法知道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胜利会给未来的苏联带来什么新政策。1957年10月以来，苏联外交政策一直在发生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退出伦敦裁军谈判。但是，这些变化几乎还不引人注目。依旧要期待的是权力更大的赫鲁晓夫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
[1]马克西姆·扎哈洛维奇·萨布罗夫（Макси́мЗаха́ровичСабу́ров，1900年2月7日——1977年3月24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8—1940年、1946—194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0—1941年、1944—194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2年、1949—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41—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任机械工业部长。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退休。
[2]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尔乌辛（Михаи́лГео́ргиевичПерву́хин，1904年10月1日——1978年7月22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电厂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6年任化学工业人民委员。1946—1950年任化学工业部长。40年代参与了研发原子弹的工作。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年4—7月任中型机械制造部长。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3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1963—1965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65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78年逝世。
[3]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Ив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ро́в，1905年8月25日——1990年7月1日），1925年加入红军。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50年、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加入格别乌。1939—1941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2—7月任第一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6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41—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47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副总司令。1946—1947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947—1954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8年任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3年任苏军副总参谋长兼主要情报局局长。1963年2—8月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副司令。1963—1965年任伏尔加军区副司令。1965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4]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5]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СергейПавловичКоролёв，1907年1月12日——1966年1月14日），苏联火箭和太空系统设计师。1921年起从事航空工作。1933年参与研制并发射GIRD火箭。1933—1934年任喷气研究所副所长。1935—1938年任喷气研究所火箭飞机部副主任。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1940年改判8年徒刑，从事研制火箭发动机。1944年获释。1945年起负责研制弹道导弹。1946—1966年任苏联首席设计师委员会主席。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1957年期间参与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1957年平反。1961年负责筹划了载人航天的计划。1966年逝世。
[6]维尔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弗赖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MagnusMaximilianFreiherrvonBraun，1912年3月23日——1977年6月16日），德裔美国航空工程师。出身于普鲁士政治世家。1937年加入纳粹党。1940年加入党卫军，并为纳粹从事火箭研发工作，并在多个集中营内挑选奴工。1944年曾被希姆莱短暂监禁。1945年向美军投降，随即被送往美国工作。1958年起领导航天工作，并主持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972年退休。1975—1977年任国家航天研究所主席兼总裁。1977年去世。
[7]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热尔托夫（АлексейСергеевичЖелтов，1904年8月28日——1991年10月29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4年加入红军。1929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在乌克兰作战。1945—1950年任驻奥地利副高级专员。1946—1950年、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51—1953年任陆军人事总局局长。1951—1954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7年任陆军和海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局书记。1959—1971年任弗·伊·列宁军事政治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顾问。1981—1987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91年去世。
[8]罗迪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ЯковлевичМалиновский，1898年11月22日——1967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第2集团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7—1953年任远东总司令。1953—1956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56—195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7—1967年任国防部长。1956—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9]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Валери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Зорин，1902年1月14日——1986年1月14日），1922年加入俄共（布）。1941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5—1947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7—1955年、1956—1960年、1963—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2—1953年、1960—1963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5—1956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1年任驻法国大使。1986年逝世。
[10]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罗夫斯基（ВасилийДаниловичСоколовский，1897年7月21日——1968年5月10日），1918年加入红军。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1—5月任伏尔加军区副参谋长。1935—1938年任乌拉尔军区参谋长。1938—1941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41年2—6月任红军第二副总参谋长。1941年6—7月、1942年1—3月任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41—1942年、1942—1943年任西部阵线参谋长。1943—1944年任西部阵线司令。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1945年4—6月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副司令。1945—1946年任驻德国占领军第一副总司令。1946—1949年任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1946—196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战争部副部长。1952—1953年任战争部第一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60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0—1968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61—196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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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双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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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双重危机
赫鲁晓夫需要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下来。1956年10月，要对东欧问题决策的压力让他无暇顾及纳赛尔和埃及的问题，但这并不说明赫鲁晓夫对埃及领导人的热情减退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和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建立了稳定关系，苏联已经成为中东的一个要素。但是苏联的核心利益在东欧，逐步恶化的局势需要克里姆林宫马上采取行动。
10月初，波兰共产党恢复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的党籍，他曾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改革家，后被波兰的斯大林分子逮捕入狱。哥穆尔卡被视为反苏维埃的人士，恢复他的地位说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爱德华·奥哈布的权威遭到削弱。出于对未来苏波关系的重新考虑，这些事都促使莫斯科要解决波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煤炭是波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现在莫斯科仅以10％的国际市场价格来购买波兰的煤炭，而波兰人则迫切需要得到更多外汇来购买西方的机械产品和食品。
那些事之所以悬而未决，纯粹是出于经济原因。如果苏联不以折扣价格得到波兰煤炭，那么，它要么向其使用的煤炭支付更高的价格，要么通过国内生产来积累资金。赫鲁晓夫夏季的顿巴斯煤矿之行让他颇为失望。“形势糟透了。”当他在8月底回到克里姆林宫时这样告诉其同事。顿巴斯地区需要投入许多，才能见到效益。尽管如此，随着哥穆尔卡声望的恢复，赫鲁晓夫想到，他不得不给波兰人想要的东西了。10月4日，中央主席团提高了苏联购买波兰煤炭的价格。
克里姆林宫明白，奥哈布需要得到的还不止是煤炭价格的让步。波兰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减少对苏联的依靠。9月，奥哈布已经提出，要求苏联从波兰内政部撤走其克格勃顾问。克里姆林宫当天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也说明，苏联愿意接受更高的煤炭价格。
与此同时，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匈牙利的形势似乎比波兰还要糟。和波兰一样，匈牙利领导人发现，对于那些走上街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改革太慢了。7月，莫斯科想挽救局势，要迫使走强硬路线的党的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2]下台。但拉科西的继任者则是意志薄弱的艾尔诺·戈罗[3]，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在其短暂任期内，一半时间都用于出国访问，向南斯拉夫的铁托、北京的毛泽东，还有在克里米亚的赫鲁晓夫请教。
戈罗低估了匈牙利人对共产党不满的程度。结果，他为安定局势而采取的措施反而加速了政治局势的变化。戈罗允许把拉伊克[4]的遗骨迁葬布达佩斯。拉伊克是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战后席卷东欧的大清洗运动中，于1949年被处死。在1956年的紧张局势下，拉伊克变成了匈牙利斯大林分子执掌政权时期非正义行为的一个象征。10月6日，他的遗骨被运回布达佩斯，这触发了苏联建立强硬统治后东欧国家发生的大规模政治示威游行。
成千上万的人静静地而又意味深长地行走在布达佩斯街头，这个景象让戈罗的精神受到创伤。“国家的局势比我先前的设想要复杂、严重得多。”他对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说道。“迁葬拉伊克遗骨，”他说，“对党的领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党的权威就一落千丈。”这年夏天，戈罗说这个问题只存在于匈牙利知识阶层中。现在，这种不一致已经波及匈牙利大多数工人和农民。这次政治示威后不久，颇受欢迎的伊姆雷·纳吉[5]——匈牙利的哥穆尔卡，党籍被恢复。在东欧的两个卫星国，赫鲁晓夫现在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当华盛顿的树叶变黄之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东欧事件，但是却没有认真去考虑支持波兰或匈牙利的民主力量。11月大选之前，艾森豪威尔希望避免来自外交方面的任何挑战。如果要有问题，他预计，那会是苏伊士运河问题，而不是波兰或匈牙利的前途问题。
10月初，白宫从中东收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报称，那里的局势仍然不稳定。10月初，一架U-2侦察机发现，以色列最近刚刚得到50～60架法国制造的战斗机。根据西方三大国达成的中东三方声明，如果法国出售武器给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或以色列，都要通知美国和英国。法国承认卖给以色列24架飞机，而不是60架最新型号的战机。至少美国的一个北约盟友没有就其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讲真话。
尽管对以色列的军事集结有怀疑，但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坚持认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实际上正在逐步缓和。英法似乎非常真诚地在联合国举行谈判，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埃及或者以色列有异常举动。10月10日，中央情报局还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近期，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敌对行为”。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两周后，10月24日，美国情报机构中的观察委员会提醒政府注意中东局势的变化，它用了这样的措辞：“因苏伊士运河而引发的敌意行为正在消退。”
在澄清其盟友的苏伊士行动计划方面，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给决策者提供多大帮助。法国和英国正在作出最重要的决定，而美国人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些秘密会议，他们也没有实施任何间谍行为。
甚至在安理会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之前，法国就已经退回到和埃及交战的战争之路上，而伦敦会议期间他们曾放弃了战争。被中东地区事件的进程所激怒，而且也不能确定艾登政府是否会真正采取行动，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在9月底转而与以色列制定了一个旨在推翻纳赛尔政权的进攻计划。9月30日，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抵达巴黎，和他们的法国同行协商行动。借助法国的帮助，以色列准备对埃及发动进攻，只要法国人能保证，如果约旦、以色列边境也发生敌对行为，伦敦不会求助于约旦。反过来，法国拒绝卷入同时展开的对埃及的进攻，但是承诺为以色列国防军另外提供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双方确定10月20日为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日期。
得到英国的支持仍然是法国调遣其部队的先决条件。自纳赛尔运河国有化以来，到10月初，英国政府就是否要随时对埃及动武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夏秋两季被延长的外交活动似乎对官方支持进攻埃及的行为造成很大伤害。两个著名的内阁成员现在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运河问题。从不支持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现在从联合国会谈中看到了真正的希望。10月中旬，他认为已经和自己的埃及对手达成了指导危机解决的六项原则，包括埃及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许诺，把运河问题和国内政治分开。塞尔温勋爵偏向于和平解决争端，这也是英国国防大臣沃尔特·蒙克顿[6]的观点。在他的监督下，修改了苏伊士军事行动计划，把英国在埃及任何可能的登陆行动推迟到至少1957年春季。
然而，艾登的战争立场还是一如既往。埃及在联合国的灵活性使得洛德得以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六项原则，这也动摇着英国首相推翻纳赛尔的目标。10月13日，艾登指示外交部长接受法国的建议，即把一个有害的修正条款加入到这个外交解决方案中，让纳赛尔难以接受。法国的建议需要埃及也接受美、英、法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的伦敦会议上也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且在9月已经被纳赛尔拒绝过一次。那天晚些时候，英国把修正过的外交解决方案作为决议案提交安理会。正如艾登和法国所期待的那样，苏联代表投票反对这个修正过的安理会决议案，整个外交解决的进程被中止。
当艾登在逃避联合国的谈判时，他转而向保守党的普通成员寻求道义上的支持。出于对帝国的怀旧情绪，忠实的保守党成员对以武力清除纳赛尔的政策从未动摇过。10月13日，艾登在保守党会议上告诉那些兴高采烈的听众：“我们拒绝说我们绝不使用武力。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可以作出这样一个保证。”
来自英国情报部门的消息也加强了艾登了动武的决心。日期为10月11日的一个主要评估也重复了他的想法，如果纳赛尔侥幸拥有苏伊士运河，那么，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将很快就会垮掉。在伊拉克、约旦和波斯湾地区的那些纳赛尔的支持者们成功地赶走亲西方的政权，扩大开罗和莫斯科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之前，这仅仅被看作是一个时间问题。
10月14日，一个法国代表团抵达伦敦，要讨论英国参加以色列、法国攻打埃及，以及除掉纳赛尔的计划。艾登没有以色列的朋友。他一度曾和外交部里的阿拉伯人一道反对建立以色列国。然而，英国首相已经下定决心，不能再推迟这场战争。法国人解释了现有的两国行动计划，以及英国为什么要把它转变为一个三方进攻计划的原因。他们建议在以色列发起攻击数小时后，英国会同法国，命令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从运河地区撤走他们的军队。然后，一支英法军队应该占有运河地区。他们还要告诉全世界，其目的是要保护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事实上，法国预计，这个共同行动将导致纳赛尔和其政权的垮台。尽管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对此有所忧虑，但艾登还是同意把英国纳入行动计划中。
艾登对法国战略的支持扫清了对纳赛尔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障碍。英国表明会晤以色列的愿望以后，10月21日，法国邀请英国在巴黎开会，讨论联合进攻事宜。会议同时也决定这个计划要对美国，当然还有苏联保密。
当法国在巴黎筹办此次会议时，赫鲁晓夫还在华沙。波兰局势变化很大。在获得政治局委员资格后的短短几天里，思想独立的哥穆尔卡已经成为波兰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奥哈布被迫辞职。从其亲苏的前任那里接掌权力以来，哥穆尔卡的行为已经让赫鲁晓夫的焦虑情绪变成了担心。“波兰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赫鲁晓夫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除克格勃人员被清除出安全部门外，波兰人现在还要求解除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7]的职务，此前莫斯科强迫波兰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这项要求苏联也已经答应。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军队有必要让波兰留在华沙条约组织中。但是，他将第一次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直接面对哥穆尔卡和波兰共产党领导层。这将是哥穆尔卡展示其对苏联东欧集团效忠的一次机会。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保证，苏联军队将在次日进入华沙。为了准备这次进攻，两个战斗师已被命令设想占领华沙市郊一百多公里远的一处阵地。
10月19日，在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朱可夫的陪同下，赫鲁晓夫到达华沙。哥穆尔卡此前拒绝向苏联代表团发出访问邀请，这个行为被赫鲁晓夫以后形容为“就像我们的脸被蜇了一样”。苏联人来到波兰，波兰人别无选择，只好接待。意识到那些待命的部队近在眼前，波兰人然后选择了顺从。哥穆尔卡讲到了牢固的波苏友谊，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动武。“这里的每件事情都会井然有序，”他肯定地说道，“但是，不要让苏军进入华沙，否则会使局势失控。”
是否满意哥穆尔卡和波兰政府其他领导人的话，赫鲁晓夫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一开始，似乎他认为危机已经被化解。他告诉自己的老朋友米高扬，经过考虑，运用武力将是一个错误。但10月19日一回到莫斯科，似乎他就改变了主意。“毕竟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的部队明天上午应该进入华沙。”这让米高扬大吃一惊。
幸亏一些专家被米高扬阻拦，对波兰人的进攻才没有发生。米高扬强烈反对使用苏军。他非常了解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喜欢冒险，敢作敢为，但如果给一个喘息机会让他全面考虑问题，这位苏联领导人也能被劝阻不鲁莽行事。10月21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选择相信哥穆尔卡的话：“我们需要展示耐心。”他说道。苏联部队解除了警戒状态。
当波兰危机被避免之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8]抵达巴黎，就联合进攻埃及之事作出计划。他对纳赛尔颇为愤怒。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急于结束埃及非正规部队对以色列的进攻，他们是越过边境进入以色列的。以色列总理希望军事行动能为以色列航行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打开大门。和英国外交大臣洛德一样，他的访问也严格保密。会谈将在宜人的巴黎郊区塞夫尔的一处私人寓所举行，这里远离国际新闻媒体，还有苏联间谍和美国间谍的监视。
本·古里安对不得不依靠英国感到不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指责英国阻碍成立以色列国。为了保持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英国曾经有意放缓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速度。直到1948年，巴勒斯坦一直是英国的托管地。法国外长坚持认为，以色列领导人要宽容他们过去和英国有过的分歧。“英国人，”他说道，“没有借口无法行动。”本·古里安明白，他不得不为英国参与军事行动制造借口。
当本·古里安感到不安和疑虑时，在塞夫尔的英国代表也经历了令人厌恶的事，并不介意把它表现出来。塞尔温勋爵反对过艾登的动武决定，他在其他代表前的举止仿佛“闻到了鼻子底下的臭味”。人人皆知，他倾向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只是因为艾登要求他来，他才来到塞夫尔。当本·古里安问道，为什么英国人不在联合国算纳赛尔的账时，这位外交大臣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艾登的想法：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任何外交解决方案对英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纳赛尔将继续执政。把他拉下台是艾登的最主要目标。
这位令人不快的英国绅士的话让本·古里安感到很满意。既然确信英国是认真的，那么，以色列就同意了复杂的法国计划。这个计划以以色列进攻埃及为序幕，接着就是英法的轰炸，联军在运河地区的登陆。但三方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和欧洲干预的间隔时间有争议。本·古里安根本不想产生分歧。当希特勒发动闪电战，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他正好住在伦敦。他担心，在法、英两国确立空中优势之前，阿拉伯国家轰炸机多架次轰炸会对以色列城市造成一定后果。英国还有另外的忧虑，希望两者之间能间隔三天。他们都做了妥协，达成了共识，间隔36小时。10月22日，会议结束。以色列答应，一周后，即10月29日进攻埃及。
苏联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由于莫斯科缺乏和美国U-2飞机相匹敌的高空侦察机，苏联情报机构很难注意到地中海局势的进展。然而，透过叙利亚的盟友，还有英法详尽的新闻报道，克里姆林宫还是收集到一些有关法英两国部队在塞浦路斯及附近调动的情报。朱可夫元帅向中央主席团的每一位委员提交了一份有关这些调动的特别报告。格鲁乌——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也探听到法英在这个地区加强兵力部署的消息，但是没有搞清巴黎和伦敦的意图。
克里姆林宫还在为叙利亚总统的访问作准备，这证明莫斯科对近期发生军事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次访问计划了很长时间，10月30日正式开始。在对叙利亚的需要做计划时，苏联情报机构没有提到中东发生冲突的可能。预计叙利亚总统会要求和莫斯科缔结友谊条约，还会要求为其经济建设提供一大笔贷款。
埃及人自己也在让苏联人相信危机已经过去。甚至和法英在纽约的谈判破裂后，埃及政府还通知苏联人，它不再担心西方国家会进攻运河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说，它已经被解决了。”10月16日，埃及驻苏大使这样告诉苏联外交部。埃及现在用“我们赢了”这样的表达方法来解释现状，运河国有化已近3个月，法国和英国似乎仍然被纠缠在外交解决的难题中。
纳赛尔对约旦的关心更甚于西方国家对埃及的进攻。埃及人批评侯赛因国王，说他和以前埃及的法鲁克国王一样愚蠢。埃及人还非常担心约旦国内的不稳定会招致来自西方或其盟国的外部干涉。纳赛尔特别关心的是他的地区竞争对手——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担心伊拉克会应邀派志愿军事人员去约旦保护安曼政府，以免遭到以色列的进攻。
当埃及试图让苏联对约旦发生兴趣时，克里姆林宫还是相当冷静的。令莫斯科高兴的是，欧洲对埃及的战争威胁已经消失了，它不用再特别关注于寻求新的资源来和伦敦、巴黎竞争。克里姆林宫提议要沉着、稳健。开罗正在谈论派出一支埃及、叙利亚的联合部队到约旦，以支持约旦。莫斯科不想发生任何事，否则可能会给英国制造向中东派出更多军队的借口。随着苏伊士运河的丢失，或许伦敦正在考虑把安曼当成其中东地区的战略中心。
当许多事情披露后，莫斯科才知道，因为没有洞悉英法的意图，它对苏伊士运河局势的了解远远不足。10月中旬，英国记者汤姆·德赖伯格回来后即向盖伊·伯吉斯保证说，艾登并没有要对纳赛尔诉诸武力的做法。伯吉斯在向苏联领导报告这个消息时，还做了一些保留。他并不认为德赖伯格的乐观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由于苏联情报机构未能找到任何相反的证据，克里姆林宫，特别是赫鲁晓夫，让它们自己也对艾登变得乐观起来。赫鲁晓夫并不相信，英国将会和埃及开战。他说服了自己，东方和西方的斗争，他也把这个斗争解释成对其埃及盟友的侵略。在核时代，这场斗争将局限在政治和经济的竞争上。
在塞夫尔召开秘密会议和以色列发起进攻之间的那个星期里，赫鲁晓夫完全被匈牙利的事情纠缠住了，以至于再没有机会来试试他对中东的各种假设了。就在刚刚建立起对哥穆尔卡的信任之时，克里姆林宫又失去了它对匈牙利领导人戈罗的尊重。波兰发生的事进一步鼓励着匈牙利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去挑战毫无作为的戈罗。10月22日，布达佩斯理工学院的大学生提出16条要求，其中就包括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任命伊姆雷·纳吉为党的领导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组织全国多党选举等。次日，在“国家独立和民主”的口号声中，大学生捣毁了树立在市中心广场的斯大林巨幅塑像。动乱辐射到首都以外地区，这是对苏联式警察政权的嘲讽，它就是用来防止非官方示威游行的。东部靠近罗马尼亚的一个省，大学生们占据了当地党委机关和秘密警察主要的办公区。戈罗刚刚结束与南斯拉夫铁托的会谈，返回国内，也是束手无策。
10月23日这一天大多数时间里，赫鲁晓夫都在和戈罗通电话，了解匈牙利首都局势恶化的最新情况。有关布达佩斯动乱的消息让赫鲁晓夫想到，毫无疑问，这是苏军出兵干预的时候了。苏军早在7月就制定了一个军事行动方案，以粉碎布达佩斯街头的任何示威活动。当克里姆林宫讨论现在要在布达佩斯采取什么措施时，米高扬再次大声疾呼要保持克制。他认为莫斯科应该放弃戈罗，给纳吉一次机会，让他担任领导，来平息事态。或许纳吉会重复哥穆尔卡在华沙已经取得的成果。
米高扬的观点遭到了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嘲笑。“在纳吉的领导下，匈牙利的分裂越来越大。”莫洛托夫说道。莫洛托夫迫切要求动武。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国防部长朱可夫和老资格的主席团委员卡冈诺维奇和苏斯洛夫也都持相同的看法。朱可夫和卡冈诺维奇都认为，波兰和匈牙利现在的无序状态没有可比性。这次他们不得不出兵了。
出兵方案次日实施。莫斯科已经把两个机械化师部署在匈牙利待命。10月24日，这两支部队数以千计的士兵被派往布达佩斯。此外，分别驻扎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两个机械化师的部分兵力，也被派往匈牙利，以便来保持首都以外地区的安全。为了给克里姆林宫提供更可靠的报告，并试探一下米高扬对纳吉领导能力的说法，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也被派往布达佩斯。
10月28日，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而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回了莫斯科。此时，苏斯洛夫已和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他们报告说，10月24日，苏军对一群示威者开火，至少打死70人。这次大屠杀后，匈牙利人和苏军的关系已降到冰点。匈牙利人开始悬挂旗帜悼念他们。10月26日，在首都的一个区，苏军和一大群拥有武装的匈牙利示威者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战斗。苏军使用了坦克以及步兵来镇压示威者。苏斯洛夫报告说，有3000匈牙利人受伤，其中死亡600人。在那场战斗中，苏军自己也死去350人。同时，在血腥的镇压中，戈罗辞职，被纳吉所取代。在官方的会议记录中，赫鲁晓夫的记录员没有写下诸如“无辜的受害者”“残暴”“战犯”之类的词汇。这也说明，与会人员中，没有一人想到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苏军在布达佩斯的所作所为。然而，苏斯洛夫的报告给会议造成了一种令人心寒的效果。
与会的人员并无兴趣来制造另外一场流血事件。苏斯洛夫报告之后，只有年老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还主张使用武力。“不要让我们出于一时冲动来撤出部队，”这位克里姆林宫的老兵说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比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的同志们还要卖力。”但是，伏罗希洛夫的主张很快就被其他领导人的一片撤军之声淹没了。那天早些时候，刚刚组合起来的纳吉·伊姆雷政权号召停火、苏军撤出。赫鲁晓夫坚持大多数人的观点，即应当给这个新政府机会。如果纳吉能够控制住布达佩斯，然后苏联将会考虑停火，并从匈牙利首都撤出军队。
在10月28日的那次冗长而又累人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提醒与会的委员，他们不应该忽略和西方，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宣传战。现在，苏联的温和和节制将和帝国主义分子试图要在埃及达到的目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政治上，我们是有优势的，”这位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忘记纳赛尔的问题，“英国和法国正在埃及制造动乱。不要让我们和他们为伍。”
布达佩斯暂停火后，苏军也撤出这个城市。以色列在夜间对埃及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进攻。10月29日，在离苏伊士运河仅45英里的西奈半岛中部的米特拉通道入口处，以色列飞机空投下伞兵部队。与此同时，阿里尔·沙龙中校——多年后他成为以色列总理，率领202伞兵大队的其他成员越过西奈，和这支先头部队会合。以色列国防部在战略上出奇制胜。埃及人一直预计以色列会进攻约旦，而不是西奈。许多天以来，沙龙的部队一直紧挨着约旦边境，以分散埃及的注意力。以色列的战术也是出人意料。空投伞兵前的两个小时，四架以色列野马战斗机飞入西奈领空干扰埃及的通信系统。这些飞行员冒险把飞机高度下降到12英尺，切断了连接埃及指挥部的电话线杆。
次日，按照塞弗尔制订的行动计划，法国和英国联合发出最后通牒。下午4:15，以色列驻伦敦大使收到了通牒的副本，而他的埃及同行——埃及驻伦敦大使在10分钟后才收到。法国和英国要求双方停火，并从苏伊士运河后撤10英里。为保护中立的运输权，法国和英国宣布，其目的是要“临时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关键位置”。如果埃及或以色列在12个小时内不履行这些要求，英法两国的军队将“使用必要的力量来干预，以便达到要求”。
得知以色列进攻埃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感到吃惊。一周多以来，白宫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东地区的兵力集结。10月20日，中央情报局动用U-2间谍飞机对东地中海地区进行飞行侦察。几天来，就是否要把以色列部队的机动解读为进攻约旦还是埃及，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是，到10月28日，当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清楚地向南方的埃及，而不是东部的约旦挺进时，总统才被说服，以色列要进攻埃及。
艾森豪威尔一直怀疑是英法盟友在制造麻烦。间谍照片显示，英法军事力量正在塞浦路斯岛集结，这是不祥之兆。这些照片被冲洗后，并送达白宫。艾森豪威尔注意到，来自法英两国有关外交解决危机的信息大大减少。总统一直还不能确定他们和以色列共谋的深度，但是，这种沉默还是不能让人放心。
当得知以色列进攻埃及后，艾森豪威尔马上通知其顾问，美国的政策是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按照1950年签订的三方声明，如果埃及遭到任何一方签署国进攻的话，美国有义务来加入埃及的防卫。法英是声明的另外两个签字国。艾森豪威尔清楚地表明，即使冒险和英法对抗，美国也要履行它对埃及所做的承诺。“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总统声明说，“或许我们不能受我们传统结盟关系的束缚。”他通知国家安全小组，如果证明英国正在和以色列合谋，不要向英国提供任何经济援助，特别是不在外汇市场上保护英镑的地位。他也要求给艾登写信，向英国保证，美国认为它将不得不支持埃及，如果要求遵守三方声明的话。最后，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那天提出一个停火方案。10月29日那天晚些时候，英法采取了拖延策略，把对艾森豪威尔的联合国决议案的讨论推迟到另一个二十四小时内，但是他的其他要求立即生效。
艾森豪威尔的坚决来自于一种深深的忧虑：只有苏联才能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受益。法国和英国或许已经取得以色列对其方案的援助，这种可能性只是增加了艾森豪威尔对冲突后果的悲观情绪，冲突不利于西方对中东的影响，这也让他更加愤怒。他怀疑英法两国预计到他将不得不容忍对埃及的进攻，因为在11月的大选中，他需要犹太人的选票。美国犹太人如果作为一个团体来投票，将倾向于民主党，所以这种假设也是很滑稽的。然而，艾森豪威尔要让人知道，无论大选结果如何，他都要反对战争。“我一点也不在乎，”他告诉其顾问，“无论我是否会再次当选，我们一定要信守诺言。”他说，尽管他怀疑美国人民“在这样的形势下，将会把他撵走”。如果他们撵走了我，“就那样吧”。
法国和英国在次日发布的最后通牒证实了这个阴谋，也让艾森豪威尔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7月底以来，他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敦促法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不要在大选前鲁莽行事。11月6日以后，艾森豪威尔或许将怀疑欧洲对中东的入侵。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点也不怀疑他将要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东欧也在艾森豪威尔的考虑之中。布达佩斯10月24日和26日的流血事件是一场悲剧，它们证实了西方一直都在谈论的所谓人民共和国的失败、寓言以及其他方面。对苏伊士运河的威胁，使伦敦和巴黎坠落到了帝国的怀旧情绪之中，破坏了在西方的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正是艾森豪威尔所希望看到的。
以色列发动进攻后，开罗期待着从赫鲁晓夫那里听到些什么，但对方却保持沉默。10月30日一大早，英法宣布最后通牒之前，纳赛尔最可靠的助手萨布里[9]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赫鲁晓夫送去一封信。“每个小时，局势都在恶化着，变得非常危险。”纳赛尔想“非正式地”请求军事援助，以帮助埃及防卫英、法、以这三个国家的入侵。助手还补充道，纳赛尔非常焦急地等待着对这个非官方要求的回应。如果莫斯科表明援助埃及的意愿，随后将会发出一个正式的要求。
苏联大使索洛德试图帮助埃及。尽管还没有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指示，他还是问道：“假如形势恶化到可能会引发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纳赛尔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援助？”萨布里早准备好了答案：“把军舰部署在靠近埃及海岸的地方将是重要的一个步骤。”他还补充道：“埃及尤其需要空中支援。”纳赛尔想让萨布里强调苏联派志愿者，特别是飞行员的可能性，以参加埃及的保卫战。
纳赛尔还没有等到答复，就在另一封给克里姆林宫的信里又重复了这一请求。“敌人只是依靠空中优势，”他写道，“我们绝对需要从空中支援我们的军队。”纳赛尔想让苏联空军介入埃及一方。他建议苏联派出志愿人员，驾驶印有埃及标记的米格飞机来埃及。“我们将准备好空军基地，让你们知道它们的位置。”
赫鲁晓夫对埃及要求苏联进行军事干预的两个要求都不予理睬。他决定利用一次机会来让纳赛尔依靠自己的力量化解这次军事危机。苏联情报机构认为，埃及在军事上和以色列相当，如果西欧参与其中，埃及将会非常危险。赫鲁晓夫倾向于那个令人愉快的假设，英法不可能联合进攻埃及。美国反对对埃及动武，赫鲁晓夫是从情报中得知这个消息的。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将要克制其在埃及的行为。英法最后通牒发布后，苏联的情报已经让赫鲁晓夫相信，欧洲确实没有和以色列共谋进攻埃及。而格鲁乌则预测，英国，大概还有法国，“正在帮助埃及让运河脱离开以色列及任何别的侵略者”。因为对英国军事行动的目的缺乏内幕消息，而且消息还受限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对软弱的英国首相所做的描述。因此，赫鲁晓夫选择了采用西方大国最后通牒的说法，让纳赛尔接受西欧或者美国的保护。
抛弃危难中的盟友，这符合赫鲁晓夫的性格。1956年10月底，他对待纳赛尔的方式是因为匈牙利的问题。苏联领导人没有能力来同时处理两场军事危机，至少不是这些非常特殊的危机。匈牙利的问题压倒一切，以至于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毫无选择，只能把埃及盟友放在一边，期望有最好的结果。
以色列进攻埃及的那一天，苏军，包括那些来自匈牙利之外的一些部队，正在集结中，可能要返回布达佩斯去镇压任何再次发生的反苏起义。10月30日，当得知英法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和埃及都从苏伊士运河撤兵时，赫鲁晓夫还正在痛苦地琢磨下一步要在匈牙利采取什么行动。那一天，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刘少奇透露了他的犹豫不决，“部队必须要留驻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是中国代表的忠告。但赫鲁晓夫并不能确定：“有两个选择，”他解释道，“一是使用武力，二是谈判撤兵。”
整个10月，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讨论的都不过是要不要对匈牙利动武的问题。纳吉政府的行为正在让人对苏联的那种假设——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联盟体制是稳定的，产生疑问。这一体制是克里姆林宫强加给东欧国家的。莫斯科最初都把波兰和匈牙利街头的不稳定行为归咎为当地共产党领导人过于软弱。对于波兰，克里姆林宫那时一直在质疑哥穆尔卡是否在纵容这种无序状态。但是，人们一直在向赫鲁晓夫保证道，哥穆尔卡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后者明白，他需要和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面对此时的匈牙利危机，克里姆林宫不知道如何来考虑纳吉或者这场运动，后者似乎把纳吉推上了台。
当谢皮洛夫、朱可夫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讨论这种民族主义式的共产主义现象时，他们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我们将不得不长期和民族主义作斗争。”谢皮洛夫显得有些消沉，这是他的观察。“对我们来说，这是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一个教训。”朱可夫补充道。斯大林过去就是利用这个说法来判处铁托死刑的。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蕴涵着许多的不同：如何来加强社会主义，如何和莫斯科保持一种较远距离的关系。对斯大林来说，这种说法就是反苏维埃主义的缩写。然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有打算放弃对那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控制，他们也是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需要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尤其不喜欢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方式。他相信，共产党员大多是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其他的掌权者也都基本认同对那些兄弟党的乐观看法，即后者在积极寻找解决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的方法。最后，赫鲁晓夫代表大多数与会人员讲话，他宣称，应该彻底检讨莫斯科处理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方式。迄今为止，东欧盟国还被当成殖民地。到1956年时，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但苏军还驻扎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如匈牙利，最初是根据和布达佩斯签订的一个协定而部署苏军的，主要考虑要保护那条为奥地利的苏联驻军服务的供给线。但是对奥地利的占领在1955年中就结束了，而苏军仍然驻扎在匈牙利。
面对华沙条约组织将要彻底解体的威胁，克里姆林宫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减少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军或安全人员。赫鲁晓夫已经允许波兰人遣送他们的克格勃顾问和苏联军官。如果这种关系可以少些宗主国的味道，那么，莫斯科也不得不容忍布达佩斯的独立性，启动和波兰、罗马尼亚的谈判，也同样要减少那里的苏联驻军。
会议弥漫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气氛。作为苏联东欧集团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纳吉号召举行多党选举，这正在违犯一条潜规则。赫鲁晓夫认为，为处理这些卫星国的事务，苏联应发布一个全新的声明，它将足以让纳吉和匈牙利的反对派回到苏联一边。赫鲁晓夫认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一样忠诚于其信仰，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会匆忙间制定出这样的政策。纳吉可能会对苏联的这些说教心怀不满，但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认为，他将不会做任何动摇匈牙利社会主义事业的事情。这对赫鲁晓夫的假设是一次考验，这个假设就是，即使大多数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如南斯拉夫，或许还有匈牙利，它们终将会选择与莫斯科结盟。
这次会议结束几个小时后，莫斯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证实了它对纳吉的假设错得有多么离谱。10月30日下午，纳吉在匈牙利电台宣布，在匈牙利结束一党专政，号召举行多党选举。次日上午，他将要宣告政府的决定，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10月30日，赫鲁晓夫所做的另一个关键性假设是，在英法进攻埃及之前，美国将会介入，并且会遏制西欧国家的行动。至少眼下，这个假设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那天晚些时候，恰好在英法12个小时最后通牒到期之前，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推出一个解决方案，要求立即在西奈停火。冷战时期，当华盛顿和西欧产生分歧时，苏联人第一次发现他们和美国人站在一起。苏联常驻联合国大使支持美国的解决方案。但是作为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对所有安理会决议案有否决权，它行使了否决权，投票反对美国盟友的议案。英法都有一个没有说服力的借口，联合国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合适场所。然而，美国现在公开反对中东战争。
然而，1956年10月31日发生的事情彻底推翻了赫鲁晓夫对如何处理来自匈牙利和埃及的挑战所做的基本判断。两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几乎同时来到。
来自匈牙利的消息是，虽然赫鲁晓夫有所期望，但纳吉现在还是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与此同时，在远隔数百英里的埃及，英法以以色列和埃及违犯最后通牒为借口，派飞机开始轰炸埃及的城市和机场。仅仅一天前，苏联情报机构才向赫鲁晓夫保证，英国将不会帮助埃及，现在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提供那些可怕的情报，描述着埃及损失的武器，其中许多都是苏制武器，还没有付款。
这些事情都留给了还缺乏处理任何一场危机策略的苏联。赫鲁晓夫意识到，对埃及和匈牙利局势所做的判断完全错误，这让他处于守势，也显得更加好斗。他要求主席团召开会议，愤怒地要求蔑视挑战：“如果我们离开匈牙利，这将极大地鼓舞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那些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将把它视为我方的软弱，还要冒犯我们。然后，就会暴露出我们的立场软弱。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党将不会接受这个结果，他们也会像对待埃及一样对待匈牙利。我们别无选择。”英法进攻埃及，搅乱了赫鲁晓夫对匈牙利问题的思考。一天前，赫鲁晓夫还准备冒一个风险，让纳吉来平息匈牙利的动乱，继续和苏联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关系。现在，他再不能容忍匈牙利未来在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不确定性了。如果莫斯科接连失去两个盟友，赫鲁晓夫的个人声望和苏联的声望都不可能挽救回来。而且世界处于危机之中，他不能显示出要从欧洲撤退的样子，即使其本意是想最终通过政治途径来恢复苏联的影响。
赫鲁晓夫决定，首先要完全解决匈牙利问题。前一天的主席团会议曾决定不使用武力，这个决定很快被推翻。除米高扬仍然希望找到一个和平方式来解决匈牙利问题外，所有人都投票支持发动军事进攻，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对欧洲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主席团的讨论有些冷酷。讨论涉及了权力、政党、稳定和声望这些概念，但是却没有涉及人的命运这个概念。讨论的结果也很冷酷。克里姆林宫命令苏军返回布达佩斯，并授权他们使用致命武器来对付那些反抗莫斯科对其国家实施控制的平民。这种针对东欧的挑战性政策从未被验证过，它是20世纪的大悲剧之一。最后，克里姆林宫还是决定，除过使用坦克，别无选择。然而，谁能知道布达佩斯已经发生的一切还能让局势再持续一个两个星期吗？有争议的是，届时，苏联的反应或许会更加残忍，但是也可能会产生其他结果。
至于埃及，赫鲁晓夫还是痛苦地选择了无所作为。除过他对匈牙利的绝望外，或许能约束他的是一种担心——他害怕苏联对埃及事务的干涉可能会引起局势失控。苏联不能冒两线作战的风险。例如，如果他同意了埃及的要求，进行空中支援，那么苏联飞行员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向英国和法国的飞行员开火，或许不久之后就是美国飞行员。
赫鲁晓夫甚至都不愿意尝试一种持久的政治策略，至少它能显示出和埃及人的休戚与共。那一天早些时候，克里姆林宫收到了来自苏联驻埃及大使的一封紧急电报，要求对一些公共外交关系作出指示。“任何声明，”苏联驻埃及大使建议道，“都将会提升阿拉伯人的士气。”莫斯科的无动于衷有损于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地位，这也是驻开罗的克格勃人员和外交人员的意见。他们注意到了埃及媒体，“夸大美国在未来所扮演的和平角色，把苏联谴责英法武装干预，以致消除冲突的努力掩盖了起来。”苏联大使索洛德说，埃及正在批评苏联，因为让纳赛尔采取了苏联的建议，现在埃及处于危机时期，而苏联却还在保持沉默。大使要求莫斯科立即发动一场宣传战，来攻击美国的伪善——它呼吁和平解决争端，但显然却在纵容其北约盟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侵略。为回应驻埃及大使的要求，《真理报》次日发表一篇声明，谴责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共同勾结，来反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声明没有就具体问题作出回应。
之后的三天里，赫鲁晓夫思考的都是苏联平息匈牙利反革命活动的细节问题，仿佛他已经一笔勾销了苏联在中东庞大的投资。他飞到苏波边境向哥穆尔卡下达简要命令，然后又去布加勒斯特会见罗马尼亚人和捷克人，之后又到索菲亚和保加利亚人讨论问题。最后，11月3日，苏军进攻布达佩斯前夜，又在南斯拉夫会晤了铁托。赫鲁晓夫缺席期间，除匈牙利问题外，主席团不再讨论其他议题。克里姆林宫的精力集中在纳吉政权之后的权力安排。亚诺什·卡达尔[10]——纳吉政府的一个成员，秘密出现在莫斯科，他将步苏军后尘宣布建立一个新政府。11月4日，苏军第二次发动对布达佩斯的进攻，导致两万匈牙利人伤亡。纳吉逃到南斯拉夫大使馆，但后来还是被转交给苏联人。
镇压布达佩斯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莫斯科一直让埃及人自己保卫自己。11月4日，克里姆林宫发布第一份抗议书，抗议英法军事干涉，要求停火，但没有提出约束力。西欧发动进攻四天之后，纳赛尔面对的军事形势愈加严峻。西欧的飞机和飞行员都颇占优势，大大削弱了埃及空军的力量。苏联军方估计，埃及拥有48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已经损失29架；另有86架苏制米格-15型战斗机，损失76架。英法的进攻非常成功。11月2日一天内，英法空军就摧毁了50辆埃及坦克，它们正在成批地摧毁埃及的武器。空中不能摧毁的，则由以色列在地面摧毁。苏联人报告，在纳赛尔放弃整个苏伊士运河东岸后，以色列缴获了驻扎在西奈的两个埃及炮兵营的装备。
11月5日上午，赫鲁晓夫收到的报告称，英法1100人伞兵在埃及登陆。此时，他不再对其埃及盟友的命运感到消沉；相反，面对局势的发展，他的反应是，仿佛那是对他个人的挑战。
[1]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70年被迫退休。
[2]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
[3]戈罗·艾尔诺（GerőErnő，1898年7月8日——1980年3月12日），原姓辛格（Singer），生于犹太人家庭。匈牙利共产党建党成员之一，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KommunistaIfjúmunkásokMagyarországiSzövetsége）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1945年返回匈牙利。1956年7月18日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10月25日辞职，流亡苏联。1960年回国，但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
[4]拉伊克·拉斯洛（RajkLászló，1909年3月8日——1949年10月15日），生于鞋匠家庭，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被大学开除后，当过建筑工人。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并担任国际纵队第XIII旅拉科西营政委。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撤往法国，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夏季获释后返回匈牙利，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导地下党的活动。1944年12月被捕，1945年5月13日获释。匈牙利解放后，先后担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等职务，1946年3月20日—1948年8月5日任内务部长，并建立了国家保安局。1949年5月23日被捕，同年9月24日遇害。1956年2月平反。
[5]纳吉·伊姆雷（NagyImre，1896年6月7日——1958年6月16日），生于科波什堡（Kaposvár）一个农民家庭，当过锁匠学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1916年被俄军俘虏。1918年3月参加红军，1920年5月10日参加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因批评党的领导而在1925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夏季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országiSzocialistaMunkáspárt，匈牙利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27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被当局取缔时被捕，两个月后获释。1928年3月流亡奥地利，1930年2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国际农业研究所工作。1936年1月8日被开除出党，1939年2月3日重新入党。1940年至1944年在莫斯科科苏特广播电台工作。1944年10月返回匈牙利，11月7日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4年12月22日—1945年11月4日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45年5月25日当选为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7年9月—1949年6月出任国会议长。1948年6月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7月4日——1955年4月18日任总理（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后，于10月24日出任总理，11月4日，苏军再次侵略匈牙利后撤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1月22日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被捕，1958年6月16日被判处死刑。
[6]沃尔特·特纳·蒙克顿，第一代布伦奇利的蒙克顿子爵（WalterTurnerMonckton,1stViscountMoncktonofBrenchley，1891年1月17日——1965年1月9日），英国保守党政客。早年担任律师。1936年爱德华八世退位期间为其担任律师。此后长期被派驻到印度工作。1945年担任丘吉尔政府的副检察长。二战结束后参加了保守党。1951—1957年任下议院议员。1951—1955年任劳工和国民服务大臣。1955—1956年任国防大臣。1956—1957年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57年被封为子爵。1957—1964年任米德兰银行主席。1961—1965年任苏塞克斯大学校长。1965年去世。
[7]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Рокоссовский，1896年12月9日——1968年8月3日），1914年入伍。1917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1—8月任第30骑兵军团司令。1920年8月—1921年任第35骑兵军团司令。1926年起在军队学院任教。1930—1932年任萨马拉第7骑兵师师长。1936—1937年任普斯科夫第5骑兵军军长。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40年平反。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9机械化军军长、布良斯克前线司令。1944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49—1956年任波兰国防部长，期间兼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1957年、1958—1962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7—1958年任高加索军区司令。1968年逝世。
[8]戴维·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1886年10月16日——1973年12月1日），出身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1906年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参加了犹太劳工运动。1915年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1918年参加了英军当中的犹太军团。一战结束后返回巴勒斯坦。1920年创立犹太劳工总会。1930年创立以色列工党，并于1930—1963年任党主席。以色列国成立后，于1948—1954年、1955—1963年任国防部长。1949—1954年、1955—1963年任总理。1970年退休。
[9]阿里·萨布里（AliSabri，1920年8月30日——1991年8月3日），埃及政治家。1952年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政变。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于1956—1957年任埃及情报总局局长。1961—1968年任总理。1965—1968年任副总统。1971年在萨达特对左翼纳赛尔派的清洗中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91年去世。
[10]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贾诺斯·约热夫（CzermanikJános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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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苏伊士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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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苏伊士运河
1955年，赫鲁晓夫启动外交改革，而危机事件或国际关系的紧张并不利于苏联实现其目标。到1956年夏，纳赛尔已经开始其一系列的行动，这些都考验着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外交新政策，让克里姆林宫面临着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拨国际危机。最后，从突如其来的中东危机中，赫鲁晓夫汲取了一种不同以往的、颇有些危险性的教训。
纳赛尔及其追随者们已经就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方案讨论多年。虽然运河完全从埃及领土上通过，但是，按照1869年生效的、为期99年的租约，它实际上被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欧洲股东们所控制。1952年，埃及军队的革命者——他们自称为“自由主义军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发誓要废除苏伊士运河租约。对他们来说，租约就像拴在埃及人脖子上的一根巨大的殖民锁链。但是，到7月21日，经过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后，纳赛尔的一个密友回忆道，纳赛尔才决定在1956年最终废除租约。7月19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不资助建设纳赛尔最宠爱的公共工程——阿斯旺大坝，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埃及政府的回应。不提供援助，既让埃及总统感到吃惊，也让他蒙受羞辱。纳赛尔曾经期待着会和华盛顿达成协议。
6个月以来，为争取到援助，纳赛尔和西方银行家、财政部长们玩起了高风险的游戏。他一点也不喜欢世界银行的援助要求，也很担心英美两国可能实施的一些限制措施，它们也是大坝援助谈判中的一方。纳赛尔有些犹豫，但他还是一直在争取西方国家更优惠的条件。苏联已经拒绝就帮助埃及建设大坝提出方案，除非纳赛尔接受来自东德和苏联的技术人员。1956年，纳赛尔甚至觉得这些条件比世界银行和英美提出的条件还要危险。1956年5月，失去耐心的纳赛尔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以此来对西方施加压力，让它们提出一个他能接受的大坝援助计划。这一招失算了。对埃及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必须要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纳赛尔还想引发美国国会内部反对苏联东欧集团的愤怒情绪。因为无法确定纳赛尔的动机，也缺乏来自国会的有力支持，美国政府决定退出这项将会给纳赛尔政权增添光彩的公共工程援助计划。
纳赛尔不但要急于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来反击西方，而且也发现自己需要找到一条途径，把其他额外的外汇收入纳入国库，以便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大坝。根据和苏伊士运河公司达成的协定，埃及已经收回苏伊士运河1％的股份。运河国有化将会为埃及提供所有来自运河的收入。纳赛尔决定在7月26日宣布运河国有化。
“西方将不会保持沉默，”当纳赛尔全力应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时，他自己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能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将会面对许多军事威胁，这些威胁可以转化为一场实际的战争。”英国政府和一些法国的中产阶级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股东。除了冒犯这些人的财产权，运河的国有化还可能被欧洲视为对其战略利益的一种威胁。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货物有1．22亿吨，60％多的货物是原油。确实，欧洲2/3的进口原油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上，纳赛尔断定，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最有可能作出一种鲁莽的军事回应。苏伊士运河是英国通向其亚洲殖民地的一根动脉。
宣布运河国有化消息之前，纳赛尔千方百计来掩盖此事，只让极少数人知道。除过其核心集团外，纳赛尔还让极少数军官知悉此事。当宣布国有化后，军队要占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总部。军官们被命令收听纳赛尔在电台发表的讲话，当他提到那位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法国幻想家的名字时，他们就占领总部大楼。
讲话发表前几个小时，纳赛尔才让内阁成员们知道他的这个秘密。消息让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部长们大吃一惊，一些人马上就开始劝说他不要实施这个计划，以免遭到英法两国的报复。纳赛尔让他们相信，他已经预测过各种风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是欧洲一方的关键角色，他没有那么强大的战争意愿，因而不会走向战争。
内阁会议一结束，纳赛尔就发表了讲话，通过亚历山大电台广播，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数百万人收听了讲话。他的讲话充满自信，也没有刻意掩饰声音里的一丝苦涩。他援引近代历史上埃及人民曾经遭受的各种蔑视和冷遇。之后，开始责骂那些外国金融家，尤其是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此时，他下达了命令：“我开始看着布莱克先生，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想起了费迪南·莱赛普[1]。”（莱赛普，法国工程师，苏伊士运河的设计者。——译者注）与此同时，三百多英里远的赛伊德港，埃及突击队员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总部。此时，纳赛尔告诉他的听众，他已经下了命令，“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被国有化了！”声明会刺激西方的听众，纳赛尔答应，要补偿股东。
得知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赫鲁晓夫和纳赛尔的阿拉伯听众一样感到吃惊。事先，莫斯科从未收到过埃及的通知。5周前才刚刚接替莫洛托夫出任外交部长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之前一直是纳赛尔在开罗的座上客。虽然已经商谈过运送武器和提供经济援助的事宜，但埃及总统并未以任何方式来暗示，他要在1956年挑战西方大国。纳赛尔预定8月访问苏联，这是他首次访苏。埃及人甚至没有提过要把苏伊士运河问题列入访问议程。
6月谢皮洛夫访问埃及之时，纳赛尔仍然认为能和美国就建设阿斯旺大坝的财政援助达成协议，那时还没有决定要收回运河。但是，当纳赛尔改变主意后，埃及官方仍然保持沉默。因此，苏联人有理由认为，他们一直在蒙受着欺骗。纳赛尔讲话发表的前一天上午，埃及外交部长会见了苏联驻埃及大使，但却根本未提及苏伊士运河，而是谈到阿斯旺大坝工程。他向莫斯科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要求他们佯装苏联将帮助开罗建设这个工程。几周后，7月19日美国政府宣布，它将不帮助纳赛尔建设大坝。开罗到处都在传说：莫斯科准备接手这个工程。然而，这些传言并没有根据，莫斯科一如既往，对阿斯旺大坝持怀疑态度。苏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立即否认存在类似协议。通过埃及外交部长，纳赛尔请求莫斯科不要否认这些传言。虽然埃及外交部长未做任何暗示，但对莫斯科来说，事情越来越清楚，当纳赛尔准备收回运河时，要利用莫斯科在政治上为他做掩饰。纳赛尔既不想让西方大国也不想让埃及人民怀疑，他是出于软弱而不是强大来争取运河国有化的。
让赫鲁晓夫一无所知，不管纳赛尔对此抱有何种动机，但其讲话对苏联来说，确实非常意外。如果埃及占据运河，克里姆林宫还没有作好应对准备，它并未想到要作这样的准备。赫鲁晓夫已经把克里姆林宫与纳赛尔之间的关系视为其战略核心，即与第三世界结盟，由此来影响中东局势的战略。然而，他并不准备支持纳赛尔来实现其梦想——在中东地区确立埃及的霸权地位。为了打消给西方和开罗留下的这种印象，此后，莫斯科一直在告诫埃及要谨慎。的确，谢皮洛夫6月访问开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强化一个信号：开罗应该小心处理其外交政策。对莫斯科来说，埃及要求得到的大多是苏联的先进武器，如T-54坦克、米格-19喷气式战斗机等。这表明，开罗可能要企图进攻以色列。“现在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外交部长告诫埃及国防部长，“不要让帝国主义分子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挑起军事冲突，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将会利用这些冲突来巩固他们在中东的地位。”纳赛尔对运河国有化的决定完全违背了莫斯科的忠告。
就克里姆林宫的忧虑而言，这个决定也确实不合时宜。1956年7月，莫斯科绝不需要再添一件麻烦事。那年夏天，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完全被东欧事件所牵制，他要对此负责。
5个月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来自56个州的近1500位地方领导人做了主题发言。他诋毁斯大林的犯罪行为，并发动肃清斯大林主义的运动。“斯大林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在大会之前的会议上，他告诉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毁了党。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摧毁了一个人最神圣的东西。他让一切事情都屈从于他的任性和反复无常。”
此前就是否发表这个讲话，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进行过两个月的争论。赫鲁晓夫对揭露斯大林的程度有些犹豫不决。“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讲话的措辞，”支持他的谢皮洛夫说道，模仿着他的忧虑，“不要造成伤害”。时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反对攻击斯大林。但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里，甚至连作为改革者的赫鲁晓夫也担心反共分子会设法利用这些批评来诋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合法性。最后，赫鲁晓夫希望把这次讲话限定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范围之内。
到5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从以色列情报人员那里得到一份讲话稿，并把它交给《纽约时报》。赫鲁晓夫的讲话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上，在苏联东欧集团内引起广泛不安。在东欧特定的条件下，赫鲁晓夫自己所宣称的、所谓自上而下的苏联改革已经被转化为一场民众追求更多政治自由和民主的运动。由于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是斯大林选定的，能力低下，根本无法控制赫鲁晓夫发动的这场运动。因此，这场运动迅速传播开来。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数周里，东欧莫斯科卫星国的那些斯大林分子们徒劳地遏制着来自改革者的压力。
1956年夏，波兰似乎离一场政治大爆炸很近了。波兰领导人爱德华·奥哈布[2]，曾经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描述成“就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一样”。他自己也被证明一点也不擅长应对新的政治环境。6月底，波兰政府对波兹南民众争取“面包和自由”的示威反应过度。在示威民众和警察的冲突中，56个工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匈牙利的形势似乎也不稳定。在那里，共产党内部展开改革斗争。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哈伊尔·苏斯洛夫[3]被派往布达佩斯，以加强党的团结。当那里政治紧张局势尚未得到缓解时，7月，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又带着指示到了布达佩斯，要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层进行全面改组。
宣布运河国有化的次日上午，克里姆林宫才从一个埃及人那里首次得到有关中东问题的消息。埃及驻苏大使带着浓重的忧虑色彩为苏联人描述了形势。“现在，所有的西方大国都反对我们。”他对苏联外长谢皮洛夫解释道。尽管埃及把英国列为其头号敌人，但开罗断定将要首先和以色列开战。“如果以色列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战争，”埃及大使说道，“那么英国将会支持他们。”埃及大使没有明确说英国到底采取哪种形式来支持以色列，但他进一步明确推断，英国将会从美国那里暗中接受援助。说到中央情报局在推翻伊朗民族主义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4]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时，大使警告说，“过去美国就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在埃及它也能做伊朗那样的事。”
