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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格·别林斯基（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维·格·别林斯基[1]
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
〔说明〕摘自《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部分标点、人名有修正。
我的课题将具有相当有限的范围。我在文章里限于对别林斯基从我国伟大革命出发所作的那种新的评价，就是说我努力尝试从作为十月革命的担当者的那个阶级的观点，来确定别林斯基在俄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其实，就是这里我将作的并不是新的事情，因为格·华·普列汉诺夫早在革命前已经作了这种工作。[2]
首先，具有俄国知识分子所有一切优秀的特点的像别林斯基这样的极其伟大的人物，只能一般地在民族，以及特别是它的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经历的特殊时代才出现。
别林斯基的时代，某些方面是民族觉醒的时代。
从我们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带有阶级的性质，就是说是由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决定的。俄国人民的下层很少影响到它的民族文化。农民在哥萨克和宗派分支中参与俄国思想史是不明显的，自发的，并且民族的觉醒，一般地那种文化担当者的特殊阶级（它同上层阶级融合或者与之接近）的产生，通常是一致的。
俄国贵族大体上和整个地来看，在俄国社会生活历史中，起着反文化的作用，然而俄国自我意识的最初几十年，是与这种自我意识在先进的贵族集团中的产生相吻合的。
普希金及一批诗人和作家（他们自身带有贵族文化烙印，在他们赐予整个民族的这种创作行动中，带有贵族态度的印记)的出现，标志着俄国诗歌和俄国思想的春天。
别林斯基对此有很卓越的认识，您们当然理解别林斯基不止一次反复说过的普希金作为贵族的这种明显的特征。[3]
可是如果这只是贵族的自我意识的话，那么贵族的文化主义时期就会根本不能载入俄国民族意识的历史。但是应当说，统治阶级在其繁荣的时代，以最明显的方式表现自己的阶级倾向，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反映它所领导的整个整体的命运。贵族好坏都毕竟是人民的所有力量的组织者。此外还要补充一点，俄国及其亚洲的专制制度，贵族的先进集团很快就被定为反对派的集团。这也给这个集团某些时候有权自命为好像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头头。[4]
当然，贵族意识到，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并且由此而产生他们全体（甚至具有最激进情绪的人）所特有的爱国主义的气味。可是在贵族的思想面前，毕竟打开了某些天地，其中许多人远远地超越了囚室的专制主义和农奴制的鞭打。并且还有一个意见。如果任何一个大的民族的先进阶级开始自己的意识生活的话，那么它当然首先面临着最一般的问题，面临着自然界、生死、恋爱等等的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可以做许多全人类的和具有基本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且确实的，俄国文化的先进者差不多全是贵族，在这方面做了重大的工作。可以说，每一个民族的最初的一些天才人物，自然而然地抓最重要的事情，而后来者虽然在独创性方面不逊于他们，却已经转向比较细节的问题去了。稍后出现一些追随者，他们虽然很有才能，却不得不或是老生常谈，或是想出一些新的形式上的花招，当作把重大的共同关心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只有生活本身中的急剧的转变，才能在这方面造成可以说是崭新的春天。
大体上说，别林斯基的时代，贵族仍然起着重大的作用。贵族中的优秀阶层越来越极其厌恶地看待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这是因为越来越感到全体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俄国人民好像是开始醒过来了。当然，不能期待人民直接出现在文化活动的舞台上。
贵族中的优秀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当了人民的传声筒，虽然如此，必须出现新的社会集团是很清楚的，这种社会集团没有贵族的偏见，较为接近于人民，同时与群众不同，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内掌握了教育。
在欧洲，这样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城市生活的广泛发展，引起封建主义的有步骤的交替。在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起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作用。在我国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说从头至尾是资产者，在我国思想史或者我国艺术史上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别林斯基赋予资产阶级将来以重大的作用，他的先见之明是应当惊奇的。比如，他说：“资产阶级是使人讨厌的事物，但是不能认为可以不需要资产阶级。相反地，我们极其需要它，它可以为文化的发展创造基地。”这证明别林斯基的杰出的头脑。
可是可以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我不是想说这一类阶层在西欧不起任何作用。相反地，它在那里的作用非常大。可是在我们那里，民粹派知识分子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某种软弱性，而以某种独立于阶级倾向的姿态出现。
平民知识分子站在人民之首，组成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接替贵族知识分子的新的知识分子层。这里有神职人员的子弟、医士和渴望知识的小官吏的子弟。政府有鉴于国家和经济对于有教育的人士的不可遏止的需要，不得不向他们打开学校的大门，并且认识到旧的公务阶级不够。必须从可以说人民内部或者接近于这种内部的阶层中召来新的大学生。
新的大学生以不同于寻常的清楚的面目从那里来临，而它的最主要的代表，正是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中叶的平民知识分子，老实说，差不多是无产者。他是极穷的，和谁都没有联系，和任何东西也没有关系。他从童年时期起，就看到自己周围所有一切日常来往的人受压迫。这样的人，一开始思考，就以反对派的态度来思考，或者甚至革命地来思考。当然，平民知识分子是群众的上层。可是他们毕竟属于这种群众，学识在他们那里，反过来变得敌对地对待贵族上层和官僚主义的上层。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由于没有能力被驱逐出大学的这个半受教育的别林斯基，[5]后来超过了贵族阶级出身的自己的有才能的同行。
从四十年代开始，他把自己所吸收的知识的每一个分子，都变成了为唤醒人民群众的自我意识而斗争的武器。
可是这里就已经需要说，来自人民的这种反对派，命定了陷入不能忍受的状况。
“历史可能会询问这样的人：你从人民中召唤来是为了什么？人们把你召唤来是为了为专制制度服务。”
“可是我不愿意”。
“你想要什么呢？”
“我想为自己和为人民摧毁这个监狱。”
“你有没有这样做的力量呢？”
“我是个批判地思考的人，我的力量在于我的思想的清晰和我的情绪的热烈。我将出来并呼喊，我心里的喊叫将唤醒某个强有力的人。”
能够期望平民知识分子唤醒的强有力的人是谁呢？当然，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是这样的力量，而首先是农民。稍后，平民知识分子就转向这种工作。
别林斯基则一开始就不相信能够以速成的方式唤醒人民群众。他是孤独的，并且认识到自己的孤独。他说过：“我们成了有眼能看的人。历史向我们打开了眼睛。永远把它们闭上了不是更好吗？”他认识到了世界的全部丑恶，对他来说，深渊显露出来了，要求他去改造生活。他听到了制止人民苦难的呼吁，并且没有看到摆脱这种苦难的任何出路。这种孤独不仅影响到他的内心生活，而且影响到他的外部生活。别林斯基比谁都孤独。这种野蛮的书报检查，以及政权对他命运的直接压力的经常危险，使他痛苦，这种压力只是偶然没有落到他的头上。一直到生命的末日都在摧残他的贫穷，也折磨他。他过早地逝世了。
别林斯基的个性，历史地来看大约是由这样三种因素组成的：
（1）对现行制度的尖锐批判。
（2）为了推翻它的压迫而寻找支持
（3）自然而然地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理想
（4）一定的民族自豪感。
平民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破天荒第一次建设自己民族的真正文化，他们应当不依赖于政府和正在发展的资本来完成这个事业，这种认识是平民知识分子所特有的。
像别林斯基这样的先进人物认为俄国最后将进入民主家庭，可是它缩短了所有一切阶段，并且将比西欧早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最新形式中。
别林斯基几乎完全献身于文学批评这一点，与当时文艺在俄国所起的巨大作用有直接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这一代在艺术方面特别有天赋。文学所以起杰出的作用，是因为这是可以稍微自由地讲话的唯一的讲坛。在所有一切国家里，特别是在德国，艺术创作都同样是正在觉醒的新的阶级的形象和语言。艺术在这样的时期总是努力追求思想，追求审美需要与思想需要的结合。所有一切社会的激情都通过这个气门直冲出来。
俄国的现实主义文艺从这些理由中得到充分说明。俄国文学不管专制制度的压迫，还是觉察到了自己脚下有人民的土壤。人们苦恼了、倒下了、死去了，可是仍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愿意让自己唤起幻想这种安慰者，他们仍然是一定的抗议的表现者。当时俄国文学面貌的特点就在于此。现实主义、不同于寻常的清醒、宏亮的笑声、讽刺和内心的痛苦在这种文学中占有主要地位。别林斯基是俄国知识分子的预言者和先驱者。
我现在用简短的话来说明：他怎样努力解决上面所提到的、摆在他面前的全部问题的。
在别林斯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第一，对现存制度的直接的批判；第二，为纠正现存制度而不惜任何牺牲的决心。
如果别林斯基只是处于铁一般的夹钳中的浪漫主义者、知识分子的话，他就会在理论上解决问题。须知他曾经一度依据黑格尔哲学宣称准备与现实和解，吻它和紧紧地拥抱它。可是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呼喊不能这样，他整个一生都将对此后悔，现实决不是合理的。他在刹时间承认它合理，完全不是因为想和解，他已丧失了勇气。不，也许从来没有过像他在写自己的《鲍罗基诺》时精神上那样出色的。[6]他在内心里认识到自己的正确，因为他是怎样断言的？他断言道：现实的力量不支持的任何批评，任何理想都是没有结果的。
不，他不是耽于幻想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需要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结果。他是力量、精力和胜利的崇拜者。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是如此鲜明，以致只要不显得像是没有力量的法律的崇拜者，他同意承认力量的权力。在优秀的平民知识分子心里和灵魂里，一般地都有这些响当当的元素，否则就不可能突现出马克思本人怀着敬意欢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的形象。[7]要是别林斯基在智能上稍低，热情稍减，他就不会谈到这些奇怪的事情，而他的智慧的力量也正好表现于此。
当然，在他所树立的偶像面前，很快就害怕了，使别林斯基吓坏了，并迫使他寻找别的出路。他重新回到尖锐的批判上去，但已经在发展的新的阶段上，他已经懂得，批判的个人不能满足于说教，他宣称他以马拉的方式爱人类，他醉心于罗伯斯庇尔。[8]请回忆一下赫尔岑所叙述的别林斯基在格兰诺夫斯基家里同官吏的著名谈话。官吏开始谈到在有教育的国家里，人们把进行批评的人关在监狱里。于是别林斯基金身颤抖着反驳道：“在更加有教育的国家里，人们把保卫国家的人送上断头台。”[9]于是一直到赫尔岑为止，所有的人都吓呆了。是的，这是准备动用武器来批判——把断头台作为批评的工具——的批评家。他是以那种积极的爱来爱抚人类的，这种爱在一定的时代使得人民群众的领袖采用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别林斯基身上有恐怖主义者的精神，但同时忧郁制服了他。他感觉到时间还没有到，他猜测它什么来到，并在这种探索中占据着完全独创的地位。他说道：“我崇拜人民，可是期待农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就等于期待狼自己组织到森林里去。”[10]有时他以真正的愤恨来谈人民：“群众是有惰性的。它不能组成积极的组织。可是期待别的，那是什么呢？”
于是他就详细地谈论大彼得的改革。他赞扬以大彼得为首的少数，他们在使人痛苦的强制的过程中把有惰性的群众推向前进。当然问题不在于赞扬彼得的制度本身。可是照别林斯基看来，应当把它当作事实，从它出发。别林斯基经常围绕着转来转去的幻想就是由此而来的。清楚地理解人民的利益和用所有一切手段来保卫这些利益的山岳党的少数、雅各宾党的少数。他所幻想的正是依靠人民暗中同情的这样的少数。他所希望的是人民继续走彼得的道路。[11]
可是别林斯基看到了他周围的知识分子的虚弱，知道贵族，甚至其优秀的代表都已经过时，于是甚至准备欢迎为文化准备基础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在别林斯基那里远景是相当正确的，差不多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一般地说，唯物主义总是把他从他所由开始的不同于寻常的唯心主义吸引过去，并且最为吸引他。他的整个一生的晚年都是在费尔巴哈的标志下度过的。他完全离开了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发展就是如此。
因为别林斯基作为艺术鉴赏家发表意见比作为政论家更多，所以关于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基本倾向必须讲几句话。
别林斯基作为他的时代的产儿，具有巨大的艺术本能。他号召俄国人们去到艺术领域去工作，并且努力培养他们正确地理解艺术的任务。别林斯基往往在自己的判断中动摇，可是从来不停留在错误上，他自己纠正它们。从这一观点看来，应当说，别林斯基不停留在中间阶段，从来不纵容有倾向的艺术，就是说赤裸裸的思想的假的艺术表现。对于别林斯基来说，艺术是个特殊的领域，有与政论没有任何共同性的自己的规律。别林斯基在许多方面来说，是真正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可是他毕竟知道，艺术是思想的表现。他教导说：这种思想应当自上而下地贯串到艺术作品中，并使它具有完整性。对他来说，人民艺术家——是人民的思想、需要和感情的代言人。真正的文学实质上是通过人民所选择的人写出来的人民的创作。对于别林斯基来说，艺术是为生活的最大的服务，可是是用特殊语言的服务。由此而产生别林斯基对真理、对现实主义的最集中注意力的爱，以及对纯艺术性和对信念的同样的爱。请您回想一下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的有名的段落，他在那里写道：“在我国的农民那里投有神秘主义的过度兴奋，在他那里有的是太多的理智和头脑中的积极的东西。”
别林斯基对于农民的未来命运的希望是寄托在这上面的。他觉得人民是不信神的，他反对用幻想来哺育人民。
别林斯基写道：“他是追逐实利的，对生活的要求是清楚而可怕的。”[12]别林斯基期待着他将走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而不是走实现关于来世的梦想的道路，我们知道卡维林的证明，说别林斯基第一个讲俄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比西欧更快、更好和更有力地解决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关系问题。[13]
别林斯基的特有的民族自豪感就在于此。您们记得杜勃罗留波夫关于别林斯基的意见说：“不管俄国文学发生了什么事情，别林斯基都将是它的骄傲、它的光荣和荣誉。”[14]
普列汉诺夫并不满足于此，他补充说：“对此必须补充说：别林斯基使得社会思想内容丰富，并以天才的社会学家的鉴别力开辟了新的天地。”杜勃罗留波夫想说：别林斯基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我们青年时代最好的创举的宝贵纪念碑。而普列汉诺夫则断定：“别林斯基还没有结束。这里要进一步打开的角落，而整个俄国社会是别林斯基所提出的问题的继续。”[15]
我们在普列汉诺夫之后就要说：俄国社会正解决，而从十月革命开始在实践上解决同一的问题。马克思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曾说过：“只有依靠群众的理想，才成为力量。”[16]
九十年代的欢呼在于什么呢？在于大山终于走向穆罕默德。[17]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间获得了支持。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思想领航的灯塔。当我们的机会主义者断言工人阶级自己会找到自己的道路时，列宁驳斥了这种论调，并要求先进的知识分子、要求“革命的微生物”缩短工人阶级探索的道路，向他们灌输西方所发现的最高的意识形式。[18]
俄国共产党实现了别林斯基关于依靠群众、锐敏地思考着的积极、有纪律的少数这个梦想。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别林斯基的问题的现实解决。波澜越来越壮阔的人民的力量，从别林斯基时代开始逐渐地，越来越广泛地汇合到他用问题所指出的河道中来了。我们处在这条河流的高潮中间，可是在它的源头还是能够看到别林斯基的巨大的形象，眼睛凝视着烟雾里。他耸立在那里，他是具有鹰眼的伟大的先知，我们人民意识的第一个使徒。
[1]最初刊载于《献给别林斯基的花圈》一书，尼·基·毕克萨诺夫主编的文集，新莫斯科出版社，1924年。
这篇文章的基础，是1923年6月13日安·华·卢那察尔斯基在6月7日维·格·别林斯基逝世75周年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和俄国文艺爱好者协会联合庆祝会议上的讲话。
按《文学侧影》论文集（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二版原文刊印——俄文版编者注
[2]普列汉诺夫写的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有以下几篇《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1897），《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1897），《维·格·别林斯基》（1898），《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1909），《论别林斯基》（1910）。除了第一篇收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外，其余几篇均收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译者注
[3]别林斯基在《关于普希金的论文》第九组的文章里写道：“您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是灵魂和躯体都属于一种基本原则的人，这种原则构成他所描写的那个阶级的实质，简言之，到处都看到俄国的地主……”（<别林斯基全集>第8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莫斯科版，第502页）。——俄文版编者注
[4]别林斯基在1847年12月2-6日写给华·彼·包特金的信和1848年2月15日给伯·华·安年科夫的信里谈到这一点（参见《别林斯基全集》（上述科学院版）第12卷第452及468页）。——俄文版编者注
[5]虽然在1832年开除别林斯基的正式决议中说“健康欠佳”和“能力有限”，写作反农奴制的戏剧《德米特里·加里宁》（1830年）却是开除的理由。——俄文版编者
[6]即《鲍罗基诺一周年纪念。华·茹柯夫斯基……》（1839年），这篇文章反映了所谓与现实妥协时期（1839-1840年）别林斯基最具有特征的思想，那时这位批评家片面地解释黑格尔哲学的一条原理：“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俄文版编者注
[7]马克思多次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著作，如1870年3月24日在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名义致日内瓦俄国支部委员会的信中说到：“……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的荣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464页）。——译者注
[8]马拉（Jean-PaulMarat，1743-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政论家。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首脑，执行雅各宾专政、处死法王路易十六，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译者注
参见别林斯基1841年6月27-28日和1842年4月15-20日给波特金的信。——俄文版编者注
[9]是指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第4篇（第25章）中所叙述的插曲。——俄文版编者注
[10]参见1848年2月15日给安年科夫的信。——俄文版编者注
[11]这些思想是在《1846年俄国文学概观》中叙述的。——俄文版编者注
[12]卢那察尔斯基是凭记忆引证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的，故文字上有出入。——译者注
[13]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67页。——译者注
[14]参见同上书，第594页。——译者注
[15]卢纳查尔斯基是凭记忆引证，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95页。——译者注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译者注
[17]这句话的来源或出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说穆罕默德在传教时，人们要求出现奇迹，以证明他的宗教的威力。穆罕默德说的话前半句即“大山走向穆罕默德来了……”意思即谶语应验了。——译者注
[18]指列宁的《怎么办？》等著作。卢那查尔斯基在这里又是凭记忆仅仅引证其主要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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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艺术回忆（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列宁和艺术回忆[1]
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
〔说明〕摘自《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部分标点及外文有修正。
列宁一生中很少有时间来稍微专心地从事艺术，他在这方面始终认为自己是门外汉，而因为他始终对不求甚解的态度是不相容的，并且是憎恨的，所以他不爱谈艺术。可是他的趣味是十分明确的。他喜爱俄国古典作家，喜爱文学中和绘画中等等的现实主义。
还在1905年，在第一次革命时，有一次他不得不在德·伊·列青科同志的房间里过夜，在那里除了其他之外，有一整套纪念世界大艺术家的克纳克福斯版的收藏品。[2]第二天早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道：“艺术史是多么吸引人的领域啊。共产党人在这里有多少工作可做。从晚上到早上都不能入睡，全都一本书接着一本书来看。并且我开始感到苦恼：我过去和将来都没有时间从事艺术。”伊里奇的这些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革命以后由于各种艺术评委会，我有几次碰到他。比如，我记得他召我，我和他及加米涅夫一起为了替换在基督拯救者神庙附近从豪华的台座推倒的亚历山大三世的雕像而去看纪念碑设计展览会。[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其批判地审视所有这些纪念碑。其中没有一个是他喜欢的。他特别惊讶地站在未来派风格的纪念碑前，可是询问他的意见时，他说道：“我对此一点都不懂，请问卢那察尔斯基。”[4]对于我说的：我看不出有任何有价值的纪念碑。——他非常高兴，并且对我说：“而我以为，您会提出某个未来派的怪物呢。”
另一次是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纪念碑的事。著名的雕塑家M.表现出了特别倔强。[5]他搬出了庞大的纪念碑设计图：“站在四只大象上的卡尔·马克思。”我们大家对于这种出于意外的主题都感到奇怪，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如此。艺术家开始重做他的纪念碑，并且大约重做了三次，无论如何不愿放弃竞赛的胜利。当在我主持的评委会最后否定了他的设计，并且详细讨论阿里申领导的艺术家小组的集体设计时，[6]雕塑家M.就闯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并向他申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关心他的申诉，并专门召见我，以便召开新的评委会。他说他将亲自来看看阿里申的设计和雕塑家M.的设计。他来了。阿里申的设计仍然十分满意，雕塑家M.的设计被否定了。
同年五一节在同一个地方，即打算给马克思树立纪念碑的地方，阿里申小组建造了小规模的纪念碑的模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为来到那里。[7]他几次围绕着纪念碑走，并询问说它将有多大，并于最后同意了，可是说道：“安纳托里·华西里耶维奇，请特别向艺术家们说说，头部再像些，使得从卡尔·马克思得到的印象如同从他的好的照片里得到的那样，否则就似乎不大像。”
早在191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召见我，向我说，应当把作为一种鼓动手段的艺术向前推进，同时他阐明了两个方案。[8]第一，按他的意见，应当用大量的革命的碑铭来装饰通常有海报的建筑物和围墙等地方。他当场就提出了其中的一些地方。
勃里赫尼切夫同志完全拥护这个方案，他当时是戈密尔的教育局主任。我发现戈密尔简直充斥着按意思来说不坏的这种碑铭。甚至在变成教育机构的某个大饭店里，勃里赫尼切夫同志在所有一切镜子上也用格言来装饰。
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没有实行，不仅是如此夸大形式的，甚至符合于伊里奇意思的形式都没有实行[9]
第二个方案是有关于为伟大革命家树立纪念碑，范围非常之广，无论在彼得堡或是莫斯科都是用石膏制成的暂时的纪念碑。两个城市都热烈响应我的实现伊里奇思想的建议，并且打算每个纪念碑应以关于该革命家的演说庄严地开幕，在纪念碑下将造说明性的题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称之为“纪念碑式的宣传”。
在彼得格勒，这种“纪念碑式的宣传”相当成功。这种纪念碑的第一个，是舍尔伏德的拉吉舍夫纪念碑。[10]它的复制品树立在莫斯科。[11]遗憾的是，彼得格勒的纪念碑被打碎了而没有恢复过来。大体上彼得格勒的大多数优秀的纪念碑由于材料本身的脆弱而不能保留下来，我还记得很不错的纪念碑，比如加里波的、谢夫庆果、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及其他一些人的半身像。[12]有左的倾向的纪念碑结果更糟，比如，当立体派式风格的皮罗夫斯卡娅的头像开幕时，[13]有些人简直冲到旁边，而兹·里里娜用最高的声调要求立即拆除纪念碑。[14]记得同样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纪念碑，许多人觉得非常奇异的。[15]最好的是拉萨尔纪念碑。[16]这座纪念碑树立在从前的市杜马附近，一直到现在还在。记得它似乎是用青铜铸成的。雕塑家马特维耶夫制作的卡尔·马克思的全身纪念碑也非常成功。[17]可惜的是，这座纪念像被打碎了，现在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斯摩尔厄宫附近，用多少比较平常类型的马克思的青铜头像来代替了，没有马特维耶夫的那种独创性的姿势优美的处理。
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恰巧能看到的一些纪念碑都是不成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描画为在某个蓄水池里，并且获得了“有大胡子的洗澡者”的绰号。雕塑家K.胜过了所有的人。[18]很长时间内，来往于马雅斯尼茨卡娅大街的行人和马匹，胆怯地斜视着某个发疯的雕像，这个像由于采取预防措施用木板覆盖起来了。这是一位可尊敬的艺术家处理的巴枯宁，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座纪念碑现在因为开放而被无政府主义者破坏了，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怎么先进，不愿意容忍对于纪念自己领袖的这种雕塑上的“侮辱”。
大体上说来莫斯科能令人满意的纪念碑非常之少。也许，诗人尼基丁纪念碑是最好的。[19]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仔细地看过这些纪念碑，不过无论如何他有一次不满地对我说，纪念碑宣传没有什么结果。我用援引彼得格勒的经验和季诺维也夫的证明来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疑地摇摇头并说道：“那怎么样呢？难道彼得格勒聚集了所有一切天才，而在莫斯科没有天赋吗？”我不能向他解说这种奇怪的现象。
对于科宁柯夫的纪念牌他也带有些怀疑。[20]他觉得这个纪念牌不是特别使人信服的。科宁柯夫自己，其实不无机智地称自己的这个作品为“虚构真实的纪念牌”。[21]我也记得艺术家阿尔特曼描写哈尔图林的浮雕如何赠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形。[22]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欢喜这座浮雕，可是他问我：这个作品不是未来派的吗？他对未来派是根本否定的。他在高等美工学院的谈话我不在场，他有一次乘车去该学院的宿舍，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有一个年轻的女亲戚住在那里。后来有人转告我，他对当然无例外地全是左的高等美工学院学生作了长篇谈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谈笑来回答他们，稍有些嘲笑，可是又声明：不打算认真地谈这些题目，因为感到自己不够内行。他发现青年本身很好，并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情绪感到高兴。[2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晚年很少能享受艺术的。他有几次去戏院，好像只去艺术剧院，这个剧院的水平很高。这个剧院的演出一直对他有良好的印象。[2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音乐有强烈的爱好，可是被它扰乱了心情。有一个时候我的房间里举行优秀的音乐会。有时夏梁宾歌唱，[25]梅依契克、[26]罗曼诺夫斯基的演奏，[27]斯特拉捷伐利乌斯的四重奏，[28]柯西维茨基的低音提琴等等。[29]我曾多次邀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是他总是有事。有一次他率直地对我说道：“当然，听音乐非常愉快，可是请想象一下，它使我心情不好。我不知怎么感到忍受不了。”记得瞿鲁巴同志大约有两次邀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成功参加那位钢琴演奏家罗曼诺夫斯基的家庭音乐会，他也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欣赏音乐，可是显然是激动了。
我补充一点，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大剧院非常神经质。[30]我有几次不得不向他指出，大剧院对我们来说所费是比较便宜的，可是由于他的坚持，给它的贷款还是缩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两个理由作为指导。其中一个理由是他立即提出来的，他说道：“当我们缺少资金来维持农村的最简单的学校时，花大笔钱来维持这样奢侈的剧院是不合适的。”另一个理由是当我在一次会议上对他攻击大剧院表示异议时他提出的。我指出大剧院的无可怀疑的文化意义。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调皮地眯缝起眼睛，并说道：“可毕竟这是一个纯粹地主的文化，反对这种文化谁都不能争辩。”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过去的文化是根本敌视的。歌剧的整个宫廷式的富丽堂皇的调子他觉得似乎是特别地主式的。一般地说，过去的艺术，特别是俄国的现实主义（比如，也包括巡回展览派艺术家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评价很高。
这是我可以从我的关于伊里奇的回忆录里援引的一些事实材料。我重复说一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从自己审美上的好恶作出指导思想来。
对艺术感兴趣的同志，会记起相当尖锐地反对未来派的中央关于艺术问题的文告。[31]对此我不详细知道，但是我认为这里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的很大功劳。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我不知是未来派的拥护者还是对它特别纵容姑息的人，也许因为如此，所以在发表中央这个指令之前没有同我商量；而在他看来这个指令是应当纠正我的路线的，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态度方面同我的意见分歧也相当尖锐。有一次他甚至猛烈责备我。首先要说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绝不否定工人小组对于培养无产阶级中间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意义，并且认为把他们在全俄联合起来是合适的，可是他很害怕利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来从事和制定无产阶级的科学以及一般地全部无产阶级文化。第一是他觉得这是不及时和不力量的任务，第二，他认为，无产阶级脱离学习，脱离接受现成科学和文化的因素，这暂时自然是没有考虑成熟的臆想，第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怕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有某种政治异端筑起巢来。比如，他对待当时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起着重大作用的亚·亚·波格丹诺夫相当不友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召开代表大会时，我觉得似乎是1920年，委托我去代表大会，并且断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并认为自己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关等等。总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到国家这边来，同时他采取措施把它也拉到党这边来。我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词，我作了相当转弯抹角的和调和的文字上的润色。我觉得进行某种攻击和使参加会的工人不快是不正确的。有人把这篇演词以更加软弱的加油加酱转告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召见了我，并且加以申斥。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改组了。我重复说一遍，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撤销它。相反地，对于它的纯粹艺术任务，是采取同情态度的。
革命时形成的新的艺术和文学形态，大部分没有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注意。他没有时间研究它们。可是我还是要说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万万五千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断然不喜欢的。[32]他在这本书里发现了过分别出心裁和玩弄把戏。不能不遗憾的是，关于其他的、较晚和较成熟的革命文学作品，他已经不能发表意见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兴趣是大家都知道的。
[1]最初刊载于《艺术家和观众》杂志1924年第2-3期、2-3月号。
重刊于以下各书，安·卢那察尔斯基：《列宁（随笔）》，“红色处女地”出版社，莫斯科1924年版及安·卢那察尔斯基：《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党出版社，莫斯科1933版。在1933年版中，回忆录以某些编者的删节刊印。如卢那察尔斯基在这本书的没有发表的序言（注明日期为1933年7月15日）中所说的，他“得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该书的意图时，“已经是病号，并且是在去治疗的前夕”，他“没有时间”对这些文章“甚至作最起码的润色”（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档案卷宗第142号，保藏单位第11号，第19张）。
本文根据安·卢那察尔斯基的《列宁（随笔）》一书“红色处女地”出版社莫斯科1924年版原文排印。俄文版编者注
[2]1895年起在德国由艺术家和艺术学家海尔曼·克纳克福斯出版的一套有丰富插图的学术丛书。——俄文版编者注
[3]1918日公布了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关于废除为纪念沙皇及其仆从而树立的种种纪念碑，拟定了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的设计》。在废除的纪念碑中，有1912年树立的雕塑家奥庇库兴和建筑家波米采夫夫的作品——艺术价值不高的亚历山大三世纪纪念碑。它是1918年拆除的，在该处决定设置“解放了的劳动”纪念碑。1920春天在造型艺术博物馆组织了这个纪念碑的雕刻设计展览会。1920年5月列宁在奠定“解放了的劳动”纪念碑时发表演说之后，来看展览会，纪念碑的设计者们在会上对自己的设计图作了解释。——俄文版编者注
[4]指鲍·丹·科罗列夫的设计。根据负责实现1918年4月12日法令的建筑师尼·德·维诺格拉多夫的决定，科罗列夫“以未来派的图表化了的劳动工具堆积的形式”完成自己的设计图。在厄·德·维诺格拉多夫的回忆录中，下面说道：“……当科罗列夫开始解释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着，听他说，然后说道，‘我们这里安纳托里·华西里维奇（卢那察尔斯基也在场）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研究，您把所有这一切向他说吧……’并转向下一个设计图”（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关于莫斯科的纪念碑宣传的回忆录》，《艺术》杂志1939年第1期，第44页。）——俄文版编者注
[5]指谢·德·米尔库洛夫。——俄文版编者注
[6]谢·阿里申的雕塑家小组的设计获得1920年4月15日人民教育委员部竞赛的头等奖。然后1920年4月20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阿里申的设计图，并且委托他的小组（加入小组的还有谢·科尔错夫和阿·居尔祥）着手创作纪念碑。费·波戈罗特斯基在回忆录中引证了阿里申自己讲的关于如何批准的经过的陈述。参见费·波戈罗特斯基：《艺术家的回忆》，“苏联艺术家”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版，第144-146页）。——俄文版编者注
[7]卡·马克思纪念碎奠基典礼是1920年5月1日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广场上举行的，有列宁参加，他在那里发表了演说，并在黄钢的薄片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参见《艺术》杂志1939年第1期第42页。）——俄文版编者注
[8]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次谈话也许是在苏联政府迁到莫斯科之后，在1918年3月15日和4月8日之间。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和纪念碑宣传》（《文学报》1933年1月29日第4-5号）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谈到它。——俄文版编者注
[9]列宁对“宣传用的街头标语牌也根本未做”（《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7页）而表示愤慨。他在1918年9月18日为此打电报给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在莫斯科某些建筑的墙上出现了以半浮雕形式装饰的摘自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和革命思想家著作的口号文字和引证语。比如，在大戏院廊柱一个柱上放了一块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的打开的书稿形式的牌子：“创造未来，力图走向未来，为未来而工作，去接近未来，尽可能地把它移到现在来。”在历史博物馆的建筑街上放着一块有恩格斯的格言的牌子：“尊重古代无疑地是真正的有教育的标志之一。”（《全莫斯科。1925年地址和参考便览》一书第589页所引纪念牌的目录。）卢那察尔斯基直接参与选择原文。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回忆，卢那察尔斯基曾转交给他列宁赞同的三十条格言和标语。有题词的纪念牌“没有实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装饰性质不成功之故，装饰性的因素占优势，损害了常常是不大好读的原文。——俄文版编者注
[10]树立在彼得格勒冬宫栅栏豁口的亚·尼·拉吉舍夫纪念碑在1918年9月22日开幕式上，卢那察尔斯基发表了演说。他在彼得格勒马克思、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谢夫庆果、加里波的、拉萨尔纪念碑开幕式上，也发表了演说。——俄文版编者注
[11]莫斯科的拉吉舍夫纪念碑（也是列·舍尔伏德的作品）树立在现在的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其开幕式是1918年10月6日举行的。——俄文版编者注
[12]加里波的纪念碑是卡·札里特（札列）的作品，树立在莫斯科门附近，谢夫庆果纪念碑是雅·捷尔柏格的作品，树立在“红霞”街；赫尔岑的纪念碑是列·舍尔伏德的作品，树立在铸造厂桥附近。——俄文版编者注
[13]索菲亚·里伏芙娜·皮罗夫斯卡娅（1853-1881）——俄国民意党运动的女活动家。——译者注
[14]意·葛利泽里作的索·皮罗夫斯卡娅纪念碑1918年树立于彼得格勒起义广场。雕塑家列·舍伏尔德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当皮罗夫斯卡娅的纪念碑开幕时，大家看到的不是俄国女革命家，而是有庞大卷发的强有力的母狮，带有与皮罗夫斯卡娅真正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的样子强壮的面孔和头颈。这使出席的人如此吃惊和不堪忍受，纪念碑就立刻闭幕了”（列·舍伏尔德：《回忆列宁格勒的纪念碑宣传》，《艺术》杂志1939年第1期，第51-52页）。——俄文版编者注
[15]提·扎尔卡伦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纪念碑1918年树立在枢密院广场上。——俄文版编者注
[16]艺术家札里特的拉萨尔纪念碑。——卢那察尔斯基注（卢那察尔斯基错误地把这座纪念碑当做是卡·札里特做的。1918年涅瓦大街上从前市杜马大楼附近树立着的是维·西纳依斯基做的拉萨尔纪念碑。）——俄文版编者注.
[17]亚·马特维耶夫作的马克思纪念碑树立在彼得格勒斯摩尔尼宫前面。1918年11月7日举行开幕式。1919年12月24日卢那察尔斯基致列宁的信中说道；“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您对我指责说：我们至今在莫斯科没有一座好的卡·马克思纪念碑。应当指出。在彼得格勒斯摩尔尼宫对面有一座著名雕塑家马特维耶夫制作的很不错的马克思纪念碑，可是材料不结实。如果彼得格勒执委会对这座马克思像满意的话，那我将去请求用水泥来浇铸，如果不可能用青铜来铸作的话……《列宁全集》，第35卷，1945年版第89页）。——俄文版编者注
[18]鲍·但·科罗列夫。——俄文版编者注
[19]尼基丁·萨符维奇（1824-1861）——俄国诗人。——译者注
诗人尼基丁纪念碑是亚·布拉日耶维奇的作品，1918年11日在中国城附近斯维尔特洛夫广场上开幕。——俄文版编者注
[20]谢尔盖·季莫菲叶维奇·科宁柯夫（СергейТимофеевичKонеков，1874-1971）——苏联雕塑家。
下面所说的“虚构真实的纪念牌”（МимореалъиаяДоска），与纪念牌（МемориальнаяДоска），在俄文拼音和发音方面十分相近，是一种文字游戏。——译者注
[21]“为争取和平和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斗争而牺牲者”纪念碑是谢·季·科宁柯夫的作品，树于克里姆林枢密院塔墙上，1918年11月7日开幕。列宁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列宁对科宁柯夫的纪念牌持批判态度，是因为这是以抽象符号的精神作成的，处于稀奇古怪雕像的中心的寓意可能广大群众不理解。——俄文版编者注
[22]斯切潘·尼古拉耶维奇·哈尔图林（СтепанНиколаевичХалтурин，1856-1882）——俄国工人革命家。——译者注
[23]1921年2月25日列宁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访问高等美工实习学校宿舍，已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余活动家印涅萨·同尔曼德的女儿住在那里。印·亚·阿尔曼德和谢·希涅金的回忆录里叙述了列宁这次去高等美工实习学校反他和大学生们的谈话（参见五卷本《回忆列宁》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2-415页印·亚·阿尔曼德的《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译者注）。——俄文版编者注
[24]这几年来列宁曾去看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契霍夫的《凡尼亚舅舅》、高尔基的《底层》，也去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第一戏曲学校看戏，比尔格尔的《洪水》和狄更斯的《蟋蟀在堂》。——俄文版编者注
比尔格尔，尤翰·汉尼格（1872-1924）——瑞典作家，剧作家。——译者注
[25]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夏梁宾（ФёдорИвановичШаляпин1873-1938）——苏联著名歌唱家，1921年起侨居国外。——译者注
[26]梅依契克，马尔克·纳乌莫维奇（Мейчик,МаркНаумович，1880-1950）——苏联音乐学家及钢琴演奏家。——译者
[27]罗曼诺夫斯基，加夫里拉·伊凡诺维奇（Романовский，ГавриилИванович）——苏联钢琴演奏家及教育家。——译者注
[28]斯特拉捷伐利乌斯（斯特拉捷伐利），安东尼奥[StradivariAntonio（AntoniusStradivarius）]1644-1737)——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译者注
[29]柯西维茨基，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Серг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усевицкий，1874-1951）——俄国音乐指挥，1920年起侨居国外。——译者注
在最初于杂志上发表的原文中，在这句话中还提到钢琴演奏家伊·杜勃罗文。——俄文版编者注
[30]列宁对大剧院的态度比起这篇回忆录所描写的来有更多的方面。潘·尼·勒柏辛斯基说，1919年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曾坚持大剧院和小剧院不因借口“工农共和国”似乎不需要它们而企图关闭（参见·尼·勒柏辛斯基：《在转折中》），国家政治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第110-112页）。——俄文版编者注
[31]指1920年12月1日载《真理报》发表的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信。——俄文版编者注
[32]弗·伊·列宁1921年5月6日写给卢那察尔斯基和马·尼·波克罗夫斯基的便条中，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万万五千万》，的否定评价有所表现（列宁的评论是：“胡说八道，写得愚蠢，极端的愚蠢，装腔作势，”还批评卢那察尔斯基，说他“支持未来派应该受到责备。”译者注）——俄文版编者注
可是同一个马雅科夫斯基古纳于拖拉作风的短诗却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为发笑，他甚至复述其中的几行。——卢那查尔斯基注
列宁关于《开会迷》一诗的评论：“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虽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外行。但是从政治和行政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4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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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托洛茨基逝世（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1940年8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CommunistLeagueofChina
MemoryofTrotsky
悼念托洛茨基逝世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1940年8月23日
杨大本事翻译，先知在1917校对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列夫·托洛茨基逝世一事发表如下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作为第四国际的一部分，对列夫·托洛茨基的逝世表示深切悼念，托同志死在了斯大林国际黑手党派来的凶残刺客之手。我们谨向他挚爱的妻子和同志——娜塔莉娅，表达对这一无可挽回之损失的无尽同情，面对这一损失，我们沈痛共勉。
在经过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克里姆林宫的“波吉亚”们终于成功让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袖停止了发声。托洛茨基被谋杀了，是因为他是俄国十月革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同时也是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卓越领袖，他象征着对极权主义的最大威胁（即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主义们，他们控制着苏联，利用他们斩获暴利的特权与暴力的统治手段压制着普罗大众）。
对托洛茨基的谋杀也是斯大林的个人报复，在一系列的卑鄙谋杀中，托洛茨基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他在俄国的数以千计的忠诚追随者都被夺去了生命。
列夫·托洛茨基的逝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失去了他们最有才华的、最富热情的斗士。他不知疲倦、无私地为着被践踏和被压迫者的事业战斗了超过四十年，并且从不考虑个人的幸福及安全。他给这场伟大的解放斗争带来了就个人而言罕见的、独一无二的才能。他和列宁并肩作战，共同领导了俄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击退它的敌人的红军。尽管后来苏维埃国家出现了蜕化，他仍继续充当其最能干的革命捍卫者，并为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奋斗。在面对克里姆林宫集团及其所雇佣的代理人源源不断的诽谤中伤、骇人听闻的诬陷以及对其生命的不断威胁时，他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这一路线。
斯大林之手，引导着促成他死亡的暗杀者之手，使得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事业过早地结束了。列夫·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和工作里，以及他作为个人和革命者的模范的一生中，给国际无产阶级及其他所有被压迫者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展开并被他勇敢高举的旗帜下——第四国际的旗帜——他的伟大工作将会结出硕果。这将是为人类解放而诞生并为之献身的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朽丰碑。
上海，1940年8月23日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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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结语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势和它的历史进行的这一总的考察，就足以清楚地不仅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容丰富的历史，而且也说明它始终是当代的基本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作为欧洲文化的表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在欧洲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至今最伟大和最富有成果的篇章。现代文明的其他发源地由于缺乏整个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发展的顶峰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德国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不适宜于这样一种复杂的理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的土壤。其他地区由于历史上落后的情况，由于缺乏上述文化和思想的传统，只有在最深刻的实际革命的创造时期，即在马克思主义由于政治社会问题和革命实践而得到丰富的时候，才能对这一发展有所贡献。
然而，在这些进程（尽管是在马克思的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中应当克服这样的一种幻想，以为这些进程在不发达的局面下可以直接通过建立卡尔·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些结构来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又称之为社会主义发达的欧洲模式），不论这些进程和成果为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什么样的前提，也不论它们在这些国家里意味着多大的历史性步骤和进步。这同时也是一个理由，它说明不能仅仅根据最发达的标准来评价这些新的历史结构的创立，正如发达国家的进程不能根据这些不发达国家里的经验、需要和观点来判断一样。
在现代世界特殊而复杂的进程中，不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通过何种途径被人吸收和接受，它间接地或直接地都是当代主要的积极思想，因为历史的发展虽然遇到种种困难和发生偏差，但仍然使人的力量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并且导向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思想，因而也成为现代主要的思想，因为时代本身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
不过这一发展既不是片面的，也不是简单容易的。某些最发达的国家至今避免了较深刻的革命变化，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加以片面解释的局面：基本的理论思想（首先是哲学的、社会学的理论思想）仍然在两条轨道上发展。资产阶级世界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同样在寻找出路。科学和理论的蓬勃发展，本身包含着自己发展过程的一定的逻辑。最卓越和最具素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尽管抱有资产阶级的观点，都不可能对当代世界的似是而非的议论、愚蠢的行为和不人道的表现漠然处之，正如比较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绝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的烦琐哲学和斯大林主义的精神一样。
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思想仍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路线发展。闭眼不看这种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说，就是不必要地作茧自缚。正因为这种发展的平行性和同时必然产生的渗透现象还要保持很长的时间，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就不能表现为抽象地否定其他一切东西，而应表现为批判的和创造性的对话。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承担更多的义务，并且表明不能躺在经典作家的言论和思想上睡大觉。因此，仅仅停留在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上，是不够的和在理论上是落后的；甚至那种认为只需要“坚持他们的思想”的提法也是不够的，因为历史每前进一步，就提出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因此，问题不仅在于继承一定的思想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是基础），而且也在于根据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独立地解决当代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它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但也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之所以高明，并不在于他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世界，也不在于他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现实。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把这些最伟大的思想成果统一起来，在于他对历史和人，对人本身的历史这一领域做出了崭新的、独创的解释和阐述，而这一领域在马克思以前是没有人说明过的，同时它也是人的利益的基本领域，是人的努力、愿望、利益、斗争和理想的活动范围，是人自身的历史的领域。
历史是自然发展的最为错综复杂的因素，同时也是整个由人创造的。这个领域按照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刻板公式是解释不清的。这是因为，只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先于历史存在本身而存在，那么就只有在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才产生历史。说得更确切一些，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它的活跃的、最具有创造性的部分。正因为如此，规划、目标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特点。
现代最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著作（我绝不是贬低它们的价值）不是只抓住了人类和历史的局部，就是最终走到非辩证的本体论，要不就是陷于极端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充其量只是为处于经常不断的危机之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寻找各种各样的治标的办法，而社会学家则往往被淹没在一大堆经验材料里面，而不了解这一社会结构的职能。他们都是不了解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有机组织学家。
在这场对话中，马克思主义只有以完整的和创造性的形式才能保持其优越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来说，这种完整性意味着：不片面地停留在客观辩证法上并使之成为一种本体论，从而忽略人以及与人有关的全部问题；也不片面地停留在已成为一般辩证法的同义语的历史辩证法上。尽管强调这些问题在今天对于人类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这种做法必然最终陷入片面的人本主义，片面的人本主义就是缺乏切合实际的和一般辩证的现实基础，而这种基础也是历史辩证法的前提之一。忽视自然的、片面的人本主义与在自己的实证哲学中忽视人和历史的、片面的本体论（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本体论）相对立。
哲学有它自己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因此它将继续按照传统的学院精神发展。但是，如果说理论思维，首先是哲学思维应当阐明人的愿望、可能性、预见和追求、犹豫和怀疑，并在看来已毫无出路的非人处境中指出可能的出路和人性的东西，那么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意义和历史职责就在于作为理论思维去实现人类精神的这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并从而始终成为自己时代的批判性的思想。任何其他的努力，如果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传统的学院式问题、抽象的辩证法等等的范围，那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思维中的本质东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能成为一般哲学的同义语的原因。
作为一种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曾经是，并且仍将是现代历史上革命力量的体现。但是这些革命力量也经历着各种不同的进程、情况和变化。一部分革命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同资产阶级世界发生冲突，另一部分则或多或少地与资产阶级世界融为一体了。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自己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明确地反映了这种种倾向。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并不是偶然现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内部将永远存在政治和理论方面的紧张状态，因为每一种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没有合适地反映一定的历史情况。马克思主义今天也面临着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即科学地研究这些倾向，说明阶级力量及其关系的发展情况，从而确定自己的政治行动。因为，当无产阶级同历史上的反动派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向无产阶级提出改良主义的口号，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样，当无产阶级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结成为整体，而对于资产阶级世界只是作为议会或工会反对派存在的时候，对无产阶级发表革命的口号，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也并不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是实现进一步社会改造的历史体现者。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制定一种真正的和富有成效的政策，同样也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深刻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提供主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历史上新生力量的思想，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在这方面指出了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除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某些时期以外，在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即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思想发展的范围最为狭小。在这一时期居然把政治和理论非常不幸地等同起来，并且把政治上的裁决强加于理论。这不可能不产生后果。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复兴并没有随着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而到来，并没有不断地致力于建立那些能够日益促进人类财富的全面实现的关系，相反，整个这一群众性的创造活动被一个法庭，只一个法庭，即政治法庭的绝对判决否决了。这种政治法庭要求用自己的政治判决代替千百万群众、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和主要的文化领域的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和国家最高权力被等同起来，于是，不言而喻，国家官僚是凌驾于整个运动之上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为了反对对人的统治，争取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将根本消除人的物化和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异化这一事实，是为了彻底消灭以其本身的存在贬低人的个性的一切拜物教现象。
斯大林主义只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和加剧了这些现象，并以为这样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们非辩证地仅仅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取消私人所有制，确立国家和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自己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没有看到斯大林主义把一个最低的阶段绝对化了，在这个阶段中，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异化（雇佣关系、政治权力和理论上的不自由等等）泛滥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而且这种异化基本上还始终产生于革命。因此，斯大林主义既不仅仅是教条主义，也不仅仅是修正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关系的蜕变，是个性的蜕变，是整个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蜕变。蜕变得如此厉害，以致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关系。斯大林主义是对最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冲动做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统治的否定。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全部财富（本书至少大致上对此做了说明）归结为我们掰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的几点特征，并且想靠这种思想武器来占有当代世界文化中的社会阵地，而根本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提供了精巧得多的（虽说是局部性的）工具，或者至少提供了比那区区几页神圣不可侵犯的断语更胜一筹的分析。
斯大林主义阶段现在还没有完全被克服。马克思主义思想绝不应忘记这一阶段，以便始终清楚地了解什么阶段是不应当有的。斯大林主义是政治范围完全占居上风，对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严加压制，它虽是某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的阶段，但是在类似的情況下，它同样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出现。因此，充分了解斯大林主义的消极作用，正如了解资产阶级思想（即便是最清醒最明智的思想）不能在解释世界、历史和人及其斗争和争取解放的道路等方面代替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样，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前提。任何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都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所创造的这样一些范畴，这些范畴在创造性的运用中始终表明自己不仅是了解过去，而且也是了解今天和未来的最重要的思想工具。这些范畴就是辩证法、实践、总体、异化、拜物教、物化、人道、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革命等等，它们是人在争取尽量高的觉悟和自由的顽强斗争中的意识发展迄今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因此，在一般理论领域内，马克思主义也要对这些范畴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全面分析迄今阻碍或分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偏差——从忽视人的各种本体论观点到忽视具体的历史和自然的各种人本主义观点。
因此，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不仅要详细分析资本主义现阶段当前的发展和分析各个殖民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克服资本主义的独特办法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文化和文明这个统一而复杂的现象的问题。一方面，人类面临着越来越迫切的、会给有关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的人口爆炸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面临着阐明当代历史范围内的一种文化和生活观念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这种观念将否定和丢弃荒谬的消费社会、拜物教意识、神秘化了的关系以及对别人和整个人民的命运所持的完全漠然的态度。而在这方面，可以说迄今只完成了极少一部分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身表明是一种比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的过程。因此，克服斯大林主义，意味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这也意味着要不断地对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改变，而有人却总是企图使这些阶段保持原样，使之固定不变，并宣布这些阶段已经足够了。应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唯一的历史范围和媒介，不仅如此，还应该把它理解为人及其各方面的才能和潜力全面解放的唯一媒介。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时期。这一过渡性的最深刻的实质，就是同一切阶级的遗产和旧时代的残余（简言之，也就是异化）做斗争，并为争取人的解放而进行不断的、群众性的斗争。
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劳动阶层也才刚刚开始摆脱艰难落后的过去。拜物教意识势必使争取更富有人性的生活的斗争变得困难。对于政治组织、集团或者个别人的信任极其强烈，致使工人阶级对于它们在革命后的发展和变革既不能采取批判的态度，迄今也不能施加比较有效的影响。为此，不仅需要有许多历史经验（某些经验已经获得），而且需要有很高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才能够彻底理解和实践马克思的主张的深刻含义，马克思的主张来自对资本、雇佣关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异化、商品和意识的拜物教的批判，其目标在于消灭政治、国家和党而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向国际工人运动经常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把权力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交给万能的国家和官僚，即便这个国家是从革命队伍中产生的。需要经常指出，劳动者是历史的基础，是真正的创造者和真正的权力。把所有这些历史性的大权交给个别人，这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幼稚。正是由于这一切，在革命的劳动群众的旗帜上不能再写着自由、平等、社会主义民主等抽象的口号，而应该写着具体的、唯一符合历史的要求——直接实现经济解放，首先是实行劳动人民的全面自治。在这个问题上，重要之点不在于是称为工人委员会还是称为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是按照南斯拉夫的形式发展还是按其他的形式发展，是比较快地还是比较慢地取消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和类似的权力和管理形式；重要之点在于自治和直接民主，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轴心，正如私有制和间接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一样。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在自己的革命旗帜上写上这一条作为基本口号，并把它视为自己的历史权利和任务。
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复杂、艰巨而充满矛盾的过程，这整个过程同各种旧的习惯、关系、心理状态、等级制度和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消极现象等等发生冲突。但是，如果缺乏生气蓬勃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就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媒介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全面发展的前提，正如自由的、批判性的和无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全面地顺利地发展的前提一样。不实现所有这些前提，首先是不实现自治进程，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归根到底会产生出给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打上烙印的国家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结构。
其他任何思想都不能为这种发展提供基本因素和指出方向。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任人摆布的，那么，它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本身的一个重大经验。对于某种思想来说，如果把它编成法典和写成若干条文，那是最有害不过的。文化和科学理论的创造不是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师的学校，而是成熟的个人的活动、思想对话和冲突。这些人不是有了已谱好的总乐谱的扬声器，而是创作总乐谱的作曲者。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迄今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积累的丰富的发展经验来看，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争得了许多重要阵地，而且在理论方面也已经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未来在于它的多样化。
一些人必然会强调某些问题和观点，以便从这些角度进行彻底的分析；一些人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另一些人则从较局部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因此，在理解各个科学和哲学领域、一定的规律和范畴的重要性和性质方面，必然会存在差别。
从马克思主义迄今的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循着这一路线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人抛弃了马克思的思想的某些重要点，而陷入了某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同样也发生了前面谈过的情况，即不仅把一定的范围，而且把一定的起点和终点都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每一种思想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极端的做法，这种做法今天已不再导致富有成效的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思想的发展史上的重要经验之一。
正如我们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多样化（这同时是马克思主义比较充满生气和比较全面的发展的必要前提）一样，我们可以谈论迄今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是社会主义初始进程的多样化。列宁的主张与斯大林所“加以实现的”完全是两码事。列宁主张加强工人和社会自治（苏维埃），斯大林则与之背道而驰，建立了窒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专制的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今天在中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如社会主义在古巴或在南斯拉夫是特殊的变种一样。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观念基本上是反国家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这决定了它有一系列其他的特点。现在，具有充分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工人阶级的发达国家面临着一项紧迫的任务，那就是要考虑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将使民主自由（以及政治自由）得以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主义自治结构得以建立。在这方面，南斯拉夫的经验是最中肯的。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党的多元主义为前提，虽然，如果以为政治多元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是历史性的幻想。随着社会的阶级特点以及社会的这样的结构的克服，社会的政治性质以及作为政治斗争的必然前提的众所周知的政治阴谋和操纵也将得到克服。随着社会的各级实现自治，社会的政治性质、社会的国家形式以及政治组织——政党也将得到克服。联合在生产、文化和社会联合体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这一最发达的模式中最终必然会克服统治着他们或者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的一切政治形式和机构，甚至比不发达国家里还要迅速。通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争取社会权利，而不只是政治权利（工人的监督、参与管理、市政方面的管理）的斗争，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已经有可能开始造就新的历史性人物。这更适用于那些已经迈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对于当代历史的这些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程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最多的因素来理解这些进程和做出进一步的历史预测。但是，这只是指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即保留了它的重要的辩证方面——那种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待一切社会，包括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态度上。历史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批判，历史的发展就是批判地克服一定的关系和一定的阶段。批判性的理论也必须符合历史发展过程的这一内在的批判。
可见，马克思主义不能指望通过用圣经十诫或者七个特征去灌输绝对知识的办法来培养信徒，而是要提醒人们了解人的真正的诞生地，了解自然和历史，了解人的创造以及完全由人创造的这一历史进程的辩证法。应该向人指出，不存在任何能成为现实力量的抽象概念，而抽象概念只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成为历史上的虚假的现实力量。要摆脱所有这些假象，通过创造新的理想的抽象概念是办不到的，而只有通过采取最具体的历史性行动才能做到，在这样的历史性行动中，人将成为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产品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是这一解放事业的理论。这绝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似乎向真正的历史的人提供了不现实的理想，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他揭示了他本身，揭示了他的历史发展的组成因素，他自己创造的规律以及他必须经历的发展过程。
从哲学上和理论上明确地预知这些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创造性理论和人的自觉的历史性行动的先决条件。这不是绝对真理，不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的目的。这是对那种从本质上说是人性的、此岸性的和历史的东西的认识，是那种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又只能是一个过程的普遍性的东西。
某种创造性思想最困难的地方正是抽象理论的过程和具体过程的结合。只要这种真实的抽象仍然是主导思想，那么明确了解客观可能性、明确了解应该经历的具体阶段，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不对各种途径和远大目标做出这种一般性的说明，任何具体的历史行动都必然会淹没在日常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混沌之中；同样，陷于抽象之中，就必然导致脱离实际过程，导致那种掩盖真正的弱点的虚假的崇高和优越。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唯一的这样的一种理论思想，这种思想以自己的力量指出这些过程的统一性，并且为建立人们的劳动共同体提供了基本前提。人们将理解到，他们生活的直接生产，是他们生存和思想的基本前提；但是，他们也将理解到，他们的思想是他们的生产过程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重新提高了人的价值，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摧毁了一切不现实的偶像、崇拜物、神秘现象以及统治人的势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抽象地、费尔巴哈式地来进行这一工作，而且还指出人必须经历和实现的过程和关系，以便使人觉醒起来，重新感到自己是一个人，是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争取实现人身上的一切高尚品质的斗争，这就使人能够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能够丢掉过去的沉重的意识形态遗产，并理解到自己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意义，而这只是人的，由人赋予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一点，人的生存就可能是真正的苟且偷安，或者是执行无法实现、无法预料的计划。人的全部伟大之处和生存的乐趣正是在于：人创造出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具有意义和前途。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一点伟大和重要的认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这种创造是一种实践和理论统一的过程，它和人类生活同样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神秘现象都是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仅是最高级的生物和人本身的唯一的含义，而且也是人的唯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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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革命的第四阶段（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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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革命的第四阶段（1965—)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所有这些艰难的突破，指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重要的几个论点。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中，是一个漫长而连绵不断的进程，有一系列不能先验地确定的阶段。第二，在进行了革命的武装阶段之后——如果存在这样一个阶段的话——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进行要求不仅在社会经济关系中而且在政治领域中发生变化的结构性的和更深刻的革命变革。第三，革命的这些阶段不是自发地产生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这些进程不存在社会力量只需对之适应的内在规律性，而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进程的重要体现者和创造者，在解决随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而产生的内部矛盾的同时，也创造这些规律性。
南斯拉夫社会的革命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思想家们的基本假设和想象，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认为人的历史能动性是他自身改造和解放的根本基础。在我们的时代，要达到这种历史能动性，唯一的办法是：联合起来的人们以各种自治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管理和决定社会生活的职能，从而取代那些撇开他们并往往反对他们的政治或经济管理机关。在这成为事实之后，人们才可以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发展本身的过程极其清楚地表明，如果人们对现实的进程和矛盾没有不断的创造性的认识，这种“规律性”是多么虚幻，而其他也具有自己的现实体现者的“合法”进程，又是多么有可能使上述进程成为问题。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60年代初的发展极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主要政治力量以及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家激进地持反官僚主义的观点，主张把自治原则作为我国发展的基础，把国家的消亡看作这个同一进程的另一面，主张通过扩大人的历史活动和权利来克服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然而，尽管有了这种认识和愿望，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始终还占主导地位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的后果开始越来越突出地在我国生活的各个领域显露。经济的外延的发展，作为上述关系的后果，一再表明经济无法赢利和没有能力加入国际交换，对于已经比较发达的南斯拉夫经济来说，这变得越来越尖锐。对扩大再生产实行的国家主义的垄断，导致了经济上的许多失误，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地位方面的比例失调以及通货膨胀的趋势等等。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劳动，而更多的是取决于国家行政部门的行政措施。国家始终还掌握着几乎3/4的投资基金，而过分地以行政手段确定价格的做法使实际关系和各个劳动集体的劳动价值变得模糊不清，这特别对于工人阶级中比较发达的那一部分不能起到刺激作用。没有解决的外汇制度原则，对于那些生产搞得最好的企业也不能起到刺激的作用。所有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行政干预，只是加强了南斯拉夫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而这个时期，考虑到南斯拉夫奉行反对结盟的独立政策，它对外界必须变得尽可能有能力，尽可能独立和尽可能开放。社会主义闭关自守不仅标志着它在一个一定的历史时刻的弱点，而且有使它自身的落后关系和看法一成不变地保存下去的巨大危险。
关于上述经济问题，联邦议会于1965年年中通过了几项应当使局势缓和下来的法规。首先涉及货币改革、改变平价、减少国家投资基金、国民收入做有利于经济组织的预分配。情况很快就清楚了，这一切只是治标的办法，问题要深刻得多。问题不只是在于经济改革，而是进一步发展自治的努力，必然会导致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的改革。因此，如果真想使革命进程继续下去的话，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看成是革命的下一阶段。
当时，新阶段只能是：进一步加强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同时削弱国家社会主义关系。而削弱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实力又只能通过把扩大再生产和投资的重点放到劳动集体身上，摆脱价格形成方面的行政桎梏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1966年通过的新五年计划规定，1970年纯产值的分配要做到70%留给经济部门。对于我国发展的这—历史时期，这一主张必然导致市场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从而也导致那些在这些关系中无法开展，对社会也无关紧要的经济事业活动的消失——自然是逐步消失。这些进程也必然把计划体制、外汇体制、外贸体制、奖金等等提上日程，但是同样也把政治制度提上日程。党和国家的作用必然要进一步发生变化，而随之而变的是许多迄今流行的看法、习惯和特权。因此，毫不奇怪，这一进程在我国社会生活的不同范围内遇到了抵制，使得这一进程本身成了问题。
在理论领域内，对上述问题的探讨继续进行着。自治问题及其各个方面，仍然是南斯拉夫马克思生义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仅从一般理论的水平上或者从政治理论的水平上加以探讨，而且对自治的各个问题展开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具体分析。[1]
我国革命这一阶段的头几年，南斯拉夫绝大多数重要哲学家维护唯一与马克思主义相称的参与历史的哲学，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创办了《实践》杂志的南斯拉夫版和国际版。上述流派的哲学家这个时期主要关心的事是探讨辩证的、历史的和人类学的前提，以便理解人的自由和人性问题，而这也意味着理解导致自由和人性的当代具体进程。因此，处于注意中心的仍然是对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体系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这一体系由于着重强调国家和政治的因素而阻碍社会主义制度下进一步解放的进程，同时还扼杀自由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认为斯大林主义已是不可返回的过去这种官方的意见已占上风，而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改善又使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关系的某些幻想重新复活。当时没有设想到，不管社会最先进的部分的意愿如何，国家主义范围的强大的影响和整个国家的落后状态，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的出现。
能够说明这些努力的特点的另一个要素是这样的一种愿望：希望从理论上尽量有力和尽量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土地上已获得越来越发达的基础。有许多文章谈及这个问题，这些文章涉及哲学问题的广泛领域，从实践、自由、异化等范畴，直到技术、艺术和社会主义问题。《实践》杂志的合作者注意到南斯拉夫向外界开放的必然性以及革命的这一阶段本身带来的进程的必然性，清楚地看到了在我国发展的这一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势必会得到比较有力的发展，但是他们同时又指出商品货币关系政策的个别代表人物的某些片面性和缺乏批判的态度，这些人忽视了比较自由的市场的消极后果。个别人的言论中常常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当作治疗我国社会一切困难的万应灵药，而同时又没有看到这毕竟仍然是商品生产，即便社会主义社会采取比较有力的行动，它还是会再生出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指出我国发展中这个始终是必要的进程的另一面也和以前一样，导致同政治领导机构的尖锐争论，政治领导机构毫无道理地把这些保留意见和告诫看成是反对采取这些措施。
《实践》杂志还提出了其他许多哲学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也提出了对世界和人这个当代题目中的一些问题的一系列不同看法，而这本来也是《实践》杂志编辑部所希望的。这家杂志的问世不仅在探讨上述某些问题方面，而且在扩大讨论和理论思想的自由方面，都意味着前进了一步。《实践》杂志的合作者宣告，他们采取“批判现存的一切”的态度（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态度仍然是维护固有的范围和关系的人们的靶子），他们不过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任何比较自由的发展必不可少的态度而已。这种态度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可能存在任何应当不受辩证批判的范围。南斯拉夫哲学家决不打算从这种态度中得出任何无政府的结论和举动，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本人在援引当时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态度时，也并不认为，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都是消极的，只消简单地加以否定就是了。如果把批判理解成辩证的否定，那就更是这样，因为这种否定本身就包含所批判所否定的东西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关于这一态度，过去和现在所指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范围都不能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应蜕变为某种政治教育方法和像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那样，“为现存的一切”辩护。关于批判现存的一切的态度是同马克思的整个辩证法观念相一致的，马克思在一个地方曾经规定说辩证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在积极理解现存状态的同时也理解对它的否定，辩证法不对任何东西实行监护，它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对这个问题做了较多的强调，只是因为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形式中，开放性、批判性、民主性以及克服理论和思想上的垄断是实行更为彻底的进一步改变和发展自治进程的绝对必要条件。[2]
60年代中，在保守势力（他们抵制合乎逻辑地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仍然总是通过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棱镜来观察我国发展的道路）和主张进一步推进我国革命的力量之间在政治范围内的内部冲突公开暴露之后，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社会结构还背负着官僚主义，背负着国家主义的观念和管理方式的包袱。1967年年中，在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排除了以亚·兰科维奇为首的势力。然而，这些事件突出地表明我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落后，这种结构始终能够使社会领域、安全领域得到足以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整个民主发展道路的活动规模和权限。其次，不公开地解决我国社会中，首先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有争议的问题，会使实际状况变得模糊不清，会使广大阶层失去方向，会妨碍进步力量同保守势力展开更有效的民主斗争。
由于这些原因产生的困难，但是同样也由于改革的头几年就预想到的经济困难，导致了我国社会中出现一系列其他的紧张局面和批评。改革清楚地表明了，经济的粗放的发展掩盖了几乎所有企业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清楚地表明了，潜在的失业始终存在。靠大批裁减劳动力，或者靠关闭所有不赢利的企业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采取进行高质量和有赢利的生产的方针，同样是势所难免的。[3]
这一时期在企业内部，特别是在上述困难比较明显的那些企业里，或者在自治制度不发达，在企业的管理上听任技术至上主义和行政命令倾向得到加强的那些地方，出现了进一步的冲突。爆发一系列小规模的罢工一事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这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是软弱的，而不是强大的，此外这还表明自治制度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罢工也必须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合法手段，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种种非难如何，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们叫嚷什么罢工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然而，以自治为基础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利用自治的法律形式来解决企业内部的物质和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反映出这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弱点，但同时也反映出自治制度本身的弱点。[4]
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特别是在1967年全会之后，使得人们有可能更加清楚地认识与民族关系有关的某些问题，并消除从中央集权制和国家主义结构产生的某些弊端。在对这样的缺点，甚至弊端进行正当的批评的同时，已被压制下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和要求又露头了，这些民族主义观念和要求，在小资产阶级阶层中过去和现在都不乏代表人物。甚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认为，唯有民族纲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看不到民族纲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被克服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能靠社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也即在社会和阶级的纲领基础上来解决，而这样的纲领也就是指各民族平等、各民族自由表达民族感情和各民族享有自决权。
从这种种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还面临重大的问题。这不仅在实践中是如此，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如此。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许多问题原则上都已解决了，但仍然存在许多进一步的困难，还有陌生的问题。国家行政部门的权力还十分强大，经济政策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影响。在国家和党的机关中，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管理方式还始终未被克服，在民族关系上产生了单一民族政府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党和国家在支配宣传手段方面的垄断权以及制造舆论的可能性远比这个阶段应该达到的程度要大。在作为对自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加强最负有责任的政治组织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其民主关系仍然不符合社会自治目前的发展程度以及整个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可能性。如果除此之外，再加上没有解决的银行资本、外汇制度、财力雄厚的外贸企业的问题，专家治国论倾向的加强以及没有实现把扩大再生产转交给工人阶级及其自治形式，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必须在理论上为克服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努力，而且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社会面临进一步的强烈的改变进程。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困难、不足和问题归纳成一句话，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目前的形势归纳成这样一句话：在继承下来的政治管理形式（代议制民主、选举制度、国家主义结构和影响等等）与大体上仍停留在社会的基层、不够发达、物质上薄弱的自治形式之间的矛盾增强了。从第一个范围不断再生产出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行为以及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已经熟悉的所有那些官僚的神秘作为。而第二个范围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范围，还没有从基层到上层渗透进整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我看来，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的发展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和最重大的革命行动在于理论上的明确性，在于提出要求和采取行动进行改革以及使南斯拉夫社会发生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在从社会的基本单位一直到最高和统一的管理形式中，建立起以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代议制政治民主制度及其政治形式和影响，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发展来说，对于工人阶级和我国社会其他自治结构在社会方面——不仅在经济上——发挥更有力的作用来说，变得越来越狭小。不要以为，迈出这一决定性的革命的一步是简单的和轻而易举的，不会出现一系列伴生的困难和矛盾。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看来或许才刚开始有某些预兆。
对于解决我国社会发展所有上述困难矛盾来说，存在几个暗中的和公开表达的历史性“方案”。第一，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倾向虽然在前面描述过的我国社会的结构中实际存在着，并且是一切中央集权制和单一民族政府主义的基础，但这种倾向不可能得到强烈的表现。然而，如果设想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反革命，那将是闭眼不看现实存在着的势力和野心，如果考虑到许多外界的压力和影响，那就更其如此。
第二种观念主张实行多党制，即设想我国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民主化需要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抽象地来看，这一态度既不反社会主义，也不反马克思主义，但是这可能是完全不适当的，依我之见，这可能在我国的发展中产生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过渡到几个党，这肯定会更快地导致政治民主主义的发展和一个党的某些垄断权的取消。然而，在南斯拉夫迄今的事态发展中，这意味着把解决根本问题的重点转到政治范围，采取这样的斗争所要求的那些工具、技术和伴随而来的行动，首先会导致官僚政治势力的加强，而不是导致自治力量的加强。因此，我们如果不是通过在自治基础上改造社会而是通过这些进程来尽早克服这一作为权力、武力和压迫范围的政治范围的话，我们只会加强这一政治范围。如果我们考虑到我国社会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形态以及南斯拉夫各个地区发达程度上的明显差异（这助长民族主义观点），这一道路只会危及迄今的革命成果。
第三种观念是我简单地已经描述过的。这种观念假设自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扩大和巩固，这一结构变为从基层到上层的社会关系的主导形式。对于采取这样一个革命行动来说，需要领导这些进程的政治力量（南共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坚决把社会和这些组织的民主化进程进行到底，更加坚定地抛弃妨碍这一民主化的不足取的形式（舆论不发达、党内关系不够民主、工会的作用不够独立、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社会主义批判不力、各个机关的工作没有完全公开、不能最大限度地了解情况等等）。在工人阶级、党、知识分子等等当中，我国社会的主要进步力量始终站在这第三种立场上。这一道路迄今引导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尽管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最可取的是这第三条道路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这条道路并不是命运注定的。这条道路的命运取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力量。[5]
当我们考虑到上述所有这种种情况时，我们必须公开指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是无法纳入欧洲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落后、工人阶级不强大、战争的破坏，后来遭到的封锁和许多经济困难，加上南斯拉夫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同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并因而需要在本国内部解决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的第一个国家——这一切都无助于在生活的各个范围内更快地建立发达的民主关系，而这是上述模式的必然前提。同时不应当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还未能冲破和克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甚至遵循自己的经济利益，同艰难地打入世界市场的不太发达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展开竞争。从这方面考虑，以及考虑到其他许多当代的进程，特别是个别国家的人民争取最终摆脱殖民主义的斗争，工人阶级自身解放极其需要的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处于经常的危机之中。
然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结构中的上述不足之处（首先是客观性质的，主观局限性也起了作用），不能掩盖不发达的小小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为数不多）恰恰对这个极其需要的新模式所做的贡献。
首先是1941年创造性地度过了历史性的局面和危机，这始终可以成为任何革命创造、非教条的态度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范例。
第二个要素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斯大林主义的非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抵制。1948年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将成为生命攸关的分水岭。当时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混乱和破坏的一个党，坚决反对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观念和实践，维护每个党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权。
第三个要素——它对于社会主义新的和比较发达的模式是重要的，具有最大的意义——是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基础的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理论观念和实际贯彻。社会主义作为克服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异化的唯一历史基础，必然会带来这样一场社会革命。
如果除此以外，我们再加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积极和平共处原则以及对上述所有问题做出了理论阐述，我们就会看到，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所有这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绩，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的、更为人道的关系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不是靠关于人、社会精神和善良的意图的猜测来解决的问题。新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人在经济、政治以及精神领域内的解放问题。
这基本上是历史行动的问题，看不到人的问题也就是历史问题，也就看不到在人类进步中最本质的东西。
历史上的革命行动至今是人类一切高尚的成就以及人的全面解放的基石，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今后也将如此。只存在一个战场，人可以在那里争取到自己的人性，那就是历史实践。
因此，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自觉地和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实质上是新人道主义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革命通过理论和实践过去和现在都指明了社会主义进程的实质，从而突破了迄今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并继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伟大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这些思想而成为当代历史的主导思想的。
[1]在这一领域的书籍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著作：M.Todorović,Oslobodenjerada,Beograd1965;R.Supek,Sociologijaisocijalizam,Zagreb1966;Participacija,radničkakontrolaisamoupravljanje,Zagreb1974;N.Čobeljić,R.Stojanović,Teorijainvesticionihciklusausocijalističkojprivredi,Beograd1966;D.Čalić,ProduktivnostradaiprivrednirazvojSFRJ,Zagreb1966;D.Čalić,Ekonomskiaspektirazvojasuvremenogsocijalističkogdruštva,Zagreb1972;V.Bakarić,Aktuelniproblemisadašnjeetaperevolucije,Zagreb1967;V.Bakarić,Socijalističkisamoupravnisistemidruštvenareprodukcija,Zagreb1974;M.Pečujlić,klaseisavremenodruštvo,Beograd1967;M.Pečujlić,Susretsvetova,Beograd1976;MihajloPopović,Problemidruštvenestrukture,Beograd1967;N.Pašić,Klaseipolitika,Beograd1968;AktuelniproblemiprivrednihkretanjaiekonomskepolitikeJugoslavije(kolektivautora),Zagreb1968;E.Kardelj,Raskršćaurazvitkunašegsocijalističkogdruštva,Beograd1969;E.Kardelj,Radničkaklasa,samoupravljanjeinaučnotehničkiprogress,Beograd1969;E.Kardelj,Protivurječnostidruštvenesvojineusavremenojsocijalističkojpraksi,Beograd1972;E.Kardelj,Pravcirazvojapolitičkogsistemasocijalističkogsamoupravljanja,Beograd1977;B.Horvat,Ogledojugoslavenskomdruštvu,Zagreb1969;B.Horvat,PrivredniciklusiuJugoslaviji,Beograd1969;Ekonomskapolitikastabilizacije,Zagreb1976;A.Dragičević,Reformairevolucija,Zagreb1969;J.Županov,Samoupravljanjeidruštvenamoć,Zagreb1969;J.Županov,Privrednisistemiustavnareforma(Kol.Aut.,redakcijaR.Lang),Zagreb1973。
[2]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著作外，哲学家们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以下作品：M.Kangrga,Etikaisloboda,Zagreb1966;M.Kangrga,Smisaopovijesnog,Zagreb1970;M.Kangrga,Čovjekisvijet,Zagreb1975;B.Bošnjak,Filozofijaikršćanstvo,Zagreb1966;M.Životić,Pragmatizamisavremenafilozofija,Beograd1966;M.Životić,Egzistencija,realnostissloboda,Beograd1974;M.Marković,Humanizamidijalektika,Beograd1967;M.Marković,Preispitivanja,Beograd1967;ZagaPešić-Golubović,Antropologijakaodruštvenanauka,Beograd1967;ZagaPešić-Golubović,Čovekinjegovsvet,Beograd1973;Lj.Tadić,Poredakisloboda,Beograd1967;Lj.Tadić,Tradicijairevolucija,Beograd1972;D.Rodin,AspektiodnosaizmeduHegeloveiMarxovedijalektike,Beograd1967;D.Rodin,Marxovamisaozajednice,Beograd1974;D.Nedeljković,HumanizamMarxovedijalektikeidijalektikahumanizmadanas,Beograd1968;D.Nedeljković,Dijalektikanadelu,Beograd1976;A.Krešić,Dijalektikapolitike,Sarajevo1968;A.Krešić,Političkodruštvoipolitičkamitologija,Beograd1969;A.Krešić,Kraljevstvobožjeikomunizam,Beograd1975;D.Grlić,Zašto?Zagreb1968;D.Grlić,EstetikaI,II,Zagreb1974,1976;V.Rus,Dijalektikačovekaisveta,Beograd1969;V.Rus,Etikainsocializem,Ljubljana1976;G.Petrović,Mogućnostičovjeka,Zagreb1969;G.Petrović,Filozofijairevolucija,Zagreb1973;S.Stojanović,Izmeduidealaistvarnosti,Beograd1969;P.Vranicki,Marksističketeme,Zagreb1973;P.Vranicki,Onekimkontroverzamaumarksizmu,Rijeka1973;V.Sutlić,Praksaradakaoznanstvenapovijest,Zagreb1974。
[3]在迄今为止的发展中，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被解雇。考虑到出国谋生的人为数颇多，应当强调指出，他们绝大部分是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国家所造成的（农民平均约占人口的一半，许多地区不发达、贫困），这些阶层要求摆脱贫苦生活，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而我国社会又一下子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吸收全部劳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以经济继续粗放发展为代价，而这又会使经济陷于灾难。一部分劳动力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到国外去的。尽管存在这种种情况，不应当得出结论认为，就业问题不是这一时期我国发展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4]某些激进的共产主义小组，特别是在西方的托派中间，认为这些比较激烈的罢工中的某些罢工表明工人阶级和居统治地位的官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仅仅根据某些现象得出的结论，而对整个形势的实质了解不够。当然，无须掩饰，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还始终存在着，我前面就已经谈到过。然而，也应当懂得，通过自治的形式来争取权利的合法斗争的可能性比已经利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同样，当工人阶级通过自治形式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并以这一方式在管理经济和社会进程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真正得到了表现，1968年年中，开始掀起比较自由和比较独立的青年和学生运动，表现为几次举行游行和示威，要求更加彻底和更加坚持推行自治进程。
[5]这一主张得不到实现，就必然会导致上述政治纲领之一的实现，而这意味着使传统的政治社会（有较多的或者较少的自由）永远保存下去。我认为，从整个这一部分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使人摆脱经济和政治的依赖的活动将因此而停止，或者至少是其速度大为放慢。作为这一解敢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的自治或许会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失败。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肯定会处于技术至上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结构以及同样的政权的标志之下。这不仅是南斯拉夫的发展，而且是当代历史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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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革命以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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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革命
第一章革命以前的时期
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20世纪初还在进行反对土耳其落后的封建主义和奥匈帝国属于时代错误的制度的解放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国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南斯拉夫几乎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占人口的75%以上，并处于由此而来的落后状态。只有看到这一切，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组织所做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就。这个组织利用了国内外的对抗关系和形势，通过一次革命高潮，不仅使本国升入自由民族之列，而且通过自觉地改变社会结构，使本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1]
虽然使南斯拉夫变成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个过程，还需要一番新的努力，还需要经过一段发展，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南斯拉夫就没有自己的长期历史。实际上，早在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已经随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了，并且经历了革命运动本身在不发达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必然经历的各个阶段。由于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的落后环境里，资产阶级很晚才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必然要遇到在欧洲比较发达的土地上发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仅已经预告了资本与劳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且把这场斗争提到战场上来。
虽然南斯拉夫各地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但是，这些过程以及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必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所影响并起一定的作用。而这就意味着，除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还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2]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里还是一种不常见的而且不够发展的思想，但是它首先是通过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SvetozarMarković，1846-1875）特别是在解放了的塞尔维亚开拓道路的。
斯·马尔科维奇[3]是塞尔维亚政治史和文化史上最伟大和最光辉的人物之一。由于他为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而斗争，因此他标志着塞尔维亚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转折点。但是在他的著作和活动中，一般地说，还没有完全摆脱空想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除了他以外，在这一时期还必须指出一位主张社会主义的值得注意的人物瓦萨·佩拉吉奇（VasaPelagić），而稍后还有腊多万·德拉戈维奇（RadovanDragović）、米塔·策尼奇（MitaCenić）、迪米特里·图措维奇（DimitriTucović）和杜山·波波维奇（DušanPopović），他们都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这个党最革命和最有才干的领袖，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通过他们在我国才变得越来越出名的。在克罗地亚，最出名的社会主义者当时有伊万·安策尔（IvanAncel）和维托米尔·科拉奇（VitomirKorać），而在斯洛文尼亚则有弗朗策·热列兹尼卡尔（FranceŽeleznikar）和埃特宾·克里斯坦（EtbinKristan）。
资本主义发展的日益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劳动阶层的艰难的生活条件以及国家在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霸权统治下统一起来之后的一系列问题（民族问题，农民问题，一般劳动阶层的生活问题和民主自由问题，等等）得不到解决，以及对战后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发生的革命事件的活跃反应——所有这一切都‘致了各地社会党的统一（1919年4月）和“南斯拉夫社会工党（共产党人）”的建立，并在1920年的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上完成了这个统一过程和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的过程。从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经历了各种阶段，仍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斗争的理论基础和有赖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才能够存在的一种世界观和社会观。
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斗争恰恰碰到了一系列重大的障碍和困难。新诞生的国家从创立之初起，就充满一系列的对抗。主要由于落后的农民经济，细小而分散的农村庄园，大量的土地掌握在一小撮地主手里，由于在外国资本（起先是法国和英国的资本，而以后越来越是德国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下经济很不发达，国家成了进行各种经济投机活动和金融投机活动的理想之地，这些投机活动一直伴随着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政策，直到它破产。因此，两派势力立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派是以君主制度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另一派特别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倾向，使得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以民族斗争为幌子，掩盖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
在这些矛盾中发展着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些矛盾在南斯拉夫劳动群众的发展、要求和斗争中又有共同的矛盾，因为南斯拉夫劳动群众，除了民族问题之外，还日益尖锐地把其他的政治和社会要求，如民主化、解决艰难的经济地位、解决工会问题和解决土地问题等等要求提上了日程。对于这些要求以及对于共产党人在制宪议会选举中的显著胜利，资产阶级的答复是颁布非常法（1920年的公告和1921年的保卫国家法），从而禁止共产党并废除全体共产党议员的当选证书。
只有从这些情况中才能了解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主要革命组织——南斯拉夫共产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全处于非法状态，受到残酷的迫害，并在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常有许多最优秀的干部牺牲。迫害是残酷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党在这样的环境里，必须把严密的地下活动和合法的斗争形式尽量妥善地结合起来，因为党的最优秀的干部，当时只能辗转过着非法的政治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也常常为多年的监禁和劳役所中断。我们今天可以提到的所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即这场革命斗争的主角和这场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主要代表者，以及多数今天仍然处于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经受了所有这些严重的考验、迫害和监禁，等等。
在这个时期，党内的派别斗争也使得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尤其是在1929年1月君主主义专政以后，党内的派别斗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在30年代初，党的队伍终于开始逐渐巩固起来，虽然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已经开始产生消极影响，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政策的工具。[4]在这一发展过程中，1937年无疑是一个转折性的年头。这一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担任了党的书记，并且在国内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党的新的领导在极短时期内便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使党在当时日益临近的我国历史的决定性时期里胜任最艰巨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上与代表它的力量具有同样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当代社会革命力量在思想上的最高表现，在南斯拉夫很难突破严格的书刊检查和政治迫害，而它的代表者没有任何方便条件，可以在地下斗争的尖锐冲突中静下心来建设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单是向南斯拉夫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仅要准备全部出版物可能遭到没收，而且还要准备经受多年蹲监狱的痛苦。[5]
由此可见，形势无论如何是不利于思想理论工作，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原理的建设的。当时的形势是直接准备革命，迅速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进攻并防止他们的袭击，为影响可能有助于革命高涨的一切力量的觉悟而斗争。
在一个文化活动还没有欧洲那样广泛和发达的国家里，在一个理论思想基本上带有模仿性质，而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必须针对克服和解决最严重的，有时关系到党组织本身的存在的政治和组织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也始终是一种指南针，它不仅给革命力量指出了现代发展的总趋势，而且使革命力量能够从常常是错综复杂和几乎毫无指望的形势中正确地找到出路。
这种发展情况的另一个特点是，南斯拉夫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一起站在斗争的行列里的，或者至少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的熏陶的。早在20年代初期，就有一部阐述辩证法的著作问世[6]，而在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方面出类拔萃的有:菲力浦·菲力波维奇（FilipFilipović）、奥格年·普里察（OgnjenPrica）、西马·马尔科维奇（SimaMarković）、维塞林·马斯列沙（VeselinMasleša）、博日达尔·阿季亚（BožidarAdžija）、奥托卡尔·克尔绍万尼（OtokarKeršovani）、萨费特·克鲁皮奇（SafetKrupić）、D.内德利科维奇（D.Nedeljković）、M.什纳伊德尔（M.Šnajder）等人。[7]
在其他的文化工作着、作家、批评家等等中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样也有自己重要的代表者。可是，在上面提到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困难情况下，革命的思想往往要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和刊物才能比较容易地传达给读者，因此，正是某些文学家和政论家对当时的几代人起了强有力的进步影响。他们中间首先要推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日阿（MiroslavKrleža）所创造的强有力的艺术形象，他以自己全面的文学活动和政论作品写下了我国进步思想的重要的一章，其次是莫·皮雅杰（M.Pijade）、阿·策萨雷茨（A.Cesarec）、罗·乔拉科维奇（R.Čolaković）、约·波波维奇（J.Popović）、斯·加洛加日阿（S.Galogaža）、乔·约万诺维奇（D.Jovanović）、普·比哈里-梅林（P.Bihalji-Merin）、马·里斯提奇（M.Ristić）、布·克雷夫特（B.Kreft）、韦·格利戈里奇（V.Gligorić）、米·波格丹诺维奇（MJ.Bogdanović）、哈·基基奇（H.Kikić）、克·拉津（K.Racin）、伊·格腊霍尔（I.Grabor）以及其他许多人。
他们全都曾经做了多次努力来出版进步刊物，他们面对巨大的困难，通过下述杂志为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阐明各种现象，首先是社会生活现象而进行了斗争，这些杂志是：《火焰》、《文坛》、《科学和生活》、《文学》、《新文学》，还有《今天》、《轴心》、《犁沟》、《艺术和批评》、《我们的实现》、《表现》、《当代》以及其他许多杂志。
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阐述哲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时有过尖锐的交锋。我们30年代的革命运动以之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前提受到两个重大因素的制约：第一，属于第三国际并且严守纪律地为它的存在辩护；第二，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存在及其入侵的直接危险。为了理解后来——不仅是战时的，而且也包括战后的——进程，需要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严格的地下党和干部党是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建立的，当时，列宁主义已用斯大林说法做了解释，有人又借用列宁的第三国际的威信把这样解释过的一种列宁主义强加给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伟大十月革命的这一产物的信任推动了党，当然也巩固了党的队伍，特别是在面临决定性的较量的时候。因此，党一方面受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党和意识形态、艺术、哲学等等的阐述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治上灵活的革命党。第一个因素特别反映在党的某些主要人物和集团围绕米·克尔莱日阿编辑的《烙印》杂志展开的尖锐的论战。[8]尽管这场冲突的基本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对今后历史道路和斗争的估价，但论战在哲学和艺术方面反映得最为强烈。克尔莱日阿这批人对30年代的事件所持的某种历史性的怀疑态度和听天由命的态度，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在理论领域内，也有失误，有对违背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某些观点做不必要的辩护（例如，受实证主义影响的里希特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但是当论战和讨论转到艺术领域——在南斯拉夫文化界，克尔莱日阿肯定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那些为反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辩护的人的前景，看样子很不美妙。在艺术上挥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绝不可能在任何方面给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头脑清醒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明白，纯理性的态度和阐述不可能造就艺术家和创造出艺术。一个政治运动必须使自己的理论观念，特别是艺术立场和观念完全划一和毫无对话，这在克尔莱日阿看来绝不是合乎逻辑的。他对某些历史问题，特别是艺术问题的透彻的观察，他的批判精神，他的革命的艺术直觉和远见，对未来的进程来说是重大的批判性提示。
如果我们看到——而当时在这一场合是最重要的——代表斯大林主义观念的不是一个掌权的社会主义官僚，而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它还没有明确区分马克思或列宁的观念和它们的斯大林化的变种之间的差异，那么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矛盾。南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它并没有由于耽溺于理论争论而忘记自己的首要任务：革命的政治活动。南共领导的英明最清楚地表现在1941年，当时，尽管有斯大林关于革命的教条，但是，实际上等于否定斯大林精神的一个革命进程还是开始了。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情况，但是，这一斗争行动和景象本身，显然是同当时斯大林的革命观念和唯一的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念相对立的。
[1]战前（1941年），南共大约有1.2万名党员，同时，地下的南共青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大约有3万名团员。
[2]关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可参见铁托所做的《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PolitičkiizvještajCKKPJ，1948）和他在庆祝南共成立和活动40周年时所做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的报告（ČetrdesetgodinarevolucionarneborbeKomunističkepartijeJugoslavije，1959）。同样，还请参见《南共联盟简史》（PregledistorijeSavezakomunistaJugoslavije,Beograd1963）。
[3]斯·马尔科维奇的主要著作有:《东方的塞尔维亚》（SrbijanaIstoku，1872）；《巴黎公社与国际》（PariskakomunaiInternacionala，1871）；《科学和生活的现实方向》（Realnipravacunauciiživotu，1873）等。
[4]铁托在南共成立40周年时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共产国际几乎已经准备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正当党组织随着新的领导的确立而开始巩固的时候，却要来解散南斯拉夫的党组织。考虑到30年代后半期所发生的事件，铁托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下面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时共产国际在同其他党的关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官僚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斯大林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通过共产国际对其他党所奉行的政策，是一种毁灭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制造无气节的共产党人这样一类人的政策。当时，列宁给共产国际的工作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就开始遭到严重的歪曲。这种政策给许多党带来了巨大损失，这在法西斯侵略时期，在对这些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当时这些党应当表现出自己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同群众是有联系的，在思想上是成熟的，应当组织人民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并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斯大林的这一政策在1947年后通过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活动，再度复活了）由于斯大林的这种政策，我党丧失了大批干部，他们或者是在政治上堕落了，或者是在苏联斯大林的各次大‘清洗’时期遭到杀害。在清洗中，我党和国际革命斗争多年来所培养的百余名经过锻炼的共产党人遭了难。在他们之中，有我党几十名从前的领导人，我只想举出几个人来：菲力浦·菲力波维奇（FilipFilipović）、斯切潘·茨维伊奇（什特费克〉（StjepanCvijić-“Štefek”）、弗拉迪米尔·乔皮奇（VladimirČopić）、腊德·武约维奇（RadVujović）、克·霍尔瓦廷（K.Horvatin）等人。他们以及我国其他上百名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都一起死于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中。"（J.B.Tito,ČetrdesetgodinarevolucionarneborbeKomunističkepartijeJugoslavije,Govoriičlanci,Zagreb1960,sv.I,str.XX-XXI）
[5]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全部著作都是以半合法的或秘密的方式出版的，而更不用说列宁的著作或在严格的地下活动状态下出版的党的刊物了。合法地出版的有，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1933年）和第2卷（1934年）。第1卷是莫·皮雅杰（M.Pijade）和罗·乔拉科维奇（R.Čolaković）在服苦役时译的，而第2卷是莫·皮雅杰一人翻译的。还有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34年萨格勒布版）；弗·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4年萨格勒布版）；格·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35年萨格勒布版）；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5年贝尔格莱德版），等等。
[6]V.里巴尔：《辩证法原理》（V.Ribar,Principidijalektike,Zagreb1922）。在该书中，作者试图把辩证法运用于生物学物种起源的问题和进化论上。里巴尔后来始终专心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
[7]所有这些人也都是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的翻译者和各种进步刊物的出版者。他们的主要著作有：F.Fillipović,Razvitakdruštvauogledalu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1924);F.Fillipović,SeljačkipokretiagrarnopitanjeuJugoslaviji(1929);O.Prica,Suvremenafilozofijaiprirodneznanosti(1937);SimaMarković,Prinvipkauzaliteraimodernafizika(1935);D.Nedeljković,Ideološkisukobdemocratijeifašizma(1938);D.Nedeljković,Anti-Bergson(1939);D.Nedeljković,Dijalektika(Beograd1939)。
[8]关于哲学问题的论战是在《科学和生活》杂志上展开的，同克尔莱日阿展开的进一步的论战是在《表现》、《青年文化》、《烙印》等杂志上进行的。克尔莱日阿以《辩证的反野蛮行动》（Dijalektičkianti-barbarus）为题把整整两期《烙印》杂志（1939年12月第8期和第9期）用于这场论战，而党的方面则于1940年把主要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了《文集》第1期（1940年萨格勒布版）。关于这场讨论的哲学方面，参见下列文献:I.Babić,Odnosfilozofijeiznanostiuradovimajugoslavenskihmarksista1931-1941,“Putevirecolucije”br.5/1965;StankoLasić,SukobnaKnjiževnojljevici1928-1952,Zagreb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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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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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61）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胡文建、李嘉恩、杨达洲、韩宗翃、吴仕康、刘晫星、贾泽林译；衣俊卿校
弗兰尼茨基于1961年出版此书。中文版根据该书1978年第四版翻译出版。
（第二卷）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总序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衣俊卿）
中译者序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导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
一、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
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三、19世纪初的德国
（第一卷）
第一部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章革命唯心主义时期（1837—1843）
一、卡尔·马克思（1837—1843）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38—1843）
第二章新观点的建立（1843—1847）
一、卡尔·马克思（1843—184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313节）
《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神圣家族》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3—1845）
伦敦通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5—1847）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的贫因》
第三章《共产党宣言》、革命和流亡（1847—1870）
一、《共产党宣言》
二、革命和流亡
三、第一国际
第四章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历史和理论前提
二、略论方法
三、资本
四、异化现象和商品拜物教
五、价值和剩余价值
六、资本积累
七、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的矛盾和进程
八、克服雇佣关系和自由问题
第五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最后时期（1870—1895）
一、《法兰西内战》
二、《哥达纲领批判》
第六章恩格斯的理论观点
一、基本观点
二、实践的原则
三、认识的问题
四、辩证法问题
五、某些逻辑问题
六、必然和自由
七、意识形态、道德和宗教
八、唯物史观
九、国家的产生和消亡
第二部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传播的最初阶段
一、约瑟夫·狄慈根
二、保尔·拉法格
三、若尔日·索列尔
四、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第二章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一、奥古斯特·倍倍尔
二、路德维希·沃尔特曼
三、爱德华·伯恩施坦
四、弗兰茨·施陶丁格尔
五、弗兰茨·梅林
六、卡尔·考茨基
七、罗莎·卢森堡
八、亨利希·库诺夫
九、安东尼·潘涅库克
第三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一、麦克斯·阿德勒
二、鲁道夫·希法亭
三、卡尔·伦纳
四、奥托·鲍威尔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阶段
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主要译名对照表
（第二卷）
第三部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
第一章列宁活动的开端——与民粹派的争论
第二章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问题
第三章哲学问题
第四章帝国主义问题
第五章国家、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
第六章关于党内民主
第四部分第三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格奥尔格·卢卡奇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
一、左派共产党人的理论观点（委员会共产主义）
二、卡尔·科尔施
三、弗兰茨·施特恩贝格
四、亨利克·格罗斯曼
五、麦克斯·拉斐尔
六、《社会研究杂志》学术团体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
一、安东尼奥·葛兰西
二、战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苏联
一、尼古拉·伊·布哈林
二、“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的斗争
三、另外一些理论问题（彼·斯图契卡、叶·帕舒坎尼斯、叶·瓦尔加、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四、列甫·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不断革命
五、革命时期和新方针
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七、约瑟夫·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列宁主义问题
理论和实践的后果
哲学和理论问题
第五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
第一篇“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安·日丹诺夫和约·维·斯大林的理论干涉
第二章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关于黑格尔的讨论
第三章卢卡奇的美学思想
第四章苏联最近时期的理论和实践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在波兰
奥斯卡·兰格
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亚当·沙夫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
奥塔·锡克
卡莱尔·科西克
1968年1-8月
主要译名对照表
（第三卷）
第二篇中国和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
第二章武装革命胜利后的观念和实践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在西德
一、恩斯特·布洛赫
二、麦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尔·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三、于尔根·哈贝马斯
四、赫伯特·马尔库塞
五、埃里希·弗洛姆
六、列奥·科夫勒
七、恩斯特·费舍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一、昂利·列菲伏尔
二、让·保罗·萨特
三、路西安·哥德曼
四、罗歇·加罗迪
五、关于辩证法的讨论
六、其他理论争论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
一、安东尼奥·班菲
二、加尔万诺·德拉·沃尔佩
三、切扎雷·卢波里尼
四、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美国和古巴
一、英国
二、美国
三、古巴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革命
第一章革命以前的时期
第二章革命的第一阶段（1941一1945）
第三章革命的第二阶段（1945—1950）
第四章革命的第三阶段（1950—1965）
一、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含义
二、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三、其他理论关切
第五章革命的第四阶段（1965—）
结语
参考文献
主要译名对照表
感谢许智明（第一卷）、云生（第二卷）、田小哦、老忠实（第三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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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
李季
1931年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初版神州国光社
序言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根本缺点
（一）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见解！（二）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的作怪（三）中国近七十年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只是复古！（四）对于封建制度的另一种见解
二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
（一）中国封建制度的时期（二）封建制度的特点（三）殷周的耕种方法（四）铁制耕具和工具的应用（五）铜器和铁器应用的先后问题（六）春秋战国时代的商品和商人（七）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及其特点（八）古代与近代不同之点
三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
（一）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二）战争为资本原始蓄积的工具（三）阶级与阀阅的区别（四）一个人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五）士的阀阅（六）试问“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是什么阶级？（七）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八）政治黑暗怎样算作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九）梁启超受了骗（一○）哪有这许多派别！
四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
（一）梁启超的缺望（二）十件环境的原因和两件心理的原因（三）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去质问他（四）诸子哲学勃兴的真正原因（五）春秋战国时代在历史上的对比
五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
（一）十个阶级（二）亲口承认古代学术的阶级性（三）又只认派别不认阶级（四）老子出生的时代问题（五）反革命的老子（六）老子的“最大功劳”！（七）弥缝工作中的漏洞（八）又用照例的方法对付杨朱（九）“打蛇打在七寸上”（一○）庄子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一一）庄子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一二）“哲学史……变成灵异记”！（一三）“马生人”是“中紧理论”么？（一四）为什么抛弃第二种佐证？（一五）庄子的名学怎能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相比拟？
六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
（一）孔子“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二）梁启超口中孔子的阶级性（三）孔子要用士阀去推翻贵族阀（四）孔子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五）士是地主的证据（六）孔子的政治哲学（七）“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八）必须进一步追问孔子何以有那样的“正辞”或“正名”（九）替“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加一重保证（一○）不懂得“他老人家气的胡子发抖”的缘故！（一一）孔子的岂肯恢复封建制度？（一二）“孔子‘学’只是读书”！（一三）孟子拥护地主阶级得闲的证据（一四）“孟子……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一五)孟子为什么大谈“‘衣帛食肉’的政治”?（一六）荀子为什么要“明贵贱”？（一七）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批评
七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墨子和别墨的批评
（一）把墨学的发生完全归在对儒家的反响上！（二）春秋战国时农民困苦的一斑（三）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四）墨子提倡兼爱的原因（五）墨子的“明鬼”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不信鬼？（六）墨子的“非命”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信天命？（七）墨子的“节葬”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八）墨子的“非乐”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重礼乐？（九）“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一○）拿这句话来批评实验主义倒是对的！（一一）抛弃“非攻”论的精华了！（一二）一批讲墨子哲学的学者所同犯的错误（一三）不懂得“中国古代的第一奇书”是怎样发生的（一四）介绍《庄子•天下篇》的二十一事（一五）造成四项大帽子戴在二十事的头上（一六）由小变大由实变虚由动变静等等的戏法（一七）借“共相”“自相”的花样为诡辩作护符（一八）“自相”绝对不能推翻“共相”（一九）引《墨辩》和《公孙龙子》说法反暴露了诡辩的真相（二○）还可说卵有头尾翼足感情和意志！（二一）何必从马的老祖宗方面打主意？（二二）“人有尾”和“龟大于象”（二三）“火如冰”与“目可触”（二四）“黄马骊牛一”！（二五）“胡博士三手”！（二六）本体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么？（二七）翁仲能为仲翁么？（二八）瑰胡两位大师都不注意“未尝有”三个字！（二九）实验主义的破产已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三○）章行严的《名墨訾应考》与胡博士的错解《墨辩》（三一）介绍并批评墨学灭亡的原因的三种说法（三二）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
八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法家的批评
（一）胡梁两氏一致承认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嫡嗣（二）三个阶级格格不相入的学说怎能浑在一起而产生法家?（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所应注意的两点（四）法家继儒家而起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地主阶级的由来（五）法家代表地主阶级证据的一斑（六）法家变成了主义陈列所！（七）法家接受儒家学说的证据（八）“一个刑名之学”岂能包括五种主义
九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前三世纪思潮的批评
（一）许行一班人的阶级性（二）春秋战国时代雇工的出现（三）最下层阶级代表与激烈主张（四）无产者的同志（五）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六）又说不出许行为什么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七）许行的“市贾不贰”法和孟子的批评（八）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绸子！
十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古代哲学中绝的批评
（一）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二）“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三）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四）“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五）“哲学灭亡的第四个原因……乃在方士的迷信”（六）春秋战国时代四大系的思潮（七）用“胡子头发一把梳”的办法治哲学史（八）“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九）“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一○）难道是“古学党”的宣传部长？（一一）“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一二)“第四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一三）介绍并批评梁启超所补充的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更大的原因”（一四）不通的标题（一五）四系哲学的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分析观。
十一对于《哲学史》的总批评
（一）介绍胡博士思想中作《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二）狭隘浅薄的“述学方法”（三）两只眼睛死死钉在思想本身上的“明变”法（四）抛弃根本采取枝叶的“求因”法（五）好一个“‘客观’的评判法”！（六）“述学”的成绩（七）“明变”的成绩（八）“求因”的成绩（九）还要请教他解释这个“为什么”！（一○）“评判”的成绩（一一）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一二）批评后的悲愤！
录入者说明
原文中本应是汉字之处却因印刷或扫描等原因显示出空白或模糊无法辨认的，尽力从上下文判定，能判定的不一一说明，直接替代；实在无法判定的，用“□”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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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
李季
（1934）
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初版发行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再版发行本书据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影印
序言
一关于中国社会史上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所必具的先决条件
二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分期的指示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
三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及其说明
（一）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二二○六年为止）
（二）自夏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二二○五年至一一三五年）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一三四至二四七年）
（四）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一四六至纪元后一八三九年）
（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一八四○年起）
四介绍并批评各种划分中国经济时期的说法
（一）关于陈邦国君的
（二）关于郭沫若君的
A．应用摩尔根的前史人类进化阶段方式的错误
B．应用马克思的经济史分期方式的错误
（三）关于陶希圣君的
A．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自秦汉至清代）的性质问题
B．关于秦汉至清代统治的问题
C，关于儒法道墨等家学说的阶级性问题
D，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革命特征的问题
E，关于其他问题
【C．D．E．原书目录有，故存目，正文无内容】
附录：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
A．幼稚
B．矛盾
C．庸俗
D．虚伪
几句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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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本赛德：分岔论的马克思主义（米凯尔·洛威（MichaelLöwy），2020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丹尼尔·本赛德
DanielBensaïd:aMarxismofbifurcation
丹尼尔·本赛德：分岔论的马克思主义
米凯尔·洛威（MichaelLöwy）2020年2月23日
柏林炮兵团志愿兵翻译、素侠云雪校对
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1]去世十年后，他的思想仍然比以往更有活力。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巴西、西班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被广泛地阅读和讨论。在我们的时代，对革命的想象很少能找到如此引人注目的表达方式。
先说几句个人看法。丹尼尔·本赛德和我在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CR）中一同参与了运动，我们还参与了新反资本主义党（NewAnticapitalistParty）的成立。[2]在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我们并不总是在同一派别中，但我们都希望将列昂·托洛茨基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联系起来，并对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充满热情。有几次，我们一同介入了巴西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我们也有一些分歧，因为丹尼尔是一个正统列宁主义者——但能够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按）进行微妙的和创新化解读——而我是罗莎·卢森堡的追随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仰慕者。
20世纪80年代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发现使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我在1988年出版的《救赎与乌托邦》（RedemptionetUtopie）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本雅明，尽管他对宗教缺乏兴趣，但他还是对此书很感兴趣。当时我请本赛德一起写一篇关于《历史哲学论纲》（Ontheconceptofhistory）[3]的作者（即本雅明）的文章，他答应了。他最终还是自己完成了这部作品，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外，我们之间还有一些不同：丹尼尔远远不像我那样对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和解放神学抱有热情，他远远地看着我在这些流沙上行走，目光里带着讽刺的意味；但夏尔·佩吉（CharlesPéguy）[4]对我们有着同样的吸引力——我是在丹尼尔的帮助下发现这个作家的；只是我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而丹尼尔则把他看作是古典主义者和爱着圣女贞德的社会主义者……
2005年，我们一起写了一篇关于《奥古斯特·布朗基，异端的共产主义者》的文章，这个定义同样也非常适用于丹尼尔本人。这篇文章出现在我们的朋友菲利普·霍科夫（PhilippeHorcoff）和阿兰·美拉德（AlainMaillard）编辑的一本文集中，《法国社会主义经受了权力的考验：对于左翼的忧郁批评》（Lessocialismesfrancaisal'eppreuvedupouvoir.Pourunecritiquemelancoliquedelagauche）。我们非常钦佩布朗基，这个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理念和进步教条的坚决反对者，我们在夏邦咖啡馆（CaféLeCharbon）的友好讨论中对他的著作达成了一致的解释。我们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布朗基，而在于马克思。丹尼尔批评了他所认为的开创者的“社会学方法”：认为工人在工厂的生产集中必然会导致阶级意识和斗争组织的发展；我则坚持认为，就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而言，是斗争的经验产生了阶级意识，我们最后只能相互妥协……
像许多人一样，我觉得他的逝世是我们的事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作品，而其批判性和解放性的潜力是无穷的。
1989年的转折点
丹尼尔在1989年之前已经写了一些关于革命战略的重要著作，但从这一年开始，随着《我的革命：相隔两个世纪的回忆》（MoilaRévolution:Remembrancesd’unbicentenaireindigne）（Gallimard,1989）的出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特点不仅仅是产量极高——几十部作品，包括几部完全是献给马克思的作品——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书写，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涌现，一种惊人的创造力。这一转折到来的原因，同时是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是极端复杂的，并注入了神秘的因素。
尽管这些著作有很大的差异，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线索：对过去的斗争——和失败——的记忆，对新形式的反资本主义的兴趣，以及对革命战略所面临的新问题的关注。他的理论思考与他的战斗参与密不可分，无论是写圣女贞德（Jeannedeguerrelasse）（Gallimard，1991），还是写新反资本主义党的成立（《参与》（PrendreParti），与奥利维尔·贝桑斯诺（OlivierBesancenot）合著，2009年）。
因此，他的著作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伦理和政治色彩，这使其具有不寻常的人性品质。他的参考文献的多样性可能令人困惑。当然主要是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但还有奥古斯特·布朗基、夏尔·佩吉、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同时也不忘布莱斯·帕斯卡尔、夏多布里奥、康德、尼采和其他许多人。尽管具有这种惊人的多样性，兼收并蓄，他的论述还是非常融贯。
忧郁的赌局（1997）
丹尼尔的所有著作无疑都丰富了革命文化，但我最喜欢的是《忧郁的赌局》（LePariMelancolique）（Fayard，1997）。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因此是任意的。但在我看来，正是在这部作品中，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走得最远。这部作品写于90年代的关键时刻，由于在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夜之间就宣告瓦解，那时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大复辟下的大审判，但希望之火也被同时点亮，这要归功于1994年的萨帕塔起义（Zapatistauprising），尤其是1995年在法国发生的强大的工人和人民起义运动。
在我的这本书的副本中，丹尼尔写了一段献辞，其中提到了我们的共同关切的问题，但他没有忘记在一个小括号中标明其中的不同。“致米凯尔：《忧郁的赌局》，关于弥赛亚理性[5]的（同时也是世俗的）启发性阐释，以示友好，丹尼尔”。
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失衡”的简明诊断。与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并不局限于谈论经济危机，而是通过指出市场时间（markettime）和生物时间（biologicaltime）之间的爆炸性差异，立即将自己置于生态主义视角中。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他是最早意识到生态危机的首要人物之一。
丹尼尔指出，市场监管是短视的：市场的逻辑忽视了未来，忽视了对生物圈特有的不可逆的影响。市场逻辑预设了一个可以被随意支配和降格的自然。正如当代自由主义的伟大先驱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所写的那样：“自然财富是取之不尽的，否则我们就不会免费地获得它。”尽管自然的节奏需要经过数个世纪或几千年的协调才能够达到和谐，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只追求尽快的收益和即时的利润。
本赛德强调，借鉴勒内·帕萨特（RenéPassat）的工作，生物圈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合理性，而不可还原为市场的机械理性。生态价值不能被转换为市场价值，反之亦然。正如生态税的争议所表明的，生态效应和成本不能转译为市场尺度下的可悲的语言。我们需要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选项：生态共产主义。
全球化也被另一个矛盾所贯穿，并且其危险性不亚于前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式理性到处助长身份恐慌的非理性，商人世界主义的抽象普遍性制造了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s），并使国族主义变得更加坚固。在这个利润法则支配下的宇宙，受制于资本的隐形暴政，围墙并没有被废除，而是被移动了：因此，我们有了四周环绕着瞭望塔的申根欧洲（指《申根协定》（SchengenerStaaten））。我们或许还可以在2020年补充说：还有数以万计的移民淹死在地中海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仍然是对部落式的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回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承了启蒙哲学所宣扬的理性的普遍性，以及1793年6月24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革命性地向外国人开放公民权的概念。无政府主义者克鲁茨（Cloots）和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也在其中。最后，与“他人”的团结基于一个古老的传统，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约》：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6]
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迷途的革命”，在我看来是该作品中最具创新性和最有启发意义的部分。书中引用了许多《旧约》的内容。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在伊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赋予的意义上——无神论者和反锡安主义者，丹尼尔对犹太传统、弥赛亚主义、马志尼主义和先知们的兴趣不减。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其关于古代犹太教的著作中已经指明的，《圣经》中的先知并不举行魔法仪式，而是引入行动。与对世界末日的观望态度和所谓不可抗拒的命运的神谕不同，预言是一种有条件的预期，试图避免最坏的情况，保持可能域的开放。
在巴比伦流亡时期，预言起源于一种伦理上的要求，它是在反抗一切国家理性权威的过程形成的。这种要求持续跨越了数个世纪。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Lazare），德雷福斯阵营和自由社会主义者，按照佩吉的说法，是现代先知的典型，被一种“痛苦和幻灭的力量”所唤醒，是对权威不屈不挠的抵抗。
那些抵抗权力和宿命的人，所有这些“可能的王子”（princesofthepossible），作为先知、异端、异见者和其他的反叛者，可能经常被误解。不过，他们还是指明了一条勉强可以辨识的道路，将备受压迫的过去从胜利者粗暴的掠夺中拯救出来。
按照丹尼尔·本赛德的说法，任何伟大的人文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美学的或革命的探索中都有预言。革命的预言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个目的，没有任何必胜的保证。革命，不是作为一个既成的模式，而是作为一个战略上的假设，保有革命道德的基准线，离开了它，意志就会消沉，精神就会屈服，忠诚就会丧失，（被压迫者的斗争）传统就会被遗忘。如果不相信拜物教的恶性循环和商品的地狱之舞能够被破除，目的就会迷失在手段中，宗旨就会迷失在运动中，而原则就会迷失在策略中。
分岔（bifurcation）和赌局
丹尼尔一大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体系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分岔（bifurcation）。可以说，他已经勾勒出了人们可能称之为分岔论马克思主义（bifurcationMarxism）的大致轮廓。布朗基当然用过这个词，但却是在天文学的语境下；罗莎·卢森堡虽然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但这个想法是1915年尤尼乌斯小册子（JuniusPamphlet，正式发表于1916年4月）的核心：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丹尼尔几乎没有引用过罗莎·卢森堡的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局限性……。但他相比于卢森堡要走得更远。
本赛德在布朗基、瓦尔特·本雅明和夏尔·佩吉的指导下对马克思进行了再解读，使他把历史设想为一系列十字路口和分岔口，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场域，在其中阶级斗争虽占据了决定性位置，但其结果仍不可预测。革命理念反对将历史看成不可抗拒的时间性（temporality）机械链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因果链条的展开，这种不可抗拒性对瓦尔特·本雅明和本赛德来说，都是一种中断。
由此可见，革命性的政治参与不是基于任何进步主义式的“科学确定性”，而是基于对未来的理性赌局。丹尼尔在这里受到了吕西安·戈德曼（LucienGoldmann）关于帕斯卡尔的杰出作品的启发——这在今天已经被遗忘了：对于这位17世纪的詹森派（Jansenist）思想家来说，上帝的存在不能用任何事实来证明；对于信徒来说，这只能是一场倾注了自我生命的赌局。戈德曼认为，类似的——但却是世俗的——推理适用于人类的社会主义未来：这是一个无法被“科学地”证明的希望，但有必要孤注一掷，并且投入自己的整个生命。这场赌局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而已：正如帕斯卡尔所写的，赌博是必要的，我们已到湍流的中央——一切行动，一切投入，都必然基于挺身一搏，因此，它是“为不确定性而生的事业”。丹尼尔总结说，在隐秘之神的宗教（帕斯卡尔）和革命政治（马克思）之中，必定的赌局刻画了现代人的悲剧性境况。
正如恩佐·特拉弗罗（EnzoTraverso）在其精美的《左派的忧虑》（Melancoliedegauche，2016）一书中恰当地指出的那样，丹尼尔·本赛德的思想与法国共产党（PCF）斯大林主义下的历史主义相抵触，后者再现了瓦尔特·本雅明所批评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特征：将历史视为生产力单向增长的线性史观、对“进步”的信心和对最终胜利必然到来的信仰。丹尼尔坚持认为，与革命最不相干的，莫过于对必然的进步、对有保障的未来的麻痹信仰。虽然悲观，但他还是拒绝屈服。他的乌托邦是抵抗可能发生的灾难的根本。这场赌局不是一种愿望，不是简单的道德选项：正如吕西安·戈德曼（LucienGoldmann）已经指出的，它转化为行动——也就是说，对丹尼尔来说，是战略行动，是直指现实矛盾的核心的激进介入。
2020年2月23日
作者简介：
米凯尔·洛威（MichaelLöwy），生态社会主义者、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于1938年出生于巴西圣保罗，自1969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名誉）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deshautesétudesenSciencessociales）教授。他出版众多书籍，包括《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TheMarxismofCheGuevara）、《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中译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michael-lowy-1988.htm）、《祖国还是地球母亲？》（FatherlandorMotherEarth?）和《诸神之战：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政治》（TheWarofGods:ReligionandPoliticsinLatinAmerica）。他是《国际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中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ecosocialist.htm）的联合作者（与乔尔·科维尔（JoelKovel）），还是2007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生态社会主义者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此次大会的《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https://www.jinglei1917.net/%e4%b8%80%e7%b1%bb%e7%9b%ae%e5%bd%95/%e8%b4%9d%e4%bc%a6%e7%94%9f%e6%80%81%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ae%a3%e8%a8%80/）。
原文链接：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698
[1]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1946—2010）是法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有大量著作。多年来，他一直是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主要成员，随后是新反资本主义党的主要成员。他还是第四国际中央领导层的成员，特别是在20世纪70—90年代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的事态发展之后。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已被译为中文。
[2]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原法国支部，成立于1974年，2009年，为同其他左翼组织一同组建新政党而解散。2009年，前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与其他一些左翼组织成员一同开会组建新反资本主义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成员以个人身份在该党内活动。
[3]中文翻译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lter-benjamin/mia-chinese-walter-benjamin-1940.htm
[4]夏尔·佩吉（1873一1914），是法国著名天主教作家、诗人和散文家。他也以皮埃尔·德洛瓦和皮埃尔·博杜安的笔名而闻名。佩吉曾是自由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后来成为德雷福斯阵营的社会主义活动者。在法国高师上学时曾在社会主义期刊《社会》上发表文章。诗作有《第二种德行的神秘门》《神圣的老实人的神秘》《夏娃》《贞德》等。
[5]可能指代后文所提及的关于上帝存在及其证明的理性论争。——译按
[6]中译选自和合本《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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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最后十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第十五章最后十年
（一）马克思在家里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
（三）无政府主义和东方战争
（四）曙光
（五）暮色
（六）最后一年
（一）马克思在家里
1853年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曾经回到自己的书房，同样，1873年，在国际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又回到了书房。不过这一次却是永久的，直到生命的结束。
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曾被称为“慢性死亡”，但这是过分夸张了。公社失败以后的斗争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1873年秋天他害了很厉害的头痛病，很有中风的危检。这种慢性的大脑受压抑的状况使他不能工作，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如果这病长久地持续下去，那后果会是很悲惨的。但是经过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朋友、他完全信赖的曼彻斯特医生古姆佩尔特治疗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终于痊愈了。遵照古姆佩尔特医生的劝告，马克思在1874年决定到卡尔斯巴德去。在以后的两年当中，他又到那里去过。1877年他为了改换疗养环境，又到诺伊那尔去。但是到了下一年，即1878年，他就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因为两次谋刺德皇的事件，以及紧接着对社会主义者的大肆迫害，使他不能再进入大陆。不过，在卡尔斯巴德的三次疗养仍然对马克思发生了”神奇的”功效。他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多年的肝病。现在只剩下慢性胃病和神经过度疲劳，后一种病的症状是头痛，尤其是顽固的失眠。但是在夏天去海滨或避暑地疗养以后，这些病也都多少地消失了。不过，过了年它们又重新发作起来。完全恢复健康当然是可能的，只要马克思允许自己完全休息。在劳苦和献身的一生之后，年近六十的马克思是有充分的权利休息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休息。他为了完成自己的主要科学著作而热情地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他的研究范围这时已经显著地扩大了。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个间题自然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原始社会史、农艺学、俄国的和关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这一切马克思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的是把论地租的一章写得空前地完善。他能轻松自如地用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阅读，此外，他还研究古代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但是这些只占去他的工作时间的一半。虽然马克思退出了公共活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差不多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都通信。他们每当遇到重大事件，总是尽可能亲自来向他请教。他越来越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顾问，他们最喜欢向他请教，而他也总是乐于给他们以所需要的忠告。
李卜克内西曾经极其动人地描写了50年代的马克思，拉法格也同样动人地描写了70年代的马克思。他说，他的岳父需要有非常强壮的体质，才能经受住那样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和那样耗费精神的脑力劳动。他写道：“他的身体也确实是强健的，他的身材在中等以上，肩宽胸厚，体型匀称．只是躯干和两腿比起来显得长了一点，这是犹太人常有的情况。”我们可以加上一句：不仅仅犹太人是如此。歌德的体型也是这样的，他也属于民间所说的“坐着的巨人”之列。这种人由于脊骨较长，在坐着的时候身量显得比实际的要高些。拉法格认为，如果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更多地从事体育活动，他必定会成为一个异常强壮的人。他经常从事的唯一的体育活动是散步。他能一面谈话，一面连续行走几小时，或哪是攀登小山，而丝毫不感到疲乏。但是他通常也只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想才表现出这种能力来。在他的书房里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留有一条由于来回踱步而踏成的长痕，就像草地上的小径一样。
虽然马克思睡得很晚，但他每天早晨总在八、九点钟起来，喝过清咖啡和读过报纸以后，就到书房去，一直工作致半夜甚至更晚一些。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晴朗的傍晚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的时候，工作才中断一下。白天，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工作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以致使他废寝忘食。他的胃为了大脑的这种繁重工作而付出代价。他吃得很少，常常感到胃口不佳，为了增进食欲，他常吃些味重的菜，像火腿、熏鱼、鱼子酱、酸溃菜等。同时，他也很少饮酒，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禁酒运动推行者，而且，作为一个莱茵省人，他是善于品评佳酿的。但另一方面，他吸烟却吸得很厉害，大量地消耗着火柴。他曾有一次说，《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他写这部书时所吸的雪茄烟的价钱。由于长年的贫困，他不得不吸劣等牌子的烟，因此吸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致医生曾不止一次禁止他吸烟。
马克思把欣赏文学当作精神上的休息。在他整个一生中，文学始终是他的一种慰藉。他在这方面拥有极其广博的知识，但是从来不加以炫耀。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很少发现他在文学方面的博学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他反驳福格特的论战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为了艺术的目的而大量地征引了欧洲的一切文学作品。正如马克思自己的主要著作反映着整个的时代一样，他所爱好的文学家都是伟大的世界诗人，他们的作品也都反映着整个的时代，如埃斯库罗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据拉法格说，马克思每年要把埃斯库罗斯的原著读一遍。他始终是古希腊作家的忠实的读者，而他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不多卑鄙小人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
马克思精通上至中世纪的德国文学。在晚近的作家当中，除歌德外，他最欣赏海涅。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似乎不大喜欢席勒，而当时德国的庸人们醉心于他们所不甚理解的席勒的“理想主义”，这种情况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用夸夸其谈的贫乏来代替平淡无奇的贫乏罢了。自从马克思最后离开德国以后，他对德国文学的兴趣就淡薄了。甚至那些理应受到他能。重视的德国作家，像赫伯尔和叔本华，他也一次没有提起过。而理查·瓦格纳曲解德国神话叙事诗，却曾受到他的猛烈抨击。
在法国作家当中，马克思对狄德罗的评价很高，他认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杰作。。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全部法国文学他都爱好。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这种文学中，法兰西精神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就内容来说，如果考虑到当时科学的状况，那末这种文学的意义就是在现在看来也是极高的，而就形式的优美来说，更是后无来者。马克思的看法和恩格斯是一致的，他摈斥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特别不喜欢沙多勃利昂的故作高深，他的拜占庭式的夸张和感情的卖弄——总之，不喜欢他在文字上的那种过火的矫揉造作。马克思非常欣赏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认为它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希望在完成自己的巨著之后写一部评论《人间喜剧》的书，但是这个计划也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始终没有完成。
从马克思定居伦敦以后，英国文学就在他的文学爱好中上升到了第一位。莎士比亚的巨大身影在他心目中遮没了其他一切作家，成了他全家的崇拜对象。可惜，马克思从来没有谈论过莎士比亚对决定着自己时代的命运的各种问题的态度。关于拜伦和雪莱，他却谈论过。他说，凡是热爱和了解这两位诗人的人都会认为，拜伦死在三十六岁的盛年是一件幸事，因为倘若他活得更长一些，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雪莱在二十九岁就与世长辞，是值得惋惜的，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永远会是属于争取社会主义的先进斗士之列的。马克思非常喜欢18世纪的英国小说，特别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认为这部小说也是以它所特有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时代。此外，马克思还认为瓦尔特·司各脱的某几部小说是这一类作品中的典范。
马克思在文学鉴赏方面，正如他对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脱的偏爱所表明，是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成见的。但是他也绝不是那种常常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或甚至奴颜婢膝相连的的“纯粹美学”的信徒。在文学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不能用任何死板公式来衡量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因此，他在选择文学读物方面完全没有洁癖，有时对于那些使学院审美家们望而生畏的读物，他也并不嫌弃。像达尔文和俾斯麦一样，马克思爱读长篇小说。他特别喜欢惊险小说和幽默小说：从塞万提斯、巴尔札克和菲尔丁，下而至于保尔·德·科克和因写了《基度山恩仇记》而内疚的大仲马。除了文艺以外，马克思还时常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创造领域寻找休息。特别是在精神痛苦和遭遇重大不幸的日子里，他常到数学中去寻求逃避，因为数学对他有一种镇静的效力。恩格斯和拉法格都曾断言，马克思在数学方面有一些独到的发现，是否确实如此，我们这里不去谈论。看过他的遗稿的数学家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但尽管如此，马克思却既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只是在节日才遥望一下世界的瓦格纳，也不是胸中住着两个灵魂的浮士德。他爱说的一句话是：“为世界工作”。凡是有幸能够献身于科学的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服务于人类。这种志趣使马克思身心经常保持青春活力。在家里和在朋友们当中，他总是一个最随和、愉快而有风趣的谈伴。从他那宽瞩的胸膛里时常发出纵情的欢笑。那些寻访这位“红色恐怖的博士”（从巴黎公社时期起，人们就这样称呼马克思）的人，发现他实际上既不是一个阴郁的狂热分子，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幻想家，而是一个谈笑自若的俗世的人。
任何人在读他的书信时，有时都会惊讶这位天赋极高的人怎么会在不知不觉之间从极度紧张的暴怒状态轻易地转到平静而深刻的哲学思考上来。倾听他谈话的人大概也对他的这一特点同样感到惊讶。例如，海因德曼在谈到他和马克思的谈话时说：“当他激怒地谈到自由党、特别是谈到它的爱尔兰政策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的深邃的小眼睛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他皱着浓眉，宽大而坚强的鼻子和整个面孔都由于激动而抽搐。他滔滔不绝地倾吐着强烈而尖锐的词句，这些词句显示出他的性格的炽烈和他对我们的语言的惊人的熟练。他盛怒时的激动同他转而阐述自己对当代经济事件时的宁静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他毫不费力地从预言家和猛烈的谴责者——变而为宁静的哲学家。而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这一方面，我还要做许多年的学生才能学到他的本领。”虽然马克思这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比二十年前著名得多，但他仍旧远离所谓的社交生活。例如，海因德员是通过一个保守党议员的介绍才注意到马克思的。但是马克思的家在70年代初却成了一个极其活跃的交往的中心，成了公社流亡者的一种“正义避难所”，这些人在那里总是能得到指教和帮助。这群好动的人自然也惹起了不少的烦恼和麻烦。当他们逐渐散开以后，连殷勤好客的马克思夫人都不禁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真够我们受的。”
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例外。1872年，曾经是公社委员和公社机关报编辑的查理·龙格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结了婚。他和他妻子的一家，不论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上，从来都不像拉法格那样亲密。但他也是一个能干的人。关于他，马克思夫人曾这样写道：“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容易发火，喜欢吵嚷和争辩。但是我必须称赞他说，他在皇家学院讲课是很准时的，他的上司对他很满意。龙格的幸福婚姻曾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死而一度阴暗，但是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大胖小子”——茁壮地成长起来，引起了全家特别是外祖父的欢乐。
拉法格夫妇也是公社的流亡者，住在马克思家邻近。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在命运的这一沉重打击下，拉法格放弃了医业，认为干这一行不来某种程度的招摇撞骗是不行的。马克思夫人说：他背弃了药王爷，多可惜又幸而拉法格天性乐观，世界在他眼中总是灿烂的；他“像个黑人似地工作着”，而他的妻子又是他的一位不倦的、朝气勃勃的帮手。但是，他所经营的那家影印石印社却生意清淡。他要对付大资本家的竞争是困难的。
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那时也有了一个追求者——法国人利沙加勒，这人曾参加公社的战斗，后来写过一部公社史。爱琳娜·马克思似乎对他颇有好感，但是她的父亲怀疑这人是否可靠。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以后，这件事终于没有结果。