尽管有如此多的担忧，但开罗还只是要求俄国人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在道义上支持我们，”埃及大使说，“那么你们就不止是在帮助埃及人民，而且也是在帮助其他阿拉伯国家，因为它们也在期待着这种支持。”和赫鲁晓夫一样，谢皮洛夫也有意扩大和第三世界的联系，他答应要马上把埃及大使的建议提交克里姆林宫。尽管对此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指示，但谢皮洛夫还是信心十足地多说了几句话，“苏联政府将会尽一切可能，以便让埃及政府采取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措施不会为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正是纳赛尔想听到的话。
来自埃及政府的紧急电报对克里姆林宫没有起到明显作用。赫鲁晓夫没有召集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来研究埃及问题，驻扎在苏联西南部或保加利亚的苏军也未进入战备状态。保加利亚是离埃及最近的苏联卫星国。首都莫斯科并没有一丝危机感或者迫在眉睫的对抗感觉。相反，倒是有一个非常令人宽慰的设想，即所有的西方大国将不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改变，把它视为又一个非殖民化的象征。
7月26日深夜，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得知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消息时，正在主持一场国宴，招待伊拉克国王费萨尔[5]和总理努里·赛义德。作为1950年代亲西方的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伊拉克总理代表许多与会人士讲了话。他私下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6]，“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打，现在就打，狠狠地打……如果不理会纳赛尔，那么，他会把我们都消灭掉。”如何对待纳赛尔，艾登几乎不需要伊拉克人来指教。自视为中东问题专家的艾登，很久以来，在英埃关系上，他变成一个鹰派人物。在艾登的眼里，纳赛尔是“穆斯林中的墨索里尼”，也是一个自负的人，他想损害英国的利益而扩大自己的势力。1938年，因为张伯伦政府对夸夸其谈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姑息为奸，艾登愤然辞职。这次，他也不想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对纳赛尔让步。
艾登下决心的背后还有一些痛苦的教训。近年来，对英国首相来说，纳赛尔纯粹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1954年，当他就任丘吉尔政府的外交大臣时，艾登不顾他所在的保守党强硬派的反对，冒险谈判把英军从苏伊士运河附近的基地撤出。此后，英国保守党中的反对派把纳赛尔的每一个行为都归咎于艾登对他的错误判断。就像艾登的传记作者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7]所得出的结论，这个政治上的弱点并没有导致艾登来寻求那些老旧的反对派的同意，但是这确实让他把纳赛尔的行为视为是一种个人的背叛。1955年9月与苏联的武器交易事件让艾登大吃一惊。稍后几个月，约旦决定对侯赛因国王军队中的英国指挥官开火的事件，都与纳赛尔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有关，这对艾登的中东政策也是一种打击。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艾登认为，别无选择，只有迅速而又严厉地对付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踩在我们的气管上。”当伊拉克人和其他参加晚宴的客人离开后，艾登在随后召开的核心成员紧急会议上这样说道。首相仍然系着出席国宴的白色领带，显得充满自信和坚决。他邀请英军总参谋长以及友好国家驻英国的外交人员，如法国大使、美国代办，来出席这次晚会，倾听他的计划。他希望法国和美国共同合作来回应纳赛尔的挑战。
英国首相决心要把运河的国有化扭转过来。他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关闭运河，不让埃及得到任何财政收入。为苏伊士运河公司工作的英国公民将被鼓励离职，他也希望别的国家也能迫使其公民罢工。艾登估计，最终，那些航行运河的主要国家，不包括苏联和埃及人自己在内，将会开会讨论如何正式从纳赛尔手里夺过运河。对于夺回运河可能要做的事，艾登直言不讳。当着法国和美国外交官的面，他命令总参谋长尽快就重新夺回运河所需要的兵力及行动方案提交一份报告。
巴黎和艾登一样好斗，法国政府把纳赛尔的行为看成是对法国声誉的沉重打击。二战以来，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们目睹了萨尔（Saar）的丢失。这是一个被占领的德国地区，后来它又经投票决定，加入西德，德国得以重新武装起来。在印度支那，法国也惨遭失败。阿尔及利亚是北非与巴黎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殖民地，以至于它完全变成了法国的一个省。最近，那里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虽然新上任的总理、社会党人居伊·摩勒[8]把阿尔及利亚的内战称为“一场愚蠢的、毫无结果的战争”，但是，和1956年法国政坛的其他人物一样，法国总理也无意切断与北非的联系，从那儿退出来。
对纳赛尔的愤恨更多地来自于对阿尔及利亚所做的政治承诺，而不是因为法国在苏伊士运河的投资。埃及人正在武装阿尔及利亚叛军，并口头上坚定地支持后者。许多法国政治家和军官都相信，要想在阿尔及尔取得胜利，绕不过开罗这条路。许多人也深信，纳赛尔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1954年法国在越南遭受失败后，他们已经看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现在他们把赫鲁晓夫看成是纳赛尔最主要的出谋划策者。“实际上，这完全是针对法国的，”法国总参谋长保罗·埃利[9]将军这样说道，“苏联把破坏西方世界的企图应用到了极致。”
艾登晚宴上的话一传到巴黎，法国马上就开始制定联合军事行动方案。7月27日，摩勒政府最后决定，如果必要的话，要诉诸武力来打破纳赛尔对运河的控制。次日，由一位将军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伦敦，向英国带去口信，法国决意要尽快加入英国的军事行动，以共同打击埃及。然而，立即发动进攻还不可行。英法两国驻扎在中东的空军部队还不到一个师，而英国估计，要夺取和控制运河，至少要投入三个师的兵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把兵力运送到东地中海。为了这次行动，法国提出要重新调遣派驻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驻军。但法国政府也明白，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兵力。巴黎最初的想法是要和以色列来讨论如何增强打击力量。
纳赛尔不想再激起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的义愤，就像他对大西洋另一边所做的一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们不信任纳赛尔，但也没有感觉到来自后者的威胁。和英法不同，美国几乎完全是从和苏联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纳赛尔问题的。1956年4月以来，华盛顿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是要打断纳赛尔似乎对赫鲁晓夫抱有的好感。这些措施中，最意外的就是拒绝帮助建设阿斯旺水坝。“最初的目的，”杜勒斯写道，“是要让纳赛尔意识到，不能和他合作，因为他一边和苏联打得火热，而同时还享受美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美国的政策就是，再给纳赛尔一两次机会，“以避免任何公开的破裂，破裂肯定会把纳赛尔推入苏联的卫星国行列中。我们想给纳赛尔一个台阶下，让他重新恢复和西方的良好关系，如果他也有同样想法的话。”
纳赛尔对运河突然实施国有化，这表明埃及领导人可能已不可挽救。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没有马上拿定主意。国务院的法律小组得出结论说，埃及没收运河是在合法行使其权利，而且美国总统也同意这个看法。“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任何主权国家对私有财产行使征用权都是其固有的权利，这不可能被怀疑，”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只要被剥夺了财产的业主得到赔偿。”艾森豪威尔的疑问是，纳赛尔想收回运河，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但他是否会保证运河和港口将依然对所有商船开放？到7月底，这个问题依然不明朗。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说，同样一个不明朗的问题是，为削弱西方在中东的地位或者来帮助苏联进入中东，国有化是纳赛尔的最后一步，或者说只是其系列打击计划中的第一步？两人都不同意法国的说法，称占有苏伊士运河类似于1936年纳粹德国的再次军事化，那被证明是希特勒实现其霸权计划的第一步。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考虑暂不做决定。如果纳赛尔不能经营运河，拒绝国际化，届时，美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相信，美国所做的最坏打算就是和英法一同讨论采取军事行动。他和杜勒斯都同意，问题的解决应该来自更多国家的参与。它将不得不需要外交解决，任何使用武力的决定将要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内政治让艾森豪威尔变得更加小心。当年是美国大选年，选举日就在11月6日，现在还看不到中东战争会给选举带来什么政治优势。运河国有化政策宣布后的次日，一个美国代表团前往伦敦，要他们注意现在的“形势”，敦促英国放弃军事干预。
对赫鲁晓夫来说，8月1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是莫斯科列宁体育馆落成仪式上的明星。这是欧洲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几个体育设施之一。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公开表态支持纳赛尔和埃及。自谢皮洛夫会见埃及大使以来，莫斯科已经对埃及给予口头支持。苏联政府利用《真理报》来表明，它承认纳赛尔有权对运河实施国有化，报纸也发表了7月28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港所做的公开讲话。但这并不表明莫斯科把苏伊士运河看成了一场危机，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和外交攻势来解决这场危机。莫斯科没有派密使出使开罗，赫鲁晓夫也没有发表公开讲话。
莫斯科最初的反应不是满足纳赛尔的要求，后者想从苏联得到更多。早在8月1日，埃及大使就向赫鲁晓夫带去纳赛尔的一封信。在信中，纳赛尔请求开放运河，让所有国家“自由使用”运河。苏联对此事低调回应，反映出他们对纳赛尔把运河与政治隔绝开来的愿望还持怀疑态度。没有证据表明，莫斯科曾经向开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纳赛尔还是希望能肯定赫鲁晓夫并不怀疑这个理由。递交信件时，埃及大使向俄国人保证，埃及正在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不想给这些大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一个干涉埃及内部事务的手段和理由”。
面对数万苏联公民，赫鲁晓夫兴奋极了。利用这次短暂的讲话机会，他也提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形势发展，以安抚纳赛尔。“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赫鲁晓夫说道，“是在一个像埃及政府一样的主权国家的权限范围内。”赫鲁晓夫警告英法不要反应过度：“一定要强调的是，埃及自己已经承诺要尊重苏伊士运河的自由航行，并且对公司的股东予以补偿。因此，”他得出结论，“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个行为，冷静地看待新的形势和时代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赫鲁晓夫抵制住了在公众面前哗众取宠或威胁他人的诱惑。相反，他公开提醒英国注意其面对印度、缅甸，直至最近的埃及等国独立时所采取的成功政策。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表明莫斯科对形势发展所持的谨慎态度的话，那么，赫鲁晓夫还确认了苏联也会有兴趣作为一方来介入对埃及运河的管理。“苏联直接对自由航行的苏伊士运河进行管理怀有兴趣，考虑到埃及政府将对所有国家自由开放运河的声明，苏联得出结论，对此没有必要紧张和苦恼。”
赫鲁晓夫还没有完全了解到西方各国首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想分担他埃及盟友的紧张心情，他认为这些话足够了。“我们没有证据，”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当天，一个外交官告诉埃及驻苏大使，“说西方大国正在筹划进行军事干预。”苏联情报机关也没有关于巴黎和伦敦正在策划军事干预的消息。然而，克格勃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机会，由此来观察美国对中东局势的发展所作出的反应。至少从1956年4月起，苏联就成功监听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克里姆林宫甚至能复制其发出或接收的每一份电报。这些偷来的绝密电报向苏联人证实，美国不想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采取对抗立场。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由此断定，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西方国家不可能对埃及实施军事干预。赫鲁晓夫还不知道这些，但最后证明，美国的最高机密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帮助。
因为消息极为敏感，克里姆林宫只是向埃及人暗示其消息来源保密。开罗被告知，不要怀疑这种可能性：在埃及和西欧国家的纠纷中，美国将会扮演一个和平角色。“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美国还多少遵循着一条不同的路线。”一个苏联官员向埃及大使这样解释道。为了再让埃及放心，莫斯科提出一个理论，说经济原因将会阻止美国支持英国或法国的极端主义想法。“美国石油公司明白，”这位苏联官员继续说道，“中东储藏着大量的石油，考虑到阿拉伯人的情绪是坚定的。因此，采取任何反对埃及的极端措施都很糟糕。”
7月底，美国代表团会见英国首相之后，从伦敦传回来的消息并不是艾森豪威尔所想听的。英国政府，特别是艾登决意要“把纳赛尔赶出埃及”。伦敦不仅要把国有化颠倒过来，而且还想把推翻纳赛尔列为英国出兵的首要目标。美国人被告知，英国已经开始计划入侵埃及，将需要6周时间来训练士兵。为了给这次入侵找到借口，英国正在筹划一个由西欧苏伊士运河主要客户参加的会议，并向纳赛尔发出最后通牒，估计后者会拒绝这个通牒。
从伦敦传来的消息让美国总统感到困惑。艾森豪威尔设想到，在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努力来和纳赛尔展开谈判之前就开战，埃及可能会被轻易打败，但那时就要担心阿拉伯世界对英国入侵埃及的反应。他的预见是，届时输油管道被破坏，英国驻军以及其他西方目标会遭到恐怖袭击。“英国，”艾森豪威尔告诉其高级顾问，“在现在的背景下，动武已经是过时的想法。”
考虑到要让英国盟友们认真地理解战争的系列后果，艾森豪威尔派国务卿访问伦敦，并带去一份寻求外交解决的方案。8月1日，杜勒斯抵达伦敦，带去一份美国的方案，设计了对运河实施国际化管理的程序。不是开一个造假的会议，华盛顿建议把那个为期75年的国际公约所涉及的24个签字国，以及他们的继承国召集起来。正是这个国际条约决定着运河的使用权。1888年，当时的主要大国俄国、奥匈帝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集会，就这条战略水域的自由使用草拟了一份公约。二战期间，英国关闭运河。但是，二战以来，埃及一直是康斯坦丁公约的主要违背者，它拒绝允许以色列的船只穿越运河。
杜勒斯要让英国相信，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纳赛尔的力量，破坏国有化政策，但他拒绝美国就任何军事计划作出承诺，甚至也不对军事解决的选择表态。为了反映出他和艾森豪威尔的不同看法，他也解释道，美国政府也同意推翻纳赛尔政权这个最终目标，但是他认为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以及熟练地运用世界舆论的力量来实现。法国和英国都同意召集会议的这个提议。杜勒斯也让他们相信，会议将通过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旨在迫使纳赛尔把运河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一个国际管理机构，它将收取通行费，承担运河的维修，保证运河对所有国家开放。埃及将会被许诺分给一定比例的通行费，但它的份额将由这个国际管理机构来决定。
尽管杜勒斯一贯对克里姆林宫持强硬路线，但他认为也要邀请苏联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其前政府也在康斯坦丁公约上签过字。否则，会议将缺乏合法性。他向英国和法国保证，邀请书将不会真正暗示是咨询还是合作。他又解释道，会议可以被组织起来，以便“把俄国分隔开”。大国将参加会议，保证从中得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而苏联则没有选择，只有接受或者站在少数人一边。美国也认为，将不得不邀请埃及参加会议。
8月2日，英国、法国和美国联合发表声明，建议所有君士坦丁公约的签约国，还有其他一些与通过运河的海上贸易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定于8月16日在伦敦召开。
华盛顿坚持外交解决运河问题，虽然暂时延迟了军事打击计划，但艾登仍然下令继续作好军事打击埃及的准备。最初，英军总参谋长计划在8月1日发出最后通牒，9月15日发动攻击。艾登要他们明白，伦敦会议只不过是要改变最后通牒的时间表而已。英国首相仍然期待在9月发起攻击。他是这样设想的，也希望有这样的结果：纳赛尔反对会议提出的要求。
8月3日，苏联收到了参加伦敦会议的正式邀请。邀请终于起到作用，它引起克里姆林宫对中东局势的关注。自从运河国有化以来，它也促使纳赛尔第一次向克里姆林宫提出重大的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开会商议如何应对邀请，会议开始前几小时，纳赛尔通过苏联驻埃及大使带来口信，希望苏联拒绝参加伦敦会议。埃及无意参加任何由英国组织、赞助或以其他方式筹划的会议。同时，他也希望，作为埃及亲密盟友的苏联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行事。如果不得不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那么，纳赛尔更喜欢在联合国开会。
“或许纳赛尔是对的，”7月26日以来，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来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对他的同事们这样说道，“谁在选择与会者？”然后他自问自答：“英国、法国和美国。我们不应该去，纳赛尔是对的。”他也同意纳赛尔的观点：联合国大会将是讨论运河国际化问题的最好场所。赫鲁晓夫要求重新明确这个问题，把它的范围扩大，不要再让埃及成为关注的中心。这次大会辩论“不止限于苏伊士运河，还有其他的运河和海峡”。
赫鲁晓夫设想，伦敦会议可以被安全地抵制，不会伤害埃及利益。只要这件事还没有成为几个超级大国意志的试金石，那么，赫鲁晓夫就有信心在联合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让他受到鼓舞的是，似乎美国正在抑制其盟国的野心。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认为，苏联不得不表现得有所克制，因为他的案头上放着一份最新的系列核试验计划书。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他告诉主席团委员，核试验不得不推迟到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之时。赫鲁晓夫也要让开罗谨慎处事。苏联大使索洛德要向纳赛尔建议，在公开场合，他再次表明埃及在冷战中的中立立场，并且要继续谴责1954年的伦敦苏伊士运河基地协议，尽管协议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英国要对运河进行干涉。
然而，两天后，莫斯科对自己的克制和脱身政策失去自信。英法似乎在备战的消息，一下子让赫鲁晓夫把焦点又集中在苏联需要推动外交解决的问题上。不用从事间谍活动，克里姆林宫就能看出来，英国在公开备战。纳赛尔最担心的事情或许就要发生了。英国报纸发表了海军备战朴次茅斯港的消息，英国三艘航空母舰本周早些时候将起航出海。从星期天即8月5日起，英国皇家陆军第16伞兵大队将登上其中一艘航母。陆军似乎也在加强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其他几支部队已经被下令移驻那里。在塞浦路斯，还有另外几支部队也与之会合。战时办公室只承认，这只不过是一些军事预防措施而已。
纳赛尔也变得关心起莫斯科来。苏联大使索洛德通知莫斯科说，纳赛尔正在威胁美国，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接受苏伊士运河的国际化，他将要实施恐怖统治。“我告诉过美国大使，”纳赛尔只对苏联大使索洛德一个人说，“整个运河已布满地雷，如果埃及遭到某种形式的入侵，仅用5分种，运河及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将被毁灭。”纳赛尔还补充道，他也威胁过美国，要破坏中东地区的所有油井，“特别是科威特、巴林和亚丁的石油油井”。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纳赛尔的边缘政策的话，至少他告诉给苏联人的话可以说明，埃及领导人提到，他正在考虑撕毁1954年签订的英埃协定。据此协定，英国解散了埃及在苏伊士的军事基地。
要么是英国，要么是埃及要豁出去的可能性陡然增大。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已毫无选择，只有直接置身其中，充当调停人。尽管8月3日就已告诉纳赛尔，苏联将不派代表团参加伦敦会议，但是现在，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苏联将不得不参加这次会议。8月5日，他召集中央主席团特别会议，专门研究由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率团赴会之事。
赫鲁晓夫负责决定如何向纳赛尔解释苏联立场突然转变的原因。8月5日的会议上，他口授了信的主要内容，向纳赛尔阐述了他的理由。苏联对政治局势的评估是“和以往相同”，他解释道，但是，因为得到最新消息，“我们要派出代表团赴伦敦，不让他们的军事计划得逞”。根据英国的种种军事行动，赫鲁晓夫也希望纳赛尔改变主意，派代表团赴会。“或许你想派你的外交部长，但是，这由你来决定。”赫鲁晓夫也想改变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会议的看法。在第三世界国家，尼赫鲁的地位很高。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领导人，可以预计，他将支持埃及对运河实行国际化。印度人已经被邀请赴会，但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参加。
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一致称赞赫鲁晓夫的建议，但透过表面，就如何准备伦敦会议其实还有一些分歧。像艾登一样，赫鲁晓夫在国内也有一个有关纳赛尔的问题。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都怀疑纳赛尔是否有能力来处理这场危机，但是赫鲁晓夫则倾向于支持埃及领导人。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知情者和赫鲁晓夫自己都认为，纳赛尔曾经粗暴地处置过运河的国际化问题。他话说得很好听，但行动似乎显得很草率，准备不足。纳赛尔已经发布声明，承认所有国家都有权使用运河。但是，克里姆林宫认为，埃及禁止以色列通过运河，这个政策已经让国际社会担心，运河的使用将不会脱离埃及的这一政策。而且，假如埃及出于一时的兴致来保护运河，一些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怀疑，纳赛尔有没有能力来管理好运河。和埃及人谈判建设阿斯旺大坝的经历已经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有时埃及人的雄心壮志要远大于其实际能力。意识到国内的这些忧虑，赫鲁晓夫明白，他不得不通过外交努力来谨慎解决这个问题。
6天后，外交部传阅了谢皮洛夫会议发言用的第一批方案。它表明苏联代表要表达三个要点：埃及有权实施运河国际化，运河的航行者有权期待埃及尊重1888年康斯坦丁公约有关自由航行的约定，伦敦会议不是一个决定如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合适地方。45个国家大规模使用运河，而3个西方大国只邀请其中24个国家。除苏联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关键的中立国家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以此来保证会议将通过削弱埃及运河控制权的决议。莫斯科的目的就是再促成一次更广泛的会议，届时，西方大国的得票数或许就会被那些同情埃及主权的国家所超过。
8月9日和11日，克里姆林宫再次开会审议外交部的工作。此时，对纳赛尔的不同意见已公开化。1955年11月，赫鲁晓夫曾经向他的同事们承认，在向埃及提出更多要求之前，就向他们出售武器是非常危险的。根据目前中东局势的发展，其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开始重新考虑这些风险带来的后果。马林科夫虽然在1955年丢掉了大权，但他仍然还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他说出了一些人的忧虑，即他们认为苏联不应该把自己和纳赛尔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不应该再当纳赛尔政治热情的囚徒”。他还抱怨几个声明中对埃及的权利提得太多。作为回应，赫鲁晓夫认为，西方大国倾向于使用武力，因为他们误解了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意图。“显然，”他解释道，“西方有以下想法：我们（苏联）想否认他们在1888年公约中所享有的权利，我们还想吞并埃及以控制苏伊士运河。”赫鲁晓夫要向人们证明，苏联正在寻求一条介入埃及和西方大国间的中间道路，借此来消除这些看法。“我们理解英国和法国的焦虑，”他说道，“我们对这件事的关心不亚于英国，最要紧的是航行自由。”国防部长朱可夫也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他承认，对苏联意图的误解，是英法两国前两周一直在展示其武力的理由。“他们怀疑，”朱可夫说道，“我们想不战而赢。”
之后几天，克格勃提供的情报坚定了莫斯科的决心，那就是利用伦敦会议来劝说英法，就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找出一种和平解决办法。克里姆林宫从法国国防部得到的情报称，法国和英国已经达成一致，即将联合进攻埃及。根据协议，法国和英国武装力量将在伦敦会议后占领苏伊士运河。情报解释说，美国无意制止英法的军事行动。尽管消息来源提到英法两国就使用武力对付纳赛尔采取强硬立场，但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通过讹诈和恐吓也能达到目的，法国将非常高兴乐见其成。
显然情报证实，美国在其盟友中扮演的可能不是一个温和的角色，这与赫鲁晓夫根据另一份秘密情报所得出的结论不同。8月13日晚，克格勃报告，美国大使查尔斯·波伦和以色列大使优素福·阿维达尔[10]在列宁格勒机场候机时说过一段话。以色列大使告诉将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大使波伦，他和他的（以色列）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局势和由此造成的长远后果感到非常焦虑。以色列处于阿拉伯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如果纳赛尔关闭运河，只对苏联战舰和纳赛尔的盟友开放，以色列可能支撑不了一年。这份情报之所以让人大吃一惊，不是因为他披露了以色列的焦虑，而是美国大使波伦的回答，它也被克格勃听到了。
“运河问题还没有作出决定。”波伦对以色列大使说道。这位美国大使然后解释道，以色列可以帮助西方来激怒纳赛尔，让他犯错误。“以色列有这个义务，”波伦大使说道，“在不久召开的伦敦会议期间，在埃及边境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迫使纳赛尔暴露出其侵略以色列的野心。”这是西方国家打垮纳赛尔所需要的借口。“我的政府准备向埃及展开任何形式的斗争。”以色列大使答道。这份情报被迅速报告莫斯科，一个克格勃特务声称自己窃听了这次谈话。到8月14日上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都看到了这份情报。
赫鲁晓夫不是在莫斯科读到这份克格勃窃取的大使会谈报告。8月13日，他已经前往南方的乌克兰，对顿巴斯煤矿地区做一次私人访问。1956年，苏联30％的煤都产自顿巴斯地区。但是，因为苏联最主要的煤炭来源地波兰的政治局势不稳，现在顿巴斯需要生产更多的煤。波兰改革者现在要求对有盘剥性质的苏波经济关系作出调整。从1940年代末以来，苏联一直在强迫波兰以世界煤炭价格10％的超低价格向苏联出口煤。煤是波兰的主要出口货物，其中多数进贡给苏联。从煤炭贸易中，波兰不能得到足够外汇来购买西方的机械产品和食物。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为波兰人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再次对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进行谈判。然而，仍然对波兰人抱有同情心的赫鲁晓夫也知道，要以自产煤炭来取代波兰产品，苏联能源工业将要度过一个困难时期。
当赫鲁晓夫还在乌克兰之时，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审议了苏联在伦敦会议上的议程。所有领导人都再次表示，他们不喜欢外交部准备的那些声明草案。马林科夫强调，声明过多地提及埃及的需要，而对苏联和平解决这件事的关注解释不够。马林科夫想更进一步，他又回到了8月11日会议上自己提到的那个想法。他们可以要求纳赛尔作出承诺：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部分储备金来维修运河，而不是把它们全部投入到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上。上次会议上，没有人支持马林科夫的这个提议，这次会议上，他也没有取得成功。如何引导伦敦会议与会各方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决定，外交部长谢皮洛夫暂时不向大会提交任何正式提案。相反，领导层还指示他要发表声明，既要强调埃及有权对苏伊士运河实施国有化，也要强调莫斯科的期待，即埃及将愿意听取国际社会就运河管理所提出的一些正式意见。隐藏其后的是一个妥协的建议，即国际社会不控制运河，而对其实行监督。谢皮洛夫被授权，如果能在埃及沙漠避免发生一场战争，要和西方大国，特别是要和美国进行合作。
当苏联人备战伦敦会议之时，白宫还不能确定，它是否应当在解决其西方盟友和埃及的冲突之间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立场略有些不同，尽管两人都想避免一场有关运河的战争，但对如何更好地长远解决中东问题，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杜勒斯越来越相信，纳赛尔不得不下台。他也看出，迫使埃及领导人接受运河的国际化管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
然而，艾森豪威尔并不认同英法所坚持的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强硬立场。他不打算放弃那种给纳赛尔一个台阶让他重新回到西方世界的政策。比他的任何一个顾问更胜一筹的是，艾森豪威尔能让自己站在与他对抗的领导人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美国在巴拿马也有自己的运河，他明白为什么纳赛尔无意于允许他人通过苏伊士运河。最后，艾森豪威尔倾向于这个看法，如果纳赛尔反对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那么就应由国际社会来监督运河。
在国务卿赴伦敦开会之前，白宫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美国总统表达了他对待纳赛尔策略的怀疑态度。这种只追求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孤注一掷的做法，并不能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因为纳赛尔从来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国际政权。埃及毕竟对运河拥有所有权，有所有权就意味着有管理权。
尽管有这些担心，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制止杜勒斯的行为。那个8月，他还有更多的想法。还有几个星期就要在旧金山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了。传言很多，说他正在考虑换上理查德·尼克松做他的竞选搭档。尽管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考虑，但这仍然让他分心。或许身体欠佳是总统被迫作出的最好解释。艾森豪威尔最近得了回肠炎，这是一种痛苦的肠内失调疾病，还在恢复中；前一年，他还得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他已经失去了他应有的那种精力了。
和沉默寡言、呆板的前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不同，谢皮洛夫让人耳目一新。这位苏联外交部长经常面带微笑，似乎很放松。8月15日，谢皮洛夫离开莫斯科前往伦敦。“他似乎更像是一个运动员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在他到达伦敦后，路透社记者这样观察道。他穿的是运动服，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不同，也没有戴浅顶软呢帽或常礼帽。然而，他时常会精心梳弄浓密的黑发，有时头发会耷拉到脸上。
次日，伦敦会议在历史上著名的兰开斯特宫开幕。兰开斯特宫被装饰得很美，据说比白金汉宫还要壮观。它位于伦敦景色优美的蓓尔美尔街，过去这里是约克公爵的住宅。很快，英国和其盟友就注意到了谢皮洛夫，非常注重打扮，这让他有别于莫洛托夫。抵达伦敦后，谢皮洛夫就在机场的转机休息室向记者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短暂而又动听，阐述了莫斯科寻求和平解决的原则和立场。“在我们的时代，国际争端只有在公平原则和时代精神指导下，通过相关国家的协商谈判才能解决。”这里，谢皮洛夫把“时代精神”定义为“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全面平等的原则”。换句话说，苏联将不会接受拟议中的有损埃及主权的解决办法。
会议之初，谢皮洛夫的行为表明，他要用两种方式来定义伦敦会议上取得的成功。首先，他希望形成国际压力，来制止英法两国在地中海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才决定参加伦敦会议，这也是谢皮洛夫必须要主张的条件。另一个成功的象征将是很难承担的责任。大会让苏联证明，它是世界刚刚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保护者。对那些脆弱的新兴国家来说，再没有哪种方式比支持他们自主决定的行为，更能体现出苏联对它们作出的保护和承诺。
谢皮洛夫也在以莫斯科并不欣赏的方式突破着苏联的旧模式。他改写了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11]用电报发给他的声明草案。库兹涅佐夫写“我们”，谢皮洛夫改成了“我”。莫斯科有些生气，西方国家外交官也感到吃惊。不一样的不止是谢皮洛夫的举止，他的措辞也有所不同，比起过去，听上去似乎也暗示着苏联的立场更加灵活。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告诉杜勒斯国务卿，谢皮洛夫私下曾同意那样的观点，“运河的控制权不能置于像纳赛尔这样的人的手里”。
除个性不同外，谢皮洛夫忠实地遵循着赫鲁晓夫的路线，即不要给西方国家任何借口来破坏会议，把苏联的行为当作他们入侵埃及的托辞。和洛德会谈后没有几个小时，谢皮洛夫就显示出同样热切的愿望，要和杜勒斯找到共同点。“我无意于争论埃及或者英法的行为谁对谁错……最重要的是要承认现在的形势。”苏联外长赞赏华盛顿和莫斯科持同样的看法，即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和平解决争端。
谢皮洛夫暗示，苏联的情报表明，美国和西欧大国的立场有所不同。他也向杜勒斯保证，之所以提到大西洋两岸盟友间的不一致，目的不是要美国“疏远”其盟友。谢皮洛夫还说，“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美国可以和苏联一起来找到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苏联外长说，他听到一种说法，美国正在散发一个决议草案，要把管理运河的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际化管理。谢皮洛夫并没有完全排除这种想法，在寻求和谐一致的精神下，他说，“对我来说，这似乎太严厉了，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可能不受欢迎。”杜勒斯不想让谢皮洛夫说得更多，尽管如此，他还是说，和谢皮洛夫持同样观点，即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要让埃及享有作为主权国家的各种权利，这种权利要和那些与运河自由航行休戚相关的国家的利益相一致。但是，他拒绝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目标作出让步。“人们不可能都相信埃及有能力来单独管理运河。”他告诉苏联对手。
稍后和英法举行的会谈中，杜勒斯向他们保证，美国依然承诺利用这次会议来诋毁纳赛尔。杜勒斯并不对即将开始的正式会谈有所期待。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已经作出了会议的结论。与会的国家有22个，现在的任务是要游说绝大多数国家。杜勒斯急于要做到，不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反对美、英、法三国的议案。“在会议结束前，”他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写道，“将会有一些房间浓烟密布，就像芝加哥和旧金山一样。”
然而苏联人并没有按计划行事。正式会议召开的次日，谢皮洛夫私下会见了杜勒斯，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不是强迫埃及把运河的管理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谢皮洛夫的建议是，“埃及管理而其他国家参与”。苏联外长清楚，这是一个模糊方案，但是他想让杜勒斯考虑以此来代替英法的立场。这位苏联谈判代表也同意美国人的观点，过去埃及在政治上并不成熟。莫斯科想让华盛顿知道，它期待埃及允许以色列使用运河。谢皮洛夫建议，1888年的公约语言要被强化，以保证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运河。然而，苏联的立场是，埃及过去的错误应该被原谅，要把它当成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它将会遵守这些新的条约要求。
杜勒斯特别提到了苏联以秘密电报形式发给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但是，对和苏联人一起努力来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这位国务卿并无多大兴趣。他认为，接受谢皮洛夫的建议，有助于苏联人和阿拉伯人的合作，而“使英法不受重视”。他告诉美国总统：“我怀疑苏联的协议是否有那么大的价值。”获悉电报后，艾森豪威尔对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兴趣更大，杜勒斯补充道：“除过不疏远英法，我将尽力来达成苏联提出的协议。”
艾森豪威尔对伦敦会议的进展仍然不闻不问。似乎他并没有完全读懂谢皮洛夫议案的所有内容。这确实很遗憾，因为苏联代表正在对已修改过的由国际组织来参与运河管理的方案提出同样的理由，而这正是艾森豪威尔自己对杜勒斯提出的理由。8月18日和19日两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给杜勒斯发去电报，劝阻他不要同意那种纳赛尔不可能接受的立场。“就同意组成一个监督委员会而不是一个行动机构这个问题而言，我没有看到什么反对意见。”艾森豪威尔写道。他补充道，他希望“不会因为双方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各持己见而使会议的结果遭到破坏”。尽管他没有提到苏联的提案，但艾森豪威尔在说他喜欢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委员会来向纳赛尔提出意见，而把运河的管理权交给埃及公司。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坚持这次会议上美国所提出的那些想法。杜勒斯劝他，纳赛尔可能会接受运河的国际化方案，即使他反对这个外交解决的首选方案。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要支持自己的西方盟友。
美国的立场被杜勒斯冻结。奇怪的是，谢皮洛夫没有正式提出他早前向美国国务卿建议的那个妥协方案。克里姆林宫也显得很被动。虽然赫鲁晓夫在仔细留意会议的进展，但他不在莫斯科，中央主席团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来研究什么新的指示，发给谢皮洛夫。
值得莫斯科幸运的是，在会议结束前，为了回应谢皮洛夫和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即对运河实施国际监督而不是控制，印度代表团自己决定提出一个方案。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是莫斯科背后运作的结果，但这个议案还是让莫斯科感到喜出望外。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直想提出的建议：运河仍将属于埃及人，受埃及人的控制。
印度的提案并未对会议结果起到作用，因为在其他代表团到来之前，会议的结果已经被英国、法国和美国预先设定好了。印度没有西方盟国的那种力量，来促使那些支持运河国际化的国家来改变其主意。8月23日，会议主席、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号召大家就一个五国方案和印度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五国方案是巴基斯坦、伊朗签署了三个西方大国的方案后形成的，五国方案得到18票。苏联、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加入印度一方，投票支持新德里方案。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美梦成真。尽管运河仍然“属于”埃及，但埃及政府将被要求把运河管理权授权给一个国际委员会。作为回报，开罗将得到运河航行费收益的1％。会议还决定，9月初，一个以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12]为团长的代表团将把大会的决定交给开罗的纳赛尔。
赫鲁晓夫对伦敦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刚从顿巴斯回到家，马上又去了西伯利亚，这位苏联领导人自己没有多少精力来关注苏伊士运河问题。但是，他注意到了伦敦会议上18∶4的投票结果。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有意要把运河的国际化强加给纳赛尔。让赫鲁晓夫气愤的是，西方要对运河实施有效管理，而苏联也持同样的看法，为此，西方正在脱离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他决定亲自干预此事。罗马尼亚驻苏使馆召开纪念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12周年招待会，赫鲁晓夫把法国和英国驻苏大使带到一边，就伦敦会议上绝大多数代表的错误观点发表了看法。他强调一个咨询委员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能把国际社会对运河管理的关心和埃及的主权和谐统一起来。他指责英国优先考虑促成会议的结果，而他们事先就知道纳赛尔不会接受这个结果。赫鲁晓夫也间接提到了他收到的情报。情报显示，在纳赛尔拒绝了这些条款后，英法可能要出兵埃及。他警告这两位西方大使：如果爆发战争，“阿拉伯人将不会被孤立”。他郑重声明。
赫鲁晓夫感觉到，他唯一能作出的可信的军事威胁，就是夸大苏联派“志愿者”去保卫埃及的可能性。1950年，中国的志愿军进入北朝鲜，来消除西方对半岛的影响。赫鲁晓夫对两位大使说，假如有一个年龄适合从军当志愿者的儿子，“我会告诉他勇往直前，‘你得到了我的允许’”。
赫鲁晓夫向伦敦发出新的指示，要求言辞强硬。谢皮洛夫将在次日的大会闭幕式上贯彻这个指示。“在你离开之前，”他在一封电报中写道，这封电报也有外交委员会主席布尔加宁的署名，“就朝帝国主义分子的嘴上打！”苏联调解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时机错过了。西方大国包括美国在内，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
次日，在一间挤满人的屋子里，谢皮洛夫面对175个记者，发表了口气强硬的讲话。他说，他对杜勒斯国务卿的看法已经变得很糟。这个五大国计划——他称之为杜勒斯计划，涉及“对埃及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它出自“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讲话语气很强硬，但却没有表达出赫鲁晓夫对于会议匆匆结束的愤怒。
当谢皮洛夫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还愤愤不已。“我回到住所，刚刚放下行李箱，”谢皮洛夫后来回忆道，“我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这位苏联领导人告诉他，“到我这里来。”当谢皮洛夫来到赫鲁晓夫那里时，赫鲁晓夫问道：“现在听着，为什么你不遵守我和布尔加宁发给你的指示？”谢皮洛夫答道：“我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为什么要搞坏和他们（英、法、美）的关系？”赫鲁晓夫一下子发了火：“那么现在你想来对外交政策发号指令？”
在稍后召开的中央主席团正式会议上，对谢皮洛夫的威吓还在继续着。一个又一个的委员都严厉叱责他在闭幕式大会上不够强硬。“唯意志论思想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赫鲁晓夫说道。“什么也不用解释，一旦指示发出，你就应该知道如何来贯彻它。”一个委员补充道。马林科夫甚至还非难他，说谢皮洛夫和杜勒斯的一次会谈，显得过于亲密。
在这里，愤怒中还夹杂着嫉妒的情绪。谢皮洛夫给西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需要杀杀他的气焰。但主要的因素是，在伦敦会议上，莫斯科在外交上遭到失败。西方忽视了莫斯科的愿望，连苏联自己在内，只有4个国家投票支持其方案。
对莫斯科来说，这次会议还不是一次惨败。在中东问题上，苏联被当成当事一方，这确实还是第一次；苏联的参与，也增强了其对埃及的影响。从第一次争议开始，纳赛尔就向苏联请教策略。到8月底，埃及领导人又和苏联大使索洛德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得悉不到两周内，罗伯特·孟席斯率领的代表团将如期抵达开罗，纳赛尔要求听到“谢皮洛夫关于未来步骤和措施的意见和建议”，他补充道：“苏联所有的建议都将被认真对待。”
在两天后召开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和委员们通过了一个有关埃及的系列政策建议。莫斯科和开罗都相信，尽管面临西方威胁，还是要反对伦敦会议议案。为了打消西方的那种说法，即纳赛尔攫取运河旨在要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建议一俟运河被管理，纳赛尔就宣布基本的原则。他们也对那些原则提出了建议：第一，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不被赋予任何政治功能”；第二，它独立于政府的任何经济机构而运作；第三，“在司法上，它要遵守埃及的法律，考虑到它是单独预算，它要在一个特殊的管理方式下运行。”他们补充道，埃及应该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要保证做到，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挂有各种旗帜的所有船只”都能在运河上自由航行。换句话说，对国际社会承认运河国有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埃及将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以色列有权通过运河。
莫斯科还在继续关心着埃及控制下运河的适当功能。它建议，埃及公司作出保证，要雇用外国专家，如工程师、领航员，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埃及也应该说赞同组成一个有关运河的国际咨询委员会，针对技术援助和船只离开运河之前的税收征收和使用等问题，允许国际间展开合作。尽管莫斯科想把运河公司同这个国际咨询委员会分离开，但它还是建议纳赛尔好好考虑一下，如何让埃及和运河公司与联合国联系起来。莫斯科认为，除去声明沿着这些路线前进外，埃及也应该在开罗组织一次大会，让那些使用运河的国家来讨论一个新公约草案，它将要保证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和进行国际间合作的可能性。
当孟席斯率领的代表团和纳赛尔谈判之时，克里姆林宫也不想让西方找到任何武力干涉的借口。8月中旬以来，莫斯科一直在收到情报，称英法在尽力破坏运河的运转。英国和法国政府也已经要求为运河公司当领航员的本国公民离开其工作岗位。据苏联方面的估计，280个引导船只通过运河的领航员中，只有50人是埃及人。如法国就给那些放弃运河工作岗位的本国公民提供36个月的退职费，以及一笔与其工作时间相适应的补偿金。为帮助开罗保证运河畅通，消除英法发动战争的理由，8月30日，克里姆林宫决定，派出30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来填补运河经营上的空白点。它也向纳赛尔表明，纳赛尔已经正式要求来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志愿者们，他们来自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以及印度、希腊和芬兰。
当莫斯科在竭力消除西方武力进攻的借口时，它还向埃及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9月的第一周，当纳赛尔和孟席斯率领的代表团会谈时，苏联就向埃及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与此同时，通过克格勃，莫斯科还提供了军事手册、供训练用的电影，大概还有军事顾问，以向埃及军官展示如何使用这些装备。
美国在伦敦会议上的表现也一直让赫鲁晓夫感到失望。签署18国声明，美国实际上是在支持一个外交计划，这个计划肯定会导致埃及的拒绝。如果华盛顿不准备制止其盟友，那么，克里姆林宫需要知道承受西欧，特别是决意要伤害纳赛尔的英国的愤怒会有多么重要。
赫鲁晓夫希望英国未参与西欧反对纳赛尔的任何阴谋活动，他有理由来这么想。1951年以来，英国政府的两位成员盖伊·伯吉斯[13]和唐纳德·麦克莱恩[14]一直住在莫斯科。1951年5月逃离家乡之前，他们一直是苏联安插在英国外交部的鼹鼠，现在分别化名为D.M.埃利奥特和弗雷泽先生。这两位过去的间谍，现在作为高级顾问来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专门研究英国的政治和政治人物。这两个在莫斯科最著名的英国人会接见那些来看望他们的老朋友，还有英国记者，赫鲁晓夫和中央主席团会定期收到那些会谈报告。
英国工党副主席汤姆·德赖伯格[15]，也是一个新闻记者。8月中旬，他来莫斯科看望伯吉斯。尽管英国媒体发表许多消息，说伦敦将要打击纳赛尔，但德赖伯格还是告诉伯吉斯，艾登政府非常虚弱，以至于它不能把自己的意志以武力形式强加给埃及。他提醒伯吉斯，“英国记者们通常是政府决策的晴雨表”，还向伯吉斯保证，“舰队街（新闻界）现在并不期待在中东发生一场战争”。赫鲁晓夫被他们的这次会谈所打动，以至于他要求会见德赖伯格。8月30日，英国政治活动家在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反对纳赛尔的运河国有化，但至少英国似乎也束手无策。
9月发生的事也加深了莫斯科的看法，即中东危机可以避免。就如预先所料，纳赛尔拒绝接受孟席斯代表团带来的方案。然而，孟席斯离开开罗的那一天，纳赛尔召开了一次国际记者招待会，向世界保证，埃及完全作好了谈判准备，但不是就伦敦会议上18国集团所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福斯特·杜勒斯建议使用运河的所有国家组成一个协会，然后由协会和埃及谈判。法国和英国正式支持杜勒斯的计划，号召在伦敦再召开一次会议，以成立苏伊士运河用户协会。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将要发生的一切预示着英国正在失去其发动战争的动力。英国下院的反对派就艾登的整个苏伊士运河政策展开了辩论，批评他好战。9月22日，英国首相要求把苏伊士问题提请安理会展开辩论，让世界为之吃惊。7月以来，苏联和埃及一直都在支持这个做法，现在，英国似乎迫于政治压力，也提出了这个解决办法。大会定于10月5日讨论这个问题。
伦敦的事态发展让人充满了希望，也引发了莫斯科对其政策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和情报部门都被要求重新评估危机发展的方向。
苏联情报部门的回应是报告了一系列令人担心的情报。9月20日，克格勃送来一份报告：如果和埃及交战，法国和英国将要采取哪些措施。几天后，克格勃得到了西方要暗杀纳赛尔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对此非常重视，派两个克格勃军官飞往开罗，以协助纳赛尔的安全保卫工作。克格勃的情报来源不清楚，但确有其事。艾登已经告诉其高级顾问，如果暗杀可以解决纳赛尔的问题，他支持暗杀计划。或许这个消息间接地被苏联情报人员得到了。“我想让纳赛尔被谋杀，难道你们不明白？”艾登还在一架非保密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交部的一个官员。10月初，英国间谍机构——秘密情报处的代表飞往华盛顿，向中央情报局咨询如何得到美国的帮助来推翻纳赛尔政权。然而，中情局拒绝参与任何暗杀活动。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总参谋部情报局（GRU）报告，西方大批军事力量在东地中海集结。苏联军方并不怀疑美国最终协助英法入侵埃及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美国强大的第六舰队在内。但是8月以来，这个地区所观察到的最重要的军力部署来自英法两国。从7月26日起，英国已把这个地区的兵力从2．7万人增至4．5万人。之前法国未在这里部署兵力，现在它有6000人。英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也在这一带海域巡弋，而此前在地中海东部仅部署一艘航空母舰。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英国的空中和海上运输能力大幅增长。格鲁乌发现了不止8架英国运输机和3倍于此的运输船只。9月13日和14日两天，这些军事力量都被投入到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之中，以训练从海上和空中发动的袭击。此外，苏联也指出，作为对付纳赛尔的一种心理策略，英国轰炸机频繁地飞行于英国本地和马耳他岛的基地之间。
赫鲁晓夫的外交专家对局势的掌握远不及苏联情报部门。苏联外交部所做的政治评估只是各种可能性的一个大杂烩。9月底的一份英国政治局势的分析告诉克里姆林宫，面对危机，艾登政府的裂痕越来越大。苏联文件指出，反对动武的有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和艾登的政治竞争对手拉布·巴特勒[16]。在议会，工党坚决反对动武，尽管在苏伊士运河是否应该国际化的争论上，该党分成了两派。苏联外交部清楚，艾登决意要动武，但因为反对力量越来越大，它还悬而未决。证据就是，英国战舰离开港口开往地中海已经有3个月之久，但它并没有发动攻击。没有联合国的批准，伦敦看来不会行动。
然而，对法国政治领导人所做的相同研究却并不乐观。巴黎仍然非常一致地支持对纳赛尔采取强硬政策。法国之所以有此决心，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如果运河国有化，就会对股东的投资造成损失，而股东来自各个党派，他们对此非常愤怒。第二，在法国的公共生活中，犹太人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他们来自各个党派，但主要来自执政的社会党。第三，法国人有种感觉，如果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占上风，然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那些“小纳赛尔”们将会受到鼓舞。法国政治精英们认为，这有些像希特勒时期的局势，他们认为，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类似于1936年德国莱茵地区的军事化。必须要在局势恶化前制止纳赛尔的行为。
就法国，特别是英国想在安理会讨论中要达到的目的，克里姆林宫没有达成一致。安理会定于10月5日召开。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警告说，法国和英国可能只是在寻找一个动武的借口。他的意思是说，欧洲国家已经准备告诉其国民：“你们让我们求助于联合国。我们做了，但是，就像你们看到的，它没有权威，也束手无策。必须要采取其他措施。埃及是有罪的，要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
纳赛尔毫不怀疑伦敦和巴黎在纽约所怀有的罪恶目的。预计谈判会破裂，10月的最初几天里，纳赛尔就想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都下注，以便他们中至少有一方准备帮助埃及。10月7日，纳赛尔通过克格勃在开罗的负责人问赫鲁晓夫，“为了防备对埃及发动的进攻，埃及政府是否可能期望苏联派出志愿人员和潜艇”。同时，他还派出两个心腹和中央情报局开罗负责人见面，这被看成是通向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可靠的秘密渠道。
两位心腹告诉中情局负责人，纳赛尔想得到美国的帮助，来避免英国的军事干预和苏联对埃及的进一步渗透。开罗非常怀疑英国的外交政策，设想伦敦在安理会上的花招就是要为其动武找借口。艾登的保守党想尽力向工党表明，为了寻求外交解决，他们已经仁至义尽。同时，开罗也认为莫斯科非常想充当埃及的保护人。纳赛尔想要美国人劝说他们的英国朋友，不要在安理会上制造一个敌对的解决方案。苏联的投票将有很大作用，那只会让埃及在外交上欠下苏联更多的人情债。纳赛尔的心腹还解释道，经济压力也迫使纳赛尔进一步靠近苏联，这比他过去所希望的要紧密得多。“他不再能再坚持自己的政策，把埃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限制在30％以内。”埃及代表说。
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发现，它不能在联合国的权力中心扮演一个帮助人的角色，那么埃及人就希望在这个非常时刻，华盛顿愿意让他们分享中情局对英国中东意图的评估。纳赛尔对艾登下一步可能的行动深感忧虑，他没有可靠的情报来预测危机未来的走向。事实证明，他曾经错误地作出过估计：对其英国盟友下一步的动作，美国的感觉比他的更准确。
接下来的几天，联合国的活动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支配下，他们认为可以忽略纳赛尔所关心的问题。10月12日，埃及、法国、英国的外交部长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六点原则，以主导埃及对运河的管理工作。或许因为没有收到来自莫斯科或华盛顿的任何保证，纳赛尔指示其外交部长，同意法国和英国的要求，即埃及把运河和政治分离开。这正是8月以来莫斯科一直督促埃及政府要做的承诺。纳赛尔拒绝让外长就是否会再次否决以色列的运河使用权表态。但是埃及接受了一个总的原则，即运河的使用事宜与政治无关，这让英法的谈判代表很满意。埃及也同意成立一个运河使用者协会，当埃及和运河管理部门之间产生矛盾时，以便能被公正地处理。尽管埃及想自己收取运河的使用费，但埃及外长许诺说，开罗将商谈一个协定，留出其中一部分的费用用于运河维修。埃及人显得非常灵活，以至于当苏联外长谢皮洛夫被排除在英、法、埃三国会谈之外时，他向苏联国内发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出于对武力干涉的恐惧，开罗或许正在作出许多重大的让步。
因为在联合国达成了六点原则性协议，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预测到，中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10月12日，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组织的一场与美国普通民众见面的电视竞选大会上，艾森豪威尔表达了他对埃及避免了一场战争所抱有的乐观情绪：“这个下午的联合国会议上，在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令人欣慰。埃及、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已经同意，在一系列的原则下展开谈判。它看上去就像我们身后的一场重大危机。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森林，但是刚刚在我今晚来这里之前，我和国务卿谈过话。我将告诉你们的是，至少我们心里，都在祈祷感恩。”
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都在尽力避免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中东事务上。11月6日，美国人将要投票选举艾森豪威尔连任总统或选举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17]为总统。赫鲁晓夫也有不止一个挑战者。8月中旬以来，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克里姆林宫正在费尽心思考虑，如何让这些共产党国家政权避免垮台。这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想发生危机，出于各自的原因，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都希望西欧国家能找到一条和平解决纳赛尔问题的办法。
[1]费迪南·玛丽，康特·德·莱赛普（FerdinandMarie,ComtedeLesseps，1805年11月19日——1894年12月7日），法国外交官。1828—1832年任驻突尼斯助理副领事。1832—1833年任驻亚历山大港副领事。1833年任驻开罗领事。1833—1837年任驻亚历山大港总领事。1839—1842年任驻鹿特丹领事。1842—1848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848—1849年任驻西班牙公使。1851年退休。1854年赴埃及，主持修建了苏伊士运河。1879—1889年期间领导修建巴拿马运河，但以失败告终。1894年去世。
[2]爱德华·米奇斯瓦夫·奥哈布（EdwardMieczysławOchab，1906年8月16日——1989年5月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先后五次被捕。1939年波兰沦陷后逃往华沙苏占区。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3年起与格别乌合作。1943—1944年任波共中央局委员。1944—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1944年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公共行政部副部长。1945年4—6月任公共行政部长。1945—1946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46—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1947—1952年任立法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中央合作社主席。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组织局委员。1948—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49—195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波苏友好协会主席。1950—1956年、1957年、1959—1964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3—10月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7—1959年任农业部长。1961—1964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1964—1968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65—1968年任民族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1968年退休。
[3]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Андреевич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4]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Mosaddegh，1882年6月16日——1967年3月5日），伊朗政治家。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1914—1918年期间参加了温和社会党。1918—1919年期间参加了反重组民主党。1920—1921年任法尔斯省总督。1921—1922年任财政大臣。1921年9—10月、1923年5—9月任外交大臣。1922年2—7月任阿塞拜疆总督。1924—1926年、1926—1928年、1944—1946年、1950—1951年任伊朗议会议员。1951—1953年任首相。1952—1953年兼任国防大臣。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列维国王联合发动的政变中被推翻下台，随即被捕并被判处三年监禁。此后被长期软禁。1967年去世。
[5]费萨尔二世（FaisalII，1935年5月2日——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末代国王，1939年4月4日——1958年7月14日期间在位。1958年在“七·一四”革命中被枪决。
[6]约翰·塞尔温·布鲁克·劳埃德，塞尔温—劳埃德男爵（JohnSelwynBrookeLloyd,BaronSelwyn-Lloyd，1904年7月28日——1978年5月18日），1925年起支持自由党。1931年起支持保守党。1932—1937年任霍伊莱克市区议会议员。1937年入伍。二战期间曾任第2军副参谋长，参加了诺曼底战役，并参与解放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55年以上校军衔退役。1945年加入保守党。1945—1976年任下议院议员。1954—1955年任供应大臣。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1960年任外交大臣。1960—1962年任财政大臣。1963—1964年任下议院领袖兼掌玺大臣。1964—1965年任下议院影子领袖。1971—1976年任下议院议长。1976年被封为男爵。1976—1978年任上议院议员。1978年去世。
[7]罗伯特·维达尔·罗德斯·詹姆斯爵士（SirRobertVidalRhodesJames，1933年4月10日——1999年5月20日），英国历史学家。1955—1964年期间在下议院文员部工作。1968—1973年任苏塞克斯大学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1973—1976年任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执行委员会首席官员。1976—1992年任下议院议员。1991年被封为爵士。1999年去世。
[8]阿尔西德·居伊·摩勒（AlcideGuyMollet，1905年12月31日——1975年10月3日），1923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8年任加来海峡社会主义青年团副书记。1940年法国沦陷后被捕，1941年获释后参加抵抗运动。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5—1946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45—1949年任帕斯—德—卡拉斯（Pas-de-Calais）省总议员。1945—1975年任阿拉斯市长。1946—1947年、1950—1951年、1958—1959年任国务部长。1946—1969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46—197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兼帕斯—德—卡拉斯省议会议员。1951年任欧洲事务副国务秘书。1956—1957年任总理。1958年任副总理。1965年起和密特朗合作。1969年加入社会党。1975年去世。
[9]皮埃尔—埃利·雅科（Pierre-ÉlieJacquot，1902年6月16日——1984年6月29日），法国军官。1920年入伍。1925—1929年期间参与镇压了摩洛哥里夫起义。1939年起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年参加抵抗运动。1944—1945年领导阿尔萨斯—洛林独立旅。二战结束后，于1947—1954年任陆军副参谋长。1954年任法军总参谋长。1954—1956年任印度支那部队总司令。1956—1959年任驻德国部队总司令。1959—1961年任陆军监察长。1961—1963年任中欧盟军总司令。1963年转入预备役。1984年去世。
[10]优素福·阿维达尔（YosefAvidar，1906年5月7日——1995年9月13日），出身于西乌克兰一个犹太人家庭。1925年移居以色列。1926年参加了哈加纳组织。1931年在训练时因手榴弹爆炸失去了右手。此后曾任特拉维夫工人委员会劳工局局长，并在哈加纳组织中步步高升。以色列国成立后，于1946—1947年任国防军副参谋长。1949—1952年任北方司令部司令。1952—1955年任中央司令部司令。1955—1958年任驻苏联大使。1958—1960年任劳工部总干事。1961—1965年任驻阿根廷大使。1966—1968年任公司管理局局长。1968—1971年任总审计长。1995年去世。
[11]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1年1月31日——1990年6月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2—1983年、1984年、1985年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1990年逝世。
[12]罗伯特·戈登·孟席斯爵士（SirRobertGordonMenzies，1894年12月20日——1978年5月15日），澳大利亚政治家。1915—1921年期间服役于澳军。1921年起担任律师。1928年加入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党（NationalistParty）。1928—1929年任维多利亚州立法委员会委员。1929—1934年任维多利亚州立法议会议员。1931年创立澳大利亚统一党（UnitedAustraliaParty），并于1939—1941年、1943—1945年任统一党党魁。1932—1934年任维多利亚州第一副总理兼总检察长。1934—1966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43—1949年任反对党领袖。1939—1941年、1949—1966年任总理。1945年创立澳大利亚自由党（LiberalPartyofAustralia），并于1945—1966年任自由党党魁。1966年退休。1967—1972年任墨尔本大学校长。1977年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为爵士。1978年去世。
[13]盖伊·弗朗西斯·德·蒙西·伯吉斯（GuyFrancisdeMoncyBurgess，1911年4月16日——1963年8月30日），英国外交官和苏联特工。1931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193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4年被格别乌招募，为此于1935年退出英共。1936—1938年期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1938年打入军情六处。194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期间积极为苏联提供情报。1950—1951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51年回国，同年5月逃往苏联。1963年逝世。
[14]唐纳德·杜阿尔特·麦克莱恩（DonaldDuartMaclean，1913年5月25日——1983年3月6日），英国外交官和苏联特工。早年参加了英国共产党。1934年加入格别乌，为此于1935年退出英共，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8—1940年任驻巴黎大使馆三秘。1944—1948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1948—1950年任驻开罗大使馆参赞。1950年回国。1951年逃往苏联。1956年进入苏共中央国际事务部工作。1982年去世。
[15]托马斯·爱德华·尼尔·德赖伯格，布拉德维尔男爵（ThomasEdwardNeilDriberg,BaronBradwell，1905年5月22日——1976年8月12日），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7—1942年期间在各大报刊担任专栏作家。1942—1955年、1959—1974年任下议院议员。1945年加入工党。1957—1958年任工党主席。1974年退休。1975年被封为男爵。1976年1月21日至8月12日任上议院议员，同年8月12日去世。
[16]理查德·奥斯汀·巴特勒，萨弗伦·瓦尔登的巴特勒男爵（RichardAustenButler,BaronButlerofSaffronWalden，1902年12月9日——1982年3月8日），英国保守党政客。1929—1965年任下议院议员。1932—1937年任印度事务副国务秘书。1937—1938年任劳工部议会秘书。1938—1941年任外交事务副国务秘书。1939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941—1945年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45年5—7月任劳工和国民服务大臣。1946—1951年任产业政策委员会主席。1950—1951年任影子财政大臣。1951—1955年任财政大臣。1955—1959年任枢密院议长。1955—1961年任下议院领袖。1957—1962年任内政大臣。1959—1961年任保守党主席。1959—1977年任谢菲尔德大学校长。1962—1963年任第一副首相。1963—1964年任外交大臣。1964—1965年任影子外交大臣。1965年被封为男爵。1965—1977年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65—1982年任上议院议员。1966—1982年任埃塞克斯大学校长。1982年去世。
[17]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二世（AdlaiEwingStevensonII，1900年2月5日——1965年7月14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年获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9—1953年任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都败给艾森豪威尔。1953年赴亚洲、欧洲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1960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败给肯尼迪。1961—196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因突发心脏病在伦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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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向埃及运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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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向埃及运送武器
1955年11月28日的《新闻周刊》封面刊登了一幅没有一丝笑容的赫鲁晓夫画像，而封面标题则是：“红色的征服蓝图”。“俄国的游说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一副嘲讽的口味：“已经开始入侵亚洲的穷国，兜售其一系列的许诺。”
1955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赫鲁晓夫把自己在重新确定苏联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隐藏了起来。在克里姆林宫阴暗厚重的大墙后，有关苏联对奥地利、南斯拉夫和德国的外交政策之争已经发生。夏天，到处都在传言，莫洛托夫将要被赫鲁晓夫的追随者、《真理报》总编辑德米特里·谢皮洛夫[1]所取代，但这件事并未发生。而且，对这种猜测，这位平时倔强的外交部长也设法开一些常见的、公开的玩笑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日内瓦会议上，赫鲁晓夫已经被视为艾森豪威尔开放天空计划最强有力的反对者，然而，他对制定苏联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却还没有被注意到。
赫鲁晓夫要在第三世界第一次体现出苏联介入冷战的一种新的、富有雄心的方法。“让我们在实践中来检验谁的制度更好。”1955年底，在访问印度时他说出这番话，“我们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说：不要战争，让我们竞赛吧。”赫鲁晓夫急于要扩大这种竞争，以便影响第三世界。在那里，欧洲帝国的影子消失了，当地的新一代领导人成长起来，他们急需别人的建议、外部的资金，还有承认其合法性。
1955年9月底，赫鲁晓夫对发展中国家的野心引起世界的关注。此时，埃及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埃及要从苏联东欧集团购买武器。开罗的行为改变了中东的政治局面。在艾森豪威尔、艾登和法国领导人的脑海里，开罗的行为也表明，从1942年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的装甲车攻入亚历山大郊区以来，其统治这片石油产地的巨大野心。中东是苏联探索其影响力的一个出乎意外的地区。19世纪，英国和沙皇俄国没有在这里竞争过，也有例外，二战后斯大林曾想在利比亚占一块殖民地，也曾短暂支持过新成立的国家以色列。除此之外，苏联主要还是远离这个地区。埃及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决定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一个要从这里出发的强烈信号，而埃及则对美国和西欧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赫鲁晓夫用什么条件来设法软化他要影响这个后殖民地的动力，苏联和埃及的这种明显的盟友关系代表着一种十足的现实政治。西方无法理解，这件事情竟就这么轻易地发生了。
在赫鲁晓夫让莫洛托夫黯然失色之前，苏联就开始设法和埃及建立关系。斯大林死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外交官向第三世界全面展开攻势，希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寻求建立贸易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然而，亚洲和非洲的主权独立运动也不过才五年，实际上还没有多少对象国可以选择。尽管莫斯科也曾努力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关系，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还是博得了莫斯科的青睐。在首选三个伙伴中，最终，埃及成为最吸引苏联的一个伙伴国。然而，这还不好预测。
一开始，苏联和埃及几乎完全局限在经济关系上。1952年7月，埃及王室被穆罕默德·纳吉布[2]将军领导的军政府推翻，这成了瓦解这种有限关系的催化剂。纳吉布将军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要急于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因为英国曾对倒台的法鲁克[3]国王施加了很大影响，准备接受来自其他方面的援助。1953年8月，苏联和埃及代表达成一项协议。同年秋开始贸易谈判，最后达成一项易货贸易协议，次年春正式签约。很快，埃及就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进口了高达其使用量40％的煤油。作为回报，苏联也从埃及购买棉花。
1954年，纳赛尔取代了纳吉布，和莫斯科的关系似乎停顿下来。法鲁克国王被推翻后，几乎才35岁的纳赛尔一直是政府的智囊。凭着超凡的魅力，纳赛尔把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吸引在自己周围。一旦借助电台，让埃及人民感觉到他的这种个人魅力，那么，其追随者会达到几百万人。纳赛尔带给听众的是一种扩张的信号。他梦想把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成一个国家，由埃及来领导。对此他有许多想法，它们收录在其名为《革命的哲学》一书中。纳赛尔说道：“因为某些原因，看来在阿拉伯世界有一个角色在无目标地漫游，在寻找一个英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到处漫游而精疲力竭的角色最后终于在我们国家边界附近定居下来。它非常疲惫、困乏，它在召唤我们前进，继续走它的路线，穿上它的服装，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来扮演这个角色。”
一开始，纳赛尔并未想到要把他的魅力用在苏联人身上。他一点也不信任共产党，而是设想苏联人将利用阿拉伯的共产党人来削弱他的力量，威胁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因为曾在苏丹担任军官，服过兵役，他对苏丹有一种特殊兴趣。因此，他特别关注莫斯科对这个英国前殖民地所怀有的野心。
上任之初的几个月，纳赛尔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消除大英帝国对埃及的影响力。英国在苏伊士运河还驻有军队，纳赛尔想通过谈判让他们离开埃及。担心自己过于亲近莫斯科，他不想给伦敦一个推迟谈判的借口。
这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自然资源，也没有多少可出口的货物。相反，还要大量进口工业品。意识到埃及所面临的严峻财政困难，纳赛尔允许其政府继续和莫斯科的代表讨论经济问题。确实，纳赛尔和他们秘密会谈，就是要让莫斯科对他的梦想感兴趣，那就是建立一座阿斯旺大坝。这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能发电，还能控制尼罗河的水流。他希望苏联人能向他提供财政援助以建设这项工程。
1953～1954年初，纳赛尔就已通知苏联代表，希望用现代武器武装埃及军队。尽管暗示或许会从苏联东欧集团购买这些武器，但他又不提出正式要求。不想告诉莫斯科的是，他宁愿从美国购买武器。但问题是，从1950年以来，美国声称不鼓励武器流入中东地区，以避免另一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战争。美国和英国、法国一道，发表了一个三方声明，正式警告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他们只能期望购买那些用于国内治安和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武器，但一点也不能多买。纳赛尔想要更多的武器。
1954年夏，离埃及数千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大事，差点把克里姆林宫想和纳赛尔建立密切关系的希望带入死胡同。1954年6月，中美洲另一个年轻、激进的上校被推翻，这件事让纳赛尔更不愿意如此密切地接近莫斯科。尽管这件事发生在赫鲁晓夫负责设计苏联的外交政策之前，但对莫斯科来说，当它试图帮助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时，到底会出什么差错，危地马拉的雅可比·阿本斯[4]事件将会成为一个永远难忘的、值得吸取教训的实例。在1955年有所突破之前，这个悲哀的故事不仅使纳赛尔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而且将会影响赫鲁晓夫未来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尤其在那些美国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
1950年底，当阿本斯当选危地马拉总统时，莫斯科并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共产党员，尽管外交部知道他的一些顾问是危地马拉共产党的主要成员。1952年，危地马拉议会通过一项广泛的土地改革法令。次年，法令允许阿本斯把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实现国有化，这些土地原属于危地马拉两家最大的公司——联合果品公司和美洲铁路公司。对此，克里姆林宫非常关注，也颇为赞许。
华盛顿对此有不同看法一点也不奇怪。阿本斯的土地改革引起美国的担心，担心他可能是一个共产党人。杜鲁门政府策划了旨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第一次秘密行动，但是这个计划直到1953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入主白宫后才得以完成。艾森豪威尔同意杜勒斯发出的警告，即第三世界容易被共产主义侵入。作为新政府的代言人，杜勒斯解释了它对西方安全威胁的实质：“在自由世界的前沿，那些殖民地和扈从国大多变成了激烈竞争的战场。西方的政策和苏联的政策在这里很容易就会发生冲突……那些制定征服世界策略的苏联领导人偶然发现了民族主义，以此作为其吸引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在开始阶段，这些共产主义鼓动家们想要激起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以便使他们与现存的秩序进行激烈的武装斗争。然后，在它们刚刚赢得独立，凭借其自身能力变得稳固和强大以前，共产党人就会接收这些新政权，利用它们来把其人民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这场新的战争中，危地马拉很快就被视为一个主要战场。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意的这次秘密行动，其目标是破坏危地马拉军队对阿本斯的支持。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危地马拉军队的装备很差，尽管那些军事领袖曾经和阿本斯一同在军队服役，但他们把阿本斯对军队所承担的责任视为现代危地马拉的一种惯例，即他能给军队提供多少装备。华盛顿对危地马拉实施尽可能严厉的武器禁运。这个计划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战役，以消除军人们对共产主义影响的担心。与此同时，设计了一系列由反政府武装领导的小规模军事战斗，以最终引发一场让人同情的军事政变。
面对武器禁运和宣传战，阿本斯要寻求从苏联东欧集团得到武器。1954年春，克里姆林宫安排一艘瑞典货船来向其运输捷克武器，并采取许多措施来隐瞒这艘船的航向，甚至连船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直到航行到了加勒比海，才知道苏联的目的。危地马拉人为这批武器支付了490万美元。作为商业汇款，这笔钱经过瑞士联合银行和布拉格，被电汇到捷克的一家公司。
就像克里姆林宫看到的那样，这次武器交易引发了系列事件，它们对阿本斯和危地马拉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中央情报局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商业汇款的消息，在错误跟踪一艘西德船只后，他们很快就确定武器在这艘瑞典货船上。1954年5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福斯特·杜勒斯指责运送武器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玩弄阴谋的有力证据。瑞典货船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象征。这件事引发了对华盛顿的强大支持，要求后者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阴谋采取某种措施。“这一船武器就像是一颗被放置在我们后院的原子弹。”美国众议院发言人约翰·麦科马克[5]说。“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华盛顿邮报》评论道，“不再是理论，它已经来了。”
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是丑闻，而对阿本斯政权来说，它是最终的条件。瑞典货船的靠港加速了中情局发动进攻的步伐。1954年6月18日，一支小部队侵入危地马拉境内数英里。这支部队不是用来推翻阿本斯政权的，中情局负责此事的军官说它“规模太小，装备不足”，它确实也没有这么做。瑞典货船的到来引发了人们的焦虑情绪，这支武装要做的事就是夸大这种情绪，制造骚乱升级的感觉，以此来促使危地马拉军队抛弃阿本斯政权。这一点确实做到了。军队中的骑墙派都知道了这个来自东欧的秘密采购案，他们已经开始把阿本斯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发现瑞典货船，让美国赢得了来自美洲国家组织一些成员国的强有力的支持。早在1950年，就有记录显示，这个组织公开反对在西半球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或受苏联的影响。
为敌人提供了如此多的把柄，然而，苏联人却不能为朋友助一臂之力。苏联情报机构，包括克格勃在内，都没有连接危地马拉市的直通电话。苏联海军也没有能力把兵力投送到加勒比海。而且，附近也没有任何苏联军事基地可以利用，以摆出一副出兵姿态。
1954年6月23日，危地马拉请求苏联提供帮助。他们要求苏联的外交官至少利用联合国来制止这种侵略行为。次日，莫洛托夫命令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要向危地马拉人民表达莫斯科“最深切的同情”，推动安理会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危地马拉的局势也进一步恶化。6月25日，危地马拉外交部长给克里姆林宫发电报，称反叛分子从洪都拉斯基地起飞的飞机，开始轰炸危地马拉的城市。这份令人不安的电报被送给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委员。他们决定发表危地马拉外交的这封令人痛心的电报，以便为这个垂死挣扎的政权谋求其他更有利的帮助。
当主席团正在决定不能给危地马拉政权提供多少援助之时，阿本斯也在告诉其内阁成员和追随者，军队叛乱了。两天后，阿本斯政权被一支军事武装推翻。这些人既担心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同时也不愿意遭受华盛顿所期待的惩罚。
阿本斯政权倒台后的六个月，纳赛尔有意不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似乎危地马拉发生的一切还不足以成为他小心翼翼的借口，而那年夏天等待已久的和英国签订军事协定的结局，则又表明，冒犯西方，至少在短时期内而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英国已同意，在1956年年中，放弃其设在苏伊士运河南端城市的军事基地。纳赛尔不想在未来两年内给英国制造任何借口，让他们借以破坏协定以便在埃及继续驻军。
纳赛尔的节制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55年2月发生的两件大事动摇了他对埃及命运的自信。因此，他决定不能等到1956年再来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埃及军队。当月，英国政府居间周旋，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军事防卫协定。埃及对这个协定的理解是，废除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以后，英国还想继续保持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而且伊拉克也企图支配这一地区。近代历史上，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埃及和伊拉克两国持续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之争，常常是一个外国帝国挑拨离间另一个帝国，以谋取地区霸权。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6]缺乏纳赛尔的个人魅力，也没有称霸地区的野心。努里既是英国的盟友，同时也对美国示好，他把和土耳其签订的协定看成是一个可以建立更广泛联盟的基础。在伊拉克的领导下，这个联盟将把中东地区所有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而这正是克里姆林宫所担忧的。
英国一直都在设法介入埃及的事务。在土耳其和伊拉克签订军事防卫协定之前，英国首相艾登就在1955年2月访问过开罗，他极力劝说埃及领导人，要埃及加入一个反苏军事协定。纳赛尔对英国的企图颇为怀疑，不想加入协定。他告诉艾登，如果苏联入侵埃及，他会请求西方的援助；如果西方国家入侵埃及，他会转而请求东方的援助。
第二件事涉及以色列。1955年2月28日，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巴格达签订军事防卫协定后的第四天，在一个名为阿里尔·沙龙[7]的年轻军官的指挥下，一支以色列伞兵部队突袭了埃及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基地。以色列旨在摧毁这个基地，他们认为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就是从这里进攻以色列的。对埃及领土的成功偷袭不但羞辱了纳赛尔，而且还加深了他的怀疑，即以色列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尽管历史上犹太人和英国政权在巴勒斯坦有过斗争，但纳赛尔还是固执地相信，英国和以色列政府之间，一直进行着某种秘密合作。他还让自己相信，是伦敦下令以色列进攻加沙的。“西方势力一直在利用以色列来组织各种针对我们的挑衅行为。”纳赛尔后来对尼基塔·赫鲁晓夫吐露了心声。在他的眼里，对加沙的进犯是对拒绝加入土耳其—巴格达联盟——即所谓的巴格达公约的回应。
1955年2月，唯有一个事件能让莫斯科重新激起和埃及保持密切联系的兴趣。巴格达公约的订立象征着包围圈的收缩，这个包围圈是由西方和其盟友们沿苏联边缘建立起来的。莫斯科担心，用不了多久，沙特阿拉伯、也门、约旦和利比亚这些国家都将加入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联盟中。那样，它就会被转变为一个广泛的地区反苏联盟。莫斯科也看到了它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纳赛尔之间，有着相互的利益关系。纳赛尔想把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他的这一梦想是和以土耳其、伊拉克为中心的地区集团是不相容的。
为了释放和埃及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意愿，苏联人在对待埃及邻国苏丹的政策上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1954年，苏联宣传部门和苏丹共产党都反对苏丹和埃及建立联盟，当时莫斯科把它视为纳赛尔的一个目标。1955年2月，莫斯科开始公开支持这个尼罗河谷地的联盟。
对苏丹政策的转变，赫鲁晓夫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还不清楚。2月，他一直忙于要通过正式程序免去马林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事务中。然而，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不久他就对纳赛尔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就像所希望的那样，纳赛尔主动回应了苏联政策的变化，提出就购买苏联武器事宜进行谈判。此时，赫鲁晓夫也受到了鼓舞。但是，当克里姆林宫回答，它可以立即启动严肃的谈判时，纳赛尔却再次变得躲躲闪闪。到1955年5月，来自开罗的消息让赫鲁晓夫感到非常失望。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会谈中，纳赛尔暗示了购买苏联武器所“涉及”的风险，这里很敏锐地联系到危地马拉的那场灾难。而且，刚刚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不结盟运动成立大会归来的纳赛尔明确向克里姆林宫保证，他无意加入苏联东欧集团。纳赛尔告诉苏联大使索洛德，他开始担心，随着埃及和苏联两国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加强，会使埃及共产党的活动更加频繁。他认为后者反对他的革命事业。纳赛尔设想，埃及共产党反对纳赛尔的纲领直接来自莫斯科。这位埃及领导人向苏联大使索洛德解释道，他一直怀疑克里姆林宫是否会真正支持他的政府。
多少有些受到激怒的赫鲁晓夫在6月访问南斯拉夫时，曾询问铁托对埃及的意见。铁托建议他要有耐心，“纳赛尔真的倾向于苏联。”这位南斯拉夫人答道。
赫鲁晓夫很清楚，莫斯科对纳赛尔的要求如果能实现，它将不得不建立在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上，即削弱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势力。各种信息源源不断，既来自于苏联驻开罗大使馆，也有莫斯科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以及克格勃。这些消息表明，纳赛尔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偏爱美国军事援助的人。赫鲁晓夫对发展两国甚至两国领导人的密切关系一点也不乐观。然而，纳赛尔之所以拖延时间，是因为他不相信赫鲁晓夫的观点，即开罗和莫斯科之间肯定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巴格达和加沙地带发生的两件大事在警告埃及，它需要强大起来。但是，这些并不是向苏联求助的理由。如果能找到说服美国人绕过三方声明的办法，纳赛尔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人对埃及一直很慷慨，1954年12月，华盛顿就向开罗提供了4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1955年6月，埃及领导人决定，在牵制苏联人的同时，应该利用美国人对中东苏联势力所怀有的恐惧感，来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军事援助政策。“俄国人已经向我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武器。”6月9日，纳赛尔告诉美国大使亨利·拜罗德[8]。为了让他的小小伎俩更可信，因为莫斯科还没有和纳赛尔谈及一项武器援助计划的细节，纳赛尔告诉美国大使，为购买武器事宜，他准备一周后访问莫斯科。在没有得到美国人的正式答复前，纳赛尔选择了一个惹人注目的姿态以引起艾森豪威尔的注意。6月16日，他逮捕了埃及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又去会见美国大使。
拜罗德要求华盛顿给纳赛尔一个理由，让他相信，美国将会卖给他武器。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和纳赛尔交往的政策不能让以色列和英国产生敌意，要在两者间保持一种平衡。国内政治，甚至比以色列明显的亲西方倾向还要迫切，要求不能忽视以色列。对英国来说，埃及也同样是个敏感问题。1954年埃及和英国谈判签订废除苏伊士军事基地协定期间，英国实际上已经反对过美国对纳赛尔的援助。这一困境的结果就是英美阿尔法计划的出笼，它最初的构想是，通过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在边境相互作出让步、实施大规模发展项目、给双方提供经济援助，来和平解决双方的冲突。从1955年1月以来，虽然华盛顿和伦敦一直在谈论这个阿尔法计划，但还没有启动这个计划。
纳赛尔逮捕共产党领导人的次日，华盛顿就通知埃及，购买武器是受欢迎的，埃及的要求将纳入三方声明的原则框架内考虑。如果埃及的要求是“合理的”，纳赛尔可以期待到华盛顿积极的回应。
6月30日，纳赛尔向美国人提交了一份武器购买清单，他需要价值2700万美元的武器，最主要的是120辆中型坦克、15辆M-24可喷射火焰的坦克，还有26架B-26喷气式飞机。清单是纳赛尔的参谋长递交的。纳赛尔还没有向苏联人提供同样的采购清单。
美国的回应非常迅速。纳赛尔在美国政府内有一批坚定的盟友，美国总统也包括在内。艾森豪威尔看到埃及的武器清单后，认为它是合理的。杜勒斯也不反对这项交易。实际上，中东发生的事件迫使他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做一个全面的声明。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就答应要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但后来还是决定到1954年中期国会选举之后，再来处理这个敏感的政治事务。
全面声明的起草者面临的问题是，埃及在中东地区的长期目标与中东的现实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不协调。首先，纳赛尔想得到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补偿。他并不认为这些难民有权回归到1948年前的巴勒斯坦，但他相信，不管他们定居在哪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应该过得更好。然而，纳赛尔的其他目标却从未得到过认同。就像埃及外长向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解释的那样：“如果我想乘汽车从埃及到大马士革，我就首先要得到以色列总理的许可。”埃及要求以色列把内格夫沙漠割让给约旦，“包括比什巴在内”。在英国最初制定的以色列建国计划中，也包括这个城市在内。以色列人或美国犹太人根本不会让它同意。
最大的问题是，埃及实际上根本买不起这些武器。起初，纳赛尔想以折扣价来得到它们。埃及政府的外汇储备正在以每月200万美元的速度在流失。其时，开罗仅有2400万美元现金。8月初，埃及向美国提交武器清单之后的一个月，纳赛尔亲自到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为购买武器提供经济援助。
拜罗德并不完全理解这次会谈的重要性。与华盛顿对纳赛尔6月提交武器清单的回应不同，美国政府对他的新要求回应很慢。这种延误将会引起许多后果。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正在对纳赛尔失去耐心。赫鲁晓夫并不知道纳赛尔访问美国大使馆的细节，但对此却有所怀疑。他决定派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去埃及，要促使纳赛尔组建一个反巴格达公约联盟的军事联盟。莫斯科向埃及承诺提供武器的决定已经过去三个月，然而，不但埃及人不接受这个提议，连纳赛尔似乎也在有意拖延。谢皮洛夫是赫鲁晓夫的一个亲信，理解赫鲁晓夫的外交思想，他要当一个完美的代表和观察家。
谢皮洛夫是莫斯科的精英人物，“德米特里式的升迁”成为深得赫鲁晓夫青睐的一种说法。1952年，47岁的谢皮洛夫被提拔为《真理报》主编，在促成苏联新闻反映赫鲁晓夫地位的上升方面，他一直是赫鲁晓夫最重要的支持者。1955年1月，撰写那篇宣告马林科夫政治生命终结文章的正是谢皮洛夫。那篇完美的、有节奏的文章，批判了马林科夫的经济思想。虽然谢皮洛夫选择了经济专业，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推荐他负责外交工作。1954年，他被任命为民族院下属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它是苏联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政府下辖的众多常设委员会之一。在这个岗位上，谢皮洛夫批判了莫洛托夫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支持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路线，同时也反对莫洛托夫扩大和铁托的分歧的愚蠢做法。
谢皮洛夫地位的上升加速了马林科夫的下台。赫鲁晓夫让谢皮洛夫参与制订访问贝尔格莱德的行程计划，他的任务是撰写外交公报。苏联人向南斯拉夫共产党提议，把这个公报当成一个加强兄弟友谊和团结的联合公报，而南斯拉夫反对这个联合公报。但是这次失败并未对谢皮洛夫造成不利影响。1955年7月，为了报答对自己的忠诚，赫鲁晓夫任命谢皮洛夫为三个新任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实际上这是赫鲁晓夫的一个新团队。
“在你访问之前我们一直很怀疑。”纳赛尔的国防部长后来这样告诉谢皮洛夫。7月21日～29日，谢皮洛夫访问埃及。此行旨在澄清开罗对莫斯科意图的猜疑。纳赛尔非常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澄清他对莫斯科的所有猜疑。因此，他为谢皮洛夫安排了一次个性化的访问。苏联代表被邀请到亚历山大纳赛尔父亲的家里共进晚餐。
谣言在莫斯科流传，称纳赛尔年轻时一度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追随者，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希特勒画像。然而，谢皮洛夫看见的却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认为，纳赛尔的政治观点有些混乱。“他的脑子就像是一道汤，各种观点混杂在一起，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尤其如此。”谢皮洛夫后来回忆道。
当谢皮洛夫问及其目标时，纳赛尔向这位《真理报》的编辑介绍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我们非常愿意建设温和的社会主义。”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谢皮洛夫问道。
“它是一种没有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分子，也没有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纳赛尔答道。
谢皮洛夫未加深思随口答道：“那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不存在。”
然而，纳赛尔想更多地了解莫斯科，并不打算让赫鲁晓夫的特使失望。所以，两个人谈了好几天。“你写过一本书，是吗？”有一次纳赛尔问道。谢皮洛夫写过一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那么，有英文版吗？”这个懂英语的埃及人想要这本书，来更多地了解谢皮洛夫的思想。
谢皮洛夫的访问打消了纳赛尔对莫斯科的担心，这足以让他把话题转移到购买苏联武器上。纳赛尔依然没有从美国人那里听到什么具体的内容，他下令派出一个秘密军事采购代表团。第一轮谈判是关于苏联提供飞机的问题。埃及人要求提供喷气式战斗机，如米格-15。纳赛尔还要求会谈要保密。
苏联人建议把布拉格作为会谈地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人正在重新恢复捷克这个秘密渠道，这个渠道最早是为了秘密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运送武器而建立起来的，那是在1947～1948年、以色列国宣布建国之前。现在，随着苏联地缘政治的需要，这个渠道将再次为阿拉伯人服务。为了让代表团的行踪保密，开罗也决定不把此事通知其驻布拉格大使馆。只有极少数的捷克人知道这次会谈。苏联人负责保护埃及代表团的安全，开罗也要求莫斯科提供纳赛尔与其布拉格埃及代表团之间的通信联系。
纳赛尔仍然不满足于这个决定。在埃及，共产党是他的敌人，也是他在阿拉伯其他地区扩大势力的竞争对手。若不是1955年8月苏丹发生的一件事触及了纳赛尔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纳赛尔或许会再等等，再给美国人一次帮助他的机会。
在纳赛尔和其革命同伴的意识里，苏丹似乎显得很大。19世纪以来，英国和埃及都一直试图控制这块地方，因为尼罗河的源头就在那里。1899年，英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由英国和埃及共管的政府，实际上它同时也有权控制开罗。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要求废除这个共管政府，让苏丹和埃及联合起来。这个目标涉及这个政权发展尼罗河流域的一系列计划。然而，这也与埃及过去声称的努比拉王国有关，它会让人回想起古代埃及的强大。个人经历对这个年轻革命者的影响也很大。纳赛尔的两个关系最密切的盟友就是在苏丹港长大的，纳赛尔自己也在苏丹生活过。二战之初，他和后来的军事参谋长阿卜杜勒·哈吉姆·阿迈尔[9]元帅就驻扎在苏丹，当时他们在埃及军队中任中校。因此，苏丹发生的事情把纳赛尔卷入苏联武器交易之中，要理解它也不困难。
虽然1955年2月后克里姆林宫采取的新路线应该会让纳赛尔感到高兴，但它和苏丹共产党的宣传却自相矛盾。苏丹共产党继续攻击苏丹政府，指责它们“把苏丹出卖给了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和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纳赛尔也不能相信，各国的共产党，其行为并不都受制于苏联共产党。最近的6月，埃及人就在询问苏联大使索洛德，莫斯科是否在考虑允许苏丹共产党来攻击开罗政府。尽管莫斯科作了保证，但纳赛尔还是很难改变自己的看法，即苏丹共产党发表的声明最能体现克里姆林宫在中东的真实意图。之后发生的两件事更让他相信，他最大的敌人到底在哪里。
8月19日，苏丹南部三个省发生武装动乱。喀土穆政府指责纳赛尔，声称动乱的组织者长期支持苏丹埃及联盟。为庆祝法鲁克国王被推翻三周年，他最近去过开罗。对于这些动乱，纳赛尔束手无策。无论纳赛尔一开始怎么看待这些事件，但他的判断都会受到加沙地带偶发事件的影响，尽管它有几百英里之遥。先前的8月22日上午，在离加沙95公里的地方，以色列人枪杀了一名埃及军官和两个士兵。
就像2月所做的一样，纳赛尔把最近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袭击事件和更大的地缘政治阴谋联系了起来。纳赛尔深信，英国在幕后指使以色列发动了这次进攻，借以分散埃及对南部苏丹的注意力。纳赛尔认为，南部苏丹的黑人居民无法实行自我管理。因此，他马上断定，8月19日发生的这些武装动乱一直被外来者操纵着。纳赛尔还断定，苏丹政府将会请求英国的干预，以此来平息动乱。而这又会造成亲埃及的苏丹北方和亲英的南方之间的分离。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进攻后几个小时，纳赛尔最信任的顾问会见了苏联大使索洛德[10]。开罗现在想加快布拉格谈判的步伐。应纳赛尔的请求，这位顾问向苏联大使索洛德摊开了开罗的想法。纳赛尔预计英国将对苏丹南部进行军事干预。埃及和苏丹之间没有道路相连，不管怎样，苏丹北部和南部诸省被一大片沼泽所隔开。埃及军队能够抵达动乱地区的唯一途径就是空运。埃及人对援助苏丹南部深感绝望，纳赛尔的顾问解释道，开罗将会允许苏联飞行员驾驶米格-15飞机和苏联军用运输机直接飞抵开罗。
当这些事件在中东升级之时，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抽空回答了纳赛尔关于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事宜。杜勒斯不喜欢冷战中的那些骑墙派。“他认为那是犯罪，”艾森豪威尔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古德帕斯特[11]回忆道，“打个比喻说，当真理和正义受到威胁时，许多国家还想保持中立，那是不道德的。”杜勒斯不打算让纳赛尔来命令美国国务卿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对中东政策作出他所期待的那种声明。
美国国务院并未意识到纳赛尔兴趣的戏剧性变化，它们还在继续执行杜勒斯的政策。华盛顿不仅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些动乱的深层次影响，即苏丹的动乱引起了埃及领导人的注意，而且国务卿还相信，纳赛尔绝不会只满足于一笔具体的可支付得起的武器生意。8月23日，美国驻埃及大使拜罗德被要求会见纳赛尔，并告诉后者，声明马上会出台。次日，拜罗德见到纳赛尔后，发现后者非常消极，没有一点热情。几天后，当拜罗德把杜勒斯的一份未发表的讲话稿交给纳赛尔后，纳赛尔还是非常消沉。“我的感觉是，他（纳赛尔）有些困惑，确实不理解一些渠道的重要性。”拜罗德电报中这样写道。纳赛尔并没有感到如此困惑，以至于心烦意乱、失望。他请求美国对价值2700万美元的武器交易予以经济援助，并一直在期待美国的答复。而杜勒斯只是口头上对中东全局性的和平协议作出了模糊的承诺。
当杜勒斯还在最后一次润色讲话稿时，纳赛尔已经向苏联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确信美国不会对埃及购买M4坦克予以补贴后，纳赛尔转而要求购买苏联坦克。他也希望提供一揽子的经济援助来购买所有这些武器，包括飞机和刚刚提出来的坦克。无论纳赛尔后来如何解释，但是若按市场价格计算，他实际上根本买不起这些武器。
经过不懈的努力来取悦纳赛尔，最后，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终于争取到这笔交易。9月初，虽未确定武器的数量和型号，但主席团还是原则上同意向埃及出售坦克。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纳赛尔最直接的关切，现在苏联政府允许他购买火炮零件和米格-15战斗机，并告诉他，苏联可以接受以易货贸易的方式来支付大部分费用。埃及先以英镑支付1/5的费用，然后，开罗可以逐步来支付余款。这主要是以向苏联出口大米、棉花、皮革，甚至以折扣的方式来支付。这些余款实际上变成了一笔每年利息为2％的贷款。这比开罗当初向美国提出的条件还要优惠。9月12日，苏联和埃及的谈判代表在布拉格签署了这项协议。
一周后，美国中情局驻开罗代表从其渠道中得知了苏联和埃及谈判的一些内容。9月19日，一个周六晚上，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电告华盛顿：“（埃及）可能接受了苏联的武器报价……据说苏联的报价非常优惠。”最不感到吃惊的人就是美国大使拜罗德。美国国务院要求他警告纳赛尔，埃及和苏联的任何武器交易都“将会引起美国国内最严重的反应，会使我们两国合作的可能性更加复杂化”。拜罗德说，不宜再发出这样的威胁。他多次对纳赛尔说过这样的话，同时还许诺，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开罗。他（纳赛尔）似乎在开始破坏这种合作关系，现在应该采取明确的行动。为什么8月底华盛顿没有同意纳赛尔的要求，即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他购买美国武器？“这一点很清楚，因为我们不愿意操纵数千万美元而让形势恶化到会引起连锁反应的地步，那将会导致美国政策在中东的重大挫折……这极有可能。”
苏联人部分确认了和开罗的武器交易。9月的第三周，适逢莫洛托夫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全体大会的开幕式，杜勒斯利用这次机会向莫洛托夫求证苏联向埃及卖武器一事。尽管没有明确提到埃及，但莫洛托夫还是承认，和阿拉伯国家的武器交易谈判还在进行中，但是“这些非正式会谈不应引起误解”，这件事被理解为“出于商业理由”的考虑。苏联承认得虽然有些勉强，但杜勒斯还是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和他的弟弟艾伦商量过这事，看是否要采取行动来阻止纳赛尔做成这笔交易。这位美国国务卿非常着急，他认为，在苏联武器运抵埃及之前，以色列人会发动一场突然袭击。他还担心：一旦得到苏联武器，埃及人或许会进攻以色列。杜勒斯私下接触了英法两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并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发出一个信号：就苏联人卷入中东的现实做好准备。
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商量过这件事。杜勒斯认为，恐怕只有莫斯科能中止这笔交易。他认为，纳赛尔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这批武器。如果不接受这些武器，会被埃及军人抛弃。但是，不干预中东事务的提法，或许会让苏联人感到害怕。杜勒斯告诉总统，他要草拟一个方案以供总统考虑。
艾伦·杜勒斯认为，他的弟弟找错了人。他怀疑莫斯科会回应总统的抗议。在对待纳赛尔的问题上，国务卿和他的弟弟意见不一。福斯特说，美国曾经给纳赛尔提供过武器。艾伦担心的是，该做的是否都做到了。无论如何，福斯特相信，在这件事上，纳赛尔不可能会改变主意。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建议等等看。而艾伦也马上同意这个建议，认为等几天无关紧要。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派出一个中情局军官到开罗，直接和纳赛尔对话。
毫无疑问，纳赛尔接受莫斯科的米格飞机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尽管如此，但夸大了武器交易的规模，纳赛尔几乎要把它吹捧成一件事关革命的大事。对纳赛尔对这一阶段和莫斯科发展关系的想法，埃及的消息灵通人士并不看好。而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似乎是说，1955年9月，纳赛尔还没有被说服，向莫斯科打开大门不过是一个个案。他依然希望和华盛顿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9月25日，纳赛尔如实告诉了杜勒斯驻开罗的私人代表——克米特·罗斯福[12]。在那次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谈中，纳赛尔扮演了一个恳求者的角色。他一再声称，他认为转向东方要求提供武器装备或许是在犯错误。即使他已经和莫斯科达成了50架米格飞机的贸易协议，但他还不打算结束在超级大国间玩弄的这个游戏。纳赛尔告诉罗斯福，苏联人已经同意卖给他中程轰炸机、鱼雷快艇、坦克，以及战斗机和火炮零件。他声称，第一批武器预计10月初到货。
和艾伦·杜勒斯一样，克米特·罗斯福也认为，尽管达成这笔武器交易，但纳赛尔仍然对“我们寄予最大的希望”。在此情况下，他建议纳赛尔公开声明放弃任何侵略意图。在会见国务院官员之前，这位中情局官员并未讲清这个建议。确实，艾伦·杜勒斯对此也一无所知，事后还怀疑罗斯福何时向他汇报过这个谈话。杜勒斯认为，对纳赛尔来说，秘密进行武器交易是明智之举。这样，在这个协议下进行的实际行动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或许也不会让他那么失望。就武器交易发表一个公开声明，纳赛尔喜欢这个主意，他要利用罗斯福来告诉华盛顿，他想尽快会见福斯特·杜勒斯，以便讨论国务卿的和平建议。
次日，纳赛尔就告诉苏联人，他要就捷克达成的武器交易发表一个公开讲话。当然，他没有说这个主意来自中情局。纳赛尔让他最亲近的助手告诉苏联大使索洛德，在讲话中他要解释，开罗决定向苏联东欧集团购买武器是为了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作为回应，苏联大使索洛德建议，纳赛尔的讲话不要突出以色列问题，而要把重点放在加强埃及军队建设这个实际需要上。纳赛尔同意这个建议。但他也承认，还有别的想法。他要公开宣布他启动谈判的决心，以此来缓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以色列直接进行谈判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纳赛尔希望通过杜勒斯国务卿来进行谈判。
纳赛尔的这些意见提醒苏联人，和纳赛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美国，纳赛尔还是情有独钟。苏联大使索洛德也劝阻纳赛尔不要和杜勒斯兄弟俩中的任何一人合作。他提醒这位埃及领导人，美国国务卿的计划对埃及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你觉得需要一个中间人，”苏联大使索洛德对纳赛尔的助手建议道，“最好请联合国或某个中立政府来担当。”
那天晚上，在开罗的一次武器交易会上，纳赛尔在其长达3个小时的讲话中声明，埃及政府将会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武器。赫鲁晓夫针对第三世界的灵活新政策取得了巨大胜利。
“危地马拉，总统先生，危地马拉。”9月28日上午9点，听到这个消息，亲美的埃及驻美大使阿合麦德·侯赛因兴奋地跑进纳赛尔的办公室。当时，纳赛尔正在开罗，他能想到的就是瑞典货船和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垮台。就像后面要提到的那样，纳赛尔的反应很坚决。“让危地马拉见鬼去吧！”纳赛尔说道。
尽管如此，但危地马拉事件对纳赛尔核心集团的士气还是一个威胁。纳赛尔本人最担心的从苏联购买武器所带来的后果。他曾试图软化那天晚上公开讲话所引起的后果。但是，甚至连支持他的美国人罗斯福和拜罗德都曾警告过他，至少美国公众舆论会对这个消息产生强烈反应。
尽管还不完全信任苏联人，但纳赛尔知道他们的用处，他决定和苏联人靠得再近些。同时他也在观察西方尚未作出的反应。这个计划分成两步。首先，他决定要当一个掮客，促成莫斯科对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外交承认。这是一步政治棋，因为这意味着他能监视利雅德和安曼的一举一动，最终，从苏联和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中坐收渔利。这样，埃及就会变成这个地区的权利经纪人。他的另一个决定就是迫使苏联再提供一些安全保证：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加快现有订单的处理速度；对埃及的安全，莫斯科最好再作出进一步的口头承诺。同时，纳赛尔私下也在关注华盛顿对捷克武器交易的反应。
9月29日，公开讲话仅仅过了两天，纳赛尔就要求在开罗他的私人住宅会见了苏联大使索洛德。美国先前已经通知埃及，乔治·艾伦[13]将作为特别代表访问埃及，或许他在9月30日一抵达开罗就拜会纳赛尔。消息灵通人士告诉纳赛尔，艾伦可能会向埃及递交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埃及不断绝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交易，美国将支持以色列开展军事行动。纳赛尔预先告诉苏联人，十天内埃及就会输掉和以色列的战争。
苏联大使索洛德并不相信美国会发出这样的最后通牒。纳赛尔持同样看法，但他说，决定向苏联购买武器，这“不但是埃及历史的转折点，而且也是阿拉伯国家历史的转折点。眼下正在进行的斗争对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是“持久的、艰苦的”。但是，埃及不能不走在前列。纳赛尔说，他要求埃及军队提高警惕，做好准备，防范“任何可能的突然袭击”。
这次谈话引申出一个大问题：“埃及面临着美国的威胁，对此，苏联将持何种立场？”纳赛尔询问苏联能否尽快提供米格战斗机和9月12日协议规定的其他武器。“这会提高我们军队的士气，这样，他们就会积极支持在捷克达成的购买协议。”纳赛尔声明，埃及军队很想见到这些武器，“特别是飞机和坦克”。为了尽快运送武器，纳赛尔要求苏联人通过阿尔巴尼亚或南斯拉夫领空，直接把武器空运开罗。
莫斯科的反应很快。苏联不对保卫埃及安全提供军事承诺，但是，如果美国威胁开罗，它也承诺在政治和道义上给予支持。10月1日，苏联大使索洛德直接把这个消息转达给纳赛尔。纳赛尔听得非常仔细。尽管对此他很失望，但还是极力掩饰住了这种情绪。其他消息甚至更令人失望。莫斯科拒绝派飞机空运武器到开罗。第一批武器将在10月底用货船运抵。为了挽回面子，纳赛尔回应道，对他来说，那些飞机能不能尽快供货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压缩苏联派遣的军事专家人数。最初莫斯科想派130位军事专家，但纳赛尔要求压缩到20人。
几天后，莫斯科的报告称，准备展开附加武器的谈判。虽然他们要在布拉格谈判，但埃及人要和波兰人谈判购买鱼雷艇与潜艇。纳赛尔宁愿和捷克人继续这场谈判，但苏联人坚持要求更换海军武器谈判的中间人。“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内陆国家。”苏联大使索洛德解释道。苏联人说，几天后波兰人将会到布拉格谈判。苏联人也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即随米格-15战斗机运送的教练机和飞机发动机不超过20台。
纳赛尔极想得到这些武器，但因为此前他向中情局的克米特·罗斯福和美国驻埃及大使拜罗德许诺过，无意于当莫斯科的猎物。考虑到接受莫斯科援助的政治标准，如果能得到那些援助，纳赛尔既不想拒绝西方的援助，也不想拒绝苏联的经济援助。他不能打消自己的担忧，即让苏联人进入埃及。他不想让那些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簇拥到开罗，白天写计划，晚上则忙于当地共产党人所从事的地下活动。他甚至不相信那些带着操作手册的米格-15战斗机的型号。
纳赛尔也担心，为了实现和西方的缓和，苏联会出卖他。10月中旬，在布拉格开始的新一轮武器谈判中，纳赛尔问道，苏联是否会以和埃及建立起的新关系来换取德国协议。此前他听说苏联或许也会加入到1950年签署的、令人厌恶的三方声明中，西方欲借此来控制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考虑到在日内瓦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10月18日，纳赛尔问苏联驻埃及大使，美国媒体报道，两国间正在就这一交易展开谈判，此事是否属实。苏联大使索洛德说，事实上英美的宣传没有任何根据。此时，纳赛尔要求苏联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拒绝加入三方声明。他说这很有必要，若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从苏联东欧集团购买武器，它可以减少来自美国的阻力。纳赛尔还告诉苏联人，美国刚刚无偿向黎巴嫩提供了武器。纳赛尔想要苏联向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提供武器。担心苏丹人转而投靠英美，纳赛尔建议莫斯科向喀土穆提供武器。这位埃及领导人也要求莫斯科重新考虑它对法属北非民族独立斗争所采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苏联人一直很被动，纳赛尔承认埃及正在向起义者提供援助，他要莫斯科向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独立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对这些请求，苏联政府未做任何回应。现在，苏联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中东。
1955年10月29日，苏联货船克拉斯诺达尔号把第一批货物——一批重武器运抵埃及后一周，苏联海军在国内遭到一次灾难性打击。停泊在南部港口塞瓦斯托波尔的23662吨级战列舰“新罗西斯克号”——意大利以前的朱利奥·切扎列号舰，神秘地爆炸，599名海军官兵因此丧生。这是1941年夏天以来，苏联海军遭受的最大一次灾难。它给苏联领导层敲响了警钟。
这次悲剧给赫鲁晓夫提供了整顿海军的机会。“库兹涅佐夫明显是个危险人物。”赫鲁晓夫说道。他指责海军总司令N.库兹涅佐夫[14]造成了这次灾难，“而且，作为总司令，他根本不称职。”赫鲁晓夫和库兹涅佐夫对苏联海军有着不同的想法。库兹涅佐夫想建成一支可以投放常规力量的海军，其在规模及作战能力上能和美国海军相匹敌。而赫鲁晓夫刚想缩小海军规模，未来的武器采购主要限于导弹驱逐舰和潜艇，而不是航空母舰。这次灾难给赫鲁晓夫制造了一个机会，让他得以清洗海军官员，把自己的人安插在高位。
苏联货船正在向埃及运送武器，同时苏联政府也面临着来自纳赛尔要求援助其他中东国家的压力。就在此时，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撤销了海军总司令的职务，以便让苏联海军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这件事颇值得注意，赫鲁晓夫对“新罗西斯克号”悲剧的处理方式更能说明，1955年的赫鲁晓夫只是想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来支配第三世界国家。
到1957年，苏联海军人数将从60万缩减至50万，375艘军舰被封存；建造新型巡洋舰的命令被取消，列宁格勒未完工的四艘巡洋舰被拆毁。从战略上来说，这个最重要的决定影响着苏联航空母舰的未来。1938年和1950年，斯大林曾经两次下令建造航空母舰，但是总有意外事情阻挠着这个目标的实现。1941年，纳粹占领了建造航空母舰的船厂。1953年斯大林去世，计划再次落空。这次本来要计划建造四艘航空母舰。赫鲁晓夫知道，苏联无力负担航空母舰的费用。现在，他取消了这一计划。赫鲁晓夫并无兴趣向冲突地区投放常规兵力，他要为将来所依靠的苏联核威慑能力做好准备。
在纳赛尔再次提出军事援助的背景下，一场有关苏联海军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进一步展开。11月中旬，开罗声称有证据表明，以色列的活动日益猖獗，要求提供100架米格-15战斗机，而不是9月苏联答应的80架；还要求提供5艘潜艇。而在初秋，苏联只答应提供2艘潜艇。
捷克的武器交易已经成了赫鲁晓夫个人的一次胜利。他主持了莫斯科如何回应纳赛尔要求的讨论。“这件事风险很大。”他对与会者说道。但是，却很值得冒险。“我们一直在中东地区奉行民族独立的政策。”赫鲁晓夫赞许道。风险就是莫斯科或许会被拖入中东战争之中。有传言说，以色列要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阻止埃及从苏联接受武器援助。赫鲁晓夫选择了控制出口武器到埃及的措施。不必增加潜艇数量，但是与会者同意把米格飞机增加到100架。讨论也未提及坦克交易。8月纳赛尔曾提出提供坦克的要求，不久，莫斯科就安排了坦克交易，尽管它们不是最先进的T-54坦克，甚至也不是冷战初期阶段的T-34坦克，而是二战时期的Is-3坦克。最终，纳赛尔得到了一两艘驱逐舰。“但是，我们不能给他潜艇，不是现在。”赫鲁晓夫说道。
苏联和埃及关系尚待改善的一个问题就涉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1954年冬，埃及经贸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漫长访问，埃及国防部副部长侯赛因·拉加卜任代表团团长，他问苏联人是否可以为尼罗河上游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援助。苏联人的回答非常含糊，但是却予以鼓励。代表团离开时，已经为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打下基础。然而，到夏天时，纳赛尔似乎对寻求苏联的援助心有余悸。用金融术语来说，纳赛尔正在寻求至少10亿卢布或者1亿埃及镑的信用贷款，它们可以原材料、设备和支付苏联技术人员工资的形式支付。苏联人的回应非常谨慎。看上去这是一大笔钱，在他们提供任何资助之前，要派一个五到六人的小组考察阿斯旺工地。然而，埃及政府拒绝向这些技术人员发放入境签证。莫斯科得出结论：因为害怕这支队伍会从事危险的革命活动，他不同意这个苏联技术小组进入埃及内地。
在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上，纳赛尔最想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西方国家对赫鲁晓夫在中东扩张势力颇为忧虑，捷克武器交易公开后，他再次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这种焦虑感。西方通常会让经济问题服从于冷战战略。1955年秋，深谙此道的纳赛尔开始了一场巧妙的战役，他要让西方相信，他们对苏联在埃及的意图和力量的忧虑是正确的。为了让这个策略更有效，他决定利用西方对苏联在中东扩张势力的忧虑，来争取他们对阿斯旺大坝建设提供更有利的援助条件。
这个策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55年11月埃及财政部长的西方国家之行。在伦敦，埃及财政部长告诉英国外交部，如果对西方国家的报价不满意，埃及可以从苏联东欧集团得到援助。几天后，埃及财政部长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15]和其助手，共同探讨世界银行对建设阿斯旺大坝的支持。
纳赛尔还编造了一个借口，来增加财政部长说法的分量。和布莱克会谈次日，埃及报纸发表一篇报道，这是建设部长的一个声明。报道说“埃及已收到波兰资助阿斯旺大坝建设的报价，埃及政府正在研究这个报价……要到财政部长在美国的谈判结束后才会就此作出决定”。之后几天，埃及财政部长会见了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这个策略奏效了。埃及财政部长访美期间，杜勒斯国务卿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苏联人已经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冷战战场”。
然而，决定性的事件则是来自伦敦。11月27日，当埃及财政部长还在忙于其美国之行时，安东尼·艾登向艾森豪威尔发去一封简短的电报，称“就像捷克出卖武器一样，波兰也要充当一个傀儡角色”。艾登要求美国提供财政支持，以阻止苏联介入大坝建设。“我被说服了，我们要共同努力，把俄国人从这个合同中挤出去，它决定着非洲的未来。”离开美国时，如果埃及财政部长不能确信可以达成协议，那对西方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艾登争辩道。
这都是假消息。无论波兰还是它以苏联的名义，都没有对埃及提出过报价。因为无法接触到埃及的资料，我们还不能确定，1955年秋天，那些流传到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谎言和虚假情报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埃及散布的。艾登的警告来源于情报，据说它是由一个潜藏在开罗的化名为“幸运”的英国间谍收集的。这似乎是埃及的一个双重间谍，他利用谎言诱使英国人充当角色，来欺骗美国人。
不管埃及人涉及间谍行为的范围有多大，纳赛尔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艾登都中了他的圈套。在世界历史上，能够如此清楚地看到原因和结果的事例非常罕见。艾登的电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次日，即1955年11月28日，不管其顾问们，特别是财政部长对纳赛尔和阿斯旺大坝有多大的疑心，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由美国来承担这个大工程。因为还不清楚工程到底有多大规模，艾森豪威尔还没有确定这个承诺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是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16]建议派罗伯特·安德森[17]——一个受人尊重的得克萨斯银行家、前国防部副部长，前去开罗和纳赛尔商议此事。
在莫斯科，这些事情也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兴趣和困惑。克里姆林宫向其驻开罗大使发电报，要让他确定，他从未对任何人讲过苏联东欧集团要参与大坝的建设。大使让其主人相信，他从未做过类似的表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在莫斯科，外交部长断定，为了和西方达成交易，纳赛尔编造了这些谎言。
就西方自己而言，它并没有考虑到被纳赛尔愚弄的可能性。出于和莫斯科展开激烈竞争的担心，12月1日，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了一揽子的工程财政援助方案。方案预计工程将历时10年。美国政府决定，世界银行向埃及提供一笔总计2亿美元的贷款，而美国和英国政府另外再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其中80％的贷款来自华盛顿。两周后，美国就埃及财政部长的访问发表一份官方声明，宣布美国对阿斯旺大坝提供援助。当埃及财政部长登上从伦敦飞往开罗的班机时，已经得知，西方决定向阿斯旺大坝承担4.2亿～9.6亿美元的建设费用。纳赛尔的冒险策略奏效了。
1955年11月～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南亚三国进行了长达5个星期的访问，这使之在1955年实施的打开第三世界大门的策略达到高潮。其访问目的倒不是为了了解这些国家，尽管他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些国家和他们的人民，而是要提高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地位。
在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赫鲁晓夫面对着不同地区和文化的需要。他在每个国家都找到了加强双边关系的机会。对提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印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赫鲁晓夫完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印度，这促使他告诉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印度的形势就和“克伦斯基[18]时期”一样。这在暗示，尼赫鲁政府是一个过渡性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他领导的国家正在迈向社产主义，而这正是1917年俄国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充当的角色。
尽管赫鲁晓夫深信印度处在革命前的状态，但他还是不想急于看到尼赫鲁政府的结束。他对印度共产党非常失望。作为莫斯科在南亚次大陆的最亲密的盟友，印度共产党对尼赫鲁政府执行了一条强硬的宗派主义路线，过分强调推翻民选政府的主张，而没有利用尼赫鲁对工业化、公共教育和国有财产所做的承诺，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访问中，赫鲁晓夫草草翻阅了一下印度共产党的杂志，他发现内容很呆板，一点也不吸引人。
赫鲁晓夫并不想让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来妨碍苏联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还特别希望和印度建立起牢固的关系。12月中旬，赫鲁晓夫决定，在回国之前，他和布尔加宁应该再返回印度。原本计划在阿富汗结束访问。然而，赫鲁晓夫想发表一次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来向印度人证明，在对外政策上，他优先考虑印度。没有去争取外交部门，甚至也没有争取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他就发表了这个讲话。这就是赫鲁晓夫的风格。他决定，莫斯科应该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对克什尔米拥有主权，也希望表达苏联对印度收复葡萄牙一处领土的支持，这是葡萄牙帝国位于印度西海岸的一块残余领土。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可以实现政治回报的投资之地还不限于印度一个国家。当年早些时候，缅甸领导人吴努访问莫斯科之时，俄国人就为之出借苏联飞机，吴努对飞机的舒适性赞不绝口。赫鲁晓夫就此决定赠送缅甸一机飞机，以此来证明他对改善两国关系所做的承诺。同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还打算付出更大的投资，以改善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
访问途中，两位苏联领导人一直和中央主席团保持电报联系。访问阿富汗时，代表团向国内发出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作出向阿富汗出售武器的决定。1955年，阿富汗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没有共产党，更没有任何进步的统一战线。出于策略考虑，才决定出售武器。赫鲁晓夫想要和第三世界逐步建立起友好关系，也想在苏联周边地区发展一个盟友。阿富汗正好符合这两个目标。最近苏联在埃及的愉快经历也让他有理由相信，整个进程将会非常平稳。
然而，在莫斯科，要向一个非共产党国家而且假装进步的一个传统君主制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对此想法，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反应强烈。“这开了一个先例。”卡冈诺维奇说道，他担心苏联会发现自己会被淹没在潮水般的援助要求之中。
米高扬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马林科夫支持赫鲁晓夫提供这项援助的强烈愿望。没有哪个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支持这些政府，他们纯粹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如果要更多地介入与美国的激烈竞争，我们就不得不对一些国家提供援助。从国家利益来考虑，提供援助是必要的。”这一天，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为赫鲁晓夫赢得了支持。12月中旬，苏联政府决定向阿富汗提供价值一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当赫鲁晓夫回国时，他已确定，援助也包括一批武器在内。
12月21日一回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要展示对第三世界访问的成果。从2月起，苏联政府和印度尼西尼、印度、缅甸、阿富汗、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先后签订贸易协定。所有这些国家中，只有埃及、叙利亚和阿富汗三国既接受军事援助，也接受经济援助。
对第三世界所取得这些成就，让赫鲁晓夫在执政头一年就创造了非凡的业绩。1月以来，排挤掉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后，在苏联政策的制定上，他最有发言权。莫斯科重新和南斯拉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奥地利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还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打开了外交交往的大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强迫苏联在德国问题上作出有损于苏联利益的让步，但这个努力落空了，他开始转向莫斯科，以实现缓和局势和裁军的目标。然而，未来几个月，赫鲁晓夫开始认识到，他不再能像1955年那样，来轻松地控制国际局势，其主动权或许并不是常常在他手里。
[1]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Трофимович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开始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煽动局副局长。1948—194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局局长。1950—1952年任苏联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
[2]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edNaguib，1901年2月19日——1984年8月28日），埃及军官。1923年入伍。1944—1948年任西奈半岛地区总督。1948年参加了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52年任埃及军事学院院长。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出任陆军总司令。1952—1953年任首相兼战争和海军部长。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1954年任总统兼总理。1954年被迫辞职，并被纳赛尔软禁。1972年获释。1984年去世。
[3]法鲁克一世（FaroukI，1920年2月11日——1965年3月18日），埃及阿里王朝末代国王，1936年4月28日——1952年7月26日期间在位。1952年在“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下台，流亡意大利。1965年死于罗马。
[4]胡安·雅可比·阿本斯·古兹曼（JuanJacoboÁrbenzGuzmán，1913年9月14日——1971年1月27日），危地马拉政治家。1935年入伍。1944年发动革命，推翻了军政府的统治，并于1944—1945年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945—1950年任国防部长。1951—1954年任总统。在任期间鼓吹“精神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大力开展土地改革。由于土地改革损害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1954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政变中下台，流亡墨西哥。1957年流亡乌拉圭。1960年支持古巴革命。1965年返回墨西哥。1971年死于墨西哥城。
[5]约翰·威廉·麦科马克（JohnWilliamMcCormack，1891年12月21日——1980年11月22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8年曾短暂服役于美军。1920—1922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1923—1928年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员。1928—1971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40—1947年、1949—1953年、1955—1962年任多数党领袖，1947—1949年、1953—1955年任少数党党鞭，1957—1959年任航天和太空探索委员会主席。1962—1971年任众议院议长兼民主党党团领袖。1971年退休。
[6]努里·帕夏·赛义德（NuriPashaal-Said，1888年12月？日——1958年7月15日），伊拉克政治家。出身于逊尼派穆斯林中产阶级家庭。1911年进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服役。一战爆发后领导游击队反抗英国统治，失败后被捕。此后转向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同费萨尔合作。1922—1924年任伊拉克警察总干事。1924—1930年任伊拉克军队副总司令。1930—1932年、1938—1940年、1941—1944年、1946—1947年、1949年、1950—1952年、1954—1957年、1958年3—5月任总理，在任期间同英国保持合作。1945—1946年、1948—1949年任伊拉克参议院主席。1958年“七·一四革命”爆发后，企图逃走未果，于7月15日被处决。
[7]阿里尔·沙龙（ArielSharon，1928年2月26日——2014年1月11日），以色列政治家。1942年秘密参加地下准军事组织。1947—1948年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中东战争。1951年起指挥101部队，并于1953年制造了齐比亚大屠杀。此后相继参加了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1969—1973年任国防军南方司令部司令。1973年退役后参加了自由党，同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爆发后重服现役，1974年退役并退出自由党。1977年参与创立利库德集团。1977—2006年任国会议员。1977—1981年任农业部长。1981—1983年任国防部长，在任期间于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制造了萨布拉和沙蒂拉大屠杀。1984—1990年任产业通商劳动部长。1990—1992年任住建部长。1996—1999年任能源和水资源部长。1998—1999年任外交部长。1999年反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2001—2006年任总理。2004—2005年期间策划并实施了单方面撤离加沙地带的计划，为此于2005年退出利库德集团，另行成立了前进党。2006年因中风陷于植物人状态，并被解除一切职务。2014年去世。
[8]亨利·阿尔弗雷德·拜罗德（HenryAlfredByroade，1913年7月24日——1993年12月31日），美国外交官。1937—1952年期间服役于美军。1952—1955年任中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55—1956年任驻埃及大使。1956—1959年任驻南非大使。1959—1962年任驻阿富汗大使。1963—1968年任驻缅甸大使。1969—1973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73—1977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1977年退休。
[9]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吉姆·阿迈尔（MohamedAbdelHakimAmer，1919年12月11日——1967年9月13日），埃及资产阶级革命家。1939年入伍。1948年参加了阿以战争。1952年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七月革命。1953—1956年任埃及军队总参谋长。1956年任埃及—叙利亚联合军事司令部总司令，并指挥了苏伊士战争。1956—1961年担任纳赛尔驻叙利亚代表。1961年在叙利亚政变中被捕并被遣返回国。1964—1967年任第一副总统兼埃军副总司令。1967年埃及在“六日战争”中战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并提前退休，同年8月因“阴谋发动政变”而被软禁，9月13日服毒自尽。
[10]丹尼尔·谢苗诺维奇·索洛德（ДаниилСемёновичСолод，1908—1988），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39—194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事部部长。1940—1941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雇员。1941—1943年任驻伊朗大使馆雇员。1943—1944年任驻埃及大使馆顾问。1944—1950年任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大使。1951—1953年任外交部近东司副司长。1953—1956年任驻埃及大使。1956—1960年任外交部中东司副司长。1960—1962年任住几内亚大使。1962—1970年任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雇员。1970年退休。
[11]安德鲁·杰克逊·古德帕斯特（AndrewJacksonGoodpaster，1915年2月12日——2005年5月16日），1935年入伍。二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1954—1961年任总统参谋秘书兼国防联络官。1961—1962年任德国第8师师长。1963—1981年任总统顾问。1966—1967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1967—1968年任国家战争学院院长。1968—1969年任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副司令。1969—1974年任欧洲盟军司令部总司令兼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1977—1981年任西点军校校长。1981年退休。
[12]小克米特·罗斯福（KermitRooseveltJr.，1916年2月16日——2000年6月8日），美国情报官员，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19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在大学任教。二战爆发后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50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负责埃及事务，并于1952年支持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国王的统治。1954年在伊朗策划了推翻首相摩萨台的行动。1954—1958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局助理副主任。1958年离开中央情报局。
[13]乔治·维纳布尔·艾伦（GeorgeVenableAllen，1903年11月3日——1970年7月11日），美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46—1948年任驻伊朗大使。1948—1949年任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1949—1953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3—1954年任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1954—1956年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56—1957年任驻希腊大使。1957—1960年任新闻署署长。1960—1966年任烟草研究所所长。1970年去世。
[14]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Герасимо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4年7月24日——1974年12月6日），生于德维纳河流域的麦德维德卡村（今属阿尔汉格尔斯克科特拉斯区）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参加红海军北德维纳河区舰队。1925年参加联共（布）。1926年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红色乌克兰”号（ЧервонаУкраїна）巡洋舰上服役。193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担任“红色高加索”号（КрасныйКавказ）巡洋舰的大副，1934年担任“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化名“柯利亚”（Kolya），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1月回国后，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39年4月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1947年被撤职。1951年重新担任海军部长。195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12月，因“新罗西斯克”号（Новороссийск）战列舰沉没事件，被免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1956年2月被勒令退役。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
[15]老尤金·“吉恩”·罗伯特·布莱克（Eugene"Gene"RobertBlackSr.，1898年5月1日——1992年2月20日），美国银行家。1917—1918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37—1947年期间在大通银行工作。1947—1949年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1949—1963年任世界银行行长。1962—1968年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16]小赫伯特·查尔斯·胡佛（HerbertCharlesHooverJr.，1903年8月4日——1969年7月9日），老赫伯特·胡佛的长子。1954—1957年任美国副国务卿。
[17]罗伯特·伯纳德·安德森（RobertBernardAnderson，1910年6月4日——1989年8月14日），早年参加了民主党。1933年任得克萨斯州众议院议员。1933—1934年任得克萨斯州助理检察长。1934—1939年任得克萨斯州税务专员。1954—195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6年加入共和党。1957—1961年任财政部长。1964—1973年任驻巴拿马特使。1987年因卷入洗钱和贩毒案件而被判刑并被吊销律师执照。1989年死于纽约。
[18]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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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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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日内瓦