1875年春天，马克思一家又搬到伦敦同一个区里的另一所房子里。他们迁居到哈佛斯托克岗的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年，并且在那里逝世。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避免了老国际的其他所有分枝在转变为一国的工人政党时所经历的危机，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一国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1874年1月10日，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失败的几个月以后，党庆祝了自己在议会选举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获得了三十五万张选票和九个议席，其中三席属于拉萨尔派，六席属于爱森纳赫派。
老国际衰亡的最后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这个日益兴盛的工人政党也只是好不容易地才达成协议，而由于他们本是德国人，这个党当然是他们所最熟悉的而且是比其他所有的党更接近他们的理论观点的。他们的脱离实际并不是毫无恶果的。他们站在国际的了望台上观察事物，而这就妨碍了他们洞悉各国的实际情况。就连法国和英国最热心拥戴他们的人都承认，他们并不能透彻地了解英法两国的生活。至于德国，自从他们离开祖国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能够同它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甚至在直接有关党的间题方面，他们的到断也经常被他们对拉萨尔以及与拉萨尔的名字有关的一切的无法消除的不信任所蒙蔽。
这一点在新选出的议会第一次开会时表现得最清楚。在爱森纳赫派的六名议员中，有两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还在监狱里。其余四人——盖勃、莫斯特、莫特勒和瓦尔泰希——的表现则甚至使得他们自己的拥护者也大失所望。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各方面的人都沉痛地向他抱怨说，三个拉萨尔分子－——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雷默——在议会中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这四名爱森纳赫派议员。恩格斯对这种情况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拉萨尔派已被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弄得这样声名狼藉，以致政府不得不开始对他们施加迫害，为的是要重新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它是在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运动。其实，拉萨尔派从选举的时候起就不得不跟着我们的人跑。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被选入议会，这真是一件幸事。他们自己在那里日益糟蹋自己的声誉；他们不是跟我们的人一道走，就必定自作自受地干蠢事。不管哪种情况，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绝路一条。”不能想像还有比这更不正确的看法了。
议会中两个党团的代表彼此相处得非常和谐，他们根本不计较哪一个党团在议会讲坛表现得更成功。两派在选举斗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使人既不能责备爱森纳赫派为半社会主义，也不能责备拉萨尔派同政府勾勾搭搭。两派获得了大致相等的票数，它们在议会中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反对同样的敌人，它们在选举后同样遭到政府凶猛的迫害。它们只是在组织问题才有分歧，但就是这一个障碍也由于检察官泰森多尔夫的功名心切而扫清了。他几次从唯命是从的法庭弄到判决书，这些判决书既摧毁了爱森纳赫派的较为散漫的组织，也摧毁了拉萨尔派的严密的组织。
因此，这两派的联合就自然而然地临近了。当特尔凯在1874年10月向李卜克内西提出拉萨尔派的和解建议时，当时已经出狱的李卜克内西就毅然决然地、或许有点自作主张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伦敦方面对他的做法备加责难，但他的功绩并不因此而减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拉萨尔派仍旧是个垂死的宗派，迟早是要无条件投降的。在平等基础上和拉萨尔派进行谈判，在他们看来是违反德国工人阶级利益的轻举妄动。1875年春天当两派代表的共同纲领草案公布出来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勃然大怒了。
5月5日，在恩格斯已经给倍倍尔写了一封详细的杭议信以后，马克思给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寄去了一封所谓关于纲领的信。在这封信中，他空前猛烈地痛斥拉萨尔。他说，拉萨尔能背得出《共产党宣言》，但是为了要替他同专制封建敌人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做法辩护，他粗暴地曲解了《共产党宣言》，把其他一切阶级一概称为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的一帮。但是“反动的一帮”这种说法本身根本不是拉萨尔提出的，而是施韦泽提出的，而且是在拉萨尔死后才提出的。当施韦泽提出这个口号时，恩格斯曾无条件地加以赞助。拉萨尔的确是从《共产党宣言》中借用了他所谓的工资铁律。为了这一点，他曾被指责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虽然他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强烈地斥责过这个理论。
如果撇开这封论纲领的信中的这个非常不妙的方面不谈，那末这封信就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篇极有教益的论文。对于联合纲领，它当然是批判得体无完肤的。然而，大家知道，这封非常重要的信只是使对方对自己的方案作了两三处微小而且无关紧要的修改。二十多年后，李卜克内西说，即使不是全体，也是差不多全体的人都赞同马克思的意见，而且他的建议很可能在联合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票。但是即使那样，终究会有一个不满意的少数派，而这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里问题不是在于表述科学的原理，而是在于两个派别的实际联合。
关于这封论纲领的信为什么被隐而未提，有一个不那么堂皇、但是却比较切实的解释：这封信超过了爱森纳赫派的思想水平，甚至更甚于超过拉萨尔派的思想水平。诚然，还在几个月以前，马克思就曾埋怨爱森纳赫派的机关刊物上不时发表一些庸人的空论——教员、医生和大学生的作品，而李卜克内西是应该为此而受到斥责的。但是马克思仍然认为，曾经如此煞费苦心地灌输到党内而且终于在党内扎下了根子的现实主义观点，会被拉萨尔派从民主派和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唯心主义的法律空谈和其他废话冲洗得一干二净。然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完全错了。在理论问题方面，两派大致是处在同样的水平上，而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那倒无宁说是拉萨尔派更占优势。爱森纳赫派方面对于联合纲领草案丝毫没有异议。而几乎完全是由拉萨尔分子组成的西德工人代表大会，却对这个草案进行了批评，这个批评在许多方面是接近于几星期以后马克思对它所提出的批评的。不过，不必特别重视这一点。两派都还离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那种科学社会主义很远。它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翔的方法差不多没有任何概念。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也是同样地一窍不通。当时爱森纳赫派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卡·奥·施拉姆不懂得价值论，就是上述情况的一个最突出的例证。
事实上，两派的联合是有利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理由反对它，但是他们认为，拉萨尔派在牵着爱森纳赫派的鼻子走。要知道，马克思本人也曾在他的论纲领的信中说过：“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但是因为在这个新联合的党里，理论的混乱有增无减，所以他们就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不自然的合并的结果，因而他们的不满情绪也就加强而不是减弱了。
引起他们的不满的原因与其说在于原来的拉萨尔派，无宁说更多地在于原来的爱森纳赫派，这一点当然可能使他们感到为准。恩格斯有一次在谈到拉萨尔派时说，他们不久将成为最有见识的人，因为至少在他们的合并后还存在了大约一年的报纸上还没有发表过任何谬论。恩格斯说，受雇于人的鼓动家，这班一知半解的人，是重重地压在他们自己的党头上的大祸害。特别使他恼怒的是莫斯特，因为他“做过整部《资本论》的摘录，却对这部著作毫无理解”，而且竭力替杜林式的社会主义辩护。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显然，这些人以为杜林由于对你进行了卑鄙的人身攻击，就使他自己成为不可侵犯的了，因为假如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那末就会显得我们是在报复他的人身攻击了。”连李卜克内西也不免挨了一顿训斥：“威廉急于要弥补我们在理论方面的缺陷，要对庸人的每一种指摘都作出答复，并且想描绘出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也会就未来社会的情况提出间题，此外，他还想在理论方面尽可能不依赖我们，而他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功总是比他自己意料的大得多，因为他根本缺乏任何理论。”但是，这一切都和拉萨尔及其传统毫不相干。
新联合的党由于获得了迅速增多的实际成就，而开始对论漠不关心起来。不过，这样说是过甚其词的。党并不是轻视理论本身，而是轻视那在它的突飞猛进中被它看做理论上的细微末节的东西。在党的一些新人周围，聚集着不被社会承认的发明家和改革家，种痘反对论者，自然疗法宣扬者，以及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天才，这些人希望在已经那样猛醒的工人阶级当中得到承认。任何一个表示愿意效劳并且奉献出某种治疗社会恶疾的药方的人都被欣然接纳，而从学院里潮涌而来的那批人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和科学的联盟。一位大学教授，如果他按照对于“社会主义，的多种多样的理解中的任何一种来向社会主义靠拢，或者表示希望靠拢，他就不必担心他所兜售的知识货色会受到过分严厉的批评。
杜林特别具有免受这种批评的条件，因为这人在为人方面和在他的活动方面有许多东西吸引着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思想活跃的分子。他无疑具有很高的才能和天赋。他没有资产，早年失明，以大学讲师的困难地位多年来一直在讲坛上宣扬自己的政治激进主义，对统治阶级毫不让步，敢于赞烦马拉、巴贝夫和巴黎公社的活动家们。这自然得到了工人的同情。他的为人的一个阴暗面是他大言不惭地自称精通六门学问。其实，由于他生理上的缺陷，他对这些学问是一门也不精通的。他把他的前辈——哲学方面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经济学方面的马克思和拉萨尔——都一棍子打死。他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夸大狂还没有十分引起人们的注目，也可能是作为某种缺乏涵养的表现而为人们所原谅，因为考虑到他的精神上的闭塞和生活上的苦斗，他的这种缺乏油养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完全没有注意杜林的“卑鄙的”攻击，而攻击的内容也不足以促使他作出回答。他长时期无动于衷地看待杜林在柏林党员当中威信的日益增长，尽管杜林由于深信自己永不会犯错误并且创立了自己的“最后真理”的体系而具备了一个天生的教祖的一切素质。甚至当李卜克内西（他这一次倒是忠于职守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寄来一些工人的来信，并且向他们指出党的宣传有庸俗化的危险时，他们还不愿批判杜林，认为这是一件“过于次要的工作”。直到1876年5月莫斯特给恩格斯寄来一封趾高气扬的信时，这才似乎到了不能再容忍的时候。
从这时起，恩格斯才着手详尽地考察杜林的所谓“创造体系的真理”。恩格斯一连写了几篇文章进行批判，这些文章从1877年年初起陆续发表在联合的党的新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上。这些文章后来发展成为仅次于《资本论》的最卓越而重要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但是党对这部著作的态度却说明，再拖延一下去，将会造成真正的危险。1877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年度党代表大会，几乎要把恩格斯当作异端来审判，正像御用的大学学阀曾经对付杜林那样。莫斯特提议停止在正式的党刊上发表反对杜林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对于《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来说是毫无趣味的，甚至引起他们的极大愤怒”。瓦尔泰希本来是莫斯特的死敌，但这一次却附和他说，恩格斯的文章的语调会使人倒掉胃口，并且使《前进报》提供的精神食粮变得难以下咽。幸亏通过了一个折衷的提案才防止了出丑的危险。提案说，为了实际的和宣传的理由，这个学术论争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不要在《前进报》正刊上进行，而应该在该报的学术附刊上进行。同时，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从1877年10月起出版一种学术性的双周刊。这是卡尔·赫希柏格建议的，并且将由他资助出版。赫希柏格是当时德国许许多多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信徒中的一个。他是法兰克福的一个彩票商的儿子，年轻，但很富有，为人不自私，能够为事业作出重大的自我牺牲。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对他的私人品德极口称颂。但是从他所发表的政论文章来看，他在写作和政治方面却差得多。在这方面，赫希柏格表现出是一个十分平庸而又枯燥无味的人物，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点完全是门外汉。由于他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乃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杠杆，他便希望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发展的途径，为了工人的事业把有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当中的知识分子争取过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还不很熟悉他这个人，曾拒绝给新杂志《未来》撰稿。他们曾经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接到过一份未具名的邀稿公函。恩格斯认为，代表大会的决议，不管在实际宣传方面怎样值得尊重，在科学方面却一钱不值，不足以使这个杂志具有科学性，因为科学性是根本不能靠法令来建立的。一个没有确定不移的科学倾向的社会主义科学杂志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而且，由于在德国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倾向或者暖昧不明的倾向，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杂志的倾向对于他们会是合适的。
从《未来》杂志的第一期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是多么正确。赫希柏格的发刊词就是他们在40年代作为在社会主义中起着削弱和软化作用的东西而加以反对的那一切的可怜翻版。因此，他们就避免了作许多不愉快的解释。德国党的一位同志问他们是否因哥达代表大会上的辩论而生气，马克思回答说：“我不生气（就像海涅所说的），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个人都把名声看得一钱不值。下面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由于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个人迷信，因此在国际存在的期间，我从来不允许发表那些来自各国的许多令我厌烦的、表彰我的功绩的文电，我甚至从来也不答复它们，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他又补充说．“不过像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样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将要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很好地加以利用，——仍然使我们更加小心谨慎地对待‘德国的党内同志’。”。但是，这些话还是说得很善意的，因为恩格斯仍旧在《前进报》的学术附刊上安然无事地发表他反对杜林的文章。
说到问题的实质，，那末，马克思为那种“腐朽的习气”而深感优虑，这种习气在群众当中不如在领袖们当中表现得那样厉害。10月19日，他写信给左尔格说：“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如莫斯特）是同杜林及其‘崇拜者’的妥协，但此外也是同一帮不大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的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款’入党，——我可以承认他怀有‘最高尚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准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怜和更‘兼逊地自负’的东西了。”实际上，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时候和这种“倾向，妥协，那末他们就得否定他们过去的一切。
（三）无政府主义和东方战争
1877年的哥达大会上，也决定派代表出席同年9月在根特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德国党的代表。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由比利时人发起的。他们这时已经对美妙动听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感到有些失望，并且想把海牙大会上分裂的两派重新联合起来。巴枯宁派开过儿次代表大会：1873年在日内瓦，1874年在布普塞尔，1876年在伯尔尼，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在缩小。这个派别曾经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际需要而产生，而现在却由于不符合它的更为实际的需要而瓦解了。
在日内瓦“厂工”和“粗工”之间发生的争执，其矛盾的真正根源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是工资优厚的工人，他们享有政治权利，有条件进行议会斗争，但是倾向于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种种暖昧不清的妥协。另一方面，是工资低微而又没有政治权利的工人，他们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自己的体力。争执的根源就在于两派之间的这些实际的矛盾，而不是像通常所传说的那样，在于他们之间的理论分歧，亦即所谓“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矛盾。
虽然人们曾经许多次认为无政府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但它仍旧一次又一次地复活。这一事实说明，当时也和现在一样，事情并不那样简单。理解无政府主义完全不等于承认无政府主义。同样地，在承认参加议会政治活动的必要性的同时，不能忘记这种活动尽管可以带来一些改良，甚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改良，却能把工人运动引到一条丧失革命精神的死路上去。所以，巴枯宁曾经从自己的拥护者当中举出许多对无产阶级斗争有过巨大贡献的人，这不是偶然的。李卜克内西当然从来也不是巴枯宁的朋友，但是在巴塞尔大会期间，他要求不参预政治，其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巴枯宁。其他如法国的茹尔·盖德、意大利的卡尔洛·卡菲埃罗、塞札尔·德·巴普、俄国的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在海牙大会期间以及其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曾是最热烈的巴枯宁主义者。他们后来终于都变成了同样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正如他们当中有些人自己着重指出的，这只是因为他们首先承受了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共同的东西，而绝不是因为他们简单地抛弃了自己先前的信念。
马克思和巴枯宁两个人都要求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而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只在于这个运动所应采取的主要途径。但是现在，巴枯宁派所召集的那几次国际大会表明，无政府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要说明无政府主义在它的几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迅速衰落的情祝，那就会离题太远了。无政府主义的瓦解是急转直下而且十分彻底的。总委员会以及为维持总委员会而征收会费的制度都被取消了。以后，又禁止代表大会就原则问题进行表决，而且好不容易才制止了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企图。然而，在创立组织、制定新纲领和新策略方面，情况更加不妙。在日内瓦大会上，特别就总罢工是不是社会变革的唯一的、可靠的手段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但是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下一次大会上，关于公用李业这个主要议题的争论也同样没有结果。巴普曾就这个问题作了一篇报告，事后他受到遣责，说他根本离开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这种谴责是完全有道理的。事情摆得很清楚，如果巴普想把这个问题解释明白，他就势必要离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后，这个问题被推迟到下次大会去解决，然而在下次大会上它仍旧未获解决。意大利人宣布说，“召开大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要求“以行动来宣传”。在两年当中，他们利用国内的饥荒发动了六十次骚动，但是他们的事业却毫无成就。
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堕落为一个僵死的宗派，不仅仅是由于它在理论观点方面的不可救药的混乱，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对涉及现代无产阶级的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一概抱着否定的态度。当瑞士开始展开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的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根本拒绝参加。当法兰德斯的社会主义者为禁止工厂使用童工而发起请愿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拒绝参加。当然，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任何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而在那已经争得了普选权的地方，他们就鼓吹对它进行抵制。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毫无成果、毫无希望的政策比较起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种种成就越发显得光辉灿烂，于是群众到处都谢绝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了。
1876年无政府主义者的伯尔尼大会曾建议在第二年召开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而这次代表大会在根特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识到无政府主义不能争取人民群众。根特大会从1877年9月9日开到15日。参加大会的代表共有四十二人，其中只有十一人是吉约姆和克鲁泡特金领导的无政府主义骨干分子。许多过去拥护无政府主义的人，包括大部分比利时的代表和英国人黑尔斯，都归附到李卜克内西、格雷利希和弗兰克尔领导的社会主义一翼方面来。在李卜克内西和吉约姆之间曾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吉约姆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时把自己的纲领藏到口袋里去。但总地来说，大会的进行是风平浪静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唱高调，他们在发言中使用了一种温和的调子。这使得他们的对手能够礼尚往来地对待他们。不过，拟议中的“团结公约”并没有能缔结，因为双方的观点分歧太大了。马克思对于这次大会并没有期待另外一种结果。他现在正紧张地注视着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俄土战争，期待着那里会发生革命风暴。他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两封提供建议的信，其中1878年2月4日的第一封信一开头这样说：“我们最坚决地支持土耳其人，这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们曾经研究过土耳其农民，即土耳其人民群众，并且深信他们是属于欧洲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农民之列的。第二．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地加速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的因素已大量地存在），并且因此而在整个欧洲引起转折。”三个月以前，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说：“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官方材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我是由彼得堡的朋友们给弄到的）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大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的好汉不仅打击了俄国军队和俄国财政，而且打击了统率军队的王朝本身（沙皇、王位继承者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其他六个人），变革己提前许多年爆发。……
俄国大学生的胡闹仅仅是一个预兆，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预兆。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正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事实证明，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像马克思在急不可耐地期待革命的时候所常表现的那样，他把事态的发展过程看得很清楚，却低估了发展过程的长期性。
俄国人最初的失败随即转为胜利。马克思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由于俾斯麦的暗中援助，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背信，最后，由于土耳其人本身的过错。他们本应该以革命手段推翻君士坦丁堡的古老王朝，因为这个王朝是沙皇的最得力的支柱。在这样的最严重的危机时刻不能奋起革命的人民，是无可救药的。
因此，俄土战争不是以一次欧洲革命，而是以一次外交官会议宣告结束。举行这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恰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受了似乎是致命的打击的时间和地点。
（四）曙光
在世界的地平线上，终究出现了新的曙光。俾斯麦希望用来摧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实际上成了这个党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开端。同时，它也消除了这个党和伦敦的两位老人之间产生的那些误会和磨擦。
但是在这以前，还进行了最后一场斗争。德国社会民主840党毫无愧色地经住了这些迫害，以及1878年夏谋刺德皇事件之后进行的选举的考验。但是，在它准备对付那临头的打击时，它却没有足够地理解到它将遇到的是怎样一种猛烈的仇恨。这个法令刚一生效，当局就立刻忘记了它曾经为消除议会的疑虑而作出的“公正地”实施这个法令的诺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机构都被如此无情地粉碎，以致成百的人被抛到街头，生计无着。几星期以后，整个柏林及其郊区都显然违反法令的条文，宣布了所谓小规模戒严。大约有六十个有家口要养活的人被驱逐出境，而这不仅使他们失去了面包，而且使他们失去了祖国。
单是这一点就引起了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几乎不可避免的混乱。如果说，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总委员会曾经抱怨救济公社流亡者的工作在好儿个月当中妨碍了它的正常工作的进行，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由于随时随地受到警察的迫害，以及由于可怕的经济危机，他们的任务势必更加艰巨。无可否认，这场风暴把谷粒同糠皮区别开来：近几年来混进党内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表现出他们是靠不住的，有一些领导人有负众望，另一些甚至是比较活跃的领导人，则在反动派的沉重打击下灰心丧气，不敢再用强有力的抵抗去触怒敌人。
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不快。不过，他们无疑也把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估计得过低了。但是他们确实有理由对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行为感到不满，这个党团甚至在1878年谋刺德垒事件后进行的选举之后还保存着九个成员。这些议员当中的一个，麦克斯·凯泽尔，在讨论新的关税率时，竟认为可以发言并投票赞成提高铁类关税，而这一点当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任何人都明白，新关税率的目的是要使帝国国库的岁入增加几亿，保护大地主的地租以抵抗美国的竞争，并且使大工业能够恢复它在开业狂年代的陶醉中给自己造成的损伤。任何人也都知道，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摧毁群众对威胁着他们的不断贫困化的抵抗。
当倍倍尔想替凯泽尔的这种行为辩护，说他曾经仔细研究过铁类关税的间题时，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说：“如果他的研究有丝毫价值的话，他就应该知道，德国有两个炼铁厂，‘多特蒙特联合工厂’和‘凯尼希与劳拉工厂’，这两个工厂中的每一个工厂都能够满足整个国内市场的需要，此外还有不少小一些的企业。他应该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关税纯粹是荒唐事。他应该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只有争取国外市场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不是实行贸易绝对自由，就是破产，而炼铁厂厂主只是在下述情况下才会要求保护关税，即他们组织‘瑞恩’〔Ring〕，也就是说，勾结起来，把垄断价格强加给国内市场，以便按倾销价格把剩余产品抛售国外，这一点他们目前实际上已经在做了。因此，凯泽尔既投票赞成铁类关税，他也就是为这个‘瑞恩’、这个垄断资本家的勾结的利益发言并投票了……”当卡尔·希尔施也在《Latern》（《灯笼报》）上相当严厉地批评凯泽尔的策略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竟产生这样一种不幸的想法，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因为凯泽尔是在它的同意下发言的。这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这个党团就把一切都搞糟了。马克思说：“他们已经这样深地陷入议会迷，竟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批评之上的，并且把批评斥为大逆不道。”
卡尔·希尔施是一个青年作家，在李卜克内西长期监禁期间升为《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的代理主编。后来他在巴黎住下来，但是在德国非常法颁布以后被逐出巴黎。于是他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自1878年12月中起他在比利时的布雷达市出版了一种周刊，这个周刊的开本和文体同罗什弗尔的《灯笼报》——样，名称也叫做《灯笼报》。这个杂志的开本使它便于装在普通信封里寄往德国，而在德国它就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支点和力量汇合的中心。希尔施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他在原则问题上也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但是他所选择的那种简洁而犀利的警句的形式不大适合一个工人刊物的要求。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自由周报》，这是几星期以后莫斯特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协助下在伦敦出版的。但是，这个周报也只是有一个合理的开始，随后就堕入毫无目的的革命儿戏中去了。
由于这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是野生的并且不属德国党领导的刊物的出现，党在国外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的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极力主张这一点，而他们终于克服了党内主张保持审慎的保守政策的有势力集团的顽强反对。同莫斯特取得协议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希尔施已停止出版《灯笼报》，并且表示愿意担任新的机关刊物的主编。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信任希尔施，因此也答应为新刊物撰稿。新刊物将以周刊的形式在苏黎世出版。出版的筹备工作委托给住在苏黎世的三个党内同志：被逐出柏林并任保险公司经纪人职务的施拉姆、卡尔·赫希柏格和被赫希柏格请来做文学顾问的爱德华·伯恩施坦。
但是他们显然并不十分急于完成委托给自己的任务。这种拖延的原因到1879年7月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那时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刊物《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这刊物预定一年出两期。它的宗旨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曾加以说明。这篇文章的署名是用三个星标。不过它的作者只有赫希柏格和施拉姆．伯恩施坦仅仅写了几行字。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一种浅薄无聊和不懂策略到难以置信程度的胡说八道。它数说党的种种罪行，说什么党缺乏“良好的风度”，只知一味申斥别人，党讨好群众而轻视有教养的阶级，——总之，就是无产阶级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招惹庸人们生气的一切东西。文章最后得出一个务实的明智的结论，要党决心利用非常法所强加于它的闲暇来闭门思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这种可恶的胡说激怒了。他们给党的领导成员分送了一封私人的通告信公，信中断然要求：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即使为了实际的理由而必须让他们留在党内，也不能给予他们在负责的机关里发表言论的权利。其实赫希柏格并没有被授与这种权利，他只不过是借取这种权利罢了。他正是这样完全专断地要求苏黎世的三星．有权监督希尔施所领导的编辑部，并且反对按照《灯笼报》的风格来编报。于是，希尔施和伦敦的二老就拒绝和这个新刊物发生任何关系了。
关于这件事的繁多的通信，只有一些片断保存下来。从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完全不同意“三星”的无理要求。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加以制止，却令人难以理解。赫希柏格亲自到了伦敦，在那里只见到了恩格斯。他那混乱的观点给恩格斯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虽然不管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不怀疑他的意图是良好的。而且，由于双方都很激动，彼此很难在当时取得一致的意见。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如果新的周刊按照赫希柏格的方式来编辑，那末他们将不得不公开反对这样“糟蹋”党和理论。‘这样，我们就预先普告了这些先生们，而他们也充分了解了我们，知道这就是表示：服从或决裂！如果他们想让自己丢脸，那就活该他们倒相！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他们给我们丢脸。”
幸而事情并没有走到极端。福尔马尔担任了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主编。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他把这个报编得够“蹩脚”的，不过毕竟还没有引起他们的公开抗议。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就这个问题同莱比锡方面的人通信争论，而且往往争论得十分激烈”其实“三星，也并不是危险人物。施拉姆千脆打了退堂鼓，赫希柏格时常外出旅行，而伯恩施坦在形势的压力下完全摆脱了垂头丧气的情绪，就像许多同志过去在困难处境的影响下情绪低落而这时也同样振作起来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比开始时更多地理解到德国党的领导所不得不对付的那些巨大的困难，而这一点也大大有助于缓和人们的情绪。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那些比较安静地住在国外的人，不应该给那些在国内极为困准的条件下工作并忍受重大的个人牺牲的人增加麻烦——这只会使资产阶级和政府快意。”。几星期以后，双方甚至达成了正式的和解。
1880年12月31日，福尔马尔辞去了他的主编职务。德国党的领导方面为了迁就两位老人，决定请卡尔·希尔施做他的继任者。由于希尔施这时已迁居伦敦，因此倍倍尔决定到那里去亲自和他谈判。同时，他也早就打算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问题彻底谈谈清楚。他带着伯恩施坦同行，为的是消除伦敦方面对伯恩施坦还抱有的成见，虽然后者这时已完全证实了自己是好样的。这次卡诺萨之行（党内这样称呼这次伦敦之行）完全达到了目的。只是希尔施最初表示同意担任主编，随后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说他希望在伦敦编《社会民主党人》。这一点遭到了拒绝，结果，伯恩施坦被任命为主编，起初是临时的，后来就成为常任的。他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伦敦方面的人很为满意。一年以后，当举行反社会主义者法令颁布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时，恩格斯欢欣鼓舞地指出：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这样英勇地战斗过。
法国方面情况也有了好转。在1871年5月流血的一周以后，梯也尔向惊魂未定的凡尔赛资产者们宣布说，社会主义在法国已经死亡了。他已经忘记，在1848年6月的屠杀以后，他曾经做过同样的一次虚假的预言。大概他以为血流得越多，效果就越大吧。的确，如果计算巴黎工人在巷战中，以及由于死刑、放逐、苦役和流亡而遭受的损失，那末1871年牺牲的人数达十万之多。然而梯也尔这一次又彻底搞错了。1848年以后，经过两个十年，社会主义才从使得它头晕眼花的打击下苏醒过来并且发出声音。而1871年以后只经过五年，社会主义就重新宣布了自己的存在。1876年，当军事法庭还没有停止自己的血腥的勾当，当公社的保卫者们还在继续遭到枪杀时，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就在巴黎召开了。
当然，这首先只是宣告自己存在。大会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庇护下召开的，因为这些人希望在反对保皇派地主的斗争中得到工人的支持。大会的决议所涉及的都是像舒尔采一德里奇在德国所主张的合作组织这样的无关宏旨的问题。但是可以预见到，事情是不会到此为止的。自1803年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时起慢慢地发展起来的大机器工业，在1870年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发展。它面临着一些非常艰巨的任务：治疗战争在整整三分之一的法国土地上所造成的创伤，为建立新军国主义的庞大建筑积累资金，末了，补偿因1870年前法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亚尔萨斯的割让而蒙受的损失。大工业满足了对它提出的这些要求。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工厂，产生着工业无产阶级。在旧国际的全盛时代，只是在法国东北部的几个城市里才有工业无产阶级。
这就是茹尔·盖得迅速获得成功的原因。盖得带着他那鼓动性很强的口才投入了1876年巴黎代表大会以后兴起的工人运动。盖得最初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不久前离开了无政府主义。他的观点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性，这一点从他在1877年创办的《平等报》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资本论》已经译成法文出版，但盖得对于马克思却一无所知，而只是由于卡尔·希尔施的介绍才第一次知道马克思的理论。然而他非常明确而坚定地掌握了土地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公有的思想。由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演说家和机智的论辩家，他善于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个最新的口号唤起法国工人的热情，而这个口号在旧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通常正是受到那些法国代表们最激烈的反对的。
1878年2月，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里昂召开，这次大会的组织者打算使它成为巴黎大会的翻版。但是盖得已经把一个由二十个代表组成的少数派争取到自己的旗帜下来。这样，在资产阶级和政府看来，事情就变得危险了。于是它们又开始迫害工人运动。对《平等报》编辑们的罚款和监禁，迫使这家报纸停刊了。但是盖得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继续顽强地工作。在1879年10月于马赛召开的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上，他们已经争取到代表的大多数，这个多数派立刻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组织起来准备进行政治斗争。《平等报》复活了，并且得到了拉法格这样一个积极的撰稿人。这个刊物的几乎所有的理论文章都是他写的。稍后，马隆（过去也是一个巴枯宁主义者）出版了《社会主义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这个刊物，给它寄去了几篇文章。
1880年春，盖得到伦敦去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这个年轻的党起草竞选纲领。池们就所谓最低纲领达成了协议。这个纲领的开头是一个说明共产主义的任务的简短绪论，而在后面的经济部分中只提出了那些直接来自工人运动的要求。诚然，没有就每一个别条文取得一致意见。盖得坚持要在纲领中列入法定最低工资的要求，马克思则认为，如果法国无产阶级还幼稚到需要这样一种诱饵，那在目前就根本不值得起草什么纲领了。
但是马克思对于这个纲领的看法并不那么坏。总地说来，他认为这个纲领是使法国工人摆脱含糊不清的词句并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马克思根据这个纲领所引起的反对和同情得出结论说，法国终于产生了真正的工人运动。在这以前只有宗派，而宗派自然是坚持它们的创立人所提出的口号的。同时，无产阶级群众则跟着激进派或冒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紧要关头，他们为这些激进派战斗，而到第二天，这些取得了政权的人就屠杀和放逐工人。因此，当法国政府被迫大赦公社社员而使他们有可能回国时，马克思就欣然同意他的两个女婿返回法国。拉法格到法国去同盖得合作，而龙格则在《正义报》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编辑职位。这个报纸是领导着极左翼的克列孟梭创办的。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却更为有利。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热心地阅读并且更为重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在年轻的俄国学者当中，马克思拥有许多信徒，甚至还有一些私人朋友。但是当时俄国的群众运动——如果说得上是群众运动的话——的两大派别即民意党和黑分党，却同他的观点和学说毫不相干。这两个派别都是完全站在巴枯宁的立场上的，至少以它们最重视农民这一点而论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它们的主要问题表述如下：俄国的农民村社，这种当时已经大大衰落了的原旧土地公有制形式，是直接过渡到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呢，还是必须首先经历西欧历史发展所曾经经历过的那种瓦解过程？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维拉查苏利奇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新版写的序言中作了“目前唯一可能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观点说明了马克思所以热烈同情民意党的原因，这个党的恐怖政策已经使沙皇成为被革命拘禁在加特契纳的囚徒。对于放弃革命政治活动而只限于进行宣传的黑分党，马克思却抱着比较严厉的态度。可是，那样大力地把马克思主义情神灌输到俄国工人运动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却恰恰是这个党的成员。
最后，英国也露出一线光明。1881年6月，一本题为《一切人的英国》的小书出版了。这本书是海因德曼写的，算是民主党人联盟的纲领。民主党人联盟是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种激进团体（一半是无产阶级的，一半是资产阶级的）中产生出来的组织。有关劳动和资本的几章几乎可以说一字不差地转述甚至照录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海因德曼既没有提到《资本论》，也没有提到它的作者。他只是在序言的结尾处说，他这本书的理论内容以及相当大一部分实际材料都应归功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海因德曼引用马克思的著作的这种奇特方式已经够使人不快了，而他在马克思面前表白自己的一番话则更给人一种恶劣的印象。他说，马克思的名声很不好，英国人不喜欢受外国人教训，等等。从此马克思就和海因德曼断绝了关系，并且认为他是一个“靠不住的家伙”。
但是，同一年在英国的一家月刊的12月号上发表的贝尔福特·巴克斯的一篇论马克思的文章，却使马克思很为满意。固然，马克思发现这篇文章里所引用的传记资料有许多错误，而关于他的经济原理的叙述也有许多不正确和混乱的地方，但它是英国所发表的第一篇充满了对最新思想的真正热情并且大胆地向英国庸人挑战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伦敦西区的墙上用大字广告加以宣传，引起了很大的注意。马克思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左尔格。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这个向来如此漠视毁誉的钢铁般的人这一次稍稍有点感到得意了，而这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封信是在内心深为激动的情况下写的，这一点从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早在11月30日就接到了这一期杂志，而这篇文章使我的亲爱的妻子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些快乐。你知道，她对这些事情向来是多么深切地感兴趣的。”马克思夫人在1881年12月2日逝世。
（五）暮色
正当政治地平线上到处都豁然开朗——而这对马克思来说总是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暮色却日益迫近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自从欧洲大陆拒他于门外而不让他到温泉去进行疗养以后，他的旧病复发了，这使得他或多或少丧失了工作的能力。从1878年起，他就没有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或者稍晚一些，他又开始为他妻子的健康担忧了。
马克思夫人由于一向具有和谐心灵的幸福的宁静，因而得以享有一个比较无忧无虑的晚年。这一点，马克思夫人在因左尔格的妻子失去两个正当少壮的孩子而写信去安慰她时也谈到过：“这种事情是多么沉重，在这样的损失之后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心灵的平衡，这在我是太熟悉了。但是生活却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优虑、日常的琐碎的操心事和微小的烦恼帮了我们的忙。那重大的悲痛逐渐被每天的眼前痛苦所麻痹，于是我们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间减轻了。当然，创伤并不会彻底痊愈，尤其是在一个母亲的心上。但是在心灵中却会逐渐产生对新的痛苦和新的快乐的新的感受力，甚至新的敏感性，于是你就会怀着一颗破碎的同时又充满了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顺心最后停止跳动而永恒的宁静终于来临为止。”又有谁比这位饱经忧患和艰苦奋斗的妇女更配这样轻松地死去，更配这样从容地辞别人世呢？然而她却没有这样从容安息的福分：在她停止呼吸以前，她还得忍受极大的痛苦。
1878年秋天，马克思初次写信告诉左尔格说，他的妻子“健康情况很不好”。一年后，他就写道：“我的妻子的病仍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没有完全复原。”在长久不能确定病因之后，终于判明马克思夫人患的是癌症，这种病将使她在可怕的痛苦中慢慢地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只要想一想这位妇女在漫长的一生中对马克思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此感到多么沉重。她自己则比她丈夫以及所有身边的人更为沉着坚定，她以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抑制着自己的痛苦，在家人面前经常做出快乐的样子。1881年夏天，当她的病严重恶化的时候，她还有勇气到巴黎去看她的两个已婚的女儿。由于病情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医生们也同意她去作这次冒险的旅行。马克思在1881年7月22日给龙格夫人的信中通知她说，他们两个就要到她那里去：“请马上回信，因为你妈妈在得知你要她从伦敦给你带什么东西去以前，是不肯动身的。你知道，她喜欢张罗这样的事情。”这次旅行就马克思夫人的病情所允许的情况来说，进行得总算是顺利的，但是在回来的时候马克思自己却害了胸膜炎，并发了支气管炎甚至初起的肺炎。这场病非常危险，但是多亏爱琳娜和海伦·德穆特的自我牺牲的悉心看护，终于平安地过去了。关于这些悲惨的日子，爱琳娜写道：“在前面的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旁边小房间里躺着摩尔。这两个难舍难分、相依为命的人竟不能再同居一室。
摩尔又一次战胜了病魔。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已经有力气走到母亲房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变得年轻起来，像是一对正在共同走进生活的、热恋中的少男少女，而不像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翁和一个行将就水的老妇正在彼此永远诀别。
当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逝世的时候，马克思的身体还很弱，因此医生不允许他伴送他的爱侣的这段最后的旅程。马克思在给燕妮·龙格的信中说：“我遵从了医生的命令，这也是因为亲爱的亡人在临终前几天曾表示希望不要举行什么仪式，她说：‘我们不注重外表’……
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她很快就咽了气……正像唐金医生向我预言的那样，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
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演说。他称颂她是她丈夫的光荣而忠实的伴侣，并且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用不着我来谈她个人的种种品德。这些品德，她的朋友们都知道，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曾经有过一位以使别人幸福为自己的最大幸福的妇女，那就是她。”
（六）最后一年
马克思比他的妻子只多活了十五个月。但是在这整个期间，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慢性死亡．。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说过：“摩尔也死了”，这话是说得不错的。由于在这个短时期内两位朋友多半分居两地，因此他们的通信最后还活跃了一个时期。马克思的生命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些通信中阴郁而壮丽地逝去。频频发作的病痛破坏了他的安宁。人类的无情命运就这样摧毁了这位思想和行动的巨人。
只有那种为他毕生献身的事业献出最后一分力量的热望，才把他仍同生活维系在一起。1881年12月15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当我从最近的一场病中脱身出来时，我已经是一个双重的残废人：精神方面，由于我妻子的去世而一赚不振，生理方面，由于病后遗留下来的胸膜硬化和呼吸道过敬的痛疾而衰弱不堪。
可惜，我还得把一些时间完全花费在恢复我的健康上面。”这段时间一直延续到他逝世的一天，因为恢复他的健康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的。
医生们起先把他送到威特岛的文特诺尔，然后又把他送到阿尔及尔去。1882年2月20日他到了阿尔及尔，但是由于旅途寒冷而在路上再一次害了胸膜炎。不幸，阿尔及尔的这个冬天和春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多雨而寒冷。他在5月2日转移到蒙特卡罗，但是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他患着胸膜炎，经过一次又湿又冷的旅行到了那里，然而那里的天气也一直很坏。
直到他在阿尔让台住到龙格夫妇家里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大概家庭生活对这一点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马克思在附近的恩吉安洗硫磺矿泉浴，也治好了他的老病支气管炎。然后，他和女儿劳拉一同到日内瓦湖畔的维维去住了六个星期，这也使他的健康情况大有起色。当他在9月回到伦敦时，他看上去精神很饱满，而且时常毫不费力地同恩格斯登上高出他的住宅约三百英尺的汉普斯泰特荒阜。马克思打算重新开始工作，因为医生们虽不让他在伦敦过冬，却允许他在英国南部沿海过冬。当11月的雾季开始时，他就动身到文特诺尔去，但是在那里也像春天在阿尔及尔和蒙特卡罗一样，又遇到阴湿多雾的天气。他又患了感冒，不能在新鲜空气里作有益健康的活动，而只能蛰居室内，以致身体越来越衰弱。科学研究工作是根本谈不到了，尽管马克思对科学上的一切发现，甚至那些与他的工作范围并无密切关系的科学发现（例如德普勒在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所作的种种试验）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他的书信一般都流露出一种抑郁沮丧的情绪。当年轻的法国工人党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时，他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满：自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脱口说出了一句后来常被一切庸人所利用的话，即：他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883年1月11日，他的女儿燕妮的意外的死讯给了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就在第二天，马克思带着严重的支气管炎回到伦敦，同时并发的喉头炎使得他几乎不能吞咽。“他以坚忍的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只好成公升地喝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相应的硬食。”2月间，肺部发生脱脓肿。由于十五个月来不断服用各种药物，以致药物对他的身体已不再起任何作用，而只是使他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他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医生们还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支气管炎已经差不多痊愈了，而吞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因此，死亡是意外地来临的。3月14日午后，卡尔·马克思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安详而毫无痛苦地长眠了。
恩格斯虽然对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深感悲痛，却也为这来得突然的死亡感到安慰。“医术也许能使他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揭望去完成它们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喜欢讲伊壁鸿鲁说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过的庸人们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要比这强过千倍。“
3月17日，星期六，马克思被安葬在他夫人的身旁。他的家人十分明理地免除了“一切仪式”，因为那会显得和马克思的一生极不调和。只有几个忠实的朋友站在墓穴旁边：恩格斯，马克思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两个老同志列斯纳和罗赫纳，从法国来的拉法格和龙格，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内西，还有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化学家肖莱马和生物学家雷伊·郎凯斯特。
恩格斯用英语向他的亡友致最后的告别词。他简短、诚恳而又真实地表述了马克思对于人类曾经具有并且将永远具有的意义。我们就用恩格斯的这些话作为本书的结束："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安乐椅上静静地睡去了——永远睡去了。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战斗着的欧美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的逝世所造成的虚空，我们不久就会感觉到。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迄今为各种思想体系所重重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形成为基础，而当时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观点、艺术乃至宗教观念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就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来加以说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本末倒置。
而且不止于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过去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暗中摸索，而随着剩余价值的发现，这一领域就豁然开朗了。
一个人能有两种这样的发现，已可说是不虚此生了。甚至只有一种这样的发现，就算是幸福的了。可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方面，甚至在数学方面，都有独到的发现。他研究的范围很广，而且没有一种研究是肤浅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的。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一种新发现，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效果的新发现都使他感到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刻会对工业和整个历史发展发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的各种发现的进展，不久前还注意到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第一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就是他的本分。能像他那样热情、顽强而卓有碘成效地斗争的人是不多的。1842年任《莱茵报》的编辑，1804年参加巴黎出版的《前进报》的编辑工作，1847年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1848年到1849年出版《新莱茵报》，1852年到1861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许多战斗性的小册子，参加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各个组织的工作，最后，创立了集这一切工作之大成的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确实，一个人即使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此一件也足以使他感到自豪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诬蔑最多的人。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曾把他驱逐出境，无论保守的资产者或极端民主的资产者都争先恐后地纷纷诽谤他，诅咒他。他把这一切当做蛛网一样抹去，不予理睬，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给以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受到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的崇敬、爱戴和哀悼，而我敢大胆地说：也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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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1945年以来徳国工会运动争取和平、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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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1945年以来徳国工会运动争取和平、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1．德国工会运动的重建（1945—1946年）
2．德国工会为肃清法西斯残余和为德国的民主改造而斗争（1946—1949年）
3．德国工会会员为争取德国的民主的恢复统一和在德意志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1949—1954年）
1．德国工会运动的重建(1945—1346年）
反希特勒联合阵线的胜利，尤其是英勇的苏联武装都队的胜利，推翻了希特勒专政，为德国人民开辟了走向新生的道路。
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是：铲除和肃清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德国帝国主义必须连根拔除。同时，必须在全德国进行民主的工地改革，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德国优秀的工会会员的意志和愿望。
而且他们也很明白，要达到这些目的，就必须有一个团结的工人阶级，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和一个统一的工会运动。从希特勒专政暗无天日的岁月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认识了在德国任何一个角落都建立起工人团结的必要性。所以，粉碎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和建立强大统一的工会运动密不可分的。这两个任务，不论撇开哪一个，都解决不了另一个。
大国的波茨坦协定，为工会在全德国开展广泛的工作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并进行民主改造的纲领，其中也规定了自由工会可以在各占领区活动。根据波茨坦决议，德国工会是有责任促成德国民主化的社会组织之一。
苏联是主张坚决贯彻波茨坦协定的。它政策同时也是为了工会工作的，它不仅主张在苏联占领区，而且主张在全德国，为工会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根据苏联军政府的倡议，盟国管制委员会于1946年7月2日发出了31号指令，准许工会活动，从此，工会活动便有了法律保障。苏联代表不论在管制委员会上或是在其他国际会议上，都一再提出建立全德的工去中央的主张。在年3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会建议：“……容许德国民主党派和自由工会在全德范围内团结起来，让它们召开有全德代表参加的党代表大会和其他会议，让它们选举中央机构，让它们出版中央级报章杂志。”（莫洛托夫：“外交政策问题”，莫斯科1949年版，第三五八页。）
根据苏联代表的建议，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于1946年4月10日通过了工厂委员会法，即该委员会第二十二号法令，这是社会主义占领国对我们重新开展工厂工会工作的重大帮助。这个法令是和工厂委员会的战斗传统相结合的，但是它远远超出了1920年公布的工厂委员会法的范围。在当时来说，它是德国在这一方面前所未有的、最民主、对工人最友好的法律。有了这个法律，东德的工厂工会工作便迅速开展起来。到现在，特別是因为有了部长会议1953年12月10日公布的法令，这里的工会权利已大大超出了1946年的工厂委员会法的规定范围。
但是在西德则恰好相反，由于后来公布了反动的工厂法，1946年的民主成果大为丧失了。帝国主义占领国一开始就照它们撕毁波茨坦协定的政策，竭力阻挠在民主基础上在全德国发展工会运动，它们无时不表现为工会最凶恶的敌人。因此，工会的发展早在1945—1946年间就已经在不同的占领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来了。
在当时的苏联占领区，于1945年6月10日，苏联驻德军政府长官朱可夫元帅就已经发布了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号命令，准许反法西斯的党派和工会活动。次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号召，要求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并以此为基础，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共同行动，保障德国人民和平民主的生活。
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这一号召得到了工会会员的广泛的响应。1945年6月17日在柏林市政机关的大厅里，全集了大约六百个工会干部，其中有从前的工会的各个派別的代表。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这样一些工会干部的领导作用来了：他们远在1933年以前，尤其是在地下工作中，在流亡生活中，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已经认识了：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下，建立统一的自由工会。在这次集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号召，要求一切工人建立新的、统一的自由工会。号召说：
“新的自由工会将吸收从前任何一派的会员，它的工作是：组织统一的斗争，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树立工人职员的新民主权利。它的任务主要是帮助我们民族重生，协助医治惨绝人寰的希特勒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德国工会工作应当保证是为了恢复各国人民的互相信任。德国工会应当协助建立一个民主的、愿意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的德国。”（瓦尔特·乌布利希：“论工会”，第二卷，柏林论坛出版社1953年版，第八一一九页。）
这个文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柏林的范围。它是对全德工会运动的方针性的指示，。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重建中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
乌布利希于8月26日在哈勒召开的一个工会会议上发表的“自由工会的新任务”这篇演说，对新的工会运动帮助很大，它是1945年以后工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的战斗纲领。根据以往曾经导致1933年5月2日事件的教训，乌布利希说明工会运动须要有新的内容。他列举的工会最重要的任务是：
积极参加铲除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旧国家机器的工作，建设新的民主的自治机构；
把纳粹从企业中清除出去，没收康采恩的产业，帮助进行民主工地改革；
争取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对工厂和经济机关的共决权；
克服任何法西斯思想，用民主意识去教育劳动者；
在一切会员积极协助的基础上，根据产业工会的原则建立民主统一的工会运动。
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就是为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而斗争。然而，这是只有在统一的领导下来进行，才可以做到的。所以，在工会会员中间，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
之后几个月中，便到处都充满了以行动来贯彻这些任务的气氛。1945年，工会成了推动各重要企业纷纷开工的发动机。瓦尔特·乌布利希说的对：
“各企业纷纷开工，可以说，首先要归功于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活动。”（同上书，第三五页。）
如布纳、雷那、曼斯费特等许多大企业，由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苏联占领当局同志经常不断的帮助，很快就恢复了生产。领导恢复生产的是久经考验的老会员和老工厂委员会委员；他们之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第一批企业领导人。这些老同志是1945年以来使工会听从自己的国家支配的几十万工人干部的老大哥。在和重建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同时，工会还得操心，务使逃走的垄断大亨无法伸出铜臭的爪子来重新攫取企业。工人都充分觉悟到，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将来，应当作这样的努力。他们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把苏联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粉碎了的东德的德国帝国主义连根拔除了。
在1945年9月开始的民主土地改革中，工会也起了重大作用。有几千工会干部下乡去帮助劳动农民分配容克地主的土地，从而结成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在战后第一次收获时，工会会员给了农民以决定性的帮助。他们多造了镰刀和其他农具。有十万多的柏林工人下乡去帮助收割。
1945年下半年，在东德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共决权。大多数企业的管理机构或企业家都要同意职工有共决权。这就在德国工人和工会的历史上首次取得真正的共决视会。这个民主共公决权并不限于把自己的工会代表派到某些机构中去。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对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过问，并且可以切实有效地监督生产。
这些重大的成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坚决贯彻了工会团结的思想，才能取得的。是必须和那些披着“民主主义者”的外衣而意欲干预工会事务的人进行斗争，才能取得的。一些受西柏林指使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工会会员”，会企图使会员不参加拔除帝国主义老根的斗争，并阻挠工会的团结。他们的主要法宝是：大肆宣传“工会中立和不过问政治”。但是西方占领国的代理人并没有得逞，绝大多数从前德国总工会的干部仍然诚诚实实地和共产党的同事一起工作，共同建设工会，他们依然认为：工人的团结和铲除剪断资本的统治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根本问题。
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工会举行了选举。这是希特勒十二年专政以后，工人职员首次重新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各市、镇、州、县都建立了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机构。这次选举是完全在工人团结的标志下进行的。许多选举大会或选举会议都作出决议，要求工人政党迅速团结起来。1946年2月9—11日，一百六十万工会会员的代表在柏林举行了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了第一届中央理事会。这就是自由德国工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明确强调：必须吸取德国工会运动的教训，作出正确的结论来。大会肯定在坚决维护工人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团结的原则。大会宣布：工会是工人的战斗组织，它应该积极参加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改造工作。大会表明：对一切反工会的分裂者和反工会思想的代表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奥托·格罗提握共同出现在会上，并代表两个工人政党讲了话。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因为这样，大会便同时表明：与会代表在一个特別决议中要求建立的统一党，势必要建立了。
1946年4月20—21日在柏林建立了德国社会统一党。这就保障了出生不久的工会团结，并为真正有成果的工会工作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一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两党合并代表大会是德国工运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此，德国在帝国主文时代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关于这一点，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由于两个工人政党合并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由于建立了统一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工人的战斗组织，工人阶级在民主发展中的领导作用便有了保证。”（瓦尔特·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为新德国的斗争”，柏林底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一八二页。）
西德的工会运动的发展，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那里的工人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工人阶级一致行动起来，根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为此，许多工会会员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强大的组织例如在汉堡和鲁尔就是这样。好些工人把法西斯的厂长和企业家赶跑了。但是在东德，苏联对工人的这些正当要求是无微不至地加以支持的，而西方的占领国却迅即进行有利于反动派的干涉。用破绽百出的理由解散工会。被赶跑的法西斯分子可以回来，一些工人代表却甚至被捕。西方占领当局最愿意把任何工人集会都加以禁止，但是工人群众运求民主活动的压力太大了！
工人的要求没有像东德一样，得到满足。一些从前的右派工会领袖盘据了西德成长中的工会运动的领导地位，他们大多数是流亡西方以后回来的，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吸取以往的教训的。还在战争结束以前，伦敦和华盛顿就订出计划，让德国工人阶级由他们来领导。在1943年，伦敦就已经搞了一个“重建”德国工会草案，建议不要建立新的工会，只要“改组”一下法百斯的德国劳动阵线就够了。工人不应当有权选举他们的工会联导。西方国家所取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其原因决不在工会领导机构中西方代理人的身上，而在于几百万普通会员和正直干部的斗争。
这些右派工会领袖尽了一切努力来保存德国垄断资本的基础。他们辩护说，保存企业家协会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协会可以用来作“协商工资的一方”。在苏联占领区早就禁止了这样的反工人的组织，在西德则因为他们的协助等原因，这些组织还保存着。它们不仅在今天，而且早就已经重新发生了从前的坏作用。这些领袖在口头上也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什么“社会主义是日常任务”，可是实际上，对最急迫的民主任务，如没收战犯兼垄断资本家的财产并惩罚他们，保证工会的共决权和进行土地改革等等，却一无作为。相反的，还千方百计地保持工人阶级的分裂状态。这样的事很快就发生了，而且和1933年以前一样，是在毫不掩饰而又极其粗暴的反苏反共的叫嚣下发生的。
这样便出卖了会员群众的根本利益，工会便不能迅速成长和壮大成为工人有力的战斗组织。例如，英国占领区工会重建工作，比苏联占领区迟了不知多少时候才开始，其进程也是完全不同的。直到1946年3月，工会代表才能在汉诺威举行第一次的集会。而且仅仅是因为会员群众要求团结的压力强大，帝国主义者才被迫于1947年4月允许全占领区的组织统一起来。
美国占领区的工会运动更加七零八落。年10月，在符腾堡—巴登有三十个工会，黑森有六十个，巴伐利亚有七十二个。这是因为有美国最反动的工会组织——美国劳联的所谓“劳动局”在搞鬼。这个局建立于1946年，局址在斯图加特，是专为监视美国占镇区工会运动而设的。它曾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阻挠统一工会的建立，扶植一些右派工会领袖占据西德工会的领导地位，还作了一切努力，来保持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
然而，尽管它用尽了一切阴谋诡计，进步会员领导下的会员群众还是实现了建立工会统一的要求。欲把个別的基督教工会或其他反动工会拉出去的一切尝试，都归于失败了。这是西德工人伟大的成就。工会运动组织上的统一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成果。
2．德国工会为肃清法西斯残余和为德国的民主改造而斗争（1946—1949年）
此后数年，在东德，一个反法西斯民主制度产生了，并且在巩固着，工人阶级在这个制度中居领导地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解决了，帝国主义连根拔除了。在形成中的国营经济，使民主管理机关可以有计划地重新建设受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在党的领导下，劳动者日益积极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占领国表现出它是我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和帮助者。
自由德国工联出色地参加了一切民主改革工作。如果没有工会会员忘我的劳动，反法西斯民主制度是不会有的。一开始，工会就认清了自己的新任务在于生产，这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任务。工会便帮助党和民主管理机关恢复经济。工会积极参加把纳粹企业收归国有的工作。随着1948年的半年计划和1949年的二年计划的提出，重建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工会便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发动了像1948—1949年四个主要钢铁厂那样的最初的劳动竞赛。在工会不倦的说服教育下，养成了新的劳动态度，其最突出的表现是：阿多夫·亨淳克于1948年10月13日做出有历史意义的成绩，便引起了一个积极分子运动[1]。不久，出现了成千成百的学习他的榜样的积极分子。所以会取得这种可喜的成绩，工会在湾去做了往往是艰苦的思想工作当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行政机关中进行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的工作，如果没有工会协助，也是不可思议的。成千成万的会员参加了行政机关，以维护工人的权利。在保证对居民的供应方面，在反对投机和扰乱经济的斗争中，工会也同样起了重大作用。工会又是人民监督运动的台柱。在这一活动中，它们起了维护工人利益的更高级的作用。
为了维护这个时候的日常利益，就首先要肃清工人权力方面的纳粹政权的残余和保证对工人的供应。为此，实现了“同工同酬”的原则，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缔结了新的劳动合同，建立了主要是以工人意见为基础的统一的劳动保险。为了这些成果，工会会员曾斗争了几十年。现在，在苏联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并依靠自己团结起来的力量，终于取得了。此外，在1947年就已经有了工会办的休养所。苏联占领当局和自治机关把容克地主和资本家从前的一些华厦別墅移交给了自由德国工联，这些房子作了第一批休养所。在消除战争直接后果的观苦岁月中，就这样为社会主义工会的主要一项工作打下了基础。
经济建设的年头，同时是最艰苦的斗争岁月，即肃清劳动者身上纳粹思想残余的岁月。由于1945年之后，许多非无产者涌进了企业，他们带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尾巴加入了工人阶级，这一斗争就更为艰巨了。斗争中最重要的是：肃清反苏思想和培养新的劳动态度。经过这几年的斗争，许多工人根本改变了思想意识，树立了民主的政治思想。在自由德茵工联内部，对以往的教训展开了原则性的争论，从如巩固了组织上的团结。在这方面，中央理事会于1948年11月在比特费特召开的会议，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它公开反对了纯工联主义。会议提出的口号“采取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加速取得工会的成就”，决定性地帮助了工会内部的巩固。
由于工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巩固了，组织上也相应地发展起来。1946年，自由德国工联尚处于创立阶段。各产业工会刚刚开始成立。企业中还几乎没有工会组织。这时候，工厂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自由德国工联直接领导的工厂委员会，它们在没收战犯财产时，无可质疑地起了巨大的作积。
等到新的关系稳定下来，工会组织巩固下来，自由德国工联把产业工会建立起来，这个阶段便结束了。接着，产业工会镇导的企业工会组织产生了。于是，在企业中出现了平行的领导，一个是工厂委负会，一个是工厂工会委员会，这就只好从发展工会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工厂工会委员会承继了工厂委员会伟大的斗争传统——深得人心的维护工人利益的传统。这也是1948年11月比特费特会议作出的决定。会议提出的原则：“给产业工会以更大的园地”，是这一新阶段的标志。工会运动四分五裂的最后余痕也被抹除了。会议决定：工业中的工程师、技术员和职员也参加产业工会，不像以前那样，组织特別的职员工会。
到1949年为止的时期中，西德是在设法保存帝国主义的基础，准备和以后实行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分裂德国。1947年起，西德加入了马歇尔计划体系，陷入了日益依赖美国的境地。帝国主义占领国起初是若掩若饰地，后来便日益公开地破坏波茨坦协定。
为使企业重新开工并使雕残不堪的经济复兴，西德工人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企业依然掌握在从前的占有者手中，垄新资本和康采恩的统治基础兀然未动。所以劳动者的成就只对康采恩和权机倒把的人有利。1947—1948年间劳动者的经济状况是这样严重，以至于工会领导也被迫于1948年11月宣布总罢工一天，以示抗议。
工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权利靠没有同工同酬，没有统一的劳动保险，工厂委员会没有决定性的权利。虽然，为此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斗争，如1946年汉诺威的波德铁甲工厂职工举行的罢工。如果说，事实上不得不对工人的状况作些微改善，如规定了家庭佣人的工时，缔结了新的劳动合同和劳动保护条款，那么这也是东德的范例所促成的一种压力的结果。
西德工人也是想清除垄断资本的势力的，这可以从1946年黑森的民意测验的结果看得出来，也可以从1948年北莱因—西法伦州议会的一个决议中看得出来。但是一点实际成果也没有。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有势力的领袖奉行腐朽的政策。他们那时候还避免露骨地追随美国垄断资本，因为不这样，他们对群众的影响便会大为减弱。所以表面上也支持工人对社会化的要求，在群众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在许多文件中——最后一次是在德国工联1949年慕尼黑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上——宣称没收重工业是工会的目标，但是实际上却支持西德马歇尔化。工会在工厂中的共决权被降低到这样程度，只允许几个工会领袖到董事会任职。右派工会领袖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工人阶级的分裂，毁谤进步会员。在他们的操纵下，一些正直的工会干部，像威利·阿加兹等人，被免除了领导职务，而他们都是因为享有会员的信任才担任这样的职务的。对所谓工会独立反对派于1948年分裂柏林的工会运动的事，他们也是不折不扣地参预了的。
由于他们奉行这种政策，康采恩得以把1948年片面的货币改革的重负加在劳动人民肩上，并使工人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一切努力都变为徒劳。这种政策还助成了民主力量的四分五裂，从而促成了1949年9月阿登纳使德国分裂的国家的建立，这个国家是垄断资本家、军国主义者和从前的纳粹居统治地位的国家。
一开始，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就认为，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全国建立民主关系，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德国，即工人阶级和工会可以根据自己能起的作用取得相应地位的德国。所以自由联德国工会从1947年起，便积极参加人民代表大会运动和后来的民主德国民族阵线。会员在运动中的表现说明，他们和从前的千百万会员一样，是优秀的爱国者和民族利益忠诚的维护者。自由德国工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促使德国人互相谅解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支持的。
在这方面，它主要是通过手足相助的形式支援西德工人。因为这方面的核心问题在于：建立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缔造工会运动的团结。西德工会会员也有同样的要求。早在1945—1946年，即第一批工会才刚刚重新建立的时候，会员便违反美国占领者的意图，掀起了一个不能置之不理的广泛运动，要求建立统一的德国工会运动。
世界工联会以建议和行动来支持德国工会会员。世界工联一开始就要求德国工会运动统一起来，并且努力使统一的德国工会运动加入它的行列。根据世界工联的建议，1946年11月在美因茨召开了各占领区工会第一次区际会议。会议由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主持，会上讨论了德国工会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会议的各项决议受到会员群众的热烈欢迎。各占领区召开的许多工人和工会干部的大会，都极为热烈地拥护这些促进全德工会团结的第一步。
1947年5月4—7日在加米施—巴腾基贤举行了各占领区工会第四次区际会议。这次会议有极大的意义。会上一致通过了许多关于德国前途的重要决议。在今天来说，其中尤其有现实意义的是关于缔结和约的决议，此项决议中说：
“它(工会运动)知道，未来的对德和约对德国命运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在解决对德和约的问题上不容否认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是德国工会运动的代表仍然不得不迫切请求，不要再让人过久地等待和平……
战争已经结束两年了，德国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迄今尚未能在经济上政治上统一起来。一个可以全权代表人民正当的民族利益的德国政府，至今都还没有……
和约是决定德国人民长期间的生活的。会议认为：德国人民应当有机会对此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认为：工会对德国稳定的民主发展负有重大责任。相信缔结和约会给德国人民以新的生活可能，所以工会承认这样的义务：对各国人民在纳粹战争中所受的损失，尽力赔偿。履行这些义务的必要前提是：建设国民经济并使之服务于德国人民的需要和赔偿的需要。
工会重新表明自己为迅速建立一个统一不可分的德国而努力。”
会议还共同作出决议：使主要工业部门国有化，进行民主土地改革，在全德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则。迫于会员的要求，德国工联现在的一部分领袖曾在这些决议上签过字。
及至召开一次全德工会代表大会已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当会员群众对统一全国工会的要求日益强烈的时候，美国劳联驻德代表亨利·鲁兹和伊文·布朗便用尽一切办法，去阻挠他们所厌恶的各占领区工会区际会议的再次召开。但是由于自由德国工联不屈不挠的求谅解的决心，由于世界工联不断地协助，这种企图没有能够马上得逞。相反的，1948年的第八次区际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共同组成的特別委员会，来进行建立德国工会中央理事的准备事宜。这就是在德国经济已经分裂的情况下，若干西德工会领袖要搞垮1948年8月在林岛召开的第九次区际会议并断送全德合作的原因。
这样一来，也就暂时妨碍了全德工会运动参加世界工联。在1947年还有一个全德代表团到布拉格去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的会议。一年之后，西德工会有势力的人便跟着美国劳联和产联的领袖走，并对德国全体会员加入世界工联的事加以破坏了。后来，他们遵循着同样的美国主子的意图，没有征求会员意见就参加了所谓“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分裂分子国际。所以1949年自由德国工联参加世界工联时，世界工联各领导机构都断然承认它是全德工会运动在国际活动中唯一的代表和代言人。
3．德国工会会员为争取德国的民主的恢复统一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1949—1954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德国和欧洲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首次出现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
“在德国三分之一的工地上，民主生活可以自由发展了，因为康采恩、大银行、大地主和他们的反动官僚的专政被彻底铲除了。从此，帝国主义大国欲使全德国变为殖民地的道路被堵塞了。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国的斗争便有了基础。”（瓦尔特·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为新德国的斗争”，柏林底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一八五页。）
工会积极参加了巩固这个民主国家的斗争。派了许多优秀干部参加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在草拟一切有关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法律和法令的工作中，工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工会的倡议，产生了“劳动法”，从此，德国工会运动几十年来艰苦斗争的目标实现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工会培养了会员的政治思想，为我们国家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1950年7月20—2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向全体人民提出了争取民主统一德国和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路线。大会宣布：二年计划在一年半就完成了，自由德国工联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大会向工会提出了新的巨大任务，主要是使工会成为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学校。
1950年8月30日—9月3日，自由德国工联在柏林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德国工会运动发展中起了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这是第一次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会工作的指南，要求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来教育会员的德国工会代表大会。并明确承认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
自由德国工会认为：必须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结下巩固和忠诚的友谊。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索洛维耶夫出席了这次大会；这强有力地表明：德国工人阶级对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工会，是怀着不可动摇的热爱和忠诚的。许多外国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有助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在德国工人心中巩固下来。所以能够取得这些重大成就，是因为数年来进行了克服一切工联主义残余的耐心说服工作。
自由德国工联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彻底讨论和由此作出的决议，为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广泛发挥其积极性，努力完成五年计划，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大会十分强调地指出，必须更好地维护工人的物质和文化利益。所以大会要求，坚决加强工会对劳动者的关怀。大会为真正的群众政治工作的开端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订出了自由德国工联的文化工作纲领，从此，在德国工运史上第一次在原则上规定了工会的巨大文化任务。大会责成各领导机构，要在全德范围内进行工作，这就甚说，要以更大的力量去支援西德工人反对美国占领者及其德国帮凶的斗争。
1951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完成经济恢复工作，并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这个计划规定：要建立东方钢铁厂和西方钢铁厂，要在波罗的海建立几个造船厂，要高速发展石炭和褐煤工业以及冶金工业，等等。它给工会提出了巨大的任务，务必在每一个矿区、每一个冶金工厂、每一个五金工厂、化学工业部门和一切工业部门、以及在农业部门和文化活动的广大领域中，使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
劳动竞赛和积极分子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群众积极性的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出现了。1951年出现了提高质量小组运动。赫特斯特工人于1951年9月间在几个厚铁皮轧碾厂展开的竞赛表明，工人的积极性可以把一切的事前的计算都推翻掉。
这一切是因为系统地研究和吸取了苏联的生产革新者的经验和方法才可能办到的。在这方面，1951年是一个转折点。那时候，德国职工已很自然地把朱特基赫、柯拉柏尼柯娃、比可夫、雅库兴、罗金斯基等人的名字，和施特里曼、波克曼、艾利希·威斯、积极分子计划、吉哈特·奥庇兹等，联系起来。
1951—1952年，劳动保险的工作完全归工会领导和负责。从1951年7月起，这一部分关心人的重要工作便成了工会的直接工作。为了建立符合受保险者即工人本身的利益和受他们领导的统一的劳动保险制度，德国工会会员曾斗争了七十余年。如今德国工人阶级这个宿愿终于实现了。1951年，开办了第一批儿童夏令营，从此，工会对职工子弟展开了全新的工作。由于各种体育团体的建立均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工会在体育方面也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园地。1952年举行的德国民间艺术第一次会演，表明职工对文化活动的要求迅速增长着。企业工会可自留经费的制度的建立，从财政上大大帮助了会员加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活动。
1951年，在国营和公营企业首次签订了集体合同。因此，工会又取得了一个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武器。在年，准备和签订了五千多个企业集体合同，这是工会重大的成就，也是对完成国民经济计划的重大贡献。
尽管取得了这许多成就，但是因为对工作的要求是水涨船高的，所以工会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弱点和缺点，使工会不能全郁完成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任务。工会是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学校，而它的思想工作却落在组织生产这一实际工作后面。忽视了对人的关怀。有的地方，工会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闹对立”，窒息了劳动者的批评和积极性。
所以克姆尼茨会议（1951年7月14—15日）号召发扬会内民主，为一切会员最广泛地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此后便开始有计划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第七和第八次会议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做法。这两次会议作出了重要决议，要求工会领导机构改进思想工作并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贯彻这些决议，创办了工会的高等学校——弗里茨·赫克特学院，又创办了当时德国唯一的工会日报“论坛报”。
自由德国工联1945年以来的全部进展，如果没有苏联兄弟工会经常无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从1946年起，彼此便常常互派代表团。这样便把苏联工会的丰富经验介绍过来，从而大大帮助了我们解决新的任务。苏眹代表极有分量的讲话，帮助德国工会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被摧毁之后的岁月中，重新贏得了国际工会运动的信任。
自由德国工会从一开始就认为，巩固德苏友谊，教育德国会员热爱和忠诚于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它的首要任务之一。苏联工会的工作和成就，及其密切联系群众和开展真正的工会生活的方法，永远是德国工会的伟大榜样。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党代表会议(1952年7月9—12日），给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了民主统一德国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前景。德国千百万工会会员百余年来在艰苦的斗争中追求的目标，将在德国的一部分成为光辉的现实。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这个决议受到自由德国工联五百万会员的热烈拥护。继承着德国工会运动足以自豪的光荣使命传统，即永远孜孜不倦地为工人阶级的幸福而奋斗的传统，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第十次会议（1952年7月31日—8月1日）决定，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参加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作。
这样便给工会会员提出了这样的任务：要做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和社会主义的积极的建设者。建立社会主义基础首先取决于企业、取决于生产部门。所以工会的全部活动都要面向企业，面向工人的生活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工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和动员人，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人——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科学家。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并使他们发挥巨大的创造力量。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主要方法是：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就需要一个前提：工会要全面代表工人日常利益。在这方面的首要职责是：关怀那些用自己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使他们在社会文化方面有良好的条件来从事生活和工作。这样便要展开不倦的顽强斗争来反对官僚主义的任何表现，反对任何对劳动者漠不关心的犯罪行为。一切干部都要深入工人生活。
解决这一切工会任务的最重要的办法是在企业中订立集体合同。因为这样，工人的个人利益、个別单位的全体职工的利益便和工人阶级与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密切结合起来。集体合同是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质量并降低成本的强有力的杠杆。同时又是工人和工会维护自己的物质和文化利益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集体合同是国营企业中全部工会工作的基础。
在自由德国工联于1952—1953年间作出的重要决议中，为了推动和改进工会各方面的工作的，尤其是对集体合同起了作用和现在还应当在起作用的，有：中央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改进工会妇女工作的决议”，1953年1月29日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克姆尼兹会议“关于群众文化工作的最迫切的任务的决议”，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和书记处关于工会休假工作的各项决议，1953年4月9日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关于组织工人监督商业的决议。
在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开头几个月，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一些。妨碍了劳动者生活状况的迅速改善，也妨碍了德国人民主要任务的解决——民主统一德国。所以1953年6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建议：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执行新方针，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更多地注意工人和中等劳动阶层的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迅即采取了最初的一些相应的措施。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在美国卵翼下得以稳固他们在祖国西部的地位，他们决不甘心失去在德国东部的统治。他们认为，开始实行新方针，是对他们的政策的致命危险。所以他们便发动了1953年6月17日的法西斯暴动。但是，苏联占领当局的干预，人民警察的强大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阶级觉悟，粉碎了这一切阴谋。在这次事件中，工会会员群众和工会领导机构也忠诚地和党与政府站在一边。
1953年8月13—15日，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召开了重要的第十四次会议。会上决定工会为贯彻新方针的任务如下：
“为贯彻新方针，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工人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以巩固工人对国家和工人阶级政策的信任。”
为了改善工人和劳动者的物质状况，在此后数月中，政府和工会密切合作，采取了大规模的措施：降低物价，提高养老金抚恤金，提高工资，降低税收，改善供应，增加住宅建筑的资金，增加企业中社会和文化设施的资金，等等。工会本身也拨款救济长期的病人和有多年会籍的养老金领取者。同时扩大了企业工会经费出纳处的工作。
1953年12月10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政府和工会共同草拟的“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与劳动条件和关于工会权利的法令”。这是德国工会史上有历史意义的事。它的意义决不小于1950年4月人民议院通过的“劳动法”。这两个法律保障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会的基本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比任何时候都要广泛。
这个法令规定，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发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大大提高职工的业务能力。这个法令改善了企业中的劳动保护和卫生设施；使一切会员每年都可以享受一次休假旅行的优待：减付舟车乘费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鼓励工人建立住宅建筑合作社。定出国家奖励优秀工人的新的办法。它还规定，把一切企业的文化馆移交给工会，以改进文化工作。更重要的是：工会从这个法令中得到了对有关工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有效监督权。这样的权利，是德国工会从来未曾有过的。这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会便实现了前人的梦想，获得了维护工人利益的无限的可能性和充分的权利。西德的工厂法却把企业的工人权利几乎降低到了1918年以前的水平，阿登纳政府还想采取整顿政策，把德国工联变为第二个德国劳动阵线。
1950年以来，美国垄断资本对德国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扶植，更加卖力了。为使西德变成未来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在经济方面建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在政治军事方面缔结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和一般战争条约。这些条约经阿登纳政府签过字并得到了联邦议会反动多数的批准；它们给劳动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实际工资显著下降。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和社会福利却只是非常缓慢地跟着走，远远落在物价后面。垄断资本在向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发动经济进攻同时，还一再企图把工人仅有的一星点民主权利也剥夺净尽。例如，工厂法使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权利大大低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水平。
为了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工人阶级和工会发动了日益强大和日益广泛的抗议运动。隔不了一个月就有或大或小的工人队伍掀起提高工资运动。1951年秋黑森五金工人和汉堡码头工人的大罢工，意义尤其重大，它们远远超出了罢工要求的直接意义和地方范围。它们是这几年来第一次较大的罢工，向所有公众揭露了波恩共和国的“福利不断增长”的谎言。还应当提一提的是年初北河伦纺织工人和威塞尔河下游造船工人的工资罢工。这两个罢工是在紧密的统一行动中进行的，表现了男女工人高度的斗争性，他们进行了几个星期的两线战斗，一边反对雇主和警察，一边反对自己的某些工会领袖。1953年年中开始掀起了一个工资运动的新浪潮，几乎全部经济部门的六百余万工人都被卷了进去。究竟将于何时终了，在今天（1954年5月）还看不出来。但是可以断言，它将有助于西德工人和工会会员反对欧洲防务集团和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
但是西德工会会员的反抗很快就不限于反对波恩政策的经济后果，而日益成为政治斗争了。这在1952年表现得尤其明显。当1951年底阿登纳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意图日益公开的时候，所有企业和一切地方工会小组便纷纷提出工人的抗议。这一运动的高潮是德国工联巴伐利亚州代表会议（1952年2月10日），在这个会上几乎是一致赞同：反对任何重新军国主义化，并号召整个组织，为此而斗争。尽管当时的中央理事会主席费特在场用尽一切办法来阻挠这个决议的通过，会议仍然作出这个决议。
1952年5—6月间联邦议会通过反动的工厂法时，工会会员掀起了声势更加浩大的运动。其规模之大，是1963年以来在西德不再有的。通过一系列的示威游行、抗议罢工和其他斗争形式，工会表明了自己的意志：决不容许剥夺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利。德国工联领导机构中的美国代理人作了巨大的努力，并付出了严重丧失群众威信的重大代价，才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但毕竟应当说，所有这些运动，大多数都没有取得直接和完满的成就，因为若干右派领袖常常都懂得，把自己置于运动的领导地位，以便在最后胜利之前把运动加以绞杀。
所以普通会员对这种政策的代表都十分愤慨。于是德国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1952年10月）把费特连他的伙伴霍夫和布利希一起打倒了。但是亲美派的势力远没有因此消灭掉。这特别表现在：1953年秋，阿登纳和凯塞尔开始向德国工联的团结进攻，企图控制德国工联，不然就另行建立政府工会来分裂它。这完全是想按照希特勒和来伊[2]的办法来控制德国工联的。反动派在这种企图后面隐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资本进攻，把重整军备和其他战争准备的负担加在劳动者肩上。虽然这一回，德国工联的会员群众也要求作有力的抵抗，以反对破坏工会团结的阴谋，但是却出现了一次秘密会谈，在会谈中亲美派向阿登纳和凯塞尔作了保证，坚决支持他们的政策。
在会员的压力下，1953年底德国工联各高级领导机关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分歧。许多重要的干部都反对罗森堡、施托茨、沙尔诺夫斯基等人奉行的亲美政策。到1954年五一节，甚为众多的产业工会主席和州工会主席都反对这种反工会政策，并要求真正“改变方针”这就是说，要求真正维护工人利益。
在这个时期，自由德国工联还是坚决奉行争取全国工会会员谅解的政策。一再要求德国工联在某些有关工人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共同的步骤，但都遭到了拒绝。它发起了各种支援行动和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工作，使西德的战斗兄弟经常得到援助。许多西德会员到自由德国工联的休养所来度假。从1953年底开始，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互派工人代表团的风气日益浓厚，这大大地帮助了德国工会会员间的谅解。
巩固自由德国工联的国际关系，对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6月1日，自由德国工联和法国总工会缔结了一个反对欧洲煤钢联营的战斗同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些产业工会，如矿业工会，五金工会，建筑工会，食品业工会，化学工会等，也和法国相应的工会缔结了类似的协定。这样，美、德、法垄断资本的战争条约便受到了德法工人的和平条约的抗衡。从此，德、法劳动者的团结便日益巩固。1951年3月令人振奋的欧洲工人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会议的召开，首先令人信服地表明德法工人战斗团结。同样，通过许多友好会晤、互换休假人员与代表团的往来，和人民波兰与捷克的工人阶级与工会的友谊，也巩固了。
1951年11月15—21日，世界工联理事会在柏林举行第五次会议。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制北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问题对德国工人阶级又一次重大的帮助。对许多国际性的工人会议和工会会议，德国工联和自由德国工联的代表都是组成全德的代表团去参加的。世界工联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53年10月10—21日），对德国工会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大会指出，一助国家，特別是德国的邻国的工人，对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怀着严重的忧虑。大会十分强调地指出，德国工人阶级负有重大的国际义务。并且指出，德国工人阶级执行自己最崇高的爱国义务——民主统一德国，同时是履行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首要义务。大会教导德国工人，要特別注意学习法、意工会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因为这是争取在德国建立统一行动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比如说，应当用极为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巩固和群众的联系，主要的问题在于工人本身的谅解，这就是法意兄弟教给我们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54年3月30日—4月6日），给德国工人，和全体人民指出了一条道路：德国人自己动手，在民主的基础上和平统一德国。大会指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认为它是我国争取和平、统一和民主的领导力量。近年以来，德国工人阶级从没有面临过像今天这样重大的责任和任务。要和平解決德国问题并从而保持欧洲和平，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取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
大会强调指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这个斗争的意义。大会提出的目标——完成第一个并淮备第二个五年计划，以迅速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必将加强我们共和国对全德的和平建设的示范作用。
大会十分严正地指出：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是人民能够胜利和德国问题能够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前大会要求：建立一个团结的工人联盟来反对西德军国主义者和战争煽动分子的联盟。大会指明，太大的、克服不了的困难是没有的，任何障碍也不能长期阻止工人的互相谅解。
建立了统一行动，工人阶级就会成为领导力量，就能够团结我国一切爱国力章去反对德国军义的复活。维护欧洲和平、并从而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的事业，主要取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否。这就给德国工会运动提出了新的重要任务。在工会运动的长期历史中，工会斗争对全体人民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大。工会运动拥有战斗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成员。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既然是德国工会革命传统义不容辞的继承者，便应当作更多更大的努力，使一切德国工会会员和全德国的工会运动，能够互相谅解并一致行动起来，解决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问题。
如果工会能够做到：竭力去动员和培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会会员和其他劳动者，使他们更好地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巩固工农政权和不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而奋斗，就将对解决上述任务作出最大的贡献。工会首先应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巨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在今天存在着工农政权的条件下，是不再像以往千百年那样，备受压制和阻碍的。
研究德国工会运动足以自豪的革命的历史，将使我们能够正确解决这个任务。历史教导我们，工人的团结是我们工会斗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历史教导我们，工会要有效地维护工人利益，就必须在马党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斗争。历史教导我们，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决定历史的进程。
我们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今天应怎样斗争。
忠于自己伟大的革命传统的德国工会会员必将光荣地完成国际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
[1]他是采煤工人，于1948年10月13日完成了工作定额的百分之三百八十，此后这一天便被定为积极分子日，他本人于1949年得了国家奖金。——译者
[2]德国劳动阵线主席，希特勒德国失败后，因害怕国际法庭的判决，在牢中自缢而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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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优秀会员反对法西斯希特勒专政的斗争（1933—194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十章优秀会员反对法西斯希特勒专政的斗争（1933—1945年）
1．德国工人阶级在希特勒专政下遭受残酷的剥削，工人权利横遭蹂躏
2．地下工会斗争
3．布鲁塞尔德共代表会议对工会工作的意义
1．德国工人阶级在希特勒专政下遭受残酷的剥削，工人权利横遭蹂躏
希特勒专政是德国垄断资本中对战争最感兴趣的一些集团的明目张胆的恐怖统治。重工业的老板在希特勒集团的帮助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无限权力。于是他们便利用这种权力大大增加对工人和全体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并准备和发动使他们能够统治全世界的第二次大战，以攫取更多的最大限度的利润。
康采恩的赢利迅速增加。克虏伯的纯利，1933—1934年度是六百六十五万，1939—1934年度便最少也有二千二百七十万。联合钢厂的总赢利，1937年比1934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三。各企业家协会发展成了几个全国性的机构。全部国家机器都用来压制工人微不足道的反抗。
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狂热的扩张军备和改组经济以进行军用生产，减少了消费品的生产。戈林“以大炮代牛油”的口号主要是针对工人提出的，而工人的粮食总用量在战前就已经减少了。合同被取消，逐步为“家规”[1]之类的东西所取代。工时完全由企业家任意规定。
青工则不得不在“义务劳动”的名义下为别人，特別是为容克地主，做无偿而又极其沉重的劳役。几十亿劳动保险费被盗用得一干二净，用来准备战争。
1933年5月2日自由工会被摧毁，两天之后，一切其他工会也被解散了。接着纳粹便在工厂中建立法西斯的强制组织，即所谓“德国劳动阵线”。这是纳粹党的正式的“组成部分”，它的财务和机构完全隶属于法西斯党的机构。劳动阵线的成员必须无异议地执行上级命令。组织费则用强迫的办法，从工资中扣除。被选举权全被取消。委任劳动阵钱的领导官员要根据纳粹党的指示来进行。企业主成了工人的“领袖”，工人的命运得完全听他们摆布。
为了镇压工人的任何反抗，后来又建立了所谓“工厂纠察队”。这是由一些蜕化了的被收买的劳动者组成的，它的任务是，在工厂里作企业主和纳粹政客的卫队，压制职工的一切反抗企图，即使是极其轻微的，也不放过。
为了代替工人选举的“工厂委员会”，在工厂中建立了所谓“亲信人委员会”，这不过是企业主的生产“顾问”而已。然而，为此于1934年扮演的“选举”，却使纳粹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在这次所谓“选举”中，只容许提出纳粹党批准的候选人。但是大多数工人都把选票上的名单一一涂掉了，以此来表示他们对纳粹制度的抗议。于是法西斯分子便迅速取消了这样的假选举，直接任命“亲信人”。这些人都是“经受过考验”的纳粹分子，是他们上级和国家秘密警察派来的特务。
1934年公布了所谓“国家安宁法”，这就正式宣布了，恶在工厂里压制工人阶级。就像瓦尔特·乌布利希说的，“这是粉碎工人组织，彻底奴役工人的决定性的一着。”（“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柏林底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九十页。）据此，工人便成了“工厂领袖”可以任意摆布的“仆役”、各式各样的措施取消了迁徙自由。为了保证催命法和工资掠夺能够起日益加重剥削的作用，建立了“劳动托管”制度，国家任命的受杻管人都是大资本家队伍中的人。他们压制工人的权力非常之大，甚至有逮捕权，还有权判处五年以内的徒刑。这样，希特勒专政便在工厂中建立了一套工人得服从垄断资本的军事制度。
纳粹党一方面奴役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又用花言巧语来加以掩饰。大吹大擂地说，“增加就业机会”以消除危机。但是危机在希特勒登台以前就已经开始减弱了，而且，没有纳粹，危机只会消失得更快。六百万失业者得以“就业”，是因为有了新的军火工厂，是因为在建筑公路和“西部防线”，是因为有了义务劳动。到年，每一个人都终于看清了希特勒“增加就业机会”的结果——六百万失业者，变成了六百万战争冤魂。
2．地下工会斗争
工会瓦解时，许多会员被捕。在没有被捕的会员当中，许多人放弃了工会工作。但是优秀的会员则转入了地下斗争，他们组成了许多小组，在法西斯专政的头几年，尤其是在亲信人委员会的选举中（这种选举的最后一次是在1935年)，起了重大的作用。
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列举过一些有关的例子。某一个矿山，曾经想把每车的包工工资减少五分尼。这个矿的地下工会小组便散发传单，加以反对。这个传单在职工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矿方不得不默默地取消了原来的打算。发动这件事的工会小组是由四个基督教工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无党无派工人和两个共产党人组成的。
德国共产党进行了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斗争，它向工人群众揭穿了希特勒专政的真面目，在工矿中组织了地下小组，利用了一切可能来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共产党人是和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工人与无党无派工人共同行动的。
就在这个德国工人阶级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共产党也是始终如一地坚决维护工人的工会权利和厂内权益的唯一力量，也是无保留而目标明确地力求德国工会运动不被瓦解的唯一力量。就在这个时期，共产党人也表现出，他们是最优秀最忠诚的工会会员。
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袖则恰好相反，工会的组织已被粉碎之后，他们仍然奉行向希特勒政权投降的腐败透顶的政策。虽然成千上万的会员已经被投入了集中营，虽然原来的工会会所已被德国劳动阵线占据，虽然挺进队匪徒已经在工厂中向工人施行恐怖统治，当上了国会议员的德国总工会的领袖于1933年5月17日，仍然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他们不去宣传地下革命斗争，只一味教人等待；他们幻想国防军和纳粹的矛盾来自我安慰；他们要求工人，放弃反希特勒统治的斗争。基督教工会和希尔施—董克工会的领袖也是一丘之貉。那时候的基督教工会领袖雅可普·凯赛尔，即现任波恩政府的破坏部(专以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设的全德事务部。—译者)部长，也同样在国会中赞成希特勒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的这种态度，是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它的战争政策的一种支持。为了避免斗争，他们对共产党提出的任何面结的建议都一概加以拒绝。不仅如此，而且还叫嚣反苏反共。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挽救民族的人民阵线的主要原因。这样，他们便使德国垄断资本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民族灾难。
尼德莱因县反对希特勒专政的工会斗争，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在那里，于法西斯统治的头几年，不论是在工厂中或是在重建地下的自由工会方面；工会工作都非常活跃。到1934年1月中旬，许多工厂都建立了纺织工会和五金工会的工厂小组。散发了大量非法的工会报纸和其他宣传材料。其中五金工会和纺织工会分別出的报纸的印数都是可观的。
所以会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在多特蒙特建立了一个团结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吸收了工会运动的各种派別参加工作。委员会规定自己最重要的在务之一是：在赞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重建自由工会，因此，它布置的一系列反希特勒政权的较大规模的行动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同时，各地发生了一些小的和若干较大的斗争，反对以“冬季救济”的借口强行扣除工资，反对一概从工资中扣除劳动阵线的组织费，反对形形色色掠夺工资的办法。这些行动使法西斯分子非常恼火，1935年初，劳动阵线的一个区的领导人作了一次演讲，说：“在劳动阵线中，马克思主义的煽动分子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我们将用铁扫帚把他们扫出去。”
于是国家秘密警察的恐怖讨伐便来了，四个月之内就有一千二百个人被捕，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1936年2月，在乌培塔尔有六百二十八个会员受审。这时候，国外起了巨大的抗议运动，声援他们，使法西斯的司法机关神经过敏。干脆不宣布乌培塔尔的审讯日期，最后的几次审讯情况便完全不予公布，之后还要继续的审讯便分散到各地去进行，其中有一部分移到哈姆进行。这次乌培塔尔大审讯是有各种审理阶段的，其中于1936年2月14日审理的一个阶段，就有七十四个人被制决，还有十六个被告在“预审”中就被拷死了。乌培塔尔的审讯证明，在德国还进行着广泛但是非法的工会群众工作。
以后，在希特勒备战过程中，法西斯恐怖便日甚一日。这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工会地下反抗运动的规模。然而，就是在此后数年中，各工厂企业仍然不是平静的，常常出现反对剥夺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运动。1937年，在某一个造船厂就有三百个锻工起来反对厂方削减百分之十五的工资的意图。他们强行召开了一次大会，到会工人一致反对厂方掠夺工资。德国中部的一个五金工厂削减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工资。职工便展开了斗争，有一天，工人把机器都关上了，并且宣布，为这样一点可耻的工资，不想继续工作下去了。在他们的压力下，厂方不得不恢复了原来的工资。
3．布鲁塞尔德共代表会议对工会工作的意义
1935年10月，德共于布鲁塞尔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威廉·皮克对共产党人反法西斯的强大的民族斗争，作了评价，他明确指出：德国共产党是坚决维护德国民族利益的唯一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会的右派领袖所起的破坏作用，是法西斯能够登台的主要原因。
他同时指出了党的错误，尤其是宗派主义的错误。他说，应当认为，某些党员用宗派主义的观点来曲解工会革命反对派的政策，使自己在自由工会中或多或少地直接脱离群众，也是阻碍党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奉行分裂政策的情况下实行统一行动的。威廉·皮克由此得结论：必须尽一切力量，克服这些缺点，以团结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
瓦尔特·岛布利希在这次会议上论述了德国的工会斗争，他强调了争取统一战线和麁立工会运动的团结的意义。
“今天，在集中营里，不论过去是工会革命反对派的成员，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抑或是中央党党员，都同样在受苦受难。多少人暗地里惨受杀害。就是为了他们，我们也有光荣的义务，共同战斗，就是为了他们，我们也应该结成统一战线，肩并肩，手挽手，重建自由工会……
自由工会小组都殷切期望，德共和社会民主党能够建立统一战线，因为这样，两个党就更易于共同推动工会斗争，就会使工会的团结更有保障。”(“论工会”，第一卷，柏林论坛由版社版，第四二六页。）
为此，布鲁塞尔会议的决议，极其坚决地要求：今后的工会运动不要再因为政党间的见解不同而继续四分五裂。这个决议为1945—1946年德国工会运动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无论如何都不许像从前那样，因政党间的意见不同而使工会运动四分五裂。共产党赞成工会运动统一起来，并让它完全独立，共产党将付出一切力量，支持并促进工会运动的重建。”（威廉·皮克：“协力推翻希特勒专政的新道路”，新路出版社1954年版，第一五六页。）
布鲁塞尔会议，对德国工会运动直到现在的全部发展，具有历史意义，它吸取了1933年以前的惨痛教训，为建立像1945年之后的德国这样的工会团结立下了基石。
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十分强调地指出：必须在法西斯的德国劳动阵线之内开展革命工作。这是重要的，因为大部分职工都是被迫加入的。事实上，什么地方能够结合争取工会团结的斗争贯彻这个指示，那里就会行动起来，其中一部分行动就会取得成就。乌布利希会在一个非法的小册子上举出柏林西门子工厂的工资运动作例子。在这些工厂中，厂方意欲在计算工资时占便宜，并不断增加扣除的数额，反法西斯的工会会员便利用工人的愤慨，趁机在许多车间里鼓动起一个合法的运动来。甚至连国家社会主义工厂战斗队[2]的一大部分成员也参加了这个运动。
这样，优秀工会会员的斗争，虽然在国家秘密警察的恐怖中，仍然没有被压制住。在工矿企业中，不论是在希特勒战争之前或是战争期间，他们都积极地进行工作，以反对法西斯主义。苏联作家波里斯·波列伏依向出席第三次世界工会大会的德国代表报告过这样一件事：在建筑伏尔加—顿河运河的时候，有人在当年斯大林格勒会战地区发现了一枚没有堡炸的炸弹，在去除雷管和检查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并不是有德国人都是纳粹。”德国反法西斯的工人在生产的时候就已经使炸弹不能堡炸了。他们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就是用这样的行动，来挽救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工会的荣誉的。
但是他们和德国其他抵抗运动的战士，仍然没有能够唤醒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来积极反抗法西斯主义。德国人民并没有找到独自推翻希特勒的罪恶统治的力量。及至苏军的最后胜利才把德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德国一千二百万工会会员就负有尤其重大的义务和责任：防止德国人民再一次蒙受耻辱。
随着苏军的胜利和希特勒专政的瓦解，结束了这个德国工会运动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即第五章提到的(企业主)单方面规定的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译者
[2]该组织于德国劳动阵线成立以前是纳粹在工厂中的战斗队，专门反对工会、削弱工会的影响。后来成为德国劳动阵线的组织者和该阵线中纳粹政治人员的祖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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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米凯尔·洛威（MichaelLöwy）、本吉·阿克布鲁特（BengiAkbulut）、萨布丽娜·费尔南德斯（SabrinaFernandes）、乔治·卡利斯（GiorgosKallis），202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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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anEcosocialistDegrowth
争取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
米凯尔·洛威（MichaelLöwy）、
本吉·阿克布鲁特（BengiAkbulut）、
萨布丽娜·费尔南德斯（SabrinaFernandes）、
乔治·卡利斯（GiorgosKallis）
素侠云雪翻译
去增长和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光谱的激进一侧最重要的两个运动和倡议。当然，不是每个主张去增长的人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每个生态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去增长是可行的。但人们可以看到越来越相互尊重和趋同的趋势。让我们尝试描绘我们之间尽量宽泛的共识，并列出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一些主要论点：
一、没有增长，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资本主义需要生产和消费的永久扩张、资本的积累、利润的最大化。自18世纪以来，这种基于无限开发化石燃料的进程正在导致生态灾难、气候变化，并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灭绝威胁。过去三十年的二十六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表明，统治精英完全不愿意停止走向深渊的道路。
二、对这种变态的和破坏性动力的任何真正替代选项都必须是激进的——即必须处理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和榨取主义动力，以及对增长的盲目和痴迷追求。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就是这样一种替代选项，它与资本主义和增长直接对抗。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需要将主要的（再）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并实行民主的、参与性的生态计划经济。主要应由人民自己来决定生产和消费的优先级，以满足实际的社会需求，同时尊重地球的生态限制。这意味着人民要在不同层面上直接行使权力，以民主方式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生产多少；如何为维持我们和地球的各种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支付报酬。确保所有人的平等幸福并不需要经济增长，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组织经济和分配社会财富的方式。
三、在生态上，生产和消费的显著去增长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和紧急的措施是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以及停止占人口1%的富豪精英的浮华和浪费性消费。从生态社会主义角度看，必须辩证地理解去增长：许多生产（如燃煤设备）和服务（如广告）形式不仅应该减少，而且应该被压制；还有一些应大幅减少，如私家车或养牛业；但其他方面则需要发展，例如生态农业、可再生能源、医疗和教育服务等。对于医疗和教育等部门，这种发展首先应该是质的发展。即使是最有用的活动也必须尊重地球的极限；任何商品都不可能“无限”生产。
四、苏联实行的生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条绝路。企业或主流“绿党”所倡导的“绿色”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一条绝路。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是克服过去社会主义和“绿色”实验的局限性的尝试。
五、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大部分来自全球北方。因此，富裕国家必须在去增长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不认为全球南方应该试图复制北方的生产主义和破坏性“发展”模式，而应探索不同的方法，强调人民在食物、住房和基本服务方面的真正需求，而不是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采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化石燃料），或者为享有特权的少数群体生产越来越多的汽车。
六、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还涉及通过民主协商的过程改造现有的消费模式——如按计划报废和不可维修的商品；如大幅减少船舶和卡车的货物运输（由于生产的重新本地化）以及飞机交通。简而言之，这不仅是一种财产形式的改变，更是一种文明的转变，一种基于团结、民主、平等和尊重地球的价值观的新“生活方式”。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标志着一种打破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新文明，有利于缩短工作时间，从而让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用于社会、政治、娱乐、艺术、玩笑和情爱活动。
七、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只能通过反抗化石寡头和控制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来取胜。谁是这场斗争的主力？如果没有城乡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我们就无法战胜当前的制度；工人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承受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生态弊病的冲击。但我们还必须扩大工人阶级的定义，将那些从事社会和生态再生产的人包括在内，他们现在处于社会生态动员的最前沿：青年、妇女、土著族群和农民。在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自我组织和积极反抗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生态意识。
八、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是其他激进的、反体制的生态运动大家庭——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SumakKawsay（土著语言“美好生活”）、穷人环保主义、“封锁”（Blockadia）、绿色新政（更具批判性的版本）等等——的一部分。我们不寻求任何首要地位——我们只是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和去增长可以同这些运动一起提供一个共同的、有效的诊断和预防框架。对话和共同行动是应对当前严峻形势的紧急任务。
2022年4月1日
作者介绍
米凯尔·洛威（MichaelLöwy）是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名誉研究主任，也是《生态社会主义》（Ecosicialism，Haymarket，2015年）的作者。
本吉·阿克布鲁特（BengiAkbulut）是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的教授。
萨布丽娜·费尔南德斯（SabrinaFernandes）是生态社会主义组织者、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博士后研究员和《TeseOnze》的制片人。
乔治·卡利斯（GiorgosKallis）是加泰罗尼亚研究与高级研究所的教授，也是《去增长案例》（CaseforDegrowth，Polity，2020年）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monthlyreview.org/2022/04/01/for-an-ecosocialist-de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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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旧国际的解体和新国际的建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史（1904）
第四章旧国际的解体和新国际的建立
从巴黎公社覆灭到第二次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八七一——一八七三年）
↘巴黎公社覆灭以后
↘工联和巴黎公社
↘伦敦代表会议
↘瑞士德语区的社会民主党
↘汝拉朕合会
↘同盟在西班牙
↘同盟在意大利
↘第一国际在丹麦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海牙代表大会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
↘分裂
↘巴枯宁的秘密组织
↘第一国际在英国的终结
↘新的国际
巴黎公社的覆灭标志着以攻占巴士底狱为开端的伟大欧洲运动的终结。资产阶级社会征服了世界，建立了民族国家，并且那样满怀信心地手持利剑来行动，仿佛力量和权利从来就是属于它的，仿佛它们今后将永远为它所有。实际上，它只是在旧的阶级国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阶级国家。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花了八十年的时间，如今资产阶级的最初同盟者——无产阶级已经脱离它而独立，并且随着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本质愈益明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变得愈加坚决。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宣战。一七九三年的旧公社，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对欧洲封建制度的联盟的公社，已在一八七一年公社的火焰中毁灭了。燃烧着的巴黎，就像闪闪发光的灯塔一样，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照亮了横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问的无底深渊[1]，而当统治阶级正在热烈庆贺胜利之际，一个战斗口号使它大为恐惧，这个口号就是：“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让贫困和闲散一起死亡！”
因此，巴黎公社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划了一条显明的界线。“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从巴黎公社开始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管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找到了。”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给库格曼的信[2]中这样写道。公社突如其来地使没有准备的工人阶级必须直接去进行政治斗争，即进行集中化的政治斗争——军事冲突。它把武器塞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并引导它去进行英勇的无望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感觉到，它在为自己的荣誉，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荣誉而战斗，它感觉到，宁肯遭到惨痛的失败，也比拒绝斗争所必然引起的工人阶级的士气沮丧要好得多。这种状况使无产阶级感到措手不及；它的组织在危机关头未能胜任；在此以前国际差不多纯粹进行普遍的经济斗争。公社的覆灭产生了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在伦敦代表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阐明。
在公社以前，马克思在伦敦寻求欧洲革命的杠杆。甚至在大陆上，在巴黎爆发了革命的时候，他仍然指望火焰会立刻燃烧到英国，在那里引起能够影响全世界的变动。英国工人阶级及其领袖们的行为现在向卡尔·马克思证明，他赋予了英国经济的成熟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以过大的意义。在色当惨败之后，马克思指出，战争继续下去将使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
这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方法便明显地标示出来了。公社用火的文字把这些方法写在了墙上，向无产阶级指出了建立阶级政治组织的道路。欧洲的变革破坏了“欧洲的平衡”；它的重心已从巴黎北移，转到了柏林和圣彼得堡，在这里在最近几十年内应当解决阶级斗争的命运。同时，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为无产阶级开辟了进行斗争的政治场所，迫不得已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公民权，即选举权。
相互孤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存在，迫使国际必须适应历史的必要性，在自己的组织内部也实行分化的原则。向新斗争方式的转变是它解体的原因。尽管国际也曾宣布进行政治斗争，但这几乎完全是从理论上讲的；而它的实际活动则主要限于进行经济斗争。因此，政治斗争对于它的组织和活动说来是某种新的东西，而组织成为政党一事，在工人在政治斗争中常常受欺骗的罗曼语系国家中，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国际内部的破坏力量把这种怀疑变成了一种政治公式，集中化为一个引起争论的理论问题，以致使这种怀疑成为一种分裂协会的因素。它们不惜借助民族和种族仇亲，来诬蔑和破坏政治斗争及其拥护者的威信。于是民族矛盾再一次取得了对国际思想的暂时的胜利。
尽管如此，国际仍继续存在。重新成长为国际亦即建立新的国际的思想，甚至在一些分离出去的组织内也占了上风。但是，所有这些组织都缺乏创造力。由于它们自己在从历史观点看来是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政党面前退却了，从而使自己成为瓦解组织、无政府状态和分裂的牺牲品。真正新的国际应当在旧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和海牙代表大会上所站立的那个基础上成长起来，这个基础就是：宣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德国无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早走上了这条道路，对于德国无产阶级来说，国际的时代仅仅是它本身历史的一个阶段。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中埋葬了自己的蒲鲁东主义以后，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进行阶级斗争而组织成为政党，即在一八八二年建立了工人党。紧接着法国之后，一八八五年在比利时成立了工人党；一八八七年在瑞士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的新组织；一八八八年在西班牙建立了工人党。由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荷兰、丹麦和瑞士仍然忠实于旧国际的方针，因此可以说，实质上完成了一个国际的循环。一八八九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使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聚集一堂，而在一八九二年在意大利也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的国际产生了。
巴黎公社覆灭以后
乍看起来，好像是巴黎公社的毁灭引起了整个国际的倾复。加之，各国的反动派在公社覆灭后几年内对公社社员不断进行军事审判，对国际掀起了闻所未闻的、没有终了的诽谤运动[3]；加之，欧洲各国政府，至少是大陆上各国的政府，显然也打算步法国国家活动家的后尘，颁布反对国际的特别法，在一个时期，它们还想把逃亡的公社社员引渡给以专横为基础的凶恶的巴黎司法当局；——由于公社的逃亡社员人数的日益增加，国际内部的分歧也愈加尖锐。
在欧洲，反革命势力也手执武器来反对国际。茹尔·法夫尔给法国的驻外使节发出了一个指令，其中用最可怕的色彩来描绘国际。遗憾的是，作为他的捏造的基础的，并不是国际的纲领，而是汝拉联合会的纲领。几天之后，约翰·黑尔斯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在《东邮报》[4]、《泰晤士报》以及国际所能利用的世界各国的所有报纸上，对这种愚蠢的和下流的借口进行了驳斥。甚至欧洲各国政府（只有西班牙政府除外）也不认为这个笨拙的无知之徒的荒谬捏造有什么意义。为此所激怒的凡尔赛刽子手的政府，颁布了一项野蛮的反对国际的特别法；甚至宣布全国处于军事状态还不能使它感到满足。法国的国家要人们按照他们过去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应当判处划船劳役，可是他们却以“杀人”和“放火”为理由来要求各国政府引渡逃亡的公社社员，然而他们所能争取到的仅仅是把被告作为未决囚犯长期羁押起来。在瑞士，引渡公社社员一事引起了激烈的抗议运动，格留特利联盟递交给联邦会议的抗议书坚决提醒政府，瑞士为一切政治流亡者提供避难所的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甚至在英国，也有人想让政府引渡逃亡社员，虽然这种企图是畏葸的。
为了帮助公社社员逃亡，要求国际付出相当大的费用，但是国际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多数逃亡社员来到了国际的两个基地——伦敦和日内瓦。无数的拨款单和马克思写给荣克的请设法帮助流亡社员的信件，都确凿地证明总委员会为了支持流亡社员和尽量帮助他们找寻工作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尽管如此，流言蜚语还是层出不穷。伦敦和日内瓦的流亡社员住区（因为他们仍然聚集在一起）逐渐成了一切混乱、内讧和争吵的策源地。他们遭到了一切流亡者不可避免的命运，即一旦遇到挫折，总是责难别人把事情搞坏，这是人的通病之一。因此，公社流亡者很快就变成了国际组织内的一种新的分解因素。
在日内瓦，马隆大出风头，他现在获得了受难者的新荣誉，并以此来卖弄。他把自己的“权威”交给同盟来支用，因为他曾是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同盟日内瓦支部现在开始采取新的策略，因为让其他支部来承认它现在愈来愈不可能了，所以它便于一八七一年八月宣布解散，它的成员则分别加入了各日内瓦支部。[5]但是，为了同时能给自己保留一种随便什么样的组织基础，他们建议法国流亡者建立了一个“宣传和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同盟分子”在这个支部中马上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避难所。这个新支部在自己规章的第一条中宣布，它愿意服从国际的共同章程，同时保留有行动的充分自由，说什么这种自由是自治和联邦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为协会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承认。换句话说，就是它保留有继续干同盟的勾当的权利，只是利用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在马隆写给总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这个支部第三次企图让国际接受它入会。总员会依旧忠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征求了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坚决反对承认这个新的“阴谋和纠纷的策源地”。总委员会具有充分的“权威”，可以不把马隆及其娄罗的计谋强加给整个联合会，因此拒绝接受它。[6]贝克尔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一日的信清楚地描绘出了同盟和日内瓦流亡者进行秘密活动的情况。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对于总委员会说来始终是令人痛心事件的经常策源地。还在一八六八年，这个支部中就出现了一个叫费里克斯·皮阿的人，这是巴黎的一个笑剧酷爱者，他玩弄种种滑稽把戏，甚至在伦敦法国人支部的公开大会上宣判路易·拿破仑的死刑。下流无耻的韦济尼埃在比利时的《铁匠报》上披露了这件事，而这家报自称为国际的机关报。为了对此作出回答，总委员会在这家报纸上简短地声明，费里克斯根本不是国际的会员，他和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感到受了委屈，便脱离了国际，并宣称国际是个反对革命的团体。两年之后，当巴黎的大部分国际会员由于所谓的反拿破仑密谋而被捕时，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以及伦敦的总委员会重申了自己的声明。战争一开始，法国人支部就停止存在，在公社覆灭以后，它又重新出现，并由新的成员组成。这时，总委员会希望重新有法国人的代表参加，于是吸收了许多流亡的公社社员，其中一部分人是国际的老会员，如赛拉叶、泰斯（他很快就成为财务委员）、巴斯特利卡、约翰纳尔、龙格，一部分人以自己的革命毅力而闻名，因此选举他们就表示国际对公社的尊敬。他们之中还有公社的最后一个电报局长罗瓦尔，有萨维奥上尉和达布罗夫斯基的副官拉佐列尔斯基，以及罗沙、勒·穆修和季巴尔吉；其次还有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库尔奈、阿尔诺、瓦扬、马格里特、马丁。这些布朗基主义者只是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忠实于总委员会[7]，说什么这是由于总委员会的革命性不够的缘故，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海牙彻底明白了，他们不可能利用国际和总委员会来搞布朗基主义的阴谋。[8]一八七一年秋天，在伦敦又新组织了一个单独的法国人支部，称为“一八七一年支部”，并选了一个书记。总委员会立即公开揭露这个书记是法国秘密警察派来的。这个由最値得怀疑的人组成的支部的最明显的目的就是打入总委员会。事实上这个支部也的确选了两个代表去参加总委員会，但是总委员会根据他们本人的表现否定了其中的一个，这便引起了无休无止的申诉说明。不言而喻，这个支部同日内瓦和汝拉的同盟各支部是有联系的。同盟和法国人支部都责难总委员会“伪造”章程，直到现在甚至都难以确定，同盟和法国人支部中哪个是这种诬蔑勾当的肇事人。后来这个支部分裂为几个不大的小组。这些小组都受兰德克和韦济尼埃的领导；兰德克曾是法国警察局的密探，而韦济尼埃由于诬蔑瓦尔兰，早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就被开除出国际。
工联和巴黎公社
英国工联对巴黎公社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按其重要性来说，远远超过了外国人支部中的所有这些事件。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的成见，说什么大部分工联组织都由于总委员会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以及主要由于总委员会发表的宣言（这个宣言后来以《法兰西内战》的名称出版和传播）而脱离了国际。[9]这个成见是毫无根据的。脱离国际总委员会的只是少数知名的工联主义领袖，例如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10]；还在一八六八年，马克思就认为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是“工人阶级中想参加议会的阴谋家，他们只是等待投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借口”。[11]但是，大多数工联组织仍然忠于国际；当你阅读《东邮报》和《国际先驱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导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总委员会和工联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公社覆灭后这一年那样活跃和密切。
脱离国际的正好是这样一些工联主义领袖[12]，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总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新工联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政治活动和国际活动的最热烈的捍卫者和最积极的宣传者，这是什么原因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注意到工联主义在一八七一年春季和夏季所经历的严重的危机，其次必须弄清楚工联领袖奥哲尔、豪威尔等人在最近十年中对工联群众采取的独特立场。
如果仅仅认为奥哲尔及其同伴由于私怨，即由于和马克思竞争而退出了国际，那是不公正的。即使他们后来流露出了这种感情，那末这也是这些人由于背离了自己在几年中为之献身的事业后产生的怨恨和沮丧情绪的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有更多的根据可以说，这两个人是由于个人野心而突然退出国际的。奥哲尔在历次议会选举中曾五次提出自己为候选人；鲁克拉夫特则做了教育委员会的委员。[13]很可能，对自己官运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退出了国际，虽然根据这种理由第一个退出国际的应当是埃普里卡尔特，他在一八七〇年被选入了皇家新法律审查委员会[14]，从而他是被君主陛下用“我们的忠实的和亲爱的”来称呼的第一个工人。对于奥哲尔及其同伴来说，对纯实际性的考虑即对危机的考虑无论如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英国工联运动正好在这时候处于危机之中，可能他们赋予了这种危机以过大的意义。不应忘记，英国工联从一八六七年起就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并要求合法化，因为法庭宣布它为非法和不受民法保护。一八六九年议会通过了一项仅仅保护工联储金局的法律，而工联组织本身仍然没有获得合法地位。从一八六七年起，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及其同伴把自己的各行业统一工会代表会议变成为工联争取自己合法化的斗争中心。同时，他们甚至在工联内部也遇到了一些反对；此外，工联中的消极保守分子甚至把法院突然开始威胁工联归罪于奥哲尔及其同伴和“新工联主义”，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一八六八年）和伯明翰代表大会（一八六九年）上，他们直接发表了这样一种意见：工人越少同法律打交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律），对工人就越好。[15]从一八七〇年开始，外地的情绪逐渐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一些不大的工联组织也开始认为它们的储金局在法律的保护之下，对自己非常有利，于是它们的胃口也逐渐变大了。工联主义的领袖们坚决要求政府颁布承认工联的法律。一八七一年春天，内政大臣布留斯终于向议会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初看起来，这个法律草案标志着工联主义的完全胜利。法案规定：任何一个工联组织今后都不应当被看作是非法的；每一个工联组织都获得被允许进行登记的权利，如果它的章程不直接与惩治条例矛盾的话，而且登记的方式应当保证工联的基金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同时，工联的内部组织仍然不可侵犯，所以不能对它们进行追查和审讯。但是，这个奖章还有另外一面：法案用关于工人的新刑法代替了反对工人团体的法律；禁止使用暴力、威胁、恫吓——一句话，旧法律的一切可以作不同解释的规定都移入了新的法律，并且规定对捐助罢工者处以罚款。许多工联从多次罢工中得到的经验告诉工人，在这种法律下，不破坏法律就不能实行罢工。所以，尽管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个法案前进了一步，但是它仍然在工会运动中引起了愤怒的风暴。伦敦各工联组织的代表举行了群众大会反对刑法中的这些条款。在三月里，当议会正好讨论这个草案的时候，在伦敦举行了工联代表大会。工联主义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使议会议员反对法律的第二部分，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们仅仅争取到把法案的两个部分以两个单独的法律的形式写出。
绝大多数工联组织把这些法律的通过看做是工联主义的沉重失败。但是工联运动的领袖、各工会联合会的书记阿兰、埃普里卡尔特及其同伴，对问题却持另一种看法。他们的互助储金会第一次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便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于是解散了进行了四年斗争的各行业统一工会代表会议，用议会委员会来代替它。议会委员会是由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伦敦和外地的最著名的工联领袖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关于对罢工期间使用暴力实行惩罚的规定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工联领袖的忧虑，因为他们早就认为罢工是工联运动的一种最粗暴的形式。根据韦伯夫妇一针见血的评语，规模宏大的互助组织引起了一种特殊的癖好。阿兰向一八六七年皇家委员会声明说：“我们认为，罢工无论对于工人或对于企业主来说都只是白白浪费金钱。”由阿兰担任主席的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二年曾数次取消了只准用于救济罢工的意外事件基金。一八七一年，当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实行历时五个月的罢工的时候，甚至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工人都只是在十四个星期之后才得到每周五先令的救济金，因为意外事件基金是被迫重新开始建立的
这样看来，布留斯的二重性法律虽然不能令工联满意，但终究符合工联运动大领袖们的意愿，他们这样来安慰自己，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能对付反对罢工的特别法的。但是，他们大错而特错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比奥哲尔及其同伴们更清楚得多地知道，它以这个法律给了工联运动多么沉重的打击。工人不得不为自己的职工运动争取空气和阳光而斗争的那个时期的刑法（一八五七年），似乎早已被遗忘，但是现在却被一八六七年的法院挖掘了出来。这些刑法不仅没有任何更改和减弱，相反地，愈益变本加厉了。在这种场合，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比工人领袖们更谙练的政治家。资产阶级知道，斗争只完结了一半，工人很快就会重新掀起斗争，更加猛烈地攻击他们的新刑法；而资产阶级也故意赋予这些法律以这样的形式，以便工人领袖们以后为了争取废除这些法律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放弃工联的存在和进行经济斗争的权利。四年之后，资产阶级的盘算被证明是正确的：工联领袖们变得非常顺从。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旗帜，拒绝了消灭雇佣劳动的要求，并且接受了一般的劳资争议调解处这一设施和工资的可变尺度，承认了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这种政策是一八七一年大多数工联组织所不满意的；这是已经同工联背道而驰的那些工联领袖的政策。在最近两年中，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一八六八年和一八六九年，外地曾是保守的，而“新工联主义”曾走在运动的前头。现在群众已经革命化了，而领袖们则迷恋于议会机会主义。在愈来愈多地在政治上碰壁的领袖和本能地猜测到什么对它有益的群众之间的这种对立性，在工联主义运动的内部也暴露出来了。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开始了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制的普遍运动的新纪元，它为国际进行实际活动提供了一种机会。这次几乎席卷了全郡的罢工是违背机器制造工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旨而爆发的，而且一般说来，这是在群众中间自然产生的一种自发性运动，工联运动的领袖对这次罢工根本不表同情。罢工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八七一年，宗得林德的机器制造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经过四个星期的斗争，他们取得了胜利。几千名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很快就仿效了他们的榜样。他们之中参加工会组织的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也是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允许就实行了罢工，所以他们没有得到救济。他们一般根本没有任何基金，然而他们却有一个非常谙练的领导者约翰，贝尔纳，他是在此以前不久建立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制同盟的领袖。这个同盟既包括了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也包括了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它从一切行业的联合会中为罢工者募集捐款。企业主们发慌了。他们不惜破费巨资来请纽卡斯尔的各个外国公司帮忙；为了找人来代替罢工者，企业主们向大陆求援；阿姆斯特朗为纽卡斯尔的企业主们招募了一批“罢工破坏者”。于是国际便对这件事进行干预；它同比利时和丹麦进行了联系，柯恩和埃卡留斯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动身到大陆去阻挠此事。尽管如此，大陆的工厂主们还是给英国运来了几批工人。于是愤怒情绪笼罩了整个英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报纸，如《泰晤士报》、《旁观者报》，都在原则上反对输入外国工人；只有输入工人的工厂主坚持自己的权利。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工厂主。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建议让所有工联都参加国际，并且说，国际将把九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变为世界性的问题。外国工人声明，他们受了骗，不了解纽卡斯尔的情况，如果给他们解决路费问题，他们准备返回祖国。给他们提供了回国的路费，这样厂主们才被迫同意了原来工人的一切要求，在这之后工人们便于十月十一日恢复了工作。可是，各大联合会的领导人对工人的行动却采取了不赞成的态度。只是在罢工开始七个星期以后，机器制造工人聯合会才向各分会发出了通告，请他们为罢工工人募集捐款。在十四个星期之后，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才得到了救济。在最初一段时间，罢工工人靠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同盟募集的捐款维持生活。自然，机器制造工人的胜利在全英国引起了一个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普遍运动，由于总的形势很好，所以这个运动到处都获得了胜利，而且有时候甚至还没有开始罢工就获得胜利。
这样一来，职工会便自动完成了早被工联领袖们所忽视的工作。工联领袖们则沉湎于官僚主义的消极性中和迷恋于从事政客活动。在一切比较大的工会中，中央执行机关在近年来都背离了工会斗争的基本原则，几乎阻碍转入纯粹工会运动的任何尝试。[16]因此，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在其他地区中，工资低于平均工资，而额外工作和计件工作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采用。各工会的行政领导上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来反对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而各地方分会又常常不得不利用种种最可笑的口实来替它们所采取的未经领导同意的措施辩解。中央机关的这种行动，也正像被奥哲尔及其同伴弄得日益混乱的整个工联主义政策一样，同工会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奥哲尔之流缺乏理论原则和社会思想，他们始终无非是一些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只是在国际的政治活动有利于新工联主义的时候，工联主义和国际才是意向吻合的。[17]当保守分子也终于投入了运动的时候，当有可能引导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工联主义领袖们便搞议会阴谋，结果当然遭到了失败。在以后延续了四年的斗争中，他们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或者，因为他们害怕发动这些群众去反对资产阶级。甚至对自己的巨大（虽然不是直接的）胜利，即推翻了顽固拒绝废除关于反对罢工者采用暴力的法律的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内阁，他们也不善于利用。他们变成了一些独特的议会活动家，只是没有权力，过几年之后他们就准备同整个工联主义运动一起资产阶级化。
所有这些情况便构成了奥哲尔及其同伴退出国际的原因。他们特意谴责公社的“惨祸”，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感情，而是虚伪地要求议会的体面，他们指望凭借这种体面可以取得政治上的成就。奥哲尔及其同伴以为，背弃了备受诅咒的国际就可以使他们变得体面和受尊敬。此外，他们可能以为这样做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事业是必要的，或者起码是有益的。背离国际是向资产阶级政治虚伪性的一种让步。资产阶级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惨祸”的时候，它是心安理得的，而当“惨祸”不会给它带来任何利益的时候，它就变得非常神经质的和具有高尙道德的样子。一般说来，奥哲尔及其同伴退出国际，从工联的利益来说，也许是一种很圆滑的行为，但是不管怎样，这种退出纯系他们私人的事情。他们的退出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使工联的大多数对公社的态度变坏；相反地，总委员会和各工联组织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在公社覆灭到海牙代表大会这段时间内那样活跃和密切。
当时有一种说法：似乎在英国笼罩着一种仇视公社和国际的情绪，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在公社和凡尔赛分子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即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曾以伦敦工人的名义向公社、中央委员会、国民自卫军和巴黎的全体工人表示感谢和敬意，然后又对公社的各项最激进的措施逐一表示赞同。在公社覆灭以后，英国报刊在一个时期内的确参加了反对国际的大规模的诽谤运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严肃的报刊，特别是伦敦的严肃报刊，很快就让总委员会利用它的篇幅来参加论战和经常发表自己的反驳意见。英国报刊主要是攻击总委员会发表的关于公社的宣言，即《法兰西内战》。总委员会不仅把这个小册子分发给了国际的所有支部，而且也发给了议会的著名议员。这个小册子刚一出现，报刊就开始对它进行攻击。甚至还提出了对作者进行法庭审讯的要求。这时候，卡尔·马克思声明他是宣言的作者。几个月过去后，当资产阶级从自己的恐惧中苏醒过来时，它对国际的仇视也就逐渐消失。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二日，一个叫柯克伦的人在议会中发表了一篇蛮横和卑鄙的演说来反对国际的所谓秘密破坏学说，但是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一切庄重的报刊都拒绝对他表示任何支持。在这时候曾公布了托伦关于国际及其同公社的关系的证词。《泰晤士报》和《旗帜报》全部转载了托伦的证词。此外，《泰晤士报》还就托伦的证词发表了单独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实质上是反对柯克偷的。这个可鄙的不学无术之徒，为了揭露国际的一切所谓的可鄙行为，在大陆上旅行了好几个月，后来被内务大臣布留斯先生揭露他对于工人问题一窍不通。此外，总委员会在为此目的而专门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详细的决议，使得他名誉扫地。决议中历数了他散布的有关巴枯宁及其“同盟”报刊的一切谎言。而他同巴枯宁、吉约姆、施维茨格贝耳及其伙伴却把所有这些谎言强加在国际和总委员会的身上。这是英国议会中就有关社会主义者的事情进行的初次辩论。
这个时期国际在英国的活动非常积极。[18]一八七一年春天和夏天，由于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和格拉斯哥的铜匠举行了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制的罢工，总委员会的活动大大活跃起来。从最保守的地区，例如从利物浦，都传来了关于许多新分子加入各郡支部的消息。各方面都殷切希望总委员会为英国支部出版一个单独的机关报，以便对反对国际的一切诽谤和谣言进行反击，同时宣传国际的章程以及各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土地国有化、关于保护劳动和男女平等的决议。由于过去妨碍建立独立的英国组织的原因现在已经消失，所以建立英国联合会和它自己的机关报这件事没有受到任何障碍。还应当补充一件新颖事实，总委员会在当时已经同印度（加尔各答）、新西兰、加拿大（多伦多）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意义深远的联系。[19]
伦敦代表会议
当此之际，国际应当召集自己的代表来共同讨论形势的时候已经到了。在上一年，当总委员会在决定召开美因兹代表大会的时候，曾向各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个特别信件，向它们建议把总委员会会址迁至另一个国家，并请它们就这个问题向自己的代表发出一定的指示。各联合会一致主张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后来普法战争爆发，代表大会无法举行，各联合会便授权总委员会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日期。
但是，以后的局势表明，召开公开代表大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茹尔·法夫尔要求欧洲所有政府（甚至包括英国政府在内）把逃亡的公社社员作为普通的刑事罪犯加以引渡；杜弗尔向法国议会提出了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法案；甚至在瑞士，有一个逃亡社员也不得不遭受相当长时间的监禁，直到联邦委员会做出了不引渡的决定以后，才获释放；最后，意大利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也力求按凡尔赛剑子手的意图行事，因此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不得不在葡萄牙寻找避难所[2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公开举行代表大会，从国际方面来说，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这样就会把世界各地派来的国际的代表置于欧洲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汝拉人自然是无须考虑这种情况的，他们急不可耐地期待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在代表大会上干他们曾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上所干过的那种勾当。现在，当他们了解到将不召开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的时候，他们简直愤怒若狂。总委员会关于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以代替代表大会的决定，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因为，要法国派遣代表根本是不可思议的；设在那不勒斯的唯一的意大利支部已被武力驱散；在德国，最著名的领袖面临着遭受严重政治审讯的威胁。除此而外，从形式上看，总委员会可以依靠一八六五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历届代表大会关于召开秘密会议的指示。只有自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不想了解这些原因。这个“委员会”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抛弃了假面具；备忘录从谈到总委员会轻视它的那个地方开始，便用极其粗野和下流的、只有国际警察报刊才使用的骂人话来攻击总委员会及其委员。[21]不仅如此，这个“罗曼语区委员会”还对总委员会表示极大的愤慨，因为总委员会没有回答它关于迁移驻在地的通知，并且没有把召开代表会议的决定通知给它，说什么只是由于自己的日内瓦的敌人的不谨慎，同盟盟员才得到了召开代表会议的消息；其实，总委员会早已以最明确的语言通知这个“罗曼语区委员会”说，它只承认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员会，而不承认在拉绍德封、桑维耳耶或圣伊米耶（前此不久在纽沙特尔（！）[22]举行的秘密代表会议上会决定把同盟的驻在地迁到这里来）的罗曼语区委员会。圣伊米耶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由于受到这种委屈而向总委员会申诉，要求由全协会代表大会来解决对汝拉人的误会问题，而且只有这个大会才有权解决这个问题。接着，它要求严肃研究这件事。从这些先生们的话里可以看出，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事情就会给国际带来严重的后果。[23]一般说来，日内瓦同盟的成员们演了一出那样可笑、那样令人厌恶的滑稽剧。他们大吵大嚷，嫌总委员会不承认日内瓦支部，虽然这个支部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它已经自行解散了。这种不承认现在只具有纯历史意义，可是他们却因为这种不承认而同自己“在日内瓦的敌人”进行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只能说明同盟居心叵测，企图把早已丧失的同盟旧支部的权利转交给同样没有得到总委员会承认的新支部即“宣传和革命行动支部”，也许还要转交给“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他们在代表会议召开前夕提请总委员会批准这个支部。[24]
代表会议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在伦敦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二十三个代表，其屮有六名比利时代表，两名瑞士代表，一名西班牙代表和十三名总委员会委员，这些委员中有六名只有发言权。[25]代表中较著名的活动家有：德·巴普和维里肯，吴亭和培列；总委员会的代表是：马克思（德国），恩格斯（意大利），埃卡留斯（美国），黑尔斯（英国），罗沙（荷兰），柯恩（丹麦）和札比茨基（波兰）。代表会议的工作非常紧张，力求对非常丰富的材料都加以研讨。七月二十五日总委员会曾决定，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将研究汝拉事件（顺便指出，这个决定成为同盟日内瓦支部迅速解散的原因），因此它现在不得不来进行这一工作，但是已经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普遍问题来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一般说来在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类似同盟的宗派集团；第二，总委员会清楚地知道，汝拉阴谋事件的主谋人是巴枯宁，一切瓦解国际的倡议都来自日内瓦。在这以前，总委员会没有去阻止在这方面的一切图谋，因为它认为协会组织内部充分坚强，足以对抗任何阴谋诡计。但是现在，反动势力普遍在欧洲抬头，它消灭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利用政治审判案扼杀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利用粗野的暴力手段摧毁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继续仅限于实行自卫，就会是反对国际的一种犯罪行为。如果是在平时的话，总委员会会把这个事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所收集的、后来公布了的反对巴枯宁的材料在当时就已经非常多，足以使巴枯宁不致为害；但是，国际当时在欧洲所不得不经受的普遍危机，帮了巴枯宁的忙，把对于他的审判延缓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已足以使他完成自己的破坏勾当。只是现在才清楚地看出，公社的覆灭对国际是一个致命事件。
为了有效地对抗一切破坏倾向，卡尔·马克思认为需要使组织严格地集中化，确切地规定总委员会、各联合会委员会和支部的权限，并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使它在同不顺从的组织的斗争中具有比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赋予的更大的权力；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及其同伙会要求赋予总委员会以这种权力。为了能够顺利地同放弃政治活动的主张作斗争，马克思引用了国际以前发表的宣言和通过的决议。同一切弃权论的政治以及一切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相反，马克思提出了协会必须帮助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来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同时，总委员会审慎地接受了一切公正的申诉，并且自己设法使这些申诉得到满足，因为这也是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
读者也许还记得，总委员会是始终具有自行增聘新委员的权利的。根据这一权利，它常常从伦敦各支部吸收新委员，因为总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住在伦敦或者它的郊区。最近以来，由于公社的覆灭，流亡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外国人支部。于是，这些支部便产生了一定要参加总委员会的要求，而总委员会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才勉强做到使这些支部的成员不致涌入。因此，总委员会要求代表会议授权它限制加聘委员的数目和使各个不同民族的代表数目之间保持平衡。
接着会议做出了关于组织名称的决议。称自己为总委员会的权利只授予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应当称为联合会委员会。各地方的分部、支部和小组应当仍然称做分部或支部，冠以该地名称。此外，禁止它们采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无神论派等等，或者成立独特的组织，如宣传支部等等。[26]当然，这些决定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工会。
国际会员的会費规定为一辨士。总委员会应当印制会费券，发给各联合会委员会。每年三月一日应当实行总结算。
其次，代表会议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这并不妨碍组织由男女工人组成的混合支部。然后，会议决定工人阶级进行认真的普遍统计，建议吸收各联合会委员会和支部参加这一工作；在需要的时候，它们应当向总委员会提供材料，塡写调查表并对材料事先加以审核；会议决定给做这项工作的人以一定的报酬。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极为重要的决议。今后，统计资料的收集，将不再是主要由于个别工人团体斗争的需要而由总委员会偶然倡议进行的了；总委员会将有可能经常进行沟通工作。为此目的，所有国家的工会理事会都应当把自己的地址通知总委员会。这对于实现预定要实行的工人统计是必要的。
会议还重新讨论了农业工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建议各联合会委员会予以襄助；各联合会委员会应该探索吸引农业工人和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的方法。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代表会议简述了章程和成立宣言中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活动的段落、洛桑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和总委员会就全民投票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会员阴谋事件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国际的目的不仅是要组织独立的政党，而且支持有助于达到最终目的任何政治运动。代表会议指出了有产阶级的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在所有国家展开进攻这一事实后，用下述方式表述了工人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应当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政党，以便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并达到它的最终目的——消灭阶级。代表会议特别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和政治活动是不可分割的。[27]
会议建议，在无法设立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中，允许协会用别的名称建立地方性组织，但是不允许成立秘密团体。
代表会议建议法国在小工厂内建立组织，并在报刊上继续宣传协会的原则；建议在英国建立独立的联合会委员会，但必须得到参加国际的工会的公认。
接着，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尽到了自己职责。西班牙联合会由自己的代表罗伦佐向代表会议提出了关于国际组织情况的报告。代表会议对西班牙联合会成员表示自己的谢意；总委员会受委托正式声明，国际同涅恰也夫阴谋毫无关系；涅恰也夫是巴枯宁的朋友之一，他盗用国际的名义，以走私的方法把巴枯宁的秘密组织移入俄国，在俄国损害了无数人，使他们陷入囹圄。[28]吴亭受委托根据俄文资料撰写关于涅恰也夫审判案的简要报告并在日内瓦《平等报》上加以发表。[29]代表会议授权总委员会确定应届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用代表会议来代替代表大会。
关于同盟的支部，代表会议声明，鉴于：同盟的支部已经自动解散，代表会议已经通过了关于国际组织名称的决议，特别是关于禁止采用宗派名称的决议，以及巴塞尔代表大会曾通过了关于“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的决议，代表会议认为关于同盟的问题已经解决。
关于瑞士法语区的分裂，会议决定，宣布汝拉人对代表会议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然后会议批准了总委员会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决议，这个决议断然拒绝承认拉绍德封的法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而认为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是瑞士的代表机关。同时，代表会议还建议汝拉支部的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各支部；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就请分裂出去的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最后，代表会议声明，国际的任何机关报，如果效法列洛克里的《进步报》和拉绍德封的《团结报》，在自己的篇幅内公开讨论那些只应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总委员会将公开拒绝承认它。代表会议到此结束。
瑞士德语区的社会民主党
继德国工人阶级之后，瑞士德语区的工人阶级很快也组织了社会民主党。瑞士德语区的组织被认为是国际的最老的组织之一：在一八六四年十月，即国际在圣马丁堂宣告成立几天以后，就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个日内瓦支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时期，围绕着这个模范支部成立了许多新的支部和联合会，这些支部和联合会同日内瓦支部团结一致地进行活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曾决定把所有德语区支部联合成一个巩固的组织，这个决定在一八六七年五月一日便实现了。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团体和个人也是在日内瓦组织的帮助下加入国际的。一八六八年纽伦堡各工人联合会和巴门全德工人联合会所以能够通过了良好的决议，主要是由于贝克尔在这个时期从日内瓦同德国热心通信的结果。在一八六八年八月，五十个德国工人教育小组决定加入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这些小组的联合会的代表是《邮袋报》的编辑盖格。一八六八年——一八六九年冬是日内瓦组织繁荣昌盛时期。一八六九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纽伦堡联合会和拉萨尔的联合会中的一部人在爱森纳赫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尽管他们仍然同日内瓦保持着表面上的联系，尽管参加国际的那些成员仍然忠于国际，但是年青的德国党组织的重心终究已经不在日内瓦，而在德国了。令人不解的是，在瑞士的德国工人教育小组，也仿效德国小组，离开了这里的德国人各支部联合会，而去加入在德国的组织。
一般说来，这些瑞士德语区的工人教育团体都是由不大可靠的分子组成的；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二日，贝克尔在给荣克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了这些团体缴纳会费时发生的误会，而马克思在给荣克的信中第一个强调指出，这些团体的机关报《邮袋报》在一八七〇年曾支持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而且它们直到现在还没有给总委员会交来一文会费。
对于约·菲·贝克尔说来，瑞士社会民主党（它的机关报是《哨兵报》）的成立可能是比德国工人教育小组的脱离更加令他不满的事情。固然，《先驱者》没有表露出自己的不满，但是在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告别号中，贝克尔伤心地抱怨说，采取这个步骤时没有事先通知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新的党同伦敦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就像新的党组织的独立性影响了日内瓦的会费收入一样，新机关报的竞争也逐渐影响了《先驱者》的财政状况。爱森纳赫派地方报刊的迅速发展，也给《先驱者》带来了许多麻烦，以致很快就使它面临抉择：或者扩大和更经常地出版，或者完全停刊。中央委员会以沉重的心情停止了大概是国际的一家最好的机关刊物。贝克尔在一篇告别书中说明了《先驱者》停刊的原因，同时也对《先驱者》六年来的活动作了历史的评述。
为了在全瑞士建立一个完整的党组织，或者起码为全体瑞士工人阶级建立一个由瑞士联合会委员会来领导的共同组织，后来又做了不止一次的努力。例如，一八七二年六月二日，在维维举行的罗曼语区各支部代表大会上，曾提出了一个十分周详的成立瑞士联合会的方案。这个方案要求承认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仅只因为这一点，同盟和汝拉各支部就不可能参加这个组织。不过，这并不能成为通过这个方案的障碍；这个方案没有被通过，是由于一定的瑞士自治州精神的结果，这种精神不允许苏黎世和日内瓦联合起来。归根到底，苏黎世人通过了一项建立瑞士德语区联合会的决议。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把国际的旧组织牢固地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已经昭然若揭，只是在这时候瑞士人才联合起来了：在俄尔顿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在五天中不断发言反对这一点的五个同盟盟员则退出了会议。
汝拉联合会
在伦敦代表会议闭幕以后，所谓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便立刻在桑维耳耶召开了汝拉各支部代表大会。参加这个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些可疑分子，是不能令人信任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八个汝拉支部的十四个代表。此外，出席大会的还有两个人：茹柯夫斯基和茹尔·盖得，他们是被总委员会和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承认的“宣传和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的代表。据“联合会委员会”的书记供认，这些支部都处于无望状态，可是它们都尽力玩弄欺骗伎俩：库尔特拉里支部和列洛克里中央支部早已垮台，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又重新组织起来，以便有可能各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此外，在库尔特拉里还组织了一个处于国际之外的工会，派了两个代表；最后，在这里还组织了两个社会科学研究小组，也派出了两个代表，这样一来，库尔特拉里人数不多的成员便以三种不同的名义派出了六名代表。[30]一般说来，在十六名代表中，十四名代表的是已经瓦解或正在瓦解的支部。在二十二个汝拉支部中，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只有九个支部，其中七个支部从来没有回答过委员会的通知，而四个支部已经彻底瓦解。这就是向总委员会宣战的那个组织的情况。
代表大会首先演出了一出幼稚的滑稽剧。它借口这些支部处于无望状态，解散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的代表”，然后大会采纳了在一八七〇年十片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的建议，即给汝拉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换旬话说，服从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治性不受代表会议的“权威主义的”决议的侵犯，又尽量装腔做势。接着，代表大会为各支部制定了新章程，这个章程的任务是要保证“自治原则”不受伦敦代表会议决定的侵害。其次讨论了召开不仅有汝拉人，而且有瑞士德语区社会民主党和日内瓦组织参加的全瑞士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个代表大会后来的确在俄尔顿召开了，但是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使汝拉人得到任何满足。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最后宣布，公社流亡者克拉里斯在日内瓦出版的并由他交给联合会支配的《社会革命报》为联合会的机关报。这个小报在散播诬蔑总委员会的流言蜚语方面立刻同《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及其他污秽的巴黎下流报纸展开了竞赛。这个机关报诬蔑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会，它受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领导”。
但是，这次代表大会的最伟大的功绩，是它公布了一个致所有联合会的通告，号召它们拥护汝拉人对总委员会的抗议，并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通告说什么，根据国际的共同章程，似乎总委员会只应当完成联络各支部的通讯局的职责，不应当有任何行政权力。这是巴枯宁、施维茨格贝尔、弗·罗伯尔、吉约姆之流的主张，他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大吵大嚷地要求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并达到了目的。他们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那时他们还满以为可以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现在他们却把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解释为是由于对总委员会“盲目信任”的结果。但是，这样一来通告也就是承认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在原则上是合法的。尽管如此，它仍然继续说：“总委员会在一些人的手中变成了某种个人财产”……“这些人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把自己特有的纲领，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国际；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俨然是一个政府，所以十分自然，他们把自己个人的思想说成是协会的正式思想，而把别人的思想说成是完全异端意见的非法表现，虽然这些意见就像他们自己的意见一样，完全有存在的权利。这样一来，便逐渐产生了一种正统思想，它的中心就是伦敦，它的代表者就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接着通告便开始对总委员会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进行攻击，说什么“章程并没有给予它这样做的权利”，这个代表会议的多数派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安排好的，因为总委员会越权让六个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做出的决议，“要把各个自治支部的自由联盟变成一种受纪律约束的教阶制组织”。通告末尾提出了如下的谴责：“我们谴责总委员会，因为它的成员力图使自己个人的学说和观点取得胜利，想把权威原则贯彻到国际中去。十分自然，这个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理想的学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然要变成在委员会领导下的一种教阶制组织；但是，章程中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他们自己的事业，所以应当要求保存以往的支部自治。”最后委托联合会委员会公布一个“向其余联合会说明导致旧罗曼语区联合会分裂的原因”的备忘录。桑维尔耶被指定为新汝拉联合会的中心。
这个通告被汝拉人成包成捆地散发，而且主要是寄给各种激进的资产阶级报刊，这些报刊立刻鼓励汝拉人对伦敦代表会议发动新的攻击。就像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吉约姆的好战的叫嚣一样，这个抨击性的小册子也在法国各城市的大街上公开出售和张贴（在法国大街上出售印刷品要取得警察局的批准的），而同盟也对自己同凡尔赛分子情投意合而感到满意。它在自己的机关报上转载了甘必大的《法兰西共和国报》的一大篇文章，因为这家资产阶级机关报在这篇文章中赞扬了同盟的行动。但是，这个通告在协会内部没有获得任何成功。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支持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要求（比利时曾派六名代表参加了伦敦代表会议），但是却为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联合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这样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为了回答反动报刊的荒谬诬蔑而声明说，国际始终只是一些无条件自治的联合会的大的联合组织，而总委员会只是一个中央咨询通讯局。不过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像汝拉备忘录所妄称的那样被通过了，而是被否决了。因为山并没有向先知走来，所以先知就向山走去了，于是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向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声明说，它接受布鲁塞尔的各项决议案，而这些决议案中却仅仅包含着一个建议，即在即将于六月召开的比利时代表大会上制订新的共同章程，以便提交不久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在瑞士，这个通告及其拥护者都遭到了冷遇。在日内瓦，马隆和勒弗朗塞建议承认桑维耳耶十六个代表的决议，谴责总委员会和不信任伦敦代表会议。同时，马隆在自己的报告中歪曲了在伦敦通过的决议。日内瓦各支部全体大会对马隆之流表示了自己的鄙视，根本拒绝表决他们的建议。可是，马隆从另一方面得到了满足：《泰晤士报》、里昂的《进步报》和《日内瓦日报》，大资产阶级的所有机关报，都引用了马隆反对总委员会的词句。在西班牙，甚至同盟的盟员也反对召开代表大会。汝拉备忘录的无耻性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它解释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之所以对自己采取否定态度，是由于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收买了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31]