1945年哈里·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和约瑟夫·斯大林在波茨坦相会后，第一次大国会议在赫鲁晓夫力图控制莫洛托夫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召开了。1955年5月10日，法国、英国和美国邀请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高峰会议”。四天前，对西德的正式占领已告结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加入北约。随着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这个军事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同意邀请莫斯科参加三国高峰会议。两年来，由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领导的英国一直要求华盛顿和苏联举行会谈，但是，与苏联代表的高层会谈可能会使西德加入北约的计划复杂化。因此，提议曾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很难说苏联外交的重大失败促成了这次会谈。鼓励德国统一，尽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设计、莫洛托夫忠实执行的一个计划。实际上，这意味着苏联将不会承认西德为一个独立国家。虽然苏联会被迫保证支持东德，但东德只被看做是德国统一前的一个过渡。斯大林死后，西欧要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约的势头越来越猛，在莫洛托夫的影响下，克里姆林宫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警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西德加入北约，苏联将会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克里姆林宫也会拒绝参加四国高峰会议。然而，如果西德抵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克里姆林宫许诺，将支持全德国的大选，大选要有国际观察员和欧洲安全组织参与，同时也欢迎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利用苏联对奥地利的政策来吸引德国人重新考虑加入北约的问题，这是赫鲁晓夫最后的努力，只是为时已晚，恐怕没有成功的机会。西德的再次武装以及加入北约似乎在这个国家颇受欢迎。西德议会——联邦议院迅速通过在1956年启动15万青年人军训的法案，18个月后，将再增加25万人。
克里姆林宫立即就西德加入北约作出回应，这表明莫斯科已无意参加四国高峰会议。5月7日的《真理报》称，“西德已经变成了一个部署大规模武装力量的桥头堡”。苏联宣布废除斯大林和法国、英国签署的战时系列互助条约。冷战时期，法国和英国不可能和苏联共同抵抗美国的进攻。但是，莫斯科还是想表明其立场。克里姆林宫也实现了其先前的计划，即要建立一个反北约的军事联盟。5月14日，来自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军事代表齐聚华沙，以成立华沙条约组织。
尽管克里姆林宫官方声色俱厉，然而，赫鲁晓夫却并不怀疑自己的信念，即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苏联将会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在他看来，西德加入北约是系列国际事件中最糟糕的一件事，它几乎要全部归咎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愚蠢的外交政策。这表明，他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策略。
赫鲁晓夫对此的反应是，加速奥地利条约的签约工作。即使它并无助于西德脱离北约，或许一个统一的奥地利在德国问题上依然可以扮演一个有益的角色，至少莫斯科可以减少其驻军，节省一大笔军费。5月初，苏联通知维也纳的谈判伙伴，若奥地利发生动乱，他们不再坚持苏军重返奥地利的权利。这为签署结束四国占领奥地利十年的和约清除了障碍。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条约最终签订。
同时，赫鲁晓夫向苏联外交部长施加压力，要他们对裁军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策略。5月10日，就在西方国家邀请苏联参加四国峰会的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宣布：大国分阶段裁军以消除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号召减少常规武器和军队规模，销毁所有核武器，关闭大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并建议在两年内实现这些目标。此外，作为销毁核武器的一项措施，苏联建议禁止核试验。在核大国中，苏联首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主张。在这一时期的核武器研制方面，苏联似乎并不像美国那样过分依赖于核试验。从1949年8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起，苏联科学家只进行过19次核试验，而美国科学家则进行了60次核试验。
这样，赫鲁晓夫就把被邀参加四国会议看做是一种积极的姿态，而不是苏联软弱的象征。他需要一个重要的平台，要借助这个平台把他自己还有其对西方的新政策推出去。1955年早些时候，他会见了新闻界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16年来，作为克里姆林宫的核心人物，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西方外交官打过交道。赫鲁晓夫会见铁托，就是要向南斯拉夫表明，莫洛托夫不再代表苏联。他希望出席峰会，也能对艾森豪威尔、丘吉尔的继任者安东尼·艾登[2]爵士和法国总理埃德加·福尔[3]起到同样的作用。
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主导着美国的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他是一位无人不知的将军，指挥诺曼底登陆是其最大的军事成就。1945年，他还指挥盟军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带。此时德国已被分为4个占领区，尽管希特勒的首都远在协议中的苏联占领区内一百多英里，战争结束前几周，迫于压力，他和苏军展开进军柏林的竞赛。“为什么我们要冒牺牲美国士兵或英国士兵生命的危险，”艾森豪威尔颇为犹豫，“来占领那些很快就要交给苏联的土地？”艾森豪威尔的这个决定让他赢得了苏联的尊重，同时，也让乔治·C.巴顿和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颇为沮丧。
作为美国对德占领区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由此开始了解苏联人。他花了大量时间和苏军将领，尤其与地位相当的朱可夫元帅打交道，以避免自己不是那种把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1945年的莫斯科之行也让他目睹了普通苏联人的贫困生活和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朱可夫的交往，还有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让他很难接受那种估计，即夸大苏联的实力及克里姆林宫要利用这种实力的愿望。
在白宫，艾森豪威尔又发现，民主党同伴在批评他在对外政策上的直觉。其入主白宫的第一年，民主党强硬派和主和派进行了整整一年的争斗，这是一场两派之间的权力之争，艾森豪威尔赢得了这场斗争。但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依靠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自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以来，没有哪一位总统面临过如此剧烈的、来自同一党派国会议员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斯大林就死了。他认为，这可能是冷战的转折点。尽管面临着民主党内的激烈挑战，他还在寻找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机会。但他不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就像他知之不多的对手——赫鲁晓夫一样，艾森豪威尔也非常关心持久对抗的成本问题。和赫鲁晓夫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是从他所信奉的小政府和平衡预算的角度得出这个结论的。当他得知美国国防开支总额时，非常吃惊。朝鲜战争期间，年度国防预算已从每年的135亿美元几乎剧增至450亿美元。艾森豪威尔的外交策略——他自称为新视野，它主要的理念是，更多地依赖性价比高的核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以此来把国防预算降低至350亿美元。为了避免美国缺乏安全感的担心，艾森豪威尔让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拥有“大规模核反击”力量威慑对手，以防备苏联和其任何一个盟国对美国的入侵。这种核威慑是存在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清楚，无论核武器的质量还是数量，美国都占有优势。但是，艾森豪威尔仍然希望部分裁军，以减少国防开支。同时，大规模反击无疑也是美国决心保卫自己的一种原则。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把维也纳会议视为一个缓和东西方紧张对抗局势的机会。1953年，当丘吉尔第一次提出召开峰会时，国务卿杜勒斯就不喜欢，因为他不想减轻对莫斯科施加的压力。杜勒斯相信，苏联非常虚弱，在适当的环境下，美国的策略会使它“崩溃”。“压力策略，”杜勒斯争辩道，“能加大苏联的需求和资源紧张之间的缺口，导致它们解体。”杜勒斯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不太相信苏联会很快崩溃，但他相信，苏联处于困境中。艾伦·杜勒斯把奥地利条约称做“冷战以来对西方的第一次实质性让步”。他把莫斯科的新外交政策理解为一个象征，即苏联领导人明白他们处于困境中。
这也让人们相信，正是苏联人的虚弱，才把对抗转向了日内瓦峰会。杜勒斯兄弟认为，为什么让步可以让苏联人变得更随和？会议前夕，杜勒斯兄弟告诉记者们：“如果紧张局势被缓和，那么苏联人就得到了他们最想要的——时间。”哥哥福斯特·杜勒斯实际上要出席日内瓦会议，他预计，从实力上来说，至少在世界公众面前，它可以为西方加分。和重视裁军的艾森豪威尔不同，这位国务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准备一份德国方案上。他肯定，苏联人会反对它，而西德人和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会欢迎它。
杜勒斯采纳了英国的一个建议，实际上这是1954年由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温斯顿·丘吉尔长期的替角——提出的一个方案，即在一个再次统一的、亲西德的德国范围内，推动东德的非军事化。艾登设想，在现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东部边境两边150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严格的军备控制，进行全德国的大选。这个方案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向苏联人许诺，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可能对东部构成威胁的话，苏联可能会接受对其东德保护国的统一。即使德国决定加入北约，这个计划仍然约定，北约部队不会部署在波兰和德国边界上。
私下，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苏联人当然根本不会接受这个计划或者类似的计划。在这个要点的阐述上，他强调，东柏林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对苏联领导人很有吸引力。在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苏联人“害怕失去对东德的控制从而影响到其他卫星国”。然而，艾登计划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阴谋。因为不可能和共产党国家达成这些协议，杜勒斯称，美国政策的目标应当介于两者之间，即提出的建议介于克里姆林宫反对或出于虚弱不得不接受两者之间。
艾森豪威尔决定接受艾登的建议和杜勒斯的策略，但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不可能和苏联在日内瓦峰会上达成一项协议。他决心要有意识地改变国际事务的氛围，不让这个机会白白丢掉。几个月前，艾森豪威尔已经精心挑选人员，组建了一个一流的工作小组——这就是著名的“盖瑟委员会”（Gaithercommittee），由它来评估苏联的军事实力和美国防御其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1955年2月，这个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称，美国情报来源太少，以至于不能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对苏联人一些特定的能力和最直接目的的估计，只有一小部分可靠的资料（着重是原始资料）”。美国的评估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国防部对苏联生产能力所做的一些推断和假设。意识到这些不足，艾森豪威尔一直在设法扩大美国情报机构搜集苏联军事设施情报的范围。一种选择是依靠中情局研制的一种高空间谍飞机——U-2飞机。然而，U-2飞行时要侵犯苏联领空。在国际法上，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艾森豪威尔对可能出现的后果忧心忡忡。然而，就在日内瓦会议前夕，有人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情报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和莫斯科合作而不是对抗。一个由纳尔逊·洛克菲勒[4]领导的顾问小组建议，美苏两国相互开放天空，接受空中侦察。双方固定在对方领空飞行，可以让两国消除发动突然袭击的威胁，有可能建立双方的互信。艾森豪威尔非常喜欢这个主意，决定把它提交日内瓦会议。总统提出的开放天空的消息被严格保密，仅限于美国代表团知悉。日内瓦会议上，它将会使苏联人大吃一惊。
根据赫鲁晓夫那洞察一切的回忆录，威廉·陶布曼[5]让我们再次回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对自己个人奋斗所取得的成就颇为自豪，还有些自负的赫鲁晓夫，不再对自己缺乏正规教育和出身卑微而感到伤心。“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文化，”他自我嘲讽道，“要管理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你得上过两所大学。但是，我只上过四年的教会学校，没有上中学，而是上了大学，也是一知半解。”先是在基辅，他要试图向引路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证明自己；然后在莫斯科，他又要向斯大林证明自己。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发表过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话，也签发过死刑书。他不屈不挠地想要证明，尽管他的行为表明，他不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但和任何人一样，他非常坚强、狡猾，也很能干。
这位苏联领导人关心苏联更甚于关心自己。赫鲁晓夫想让莫斯科和西方一样被一视同仁。然而，他也很清楚，和美国比起来，苏联的国力还很差。尽管苏联在1949年成功爆炸原子弹，仅仅4年后，又成功爆炸氢弹。莫斯科宣称，它和美国一样成为一个核大国。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到1955年5月，苏联还无法用核武器来袭击任何一个美国城市。1951年3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由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米亚西谢夫[6]负责的设计局，以生产一种能够飞到美国大陆的轰炸机。为满足这一目的，加过油的飞机必须要达到6875～7500英里航程。一个月前，美国空军已经授权厂家生产美国的第一代洲际轰炸机——B-52空中堡垒。第一代B-52轰炸机在加油后可飞行7343英里，装载1万磅的弹药，每小时巡航速度是523英里。苏联研制新轰炸机，意在与美国的这种轰炸机保持同一发展水平。
米亚-4（M-4）轰炸机——北约称为“野牛”轰炸机，1954年开始进入系列机型的生产，但却让人颇为失望。它缺乏打击美国的航程，因为米亚轰炸机不能进行空中加油。米亚-4的最大作战半径是5000英里，作战半径小，即使从离美国最近的苏联领土起飞，也无法飞越美国本土。尽管中央主席团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但在西半球受M-4威胁最大的唯一动物就是格陵兰的北极熊。
1955年苏联海军也缺乏对华盛顿实施核打击的投送能力。斯大林大力发展潜艇，但是，能够发射导弹的潜艇还要数年后才能生产出来。苏联也没有航空母舰。
因为无法把核武器投送到美国，苏联能对美国造成伤害的唯一方法就是打击其盟国。米亚-4失败的同一年，图波列夫设计局生产出了苏联第一架轰炸机，它能对安卡拉、伦敦和巴黎实施轰炸。图-16——北约称之为獾式轰炸机，使苏联可对欧洲实施核打击，虽然这种飞机很难摆脱北约的防空设施。
由此可见，苏联在欧洲的军力主要是常规部队。西方估计，1955年，苏联陆军有175个师，或者450万军队，尽管不是所有部队都是满员，而且还有一些部署在中亚和远东。相形之下，美国有20个师用来保卫欧洲。在东、西德国，这种竞赛是一边倒。有40万西方盟军部署在西德，而有30万苏军和8万东德部队部署在东德。然而一旦发生战争，苏联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驻扎在匈牙利的两个师，还有驻扎在波兰和苏联西部的21个满员师调过来，这些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传统军备优势对赫鲁晓夫并没有多大的诱惑力，他无意于和西方打一场战争。这种优势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这似乎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声称的大规模反击策略证明，美国有足够的战略优势来阻止苏联发动军事行动。西方最自信的就是苏联可能被吓退，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似乎也这么认为。赫鲁晓夫要破坏西方的这种自信。他明白，谈判中美国人会打“实力”这张牌，这可能会损害苏联的利益。
为了筹备日内瓦会议，赫鲁晓夫想改变冷战的心理氛围。从翻译过来的美国报纸上，他看到，华盛顿并不了解新式的米亚-4远程轰炸机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容易被苏联夸大。1955年5月中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场辩论会上，美国空军军官相信，在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空中表演中，他们看到了这种飞机，人们就此展开辩论。因为天气原因，正式飞行表演被取消，但在飞行表演排练时，美国人过高估计了苏联米亚-4远程轰炸机的数量。因为美国人推测，这种飞机满足了表演的各种规范要求，这样莫斯科才会安排飞行表演。结论是，苏联人已经拥有可飞抵美国城市的可靠的核打击力量。
美国公开了对苏联轰炸机最新技术的讨论。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克里姆林宫把它视为一种有益的讨论。杜鲁门时代曾想竞选总统的美国前空军部长、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7]和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美苏之间在战略轰炸机上存在的差距。“显然，”赛明顿说，“美国以及其他自由国家，或许会丧失制空权。”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确信美国空军的优势领先于苏联，但一些记者和国会议员开始对米亚-4能力被夸大的假设质问政府。来自两党的政治评论员咬文嚼字，乐此不疲：政府的意思是说美国在总体防空能力上，还是在大家最关心的能抵达美国东西海岸的远程轰炸机上领先苏联？
5月19日，当这些争论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时，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被授权在7月13日的苏联航空节上举办一场大型飞行表演。这个国家仅有的三四架米亚-4轰炸机将在图希努（Tushino）机场绕大圈飞行，以给观众留下印象苏联至少有28架米亚-4轰炸机。如果这个招数奏效，那么，在日内瓦会议上，西方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对莫斯科一视同仁，停止那些攻击苏联弱点的做法。
与此同时，出于礼貌，波伦大使邀请赫鲁晓夫参加7月4日美国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赫鲁晓夫也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从1934年美苏两国建交以来，没有哪一位苏联领导人曾经进入过司帕索宫——美国大使馆所在的一所漂亮的新欧洲风格建筑，它是1914年建成的。在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带领下，9位主席团委员有7位出席，这让人印象深刻，它表明苏联想改变两国关系的愿望。赫鲁晓夫也想给艾森豪威尔政府特别是杜勒斯，发出一个信号，他很在意华盛顿的说法——克里姆林宫可以被任意摆布。他告诉参加招待会的人们，他读过一些西方的新闻观察，即新领导层的外交政策正在被理解为懦弱。“当然，我们提出这些建议不是为了取悦什么人，”赫鲁晓夫说道，“之所以作出这些决策，是因为它们是正确的决策，而这也正是激发我们这么做的原因。”赫鲁晓夫要让听众相信，苏联的强大只是它所需要的强大，而且，苏联只想要和平。
赫鲁晓夫言行一致。几天后，对近期发生的一次军事意外，克里姆林宫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方案。6月23日，两架苏联米格战斗机向一架美国海军巡逻机开火，其时后者正在白令海峡国际水域上空飞行。这已不是第一次，冷战时期，苏联空军曾击落过一架美国飞机。无先例的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出席美国大使馆招待会后，苏联人提出，对这次意外赔偿一半损失。当时美国飞行员驾驶受损飞机勉强降落在圣·劳伦斯岛上，7个机组成员受伤。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向杜勒斯国务卿作出了这个提议。
日内瓦会议前夕，在幕后，赫鲁晓夫也要为苏联政府内定一个合适的调子。莫洛托夫结束联合国会议回国后，已经无法参加7月4日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了。他回国后，赫鲁晓夫就德国问题进行了一场讨论，他要让外交部长明白，为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莫斯科说话不得不更加温和。莫洛托夫曾就德国问题提交过一个声明草案，要求会议通过。草案只是重复了斯大林主义者陈旧的主张，即苏联只接受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这个声明不好。”赫鲁晓夫抱怨道，“语言像是在吵架，像一根大棒。”布尔加宁附和道：“文件干巴巴的……莫洛托夫同志，你不明白这个语气。”草案被否决，莫洛托夫不得不准备更好的文件。
莫洛托夫的草案是为了回应杜勒斯发表的一些煽动性言论。6月28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位国务卿刺激了莫斯科。他说，对德国的统一，莫斯科已经失去兴趣，是否有意愿来讨论这个问题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已成为对苏联这个新国家的考验。
杜勒斯的话击中了苏联现行外交策略的要害。苏联一再许诺的全德大选、两德统一，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东德的人口已经少于1700万，而西德的人口已经超过5000万，且还在继续增长。赫鲁晓夫清楚这些，但还不知道如何改变苏联的立场。他坚定地承诺，要保护东德。然而，他也希望利用四国会议来促成中欧一定程度的裁军。
今后对德要采取何种措施，7月12日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表的公开声明暴露了克里姆林宫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维。声明一开头，思路非常清楚，杜勒斯的观点被指责为刚愎自用，“这件事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仿佛苏联已经失去了对德国统一的兴趣，苏联看到了两德统一对其安全的威胁。”对此，克里姆林宫的答复非常简单：“每个人都知道，苏联一直把两德的统一置于首要地位。”但从这儿开始，内容开始变得晦涩难懂。如果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德国在短期内不能实现统一，那么，莫斯科就相信，统一或许要在“一步一步”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并且还要和“一个全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确立相一致”。克里姆林宫没有说明如何使分步走的方法符合德国人民的自我意愿。声明也没有说明苏联的愿望，即在日内瓦会议上，克里姆林宫要以什么方式劝说其他大国来接受欧洲裁军和建立一个26国参加的欧洲集体安全协议，并把它作为实现缓和最好的一个步骤。
赫鲁晓夫对和杜勒斯达成协议并不抱多大希望，但是或许能和美国代表团的负责人达成共识，对此他颇为乐观。赫鲁晓夫只在1945年6月见过一次艾森豪威尔。其时，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国的最高指挥官访问莫斯科。但是，赫鲁晓夫有理由相信，如果日内瓦会议能在缓和问题上有所进展，那都是因为艾森豪威尔。他也明白，1945年占领柏林期间，朱可夫元帅曾和艾森豪威尔密切合作过。战争结束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的私交一直很好，相互都从中受益。朱可夫喜欢艾森豪威尔，当得知美国代表团还包括国防部长时，赫鲁晓夫保证，朱可夫不仅要参加苏联代表团，而且还要给他个人机会会见美国总统。
7月17日，星期天，一到瑞士，就引发了赫鲁晓夫的不安全感。专机滑向停机坪时，他注意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乘坐一架比他的大得多的专机飞抵日内瓦。1955年，“空军一号”还是一架只有113英尺长的洛克希德超级星座专机，可乘坐60人，飞行4000英里。它被命名为“科伦拜恩三号”，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家乡——科罗拉多州州花的名称。相形之下，赫鲁晓夫的专机伊尔-14，只有73英尺长，只能载客30人。就像后来他对儿子抱怨的那样，“就像一只昆虫”。（赫鲁晓夫回国后，要求苏联的民航飞机设计师为他提供一架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专机。4年后，当他们最终制造了一架177英尺长、可载客220人的图-114专机后，赫鲁晓夫非常自豪，不但马上乘坐这个庞然大物到处飞行，而且还把飞机模型醒目地放置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桌上。——作者注）
7月18日，会议在日内瓦别致的国家宫召开。会上，赫鲁晓夫发现了让自己变得高大起来的办法。作为苏联总理，布尔加宁是莫斯科代表团团长，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表现得像是布尔加宁的上级，毫无疑问，他想被当做团长对待。艾森豪威尔建议，在正式工作会议和晚餐间歇，各国领导人举行非正式的鸡尾酒会。很快，赫鲁晓夫给人留下了讨人喜欢的印象。显然，美国人相信，开始认识他们的苏联对手，非常值得，同时也会把他们看成平等的对手。赫鲁晓夫也注意到，艾森豪威尔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和他的老相识、国防部长朱可夫重叙友情。
但是，当会议召开后，也不是他看到的所有事情都有助于改善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的印象。大会主席由四个国家代表团轮流担任。当轮到艾森豪威尔主持会议，宣布会议议程时，杜勒斯坐在其左后方。在全体会议代表前，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一张手写的便条。赫鲁晓夫断定，美国总统只是对着麦克风说话，连看也没有仔细看。“对我们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让自己在其他国家代表团面前这样丢尽脸面。”赫鲁晓夫日后回忆道，“显然，艾森豪威尔就是让杜勒斯替他思考。”
赫鲁晓夫对两国军人间的会谈仍然抱有希望。1960年代初，他总是利用秘密途径向肯尼迪总统传达他所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此时，他有意要利用朱可夫，把朱可夫视为艾森豪威尔信任的人。“我们认为他们的相识”，赫鲁晓夫解释道，“……将会有利于消除我们两国间的紧张关系。”7月20日，美国总统会见苏联国防部长，这是冷战最初十年里两个超级大国代表间最坦诚的一次交流。
朱可夫并没有吞吞吐吐。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担心西欧的“黑色势力”正准备破坏苏美关系。朱可夫还指责这些黑色势力所刻画的苏联的虚假形象，即苏联有意要发动一场对美国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朱可夫也向艾森豪威尔保证，苏联人民“极其厌倦战争”，“苏联政府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意图”。朱可夫说，赫鲁晓夫政治目标的实质是要改善苏联的经济状况，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战争对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害的。
艾森豪威尔没有和朱可夫辩论。他同意朱可夫对苏联政策内容的描述。“在柏林和朱可夫元帅共事的所有经历都让他完全相信”朱可夫的话。
然后，朱可夫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会有这么多的军队。苏联情报部门偶尔会给领导人送上一些警告，“北约准备从那些靠近苏联边界的基地发动对苏战争”。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可夫解释道，莫斯科不得不谨慎行事。他提醒艾森豪威尔，1941年他们两人都目睹了各自国家遭到突然袭击，成为牺牲品。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苏联已经遭受法西斯德国的入侵。“当然，这些军队，”朱可夫解释道，“是苏联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苏联不想重复1941年的悲剧，美国也无法承受这种反复无常的安全游戏。”
朱可夫“敦促”艾森豪威尔听取“一个士兵”的话，苏联想减轻这场军事对抗的压力。他说，两国“应当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以实现缓和”。他相信，尽管美国是“一个富国”，美国人同样欢迎“减轻军备负担”。
艾森豪威尔的回应也很积极。和朱可夫一样，他也认为，两国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反对战争。然而，艾森豪威尔也相信，冷战更多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一场利益冲突。艾林豪威尔小心翼翼，不让美国国会和新闻界因为和苏联人的会谈而感到被轻视。他设法解释，美国政府缓和局势的行为会受到遏制，因为公众意见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也提醒朱可夫，不要期待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缓和，这会“花许多时间，直到目前互不相信和恐惧的心理状态被克服掉”。
午餐时，会议仍在继续。此时，美国总统显得兴高采烈。当苏联元帅解释道，苏美声明中停止争论是迈出的第一步，艾森豪威尔解释说，美国总统的权力非常有限，赫鲁晓夫可以控制《真理报》，但作为总统，华盛顿政府的三个部门中，他只能控制其中的一个，还不能控制任何一家报纸。艾森豪威尔说道：“要经历一些大事或许多大事，它们或许可以改变这种心理状态。”
朱可夫也提出同时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此基础上，朱可夫提议建立一个全欧安全体系。两个人并不打算消除他们的分歧，如到底是把共产主义的波兰描述成一个自由国家还是一个苏联军事占领下的国家。
艾森豪威尔不露声色地试探着朱可夫对开放天空计划的反应。他问朱可夫如何看待这种检查制度，即对一些“不能被隐藏的大型设施，如机场、远程轰炸机，还有导弹工厂实施检查”。当朱可夫指出，他喜欢这个主意时，艾森豪威尔谨慎地询问，从政治上看，这个想法“在苏联是否可行”，朱可夫的回答还不太肯定。“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还要研究一些细节问题。原则上，他完全同意总统的观点。”朱可夫说，他的理解是，这种检查是对防止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保证。
与战友的相逢，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开放天空计划有了信心，这可能是启动他心理状态发生变化的催化剂。不清楚的是，这位苏联元帅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还是出于赫鲁晓夫的原因，而表示支持这个可以发现大型军事设施的检查制度。
次日的正式会议上，当听到艾森豪威尔开放天空计划的细节后，赫鲁晓夫很生气。对他来说，在裁军之前实施空中检查，这是不可能的。假如允许美国飞机对每一个苏联军用机场都实施侦察，那么，华盛顿很快就会发现，在核武器方面，他的国家是一只“纸老虎”。
就开放天空计划，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之间产生了分歧。透明度到底会加剧还是减少美国首先发动袭击的威胁，两人看法不同。“敌人的军事潜力很大，”赫鲁晓夫说道，“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军事潜力大，它都会对军事情报感兴趣。”日内瓦会议之后，这种分歧也没有消除。随着苏联势力的增大，赫鲁晓夫更加强化了自己的观点，即情报工作对裁军影响很大。这是两人关系紧张的根源。
正式会议之后的鸡尾酒会上，赫鲁晓夫接近艾森豪威尔，他们在一个小酒吧相见了。担任翻译的查尔斯·波伦听到赫鲁晓夫说，“总统先生，我们不怀疑你提出这个计划的动机，但是，实际上你想愚弄谁？”在艾森豪威尔回答之前，赫鲁晓夫又说道：“在我们眼里，这是一个透明的间谍手段，那些向你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很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你不能期待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件事。”
赫鲁晓夫的强烈反对，让这位美国总统吃了一惊。这是他的建议，贫乏的情报和公众的焦虑情绪混杂在一起，华盛顿充满了火药味，他就是想努力打消人们那种容易激动的情绪。当艾森豪威尔指出，这种空中侦察是双向的，试图以此来打消赫鲁晓夫的疑虑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只是答应“研究”一下，但是他仍显得很倔强。
日内瓦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有关德国的声明不再对赫鲁晓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东德的合法性，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更不用说会把它想象成一个欧洲联盟的平等伙伴。西德坚持，德国统一前，不减少驻军，不签订集体安全协议，不实行最小程度的现场核查制度。
7月23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会议达成一项协议，与会的四国外交部长将于10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继续讨论欧洲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并没有就这个中心问题达成一致，即先在欧洲进行裁军还是先实现德国的统一。苏联的立场是，先裁军尔后德国统一，而美国、法国和英国则不同意这个立场。为了避免会议在积怨中结束，双方同意让他们的外交部长同时就这两个目标进行讨论，希望以后能缩小差距。
尽管在裁军和德国统一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进展，但苏联代表团却高高兴兴地回国了。这表明苏联代表团对参加这次高峰会议并不抱有多大期望。不仅没有因为未达成协议而有失败感，相反，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很兴奋，因为他们被其他几个大国礼貌相待，结束了苏联在外交上的孤立状态。7月24日的机场告别仪式上，布尔加宁说：“日内瓦所做的一切对缓和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应该归功于合作精神，人们已经了解了这种精神。”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出国访问期间，由米高扬主持工作。他告诉记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情况在变好。当情况变好时，一切都会变好。”
实际情况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利。7月24日，在一场倾盆大雨中，他的专机降落在华盛顿机场。1938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8]结束了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后返回伦敦，这次会议招致很多灾难。担心有人把这两次访问相提并论，副总统尼克松禁止在迎接仪式上打雨伞。大雨从艾森豪威尔光光的额头上流下，浑身湿透了。面对一大片麦克风讲话时，对于新的国际局势，他没有赫鲁晓夫那么兴高采烈。艾森豪威尔称赞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许多新的接触关系”，但也向人们透露，这对世界和平到底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就会见分晓。
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过去极少见过老朋友福斯特·杜勒斯有这么疲劳。比总统晚回来两个小时后，他马上躺在了汽车后座上。在旁边的尼克松，让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他似乎就需要尼克松。他们一同回到华盛顿。杜勒斯感觉特别放松。“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对我来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有多重。”杜勒斯说。尼克松在那天晚上的录音日记中这样说，（杜勒斯）说总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他有必要提醒总统，要抛开许多小把戏，以便他发表即席讲话时，不会说出那些可能会被反对派用来批评我们的话。在杜勒斯的意识里，他很担心总统仅仅因为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而说错话。
杜勒斯承认，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高级别会谈中能否有上乘表现，他没有把握。和尼克松坐在一辆车上，杜勒斯透露，在日内瓦，美国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总统或许有些失礼。会议平安结束，杜勒斯也让自己享受一下其中的乐趣。他承认，会议可能至少有一个好处：“总统在共产党人面前曝光了。”特别对这次会见，总统就寄予过这样的希望，杜勒斯只不过表现出一种礼貌的轻视而已。艾森豪威尔拜访他的老“战友”朱可夫元帅意义不大。杜勒斯说道，总统以这种方式会见朱可夫，这让他自己明白了：即使把朱可夫看作朋友，也不管何时参加会议，朱可夫都会坚持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
会后，美国新闻界把它描述为迈出的有益的一步。“日内瓦不是第三次大国会议，但却拉开了其序幕。”《巴尔的摩太阳报》这样报道。《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用同样的语调评论道：“（日内瓦）确实照亮了前面的路……假如世界再耐心些、克制些，那么，它不会这么漫长。”《纽约时报》的社论说：“我们不能裁军，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任何和苏联的协议，直到铁幕落下，自由降临俄罗斯的土地。重要的事要先发生，而且，这些就是重要的事。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消失，要避免这场可怕的悲剧发生，妥协是必要的。现在我们似乎离它越来越近了。”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决定继续他的和平进攻策略。虽然他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裁军建议没有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但第一书记还是相信，苏联的立场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是明智的。7月，克里姆林宫单方面宣布裁军64万。斯大林生命的最后5年里，他把苏联军队人数增加了50％，赫鲁晓夫打算把这个数字降至400万。
第二次主动更具戏剧性。赫鲁晓夫认为，西德和苏联的关系最终会得到改善，因为苏联市场对德国资本很有吸引力。年轻时赫鲁晓夫曾在乌克兰的一个煤矿当管理人员，那个煤矿用的就是德国技术。以后赫鲁晓夫经常提起这件事，把它作为德国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实现各自利益的范例。赫鲁晓夫所关心的这件事，就是有名的拉巴洛时代。1922年，俄德两国在意大利的小镇拉巴洛（Rapallo）签订了重要的《拉巴洛条约》，条约名称就源自这个小镇。20年代，苏德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上互惠的关系。这个时期提供了一个样本，即西德如何和苏联再次相互影响。《拉巴洛条约》约定，德国承认苏联，并取消苏联的战争债务，两国间建立特惠贸易关系。康拉德·阿登纳[9]的基督教民主党得到了德国大企业家的重要支持，这些企业家会从复兴的苏德贸易中受惠。这刺激了赫鲁晓夫，他要设法接近西德总理。
赫鲁晓夫第一次主动向波恩示好要早于日内瓦会议。6月初，几乎是巴黎协定批准后的一个月，克里姆林宫就向阿登纳发出访问莫斯科、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正式邀请。
1955年，如果有人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更不可能为莫斯科提供一个外交突破口，那么这个人就是79岁的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公开讲话中声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欧洲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国家。克格勃也承认，阿登纳至少是欧洲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国家领导人。“阿登纳，”1955年克格勃给克里姆林宫的情报上这样写道，“是苏联的最凶猛的一个敌人。”来自西德的情报这样描述这位德国总理，他劝说人们，“和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就像和魔鬼谈判一样。”
不管怎么说，6月，苏联邀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直到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阿登纳才接受邀请。访问日期确定在9月初，阿登纳对这次访问根本不抱多大希望。8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阿登纳声明，除非克里姆林宫同意德国实现统一，并释放那些仍然被关押在俄国的德国战俘，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常化。
访问是否会有所突破，对这个问题，克格勃和苏联外交部意见不同。在仔细研究了阿登纳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克格勃变得乐观起来。“作为政治家，阿登纳有许多优秀品质，”克格勃在给克里姆林宫和其他苏联谈判人员的报告中写道，“为人谨慎、机智，有妥协意愿，这已被证实过。他还有适度的耐心来领导最艰难的谈判，狡猾、不择手段，缺乏实现目标的固执。”还有一些情报人员告诉克格勃，如果他还会继续受人欢迎的话，西德政治局势的变化将需要这位聪明人，他和东德打交道更为宽容。从影响较大的《法兰克福汇报》总编辑那里，苏联情报人员得知，阿登纳的成功也让他自己深受其害。德国经济遭受二战毁灭性的打击，阿登纳领导了振兴德国经济的重任，而且还使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现在，他面临着如何有意识地引导欧洲这个新国家的难题，或许这要求他做一个政治家。苏联外交部已经花了许多时间来琢磨阿登纳8月讲话的用意。他们推断，这是阿登纳制造的一个步骤，他要把德国分裂和国际紧张局势归咎于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高层中，只有布尔加宁以前见过阿登纳。1920年代，布尔加宁以莫斯科市最高负责人的身份访问过科隆。其时，阿登纳任科隆市长。布尔加宁记得，阿登纳非常礼貌。总之，他对这个人印象不错。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阿登纳出访莫斯科感到不悦。毫无疑问，阿登纳是反共人士。尽管如此，这位西德领导人还是倾向于夸大苏联的实力，美国担心因此而会使阿登纳和莫斯科达成系列对其不利的协定，以阻止一场战争。阿登纳出访前夕，杜勒斯给他写信，要他消除这些恐惧：“我们首先要记住，苏联的现行政策不是来自于其实力，而是其缺点；不是来自于成功，而是失败。”杜勒斯国务卿还指出，莫斯科意识到，它不能既提供武器，又供应黄油，但它的公民们想要更多的黄油。他还告诉阿登纳，现在还不是缓和对苏压力的时候。“他们讲究撤退的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赢得喘息的机会。如果他们现在想得到喘息的机会，似乎现在就是这样，我想我们就有可能把德国的统一当做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是否会付出代价，是否会很快付出代价，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我想，只要我们强大，就有机会在几年内实现你所要求的统一。”
然而，事实证明，正如赫鲁晓夫的顾问们建议的那样，阿登纳既阴险又狡猾。在莫斯科，他抛弃了美国国务院一直期待采用的方法。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扬进行了几天坦率的讨论后，西德就撤回了要莫斯科答应推动德国统一的要求。布尔加宁提出遣返9000左右仍被关押在苏联的德国战俘。对阿登纳来说，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就足够了。到1955年底，苏联和西德已经互派了大使。
莫斯科一直关注着其东德伙伴的反应。东德还是不被承认，阿登纳也拒绝去促成这件事。波恩经常和莫斯科会谈，不去东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之后，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分别到柏林，向东德和世界保证，莫斯科有决心保证东德共产主义的稳固。“假如任何人……想让我们忘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他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赫鲁晓夫告诉东德，“除非虾学会吹口哨，否则这些人是等不来这个结果的。”
1955年10月，当西方大国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围攻莫洛托夫时，赫鲁晓夫得以在斯大林的德国政策这口棺材上敲下最后一颗钉子。会议召开前数周，西方大国提出了一个修改过的艾登计划。如果德国被许诺实现统一，在大选后加入北约，苏联将会得到一个沿以前东、西德国分界线分布的非军事区，还要订立一个集体安全条约，“条约保证德国的统一”。依靠这个条约，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入侵苏联，北约将会保卫莫斯科。计划要取悦于德国民众，同时也检验着苏联曾对德国统一和德国自决作出的口头许诺。
和日内瓦高峰会议一样，尽管外长们还是相聚在同一个地方——国家宫，但心情却没有多少差别。气氛很紧张，以至于只要记者的相机盒子意外掉在地上，每个部长似乎都要跳起来。尽管气氛如此紧张，但莫洛托夫还是上了西方谈判者的钩。他指出，他喜欢在中欧建立非军事区的主意，在那里，军队人数会将会受到限制和核查，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的驻军人数都有上限。然而，当苏联外交部长被问及，莫斯科是否接受这个条约时，即保证非军事区安全、保证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后不构成对苏联的威胁，莫洛托夫明白，他已经掉入了陷阱，开始重复长期以来苏联对德国再次军事化问题的陈词滥调。
11月6日，莫洛托夫向领导集体提交了一个新的报告。虽然起草者把它视为一份新建议，但读起来仍像是斯大林时期的对德旧政策。建议说明，苏联对德政策的目标是在全德国大选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的统一。为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建议，三个月内从德国撤走所有外国驻军，同时也要求废除巴黎条约，即西德退出北约，以便使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摆脱军事集团的控制。莫洛托夫认为，这个建议纯粹是为赢得宣传大战的优势而提出的。他不会期待西方会接受这个建议。
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的整个策略，很快就驳回这个建议。“我们不会这么做，”他说道，“其中隐藏着许多风险。”赫鲁晓夫不能肯定，西方会反对这个建议。“杜勒斯会耍些花招。”出于对对手的尊重，赫鲁晓夫说。他认为，这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他们正好用来考验苏联是否有撤军的诚意，而苏联还没有作好撤军准备。赫鲁晓夫认为任何由苏联提出的撤军建议都会让德国人“迷失方向”，也会威胁东德的稳定。
莫洛托夫反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他说，在这件事上，苏联不得不重新回到正确的方向。反对德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对莫斯科并不利。“西方支持大选，”莫洛托夫抱怨道，“而我们反对。”莫洛托夫说，这个建议确实没有什么风险，因为无论如何西方都不会通过这个建议。说到这里，赫鲁晓夫马上打断了他，外交部长的讽刺激怒了他。莫洛托夫在德国问题上的策略是拿东德的未来冒险，以此来捍卫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待大选的立场。“为了一个完整的德国，”赫鲁晓夫质问莫洛托夫，“北约致力于德国的统一，而统一后的德国将会加强北约的力量，还会反对和平政策和苏联，为什么要加强北约的力量？”莫洛托夫发现，这场辩论中他没有支持者。“我怀疑提出的这份建议是否正确。”米高扬说道。“我同意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志的意见。”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说道。卡冈诺维奇的话是对莫洛托夫的一次沉重打击，他和莫洛托夫的许多观点都相同，但出于保卫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和赫鲁晓夫靠得更近。“我不能让他们把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啄食成碎块，我们已经告诉过他们，”卡冈诺维奇说道，“而他们却一直在谈选举。”
赫鲁晓夫的领导集体在思考新的策略。西方突然设置了一个陷阱，它把裁军成功的讨论转移到了是否要有一个统一德国的协定上。如果莫斯科找不到一条突破现行谈判策略的出路，西方就会得出结论，可以忽略莫斯科，直到他们被迫接受北约在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将会引发一种呼声，”赫鲁晓夫说道，“实力来决定立场……这是错误的。”现在是时候了，让德国人自己解决他们的分歧，莫斯科要阻止在四国的基础上达成对德问题的解决办法。“每一个有判断力的政治家都清楚，”赫鲁晓夫得出了结论，“在西德加入北约的条件下，这个问题会更复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发表讲话，他勾画了新的政策思路。“现在他们希望从实力的对比出发来谈选举，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理由来反对它。”他重复了自己的观点，即现在是改变大国外交焦点问题的时候。现在的焦点应该放在裁军和两大军事集团接触上，把德国事务留给波恩和东柏林。对莫斯科来说，阿登纳的成功访问降低了大国对德问题谈判的直接作用。而且，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苏联又有了对西德施加影响的新机会。阿登纳不能长生不死，有理由相信，其继任者或许对发展和东德的关系怀有更大的兴趣。
这次讨论中，赫鲁晓夫强调了在对德问题上他所认可的莫斯科的新底线：“我们希望保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他也很高兴让莫斯科的代表们把这个底线向世界说清楚。当赫鲁晓夫宣布废除对德旧政策时，他在主席团的支持者米高扬赞扬新政策：“我们的立场是建设性的。”
在结束莫洛托夫在对德政策问题上的束缚时，赫鲁晓夫不仅仅改变了莫斯科在对德统一问题上语言的细微差别。在这个问题上，克里姆林宫接受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他们支持这条底线，即不管从欧洲实现缓和中获得多大利益，克里姆林宫都不会以牺牲东德为代价。如果需要这么做，莫斯科将不得不保持耐心，要让西德和西方其他地方的力量来推动艾森豪威尔、艾登和法国更倾向于这个观点，即实现缓和、裁军的最佳路线在于承认两个德国。赫鲁晓夫说：“在两个德国并存的条件下也能解决欧洲安全问题。”
次日晚上，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记者招待会。莫洛托夫提醒记者们，他将带着新的建议去日内瓦。“我带着好建议来这里的，”莫洛托夫说道，“今晚我还带着更好的建议离开，因为我在这里听到了许多好消息。”他一回到日内瓦，其他三国的代表就得知，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四国谈判德国问题的模式。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中，莫洛托夫概括了赫鲁晓夫的新政策，用克里姆林宫的语言解释了这一政策。他批评西方试图从“用实力说话”的立场出发来和苏联打交道。短时期内，西德加入北约是德国统一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莫洛托夫还补充道，选举会在德国“引起一场混乱”。他也强调，苏联决心要保护东德，因为东德正走在人类都在走的一条发展之路上；因为它有“强大、忠实的朋友”，所以它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杜勒斯对莫洛托夫的发言反应强烈，要求会议暂停。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电话商议后，第二天，杜勒斯国务卿说，这个建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峰会上确立的信心”。对莫洛托夫的建议，法国和英国的反应也很消极。尽管竭力表现出惊讶的神情，但早在夏季时，杜勒斯就曾预言，克里姆林宫永远不会让东德消失。在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0]所称的日内瓦游戏中，其他三个西方大国都在试图迫使苏联接受这样的看法——苏联的卫星国没有前途。显然，莫洛托夫的上司们不打算就此屈服。一个星期的会议毫无结果，还有一番相互攻击。“小日内瓦会议”终于破裂了，它没有就何时再次开会达成任何一致。
这既是对赫鲁晓夫的苏联政策，也是对冷战下定义的时候。莫洛托夫再未回复到以前的地位，不久其外交部长的职务就被人替换了。“小日内瓦会议”后几天，莫斯科宣布，它已签订一项协议，正式结束苏联对德国的占领，名义上把保卫东部地区边界的任务移交给东德。11月22日，西德注意到，东德部队已经接替了守卫边界的苏军。在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莫斯科有责任监督东德地区和东柏林的军事行动。尽管赫鲁晓夫迫切想把这个责任移交给东德，但目前莫斯科还仍然保留着这一职责。随着莫洛托夫外交权威的丧失，保卫东德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事实上，直到1990年，苏联都不再考虑那些可能会削弱东德盟友的安全措施，或者冒险去促成在北约框架下实现德国的统一。
对华盛顿和莫斯科来说，德国问题现在成了这两个国家是否可以维持中欧现状的问题。杜勒斯强迫莫斯科接受加入一个统一的、加入北约的德国的策略失败。对国际局势的缓和作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赫鲁晓夫是有限度的。
对德国形势，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有着根本不同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抛弃了这样的理念，即东德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而无意抛弃它们。赫鲁晓夫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号颇为自豪，而艾森豪威尔则把它称为苏联地区。欧洲未来的和平和稳定将取决于这两种概念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赫鲁晓夫精力旺盛，雄心勃勃。因此，在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剩余的执政时间里，德国问题一直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很快，新的核心问题，即对超出美苏传统竞争范围的地区关注，使得德国问题出现了激烈的竞争。
[1]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HearstJr.，1908年1月27日——1993年5月14日），美国商人、报纸出版商。1951年起任《赫斯特报》总编辑，曾获普利策奖。
[2]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Anthony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等职务。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
[3]埃德加·福尔（EdgarFaure，1908年8月18日——1988年3月30日），1929年加入激进党，并开始担任律师。1942年流亡突尼斯，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5年任纽伦堡法庭副检察长。1946—1958年、1969—1972年、1973—198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47—1970年、1983—1988年任莱斯尼港（Port-Lesney）市长。1949—1950年、1952年任财政部长。1949—1967年任汝拉（Jura）总理事会主席。1950—1951年任预算部长。1951—1952年任司法部长。1952年1—2月、1955—1956年任总理。1953—1954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54—1955年、1958年任财政、经济事务和计划部长。1955年任外交部长。1955—1956年代理内政部长。1956年退出激进党，1958年恢复党籍。1959—1966年、1980—198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5年再次退出激进党，参加了由戴高乐领导的新共和国联盟（UnionpourlanouvelleRépublique）。1966—1968年任农业部长。1967—1979年任蓬塔利耶（Pontarlier）州委员。1967年跟随新共和国联盟参加了共和国民主联盟（UniondesdémocratespourlaRépublique）。1968—1969年任国民教育部长。1971—1977年任蓬塔利耶市长。1972—1973年任社会事务国务部长。1973—1978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74—1981年、1982—1988年任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退党后短暂参加了由希拉克领导的保卫共和联盟（RassemblementpourlaRépublique），旋即退党，并返回激进党。1978年参加法国民主联盟（Unionpourladémocratiefrançaise）。1979—198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8年去世。
[4]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NelsonAldrichRockefeller，1908年7月8日——1979年1月26日），美国商人、收藏家。1930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1935—1940年任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董事长。1938—1945年、1948—1951年任洛克菲勒公司总裁。1939—1941年、1946—1953年任现代艺术博物馆总裁。1940—1944年任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1944—1945年任共和国事务助理国务卿。1945—1953年、1956—1958年任洛克菲勒公司董事长兼洛克菲勒收藏品中心主席。1947—1958年任国际基础经济公司总裁。1950—1953年任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1954—1955年任总统外交事务特别助理。1956年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1956—1958年任制宪会议临时国家委员会主席。1959—1973年任纽约州州长，在任期间于1971年血腥镇压阿提卡监狱暴动。1973—1975年任美国人关键选择委员会主席。1973—1976年任全国水质委员会主席。1974—1977年任副总统。1979年去世。
[5]威廉·蔡斯·陶布曼（WilliamChaseTaubman，1941年11月13日——），美国政治学家。
[6]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米亚西谢夫（ВладимирМихайловичМясищев，1902年9月28日——1978年10月14日），苏联飞机设计师。1923年起从事设计活动。1938年被捕。1940年5月被判处10年徒刑，同年7月获释。1945—1951年任莫斯科飞机学院航空学院院长。1951—1960年任米亚西谢夫设计局局长。1955年平反。1960—1967年任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所所长。1978年去世。
[7]威廉·斯图尔特·赛明顿三世（WilliamStuartSymingtonIII，1901年6月26日——1988年12月14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7—1919年期间服役于美军。1923—1945年期间经商。1945年任剩余财产委员会主席。1945—1946年任财产管理局局长。1946—1947年任空军战争部助理部长。1947—1950年任空军部长。1950—1951年任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1951—1952年任重建金融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1953—1976年任参议院议员。1976年退休。
[8]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NevilleChamberlain，1869年3月18日——1940年11月9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00年加入自由统一党。1911—1915年任伯明翰市议会议员。1912年加入保守党。1915—1918年任伯明翰市长。1916—1917年任国家服务总监。1918—1940年任下议院议员，1919—1921年任全国不健康地区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邮政总局局长。1923年先后担任主计大臣和卫生大臣。1923—1924年、1931—1937年任财政大臣。1924—1929年、1931年再次担任卫生大臣。1930—1931年任保守党主席。1937—1940年任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兼保守党党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在任期间推行绥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引咎辞职，同年5月11日至10月3日担任枢密院议长，10月3日因病辞职，11月9日去世。
[9]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HermannJoseph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Union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
[10]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德裔犹太人家庭。1911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3年起开始担任记者。一战期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帮助其起草《十四点政纲》。1947年将“冷战”一词引入美国。1958年获普利策奖。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6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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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王朝的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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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王朝的兴替
（一）意大利战争
（二）同拉萨尔的争论
（三）流亡者之间的新斗争
（四）插曲
（五）《福格特先生》
（六）家事和私事
（七）拉萨尔的鼓动
（一）意大利战争[287]
1857年的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演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一危机依然产生了革命的后果，不过这些后果只是表现为王朝的兴替而已。意大利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相继形成；法兰西帝国却从世界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些变革的发生是由于双重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战斗中从来未曾亲自出马作过战，另一个原因是自从1848年革命以来，即使有无产阶级的帮助，他们也没有兴趣再来进行斗争了。在这一革命中，而且正是在巴黎的六月战斗中，工人拒绝像过去那样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给他们做炮灰，而是要求至少分享一部分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骸骨所争得的胜利果实。
因此，资产阶级还在革命的年代里，就已经狡猾地想不再依靠已经变得多疑而不可靠的无产阶级的帮助，而是想借助于另一种力量，来为自己火中取栗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两个地方，首先需要的还是建立民族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国的统治权交给某一个王公，而作为交换条件，这个王公应当保证给予资产阶级以自由活动的场所，以满足他们的剥削和掠夺的欲望。当然，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抛掉自己的那些政治理想，而安于仅仅用赤裸裸的利润来满足自己，因为他们要想取得统治者的帮助，就得服从他们的统治。
因此还在革命的年代里，资产阶级就已经设法向一些最反动的小国讨好了。在意大利，萨丁王国[288]就是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军事的耶稣会的”小国里，正像一位德意志诗人所诅咒的那样，“士兵和神甫们吸干了人民的骨髓”。在德意志，资产阶级则向处于易北河东岸容克地主的残暴压迫下的普鲁士王国讨好。在开头的时候，这些阴谋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德意志都没有达到目的。萨丁的国王查理一阿尔伯特尽管自称是“意大利之剑”，但他还是被奥地利的军队击溃并死在国外。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了德意志资产阶级献给他的那顶德意志帝国的皇冠[289]，把它看成是一个实际上毫无价值的泥做的发箍，而宁愿卑劣地掠夺革命的成果。但是他在奥里缪茨吃了很大的苦头，不过这与其说是由于奥地利的剑，毋宁说是由于奥地利的鞭子[这里指1850年11月29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奥里缪茨城缔结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普鲁士不得不放弃片面修改由于1814—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而在德国确立的秩序的做法，从而也就承认了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内的领导地位。]。
正是使1848年革命丧失锐气的工业繁荣，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现在成了加强资产阶级势力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因而全国的统一对资产阶级来说也就日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当后来1857年的危机提醒人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幸福都是不可靠的时候，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动。最先开始的是意大利，但这并不是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比德国还要发达。恰恰相反，在意大利还根本没有大工业，因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上的对立还不曾强烈到双方互不信任的程度。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情况是，意大利的分裂状态是由于外国人的统治，而推翻这种外国的统治却是一切阶级的共同目的。奥地利直接统治着伦巴第和威尼斯省，还间接地统治着中意大利，那里的小君主们是受着维也纳宫廷的指挥的。反对这一外国统治的斗争早从20年代起便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并曾引起了极为残酷的镇压，而残酷的镇压又引起了被压迫者的无情报复。奥地利的棍子打过来，意大利的剑也就必然要刺过去。
但是所有这些谋杀、暴动和阴谋都不能制服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大力量，就是在革命的年代里，意大利所有的起义也都被它粉碎了。意大利将要以自己的力量争得独立（Italiafaradase）这样一个誓言看来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意大利需要外国的援助以便摆脱奥地利的压迫，因此它就把目光转向它的姊妹民族法国。不错，法国政策的传统原则正是要使意大利和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是那时窃据法国王位的冒险家[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却是一个好商量的人物。只要第二帝国还困守在其他国家在第一帝国倾覆后为法国划定的疆界之内，第二帝国就始终是一出笑剧。法国需要进行征服，不过假波拿巴却不能用真波拿巴的方法来实现这些征服。因此他就只能满足于从自己的名义上的伯父那里偷来所谓“民族的原则”，并且把自己装扮成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救主的模样，不过对于他的善心的服务，是要支付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作为代价的。
然而波拿巴的整个处境却使他不可能采取任何大规模的行动。他根本不能进行一场欧洲战争（更不用说革命战争）；他至多只能在欧洲各国主管当局的同意下，向共同的替罪羊发动进攻而已；而在50年代初，这一替罪羊是俄国，在50年代末，则是奥地利。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可耻的统治已经蜕化成为欧洲的丑剧。哈布斯堡王朝同神圣同盟的旧盟友发生了严重的争吵[290]——为了奥里缪茨同普替士争吵，为了克里木战争又同俄国争吵，而波拿巴在进攻奥地利的时候，他切实指望的正是俄国的帮助。
此外，法国的国内情况也促使波拿巴用外交手段来恢复自己的威信。1857年的商业危机使法国的工业陷于瘫痪，而政府为着不使危机急剧发展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使灾难有了旷日持久的性质，以致法国商业在许多年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种情况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反抗情绪。而且就是政变的真正支柱农民也开始抱怨起来了。1857——1859年间谷物价格的暴跌使得农民抱怨说，由于谷物的价格这样低而租税又这样重，人们在法国将无法务农了。
利用波拿巴的这样一种处境，萨丁的实际领导人，首相加富尔极力向他讨好；加富尔继承了查理-阿尔伯特的传统政策，但是在实行这些政策时却表现了远为巨大的灵活性。但是由于外交手段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他的进展是十分缓慢的，特别是波拿巴的那种拖延不决的性格也阻碍了任何迅速的解决。同加富尔相反，意大利的行动党[马志尼在1855年建立的“行动党”在争取重新统一意大利的斗争时期团结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该党在19世纪70年代解散。]却得以十分迅速地使这个“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清醒过来。1858年1月14日，奥尔辛尼和他的同谋者在巴黎向着皇帝的马车抛了几个手榴弹，手榴弹的七十六个碎片打穿了马车，然而马车里的人却没有受伤，不过这位十二月暴动的英雄由于害怕得要死而像这类人常见的情况那样建立了恐怖统治作为报复。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只不过表明，他的政权在七年的统治之后，基础依然是不稳固的，而奥尔辛尼从狱中写给他的信再度使他感到害怕。奥尔辛尼在信中说：“不要忘记，意大利一天不独立，欧洲的安定和你自己的安宁就只不过是幻想。”[参阅《LeMoniteurUniversel》（《总汇通报》）第58号，1858年2月27日，第225页。]奥尔辛尼的第二封信显然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作为冒险家的生活经历当中，波拿巴也曾一度同意大利的密谋者们共过事[291]，所以他知道他们的报复不是开玩笑。
因此，在1858年夏天他就把加富尔邀请到普隆比埃尔避暑地来，同他一起商量对奥地利作战的问题。双方约定，萨丁取得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这样就使它的领地连成一片，从而变成了北意大利王国，但为此它却要把萨瓦和尼斯让给法国。这是一次外交上的交易，实际上同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毫不相干。关于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则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尽管拿破仑和加富尔暗中都有自己的打算。波拿巴不能把法国的传统政策改变到能促使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的程度。即使为了保存教皇的统治，他也希望意大利诸王朝的联盟，因为这些王朝相互削弱，就能保证法国影响的优势地位了。同时他还想为自己的堂兄弟吉洛姆建立一个中意大利王国。加富尔则把希望寄托在民族运动上：他指望在北意大利一旦变为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时，就利用民族运动来压制一切王朝的分立主义倾向。
1859年元旦，波拿巴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了驻巴黎的奥地利大使，而几天之后，撒丁的国王就宣布说，他不能对意大利的苦难呼声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维也纳懂得这一威胁的含义是什么，战争看来很快就会爆发，而奥地利政府竟愚蠢到成为首先发动进攻的一方。受到法国的进攻和俄国的威胁的、半破产的奥地利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处境，而它的“朋友”——英国的托利党人的相当冷淡的行动并不能把它挽救出这一困境。因此奥地利的政府就想把德意志联邦拉到自己这一边来。根据条例[292]德意志联邦没有义务保卫各联邦国家在德意志之外的领地。但是人们却打算用这样一种说法来引诱它，这就是：在波河沿岸地带保卫莱茵河具有军事政治意义，换句话说，为了德意志的切身民族利益，必须维护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
由于1857年危机及其后果，在德国也开始了民族运动。但是这一运动不同于意大利的民族运动，而这种不同对它本身并没有好处。这一民族运动没有促使它反对外国统治的刺激物。此外，从1848年起，德国资产阶级极端害怕无产阶级，虽然那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还不是十分危险的。只有巴黎的六月战斗才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1848年以前，德国资产阶级的理想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而在1848年以后，它却选择了英国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似乎是和谐一致的。普鲁士王储同英国公主的联姻在德国资产阶级中间已经引起了一阵狂欢情绪，而1858年秋天，当精神失常的国王不得不让位给自己的兄弟，而后者又组织了一个十分温和的自由主义内阁（不过他这样做决不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动机）的时候，资产阶级便陷入了那种“用全牛大宴来庆祝加冕的狂喜”。对于这种狂喜，拉萨尔虽然辛辣地嘲笑过，但仍然嘲笑得很不够。这个可尊敬的阶级背弃了自己的1848年的英雄们，以避免激怒摄政[后来是普鲁士的国王和德意志的皇帝威廉一世]。当新内阁实际上使一切都原封不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试图前进，甚至害怕得宣布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勿操之过急”的口号，就仿佛新主人一怒之下就会消除掉只靠着他的恩典才存在的“新纪元”[293]，就像消除掉墙上的影子一样。
随着战争阴云的迫近，浪潮在德国就更加高涨了。德国资产阶级对加富尔所施行的统一意大利的策略十分欣赏，因为资产阶级早就为普鲁士规定了撒丁所担任的那个角色。然而宿敌法国对德意志联邦中的首要强国的进攻却引起了恐惧和回忆，从而使德国资产阶级又畏怯起来了。难道这个假波拿巴要走真波拿巴的老路吗？是不是奥斯特尔利茨和耶拿的败绩又要重演，外国统治的锁链又要在德国响起来？奥地利的御用文人们始终不倦地在描绘这一梦魔，把某种未来的“中欧大国”描绘得如同天堂一样，这个大国在奥地利的领导下，将包括德意志联邦、匈牙利、斯拉夫—罗马尼亚民族的多瑙河沿岸地带、亚尔萨斯、洛林、荷兰以及还不知道的其他某些地方。为了对抗这一宣传，波拿巴当然也发动了自己的雇佣文人来应战。他们赌咒要人们相信，他们的善良的主人根本无意于夺取莱茵河一带的土地，而且他对奥地利作战，也只是为了最祟高的文明目的。
庸夫俗子是完全弄不清楚这一大堆混乱的意见的，然而他们毕竟逐渐开始更加倾向于哈布斯堡的引诱，而不是波拿巴的引诱。哈布斯堡的引诱符合于他们的庸俗爱国主义的要求，同时人们也很难相信十二月暴动的英雄的文明使命。然而，情况是如此混乱，以致真正的和革命的政治家尽管在一切原则性的间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在德国对意大利战争应当采取怎样的实际政策这样一个问题上却不能取得一致。
（二）同拉萨尔的争论
在同马克思商定之后，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先是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62年版，第13卷，第247—299页。]。拉萨尔为这个小册子找到了弗兰茨·敦克尔这样一个出版者。这一著作的目的是全面驳斥哈布斯堡王朝所宣布的必须在波河沿岸保卫莱茵河这样一个口号。恩格斯指出，德国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来保卫自己，而如果从纯军事上的理由来考虑，那么法国对莱茵河的要求比德国对波河的要求理由远为充分有力。恩格斯接着指出，在军事方面，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不会给德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从政治方面来说，这种统治对它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奥地利人的空前残酷的暴行，对意大利爱国者的迫害，引起了全意大利对德国的仇恨和疯狂的敌视。
然而，恩格斯说，占领伦巴第的问题是意大利与德国的相互关系间题，而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的相互关系间题。对于像波拿巴这样一个只是为了自己那显然是反德的私利才想进行干涉的第三者来说，问题只能是简单地守住一个省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它，问题只能是简单地守住军事阵地，只是在不能再守的时候才放弃它。因此对于波拿巴的惘吓，哈布斯堡的口号完全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波河只是路易·拿破仑的一个借口，那么他的最终目的无论如何必定是莱茵河。而只有占领莱茵河的疆界才能在法国长时期地保持十二月暴动的主谋者的统治。总而言之，正如谚语所说，打袋子给驴子看。如果说意大利不得不扮演袋子的角色，那么德国这次却根本不想当驴子。如果问题归根到底是在于谁占有莱茵河左岸的话，那么德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不通过武力的较量而让出波河，因为这是它的最强有力的阵地之一，甚至是它的最强大的阵地。在战争前夕，就同在战时一样，大家都力图占领每一个用来威胁和挫伤敌人的有利阵地，而根本不去从道义上考虑这种做法是不是符合永恒的正义和民族的原则。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
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的这些论点。在读了小册子的手稿之后，他写信给作者说：“写得极其出色；问题的政治方面也写得极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小册子一定会获得很大的成功。”[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36页。]相反地，拉萨尔却说，他自己完全不理解这样的观点。不久，他也在弗兰茨·敦克尔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个题为《意大利战争和普普士的任务》的小册子[294]。拉萨尔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因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一些结论。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小册子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52页。]。
拉萨尔认为在日益迫近的战争的形势下发生的德国民族运动只是“绝对的反法和仇法（拿破仑只是一个借口；真正背后的原因是法国的革命发展）”[《拉萨尔致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1905年俄文版，第182页。]。德法人民战争（欧洲大陆的两个伟大文明民族在这一战争中将要为了民族的幻影而相互厮杀），反法的人民战争（这一战争不是由任何切身的民族利益而引起的，而是靠着不正常地激发起来的民族情感、顽固的爱国精神和幼稚的仇法情绪来维持的）——这样的战争在拉萨尔的眼里看来，对于欧洲的文化，对于一切民族的和革命的利益都是极大的危险。按照他的看法，这会是1848年3月之后反动原则的最大的、后果难以估计的胜利。拉萨尔认为用全力反对这一战争是民主派的迫切任务。
他不厌其详地说什么意大利战争对德国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并且论证说，德意志民族是极愿意看到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取得胜利的。好事情不会因为坏人去做而变成坏事情。如果波拿巴想通过意大利战争赢得几文钱的声望，那么就必须不使他得到这种声望，这样他为着个人的目的而敢于做出的行动，对于这些目的来说就成为无用的了。然而不应当反对一直为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一方面是坏人和好事，另一方面是坏事和……“而人又怎样呢？”拉萨尔提到了勃鲁姆的被杀，提到了奥里缪茨、霍尔施坦、布隆采耳[295]，提到了不是波拿巴专制政府，而是哈布斯堡专制政府对德国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德国人民一点也不想使奥地利的力量不被削弱。恰恰相反，奥地利的彻底失败是德国统一的首要条件。只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成为独立国家的那一天，一千二百万奥地利的德国人才会重新回到德意志民族的怀抱；只有到那时，他们才感到自己是德国人，只有到那时，德国的统一才是可能的。
拉萨尔从波拿巴的整个历史情况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庸碌的，而在整个欧洲却被如此过高估计的人，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到在意大利进行征服的问题，更不用说在德国了。然而，即使他真地以虚幻的侵略计划自慰，德国人又有什么理由这样不体面地大惊小怪呢？拉萨尔嘲笑那些有勇无谋的爱国者，因为他们用耶拿的尺度来衡量国家的力量，而只是由于恐惧的缘故才变得不顾一切地大胆。他们极度害怕法国的莫须有的进攻，因此他们就促使德国去进攻法国。十分明显，如果德国必须抵抗法国的进攻以保卫自己，那么它就能够发挥并且定将发挥与进攻法国的战争完全不同的一种力量，因为进攻法国会使法国人民团结在波拿巴的周围并且只会使他的王位巩固起来。
只有在波拿巴自己不想放弃他从奥地利人那里夺得的战利品，或是想使自己的堂兄弟成为中意大利王国的国王的时候，拉萨尔才要求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如果两种情况都不发生，而普鲁士政府仍要驱使德国人民发动反法战争的话，民主派就必须反对这种做法。然而单是中立是不够的。普鲁士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毋宁是在于派自己的军队去进攻丹麦，并宣称：“拿破仑要在南方根据民族原则改变欧洲的地图。很好。我们也要在北方做同样的事情。拿破仑要解放意大利。很好。我们也要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拿到手。”[参阅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载《拉萨尔》一书，楚伊科主编，增订第2版，1889年俄文版，第248页。]如果普鲁士仍和先前一样迟迟不进，那么这就一再表明，德国的君主制度已不再能承担任何民族事业了。
由于这个纲领，拉萨尔几乎被称颂为预言俾斯麦后来的政策的民族先知。然而俾斯麦在1864年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而进行的那次王朝侵略战争，却同1859年拉萨尔所宣传的争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人民革命战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战争同另一战争相比，无异于骆驼同马相比。拉萨尔知道得很清楚，摄政王并未完成他向摄政王提出的任务；因此他便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符合于民族利益的建议，即使这一建议立刻就变成了对政府的指责。他有充分的权利把心情激动的群众引离错误的道路，而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
然而除去在自己的小册子里陈述的理由之外，拉萨尔还有一些“暗中的理由”，而他在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里就谈过这些理由。他知道，摄政王在意大利战争中是准备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拉萨尔甚至并不反对这一点。他指望战争将会失利，而在战争发生不可避免的激变时，则可能为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然而只有在民族运动从一开始便把摄政王的这一战争看成是王朝内阁的战争，而根本不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可能出现。在拉萨尔看来，这一场不得人心的对法战争，对革命来说却是“莫大的幸事”。而在王朝的领导下进行的受到欢迎的战争则会引起各种反革命的后果，他预见到了这些后果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做了确凿的论述。
因此，拉萨尔对于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战略是不大能够理解的。恩格斯虽然十分辉煌地证明，德国并不需要波河来确保自己的军事地位，但他的结论却是大有争论余地的，这个结论就是：一旦战争爆发，首先应当保卫波河，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支援奥地利以反抗法国的进攻。十分明显，如果奥地利能顺利地击退波拿巴的进攻，这只会引起反革命的后果。如果奥地利依靠着它在北意大利的占领地并在德意志联邦的支持下取得胜利，那么任何人就都不能阻止它保有对北意大利的统治，而这正是恩格斯本人所痛斥的事情。这会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的霸权，并且会使联邦议会从苟延残喘中复活。甚至如果奥地利推翻了法国的篡位者，把旧的波旁王朝的统治恢复起来，那么无论对德国还是对法国、更不用说对革命都是不会有好处的。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应该考虑到，他们同拉萨尔一样，也有自己的“暗中的理由”，而且两个人都是出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那同一个理由。“按照我们党的精神直接在德国本国从事政治斗争和论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35页。]但是伦敦的两位朋友的”暗中的理由”对我们来说却不像拉萨尔的理由那样清楚，因为保存下来的只有拉萨尔给他们的信，而没有他们给拉萨尔的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发表了马克思就这一问题写给拉萨尔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40—242、243—244、246—247、262—265、274—276页。]。可是综观他们当时的政论活动，我们仍能看出他们的基本观点。在恩格斯一年后发表的反对波拿巴吞并萨瓦和尼斯的题为《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633—680页]的第二个小册子里，他清楚地阐述了作为他的第一个小册子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这样的前提基本上是两个，或本质上是三个。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德国的民族运动是货真价实的。按照他们的意见，这一运动是“自然地、本能地、直接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636页]发生的，并且可以吸引那些反对政府的人们。他们认为德国的这一民族运动从一开头就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异国统治和意大利争取独立的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人民的本能要求为反对路易•波拿巴而斗争，为反对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传统而斗争，而且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俄联盟对德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第二帝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已达到危急的地步，而只有对外战争才能使波拿巴的政变在法国所确立的统治以及反革命在欧洲的统治苟延残喘。他担心意大利的解放只能给波拿巴以借口来继续压迫法国，使意大利受他自己的统治，把法国的“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推移，变奥地利为俄国的工具，并且把一场为合法的或非法的反革命而进行的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正像在第二个小册子里所指出的，恩格斯把德意志联邦帮助奥地利的行动看成是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因为那时俄国将出现在战场上，以便使法国侵占莱茵河左岸，而自己也可以在土耳其放手行动。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德国各邦政府，特别是柏林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们”将会使奥地利任凭命运的摆布。因为他们欢迎那把莱茵河左岸让给了法国的巴塞尔和约[指1795年4月5日法国和普鲁士在巴塞尔缔结的单独和约；普鲁士所以签订这一条约，特别是因为它想使自己能腾出手来参加对波兰的第三次瓜分并建立德意志各公国的新联盟以对抗奥地利帝国。]的缔结，而当奥地利人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尔利茨被打败的时候[296]，他们也暗中感到十分欢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族运动必定能推动德意志各邦的政府前进。为此恩格斯曾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拉萨尔在自己的回信里曾一字不漏地重述了这句话）：“如果法国人和俄国人同时进攻我们，如果我们面临着灭亡的危险，那么战争对我们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政党，从当前执政的政党到齐茨和勃鲁姆都将要在这种绝望状态中垮掉，而人民为了拯救自己必将求助于最果敢有为的政党。”拉萨尔在回信中对这一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说，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说他在柏林曾用一切力量来证明，普普士政府如果参加战争，这将有利于革命——当然，这只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人民厌恶政府的这一战争，而把它看成是神圣同盟的反革命战争。无论如何，如果一切都像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那么无论德意志联邦还是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和法兰西帝国，都将同样遭到灭亡的命运，而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所提出的战略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争论双方并没有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而正像马克思在一年后所说的，有的只是“对于实际前提的对立的看法”。他们无论是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在革命问理上，都没有任何分歧。对他们来说，最高的目的都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建立一些大的民族国家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的前提。作为德国人，他们最关心的是德国的统一，而他们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必不可缺的条件，是消除德国内部的许多王朝统治。因此，正是出于他们的民族意识，他们对于德意志各邦政府就只有憎恨，并且盼望它们失败。他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想法，即一旦各邦政府之间爆发战争，工人阶级应当放弃目己的全部政策井且不加思考地把目己的命运交到统治阶级的手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意识是深厚而真诚的，因而决不可能受王朝口号的欺编。
只是由于革命年代的遗产开始在王朝的兴替中受到清算，情况才变得困难起来。要在这一团混乱中划清革命目的和反动目的之间的界限，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事实问题。尽管两方面都没有受到实践的检验，但正是阻碍了这种检验的事态发展相当清楚地表明，拉萨尔实质上较之恩格斯和马克思更正确地估计了“实际的前提”。由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一定的程度上同德国的现状失去了接触，并且多少过高估计了沙皇政府的即使不是侵略的意图，至少是侵略的可能性，他们这一次是吃了亏的。拉萨尔把整个民族运动都归结为仇恨法国人这种老一套的说法，可能是过火的，然而这一运动最后的产儿却表明这一运动是最不革命的：这个产儿就是德意志民族联盟[297]这个怪物。
拉萨尔也可能低估了俄国的危险。他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只是顺便地提到这个间题。然而，当普鲁士的摄政王——完全像拉萨尔所设想的那样——动员普鲁士军队并且向德意志联邦建议动员德意志中小各邦的军队的时候，看来这一危险还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因为，单是这一军事上的示威行动便足以使十二月的英雄和沙皇立刻倾向于缔结和约了。在立刻来到法国大本营的一位俄国侍从武官长的极力怂恿之下，波拿巴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正式纲领的一半，而向战败的奥地利皇帝建议言和。他满足于占领伦巴第，而让威尼斯仍旧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梅林这里指的是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在维拉佛兰卡（在意大利）所签订的单独预备和约的条款。同年，维拉佛兰卡和约的条款又经双方在苏黎世签订的和约所批准。]。波拿巴不能独自承担进行欧洲战争的风险，而俄国则由于波兰的骚乱以及解放农奴所带来的困难而陷于瘫痪状态，并且远远没有从克里木战争所受的创伤恢复过来。,
维拉佛兰卡和约的签订结束了有关对意大利战争的革命策略的争论，然而拉萨尔后来还在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多次提起这个问题。他仍然断言，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发表了马克思就这一问题写给拉萨尔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40—242、243—244、246—247、262—265、274—276页。]，由于他们并没有根据他们原定的计划在有关这一问题的正式宣言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因而我们不能对双方的论据作出判断。拉萨尔有权援引这样一些事实作为自己的论据：如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意大利各王朝为它们的被压迫的“臣民”的起义所推翻，加里波的的志愿军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以及这一切挫败了波拿巴的打算等等，虽然，事情的结果是萨瓦王朝最后得到了好处[298]。
可惜，同拉萨尔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马克思对他抱有难以克服的不信任态度而激烈起来。不能说马克思不愿意把他完全争取过来。他曾把拉萨尔称为不可能同资产阶级政党勾结的“刚毅果敢的人物”。他甚至认为，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尽管写得不好，却仍然比民主派所能夸耀的任何东西都高明[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33、430页]。然而，尽管拉萨尔对他采取了开诚相见的态度，马克思却仍然一直认为必须对拉萨尔使用外交手段和采取“明智领导”的办法以便使拉萨尔就范；而且任何偶然的事情都会重新引起马克思对他的不信任。
弗里德兰德曾通过拉萨尔再一次向马克思建议给《Presse》[《新闻报》]写稿，而且这一次没有向他提出任何条件，但后来却把这件事情根本压下不提了，于是马克思便疑心这是拉萨尔从中捣鬼。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印行从2月初拖到5月底的时候，他认为这也是拉萨尔的“阴谋”，并且说他永远不会宽恕拉萨尔干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拖延是出版者自己造成的，而且出版者这样做也还是有他的理由的，那就是，他首先必须出版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论述当前问题的小册子。
（三）流亡者之间的新斗争
意大利战争的两面性质在流亡者中间引起了旧的矛盾和新的混乱。
正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流亡者反对意大利的解放运动同法国的波拿巴政变合流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德国流亡者却想重复他们过去干过的蠢事[299]，而他们第一次干的这些蠢事曾使他们付出了十年放逐的代价。他们这时已离开拉萨尔的观点非常之远。相反地，他们却念念不忘靠摄政王的恩典而开始的新纪元，指望他们自己也能分沾到这个新纪元的一点恩惠。正像弗莱里格拉特讽刺地指出的，他们被“大赦狂”弄得坐卧不宁，而只要“国王陛下”愿意像金克尔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所宣称的那样用武力统一德国，他们就准备做出任何爱国行动。
金克尔这一次再度成了这一派的代言人。他从1859年元旦开始出版一种题为《Hermann》[《海尔曼》]的周刊。单是从这一陈腐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谁是它的思想导师了[300]。用弗莱里格拉特的话来说，在杂志里又“开始鼓吹思乡情绪”，而这种思乡情绪很快地就跟“自由主义的下级军官的狂想”交融在一起了。但金克尔的周刊却因而更加迅速地畅销起来。它立刻就挤垮了工人的小报《DieNeueZeit》[《新时报》]，这是埃德加尔·鲍威尔受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出版的。《新时报》是靠向印刷厂赊账来维持的。因此当金克尔向印刷厂建议承印《海尔曼》这笔更加有利和可靠的生意时，该报就注定要垮台了。但是这种做法就是在资产阶级流亡者中也没有得到一致的同情。自由贸易论者孚赫甚至成立了一个财务委员会来维持《新时报》的出版。这件事实现了，报纸只是换了一个名称，改称《DasVolk》[《人民报》]。编辑部邀请了埃拉尔特·比斯康普这个库尔黑森的流亡者来担任编辑。他先前也曾从外地给《新时报》写稿，现在则辞去了教师的职务而把全部力量放到重新办起来的报纸上。
不久比斯康普就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马克思那里去请他为报纸写稿。马克思自从1850年同工人教育协会决裂之后就不再同它保持任何联系。当李卜克内西个人恢复这一联系的时候，他甚至感到不满，虽然李卜克内西关于没有工人的工人政党是个矛盾的看法，但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正确的东西。然而，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马克思未能很快地摆脱一切不愉快的回忆，并且以如下的声明使协会派到他那里去的代表团“十分惊愕”，他说，他和恩格斯是自行负起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者的使命的，而他们的这种地位已为旧世界的一切政党对他们所抱的普遍而深刻的憎恨所证明。
开头时，马克思对于《人民报》约稿的建议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尽管他也认为不应当放任金克尔并且表示同意李卜克内西和比斯康普参加报纸的编辑部，但是他自己却既不愿意为一个小报写稿，也根本不愿意为任何不由他本人和恩格斯主编的党报写稿。但是，他却答应帮助推销报纸，答应这个小报利用他在《论坛报》[即《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并且就各种问题提供口头的意见和指示。他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认为《人民报》是一个流亡者的消闲小报（《Bummelblätchen》），就和过去巴黎的报纸《Vorwärts》[《前进报》]和《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一样。但是总有一天，在伦敦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对他们来说将成为十分重要的事。他还写道，由于比斯康普在报纸方面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所以更应当受到支持[301]。
但是当这一消闲小报开始阻碍金克尔的阴谋的时候，马克思的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使他不能不出来维护这个报纸。他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来挽救报纸——这与其说是给报纸写稿（据马克思自己说，他不过写了一些篇幅不大的短评），毋宁说是尽力给报纸保证一些物质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这个有四大版的机关报就至少能够一天天地勉强支持下去。在为数不多的党的同志中间，所有能够出一点钱的人，首先是恩格斯，都被吸收来参加这一事业。恩格斯还热心地为《人民报》写稿，他为它写了有关意大利战争的军事论文[302]，特别是在那里发表了有关他的朋友刚刚发表的科学著作的有价值的论文[在1859年8月6日和20日的《人民报》上登载了恩格斯的书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524—535页。]；不过论文的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却没有在那里发表。8月底，《人民报》停刊了，而马克思一番努力的实际结果就是，承印该报的印刷所的主人、一个叫做菲戴里奥·霍林格尔的人要马克思支付所欠的印刷费。这个要求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由于金克尔一伙正在等待机会公开地寻衅，而同报纸有关的人员又不便在法庭上公开出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98页]，所以马克思就只好偿付了差不多五英镑的债款。
《人民报》留给马克思的另一笔遗产却使马克思遭到了远为巨大的牺牲和麻烦。1859的年4月1日，卡尔·福格特从日内瓦把德国民主派在意大利战争中的行动纲领散发给伦敦的流亡者，其中包括弗莱里格拉特。他请他们根据这一纲领精神给瑞士的一个新的周刊撰稿。福格特是曾在学生运动中起过显著作用的福伦兄弟的外甥。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里，他同罗伯特·勃鲁姆是左翼的领袖，而在垂死的议会的最后时日，他甚至被任命为帝国的五摄政之一。现在他以地质学教授的身分住在日内瓦，并且同日内瓦激进派的领袖法齐一道是瑞士等级会议的日内瓦代表。在德国，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曾热心鼓吹一种狭隘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只要一涉及历史领域，立刻就陷入了谬误。而且卢格说得很妙，福格特就像“淘气的孩童恶作剧似地”鼓吹这种唯物主义，并且喜欢用下流的词句嘲笑那些庸夫俗子。可是当他讲出诸如“思想和脑的关系就像胆汁和肝或尿和肾脏的关系一样”之类的话的时候，甚至他的最亲密的同志路德维希·毕希纳都反对这种教化人民的方式了。
弗莱里格拉特曾请求马克思谈一谈他对福格特的政治纲顿的意见。他得到了一个简短的回答：“废话连篇”。但是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的信里却比较详细地谈到了福格特的纲领：“德国放弃自己的非德意志的领土。它不支持奥地利。法国的专制统治是暂时的，但奥地利的专制统治却是长久的。两个专制君主都要流血（这里甚至可以看出他对波拿巴的某种偏爱）。德国武装中立。福格特‘从最可靠的方面得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根本不要指望德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只有在奥地利被波拿巴消灭的时候，在祖国才会自行开始一个在帝国摄政[303]领导下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民族的发展，而福格特看来还将成为普鲁士的宫廷小丑。”[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47—448页。]在马克思的这些话里流露出来的那个怀疑，当福格特不是出版他所计划的周刊而只是出版《欧洲现状概述》的时候，就在马克思那里变成了一种确信。这部著作同波拿巴的口号的思想上的联系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
除去弗莱里格拉特之外，福格特还曾向巴登的流亡者卡尔·布林德约稿，这个人从革命的年代起就同马克思友好，并且在《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不过他不是马克思的最亲密的同志之一。布林德毋宁说是那种仍然把“巴登郡”看做世界中心的“一本正经的”共和主义者之一。恩格斯特别喜欢拿这些“大政治家”开玩笑，说这些人的信念尽管看起来高深莫测，却照例不过是对自己的“自我”的无限崇拜。当时布林德曾到马克思那里去揭发福格特的叛国阴谋，并肯定说，他手里有证据。布林德说，福格特曾从波拿巴那里领取过进行鼓动工作的津贴；他想用三万盾来收买南德的一位作家，在伦敦他也想进行收买；早在1858年夏天，当日罗姆•波拿巴亲王在日内瓦同法齐之流会见的时候，就讨论了有关意大利战争的问题，而俄国大公康斯坦丁甚至被内定为未来的匈牙利国王。
当比斯康普前来访问马克思，请他为《人民报》写稿的时候，马克思只是顺便提到这些事情；同时他又说，南德人讲话的特色就是喜欢夸大其词。比斯康普没有征求马克思的意见就利用布林德所提供的这些情况，给《人民报》写了一篇文章来挖苦帝国的摄政——帝国的叛徒。他把这一号的报纸寄给了福格特一份。福格特在《BielerHandelscourier》[《比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对工人的“警告”以为答复，说这个“流亡者集团”先前在瑞士的流亡者中间便以“刷子家”或“硫磺帮”[关于福格特用来侮辱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刷子家”或“硫磺帮”等词的起源问题，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5页。]这些浑号而著名，而现在他们又在自己的首领马克思的领导下为了在德国工人中间制造阴谋而在伦敦集合起来。大陆上的秘密警察从一开始就知道的这些阴谋，给工人们带来了灾难。马克思并未因这篇“下流的文字”而感到不安，他只是建议《人民报》对之进行反击。
但是后来，当马克思在6月初到曼彻斯特去在那里的党内同志中间为《人民报》募集款项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在报纸的印刷所里发现了反攻福格特的一篇匿名文章的校样，文章里就有布林德揭发的那些材料；排字工人费格勒说，文章是用布林德交来的亲笔手稿排印的，而且清样上所做的修改也是布林德的笔迹。几天之后，李卜克内西从霍林格尔那里收到了文章的清样并且把它寄给了奥格斯堡《总汇报》，因为几年来他一直是这家报纸的通讯员。他还说，文章是一位最可尊敬的德国流亡者写的，并且文章中提到的各项事实都是确凿有据的。
当这篇文章发表在《总汇报》上的时候，福格特控告该报对他进行了诽谤。编辑部为了给自己辩护，要求李卜克内西提供他答应提供的证据，于是李卜克内西又去找布林德。但是布林德却拒绝参预同他不相干的报纸的事情，并且根本否认这是他本人的作品，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他曾把文章的实际内容告诉给马克思，甚至把它的一部分发表在《FreePress》[《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的报纸）上。马克思自始就同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而李卜克内西也早就预料马克思会在这个问题上同他划清界限。但是马克思却尽一切力量来揭露福格特，因为福格特硬把他拖到这件事情里面来。然而，就是他要使布林德承认的尝试也由于布林德的坚决否认而遭到失败，因此马克思就只能满足于排字工人费格勒的书面声明，即文章的手稿是他所熟悉的布林德的手迹，而且文章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排印的。当然，这也丝毫不能证明福格特是有罪的。
然而还在奥格斯堡审理这一案件之前，在伦敦的流亡者中间又发生了新的争吵，争吵是由于1859年11月10日席勒诞生百年纪念而引起的。大家知道，国内和国外的德国人都把这个日子，用拉萨尔的话来说，当作全体德国人民的“精神统一”的证明，当作“德国人民民族觉醒的可喜的保证”来加以庆祝。在伦敦，人们也在水晶宫[304]集会庆祝，还建议以收进的款项成立席勒学院，学院附设图书馆，每年举办报告会，这些报告会照例应当从席勒诞辰纪念日开始。可惜，庆祝会的全部筹备和组织工作为金克尔一派所把持，于是他们开始别有用心地、卑鄙地利用这一工作图谋私利。金克尔一派把普鲁士大使馆中的一个官员请来参加庆祝会（这个官员在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时期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力图借此吓跑流亡的无产阶级分子。一个用贝塔这个笔名写作的名叫贝特齐希的人，仿佛是金克尔的文笔方面的助手；这个人在《Gartenlaube》[《凉亭》]杂志上发表文章，极其无聊地给自己的上司和主子吹捧。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还同样无聊地嘲笑那些想参加纪念席勒活动的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因此，当弗莱里格拉特同意在金克尔发表纪念演说之后在水晶宫朗诵一首纪念诗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极不愉快。马克思曾警告自己的老朋友根本不要参加“金克尔的示威”。弗莱里格拉特也承认，事情是可疑的，可能目的只是在于满足某人的虚荣心；但是他认为，作为一个德国诗人，他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他认为，这一点甚至是无须证明的。他说，在举办席勒纪念会的时候，即使某一派有它自己的私下的打算，但是归根到底问题却不在于某一派的这种打算。在纪念会筹备期间，弗莱里格拉特有了一些“奇妙的体验”，而尽管他为人惇厚，在估价人和事件时总是从最好的方面着眼，但这些体验还是使他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警告是正确的。不过弗莱里格拉特仍然认为，他出席和参加纪念会，较之他采取旁观态度，更能打乱某些图谋。
但是马克思不同意这种想法，恩格斯尤其如此。恩格斯愤怒地谴责弗莱里格拉特，说他有“诗人的虚荣，文人的多事和喜欢迎合世俗的习气”[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03页。]。这确是过甚其词了。当时的席勒纪念会并不像德国资产者为了纪念他们那些像仙鹤一样飞翔在他们的睡帽之上的思想家和学者而举办的那种吵吵嚷囔的庆典，这个纪念会就是在极左翼中间也得到了共鸣。
当马克思向拉萨尔抱怨弗莱里格拉特时，拉萨尔回答说：“也许弗莱里格拉特不参加庆祝活动会更好一些。不过他写了一篇颂诗，这总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为纪念会所写的一切作品当中最好的。”[《拉萨尔致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1905年俄文版，第198页。]在苏黎世，海尔维格写了一首纪念的歌曲，而在巴黎，席利发表了纪念演说。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也参加了水晶宫的纪念会，而为了对得住自己的政治良心，工人教育协会在前一天举办了罗伯特•勃鲁姆的纪念会，李卜克内西在纪念会上还发表了演说。在曼彻斯特主持纪念活动的是来自乌培河谷的一位年轻诗人季贝尔，但同他有远亲关系的恩格斯却丝毫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怪罪他。诚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自己与此事完全无关，但是季贝尔却写了一篇闭幕词。“不用说，是平平常常的朗诵，然而形式却是得体的。此外，这个无所事事的人还组织了《华伦斯坦的阵营》[305]的演出；在排演时我去过两次；只要这些家伙们鼓起勇气来干，成绩是不会坏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05页。]后来恩格斯本人成了因纪念会的机会而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席勒学会[306]的主席，而威廉•沃尔弗还在自己的遗嘱中为这个机构留下一大笔赠款。
就在那些日子里，也就是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闹得很紧张的时候，奥格斯堡的地方法院审理了福格特对《总汇报》的控告。这一控告结果未予受理，诉讼费用也要由福格特负担。不过法庭上的这一失败对他来说却成了道义上的胜利。被控的编辑们根本提不出任何足以证明福格特卖身投靠的证据，而用马克思的极其温和的说法来说，他们只是做了一件“从政治上说来是无聊的蠢事”；他们的这种行动不仅从政治的观点，而且从道义的观点来看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他们所以能够胜诉，是因为他们坚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政治对手的荣誉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问道，巴伐利亚的法官们难道会保护那个曾猛烈攻击过巴伐利亚政府并由于从事革命密谋而不得不亡命国外的人的权利吗？如果被控告的编辑们被判罪的话，那么十一年前曾以杀死拉图尔将军、加格恩将军和奥艾尔斯瓦尔德将军和利希诺斯基公爵来给自己最初的自由梦想祭旗的整个德国社会民主派，就会真正感到欢欣鼓舞。编辑们还说，如果福格特的企图最后得到成功，那就会面临这样一个令人欣慰的前景，即很快地克拉普卡、科苏特、普尔斯基、泰列基、马志尼也都会以原告的身份出现于奥格斯堡地方法院。
尽管玩弄了这个平常的花招，或者毋宁说正是由于这个花招，这一辩护对法宫们起了作用。他们的法律上的良心不容许他们替那些自己提不出任何证据的被告辩护；但是他们毕竟也没有足够的良心来承认那为巴伐利亚政府和巴伐利亚居民所极端僧恨的人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抓住了检察官暗示给他们的一个补救办法，根据形式上的理由把案件转到陪审法庭去；而在那里，福格特更加不成问题会受到申斥，因为在这个法庭上，不容许提出任何真凭实据，而陪审员也没有义务说明自己判决的理由。
如果说福格特没有参加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那也无可责怪。相反地，他却有理由享受双重殉道者的荣光：人们不但无端地怀疑他，而且拒绝承认他的权利。某些次要的情况更加促成了他的胜利。当他的法庭上的对头提出了比斯康普的信的时候，人们得到了一个十分可厌的印象。因为在这封信里，第一个公开指控福格特的人自己也承认他没有真凭实据，只是举出一些含糊的推测；最后，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他停止出版《人民报》之后，《总汇报》是否会聘请他为李卜克内西以外的第二个伦敦通讯员。但是《总汇报》的编辑们就是在诉讼结束之后还是像先前那样胡言乱语，他们说：福格特受到自己人，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的遗责，而人们早就知道，马克思是比福格特更有见识和更加彻底的思想家，弗莱里格拉特也在政治节操方面比福格特更为高超。
在编辑科尔布呈交法庭的那些辩护书里，弗莱里格拉特被称为《人民报》的撰稿人和福格特的控告者之一。这是因为科尔布误解了李卜克内西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并不十分清楚的书面声明。当伦敦方面收到载有关于诉讼的报道的那一号《总汇报》的时候，弗莱里格拉特便把一篇简短的声明寄给该报，说他从来不曾做过《人民报》的撰稿人，而他的名字被列入福格特的控告者之内，也是他事先不知道并且从来没有同意过的。由于福格特是法齐的密友，而弗莱里格拉特在瑞士银行的地位又是借重[原文如此]于法齐的，因此人们就从这一声明得出了不愉快的结论。不过这些结论只有在弗莱里格拉特由于某种原因而必须反对福格特的时候才是公正的。然而这样的事情是根本谈不到的。在这时以前，弗莱里格拉特对福格特的案件根本不感兴趣，并且有充分的权利不希望科尔布在陷入困境难以自拔时用他的名字作掩护。当然，从弗莱里格拉特的简短而又枯操的声明里，人们可以间接地看出对马克思的拒斥态度；马克思本人也感到，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丝毫不能消除他个人同马克思决裂并公开脱离党这样一种印象。声明的这一缺点可以用弗莱里格拉特的某种不满情绪来加以解释：马克思从党的利益出发而想不要他发表（弗莱里格拉特便是这样认为的）他为纪念席勒而写的无害诗篇，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却要求他立刻参加马克思所发动的一次论争，虽然并没有什么人迫使马克思进行这一论争。
还有一个情况使这个事件更显得是出于恶意中伤，那就是在这同时，布林德也在《总汇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虽然“无保留地指责”了福格特的政策，但断然否认那篇攻击福格特的文章是他写的。他在信里附了两份证明：在一份证明里，费戴里奥•霍林格尔把费格勒的这样一个说法，即福格特的文章是在他的印刷所印的并且是布林德写的，说成是”恶意的捏造”；在第二份证明里，排字工人维埃确认霍林格尔的声明是真实的。
此外，一件不幸的事件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更为加深了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不和。原来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凉亭》上发表了贝塔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金克尔雇用的这个文丐以夸张的手法大捧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才，而在文章结尾处则对马克思进行了卑鄙的辱骂。贝塔写道，这个惹祸招灾的、散播恶毒仇恨的能手剥夺了弗莱里格拉特歌唱的权利，剥夺了他的自由和个性。自从诗人接近马克思以来，诗人就停止了创作。
但是，在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了一番争吵之后，看来，这场纠纷就随同动荡的1859年一道消逝在忘却的海洋中了。但是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旧的争论又表面化起来，因为好斗的福格特想证实一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
（四）插曲
到新年的时候，福格特出版了一部书，题名为《我对＜总汇报＞的控告》。这部书里收入了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审理这一案件时的速记报告，一些声明，以及争论时期发表的其他文件。书中的全部材料都是不加删节、逐字逐句地照引下来的。
然而，其中也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老一套的胡说，这些胡说最初曾发表在《BielerHandelscourier》[《比尔商业信使报》]上面。马克思在这部书里特别被描写成一个诈骗集团的头目，这一集团就靠着败坏“住在祖国的人们”的名誉为生，迫使人们出钱换取它的沉狱。福格特的原话是这样的：“这些人寄往德国的不是一封、而是成百封的信……公然威胁说，如果在一定的期限内不把一定数目的款项寄到指定地点去，就要揭发他们曾经参加过某一革命行动”[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页。]。这是福格特对马克思所进行的最恶毒的，然而决非唯一的诬蔑。尽管这显然是在说谎，然而在叙述中却搀杂了流亡者的经历中的一些半真半假的情节，以致只有确切地了解一切细节的人才不致在乍看时为这种奇谈怪论所迷惑。可是德国的庸人，对于流亡者生活中的事件，却是最不可能有这样的了解的。
福格特的书确实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特别是德国的自由主义报刊对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National-Zeitung》（《国民报》）为这部书写了两大篇社论，而当伦敦方面接到报纸时,这两篇社论使马克思全家十分气愤。马克思夫人受到了特别巨大的震动。由于在伦敦得不到福格特这本书，于是马克思就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问他是否曾从他的“朋友”福格特那里得到这样一本书。弗莱里格拉特十分恼火地回答说，福格特不是他的“朋友”，而他手头也没有这样一本书。
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回答福格特，尽管他向来不愿回答那甚至是最恶毒的咒骂。他认为报刊有权利侮辱作家、政治家、演员和其他社会活动家。在伦敦方面接到福格特的书之前，马克思就决定对《国民报》提起诉讼。这家报纸指控他有过一系列罪恶的和可耻的行为，而且又是在这样的公众面前指控他，这些人由于党派的成见而总是愿意相信这种彻头彻尾的胡说的。此外，这些人也没有掌握任何材料足以对马克思的为人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他离开德国已经十一年了。当时，马克思不单单是从政治上的考虑出发的：他认为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缘故，他也有义务向《国民报》提起诉讼，因为它的指控损害了他的名誉。此外，他还准备写文章驳斥福格特。
马克思首先同布林德算帐。他仍然认为布林德手里有不利于福格特的罪证，而只是由于私人情面的关系才不肯把它们拿出来，因为一个庸俗的民主派总是认为自己应该照顾另一个庸俗的民主派的。但是马克思在这方面显然是弄错了，而恩格斯则比较正确；恩格斯认为，布林德是出于幼稚而愚蠢的妄自尊大才任意编造了关于福格特想进行收买的各项细节的；当事情闹糟了的时候，他就打了退堂鼓，可是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泥坑。2月4日马克思给《FreePress》[《自由新闻》]的主编写了一封英文的公开信[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352页。]。在这封信里他说布林德、维埃和霍林格尔关于那篇匿名文章不是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承印的声明是一个卑鄙的谎言，因而卡尔•布林德是一个卑鄙的说谎者。马克思说，如果布林德认为这一指控对自己是个侮辱，他可以向英国的法庭去控告他马克思。可是布林德却明智地没有到法庭去控告，而是试图从这整个事件中摆脱出来。于是他就在《总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声明，猛烈地攻击福格特，并且用暗示的口吻提到福格特卖身投靠的事情，不过他依旧矢口否认文章是他写的。
但马克思对这一点却完全不能满足。他还在调解法庭上对排字工人维埃提起了诉讼，并且使维埃在发誓后作了供述。维埃这一次承认，他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曾亲自为这篇文章排版以便在《人民报》上转载，并且看到布林德在校样上亲手改正的许多误植。随后他又说，他先前所以作出相反的供述，是因为受到了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利诱：霍林格尔曾答应给他金钱报酬，而布林德则保证将来酬谢他。根据英国的法律，这一供述确定了布林德应当受审，而厄内斯特•琼斯则表示准备根据维埃的这一供述而设法弄到一份逮捕布林德的命令。但是他又说，一旦提起诉讼，就无法再把它撤回，因为问题涉及的是刑事犯罪，而如果在提起诉讼之后又试图将此案和平了结，那么作为律师，他本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但是马克思考虑到布林德的家庭而不愿做得太过分。他把维埃的供词送给了同布林德友好的路易•勃朗，并且写信告诉他说，如果事情到了必须对布林德提起刑事诉讼的地步，那么他会感到非常遗憾，但并不是为了罪有应得的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了布林德的一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25页。]。这封信起了它应起的作用：1860年2月15日，在也曾转载过《国民报》上的漫骂的《DailyTelegraph》[《每日电讯》]上出现了一则声明，在这一声明里，经常同布林德一家来往的一个名叫沙伊勃勒的人自称是攻击福格特的文章的作者。尽管这显然是一种手法，马克思却对这种手法感到满意，因为这样一来，他对文章的内容便无须负任何责任了。
在开始攻击福格特本人之前，马克思试图同弗莱里格拉特取得和解。他把自己在《FreePress》[《自由新闻》]上发表的反驳布林德的声明和维埃的供词寄给了弗莱里格拉特，但是没有得到他的答复。于是他就最后一次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告诉他福格特的案件对于保护党的历史和党今后在德国的地位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他极力消除弗莱里格拉特对他可能抱有的不满情绪：“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了你的地方，那么任何时候我都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97页。]马克思写道，他非常清楚，对处于当前情况下的弗莱里格拉特来说，这一事件只能引起他的反感，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应当懂得，他是不能完全袖手旁观的。“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弃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劳苦最贫困的阶级’(Classelapluslaborieuseetlaplusmisérable)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么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我认为我们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下的罪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98页。]马克思在这封信的结尾处表示了真诚的友谊。
弗莱里格拉特握了伸向他的手，但是没有“冷漠无情的”马克思向他伸手时所表示的那种热情。他回答说，他根本不打算背叛他一向对之忠诚的“最劳苦最贫困的阶级”，同时希望像同朋友和同志一样同马克思保持个人的联系。不过他接着又说：“在这七年中间（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来），我远离了党。我没有参加过它的会议，也一直没有过问过它的决议和活动。因此，我同党的关系实际上早已断绝了。我们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互相欺编过。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我所能说的只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我的本性以及对任何诗人的本性来说，必不可缺的是自由！党也是一只笼子，而且即使是为党歌唱，自由地歌唱也比在笼子里歌唱更好。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前很久，我就是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诗人了。而今后，我只愿站在自己的腿上，只属于自己并自己支配自己。”[弗莱里格拉特：《诗歌选和同马克思的通信》，1924年俄文版，第46页。]弗莱里格拉特的这一表白清楚地说明了他历来对政治鼓动的日常具体工作的反感。因此，他甚至好像看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他所不曾参加的会议，他所根本不知道的决议和演说，实际上从来都不曾有过。
马克思在回信中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再一次解释了可能发生的其他一切误会之后用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句口头禅做开头写道：“‘不管一切的一切’[307]，我们一向喜欢的口号是‘反对庸人’(Philisterübermir)，而不是‘跟着庸人跑!’(UnterdemPhilister）[308]。
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己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25一326页。]这些真诚的话起了和解的作用，因为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不管一切的一切”，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总是真正的同志。而这些话所以更增加了马克思的荣誉，是因为在受到福格特的卑鄙的攻击之后，马克思完全有权利期待弗莱里格拉特公开消除他同福格特的一切瓜李之嫌。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只限于同马克思恢复了友谊关系。在其余方面，他坚持站在一旁，而马克思则从那时起尽量避免把弗莱里格拉特的名字牵连到事件中去，以便使他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但是，由于福格特事件而在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发生的冲突，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在前一年的11月，马克思曾就他们在意大利战争问题上展开的辩论最后一次写信给拉萨尔，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信的笔调是“很粗鲁”的。因此，拉萨尔没有回答他的这封信，而马克思则认为这是由于对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在《国民报》攻击他之后，马克思当然希望在柏林有自己的人，并且请恩格斯设法同拉萨尔搞好关系，因为比起别人来，拉萨尔毕竟还是一匹“马力”。同这事相关联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即一名普鲁士的候补法官费舍尔以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的身份向马克思自我推荐，表示愿意为在德国报刊方面的任何委托效劳。当费舍尔代表马克思向拉萨尔致意时，拉萨尔甚至不愿意结识这个“无能而又无知的人物”。这个不久之后便因不幸事故而丧命的人，不管他在伦敦的行为如何，在德国他总是属于冯•科布尔格公爵的御用文人之列的，而这班文人的声名狼藉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恩格斯还未履行马克思的委托之前，拉萨尔自己已经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所以长时期沉默是因为没有时间，并且极力教促马克思要设法对付同福格特发生的“极其不幸的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已对社会发生强烈的影响。当然，福格特的胡说，在那些了解马克思的人的眼里，并不能伤害马克思。但是所有不了解马克思的人却会相信这些话，因为整个事件相当巧妙地穿插着一些半真半假的传说，眼光不够锐敏的人是会完全信以为真的。拉萨尔特别提出了两点。首先，马克思本人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他竟把布林德这样一个卑鄙的撒谎者（至少后来证明是如此）的话信以为真，完全相信了他对福格特的最严厉的指责。如果马克思手里没有其他证据，那么他就应当在进行辩护之初首先撤回自己对福格特卖身投靠的指责。拉萨尔承认，必须有巨大的自制力才能完全公正地对待那样肆无忌惮地和不公正地进行攻击的人；但是如果马克思不愿意从一开始就使自己的辩护无效，他就应当提出证据说明自己的善意。接着，拉萨尔认为李卜克内西给《总汇报》这样反动的报纸写稿是应当受到遗责的，并预言这会引起群众的极大惊讶和对党的不满。
当马克思接到拉萨尔的信的时候，他手里还没有福格特的书，因此还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不过，对于首先应当承认福格特是诚实的这一建议，他当然是不高兴的，因为关于福格特同波拿巴相勾结的事情，除了布林德的胡说之外，他手里还有其他证据。马克思也不能同意对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方面的活动加以严厉谴责。当然，他决不是这一报纸的友人，他在两个《莱茵报》的时期曾对这一报纸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不过，尽管奥格斯堡的报纸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但是它却容许对外政策方面的各种不同倾向的代表都在它的篇幅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总汇报》在这方面很久以来就是德国报刊的一个例外。
马克思以十分不满的口气回答说，对他来说，《总汇报》同《人民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打算向《国民报》提起诉讼；而且他还要发表一部著作来反驳福格特，并且要在序言里声明，德国公众的意见对他说来是完全无所谓的。在心烦的时候顺口讲出的话，又被拉萨尔看得过分认真了。他抗议马克思竟然把庸俗民主派的《人民报》同德国“最无耻和声名狼籍的”报纸混为一谈。但他主要的是警告马克思至少在他驳斥福格特的著作发表以前，不要向《国民报》提起诉讼。在信结尾的地方他表示希望，马克思不要为他的信生气，应理解到他写这封信是出于“忠实而诚挚的友谊”。
但是拉萨尔想错了。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以最激烈的词句谈到这封信，甚至提出列维过去带到伦敦来的那些“正式的指控”来反对拉萨尔。诚然马克思曾尽力避免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并且证明说，这些“正式的指控”和关于拉萨尔的其他传闻都未能使他陷入迷误。不过传闻的性质使得拉萨尔不能承认马克思对传闻所持的保留态度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并且以相应的方式进行了报复，出色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自己在反动势力最狂猖的时期对莱茵工人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忠诚。
总之，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不同于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态度，但是拉萨尔却采取了不同于弗莱里格拉特的行动。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良心向马克思提出了忠告，而当他的忠告被拒绝的时候，他依然在行动上继续进行帮助。
（五）《福格特先生》
拉萨尔劝马克思不要向普鲁士法庭起诉这个警告很快就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通过费舍尔的斡旋而委托法律顾问官维贝尔向当地市法院提出了对《国民报》的控诉，不过他甚至没有取得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所取得的成功，即使控诉得到受理。
市法院由于“罪证不足”而驳回了这一控诉，因为《国民报》本身并没有发表侮辱性的词句，而“只是转述第三者的话”。诚然，上一级的法院批驳了这种无聊的蠢话，但只是表明它比前者更加愚蠢：它认为，把马克思说成是敲诈分子和伪币制造者匪帮的“有控制力的和深谋远虑的”头目，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侮辱。最高法院也没有在这一荒谬的驳回理由中发现“法律上的错误”，这样，马克思的控诉就在各级法院都被驳回了。
现在他只能从文宇上来反驳福格特了，而他在这件工作上几乎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了驳斥福格特对他的一切诽谤和各种无聊的捏造，他不得不同世界三大洲进行广泛的通信。直到1860年11月17日，马克思才完成了这部题名为《福格特先生》的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唯一的一部迄今从未再版并且只有少数印本保存下来的著作。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不仅篇幅庞大——排得很密的十二印张（据马克思自己说，按照普通的排法，这部书的篇幅还要扩大一倍），——而且现在还需要大量的注释才能使读者理解书里的暗示和它所涉及的一切关系。
但这样的著作是得不偿失的[309]。马克思在进攻者的逼迫下不得不加以探讨的流亡者中间的许多事件现在是理所当然地被人们忘掉了。在读到马克思如何在那些甚至连他的鞋后跟的边都玷污不了的诽谤攻击面前进行辩解的时候，使人难免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部著作却可以给予喜好文学的读者以极大的享受。在该书的第一页上，马克思便提出了他以莎士比亚的机智详细加以发挥的一个主题，这就是关于卡尔•福格特的原型、不朽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是爱说谎、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雇佣强盗兵的典型。]的主题，马克思说这个人“在他的动物学的再生中没有丧失任何材料”[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页。]。但是马克思在发挥这一主题的时候，却能够使人丝毫没有单调之感；他的博古通今的学识给了他一支又一支的利箭，而他就利用这些箭以致命的准确性射中了无耻的诽谤者。
“硫磺帮”其实不过是一些无忧无虑的大学生的一个小团体，这些大学生在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在1849—50年之冬曾以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性格迷住了日内瓦的漂亮姑娘们，并以他们的放浪不羁的行为吓坏了瑞士的庸夫俗子。但是这个团体早在十年前就已从舞台上消失了。参加过这个团体的西吉兹蒙德•波克罕（从那时以来他成了伦敦城区的一个富商）曾颇有风趣地描述过大学生们天真无邪的生活；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的第一章里就叙述了波克罕的生动描绘。而且，他还结交了波克罕这样一个忠实的朋友。一般说来，马克思感到满意的是，不仅是在英国的许多流亡者，而且在法国和瑞士的许多流亡者，甚至那些同他关系很浅或者他所不认识的人，例如瑞士工人运动的久经锻炼的老战士约翰•菲力浦•贝克尔，都帮助了他。
然而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马克思如何彻底揭露福格特的一切阴谋诡计和造谣中伤的细节。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所施加的那种毁灭性的反击，因为他证明，福格特的宣传，无论就其恶毒而论，还是就其无知而论，都是对假波拿巴的口号的鹦鹉学舌。确实，在第二帝国倾覆后由国防政府所公布的推勒里宫[310]的文件里，人们发现了1859年8月福格特从这位十二月的强盗的机密费中收到四万法郎酬金的收条：即使采取对福格特来说是最温和的解释，这笔钱也多半是通过匈牙利革命者之手交过来的。福格特同克拉普卡特别要好，并且不懂得德国民主派对波拿巴的态度不同于匈牙利民主派对波拿巴的态度。在前者看来是可耻叛变的东西，对后者来说却是可以容许的。
但是不管福格特的阴谋的动机如何，并且即使他并没有从推勒里宫领取过现款，马克思依然用最有说服力的和无可反驳的证据证明，福格特的宣传完全是按照波拿巴的口号进行的。这些章特别透彻地说明了当时欧洲的情况，并且是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在今天，它们依然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当时对马克思与其说是友好，毋宁说是抱有敌意的洛塔尔•布赫尔，在这书出版时就把这些章称为现代历史的提纲。而拉萨尔则以他所固有的正直和真诚承认，他现在认为马克思断定福格特卖身投靠是完全有理由的，是十分自然的。拉萨尔欢迎这部书，认为是“在一切方面都十分出色的作品”。拉萨尔承认，马克思以“大量的论据”发展了“内在的证明”。恩格斯认为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甚至比《雾月十八日》更为出色，说这部书文字简炼得多而内容则同样精彩，并说这书一般说来是马克思的一切论战著作中最好的一部著作。虽然如此，从历史上来看，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并未成为他的论战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当《雾月十八日》和他的反驳蒲鲁东的论战著作的地位日益突出的时候，这部书却日益消失在阴影之中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它的内容，因为整个福格特事件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插曲；而部分地则在于马克思本身，在于他的巨大的才能和微小的弱点。
尽管他的主要任务正是在于彻底粉碎庸夫俗子的偏见，然而他的赋性却使他不能把论战的水平降低到可以使庸夫俗子信服的程度。马克思夫人在信里有些天真然而确切地说，他的书只是说服了“所有的重要人物”[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换句话说，为这部书所说服的人，正是根本无需对之证明下述一点的人，即马克思并不是福格特想把他描写成的强盗。而且这些人还有足够的趣味和智力来欣赏这部书的文学价值。马克思夫人写道：“甚至卢格这个老对头也称它为‘有趣的作品’”[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可是对于国内的俗物来说，马克思的书却是很难理解的，而且这部书几乎不曾进入他们的圈子。甚至在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时期，像班贝尔格尔和特莱契克这样一些自命不凡的作家还把福格特所说的“硫磺帮”搬出来作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证据。
此外，马克思还遇到了他在私人的一切实际事物中通常会遇到的挫折，不过至少在这一次他自己不是没有过错的。恩格斯主张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在德国印刷和发行，这在当时的出版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拉萨尔也这样建议过。不过他的着眼点只是这样做可以节省一点钱，而恩格斯则提出了更有份量的理由：“出版流亡者的著作，我们已经有过成百次的经验，永远是同样的毫无结果：永远是把金钱和劳动抛到污水坑里去，而且还要呕气……如果没有人能看到这部书，那么答复福格特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93页。]但是马克思却坚持把刊印该书的事情交给伦敦的一个年轻的德国出版家，条件是双方同样分享利润和分担损失，同时还要预付印刷费二十五英镑。波克罕和拉萨尔参加了这件事：前者拿出了十二英镑，后者拿出了八英镑。但是这家新出版社是很不稳固的：它不仅没有设法把书送到德国去，而且很快地就倒闭了。马克思垫付的款项一文钱也没有收回，而且由于一个出版人向他提起了诉讼，他还不得不付出一笔几乎同他垫付的款项相等的钱。他没有注意到要同出版家订立一项书面合同，因此他就必须负担这件事的全部开支了。
当着同福格特的争论开始的时候，马克思的一位朋友伊曼特写信给他说：“我本来是不愿意就这件事写信给你的；如果你认为你可以插手到这样一场麻烦里面去，我是会感到非常吃惊的。”俄国的和匈牙利的流亡者也对马克思作了完全相同的劝告。现在看来，应当遗憾的倒是马克思不曾听从他们的劝告了。这样一场十分讨厌的争吵使他得到了几位新朋友，而主要的是重新加强了他同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友好联系，因为该协会在争吵一开始时就十分果敢地站到他那一方面。然而整个事件对于他毕生的伟大事业来说，却毋宁是一个妨碍，而不是一种帮助：它使马克思在时间和精力方面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些牺牲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切实的利益，反而给他带来了家庭方面的严重优虑。
（六）家事和私事
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丈夫的马克思夫人，由于福格特的“卑鄙攻击所造成的极大烦恼”，比马克思本人更为痛苦。这些攻击使得她许多夜里不能成眠。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勇地忍受了一切并且细心地誊写了付印的大量原稿，可是，工作刚一结束她就病倒了。请来的医生说她患了天花，孩子们必须立刻离开家里。
可怕的日子到来了。李卜克内西夫妇把孩子们带到自己家里去，而马克思和琳蘅•德穆特则担负了照顾病人的任务。剧痛、失眠，对寸步不离病床的丈夫感到的万分担心，还有她那虽然神志始终清醒，但是失去了一切外部感觉的病情，这一切都使他痛苦难忍。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多亏过去种过两次牛痘而有了转机。当病人康复的时候，医生说这场可怕的病症还算是不幸中的幸事：马克思夫人在好几个月中间所处的那种神经兴奋状态使得她很容易在店铺里，在公共马车中或其他什么地方染上了病毒；可是，如果不得这场病，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就会使她得上危险的神经热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病症。
在她刚刚复元的时候，马克思自己就病倒了：他是由于过度的担惊害怕，由于焦虑和各种折磨而病倒的。他那慢性的肝病初次转成急性病。医生也认为他得病的原因是精神上不断的激动。关于福格特的那部书虽然使马克思付出了这样多的劳动，马克思却一文钱也没有拿到；就在这同时，《纽约每日论坛报》又把稿费降低了一半，结果债主们又把马克思的家给包围了。在健康恢复之后，正像马克思夫人在给魏德迈夫人的信中所说的，马克思决定“到他的祖先的国土、盛产烟草和奶酪的荷兰去打劫一番”[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1页。]；他指望从自己的舅父那里多少弄到一点钱。
这封写于1861年3月11日的信充满了明朗的幽默气氛，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燕妮•马克思的精神力量并不比她的丈夫差。在美国的流亡生活中必然也要遭到不少困苦的魏德迈夫妇在长时期的沉默之后又写信来了。马克思夫人立刻向这位“共历斗争、苦难和优患的英勇而忠实的同志”[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6页。]倾吐了自己的衷肠。她写信告诉魏德迈夫人说，在一切痛苦和患难之中，“我们生活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面”[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7页。]就是在孩子们身上感到的欢乐。十七岁的燕妮最像父亲，她“黑油油的浓
发，明亮而温柔的黑眼睛，黑黝黝的脸蛋像个克里奥洛，而又具有英国女性所特有的丰采……”[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十五岁的劳拉最像母亲：“棕色的蓬松的卷发非常美丽，永远闪烁着欢乐光芒的可爱的淡绿色的眼睛又很迷人……”[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姊妹俩都可以说是花容月貌，但是并不轻佻，我往往暗自惊奇，因为连她们的母亲当年还穿着轻盈的纱裙的时候，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
虽然两个大女儿给父母带来了许多欢乐，但小女儿爱琳娜（家里人叫她杜西）却仍然是他们”全家的小宝贝和宠儿”。“小孩子正是在我们可怜的亲爱的埃德加尔死去的时候生下来的。对小弟弟的疼爱，对他的温存现在都转移给小妹妹了，大女孩们差不多是用母亲般的关怀来照顾她。天下简直没有比她更可爱、更像画一般美丽、更天真烂漫的孩子了。这个女孩子说话特别动听，也特别会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她最好的朋友格林兄弟童话集那里学来的。我们全家朗读童话读得头昏脑胀，但是只要在《白雪公主》，《龙佩尔施蒂尔茨兴》或《蓝胡子大王》中读漏一个字，我们就惹祸了。由于喜欢这些童话故事，小女孩除了听惯了的英语外，还学会了德语，而且说得非常清楚准确。小女孩简直是卡尔的宠儿，她的笑声和唠叨为卡尔驱散了许多优愁。”[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9页。]接着马克思夫人又写到了家里的忠实的守护神琳蘅•德穆特：“问问你的丈夫，他就会告诉你，她对我说来是多么珍贵呵。她和我们同甘共苦已经十六个年头了。”[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9页。]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在结尾处谈到了几位朋友，而作为一位真正的女性，只要这些人对她的卡尔不够忠诚，她就会比马克思本人更加严厉地谊责他们。她写道：“我不喜欢敷衍。”马克思夫人就是抱着这种态度同弗莱里格拉特一家的女眷断绝了一切关系的。
对荷兰的舅父菲力浦斯所进行的“打劫”是相当成功的。马克思从荷兰到柏林去，为的是实现拉萨尔过去多次谈起的一个计划——创办自己的党机关报。在1859年危机时期，人们特别强烈地感到必须办这样一个机关报，而由于1861年1月国王威廉即位时颁布的大赦令，出版这样的机关报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大赦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那里面有不少圈套和阴谋，然而它依然使得《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们能够返回德国。
拉萨尔在柏林“十分友好地”接待了马克思，但是这座“城市”在马克思“个人看来仍是讨厌的”。这里没有任何高明的政策，却有同警察的无聊争吵和军人同文官之间的倾轧。“柏林盛行一种傲慢无礼而轻浮的风气。议会受到蔑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0页。]甚至同1848年的协商派[311]（他们当然也并非巨人）相比，拥有西姆桑和芬克之流的普鲁士下院在马克思看来也不过是“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棍合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5页。]。在这班侏儒的肮脏小屋里，唯一比较出色的人物是一方面的瓦尔德克和另一方面的瓦盖纳和唐•吉诃德式的冯•勃兰肯堡。然而马克思依然觉得，他大体上感受到了自由思想的气氛，以及大多数公众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强烈不满；各阶层的人都认为大难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在秋天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先前的那些协商派，也就是被国王当作红色共和主义者而加以畏惧的人，毫无疑问会当选，而在讨论新的军事拨款的时候，斗争将会爆发起来。因此，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关于出版报纸的想法是可以考虑的。
然而对于实现这一计划的办法，马克思同拉萨尔的看法并不一致。拉萨尔想同马克思一道担任主编并且同意恩格斯担任第三位主编，条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拥有比他更多的决定权，否则他就总是要处于少数地位了。这样一种把报纸从一开头就变成死婴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恐怕只是拉萨尔在随便谈谈的时候提到的。但是这个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克思根本不打算让拉萨尔起主导作用。拉萨尔通过自己的那部《赫拉克利特》而在某些学者中赢得的尊敬，以及通过美酒佳肴而在寄生阶级中赢得的尊敬，弄得他得意忘形，以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这样看的——他在广大群众中间的名声是不好的。“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辨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文体，以及争强好胜和轻率等等。