在意大利，争论的实质根本没有被理解；各支部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独裁”这个字眼上，它们在波伦亚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伦敦的总委员会以及汝拉的总委员会都看作是简单的通讯统计局。汝拉人获得了这些成就，但也没有什么値得骄傲的地方，相反地，他们只是使自己的秘密同盟处于尴尬地位，暴露了它的存在，迫使汝拉联合会公开反驳自己秘密存在的事实。可是在德国、英国、荷兰和美国，汝拉人的阴险的、隐蔽的行动方式遭到了最尖锐的谴责。总委员会为了回答“十六人”的通告，于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发表了一个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又发表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32]一书，在详细揭发汝拉人的全部活动，特别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方面，这本书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
这一切并没有使汝拉人惊慌不安；诚然，他们的新机关报《社会革命报》很快就效法了自己先驱者的范例，于是汝拉人“为了在汝拉山区宣传国际的原则”，不得不出版一种手写本的《汝拉联合会简报》，这个简报以后很快就铅印出版。五月十九日在列洛克里召开了汝拉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个支部的代表。列洛克里支部派出了双重代表。关于大会参加者的人数和各支部的状况，备忘录一字不提。汝拉人还没有忘记他们从桑维耳耶散发的通告所受到的待遇。代表大会决定继续走联合会在桑维耳耶走上的那条道路。
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七月十四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否决了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完全取消总委员会的建议。这样一来，汝拉人最后的希望便破毁了；他们的通告原来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再来谈一谈一些同盟盟员的政治生涯是不无意义的。在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过了几个星期，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便在伦敦出头露面了。这两个人都是同盟的热烈信徒和真正的台柱，当《平等报》处于巴枯宁影响之下的时候，他们都为该报撰过稿。他们曾受委托在法国流亡者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按他们的说法，这是推翻梯也尔及其匪帮的唯一手段。总委员会曾提出了一个警告，并把这个警告寄给了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一月二十四日这些好汉们便抛弃了假面具，公布了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合著的小册子：《帝国和新的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他们在这本书中以同盟的诈骗家所固有谦虚精神为自己吹嘘说：“我们是组成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威信的领袖……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而我们现在出来是为了打起我们在其保护下进行斗争的那面旗帜，并且不顾诬蔑、威胁和任何攻击，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帝国万岁！’的呼声，这个呼声很快就会在一切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鸣”。[33]
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同盟盟员的确不必为放弃政治活动而奔忙；他们不必花费任何力气，无须制定任何纲领就会做到这一点。
同盟在西班牙
巴枯宁利用过去所结识的人为同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在瑞士的汝拉山区建立了罗曼语区组织的中心，在法国南部和比利时撒下了分裂的种子，自此以后，他便开始否认自己的俄罗斯出身和泛斯拉夫主义信念，喜欢称自己是拉丁民族的代表。同时，他仍然攻击德国人。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德意志帝国的压迫和社会革命》，这个小册子可以看做是对吉约姆的好战叫嚣的解释，而同盟的机关报则不断重复它们的伟大导师所散布的关于总委员会中的“德国人”和“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等等谣言，并且逐渐把这种谣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争论对象。当伦敦代表会议决定赞同德国工人在战争时期的行动的时候，臭名远扬的“一八七一年支部”在伦敦《谁来了！》报上发表了一个抗议书，其中指责总委员会，说什么它受德国思想的控制。必须指出，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是根据一个瑞士代表的建议做出的；这个建议得到一个比利时代表的支持，并经代表会议一致通过。此外，总委员会在所有法文机关报上一再解释这个决议的意义在于：赞扬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反沙文主义行为和承认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投票反对战争拨款的正确性。为了说明这个抗议书的意义，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出席“一八七一年支部”会议的是拉德克和杜朗这样一些法国警探，还有像韦济尼埃这种被国际开除出去的人。除此而外，这个支部同汝拉人和日内瓦的“马隆支部”保持有最密切的联系。巴枯宁在给这些人的私人信件中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面目。在这些信件中他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自己的图谋，就像他在意大利的做法一样，他力图用煽动种族仇恨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破坏组织的目的。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支部主要是由巴枯宁的信徒创立的。巴枯宁从“和平同盟”存在的时候起，就同这些人保持有联系。这些支部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分子把持并且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服务的，虽然它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一个在西班牙为巴枯宁进行宣传的是法奈利，他是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意大利议会的议员。他像散蒂尼昂和法尔加·佩利塞尔一样，出席过巴塞尔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正式名单中散蒂尼昂被列为“同盟的代表”。医学博士散蒂尼昂是巴枯宁的私交，也是同盟的创造人之一；后来他力图阻止西班牙的国际会员对战败了的巴黎公社表示同情。他本人在被监禁的时候会公开声明同当时受迫害的国际断绝关系。法尔加·佩利塞尔在公社失败后国际遭到迫害的时候逃跑了，大概他是以此来表示自己“对国家的抗议”。散蒂尼昂和佩利塞尔同马德里啤酒店的常客和共和党的代理人莫拉哥拉上了关系，并为这位可敬的先生弄到了一张日内瓦同盟的盟员证。备忘录说，所有西班牙的国际会员都参加了附属于国际的团体——同盟，作为日内瓦支部的成员。在马德里从来没有存在过同盟的支部；那里的支部是直接作为日内瓦支部的一个分支而建立的，而它的建立又是法奈利旅行的结果。[34]备忘录非常幼稚地承认，以前不知道这种组织支部的方法，所以它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它犯了一个错误。问题的实质是，同盟的盟员只是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验之后才能了解组织的秘密。但是，伦敦的总委员会是了解这种建立支部的方法的，所以它使自己免于遭受这个绝妙的日内瓦支部的危害。除了同日内瓦支部有关系的这个组织以外，从一八七〇年起，在西班牙的巴耳马[35]、瓦伦西亚、马拉加、卡迪斯还存在有一些同盟地方支部；在塞维利亚和哥多瓦，同盟组织是在一八七一年建立的。在马德里，从一八六九年起就存在有一个由非同盟盟员建立的国际支部。当这个支部的主席扎里沃看见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共济会会员都参加了秘密团体——同盟——以后，便拒绝同它发生关系。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也不愿意替同盟进行宣传，它有效地同后者的企图相对抗，在马德里建立了自己的支部。
在大多数城市中，都有国际的支部与同盟的支部同时并存，但它们当时各行其事，互不相干。国际组织的建立工作在巴塞罗那代表大会上完成了。同盟的领导人认为暂时需要留在国际的范围内，以便对它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这个团体只知道唯一代表着普遍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的存在。虽然在许多场合同盟的宣传工作比国际进行得早，但只是在国际的组织出现以后，运动才走出了宗派主义的狭隘范围，而那些向总委员通知运动在西班牙迅速发展情况的信件，无论如何仅只涉及国际。在从巴塞罗那收到的一封信[36]中说，不举行国会选举的直接结果很可能是发生革命，况且政府这时在省和市的选举中都遭到了失败。在巴塞罗那地区各省的选举中，当选的有五个保皇党人和九个共和党人，其中有两个国际会员。信中说，这些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事情同社会主义有关，就发生反感。帕列茨·马尔加把自己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可是他却天真到这样地步，竟建议对日工的工资课取所得税；不仅如此，这些先生们都在鼓吹民族主义。他们所说的和幻想的总是“拉丁民族”的优越性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事情。他们的全部政治意向的目的，就是谋得一官半职。当国际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举行会议的时候，共和党人故意不出席，虽然他们的领袖们得到了特别邀请。在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在西班牙遭到了迫害；联合会委员被迫解散。[37]对于公社采取一定立场的必要性在共和党内引起了分裂。在公社宣告成立的时候，该党领袖仅只把公社社员看作是为市政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因此对它表示热情欢迎。但是，当他们了解到公社的政治性质以后，他们的情绪便改变了[38]；不过，并不是全党的情况都是如此，因为只有资产阶级分子站到了凡尔赛分子方面。青年，特别是共和派工人是拥护公社的，并且愈来愈和国际接近。他们的机关报开始宣传土地国有化和类似的社会主义要求。里昂的《联合会报》、马德里的《公社社员报》、马拉加的《正义报》、费拉尔的《劳动报》也都以这种精神进行宣传。十月十五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共和党人大会上曾提出了同国际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的建议[39]，这个建议被热情地接受了。迫害国际的内阁在七月里便垮台了，于是国际恢复了自己的宣传。新内阁在就国际的问题进行了长达几个星期的辩论后，也垮台了；佐里拉支部对这个新内阁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因为它颁布了破坏集会结社的权利即解散国际支部的可恶法律。从九月十日到十八日在瓦伦西亚举行了国际在西班牙组织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全国各支部联合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有支部差不多到处都是在工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的代表联合成为地方性的协会，称做地方联合会。这种联合会在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小城市中都存在。
西班牙的大多数同盟盟员认为，同盟的纲领同国际的纲领是完全一致的，认为同盟仅仅是个秘密组织[40]，甚至是最高的组织，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国际准备基础，因此他们认为参加同盟几乎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出席瓦伦西亚代表大会的西班牙国际的代表们也持这种观点；所以他们不加思考地决定也在整个半岛上建立同盟的组织，同时决定把联合会委员会的全部委员接受为自己的成员。于是，从国际最近一次遭受迫害开始时就避居葡萄牙的莫拉哥，便急忙赶回马德里。他谴责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莫拉，说什么他“想使同盟屈服于国际，而这是与同盟的目的相矛盾的”。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性，他拿出了巴枯宁的信件。巴枯宁在信中提出了一整套夺取国际的权谋计划。“同盟在形式上应当是国际的一部分，实际上应当站在国际之外，以便更好地监督和领导它。因此，委员会的成员在同盟的支部中始终应当只占少数。”而莫拉哥之所以指责莫拉背叛，就是因为他吸收了联合会委员会的全部成员，使他们在同盟的支部中占居多数，从而为国际支配同盟提供了实际可能性。为了杜绝这种支配，同盟的秘密指令指出，同盟只应当有一个或两个成员参加国际的委员会，以便在同盟支部的帮助和指导下来领导国际的委员会。一切决议案都由同盟的支部预先准备好，以便强加给国际。后来莫拉哥建立了新的同盟支部，而这是他的惯用手法，以前在葡萄牙他就经常是这样做的，一当他对某个支部产生了怀疑，他就建立新的支部。他的行动得到了同盟的所有亲信盟员的支持。
当西班牙的同盟组织收到了桑维耳耶的通告后，根本没有想到附合对总委员会的抗议问题。因为大批西班牙同盟盟员还不十分了解同盟的秘密。相反地，巴塞罗那支部倒向巴枯宁写了一封非常不恭敬的信，谴责他同卡尔·马克思竞争，联合会委员会也对这封信表示支持。于是莫拉哥便暗中采取一切方法来“消灭总委员会的反动的权势饮望”（见莫拉哥给同盟马德里支部的信）。但是，只有在巴耳马他才为汝拉人的通告争取到了公开的支持者。
拉法格向联合会委员会报告了同盟的秘密倾向[41]，于是联合会委员会便和同盟断绝了关系。此外，伦敦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决议，使联合会委员会有可能来考验同盟盟员和国际会员的信念。联合会委员会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大的工人政党，这个政党当然必须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而单独存在。[42]但是，同共和党人有密切联系的同盟恰恰不希望这样，因此在同时兼任《解放报》编辑部职务的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的联邦共和党代表陈述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时候，同盟便建立了另一个机关报《被判罪者报》，它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了同盟的三个基本原则：无神论、无政府状态和集体主义，同时同盟又严格禁止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日。当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斥责《解放报》把自己出卖给萨加斯塔的时候，《被判罪者报》顽固地保持沉默，为了竭力给共和党帮忙，同盟迫使它的盟员占多数的马德里联合会驱逐《解放报》的编辑们，因为他们给共和党人代表大会写信，要求他们陈述政治纲领。萨拉戈萨代表大会取消了关于开除《解放报》编辑的决定，并把两个被开除的人选入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威信，是因为它在组织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在六个月之中它把地方性联合会的数目从十三个增加到七十个，还准备在其他一百个地方建立联合会，并且组织了八个全国性的工会。总的说来，国际当时在西班牙共有四万到五万个会员。[43]
在萨拉戈萨代表大会上，同盟企图给国际的组织以沉重的打击。它建议修改章程，这种修改会把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变成傀儡，就像汝拉人想把总委员会变成傀儡一样。一般说来，根据汝拉人的理论，任何一个委员会都应当消除一切权力的标志，仅仅做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局。而支部和地方联合会则应当获得通过合乎它们口味的章程的权利，联合会委员会对此不能加以反对。只有应届代表大会才有权干涉这件事情。由此可见，这里也是企图确定一切支部的绝对自治，确定它们违反章程和条例而擅自行动的权利。在实践上，这等于是解散国际，把它作为一个政党完全消灭掉，并停止任何政治活动。而这个方案正好是在国际处于这样一种危急存亡关头提出的：国际正遭到政府的压迫，国际的会议遭到禁止，公开大会被武力驱散（代表大会本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武装起来的卡洛斯派鼓动家正在伺机引诱国际会员参加萨拉戈萨的公开暴动，以便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接受这种章程，国际就会处于混乱状态。它就会为一切警探、一切资产阶级分子叛徒敞开大门。联合会委员会在组织上获得的辉煌成就本身就已经是对这种破坏组织的意图的谴责。这个建议被压倒的多数票否决了，只有两三票弃权。汝拉人在萨拉戈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这种改革建议并不新奇，还在上一年，当汝拉人发表了反对总委员会的通告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实行这种改革，当时在所有西班牙支部中，支持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只有巴耳马的一个马洛耳卡岛支部。但是，在萨拉戈萨，这个支部的代表声明，它得到肯定的指示：投票支持保存过去的章程和反对任何改组。[44]
联合会委员会和同盟之间的斗争在继续下去。关于解散萨拉戈萨同盟组织的建礒没有结果；于是联合会委员会向各支部发出了通告，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通告中称同盟为凌驾于国际之上的一种单独组织，它企图领导国际，而给组织带来的只是纠纷和分裂。在第二天，同盟就重新强迫把在通告上署名的人开除出国际马德里联合会，理由是《解放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侮辱了同盟的朋友，即属于共和党的教授和官僚。被开除的人向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申诉，因为开除他们是违反章程的。联合会委员会由于同盟玩弄阴谋的结果被迁到了瓦伦西亚，而在重新当选的莫拉和罗伦佐拒绝了自己的委托书后，它便彻头彻尾成为忠于同盟的委员会了。联合会委员会宣布自己无权过问这件事，这又是违反章程的行为。于是被开除的人便建立了新的联合会，它遭到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拒绝，但是总委员会接受了它。海牙代表大会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定，同意新马德里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于是同盟便采取最可耻的手段：它把被开除的人作为“叛徒”，公布了他们的姓名，并把他们的名单贴在各支部的会议室内。接着，他们便开始对每一个被开除的人进行公开的诬蔑，直到最后把他们引入埋伏，殴打他们。《解放报》遭到了咒骂，并威胁要把售卖这个报纸的人作为叛徒开除出去。
最后，同盟便开始四处活动，以便使西班牙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仅仅由同盟的盟员担任。为此目的，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个秘密通告，并严加防备，不让非亲信的人知道它的内容，但是这个通告落到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手里，并转交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现在获得了同盟这个秘密团体在西班牙存在的证据，它写信把同盟的目的告诉了联合会委员会。[45]联合会委员会在复信中支吾搪塞，但终究被迫承认同盟的存在。后来同盟便公开在自己的机关报中提出了自己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它使尽一切卑劣方法来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给他们发出了严格的指令。
在葡萄牙，同盟没有站稳脚跟，国际在这里取得了成就。在里斯本产生了一个具有四百个成员的支部，它宣布自己拥护国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纲领。三个拥有一千多会员的大型工会也加入了国际。国际的思想在这里由《社会思想报》进行传播。[46]
同盟在意大利
同盟在意大利的活动比在西班牙更加肆无忌惮。巴枯宁在意大利，特别是在意大利的资产阶级青年激进分子中间，也找到了联系。所以意大利很快就变成了同盟的圣地。巴枯宁在给莫拉的信中暴露了自己成功的秘密：“在意大利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东西：热情坚决的青年，他们没有任何地位，没有任何做官的前途，没有任何出路，他们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和智力方面还不像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青年那样低劣。现在这些青年不加思索地投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总委员会给这个地方[47]加了一个注：“巴枯宁是对的。同盟在意大利不是一个工人协会（fasciooperaio），而是一个流氓组织，资产阶级的垃圾。国际在意大利的一切所谓的支部是由下面一些人物领导的：没有当事人的律师，没有病人和缺乏知识的医生，打弹子的大学生，跑街售货员和其他商业人员，特别是小报的、声名狼藉的新闻记者……这些人占据了各支部中的一切正式职位，因此，每当意大利工人希望彼此建立联系，或者想同国际的国外联合会委员会建立联系的时候，同盟就强迫他们请求这些资产阶级垃圾帮忙，而这些人仅仅把国际看作是自己的‘升官之途’和‘出路’。”
这些话充分说明了同盟在意大利活动的特点。它的发展情况非常简单：那不勒斯第一支部从一开始便处在律师加姆布岑的影响之下，他设法使“模范工人”卡波·罗索当选为支部的主席，并且参加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新的荣誉职位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做了许多蠢事，最后由于盗用了三百法郞公款而被开除。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在米兰成立了一个支部，参加这个支部的，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大学生、新闻记者、售货员，就是说，一切无疑受到同盟影响的分子都参加了这个支部。工人库诺使这些人和工人结识；为了感谢他的这一举动，他们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秘密意图，而当他揭露了他们的秘密组织后，意大利警察局便逮捕了他，并把他作为“德国人”驱逐出境。现在同盟可以放手进行活动了，它按照自己的纪律整饬了国际米兰支部。一八七一年十月，在都灵成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它的书记是特尔察吉。他是巴枯宁的忠实奴仆和追随者；他向总委员会报告说：“总委员会通过巴枯宁收到了腊万纳工人联合会的一封信，这个联合会在信中称自己是国际的支部。”当汝拉人的通告[48]出现以后，特尔察吉便根据巴枯宁的指示，迫使都灵支部站在他们方面。尽管他采取了这种敌对行动，他却要求总委员会资助他的《无产者报》，装做暗中同总委员会联合来反对巴枯宁，同时却在一次公众大会上泄露了总委员会派逃亡者列日出席大会的消息。只是在支部帮助下，列日才得以脱身，逃到边境。最后，特尔察吉威胁说，如果不把他重新选为主席，他就要烧毁支部的账簿，去当警察局密探。他之所以担心落选，是因为他大批挪用同盟的款项。支部一致决定把他开除，而一向尊重支部自治的同盟却强迫佛罗伦萨支部把特尔察吉选为荣誉会员，后来又把他选为出席里米尼代表会议的代表。[49]
在意大利，不像在西班牙那样，国际很少与同盟发生冲突。国际的支部大部分都是些偶然的地方性组织，它们彼此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即某一个省的工人联合会暂时加入了国际，并派代表出席一次国际的代表大会。但是，在意大利从未有过参加国际的各支部的巩固的联合会。在同盟存在期间会向伦敦总委员会声明加入国际的那些支部，毫无疑问可以称作是国际的支部，因为同盟在意大利的支部早已认为不需要遵守这种手续。例如，在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国际支部曾被政府解散，但是在捷尔任特和腊万纳[50]，在都灵、米兰[51]和费拉尔[52]，又立刻重新组织起来了。不过，甚至伦敦的总委员会也始终不清楚意大利支部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指出，总委员会之所以不了解意大利情况，是因为它几乎从来没有同意大利工人建立直接联系，通讯工作始终是由那些博士、新闻记者、律师和类似的人进行的，工人报刊也全由这些人把持着。尽管报纸和通讯报导都一致断言，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成员信仰关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并否定伦敦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但是由于通讯员的这种成分，谁也不敢担保这就是意大利工人、国际会员的真正观点。相反地，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出，工人并不是放弃政治活动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在知道国际和总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并不拥护这种学说以后，感到非常高兴。[53]
但是，同盟在罗曼尼找到了最好的立足点。这里到处都建立了同盟的模范支部。它们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考虑国际的章程，不向总委员会报告自己成立的消息和不向它缴纳会费。关于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面已经提到了。当海牙代表大会快要举行的时候，工人协会锻取了意大利联合会的称号，并在里米尼召开了代表会议。在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二十一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即那不勒斯支部，一度参加过国际。真正参加了国际的各个支部，包括米兰支部在内，都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会议那样疏忽大意，在自己的决议中泄露了同盟最隐秘的思想。它在决议中说，伦敦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力图把“德国共产党”的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总委员会是实现这种企图的杠杆和支点，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总委员会利用欺骗和诽谤等最不光彩的手段来强迫国际接受权威共产主义的学说，总委员会以自己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使自己的可鄙行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在这个通告中继续进行欺骗和诽谤；说什么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激怒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感情，促使他们建议取消总委员会和修改章程；最后还说什么，总委员会在远离一切“革命”国家的海牙召开代表大会是“不无原因”的。根据这一切，里米尼代表会议“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庄严地”声明，“意大利工人协会”拒绝对伦敦总委员会表示任何支持，并邀请一切不赞成总委员会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预定于九月二日，即正好在海牙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举行。
不言而喻，谁也没有理会这些荒诞的叫嚣；甚至变成了同盟的一个简单分部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没有敢把里米尼代表大会的决议提交西班牙各支部表决。甚至巴枯宁也意识到，代表会议走得太远了。同盟还是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到海牙去参加代表大会，但同时仍然决定在海牙代表大会后，在圣伊米耶召开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
第一国际在丹麦
当巴枯宁的同盟在“拉丁民族”中间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的时候，国际在“日耳曼民族”中问，在斯堪的那维亚和首先是在工业化的丹麦却缓慢地、但继续不断地巩固起来。《先驱者》在一八七一年六月号中发表了德国人支部联合会在遥远的哥本哈根[54]成立的消息，它发表这个消息的那一天是它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约·菲·贝克尔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远见，他利用巴黎公社覆灭这一事件来建立了这个联合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的悲壮覆灭，甚至在最遥远的国家都引起了对国际的注意。国际所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引起了冷淡的北方工人的兴趣。一八七一年春天，在丹麦出现了一些向工人介绍国际原则的小册子。从那时起，差不多在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每一次报道中都指出了丹麦运动的成就。在七月里，《社会主义者报》的创刊号就已经问世；在八月里便正式成立了国际在丹麦的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章程非常明确地指出，它是国际在丹麦的一个分部，并接受国标的章程。在九月里，哥本哈根联合会委员会通知说，新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的影响和订户迅速扩大。同时，支部表示愿意和总委员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便同它研究政治问题。会决定同哥本哈根建立经常的通讯关系。在十一月，从哥本哈根收到了报道在丹麦获得伟大成就的信件：仅仅在首都一个地方，国际就有二千多个拥护者。此外，在所有的大省城里也有国际的支部。在当时只有一万五千个居民的阿尔古斯，就有四百个国际会员。国际组织在农业区也获得了特别成就。日德兰的小农和工人差不多全加入了协会；已经开始考虑争取议会席位和建立劳动部的问题。信的末尾说，资产阶级对国际的这些成就害怕得要命，但是，由于丹麦存在有自由宪法，所以不敢采取取缔措施。[55]预定在夏初召开丹麦工人和小农代表大会，以便一起来制定参加选举活动的共同纲领。最后，还计划从四月一日开始每日出版党的机关报。[56]一八七二年一月初，总委员会收到了一个报告，其中叙述了丹麦警察当局和政府想消灭协会的许多企图。警察当局以威胁房主的办法剥夺了工人举行会议的会场；它指使印刷厂不要承印国际的任何报纸。尽管如此，会员人数增加到了五千人，还不算在农业区产生的许多联合会。在瑞典，也产生了国际的组织，建立了联合会委员会。这使得瑞典的企业主那样畏惧，以致他们自动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一八七二年四月，恩格斯通知总委员会说，丹麦支部不得不停止出版自己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因为印刷厂拒绝为国际印刷任何东西。
一八七二年五月，政府对新的组织实行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国际组织预定召开的露天群众大会遭到了警察当局的禁止。但是，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邀请工人在一定的地点聚会，并自行举行会议。组织的领导人布里克和盖列夫在会议的前夜遭到了逮捕。第二天在预定的时间，人们成群结队在诺登弗尔德集合。密集的人群力图强行冲进被包围的地方；警察和军队开始驱逐群众，以致发生了流血冲突，但是混乱状态很快就被制止了。
政府正好期待这样的机会，以便杀一警百。社会主义者最初并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情；他们在给总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设想：被告当然会受到惩罚，但是他们会轻易地对付过去。但是政府却辜负了他们的这些期望。政府提起了骇人听闻的政治审判案，而且根据已出版的各号《社会主义者报》来判定被告的信念。下院对这件事情进行干预，议会委员会要求提出对被告进行审判的证据。司法大臣拒绝了这个要求。在这以后，议会正式建议司法大臣让议会委员会阅读记录的副本。司法大臣声明只准备提供若干解释，但拒绝议会委员会了解审判案的材料。事情有变成议会冲突的危险。但是，下院没有继续坚持。到判决时为止，审判案共继续了十个月之久。皮奥、盖列夫和布里克被判处六年、五年和四年不等的监禁，其他十五个被告被处以较轻的徒刑。法院认为被告的罪行已经查明属实，即他们想在五月五日使用暴力，企图迟早实行政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宪制”的丹麦所利用的证据，和在此以前不久专制的奥地利所利用的证据完全一样。上诉法院把判刑减为五年和三年监禁。
但是，如果政府认为它利用这种司法迫害手段可以把丹麦的工人运动鎭压下去，它就大错而特错了。政府禁止了国际在丹麦的工人联合会，封闭了丹麦全国各地的国际支部。但是，在这之后马上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有几千工人参加的大会上，木匠皮尔声明，他将和大会主席雪茄工人吉辛格一起建立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联合会，其“目的是以合法方式争取工人同其他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这个声明得到了大会的拥护，许多人声明愿意加入这个联合会。皮尔公开声称，这个联合会将是被解散的联合会的继承者；政府哪怕每天都来解散我们的联合会，反正将会有新的组织产生。几个月以后，皮尔又在诺登弗尔德召开了有社会各个阶级的五千多个人参加的新的群众大会。皮尔建议大会通过一项谴责政府对社会主义者施用严刑的决议，并表示相信，被判罪的人在工人的眼中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公民荣誉。然后大会决定向国王呈递要求赦免的请愿书，并吁请工人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联合会。最后，与会者高呼“万岁”，表示对被囚领袖的敬意，然后宣布散会。请愿书被退给了皮尔，建议他去找司法大臣。于是皮尔又召集了群众大会。同时，他在几百个社会主义者的陪同下，试图进入皇宫广场，以便亲自把请愿书交给国王。于是当局便以他威胁国王的安全为借口，逮捕了他，并将他判处十八个月监禁。
在这以后，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订立了同盟；工人支持了激进分子候选人，并使他们当选。下院坚决要求必须实行社会改革，政府被迫实行让步。一八七六年，皮奥获得释放，被选为党的新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在这一年，他被提名为工人的候选人，但是他只获得了一千一百张选票，而他的敌人获得了三千张选票。此后不久，皮奥和盖列夫便侨居美国；布里克则仍然留在丹麦，一直到死都在工人党的行列中进行坚决的斗争。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伦敦代表会议曾决定建立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它必须得到工会的公认。大家知道，当卡尔·马克思相信欧洲可能发生大革命的时候，总委员会是反对建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因为马克思希望把革命的杠杆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巴黎公社覆灭以后，已经十分清楚，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几十年之中将沿着政治活动的道路前进。在德国和瑞士组织成了工人阶级政党，在其他国家，工人阶级也不可遏止地力求建立自己的政党。英国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也只能以这样一种意向为出发点，即在英国也创建一个组织来实现伦敦代表会议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不言而喻，这一工作正是在英国碰到了特别的困难，但终究不是没有希望的。最近几十年来，英国工人阶级只是偶然地参加政治活动，如参加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和参加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但是他们参加所有这些活动时都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要使经常只看到最近的目的的英国工人参加这些运动，曾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把英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集合在自己的政治纲领周围，并把他们组织成为政党，就更加困难了。可是，伦敦代表会议要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参加政治活动，而且这可能首先指的是比别的国家组织得好的英国无产阶级。
我在前面一个地方已经指出，总委员会同工联和整个英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从来也没有像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年那样密切和活跃。所以在这里我只用几件事实补充一下前面对这些关系的简述。在关于一八七一年七月初总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报导中说：“收到了大量英国信件，这些信件证明，协会的影响在英国迅速增长。信件谈到了日报的不体面行为，指出必须创建新的国际机关报，以便阐述共产主义思想”。[57]另一个报导中说：“在鲁格波罗，莱彻斯特尔郡建立了新的支部；从爱丁堡和贝尔博尔向得比郡通知说，希望得到关于建立新支部的指示”。[58]不久之后，又报导说：“从英国来的信件令人非常鼓舞；大多数通讯员坚持协会应当为英国支部建立专门的机关报，以便有可能回击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和诽谤。”从利物浦得到的消息说：地方支部获得了很大成就，会员人数日益增多，因此可以稳有把握地讲，支部在这个保守的地区可以长期存在下去。另一封信中建议英国支部宣传在日内瓦、洛桑、巴塞尔和布鲁塞尔举行的各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国际的原则。通讯员认为，关于土地和所有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决议，可以作为在英国进行宣传的一个很好的口号，特别是如果能把国有化同消灭一切统治阶级联系起来的话。还有一封信谈到了工人的一些想法：让自己的子女从事轻松的劳动，能够上学，让他们能够吃的和穿的尽量好些，使他们有可能获得知识，从而能够利用一切文化成果。而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国家对生产和财产实行监督的时候才能达到。[59]在伦敦代表会议后不久，总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导中说：“非常广泛的内部通讯证明，协会在英国不断地成长。收到了许多要求加入协会和建立新支部的申请书。”许多信中对于国际在英国没有自己的机关报这一点表示惋惜，并提出保证，如果总委员会准备建立这种机关报，他们愿意给以资助。会议决定，把在英国获得的成就报导出去，并向国际各支部和各个成员说明成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好处，向他们指出，建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协会就有可能比以前更直接地影响英国的政治。同时还决定，建议到处成立女工支部，以便妇女能在争取承担同等义务和享受冏等权利的斗争中比以前起更大的影响。[60]英国工人阶级的情绪就是这样。整个问题在于利用这种情绪来建立组织，给它指出明确的政治目标，在纲领中，哪怕是在竞选纲领中，阐明这种目标。为了把这些零散的意向变成类似争取改革选举法运动那样的运动，是没有任何魔法的。况且，工联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过在没有阿兰和奥哲尔之流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工人阶级的激进情绪并加以引导，从而给英国工人运动指出一种完全新的方向，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当时参加总委员会的还有埃普里卡尔特，他在工联中的威信并不下于奥哲尔，并且经验也不少于后者。此外，黑尔斯在伦敦东头区的工人中有大量的拥护者。[61]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完全没有工联的老领袖也是过得去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制就是在违背工联领袖们的意志的情况下开始，并且在全英国凯歌行进的；这证明，甚至在工会负责人不参加的情况下，英国的群众也可以在激进要求的鼓舞下行动起来。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同盟的勇敢的代表贝尔纳，曾领导了纽卡斯尔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他立刻成为公认的工人领袖。他同实行罢工的机器制造工人代表团一起于八月初来到了总委员会，请求提供建议和帮助。[62]同时，双方就工联和国际的关系交换了意见，这种交换意见有很大意义。贝尔纳首先描绘了罢工的机器制造工人的危机状况；固然，他们说服一部分从比利时招募来的罢工破坏者回到了祖国，但是还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个人仍在继续工作。现在企业主又派了新的代理人到比利时去，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来加以阻止，那么他们还要输入三千名外国工人。面临着这种情况，机器制造工人决定请求国际帮助，希望它能阻止输入外国工人。为了应当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的兄弟情谊，为了避免冲突和混乱，应当尽力予以帮助。罢工工人已经怒不可遏，可以相信，如果招聘的外国工人来了的话，事情会闹到流血冲突的地步。阿姆斯特朗已经得到了丹麦政府的许可，把丹麦政府兵工厂的工人运入英国。贝尔纳在介绍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建议派代表团到大陆去，罢工工人情愿担负代表团的费用。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马克思坚持派代表团去，同时他对这样一种状况表示困惑莫解，即工联和其他工人组织在没有陷入窘境以前总是对国际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只有在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才向国际求援。如果机器制造工人加入了国际，那末在开始罢工以前就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红木工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在以前就应该和国际建立联系。不能责备国际无所行动，因为它没有可能影响事件的过程。接着马克思表示希望，工联在将来的和平时期也能想到国际；对国际采取袖手旁观态度不仅对其他工人是不公正的，而且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本身也是危险的。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主席魏斯顿回答说，委员会已经讨论了加入国际的建议，委员会十分清楚同这样强大牢固的协会建立联盟的好处，他表示希望，把一切行业的工人团结在一个联合会中的时候很快就会到来。前面已经谈到，埃卡留斯和柯恩被派到比利时和丹麦去，以便反对企业主的代理人；此外，国际在比利时所有大城市中的支部都得到了书面指示。结果在所有大城市中都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通过了对罢工者表同情的决议。[63]国际的确阻止了大规模地向英国输入工人。在格拉斯哥铜匠罢工的时候，国际也给了他们宝贵的帮助，阻止了外国的罢工破坏者进入英国。[64]在伦敦代表会议以后，为了表明应当对建立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采取什么态度，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赞扬了国际对实行罢工的机器制造工人和整个争取九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帮助，并且指出，国际是能够认清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同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意义的唯一组织。最后，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实现伦敦代表会议的建议的决议，并且决定，会议将认为自己是伦敦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直到得到所有支部的同意为止。莫里特曼·巴里被选为临时主席，黑尔斯被选为临时书记。[65]
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嘲笑新的组织，而工人却对它表示同情。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立刻同外地的各支部建立了联系；在外地，国际的影响在不断增长。从曼彻斯特、利物浦[66]、密德尔斯布罗、波士顿、格拉斯哥、爱丁堡、埃克泽特尔、考文垂[67]，都传来了国际获得重大成就的消息。在伦敦及其郊区（如西头区等）也产生了新的支部。例如，爱克斯采里泽奥尔郊区和别斯纳里格林郊区[68]的新支部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威尔士南面的一个从未有过任何支部的城市中，有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声明自己赞同代表会议的决议，特别是关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一致性的决议。[69]从金克莱（莱彻斯特尔郡）、拜克菲斯里（得文郡）、凯斯特里要塞（约克郡）和比尔肯海德，也收到了组织新支部的消息。[70]同时还进行了最终组成联合会委员会的准备工作。章程草案的基本点已得到了各支部和总委员会的赞同。最后，联合会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它立刻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
大约在这时候，支持爱尔兰独立的运动展开了，这个运动将成为检验新联合会委员会的政治能力的试金石。大家知道，卡尔·马克思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运动中同爱尔兰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赋予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意义。随着英国组织的建立，爱尔兰问题显然又重新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成立的别斯纳里格林郊区支部特别热情地展开了支持爱尔兰人的宣传工作，而爱尔兰人也特别积极地着手建立新支部。二月初成立了索荷爱尔兰人国际支部，它提出了三项原则：接受国际总委员会的章程，所有会员必须促进爱尔兰摆脱异族压迫和阶级统治，所有爱尔兰工人必须宣传国际的原则。[71]
此外，最近几个星期内，还在布罗德福德、捷里斯、库斯赫尔、密德尔斯布罗和索荷建立了爱尔兰支部。[72]许多爱尔兰工会也参加了运动。在布里斯特尔、斯泰班、托尔里、博耳顿、米林格歧和别里法斯特，也打算建立支部。统治阶级采用非常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年青的运动；警察当局、资产阶级和报刊，对国际展开了空前的迫害。[73]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谴责英国警察当局用真正普鲁士式的粗暴手段来迫害都柏林和科尔克的年青支部。尽管如此，运动还是在顺利地发展，爱尔兰工人甚至还争取到经济上的让步：在许多地方他们争得了九小时工作日制。[74]但是，向英国无产阶级阐明爱尔兰问题的革命意义，无疑是新组成的英国工人阶级政党的一个任务。至于爱尔兰组织不是英国联合会的一部分，而直属于总委员会这种情况，并没有意义。
新联合会委员会在英国本土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武尔维奇和宗得林德[75]，许多新支部相继成立，因为在这里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已为建立组织准备好了基础；在纽卡斯尔、诺定昂、里吉斯、古耳、朴次茅斯、哈利法克斯、设菲尔德和普利茅斯，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76]曼彻斯特和斯特腊特弗德派代表参加了联合会委员会。[77]在外地也有许多任务联加入了国际；可见，独立政党产生和成长的土壤在这里起码不比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坏；所以，缺少巩固的成就，与其说是取决于外部状况和条件，不如说是取决于联合会委员会的政治能力和策略的灵活性。对新联合会的最近一次考验是起草党纲；年青的党组织今后的发展，将取决于这个党纲是否具有明确性、原则性和有机的完整性。问题在于，黑尔斯、罗奇、福斯特和他们的同志们是否不仅能成为干练的宣传家和组辙者，而且能成为党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坚毅的领袖。首先任命了一个纲领草案起草委员会，同时也建议各支部提出草案。
很快就弄明白了，要使人们把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统一起来，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间是困难的，而且在那些为数不多的优秀人物中间也是困难的；而且这些优秀人物中有一部分还曾经参加了总委员会，他们现在在新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也起领导作用。在历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英国人始终以一个团结的集体进行活动，具有一定的理论纲领；但是现在，当要求制定政治纲领草案的时候，事情却完全变了样。不错，现在为政党起草纲领的那些人以前在建立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时候就曾经制定了一种类似纲领的东西。但是现在看来，不管从策略方面说，或者从理论方面说，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一定的危险。在成立工人政党的时候首先要求明确地同资产阶级激进阵营划清界限。可是联合会委员会的组织还没有最终建成，以斯宾塞和桑德斯为首的土地和劳动同盟的代表团就出现了。它受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党的委托，请求联合会委员会支持共和党人的示威游行。根据黑尔斯的建议，决定满足这个请求。[78]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英国联合会在诺定昂代表大会上是否同土地和劳动同盟之间划清了界限，它是怎样来做这点的。其次，应当明确对工联的态度，如果可能的话，把纠缠着工联运动领袖，特别是纠缠着工人代表委员会的社会慈善家·自由主义者们逐渐排挤掉。工联主义的报界领袖中的正直分子，如比斯利和弗莱德里克·加里松会很乐意地参加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因为在此以前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宣传进行政治活动；而自由主义的钻营家的竞争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在布留斯法律颁布后，自由党在工人中间很不受欢迎。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黑尔斯受到伦敦东头区的工人——“我们在这里的最优秀的人”的信任，可是埃卡留斯却同那些为伟大的自由党效劳的最可疑和最可鄙的分子沆瀣一气。[79]后来在伦敦秘密代表大会上，埃卡留斯还主张为了使工人进入立法机关，必须同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携起手来。他特别坚持在瑞士、英国和美国必须这样做。这样一来，威胁着年青的党组织的危险便十分明显了，是否能避免这些危险，完全取决子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的政治策略和能力。顺便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年青的组织都面临着这种危险。
从三月初起，联合会委员会有了自己的机关报《国际先驱报》，这个周报是由联合会委员会委员里列编辑出版的。伦敦支部和各郡支部都在这个机关报上发表关于自己会议的报道。与此同时，到处都显然在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黑尔斯常常写一些纲领性的文章，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是这些文章在大多数场合都缺乏有机的统一性。联合会委员会也常在《国际先驱报》上发表自己的总结报告，同时也没有放弃利用《东邮报》。在诺定昂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联合会委员会就通知说，有一百五十个会员的鞋匠联合会和有四百个会员的砖瓦匠联合会加入了国际。[80]黑尔斯还简明地叙述了组织上的成就，同时也描绘了这样一些人的种种企图，这些人“在口头上讲的是民主，实际上满腹伪善，他们想在协会的队伍中制造纠纷”。接着黑尔斯说，就在这个时候，哈利法克斯的共和主义者俱乐部加入了联合会委员会，而在兰开郡南部，联合会委员会把所有工联都联合在一个工会委员会中。[81]
英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七月二十一日在诺定昂举行。向所有支部、工联和工人团体都提出建议，让它们准备报告和统计资料，提出决议草案和建议，并派自己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预定的议事日程将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组织问题；现实国际的要求，特别是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的问题；政治活动问题；不列颠联合会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教育问题；工人问题，特别是罢工问题。
出席诺定昂代表大会的有联合会委员会的五个代表，他们是：黑尔斯、罗奇、克拉尔卡、梅欧和贝奈特；有各支部的十四个代表，其中有伦敦（列斯纳）代表两人，鲁格波罗代表一人，诺定昂代表一人，武尔维奇代表一人，曼彻斯特砖瓦匠代表四人，诺定昂工联代表四人，利物浦代表一人，金克莱代表一人和维多利亚民主协会代表一人。曼彻斯特的琼斯被选为书记。琼斯简述了曼彻斯特支部的历史，这个支部在当时有一百五十个会员和六百个同情者。有一个时期使人感觉到，参加的人不下于两三千人。诺定昂代表通知说，他们的支部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热心地宣传国际的原则。然后罗奇宣读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对联合会存在以来的四个月中英格竺和苏格兰的运动进行了总结。[82]自联合会委员会建立以来，在英格兰的拜克菲斯特里、比尔肯海德、格林斯比、金克莱、古耳、利兹、利物浦、鲁格波罗、曼彻斯特、密德尔斯布罗、诺定昂、宗得林德和武尔维奇，都产生了支部；在伦敦也建立了一些支部：东头区支部、比斯纳里格林支部、斯特—鲁卡支部、斯特腊特弗德支部、苏机—兰巴萨支部，而且西头区的工会组织也加入了联合会委员会。在苏格兰成立了德吉支部和格拉斯哥支部。在阿伯丁也成立了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包括了这个城市里的共和主义者和爱好自由的人中间的优秀分子。但是，有一些支部，就中也有最大的一个支部，由于不缴纳会费而被开除。此外，在布来普尔、普利茅斯、莱彻斯特尔、海里斯顿、凯特林格、文彻斯特、朴次茅斯、设菲尔德、伯明翰、威灵顿、普累斯顿、普里木顿、纽厄克、维里奇普尔、卡尔吉弗和其他许多地方，联合会委员会都有自己的通讯员，那些偶然的通讯员还不算在内。联合会委员会的一个最新创造，是它建立了一个具有二百六十个缴纳会费会员的劳动保护同盟，在哈里法克斯建立了一个共和主义者俱乐部。最后，有十几个支部还正在建立。除此而外，联合会委员会还和许多工会和共和主义者俱乐部密切交换信件，就它们加入国际一事进行商谈。其次加入联合会委员会的还有一些支部以及一些具有五六百会员的工联组织（例如曼彻斯特的工联），它们的会员人数很快就会增加一倍。大家一致承认联合会委员会的功绩，并通过了罗奇的报告。在罗奇的报告通过后，代表大会审查了联合会委员会的章程，达个章程是对国际共同章程的简述。同时也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事件，这个事件的影响至为重大。非常奇怪，《国际先驱报》没有对这件事加以报道，而《东邮报》则刊登了与这个事件有关的详细材料。据《东邮报》的报导，除了对章程做了一些其他补充外，黑尔斯还提出了一个修改建议，按照这个建义，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将有权同所有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建立联系并同它们交换情报，以便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黑尔斯还以这样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建议得到实现，就有可能在罢工的时候阻止资本家从别的地方输入工人。敦提支部的代表克拉尔卡支持这个建议。他说，迄今为止，在罢工的时候，通讯是通过总委员会进行的，但是总委员会很可能迁到美国去（！）。这个建议虽然遭到曼彻斯特代表杜邦的反对，但仍然获得了通过。另一个敌视总委员会的建议是由克拉尔卡（伦敦代表）提出的。他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要求限制总委员会开除违反章程和协会原则的支部的权利。由于这个代表大会无权改变共同章程，所以建议把这个决议案提交即将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克拉尔卡还建议各支部准备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对共同章程进行全面的修改。黑尔斯也支持了这个主张，并建议把这种精神的决议案提交海牙代表大会讨论。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黑尔斯收回了自己的建议。接着还提出了在下一年把联合会委员会迁往曼彻斯特的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是：曼彻斯特是外地各郡工联的中心，在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征集到五六千会员，近两年来的一切大运动都是从这个郡里发起的。克拉尔卡反对这个建议，他提醒说，伦敦的一万五千个工联会员都个别地加入了国际，因为他们的章程不允许他们集体加入。诺定昂的代表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北方产生的，例如，不久以前进行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就是这样。接着他提醒说，连宪章运动也是在兰开郡产生的。最后大会决定下一次代表大会在曼彻斯特举行，但联合会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列斯纳、黑尔斯、罗奇、梅欧、里列和克拉尔卡被选入新的联合会委员会。然后讨论了对待政治活动的态度问题。首先提出了关于建立“第三党”即根据国际决议的精神建立工人政党的要求。要求中说，人民已经厌恶所谓的自由主义了。黑尔斯针对下院中的那些政党作了煽动性的发言。他说，工人必须摆脱那些贩卖博爱的人的监护，独立地从事自己的事业。黑尔斯继续说，任何一个国家中的状况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有利于成立真正的工人政党。他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宣布政治活动对于社会解放是必要的，并责成与会者根据国际的原则组织工人政党。这个决议案获得了通过，在另一个决议中责成与会者在以后的选举中只支持真正工人的候选人。同时选出了一个由克拉尔卡、黑尔斯和泰勒（诺定昂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起草应向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接着代表大会保证要求爱尔兰同英国的完全平等权利，建立允许地方代表机关存在的联邦政府。关于教育问题，大会决定，要求由国家实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普遍、平等的义务教育，并对儿童进行技术教育。第二天早晨，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制造的关于协会内部分裂的谣言，决议指出，资产阶级报刊所以要制造这种谣言，是由于它们敌视和害怕工人协会的成就。同时，代表大会表示拥护一八七一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之后，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纲领草案。这个草案要求：给予所有成年人以选举权，并实行代表比例制；一切人都有被选举担任国家任何一个职务的权利；把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废除一切继承的封号和特权；取消仲载法庭机构；信仰平等，取消国家教会，特别是取消国家对教会承担的费用；成立具有垄断权的国家银行。关于爱尔兰问题和教育问题的决议也包括在这个纲领中。同时，大会还决定任命一个纲领草案审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曼彻斯特举行会议。黑尔斯本人也感觉到现在这个草案是不完整的，缺乏有机的统一性。诺定昂代表大会做出了一盘真正的政治大杂烩。甚至纯粹的宣传团体——土地和劳动同盟的纲领也几乎比这个纲领草案内容丰富、形式完善。其实，从这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国有化的方法问题的辩论中也可以看出同盟的影响；这个问题以前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和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了。杜邦建议在技术方面也实行国有化：他主张由国家经营，在科学基础上利用机器来耕种土地。但是其他一些发言人主张实行地方经营和个人经营，这种主张是符合资产阶级土地改革派的精神的。但是归根到底正好通过了一个具有这种精神的修正案。这是土地和劳动同盟在英国的国际内取得的理论上的胜利。尽管如此，这个同盟却加入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杜邦提出了另一个修正案，即要求对一切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以代替对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这个修正案也遭到了否决；而这一次大多数人是正确的，这证明，大多数人实质上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它在土地问题上却受成见的影响。最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联的决议，建议工联加入国际并为取消额外工作而斗争。代表大会还保证尽力实际执行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在另一个决议中，代表大会对于一些工联拒绝参加政治活动表示惊讶，建议它们立即参加新的工人政党。决议指出，只有这样，贫困、败行、犯罪——这些被现代政治经济学看做似乎是自然现象的东西，这些现代经济和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的阶级矛盾的产物，才会消失。创造了工业、艺术和科学的人类，也能够实现个人的利益不再和公共福利相矛盾的社会制度和社会。
这个纲领草案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是一种杰作。但是这并不能妨碍党取得成就。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没有周密的、理论上完整的纲领的情况下也能够把年青的党推向前进。可是，正好没有这种政治才能和政治经验，特别是那些主要领导人是如此。在讨论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的时候，一些发言人，特别是黑尔斯，表现出的笨拙和无能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特别不能原谅的是，这正好发生在目前这种紧要关头。从这个年青的政党来说，同目前在英国工人运动中还享有威信的唯一机关，即同国际总委员会争吵，是一种轻率行动。事实上，为了剥夺英国工人群众对这个新产生的工人政党的信任，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有效的方法了。在这种关头，在组织问题上制造分歧是一种加倍严重的错误。当然，新的联合会委员会想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一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合理的，特别是在目前当它负有重大责任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英国人也应当想一想，在目前，当总委员会为国际的生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决定越过总委员会而同其他联合会建立联系[83]，就是一种直接的背叛行为。关于要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坚决要求限制总委员会开除支部的权力的建议（虽然它已被收回）就具有这样的意义。诚然，这些阴谋主要是沽名钓誉、自命不凡的黑尔斯搞的。他还在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就会公开反对总委员会，因此在八月里被开除。但是，对于未来的英国工人政党来说，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不良的征兆。
海牙代表大会
海牙代表大会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召开的。汝拉人当然立即抓住了里米尼决议并把它攞为己有。起初他们反对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但是后来又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并严格指示他们要求取消总委员会。他们的代表还得到另外一个指示：和西班牙代表、意大利代表以及一切反对权威原则的代表，换言之，即和同盟代表一起投票表决。其次，如果同盟的联合会的某一个代表被开除，或者代表大会否决了同盟组织的原则，他们应当立即退出代表大会。同盟还准备进行庆战。国际的许多朋友也变成不可靠的了。卡尔·马克思知道，这将是国际的一个生死问题，他想在自己离开以前，至少要保卫它不让那些蜕化分子来破坏。[84]最糟糕的是，近年来在国际本身内部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分歧，后来的情况说明，这些分歧使马克思坚信，同总委员会的一些老委员一起继续进行有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85]
代表大会于九月二日开幕。参加代表大会的有五十六名代表。卡尔·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是有马克思亲自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持有总委员会、莱比锡和美因兹的委托书。恩格斯也参加了代表大会，他持有布勒斯劳的委托书。此外，他们两人和赫普纳一样，还持有纽约的委托书。德国组织的代表是伯恩哈特·贝克尔（不伦瑞克）、库诺（斯图加特）、狄慈根（萨克森）、库格曼（汉诺威）、米耳克（柏林装订工人代表）、里京豪森（慕尼黑）、舒马赫（佐林根）和肖伊。法国人派了十三个代表，其中有：弗兰克尔、约翰纳尔、勒·穆修、龙格、朗维耶、赛拉叶和瓦扬。赛拉叶同时是总委员会的代表，瓦扬同时是纽约和拉绍德封的代表。比利时人有八个代表，其中有布里斯美、克楠、弗留兹和阿伯勒。瑞士人有六个代表，其中有约·菲·贝克尔、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荷兰人有四个代表。英国人也有四个代表，其中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是伦敦各支部的代表，埃卡留斯是伦敦一个工会的代表，而列斯纳是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代表。其次，总委员会的代表是：赛拉叶、杜邦、库尔奈、罗奇、赛克斯顿和符卢勃列夫斯基。爱尔兰人由麦克唐奈代表。此外，罗奇还是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西班牙由同盟的联合会委员会的四个代表出席（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莫拉哥和马尔奇兰）。拉法格是国际马德里联合会和里斯本联合会的代表。美国人派了四个代表（其中有德雷尔和索尔什）。丹麦人由皮尔和总委员会委员库尔奈代表。波兰人也由总委员会委员符卢勃列夫斯基代表。最后，奥地利、匈牙利和澳大利亚各派了一名代表。后来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所有代表大会中最具有国际性的一次代表大会”。以往的各次代表大会充满了大会召开地点附近的一两个民族的代表；因此，以往的代表大会带有民族性质，而且几乎带有地方性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代表资格证的数目同各个国家内工人运动的规模是相适应的。
最初三天，在秘密会议上对代表资格证进行了审查；为了预先审查代表资格证，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建议承认五十七个代表资格证，对这些代表资格证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对其余的代表资格证要进行讨论。代表大会决定逐个通过其余的代表资格证并听取反对意见。巴枯宁分子的代表资格证受到了最多的怀疑，于是巴枯宁分子进行报复，用各种微不足道的借口对其他代表的代表资格证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吉约姆称瓦扬是保皇主义者和资产者；同盟的代表们否认美国发出的代表资格证和拉法格的代表资格证的合法性。关于代表资格证的辩论暴露出了西班牙的全部状况。拉法格无情地揭露了同盟的一切阴谋诡计，引起了巴枯宁分子的狂怒。恩格斯也谴责了这个可恶的秘密团体的破坏活动。除几个人弃权外，拉法格的代表资格证被一致通过。在讨论巴里（居住在伦敦，代表芝加哥支部出席大会）的代表资格证是否有效这个问题时，发生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莫特斯赫德否认这个代表资格证的合法性，加之巴里不仅没有得到伦敦工人领袖的承认，而且相反地，他会被联合会委员会开除出英国组织。马克思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没有得到英国领袖的承认只能看做每一个人的荣誉，因为每一个“被承认的”工人领袖都从格莱斯顿、莫尔勒、吉里克之流那里领取薪俸。巴里的代表资格证被通过了，但是马克思的话得罪了英国人，大大促进了马克思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尖锐化。西班牙人的代表资格证也得到通过，但是提出了附带条件，即这并没有勾销关于西班牙人属于同盟这一问题。在讨论一个美国代表的资格证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长时间的争论。事情涉及到承认已经被当地联合会委员会开除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问题。这个支部没有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并且从未向伦敦缴纳过会费，但是它却来参加代表大会。不仅如此，这个支部鼓吹自由恋爱，宣传招魂术以及诸如此类美妙的东西。根据材料来看，这个支部是一个敌视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组织，这个支部是一个集团为了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而建立的。这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得到代表大会批准的代表资格证。在代表资格证审查完毕以后，开始宣读有关巴枯宁的同盟的信件。但是，大会决定暂时推迟解决关于同盟问题。为了硏究这个问题，选出了一个由既不接近总委员会又不接近同盟分子的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在此以前，会议是阿伯勒暂时主持的，现在选出了一个主席团。由朗维耶担任主席，索尔什和格尔哈特（阿姆斯特丹）担任副主席；勒·穆修、麦克唐奈、马尔奇兰和库诺被选为秘书。
星期四开始举行公开会议。朗维耶宣布代表大会开幕。他宣读了对革命和公社的赞词；然后赛克斯顿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宣读了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由龙格译成法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三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大陆各国政府的迫害和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总结报告特别尖锐地谴责了在全民投票前几天亳无根据地下令逮捕法国国际会员的波拿巴政府，谴责了法肯施坦及其同伙的暴虐手段，谴责了德国司法当局在对不伦瑞克委员会以及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进行政治审判时表现出的无耻行为。茹尔·法夫尔的愚蠢和卑鄙行为，奥地利政府所扮演的唐吉诃德角色，教皇的幼稚行为，俾斯麦—博伊斯特的反对国际的阴谋，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内阁在爱尔兰开始的对国际的迫害，资产阶级恶毒诽谤的杰作——一则传遍全球的硬说芝加哥大火是由国际造成的电讯——也都受到了严厉的谴责。总结报告最后指出了国际的成就：在荷兰、丹麦、葡萄牙、苏格兰和爱尔兰，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国际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布韦诺斯—艾雷斯[86]都得到了发展。总结报告受到了欢迎。布里斯美（布鲁塞尔代表）提出的决议案也受到了欢迎；这个决议案建议代表大会对于一切由于参加党的伟大的现代斗争而遭到迫害的人表示同情和尊敬。
星期五上午开始关于总委员会问题的辩论。根据德国代表的请求，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列日的一个代表维护比利时联合会的观点：认为对总委员会的权力应当加以限制。拉法格论证了中央机关的必要性，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要求。他说，如果没有总委员会的话，那末还需要建立它。吉约姆在他的谨慎而又激动的发言中表达了汝拉人的野心，他要求建立没有任何独立权力的纯事务性的总委员会。索尔什反对他的这种要求，认为像国际这样大的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参谋总部。最后，在四十票赞成、四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修正案的第一条，即责成总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责成一切团体、支部和联合会严格遵守协会的章程和条例。关于改变条例第六条的建议得到了马克思本人的支持。这一条授权总委员会开除任何一个违反章程的团体、支部和联合会，听候应届代表大会的裁决。在开除支部之前，总委员会应当听取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在开除整个联合会时，总委员会应将此事立即通知所有其他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由每一个联合会各派一名代表出席，以便在一个月时间内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说，与其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邮箱，不如完全取消它。总委员会手中没有武器、兵士和警察；它的权威是纯粹道义性的。这个决议在三十六票赞成、六票反对、十五票弃权的情况下获得通过。不过，同盟分子根本没有像他们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所要求的那样退出代表大会。
由于通过了这项决议，组织得到了拯救，而同盟分子则被剥夺了消灭国际或者篡夺它来为自己服务的可能性。这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突然向代表大会建议把总委员会迀往纽约。恩格斯说，还在普法战争之前两三年的时候，马克思就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布鲁塞尔，但是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始终反对这点。现在，为了协会的利益，最起码必须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走一年，对情况做了仔细分析后，觉得最合适的地方是纽约。在这个建议书上签字的有马克思、恩格斯、麦克唐奈、赛克斯顿、龙格、列斯纳、勒·穆修、赛拉叶和巴里。最初大家不知所措。瓦扬第一个起来发言，他坚决反对这个建议。赛拉叶说，需要分别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迁移总委员会这个一般性问题；第二，迁到哪里去的问题；第三，关于新总委员会的成员问题。第一个问题被肯定解决：二十六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七票弃权。赞成迁往纽约的有三十票，赞成留在伦敦的有十四票，赞成迁往布鲁塞尔和迁往巴塞罗那的各有一票。十三票完全放弃投票。然后选出十二名新的总委员会委员，他们得到再加聘七名委员的全权。下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瑞士召开。
当天晚上开始讨论政治活动问题。星期六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宣告结束。瓦扬提出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实质上重申和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吉约姆提出反对；他说，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也是政治家，但是他们不想参与政府和议会之间的不成体统的勾结。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否定意义上的政治家，他们力求消灭一切形式的国家。龙格指出，如果巴黎工人在九月四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会知道应该做什么。在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后，瓦扬的决议案被以二十九票通过，五票反对，九票弃权。[87]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的有德国、法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代表。
然后宣读了巴枯宁的同盟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是由库诺、路肯（法国人）、斯宾格拉尔（比利时人）、维沙尔（法国人）和瓦耳特（法国人）组成；委员会的报告证明，同盟的章程同国际的章程是相矛盾的，建议把同盟的创建人巴枯宁、同盟的盟员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尔开除出国际。委员会还提出了开除巴枯宁的另外一些理由。接着委员会还建议开除马隆、布斯凯（法国警察局秘书）和马尔尚，因为有材料证明，他们促进了破坏国际的企图。对于阿勒里尼、马尔奇兰、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和茹柯夫斯基，委员会建议，如果他们正式声明他们不再属于同盟，将免于追究。之后，委员会受委托公布自己的结论。这一切使得同盟盟员们非常激动和紧张，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会开除他们；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惊惶失措，无言以对。只有莫拉哥想要说话，但是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在听了反对意见后，代表大会要求进行表决。第一个被提交表决的是巴枯宁；他以二十七票被开除，六票反对，七票弃权。接着对吉约姆进行表决；他起来并离开了会场。吉约姆也被开除：二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八票弃权。只有施维茨格贝尔得到了多两票的多数。在这之后，差不多一致决定：委员会其他关于开除的建议不提交表决，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然后代表大会决定开除日内瓦宣传和革命行动支部。接着，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接受国际马德里新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委员是在此以前不久被同盟的联合会粗暴地违章开除的。当他们组织了新联合会的时候，同盟的联合会委员会再次否定了他们。
最后，代表大会重申和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决议。同时大会声明，它谴责英国政府虐待爱尔兰政治犯以及英国内阁的一切行动。
由西班牙代表、许多比利时代表、汝拉代表和一个荷兰代表组成的少数派，对再次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提出抗议。在通过了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议后，代表大会宣布闭幕。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发表了一个演说，简述了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的演说以下面的活结束：“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吋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88]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
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是代表大会上最大的突然事件。从马克思在海牙的时候写给凯塞尔的信中可以看出，迁移总委员会对马克思说来是早已决定了的事情。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对这一点也讲得很明确。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只是加深了马克思的这一意图。同盟盟员没有破坏得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为总委员会的继续有效存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如果说总委员会的存在一般还是可能的话。其次，马克思大概考虑到，他拒绝参加总委员会，会对事业有一些益处，因为他退出舞台，从而会解除那些以攻击他似乎贪权和自负来破坏总委员会的人的武装。但是，马克思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经形成的看法无论如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近一个时期的经验证明，总委员会的成员已经不能继续保证理解国际所处的危机地位，不能保证为了打退和消除破坏倾向所必需的毅力和忠诚。近一年来，同盟的瓦解势力甚至渗入了国际的心脏——伦敦的总委员会。正因为这样才不得不成立了一个常设的小委员会，来准备讨论同盟的不断挑剔，以及解决总委员会本身成员之间的纠纷。[89]西班牙同盟的瓦解可以作为那里的混乱状态的典型例证[90]，而西班牙同盟的瓦解，只是由于分立分子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交换意见时的透露，由于汝拉备忘录的暴露，后来才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恩格斯感到非常高兴，他终于掌握了关于西班牙秘密组织的背叛活动的可靠证据，这些证据本来是应该加以公布的。恩格斯想依据这些证据来迫使同盟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俯首就范，但是小委员会的委员荣克反对，他力争把事情先延搁起来，然后又在总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坚持把有关材料全部归档。这些情况大概可以解答一个一再产生的问题：为什么总委员会不更早地和更坚决地出来清除同盟到处散布的毒素。只是在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以后，才给了巴枯宁和同盟以致命的打击；不可理解的是，既然总委员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为什么不能早些公布呢？显然这种分歧是存在的，因此马克思才不得不诉诸代表大会的权威，以便得到对巴枯宁的秘密组织实行打击的权力。对于英国联合会说来，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是一个沉重打击。总委员会的老委员，如埃卡留斯和荣克，无论如何不能原谅马克思采取的这个使他们失去了权威的步骤。后来他们一再企图在别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国际，以便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但是都遭到了失败。不过，正是这些甚至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还与同盟进行公开斗争的总委员会中的英国老委员自己造成了总委员会迁移的原因，而不列颠联合会在最危险的关头也向国际的凶恶敌人频送秋波，因此它得到了应有的报复：总委员会让它去自食其力。
不过，如果认为不列颠联合会在海牙代表大会后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总委员会的迁移，并且把年青的英国党组织遭到挫折的部分的哪怕是间接的责任，归之于决定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将是非常错误的。防止由于协会中心转移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完全取决于英国联合会委员会本身。它应当去解除它所属的支部对这种转移的后果所产生的疑虑，向它们指出必须自力更生。[91]但是黑尔斯及其同伴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干出了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干出的最愚蠢的事情。他们尽力鼓动各个支部来反对总委员会，而虚荣心受到侮辱的埃卡留斯和莫特斯赫德也参加了这一勾当；这二位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被抛在了一边，因为他们不是英国工人联合会的代表[92]，但是他们作为英国支部的代表已经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出了风头。不仅如此，一年以前，埃卡留斯就已经和马克思彻底闹翻；埃卡留斯喜欢把关于协会内部事情的材料供给资产阶级报刊利用的不良习惯，在伦敦代表会议后就曾经同他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93]在海牙代表大会后，由于迁移总委员会的结果，整个国际处于危险关头，在这样的时刻，对于伦敦的英国领袖们说来，是否能摆脱这种险境，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诺定昂的运动继续顺利向前发展。这里的组织是按照国际的范例建立起来的；像总委员会一样，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也开始吸收各个外地城市的支部和团体的代表参加。这些代表当然应当居住在伦敦；派遣代表的办法是每一百个支部成员中选出一人。按照这种办法参加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有：魏勒尔、贝奈特和福斯特。布莱、马丁·布恩、布特尔、密契尔、或里什和各支部的其他代表[94]后来也以这种方式参加了联合会委员会；此外，参加联合会委员会的还有维克里（比尔肯海德）和荣克（密德尔斯布罗）。罗奇曾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95]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哈里法克斯、古耳和比尔肯海德成立了新的支部，在曼彻斯特还建立了一个宣传委员会。[96]《国际先驱报》上刊载的关于各支部会议的报导中，几乎每一次都谈到在伦敦附近或外地各郡产生新支部的消息。外地各郡的通讯员也报导了运动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在这些支部中经常做关于阐明国际的发展趋势的报告，举办关于国际局势、资本和劳动、合作社、非宗教教育等问题的通俗科学讲座。有时也讨论海牙代表大会以及与它有关的问题。例如，果克斯顿新建立的支部讨论了集中制和联邦制的问题，而且贝奈特和福斯特在会上发言坚决捍卫联合会的独立性。当然，在英国联合会的年青的组织中讨论海牙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为了英国运动本身的利益，必须采取正当的态度来进行这种讨论，况且，同新总委员会进行共同活动这件事本身就要求必须阐明海牙代表大会的意义。
但是，前总委员会的一些代表满腔怨恨，根本不想了解当前的状况。海牙代表大会后才过了几个星期，英国联合会的一些有影响的领袖，特别是黑尔斯，就公开谴责海牙代表大会的成员和决议。黑尔斯喜出望外地向大家报告了一则大新闻：根据从柏林得到的材料，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装订工人米耳克根本不属于一般参加国际的那种组织。[97]这样一来，他便极力使人怀疑米耳克的委托书的合法性。后来黑尔斯以他惯有的那种勇气断言，这个委托书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发出的，而且整个海牙代表大会都是在人为的多数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以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98]，黑尔斯洋洋得意地说，在海牙选出的两个参加纽约总委员会的委员拒绝当选，因为整个海牙代表大会似乎是由人所共知的一帮人和小集团演出的滑稽剧。在下一次会议上，魏勒尔对于这类公开声明提出谴责，而黑尔斯则进行反驳，他说什么应当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不管它合不合谁的口味。[99]列斯纳非常机智地指出，这些消息在目前仅只作为流言蜚语在信件中和报纸上传播着，在它们还没有被以确凿的材料证实以前，不能算做是真实情况。[100]此后不久，纽约总委员会把在圣伊米耶举行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的消息通知了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指出，总委员会将对这些背叛分子采取章程所规定的最严格的措施，这时黑尔斯就更加横蛮不讲理了。后来，伯明翰代表维克里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表示支持总委员会并拥护与总委员会共同行动。他说明提出这个决议案的理由是，联合会委员会同分裂分子勾勾搭搭，同没有被总委员会承认的联合会交换自己的出版物。因此，现在让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自己的态度。[101]于是黑尔斯便抛弃了自己的假面具，提出了一个反决议案，用各支部的自治来同代表大会相对抗，并且发言论证自己的决议案，而他的一切证据都是从同盟的报刊上剽窃来的。黑尔斯说，代表大会的代表未经各支部的同意无权取消它们的自治。各个支部差不多全是根据保证支部自治的旧章程建立起来的，而代表大会则改变了协会的整个组织。关于政治活动的情况就是这样，如今进行政治活动成了普遍必须执行的义务，而且要在三千英里之外的总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支部要想通过某种决议，首先必须进行讨论。黑尔斯竟执迷不悟到这种程度，甚至谈论什么海牙的“虚假的”多数；荣克力图减弱黑尔斯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他建议委托书记接受总委员会的信件并起草回信。这个建议被通过了。伦敦的西头区决定支持总委员会[102]；这里的支部对总委员会的态度一般是良好的。在爱尔兰支部中，当举行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时候，大家对黑尔斯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搞阴谋活动提出了尖锐的谴责。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黑尔斯立刻迫使联合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反驳马克思的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全被收买的看法。黑尔斯还竟然说，马克思本人也不相信自己的断言，他之所以提出这种断言，仅仅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目的。但是支部否决了他的提议，于是黑尔斯声明，他将建议联合会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指出马克思不配做协会的会员。麦克唐奈在他向爱尔兰支部做的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这些可怜的坏蛋进行了应有的驳斥。他把联合会委员会中的这些分裂分子称为可鄙的叛徒，而把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看做是它软弱无力的一种表现。他说，他像马克思一样深信，英国工人的许多自封的领袖当了议员后都被收买；他最后指出，否则，改革同盟中的那些饶舌家都跑到哪里去了呢？然后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会议对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在不久前被从总委员会开除的黑尔斯的影响下通过的决议，表示极大的遗憾，各爱尔兰支部的代表对卡尔·马克思博士表示深厚的敬意，并建议自己的英国同志们在各支部否决他们联合会委员会的带侮辱性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也打破了自己矜持的沉默，在《国际先驱报》[103]上发表了一个反对“自治的”撒谎者和诽谤者黑尔斯的声明。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证明，黑尔斯和同盟的信徒，特别是同汝拉人串通一气；不久前，在汝拉人的机关报《汝拉简报》上发表了黑尔斯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一封信，可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对这封信一无所知。于是被揭露了的黑尔斯便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他以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向所有支部发出通告，吁请它们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通告认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由来已久的分裂的原因，是由于“在对不列颠联合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看法上有分歧”。多数派[104]想保持诺定昂代表大会上制定的那个联合会章程和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存在的那个共同章程。说什么，这个代表大会不管就成员来说，或者就决议来看，都不是协会大多数人的意志的表达者。接着通告断言，关于必须进行政治活动的决议必然会推开英国的一切工会。可是，提出这种断言的人，正好是那些在诺定昂组织成为政党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员！通告对于迁移总委员会和赋予它以新的权力一事提出了最尖锐的抗议。最后通告建议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来解决是否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选举新的联合会委员会等问题。这个通告很快就得到了回答。作为“少数派”代表的十个联合会委员会委员5立即向所有支部散发了一个答辩通告，严厉谴责黑尔斯及其同伙的两面派行为，因为他们自己都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投票赞成了它的决议，并且在决议上签了字，可是现在却反对它们。甚至根据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存在的章程来看，通告的起草人也无权破坏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四十五个代表中，投票赞成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的有三十五个代表，其中包括英国的代表在内，而且英国代表在上一年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上以及在诺定昂代表大会上，也都投票赞成了同一个决议。答辩通告非常正确地指出，总委员会迁往纽约遭到的批评纯粹是出于个人考虑的。仅仅因为这一点，企图利用海牙决议的英国代表大会就变成非法的了。至于联合会委员会内的分歧，那末为了消除它，只要任命一个委员会就足够了。在第一个通告上签字的有二十二个人，其中有前总委员会的委员黑尔斯、贝奈特、梅欧、罗奇、荣克和莫特斯赫德，以及克拉尔卡、福斯特等。在答辩通告上签字的有列斯纳、古里（苏札兰巴萨）、吉尔斯（西头区）、里列（诺定昂）、穆莱（诺曼比）、米里哀尔（全国改革同盟）、密契尔（金克莱）、魏勒尔（他和列斯纳都是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维克里（伯明翰）和杜邦。列斯纳、穆莱、米里哀尔和杜邦都参加过总委员会。诺定昂的所有支部、利兹、比尔肯海德、莱彻斯特尔、伦敦西头区及其他许多地方的支部，都寄来了对预定要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抗议的决议。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发出了一个反对“多数派”背叛行为的特别尖锐的通告。密德尔斯布罗支部收回了自己派到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荣克的委托书。[105]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的“少数派”着手主持事务，要求黑尔斯交出联合会的财产，并把《国际先驱报》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外，列斯纳在一封公开信中证明，黑尔斯差不多给分立分子的所有报刊写了信，信上署名为：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对于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和“一些称自己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人”的通告，背叛分子写了一长篇抨击文章作为回答，这篇文章重复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谴责，对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的话再次进行了攻击，赞扬分立主义的联合会的行动方式，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讽刺地称为“中等阶级分子”。文章把不列颠联合会称为纯粹是由于黑尔斯和荣克的个人宣传鼓动所建立的事业。还说什么，出席诺定昂代表大会的曼彻斯特代表杜邦，实际上是总委员会所属的小委员会的代表，他受委托在代表中间宣传把联合会委员会迁到曼彻斯特去等等。在这篇抨击文章上署名的有荣克、梅欧和黑尔斯。
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的另一个后果是：布朗基主义者分离出去了。关于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著名决议通过后，他们的代表就立即离开了海牙代表大会。为了替自己的行为开脱，他们在此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声明说，他们分离的主要原因是总委员会“逃往”纽约。[106]
分裂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在圣伊米耶举行了“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意大利联合会、西班牙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的代表，以及一些法国支部和美国支部的代表。这个代表大会否决了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建立了由分裂出去的联合会组成的“新国际”。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同盟仍然继续存在，巴枯宁及其同伙已被开除出国际，他们可以无拘束地进行活动了。在哥多瓦举行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也否决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批准加入新的“反权威主义的”国际。比利时联合会现在也公开脱离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没有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新的总委员会。最后，不列颠联合会中的一部分人和“同盟分子”达成了协议；他们于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107]，也对海牙代表大会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在这个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过程中以及在它通过的决议中，都暴露出了这一部分不列颠领袖由于对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不满而积累下来的怨恨。
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人，特别是黑尔斯，再次重复了他们以前在通告中对海牙代表大会和前总委员会提出的责难。荣克认为首先需要说明自己对马克思的态度，因为在此以前他还是马克思的亲密的朋友。荣克认为以前马克思有一个习惯，在解决某个重要问题以前，总是先和自己的朋友们商量，因此很容易达成协议。但是，在恩格斯来到伦敦（一八七〇年九月——作者）以后，他不再这样做了。从这时起，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发生分歧，因此马克思渐渐失去了自己朋友们的信任。由于布朗基主义者在总委员会中的出现，它的政策变得不稳固了；在小委员会中，问题经常解决得过于匆忙，没有经过充分详细的讨论。例如：总委员会只是费了很大周折才把黑尔斯开除出去，虽然根据他在联合会委员会中所干的勾当，应该立即把他开除。其次，荣克说，在以往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他和埃卡留斯是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学说的解释者，但是他们认为不能接受马克思的新的政治方针，所以他们决定离开，以便避免投票反对自己的老朋友。如果他被重新选入总委员会，他会拒绝。关于迁移总委员会的建议是由他自己提出的，但是他主张迁往大陆。他甚至在交给自己的一个朋友约翰纳尔的信中叙述了这个建议，让他在适当的时候在大会上加以宣读。接着荣克说，他参加联合会委员会是为了防止分裂，遏止英国人对巴枯宁的迷恋。关于政治活动本来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是关于马克思想赋予总委员会的政治专政，则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最后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黑尔斯、荣克、福斯特、梅欧、莫特斯赫德和魏斯顿。埃卡留斯关于政治活动问题说道：在建立国际的时候，会让各国代表自己去硏究政治问题，现在由于通过了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便有了强制性。在工人阶级有希望派代表参加议会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有靠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才能达到目的。纽约的总委员会是从巴枯宁的观点来看待在美国的政治活动的，而同时却要对欧洲的政治活动加以领导。最后通过了几项否定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决议，并决定不列颠联合会应当同国际的一切联合会建立联盟和召开新的代表大会。
总委员会迅速平定了这些叛乱。汝拉联合会被宣布解散，比利时联合会和西班牙联合会以及不列颠联合会中的背叛分子被开除出国际。其次，总委员会声明，意大利工人联合会从来就不是国际的一部分。这样，便击退了瓦解组织的最后一些企图，而马克思也准备对巴枯宁及其同盟进行致命的打击。
不过，很快就发现，在哥多瓦举行的代表大会又采取了背叛分子所惯用的手段，实行了突然袭击。但是，在代表大会后不久，《解放报》就指出，反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分立主义活动的运动与日俱增。马德里的新联合会在这个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声明说，联合会委员会以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其次，新联合会号召地方联合会的所有支部不要派代表参加分立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并选举新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塞维尔、托勒多、萨拉戈萨、维多利亚、阿里卡里德-德-盖纳勒斯等地的地方联合会，卡迪斯的新联合会和瓦伦西亚、德尼亚、邦恩德维莫纳尔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支部，都支持了这个建议。此外，巴塞罗那附近的产业工人区格拉茨区的联合会接受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严厉谴责了西班牙代表们的行为；格列纳德的联合会决定派代表参加哥多瓦代表大会，但是，为此目的却选了一个分立主义者的死敌作为自己的代表。[108]代表大会后弄清楚了，这是一个少数派的代表大会。在包括有三百九十八个支部的一百零一个地方联合会中，参加代表大会的仅仅是包括了五十七个支部的四十一个地方联合会。因此，哥多瓦代表大会的代表所代表的组织，还不到西班牙现存组织的六分之一。这些数字是从分立主义者的报纸《联盟报》[109]上摘引下来的。葡萄牙联合会当时共有一万五千个会员，仅仅在一个里斯本，就有按生产部门组织起来的四十八个工会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在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后，葡萄牙联合会立即给属于国际的马德里新联合会写了一封信，声明全体葡萄牙会员像一个人一样站在协会方面，反对分立主义分子。信中接着说，在葡萄牙，有人也企图建立同盟，巴枯宁甚至亲自给一个联合会会员写信，说服他为秘密团体准备基础；但是联合会一致决定，就同盟的行动方式向巴枯宁提出正式谴责。给新马德里联合会的这封信是由弗兰科署名的，根据支部代表们的指示，发表在二月一日马德里《解放报》[110]上。
荷兰各联合会（它们的代表在海牙曾站在少数派方面），也决定仍旧忠于总委员会，并且只承认根据海牙决议的规定将于一八七三年九月在瑞士召开的代表大会。在法国、奥地利、德国、匈牙利、丹麦、波兰和北美[111]，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得到了承认。因此，大多数联合会仍然忠于原来的国际。
分裂分子很快就陷于无政府状况。在各支部变成了自治的以后，剩下所要做的就是恢复各个个人的“自治”，情况也正是如此。为了获得重新骗人的可能性，背叛分子一开始就作鸟兽散。分裂出去的各个支部迅速瓦解为许多孤立的小组，只有一件事把它们联合在一起，这就是它们都大肆叫嚣，妨碍反对劳动的敌人的团结事业。[112]
巴枯宁的秘密组织
在此以前，汝拉联合会一直在秘密进行活动，现在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千自己的勾当了。不过，对于同盟来说，要继续隐瞒自己的存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在海牙代表大会后不久，总委员会便在所有国家中公布了关于同盟和关于巴枯宁的秘密活动的材料，这些材料使得巴祜宁永远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活动，并给了同盟以致命的打击。同盟怎样迅速地消失，在俄尔顿举行的瑞士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是证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五个汝拉人差不多一直不断地在唠叨关于支部自治的空洞词句。可是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却有七十五个代表反对这五个汝拉人，于是汝拉人不得不离开会场。
巴枯宁的秘密组织是打进工人组织的一个分为各种等级的骑士团。从一开始，在日内瓦公开同盟的后面就隐藏着一个秘密同盟，参加同盟的有：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和半公开半秘密的国际同盟。国际兄弟会的人数不得超过一百人，它是个红衣主教会议；他们服从中央委员会和各民族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同时既是执行局，又是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对至少由三分之二的国际兄弟组成的宪法会议（Constituante）负责。国际兄弟互相之间没有任何政治秘密。民族兄弟也按照国际兄弟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甚至都不应当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国际同盟的立法机关是常设中央委员会。日内瓦中央支部是“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常驻代表团”、“同盟的执行委员会”；这个支部分为中央局和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把自己的全权转交给公民巴枯宁”。这样一来，公民巴枯宁便成了对同盟具有制宪和立法权力的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化身。
这个秘密组织在俄国表现出了自己的古典形式。在俄国它以国际的名称而存在。由于涅恰也夫案件，这个组织才暴露了出来；涅恰也夫是同盟俄国分部的全权代表，他的号码是2771。在他的委托书上盖有如下的印鉴：欧洲革命同盟。总委员会。日期：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二日。签署人：米哈伊尔·巴枯宁。正是在这时候，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开始给俄国的许多人寄送写有革命内容的信件和明信片，特别是寄给那些他们想加以陷害的自由主义分子。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些人遭到了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然后，涅恰也夫以“总革命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份混入了莫斯科的青年大学生群中。他施展计谋，以这个神秘的委员会的名义做到使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命令，于是他便对这些青年人直接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他们同他一起干杀人的勾当。杀人行动就是对涅恰也夫进行审判的理由。
但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这一对国际兄弟由于赫尔岑的遗产问题发生了纠纷。一八七〇年，涅恰也夫在自己的机关报上要求把属于他的那一部分钱交给他，同时证明说，巴枯宁无非是一个泛斯拉夫主义的代理人。此外，卡尔·马克思根据从巴枯宁著作中摘录下的许多引文证实了这一事实。这就是瓦解国际的组织的那个人的面貌。如果关于他的这些材料提前一年公布的话，也许会使他不致为害，并向他的拥护者们证明他的真正价値。
第一国际在英国的终结
在所有其他国家中，国际所建立的组织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存在和继续发展。唯独在英国，它几乎销声匿迹。在大陆上，国际是工人运动的起点，在英国，它却是工联运动史中的一个插曲。当工联运动觉得政治活动是需要的时候，它乐意利用国际及其帮助来反对输入外国工人；但是当需要组织工人政党的时候，工联运动便又自己走自己的路，同资本家去妥协。
同伦敦总委员会的背离使得不列颠分立主义分子的宣传和活动完全瘫痪了；对他们说来，这种背离比对其余一切联合会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英国工人的眼中，旧总委员会仍具有力量；它是国际的代表者，并且在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中它能够施加一定的压力。它是争取改革运动的堡垒；此外，卡尔·马克思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的威信是非常高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也仍然是个有一定声望的组织，因为它毕竟是国际的代表者。但是，一小撮分裂分子，被从伟大的国际中开除出去的分立主义分子，既不代表总委员会，也不代表国际。黑尔斯、罗奇、莫特斯赫德等不过是一群绅士而已。所以，英国工人阶级群众中的这些堕落分子到处受到了无法克服的不信任；他们仅仅被看作是国际的队伍中的一些掉队者，这些人经常在伦敦出现，又迅即消逝。这些堕落分子个人在英国工人阶级中从不享有威信，所以一当他们离开了国际，便在工人阶级的眼中失去了任何意义。
真正的联合会委员会，即仍然有充分权利使用这个名称的组织，也不可避免地由于分裂而受到损害。不错，最优秀的和人数最多的支部仍然忠实于它；况且，除了旧联合会委员会核心组织的两个成员以外，受它领导的还有三十三个支部代表。[113]但是，剩下的人很快就相信，在工联主义世界看来，两个派别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对二者采取了同样的不信任态度。那个当初受到国际总委员会热烈欢迎的伦敦工联委员会，现在拒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借口是这个组织不是真正的工人联合会。[114]这种拒绝最初在联合会委员会中引起了一些不满，但后来决定继续进行工作，在没有这些人帮助的情况下嬴得战斗的胜利。联合会委员会的确展开了非常紧张而又极为合理的活动。它首先要求完全分离。愿意继续属于联合会的每一个支部和每一个团体，应当于二月六日以前把自己成员的名单送交联合会委员会。然后建立了实现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组织；建议所有的支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吸收工联和组织政治活动。联合会委员会也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各郡的委员会和首都的委员会都互相帮助。同时，在举行罢工的时候，联合会委员会担负起前总委员会的职责。在武尔维奇的西门子地方的工人兄弟实行大罢工[115]的时候，联合会委员会非常顺利地阻止了把德国工人运入英国。当日内瓦的首饰匠为争取九小时工作日而实行罢工[116]的时候，联合会委员会在伦敦的和各郡的工联中为罢工者募集了捐款。顺便指出，伦敦的工联委员会也拒绝支持日内瓦首饰匠的罢工，表示只愿意同联合会委员会交换统计的与诸如此类的情报。[117]但是这并没有使联合会委员会气馁。它起草了一个建议书，寄给大不列颠的所有工联。此外，曾向一些最大的工联派去了专门的代表团，以便共同讨论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最好方法。[118]为此目的，整个联合会委员会可以改名为工联委员会。[119]这个建议书直到现在仍然可以看作是对工联采取有远见的政策的范例。这个建议书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前几天被寄发给了所有工会组织。
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周密细致。联合会稍有扩大：例如，格林诺克支部也加入了联合会；这个支部的代表是莫里特曼·巴里。一般说来，联合会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成就；它力求防止不可靠分子混入，所以决定不允许那些只是在最近两个星期才加入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120]斯特腊特弗德支部由于立场含糊被开除出联合会。[121]
整个联合会内的精神生活朝气勃勃。联合会内就一些代表提出的建议展开了争论。这些代表不顾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将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的建议，支持了关于工人有权占有国民财富中应得的一份的决议案。不言而喻，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在苏札兰巴萨，土地改革的拥护者布恩做了报告后，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只有伦敦的改革同盟支持了联合会委员会中少数派的建议，并决定把这个建议作为决议案提交代表大会。[122]
曼彻斯待代表大会，即英国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二日开幕。出席大会的有二十六个代表。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是巴里、戴伊索姆、维克里和列斯纳；参加大会的支部有，比尔肯海德支部、德国工人教育协会（魏勒尔）、格林诺克支部、哈利法克斯支部、古耳支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里格波罗支部、曼彻斯特支部（两个支部）、诺定昂支部（两个支部）、苏札兰巴萨支部、西头区支部和全国改革同盟（德·摩尔根）。代表大会的主席是维克里。巴里代表联合会委员会致开幕词，作了关于国际的发言。然后，诺定昂的一个代表建议把红旗作为新的英国工人政党——不列颠联合会的会旗。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接着代表大会接受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决议，并委托联合会委员会设法实现这个决议。关于政治活动问题，代表大会确认了建立同其他一切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新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关于土地问题，在这里，也像在诺定昂一样，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起初提出了一个关于实行剥夺的措词激烈的建议；改革同盟的代表德·摩尔根对这个建议提出修正。他建议原则上确定实行剥夺的权利，但是坚持用地租来代替土地所有权，作为向现存制度的一种让步。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后，修正案被以八票对七票否决了，通过了原则性的决议。接着通过了一项关于把一切工业生产资料转交给国家掌握的决议；此外，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反对继承法的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仅可以感觉到有巴枯宁主义的影响，而且还有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在一项关于建立合作信贷组织的建议中，既包含有关于合作社的思想，又包含有关于工人占有国民财富中应得的一份的权利的思想。然后通过了一项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制和统一教育制度的决议。最后，代表大会就西班牙协会会员被选入国会一事向西班牙人民表示祝贺，并对英国政府不承认西班牙共和国以及继续监禁芬尼亚社社员提出抗议。
令人奇怪的是，对于即将于春天实行的普选，代表大会根本没有考虑采取什么确定的立场。只是在选举将要临近的时候，联合会委员会才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准备向候选人宣布的要求。[123]这个问题最初是在八月里提出的，当时曾建议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说服候选人承担遵循国际基本原则的义务。由此可见，联合会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提出工人自己的候选人的想法，这可能是由于，在英国参加选举所需的费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制定要求的委员会在十月里选举出来了，而且巴里还一度试图去打听一个候选人的口气，但是遭到了失败。[124]不过，在选举期间组织了宣传国际思想的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曼彻斯特《时报》发表了巴里的一篇辉煌的文章。巴里在文章中赞扬了国际的功绩，指出国际阻止了把外国破坏罢工者输入英国的企图，国际曾建议在各国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组织。[125]
然而，分裂分子的派别组织（沽名钓誉的黑尔斯会想做这个派别组织在海克涅提出的候选人[126]），并没有采取独立行动。在分裂后不久，这个派别组织便建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其余分裂分子的派别组织中起着总委员会的作用。黑尔斯是英国的总书记，荣克是大陆的总书记。[127]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重复对海牙代表大会及其成员和决议的责难，并散播分立主义分子的流言蜚语。为了在其他范围里夺回在工人中间永远失去的阵地，荣克有一套独特的手法。在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荣克描述了当前的状况，并声明说，当前的状况首先要求建立新支部，然后和正直的工人以及与国际的纲领没有分歧的正直的运动采取共同行动。按照荣克的意见，所谓“正直的”组织不仅仅是指“土地和劳动同盟”，他表示为了达到期望的改革而准备同一切组织实行合作；荣克还说，他自己反对一切狭隘的政策。委员会（即执行委员会——作者）同比利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美国的联合会建立有直接联系。它每周从这些联合会收到二十多种报纸，对于实现国际的事业来说，它的地位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128]可见，分裂派的派别组织差不多完全是靠前总委员会的传统过日子的；关于独立参加选举的问题它也没有考虑。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年青的党拒绝提出自己的工人候选人，这只能做些猜测。原因可能是由于财政困难，也许是由于缺少适当的候选人，因此想使得其他党的候选人来坚持国际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党这样来把自己的委托书交给别人，除了空涧的许诺外，没有得到如何来使用这个委托书的任何保证。不仅如此，这种行动方式未必符合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活动的决议，不管这种拒绝政治活动的做法是否有客观根据，从实质上来说反正是一样的，由于拒绝政治活动的结果，不列颠联合会已不再是一个独立政党了，它又变成了一个像国际那样的宣传团体！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八七三年是英国工联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英国的工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它顺利地从事自己的重大工作，即把农业工人吸引到运动中来，甚至在各农业郡的最边远的地区都组织了工会。显然，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工人政党的第一次行动的，况且工联在一八七四年选举的时候独自提出了自己的工人候选人。
上面我们详细叙述了建立英国工人政党的运动迅速高涨和突然低落的情况。最后还应当指出，关于奥哲尔及共同伴的退出引起了国际在英国的解体的传说，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相反地可以说，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埃普里卡尔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最鲜明的色彩描绘了国际在英国的辉煌成就）以后，在土地和劳动同盟的建立和发展的同时，便开始了吸引各郡工联的大力宣传鼓动工作，这一工作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奥哲尔及其同伴退出以后也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地，在他们退出以后，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还继续了整整两年，甚至还经受住了几个月的分裂的考验。这个分裂当然归根到底必然会毁掉年青的运动，如果它不能在独立的选举斗争中证明党的生命力的话。这是一种考验，在其他国家，甚至在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中，年青的工人运动也不得不经历这种考验。英国工人政党由于分裂而被削弱了，由于工联的竞争而陷于窘境，它没有找到力量来独立地干预选举（这可能是由于它缺乏资金的缘故），从而放过了有利于英国工人政党组织的第二个历史时机。第一个这样的时机是宪章运动。
现在只得惋惜的是，正是在这个危机关头，不列颠的国际由于分裂而被注定了无所作为。在一八七二——一八七四年，对于在工人阶级中还享有一定威信的组织来说，引导工联运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要是由老的有经验的总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如果它继承了总委员会的权威，再依靠自己同工联的联系，也许还能够在一八七四年选举的时候掀起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并显示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因素的政治威力。在格林威治举行补充选举的时候，工人代表同盟试图把工人代表选入下院，而这种试图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在一八七四年普选的时候，有十三个工人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活动，矿工联合会的两个正式领导人——亚历山大·麦克唐奈和托马斯·拜尔特作为工人的第一批代表进入了议会。[129]但是，在选举之后，工联领袖却觉得选举使得自由派政府（这个政府在几年内一直愚弄他们）垮台是个更大的胜利。然而托里内阁也赶忙阻止独立的工人政治运动的产生。为了这一目的，托里内阁在严格的、不妨碍特殊的保守党利益的范围内，向工人阶级的要求实行迎合让歩。新内阁考虑了工联的要求，并表示，虽然不能废除对罢工期间使用暴力实行惩罚的法律，但是愿意把这种惩罚减轻到能够使工联领袖满意的程度。同时，政府准备为这些领袖们的让步付出最高代价，如果付出了这种代价而达成的交易是有利可图的，是资产阶级允许的话。交易达成了：对工联的合法化做了补充，即承认它们斗争方法的合法性；后来这一胜利使得工联处于一种永远也无力摆脱的困难境地。它们不仅在同自己的敌人打交道时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论据，从而使自己丧失了从理论上了解阶级斗争的特点的能力，而且甚至同意了到处建立混合仲裁法庭和委员会，这些法庭和委员会虽然承认在确定工资时工人有发言权，但是使工人永远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奴隶地位。工联领袖承认了工资的可变尺度，从而也就承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放弃了消灭雇佣劳动，放弃了阶级斗争。这个过程在一八七五年完成了。从那时起，工联便在这种状态中逐渐僵化了。
新的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后才过去了一年，分裂分子的联合会就气敛焰灭。他们于九月初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笼罩着一片阴郁沮丧的情緖；西班牙联合会由于不久前的革命遭到失败而陷于悲观失望之中。二月里在西班牙宣布了共和国；同盟分子利用了这一形势，但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放弃政治的理论和耐心等待“消灭国家”的伟大时刻，而是为了从事最卑鄙的资产阶级政治和帮助共和党冒险家来夺取政权。同时，同盟分子自己也参加了各个城市的政府委员会，而且到处都是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因为多数派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为了对他们这种行为表示感谢，共和派对他们采取了鄙视态度。共和国由于普遍的无能和没有准备而垮台了，随着共和国的垮台，同盟及其组织也崩溃了。干是同盟也像国际一样，拒绝在社会舆论面前为遭到了失败的革命承担责任。[130]“共和国只使少数人升官发财，而对待贫苦的工人的态度仍然和从前一样。”法尔加·佩利塞尔用这样的话描述了这次西班牙革命给工人带来的结果。从汝拉山区、从意大利、从英国，到处都传来了普遍停滞的消息。只有在比利时还稍微有点成就。代表大会制定了章程，其中有一条说：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仅仅对于那些投票赞成它们的联合会是有束缚力的。这是一个瓦解组织的声明。一八七四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下一次“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是这类性质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汝拉山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好多年中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乐土。
一个星期以后，旧国际也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大会上的辩论大胆而充满生气。总委员会的年度总结报告仍然是用过去那种充满信心的笔调写成的；从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法国，都收到了国际取得成就的涫息。正是那些先进国家，那些工人运动每年都在加强并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国家，仍然忠实于旧国际。各罗曼语国家中的分裂分子的组织则仍然在放弃政治的旗帜下工作，从而注定了一无所成。与此同时，德国的、奥地利的、瑞士的、丹麦的和荷兰的社会民主派都变成为政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们支持工会运动。在这些国家中，都自行实现了伦敦代表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同经济组织必然发生相互作用的政治活动的决议。瓦扬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中说：“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经济运动和政治行动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旧国际及其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继承者——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变成为与其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政党，它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这同国际决议的精神是完全符合的。
德国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以典范的形式组织成为政党并建立了与党密切联系的工会组织的国家，同时工人阶级政党在德国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具有示范作用。就像德国工人阶级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成为国际的继承者。当国际处在发展成长的时期的时候，德国所起的作用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卡尔·马克思在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继承者——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宴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比任何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131]德国工人阶级没有辜负这种期望。旧国际的精神传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成为国际的继续；围绕着它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在这个国际中，日内瓦代表大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继续发生效力。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组织——第一国际（从形式就可以看出，它是把工人阶级作为某种完整的统一的东西来代表的）已经不存在了。形式被冲破了，因为它的内容，即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和组织，已经成为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财产，这是旧国际的功绩。
在德国之后，从工人运动的发展意义上来看，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法国。在那里，在公社覆灭以后，工人运动完全停止了。由于公社本身以及由于资产阶级对被迫走上政治活动舞台的被战胜了的无产阶级进行的“合法”迫害，蒲鲁东主义在这里显得是那样的无能为力，就像它在公社时期的表现一样。法国无产阶级日益明确地感觉到它需要政治组织，需要政党。在一八七六年举行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和一八七八年在里昂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虽然还笼罩着蒲鲁东主义，但是，马赛代表大会（一八七八年）、哈佛尔代表大会（一八八〇年）和兰斯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卡尔·马克思、拉法格、茹尔）盖得等起草的纲领，在一八八〇年选举中，这个纲领是作为选举纲领而提出来的。[132]除了工人党以外，有一个称为革命监察委员会的布朗基派集团也在进行活动；这个集团从它的所在地巴黎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法国中部的舍尔省和里昂。布朗基由于参加公社而被逮捕，被判处多年监禁；在布朗基被捕后，瓦扬成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人。瓦扬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社会主义的，并根据这种精神进行工作，因此这个集团几乎只是在名称上和工人党不同。与这两个党派同时存在并且独立活动的，还有法国的各工会组织；这些工会组织在一八八六年于里昂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组织成为全国工会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从一产生就声明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一八八九年这三个组织提出了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主张。
在比利时，旧国际的终结是工人运动史中的转折点。海牙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比利时联合会正处于内部瓦解的状态，国际的解体更加速了这个过程。在这以前，德·巴普使尽了自己的一切外交手腕，来防止一般说来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工人阶级同来自资产阶级行列的蒲鲁东主义分子之间、特别是同《自由》周刊编辑部之间的纠纷。德·巴普是集体主义者科兰的信徒，蒲鲁东的反对者，但是在实践上他始终坚持“整体的”社会主义[133]，并把这种观点作为在比利时活动的纲领基础。在国际覆灭后，在比利时首先组织了联合比利时各工会的劳工协会。佛来米人建立了一个政党，并经历了好几次变动。在一八七六年，万·贝维林和安塞列同布鲁塞尔劳工协会和安特卫普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并召开了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来讨论建立比利时工人联合会的条件。代表大会原则上决定建立这种联合会，然后代表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仿效德国党的纲领起草纲领草案。但是这个纲领草案未能实现，因为一方面，瓦龙的一些反对政治活动的组织进行阻挠，另一方面，否定瓦龙人组织提出的绝对自治要求的根特地方的各联合会又进行抵制。所以，仅仅建立了佛来米社会党和布拉班特社会党，这两个党在一八八〇年进行要求普选权的宣传的时候统一为比利时社会党，共同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剩下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残余的蒲鲁东主义者——互助论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一点最后终于做到了。一八八五年四月五日，召开了一切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根据德·巴普的建议，代表大会宣布接受“工人党”这个名称。德·巴普当时写道：“工人党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时，它不需要称自己的党为社会主义党或共和主义党。”工人党由六个联合会组成，这些联合会包括有合作社、互助社、劳工协会和政治小组。这样一来，工人党便成为联合了一切合作社和工会的比利时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134]
在荷兰，运动几乎未费任何周折就完成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荷兰代表大会上被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以万·登·阿伯勒为代表的一个不大的集团会同分立主义分子相勾结，在海牙代表大会最初几天会议时，万·登·阿伯勒还担任过主席，但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很快便消失了。只是在九十年代初，当多麦拉·纽文休斯出现以后，在荷兰才产生了内部分歧。
在丹麦，随着国际的建立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由工会组成的。它的纲领同时既是经济纲领，又是政治纲领。一八七八年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的建立是从事政治活动的转折点；两年之后这个联合会与各工会组织建立了攻守同盟。丹麦工人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交往中所获得的经验清楚地向他们证明，必须组织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
在挪威，在一八七五年也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社会民主党。
瑞士，大家知道，第一个仿效德国工人的榜样建立了社会民主党。但是，使瑞士变成为工会运动的典型国家的国际的传统，在很长时期内还影响这里的组织形式。尽管这里有民主宪法，但是社会民主党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大，因为大部分熟练的地方工人仍然充当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一些大城市的产业无产阶级只是慢慢地同有产阶级区分开来。所以，在这里获得蓬勃发展的主要是联合为大的工会联合会的经济组织。瑞士的党逐渐变得死气沉沉，只是到一八八七年才产生了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此外，还在国际建立以前，在瑞士就存在有格留特利联盟[135]，这是个具有社会倾向而不是社会主义倾向的民主协会。汝拉人早已投入了巴枯宁主义的怀抱，不再参加瑞士的任何党生活；他们认为自己是巴枯宁的同盟的“伟大传统”的中心，并且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罗曼民族方面。他们玩弄一切阴谋诡计来阻碍法国工人党的成立，但是他们不得不相信，他们是软弱无力的，因为谁也不再把他们当一回事了。
在西班牙，为了治愈同盟的运动所造成的创伤，花费了许多时间。镇压了革命的保守派政府消灭了西班牙的国际，因此西班牙的国际会员不得不组织成为“抵抗团体”。但是，西班牙无产阶级依靠这些组织终究了解了阶级矛盾，这个小团体时刻做好准备，等待有利的时机来实现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决议。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八二年曾做过几次尝试，都未获得成功。后来，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创办了《社会主义者报》，在几年内不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到一八八八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它的纲领同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非常相似。而“抵抗团体”——工会对于党则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它们大部分都拒绝参加政治活动。这部分是由于巴枯宁主义传统的影响（一般说来西班牙直到现在仍然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国家），部分是由于所有罗曼民族都厌恶议会制度以及在选举中产生的欺诈行为。不过，党对这些组织进行的经济斗争始终给以支持。归根到底，这两个工人组织必然会融合起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社会主义在西班牙将变成一种伟大的力量。
在意大利，为了摆脱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也需要许多时间。正是巴枯宁思想的那些最诚挚和最热心的捍卫者根据自己活动的经验深信，无政府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进行政治活动。政府以自己的迫害使工人及其大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的领袖相信了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归根到底也正是政府迫使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激进左派携起手来，进行要求普选权的有效宣传。在一八八一年，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由加里波第担任主席。一年之后，前国际会员安得列阿·科斯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代表进入了议院。后来开始产生地方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在一八八三年不顾一切困难召开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便建立准备政治和社会选举的组织。从那时起，意大利工人党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性代表大会上，安得列阿·科斯塔作为意大利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已经可以用一万名参加了政治组织的工人的名义讲话了。出席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梅里诺起的作用不大。其实他现在也成为社会主义者了。
在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差不多也像在德国一样。那里存在有作为运动核心的工人政党以及强有力的工会运动，固然工会运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由于在专制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没有保障，所以它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交给政党来保护。：
在俄国，经过了无数的混乱和错误（这些混乱和错误在国外的俄国人中间，比在死屋般的俄国表现得更加明显），终于发现具有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社会民主党是最好的组织形式。在这里，未来既不属于无力地在自由派的乐观主义和恐怖策略之间打转的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属于各个特殊的民族组织，这些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犹太工人联合会，即崩得。
除了旧大陆的这些大的全国性的政党以外，在新大陆，在北美、巴西、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在匈牙利、波兰，最后，在年青的巴尔干各国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政党。所有这些政党一起在一八八九年于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组成了新的国际，它是从旧国际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尽管时而从地图上抹去整个整个的民族，如像对待波兰人那样，时而又随意安排一些民族国家，如像在巴尔干半岛上那样，但是参加大会的这些政党按其所代表的民族成分的繁多及其本身的历史来说，都是资产阶级内部束手无策和支离破碎的例证。新国际是旧国际的继承者。当一八八九年在巴黎举行新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李卜克内西以极其确切出色的比喻描绘了国际工人协会和新产生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历史联系：“正如古代在战斗和围攻时，先锋队的士兵把自己的戈矛掷进敌人的队列，投进敌人要塞的围墙，用来激励战士夺回掷出的戈矛一样，国际工人协会把国际解放斗争的戈矛远远地投进敌军之中，投进资本主义的堡垒中，于是无产阶级为了夺回戈矛，为了击溃敌军，为了攻占敌人的堡垒，便冲上前去。国际工人协会为、世界各国的工人指出了共同的目标，向他们阐明了共同行动和共同斗争的必要性，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国际没有死亡；它转化为各个国家的强大的工人运动，并继续活在这个运动之中。它也活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这个代表大会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结果。”
新的国际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结果。
从旧国际存在以来，国际性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那时国际性的实质和活动在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尽可能严格的集中制，以便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只要爆发了经济斗争，都能够把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起来进行支持；在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工人阶级的斗争到处都主要变成了民族范围内的斗争，因此，由于必要性而采取了议会选举斗争的形式。甚至最反对议会活动的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工人政党也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规律。新国际只是从形式上把具有内部坚固组织的各国的政党联结在一起的纽带，而旧国际的强大的秘密则在于它的严格的集中制。新国际的指导思想是政治活动，而旧国际则主要在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中显示自己的力量。
但是，这种最高形式——政党，也只是一个历史阶段。是一个进行组织的学校。无产阶级知道，最后的战斗将不是在议会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还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高形式。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才能取得彻底胜利。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具有国际性的，这不仅从旧国际即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这个意义上讲是如此，也不仅从新国际即从把重心转移到政治活动和民族范围的组织的意义上讲是如此，而且从第三个高级阶段的意义上讲也是如此；第三个高级阶段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融合为一种国际性的斗争，这是瓦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建议通过的决议所要求的。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在准备进行最后的搏战。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治问题都不可能在国际范围之外获得解决。为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早已失去了自己民族局限性的倾向；它不再是农业和工业、城市和乡村之问的斗争，而是这样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产阶级携起手来，在有组织的国家政权的帮助下来剥削劳动阶级。这样一来，这个斗争便成为总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这个斗争在所有的国家都迫使旧的资产阶级政党瓦解和崩溃，并成为一个中心点；围绕着这个中心点正在形成新的政党，新的组织。这个斗争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和令人痛恨的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以便为帝国主义从粮食税和垄断中取得丰厚的利润。这样，为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现在也具有了国际性质。
在所有这些变化的影响下，议会制度的实质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人民代议机关早已不是保护资产阶级来反对国王、反对国家政权的堡垒了。政府依靠征收国家间接税的制度摆脱了议会对预算的监督，于是资产阶级现在根本不关心它以前的议会信条是否遭到了破坏。这样一来，这个资产阶级设施也就变成了阶级国家的机关，而阶级国家是具有国际性的。
资产阶级在日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多么卑鄙无耻的典型例子。最初，资产阶级具有世界主义性质，后来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现在则具有了沙文主义性质。现在资产阶级只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这种感情压倒了其他任何想法。俄国作为神圣同盟的中心曾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仇视，而现在它作为阶级统治的最后堡垒却又受到资产阶级的尊敬。在德国资产者看来，准备起来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俄国无产者比哥萨克人和法国的复仇更加危险。
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急速进入第三个即最后一个时期。这是国际托辣斯和卡特尔的时期，为了反对国际托辣斯和卡特尔，国际工会联合会正在组织起来。这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推行世界政策的时期，而无产阶级则利用自己的和平和文化的世界政策来与武力世界政策相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这个最后阶段将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的一个预言的实现而告终；成立宣言以十分矜持的词句预示了未来的事业：“工人阶级必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136]这将是文化对野蛮的胜利，和平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劳动和自由的公社对实行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国家的胜利，解放了的奴隶对寄生虫奴隶主的胜利。国际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不仅是现在的胜利，而且也是未来的任务。在国际中将实现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用消灭阶级矛盾的办法来消灭民族间的对抗。
这样的斗争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虽然整个人类历史是不断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一斗争中的一些个别场面按其深度和意义来说显得特别突出。同古罗马和它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的毁灭相比较，同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性组织的冲击下出现的毁灭相比较，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奴隶的普遍革命在古罗马内部建立了基督教公社，为一个以天国为先验理想的新社会准备了条件，这次奴隶革命就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国际。它取得了胜利并体现为中世纪国家；而个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的人化则是这次革命的凯旋。从这次革命中分化出了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创造了流动的私有财产，从而也在物质意义上完成了个性解放。但是，这是用剥夺千百万无产者的人的尊严的代价换得的，是用对一个整个阶级实行新的奴役的代价换得的。
古代的奴隶主觉得奴隶的生存是同他自己存利害关系的，现代的奴隶主则不管自己工人的死活；但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感觉到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生存是同它有利害关系的，就像奴隶主一度关心让自己奴隶的体质强壮一样，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使单个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局限在不致威胁整个工人阶级的存在的范围内。可见，旧的奴隶制的关系又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重现了。
古罗马社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给它提供奴隶的市场衰竭了。现代社会亦将由于统治阶级残酷杀戮无产者而必然遭到灭亡。资产阶级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时所表现的残忍野蛮性，对公社社员的杀害和六月的大屠杀，在历史上只有过一个先例，这就是古代对奴隶起义的镇压，而基督教国际会对这种镇压进行了有组织的反抗。那时把成千成万的起义奴隶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则成千成万地枪杀起义的无产者。
武装起义虽然没有使两千年前的基督教国际取得胜利，但是它的组织却使它获得了胜利。现代无产阶级也将依靠自己的组织而取得胜利，这种组织的第一个和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全世界无产者的联盟。
[1]甚至别列（《回忆录》第三七二页）也说，只是在公社的最后几天，当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深渊暴露出来的时候，凡尔赛和巴黎之间的和解才成为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
[2]《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一册第七一〇页（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二〇页。──译者）。
[3]马志尼和他的秘书沃尔夫参加了这个诽谤运动；马志尼在六月革命后就干过这种勾当，这一次他又在《现代观察报》上发表了攻击国际的文章，而他的秘书沃尔夫则在《每日新闻》上撰文诽谤国际。根据公社的揭露，在这以前，沃尔夫就已经是法国警察局的密探（见一八七一年七月八日《东邮报》）。加里波第曾给马志尼写了一封信，尖锐反击他对公社的诽谤。许多工人团体因此与马志尼断绝关系（见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东邮报》）。
[4]《东邮报》是伦敦东头区（即无产阶级的住区）的地方性激进小报，在一个时期内曾是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在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的时候，《东邮报》转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
[5]参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十四、十五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6]参看《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一册第三八二页。
[7]《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们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一八七二年伦敦版。
[8]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布朗基主义者及其意向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和恩格斯的其他文章一起汇印成一个文集，题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布朗基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行动问题上，是巴枯宁主义者的死敌；但是他们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仍然是接近的，例如他们都宣扬无神论，都热衷于搞秘密组织和搞阴谋。在公社以前和在公社存在期间，布朗基主又者对国际采取冷淡态度，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同国际的代表、公社的最积极的捍卫者和公社的最革命的分子站在一起，恩格斯非常中肯地把布朗基主义者称为“过去一代的革命者”。因此，在有利情况下，他们在若干时间内能够和总委员会携手同行；但是经常的共同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经济基础。
[9]参看鲁道夫·迈耶尔著《第四等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二卷第七六四页。
[10]麦克斯·巴赫认为在脱离国际的工联主义领袖中还有埃普里卡尔特（《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一册第二十一页）。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埃普里卡尔特在一八七二年还签署总委员会的文件。例如，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签署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八七二年四月十七日签署了反对柯克伦的声明，而在这年的五月二十日签署了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
[11]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一九一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一六页。——译者注）。
[12]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脱离国际的理由有点妄诞。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在五月三十日的会议上将讨论和表决总委员会关于公社的宣言。此外，鲁克拉夫特还参加了五月二十八日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自己同情公社。对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没有出席五月三十日的会议和没有做任何说明这件事，谁也没有去注意，而总委员会根据惯例也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上。只是在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的时候，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为了推卸自己对这个宣言的责任，以总委员会这种形式上的不礼貌行为做借口，退出了总委员会和国际；奥哲尔在纽卡斯尔公众大会上做了退出声明，而鲁克拉夫特则向总委员会声明退出。总委员会一致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声明，然后决定从宣言中勾去他们的名字。参看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东邮报》。
[13]当时最敌视国际的《每日新闻》在六月二十六日刊载的一个声明中，指责鲁克拉夫特是总委员会宣言的负责出版人之一，同时却作为市政局的代表同罗伦兹勋爵在一起开会。
[14]参看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一九一页。
[15]参看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二二五页。
[16]参看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二六六页及以下各页。
[17]在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刊载在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东邮报》上），对奥哲尔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评价：“他利用国际，是为了取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当他看到国际的原则妨碍他的政治前途的时候，便离开了它。”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东邮拫》上说，奥哲尔在五年的时间内没有积极参加过国际的活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六九二页。——译者）
[18]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每一次报导中差不多都谈到在英国的成就。一八七一年一月，伯明翰工会委员会给总委员会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声明自己愿意加入国际，在圣洛克曾成立了一个新支部。
[19]一八七一年九月二日和十月十九日，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二日《东邮报》。
[20]《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五页。
[21]在这个地方以前，汝拉备忘录只是在极端情况下才谈到“马克思及其代理人”（第八十三页）、“马克思的虚伪”（第九十四页）、“食利者马克思”、“食利者恩格斯”、“食利者拉法格”、“食利者吴亭”（第十一页在此以后，备忘录在三页中使用的辱骂词句比前面二百页中使用的还要多。说什么总委员会是这样一个团体，“它无耻地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代表和领导者”。“马克思及其亲信”、“总委员会的阴谋家们”、“马克思派小集团”，——这种辱骂总委员会代表的话比比皆是。备忘录中还举出如下一个事实来“说明问题”，即说什么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就像博尔克海姆、莫泽斯·赫斯、赫普纳和列奥·弗兰克尔一样的犹太人”。所有这些优美文字和崇高信念的标本都在第一百九十八和二百页上。最后，巴枯宁的娄罗的仇恨达到了顶峰，他们揭露说，马克思比犹太人更环，因为他是个德国人。可见，同盟在那时就已经为国际警察报刊作出了榜样。
[22]《汝拉联合会备忘录》，第一九五页。
[23]同上，第一九八页。
[24]汝拉联合会备忘录载有关于所有这些事件的许多详情细节，而且还包括有似乎是总委员会关于这一事件的谈话的确切报导。因为这个备忘录中除包括有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许多详情细节而外，还谈到海牙代表大会各次秘密会议上的情况，所以在这里谈一下在总委员会中暗藏有汝拉同盟的一个真正成员这件事，将不是多余的。这个人就是罗班，他是吉约姆的挚友，在普法战争开始后他从法国逃往伦敦。当时由于总委员会中根本没有法国人，所以他被接受为总委员会委员，虽然总委员会清楚知道他的过去。根据《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十三页的揭露，罗班在这时就已是拉绍德封委员会的正式通讯员。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四日他建议召开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瑞士纠纷。总委员会知道，在巴黎正在准备着伟大的事件，所以不加任何解释就拒绝了这个建议，罗班还一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又建议总委员会自行裁夺这个问题。于是总委员会决定，这个问题将由代表会议来解决，汝拉人强词夺理地说，罗班是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全权代表（参看《备忘录》第二一七页）。这样就很清楚，他们究竟从哪里知道了他们列举的那些详情细节？
[25]在汝拉人后来发表的反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通告信中，对这些情况有详细的叙述。根据《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二十一页上所说，总委员会的法国成员塞拉叶、瓦扬和巴斯特利卡只是作为巴黎公社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英国委员会和瑞士委员差不多始终在小组委员会中开会，只是在特别例外的场合下才参加大会。同盟有两个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罗班和巴斯特利卡。
[26]汝拉人称这个禁令是对支部“自治权利的令入愤恨的破坏”。《备忘录》第二〇一页。
[27]汝拉人把这个决议看做是“马克思的特别纲领，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并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审订过的人所尽知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包含有这个纲领”。备忘录极力探究，这个纲领被怎样逐渐拿来代替了国际的最初纲领。说什么，似乎是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企图强调政治活动的意义，给章程中加进了“作为手段”几个字（见章程第三十四页及以下各页）。后来在伦敦代表会议上赋予了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同样的意义，而最后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列为章程的条文之一，变成了大家必须遵行的了。这样一来，似乎国际便由各个自治的支部的广泛的兄弟联盟变成了一个被迫接受德国共产党的“信条”的宗派集团。
[28]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涅恰也夫案件和整个巴枯宁秘密组织的情况。在总委员会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于一八七三年在伦敦—汉堡出版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节中，包括有关于这些问题的详尽资料。这部著作由科科斯克译成了德文，于一八七四年由白拉克出版社在不伦瑞克出版，该书第五十九页，德译文第五十三页上载有对涅恰也夫案件及其本人的历史的评介；涅恰也夫的历史大部分也就是秘密同盟的历史。—八七一年夏天，即在伦敦代表会议前不久，英国报刊详细报导了涅恰也夫案件的情祝。这些报刊起初企图把被揭露的秘密团体同国际联系起来。当这个企图未遂后，它刊载了巴枯宁的荒诞作品：《革命者问答》，给它加了一个漂亮的名称《Revolutionisminexcelsis》。总委员会在声明书中对这些企图提出了抗议，它把这个声明书发给了它所能到用的一切报刊（参看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东邮报》）。如果当时把这个声明书分发给国际的各个支部，以便向它作揭示同盟的作用，该会是有益的。
[29]对吴亭个人来说，这个委托招致了悲惨的后果。当同盟成员得知了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后，同盟的首领特别是巴枯宁了解到，如果关于他们秘密组织的材料由掌握俄语的敌人公布了，对他们的组织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威胁。所以他们便于一天夜里在苏黎世吴亭占时居住的那条街上对他进行了袭击和殴打。如果不是一些德国大学生赶到旳话，他们很可能像涅恰也夫杀害伊万诺夫那样把他杀害。参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三〇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30]关于委总会的总结报告和特别是关于各支部的悲惨状况，参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书第三十二页。
[31]见《备忘录》第二三六页。
[32]以上两书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33]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三十六页，以及一八七二年二月十一日《东邮报》。
[34]见《备忘录》第四十四页。
[35]还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底，总委员会就从巴耳马的巴利阿里群岛收到了西班牙工人小报《社会革命报》的试刊号。关于这个小报的方向，二月四日《东邮报》的报导中说，这个小报认为，纯粹的政治谈判只不过是更换人物：而不是更换制度，而它则力图为社会变革而斗争。
[36]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东邮报》。
[37]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东邮报》。
[38]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东邮报》。
[39]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东邮拫》。
[40]现在连备忘录（《备忘录》第二四五页）也承认，同盟是个秘密组织，不过似乎只承认在西班牙是如此。根据备忘录中公布的章程来看，同盟应当是《émineméntsecrete》——绝对秘密的。
[41]因此《备忘录》称他为lemiserableLafargue（卑鄙的拉法格）。见《备忘录》第二四九页。在对国际的迫害开始后，拉法格被捕，被宪兵押解到马德里。
[42]参看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三十日《东邮报》。据《东邮报》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解放报》宣布自己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且还转载了其他工人机关报的类似声明，同时，《解放报》完全肯定地声明，它将根据关于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一致性的决议来行动。
[43]参看一八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东邮报》。
[44]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东邮报》。
[45]在汝拉联合会的备忘录中引了这封据说是甶恩格斯写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的片断。备忘录说，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威胁要把西班牙同盟的一切秘密阴谋、它对章程的轻视态度和对国际的背叛行为公诸于世，并要求立即回答。根据备忘录作者们的承认，他们是从荣克那里得到消息的，荣克后来在英国分离派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供认不讳，备忘录还说，总委员会在荣克提出了抗议后，决定不执行恩格斯的威胁。
[46]参看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东邮报》。
[47]《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十八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48]关于其余意大利人对汝拉人的通告的态度。
[49]在一八七三年，特尔察吉以两个“独立支部”的代表的资格去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分离派代表大会。因为他作为一个抽彩官，行为实在太可疑，所有他没被允许参加代表大会。参看《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八七四年列洛克里版第十四页。
[50]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和十月二十一日《东邮报》。
[51]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东邮报》。
[52]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东邮报》。
[53]一八七二年彐月十七日《东邮报》。
[54]参看一八七一年《先驱者》第九十六页。从佩捷尔松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还在公社以前，在总委员会和佩捷尔松之间就存在有个人联系。但是组织只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才产生。克里斯坦松后来在巴黎国际组织的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上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佩捷尔松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参看巴黎国际组织代表大会记录，一八八九年纽伦堡版，第六十六、七十二及以下各页。从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东邮报》刊载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丹麦国际联合会的一个创建人在瑞士和德国旅行的时候曾研究了国际工人协会在这些国家的组织情况。
[55]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邮报》。
[56]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东邮报》
[57]一八七一年七月八日《东邮报》。
[58]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日《东邮报》。
[59]一八七一年九月二日《东邮报》。
[60]一八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东邮报》。
[61]《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
[62]参看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二日《东邮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导。
[63]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九和二十六日，九月二日《东邮报》。
[64]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六日《东邮报》。
[65]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雷诺新闻周报》。
[66]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和十二月九日《东邮报》。
[67]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东邮报》。
[68]一八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和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东邮报》。
[69]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东邮报》。
[70]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东邮报》
[71]一八七二年二月十一日《东邮报》。
[72]一八七二年四月七日《东邮报》。
[73]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东邮报》。
[74]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东邮报》。
[75]一八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东邮报》。
[76]一八七二年一月六日和六月十五日《东邮报》。
[77]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和六月十五日《东邮报》。
[78]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九日《东邮报》。
[79]《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
[80]一八七二年六月十五日和二十二日《国际先驱报》。
[81]一八七二年七月十三日《国际先驱报》。
[82]关于诺定昂代表大会，参看七月二十七日《国际先驱报》。较详细的报导见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东邮报》。
[83]其实，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未得允许就已经这样做了，它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大家知道，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那一年五月底加入了同盟。参看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和七月十三日《国际先驱报》。几天之后，总委员会（荣克）对西班牙事情采取的态度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84]参看致库格曼的信。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七九九页。（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二八页。——译者）
[85]恩格斯于一八七一年从曼彻斯特来到了伦敦。他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载于《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三册第五十一页）中说：“比利时人讨论了修改章程的草案，似是没有通过它。汉斯提出的草案把总委员会取消了。对我个人来说这倒也合适：我和马克思反正将不参加总委员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来从事著述，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卡尔·马克思好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他需要利用自己的余生来完成他的终生事业——《资本论》。显然，主要是恩格斯让马克思放弃总委员会的工作，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毫无疑问，在他的影响下现在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反对巴枯宁及其活动。但是，正是这些措施在总委员会里引起了新的误会。
[86]《国际先驱报》，一八七二年十月十九日。
[87]瓦扬决议案的原意如下：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一个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并且与它们相对立的政党时，它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了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它的最终目标——消灭任何阶级，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为政党；工人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时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经济运动和政治行动是密切联系着的。
[8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一八〇页。——译者
[89]参看《备忘录》第二五〇、二五一页。在上面提到的那封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谈到了这个委员会（见《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五十页）。恩格斯在信中写道：“自从黑尔斯被任命为总书记以来，埃卡留斯和莫特斯赫德便同黑尔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英国人分裂为三派：黑尔斯派、反黑尔斯派和中间分子……烦琐的争执几乎耗费了总委员会的全部时间，为了消除这种争执，我们不得不建立一个类似CommitteeduSalutPublique（公安委员会——作者）的组织，我们把所有的争执都交给这个委员会去处理。”在一八七三年于日内瓦举行的“新国际”即被开除的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上，埃卡留斯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声明说，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月，总委员会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
[90]《备忘录》第二五〇、二五一页。《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四十五页。
[91]《国际先驱报》上刊载了一篇以这种精神写成的署名为W.H.R.的呼吁书。但是在这个呼吁书中包含有反对旧总委员会的几根刺。这个呼吁书中说：“我们的协会用不着害怕前总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应当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成长，虽然许多人认为，总委员会帮助我们和支持我们。通一通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我们并没有害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无所失，但是我们获得的益处却非常多，所以，让每一个同志相信，我们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我们未来的前景也非常美好。”
[92]见《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
[93]见《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并参看马克思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四日的信。
[94]见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七日、二十四日，九月十四日、二十八日，十月五日、十九日和二十六日《国际先驱报》。
[95]见一八七二年九月七日《国际先驱报》。
[96]见一八七二年九月十四日《国际先驱报》。
[97]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日《国际先驱报》。
[98]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国际先驱报》。
[99]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际先驱报》。
[100]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七日《国际先驱报》。
[101]见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国际先驱报》。这个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国际先驱报》有一次甚至刊载了同盟的意大利信徒在他们的里米尼代表大会之前发表的宣言。见一八七二年八月三日该报。这个宣言中说：“简化组织终于成了一切还没有被野心弄瞎了眼睛、还对神圣事业赤胆忠心的人的十分自然的要求了。”不过，《国际先驱报》在许多号中指出了所有同盟的报刊堕落的事实。
[102]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国际先驱报》。
[103]见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国际先驱报》。
[104]分立分子把自己称为“多数派”；奇怪的是，既然他们是多数派，为什么他们要分立呢；既然他们是多数派，为什么他们要秘密策划分立呢。在维克里的一封公开信（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东邮报》）中说，这些首领们暗中召集了会议，“多数派”的成员只是在开会的那一天才知道了要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
[105]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一日《国际先驱报》。
[106]《国际和革命》第八页上说：“国际背弃了自己所负的使命；它放弃了革命；它逃到大西洋彼岸去了。”
[107]根据二月二十三日《东邮报》的报导，他们总共只有十二个代表。
[108]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一日《国际先驱报》。
[109]一八七三年二月八日《国际先驱报》。
[110]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五日《国际先驱报》
[111]参看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见《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三十一页。
[112]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国际先驱报》。
[113]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东邮报》。
[114]—八七三年四月十二日《东邮报》。
[115]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三月一日《国际先驱报》。
[116]一八七三年三月一日《国际先驱报》。
[117]一八七三年三月一日《国际先驱报》。在这方面同工联接近的主要障碍是工联的负责人。一八七三年夏天，伦敦建筑工人准备实行大罢工。当时在联合会委员会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顾工联委员会的不良态度，向它建议甶联合会委员会提供帮助。同时，非常正确地指出，工联的书记们始终妨碍工人和国际之间建立联系。后来，由于工人和建筑工程承包人之间达成了协议，关于支持的问题便失去了意义。（参看一八七三年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七日《东邮报》）。
[118]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和四月五日《国际先驱报》。
[119]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三日《国际先驱报》。
[120]一八七三年四月十九日《国际先驱报》。
[121]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国际先驱报》。
[122]一八七三年五月三日、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十四日《国际先驱报》。
[123]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东邮报》。
[124]一八七三年八月十七日、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八日《东邮报》。这几号报纸中说，巴里根据委员会的委托，通过区选举委员会书面向候选人马里列朋（伦敦）提出了四个问题，并建议他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对这些问题加以阐述，候选人詹姆斯答应这样做，但是他在自己的无休无止的长篇演说中连一个字也没有提这些问题，于是巴里要求詹姆斯加以解释，詹姆斯建议书面回答他，巴里当然拒绝这种做法，并保留有进行宣传来反对这位候选人的权利。
[125]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报》。
[126]参看《新时代》第二十一年集第二册第五十页。
[127]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五日《东邮报》。
[128]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东邮报》。
[129]参看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二三九页及以下各页。
[130]参看恩格斯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叉者》一文，一八七三年莱比锡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131]见一八六七年《先驱者》第四十四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六〇四页。——译者）
[132]详见保尔·拉法格《工人党的纲领》，一八八三年巴黎版；以及保尔·拉法格《法国的社会主义》，见《新时代》第八年集第三三七页及以下各页。
[133]“整体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纯粹的“整体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法国人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整体的”这个词的，他们在国际的代表大会曾谈到“整体的”教育纲领。
[134]参看德特莱和王德威尔得著《比利时的社会主义》，一八九八年巴黎版。
[135]格留特利联盟是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组织，一八三八年成立于瑞士。一九〇一年，格留特利联盟加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但仍在组职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一九一六年瑞士社会民主党同它划清了界限。——译者
[13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二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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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译者后记
一、本书的作者，莫礼士·多布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多年，是一位著名的进步作家，理论水平很高；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所熟悉的一位学者。所著《苏联经济新论》是由梁纯夫同志所译，在三联出版，《苏联经济发展史》是由张子美同志所译，在商务出版，（张译本把作者名字译作道伯）。这本书在作者的著作中，是最精辟的一种，从一九四六年初版到一九五零年已印过四版：《翻译通报》三卷四期，曾予介绍，鼓励翻译。
二、本书虽然是历史科学方面的著作，但译者翻译此书的动机，却是为了以之辅助所担任“国际贸易”一课的教材，因这书里有不少自前资本主义时期到帝国主义时期，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变动资料同深入的分析。从一九五零年十月着手，时断时续，直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才全部完成。
三、译者工作的方法是先比照原文直译，再修改词句，最后才尽可能范围，使之中国化。前六章付印前曾分别请人对照原文校阅过。
四、本书注释很多，第二，第三，第四与第八章，有些注释，过于专门化，精简似并不影响正文，译者试加节译。
五、第八章原文较长，有几处译者觉得不太必要，似可从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原文第三百五十二页引证华莱士未揭露反动面具以前所说的话；译者对之试加节译，上下文仍可实串。
六、译者毫无翻译经验，虽然小心翼翼地从事于这项翻译工作，译文不妥之处，仍所难免；所以希望爱护本书的读者，不吝指教，俾于再版时加以修正，使译文臻于完善。
七、纸型完成后，经校对发现页四八前后一行，“关于以上种……”上面脱落：“所有这些徵象，都在说明，经济因素对于结果如何，是必然曾起过显著的作用”，等三十一个字，特为勘误，请读者参照阅读，并致歉意。
八、最后在翻译过程里承南开大学财经学院黄公度、潘源来、傅筑夫诸教授代为校阅部分稿子；又妻樱帮同校对抄写，再次一并致谢。
滕茂桐南开大学一九五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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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二次大战前后的经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八章第二次大战前后的经济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节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大战中的廿余年间，造成廿世纪初期经济局面的基本趋势，大部分都是在继续发展，而且是更进一步的，加速度的。廿世纪廿年代的一般见解，总以为当时经济的病态及其根源，是战时的失衡所遗留下来的，再加上战时的货币纷乱所致，如果将来经过适当的调整，便能恢复稳定，这些经济病状，也自然会消逝的。[1]许多时事评论家，把恢复“正常”价比的“稳定局面”，看作非常玄妙的一种答案，代替了现实的思想。与此有联系，但比较更有弹性的一种看法，是认为因为战争的原故，生产与市场情况，已发生长期变化，从而改变了经济体系，虽然调整时不无艰涩之处，但经过相当时期，只要企业与贸易的自由，能够恢复，还是没有问题的。复以欧洲层出不穷的纷扰与世界其他各地的繁荣，形成对照，更增强了经济危机现象，只是过渡性质的信念。第一次大战后不久，美国即步入了繁荣，使着乐观的情绪达于疯狂。一个新的观念笼罩了北美大地，在该处扩张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企业获得了新的命运：取消了资源稀少的问题，不仅其本国的人民，即全世界的人民，亦将从而致富。正在一九二九不幸的那一年，胡佛领导下的“近代经济变化研究委员会”，满怀信心的在报告书上，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在经济意义上，我们有着无限的园地，新的需求又能制造更新的需求，如此川流不息……我们仅仅接近到我们经济潜在能力的边缘而已。”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时代的情绪，确是令人有近代奇观之感。不过好景不长，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一系列的事实，冲破了乐观的梦幻，而且这次危机的来势及其影响所及的范围，都远非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长期萧条”所能与之比拟。在这人们觉悟到是经济体系基本上有了问题，比调整迟缓，价比失调等等原因，更为根本，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正在感受了长期的病症，走向崩溃的道路。
两次大战间的这段时期里，在大的方向上，是不难认识的，所有的特点，都是垄断时代所应具有的，简直是一目了然，无庸仔细分析。这几十年与前世纪的“长期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大部分主要的工业价格，呈现胶漆状，而且维持利润水平，不使物价崩溃；工业家与政治家咸以限制生产率，而不降低成本为补救的策略；结果生产能力普遍的闲置，而失业问题规模之严重与持续性，都是史无前例。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所谓新重商主义“对于生产能力之恐惧”性，仍是很显然的。例如，关税政策，卡特尔限额制与限制计划的普遍应用，时尚的大规模广告运动，联合的商业宣传与特权市场，以及普遍的宣扬出超等等……，政府的政策都带有这些色彩。工业与经济的复兴计划，都在执行这些意志。它促进了保守主义，同时使着企业性与冒险性的意志为之瘫痪，甚而至于使经济学家的思想否定了百余年来的传统，引导着经济理论向一条相当新奇的路线发展。
为了使我们上面所讲的更容易令人了解起见，我们假定一个抽象的模型，去代表建筑在高度独占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工业于运用时之主要轮廓。[2]为了使我们的模型与现时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且只主义要点而忽略枝节问题，我们的模型要特别简化，俾可使突出的部分一目了然，凡与其他情况之下所共具之特点，则一概从略。
首先，这个模型是有着价格与成本之间越乎寻常距离的特点，因之利润也就越乎寻常的膨胀，总之，工业收入中的工资部分必然会过分的抑低（此处所指的利润是以与经常开支形成的比例表示之）。其次，如果在特定的市场上或一般的市场上需求减少时，独占资本家所采的策略是减少生产量而不是压低价格，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持价格以取得最大的利润。[3]第三，这个制度是有大批生产能力与生产设备被荒废闲置，及大批产业后备军存在的特点，尤其是在萧条时期是如此。因为普遍的采用限制的手段以及固定的设备不能拆散使用，上述的现象可能成为久性的。[4]换言之，在恐惧生产能力的时代里一部分，生产力必然不能被充分利用，同时产业后备军必然因资本家蓄意使生产收到限制而随时得到补充。第四，因为垄断资本家不愿扩充生产能力，而新的企业又不能染指，新的投资率可能是降低的。在极端情况下，每一个工业纵不是由一个厂家所单独操纵，也要为一个利益集体所控制，正如前几个世纪排他性的行会制度一样。倘有其他的自由投资范围存在的话，那么独占工业里投资率降低以后至少因为自由工业投资的增加率，部分的可加以抵销。“自由”工业里投资率增加以后，利润率也便有下落之趋势，而同时短暂的工业里因独占的手段利润率为之提高，因为最后新投资率仍必将降低。[5]在这种情况里，有一个显著的矛盾：一方面，在不损及垄断利润的条件下，投资的机会是狭隘了；另方面，是加紧觅求投资的出路，增加殖民地的势力范围。[6]
第五，国内投资率减低以后（除非为殖民地的发展有大量的资本出口可以抵销的情况之外，）重工业产品的市场，必然趋于狭隘，而同时因为集体失业人口的存在，以及上述的工资抑低利润膨大的各种情况，消费必然衰退，从而使着消费市场受到抑制。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里，是有市场滞销与需求长期不足的特点。这会使市场滞销现象益形严重，而且恢复困难，致使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与失业问题长期化。复次，重工业与消费工业比较起来，重工业所感受之困难益为严重，于是为重工业谋求出路便成为当务之急，甚至于窒息其他国家竞争性的重工业或侵占别国的土地都在所不惜。
最后，工业结构有趋于僵化的趋势，其为坚强独占组织所控制的工业固然如此，就是比较松懈的卡特尔形态的管制也有同样的结果，换言之：每个工业的现有状况因为只生产限额的产量，都被冻结了，[7]这并不是说独占组织完全没有进步的成分。在组织调查研究并在长期打算上，原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同时可利用最有效的设备集中生产，这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往往是不太可能的。熊彼得甚至于认为独占的组织可以发挥高度的建设创造性，因为它可以有效的运用充足的资源，并可肩负普通企业家所不能担任的风险。不过这显然忽略了独占资本家花费了许多时间与精力抵制新的发明，拒绝其他企业家染指，工具既得利益的事实。同时也忽略了在独占制度下，他们在考虑改用新方法时，对于为原有旧方法已经投下去的资本价值的影响时，会使他们踌躇，而退缩不前，与完全竞争的情况不同。
无疑义地，关于独占问题，我们所最应该注意的，是其对于经济发展之影响，而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强调的，对于经济均衡的影响。在某一特定的时代里，这些影响是累进的，随着经济制度之发展，不但速度会变化，同时整个路线也可能变化，正如同四五个世纪以前的情况那样的显著。在独占制度下，注意力从生产成本的考虑转移到金融与商业霸权的考虑上，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例如：参与公司的操纵技术，与银行的联系合同及其密切关系，是垄断资本家所注意的，至于对工业标准化之推进，以及区位问题反而毫不在意。除非甘冒掠夺别国土地的为限，以及打击足以损妨独占资本家的各种活动的措施外，独占资本家是保守的而不是进取的。在巩固自己的战略地位时，增加费伯伦（Veblen）所讲的，“因减少生产效能所发生的无形资产”价值，比因改进生产所获得的利润，更富于诱惑性。结果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作为生产标准及业务政策动机指针的资本价值与利润的希望，渐以限制生产力为时尚，而不图改进。这一发展，正如费伯伦所云：“工业被控制的情况下，最突出而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工业设备与资源，及其所有权的证券，其面值远超过了所代表的设备与资源市价”。[8]换言之，大量不事生产的成本，压在工业体系的上面，再加上独占竞争时代里，争取“经济霸权”的斗争中间的消耗，直压得工业体系，不堪重荷。（“经济霸权”（EconomicBaronage）是由一位最近泰晤士报的投稿人所创用）
最近在英国同这个抽象模型相类似的事件，是不难寻觅的；卅年代的大陆国家与美洲，事态的演变与之类似之点更为显著，英国多余生产能力的全面调查虽付之缺如，但在美国，我们可以根据人们时常引用的普鲁金斯研究所，所发表的估计数字，据说，在美国繁荣高潮顶点的一九二九年，生产设备中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竟达百分之二十。在萧条最甚的那一年，废弃的生产力到过百分之五十。[9]关于英国基本工业的情况，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其对于摧毁多余生产能力的计划，如造船证券公司计划，或棉纺锭法案，（更无论限制耕地面积的农业计划了，不过那可能还有特殊的原因）说明了一个问题：纵使英国在三十年代初期，多余的生产能力到不了百分之五十，其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二十年代的英国，失业的数字，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二；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就大为上升，接近三百万人之谱，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五，在曾保险的工人中，失业的数字，平均为百分之一八·五左右，这相当于一九一四年前平均数字的四倍，又相当于一九一四年前四十年中，失业记录最高峰的两杯之谱。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大滞销期间，美国失业数字约为一千三百万强，而主要产业国家的数字，约为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之谱。[10]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间，英国每年吸收就业的劳动人民，平均约当人口的百分之一·五：在这十五年中，虽然三十年代后期有重整军备的活动，同时人口的增加率也比一九一四年前为小，但是产业后备军的人数，一直没有改变。以第一次战后的就业高峰与一九三九年的情况比较，在保险的各行业中，就业人数增加率百分之二十，而谋求职业的工人缺增加率百分之二十八。制造工业的就业增加数，微小得很，而采冶工业的就业数，缩减了三分之一。
关于限制生产，维持价格政策，所造成的价格胶漆性，于战后，尤其是在美国，曾有许多的研究报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零年的美国，物价比早年萧条时期，降落迟缓得多。有人就这样地写道：“这个局面是有着巩固现行价格，并拒绝降低的特点，因之使这次萧条，比以往时间拖得长，而且也更艰苦”。[11]“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最后的一次报告书，引证参考资料：“为独占康采恩或主要的产业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基本工业，为了维持价格，保证利润计，确有减产情事”，同时另一篇关于物价动态的研究论文透露，：“大体上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你那滞销期内，每逢物价落得多的时候，产量便减低得较少；反过来，如物价维持不动，则产量即将锐减”。[12]最值得注意的一项参考资料，就是德国“产业组织促进协会”，对于受卡特尔控制的产品与在相当的自由竞争市场上贩卖的产品，物价降落的比较研究（这部分研究结果，“国际联盟经济情势普查”曾加以引用）。这些德国资料说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间，后一种产品的物价指数，落至四五·七，而前项产品的物价指数为八三·五（一九二六年等于一零零）。换言之，卡特尔控制的产品价格，比起自由市场的产品价格，只降落了三分之一。[13]