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作为一位编辑，拉萨尔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否则他只能使我们出丑。”[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1页。]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就是这样地提到他同拉萨尔的谈判的；他还说，为了不想使正在招待他的拉萨尔感到不快，他把他最后的回答推迟到他同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商量之后。恩格斯也同马克思一样感到有顾虑，因此拒绝了拉萨尔的建议。
总之，正像拉萨尔有一次若有所悟似地说的，整个计划是一个空中楼阁。普鲁士的大赦所布置下的圈套之一就是：在比较过得去的条件下允许革命年代的流亡者回国而不予追究，但是同时却根本不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因为根据普鲁士的法律，他们由于在国外居住了十年以上已经丧失了公民权。这样，今天返回祖国的流亡者，明天就可以由于某个警察头子的故意刁难而重新被放逐到国外去。对马克思来说，还有一种情况使事情复杂起来，这就是：他在革命之前几年——固然是因为受到普鲁士警察的压力，但终究是根据他自己的一项明确的声明——已经脱离了普鲁士的国籍。作为马克思的全权代表者，拉萨尔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取得普鲁士公民权。为了这个目的，拉萨尔曾去恳求柏林警察总监冯•采德里茨和“新纪元”的支柱之一内务大臣施韦林伯爵。然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采德里茨表示，马克思归化的唯一障碍，就是他的“共和主义的或至少是非王政主义的信念”，而施韦林则更加不通融。当拉萨尔劝施韦林不要继续“为政治信念而进行审讯和迫害”（施韦林曾十分尖锐地斥责自己的前任曼托伊费尔和威斯特华伦的这种做法）的时候，施韦林冷淡地回答说：“目前至少不存在任何特殊的理由允许马克思归化”。十分明显，普鲁士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容忍马克思这样的人立足的。从这方面来说，蒙昧主义的大臣们是正确的，施韦林伯爵如此，他的前任居韦特尔和曼托伊费尔也是如此。
马克思离开柏林之后就到了莱茵省，在科伦访问了自己的老朋友，在特利尔探望了高龄的母亲，她的晚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5月初，马克思返回了伦敦。他希望他的一家能最后不再受穷，他能够完成自己的著作。在柏林，他在几经失败之后，同《新闻报》的编辑部建立了关系。编辑部答应为他的每一篇社论付一英镑的稿费，为他的每一篇通讯付半英镑的稿费。看来，就是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联系也重新活跃起来。该报在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常常指出文章的妙处。马克思说：“这些美国佬有一种对自己的撰稿人评头论足的怪脾气。”[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50页。]《新闻报》“也对他的文章夸奖不已”。但是旧债却从来也没有全部还清，而且由于在生病和旅行德国的时期没有任何收入，因此“过去的糟糕情况又出现了”。马克思在写信给恩格斯祝贺新年的时候，同时又诅咒了新年，说如果新年对他说来依然如旧，那么就让它见鬼吧。
但是1862年不仅同前一年一样，甚至比前一年更糟。《新闻报》尽管利用马克思的文章给自己作广告，但另一方面它却比美国报纸更加吝啬。马克思在3月间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们偏偏不刊登我的最好的文章，这对我说倒还没有什么（尽管我一直在设法写得使他们能够刊登出来）。但是从财政的观点来看，使我受不了的是：他们在四五篇文章中间只刊登一篇，而且只付一篇的稿费。这使我甚至连文丐也不如。”[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69页。]在这一年里，马克思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了一切关系。现在我们已无法确定这次决裂的一切细节，但毫无疑问，总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内战。
尽管这场战争因此给马克思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但他依然以最大的热忱来欢迎它。几年之后，他在自己的主要学术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为欧洲资产阶级敲起了瞥钟一样，19世纪的美国内战又为欧洲的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初版序，第4页。]我们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可以看到，他非常关心这次战争的进程。在纯军事的细节方面，他总是愿意向恩格斯请教，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军事学方面是外行，而恩格斯在这一学科方面所发表的一切意见则直到今天不仅具有历史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例如，恩格斯曾用这样的话深刻阐明了军队和民兵的问题：“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并且受到共产主义教育的社会才能够充分地接近民兵制度，而且也只是逐渐地接近。”[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5页。]诗人所说的“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312]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虽然它原来并不是这个意思。
恩格斯在论述军事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出色的才能限制了他对事件的全面观察。在看到北方诸州战事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他有时就认为它们将会遭到失败。他在1862年5月间写道：“美国佬虽然取得了种种成功，然而使我感到不安的倒不是军事形势本身。因为军事形势只是就它是北方所表现的那种委靡不振和麻木所造成的结果这一点而言，才是值得重视的。人民的革命毅力又在哪里？他们任人痛打，然后又以所受的鞭挞自豪。在整个北方何尝有丝毫征象，证明他们是在认真地做什么？在德国，甚至在最坏的时候，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恰恰相反，看来美国佬已经在为他们将使他们的国债债权人受骗上当而感到极其高兴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78页。]因此，恩格斯在7月里认为，北方已经输了这场战争，而在9月间则认为，“南方人，至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争取的是什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15页。]，所以比起委靡不振的北方人来倒显得是英雄了。
反之，马克思却始终坚信北方会取得胜利。他在9月的一封回信里指出：“关于美国佬，我始终确信北方最后会取得胜利……
北方人的作战方法正是一个长期以来欺骗成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必然会采取的方法。南方是一种寡头政治，更适应于作战，特别是因为它的寡头政治是一种生产劳动全部由黑人担负，而四百万白种流氓以打劫为业的寡头政治。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用脑袋打赌，不管他们拥有怎样的‘石壁’•杰克逊[313]之类的人物，他们也是会被打败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15、116页。]马克思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预言，战争归根到底决定于交战双方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经济条件。
这种惊人的真知灼见所以特别使我们感到惊讶，是因为就在同一封信里我们看到当时马克思是处于何等贫困不堪的境地。我们从他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到，他采取了一个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未能下决心采取的步骤：试图找一个文职的工作并且有希望在一家英国铁路公司谋得一个位置。但事情由于他的字迹难认而失败——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烦恼。不过贫困却是日甚一日。马克思一直在生病；除去他的旧疾肝病不断复发之外，又开始加上了使他痛苦多年的痈和疖子；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新的危险：马克思夫人再度支持不住而病倒了。女儿们上学没有鞋子和衣服可穿，而当她们的女伴都为这一年的世界博览会而高兴的时候，她们却穷得唯恐有谁会到自己家里来作客。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女儿懂得双亲的处境并且感到很痛苦；她甚至背着他们打算去学演戏。
由于这样一些情况，马克思日益想实现他那考虑已久但为了女儿们的教育又不断放弃的一个想法：把自己的全部家具拿来偿付已经到法院控告他的房东，向所有其余的债主宣告破产，嘱托一家英国朋友给两个大女儿找家庭教师的工作，把琳蘅•德穆特安置到别的地方去，而他自己则同妻子和小女儿搬到专为贫民建造的简陋的小房子里去住。
恩格斯在他走这步绝路之前解救了他。1860年春天恩格斯的父亲死了，这样他就在“欧门一恩格斯”公司里担任了更高级的职务，负起重大的责任，并且有权在以后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但是美国的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公司的业务，大大地削减了他的收入。1863年1月初，他遭到了不幸的事件：玛丽•白恩士，那位和他同居了十年的爱尔兰的农家女子去世了。她的死使恩格斯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描述我现在的心情。这可怜的女孩子是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2页。]但是马克思的信却没有表现出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的同情。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马克思在生活上受到了何等残酷的折磨。他对恩格斯女伴的死只说了几句颇为冷淡的话，接着就转而详细地叙述他的绝望的景况：如果他得不到一大笔钱，那么他的家业就连两星期也维持不住了。诚然，他自己也承认，在这样的时刻向朋友谈论这一切情况真是“非常自私的”。“然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整个伦敦我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衷肠，而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又得扮演一个沉默的斯多葛派的角色[314]，以便同另一方面来的猛烈爆发保持均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3页。]马克思对恩格斯的不幸事件的“冷淡态度”使恩格斯感到不快，而恩格斯在延迟几天之后才写的回信里也并没有掩盖这一点。他手头虽然没有什么大笔款项，但他依然想了一些办法使马克思摆脱困难。
马克思也没有立刻回信，但这只是为了使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而不是因为坚持自己的错误。恰恰相反，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只是否认对他的“冷漠无情”的指责：在这封信以及以后的一封信里，他坦率地以一种委婉的和解方式说明，为什么他的头脑发昏起来。马克思夫人对于恩格斯的女伴的死也没有讲一句同情的话，而马克思懂得，这必然会使恩格斯深为伤心。马克思写道：“妇女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非常聪明的妇女也是这样。那天早上我的妻子为玛丽和你的损失哭得这样厉害，以致完全忘记了她自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达到了顶点；到了晚上她又觉得，除去我们之外，凡是家里没有法警和孩子的人，都是不会感到痛苦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9页。]但是，一句后悔的话便使恩格斯的心境平定了下来，他说：“和一个女人同居这样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当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下葬。应当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始终盘旋于我的脑际……然而，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随着玛丽一道而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7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小小争执。
恩格斯以一种“特别大胆的办法”弄到了一百英镑，而马克思就靠着这笔钱至少可以不搬到贫民窟去了。他就这样勉勉强强地熬过了1863年，而他的母亲就是在1863年的年底去世的。马克思从母亲那里得到的遗产大概是不多的。只有威廉•沃尔弗把他作为主要继承人而在遗嘱中给他的八、九百英镑才使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沃尔弗在1864年5月去世，他的死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感悲痛。他这时还不到五十五岁；他在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中从不爱惜自己，而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对自己的教师的天职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加速了他的死亡。由于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人中间享有声望，沃尔弗在度过了流亡初期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之后，在那里的景况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在去世前不久，他似乎从父亲那里承受了一笔遗产。稍后，马克思就把自己不朽的天才著作的第一卷呈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勇敢的忠实的高贵的先进战士……”[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扉页后插页。]；沃尔弗对马克思的最后一次友好的关怀大大地减轻了马克思的困苦处境，使他得以顺利地撰写自己的主要著作。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永远摆脱忧虑，但是贫困却再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使人心碎了。因为恩格斯在1864年9月同欧门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合同（根据这项合同，他成了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有可能像先前那样始终一贯地，而且更加慷慨地在马克思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了。
（七）拉萨尔的鼓动
1862年7月，也就是在马克思最困苦的时候，拉萨尔到伦敦来回访他。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为了对这个人保持一定的礼节，我的妻子不得不把所有能够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去送进了当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94页。]。拉萨尔完全不知道马克思的经济情况困难到这种地步；他把马克思和他的妻子招待他的那种表面排场信以为真。忠诚的管家海伦•德穆特忘不掉这位客人的好胃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如果说随着一向不是过分谦虚的拉萨尔的出现，马克思产生了席勒有一次谈到歌德时的那种感情——这个人多么轻易地取得了一切，而我又得多么费力地为取得这一切而战斗！——的话，这是不能怪马克思的。
直到在伦敦住了几个星期之后告别的时候，拉萨尔才似乎弄清楚了情况。他表示可以帮忙，并且愿意在新年之前寄来十五英镑。此外，他还答应马克思可以开一张期票给他向他借任何数目的款项，只要恩格斯或别的什么人能够担保。在波克罕的帮助下，马克思试图通过这样的办法借四百塔勒，但是拉萨尔又在回信里提出了借款的条件：“为了防止一切不能预见的情况，不论当事人活着或者死亡”，恩格斯要提出书面凭证，保证在期票到期之前八天把应该兑付期票的款项交给拉萨尔。当然，马克思对于拉萨尔不信任他本人的诺言感到不愉快，但是恩格斯却劝他不要为“这种小事情”激动，并立刻提供了对方要求的保证。
这件金钱方面的事情后来情况如何就不完全清楚了。10月29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拉萨尔对他“十分恼怒”，并要求把应该兑付期票的钱直接送给他本人，因为他没有同他往来的银行。11月4日马克思写道，弗莱里格拉特表示愿意付给拉萨尔那四百塔勒。第二天恩格斯回信说，“明天”他要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六十英镑。但同时两个人又都谈到了期票的“续期”问题，而看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至少在1864年4月24日，拉萨尔曾向第三者说，他大约有两年光景没有同马克思通过信，因为他们之间由于“钱财的事”闹得很僵。1862年年底，拉萨尔确实最后一次写信给马克思，把自己的一部题名为《现在怎么办？》的小册子寄给他。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马克思在1863年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里提到了这封信，说这封信曾要求送还一本书。而且6月1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宣传活动：“从今年年初以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定决心给这个人写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65页。]可见，马克思同拉萨尔断绝书信往来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
拉萨尔和马克思二人的主张实质上仍然可能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两种主张也许是相得益彰的。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时所处的那种极不愉快的境况，很可能大大地促进他们的政治分歧尖锐化。而这些分歧在马克思访问柏林之后至少也没有缓和。
1861年秋天，拉萨尔曾旅行瑞士和意大利，在苏黎世认识了吕斯托，在喀普里岛认识了加里波第；在伦敦他又访问了马志尼。看来，他对于意大利行动党的有些异想天开的、因而从来不曾实现的计划是感到兴趣的。根据这一计划，加里波第将率领自己的义勇军在达尔玛齐亚登陆并从那里发动匈牙利的起义。拉萨尔本人关于这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可能这一切都只是一时的想法。无论如何，这时拉萨尔的脑子里正在考虑着另一些计划，而且还在他到达伦敦之前便已开始将这些计划付诸实行：为了这一目的作了两次报告。
对他来说，远比一切意大利事件更加重要的是使马克思也能协助促成他的这些计划。但是马克思比一年前却变得更加不容易接近了。在报酬优厚的条件下，他愿意担任拉萨尔仍打算办的报纸的驻英通讯员，但是却不愿意负任何责任或是从政治上参加拉萨尔的事业，因为除了某些遥远的终极的目的之外，马克思在任何一点上都不同意他的看法。马克思对于拉萨尔向他提出的、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的计划也同样抱着否定态度。他发现拉萨尔过于顺应当前条件的影响，并且想把他反对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小人物的斗争变为自己的鼓动中心，也就是说，提出“国家的帮助”来反对“自助”[315]。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用这种做法恢复了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毕舍在40年代反对法国的真正工人运动时曾经利用过的一个口号。拉萨尔重新提出了宪章派的普遍选举权的口号，却没有看到德国的条件和英国的条件有所不同，也没有看到第二帝国在这种选举权方面的教训。拉萨尔否认同德国先前的运动有任何自然联系，这样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蒲鲁东的错误：他不在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求现实的基础，而是按照某个教条主义的药方硬给这个运动规定了某种发展道路。
但是，这一切批评并没有吓倒拉萨尔，他从1863年春天起确实是把自己的鼓动作为纯粹的工人的鼓动继续进行下去的。他甚至没有放弃终于说服马克思，使他认识到这一事业的正当性的希望，因为就是在他同马克思中断书信往来之后，他还是按时把自己的鼓动著作寄给马克思。不过马克思对这些著作的态度却是拉萨尔所料想不到的。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马克思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这些著作，有时甚至达到极端苛刻不公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不想详述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因为读者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中看到它们。只说一点就够了：马克思把拉萨尔的这些给几十万德国工人指出了走向新生活的道路的著作斥为预备班学生的剽窃。对于他读过的拉萨尔的那些著作，他的评价就是这样，而对于他没有读过的那些著作，他就称之为学生的作业，即使为了消遣也是值不得一读的。
只有浅薄无聊的伪善者才会在这件事情上愚蠢地推托说，作为拉萨尔的老师的马克思有权利这样谈论他。马克思不是超人，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人：人所固有的他无不具有。不加思考地人云亦云，这正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在他看来，纠正他对别人的不公正和纠正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同样是对他的一种尊敬。对于他对待拉萨尔的态度所作的有根有据的和公正不倚的批评，较之那些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经典，并且，用莱辛的比喻说法，在他所开拓的道路上捧着他的拖鞋毕恭毕敬地跟着走的人们的模仿，可以使马克思获得更大的好处。
马克思既是拉萨尔的老师，又不是拉萨尔的老师。从某种观点来看，关于拉萨尔，马克思可以用传说黑格尔在临终前谈到自己的学生时用过的话来说：“我的学生当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可惜的是，就连这个人也理解得不正确。”[316]毫无疑问，拉萨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追随者当中是最有天才的一个，然而他却从来不曾充分地掌握他们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他从来不曾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概念”，而且尽管他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总是用资产阶级时代所特有的唯心主义的思维形式，用哲学和法学的思维形式来理解这一斗争。
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拉萨尔根本不能同马克思相比，他并不曾充分掌握马克思的经济观点，甚至完全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观点。马克思本人就责备他这一点，责备的口吻有时是过分温和的，但在更多的场合下又是过分尖锐的。在拉萨尔阐述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著作中，马克思发现的只是“很大的误解”，其实，如果说拉萨尔完全不理解这一学说那倒是更接近真实情况的。他只从这一学说中吸收了符合于他的哲学—法学世界观的东西，即这样一个证明：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得社会生产成为必要的，以便保证工人得到自己的劳动的全部收入。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他自己所阐明的价值学说是解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难解之谜的谜底。它是一条线索，人们可以根据这条线索探究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形成这一必然会使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过程。拉萨尔没有看到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差别。他没有看到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而这种二重性在马克思看来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在这决定性的一点上，也表现出了拉萨尔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的最深刻的分歧，也就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哲学一法学的观点和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在其他经济问题上，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弱点也进行了过分尖锐的批评。例如，他特别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鼓动的基本经济论点，即他所说的工资“铁”律[317]和由国家贷款的生产合作社。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工资“铁”律是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抄来的，而生产合作社则是从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毕舍那里抄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二者都是拉萨尔从《共产党宣言》中得来的。
马尔萨斯硬说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要超过食物增长的速度，而李嘉图便从他的这种人口理论引伸出一条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平均工资要被限制在习惯上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不可缺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水平上。拉萨尔从来不用所谓自然规律来这样地论证工资规律。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也是坚决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只有“在当前的条件下，在劳动的供求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现代史文件与资料》，1934年俄文第2版，第2分册，第92页。]，他才着重指出工资规律的“铁的”性质。在这一点上，拉萨尔是跟着《共产党宣言》走的。
直到拉萨尔去世三年以后，马克思才用工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形成时的方式证明了工资规律的弹性。他指出说，资本对增殖价值的需要是这一规律的作用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在不致慢慢饿死的条件下所能忍受的贫困程度则是其作用的最低限度。在这两个限度中间，决定工资高低的不是人口的自然变动，而是工人对资本家经常想从他们的劳动力中榨取尽可能多无偿劳动的倾向所进行的抵抗。因此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就有了和拉萨尔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拉萨尔在经济理论的理解方面只不过是落后于马克思，那么就他的生产合作社而论，他就陷入了完全的误解。他并不是从毕舍那里抄来这种东西，也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万应的灵药，而是把它们看成是生产社会化的一个开始。《共产党宣言》曾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谈到过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和设置国营工厂的问题。但是《共产党宣言》只是在其他许多措施中间提到这两个措施。这一切措施被认为“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90页。]。拉萨尔则认为自己的生产合作社是“有机的芥种，这个种子不可遏制地要求向前发展并且从本身向外扩展”。拉萨尔的这些话毫无疑问地表明他是受到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感染”，因为他认为有可能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排除商品生产的规律。
拉萨尔的经济观点的薄弱的方面，——我们只指出了主要的几点，——当然会使马克思感到遗憾。他早已说清楚了的东西再一次被搞得含混不清了。这一点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某些尖锐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马克思完全有理由感到遗憾，他却没有看到，拉萨尔虽然在理论上有各种失误，但实质上却是在执行着他的政策。马克思本人一向劝告别人参加当时运动的最左翼，以便推动运动前进，而且在1848年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拉萨尔所受的“当前条件”的影响并不比在革命年代中的马克思本人所受到的更大。而当马克思断言，作为宗派的创始者的拉萨尔否定了同先前的运动的任何自然联系的时候，这只有从这一方面来说才是正确的，即拉萨尔在自己的鼓动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然而就是在几百期的《新莱茵报》上，要想寻找提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的地方，也同样是徒劳的。
在马克思和拉萨尔去世之后，恩格斯诚然只是间接地，然而却是更加坚决地为拉萨尔的策略进行了辩解。1886和1887年间，当一个有着非常混乱的纲领的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318]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时候，恩格斯写信给自己的老朋友左尔格说：“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页。]如果这个政党所提出的第一个纲领在开头时是混乱的并且是有很多缺点的，这乃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他还以同样的意思写信给在美国的其他党内同志。他对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独一无二的济世救人的教条，而是对历史的必然发展过程的说明。不应当把人们目前还不能理解，但不久就能学会的那些事物强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使最初的行动变得更加混乱。
同时恩格斯还引证了他和马克思在革命年代中所提供的一个范例。“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使工人阶级听到我们的声音的一种手段。我们是该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3页。]而正像《新莱茵报》曾对《共产党宣言》保持缄默一样，恩格斯也警告人们不要在美国的运动中把它提出来。恩格斯说，这个《宣言》同马克思和他所写的几乎所有的小著作一样，对于美国还是过分难于理解的。美国工人刚刚参加运动；他们的锻炼还很差，而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必须直接依靠实践，为此就需要有一套完全新的著作……一旦那里的人们多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宣言》立刻就会发生自己的作用。目前它只能对少数人发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26页。]左尔格反驳说，《宣言》发表时他还是个孩子，但是也受到深刻的影响。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要知道，四十年前你们就已经是有着德国理论头脑的德国人了，因此那时《宣言》对你们发生了影响，可是，它虽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37页。]1863年，经过多年的沉重压迫之后，这种理论修养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已经所余无几了，他们也需要长期教育才能重新理解《宣言》。
拉萨尔的鼓动之所以是无可非议的，正是因为恩格斯经常地并完全正确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断定鼓动是工人运动开始阶段的“主要的事情”。如果说拉萨尔作为经济学家远远不如马克思，那么作为革命者，他却同马克思并列而无愧，除非我们以下述一点来指责拉萨尔，说在他身上，革命精力的猛烈冲动压倒了在科学研究方面坚持不懈的耐性。除去《赫拉克利特》一书这个例外，他的所有著作都是以直接的实际效果为目的的。
这样看来，拉萨尔是把自己的鼓动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广泛而又巩固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他的始终不渝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夺取到政权。他决不是像马克思所指责的那样，为这一运动开了一些一成不变的药方，而是把这一运动同那些本身已经在德国工人中间引起了某种运动的“现实要素”即普遍选举权和合作社问题联系起来。拉萨尔把普遍选举权看成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杠杆，他的这种看法较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要正确得多，至少在当时是如此。至于他那由国家贷款的生产合作社，不管它们引起了怎样的责难，它们的基础却是这样一种正确的思想——用几年之后马克思的原话来说——：“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国家财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6l页。]拉萨尔的信徒对他的过分祟拜使他成了一个“宗派的创始者”（这只是表面上如此），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首先直接归咎于他本人。拉萨尔曾非常努力地要使“那些蠢材不把整个运动看成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不仅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过来参加他的鼓动，而且还想把布赫尔、洛贝尔图斯和另外几个人争取过来。而由于他未能把在才力上和他相当的同伴拉进来参加他的事业，因此十分自然，工人们的感激心情有时就有了个人迷信这种无聊的形式。不过，拉萨尔当然也不是一个不好表现的人物。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个人的东西在事业面前都退居次要的地位，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拉萨尔那里是没有的。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即自由资产阶级同普鲁士政府之间的表面上颇为激烈的斗争。从历史上来看，这一斗争正是拉萨尔的鼓动的出发点。从1859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密切注视德国的事态，但是，从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到，在1866年之前，他们并未同德国事物发生实际的接触。尽管在革命年代里他们已经取得了经验，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军事革命，是可能的。他们过高估计了德国资产阶级，同样地，他们对大普鲁士政策却估计不足。他们不能忘却自己青年时代的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莱茵故乡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先进文化，从而瞧不起旧普鲁士的世袭领地的地区。后来，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越是转向沙皇建立世界霸权的计划，他们就越是把普鲁士看成至多是俄罗斯的一个省份。他们倾向于把俾斯麦看成只是“俄国的一个工具（即“推勒里宫中的那个神秘人物”）的工具”，关于这个神秘人物，他们在1859年就说，他只不过是在按照俄国外交的笛子跳舞而已。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大普鲁士政策尽管有它的其他一切缺点，却可以引起对巴黎以及对彼得堡来说都同样会是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但是既然他们认为，德国还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拉萨尔的策略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了。而如果他们判断得正确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比拉萨尔更乐于同意他们的看法了。
拉萨尔更接近德国的现实情况，因而也就能对它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他的出发点正是这样一点（而就这一点来说他是正确的）：“即使等上多少世纪，甚至等上地质学上的多少纪”，进步资产阶级的庸俗运动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可能，则按照拉萨尔的预见，德国全国的统一这时一般说来既然还是可能的，那么这种统一就要通过王朝变革来实现了；而按照他的意见，新的工人政党应当在这一变革中起开路先锋的作用。当然，当他在同俾斯麦的谈判中想把大普鲁士政策引上危险的道路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法虽然的确还不曾违反原则的要求，但是已经违反政治策略的要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可以正当地对他进行指责，并且事实上也指责了他。
在1863年和1864年，他们同拉萨尔分裂的实际原因，在本质上也同在1859年一样，那就是“对于实际的前提的相反的判断”。这就消除了这样一种表面的看法，仿佛决裂的原因在于这些年里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尖锐批评所造成的私人仇怨。拉萨尔的名字虽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将永远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名字并列，但马克思仍然始终未能完全克服自己对拉萨尔的偏见。甚至死亡的和解力量都不曾长期缓和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
马克思从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得悉了拉萨尔逝世的消息，并在9月3日把这个消息用电报通知了恩格斯。恩格斯在第二天的回信里说：“你可以想像这个消息使我震动到什么程度。且不论拉萨尔作为一个人、作为作家、作为学者究竟怎样，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无疑是德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对于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然而当你看到德国如何把激进政党的所有比较有才干的人都毁掉的时候，仍然是会感到非常痛心的。目前工厂主和进步党的那些狗才将会多么高兴，要知道，在德国本国，拉萨尔是他们所害怕的唯一人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15页。]
马克思没有立刻回答他的信，到了9月7日他才写信说：“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尽管如此，使我感到痛苦的是，近年来我们的关系不好——当然，责任是在他的一面。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十分安慰的是，我不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拨的影响，在他的‘得意年代’一次也没有攻击过他。
最糟糕的是，我们这一伙人数变得越来越少了，可是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17—218页。]马克思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写了一封慰问信：“他年纪轻轻的就像阿齐里斯[319]一样在战斗中辉煌地倒下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419页。]不久以后，当空谈家布林德想用打击拉萨尔的办法来抬高自己身价的时候，马克思就毫不留情地痛斥了他：“我决不想把像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物的意义和他的鼓动的真正用意解释给这个除去自己的影子之外一无所有的怪诞小丑。相反地，我深信，卡尔•布林德踢这头死狮子只不过是按照他的本性和伊索所赋予他的使命[320]行事而已。”[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27页。]又过了几年，马克思在写给施韦泽的一封信里肯定了“拉萨尔的不朽功绩”，说拉萨尔尽管在进行鼓动时犯了“严重错误”，却把德国的工人运动从十五年的沉睡中重新唤醒。
但是后来又到来了这样一个时候，这时马克思对死后的拉萨尔比对生前的拉萨尔批评得更加严厉，也更加不公平了。这就给人留下了一种不快之感，而且只有在具有这样一种崇高思想——甚至最有才智的人物都无法彻底处理浩大复杂的现代工人运动——时，这种不快之感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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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红星升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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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红星升上天空
英国大使威廉·海特爵士[1]有些烦恼。20世纪50年代，对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1955年1月8日，再有一天，苏联议会的象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就要闭幕了。海特正和其他特命全权大使一起坐在大会的外交官包厢里，大会并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新意。作为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其中的一项职责就是参加共产党官员的各类冗长乏味的公共活动，然后为外交部或国务院撰写报告。然后，今天，海特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一样，对克里姆林宫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而深感吃惊。
在数小时的一般事务辩论之后，事先没有任何预告，一个身材不高、名为亚历山大·P.沃尔科夫[2]的官员走向台前宣布，他要宣读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一个声明。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其后的两年间，克里姆林宫实施“集体领导”，其负责人就是部长会议主席、52岁的马林科夫。这部“三驾马车”中，与马林科夫齐肩的另外两个实权派人物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有关“三驾马车”关系紧张的传言早已传到西方外交官耳中，却没有人会相信年轻、精力充沛的马林科夫会丢掉位子。
尽管克里姆林宫的高官都端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但沃尔科夫宣读声明时，仿佛马林科夫并不存在。这位苏联总理在声明中承认，对苏联农业的歉收“犯有错误，负有责任”，并辞去职位。1955年，苏联的农场没有为这个国家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我没有听错吧？”英国大使向邻座问道。和其他外交官一样，海特一直在关注着克里姆林宫不和的传言，却并不相信。至少在西方观察家眼里，马林科夫似乎很机智，因而颇受尊敬。人们以为他能应付来自莫洛托夫和不知名的赫鲁晓夫的任何挑战。但在这个下午，显然有人控制了局势。
声明一宣读完，紧接着就对接受马林科夫辞职的决议进行投票。没有异议，仿佛头顶上有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会议大厅里1300多位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决议通过。不到10分钟，马林科夫时代就成为历史。会议结束之后是晚宴。外交官们刚好见证了苏联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力交接。1924年1月，弗拉基米尔·列宁死于自己的办公室，其后是斯大林。1953年，斯大林的继任者成功逮捕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随后把他处死。然而，这并未触及领导体制。举手表决之后，苏联的领导体制正在被改变。
3小时后，最高苏维埃会议继续召开。60岁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名尼古拉·布尔加宁[3]来接替马林科夫。50岁的布尔加宁时任国防部长，他蓄着白色的山羊胡子，富有幽默感。克里姆林宫的高官身体矮胖、反应迟钝，布尔加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赫鲁晓夫解释道，布尔加宁是党的中央委员会选定的。随着另一次举手表决，布尔加宁成为苏联新领导。
之后，64岁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走上发言席，发表了后马林科夫时代的第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他戴着夹鼻眼镜——这是他的特征，蓄着小胡子。这是一个好战的声明，在英国大使和其他西方观察家看来，也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讲话。被取代的马林科夫曾经公开说，在莫斯科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和平影响。而莫洛托夫的讲话却退回到斯大林时代的立场，即只有当敌对的西方世界被消灭后，才能赢得和平。“只有坚持不懈地反对侵略集团和他们的阴谋诡计，才能使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因此，这场斗争不但不能放松，而且还要继续进行，要有更大的决心、能力和力度。”
主席台上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身材短小、大腹便便，几乎半个脑袋都谢顶了，圆而胖的脸上带着深深的酒窝，还有双下巴。他对莫洛托夫的讲话热烈鼓掌，但并未发表讲话。让坐在观众席上的外交官吃惊的是，赫鲁晓夫传达出了一种自信：他可能是新的掌舵人。
“这纯粹是俄国人自己的事。”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4]向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道。杜勒斯的中情局已经不止一次被克里姆林宫所惊动。二战结束和冷战开始的10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决策体系的了解一直未有什么进展。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高官中没有一个美国间谍，美国对苏联高层通信联络的窃听也没有任何突破。克里姆林宫是一只暗箱，只有当里面的人公开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或出现在莫斯科的外交场合，西方才会知道他们。“真正的俄国人”，这是中情局对费解之事的一种说法。
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才从新闻秘书詹姆斯·C.哈格蒂[5]那里知道莫斯科传来的这个消息，新闻秘书是从电报中读到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6]领导的国务院对总统没有多大的帮助。早在一年前，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奇普·波伦[7]和一些西方观察家就已经知道，苏联集体领导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大使馆并未向华盛顿作出任何报告，有关莫斯科正在进行权力交替。
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也很快引起美国社会的强烈关注。“对自由国家来说，马林科夫的下台很不幸。”W.埃弗里尔·哈里曼[8]说道。二战期间，他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出访莫斯科。杜鲁门总统时期出任大使、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任战时参谋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9]也有同感。“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张面孔。这也并不意味着会更容易和苏联处好关系。”史密斯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斯大林死后，东西方的关系有过一丝解冻，对此，许多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记者都称赞过马林科夫。1954年3月，这位苏联总理曾公开说，核战争没有赢家。这完全不同于斯大林，后者一直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爆发。克里姆林宫也指责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其邻国芬兰和土耳其所犯下的恐怖行为，并结束了对中国不冻港大连的占领。在国内，马林科夫重视消费品的生产，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似乎预示着世界更加和平。许多人担心，随着马林科夫的下台，这种“柔和政策”也会终结。
对马林科夫下台的消息，艾森豪威尔总统显得很平静，甚至流露出一丝乐观情绪。艾森豪威尔曾在西点军校学习，在二战中成长为世界名将，他非常喜欢和那些有军事背景的外国领导人打交道。他预测，让布尔加宁当总理，说明苏联军方在克里姆林宫的势力得到加强。“你知道，”当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个消息后，告诉哈格蒂，“如果你在军队，就会知道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会让你比平时更温和。”
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提醒总统，不要把它看成是布尔加宁政权的开始。尼古拉·布尔加宁是苏军士兵所熟悉的“兔子将军”，意即无足轻重。华盛顿的克里姆林宫首席分析家认为，他只是在充当一个新强势人物的门面，这个强势人物可能就是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确实，中情局或国务院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唯一一个预测就是，1955年，克里姆林宫里终究会有一个人执掌大权。“只有独裁者才能领导一个独裁政权。”福斯特·杜勒斯告诉一群记者。
1955年，苏联还不是一个人执政的独裁政权，但是，2月8日的政局变动标志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已从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圈中升至第一人的位置，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露面。从此以至到10年后，他被另一代克里姆林宫的人物拉下台为止。赫鲁晓夫开始对苏联施加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也波及世界其他地方。此时，尽管还不甚明朗，但赫鲁晓夫的时代已经开始。
从1953年9月起，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决定都要有两个人的签字：马林科夫代表政府，赫鲁晓夫则代表党组织。从列宁时代起，苏联就开始出现平行的两套机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的总理领导部长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内的一个内阁。苏联共产党（CPSU）有它自己的领导机构，为首的是中央委员会，由12位政治局委员领导。1952年后，它又被称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有的行政权力都由党来行使，政府纯粹是党的行政机构。然而，这16个月以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领导着这个国家，仿佛党和政府是平等的。
赫鲁晓夫雄心勃勃。国内事务上，常常和马林科夫的意见不一致，以至于这种权力共享的关系很难维系。尽管两人都热心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然而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却根本不同。马林科夫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虽然不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他确实相信高定价和高工资能刺激生产。在马林科夫看来，如果没有财政刺激，所谓的计划经济就会受到限制。1953年秋，马林科夫宣布实施农业改革，这是后斯大林时代的第一次改革，以提高集体农庄向国家售粮的价格，降低农民自留地的税收。
赫鲁晓夫倾向于把苏联经济看成是一个生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生产效率的问题，不用改变计划经济，只要扩大生产规模，苏联人民就能吃得很好。1954年，赫鲁晓夫支持新农场计划，派出30万年轻党员到西西伯利亚的伏尔加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开垦土地，新农场独立于国有农业体系之外。赫鲁晓夫并不同意马林科夫的观点，后者主张经济上苏联应该发展更多的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并不像西方观察家所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要剥夺苏联人民的享受，而是他要在军工生产上投更多的钱。他那套发展苏联发展经济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反映，他深信，未来经济上的成功将取决于强大的重工业。
在莫洛托夫的支持下，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赶下了台。1939～1949年，莫洛托夫担任斯大林的外交部长。斯大林死后，他仍然保留这一职位，莫洛托夫不过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个高级成员而已。1926年，斯大林把他安插进党的核心圈子。到50年代初，莫洛托夫已经失宠，然而，斯大林还来不及清洗他就病死了。莫洛托夫不需要别人哄骗来当赫鲁晓夫的同谋。他认为马林科夫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最善于用电话发号施令的“管理者”，但在外交上，马林科夫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非常天真。
1955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安排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他们要把马林科夫赶下台。到50年代中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主席团仍扮演着主要决策者的角色，当然它也是整个苏联体制的决策者。1919年，在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政治局，最早有列宁，另外还有4个正式委员和3个候补委员。政治局最初主要处理一些特别紧急的事务。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不能等召开两次或三次全体会议再来作出决定，却可以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来处理这些紧急事务。虽然列宁被奉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但他在政治局也只有一票，政治局主席轮流坐庄，所有决策由全体委员投票决定。斯大林时代，和党的其他组织一样，政治局也被弃之不用。比如，早年的布尔什维克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确定路线，决定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而斯大林则让党的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大会间隔了13年之久。斯大林更喜欢通过厨房内阁来管理国家，他请成员们参加深夜酒会，把他们视为傀儡。斯大林的继任者们重新发扬了主席团每周例会的传统。到1955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已经有9名正式委员、3名候补委员，还有一个常设的主席。
从1953年3月起，马林科夫开始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有利于集体领导制度的形成。苏联政府机构或主席团成员都可以书面决议案的形式提出政策。有时，这些机构的代表还被邀请到会，向主席团成员简要介绍相关情况。更多的情况是，决议案草案，连同有关的报告，事先会被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决议案草案本身颇能说明问题。主席团负责人很注意维护其特权，不喜欢接纳外来者，甚至连开会的议程也保密。然而，那些可以参加会议的人展开讨论却是被允许的。但是，在口头表决或举手表决之后，决议案将被作为苏共中央一致通过的决定送给各个部门。
1955年1月的主席团会议上，主席被体面、和平地解除了职务。之后的传言说，其时马林科夫暴跳如雷，大发脾气。事实上，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事件，每个人都按计划行事，甚至连马林科夫似乎都知道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会议议程是以马林科夫承认自己不胜任这一职务开始的，“我没有达到要求，”他告诉自己的同事，“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寻找出路。”
赫鲁晓夫是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在控告马林科夫的过程中他保持沉默。除布尔加宁外，主席团其他所有委员都发言反对马林科夫。此时，赫鲁晓夫提名布尔加宁代替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支持这一提名。随后，长期任主席团成员的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0]和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11]元帅相继表态支持。尼古拉·布尔加宁以酗酒而名声不佳，但作为国防部长，却毫无冒犯他人之心。几个事件的谋划者会前就内定了他。
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子——主席团主席拉了下来。他相信，苏联应该由主席团来决策、管理，他要控制主席团的议事日程。赫鲁晓夫对主席这个重要职位的设想得到一致认可。莫洛托夫似乎并不想改变什么，或者说，至少他不想做那些不利于保住其克里姆林宫职位的事。
比起斯大林时代所遭受的迫害，这件事对马林科夫的伤害不大。他丢了主席的职位，但保住了性命。事实上，他并未丢掉主席团委员的资格。尽管那时马林科夫一言不发，赫鲁晓夫知道，还需要马林科夫来投票支持一些外交事务。在这些事情上，他们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些活动结束时，它们都要被保密。主席团已经决定，要在两周后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开这些变动。
通过幕后的秘密活动，赫鲁晓夫把自己变成了这个庞大、多事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在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苏联获取了许多领土。1955年，苏联在同化这些地方时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在战时的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都承认欧洲所建立的新秩序。虽然美英并不赞同斯大林对东欧地区施加影响，但是西方盟国很务实，他们能够理解，苏联军队解放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占领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1990年存在于今日德国东部，首都设置在柏林，以东德简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不过是为了粉碎这些国家的纳粹政权。斯大林认为，除非苏联的邻国也是共产党国家，否则他不会信任它们。
1945年之后的最初几年里，苏联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国家，它们都由那些二战时躲在莫斯科的人们所控制。战前，这些人没有一人在自己的国家受欢迎。现在，当成为这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领导人后，他们也渴望接受西方的援助，就像西方国家援助其盟国那样。这样，他们更不受欢迎了。在苏联占领下的东欧国家确实爆发过一场起义，但很快就失败了。1953年6月16日，在东柏林的建筑工地上发生一起罢工事件，由此引发东德民众的不满和示威，波及560多个城镇、50万工人。据估计，次日有8万人聚集在东柏林街道上，要求结束混乱局面。至少有21个示威者——或许更多被杀死，4000多人被捕，造成东德局势不稳。莫斯科有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甚至那些苏军未占领的欧洲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许多问题。作为游击队领袖，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解放了南斯拉夫，因而颇受民众欢迎。南斯拉夫未驻扎苏军，铁托希望走一条更加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1948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越来越失去耐心，要求情报机构暗杀铁托。铁托虽然活了下来，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却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越来越多，而西方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却在整合、壮大。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12个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反苏联盟的势力在不断扩大。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也加入北约。
尼基塔·赫鲁晓夫相信，借助他的新势力，他有义务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一场革命。此前，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直率的工业和农业专家的好名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工作成见很深，只是从未揭露过他们。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军事斗争，而忽视和那些中立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赫鲁晓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使之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显得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更为乐观，也比他们更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尽管不信任资本主义国家，赫鲁晓夫还是认为他们也是可以改变的。他深信，和领导那些国家的少数富人或军人相比，他们的人民是进步的。他深信，如果有机会，所有的社会最终会自由选择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进步力量，苏联应该准备影响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赫鲁晓夫也认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去世前所坚持的观念，即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赫鲁晓夫也认为，实现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发挥其潜能的必要条件。苏联和西方对抗，军费支出很大，这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民众的国内生活都有很大影响。对此，长期从事农业和工业管理工作的赫鲁晓夫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更为敏感。他只访问过几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东德、波兰和中国。这更坚定了他的思想，即经济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致命问题。
赫鲁晓夫深信冷战不可避免。尽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自大激怒了他，但他还是把纳粹德国瓦解后国际局势的紧张主要归因于苏联的失策。1945～1946年，斯大林对土耳其施压，迫使他们要么在地中海建立一个苏联的海军基地，要么重新谈判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使用权。同样，苏联也试图肢解伊朗，要把它的北方省变为一个卫星国，这引起西方的强烈关注。因为斯大林并不满足于瓜分欧洲，虽然这是几个大国在1945年的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作出的决定。
赫鲁晓夫也记得斯大林的第三个目标，也是第三次失败，即改写二战占领区的企图。在几个大国的协议中，每个盟国连同法国都占领并管理德国首都柏林的一部分。柏林以西100英里都是苏联的占领区，斯大林忧虑西方国家维持其通向柏林的陆路、空中和铁路通道的权利，经过东德向其西柏林占领区输送或撤出军队。为了迫使西方盟国撤出西柏林占领区，斯大林下令苏军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铁路通道。
几年后，赫鲁晓夫声称，封锁柏林是一个失误。斯大林这样做，“并没有考虑我们的现实责任。他没有充分考虑过这个问题”。相反，美国并未退让，杜鲁门总统下令向西柏林空运大批物资。11个月后，斯大林下令取消封锁。苏联失去的不止是在柏林问题上扮演的尴尬角色，还最终促使西方国家建立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并没有看到苏联外交政策的进展。他赞同马林科夫的讲话，即与西方友好，并尝试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但莫洛托夫对此都加以限制。苏联外交政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中，最有争议的就是两个德国的未来问题。莫洛托夫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行为。斯大林曾经想推动德国的统一，其前提是，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不拥有军队。尽管苏联在其占领区建立了东德国家，然而，保护东德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对德战略的原则。相反，战后苏联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一直是阻止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1990年存在于德国西部，临时首都设置于波恩，以西德简称）加入西方集团。
斯大林在世时并未看到其政策的失败。1954年秋，西方大国在巴黎草拟了一系列协议，它们一旦被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国家批准，就会把西德拉入北约。到1955年2月，虽然这些协议仍然未被批准，但似乎到5月就会被批准。就协议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莫洛托夫对西方和德国发表过一些模糊而具有威胁性的讲话。除此之外，莫洛托夫对挽救局势毫无作为。
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赫鲁晓夫还没有找到答案，但他清楚，莫斯科一定要设法尝试一些新方法，以阻止或至少延缓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赫鲁晓夫关心的不是西德加入北约后，将会准备进攻苏联，而是欧洲政治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削弱社会主义的东德。从1953年6月以后，平均每月都有15万人从东德逃往西德，共有30万人逃离了东德。
莫洛托夫对东德人的需要反应迟钝。总的来说，他对待苏联东欧集团麻木不仁，对东德人也不过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赫鲁晓夫指责莫洛托夫，斯大林死后，苏联连续两年抵制南斯拉夫。斯大林曾经对赫鲁晓夫夸口说：“我只要动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然而，斯大林动了不止一根小指头，铁托却依然活着。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年，莫斯科派出的一个克格勃间谍设法联系上了铁托的参谋。间谍代号马克斯，真名为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12]，化名特奥多罗·卡斯特罗。他伪装成哥斯达黎加暂居贝尔格莱德的代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命令马克斯暗藏一只珠宝盒，只要铁托打开它，就会喷发出一种致命毒气。然而，斯大林死后，这个计划就被搁置起来。莫洛托夫对铁托也一直怀恨在心，继续阻挠与之和好。
因为不了解赫鲁晓夫的计划，西方大国认为冷战进入了一个寒潮期。2月8日莫洛托夫的讲话是一个信号，似乎又回到过去的对抗时期。马林科夫的下台，也让人们相信，莫洛托夫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再次主导着克里姆林宫与西方的交往。
西方的期待与其说是夸大了莫洛托夫，还不如说是低估了赫鲁晓夫。1955年2月以前，外交官们在招待会上见到的赫鲁晓夫好像总是饮酒过量，大声嚷嚷。“赫鲁晓夫，”英国驻苏大使海特回忆道，“似乎在哪里都能见到他。”1954年，美国驻苏大使奇普·波伦在一封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他）不是很精明。”
也不是所有的美国官员都忽视赫鲁晓夫。这个苏联政治新星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尊重，这极为罕见。他把赫鲁晓夫看成一个实干家。早在1954年4月，杜勒斯就把赫鲁晓夫列为观察对象。“赫鲁晓夫是仅次于马林科夫的二号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杜勒斯告诉那些军校的精英军官，“和许多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似乎很有幽默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乌克兰人，但是，在任何一次大事中，他都是颇值得观察的对象。其思想明显不同于一直和我们打交道的一些苏联领导人。”
真正引起中央情报局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1954年发表的一次讲话。这次讲话中，他大骂苏联官员办事效率低，工作能力差。中情局指出，赫鲁晓夫在抱怨苏联一个地方的税收官员，这些人的工资比他们收的税要多。他对工厂车间每月报表的批评也引起了关注。“许多工人都在辛苦地为这些报表工作，而不是在做一些有用的工作。”赫鲁晓夫抱怨道。
中情局局长认为，苏联效率低下，其威胁也小。“我认为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这是他的结论，“就是说，你有一个像赫鲁晓夫一样务实的同伴，显然，他有勇气大声说话。”这种赞扬让一种假设给淡化了，那就是，赫鲁晓夫不可能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大喊大叫；若果真如此，那听上去就像莫洛托夫一样。
赫鲁晓夫对驻扎着4万苏军的奥地利实行新的政策。他试图减少莫洛托夫对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是对他的这种能力的首次考验。纳粹德国企图抹去1938年吞并奥地利的行为，1945年，盟国让奥地利恢复了独立。其时，奥地利被4个大国占领。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当政时，苏联的政策一直就是要和奥地利政府订立和平条约，进而实现德国的统一。两德的统一尚需时日，赫鲁晓夫并不看重这个政策。相反，在赫鲁晓夫看来，要吸引西德人与东欧集团保持一种非对抗的友好关系，而奥地利就是实现这种努力的第一步。假如奥地利被允许成立一个中立的、非军事化的国家，或许那些不情愿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德国人会考虑这种诱人的选择。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有过短暂的政治结盟，其时，他一直在劝说马林科夫，要用新观念来看待奥地利问题。2月8日莫洛托夫的讲话语气严厉，而西方评论员忽视了其中隐含着的声明，即奥地利是解决德国未来问题的关键，苏联不会与之签订和约。这实际上表明，斯大林主义的旧式立场有所松动。
赫鲁晓夫深知，莫洛托夫的支持纯粹是一种手段。就像这些年来他的许多外交提议一样，对奥地利的提议也是一种策略。莫洛托夫或许会担心奥地利西部会和西德一样被纳入北约，他想让奥地利人面临一种选择。莫洛托夫期望奥地利人拒绝苏联的提议。然而，谈判会打破西德和美国人的平衡，也很容易被拖延下去。
实际上，赫鲁晓夫无意于把事情拖延下去。和维也纳的一次次谈判不得不很快启动，因为在西德加入北约之前，没有达成协议的任何机会。“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认为可以和奥地利签订和平条约吗？”2月底到3月初，赫鲁晓夫问莫洛托夫，“和奥地利政府谈判签约怎么样？”根据赫鲁晓夫的记录，莫洛托夫对此极力抵制：“管管你自己的事吧。我是一个老政治家，我有多年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你才刚刚走上这条道。二战时我就是外交部长了！我开过各种各样的会议，也指导过许多关系我国事务的谈判。既然你来了，不要污辱我，不要把你那些不正确的、对我国利益有害的观点强加给我。”
然后，赫鲁晓夫就给这位“老政治家”设下一个圈套。利用权力，他将此事提交主席团会议，就莫洛托夫反对邀请奥地利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3月24日，邀请函发往维也纳。此次访问从4月11日持续到15日，为订立条约作好了准备。
这位第一书记等不及通过第一次考验，就再次对苏联现行外交政策发动了一次更为广泛的进攻。1955年3月12日，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发出苏联有意要和贝尔格莱德改善关系的信号。文章提议，铁托元帅应该“忘记过去，和苏联达成一致，共同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而努力”。这只不过是一场大规模公共关系战役的开始，虽然不针对外交部长本人，但却要清除他的观念。