在危机的过程中，资本货物与消费货物的价格动态，也形成对比，前者降低的程度要小得多。这恰与一九一四年前的情况相反，例如，美国于一九零七至一九零八年危机中，资本货物之降落，两倍于消费品，而德国则相当于三倍之谱，所以对比的情况，更值得注意。而且初视之，会令人感觉到惊异，因为一九二九年后的净投资，比以前的危机时期，减退得更为显著。固然我们可以说，资本货物的总需求，包括新建部分及补充折旧部分，也许不若最初想象的那么大，同时纵使需求减少得很多，也许对于价格不至于有很大的抑低作用。[14]无可置辩地，战前与战后之所以不同者，是由于战后重工业有高度的独占组织，“其组织坚强的生产器材工业，已经卡特尔化，或正在进行卡特尔化，或正在进行卡特尔化，资本的负担很重，抵制减价的力量也很大”。[15]复次，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售【“售”前一次因印刷问题无法看清——录入者注】物价下落程度，也甚于工业品。例如，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美国的原料落价百分之四十九，而工业品仅落价百分之三十一，德国的原料落价百分之三十五，而工业品落价百分之二十九。[16]在农业方面，则因特殊的原因，影响生产与供应，致使价格崩溃。各种价格间的不平衡性（让我们借用一九二三年苏联用以形容工农产品价格不同方向发展的一个名词“剪刀差”以表明之。）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使着正常的交换比率与贸易数量是都被打乱了，结果，相对的收入同购买能力都发生了变化，造成了那些年代中金融财政上的纷乱。
因为产量同价格的变动会影响到利润，因此繁荣与萧条期间，利润的波动应该是很显然的。还有，所谓净利润者，是指着毛收入与毛成本之间的差额，同时同这两个数字比较起来可能是很小的，每逢价格跌落的时候，这个差额可能完全消失，也许在真正滞销的时候，完全变成为损失。三十年代初期，产业利润确是为之缩减，不过，若与完全竞争情况比较起来，其缩减程度之小，简直是出乎人们语料之外。我们只看股息分配的情形，还不能得窥全豹；如要了解全面情况，我们必须要知道公积金的分配与财产的估价，茲以英国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分配情形而论，根据斯谭普（Stamp）的利润指数，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不景气的时候，平均还维持着六厘股息。（一九二九年的股息为一分五厘）而且从未跌倒六厘以下。[17]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已有的资料并不能说明真相，国民所得中的工资部分，无论是在危机期间或自二十世纪以来，根据各种估计（按指资本主义国家之估计——译者注），比例上都没有什么变动，这是很有问题的。其所以如此者，并不是因为垄断的程度不够，或未产生影响，乃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模糊了垄断资本掠夺工人收入的事实。[18]如果我们以制造工业的净产品作为工资的部分加以计算，情形便有些两样了。（与以全部国民所得计算不同）这次我们便可以分辨出来，英国的工资收入的长期趋势，是在稳落；美国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初期也在降落，直至一九三三年实行“新政”后，曾一度上涨；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德国的情形，是最初急骤下落，以后一直维持最低的标准。德国与美国的工资比例，较英国为低（因为垄断组织比较发达，同时自一九三二年依赖，德国的最低）。[19]
毕卫瑞技（Beveridge）曾指出：一九一四年前的几十年中，繁荣与滞销期间，生产量的波动有减低的趋势，而在两次大战期间，则有很显著的增加趋势，“是十九世纪中叶依赖所未有者”。[20]他的产业活动指数，以“标准差”计算，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八年者，相当于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三年者两倍强，同时相当于一八六零年至一八八六年的两倍；在建筑业方面，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八年的波动，约为一九一四年前二十五年中的三倍，同时相当于一八六零年至一八八六年的两杯强。[21]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经济危机，正如《经济学人》（按指英国的一个反动经济刊物——译者注）所说的“灾难纷至沓来的年头里”，“主要工业国家的生产量，降低在一九二九年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22]一九三二年夏天，美国的生产量比一九二九年高峰跌落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三三年建筑器材的生产量只相当于一九二九年的三分之一强，在其他各国跌落的程度，约在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之间，一九三年的德国捷克与波兰，跌落的程度比联合王国与瑞典为甚。重工业的生产崩溃情形，是最为显著，一九三二年三月六个主要工业国家的铣铁的总产量，比一九二九年的水平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四。[23]有些国家的国民所得总额（以价值计算）差不多跌落了一半，同时，国际贸易的总值比一九二九年水平跌落了百分之四十，而国际贸易量则跌落了百分之七十四之巨。
这次的危机，除了其严重性与持续性的特点外，最令人注意的是它的普遍性。正如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所云：“战后的第二次经济萧条是这样的深入，而且非常难以渡过难关，主要的是由于其普遍性。除了苏联而外，几无例外。产业中心与殖民地都同样的感受到威胁”。[24]二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则并不普遍，而且差不多只限于受到战祸的欧洲。一九二零至二一年的短期萧条，渡过之后，即开始了美国所引起的八年繁荣高潮，使着一九二九年的生产量比一九二二年的水平高百分之三十四，比一九一三年的水平高百分之六十五。新建设率更是惊人，以美国机械工具的需求而论，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二年即增加率百分之九十，同时铸造设备的需求，也几增加率百分之五十。在这个期间，资本货物生产的增加率，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上升了百分之七十，约为消费品者的两倍（永久性消费品的生产增加率比普通消费品者高，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独占竞争形式的分期付款销货办法，较前推广）。生产器材空前增加的事实，简直使着经济学家在发问：“是否全国生产能力过大的部分，都用在生产器材的方面”。[25]除了国内大量投资之外，在这个繁荣阶段，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大为扩张，同时“美国从债务国过渡到债权国，虽然不如想象得那么突然，但是它能掌握这样大的海外投资，也是近代史无前例的”。[26]大部分海外投资，是采取适当美国公司控制的直接投资方式，（例如：通过美孚油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的许多分支机构，美国的资本家可以从中操纵）；同时在十年间约有三十亿元是采这种投资方式。[27]二十年代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也有相当规模的海外投资。一九二五年年北美的生产值数比一九一三年增加率百分之二十六，欧洲以外国家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而资本主义的欧洲只增加了百分之二，[28]颇有一部分增加的数字，是在原料方面。不过也包括南美与日本某几种工业的增加数字。
在二十年代世界各地的生产情况既有这样的差异，而一九二九年的危机又具有如此的普遍性，如不加以深刻的解释，确能令人生大惑不解之感。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时，首当其冲者为美国，其所受之打击远比英国瑞典同法国为甚，据佛勃理肯（S.Fabricant）估计，从一八九九至一九三七年，美国的工业产品总生产量增加了二又四分之三倍，换言之，每年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三·五；在这四十年当中，曾有九次工业产品的绝对数字下降，差不多每次所占的事件为一年。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紧缩情况，同三十年前的比较起来，“是最严重而且时间也最长的一次”；一九三二年的产量已回落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而且到了一九三七年时，恢复了若干年后，工业产量也不过是将将达到一九二九年的高峰。[29]一九三七年后的生产又趋低落；据联邦准备银行的工业生产指数，从三七年的一一三（一九二九年为一零零）落到了三八你那的八八；降落的程度与一九二九年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差不太多。
一九三二年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恢复情形，还是摸索前进的而且是很不平均的。虽然整个的制度已不复具有以往曾有的恢复力。“国际联盟”的“经济情势普查”于三十年代中，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恢复只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而且进行得又慢又不平均”，在谈到一九三五年即一九二九年崩溃后的第六个年头时，承认：“混乱而没有希望”，同时“在广大面积上经济的活跃，并不就足以表示萧条阶段，已经渡过”。[30]前一年“经济情势普查”的编者，曾这样地写道：“过去萧条的经验是：经过相当长期的重建与稳定痛苦过程后，产业界仍可得到萧条以前的利润机会。现在产业界经过调整之后，发现景物全非”，[31]这主要是由于各国政府与产业界，为了在经济危机中维护既得利益，采取限制性的手段，以及自给自足的策略，并在货币政策上采取自由行动，总之一切的办法都是食人以自肥的。复次，甚至于在一九三六与一九三七年已经相当普遍的恢复时期，在另外一方面也是突出的不同于以前的产业循环；就是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的恢复阶段中，生产的扩张是靠了政府政策的帮助。[32]例如：最初是靠了有利于工业的货币与关税政策，一九三二年英镑的贬值，给予英国出口工业一个暂时的刺激，就是一个例子。再则是靠了低利率政策，以刺激建筑业；最后则靠了军备的开支，这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在英国大得多。换言之，促使三十年代经济恢复的需求的扩张，不论是来自资本货物的投资，或来自消费，但与制度的本身无关，同时制度本身也没有内在的恢复能力，美国自亦不能例外。恢复的力量是来自制度以外，并具有政治的背景，例如以政府的开支，或刺激投资的政府措施，或为了保护某项企业，管制市场的各种方式。正如《经济学人》所载的《英国卡特尔化》一文所载的：“自一九三二年以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态度，不再是以警察或学监的姿态出现了，它是有所偏袒的；同时“国家对于工业的态度，也彻底的改革了，以前的警察现在已成为神甫了”。[33]
第二节
关于这个时期的详细情况，无论是英国或其他各国都有些特点，不能很合适的符合我们上面所假定哪个简单的模型。首先，虽然各国的产业后备军人数非常众多，但在三十年代的初期经济危机的那几年当中，已有职业的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但是得以维持而且还上涨了些，在英国这种情况，特别突出，而且在这一点上与一八七零年的情形相同。事实上英国全部工业里的货币工资，比一八七三年降落得少得多。在其他各国降落的程度相当的大，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德国，据估计劳力成本下落百分之二十，在美国差不多下落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四十之谱。[34]这个现象是不难解释的，这显然是在说明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在空前的壮大。虽然在一九二六年英国的总罢工中，劳工受到相当的挫折，同时自一九二零年以后工会的会员减少，但在有高度组织的几个行业当中，仍然能够维持工资率，工会的机构对于制止工资率之下降，是起着作用的，否则，在无组织的行业中，因为大家竞争职业的原故，工资是会降落的（在许多国家就是如此）。[35]
这个时期里的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仅以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及其防卫的能力来解释还是不够的，正如其实年代同八十年代的情况一样，由于世界市场上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运动，输入的实粮价格下落，是一个主要原因。事实在说明，以二十年代的情况与一九一四年前的情况比较，英国进口货物的价格，比出口货物的平均的价格，下落的程度要大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着二者的比例，对于英国有利。那就是英国仍在维持食粮自由进口的传统政策，因之工农产品的交易比例改变以后，就会使生活费用下落，实际工资上升。但以实际工资之上升，是由于外来的原因，所以英国工业产品的工资成本并未上涨，在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在两年间输入英国的麦子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跌落了三分之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那些反饥饿、争取保障的年头里，英国工人阶级的境况必然要更为恶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英国工运的行列里，便不会发生分化（一八八零年就曾有过分化），换言之，已有职业的百分之四十的工人阶级，与其余没有职业而受到经济危机主要打击那大部分工人，便要分道扬镳。事实上我们在英国所见到的，这块园地完全不受席卷欧陆的社会政治潮流激荡的影响，而且最令人诧异的就是反抗同要求改善生活的情绪，是与守旧的看法同时存在的，无论是工党运动的产业部分或政治部分，都不采取彻底进步的政策。
其次，在这些年历还另外有一个现象，是无须多所解释就可以明白的，那就是不只是美国，同时在英国，劳动生产率在飞跃式的增加，正如前一世纪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的情形一样，虽在萧条时期仍然继续增加。据估计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零你那，英国工业中每一个工人的生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从一九三零年到三四的萧条期间，又增加率百分之十到十一。[36]为了说明起见，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零年我们知道，“在各行业装置的电力马达生产能力，除电力供应机构外，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二”。[37]这与美国比较起来，还是瞠乎其后的。美国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量增加率，自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年增加率百分之四十三，[38]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39]同期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九年瑞典每一个工人的产量约增加率百分之四十之谱；同时在德国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就业的工人增加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而生产量的指数增加了增加率百分之二七·五，也就是说每个人每年平均的产量约增加率百分之五。[40]
生产率这样的长足进步，正足以说明技术上的改良；以英国而论，在“合理化”的旗帜之下，工业组织与装备都有所改进，这在第一次大战以前，却未曾作到。二十年代英国的“合理化”运动，只限于弥补漏洞而已。但以这个改进的“合理化”运动不限于英国，因之其所以迟迟采用者，是另有意义的。密勒（F.C.Mills）谈到美国时指出：“一九二三年以前，是只靠了工人的数目去扩充生产，自此以后，则进步的设备，改良的工人组织与工作技术，对于扩充生产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1]投资朝着资本的深度发展方向转变，究竟是为了应付有组织的壮大了的工人力量呢；还是如隋茲所指出的，所谓独占者，就是意味着，“节约劳动力比以前更成为资本主义的技术目标，同时新方法的安排，是为了尽量不影响原有的资本价值”；[42]甚而至于还是表示纷重沓来的科学新成就，即便在垄断时代，有市场狭隘的限制，也会推动工业的进步呢？则殊难加以肯定，总之，技术方面的变革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甚至有人对此与十八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等量齐观。
然而有许多的影响，非始料所及。因为没有以前市场扩张的条件，所以技术的变革只是使着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因为生产某种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工人比以前减少了，而产量总额为市场所限不能同比例的增加。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制造业所用的工人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而生产量却增加率百分之十三，造成了近代独特的所谓“技术失业”问题。[43]但是技术的改进，在不同的工业里，在不同的国家，甚至于在某项工业的各部分，极不均匀，致使三十年代的初期，各种商品的价比与交易比例，都为之打乱，并使各方面的利益发生抵触。在根本没有竞争，或竞争受限制的环境里，减低成本的新发明，适足以造成全面利润的下降，与生产能力长期不能充分利用的新局面。低成本的方法代替高成本方法的正常机构，此时已不复存在；反而以限价与产量限额的规定。保持高成本的方法，这在大宗原料生产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橡胶、白糖、咖啡与大锡等。在制造工业方面，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这方面成本降低的新方法，正足以造成工业内部的纠纷；不表现于新基础上的建设问题，却表现于低成本与高成本生产单位间的斗争，例如，怎样分配生产限额，或如何厘订价格等等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即认为三十年代这些技术变革，完全没有扩张产量，或者认为在两次大战间，投资只是采取“深度”发展的路线，而未曾向“宽度”方向发展。不过在这二十年间，英国的工业产量，比以前增加得慢；同时美国于一九三九年的产量，还没有达到十年前的标准。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英国基本工业的生产率是在增长，同时总的产量却在减少。但在扩张的工业里，产量与就业人数，增进的都非常迅速。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说明市场仍有扩张的可能，而且恢复的问题是在于如何使经济结构能有适应需求的变化。固然市场上不是完全没有扩张的可能，然而，当我们检查一下二十年代同三十年代初期的英国，生产量所以扩充二原因（这是在重整军备之前），我们变回发现扩张是另外有其特殊的原因，无论是在力量方面（与当时的生产能力相对而言）或持续性方面，都不能与十九世纪者相比拟。
这个时期主要发展的工业。是电气工程，公路运输，汽车与航空，人造丝与食品业。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电气工业里所用的工人增加了一倍，同时自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电的产量也增加了一倍。[44]机器的产量，几乎没有受到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零年滞销的影响，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七年也增加了一倍。[45]三十年代的建筑业也有显著的扩张，特别是私人建筑了为售卖的房屋，同时因为与汽车飞机及电气业的关系，有色金属的产量也有相当的扩张。
造成这种扩张，总结起来约有三个因素。第一，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食物品比较便宜的影响，这使着工人阶级比较富裕的那一部分，例如在繁荣的南部就业的工人（在南部失业的人口比较少），手中富裕的收入大为增加，同时在小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因之对于衣服收音机家具甚而至于新的房屋都有新的需求。第二，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初期，政府财政上的活动虽然规模并不很大，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是十九世纪所不曾有的，在三十年代初期滞销的年头里，为电气网所花费的两千七百万磅，在电料市场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此外为保护汽车钢铁所采用的关税政策；自一九三二年以后财政部所执行的低利政策，以及对建筑业的贷款保证等，都促成了那些年的建筑繁荣。第三，这次的扩张有些与前一时期的扩张相近之处，那就也是受了技术新发明的影响。在本世纪最优经济意义的新发明，是内燃机与电气化。前一项发明，创造了汽车飞机与公路运输等许多新的工业；同时在农业方面也有重要的用途，远非蒸汽动力所能及。[46]电气化在英国原来进展得非常之慢，可是到了此时，促成了一系列新的投资，例如农村电气化，电热，工业程序与曳引的电气化，同无线电工业。在某种程序上，当时的投资限于不受控制的那些范围内，也就是说在垄断制度的空隙中，或者卡特尔还没有涉足的地方，仍然是能够扩张的。至于零售行业的扩张问题，各方面的意见及极不一致；其实这就是在垄断竞争的时代里，不事生产的成本大为增加的象征，彼此的竞争不采取减价的形态，而是以推销运动去影响需求并侵占市场。
三十年代的末期，在英美扩张的影响已近尾声。一九三七年底汽车业与电气化已经超过了它们的高峰；同时汽车与家具的产量开始在减退，在慕尼黑那一年，因为加强军备才算暂时制止了这种颓势。在建筑业方面也有衰退的徵象，这可从一九三八年建筑计划的减少，得知梗概；不过因为从订立合同与完成合同当中，要经过相当事件，所以建筑业活动的衰颓，最初并不显著；[47]此外消费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似乎也达到了最高峰。[48]一九三九年夏《经济学人》已经在哀鸣：“美国经济将永久趋向于紧缩，大量的政府财政上的支出，只能暂时的不稳定的扭转局面，美国的经济恢复已经僵持着了，同时在那年的春天，肯定的是在走向下坡路。就是英国的经济恢复，虽然有军备开支的支持，现在还不能预料能否继续下去”。[49]正如毕卫瑞技所说的：“一九二九到三二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开始了”。虽然战争的准备制止了新的危机的侵袭，如果将来的产业活动与就业仍然依赖私人的需求，那么重整军备的活动，无可置辩的因为使生产能力可有余裕，必然会更增加率将来的困难，在战前就有人建议：“最近钢铁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增进，一旦重整军备计划完成之后，必须使财政上感觉为难，而且从一九三七年生产高峰的衰退已经开始……因为对外贸易的恢复，为了维持生产能力，是非常迫切的”。[50]
在两次大战间我们面对着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一方面生产集中，同时垄断与半垄断的组织形态，在扩张发展，另方面小的生产单位却继续存在。在早期所特有的经济形态，仍然继续到现在，倒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在经济史上，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或多或少的是一种混合制度，如果我们不了解各种成分相激荡的影响，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就不能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知道城市市场与货币经济的成分，甚而至于雇用劳动与封建的自然经济，是同时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厂与家庭工业制的时期，仍然有独立工匠与地方行业的存在；同时家庭工业制与手工业作坊的成分，到了十九世纪末，甚至于到了现在都还继续存在。今天小生产单位仍然继续存在的事实，其所以特别引起各方的注意者，就是在垄断资本无往而不利的时候，仍然能够存在，而且屹立不动。我们另从两点考虑之后，就不会像刚才那样的表示惊异了。第一，重要的不是企业单位的数目，而是经济的分量：所谓生产集中者，不能单从经济单位的数目来判定，应该从据点的工业范围及据点的生产路线的控制情形去判定。第二，一个大的康采恩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去控制生产，在表面上可能并不能够控制某项工业大部分的产量，但是通过一些工业上的条约，或对于某个行业的影响及其潜势力，或通过与银行的勾结，甚而至于直截了当的威胁，对于个别独立的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是会起着领导作用的，使着小的公司对之唯命是从。然而这两点考虑之后，我们可能仍然有可疑虑之处。
在现代世界工业集中的事实，是不待赘叙便可了然的，如所周知，在第一次大战以前，英国在这方面虽然略逊于德国与美国，但趋势仍然是很显明的；正如“工商业调查委员会”最后一次报告书于一九二零年所指出的：“现有的资料都在说明，无论是本国或其他工业国，生产企业的单位，平均起来都在扩充，这一趋势还看不出它的止境。”[51]察普曼（SydneyChapman）与艾社顿在一九一四年所作的著名的调查报告，说明了在棉纺业里“纺绩厂家的标准规模，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一年增加了一倍强”。[52]在一八八四年很少几个纺绩的厂商能有八万多纺锭，而一九一一年三分之一多的厂商都是这个，同时从一八八四到一九一一年握有三万以下锭子的小床上，从占厂商总数的二分之一落到三分之一弱。在铣铁制造方面，“每个生产单位的生产能力，包括鼓风炉的大小及其数目”，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一倍多，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二四年增加了差不多三倍。[53]一九二六年有十二个大的组合（以后数目又减少了），生产的铣铁量，约占总量的百分之五十，生产的钢量，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到了一九三九年，全部的钢铁，是由三个最大的厂商生产。[54]一九三五年一般的英国工业中，约有一半的产品及就业工人，是由雇用千人以上的厂家负担。[55]在德国，年产十万吨以下的煤厂比例，从一九零零年的七二·七，落至一九二八年的二三·七，同时年产五十万吨至一百万吨的煤厂比例，从百分之二七·二升至百分之六零·二。[56]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德国鼓风炉所产的铣铁，每个炉子的产量约增加百分之七十；[57]同时在一九二七年有五个主要的厂商，生产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的钢铁量。[58]在许多国家里，化工业的某些部门，管理非常集中，几接近全部垄断。“根据Dresdner银行的报告：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在德国综合染品工业中，‘法本托辣斯’控制了全国实际产量的全部，在法国则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是由‘克虏曼托辣斯’所控制。德国综合氮的产量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为托辣斯所控制；同时德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法国的‘克虏曼’，意大利的‘Montecatini托辣斯’，美国的‘杜邦康采恩’，都控制了全国产量的全部或大部分”。[59]
美国集中的趋势，在第一次大战前后，都比英国为显著。根据密勒研究六十种工业的生产情况所得到的结果，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四年每个单位的生产值数，都在“表示大规模生产的趋势，除了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九年的情况外，生产单位的数目，是在减低中”。此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的繁荣期间，“生产单位数目，减少了百分之六·二，而每个单位的生产量却增加了百分之二零·五”。自一八九九至一九二九年间的三十年当中，已经研究的生产单位数目，在一九二九年略较以前为多，而每个单位的产量却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一九八；同时在最后的十年中，生产单位的数目，减少了约五分之一，而每个单位的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二。这个作者最终总结说：“生产的集中可使产量增加，这在二十年代的十年中，比任何其他已研究的时代都为迅速”。[60]“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经过三十年的扩张发展，到了三十年代，更空前的增加”：[61]同时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每个生产单位所用的工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至三十八之谱，而每个单位的产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之谱。[62]
关于美国产业界金融控制的集中程度，可由波尔与米因斯（BorleandMeans），对于美国股份公司财富之彻底的研究结果，得到证明。在二十年代的后期，差不多美国一半银行以外的公司财富，是被不到二百个公司所控制着：这些巨型的公司，比其他非金融的股份公司，增加得快两三倍之谱；同时如果这些巨型的公司，从一九零九到一九二九年的增加速度继续下去的话，四十年后所有的公司活动，事实上也就是说所有的产业活动，就都被这二百家巨型公司所控制（如果能保持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的增加率，三十年后就有这个结果）。[63]最近“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证券市场委员会的一部分）曾作了同样的研究工作，并且指出这两百个巨型企业的一半股息，是由不到百分之一的股东所得。[64]在制造工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八（产品净值的百分之二十），是由五十家公司所供应，它们雇用的工人，占工人总数六分之一；同时这二百家巨型企业控制了产量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一，产量净值的百分之三十二，雇用的工人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65]正如波尔与米因斯总结时所说的：“现代股份公司之兴起使着经济力集中，力量足以与现代国家分庭抗礼……作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态，将来甚或有取而代之的可能。”
然而这时在英国，煤矿工业里却差不多有一千个康采恩，（虽然五分之四的产量是来自三百个厂商，每个厂商雇用一千个人以上）。在棉纺业尤其是纺织部分，与羊毛业仍然保持着小生产单位，二十年代时纺纱厂约有八九百处（其在组织上垂直集中并包括纺织部分者还不到二百三十处），同时纺织厂约有九百多处。即在美国的毛织业中，每一个生产单位平均所雇用的人数也只有二百零六人；这比一八九九年已经是增加率一倍，而且生产单位的数目也有相当的减少。[66]英国靴鞋业约有八百个独立厂商，每家平均雇用一百五十人。在许多工程与木制品工业里，小的生产单位仍占重要地位；虽然在建筑业里最近有相当数目的股份有限公司兴起，但是独资经营与合伙式的本地包工者，与投机性质的建筑家仍占重要地位，[67]英国的一般工业里，有一件事情使人会感觉到惊异的，就是根据一九三五年的生产普查，在工厂工业每个生产单位平均所雇用的人数，只是一百二十五人，而在非工厂行业里，平均人数反而是一百七十二人；在三十年代中有三万二厂商平均所雇用的工人在十人到一百人之间，所雇用的工人总数，为工厂工人的五分之；此外，另有十三万个工厂行业的单位，与七万一千非工厂行业的单位，平均所雇用的工人不超过十人，这些小的企业共用的工人约有五十万人。[68]在这方面英国与德国或美国是形成对比的，最低限度在主要的工业里是如此。二十年代末，英国的煤矿工业里，有两千个矿坑，是为一千个生产单位所有，而在德国，七十个公司却控制了一百七十五个煤厂。一九二九年英国鼓风炉每个平均每年生产能力为四万八千吨，在德国为九万七千顿，在美国则为十三万八千吨。即在美国雇用二十个工人以下的小单位，仍约在各类厂商总数的十分之九，而雇用工人总数，亦约为全部工人的四分之一。[69]
事实上在大部分工业里，产品与价格方面，都受着垄断或半垄断的控制，因之小的康采恩只听候调遣，服从限制，才能生存。“制造商协会”，与卡特尔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组织小生产单位，并调整它们的市场政策。有些情形下，技术的条件不利于大规模的生产，或者是因为技术的落伍，如英国的许多工业，或者是因为个别技术的特殊情况，生产某些货物，必须采用小规模的生产单位，这都是独占组织所要考虑的。在其他情形下，则巨型的企业与小的生产单位，只是谋得暂时的妥协，在市场政策上，后者仍维前者的马首是瞻。这样大规模生产与小规模生产的优点没有充分得到，而缺点具备，同时事实上是鼓励了小的康采恩的存在。因为生产限额制度代替了竞争，使着现有的工业结构为之冻结，旧有的产业组织与技术仍然能够维持生存。于是进步受到阻碍，高成本与低成本的生产单位距离越来越远，同时集中在最有效的生产单位上生产的利益，在比较完全的竞争组织下可能保持，但是现在则必须牺牲了。
复次，为了供应大公司的某些需求，或者在需求高涨期间，辅助完成某几个生产单位的工作，小的生产单位可能继续挣扎生存，它们的数目还可能增加；这些小的生产单位，是在扮演着把头的角色，类似以往的家庭工业制，为大的企业完成某几项任务，在战时军工生产方面，曾充分的表现了这种特点。既有这种复杂的关系，及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今日在资本主义的产业行业里，利益的矛盾情况必然更为加深。因此，直至今日，十九世纪式的竞争因素，虽然逐渐的变成了“不完全”，并且与书本上的典型例子距离更远，但在巨型工业的边缘上，以及空隙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尚未被控制的角落里，仍不能就一笔抹煞的。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里，有人颇强调新中产阶级兴起的特点，甚至于德尔宾（Durbin）且称之为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因为他们有俱乐部，花园，无线电收音机，以及分期付款的家具陈设，这“都是马克思学派所未预料得到的廿世纪发展”（？）[70]这种说法就是意味着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已趋于缓和，因之较前稳定，[71]固然近代工业所需要的写字间工作人员，与技术的等级，无论是绝对数字或相对数字，都在增加，同时这些登记的重要性，远非以往所能比拟，旧时技术工匠衰落，代之以起者为半技术性的运用机械的工人，但与此同时却另外需要秘书人员与高级技术人员，以为辅助。英国靠薪津收入者，据估计为四百多万人，约占有职业人民的五分之一，同时其收入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占国民总所得的四分之一。一九一一年靠薪津收入者，约占有职业人口的六分之一，所以四百万数字，比一九一一年约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且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增加得最多。[72]在危机的年代里，虽然特别萧条的区域与行业收到严重打击，但其幸而仍能保持职业者，却更改善了他们的景况。然而不能因此像许多作者似的即认为新的技术与写字间人员阶层，同资本主义制造时代的师匠等量齐观，都是中产阶级，并否定马克思中产阶级衰亡的名言。师匠是具有经济独立性的小企业家，与市场直接的接触，有时也雇用工人，同时他们的生产活动是与他们所掌握的生产手段有密切关系。因之他们是代表着小生产方式，根据我们普查的分析，在今日只占有职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克拉克的估计指出，二十年代薪津收入的工人正在增加的时候，具有经济独立性的雇主兼工人却降低百分之十四。因为所增加的薪津收入人员年俸在二百五十磅以上，克拉克遂认为增加的薪津收入人员代替了独立的小雇主，这可能也许是由于股份公司与大企业的增长，与小企业的衰落所致。[73]我们知道战前四分之三的薪金收入的人员，每年所得是在二百五十磅以下，与收入较好的体力劳动者收入相仿佛，他们在两次大战间，所受的失业打击，比技术工人略胜一筹而已，同时也像技术工人似的，工会的组织益为加强，而且有职业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有合同关系，他们全部的收入几乎是靠了薪津。这样的人，难道还不是无产阶级么？除非把无产阶级看作无业游民，或只有衣服褴褛者才算为无产阶级，或者每年从储蓄债券收一两磅利息，或在空地上种点洋芋，就不算无产阶级；我们是不能否认今日英国社会里，无产阶级愈来愈多的事实。
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发展，曾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的所谓“遥领资本主义”的兴起，据说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企业的所有权，以及管理权，是起着民主作用的，使着小的储蓄者及小有资本的企业家，与富有的企业家，处于平等地位。其实，事实却恰与之相反，公司制度之兴起，不但更促成了所有权的集中，并且还鼓励了高度管理权的集中。[74]现代公司的组织形态，给予食利份子分润利润，并获得工业设备一部分所有权的机会，而事实上他们与工业无关。他们只是权利或者是可转让的权利之持有人，他们在经济上的人物，纯粹是被动的，他们与积极的生产程序无关，而且就是想积极的话，也不能在管理上起着任何作用。股份有限公司在程序上的许多特点，例如委托投票制，愈发使着小股东不能在政策上起着任何作用；此外把股票分成若干等，有的有投票权，有的没有投票权，更有意的使着有投票权的股票集中在少数控制政策的人们手中。其次再加上许多财务上的手法，如投资信托公司与参与公司的组织，使绝大多数的股东在管理上毫无权力。结果，事实上的政策管理权的集中，是不能从法律上所有权看得出来的；这使食利阶级与管理集团常常发生利害的冲突；更增强了业务政策受财务动机控制的趋势（例如：他们会考虑到资本值的短期变化）；这不啻使着私有财产权的外形不变而内容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说法中，传统上占主要地位的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最后的打击。[75]在“经济帝国”的新时代里，权力与利润的考虑是混在一起的。
廿世纪资本主义的这种半阴影情况，在当代是有其重要性的。但是许多解释，却是毫无事实的根据，有人甚至于说，管理与所有权既然如此的彻底分开，政策上的管理已与资本无关，资本主义便不复是以往的资本主义了。另一作者竟称之为我们时代里的“管理上的革命”。这种解释，不是投机，便是误解波尔与米因斯的研究结果。“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指出：纯“经理上的管理”由没有资本或仅有少数资本的人们负责，只是很少有的情况；其由少数大股东控制的情况，则非常普遍。“在二百个股份公司中，有一百四十个公司的股票，大部分是掌握在一个利益集团的手里，因之这些公司可以说是集中管理的”；同时二百个最大的公司里，有二千五百个职员与董事，握有的股本为二十亿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又集中于二百五十个占主要行政地位的人们手里。[76]换言之，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划分，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是形式的，同时是与小股东与大股东的划分有关。
近代经济力量集中之后，必然的要使所谓政治民主的活动走向歪曲的道路。资本可用金钱力量收买报纸及其他民意机构，以及党派的活动，使着地方与全国政府变成为它的喉舌，久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人们还不十分清楚。在关税与殖民地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真正在幕后指挥的力量，是人所共知的，这类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费斯（Feis）教授对于第一次大战以前的几十年之情况，曾作过下列的评述：“英国社会的结构同习惯，促成了全国金融上与政治上行动的统一。在有权势的小圈子里，金融力量与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看法大体一致。主要证券经纪人的主持者，在决定英国的政治路线上，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他们对于政府所作的要求，如同在海外为英国的工业开辟新的园地，也就越来越大了，而政府也必然要想法符合他们的要求”。[77]以中国为例，英国政府曾以威胁的手段，为英国的公司取得权利；“对付希腊这个小的共和国，则不惜直接支持有组织的英国集团，以控制大部分投资”；对于非洲，殖民局所代表的政策与私人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之它所发挥的力量绝不限于本身的力量。[78]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些情况自然不只限于英国。在德国政府与银行的密切结合，以及政府作为德国海外投资的原动力各点，上述的作者也有所论及。同时以法国情形而论在资本支援下的外交政策，为了维护铁路与银行的利益，在巴尔干各国都有所活动。[79]
集中了经济力，在与劳动者的交涉中，其威力表现得最为露骨，而且其支配力的发挥，常不需通过政府的机构。在无产阶级以外的各种职业者看来，也许认为资本对于政治的支配，仅是偶然的。我们现在知道，在英国早期工会发展的时候，资本对于工人生活的残酷梗概情形，但在当时这类事件是被认为是传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值不得大惊小怪，我们现在也知道，发放物品工资的工厂的残酷情形，以及工人开罪于主人后，如何被驱逐出来，而且在同僚间散布谣言，使之无法再谋到职业的被迫害情况。法律的阶级性，以及地方法官解释法律的偏差，很久都剥夺了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
在近代除了法西斯的国家以外，只有在美国，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来，于一九三五年《全国劳工关系法案》通过后，大的企业如何利用权势，剥夺了工人集会结社与言论的自由，以使联邦立法失效。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即“拉法来特（LaFollette）委员会”，曾以很长的报告书揭露真相。有的部分颇有中古时代色彩，例如大的企业为了应付所雇的工人，组织死人武装队伍，以企业里与地方行政人员穿插其中，大规模的采用挑衅手段，间谍的阴谋，贿赂与暗杀的方法。“全国制造商协会”是二百个资方的工会联合的有力组织，包括各地与各部门的行业，曾发动全国性攻势，以打击《全国劳工关系法案》所要实现的工会合法权益及集体交涉的目的。在洛杉矶《全国制造商协会》分会把各公司组织起来，拒绝与工会有任何交涉往来，并通过银行要各不愿合作的公司就范，另外还设置了专以供应破坏罢工者的机构，经常与本地警察局取得联系，以侦探工人为目的。据报告书说：“洛杉矶最有势力的企业与银行，故意的摧毁《全国劳工关系法案》所包含的集体交涉的劳工政策，……他们是雇用特务去破坏工人的个人自由……他们勾结本地报章，警察与法官。在它们违法活动的后面，集中了经济与政治力量，以抗衡全国性法律与习惯在本地事实，他们干涉集体交涉的办法，包括间谍活动，职业破坏罢工者的利用，武装力量，黑名单，个别解雇等……在幕后操纵的人有名义上或实际的工商领袖，金融集团，本地报纸的领袖，最近还有政府官员”。在这方面，加州也不能例外，“而且全国各地都是如此”。[80]同时在加州以外的地区，“与大企业御用的‘农民协会’类似的团体，肆无忌惮的横行霸道，是全国的羞辱，并引起全国的关怀”，他们企图扑灭在农场工人中才萌芽的工会主义，一方面散布红色恐怖的谣言，一方面采用暗杀间谍等残暴手段。[81]
重要的美国垄断产业公司，如美国钢铁公司，共和国钢铁公司，Carnegie’s-BethehemSteel，固特异橡胶公司，花费了大批金钱，收购军火，组织武装卫队，以应付罢工者与工会的工作者。这些“产业军火”包括手枪、步枪、短步枪、自动步枪、以及军队所用的机关枪，另外还有大量的瓦斯及瓦斯武器，包括瓦斯枪，瓦斯手榴弹。“这些完全是不适当的，除非对于群众采取军事行动才有用处”。产业公司是催泪弹的大买主，所购买的数量，是“若干倍于大城市公安部门所需要的”。根据“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谓这些军火是用来作防卫用途的说法，完全不值一驳，这可由他们用来攻击工厂以外的工会纠察队，而不是用以抵抗侵犯工厂的群众的事实得到证明：同时经调查的几件实例来看，可以肯定的说“工厂从来没有受到被破坏的威胁”。[82]拉法来特本人在两个中间报告书里谈到“私人雇用的警卫人员，如何夺取了警察权的情况”，“这些警卫人员，往往是由探员出身，并且有的还有罪恶的历史”，而且在全国各地几无例外，他又谈到“有些地区工会的职员常常有生命危险”，此外“大企业家的组织还威胁着政府制定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法律”。[83]
“产业军火”运用的情况，可由这些私人军队的记录得到解释。定梢（无时无地的钉梢便迹近威胁），在工会内部安置特务，以侦查破坏挑拨组织为目的等方法，还不算为他们的最富于威胁性的活动。[84]他们的活动还包括对私人的攻击和殴辱，破坏集会与游行，及捣毁工会会址等等。[85]其中的一个报告书，称私人警察制度为“公共权力的篡夺，政府官员的腐化，以国家的权力压迫大多数的公民，足证代议制政府的堕落”。[86]公司的警卫，往往都是有犯罪记录的人，[87]同时破坏罢工的职业分子，“多是具有特殊破坏能力的流氓”。[88]为共和国钢铁公司所控制的城市，“公司警卫剥夺了劳动者的私人自由，同时工会工作者常被驱逐出境”。[89]在赫尔兰郡几个煤业公司城，不但所有的店铺与住房，都为公司所有，而且是监狱性质，“公司警卫可擅自迫害居民，或访问工会工作者，简直成为唯一执行法律的人员”。[90]在全郡里，“流氓们都在威胁着工会工作人员，辅助着为私人雇用的副郡长进行工作”，并“在矿工与工会组织者中间维持着恐怖的统治”。煤业公司雇用的副郡长与暗杀人员，“迭次在公路旁伏击工会组织人员，或竟公然在住宅里射击”。他们对于工会负责人，绑票或凌辱，并爆炸他们的住宅，“同时他们以高代价贿赂郡长的左右人员”。他们曾经贿赂过联邦检察官与本地法官。[91]恐怖的统治，是指向仅受“全国产业复兴法案，第七条第一项所保障的工人权益”。因之，在法西斯主义方法与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康采恩，所实施的“正常”劳工政策间，是很难分别的。上面所述各种方法的采用，纵不普遍（其实是相当的普遍），也足以证明，近代企业的权威之大，并经常威胁着“要与现代国家分庭抗力，甚至于取而代之”。当企业的政策，要走向支援政治活动，以夺取政府机构，并推翻敌对组织的组织形态，镇压相反的意见时；那时进一步的必然的发展阶段，不在我们上面所论述的范围以内。
第四节
我们曾屡次提到过，资本主义的工业，在其发展的末期，因受到市场的闲置，而感觉困窘，这在十九世纪，除萧条的犹豫时期外，没有过类似的情况。这是由于消费的扩张，与有利的投资机会，长期的落在生产力成长的后面。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会体会到这也与现代的生产技术有关。廿世纪，尤其是两次大战间，生产力的若干技术变化，在当时的意义，虽不显著，现在则已普遍的为各方面所认识了。但是整个经济问题会因此而发生些基本上的变化，以及资本家的反应，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近年来这些技术上的变革，有许多共同之点，普遍概括的可称之为“大量生产”。[92]“大量生产”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某种程序上为电力所帮助的延续不断的方法之采用，这样，产品在各阶段流动，是由一个单独机械的程序所管制。“近代大量生产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机器与生产的程序，排成这样的一个次序，几乎用不着再为之安排，所有的生产程序中的各种活动，通过一个连续不断的输送机构，从头到尾使之完成，因之各个程序分工很细，同时都能标准化”。[93]在各阶段以往的生产行为，是很松懈的互相配合，而现在则是很坚强的溶为一体。生产变成为继续不断的而不是间断的。
这种改变以及社会分工的扩大，不但使着生产各阶段的分工更为靖西，而且使着工作的活动更服膺于机械程序，于是旧时工匠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创造性，几乎完全消失（旧时工匠的生产活动的节奏，是完全由其自行管制），同时在极端的情形下，工人不过是照顾机器的人而已。从一方面看，工人好像完全变成机器的努力，这时某些工业化的批评家所强调的，他们认为是机械时代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抑低了人类的品格；另一方面，现代的技术却给予了工人新的独立性，最少是有这种可能性。机器变而为机器人，最初是工人手臂的演唱，继而就代替了工人的手臂，而工人本身便成了监督者（或正在演变中）。这样集体的工人因为能够指挥机器如同能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样，就掌握了一个具有新意义的权力。劳动者在生产中主观的、主动的有意义的人物，具有了新的重要性；现在不是考了个人的占有，或者是特出的技术，而是靠了新的集体的背景，劳动者感觉到他在机器中间是神经中枢。今日劳动者的新的身份以及作为生产者的尊严，绝不下于旧时的工匠，如果与他们现时的社会地位比较起来，在它们的心理上是有影响的，同时也一定会促进他们新的抱负。换言之，劳动者在生产程序中作为技术人员与劳动力作为商品之间的矛盾，必然日渐尖锐化，而劳动力作为商品正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在许多方面比这些社会分工的新形态，以及工人与机械生产力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生产程序的逐渐一元化，也就是说每一个构成的部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正如同在一个乐队中各种乐器配合情形一样。生产在纵的方面必须成为一个均衡的程序，而且节奏必须一致，动一发即可牵动全局。均衡程序的需要，是超过个别企业范围之外的，而且在纵的方面的集中是指各独立的单位必须统一指挥，甚至于在地理上分布的各生产阶段，也要集中起来。彼此有关而且继续衔接的生产部门集中起来的新方式，种类很多，而且各具特点。在化学重工业的许多部门中，有时各部分生产程序结合起来，简直成为一个独特的技术整体。在五金工业方面，我们知道钢条，纲块，工字型钢梁，生产的继续情况；同时在一个集中的生产单位里，即有鼓风炉，焦炭设备，化钢炉，与展铁机等等。在工程方面我们知道汽车与飞机的制造，有所谓“集中带”制度，同时在其他制成品工业里，如织布工业有类似的“输送带”制度。据说：“一个近代的工厂，生产汽车，缝纫机，钟表，鞋子，正如一条河一般，许多细流最后彙集起来流入制成品的主流，而这些细流，就是生产中的各部门，各有贡献”。[94]这些形态的最高发展，就是生产成为一元化的机械程序，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开始时个体的手工业工厂的生产可以形成对照。即在工业革命之后，十九世纪的大部分，工厂工业还继续保持着早期的特点。例如工程方面所用的车床，纺织方面所用的纺绩机，都各自为政，开工停工都可以单独行动，生产的程序是个体的。因之工厂的全部产品，可以有很大的变化，要以机器的单位数目，同个别单位运用速度的变化情形以为断。然而自从近代的技术代替了旧的生产形态的遗迹之后，上述的可能性，便开始绝迹。产品便再不能这样简单的随便变动。它是为一元化的机器程序的能力所控制。如果机器停工，根本就没有产品，如果机器开工，生产程序的正常生产能力就要发挥它的功能；然而在二者之间是没有中间路线的，至少不可能像从前那样。
传统上许多经济学家所想象的经济程序的活动情形，供应与成本的断续情况认为是例外的，至少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断续情况，不论是因为生产设备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或者是联合供应（JointSupply）的因素，都认为是例外的，因此，便以经济世界继续变化的特点，为理论的前题。上述的技术新发明的重要性，是在于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与联合需求（JointDemand）及联合供应的因素，使着经济关系的体系固定化，局部或全部，彼此代替的可能性减低到最低程度。复次，因技术关系所引起的固定性，不论是在生产程序的任何阶段，或者在副产品的生产上，或者在正常产品的生产数，或者是整个的设备，都是如此。自然，固定性也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设备的规模或生产的速度，一旦于开工之后，并非毫无变更的余地。但是，因为生产程序，是一个一元化的整体，而不是许多小的单位拼凑而成者，生产的规模是有个最低的限度；同时固定成本增加而可变成本减低之后，改变产品的可能性（即减少看管固定设备的劳动者）是不大的。过去技术的变革，常是提高固定成本对可变成本的比率，不过比率的变化，不一定就在已有的需求情况下，改变产量。但是现在的技术发展的特点，是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程序的一部分，因而绝对的与相对的降低了可变成本的比重，换言之，工资额不会随着产量的减少而减少，遂成为固定成本的一部分。直接（或可变）成本，既已相当的减低，对于厂商在生产方面的决定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此外，技术的情况，使着工资成为固定成本的一部分，不啻扩大了因倒闭而能节约的那部分成本，而这部分成本却不能因产量减少而缩小。即是R.F.Khan所名之为的“经常的固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相当节约工资开支的办法就是停工，于是事实上全部工资开支，便成为了“经常的固定成本”。“经常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或总成本比较起来，相当大的事实，就意味着，纵或从工程的观点言，可以改变产量，也是不经济的；因为产量减少之后，只要是净收入抵不上“经常的固定成本”，停工便成为唯一较为有利的途径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在全部开工与停工之间，是没有中间水平的产量的。
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极端的情况，是非常的普遍，同时也不应即认为所有的工业，都有这个趋势。然而在工业的主要范围里，尤其是将来可能成为主要工业的化工，因近数十年技术的变革，确有这种情况，同时这种发展，是由于电力与工业化学的发展所造成的。
在钢铁方面，尤其是近代式集中的工厂，有许多部门，显然的也有这种情况。以鼓风炉而论，在今日如要使之充分发挥效能，就是一个相当规模，不可分割的机器单位，在运用的时候，如不十足的开动，便须停工；虽然调节风的多寡，可使之工作快慢，但究竟是有限度的，而且用以驾驭的劳动者是不可能多所更动的。有人也许认为有些厂子，常有数架鼓风炉，是以可用改变用工的鼓风炉数目方法，改变产量与成本。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是炉子的生产能力不大，而且同时有许多的炉子。此外，开工或停工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之用上述的方法改变产量，除非迫不得已，如需求情况大为改变，或长期的改变外，是要加以避免的。鼓风炉的“开工或停工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停工会使炉子本身蒙受损伤”。另外，“由数个鼓风炉向炼钢厂供应铁，以保障质量的一致”，常是很必要的。[95]以焦炭炉而论，促使产量没有弹性的因素，更为显著。“矽土炉墙壁，冷了以后就要损坏，因之不能停火”；同时虽然在某种限度以内，可用减低生产速度方法，减少产量，但以劳动者的人数是不至于有什么变动，因之劳动成本，无论产量大小是差不多的。[96]相反，炼钢厂炉，习惯上每逢周末，就要停火，开动与停工的成本都不大，流量便可任意调节；此外展铁机可用轮班工作办法，以调整产量，适应需求。
现代集中的生产钢铁设备，因为联合产品的关系，也会使之产量没有弹性，而且某一程序中联合产品的使用，常是另一程序中必要的部分；例如，鼓风炉的瓦斯可使炼钢炉发热，或炼钢炉及其他有关部分所用的电力设备，也可用鼓风炉的瓦斯，作为燃料。因之在生产中，牵一发而全局动，不只是生产的各阶段必须配合，即在复杂的设备中，不同的产品，也要彼此能呼应。化学工业也有同样的经验，甚至于有人称之为“副产品与联合产品的工业”[97]这个作者并且说；“如果所有的副产品在‘康平拿’（Combine）里，都各有用途，如矿坑，炼钢厂与展铁机，都是集中在一起，并靠着炉子‘能力’的供应；那么为了配合‘能力’的生产，主要商品的产量是不能削减的。以铣铁的生产而论，产量减少便会使着复杂的工厂，活动时所依赖的副产品——‘能力’，也要减少。[98]产量变动的可能性，事实上略较这位作者所说伟大，因为在炼钢厂里铣铁与废铁的比例可以改变。不过这种变化的可能范围是非常的小，因之所谓今日复杂的生产单位的生产政策，无论冶金或化工，所能运筹帷幄的范围，一旦于设备建立，投资额肯定以后，是很有限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总之，由于现代技术的变化，工业已经差不多被剥夺了经济教科书本上的产量弹性，同时技术的考虑在制定经济决定时，所占分量远较以前为重。
以整个工业的产品而论，因专业的发展，“一元厂商工业”，或“一元设备工业”的逐渐普遍化；产量的弹性，遂益有限制。工业的定义，至今还不甚明确，而且完全清晰的定义，本质上是不大可能。在普遍谈话中，工业的定义，常是指类似产品的厂商与设备的整体而言。例如，钢铁是一个工业，甚而至于范围更广的五金工业，应用得也相当普遍。但为了经济学家的发表，应有一狭义的工业定义，即把有个别市场里的个别商品的生产，划定范围，也就是说，类似的商品并不能完全彼此代替。这个范围愈狭，某种特定的“商品”，便愈不是由许多厂商所生产，而愈要由一个专业的设备（或复杂设备的一部分）所生产。这样，狭义商品的供应独占，比给予工业广义的定义或强调各种商品的共同特点时为普遍，同时从广义的定义上看各厂商在同一市场彼此的竞争，也就不太可能了。
在考虑到调整产品与价格，以适应需求的机构时，经济学家一般的是注意到三个要的变数：（一）每个“工业”里厂商的数目；（二）每个厂商的规模；（三）每个厂商的劳动力同原料与固定因素配合的数量——即每个厂商的产量负荷。某一种特定的产品，如果是由一个厂商独占生产，那么以改变第一个变数的方法改变产量，便不可能了。改变第二个变数的方法，只有在长期间厂家经过重新改造之后，才有可能；而且在长期间因为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使着厂商的规模在变动上也受有限制。改变第三个变数的方法，因为近代技术方法的许多特点，也不如从前有那么多的回旋余地。因为以上的各种间断性的因素，近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在分析问题时，认为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调整的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经济制度的说法，是逐渐脱离事实；同时经济的情况，以及影响经济情况的许多力量，与传统上的想法是不相同的。
技术情况新发展的影响，其深远的程度常非始料所及。第一，技术上与工业结构上的许多重要变化，不是渐进的，而是革命式的突进的，因此，由于企业家不肯面对事实，在大规模的变化后，负担成本与风险，遂使现有的机构有趋向于僵化的危险。产业家的期望以及从而采取的行动，益发受了时间因素的影响，因之产业的发展方向，当以长期看法与每期看法的取舍而定。在一个无法确定别的厂商，与别的工业所采取的计划及意图的环境里，短期的看法是会占到上峰的；每逢有新的发明，其所得的利益常不是预先可以料得到的，而所负担的成本，却是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于是使产业家易于采取氮气的看法，并维持现状。在近代的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以英国的工业里为最多，而且这一趋势正在发展中。VonBeckcrath曾经指出：在现代的工业里，生产组织的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逐渐密切的事实，不但“减少了复杂的设备，适应各部门产品需求的变化之可能性”，而且也增加率技术变革与新发明以后的困难。机械式的劳动力之配备，是很不易改变的，同时工厂里机器的改变，会使着整个系统都要发生很大的耗费，[99]鲁滨孙也同样地指出：“一个厂商的设备越精密，生产的节奏布置得越周全，那么重新装备也就耗费越大，困难越多，而且改变机器中的笨重部分，也就越为繁重。”[100]因此改造时所需的费用非常庞大，即是一个大的康采恩，也不容易由其公积金中一次拨出（除非是特殊有利的行业，经过十年以上所积累的公积金，也许有此可能性），即或以发行新股票的方法，也未必能凑足数目。其结果显然的是使工业为了技术的革新，更依赖银行，或与银行有关的机构，同是甚而至于国家；这样便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性，或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现代式的设备在一个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里，因为需求的变动无法预测，致有许多风险，结果旧式的比较没有效能的技术形态，反而会占到上峰。现代的设备一旦开工，便须发挥其全部生产能力；这样，即使需求较小，不能与之配合，同时因为成本的没有弹性，便要受到损失。因此企业家在考虑问题时，常在财务方面的适当打算与技术方面适当打算间徘徊踌躇，他很可能更重视财务方面的打算，例如美国的钢铁炉子比英国的为大，而且大规模的集中的厂子也比较多，这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比较大，也比较稳定，比英国容易使着厂子维持全部的生产能力。但在苏联，投资是由长期的计划，重工业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配合需要，同时近代大的钢铁厂，超过了美国厂子的规模，而且远比美国能过推进标准化的设备与产品[101]。与财政或技术的考虑有关联的就是独占竞争的趋势，它是以增加种类花样为能事，使每一种不同的类别，能有一个独立的市场，也就是说使每一个厂商都各有其市场，而不在降低价格的方法上努力。这个趋势与消费货物或资本货物的标准化是背道而驰的，结果大量的商品与厂商各自所占有的市场都是有限度的，这与充分利用现代的技术方法，生产少量种类的商品，而每一种商品都有较大而不易变化的市场是不相容的。有人称“大量生产”是：“最少花样与最多数量的制造技术”。[102]有少数情况，生产多种花样，而每一种规模都比较小，与大规模的标准生产，究竟那一种的效率比较大，是相当难下评断的。卡德（Kaldor）最近说：“有许多耐久性的消费货物，例如家具、取暖与烹调所用的设备、真空的清洁器、无线电、冰箱等等，战前的价格常三四倍于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及合理有效的推销制度下的价格”。他并且列举一下事实就是：“美国汽车工业，每一个人每钟点的生产率，是三四倍于英国”，以证明市场大而产品种类少的国家里，标准化大量生产的潜在能力。[103]
第三，在这个环境里，争取市场与需求的努力，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已经谈过，独占的趋势是为了维持价格，而减低产量。但以技术的情况，使产量没有弹性，于是这种趋势便要受到阻碍；在表面上看来，产量与就业的波动可能减少，同时产业政策，比独占理论所意味着的反动影响要小。如果最初在势不能或没有选择生产能力较小的单位，那么由于成本的原因，纵使需求紧缩，产量也必须维持在全部生产能力的水平。价格虽不免于短期的波动，仍可能采取这个路线，特别是可以囤积的产品（如大的冶金“康平拿”用作修补目的之产品），照常的生产，也不至于影响价格。但如囤积产品，有所困难，而需求的变化，是持续性的，则厂商在全部开工与停工之间，政策上会有剧烈的改变，于是产量也就有断续而巨大的波动。在两次大战间，最引起人们的注意是每逢需求不足时，有些工业竟以共同的行动，摧毁生产能力。换言之，减低生产能力，是采废弃设备的形态，而不是减缓工作的速度，或局部的减员。
然而不论对于生产政策的确切影响如何，很显然地，每逢减低生产以维持价格的政策不以实现的时候，独占式的工业就要被迫采取维持需求市场的方法。如果摆在产业家的面前是充分发挥生产能力或者是停工的两条路线间尚有回旋的余地时，他为了得到最大的利润，势必要采取扩大需求的方法，纵使这些方法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也是在所不惜的。倘若没有选择的余地，低的可变成本，与高的固定成本，尤其是“经常的固定成本”，必须相互配合时，扩大市场的努力也是为了避免巨大损失的唯一途径。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额外单位产品的毛利润，使着任何需求的扩张方法，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成功的话，他们不但使销售量可以充分的利用设备的生产能力，而且还可以使售价提高。限制产量以维持价格，是独占政策的第一章，那么全面展开维持市场的运动就是第二章。
这个政策有许多的方式，每一种在近年来的经济史上，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它可能采取全面推销运动的方式，有组织的抵制敌对的供应来源，争夺与巩固有特权的市场，对于产品的用途，事情集中的控制与影响，或以政治压力取得国家的帮助，或怂恿公共团体作为消费者的等等方式。这些方法为了一个厂商，甚而至于整个工业可能是成功的，但是普遍的采用想从敌对者的手中，夺取需求市场，很快的就要行不通了。以消费工业而论，消费额度是为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所限。以投资货物工业而论，市场的扩张是靠了投资率的增加程度而定，而投资率是为流行的生产能力之恐惧，及资本家的踌躇所限制。
足以大规模的开展资本主义的工业的销路，有两种方法是特别突出的，第一，在政治上控制国外土地，以开辟新的园地，及优惠有利的市场，这在十九世纪末，是资本主义扩张最主要的特点。第二，比较的近期内政府的扩大军备，以适应二十世纪机械化战争的需求，这对一系列的工业是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重工业：这一个方式的开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使毁灭性的武器生产出来，而不是增加生产工具，因之，对于这一类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由于这两种方法的重要性，我们也就无怪乎产业的策略是有高度的政治性了。这恐怕只有在最早期的资产阶级的历史里，有过类似的例子。
在法西斯的经济，以纳粹德国的例子最为显著，这两种政策是配合运用的。国家有步骤的扩充疆土，同时平时的经济是按着战时经济组织，以军备的订货单为主干。而且这两个政策，相互为用，彼此挹注。随之以俱来的，还有两项辅助的政策：国家对于经济普遍的统制，包括投资与物价的控制，同时解散工会，作为初步管制工资的手段。这些手段，使我们回忆到资本主义幼稚期的各阶段，能有稳定劳力市场的任务。结果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间，由于就业的增加，“实际工资率显著的下降，钟点工资收入的购买力，也有下降的趋势”，而“利润比起其他各国，或二十年代的德国是空前的高涨”。[104]同时，投资的统制，使生产能力的扩张，有所限制；而工业的新设备，除非经过政府事先的核准，是不能任意安装的。这些办法还不过是纳粹政府控制的初步而已。[105]
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这些政策当中，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困难。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每一部分都可以从市场的扩张中得到利益，但这是要在其本身范围之内，没有产生新的竞争者的前提条件之下才能实现。然而每逢市场的扩张普遍化之后，其结果不但是使厂子的工作完全开足马力，同时也使劳动人民得以充分就业，这时劳动市场的整个均势，便要为之改观，我们借用毕卫瑞枝的一句话：“劳动市场将变成为卖者的是卖者的市场，而不是买者的市场”。[106]产业后备军便要绝迹了，同时政府所标榜的政策，是制止产业后备军之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社会一直所赖以维持产业纪律的武器，就要受到打击，而资本家对之是非是非常敏感的。[107]这并不是说工人于没有了饥饿的威胁时，像许多毫无根据的谰言所形容的那样，就要游手好闲了。但是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比历史上任何阶段，在磋商工作条件时，占了更优势的地位。这时有组织的工人可能争取到优越的工资与国民所得较大的一部分；但是资产阶级便要受到了威胁，失去了经济的屏障，如果没有普遍与持续的通货膨胀，（例如：因为富人的消费是没有弹性的，也就是说物价高涨声中，他们仍维持以往的消费水平），就要再度制造失业问题。不仅是一般的工资水平可能上升，相对工资的结构也可能彻头彻尾的加以改变，例如最危险，最受累，最不愉快的职业，传统上往往是待遇最低，而现在这一类职业的工资就要加以调整，俾能以广招徕，很显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社会的稳定就要严重的动摇了，同时如果不是靠着生产活动的收入，而是依靠财产权的收入制度继续存在的话，那时因为劳动者自己节制自己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力量去结束握有生产手段者的统治，并拒绝忍受了让资产阶级数百年来的剥削。在阶级的社会里，一方面是靠了经济的特权，而不是靠了生产活动以取得收入，而另一方面是靠了劳动取得收入，劳动者究竟还能复忍耐多久，是很可怀疑的。
我们不难了解，这种情况的远景是会使某些方面很保留的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这种恐惧似乎就是近代许多货币问题争辩的背景，例如：自动调节的货币制度，与为了达成政府某些政策的所谓管理货币制度之间的争辩。很清楚的，前者的优点并不在于其自动调节的本身，而是在于其能够自动制止工资水平的上升，以造成失业问题，那时失业问题便可表现得像是非人力所能挽救的自然现象。例如：凯茵斯在回答某一问题时，曾经说过：“金本位的错误，是在于把国家的工资政策交由外力去决定”。[10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格雷谟（F.D.Graham）教授指出，“原始的金本位，没有把工资政策交给任何管理的当局去决定，但使之成为超人为的力量交互激荡的结果，并且提出反对完全自由货币的理由为‘当货币工资超过了足以维持物价稳定的范围时它不能加以控制’，同时‘如果我们在任何条件之下，都拒绝接受失业问题的威胁，我们将在任何工资超过其生产能力的自然趋势下，被迫支付工人所愿意得到的工资’”[109]。
由于以上情况，有人肯定的说，资本主义如果继续存在的话，必然要过渡到法西斯的阶段，至少国家对于劳动的工资要采用强迫的手段。因此他们认为向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新的发展，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步骤，因为不论国家统治的初衷如何，垄断资本家们必然要对之施以压力，使政府为他们服务，独占资本家的利益集团，是要求解散独立的工会，迫害劳动人民，并靠了法律的武器，加强他们的垄断，同时对外使用国家的权力控制卫星国的土地，并比照“希魔在欧洲上的新秩序”，组织他们的经济生活。从“合同”再走回到“身份”的阶段，工业再度由国家特许的行会制度的新形态枷锁起来，这种种的事实；必然要怂恿着奴隶的国家之回复。随之而俱来的是新时代里的骑士精神，夸耀武力的威力，一方面是作为有力的经济交易的前提条件，另方面则作为政府订单的来源，俾可使现代工业维持继续不断的生产活动。
在这方面的趋势，甚至于在第二次大战以前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显然的。国家对于工业的干扰，采取加强独占的形态，比抑制的形态为普遍（例如英国一九三零年的煤矿法，与英国政府对于钢的政策）；同时限制与解除生产能力（如英国一九三六年的棉纺锭法与有关国际商品限制计划政府纪录）的形态，比扩张形态为普遍；慈爱，鼓励破产的工业，并避免资本价值的崩溃，而不为了社会的利益，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如吴顿（Mrs.Barbarawoottou）对于这个政策很巧妙的总结说：“这个社会是向反面计划得过分了”，并受这个原则的影响即：“以前种两块地，现在种一块地”。这个道理曾在德国散播国，即国家应对技术的发明加以阻止，以免旧方法的投资受到经济损失。“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加强组织的独占——以法律的武器去实现独占的限制与独占的扩张；已有充分的证明，这时国家资本主义要走的一条道路。无可置疑的，在资产阶级中，有不少的人心目中愿意在这条路上履行。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包括许多类型，它们的社会内容与意义是迥然不同的。这要看国家的形态，阶级的关系与国家的政策是为那个阶段服务而定，但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一共同之点，即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与生产活动，即国家控制的经济活动同时并存，而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与个别厂商的目的不同。这个制度中的国营企业，是可有可无的。列宁用这个名词时是指在国家的监护下，“小规模生产的统一”而言；同时也用以指一九一八年及二十年代初期，苏联政府对混合式经济制度加以掌握的情况，这个制度包括比重相当大的私营企业，有的是非资本主义式的（如小农与中农经济），有的则是资本主义式的（如二十年代的租让企业与一九一八年未经国营的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又以这个名词去指第一次大战时德国的战时经济。[110]倘若我们把这个名词的意义，再加以引申，似乎也可以应用于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国家加强组织的独占制度，这种制度当中则以法西斯的经济为最发达的一个类型。
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各种变化中的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苏联在欧亚二洲的声望，空前的高涨；同时以往为资本主义所占据的一部分世界，资本主义是被推翻，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建立起来。东欧与东南欧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之出现，与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成功，基本上使着欧亚二洲的均势为之改观。
同时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度曾认为战后的繁荣，可以持续于永久，也不会再有失业的问题，可是这梦中美景，很快的就被事实所惊破了。一方面在战后四年内，美国产业萧条的徵象，使人们又重新回忆到一九三零年时经济危机的恐惧，并可能使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都卷入漩涡。另方面经济学家与产业界的人们，受了战后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是高唱制造产业后备军的重要性，以使劳力市场富有弹性，庶可维持产业纪律并降低劳动成本。
我们知道在中古世纪末，因封建秩序所依赖之徭役劳动的消失，即有所谓“封建反应”，以保证直接生产者继续完成传统上所负担的义务。然而这只在欧洲几个地区，获得成功，在其他地方甚而至于都未敢尝试。虽然如此，统治阶级并不是没有这种意图，只以志与愿达未获实现而已。战后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也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反应”，他们要想以法律的纲纪奴役工人，是不可否认的，新的经济危机的风暴，已经很快的就要袭来，因之在西方反动的力量比大战初停时更为增涨。“资本主义的反应”究竟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并维持若干时日，甚至于能否一试身手，都大有问题。欧洲于战后传统的秩序，已经是支离破碎，不足以维持人们的信心与纪律。一般的人们绝不会再忍受统治经济学与失业经济学的谰言，因为欧洲是：
耕地都已废弃。
腐烂代替了肥沃。
休耕地，牧场，园篱，与葡萄园。
污朽了的本质，都变成为旷野荒原。
在今日脱离社会活动的财产权，普遍的受到轻视，并兢兢于巩固其既有的地位；而工人阶级到处都壮大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比任何时期都更为积极，这个生产力量能为全社会服务的美丽远景，已开始燃烧起人们新的信心与新的希望。虽然，仍有些人想把时代巨轮扭转，回到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时期，但已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1]国际联盟的经济部门，就持这种看法。例如，一九三二年曾作如下的断语：“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的远因，是在于战时的失调，负债与租税的负担等等……迨战后，适应调整的机构，运用起来，益有艰涩”。补救之道为“增加国际贸易的范围与分量”，“以世界市场竞争的力量，重新安排地方分工”，“逐渐清理战时财政遗产，正如清理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五年及一八七零年的财政遗产一样”。（见《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页二七，页二八，页三零）前一年所发表的《经济萧条的发展情况》，也提到过“因调整迟缓而不彻底，致结构上的变化，使经济体系，趋于不稳”。（页七一）。
[2]高度独占这个名辞在这里不仅是指严格技术的意义，并且还指着传统上近乎完全独占之高度限制性。
[3]同理在需求增加时，如果工业的生产能力并未充分利用也是如此。（在生产量变动时每单位的产品之可变成本是差不多不变动的）。但是在生产能力已经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家应付需求增加的办法，是抬高价格而不是增加产量。（在短期是如此）
[4]设备之不可分割性使着生产单位为了节省资本之成本并提高资本之利润率，在缩减生产范围时受到阻碍。（设备的不可分割性比小生产单位具有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因之在生产单位缩减以后，这些优越条件就必然要被牺牲了）
[5]这些工业的市场因有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于是，另外的影响便是使闲置生产能力的病症，益为显著。
[6]P.Sweezy：《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页二七五至二七六。
[7]如果限额可以出让，比较有效率的生产单位便可以扩张，而无效率的生产单位可因之紧缩，但是这种变化，是要增加成本的。（增加收买限额的成本，而这种成本往往是扫除障碍的性质）
[8]《既得利益》，页一零五。
[9]这个数字，是指当时现有的设备及其组织所能生产的情况，与实际的情况之比较。如果装备与组织重新安排的话，数字当然就不同了。
[10]一千三百万的数字是根据Kusnets的估计。
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与NationalIndustrialConferenceBoard，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也作同样的估计。
[11]密勒（F.C.Mills）：《滞销与恢复期的物价》，页一七。
[12]“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最后一次的报告书，页二三；同一委员会论文，卷一，页二一七，所作的评语：“统计数字说明了：大的公司在生产上与就业上，波动都比小康采恩为大，但是他们的所得却较为稳定”。
[13]《国际联盟》：《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页一二七至一二九；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页六二。
[14]如果生产单位已经到了或者接近充分运用的阶段，固定成本是不会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动的；于是独占的程度及其形式。便成为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
[15]《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页一三三。
[16]同上，页六一。
[17]《世界经济情况普查》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页一三零，一九三四年利润指数已经恢复到九六，差不多就是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经济学人》的利润指数，一九二九年底为一一三，一九三三年为六七，一九三八年回复到一三零。
[18]加来斯基，上引著作，页三二至三四。
[19]L.Rostas：《英德美的生产率》，见剑桥大学《经济季刊》一九四三年四月号，页五三至五四。
[20]《自由社会里的充分就业》，页二九四。
[21]同上，页二九三，页三一二至三一三。
[22]《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二至三三，页一二。
[23]《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页九二。
[24]密勒：上引著作，页三七。
[25]密勒：《美国的经济趋势》，页二八零至二八一。一九零零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发展趋势，亦复如此。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二七年止，产业建筑物增加了三倍半。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九的二十年间，工业中每个工人的可变动力（可变成本中的动力部分——译者注）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同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年间竟增加率百分之三零·九。（见《美国最近的经济变化》一九二九年，卷一，页一零四，页一三六至一三七）
[26]美国商务部：《世界经济中的美国》，页九一。
[27]同上，页一百至一零一。
[28]《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一至三二，页二三。
[29]佛勃里肯：《制造工业的生产》，一八九九至一九三七年，页六至七，页四四。
[30]《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页六，页七，页二七五。
[31]同上，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页十四。
[32]同上，页十至十二。
[33]《经济学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
[34]《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三到三四，页五一到五二。劳动成本的降落与货币工资的降落不是一件事情，因为劳动成本也反映工资率的变化结果。
[35]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有公会组织的行业里与没有公会组织的“苦工”行业里，工资是有着很大的距离。（有公会组织的行业，照例都是卡特尔化的工业）。
[36]WittBowden：《政治经济季刊》，一九三七年六月号，页三四七。
[37]同上，页三六八。
[38]密勒：《美国的经济趋势》，页一九二，页二九零。
[39]《世界经济情势普查》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页一零。
[40]《世界经济萧条的过程与阶段》页六六至六七。
[41]密勒：上引著作，页二九一。
[42]隋茲：上引著作，页二七六。
[43]密勒：上引著作，页二九零。
[44]《恢复中的英国》页二五六，页二五九。
[45]同上，页六二。
[46]在一次大战前期，美国所制造的刈割脱谷兼用机，不过是几百架而已；到了一九二九年，差不多就有三四万架。一九一六年所用的拖拉机不过是叁万架，到了一九二零年底就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架。
[47]《恢复中的英国》页六四。
[48]同上，页六五。
[49]《歪曲了的繁荣》，载一九三九年六月三日《经济学人》。
[50]《恢复中的英国》，页三七二。
[51]页一七六。
[52]《皇家统计协会季刊》一九一四年四月号。在纺织方面每一个厂商的纺机数目在这个期间增加率百分之五十弱。
[53]《工商业调查委员会》：《促进工商业效能的因素》，页四。
[54]《工商业调查委员会》：《钢铁业的普查》，页三三；《皇家统计协会》H.Leak与A.Maizels论文，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载《皇家统计协会季刊》，卷六三。
[55]同上，这样的厂商共有九三八家。这个数字也许低估了管理集中的程序，因为许多厂商表面上独立的，而事实上是为别家所控制。上述的厂商是包括雇用十个人以上者。
[56]H.Levy：《工业德国》，页二六。
[57]同上，页五七。
[58]《工商业调查委员会》：《钢铁业的普查》，页三三。
[59]Levy：上引著作，页六六。
[60]密勒：上引著作，页四五，页三零零至三零一。
[61]“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最后一次报告书，页三二。
[62]“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论文，第二十七号，页四。
[63]《近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
[64]“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经济力集中的调查》，论文第二十九号，页一三。
[65]“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最后一次报告书》，页四五，页四六。
[66]“工商业调查委员会”：《纺织业普查》，页二四至二五，页二五七。
[67]一九三九年建筑业里的三个最大的公司，所雇用的工人，只占本业中的百分之四，在纺织业中占百分之十三，在矿冶业只占百分之十。（见（Leakandmaizels）：上引著作）。
[68]《第五次生产普查》：一九三五年，详见所附统计表。每个机构平均雇用的工人为一百零五人。在工厂行业里，有六百四十九大厂商，每家所用的工人超过一千人，共计一百六十万人，约占全部工厂工人总数的三人之一。一般的厂商中有五百三十三家，所雇用的工人，每家平均超过一千人以上，其总数约占全部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69]“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最后一次的报告书》，论经济力之集中，页二九八。
[70]《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页一零七。
[71]德尔宾写道：“无产阶级的社会，渐已成过去。今日的社会是逐渐资产阶级化了”。（见上引著作，页一一二）
[72]克拉克（ColinClark）：《国民所得与支出》，页三八，页一零零至一零一；德尔宾：上引著作，页三七零至三七一。
[73]上引著作，页三八至四零，页一零零至一零一。
[74]J.Steindl《资本，企业与风险》，载牛津《经济论文集》第七号，一九四五年，三月份，页四零至四三。他的结论是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最主要的影响，是巩固了大企业家的优越地位。它不但不能使着企业的所有权更平均分配，反而加速了所有权的集中程序。
[75]“生产手段实质上的管理逐渐为少数人所操纵，表面上是而事实上并不必然是为了证券持有人的利益……所有权现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管理的所有权，另一部分是食利的所有权，这使着过去三百年经济基础因之完全摧毁……所谓追求利润，可以使着产业财产的所有者善于运用生产手段的说法，也为之破产了”。见（波尔与米因斯上引著作，页七至页九）
[76]“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论文第二十九号：《二百个金融圈外的最大公司之所有权分布情况》，页五六至五七，页一零四。Sweezy：《经理上革命的幻觉》，载《科学与社会》，卷六，第一号。
[77]《作为世界银行家的欧洲》一八七零至一九一四年，页八七，页九六。
[78]同上，页九八，至九九，页一零二至一一一。
[79]同上，页一四四，一八七。
[80]《言论自由与劳工权利的侵害：加州制造商协会与集体交涉（一九四三年）》报告书，第六编，页七九二至七九三，页一零一九至一零二一。
[81]关于《加州雇主工公会》的报告书，第八篇，（一九四四年，页一三七五至一三八零，页一六一七）
[82]《关于言论自由被破坏的报告》：《产业军火》，页一八五至一八七，页一二三。
[83]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的报告书，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中间报告书。、
[84]《关于私人警察制度的报告书》，（赫尔兰郡），一九三九年，页五三。关于产业特务的报告书，一九三七年，页六三。
[85]关于产业军火的报告书，页八零至八四，页八六至八七，页一零四，页一零九至一一零。关于私人警察制度的报告书。
[86]同上，页二一四。
[87]同上，页二一一。
[88]关于破坏罢工的报告书，（一九三九年），页一三六。
[89]关于私人警察制度的报告书，（赫尔兰郡），页二一一。
[90]同上，页二零八，页四八至五二。
[91]关于私人警察制度的报告书，（赫尔兰郡），页二零九至二一一，页八八至一一一。
[92]“大量生产”方法，最初是在二十世纪初为美国所采用；但在英国普遍的采用是在一九一八以后。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的说：“正如其他许多大的运动一样，是偶然开始的。最初并不是为了减低生产成本，而是为了增加生产率”。（见L.E.Ord）所著《工业的秘密》，页一五零（这位作者所称之生产成本，大概是指着可变成本而言，因为生产率增加之后，总的单位成本自然是会降低的）。
[93]H.Jerome：《工业的机械化》，页三九五。
[94]《美国最近的经济变化》，卷一，页九零。
[95]D.L.burn：《制钢的经济史》，页五二一，页五二二。他说：“停工不一定就会使鼓风炉的炉壁损坏，但是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停工的程序，需相当的时间，代价也很高”。
[96]同上，页五二二。据Burn说：“如果炉子的数目减少一半”，每吨的劳动成本，就要增加一倍，并且列举数字以为证明。
[97]VonBeckeratt：《现代工业组织》，页八零。
[98]同上，页八零至八一。鲁滨逊（E.A.G.Robinson）：《竞争工业的结构》，页九五。
[99]上引著作，页八六至八七。
[100]上引著作，页八五至八六。
[101]苏联在第二次五年计划中，集中生产四个类型的农业拖拉机，每一种由一个专业的厂子生产，这是资本货物标准化的一个例子。在哈克夫生产十五匹马力的轻拖拉机，在（Cheliabinsk）生产四十八匹马力的环带拖拉机，在列宁格勒生产一种特殊收割用的拖拉机，还有第四种拖拉机是在斯大林格勒生产。虽然苏联在拖拉机的生产上是占世界首位，但是拖拉机的种类却比起美国的八十余种为少。
[102]L.C.Ord：上引著作页三五。
[103]泰晤士报，一九四五年正月十日。
[104]K.Mandelbaum：《充分就业的经济学》（牛津统计研究所），页一九四至一九五。
[105]OttoNathan：《纳粹的经济制度》，页一五四至一六二。“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战的初期，在《强制卡特尔法律》的名义下，共制定了七十二条管制生产能力的法令。一般的有效期为三个月至两年，大部分则一再修正，直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还有效”。（见上引著作，页一五六）
[106]《自由社会里的充分就业》，页一九。
[107]“在永久性的充分就业制度下，开除的办法便不再是维持纪律的手段。老板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却不断的增长……资产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认为永久性的充分就业是不利于他们的，而失业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现象的一部分”。（加来斯基：《政治季刊》，一九四三年十月号，页三二六）。参阅“牛津统计研究所”出版的《充分就业的经济学》，页二零七。
[108]《经济季刊》一九四三年六月号，页一八七，凯茵斯在此处表示：“资本主义的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充分就业之后，没有方法制止工资的上涨”，并且接着说：“是否如此，尚有待事实的证明”。
[109]《经济季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份，页四二二至四二九。
[110]【原文缺少第110注——录入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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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
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
﹝英﹞多布（MauriceHerbertDobb）
新民书店1951年出版；译者：滕茂桐
根据英国Routledge&KeganPaulLTD出版社1946年版译出
原序
第一章论资本主义
第二章封建制度的没落与城市的成长
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开始
第四章工业资本的起源
第五章资本蓄积与重商主义
第六章无产阶级的成长
第七章工业革命与十九世纪
第八章第二次大战前后的经济
译者后记
﹝著者简介﹞莫里斯·赫伯特·多布（MauriceHerbertDobb，1900-1976），英国伦敦郊区的小商人家庭出身，毕业于剑桥大学、达佩斯大学和累斯特大学，在剑桥大学担任高级讲师。1925年访苏，对苏联经济发生浓厚兴趣，撰书论述，并且投身英国工人运动，30年代开始又积极投入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期间发表了《工资》（1928年）、《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1937）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论战中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反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观点，也反对兰格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但1956年访问波兰时目睹的“波兹南事件”，对他的“传统”理论有不小的冲击。
感谢文祥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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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译后记
本书是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6年俄译本转译的，在定稿时又参照伦敦A.＆C.Black书店1925年出版的英译本（译者为H.J.Stenning）校对，在一些地方吸取了英译本的表达方法，补充了英译本有而俄译本没有的一些段落。
原书中有摘自“资本论”的许多引文。为了使笔调一致起见，译者把这些引文大部加以改译。所有这些地方都参考了经过恩格斯校订的“资本论”英译本，并且注明了郭王中译本的有关页数。
区维识
195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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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格蒂神父的“命运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一、哈格蒂神父的“命运轮”
说明：原书仅列在目录上，没有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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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七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末日
根据马克思的叙述顺序，我们快要讲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
我们知道，原始生产方式是以有计划组织的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它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当然，产品这时实行分配，所以成为私人财产，但产品只有在它是个人的消费品的限度内，才是私人财产。产品作为社会劳动的直接成果，首先归社会所有。
这种生产方式后来被简单商品生产所代替。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的是保持独立地位的私人劳动者。每个劳动者都用归他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产品，这些产品当然后来也就成为他的私人财产。
但是，简单商品生产又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分别从事生产的各个劳动者，被集中的大企业所代替。每个企业独立地生产产品，但每个企业在内部是按社会有计划生产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大企业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的，所以它们在相互关系中继续实行商品交换，而简单商品生产所固有的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人所有制——仍然被保存下来。
私人所有制于是就转化成为自己的对立面了。
在简单商品生产中，私人财产是劳动的结果和成绩。劳动者是自己生产资料和自己产品的所有者。资本主义生产割断了劳动和所有权之间的联系。劳动者不再是自己产品的所有者了。恰恰相反，生产资料和产品转为非劳动者所有。由于生产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生产，所以非劳动者愈来愈多地变为全部财富的所有者，而劳动者却成为一无所有。
但这并没有全部概括目前主要生产方式和主要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
我们知道，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生产组织是如何简单明了，社会是怎样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来管理生产的。
在商品生产制度下，社会的生产条件成为一种超乎各个生产者上面的统治力量。生产者成为失去自由意志的奴隶。由于新的主人并不详细告诉生产者应该做什么，并不通知他主人需要什么，而让他自己去捉摸，所以生产者的地位更加可悲了。
生产现在受不依生产者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的作用，象自然规律一样，往往与生产者的意志背道而驰。这些规律是通过正常状态的周期性的被破坏（例如，价格的涨跌）而实现的。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由于各个生产者的分散经营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正常状态的被破坏虽然也是由社会性的原因引起的，但比较不很重要，并且局限于不大的范围内。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把有计划的社会劳动（这种社会劳动强迫科学所征服的自然力量为社会服务）所特有的生产力，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它有了宽广的发展余地。因此，正常状态的周期性的被破坏，是商品生产规律得以实现的媒介。正常状态的被破坏，过去只造成临时性的局部困难，这些困难是容易忍受的，往往是可以消除的，但现在却表现为周期性的奇灾大祸，延续好几年，席卷许多国家和大陆，造成极其可怕的破坏。这些灾祸的影响范围和猛烈程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起发展。目前，这种灾祸看来是变为慢性病了。
再举一件事来看。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社会劳动的产品归社会所有，由社会根据社会需要分配给各个成员，所以，每人分到的份额随着劳动生产率一起提高。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具有一定价值的使用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一起增加。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一般是归劳动者所有。劳动者自己可以把全部或一部分产品消费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归劳动者支配的消费品数量，与他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例地增长。
但是，劳动者也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或一部分劳动产品交换出去；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产品成为商品。总的劳动生产率愈高，则他用自己一定劳动的产品换回的使用价值也就愈大。在这里，劳动生产率增长所提供的利益，也是全部归劳动者所有。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象任何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因此，劳动生产率愈高，工人以劳动力价格形式得到的好处也就相对地愈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愈来愈多的居民变为雇佣工人，他们不再有可能享受因自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了。
所有这些矛盾必然会引起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激起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并且促使工人政党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纷纷建立起来。但是，这些情况还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些苦难并不仅仅落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而且还使雇佣工人阶级以外的愈来意多的人民群众对现状感到难以容忍。
凡此种种都迫切要求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即劳动的社会性与已经过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的目的都是要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协调一致。一个办法是消灭劳动的社会性，倒退到简单商品生产，以小手工业和小农经济代替大生产。另一个办法不是使生产方式去适应占有方式，而是使占有方式去适应生产方式。这个办法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
现在有许多人想按第一种办法扭转历史发展进程。他们持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生产方式是可以通过立法程序随便规定的。为资本利益辩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它还没有走向最后崩溃的时候，也谴责这种观点。
但是，庸俗经济学也企图走同样的道路。为了证明当前生产方式和当前占有方式完全协调一致，庸俗经济学在描写实际经济状况时，忽略了现代生产方式的特点和实质，把现代生产方式说成是简单商品生产。只要读一读庸俗经济学家的普及作品就可以了。在这些作品里，现在的商品交换被说成是象过去野蛮部落时期一样。自由支配森林和海洋的猎人和渔夫，被说成是雇佣工人，弓箭以及渔船和渔网，被说成是资本。[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类经济学家批判得体无完肤。但他的这本著作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揭露庸俗经济学的全部幼稚和虚伪性。
往往有人说马克思具有一种勇于否定的精神，说他只会批判和破坏，但不能提供任何建设性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本书中只简单地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学说，就足以表明马克思事实上创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和历史学体系。对过去人物的批判，仅仅是这一体系的基础。
不提出新的更完善的观点，就不能克服旧的观点。不掌握更深刻的知识，就不能进行批判。不建立更加完备的、更加杰出的新体系，就不能粉碎旧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第一次揭明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他第一次证明资本并不是一种物品，而是一种以物品为媒介的关系，证明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他第一次研究了资本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他第一次证明当前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必然后果，并不是人们良心发现某种“永恒正义’后随便提出来的。
从马克思告诉我们应该站稳的立场上来看，我们不仅知道庸俗经济学家错误地把现代关系描写成为家长制关系的一切企图，象把家长制关系说成是现代关系的企图一样，是完全枉然的。我们还知道，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使占有形式适应于生产方式，使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把个体生产完全变为社会生产。到那时，就将开始人类历史的新时代。[2]
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细致安排所代替。产品统治生产者的局面，将一去不返。人们日益成为自然力量的主人，这时也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人。恩格斯说道；“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所推动的社会原因，才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且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达到人们所预期的结果。这就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的飞跃”[3]。
[1]这些先生们想在人们中间造成错觉，但这种企图披拥有处女地和由外来移民开拓的殖民地的实际情形所粉碎了。在殖民地，劳动合同有充分的自由，劳动者对自己的产品，即对自己劳动的成果拥有所有权，也就是说，我们在殖民地可以找到庸俗经济学家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条件。但奇怪的是，资本在这种条件下并没有变为资本！
在这些殖民地，空闲土地至到处都是，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每个劳动者在那里通常都有可能独立从事生产，没有人强迫他出卖劳动力。因此，每人都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他人工作。货币、生活资料、机器及其他生产资料，都不是资本。这些东西不会带来剩余价值。所以，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高呼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劳动合同自由万岁的经济学家，现在却要求在新开辟的殖民地不耠劳动者以土地。以便发展资本，同时要求国家权力鼓励移民殖民地，甚至牺牲原来已经移居殖民地的劳动者的利益也在所不惜，换句话说，他们要求用强力使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为地创造过剩的劳动人口，使劳动者实际上失去自由，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殖民者找到——特别是从当地居民中间找到——驯顺的劳动者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就公开实行强迫劳动和奴隶制度。
“一定的利害关系，在宗主国使在资本面前卑躬屈膝的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成与它的对立面一模一样；同样的利害关系，在殖民地又使这种人‘tomakeacleanbreastofit’〔“说出由衷之言”〕，大声高呼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译文参看：“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7页）。
[2]这一变革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确立工人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的。关于工人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最深刻地、最全面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准备好了一切条件，以便实现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历史使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作用所训练的、所联合的和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4页）的愤慨不满也在不断增长。马克思在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写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已经达到资本主义外壳所不能容纳的转折点。这个外壳将被爆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同上）。马克思天才地预见到的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在俄国胜利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实行专政，引导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许多国家的人民，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人民。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桎梏，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这些国家里，作为工人阶级专政一种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取得了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由于在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改变，所以各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今后将采取愈来愈多的不同形式，这在当前时代是完全符合规律的。——俄译本校订者注
[3]译文参看：“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饭，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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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曙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六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曙光
我们在前几章里知道，资本怎样不断地把自己存在所必需的先决条件重新创造出来。但是，很明显，资本只有在这些先决条件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的时候，才能够按自己经典的形式确立起来。
这些先决条件是由哪些情况引起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当我们研究货币怎样变为资本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假定，即：一方面，私人手里形成了大量货币款项；另一方面，市场上开始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劳动力怎样成为商品，货币款项怎样积累起来，这些问题当时并未加以研究。
现在我们应该谈一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
资本积累意味着资本存在所必需的先决条件的重新创立。在资本开始发展以前，这些先决条件就第一次产生了。马克思把这称为原始积累。
当经济学家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资本来源的实际过程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们老一套的故事——罗滨逊的故事。讲这个故事，对他们有两点好处：首先，编故事不需要任何基本常识；其次，故事可以随便怎样捏造，总是能够证明所要证明的东西。
他们提出罗滨逊的故事，是想解释资本来源问题，想使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够符合于当时流行的法律观念。其实，这个故事是最低能的捏造。与儿童识字读本里的故事相比较，罗滨逊故事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最为枯燥无味。[1]这无非就是勤劳能干的、心地善良的劳动者后来成为资本家，而挥霍无度的游手好闲之徒则自作自受，世世代代为积德的好心人和他的后辈辛苦工作的旧故事罢了。
我们如果了解一下14世纪以后的欧洲历史，就能够知道原始积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段历史有两个方面，但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只告诉人民其中一个方面。
如果没有自由的工人，即摆脱了农奴制压迫和行会制束缚的工人，产业资本是不可能形成的。产业资本需要有从事生产的自由，要求废除封建制的桎梏和封建主的监护。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兴资本主义所发起的斗争，也就表现为反对暴力和特权的斗争，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
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文人墨客，只把历史的这个方面反复不休地告诉人民。我们不预备轻视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己开始否定过去传统的今天。但是，在打开历史的值得骄傲的光荣一页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掉背面一页。无产阶级和资本是怎样形成的？
历史的这一方面叙述得很不充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就一个国家——英国的例子研究这一问题，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故乡，是原始积累取得典型形式的唯一国家。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过程的另一些提示，见“哲学的贫困”一书（第2章第2节）。
遗憾的是，德国的这种原始积累过程不能很清楚地考查出来，因为经过地中海沿岸到达东方的通商道路被经过大西洋沿岸到达东方的通商道路所代替，接着是三十年战争，而德国又好几世纪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以外，这样就中断了并且歪曲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
除了城市行会制度以外，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即土地集中归农村公社，有时归更高一级的联合组织掌握，是阻挠新资本发展的最重要的障碍。只要有公社土地占有制存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群众。对资本来说，幸而封建贵族是会自己关心本身利益的。
从十字军远征时期起，商业和商品生产发展得愈来愈快了。出现了对商品的新的需要，城市工商业供给这些商品，换取货币。但是，封建贵族的财富是建立在农奴纳贡和服役的基础上的。封建贵族拥有很少货币。他们力图抢掠他们无法买到的东西。
但是，国家权力巩固了。招募小贵族拼凑而成的封建军队，遇到了富有城市和诸侯的雇佣兵的反抗。沿路拦劫，是不可能的了。封建主拼命从农民那里榨取货币，他们逼得农民无路可走（有农民战争为证），但自己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的好处。这样，尊贵的封建老爷们既然想领略新的幸福生活，自己也就决心象城里人一样，逐渐变为商品生产者，从事农产品（羊毛、谷物等）生产，以便卖得货币，不象过去那样仅仅为了本身消费的需要了。
这就要求封建主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由总管、执事或承租人管理农业生产。但是，只有靠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才有可能扩大封建主的农业经营。下降为农奴的农民，变得“无依无靠”了，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他们的土地就与地主所经营的土地并在一起。由地主操纵一切的农村公社所有制，现在变为地主的私人所有制，这样就使农民完全破产。
羊毛是当时特别畅销的农产品，因为城市纺织业需要羊毛。羊毛生产的扩大，意味着把耕地变为牧场，把大批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这种驱逐农民的做法，有时根据法律，有时不根据法律，有时采取经济强制形式，有时使用直接的人身迫害手段。
随着城市纺织业的成长，愈来愈多的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到处流离失所。
接着，贵族就把自己许多仆役遣散了，这些仆役在新的条件下不再是贵族力量的泉源，反而成为财政困难的原因。最后，宗教改革也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不仅寺院住户变为无产者，而且教会土地也交给投机商掌握。他们把过去世代相袭的旧佃农从教会土地上撵走。
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农业人口离开了土地，失去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人口过剩”，形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大军，他们被迫每天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供资本使用。封建主就是用这种办法给资本奠定基础的。他们为城乡资本提供了无产者，同时为大规模的农业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农业——扫清了道路。
大领地农业当时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并没有为各种农奴制残余所消灭，而仅仅是被歪曲了。大地主现在把自己说成是特殊的阶级，生来就是要保护工人免受资本压迫，使劳资利益协调一致，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滑稽可笑的了。
15和16世纪西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贫民流浪现象，这是农民大批被剥夺的结果。这种现象有颠覆社会的危险，所以当时社会也就采取最残酷的刑罚办法来对待流离失所的农民——鞭笞，烙印，割耳，甚至处死。
虽然这样被解放出来的工人人数超过了资本所能够容纳的范围，但资本仍然不能始终找到必要数量的熟练工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要依靠对自己局部操作具有一定技巧的工人。工人学会相当的手艺，往往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当时，资本可变部分超出资本不变部分很多。所以，当每次积累资本的时候，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就迅速增加，但熟练劳动力的供应却增加得很慢，有一定技术的工人不仅相当少，并且需要很迫切。但是，手工业的传统精神在他们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比方说，学徒的社会地位与师傅相差不远，他们自己有希望成为师傅。雇佣工人有一定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并且性格倔强。他们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屈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纪律和老干单调而同样的工作。因此，“更高的权力”必须出来干预，使工人顺从资本。。
国家权力曾经起来保护财产不受游民破坏。它曾经鼓励公社所有制变为私人所有制。马克思就英国的例子详细地叙述了国家权力的这种作用。现在，当资本需要教训工人服从资本主义纪律的时候，国家权力也就出来为资本效劳了。国家颁布严格的命令，规定最高工资，延长劳动日，并且禁止工人结社集会。
究竟所有这种做法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于资产阶级当时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夺得政权后，回答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对法国当时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残余展开了极其残酷的斗争，并且严厉地禁止工人结社集会。
随着无产阶级的产生，资本也获得了国内市场。起先，每个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家庭工业产品。现在，情况改变了。生活资料开始在大领地（这是由公社土地和农民小块土地凑成的）上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在工业区找到了自己的市场。资本主义工业——当时是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在工业和大领地的雇佣工人那里以及在农民中间找到了销售市场。
农民的小块土地，往往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农业后来成为他们的副业生产。供农民本身需要的家庭工业退居次要地位，让位于为资本家和商人生产商品的家庭工业；这种家庭工业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最恶劣的和最有利可图的形式。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和人为的人口过剩是怎样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怎样因而有可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又经常地并且愈来愈多地把无产阶级和相对人口过剩再生产出来。
少数人手里集中大量财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条件。这些财富是从哪儿来的呢？
中世纪从古典时期继承了两种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从十字军远征时期起，同东方的通商关系大大扩大了，同时商业资本也大大增加了。商业资本愈来愈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奥格堡的富吉尔家族（15和16世纪德国的洛特什尔德[2]）就可以了。
但是，高利贷和商业并不是从15世纪起愈来愈多地变为产业资本的货币款项的唯一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另外一些来源。读者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可以奉为“原始积累”问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杰作。我们在这里只预备用马克思的意味深长的一段话，简单地介绍一下原始积累的各种方法。
“美洲发现金银矿，土著居民被消灭、被奴役、被活埋于矿坑，东印度公司开始征服和掠夺的战争，非洲成为猎取黑奴牟利的禁区——这一切都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安宁闲逸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内容。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的商业战争，它们把整个世界作为大显身手的舞台。这种战争是以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叛乱开始的，在英国反对雅各宾的战争中达到了巨大规模，目前则在反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
原始积累的各种内容可以按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之间分配。在17世纪末的英国，原始积累的各种内容集而成为有系统的制度，包括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课税制度、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最残忍的强力为基础的，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是，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即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强力，以便加快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并且缩短过渡阶段。强力是每个旧社会当胎里怀着新社会时的接生婆。强力本身是一种经济力量”[3]。
这段引文的最后第二句，被人引用得最多，但常常是脱离上下文引用的。任何人根据上文来考虑这句话，都能够了解它的确切意义。强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接生婆，还包括“国家权力，即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强力”；但这不是悬在阶级矛盾上空的“国家本身”的权力，而是作为新兴阶级手中工具的国家的权力。
一方面，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日益无产阶级化，国内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巨额财富的积累和集中，以及国外市场的产生（这特别是由于商业战争和殖民政策造成的）——这就是15世纪以来西欧面临的条件。这些条件促使整个生产愈来愈多地变为商品生产，促使简单商品生产变为资本主义生产。从这时起，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散的小生产，被资本主义大企业逐步消灭和排挤掉了。
[1]比方说，罗歇尔就这样说：“就一个渔猎部落的例子来说。他们没有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赤身住在石洞里，乘海潮下退的时候空手抓鱼，把海鱼作为食物。假定一切成员都是平等的，每人每天都抓到3条鱼，并且当天把3条鱼都吃掉。但是，有一个聪明人坚持100天每天只吃2条鱼，积蓄了100条鱼，这样他就能够用自己50天的全部劳动力建造一条船和编织一张渔网。他用这笔资本每天就开始捕到30条鱼”（“国民经济学原理”，1874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423页）。关于资本来源问题的一切传说，都可以闻出这种臭鱼腥味。
[2]德国的金融巨头。——译者注
[3]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48—9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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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人口过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五章人口过剩
第一节“工资铁律”
第二节产业后备军
第一节“工资铁律”
大家知道，马尔萨斯主义者宣称，工人由于“生活轻佻”，所以生育率超过了生活资料实际数量——更精确地说，可变资本——的增加速度。因此，他们认为人口是过剩了，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供应超过了资本家所能雇用的范围，生活资料的实际数量不能满足一切工人的需要。只要工人生育没有限制，失业、饥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恶果和贫困，就将成为至少是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命运。马尔萨斯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来看马克思是怎样研究资本增加和工人阶级扩大之间的真正的相互关系的。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遇到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构成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构成是由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可变资本（即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总额）之间的比例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物质要素来看，任何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在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时所必需的劳动数额之间的此例决定的。我把前者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者称为资本的技术构成。这两种资本构成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说明这种相互关系，我把资本的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因为价值构成是由技术构成决定的，。并且反映技术构成的变化。我在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指的始终是资本的有机构成。”[1]
不同资本具有不同的有机构成。所以，我们在后面是就某一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来研究问题的。
上面是一些必要的解释。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先来考察最简单的例子。假定说，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构成没有变化。这就是说，为了把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投入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始终是一样的。比方说，有一笔资本共计100,000马克，其中3/4是不变资本，1/4是可变资本，如果有20,000马克的剩余价值和原始资本合并一起，那末，追加资本将按原始资本的构成进行分配。这样，整个资本将包括90,000马克的不变资本和80,000马克的可变资本。可见，可变资本的增长比例，是与不变资本相同的，即两者都增加20%。但是，为了使新的追加资本能够继续增加价值，还需要额外的劳动力。只有在资本所能够支配的雇佣工人人数增加20%的情况下，规定用于积累的20,000马克的剩余价值才能够成为资本。
如果资本构成保持不变，而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速度低于资本的增加速度，那末，对工人的需求就会比工人的供应增加得更快，这样工资就提高了。
马尔萨斯主义者就是根据上述情况，提出他们限制工人生育的建议，作为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的。他们首先忽视了下列事实：资本主义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决不会由于工资提高而被消灭掉。资本积累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意味着资本和剩余价值（无偿劳动）量的扩大以及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
即便劳动价格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了，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同时有所增加，资本统治的范围也会有所扩大。
但是，工资的提高始终不应该威胁到剩余价值本身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于资本要求自我增殖，由于资本要求生产剩余价值而引起的。所以，资本无论如何也不会按过高价格购买劳动力，以致使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不可能。
如果工资由于资本积累而增加了，那就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的提高，并不会妨碍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即使剩余价值率下降了，剩余价值量终究也会由于积累而有所增加。“在这种场合下，很明显，无偿劳动的减少，丝毫也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2]。另一种情况是：积累停止了，因为“利润的刺激作用由于劳动价格提高而减少了”[3]。但是，随着积累的停止，使工资上涨的原因也消失了。这样，工资也就回落，直到跌到能够满足资本对自我增殖的需要的水平为止。
“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调节作用，也就把它自己暂时造成的障碍扫除掉了”[4]。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偿劳动和与无偿劳动之间的特殊的相互作用。
“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由资本家阶级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的数量增加得太快，以致只有在特别增加有偿劳动的条件下，这部分无偿劳动才能转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无偿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只要无偿劳动降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致滋养资本所需要的剩余劳动不再按正常数量提供出来，这时，就将出现相反的情形，也就是说，收益中转为资本的部分就将减少，积累速度就将变慢，工资上涨的趋势就将扭转过来。由此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不能越出一定的范围，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丝毫不能动描，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大再生产必须得到保证”[5]。
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看来，资本积累的增减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似乎这种增减就是寻找工作的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减。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迷惑木解，正如人们误信地球停住不动，而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样。[6]
如果资本积累速度变慢，那就会使人获得一种似乎劳动人口比平时增加更快的印象。如果积累速度加快，那就好象劳动人口减少了，或者增加得比平时慢。工资有时上涨，有时下跌，但不会超越一定的限度。有人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劳动人口随着工资提高而迅速增加，而劳动力供应增加又使工资回跌。工资的下降，使工人阶级进一步贫困化，提高了工人的死亡率，这样就减少了劳动力的供应，使工资重新上涨。这就是“工资铁律”的理论。
这种理论被众所周知的简单事实驳倒了，即：工资并不是一代隔一代地涨跌的，而是在极短时间内涨跌的。这个问题，我们将留在后面研究。
第二节产业后备军
我们在上面假定，资本构成在积累过程中保存不变。但是，在积累过程中，资本构成是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变化的。
劳动生产率一有变化，资本的技术构成就会受到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人转移到产品上面去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会随着劳动生产率一起增加。工人所加工的原料的数量，他所使用的劳动工具的数量，都会增加。因此，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资料数量对这些生产资料所物化的劳动数量的比例也会提高，也就是说，与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比较，劳动数量矗减少了。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种变化，影响到资本价值构成。这就是说，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了，不变资本相对地增加了。但是，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并不与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完全相符合，原因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加了，而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则减少了，虽然价值的减少抵不上数量的增加。
譬如说，在19世纪初，投入纺纱业的资本，几乎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纺纱工用同样的劳动所加工的原料，所使用的劳动工具等的数量，比过去增加了400倍，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比例却变化很少。现在，纺纱业的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大约是7∶1。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终意味着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
可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是极其密切地相互作用的。
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可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求实行大规模的协作，需要很大的厂房，需要大量原料和劳动工具等。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只有当个别资本达到相应的积累水平的时候，个人才能够把大量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大规模生产只有采取资本主义形式，才能发展起来”[7]。
因此，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是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先决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办法，同时也就是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办法，即加强积累的办法。资本积累反过来又作用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后者又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有力的刺激力量。由此可见，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在相互作用中愈益向前发展。。
旧资本的拆散，例如，遗产分配和新的独立的资本的分出，对个别资本增长（积累）的影响，起一种相反的作用。但是，这种对积累的相反作用，却被原有资本的集中和合并，即特别是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绰绰有余地抵消了。资本集中，象资本积累一样，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技术构成的改变。另一方面，积累加强了集中，而集中又加强了积累。资本积累得愈多，它也就愈容易在竞争中战胜和吞并小资本。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愈多，则它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也就愈高，积累也就愈多。
但是，少数人手里积累大量资本，这并不仅仅在已经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部门里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小资本从大生产的部门被排挤出来，流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最后巩固的劳动部门，因为小资本在这里还能够经得起竞争的压力。由此可见，在这些生产部门实行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经常不断的技术革命中。技术革命使不变资本愈益增长，使可变资本相对地咸少。
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的过程，要比积累进展得快得多。至于在积累过程中形成的新资本，它所雇用的额外工人人数，与资本量比较，是愈来意少了。在积累的同时，旧资本也在实行技术革命。如果当时技术有了新的成就，用坏的机器就不再用同样的其他机器代替，而用更好的机器代替，这种机器能够使工人比过去生产更多的产品。生产效率愈来意高的旧资本，被再生产出来。结果，它就把过去雇用的工人愈来愈多地排挤出去。
资本集中是对旧资本进行这种改造的极其有力的一种杠杆。
旧资本的集中和技术革命进行愈快，则新资本的积累也就愈快，这样工人就业人数可以不致减少。可是，积累愈快，则它也就愈有力地促进资本集中和技术革命。
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人口过剩”的原因似乎在于生活资料（更确切地说，可变资本）是按算术级数，即按1∶2∶3∶4∶5……增加的，而人口却具有按几何级数，即按1∶2∶4∶8∶16……增加的趋势。可见，人口的增长始终将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结果，必然产生贫困和罪恶。
事实上，在资本总数增长的同时，可变资本是累进地减少了。如果可变资本原来占资本总数的1/2，那末，它逐渐地下降为1/3、1/4、1/5、1/6……。
“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全部资本的增长而变本加厉，并且超过了全部资本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这相反地表现为劳动人口的绝对增长速度超过可变资本即劳动人口的就业手段的增长速度。事实上，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与自己的力量和规模成正比例地——生产出相对地过多的劳动人口，也就是说，劳动人口与资本对自我增殖的平均需要相比较，是过多了，因而也是剩余了。”[8]
社会资本构成的变化，并不是在一切部门中都是均衡的。在一些地方，资本由于积累而扩大了，但积累最初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原有技术基础，因而随着积累的增长而吸收了额外的劳动力。在另一些地方，资本构成虽然改变，但资本绝对量并没有增加，旧资本只是被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资本所代替；而工人就业人数则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了。在这两个极端相反的场合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复杂情形，这是由积累、集中、旧资本改造成为生产效率更高的资本等错综复杂的影响所引起的，结果或者是工人直接被排挤掉，或者是“采取比较不显著的但并非比较不真实的形式，额外的劳动人口很难为通常的疏导渠所容纳”。[9]
由此可见，劳动人口经常是处于流动状态中，在这里是被吸收了，在那里是被排挤掉了。而资本构成变化愈快，劳动生产率愈高，资本积累愈多，则劳动人口的这一变动也就愈剧烈。
马克思举了许许多多的英国统计资料，说明许多工业部门中工人就业人数不仅相对地而且往往还绝对地减少了。从最近几次普查资料中，我们举出下面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说明工人就业人数在生产同时扩大的条件下绝对地减少了。
第一个是1861—1871年期间英国棉纺工业的例子。
1861年1871年
工厂…………………………2,8872,483
纺锭…………………………30,387,46734,695,221
蒸气织布机…………………399,992440,677
工人…………………………456,646450,087
我们知道，在工人就业人数减少的同时，工厂也减少了，但纺纱机和织布机增加了。这说明资本积累的集中。
在1895—1904年期间，英国的棉花消费量从15.5亿磅增加到17亿磅，但棉纺厂的工人人数却从539,000减少到523,000。在德国纺织业的某些部门里，情形与此相同：工人人数大大减少，而完全指小企业说的。但大企业及所雇工人人数，却增加了。可见，资本是大大地集中和积累，同时工人被解雇了。比方说，德国的丝织业就是如此：
年份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5个工人以下）
（6—50个工人）（50个工人以上）
企业工人
企业工人企业
工人
1882……39,50057,782
4124,90269
13,580
1805……16,52720,484
1923,469140
32,129
1907……8,27212,823
3465,650240
48,719
加（＋）或减（—）-31,228-44,959
-66748171
35,139
麻纺业的情形，也是如此。
年份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5个工人以下）
（6—50个工人）（50个工人以上）
企业工人
企业工人企业
工人
1,882……71,91591,039
4045,22673
7,543
1,805……34,08242,228
2914,598120
19,996
1907……14,27518,949
2655,214180
28,177
加（＋）或减（—）-57,640-72,090
-139-12107
20,634
丝织业和麻纺业的工人人数，25年来总共减少了60，540人。而这完全是由于小型企业破产所引起的：在这两个工业部门中，小型企业减少88，868个，即减少80%，而其中工人人数则减少116，959人。相反地，大型企业从142个增加到420个，即将近增加2倍，而其中工人人数则从21，123人增加到76，896人，即增加2倍以上。
我们在前面假定说，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减完全与可变资本的增减相适应。但实际情况并不始终如此。如果工厂老板延长劳动日，而劳动价格保持不变，那末，他就将付出更多的工资。即使工人就业人数没有增加，有时甚至减少，可变资本也会增加。
假定说，某企业老板雇用了1,000个工人，劳动日等于10小时，每天工资等于2马克。现在他想在企业中投入追加资本。他可以扩大厂房，购买新的机器，雇用额外的工人。但他也可以把这笔追加资本的一部分用来采购补充原料，而把其余部分用来延长现有工人的劳动日。比方说，他把劳动日延长5小时，而保持劳动价格不变。这样，每天工资将等于3马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将增加50%，而工人人数维持原状。
任何资本家都想通过延长劳动日或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来增加劳动数量，不愿意采用增加工人人数的办法，因为：在前一种场合下，他必须投入企业的不变资本数额，比在后一种场合下增加慢得多。生产规模愈大，这对资本家带来的好处也就愈多。这种好处是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增加的。
譬如说，如果工人的劳动工具是价值2马克的铁铲，那末，通过增加工人人数的办法增加劳动数量的建议，资本家未必会起来反对。但是，如果工人使用的是价值100,000马克的机器，资本家的态度就会不同了。
可是，随着资本的积累，不仅资本家企图在不添用工人的条件下增加劳动数量的欲望加强了，而且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这种做法的力量也降低了。资本积累使工人过剩，这样工人就彼此竞争起来，从而也就降低了就业工人的反抗力量。结果，工人就被迫同意做过重的工作，而过重的工作反过来又使劳动人口更加过剩。一些工人的失业，使另一些工人不得不做过重的工作，反过来既，一些工人做过重的工作，又使另一些工人失业。
我们知道，资本积累以及它所引起的种种现象和后果——瓷本的集中，旧资本的技术改造，过重的劳动等——具有一种使就业工人人数相对地（与整个资本相比较）减少，有时甚至绝对地减少的趋势。
但是，资本积累同时还使准备为资本效劳、归资本支配的工人人数增加了，而且这种增加大大超过人口的增加。
我们在第二篇里知道，工场手工业以及——在更大的程度上——大工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使熟练劳动力有可能为非熟练劳动力所代替。工人训练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工人在很年青的时候就能够归资本支配，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缩短了。此外，在许多劳动部门中，成年男工为女工和童工所代替。这样，不仅直接使劳动大军大大地扩大了，并且由于女孩和青年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地位，由于他们共同劳动，由于有可能很早就把孩童送去工作，所以早婚就得到了鼓励。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时间也就缩短了。
当农业普遍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另一个使劳动大军迅速扩大的重要因素也开始起作用。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引起工人就业人数的相对减少，而且还引起绝对减少。1861年，英国农业中的就业人数共计2,210,449人，到1871年只有1,514,601人，即几乎减少700,000人。这样“剩余”下来的农民，除了移民海外的以外，纷纷集中到工业区，从而又扩大了为资本效劳的劳动大军。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掉铁路和航运业的重要性。铁路和航运业使资本有可能从工业落后地区和国家——爱尔兰、波兰、斯洛伐克、意大利、中国等——招聘大批工人。
由此可见，劳动人口的迅速增加，超过了资本对新的劳动力的需要。结果，就出现了相对的人口过剩。我们知道，人口过剩是由资本积累引起的，也就是说，不是象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由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引起的，恰恰相反，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
所谓人口过剩现象的存在，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不仅没有妨碍资本的发展，反而在一定阶段上是资本发展的一个前提。
我们知道，资本是一个有伸缩性的数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向前发展，则资本的周期性的扩大和缩减也就愈剧烈、规模也就愈大。我们在第二篇里已经指出，现代大工业经历一个独特的循环运动。在1873年以前，这个循环运动大约每隔十年周期性地重复一次。这个循环运动是以经济的一般趋于活跃开始的，后来经济突飞猛进，接着出现了繁荣时期，生产突然大大扩展，工业生产如火如荼，最后是经济崩溃，生意萧条，直到市场容量有了适当的扩大，能够吞纳剩余商品时为止，这时经济又活跃起来，旧的循环又重新开始，只不过规模此以前更扩大了。
马克思所著“资本论”在1867年最初问世的时候，情况正是如此。他在写“资本论”第二版序言的时候（1878年1月24日），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普遍危机即将来临。[10]
大家知道，马克思的这一预见不久就很精确地实现了。
但是，在1873年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进入了新阶段。如果说，大工业的生产效率以前发展很快，以致有时比世界市场的扩大还要快，那末，现在由于技术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领域大大扩展了，席卷了俄国、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所以世界市场只是在短时期内和在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够把世界工业产品容纳下去。过去，在10年为期的循环中，先是经济一般活跃，接着生产如火如荼，然后是危机以及萧条，最后又开始新的经济活跃。但是，从1878年起，市场上出现了慢性萧条，长期静寂，只是到1889年，经济形势才有所改善，掀起了短时期的投机热潮。但这次投机热潮很快就平静下来，让位于更加深刻的经济萧条。比较大规模的“工业繁荣”时期，当时看来是再也不会出现了。
但这种顾虑是错误的。从1895年起到1900年止，又出现了繁荣时期；经济蓬勃高涨，以致不少的乐观主义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危机时期是再也不会来了。
这种看法很早就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经济繁荣必然以危机告终。事实上，危机不久也就爆发了。
我们这里谈的只是资本的暂时扩展和缩小，这种波动现象既出现于慢性萧条时期，也出现于10年一次的危机和经济繁荣时期。
资本的每次周期性扩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怎样得到满足的呢？工资提高了。而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说，这会引起人口的增长，20年后，劳动人口会多得足以使资本能够在繁荣时期捞一大把。可是，经济繁荣时期每次只延续若干年，往往只延续几个月！
对资本来说，幸而实际情形并不象“工资铁律”理论所说的那样。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为地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部分劳动人口组成了产业后备军，使资本在任何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吸取补充工人。没有这种后备军，资本主义大工业是不可能按这种独特的忽涨忽落的方式发展的。
如果德国工业在70年代以及90年代下半期找不到这么多的愿意为它效劳的“自由工人”，找不到整批整批的劳动大军，由他们铺设铁路、开掘新的煤矿和建造新的铁厂等，那末，德国工业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呢？这种后备军不仅使资本的突然扩展成为可能，它还成为对工资的一种压力。在工业高涨达到顶峰的时期，这部分后备军也未必会全部被工业生产容纳下去。结果，即使在工业最繁荣的时期，工资也不会上升到一定的水平。
人口的增加和减少，仅仅是表面现象。事实上这是资本的周期性扩展和缩小的反映。马尔萨斯主义者要求工人生育不得超过工人能够就业的范围。这就是说，工人应该使自己的家庭人口适应于资本的不断改变的需要。
马尔萨斯主义把资本的不断改变的需要和现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混为一谈。这是很荒谬的。最近20年来，特别清楚地看出这种荒谬性。欧洲一些农业区，现在由于生活资料过剩，由于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棉花和食用肉的竞争，愈来愈感到人口过剩了！
不论马尔萨斯主义提出的要求是何等荒谬，这只不过是反映了工人目前在资本面前所处的地位。工人仅仅是资本的附属品。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工人在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在使用工人。我们知道，即使在业余时间，工人也是属于资本的。当他吃饭和喝水的时候，当他维持自己生活和传种接代的时候，他这样做也必须适应于资本的利益。工人处在自己产品的压迫下；他不仅用自己的劳动力为它效劳，而且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为它效劳。[11]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69—770页。
[2]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9页。
[3]同上。
[4]同上。
[5]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0—781页。
[6]马克思说道：“当工业处于危机循环阶段的时候，商品价格的普遍下落表现为货币的相对价值的提高，在繁荣阶段上，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又表现为货币的相对价值的下降。所谓Currency-School[通货学派]由此作出结论说：在物价高时，货币流通量太少了，在物价低时，货币流通量太多了。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在解释上述积累现象时，认为有时是因为雇佣工人太少了，有时是因为雇佣工人太多了。这些经济学家对事实的无知和完全曲解，与通货学派比较，恰好是半斤八两”（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9一180页）。
[7]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6页。
[8]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3页。
[9]同上，第749页。
[10]我们在本书第二篇里已经介绍过的那位施德吉曼博士，关于这问题曾故作惊人之言：“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宣布普遍危机即将到来”（“普鲁士年鉴”，第57期，第227页）。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指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性循环的转变。这个转变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页）。
马克思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位多才多艺的博士把这里所说的危机理解成为革命。这种“误会”，用国会讲坛上的职业话来说。必然会把煽动各种恐怖事件的罪名加在马克思头上。许多读过或者甚至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学者，在援引马克思的话的时候，都惯于采取这种态度。
[11]作者对产业后备军问题的叙述是很不完全的。他漏掉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绝对地和相对地贫困化的重要结论。“不论劳动者的工资是高是低，他的地位必然将趋于恶化……在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端，即在把自己产品当作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奴役、劳动折磨、愚昧无知、粗野无礼及精神颓废的积累”（译文参看：“资本轮”，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3页）。——俄译本校订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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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剩余价值变为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四章剩余价值变为资本
第一节剩余价值怎样变为资本
第二节资本家的节欲
第三节工人的节欲和影响积累数额的其他因素
第一节剩余价值怎样变为资本
资本家把全部剩余价值都消费掉，是很少有的事。一般说来，他至少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重新变为资本。“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也就是剩余价值还原为资本，这称为资本积累”。[1]
这一过程是很容易说明的。我们记得上一章里举的例子。10,000马克的资本每年给自己的主人带来2,000马克的剩余价值。如果资本家不把这些剩余价值消费掉，而把它与原始资本合并一起，那末，他就将拥有12,000马克的资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笔资本将每年提供2，400马克的剩余价值。。如果把这笔剩余价值再与资本加在一起，那末，资本总数将等于14，400马克，每年将带来2，880马克的剩余价值；资本变为17，280马克，这一年将提供3，456马克的剩余价值，总加起来将等于20，736马克，这样资本也就愈滚愈大。由于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资本在4年内增加1倍有余。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剩余价值全部地或部分地积累起来的问题。此外，剩余价值究竟怎样积累起来，它成为追加资本还是形成新资本，这对我们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某一纺纱厂老板可能把剩余价值用来扩大自己的工厂，也就是说，增加机器，工人和原料；但是，他也可能把剩余价值用来建造一所新的纺纱厂，或者创办其他企业，比方说，织布厂或煤矿矿井。剩余价值不论怎样使用，在所有这些场合下都重新变为资本，即变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
可是，剩余价值为了能够成为资本，必须在从商品变为货币以后，再从货币变为相应的商品。再举纺纱厂老板的例子来看。他出卖自己的棉纱，这样他除了原始资本以外，还获得了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这笔剩余价值象原始资本一样，必须变为新资本。这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有可能，即；纺纱厂老板要在市场上找到相应地增加的商品数额，这些商品能够用作生产资料。为了使剩余价值变为追加资本，必须具备下列物质前提；额外的原料——在本例中就是棉花，额外的工具——机器，额外的生活资料——供新添的劳动力消费，最后，额外的劳动力。一句话，只有在具备了扩大生产的各种物质前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积累资本。
我们的工厂老板可以放心，在市场上一定会找到他所需要的额外的生产资料。要知道，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产品，不仅是在纺纱厂，而且还在植棉场、机器制造厂、煤矿矿井等生产出来。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个别资本家一年获得的剩余价值，而是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年占有的剩余价值总额，那末，一般说来，除非相应数额的剩余产品（全部地或部分地），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剩余价值就不可能变为（全部地或部分地）资本。
但是，从哪儿去找额外的工人呢？关于这个问题，资本家是一点儿也用不着担心的。他只要付给工人够他维持生活的工资就可以了。至于工人生男育女的问题，工人自己会操心的。
工人阶级自己会生产扩大生产（即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额外的工人。
我们知道，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任何资本过几年后都将变为积累起来的资本，这笔资本将完全由剩余价值组成。但是，资本至少在自己产生的时候，可能是资本所有者的劳动结果。至于一开始就由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组成的资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资本一开始就是他人劳动的产品。剩余价值的积累，意味着占有无偿劳动，以便进一步更多地占有无偿劳动。
这是与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多么矛盾的事呀！我们前面知道，商品交换一方面最初是以商品生产者对自己产品的私有权为前提，另一方面要求等价交换，也就是说，任何人必需用自己的劳动或者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取得任何具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我们知道，一方面是工人脱离自己的劳动产品，从事产品生产的人和掌握产品的人不是一个人；另一方面是违反等价交换原则而占有价值，即占有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此外，剩余价值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且还是它的基础。不仅剩余价值由资本产生，而且资本也由剩余价值产生，结果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最后必将是由违反等价交换原则占有的价值组成的。
但是，商品生产原则向自己对立面的这种转化，并没有违背商品生产规律，而是与商品生产规律相符合的。
“既然商品生产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所以商品生产的所有制规律也就变为资本主义占有制规律……蒲鲁东想建立商品生产所有制的永恒规律，以此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我们不能不对他的滑头善变感到惊奇！”[2]。
第二节资本家的节欲
我们前面研究的，是两个极端相反的例子。一个是剩余价值完全被消费了，另一个是剩余价值完全积累起来。但是，如上所述，通常只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被消费掉，而另一部分则积累起来。前一部分剩余价值可以认为是狭义的收益。
剩余价值究竟有多少用于消费，有多少变为资本，这由资本家自己决定。资本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心里激起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会同浮士德一起朗诵。
两个思想针锋相对，
叫人难以安静下来，
一个热爱锦绣江山，
感到一切一切都动人心弦，
另一个向往财神爷私邸，
那里到处是摇钱树，
那里到处是点金石。
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邪教和基督教的旧斗争，在资本家心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开展起来。资本家垂涎三尺地羡慕欢乐世界，但他不能一毛不拔而寻欢作乐，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罪恶。
剩余价值中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通常并不是一个随便规定的数值，而是历史地决定了的数值。象工资一样，它是由各该社会阶层的“符合于他们身分地位”的生活方式所决定了的。
象工人一样，资本家的一生也都属于资本所有，虽然这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的。竞争不仅强迫资本家在自己的企业内部严格地执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而且即使在私生活中也必须服从这些规律的要求。如果资本家生活过于阔绰，他就会被认为是挥霍之徒，他的信誉就会下降。但是，如果他作风吝啬，生活过于节俭，他就会引起别人猜疑，以为他的事业不顺利，他的信誉也会下降。由此可见，资本家不得不把自己剩余价值中当时当地所规定了的一定部分消费掉，但这部分剩余价值数额要比工资数额更富于伸缩性。
除了剩余价值总量和资本家的有伸缩性的个人消费的限制以外，剩余价值中用作积累的部分，是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加以限制的。积累是愈多愈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不断积累成为必要。我们知道，随着技术的发展，建造和管理一个企业（以社会必要劳动支出从事产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数额，是愈来愈多了。
如果说，某一工业部门的企业为了在竞争中不致失败，现在至少需要20,000马克的资本，那末，过了20年以后，由于采用新操作法、新机器等，这一最低资本数额可能会增加到60,000马克。如果一个资本家创办企业时拥有20,000马克，但没有留下足够的剩余价值作为积累，因此他在20年后手里没有60,000马克，总共只有30,000马克，那末，他必将经受不住竞争的压力，最后宣告破产。
但是，即使没有这种刺激力量，资本家也会自己去从事积累的。现代生产方式推动资本家热中于为积累而积累，正如在商品生产的早期阶段上，守财奴热中于积累和贮藏黄金白银一样。象贮藏手段的积累一样，资本的积累是没有界限的，是无止境的。
不论资本家的财富有多大，不论他的收益比他作威作福的能力大多少倍，他会继续不断地追逐剩余价值，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更多地作威作福，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资本。
古典政治经济学考察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和消费问题，是实事求是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是从经济观点，而不是从道德观点来研究资本积累问题的，当然资本积累根本就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它的阶级觉悟也开始提高了。从20年代末起，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来说，现在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了。他们的任务在于论证资本的公正性，在经济学里加进伦理学的因素。高贵的太太虽然年过半百，仍被请来劝善说教。知识让位于“感情”。从这种感情出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后来居然发现，资本家本想把全部剩余价值消费掉，但克制了自己的欲望，把剩余价值积累起来，从而表现了值得钦佩的英雄气概。至于新问世的修行居士应该受到工人的景仰和感激，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很明显，虽然修行居上表现了极其伟大的节欲精神，但他不能仅仅靠感谢和景仰过活。所以，为了鼓励这种崇高的善行和应该报答的道德，经济学家授予资本家以道义上的权利，资本家应该由于积累无偿劳动而得到报酬；
这样，大家常说的“利润”这个名词，也就为更加漂亮的用语——“节欲的报酬”所代替了。
第三节工人的节欲和影响积累数额的其他因素
资本家“节欲”愈多，则积累数额也就愈大。但对资本家来说，幸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积累数额起决定性的影响。使剩余价值量增加的一切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积累数额增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对剩余价值量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原因。现在只预备提及其中几个原因，这些原因，从我们刚才讲过的观点来看，获得了新的意义。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人的节欲。很清楚，工人的报酬愈少，则剩余价值率也就愈大，在资本家的消费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的部分也就愈大。使劳动力价值降低即促进工资减少的一切因素，都会加强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如果工人生活“奢侈”，比方说，抽些烟，喝些酒，从而浪费“国民财富”，那末，资本及其走狗们就会义愤填膺。1872年传闻有一个工人在柏林喝了一次香槟酒，消息传遍了整个资产阶级新闻界，报纸借此大肆侮蔑工人阶级。
资本主义世界想出各种各样的使工人进一步节欲的手段和办法（从龙福道夫发明的色白大菜起，到大众食堂和素食主义宣传为止），在这方面表现了令人惊异的创造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列举了关于这种创举的若干典型例子。愿意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的读者，可以查考这本著作。
在每次扩大企业时，都需要付出一笔相当大的不变资本，这当然是使资本家很不高兴的事。随着大工业机器的改进，不变资本的支出是意来愈大了。但资本家一旦有了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不变资本，他只需补充投入可变资本，不必相应地增加不变资本，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生产。这对他也算是一点聊以自慰的称心事罢！如果某一工厂老板生意兴隆，他想扩大生产，那末，他只要把劳动日延长2—3小时，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不必添置新机器，也不必建造新厂房，只要增加原料和辅助材料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工业部门（例如，采矿业）不需要购买原料，或者原料支出（例如，农业中的种籽和肥料）是微乎其微的。这些工业部门所需要的㥮料，都取自土地。在这些部门中，为了增加产品数量，往往只需要追加劳动就可以了。因此，增加产品数量的唯一源泉，就是土地和劳动，但资本掌握这两个源泉，从而有可能“使资本积累的要素超越于似乎由资本量——即资本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规定的界限以外”[3]。
除了土地和工人以外，资本还占有科学。虽然资本本身丝毫也不参与科学的发展，但科学发展的一切成果都落在它的手里，因为科学能够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力价值也就降低，剩余价值率也就提高。可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使资本家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价格低廉的生活资料和奢侈品，供自己个人消费，而不必增加剩余价值中用于这方面的份额。他也能够减少自己的开支，而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平。他能够生活得更加舒服，或者不必降低自己生活而更多地积累资本，往往两者兼而有之。
资本的投资愈多，则劳动生产率也就愈高。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也就愈大，资本家也就能够消费得愈多，同时积累得愈多。
综上所述，资本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而是一个伸缩性极大的数值。资本能够大大扩大，也能够大大缩小。资本只不过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由于减少社会财富的其他部分，即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基金，资本能够增加；由于这两部分消费基金的增加，资本也能够减少。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地力的掠夺的加强，资本的作用也会同时扩大。我们在这里把流通过程的条件（比方说，资本流通的加快或变慢）完全撇开不谈。此外，我们还把信贷的条件撇开不谈，虽然信贷的条件对资本及其投放范围的扩大或缩小的可能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仅就生产过程的条件来说，就足以表明资本的伸缩性了。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当作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具有固定的作用范围。因此，在他们看来，可变资本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数值，即所谓劳动基金。他们说：“资本中的某一部分是规定用来支付工人的报酬的。工人愈多，则平均每个工人摊到的份额也就愈少；工人愈少，则平均每个工人摊到的份额也就愈多。”
他们还把可变资本与供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混同起来。他们说。“某一国家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和工人的工资水平，取决于生活资料的实际数量。如果说，工资太低，或者许多工人失业，那末，这仅仅是因为工人人数增加得比生活资料快。工人阶级所以贫困，并不能归咎于生产方式，而应该归咎于老天爷。”
所谓马尔萨斯理论，就是根据这种假定提出的。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24页。
[2]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35页脚注。
[3]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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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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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们从巴黎北站出发，身上带的中国领事馆护照，说是经过西比利亚铁路回国去，其实我们是去莫斯科进东方大学的。周恩来和我们同行，他是从法国回归德国去。此次一起派遣十二个人，熊雄和王圭本在柏林，袁庆云先到柏林接洽俄国入境护照，我们从巴黎车站出发只有九个人，连周恩来在内十个人。
赵世炎，他是我们的领袖，他刚交卸下“少年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现在做我们这个旅行团团长，对外交涉大部分是他办的，尤其当需要英语时候，因为其他的人都不能说英语。他是四川人，一个大家庭子弟，全家住在天津或青岛，学北方人说话，但脱离不了四川口音。我在法国认识“川老鼠”很多。一个川老鼠，不仅可以从说话口音和字汇辨别出来，而且可以从性格辨别出来。这个性格是什么？我想，凡外省人交过四川朋友的，都会知道，但要拿言语形容出来，则是很困难的。我第一次听世炎说话，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可是相处一个时候以后，觉得他的性格与我过去认识的四川人全不像。他确具有领袖能力：能调和大原则下种种不同的倾向，能量才使用，机警，有急智，是个好演说家，主持会场和办理外交，他是最适宜的了。关于他缺乏四川人特有性格那一点，我曾有一次向他提过。他说，他是四川某县人，这个县份在四川边境，同外省生活比同四川腹地生活更接近些；此外，他又生长在外边。
这一年，他约有二十三四岁。在火车上，他指着头上戴的新呢帽告诉我们说：这是走遍巴黎好多帽子店才买来的。普通尺寸的帽子，他不能戴。但他的面孔和他的身体，与那颗大头不很配称。比起头来，面孔是小的，而且渐渐收束成一个尖下巴，有点像后来叶浅予漫画中的“王先生”。我未曾见他戴过眼镜：眼睛，鼻子，双颊，都很平板，不能说他漂亮，但演说时自有可爱之处。虽没有病，身体也不强壮。他到法国以前的生活，我不知道；似乎是北京某中学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出过风头，与当时北大学生领袖邓仲澥，许德珩等人有交谊。
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吴稚晖演说大骂陈独秀兼及他的两个儿子，其中有几句话道：“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要说他们是小偷。”（见文明书局出版的《吴稚晖白话文钞》）这是胡说。陈独秀并不丑，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看看《实庵自传》单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亚东图书馆出版）。有一个女同志曾说他的眼睛是特别可爱的。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他不上。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并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总之，我们十二个人中还有比他更丑的哩！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只有同王若飞闹着玩时才有说有笑的，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这两兄弟感情很好。两人一起脱离家庭，不仅脱离他们的旧官僚家庭，而且脱离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几年全国正在宣传他主张“万恶孝为首”，宣传他组织“讨父团”。一九二一年陈炯明问陈独秀关于传说的组织“讨父团”事情。陈独秀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见《实庵自传》）他的儿子虽未曾组织“讨父团”，但未出国前对于父亲的态度，正不减于父亲对于嗣祖父的态度。这是政治思想的冲突。父亲是民主主义者，儿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父亲在中国前进到共产主义，儿子在法国也退回到共产主义来，于是父子间的隔阂就完全消失了。乔年完全跟着延年走。延年在法国的转变，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南洋群岛和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延年死时还是童男子。乔年后来在北京与史静仪同居时，我第一次从延年口里听到他不满意“弟弟”的话。在此以前我也未曾听到别人说过不满意“弟弟”的话。他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弟弟”，因为我们都跟着延年喊他做“frère”（法语——弟弟）。到莫斯科，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яблоке（俄语——苹果），是为了他的双颊颜色呢，还是为了其他的故事，则不记得。这一年，延年二十五岁，乔年二十二岁。
王若飞年龄是最难确定的，骤然看，他似乎同我们一般年纪，即二十五岁上下，但仔细看他脸上的皱纹，牙齿的颜色，尤其生活经验和习气，则显然比我们老得多，这一年应有三十岁，至少也有二十八岁。他从舅舅黄齐生及其他贵州政客学会了许多斗争本领，但他能干，而且忠实于共产主义，并不减于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青年。这是一个矮子，头颈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肤白净，满口贵州官话。他爱喝酒，同我一样。他爱说笑话，顽皮，好闹。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次有趣的是袁庆云。他也顽皮，好闹，可惜同我一般，是口吃的。这是标准的川老鼠，具有一般四川人的优点和缺点。他是赵世炎的朋友，跟着赵世炎走到共产主义来，我想不是由于同乡的关系，而是由于政治思想的关系。他是一个高个子，活动，广交游，尤爱接交外国朋友，虽口吃却不怕说话，到莫斯科后他比我们更早会说俄国话。“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会场就是他寻觅的：警察局里一个大厅。但是旅莫支部小组会中他受人批评最多。
袁庆云的同乡王凌汉更是标准的川老鼠。他是一个跛子，跟随世炎参加一切组织，最后加入“少年共产党”。开会时爱发言，但令人有不着边际之感。成立大会后，某次蒙达尔支部开会，尹宽说出他对于大会的感想，曾有一点说：代表中有些人并没有明白我们现在这个组织同过去种种组织有什么不同。尹宽就举王凌汉做例。
赵世炎，袁庆云，王若飞，陈家兄弟，出发前本在巴黎居住，我到巴黎去时会面多次，大家厮熟了。王凌汉不住在巴黎，但成立大会时我已经见了他一面。
以下三个人则是新会面的，他们从外省来。不错，出发以前，我已经在第二次大会上会见他们了。
佘立亚，一个湖南人，高而大，热情而强悍，这方面具有湖南人性格，但另一种湖南人性格，如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所代表的，则在他身上找不到踪迹。他开会时很少说话，因为没有什么自己的系统的意见可说；他诚心实意接受他人领导，奉了使命时是很忠实执行的。
高风，也是湖南人，也是热情而强悍的，但与佘立亚不同，即爱谈理论问题，从宇宙起源起至人生哲学止都爱提出来同人讨论，可是我们对于这类问题都没有兴趣，他于是感觉了某种失望。我未曾看到他以前，就记得他的名字，因为内部刊物曾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主张我们现在就规定一个日子向统治阶级宣战，到了那一个日子大家都要起来暴动的。
与高风形影不离的，是陈九鼎。他是河南人，这是十二人当中惟一的北方人。这两个人同在一个工厂做工，为了喜欢讨论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遂结合极坚固的友谊，不仅生活分不开，连名字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常说“高风陈九鼎”，仿佛这不是二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人的名字。高风是个强壮的农民模样，陈九鼎则是瘦而矮，而且生了鸡胸。
以上八个人（袁庆云在柏林等我们），连我九个人，连周恩来十个人，从巴黎北站坐车向德国去。我们买的是去柏林的车票，这个车票有三天效力，即是说我们路中可以下车游玩，只要不过三日，仍旧可以坐车去柏林的。比利时查理鲁亚城劳工大学有我们一个支部，那里的同志预先有信来，要我们路过时下车去看他们。我们去了，那里的同志，刘伯坚，熊渭耕等开会欢迎我们，领我们参观大学和城市，又到郊外去拍了一照。不记得是否在查理鲁亚城过夜，但是次日早晨到科伦，下午换了车就走了，确是未曾在科伦过夜的。科伦离比利时边境不远，我们一下车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首先言语不通。我们在法国旅行以及此次经过比利时，都说法语，并不觉得困难，到德国则没有一个人懂得德语。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我们在科伦吃了一餐饭，共付五万或六万马克，这也令人惊讶。此时是德国通货膨胀初期，到了十月间更不得了。可是到了莫斯科，一只小面包也要卖七百万卢布哩！我们参观了有名的科伦大教堂。
到柏林，我们分开几个地方居住。我住在熊雄寓所里，在夏洛登堡，康德街。复洛登堡一名新柏林，到老柏林去时须经过一个森林，但有地道电车和架空火车可坐。我在法国未曾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不仅我，勤工俭学生和半官费生或自费生，据我所知，都未曾在法国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房东是个军官寡妇，有个少女待嫁，天天在客厅弹钢琴。她们为了贴补生活，把家里最好的房间高价租给外国人，不记得房租每月几个马克，但折算为佛郎，在法国也只能租一间恰配勤工俭学生住的房子罢了。熊雄自己烧饭，生活很俭朴，同他住的房子不很配称。他原来住在法国，为了与李鹤龄同谋暗杀陈箓，供给李鹤龄手枪原故，事发出走德国，但李鹤龄口供里并未牵连了他。这件事含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的意味。我到柏林时，熊雄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向我津津乐道这件事业。他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个人恐怖的，实在说他至死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天真的人，同小孩子一般天真，即是诚实，无邪，纯洁，热情，而又幼稚的。他追求一切新的革命的事物，结交一切激烈的勇敢的革命的朋友，但没有判断力，分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什么是克鲁泡特金。他永远是一身猎装，长靴，房间里挂着马鞭，每日临帖练习大字和小楷，好书岳武穆满江红词，早起，下雪，天未亮，一个人到柏林郊外很远地方踏雪去。可是，无论那一国文字和语言，他都学不好，说中国话也夹杂了很多江西土音。后来在莫斯科上课或开讨论会时，问他问题，他常常站起来目瞪口呆，最后声明：“忘记了”。
袁庆云和王若飞住在王圭寓所里。王圭是湖南人，德国话说得很流利，他是我们惟一的翻译，没有他，我们只好做哑子。赵世炎听了德国话，说他有一点听得懂，因为许多地方同英国话一样，他想学德文，别人则对于德文毫无兴趣。我们是路过德国的，在柏林停下来，是为了办理去俄国的护照。当时法国尚未承认苏联，巴黎没有苏联外交官，柏林才有。王圭认识第三国际人员，那是张伯简，萧子暲，遗留下来的关系。护照办了许多日，我们闲着无事，由王圭和周恩来带着游玩柏林博物馆，动物园，名胜，古迹，有一次去游博茨坦，那是仿照维尔塞造的离宫，但不及维尔塞多多了。
周恩来又带我们去吃中国菜。菜馆不是临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来招待的是几个德国姑娘，菜单上每样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编了号码，点菜时只消告诉号码就够了。那里，我们遇见几个中国留学生，又看见中国寄来的报纸，我们紧张地读着其中关于吴佩孚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的记载。
周恩来是带我们来中国莱馆开会的。他到柏林来，张崧年夫妇不理他，也不肯同我们见面。周恩来召集青年团德国支部开会，解释他在第二次大会开除张崧年案中的态度。德国支部没有几个人，也许有几个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张崧年夫妇，周恩来，王圭，熊雄之外，只有一个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会，很迟，一声不响。周恩来竭力为自己辩护，熊雄和王圭自然谅解他，另一个同志，提出几个简单问题，就不再说话，显然是不谅解他。我们离开柏林以后，这个同志也就退出“少年共产党”了。
从柏林到莫斯科去有两条道路：一条陆路，经过波兰走廊，立陶宛，列多尼亚，从什么地方入境，直到莫斯科；一条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彼得格拉登陆，从那里坐车去莫斯科。我们选择了陆路。到柏林住满十天后，又继续向东去。经过波兰，立陶宛，没有停，直至列多尼亚的里加才停下来。我们是上午到的，须待下午或晚上才有车去俄国。这时已是春天，巴黎和柏林都是绿叶满树了，里加还是冬天气象。我们站在大河铁桥上，看见大冰块在河里缓缓流着。这里，法国话不通行，德国话也不通行，俄国话我们又没有一人懂得，倒是英国话比较通行一点。因为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吃中饭时，赵世炎能够同仆欧说英语，旁边两个舞女也懂得英语，她们立刻同世炎亲热，要世炎和她们跳舞。世炎脸红了，这件事后来好久成了我们嘲笑对象。如果换上王若飞是不会脸红的，可是王若飞也不懂得跳舞。
到俄国边境上，车停下来，行李都搬下来检查。这是第一次遇着检查，以前经过许多国境，虽看护照，却未曾检查行李。检查员知道了我们是东方大学学生，似乎未曾检查下去。我们第一次看见红军：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面有一个红星。别的旅客又坐车去了，我们不能走，因为剩余的钱不够买车票。车站有人殷勤招待我们，允许减费或免费，但须请示什么机关，当日不能动身。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东方大学中国同学。这一晚就在车站上空车厢内过夜。
中国同学，在莫斯科车站迎接我们。其中有萧子暲，他是从法国去的，他是我们的亲人。此外都是从中国去的，有好几个，我只记得一个是任弼时，用高音说话，一个是王一飞用低音说话。出车站，王一飞同我一路走，不仅挽着臂，而且挽着腰，这种走法是在法国，德国时未曾见的，在中国也未曾见，但在俄国则很常见。
旅行生活告终，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不仅从资产阶级国家初次到无产阶级国家来，而且从工厂生活过渡到学校生活。从没有系统的自己研究到有一定课程的读书和求学。我们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
十二人！但是哪里去了呢，这十二人？
袁庆云，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出发，过湖南郴州时，传染虎列拉死去了。
高风，同年在保定被捕，被北洋军阀枪毙了。
熊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后，从黄埔军官学校出亡，途中被捕，被李济琛枪毙了。
陈延年，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在上海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赵世炎，于陈延年被杀之后不久，也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佘立亚，也是这个时候死于杨虎手里。
陈乔年，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被捕，被熊式辉枪毙了。
王凌汉，一九二八年在无锡工作失踪，传说被土豪劣绅暗杀了，后来才发现他抛弃工作逃回四川去。
陈九鼎没有消息。
王圭，我曾于武汉时代见过一面，做了什么军官，后来没有消息。
王若飞，一九三七年尚在延安，不知还在人世否？
最后，我在这里写我对于十二人的回忆。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时，我以为王凌汉，陈九鼎，王圭都已死去，而传说王若飞为了左派反对派嫌疑又被斯大林充军于西比利亚，曾于回忆中发生比现在更多的感慨。那时，我想，我们仿佛是一班小兵，赵世炎是班长，我们并肩作战，结果一个个中弹死去了，只剩下一二个成了俘虏。现在做俘虏的恢复了自由，而有几个人虽然失踪，却无确定死讯。确实战死的只有七个人，但也是超过半数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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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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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回忆录
（下卷1919-1931）
自序
这十二章回忆录中有十章回忆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光荣的时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认识这时代的意义的人颇不多见。在我看来，它指示了中国的出路。在这时代，历史负担者无产阶级从自在的状态进于自为的状态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诞生，发展，几乎夺得了政权；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仍能以其教训指示未来第三次革命的道路。总之，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比辛亥革命更加有革命的意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巴黎出版几本关于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书，引起当时法国人对于业已遗忘了的四十年代的兴趣。马克思注意了这个现象，他写信给德国友人，指出这是法国革命复兴的征兆。不久果然有巴黎公社了。我希望多有几本书出版，回忆或研究中国的二十年代，让我们能够同马克思一般做出中国革命即将复兴的结论。
中国现在还有共产党，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对这时代，不知道有什么认识？一般说来，它是害怕回忆这时代的，因为其中的一切，无论正的方面或负的方面，都足以证明它现在的错误。我早已不属于这个共产党了，但我很荣幸曾属于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在党内与许多姓名写进历史的革命者共同工作，共同斗争，而且共同做出错误。中国共产党也有它的“古典的”（classique）时期。这里所说“古典的”，并非堪为模范之意。哦，不是的，它有许多错误为未来的革命党所需要避免的。这里所说“古典的”仅是对于后来的共产党而言的。与后者相较，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总是无产阶级的党，那时无产阶级跃上政治舞台，它的前锋队团结于共产党周围。可是，在这个时代末期，无产阶级前锋队渐渐离开共产党了；共产党渐渐抛弃工人运动而专力于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以至现在成为代表一般爱国者的党。
这十二章书毕竟是我个人对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回忆，间有议论也是发挥我个人的见解。记忆或有错误。为客观事实所限，我也不能征引当时文件或其他史料做我的议论的佐证。好在不会有人把我的回忆看做那个时代的革命史或共产党史。
《恋爱与政治》一章，本拟删去，因为其中颇似上海小报上的桃色新闻，难免被人斥为无聊的。可是我的本意是要写那个时代革命者几种恋爱形态，要从恋爱上显出若干革命者的性格，本无道德观念掺杂其间。我认为在“不妨害政治”原则之下，革命党内任何恋爱都是可容许的。这一章中所写男女主角，大半已成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存者之中也许有几个现在做了gentleman或lady，他们也许以我写出他们少年时期的恋爱为有意诽谤。这里，我只好向他们道歉。若是没有连带关系，可以避免不写的，我都不写了。读者请勿忘记，我也是其中所写恋爱者当中一个人。现在同当初一样，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我是没有一切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成见的。①
①得到作者同意，本版删去了（恋爱与政治）一章。——编者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
第十章书①是在儿子弗来临危时勉强写成的。我一九三七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的打击。本书最后二章②，这半年来我都提不起兴趣续写。现在我又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只好让它以未完成的形态留存下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阅后记
①标题为《左派反对派）。——编者
②标题为《第二次入狱》，《出狱以后》。——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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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简单的再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三章简单的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生产过程按原有规模重复完成。但是，这种简单重复也使简单再生产具有一系列新的属性。。
假定说，有人靠某种办法，也可能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一笔货币款项。他现在把这些货币变为资本。他一共有10,000马克，其中9,000马克用作不变资本，1,000马克用作可变资本，即工资。他用这笔资本生产产品，总值11,000马克，并且按产品的完全价值销售出去。他把1,000马克的剩余价值消费掉了，而再生产保持原有规模不变，也就是说，9,000马克依然用作不变资本，1,000马克用作可变资本。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前后两种情况是有区别的。过去，在第一次生产过程中用于工资的1,000马克，并不是靠企业所雇工人生产出来的，而是从其他方面获得的，可能是资本家本人靠自己劳动赚得的。至于在第二次生产过程中用于工资的1,000马克，是从那儿得来的呢？这是由于把工人在过去生产过程所生产出来的价值实现出去而获得的。工人不仅把不变资本（9,000马克）转移到产品上面去，而且还创造了新的价值（2,000马克），其中一部分（1,000马克）等于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另一部分就是剩余价值。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次生产过程考察（或者第一次生产过程是资本初次投入生产），那末，工资是资本家从自己口袋里付出的垫支款。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再生产过程考察，那末，很明显，工人的劳动报酬是从工人劳动产品中偿付的。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工人的工资事实上是工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那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产品只不过是过去生产时期的已售产品罢了。
现在回过来再谈上面的例子。假定说，每个生产时期占半年。这个资本家每年把2,000马克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全部消费掉了。这样，他在5年内就消费了10,000马克，这等于他消费了全部原始资本。但他这时仍将拥有10,000马克的资本。
这笔新资本，就其价值量来说，与原始资本完全相等，但它的基础却改变了。10,000马克的原始资本并不是靠资本家企业所雇工人的劳动获得的，而是从其他方面获得的。但是，这10,000马克在5年内已经被资本家吃光了。如果他现在仍旧拥有10,000马克，那末，这笔新资本是靠剩余价值形成的。由此可见，任何资本，不论它原先是靠什么来源形成的，隔一段时间以后，经过再生产的过程，必将变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变成他人剩余劳动的产品，变成积累起来的资本。
一方面，工人脱离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工人逐渐增加起来，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逐渐积累起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出发点。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出发点就变成它的结果了。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继续不断地创造并且保持它自己赖以存在的条件——资本和雇佣工人阶级。
雇佣工人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不是归他们所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工人每次在离开生产过程时，始终保持他进入生产过程时的地位——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与此相反，资本家在每次生产时期结束时，始终是生活资料（这可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可以使用生产者）的所有者。
综上所述，工人本人不断地创造自己所以处于从属地位和贫困状态的条件。
但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还使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成为必要。
既然我们是把生产过程当作一次的和孤立的过程来研究，所以这里涉及的只是个别资本家和个别工人。乍然看来，劳动力以及与劳动力不能分离的劳动者，只是在生产中被使用时，即在劳动日过程中，才归资本家所有。在其他时间内，工人似乎是属于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当他吃饭、喝水、睡眠的时候，他这样做好象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资本家。
但是，只要我们对不断重新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再生产过程考察，那末，问题就将不在于个另u资本家和个别工人，而在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要求工人阶级永生不死。这就是说，为了使生产过程能够不断地重新开始，工人必须不断地把自己用掉的劳动力恢复过来，必须关心不断地提供新的劳动力。在这个问题上，资本是处于有利的地位的，因为工人具有求得生存和繁殖子女的本能，资本可以不必担心这些重要问题的安排。
表面看来，在劳动时间结束后，工人是为自己生活的。事实上，即使在“休假”日子里，他们也是为资本家阶级生活的。当他们下班后吃饭、喝水、睡眠的时候，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存雇佣工人阶级，因而也就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资本家——“家长”（这是家长制时期对资本家的称呼），雇主（这是德国经济学教授给资本家取的外号）——把工资付给工人的时候，他这样做只是使工人得到维持自己生活的手段，既然工人阶级是由工人组成的，所以这也是为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维持工人阶级生存的手段。
工人在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生活资料，把生活资料消费掉以后，就不得不再一次不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由此可见，从再生产的观点来看，工人不仅是在劳动时间内，而且在业余时间内也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工人吃饭、喝水，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替资本家阶级保持自己的劳动力。所以，资本家对工人的饮食起居；并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如果工人在星期日并没有使自己的劳动力好好休息，得到恢复，反而恣意酗酒，以致星期一卧倒不起，那末，对资本家来说，这并不是使工人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的错误，而是违反资本利益的犯罪行为，是盗窃了属于资本的劳动力。
从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不仅资本家买妥的劳动力，而且整个工人、整个工人阶级，都归资本所有。如果工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方说，要移民外地，那末，在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家将不惜借助法律强制手段，迫使工人活下去，并且繁殖后代，这样做不是为了工人自己，而是为了资本的需要。
譬如说，德国大多数邦国过去曾经颁布法律，禁止熟练工人流往外地。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巩固，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法律）是作为强制性的经济规律实施的，不再需要特别的政治保护了。工人今天是被一条无形的锁链与资本绑在一起，不论他走向何处，始终都离不开资本的摆布。
可是，在我们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看来，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这种控制，还嫌不够巩固。他们认为，限制迁移自由，强迫工人固定在个别资本家下面工作，实行很不完善的工人住宅制度以及诸如此类的“改良”方案，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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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资本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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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资本的收益
我们知道，货币怎样变成资本，雇佣工人的劳动怎样不仅把耗费于必要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而且还创造了等于工人劳动力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新价值。
可是，资本的运动并不以剩余价值的出现而告结束。象商品只有变为货币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一样，首先体现在一定数量的商品——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也是如此。在剩余价值以剩余产品形式生产出来以后，必须把剩余产品的价值在货币中实现出来，也就是说，必须把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
象任何其他价值一样，剩余价值在自己被实现的道路上要经历许多意外事情，有些事情是使人高兴的，有些事情是令人悲伤的，剩余价值今天可能按很高价格实现出去，明天可能按极低价格实现出去，或者根本无法实现出去。体现剩余价值的商品，在出现于市场上以前，有时早就被购买者多方搜寻，有时却好几年积压在仓库里，没有人要。在发生这些事变的时期，剩余价值还会遇到其他危险的威胁。商人负责把商品卖出去，因此要扣除一部分剩余价值，当作商业利润，归他所有。此外，还必须把地租付给土地所有者。然后，还要交纳税捐，要支付所使用的资本的利息。最后剩下来的剩余价值，才作为利润，落入资本家的口袋里。
我们在这里不预备讨论剩余价值在自己被实现的道路上所经历的一切意外事情和转化形式。这个问题一部分是属于资本流通过程的范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研究的对象），一部分是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范围（这是第3卷的研究对象）。“资本论”第1卷所研究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一个方面，即：直接的生产过程。至于剩余价值在被生产出来后的今后命运，我们只准备在它对这一生产过程发生影响的限度内，加以研究。
因此，象在前面不作特殊说明时一样，我们现在假定资本家在市场上是按商品的完全价值出卖自己的商品的。我们进一步假定，剩余价值是全部返还给资本家所有的。相反的假设，只会使问题的探讨复杂化，并不改变研究结果的实质。
剩余价值只有在再生产的条件下，即在生产过程重复的条件下，才对生产过程有影响。
任何社会生产过程，始终是再生产过程。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生产必须是不间断的，或者必须每隔一段时间重复一次。此外，在每个社会制度下，都必须不断地不仅生产消费资料，而且还要生产生产资料。
如果生产具有资本主义形式，当然再生产也具有资本主义形式。任何社会都必须不断地或者每隔一段时间重复生产使用价值。同样地，资本也必须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并且经常地再生产剩余价值，否则资本就不能继续存在。资本既然产生了剩余价值，就必须重新被使用，以便再次产生剩余价值。这一过程是循环不息的。因此，资本要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并且再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作为处于运动中的资本所不断产生的结果而出现，作为资本的经常收益而出现，作为利润而出现。
上面只是就剩余价值产生于再生产过程这一点，研究剩余价值。但是，再生产过程还使剩余价值有可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假定说，资本家在某一事业中投下了100,000马克的资本，每年可以获得20,000马克的收益。他怎样处理这笔收益呢？可能有两个相反的处理办法。第一，他把全年的剩余价值都消费掉，第二。他把所有这些剩余价值与自己的资本合并在一起。在大多数场合下，资本家既不采取前一种办法，也不采取后一种办法，而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消费掉，把另一部分剩余价值与原来的资本合并一起。
如果剩余价值完全被消费掉，资本量就将保持不变。这是简单再生产。如果剩余价值完全地或部分地与资本合并一起，这就是资本积累，而再生产规模也就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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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工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三篇工资和利润
第一章工资
第一节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量的变化
第二节劳动力价格变为工资
第三节计时工资
第四节计件工资
第五节各国工资的差别
第一节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量的变化
我们在第二篇里主要是讨论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谈的首先是工资规律。
先从关于序言部分和从第二篇转入第三篇的问题毒违起。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既涉及第二篇，也涉及第三篇。这就是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量怎样在三个因素影响下变化的问题。这三个因素在第二篇里已经谈到，就是：
1．劳动日长度，
2．正常的劳动强度，
3．劳动生产率。
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其中可能只有一个因素变化，也可能二个因素变化，也可能三个因素一起变化。此外，这些变化的数值和方向也可能各不相同。如果详细地研究各种不同变化的错综复杂的情形，就会离题太远。从主要的变化情形中，也可以逻辑地得出其他各种变化的结论。我们在这里只预备谈主要的变化情形。先假定这三个因素中只有一个因素起变化，其他两个因素保持不变。现在我们来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的相对数值和劳动力价格是怎样变化的。
（一）劳动日长度和劳动强度保持不变，但劳动生产率起变化。
当然，劳动生产率对某一时期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有影响，但对这些产品的价值量没有影响。如果某种发明使织布工每小时加工棉花的数量从1磅增加到6磅，那末，他现在每小时生产的棉纱将增加到6倍，但他每小时生产的价值保持不变。
织布工在用自己劳动把棉花加工成为棉纱时，在每磅棉纱上增加的价值，现在只等于过去的16。价值量的降低，反过来会对工人的消费资料——例如服装——的价值有影响。劳动力的价值减少了，而剩余价值相应地增加了。在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情况下，当然会看到相反的现象。
剩余价值的增减，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地增减的结果，不是原因。劳动力价格的下降是否与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相适应，适应程度多大，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客观情况，主要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
假定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价值从每天3马克降低到2马克，但劳动力价格只降低到212马克。如果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过去也等于3马克，那末，剩余价值现在并不是增加到4马克，而仅仅增加到312马克，这当然会使资本家大为不满。
对资本家来说，幸而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因为这不仅要有工人的强有力的反抗，而且其他两个因素——劳动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必须保持不变。就里嘉图举的例子来说，经济学者并没有考虑到后两个因素变化所起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因素是怎样分别起作用的。
（二）劳动日和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而劳动强度起变化。
劳动强度的提高，意味着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耗费更多的劳动，也就是说，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而织布工每小时加工的棉花数量，由于劳动强度提高，从1磅增加到112磅，那末，织布工每小时创造的价值也将比过去增加50弘。如果织布工过去每12小时生产6马克的价值，那末，他现在将生产9马克的价值。如果织布工的劳动力价格从过去的3马克增加到现在的4马克，那末，剩余价值也就相应地从3马克增加到5马克。
往往有人说，只有减少剩余价值，才能够提高劳动力价格。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在前面第一种情况下，才是如此。在第二种情况下，决不是这样。比方说，在第二种情况下，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并不始终意味着价格超过了价值。如果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并不能弥补劳动力的更多的消耗（更多的消耗是加强劳动强度的必然后果），那末，劳动力价格事实上是低于劳动力价值了。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劳动强度是不一样的。“某一国家的劳动强度较大的劳动日，此另一国家的劳动强度较小的劳动日，会表现为较多的货币金额：[1]。
一般说来，英国工厂的劳动日，比德国工厂短。正因为如此，英国工人的劳动强度，要大得多。由此可见，英国工人在1小时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价值，要此他的德国伙伴多。马克思说：“大陆各国在法律上大大缩短劳动日，是缩小大陆各国劳动时间和英国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的最可靠的手段”[2]。
（三）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保持不变，而劳动日长度起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会有两种相反的方向：
1．劳动日缩短。劳动日的缩短，对劳动力价值量没有影响。这种缩短建立在减少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如果资本家想保持剩余价值不减：他必须把劳动力价格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法定劳动日的反对者，往往提出这种情况作为理由。但是，这种理由只有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时候才成立。事实上，劳动日的缩短，始终是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或结果。
2．劳动日延长。资本家对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完全不会感到悲伤的。在劳动日延长的情况下，不但在劳动日内生产出来的产品量的总价值会增加，而且剩余价值也会增加。劳动力价格也会增加。但是，象在增加劳动强度时一样，如果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与劳动力的加紧消耗不相等，这种提高事实上意味着使劳动力价格低于劳动力价值。
前面三种情况，很少是单独出现的。一般说来，某一个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二个因素的变化。有时，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劳动日却缩短了。马克思对这种情况也作了研究，他并且还指出劳动日可能缩短的界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劳动日不可能缩减为工人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须工作的劳动时间，因为这样就等于是消灭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如果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把劳动日限制在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内。但是，即使其他一切条件不变，仍然要把必要劳动时间略微延长一点，这是因为；第一，工人的生活需要会增加；第二，继续和扩大生产所需要的基金，将靠必要劳动积累起来，象目前要靠剩余价值积累起来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劳动日的缩短，劳动强度就将提高。社会生产组织的制度，将使生产资料节约下来，将使任何无益劳动得以消灭。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迫各个企业厉行节约，但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制度造成了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肆意浪费，更不必说今天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实质上是多余的许多职业了。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在社会一切有工作能力的成员之间的分配愈平均，某一社会阶层把劳动的天然负担转嫁给其他社会阶层的可能性愈小，则物质生产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愈短，因而留作个人自由活动——包括智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也就愈多。从这方面看，在普遍劳动制度下，缩短劳动日将有一个绝对界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某一阶级的空闲时间，是由于平民大众的终身时间变为劳动时间而提供出来的”[3]。
第二节劳动力价格变为工资
我们前面谈到劳动力价值和价格及其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但工资表面上并不是劳动力的价格，而是劳动的价格。“工资是资本家为了偿付一定的劳动时间和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货币金额”[4]。
商品价格，就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既然劳动有价格，劳动必然也有价值——这就是经济学家的说法。劳动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呢？象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的价值是由生产劳动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12小时的劳动，需要多少劳动时间呢？当然需要12小时。
因此，如果劳动按它的完全价值偿付，那末，。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价值就将等于他在产品上面加进的价值。这样，我们就走到三叉路口——或者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是错误的，或者认为价值学说是错误的，或者认为这两个学说都是错误的，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闷葫芦是无法解开的。
里嘉图的学说达到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顶峰，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个矛盾问题面前碰壁了。至于庸俗政治经济学，它的任务并不是研究现代生产方式，而是为它辩护和粉饰，利用这个矛盾进行最恶毒的毁谤。
马克思结束了所有这种混乱现象，明确地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把过去经济学家经常混淆不清的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
1847年，马克思还没有发现这个根本区别。他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和资本”一些文章中，仍然使用劳动价值的说法，事实上他指的是劳动力价值。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完全不了解区别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现在仍然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他们常常援引马克思和罗彼多斯的价值理论。可是，罗彼多斯不折不扣地接受了里嘉图的价值理论和把劳动、劳动力混为一谈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矛盾观点。但是，马克思却在这个问题及许多其他关键性的问题上，从价值理论中清除了各个矛盾观点（此方说，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仅仅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把创造价值的一般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特殊劳动区别开来，等等），改造了里嘉图的学说，第一次创立了切合实际、详尽无遗、立论确实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第一次证明劳动不是商品，因此没有价值，虽然它是一切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尺度。在市场上出现的并不是劳动，而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劳动是由于劳动力这种商品被消费而产生的，正如一个人在消费香槟酒这种商品时感到醇香扑鼻一样。资本家购买的是香槟酒，不是香槟酒引起的醉意：与此相同，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
但是，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的报酬只有在劳动力被消费后才偿付。工人只有在做完工作以后，才领到工资。
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但表面看来，他偿付的是劳动的报酬。工资并不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在从资本家的口袋里拿出来以前，经历了一个转化过程，使我们看来象是劳动的价格。
这一转化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后果又如何？马克思的前辈人物当然是无法对这些问题作科学研究的，因为他们不懂得劳动力价格和劳动价格的区别。因此，马克思第一次创立了真正的科学的工资理论。
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是工资的两个基本形式。
第三节计时工资
我们知道，一定条件下的1天劳动力价值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假定说，1天劳动力价值等于2.40马克，通常的劳动日等于12小时。在这里，象在本书其他地方一样，如果没有另外说明，劳动力及其他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假定相等的。所以，12小时劳动的价格等于2.40马克，而1小时劳动的价格等于0.20马克。这样求得的1小时劳动时间的价格，也就是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
可见，劳动价格等于1天劳动力价值除以通常劳动日的小时数。
劳动价格和1天工资或1周工资，会有各种不同的波动。如果劳动时间从12小时增加到15小时，劳动价格从0.20马克下降到0.18马克，那末，1天工资就等于2.70马克，也就是说，虽然劳动价格下降了，但1天工资却提高了。
如上所述，劳动价格取决于1天劳动力价值和通常劳动日长度。
如果某一资本家由于遇到意外事件（例如危机），无法把自己的商品抛售出去，比方说，把劳动时间减少一半，那末，他并不会因此提高劳动价格。在劳动价格等于0.20马克的情况下，工人做6小时工作，可以领到1.20马克，但他1天劳动力价值要高得多，就本例来说，等于2.40马克。[5]
如上所述，劳动日的延长，是工人受苦受难的根源。现在我们发现劳动日的暂时缩减是工人受苦受难的另一个根源。
只要一谈到由法律规定缩短劳动日，资本家就立刻根据上述理由起来反对，装出同情贫苦工人的样子。他们扬言说。“我们已经被迫对15小时劳动支付难以充饥的极其微薄的工资，现在你们要把劳动日缩短到10小时，这样岂不是要从挨饿的工人那里抢走13的工资？我们必须坚决抗议这种野蛮行为！”
人道主义的尊贵的朋友们忘掉了下列事实：在缩减通常劳动日时，劳动价格会提高。1天劳动力价值愈高，通常劳动日长度愈短，则劳动价格也就愈高。劳动日的暂时缩短，会使工资减少，劳动力的经常缩短，会使工资增加。
英国的情形就是如此。根据英国工厂视察官的1860年4月的报告来看，在从1839年到1859年这20年时期内，在实行10小时工作制的工厂里，工资提高了，在实行14—15小时工作制的工厂里，工资下降了。最近历次调查都证明了这个规律。
劳动日的延长，会使劳动价格下降，相反地，劳动日的缩短，会使劳动价格提高。很低的劳动价格，会强迫工人同意延长劳动日，以便赚得极其微薄的工资。但是，劳动价格的下降和劳动日的延长，具有一种相互促进的趋势。为了增加利润，资本家减少工资，并且延长劳动时间。竞争强迫资本家最后不得不相应地降低商品价格。这样，由于延长劳动日和降低工资获得的额外利润，也就消失了。但是，商品价格却保持原来的低水平，成为一种一方面大大延长劳动日，一方面维持低水平工资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并没有因此得到长期的好处，但工人阶级则因此受到长期的损失。法律限制劳动日，是阻止这一趋势的最有效的办法。
现在我们谈一谈由于限制劳动日而引起的其他一些仁慈后果。
在某些工业部门里，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并不是固定的1天工资或1周工资，而是小时工资。工人必须整天归资本家支配，资本家可以随便叫工人有时加班加点，有时却一天只给他几小时的工作。劳动价格是根据通常劳动日长度确定的。
这样，资本家就能够支配工人的全部劳动力，而付给工人的是“标准”劳动价格，不是工人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当资本家强迫工人不按标准劳动日工作，减少劳动时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上述情形。但是，即使工人超过标准劳动日工作，问题的实质也没有改变。
至于每小时劳动时间支出的劳动力，它的价值事实上并不是相等的。劳动日前几小时支出的劳动力，比后几小时支出的劳动力，容易补偿。所以，第1小时支出的劳动力的价值，比第10或11小时支出的劳动力的价值低，虽然前一种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要此后一种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大得多。因此，在许多生产部门里，自发地——并不是根据生理学或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各种资料——规定一定限度内的劳动时间是“标准”劳动时间，认为超过这一限度的劳动时间是加班加点，加班工资虽然规定要定得高些，实际上仍少得可怜。
但是，按工作小时雇用工人的资本家，却把加班工资的多付部分节省下来了。
不应该把“标准”劳动日和加班时间的区别，理解为标准劳动日的劳动价格是标准工资，而加班时间的多付工资是超过1天劳动力价值的额外报酬。有的工厂年年加班加点，所以“标准”工资极低，工人靠“标准”工资根本不能过活，被迫加班加点。在经常加班加点的地方，“标准”劳动日只不过是实际劳动日的一部分，而“标准”工资只不过是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工资数额的一部分。对加班加点多付报酬，这无非是一种强迫工人同意延长劳动日的手段。如上所述，这必将引起劳动价格的降低。
限制劳动日的法律，有助于不让资本家为了降低工资而肆意施展这些伎俩。
第四节计件工资
计时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计件工资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假定说，通常劳动日等于12小时，1天劳动力价值等于2.40马克，工人每天平均制造24件产品。资本主义企业，能够根据过去经验很快地确定工人在平均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条件下每小时能够完成多少工作。资本家可以每天把工资付给工人，可以按每小时0.20马克支付每天工资，也可以按做出每件产品0.10马克支付每天工资。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就是计件工资。
很明显，1天劳动力价值和通常劳动日长度，也是计件工资的基础。乍看起来，计件工资确实象是由所做产品数量决定的。但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计件工资就相应地降低，这一事实否定了上述肤浅看法。如果我们上面例子中的工人制造一件商品，不再需要12小时，比方说，由于改进了某种机器，只需要14小时就够了，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付给工人的每件工资，就将不是0.10马克，而只是0.05马克了。
有时，个别工人或部分工人意外地碰巧能够做出特别多的产品，但资本家就会立刻自作主张降低计件工资；认为不这样工人工资就将超过一般水平太多。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每个处理劳工事务的人都是知道的。这种情形最清楚地说明，计件工资只不过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只是在计件工资比原来的计时工资对资本家更有利的时候，资本家才会选择计件工资。
一般说来，计件工资给资本家带来很多好处。在计时工资的条件下，劳动力采取所提供的劳动数量的形式；在计件工资的条件下，劳动力采取产品数量的形式。这样，资本家可以放心，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别人强迫，也会在每小时劳动时间内努力生产尽可能更多的产品。资本家要检查工人是否做出一定质量的产品，也将容易得多。微不足道的缺点也会成为克扣工资的原因，而且还往往作为公然欺骗工人的借口。
所以，资本家和他的监工对工人的监督，在计件工资制度下就成为很不必要的了；资本家也就可以把这笔劳动和相应的费用节省下来。在某些工业部门里，计件制度甚至允许工人在家劳动。这样，资本家就还可以省下用于厂房和企业经营（取暖、照明、地租等）的不少费用。此外，原来被占用的一部分资本，现在也可以腾出来，转归资本家支配。在普遍实行在家劳动制度的生产部门（例如，缝纫业和制鞋业）里，有时师傅还要向不在家工作而在师傅作坊里工作的学徒，收取使用房屋和工具的费用。工人为了荣幸地能够“在老板眼前”拼命工作，必须付出很高代价。
在计件工资制度下，工人的个人利益迫使他极其紧张地工作，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以便能够尽量提高自己1天或1周的工资收入。他没有看到，过度工作不仅将毁坏他的身体（德国有句俗话说：“包工制，害死人”），而且还会降低他的劳动价格。但即使他看到这一点，他终究无法摆脱其他工人竞争的铁的规律的作用。工人彼此竞争，计件工资制度造成工人自由和独立的假相，工人彼此隔离开来（指在家劳动）——这一切使这部分工人很难组织起来，很难采取一致的行动。
计件工资制度还给工人带来其他一些坏处。譬如说，在计件工资条件下，出现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寄生阶层——中间商，他们靠大量克扣资本家的工资付款过活。在工作由工人团体（组合）完成的地方，计件工资制度还使资本家能够同工人团体的一些领袖签订合同，规定按一定计件价格交付产品，结果这些领袖就有权随便付给他们下属工人多少工资。“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在这里是通过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实现的”。[6]
计件工资制度给工人带来多少坏处，给资本家也就带来多少好处。计件工资是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在行会手工业中，也实行过计件工资。但它只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得到普遍的采用。在大工业时期，计件工资成为延长劳动日和降低劳动价格的极其重要的杠杆。
第五节各国工资的差别
我们已经考察了决定劳动力价值和价格以及它们与剩余价值关系的一系列因素，即劳动日长度、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在这些因素变化的同时，实现劳动力价格的生活资料数量也一起变化，而这两种变化是交织在一起的。所有这些变化，还引起了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即工资的变化。所以，每个国家的工资是不断地上下波动的，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除了这种时间上的差别以外，还有空间上的差别。大家知道，美国的工资比德国高，德国的工资比波兰高。
但是，各国工资的比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在比较各国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对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一切因素，例如：“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劳动者的教育费用，女工和童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广度和强度。即使极其肤浅的比较，也首先要求把不同国家的某一行业的平均1天工资按长度相同的劳动日加以换算。在把1天工资这样换算以后，计时工资还必须进一步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测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尺度。”[7]
某一国家的绝对劳动价格可能比较高，但相对工资（即与全部产品的剩余价值或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以及实际价格（即工人用自己工资能够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可能很低。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要比落后国家高。在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比较高的劳动，象强度比较高的劳动一样，被认为是创造更大价值的劳动。
假定说，俄国[8]纺纱工的饮食比较差，教育水平低，工作疲劳过度，使用的机器也效率不好，因此每小时只能把1磅棉花加工成为棉纱。与此相反，英国纺纱工能够纺6磅棉花。但是，在世界市场上，1磅俄国棉纱不会因此比1磅英国棉纱有更多的价值。
因此，英国纺纱工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要比俄国纺纱工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价值多。英国纺纱工所纺棉纱的价值，将比俄国纺纱工在同一时间内所纺棉纱的价值，体现在更多的黄金中。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资金额，可能比不发达国家高，但与剩余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却可能低得多，因为全部产品的价值比较高。
但是，在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国家里，货币的价值比较低。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可能比较高，但工人却无法拿自己比较多的工资去买比较多的生活资料。
在英国的海外大企业里，比方说，在亚洲的一些铁路建筑工地上，除了低工资的当地工人以外，英国老板还不得不雇用高工资的英国工人。这方面的以及其他类似情况下的经验证明，有的劳动似乎价格最高，但从劳动结果和剩余价值数额来看，事实上价格是最低的。俄国工业[9]的工资水平最低，对劳动的剥削漫无限制，但它只能靠保护关税制度勉强维持下去。它无法同英国工业竞争，虽然英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时间比较短，女工和童工劳动受到种种限制，规定了工厂卫生条例等等。俄国工人的绝对劳动价格，即劳动的货币金额比较低。但是，与产品价值相比较的相对劳动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反而比较高。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45页。
[2]同上，第645页注。
[3]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0—651页。
[4]译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58页。
[5]劳动价格这时也会下降，但这并不是由于缩减劳动时间引起的，而是由于加紧供给劳动力以及我们在这里不预备研究的其他现象所引起的。在阅读本书时必须始终注意：这里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并不是它的全貌。
[6]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86页。
[7]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93—694页。
[8]本书作者在这里指的是19世纪80年代的沙皇俄国。当时俄国工业在技术上比较落后，无产阶级的工资报酬极低。——俄译本校订者注
[9]象前面一样，这里指的是19世纪末叶的沙皇俄国。——俄译本校订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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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机器和大工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十章机器和大工业
第一节机器的发展
第二节机器价值转给产品
第三节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第四节机器成为工人的“教育者”
第五节机器和劳动市场
第六节机器成为革命因素
第一节机器的发展
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引起了手工业劳动的改变。但这种劳动分工并没有完全取消手工业劳动。小手工业者的手工技艺，整个地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因此，局部工人（即使是片面训练的工人）对企业老板有一定的独立性。工人很难一下子被替换掉，他的工作对整个企业的生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从制钉业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工人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好处。他们用一切办法使手工工场保持小手工业生产的这种性质，尽量保持手工业的一些习惯，例如学徒制度等。
这种趋向现在还可以在许多生产部门中看到，这些生产部门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这也就是工会运动所以获得许多成就的秘密。
但是，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却成为灾难。
马克思说：“所以，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始终可以听到关于工人纪律不好的怨声。即使我们没有当时作家的话可以引证，那末，从16世纪起，一直到大工业时期为止，资本并没有能够把手工工场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占为己有，各种工场手工业的寿命都很短，随着工人的移居外国或从外国移入，而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这些事实比整个图书馆的数据还能证明问题”。[1]1770年曾有一个无名作家发出哀鸣，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写道；“工人决不应该认为可以对自己的上级闹独立性……无论如何要把秩序建立起来。”
秩序也真的建立起来了。工场手工业本身也就为这种秩序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它根据等级原则设立了作坊，生产比较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工场手工业实行劳动分工的这个结果，反过来又产生了机器”[2]。机器给手工业劳动方式以致命的打击。
机器与手工业者的工具有什么区别呢？劳动工具是怎样变为机器的呢？机器就是一种机械装置，它一旦相应地运转起来，“就能够用自己的工具，象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一样，完成各种操作”[3]。这里的原动力是人还是其他机器，丝毫也不会改变事物的实质。
必须牢牢地把握这一点，否则就会得出一种错误的看法，似乎机器所以不同于工具，是因为它并不是用人力发动的，而是用某种自然力，例如畜力、水力、风力等发动的。这种原动力的应用，要比机器生产早得多；只要提一下牛或马拉犁的例子，就可以了。大家知道，牲畜、风、水等在上古时期就被人用作原动力，用来转运磨盘、进行抽水等，但当时一点儿也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
即使象17世纪末发明的蒸汽机，仍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只是在第一架十分重要的“工作机”——纺绩机制造成功以后，才发生了工业革命。
有人说蒸汽机的发明是由于偶然一次观看沸水锅引起的。再也没有比这种传说更庸俗的了。蒸汽的机械力，希腊人大概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知道了，但他们并不能利用这种力量，他们把这种力量用作各种机械游戏。
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智力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和紧张地进行活动的产物。只有在工场手工业创造了必要的技术前提，特别是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技术熟练的机械工人以后，才能够发明蒸汽机。其次，只有在需要刺激起对新的原动力的兴趣以后，才能够发明机器。[4]在工作机制造成功的时候，这些条件都已具备。
工作机靠原动力才能发动起来。这种原动力要具有比过去原动力更大的能力，要更经常地发生作用。人是一种很不完备的工具，他不能不断地和完全相同地完成动作，此外，他发挥出来的机械力不大。马的机械力比人大，但它太贵，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够在工厂中加以使用，此外它有一个很坏的缺点，它有怪脾气。风力很不固定，不能控制。水力也是如此，它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不能满足新的要求。水力不能随便加大，在某些时期完全不能使用，最主要的，它固定在一个地方。
詹姆斯·瓦特经过长期努力，发明了自己的第二台蒸汽机，所谓复式蒸汽机，在自己朋友马太·波尔顿的“很大的”工业企业中得到了实现自己计划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设备和货币资金”。只是在这以后，才第一次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在消费煤和水的时候，能够产生原动力，它的能力又可以完全由人支配。这种原动机是能够移动的，并且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工具，它是城市性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农村性的，所以能够使生产集中于城市，不象水车那样分散于农村。这种原动机在技术应用上是万能的，在地址的选择上很少受地方条件的限制”[5]。显然，改进了的原动力也对工作机起影响，推动它进一步发展。
“任何很发达的机器（entwickelteMaschinerie），都是由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动力机、传力机、工具机（即工作机）——组成的”。[6]发动机是整个机器的动力，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传力机是由飞轮、轴、齿轮、滑轮、杆、传动皮带和各种传力装置和附具组成的，它调节运动，在需要的地方改变运动的形式，比方说，把直线运动变为圆周运动，把运动分配和转移到各台工作机上面去。“机器的这两个部分，专门使工作机运转起来，使工作机抓住劳动对象，根据规定目的改变劳动对象。”[7]
我们知道，18世纪的工业革命正是从工作机开始的。即使到现在，工作机仍然是把现有的小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变为机器生产的一个起点。工作机首先是过去手工工具的经过一定改变的机械形式，比方说，织布机就是如此；工作机“铁爪”所控制住的附件也都是我们熟悉的东西，例如；纺纱机上的纱锭，织袜机上的编针，切割机上的切刀等。但是，同一工作机同时能够运转的工具数目，“一开始就不象手工工具那样受到生理器官的限制”[8]。
砚在，一台动力机能够通过适当地安装传力机的办法，同时发动一系列的工作机。由此可见，各台工作机现在降到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的地位。
在有些场合下，整个产品是由同一工作机（例如，织布机）生产出来的。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企业中，即在工厂中，我们始终可以见到一种简单协作，也就是说，好几台相同的工作机（暂且把工人撇开不谈）。同时地和共同地在一个工作场所进行工作。这是机械的统一。同一动力机，以同一撞击，以同一方式使这些工作机发动起来。这些工作机只不过是同一动力机的一些装置罢了。
在另一些场合下，劳动工具要经过一系列的按一定顺序排列的相互联系的操作过程，这些操作过程是由一连串的、各不相同的、互为补充的工作机完成的。这是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的协作形式。但这是局部工作机的综合。正是在这种场合下，真正的机器体系才头一次取得了各台独立机器的地位。每台局部机器把原材料供给下一台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制度要求各个工种之间规定一定的人数比例，与此相同，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台局部机器之间的不变的制约关系，使这些机器在台数上、尺寸上、运转速度上具有某种固定的比例关系。
工作机体系所完成的总的操作过程愈加连续不断，也就是说，原材料从第一阶段送达最后阶段的工作愈加连续不断，而原材料的递送工作愈少地靠手工，愈多地用机器本身来完成，则工作机体系也就愈完善。如果机器对原材料加工的一切动作，不需用人力，而只要有人看管一下，这就是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有一种纺纱机。只要断了一根线，就会自动地停下来。可见，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也能够经常地在细小的工作上求得改进。
马克思说道；“现代的造纸厂是说明连续生产和自动化原理的一个例子”[9]。
瓦特所以能够发明蒸汽机，过去别人所以能够在机器方面有所创造发明，只不过是因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经培养了技巧高明的大量机械工人（即手工工场的局部工人以及独立手工业者），他们善于制造各种机器。机器最初是在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中制造的。
起先，机器只有靠工人的个人技巧和个人能力才存在下去。这些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是很难划分开来的。当时，机器不仅太贵（这始终是资本家首先认识到的情况），而且由于这些工人增加不多，致使机器的进一步推广使用以及大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要知道，工人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技巧，所以工人人数只能逐渐增加。
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在技术上与自己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发生矛盾。对机器作出任何改进或加大机器尺寸，机器摆脱原始手工业方式，采用更适用的但更难以加工的材料（例如，用铸铁代替木料）——这一切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即使手工工场中的劳动分工制度，也无法克服这些困难。
“例如，最新的印刷机，最新的蒸汽织布机，最新的梳整机，都是工场手工业无法供给的”[10]。
另一方面，某一工业部门中的技术革新，会引起与它有联系的其他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技术革新。譬如说，机器纺纱就要求实行机器织布，而机器纺织业就引起了漂白、染色和印花业行业中的化学革命和机械革命。后来，工农业部门的生产方法的革命决定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
大工业由于生产速度很快，必须迅速地得到原材料的供应，迅速地把自己的产品大量在市场上抛售出去。大工业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吸取和抛掉大量工人。这样，造船业就实行革命，帆船就被汽船代替，乡村道路被铁路代替，信差被电报代替。
“但是，大量铁器现在必须锻炼、锻接、截断、穿孔、熔铸，这反过来又要求有极其巨大的机器，这种机器是工场手工业所无法制造的”[11]。
由此可见，大工业必须为自己创造与自己本质相适应的基础。大工业掌握了机器以后，也就开始用机器生产机器。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就是要具备一种动力机，它能够把不论多大的能力发挥出来，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这种动力机就是蒸汽机。但是，机器各部分所需要的严格的几何形状（例如直线、平面、圆形、圆柱形、圆锥形、球形），也必须用机器来生产。这个问题，在19世纪头10年里，已经由于亨利·毛兹利发明S1iderest（刀架）而解决了。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化机械。发明人原来想把它用在车床上，后来加以修改后，就在其他工作母机上面应用了。过去，工人必须用手控制住切削工具的刀口，把刀口对准和卡在劳动材料（例如，铁块）上面，这样来制造出一定的几何形状。现在，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的工具，而是人的手。发明了刀架以后，机器各部分的几何形状就能够‘容易地、精确地、迅速地生产出来了。最熟练工人的任何经验，也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12]”[13]。
我们没有必要详细介绍机器制造业采用的各种出色的工作母机。谁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极其巨大的机器制造厂？谁不知道重达2吨以上的巨大汽锤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大块花岗石打成粉碎，同时还能够击得很轻，并且符合于事前规定的精度要求？机器生产每天都有新的成就，机器应用范围愈来愈大。
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分工主要地还是主观的。局部过程是根据工人的个人特点划分的。但是，在机器生产中，大工业已经掌握了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工人碰到的是现成的生产机体，所以他本身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种生产机体。协作生产，单干工人被社会化工人所排挤，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成为“劳动手段本身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性了”[14]。
第二节机器价值转给产品
象任何工具一样，机器属于不变资本之列。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只不过把自己的价值转移给产品。在具体场合下，机器把它本身由于磨损而丧失的价值，转移给产品。
机器始终是完完全全地参与劳动过程的，但仅仅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参与价值形成过程。工具的情形也完全如此。但是，原始总价值和转给产品的部分价值之间的差额，在使用机器时要比在使用工具时大得多。首先，机器的使用时效要比工具长，因为机器是用比较结实的材料制造的。其次，机器是根据严格的科学规律使用的，所以在机器各个组成部分的磨损以及各种辅助材料——机器油、燃料煤等——的消费方面，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节约。最后，机器生产规模要比使用简单工具时无可比拟地大得多。
假定机器价值和机器每天转给产品的部分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这部分价值每天使产品价值增加的程度也就决定于产品数额。“布莱克朋的倍恩斯在1875年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曾经提出这样的计算例子——‘每匹实际机械马力[15]可以推动450个自动棉纺机纱锭及其准备装置，或推动200个精纺机纱锭或推动15台可以织40寸布的织布机及其引线器、刷浆器等’”[16]。
此外，一匹蒸汽马力的每天费用和由一匹蒸汽马力推动的机器的磨损金额，在第一种场合下分摊在450个棉纺机纱锭的每天产品上面，在第二种场合下分摊在200个精纺机纱锭的每天产品上面，在第三种场合下分摊在15台织布机的每天产品上面。因此，转给1磅纱或1尺布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价值。
假定工作机的作用范围不变，即工作机的工具数目不变，或者工作机的能力不变（例如，就汽锤来说），产品数量也就取决于机器的运转速度。
假定机器把价值转给产品的比例关系不变，这部分价值的数量也就取决于机器本身的价值量。机器本身所物化的劳动愈少，则它转给产品的价值也就愈少。如果机器生产斯花费的劳动，等于由于使用机器而节省下来的劳动，那末，事实上这是劳动的简单变位，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机器的生产率是根据它节约多少人类劳动力来测算的。所以，一般说来，与小手工业产品或工场手工业产品相比较，在机器产品中，劳动工具转给的一部分价值相对地（即对整个产品的价值总量来说）是增加了，但绝对地是减少了，这种情况与机器生产的原则丝毫也不矛盾。
从降低产品价值的角度来看，机器使用的界限就是机器本身生产所花费的劳动必须比由于使用机器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少。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资本所偿付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劳动的报酬，而仅仅是它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来说，机器使用的界限，取决于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在劳动力整个活动时间节省下来的总价值之间的差额。
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有时高于劳动力的价值。此外，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工业部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界限，取决于机器的价格和机器所排挤掉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只有这个差额对资本家才有意义，只有这个差额才由于强制性的竞争规律的作用，对资本家施加压力。因此，有时某一国家认为有利可图的机器，在另一国家并没有得到采用。北美洲发明了碎石机，但在旧大陆上并没有得到采用，因为做这种工作的无产者的劳动报酬极其微薄，以致采用碎石机，只会使资本家的生产费用增加。
低工资是采用机器的直接障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低工资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只有在消灭了劳资对立的社会里，机器才能找到充分发展的宽广道路。
第三节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机器使体力成为多余的了。在这个限度内，机器是使用没有体力的或者身体发育不够的和四肢软弱无力的工人的一种手段……这样，这种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强有力的手段，立刻变成一种不分男女老幼，把工人家庭一切成员都归资本直接支配，从而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手段。”[17]工厂里的强制劳动不仅侵犯了孩童爱好游戏的权利，而且还排挤了自由的家务劳动，这种家务劳动原来是工人家庭本身需要的。“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成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标语！”[18]
这种情况对工人阶级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论从经济上说，或者从社会或道德上说。
过去，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为了维持成年工人本人和他所赡养的家庭一切成员的生活而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现在，工人的妻女也被抛到劳动市场上去，他们也有可能挣钱过活，所以男工的劳动力的价值开始分摊在全家人口身上。劳动力价值的这种变化，极其迅速地引起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相应的变化。后来，不再是一个父亲去工作了，全家男女老少渐渐都迫于维持本人生活，出去赚工资了，这样就使资本不仅得到劳动，而且还得到剩余劳动。由此可见，机器不仅增加了供剥削的材料，而且还提高了剥削程度。
当然，这并不排斥工人全家收入在名义上有某些提高的可能性。如果说，现在不是一个父亲出去工作，父亲、母亲和两个孩童都去工作了，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全家的工资进款将比过去一个父亲的工资多。但生活费用也提高了。机器使工厂能够更多地节约资金，但它危害了工人的家务管理。工厂女工不可能同时兼任家庭主妇。生活上的节俭省用和精打细算，现在成为不可能的了。
过去，工人出卖的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人能够自由支配的（至少在形式上如此）自己的劳动力。现在，他成为一个奴隶主，把妻女都卖给工厂。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利赛人大声疾呼，高喊“残酷无情”，那末，他是忘了这正是他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他自己从中取利，并且在“劳动自由”的漂亮口号下企图使这种事情万古长存。英国工厂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到的胜利果实。举出这一伟大事实，就足以反驳关于工人家长“残酷无情”的一切胡说。
马克思举了许多事实，证明工厂劳动对女工和童工起了很坏的影响。我们介绍读者阅读这些材料，在这里再从辛格尔所著“波希米亚东北工厂区社会调查”（1885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一个最新的例子。根据这本书所提供的资料，可以就完全没有大工业的国家——例如挪威——和工业高度发展但在该书出版时还没有实施劳动保护法律的国家——例如布希米亚东北区，比较一下儿童的平均死亡率。
在挪威，从1866年到1874年，在每10,000个安全生产的新生婴孩中，不到1岁死亡的有1,063个。但是，在下列工业发达区，在每10,000个安全生产的新生婴孩中，不到1岁死亡的数字如下：
上爱尔巴…………3,026托洛切诺……………3,475
加布伦兹…………3,104来亨堡及其郊区……3,805
勃拉诺……………3,236弗利特莱……………4,130
可见，工厂区的乳婴死亡率，比“文化”落后的挪威，高2—3倍。决不能象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样，说工厂区的死亡率较高是由于人口繁殖率过强所造成的。恰恰相反，工厂区的出生率是很低的。在辛格尔调查的一些工厂区里，平均每1,000人每年生35个婴孩，而在德国为42个婴孩，在奥地利全国为40多个婴孩。
未成年的孩童变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简单机器，这不仅在身体上和道德上摧残了他们，而且还引起了“智力的衰退，这种智力的衰退和天生的愚昧无知，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天生的愚昧无知使智力保留童贞般的纯洁性，并且没有对它的发展能力和原有丰饶状态加以破坏”。[19]
此外，由于机器把妇女和孩童吸引到工人队伍里来，产生了“良好”的后果，也就是说，男工在工场手工业中对资本专制的反抗终于被粉碎了。
资本家在采用机器时，究竟抱有怎样的目的？他难道想要减轻工人的劳动负担？决不是这样。资本家使用机器，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降低商品的价值，缩短工人为了再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而工作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他为了创造剩余价值而工作的劳动时间。
我们知道，机器把自己价值转给一定产品的部分愈小，则机器的生产率也就愈大。机器生产的产量愈多，则机器把自己价值转给一定产品的部分也就愈小。反过来说，机器有效使用时间愈长，则机器生产的产量也就愈多。资本家的机器的“工作时间”在8小时工作制条件下继续15年，还是在16小时工作制条件下继续71/2年，难道对资本家是无关紧要的吗？从算术上看，使用机器的时间，在两种场合下是相等的。但资本家不这样考虑问题。
资本家这样盘算。首先，在71/2年的16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机器转给全部产品的价值，并不比在15年的8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大。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机器本身价值的再生产，要比后一种情况下快1倍。这样，资本家就能够在71/2年的时间内得到象在15年的8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一样多的剩余价值，更不必说由于延长劳动日而得到的其他好处了。
其次，资本家的机器不仅在运转时会磨损，即使在停工不开时，也要由于自然力量的影响而磨损。它一旦停工不开，就会生锈。这种磨损是一种净亏损，只有通过缩短机器停工时间的办法；才能把这种亏损减少。
再次，现在的技术不断革新，所以资本家每天应当估计到他的机器将由于价值更低的和技术更新的其他机器的出现而大大贬值。因此，资本家捞回机器的价值愈快，则这种贬值损失的危险性也就愈小。
顺便再说一下，在某一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的时候，这种危险性最大。这时，新的方法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所以资本家要求延长劳动目的愿望也就特别强烈。
我们的资本家还继续打如意算盘；他的机器、厂房等是一笔好几万马克的资本。当机器停工不开的时候，他投在机器、厂房等上面的全部资本，都不能给他带来利润。因此，机器转得愈快，则不仅投在机器上面的价值，而且投在建筑物等上面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都将增加得愈顺利。
除了资本家的上述考虑以外，还必须指出资本家的这样一个动机，这个动机资本家本人以及为他利益辩护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很好地意识到，但这个动机却是强而有力的。资本家购买机器，是为了节省工资（可变资本），是为了工人以后能够在1小时内生产出象过去在3—4小时内一样多的商品。
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能够减少必要劳动，增加剩余劳动，也就是说，提高剩余价值率。但是，只有靠减少某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办法，机器才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机器生产把过去的一部分可变资本（即一部分变为活劳动的资本）变为机器，即变为不变资本。
但是，我们知道，剩余价值量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剩余价值率；第二，雇佣工人人数。资本主义大工业采用机器的目的，在于减少第二个因素，而增加第一个因素。由此可见，采用机器的目的在于生产剩余价值。但这里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强迫资本不仅去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强迫资本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日，用这种办法来弥补由于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减少而造成的损失。
这样，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就为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日提供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此外，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提供了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日的可能性。因为机器能够不间断地运转，所以资本要求延长劳动日的愿望，仅仅受到机器的附属品——工人——的体力消耗和反抗的限制。资本镇压工人这种反抗，有两个办法；第一，吸取比较顺从的和不会反抗的女工和童工参加生产，第二，由于机器把工人抛到街头，造成了“剩余”劳动人口。
由此可见，机器粉碎了限制劳动日长度的一切道德界限和体力界限。机器原是“一种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但现在“却变成一种无所不能的手段，它把工人和他家属的一生时间都变为能够为资本增加价值的劳动时间”[20]。
马克思在叙述上述现象时，是用下面一段话来结束的：“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雅里斯多德曾经梦想说：‘如果每个工具在被命令时，或者在自己发动时，能够象德多鲁斯[21]的发明一样会自己转动，或者象黑伏士都斯[22]的三脚鼎一样会自动去做神圣工作，如果织布工的梭子会自己织布，那末，师傅就不需要徒弟，奴隶主也就不需要奴隶了’。西瑟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斯在歌颂水力磨谷机（这是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的发明时，也把它称为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恢复者！‘异教徒！咳，这些异教徒！’他们象聪明的巴斯夏[23]和比他更早的更聪明的麦克洛克[24]一样，一点儿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比方说，他们就不知道机器是一种延长劳动日的无所不能的手段。他们狡辩说，一些人当奴隶，是另一些人充分发展他们人性的手段。但是，要他们为大众奴隶制度说教，叫一些粗野无礼的不学无术的暴发户去做‘eminentspinners’（“闻名全国的纺纱业老板”）、‘extensivesausagemakers’（“手面阔绰的香肠业老板”）和‘influentialshoeblackdealers’（“有钱有势的鞋油商”），他们还缺少这种基督教的灵感”[25]。
机器生产愈向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习惯于使用机器的熟练工人的特殊阶级愈向前发展，则劳动的速度及紧张程度，即劳动强度当然也就愈大。但是，只有在劳动日长度还没有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劳动强度才能够提高。其次，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只有在劳动日相应地缩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提高劳动强度。如果问题是日以继夜的单调工作，那末，老天爷会庄严地命令说；到此为止，不得前进！
在英国工厂工业的最初发展阶段上，延长劳动日和加强工厂劳动强度，是齐头并进的。后来，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劳动日开始由法律加以限制，这样资本就失去了用第一种办法——即延长劳动日办法——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任何可能性。从这时起，资本就尽力加紧发展机器生产的制度，在生产过程中厉行节约，用这种办法来获得预期的结果。
以前，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一般说来，是采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在花费同样的劳动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产品。现在，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就得采用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量的办法，以便得到更多的劳动产品。缩短劳动日，给工人带来了提高劳动力紧张程度的结果，带来了必须“更加精密地填满劳动时间一切空隙，使劳动紧凑起来”[26]的后果。工人在10小时工作制条件下，比过去12小时工作制条件下，每小时要支出更多的劳动。现在，资本每小时要榨取更多的劳动。
我们已经知道，达到上述目的有两个办法：1．在劳动过程中厉行节约；2．加紧发展机器生产。在第一种场合下，资本通过劳动报酬制度（特别是计件工资制度，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使工人在比较短的劳动时间内比过去付出更多的劳动力。资本力求加强劳动的协调一致、千篇一律、有条不紊和紧凑不懈。
即使在资本不能采取第二种手段，即不能用加快机器运转速度（这要求付出体力）或者扩大机器使用范围（这只要求监督）的办法，榨取更多的劳动的场合下，资本也能够在加强劳动强度方面获得成就（虽然上面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种种疑虑，曾经否认这种可能性）。
几乎在英国每次缩短劳动日的时候，工厂老板都会说，他们企业里监工制度本来就很好，工人注意力本来就很集中，因此要想靠进一步拧紧螺旋办法获得任何显著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每次在缩短劳动日以后，这些工厂老板就会发现，虽然劳动工具保持不变，但他们的工人在较短时间内不仅完成了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做的工作，有时甚至比过去工作得更多。机器改进，也是如此。工厂老板不止一次地说，这在很长时期内将是可能达到的最大界限，但每次这个界限不久就被打破了。
在劳动日缩短以后，工人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以致连英国工厂视察官虽然“完全有权对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良好影响赞美不绝”[27]，但在60年代里也开始承认，由于劳动日的缩短，工人劳动强度已经提高到足以破坏工人健康的程度。
谁认为劳动日的法律限制会协调劳资关系，谁就会感到疑惑不解。
马克思说：“既然法律已经永远禁止资本不再有可能延长劳动日，资本就想用系统地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把机器的每次改进变为一种加紧压榨劳动力的手段，这种趋势不久将使我们回到必须再次缩短劳动日的转折点。这一点是不应该有丝毫怀疑的”[28]。
在已经实行10小时标准劳动日制度的地方，由于工厂老板采取了上述种种办法，所以有必要在最近时期内实行8小时工作制。
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反对限制劳动日，而是主张限制劳动日。象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一样，这次改革的作用将不限于它的直接影响范围，它将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不会使社会停滞不前。
第四节机器成为工人的“教育者”
我们前面所谈的采用机器的后果，主要是经济性质的。现在，我们将考察机器生产对工人所起的直接的精神影响。
如果我们把实行机器生产的现代生产企业和工场手工业或小手工业企业比较一下，那末，我们立刻会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和小手工业中，是工人在使工具为他自己服务。但在工厂里，工人自己却在为机器服务。工人是不依他为转移的死的机械的“活的附属品”。
安德烈·乌尔博士这位“哲学家”，或象马克思所称呼的“自动化工厂的抒情诗人”，把现代工厂描写成为“一台有许许多多死的机械和有头脑的机械组成的庞大的自动化机器。这些机械协调地和不断地工作，生产共同的对象，这些机械都隶属于一个会自己运转的原动力的下面”[29]。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谈到“蒸汽的仁爱作用”。站在这种“仁爱作用”后面的，当然是蒸汽的主人——资本家，而资本家仅仅是对自己才是仁爱的。
在每个工厂里，除了操纵工作机的许多工人以及许多辅助工人以外，我们还看到一些不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务是看管机器和保持机器的良好状态。这部分工作人员，有的受过科学的教育（工程师），有的受过手工业的教育（机械工、木工等），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所以我们在这里不预备谈到他们。此外，我们也不准备涉及辅助工人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作很简单，很容易被机器所代替（在工厂法规定不得雇用童工——报酬最低的辅助工人——的地方，情形就是如此），或者有可能很快地换用从事这种工作的其他工人。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名符其实的工厂工人，即操纵工作机的工人。
象工人过去使用的工具（缝针、纺锭、钻凿）一样，工人使用这些工具的特殊技能，现在也专归机器掌握。现在要求工人掌握的技巧，只有一个方面——使自己的动作适合于机器的单调的不断的运转。这种技巧在年轻时期最容易获得。因此，工人必须很早就进工厂工作，工厂老板早就不限于依靠过去操纵机器的工人阶层；他始终能够在青年工人中间找到替工，很快地吸取他们参加工作。
蒲鲁东在所著“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怨为机器是“……工业的天才对分割成一片一片的杀害人的劳动的抗议”，是“工人的复原……”。[30]虽然机器生产事实上把劳动分工的旧制度及其技术前提都抛掉了，但劳动分工制度在工厂里仍然继续存在，而且采取了更加可耻的形式。当然，工人一生并不是使用一种局部工具。但是，为了加强剥削，资本家滥用机器，把工人从襁褓时期起就变为局部机器的一个部分，这样工人依附于整个工厂——换句话说，依附于资本家——的奴役状态，也就最终地被肯定下来。
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精神内容，它取得了纯粹的机械性质，破坏了工人的神经，从工人身上榨尽一切精力。工人的专门技能，象一个可怜的小零件一样，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在体现于机器体系中的大量社会劳动面前，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工人必须不由自主地服从机器的自动运转，服从工厂老板所规定的严格纪律。
不论社会组织采取怎样的形式，大规模的共同劳动以及劳动工具（特别是机器）的共同使用，始终要求对劳动过程实行管理，使劳动过程不依赖于每个劳动参加者的个人愿望。如果我们不想拒绝机器生产的种种好处，、那末，实行一种强迫每人必须遵守的纪律，是不可避免的。但纪律有各种各样的。
在人人必须遵守纪律的自由社会里，纪律对任何人都不是一种压迫。但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强制执行纪律，这就是奴隶制度。在这种场合下，纪律所以被当作一种沉重的负担，极不自愿地承受下来，仅仅是因为任何反抗都将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资本家必须进行残酷的斗争，然后才能够击破工人反对机器硬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劳动的抗拒。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产业哲学”一书中，乌尔说：在比阿克莱特更早的时期，瓦特就发明了“织布手指”，但主要的困难与其说是在于发明自动化机械，不如说是在于发明和贯彻一种适合于自动化制度需要的纪律法典！“尊贵的”理发师阿克莱特完成了这种“赫克利斯”[31]的伟续，应该把象征胜利的桂叶花圈戴在他的头上！
纪律法典，说得普通些，现在资本家规定的厂内规则，是与资产者所热爱的宪法“分杖”制度，或者与资产者更热爱的代表制度，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它是企业老板对自己工人的极权统治的表现。
马克思说：“驱策奴隶的皮鞭，为监工的罚金簿所代替了。当然，一切处分都归结为罚金和工资扣款。由于工厂‘列寇古斯’[32]的立法才能，结果违反法律，将比遵守法律，对‘列寇古斯’更加有利。”[33]。
工人的顽强反抗，也就这样被摧残下去了。工人的身体被不断的单调的体力工作弄成残废，由于空气不好和工作时震耳欲聋的噪昔而疲惫不堪。这就是机器所起的高尚的教育影响！
我们刚才谈到工人对采用机器的反抗。但是，工人怨为机器对自己自由给以致命打击，这是一种本能的感觉。最初，工人是把机器当作排挤人类劳动的手段而加以反对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第一次发明成功的织带机，据说在16世纪中叶曾经被但泽市当局禁止过。后来，这种织带机在巴伐利亚和科伦两地也被禁止。1685年帝国颁布特别法律，禁止在德国各地采用织带机。英国工人反对采用机器的暴动，一直到19世纪仍旧此起彼伏。在其他国家里，工人也掀起过这种暴动。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里，德国在1848年都发生这种暴动。
当然，对于破坏近代伟大成就的这种野蛮斗争方式，假仁假义地表示愤慨，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实上，机器在每个地方首先是作为工人的仇敌出现的，它首先是要把工人排挤掉。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作坊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协作，主要是表现了优点——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机器是直接作为工人的竞争对手出现的。对被机器排挤掉的工人来说，即使他们的痛苦是“暂时”的，或者机器只是逐步地掌握整个生产领域，但这并不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这仅仅减少了机器的破坏作用的规模和猛烈程度。马克思回答说；“这一种安慰被另一种安慰取消掉了”[34]。
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在与它展开竞争的工人阶层中间，引起了长期的贫困。在这种转变很快结束的地方，机器的影响是普遍的和尖锐的。
“英国手工棉织业者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汰，最后到1838年才完全绝迹。在世界史上，没有比这种情景再悲惨的了。许多手工棉织业者饿死了，还有许多人长时期来每天只用2½便士养活全家的。另一方面，英国的棉织机器在印度产生了猛烈的影响。1834—1835年，印度总督在自己的报告中说：‘这种惨状在商业史上空前未有。手工棉织业者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无疑地，既然这些手工棉织业者只活了‘短暂’的一生，所以机器带给他们的也仅仅是‘短暂的不便’。”[35]
劳动工具杀害劳动者。每次，当新机器开始与苟延残喘的小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竞争的时候，这种情形可以最清楚地感觉到。但是，即使在大工业的范围内，机器的不断改进也起这种作用。马克思为了证明这种情况，引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官报告中的许多资科。这些资料，我们不预备在这里详细谈论，因为事实本身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最好不再多谈机器是工人的竞争对手的问题，回过来，考察一下机器是工人的“教育者”的问题。
在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朋友看来，工人阶级很明显地倾向于许多“缺点”，例如，顽固不化、懒惰成性、好酒成癖。他们认为，与机器相比较，这些缺点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敌人。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的专制统治，或者对工资和劳动时间等表示不满的时候，在他们敢于罢工，起来造反的时候，机器是资本用来反对工人的最有力的手段。
马克思说；“可以写出整本历史书，指出1830年以来的一切发明所以成功，仅仅是为了使资本得到一种镇压工人反抗的武器。”[36]
但是，因为科学发现的每次应用于工业，即0L器的每次改进，都表示一种应有的进步，所以，似乎工人故意要犯上述缺点，为的是不由自主地推动这一进步。看来，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切归根到底都会好转，连工人的缺点也不例外。
第五节机器和劳动市场
机器排挤工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会使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世上最好制度的人感到不愉快。因此，许多人再三努力，设法把这一不愉快的事实掩盖起来。
比方说，有许多经济学家硬说，任何机器在把工人排挤掉的时候，必然会腾出一部分资本，以便使这些工人重新有工作可做。他们认为，这部分资本就是工人没有失业时可能消费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由于工人被解雇而被腾了出来，所以似乎必须使这些工人有新的工作可做，以便将把这些生活资料消费掉。
但是，工人买来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对他事实上不是资本，只是普通的商品。对他说来，只有他在出卖自己劳动力时换回的货币，才是资本。这些货币在采用机器时，根本不会被腾出来。恰恰相反，这些货币被用来购买机器，也就是说，被积压起来。
在采用机器时，用来雇用被机器排挤掉的工人的全部可变资本，并不是都腾了出来，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转为不变资本。所以，在垫支资本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新机器的采用意味着不变资本的增加和可变资本的减少。
现在举例说明一下。
假定资本家有一笔200,000马克的资本，其中100,000马克是可变资本。他雇用了500个工人。现在，他开始采用机器，不需要500个工人，只要200个工人，就可以生产出象过去一样多的产品。机器价值50,000马克。
过去，资本家使用100,000马克的不变资本和100,000马克的可变资本。现在，他使用150,000马克的不变资本和40,000马克的可变资本。这样，只是10,000马克腾了出来。如果这笔资本的使用条件和其他资本相同，那末，它并不能雇用300个工人，只能够雇用不到10个工人。事实上，在这笔10,000马克的数字中，大约有8,000马克应该用来购置机器等，只有2,000马克留作可变资本。
由此可见，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资本腾了出来。
有人说，机器在腾出工人的同时，也腾出了相应的资本。马克思证明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这些人把这种没有根据的话硬加在马克思身上，这是削弱上述使他们不愉快的结论的唯一手法。
譬如说，有一篇文章的作者“科学地”证明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马克思）说机器完全排挤了劳动。但机器有可能成为增加劳动总额的原因，事实上往往也成为这种原因。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象各种社会主义书刊所常常绝对地肯定的那样，说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另一地方腾出了劳动，因而使劳动过剩。由于生产力的普遍增长，以及随这而来的消费能力的提高，生产规模是很容易扩大的”[37]。
尤利乌斯·伏尔富教授在一本满篇歪曲马克思学说的著作中，把下面这种说法硬加在马克思身上；“如果国内资本总额有了增长，那末，在最好的场合下，工人就业人数可能象过去一样多，这正是因为机器愈来愈多地排挤丁工人”[38]。
事实上，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想说过上面这些硬加在他头上的话。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认为“机器完全排挤了劳动”；恰恰相反，他比过去任何人更系统地和清楚地叙述了机器所以“有可能成为增加劳动总额的原因，事实上往往也成为这种原因”的客观条件。而这丝毫也不与机器排挤工人的原理相矛盾。
马克思认为，机器减少工人就业人数，是针对全部资本垫支总数说的。他认为，随着机器的改进，可变资本会相对地减少，不变资本会相对地增加。如果资本垫支总数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39]，那末，虽然采用丁新机器，机器数量有了增加，质量有了改进，但可变资本和某一工业部门中的工人就业人数也会增加。如果在这种场合下工人就业人数没有减少，这并不是由于机器腾出了资本所造成的，而是新的追加资本流入的结果。因此，机器使工人失业的趋势，只是缓和了，暂时地被克服下去，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被消灭掉。一旦新的追加资本的流入速度变慢，跌到某种水平下面，这一趋势就会重新显出自己的作用，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就会变为绝对减少。
为了叙述清楚起见，我们再来谈前面举过的例子。资本共计200,000马克，其中100,000马克是可变资本，雇用了500个工人。在采用了新机器以后，不变资本增加到158,000马克，可变资本减少到42,000马克，而工人就业人数减少到210人。如果企业这时投入了400,000马克的新资本，生产规模相应地扩大了，那末，工人就业人数就会增加到630人，即比过去多130人。但是，如果没有采用机器，那末，追加资本会使工人人数增加2倍，即从500人增加到1，500人。
如果说，机器在机器生产部门中始终会引起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有时是绝对减少，那末，在与上述部门有联系的其他部门中，工人人数便会有所增加。
机器引起了新工种——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出现。
在某一工业部门中采用机器，就会引起该部门总产量的增加。
产量增加反过来又会要求原材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引起从事这种原材料生产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假定说，采用了一种能够纺1,000尺棉纱的机器，这台机器需要较少的工人，但生产速度象过去纺100尺棉纱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纺纱工人人数就会减少，但在植棉场工人人数却会增加。英国纺纱机器的普遍采用，曾经是美国黑奴增加的主要原因。
如果棉纱跌价了，那末，织布工（我们假定他仍旧是手工业者）就可以不增加自己在原材料方面的开支而扩大自己的生产。他的收入就会增加，纺纱手工业就会吸收愈来愈多的外人参加。
“只要机器征服了劳动对象在最后制成以前必须经过的某一准备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需用这种机器产品的小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部门中，对劳动和劳动材料的需要就会一起增加”[40]
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剩余价值和体现剩余价值的产品数量也会增加；与此同时，资本家阶级及其走狗的奢侈生活也会变本加厉。对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以及对仆役的需要，也会增加。1861年，英国纺织工人总共雇用了649，607人，而仆役则达1，208，648人。
除了这些因素使劳动需要量由于采用机器而有所增加以外，马克思还提出另外一个因素，即：出现了新的劳动部门，例如，瓦斯厂、铁路事业等。
不必提某些教授的科学著作，只要把他们硬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话，与马克思“资本论”的上述结论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先生的著作究竟有多少价值！
当然，马克思研究机器生产怎样引起劳动需要量的增加，并不是为了掩盖工厂制度给工人带来的种种苦难。工厂破坏了工人的家庭生活，夺取了工人的青春，加重了工人的劳动负担，使劳动失去任何意义，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工人，使他成为资本家手中的百顺百依的工具。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如果证明了工厂雇佣工人会随着机器生产的扩大而有所增加，也就等于是歌颂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制度。似乎雇佣工人的增加并不是贫困现象的增加！事实上，随着劳动苦难的增长，失业苦难也在增长。
可变资本可能随着机器的普遍采用而有了绝对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是必然的现象。在大工业的不同部门中，往往在不变资本增加的同时，可变资本绝对地减少了，工人就业人数绝对地减少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事实材料，见本书第三篇的“人口过剩”一章。
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谈到由于大工业与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竞争而引起的国内外的失业贫困现象。我们记得，上一章谈到19世纪初英国和印度棉织手工业者的处境，几十万棉织手工业者饿死，而英国工厂织布工在这时期只增加几千人。
庸俗经济学家企图欺骗工人，叫他们相信机器给被辞退的工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庸俗经济学家只看到这几千个新工人，却故意对几十万流浪街头的棉织手工业者避而不谈。
即使在某一工业部门辞退工人的同时，另一工业部门增加了对劳动的需要，这对失业工人来说，也只是一种廉价的安慰。一个工人终身在某一工业部门中工作，难道能够明天立刻转业改行吗？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比关系的不断改变，即不变资本的不断扩大而可变资本的不断缩小，引起了劳动市场的不稳定。此外，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在劳动市场上开始出现另外一种特殊的相反的趋势，与前一种趋势交织一起。
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一旦机器制造业、煤铁采掘业、运输业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显出自己能够按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扩展，只受到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限制。因此，资本家经常狂热地追求新的市场，以便为自己的工厂产品找到新的原料和新的购买者。在销售的每次大大扩展以后，必然是生产的疯狂扩展，直到市场充斥产品时为止，接着萧条时期就来临了。
“大工业的历史就是一系列不断的适度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萧条”[41]。
对工人来说，这种循环意味着过度劳动和失业状态的不断交替，意味着就业和工资数额的毫无保障，意味着生活的毫无保障。
这个变动是与技术进步引起的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往往是绝对减少），交织一起的。有时，这两种趋势的作用是相互对立的。比方说，在繁荣时期，就是如此；这时，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不让工人过份“娇养习惯”。有时，这两种趋势的作用是一致的。在危机时期，就是如此；这时，一方面工人普遍失业，一方面资本家展开疯狂的竞争，拼命想压低价格。压低价格，有两个办法；1．采用新的能够节省劳动的机器；2．延长劳动日和减少工资。但无论如何，倒霉的始终是工人。
第六节机器成为革命因素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情况告诉某一社会调和主义者，问他是否还相信这是最好制度，那末，他通常会拒绝直接答复而只说：“我们仍然生活在过渡状态中。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种种好处，还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它的发展仍然受到中世纪残余的限制。但是，应该把工厂工人的处境和家庭工业或手工业工人比较一下，我们就将发现前者要比后者生活好得多。因此，大工业使工人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不是变坏。”这就是调和主义者的说法。
毫无疑问，比实行大生产的有关工业部门相比较，苟延残喘的家庭工业，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使自己工人的生活条件要比工厂工人更坏。但这是不是证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优越性呢？当然不是。在实行工厂制度的有关工业部门中，工厂制度不仅使工厂工人的状况趋于恶化，而且使留在工厂外面工作的工人的状况也趋于恶化，而且比工厂工人恶化得更快。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进步”，无非是它使工厂工人受到种种迫害，使家庭工业、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受到两倍和三倍的迫害。
“现代工场手工业对未成年的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比真正的工厂，更加公然无耻。这是因为工厂制度的技术基础——用机器代替体力劳动，减轻劳动负担——在工场手工业中是几乎完全不存在的；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娇弱的童工，毫无人道地处于各种毒物的影响下。而在所谓家庭工业中，剥削比工场手工业更加无耻，原因是；由于劳动者分散，他们的反抗力量减弱了；在雇主和劳动者之间，插进一系列的掠夺成性的寄生者；家庭工业到处要与本部门的机器工业，或至少要与工场手工业竞争；贫困从劳动者那里夺取了最必要的劳动条件——工作场所、光线、通风设备等；职业愈来愈不稳定了；最后，大工业和农业制造的‘过剩’人口，都把家庭工业当作最后的避难所，所以劳动者的彼此竞争当然达到了顶点。机器生产第一次有系统地节约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毫不留情地浪费劳动力，危害正常的劳动条件。现在，某一工业部门中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综合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愈不发达，则生产资料节约的对抗性和残忍性也就暴露得愈明显”[42]。
家庭工业工人必须忍受为了不致倒毙下来而能够忍受的一切苦难。这些工人被迫与廉价的机器竞争，愈来愈多地减少自己对食物、衣服、光线、空气和休息的需要，他们的生活最后下降到连最狂热的妄想家也无法想象的极低水平。马克思谈到过所谓花边学校。这种学校雇用2岁的孩童。在英国编制草帽辫的作坊里，3岁的孩童就参加工作，往往工作到半夜，工作场所十分狭小，平均每人只摊到12—17立方呎。
童工检查委员会委员淮特说；“其中较小的数字还不到一个孩童放在长、宽、高各为3呎的木箱里所占的空间的一半”[43]。
但是，不论人们能够怎样刻苦耐劳，生活终究有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限度。当工人生活下降到这个限度的时候，家庭工业就将由于机器的采用而敲起自己迅速崩溃的丧钟。家庭工业工人只能另外寻找工作，否则就将比过去更快地饿死。在奄奄一息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由于工厂法的实施而加快了。一旦家庭工业受到法律限制，它就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基础。只有无限制地过份地剥削女工和童工的劳动力，家庭工业才能继续存在一个时期。
如果说，机器在它所掌握的一切工业部门中起了革新作用，那末，机器在农业方面起了更大的革新作用。在农业中，机器通常使工人不仅相对地过剩，而且绝对地过剩。只有在采用机器时迅速增加耕地面积（例如，在美国）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相反的现象。
在农业机器化的地方，农民面临与奄奄一息的家庭手工业同样的命运。旧社会的最牢固的基础，与农民一起被消灭掉了。农村中“剩余”下来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纷纷流入城市。大城市大大地扩大开来，农村就显得人口不足。大量人口集中于城市，引起了产业工人的体质变弱。由于农村人口外流，农业工人追求知识的兴趣减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被破坏了，他们反抗资本的力量被瓦解了，随着大城市的成长，农村地力严重地被浪费掉，因为生活资料从土地中吸收得来的各种成分不再返回到土地里面去。这些成分变为粪便和废物，在城市里传布疾病，并没有被拿来施肥。
随着在农业中采用最新的农艺方法，从土壤中尽量获得农产品的手段增加了。从土壤中取得的东西愈来愈多，但还给土壤的东西却意来愈少。因此，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情况下，一方面对工人劳动力的无情剥削加强了，同时对地力的恣意掠夺也加强了。土地荒废了，劳动者在体质上和精神上都日益衰退。
可是，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同时，更高形式的新文化的萌芽也成长起来，获得了为自己开辟宽广道路的动力。马克思在贫困中不仅看到了贫困，而且也看到了隐藏在贫困深处的美好未来的萌芽。他没有谴责工厂制度，没有控诉工厂制度，而是要了解工厂制度。他并不说教，而是研究。他本人还向我们介绍了在他以前破天荒第一次看到现代工厂制度的革命作用的先辈人物——罗伯特·欧文。
大工业造成了过去任何生产方式闻所未闻的惊人贫困现象。但是，现在群众贫困现象，并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贫困的无底坑，并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徐徐地沉陷下去，象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社会那样。
现代生产方式更象是一个激水漩涡，它把社会各个阶层都卷到里面来，使他们交织一起，不断地处于运动中。旧的生产关系瓦解了。同时，旧的成见也破产了。新的生产关系虽然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但还没有稳定下来。相反地，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地处于变动中。一个发明、一种劳动方法，为新的发明和新的劳动方法历代替。整批整批的资本和劳动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流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个国家。
生产关系的任何稳定性都消失了，而对这种稳定性的任何信心也一起消失了。保守因素被粉碎了。农民被迫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里，现在集中了历史的动力，农民不仅不削弱这种动力，而且使它更加加强。妇女和孩童纷纷进入工厂。资产阶级家庭的保守因素被破坏了。勤劳起家的主妇变为仅求糊口的雇佣工人。
我们看到了旧制度的完全崩溃，但这里已经出现新制度的萌芽。
由于劳动时间很长，劳动千篇一律，所以青年工人大大退化了。这样，一切工业国家就不得不宣布某种形式的初级教育是进厂工作的必要条件。从这时起，才发现工人子弟学习不仅不比富人子弟坏，甚至学习成绩更好、更自觉。
某一工厂视察官说道：“问题很简单。他们（指工人子弟——译注）虽然只是半天到校，但始终精神饱满，几乎时时准备学习和甘愿学习。半工半读制度，使工作和学习交错地成为一种休息和精神调剂，因此比连续不断地工作或连续不断地学习，对孩童更为适宜”[44]。马克思补充说道：“象欧文所已经详细说明的那样，在工厂制度中有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每个达到一定年龄的孩童，都应该把生产劳动和智育及体育训练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一种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而且还是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45]。
除了教育革命以外，还必须谈到另外一种革命。在小手工业时期，社会劳动精细地分为各种行业和工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每个企业内部也有劳动分工，这种情况给劳动者带来很大的不良后果。生产条件发展得很慢，有时完全停滞不前。因此，每人一生始终固定完成某一局部操作，在这方面获得非凡的熟练技巧。但片面性使他成为残废，他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和古代理想的美丽。
在实行机器生产的工业部门里，机器使工人不再有必要长期努力学习，以便掌握某种专门技术。另一方面，机器又使工人不可能终身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因为机器使生产条件不断地革新，强迫工人脱离某一劳动部门，进入另一劳动部门。
几十万无产者形成失业后备军，渴求找到任何工作，这种经常的变动现在带来多大痛苦！雇佣工人适应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能力，现在是多么低下！他的身体和精神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被毁坏了。他缺少现代大生产中的各种机械和操作过程的知识。最后，他失去了使自己适应于各种操作的灵活性。如果大工业的工人一生有时并不必固定完成某种局部操作，那末，他终究要整月整年、日以继夜地从事这项操作，仅仅有时由于失业和挨饿才中断下来。
如果各种局部操作每天甚至每小时都调换来做，郝末工作起来就不会使人感到疲倦，变成迟钝，反而会使人兴奋起来，精神焕发。如果败坏人心的失业现象不再存在，技术革命不再损害工人利益，事情会有多大的变化呀！
这种转变需要有许多先决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教育。工人阶级应该获得关于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的科学知识，应该获得使用各种各样生产工具的实际技能。职业学校以及其他类似的机构，现在已经在这方面作了努力，但十分不够。
“虽然工厂法是从资本手里第一次争取到的初步胜利，它只不过把初级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但无疑地，在工人阶毅不可避免地夺得政权以后，技术教育（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在工人学铰里将取得应有的地位”[46]。
最后，大工业在家庭关系方面引起怎样的变化呀！对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现在已经消灭了传统的家庭形式。由于妇女和孩童参加了工业生产，不仅夫妇关系，而且家长和儿童的关系，都有了变化。在许多场合下，家长从孩童的保护者和抚养老，变为孩童的剥削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英国草帽辫工业中的不幸的孩童们，他们从3岁起就在可怕的条件下漏夜地工作了。
马克思说道；“饥寒交迫、道德堕落的父母，只知道尽可能榨取子女的劳动。无怪乎子女一旦长成就把他们看成一钱不值，撇开他们不管了”[47]。“但是，不是家长权力的滥用，使资本有可能对未成年的劳动力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剥削；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破坏了家庭权力的经济基础，导致家长权力的滥用。不论资本主义制度下旧家庭的瓦解是多么可怕和丑恶，大工业既然使妇女、青少年和男女孩童在生产过程中，在家庭的范围外，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较高形式，打下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日耳曼基督教的家庭形式绝对化，把古罗马、古希腊或东方家庭形式绝对化，是错误的。但这些家庭形式，一个紧接着一个，形成整个一系列的厉史发展过程。很明显，一个由男女老幼组成的综合生产集体，在自发的粗野的资本主义形式下（这里的劳动者是为生产过程而存在的，不是生产过程为劳动者而存在的），是腐化和奴役的有毒的源泉，但在相应的条件下，必然会变成人道主义的源泉”[48]。
在马克思向我们指明了未来社会的这种远景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机器生产和大工业抱一种谅解的态度。不论大工业使工人阶级吃了多大的苦头，这些苦头无论如何不是白吃的。我们知道，在千百万无产者尸骨所滋养的劳动大地上，将长起新的庄稼——更高的社会形态。机器生产给新生一代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他们将彻底摆脱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局限性的影响；他们将不象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们那样，是大自然的奴隶，他们将不象古代人们那样，靠压迫无权奴隶而获得自己的体力发展、智慧和美丽；他们将全面发展，朝气勃勃，善于生活，成为世界和大自然的主宰，兄弟般地和平等地对待社会一切成员。
[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44—445页。
[2]同上，第445页。
[3]同上，第450页。
[4]对“什么是发明？”这个问题，歌德很巧妙地回答道：这是“未知数的完成”。
[5]原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阪社1953年版，第454页。
[6]同上，第448页。
[7]同上，第449页。
[8]同上，第450页。
[9]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9页。
[10]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1页。
[1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3页。
[12]“各国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239页。马克思从这本著作中引用了关于sliderest这样一段话：“这种车床附具看起来很简单，并不怎样重要，但我们相信，如果说它对改进和推广使用机器所起的影响，不亚于瓦特对蒸汽机所作的改进，也没有什么夸大的地方。（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4页脚注）。
[13]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953年版，第463—464页。
[14]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5页。
[15]“资本论”第3版和第4版的校订者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一个注解：“1匹马力等于每分钟33,000呎磅的力，也就是说，每分钟把33,000磅重的东西举起1呎的力，或把1磅重的东西举起33,000呎的力。这里说的马力就是这种马力”（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9页）。
[16]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8—469页。
[17]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7页。
[18]同上。
[19]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84页。
[20]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4页。
[21]希腊神话里的机械师、建筑师和雕刻家。他建立了克里特岛上的迷宫。他用白腊制成翅膀，飞越大海。——译者注
[22]希腊神话里的火神，铁器业的保护神。——译者注
[23]法国庸俗经济学家（1801—1850），主张“劳资利益”调和。——译者注
[24]英国庸俗经济学家（1784—1864），把利润说成是生产工具“劳动”的结果，把地租说成是土地“劳动”的结果。——译者注
[25]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4—495页。
[26]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7页。
[27]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06页。
[28]同上，第506页。
[29]“产业哲学”。引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09页。
[30]译文参看；“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9页。
[31]希腊神话里的英雄。——译者注
[32]希腊神话里的斯巴达立法者。——译者注
[33]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15页。
[34]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24页。
[35]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24—525页。
[36]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30页。
[37]列尔教授的文章，载“国民经济季报”，第23期，第114页。
[38]“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1892年斯图加特版，第258页。
[39]当然，生产的增长会要求销售市场的相应的扩大。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研究这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40]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0—541页。
[41]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52页。
[42]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63—564页。
[43]同上，第572页。
[44]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0页。
[45]同上，第591页。
[46]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7页。
[47]同上，第573页。
[48]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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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PDF电子书】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
（188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北京。译者：区维
俄译本出版说明
第一篇商品、货币和资本
第一章商品
第二章货币
第三章货币变为资本
第二篇剩余价值
第一章生产过程
第二章资本在价值中形成中的作用
第三章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第四章剩余价值和利润
第五章劳动日
第六章小业主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第七章相对剩余价值
第八章协作
第九章劳动分工和工厂手工业
第十章机器和大工业
第三篇工资和利润
第一章工资
第二章资本的收益
第三章简单的再生产
第四章剩余价值变为资本
第五章人口过剩
第六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曙光
第七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末日
译后记
感谢至渊录入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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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社会再生产理论（﹝英国﹞希拉·麦格雷戈（SheilaMcGregor），2022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Revisitingsocialreproductiontheory
重新审视社会再生产理论
﹝英国﹞希拉·麦格雷戈（SheilaMcGregor）2022年1月10日
白萌翻译、K校对
〔说明〕希拉·麦格雷戈（SheilaMcGregor）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长期成员和《国际社会主义》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原文链接：http://isj.org.uk/revisiting-srt/
本文是对《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视野：工作、权力和政治战略》（SocialReproductionTheoryandtheSocialistHorizon:Work,PowerandPoliticalStrategy）一书的评论，此书作者是艾伦·杰菲（AaronJaffe），2020年出版由普卢托（Pluto）出版社出版，售价18.99英镑。
《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视野：工作、权力和政治战略》
艾伦·杰菲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视野》是蒂蒂·巴塔查里亚（TithiBhattacharya）编辑的「映射社会再生产理论」丛书中的一本[1]。杰菲对社会再生产理论（SRT）的阐述有三个亮点：阐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竞争驱动力；批判「性别本质主义」；还尖锐地批评了交叉性流派理论[2]。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十八般武器」（Marxisttoolbox），特别是没有使用与种族主义和国家有关的理论武器[3]。
杰菲认为他对社会再生产理论（SRT）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剖析所生活的世界，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并用「社会主义的视野看待女性解放问题」[4]。社会再生产理论（SRT）并不局限于分析女性受压迫的问题：「SRT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术语，而是调查和理解世界的一个框架，它特别着眼于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和维持方式」，这才是对社会再生产的最好解释[5]。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可将资本主义的分析简化为观察价值增值的过程，也就是如何从直接劳动者身上抽取剩余价值。杰菲认为有必要驳斥这一看法，这就是他的核心观点。
显然，以价值为中心的看法是有局限的。为了对价值在特定情境中的作用提供更具体和有根据的说明，我们需要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6]。
毫无疑问，上述说法是正确的，但尚不清楚到底是杰菲认为卡尔·马克思本人，还是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发展方向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我认为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其它一些人，远远超出了「以价值为中心的看法」[7]。
杰菲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置于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之上作进一步发展：「无论一个人生产何种使用价值，他﹝原文如此﹞所使用的那些精神和身体能力的总和，才是劳动力或劳动能力[8]。」正如杰菲所言，这个劳动力的广义定义，远远超出了「为生产剩余价值而出售劳动力」的含义。相反，「劳动力是生产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一切事物的能力」[9]。因此，人类需求和我们的劳动力或劳动的能力是社会和历史条件所塑造的，是得以发展还是受到阻碍取决于我们生活的具体社会环境。资本主义剥削的核心是靠出卖劳动能力维生的人与购买劳动力的人之间的矛盾。
分析能决定我们的劳动能力有否与如何得到培养和发展，又或受到抑制和无视的各种社会力量，可用来判断不同压迫的本质以及剥削造成的影响。例如，可用来判断「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existingsocialism）的局限性[10]，还可用来展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跨性别恐惧症和对残疾人的压迫如何以特殊的方式阻碍社会的进步。此外，劳动能力的广义概念指出社会方式必须改变，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潜力。
杰菲在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性别与身体，并仔细分析了《卡利班与女巫》（作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Federici）和《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到的压迫》（作者莉丝·沃格尔（LiseVogel））中的有关论述，因为这两本专著是许多社会再生产理论家的必谈之作[11]。杰菲指出：费德里奇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出现的真实历史发展，假定女性的身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被异化，成为生产劳动力的工具，这导致其自身难以自圆其说。根据费德里奇的说法，解放意味着回归「自然的身体」。然而，这种依赖女性性别的概念使得自身难以发展成为一种非二元、跨性别以及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包容的性别方法，并且「忽视了性别本身可能是一个自决的概念」[12]。
杰菲认为，莉丝·沃格尔对女性受压迫的描述比费德里奇的「更加开放」，也「更加封闭」。沃格尔分析了女性在历史上受资本主义条件约束的方式。然而，她把女性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地位简单地归结于生育，并将其定位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此外，沃格尔未能探索「性、生物学和性别之间的关系」[13]。杰菲总结道：「尽管这种说法对许多女性来说是准确的，但将性别压迫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理上的生育能力，过份强调性别的本质，并且……以生物学存在即合理的方式看待问题，从而导致对生育女性及女性的压迫[14]。」
杰菲的批评很重要，可令人失望的是，他没有指出其它关于女性受压迫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恩格斯经典著作《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之上的说法。恩格斯把家庭建设看做资本主义下私有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从而提出女性受压迫的另一种解释。恩格斯的分析，以及在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世理论家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将劳动力再生产与资本积累联系起来。在分析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这些观点是理解资本主义下如何构建性别二元结构以及性少数群体（LGBT+）的压迫为何出现的有力工具[15]。
杰菲在书中的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交叉性」流派，他指出：「我认为社会再生产理论（SRT）最适合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压迫错综复杂的本质，因为它突出了阶级在这些压迫中所起的核心作用」[16]。他承认，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性」流派理论的根源有很多。然而，尽管有最好的「交叉性」方法，他还是更喜欢社会再生产理论（SRT），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分析所有压迫活动的整体框架，指出了积累在阶级剥削关系中的核心作用[17]。社会再生产理论（SRT）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而「交叉性」流派理论仍然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为了支持他的论点，杰菲引用了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
无偿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中抽出的特定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因为它直接来自生产本身，反过来又作为决定性因素对生产作出反应。然而，从生产关系本身发展起来的整个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定政治形式，都建立在此基础上。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总是自然地对应于劳动方法发展的一定阶段，因而也对应于它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揭示了最深处的秘密，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下隐藏的基础：简而言之，国家的相应特定形式。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从其主要条件来看是相同的——由于自然环境、种族关系、外部历史影响等无数不同的经验环境而呈现出无限的变化和渐变。这些只能通过分析经验给定的情况来确定[18]。
我同意，这确实为对不同类型的压迫进行社会和历史分析提供了框架，无论它们是随着资本主义出现的（如种族主义和杰菲所说的「残疾歧视」），还是随着阶级社会本身的兴起（如妇女的压迫）。然而，杰菲说马克思「拒绝了因果关系的单向概念」，但马克思似乎对他在上面提出的参数做了相反的事情[19]。例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存在不同形式的小家庭——异性恋、同性恋、单亲、已婚、未婚——但这些不同的形式都没有破坏「劳动力私有化再生产」的现实。与此同时，老龄化资本主义日益加剧的危机导致越来越多为劳动力再生产而开发的大量社会支持系统遭到削弱。社会形式可能会反作用于经济关系，但经济关系在更明确的意义上制约和限制这些社会形式。
那么杰菲论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SRT）有哪些弱点呢？首先是没有更多地采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压迫的论述。杰菲认为，之所以不这样做，能减少使社会再生产理论（SRT）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威胁，尽管他使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参考数据来帮助说服怀疑论者[20]。我认为情况正好相反，杰菲的做法会遗漏很多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满了对妇女和儿童以及爱尔兰和英国工人之间关系的讨论[21]。他们还分析了殖民主义在将英国工人与统治阶级结合起来的影响，以及美国奴隶起义和内战的重要性[22]。马克思自己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作用的阐述令人信服且有力：「劳动人人平等，白人不能生来不劳而获，黑人不是生来就要劳作一生」[23]。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不克服各种分歧，就不能迎来自我解放[24]。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和斯大林（Stalin）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能掩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也不能掩盖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立场[25]。批判性地重申马克思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其次，杰菲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作用，而淡化统治阶级制造压迫的主要作用[26]。工人阶级家庭并非在19世纪后期凭空出现，而是积极的人为作用推动的[27]。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立法来确保劳动力私有化再生产的延续，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上进行干预，为家庭和「家庭价值」（familyvaues）辩护[28]。这正是为什么堕胎问题总是成为争夺权利的关键武器的原因[29]。
再举一个例子，种族主义在美国和欧洲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从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的吉姆克劳法（JimCrowlaws）到反犹太主义和移民管制的兴起，伊斯兰恐惧症的扩大，以及制度性种族主义在今天的继续。这些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种族主义谋杀乔治·弗洛伊德后的2020年「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运动所证明的那样。然而，所有这些形式的种族主义都被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发展为分裂工人的策略。当然，一些工人的行为方式带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等，这些偏见必须受到挑战。然而，这些观点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工人不是生来就这样想的，就像妇女并非因为具生育的能力而受到压迫一样。
若不能发现统治阶级如何有意识地与战略性地使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跨性别恐惧症和其它形式的压迫，便不能看到这些分歧对工人阶级造成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导致忽略打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和跨性别歧视的必要性。然而，只关注社会再生产会导致不能从理论上充分分析国家和政治在制度化不同类型压迫中的作用。这样，社会主义者的注意力可以不再关注那些宣扬分裂政策的人。唐纳德·特朗普在担任总统的四年期间故意帮助建立极右翼；在英国，鲍里斯·约翰逊（BorisJohnson）有意识地实施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政策，将难民和移民当作替罪羊，并攻击受压迫群体的抗议权[30]。从理论上讲，社会再生产理论（SRT）根本不符合挑战警察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更广泛的资本主义政权的「黑命攸关」的运动现实。
杰菲庆祝世界各地最近的斗争是正确的，特别是罢工作为武器的重新出现。事实上，如果他将群众罢工的意义引出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所说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方法」，他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论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观点基础。这些工人的斗争，连同2020年的「黑命攸关」运动，2021年3月英国一名警察谋杀莎拉·埃弗拉德（SarahEverard）后的反性别歧视示威以及2020年5月的全球巴勒斯坦团结运动，证明了克服分歧的潜力，让我们看到了列宁把革命称为「被压迫者的节日」的原因。自我解放是关于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愿景。然而，如果不赢得关于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力论据，并借鉴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战略方法，例如联合阵线（unitedfront）方法和革命组织的建设，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2022年1月10日
脚注
[1]巴塔查里亚，2017年。
[2]关于他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批评，请参阅杰菲，2020年，第60页。
[3]麦格雷戈，2018年。
[4]杰菲，2020年，第4-5页。
[5]杰菲，2020年，第26页。
[6]杰菲，2020年，第20页。
[7]杰菲，2020年，第27页。
[8]杰菲，2020年，第30页。
[9]杰菲，2020年，第30页。贾菲区分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有价值事物的日常使用。他在这里使用日常意义上的「有价值」。
[10]杰菲，2020年，第51页。我关于苏联妇女的文章提供了另一种分析——麦格雷戈，2021a。
[11]杰菲，2020年，第60页。
[12]杰菲，2020年，第63页。
[13]杰菲，2020年，第67页。
[14]杰菲，2020年，第67页。有关这一点的更多讨论，请参阅麦格雷戈，2018。
[15]关于恩格斯，见哈曼，1994年；关于家庭、女性的压迫以及性别和性别角色，参见琳达丝·杰尔曼（German），1989和茱迪斯·奥尔（Orr），2015；关于跨性别压迫的根源，参见费因伯格（Feinberg），1997和迈尔斯（Miles），2020；关于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压迫，见威克斯（Weeks），1981。这只是对资本主义兴起与性别压迫之间联系的一小部分描述。
[16]杰菲，2020年，第72页。
[17]杰菲，2020年，第81页。
[18]引自Jaffe，2020年，第83页。马克思的原始表述可以在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ch47.htm找到
[19]杰菲，2020年，第84页。事实上，马克思确实明确写道，「剥削是一切形式压迫的基础」——马克思，1864年。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麦格雷戈，2018年。
[20]杰菲，2020年。
[21]恩格斯对性别角色有初步的看法。有关恩格斯对性别观点的讨论，请参见麦格雷戈（McGregor），2021b。
[22]有关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麦格雷戈（McGregor），2018年。
[23]马克思，卡尔，1867年，第10章。
[24]马克思，1864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争取」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则的第一条法令。
[25]见安德森，2010年。
[26]见杰菲，2020年，第44、82、89、90页。
[27]许多写过此主题的文章，请参阅German，1989和布伦纳（Brenner），2000。
[28]这并不妨碍政府提供不同级别的托儿服务，并采取其它措施鼓励妇女在关键时刻参与工作。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和1944年至1989年间的东欧——见McGregor,2021a。
[29]有关争取生殖权利的说明，请参见Orr，2017年。
[30]世界各地有很多政客在做同样的事情，包括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Bolsonaro）、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Orbán）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Modi）。
参考
安德森，凯文，2010，《边缘的马克思：论民族主义、种族和非西方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Bhattacharya，Tithi（蒂蒂·巴塔查里亚），编辑，2017，《社会再生产理论：重新映射类，重新定位压迫》（普卢托出版社）。
布伦纳，约翰娜，2000年，《妇女与阶级政治》（每月评论出版社）。
Feinberg,Leslie（莱斯利·费因伯格），1997，《跨性别勇士：从圣女贞德到丹尼斯·罗德曼创造历史》（灯塔出版社）。
German,Lindsey（琳达丝·杰尔曼）,1989,《性别、阶级和社会主义》（书签出版社）。
Harman,Chris（克里斯·哈曼），1994，「恩格斯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国际社会主义65（冬季），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94/xx/engels.htm
Jaffe，Aaron（艾伦·杰菲），2020，《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视野：工作、权力和政治战略》（普卢托出版社）。
马克思，卡尔，1864年，「一般规则，1864年10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撰写，https://tinyurl.com/ya9kh4hu
马克思，卡尔，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
McGregor,Sheila（希拉·麦格雷戈），2018，「社会再生产理论：回到（哪个）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160（秋季），http://isj.org.uk/social-reproduction-theory
麦格雷戈，希拉，2021a，「性别歧视、社会主义和国家：东方集团的女性」，《国际社会主义》170（春季），http://isj.org.uk/eastern-bloc-women
McGregor,Sheila（希拉·麦格雷戈），2021b，「恩格斯论妇女、家庭、阶级和性别」，《人文地理》，第14卷，第2期。
迈尔斯，劳拉，2020年，《跨性别抵抗：社会主义和为跨性别解放而战》（书签出版社）。
Orr,Judith（茱迪斯·奥尔）,2015，《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书签出版社）。
Orr,Judith（茱迪斯·奥尔），2017年，《堕胎战争：为生殖权利而战》（政策出版社）。
Weeks，Jeffrey（杰夫里·威克斯），1981，《性、政治与社会：自1800年以来的性行为规范》（朗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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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妇女职业与爱伦凯的母性复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论妇女职业与爱伦凯的母性复兴
妇女职业问题，从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一个平常的不屑谈的问题，然而实际上确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实际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和主张各有不同，有的主张妇女要得到完全解放，必须先谋经济独立，脱离依赖男性的寄生生活，脱离家庭一切琐事的羁绊。换句话说，就是放弃家务和育儿的专门职责，跑到社会上从事某种职业，参加社会各种生产部门，参加一切社会的活动。另一方面反对这种主张的则以为家务与育儿，是妇女的特长。因妇女性情温柔，善于处理家务，养育子女，妇女的职任，就是造成美满家庭的幸福，所以家务与育儿，是妇女的天职，是妇女毕生唯一的事业。主张这种理论最烈的，要以瑞典艾伦凯女士为其代表。这两方面的主张，自然各自有其立场，各有许多理论的根据。
然而在事实上，不管意见如何分歧，赞成与否，妇女之应当和男子一样有职业，并且逐渐获得职业，是一种社会发展之客观的自然趋势和要求。第一，因生产方法的进化，资本的集中，不但无数工作和面包被大规模的机器工厂所夺去了的下层阶级的妇女，为生活计，不能不离开家庭，投入工厂劳动，就是那些向来为一家主妇，留在家中处理家务和养育子女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卷入了生活困难的旋涡，不能不为了生活而寻找职业。妇女既不得不离开家庭，以自己的劳力去取得自己的生活，甚至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则这时候，妇女之被迫的脱离了家庭的束缚，绝非空言所能阻止，是很明显的。并且也因此确已达到了相当经济独立的目的，除掉了“家医奴隶”的头衔。这种职业生活，姑不问它是否从此得着真正的解放，然而她们确是由家庭狭小范围跑到社会上来了。同时社会的各方面也替妇女开辟了许多谋生的道路，除了工厂劳动和当教员之外，各大公司，银行，邮政，电话……都雇用女职员。近来妇女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更大，议员，摊师，以及其他政治机关或团体的职员，只要妇女自身有能力都可以参加。从这样看来，妇女的职业，早已就不是什么应不应该或适不适宜的问题，而是妇女的知识能力能否胜任的问题。所以近代产业革命，经济变化的结果，其所给予妇女的影响．就是使妇女得着和男子有同等职业的权利，得着相当经济独立的机会，脱离了家庭的羁绊，和压迫。然而，生产的日益进步，规模日益扩大，使资本的集中也随着生产进步的速度而日益增长起来，结果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弄成今日种种不平等的现象，这不仅对于妇女如此，即男子也是一样。因此，近代妇女虽有了职业自由，一方面得着相当的解放，而他方面则亦招来一种新的压迫。
其次，因生产方法的改变，经济状态的变迁，使妇女由参加社会各种职业而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也促成了妇女思想的改变，唤起了她们的自觉，引起了她们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的欲望。即是说妇女因长久被压服在奴隶状况之下，受尽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的刺激，使她们觉得以前的社会，政治，法律，教育，职业，都是为男子而设的，所以她们一到站在同一立场的职业，以及一切社会关系的平等权利时，职业平等这一项，尤其成为她们自然发出来的要求，因为她们一经尝试参加社会活动，便容易发现男女所以不平等的原因，乃在妇女不得不仰给于男子而惟命是从的原故。然而要求得到经济的独立，自然首先不可不离开家庭的牢笼，而打入社会各种职业范围的圈内。
但是，在顺应这种资本主义勃兴所引起的女权运动的理论当中，最初当然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的意识之笼罩，如像美国的纪尔曼夫人，她主张妇女职业，重在尊重妇女智力的发展，这就是说妇女之彻底解放无关于制度，只随女子之智能去自由竞争职业就可以了，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说。她这种思想的源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成中发生成长的。所以她的主张是出于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以为只要使妇女在这种社会中，得到一些权利，有了职业自由，得到经济独立的机会，妇女就可以获得彻底的解放。但她却没有看到在资本为少数特殊阶级所独占的制度下，因男女职业竞争，惹起一般劳动市价的低落，失业的恐慌种种悲惨的事实。在这种事实下面，任你如何高唱，“职业自由”，“经济独立”，都不能使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关于这点，现代一般开明的社会学家及一般妇女论者，都有许多著作来说明和指正出来了，所以用不着我赘述。本文特别要讨论的就是爱伦凯女士所代表的以母性为中心的母性复兴的学说。因为这种理论，对于妇女职业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妇女解放的前途，有很大的不好的影响，且易使人发生一种幻想。实际上，我看见许多学者，教育家，甚至妇女运动者，对于妇女职业问题，往往存着性的偏见，作些什么妇女适于某种职业，或不适于某种职业的争论，甚至还有许多教育家提倡什么女性教育……这些都是受了爱氏学说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传统思想之谬误点，不能不加以研究和批评，现在且看她著的《母性复兴论》，她开始就说：
“现在有许多妇女，在家庭外从事劳动做一个自给的妻，而托其子女教养于所谓天赋的教育家，把这事当做一种理想干下去。这种理想，即足以置家族生活于死地！如果世间做母亲的和做教师的，不由他们自己对于母性复兴所合的价值之态度，由他们自己的意见与科学的性的启蒙，像给什么小说与他们的女孩儿读一样，把他们女孩儿的心向恋爱与母性养成，那么母性复兴是永无希望的。”
从她这一段短短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全部的思想，完完全全以获得单纯的性的自由和性的权利为满足，并以养成母性为妇女的特殊职分，——母性的复兴。此外对于妇女在人类社会所应负的其他责任一概不问。妇女们就是“恋爱”，“母性养成”而已。即使妇女就这样便能解放，或算是解放了，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新式的良妻贤母主义。况且单纯引导妇女在家庭中去和她的丈夫陶醉于恋爱生活之中，和养育儿女当作唯一的职务，这就是使妇女不能脱离家庭奴隶地位的牢笼。使妇女永远不能得到解放。妇女母性的特别发展，并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的组织使得妇女对于育儿和家务不得不去作，久而久之，就埋没在这个狭隘的家庭之内，养成一种习惯，阻止了她们各方面的发展的结果，所以爱伦凯女士的根本思想，是反对妇女离开家庭而参加社会职业的。她理想中的妇女。个个都是把家庭改造得像安乐宫一般，个个都是这个安乐宫里的女王。她对于她理想的新家庭有这样的一段：
“这个伟大而美丽的艺术的家庭创造出来的时候，做妻和做母的，虽说她们的趣味和活动原不必限于家庭这个小天地，然而她们在这个家庭中，确能赢得最高的地位，在这个家庭中间，她们的丈夫和小孩子，把她们看作灶中的火，树下的荫，井里的水，圣餐上的面包，一样的重要可爱！于是她们的丈夫和小孩子也得赋有某大诗人歌颂他的母亲那样的经验，‘什么东西到了她的身上都变成花圈了！’于是每天的劳苦，礼拜日的欢乐，劳动的时间，休息的晷刻，都成了这花圈上的叶儿，花儿，果儿了！”
这一段话，多么美丽啊！她这种理想的新家庭，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的小家庭主义的不彻底的思想。从她上面所说的一段话看来，她的理想中的新家庭还是以男性为中心。因为他不但叫妇女仍坐食于家庭中，依赖男子生活，让男子在家庭中从经济权力的优势而维持其高出于妇女之上的地位，并且她还努力鼓励妇女尽情殷勤专心想法以安慰夫的灵魂，把自己变成爱情中的夫的赏悦者，这样在家庭中所“赢得的最高的地位”，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最低的玩物地位而已。因为如果说这是爱情的必需，那么在可能的条件下夫对妻也应该如此，何以爱氏不把这种义务规定为双方的，而单要妇女返家庭去尽这种义务呢？妇女在这种家庭里，还是脱不了一种变形的家族奴隶，不过因生产方法的进步，在物质的条件上给与她们一些方便罢了。然而无论如何，妇女仍然是要为这些琐事所累。总而言之，在家庭没有完全废止以前，或者没有旁的机关来代替家庭琐事以前，妇女在家庭里总不免是一种奴隶或变形的奴隶，犹如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工场一样。所以纵令物质上如何舒服，精神上如何的沉醉于性和母子之爱，其结果，还是阻碍妇女前途的发展，陷她们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其次，我们以为爱氏所歌颂赞美的那种美丽的艺术化的理想家庭，完全是一种贵族式的，代表少数人的，使大多数人在现社会下得到完全同宗教里的天堂幻想一样的美满家庭，是办不到的。因为爱伦凯女士自己的生活，以及她所接近的环境。都有可能把家庭弄得如何的美丽，如何的艺术化，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有时间金钱把家庭弄得像天堂一般。但她却没有看见那成千成万工厂中的劳动妇女，和那些贫苦的农村妇女，她们一天到晚忙，连饭都很难吃得饱，那里还有闲情逸致来把家庭弄得那样美丽艺术。总之，爱氏的根本思想完全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她只看到社会的一角，而没有看到社会的全体。
爱氏思想之不彻底，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进而研究她所主张复兴的家庭，在将来的社会是否有存在之必要。我们认为家庭制度，必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而逐渐破灭，我们理想中的将来的社会，完全与爱伦凯女士所梦想的不同，那时决无所谓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无论男女都要劳动才有饭吃，而且那时各个人的劳动，与现代不同，他们不但是为各人自己，同时也是为社会谋福利。个人和社会都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家庭的必要。育儿，社会设有托儿所，有幼稚园，用最有经验的专门家管理，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养育教育。就是烧饭，洗衣，制衣……等工作，也是大规模的有专门技师管理，而且那些管理员也不一定是妇女，不是以性的区别来分配职业，而是按照各人的所长来分配的。家庭的经济的互相依赖变为社会依赖，家庭的业务也变为社会的事业，这里还有所谓家庭存在吗？固然两性的同居依然是有的，但夫妇的同居也就限于同居一点，这还有现存的家庭制度的意义和体系存在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妇女也是社会的一员，一个独立的工作者，不复是家庭的奴隶了。总而言之，妇女要谋真正的解放自由，第一步工作，必须从万恶的家庭中解放出来，决不能像爱伦凯女士那样的主张，再造出一个新式的牢狱，把她们重新禁锢起来。
爱伦凯女士提倡母性复兴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以为妇女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制度下，从事生产的劳动将会引起悲惨的结果，她以为这种生产劳动，不但不能解放妇女，反而蹂躏妇女的自然，破坏她的母性，所以她就竭力主张妇女复归于家庭，以育儿为唯一任务。这种办法，在我们看来，是不彻底的，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如果说妇女因职业影响到她们的子女，那么，将育儿的任务从母亲的手里移到专门家手里，岂不是更好吧？但在现在社会制度下，妇女职业，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在全世界上除苏联对于妇女儿童特别加以保证：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公共食堂……外，一般的情形，都是妇女一方面为了生活，不得不求职业，一面又要养育子女，这种境况，不仅摧残妇女自己的心身，而且还给儿童的命运以莫大的害处。上等一点的职业，可以雇用人来替代母亲带领小孩，这样的还好一点，至于那些劳动妇女，她们一方面非人工厂劳动不能生活。同时又无力量雇人代领自己的子女，所以幼儿的死亡率，无论那一国，通常总是以工人区为最多。但这种现象，追根究底的说来，绝对不是因妇女职业引起的，乃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罪恶。要免除这种悲惨的现象，如果像爱伦凯女士从根本去推翻妇女的职业，而代以母性的复兴，这完全是一种开倒车行不通的办法。但是如何去补救这种产业制度给与妇女职业的这些弊害，这确是一个很重要而急待解决的问题。
总而言之，妇女的职业自由，是妇女经济独立的唯一机会，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但在现社会制度下，所谓职业自由，不过是出卖劳力的自由而已，还说不上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只有根本改造社会才有可能。我们不应该像爱伦凯女士看到当时的产业制度对于妇女职业有伤害，就消极的回到家庭中来主张母性复兴，而不放大眼光，从根本社会制度的改革方面着眼。然而，这也难怪，因爱伦凯女士也只有看到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妇女的生活，所以她的学说和主张，也不能超越她的母性复兴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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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改革与新思维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
1987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出版说明
致读者
第一编改革
第一章改革：渊源、实质、革命的性质
改革是业已成熟的需要
向列宁请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
不是动听的宣言，而是精心制定的纲领
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
历史的教训
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的思想源泉
改革就是革命
是“来自上面的革命”吗？党和改革
第二章改革开始了。初步的结论
第一节社会动起来了
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改革的飞轮越转越快
我们没有“现成处方”
多一点儿公开性之光
改革和知识分子
第二节新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执行中
经济改革。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
对集中制的新理解
把技术装备提高到世界水平
改革的活组织
改革的社会政策
第三节走民主化的道路
我们的主要潜力
法制是民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改革和苏维埃
工会的新作用
青年与改革
关于妇女和家庭
社会主义民族的联盟是独特的构成体
威信和信任
第四节西方和改革
第二编新思维和世界
第三章我们对当代世界是怎样看的？
我们现在何地？
新的政治思维
我们通向新思维的道路
“莫斯科之手”
新思维的国际潜力
争取诚实而公开的对外政策
第四章苏联的改革和社会主义世界
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
走向新关系
第五章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
地区冲突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症结
关于亚洲的核裁军
苏联和印度的关系
处在艰难的转折点上
拉丁美洲：大变革的时代
不要对抗，而要合作
第六章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欧洲
历史的遗产
欧洲——我们共同的大厦
必要性：必须推行全欧政策的根据
欧洲的可能性
两个德国
欧洲和裁军
全欧合作
欧洲的新思维的萌芽
关于欧洲和美国
欧洲的责任
第七章裁军问题和苏美关系
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抱有什么期望？
美国是“辉煌灿烂的天国山城”吗？
“敌人形象”
为什么进行军备竞赛？谁需要军备竞赛？
再论现实。争取实现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疏远是坏事
在通往日内瓦的道路上
日内瓦会晤
日内瓦会晤以后
暂停核试验
日内瓦会晤后的美国
切尔诺贝利的教训
雷克雅未克会晤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
莫斯科讨论会和中程导弹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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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德国工会运动史大事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附录德国工会运动史大事记
约1835年德国工会活动开始
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柏林罢工，马格德堡罢工，伦兹堡罢工，英哥斯塔罢工
1847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问世，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重要原则得到了首次的阐明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工人和工会运动高涨
最早的一些中央工会（印刷工会和卷烟工会）出现，工会出色地参加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
1854年联邦议会决定禁止任何工会活动，但是工会继续进行工作
1857年罢工浪潮冲击全德国
约1860年工会运动重新高涨
1865年1848年之后第一个个常设的中央工会——印刷工会成立
1865年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作“工资、价格、利润”的报告，详细阐明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作出关于工会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意义的决议
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68—69年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
(1868年工人协会纽伦堡第五次代表大会，1869年埃森那哈会议）
1870—71年普法战争
巴黎公社
1875年哥达合并党代表大会
自由工会的联合
1877年自由工会会员达五万人
1878—90年德国工人阶级为反对反社会主义者法进行英勇战斗
1885年柏林一万二千泥水匠罢工
1889年九万鲁尔矿工罢工
1890年举行第一次“五一”游行
自由工会会员达三十万人
1892年在哈贝施特召开工会代表大会
第一个工会中央领导机构总委员会成立
1894年威廉·皮克加入木工工会
1900年自由工会会员达七十万人
1903年克林米朝纺织工人罢工
弗里茨·赫克特加入建筑工会
1905—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德国群众运动大大高涨，讨论群众政治罢工
1905年1—2月三十万鲁尔矿工罢工
5月科伦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
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耶那代表大会
1906年罗莎·卢森堡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书出版
德国社会民主党海姆代表大会
1910年发生争取选举权的群众斗争
瓦尔特·乌布利希加入木工工会
1912年3月英国、比利时和鲁尔的矿工罢工
恩斯特·台尔曼在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要求巩固会内民主
自由工会会员达二百五十万人
1913年6月汉堡造船工人罢工
1914—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2日总委员会呼吁“国内和平”——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公开背叛
1914年12月2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反对批准军事借款
1916年柏林和布劳施威格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反对对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判决
革命公众领袖运动开始
1917年11月7日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
1918年1月一百万军火工业工人举行要和平的罢工
11月9日十一月革命
11月15日改良主义工会领导和垄断资本建立“事业合作中央”
12月31日德国共产党成立
1919年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谋杀
6月第十次工会代表大会，德国总工会成立
1920年1月展开反对反动的工厂委员会法的斗争
3月扑灭卡普暴乱的胜利总罢工
4月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决定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会的学说
掀起“不许干俄国！”的运动
自由工会会员达八百万人
1921年3月德国中部展开斗争
1922年铁道职工罢工
1922—23年通货膨涨到达顶点
1923年工人阶级进行民族斗争，反对占领鲁尔
1923年8月反对枯诺政府的胜利总罢工
10月汉堡无产阶级在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起义
1925年斯大林写信给密—尔特同志，论述德国工会的产生、作用、意义及其和党的关系
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恩斯特·台尔曼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政策的原则
德国总工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改良主义的“经济民主的理论”
资本主义合理化开始
1928年德国西北部五金工人被解雇
1929年工会革命反对派举行会议，工会革命反对派全国委员会成立
1930年柏林五金工人和曼斯费特矿工罢工
1931年鲁尔矿工罢工
1932年7月20日德国共产党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会要求；共同行动，反对巴本
10月柏林运输工会罢工
1933年希特勒专政建立
5月2日法西斯分子粉碎自由工会
1935年德共布鲁塞尔代表会议
1935—36年乌培塔尔审讯，审讯七百个工会会员
1936年4月7日弗里茨·赫克特逝世
1941年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
1945年5月8日解放日
6月10日苏联驻德军政府发布第二号命令，允许反法西斯党派和自由工会活动
6月15日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大柏林筹备委员会发出首次号召
9月工会参加民主工地改革
1946年2月9—11日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6月30日人民表决没收战犯和纳粹罪犯的财产
11月7—8日在美因茨举行第一次四占区工会区际会议
1947年4月17—19日自由德国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
5月6—8日在加米希—巴腾基贤举行第四次四占区工会区际会议
10月9日苏联占领军发布第二三四号指令（重建工作计划）
1948年在林岛举行第九次(最后—次）四占区工会区际会议
10月13日阿多夫·亨涅克作出有历史意义的成绩，积极分子运动开始
11月25—26日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比特费特会议
1949年1月1日二年计划开始
自由德国工联参加世界工联
6月19—7月9日自由德国工联代表团参加世界工联迈兰第二次代表大会
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1960年5月1日劳动法生效
7月20—24日德国社会统一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8月30—9月30日自由德国工联第三次代表大会
1951年1月11日自由德国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呈交发挥群众积极性计划
3月23—25日在柏林召开欧洲工人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会议
4月10日劳动保险工作归自由德国工联领导和负责
5月21日立莎炼钢轧钢订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集体合同
7月14—15开姆尼茨会议
11月10—1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柏林会议
1952年西德工会掀起群众运动，反对一般战争条约和工厂法
积极分子陆柏尔和瑙曼共同提出合理化建议与创造发明者计划，合理化建议运动开始
7月9—12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7月31日—8月1日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会议，决定工会在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时期的任务
1953年1月28—29日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代表团在开姆尼茨开会、决定改进群众文化工作
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举行理论会议，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工会的意义
6月9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执行新方针
8月13—15日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工会在贯彻新方针时期的任务
9月阿登纳反动派加强向工会进攻，企图强行改组工会
10月3日纺织女工弗里达·鹤考夫提出“给人民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纺织品！”的口号，保证超额完成个人计划；鹤考夫运动开始
10月10—22日世界工联维也纳第三次代表大会
11月东西德大量互派工人和工会代表团
12月10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劳劫条件和关于工会权利的法令”
19784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决议
3月30—4月6日德国社会统一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6月28—29日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工会关于贯彻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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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年）
德国工会运动简史
﹝德﹞赫伯特·瓦恩克
容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8年3月第1版
根据柏林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增订第三版译出
第三版序言
第一章德国工会运动史的意义
第二章徳国工会运动的初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859年）
1．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2．初期的工会活动
3．1848—1849年革命期间工会运动的高涨
4．1850—1859反动年代的工会
小结
第三章在德国第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形成期间的工会（1860—1871年）
1．工会运动在六十年代的高涨
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会运动的帮助
3．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产生及其对工会的态度
4．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吋的德国工会会员
小结
第四章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德国工会的斗争（1871—1890年）
1．政治积经济状况工人政党在哥达合并
2．德国工会为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而斗争
3．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后自由工会的壮大
小结
第五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工会运动（1900一1914年）
1．二十世纪初群众运动的高涨
2．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德国工会斗争的影响
3．机会主义在德国工会运动中抬头
4．德国左派——当时工人利益的优秀代表及其对工会斗争的态度
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的群众革命斗争
小结
第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工会（1914—1918年）
1．1914—1917年德国工会的发展情况
2．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对德国工会革命斗争的直接影响
小结
第七章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十一月革命和战后革命危机期间的斗争（1918—1923年）
1．1918年十一月革命和它对德国工会运动的意义
2．“事业合作”政策——工会领导出卖革命的政策
3．德国共产党成立——德国人民史上的转折点；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德国工会的意义
4．1919—1923年的群众革命斗争
小结
第八章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德国工会（1924—1929年）
1．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德国工会的斗争
2．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的反工会政策
3．德国共产党在台尔曼领导下争取建立工会的革命团结的斗争
小结
第九章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工会反贫困、反法西斯和反战的斗争
1．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
2．工会会员反法西斯、反危机后果的斗争；德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杰出代表
3．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集团容忍法西斯的增强
4．法西斯专政前后的德国工会运动
小结
第十章优秀会员反对法西斯希特勒专政的斗争（1933—1945年）
1．德国工人阶级在希特勒专政下遭受残酷的剥削，工人权利横遭蹂躏
2．地下工会斗争
3．布鲁塞尔德共代表会议对工会工作的意义
第十一章1945年以来徳国工会运动争取和平、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1．德国工会运动的重建（1945—1946年）
2．德国工会为肃清法西斯残余和为德国的民主改造而斗争（1946—1949年）
3．德国工会会员为争取德国的民主的恢复统一和在德意志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1949—1954年）
附录德国工会运动史大事记
感谢钟鼎铭文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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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1932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1932年3月）
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
李季
1932年3月
一关于中国社会史上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所必具的先决条件
二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分期的指示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
三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及其说明
四介绍并批评各种划分中国经济时期的说法
（一）关于陈邦国君的
（二）关于郭沫若君的
几句后话
录入者按：载于《读书杂志》2卷2-3期（1932年3月）。原文繁体字转为简化字，除个别不能转化的仍保留。标点符号采用现代的。原文波浪线表示书名号一律改用《》。原文人名、地名的下划线从略。凡著作、人名、国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比较著名的和可以确认的，改用现代译名。没有把握的，仍以原文一致。明显的个别的错讹，直接替换或更改，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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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君的批评（李季，1932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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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君的批评
李季（1932年7月20日）
〔说明〕刊载于《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1932年第3辑，署名：季子。
对陶君大作的批评原分五大项，仅草完第二项，已达十万字，恐《读书杂志》不能登更长的论文，遂尔搁笔。此次走访编辑部，知道因篇幅关系，仅登出第一项，第二项将载入特刊中。第二项的对象已不止陶君一人，第三项当更扩大范围。又我对于古代氏族社会终止期的意见，已有变动，将提至虞代，本文将来印单行本时，当有修正之处，特此预告。
季子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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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家庭教育（李季，192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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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家庭教育
李季（1926年5月25日）
〔说明〕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1926年5月25日第四号，署名：季子。
前在德国所计划的《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一书，上编久已草成（约五十万言）。去年因游历东欧，今年因任学校教课，未能早日将其腾正付印。今特于课余将草稿略加整理，择要在《新青年》上发表。预计三个月后，上编第一册即可付印。这里便是这部书的第一篇第一章——家庭教育。
作者识
人类的意识并不决定他们的生存，反之，他们在社会中的生存却决定他们的意识。”这句名言是本书主人卡尔马克思于出世四十年后在他著的《政治经济学批评》（ZurKritilderPolitischenOekonomie）序言（见原书第八版序言五五页）中说出来的。我们相信他这句话是真理，因此，我们替他作传，首先要说明他出世前后的社会状况和环境。
自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期，代表欧洲最□文化的英、法、德三大国发生三大革命，即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承受这三大革命的精华，融会贯通，造成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因为在他产生的莱因省，当时就是这三大革命潮流的交叉点。
莱因省位于德意志的西部，有德国最美丽和最大的莱因河纵贯其中，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一端隔比、荷两国而遥遥与英国相望（自一八一七年起，即有汽船往来伦敦），一端与法国毗连，故德意志容易感受英、法两国文化的地方，当以莱因省为第一。此地自十八世纪末年起，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二十年之久；到了十九世纪初年，莱因省的一部分且受拿破仑（NapoleonBonapart）间接的统治，盛行一种法国化，至一八一五年全省才归入普鲁士统治之下。当十九世纪初叶，发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的纺织工业在此地正开始萌芽，新兴的资产阶级很富于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精神，而无产阶级也因工业的发轫，跟着出现了。又自一八一八年起，有邦恩（Bonn）大学出现，所以莱因省对于德国伟大的学术思潮也有接受的机关了。总之，莱因省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无论在任何方面，要算是首屈一指，特别是它的工业的发达（比较的）、政治的进步，维新的气象和革命的精神，为全国之冠。
可是马克思要于不知不觉之间，感受上述三种伟大的潮流，当在年纪稍长的时候；到于他幼年，还没有直接与此等环境接触，还处于另一种环境中。他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在德国莱因省居利（Trier，按：此地在前又名居列夫——Treves）产生的。居利为德国最古的城市之一，曾为古罗马帝王游息之所，自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时，复为神圣罗马帝国大教主兼德意志选帝侯的住在所，又为天主教牧师大学的区域，所以此处有罗马皇宫和圆形剧场的遗迹，有黑门（Portanigra）的伟大纪念物，并且有罗马时代和莪特（Gothie）时代的礼拜堂。列文多尔之（ReugenLewin-Dorsch）谓此等古迹“使这个活泼的孩子，感觉灵敏的心神，获益非浅，使他的思想已经很早地注射到世界史上的对象”（见《钟声周报》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五页，列氏作的《马克思家庭与家谱》一文——DieGlockFamilieandStammbaumVonKarlMarx），这是不错的。当马克思出生的一年，居利有居民一万一千四百，这还算是一个中等的城市了。
关于马克思出生前后的社会状况和环境，已如上所述。我们现在再讲他的家世。他出身于犹太人的家庭，据维也纳图书馆员瓦哈斯台（Wachstain）博士的考据，远溯他的祖先至十五世纪初叶（参看《钟声周刊》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〇页至三四二页），他们世代相传，均为犹太法律博士（Rabbi）和学者。一直到他的父亲海恩利系马克思犹守此业。原来在犹太教解放以前，犹太教社对于犹太人中的民事大部分自有其法律和裁判，因此，需要娴于犹太法律的学者，马克思的祖先世习此业，当是应这种需要而起的。马克思说：“一切过去世代的遗传，像阿卑山（Alps）一样压在活人的头脑上。”（见马克思著的《路易拿破仑的二月十八日》第七页，一九二一年出版，DerAchtzehnteBrumairedesBonapart，Stuttgart）。马克思生平观察事物，精细透彻，无以复加，这是由于他出身于这种“精神贵族”（引列文多尔之语，见《钟声周刊》第九年度第一卷三四四页），有这样久的精细分析法律的世代遗传性，这一点我们是不当轻轻看过的。
海恩利系马克思夫妇虽属犹太种族，然他们却不为犹太人一脉相传的旧习或成见所拘束，当卡尔六岁的时候（一八二四年），他们舍弃犹太教而改奉基督新教。世人因此误传他们的改教是出于普鲁士政府强迫一切担任公家职务的犹太人舍弃犹太教，否则解除职务的命令。但据墨尔林的考证，此说毫无根据，他们此举完全是出于自由意志的。（参看墨氏校的《马克思与昂格斯文汇》一卷第三至四页）居利本是天主教盛行的城市，至于基督新教并不占势力，“当一八一六年的时候，此处才有三百个教徒，一直到一八一九年，还没有自己的教堂。”（见《钟声周刊》第九年度一卷三四五页）然海恩利系马克思夫妇不信盛行全市的旧教，而偏信没有势力的新教，可见他们的改教是确有主宰，并不是随波逐流的。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见《马克思与昂格斯文汇》一卷三八五页）宗教本是一种麻醉人心的催眠药。自反对宗教和不信宗教的人看来，他的父母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并没有脱去迷信的圈套，这至多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比较，哪里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其实不然，他们此举对于卡尔精神上的发达是很关重要的。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诗人汉讷（HeinrichHeine）也和卡尔一样是犹太人的儿子，他的出生比卡尔早二十一年，可是他改奉基督教却比卡尔迟一年（一八二五年），他称那种受基督教洗礼的券是一张“欧洲文化入门券”（EeintrittasaheinZureuropaischenKultur）。卡尔后来研究欧洲各国的学术，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全是由于他从小时起受了他们父母之赐，得脱去犹太教一切深痼巨蔽的成见，全是由于他预先获得一张“欧洲文化入门券”。所以关于他的父母改教一事，并不像脱尼斯所说的一样：“在表面上是很有意义的，在里面是很少意义的。”（见脱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第三页）
卡尔生长于一个具有高深教育和处境丰裕的美满的家庭中，他幼时的景状是很优美的。关于他幼年的经过情形，虽很少表见于世，然就曾经留下来的一鳞半爪看来，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是普通的中等家庭儿童所梦想不到的。他秉性刚强勇猛，沉毅果敢，并且聪颖绝伦，当他到了能读书识字的时候，他的父亲即尽心竭力教他读书，后来并授以德、法名人关于哲学和历史等等的著作。他对于所教的东西很容易了解和领悟，因此特别为他的父母所钟爱。他的父亲看见他具有一种天才和优美的性质，对他便抱有无限的希望，断定他将来当为人类造幸福。同时他的母亲则相信他将来必定得到好处，必定是诸事如意，所以常呼他为“幸运儿”（Eingluckskind）。我们看他此后一生的努力毕竟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他的遭遇也是一个“幸运儿”应有的遭遇（指他得到绝无仅有的妻子和朋友等事），果然像他的父母所期望的了。
卡尔小时从他的父亲受得德、法优美的教育，这已经不是寻常儿童所能希冀的，然我们所谓“家庭教育”，还不止此。居利尚住有一家贵族，与马家为比邻，家主为威斯特华伦男爵（BaronLudwigvonWestphalen）。他于一八一六年才迁居此地，来就居利政府顾问之职。他到居利后，与海恩利系马克思成为很好的朋友，因此卡尔自小时起即出入他的家中，与他的小女儿燕妮（JohannaBerthaTuliuTennyvonWestphalen）共同嬉戏。威斯特华伦擅长于希腊和英国的诗歌戏曲，他常以希腊最著名的诗人荷马（Homer生于纪元前九百年之间）的叙事诗和英国最大的戏剧家莎氏比亚（Shakespeare）的戏曲教卡尔和他的女儿等等。卡尔的资质既非常聪颖，所以威斯特华伦非常爱他，并且乐于教训他。他在此处所受的教育，又是他的家庭中所没有的。墨尔林谓“幼年时代的马克思在这位自由思想官吏的家中找着一个第二家庭”（见墨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〇八页，一九二一年第十一版），这是丝毫不错的。
卡尔的家庭教育既是合德、法、英、希等国著名学者的作品而成的，所以他幼年的学业已大有可观；他以后做学问，所涉的范围非常之广，这是因为他的家庭教育预先替他安下一种坚固不拔的、宽广的基础，所以他能够造成宏大的建筑物。概括说起来，他从他的父亲所受的教育，是偏于哲学一方面的，因此，引起他后来研究哲学的兴味；他从威斯特华伦男爵所受的教育，是偏于文学一方面的，因此，引起他后来嗜好诗歌、戏曲，要做诗人的念头，他并且对于荷马和莎氏比亚的著作，是终身向往，不时诵读的。
卡尔幼时在教育上既获得他的父亲和威斯特华伦男爵绝大的益处，所以他对于他们两人是特别感恩，终身不忘的。关于他不忘父恩一事，我们可以从他的女儿伊利安乐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指卡尔马克思）讲他的父亲的事，从来不觉得疲倦，他把他父亲的相片放在身上……当马克思于他的妻子死后，作长途的悲惨旅行，去恢复他已经丧失的康健之际——因为他要完成他的著作——他仍以他父亲这个相片和我母亲一个玻璃制的旧相片（装在盒子里面）及我姐姐“小燕妮一个相片自随，我们于他死后，在他的胸前衣袋中发见这些相片。昂格斯将这些相片放在他的棺材里面。”（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第五页）至于马克思对于威斯特华伦，也有一种特别的表示。当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草就一本数十百页的论文腾正预备付印，他在卷首题名篇上大书特书：“‘敬献此书’于亲爱如父亲的居利政府顾问威斯特华伦先生，借志子侄之爱”等字（参看《马克思与昂格斯文汇》第一卷六三页），由此可见他敬爱威氏是至深且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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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资本论》序言（李季，19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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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资本论》序言
李季（1925年12月）
〔说明〕载于马克思著，博洽德编，李季译《通俗资本论》，社会科学社（亚东图书馆前身）1926年6月初版，1936年6月第五版。
在欧洲留学时，常听见友人说，近三四年中，国内批评马克思学说的著作逐渐多起来了。我当时虽想罗致此等作品，一饱眼福，竟不能达到目的，直到今年九月归国后，才能如愿相偿。不过我读了这些大著之后，实在有点失望。因为这一般“批评家”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大都是些门外汉，他们自己没有研究过这种学说，偏好将他们的一知半解发表出来。他们的议论，本来是信口开河，丝毫没有价值。然因他们在著作界中各占有相当的地位，而国人鉴赏能力又极薄弱，所以他们的话，居然能够哗众取宠，惑世诬民！
举例来说，胡适之先生不是国内有名的学者么？他不是顶着哲学博士头衔的哲学专家么？他不是时常劝大家对于一种学说当深加研究，然后加以介绍或批评，“免去现在许多……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弊病”“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去做口头禅”么（参看《胡适文存》一卷一五三和一九七等页）？然他自己谈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就犯了这种毛病。他驳陈独秀先生道：“其实独秀也只承认‘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宣传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见《科学与人生观》上卷《序言》三二至三三页）照适之先生上面一段话看来，他以为唯物史观仅认经济是社会发展中发生积极作用的唯一要素，至于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等都是消极的，都是不发生作用，而专待经济去促它们进步的。这种拙劣的见解与唯物史观的本义真是相去十万八千里！适之先生更荒谬的地方，就在他认为唯物史观的任务是在“解决”社会上单个的事件——如适之先生见着溥仪连呼“皇上”；因冯玉祥逼走溥仪，大叫丧失“国际信用”；看见人家发传单反对印度圣人泰戈尔，斥为非“君子国”待人之道；见人家提倡反对文化侵略讥为“无识妄人”。又如五四运动中打伤了章宗禅、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等，怎样用唯物史观去“解决”之类——他自己对于这样的“解决”也许是费过气力，没有获得很好的结果，于是觉得唯物史观对于“解决”社会上一切零星事件，包办不了，所以不得不承认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其实唯物史观的任务不在“解决”（应当说“解释”）社会上单个的事件，但在供给我们以了解社会革命的锁钥，但在解释社会革命（参看博洽德《历史的唯物论》，特别是三二和三三页，一九二二年第二版。JulianBorschardt：Derhistorishematerialismus）。关于这一点，主张埋头研究学问的适之先生何尝梦见过？可是像适之先生上面那样“半生不熟，生吞活剥”地解释唯物史观，不怕“一知半解的人拾了……去做口头禅”么？
其次，马寅初先生不是国内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么？他不是劝告人家莫高谈马克思的学说，免作“皮肤之论”么？他不是特别劝告研究经济的学者要深思博览，避去“言之不慎”的弊病么？（参看《马寅初演讲集》第一集二二二页）但可惜他只知道劝人家，却忘记了劝一劝自己！我们且看他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怎样描写的：“马氏曾有资本主义自杀政策之说。夫资本主义自杀政策者何？即谓现在实业发达，一切产业集营于公司，而公司换以股票，是昔日有形之产业，忽变而为一张纸片，一切权利，皆可以过渡之方法转移之。以此之故，主张共产者，谓若欲实行共产，惟在公司账户上划之而已。手续异常简便，如张某之户可以划入共产之户是也。并无如昔时有物质上之产业转移困难。此说一出，又兼欧战后，俄国之实行，世势因之巨变，而马氏社会主义之说，亦以之大勃兴也”。（见同书同页）马寅初先生以为马克思认“一切产业集营于公司”，换得“一张纸片”的股票，容易转移，这就是“资本主义自杀政策”，“实行共产”只须将此等产业从“公司账户”“划入共产之户”；而“欧战后俄国之实行”，也只是用整千整万的书记干这种将产业从“公司账户”“划入共产户”的勾当！这种说法，不仅是“皮肤之论”，简直是“言之不慎”，简直是大错特错！
又马寅初先生驳马克思等的劳动价值说，列举五个疑问，以相非难，完全暴露他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是什么一回事！最好笑的是下列一个问题：“如公园之大柏树，锯之则价值小，不锯则价值大，是虽费劳力而价值反小也，是何故欤”？（见《马寅初演讲集》第二集五七页）大柏树“锯之则价值小”，这是就出卖给别人而言，即指交换价值。“不锯则价值大”，这是就供游客赏玩而言，即指使用价值。马寅初先生对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没有划分清楚，偏要执此而非难马克思的价值说，岂不是太冤枉了么？
此外，如陶孟和在《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中所作序言，谢瀛洲在广东大学《法科学院季刊》上所发表《马克思学说之批评》，对于马氏学说的介绍与批评，错得一塌糊涂，几令人无从指摘起！这些鼎鼎大名的“学者”谈马克思的学说，既如此讹错百出，至于其他学力不及这些“学者”的人以及故意反对马氏学说的宣传家，说》一〇六页，一九二二年柏林出版——M.Beer：KarlMarxseinLebenundseineLehre）马克思自己也承认第一卷的起首几章最难，所以他开一个读书方子给他的朋友的夫人，叫她先从中间和后面读起（参看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一页）。可是我们不单独介绍《资本论》第一卷，不仅因它本身比其余两卷更难读，还因它和其余两卷是一气呵成，互相贯串，互相说明。倘若遗弃后面两卷，使之偏而不全，则第一卷的意义愈加容易为人误解，至少也是愈加不容易显明了。所以考茨基说：“要完全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必须知道全体。没有第二和第三卷，不会充分了解第一卷，第一卷中有许多‘部分’—即第一卷讲商品和货币的最大部分——构成二、三两卷的预备‘材料’，比构成第一卷后面的发挥‘张本’更多，并且对于了解流通进程，比了解生产进程更为重要（见同书《序言》三四页）。”
《资本论》的全部既不能仓促译成，且出书后未必有多少人过问，而《资本论》的一部又不宜单独行世，我们介绍此书的计划，岂不是终成泡影么？决不会。拿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KarlMarx’sOekonomischeLehre)、阿卫灵（EdwardAveling）的《学生的马克思》（Student’sMax）和黄特曼（Untermann）的《马克思经济学》（MarxianEconomics）这一类的书来作替身么？也不是。到底是什么书呢？就是博洽德所编的《马克思通俗资本论》。（Karl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ehenOelonomie，Gemeinverstandlicheausgabe）
博洽德为德国治马克思学说有名的学者，他潜心研究《资本论》至三十年之久，并于二十年前应比国京城不律塞社会科学院之请，与比国一个同志将《资本论》二三两卷译成法文。自欧洲大战爆发后，他得着闲暇时间，编纂他多年想像的《马克思通俗资本论》，至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脱稿付印。出书后十五个月之内，即销去一万部，未几又被次第译成英、俄、法、日等文字，真是风行全球了。上述考茨基、阿卫灵和黄特曼等的著作不是仅限于描写《资本论》第一卷的学说，就是挂一漏万地将三卷中的学说略说一下，并且全是用他们自己的语法表现出来的。博氏所编纂的《通俗资本论》则含有三卷中最重要的学说，其中文字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出自马克思自己的手笔，博氏的任务只在用些承接的文字，将马氏的作品结合起来，或是将马氏艰深的文句使之通俗化。因此，我们一读此书，即真正读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简明本，这是本书比其他任何类似著作的价值独高的地方。
《马克思通俗资本论》为《资本论》的缩本既如上所述，然就编制上讲，两者是不相同的。《资本论》第一卷所论的为资本的生产进程，它首先探讨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商品，次则及于货币，再次则为货币的资本化、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工钱、资本的蓄积，而以原始的蓄积为殿，因此追溯到大工业资本的前史，并推论其将来的出路。我们在此处所看见的主要事件，是劳动者在工厂中替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第二卷所论的为资本的流通进程，资本家将已经生产的商品从工厂中运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再投入生产中，使生产进程得因此继续下去。第三卷所论的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进程，资本家在流通进程中既因商品的出卖而实现了剩余价值，此时就将其转变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分配于全资产阶级。马克思这样做法，本造成一种极自然的统系。所以卢森堡女士（RosaLuxemburg）说：“就这部大著作的全体观，我们可以说，第一卷及其中所发挥的价值律、工钱和剩余价值，将现社会的基础赤条条地暴露出来了，第二和第三两卷则表现立于这种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物。我们还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图形形容出来，就是第一卷示我们以社会有机体的心脏，而血液是由此心脏中产生出来的，第二和第三卷示我们以全体的血液循环及营养，一直到最外部的表皮细胞为止”。（见墨尔林《马克思传》三八四页，一九二〇年第三版——FranzMerringKarlMarxgenchichteseinesLebens）
然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资本论》以第一卷为最难，而第一卷又以起首几章为最难，博洽德编《通俗资本论》，如果仍旧依样画葫芦，则普通一般人起首就遇着难关，所谓《通俗资本论》，那便是名不符实了。所以他特变更计划，将其中次序稍微颠倒一下，由浅入深，由易入难，务必引人入胜，使不感到任何困难，而全书自成一气，丝毫不露出割裂的痕迹，这是编者手段高妙之处。他自认在一方面是很忠实地保持马克思学说的意义和内容，在他方面又使平常人和初学者容易了解（参看《通俗资本论》序言一六页），这两点他确是做到的。英文译本称此书为《民众的马克思》（ThePeople’sMarx），也就是表示此为民众所能读的书了。
《通俗资本论》既为民众所能读的书，则民众万不可不读。为什么呢？因为《资本论》的终极目的是在“表现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律”（引马克思语，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八页）。并且“世界上自有资本家与劳动者以来，没有一部书对于劳动者像本书这样重要。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社会全部制度的枢纽，这种关系在本书中才第一次依据学理发挥出来，其持论既彻底，又复锐利无匹……”（引昂格斯语，见哥郎瓦尔德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八页，一九一二年出版——M.Grandwald：ZurEinfilihrunginMarx'Kapital）生息于现社会的民众要知道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要了解现社会制度的枢纽，对于本书不可不人手一编，借资考镜。
不过民众要读此书，在未开卷之前，望着书名，马上会发生一个疑问，就是“资本到底是什么？”关于资本的学说，种类很多，我们对于已经陈腐的，或过于怪诞的（例如中古时代的人以及重商主义的学者认一种出贷的货币额为资本，黑尔曼（Hermaun）认一切有交换价值而又继续耐用的货物为资本，李斯特（F.List）于物质资本之外，又有所谓精神资本，罗竭（Roscher）也有无形资本之说，等等）一概从略，只介绍一二最著名的学者的学说如下。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士（AdamSmith）以为一个人的“全部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希望借以获得一种收入的，这就叫做资本。另一部分是满足他的直接欲望的……”（见亚氏的《原富》德文译本第二卷四页，一九二〇年出版——EineUntersuhungUeberNaturandWesendesVolksuchlstandes）；他又说：“一个人总希望从他所用为资本的每种财富中获得一种利润。因此他仅用这种财富去维持生产的劳动力，当将此用作资本时，即构成一种收入。可是他如果用这种财富的任何部分去维持任何种不生产的劳动力，则这一部分即刻就从资本中取出而列入直接消费的财富了”（见同书八三至八四页）。亚氏齐名的李嘉图（DavidRicardo）说：“资本是一国用于生产的财富部分，这是由维持劳动活动所必需的食料、衣服、器具、原料和机器等等成立的”（见李氏《经济学与赋税的原则》一九二一年伦敦第二版——Prine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
上述亚当斯密士和李嘉图对于资本的学说，一直到现在，还是为有产阶级的经济学所公认。他们以为凡用于生产中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等等就是资本，用于享乐消费的财富即非资本。照他们的说法看来，不独四千年前唐尧帝时代因“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所用的食料和工具是资本，此等凿井、耕田的自耕农是资本家，即原始共产社会一切用于生产方面的食料和工具也都是资本，而原始共产社会的人尽成为资本家，因为当时的人都从事于生产，没有无故而不劳动的。不仅是这样。婆罗洲的猿类能用木材架屋，能运用木石去获取各种食物，即下至于猴子也能用石头去击碎硬壳果，吸取果仁，是猿猴所用的养料和木石也是资本，而猿猴都变成资本家了！不独兽类如此，即昆虫类如密蜂等在生产中也有资本，蜜蜂也是资本家了！所以照此推论起来，有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于资本的学说实在是太滑稽了！
然资本到底是什么呢？科学的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思告诉我们说：“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见马氏《工钱劳动与资本》二五页，一九〇七年柏林出版——LohnarbeitundKapital），“一种人如果不遇着另一种人——即工钱劳动者——因受压迫而自愿出卖自己，则前者虽据有货币、生活资料和其他生产工具，尚不能变成资本家……资本不是一种物品（EineSache），但是一种借物品表现出来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九三页）。所以“一个黑人只是一个黑人，要在一定的关系之下，他才变成奴隶。一架棉花机只是一架纺棉花机器，要在一定的关系之下，他才变成资本。他一离开此等关系，即不是资本，恰如金子自身不是货币，沙糖不是糖价一样。”（见马氏《工钱劳动与资本》二四页）更明白些说：“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为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自身——的财产时，即非资本。此等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同时用作剥削和宰割劳动者的工具——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才变成资本。”（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九三页）。“资本是死的劳动，他和吸血鬼一样，要吸取生的劳动，才能够生存，他吸取愈多，则生存愈好。”（见同书一八二页）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学说，真是精彩绝伦！照他的说法，不独蜜蜂与猿猴所用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非资本，蜜蜂与猿猴自己非资本家，即原始共产社会中所用的食料与工具也非资本，这种社会中的人，也非资本家，即“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所用的食物与农具也非资本，此等自耕农也非资本家。只有剥削和宰割劳动者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才是资本，只有凭借此等工具和资料不劳而获的人，才是资本家。
大家对于资本的意义既明白了，便可以开始去读《通俗资本论》。不过还有几点是要预先注意的，今特介绍俾尔的一段话如下：“要懂得《资本论》，必须记着下列各点：（一）马克思没有下永久有效的解说。如资本、工钱和价值等等的观念都是历史的范畴，这就是说，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有一定的意义，在别种时代中便没有此等意义。例如价值的观念在别种时代中可以只指物品的有用性讲；在又一种时代中，价值是可以由一种物品表现的功效或美丽做标准去决定的。但在现社会中，价值是由生产费决定的，而这种生产费由马克思用科学的分析，化为劳动。（二）马克思对于科学上发现的诸原则，视为事物内部的真正的性质，对于与之对峙的实践，视为事物表面的和由经验得来的现象。例如：价值是理论的说明，价格则为经验的说明；剩余价值是理论的说明，利润则为经验的说明。由经验得来的诸现象(价格与利润)固然和理论有参差之处，但没有理论，此等现象是不能为人所了解的。（三）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在本质上视为不受外界的阻碍与扰乱的，视为不受国家和无产阶级严重干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人斗争与工厂立法，与其说是用为限制独立资本的剥削作用，毋宁说是用为完成生产力的发展。（四）他的心目中总是看着资产阶级，而不是看着单个资本家的。”（见俾尔《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〇六至一〇七页）
末了，还有五点是要声明的：第一，博洽德编《通俗资本论》的目的，不是用此书去代替三大卷的《资本论》，使原书从此可以废置不用，他的意思是要借此书为初阶，引导许多人去读原书（参看《通俗资本论·序言》十五和十七页）。我们译此书的目的也不是用它去代替三大卷的《资本论》，但是借它为初阶，引导许多人去读大部头的《资本论》。我们在上面虽指出世间很少人有读这部大著作的要求，然我们决不因噎废食，遂不尽介绍原书的责任。因此我们只要稍得闲暇，即将着手翻译三大卷的《资本论》。第二，本书系从一九二二年第四版的《通俗资本论》德文原本译出，一切内容，均以此为根据（英文译本与德文原本间有出入之处）。第三，译书本分直译与意译两种，各自有其价值。本书几全用直译，希望借此保持原文的精神。不过中西文法不同，有时须加些字句，才能显出原文的真意思；译者对于自由加入的字句，均用方括符〔〕作标记，以明责任。第四，原书所征引的书籍，如系英文，即直接用英文原名附入本书中，不再沿用德文译名。第五，本书对于原书一切文字均很忠实地译出，半点不敢遗弃，唯对于原书第三版所附加的检查表，因比较不甚重要，故暂时从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序于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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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对于《哲学史》的总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十一对于《哲学史》的总批评
（一）介绍胡博士思想中作《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二）狭隘浅薄的“述学方法”（三）两只眼睛死死钉在思想本身上的“明变”法（四）抛弃根本采取枝叶的“求因”法（五）好一个“‘客观’的评判法”！（六）“述学”的成绩（七）“明变”的成绩（八）“求因”的成绩（九）还要请教他解释这个“为什么”！（一○）“评判”的成绩（一一）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一二）批评后的悲愤！
第二十，我们对于胡博士的《哲学史》虽没有逐篇逐章批评，但其中的重要之点和错误最多之处，大都涉及，所费的文字已多于他的原著的一半，似乎可以就此收场，不必往下再说了。不过我们还要辟这一项继续批评，实有两层用意：一是侬照他所指示的方法来评判他的书，藉副他的希望，二是在这种评判中可以将前面各项的批评要点总括起来，并略加以补充，使之联成一气。他所指示的方法是什么呢？《哲学史》起首一篇的导言上说：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中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这是我理想中的《中国哲学史》，我自己深知道当此初次尝试的时代，我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这个目的，和未能谨守这些方法之处。所以我特地把这些做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一来呢，我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二来呢，我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
我们钦佩胡博士在此处所表现的谦逊态度，同时也感谢他所指示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极不高明，并十分拙劣，我们且预先在此指摘一番。
一，他著哲学史，从述学入手，而所谓述学，不外（一）搜集史料。（二）审定史料，（三）除去不可信的史料，（四）整理可信的史料。而他所谓史料又只限于两项；
“一，原料。……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
二，副料。……凡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都是哲学史的副料。”
要做一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要做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单靠“各哲学家的著作”，和“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是绝对不够的。胡博士不独应当把人类学，人种学，经济史，文学和神话传说等等列入史料的范围，并且还当把考古学所得的材料，如已经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青铜器之类，一起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否则不明我们先民自然史和文化史的情形，不懂他们经济结构和阶级形成的状况，必不起源，只好能探溯哲学的像他做哲学史一样，直从老子起首，对于以前的哲学思想一字不提！然就是这样，也不能做出一部正确的哲学史，因为哲学的背景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这种缺点都是搜集史料的范围过狭必然的结果。
讲到审定史料，他提出五项寻求证据的方法，即（一）史事，（二）文字，（三）文体，（四）思想，（五）旁证。所谓“旁证”仅限于“从别书里寻出的”证据，这自然是不够的。又整理史料，他也仅限于（一）校勘，（二）训古，（三）贯通三种方法，而于前两顶，目光始终不出书本子的范围，并且还是不出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戴震等人的书的范围。其实我们在上节所举的各种科学，尤其是已经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都为审定史料和整理史料应有的参考资料。胡博士对于这一切不独没有门径，并且也绝不加以注意，所以他作哲学史失败的根源已经伏在他所谓“述学”中了。
二，他所揭橥的“述学”既如此狭隘浅薄，而所谓“明变”也恰恰如此。据他说：
“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要明“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不是用两只眼睛死死钉在这种思想本身上“明”得来的，也不是将各种互相对抗的思想牵合在一起“明”得来的，举凡思想的变迁与歧异绝非随意形成，各自有其深刻的背景。胡博士总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他的“明变”在同派的思想家中，虽常犯了用唯心论作解释的毛病，还错得有限，至于在异派的思想家中那就真是个牛头不对马嘴，错得一塌胡涂。
三，“求因”和“明变”是互相关连的，前者既错，后者当然也会错。胡博士说：
“哲学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甲）个人才性不同。
（乙）所处的时势不同。
（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他求因不从阶级着眼，偏从人的才性着眼，是弃其大者而取其小者；不从社会基础的经济入手，而从空洞的时势入手，是弃其根本而取其枝叶；不从实际生活中去找线索，偏从思想学术中去找线索，是弃其重者而取其轻者；——像这样的“求因”是求不出真因的。
四，除掉上述三项外，还有他的最得意的第四项，就是评判。他说：
“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这是实验主义最露骨的应用，因此毛病也最大，我们应当替他指出来。
胡博士说“‘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于是自称他那以效果的价值为一种学说本身价值的实验主义批评法为“‘客观的’评判”。这真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我们已经屡次声明，自原始土地公有消灭，阶级制成立以后，社会中即有许多阶级对立，每个人都有所隶属，断没有超阶级的人。因此各人对于一种思想或学说效果的估价虽未必人人互异，然至少是和他们的阶级观点相适合的，于是对于一阶级的人有效果的东西，对于别阶级的人未必有效果，也就未必有价值。现在即以胡博士所举庄子的“定命主义”为例。自荀子看来，这是没有用的（即没有效果的），故加以排斥，自陶渊明，苏东坡，以及“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看来，这是有用的（即有效果的），故予以欢迎。所谓效果，所谓有用，都是主观的，都是随阶级观点的不同而互异的，应用这种标准的评判法如何能妄称为“‘客观的’评判”？！
还有一层，一种学说对于同时和后来的思想，发生何种影响，“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其“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全以当时和后来客观的环境为转移，要这种环境适于这种学说的发展，它才表现有用，表现效果，否则它本身虽真有价值，也不见得就发生好的影响。胡博士在批评墨子的三表法时说道：
“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它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
现在要反问大博士，如遇着“在几百年”中不表现效果的学说，将如何评判它的价值？！
詹姆士以为实验主义不过是思想的几个老法子，换上了一个新名目。这是对的。试看以效果的价值为一种学说的价值，这不是将“以成败论英雄”的老法子翻翻花样，换上一个新名目么？老法子的说法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实验主义者新法子的说法是：对于本阶级或本人有用的和有效果的，是有价值的学说，或本阶级和本人所视为有用的，视为发生过良好效果的，是有价值的学说，否则不论其本身如何健全精密，都是没有价值的学说。请大家看啊：好一个“‘客观的’评判”法！
总观胡博士的“理想中……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的作法，实在毫无是处，他“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未免有些痴思妄想，因为采用这些方法的人即不会作出“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能作出“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的人，即不会采用这些方法。不过我们为副他的第一个希望起见，正不妨依照这些方法来考虑他的大著，作为一种总的回顾。
一，述学。就胡博士所指的“述学”讲，这一项好像比“明辩”，“求因”，“评判”三项要容易得多，因为从现成的材料中做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总算是便当的事，每个对于哲学有研究的人都能胜任愉快。其实不然。一部书的关键全在于此：述学如果正确，则以后三项比较容易为力，否则追源溯流，处处都会陷入歧途。他的哲学史第一步的大失败就在这一点上。
他做述学的工作，从老子开始，把前此各哲人的思想搁在一边，这种“截断众流”的手段，实在截得太厉害，将来源一齐截去，突然涌出一个老子来，难怪梁启超要说，“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他叙述老子以前三百年的时势和思潮最正确，如战争的积极作用，新阶级的发生，各思想派别的阶级性，都没有表现出来；而于老子本人年代的考证更不精密（在梁启超以前，既有清人崔述，汪中疑及《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胡博士如果细心考证一下，也许可以免去这种错误），以致把古代哲学家的晚辈提作“中国哲学的始祖”，首先替“明辩”，“求因”，“评判”造成一种错误的泉源；至于对老子的学说不能正确而扼要地叙出，尤其余事了。
胡博士的述学于第一次失败之后，接着又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至于无数次的失败。他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而“《易经》的哲学”是“（一）易，（二）象，（三）辞”。其实所谓易，象，辞只是《易经》的外表，他的叙述仅及于这种外表，而没有深究其内容，表现何以有那样的易，象，辞。他用一专章叙述孔子的“一以贯之”，归结到“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这也同样是皮相之谈，未束道出孔子的真意所在。我们为着要解释这一点，须先征引《论语》中孔子对子贡说的几句话：
“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如果“一以贯之”不过是“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试问“多学而识之”，是干什么？难道只学一些乱七八糟，没有条理，没有统系的东西“而识之”么？难道“多学而识之”之后，即不“用来推论”么，这一问便充分暴露胡博士的解释是浅薄到万分了！其实所谓“一以贯之”，如用俗语来解释，是“用一定的道理去应付万事万物，而使其贯通”，如用学术上的语言来解释，是“用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事物，而融会贯通之”。所谓“一定的道理”，或“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要这样述学，才没有失去孔子的本意。此外，他又把孔子的“学”字解作“只时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无处不表见他的肤浅和错误。
啊，我们这样挨次数下去，不独所占的篇幅太多，并且也不符原来概括批评的旨趣，因此，不得不力求简单扼要。胡博士对于充满墨子书中并为其学说主脑的“农夫”，“百工”，“妇人”，绝不提及，故意掩蔽其阶级性，宣言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于是将他从地上抛入半天云中了。对于惠施，公孙龙等的诡辩，一律加以辩护，这便是“化腐臭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对于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为你吹嘘，许行的“市价不贰”论，用“互助的社会”这种大名义曲为掩护。对于法家的学说完全没有道着要点，尤其是因《管予》和《商子》非管仲，商鞅所作，即舍弃不顾，殊不知此等著作仍旧可以表现战国时代法家的思想，不能存而不论。至于其他细微之点甚多，也不必枚举了。
二，明变。述学的工作既如此不满人意，而明变的工作便完全牵强附会，不知所云。老子一书确系战国末期的作品，他为传通的说法所蔽，将老子作为哲学的头一胎，硬认孔子的“无为而治”和“以德报怨”是出于老子的学说。在另一方面，他又以为孔门弟子“孝”字派“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不肯‘损一毫以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要“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有了这两种极端的学说，不由得儒家不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了。所以《大学》的主要方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不仅是这样。“孟子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还要使百姓享受利乐”。此后他又以为墨学发展到“别墨”，于论“辩”一顶表见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而有怀疑主义的名学出现。“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至于法家可说是集道儒墨三家的大成。因为它从道家得到“无为主义”，从儒家得到“正名主义”，从墨家得到“平等主义”的缘故。可是许行，陈仲的学说怎样变来，未蒙明示，大概是因这种人物无足轻重，用不着说罢。