赫鲁晓夫让苏联最著名的人物——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加入了这场战役。二战结束前几个月，艾森豪威尔在西线，朱可夫在东线。1945年，朱可夫任白俄罗斯第一军区司令，指挥进军柏林的战役。几周后，作为苏联代表参加受降仪式。朱可夫以斯大林允许的那种最受欢迎的英雄凯旋仪式回国的。和斯大林肩并肩站在列宁墓上，朱可夫凝视着一队又一队的苏军士兵把纳粹军旗踩在脚下。一年后，朱可夫发现自己处于不利的政治地位，成为斯大林偏执狂的牺牲者，虽然幸运地活着，但却重新回到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好像就在同时，”长期关注克里姆林宫局势的观察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3]说道，“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打发到俄克拉荷马去负责国民自卫队的训练工作。”斯大林一死，朱可夫就重返莫斯科，作为布尔加宁的副手，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宁升任总理后，赫鲁晓夫提名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出任国防部长。不久他又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
为了给莫洛托夫施加压力，朱可夫被要求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一次讲话。元帅很受人们欢迎，是一位可靠的盟友。没有哪个苏联人会怀疑这位战争英雄对国家安全所担负的责任。赫鲁晓夫相信，他不得不借助朱可夫来与莫洛托夫展开斗争。苏联官方一直强调二战的重要性，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的对外政策”，朱可夫说道，“是从伟大领袖列宁那里发展而来的，即不论其社会制度或国家结构，许多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经济上相互竞争。”
莫洛托夫提前收到一份讲话副本，马上意识到这是在挑战其外交权威。讲话提及“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意味着要彻底反对与西方对抗的理念。4月30日下午5点，还有一小时朱可夫就要发表讲话，莫洛托夫向其同事散发一封信，要求对和平共存的声明进行更正。莫洛托夫争辩道，朱可夫的讲话等于赞同“和平主义”思想。莫洛托夫想使苏联的国力得到加强，而不是国际关系的缓和，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
莫洛托夫的要求被苏共中央主席团否决。
一周后，赫鲁晓夫再次授意朱可夫发出信号：南斯拉夫将是第一个把和平共存政策付诸实践的国家。《真理报》发表纪念二战胜利十周年的文章，朱可夫用很大篇幅来赞扬铁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该栏目的末尾，克里姆林宫插入一段政治评论：“作为参加过反法西斯全民战争的战士，我们非常愿意表达这样的愿望，一些争执（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就出现了争执）也会很快被解决，我们两国之间将会再次确立友好关系。”
莫洛托夫试图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他把铁托视为法西斯分子，也很讨厌那种称赞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战争的想法。“托洛茨基缔造了红军，”莫洛托夫争辩道，“但我们并不赞扬他。”
莫洛托夫的同事们再次否决了他的意见，文章一字未改全文发表。其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14]在反对外交部长的投票表决上对赫鲁晓夫的支持最大。除莫洛托夫外，主席团委员里最富有外交经验的是米高扬。1926年以来，他曾几次出任苏联外贸部长。1936年，米高扬还到美国研究其食品生产体制。品尝过美式冰激凌后，米高扬非常喜欢，回国后，苏联也开始生产这种食品。如果说赫鲁晓夫因为在玉米生产方面成绩突出而获得“玉米棒子同志”的称号，那么，米高扬也会得到“蛋卷冰激凌同志”的称号。然而，米高扬过去并非事事顺利。他曾参与过和纳粹德国的谈判，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次年，莫斯科和柏林同时入侵波兰，他和其他人一同签署了处决4万被俘波兰军官的命令。这些人被处死后埋在卡廷森林。米高扬的内心极为复杂，从不同意马林科夫否定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赫鲁晓夫相信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判断。1954年秋，赫鲁晓夫曾邀请他一同访问中国。
1955年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称朱可夫是反列宁主义分子，米高扬和布尔加宁总理都有意立即表态支持朱可夫，以及和平共处的新政策。“你再不要这样指责他人，说‘反列宁主义分子’。”米高扬说。在苏联，这个词和约瑟夫·麦卡锡所称的“反美分子”一样带有污辱性。
“莫洛托夫就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赫鲁晓夫事后回忆道，“一旦发条被松开，齿轮和轮子就会不停地转动，直到发条松弛为止。”尽管莫洛托夫确实承认，说朱可夫是“反列宁主义分子”只是一时冲动，但他绝不赞成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所坚持的立场，也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
然而，赫鲁晓夫利用投票表决启动了和南斯拉夫的高层会谈。贝尔格莱德主动回应苏联的提议，即5月派出高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莫洛托夫还想阻挠这次访问，却并未达到目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前夕，主席团安排两次特别会议。会上，莫洛托夫几乎反对代表团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苏联的规则是，只有主席团才能取消对官方代表团的正式指示，而这些指示通常由外交部来准备。外交部也要草拟“最后”的谈判公报，苏联政府以后要把它推荐给参加谈判的伙伴国。尽管莫洛托夫主管外交部，但是主席团迫使外交部门在准备这些文件时不使用莫洛托夫式的语言风格。莫洛托夫非常鄙视他们。每次表决这些文件时，他都投反对票，每次投票结果都是八票支持，一票反对。
访问南斯拉夫，是赫鲁晓夫主导苏联外交政策后的首次出访。然而，南斯拉夫似乎并不明白莫斯科发生的这种变化，仿佛他们接待的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主管下的苏联外交代表团。5月26日在欢迎代表团抵达贝尔格莱德的仪式上，主人嫌麻烦，甚至没有翻译赫鲁晓夫的讲话。“这里每一个人都懂俄语。”铁托这样解释道。而赫鲁晓夫则怀疑这是借口。“我懂乌克兰语，但如果一个人说得快些，我还是听不懂。”赫鲁晓夫事后回忆道，“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距离比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要近得多。”这位苏联第一书记的一个鲜明印象是，不是所有的外交礼仪都得到了遵守。
尽管有些怠慢，赫鲁晓夫还是兴致勃勃。尽管知道苏共主席团的三驾马车不系黑白两色领带，然而，赫鲁晓夫的南斯拉夫主人还是在贝尔格莱德郊外铁托的冬宫举行了一场白领带欢迎会。赫鲁晓夫身着深蓝色西服赴会，他走下汽车，许多照相机和闪光灯迎面而来。让南斯拉夫人和聚集在一起的外国记者吃惊的是，他们离现场很近，甚至一伸手就能触摸到赫鲁晓夫。这位初出茅庐的苏联领导人对此友好地回应着。“他站在那儿，”《伦敦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爱德华·克兰克肖[15]回忆道，“还让记者拍照，面带微笑。”对外界来说，赫鲁晓夫似乎在对自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显然这是我不得不忍耐的。我会容忍它。”他从容应对，就像任何一位“从小就习惯这些的西方政治家”。
然而，赫鲁晓夫还面临着访问的压力。正式晚宴临近结束，他喝多了。带着一股酒劲，他向记者们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到我国参观？”有些记者抱怨道，他们很想去，但申请不到签证。赫鲁晓夫挥舞着手臂，许诺发给他们签证。酒精起作用了，最后，赫鲁晓夫不得不让人扶下楼梯，坐车回到苏联大使馆。几个小时前，米高扬想带他离开，这位苏联领导人不走。“不，”赫鲁晓夫说，“你以为我醉了？我没有醉。你是美国人，你喝不了这么多酒，但我感觉很好。我感觉很好。”
在南斯拉夫就像在家一样。外出参加正式活动时，赫鲁晓夫却又精神十足地为社会主义而战。在那里，他表现出的生气、活力和精神吸引了许多的观察者，不管他们有何种文化背景。参观一家工厂时，其个性暴露无遗。在工厂一楼，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还有工厂经理和两个记者，挤进工厂经理狭小的办公室。经理解释了工人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当赫鲁晓夫讲话时，仿佛马上变成了工厂负责人，滔滔不绝，大谈水泥的特点、用处。讲话时间很长，却从未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打断过。当布尔加宁想让报道这次访问的一位漂亮女记者出洋相时，赫鲁晓夫很快狠狠地扫了他一眼，布尔加宁停住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表情。“我第一次意识到，”现场的另一位记者克兰克肖回忆道，“这是一个内力强大的人，显然，在国内他能毫无困难地支配其所有的同事。”
一俟从贝尔格莱德回来，赫鲁晓夫而不是布尔加宁，就在6月6日向主席团提交正式出访报告。赫鲁晓夫承认，和铁托的高层会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在经济和国与国事务方面，苏联代表团达成一些协议，但在苏共和南共两党关系等敏感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莫洛托夫要代表团找出答案，铁托领导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无产阶级国家？其用意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指导未来两国关系的前提。对莫洛托夫而言，如果把南斯拉夫定义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就不得不把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者——苏联的利益放在前面，而不是它自己狭隘的地方利益。
赫鲁晓夫和代表团对莫洛托夫的问题给出了非常微妙的答复。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真理报》的编辑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也成为代表团成员。他的回答是，南斯拉夫“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不过它还不是一个与莫斯科保持一致的人民共和国。在苏联代表团和铁托及其宣传部长的多次会谈中，南斯拉夫拒绝对他们的解释作出让步。对莫洛托夫来说，这正好是放弃与贝尔格莱德保持密切关系的借口；而对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还有赫鲁晓夫的支持者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最需要一种新学说来代替斯大林-莫洛托夫的老一套外交政策。“要有信心，”两天后赫鲁晓夫对同事说道，“我们还要努力，必须逐步强化我们的立场，要把南斯拉夫拉到我们一边。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不要有失败主义情绪。”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超出克里姆林宫与铁托的关系问题。如果主席团顺从赫鲁晓夫的领导，放弃那种迫使潜在伙伴陷入意识形态怪圈的传统，那么苏联潜在伙伴的数量将会增长三倍多。尤其这是一个正在变化发展的世界，这种改变将会有更大的收获。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之行已经在警告莫洛托夫，无论其立场如何，现在他已经在未来苏联外交政策之争中处于守势。
从贝尔格莱德回来后一周，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秘密全会上，赫鲁晓夫肯定了此次访问。这个会议两年召开一次，有300名左右的中央委员参加。他和布尔加宁谈及莫洛托夫对朱可夫毫无根据的指责，以及他对南斯拉夫所持的不妥协立场。
苏联媒体并未披露对莫洛托夫的讽刺和批评。因此，无论英国还是美国记者都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的消息，媒体也无法接近克里姆林宫，不知道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之间的斗争，以及内斗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然而，赫鲁晓夫下一步要采取的外交政策极为重要，伦敦和华盛顿都不会错过。
[1]威廉·古迪纳夫·海特爵士（SirWilliamGoodenoughHayter，1906年8月1日——1995年3月28日），英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1—1934年任驻奥地利大使馆三秘。1934—1935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三秘。1935—1937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38—1940年任驻中国大使馆二秘。1940—194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1948—1949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49—1953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8年任外交部政治事务副国务秘书。1958—1976年任牛津新学院院长。1976年退休。
[2]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沃尔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ПетровичВолков，1910年9月21日——1990年12月26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起进入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工作。1952—1956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1956—1974年任部长会议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1974年退休。
[3]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4]艾伦·威尔斯·杜勒斯（AllenWelshDulles，1893年4月7日——1969年1月27日），约翰·杜勒斯的兄弟。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20年代末曾在国际联盟工作。1941年起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2—1945年任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站长。1945年曾短暂担任战略情报局德国站站长。1948年担任托马斯·杜威的竞选顾问。1951年1—8月任中央计划情报局副局长。1951—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策划了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活动。1953—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4年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总理阿本斯的政变。1961年策划了“猪湾事件”，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统治，但遭到挫败，随即被迫辞职。1963年出任旨在调查肯尼迪遇刺的沃伦委员会委员。1969年逝世。
[5]詹姆斯·坎贝尔·哈格蒂（JamesCampbellHagerty，1909年5月9日——1981年4月11日），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1912年移居美国。1934年起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43—1952年任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的新闻秘书，1944年、1948年两次参加杜威的总统竞选活动。1953—1961年任白宫新闻秘书。1961—1975年任ABC电视网副总裁。1981年逝世。
[6]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早年担任律师。1944年、1948年两次支持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1945年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序言。1949年7—11月任参议院议员。1953—195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反共政策。1959年逝世。
[7]查尔斯·“奇普”·尤斯蒂斯·波伦（Charles"Chip"EustisBohlen，1904年8月30日——1974年1月1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192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2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34—1940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雇员。1940—1941年任驻东京大使馆雇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捕。1942年获释后回国。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翻译，波茨坦会议上担任杜鲁门的翻译。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49—1951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9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62—1968年任驻法国大使。1943—1968年任总统顾问。1968—1969年任国务卿顾问。1974年去世。
[8]威廉·埃弗里尔·哈里曼（WilliamAverellHarriman，1891年11月15日——1986年7月26日），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加入共和党。1915年起开始经商。1915—1917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副总裁。1928年加入民主党。1931—1942年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46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董事长。1934—1935年任国家复苏局局长。1937—1939年任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1年任总统欧洲特使。1943—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4—6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商务部长。1950—1952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51—1952年任北大西洋防务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956年两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都败给阿德莱·斯蒂文森。1955—1959年任纽约州州长。1961—1963年任助理国务卿。1963—1965年任副国务卿。1965—1969年任无任所大使。196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6年逝世。
[9]沃尔特·比德尔·“比特尔”·史密斯（WalterBedell"Beetle"Smith，1895年10月5日——1961年8月9日），1911年入伍。一战期间在法国作战。1939—1941年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助理。1941—1942年任第一装甲师参谋长。1942年1—9月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1942—1945年任盟军总部参谋长。1945—1946年任陆军助理参谋长。1946—1948年任驻苏联大使。1949—1950年任第一军司令。1950—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3—1954年任副国务卿。1954年退休。
[10]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Моисеевич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于基辅省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当过鞋匠。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农红军筹建委员会宣传部政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员会主席兼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等职。1922年5月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8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至1935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担任运输人民委员，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57年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因组织“反党集团”，被发配乌拉尔当厂长，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11]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12]约瑟夫·罗穆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Ио́сифРомуа́льдовичГригуле́вич，1913年5月5日——1988年6月2日），苏联情报人员、拉丁美洲民族志学家、历史学家。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小职员家庭。192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27年移居波兰，秘密参加了立陶宛共青团。1932年被捕，1933年被判处两年缓刑，同年流亡法国。1934—1936年期间被共产国际派往阿根廷工作。1936年被派往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并积极迫害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1937年参与镇压巴塞罗那5月起义，并策划逮捕和杀害了安德烈·宁。1938年被派往墨西哥。1939—1940年期间参与了刺杀托洛茨基的“鸭子行动”。1940年被派驻到阿根廷。1945年被派驻到巴西。1948年短暂回国。1949年被派驻到意大利。1950年加入联共（布），同年取得哥斯达黎加国籍，并于1951—1952年任哥斯达黎加驻帕多瓦总领事馆一秘。1952—1953年任驻南斯拉夫公使，期间参加了旨在刺杀铁托的“秃鹰行动”。1953年回国。1956年脱离克格勃。1958—1960年任全苏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88年去世。
[13]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HarrisonEvansSalisbury，1908年11月14日——1993年7月5日），美国记者。早年在美国联合新闻社工作。1949—1954年任《纽约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1955年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1964—1972年任《泰晤士报》主编。1972—1973年任《泰晤士报》副主编。
[14]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Ивановнч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15]爱德华·克兰克肖（EdwardCrankshaw，1909年1月3日——1984年11月30日），英国作家、翻译家、评论员。1940—1943年期间在军情六处工作。1947—1968年任《观察家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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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导言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的性格能和意识形态、政府或社会运动一样影响着一些国际大事。这些人物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他们自己国家范围，不但影响着其他国家，而且也决定着大国间的竞争。20世纪中叶，冷战进入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五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危机相继爆发，每一次危机都足以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领导人与普通人一样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而两大竞争对手——美国和苏联却处于一种没有和平也没有战争的过渡状态，并随时会陷入一场惨绝人寰的核战争。然而，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认为自己可以改写历史。
1962年1月8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过一次讲话，讲话内容保密了40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告诉其同事，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苏联处于不利地位，莫斯科毫无选择，只能在国际政治方面树立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加大压力，我们不能打盹，当我们发展时，我们应当让对手感受到这种发展”，赫鲁晓夫用倾斜的酒杯打了一个比喻，来形容日趋紧张、随时都会进入战争边缘的国际政治形势。“因为我们没有让酒杯倾斜，”他这样解释道，“因此，我们的敌人生活得很舒服。”
美国就是这个“敌人”，赫鲁晓夫不想让它过得“很舒服”。苏联领导人渴望战争吗？杯中的酒——赫鲁晓夫极富个人色彩的形容——不会溢出来，但是，只要苏联处于大国竞争的弱势地位，它就不得不实行战争边缘政策，以此来使其对手失去平衡。历史上，战争边缘政策是一种危险策略。核战争时代，这种策略就是一种潜在的自杀行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曾经这样自负地来阐释它。自从195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掌握苏联对外政策大权以来，赫鲁晓夫就一直在以各种形式实践着他在1962年所宣称的这种战争边缘政策。到底是什么让赫鲁晓夫相信，他能控制苏联施加压力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为什么他会相信，美国会知道酒杯里的酒不会溢出来？
和其他总统一样，约翰·F.肯尼迪总统从不知道赫鲁晓夫在1962年1月发表的这个讲话，或者说这个讲话背后的战略。肯尼迪总统下了很大的工夫来琢磨赫鲁晓夫，他不得不和这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打交道。另一方面，这位苏共的领导人又大谈缓和和裁军。1962年7月，赫鲁晓夫同意老挝中立宣言，宣言结束了美苏在东南亚的对抗。在苏联国内，他被认为终结了斯大林的镇压政策，释放了大批政治犯，明确反对以前国内实行的血腥政策。然而，也正是这个赫鲁晓夫，发表过许多反西方的强硬讲话，并且似乎常常要把冷战转变为致命的竞争。赫鲁晓夫无休止地夸大苏联核武器的毁灭性，一次次地发布最后通牒，迫使西方接受他在中东、中欧和拉丁美洲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
再多的情报或地域知识也不能让冷战时代的美国领导人洞悉克里姆林宫，让他们确信掌握着莫斯科权力中心正在发生的一切。那里有过争论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考虑过战争吗？以赫鲁晓夫为例，在系列事件中，这位独断专行者的个人性格扮演了何种角色？
对于其中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也留下了一条破解的线索。“得不到档案材料，我不得不口述我的回忆录。”在20世纪60年代末留下的一盘录音带上，赫鲁晓夫这样说道。1964年10月，被解除权力后，他无事可做，由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小时的回忆录录音工作（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原始录音带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970～1990年，先后有三本录音带内容的英文译文出版）。结果是，尽管长达两千多页的回忆录非常吸引人，但它也把历史事实和个人错觉混杂在一起，很难找到答案。“等到将来，如果有人对我所说的话有兴趣，都能在我这里找到答案。”赫鲁晓夫在录音带中说，“那些事实都如实记录在会议记录和备忘录中。”
这些记载着赫鲁晓夫时代各种决策过程和争论的会议记录及备忘录，包括赫鲁晓夫1962年那次讲话在内，都秘密保存在莫斯科，直到2003年夏天才得以开放。尽管柏林墙倒塌的最初几年里，苏联对外开放，但有关赫鲁晓夫的秘密资料仍然保存在一个由俄联邦总统办公厅主管的档案馆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中的部分资料曾被一本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书所引用。虽然这些资料非常珍贵，然而，它们并未涉及赫鲁晓夫时代的东欧和西欧的各种冲突，如苏伊士危机、伊拉克危机和柏林危机。2001年，苏联时代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和备忘录从机密档案转变为更易得到的非机密档案，直到2003年全面开放。俄中央办公厅主任弗拉基米尔·马林负责这项工作，这些记录全面记载了苏联领导人的各种决策、争论和愿望，时间从赫鲁晓夫执掌苏联外交大权一直到匈牙利、苏伊士、柏林和古巴危机。这些颇有说服力的档案详细描述了克里姆林宫的愿望和恐惧，而那时西方的政治人物和记者都在设想一场核大战迫在眉睫。如果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能够得到这些情报，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就能向肯尼迪总统解释清楚其苏联对手的整个计划。
运用这些档案和其他资料，我们在本书中试图重构赫鲁晓夫如何看待冷战以及他在冷战对抗中惯常使用的策略和方法。同时，使用比较历史研究等方法来探索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应承担的个人责任。1956～1962年，整个世界都见证了发生在中东、中欧和加勒比海的危机，然而，世界大战并未在两个超级大国间爆发。世界为什么如此幸运？到1963年，当赫鲁晓夫还大权在握时，两个超级大国在诸多方面达成共识，似乎要来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在综合赫鲁晓夫时代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我们也想揭示两个超级大国相互间行动、互动的过程，还有一些小角色的独立行为，它们也有助于事情的解决。
揭去包装和公开秘密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赫鲁晓夫是一个最富有挑衅性、最有胆量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是克里姆林宫里最愿意和任何美国人达成持久协议的人。和那些斯大林时代活下来的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残酷无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假如这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是一个小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特有的个人风格很值得编成故事。但是，这些风格不会成为理解世界大事的主要因素。然而，不同的是，赫鲁晓夫是美国所面对的强大对手的核心。这个国家地跨11个时区，面积几乎达到800万平方英里，人口近两亿。除苏联外，克里姆林宫还控制着许多卫星国家。1945年第二次大战胜利之际，苏联军队占领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还有德国的三分之一国土，其中也包括东柏林——纳粹德国的半个首都。截至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之日，莫斯科还占领了中国东北、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北部。然而，苏联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没有哪一个二战的胜利者像苏联一样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据估计，纳粹摧毁了苏联1700个城市、7万多个村镇，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人员伤亡更是难以计数。战场伤亡比纳粹德国高两倍，达700万；平民的伤亡更大，估计在1700万～2000万。
然而，占有如此庞大的领土似乎促使苏联跃居到了世界舞台上。二战结束后的5年里，苏联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以此来威胁邻国。同时，也参与了朝鲜战争。其势力的急剧扩张引发了人们对苏联的恐惧和担心，不仅对其全球影响力，还有它那无止境的军事野心。
赫鲁晓夫不过是领导这个帝国的一匹黑马。1894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只受过4年教育，然后进入乌克兰的一家金属工厂做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分布广泛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为这个新国家富有雄心和精力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机会。1929年赫鲁晓夫去莫斯科之前，靠着保护人、当地有势力的人物，还有自己的才能，得以在克拉克夫和基辅党的组织中稳步升迁。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工作非常努力，因而掌握了农业和机械工程的许多知识。他效忠于斯大林，此时，斯大林已发动了第一次大清洗运动。斯大林也开始注意到赫鲁晓夫。1938年，斯大林派赫鲁晓夫重回乌克兰。在那里，赫鲁晓夫参与了抵抗纳粹德国的战争，经历了乌克兰从防卫到收复的全过程。1949年，斯大林又把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任党的书记。此时，后者已是政治局委员，被视为斯大林的心腹之一。
尽管战后初期斯大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过于偏执，无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确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这位独裁者还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要把他身边的一些人清洗掉。1953年3月，当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因中风而去世时，他的继承人显然是别人，而不是赫鲁晓夫。
斯大林生命垂危时，一个领导国家的四人小组成立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1]是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富有行政经验的人，他成为政府的首脑，即部长会议负责人。围绕在他周围的是拉夫连季·贝利亚[2]（他是克格勃（KGB）的负责人，秘密警察头子，也是内政部长），还有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长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3]，最后就是这位尼基塔·赫鲁晓夫。斯大林死后，他成为苏联党的第一书记。没有人被称为总书记，这是斯大林过去的职务。
贝利亚引发了同事们对稳定的权力共享斯大林安排计划的担心，他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要么是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杀死大家，要么是大家先把他清除掉。最初的3个月里，贝利亚就被处置。赫鲁晓夫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剩下的三个人组成一个并不稳定的联盟（被称为的“三驾马车”）的实施着所谓的“集体领导”。
本书内容始于1955年，此时赫鲁晓夫刚刚走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阴影，开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他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已经完全退回到一个人当政的斯大林时代。在那10年里，赫鲁晓夫开始执掌大权，决定着世界上许多事件的进展，陷入一场和两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势力对抗中。富有雄心、进攻性而缺乏耐心的赫鲁晓夫试图给世界打上自己的印记。本书记述了赫鲁晓夫实施这一计划的全过程。
[1]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了“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
[2]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Павлович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3]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乌共（布）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再次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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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
罗莎·卢森堡
S．黑克尔（克拉科夫）和他的同志们在《新时代》[1]第37期上发表的《波兰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表明了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态度，在我们看来，这对弄清这个问题完全没有用处。按照黑克尔的说法，波兰的独立不应纳入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纲领，而应作为“要求”在鼓动中得到践行。但是，不言而喻，这个有争议的要求被称为“纲领”还是“要求”，本质并没有改变。社会爱国主义的倾向导致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因为它被写入纲领，而是因为它在鼓动中得到践行。可见，仅仅改换名称，既不能排除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论证社会爱国主义要求的必要性，也不能消除在鼓动中采纳这个要求的消极后果。
关于这个“要求”的可行性，黑克尔同样也不知道说什么令人中听的话。如果他宣称，他和他的同志们“一开始就没有断言”，他们能够“在大崩溃之前贯彻波兰的独立”，那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一次无谓的逃避问题的尝试。因为在大崩溃之后，波兰重建为一个阶级国家是没有意义的，而在那之后的波兰民族解放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当下的鼓动中无法形成特定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社会爱国主义派在提出这个要求时，谁也没有想到别的，只想到波兰的阶级国家。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与俄属波兰中许多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一样，声明与加利西亚的社会党人团结一致，甚至断然拒绝在俄国制定宪法的要求，并把建立一个有最低工资标准和罢工等自由的波兰共和国当作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见伦敦的《官方通报》第1期）只要加利西亚的社会党人在鼓动中提出这个要求并尝试说明理由，那么，他们心中就始终只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波兰国家。因此，那个理想的波兰是一个在大崩溃之前建立的波兰阶级国家，而无产阶级应以何种方式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一如既往悬而未决。
最后，黑克尔用美金和其他次要的考虑来解释三个波兰政党像五月节庆祝活动那样的共同行动；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说，在党的生活的最关键时刻采取这样的行动。其实是对共同政治行动的践踏，而黑克尔没有，也不可能面对波兰社会主义者活动的不同条件，指出这种共同行动的基础。
黑克尔同样不知道，除了波兰各政党今天的实践外，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反驳我们关于运动中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企图的必然结果的阐述，但正如我们明确强调的，“今天的实践”不算数，因为它“显然只归功于他们的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同志的共同纲领，而绝不能视为把波兰独立的要求付诸实践”。[2]相反，我们关于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之间的新矛盾，关于社会爱国主义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提示，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黑克尔的答复会充分证明，维护社会爱国主义观点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深究加利西亚运动的实践问题。因此，结合黑克尔的文章，我们只想探讨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意义上的两个问题：一是黑克尔也把伦敦代表大会[3]的决议作为加利西亚党的决议加以维护，二是俄属波兰的社会状况，关于这里的社会状况，他提出了一整套荒诞的，却对评判波兰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4]
一
这个在伦敦代表大会之前为重建波兰而作出的决议说：
“鉴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奴役只是对资本家和独裁者有利，相反，对于劳动人民，无论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还是对于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来说，都是有害的；特别是俄国的沙皇制度从镇压和瓜分波兰中获得内部力量和外部意义，这对国际工人运动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危险，所以代表大会认为：波兰的独立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波兰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政治要求。”[5]
这个决议的第一个“鉴于”纯属老生常谈，从中绝对得不出任何实际的东西。这个决议的特点是，行文与著名的荷兰决议，即关于军人罢工的决议极为相似：“鉴于民族矛盾绝不对无产阶级有利，但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有利；鉴于所有现代战争都是由资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发动的。”[6]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军人罢工来消除战争。这两个决议——荷兰的决议和社会爱国主义的决议，都天真地以为，只要将某些东西解释为对无产阶级“有害”。而对资产阶级有利，就足以直接消除祸害。两个决议都想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消除根植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现象——战争和兼并，而不想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第二个“鉴于”是一个谬论。沙皇制度的内部力量和外部意义都不是源自瓜分波兰。专制制度目前的生存基础是农村落后的社会关系的残余：农村公社的财产和专制政体对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的暂时适应。俄国获得的外交意义应归功于它在东方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亚洲的地位，特别是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后形成的欧洲政治局势。[7]有没有波兰，都不会改变所有这些内部和外部关系。如果人们从这个方面考虑去消灭专制制度，那么，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丝毫希望的幻想。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暂时假定，瓜分波兰真的构成沙皇制度的生命线，那么相反，无产阶级能够做什么？根据这个决议，它应该要求重建波兰。然而，仅仅提出要求和举行和平示威，是不可能重建波兰的。统治阶级在波兰的三个部分正在形成最坚固的兼并壁垒，而外国政府则会对无产阶级的要求充耳不闻。但是，如果无产阶级用行动强调自己的要求，那么，只要它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定遭到血腥的失败。因此，通过这个决议就相当于表达一种善意的愿望。阿德勒[8]博士在苏黎世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我们，一届社会党人的代表大会，只是一个只表达善良愿望的团体，那么，今后无论是在统治的欧洲还是在被压迫的欧洲，我们的意见都不会得到任何重视。”[9]因此，决议的结论似乎与它的两个“鉴于”一样难以服众。
对于波兰运动来说，如果通过这个有争议的决议，那么后果很清楚：那就是最高机关认可民族主义的倾向。
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来说，这种后果也很明显。我们已经说过，波兰的决议与荷兰决议实质上是一致的：一个想通过消除战争来预防未来的兼并，另一个则通过废除兼并来消除之前的战争。因此，通过波兰决议就会突破以前历届代表大会关于荷兰决议的决议。即使荷兰决议建议不切实际的方法，而波兰决议只提一个“要求”，那二者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的纲领采纳波兰的要求，那么，就要连续不断地讨论一系列类似的问题，如波西米亚和爱尔兰的政治解放，取消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等。此外，接受这个要求，对波兰，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就是原则上认可这个以民族解放为目的、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的组织，也就是认可将各个国家的无产者一致的政治斗争分解为一系列无谓的民族斗争，并将此列为一种可能的结果。
自从将波兰的统一上升为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要求以来，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欧洲的政治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它的重点已经从东方，从波兰问题，转移到德法边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策略现在发生了变化。1848年，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街垒战，而它主要的敌人是刺刀。当时它必须在反动派的后备军——俄国的刺刀面前构筑肉体城墙，而一个独立的波兰理当成为这样的肉体城墙。今天，无产阶级进行日常的政治斗争，绝不能受人挑拨，走向街头。因为对无产阶级来说，不仅俄国的刺刀，而且俄国对欧洲的反动的外交影响都是危险的；但是，这种影响不能通过肉体城墙，而只能通过消灭本国的沙皇制度来消除。
但幸运的是，俄国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再拘泥于30年前就存在的专制的社会僵化；现在，它的基础正遭到年轻鼹鼠——资本主义的侵蚀，而这能为从内部征服专制制度提供保障。俄国现在表明不仅有刺刀，而且有战斗的无产者，而无产者正是欧洲摆脱彼得堡独裁统治的梦魔的最自然的保证。另一方面，波兰的无产者在从这个共同的堡垒争取政治自由的日常斗争中，同样是俄国无产者最天然的同盟者。现在，国际的运动和波兰与俄国的运动一样，关注的不是要求实际上不可实现的重建波兰的阶级国家，而是相反，是联合俄罗斯帝国所有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沉重打击沙皇制度的斗争，否则，结果只能是分散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使一部分无产阶级力量走上确实毫无希望的争取民族目标的弯路。
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将把一项在这个意义上草拟的决议提交给伦敦代表大会。
二
西欧各国的社会党人在波兰的民族目标问题上发表的大部分看法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习惯于根据人们在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安排给波兰的角色，来评价波兰的这些努力的内部的社会性质。相反，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反过来从波兰本身进行这些努力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性质，来推导出统一波兰的努力对欧洲的作用。我们想扼要概述这些关系，同时，我们首先打算考察波兰的那个部分——俄属波兰。
1864年的农民改革[10]终结了波兰贵族的民族斗争的时期。没有农民，贵族无法战胜俄国政府。但是，与农民一起获得胜利有一个前提，即废除依附关系是贵族运动赢得农民阶级的唯一手段，可见，贵族最可怕的经济失败会使其政治胜利变得毫无意义，使整个斗争成为笑谈。由于这个矛盾，贵族起义必然失败，而正是贵族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使俄国政府成为笑到最后的角色，并且确保能够遏制贵族，并削弱其运动。斗争的关键因素——农民改革——彻底改变了俄属波兰的经济面貌，改变了贵族农业的生产条件，从而破坏了民族运动扎根的社会基础。
波兰原来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导，1851年以前设立关税区边界，与俄国相分隔，而经济上基本是封闭的。从60年代开始，波兰卷入了直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风暴：大工业进驻国内。俄属波兰的关税区边界的撤销、俄国的农民改革[11]和与此有关的货币经济的实行，60—70年代开始进行的波兰连接俄国所有地区的庞大的铁路建设，最后还有自70年代起日益严格的关税保护政策（该政策仅仅让本地的工厂主抢占了俄国的内部市场，确保他们得到40%—60%的利润），这一切都使波兰工业进入了原始积累的天堂，在这里工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快速生长。在波兰开始了一个创业的狂热期，在20年（1870—1890年）内产量，超过了整个上个世纪工业领域产量的三倍。罗兹和索斯诺维茨分别用了25年和15年从乡村变成了大工业城市。拥有850万居民的小小的会议桌上的波兰[12]每年达到的生产规模价值30000万卢布。[13]
我们粗略地列举了波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但其中的基本因素过去和现在都是俄国的销售市场。随着铁路线向俄国纵深的发展，波兰的产品也纵深销售到俄国，人们可以从生产的这种跳跃式发展清楚地追踪这一发展进程。波兰产品的三分之二直接由俄国消费，剩余的工业则直接依赖于为俄国生产的工业部门。需要留意的是那些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大工业支柱的工业部门——波兰依赖俄国市场的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14]因此，俄国市场是波兰资本主义的生命线，从而也是波兰现代发展的生命线。
波兰工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性是既成事实。然而必须承认，很遗憾，俄国政府对这个事实的理解比一些波兰社会党人更深刻、更正确。这些波兰社会党人习惯从这个有疑问的现象中得出波兰资产阶级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个唯一的结论。但是，这说明他们忽视了这种现象的客观的、辩证的一面：波兰和俄国的经济往来对波兰整体社会结构的反作用，以及这种往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波兰的独立问题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影响。这个方面很少有人注意，然而，在评判波兰问题时恰恰可从这个方面轻松地寻找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在各个国家使自己的各个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依赖，这是它的一般趋势，在波兰和俄国没有受到限制，因为两国间的关税区边界已经撤除。这种趋势在波兰一方面使农业、手工业和贸易最紧密地依附于使它们成为整个经济中轴的大工业。另一方面，使这个中轴牢牢地嵌入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机制。生产、交换、运输，所有这些在波兰和俄国都结成一个唯一固定的结。现在紧紧纠缠波兰的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深深伤害俄国的某些利益，反过来也一样。俄国经济的每一次繁荣都会在波兰得到忠实的反映，反之亦然。俄国和波兰正在转变成一个唯一经济的机制。这种转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同步。在这两个国家中，落后的生产形式越是让位于现代的生产形式，这种联系就越稳固，波兰对俄国的依附关系就越能成为波兰经济生活的基本条件。[15]
因此，资本主义在波兰的发展趋势导致波兰经济上并入俄国。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不以某些人的意愿，也不以各政党的意愿为转移，而首先应归因于波兰的生产和交换条件。这从民族目标的角度看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更可悲的是，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16]
社会发展的这种独特路线造成的结果是，波兰现在没有一个社会阶级关注波兰的重建，同时又有力量引发这种关注。
最重要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受自己的阶级利益的驱使统治外来的民族，而在波兰，资产阶级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屈服于外来的统治。
以前在波兰引领社会的贵族，现在跟着资产阶级亦步亦趋。向雇佣制度的过渡，以及此后谷物和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使本来已经负债累累的中小地主面临破产的边缘。所有贵族的庄园三分之一已经不是由所有者掌握：其中的15%已经转移到犹太人和德国人手中，另外的15%被分为小块地，卖给小生产者。其余的地产都平均负有80%的抵押债务，五分之二的抵押地产债务高达100%—250%。整整三分之一的庄园不久便被判拍卖。农业目前在波兰仅以两种极端的存在形式幸免于难：或者作为大种植园，从事集约经济，计划工厂化生产自己的产品，从而间接依赖于俄国的市场；或者作为小农场，采用最落后的三年轮种法，从而得以顽强地生存，因为他们放弃了一部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表现为地租和利润的收入和一部分工资。中产阶层——民族自由的实际捍卫者——如今已经彻底陷于垂死挣扎的绝望境地。他们的“社会纲领”——用他们今天的代言人布洛赫和古尔斯基的话说——是土地银行和土壤改良贷款。[17]而他们不能敷衍自己说，先等到有了未来的波兰政府再采取这两种救市方法。执行官已经在门外催逼讨债，这个理由让贫困的波兰地主把俄国沙皇政府看作唯一的救世主，并要对它奴颜婢膝。
小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一些手工业（制衣业等）直接利用俄国市场，他们的社会纲领是手工业者的商号“去东方”销售。这个行业和许多其他行业都在国内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在上升的内需中得益。因此它们是大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然而，许多手工行业需要直接承受工厂工业的竞争压力。这些资本薄弱且濒临破产的小资产者采用落后的生产方法，当然有理由对事物的现存秩序表示不满，结果自然也以这种形式发泄不满。既然大工业是俄国兼并的产物，那么被其碾压的小资产阶级就成了孤苦伶仃的民族目标的养父。
农民阶级根本没有政治形象。但是，俄国政府在“解放农民”时，不管怎样都是以“使用权”的形式（农民对贵族的林地的使用权）在农民阶级和贵族之间设置了一道障得，而这些林地是二者之间产生纷争和冲突的永不干涸的源泉，而且直到今天都没有使这对敌对兄弟和解的可能性。如果农民能有一个政治形象，那他们今天也习惯憎恨和不信任任何民族运动，就像憎恨和不信任“贵族的骗局”一样，而且愚蠢地，以农民特有的顽固依赖于俄国政府——臆想中的将农民从贵族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的人。
最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不大的、在各国没有政治自由，却喜欢吵闹的阶层，在波兰大部分是由贫困化的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在学校，他们已经接受俄罗斯化的残酷制度和民族思想。后来，他们看到自己没有希望获得重要的职业——教职、公职和高级军衔。因此，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向往着祖国，并对莫斯科的暴政愤怒不已。但是他们越发倾向于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职业中，也就是在对工业和资产阶级的直接有用的职业中寻找一个职位，而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他们果然在大量职业中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职位。这些“知识”青年作为成熟的男子在资产阶级社会一旦站稳脚跟，就会采纳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形象，并且变得“理智”和“正派”。
这是目前波兰社会的一个大概的形象。通过与俄国相连的资本主义生命线，波兰社会只有两种具有一点民族特色的人：已经衰落并注定灭亡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尚未发迹的“知识分子”——二者都是毫无依托，二者都只是过渡阶段，因此二者都无力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身。因此，在我们看来，那些见过前资本主义的波兰，见过这个起义频发的国家的人，希望在战时投放到波兰的数十万份公告会像一道闪电一样点燃民族大火，那就大错特错，因为我们看到，在目前的波兰，那些关注波兰独立的阶层没有权力，而那些有权力的阶层则不关注波兰的独立。不仅如此。在此期间，波兰实行古老的自然经济，是可以任意分割为封闭的徭役区的松散集合体，而无须破坏它的经济结构，从而也无须破坏它的统治阶级的实际存在条件，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的波兰，为了重新统一，必须彻底触动那些在政治上唯一重要的阶级——城市居民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生存利益。
还有无产阶级。如果要把西欧状况的标准用于波兰，那么有人也许会说：如果所有有产阶级放弃独立的旗帜，那么，无产阶级更有理由将独立的旗帜变成其自已的旗帜。然而，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我们认为，是一种纯表面的对比。如果西欧的无产阶级采纳遭到资产阶级背叛的民主解决方案，那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是敌对的兄弟，但都是同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形态的产物。这种形态自身具有一定量的、自己力求启动的政治民主倾向。最初，资产阶级表现为这种倾向的载体，随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全体“人民”的代表。然而，阶级矛盾一旦激化得足以逼迫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那么，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就会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如果无产阶级在这时采纳这种理想，那么，它只是表现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继承人，表现为同一个资本主义阶段的趋势的载体，这完全是它的历史角色。在波兰，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属于一种在民族斗争的坟墓上诞生的形态。波兰的独立实际上没有遭到资产阶级的背叛，因为波兰的独立从来就不是它的理想，那是前资本主义的、贵族的、自然经济时期的理想。可见，如果要波兰的无产阶级继承这个纲领，那么，这就等于——作一个正确的对比——要求西欧的无产阶级重新接纳例如封建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目标，而在这些目标中只有资本主义时期保存下来的理想的上层建筑，但是，它们的物质基础以及实现方法不可逆转地仍回到了过去。这明显不是无产阶级的任务。相反，它的目标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础。但是在波兰，这种导致产生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发展则使波兰本身与俄国建立越来越稳固的联系。两种结果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无产阶级把波兰的独立视为自己的纲领，那它就是抗拒经济的发展进程。这无助于它去实现这个使命和它的其他阶级使命，而是相反，只会使它和它的奋斗目标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自己的背后，它想要面向这个目标，那它必须背弃重建波兰。民族的目标丝毫不能期待波兰的经济发展，最多是停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倒退，能够为民族的目标创造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纲领，从社会性质看，只能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纲领。因此，如果无产阶级接纳这个纲领，那么它将不会像其他人所说的，将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而是相反，不管这些分子多么弱和小，无产阶级都会转到他们的立场上。
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从上述概要中得出全部结论。但最重要的结论是：
1．波兰的民族努力，除了毫无希望外，还无法在国内开展严肃的运动。因此不能为它们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政策中安排任何有意义的角色。
2．波兰无产阶级的积极使命与所有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使命完全相似，这就是使现有国家机构的民主化。由于波兰和俄国正在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机制，所以波兰和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成为一个工人阶级，而他们最近的共同任务就是消灭沙皇制度。
在俄国，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为波兰无产阶级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不仅可以作为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能在以唯一有效的方式为争取波兰的自治自由而斗争的同时，作为岌岌可危的波兰民族的捍卫者坚守岗位。
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自从1889年第一次登场起，就一直以上述的基本原则为基础。
1895—189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4年卷第2卷第459—470页
[1]S.黑克尔：《波兰的社会主义》，载于1895—189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4年卷第2卷第324—332页。——编者注
[2]本卷第27页。——编者注〔见《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的第三节第一段——录入者注〕
[3]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1896年7月27日—8月1日在伦敦召开。——编者注
[4]S.黑克尔认为，需要用几点个人性质的说明作为他反驳的开场白，我对这样的说明不在意，在它们也涉及我所属的组织时，我在这里只想作简短的答复：
1．黑克尔重提那则假消息，说我在独立派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所写的文章，完全是“反对波兰社会党”。我已经在1893年《前进报》第241号揭穿了这一点，奇怪的是，黑克尔正好忽视了这个报道！但可笑的是，这篇指控文章反对我和我的同志们。
2．《工人事业报》没有停刊，只是由于我党遭到大搜捕而暂停出版，现在已经出版到第24号。
3．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既不是1893年从哪个政党退出的，现在也没有与哪个政党联合。黑克尔对我们党内生活的极度无知，应当感谢伦敦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倾向性的文章，他从这些文章中获悉了上述信息和所谓有关社会民主党和社会爱国主义者联合的“文件”，而其中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4．黑克尔试图把我关于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与我被逐出苏黎世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确实存在，但意思完全相反：我所代表的观点已经反映在关于俄属波兰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中（见本卷第1—8页）〔即《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录入者注〕，我是带着这个报告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的，而这份报告正是我被逐出大会的真正原因，加利西亚党的两篇文章（《伦贝格1894年工人历书》和泽哥塔的《加利西亚运动简史》）也清楚表达了这一点。——作者注
[5]1896年6月《工人事业报》第24号，另见《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57年华沙版第453页。——编者注
[6]《国际社会党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3年8月6—12日于苏黎世音乐厅》1894年苏黎世版第25页。——编者注
[7]德国1871年对阿尔萨斯—洛林实行的兼并，导致法国推行反对德国的越来越强硬的报复政策，并使法国日益亲近俄国。这种冲突大大有助于欧洲军事集团的形成。——编者注
[8]维·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9—1895年曾与恩格斯通信；《工人报》编辑，1889、1891、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编者注
[9]《国际社会党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3年8月6—12日于苏黎世音乐厅》1894年苏黎世版第26页。——编者注
[10]沙皇政府被迫于1864年3月2日废除波兰的农奴制，从而保证了波兰农民在1863—1864年的斗争中赢得的权利。——编者注
[11]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遭到失败、财政遇到困难、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又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改革“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依然保持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量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的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的形式先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给政府。根据粗略统计，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而农民只有3370万俄亩。但这次改革仍然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编者注
[12]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波兰王国被称为会议桌上的波兰。它一直存在到1915年，实行合一君主制，俄国沙皇也就是波兰国王。——编者注
[13]考虑到篇幅有限，我们只能从关于这一点的官方报道和其他报道的大量材料中选取一些数据：
1871年1890年
增长率
生产总值（卢布）66700000210000000
2.15
纺织业生产总值（卢布）18800000100000000（1891）
4.32
钢铁生产（普特）9000007500000
7.33
煤炭生产（普特）12600000151000000
10.98
棉纺织业的纱锭数量在10年（1877—1886）中从216640上升到505622（增长了134%）。俄国棉纺织业的纱锭数量同期增加了32%，美国棉纺织业的纱锭数量（1881—1891年）增加了29%，英国棉纺织业的纱锭数量增加了8%。——188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波兰最大的工厂中，25%在1860年建成的，75%在1860—1886年建成的。——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的产值1860年为260万卢布，而1888年为4000万卢布。索斯诺维茨的产值1879年为50万卢布，而1885年为1300万卢布。在最近的10年中，索斯诺维茨成了波兰钢铁和煤炭工业的中心。——工业规模实际上要大于官方说明的数据，比如，1890年的工业总产值不是21000万卢布，而确切的数据是30000万卢布。因此，波兰的工业生产——根据其每年的价值测算——现在已超过谷物生产近三倍。根据（从俄国的）谷物进口和波兰的谷物出口的统计结果，生产的不足是由进口的过剩抵补的。因此，波兰，以前的欧洲仓库，已经成为纯工业国家。——上述所有说明均引自：J.G.布洛赫《会议桌上的波兰1871—1881年的工业》1884年华沙版第17、151页；《俄国工业的历史统计展望》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表11和表15;《俄国的工厂工业。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官方报告》第13、32—33页；《俄国1891年贸易和工业统计材料》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124—147页；《俄国的矿业。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官方报告》第56—60、91页；伊·扬茹尔《波兰工厂工业史纲要》1887年莫斯科版第6、39页；A.S.《莫斯科和罗兹》1889年圣彼得堡版第17页。——作者注
[14]在这一点上，我们用《波兰工厂工业调查委员会报告》1888年圣彼得堡版和其他官方报告来证明。德国的读者在《贸易和金融外交领事报告》第128期第6页和第321期第7页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在1886年和1887年，俄国几乎消费了罗兹（波兰的曼彻斯特）整个纺织工业产品四分之三，波兰自己只消费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者注
[15]这是黑克尔理解的那种关系，他说，波兰仿佛是“能驾驭形势的主人。而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是如此的停滞不前，以致完全依赖会议桌上的波兰的生产。”但愿他能从下列数据中汲取教训：
根据上引的《关于芝加哥博览会的报道》，1890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单位∶卢布）：
俄国15970000000——人均13.5
彼得堡地区2420000000——人均40.0
莫斯科工业地区460000000——人均38.0
会议桌上的波兰210000000——人均25.0
因此在工业关系上，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而言，波兰在俄国都占第三位，仅莫斯科地区的生产超过波兰两倍多。可见，俄国拥有自己的比波兰大工业历史悠久得多的大工业。这自然至少不会妨碍两国之间进行意义深远的分工，波兰完全依赖于俄国的市场。比如，波兰的棉纺织业——与它的人口完全不成比例——占俄国棉纺织业的四分之一，波兰的钢铁工业则占俄国钢铁工业的六分之一。——作者注
[16]从我们期待的黑克尔深入的理解方式来看，人们据此判断，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我们的“纲领要求”——他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波兰在组织上并入俄国。很清楚，这里有比社会民主党“要求”这个小人物灭亡、废除家庭等等更为真实的内容。——作者注
[17]上述说明引自J.G.布洛赫的著作《地产及其债务》1890年华沙版和《土壤改良贷款和农业的状况》1892年华沙版；以及路·古尔斯基《我们在农业上的错误》1874年华沙版和《农业百科全书》1890年华沙版第1卷。以及《外交部。系列从书》第347辑《关于波兰地主地位的报告》和第355辑《关于波兰农民和农民地产的报告》。——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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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州关于“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立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十、各州关于“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立法
↘明尼苏达第251章——S.F.942号
↘爱达荷第145章——S.B.183号
↘蒙大拿
明尼苏达
第251章——S.F.942号
本法案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禁止其宣传及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手段以达到产业的或政治的宣传；禁止进行此种宣传的集会；凡为此种宣传集会提供场所，均属不法行为；违反上述规定者，应予判刑。
明尼苏达州议会制定下列法案：
第一款犯罪的工团主义的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系指宣传犯罪、破坏（本法案中的“破坏”一词的含义是雇工恶意地破坏或毁损雇主的财产）、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不法行为作为手段以达到行业或政治目的的理论。凡在口头上或以文字宣传此种理论，按本法案规定均属需要判刑的重罪。