以上就是胡博士“明变”的工作。他用“影响”，“反动”等字，把道且儒，墨，法，四家的学说连锁起来，表现“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好是好的，不过和真相相去，足有十万八千里罢了！大家固绝不可像今年北平某杂志所传傅斯年的见解一样，说“历史是上句不接下句，东摇西摆，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不成体统的东西”，但也不能像胡博士一样，离开阶级的立场，把两只眼睛死死钉在各种学说的本身上，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简简单单用一条穿凿附会的锁链子（即影响与反动）连贯起来。我们知道，并在前面已经证明一种学说的出现或向某方面发展，虽多少可以受同时代或前代另一种以至另几种学说的影响，但语其根本，则仍以阶级的背景为转移，这是一个主要之点。胡博士抛弃了这个主要之点，所以他的“明变”只是自己明明白白地变戏法！
三，求因。所谓“变”，既只止于这四家交互的“影响”和“反动”，所谓“因”也不外诸求其中，要到万不得已，他才求之于所谓“时势”。他以为老子的思想完全是距他两三百年前的时势和思潮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又说“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而“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可见胡博士是要求老子的天道观念的因于诗人时代。但《诗经》上明明承认天有意志，老子偏说天道无知，这个“因”如何求法呢？他于是变更论点，降下来两三百年，说：“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不过孔子所生的时代也是一个“纷争大乱的时代”，也“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何以又承认天有意志？墨子所生的时代也是一个“纷争大乱的时代”，也“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何以又承认天有意志，而他对于天的态度复与孔子不同？可见单从广泛的时势上去求因，也是求不出来的。要达到这种目的，当从各人所代表的阶级下手。老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日趋崩溃，正在怨天恨地，无法自救，故愤而宣言：“天地不仁！”孔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士和新兴地主阶级日形发展，正在欢天喜地，奋发有为，故心平气和地说：“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墨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农工阶级日见扩大，但力量薄弱，不足以言争斗，故诚诚恳恳地说：“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要像我们这样的求因，才是合于自然情势而真实不虚的。
可是胡博士的求因法大半只以常时的思潮为泉源，连带时势都很少提及。结果他虽有时能说出一个“因”，但这不是某种学说发生的客观的“因”，只是他凭着主观制造出来，硬加在某种学说上的“因”。举个例来说，他以为“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此外，又求墨学灭亡的“因”于儒家的反对，法家政客的猜忌和“诡辩”的微妙；求古代哲学中绝的“因”于“怀疑主义的名学”，“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和“方士派的迷信”。
然这一切的一切虽只是胡博士主观上的“因”，到底也还有一个“因”，总算是尽了自己的心，掩了世人的耳目。有许多地方，连这种主观上的“因”都没有。例如他屡称“《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含有无数有价值的科学材料，但古代为什么能产生这“第一奇书”，竟说不出原因。他自诩为懂得，由孔子的“爸爸政策”到孟子的“妈妈政策”是“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讥笑他人“爸爸妈妈的分不清楚”，但为什么有这种进化，又说不出原因。他屡说庄子“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但庄子为什么要持这种态度，又说不出原因。他说到“墨家论‘名’只有别同异一种用处。儒家却于‘别同异’之外，添出‘明贵贱’一种用处”，但墨家为什么是那样，儒家为什么偏要这样，又说不出原因。他说许行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陈仲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但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又说不出原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胡博士在最近“《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用老前辈的口吻，告诉他的“少年的朋友们”说：
“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现在教人记得一句‘为什么’？，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
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请大家记得：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
胡博士这样会教“少年的朋友们”处处要问个“为什么”？这样会激励大家不要忘纪“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而他自己替中国著一部开天辟地的哲学史，却处处说不出一个“为什么”，并处处忘记了说一个“为什么”，不知这是为什么？还要请教他解释这个“为什么”！
四，评判。“述学”，“明变”，“求因”三项既是有系统地一路错下去，并且愈错意多，则所谓“评判”便可想而知，尤其是遵照实验主义的方法所下的“评判”，自成一家，别饶风味，请大家赶快来领略罢！
“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依照这一段评论看来，老子孔子应当是劳苦农民的代表，专替他们说话，才算是“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然在实际上，老子竟站在反动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发挥一种愚民政策，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胡博士看不见这种大关节，偏爱将老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去比附《伐檀》，《硕鼠》两篇诗，殊不知这些诗所表现的是在下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攻击，而老子是“以统治阶级的代表自居”，特向这个阶级陈情的，所以下面紧接着“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等语。至于孔子也同样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地位，把人民看做受治的客体，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试问这种的口气是受过《伐檀》《硕鼠》两诗洗礼的人应该说的么？可见胡博士的第一次大评判，就是第一次的大失败！至于一方面说老子孔子同为古代革命种子的萌芽，另一方面又说只有老子是“思想界的革命家”，而孔子为“中国古代的守旧派”，还算是小而又小的矛盾了……
第一次的大评判既已大失败，第二次的大评判又是如此。先请看他的伟论罢：
“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因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公孟篇》又说：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署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我们看了这一大段话，对于他的评论的武断，不能不吃一大惊！《耕柱篇》和《公孟篇》所记载的是否事实，本是一个大疑问，即系事实，也不能这样轻率地根据一二事来评定孔子整个的哲学方法。他自己在这一段话相隔不远的前面亲口说过：“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试问以这样“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何致蠢到遇事只问“什么”，不问“怎样”与“为什么”？我们单从常识上推测，也可以知道孔子决不致如此浅薄。
梁启超为着反驳胡博士的批评，特从《易经》上引出许多证据，表见孔子处处在讲“为什么”。其实梁氏用不着费这许多气力，只须从哲学史上讲孔子学说的一章中抄出一小节就够了。胡博士对于孔子“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几句话解释道：
“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须从三方面下手。第一，看他因为什么要如此做；第二，看他怎样做，用的什么方法；第三，看这种行为，在做的人身心上发生何种习惯，何种品行。第一步是行为的动机。第二步是行为的方法。第三步是行为所发生的品行。这种三面都到的行为论，是极妥善无弊的。”
多谢胡博士，已经亲口供出孔子也说过“为什么”和“怎样做”，我们如果肯仿照他用老子的无为去比附孔子学说的办法，还可以说墨子的“为什么”和“怎样”，是因受了孔子上面几句话的影响才发生的啦！
可是我们不用停在此处多说，请再看看下面一种奇妙的评判：
“《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明是赵穿弒君，却说是赵盾弒君。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这都是个人的私见，不是历史的实事。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
胡博士这一段话的最大部分明明承认《春秋》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从正名主义出发去批评历史的书，明明承认后人把它看做历史的模范，崇拜太过是一大错误，可见它本身原来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毒”。可是胡博士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忽然一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这就是说，《春秋》不独有”毒”，并且还有“余毒”，不独有“余毒”，并且非常厉害，使两千年来的中国产不出一部好历史！神奇哉，大博士的评判法！
像这样的评判法，他对于墨子的三表法也应用过，前面已经详细指出，兹不再赘了。此外，如断定庄子的《齐物论》为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荀子的九个字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等等，都是极荒谬的评判。总之，我们就是依照胡博士所指示的方法来批判他的书，也仍然发见其中是百孔千疮，找不出一点好东西。从头至尾，大都是浅薄而谬误的：其根本的原因就在应用唯心的实验主义的玄学方法，作为“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的方法。
此外，这种哲学史的成分很不均匀，对于各哲学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说得不甚充分，对于他们学说实在的背景更没有提及，而于名学一项却拉得很长，竟占全书三分之一，因为它原来是由一部名学史改造出来的。胡博士以为“清代的汉学家……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破碎”，而作为哲学史，须“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他自己对于这一点却没有做到，全书都“流于支离破碎”，没有提纲挈领，没有系统化，而以老子荀子等篇为尤甚，因为这是由一部大学讲义改造而成的，故没有脱去讲义的气味。（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是毛病百出，但的确做到提纲挈领和系统化的境界，读者试比较一下，即能知道）
现在总括起来说：梁启超大吹大擂，认为具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的“空前创作”（参看梁氏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自我们看来，是观察力不锐敏，组织力不致密，创造力过于大胆！胡博士大言炎炎，认他自己做了这部“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哲学史大纲》“是中国一件大幸事”，但我们根据上面十万字的批评，可以确切地告诉他和世人，这是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
梁启超于批评这部书之后，发表他的感想，说他“得有批评这部名著的光荣”，很是“高兴”，我则恰恰与之相反，很是“悲愤”。为什么呢？第一，我本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只因到德留学，获得一种新的观点与方法，偶然从友人处找着胡博士这部哲学史，携归重读一遍，发见许多错误，觉得有严厉批评的必要。但归国后，因从事于社会科学的教授与著述，遂将此事置诸脑后；迟至今日，因自述生平的学业，才得参考群书，重提旧事，虽此时的见解较前有长进，然延迟这种批评工作，实在是十分可悲的事。第二，国内的旧哲学家和新哲学家，老哲学家和少哲学家，大哲学家和小哲学家，到处都是，对于这部影响最大的书，从没有作过有系统和整个的批评（除梁启超外），学术界这种萎蘼不振，真是令人愤慨！因为这种不管事的沉默态度，不独使读书界受绝大的损失，对于作者也是一样。拭看胡博士初作哲学史时，态度是何等谦恭，他宣言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他所标的目的和未能谨守他所定的方法之处，希望人家加以批评，并“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但是过了几年，他只听得大家无聊的喝采声，碰不到一篇严厉批评文字，便渐浙感觉自己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世界闻名的哲学家，真是了不得，于是公然自命为中国治哲学史的开山人，且目为“中国一件大幸事”，自称他“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自认“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自猜“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休想站得住”！(像这样目中无人的骄傲态度，不独是前后判若两人，并且也是学术界所仅见的！然我们却不能完全怪他。这只是——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因为他“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他已生锈了，他已变钝了！我们对于生锈和变钝了的胡博士已经没有爱护的可能，也似乎没有爱护的必要，只可惜学术衰败的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有价值的哲学史出现，以致一部分青年学子“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我们实在不忍见中毒的人日多一日，故竭自己的棉薄，草就此文，为批评界作一个先驱小卒，希望以后源源而来的都比此深刻而高明，那今日悲愤填膺的我将来也可以得着无限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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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后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几句后话
本书大半是由前在《读书杂志》发表过的几篇长文略加修订增补而成，只有批评陶希圣君的最后一小部分和整个附录尚未与读者过面。书局于打成纸版后，将样本送给我重读一遍，至少有两点自己感觉不满意：一，本文对于《史记》及卜辞的殷代帝王世系表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开始期已经约略说过，而序言中发挥得更为详尽，不免重复。二，关于批评陶君的最后一部分，及其他数处征引过多，有欠剪裁。关于第一点，是因本文早已排就，我后来较详尽的意见无从加入，故不放在序中。关于第二点，是因当时力求详进，又系仓促草成不免草率（因搜集材料的时间过多，）故将作文的时间缩短，没有修饰，故未发觉出来。我的意思本拟修改一遍，再行付排，恐书局因成本关系不能答应，只好作罢。将来如有改版的必要时，当再加以修改。
本书虽有一些缺点，但除分别批评各家对中国社会史的意见外，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可供国人讨论：一，中国社会史分期的问题，二，中国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的问题。以后如有重整旗鼓的机会，望参战者对此多多发表意见
又本书已经发表的部分，间有连带批评二十世纪的，台柱子叶青的他因我暴露了他没有社会科学常识，撕破了他的中国第一个理杂志第一个理论家的假面具，便老羞成怒，在该志二卷四期发表一篇和我论批评方法的文字，极牵强，割裂，谩骂，掩饰的能事。我旋草就一文作为回敬，叫做《进攻叶青中的遭遇战》。本拟一起附在本书后面，因篇幅太多，不能如愿，将来当和我的未能发表的《马克思五十周年祭》的长文及其他短篇合成一书，时局如果许可，即当付刊。我在该文中将叶青指摘我的各点驳得体无完肤，将他过去的行动及现在之文字欺骗，真相都揭穿了，中国第一个理论杂志的第一个理论家等着瞧罢！
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作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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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附录
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
A．幼稚
B．矛盾
C．庸俗
D．虚伪
前承友人赠《文化杂志》创刊号一本，翻开一看，内有胡秋原君《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一文，共四万多字，于拙著《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节段，有所批评，这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参战的结果，已经引出一个论敌来接战，战局由此展开，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到了。读这样的长文，不用说，是要花整天工夫的。“饭早上桌了，得了什么至宝？还不来！”这种声音传入我的耳鼓，才觉得肚子有些饿，必须吃了饭再来领教内容。但我有些舍不得这新到手的杂志，于是依照向来的习惯，先读编后记，过一个小瘾，急忙看到第三段，有
“胡秋原先生……《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卓见尤多，贡献于中国社会研究者良厚”，一语，引起我无限的敬意！我在“卓见尤多，贡献……良厚”的印象之下，跑到饭桌上去“解决民生问题”了。
“吃饭如同小战！”这句话至少足以形容我吃的这一顿饭。我于狼吞虎嚼之后，急忙来读胡君这篇“卓见尤多，贡献……良厚”的大文，先看小题目，多么漂亮而堂皇啊！再看他所用的参考书，“除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遗稿，《资本论》，《反杜林论》，《列宁全集》（尤其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之诸名著，以及马加尔，瓦尔加等之著作外，”还有约尔克（Yolk）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杜布洛夫斯基（Dubrovsky）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之本质问题》，波卡洛夫（Botcharov）的《阶级斗争史》先资本主义社会之都，《古代东洋社会之章》，坡克洛夫斯基（Pokrivsky）的《俄国文化史概论》，论俄国封建主义俄国专制主义之起源及特质，羽仁五郎的《东洋资本主筹之形成》，寺岛一夫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意义及其他关于东方诸国史之诸家零见》。像这样博览群籍的胡君犹自谦为
“我不讳言我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
试问像这样的“外行”，中国有几个，我敢断言只有胡秋原君一人！同时我也不讳言，我在政治经济科鬼混了十几年，没有读过这许多书，不讲读，并且绝对没有涉猎过这许多书！啊，“国中有颜子而不知，”真愧杀我了！
尤其使我惊叹的是他读了拙著后
“觉其过伤武断，故竭三日之力，以成此篇。”
不仅是这样，他在文末并注明这还是“病中”做的，以“三日之力”做成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每日能做一万四千字以上，并且还是在病中！这在我，即使没有病，即使不要做刚只照抄，如要继续三四日，那每日至多仅能抄七千字。啊，像这样心灵手敏的天才，我真拜服到“五体投地”，我真恨自己早前不应当贪一笔稿费，做那出丑的文章，誓从此抛弃这枝破笔，去替胡君执鞭！
各位看官和高明的读者，我是在羡慕，惊叹和感愧交并的状况之下，战战兢兢，汗流夹背地来读胡君这篇大文的呀。不过——不过我一口气读完之后，不相信，绝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看了一位读过——至少是涉猎过——名著万卷的胡秋原君的大文。我于是不得不学孔二先生，喟然而叹曰：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文，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文！
我叹了这口气之后，对于胡君的大文有八个字的总评，就是：
幼稚，矛盾，庸俗，虚伪。
这不是我凭着感情骂人，而是陈述一种客观的事实，因为胡君一篇四万字的论文竞包含五十种以上的错误，我的反驳简直有无从下手之慨，故不得不标出四个大项目，以便以类相从。又胡君这些错误虽应由他自己直接负责，但错误的根源是出于“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杜布洛夫斯基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洛夫等的议论，故我在许多点上虽专门在驳胡君，然关于本问题的大关节处无不归结到杜波诸氏的身上，所以我的大题目上便写明对他们迎战了，现在且来分项进行吧。
A．幼稚
拙著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文既已解释过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于这种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区别，复详为阐明，多至三千余字。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从没有这样说过，这是我综合他们的学说，认他们的心目中一定有这样的区分，才引伸出来的。我深知这种工作的危险性非常之大，因为稍一不慎，即可以演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局面，所以我在文末郑重声明“竭诚欢迎深刻的和从大处着眼的批评。”胡君既看过如许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名著，又在文首标明这个上篇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理论，”同时并以纠正马加尔，瓦尔加等和我的所论做副题，他对于我这三四千字的臆说，应当如何加以详尽的反驳，使之体无完肤，才算是尽了自己的责任，才不致弄成“文不对题”！不意胡君对付这几千字只有下列几句话：
“其实李先生所举的七个特征，一点也不是先资本制与亚洲生产制区别的特征。……李季先生强分二者，以正式亚洲生产方法土地国有为主，农业手工业之直接结合为附，前资本生产方法以农业手工业之结合为主，土地公有之公社为附。其实马克思说公社‘又是中国原始形态，’即是说这形态也是中国原有的，与印度无不同。李君误解马氏之意，生产方法毫无不同，不过一主一副，就在中间塞进了一个几千年的封建时代！”
这段话不独表见胡君没有批评能力，并且还暴露他没有读书的能力，否则他所谓“在病中”的确是有重病，头脑有些昏乱，不适宜于作文。怎样见得呢？我在参战文中说：
“马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是建筑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一种固定的分工上，’而在第三卷则说‘这些国家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公社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形态。’前者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为主要条件，即以土地国有为主要条件，而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附之，后者以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为主要条件，而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形态附之，可见前者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后者只是它的残余。
秋原君，我这里所说的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和这种方法的残余的区别，你竟代我修改，指“一主一副”是正式亚洲生产方法和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同之点。于是反转来洋洋得意地笑我“误解马氏之意，生产方法毫无不同，不过一主一副就在中间塞进了一个几千年的封建时代！”你这种方法叫做“偷天换日法”，就恶意的方面讲，是故意捣鬼，即就善意的方面讲，也是过于粗心，以致弄出这一大错误。博学先生，你以后执笔为文，尤其是批评他人时，要小心一点才好，否则以“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自任的你，这种工作还没有动手，先把人家的主张弄“偏曲”了，实在对不起人家啊！
现在即抛开这一点不讲，秋原君说我“所举的七个特征，一点也不是先资本制与亚洲生产制区别的特征。”为什么不是呢？说不出道理来。秋原君，我做了几千字，你用一句话抹杀掉，你这种方法叫做“片言解决法”，这能称为批评么？能使我心服么？无论什么人，恐怕也要说“不能”吧！
对于我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缺乏批评能力的胡君实在又想干我一下，借以表示自己的本领。他于无可奈何之中，遂根据杜布洛夫斯基“土地国有化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法下——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发生”一句话，做进攻的武器。所以他一则曰：
“土地国有不仅是亚细亚的形态，而且是苏维埃的形态，现在的苏联，也分明是在实行土地国有。如果这能决定生产方法，则殷代与苏联莫不在同一社会阶段么？如果照李季先生的理论？”（点是我加的，下仿此。）
再则曰：
“假如在今日或将来，中国的革命政党提出土地国有的纲领，那不过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恢复，或者是毫无意义吧。因为‘从来如此，’或‘古已有之’也。如果要照李季君的理论，这又无异于恢复三代之治，恢复铭庚之治了。”）
这是胡君对我的第一次大攻击，以如此简单的意思，他前后运用两次，可见这是他作战的主力军了。既然如此，我对于这一点不得不多说几句。
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和自足自给的农业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这个独不是我的主张，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只是他们从英法等文关于东方纪述的著作中所发见的一种事实。我前此参战的一文已经表现得很明白，兹不再赘。秋原君首先向土地国有一点进攻，这不是攻击我，而是攻击马恩两氏，并且不是攻击他们的主张，而是攻击他们所发现的事实。如果用他讥笑我的话来说，这“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和马克思宣战了。”
但秋原君现在刚抬出马克思主义的虎头牌，向四方八面作战，怎敢明目张胆和马克思宣战呢？他于是心生一计，跟在一班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屁股后面，力求替马恩两氏解脱这一点。他于征引了他们关于此事的一些说法之后，总括他们所见的亚细亚社会的特质为五点，其中的三点是：
“（一）自然环境——水利灌溉之重要与国家管理。
（二）生产方法——以由手工业与手营农业之特殊结合的自给自足村落。
（三）生产关系——私的土地所有缺乏。”
他于这样总括后，很得意地说道：
“这似乎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很喜欢的证据。然而关于第一点，恩格斯是说政治与宗教之历史在其中，不是说经济基础在其中；关于第三点，马克思后来自己怀疑了：
“‘无论如何在全亚细亚，似乎回回教徒没有在原则上确定国内无所有权的状态。’”
拿这些话来做马恩两氏后来否认或怀疑亚细亚生产方法中土地国有的事实，真是可笑到万分。关于恩格斯的说法，原文为“没有私有土地，在实际上是整个东洋的锁钥。其中有政治与宗教的历史。”胡君以为恩氏“是说政治与宗教之历史在其中，不是说经济基础在其中，”遂认他否定或怀疑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按胡君原文，应为否定或怀疑第一点的自然环境，但此说实不可通，如故擅改为他指土地国有，如改错了，我当请罪。）其实土地国有明明是关于经济的事项，不言自明，不过此中关系复杂，还有政治与宗教的历史，故恩氏特别提出。一个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知道经济是基础，政治与宗教是此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胡君以恩格斯“不是说经济基础在其中，”难道他真正认恩氏的心目中有离开经济而独立发展的政治与宗教史么？所以胡君这段语意暧昧的话，无论是指恩氏否定或怀疑自然环境也好，土地国有也好，生产方法也好，总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胡君说“马克思后来自己怀疑了”的全亚细亚回回教徒似乎未尝在原则上确定没有土地所有权，这也是陈述一种事实，并不是真正怀疑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一点。当马克思之世，已经不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而是这种方法的残存时期，回回教徒似乎未尝在原则上确定没有土地所有权，怎能摇动从前土地国有的事实？还有一层，胡君这里所谓“后来”，是一八五三年，而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后来”——即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犹明白承认：
“例如印度极古的小公社……剩余的生产物……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国家的手中，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即有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三○四页。）
像这样一般的证据是不能帮助胡君主张马克思后来对土地国有怀疑了！此外，恩格斯又在另外一个“后来”——即一八七八年——出版的《杜林的科学革命》中，犹承认
“在整个的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地主。”（见该书德文本一八四页。）
恩氏此书在付印前念给马克思听过，其内容完全为马氏所赞同，像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又是不能帮助胡君主张马克思后来对土地国有怀疑了！
高明的读者把我所说的两个“后来”和秋原君所说的一个“后来”比铰一下，便知道谁的“后来”是真正的“后来”，因此也知道他攻击土地国有是亚细亚生产方法内容之一，那不是攻击我，而是攻击马恩两氏。好一个打起马克思主义招牌的明目张胆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即退一万步，假定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自己怀疑了，”是由我在竭力主张着，尤其是应用于殷代，当由我负责，然胡君要驳我，应当明白指出我“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要和马克思宣战”的事实来，为什么胡君处处只有断案的结论，而没有审案的前提呢？他不能从正面来进攻我，遂用一种无聊的办法，从反面来放乱枪！所以他一则曰，照我的理论，殷代与苏联当在同一社会阶段，再则曰，这又无异恢复三代之治，盘庚之治了。他说这句话的前提，无非是认我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土地国有（其实我所承认的内容不止这一点，还有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而殷代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我当然批准这一点。但这并没有错误。譬如我说人是动物，这句话也同样没有错误。
不意胡君子无懈可击之中，却要顽一顽小孩子般的手段，说苏联也是土地国有，岂非苏联与殷代站在同一阶段？中国的革命政党将来也许要提出土地国有的纲领，岂并也是恢复三代之治，盘庚之治？这种反诘无异于下面的一种反诘，即：
马也是动物，岂非马与人是同一类？
我现在为使胡君明白了解此中的关系起见，特画图如下：
我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法或殷代等于土地国有，（这就是说：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或殷代所独有，）人等于动物，那胡君自然可用上项语句讥笑我。但我并没有这样主张过，胡君自己昏头昏脑，认此为一种绝大的理由，大张旗鼓，向我袭来，具有些令人齿冷！
秋原君在《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争》一文中抱有大志愿，要“在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主义原则下，锻炼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法唯物论之深化，及文艺，科学方面之广泛运用”等等。但他连初中学生都懂得的形式逻辑的公式还没有弄清楚，怎好负此重任呢？不仅如此。他自己还和小孩一样没有试脚，就想跑来打人，我觉得太幼稚一点了。
B．矛盾
秋原君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方正开始翻阅的时期，我可以保险他还没有读过马恩两氏的全部著作。但他做起文章来，却摆出大学者深入三昧的架子，追流溯流地干，而他那从别人著作上间接得来的一点知识，实不容许他这样做，于是掣襟见肘，把他的一知半解与事实相矛盾的情形记全暴露出来了。他说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后来自己怀疑了”，不知道在这个“后来”之后，还有一个甚至于无数个“后来”的说法和他所谓“怀疑”绝不相容，正是一个显例。
但我以为拿此事去责备胡君，标准太高，他万难办到。（除非其他讲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书籍上有现成的例子，从头至尾，搜集在一起，只要他照抄。）“君子不强人以所难，”我且举一个他自相矛盾的最粗浅的例子。他说：
“李季先生根据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制造了他的图表，而以为普氏‘的说法是很对的’，于是他以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特征，〔按我于这一点外，明明还有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一语，胡君又略去不提，不知是他没有能力替我撮要，还是发了病，或故意捣鬼？〕而将这方法的时期拉到三千几百年前的殷代。”
“他〔指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意见，无疑是关于他同时代的亚洲的情形，如何可以将亚细亚生产式扯到纪元前一千多年的殷代。”
这是秋原君对于我下第二次大攻击的言论的一斑。他怪我不该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时期拉到三千几百年的殷代。这种意思本来很简单，但他在他的大文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反复声明。即此一端，已足表现他不是一个健全的战士。这也不去管它。胡君既有四次斥我不该把这种生产方法拉到古代去，至少自己不应该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做第二个牺牲者。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相隔最后一段话不过二页的地方，于介绍马克思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连续的时代这一段话后，摆出学者的面孔，自问自答道：
“马克思这句话的真意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马克思是一般地指西方历史承继而言；不是指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即如我们讲普通西洋文化史，开始我们遇到古代亚细亚社会，即巴比仑和埃及；其次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时代，再次是中世的欧洲，再其次是近世资本主义社会。”
胡君这段话明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马克思所举四种生产方法系“指西方历史承继而言，”而
一，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相当于“古代亚细亚社会，即巴比仑和埃及”；
二，古代的生产方法时代相当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时代”；
三，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相当于“中世的封建的欧洲”；
四，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时代相当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
我想这样解释胡君上面一段话，总可以称为恰如其分，绝不像他解释我的说法一样，随意加以窜改或删除。胡君的意思既弄清楚了，现在要问巴比仑和埃及的氏族社会崩溃后的建国在什么时候？我手边没有这一类的参考书，不能使我很正确地答复这个问题。不过就我所知，全部巴比仑的第一个王是哈穆拉俾（Hammuragi），约在纪元前二千二百年的时代；而埃及第一个历史上的王是米尼斯（Menes），约在纪元前三千四百年的时代。秋原君啊，我“旋乾倒坤”不过“耶稣远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这就是说不过“三千年”。你于痛骂——至少是痛驳——我之后，也分别旋乾倒坤到耶稣还未出娘胎二千二百年以前和三千四百年以前，这就是说，四千一百三十二年和五千三百三十二年！我一旋倒三千年，你就骂我“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要和马克思宣战！”你旋倒四五千年以上，他人或你自己（《文化杂志》是由你编辑的）就称赞你是“卓见尤多，贡献于中国社会研究者良厚！”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秋原君啊，一个人要从事批评的工作，起码的条件是能做清顺无疵，不显然自相矛盾的文章。像你现在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的作品，不独不配高谈什么锻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等，并且不配批评我关于这一类的论文，因为你不独是一个“外行”，而作文的起码条件也完全成了问题！
但秋原君毕竟是一个聪明人，他自己后来也感觉到这一点。于是在替吴清友君译的杜布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所做的序言（见《读书杂志》二卷七八期合刊）中偷偷地插入一段说：
“马克思所谓亚细亚底……生产方式云者，实际上不过指古代埃及巴比仑以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印度之混合的大体的生产制度之称。”
他以为有了这一段，自己便站稳了脚，于是马上又反转来攻击我道：
“现在在中国，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论，似乎又有复活的倾向。甚至于有人误解普列汉诺夫，比马札亚尔还后退一步，将亚细亚生产方法认为是一种前封建的，与奴隶制并行的生产方法。因此，杜氏此书的译出，可说是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
胡君自以为有了上一段的声明，仍可用下一段来打倒我。但我要问你根据什么理由可以把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忽而移至四五千年前的巴比仑和埃及，忽而移至近九十至一二百年前的中国和印度？要说根据事实的分析么？你对于这四个国家的状况没有半个字的比较！要说根据马氏的学说么？他虽没有说中国殷代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但也没有说中国古代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因为他对于中国古代的情形十分隔膜，故没有论及，你没有举出确切证据证明我的错误以前，怎能攻击我不该把这种生产方法放在殷代呢？关于中国古代的事情，马克思既没有发表意见，当然要以事实为根据，我在此次修正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第一集中不独认殷代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并且认夏代为这种生产方法时代，你如有本领，尽可驳它一个体无完肤。这桩事暂时不讲。现在要说的是马氏描写印度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明明指印度国家成立后的极古的小公社时代而言，你在驳我的论文中却郑重声明是指他“当时的印度”说的，可见自你看来，马克思也和我一样，是“旋乾倒坤三千年！”可见自你看来“和马克思开心”“和马克思宣战”的不仅是我，并且还是马克思自己！马克思从前对一个法国人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他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杜布洛夫斯基，波卡洛夫和你倘若早生一百年，当马克思的面发挥你们师徒现在的伟论，那才真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顶防与克服！”
其实亚细亚生产方法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发展的方式中既列在第一，自然是原始共产主义破坏以后，首屈一指的生产方法，所以它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方法，而不是现代的一种生产方法（现代自然还有残存的。）这不独可以从马克思这个方式的次序上看出来，并且还可以从他后来在《资本论》中所描写的印度极古的小公社一段话中看出来。岂止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且明明白白说过：
“古代亚细亚的（altasiatisch，ancientAsiatic），古代的等等诸生产方法”（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四二页和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九一页。）
的话，这不是百分之百的铁证么？就是胡君自己也完全承认此事，所以说：
“从埃及到希腊到中世到现代，历史之经过正如公式所示。……”
不仅是这样，我在上面所引的“古代亚细亚的……”一句话，胡君的大文注十一早已引过，他的解释是：
“亚细亚上特冠古代二字，是马克思公式中的对象。而在不冠‘古代’之时，显然是一般的特征。”
试问这是什么话？什么叫做“马克思公式中的对象”？是指古代亚细亚生产方法么？好，姑且这样解法。什么又叫做“一般的特征”？是不是指放诸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悖的特征，这就是说，是不是指不旋乾倒坤三千年的中国近代的特征，和印度自古代小公社一直至英国人侵入时为止的特征？证据在那里？一点也没有，如果勉强说有的话，那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我们在后面当驳个痛快。）还有一层，胡君既代马克思明白规定亚细亚上特冠”古代”二字是指古代亚细亚生产方法，不冠“古代”字样，是指近代亚细亚生产方法，（这种无聊的区别是笑得死人的！）然马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明明没有冠“古代”二字，何以又是指古代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不是指所谓“一般的特征”呢？无论胡君怎样会说，是无法解除这种矛盾的。
像这样显然可见的矛盾是每个稍有思考力的中学生都知道的，而自称读过几百种名著的胡君，抱大志愿要“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的胡君竟毫无所觉，岂非咄咄怪事！胡君自己这样糊涂，已经令人够受了，但他还不自藏拙，竟明目张胆地来戏弄马克思，并尽量地嘲笑我。他自己可以公然把亚细亚生产方法安置在古代的巴比仑和埃及，却仗着“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杜布洛夫斯基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洛夫等作后援，不准马克思把它安置在古代的印度，不过也马马虎虎，“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出抗议。因为马克思早有权威的学者，并且还是他要拿去做招牌的人，只好取放任态度，开个大大的顽笑了事。胡君对于我便严厉得多，竟绝对不准我把这种生产方法安置在殷代。因为我一这样做，他就宣布我的罪状道：
“李季君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又不是普列汉诺夫主义。”
“李季君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更不是马克思主义。”
这不知道是我的流年八字不好，还是秋原君的矛盾？我只求高明的读者出来主张公道，绝不希望他予以答复，因为他的妙论我已经听够了，“不敢闻命矣！”
还有一层胡君口口声声承认“马克思这公式……是就人类历史发展而言”，“是一般地指西方历史承继而言。”既是发展，既是承继，当然要按照次序。依马氏公式讲，我们可以打个比喻如下：
一，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曾祖父；
二，古代的生产方法是祖父；
三，封建的生产方法是父亲；
四，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是儿子。
这个对于后来的马克思和现在的我们不甚妥当的比喻，（因为马氏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意见改变了，亚细亚的和古代的生产方法应列为祖父和祖叔父，）对于大叫“没有修正这公式的必要”的秋原君一批人是一种确切不移的方式。但他一面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在发展或承继的次序上是曾祖父，一面又痛斥我“犯了二重错误。”其中的一重即“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是先封建生产方法。”更斥我比普列汉诺夫和马加尔错误尤多的地方就在我“将亚洲生产方法拉到封建生产方法之前。”照他这些指摘我的话看，亚细亚生产方法实在封建生产方法之后，这就是说，它不应居曾祖父的地位，应降至儿子的地位。但同时胡君又不准丝毫更动马克思这公式的位置。执笔至此，我也“百思不解”啊！
不过我于一○一思之后，毕竟得到一种绝妙的解释法。就是，在三十年前宗法威权之下，老祖宗是最尊严不过的，后来留学东西洋的子弟多起来了，因受欧化的影响，宗法威权遂被打破，据噱我所知道的一桩千真万确的事是某日本留学生写信给自己的老子，大书特书：
“父亲仁兄大人阁下！”
现在的解放比前更大，所以写信给曾祖父，称为：
“曾祖吾儿知悉！”
大概也不算“逆伦”吧！
可是胡君看见这些话，一定大发雷霆，说我不应开顽笑，因为他不独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提出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是指中国鸦片战争以前的证据，并且在杜书的序言中郑重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是“指古代埃及巴比仑以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印度之混合的生产制度之称”，像这样古今兼指，有什么矛盾，值得打那样的此喻呢？其实马氏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无论埃及，巴比仑，或中国，印度，都是指古代讲的，如涉及现代，那就是指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予以确切而详尽的证明。胡君不知道是始终不懂这一点，还是已经懂得，但为维持斥我“旋乾倒坤三千年”那句话的“威信”起见，不得不学中国官场要错就错到底的办法，拚命维持原状。但胡君可以强词夺理“证明”殷代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无论如何，无法否认马氏指极古的印度小公社实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事实，至多只能说印度几千年来只有这种生产方法，从未变过，直至和英国人接触，才使这几千年来完好如故的生产方法，突然崩溃！关于这一点，不独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证明，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并且依照胡君在杜书序言中所说：
“如果在中国的周朝以前是亚洲生产方法期，那马克思无异说疯话了。”
这个例子指印度古代为亚洲生产方法期，那马克思又要第二次“说疯话了”，这乌乎可！所以我的比喻仍旧是用得着的。
此外关于普列汉诺夫解释马克思的公式一点，他也另有高见，斥我们为不对，他说：
“不幸中国读马克思很多的李季先生以及我个人颇敬佩的杜畏之先生，都做了马加尔的应声人，以为‘很对’，‘很正确很必要的修正’！”
“这修正果真是正确的么？历史的事实，并不需要这个修正。……马克思这公式不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而是就人类历史发展而言；从埃及到希腊到中世到现代，历史之经过正如公式所示，并没有修正这公式的必要。”
胡君这些话，不用说，也是极纷乱与矛盾的能事。他把“社会发展”和“人类历史发展”分作两个截然不相同的东西，实在是过于高妙，非常人——至少是我——所能理解。因为人类社会离开人类历史发展，还有什么发展可言？难道人类社会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事实外，还有什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鬼类的发展附在它的上面？但细察胡君这句话下面一句的意思，他不外是要说：
马克思这公式不是泛指社会一般的发展而言只是专指某一部分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言。
像这样没有语病的文字，我们是不能希望从胡君的笔尖表现出来的。胡君作文这样词不达意，便一面著书立说，一面大做其“批评”文字，其志也许可嘉，不过其行未免太急了！
可是胡君看见这些话，一定不服气，一定要说“我是在三天之内草成此四万多字，并且还在病中，语意含糊之处，当然是有的。但我上面一段话说你们不该赞成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总算是驳倒了你们，，不能视为我的纷乱或矛盾吧。”
这虽是我代拟之词，我想可以曲曲传出胡君心中要说的话，至少是我没有故逞笔锋来作弄他。他如以此相诘责，我可于兜一个圈子之后，予以详细的答复。
胡君的大文既经指明“评李季君者较多”，因此他有许多文字虽不是批评我，甚至于还是从我的论文中模仿或抄袭（事实见后）去的，但一经他将上下批评我的文字连在一起，在不知底细的人看来，以为他又在批评我。现在仅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来说。“ProgressiveEpochen”一语我前译为“相连续的时代”，胡君后来则译为“承继时期”他于是说：“有许多人将……承继的时期译为‘淮化阶段’，遂不得不完全误解马氏原意了。”胡君这里自然没有指这是我的译法，但他的文字既是处处向我进攻，在读者的心目中必认定这“许多人”中一定有我在内。关于此事，我并不怪胡君是故意顽手段，但我因这一类的批评受委曲的地方，不止一次二次，故乘便提出来说一下。这是第一点。
第二，像上面的事实虽不必要胡君负责，但他征引我的说法，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得一场糊涂，这是要由他负全责的。例如我在参战的论文中，说：
“马氏于一八五九年提出四种生产方法做经济发展连续的阶段至一八七七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便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方拿摩氏的氏族社会做一个补充，一方又改变他从前对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古代的生产方法的见解，这是我们在第二项提及过的，兹为简单明了起见，特图解于左：
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古代的生产方法}封建的生产方法——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
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我这个图表只是描写马氏的意见，并没有参加自己的意见。但经过胡君的笔端，马上变了形态，他应用欲抑固扬的方法说道：
“李季君在《读书杂志》第二三期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战之贡献与批评》，颇为许多人所称颂，尤其是他对于亚洲生产方法及社会发展阶段之解释，使很多人拜倒。先介绍李君关于社会形式发展阶段的图表：
****
“李君自以为这是马氏的意见，但我以为误点太多，读者看完我的全文以后，自可明白。李君的意见大部分根据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然而我以为这是不够的。”
胡君这两段话里面虽也有“解释”和“自以为这是马氏的意见”等语，隐约表现我是在陈述马氏的学说，但他对于我所列的图表轻轻加上“李君关于社会形式发展阶段的图表”十五个大字，使之变成一个泛指一般社会发展的抽象的东西，并且好像是我的“本店自造”的公式，后来便对此公式大下攻击，说：
“马克思的四生产方法说不能看作社会发展之必然阶段者，就是每一个社会中，决不止经过一种生产方法。……其次，社会生产方法之发展，也没有那么整齐，自某年至某年是某种方法的。实际上，一个时期决不仅一种生产方法，它常有并存的方法，从前的残余，未来的萌芽；以为某年至某年是什么生产方法，未免太机械了。只能说，某一时期某种生产方法占支配地位。”
胡君这些话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入情入理。这无疑地是在批评我，因为只有我列过四生产方法的公式，也只有我首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按照生产方法划分过年代。（划分年代是指示大段落时一种不得已的工作，是历史一类的著作所习用的方法，自然不应像胡君那样吹毛求疵，故加指摘。）但“李季先生”，“李季君”，“李先生”，“李君”喊过不停的胡君，在这里为什么不指明出来，多出我一点丑呢？因为他这些意见是从我的论战文中抄袭去的，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我，只能顽顽手段，暗箭伤人。大家如果不相信，我且写出几段做见证。我在参战文中第四项说：
“我们已经知道，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达到封建制度，也可以从奴隶制度达到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萨尔卫阿里说得对：
‘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并非一切民族都经过同样的步骤，也不是同一的原因发生进步的冲击’（见《古代资本主义》德文本二七三页。）
‘这种见解是很正确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奴农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
我在前文第三项又说：
“所谓经济时期就是一种生产方法单独占领，或与它种生产方法共同占领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一种生产方法独霸时，这仪是它的高度发达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它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取得领导权时，这便是它的崛起期或初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它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崩溃时，这便是它的崩溃期或末期。”
秋原君啊，我现在即退一步，承认你上面的说法不是从我这几段话演出，但两相对照，意义完全相同。你拿这些话来批评我，不独是无的放矢，简直是一个文字手淫者。你的纷乱与矛盾真是达到可惊的程度！
可是糟糕的情形，并不止此。胡君认我所列的图表的意见，“大部分根据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实则莱氏的书没有提及过这四种生产方法，胡补的说法适成为胡说。这也不去管它，因为像这一类的胡说，到处都是，我如果要一一加以辩驳，那只好著一大部书，但这是值不得劳神的。现在要讲的是，胡君既发见我制的图表，“误点太多”，即当发挥自己的学力，驳个痛快。不意胡君的全副本领只在做别人的应声蛊与留声机，把他们曾经说过或征引过的东西尽量抄录出来，只在依照笨拙的大学教授，作成讲义式的文章，至于交锋对垒，当面迎敌，他是办不到的。所以他对付我，始终不出于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方法，除掉上面所举的“偷天换日法”，“片言解决法”和下面还要提及的许多方法外，这里所用的是不当面接战，推到后面去再说，但终于没有下文，这可叫做“空头支票法”。他所谓“读者看完我的全文以后，自可明白，”正是这“空头支票法”的应用。
好，就看你的全文吧。我看完全文之后，除掉发见我在上面所征引的“历史的事实并不需要这个修正……并没有修正这公式的必要”几句空洞话外，再也找不出他半点理由来做我的图表“误点太多”的证据。啊，无聊的批评家！啊，可怜的批评家！说到这里，我连带想起长沙痞子（即流氓）的把戏了。他们每逢被强硬的对手痛打一颐，总不效间手，口中却说：
“你打老子，老子明朝把信你！”
他们说过这句话之后，一溜烟跑了。所谓明朝给信自然是句空话。秋原君也懂得这个诀窍。所以他把驳斥我的“误点太多”的图表的工作推在下面，而下面呢，却没有下文，恰恰等于长沙痞子口中的“明朝把信你！”
我于绕了一个大圈子，说完上面两点（即第一点和第二点）之后，现在再问转来讲普列汉诺夫解释马克思的公式一点。胡君既已承认我所提出的马克思的公式非“一切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这种主张，（这自然不是我的创见，只是各国经济发展所昭示的结果，凡研究经济史的人都知道的，）就应当深切了解这公式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抽象的公式，换句话说，这公式是建筑在东西洋历史发展的事实上，而不是建筑在什么抽象的原则上，因此，他应当承认普氏的解释。我们在发挥这一点之前，须介绍普氏的解释如下：
“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于读过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著作之后，改恋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法对亚细亚生产方法关系的意见。……像中国或古埃及经济发展的逻辑并不发生古代的生产方法……古代社会的形态代氏族组织而起，这和组织也在亚细亚社会制度之前。这两种社会组织模型的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怀中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终必使氏族趋于灭亡。”（见普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德文本五八至五九页。）
普列汉诺夫系根据埃及和中国展史发展的具体事实去解释马克思的公式，最有价值，所以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此等事实马克思自己后来当然也看得到（至少是关于埃及的），故我认为深得马氏的真意，并称普氏的工作为解释，而不称为修正。胡君如果认这是“修正”，应当提出证据证明马氏自己终身未尝改变原来的意见；如果认这种“修正”不正确，应当指出埃及和中国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都经过一种古代的生产方法，计不出此，竟又拿出他那“片言解决法”的法宝，用“但据此即以纯地理原因建立并存类型理论是不对的”一句抽象的空话抹杀事实，这是何等狡狯或可怜！胡君既认马克思的公式是“就人类历史发展而言”，迨普列汉诺夫就东西洋历史发展的事实去解释马氏的公式，他又认为不对，这又是何等的矛盾啊！
还有一桩好笑的事也应当在此附带提及一下，就是胡君利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攻击山川均和我。他说：
“山川氏也如李君一样，以为地理环境之不同，可以使一个社会形成奴隶制，一个社会形成封建制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也是可以并存的两个社会形态。然而他们未免太将地理力量估计大了，普列汉诺夫说过无数次数，地理环境只有决定生产力发展迟速力，它决不能决定生产方法。”
这真是白昼见鬼的话，因为我们绝没有主张什么“地理环境之不同，可以使一个社会形成奴隶制，一个社会形成封建制！”我的参战论文只在驳郭沫若君时，偶然间接涉及地理环境的问题，那一次所说的是：
“其实他这种描写首先挖空了奴隶制度的基础，因为就现在已经考证的事实讲，
“‘奴隶制度多是在牧畜对于纯农业比较的占着优势，且是于对外贸易占着有利的地位的那些区域发展的。’（见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昆仑译本一一○页。）
“周代既没有对外贸易，而又是农业比牧畜占优势，它不能像希腊罗马那样发生残酷的奴隶制，而于本来没有使农民完全奴隶化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达到一种较奴隶制为温和的农奴制，这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事。”
我本来认周代没有经过奴隶制，这里不过是从旁面引用山川均“已经考证的事实”去和周代的产业状况比较，借作周代不会有奴隶制度的补充的说明，我所注重的是某个区域的产业状况，而不是某个区域的本身；即山川均的意思也是如此，他不独有“多是”“且是”等字去限制地理环境的意义，那句话的上面且明白说出：
“有了如何的社会的存在条件与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才发展为奴隶制国家？又有了如何的社会的存在条件与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才发展为封建制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充分说明的资料。”（见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中文译本一一○页。）
试问胡君从我们这样明白的说法中怎样作得出什么地理环境决定生产方法的结论而硬当作我们的主张，加以讥笑？他这样无聊地故意罗织，只是表示他的脑子的昏乱而他上面的种种矛盾正是这种昏乱的结果啊！
C．庸俗
我在上面虽指出胡君大批的错误，但还没有十分涉及本题的主要点，即他根据“俄国有名的”人的谇论对亚细亚生产方法所下的批评。现在正要做这种工作。他在“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主张之误点”这个大标题之下又排出“一，他们不懂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一个小题目，而他的全部议论完全建筑在杜布洛夫斯基的一段话上，因此我们首先介绍杜氏的说法如下：
“将亚细亚的特殊生产方法当作不同于其他一切生产方法——奴隶的，封建的，农奴的，资产阶级的以及其他的生产方法去观察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认这生产方法之特征，就是无土地私有，以及水利事业之国家之集中等，其实土地国有化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法下——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发生。而灌溉在父系氏族经济时代，封建社会时代，奴隶制度及资本主义时代都可以发生作用。”
胡君于这段话后复用一大段话对于灌溉和土地国有非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征加以引伸，于是作出结论道：
“这些偏颇的错误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理解者所解释的亚洲生产方法之特征，固不仅是亚洲生产方法，而且是欧洲生产方法，俄国生产方法；就是如后所述，马克思所真正指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加上村落共同体的小农与家内工业之结合形态，也不仅是亚洲生产方法，也是欧洲生产方法，俄国生产方法。”
杜布洛夫斯基和胡君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生产方法的议论，在没有经济学知识的人看来，自然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自我看来，这是“狗屁不值一钱”的庸俗见解，是只看见树不看见林的“鼠目寸光”的妄人的胡说。当然，我并不采用胡君的“片言解决法”，这样说一句就算完事。我要从大处着眼，用比较法来暴露他们的错误。现在试将几种主要的生产方法主要的内容胪列于左，以供比较：
一，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一切天然资料和土地为社会所公有，社员共同劳动的原始生产。
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为贵族的国家所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私人生产。
三，古代的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大都为贵族所私有，规模颇大的农工业的奴隶生产。
四，封建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大都为封建贵族所私有（在实际上是私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的农奴工奴生产。
五，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和资本大都为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私有，半自足和半交换的私人农工业小生产。
六，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和资本大都为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所私有，商品交换的大规模协业的工人生产。
我在根据此表发言之先，再郑重声明一句，这里所谓内容是其荦荦大者，当然说不完备，如封建生产的后期并非完全自给自足的生产是。但道无伤于主要点。不足为病。
我们试将这六种生产方法比较一下，便一眼望见它们各有各的特征，彼此并不雷同。但我们如果用分尸法，把它们整个的体制斩成几块，马上发觉它们实有相同的地方。如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和封建生产方法中最初的土地国有相似，古代的生产方法中的农工业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甚至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中的农工业生产也有相同之点，至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的农工业生产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中最初的农工业生产，尤多相同之点。总说一句，除掉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外，其他五种生产方法的每一种都有和其他四种相类似或相同之点。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的特殊与独立形态，也岌岌可危，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一旦成功，开始向共产主义前进，两者间相同之点更多了。由此看来，没有一种生产方法可称为杜布洛夫斯基和胡君等所谓特殊的生产方法。
然而这样的“分尸评判法”是最庸俗的，最不妥当的，因为它把对象整个的体制拆毁了，使这体制失去本来面目了。经过这个比较，可见杜布洛夫斯基及其应声虫胡君因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下也有土地国有，父系氏族经济时代，封建社会时代，奴隶制度及资本主义时代也有灌溉，便否认两者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征（其实它的特征不止于此，）并否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是不值识者一粲了。
但这种主张是他们的全部“理论”的基础，是他们讥笑我们“不懂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唯一根据，双方的胜负全决于此主张的是否成立上面。因此，我为更明显地暴露他们主张的荒谬起见，再要打一个三五岁小孩都能够了解的比喻。古语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们现在不要讲“心”，单讲“面”吧。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人于此，我们如要研究乙的面孔是否与甲，丙，丁，戊，己五人相同，那只须互相对照，仔细察看，就可以判断出来。不意杜老师及其令徒胡大哥不肯依照这种办法，硬主张应用他们的“解剖学”把乙的耳，目，口，鼻一一割下来摆在桌上，再和甲，丙，丁，戊，己五人的耳，目，口，鼻作单个的比较，于是发见乙的耳朵和甲的耳朵相似，乙的眼睛和丙及己的眼睛相似，乙的嘴唇和丁的嘴唇相似，乙的鼻子和戊的鼻子相似，便“沾沾自喜”向众人宣言，乙的面孔上的特征，甲，丙，丁，戊，己的面孔上都有，因此，乙的面孔决不能像甲，丙，丁，戊，己的面孔一样，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形像！
杜胡两师徒的考验法果然精细，解剖学果然神妙。但你们要注意，如以同一方法施于甲，丙，丁，戊，己五人，也可得到同一的结果。所以你们的“分尸评判法”仅用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身上，而不用于其他生产方法的身上，遂急忙作出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特殊生产方法，其他生产方法才是生产方法的结论，未免是智者十虑中的一失吧！
胡大弟子又说：“这些偏颇的错误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理解者所解释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特征，固不仅是亚洲生产方法，而且是欧洲生产方法，俄国生产方法。”统观他后面的说法，这句话实含有两层意思：一，即他的“分尸评判法”的勾当，我已经答复过；二，即他所谓
“这种生产方法实在不能叫做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因为它远超出亚细亚地理范围以外。”
胡君如以此为理由，遂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这个名称，又是一种拘执而庸俗的见解。原来命名的人因这种生产方法起于亚洲，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故以地域的名称名之。这种生产方法如果出现于欧洲或非洲，袭用这个名称，即可以表现它的内容，试问有什么妨碍？例如支那这个名词的故事正可和此相比拟。旧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声教远被，外人因称我国为秦，而支那即秦音之转。然现在一提及支那，谁都知道是指中国而不是指秦。又俄与契丹接近，即以契丹为中国，而俄文中的中国这名词，其音为契丹（Kutrǔ），但近代的俄国人一说Kutrǔ，谁都知道是指中国而不是指契丹。像这一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然胡君为什么不反对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俄国人称中国为契丹，而一定要反对称那以土地国有，农工业直接结合的生产方法为亚细亚生产方法呢？他的用意无非是不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因想借口于它“远超出亚细亚地理范围以外”，不认其为一种生产方法。所以他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一句话，虽自命为新奇动听，并讥笑我们为不懂得，但自我们——至少是我——看来，这是“分尸评判法”的结论和拘执庸俗的见解，我们——至少是我——欣然承认，实在是不懂得！
胡君“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主张之误点”这个大标题下的第二小小题目是“二，亚细亚生产方法非生产方法。”不用说，这是上面的“分尸评判法”必然的结论。胡大弟子和大学教授编讲义一样，对于生产力，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的书中抄了几段，并啰啰嗦嗦解释或引伸一番后，又把他的唯一可靠的杜布洛夫斯基老师抬出来了。他说：
“然而土地国有或私有的关系，只是一种法律的财产所有关系，而‘私有制度的关系特别是土地的关系，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不是私有制度能解释生产方法，反之，生产方法才能解释私有制度。水利制度亦然，以为生产方法建立在灌溉制度上，是如何的反马克思主义！’（杜氏《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否生产方法，应就它整个的内容去考察，并应和其他生产方法对比研究，才能正确决定。不意惯用“分尸评判法”的杜胡两师徒丝毫不懂这样去考察与研究，惟专门向土地国有和灌溉两点分别进攻。但把灌溉作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一个普遍的主要条件，是马札亚尔这一流人的错误。至于我，对于灌溉，简直没有提过。恩格斯在一八五三年固然早已说过：
“人工灌溉是此处〔指东方〕农业的第一个条件，且为公社，各省或中央政府的事业。”（见《恩格斯与马克思通信录》德文本第一卷四一五页。）
但这句话应当正确地加以了解，因为它是有空间性的，恩格斯在这句话的上面明明提及阿刺伯，波斯，印度，鞑靼及亚细亚高原的沙漠地带，灌溉只在此等地方才有极重大的意义。至于中国的南部和中部，灌溉虽不可少，但都系地方极平常的事业，例如我们乡间港堰的灌溉，至今仍是由地方农民共同经理分配的，不独非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的事业，而且非县政府的事业。至于中国的北部，都系旱耕，绝少灌溉，所以灌溉在事实上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中一个普遍的主要条件，也未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视为一个普遍的主要条件，（马氏在描写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时，虽提及看水人从公共蓄水处分配水，也是就事论事的，）故我在参战论文中没有提及灌溉。因此，胡君代表杜布洛夫斯基的意见，屡次攻击灌溉非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征一点，正是一种隔靴搔痒之谈，没有反驳价值的。这是第一点。
注：杜畏之君在《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一文（见《读书杂志》第二卷二三期合刊）中，本着拉狄克的见解，比较埃及和中国的雨量，说明埃及须有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而中国不必有，且在事实上也没有，因此推倒“中国政权由治水产生（瓦尔加……），治水工程促成了封建的破坏及中国之统一（陶希圣），中国的河工产生专制主义（梅奇尼考夫及普列汉诺夫……）等等之类的高见”，固然正确，但由此趋于极端，说“中国的古代则雨水足用，农业不依河水”，“大多数的平原居民还不知人工灌溉为何事”，“农民往往坐待天时而不甚关心于河渠。我们如细嚼普遍全国钟罄之上的‘风调雨顺国秦民安”八个大字的颂辞及‘南风之熏兮’的古谣就可想象其一二了’，便有不少的语病，令人想到中国全没有——至少是绝少——人工灌溉。实则中国每到夏秋雨季时有旱灾，孟子所谓“七八月之间旱”，农村俗语所谓“干旱年年有，轮流在九州”，都是实际状况的写照。即就接近河流，汊港纵横的我们地方讲，每到七八月禾将成熟之时，如一月不雨，即须利用汊，港，塘，井，河的水，从事人工灌溉，否则灾象立成。所以工人灌溉在中部和南部中国，是一种很平常而普遍的事，不过不像马札亚尔所夸张，和杜布洛夫斯基所攻击的一样，是中国甚至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中一个普遍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阶段，即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如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就是和财产关系——这些生产力向来是在它们中间发育的——发生冲突。”（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德文本五五页。）
很明显的，土地国有是一种生产关系，要“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才是一种“财产关系”。就是胡君自己在离上面一段话的后面十四页也明明标出：
“生产关系——私的土地所有缺乏”
十二个大字。不仅是这样，他在上面一段话的前面一页上更明明写出：
“我们还要去追寻其生产关系：就经济上说，剥削关系；就政治上说，阶级关系；就法律上说，私有关系。”
一大串。他在这里，忽板起面孔，说“土地国有或私有的关系，只是一种法律的财产关系”，而他的老师更说：“特别是土地的关系，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我真不懂他们何所根据？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在社会的生产中所发生的一定的经济关系：叫做生产关系。例如“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它是资产阶极社会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见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德文本二五页。）而“此等生产关系的全体构成社会的经济组织，这是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物所根据的真实基础。”（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五页。）
我所介绍的这些话既是马克思亲口说出的，总不能算做反马克思主义吧。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既是一种生产关系，则贵族国家手中的土地也当然是一种生产关系，而此等生产关系的全体也当然构成社会的经济组织，换句话来说，即构成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物的真实基础。由这种事实看来，杜布洛夫斯基所主张，和秋原君所咐和的“土地的关系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的说法，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牛克思主义了！
其实我们用不着引这间接的证据，因为尚有直接的证据存在，并且还是胡君引用过的。他于“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以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封建＝农奴底生产方法作原则上的区别。然而如上所述，土地私存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现象，不是私有财产决定生产方法，反之，是生产方法决定私有形态”这段话中注释道：
“‘资本制生产方法……一方面以分离直接生产者于土地之单纯附属物的位置（隶农，农奴，奴隶等形式的）为前提，一面以收夺民众之土地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下，日译本一五七。）接着指出‘资本制以前一切生产方法——封建底土地私有，种族私有，马克共同体中小农所有……也可变为适于资本制生产方法要求的经济形态。’（同页）在这里，毫没有提到特殊的亚洲生产方法。”
胡君这种注释不用说，是企图拿住马克思的说法去证明没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但我将他这这些话和德英两种文字的《资本论》一对，马上发见他后面引号中的话与原文不符，是经过他或别人改造过的。今为证实起见，特将原文译出，以资比较，并为我们立论的根据。
“这种生产方法〔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前提，在一方面是使直接生产者脱离单纯附属于土地的地位，（在隶农，农奴，和奴隶等等的形态中），另一方面是夺取民众的土地。就这种限度讲，垄断地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历史的前提，并继续为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和从前站在一种或□种形态上剥削民众的一切生产方法一样。但初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遇着的地产形态，和它并不相适应。和它相适应的形态要由他自己假手于资本宰制农业，首先创造出来；就是封建的地产，种族的财产，或马克公社的小农财产，无论它们法律的形态怎样不同，也可使之变成适合于这种生产方法的经济形态。”（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五五至一五六页。）
将这段话和胡君的译文比较一下，便看出他或他的尊师是应用“自由增补法”，在“封建底土地私有”等等上面擅自加入“资本制以前一切生产方法”数字，然后将这几个字和下文连贯起来，说马克思没有提及亚细亚土地国有的事，因断定这种生产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依照他这种说法，马氏也同样没有提及古代的地产，因此古代的生产方法也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了。胡君自然要脱口而出道：“对呀！”但和马克思自己的意思相去足有几千万里！胡君等这种描写别人学说的方法，叫做“矫揉造作法”。这对于描写的人十分方便，可以和搓汤圆子一样，随便大一点，小一点，圆一点，扁一点，不过对于被描写的人的学说却被割裂得不成样子罢了。
胡君征引马克思一段话去证明没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企图，经我的揭发，已经完全失败了。（实则他自己那样的证据也是失败的，因为他处处只能掩耳盗铃地提出马氏没有说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消极证据，而不能提出马氏不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生产方法的积极证据。）但同时反供给我们一种证据，直接证明土地是一种生产关系，因为“资本制生产方法……收夺民众的土地”云云，还不是指土地这样转移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重要元素么？为什么要把土地所有指作“上层建筑的现象”而不视为“经济的基础”呢？尤其显明的是这句话的下面一句，即：
“垄断地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历史的前提，并继续为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
试问垄断地产和杜布洛夫斯基所谓“土地国有或私有”不是意义完全相当的句子么？垄断地产或地产的垄断既继续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土地国有为什么不能做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基础呢？垄断地产既是经济的基础，而不是什么上层建筑的现象，土地国有为什么就“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呢？关于这一点，无论杜老师或胡弟子有怎样大的本领，是不能反驳或反对的。否则只好直截了当地抛开他们“也是马克思主义者”（AuchMarxist）的面具，去做牛克思主义者！
然胡君，或杜布洛夫斯基，或其他人等提出那段话，恰恰删除上面这一句，并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我不相信他们看了那段话，因不懂这一句的意义，才予以删除，惟一的原因就在引出这一句，即给他们一个劈面巴掌，未免使自己失面子，故用“人为淘汰法”，马马虎虎略去了。我们由这种事实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是如何故意地加以毁灭！可是胡君在口头上还以“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并“锻练马克思主义发展”自任，唉，人心真难测啊！
还有一层，胡君既已决决切切宣布“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亚细亚生产方法非生产方法”，在后面忽又承认“亚洲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的生产方法”！这就好比最初说“某甲不是人”，后来忽说：“某甲是一个杂种人。”他以为在亚细亚生产方法上加一个”混合”的形容词，可以使这种生产方法仍旧不成为一种生产方法，恰和在人上加一个“杂种”的形容词，可以使这种人仍旧不算人一样。这种见解的庸俗，真是登峯造极了！
然只有具有这种极庸俗见解的人，才会挂羊头，卖狗肉，才会东挪西扯，扩充营业。所以我们看见他在“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主张之误点”那个大标题下又来一个“三，亚细亚派生产方法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题目。唉，马克思主义还丝毫不懂，又来一种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被你们庸俗化还不够，又来使列宁主义庸俗化了！你们的门槛真多，但我也是“洞庭湖的麻雀”，经过风浪的，对于你们借列宁主义示威的这一套新把戏，并不害怕，因为你们只是一些卖假药的江湖医生，这就是说，杀人的庸医！
胡君自抬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虎头牌后，不用说，又编了两大段与本题无关的讲义，说一些关于俄国斯拉夫派与西欧派，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派的对立，社会民主工党开第四次大会，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对土地问题的争议等等闲文。内中只有一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空话，就是普氏“误会了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幸而胡君承上接下的工夫还好，所以在第三段说：“在俄国问题上，有新斯拉夫派，民粹派之意见，在中国问题上，又出现亚细亚派了。”这样算是和本题相近了。然胡君是一个“文艺家”，笔墨很好，更深深懂得文章愈曲折愈优美的秘诀，故虽达到本题的门口，并不一直冲进去，先谈到“中国的革命政党提出土地国有的纲领”，然后将我讥笑一番，说“如果照李季君的理论，这又无异于恢复三代之治，恢复盘庚之治了。”
胡君于发泄这种“无名火”之后，心气比较和平，于是再三揖三让地说“普列汉诺夫无疑是马恩以后世界最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艺理论，是我全部接受的。然而如果他在文艺上列宁不足和他比肩，在政治上，他又不免多书生之见。因此，在文艺上我听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我愿多听列宁。”这半段话表现胡君对于文艺与政治主张的选择，是采十分严格主义。他把此事交代清楚，便在下半段用“然而”一转，表示多听列宁的……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并不是上面所说的什么政治主张，而是关于经济史上的意见。这是胡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压轴戏，我们必须集精会神地听，目不转睛地看！他说：
“然而列宁就从来没有谈到什么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在《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或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家社会，而只说到奴隶底，封建底（以及农奴底），资产阶级社会（《全集》第三卷。）”
胡君关于列宁的议论就是这样一长句了事。我们在批评之前，还要把他对于马克思的说法和结论一齐介绍出来。他说：
“不仅如此，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谈到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只有一次就人类整个历史而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此外，他只说到亚细亚国家，亚细亚社会，乃至亚细亚制度，正如说欧洲国家社会一样。
“因此，在社会进化史上画一个特别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无论如何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胡君对于这第三项的小题目，约做了一千二百字，而他关于列宁的说法只有一长句，计八十字，关于马克思的说法只有两句，计八十四字。你看他的标题是多么冠冕堂皇，我重复说一遍，叫做“亚细亚派生产方法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我初次看到这题目时，以为里面必定将马克思和列宁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怎样不成其为生产方法一点，说得详详细细，使我增进不少的见识。谁曾料到那里面只有一二句空话，竟是一个骗局！可见胡君作文，正和投机商人开店一样，只求装璜美丽，不顾商品的充实与优良的！
然胡君不独酷肖一个投机商人，并且有几分像目前一般混售劣货的奸商，因为他的空话中还杂有假话。此等奸商既要受铁血除奸团炸弹的警告，胡君也自然免不了我的笔伐。他很自信地说列宁的“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我留俄时所备置的俄文《列宁全集》已于回国两年后失去，现在所买的德文《列宁全集》仅出十五本，并且恰恰不前不后，独缺少载有列宁一九○六年提及这种生产方法的第九本，因此我现时不能利用原文本或可靠的译文本来和胡君周旋。但翻开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导言（中文译本三六页国光社出版）一看，即发见马札亚尔的主张及其引文如下：
“然而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土地国有化，是为其基础。列宁曾把这一点视为此生产方法的特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大会和普列汉诺夫争论的报告中，曾说过如下的话：
‘若是因为在莫斯科的俄国民族有过（或者如果莫斯科的俄罗斯民族有过）土地国有，则它的经济基础是亚洲生产方法’。”
我们从这段话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要点：一，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主要特点之一，实列宁所承认，由此可以证明胡君这一类人随便抹杀这种生产方法的土地国有一点，不独违反马克思原来的学说，并且也同样违反列宁的意旨。二，列宁的文集中明明提及过“亚洲生产方法”，胡君所谓“他在《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又是谎话！我真不懂胡君的议论为什么专喜建筑在谎话上面？
可是胡君不独有“扯谎”的本领，并且还有“圆谎”的工夫。他自己后来也碰到了列宁上面一段话，于是急忙把它引入自己的序言中，并且即时接上一句道“但列宁不是主张有什么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这样一来，好像胡君从前否认列宁“在《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一语是指特殊的亚洲生产方法讲的，所以他始终没有错。实则不然。他自己跟着杜布洛夫斯基的榜样，把亚细亚生产方法分作两种：一为他们意旨中的也是欧罗巴生产方法，也是俄罗斯生产方法的国际化的“混合的生产方法”，通常称之为亚洲或亚细亚生产方法，一为我们（马克思列宁自然在内）所认识的古代的，非国际化的和单纯的生产方法，通常称之为特殊的亚洲或亚细亚生产方法。尤其是他于两者并举时，对于我们所指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必冠以“特殊的”形容词。他在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中说：“列宁就从来没有谈到什么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在《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显明的，前者是指我们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后者是指他们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否则两者如系同一物，他应当于后者的上面加上“特殊的”字样，或改为“这种生产方法”，以示仍指前者。还有一层，他在那段话的下面一段，接着又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谈到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只有一次就人类整个历史而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句话更是一个印证。所以无论如何，胡君在序言中的掩饰，是不能成功的。
我们对于这点“小事”为什么要说这许多话呢？用意无非在暴露胡君丝毫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认，惟图遮遮掩掩，自欺欺人。这完全不是参战者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指摘的。这点“小事”说过了，现在再回到本题来。
胡君那一段八十个字的话中除掉这句谎话外，还有一个天大的证据，就是《列宁全集》第三卷没有谈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亚细亚社会。所谓第三卷就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书我从前虽读过一遍，但尚未注意到这一点，现在走马看花地略翻一下，没有发见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亚细亚社会等字样。胡君这句话，大概是可靠的，不过列氏此书的对象，和书名所标示的一样，是讲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讲俄国自古至今的经济发展史，自然没有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亚细亚社会的必要。此书固然也有讲历史的地方，但仅追溯至封建时代为止，未尝远及古代。列宁的书为范围所限没有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胡君即指此为他不承认这种方法是一种特殊生产方法的铁证，像这样庸俗而武断的结论，只有胡君这一类人才作得出来！
我在参战论文中曾经有过下列的一段话：
“考茨基虽明知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发展有过四种生产方法的说法，却置若罔闻，自己特依照马氏的意”日再拟定一种方式为：
‘社会的生产，单纯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见萨尔卫阿里《古代资本主义》考氏序言第十二页。）
考氏在同页又加以说明道：
“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观。他从没有在何处这样明白而总括地说过。不过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零星评判收集起来，并从运用此等评判所产生的方法于人所共知的经济史的事实上，便获得刚才所述的思想途径。’”
列宁如果也和考茨基一样，抛弃马克思原有的方式，另拟一个新方式，我们才可勉强指为他否认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证据。然我郑重声明一句，这也只是“勉强”的，因为他既没有明白指出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成其为一种生产方法，我们即不能武断他的另采一种方式，完全是为此而发。胡君这种人不明白这个最粗浅的道理，竟引“考茨基…从未提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法”一点，做“在社会进化史上画一个特别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无论如何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种结论的注脚，真所谓“可笑亦复可怜了！”
记得西洋有句格言，叫做“凡不为我的，就是反对我的。”这话显然只有半面的真理，因为在“不为我的”人中，固有“反对我的”，但也有既“不为我”，也“不反对我”而守中立的呀。这句话如果只有半面真理，则胡君那个不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结论，便没有丝毫真理可言了。胡君如果不相信，我可再从记忆中举个例子来加以解释。
德国某学者（一时记不起姓名来）于研究《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后，看见他们在一八五○年代不独绝少提及辩证法，马克思于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写信给恩格斯，且有“辩证法的事件……我们几乎又忘记了”见《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德文本第二卷第二四二页）一语，遂确定他们为否认辩证法了。他这种确定的理由，比秋原君的要硬得多，因为他有马氏亲笔写出来的话做证据。但后来事实上的表现怎么样呢？马氏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完全是应用辩证法做出来的，所以科洛（HeinrichCunow）说：“没有辩证法，马克思做不成《资本论》，这并不算是过当的话。”（见科氏《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德文原本第二卷三四六页）由此可见考察一个人是否保持或抛弃自己原有的学说或主张，当从各方面着眼，决不可因他绝少提及，甚至于宣言几乎忘记了，遂据以为刊断的根据。胡君的话，事同一律。他因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没有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即毅然断定列氏否认这种方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胡君描写列宁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意见既是绝对错误，对于马克思的说法更是如此。他在前面所介绍的那段八十四个字的话中，一方面说“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谈到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又承认“他只有一次就人类整个历史而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试问既“没有谈到”又何来的“一次”？这种矛盾就是高小学生也不会有的。况且除这次之外，至少至少还有我们在上面所举的《资本论》第一卷“古代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的一次。就是胡君自己也曾引用过，怎能抛弃不顾，谎言马氏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只说过一次，“此外，他只说到亚细亚国家，亚细亚社会，乃至亚细亚制度”呢？好，就打个对折，算他只说一次，为什么这一次又不作数呢？岂止不作数，并且还是他不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生产方法的铁证，这真奇怪到无以复加！
胡君看到这里，必定勃然大怒道，“我所谓马克思没有谈到的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有一次说及的是亚细亚生产方法。难道没有谈到下面‘特殊的’三个字，你看不见么？”当然，我是看见的，并且早就看见了，不过还来不及加以批评，现在正是机会了。请听我讲吧。
“特殊的”（specifisch）这个形容,“特种的”（VonbesondrerArt）这句形容词俚语,马克思的确提出应用过,例如他说:
“反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作科学的分析，即表现它是一种从特殊的，历史的发展发生出来的特种生产方法和其他每种有定的（bestimmt，definite）生产方法一样，它是以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态的一定阶段为他的历史条件的：这种条件自是从前的进程一种历史的结果和产物，而新的生产方法从此出发，如从它的已有的基础出发一样；和这种特殊的，历史决定的生产方法相符的生产关系——人类在自己的社会生活进程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加入此等关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末了，诸种分配关系大体与此等生产关系相同——只是它们的里面——所以两者都具有同一历史过渡的性质。”（见马氏《资本论》德文本第三卷第二册四一四至四一五页。）
这段话好像足以供给胡君这一类人，作为所谓“特殊的生产方法”的理论根据。但我们细心考察一下，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第一，马克思这段话起首的“反之”两字不是对其他生产方法而言，只是对上文所谓出自人性和无关于历史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而言，胡君不必高兴，以为又可以断章取义。第二，马氏在此虽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特种的”或“特殊的”生产方法，但这是对照着“特殊的历史发展”讲，不是对照着其他生产方法讲的。尤其显明的是，他一面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为“特种生产方法”，一面在其他每种生产方法中加入一个“有定的”形容词，表示彼此无分轩轾。因此，胡君（他当然不知这段话，否则早就引作理论的根据了）等拾取了“特殊的”形容词，是不能用作攻击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武器的。
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去找一找看，如发见这三位大师或其中的一人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生产方法时，在后面三种生产方法上都冠有“特种的”或“特殊的”字样，而亚细亚生产方法独有向隅之叹，那他们真可以大摇大摆，庆祝自己主张的胜利了！可是无中不能生有，他们的寻找工作，一定是徒劳无功，因此他们以非特殊的生产方法为理由去否定亚细亚生产方法，完全是违反马克思等的本意，完全是一种极庸俗的见解。
统观以上各节，即明白表现胡君所谓“在社会进化史上画一个特别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无论如何，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直是无识妄言！
胡君于上述一个小题目之后，接着又来两个小题目，专门对付我，即“四，李季君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又不是普列汉诺夫主义”，“五，李季君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胡君在第四个小题目中，不用说是要一方面打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又打我，所谓双管齐下，武勇无比。打普氏的武器是他的“片言解决法”即“但据此即以纯地理原因建立并存类型理论是不对的。”打我的武器是他那“于物无不陷也”的矛和“奠能陷也”的盾，不过“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他自己就立刻表现矛盾了。怎样讲呢？听我细说吧。
他说，普列汉诺夫是主张东方社会由氏族制度到亚洲生产制；而这亚州生产制相当于先资本主义制；而李先生朋将亚洲生产方法拉到封建生产方法之前。这又是如何的误解普列汉诺夫！”但在事实上，我在参战论文中认殷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正与普氏“东方社会由氏族制到亚洲生产制”的主张相吻合。至于胡君，时乎把亚细亚生产方法安置在四千一百多年前的巴比仑，和五千三百多年前的埃及，时乎把它安置在现代的中国和印度，骂我不该“旋乾倒坤三千年。”这不独自相矛盾，而且“是如何的误解普列汉诺夫！”
还有一层，他又说：
“普列汉诺夫又根据萨卡诺夫（Sakharov）和列可侣（Reclus）之材料，说耶稣纪元前一千年前制定被课税的农民为国家耕种国家之土地，此经过一千年以上。很显然的这不是指殷代（当系周代。）”
普列汉诺夫所根据的材料是否可靠，他所说的话是否事实，姑置勿论。惟就他的说法，看此事恰恰在殷代，仅伸展至于周代。因为所谓土地国有，姑退一步讲，所谓井田制，远在春秋之前，这是历史的事实，无人否认的。春秋始于纪元前七二二年，由此再加一千年，为一七二二年，恰在商沃丁之世，这就是说，还在般盘庚前约三百年。所以“经过一千年以上的”土地国有制，亦应推算在自商般起——就最迟的讲——至春秋开始时止，因为春秋时代已无所谓土地国有，亦无所谓井田制（井田制当然只是土地国有的一种。）胡君是个纸上谈兵家，他的目光老是死死钉在纸上，不知就古代的历史加以对比，便贸然断定“纪元前一千年”“当系指周。”“一千年”的下面如果没有一个“前”字，他还可以依照字面，固执己见，但这一“前”字已经将他的口实的根据扫除了。现在即就他所提出的证据讲，我的主张和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完全相合，由此可以知道误解普列汉诺夫的人不是姓李而是姓胡了！
胡君在第四个小题目中既代我做一一番证明的工夫，在第五个小题目中更不能损伤我的毫末。据他说，我的理论是犯了两重错误：
“一，认奴隶制生产方法与亚洲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生产方法。其实如后所述，奴隶制可以与建封的，农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结合，并存；而亚洲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的生产方法。
“二，亚洲生产方法不是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是先建封生产方法。”
胡君对于第一点，在这里没有讨论。推到下面第三项“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所指示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实质”这个大题目中瞎说了一阵。我为节省精力和避免重复起见，特将这一小项和那一大项的内容合在一起，加以详细的批评。
胡君及其尊师杜布洛夫斯基这一类人本其庸俗的见解，用“分尸批评法”解决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现在又移转枪口，对着古代的生产方法了。关于这一点，本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不过他们既经提出，而且是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相提并论，我也应当加以反驳，以免谬说的流传。杜氏说
“奴隶经济存在于最不同的时代，在巴比仑，埃及曾有，在希腊，罗马也曾有，在封建时代甚至于在美国资本主义繁盛期，以及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可看见。”
胡君在这几句话的下面插入一节注脚道：
“马克思也说：‘在古代中世纪及近世殖民地都应用大规模协业（合作）固是事实，但这都是基于……奴隶制度的。”可见奴隶制度不是古代之特殊生产方法（看《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日译本三一三页。）”
这节注脚外，胡君又来一大段议论，而其要点是：
“从希腊罗马社会到中世封建社会是一个历史的反动，不是一个社会的前进；因为古代社会生产方法及文化，事实上比中世（初期）高。因此，马克思所分的四期，决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奴隶经济存在于最不同的时代”，固是事实，然古代的生产方法却没有因此“存在于最不同的时代”中。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君还在《资本论》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么？实则那段话的译文与原文的意思相差有十万八千里，今特从德文本翻译如下：
“古代世界，中世纪和近世殖民地大规模的协作孤立的应用，是建筑在直接的主仆关系上，大半是建筑在奴隶劳动上。”（见考茨基注释《资本论》第一卷二八二页。）
英文译本（第一卷三六七页）除掉少去“直接的”这个形容词外，其余的词意与德文本全同。素来崇向直译的日本文（手中无日本文，无从对照，）我不相信会弄出那样的大错。胡君留学日本，为期甚短，看日文书的程度有限，这种错误大概是要由他负责的。尤其是将“Sklavere”译为“奴隶制度”，殊欠正确。此字原指“奴隶劳动”或“奴隶状况”，所以译成英文时，固然常为：“Sklavery”,但有时便直作“Slvelabour”（奴隶劳动）。例如德文《资本论》第一卷一六九页（考茨基注释的版本）的
“dieGesellschaftderSklavereivonderderLohnarbeit”
一语，在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二四一页（美国版本）即成为：
“asocietybasedonslavelabour，andonebasedonwagelabourt”（基于奴隶劳动的社会和基于工资劳动的社会）
又德文中的“Sklaverei”和英文中的“slavery”不仅用以指“奴隶劳动”或“奴隶状况”，并且还用以泛指“强迫劳动”，例如德国有名的经济史家桑姆巴特（WernerSombart）在他的近世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中所谓“Sklavereri”（奴隶劳动）就是指“Zwangsarbeit”（强迫劳动，参看该书原文第一卷第二册六九六页。）桑氏在同书中（见第一卷第二册六九三至六九五页）又常提及：
一，“黄种人的奴隶劳动”，（也可译作“强迫劳动”，下仿此），
二，“红种人的奴隶劳动”，
三，“黑种人的奴隶劳动”，
四，“白种人的奴隶劳动”，
如果依胡君的模样，一律译为“奴隶制度”岂非近代有红黄黑白四种奴隶制度，而同一地域也有两种，三种或四种奴隶制度？
不仅是这样，马克思常言“儿童奴隶劳动”（Kindersklaverei）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六八八页），如果依照胡君的例子，译为“儿童奴隶制度”岂不是还有“成人奴隶制度”，“妇女奴隶制度”与之对峙，那在近代不会有十种八种奴隶制度么？所以胡君的大理论，“自以为这是马氏意见”，实则是由于他这个“自由人”滥用自由弄出来的滑稽剧！
还有一层，马克思如果谈奴隶制度，一定用“SystemderSklaverei”（奴隶劳动的制度，但此处不应直译，须译为奴隶制度），或Sklavens，stem（奴隶制度，参看德文本《资本论》第一卷四七八页）等字。如果Sklaverei即指“奴隶制度”，System（制度）这个名词岂非成为赘疣么？自命为读过或参考过《资本论》的胡君不知何以熟视无睹？！
我们应当知道，一种奴隶制度固然要有奴隶做主角，但各时代中奴隶的出现，不限定即构成一种支配社会生产的奴隶制度。所以马克思等并没有说过，自古至今都有奴隶制度的存在。胡君和中国许多所谓学者总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一有奴隶，即有奴隶制度，遂拚命地主张在各时代中都有奴隶制度，或在中国也有奴隶制度。而胡君且进一步宣布“奴隶制可以与封建的，农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结合，并存，”这不是“一种特殊生产方法。”他不知道，像古代希腊，罗马农工业完全建筑在奴隶身上，因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度的，以后从未见过，决不能拿后来任何种奴隶状况去妄相比拟，借此企图贬损它为一种特殊独立的生产方法的价值。
固然，近代美国南方的种植业也曾形成一种动产奴隶制度，但这只是因非洲黑奴的来源与美国一定的地带的状况偶然适合，才形成一种局部的（决非普遍的）奴隶制度。西门士（A.M.Simons）说：
“美国有一个确定的地带可以种植高地棉花。这个地带在被山麓截断之处，棉花和奴隶劳动均告停止，而居民的全部性质也改变了。……
“动产奴隶劳动和种植制只有与一种具有某些特性的工业结合才能保持得住。这样一种工业必须动作极端简单，进程很少，并不用复杂的机器。因为奴隶劳动只适用于‘一种收获’的农业制，并需要无尽量的肥沃新地，以便旧的地力耗尽时可作为种植地。”（见西门士《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势力》（SocialForcesinameircanHistory）二二二至二二三页，一九二六年纽约出版。
像这样仅限于一隅的奴隶制度，我们是不能拿去和古代希腊罗马风行全国的普遍的奴隶制度相比拟的。然即相比拟，正如“小巫之见大巫”，并无损于古代奴隶制的生产状况自成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生产方法的实质。无论如何，两者是不能并为一谈的，否则便和我们乡下一个老学究一样，把中国打水豆腐的化学和西洋制炸弹的化学互相比拟，说同是化学一样。这种见解的庸俗，也就达到可以观的程度了。
我这种说法理由虽极充足，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开口，是不是以折服杜布洛夫斯基老师和胡秋原弟子的，因此我特请马恩两氏来亲自说话吧。马克思说：
“巴斯场（Bsaiat）君怀着幻想，以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仅恃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如果人们在许多世纪之中全恃掠夺为生，那必须有时常可供掠夺的东西的存在，或者掠夺的对象必须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因此希腊人和罗马人似乎也曾经有过一种经济进步，即一种形成他们世界的物质基础的经济，恰和形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的资产阶级经济一样。或者巴斯场以为一种站在奴隶劳动上面的生产方法就是站在一种掠夺制度上面么？他的立脚点于是很危险了。”（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四五页。）
现在要问杜老师和胡弟子：奴隶制度既不是一种古代特殊的生产方法，马克思在这段话中为什么要承认“一种站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法”呢？这又是马克思说错了么？唉，你们师弟倘若早出世一百年，当着马克思的面，做一番“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斯为美矣，岂不善哉？”
胡大弟子为毁灭古代的生产方法起见，更妄逞臆说道：
“又马克思不曰‘奴隶制的’而曰‘古代的’，也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古代的也显然是一个类似地理的概念。犹希腊罗马的生产方法非常复杂一样，亚细亚生产方法也非常复杂。”
我真佩服他的脸皮厚，说得这件的话出来。马克思所谓古代的生产方法没有什么“复杂”或“非常复杂”，只是一种建筑奴隶制度上面的生产方法，马氏上节“一种站在奴隶劳动上面的生产方法”一语，说得最为明了，没有现在“的理论”家肆意加以曲解的余地。又马氏于一八七七年写信给俄国社会学家密谦洛夫斯基（Michaylowsky）说：
罗马“也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只是发展一种奴隶主的经济。”（见科尔基《唯物史观核心》五一页—KarlKorsch：Keinpunkte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Leipaig1922.）
此外，恩格斯说：
“在古代国家是畜奴者的国家。”（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德文本三○二页。）
试问古代希腊罗马的生产方法如果不是奴隶制的，马氏能说罗马“只是发展一种奴隶主的经济”，恩氏能说“古代国家是蓄奴者的国家”么？自称读过《资本论》和《杜林的科学革命》等书的胡君对于他们这些说法何以毫无所知？由此可以证明他实在没有读过此等书，我很诚恳地劝他赶快多读书少吹牛皮吧！
胡君的另一种高见是“古代社会生产方法及文化，事实上比中世（初期）”高。但他又不敢确切作这种主张，于是中世下面，加以“初期”的注释，可见他的主张摇动了，不值得我们来加以批评了。不过我们不开口，他又会幻想自己的主张是获得胜利。社会的发展不是循着直线前进，有时呈出迂回曲折的局面，这是我们承认的。然就大体讲，无论它怎样遭屈折，向后退，于是向前进的。所以恩格斯说：
“在各族的各时代中，在程度和趋向上，虽有一地域的与暂时的退化，但就整个看来，是勇猛前进的。”（见恩氏《自然辩证法》德俄文合刊本九四页。）
希腊罗马的文化中某几点（如哲学艺术之类）虽比中世初期或整个中世纪为高，但就人类进展的总趋势看，罗马灭亡后，欧洲无论怎样转入黑暗时代，而封建的生产方法终比古代的生产方法为高。最显著的事实是古代的奴隶不独完全没有自由，并不算作人类。“依照一个有知识的罗马农民的界说，农业工具分为三种：即能言的，半能言的和不能言的，就是指奴隶，牛与车子。”（见拙译莱坶斯《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三六至一三七页）“一般受虐待的奴隶对于他们的劳动丝毫没有兴趣。凡每日被剥皮吮血的人对于他们的主人必定是满怀忿怒与失望，他们对于主人自身既无可如何，遂将他们的仇恨和报复的感情一起发泄在劳动畜牲和劳动工具上面。此等人到后来非常粗鲁，竟和兽一样，精致的工具简直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只好将那最粗蛮的，最笨重的，最不容易损坏的——但也是最退化的——工具给他们去作工，因此劳动与生产物同样退化了。”（见同书一三九页）
上面所征引的描写罗马奴隶状况的两段话明白表现：
一,奴隶绝对没有人权与自由可言,完全与牛马同科,恬不为怪.
二,蓄奴主人因奴隶借工具泄愤,竞改用最粗笨的工具，于是技术与生产力同时退化了。
以与牛马同科的人操持最笨拙的工具去从事生产，当然谈不到技术的进步，这正是古代的生产方法不能高度发达的原因。
可是一到了封建时代，劳动者的状况便比较进步，他无论怎样受领主的剥削，而他的生活无论怎样困苦，总有自己的独立的小家庭，他是一个半自由的人，不复是一种“能言的工具”了。这一点不明明指出人类解放运动途中的一大进步么？胡君只看见中世纪初期统治阶级的精神文化较逊于希腊罗马，而没有发觉被统治阶级物质生活的比较改善，这不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且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看见舆薪。”这又是一种极庸俗见解的结果。
关于胡君认我误“认奴隶制生产方法与亚洲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生产方法”的问题，我已经尽量答复了，现在就来详细解答他的第二个问题，即我误认“亚洲生产方法不是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是先封建生产方法。”他在这里大发议论，我为便于驳覆起见，特先介绍他的几节话如下：
“马加尔并不是将亚洲生产方法叫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合而为一，而只是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方法之一种。……这毫不与马克思所说的矛盾。马克思在《先资本主义制之诸状态》之章，几次提到”亚细亚社会”，“亚细亚国家”，我不知否认亚洲生产制为先资本主义生产制的根据在什么地方，马克思所谓先资本主义很显明地有广狭二义，前者包括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如古代的。亚洲的，封建的，并不仅指亚洲封建生产制残余，如李君之所说。……
“马氏在《先资本主义诸状态》一章中，提到古代希腊罗马末期，中世诸城市以及亚洲。先资本主义时代并非指封建亚洲制之残余，马氏不过是说这些社会内高利贷＝商业资本而趋于分解，一个社会到了衰颓期，并不是说那社会之支配生产方法已成残余，现在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的寄生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就变成残余了么？
“苏俄的历史学者波卡洛夫在其《阶级斗争史教程》先资本主义社会之部，讲原始社会，古代亚洲，古代地中海诸国，封建社会，就是根据这理解的。
“其次是狭义地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如马氏所说，这都“属于……洪水前期底资本诸形态”……
“然而这广狭主义是并不冲突的。因为在古代，亚洲及中世，都有这前期资本主义，而在这些社会的末期，演了很大的作用。李季先生既读过了《资本论》而否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使我非常奇异的。”
我现在对于以上各段，分条来予以驳斥。
第一，马克思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本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意义。广义的一种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法，必用多数，它们的内容完全依各自的特别名称而异。供他的通常习惯看，很少使用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于各种生产方法上面，大概只将生产方法这个名词变成多数，或再冠“一切”字样。例如他说：
“……人们对于劳动工资与剩余价值，对于必需劳动与剩余劳动，如勾消其特殊资本主义的性质，便没有此等形态，仅剩着它们的基础，这是一切社会生产方法所同具的。
“此外这种概括也是从前盛行的诸生产方法所固有，如封建的〔生产方法〕，是。”（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四一三页。）
马克思所谓“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见下文），全与此处所谓“一切社会生产方法”和“从前盛行的诸生产方法”相同，不能有特殊的内容，也不限定专指那一种。胡君不明白这一点，竟说“李季先生既读过了《资本论》，而否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使我非常奇异的。”试问这有什么“奇异“？
在另一方面，胡君大谈其广义与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不知道有多数与单数之别，这才“是使我非常奇异的！”因为依照他的说法，马克思所谓广义的先资本主义“包括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如古代的，亚洲的，封建的，”而狭义的“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胡君没有用生产方法字样，这是可以省略的，但其意当然是指生产方法）而同时有广狭二义，这是何等荒谬的话！并且这种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包括亚洲的生产方法，古代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它于是变成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悖的东西，这就是说，除掉资本主义的现代外，它是一种超时间和空间性的东西！这是使普天下的人“非常奇异的”！
谈到这里，胡君也许要强词夺理地说，“多数单数么？我是知道的。”（其实我在参战论文中已指这一点，只怪胡君自己太不留心了！）既知道，为何不说出来？为何要用许多废话大惊小怪地向我进攻？
第二，马克思所谓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必用单数，它有一定的内容，即从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例如他说：
“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的内部坚实，对于商业解体的作用所表现的障碍，可以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明白表现出来。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的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形态。英国人为破灭此等小的经济公社起见，特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在印度同时使用他们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英国的商业对于这秘生产方法所发生的革命影响，只在假手于它的商品一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织业——此业是这种农工业生产的统一中一个原始的整部分——并且打碎这种公社。虽是如此，这种解体的工作进行也很迟缓。英国人在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势力，故这种进程更为迟缓。此处因农工业的直接结合，而节省财力和时间，对于大工业的生产品——它们的价格中含有流通进程的死费用——遂表现一种最顽强的抵抗。然在另一方面，俄国的商业不像英国的商业一样——没有震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册三一八页。）
这段话开始说“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按胡君对于这一句译为”先资本主义国民底生产方法”，没有表见多数，他后且说：“亚细亚生产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与普通封建制是有不同的，例如他自己称之为‘先资本制的国民的生产方法’，”他竟把包括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诸生产方法。看做一种亚细亚生产方法，这是何等寃枉而可笑啊）是多数，系泛指任何民族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及下面确切指定印度和中国。马克思马上就说，“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此处的生产方法，原文为单数，不复像上句为多数了。自此以下所描写的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即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部分。然这一点是胡君不能了解的。也是他向我进攻最力的地方。试听他说：
“这一气呵成的文章，意义十分明白，不知李先生何以要将首尾斩断。马克思在这里十分明白地指出亚细亚生产之经济基础，是农工业之直接结合，是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十分明白地指出，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是亚细亚底生产之经济基础，至少一八四○年以前还是亚细亚生产之经济基础占支配地位。而李君忽谓纪元前一四○一年至一一三五年的殷代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旋乾倒坤三千年——马克思说‘震动亚细亚生产制’者是英国，李季说变更亚细亚生产方法者是周朝。无疑，错误的不是马克思。而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耶稣还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并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渡海东来誓师伐纣！李季先生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要和马克思宣战了。”
胡君虽是一个“文艺家”，但只能作笨拙的讲义式的文章，我是不大中意的。不过这段文字的确做有有声有色，气势磅礴，为全文中最精彩的一段，殊令人佩服。试看他所发的炮弹和联珠一般：什么“首尾斩断”呀，“旋乾倒坤三千年”呀，“无疑，错误的不乓马克思”呀，“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耶稣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并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渡海东来誓师伐纣”呀，“和马克思开心”呀，“和马克思宣战”呀，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是老先生，或少先生，靖你停止射击，听我来解释吧。
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我在参战论文的第二项已尽量介绍出来了，即在本文的第一项也约略说过，现在又要我来说，实在有些厌烦，但不说又怎能折服胡君呢？马克思说：
“例如印度极古的（uraltertümlichextgremelyancient）小公社——至今还有存在的（diezumTeilnochfortexistieren，someofwhichhavecontinueddowntothisday）——是建筑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一种固定的分工上……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即有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见考茨基校的《资本论》第一卷三○四页，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三九二页。）
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往古时代的一种生产方法而非现代的生产方法，上面起首一句话就是铁证。马克思指出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用“印度极古的公社”做例子，而他在我们前面引“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的形态”等等一长段中是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语意极为明了，所以我在参战论文中说：
“前者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为主要条件，即以土地国有为主要条件，而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附之，后者以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为主要条件，而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形态附之。”
这话当然没有错，但胡君一口咬定我是错了，而又说不出理由来，他是一个何等可怜的争论家啊！凡生产方法总是一种历史的形态，总是跟着生产力的发达而继续转变的。除掉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外，一入文明时代，从没有四五千年不变的生产方法，凡稍涉猎世界史的人大概也能察观这一点，马克思是一个历史专家，而又最注重每一事物或制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岂肯冒然承认印度极古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一直长存至今日，而丝毫没有变动？胡君即没有能力鉴定马氏上面的两段话，单从这一点着想，也应当知道其他不致认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仍是现代印度一种盛行的方法。
然我们不像胡君一样，要反对别人描写一种主张，只能用“片言解决法”，否认了事，而不能举出有力的证据来。马克思上面描写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虽极明了，似我们仍要另举证据，加以证明。马氏在一八五三年六月的一篇论文里说：
“印度过去的政治形态虽表现富于变化，但它的社会状况（sozialeordnung）自最古时代一直到十九纪初期，是没有变动的。”（见柏林出版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号三八七页，马克思《论中国与印度》。）
这句话是一般主张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仍为现代印度的生产方法的人最愿听的，因为这好像是他们的主张的铁证。但不幸的很，这终只止于一个“好像”，而非事实。马氏在这句话的下面接着说道：
“手织机和纺纱车——有几百万纺工和织工常规地以此为业——构成这种社会构造的基础。”（见同书同期同页。）
由此可见他所谓数千年“没有变动的”，是指手工业的纺织业，而不是指整个的生产方法，不能为他们所利用了。
当然，上面也不是我们的证据，而只是我们在举证据之前的一个小引，我们要举亚细亚生产方法残余的证据，还须从新引出马克思关于“印度极古的……小公社”的一段话，以资比较他说：
“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为供给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产，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所以生产自身是不倚赖印度社会那种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分工的。只有剩余的生产物才变成商品，然此中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国家的手中，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即有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公社在简单的形态中，是共同耕种土地，而分配生产物于各社员，同时每个家庭从事于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的副业。除掉这些从事于同样劳动的群众外，有‘主要的居民’他一人兼在载判者，警察和收税员；有一会计员计算农作并登记关于农作的一切事项；有一官吏惩罚罪犯，保护外来的旅客，并且伴送至附近村落；有一守界人看守本公社对邻近公社的疆界；有一看水人为着灌溉，从公共蓄水处分配水；有一婆罗门教徒执行宗教的职务；有一个教书先生在沙地上教公社的儿童写读；有一个懂历数的婆罗门教徒以星学家的资格报告播种收获的时期，和一切特别农事的吉因时日；有一个锻工和一个木匠制造并修理一切农业工具；有一个陶工制造本乡的一切陶器；有一个理发匠，有一个洗衣人，有一个银匠，并且间或有一个诗人在某些公社中代替银匠，在其他公社中又代替教书先生。这十几个人是由全公社的费用供养的。当人口增加时，一个新的公社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依照旧公社的模型组织起来。公社的机构表现有计划的分工，但制造业的分工却不可能，因为锻工和木匠等等的市场没有变化，至多也不过按照乡村的大小增至两三个锻工，陶工等等。支配公社中分工的定律具有一种自然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同时每个特别的手工业者如锻工之类，依照传统的方法，在自己的工场中从事于他那一门专业的一切工作，他是独立的，并不承认何种权力。这种自足公社的单纯生产组织时常在同样的形态中再行出现，即使偶然被毁灭，又在同一地方，以同一名称再造起来，”（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三○四至三○五页。）
马克思这段话是根据英国下议院对印度事件的一种旧的正式报告（参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期三八八至三八九页）略加修改而成的。他在一八五三年六月的一篇论文中征引了那一段报告后，接着说道：
“此等社会组织的固定的小形态大部分已解体，（wurdenzumgrösseuenTeilaubgelöst）现在在概念上也在消灭了,（sindimBegriffezuverschwinden）这未必是由于英国收税人和兵士横暴的干涉，而多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影响。这些家庭共同体是建筑在手工织布，手工纺纱和手工经营农业特别组合的家庭工业上面，这种工业使它们得以自给自足。英国人的侵入，使纺工移植于兰卡州，（Lancashire）使织工移植于孟加拉，或扫荡了印度的纺工与织工，使此等半野蛮半文明的小公社解体，因为它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所以亚洲所曾见的最伟大的和真正唯一的社会革命是完成了。”（见《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期三八九页。）
到了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复说：
“新近传仿一种可笑的成见，以为原始的公有财产特别是斯拉夫的形态，甚至于专为俄罗斯的形态。它是一种原始形态，我们可以从罗马人，德意志人和克勒特人（Kelten）中指证出来。甚至于现在仍可从印度找寻许多例子，不过半归残灭罢了（wennauchzumTeilruinenweise，ruinsthoughtheybe。）详细研究亚细亚的，特别是印度的公有财产形态，便会指出原始公有财产的各种形态已经发生了它的解体的各种形态。”（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原文九页。）按这段话，马氏后来又引入《资本论》第一卷。）
以上两段话明白表现印度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在马克思的时候早成残余，绝不像胡君所幻想的一样，
“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印度所展开的意见，无疑是说在当时〔按字旁的点为胡君所加〕的印度。”
不过讲到这里，胡君也许又要说，“马克思所指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既不是说当时的印度，.就算我错了。然依你所征引的一段话看，我认马克思说‘震动亚细亚生产制’者是英国，这总算是正确的吧！”
胡君所谓“亚洲生产制”，当然是指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不是指它的残余，然英国所“震动”的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还是它的残余，我们来加以讨论吧。马克思关于印度的史料，都出自英法文，讲古代印度的一定很少；即就中国而论，我们和印度虽已有几千年的往来，但一直到现在没有一部关于印度的历史出版，可以使我们明白窥见它几千年来的变迁，马氏当时必更感觉困难。印度几千年来是否仅经过一种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这要印度的经济发展史来证明，不能以情形十分隔膜的马克思的意见为标准。不过就马氏的各种说法看，他所认为被英国震动的，已不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是这种方法的残余。怎样见得呢？
马克思于描写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时说明“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为供给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产”，“只有剩余的生产物才变成商品，然此中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国家的手中”，可见在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之下，商品是例外的，很少的，而且纺织业也只是一种“家庭的副业”。此外，又明白表见土地为国家所有，并且还有很多“未被占领的土地”空着，以备新公社的使用，这完全是一种极古的状况，非近代印度所能呈现的。然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证据，据马克思说：
“在古代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诸生产方法中，生产物变为商品，又商品生产者的存在，只表演一个附属的角色，要到共同体愈陷于崩溃的步骤时这角色才愈加重要。真正的商业人民仅生存于古代世界种种文化圈的隙缝中间，和伊壁鸠（Epikur）的诸神一样,或和犹太人在波兰社会的毛孔中一样。”（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四二至四三页。）
又恩格斯说：
“在古代印度的公社中，在南斯拉夫的家庭公社中，生产物并不变成商品。公社的各员直接为生产而联合，按照习惯和需要分配劳动，至于生产物既是充消费之用，也是这样分配的。直接的社会的生产和直接的分配都排去一切商品的交换，因此也排去生产物变为商品（至少在公社里面）和价值的事。”（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德文本三三四至三○三五页。）
试将马恩两氏这些话和马克思所描写的印度极古的小公社的情形对比一下，就可以确切知道，在他所指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各小公社都是自给自足的，商品实为例外，要到这种生产方法愈趋崩溃，商品才愈加增多，而商业才愈加发达起来。当马克思描写英国人侵入印度的情形时，从未见提及土地国有的事，也从未见提及有“未彼占领的土地”的事，并且“有几百万纺工和织工常规地以”手工的纺纱织布为业。可见这已不是一种“家庭的副业”，而是一种独立的和主要的手工业，并且也不是专为着自足而生产，大半是为着交易而生产。可是胡君的理解却完全相反，我们在上面所引的马克思一八五三年六月一篇论文的话，他曾节译于他的论文中，并且批评道：
“在这里，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概念才明白表现出来，即由农业与手工业之统一的自给自足之村落经济。而因印度之殖民地化，‘就夺去这些村落之自给状态，旧工业破坏了。’（通信二三九号《全集》十七卷四六五页。）”
胡君因马克思在那段话中没有提及土地国有，遂利用机会，直截了当地去掉这个主要条件，认马氏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只是“由农业与手工业之统一的自给自足之村落经济。”这才叫做“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和马克思宣战！”然我们对于这一点，从前已轻说过，此时不必多说。现在专提出“自给自足”的问题来讲一讲。
马克思那段话和胡君这段话最后的一句（系马氏给恩格斯的信中语）固明言印度村落的自给自足，但统观全局，可以断定，这已不是印度极古的小公社那种绝少商品，与纺织业为家庭副业的自给自足，而是纺织业已经成为独立的手工业，（一部分当然仍为妇女的家庭副业）的整个印度的自给自足。这就是说“几百万纺工和织工常规地”（引马氏语下仿此）纺纱织布的主要目的是在作为商品而出卖，不是像极古的小公社一样，“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为供给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产”；不过这只是整个印度各村落间的分工（自然比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各个小公社的“制造业的分工却不可能”的状态是进步多了，）而不是对世界市场的分工，它们虽各以分工所得的产物互相交换，然就整个印度的村落讲，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无待外求。
要这样去理解英国人侵入以前的印度状况，才合情理，因为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明言印度“社会组织的固定的小形态大部分已解体，现在在概念上也在消灭”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影响。”然印度人在未被英人侵入之前如果没有大量的纱布等等交易的存在，则英国的棉织物虽极廉价的能事也热从与之竞争更谈不到“扫荡了印度的纺工与织工”，因为他们在根本上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既不卖出又不买进，英国的蒸汽机对于他们能发生什么影响呢？英国的自由贸易对于他们能发生什么影响？惟其因他们的纱布向来就是商品，向来就要出卖给本地人或本国人，然后英国人一经侵入，能以机器生产的棉织物廉价出卖，打倒他们的商品，并且扫荡他们自己。“棉业织工的骨头漂白了印度的原野”（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三七五页，）正因为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的人，而是要和英国机器生产品竞争的人；以致惨遭失败。马克思描写印度极古的小公社的生产时，说“这种生产是不倚赖印度社会那种因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分工的，”描写英国对印度的通商时说“英国的商业对于这种生产方法所发生的革命影响，只在假手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织业——此业是这种农工业生产的统一中一个原始的整部分——并且打碎这种公社。”很显明的，所谓印度社会因商品交换而成的分工，是指英国人侵入以前的事，所谓英国商业对这种生产方法所发生的革命影响，只在以廉价商品破坏纺织业，是指商业兴盛中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不是指各小公社自给自足中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要是这样，英国的棉纱布来到印度，才有活动的余地可言，否则印度人在一方面有自制的纱布供自家的消费；英国的棉织物如只是廉价而不是白白地相送，他们必不舍弃自己的产物而卖英货，在另一方面，他们一向既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必定没有作为商业的媒介的金属货币至少也是很少此面货币，更难与英国人交易，所以要照马氏所描写的印度极古的小公社自给自足的情形去估定英国人侵入以前的印度，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这就是说，要主张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没有制造业分工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一直存在至英国人来敲印度的国门时，还完好如故，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还有一层，凡是产业革命的过程都非常之长，欧洲近世的产业革命经过三百年上下的长时间。在停滞性最显著的亚洲更非几百年所能蒇事。马克思在我们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中说：
“英国人的侵入……破坏了小公社的经济基础，所以亚洲所曾见的最伟大的和真正唯一的社会革命是完成了。”
他不说英国人的侵入，使亚洲所曾见的最伟大的和真正唯一的社会革命开始，而偏说使这种革命“完成”（vollbrachte）可见他的心目中并不认印度的产业革命是始于英国人的侵入了。
其实我们于这种推论外，还有较确切的直接证据。恩格斯说：
“曾经说及的古代原始的公社可以存在几千年——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中现今犹有存在的——在它们和外界交通之前，内部即产生财产的差异，因而发生解体了。”（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德文本一五二页。）
由此可见恩格斯是认定印度小公社的解体在和英国人以及西洋人交接之前。这种小公社的解体就是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解体，更不待言了。
综合以上的分析，即发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印度极古的小公社自给自足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在英国人侵入之前，已经崩溃，印度的制造业已有高度的分工，几百万工和织工已经常规地以生产商品为目的，而商业的兴盛也大有可观；于是英国人挟其廉价的纺织品来夺取印度纺织工人的市场，连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也站不住脚，一齐倒塌，“所以亚洲所曾见的最伟大的和真正唯一的社会革命是完成了。”我以为这样解释马克思的意思，不独没有“和马克思宣战，”也没有“和马克思开心”，胡君如仍不以为然，请举出真凭实据，详详细细逐条反驳，切勿再用“片言解决法”否认一句了事，这是我至盼至祷的！
关于印度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问题总算是谈够了，并且是用马克思的话把胡君的瞎说打破了，现在再来说中国的。我们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很详细地证明夏殷两代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在本文的前面也已经指出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法放在极古的印度，而胡君自己也把这种生产方法放在古代的巴比仑和埃及，可见什么“旋乾倒坤三千年”，什么“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耶稣还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并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渡海东来誓师伐纣”，什么“和马克思开心”，什么“和马克思宣战”都是由于胡君缺乏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知识，认不清马氏的意旨，并忘记了自己的宣言，才发出这些胡说。我们不必深究，这里要说的是，马氏自己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无从取得材料，未尝讲及，更没有说过当时有过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夏殷两代为这种生产方法的时代，是我新近的发见，正确与否，完全由我负责，与马氏无涉。
还有一层，自殷以后，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已不存在。马克思谈及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仅视为犹有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的存在，绝没有认它有真正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存在，我们在证明印度事件时，可说是一并解决了。不过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切身问题，而胡君那段最犀利的文字又全是因此而发，我不得不再请马克思出来说话，以便详加解释。
我们在前面所征引的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云云一段话（即胡君所指“马克思说‘震动亚细亚生产制’者是英国”的一段话）中，马氏明言“英国的商业……只在假手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纱业。”这已经是中国当时的生产方法非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反证，因为他固认在这种生产方法底下，各小公社都系自给自足，商品只是例外的（证据已详前），决不会有鸦片战争前那样商品交易的盛况即此一端，已足驳倒胡君的主张而有余。不过，马札亚尔，胡君以及《现代文化》月刊中的方荫君（见该杂志创刊号方君《论胡秋原的亚细亚生产方试》一文）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坚决认定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是指近代的中国讲，那我们不妨多找些证据出来，去彻底击破他们所主张与附和的谬说。马克思于发表上述一段话的前十四年（一八五三年）谈及中国，即已说过：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商业垄断，自一八三三年起转为私人的‘自由’贸易，英国从前输入中国的棉织物为数甚少，毛织物尤少，自这一年起表见增加甚速，从一八四○年起增加更速，因为其他民族，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中国贸易也参加一部分。这种外国制造品的输入对于国内工业所发生的结果，和从前对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一样。中国的纺纱者和织布者在这种外国竞争之下受着很大的痛苦，而公共的事业也同样受其打击，被其摇动。”（见德文本《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号马克思《论中国与印度》三八○页——UberChinaundIndien）
“大家不要忘记，像茶叶这样不可少的物品价格的高涨，像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的紧缩，和将西欧收成的歉薄，肉类，谷类，及其他一切农产物价格的高涨，连接在一起。”（见同书同号三九二页。——按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拙著《马克思传》中册附录载有此文，读者可以参看。）
这两段话更可以确切证明马克思认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存在，仅有这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因为和他所说的一样“在古代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中，生产物变为商品，又商品生产者的存在，只表演一个附属的角色，要到共同体愈陷于崩溃时，这角色才愈加重要。”试问“中国的纺纱者和织布者在这种外国竞争之下受着很大的痛苦”以及“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等语不是“共同体愈趋于崩溃时”的现象么？这种共同体就是土地国有底下农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公社，它一崩溃，就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崩溃，这还不是一百二十万分显明的事么？所以马克思所谓“英国的商业……震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是指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经济基础，决不是胡君等所想像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经济基础。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完全相符的，因为中国自三千年以来，即不复有土地国有的事实（指一般的）存在，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主要条件早已消灭。自然谈不到什么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了。
这个问题既不十分复杂，又不怎样烦难，只要细心考察一下，即可完全了解。不意一般人不知道这样去思索，于是乱发议论，不是说马克思自己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没有明确的概念，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问题讲得不清楚，令人无所适从。俄国的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既闹了几年，没有获得正当的解决。而中国的文人又扬其余绪，向我杀来，真不免有些滑稽了。现在仅举出两个人来说：马札亚尔的荒谬就在一方面保持马克思所表示的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一口咬定现代中国是实行这种生产方法，怪不得米夫要说：
“极其显明的以亚洲生产方法的分析，显然是与中国具体的历史的实际相冲突。”（见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文译本编辑者序言四一页。）
而秋原君的荒谬，就在一方面用强暴手段剥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土地国有的主要内容，借以适合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状况，另一方面硬指马克思认定“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是亚细亚底生产之经济基础”，这就是说，中国是实行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高明的读者试将我们前面的说法细心考虑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人和中国的史实及马克思的学说相去有多少远？由此可见“旋乾倒坤三千年”，“和马克思开心“，“和马克思宣战”的人不是姓李了。
我们既因说明单数的或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包含有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一点，连带证实了马克思未尝指定他当时的印度和中国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现在当进而叙述他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包含的其他生产方法的残余，他在《资本论》前资本主义的一章中说：
“重利盘剥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所发生革命的影响，只是由于它对于那些财产形态——政府组织即建筑在那些形态的坚固基础和同一形态的永久再生产上——加以毁灭，使之解体。重利盘剥在亚细亚的形态之下可以经过一个长时期，除掉经济的解体和政治的腐败外，没有产生任何事物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其他条件都己出现，重利盘剥在一方面因毁灭封建领主和小规模生产，在另一方面因集中生产条件作为资本，才变为帮助构成新生产方法的一种手段。”（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三六页。）
这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上面冠以“一切”的形容词，系多数，即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然下面所谓“重利盘剥在亚细亚的形态之下”，使经济解体和政治腐败以及“毁灭封建领主和小规模生产”，便是指亚细亚生产方法和封建生产方法各变成残余，而形成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部分。马克思在同章中又说：
“重利盘剥在一方面破坏和毁灭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以及古代的和封建的财产。在另一方面破坏并毁灭小农民和小有产者的生产，总说一句，破坏并毁灭生产者尚以生产工具所有人的资格而出现的一切形态。（见同书同卷同册一三五页。）
这段话也同样指出古代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变成残余，而形成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部分。然胡君对于这一点也许又要加以反驳，就是”重利盘剥的事实在各种生产方法还完整的时候即已存在，你为什么定要把它推在诸生产方法变成残余的时候呢？对于胡君如果这样提出问题，我可以答复他，问题的上半截是对的，但下半截却不对。因为当各种生产方法还完整的时候，重利盘剥只能破坏或毁灭单个人的财富和财产，对于整个的生产方法没有大关系，要到它们变成强弩之末的时候，重利盘剥才能发挥它的威权，促成各种生产方法的崩溃，所谓“经济的解体和政治的腐败”，所谓“破坏并毁灭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与财产，以及“小农民和小有产者的生产”，都是对原来整个的生产方法讲，而非对单个的私人讲的。所以前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崩溃的时候。
胡君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不说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包含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古代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胡君自己不是这样说的，他一方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省作先资本主义，另一方将古代的，亚洲的和封建的这些形容词下面，加入“会社”字样，然他的意思不外是如上所说，我们为划一起见，不得不擅为改正），就说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驳斥过，现在专讲第二点。
如果要一字不易地把胡君的话介绍出来，就是：
“马克思所谓先资本主义很显明地有广狭二义，……狭义地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如马氏所说，这都‘属于……洪水前期底资本诸形态。”
这里虽只有五十二个字，但毛病是大得很的，因此我们还须分条讨论。
甲，“先资本主义……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试问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其令人莫明其妙！我们如果依照他的榜样，再制造一句，就是“资本主义专指商业＝工业＝财政资本”，桑姆巴特说得对：
“所谓资本主义……是一指一种一定的经济制度，即形成经济总进程的一定的方法。”（见桑氏《近世资本主义》原文第二卷第一册五页，一九二一年敏兴出版）
所以资本主义的含义决不是专指商业＝工业＝财政资本，前资本主义的含义也决不是“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而是指它们各自发展的一种一定的经济制度即形成经济总过程的一定的方法”。这种细密的地方自然是自认对于经济学为“外行”的胡君所不能知道的，不过既不知道，最好是藏拙，少谈一点。
乙，胡君的心目中要说的话至少是，狭义的前资本主义“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所形成的经济制度，或用“外行”而通俗的话来说，所造成的局面。然这正是我在家参战的论文中先他说过的，我所说的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他所指的，在范围上没有差异，不过更详尽罢了。除掉上面所征引的证据外，我可从参战论文中再引一段如下：
“取息资本——如就它的古式形态说，可称为盘利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最古的形态，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前，并且被发见于最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三二页。）
这段话就是胡君所根据来向我进攻的，他所谓“附利资本”即此处的取息资本，所谓高利贷资本，即此处的盘利资本，所谓商业资本，即此处的商人资本（按德文原本作商人资本，英文译本作商业资本，胡君根据日译本也作商业资本，不如原文的妥当，因为商人资本的范围大，包含着商业资本和财政资本），所谓“洪水期底”即此处的最古的。可惜胡君仅直接或间接从《资本论》取出一句话做公式而没有内容。这还不要紧。我将这些内容尽量发挥出来，他竟加以反对，这表见他完全没有看过《资本论》中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一章，即退一步，假定他真正看过，也自然是不了解，所以大发怪论，想来驳倒我！人世间冤枉而滑稽的事，有过于此举么？
现在概括第一第二两项的意思总说一句：马克思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如用多数，是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这里无所谓内容。因为它们完全以各自的特别名称而确定各自的内容；如用单数，便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一种有定的过渡的生产方法，它的内容是由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形态（参看本书第三项。）我们因为便于区别起见，勉强指前者为广义的，后者为狭的，实则前者并非一种生产方法，绝不能与后者并为一谈。不意胡君弄不清楚这一点反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种昏乱来向我进攻，在实际上没有伤及我的毫发，反暴露他自己的大弱点、因为所谓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既不是一种生产方法，我自然用不着说及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包括在她们的内面，胡君视为“非常奇异”，让他去“奇异”好了。至于我在参战论文中所提出的，是所谓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一种有特殊内容的生产方法，它虽含有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但与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风马牛不相及。胡君如果不赞成我对这种有特殊内容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说明，尽可拿出本领来，驳个痛快，为什么要用那最无聊的“片言解决法”一句话否认了事呢？为什么将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与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混为一谈，说我“既读过了《资本论》而否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非常奇异”呢？我老实告诉胡君，我因为读过了《资本论》，”才不“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否则信口开河，不负责任，我不仅可以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并且还可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啊，我发昏了，罪过罪过。
第三，我在参战论文中举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两个例子证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含有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和封建生产方法的残余，而我的结论是这种生产方法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这就是说，含有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亚细亚生产方法，古代生产方法，封建生产方法的残余。胡君子驳我时，忽说“先资本主义时代并非指封建亚洲制之残余。”这不独描写我的主张，故意应用“断章取义法”，使之偏而不全，并且还应用“偷天换日法”，把“生产方法”四字擅改作“时代”两字，使这句话完全没有意义。胡君这样心粗气浮（这还是就善意一方面讲的，否则当指为他故意捣鬼，）怎好拿笔作文，动辄反驳别人呢？
最好笑的是他处处利用广义的前资本主义诸生产方法来驳我的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说：“先资本主义时代并非指封建，亚洲制之残余，马氏不过是说这些社会因高利贷＝商业资本而趋于分解。一个社会到了衰颓期，并不是说那社会之支配生产方法已成残余。现在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的寄生期了，资本主义就变成残余了么？”这段话如果叫我打批，那我只好学某老师一样，写一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试问当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还完好如故的时候，胡君有什么理由叫它们做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更有什么理由以此来反驳我？资本主义虽到了最后阶段的寄生期，只要它是完整如故，——这就是说，只要它的技术关系和经济关系仍和以前一样——我们当然仍旧称它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样，只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法仍完整如故，我们不管它们到了衰颓期不衰颓期——犹如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的寄生期不寄生期一样——仍旧称它们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法，决不称它们为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否则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各别等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法，或等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法的总和。啊，胡君是主张后说的，试听他说：
“‘亚细亚’生产方法究竟是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并列的特殊生产方法呢？还是这种‘生产方法’本身只包括上列所列举的一种或数种生产方法之总和呢？如充分注意马克思，那么可以相信马克思是在后面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
好一个“充分注意”，好一个“可以相信”！胡君果然接着举出大批的例子来做他“充分注意”和“可以相信”的证据。不用说，那不是误译，就是断章取义，或曲解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许多在后面还要继续指出，此处恕不列举了。胡君不惜将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意见尽量庸俗化，我真不能不替马氏呼寃了！
第四，胡君就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本身来攻击我，既只能说几句空话，举不出切实的证据，于是东挪西扯，又牵涉到“俄国的历史学者波卡洛夫”去了，说他“在其《阶级争斗史教程》先资本主义社会之部，讲原始社会，古代亚洲，古代地中海诸国，封建社会，就是根据这理解的，”其实这和我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丝毫没有关系，胡君绝不能以此去相比拟，因为我所指的是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他所说的是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社会，其义与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相当。这种用法，并不是波卡洛夫自创的，而是模仿马克思的。马氏在《资本论》中谈及新价值的一部分属于劳动力的所有人，另一部分属于资本的所有人，第三部分属于土地所有人，于是接着说道：
“通常的见解以为此等分配关系是自然的关系，是由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中发生出来的关系，是由人类一般的生产的诸定律中发生出来的关系。大家固不能否认前资本主义诸社会（VorkapitalischeGesellschaften，precapitalistscocieties）表现不同的分配方法，然此各等方法是视作那自然分配关系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隐藏的，和异样文饰的方法，没有达到它们最纯粹的表现和最高的形态。
“这种概念中惟一正确的东西是：提出任何种社会生产（例如原始的印度公社的社会生产，或秘鲁人经过人工发展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总可以将劳动的一部分和其他一部分分别出来，这一部分劳动是借给生产者及其家属私人直接消费的生产物的，而其他一部分劳动——用于生产的消费的一部分不计——长为剩余劳动，它的生产物总是去满足一般的社会欲望，而不管这剩余生产物是怎样分配的。……”（见《资本论》德文本第三卷第二册四一四页。）
马克思在第一段话中提出“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在第二段中即以“原始的印度公社”和“秘鲁人……的共产主义”为例子明白表现所谓“前资本主义诸社会”，是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连原始共产社会也在内，而胡君“引苏俄的历史学者波卡洛夫在其《阶级争斗史教程》先资本主义社会之部，讲原始社会，古代亚洲，古代地中海诸国，封建社会，”正与此相符合。胡君从前引马克思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既未能驳倒我所提出的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此时借助于效法马氏的波卡洛夫来攻击我，怎能达到目的呢？总之，胡君这一类的说法都是丝毫没有用处的废话，依照他讥笑我们这些人的话来说就是：
“在这一个大热闹的论争中，含着一个不小的浪费。即是什么社会什么社会的名词的概念，非常混乱，大家随便使用，自己也有好多莫明其妙的。”
胡君没有驳倒别人或“大家”，先在他那篇论文的第一段替自己写一个照，这是何等滑稽而有趣的事！
我驳斥胡君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虽已经不知不觉，拉得很长，但对于他的第三个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所指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实质》）还只涉及一部分，我具有点疲倦而厌烦了。统观这项文字，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等等的著作引得非常之多，自认“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胡君，在三日之内草就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并且还是在“病中”，要参考这许多书籍，如何办得到？因为非研究有素的人，要从马克思的《工资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通信集，《剩余价值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年志》，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遗稿》，《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考茨基的《穆尔及其乌托邦》和列宁的各种著作（以上系胡君这个第三项所引的书名）中——而且大部分是没有索引，可抄捷径的著作中——引出大批的理论或史料，休说三天，即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三天也弄不成功。所以这个真外行的胡君的后面，是站着一个以至无数个假内行，如杜布洛夫斯基，波卡洛夫，和哥兑斯（M.Goder）之流，集合供给材料，胡君有胆量来学孔子“必也正名乎”，才有脸而来说下面一段话：
“我觉得在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之前，首先要将什么亚洲社会，封建社会，商业资本社会……的性质研究一个清楚，明白然后才能判定中国过去，及现在曾是正是一个什么社会的。所谓先决基本理论问题者，就是一种预备知识的意思。在一般经济史，欧洲社会发阶段没有研究清白以前，谈中国社会史，真是一种冒险；其不免于笑话者几希。我现在将几个特殊问题逐一提出讨论，然后研究出一个社会发展之必然阶段，并略论中国社会史之分期。”
一个“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人要担负这样烦难而重大的工作，许多专家不敢担任的工作，这使我们见了，不得不大吃一惊！疑他不独是个天才，而且实有神助，要想知道什么，只须一念神咒；马上就可以知道。及我们看完他的论文，才知道他既非天才，也没有神助。不过是杜布洛夫斯基这一类的妄人，（自然，自他看来，杜氏“是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以极庸俗的见解，借他的尊笔与尊口宣布出来罢了。我为什么忽在此来一段愤激的文字呢？因为他们两师徒在这第三项中“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和马克思宣战，”使我愈看愈冒火。大家如果不相信，就请听我宣布证据吧。
胡君和杜布洛夫斯基用“分尸评判法”将亚细亚生产方法割成几块，各别来讨论，然后宣布它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这是我们已经介绍并驳斥过的。他们这样使马克思意旨中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庸俗化还不够，又运用这种评判法，到处乱扯，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混为一谈。例如胡君说：
“马克思对于封建制度生产方法基础之见解，也是‘小农与家内工业之结合统一。’自然，亚细亚生产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与普通封建制是有不同的，例如他自己称之为‘先资本制的国民的生产方法’（《资本论》第三卷上，日译本二九二页。）但马克思说到典型的亚洲社会的中国印度时说，‘印度及中国生产方法之广大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之统一所形成的，在印度还加上基于土地共有的村落共同体的形态，而这在中国又是原始的形态’（《资本论》第三卷上，前译本二九二页。）在土耳其‘这形态变成保存自己秘诀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上一一○页。）而‘日本以其土地私有之纯封建体制与发达的小农经营……对于欧洲中世提供忠实画图’（《资本论》第一卷下七一二页。）本来‘由主要条件看来同一经济基础，亦因自然条件，人种事情，由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诸影响等，……在现象表现无限之变异与浓淡’（《资本论》第三卷下三三一页。）所以这些国家虽以亚洲生产方法为基础，也表示不同的姿态。但马克思所说‘小农与家庭工业之合一’，则是各国所共同的。所以亚洲诸国生产方法示以作这样一个图式：
（一）中国——
（二）印度——
（三）土耳其——
（四）日本——}村落共同体加小农与家庭工业之合一
俗语说：“三句话不离本行”，胡君在这里是三句话不离马克思，三句话不离《资本论》，对一个货真价实的‘熟读《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我们只要稍微考察一下，便立刻发见这里没有一点是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证据。“先资本制的国民的生产方法”是多数而非单数，“印度及中国生产方法之广大基础”等等是指出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非正式的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讲过，兹不再赘。现在只将关于土耳其和日本的两项提出来说一下。
马克思对于土耳其的说法，全文如下：
“在另一方面，地租的自然形态‘按即纳物地租，——在亚细亚同时是国税的主要元素——系建筑在诸生产关系上面，此等关系处是因然状况的恒久性而再生产的，那种支付形态（Zahlungsforn，modeofPayment）趋于保持旧有的生产形态。那种支付形态构成土耳其自保的秘密之一。”（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九八至九九页。）
这里不独没有表现马克思是在讲亚细亚生产方法下的地租，并且还露出一个反证来了，因为马氏说过：
“如果不是私人地主而是像亚细亚的国家一样，直接对农民为地主而同时又为主权者，则地租与赋税合而为一，还可以说没有异于这种地租形态的赋税。”（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三二四页。）
马氏如果真正认土耳其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土地国有的国家，正用不着将纳物地租和国税划分出来。然胡君犹可借口于马氏所谓国税是泛指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不必属于土耳其，不足为据。但下述一事他总无从辩驳吧，就是：
马克思所谓“构成土耳其自保的秘密之一”的，是“那种支付形态”而胡君竟扯作“村落共同体的形体”，因为他那段话中所谓在土耳其，“这种形态变成保存自己秘诀之一。”明明是承上文“在印度还加上基于土地共有的村落共同体形态，而这在中国又是原始的形态”等语而来。他在上述的那个图式中，于土耳其之下注有村落共同体字样，尤为铁证。马氏所谓“支付形态”。一到了胡君的手中即变成“村落共同体的形态”，胡君真会变戏法！我说他“和马克思开心”，总算是有真凭实据吧！可是像这样的戏法家，我们有什么法子和他辩论呢？
这还不要紧，他竟把马克思所说的“日本纯粹封建的组织一起列在亚细亚生产方法范围之内，这成一种令人无可原恕的错误。马氏关于日本的一段话。本是他说明欧洲封建生产时的一个注脚。现在要谈这个注脚，须先介绍它所附丽的一段话。马氏说：
“在欧洲的一切国家中，封建的生产所具的特点是将土地分配给尽可能地多数的臣属。封建主的权力和每个君主的权力一样，不是建筑在他的租额上，而是建筑在他的臣民的人数上，此等臣民又有赖于自耕农的人数。”（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六四八至六四九页。）
马克思在最后这句话的下面注释道：
“日本以其土地私有的纯粹封建组织（reinfeudaleOrganization）和发展的小农经济，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所供给的图形，比我们的大都为资产阶级成见所煊染的全郁历史要真切得多。”（见同书同卷六四九页。）
请高明的读者将这两段话一字一句地审查一下，看这里何尝有丝毫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气味？马克思明明是在讲欧洲各国的封建生产的特点，又明明是在引日本“纯粹的封建组织”做注脚，胡君甚至于胡君背后的外国“学者”为什么要认马氏这注脚是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状况呢？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和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一样是两种内容完全不相同的生产方法，马克思就是做梦也未尝把它们混合在一起，胡君这样一类人为什么要冒马氏的名义，代替他混合起来呢？这个闷葫芦真是非常人的理智所能解释的。
但是我们不要把胡君等的理智看得太高，他们所持的大理，充其量也不过如下：
“日本是位于亚洲，当然实行亚细亚生产方法，所以马克思所讲的虽明明是日本‘纯粹的封建组织’他的内心的真意不外是说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封建组织。因为和我们曾经证明即一样‘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更‘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且‘是欧罗巴生产方法’，而且‘是俄罗斯生产方法’；所谓欧罗巴生产方法与俄罗斯生产方法也者，是有纯粹的封建组织的，是有‘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的，这还不是与亚细亚生产方法所同具的特点么？依照我们的循环证明，马克思所谓日本纯粹的封建组织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封建组织么？谁要不承既此说，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具有‘偏曲倾向’，我们这些精研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要‘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的”。
这段话虽是我代拟的，但我相信是曲曲传出了胡君心坎上的话，因为内中用单线引号的句子，都系胡君的原话，不是我捏造出来的。胡君年轻，志大，学问高，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普列汉诺夫主义，都有精深独到的研究，自然可以担负“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的重大责任。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姑让我这个愚者向这位胡智者贡献一得之愚，以备采择焉。
我在前面说，马克思就是做梦，也没有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混合在一起，这不是凭空推测，而是有确切凭据的。恩格斯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写信给马克思说：
“土地私有的不存在，在实际上是了解整个东洋的锁钥。此中有政治的和宗教的历史，但东方人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为什么从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呢？（nichteinmalzumfeudalen？）我以为主要的是由于气候及土地状况，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德文第一卷四一五页。）
我们知道，恩格斯是能完全代表马克思的，关于这段话的意见更不是例外，因为马氏于是月十四日回信又提及“亚细亚这一部分的停滞性”（参看同书同卷四二○页，）对于恩氏的说法没有丝毫不赞成的意思。恩氏在这里明明白白承认在亚细亚土地国有的局面之下，从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而胡君偏要认马克思所说的日本纯粹封建的组织是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这到底是谁错了呢？这我可提出胡君于讥笑我“旋乾倒坤三千年”时所说的一句刻薄话来答复他，就是：
“无疑错误的不是马克思。“
我还要仿造一句来答复他，就是：
“无疑错误的不是恩格斯。“
其实，关于马恩两氏否认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封建土地私有，胡君并不是不知道，因为他的大文中早就引用了上面一段译文，不过译文的意思有些“偏曲倾向”，值得人们加以“克服”罢了！他的大译说：
“没有土地私有，实际上是了解近东全体之钥。在其中，有政治与宗教之历史。但近东人土地私有没有达到封建私有者，我以为在土地状态……为大沙漠决定的地理条件。
胡君这种译文是从日文本转译而来的，文字一经转译总不免有多少出入，但当不致与原意恰恰相反。恩格斯所谓“东方”当然是指亚洲，而胡君译为“近东”，便变成欧洲土耳其一带了！恩格斯“东方人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Aberwoherkommtcs，dassideOrientalennichtzumGrundeigentumkomtmen？）胡君译为“近东人土地私有”，便恰恰相反了！恩格斯所谓“我以为主要的是由于气候及土地状况，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胡君译为“我以为在土地状态……为大沙漠决定的地理条件”，便是不知所云了！我不相信这都是学术比柞发达并喜用直译日本人中无聊的译者原来译，错了以致害了我们中华民国的胡先生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具有这种译文的“偏曲倾向”，老实说，我对于胡君所唯一擅长的日本文的了解程度是不大相信的。胡君要“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要在“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主义原则下，锻练马克思主义发展，”连一种夹有中国字最多的日文都看不懂，这就是说，连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工具都没有，如何能办得到呢？这不是等于痴人说梦么？呜呼，胡君的志向良佳，用心良苦，惜其力不足以副之，哀哉！可是胡君在他的大文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中，用轻蔑的态度和鄙薄的口吻说道：
“李季先生的机械论的方法论，使他的文字从头到尾，受着重大的损伤，这虽然是很可惜的，然而是没有法子的啊！”
我现在也套用胡君这个格式很恭敬地说道：
“秋原先生的错误百出的译文，使他的文字从头至尾，受着重大的损伤，这虽然是很可惜的，然而是没有法子的啊！”
不过无论胡君的译文怎样错，谢天谢地，“近东人土地私有没有达到封建私有者”那句话，总还是否定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封建的土地私有或“封建私有者”的意思。胡君既知道恩格斯有这种说法，竟在相隔不到六十行的后面，说马克思认“日本……纯封建体制”为“亚洲生产方法”所“表示”的“不同的姿态”，这明明是在对马氏开火！我说他“简直……和马克思宣战”，总算是有凭有据吧！可是像这样的开火家，我们有什么法子和他辩论呢？
胡君于这样“证明”马克思认近代的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是亚洲生产方法底下的国家后，又开始他的笨拙的大学教授编讲义的工作，把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纳物地租的话引三段，把考茨基关于封建制度的话引一段，把杜布洛夫斯基关于封建制度的话引一段，最后又把马克思关于封建生产方法的话引一段，然后归结到：“因此，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封建生产方法之基础，有共同之点在。”我以为这样的结论，我们用不着再驳了。
继这种结论而来的，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大批的话，又是列宁的大批的话，而其结论是：
“将这和上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印度爪哇公社之描写与引述，我们看出这亚细亚生产方法与欧罗巴生产方法之类似。”
“而如列宁所述，俄国十七八世纪还残留这种生产关系，那么这也不仅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且也是俄罗斯生产方法了。”
他所以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利用“分尸评判法”，取出马恩两氏所描写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村落共同体（或农村公社）”去和考茨基所描写的“欧罗巴的中世的生产方法”中的“自足自给的经济公社”相比较，作成第一种结论。他又取出马恩两氏所描写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去和列宁所描写的俄国族长制底（自然底，农业和家内手工业（为自家用的原料品加工）结合相比校，作成第二种结论。他这个要“锻炼……辩证法唯物论之深化及文艺科学方面之广泛运用”的形式逻辑论者，不知道各种生产方法的比较，是要拿出各自整个的内容去比校，不能分割的，犹如甲乙丙三人相貌的比较，是要用全副面目去比较，不能割下甲的眼睛去和乙比，说彼此相同，因为甲乙的相貌相同，再割下甲的鼻子去和丙比，说彼此相同，因而甲丙的相貌相同一样。这种粗浅的道理，是每个要来参战的人必须备具的起码知识，而我们这位“以自由人爱真理的立场而执笔的”胡先生，立志要“暴露一切反前进的理论，谬误理论，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的胡先生连这点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也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亚细亚生产方法，欧罗巴生产方法，俄罗斯生产方法叫个不停，我真佩服他的勇敢！
然胡君的勇敢并不止此。他的最大的勇气，凌厉无前的勇气，还在向我进攻。除前面所列举的各点外，“村落共同体”也是他的最锐利的武器，所以他说：
“在前资本主义期的印度，还有原始共同体的残存。但那共同体正是氏族社会的产物，而非亚洲所特有。李季先生既不明乎此，而又以这农村公社为亚洲社会之特产，反沾沾然自命得马氏之真意。
“马氏是说原始的或族长的农村公社在亚细亚，尤其在印度，还保持其残余形态，然而这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因为这形态是不仅亚洲人才有的。李季先生认这共同体为亚洲生产方法，正与民粹派的斯拉夫派，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
“反沾沾然自命得马氏之真意”，“正与民粹派的斯拉夫派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胡君讥讽的艺术倒比他的论文的内容高明得多，真不愧为一个“讽刺艺术家”。我在参战论文中对于小公社所发的唯一的一段议论，已引入本文的最前面（即马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云云，）此外对于这个问题未尝再说过半句话，原文俱在，可以覆按。然就是那段话，其前半截也是征引马克思的说明，只有最后一长句，才是我的断语。胡君如果认这种断语是望文生义。非马氏原意，尽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搬出铁一般的证据来，我自然是要服罪的。可惜他没有能力做这桩事，竟信口开河说我不知道“原始共同体…是氏族社会的产物。”证据在那里？一点也没有！老实告诉胡君，我可以保证，并且大家也会确信我是知道其此事的，因为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书详细驳斥郭沫若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我是第一个人。这两部书，我读过无数遍，而内中所讲的就是氏族社会，尤其是摩尔根的五百六七十页的原书几乎专集中于这一点。试问我能从摩氏的全书中制成一个图表去纠正郭君错误的图表，而胡君一口咬定我不知道原始的公社是氏族的产物，有谁肯相信啊？我并不是定要和胡君来争一日之长短，因为我在一个“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胡君的面前争胜了，有什么了不得，不过胡君这样凭空造谣来诬我，是最要不得的，我现在姑且客气一点，称他这种造谣诬陷为“无中生有法”!
像这样的“无中生有法”真是“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但胡君既已打定主意，挟着热烈的情绪来攻击我，而自己又没有能力指摘我的错误，也就急不暇择，“再乎”一下吧。他遂于“李季先生既不明乎此”之下，再来一句“而又以这农村公社为亚洲社会之特产，反沾沾然自命得马氏之真意。”请问证据在那里，也是一点也没有！像这样无中生有，未免太无聊了吧！
不错，我是说过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为主要条件，即以土地国有为主要条件”，但这是由马克思“印度极古的公社……是建筑在土地公有”等语推出来的，是否正确，胡君自然有批评的权利。然我的说法既仅止于此，换句话来说，我既没有说这种小公社不独非氏族社会的产物，并且还只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特产，绝非其他生产方法中所能有，胡君怎能以“既不明乎此，而又以这农村公社为亚洲社会之特产”等绝无根据的话来相诬陷呢？
还有一层，我们曾经征引马克思描写印度极古的小公社的一段长文，表现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胡君硬说这种小公社或“农村公社”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其所持的大理由，计有二种。一种是他所征引的马氏下面一段话：
“‘有一种可笑的偏见，近非常流行，即谓：原始共有形态是斯拉夫人所特有的，甚至只存在于俄国人之间。这共有形态是罗马人，条顿人，克尔特人等间可以论证的本来形态，不过那种标本之一部，当作为遗迹而存在：而包含这一切的标本，今日尚可在印度人间看出。更精密地究研亚细亚，尤其是印度共有形态时，即可明白从原始的共有的种种形态中，如何发见其分解上的诸形态吧。例如罗马及条顿底私有的种种原形，是可由印度共有的种种形态推论的。’《经济学批评》，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一章，日译本四七——八页。）”
马克思这段话，我们也曾经引在前面，大家试拿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胡君的译文是如何的艰涩难懂。尤其是原文第二句，本来的意思是：“这原始的公有财产是一种原始形态，我们可以从罗马人，德意志人，和克勒特人中指证出来，甚至于现在仍可从印度寻找许多例子，不过半归残灭罢了。”胡君译成上面那样一种“四不像”的东西，将原意失去一大半了。这也不去管它。试问马克思这段话，胡君怎好拿作反对小公社“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的证据？难道每一种生产方法的基础——特别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基础——不准由前一种生产方法遗传下来，定要和变戏法一样突然出现才对么？
当然，胡君又会说“我并不是反对农村公社做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我是说这种公社的残余形态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其实马克思所谓“半归残毁”的小公社是就当时（即所谓“现在”）而言，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极古的小公社”是氏族社会的遗物，不过经过一种发展，有较进步的分工，有阶级制的存在，并且有专制国家站在头上，这种公社自有其特别性质，马氏那段长文中描写得最清楚。请问胡君为什么“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胡君无论怎样善辩，在他所引的马克思上面一段话中总找不出理由来。
可是在一方面胡君虽找不出证据，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有证据，表现他的无知罔识，信口开河。恩格斯说：
“古代的公社继续存在之处，自几千年以来，即构成最粗野的国家形态的基础，构成从印度到俄罗斯的东方专制的基础。”（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德文本一九○页。）
此外，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覆恩格斯的信中也明言公社是“停滞中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坚固基础。”（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德文本第一卷四二○页）自称看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胡君为什么年轻轻的就害了“师丹老而善忘”的毛病，把这一切都忘记得干干净净呢？“打开天窗说亮话”，胡君并不是因为多愁多病，真正忘记了，而是自己没有读过此等书，对于这些说法完全不知道。
秋原君！无论你是忘记了也好，完全不知道也好，自己没有十分把握的东西，总不好拿作立论的根据，尤不好据此动辄斥人“既不明乎此”。“正与民粹派的斯拉夫派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你这种行为完全暴露你是论战场中的一个投机份子！
胡君的第一种大理由既荒谬到无以复加，而他的第二种大理由尤可怜到不成样子，就是“因为这形态是不仅亚洲人才有的。”姑无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小公社自有其特殊的性质，不能与其他生产方法中的公社并为一谈，即退一万步，假定它和氏族社会中的公社，以及“封建制度农奴制的农村公社”全是一样，然它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唯一的基础，还有土地国有，农工业的直接结合等等合拢来，构成这种生产方法的整个的内容，遂形成一种特殊生产方法。凡它种生产方法所有的东西，胡君为什么一定不准亚细亚生产方法具有呢？胡君这种“歪曲”的理由如果能够成立，那还可由此推出第三种大理由，就是：国家，农业，工业，尤其是人，为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共有，“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这种大理由比胡君的第二种大理由还要明了而正大得多啦！然而说这种话的人不独是“正与民粹派的斯拉夫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而脑袋且根本成了问题啊！
大家看了上面的分析，当能明了“以这种农村公社为亚洲社会之特产，反沾沾然自命得马氏之真意”的，以及认这种公社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唯一基础，“与民粹派的斯拉夫派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的，并不姓李，至于他到底贵姓？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教胡君吧。
胡君于做完讥笑我的工作之后，又摇头摆尾，大谈其（一）力役地租，（二）纳物地租，（三）货币地租，（四）资本主义地租。于是杜布洛夫斯基，马克思，杜布洛夫斯基，马克思，列宁，约尔克，坡家克罗夫斯基，恩格斯叫个不停。当然，他是不忘情于我的，所以在中间又来一段：
“这不是拘于四阶段的人所能解的，而也不是什么封建制之崩溃，什么农工业结合为主的前资本主义云云所能解释中国社会的。”
阿弥陀佛，又是什么事呀？他所谓不能解的是什么？就是“最近去世的俄国大史学家坡家克罗夫斯基”的见解。他以为：
“坡氏的意见，以为封建主义之特质是自然（现物）经济，但在封建的胎中，商品（货币）经济发达，即一面分解封建主义，一面在政治上造成专制主义——官僚的君主主义。”
我是否知道这一类极普通的常识，不独我的参战论文对周秦的说明已经明白答复，即拙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也早就表现出来了。我不愿意和小孩子吵嘴，来争论这个问题。不过我所不能已于言的就是胡君处处利用“无中生有法”来诬陷我。我固然是介绍过马克思经济分期的四阶段说，但在驳郭沫若君的论文中已经明白宣布他并非一切民族都须经过此等阶段，且举德意志人为例。我对于中国虽采用这个方式，但不独一方补充了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也郑重声明，非出于盲从，而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结果，如将来发现新材料，证明殷代（现已改为夏殷两代）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将毫不迟疑地马上抛弃这种主张。不意在这样三番两次的声明之后，胡君还要以“拘于四阶段”的帽子相加，“亦可见在中国做人之不易矣”（借用胡君语！）
现在即退一万步，假定我真是“拘于四阶段”，然至少在形式上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至于胡君则不然，他又抬出他的杜布洛夫斯基老师公然来做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他说：
“如杜布洛夫斯基说的，马克思这段话‘不当作狭义的生产方法字义上去解释，而应当作社会经济形式的全阶段去观察。’（注十三）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人类历史大体经过，‘他决没有把一切生产方法及一切经济成分都无遗地说出。如杜氏所举出的，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切著作，以及他们创立的方法，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及与这相适应的经济成分：
一，原始社会的经济——原始氏族（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
二，族长经济——极端自然经济性的农民自足经济，及一部分畜牧半畜牧状态。
三，奴隶经济。
四，封建经济。
五，农奴经济。
六，小生产者经济。
七，资本主义经济。
八，无产阶级专政期的经济。
九，社会主义经济。
十，世界共产主义时期经济。
“一切这些社会□分除最后三者外，不一定一切民族都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证明的：一个社会形态有越过中介阶段，向别个社会形态推移的完全可能。（杜氏前书）”
胡君上面的“注十三”是什么呢？那又是一段很重要的话，我们不能不替他表彰出来。
“又如约尔克所说的，马克思所谓‘生产方式’一个术语，用为直接劳动方式之意：即不广指一定社会生产形态，历史阶级组织，而狭指社会底技术底劳动方式。马克思亦从未将所有生产方法归于那四种。例如在《经济学批评》中说到‘蒙古人生产方式的牧畜’，日耳曼蛮族间的‘农奴制度的农业’，以及谓畜牧民族之生产方式及革命前法国小农经营，为与大规模土地私有矛盾的生产方式。在《资本论》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许多文句与附注，使我们可以想到，他是以：‘共同体的生产’，‘小农民生产方式’归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基于奴隶劳动的生产’及‘自由的小农生产’归于古代的，‘小农民的生产方式’及‘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归于封建的，‘手工场的生产方式’，‘大规模机械生产’归于有产者生产。他说资本制生产方式，亦然，‘以剥夺劳动者之劳动条件，剥夺农民之土地，使他们隶属于（农工业）资本家为其利润而生产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下部日译本一五五）”
胡君这一大段注释是否正确，我们无暇批评，现在要说的是，他这样东抄西凑的用意，是在显一显自己的渊博，而其结果只暴露了他的脑筋昏乱，丝毫没有思考力与判断力。怎样讲呢？“马克思所谓‘生产方式’一个术语”既“常用为直接劳动方式之意”而“小农民生产方式”，既与“共同体的生产”同“归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见马氏所谓生产方法含义不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来说，可见马氏所谓生产方法有基本的，也有非基本的。既是这样，又何来的“至少可以举出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就马氏的方面讲，是七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呢？又何能把小生产者经济提出来当作与“小农民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东西，反把包含它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删除呢？胡君上面几段话中的“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或七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如果能够成立，则他的注释便是开顽笑；反之，他的注释如果能够成立，则他的十种或七种基本的生产方法便是开顽笑；他的十种或七种基本的生产方法主张最正确是他的靡坚不摧的矛，而他的小注中的话，理由最充足，是他的无物能陷的盾，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我们承认马克思除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四种生产方法外，的确还说过其他的生产方法。举例来说，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
“据有小土地的农民构成一种极大的群众，这种群众的各员生活于同样的状况中，但彼此没有复杂的关系。他的生产方法是使彼此分离，而不是使彼此互相交接。”（见该书德文本一○二页）
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
“这种形态只能在那些从封建的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过渡期宰制世界市场的国家中，变成一种普遍的规则。当资本主义的佃农出现于地主与真正劳动农民之间，一切由旧的农村生产方法中发生出来的关系都解体了。”（见该书德文第三卷二册三三三页。）
这里小小的两段话中，有据有小土地的农民的生产方法，有旧农村的生产方法，有封建的生产方法，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依照杜老师和胡弟子形式逻辑的看法，这正是四种基本的生产方法。但马克思的真意这里表见得很明白，他认欧洲各国自中世纪以来，只有封建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真正划时代的生产方法。然这不是杜胡两师弟所能了解，也不是他们所愿意了解的。
统观以上各节，就可以知道杜胡所谓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无论怎样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根据，终久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勾当，我们不独无须相信，也不必重视的，因此我不愿再多说，只概括举出他们几个荒谬之点就算了。
一，自第一种至第七种经济只是杜胡两师弟胡乱凑成来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四种生产方法的一种小小的把戏，特别是要借此消灭亚细亚生产方法，所以他们虽不认奴隶制生产方法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也还把奴隶经济列在第三，至相当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经济便被他们除名了。
二，他们宣言这七种经济“不一定一切民族都有，”于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也不是一切民族必经的阶段，这是暴露了摩尔根的“错误”，兼斥责了马克思的“盲从”，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学术上的新“发见”！
三，第八种至第十种经济，照马克思所提的方式讲，应归入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底下。决不是适应什么三种基本的生产方法的经济；但杜胡两师弟和马克思开过顽笑之后，又来寻列宁开心，硬指这是列宁的意思。证据呢？有他们师弟担保，自然是用不着的！“无产阶级专政期的经济”固然是一种过渡的性质，但此时一切土地和大资本都握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手中，当然应视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对于这个短促时间期用不着另划成一种什么“基本的生产方法。”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共产主义时期经济”，在程度上虽有不同，在性质上绝无差异，应当包括在共产主义生产方法范围之内。这和原始社会的经济与氏族的社会经济同列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内一样。但杜胡两师弟以为列宁缺乏这种常识，故在他的身上也分配三种“基本的生产方法”！
高明的读者试将上面所说的玩味一下，当立即感觉，“拘于四阶段”的人的毛病只在拘谨，而“至少可以举出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并宣言“除最后三者外不一定一切民族都有”的人简直是□于他们自称相信（?）的主义，大做其毁灭的工作！
胡君的错误的大来源固在杜布洛夫斯基老师，但他也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因为有许多错误完全是由他自己弄来的，而他对付我的诡谲手段无论是有意与无意，总是层出不穷的。我在参战论文中曾总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的七个特点如下：
“（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三）商业宰制工业。
（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五）独立生产者——手艺工人——的存在
（六）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
（七）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
胡君如果认这种说法不对，尽可出来尽情痛驳一下，但他没有这种能力，于是便运用他的小聪明用“人为淘汰法”，把我所说前资本主义的特点，淘汰六项，遂变成“什么农工业结合为主的前资本主义。”这不独使没有看过我的论文的人将受他的欺骗，相信这真是我的主张，即曾经看过的人，如非特别细心，或有闲工夫，谁肯再去校对，或谁有工夫再去校对，也当然要受他的欺骗，相信这是我的主张，于是我就变成一个主张再荒唐也没有的人了。胡君批评我的论文的全部伎俩即在于此。
胡君将四种地租说了一遍，向我放了两暗箭，然后心满意足地作成一种主张如下：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是承认亚细亚生产制度是东方专制政治之基础，但他们不是在存在到今日的社会史中看出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存在，而只是认东方社会之基础为一种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封建制度农奴制度；此外，农村公社还保存其残余，以及若干奴隶制的存在。”
他这样的主张并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发见了新证据，而只是东拉西扯的结果。他既因日本居亚细亚，把日本纯粹的封建组织扯入亚细亚生产方法之下，于是依照这个准标，对于马克思论地租的地方，凡有亚细亚字样之处，一律认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至于内中是否含有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成分，他是不管的。这还不要紧，最令人骇异的是他于征引马克思许多段关于地租的说法后，提出一个更勇敢的主张：
“总而言之，无论地主是私人抑国家，凡向直接生产者农民掠夺其剩余生产物或单纯剩余劳动，或其在货币上表现上的价格者，即封建底生产方法之特征——自然在其间，有封建社会发展的变异与阶段：如纯封建社会，农奴社会，亚细亚封建社会乃至专制主义社会。”
我称胡君上面两段话为主张，而不称为他分析马克思学说的结论，因为这实在与马氏没有关系。尤其是后面这一段话，荒谬无比。可是他所根据的马克思的话，我恕不加以介绍，请读者自己去翻阅吧（《文化杂志》创刊号《亚细亚生产方法论》三○至三三页，）因为他所引的篇幅既多，而译笔又错误百出，我于征引他的译文后，须再从原文翻译一遍，以资比较，这未免太麻烦了。但这仍只是我不征引胡君的大译一种次要的理由，至于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因胡君实际上未尝拿马氏的话做“理论”的根据，不过借此做招牌骗骗人，而他所卖的药料完全是他的尊师杜布洛夫斯基制造的。大家如果不相信，我可举出一个证据来：
“在具体的历史社会中，常有各种形式的地租错综并存，但在一定的生产方法下，常有一种地租占支配地位，构成那土地私有社会形态标志之一。
“即纳物地租（在有些力役地租或货币地租的条件下）构成土地私有者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之基础。
“力役地租（同时有些纳物及货币地租）构成农奴式的剥削农民之基础。
资本主义地租（在有货币地租的残余甚至纳物及力役地租的条件下）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剥削的基础（引杜布洛夫斯基说）
“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说，先资本主义的亚洲社会的基础，无非是农民之建筑的以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制度。
什么“纳物地租………构成土地私有者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之基础”，什么“力役地租……构成农奴式的剥削农民之基础”，这都是杜老师制定的死格式，即抽象的公式，否则至少也是胡君拿去当作抽象的公式应用，套在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上面（他所谓亚洲社会就是指这种生产方法时代的社会），说“既是如此，……先资本主义的亚洲社会的基础，无非是对农民之封建的以及一部份农奴式的剥削制度。像这样不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专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做结论，固然十分便当，但同时却万分危险。为什么呢？
纳物地租在某种场所，固然构成土地私有者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的基础，力役地租在某种场所，固然构成剥削农奴的基础，但只这是在某种场所再明白的说，只是在封建生产方法的时代才如此，并不是一有纳物地租即有封建的剥削，一有力役地租即有农奴。否则中国的农村至今到处都是纳物地租（钱租仅占一最微小的部分，）这一铁的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中国现在是什么时代，不独大家用不着再争论，就是胡君自己也用不着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变态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又开始形成了。”尤其是他所谓“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先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仅没有消灭，而且更加残酷，”应改为”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不仅没有消灭而且更加残酷！“
说到这里，胡君一定要举行反攻，说“我不是明明说过‘有封建发展之变异与阶段：如纯封建社会，农奴社会，亚细亚封建社会，乃至专制主义社会’么？’你为什么把封建两字这样笼统应用来反驳我呢。”我的答案是：封建社会是什么？亚细亚封建社会又是什么？未蒙明示，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胡君既把“日本——纯封建制列在亚细亚生产方法之下，便是明白承认这种生产方法也是”纯封建制”，这与他的“纯封建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胡君以沌沌纯的头脑，作出这样混沌的说明，叫人如何去区别呢？
现在即退一万步，假定胡君所谓“纯封建社会”与“亚细亚封建社会”，或亚细亚纯封建制度有极大或极小的区别，不过他因忙于进攻；在这四万字的长文中来不及说明，（！）但这只是他和他的尊师“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杜布洛夫斯基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洛夫私人的标准，而非马克思自己的标准，也不是我们所承认的标准。我们为什么要和“俄国有名的”人乃至中国有名的人立异呢？最简单的理由是我们“拘于”封建两个字，不愿意随便应用。关于马克思和列宁对于封建制度的说明，我在参战论文中已经介绍过，兹不再赘。现在要说的是，《清文献通考》所谓“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见该书《封建考》二四六卷一页，）虽不能将封建制度的含义完全表现出来，总算是拿住了它的纲要。所谓正式的封建生产方法或封建制度，一定要是取得封土的诸侯及其下面的无数领主（由诸侯再分给土地的人，）构成一个同时握有政治权和经济权的网，罩在农民的头上，使他们在隶属关系之下，从事于农工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以供其消费。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却不相同：土地操在专制国家的手中，国家为贵族（非封建贵族）和大小官僚所占据，他们即构成一个统治阶级的核心，站在农民的头上，监督并指挥小公社自给自足的农工业的生产，使农民缴付地租于国家，以供养此统治阶级。试问像这样不同的生产方法，杜布洛夫斯基和胡君等为什么要混为一谈呢？杜老师对于封建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辨别得十分精细，分为封建制与农奴制，而胡弟子也“孔趋亦趋”地分纯封建社会与农奴社会，但他们对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却又故意笼统起来，把它硬牵扯到封建制度里面，这不是咄咄怪事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东扯葫芦西扯叶”呢？原因不甚明了。大概是因他们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近代的一种生产方法，而近代呢，又带有封建的色彩，尤其是胡君认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在封建的生产方法以后，应当带点封建色彩才对，所以不得不把封建两字牵扯到亚细亚生产方法上去。但这种牵扯应由胡君这一批人自己负责，和马克思没有丝毫关系，是不待言的。怎样见得呢？
胡君谈地租时，是把杜布洛夫斯基上述的一个死公式列在最前面，先作出“既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先资本主义的亚洲社会的基础，无非是对农民之封建的以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制度”的结论，然后依照这个公式与结论，拚死命去找（自然是老师们代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近似这一类的说法。但不幸的很，连近似的也找不到，于是只好从他们说过亚细亚字样的节段内去推论，但仍旧不能达到目的。例如胡君引马氏的一段话说：
“‘在亚细亚，国家所要征收的赋税，固以纳物地租之形态为主，但是地租形态，是以那以自然事情之不易性所反复的生产事情为基础，这又以一种反应作用，保存旧有生产形态。”（《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日译本一一○页。）”
无论理解力怎样高超的读者对于胡君这种大译的意义总不会懂得！你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是我们在上面曾经征引过的一段话，即：
“在另一方面，地租的自然形态，〔按即纳物地租〕——在亚细亚同时是国税的主要元素——系建筑在诸生产关系上面，此等关系是因自然状况的恒久性而再生产的，那种支付形态趋于保持旧有的生产形态。”（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九八页。）
请问高明的读者，从马氏这一类话中，怎样可以看出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或封建制度有什么关系？然胡君却由：
“我们有很大的权利可以主张，力租与物租是封建地租之两个主要的常相并存的地租形态。”
这个前提，推论到：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根据马克思的意见，东方专制国家之主要基础，是一种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经过地租赋税的形态，榨取生产者。”
自然，胡君是“有很大的权利可以主张，力租与物租是封建两个地租之主要的常相并存的地租形态，”没有“很大的权利可以主张”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地租无殊于封建生产方法中的地租，因此亚细亚生产方法含有“纯封建制”。不幸，胡君的推论竟是如此！尤其好笑的是他说：
“恩格斯一八八二年与马克思信中说，‘无疑地，农奴底诸关系并非特殊的中世形态——我们在征服者强制旧居民于土地耕种的地方到处遇见。’而马克思恩格斯常论古代及中世印度，中国，及近东大专制国为征服者之大专制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常说到东方专制政治，而他们将这政治形态与阶级农奴国家的俄国比较：
“‘旧共产体，在其存续之处，几千年来形成最素朴的国家形态的东洋专制政治——从印度到俄国的——基础。’（《反杜林论》日译本二九——七八页）马克思在与Zaslitch书中也表示同一见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
胡君所引恩格斯的语不独不能借给他做亚细亚生产方法含有“纯封建制”的证据，并且适足证明有农奴之处不必就是封建制度，因为“中世形态”之间，原文有“封建”字样，即“中世封建的形态”（Mittelalterlich-feudalsForm）胡君不知是故意省略以图取巧，还是无心遗漏，弄得它残缺不全？（下面一句原文为“在征服者使旧居民替自己耕种土地之处，我们或几乎到处遇着，”到处要像改卷子一样替胡君改正译文，我实在有些不耐烦。）然无论如何，这种证据是于他不利的。因为他是企图证明，在有地租或农奴之处，即有封建制度，而恩氏的说法恰恰与此相反：即在有农奴之处，不限定是“特殊中世封建的形态。”至于胡君所引马恩两氏讲东方专制国家的事，更不能帮助他证明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含有“纯封建制”，更是一望而知，无容解释了。
胡君这样牵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去证明自己的主张，既经失败，再乞援于列宁，也遭遇同一的命运。他说：
“列宁常称俄国社会为封建的农奴制，这术语可说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先资本主义社会之秘密，也无疑在这封建的农奴半农奴生产中，在因商品经济所引起的专制主义中。”
胡君这种说法是捕风捉影的，他认为“无疑”的地方，我们认为疑窦丛生。不过它还有较好的证据，我们应当为之介绍出来：
“列宁更明白地指东方社会之农奴制性。他说‘托尔斯泰主义是东洋亚细亚制度，农奴制度之观念底反映，’在一九一三年《论俄国政府农业政策》论文中，力说东洋底社会之封建底农奴构造，分析当时俄国地主经济，说那是‘古代中国式，土耳其式，农奴式。’……在其国家讲义（一九二九年《真理报》中，更指出‘现在落后亚细亚国家’的农奴国家之特征。”
这些话以及胡君后来在序言中所抄的列宁大批的说法（见《读书杂志》二卷七八期），没有半句表现列氏认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含有“纯封建制”或封建制的变种。内中固然也提到之亚细亚制度，”“农奴制”，“落后的亚细亚国家”，“亚洲最落后的农业国”，”半封建的中国”和”中国农民之封建榨取”等等，但这都是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的状况，决非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状况。至于详细的理由已经散见于前面各处，此处不能重说，也不必重说。现在只提出一个最重要的根据来答复胡君及其尊师杜布洛夫斯基等等。
我们在前面所征引的列宁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段话，明白表现他承认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主要条件之一，然中国自周代以来，这就是说，自三千年以来，就大体讲，即不复有土地国有的事实存在，列宁如指近代的中国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对于这一绝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胡君对于这一点缄口不言，惟跟在杜老师的屁股后面，大叫“土地国有化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法下……发生”，“特别是土地的关系，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按这种直接反马克思主义的谎话我们已经征引马氏的说法驳斥过了，）希望借此淘汰亚细亚生产方法中这个主要的条件，以便将马克思和列宁所指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拉到现代的中国或印度，而不致暴露这一绝大的矛盾。试看杜胡这一流人要使亚细亚生产方法庸俗化，要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庸俗化，是费了多大的气力！
然这不过痴人的妄想，毕竟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将马克思所描写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情形和近代中国的状况互相比较，证明他所说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只能指古代中国而不能指现代中国，我们又曾将这种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与他所纪述的英国人侵入印度前后和中国五口通商以后的产业状况互相比较，证明他所说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是指古代印度与中国，而不是指现代印度与中国。马氏在历史材料很少的七八十年前尚能看清中国和印度的现状，列宁在历史材料较多和交通频繁的二三十年前，当然更能看清中国和印度的现状。当袁世凯主政，帝国主义的列强大借款给中国的时候，他著论批评，瞭若观火。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说他不知道中国近代没有土地国有这一回事么？他既经知道此事，犹指近代中国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岂不是自己和自己开顽笑，或依照胡君的语调来说，那他“无异于说疯话了。”然而作四万字长文来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胡君好像不知道这桩事一样，一字不提，也未免太忽了吧！
胡君听到这句话，又要不服气，因为他在《亚细亚生产方法论》和杜书序中言虽未提及这一点，但在《略覆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见《读书杂志》二卷二三期合刊）一文中，于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和中国状况的说法后，已经说过：
“以上几个伟大思想家对于中国社会的意见，虽然也有时不免少数隔膜（如认中国无土地私有），但根本原则上，认中国农村经济之基础（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还停滞在封建制度半封建制度之残骸中，以及中国之亚细亚专制主义政治之基础，还是建筑在农村经济之上，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胡君把土地国有改作“无土地私有”，对于马，恩，列未言及近代中国的土地国有一事，指为“也有时不免少数隔膜”，这样轻描淡写，即了结一重公案；于是放心大胆一口咬定他们所说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中国近代的——这就是说，西洋各国未侵入以前的——一种生产方法。胡君描写的手腕，诚然高明，真不愧为一个“文艺家”！不过他们对中国倘若真正侈谈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又不知道中国已经三千年不复有土地国有的事实，这不是什么“少数隔膜”而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一种难于原恕的错误，但马，恩，列三人眼光既甚锐利，言论又极谨慎，平日对于中国的议论，处处根据事实，不向空谈，故能处处切令实情，很少差误；现在硬说他们不知道中国近代没有土地国有的事而认中国实行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未免太不近人情吧！所以我又要依照胡君从前讥笑我的方式说道：
一，无疑，错误的不是马克思。
二，无疑，错误的不是恩格斯。
三，无疑，错误的不是列宁。
做列宁，本来是不大容易，而做胡君这一类人心目中的列宁，尤觉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明快地论社会史之过程”时，没有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固然被胡君指为“没有一个特别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铁证，就是当他讨论莫斯科王国时代土地国有时，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也被胡君指为没“有什么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铁证。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真是难于开口，因为他在《全集》中即使说千万次亚细亚生产方法，必定没有一次能被杜老师和胡弟子认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呜呼，列宁如有知，其能瞑目于九泉也耶！不其能瞑目于莫斯科的红场也耶！
我们对于胡君的反驳实在也够了，其余各点其没有再提及的必要。总之，他和杜布洛夫斯基一批人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所应用的工具，不是唯物的辩证法，而是形式逻辑，所以处处不从全体着眼，不从动的观点入手；总是零零碎碎，呆呆板板论证一番，以致到处撞壁，到处误入岐途，不独毫无成绩可言，而且变成谬误百出。没有钢铁工具，偏想造成伟大的建筑物，这是可能的么？
我们在上面长篇巨幅的解剖，完全暴露了胡君及其尊师杜布洛夫斯基对于马克思所说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处处穿凿附会，处处加以曲解，使之庸俗化。尤其是胡君大文的第三项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所指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实质”，不独未曾丝毫表现他们对于这种生产方法所说的实质，并且完全失去了他们意旨中所认定的实质，不独失去了这种实质，并且完全违反了这种实质，把“封建的剥削”和“纯封建制”杂在里面，企图以伪乱真。但“一手不能掩尽天下耳目”，胡君等此项工作有什么用啊！
我们的题目是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并举，前面所说的多对杜氏而发，很少涉及波氏，并不是我们专注意那个“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而忽视这个“俄国有名的历史家”，实因胡君对于波氏的介绍集中在一处，我们也只好在一处来检讨。兹首先将胡君所引波氏关于古代东方社会一般特征的说法择要介绍出来，然后加以批评。这不是我们要故意延长篇幅，借此充数，实因不如此，便不足以充分显其谬误。至译文的是否可靠，我无日文书可资校对（并且我的日本文也和胡君的英德文一样，仅认识一些单字，还够不上任校对之责。）无从知道，只好姑认作差上不差下吧。
“亚细亚诸国之历史发展有特殊的性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就其构造看，呈现封建＝农奴制构成之一变种毫无疑义。
“封建关系的主要特性，是对于直接生产者，即纳地租于领主的农民的土地课税制。这吸取剩余劳动的方法，这榨取形态，无论亚细亚欧罗巴是一样的，不过在亚细亚向农民课土地与补助生产手段（家畜等）之税者，是为封建组织之国家，而在欧罗巴是个人土地所有者来课税，特性仅此而已。东洋土地私有，有集中形态，‘在这里，主权是以国民底规模集中的土地私有。’（马克思）
“领主掠夺直接生产者的农耕民之剩余生产物，——这，‘无论为土地所有者的是个人还是国家’（马克思），总之，是封建生产方式之特征。
“‘土地所有者之所得——那不管给以什么名称——的，他所占有的剩余生产物，此际是直接占有无偿劳动之全部的通常支配形态，土地私有，即形成这种占有之基础。”（《资本论》三下，日译三四二页。）
“决定封建制度特殊性的许多原因之一，应举出东洋诸国之地理特殊性。……砂石很多，河川纵横，草原掩蔽。……
“气候与地层之诸条件，地理之构造，‘以调节水利的运河及其他工事为东洋农业之基础’——马克思说。……
“‘……仔细而经□地使用水之无条件必要，在西欧，例如在法国和意国，不得不自由地经营个人企业；但东洋——那里文明程度很低，领土过广，自由结合不能发生——如是，需要政府之集中的权力干涉了。’（马克思）
因领主将共同体隶属化，农民日益被封建国家强作土木水利之事。这是酷烈的课税之特异体制，……亚细亚之农奴履行封建官吏之命令，关于人工灌溉等所作痛苦劳动，与西欧农民修侨，补路，凿池，为领主家宅采伐木材等义务，有同样的性质。……”
以上各节，是胡君对于波卡洛夫古代东方社会一般特征的说明的撮要。既云撮要，自然是把精华一起撮来了。我们在这种撮要中看见一些什么？和杜布洛夫斯基的说法没有两样。不过波氏比杜氏更为狡侩，因为他征引马克思一些不相涉的话和自已的主张配合起来，想借此衬作马氏的学说，实行以伪乱真的诡计，然他一口咬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呈现封建＝农奴制构成了一变种”，“向农民课土地与补助生产手段（家畜等）之税”的国家“为封建组织之国家”，而亚细亚生产方法下的国家所命任的官吏为“封建官吏！”证据呢？不是他脑袋中的幻想，就是他所根据的非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与马克思或恩格斯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因为我们在前面驳斥杜布洛夫斯基和胡君时，已经证明马恩两氏不独绝没有这样的主张，并且还有恰恰相反的说法，就是波氏这里征引他们的话，也没有半句足为他上列主张的证据。
波氏以为“决定封建制度特殊性的许多原因之一，应举出东洋诸国之地理特殊性。”接着在下一节又说，“气候与地层之诸条件，地理之构造”，于是引马克思“以调节水利的运河及其他工事为东洋农业之基础”一语作收句。这样一来，读者必认他所谓决定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封建制度特殊性的许多原因之一，应举出东洋诸国之地理特殊性和气候与地层之诸条件，地理之构造，云云，完全是马氏的意见，实则不独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恰恰和马恩两氏的意见相反。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恩格斯认东方人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主要的是由于气候及土地状况，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不是和波氏的主张立在正反对的地位么？姑不论谁是谁非，总之，波氏的主张扯不到马恩两氏的身上，铁一般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了。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这位“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老师把马克思所说的“东方……需要政府之集中的权力干涉”也看做“亚细亚生产方式……呈现封建＝农奴制构成之一变种”和“封建剥削”的证据！封建制度中不能有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这是一个常识问题，用不着讨论的，就是胡君的大文所引，约尔克驳“杜布洛夫斯基同志”的一段话，也明明有“封建制度政权之非集中倾向”一语，可见这是谁都承认的。但波老师也许要提出抗议，以为他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封建制明明是正式封建制度的“一变种”，何得将两者混为一谈，笼统地加以反驳？好一个“变种“的名词，但不能帮助波老师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种”无论怎样“变”，总是“万变不离宗”，和原来的种有共同之点。达尔文加入养鸽会养鸽子，共有一百五十种以上的变种，但终久是鸽子而不是水鸭。波老师的封建制度变种，正变到和这种制度完全相反，这也奇了！然我们不管什么变种不变种，只问他所讲的马克思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否与马氏的原意相合？换句话来说，就是只问波老师所引马氏“东洋……需要政府之集中的权力干涉”等语，是否含有封建的意味？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要马克思亲自出马来答复，绝不像杜布洛夫斯基，波卡洛夫两位老师和胡弟子一样，专门把马氏不相干的话东一句，西一句，抄下来，当作证据。马氏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回答恩格斯认东方人在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从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的一信中说：
“亚细亚这一部分，不管政治表面上的一切无目的的运动，而呈出停滞的性质，要完全加以解释，是由于两种互相支持的状况：一，公共事业为中央政府的任务；二，全国于中央政府之外——几个较大的城市除外——分成农村公社，（Dorfgemeinden，village）具有一种完全分立的组织，自成一个小世界。
“此等乡村的共同体仅以热心保持自己对乡村的界限为务，在英国人获得印度西北部不久之前，尚有颇为完好如故而存在的。我以为对于停滞中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殆没有比此更坚固的基础。英国人虽已使此地爱尔兰化，但破坏此等固定的原始形态，是欧洲化一种不可少的条件。单是收税人不能完成这种工作。要破坏原始的工业，才夺去这些农村自给自足的性质。”（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原文第一卷四二○至四二一页。）
马克思这里所描写的是英国人侵入印度不久之前的情形，这就是说，依照我们从前的证明，当时的印度所行的已不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只是一种久经革命酝酸的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它的“原始工业”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和生产商品的手工业，与印度极古的小公社专为直接消费而生产，且为家庭副业的情形迥然不相同了。然就是那个时候，依照马克思下面的两段话看，也找不出封建制的痕迹，因为上面的中央政府既保持一种专制主义，而下面的农村公社又直接隶属于这种政制，并且做它的坚固的基础，试问封建诸侯或“封建组织之国家”从何处发生？“封建组织之国家”是指大统一的全国么？然这种专制国家不能自己封建自己，否则等于自己坐轿自己抬！既是这样，只是算作大老爷封建的罢了！但此事应由“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洛夫负责，与德国的马克思是没有关系的！
波老师的议论愈出愈奇，别开封建诸侯不谈，来谈“封建官吏”这是否与波老师的原文相符，我不知道，不过我想胡弟子是不会和他开顽笑的，况且封建两字意义十分浅显，当不致有什么错误。世间真有”封建官吏”么？有的。不信证据就在下面，而且是本国货：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如石天禄为征行千户，既卒，子兴祖袭千户。刘敏为郞中，年老宪宗命其子世亨袭其职。谭澄父资为元帅，因病举弟资用自代，资用卒，澄又袭职。綦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袭万户。赵黑梓以门功袭元帅职。段直以所属乡社来降，命为潞州长官，世袭。洪荣邱为高丽军民总官，其子万小袭职，仍佩其父虎符是也。”（见《廿二史劄记》三十卷五页。）
波胡两师弟看见这段话，真要哈哈大笑，甚至于还要多谢我替他们找证据。但是莫忙，这种世守和世袭的官吏所以出现，是因元室初定天下，无力顾及朔漠的各部落或因其他特种关系（如始命之臣）不得不一时从权，然也不过“官多世袭”，而非官尽世袭。还有一层，《廿二史劄记》接着又说：
“然此法可行于朔漠，而中原则必用流官。故世祖时，廉希宪疏言，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士及始命之臣，皆今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宋子贞亦疏言，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姚枢亦疏言，今当慎铨选，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于是始议行迁转法。至元二年，遂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见同书同卷同页。）
这段话明白表见专制国家底下是不容有封建官吏的存在，所以元代终于把这种特殊的世守和世袭的官吏铲除了。在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专制国家中，既没有封建国家，何来的封建官吏？尤其是波卡洛夫所谓代表中央权力的官吏是“以土地为自己及子孙之物转化为地主”，这明明与土地国有的国家的官吏没有关系，用不着再加以驳斥了。
总之，波卡洛夫上面所描写的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什么“呈现封建＝农奴制构成之一变种”，和马克思意旨中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同一物。他要指此为马氏的主张，那就完全把马氏学说庸俗化了。可是波氏这种极无聊的极糊涂的说法，一映入胡大弟子的眼中，马上变成一种向我进攻的伟大的武器，所以他在波老师所描写的古代东方社会一般特征之后，便说道：
“这轮廓画得虽然尚欠明了，然而大体上是不错的，同时也可以纠正一切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即谓亚洲生产方法是与封建农奴生产方法根本不同者——之谬见。”
胡君对于马克思的学说还没有入过门，自然没有能力求辨真伪，自然只能说“这轮廓……是不错的，”我们并不责备他。只是他偶然看了一部杜布洛夫斯基的译本，偶然看了波卡洛夫的几节论文，便如获至宝，拿了这种矫揉造作和庸俗的东西做武器求耀武扬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见《读书杂志》二卷七八期合刊胡文五页。）这“以纠正一切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之谬见。”未免令人齿冷！我们以上一切反驳与证据可以证明将马克思主义弄“歪曲”的和怀抱“谬见”的，并不姓李而是姓胡，而是“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
D．虚伪
说明：原书排印错误，D印成了B〕
我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的伟论的迎战，已告终结，这一项是专门对于胡君的，算是本文的一种余兴。胡君的大吹大擂的论文不独是犯了幼稚，矛盾，和庸俗的毛病，并且还犯了虚伪的毛病。他在论文前面开列了几百卷参考书，而在论文的后面又说：
“又此文校竟，始得观哥兑斯（M．Godes）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之报告（一九三一年马克思主义东方科学协会及东方研究所所召集讨论会中之主要报告，）与鄙见相合之处颇多。执笔时未得入手，不及参考甚为遗慽。”
真是了不得，真是了不得！胡君既参考过几百卷书，而论文的见解又与苏联那样“大学术机关”一九三一年的主要报告暗合。中国出了这样的大天才学者，大家除掉五体投地的崇拜外，谁还有脸皮和胆量来反对他？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吓掉了魂，只管放勇敢些，揭破他这块虚伪的表皮，看看内幕吧。
据许多人说，胡君这篇大文多由抄哥兑斯的报告而成，其所征引的《资本论》的材料完全与哥氏的引文相同。我至今未见哥氏的报告，此事真相如何，无从确切证明。不过用胡君自己的话做旁证，似乎人们所说的不为无因。为什么呢？一个“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人，带着病在三日之内，做出一篇四万多字的专门论文——一篇从没有索引的《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引出大批材料的专门论文，——而能与一个学术机关的主要报告暗合，这是一种“闭着眼睛捉麻雀”，自欺自的顽意儿，有谁肯相信？胡君在自己的论文中这样前面来一段，后面来一段，用意是在“夹辅王室”，表见自己的渊博与高见，但自稍有观察能力和批评能力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露骨的虚伪的表现罢了！
胡君对于这一点也许还要强辩，说真是“与鄙见相合之处颇多”，并非抄袭，因此是真实而非虚伪。然我可以举出其它证据多种，并连带证明上述一事。首先拿生产方法来讲吧。胡君摆出“文艺家”咬文嚼字的架子，一再声明：“有许多人将生产方式译为‘生产方法’”是错误的，并指出它的来源道：“例如河上肇即如此译，而我国之学者承之”其实胡君只可以根据“文艺家”修词学，（?）勉强主张生产方法不如生产方式的妥当，绝没有权利说生产方法这个名词是错误的。然我们这些非文艺家看来，生产方法比生产方式来得通俗，正好应用，我们固然不反对“文艺家”或“修词家”用生产方式的名词，但同时也不承认生产方法是错误的。胡君对于此举，当然绝对不会同意，因为他的主张是有大来历的。不信请看下面中，德，英，法四种文字联在一起的妙句吧：
“其实Weisen一字，此处当译为Mode而不应译为Method。马克思的女婿Lafargue亦译为Modes。”
不用说，读本文的人不能一律像胡君一样，精通几国文字，所以我要将上面的两句话再为翻译如下：
其实德文的“Weisen”此处当译为英文的Mode（方式）而不应译为Method（方法）。马克思的女婿Lafargue亦译为法文的Modes（方式）。”
胡君不独深切了解亚细亚生产方法（恕我说错了,应为方式）是什么，并且详细知道德文的“Weise”在英法文中的译法。这样的博学，安得不令人拜倒！不过浅学如我，也遇着一些“例外”，特写出一二，以供胡大学者的参考，并求读者的判断。
一，德文的《列宁全集》第三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三十页有几个字为：
“FürdievorkapitalistischenProduktionsmethoden……”（即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
依照胡君的说法，这里的“Produktionsmethoden”（生产方法）是译错，是应由胡君代为改作“Produktionsweisen”（生产方式。）自然，现在德国的翻译家算得什么，我们的胡先生事事以马克思为根据，至少至少也要以“马克思的女婿Lafargue”为根据，这样的译文岂能作为证据。好，就请马克思来说话吧。
二，马克思在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八四页用过：
“Produktionsmethoden”（生产方法）字样。
而英文《资本论》第三卷七五五页，将德文的：
“dieexceptionelleProduktionswcisen”（例外的生产方式）
译为：
“theexceptionalmethodofproduction”（例外的生产方法）
依照胡君的Mode（方式）对，Method（方法）错的格式看来，是英国人不会用英国字，马克思也不会用德国字，只有外国大好老（从英德两国人的立场说）胡大学者才会用英德两国文字！胡君倘若早生一百年，当面将马克思教训一顿，那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
天老爷呀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真正反是马克思错了么？不见得吧！我以为关于生产方法这个术语的“方法”两字，在德文中“Weisen”固然是最通用的字，Methode也可以用，在英文中，“Mode”固然是最通用的字，Methode也可以用，这好比在中文中，“方法”固然是最通用的字，“方式”也可以用一样。胡君利用自己一点一知半解的知识，摆出学者的架子，“方式”“方法”“，Mode”“Methode”德文，英文，法文，俄文闹个不休，好像自己具有精深的研究一样。（其实德英文中的“Weise”“Methode”“Mode”都可译为方法或方式，决没有胡君那样无聊的分法。）他以为这样足以表示自己的博学，而我们呢，只看见他的彻头彻尾的虚伪！
胡君的英文程度本来有限，对于德文更是不懂，就是日文程度也可怜得很，试看上面那些译文错得不成样子，（还有许多译错的地方，我实在没有工夫一一举出来）就可以知道。但他做起文章来，偏要酸酸涩涩，倾家荡产地把几个英德文的单字摆出来，这样吃力的工作，何苦呢？胡君不独在抄袭和炫学上表现虚伪，即在反驳我的议论上也无不如此。试听他说：
“李季先生反对任曙谓‘中国资本主义由外铄’的话，叫他去‘铄’‘黎苗’（参看《贡献与批评》第一部分），我以为绝对‘外铄’固然不对，绝对由于‘内在’是不可通。而是中国有资本制方法发展之历史前提（商人资本之存在与某种程度之发达）（《资本论》三上，日译二八五），所以中国才有帝国主义的及一部分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然而止是因为是‘外铄’得很厉害，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民族资本主义。李先生口口声声‘中国资本主义’，大概以为中国资才主义与英法日美毋不同罢。李季君以为资本制‘铄’不进黎苗，其实是铄得进的，君不见，英法之铄非洲黑人乎？君不忆英国之‘铄’北美乎？甚至于苏俄社会主义经济也相当地铄进蒙古民族了。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是可以铄进苗人的。怎么‘铄’法呢？即是在那里作奴隶经营。经过这制度就可以将琼崖和云贵苗区殖民地化。”
胡君这段话不是简单的自相矛盾，而见含有一种无聊的虚伪。他在一方面承认绝对外铄为不可能，在另一方面又宣言英法铄了非洲的黑人。试问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然根据他的解释，是永远不会有矛盾的，因为他把黎苗人当作奴隶使用，使“琼崖和云贵苗区殖民地化”，就叫做在当地的黎苗人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当然，胡君或西洋人还没有对黎苗人做这种外铄的工作，我们无从证明他这种“伟大的理由”的正确性。但“英法之铄非洲黑人”，我虽未“见”，听说已数十年于兹矣，我们——至少是我——只知道非洲是英法的供给原料的殖民地，不知道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有，也是帝国主义的，而不是本地的，如用胡君的话来说，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胡君拿这些话来非难我，简直是无的放矢，简直是自己和自己开顽笑！
然这还不是最坏的，我在参战论文中说过：
“要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出现，必须有一个垄断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的阶级——资产阶级，和一个一无所有，专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阶级——无产阶级……中国在雅片战争前即已备具这两个条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术输入以后，我们的产业资本主义便马上可以发韧了。”
我在这段话的后面接着批评在曙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荒谬主张。试问这有什么错误？不意胡君竟说出“绝对‘外铄’固然不对。绝对由于‘内在’更不可通。而是中国有资本制方法发展之历史前提……所以中国才有帝国主义的及一部分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的话来！
他所谓“固然不对”的“绝对‘外铄’”是指摘任君，所谓“更不可通”的“绝对由于‘内在’”当然是批评我，最后一句才是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在事实上，我从没有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由于内在”的瞎话，这只是胡君自己的胡说，而我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的条件是马克思从历史上作出的结论，这至少和胡君所说的有同等的价值。谁曾料到他会以莫须有的话加在我的身上，再来批评我啊？而今而后，我才知道：其为人也虚伪，而能说实话者鲜矣！
还有一层，我自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后，在相隔不到两页的地方复说：
“中国自一八六○年代发生所谓‘军用工业’以后，至一八八○年代又有官办轻工业出现。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大败于日本，更成为促进新式产业的一种动力。除掉内河航行，已有轮船外，此后又竞借外资，建筑铁路，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逐渐发展，而私人的大企业也应运而生。加以一八九六年的中日下关条约承认外人在通商口岸有工业企业权，于是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在上海等处创立工厂，且伸其世灵之掌于内地各矿山中。资本主义在中国达到相当的进展，而资产阶级的革命遂轰轰烈烈地于一九一一年出现并胜利了。”
这段话明白指出“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包含两部分：一民族的，二国际的。不意胡君不顾这样太阳一般明亮的事实，竟说：”李先生口口声声‘中国资本主义’大概以为中国资本主义与英法日美毋不同吧。”而今而后，我才知道：其为人也虚伪，……不能说实话，而能作正确批评者，未之有也！
附注：在论战场中不能谈理论，专喜造谣言，是干部派英雄们的持点。欧阳霞举君在《现代文化》创刊号中说：“李季……一样地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攻击，什么……‘马克思自己怀疑自己’等，而各方面来展开他们的僧侣主义。”又说：“这里，固是……李季等帝国主义工业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结论。”欧阳英雄，你倘若能从我的一切论文中指得出这样荒谬的话或主张来，我拜你做师傅。否则这是丧失人格而又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的勾当，劝你以后还是少干吧！
胡君上面对我的批评，是他的大文的最后一段，他从各方面来攻击我，真是至矣尽矣。可以休矣！不意他还感觉不满足，竟于“此文校竟”之际，再来一段附注，当作余兴。这附注的前半截我们已经征引过，而其后半截是：
“又波卡洛夫雅尼夏尼合著之《阶级斗争史》中，亦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波卡洛夫即令肯花一元二角五分到昆仑书店买一本《世界社会史》或《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卷，但他决不会因看到‘氏族共产主义时代’等而‘大吃一惊’，是我可以保险的。李季先生说，‘就我所读的中西书籍讲，从没有看见这样奇怪的画分，’也不过是因李先生所入目的‘中西书籍’，不出莱姆斯的大著，与上田山川之译本等而已。亦所谓‘少见多怪’也。——自然波氏所说者，与陈邦国君所说的没有什么多的相同；陈君文中自多不正确之处，我不是为他辩护，又是不待言的。”
胡君在前面的小注还说过：
“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的，不仅Kushner，还有Nikolsky，就是恩格斯也说过‘家长制经济共同体，在由群婚发生的母系家族与近世界之单一家族之间，形成过渡的阶梯’（《家庭……起源》日译本七六页。）而且关于古代社会（非希腊那古代社会）毕竟还有许多争论的问题。我觉得氏族社会应分为两个时期，即母系父系的，而只有前者才是真正无阶级原始共产社会。”
胡君旋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发表一篇论文，在注三中复说：
“李君否认原始社会及后期的氏族社会之区别，也是不小的错误。”
胡君在这些话中不独笑我“少见多怪”，斥我犯了“不小的错误”，并且又代替他的波卡洛夫老师“保险”，“即令肯花一元二角五分到昆仑书店买一本《世界社会史》，或《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卷，但他决不会因看到‘氏族共产主义时代’等而‘大吃一惊’。”胡君这样很自信地讥笑我，这样很勇敢地替“俄国有名的历史家”当代表，对于我的错误应当是认识得最正确而深刻。但在事实上，又是自己和自己开顽笑的一出滑稽戏！不信请听我细说吧。
胡君提出这个问题，便牵涉到陈邦国，此人近数月来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朝秦暮楚，以收功名富贵之徒，他因我批评了他的原始共产社会和氏族社会，又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上发表一篇三十六页的长文来掩饰，兼对我破口大骂。像这样富贵场中的人，我本不屑与之争一日之长短，恰和我对于无耻无能的谩骂大王任曙最近的谩骂不再理会一样。不过胡君对此问题既三番两次的挑战，而问题的本身也不是完全没有重提的价值，并且答复了陈某，也就连带答复了他一大半，因此只好合并来谈一谈吧。
陈邦国那篇文章虽有一万多字，除掉遮遮掩掩承认了自己的一大错外，其余都是一些枝枝节节的东西，用意是在弥缝他的另一大错——即将氏族社会排除在原始共产制之外。凡稍有社会科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原始共产制包括原始的霍德和氏族社会，因此郭沫若君在他的社会进化表中，将氏族社会列入原始共产制之中，是完全正确的。不意陈某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中对此肆意攻击，斥为“大错”和“大笑话”，而其所持的大理由是，古代社会应分为
一,原始共产社会
二,氏族社会（参看论战第一辑陈文二页）
而郭君所谓原始共产制只能指第一种社会,绝不能包括第二种社会，因此斥他为“完全忽视了‘氏族社会’一个发展阶段。”（见陈文六页）我在参战论文中对于陈某这种说法曾加以批评，历举莱姆斯，考茨基，摩尔根，恩格斯，上田茂树，山川均等人的著作所指的原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或原始共产制等等都包含氏族社会在内的事实以为印证，我这种征引当然是正确的。
注：我在参战论文中说：“摩尔根，恩格斯……都视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的，不过他们没有用过这个名词，仅用共产主义字样。”陈某在“没有用过”下注“呵没有用过——邦国”字样讥笑我。其实这只表在他的无知。因为原始共产主义是对近代的共产主义而言，他们当时未曾和近代对比，自无加原始字样的必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原文一四一页——中称“原始的共产”（AltursprünglichesGemeineigentum）正是对近世“共产”（Gemeingut）而言，可见他并不是真正没有用过这一类的名词。
陈某自看见这些证据后，知道自己的说法不对，于是一方面强词夺理地说他的主张完全和以上诸人相符（他把氏族社会排除在原始共产制之外，不知如何符法？）另一方面用诡计诘问我道：
“难道如‘李季’者对于历史学上‘原始共产社会’简称为‘原始社会’，‘氏族共产社会’简称为‘氏族社会’还未曾晓得吗？”（见陈文十页。）
高明的读者不要上陈某的当，先来问我是否晓得此事，只须注意他于第一个“简称”之后把“原始共产社会”变成“原始社会”便由此变更论点的事实！自此以后，他除掉将简称不简称的把戏重演一遍，并四次征引自己前此的论文中所谓“原始共产社会”外，凡这一回自己新说的或征引他人所说的，都是“原始社会”共十四次之多。不仅是这样。他在提出所谓“简称”之前绝不说到“原始共产社会”只一味说“原始社会”也有十一次之多。把此事弄清楚了，我们就明白看出陈某饰非文过的工作。
怎样讲呢？我反对他的主要点是在他将氏族社会排除在原始共产制之外，也就是在他所分的：一，原始共产社会，二，氏族社会。关于第一点，错误非常显明，用不着多讲。关于第二点，必须略说几句。陈某在一方面标出“原始共产社会”字样，在另一方面标出“氏族社会”字样，相形之下，使一般缺乏古代社会知识的青年容易感想到氏族社会一定是非共产的。我批评他的理由全在于此。倘若他在论战第一辑的论文中一开始就用：一，原始共产社会，二，氏族共产社会字样，两项中的共产二字虽非必要，我不必反对，或用：一，原始社会，二，氏族社会字样，这也是一派人的分法，我更不必反对。不意他的说法不独是一方加“共产”二字，另一方不加“共产”二字，并且公然宣言原始共产制不能包括氏族社会，那我除掉断然反对，并严厉批评以外，还有什么办法？
陈某的学问虽是“空空如也”，但东挪西扯的遮掩的本领倒有一些。他在论战第三辑所发表的论文，希图在“‘氏族共产社会’简称‘氏族社会’”的口实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处。我现在要反问他：
“你第一次的论文为什么对于‘原始共产社会’不简称，对于‘氏族共产社会’偏要简称呢？你难道认一律简称，自己少进了几个字的稿费，一律不简称，国光社又多付了几个字的稿费，双方都有些不利益，故取一个折衷办法，使一个不简称，一个简称，各得其所么？哈，哈！好大的理由！”
这一诘问足以暴露陈某掩饰工作的无聊。然他这种工作不仅是无聊，而且也不细密，因为他在论战第三辑所发表的论文虽将“‘原始共产社会’简称为‘原始社会’，”但仍旧三番五次地宣布郭沫若君的原始共产制中不能包括氏族社会（参看陈文一二，二三，三○等页）可见他要把氏族社会排除在原始共产制之外，是一种至死不变的主张！倘若陈某对于自己相信（?）的主义有这样至死不变的勇气，我倒十二万分地佩服，现在为着顾全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面子”，如此拚命地文过，我真不屑多说了！
我既简单反驳了陈某，现在就来回答胡君的攻击。胡君一方面宣言“陈君文中自多不正确之处，我不是为他辩护”，另一方面又利用不正式接战的“盲目游击法”，向我轰了两大炮，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吾闻之夫子曰：”“思而不学则殆！”我于“百思”之后，不再思了，学吧，打开胡君的一切大著来学吧！果然，学到《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胡文四一页，发见胡君所列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过程的阶段”表，恭录于下：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
我是胡君所认为“少见多怪”的人，而他呢，不独学贯中西，并且“卓见尤多”，因此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与“氏族社会”的划分，是本于外国有名的学者，还是出自心裁，我无从断定。不过健全的常识是我对好些问题下批评的标准，至是否出于外国有名的学者，或创自本国人的高见，我是不管的。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同为实行共产主义生产方法的社会，即同为原始共产社会，胡君竟和陈邦国一样，把氏族社会排除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外，丝毫没有道理。他这种分法除掉犯了陈某同一的毛病外，还可令人想到氏族社会的共产主义不是原始共产主义，这和一般学者所承认的原始共产主义包含氏族社会的学说又相抵触了。不，和胡君自己的“新学说”又相抵触了。因为胡君固明明说过：“我觉得氏族社会应分为两个时期，即母系父系的，而只有前者才是真正无阶级原始共产社会。”秋原君，你既明白承认母系氏族社会是具真正无阶级的“原始共产社会”，竟还有脸皮来反对我所提出的原始共产社会应包含氏族社会的主张，真是见鬼呀！
胡君如果感觉我对陈邦国的批评，是犯了“打草惊蛇”的毛病，犯侵了他，尽管用光明正大的手腕，对于这一点来批评我就是了。岂意他和陈某不约而同（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地先把“原始共产社会”或“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简称为原始社会”，然后来对我放烟幕弹。然陈某只止于“难道如李季者……还未曾晓得”的诘问，而胡君则摆出学者的架子，大放厥词，既笑我“所入目的‘中西书籍’不出莱姆斯的大著与上田，山川之译本等而已，亦所谓‘少见多怪’也”，复斥我犯了“不小的错误”。秋原君，我既忠告陈某慢点笑我，也劝你慢点信口开河！你要知道我所谓“就我所读的中西书籍讲，从没有看见这样奇怪的画分，”不是指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而是指原始共产社会和氏族社会，尤其是指将氏族社会划在原始共产制之外，原文俱在，可以覆按。这种主张如果错了，那么，至多也不过和你视母系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社会一样，你要责备我，须先责备自己！为什么这话经过你的贵口贵笔，就算是大理论，由我写在纸上就是犯了“不小的错误”，由你到处宣布，一次，二次，三次地宣布！试问天下还有比此事更奇怪的么？
你说“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的，不仅Kushner，还有Nikolsky，……”你又说：“波卡洛夫雅尼夏尼合著的《阶级争斗史》中亦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但我所引的库斯聂的《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也是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即摩尔根莱姆斯等又何尝不分开，不过他们不名为原始社会，而名为霍德罢了。试问你将和我的批评渺不相关的事举出来攻击我，有什么用处？试问你“保险”你的波卡洛夫老师“即令肯花一元二角五分到昆仑书店买一本《世界社会史》或《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卷，但他决不曾因看到‘氏族共产主义时代’等而‘大吃一惊’，”这于我有什么难过？
附注：我在参战论文中提出库斯聂的书中原始社会，氏族社会等语去探论陈邦国错误的来源，本是一段余兴，内中且有“也许”“臆断”等字去限制我的肯定口气。迨该文修改付排时，因其近于枝节，自行删除。未几陈邦国的反驳文刊出，专导向这一节进攻，他以为将我猜测他的错误的来源一点击破了，便连带将他的错误洗刷干净了，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现在说一句，胡君明明知道我对陈邦国的批评是因其否认郭沫若君的原始共产制包含氏族社会而发，是因其对原始共产社会和氏族社会的划分而发，不是对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而发，偏要以此相非难，并到处散布这种谣言，.淆惑人们的听闻。胡君文字的虚伪也算是登峯造极了！像这样无聊的把戏要我劳神来驳斥，真算是我的大不幸了！
我对于胡君《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反驳虽还没有尽兴，但不能不就此收场。其中五十种以上的主要和次要的错误已被我尽情指出，至于其他较小的错误正多，恕我不再尽义务了。一篇论文能包含如许错误，我是破天荒第一次看见，作者的初意本是借助于外国“有名的”学者来彻底解决我，不意这么真正外行的背后所站的是两个假内行，以致不独没有损伤我的毫末，且因我一度反攻，即赤条条地暴露了自己作品的幼稚，矛盾，庸俗，虚伪!其所用的方法也至为特别而宏多,我们现在虽不必将前面批评他的话再作出一种提纲，但至少应当将他的一切方法集合起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并促他自己的反省：
一，偷天换日法，
二，片言解决法，
三，空头支票法，
四，分尸评判法，
五，自由增补法，
六，矫揉造作法，
七，断章取义法，
八，无中生有法，
九，人为淘汰法，
十，盲目游击法。
不用说胡君这十种基本方法不独与辩证法毫无关系，即隔形式逻辑也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路程。所以他要“在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主义原则下，锻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辩证法唯物论之深化”以及“暴露一切反前进的理论，谬误理论：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须少安毋揉，先将中学生不会犯乱许多错误除去，再多用功读好一种外国文，多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夫然后站在无产阶级的外面，高举“自由人”的旗帜，大摇大摆地做一番大工作！他虽一个“病生”，年纪尚轻，当然来得及，胡君其勉乎哉！
附注：本文去年十一月即已草成，因一时不能付排，故留在手边，未加整理。一因田我尚有其他急迫文字工作要做，二因静待胡君的《亚细亚生产力式论下》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论》出版，以便补充材料，一起整理。不意我虽望眼欲穿，此等作品仍旧渺无踪迹（第一种已经自行取消了。）但在这个当儿，有《现代文化》创刊号出版，买来一看，发见起首四篇论文都是批评胡君的（自然也光顾到我，）这就是所谓“批评‘自由人’专号”的由来。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论文的浅薄，错误，与批评胡君，未曾搔着痒处，蛄且勿论（本文有许多节段同样适用于反驳它们的，）而其对此方法的结论，和胡君的用语虽有若干差异，但性质完全相同，即都认这种生产方法为近代亚洲式的封建的生产方法。所以欧阳霞举君说：“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一种封建生产方式，在根本上是和欧洲的封建制度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色彩浓淡的不同，各种需要条件的差别。”方萌君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形式实际上即与封建生产方法一致的，即是说他的经济机构与封建经济是同一的。不过加上亚细亚的因素为附体罢了。”
对打的双方都认亚细亚生产方法是近代的，封建的，再加上亚细亚的因素等等，这不是一桩偶然时事实，因双方立论的来源都是斯大林底下的官样文章！尤其好笑的是，欧阳霞举方萌首甲三位都极力批评或讥笑胡君所提出的十种基本生产方法，而对于胡君自言出自杜布洛夫斯基一点，不置一词，好像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一样！这也同样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实因杜先生是斯大林官僚主义下面一员通红的“官僚学者”，他们固然缺乏批评此人的能力，尤其没有批评此人的自由。至于杜先生“官僚学者”的头衔虽是我加的，但履历却是胡君写的，即：
“杜布洛夫斯基是苏联有数的农业理论家之一，莫斯科国际农业问题研究所所长，少壮学者与教授。”
我虽没有等着胡君行将刊布的作品,但得知道干部派对此问题的意见，不能不算是等得一种结果。此等错误的意见挟着国外“学者”做护符，在中国传布起来，足以损害马克思学说的真面目。我这篇八万多字的迎战文虽不幸有一部分花在纠正中学生也不会有的错误上，但就全体讲，不能算是白费气力的。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整理稿件后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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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国际的衰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第十四章国际的衰微
（一）色当以前
（二）色当以后
（三）法兰西内战
（四）国际和公社
（五）巴枯宁主义的反对派
（六）伦敦第二次代表会议
（七）国际分裂的根源
（八）海牙代表大会
（九）余痛
（一）色当以前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人们已经谈过很多，虽然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谈的东西极少。他们不像莫尔特凯那样把战争看做上帝的常道，而是看做魔鬼的常道，看做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影不离的伴侣。
作为最卓越的历史家，他们当然不会从完全非历史的观点出发，认为战争就是战争，对任何战争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每一战争都有它特定的前提和后果，而工人阶级对这一战争的态度就是以这种前提和后果为转移的。拉萨尔的观点也是如此。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他就当时的战争的实际条件问题进行过争论。但是，对他们三个人说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个战争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
这种观点也决定了他们对1866年的战争的态度。1848年的德国革命未能建立起国家的统一。此后，普鲁士政府就力图利用由于德国的经济发展而重新抬头的德国统一运动。正如老威廉皇帝所说的，它要建立的不是统一的德国，而是一个扩大的普各士。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施韦泽、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致认为，作为德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预备阶段而为德国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德国统一，只有通过民族革命才能实现。因此，他们极其坚决地反对大普鲁士政策的一切王朝分立的倾向。但是在科尼格列茨之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他们各依其对“现实形势”理解的不同而先后尝到了这个酸苹果的滋味。这时他们才明白，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和无产阶级的幼弱，民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靠“铁和血”结合起来的大普鲁士要比恢复捉襟见肘的德意志联邦议会（更不消说这种恢复是根本不可能的）更能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拉萨尔的后继者施韦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把北德联邦这个残废无力的组织当做一个事实来看待，尽管这个事实是并非所愿的，尤其是不令人高兴的，但它毕竟比可恶的联邦议会更能为德国的工人阶级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反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仍然坚持大德意志的革命观点，并且在1866年以后不断地致力于摧毁北德联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6年作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1870年战争的态度。关于引起这次战争的直接导因，关于俾斯麦针对着波拿巴而提出霍亨索伦亲王作为西班牙王位继承的候选人，关于波拿巴为对付俾斯麦而筹划的法意奥军事同盟，他们都从来没有直接发表过意见。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是无法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的。但是，由于波拿巴的军事政策是针对着德国的国家统一的，所以他们认为德国是处于防御地位的。
马克思在由他起草而为国际总委员会于7月23日发表的宣言中，详细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他在宣言中把1870年的军事阴谋称为“1851年12月政变的修正版”。但是他说，这次战争是第二帝国的丧钟；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丑剧。他写道，但是不应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波拿巴能够表演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达十八年之久。从德国方面说来，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但究竟是谁迫使德国处于防御地位呢？究竟是谁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发动战争呢？普鲁士！在科尼格列茨战役之前，俾斯麦曾和这个波拿巴暗中勾结，而在这一战役之后，他不仅没有建立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反而在自己的旧制度所固有的妙处之外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狡猾伎俩，结果，波拿巴制度就在莱茵河两岸盛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战争，又能指望什么呢？“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所谓的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所遭到的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宣言指出，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录威，使我们不必顾虑发生这种悲惨结局的危险。宣言还强调指出，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可以看出俄国的一副凶相。虽然德国人在反抗波拿巴进攻的防御战争中理应得到一切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者接受他们的援助，他们便会立刻失去这种同情。
这篇宣言发出前两天，即7月21日，北德议会通过了一亿二千万塔勒的军事预算。拉萨尔派的议员根据他们在1866年所采取的政策对预算投了赞成票。相反地，爱森纳赫派的议员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弃权。他们如果投赞成票，那就等于对于以1866年的行动准备了观在这次战争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另一方面，如果投反对票，又会被解释为赞同波拿巴的卑鄙罪恶的政策。这就是他们采取上述做法的理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主要是从道义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的，这和后来李卜克内西在他关于埃姆斯急电的文章中，以及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表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们同自己的一派、特别是它的领导机关不伦瑞克委员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实际上，放弃投票权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方面说来并不是一种实际的政策，而是一种道义性质的表白：不管这种表白本身如何正当，它却不符合当时形势的政治要求。对争论的双方说：你们都不正确，但我不干预你们的争论，——这在私生活中是完全可能的，有时甚至是足够的。但是在国家生活上这却是行不通的，因为人民要为国王间的争端付出代价。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莱比锡的《Volkstaat》（《人民国家报》）在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星期所采取的决非明确和彻底的立场，就表明了保持中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编辑部即李卜克内西和不伦瑞克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后者曾经向马克思请求帮助和征求意见。
在战争爆发之初，即在7月20日，因而也是在李卜克内。梅林指的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放弃投票权以前，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曾激烈地批判了法国的“共和沙文主义者”，并且写道：“法国人需要鞭挞。如果普鲁士人取得胜利，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是有用的。其次，德国人的优势将使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向德国。人们只要把两国从1866年起到今天的运动比较一下，就足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组织方面都优于法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在世界舞台上对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将是我们的理论对蒲鲁东等等的理论的优势。”当马克思接到不伦瑞克委员会征求意见的信时，他和往常遇见重要问题时一样，写信给恩格斯同他商量。恩格斯也和1866年时一样详细拟定了他们共同的策略。
恩格斯在8月15日的回信里写道：
“我看情况是这样：德国己被巴登格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倘若它被巴登格打败，那末，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力量，德国工人充其量也只能跟在法国工人后面跑。如果德国胜利了，那末，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寿终正寝，为建立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绷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在远非昔比的全国规模上组织起来，法国也无疑地会比在波拿巴统治下获得较为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不管在那里将出现什么样的政府。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都已经懂得，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马上就投入了这一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德国政党要像威廉那样宣传全面的阻挠，并用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虑来代替主要的考虑，我认为都是不可能的。”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猛烈地谴责了深入法国社会一切阶层、直至共和主义分子当中的法国沙文主义。“如果没有法国人民群众的沙文主义，即资产者、小资产者、农民以及由波拿巴在大城市中所创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欧斯曼式的、出身于农民的建筑业无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巴登格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沙文主义不遭到打击，而且是彻底的打击，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就不可能。人们本来可以指望这一工作由无产阶级革命担负起来，但是战争既已开始，那末德国人就只好自己来做这一工作，并且立即做这一工作。”恩格斯还谈到“次要的考虑“这就是，这场战争是在俾斯麦一伙人指挥下进行的，而成功的结局将使俾斯麦旅得哲时的荣誉。这种情况要归咎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当然是非常讨厌的，然而是毫无办法的。”但是，因此就把反俾斯麦主义提高为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首先，现在同1866年一样，俾斯麦总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在做我们的一件工作，虽然他并不愿意做，然而还是在做着。他在给我们创造比过去更广阔的活动场地。这样，我们就不再像1815年那样了。现在，南德意志人必然要参加帝国议会，从而就将产出一种普鲁士主义的对立物……总之，像李卜克内西那样，由于他不喜欢1866年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想取消这段历史，那是愚蠢的。但是我们确实了解我们的典型的南德意志人。”
恩格斯在他的信中再一次谈到李卜克内西的政策。“威廉的下面这个说法是很有趣的：因为俾斯麦过去是巴登格的同谋者，所以正确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如果这是德国人的普遍意见，那末马上又会出现莱茵同盟，而高贵的威廉有二天会看到，他在这个同盟中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工人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老是受到拳打脚踢的人民，的确是负有实现社会革命的使命、而且是在李卜克内西所心爱的无数小邦中实现这个革命的真正人民……威廉显然希望波拿巴获得胜利，只要这样能使俾斯麦倒台。你记得他曾怎样经常用法国人来恐吓俾斯麦。你自然也站在威廉一方面！当然，最后这句话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因为马克思曾经同意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军事预算间题上放弃投票权的做法，而李卜克内西也正是以这一点为依据的。
马克思承认他同意李卜克内西的“声明”。因为那正是死扣原则就是一种英勇行为的“时刻”。不过，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策略直到现在仍然是现实的，更不能得出结论说，德国无产阶级对这场已经变成民族战争的战争的态度，应该取决于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的反感。马克思以充分的论据谈到“声明”，而没有谈到弃权本身。拉萨尔派根本没有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就随声附和地跟着资产阶级多数派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说明”了他们弃权的“理由”。他们不但说明了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作为反对一切民族的一切压迫者并力求使一切被压迫者结成兄弟同盟的国际的会员”，还对这次战争以及一切王朝战争提出了原则性的抗议。他们希望，从目前的灾难性事变中取得了教训的欧洲各国人民，要大力争取自决权并消灭一切国家的和社会的灾难的根源——当前的依仗暴力的阶级统治。这篇“声明’第一次在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在欧洲的一个国家的议会中，堂堂正正地高举起国际的旗帜。这当然使马克思深感满意。
从马克思所用的字眼也可以看出，他的“同意”恰恰具有这样的涵义。弃权不是一种“死扣原则”的行动，而无宁是一种妥协。最初李卜克内西本想径直投票反对预算，只是后来由于听从了倍倍尔的劝告才放弃了投票。其次，正如《人民国家报》的每一期所实际表明的，二人的弃权不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最后，这种弃权也并不是一种“英勇行为”（就这一字眼本身所包含的褒美之意而言）。倘若马克思所指的就是这种意义的英勇，那末他应该更加赞美那个不顾帝国卫士的痛骂而在法国议会中激烈反对战争的勇敢的梯也尔，或者赞美法夫尔和格列维之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并没有在表决军事预算时弃权，而是干脆投了反对票，尽管巴黎的爱国主义喧嚣至少跟柏林同样危险。
恩格斯根据他对形势的看法而为德国工人的政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一运动仅仅是保卫德国的（但这并不排斥在缔结和约以前基于情况所做的必要的进攻），同时，应当强阔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应当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一旦巴黎建立起一个共和主义的而不是沙文主义的政府，就力争缔结光荣的和平，应当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利益的一致，因为不是他们进行这次战争，反之，也们都谴责这次战争。马克思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并且把按照这个意思拟定的结论寄给了不伦瑞克委员会。
（二）色当以后
但是还在委员会按照来自伦敦的指示行动以前，情况就已经完全改变了。色当战役已经打响，波拿巴被俘，帝国崩溃，在巴黎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领导这个共和国的是法国首都的一些旧议员，他们自封为“国防政府”。
从德国人方面说，防御战争己经结束。普鲁士国王作为北德联邦的最高领导者曾一再庄严宣布，他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而是同法国皇帝的政府作战。另一方面，巴黎的新当权者们也宣布，他们准备尽其所能赔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但是俾斯麦却要求割让领土。他为夺取亚尔萨斯和洛林而继续进行战争，从而把德国的防御战争变成了嘲弄。
他在这方面也学着波拿巴的榜样，布置了一种全民投票来解除普鲁士国王的庄严诺言。还在色当战役的前夕，各色各样的“名流”就已向国王呈递“群众请愿书”，要求一种“有保障的疆界”。“德国人民的一致的愿望”对柏林的老国王发生了影响，以致他在9月6日写信回国说；“当轴的王公们如果违逆这种民情，就会使自己的宝座陷于危险。”9月14日，半官方的报纸《Provinziaorrespondenz》（《外省通讯》）承认，如果以为北德联邦的元首会为自己公开而自愿地许的诺言所约束，那是“愚蠢的”。
为了使“德国人民的一致的愿望”能够十足地表现出来，一切反对意见都受到了暴力的压制。9月5日，不伦瑞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阶级公开行动起来，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这篇宣言逐字逐句地照录了马克思给委员会的信的一些片断。9月9日，在宣言上签了名的人被军事当局逮捕，并带着镣铐被解往列特岑要塞。约翰·雅科比也作为国事犯被押解到那里，罪名是他曾在科尼斯堡的集会上反对并吞法国领土，并曾发表大逆不道的言论。他说：“儿天以前，我们还在进行防御战争，为我们亲爱的祖国进行神圣的斗争，而今天我们却在进行侵略战争，为日耳曼族在欧洲的霸权而斗争。”大规模的没收、禁止、搜查和逮捕补充了军事恐怖统治，而后者的目的则是要防止对“德国人民的一致的愿望”的任何怀疑。
就在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被捕的那一天，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也是由马克思在恩格斯部分参加下起草的第二篇宣言，目的是闻明新的形势。总委员会理直气壮地指出，它关于当前的战争将成为第二帝国的丧钟的预言已经迅速地实现了。同时，它对于战争从德国方面说来是否能始终保持防御性质的怀疑也很快地证实了。普鲁士的军人奸党已经决心进行掠夺。但是他们如何才能使普鲁士国王解除他所做的进行防御战争的保证呢？“导演这出滑稽剧的人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无可佘何地顺从了德国人民不可抗拒的要求的，为此他们立刻给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它那班教授和资本家、议员和新闻记者们提示了台词。这个自由资产阶级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过空前的犹豫、软弱和怯懦，现在它看到自己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德国爱国主义猛狮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的。它重新戴上了公民独立自主的假面具，装出仿佛它在逼使普鲁士政府执行——执行什么？——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忏侮自己不该那样长期地和近乎虔诚地相信路易·波拿巴的不犯错误，因此大吵大嚷地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分成碎块。”
宣言接着分析了“这些爱国主义骑士们”为了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所使用的那些“漂亮的论据”。他们当然不敢武断地说，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的怀抱。但是他们硬说，这两个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如果根据历史曾经有过的权利来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决不应忘记，先前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的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
但是最能迷惑“许多愚人”的，是那些“有心机的爱国分子”要求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当作防止法国进攻的“物质保证”。宣言用恩格斯所撰写的军事科学评论来证明，德国根本不需要加强它跟法国的边界。这次战争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最近这次战役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要更为容易。”但是，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是荒唐透顶和悖逆时代精神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带，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带，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可能性，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可能性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没有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以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来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公允地最终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为新战争播下火种。”
宣言提起了拿破仑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所取得的那些“物质保证”。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声威就在德国人民面前一落千丈了。“但是，普鲁士现在野心勃勃地妄图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这一次，结果也会是同样不可收拾。”
但是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卫士们说，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德国人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实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并不是德国在1792年为了用刺刀摧毁18世纪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是德国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双手呀！在德国现行的军役制度下，一切身强力壮的男子都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候补常备军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是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尊长的，——这个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呀！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别处一样，当权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来毒化社会舆论。
这班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堡垒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他们目睹俄国在华沙，莫得林、伊万城等处布设的庞大工事网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波拿巴的进攻面前吓得周身发抖，而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圈闻。”
因此，宣言论证说，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会把法兰西共和国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难道条顿爱国志士真正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好大喜功的心理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掠夺法国省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将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得不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经过短暂的喘息就不得不开始准备另一次‘防御’战争，但那时不是进行一场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系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
德国工人阶级既然无法阻止这场战争，他们就坚决支持了这场战争，把它当作一场争取德国的独立、争取欧洲从第二帝国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德国工业工人和农村工人一起构成了英勇军队的骨干，虽然他们家里还留有半饥不饱的亲人。”除了国外战场上的伤亡以外，他们还要在国内受到贫困的更大摧残。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保证，使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在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种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和“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宣言提到了不伦瑞克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并说，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指望德国工人马上获得成功。但是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的软骨头。他们定会完尽自己的天职。
接着，宣言分析了法国的新形势。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皇帝，而只是占据了皇帝留下的空位。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成果，而是作为一种国防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是臭名昭著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有一部分人又是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沽染了洗不清的污点的。这个政府的成员的职务分配，预示了不祥的前景。奥尔良党人盘踞了最有权势的位置——军队和警察，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弄到了一些专事空谈的职位。从这个政府的最初几桩举动中已经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它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片瓦砾场，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当敌人几乎已经向巴黎叩关欲进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不应当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传统所欺编那样，为1792年的民族传统所迷惑。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未来。但愿他们镇静地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更切实地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赫叩利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就取决于他们的力量和智慧。”
这篇宣言得到了法国工人的热烈响应。他们放弃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履行了自己的公民职责。巴黎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如此。他们建立了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极其积极地参加了法国首都的英勇保卫工作，同时没有沉酒于1792年的民族回忆428，而是加紧致力于本阶级的组织工作。德国工人也同样未辱所命。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都不顾一切威吓和迫害，要求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平。当北德联邦议会在12月再度开会表决新的军事预算时，两派的议员都断然投了反对票。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烈火般的热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气进行了这一斗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是像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们在7月放弃了投票权，这些日子的荣誉才首先同他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议会闭会以后，他们以叛国的罪名被捕。
马克思在这个冬天又被过度的工作累垮了。8月，医生劝他去洗海水浴，但在那里他又被重感冒弄得“焦头烂额”。直到8月底他才回到伦敦，而身体仍未完全复原。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把总委员会的全部国际通讯工作担当起来，因为总委员会的大部分国外通讯员都到巴黎去了。9月14日，他向友人库格曼诉苦说，他一直没有在夜里三时前入寝过。但是他希望工作能够有所减轻，至少是在将来，因为正在那时恩格斯长期迁居到伦敦来了。
毫无疑间，马克思是希望法兰西共和国在抵抗普鲁士侵略战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德国当时的情况使马克思深感痛心。这种情况甚至使汉诺威的教皇党领袖文德霍尔斯特极其辛辣地挖苦说，如果俾斯麦一定要吞并，那末最好去侵占开云：这是最适合于发挥他的治国经纶的地方。12月13日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说：“看来，德国不但已经俘掳了波拿巴以及他的将军和军队，而且已经使他和百孔千疮的整个帝国主义也为橡树和菩提树之国的风土所驯化。”他在这封信中显然十分满意地指出，在战争刚一爆发时，英国的舆论是非常同情普鲁士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除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公开同情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发制度，焚烧村庄，杀害游击队员，扣留人质，以及令人想起三十年战争的种种暴行——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当然，英国人在印度、牙买加等地也这样干过，可是法国人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更不是黑人，而普鲁士人也不是‘天之骄子的英国人’！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他们的常备军被彻底消灭，那末如果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就是犯罪，这简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霍亨索伦王朝的观念。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中，就曾抱有这种观念。
马克思把俾斯麦炮轰巴黎的威吓称为“赤裸裸的阴谋诡计”。“根据或然性理论的种种规则来到断，炮轰是根本不可能对巴黎这个城市本身发生严重影响的。即使毁坏了几处外围防御工事，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在被围的人数超过了包围的人数的情况下，那又有什么用呢？“
使巴黎挨饿倒是唯一的上策。”这里顺便描出了怎样一幅图画啊！马克思这个“没有祖国的人”本来否认自己有独立做出任何军事科学判断的权利，可是他在把俾斯麦炮轰巴黎的威吓称为“无聊的把戏”时所持的那些论据，却同德军的所有著名将领所持的论据不谋而合，这些将领——只有罗恩一人除外——在德军大本营幕后进行的数星期激烈争论中谴责了这种“只有初出茅庐的军官才会干出的蠢事”。而爱国的教授和俾斯麦的半官方刊物的撰稿人则对普鲁士王后和普鲁士女王储义愤填膺，大肆攻击她们出于悲天悯人的甚至是背叛国家的考虑而劝阻了她们的丈夫——这些英勇的“饭桶”们炮轰巴黎。
当俾斯麦进而夸夸其谈地谴责法国政府使人们不能通过报刊和议员自由发表意见时，马克思在1871年1月16日的《DailyNews》（《每日新闻》）上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德国警探的狠撅，以此嘲弄这种“柏林式的玩笑”。他在做了这番描写之后写道：“法国……目前不仅是为它自身的民族独立而战，而且也是为德国和欧洲的自由而战”，而它的事业幸而决不是没有希望的。这段话完全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色当以后法德之间的战争的态度。
（三）法兰西内战
1月28日巴黎投降了。在俾斯麦和茹尔·法夫尔所缔结的投降条约里，曾明文规定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可以保留自己的武器。
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各种反动的保皇派取得了多数，他们选老好巨猾的阴谋家梯也尔为共和国的总统。在国民议会接受了和约的先决条件——割让亚尔萨斯—洛林和赔款五十亿法郎——之后，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除巴黎的武装。因为对于这位货真价实的资产者和国民议会的容克地主们说来，武装的巴黎不是别的，正是革命。
3月18日，梯也尔想首先夺取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厚颇无耻地撒谎说这些大炮是国家的财产。实际上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在围城时期自己筹款置备的，甚至1月28日的投降条约中也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抵抗，而派去抢夺大炮的军队也转到国民自卫军方面。内战就这样爆发了。3月26日，巴黎选出了自己的公社。公社的历史满载着巴黎工人英勇斗争和备遭苦难的事迹，同样也充斥着凡尔赛秩序党的卑劣残暴行为和阴谋诡计。无庸赞言，马克思以何等热烈的同情注视了这些事变的发展。4月12日，他写信给库格曼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鲁士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过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巴黎人遭到失败，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宽大”。在军队和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派退出战场以后，他们本来应该立刻进军凡尔赛。但是巴黎人由于心地过分善良而不愿意开始内战，仿佛凶狠的怪物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但是，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失败了，它仍然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气势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的气味、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当马克思把巴黎的起义说成是“我们党”的事业的时候，这从两种意义上说来都是正确的：从一般意义上说来是因为巴黎工人阶级是运动的骨干，而从特殊意义上说来是因为国际的巴黎会员虽然在公社委员会中只占少数，却都是公社的最自觉和最英勇的战士。但是，国际已被认为是到处滋事的怪物，成了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一切事件的替罪羊，以致巴黎的起义也被说成是国际的邪恶煽动所引起的。一家巴黎警察的机关报竟然莫名其妙地出来替国际的“伟大领袖”开脱参加起义的罪名：这家报纸在3月19日发丧了一封伪造的信件，似乎马克思曾在这封信中斥责了巴黎各支部，说它们过多地关心政治问题而对社会问题重视不够。马克思立即在《Times》（《泰晤士报》）上揭露这封信是“无耻的伪造”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巴黎公社不是国际“一手制造的”。但是他始终认为，公社跟国际有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当然，这只是就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的精神而言，因为按照纲领和章程的规定，一切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工人运动都是国际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公社委员会中占多数的布朗基派，还是虽然属于国际却主要受蒲各东思想影响的少数派马克思都不能把他们算做自己的思想上的亲密同道。虽然如此，马克思在公社时期还是在当时条件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同这个少数派的人保持着密切的思想接触。但可惜有关他们之间的往来的文献保存下来的极少。
例如，社会工作部代表列奥·弗兰克尔在4月25日回复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时写道：“如果您答应帮我出些主意，那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现在可以说是单枪匹马地负责进行我想在社会工作部中实行的一切改革。从您这次来信的短短几行中已经可以看出，您将竭尽所能地向全体人民、全体工人、特别是德国工人说明，巴黎公社根本不同于旧日的德国公社。无论如何，您这样做会是对我们的事业的重大贡献。”马克思对这封信的答复，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可能提供的意见，没有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弗兰克尔和瓦尔兰写给马克思的信也散失了，供而马克思于5月13日写的回信则保存下来。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已经同送信人见过面。
是不是应该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文件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类预防措施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有人从波尔多写信告诉我，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有四个‘国际’会员当选。各省都已经开始骚动。可惜它们的行动是地方性的和‘和平的’。
我已经为你们给世界上有我们的支部的各个地方写了几百封信。其实，工人阶级从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公社的。
甚至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对公社的那种凶狠的态度。有时，我还能用走私的办法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袒护你们的文章。
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似乎太多了。显然，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补救已经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马克思在结尾的地方指示他们要赶快行动起来，因为三天以前法德之间已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了最后的和约，而俾斯麦现在也和梯也尔一样一心要想推翻公社，这尤其是因为五十亿法郎的赔款要从那时起才开始支付。
从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提的意见可以看出某种审慎持重的态度，而且他给公社社员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无疑地带有这种性质。马克思决不是害怕对公社的事业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在公社失败以后立即公开而认真地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深恶痛绝一切专横独断，并且认为对于那种在当地、在事变进行中更容易看到和考虑到的东西，不应该从远处发号施令。
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也倒下了，而两天以后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这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最辉煌的文件之一，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历来论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马克思又一次在这种极端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上，显示出了他善于透过表面上千头万绪的使人扑朔迷离的外壳，透过千百种一团混乱的自相矛盾的传闻，来眉目清楚地理出历史内核的惊人才能。在事实方面——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都是叙述事变的事实发展的——宣言也是完全忠实的，并且自那时以来还一直没有一个论断被驳倒过。
诚然，宣言没有提供关于公社的批判的历史，但这也不是宣言的任务。马克思的目的就是要反驳公社敌人的诽谤和诬蔑，使公社的荣誉和正义发扬光大。宣言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而不是历史的叙述。公社的一切谬误和过错自那时以来就经常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激烈的甚至是过于激烈的批判。而马克思则只限于指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历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池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的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告白，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也扮演过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历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要摆脱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公社恰恰不曾有过这样一段时间。
宣言阐明巴黎公社的历史本质的第三部分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部分把巴黎公社的本质同表面上与它类似的过去历史上的各种组织——从中世纪的公社直到普鲁士的城市制度——的本质天才地区分开来。
“只有像俾斯麦那样把玩弄铁血阴谋以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从事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这一最适于他的智力的旧业的人，才会异想天开地以为巴黎公社实际打上是要仿效普鲁士城市制度（对1791年法国城市制度的笨拙可笑的模仿品），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的附属车轮的城市制度。”宣言认为，人们对公社的各种不同解释以及公社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利益表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体在本质上都是带有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宣言没有能够用公社的明确的施政纲领来证明这个论点。这是由于公社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纲领，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宣言援引公社所推行的实际政策来进行证明，认为这种政策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消灭国家，而国家的最淫贱的形式如第二帝国，不过是社会躯体上消耗着它的精力和阻碍着它的自由发展的“寄生赞瘤”。公社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剥夺了一向作为政府工具的警察的一切政治职能，把它变为公社的负责机关。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些旧政府的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还摧毁了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公社颁布了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剥夺一切教会财产的命令。公社把一切学校向人民免费开放，并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和教会的任何干涉。公社下令一切公务人员，其中包括法官，都须由选举产生，宣布他们随时可以撤换，并且限制他们的俸给最高不得超过六千法郎，从而彻底铲除了国家的官僚制度。不管这些决定本身多么合理，它们终究跟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五年来所坚持的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正式宣布过的那些观点有着某种矛盾。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结果，必然是称为国家的这一政治组织的消亡，但只是逐渐地消亡。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始终是用武力保障少数有产者从经济上压迫多数劳动者，随着独占一切财富的少数人的消失，武力压迫亦即国家政权的必要也将消失。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指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加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必须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用它来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并重新组织社会。然而，总委员会宣言对巴黎公社一开始就用火与剑坚决摧寄生国家一事所表示的赞许，是和《共产党宣言》的这些观点不一致的。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意识到这种矛盾：在1872年6月对公社记忆犹新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中，他们直接援引总委员会宣言做了修正。这个修正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后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时，又放弃了这个修正意见，完全重复了《共产党宣言》的旧观点。巴枯宁派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利用了总委员会的宣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巴枯宁本人嘲笑说，马克思的思想已被公社一古脑儿抛弃了，这迫使马克思违反一切逻辑在公社面前摘下帽子，并且同意了公社的纲领和目的。实际上，如果一次甚至未经准备而只是由于受到野蛮攻击才突然发动起来的起义，竟能用几道简单的法令废除整个国家机器，那岂不证实了巴枯宁所不厌其烦地宜扬过的东西吗？这是不管带着某种善意或者某种恶意都可以从总委员会宣言中读到的东西，因为宣言把只是作为可能性潜藏在公社本质中的东西描绘成了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东西。不管怎样，巴枯宁的活动所以在1871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就是因为巴黎公社给整个欧洲工人阶级造成了强烈的印象。
宣言在结尾处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中。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不管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无法使他们解脱。”宣言一发表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它已引起了一片慌乱，而我此刻则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请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物。这对于一个度过了二十年单调而枯燥的田园生活的人来说，的确大有好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周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由它去吧！反正对这帮匪徒我是毫不介意的！”风波刚一起来之后，马克思立即声明他是宣言的作者。
在往后的几年中，马克思有时甚至受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指责，说他使国际为公社担负了完全不应由它担负的责任，从而使国际陷于危险。用他们的话来说，马克思可以保护公社，反驳那些不公正的攻击，但同时也应该极力避免跟公社的错误和失策发生干系。这就是自由派的“大政治家们”所特有的策略，但是马克思正因他是马克思，所以不能同意这种策略。他从来不自欺欺人地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减少目前威胁着他的危险，从而牺牲自己事业的未来。
（四）国际和公社
由于一古脑儿地接受了公社的全部遗产，国际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各国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诽谤攻击是最不值得重视的。相反地，国际甚至因此而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进行宣传的手段。总委员会由于公开反驳这些攻击而至少得到了在英国大报上发表言论的某种机会。
帮助公社的许多逃亡者成了总委员会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些逃亡者有一邹分逃往比利时，一部分逃往瑞士，但是大部分都逃往伦敦。在国际的经济状况照例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总委员会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了一笔必要的款项，而且不得不一连许多个月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方面，以致妨害了它的正常事务，而由于几乎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大肆攻击国际，这种事务正是需要特别聚精会神地来进行的。
但是，各国政府所发动的进攻，还不算是国际的一个最大的麻烦。虽然开始时这种进攻在个别大陆国家中进行得相当卖力，但是各国政府联合起来一致迫害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企图还是暂时宣告失败了。法国政府早在1871年6月6日就在茹尔·法夫尔的一篇通告中第一个发动了这种进攻，但是这个文件是如此荒谬和虚伪，以致没有得到其他各国政府的响应，甚至没有得到一向赞助一切反动行动、特别是迫害工人阶级的行动的俾斯麦的响应，而且，俾斯麦由于德国社会民主派——不管是拉萨尔派还是爱森纳赫派——站在公社一边而从自己的夸大狂中惊醒过来。
不久以后，西斑牙政府也通过它的外交大臣的一篇通告，进行了联合欧洲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第二次尝试。这篇通告中说，一国政府单独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国际和镇压国际在本国的支部的活动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消除这个祸害。如果不是英国政府立即反对，这个号召一定会很快得到响应。格兰威尔勋爵声明，国际“在英国这里”的行动只限于就罢工问题提供意见，并且没有多少款子来支持这种罢工。至于沟成它的纲领的一部分的革命计划，与其说反映英国工人的观点，无宁说反映国际的外国会员的观点，因为英国工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工资问题。但是外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受法律的保障。如果他们违反这些法律，参加反对同英国友好的国家的军事行动，他们就将因此受到惩罚。而目前对于居住英国境内的外国人，是没有任何理由采取非常措施的。对于不合理的要求所做的这种合理的反驳，当然引起了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纸的一片抱怨，说什么只要英国国土成为一个用英国法律保障那种不断阴谋破坏其余一切欧洲国家的行为的避难所，对付国际的一切措施就实际上不会发生效力。
如果说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联合十字军征讨因此而没有组织成功，那未从另一方面说来，国际本身也未能摆出一个严整的阵势来对付大陆各国对国际支部所施加的迫害。这是最使国际伤脑筋的事，因为国际感到它的根基已在英法德三国发生了动摇，而它曾经认为，正是这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它的最有希望的支柱，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工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工人阶级又在不同程度上享有立法机关的选举权。这些国家对于国际的重要性，在下面这个事实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总委员会里有英国人二十人，法国人十五人，德国人七人，但瑞士人和匈牙利人总共各二人，波兰人、比利时人、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意大利人各一人。
在德国，拉萨尔自始就把他的活动建立在本国的基础上。马克思曾为此对他大加斥责。不过，正如不久以后事实所表明的，德国工人政党因此而避免了社会主义发展在其余一切欧洲大陆国家所遭到的那种危机。但是战争毕竟引起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短时期的停滞：它的两个派别都埋头于自己的事务，因而无暇顾及国际。此外，两派都曾反对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维护巴黎公社，而爱森纳赫派——总委员会只承认它是国际在德国的分枝——的勇往直前的行动，还曾使它比拉萨尔派更多地受到叛国罪名和其他罪名的威胁。据俾斯麦自己供认，正是由于倍倍尔在火热的议会演说中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法国公社社员，才第一次引起了他的疑心。而这种疑心现在爆发为一连串针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暴力行动。但是，爱森纳赫派对待国琢的态度中的一个远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情况，是它自从组成为一国范围内的独立政党以后，就跟国际日益疏远了。
在法国，梯也尔和法夫尔在乡村贵族的国民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对付国际的严酷的非常法。这项法律使本来已经为凡尔赛屠夫们的血腥恐怖弄得精疲力竭的工人阶级完全陷于瘫痪状态。那些保卫“秩序”的英雄们的复仇欲竟野蛮到这种程度，甚至要求瑞士和英国引渡公社的逃亡者，硬说他们是刑事罪犯。他们的这一着在瑞士几乎得手。总委员会因此而同法国断绝了一切联系。总委员会为了使自己的组织内有法国的代表，特地增聘了几位公社逃亡者，其中一部分是早就参加了国际的，一部分则是以革命毅力著称的人物。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公社的重视。但是，尽管这种考虑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措施却没有加强而只是削弱了总委员会。因为公社流亡者也遭到了一切流亡者所必然遭到的那种命运：他们因不断的内江而使自己陷入了绝境。马克思又不得不从法国流亡者那里吃到二十年前他从德国流亡者那里吃到的苦头。马克思从来不要别人对他自认为是尽自己本分的事情表示感谢。但是，法国流亡者的无休无止的争吵，终于使他在1871年11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这就是对于我为流亡者几乎奔走五个月并用《内战宜言》挽救了他们的荣誉的酬谢。”
最后，国际失去了英国工人这个支柱。破裂的表面化起始于这样一件事情：工联的两位著名领袖、从总委员会成立时起的两名委员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奥哲尔甚至是废除主席职位以前的主席），因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而声明退出总委员会。由此产生了一个谣传，说工联因不满国际站在公社一边而愤然脱离了国际。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不无一点道理，却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国际同工联的分裂是有它的更为深远的根源的。
国际和工联之间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桩利害打算的婚姻。双方都需要这种联盟，但是双方都不打算完全融为一体并分担对方的优患和欢乐。马克思独具匠心地在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为双方拟定了一个共同纲领。但是，工联虽然签署了这个纲领，却只是实际采用了其中合乎自己口味的部分。格兰威尔勋爵在他答复西班牙政府的电文中十分正确地描述了工联对国际的这种态度。工联的宗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改善劳动条件。为了达到和保证这个目的，工联也不拒绝政治斗争，但是在选择同盟者和斗争手段时，对于那些不牵涉它的直接目的的问题，它始终是完全不受任何原则性考虑的约束的。
马克思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工联的这种深深植根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和性格的刻板态度是不那么容易打破的。工联需要国际是为了旅得选举改革，而当这种改革已经实现，它就开始同自由党人勾勾搭搭，因为没有自由党人的帮助，它就不能指望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早在1868年马克思就曾痛骂这帮“阴谋家”，其中也提到了屡次提名自己为议员候选人的奥哲尔。另有一次，马克思在为总委员会内有宗派领袖布隆泰尔·奥勃莱恩的几名拥护者一事辩护时说：“奥勃莱恩的这些拥护者虽然愚蠢，却往往是总委员会中工联派的必不可少的对立面。他们更革命些，对土地间题的看法是激进的，并且较少民族偏见，不受资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收买。如果不是这样，那早就把他们推出门外了。”而且马克思曾反对一再提出的关于为英国成立单独的联合委员会的提议。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论据主要就是他在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通告中所援用的那个论据。这就是：英国人缺乏概括的能力和革命的热情，因此这样的联合委员会可能成为激进的议员手中的工具。
英国的工人领袖退出总委员会以后，马克思极其激烈地指责了他们，说他们卖身投靠了自由党内阁。这种指责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说来也许是正确的，而对其他人说来就不正确了，即便把收买理解为现金交易以外的“其他形式”也是如此。阿普尔加斯作为工联领袖至少享有不下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威望，而且议会两院甚至认为他是工联主义的正式代表。早在巴塞尔大会之后，议会里的那些“好意的人们”就正式质问他对这次大会有关公有制的决议抱什么态度。但是阿普尔加斯并没有被这种几乎是公开的威胁所吓倒。1870年，他被选为审议花柳病防治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成了工人当中第一个被英王称为“我的忠实的爱卿’的人。尽管如此，阿普尔加斯还是在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上签了字，并终生一贯忠于总委员会。
这个人在为人方面是无可非议的，他后来还曾拒绝担任商务主管部门的职务。但正是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工人领袖退出国际的原因。工联的最近任务就是争取对它的各个工会和财政的法律保护。1871年春天由于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它的这一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按照这项法令，只要工会的章程不违反刑法，每个工会就都有权进行合法登记并在财政方面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政府用这一只手给与的，立刻又用另一只手夺回去了。
这项法令的后半部取消了联合自由，因为为了对付罢工而设计出来的各种可以随意引伸的规定，如禁止“使用暴力”、“威胁”、“侗吓”、“要挟”'“妨害”等等，都不仅得到确认，而且甚至变本加厉了。这是一个道地的非常法：工联所采取的或者别人协助它达到目的的行动都有干犯刑律的危险，而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同样的行动则仍然可以完全不受惩罚。英国的工会史家们用一种委婉的语调说：“当刑法可以随意引伸扩大到工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通常采用的那些日常和平手段上去的时候，只是在法律上承认工会的存在，似乎是毫无用处的。”工会第一次被宣布为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团体。但是同时，反对工会活动的法律规定也得到了确认甚至加强。
工联及其领袖当然拒绝了这种达耐人的赠礼。但是他们进行反抗的结果，只是使政府把法案分成两部分：一是承认工会合法的法律，一是以严重惩罚威胁一切工会活动的刑事补充法。这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成功，而是诱骗工会运动领袖的圈套。这些领袖倒真的落进了圈套。他们把财政看得比他们的工会原则还重。他们所有的人，阿普尔加斯甚至比别人还早，都根据新法律为自己的工会进行了登记。1871年9月，由新工联运动的代表们（这些人过去曾经是国际和工联之间的桥梁）组成的工会联合会议，宣布自行解散。它提出了一个极其敷衍搪塞的理由：“会议成立之初所力求解决的那些任务己经完成了。”
工联领袖们差堪自慰的也许是，他们虽然已经逐渐资产阶级化，却仍然只是把罢工看成是工会运动的一种粗陋的形式。1867年，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在皇家委员会上宣称，罢工无论对工人或企业主说来都是金钱的绝对浪费。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阻挠1871年爆发的英国无产阶级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强大运动。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同他们的领导者一起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并且为刑事补充法所极度激怒。这个运动从4月11通的散德兰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开始，迅速地扩展到各机器制造工业中心，并在纽卡斯尔罢工中达到了最高峰。纽卡斯尔罢工在五个月之后以工人的完全胜利结束。但是，机器制造工人的大联合会却对这次群众运动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直到十四个星期以后，属于这个联合会的罢工工人才得到比普通的失业补助金每周多五先令的罢工补助金。这个迅速波及很多其他行业的运动，几乎完全由九小时工作日同盟承担起来。同盟是为这次斗争而成立的，并且有一个极有才干的领导人——约翰·伯尔捏特。这个同盟受到国际总委员会的远为热烈的支持。总委员会派委员柯恩和埃卡留斯到丹麦和比利时去阻止当地的工人应英国厂主的代理人的召募。两人的这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马克思在同伯尔涅特谈判时忍不住感慨地说，可惜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在没有遭遇困难的时候就不靠近国际。假如它们能及时地求助于国际，那就可以不误时机地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看来，国际毕竟从群众本身取得了它因工联领袖的退出而失去的东西的充分补偿。国际有了越来越多的新支部，现有支部的会员人数也日益增加。但是，为英国成立单独的联合委员会的要求也日益紧迫地向国际提出来。马克思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他长期来不肯做出的让步。因为自从公社失败以后，在最近的将来已经没有发生任何新的革命的希望，所以他大概已不再认为总委员会直接掌握最强有力的革命杠杆具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他原来的疑虑仍然得到了证实。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使国际的影响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消失得更为迅速。
（五）巴枯宁主义的反对派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甚至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至于国际还完全没有站稳脚跟的那些国家，这种困难当然就更大得多。早在德法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瑞士的罗曼语区产生的不大的危机中心，已经扩展到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巴枯宁派的路线一时大有压倒总委员会的路线之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不是由于巴枯宁扩大了他的鼓动活动，也不像总委员会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他的阴谋。诚然，巴枯宁早在1871年年初就为了专心从事新的政治活动而中止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但是这种活动是和国际毫无关系的，并且严重地损害了巴枯宁的政治声誉。这指的就是臭名远扬的涅恰也夫事件。这个事件不能像巴枯宁的狂热拥护者们那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们硬说，巴枯宁的过错只是在于他“由于过分善良而过分信任了涅恰也夫”。
涅恰也夫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农奴出身，后来由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提掣得以进初等师范学校学习。他参加过当时俄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为自己东得了一定的地位。这并不是由于他的浅薄的学识或平庸的智力，而是由于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对沙皇专制的无限仇恨。但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事情关系到他的事业的利益的时候，他是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考虑的。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求，即使有所需要也极力克制自己。但是，他不惜采取任何行动方式，甚至最不能容许的行动方式，只要他认为这可以使他达到革命的目的。
1869年春，他带着双重的光荣身分出现于日内瓦——从彼得保罗监狱逃出的国事犯和据说是秘密准备全俄革命的全能委员会的代表。这两种身分都是捏造的：既没有一个这样的委员会，涅恰也夫本人也未曾坐过彼得保罗监狱。在他的几个亲密的朋友被捕以后他来到国外，据说是为了影响老一辈的流亡者，按照涅恰也夫的意见，老一辈的流亡者应该用自己的名声和著作来鼓舞俄国青年的士气。在巴枯宁那里，他几乎准以令人理解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涅恰也夫，这个“年轻的野人”、“小老虎”——如巴枯宁所称呼他的——受到了巴枯宁的敬重，被认为是将以自己的革命毅力摧毁旧俄国的新的一代的代表。巴枯宁无条件地相信那个委员会的存在，甚至保证毫无异议地服从这个“委员会”由涅恰也夫传达给他的命令，同时，他还立即同意跟涅恰也夫一起出版一系列具有其强烈的革命思想的著作，并把它们输入俄国。
毫无疑问，巴枯宁是应该和涅恰也夫一起对这些著作负责的，因此我们没有特别的兴趣去研究，究竟是谁写了那些最坏的小册子——是巴枯宁还是涅恰也夫。无论如何，那个要求俄国军官像巴枯宁自己一样保证无条件地服从“委员会”的呼吁书，那个把俄国盗匪理想化的小册子，那个充分表现出巴枯宁喜爱”可怕的”观念和字眼的过火倾向的革命手册，无疑都出自巴枯宁的手笔“但是还不能证明，巴枯宁是否参加过涅恰也夫的蛊惑活动，相反地，他自己就成了这种蛊惑活动的牺牲品，而直到很久以后才认清了这个“小老虎”并把他赶走。国际总委员会曾责备巴枯宁和涅恰也夫，说他们由于用必然会引起俄国警察注意的方式把书信、印刷品和电报寄给俄国的许多无辜的人，因而使这些人平白无故地丧了性命。巴枯宁按理是不应受到这种指责的。涅恰也夫在他被彻底揭穿以后亲自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他恬不知耻地承认他惯于卑鄙地陷害一切不完全附和他的人，他的目的就是或者毁灭他们，或者把他们完全拉入运动。运用这种方法，他迫使相信他的人在感情冲动的时候在有损他们声誉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偷窃这些人的密信，以便日后利用这些信进行各种讹诈。1869年秋天涅恰也夫回俄国的时候，巴枯宁还没有识破这种方法。涅恰也夫随身携带了巴枯宁所开的一份证件，里面证明他是“全权代表”——当然，既不是国际的代表，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而是欧洲革命同盟（这个同盟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处理俄国事务的某个支部而由巴枯宁的机智发明出来的）的代表。这个组织大概只是纸上的东西，但是巴枯宁的名字还是有足够的威信给涅恰也夫在青年学生中的鼓动增添某种声势。不过，涅恰也夫的活动仍然主要建立在那个骗人的“委员会”上。当他的一个新的信徒、大学生伊万诺夫怀疑这个秘密的最高机关是否存在的时候，他用阴险的谋杀办法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了这个碍事的怀疑者。伊万诺夫的尸体发现以后有许多人被捕，涅恰也夫却逃到国外躲藏起来了。
1870年1月初，他又出现在日内瓦，并且重新玩弄他那套老把戏。巴枯宁非常热情地出来替他辩护，说杀害伊万诺夫的行为是一种政治犯罪，而不是刑事犯罪，因此瑞士没有权利把涅恰也夫交给要求引渡的俄国政府。涅恰也夫本人则巧妙地躲藏起来，以致警察未能将他捕获。但是涅恰也夫却跟他自己的保护人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劝巴枯宁放弃《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宣传上面，并且答应由他出面跟出版人解决已经预支的稿费间题。当时生活极度窘困的巴枯宁，把这个许诺只能理解为涅恰也夫或者他的秘密的“委员会”将向出版人代为清还预支的三百卢布。涅恰也夫则用信件发出了“委员会”的“正式决议”，信上落有这个委员会的款，并有斧头、匕首和左轮手枪的花饰。这封信不是寄给出版人本人，而是寄给了出版人和巴枯宁之间的介绍人柳巴文。信中恐吓柳巴文不得要求巴枯宁偿还预支款项。否则便将置之死地。巴枯宁只是从柳巴文的一封辱骂他的信中才得知这一切。他立刻开出新的借据承认这笔债务，并保证只要办得到就立即偿还借款，同时他还发觉涅恰也夫计划袭击辛普朗邮局进行抢劫一类的罪恶勾当，因而同他一刀两断了。
巴枯宁生活中的这段冒险的插曲所暴露出来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轻信，对一个政治活动家说来是不可饶恕的，它给巴枯宁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后果。马克思早在1870年7月就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是从一个可靠的来源——正直的洛帕廷那里知道的。洛帕廷在他5月间居住日内瓦期间，曾经徒劳无益地想使巴枯宁相信，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委员会”，涅恰也失从来也没有坐过彼得保罗监狱，勒死伊万诺夫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谋杀，而他，洛帕廷，对这种情况是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确实的。这就更加加深了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本来就有的恶劣印象。俄国政府在通过伊万诺夫被杀后的大规模逮捕了解到涅恰也夫的所做所为以后，充分利用了这种大好的机会。为了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俄国的革命者，俄国政府第一次把案件交付有陪审员参加的公开审判。1871年7月，在彼得堡开始审判所谓涅恰也夫案件。牵连到这个案件里来的被告有八十多人，主要是大学生。他们大多数被判处长期监禁，甚至被判处去西伯利亚矿山服苦役。
涅恰也夫本人则仍然逍遥法外，他辗转流徙在瑞士、伦敦和巴黎之间，而在围城和公社时期正居住在巴黎。直到1872年秋天他才在苏黎世被一个奸细出卖了。为了阻止瑞士政府以刑事杀人的罪名把涅恰也夫引渡给俄国，巴枯宁曾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苏黎世的沙贝利茨那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在涅恰也夫终于被引渡以后，巴枯宁写信给奥格辽夫（他也曾被涅恰也夫愚弄，甚至把赫尔岑死后由他主持的巴赫美齐也夫基金全部或一部交给了涅恰也夫）说．“一种内心的声音告诉我，已经无可挽回地毁灭并且无疑自知其毁灭的涅恰也夫，这次定将从自己的已经混乱、沽污然而远非卑劣的本质深处，重新唤起自己本来的全部毅力和勇489气。他将英雄般地死去，这一次决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背叛任何人。“．在这一点上，巴枯宁也是无可厚非的。涅恰也夫在他度过的十年可怕的苦役生活中，一直到死都不曾辜负这种期望，他尽其所能地力求赎回以往的罪过，并且表现了钢铁般的毅力，甚至使狱卒也慑服于他的意志。
就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决裂的时候，德法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立即使巴枯宁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位老革命家现在希望，德军的入侵会成为法国的社会革命的信号。不能设想，法国工人会在贵族、君主和军阀的侵略面前毫无举动，因为这样做他们就不仅会出卖自己切身的事业，而且会出卖社会主义的事业。德国的胜利将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胜利。巴枯宁反对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国内革命会削弱人民对外敌的抵杭，并且正是援引法国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这是对的。但是他发动波拿巴派的具有反动情绪的农民去同城市工人一起进行革命的方案，却无论如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不要给农民提出一些什么法令、共产主义方案或组织形式——这只会引起农民对城市的反叛，最好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革命精神。接下去的都是这一类不着边际的话。
帝国崩溃之后，吉约姆在《Solidorite》（《团结报》）上撰文号召从速组织武装义勇军援助法兰西共和国这是一种真正愚蠢的举动，特别是因为它出自一个曾经狂热地反对国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人之口。吉约姆的号召实际上只是引起了人们的嘲笑。但是，不应当把9月26日巴枯宁想在里昂宣布成立革命公社一举与此等同看待“。巴枯宁把革命分子邀请到那里去。他们占领了市政厅，废除了“国家的行政统治机构”，并成立了“公社的革命联盟’来代替它。但是，克留塞勒将军的叛变和其他一些人的怯懦，使国民自卫军得以毫不费力地战胜了这个运动。巴枯宁曾经号召采取坚决的措施，首先是耍求逮捕政府的代表，但是没有结果。他本人被俘，但是又被志愿步兵队释放了。他在马赛又住了儿个星期，希望运动能够再起，当这个希望落空的时候，他就在10月末返回洛加诺。
应当让反动派去嘲笑这次失败的尝试。巴枯宁的一个反对者虽然对无政府主义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却并未因此而失去公正判断的能力。这个人非常中肯地写道：“遗憾的是，在社会民主报刊上也听到了嘲笑的声音，而老实说，巴枯宁的尝试是根本不应该受到这种嘲笑的。当然，不同意巴枯宁及其同道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他的毫无根据的希望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他当时的行动却是企图唤起法国无产阶级沉眠的毅力并动员这种毅力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时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英勇的尝试。半年以后，巴黎公社也曾试图做过大体上同样的事情，而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是受到马克思的热烈欢迎的。”这种态度至少要比菜比锡的《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对巴枯宁在里昂发表的宣言的态度更加中肯而合理：《人民国家报》曾经趁机就巴枯宁的宣言老调重弹地说，连柏林的新闻局都想不出比这更投合俾斯麦口味的东西。
里昂的失败使巴枯宁深为沮丧。看来已经近在咫尺的革命，重新消失在遥远的远方，特别是在一度在他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巴黎公社掩灭以后。他对马克思所进行的那种革命宣传的憎恨日益加深，因为他越来越认为这种宣传是使无产阶级委靡不振的主要原因。此外，他的物质生活状况也是极其悲惨的，他的弟兄们已经不再帮助他，有时他的钱袋里只有五生丁，以致要喝一杯常喝的清茶都不可能。他的妻子担心他会精力耗竭、意气消沉，但是他自己这时却决心在他利用暇时零星撰写的著作中阐发自己对人类命运、哲学、宗教、国家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有意使这部著作成为自己的遗教。
但是这部著作没有完成，巴枯宁的不安的精神注定不能得到长期的休息：吴亭仍然在日内瓦挑拨是非，并且在1870年8月使巴枯宁和他的几个友人由于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而被开除出日内瓦中央支部。随后，吴亭又造谣说，同盟支部从来未被总委员会接受加入国际，从荣克和埃卡留斯收到的关于接受加入国际的文件完全是伪造的。这时罗班已迁往伦敦，并且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而他是曾经在《Egalite》（《平等》）周刊上猛烈地攻击过总委员会的。总委员会以此证明了自己的公正无私，因为罗班仍然是同盟的狂热的信徒。他在1871年3月14日就已提议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日内瓦的纷争。虽然总委员会认为在公社前夜应该拒绝这个提议，但是在7月25日还是决定把日内瓦间题提交9月召开的代表会议讨论。就在这次会议上，总委员会应罗班的要求，确认埃卡留斯和荣克通知接受巴枯宁同盟日内瓦支部加入国际的文件是真实的。
这封信刚刚寄到日内瓦，同盟支部就在8月6日自动解散了，并且立即将此事通知了总委员会。表面看来印象应该是非常好的，在支部得到总委员会反驳吴亭谎言的满意处理以后，它为了彻底的和解而牺牲了自己。但实际上，正如吉约姆后来所公开承认的，主要的原因并不在这里。当时支部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它在日内瓦的公社流亡者眼中不过是私人争吵的一具残骸罢了。而吉约姆正是把这些流亡者看做可以利用来在更广泛的基础卜对日内瓦的联合委员会进行斗争的适当人物的。同盟支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解散的。果然，几个星期以后，同盟的残部就同公社社员们联合成立了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成立时它虽然也声明同意国际的一般原则，但是却保留了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容许它的充分行动自由。
这一切最初是跟巴枯宁毫无关系的。日内瓦支部在自己解散以前甚至没有向住在洛加诺的巴枯宁征求意见，这说明他作为同盟的所谓全权领袖的地位是空有其名的。巴枯宁在他的信件里面激烈地反对解散同盟支部，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而是因为他在当时的情况下认为支部的解散是一支卑鄙的暗箭。他写道：“我们不要在挽救国际的团结的借口下做出怯濡的行为。”同时，他开始详细地论述日内瓦的纷争，来阐明在他看来曾经引起争论的那些原则，他想借此给他的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拥护者提供一个指针。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片断保存了下来，从好的方面来看，它是跟巴枯宁一年前和涅恰也夫一起用俄文撰写的那些小册子大不相同的。这些片断写得心平气和而且有条有理，只是个别地方措词激烈，不管对巴枯宁的特殊观点抱什么看法，他在这部著作中至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日内瓦纷争的根源要比一时的私人争吵更为深远，即使私人争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的责任是应由吴亭及其同伙来负的。
巴枯宁一刻也不曾否认过把他同马克思及其“国家共产主义”分开的那种观点上的深刻分歧，并且对待自己的对手也远不是温和的。但是，他毕竟没有把马克思说成是只追求自己的邪恶目的的卑劣人物。他在指出国际产生于群众之中井且是为忠于人民事业的有识之士所创立之后接着说道：“我们借此机会向德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首先是向公民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向过去曾经是我们的朋友而现在是我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的公民菲·贝克尔，表示敬意。他们是国际的真正创造者，只要一般说来个别人物能够有所创造的话。唯因我们不久就将被迫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就尤其愿意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对他们的尊敬是纯洁而且深挚的·，但是这种尊敬不会流于偶像崇拜，也决不会使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虽然我们承认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国际的巨大功绩，我们仍然要对他们的错误的权威理论、独裁的作风、暗箭伤人的手法、卑鄙的阴谋、浅薄的人身攻击、肮脏的侮辱和下流的诽谤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手段几乎是德国人进行政治斗争时的普遍特点，现在不幸被他们搬到国际里面来了。”由当然，这些话是颇为粗鲁的，但是巴枯宁从来也没有发展到否认马克思作为国际的创立者和领导者的不朽功绩的地步。
巴枯宁的这部著作也始终没有完成。当马志尼在他于卢加诺出版的周刊上猛烈攻击公社和国际的时候，巴枯宁还在写这部著作。巴枯宁立即发表了《一个国际主义者对马志尼的答复》，而当马志尼及其拥护者同他进行论战的时候，他又接连发表了另外一些具有同样旨趣的小册子。巴枯宁虽然遭受过一连串的失败，但是这一次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意大利一向势力非常薄弱的国际，现在它的影响一下子在那里迅速扩大起来。巴枯宁所以获得这种成功，当然并不是由于他的“阴谋”，而是由于他的热情而雄辩的语言，这种语言特别在向往巴黎公社的意大利青年中间激起了革命的情绪。在意大利，大工业还不大发达。新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只是在缓慢地觉醒，而且他们没有进行自卫和反抗的合法武器。半个世纪来为民族统一而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在各市民阶级中树立并培养起了一种革命的传统。争取统一的斗争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起义和密谋，但是终究还没有达到目的，而只落得一个不能不使一切革命分子感到沉痛绝望的结果：起初在法国武器后来又在德国武器的庇护下，亚平宁半岛的一个最反动的邦建立了意大利君主国。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使意大利的革命青年摆脱了这种消沉的状态。行将就木的马志尼面对着那激起他对社会主义的旧恨的新曙光，怅惘地背转身去，而曾经是意大利的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加里波第则由衷地歌颂了“未来的太阳”——国际。
巴枯宁清楚地知道他的拥护者来自人民的哪些阶层。他在1872年4月写道：“过去，意大利所缺少的不是本能，而是组织和思想。现在，就这二者的发展程度而言，意大利和西班牙或许都可以算是最革命的国家。意大利有着其他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热情而奋发有为的青年。他们完全脱离了常轨，没有飞黄腾达的前途，也看不到出路：他们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在精神上和料力上都不像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青年那样委靡不振。现在他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投身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这一段话是巴枯宁写给他的一位西班牙同志，给这人鼓舞士气的。巴枯宁没有亲自到西班牙活动过，而是通过他的几个朋友发生影响的。但是他认为他在西班牙获得的成功要比在意大利获得的成功更大。这完全不是凭空的幻想，而是对实际情况的清醒估计。
在工业发展方面，西班牙也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甚至在有现代无产阶级的地方，无产阶级也备遭压抑，毫无权利，只有武装起义才可以作为他们在困苦生活中进行自卫的唯一手段。西斑牙的最大工业城市巴塞罗纳，在历史上发生过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多的街垒战斗。而且，长年的内战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一切革命分子都已陷于悲观绝望，因为在1868年秋天赶走了波旁王朝之后，他们落到了外国君主的统治之下，尽管这种统治是极不稳固的。因此，革命巴黎的烈焰所进发出来的火花，在西班牙也落到了一触即发的易燃物上。
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不同，比利时已经存在着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几乎只限于瓦龙人居住的地区。它的骨干是波利纳日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矿工。他们想用合法手段来改善自己阶级地位的愿望，由于罢工运动连年遭到血腥镇压而被迎头压制下去。但是，他们的领导者都是一些蒲鲁东主义者，因此他们倾向于巴枯宁的观点。只要考察一下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主义反对派在国际内部的发展情况，就不能不承认，这个反对派只是借用了巴枯宁的名字，因为他们要从巴枯宁的观点中找到这个反对派实际上所由产生的那些社会矛盾和紧张状态的解决办法。
（六）伦敦第二次代表会议
总委员会决定9月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是用来代替例行的年度代表大会的。
1869年在巴塞尔曾经决定下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但是，可尊敬的奥利维耶为了庆祝全民投票而对法国各支部进行的大逮捕，迫使总委员会在1870年7月行使赋予它的权限，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地址改为美因兹。同时，总委员会向各国的联合委员会提议把总委员会会址从伦敦迁往其他国家，但是遭到了一致的拒绝。战争的爆发使美因兹代表大会也未能召开，于是各联合委员会授权总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日期。
但是，事件的发展使得代表大会不宜于在1871年秋天召开。可以预想，国际的会员在各国所受到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向大会派送足够数目的代表，而少数终于能够出席大会的国际会员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政府的报复。国际没有任何理由再增加自己的牺牲者的数目，因为，为了照顾巴黎公社的受难者，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已经造成极度的紧张了。
因此，总委员会决定像1865年那样先在伦敦召开一次非公开的代表会议，来代替公开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寥寥可数的代表证实了总委员会原来的担心。代表会议从9月17日开到9月23日，总共出席代表二十三人：比利时人六人、瑞士人二人、西斑牙人一人，总委员会委员十三人，其中六个委员只有发言权。
在这次代表会议的范围广泛而数日众多的决议中，例如，有一些涉及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工会的国际关系和农业无产阶级的状况的决议，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具有一种纯理论的意义。最重要的任务是武装国际来对付外部敌人的疯狂攻击和加强团结来清除从内部败坏国际的分子。这两个任务实质上是一致的。
代表会议的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国际的政治活动的。这个决议首先援引国际的成立宣言、章程、洛桑大会决议和其他公开声明，说明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跟它的社会解放分不开的。然后它指出，国际面对着猖狂的反动势力的反杭，这个反动势力正在丧尽天良地镇压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企图用暴力来永远保持阶级差别以及建立在这种差别之上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决议接着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与有产阶级的一切旧政党相对抗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抵抗有产阶级的整个暴力。建立独立的、工人的党这样一个政党，乃是社会革命取得胜利和达到它的终极目的——消灭阶级——的必备条件。最后，工人阶级还应该利用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的分散力量的联合，作为反对他们的剥削者的政治统治的杠杆。基于这一切理由，代表会议提醒国际的全体会员，在工人阶级当前所面临的斗争状况下，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是和它的政治活动不可分的。在组织问题方面，代表会议请求总委员会限制增聘新委员的人数，同时不要总是仅仅限于从同一个民族中遴选。总委员会这个名称仍然只限于总委员会使用，各国的联合委员会应冠以各该国的国名，而地方支部则应冠以所在地的地名；代表会议禁止使用一切派别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会议还决定，国际的每个会员照旧每年向总委员会缴纳一个便士的会费。
代表会议建议法国加强工厂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传播出版物；建议英国成立自己单独的联合委员会，而只要各地方组织和工会加以承认，它就会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其次，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另一方面，代表会议否认对所谓涅恰也夫的阴谋负有任何责任，并且委托吴亭根据俄国的资料起草一份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简要报告在日内瓦的《平等》周刊上发表，但发表前要呈报总委员会。
代表会议认为关于巴枯宁的同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自从禁止使用宗派性的和其他标示不同于国际共同目的的特殊任务的名称以后，日内瓦支部已经自动解散了。关于犹拉各支部，代表会议同意了1870年6月29日的总委员会决议，承认日内瓦联合委员会为瑞士罗曼语区的唯一具有全权的委员会。但是同时会议也号召发扬团结互谅的精神，说当国际正在遭受种种迫害的时候，工人尤其必须发扬这种精神。因此会议建议扰拉各支部的英勇的工人重新加入日内瓦联合委员会。同时会议决定，如果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那末分离出去的各支部可以自称为犹拉联合会。然后会议声明说，会议责成总委员会同国际的一切冒牌的机关报——如向资产阶级读者暴露国际内部问题的犹拉的《Progres》（《进步报》）和《Solidarite》（《团结报》）——断绝关系。
最后，会议授权总委员会视情况决定下次代表大会或能够代替它的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
总地说来，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不容否认的，代表会议向犹拉各支部提出的解决办法，即承认它们有权自称为犹拉联合会，是这些支部本身也已经考虑过的。只有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决议包含着某种个人摩擦的因素，而缺乏实事求是的观点。即使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有关涅恰也夫案件的消息来攻击国际，这也不过和当时每天都成打地加在国际头上的那些诽谤一样。国际向来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反驳这种诽诗，而只是像对待眼前的秽物一样把它轻蔑地一脚踢开。如果说国际一定要在这件事上打破惯例，那也不应该把调查案件的工作委托给一个恶毒的阴谋家，因为不能期望这个人会比资产阶级报刊对巴枯宁抱更多的善意。
吴亭一开始进行这件委托给他的工作，就编造了一篇他所拿手的关于谋杀未遂的耸人听闻的鬼话。在他准备进行这件工作的苏黎世（据他自己说，在那里他除了巴枯宁领导下的同盟的几个斯拉夫人以外没有其他敌人），据说有一天有八个操斯拉夫方言的人在运河附近的一个僻静地点袭击了他，他们打伤了他，使他跌倒在地，并且无疑地想杀死他，把他的尸体投进运河；幸亏有四个德国大学生路过那里，搭救了他那将来可以报效沙皇的宝贵生命。
撇开这个例外不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都无疑地为增进相互了解打下了适当的基础，特别是在工人运动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时候。但是早在10月20日，由巴枯宁的同盟留的残部和一些公社逃亡者在日内瓦组成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就向总委员会请求接受它参加国际。总委员会在征求了日内瓦联合委员会的意见之后回绝了这个请求。于是在马上代替已停刊的《团结报》而出版的《社会革命报》上，就对“俾斯麦所操纵的德国人委员会”——这家气势汹汹的报纸认为国际总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东西——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个出色的暗语马上得到了广泛的应和。马克思在给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时写道：“这和下面这个不可原谅的事实有关：我是德国人并且确实在总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思想影响。（委员会中的德国委员在人数上为英国委员的三分之二，比法国委员也少。因此，罪过就在于英国和法国的委员在理论方面处于德国委员的支配之下（生），并且认为这种支配，即德国的科学，是极其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11月12日犹拉各支部在桑维耳耶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发动了总攻击。当然，这次代表大会总共只有二十二个支部中的九个支部派了十六名代表出席，而且这少数代表还大部分患有百日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发言就更加大言不惭。他们对伦敦代表会议把一个名称强加给他们这一点深感屈辱，虽然这个名称是他们自己曾考虑采用的。但他们还是决定接受这个建议，往后称为犹拉联合会。为了报复这种“屈辱”，他们宣布罗曼语系的联合委员会已经解散。这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在于起草并向国际各联合委员会散发了一篇通告，抗议伦敦代表会议，说它是非法的，并且呼吁在最近期间内务必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吉约姆所起草的这篇通告一开头就说国际正处在危亡的道路上。国际本来是作为“对一切权成的最大的抗议”而创立的，国际的章程保障了每一个支部或支部集团的独立性，而总委员会是作为拥有极其有限的权能的执行机关而设立的。但是，人们逐渐地习惯于对它盲目地信任，以致在巴塞尔甚至导致代表大会本身的自愿放弃权利，而使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以前有权接受、拒绝或解散个别支部。应该指出，巴塞尔大会的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在巴枯宁的积极支持和吉约姆的同意下通过的。
通告断言，从此以后，五年来成员和开会地点迄无变更的总委员会便以国际的“合法首脑”自居了。它把自己看成是某种类似政府的东西，因此它的委员们也就把自己的独特思想看成是国际内部的唯一具有存在权利的官方理论。其他集团中产生的不同观点，都被总委员会委员们简单地看成是异端邪说。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而以总委员会委员为代表的某种正统。按照吉约姆的意见，对他们的意图是无须加以遗责的，因为这些意图是符合他们的特殊学派的观点的，但是必须最坚决地反对这些观点的代表者，因为他们的无限权力必然要起腐蚀的作用。对自己的同辈保持这种权力的人，根本不可能仍然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通告接着说，伦敦代表会议继续了巴塞尔大会的工作，通过了一些使国际由各独立支部的自由联盟变为总委员会手中的一个专横的等级制组织的决议。为了完成这个建筑物，代表会议决议由总委员会决定下次代表大会或代替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这就使得总委员会能够随意用秘密的代表会议来代替国际的公开大会。因此，必须按照原定的职能来对总委员会加以限制，保留它的负责通信和统计的一般执行机关的任务，并且通过独立集团的自由联合来实现他们想通过独裁和集中来达到的统一。国际在这一方面应成为未来社会的范型。
尽管这样加意渲染，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加意渲染，犹拉各支部的通告并未达到它的目的：它关于尽速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甚至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没有得到响应。在西班牙，对总委员会的激烈攻击被看成是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翔的争风吃醋，在意大利，人们也跟不愿听命于伦敦一样不愿听命于犹拉。只有比利时公开主张修改章程，即宣布国际为完全独立的各联合委员会的联盟，而总委员会是“通信和情报的中心”。
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桑维耳耶通告却得到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热烈喝采，它们如获至宝地对它大加赞赏。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关于总委员会的“可怕的”统治所散布的一切谎言，现在得到了来自国际内部的文件的证实。代替当时已经迅速停刊的《社会革命报》而出版的《犹拉公报》，至少由于能够转载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幸灾乐祸的论文而聊以自慰。
桑维耳耶通告所引起的这一片喧嚷，促使总委员会也用一篇题为《所谓国际的分裂》的通告对它作了回答。
（七）国际分裂的根源
总委员会的这篇通告反驳了来自桑维耳耶和其他地方关于它逾越职权甚至伪造章程，以及关于它疯狂排斥异己等等的指责。就这一方面而言，它的论辩是理直气壮的。可惜的只是，它浪费了大部分笔墨去反驳一些毫无根据的责难。实际上，今天要想弄清楚这些琐碎的事情，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例如，在国际成立时，由于对波拿巴警察心怀戒惧，巴黎的会员在把章程译成法文时曾经从“一切政治运动必须作为手段服从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这句话中删去了“作为手段”这几个字。事情本来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但是人们却纠缠不休地、虚伪地指责总委员会，说“作为手段”这几个字是它后来弄虚做假地加进章程里去的。或者，对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德国工人在战争时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的声明吹毛求疵，企图诬蔑总委员会为“泛日耳曼主义”所支配。
通告彻底地粉碎了这些谣言。如果考虑到，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破坏风雨飘摇中的国际唯一可以用来对付反动势力进攻的集中制，那末也就可以理解通告的结语中为什么用那样激烈的语气径然指责同盟为国际警察效劳了。“同盟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宣扬无政府状态，说这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社会政治力量的最可靠手段。在这种借口下，它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扼杀国际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国际受到外敌的压迫越是严重，来自内部的攻击就越是显得无耻，何况这种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没有根据。
但是，通告对事情的这一方面的强调，减弱了它对其他方面的注意力。通告的标题本身就表明，它只承认国际内部有“所谓”分裂。正如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所做的那样，它把全部争论归结为“几个阴谋家“、特别是巴枯宁的阴谋。它重新提出了有关“把各个阶级混为一谈”、巴塞尔大会等过去曾经对巴枯宁提出过的指责，说巴枯宁同涅恰也夫一起把一些无辜的人出卖给了俄国等察，并且专用一节来叙述巴枯宁的两个拥护者被发现为波拿巴警察的奸细这一事实。这一事实对巴枯宁说来当然是极不愉快的，但是并不能损害他的名替，正像几个月后发现总委员会的两个拥护者是奸细也并不能损害总委员会本身的名誉一样。通告指责“年轻的吉约姆”企图把日内瓦的“厂工”说成是可憎的“资产者”，而完全忽略了“厂工”一词在日内瓦指的是工资优厚的奢侈品制造工人，而且他们在选举方面曾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了颇成问题的妥协。但是，通告的最薄弱方面是对强加给总委员会的关于“正统”的指责的辩护。它的论据是，伦敦代表会议曾经直截了当地禁止各支部使用任何派别名称。当然，就国际是一个工会协会和教育宣传团体的相当驳杂的混合体而言，这一措施是正确的。但是总委员会在通告中对这一决议所做的解释却大有争论的余地。
通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各种社会矛盾时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空想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能接受、宣传和实行这些办法。这些创始人所创立的宗派就其本性说是闭关自守的，即鄙弃一切现实活动、政治、罢工、工会——总之，鄙弃一切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大都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抱着摸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想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正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这些宗派在产生之初本来是运动的杠杆，但是当它们一旦为这个运动所超越，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各宗派，以及晚近的德国拉萨尔派，就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许多年来一直妨碍着无产阶级的组织，最后终于干脆变成了警察的工具。”告在另一个地方还把拉萨尔派称为“俾斯麦派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在自己的警察机关报之外起着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走狗的作用。
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马克思是这篇通告的作者。从通告的内容和文体来看，可以推想恩格斯曾经或多或少直接参加了起草工作。但是有关宗派的分析无论如何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从他同一时期和友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思想，而他在论蒲鲁东的论战著作中也已经第一次发挥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本身正确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宗派的历史意义，但是马克思把巴枯宁派、特别是拉萨尔派跟蒲普东派和欧文派混为一谈，那就错了。
不管我们怎样蔑视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不过是工人运动的一种疾病，但我们毕竟不能认为——特别是在有了半个世纪的经验的现在，―——这种疾病是由外部传染给工人运动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种倾向是工人阶级本身所固有的，并且是在有利条件下、或者无宁说不利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甚至在1872年，也很难理解怎么会产生这种错误想法。巴枯宁决不是个胸有成竹的人，他也没有一套要求工人简单地接受和实行的现成体系。马克思本人不是也不厌其烦地一再说过，巴枯宁在理论方面等于零，他擅长的只是玩弄阴谋，他的纲领是个东拼西凑的、肤浅的大杂烩！
各宗派创始人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就是他们对一切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态度有两重涵义：一方面，他们根本不想理会这种运动，另一方面，这种运动也根本不想理会他们。即使巴枯宁确曾仅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企图把国际搜为己有，这也只能证明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只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尽管巴枯宁同马克思的斗争十分激烈，他却始终承认马克思的不朽功绩，认为国际的创立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分歧，就在于对这种群众运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须遵循的策略抱着不同的见解。不管巴枯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多大错误，他的观点毕竟和玩弄宗派把戏毫无共同之点。
对拉萨尔派更可以这样说。诚然，1872年时拉萨尔派还未抓住社会主义原理的真髓，但是他们毕竟在理论认识和组织力方面超过了欧洲当时的其他一切工人政党，甚至对于仍然以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为主要精神食粮的爱森纳赫派说来也是如此。拉萨尔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广泛基础上开展他的运动的，这就根本杜绝了一切宗派活动的余地。他的后继者施韦泽一贯主张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不可分，因此被李卜克内西指资为“议会迷”。如果说在工会运动问题施韦泽不幸没有听从马克思的警告，那末现在他早已退出了运动，而正如柏林建筑工人罢工的胜利所表明的，拉萨尔派也已开始纠正这个错误。他们克服了战争所造成的、运动的暂时停顿，群众也日益团结在他们周围。
由于马克思一向对拉萨尔以及与拉萨尔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一切东西怀着不可抑制的厌憎，所以我们不必特别重视他对拉萨尔派的攻击。但是就这种攻击出现在总委员会的通告中的来龙去脉而言，这种攻击是有它的特别意义的。这种攻击清楚地说明了国际分裂的真正根源以及这个伟大的组织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而陷入的那种不可解决的矛盾。自从那时以来，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对国际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而国际为了对抗这种进攻是必须把自己的一切分散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的。但是公社的失败也证明了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不大大削弱国际的联系是不能进行这种斗争的，因为政治斗争只能在各国的疆界内进行。
不参预政治这种要求，不管它怎样过火，究竟是从对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腐蚀影响的合理疑虑和厌憎出发的．李卜克内西早在1869年的著名演说中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疑虑。巴黎公社失败后儿乎在所有的国家都暴露出来的对总委员会的专断的不满，情况也正是如此；不管这种不满怎样过火，它却是从这样一种或多或少明确的认识出发的，即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的生存条件首先是同这个党所属的那个国家联系着的；正像一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影子一样，工人政党也不能脱离这些条件，换句话说，它不能听从来自国外的号令。马克思虽然在国际的章程中就已经确认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不可分，但是他在实践上仍然始终以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国的工人所共通的社会要求为出发点。他所以谈到政治要求，例如通过立法程序缩短工作日的要求，也只是因为这些要求是从这种社会要求产生的。关于纯政治问题，即涉及国家制度并因国家而异的那些问题，马克思在工人阶级因受到国际的教育而具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以前是一直绝口不谈的。怪不得他要痛斥拉萨尔，说他按照一个国家的尺寸来剪裁自己的运动了。
有人推测，如果没有巴黎公社的失败和巴枯宁的鼓动的逼迫，马克思还会在很长时期内避而不谈涉及个别国家的纯粹政治问题。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定如此的。但是马克思照例接受了向他提出的挑战。他只是没有看到：他所面临的任务在国际当时的状况下是不能解决的，而国际越是紧密团结起来对付外敌，它就越是从内部陷于分裂。如果说国际总委员会的领袖竟错误到把一个在他看来是最发达的工人政党，而且是产生在他的祖国的党，称为卖身投靠的警察部队，那末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国际的历史的丧钟已经响了。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证明。凡是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工人政党的地方，国际都分裂了。李卜克内西为了施韦泽的所谓对国际的冷淡态度，曾经对他提出了何等尖锐的谴责啊！现在，当李卜克内西自己领导爱森纳赫派的时候，也不得不受到恩格斯的同祥指责，而他也仿效施韦泽的榜样，用德国的结社法令来回答这种指责：‘我不想在现在用我们自己的组织的生存去为此甘冒风险。，倘若不幸的施韦泽竟敢说出同样放肆的话（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末这位似乎务必要有一个“自己的党”的“裁缝大王”就定会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爱森纳赫派的成立给了日内瓦的“德语系支部”第一个打击。1871年瑞士工人党的成立又给了国际在大陆上的这个最老最强的组织以最后的打击。这一年的年末贝克尔就被迫停止了先驱的出版。
1872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认清事情的这种联系。然而他们却咎由自取地断言，国际本来可以在完成了它的伟大使命（这个使命后来超过了它所力能胜任的程度）之后堂堂正正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却由于个别蛊惑家的阴谋而垮台。实际上，我们不能不同意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以为像国际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组织会被一个极端阴险的人、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家”所破坏，那末，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要比那些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永远不会犯错误，而一听到有人稍微怀疑这一点就周身战栗的诚惶诚恐的信士更为正确。如果他们两人今天还能发表意见，他们一定会辛辣地嘲笑这样一种要求，即在他们手中永远是锋利武器的无情批判不可触及他们自己。他们的真正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们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在于他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从来不坚持错误。早在1874年恩格斯就承认国际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就必须像1849——1864年那样有一个工人运动的普遍低落。可是对于这一点来说，现在无产阶级世界已经变得太大、太广了。”他引以自慰的是，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并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
1878年，马克思在一家英国杂志上驳斥了所谓国际已经失败和寿终正寝的说法。马克思写道：“实际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关国以多少是全国的规模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工人政党，都是一些国际性的团体，它们已经不是由站在外面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少数散在于各国的支部，而是由那些通过思想交流、互相帮助和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并经常积极地直接往来的工人群众本身形成的……
因此，国际并没有死亡，而只是从最初的萌芽期过渡到更高的时期，而它的本来的目标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了。它在自己前进发展的过程中，在它的历史的最后一章未能写定以前，是还会发生许多变迁的。”
这一段话再一次表现出马克思的真正的先见之明。在各国工人政党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在新的国际产生前十多年，他就预见到了它的历史本质。但是，他并没有预言国际的第二个形态会永世长存，他只是确信，总有一天，新的生命会在国际的废墟上开花结果。
（八）海牙代表大会
在3月5日的总委员会通告中，曾谈到要在9月初召开年度代表大会。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决定提议把总委员会会址由伦敦迁往纽约。
关于这个提议的必要性和好处，以及关于提出建议的动机，曾经有过许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用头等的葬仪来埋葬国际，是马克思想用来掩饰国际的无可挽救这一事实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在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竭尽全力来支持它，使它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还有人说，马克思对国际的工作已感到厌倦，想重新致力于他的科学著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为恩格斯所证实。恩格斯在1872年5月27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提到比利时人关于完全撤销总委员会的提议，并且补充说：“我本人对这个提议丝毫也不反对，——我和马克思反正不再参加总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写作的时间，而这种情况是必须结束的。”不过这是在发火的时候顺口说出的。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把他们重新选入总委员会，这也不足以成为总委员会必须迁出伦敦的理由。其次，马克思曾一再表示过，在国际牢牢站稳脚跟以前，他决不为了自己的科学著作而忽视国际的工作。当然，马克思就是现在也不会基于上述理由而在国际处于重大危机时抛弃国际。
马克思本人在7月29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做了比较真实的说明：“在国际代表大会上（9月2日在海牙召开），将涉及到国际的生死存亡问题，而在我退出之前，我至少要防止那些分裂分子破坏它。”提议把总委员会迁出伦敦，也是防止“分裂分子’的办法之一，因为在那里总委员会己成为日益加剧的争吵的牺牲品。在总委员会里面根本没有巴枯宁主义倾向的代表，即或有，也是势力薄弱、不足为虑的，但是在总委员会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委员中间却吵成一团，以致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的小组委员会来解决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
甚至马克思同总委员会的另外两名委员，多年来曾经是他的能干而忠实的助手的埃卡留斯和荣克之间，关系也冷淡朗起来，而在1872年5月甚至发展到同埃卡留斯公开决裂的地步。埃卡留斯的生活极其困难。他声言要辞去他的国际总书记的职务。他自以为是个不可代替的人物，要求把每周十五先令的微薄薪资提高一倍。然而，英国人约翰·黑尔斯被遨请来接替了他的位置。埃卡留斯不公正地把这件事归罪于马克思，虽然马克思总是在英国人面前庇护他的。但是，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因为埃卡留斯在报刊上泄露国际的内部消息、特别是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秘密会议的消息而严厉责备埃卜留斯。另一方面，荣克则把马克思对他的疏远归罪于恩格斯，归罪于恩格斯的专横作风。这或许有一部分道理。很可能，自从马克思能够和恩格斯每日聚晤以来，他就——即使没有任何恶意——不再像从前那样跟埃卡留斯和荣克密切往来了。而“将军“（知友间对恩格斯的称呼）则喜欢使用一种军人的、多少带有发号施令味道的口吻。这一点甚至他的好友都是承认的。每当轮到他主持总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人们总是预料会有风暴般的场面出现
自从黑尔斯被任命为总书记，他和埃卡留斯之间就产生了势不两立的仇恨，而国际的一部分英国会员是站在埃卡留斯一边的。马克思也没有得到新的总书记的支持。相反地，当根据伦敦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了英国的联合委员会，并且于7月21和22日在诺定昂召开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二十一名代表参加）的时候，忠于巴枯宁的“联合委员会的自主权受到威胁”这一口号的黑尔斯，提议不通过总委员会而直接同其他联合委员会发生关系。其次，他还在全体大会上提议修改章程，来限制总委员会的职权。黑尔斯撤回了他的第二个提案，但是第一个提案被通过了。在纲领方面，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表现出巴枯宁主义的倾向，但是却倾向于英国的激进主义。例如，大会主张土地公有，但是决不赞成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黑尔斯也同意了这一点。黑尔斯公然策动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总委员会不得已在8月革除了他的职务。布朗基派在总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中占着优势．这个派别在引起争论的两个主要问题——政治活动问题和严格的集中制的必要性问题——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但是，由于对突然的革命变革的原则上的偏重，布朗基派在当时情况下对国际说来可能比其他派别更具危险性，因为欧洲反动派一直盼望有一个方便的机会来猛扑国际，用自己的压倒的优势力量把它摧毁。实际上，马克思正是由于担心布朗基主义者掌握了控制权，才想把总委员会的会址由伦敦迁往其他地方的。为此他选择了纽约。在纽约可以建立总委员会的国际性的组织并且保障总委员会的卷宗的安全，而后一点在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都是做不到的。
在从9月2日开到9月7日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由于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六十一名代表中占较大比重而掌握了可靠的多数。马克思的反对者攻击他人为地制造了这个多数。但是，就怀疑代表委托书的真实性这一点而论，这种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代表大会花了几乎一半的时间来审查代表委托书。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委托书都被承认是有效的。诚然，马克思早在6月就向美国写信，请求把委托书发给德国人和法国人。有些代表不是代表本国的支部，而是代表别国的支部的。另外有些代表由于顾虑警察迫害而用了假名，或者由于同一理由而隐瞒了他们接受委托的支部的名称。因此，关于这次大会的各种报告所列举的各国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是有出入的。
严格说来，德国各组织的代表只有八人：伯恩哈特·贝克尔（不伦瑞克）、库诺（斯图加特）、狄慈根（德勒斯顿）、库格曼（策累）、密尔凯（柏林）、里廷豪森（慕尼黑）、肖伊（符腾堡）和舒马赫（左林根）。其次，马克思作为总委员会主席，除了纽约以外还从莱比锡和美因兹得到委托书，而恩格斯则从布勒斯劳和纽约得到委托书。莱比锡的赫普纳的委托书是纽约的，柏林的弗里德兰德的委托书则是苏黎世的。另有两个取着德国姓的代表——瓦尔特尔和斯瓦姆——实际上是法国人，他们的真姓是赫德盖姆和丹特莱格。两个人都是十分可疑的家伙：赫德盖姆还在海牙就已充当波拿巴的暗探了。就法国代表而言——支持马克思的弗兰克尔和龙格，以及自称为布朗基派的兰维埃和瓦扬等人，——都是公社流亡者，他们用了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委托书的来源却一直弄不大清楚。总委员会的主席除了马克思外还有两个英国人（罗契和塞克斯）一个波兰人（弗罗勃列夫斯基）和三个法国人（赛拉叶、库尔涅和杜邦）。列斯纳代表伦敦的共产主义工人联合会。英国的联合委员会派了四名代表，其中有埃卡留斯和黑尔斯，他们两个人在海牙就同巴枯宁派勾搭起来了。
至于巴枯宁派，意大利人没有派一个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们还在8月的里米尼代表会议上就同总委员会断绝了任何关系。五位西班牙代表，除了拉法格一人以外，都是拥护巴枯宁派的，八位比利时代表和四位荷兰代表也是如此。犹拉联合会派了吉约姆和施维茨盖勃尔，而日内瓦则仍然派老贝克尔为代表。从美国来了四位代表：左尔格，他和贝克尔一样是马克思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其次是曾是公社社员的布朗基主义者德勒尔，第三个是巴枯宁主义者，而第四个就是那个委托书唯一被认为无效的人。丹麦、奥地利、匈牙利和澳大利亚各派了一名代表。
在审查委托书三天期间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拉法格的西班牙代表委托书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但是终于在少数人放弃投票权的情况下得到承认。在为芝加哥支部发给一个住在伦敦的会员的委托书而展开争论的时候，英国联合委员会的一位代表说这个会员不是工人运动的公认的领袖。马克思对此反驳说，不是英国的工人领袖无宁是一种荣誉，因为这些领袖大都向自由派卖身投靠了。委托书虽然被通过了，但是这段话却得罪了一些与会者，而在代表大会后就被黑尔斯及其一伙极力利用来反对马克思。作为一个一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马克思本人当然从来也没有为这段话感到后悔，也没有收回它们。代表委托书审查完毕以后，为了预先审核有关巴枯宁及其同盟的儿件声明而成立了一个五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是从那些与有关巴枯宁同盟的争论关系较少的会员中选出的。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人库诺，委员有法国人吕肯、维夏尔、瓦尔特尔即赫德盖姆和比利时人斯普林加尔。直到第四天大会才从宣读总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开始，进入正式的议程。马克思起草的这个报告由他本人用德语宜读，塞克斯顿用英语宣读，龙格用法语宣读，阿贝勒用法兰德斯语宣读。报告用激烈的措词列举了波拿巴的全民投票以来国际所遭受的种种暴行。它指出了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梯也尔和法夫尔的卑鄙行径，法国的小土地贵族的议会的丑行，以及德国的叛国案的审判。报告还猛烈地抨击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支部采取的恐怖行动和通过外交使节调查国际分支机构的行为。报告说，除了各国政府的迫害以外，在整个文明世界还展开了一个谎言和诽谤中伤的运动，这个运动散布关于国际的流言蜚语，刊登耸人听闻的电讯，甚至最卑鄙地伪造官方文件，例如那个最惊人的诽谤杰作，即硬说芝加哥大火是国际所为并且向全世界宣扬的电报。报告说，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把当时摧毁西印度的飓风归罪于国际的恶魔般的影响。总委员会用国际的不断的进展来反驳了上述这些荒诞卑鄙的捏造：国际已经进入荷兰、丹麦、葡萄牙、苏格兰和爱尔兰，并且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了发展。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根据比利时代表的提议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全体牺牲者表示了敬意和同情。
接着开始讨论关于总委员会的问题。拉法格和左尔格论证了为了阶级斗争的利益而保存总委员会的必要性，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没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是不行的．如果现在还没有一个总委员会，那末也应该创立一个总委员会。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吉约姆。他否认保存总委员会的必要，认为它至多只能作为一个主管通信和统计的中央办事处而存在，因而要求剥夺它的一切权力。他断言，国际不是哪一个想出了绝对正确的政治、社会理论的聪明人所发明的，而是从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的，按照犹拉支部的意见，这种情况足以保证工人阶级的目标的统一。
讨论直到大会的第五天才结束，而且是在秘密会议上结束的。顺便说说，关于委托书是否有效的讨论也是关着门进行的。马克思发表了长篇的演说，主张总委员会的职权不仅应当保留，甚至应当扩大。总委员会应当有权在下次代表大会之前不仅停止个别支部的活动，甚至停止整个联合委员会的活动——当然要在一定的保证之下。总委员会虽然没有掌握警察和军队，但是它的权威不应受到限制，与其把它贬低到邮筒的地位，不如干脆把它撤销。大会以三十六票对六票和十五票弃权的多数采纳了马克思的意见。
然后，恩格斯提议把总委员会会址由伦敦迁往纽约。他所举的理由是，关于总委员会由伦敦迁往布鲁塞尔的问题已经讨论过几次，但是布普塞尔方面一直对此加以拒绝。在目前的情况下，决议已经不容再事拖延，必须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至少应该在一年内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的提议引起了普遍的惊愕，而对多数人说来甚至是极不愉快的。法国代表反对得特别激烈：经过他们的力争，决定进行分段投票，先表决是否需要迁移，然后表决新会址的具体地点。迁移的问题以二十六票对二十三票和九票弃权的微少多数解决，接着有三十人赞成迁往纽约。然后选出了新的总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他们被授权遴选七名新委员。
在同一次会议上开始讨论政治工作。瓦扬按照伦敦代表会议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的精神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政党组织起来，这个政党要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严格划清界限并与之相敌对。瓦扬以及龙格特别援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说巴黎公社就是由于没有一个政治纲领而失败的。有一位德国代表说，施韦泽就是因为放弃政治活动而变成了警察的走狗的。这个论据更加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同一个施韦泽早在三年前就因为他的“议会迷”而在巴塞尔大会上被德国代表怀疑为奸细了。吉约姆也根据自己的观点举出了瑞士的经验，说那里的工人跟随便什么人达成竞选协定——有时跟激进派，有时跟反动派。犹拉支部根本反对这种勾当。它的会员也是政治家，不过是否定的政治家，因为他们不是要夺取政权，而是要摧毁政权。
争论拖延到次日，即第六天，也就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一开头就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兰维埃、瓦扬和其他布朗基主义者因为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他们不久后印发的一个传单上写道：“正当人们要求国际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它却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它逃避革命，跑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左尔格接替了兰维埃的主席职位。然后，瓦扬的提案以三十五票对六票和八票弃权通过。一部分代表已经走了，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留下了赞成这项提案的书面声明。
最后一天的最后儿小时为关于巴枯宁和同盟问题的五人委员会的报告所占去。报告以四票对比利时委员的一票通过。委员会认定：第一，证明确曾有过一个有着与国际的章程针锋相对的章程的秘密同盟，但是不能充分判明这个组织是否依然存在。第二，章程草案和巴枯宁的信件都证明，巴枯宁企图——而且可能已经做到了——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有着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与国际的章程截然不同的章程的秘密团体。第三，巴枯宁曾经企图用欺骗办法霸占别人的财产；为了逃脱所负的债务，他本人或他的代理人曾经使用恐吓手段。基于这些理由，委员会的多数人建议把巴枯宁、吉约姆以及两人的其他一些拥护者开除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人库诺没有提出物证：他只是声明，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在这个间题上达到了道义上的确信，并且请求代表大会投信任票。
在这以前就已拒绝出席委员会的吉约姆在主席邀请他答辩时声明说，他不做任何辩护，因为，用他自己的说法，他不愿参加这场喜剧。他断言，这个打击不是针对着个别人，而是针对着自由联合的倾向的。这种倾向的代表者，就还在出席大会的人而论，已经对此有所准备并且缔结了一项团结公约。接着由一位荷兰代表宣读了这个公约。公约有四名西班牙代表、五名比利时代表、两名犹拉代表、一名荷兰代表和一名美国代表签名。签名者们表示，为了避免国际的任何分裂，他们准备同总委员会保持行政事务上的联系，但是只要各联合委员会不违反国际的共同章程，总委员会就不得对它们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千涉。同时必须建议各联合委员会和支部为下次代表大会做好准备，以便促使自由联合的原则获得胜利。大会甚至没有讨论这个建议，而以二十七票对七票（八票弃权）决定开除巴枯宁，并以二十五票对九票（九票弃权）开除了吉约姆。委员会有关开除的其余建议都被否决了，但是大会委托委员会公布有关同盟的材料。
海牙代表大会的这场压轴戏确是和大会不相称的。委员会以多数通过的决议因为有一个暗探参加起草而失去任何意义。但是当时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的。此外，如果开除巴枯宁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甚至仅仅由于在道义上确信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捣乱分子”，那末纵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的一切阴谋，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硬说巴枯宁在财产上不分“你我”，以此来侮辱巴枯宁，则是完全不可原谅的。遗憾的是，马克思对这件事是负有责任的。马克思设法弄到了那个莫须有的“革命委员会”的所谓决议，这个决议曾威胁柳巴文不得要求巴枯宁偿还出版人作为翻译《资本论》的预支稿费而由他转交给巴枯宁的那二百卢布。这个文件的文字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当柳巴文成为巴枯宁的死敌之后，他把这个文件寄给了马克思并且在信中写道：“当时我认为巴枯宁无疑地曾经参与策划这封信。但是应该说，今天当我把全部经过冷静地重新一一思考过以后，我觉得完全不能证明巴枯宁曾经参与这件事，因为信实际上可能是在背着巴枯宁的情况下由涅恰也夫寄出的。”事实正是如此。然而人们却仅仅根据这封连收信人都不相信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信，就在海牙代表大会指责巴枯宁是骗子。虽然巴枯宁屡次承认预支稿费的事并且答应设法偿还这笔钱，但是由于他长期的穷困，大概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在这个悲惨的事件中，我们关于那个唯一的受害者即出版家本人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他想必以一种哲人的泰然态度接受了他的职业使他充分习惯了的那种命运。有多少作家，其中包括一些极著声名的作家，预支了出版家的稿费而始终还不起。这当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赞颂的事，但是还从来没有人因为这种事而把罪人送上绞架。
（九）余痛
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竭力想维持国际的生存，它的历史还是以海牙代表大会而告终了。他们两人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纽约的新总委员会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新的总委员会始终未能在美国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子。美国的各个支部之间也有许多分歧，也同样缺乏经验和联系、智力和物力。新总委员会的灵魂是左尔格。他熟悉美国的情况，并且曾经反对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但是，在一度推辞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总书记的职务，因为他的善良和忠实的为人使他根本不能在面临重大困难时推卸责任。在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外交手腕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无理由地担心，他们想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计划会引起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们曾尽量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以免过早地增加本来已经很多的导致冲突的口实。但是他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意外成功仍然造成了痛心的结果。原来预料的反抗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了。
比较说来，德国人的反抗要缓和得多。李卜克内西是反对总委员会迁移的，他后来也总是指责这一措施的错误。但是当时他正和倍倍尔一起被羁押在胡贝尔图斯堡的监狱里。如果说他对国际的兴趣已多少有些减弱，那末爱森纳赫派的大多数人就更是如此。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它的代表从海牙代表大会所得到的印象。1873年5月3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这点时写道：“虽然德国人自己也跟拉萨尔派有嫌隙，他们却对海牙代表大会感到失望和沮丧，因为和他们自己的争吵相反，他们希望能在这次大会上看到始终如一的友爱和一致……”这或许是国际的德国会员对于总委员会的迁移不那么关心的一个非常不令人愉快的原因。
布朗基派的退出要更加危险得多。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除了德国人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倚重布朗基派的，特别是在他们反对观点完全倾向于巴枯宁派的另一个法国派别——蒲鲁东派的时候。使布朗基派特别感到愤慨的是，他们完全正确地看到，总委员会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剥夺他们实现密谋策略的这个杠杆。当然，他们自己害了自己。由于他们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开展运动，他们在退出国际之后就陷入了流亡者的不幸命运。1874年9月12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法国流亡者己经落得一败涂地，他们由于纯属私人的事情，而且大部分是出于金钱问题而彼此争吵不休。我们已经和他们几乎完全脱离了关系……战争、公社和流亡时期的闲散生活使这些人的道德可怕地堕落了。只有穷困才能使这些游手好闲的法国人振作起来。”但这仍然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总委员会的迁移对英国的运动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9月18日黑尔斯就在英国联合委员会内提议谴贵马克思，因为他公然说英国工人运动领袖已经卖身投靠。这个提议被通过了，只有一段补充文字由于投票结果赞否各半而被否决了，这段文字说：马克思本人并不相信这种责难，而只是由于个人目的才提出这种责难的。接着黑尔斯宣读了把马克思开除出国际的提案，而另一名会员则提议拒绝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时黑尔斯已经完全公开地同犹拉支部的会员们保持着他们在海牙已经秘密建立起来的联系；11月6日，他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他们说，旧总委员会的伪善已经被揭穿了。旧总委员会企图借口消灭它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其他秘密团体，而在国际内部建立秘密团体。但是黑尔斯同时强调说，英国人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是同犹拉各支部并不一致的。英国人确信积极进行政治活动是有益的，但是他们也承认其他联合委员会由于各国的不同条件而必须拥有的完全自主权。
埃卡留斯以及荣克都成了黑尔斯的热心的同盟者。荣克开始时还有些审慎，后来就比谁都猛烈地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了。他们两人当时犯了许多重大的过错，他们由于个人的动机而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先是由于对马克思更多地听信恩格斯而不重视他们的意见——至少表面看来如此——感到嫉妒和恼火，后来则是由于失去了他们作为总委员会的老委员而占据的显要地位。遗憾的是，正是他们的这种地位更加深了他们所造成的损害。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他们都是作为马克思观点的最坚决和最透彻的说明者而闻名的。现在，当他们以犹拉各支部对这些观点的宽容来证明海牙决议的偏狭的时候，他们也就把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独裁作风的流言变成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了。
同时，他们所采取的破釜沉舟的作法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在英国、特别是在爱尔兰各支部中，以及在英国联合委员会内部，他们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于是，他们就玩弄了一场类似政变的把戏，向国际的全体会员和各支部发表了一篇宣言，声明英国联合委员会已由于内讧而分裂，不能够进行共同工作了。他们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来决定海牙的各项决议是否有效。宣言对这些决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埃卡留斯和荣克不反对海牙代表大会承认政治活动的必要性这一点，因为这是多数人所同意的。他们反对的是，总委员会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各联合委员会应在本国执行的政策。联合委员会的少数派立刻在一篇似乎由恩格斯起草的宣言中反驳了他们的谰言，并且反对建议召开的代表大会，认为它是非法的。但是这个代表大会还是在1873年1月26日召开了。大多数的支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并且只有这些支部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一开幕，黑尔斯就猛烈攻击旧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而埃卡留斯和荣克则热烈地支持他。大会一致反对海牙决议并且拒绝承认纽约的总委员会。大会还主张只要国际的多数联合委员会认为必要，就召开新的国际代表大会。英国联合委员会就这样分裂了。它的残存的两派都已无力积极参加1874年的选举，这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工联的行动而推翻了格莱斯顿内阁。工联曾经提出了很多候选人，并且第一次把两名会员选入议会.