第二款教唆或宣传工团主义即属犯罪行为——任何人用口头或文字宣传、教唆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行为作为必要的与适宜的手段，以达到产业的或政治目的的，或印刷、发行、编辑，或明知故犯地传播、分发，或公开展示任何书籍、文件，或任何形式的印刷品含有宣传、劝说、教唆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行为以实现产业的或政治目的的理论者；或公开地、故意地以口头或文字为此种理论辩护者，或企图犯罪、破坏、使用暴力或其它非法的恐怖主义方法旨在以例说明、传播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是正当的；或组织、协助组织、加入或主动参加旨在教唆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社团、团体或集会的，均属犯重罪，应处以五年以下徒刑，或一千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三款为此目的的集会系犯重罪行为——两个或更多人的集会，以宣传或教唆本法案中所指出的犯罪的工团主义理论为目的，此种集会即属不法行为，凡参加、协助、鼓动此种集会者，均属犯重罪，应处以十年以下徒刑或五千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四款提供集会场地系严重的不端行为——任何场所、建筑物或房屋的所有者、代理人、管理人或居住者，有意或明知故犯地为本法案第三款规定的任何组织提供集会场地，或在获得通知后仍允许此类组织继续使用场地者，均属严重不端行为，应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五百美元以下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或罚金。
第五款本法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1917年4月13日批准。
爱达荷
第145章——S.B.183号
本法案明确指出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罪行及判刑的规定。
爱达荷州议会通过以下法案：
第一款犯罪的工团主义系宣传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方法作为手段以完成产业的或政治的改革。凡以口头或文字进行此种宣传即构成犯重罪，应按本法案的规定处刑。
第二款任何人
（1）以口头或文字宣传、教唆需要或应该以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方法作为手段以完成产业或政治改革者；或
（2）印刷、发行、编辑或明知故犯地传播、贩卖、分配或公开展示任何书籍、文件，或任何形式的印刷品含有宣传、劝说，教唆须用犯罪、破坏、暴力或其它恐怖主义的非法方法以改革产业或政治的理论者；或
（3）公开地、故意地在口头上或文字上为此种理论辩论，或企图犯罪、破坏、行使暴力以实例、传播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是正当者；或
（4）组织或协助组织，主动加入我参加，旨在教唆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理论的任何社团、团体或集会者；
均属犯重罪，应处以十年以下徒刑，或五千美元以上罚金。
第三款两个或更多人集会，以宣传、教唆本法案规定的犯罪的工团主义理论为目的，此种集会即属非法行为，凡参加、协助或鼓动此种集会者，均属犯重罪，应处以十年以下的徒刑或五千美元以下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四款任何场所、建筑物或房屋的所有者、代理人，管理人、看门人，临时看管人或使用者，故意或明知故犯地为本法案第三款规定的任何组织提供集会场地，或在获得通知后仍允许此类组织继续使用场地者，均属严重的不端行为，应课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五百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1917年3月14日批准。
蒙大拿
本法案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及Sabotage一词的含义；禁止宣传、教唆或暗示此种主义和以任何非法行为或物体为手段谋求产业的或政治的改革或革命；禁止为此目的的集会；为此种集会提供场地系不法行为；违反上述规定应予判刑。
蒙大拿州议会通过下列法案：
第一款犯罪的工团主义系指宣传以犯罪、暴力、武力、纵火、毁损财产、破坏或其它非法行为，或任何类似行为，作为手段以达到或实现实产业的或政治目的，或产业或政治革命的理论。
第二款Sabotage系指任何雇工或许多雇工或任何人在这些雇工的请求、怂恿下，恶意地、故意地或非法地毁损或破坏任何雇主或所有者的任何形式的私人财产。
第三款任何以口头或文字暗示或教唆有需要而且应该犯罪、实行犯罪的工团主义或破坏者；或宣传、暗示、教唆应该行使暴力、毁损财产、造成人体伤害，或应以犯罪或任何非法行为为手段，以实现任何产业的改革或革命者；任何印刷、发行、编写，或明知故犯地传播、贩卖、分发，或公开展示书籍、小册子、文件、传单、标语，或任何形式的印刷品，含有宣传、劝说、暗示、教唆以犯罪的工团主义、破坏、使用暴力、毁损财产、伤害人身或任何形式的犯罪或以非法行为为手段以达到任何产业的或政治目的者，或以此为手段以实现产业或政治革命者；任何以口头或文字公开为使用或企图使用破坏、暴力、破坏财产、伤害人身以演示、传播、教唆或暗示为犯罪的工团主义行为辩护者；任何组织或协助组织，或参加任何社团或集会，旨在教唆或宣传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理论、破坏、或以暴力行为或犯罪或任何非法行为以实现产业或政治改革或革命的必要性者，均属犯重罪，应处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或二百美元以上一千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四款两个或更多人集会，宣传、教唆本法案所指出的犯罪的工团主义；或宣传、教唆、暗示、鼓励本法案解释的破坏行为，或宣传、教唆必需使用暴力，破坏财产、伤害人身，或任何犯罪及不法行为，以实现产业或政治改革或革命者，均属非法集会；凡参加、协助、鼓励此种集会者即属非法行为，应处以一年以上及五年以下徒刑，或二百美元以上一千美元以下的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五款任何场所、建筑物、房屋的所有者、租用者、代管人、管理人或使用者有意或明知故犯地为第四款规定的集会提供场地，或在通知后仍允许此类组织继续使用场地者，均属严重不端行为，应处以六十天以上一年以下徒刑，一百美元以上五百美元以下罚金，或同时处以徒刑与罚金。
第六款本法案通过并批准后执行。
1918年2月1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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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界产业工会歌集》选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九、《世界产业工会歌集》选录
·你是瓦布利？
·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布鲁克先生
·停产
·劳联的同情
·来自海外的福音
·西塞•比尔
·把一切刷成红色
·卡西•琼斯——工贼
·牧师与奴隶
·红旗
·我们要什么
你是瓦布利？
乔·弗利作词
（调：“你来自迪克西？”）
哈啰，工友，你可好？
你一定身无分文吃不饱。
认出了你，你别着急，
看你的眼神，就知你是奴隶。
你的愁容已向我倾诉，
你和我一样都需要自由。
只要立下志，就会有路走，
比尔，比尔，听我说清楚。
（合唱）
你是瓦布利？听着我兄弟，
统一的大工会在向你招手。
那是工人的工会，产业工会。
告诉每一个奴隶如何斗。
不论你是什么肤色，
也不论性别、种族和信仰，
只要你是个工人，愿意加入就欢迎。
只有成为瓦布利，我们才可能
从奴役制度下解放自己。
你喜欢这想法，但你有疑问，
怎能办得到，这天何时到？
当所有妇女与儿童，
每一个为工资劳动的奴隶，
都加入了统一的大工会，
团结在一起要求我们的权力：
当你和我，比尔，放下了工具，
袖起手来，离开工作岗位，
这一天就会来到。
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约翰·布里尔作词
（调：“用祈祷把它带给上帝”）
你贫穷、寂寞、饥饿吗？
人生一切你都缺乏吗？
你的生活充满苦难吗？
要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你的衣裳褴褛、满是补丁吗？
你住的地方是窝棚吗？
你想驱散你的烦恼吗？
要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你不是已经筋疲力竭？
像公驴一样负着重载？
为甚么你不猛然一跳？傻瓜
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只要你使劲儿一击，
就可结束你的苦难
坚强起来吧！不值钱的傻瓜，
把背上的老板摔倒在地。
————————
阿里露亚！我是个游民！
啊！我喜欢我的老板，
他是我的好朋友，
这就是我挨饿的原因，
到纠察线来值勤。
阿里露亚！我是个游民！
阿里露亚！我又是游民！
阿里露亚！给我点施舍，
好让我又获新生！
布鲁克先生
乔·希尔作词
（调：“今晚看来真热闹”）
各位请让我来介绍一个人，
他是“红，白、蓝，三色分子”的光荣。
他的头用木头制，硬得像石头；
他就是布鲁克先生，一个普通工。
布鲁克却想得美
有天他会当总统
（合唱）
啊，布鲁克先生，你生错了时辰，
你是头等不幸的人
你使得我伤心
在颈上系块石头，跳到大湖中，
为了自由的缘故，请你就执行。
布鲁克先生走了运；找到工作多高兴！
鲨鱼得了七美元，作为职业介绍金，
他被运到沙漠里，连人带车倒在地。
那有工作要他作！原来一场空欢喜。
他大喊“这真是太糟心，
我要用法律治他们。”
布鲁克徒步回城市，情况还是不顺心。
他说他要入工会，加入伟大的美国劳联。
次日早上得工作，当天晚上又除名。
他说要去见冈佩斯，好好整治那工头。
冈佩斯听了忙回答，
我能给的是同情。
选举那天他叫喊，“选社会党人作市长！”
那位“同志”当了选，他可高兴得没话讲。
选举完毕吃一惊，这次打击可不轻，
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他头上打一棍。
布鲁克同志掉了泪，
“我帮你获得这职位。”
停产
（艾伦作词并作曲）
我们与劳联兄弟没仇恨，
但请仔细想想我要说的话。
你的行业不过保护了财产，
你的技术已在失去作用。
改进的机器夺走了你的手艺，
命中注定你会成为普通的奴隶。
事情看来一定会像我说的这个样，
你那种不能取胜的罢工有什么用？
（合唱）
停产！停产！这才是取胜的途径。
别通知老板，除非战斗已打响。
不要为打手、工贼提供任何机会，
我们需要的是统一的大罢工和大工会。
为什么你要订立分裂你们的合同，
让老板拿神圣的合同来吓唬你们！
你们要团结在一起，这你可知道？
别人在与敌人斗争，你为何继续作工，
当你看到阶级之间在进行战争，
你就应参加这前所未有的伟大联盟。
当全国所有的罢工都联成一气，
统一的大工会的车轮就全速运行。
劳联的同情
韦伯尔作词
（调：“我所得到的只是同情”）
比尔·布朗是个大工厂的工人，
那儿还有两千个和他一样的人；
他们都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
他们彼此都是以“兄弟”相称。
有一天布朗的工会在罢工，
他们罢工是要求加工资；
但其它的行业都继续干活，
比尔·布朗急得把话说：
（合唱）
我们得到的仅仅是同情；
这就是必然失败的原因；
其他人若不是行业可自治，
早已经兴高采烈地罢了工，
我可倒了霉要挨饿，
没有行业工会支持我。
参加了劳联太窝心，
你所得到的只是同情。
比尔·布朗非傻瓜，他是一个思想家，
这里傻瓜有的是，
所以决定进劳联。
行业的分裂要消除，
产业工会就是好，
工人一起来斗争；
站在街头把歌唱，
他越唱越发有精神。
（合唱）
来自海外的福音
（调：“不要恩将仇报”）
有一天我坐着沉思，
忽然传来了喜讯。
远在海外的一个国家，
革命发出了万丈光芒。
消灭了统治者的军队，
人民的旗帜高高飘扬，
自由将永远为我们所有，
一个美丽的世界在招手。
（合唱）
我们为布尔什维克欢呼！
我们要为我们的阶级争自由，
不论你是沙皇，凯撒或国王，
我们都把你们看作粪土；
如果你不喜欢俄国的红旗，
如果你不喜欢时代的潮流，
就象故事中的那条狗一样，
舔舔这双掠夺你的手。
多少年的逆来顺受，
我们尝够了苦难与酸辛。
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想，
这是满足有钱人的雄心。
回声从俄罗斯上空传来，
那才是真正自由的钟声，
那是千百万工人的福音，
快挣脱枷锁为自由而斗争。
西塞·比尔
乔·希尔作词
（调：“船只检疫证”）
当你在国内到处流荡，
你总是遇到那西塞·比尔。
野地里或山上可见到他，
他也在每一个矿井或木厂。
他看起来像个人，能吃能走，
一开口讲话却不像人。
他每到一处都被警察们撵走，
他还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的国家”。
（合唱）
西塞·比尔，他是个小傻瓜，
西塞·比尔，有张可笑的脸。
西塞·比尔，应该跳进密西西比，
他是达尔文追溯的过渡生物。
注：西塞·比尔（ScissorBill），美国方言，意为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或不关心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此处译音。——译者
把一切刷成红色
拉尔夫·查普林作词
（调：“进军佐治亚”）
来吧，工人们，参加造反的行列；
来吧，不满的人们，助我一臂之力：
我们要通过统一的产业工会，
向寄生虫进军，把他们赶走。
（合唱）
好哇！好哇！把一切刷成红色！
好哇！好哇！扫清前进的阻力。
我们要通过统一的产业工会，
获得面包、自由与工厂的民主。
他们叫我们为生来下贱的“工具”和奴隶，
只要拿走钱袋，他们就不再得意。
我们要通过统一的产业工会，
让他们无利可图，把他们赶出大地。
我们比任何人都仇恨这腐朽的制度，
我们不想修补，而是要另起炉灶。
我们成功之日会有我们自己的政府，
那就是统一的产业工会！
卡西·琼斯——工贼
乔·希尔作词
南太平洋铁路工人闹罢工，
卡西·琼斯开着火车不停工；
他的锅炉在漏水，主轮已松动，
引擎和轴承都没对准。
（合唱）
卡西·琼斯开着破车继续跑：
卡西·琼斯加班加点拼命熬；
因为他忠于南太平洋铁路线，
发给他一个木制大奖章。
工人们对卡西说：“你不愿帮我们夺取罢工胜利？”
卡西说：“去你的，我走我的独木桥。”
于是有人把一捆枕木横在铁路上，
砰的一声，卡西掉进了河当中。
卡西·琼斯沉河底；
卡西的脊骨离了体，
卡西成了小天使，
坐上火车去见上帝。
卡西·琼斯来到了天堂的珍珠门，
他说：“我的姓名叫卡西，南太平洋铁路当司机。”
彼得说：“你可来得正是巧，我们的乐师正罢工；
你可前去搞破坏，任何时候都欢迎。”
卡西·琼斯在天堂有工作，
卡西·琼斯的日子蛮不错；
天使的罢工他也破坏。
就像在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作为。
天使们都说这可容不得，
因为卡西·琼斯到处作工贼，
那肯定是天使工会二十三分会，
立即把卡西开除，赶他下了金楼梯。
卡西·琼斯下到地狱里，
魔鬼见他也欢喜；
卡西·琼斯忙着铲硫磺，
这就是他作工贼的好下场。
牧师与奴隶
乔·希尔作词
（调：“甜蜜的慢慢来”）
长头发的牧师每夜都出来，
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如果问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他会用最甜蜜的声调回答你：
（合唱）
慢慢来，你会有吃的，
就在那天上的光荣之国；
现在可以吃草、干活和祈祷，
天上的馅饼，死后可以吃个饱。
饥饿的大军在游荡，
他们唱歌、鼓掌来乞讨。
等到他们鼓里装满了你的钱，
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作游民。
（合唱）
神圣的罗勒与金佩斯跑出来，
他们大叫大嚷大跳又祈求。
“快把你的钱送给耶稣，
当今疾病他包医。”
如果你为妻室儿女去斗争，
只想今生过个好日子，
他们就会说你是坏蛋和罪人，
死后一定要进地狱门。
全世界的工人快团结，
并肩斗争为自由；
我们赢得世界及其财富时，
盗窃者会听到这样的歌声：
（合唱）
慢慢来，你会有东西吃，
只要你学会了烧饭炒菜。
砍点柴吧，这对你会有好处，
慢慢地你就会吃得美滋滋。
红旗
詹姆斯·康内尔作词
工人的红旗深红色，
覆盖过我们死难的烈士；
烈士的肢体已经僵硬，
他们的血液已把旗帜染红。
（合唱）
把红色的大旗高高举起
生与死都和它在一起，
懦夫会退缩，叛徒会离弃，
我们要把红旗永远插在这里。
法国人爱它的闪闪发光，
坚强的德国人把它赞扬，
莫斯科的天穹响彻了赞歌，
芝加哥唱出了它沸腾之歌。
当前途似乎是一团漆黑，
它鼓舞着我们新生的力量；
它是我们行为与誓言的见证，
我们决不玷污它光荣的颜色。
现在有一些驯顺卑鄙的人，
心里只想着金钱和地位，
为了讨得富人的欢心，
要破坏这神圣的象征。
让我们脱下帽子来宣誓，
我们要高举红旗一直到死；
这支歌就是我们永别的歌，
我们不怕黑暗的地牢和绞架！
我们要什么
乔·希尔作词
（调：“虹”）
我们要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起来，
组成一个大大的大工会，
当我们都团结在一起，
我们需要属于工人的全世界。
只要工人阶级认识到
劳工的力量多巨大，
剥削阶级的老爷们，
立即会销声匿迹。
（合唱）
来吧！来自各地的
挣工资的工人们，
加入这战斗的行列，
组成一个大工会，
当奴隶们聪明一些，组织起来，
我们工人就可把大地变成天国。
我们要水手、裁缝和伐木工人，
以及所有的厨师和洗衣女工；
我们要那种潜入水中取珍珠的人，
和那种替人卷发的美丽姑娘；
以及面包师、钟表匠和扫烟囱的工人；
我们要那些端盘子的侍者，
也要为几个小钱干活的儿童，
都加入这伟大的大工会。
我们要罐头工、剥皮工．女佣人，
我们要钉鞋底的制鞋工，
我们要那种打眼的人，
我们要那种爬竿的人，
还有菜农、小工和雇工，
以及工厂的职员和女工，
我们要所有做工的人，
都加入这伟大的大工会。
感谢MartinZhou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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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1906—191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八、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1906—1917年）
年月地点罢工工人种类问题
1906
8月新黑文，康涅狄格造纸工人
12月西新布赖顿，库涅狄格丝绸工人
？斯考西根，缅因
？戈尔德菲尔德，内华达矿工及其它工人
1907
2月萨默思，蒙大拿伐木工人承认世界产业工会；公司商店；医院
4月波特兰，俄勒冈据木工人
5月米苏拉，蒙大拿伐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
10月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伐木工人反对减少工资及延长工作时间
11月杨克斯，纽的电车工人
11月兰开斯特，宾夕法尼亚丝铜工人
1908
4月马布尔，科罗拉多码头工人
8月劳伦斯，马萨诸塞纺织工人反对减少工资
1909
5月萨默斯，蒙大拿伐木工人
5月卡里斯佩尔，蒙大拿伐木工人
5月鲁伯特太子港，不列颠哥伦比亚伐木工人
7月纽卡斯尔，宾夕法尼亚锌板工人要求自由雇佣
8月申喃戈锌板工人
？麦基山，宾夕法尼亚压钢制车工厂工资，工时及工作条件
？沃特维尔，华盛顿农业工人要求日工资三美元
1910
3月芒西，印第安钠玻璃工人要求提高工资
4月北雅姆希尔，俄勒冈农业工人反对开除世界产业工会会员
5月新贝德福德，马萨诸塞纺织工人反对减少工资
6月圣路易，密苏里服装工人
7月里丁，宾夕法尼亚汽车工人
年月地点罢工工人种类问题
8月圣迭戈，加利福尼亚玻璃工人工资（墨西哥人）
10月普罗维登斯，罗得岛擦窗工人自由雇用；工资
11月匹兹堡，宾夕法尼亚肉食装罐工人
11月布鲁克林，纽约制鞋工人工资
1911
1月拉格兰德，华盛顿矿工反对削减工资
1月纽约市，纽钓靴鞋制造工人
1912
1月劳伦斯，马萨诸塞纺织工人反对削减工资
4月威利曼蒂克，康涅秋格纺织工人工资
4月堪萨斯城，密苏里电车道修建工人
4月纽约钢琴与风琴制造工人
3月霍奎亚姆，华盛顿伐木工人工资
3月阿伯丁，华盛顿伐木工人
5月波特兰，俄勒岗电车工人工资
6月怀特萨蒙，华盛顿建筑工人工资：工作条件
6月克林顿，马萨诸塞纺织工人
1912
7月新贝德福德，马萨诸塞纺织工人
7月圣佩德罗，加利福尼亚码头工人
10月小福尔斯，纽约纺织工人反对削减工资
11月克利夫兰，俄亥俄钢网围障工人劳工（世界产业工会斯拉夫籍工人）
12月波兰特，俄勒冈建筑工人反对削减工资
12月梅里维尔，路易斯安那伐木工人
？格雷斯港
？不列颠哥伦比亚加拿大北部建筑营地
？北雅姆希尔，俄勒冈农业工人每小时三十美分及较好住所
1913
1月大克里克，加利福尼亚建筑工人工资、工时、工作条件
2月阿克伦，俄亥俄橡胶工人
2月帕特森，新泽西丝绸工人
2月黑兹尔顿，新泽西丝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1月旧金山，加利福尼亚食品罐头工人反对削减工资
3月埃斯蒙德，罗得岛纺织工人
3月克利夫兰，俄亥俄橡胶工人
3月西雅图，华盛顿成衣工人
4月斯托克顿，加利福尼亚电气工人
4月洛克艾兰，伊利诺斯门窗工人
5月马什菲尔德，俄勒冈伐木工人
6月伊普斯威奇，马萨诸塞纺织工人
8月惠特兰，加利福尼亚采蛇麻草工人工作条件
9月匹兹堡，宾夕法尼亚烟叶工人
12月谢尔顿，康涅狄格坊织工人
？德卢思，明尼苏达码头工人
？纽约市，纽约理发师
1916
6月梅萨巴区，明尼苏达铁矿工人
6月雷德格兰尼特，戚斯康垦采石工人反对开除世界产业工会会员
8月斯克兰敦，宾夕法尼亚矿工
10月奥尔法奇，宾夕法尼亚矿工
1917
2月费城，宾夕法尼亚制糖工人工资、工时、工作条件
2月费城，宾夕法尼亚码头工人同情制糖工人
4月埃克塞特，加利摇尼亚灌溉建筑工人工资，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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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界产业工会言论自由斗争（1906-191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七、世界产业工会言论自由斗争（1906-1916年）
（材料不全）
年开始地点
19064月旧金山，加利福尼亚
190910月米苏拉，蒙大拿
11月斯波坎，华盛顺
12月纽卡斯尔，宾夕法尼亚
19105月韦纳契，华盛顿
6月沃拉沃拉，华盛顿
10月弗雷斯诺，加利福尼亚
19117月德卢思，明尼苏达
维多利亚，加拿大
8月丹佛，科罗拉多
苏必利尔，威斯康星
9月堪萨斯城，密苏里
12月阿伯丁，华盛顿
19122月圣迭戈，加利福尼亚
阿伯丁，南达科他
6月新贝德福德，马萨诸塞
9月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
19132月丹佛，科罗拉多
4月大章克申，科罗拉多
6月迈诺特，北达科他
西雅图，华盛顿
12月堪萨斯城，密苏里
19147月阿伯丁，南达科他
191512月帕特森，新泽西
19169月奥尔法奇，宾夕法尼亚
12月埃佛雷特，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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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传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7)
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传达）
作报纸工作的，作记者的，对虚和实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也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好多年吃不饱，不够吃，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此瞒产有危害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为什么虚报？干部作风固然有关系，但也因为有人喜欢虚报。如果虚报一万斤，你说这不是事实，他就不报了。因为他说他报的不实，如果你说他报的还不够，他就更会虚报。
紧张好不好？没有紧张就没有跃进，跃进必然紧张，紧张形势有好处。
我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当时湖南的形势是：农会的威信很高，农会说一句，地主富农非照办不可。说坏话的人站不住脚。这种空气，说明革命高潮。现在农村有一种形势，人人说干劲，个个说跃进，无人敢说坏话。这是好的，不能说不好。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提意见的人少了，这也不好。有些任务分明完不成，有些作法显然不妥当，也不敢提意见，这就不好了。大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要的。但有许多人累得病了，甚至死了，就不好了。所以，对紧张这件事情，要两面看，适当加以调整。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为什么要有强迫命令？一定的强迫命令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强迫命令”，不反对。要反对命令主义。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个太守，他问官司先不问原告被告，而先去了解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做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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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2)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说，主席在郑州谈话（一九五八年）时，对《人民日报》提了两点意见：
从九月份以来，宣传的火力比较集中。九月份以前，中心还不突出。《人民日报》总要冷静些。（有人又说．要当头脑冷静的促进派。）《人民日报》在三年困难时期，登了那么多鬼戏，宣扬有鬼无害论，至今没有进行批判，欠了账不还是不行的。迟早都要还。
《人民日报》一方面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又宣传有鬼无害论，自己把自己置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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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87)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要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都、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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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几段最新指示（一九六八年四、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8)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几段最新指示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
对派性要进在阶级分析。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在阶级分析》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五一社论：《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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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7)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大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土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旺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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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岁时记
元旦
元旦，继承除夕，仍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不出去拜年，也没有亲戚朋友来拜年；如果住的是大屋，同分了家的兄弟、堂兄弟等等合住的，则各家互相拜年，首先向长辈拜年。元旦这天不劳动，连大家的丫头也不劳动。劈柴，挑水，扫地，都是前一日做好的。连除夕夜里换下来的衣服，元旦也不洗。烧火，煮饭，洗碗，这一类劳动还是要做的。
元旦全日素食，一般都较简单。小孩子一律新衣、新帽、新鞋袜；大人即使不换新衣，也要穿平时最讲究的衣服。小孩子吃着除夕的赏赐：红柑、面鱼；拿着压岁钱去买鞭炮，拆开药线，一只一只放。十几岁的少年，以及二十几岁的青年，无论已婚未婚，都去外面大路上和空地上赌钱。县官禁赌，但初一至初五这五天内不禁，由此至元宵也不严禁；家长也默许子弟赌钱。好子弟和不学好的子弟，平时是泾渭分明的，这几日内便聚在一起赌钱了。路上赌摊最流行的赌法，是所谓“八面”，官文书上称为“小花会”。用牛角制成一个八面形的陀螺，绕着竹质轴心旋转。八个平面各刻一个人名，都是“花会”中人，四面红的是：“太平”、“吉品”、日山”、“合同”；四面白的是：“音会”、“有利”、“上招”、“月宝”。摊主捻动陀螺，使之在一只瓷盘内旋转，然后用一只瓷碗盖上。赌客则把钱押在木盘上写着八个人名中的一个人名。陀螺不转后，摊主揭开盖碗，，朝上一面的人名就决定输赢。押中了的，摊主就赔；押不中的，摊主就收。我不记得押中一文钱赔几文钱（似乎押中一名的，一文钱可赢六文钱；押两名的可赢三文钱；押四名的可赢一文钱），但总是对摊主有利的。也有人把赌注押在两个人名中间的，押中时只赢一半；也有人把赌注押在四个人名中间的，押中时只能赢四分之一了。算法很合理，除了根本有利于摊主的一点以外。这种赌法，今天总有人知道，可以补充我的遗漏。
“八面”之外还有牌九、押宝、骰子，这是路上的赌。较有身份的人则在家中玩纸牌，即所谓“叶子”，这是旧中国很普遍的赌法。各地“叶子”形式差别很大，我们那里通行的大概是一种特别的形式，像棋子的形式，有将、士、象、车、马、炮、卒，又有福、禄、寿、喜四色，这种纸牌都是龙岩人开的纸店卖的。铁儿馆是私塾，过年时没有学生，我的父亲就把大厅腾出来，招他的朋友玩纸牌，摆了两三桌。辛亥革命后，麻将牌兴起，纸牌就没有人玩了。
元宵以后照例是禁赌的。但麻将牌不在禁内，大小绅士终年打麻将，一般市民有时也打麻将。人家说邓炳知事也在衙门内打麻将哩。传统的赌钱，元宵后也未曾禁绝。时禁时弛，习以为常。不过这是那些赌徒的事情。我们县里居民有一种特别的成分，没有正当职业，专靠赌钱过生活，土话叫liugiao，liu是“流氓”，giao是“赌徒”。这种人发不了财，也无产可破，但生活还是过得去的。他们聚集在赌场周围。赌场设在后巷口，城墙边，经常有二三十人围着一个中心。我不敢挤进去看。那里总是大声叫嚷，有时打架，某次还杀死一个人。凶手，我认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他从绑腿中拔出一把尖刀，刺进对方的腰里而自己逃走了。这种公开赌场是有差役或亲兵受贿保护的。赌客除那些赌徒自己以外，主要是街上的店员和溪上的船夫。
正月初二则是走亲戚的日子。女婿带着外孙这日来拜年，岳父家一般要设宴款待。朋友相互拜年也是从初二开始的。主人待客一般是“冰糖茶”，即茶杯里先放冰糖块，晒干的黄豆芽和生的芫荽叶子，然后从茶壶倒人茶水。不知道元旦如此敬客含有什么意义。我的父亲的朋友，这几日来我家总要过足烟瘾，大家见面都是很客气的，没有争吵；即使有什么事情交涉，见面也不提了。有一年，我听父亲说：古人所谓“尧天舜日”也不过像这样的日子。
自然，我所说的是一般地主人家过年的生活，包含商人在内，他们虽非地主，但先世是地主，仍要模仿地主过年，也包含从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提高了经济地位的家庭在内，他们也要模仿地主过生活。一般人家，平时虽然贫苦，总要积累一点钱好好过年的。
但仍有一部分人不能那样过年。我说的不是乡村的人，那里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只说城里人。元旦一早，就有乐工分成几队，一队四五个人，分头到有钱人家去奏乐，无非吹唢呐，敲锣鼓，来时说些恭喜庆贺一类的话。主人照例送红包给他们，他们又千恩万谢到别家去吹打了。有时一个乐队刚走，另一个乐队又进来吹打。主人仍须送红包给他们，不能拒绝他们进来。我们小孩子都听腻了。一次，三伯父教训我们：你们这些小孩子，有新衣穿，有鞭炮放，可晓得那几个敲锣打鼓的小孩子等着今天的红包去买布做衣服吗？
初一至初四，一般店铺不开门，但那些卖香烛鞭炮的龙岩店是开门的，本地的糕饼店也有几家开门，卖面鱼。一种发酵面粉做的，用木模印成鱼形的甜饼，有巴掌一般大，用炉子烘熟的。给小孩的食物，红柑之外就是面鱼。为什么一律做成鱼形，想必又有什么故事。
迎佛
正月初五，街上店铺一律开门营业了。恰好这日开始“迎佛”。小孩子快活自不用说，大人也不放过这个热闹的场面。
迎佛是有组织的。每个寺庙有一笔“基金”（不是钱币，而是田产，由专人保管，正月迎佛就是由此“基金”供给费用的）。
迎佛队伍，随各庙菩萨而规模不同。一般是：一队旌旗走在前面；接着来的是“戏坪”，即一块大木板，四周有矮栏杆围着，中间扎着石头、花木之类，二个至四个小孩子坐在花石下面，装扮戏曲人物，大体是才子佳人之类。四个壮汉抬着走，“戏坪”多至十几个至几十个；“戏坪”后面还有“大鼓”，那是从祠堂和大宅搬出牛皮鼓来装扮的。大鼓上面只能立着一个小孩子，扮成英武的人物，小孩子身躯捆在一根立柱上，外面看不出捆迹。四个壮汉抬着“大鼓”走，另有一个人则用鼓槌边走边打鼓，背后有七八个小孩子敲锣，同鼓声相应，十分雄壮。鼓上的小孩子最常见的是扮成达摩、僧人打扮，满腮胡须茬子，手执禅杖，同鼓声锣声相配合，显出一种刚健的美。我相隔近七十年还清楚记得。漳平县的牛皮大鼓是远近闻名的，外县也有人来坂尾乡定制，与竹帘同为本县特产。县里特设一种税，叫做“鼓捐”，专收制鼓的手工业者的产品税。大祠堂以及一般大中住宅都有一只鼓，每逢初一、十五早晚敲打。上面所说的随鼓的锣，不是普通的锣，本地人称为“钟”，声音比锣更洪亮，因为更大更重，中央突出一个比鹅蛋更大的东西，锣锤敲打在这个东西上面。我在外地也见过这种乐器，但不知道正名是什么。小孩子不能一手提着，一手敲；都是将一个长竹片绑在背后，将锣挂在竹片头上，左手扶着挂绳，右手敲击的。“大鼓”不是每次都有的，即使有，也不过二三架而已。有时还有“镇马”，即小孩子扮成戏中人物，骑在马上。有时还有锣鼓队，那是私人组织起来参加队伍的。以后就是“佛亭”，即木制而油漆精美的轿子，菩萨坐在里面，八个壮汉抬着，一个人持着小华盖在前面引路。我们小孩子最爱看佛亭“起攲”。走到一个比较空阔的地方，引路的人掉转身来，拿华盖对着佛亭转几下，然后回头快跑，八个壮汉也抬着佛亭快跑追赶他，他再转过身来，八个壮汉也转身向后快跑。如此反复了三四次，大家都说“菩萨起攲”了，意思是说：菩萨显灵，表示他快活。少时，家里流传我的一个笑话，即某日我在饭桌上曾说：“吃肉会起攲，吃菜尾不会起攲。”佛亭后面就是本地头面人物手执一支香跟着走；再后面就是那些还愿或报恩的人，持“铳”放炮。所谓“铳”，就是一根木棍，顶端装着铁炮，先塞一段药线（导火引线）在铁炮底上小孔内，再从腰里拿下盛火药的牛角，把火药倒进铁炮膛内，塞紧，然后用香头点燃药线，轰然一声。
正月初五迎观音，这是全县城的保护神，规模相当大。观音庙，大家叫做“观音亭”。这是一个特殊的建筑物。北门外有条水沟相当宽阔，平时流水不多，大雨后北面群山的水都由此流出，甚为壮观。漳平人不知何时采用了特殊的架桥方法：用很多又阔又长的石板架在水沟的两岸，就在这些石板上盖起了观音庙，庙门前做行人的桥梁，桥梁上面也有瓦顶遮盖，旁边还有石凳供人休息。这是一个大工程，值得留下做纪念的。不知今天还存在吗？观音亭平时香火很盛，所以每年迎佛，规模很大，但不是最大的。
正月初六迎东门仙妈。但从我记事时起，这日迎佛就废了。东门仙妈宫仍旧存在，宫在东门外，宫门直对城门，我去东门外玩时常进宫里看看，香火还是有的。一次我还看到菩萨座前挂着新的帷幕，上写（或绣）“三山弟子某人敬献”字样，可见连福州人也来拜这位菩萨。但为什么废止迎佛呢？
正月初七迎上三公，正月初八迎下三公，正月初九迎城内三公。这三天的规模都不大，上三公比较好些。县城内外同时有三个三公庙，一连三日迎接三公出巡，这“三公”究竟是什么神呢？我少时听说，“三公”是三个劳动人民，他们看见九龙江上险滩很多，不能通航或通航危险，于是号召众人去打通航道，结果成功了，后人为了报答他们三人做的好事，便立庙供奉。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供奉三公是为了崇德报功，而非出于迷信的。上三公庙门前有一座大石碑，据说上面记载此事，三人还是有名有姓的。我没有看这石碑，不知确否？不知此碑尚在否？现在还来得及考证这件事情。应当组织力量去访问老人，特别访问老船夫，去调查别处是否有三公庙，去参考其他志书有无关于“三公”的记载。如果我所得传说是可靠的，那么重建三公庙是没有意义的，应当建立一个“三公纪念馆”，犹如都江堰纪念李冰父子一样。
我近日得到一本道光老县志，复印的。我希望能够从中查到“三公”的事迹。可是翻检一下，只找到了三个三公庙，却找不到“三公”本身来历。“上三公庙”下注“道光十年重修”，“下三公庙”下注“道光元年重修”，二者都注“在桂林坂”，“三公庙”下注“县坊”。
正月初十迎大帝爷。这是迎佛的高潮，规模最大的一天。大帝爷宫称“御行宫”（县志作“御兴宫”），在县西北城外，即陈玉鸣“拆城”的下面。大帝爷，据说原是个医生，乐善好施，人民为了他救死扶伤，感念他的功德，尊之为神，塑像膜拜。不知何时被封为“宣封大帝”，人家说这个“菩萨”特别“灵验”。去朝拜的人很多，香火鼎盛。我的母亲早晨起就阵痛，但长久产不出来，于是把大帝爷从城外“请”到城内家里来，供在大厅上，不久“同身”（即神汉）就跳起来，手挥宝剑，从大厅跳到产妇的房间，我就生出来了（不是呱呱坠地，因为闷久了，哭不出声）。但从我懂事时起，我在正月初十迎大帝爷这一天，我家并未提供什么节目，我的家长也没有去跟随佛亭。
正月初十的迎佛，比其他日子，队伍至少长三倍。不仅后坂洋人为自己的保护神提供节目，而且城内四门，城郊各乡都送了节目来。因为御行宫的菩萨十分灵验，报恩者多。
正月十一迎坂尾仙妈，正月十二迎坂头顶仙妈。这两日没有初十热闹，但比初七、初八、初九三日热闹得多。因为三公庙不过动用基金而已，仙妈宫则除动用基金之外，还可调动本乡居民为自己的保护神出力。
仙妈是什么神，我不知道，总是有来头的。每年正月初十，我去大帝爷宫看队伍准备出发时，总要遇着一个十几人的小队伍，从北郊方面走来，静悄悄地，作远游归来的装束。人家说，他们是替坂尾仙妈宫去远乡某山头“割火”，今日才回来的。可见那个山头的仙妈宫是原始的仙妈宫，而坂尾、坂头顶、东门三个仙妈宫不过是“分宫”罢了。我不能希望县志告诉我本县人民崇拜的仙妈的来历，因为县志连三公的来历也不告诉我们，何况“淫祀”。但县志记着坂尾有显福宫，坂头顶有龙兴宫，似乎就是这两个仙妈宫。
我上了中学以后，某年正月十一去坂尾看迎佛，那里有我的中学同学，他们邀我去。我看见国会议员刘万里，手执一炷香，同坂尾的其他头面人物一起，有说有笑地跟随仙妈佛亭行走。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迎佛前一二天，“同身”跳起来了，说仙妈要刘万里跟随佛亭。刘万里于是照办。
城内外迎佛是不过江到坂尾去的，也不到坂头顶去，到校场圩就折回来了。但坂尾和坂头顶迎佛则须到城里来，游遍全城。
正月十三迎城隍公。这是一种特别的迎神。队伍并不长，花样也不多，但很严肃。因为城隍公是正式的神，写入《祀典》的。城隍公和知县平起平坐。按规定，每月初一、十五知县都要去城隍庙行香。漳平县城隍庙是本县最大的庙宇，如果永福方面没有更大佛庙的话。
迎城隍，虽不热闹，却是严肃的。大家不把城隍公看成普通菩萨一样。佛亭前有个仪仗队，高擎十多种兵器或刑具，令人生畏，这是以前几日迎佛所没有的。队伍中似乎也有人扮演无常、判官及其他鬼卒。
正月十三就结束迎佛了。在城内，迎佛必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西门至东门的弯弯曲曲的大街，另一条是由东门沿城墙边通道，经过南门直至西门。一般是先走第一条，再走第二条，但由东门进城的队伍，先走第二条，不走第一条。
迎佛队伍，除上面所说几种节目外，还有人把家藏古玩摆在八仙桌上，如小屏风、香炉、盆景花瓶之类，两个壮汉抬着走；也有人穿起戏装，抹白鼻子，打打闹闹，在队中行走，不过有粗绳子围着这批人，不让人混人。八仙桌上的古玩摆设，一般都是按传统排列的。例如，一架玉石小屏风放在正中间，两帝放着花瓶，前面放着香炉，以及其他的古玩。一次，不记得迎什么佛，养奇先生布置一个八仙桌，上面只有七八件古玩，稀稀疏疏地，毫不对称，使见惯那些传统摆设的人觉得新鲜，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因此发生了一次小争论。
漳平县的迎佛总是在正月上半月举行的，但也有例外。据长辈说，我出世以前好多年，本县曾举行一次迎“郭圣王”的盛会。郭圣王庙在校场圩，关帝庙的南边，我少时去过，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曾盛极一时。据说，那年不是正月，迎佛时菩萨尚未出庙，前队旌旗已经到达浮桥头了。郭圣王是泉州人，在泉州受到狂热的崇拜。我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我少时曾去泉州朝拜郭圣王，那个乡村知道他是为此而来的，便盛情欢迎他，免费招待他食宿。我想，从福建省志可以查到这个凡人怎样成为菩萨的，为什么远离泉州的漳平县也要为他立庙？道光县志中无郭圣王庙记载，可能建立于成志以后（泉州或是永春之误）。
一九一0年平时的迎佛，倒是我亲历的。这年第一次流行鼠疫，①县城内外死了不少的人，县里头面人物于是决定迎天宫山观音来祈禳瘟疫。秋天，我随祖父和其他的绅士到坂头顶一片沙滩上迎接从雁石开来的船上的观音佛像，送到北门外观音亭供养。几日之后举行迎佛，盛况不减于正月初十的迎大帝爷。我家也提供了一个节目，就是“镇马”。那日，我被打扮为一个古装书生，右手持一个算盘，骑在马上，游行了一整天。据说扮的是《何文秀算命》。
①漳平传人鼠疫始于一八八八年。
为了表示虔诚，这一类节目总是自己的子弟扮的。至于一般“戏坪”、“大鼓”，则扮演的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每日获得微薄酬劳，午饭吃一顿点心。行头、道具、雇工、酬劳等等，大部分是住在中水门街一个祠堂的永春人承包的，但也有别人承包。我的事情就是东门太常陈家一个叫做“大王茂”的人承包的。马、戏装、道具、打扮、照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我家付他多少钱，则我不知道。
迎佛是否限定于县城及其近郊呢？也不尽然。似乎以前每个大乡村都有迎佛。我们的老家和春乡是个大乡村，以前也有迎佛。迎的菩萨叫做“郑公”。和春东头一个小山上有个郑公庙，我少时曾上去看了一下，平时也有香火。可能是我们郑家的人把自己的祖宗当着菩萨来供养的。
基泰是个更大的乡村，也有迎佛。我少时常听人家嘲笑基泰人的一句话，叫做：
bilualanyaoyet，yanghutgiangcanchen，jiumulandoehutding。
基泰人妖孽，迎佛行田塍，妇人随佛亭。
远郊的乡村，也有人为了看迎佛，住到县城亲戚家里的。
元宵
元宵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江西街有几家纸扎店，平时给人糊灵厝，糊金山、银柜，元宵前也扎了灯出卖，但买的人不多。晚饭时桌上比平日丰盛些，晚饭后小孩子就是放“天中箭”，即“火箭”，一种特制的爆竹，附有一根长麦秆，点着就冲上天空，发一点白光，再掉下来。
有些人这一夜带着小蜡烛去人家菜园里偷菜，偷一棵菜就在原地上点一支蜡烛。主人不会见怪。
元宵过后，一切生活就都上轨道了。私塾开学，商店消除了过年的气氛，农民备耕，手工业者正常劳动。
清明
清明前十日和后十日，是扫墓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是定清明为祭扫先人坟墓节日的。今天各地在这一日都要去烈士陵园举行吊祭仪式，中央政府还要派出官员去祭黄帝陵。
但漳平县有特别的风俗：正式祭墓，不是清明节，而是晚秋时节。地主以及一般有身份的人家，长辈死后必须营造正式坟墓来安葬，从相地、求山、定向、穿穴、立碑到墓前席地设宴款待戚友，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耗费很多的精神和金钱，然后才算完成了送终大事。否则下辈问心不安，也不光彩。所以即使家境不好，也要勉力去完成这件大事。许多人家，宁可将棺材寄存郊外的寮屋或暂时埋在某一山头，而努力奔走去筹措筑坟的经费。正式坟墓做好以后，每年在晚秋祭扫一次就够了，清明没有事情。惟有那些做不起正式坟墓的人家，或暂葬待迁的人家，才于清明节上坟供祭。两种不同时间的祭扫，究竟哪一种人家占多数，我很难下结论。
端午
四月初一晚上居民可以听到一阵鼓声，由远而近，于是无分男女老幼都站起来，跳几下，好像抖掉身上什么东西。大家说，这是“龙船鼓”，在鼓声中抖掉身上的跳蚤，就不会再有跳蚤了。这自然是迷信。却是流传了好多世代的迷信。
“龙船鼓”告诉人：一个月零几日之后“溪”上又要赛龙船了。我们小孩子只知道南边城墙外面那条大水叫做“溪”，进了学堂之后才知道那叫做“九龙江”，而每年五月初五赛龙船是为了拯救两十多年以前在湖南省汨罗江上投水自杀的一个叫做屈原的忠臣的。我们小孩子只知道溪上看赛龙船，十分好玩。五六条船，特别制造的，船身狭而长，两边各坐着十几个壮汉，上身赤膊，手中拿着一把桨，另有一人站在船头击鼓，又有一个人站在船尾掌舵，并排停在天主堂前的溪面上，一声锣响，群桨齐动，向着浮桥方面冲去。起初船头还是并齐的，不久就看见几条船开向前面，几条船落在后头了。于是两岸观众高声叫喊“快，快”！不到浮桥处，下水门前的溪面上，停着一条小船，不动，船上堆着花花绿绿的东西，首先冲来的船到这小船边就停下来了。小船上的“彩”是头船独得，还是分给后来的船，则我们小孩子没有兴趣去打听。
说是“龙船”，其实是没有任何装饰，更没有扎成龙形。人民虽然不懂物理学，但由经验知道，船上添加一件饰物，就要减低一分前进速度的。
参加龙船竞赛的，都是本地人，主要是近郊后坂洋、坂头顶、坂尾的青年农民，也有少数城内劳动人民。其中没有一个是“大工”，即职业的船夫。九龙江的船运，以漳平县城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从雁石到漳平，下段从漳平到华崭（即华安）。两段的船，大小不同，但船夫几乎都是赤尾山人。他们不参加本县的龙船竞赛。，由四月初一的“龙船鼓”看来，五月初五的赛龙船是有组织的，即有“基金”（田租）的。近郊各乡青年农民，抱着为本乡争气的思想，四月初一以后就在溪上训练，到正式比赛那日一显身手。但农民不懂得“费厄泼赖”，往往在竞赛之中互相打架。
赛龙船是下午的事。这日午饭很丰盛，虽然不如过年，却有特别的情调。前几日要包粽子，前一日要用菖蒲烧水洗浴，当时要在大门两边挂菖蒲，小孩子额头上要用雄黄写一个“王”字，午饭时酒里也要掺一点雄黄。我们小孩子最活跃是节前几日去街上药店讨香末，拿来装香袋的。姐姐、姑姑替我们缝香袋，做成老虎的形式。香末不是买来的，是讨来的，药店有义务，免费供应小孩子索讨的香末。小孩子讨了这个店，又讨了那个店，甚至一天中向同一个店讨了几。次，店里的人想出办法，给小孩子指头上涂一点洗不掉的颜料，讨过一次就不能再讨了。
端午又是商店结账的日子。过年后向商店赊欠的账，这日要结清，但那同我们小孩子无关。
中秋
另一个结账的日子，就是中秋。
在中秋以前，有七夕。那只有一部分居民过的。妇女们准备几碟瓜果，夜间在空庭内、露天下、茶几上，祭牛女双星。瓜果中必须有一碟蜜饯桃仁。漳乎盛产桃子，每年端午节前后上市，并不好吃，但大家都吃，把桃核乱丢地上。此时，我们小孩子就奉了使命收藏桃核，让伯母叔母于七夕前敲出桃仁，用红糖熬制。祭星之后自然分给小孩子吃。关于穿针乞巧一类事情，只是当作故事在此夜谈说。
七夕之后不久就是中元鬼节了。听说有一部分居民采取什么措施，如在门外烧香点烛，陈列酒肴之类。有时放水灯（似乎是七月卅夜地藏王爷放的），从天主堂下面放下灯，木板上插着蜡烛，外加纸罩。小孩子都到溪边去看，可是水灯流到上水门时大多数已经熄灭了。我们以及大多数人家不过中元鬼节。
中秋节前后，大人闲谈中总要说，我们是八月十五过中秋的，但有些人家是十四过中秋，又有些人家是十六过中秋。据说，这里有“军户”、“民户”之分。我们是“民户”。但什么是“军户”呢？
道光县志卷三第一页记明隆庆六年，漳平全县共有户数三千四百三十，其中六百零四户是“军户”，二千七百九十三户是“民户”，六户是“窑冶户”，二十七户是“匠户”。如此，旧时居民不仅有军民之分，而且另有“窑冶户”和“匠户”，虽然比率很小。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研究户口变迁史。大概有个时期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家有各种不同的义务和权利，有各种不同的起源，后来虽然一致化了，但生活习惯仍未完全同化。不同日子过中秋就是其中之一。每年送灶君上天的日子也是不同的。大多数人家是腊月廿四，也有过廿三或廿五的。
中秋前几日，亲戚朋友互送月饼。漳平县制作的是潮州式的月饼。饼薄而大，直径有一尺或一尺以上的，普通也有七八寸。很少看见小月饼，最小的也比上海所见的广式月饼大得多。饼馅大都是红糖加冬瓜，饼皮很硬，一点不好吃。与其说是供人吃的，宁可说是供人送礼的。土纸做成袋袋，套着月饼，外贴红纸互相馈赠，收到的人又当作礼物，送给另一家人，最后当然吃掉；我们小孩子对月饼没有兴趣。
中秋晚上全家吃一顿团圆饭。如此而已。饭后也不讲究赏月。
私塾学生在中秋前几日要送“节敬”给先生。不是实物，而是红纸包着毫洋。端午前也是要送“节敬”的。
重阳
重阳前后，我们小孩子忙着放风筝。漳平人不是在春天，清明前后放风筝。而是在秋天，重阳前后放风筝的。放风筝主要是小孩子的事情，但大人也很热心，他们在小孩子背后当顾问，教小孩子如何扎竹架，糊纸头，扎绳子，如何看风色，放上天去。当时吹的是西北风，风筝总是升上东南天空的，因此城南地势最好，我们在家门口城墙上放，城外是大溪，没有山丘和房子障碍着风筝。住在城北的人就没有这样便利了。他们只好拿到西山或北山上面去放。大人，即二三十岁的人，有时自己也放。辛亥革命前最后一任知县，姓钟，山东人，有四个或五个儿子，大家叫他们“少爷”，常在街道上闲荡，秋天特别爱放风筝，而且特别爱到上水门城头上来放。他们玩的风筝不能同我们小孩子的相比。他们的风筝，糊得讲究，大型，而且做成动物，甚至美女形象。他们的绳索粗得多，而是用一个轮子放出，收回。有时风筝的拉力如此之大，我们小孩子会被风筝拉着走。下水门一带也有大人放风筝，也放动物上天，最好看的是一条大蜈蚣在天上飞腾。放大风筝时，还可以把一吊鞭炮挂在绳索上，鞭炮药线绑着一支香，不知怎样，鞭炮和香会沿着绳索升上去，直至风筝那里，香燃到时鞭炮就在空中响了。
我们上水门小孩子玩的风筝，都是自己扎，自己糊的，只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鱿鱼”，即是一个正方形，一个角朝上，相对的角周围则挂着五六个长纸条，放上天空，动摇不定；另一种叫做“牙牌”，即做成“吕”字形，整个说来是一个长方形，下面不需挂纸条，放上天空，比较稳定。我们的绳索都很细，母亲、婶娘、丫头，事先替我们搓好的。我发现，上一辈比我们更重视风筝，我的三伯父房间墙上挂着两个风筝骨架，都很大，一个是蝉，另一个是蝴蝶，可是没有一年曾见三伯父把骨架糊起来，放给我们看。
“登高”只是斯文人的事，而且不是斯文人中普遍的习惯，也非年年如此。我记得，有一年，我的父亲烟榻的常客约定九月初九去西山登高。多数是秀才，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在内，但有一二个不是秀才。大家到西山高明寺去，在寺的大殿上铺下鸦片烟榻。和尚殷勤招待。对着这批秀才，和尚不敢不招待，事先有了通知。我不记得一顿午饭是和尚备的，还是城里私家厨子挑了去的。大人在庙里过足烟瘾，说足笑话，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子有兴趣，从庙攀上山的尖顶。
我有一首词回忆此游。其中，“啸傲烟霞，流连诗酒”二句是艺术性的夸大。所谓“啸傲烟霞”就是吃鸦片烟。所谓“流连诗酒”，“酒”是有的，但过足烟瘾的人对酒没有多大兴趣；“诗”则纯属虚构。并非秀才们不会作诗，他们要做五言律的试帖诗，才能考取秀才，但他们平时不作诗，科举废除以后更不会去作诗。总之，我未见本县文人写的一首诗。——后来去龙岩读中学，却知道龙岩县的秀才们常写诗，知道他们结为诗社，春秋佳日常去郊外分韵赋诗。我曾见我们的学监连天锡先生案头上有一本自抄的诗集，叫做《留删诗草》。
漳平人登高或郊游，总是上西山去的，那里有佛寺，又洁净。也有人去玩东山，那里有莲花岩，有朱文公祠，有东山书院，但无人居住。民间又流传东山出鬼，因为东山是乱葬岗。外地人客死漳平的往往葬在此山上。相传野狗从浅葬的坟墓拖出尸骨。有人打赌，谁敢夜里上东山去，在朱文公祠前举起火把为信号，就可以得到多少多少钱，结果没有人敢上去。北山就是佛儿隔，那里也有建筑物，祀什么菩萨，我曾陪母亲去烧香，母亲在那里“听卦”，即是在山顶上偷听山下行人说话，以卜吉凶。山前面有点坡度，可以拾级而登，山背后则是直起直落的，下面就是北面乡村来城的大道，行人不绝，最适于“听卦”。没有南山，除非把溪对面的山叫做南山。
祈禳
重阳节过后，城里就热闹起来了。“四隅”（即四门）轮流做祈禳。一次做七八日，四隅共做一个月左右。每次大同小异。
首先要选择一个大宅子作醮坛。西隅醮坛总是设在洪厝坪永福陈家的祖祠；北隅总是设在太史第；东隅设在何处，我记不清楚，似乎在大夫家庙；南隅则时常改变，有时设在上刘祖祠，有时设在下刘祖祠，有一年设在中水门内西边一个大宅。祠堂不住人，腾出来做醮坛不困难，但大宅住满了人家，怎么能腾空呢？然而没有遇着障碍，因为这是好事，屋子做了醮坛会得到菩萨保佑。此外，只借用大厅、两庑和门厅，左右辅屋仍可住家。有一年，我的祖母要祖父去争取把醮坛设在上水门东边我们郑家祠堂。这个祠堂虽有两进，建筑形式也同普通祠堂一样，但住了人家。祖母的希望没有实现，出于其他的原因，决非由于那里的住户反对。
醮坛用纸装饰起来，五颜六色，很好看。东西两庑的房间也布置得很好看。我记得，有一年洪厝坪醮坛布置一个客厅，椅子上坐着一个纸人，同真人一般大，大厅上挂着三宝佛像，和尚在供桌前面跪拜念经，当地头面人物则在和尚背后跪拜。院子里，高墩上，立着一尊纸扎的韦驮像，金盔金甲，手执金刚杵，十分威武。
和尚是从永福什么寺庙请来的。那时，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我懂事的时候，永福还有两三个寺庙，有和尚住持，能承接佛事，城里的人从中选择一个寺庙聘请那里的和尚来做佛事。居仁里方面，除西山高明寺外，没有和尚能做佛事了。而高明寺里的和尚，不知为了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他们。有一次，东山莲花岩来了几个和尚，四处化缘，把破损的房子修复起来，我曾去看过，可是不多久，又无人居住了。东山脚下有个二层楼的房子，住着一个和尚，人家说他很有钱，每年坐轿子下乡收租，但不作佛事。观音亭也有和尚住持，也不作佛事。辛亥革命后，高明寺和尚只剩一二个，地主家里“还库”时，他们才从相识的俗人中勉强凑成一个班子来应命。永福里寺庙和尚比居仁里保存得长久，似乎可以解释为永福里耕地更多，地方更大，因之封建生活保持得更长久。但基督教传人也是永福里先于居仁里的。西门外福音堂的牧师，我少时所见，都是永福人。是否可以解释为永福里比居仁里更早发展资本主义呢？自然，不能如此机械地应用历史的唯物论。
在旧中国，僧道并称，但我少时只知本县有佛寺，却未闻本县有道观。这就是说，本县没有正宗的道士，即没有那种蓄发、留须、长袍的道士。道教还是有的。城内外居民中有一种称为“师爷”（念为saiya，以别于衙门内的“老夫子”，那就要念为siya）的人，同普通居民没有分别，照样种田，做工，经商，照样娶妻、生子。但人家请他去做“道场”时，他就穿起法衣，挽起高髻，髻上套着一件什么东西，用簪子插紧，手持一个锡制的号角，有时吹着，有时舞着，口中念念有词，其中可以听出“太上老君”一类的字句。富人家里为了还愿，有时请“师爷”来“禳精神”，那就不是来一个两个，而是一次来五六个，一律穿了法衣，舞蹈，唱歌，旁边还有一人打鼓。我们小孩子更喜欢看“师爷”作法事，因为和尚只念经，不跳舞，也不唱歌。和尚衰微了，“师爷”倒兴旺起来。辛亥革命后，富家“还库”请不到和尚，有些人便请“师爷”来家里作法事。“师爷”有另一套做法，与和尚不同。当时大家叫做“师爷偷吃和尚饭”。辛亥革命后，北门街上还开了一家“师爷店”——一开间的店面，里面挂着老君或别的什么神像，像前放着香案，“师爷”穿着法衣，替乡下来的大娘做什么法事。
奇怪的是“祈禳”、“打醮”，都是道教的名词，《水浒传》有个回目就叫做“张天师祈禳瘟疫”，《红楼梦》说“在清虚观打三天平安醮”，为什么城内四隅做祈禳、打醮不请师爷却请和尚呢？似乎因为“师爷”是不见经传的，是冒充道士的，有需要考证一下漳平县的“师爷教”起源于何时，同正宗的道教有什么关系，其他的县份是否有“师爷教”的活动。
醮坛里，和尚在念经，善男信女在跪拜；醮坛外，空场上，则戏班在临时搭起来的台上演戏。台下人山人海。日场之外尚有夜场。做祈禳最吸引入的是演戏。四乡的人纷纷来到城里看戏，白天看不够，夜里再看。回不去的就住在城里亲戚朋友家中。那时，城里人家，不分屋子大小，都要在墙内院子里立一根长竹竿，上面挂着灯笼，照耀着墙外的道路。
看戏，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没有封闭的戏院，戏台是搭在露天空地上的，看戏的人都站在空地上。有时县官老爷要来看戏，那就要在观众背后，较高的地方，安排几把靠背椅子。县官来时台上的戏就要停下来，插演“跳加官”，即一个戏子，身穿古官服，头戴假面具，手持奏板，跳了一阵，不说一句话，最后展开一个轴子，双手斜擎着，上写“加官进爵”四个大字。县官随即叫衙役拿箩筐装着铜钱，倒在戏台上发出响声。然后恢复演出。这种场面不常看见。看戏是免费的。
我少时，漳平县已无本地戏班了。听说，以前有个和坪人组织的戏班，称为“子弟班”，已经解散。还有一个“老生”，去外地戏班，有时也随外地戏班回来演戏。据说，他在外地演《沉香闹学》中的刘世昌，演完之后观众不肯散，一定要他再演一出。
到漳平来的戏班，演的是“潮路戏”；有时也有演“饶平戏”的，唱腔、音乐与潮路戏相差很远，本地人不欢迎。“潮路戏”演出汉戏，唱念都用“中州音”，斯文人都能听懂。妇孺也都知道戏中的故事。演戏那几日许多人家都在谈论戏中的故事，以及演技优劣。戏班从来没有直接从潮州府来，那些评戏家时常引为憾事。他们说，潮州有“四大班”，演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历数几个有名的演员，我只能记得其中的一个叫做“阿胶”，是演花面的。他们时常感叹，漳平县何日能请到“四大班”中的一个班。一九一五年秋我考进龙岩中学，这年十月或十一月间龙岩人请了一个潮州名班来演戏，我的父亲是个戏迷，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到龙岩县来，一面看我，一面看真正的潮州戏，以满足多年的愿望。
来漳平的，是几个客家人组织的戏班，我忘记了班名，它们是学习潮州班的。我们小孩子只晓得看故事，大人则要评论演技和扮相。辛亥革命前后，龙岩人苏家组织一个新班，叫做“新梅花”，到漳平来，与客家班竞争，有时在一个空场上搭两个台，唱“对台戏”，有时在两个不同空地同时演唱，以观众的多少定优劣。往往龙岩班获得胜利。这时那些评戏家见面就有谈不尽的话了。我同别的小孩子常常在上午不演戏的时候，跑到戏班住宿的地方去，多数是寺庙，人们在殿上搭地铺睡觉，五分冬夏都要挂帐子。那些演员，在戏台上生龙活虎，有挂白胡子老气横秋的，有插着雉鸡尾威武雄壮的，他们的面孔，我们都看得很熟，但在住宿地，我们看见，他们也都是小孩子，才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比我们不过大三四岁而已。我们看见他们也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但是在台上他们能够演出那么动人的戏！我们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就在那几年，有一个富家子弟居然跟着一个戏班走了。自然以后还是失望回来。长大了，我不记得在哪一部西方小说中看到了类似的故事。
每年做祈禳时，演戏达到高潮，但并非说平时不演戏。每年二三月间，县城内外就开始演戏。城内，在城隍庙演戏，那里有固定的戏台。请戏班的钱，是大街上的商店付出的，他们借演戏招徕四乡的农民来城，繁荣生意，不愁收不回付出的钱。城外，则在溪对面上三公庙前演戏，那里空地大，常常可以搭两个戏台。请戏班的钱，是“大工”（即上下游的船夫）拿出来的。上游，从雁石、白沙到县城是一班“大工”；下游，从县城到华崶（或溪南）又是一班“大工”。那几年货运很多，两班“大工”收入不少，总之比农民和手工业者多得多。他们拿出一部分收入来报答本行业的保护神。九龙江船夫的保护神，不是龙王，不是妈祖，正是“九龙三公”。城里的人，白天是渡船去看戏的，晚上则除摆渡外，回来城门已关，还须攀竹梯，付竹梯费入城。如此辛苦，看戏的人还是很多。
冬至前后，有些祠堂祭祖时，也请了戏班来演戏。“人戏”之外，还有“柴头戏”，即提线木偶戏。价钱便宜得多。没有“人戏”时候，“柴头戏”也有人要看，尤其我们小孩子更爱看“柴头戏”。我少时还看过罗坪班的“柴头戏”，以后只能看龙岩班“柴头戏”了。
戏台锣鼓响，醮坛的和尚念经和厅堂装饰就没有人爱看了。祈禳最后一夜就反过来，吸引戏台下的观众。纸扎的韦驮以及其他六七个纸扎的人像（都是《封神榜》人物，其中有托塔天王李靖），都要等待和尚做法后焚烧，而最精彩的还是竞攀孤台这个最后的节目。在空地上用四根很长的杉木搭一个高台，台顶约有四层楼高，平板上放置各种食物，原是施舍给“野鬼”的。佛事结束时，和尚在台下念了经，于是四个壮汉便各据一根杉木，迅速攀上台去，先到台顶的人就可占有那些食物了。在攀缘时，台下观众不断欢呼。我们小孩子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处看不到这样的一种竞技。
祈禳的经费，一定不少，都是居民捐钱出来举办的。东隅、西隅、北隅，居民更多，地主也多；南隅比较少，但南隅捐来的钱并不少于其他三隅，因为最热闹的街道在南隅，而上下游船夫也在南隅捐钱。南隅捐簿上第一名，就我懂事时起，都是我的祖父。捐簿的第一名叫做“缘首”，总是本隅内最有地位的绅士，他挂一个名，不见得捐出的钱比别人更多些。整个祈禳，则由“总理”调度。“总理”是推选出来的，旁边还有许多人辅佐他。南隅的“总理”一般是那些栈房的本地主人，他们供给上下游客商住宿，介绍生意，并同船夫熟悉。“缘首”不管业务，但若县官或衙役有什么麻烦，则由“缘首”去应付。如此规模的活动，从未发生什么乱子，捐款也很顺利。可见漳平县的群众之中也有人才，善于做组织工作。但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这是同菩萨有关的好事，一切都要看菩萨的金面，钱是捐给菩萨的，热闹是做给菩萨看的，遇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须为菩萨而忍耐，争吵起来首先就对不起菩萨。我想，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如此规模的演戏、祭神、喧哗、竞赛种种活动，一定要发生乱子。
事实上，这是农业经济社会中，每年秋收之后居民们一种庆祝和娱乐的活动，集中在城镇上做的；城镇商人也借此机会推销他们贩运来应付市场旺季的商品。戏台附近也有人摆摊子，推销外国进口的货物，以至于外国的赌博，如打弹子、套圈子之类。
似乎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再做祈禳了。
冬至
冬至前后，祠堂祭祖。那几个大祠堂，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都是很隆重的，有时要演戏。有几个小祠堂，平时无人注意，此时也祭祖，仪式也算隆重。他们的子孙住在外乡，城内的祠堂平时关着或租给人用，到冬至前后才来城里祭祖。我们郑家，远祖祠堂在和春乡，每年须走二十里去祭祖，每次都要在那里熟人家中住一夜；城里有两个近祖祠堂，每年也要开祭，读祭文，但并非在冬至前后，不知何故。
正式的坟墓，一般在冬至前后祭扫（但也不尽然，有提早的，甚至有春天祭扫），与清明扫墓，将祭品挑回家来吃不同，秋祭总是在坟上烧来吃的。往往要请亲戚朋友一同去坟上吃，客人免不了要在坟前跪拜，主人也免不了要客气一番。生的或半生的祭品，挑到坟上献祭之后，就在坟边垒一个灶，挑来涧水，拾来枯枝，炒熟，然后席地而坐，举行野餐，别有风味。盛菜的，往往不用瓷碗，而用特制的红漆木盘。如果是远代祖宗的坟墓，又没有祭祀田租的，祭墓时各家就分别准备祭品送去，然后一起热来吃。我们郑家住在和春乡，十八世纪才有一支移居城内，不知为什么有几个祖坟葬在北门外山上。我们的坟山也在离城五里的地方，以致每年扫墓时和春乡的族人走了二十里路同城里的族人一起祭扫。
冬至正日，各家都吃“圆子”。先几日就要用糯米舂成细粉，到这一天全家动手搓成圆粒，其中无馅。食时，先用红糖、姜片烧汤，然后把“圆子”煮熟，放人糖汤内。虽不好吃，毕竟是一件新鲜的事，小孩子也快活。
除夕
冬至过后就准备过除夕了。
不记得在冬至前或冬至后，家里就酿酒。一般地主家庭，一年的酒都是自己家酿的，不到市上去买。媳妇怀孕，就要酿酒，准备产妇吃的鸡酒，以及满月时请客的酒。地主家里都有酿酒的工具，旧式蒸馏锅之类，也都有人善于酿酒。
除夕前约半个月，开始做三大果：糖果、发果、菜头果，都须舂糯米粉，都须用大灶、大铁锅，旺火来蒸。糖果就是糯米粉加红糖，调成浆，在锅内蒸。发果就是禾米粉（也许是面粉）加酵母，加红糖，调浆去蒸。菜头果则是咸的，糯米粉（一说是普通大米磨成的粉）调成浆后，加入萝卜丝、肥肉、盐、碱，特别要加入很多胡椒，去蒸。这些事情，我们小孩子都插不上手，蒸好也不能随便拿来吃。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馃探”。这个名词取得好。“探”者，试验之谓，馃浆调好，不知浓淡如何，过咸或欠甜么，发酵是否适宜，佐料是否足够，不能等待蒸熟之后再看，须先试验一下。糖馃探和菜头馃探，馃浆是在铁锅内用油煎熟来吃的，大人除了试验以外多煎一些给小孩子吃。这种油煎的馃比水蒸的馃好吃得多，尤其菜头馃。发馃馃浆则不能用锅煎，只能用茶杯盛着在小锅内蒸，味道不见得比大锅蒸更好吃。
十二月廿四送灶君上天要供祭，烧香，点烛，放鞭炮；除夕再接灶君回来。此时前后，城外溪边也常有鞭炮声，说是永春店和“大工”做“牙”（即供祭本行祖师）。
除夕要贴新门联，一些地方要贴“福”字，红纸，方形，尖角向上。又要买许多纸钱，拉开成串，挂在屋门和房门两边。这日，街上热闹得很。不管是否“朝圩日”，农民还是进城朝圩，而且不去校场圩，直接来到大街上。街上店铺忙着收账，家里的大人也为了还账而发愁。我们小孩子就什么都不管了，只知道明日母亲要给新衣穿，今夜有压岁钱可拿（祖父的，父亲的），又可得到红柑和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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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的三条基本经验（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6)
革命委员会的三条基本经验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转摘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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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一九六八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
（一九六八年三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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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委员会等的指示（一九六八年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4)
关于革命委员会等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
大办学习班。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和中应该注意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据传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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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八年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3)
对广东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
广东形势大好，省革筹要抓紧关键，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带动广西、云南、福建、湖南等地区。因为此国防前线，有三条黑线。
×××
主席对派性很有意见，大联合已经号召一年了，现在还讲派性。
文汇报的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主席看过说：“很好”。
（周总理给广州军区负责人温玉成同志电话传达的主席最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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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学习班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九六八年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2)
关于举办学习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九六八年二月）
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
×××
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期不行，可以训练两期、三期。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
×××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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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问题与妇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失业问题与妇女
目前普遍全世界的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了，美国有一两千万的工人失业，英国失业工人在六七百万以上，嗷嗷待哺的饥饿游行团，那是只能获得大英帝国的王公，爵士，资本家们一种讥笑怒骂，获得一种警棒的迎击，军队压迫的回答的。英国的资本家们，只能让他们自然饿死，连一个抗议也不许他们有。德国三百多万失业工人（这不过根据官家的报告，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在希特勒的应该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拥护国家的口号之下，即是说脱去蒙蔽的外衣，要工人牺牲自己的生存权利来拥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口号之下，不许有丝毫的争议。他们之所谓失业工人日益减少了，不但是一种欺骗，并且即令是事实，也不过是希特勒驱逐妇女回到家庭去，并减少童工而代以成年的男工的结果，这就是说一方面安插了一部分失业的工人，而另一方面则制造了一部分无业的群众关闭在家庭中去了，别的国家我们没有多的时间去过问，就我们中国来说，这失业问题虽然没有官家的统计，但可以说比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来得更利害些，从一般的社会现象来看，商业萧条是表示着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群众购买力降低了，而购买力的低落不但是一般在业工人和劳动群众收入减少的说明，并且是大多数人没有职业和收入的证据。大众的穷困与失业的压迫，是逼得许多人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我们只要看一看每日报纸上都有自杀的消息披露，就是证明。在中国的失业问题的严重，一般的说来，中国农村中的失业人数之加速的发展，仅从土匪和兵丁人数之众多一点上也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城市的工人们呢；近来单就丝织业一部分来说，六十几个工厂中，仅仅残留着几个在那里挣扎维持，其余的则都关门闭户了，那大批的丝织业工人自然都变成了不幸的失业者，是不待言的。
但是，失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说它的总的根源乃是把劳力当作私有物，劳力的所有和使用都归属于私人，因而劳力变成了商品。劳力一经成为商品，则它便为一般的商品法则所决定，就是说它也有市场问题，在劳动力供过于求时，便会发生失业问题，这是必然的。可是劳动力为什么又会发生供过与求的现象呢？这里乃是资本主义生产之自然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既不是依着社会的消费需要而生产，而是以个人营利为目的，则其生产便是无计划的自由竞争的生产制度。当然生产品常常是超过社会的需要以上。这种超过又为私的经济之购买力所限制，并不能提高消费者的生活，增加社会的消费量，甚至有时反而减少了它的消费量，如此则生产品非表现商品过剩，市场缺乏不可。这时资本家便一方面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他方面则裁减工人甚至暂时关厂，这样一来那广大的失业群众便产生了。原来在劳力自由买卖的条件之下，资本家得自由解雇，所以失业者之存在原是经常的问题，可是一到经济恐慌时代，这个问题就特别严重，而失业者也就更因此而逐渐增加起来。
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毁灭了一切小的独立生产者，因而在手工业和农民群中，都不断的使他们失掉生产工具，离开故业，变成失业者。然而资本主义的愈加发展，因为市场缺乏，已经使劳力过剩也成为经常的状态，再加以机器的发达和改良，不断的以机器代替劳力，每一次新的机器出现时，在同等生产效能上，总是使使用劳动者的数量低降，而资本家更不时对于工作者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加强其生产效能，遂使雇用工人的需要愈形减低，这就是所谓以生产合理化的方法来驱逐劳动者离开机器，失业的人数，便因此而日益增加了。
原来在异常的状态中，失业问题不过一般的增加了劳动阶级的痛苦，使劳动阶级共同的发生穷困与饥饿，并不特殊地损害及妇女职业者。但到了最近几年中，复古的运动普遍了全世界，一切资本主义者们，他们不愿并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去做改革的运动，以消灭失业问题，反而制造一种奇特的理论来进攻妇女，他们以为失业者之所以众多，是由于妇女们占据了男子的工作地位，因而提倡妇女回家庭中去，要她们回到家庭中去照管儿女，料理家务，剥夺她们的职业权利，驱逐她们出社会的职业活动范围以外，以此来救济失业问题。比如现在的德国、意大利、乃至英美诸国，都正在实行这种政策，就是一例。因此，如果说失业问题是一般劳动群众的致命打击，那么我们就能说近来的失业问题的特点，便是妇女们在失业问题中成为最受牺牲和损害的不幸者了。
我们为什么要理论的追求这一失业问题的根源，并且要指明现在正流行的失业问题的特点呢？这就是要使一般妇女职业者知道怎样去和失业的不幸斗争，使他们知道应该特别在这一问题中努力斗争，以期保持自己的生存权利与职业平等权利。
对于失业问题，在现状下的暂时救济方法，当然还是要靠自己的团结和反抗。因为照我们上面所说的失业问题的根源看，既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则我们希望资本主义的慈悲，以为他可以可怜我们因失业受饥寒的压迫，而使我们不失业，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有这样慈悲的资本家，在他的营业竞争场合上，在他要保持其企业、资本、利润不受损失的挣扎上，也必然不能顾及我们的失业的困苦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职业，必须自己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开除工人增加工作时间，乃至减少工资的举动。甚至还要反对在自己队伍中发生为出卖劳力的竞争者。因为在别人反抗一切压迫的斗争中，自己却去代替别人的工作，乘机夺取别人的工作位置，这种破坏团结的自由竞争出卖劳力的结果，纵然能一时获得工作，但当资本主义向自己进攻时，别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则自己也终会变成失业者。没有团结和不能一致行动，便不能获得反抗的胜利，保障自己的职业。所以保障个人的职业是要寓之于保障全体的职业之中的，而保障个人和全体的职业则又只有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团结与一致行动是能在失业危机中救济我们的第一善法。
失业问题既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必然结果，是劳力的所有和使用权归属于个人所有的结果，因此我们无论如何和失业的危险相斗争，而失业的危险终是不可避免其到来的。要根本解决失业问题，要保持人人都有职业，那就只有根本把劳力的个人私有和使用性，变成社会的劳力，归社会全体依着全人类的生存要求来使用它，才有可能。这就是说要改革现社会的生产制度，使一切生产工具成为社会的，人人都有工具使用去从事工作；使一切工作成为社会的，人人都能在社会中得分配一部分工作；一切生产品也变成社会的，人人在一定条件下不能工作时也不致受饥寒的压迫，而有社会为他担保。如此则失业问题和因失业而发生的冻饿惨剧也就没有了。
在中国的失业问题中，不单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而且因为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形成工商业凋敝、农村破产、人口过剩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倾销、压迫、剥削，不但使中国工商业凋敝，农村经济破产，裂造出失业的广大群众，并且如「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直接打毁工厂，破坏农村，驱逐中国人民离开自己的生产，都是制造失业者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反抗失业问题，不但是要努力于中国本身的政治社会的改造，而且还特别要反抗帝国主义，求得民族的独立。所以离开政治而谈解决失业问题，是不可能的，失业的救济最后终还是一种的政治斗争。
最后，特别是妇女要努力于失业问题的斗争，因为在现在世界上所流行的复古潮流，大有风靡一时的气概。这一潮流对于妇女们的政策，是要连现代妇女所经过的几百年的斗争的成果，即实际尚未充分获得的职业平等那点可怜的自由职业，与脱离家庭奴隶地位的成果，都一笔勾销。要从工厂中，商店中及一切机关驱逐妇女，取消她们的职业平等待遇，使大众重新回到家庭中去做家庭的奴隶，变成永久失业不能独立生活的人们。所以对于这一潮流，妇女们非特别抵抗不可，因为它是对于妇女们的一种最残酷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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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1)
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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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姚文元同志一封信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70)
对姚文元同志一封信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允许有查明证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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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的信（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9)
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的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戚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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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8)
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注，这是毛主席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转摘自中共中央中发（67）367号文件；《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特别指出：“毛主席这个极重要的指示，对于各地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目前不少地方都存在不同于百万雄师的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应当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即毛主席指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而不应对那些组织的群众采取施加压力，绝对排斥的政策，才能有利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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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波兰工业的历史和现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第一部分波兰工业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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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组织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7)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转摘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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