根据纽约总委员会的决议于9月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成了所谓国际的死亡的见证。也在日内瓦召开的巴枯宁派的大会，仍然有英国代表二人（黑尔斯和埃卡留斯），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代表各五人，意大利代表四人，荷兰代表一人和犹拉代表六人出席。而出席马克思派的大会的代表却儿乎全是瑞士人，而且大部分居住在日内瓦。连总委员会都未能派出一名代表。同样地，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没有一人出席大会。出席的只有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奥地利人。老贝克尔夸口说，在不到三十人的大会代表中有十三人是他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为的是用到会人数来提高大会的威信并且为多数人保证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当然没有这样欺骗自己。他坦率承认大会的“失败”，并且劝告总委员会暂时把国际的形式上的组织放到次要地位，而致力于确保纽约的中心点，不使任何白痴和冒险家有机会攫取国际的领导权来败坏事业的声誉。事件的进程，事件的必然发展和错综关系，将使国际以新的面貌复兴起来。这是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做出的最英明和最妥善的决定。但遗憾的是，这一决定的影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想给予巴枯宁最后一次打击而被削弱了。海牙代表大会曾委托建议开除巴枯宁的“五人委员会”公布它的调查结果。但是委员会没有执行这一任务，这可能是由于委员们“散居不同的国家”，也可能是由于它的威信已经极度动摇，因为有一个委员承认巴枯宁是无罪的，而另一个委员在这期间已被揭露是警察的奸细。于是海牙代表大会的文书委员会（杜邦、恩格斯、勒穆修、马克思和赛拉叶）代替原来的委员会担起了这一任务。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几个星期，委员会发丧了一个题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由恩格斯和拉法格起草的。马克思仅仅参加了最后几页的润饰工作，但是他所负的责任当然并不小于直接的起草人。要批判地分析这个一般简称为关于同盟的小册子的文件的各个细节正确与否，需要用和这个小册子同样的篇幅——十个印张。但是即使我们不去做这种分析，也不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这样的斗争中双方总是互相猛烈攻击的，而巴枯宁派在进攻马克思主义者时也是不择手段的。因此即使有时人们对他们有些苛刻甚至不公平，他们也是没有权利抱怨的。
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应该说这个小册子也是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其他一切著作的。这个小册子完全没有他们的其他论战著作中所有的那种独特的魅力和不朽的价值，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否定的批判表现出来的那种新观点的积极的一面。小册子没有片言只字谈到导致国际衰亡的内在原因。它只是《机密通知》和《所谓国际的分裂》这一通告的继续。它断言，正是巴枯宁及其同盟用阴谋诡计破坏了国际。这个小册子不是一个历史文件，而是一个单方面的起诉书，它的倾向性是在每一页上都历历在目的。德国的翻译者认为自己有义务用检察官的笔法对它加以润色，把它题名为《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
国际的衰亡根本不是由于秘密的同盟的存在，而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同时，小册子也没有证明这个同盟的活动造成了哪些实际的结果．海牙代表大会的调查委员会在这方面只好使用“或许”和“可能”一类字眼来支吾其词。当然，不能不谴责巴枯宁醉心于想入非非的章程草案和热中于虚张声势的宣言的做法。但是，既然没有不利于他的任何确凿的罪证，那末就应该承认这一切主要是他的蓬勃的想像力在作怪。但是，小册子却用一半的篇幅来叙述“高尚的”吴亭所揭露的有关涅恰也夫案件以及巴枯宁的西伯利亚流放的种种材料，说什么巴枯宁在流放时期就已经显示出勒索者和小偷的本领了。小册子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把涅恰也夫的言谈行为都直接记在巴枯宁的账上。特别是关于西伯利亚的一章简直是一篇低级趣味的小说。据说巴枯宁流放时期的西伯利亚总督是他的什么亲戚。由于这种亲戚关系以及巴枯宁对沙皇政府的效忠，他成了西伯利亚的秘密统治者，并且滥用权力，“为了几个酒钱”而纵容资本主义企业主。当然，这种贪欲有时也为“巴枯宁对科学的仇恨”所抑制．例如，他曾破坏西伯利亚商人想在当地建立一所大学的计划，而建立大学是必须得到沙皇同意的。吴亭特别“天才地”渲染了巴枯宁向卡特科夫敲诈大笔钱财的故事。几年以前波克罕就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这是捏造的，但是没有为二人所相信。据波克罕说，巴枯宁是从西伯利亚写信给卡特科夫，请求寄几千卢布给他做逃亡费用的。而按照吴亭的说法则是，巴枯宁在逃跑成功之后才从伦敦写信向卡特科夫借钱。他受着良心的苛责，急于要退还他在西伯利亚流亡时期从一个火酒专卖包税人接受的贿赂。这毕竟可以算是一种悔过的标志吧，但使吴亭特别感到愤慨的是，甚至这样一种人类的感情，在巴枯宁那里也表现为向一个他明知是“告密者、文坛的恶霸和俄国政府的爪牙”的人乞讨金钱。吴亭的想像力达到了这样令人目眩的高度，并且还远未以此为满足。
1873年10月末，吴亭到伦敦来报告有关巴枯宁的“更加惊人得多的事情”。恩格斯在11月25日写信给左尔格说：“这个人〔指巴枯宁。——梅林〕在把他的革命手册热心地付诸实践．许多年来他和他的同盟就专靠敲诈勒索过活，并且有恃无恐地以为，只要这些勾当中有一件宣扬出去，就不免要把一些受人敬重的人物牵连进去。你简直想像不到这是一帮何等卑鄙的家伙。”幸亏在吴亭来到伦敦以前，关于巴枯宁的同盟的小册子就在几个星期前发表了。因此，那些“更加惊人得多的事情”就始终在吴亭的热爱真理的胸怀中秘而未宣。此后不久，吴亭就痛悔前非地投向沙垒慈父的怀抱，靠贩卖火酒和供应军需品来大发其财了。
正是这本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在其中大显身手的论述俄国的这一部分，使小册子的政治效果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它甚至引起了那些同巴枯宁不睦的俄国革命家的反感。巴枯宁对70年代俄国的运动的影响并未缩小，而马克思却失去了他在俄国已经赢得的相当大一部分同情。而且正是由于小册子所获得的那唯一的成就，小册子在其余方面就成为泡影了。它迫使巴枯宁本人退出了斗争，但是它丝毫未能损害冠着巴枯宁的名字的运动。
巴枯宁先是用投寄给日内瓦报的一则声明傲了回答。这个声明证明了小册子的攻击所引起的沉痛心情。巴枯宁用海牙调查委员会中有两名奸细（实际上是一名）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些攻击是站不住脚的。然后他以自己已年达六十并且患有日益恶化的心脏病为由表示隐退。“让另一些更年轻的人去干吧．我自己已经没有必要的力量，或许也没有必要的信心来为反对到处高奏凯歌的反动势力而继续滚动息息法斯的石头了。因此我要退出斗争舞台，并且只向我的亲爱的同时代人请求一件事——忘却。从今以后，我不打搅任何人的安静，希望别人也不要打搅我的安静。”他责备马克思把国际变成了私人报复的工具，但是仍然承认马克思是这个“伟大而卓越的协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巴枯宁给犹拉支部会员们的告别信虽然极其激烈地攻击了马克思，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比较平静的笔调写的。他在信中不仅把俾斯麦的外交，而且同样地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工人必须对之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的反动中心。他这一次也用年龄和疾病来说明他退出运动的理由，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斗争，与其说有所助益，无宁说将成为障碍。但是，他所以有理由隐退，无宁是因为日内瓦的两个大会证明了他的事业的胜利和他的对手的失败。
当然，巴枯宁拿“健康状况”做理由，曾被人嘲笑为无聊的把借口。但是他后来在极端困苦和病痛中度过的那几年，证明他的体力确实已经衰竭了。从巴枯宁给知友们的几封密信还可以看出，他对革命的迅速胜利“或许”已经失去了信心。1876年了月1日巴枯宁死于伯尔尼。他理应死得更为快乐，他理应从工人阶级的许多人（即使不是工人阶级全体）那里受到更为光荣的怀念，因为他曾为工人阶级的利益那样英勇地斗争过并且受过那样多的痛苦。
尽管巴枯宁有过种种的错误和缺点，历史却保证他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中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虽然，只要地球上存在着庸人，这种光荣的地位总是要引起争论的，而不管这班人是用警察的夜帽遮起自己的长耳朵，还是用马克思的狮子皮来极力掩盖自己发抖的脚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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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介绍并批评各种划分中国经济时期的说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四介绍并批评各种划分中国经济时期的说法
（一）关于陈邦国君的
（二）关于郭沫若君的
A．应用摩尔根的前史人类进化阶段方式的错误
B．应用马克思的经济史分期方式的错误
（三）关于陶希圣君的
A．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自秦汉至清代）的性质问题
B．关于秦汉至清代统治的问题
C，关于儒法道墨等家学说的阶级性问题
D，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革命特征的问题
E，关于其他问题
【C．D．E．原书目录有，故存目，正文无内容】
我们对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济发展既有以上的一种图案，则于他人不同的主张自然要加以批评，今特择要分述于后。
（一）关于陈邦国君的
陈君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见《读书杂志》二卷四五期）一文中说郭沫若君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
“制成了一个社会进化表：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他完全忽视了氏族社会一个发展阶段，并且把奴隶制代替了氏族社会，由此可见他的《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观点仍旧是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然而在《古代社会》出版之后，他俩已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而用摩尔根发现的氏族社会对于历史的过程作了一个大的补充。郭沫若在现代研究中国历史尚忘记了这一阶段，怎么不是大笑话啊？”
我们对于这段话实在有些莫明其妙！第一，陈君说郭君“把奴隶制代替了氏族社会，”“仍旧是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这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话，马恩两氏绝对没有具过这样的一种意见，陈君如将本文第二项细阅一遍，当知他们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在摩氏《古代社会》出版前持一种什么意见，在该书出版后又怎样改变他们的意见。
第二，他说郭君忽视了氏族社会这个阶段，“铸下了大错，实在不特是大错，简直是个大笑话。”但他如果慢点笑，先细心看一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发觉自己不免有点小错，或闹了小笑话。因为不独在他征引那个“社会进化表：原始共产制”之下明明有“氏族社会”四个大字（见原书二三页）并且书中关于唐虞和殷代的文字都是描写氏族社会的情形，硬说郭君铸了大错，闹了大笑话，未免太寃枉了吧！
第三，可是他断章取义地引用郭君的“社会进化表”以相责难，却也自有他的“理由”，试看他先抬出“氏族社会研究专家考瓦列夫斯基”对于氏族标举一种定义，接着很郑重地说道：
“氏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取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陈君这种把氏族社会从原始共产社会划分出来，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的高见，无论是出自师承，或是自创新说，我们是断然反对的。请分述其理由如下“
甲，原始人的霍德（Horde即小群的意思）的采取经济固然是共产主义的，即氏族的生产经济也是共产主义的，形态虽有不同，性质绝无差异，陈君今将原始共产社会与氏族社会对立起来，理由安在？原始的霍德固然有一派人称之为原始社会，以此去和氏族社会对立，但讲到原始共产社会，情形便大不相同，它是对未来的共产社会而言，应包含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绝不能与氏族社会对立，否则相形之下，使后者表现为非原始共产社会，变成一种不通之论了。
乙，就我所读的中西书籍讲，从没有看过这样奇怪的划分。例如莱姆斯（W．Reimes）在他的社会《经济发展史》（EinGangdurchdieWirtschaftsgeschichte）中说：
“最初的人类在无限长久的时期中，是生息于打猎的原始的霍德共产主义（Hordenkommunismus）里面。他们后来由这种猎人生活更进一步，达到游牧生活，由此又再进而趋于农业与土著了。当他们成为比较进步的农民时，即构成永久的农民公社——例如马克公社（Markgenossenschsft）之类（但在自然条件不允许有这种步骤的地方是除外的）——除掉打猎外，便以农业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在马克里面，原始共产主义达到最完备的地步。”（见该书一九二二年原本五八至五九页，又亚东图书馆译本九七至九八页。）
莱氏认原始共产主义在马克（即一定的土地的意思）经济（生产经济）中才“达到最完备的地步”，而陈君却认为在采取经济之后即崩溃了，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请世界上一位鼎鼎大名的学者来解决吧。此人就是考茨基。他曾替萨尔卫阿里（JosephSalvioli）的《古代资本主义》（DerKapitalismusimAltertum）作一篇序言，内中有一段说：
“马克思认原始共产主义（Urkmmunismus）为原始的生产方法。人类共同生活于小群中，就显明的所有权关系的原始状况讲，每个人都共同耕种并据有土地——这是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这种劳动是依照社会的习惯，计划，和同意进行的，生产物属于社会，并同样依照社会的规程和同意而分配于各员。”（见该书一九二二年德文译本序言第九页）
现在又要请教陈君，考茨基认这种场所的农业（即生产经济）为原始共产主义还是不对么？还不免是“大错”或“大笑话”么？
如果这种说法远不足以折服陈君，那我们只好再请摩尔根和恩格斯出来。摩氏在《古代社会》和恩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视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不过他们没有用过这个名词，仅用共产主义字样，这是无关重要的，因为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只是对后世的共产主义而言，至于在氏族社会中是没有此等名词出现的。陈君看了这种事实以为如何？
其实指出陈君的错误还用不着惊动这些西洋学者，他只要肯花五角五分或七角大洋向昆仑书店买一本上田茂树著的《世界社会史》或山田均著的《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册，把前面几页或十几页翻开看一下，就有“氏族共产主义时代”或“原始共产制最后的发展阶段是农业共产体”等字样映入他的眼帘，要使他自己大吃一惊！
丙，陈君既将氏族社会屏诸原始共产社会之外，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呢？他自己没有半句的解释。如果勉强说有的话，那就是：
“井田制度的神话，其实便是氏族社会的末期的一种生产形式。”
拿“井田制度的神话”去说明“氏族社会的末期”，究竟是什么意思，除掉他自己以外，恐怕只有天晓得！然在实际上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因为他在一方面宣言“氏族社会的崩溃，因为生产力更高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邻居的联系加紧起来。这样，已经接近了各自独立经营的‘大家庭’制度，并且开始使用公共的财产：住宅及牧场。”据这些语意不明的话推测起来，氏族社会好像是共产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埋怨郭沫若君“把奴隶制代替了氏族社会，”可见氏族社会又不是共产的，因为奴隶制明明站在私有财产和阶级对抗上，奴隶制可以代替氏族社会，则氏族社会的性质便可想而知了。他自己还没有懂清楚的东西，如何叫人好懂呢？
丁，陈君看到这里一定不服气，因为他明明说过：
“〔农村公社〕生产力的发展更向前进了一步，剩余生产品大大的增加起来，开始利用不自由的劳动，于是发生奴隶。……奴隶经济是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郭沫若君没有懂得这个过渡，他误认封建社会是直接由奴隶制度推移来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铸下大错。“
陈君这里所谓“奴隶经济”既是属予“农村公社”的，则郭君所忽视的，乃是“奴隶经济”，而不是什么氏族社会了！
但陈君也许又要说，这种“奴隶经济”是属于氏族社会的末期，并不站在它的外面，因为此时固早已有了奴隶啦。不过他人可以如此说，陈君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他在一方面应用了“氏族社会专家考瓦列夫斯基”对于氏族的定义，并且说明它一是没有与图腾形式分开的，是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定义不同，”在另一方面他又说：
“邻居关系的奠定，将昔日氏族关系根本推翻，于是氏族公社就为邻居的或农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换于是偶然的发生。管理的选举已经不按照氏族的单位。生产工具也由石器发达了金器。最初便是用铜。”
我们看了他这种说法，真如堕五里雾中，不知道他所谓氏族社会到底是什么？据摩尔根说：
“当家系转入男性，甚至于还要早些的时候，氏族的动物名称即被抛弃，而代以私人的名称，这似乎是可能的。”（见《古代社会》原文三五六页）》
这里所谓“氏族的动物名称”，不用说，就是图腾。陈君既说“考瓦列夫斯基的定义是没有与图腾形式分离的”，可见他所谓氏族以及氏族社会的范围非常狭小，而他认野蛮中级应用铜器时氏族社会即已崩溃，尤足证明这一点。（关于摩尔根所谓氏族社会的范围，可查看下文驳郭沫若君所列的图表。）这种界限的划分与氏族发展的状况完全不符，姑置不论，像他这样的氏族社会自然不能和封建社会衔接，可见郭君所忽视的，不是他的氏族社会，而是他的农村公社，或井田制度！
总之，陈君对于氏族社会未曾懂得，对于郭君所谓氏族社会也未曾懂得，对于郭君的错误所在，更茫无所知，惟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搬来搬去，以致一般缺乏古代社会知识的人觉得非常神秘，莫测高深！
有人读了我这四千字左右的批评文字，或者要认为小题大做，对于陈君这一点错误，值不得发这许多的议论。这话是有理由的。我最初的意思是要把批评陈君此文的话附在批评郭沫若君的大著里面，并不想另辟一个子目。但后来看见《读者杂志》四五期第三版增刊的几封批评社会史论战各种作品的信，不独无人注意及此，并且还有两封信直接赞扬陈君的大文。其一为秋原君的，他说：
“‘破’的文章中，最使弟注意者是刘梦云，刘镜园，及陈邦国三君的文章。因为有大部分意见为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之故。”
其一为郭全和君的，他说：
“陈邦国君《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周绍溱君《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等文》等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严正的批评，使我很欢喜！”
秋原君所共感的“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的意见和郭君很欢喜的“严正的批评”，虽未必和我所指摘的恰为同一物，不过陈君的大作经他们两位的赞赏后，对于青年学子的危险性更大，所以不能不加以详尽的批评。
（二）关于郭沫若君的
郭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风行全国的大著，现在已经四版，快销到七千部了，而他自己在序言中也说：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当我看到这里时，心中起了无限的敬意，因为我老早就想望中国能有这样的一个“续篇”出现，借以一饱眼福。但我于一口气读完这部大著之后，不免大失所望，因为他这部书是从两个大公式出发的：即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前史时期进化阶段的公式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济发展的公式，他对于此等公式的了解极不充分，甚至于完全错误，以致没有一点好结果。今特依次说明如下：
A．应用摩尔根的前史人类进化阶段方式的错误
郭君在书中开口恩格斯闭口摩尔根，真是把他们俩人看做大宗师，可惜他完全不懂他们的学说，岂止不懂，简直闹了一个大笑话！他在讲《周易》时代的社会结构时说，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先史民族之进化阶段可表列如次：”（见原书四一至四二页）：
郭君这个表的上半截系根据摩氏《古代社会》第一篇一章第十二页的表和第三章最初几页的说法制成，虽不完全，还算正确（不过所谓上段中段下段不能充分表见发展，应依原文改译为低级中级高级），下半截乃根据全书各处的说法作成，便和摩氏的原意完全相反了。今就其中重要的数点来说一下。
一，摩尔根对于杂交（Promiscuousintercourse）的说法虽没有否认，但却十分慎重地加以描写，（恩格斯也是如此，参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二至一四页），所以他说：
“杂交表观蒙昧鸪低的阶段——它代表一个起码点。人类在这种状况中，和环绕他们的不能言的动物迨没有区别。他们不知道结婚，大概是生活于一个霍德中，不仅是一种蒙昧人，并且仅具有一种孱弱智能和一种更孱弱的道德意识。”（见《古代社会》原文五○七页。）
他在后面又说：
“杂交在理论上可以推论为先于血缘家庭（Consanguinefamily）的一种必然状况；但它是隐藏在人类蒙陇的往古；非正确的知识所能达到。”（见同书五○九页。）
这两节话明白表现摩尔根所承认的杂交是在人和兽很少区别的蒙眬的往古，系由推论而得，不独蒙昧的中级和高级（即上表所谓中段和下段）不会有这种现象即低级（即上表所谓上段）的后段也绝迹了。因为摩氏明明推论杂交是“先于血缘家庭的一种必然的状况，”在同页又承认这种家庭是“属于蒙昧的低级”，而彭那鲁亚家庭（Punaluanfamily）“也许是起于蒙昧的中级。”由此可见郭君所列的表与摩氏的说法相去足足有十万八千里！
注：摩尔根所谓血缘家庭是建筑在嫡系和旁系的兄弟姊妹的群婚上面；彭那鲁亚家庭是建筑在嫡系和旁系的几个姊妹对于各人的夫的群婚，与嫡系和旁系的几个兄弟对于各人的妻的群婚上面，而此等丈夫或妻子却不限定各为亲属。由此又足证明郭君指彭那鲁亚群婚为什么“亚血族群婚”实在是不妥当。
二，郭君既使杂交占据蒙昧的全部领域，把属于蒙昧三级的血缘集团婚与彭那鲁亚集团婚列在野蛮的低级和中级（即上表所谓上段与中段）铸成第一次大错，便不能不继续铸造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的错误。据摩尔根说：
“当氏族出现时，对于兄弟和彼此的妻子的集团婚，以及姊妹札彼此的丈夫的集团婚，是不加限制的。但它力求排除兄弟姊妹已成的婚姻关系。……”（见《古代社会》原文三至七四页）
摩氏又说：
“氏族在起源上是古于一夫一妻家庭，是古于对偶家庭，实在与彭那鲁亚家庭同时。”（见同书二三三页）
郭君不知道摩氏这些说法，竟妄将血族群婚总括在氏族社会里面，这便是第二个错误。
三，在一方面，氏族虽和彭那鲁亚家庭同时出现，但它并不建筑在这种或在任何种家庭上面，所以摩尔根说：
“每一种家庭无论其在早期或后期中，有一部分在氏族内，有一部分在氏族外，因为夫妻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解释是简单而完全的；就是家庭的兴起不与氏族相干，它能完全自由地从一种低级的形态发展至高级的形态，同时氏族是经常的，是社会制度的单位。氏族（gen）全体加入胞族，（phratry）胞族全体加入部族，（tribe）部族全体加入民族；（nation）但家庭不能全体加入氏族，因为夫和妻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见同书同页。）
在另一方面，彭那鲁亚群婚并不限定产生氏族，它初时是造成一种依性分级的社会，故摩尔根说：
“在考究政府观念发展一问题时，以血族为基础的氏族组织，自然是古代社会一种古的骨干；但还有一种更古的组织，即依性分级的组织首先要求我们的注意。这并不是因为它在人类经验中是新奇的东西，而是有更大的理由，因为它似乎含有氏族胚胎的原理。”（见同书四七页）”
“以性为基础的分级组织和以血族为基础的氏族初步组织，现在盛行于用卡米垃罗依（Kamilaroi）语的澳洲土人中。……只要从内部加以考察，便明白看出男女两性的分级是较氏族为早：第一，因氏族组织较分级的组织为高；第二，因在卡米拉罗依种族中氏族的组织正在推翻男女两性的分级组织。”（见同书四八页）
郭君不知道摩氏这些说法，竟又妄将彭那鲁亚群婚（即他所谓“亚血族群婚”）总括在氏族社会里面，这便是第三个错误。
四，摩尔根说：
“当人类曾经从蒙昧进于野蛮的低级时，他们的状况大有进步。为追求文明的争斗，有一大半是胜利的。一种使结婚人群减少数目的倾向在蒙昧的末期必定已经开始表现，因为对偶家庭（Syndyasmianfamily）变成野蛮低级中的经常现象。”（见同书五一○页）
这里所谓对偶家庭是出于对偶婚，也就是郭君所谓“一时的配偶”应当列入野蛮的低级，（即上表所谓上段，）而他却轻轻地迁下两级，这是第四个错误。
五，氏族的起源本来甚古，摩氏说：
“要说明氏族起源的正确状况自然是不可能的。……它在起源上是属于人类发达的一个低阶段，和社会很古的状况中；在时间上稍后于彭那鲁亚家庭的初次出现，它显然出于这种家庭，后者是由实质与氏族成员相符的一群人构成的。”（见同书四四三页。）
恩格斯也说：
“氏族发生于蒙昧的中级，发展于蒙昧的高级，就我们的来源所能判断的讲，是在野蛮的低级达到全盛时期。”（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六三页。）
郭君对于这些说法又茫无所知，竟将彭耶鲁亚群婚列在野蛮的中级，这是第五个错误。
六，对偶婚是属于野蛮的低级和中级，而继续至高级，举例来说：
“当美洲土人被发见时，在野蛮低级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达到对偶家庭。”（见《古代社会》原文四六二页）“在中级的村落即第安人（VillageIndians）中，这种家庭是很流行的形态，西班牙著作家的报告虽甚空泛，这是没有疑义的。”（见同书四七一页。）
郭君对于这些事实也没有听见讲过，所以把对偶婚（即他所谓“一时的配偶”）列在野蛮的高级，这是第六个错误。
七，一夫一妻制出现于野蛮的高级，是在氏族社会以内，郭君将它置诸氏族社会之外，这是第七个错误。
注：摩尔根所谓“对偶家庭”是建筑在一对男女没有固定结合的婚姻上面，所谓一夫一妻制是建筑在一对男女固定结合的婚姻上面。郭君连这些术语都不知道用，竟由自己勉强作出什么“一时的配偶”和“固定的夫妇”。
八，摩尔根所谓女性本位和男性本位原是指氏族社会以内讲的，所以他说：
“在家系以女性为本位的地方，儿子不能当选承继他的父亲，因为他是属于不同的氏族，没有氏族要从其他氏族中选出一个领袖或酋长。”（见同书七○页。）
“家系以男性为本位，则孩子们属于他们父亲的氏族。”（见同书一七○页。）
郭君对于这些句子自然不知道，于是在一方面将女性中心牵扯到杂交时代，在另一方面将男性中心屏诸氏族社会之外，这早第八个错误。
九，我们在第五条指摘郭君的错误时，已经将摩尔根和恩格斯对于氏族起源的说法介绍出来了。就是，它“在时间上稍后于彭那鲁亚家庭的初次出现，”即“发生于蒙昧的中级。”摩尔根又说过：
“我们必须记着，氏族有一种〔悠久的〕历史，从蒙昧的时代——甚至于还在雅利安（Aryan）和塞姆（Semitic）人的家庭之前——一直经过野蛮的三个时期”。（见《古代社会》原文二四四页。）
郭君对于这样的划分更未之前闻，于是把氏族社会局促于野蛮的低级，中级，和高级的一部分时期中，铸成最后的大错，即第九个错误
郭君抱着天大的野心，要著一部书，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又怀有宏大的志愿,要在这种“续篇”中列表传播摩尔根的学说，不讲先要细心研究古代社会，至少也应当看一遍。现在就他所犯的九大错误看来，我可以断言他是“急时抱佛脚”地在那部名著着里面乱翻几页，马上抄录下来，作为立论的根据——像这样无聊的举动不独对不住买了七千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读者，并且也对不住自己啊！我们现在为使郭君和读者易于明了上面纠正的各节起见，特依照摩氏对于前史人类进化阶段的学说，列表如下：
我们试将这个表和郭君上面的表对照一下，马上就可以发见他那个表的下半截错到什么地步，而他在野蛮的高级中遗漏田野农业一项，也是一个绝大的缺点。不过这里有两点是要特别声明：（一）此表为简单明了起见，未能将摩尔根所说的复杂情形完全表现出来。例如他说：
“血缘家庭和彭那鲁亚家庭是属于蒙昧的阶段——前者属于它的最低的状况中，后者属于它的最高的状况中——而彭那鲁亚家庭则继续至野蛮的低级；对偶家庭是属于野蛮的低级和中级，继续至高级；一夫一妻家庭是属于野蛮的高级，继续至文明时代，这是通常发见的情形。”（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七一页。）
此处说彭那鲁亚家庭继续至野蛮的低级，对偶家庭继续至野蛮的高级，我们的表上都没有表现出来。
（二）此表只是写出前史人类家庭进化顺序的通常状况，并不是没有特殊情形的，摩氏曾说：
“将这几种家庭形态在它们相对的顺序中这样确切地说出来，实有被误解的危险。我并不是说，一种形态在社会某个阶段中完全发育起来，普遍地并唯一地繁荣于同一阶段的人类种族中，于是消灭于另一个较高的形态中。彭那鲁亚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血缘家庭之间，血缘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之间；对偶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之间，彭那鲁亚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对偶家庭之间；一夫一妻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对偶家庭之间，对偶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一夫一妻家庭之间，甚至于一夫一妻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时，而对偶豕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血缘家庭时。还有一层，有些种族达到一种特别形态，较早于其他更进步的种族：例如易洛魁人在野蛮的低级中有对偶家庭，而布立吞人（Britons）在野蛮的中级仍是彭那鲁亚家庭。”（见同书四七○至四七一页）
人们要完全了解这段话才能够应用摩尔根的学说去考察中国的古代社会，而收得一点结果。
可是郭沫若君不独谈不到活用摩氏的学说，甚至于连字义都弄不清楚，例如他说：
“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页。）
我起初看见这段话，以为他不是为自己一个错误的图案所蒙蔽而不注意事实，就是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情形没有初步的认识；因为黄帝为有熊氏，这是一种图腾社的称号，原始人一达到图腾社，即禁止同一图腾的男女发生性交，至于“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正是一个母系的时代，无论如何安不上“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九个大字。但后来仔细考究，才知道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毛病是在不懂杂交这个名词的意义。摩尔根所谓杂交，是指无年龄亲属之别性交，举凡父母子女，或祖父母孙儿孙女等都互相性交，他们是不知道婚姻的。然郭君则误以为杂交是指一个妇女为许多男子的公妻，或一个男子为许多妇女的公夫，总之，他以为群婚就是杂交，所以后来又重复地说：
“例如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便是自然发生的现象，那暗射出一个杂交时代或者群婚时代的影子。”（同书二六一页）
哎呀，郭君解摩尔根所谓杂交的粗浅的意义，其实真并不是他私定的界说，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是每个有科学常识的人都懂得的。）都不了解，还谈什么摩尔根的学说！
即令郭君偶然懂得摩氏术语的意义，也是用不准确的，我们试听他说：
“‘有虞氏尚陶’‘有虞氏瓦棺’，这是说当时还仅仅是土石器时代”
“尧皇帝的两个女儿同嫁给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却又共妻这两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说的话，要‘二嫂便治朕栖’；《楚辞》的《天问篇》上竞直说是‘眩弟并淫。’所以舜与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与象的公妻。他们或她们正是互为‘彭那鲁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页。）
因“有虞氏尚陶”“有虞氏瓦棺”，遂说当时是什么“土石器时代”实在过于武断。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唐虞时代是在野蛮的高级，讲到婚姻，只有一夫一妻制和对偶婚的继续延长。即姑退一步，假定当时是“土石器时代”，（郭君的意思是指应用陶器的时代，）也当为对偶婚，而不是彭那鲁亚群婚。况且舜与象如果真为娥皇女英的公夫，象对她们为什么要称“二嫂”？《楚辞》上为什么又要说“眩弟并淫，危害厥兄”？这种场所如果说得上彭那鲁亚群婚，那“陈平盗嫂”也事同一律，不独野蛮的高级中有彭那鲁亚群婚，即文明时代也有这种群婚了！
然郭君所谓彭那鲁亚群婚，不仅止于舜与象的时代，他以为“卜辞中……确有多父多母之征迹，”（见同书二六七页）“商代末年实显然犹有亚血族群婚制存在。”（见同书二七○页）并且说武王数纣王“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一句，
“正道破殷代还保存着亚血族结婚的制度，因为王父母弟整个要出嫁，所以在敌人看来就好像是‘昏弃不迪’了。”（见同书一一一页。）
而武王数纣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等语是和上一条相同，
因为本族的男子要出嫁，异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赘，所以便不能不以为大夫卿士。”（见同书同页。）
郭君认舜与象对于娥皇女英为彭那鲁亚群婚，系根据《孟子》上“二嫂使治朕栖”和《楚辞》上“眩弟并淫”二语，虽属牵强附会，到底还有点影子，至于此处所说的“王父母弟整个要出嫁”，“异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赘”，真是连一点影子的根据都没有。郭君这样任意挪扯，未免骇人听闻！像这种无聊的“挪扯论”每个有知识的人都可从直觉上感到它的荒谬，用不着我来驳斥了。
郭君的书中充满了这一类的高见，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再列举了。他是崇拜摩尔根而又没有读过摩氏全书的，因此我们要介绍摩氏的一段话给他看，服服他的心，使他知道我们在上面的议论不独有事实的根据，而且有理论的基础：
“我们为找出每个时期相对的长度起见，如果假定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期为十万年，——也许还要长些或短些——马上便会看出至少有六万年必须划归蒙昧时期。依照这种分配，则人类种族最进步的部分的生活五分之三是花在蒙昧状态中。至于其余的年分，有二万年或五分之一应当划归野蛮的初期。一万五千年应当划归中期和晚期，所剩下的五千年是为文明时期。”（见《古代社会》原文三八页）
据现今各国考古学家对于各种被发见的遗迹和骨骼的研究，地球上在二十万年前大概就有人类了。而德国套巴哈（Taubach）地方所发见的人类生活遗迹且表见他们在八万年前就知道用火。由此可见，摩尔根这里所假定的人类生存期还是太短，这是第一点。又他对于期间的分配，未必完全可靠，自是意料中的事，这是第二点。不过他这种说法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至少给了一个指标，使我们可以避去许多不应当有的错误。可惜郭君不知道这一点，以致他要在黄帝（据《辞源世界大事表》载黄帝元年系纪元前二二九七年）至殷末（纪元前一一二三年纣王败灭）的一千五百七十四年中表演一个九万五千年甚至于十九万九千年人类生活的全部过程，所以他说，在这个时期中，“杂交时代”也有，“群婚时代”也有，“土石器时代”也有，“金石并用时代”也有，“铁器时代”也有。（他虽说“铁器时代”是在周初，但纣王败灭，已是武王即位第十三年了。）中国古代人的本领真大，能在最短的期间表演人类生活最长的全部过程，猗欤休哉，神明华冑的黄帝子孙啊！
我们现在即不谈悬拟中的理论，专讲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欧洲人的历史吧。据韦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TheOutlineofHistory）所载:（见原文一○三页）
一，新石器时代的人散布于欧洲在纪元前一○○○○年。
二，欧洲人的铜器时代在纪元前三○○○年。
三，欧洲人的铁器时代在纪元前一○○○年
又据布洛克豪斯（Brockhaus）的《科学全书》（HandbuchdesWissens）所载:（见原文第一卷四六七页）
一，欧洲人的新石器时代是从纪元前七○○○——二○○○年。
二，他们的铜器时代是从纪元前二○○○——九○○年。
三，他们的铁器时代是从纪元前九○○年起。
由威氏的说法，欧洲人由新石器时代进至铁器时代，历时九千年，由克氏的说法，欧洲人由新石器时代进至铁器时代，历时六千一百年，彼此相差之数虽有两三千年，然到底还可作为标准，和中国人的历史来对比一下。郭君认有虞氏是什么“土石器时代”，这就不外认虞时为新石器时代。从虞舜元年至殷纣末年，历时不过一千一百二十一年，欧洲人要历九千年或六千一百年才能够渡过的局面，中国人岂能在一千一百多年中演完？
我们已经说过《虞书》《夏书》未必非虞代所作，不过后人修饰与改窜之处，随处都是，不能据为信史，而地下掘发的工作又方才开始，不能供给我们以必需的材料，此时要来高谈皇古，真是有些困难。不过我们参考古今中外的传说和事实，对于古代还可以画出一个轮廓来。除掉从前说过的不必再赘外，现在可提出两点来讲一讲。
（一）有熊氏的祖先的生存期间总有若干万年。《太平御览》所引“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古说所传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以及《郑氏通志》所载“伏羲至无怀五万七千七百八十二年，自女娲至无怀，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七年”等语，虽属荒唐无稽，然至少可以表见这些祖先几万年的生活的影子。这个时期有一部分是属于蒙昧的阶段，有一部分是属于野蛮的阶段。郭君不管以前这些人的经过，专从黄帝起，要自他以下的人来担负表演人类开始时全部发展的过程，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二）唐虞与夏之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向来的历史家都察觉这一点，所以，别为传贤传子，或公天下家天下的局面。据现代的知识来说，就是氏族制度与一种异于氏族制度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分水岭，再明显些说，就是摩尔根所谓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界石。关于此事的证据，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说过，无容再说。现在要讲的是，郭君断定唐虞为“土石器时代”，我们则认当时已有铁器。除掉前举的证据外，还可借助于世界史，以资比较。埃及人在四千五百年前即有铁器，被摩尔根称为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国人（参看摩氏《古代社会》原文三七二页）在距今四千二三百年左右的唐虞时代应有铁器，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姑退一步，认唐虞时为铜器时代，那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因为除去前面的证明不计，单看小亚细亚和波斯的住民在七千年前即知道练铜，欧洲人在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前也能制造铜器就可以知道被世人公认为开化最早之一的中国，其铜器的出现，是不能迟至唐虞以后，否则技术不进步，还有什么“开化最早”可言？郭君对于这一切的一切，不是绝不注意，就是毫无所知，竟说：
“据《史记殷本纪》的末尾说：
‘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称帝号，号为王。’
“荀子的《议兵篇》上也称尧舜禹汤为‘四帝’，称文王武王为‘二王’，这可见古人把那第一次社会革命的时期也有看在殷周之际的时候的。这种见解，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可以说是得着实物的佐证。便是由原始共产制到奴隶制的转变到殷周之际才真正的完成。”）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一页）
像这样没有意识的牵强附会，未免令人齿冷。
总合以上的理论与事实看来，郭君应用本店伪造的所谓摩尔根前史人类，发展阶段的方式于唐虞前后的古代社会，获得什么结果呢？除掉“杂交”，“亚血族婚姻”，和“土石器时代”这些大错误以外，可说是一点成绩也没有！谬误的前提演不出正确的结论，这不是当然的道理么？
B．应用马克思的经济史分期方式的错误
郭君应用走了样的摩尔根的方式既有如此不幸的结果，而他应用已被废弃的马克思的方式更弄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现在试先看看他所标举的“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三页）表：
这种时代划分的根据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在情形，而是一种先入的成见，即马克思的方式。郭君对于这个方式经过德文中文并列的郑重手续（这是全书的命脉所关，宜其特别郑重）后，即解释道：
“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
“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时代。”（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七六页。）
郭君本是一个多方面的人才，既懂得医术又娴于文学，近来复在社会科学上大做其领导群众的工作，像他这样的多才多艺，孜孜不倦，我们除掉钦佩外，本来不应当吹毛求疵。不过我们为爱护真理起见，为爱护智识青年，防其中毒起见，不得不开罪郭君，再说一些实话。首先要说的是关于他对封建的解释。
打开天窗说亮话，郭君对于欧洲的经济发展史完全没有入过门，以致闹出一种令人不能原谅的大错，我们还可借用陈邦国君对他的一句评语：“实在不特是大错，简直是个大笑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封建的生产方法看做“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这其荒天下之大唐！
第一，这里明明在讲经济，为什么要插入“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一语？难道这种封建诸侯只能在政治上表现，不能在经济上表现么？
第二，所谓行帮制不独不隶属于封建领主，并且是直接反抗他们的，如何能够与封建诸侯联合在一起，而构成封建制度？郭君对于这一点，自然是莫明其妙，因此我要略加解释。
关于封建的生产方法，本文的第三项已详细说过，此处不用提及。我们应注意的是：此系一种封建的农奴与工奴的经济。内中有一批奴隶的手工业者具有高等的技能，他们本来只服役于封建地主的赋役农院和农民的家中，但后来在城市中找着商人与缙绅做雇主，取得货币，逐渐富裕，于是开始脱离农院的隶属关系，转入城市中谋得独立的生活。迨人数既多，势力日大，便组成行会，（即郭君所谓行帮，）在政治上帮助缙绅，（这种人是农业城市的自由农民转变来的，）反抗封建地主。当中古时代，自九世纪起至十一世纪止是封建地主的全盛时期，自十二世纪起至十五世纪止，则为缙绅与手工业者反抗地主而逐渐获得胜利的时期。缙绅阀在十二三世纪攫得城市的统治权，行会在十四五世纪得参加城市的政权。（详情可参看莱姆斯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一二八至一五五页，亚东图书馆译本二二九至二七八页。）
试问郭君像这样由反抗封建地主而发展出来的行会或行帮制怎能算作封建的生产方法中一个主要部分？郭君无论怎样善辩，恐怕不能用肯定的语气来答复这个问题吧！
现在再来考究他怎样错解马克思的学说一点。马氏于一八五九年提出四种生产方法做经济发展连续阶段，至一八七七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做一个补充，一方又改变他从前对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古代的生产方法的见解，这是我们在第二项提及过的。兹为简单明了起见，特图解于下：
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古代的生产方法}封建的生产方法——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
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郭君不独对于马氏意见的改变毫无所知，并且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等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于是把这个死公式套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不管适合与否，他总要使出全副本领，来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借以表现“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他真是用心良苦，不过所表演的成绩仅是一幕滑稽戏！即此一端已足暴露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期是不正确的，没有价值的。但我们为使他自己心服和读者愈加明了起见，不能这样笼统说一句了事，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还有一层，我们在此处指出他的分期不正确，同时就是指出别人和他具有类似见解的或不合于我们上面分期的各种说法错误，故不能不多说几句。
一，郭君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用不着再说。不过他把整个的殷代看做氏族社会，便是一种绝大的错误。他的错误的来源还是马克思那个已经废弃的经济分期表。他既认西周时是奴隶社会，即不得不抱着殷代系氏族社会的成见，于是依照这种成见去找材料，将勉强可用的加以补缀，将超过他的标准的轻轻放过，或加以“这些或许是后来的史家所粉饰，我们不敢十分置信”等评语，一概打倒，而他所心愿的社会终于居然出现于自己的眼前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在指出他这种截长补短的矫揉造作的顽意儿，借以表现我们主张的完全正确。
（甲）郭君说殷代（他称为商代）是一个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具有三大理由，即：
“（1）中国的古物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的末年还明明是金石并用的时期。
（2）商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极端的象形图画，而且写法的不一定，一字有至四十五种写法的，于字的构成上或倒书或横书，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数字合书，或一字析书而文的构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行亦成左读或右读，简直是五花八门。可以知道那时文字的产生还不甚久，文字还在形成的途中……
（3）商代的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卜辞中用牲之数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其证据。农业虽已发明，但所有的耕器还显然是蜃器或者石器……所以农业在当时是很幼稚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八页）
他这种说法如果靠得住，则殷代的氏族社会还在野蛮的中级，因为铜器与牧畜是这个阶段中的特征，已如前表所示，而在野蛮中级的阿兹忒克（TheAztecs）部族也有绘画文字（Picture-writing参看《古代社会》原文一九二及二○二页）所以殷代“极端的象形图画”的文字，当然和这种绘画文字没有什么区别。他虽谈及农业却断定为“很幼稚”，这至多只能和他的表中所说野蛮中段的“种植极盛”相当。殷代末年既仅达到野蛮的中级，则西周，东周，秦，汉，甚至于下至唐，宋，元，明，清，及民国都应为野蛮的高级，因为摩尔根说，人类进化中“有一万五千年应当划归〔野蛮的〕中期和晚期，”而自殷末至今还不过三千零六十六年啦。我们自然不是死公式的崇拜者，死死咬定野蛮高级要经过三五千年才能达到文明期，但至少总也要几百年，因此极端相信摩氏学说的郭君既这样描写殷代，在最低限度上也应当把西周和东周划作野蛮的高级。可是他又明明告诉我们，西周时代是奴隶制，春秋以后是封建制，然则野蛮高级到那里去了呢？难道是在周初的几年或几十年间溜跑了么？这个疑问他是无法解答的。
当然，我们也用不着他来解答，并且还要分条反驳他那三大“理由”
（1）中国出土的殷代古物只有石器，骨器，铜器，和青铜器当然是事实，不过我们的学术团体对于殷代版图所及之地从来没有过大规模的掘发，以致出土的器物寥寥无几，郭君怎能根据这少数器具，断定殷代确实只有铜器而无铁器呢？土里面出来的器具没有经过人们的粉饰和改窜。固然是硬凭据，但应用它们作证据时，须十分谨慎，并须和古代的典籍互相参证，否则其不可靠的程度较经粉饰和改窜的古代典籍还要高出千百倍。譬如胡适博士说：
“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尚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设颇近是。”（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九九页。）
这就是说。商代还在蒙昧时期，至多也不过在野蛮的低级。这种根据出土的器具的判断，只有丝毫不懂中国古代典籍的安特森才作得出，也只有丝毫不懂古代社会一般的发展情形的胡博士才肯加以赞成！然郭君根据殷代已出土的少数铜器去决定当时的社会性，其见解和安特森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罢了！
注：安特森的《甘肃考古记》说甘肃出土最晚期的铜器必为殷以前的古物，可见他自己也知道殷以前已有铜器，即对于渑池石器的鉴定，也没有一口咬定殷应为石器时代的晚期。要经过胡博士“近是”的肯定，再经过周予同君积极的主张，“商代犹在石器时代的晚期”一事才成为中国式的“科学家”口头上或笔底下的铁案。这才是有凭有据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2）我们曾说，唐虞时代已有文字，证据虽还不甚充分，但决不是瞎猜的。中国的文字本来起于指事象形，殷代文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极端的象形图画”，丝毫不足为奇。最奇的是有百分之二十或十几已脱去“极端的象形图画”，非经过长期的发展，焉得有此？可见唐虞时代已有文字，是信而有征。然郭君偏要以此为理由去断定殷代是氏族社会，并且还在野蛮的中级，这不独是和中国古代史开顽笑，而且也和他那本店自造的所谓“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显然自相矛盾了。
（3）郭君说：
“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二七页）
这种说法在应用上如果加以限制，本来不算错误，不过他竟把卜辞当作一部完整的历史，评判古代社会的状况，全以此为标准，便是绝对错误。因此所得的结论，其虚伪不可信，比经过后人放大，改窜或增加的古籍，还要高出千百倍！为什么呢？因为
（甲）不独卜辞的本身残缺不全，不足为据，即使完备，而它的纪录大半类于帝王的起居注，仅表现社会状况的某几方面，而没有表现全体，故只能作为立论时的参考品，而不能作为立论的出发点。
（乙）卜辞既已残缺不全，而真能完全认识这种文字的人至今还没有，以王国维的精博，犹自认只懂得五六成，他人更不足道。试问一个最有能力的治古文字学的人还没有完全懂得卜辞，而一般窃其余绪的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视为铁一般的证据，不是过于滑稽么？
这两条理由应当可以打破一般“卜辞述”的幻想。因为卜辞如果可作为研究殷代产业状况的唯一根据，则黎际涛君的结论比郭君要精密得多。他说：
“一直到商朝，农业还没有盖过游牧。这是前述所引甲骨文的结论，可得到一个例证。并且又据王国维先生研究甲骨文的结果，也是如此。据他所得甲骨文字的各项统计，计有如下：
一，关于祭祀者三百六
二，关于狩猎者百三十
甲，关于兽者百二十三
乙，关于渔者七
三，关于天子之出入者百二十八
四，关于风雨者七十七
五，关于征伐者四十四
六，关于丰凶者二十五
七，关于告者十五、
八，关于响应者四
由此亦可见狩猎游牧系占商朝的大部份。”（见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六三至六四页。）
单就黎君从上述材料所作的结论看，是再正确也没有的。但就殷代的产业状况看，便错到不像样子。因为这种狩猎是帝王的一种游戏，并不是殷人要靠打猎维持生活，这就是说，并不是殷人还在蒙昧时代。同样，因兽群表现的众多，即指为游牧的证据，也丝毫没有理由，因为这不过是帝王所获取或使用的东西的表现，绝不能牵扯到一般人民以游牧为生上去。譬如《晋书·麴允传》载麴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人的歌谣说:
“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我们能根据“牛羊不数头”这句话，断定晋代为游牧时代么？当然不能。但不幸黎君的立论，正犯了这种毛病！
其实郭君也没有两样。他说“卜辞中用牲之数每每多至三四百以上”乃“商代的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的“证据”。这就无异于认傀儡执政溥仪前数月用几百头牛羊祭那饿坏了的清室老鬼，为东三省的同胞们“还是以牧畜业为主要的生产”的“证据”。天下荒唐的事有过于此么？
还有一层，用牲之数多至三四百以上，固足证明牧畜类的发达，然卜辞不是产业发展史，而且为数有限，认识不全，郭君又怎能因此反证殷代农业的“很幼稚”呢？难道在农业发展的阶段中就没有牧畜么？难道卜辞或其他文献所未尝记载的东西就可以断定当时一定没有么？例如犬是人类最先豢养的动物，稍具古代社会知识的人都会承认，然他在一部卜筮之书的《易经》中历举马牛羊豕的句子作为牧畜的证据。于是说道：
“但奇异的是寻不出犬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六至三七页。）
郭君为什么不按照对卜辞的办法，断定当时确实没有犬，而反表示惊异呢？我们由此应当注意一条原则，就是：凡文献或器物中已有的东西固不便随意否认，但其中没有的东西也就不好断定其必无。
此外，《书经》明白表现自汤以来，殷代的田野农业即十分发达，郭君竟置若罔闻，仅说：
“《周书》的《无逸》，从周公的口中说出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以后，历数殷王中宗，（大戊），高宗，（武丁）祖甲，都称赞了他们一番，继后又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这好像殷王的大戊，武丁，祖甲都已经很知稼穑之艰难的样子。”（见同书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周公去殷代不远，凡此所言，自是事实，决不止于“好像”。可是郭君连这“好像”两字郁不愿加在大戊等身上，于是接着一转，说道：
“不过这所说的稼穑或者就是起初的刍牧吧，从殷虚时代的文物逆推上去，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见同书一一五页）
请大家注意啊：郭君的极力否认殷代的田野农业，并不是由于事实上的考察，而其唯一的和最大的理由是在“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以致不合他的死公式！其实这是因他自己对于摩尔根的学说，太不了解，在那死公式的野蛮高级中不知道加入“田野农业”一项，遂闹出这种笑话。否则他为完成他的殷代为氏族社会末期的说法起见，也应当承认这种农业，以便和他们所谓西周的奴隶社会相衔接呀！
郭君既抱有“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的成见，于是就按照这种标准去找材料），说：
“农业尚未发达，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便是当时的耕具还是石器。此事于实物之外，（如《器物图录》中之三石罄即是犁馆）于文字上亦可得到证明。此字即农字所从之辰，盖辰乃耕器。……卜辞中辰字变体颇多，然其最通用为或，农字所从者亦均是此形。即石字，卜辞罄字作。从此作，象形即罄形也。（王氏有此说，见《戬释》乙一八页）罄为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其象形文所象之物必为当时所实有。辰既像石器之形，则当时耕具犹用石刀，殊可断论。”（见同书二四八页）。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阿兹忒克部族在野蛮的中级即有绘画文字，像上列简单的象形文字在野蛮的中级即行出现，这是可能的。郭君因“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遂认农字一定是创于当时，而不是创于前代，这是很武断的，因为他既承认殷代的文字有百分之十几或二十不是“极端的象形图画”，可见文字的发生已有很久的时日，必不始于殷代；至殷代犹在创造中，这只能视作继续发展，不能误为才开始创造。况且殷代已有青铜器出土，当时的人对于其他器具知道用铜制，独于农具犹用石刀，无论如何，他们不会笨到这个样子。至于三石罄的实物不知是否确为殷代物，即令如此也不见得不是沿用前代的遗物，或已经废弃不用的。总之，郭君的立论，始终是陷入形式逻辑的泥坑中，不能从全体去观察，更不知道融会贯通，仅抓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零星现象，加以穿凿附会，以便形成他的曲说，此处断定已有铜器（其贯还应有铁器）的殷人，犹在应用石刀做农具，正是一个显例。
郭君因抱了“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的成见，遂断定当时的农夫是用石刀做耕器，这虽是一种无稽之谈，到底殷代还有农业。他有时因这种成见的作用，竟致发生幻觉，把殷代的农业一起看作牧畜。例如他于叙述契至汤八迁，汤至盘庚五迁的事实后，便毫不迟疑地作出结论道：
“这个现象在前人是忽略了的，但这正是游牧民族所必有的现象。由这些史料来观察，大抵商民族在盘庚以前都还是迁移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见同书二三○页）
郭君这种结论也同样是武断的。在一方面，游牧人逐水草而居，固然时常有迁徙的必要，但在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因为外侮，水灾用其他天灾人祸也未尝没有迁徙的可能，盘庚迁殷是由于旧都受水灾，太王迁岐是由于旧都受狄人的侵略就是些最显明的例子。既是这样，郭君怎能断定殷代的八迁和五迁一定是为着牧畜而迁徙呢？郭君试仔细想一下，恐怕也无法自圆其说吧！
殷代至盘庚时既“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农业自然是不应当发达的，所以郭君对于《盘庚篇》”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越其罔有黍稷”等语，一概用一种外交手段来加以对付，说：
“这都是用来做譬语，表现着当时的农业好像已经有很高度的发展一样，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认的。大抵‘《盘庚》’里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后世史家或孔门所润色出来的东西。”（见同书二三一页。）
像《盘庚篇》这样可信的文字他因格于自己的死公式，还要说长说短，我们有什么法子来引经据典折服他呢？这真是困难，……啊，有了！他是最相信“锄头考古学”的，是最相信甲骨文的，是最相信他自己的说法的，因此我们就拿他亲口说出的和“锄头考古学”所掘发的甲骨文来做证据吧：
“卜辞中的农业如上举已有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的种植之外，以人为对象的禾黍的种植也已经发现了。
“从种植一方面来说，于文字上有圃有果有树有桑有栗。和种种相关连的工艺品，则有丝有帛，大约养蚕的方法在当时是已经发明了的。
“从耕稼一方面来说，则有田，有畴，有禾，有啬，有黍，有粟，有来，有麦，和耕家相关连的工艺品则有酒有鬯。……
“禾黍的种植在当时已很视为重要，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纪录，如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
‘乙未卜黍在龙囿，春受有年，二月。’……
‘己酉卜黍年有正。’……
‘戊戌贞我黍年。’……
“其卜风雨时也有特别书明是为禾穑而卜的，但是为数极少。
‘庚午卜贞禾之及雨，三月。‘……
‘贞今其雨不佳穑。’……
“……殷室的帝王也有‘观黍’的纪录，‘相田’的纪录。
‘观黍。’……
‘丙辰卜水贞乎（呼）相田。’+……（见同书二四六至二四七页。）
在残缺不全，和为数不多的龟甲文字中竟找出如许关于农业的证据，竞有为禾穑而卜和帝王观黍的明文，由此可证明殷代的田野农业是十分发达了。但郭君因为自己所开的死公式上没有此项农业，虽很忠实地列举出来，总要设法减淡它的颜色，于是对于帝王观黍相田等事，就解作“大抵当时的禾稼还发明未久，故颇为支配者所尊重，”（见同书二四七页）或“像这样很简单的纪录，本来寻不出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支配者还很亲近，这是明白地可以看出的。”（见同书二四八页。）
总观郭君认殷代为氏旅社会的三大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尤其是关于第三项，他举出大批的证据，证实殷代的田野农业很有可观，因此自己招致一个大失败。
话虽这样说，郭君也不是弱者，他既出了一种主张，便也有一副找旁证的本领，所以他说殷代是氏族社会，证据还多着呢。试看他说：
“（1）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从来的历史上已经有明文的。
“（2）据‘《殷虚书契》’的研究，商人尊崇先妣，常常专为先妣特祭。（自周以后,妣不特祭,须附于祖.）
（3）‘《殷虚书契》’据余所见,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现象。”
“从这些事实上看来，商代不明明还是母系中心的社会，而且那时候的家庭不明明还是一种‘彭那鲁亚家庭’吗？”（见同书九页）
（1）郭君对于历史是从来不大相信的，在这里竟相信“从来的历史”，拿来作证据，算是破例。然拿“兄终弟及”四个大字来包括殷代所有的帝王相传，直等于当面撒谎。就郭君书中所列的帝王表（见同书三七二至三七四页）计算，
《殷本纪》有三十一帝，内子十八，弟十三，
《三代世表》有三十一帝，内子十七，弟十四，
《古今人表》有三十一帝，内子十七，弟十四，
卜辞王氏考有十八帝，内子十四，弟四。
由此可见，父传子的数目较“兄终弟及”的为多，而三十一帝十七八世中直接传子的也有十四世，当然不能以“兄终弟及”四字去总括殷代的帝王。况且自汤开基即是子承父业（汤为主癸子，）不是由兄传弟，尤足证明殷的初时不独不是“母系中心的社会，”而且也不是“父系中心的社会”，因为在女性本位的氏族社会中，子不能留在本氏族内，无论如何父的位置不能传子；在男性本位的氏族社会中，子虽可以留在本氏族内，父虽可以传子，但仍须经过选举，并且要服从罢免。所以摩尔根说：
“前面已经指出，氏族组织所根据的原则都是民主主义的。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即军务酋长（Basileus）的职位在实际上是否因承继权由父亲传给儿子；倘若这样，即表现此等原则是被破坏无余了。我们已经看见，在野蛮的低级中，酋长的职位在氏族中是承继的，这就是说，一经出缺，即由氏族员加以补充。在女性承继家系之处，如易洛魁人一样，酋长死亡之后，他的胞兄弟通常被选继位，在男性承继家系之处，如阿吉布洼人（Ojibwas）和俄马哈人（Omahas）一样，死亡酋长的长子通常被选继位。因为大家不反对个人，此事便变成法规，不过选举的原则是保存着的，这是自治的真谛。假定军务酋长的长子取得职位，是由于绝对的承继权，基于他的父亲的允许，无论如何，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这是一桩主要的事实；如果要它能够成立，必须有确切的证据。长子或诸子中之一被承认继位的事实，却不足以证实上述一事；因为他是由选举人的全体自由选举出来的，不过在习惯上，他是在可以继承之列罢了。就希腊的制度讲，恰与依承继权取得军务酋长的职位的假设相反；并且证实了人民的自由选举，或由他们所承认的组织予以认可，如罗马的国王是军务酋长的职位，即使采用后面一种方法传递下来，政府仍然操在人民的手中。因为不经过选举或认可，他不能够就职；而选举或认可的权力就包含有罢免的保留权。”（见摩氏《古代社会》原文二五四至二五五页。）
摩尔根这段话说明男性本位的氏族社会的酋长承继制，最为清楚。试观汤以来的局面，既是传子，又无须经过选举，（其实自契至汤十四代，均系传子的世袭之局，郭君对于这一点却一声不响了，）而帝王的权力大到不可响迩，这明明是一种帝王的世袭制，与氏族肚会的民主主义的选举制绝不兼容，那里还有什么氏族社会的影子存在啊！至于“母系中心的社会，”更谈不到了。郭君后来对于此等事实，似乎也有所察觉，于是支吾其词地说：
“殷代之兄终弟及制为历来史家所承认，而于卜辞亦得到了实物上之证明三十一帝十七世而直接传子者仅十一二三，”〔按此数不正确，〕兄弟相及者在过半数以上。前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按此实即氏族社会所必有的现象。所谓父子亦不必便是真实的父子，诸父固可称父，妻父亦可称父，妻母之夫均可称父。《书·无逸》周公称述殷之帝王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曰‘其在祖甲不义为王，旧为小人。’古时的小人就是庶民，如今人所谓‘小百姓’与贵族的‘君子’是成对待的；则可知高宗（武丁）祖甲……都是外族入赘。其他的帝王也就可以类推。”（见同书二七四至二七五页）
郭君挪扯的手段真是不弱，他这段话说得天花乱坠，几乎可令人信以为真。但仔细考究一下，终久是鱼目混珠。他以为“所谓父子亦不必便是真实的父子，”诸父妻父和妻母之夫均可称父，诚然诚然。但我们要反问郭君有什么证据可以断定殷代继承父业的十四个儿子不是真正的子而是诸父，妻父或妻母之夫的子？他唯一的证据就是高宗，祖甲原为庶民，后为帝王的“外族入赘”一件事。好，让我们来研究研究吧。
摩尔根说：
“当野蛮的晚期，一种新的元素——即贵族——有一种显著的发展，个人的独立化和私人大量财富的增加，此时正构成个人势力的基础。一部分人民因不断地被剥削陷入奴隶状况中，而这绳状况的倾向是在造成一种为前此各人种时期所不知道的对照的情形。”（见《古代社会》原文五六○页）
在野蛮的高级中的确有贵族，庶在和奴隶，郭君指帝王为贵族，一般人为庶民，也的确有些相像。不过我们要注意，在这个阶段中，家系已经是以男性为本位，（即第安部族在野蛮的中级即开始由女性本位转变为男性本位的家系）所谓“母系中心的社会”已经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的社会已经不存在，“外族入赘”的事件又怎能实现啊？所以郭君上面一段话不实含有一个绝大的矛盾，就是：他如果要把殷代解作母系制的社会，即不容有贵族与庶民的存在，如果要认殷代为有贵族与庶民的存在，即不容有母系制的保留。“二者不可得兼”，不知道他怎样来取舍？
可是郭君毕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的下意识中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说法有些勉强了，于是接着说道：
“以上四项（1）亚血族群婚，（2）先妣特祭，（3）帝王称‘毓’，（4）兄终弟及，均系以母姓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之现象或其孑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七九页。）
“或其孑遗”这四个字就是一张后门，郭君对于殷代为母系制的信仰摇动了，他打算要从这张后门逃遁了。看啊，他真正逃了。他逃的证据在解释“帝王称‘毓’”一条内：
毓即后字。甲骨文酷肖产子之形，子为倒子形，在母下或人下而有水液之点滴；即毓字亦犹可见其遗痕。……余谓字乃母权时代之孑遗，母权时代宗长为王母，故以母之最高属德之生育以尊称之字在古当即读后，父权逐渐成立，则此字逐渐废弃，故假借为先后之后。其读育而固定为毓，则当系后来之音变。然卜辞于今王称王，仅于先王称为‘毓’，则女酋长之事似已退下了中国政治之舞台，而相距则当亦不甚远。”（见同书二七○至二七一页。）
殷代既是“父权逐渐成立”，卜辞既是“于今王称王，仅于先王称为‘毓’”，则郭君对于不认殷代为“母系中心的社会”一点，已经是不打自招，他还要在其他三项中摇唇鼓舌，晓晓不已，真是自讨没趣！
（2）第一项的理由既不过尔尔，第二项理由更不充足。“商人尊崇先妣，常常专为先妣特祭，”这只能视为母权制的一种残影，决不能作为殷代“还是母系中心的社会”的证据。因为像这样薄弱无比的事实如果可作母系中心社会的证据，则唐安禄山听谓“胡人先母而后父”更可以作为当时的胡人还是母系中心社会的证据了。这话说得过去么？
（3）至于“余所见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现象”一语尤不好拿作“彭那鲁亚家庭”的证据，因为这种家庭是在蒙昧的中级和上级，殷代如果还在这个阶段，那我们此时正是野蛮低级的人，当然没有文字，郭君固作不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我也更无从反驳，当然，例外是有的，如我们前面所举，“布立吞人在野蛮的中级仍是彭那鲁亚家庭。”但中国古代的情形不独不会处处凑巧，碰到例外，并且在实际上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待我来细说吧。
我们因对抗郭君在前面所提出的图表明明指出彭那鲁亚家庭是在女性本位的时代，即郭君那个错误的图表在这一点上也正相同，上面的一二两项既以证明商代不是“母系中心的社会”，所谓彭那鲁亚家庭便无从出现了。
殷代虽没有什么彭那鲁亚家庭，然卜辞中确有多父多母的征迹，这又何以自解呢？这是很容易的。殷代所谓多父并不是彭那鲁亚群婚中的多父，而是“诸父”，关于这一点，郭君自己是承认的，所以他于征引“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的龟片后，即解释道：
“此父甲父庚父辛一片，罗王二氏以为即阳甲，盘庚，小辛，辞当为武丁所卜，因三人均为武丁诸父，故均称父。”（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六九页。）
不过同一“诸父”，郭君和我的解释不同，他以为这个“诸父”仍是彭那鲁亚家庭中共妻的父，我以为这是伯父叔父的通称，仅系这种家庭遗留下来的一个残影，而《诗经》上所谓“既有肥羜，以速诸父”，也正是一个旁证。但他说这是共妻的诸父，我说这是不共妻的诸父，（即伯叔）。那些做诸父的人既不能“返魂”来据实招供，专就本问题的本身上着想，是得不到解决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多母方面打主意。兹先介绍郭君的一段话如下：
“a．‘祖乙之配曰妣己，……又曰妣庚。……
b．‘祖丁之配曰妣己，……又曰妣癸。……
d．‘武丁之配曰妣辛，……又曰妣癸，……又曰妣戊。……
“罗氏曰‘诸帝皆一配，祖乙，祖丁，武丁三配者，犹少康之有二姚欤？抑先殂而后继欤？不可知矣。’案实即多妻或多母之现象，即少康之有二姚亦多妻古制之一例证。”（见同书二六八页。）
我们在反驳郭君的说法以前，对于a．b．d．三项须略加解释。祖乙之配为妣己，祖丁之配也是妣己，但前一妣己决不是后一妣己，她们是两人而非一人，因为祖丁是祖乙的孙，他决不会与祖父共妻。同样，祖丁之另一配为妣癸，而武丁配也是妣癸，但前一妣癸决不是后一妣癸，她们是两人而非一人，因为武丁是祖丁的孙，他决不会与祖父共妻。这一点弄清楚了，我们就来谈多母的问题。
郭君所谓“多妻或多母之现象”自然是指彭那鲁亚家庭讲的。这完全不是事实。因为殷代如果仍是这种家庭制度，则一切帝王应都是多妻，何以有“诸帝皆一配”，仅“祖乙，祖丁，武丁三配”的现象呢？郭君不从全体去考察，专拿一些单个的例子做证据，这是犯了以部分概全体的错误，他的说法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然多妻的事实在殷代是存在的，我们怎样来解释它呢？我以为这不是彭那鲁亚家庭的孑遗而是家长制家庭（patriarchalfamily）的孑遗。摩尔根说：
“家长制家庭属于野蛮的晚期，在文明开始后残留一些时候。至少是一般家长度一种多妻的生活；不过这不是家长到组织物质上的原则。一群为奴的和自由的人，为着经营土地和从事牧畜的缘故在父权之下组成家庭，便是这种家庭主要的特点。为奴的人和被雇役的人生活于婚姻的关系中，奉一个家长为领袖，即构成家长制的家庭。对于家人和财产的支配权就是一种物质的事实。”（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七四页。）
这种家庭的残影一直到现在的中国仍是存在的，我们于图解摩氏的学说时，所以未曾列入，是因为他视此为一个例外的家庭阶段，”（见同书五○六页）非全体人类所必经，故特从略。现在就我们的问题来讲，当祖乙和祖丁武丁之际，久已入于文明时代，他们沿袭家长制家庭的习惯，行多妻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以为这种解释最自然而又最切实情，不过罗振玉的“先殂而后继”的说法也有相当的理由，因为当时不是家长制的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至于郭君所主张的彭那鲁亚家庭，则完全不可通，除掉此项家庭实属于蒙昧的中级与高级，绝不会出现于文明时代的大道理外，单是“诸帝皆一配”五个字已足证其谬妄了。
统观郭君因主张殷代是以牧畜为主要生产的女性中心（并且还是彭那鲁亚群婚）社会所举的各种理由与证据，没有一件不是虚伪的，错误的，因此也没有一件不是空费气力，徒劳无功的。他这一类虚伪的错误的理由与证据充满了全书，几令人驳不胜驳。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也不必对于一些小节多所指摘。现在只再举一事终结殷代社会性的问题。他说：
“……氏族社会之民主的政治组织评议会，此在卜辞无可征考，然于旧文献中则犹有痕迹可寻，如《盘庚篇》中便包含有这项史实的残影。
“（1）‘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王命众悉至于庭。’——（《盘庚》上）
“‘（2）《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丰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中）
“（3）‘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忠。”——（《盘庚》下）
“看这民众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七五至二七六页。）
这段话表见郭君作文时的心粗气浮，达到一种可惊的程度！他在起首说氏族社会的评议会在旧文献中仅有“痕迹可寻”，而《盘庚篇》就是“这项史实的残影。”但他于征引《盘庚篇》的几句话之后忽然说“看这民众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哈哈，刚才还说是评议会的“痕迹”或“残影”相隔不过七八行，即变成“评议会的现象”，这不知道是郭君的疏忽，还是故意变戏法骗小孩子？（可惜读这类书的人不是小孩子。）
只懂形式逻辑的郭君遇事专看表面，不顾内容。他奢谈什么氏族评议会，何尝丝毫懂得它的内容啊？摩尔根论及易洛魁氏族酋长和领袖的罢免权，说：
“氏族的成员保有这种权利，其重要并不减于选举权。酋长的职位在名义上虽是终身，的但因罢免权的结果，在实际上只有当行动善良的时期以内，才能继续任职，……没有价值的行为，丧失大家的信任就是罢免的充足理由。当一个酋长或领袖经过氏族会议正当手续的罢免以后，即不复被认为酋长或领袖，而成为一个平常的私人。部族会议不待氏族的行动，甚至于逆着氏族的意志，也有罢免酋长和领袖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的存在与不断的行使，氏族便确定并保持它对于酋长和领袖的优越权。所以此举表现氏族民主主义的组织。”（见《古代社会》原文七三页。）
在另一方面，摩氏论及易洛魁联合的酋长会议，复说：
“酋长间的全场一致是决定一切公共问题所必需，是通过一切公共条例所必要。这是易洛魁联合的根本法。他们确定议会各员的意见所采取的方法可以免去投票的必要。还有一层，他们在会议的行动中完全不知道多数与少数的原则。……他们如果同意，会议的决议即成立。如果意见参差，这种方法归于失败，会议即宣告闭幕……
“几个部族借助于这种获取同意的方法，得确定并保持平等与独立。如果某个酋长刚愎自用，或横蛮无理，即以丰富的热情去感动他，使之无从抗拒；所以他们遵守这种规则，很少发生不便或损害之处。如果费尽一切气力，终不能获得全场一致，则全部事业便搁置一边，因为其他行动是不可能的。”（见《古代社会》一四二至一四四页。）
就摩氏上面的描写看来，一个酋长如果违反氏族各员的意志，独断独行，即将为氏族会议或部族会议所罢免，而部族会议中如果有一酋长不同意于某种议案，此案即无法进行，应当搁置一边。这是易洛魁氏族社会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其他氏族社会因发达的高下不同，处境的情形各异，一切措施虽未必完全如此，但民主主义的原则与氏族社会共生死，如果缺乏这一点，即不成其为氏族社会，所以在大体上总是相差不远的。我们现在试回头来看一看《盘庚篇》的内容是不是和这种条件相符。
（1）“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盘庚》上）
（2）“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盘庚》中）
（3）“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今我既着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盘庚》下）
我们统观《盘庚》三篇的语气，完全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中一个专制君主对臣民的口吻，没有丝毫民主主义的气味在里面，尤其是上列的各句表现得最为清楚。《盘庚》上为是告群臣，明言他——盘庚——对于他们操有生杀之权，如鼓动民众，不肯迁徙，即以杀戮为惩罚。中篇是告庶民，威风更大，对于他所视为“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的，小则叫要割去鼻子，大则要加以屠杀，一个也不留，免得新都中再看见这些种子！下篇是告百官族姓，他于百般恫吓，甚至于实行杀戮不听命的群臣，实行割去不听命的庶民的鼻子或加以屠杀之后，才改用一种和缓的政策，（按上中两篇作于未迁之前，下篇作于既迁之后，）要其余心中怀有隐痛，不敢表露出来的百官族姓务必隐忍，并且要敬信他的话。像这种专制君主的言行不独万非氏族社会的酋长所能梦及，即氏族社会崩溃后希腊罗马所组织的半贵族和半民主主义的政府也不敢出此。这种言行是东方专制君主的特色，也是氏族公有的土地能转变为国有土地的一个原因。郭君不独对于氏族社会消灭后东西两方国家制度的同异一无所知，即对于氏族社会的内容，甚至于《盘庚篇》的内容也弄不清楚，乱指“民众聚集王庭”（其实只有中篇的对象是民众，上下篇并不是什么民众，原文俱在，一按便知，）受专制君主割鼻子，杀戮和屠杀的重刑的宣告，为氏族开“评议会的现象。”哎哟，郭君的脑子这样糊涂昏乱，居然著书立说，天下滑稽的事宁有过于此么！
郭君对于殷代国家的形成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出现既完全没有领会着，（就他的描写看，殷代仅达到野蛮的中级，）对于周朝祖先时代的状况，自然也是事同一律。他最弄不明白的是农业的起源，以致对于周代祖先后稷务农的了解，完全不正确。我们现在且先听一听他的农业起源论吧：
“牧畜和农业的发明都是男子的事体。男子由渔猎中发明出牧畜的事业，由牧畜的刍秣中又发现出禾黍菽麦的种植，这是必然的经过。照原始的习惯，各人随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渔猎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到牧畜种植一发明以后，男子也相沿地领有着六畜和五谷。这样生产的力量愈见增加，女子的家庭生产便不能不降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为奴隶的地位，这在社会的表现上便是男权的抬头，私有财产制的成立，奴隶的使用，阶级的划分，帝王和国家的出现。这儿是文明的开始，然而也就是人类榨取人类的悲剧的开始。”（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五页。）
郭君对于古代社会没有丝毫的研究，而又好强作解人，他的头脑昏乱，缺乏思考的能力，而又好乱发议论——这段话表现得最为明白，今试先简单分析数点于下：
（1）“由牧畜的刍秣中又发现出禾黍菽麦的种植，这是必然的经过。”可惜这只是他的脑袋中幻想的经过，而不是事实的经过。
（2）“照原始的习惯，各人随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渔猎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家庭是“随身的工具，”为女子所私有，而她们除掉这种工具——家庭——外，并没有别的工具，倒也别致。
（3）“到牧畜种植一发明以后，男子也相沿地领有着六畜和五谷。……女子的家庭生产便不能不降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为奴隶的地位。”“家庭生产”是什么，未蒙明示，真是遗憾。烹调总不能算是家庭生产吧？那么就只有纺织是主要的家庭生产。可是纺织与动物的饲养，植物的栽培，大概同出现于野蛮的低级，（参看前列的图表）至早也只在蒙昧的高级，既是这样，妇女在蒙昧阶段的大部分时期中没有家庭生产，靠谁养活呢？而且男子一发明牧畜种植，增加生产力量，就使她们的家庭生产降为附庸，使她们“中心的地位”降为“奴隶的地位”，这“中心的地位”是几时取得的呢？难道是在没有家庭生产以前的蒙昧期取得的么？她们不事生产，能取得中心地位，这也奇怪！据郭君自己的图表说，牧畜种植的发明是在野蛮的上段，（即低级）而他所谓女性中心又包括野蛮的上段，中段，以至下段，（参看他的图表）和此处的说法不是一个小小的矛盾么？我们现在不能详细驳斥他这段纷乱的文字，特再就农业的起源来讲一下。莱姆斯说：
“妇女是果实与植物的采取者，她们劳动的结果，发现种子的生殖，她们特将种子散播在地面上，以便由自己种植营养料。她们用尖头的木棍将地面挖松，将成熟的种子散布其间道，就是农业的起点。著名的印第安人民状况的研究家卡尔斯台（KarlvonSteinen）教授在他著的《中部巴西的自然人》（UnterdenNaturvölkernZentrabrasiliens）一书二○六页中说：‘男子从事于打猎，同时妇女则发明田园的农业。’”（见莱氏《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三九页，亚东图书馆译本六一页。）
妇女由采取果实而达到农业，以及男子由打猎而达到牧畜，这是每个研究古代社会的人所知道和承认的，并不是一二个人的私说，我们对于这一点用不着多讲，现在要问的，是妇女发明农业之后，情形怎样？请再看一看莱氏一段简单明了的话吧：
“大家必须想到男子到处因自然的状况，使自己的打猎不复成为营养料最重要的泉源，此事或起于一处起地方动物的减少，或起于被强暴的霍德驱至动物更少的地带，或起于与文化较高的人群接触而受其影响。在此事发生之处，妇女的劳动——即田园的耕种——便开始夺取打猎的地位，成为此等人中营养料的主要泉源。妇女是这种最重要的营养料泉源的主人。她们所造成的劳动方法——从此时起，社会的福利与疾苦即系于这种方法上——可以使狭小的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此时从散漫的旧霍德的状况中发展一种有组织的坚固的社会形态，在此形态中，妇女是居领导地位的。这种改变的经济关系的社会结果是母系时代的出现，子女依母亲而命名，而母权亦复伸张，在这个时代中，妇女是两性和氏族的领袖，她们是裁判官和牧师，当时被创造而受祈祷的神，也未尝想象其为男性，总是女性。”（见《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三九至四○页，亚东译本六二页。）
所以妇女在发明并经营农业的时候，权力最为伸张，要到农业中应用牛驾犁耕地，使生产力增加，能驱策俘虏从事耕种，使务农变成奴隶劳动的时候，她们才连带被奴视，于是母权消灭，而男子抬头起来了。（自然还有其他原因，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四○至四二页。）这就是恩格斯所谓“女性世界史上的失败。”（见同书四二页。）
郭君对于妇女发明农业及经营农业的事，心中既没有一点影子，又误认田园农业是文明开端时的现象，所以他便有一个一贯的错误：即（一）在他所谓“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中不敢于野蛮的高级中列入田野农业，（二）对于殷代的农业不敢承认，总说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三）对于周代先人的经营农业也同样不敢承认，总要想法子开脱。他于征引《大雅·生民篇》的诗并加以解释之后，即说道：
“这诗的全部把传说的原始性是保存得很浓厚的，这不消说是不能作为信史。但在这儿可以看出周初的农业状况，而且还可以看出一个原始社会的远景。这儿所说的各种嘉稻，以及祭祀时的各种热闹，都是周初的状况，与后举的《豳风》《豳雅》相仿。”（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一七页。）
这种无意识的说法，真有些令人喷饭！我们统观郭君这部大著，可以发见一个通行的原则，就是：他所谓是非真伪完全不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仅以他的幻想和错误的图表为根据，因此，凡合于他的标准的，就是是的和真的，凡不合于他的标准的，就是非的和伪的；甚至于同一东西，他因有时适用，有时不适用，所以在一处地方称其可靠，在另一处地方又称其不可靠。例如他因《盘庚篇》所言的农业，不合于自己的幻想和错误的图表，遂极力加以否认，不是说：
“这些或许是后来的史家所粉饰，我们不敢十分置信，”（见同书一一四页。）
就是说：
“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认的。”（见同书二三一页）
但等到他要找氏族评议会的例子的时候，便把这“后来的史家所粉饰”而“不敢过于信认的”《盘庚篇》当做唯一无二的和千真万确的材料来使用，说：
“看这民众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见同书二七六页）
像他这样出尔反尔没有一贯主张的乱说，真值不得我们的反驳！
不过他这部书已经边连印四版，销去六七千部，不独贻误青年，并且作了某派牢不可破的理论的基础，我们为责任心所驱策，又怎能不再接再厉地干一下呢？现在再归到后稷的问题上来。他在一方面既承认《生民篇》“把传说的原始性……保存得很浓厚，”便应当有几分可靠，但在另一方面马上又说“这……不能作为信史，”完全加以否认，惟一口咬定这是“周初的农业状况，”甚至于连《公刘篇》和《緜篇》都是如此。有什么证据呢？证据就在他的错误图表的野蛮高级中没有此项农业！证据就在他的昏乱的脑筋幻想周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而最后的和最大的证据就在此诗作于周初！凡作于某个时期的东西，就是某个时期的写照，这是郭君的大理论之一，我们不可不替他表彰一下。他于说明《盘庚》召集民众开“氏族评议会”之后，接着说道：
“这个现象刚好可用《周礼》的外朝之政来证明。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周礼·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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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大约是篡成于周之中叶的文献，在周之中叶犹有遗存之评议会制，在殷代当然存在。……”（见同书二七六页。）
凡后代对于前代的追记，因传说或涉于模糊，以及其他关系，总不免杂有当时（指后代）的一些成分，这是我们所承认的。不过我们要指出这些成分，应有确切的证据，决不能像郭君一样，完全抹杀追记的工作，简单认定在周初所作的诗就是描写“周初的农业状况”，在周之中叶所篡成的文献，就是描写“周之中叶……遗存之评议会制。”这种说法完全是无聊的。然他对于这一点仍不能始终一贯。例如他说盘古，天，地，人，三皇，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共工氏，神农氏等的传说系统“显然是周秦之际的学者们所拟议的”，（见同书二六○页）却又不依照他上面那种大理由，主张这是描写“周秦之际”的状况！总之，他的一切说法完全是主观的，没有一点客观性。他以为后稷时代不应有农业，遂公然加以否认，殊不知在事实上不独后稷时已有田野农业，即在后稷以前的禹，舜，柱，神农时也已有田野农业，即在这些人以前的女性中心社会也已有农业，否则农业便无从转入这些男子的手中。郭君不懂农业起源的情形，仅一味强词夺理地否认后稷时代的农业，真是作伪心劳了。
他否认了后稷时代的农业还不够，又要对《公刘篇》来开刀。他于征引并解释这篇诗后，便说道：
“这诗就是这样的六节，但这把原始时期的国家的形成，序述得是怎样亲切呢？这所托的虽然是公刘的传说人物，但所说的却是周代初期的诗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见同书一二一页）
凡属郭君发议论的文字，几乎无一段不奇怪，无一段不可笑，这里又是一个例证。他说《公刘篇》“把原始时期的国家的形成序述得是怎样亲切”，其实我们在这诗中看不出什么国家的形态来，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其军三单”与“彻田为粮”都可视为野蛮高级中所应有的现象。周代的先人于国家一度成立之后，反表现这种模糊不清的样子，正是他们的产业退化的反映。（说已见前）然郭君却偏要从这对于国家形态描写得模糊不清的诗中找出“国家的形成”的铁证来！他所以如此，自然不是分析诗句的结果，只因周初已由武王组织国家，这诗是“周代初期的诗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应有“国家的形成”的意识在里面。至于他断定这诗描写“周初的农业状况”的证据又不外他那错误的图表，脑袋中的幻想，和此诗作于周初三项！
他对《公刘篇》开了刀还不够，又要对《緜篇》行手术，据他说：
“这首也是一篇传说诗，……那叙述一位穴居野处仅仅只知道做土器的野蛮人古公，但他有些少的牧畜，（在蒙昧的时期完毕，野蛮的时期开始，牧畜和陶埴是同时发明的，）骑着马儿逐水草而居的走到岐山之下来，来到这儿又做了姜女酋长的丈夫。（我们请注意：周室原本姓姜，男子是从外族来的。）”（见同书一一七页。）
这位古公做了新郞之后又怎样呢？郭君继续告诉我们说：
“这首诗所给我们的启示也和《生民篇》是一样。它告诉我们，周初离原始社会并不甚远，在太王时都还是女酋长时代；到了太王，因农业的发达，才渐渐有国家政刑的发生，在短时期之内，周室吞并了四邻，未几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未几公然‘实始剪商’了。”（见同书一一八页）
我们在前面说过，郭君是“要在黄帝至殷末的一千五百七十四年中表演一个九万五千年甚至十九万五千年人类生活的全部过程”，其实我们的估计还不甚正确。看他这段话，竟要在古公一个人的身上实现这种过程！我们的眼福真是不浅，而我们的知识也便立时增长起来了！试看他说古公是“穴居野处”的，这和他的图表蒙昧上段（即低级）所注明的“巢居”应没有什么区别，自那个阶段起一直至“国家政刑的发生”时止，这个明明包含摩尔根前史人类进化整个的时期么？中国古代相传“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我们听了甚觉惊异！但把他们和古公一比，不独算不得什么稀奇，并且还和小巫见大巫一样，因为古公能经历这样长的过程，大概至少应有十八万岁！“人寿几何”的感慨这位老者一定是不会有的！
我们现在不要再开顽笑，也不要拿他所说的“穴居野处”做标准，姑再退一步，从他的括符中所注明的蒙昧期与野蛮期的交界时算起，也足有三万五千年以至七万年光景。说句正经话，郭君要古公表演这样长的过程，如何办得到？他的解释既不能令人满意，还是让我们来担负这个责任吧。
古公是公刘的第六世孙，在豳经营牧畜和农业，本来可以安居乐业，只因受不住狄人（这大概是一种牧畜人）的侵袭，才举族迁至岐山。诗言他在豳时是“陶复陶穴”当系事实，不过不能像郭君一样解作“穴居野处”，应从朱熹批注，作“土室”。原来“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有这种地中的土室，这不独古公时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河南等处犹有这种土室，在夏季则阴凉，在冬季则温暖，所以当地的富人都乐居其中，这是第一点。周自后稷起，即已由野蛮阶段而进于文明时代，古公娶了一个姜女做妻子，即退一步，假定她是一个女酋长，也绝不能像郭君一样硬认“太王时都还是女酋长时代”，这是第二点。岐周地方既是女酋长制，文化程度当然比豳地为低，古公一定是征服了岐周，而据有其土地，经营田野农业，绝不像郭君所说的一样，自古公“安心地住在这儿，又才开始做起农夫的事情来。这就是说，岐周已经有了农业，把他同化了的。”这是第三点。古公时早已渡过了野蛮的高级，创造了国家，不过因西迁的缘故，产业上呈出退化的现象，故国家也在若有若无之间，绝不像郭君所幻想的一样，他是真正从野蛮低级或中级的牧畜业，经过野蛮高级的田野农业，而达到文明期，建设了国家，这是第四点。大家试将这四点综合起来看，便将觉得我们的解释当大体正确，而郭君的解释是完全错误了。
还有一层，我们如将《生民》，《公刘》和《緜篇》三诗排列起来比较一下，也可看见它们呈出一种自然发达的次序，丝毫没有矛盾之处，即：
（1）《生民篇》讲开国之君的后稷发展田野农业，使农业生产力向上发展。
（2）《公刘篇》讲公刘居豳，恢复后稷的田野农业，十分兴盛，既是“其军三单”，而又“彻田为粮”，隐约复现国家的形态。
（3）《緜篇》讲古公亶父因受狄人的侵逼，迫得举族迁居岐周，本其祖先的田野农业的经验，在新都地方马上即能够“乃疆乃理，乃宣乃亩”，并且重新复活国家的形态，建立司空，司徒，皋门，应门，冢土等国家制度。
无论从那一方面看，我们找不出这三篇诗不是追叙事实，而只是表现“周代初期的诗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的证据。
现在总括起来说，郭君对于殷代和周国的祖先时代的描写与批评，完全不正确，完全谬误。照他的说法看，殷代始终只达到野蛮的中级，至多也不过达到高级的初步，周代则于数十百年中（至多是自太王起）急剧穿过野蛮的高级而达到文明期。倘若周初有一个文明国家与之并立，因受其影响，遂急转直下，这原是可能的；不过当时既无此现象，即万不能有那样迅速的过程。还有一层，我们再往下看看周代。武王克殷，大封同姓和先王之后，这是周代封建制度的正式开端。然没有封建诸侯的底子存在，决不会有封建制度的出现。殷代虽为专制国家，但一至末叶，中央政府的权力日就式微，许多贵族，官僚，或向来服从命令的小专制国的主脑，都各自为政，隐具一种独立的形势。这是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殷代结局的情形。至于周代先人的建国，我们已经说过，中间发生一些波折，也从没有表见夏殷两代那样专制的局面——至少是书本子上没有表见出来——原因何在，颇难断定。不过他们的国家因产业的退化，常在若有若无之间，迨太王因田野农业的发展，决决切切使国家制度复活时，邻近具有封建实质的诸侯已经先后出现，在对外的关系上，不容这新兴的国家采取专制的态度，这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国家除掉土地或许国有外，恐怕始终未曾达到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正式的专制国的形态，它自身不过是一个强有力的封建国家的模型罢了。此事既经弄出眉目，即告一段落，我们将进而考虑郭君对于西周的描写与批评。
二据郭君的估定，西周时代是奴隶制度的时代，他虽举出不少似是而非的证据，然其主要的根源还是由于马克思的一个方式，因此我们又要回转去考察这个方式。
我们已经知道，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达到封建制度，也可以从奴隶制度达到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萨尔卫阿里说得对：
“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并非一切民族都经过同样的步骤，也不是同一的原因发生进步的冲击。”（见《古代资本主义》德文本二七三页。）
这种见解是很正确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奴农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八章和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第二，三讲的末尾和第四讲。）所以考茨基虽明知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发展有过四种生产方法的说法，却置若罔闻，自己特依照马氏的意旨再拟定一种方式，为：
“社会的生产，单纯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见萨尔卫阿《古代资本主义》考氏序言第十二页。）
考氏在同页又加以说明道：
“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观。他从没有在何处这样明白而总括地说过。不过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零星评判收集起来，并且运用此等评判所产生的方法于人所共知的经济史的事实上，便获得刚才所述的思想途径。”
大家要深切了解这些事实，（不过我们对于考氏的公式并不赞成），才能活用马克思的学说，否则必定滞碍不通。我们在第三项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采用马氏的方式，是因为它切合于中国的情形。（同时我们又根据《资本论》的说法，补充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特别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我们所以毅然相信夏殷两代相继经过这个局面，并不是信教式地盲从马克思，而是因为有了某些特别原因，（如禹因治水——治水是一种广义的生产——而集中政权，殷因迁徙而集中政权之类，）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土地国有，和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有了这个步骤，西周的封建制度才不嫌突如其来：一因从土地国有到土地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更进一步的发展，二因殷末孕育了一些形同独立的诸侯，才能作为封建诸侯的底子。同时后世土地国有的遗迹也有一点线索可寻。不过将来如有新的史料发见，能确切证明夏殷两代实在没有经过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我们会毫不迟疑马上抛弃这种主张。马克思常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IckbinkeinMarxist”）这种只认真理，不认教条的精神，是每个理论家和实行家所应当服膺的。
可是郭君的态度却不如此。他对于马克思大有“孔趋亦趋，孔步亦步”之概，不管实际情形怎样，总要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它套在马氏的方式里面。他看见马氏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有古代的生产方法的说法，于是把“亚细亚的”安在西周以前，把“古代的”安在西周时代，叫“我们不要为文字所拘泥”，把“古时……号称为封建”的周室看做封建时代。他这种劝告对于我们是不生效力的，我们非先考查文字不可，看一看这个“古时……号称为封建”的周室到底有无封建制度的存在。
《吕览·观世篇》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国。”《荀子·儒效篇》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种说法与事实虽未必丝毫不差，然决非完全向壁虚构，我们即“不……为文字所拘泥”，拿它打个对折，也可以窥见周初的封建制度是盛极一时。
现在即再退一步，抛开文字不讲，专来考察西周的经济情形，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西周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工商业既不发达，真正的城市尚在萌芽时代，而“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封略之内，……人有十等，……以待百事。”这正是画出一副封建制度的图形，对于我们在上面所举马乌两氏描写的封建经济适相吻合。像这样证据确凿的制度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其为封建经济的。
郭君对于此等史实一概不管，仅举一些没有用的或恰为封建制度特征的反证去证明西周非封建制度。今试略举数点如下：
（甲）他的最得意的反证恐怕要算证明“周金中无五等五服之制”，与盄和钟及秦公敦的铭文“一则曰‘受大命’，再则曰‘受天命’没有一些儿受周室分封的气息？”他由此所得的结论是：
“周初并不是封建时代，所有以前的典籍俨然有封建时代之规模者，乃出于晚周及其后的儒家的粉饰。”（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九页）
其实五等五服之制是一事，封建制度又是一事，封建制度固然是一种等级制但不限定是五等五服，即四等四服，甚至于三等三服，也未尝不可以，所以郭君证明“王公侯伯实乃国君之通称”五等诸侯为东周以后儒者的捏造，并没有因此推翻封建制度，更不能作出“事实上有小部分的国家如鲁晋卫滕等是周人的殖民部落”的结论。至于秦公“一则曰”，“再则曰”，”受天命”，而不肯在“天”字下面加个“子”字，也许真是没有“一些儿受周室分封的气息”，但却不能举一以概其余。梁启超说得对：
“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不过承认旧部落而已。及‘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左》僖二十四年）其新封之国盖数十，而同姓子弟居七八。盖一面承认旧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诸国参错其间，实际上旧部落多为新建国之‘附庸’，间接以隶于天子。其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见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六九页。）
秦本“夷狄之邦”，在理当列入“荒”一类，秦没有受封，岂能作为西周没有封建制度的反证。郭君对于梁氏这种考证，不能加以反驳，专在五等五服和“受天命”上做工夫，未免过于枝节了。
（乙）郭君的另一种企图是引经据典，去成就他的曲说。例如他说“
“‘仆墉土田’当是附墉垣于土田周围，或周围附有墉垣之土田，故能成为熟语。此可窥见周代之殖民制度，后世之城垣当即起源于此，“（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一八页）
“诗序言封首建，左氏亦云‘封卫于楚丘’，‘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谓封建，犹不过筑城垣建宫室之移民运动而已。春秋之初年犹如是，则周代之初年更可知。故余始终相信，西周时代之社会断然非封建制度。”（见同书附录一九页。）
郭君拿这些话来证明西周“断然非封建制度”，真会为有识者所窃笑！我们首先要问，他根据什么理由，可以断定“殖民制度”和“移民运动”一定是等于奴隶制度，而不会成为它种制度？当纪元前七世纪，希腊人开始他们的殖民运动，他们在斯巴达和雅典所建立的国家固然是奴隶制的国家；但当十世纪时印加人的殖民运动所建的秘鲁的印加国（DasPeruanischeInkareich）却又不是奴隶制的，而是一个氏族团体支配另一个氏族团体。此外，郭君的大著既预备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对于恩氏此书不讲熟烂胸中，至少也应当看过一遍吧。如果真正看过的话，就不应当忘记下面一件事：
“德意志的野蛮人将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解放出来，取了他们的全部土地三分之二，彼此分配起来。”（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五五页）
这不是殖民制度和移民运动么？然德意志人因此形成的国家不是奴隶制的国家而是封建制的国家，郭君对于这种事实作何感想？还有一层，他说：“春秋初年之所谓封建，犹不过筑城垣，建宫室之移民运动”这不独不能作为“断然非封建制度”的反证，并且恰恰是在描写封建制度的状况，如果不相信，我可引一段话给他作个比较：
“城市在政治上起初总是在一个课取徭役的地主统治之下，因为城市原是在他的保证之下建设起来的。城市最初的居民首先是由这种地主及其职员，仆役，和隶属的手工业者，农民成立的，次则为那些保持着身体自由的定居农民，以及寄居经商的异乡人但后列这两种人的数目起初是非常之少的。最初的城市大半不过是君主和教监督的庄院，与平野地方这一类大庄院大致相同，只是前者有一道墙壁围绕着；就经济上讲，它们大都为农业城市。市民的主要职业在很长久的时期中仍是农业与牧畜；他们的田地和草原就在城墙以内。”（见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一二八页，亚东图书馆译本二二九至二三○页。）
郭君看了这一段话又作何感想？高明的读者看见我对于这件小事，唠叨不已，恐怕有些厌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和郭君争论，不能不将这种初步的智识介绍出来。现在总说一句：郭君上面那些引经据典的说法不独不能作西周非封建制度的反证，倒把这种制度证实了。
（丙）郭君最后的努力是要从字面上去推倒西周的真实不虚的封建制度。他说：
“还有我们要了解封建的古义，古人所谓封是指封疆，字本作丰（古文乃树木之象形），说文训为草盛丰丰者，其实就是原始时代的境界林，《周礼·地官》‘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疆者亦如之。”畿封用树，犹是上古时代的遗意。（此意于今犹存。）建就是建立社稷。《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林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本作菆位，据孙贻让校改。）’这便是建的事体。所谓社稷也就是《诗经》上的‘田祖’，其遗意犹存于今之土地堂或‘泰山石敢当’之类，其实即是生殖器的崇拜。……故古人的所谓‘封建’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封建’字义上正大有径庭。这种字面上的混淆，极初步的错误，我们是应该警戒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九至三一○页。）
郭君这样“境界林”，“立社稷”，“土地堂”，“泰山石敢当”，“生殖器的崇拜”来一大篇，用意只在说明西周虽号称封建，不过这一套把戏，要到春秋以后，才转变为另一种意义的封建，即“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上表现的封建诸侯”讲到理由是非常之多的，而最主要的和骨子里的是：不使西周让出一个空位，则马克思所指示的奴隶制度没有地方安插！既是这样，我们实在没有反驳的必要。现在简单地说几句：我们不管什么“境界林”不境界林，也不管什么“立社禝”不立社禝，换句话说，我们不管什么封建的古义，只知道从历史上和经济的发展上已经确切证明西周有真实不虚的封建制度的存在，而《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所说的：
“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见该书二百四十六卷一页。）
就是它的的而且确的定义。
三，我们对于郭君所举“西周……断然非封建制度”的反证既经驳斥，现在当进而讨论他所举的西周系奴隶制的事实。统观他的说法不是误解，就是牵强附会，甚至于连最显明的农奴制的事实也拿来充数，今特择其中比较重要的加以指摘。
（甲）郭君为着要说明周代的奴隶制，便极力描写周初的农业是怎样发达，而他的结论是：
“周代有那样发达的农业，所以它终竟把殷室吞灭了，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五页。）
他所谓新的社会不用说就是奴隶社会。其实他这种描写首先挖空了奴隶制度的基础，因为就现在已经考证的事实讲：
“奴隶制度多是在牧畜对于纯农业比较的占着优势，且是于对外贸易占着有利的地位的那些区域发达的。（见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昆仑译本一一○页。）
周代既没有对外贸易而又是农业比牧畜占优势，它不能像希腊罗马那样发生残酷的奴隶制，而于本来没有使农民完全奴隶化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如夏桀商纣的虐民只是一时的，姑视为例外，）达到一种较奴隶制为温和的农奴制，这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事，郭君既不知道各国经济发展史，又没有弄清殷代的生产状况，只按照预定的公式去找材料，宜其一开步就跌倒了。
（乙）然上述一事还比较渺茫，我们即抛开它不讲，专来考察郭君的证据。他说：
“《周书》的十八篇中……有八篇是专门对付殷人说的话，……我们看那周公骂殷人是‘蠢殷’，‘戎殷’，‘庶殷’，或者说‘殷之顽民’而且把那些‘庶殷’征发来作洛邑，用种种严厉的话去恫吓他们，那不完全是表示着把被征服了的民族当成奴隶使用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五至一六页。）
这段话之后，接着又来一段后来补充的案语，我们因其可以代替他所谓‘周金中的奴隶制度’的例子，故一并介绍如下：
“《左》氏定四年传言‘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与康权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此明言以殷人为奴。此外，锡臣仆人民之事于古金中甚多，详见第四篇”（见同书一六页）。
这是郭君主张西周为奴隶制度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然在事实上，“被征服了的民族当成奴隶使用”，“征发来作洛邑”，以及“古金文中甚多”“锡臣仆人民之事”这两点绝不能作为周代是奴隶制而非封建制的证据。其理由如下：
（1）所谓“当成奴隶使用”与“锡臣仆人民”是否即为其正的奴隶，没有征实，无从臆断，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民被“当成奴隶使用”的，所在都是，而封建社会更因臣仆人民附在土地上连同当作赏赐品，尤为当然的。
（2）即退一步，承认他们都是真正的奴隶，也不能由此作出奴隶制度的结论，因为有奴隶制度固然要有奴隶的存在，但有奴隶的存在，不限定就形成奴隶制度。否则由《史记·商君鞅传》所谓：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的话去推测秦国的社会也是奴隶制度，郭君为什么又要说它是封建制度呢？岂不是和此处的理论自相矛盾么？
（3）封建制度中不独有农奴，而且有工奴，有纯粹的奴隶，郭君随便买一本欧洲经济史看一下，也可以知道。既是这样，又怎能断定这里所谓奴隶（其实不尽是奴隶，大都为农奴）一定不是封建制度中的而是奴隶制度中的呢？
（丙）郭君主张西周为奴隶制度的另一种最重要的证据是《七月》，《楚茨》，《甫田》，《大田》诸诗。我们现在分别来研究。《楚茨》一篇虽咏农事，所讲的是地主收得丰盈的农产物，忙于祭祀，看不出什么奴隶制或农奴制来。而《七月》和《甫田》两篇则不然。内中有几句话值得我们注意，就是：
“采荼薪樗，食我农人。”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定我农人。”
骤然看来，这种说法可作奴隶制度的证据。因为两句“食我农人”表现奴隶为地主所豢养，不像农奴一样营着半独立的家庭生活。但仔细一看，却又不对。为什么呢？所谓“岁取十千”，应当是因为农奴所耕种，地主于收获时取得“十千”作为生产物地租；（Priduktenrent，Rentinkind）反之，田如果为奴隶所耕种，则一切的一切都为地主所有，用不着向谁去“取”，（这个“取”字与所谓“吾欲二十而取一”的“取”字相同，是向农奴取，决不是从田中收获），更用不着规定租额。至于“我取其陈，食我农人”，不外因当时系自然经济，农产物不易作为商品售出，于是将陈腐的交给农人，去换取他们新鲜的农产物。“采荼薪樗，食我农人”和上面“为公子裳，”“为公子裘，”比较，只是优美的东西归地主，恶劣的东西归农奴的意思。尤其是“言私其豵，献豣于公”两语足为铁证，因为只有农奴可以私有财物，奴隶是办不到的。这种解释丝毫也不勉强。
然西周为农奴制度而非奴隶制，在《大田篇》所谓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两句话中表现得尤为明白。不过我们在没有说明理由时，先要听一听郭君的高论：
“这首诗的性质稍稍不同，这是一首小农生活的诗。他自己是‘曾孙’的农夫，但同时，也有他的私田。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看并不是所谓‘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什么井田制。……当时的土地一切都是公田。农人只是食陈的奴隶；但当时未经开垦的土地，当然很多，那农人们利用自己的余力去开垦了出来，当然就成为自己的私地了。这儿是后来奴隶制破坏的一个伏机，我们是应该注意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一页。）
我们如果细玩这段话，就可以看出郭君是费了多大的气力才作出这种结论，然其中的纷乱也就要令人“叹为观止”了！我们首先要问所谓“小农”是一种什么样的农民？是自由农民还是奴隶？如为自由农民何以是“‘曾孙’的农夫”，何以有“公田”，何以又为“后来奴隶制破坏的一个伏机”？如为奴隶何以叫做“小农”，何以在对于自己身体都不能自主的当儿，能有私田，何以又能于“土地一切都是公田”的时候而能开垦土地，作为“自己的私地”？我不相信郭君能明白答复这些问题，因为他一开步走，就遇着矛盾。郭君与其这样画地自缚，动弹不得，不如把这种农民比作罗马的大农业经营中一种有小屋和私地的特别奴隶，倒有些相像。可惜他不知道此事，平白失去一个比附的机会了。
可是我们把《七月》的“吾私其豵，献豣于公”和大田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对照一看，便知道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绝不能和罗马的特别奴隶相较。所谓“公田”，就是君主或领主的田，即欧洲封建制度中的地主直属的土地；所谓“私田”就是分给农奴耕种，借以收取农产物维持生活的田，即欧洲封建制度中的归农奴使用的耕地。这两者形成一种农庄制度，而并且是封建制度中一种初期的形态，因为此处所表现的是一种劳动地租。（ArbeitsrenteLaborrent）像这样活画出一副农奴制的图形，郭君盲目不见，惟乱发“总之，当时的农民就是奴隶，已是可以断言的”议论，真是错得一场糊涂！
（丁）郭君又说：
“这些奴隶在平时便做农；在有土木工事的时候便供徭役，在征战的时候，便不免要当兵或者是伕役了。”（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他除掉征引《邶风》的《击鼓》和《唐风》的《鸨羽》作证据外，又提到周公东征的诗，并且总结道：
“总之平时的农人便是战时的军人，在这《东山》一诗里也表现得异常明白。
“农人，工人，军人，结果就是奴隶。像这样的证据在《诗经》和《书经》里面是举不胜举。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见同书一四三页。）
郭君认农工兵就是奴隶制中的奴隶，在《诗经》和《书经》上有“举不胜举”的证据，其实他没有举出一个正确的证据给我们看。这也怪不得他，因为西周本来就没有这种制度，他怎能无中生有找出真凭实据来呢？不过他因缺乏历史的知识，在上面企图证明军人为奴隶时，又供给我们一个西周非奴隶制的反证。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待我们说明出来。
奴隶的来源共有三种。一系犯罪人变为奴隶，二系负债的人变为奴隶，三则借战争的力量使俘虏和被征服的人变为奴隶，后者是一个主要的来源，前两者则当然有限，尤其是在周初不容易从前两者取得多量的奴隶，于是不能不依赖被征服的各族来供给。可是奴隶用来耕种或作土木工程都可以，却不能用去当兵打仗，因为他们一旦有兵器在手，马上就会倒戈相向。所以像罗马那样奴隶制的国家，几乎是事无大小（罗马不仅在农工商业和私人的服役中使用奴隶，即公共事业如庙堂，法庭，甚至于警察都用奴隶担任）都依赖奴隶去做，只有海陆军就全靠国中的小地主和小农民（奴隶在海陆军中做工人是有的，偶然充当兵士也是有的）作骨干，无非是防备奴隶造反。同样，周初如果真是奴隶制，周公岂能招募一些被征服的奴隶组成军队去东征，而且很勇敢地打仗三年，以致弄得斧破斨缺呢？单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也可以反证西周不是奴隶制。
现在概括起来说，郭君企图证明西周为奴隶制所举的种种证据，没有一种是能够成立的，不独不能成立，并且时常举出很显明的封建制度的证据去作奴隶制的证据，直等于自己对自己开顽笑。他应当知道在西周中即使有百分之几的奴隶，也决不能形成一种奴隶制度，因为非一切主要的生产都由奴隶担任，社会生产进程中的重负都在他们的双肩上，而一切经济权和政治权都操在蓄奴主人的手中，绝不足以语此。恩格斯说：
“雅典当全盛时，全部自由居民，连妇女和小孩子在内，约有九万人，此外还有男女奴隶三十六万五千人，被保护者——外来人和被释放的人——四万五千人。因此每个成年的男性自由民平均至少有十八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人。”（见恩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一七页）
所谓“每个成年的男性自由民平均至少有十八个奴隶”一事，后来的史家虽有所争执，然大体是不错的。要像雅典一样有大量的奴隶驱逐了小经营的自由劳动，负担一切生产事业，以供养这比较少数的蓄奴主人的统治阶级，才能够形成一种独立的制度。试问西周有这种情形么？当然是没有的。否则只好像郭君一样，把所有自由农民，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奴等等都算作奴隶，说一声：“农人，工人，军人，结果就是奴隶！”
此外，郭君又说，“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奴隶制国家的这个关键，……用古代的话说来，便是‘由帝而王’”因此引出周绍溱君一篇《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见《读书杂志》四五期）说“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农奴制；霸道的基础为奴隶制”，他们两人这种奇异的说法正可以相映成趣了。
注：周君的大文也和郭君的一样，从一个死公式——以农业为基础的是封建制，以商业为基础的是奴隶制——出发，而具立论的肤浅与幼稚远在郭君之上，故我们不愿加以批评。
郭君除掉认西周时代为奴隶制外，还认春秋以后至最近百年为封建制，他这部书彼人用作理论根据的主要点，就在这里，本来十分重要，值得我们加以反驳。不过他对于这个阶段的说法只有一段，远不及别人所说的详尽，因此我们的批评便当由他而转移到别人了。但在我们结束对这部流行甚广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之前，还要概括说几句。
这部书本不是一种有系统的著作，系由几篇论文杂凑而成，故内中不少重复之处。关于这一点，作者在解题中也已经提及过，没有什么奇怪。最奇怪的是此书的图案恰和它的形态一样，也是由两种东西杂凑而成：即经过伪造的摩尔根的“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和已经废弃的马克思的经济发展分期说。此书所根据的前提既不正确，则其所演的结论，谬误百出，是势所必至，不能幸免的。我们在上面虽指出它大批的错误，但那只是一部分而非全体，因为我们的讨论多限于经济和政治方面，对于其他方面，尤其是思想方面，未遑顾及。例如他说：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多是一些革命家——如老子，如管子，如杨子，如庄子，如韩非子，他们的思想多少都带着革命性的，此外如墨子算是保守派，孔子算是折衷派。”（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七一页）
他认代表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子，杨子，庄子为革命家，代表农工阶级的墨子为保守派，代表士阀和自由（指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孔子为折衷派，真是错得一塌糊涂。（参看拙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他曾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末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二至三页。）
其实简直是“夫子自道！”不过我们此时却不愿对于郭君说得非常简略的思想问题，特别提出来加以批评，待将来有机会谈别人关于这一类问题时，再来合并讨论吧。
末了，我们还要指出郭君另一个不妥之处。丹麦的古物学者所采用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术语，摩尔根虽认“知识的进步必须有别样的更细密的分类”，然以为“在某些目的上是极有用的”，（见《古代社会》原文第八页，）所以他在书中仍用作划分时代的骨干。不意此等术语一到郭君的手中，即变了形态。他告诉我们，有什么“土石器时代”（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页）和“金石并用时代。”据新近考古学者的研究，在石器时代之前，还有木器时代。然土石器时代，则未之前闻。郭君所谓土器，当然是指陶器，陶器固然不能作为单独划分时代的工具，也不得与石器合拢来，称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因为它虽足以指出时代的进步，但始终只是一种附属品，既不能与木器相堤并论，更不能与石器分庭抗礼。它如能驾石器之上而称为“土石器时代”，则举凡竹器，革器，骨器等也可与之合并而称为“竹石，革石，骨石等时代。”
至于“金石并用时代”，郭君所附的英文为“EneolithicAgr”。然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威尔士的《世界史纲》，从英文百科全书到德文百科全书，（一九二三年出版的）都找不出这种术语，初疑此又系郭君自出心裁的创作（和他自由制造摩尔根的先史人类进化表一样），但后来翻阅过一些书籍，知道这个术语确自西洋传来，似系后起之语，而日本人的著作中也多用之。（如滨田耕作的《东亚文明之黎明》和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都标有“金石并用期”字样。）我虽不是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但却反对这个术语，其理由有三：
一，凡时代的划分应有特征，如石器，铜器和铁器等时代在文化的发展上各具特性。至于“金石并用时代”，据说只是一个铜，黄金与石（很少青铜）并用的短短的过渡期，并无特征可言，因此，这个时期应归入铜器时代，没有另立名称的必要。
二，据许多考古学者的考证，世界各处的先史人类在石器时代之后，固然多转入铜器时代，但也有直接转入铁器时代的。所谓“金石并用时代”明明是指铜石并用，如遇着铁石并用，是否再创用一个新名词，多弄出一层纠纷？
三，所谓金石并用决不是什么过渡时代所独有的现象，一直至现代的中国，石器仍占一重要位置，如舂臼，磨子，碾槽，石砧和石砚等等都是。摩尔根说得对？
“铁器或铜器的应用，并没有完全抛弃石器。”（见摩氏《古代社会》原文八页。）
试问在这种情形之下，标出一个“金石并用时代”有什么意义？
以上是就一般的情形讲，反对“金石并用时代”这个术语，现在即退一步，承认它的出现，对于时代的划分只有更精密的功用而无浑淆之弊，也不能应用于殷代。因为据我们的推定，殷代应有铁器，即抛开这一点不讲，现在已出土的殷代金属器，听说全属青铜器，可见当时已不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了。所以郭君指殷代为“金石并用时代”，除掉紊乱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外，没有其他作用，故我们断然加以反对。
现在总括起来说：郭君虽用过一番工夫，收集了不少的材料编成一部三百多页的书，但因自己对于社会科学未曾研究过，而观察力与思考力复十分平庸，再加以胆大如天，信口开河，以致书中的议论不独没有丝毫科学上的价值，并且谬说流传，贻害滋大。我们不忍坐视一般青年在费金钱，受此荼毒，更不忍坐视某派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建筑在这种沙堆上，故首先用几万字解剖这个自命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使牛鬼蛇神，真相毕露！
（三）关于陶希圣君的
一提及谈中国问题的人，陶希圣君总要算是一个老资格。他最初在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短文虽未尝引起读者多大的注意，但一经裒然成帙，印成书本，复经许多人的赞成与反对，形势便为之一变。他的作品不独吸住了许多人的注意力，他自己并且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重心，他自言：
“曾以其争斗之文字，辑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书，皆尚能流行于社会。”（见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编者小引三页）
这也是实情。自这两部大著出版后，陶君名震一时，为国内一部分青年所倾倒。岂止于此。学术比我们发达的日本人正在像煞有介事地翻译他这两部书，所以这一“流行”便是顺“流”而下，一泻万里，直“行”到东洋去了！像这样为中外所注目的作品，比较郭沫若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身价又似乎高了一级，至少是因郭君仅详论殷周两代，而陶君则目光四射，上自有史以前的炎帝，下至民国十几年，都说遍了，不得不使人紧紧追随在他的后面，一聆伟论。因此，我们对于他这些作品当作一种更详尽的彻底批评，借以显示他四五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结晶品的价值。兹为达此目的起见，先分出五个项目如下：
一，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自秦汉至清代）的性质问题，
二，关于秦汉至清代统治阶级的问题，
三，关于儒法道墨等家学说的阶级性问题，
四，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革命特征的问题，
五，关于其他问题。
现在即依照这个程序讨论下去：
A．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自秦汉至清代）的性质问题
记得西洋有一位学者说过，黑格尔的学说不好懂，因为他自己没有懂清自己的学说。我以为把这句话赠给陶希圣君似乎比赠给黑氏还要适宜些。试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的说法胪列起来比较一下，即可见一斑。据他说：
“氏族的战争如传说上黄帝与蚩尤，炎帝与共工氏的战争，使一氏族征服他氏族便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间的战争，使一国家征服他国家便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社会中到了这个时期，已构成了三个或四个阶级。梅思平先生解释《尚书·尧典》所说的‘九族’，‘百姓’，及‘黎民’为三个阶级，这是我完全同意的。”（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及由这种社会经济发生的结果，如交通的滞阻，货币的缺滥，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乃至政府的官僚军队割据的倾向，这些实阻碍资本主义的发达，致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形态还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见同书一三六页。）
照陶君这两段话看来，中国自有史以前（炎帝即神农氏）就是封建社会，一直到清末，仍然如此！这种说法竟出于号称专研究中国问题并著有《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书的陶君之口，真令我大吃一惊！第一，他认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始于炎帝，这表见他对于殷以前的社会没有劳神研究过，只是翻开马端临的《封建考》从第一段中加以模仿。马氏说：
“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尢战于涿鹿之野，……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见《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卷一页。）
观马端临的意思，中国的封建国家是从黄帝开始，而陶君却进了一步，要从炎帝开始！这比周谷城君：
“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的成长期”（见周著《中国社会之结构》四六页。）
的说法还要荒唐无稽，每个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用不着我们加以驳斥。
第二，他既认“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比朱其华君：
“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即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对中国开始商品侵略以后”（见朱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三二二页）。
的主张有过之无不及，他和朱君正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不意竟和这位好同志大打其笔墨官司，这不是故弄虚玄，好演滑稽剧么？
四五千年来的中国不过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我们现在要问陶君，封建制度到底是什么？他说：
“封建制度以封限于地方共同体之内的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一个或多数村落构成一个地方共同体，自有其公有的森林，草场，水道及耕地。在这种地方共同体之内，公地及分授于农户的田园，供给生活必要品，如田园果食，渔猎产物，畜牧兽类，木料羊毛等原料品，用以供家庭工业之制造。这种地方共同体当为一个自足的经济有机体，与外界差不多没有经济的接触。地方共同体的领主在这个共同体以内，养成‘夜郎自大’的尊严。国王不过是较大的领主，并没有权力臣服别的领主，因此封建国家是一种极形松懈的组织。”（见陶著《革命论之基础知识》四九页。）
这段话对于封建制度的说明虽极不完全，但总算道出几个要点。然以此为标准去观察他的四五千年来的中国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的说法。便只看见他自相矛盾，自己和自己开顽笑！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公然宣言：
“如果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则中国可以说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六页。）
陶君脑子的糊涂一至于此，我们见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谈中国的封建制度可以不依“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难怪他说中国四五千年来不过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像他这样不要确定的标准的说法，不要说中国，就是现在的西洋各国，那一国不可以说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照确定的封建制度去寻求，既发见“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就直截了当地和马札亚尔一样，宣布中国未尝经过封建制度一个阶段就是了，即不然，说中国仅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封建制度也可以，何必像煞有介事地著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史》呢？更何必张大其词地说中国自炎帝起一直到清末，不过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呢？
我们乡下有句俗话，叫做：“嘴唇两块皮，翻身又改移。”陶君能够著几部大书的真本领就在这里，所以他于宣布“如果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则中国可以说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之后，相隔不过三页，便说：“中国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也有相同的各点”：
第一，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这是两者相同的第一点。……
第二，在中国古代分封诸侯的典礼有由天子授与茅土于受封君的仪文，表示指定的土地今后归受封者的领有。……欧洲封建诸侯公封下级领主的时候，也授与土和刀，以表示领有关系的开始。……
第三，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大特点。侯分封倾地于伯，伯再分封于子男。也可以说侯分封于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于家臣。欧洲的等级名称虽和中国不同，而其为等级则一。……“（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九至三○页。）
陶君把这三点详细比较之后，用很自信的口气总括起来，说道：
“总之，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而小异之差，也许和欧洲各地封建制度互异之差相等。”（见同书三一页。）
大家看啊，“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制度”既仅系“小异大同”，而这“小异之差”又不过“和欧洲各地封建制度互异之差相等”，则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简直等于欧洲的封建制度。陶君何以要说，若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呢？像这样的逻辑真是每个具有健全脑袋的人所梦想不到的！
然我们对于他这种纷乱的情形，并不是不能解释的。他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所以常是前后互相冲突，不能调和。例如他上面所谓炎帝黄帝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尧舜时成立了次期的封建国家，这是应用了德国绰号“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阿白海默（FranzO.penheimer）《国家论》（DerStaat）中的两个死公式而成。（参看原书五一页和六五页）。但在较早的一个时期，他曾剿袭顾颉刚君的《古史辨》中”禹为山川之神”（见原书第一册一一四页）的说法，宣言：
“汤以前的禹，则不过殷人崇拜的水土之神。”（见《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三页。）
我现在要问陶君：
汤以前的禹既不过是殷人崇拜的水土之神，你又怎样知道禹以前的炎帝不是唐虞人或唐虞前后的人所崇拜的火木之神，而一定说他是“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呢？
还有一层，他在上述宣言之后，接着又说：
“依甲骨文记载研究之，殷代是神权政治的时代，凡事都要问卜。殷的王于其祖宗，常称为祖某父某，足证其尚为氏族长。……由这些记录和传说推测，我们可以说，约在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黄河腹部，包含河南归德，偃师，淇县的地域以内，已从氏族社会进入于封建制度。”（见同书一三至一四页。）
据我们的研究，夏殷两代（自纪元前二二○五至一一三五年）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殷代的开基（纪元前一七八三年）距氏族社会的崩溃足有八百年，殷代决不是什么“从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现在即退一万步，承认陶君这种说法是对的，他依最靠得住的甲骨文记载的“研究”，既知道迟至殷代，才从氏族社会进到封建制度，又怎样能断定远在殷代以前的炎帝黄帝与尧舜时代已成立了初期的和次期的封建国家呢？
其实关于炎帝黄帝时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的谎话，后来被陶君自己于无意中揭穿，他说：
“商有水土之神称为禹。周有农神称为后稷，秦有物神白帝，黄帝，炎帝及青帝，东夷有战神称为蚩尤。”（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一九页。）
啊，黄帝，炎帝和蚩尤原来只是一些神，则所谓初期的封建国家便是天上的而不是地下的，是神的而不是人的。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我们在此应当附带说一句：自禹，后稷，以至什么白帝，黄帝，青帝或蚩尤，在古代都实有其人，并且是特出的人物，最为当时的人所崇拜；后因年代湮远，传说不一，他们使神化了。所以他们即使是神，也是由人而变成神的。只有满脑子玄学思想的顾颉刚君才主张禹是神而不是人，也只有满脑子玄学思想的陶希圣君才把自己前此认为“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的炎帝，黄帝以及战争中的蚩尤等等一律看作天神，而不复认其曾为人了。（参看同书二二○至二二一页。）
陶君对于自己所主张的炎帝，黄帝时成立的初期封建国家，既因赐予他们以天神的名义，移到天上去了，而他所主张的尧舜时成立的次期封建国家，也因自己前后两次宣言，送入地府中去了。他说得最显明的一次是：
“所谓尧舜禅代，实不过战国初期人士兴起的自辩。”（见同书二二一页。）
明明白白载在《虞书》上的尧舜禅代，犹“不过战国初期人士兴起的自辩”，则没有见诸明文的什么“次期的封建国家”完全是空中楼阁，自不待言，然单是这一点，还嫌证据不足。他又说：
“……周以前又不能说是封建社会，那个时期的牧伯不过是氏族长。这许多氏族长——‘群后’之上冠戴着一个”元后’——或许元后制是后人假定的。也未可知。”（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七页。）
周以前既不能说是封建社会，则不独尧舜时所成立的“次期封建国家”站不住脚，即“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黄河腹部……已从氏族社会进入于封建制度”的主张也没有根据了！陶君关于古代封建国家或封建制度的说法原来都是“莫须有”之类，真不愧为秦桧的好同志！
我们试将上面征引陶君的话综合起来考查一下，便看见他时乎说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时乎说中国自有史以前就是封建国家，时乎说中国迟至殷代才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时乎又说中国在周代以前不能说是封建社会。像他这样开顽笑，实在太厉害，像他这样自相矛盾，也实在太严重！
然他的开顽笑和自相矛盾之处并不止此。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反复证明（至少五次）在封建制度的时候，没有官僚。只有贵族。今仅介绍其中的一个例子如下：
“1．在封建制度的社会里没有官僚，所有治人的事都由贵族自己去干。
“2．大的国家，是不能与封建制度一样的，必须有官僚去掌管政治。
“3．有货币才可以产生官僚，因为官僚必得货币去营生。（春秋时，中国已有货币，孟子有馈尽二百金等说。）”（见同书二五九页）
但在另一方面，他把封建制度分作两期，说仅在初期没有官僚，在后期是有官僚的。（参看同书八五至九一页。）既然如此，他这里的第一条应当说在封建制度初期的社会里没有官僚，而第二条更是不通，因为他既认封建后期发生官僚，便不能说：“大的国家是不能与封建制度一样的，必须有官僚去掌管政治”的话。至于第三条尤属胡说八道。他引《孟子》受金的事作证，不独《孟子》非官僚，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忘记了《孟子》以前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的故事，原思这个宰官所受的俸禄是粟而不是什么金属货币，难道这不是事实？况且陶君自己也明白说过：
“秦的官吏俸给是以什么物类充用，历史虽没有明白的记载，但‘诸子功臣’是‘以公赋税重赏赐’公赋税是谷帛，则赏赐当也是谷帛。汉官名有所谓‘二千石’之类，是表示俸禄的数额。列侯在长安者，其俸给仍然是食邑的租税。”（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二页。）
在封建制度破坏以后的秦汉时代，官僚俸给犹用谷帛之类，则“有货币才可以产生官僚，因为官僚必得货币去营生”的话简直是信口开河！德国资产阶级有名的经济史家韦柏（MaxWeber）本来说过：
“某种程度的货币的发达虽不是创造纯粹官僚主义管理的正式的前提，却是维持这种管理的经常状况正式的前提。”（见《社会经济学纲要》——GrundrissderSoaiajökonomik，Tübingen1922——第三卷韦氏《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六五五页。”
但这句话不独不能供给陶君，作为理论上的根据，并且把他的主张打得粉碎了。像这样不建筑在任何事实或理论上的无稽之谈，只有陶君才说得出口。
陶君以为官僚是起于封建后期，我们现在要问他们是怎样起源的。据他说：
“一国的经济力量集中于诸侯，则政治力量也掌握于诸侯之手。其结果，国家为集权的国家，而贵族却日趋崩坏。诸侯为增进收入计，又从事于夺地争城，国际战争尤较从前为激烈。战争的结果，国权落于将领之手。有权的将领（也是贵族）便取传统的诸侯而代之，因此更杀戮贵族阶级的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
“官僚便依上述的情形发生了。”（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页。）
据陶君的意见，官僚的发生是由于有权的贵族将领杀戮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这又是胡说。官僚的起源不独不始于封建制度的后期，而且不始于这种制度的初期，因为在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有官僚，在奴隶制度的生产方法时代也有官僚，《盘庚》所谓“百执事之人”是属于前者，希腊罗马的官吏是属于后者。陶君如果不相信中国书上的话是靠得住，我就征引关于后者的例子来给他看吧：
“有一大批为公家服务的奴隶，在庙字中，法庭中，财政机关中，他们的数目要占一大部分，甚至于在雅典——希腊的首都——的警察署中也是如此。”（见拙译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九页，亚东图书馆出版》。）
“一种显然发达的官僚主义（Bürokratismus）在数量上最大的历史例子为：……（b）后期罗马的元首政治，（Prinzipat）特别是戴克里克的（diokletianisch）君主政治和由此发展拜占庭的（byzantinisch）国家组织，不过带有浓厚的封建和世袭的色彩。”（见《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韦柏《经济与社会》六五五页。）
前一个例子专言奴隶做官僚，没有说到希腊的平民或士阀担负这种职务。后一个例子仅说到后期的罗马，而未尝涉及初期的罗马，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显然发达的官僚主义”，而不是简单的官僚。（有了官僚，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形成一种官僚主义。）这两个例子本极小完全，但已经足以充分表现奴隶制度时代是有官僚，甚至于有“显然发达的官僚主义”的。这个时代既在封建时代之前，则陶君的官僚发生于封建后期的说法是不攻自破了
现在即退一万步，抛开此事不讲，专谈封建制度中的官僚，也决不是起于封建后期，更不是起于“有权力的将倾……杀戮……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怎样见得呢?芋尹无宇说：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七年传》）
这十等人中的士就是封建制度中官僚的主要来源，也就是替封建贵族治人的重要分子。此外如皁，隶，僚，仆等也都是一种半奴隶式的下级官僚。据陶君的推测，中国的官僚发生于春秋时代，（参看《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八至八九页）而芋尹无宇恰为春秋时代的人，他指这种官僚的等级制为“古之制也”，可见陶君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然春秋战国的时代，托古之风最盛，他也许要籍此为口实，而否认芋尹无宇的话的真实性。因此，我们不妨把他所指的“地方共同体的领主”底下的官僚例子找一个给他看，
“中古时代的大赋役农院上面有一个总管（Vorsteher）指挥全部事务。但这全部中每一个经营部门是各自独立，由一个特别职员管理的。此农院中有田地劳动者，森林劳动者，手工业者，课税人，养蜂者，打猎者，园丁栽培葡萄者，有牧畜经济，有妇女劳动——每一个单独的劳动部门有一个特别的事务所，由一个职员管理，当必要时，并得增加助理员。此等事路所称为‘部’（Ministerien）而一般职员则称为“部员”。（Ministerialen）部员全住在农院内，他们也是奴仆，恰和普通的仆役一样。“（见拙译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七五至一七六页。）
这里所描写的为初期封建制度的情形而非后期封建制度（即陶君所指的“封建制度崩坏时期”）的情形，是丝毫没有疑义的。这段话至少告诉我们两个要点：
一，在领主的赋役农院中即有官僚，由此可知陶君所谓有权的将领“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才发生官僚，全是无识妄言。
二，近代官僚系统的总枢纽内阁及阁员筹字既出源于赋役农院中的官僚名称，可见官僚的发生是由经济方而扩充到政治方面，而非如陶君所说首先从政治方面开始的。
我想陶君对于这种真凭实据是无从反驳的。他倘若企图反攻，便只好借口于赋役农院中的职员不过是一些奴仆，不得僭用官僚的名称，要像他所举的“大夫士”或“士大夫”才是官僚或具有官僚的资格，所以他说：
“官僚取人才于士大夫。”（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二页。）
其实不然。官僚的任职是以能力为权衡，而不以出身为绝对的标准，士阀固可为官僚，即士阀以下的人只要力能胜，也可担负这种职务。并且官僚也不过是一种奴仆，所以百里奚在虞公下面做了官僚之后，又卖身为奴，替人牧牛，牧牛之后，又做秦穆公的相，常人以为奇怪，实则他的前后事人在职只有繁简高下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韦柏在《经济与社会》的《官僚系统（Pharaokratie）一章中叙述古代埃及的官僚情形道：
“在古代那些自然经济的国家中，埃及的官僚即使在法律上不是国王（Pharao）的奴隶，在事实上也是他的奴隶。”（见《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六五七页。）
古代国家的官僚既不过是国王，或诸侯的奴隶，陶君对于领主赋役农院中担负官僚职务的奴仆，便不能斥其为非官僚了。
由以上所述各节看来，封建制度中的官僚也是出现于封建初期，而不像陶君所主张的一样：
“由历史上观察”，可以下一个断语。官僚的发生在封建制度崩坏时期。”（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五页。）
“由历史上观察”，他难道是以事实作根据的？对呀，他依据传说把五帝和尧舜时代的官制与官僚数了半页之后，仿照八股中“然而”一转的办法说道：
“但是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即令模糊影响的有这么一回事，龙云火鸟，也不过古代各氏族的图腾。在周代以前，我们只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版图内，不过多数部落并立。部落战争占满了周代以前的史乘。”（见同书八六页。）
“周代以前”既不过是“多数部落并立”，则当时自然无所谓国家。陶君在他这部大著一九五至一九六页，何以承认炎帝和黄帝时代是“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呢？又何以承认尧舜时代是“成立了次期的封建国家”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么？更荒唐的是：他在那里对于“梅思平先生解释《尚书·尧典》所说的‘九族’，‘百姓’，及‘黎民’为三个阶级”，”完全同意”，在这里复不认“陶唐氏除皋陶，禹，舜等大臣而外，还有四岳。舜又举八元八凯”（见同书八六页）是真实可靠。他如果认《虞书》为实录，则“九族”，“百姓”，“黎民”和四岳，八元，八凯，应同为事实，如非实录，则两者应同系虚构，假令内中有一真一伪，也应当举出证据来。他不独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且连自己所提出的四岳，八元，八凯也不加解释，仅把太昊伏羲氏以龙纪官，黄帝以云纪官，神农氏以火纪官，金天氏以鸟纪官中的龙，云，火，鸟，解作“古代各氏族的图腾”，即使这话完全正确，难道可以概括四岳，八元，八凯，说它们也是“各氏族的图腾”？“由历史上观察”，就是这样“察”的么？当然不是的。这只能叫做“观”而不“察”！
然像陶君这样的人开口大谈历史，能做到观而不察，已经是了不得，他有时连这个标准都赶不上。试看他对于夏，殷一千余年的情形一字不提，即急转直下地断定春秋时代甚至于孔子时代（他认官僚发生于封建制度崩坏时期，又说孔子生于这个时期，故可断定孔子时是官僚发生时期，参看同书一九六页）。为官僚发生的时期，便可以知道，这就叫做不观不察！
陶君的不观不察或观而不察固然是摸不到真理的门。就是鼓起眼睛拼命观察也不会识货。可是他做书的技术倒也不错，在书的前面开了一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参看同书六至九页），而他的“观察”完全是根据所谓“概括的记述法”，“抽象法”，和“统计法”进行的。不过历史上的事实经他这一“括”，一“抽”，一“统”，便弄得皮破骨穿，半点真相也没有了。啊，好厉害的“历史上的观察”！
陶君对于周代以前的“观察”既是矛盾百出，没有看见其实情形的影子，对于周代本身的“观察”，也就令人莫名其妙。第一，他对于封建国家的分期没有一定的术语，有时说“初期的封建国家”与“次期的封建国家”；（见同书一九六页。）有时又说“初期的封建国家”与“后期的封建国家”。（见同书八八页。）在不知道他的底蕴的人看来，不是认定初期次期之后，还有三期，四期，以至X期，就会猜想他所谓次期即是后期。其实两者都是不对的。他在这里是把他所译的阿白海默《国家论》中对于封建国家的分期法制成一种劣货。阿氏的分期法为“原始的封建国家”（DerprimitiveFeudalstaat）与“发展的封建国家”）（DerentfalteteFeudalstaat）两期，而“原始的封建国家”一期中又标出“高级的原始封建国家”（DerprimitiveFeudalstaathöhererStufe）一个名目。这原是关于第一期的。不意陶君勦袭阿氏的学说而改变其名称（我没有看见他的“大译”，不知道他是沿用原文的名称，还是另用本店自造的名称。如果擅改名称，当然是一种拙劣的译品），把次期和初期对立起来，以致使人容易发生误会，这是应由他负责的。
第二，我们已经知道，他认炎帝黄帝时代为初期的封建国家，尧舜时代为次期的封建国家。如果用阿白海默的话来说，就是炎帝黄帝时代为原始的封建国家，尧舜时代为高级的原始封建国家。不意他摆起学者架子，讲什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时，竞举出一个例子说：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概括的论断，和希腊，罗马，波斯，埃及，维新以前的日本，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等等再作概括的记述。例如传说中的西周时代，种种征象和素伦以前的雅典，及沙韦尔斯吐鲁斯以前的罗马相似；这可以说是原始封建国家的类型。”（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七页。）
希腊呀，罗马呀，波斯呀，埃及呀，维新以前的日本呀，革命以前的俄罗斯呀，素伦以前的雅典呀，沙韦尔斯吐鲁斯以前的罗马呀，————好漂亮的专门名词！（可惜只是没有内容的专门名词！）陶君这样说得天花乱坠，得意忘形，把头脑弄昏了，宣言：
“传说中的西周时代……是原始封建国家的类型。”啊，他的昏头昏脑并不是暂时的毛病，而是永久的痼疾，所以他在以后几个月所著的“纠正或补充拙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误点及遗漏”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上起首一页仍然标出：
“二千四百年以前原始封建制度”
等字样。这“二千四百年以前”七个大字就是整个的西周时代和大部分的东周时代的代名词。西周甚至于大部分的东周竟是“原始封建制度”呀！现在即退一步，专拿他的“传说中的西周时代……是原始封建国家类型”一点来讲，这就无异说，传说中的西周时代等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代，因为两者都为原始的封建国家，我们依照甲等于丙，乙等于丙，故甲等于乙的公式，尽可以作出如上的结论，既是这样，则传说中的西周时代还比不上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因为据陶君说，后者是高级的原始封建国家，（即他所谓“次期的封建国家”）当然要较胜一筹。哈哈，倘若依照他的“概括的记述法”去“论断”，则所谓世界进化，后胜于前，完全是一个骗局。我们真增进见识不少！
第三，迨陶君的神志偶然清醒的时候，他便马上反过来，说：
“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后期的封建国家。”（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七页）
现在先从后期这个名词说起，它应当和前期相对峙，而不能和初期相对峙，为什么呢？我们如把一种制度分作前后两期，则前期所包括的范围是从它的发生期至鼎盛期为止，后期是从它的衰落期至消灭期为止。试作一图如下：
前期发生期
鼎盛期
衰落期
后期消灭期
但如果用初期和后期的名词，便没有这样妥当，因为初期只能指发生期而不能指鼎盛期，后期只能指衰落期与消灭期，也不能指鼎盛期，陶君偶然使用的“次期”这个名词，虽勉强可作鼎盛期解，但当他将初期与后期并举的时候，并没有拿出次期的名目来。这中间一个大漏洞，是心粗气浮和脑筋迟钝的陶君所想象不到的。
关于他所使用的名词的缺点既经指出，我们就来研究他所谓周代是后期的封建国家，这“后期”两字到底作何解释？统观他的各种说法，正和我们上面所指的含义相符，他在一方面说：
“……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后期的封建国家。……
“在这个时期以前国家组织决不会有官僚发生。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也便是享有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换句话说，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人，便是掠夺土地和农民的人。卿大夫士所谓俸禄，便是农民耕种土地的所得。”（见同书八七至八八页。）
在另一方面又说：
“官僚的发生在封建制度崩坏时期。”（见同书八五页）
把这两项总合起来：陶君明明是承认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封建制度崩坏时期”的国家，因为从这个时期起，国家组织才发生官僚，我们再依照甲等于丙，乙等于丙，故甲等于乙的公式，尽可作出如上的结论。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陶君的主张又自相矛盾了，他说：
“在儒家所讴歌的井田时代，封建制度完全发展于中国。依《豳风·七月》之诗《小雅·大田》，《甫田》之诗，《郑风·叔于田》之诗，我们看得出公元前七○○年前后的中原，实有独立庄园制度，此独立庄园之内，领主监督农奴的徭役劳动，并征收农奴的地租；农奴除地和与徭役劳动之外，尚须从事狩猎，蚕桑，缝纫，酒酿，畜牧，以供给领主之衣食，且须进入宫廷去执行工役。领主（卿大夫）则居于不满百雉的城堡中，除出巡田畴之外，从事于宴享以消费农奴贡纳的羊酒，从事祭祀以吸收农奴的宗教信仰，从事狩猎以检阅农奴的兵役并训练自己的战术，从事战争以扩大领地，消纳贵族的剩余人口。此种多数之小领主，率其农奴以奉事大领主，（公侯）大领主亦有其庄园，有其农奴，有其战士。（公徒）所谓‘天王’亦不过大领主之一，‘王畿’亦不过较大的领地，其中包容无数的庄园，为‘王之卿士’的食邑。”（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这不是封建制度鼎盛时代的写照么？当然是的。当“封建制度完全发展于中国”的时代，正是这种制度的极盛峙代。所谓“公元前七○○年前后”就是周庄王即位（纪元前六九六年）的前后，也就从春秋开始（纪元前七二二年）的前后，当时既是封建制度鼎盛时代，可见西周不是“后期的封建国家”而是前期的封建国家，陶君这里的描写又把自己从前的主张推翻了。
综观陶君对于周代的说法，时乎认为原始的封建国家，时乎认为发展的封建国家，时乎又认为后期的封建国家，前后改变主张至三次之多——与其说他改变主张，不如说他没头没脑地瞎猜瞎说至三次之多——却没有一次是中肯的。其实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终始，西周是封建栅度的前期，东周是封建制度的后期，事实俱在，可以覆按。即下面一段话也很可以表见这一点：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皁隶抱关击橛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卜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鳌鸟兽藿蒲材干赉器械之将从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僣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绣，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见前汉书九十一卷《货殖传》一至二页。）
这段话的前半截是描写一个井井有条的等级制的和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即前期的封建社会。这个半截下面被我们省去的一大段中虽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等语，显系托古的顽意儿，实则这不过是西周的写照。这段话的后半截是描写一个等级制破坏和自给自足的局面逐渐崩溃的封建社会，即后期的封建社会。这是指东周的情形，文中已经言明，更没有疑义了。不意陶君不肯搜集材料去分析西周和东周的封建情形，仅仅笼统地周代是原始的封建国家，周代是后期的封建国家。宜乎他说来说去，总摸不着门径，自始至终是东奔西窜，自始至终是一误再误。
可是他的东奔西窜，一误再误，不仅对周代是如此，即对秦汉以至现代也无不如此。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一面说：
“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见同书三六页）”
一面又说：
“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见同书七页。）
我们如果又应用甲等于丙，乙等于丙，故甲等于乙的公式，便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封建社会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这种可笑的结论，陶君不独完全同意，并且还亲自宣布出来，不过他的词句不甚明了，使人不能一望而知罢了。试听他说：
“在中国社会构造中，使我们感觉为封建制度之现象甚多。使我们感觉为资本主义之现象亦伙。依前者之感觉，我们便说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依后者之感觉，我们便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然而感觉是常识的，常识是反科学的。若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而直至今日，中国的主要生产方法还不是资本主义。此二十四世纪长久期间中，前十八个世纪则自然经济优越于货币经济，后六世纪则货币经济始显著抬头。虽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有所交替于其间，而社会结构的本质仍没有根本的差异。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陶君用了大气力发出这段议论，在一般初学或浅薄的人看来，以为这是“至理名言”，实则不过一派胡说，简直不成东西。我们现在来替他分析一下：
一，他从前不是说过中国社会直至清末还是封建社会的话么？此时为改正并掩饰自己的错误起见，特借常识做护身符，然后把反科学轻轻加在常识的身上，表见这种错误应由常识负责，他自己不必负责。但在事实上，他认中国直至清末还是封建社会，完全是由于缺乏常识，那里是什么常识的罪过？因为常识会告诉他说：
自秦汉至清末已经没有同时掌握政治和经济权的封建领主，附在土地上的农奴与自给自足的庄园等等。封建制度的主要条件已经消灭，故不能再称为封建社会。
他著了几大本书，连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都不知道，不是缺乏常识是什么？他不自愧悔，竟归罪于“常识是反科学的”，一何厚颜至此？
二，马克思本来说过：
“如依照仅仅捉住事物虚幻外表的日常经验去判断科学的真理，则科学的真理常成为逆说。（Paradox）（见马氏《价值价格与利润》七○页——Value，PrideandProfit，Chicago）
这句话是对的。我们清晨看见日出于东，晚间看见日没于西，以为太阳是在绕地而行，但科学的真理却告诉我们，这是地球的自转。所以仅仅捉住事物虚幻外表的日常经验是反科学的，丝毫没有疑义。不过陶君不管三七二十一，笼统说一句“常识是反科学的”，那就完全不对了。我们固然承认仅仅捉住事物虚幻外表的常识，或不建筑在合理基础上的常识是反科学的，但大部分的常识是经常人所具的一种普通知识，也就是一种普遍的真理。因此常识是科学的，而不是反科学的，常识是一个好名词，而不是一个坏名词。我们如果说某人缺乏常识，就无异骂他蠢蠢无知。陶君连这种分别都不知道，他的头脑才是反科学的！可是他这位著书立说，中外同钦的大学者别具风格，另有标准，我们怎能奈他何呢？我如本旧日同执教鞭的友谊，诚心诚意地忠告他道：
老陶：你得了吧，自己连历史的常识都没有，何必著什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
他一定会含笑答道：
老李，你懂得什么？妙处就在这里。我因为缺乏历史的常识，才能著大部头的书，受中国和日本人的欢迎。
既是这样，我们只好各行其是，不过为防止他继续麻醉青年起见，我不得不破除情面，揭穿他的谬论。
三，常识既不全是反科学的，而感觉尤其不全是常识的。我们要获得常识固然有赖于感觉，但我们要认识一切真理，也同样有赖于感觉。所以列宁说：
“感觉是我们认识唯一的泉源，这没有疑义地是认识论上第一个前提。”（见《列宁全集》——LeninSamtlicheWerke——第十三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一三页——MaterialismusundEmpiriokritizismus）
陶君把感觉专归给常识，难道一切科学上的发见，一切客观真理的认识，无须感觉，另有其他玄妙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么？绝对不能。陶君的头脑完全是他所最鄙视的中国士大夫的头脑，没有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更没有受过哲学和科学的洗礼，根本就不能思索，只会说笼统话；他如有自知之明，即应当藏藏拙，少发议论，乃计不出此，竟榣头摆脑，侃侃而谈，大出其丑，岂不“冤哉枉也”！
四，我们十分抱歉，因为在路上铲除障碍物，躭搁许多时候，现在才回到本题来，说陶君亲自宣布封建社会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证据。我们已经知道他说周代是后期的封建国家，又极力描写春秋开始前后的封建制度是怎样的发达，怎样的兴盛，完全和他在《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对“确定的封建制度”所下的定义（已见前）相符。由此可见他所谓后期的封建国家或后期的封建制度就是一种“确定的封建制度”，即一种正规的封建制度。这一点既经弄清楚，则他所谓：
“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即无异宣布：
封建社会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我替陶君宣布这种主张，并不是故意断章取义，罗据成狱，实因他的本意确是如此，以后并且还有一贯“理论”，例如他认郡县制直等于封建制，并等于封建制度，正是他认前资本主义社会直等于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为根据他的议论反驳他的主张起见，现在又要尽量征引他关于这两种制度的说法了。
“战国时代以后，封建制度次分解：其分解的情形是这样的：
“（一）农奴分解为佃户与奴隶；
“（二）地租分解为地租与田赋；
“（三）徭役劳动分解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及对地主的劳役。
“（四）领主权力分解为属于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属于政府的政治支配权。
“认识封建制度分解的情形，我们才能够明了为什么秦汉以后，农奴制度已经崩坏而农业生产关系上面还支持着封建的上层构造。农奴制度崩坏后的中国农民，经济的负担与农奴毫没有不同。所不同的是农民的经济负担，分归相异的多数人享受。地主只享受地租而田赋则归属他人。国家既发征徭役而地主也享受劳务。政务支配权不直属于地主，而政府仍拐地主的利益来实施政治支配权。农民比之于农奴只多享一点移动的自由，移动的自由对于农民有两种意义：其一是受商人资本的驱策而卖身为奴隶之自由；其二是饿死的自由。领主对于农奴有权力，亦有保护及衣食的义务，地主与政府对于农民只有权力而毫没有义务之可言。
“在这种农民身分之上的上层构造，自然还是封建的。所当注意的是上层构造之中，含有与封建制度的社会不同的势力关系。这势力关系推移的轨迹，便是从来中国学者弄不清楚的所谓‘郡县都’与‘封建制’的更迭。
“若简明的指出‘郡县制’与‘封建制’推移的轨迹，我们可以说：
“（一）所谓‘郡县制’者，是地主阶级以田赋为本阶级巨大的补充收入的制度。其方法，地主阶级的过剩人口及地主自身获得某种地位以分配田赋。此种地位便是非世袭制的官僚制度。
“（二）所谓‘封建制’者，是外国游牧部落或中国战斗集团以地主阶级为租税来源而分配田赋的制度”。
“再简单些说，地主阶毅占领官僚系统以收田赋，便是‘郡县制’；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封建制’固然是封建的上层构造；‘郡县制’一样是封建的上层构造。所不同者，地主阶级的地位有高低而已。若竟指‘封建制’为封建制度，而不知‘郡县制’也是封建的上层构造，便是一个大错。”（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七一至二七三页。）
陶君这篇伟论，不用说，又是对他自己的主张开顽笑的和互相矛盾的佳作，我们因为分项讨论的缘故，此时只能将关于本项的各点首先指出来。
一，他在这里说，战国时代以后，封建制度才逐渐分解，可是他在另一书中却说：
“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所以中国早已不是封建国家。”（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六一页。）
他在同书一三六页尚宣言“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形态，还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此处复说“中国早已不是封建国家”好矛盾啊！这一点现在也不要去管他，我们要问的是：
战国在春秋之后，春秋时已经崩坏的封建制度，何以在战国时代以后才逐渐分解？难道“崩坏”是一事，“逐渐分解”又是一事？难道“崩坏”还赶不上“逐渐分解”？
好吧，这种可笑的矛盾是表见于两本书中，我们忠厚待人，姑且承认他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是“纠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误点”，不必计较。但他在这纠正错误的书中为什么又要说：
“若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公元前五世纪”还是春秋时代，去“战国时代以后”足有二百五十年，在春秋时代开始崩坏的封建制度，经过二百五十年才“逐渐分解”，这是什么道理？周代的领域既大，则封建制度的崩坏，各地当有先后之分，又因年代久远，文献难证的缘故，开始崩坏期也很难确定，这是没有疑义的。不过一个人的说法至少应有一个最小限度的一致，不能在这里说早几百年，在那里说迟几百年，毫无定见，等于信口开河。
二，他承认战国以后，“地租分解为地租与田赋“，地租归地主，而田赋则归国家，作为本阶级非世袭的官僚的俸禄，但他在同书中又说：
“中国的封建制度分解已久，秦汉以来，中国有封建的地租，有大土地私有，有为地主而治理的官僚政府。但此三者竟不相汇合以操于一个阶级之手，所以中国的社会有封建的象征而没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三者的汇合，中国社会只有三者的分立。”（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四九页。）
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只有封建的地租，大土地私有和为地主而治理的官僚政府三者的分立，没有汇合于一个阶级之手，所以只有封建的象征，这真是白昼见鬼的胡说！这不独与实际情形不符，并且也和他上面的话互相冲突。因为他在上面明明承认收取地租的是地主，而分配国家所征田赋的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这不是三者“相汇合以操于一个阶级之手”么？这里为什么又说出三者分立的话来呢？
三，他既认“封建的地租”，“大土地私有”和“为地主而治理的官僚政府”“三者竟不相汇合以操于一个阶级之手，所以中国的社会有封建的象征而没有封建制度”，何以他在上面又说秦汉以来的“‘封建制’为封建制度，而……‘郡县制’也是封建的上层构造”呢？
四，他曾经说过：
“封建制度破坏后，采邑制度代兴。卿相的俸禄，出自采邑。采邑本是贵族的特权，但是有政权的官僚也得食采邑，而有采邑者却不一定便有政权。
“这样的贵族特权和官僚政治的分歧至汉代而益著。汉的制度，刘氏得封王，有功得封侯，但是王侯所在地的政治仍操在朝廷委派的官吏之手。所谓王侯，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与政治不相关涉，武宣以后，分判尤明。……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此后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于这个阶级的内哄。而以这个阶级为背景的官僚政治，也发生了极大的弊害。”（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八至五九页）
什么“贵族阶级”呀什么“士大夫阶级”呀，全是缺乏社会科学常识的人的用语，姑且留待第二项驳斥。现在要讲的是，陶君既知道汉代“王侯所在地的政治仍操在朝廷委派的官吏之手”，便不当取法于马端临，袭用封建这个名词。因为——和《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所说的一样——“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自汉以后都是“封而不建”的把戏，再详细些说，就是：
“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见《续文献通考》二百零六卷《封建考》三○页。）
所谓封建在名义上已去掉一半，在实质上已完全不是那里一回事，清代一班纂修续通考和清通考的老翰林都知道：在社会科学比较昌明的今日，自命以科学方法来治史学的陶君竟熟视无睹，开口封建，闭口封建，不是咄咄怪事么？还有一层，他既说“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这又是一种不通的议论，留在以后再说），自然是没有封建的分儿，他为什么要标出一个“封建制”的名目，为什么又要说“封建制”为封建制度”呢？
五，“‘封建制’为封建制度”这句话听来有点奇怪，令人马上发生两个疑问，就是：
甲，封建制与封建制度如果是相同的东西,则这样的说明岂不是全无意义？例如说：陶希圣为陶希圣，除掉合于逻辑的同一律公式外，一点东西也没有说明。
乙,封建制与封建制度如果是不相同的东西，为什么加减一个“度”字就可以表示其中的差异？例如说：奴隶制与奴隶制度，资本制与资本制度，工资制与工资制度，能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稍加考察便知道封建制与封建制度原来大不相同。他所谓封建制，就是“外国游牧部落或中国战斗集团以地主阶级为租税来源而分配田赋的制度。”他所谓封建制度，就是领主统治下农奴和工奴从事生产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共同体组织的制度。（参看陶著《革命论之基础知识》四九页。）前者不过是一种政治制度，后者则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是两者大区别的地方。所以陶君初时仅认“‘封建制’……是封建的上层构造。”但他善用玄之又玄的玄学方法，仅隔一句就大书特书：
“‘封建制’为封建制度。”
这样一来，他对于我们上面两个疑问，一齐解答了，就是：
封建制与封建制度是不相同的东西，又是相同的东西！
我们看了这种神秘的答案，除掉大呼“妙哉妙哉”以外，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不过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一个“度”字的增减上故弄虚玄？此事虽似乎过于枝节与微小，值不得提及，但一经探出内幕，不独十分有趣，而且可以表见他的为学方法。他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绪论中除掉提出三个观点外，教人“必须诊治”四种“毛病”，其中的第三种是：
“把名词的含义混淆了。如‘封建制’之在汉代以后，实质已与春秋以前不同。后者的封建是领主征收地租与徭役；前者的封建是封君征收国赋以备用。把清初的三藩与周初的齐鲁等量齐观，只缘于‘封建’名词之误用，这是滑稽的事情了。”（见同书三至四页。）
陶君既对于汉代以后的“封建制”和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名词的含义混淆”，加以指摘，复对于“清初的三藩与周初的齐鲁等量齐观”目为“滑稽”这表见他颇具有科学头脑的象征，可是当他自己描写春秋以前和汉代以后的情形时，仍袭用俗流“学者”的用语，仅恃一个“度”字的增减以示区别。这种方法的劣拙，与俗流“学者”的乱用含义混淆的名词，不独相差无几，而且更为滑稽。所以陶君教人“必须诊治”的“毛病”，自己又躬蹈了。
六，我们绕了许多圈子，才归结到初时要讨论的封建制与郡县制的问题来。这不是我们故意横生枝节，逗留不进，实因他的议论，缺陷太多，处处须加以纠正或指摘，故不能不多费工夫和篇幅。“所谓‘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更迭”，既是“从来中国学者弄不清楚的”问题，竟劳学冠中西的陶君指点出来了，我们是多么高兴啊！他告诉我们的两句总诀是：
“地主阶级占领官僚系统以取田赋，便是‘郡县制’；”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
我们——至少是我——本着小时候读书的经验，将这两句话反复背诵，到了五千四百八十遍之后，果然“熟中生巧”，心中马上涌出一个问题来，就是：
第一句话既有阶级，第二句话为何没有阶级？难道战斗集团是超阶级的？
这个问题闷在我的胸中，想过三天三晚，想不出答案来。本拟写信问一问陶君，求个解答，但据友人言，他正在南北奔驰，从事国难的工作，不见得有闲工夫来答复这个小问题。即不然，也非三五星期不能达到目的。因此我只好把他的几部大著拿出来，打算一页一页地细读。但我因为时间宝贵的缘故，想取一点巧，先从小书读起，以为如能从小书中找出，就用不着再读大书了。首先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没有如愿相偿，其次读《革命论之基础知识》还是落空，再其次读《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仍然失败。啊，我有点失望了，有点不耐烦了！可是终于想到：像他这样的大著作家的著作值得重读一遍，马上又鼓起勇气，打开《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来读，刚读到八十八页，谢谢上帝（?）我发现真理了！内中有一段话说：
“‘光武事田业……之长安受《尚书》，略迪大义。……南阳饥荒，……光武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以图识说光武，……遂与定谋，……起于宛。……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及见光武绛衣大寇，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光武本纪》——出《后汉书》
“依于上述王莽时代的民众暴动，有游民与地主两大营垒，而成功竟归后者。由此我们可以推求历代帝国再建的缘由了。”
陶君上面所征引的事实，既表明光武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他所作的结论又告诉我们由此去“推求历代帝国再建的缘由”，可见所谓战斗集团——即成功的战斗集团——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可是我获得他这种供状，还不满足，于是又开始读那部五百多页的《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读到四四○页，发见一个历代的战斗集团表，（他自然没有用这个名称），今特介绍如下：
“一，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
刘邦刘渊石勒等朱元璋
二，农民政权因未能转变致失败者：
陈涉赤眉王郞等黄巾孙恩等窦建德等黄巢方国珍等李闯张献忠太平天国
三，以地主起事并反攻农民而成功者：
刘秀曹操等司马睿王导刘裕陈羁先李世民赵匡胤曾国藩袁世凯
四，以地主起事而失败者：
项羽东汉末诸牧李密等唐之诸藩镇五代时诸镇
五，以地主而依已经转变之农民政权及游牧部落者：
张良等之于刘邦崔浩等之于元魏吴复王弼等之于朱元璋”
上面这个表本来是错得一塌糊涂，不足为据。如在实质上始终代表地主利益的刘邦，刘渊，石勒和朱元璋等，硬被指为“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太平天国和袁世凯硬被指为“农民政权因未能转变致失败者”和“以地主起事并反攻农民而成功者”，代表封建贵族，企图死灰复燃的项羽硬被指为“以地主起事而失败者”等等，都是其中最显著的错误。可是抛开这一点不讲，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他自己明白承认中国历史上获得成功的战斗集团总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于是他在上面告诉我们的两句秘诀应改为：
地主阶级占领官僚系统以取田赋，便是‘郡县制’；代表地主阶级的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
这两句话的不可避免的结论，是郡县制直等于封建制，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陶君认”‘封建制’为封建制度”，故
郡县制等于封建制度
综观前面四点和后面六点对于陶君的批评，我们不禁发生一种总的感想。就是：他不独缺乏历史的常识和社会科学的常识，并且观察力异常迟钝，思考力异常薄弱，不独观察力与思考力够不上做一个学者，并且——也许是用脑过度的缘故——神志昏迷，精神彷佛，因此自己所说的话总是前后不一致——岂止不一致，总是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子。像他这样的人应当赶快改行，否则至少也应当先休息一二年，再读十年八年书，然后从事著作，一则可以减少他贻误青年的罪孽，二则可以休养自己的精神，三则他的雪白的漂亮面孔也还可保留一部分，不致被自己打得全部青肿，伤痕累累。这是一桩一举而三善备焉的事，陶君勉乎哉！
我们于忠告陶君之后，仍须继续批评的工作。现在要谈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我在《读书杂志》《社会史论战》第二辑上所提出的主张，本是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关于这一点，陶君似乎是先我而主张，我不过是跟在他的后面走。例如他说：
“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七页）
“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见同书二四七至二四八页。）
“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中国自战国以后，已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商人资本的发达，灌溉农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是，便是这商人资本的发达，破坏国内市场，杜绝国外市场，促成大土地私有，于是有财政的掠夺组织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再建起来。于单纯再生产的基础上，商人资本及地租与地税所造成的剩余人口，又向于商人资本及地租与地税而竞争；构成封建军事国家统一割据，循环无端的历史。若认定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必引起似是而非的主张。其实我们所感觉为封建制度者，或是财政掠夺组织，或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保留之构成封建制度的个个条件，如大土地所有，半奴隶的佃农，现物地租等等。”（见同书九六页。）
可是我们如果将他这些说法仔细玩味一下，便知道他所谓前资本主义时期和我们所说的没有共同之点。他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至少也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的社会。我们所谓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不仅不是封建社会，而且也不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的社会，乃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破坏以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关于这种方法的内容可参看本文的第一部分）兴起时的社会。他听见说有“前资本主义”的名词，等不及查清它的内容，即拿来应用，结果便等于封建制度或“后封建制度”，天下滑稽的事宁有过于此举！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我们细心读过陶君的各种大著之后，也深深知道他的习性。他的习性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对于自己从前所说的话总要推翻得干干净净。他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说法更不是例外。他替朱其华君那部“极征引的能事”——其实是极抄袭的能事——的大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做一篇序，于征引马克思封建生产方法的转变取两条路径的一段话后，大发议论道：
“这些话太显了。它显明指出封建制度破坏的明日并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天下。同时资本主义的昨日也不一定正与封建制度恰相衔接。中国封建制度分解后，各处没有成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所以封建制度虽时有再建的事情，而仍然迅速分解。这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分解的明日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天下的缘故。所以其华君指我，以为我在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两形式之间，要另立第三形式，这是一句寃枉话。其华君如果看到上面所征引的‘封建生产方法的转变有两条路径’的话，不也以为说这话的人于封建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要另立第三形式吗？”（见《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序言三页。）
陶君这里用愤愤不平的口吻，埋怨朱君不该寃枉他“要另立第三形式”，这就是根本推翻他从前所提出的前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说法。我们在指斥他的谬误之前，还须将他的另一段话一并引来，以便一起解决。
“因为土地制度之封建性，及商业资本之分解性，两方面的材料都很多。主张封建制度者专引前者的材料；主张商业社会者专引后者的材料，都各可以引出一大堆。我对于两方而都不愿舍弃，尤其是为了指出两方经济势力即交互作用及有机结合，以不恤兼征并引。因此批评我的人可以引我的论文中这一段与那那一段比较而表见其互相矛盾。其华君说得好：社会本来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我们又在那儿去找一个纯封建制度或纯资本主义，何况中国自战国时代以后，便是封建制度逐渐分解而资本主义生产又没有发达的社会？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瞒过其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说它是封建制度，只好否认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和商业都市的发达和主要性。如果说封建制度转变的前途不一定就即刻有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其华君又要说我另立第三形式了。”（见同书序言五页。）
陶希圣和朱其华两君近年来大谈其马克思主义，并且辩论不休，在日前的中国这虽不限定是一桩反常的事，但至少总可称为一桩滑稽的事！他们两人都不懂马克思主义，都不懂《资本论》，并且也没有读过全部《资本论》，却要装成“内行”的样子，从《资本论》中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大半都是间接抄来的），拿来当作武器，你打我的眼睛，我打你的鼻子，装腔作势，令人齿冷！即如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相衔接的问题就是一个好例。
陶君在这两者之间最怕的是“另立第三形式”，而朱君要向他进攻的唯一口实，也就在这“另立第三形式”。其实封建制度破坏的明日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资本主义的昨日又不正与封建制度相衔接，而中国的情形却恰恰如此，则要想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家，在这两形式之间，自然应另立第三形式。陶君为什么那样害怕，硬说朱君宣布他要另立第三形式是一句冤枉话呢？朱君为什么又那样勇敢，硬说陶君要另立第三形式是不对呢？说出原因来，真要笑死人，就是：他们因为自己偶然碰见的《资本论》上的一段或几段话，只有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两形式，再找不出第三形式，他们为做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起见，都不敢另出主张。所以陶君的害怕，急得呼寃，并不是害怕朱其华，而是害怕失去“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反之，朱君的进攻，一步紧迫一步，更不是自信本领胜过陶希圣，而是自信据有“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像这样一攻一守的活剧煞是好看！
可是我们要告诉他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死的教条，而是实际生活的指导者，——恰和列宁所说的一样——马克思主义最精粹的地方就在对于具体的情形，加以具体的分析。他们遇着一种既非封建制度又非资本主义的具体的情形，没有能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加以具体的分析，“另立第三形式”，惟死守着《资本论》中的几段话，一个说，寃在呀，我何尝要另立第三形式，一个说，的确呀，你是要另立第三形式——这真是滑稽，这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我们还要告诉他们：在封建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间另立第三形式——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人就是陶君代为否认有此说法——好冒失！——的人，就是著《资本论》的人，而并且就在《资本论》中说出来的。关于此事的证据，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征引得很多，请他们覆按一下，便知道了。陶朱两君子检阅证据之后，恐怕要相视而笑，自认前此的一守一攻直同儿戏吧！
我们对于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这个长时期中如果应用马克思所提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名词指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则陶君所说的两种困难便迎刃而解。因为在这种生产方法的时代，有封建制度的残余，（除此以外，还有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残余，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也有商业和都市的发达，既不必“瞒过其中的封建剥削制度”，又不必“否认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和商业都市的发达和主要性。”同时，陶君不必再呼寃，朱君也不必再攻击，彼此相安无事，用不着重演这小孩子式的争斗了。所以我们的办法是最切实际的，最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也就是确切不移的真理。
不幸陶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几乎全是一个门外汉，对于马氏屡次提出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术语，更无听闻，以致把自己从道听途说中得来，并试用过几次的前资本主义的名词完全抛弃，且进一步坚决否认“要另立第三形式”，这就是刚刚靠近真理的道路又转入歧途了。
陶君重新走入歧途之后，又归宿到原来的地方去了，所以他说：
“我的结论是：中国社会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的生存赖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政治地位的取得，而与宗教无关。所以它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与封建领主和农民的势力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可以叫它做封建势力，又因此可以叫中国社会做封建社会。”（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九一页。）
关于什么“士大夫阶级”本身的问题不在本项讨论的范围之内，暂不提及，现在只把封建势力和封建社会的问题来批评一下。我们要批评这个问题，须先知道他对于封建制度与封建势力及封建社会两者关系的意见。他对于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见同书二六页）
陶君本是一个玄学头脑，所以他的答案完全是玄学式的，“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这是多么神秘的一个答案啊！“皮之不存，毛将焉傅？”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依照陶君的公式，则当改为“皮虽不存，毛犹可傅。”因为据他说封建制度的崩坏已有二千五百年，而托命于封建制度的封建势力可以巍然独存，这不是皮不存而毛犹可傅的一种注释？陶君看到这里，一定气愤愤地骂我没有看清前后的文意，即轻下批评，因为他明明指出：
“士大夫阶级的势力……叫做封建势力。”（见同书三八至三九页。）
他的答案何尝神秘？其实把非封建制度中所固有的什么“士大夫阶级”的势力称为封建势力，已经是完全不通，即退一万步，承认这种说法是对的，他也应当说：
封建制度已不存在，然带有封建性的“士大夫阶级”乘时崛起，故封建势力还存在着。
要这样插入一句，才合于逻辑，才不致令人看了觉得神秘，马上要问：
封建制度既已不存在封建势力为什么还存在着？
然就从照我们那样的改正，陶君也没有答复他自己所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他所问的既系“是不是封建社会？”他的答案便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是，或不是，或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这三种方式，他都可以自由采取，但绝不该说出他那样语意含混，模棱两可的滑头话来，致令人莫明其妙！不过他又说过：
“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见同书二四七至二四八页。）
可见他那含糊的答案仍不外简简单单承认八十年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至于他所加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只不过出于东拉西扯的本能，并无何等意义，所以他在别处又置诸脑后了
要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八十年后的中国社会才是“半封建社会”，这是很合逻辑的。不过他对于“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后来又表见他的习性中的老毛病，就是推翻得干干净净。他说：
“第三种见解以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制度，又不是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最适于自己辩护的。然而所谓‘半’，倘怳不定，可用于宣传而不宜于研究。中国的农业经济不同于欧洲，所以中国社会，在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的欧洲。‘半’字不能够指出两者根本不同之点。”（见《中国封建社会史》四页。）
“或谓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此所谓‘半’只不过推论时一个便利的形容词。中国社会的封建成分果否居十分之六七，实为一个问题。故所谓‘半’者，在研究社会构造时殆不宜适用以启疑团，且至多亦不过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观念。”（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四页）
陶君真狡猾，自己明明说过“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及后来感觉“半”字不妥当，于是就用“第三种见解”及“或谓”字样推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反摆出“学者”的面孔，来加以“纠正”！他如果有半点真诚的话，应当坦然自承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曾用过“半封建社会”的名词，此时觉得不妥，应弃去不用。计不出此，竟对于“半”字大发酸论，借此表示人家用“半”字是浅薄的“宣传”，他不用“半”字是深刻的“研究”，人家用“半”字易“启疑团”，“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观念”，他不用“半”字即没有疑义，予人以明了的观念。其实所谓“半”并不像他那样笨拙的解法，视为十数的一半，即视中国有十分之五的成分为封建社会，其余十分之五的成分为资本主义或其他主义的社会；“半”是残缺不全的意思，而“半封建社会”就是仅剩有封建残余的社会的意思。“半封建的”或“半封建社会”这种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习用的。举例来说，如：
一，“半封建的旧欧洲的联合战争。”（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原文八七页，一九二○年柏林出版。）
二，“在多少半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人。”（见恩格斯校的《资本论》第三卷原文第二册三二○页。）
三，“君政的，官僚的，半封建的和军事的反动”（见《建国与公社》恩格斯《新德意志建设中的暴力与经济》原文七六页，一九二○年柏林出版。）
四，“小资产阶级的半封建社会。”（见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原文五○页，一九二○年斯图加特出版。）
试问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吃了面包没有事做，故意用这个“惝怳不定”的“半”字”以“启疑团”而“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观念”呢？还是他们也和陶君一样，正在努力研究，创造学说呢？陶君对于他们的学说既未尝明白反对，这个“半”字大概也可以马马虎虎带过去，不致固执己见，硬说他们是在作无聊的“宣传”或图“推论时”的“便利”吧？
老实说，像陶君那样的头脑，根本就“不宜于研究”，根本就没有判断的能力，所以他跟着别人应用一个“半封建社会”的名词之后，又疑神疑鬼地抛弃不顾，免玷辱了自己“学者”的招牌，或“研究”的招牌，这是多么可惜啊！可是我们替他可惜的，仅系抛弃一个正确的名词，而不赞成他应用在“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上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应划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详细理由将在以后批评他人的著作时发表），并不是什么“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只能应用于秦汉以后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因为自汉景帝武帝时，诸侯王虽受封连城而不得治民补吏，遂逐渐形成一种封而不建的局面，不独封建制度的实质完全灭亡，即封建的名义也打掉一半，所以至多只能袭用“半封建社会”的名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是封建社会的嫡子，它带着父亲的一些残余，是势所必至的，所以把“半封建社会”当作它的副名，不独没有矛盾，并且很切合实情。但像陶君那样用于前资本主义以后的现代（近八十年来）便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我们对于陶君所发挥的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的批评已经不少，现在仅简单总括一下，作个结束。据他的高见，凡有封建制度的时代，固然有封建势力，固然应叫做封建社会；即没有封建制度的时代，也有封建势力，也应叫做封建社会，至少应叫做半封建社会。封建势力及封建社会是可以离开封建制度而独立存在，并且长久存在的，恰和投机的商人一样，只要有一个空架子的铺面，虽没有资本，是可以买空卖空，继续交易的！所以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这个长时期中，虽没有封建制度，仍应把“士大夫阶级的势力”当作封建势力，故仍应叫做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大炮送进大工业的生产品，中国马上也开始机器工业的生产，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发轫，仍应把苟延残喘的“士大夫阶级的势力”当作“半封建势力”，故仍应叫做“半封建社会”。这就是陶君许多年来孜孜不息“研究”的结果。我们对于他这种结果，除掉前面随时随地的评价外，现在再作一种总的判断如下：
自有人类以来，至少已经经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生产方法时代，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每一种生产方法于正式消灭之后，总会遗留若干残影于世。历数十百年，甚至于数千百年而不致磨灭。例如我们中国现在距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已经有四千一百多年，但农村中的公共牧场，森林，河道，道路，港堰等等——不能不说是它的残影；距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也在三千年以上，但现在国有的土地——森林，河道，道路，川原，湖海等等——也不能不说是它的遗迹；距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约二千二三百年，因为这个社会生存期的长久，文物的大备和时代较近的缘故，它的残影与遗迹特别丰富，特别显著，这是丝毫没有疑义的。继它而起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不是一种真正划时代的生产方法，仅系一种过渡性质的生产方法，所以保存着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是我们完全承认的。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自具有它的特点，（参看本文讲这种方法的文字），绝不能与封建的生产方法混为一谈，因此前资本主义社会固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什么后期封建社会——我们要能明白认识这一点，才能够谈中国的社会发展史。
不意陶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学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形，茫无所知；他大概是受了前几年宣传的影响，脑子里面深深嵌着封建社会，封建势力等名词的印象，所以他谈古代社会，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一概不管，一起首就是炎帝黄帝时“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或“自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的起源发达崩坏的纪录，直到今日，尚未结算清楚。”自周代的封建制度崩溃以后，他仍不愿封建势力和封建社会的名词跟着死去，拿来加在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的身上，虽明知这两个时代的本质全不相同，也在所不顾。不仅是这样，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他仍舍不得封建社会的名词，又剖一半给近八十年来的中国。总之，自他看来，封建两字正是一件宽袍，无论是眫子瘦子或男子女子都可披在身上，所以他把“初期的封建国家”和“次期的封建国家”加在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国家还没有起源的所谓五帝和尧舜时代，把“封建制度”加在实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殷代，把“封建势力”和“封建社会”加在实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秦汉至清鸦片战争时代，把“半封建社会”加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现代。自他看来，是无处不封建，无时不封建，甚至于无人不封建！自他看来，著社会进化史的人只须著封建的起源发达崩坏史。自他看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不应当著，至少是不应当译成中文，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只有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正用不着这些非封建社会的著作来做参考。自他看来，中国是与封建结了不解缘，彼此没有分离的意志，也没有分离的可能，在欧美日本去闹资本主义的恐慌，在苏联去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是要抱着封建这个老太婆——其实是骷髅美人——终老的。可怜呀，中国，幸福呀，封建！可是我们不要过于悲观，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始终和封建结不解缘的，并不是中国而是陶希圣君的脑袋，因此我就拿这三万字的批评，当作一个千钧之锤，击破他的封建的脑袋，使他清醒过来，得接受客观的真理！
B．关于秦汉至清代统治的问题
陶君对于中国自古至今的社会的性质问题，特别是自秦汉至清代的社会的性质问题，既未曾摸着门径，对于阶级制成立以后统治阶级的问题，自然也是弄不清楚的。但我们在批评他对这个问题所发的议论之前，必须详细说明阶级和阀阅的区别。
自阶级制发生以后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社会中不仅有阶级，并且还有阀阅或等级。所谓阶级是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区别；所谓阀阅或等级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区别。布哈林对于这一点曾有一段极显明的解释，就是：
“所谓阶级是指一种在生产进程中由共同任务结合起来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对于生产进程中其他的参加者大概都站在同等的地位上。所谓阀阅是指一种在法律社会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结合起来的人群。大地主是一个阶级贵族，却构成一个阀阅。为什么呢？因为大地主据有一定的经济的标记，而贵族却没有。贵族据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国家法律许可的——权利和特权。但在经济方面，他也许没有一点根基；也许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人。不过讲到阀阅，始终系一贵族。”（见布氏《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三二六至三二七页——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
布氏旋又举一些例子道：
“法国大革命中所谓‘第三阀’（DerdritteStand）是各阶级的一种混合，此等阶级当时还没有大分化：内中有资产阶级，工人和‘中间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商等等。）它们都属于‘第三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享特权的封建大地主比较，在法律是等于零‘第三阀’是对抗统治的地主的各阶级联合在法律上的术语。因此阶级（Klasse）和阀阅（Stand）不能够彼此互相符合。但在阀阅的包皮内总有一种阶级的核心。……在另一方面，阶级和阀阅的不一致还可以有另一种样子，和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即：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下等阶级”,和“上等阀阅”（如一个经济破产的贵族以挑夫或火夫为职业)，反之，也可以同时属于下等阀阅和上等阶级。（如一个出身于农民阀的富商。）（见同书三二八页。）
自资产阶级革命后，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于是阀阅消灭而阶级犹巍然独存，要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阶级才会消灭。所以马克思说：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是铲除每一个阶级和第三阀——市民阀——解放的条件是铲除一切阀阅一样。”（见马氏《哲学的贫困》一六三页——DesElendderPhilosophie，Stuttgart，1921。）
以上三段话表见阶级和阀阅完全是两件事，至为明显。在学术上这两个名词是不能混用的，否则就会闹笑话。所以拉塞尔在他的《工人计划》（Artbeiterprogramm）中称工人阶级为“阀阅”，大受马克思的讥笑。（参看拙著《马克思传》中册一七三页。）可是自那个时候起，这种区别逐渐变成常识，更没有人随便乱用了。
不意在文化落后的中国，学术界中人对于阶级和阀阅丝毫不加区别，凡应用阀阅或等级的地方，一律代以阶级两字，自梁启超，胡适之起，至陶希圣止，无不如此。我从前笑胡博士不该把阀阅当做阶级，并且称“他所说出的阶级比国内在何人要多上几倍”，（参看拙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二六至三一页，又四八页），现在把陶君的各种大著细细检查一下，才知道胡博士绝对赶不上他的贵阶级这位后起的同志，因为他所说的阶级，不过十个，而陶君竟多两倍半！今为征信起见，不独将这三十四个“阶级”一一列举出来，并且还为之注明出处如下：
1第三阶级（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三页。）
2知识阶级（见同书九页。）
3观念生活阶级（见同书一○页。）
4士大夫阶级（见同书一二页。》
5封建贵族阶级（见同书一五页）
6游惰阶级（见同书四○页，指士大夫。）
7封建士大夫阶级（见同书四一页。）
8士大夫身分阶级（见同书四二页。）
9庶人阶级（见同书五六页。）
10观念阶级（见同书同页》
11治理阶级（见同书九二页，指官僚。）
12官僚士大夫阶级（见同书一○二页。）
13士大夫官僚阶级（见同书一○三页。）
14武士阶级（见同书一三六页。）
15骑士阶级（见同书一五○页。）
16贵族统治阶级（见同书一七三页。）
17贵族阶级（见同书同页。）
18地主士大夫阶级（见同书一七四页。）
19贵族士大夫阶级（见同书同页。）
20僧侣阶级（见同书一八三页。）
21封君阶级（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一一九页。）
22市民阶级（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四八页。）
23士人阶级（见同书一五九页。）
24地主士人阶级（见同书一七三页。）
25士大夫闲暇阶级（见同书一八七页。）
26消费阶级（见同书二一三页。）
27贵族士人阶级（见同书二三四页。）
28有闲阶级（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六页，指士大夫。）
29游闲阶级（见同书三五一页，指“地主与商店的隐名股东，以及由此种阶级产生出来即庞大‘知识阶级’。”
30士大夫地主阶级（见同书五○○页。）
31士的阶级（见《中国封建社会史》三二页。）
32中间阶级（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绪言四页及一四四，一七二等页，指下级武士及士人等等。）
33寄生阶级（见同书同册五一页。）
34封君地主阶级（见同书第二册八五页。）
以上是仅就我所发见的“阶级”讲的，其余遗漏的，当然在所不免。又他说“天王之下，侯伯子男为一级，大夫士为一级，庶人又为一级，”（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七页）律以“庶人阶级”的例子，侯伯子男应为一个“阶级”，大夫士也应为一个“阶级”，不过这不是他亲口标出的专名词，概不列入他对于“梅思平先生解释《尚书·尧典》所说的“九族”，“百姓”，及“黎民”为三个阶级，……完全同意，)（见同书一九六页）因不是自出心载，仅居赞成的地位，也不列入。此外，他所谓“统驭阶级”（见同书九二页）是指地主阶级所谓“新游闲阶级”是指“银行殷东，交易所投机家，公司殷票持有人，都市土地所有者，房东，如此等类的货币财产所有人，”（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三五一至三五二页）虽不甚妥当，也不计较。至于他所谓资产阶，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等都是其正的阶级，自然不用提及了。可是我们试看上刘二十六个阶级何尝有一个是阶级？有的是阀阅（如第三阀，贵族阀，士阀是，）有的是阀阅中的一部分，（如封君是贵族阀的一部分是）有的是阶级中的一部分，（如“治理阶级”的官僚是“统驭阶级”——即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是。）陶君这样误阀阅为阶级，误阀阅的一部分为阶级，甚至于误阀阅与阶级的混合（如士大夫地主阶级是）为阶级，真是可笑之至，真是无识之尤！
但陶君看见我把他分不清阀阅与阶级的事尽情宣布出来，一定有些不服气，说这是中国学术界一般的毛病，“大经济学者”如公孙愈之（即顾孟余君的化名）尚且用
“封建阶级”（见陶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公孙氏《中国农民问题》二七九页。按封建阶级这个名词语意含糊，不知是指封建贵族，还是指封建地主？如指贵族，则贵族固非阶级，如指地主，则应称为封建地主阶级。）
的名词“大批评家”如叶青（即任卓宣君的化名）尚且说：
“原来当时底主要阶级有三：市民与贵族和介在其间底农民。”（见《二十世纪》第七期《胡适批判》一○六页。）
“儒生不是独立的阶级，完全是地主阶级上底一部分，位置介在这个阶级底上层——贵族和这个阶级的下层——地主之间。”（见同书同期一一一页）“以地主为下层，以贵族为上层底封建阶级。”（见同书同期一三九页）
对于他这个本来没有研究过经济学的人为什么要格外苛求呢？他如果发出这种诘问，自不无理由，但我的理由比他的要充足，所以把他开刀了，今特分述于下：
一，据我所知，“他所说出的阶级比国内任何人要多上几倍”，我不能不移从前对胡博士的态度来对付他，因为他正是一班误阀阅为阶级的人的首席代表。
二，他在资产阶级的“学者”中要算一个后起之“秀”。在一方面，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正在这时期〔按指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中发生赞助及反对两方面的影响，”（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自序一页，）他已形成了社会史论战中一个小小的重心，在另一方面又常替别人的大著大译做序子，差不多将变成新的“名士”——他的影响既是一天一天扩大，而他的流毒社会便一天一天加深，故我不能不向他施行猛烈的总攻，扑灭他的谬说。
三，他虽缺乏社会科学的常识，却好装一装“学者”的架子，说些教训他人的漂亮话。例如他说：
“在科学上凡有些微差别的范畴都应加以分辨。何况奴隶与农奴两个范畴之间并不止有些的差别？”（见唐道海君译的殷格兰姆《奴隶制度史》——校者——陶君的话二页。）
既是这样，我就要把他误阀阅为阶级的事暴露出来，使他自己和一般为他所误的青年知道：
凡有些微差别的范畴都应加以分辨。何况阀阅与阶级两个范畴之间并不止有些微的差别？
我们把他乱用阶级这个名词一般的错误指出来了，现在就要提出他所谓“士大夫阶级“来讨论。这是他生平的一”大发现”，最为他自己所重视的，所以他很得意地说：
“本书所收论文中有一个重要象征，这便是士大夫身分的指出。“（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页。）
旋见有人附和，他更得意忘形，在书中大做其“纪念”！
“关于士大夫身分的存在，依作者所得到的批评，还没有异议。但是关于士大夫身分的成立和维持条件以及重要性，却有不同的见解。作者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引起广大深刻的论争；并且准备收集论争中的大作，编成‘中国社会史讨论集’供学者和同志的参考和批评。在广大深刻和普及于国内外的中国社会史论争中，作者敢把这本小书作参与论争的纪。”（见同书一六页）
但后来招致了别人的攻击，他便垂头丧气，在“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竞对于别人的“批评，只有感受，不存答辩”（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自序二页）把从前希望借此“引起广大深刻的论争”的心情和“参与论争”的勇气一齐付诸东流了。可是他到底还是一个新进，胸中总有些火气，不能像他的前辈胡适博士一样，具有一样“张公百忍”的绅士态度，随便人家怎样批评他，他总是“不存答辩”。至于陶君，在宣言“不存答辩”的下一段，开始答辩。他说：
“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议论。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我一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但我觉得士大夫阶级并不算什么奇异的名词，只不过表示中国在战国时代以后及近代以前的知识分子在生产技术家没有从生产劳动者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前，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的附庸尾巴，或竟可以说统治阶级以外没有知识分子。在此以前，没有纯粹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出于地主阶级，便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不叫做知识分子，而叫做士大夫阶级。又地主阶级出来做官僚及绅士的分子不一定都有知识，有许多毫没有知识而充任官僚绅士的，这也只好不叫做知识分子，只好叫做士大夫。”（见同书自序二至三页。）
陶君从前在自己的大著中既自翊为“士大夫身分的指出”是他的书“一个重要象征”，叫人家对于“士大夫阶级”的批评，舍弃“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使用的错误而不顾，专筑矢于他，是势所必至的，他何必悲愤呢？可惜我没有看见此项批评文字，无从判断其是否正确。不过就陶君上面一段话看来，好像那位或那些一批评家是在攻击他没有用知识分子去代替“士大夫阶级”这个名词。可见所谓批评家原来也没有搔着痒处，还须受他人的批评。我们现在要批评陶君的共有两点，即：
一，士大夫不应当连在一起使用去指士阀全体，
二，士大夫——应当说士——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阀阅。
今特先言第一点。
一，相传三代的官制有卿大夫士三等，可见国家一发生，士就出现了。又我们在前面所引芋尹无字描写封建制度中等级制的一段话，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等语，据我的判断，内中的：
一，王，公，大夫，是属于贵族阀，相当于西洋的第一阀，
二，士是属于士阀，相当于西洋的第二阀，
三，皁，舆，隶，僚，侯，台，是属于庶人阀，相当于西洋的第三阀。
然陶君也许要问，怎样见得大夫是属于贵族阀而不是属于士阀？我的答词是，迟至晋文公元年（纪元前六三五年）晋国犹是：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见《国语·晋语》四第一四页。）
即赵简子誓于军中，犹是：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见《左传·哀公》二年传。）
大夫倘若不是贵族，岂能“食邑”，岂能“受县”，“受郡”？又王船山谓：
“三代之国，幅员之狭，直今一县耳。仕者不出于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恒为士。故有世禄者有世田，即其所世营之业也。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见《读通鉴论》。）
王氏所谓“三代之国”，在实际上大概只是“周代之国”，因为这是一些封建的国家，然他所描写的卿大夫的情形不能脱是有何种错误。这表见卿大夫实属于贵族，而非秦汉以来的普通官僚可比。
我们基于上述的理由，断定大夫原属于贵族阀，并不属于士阀，所以大夫与士是不能视为同等的人物，而并作一谈的。关于这一点，陶君是有意的否认了，无意的承认了他的否认的说法是：
“天王之下，侯伯子男为一级，大夫士为一级，庶人又为一级。”（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七页。）
他的承认的说法是：
“侯分封领地于伯，伯再分封于子男。也可以说分封于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于家臣。”（见同书三○页。）
他的前一说完全出于本店自造，没有丝毫事实上的根据，他的后一说的确是描写封建制度的实际情形，因为卿大夫的爵位和子男相等，地至于还往其上，实属于贵族。所以《孟子》说：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见《万章篇》。）
此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中卿大夫还是和士庶人对举的，如
“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见《国语》十八卷《楚语》下三页。）
就是一个例。即下至汉代，犹是卿大夫连在一起，如《王莽传》所谓：
“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见《前汉书》九十九卷上一页。）
“上尊宗庙……下惠士民。”（见同书同卷上四页）”
“庶民诸生郞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见同书同卷上五页）
又《货殖传》所谓：
“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见同书九十一卷一页。）
都是一些显例。由此可证陶君所谓“大夫士为一级”全是杜撰，不足为据了。
在封建制度完整的时代，大夫固然属于贵族，但到了齐桓晋文的时代，和我们前面征引《前汉书·货殖传》所描写的一样，这种制度日趋崩溃，所谓“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的局面久已不复存在，士阀甚至于庶人阀的人可以闯入贵族阀而取得各种高位。至于大夫的职位更是此后士阀的人唾手可得的东西，观于齐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见《史记》第三册一九九页，《田敬仲完世家》群学书社本。）
就可以知道。于是士和大夫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然士大夫这个名词究起于何时呢？是不是因士和大夫发生了密切关系才出现的呢？以指出士大夫身分为自己著作中重要象征的陶君既未尝提及，我又不是考据专家，且无类书可供参考，史无从断定。现在姑就我所获得的材料来说一说吧。
《冬官考工记》说：
“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见《十三经注疏·周礼》三十九卷一页。）
这也许就是士大夫名词首先出现之处。《考工记》当然不是周初的书，因为内中记有东周的事，大概是东周的作品。所谓士大夫是什么意思呢？郑氏谓：
“亲受其职，居其官也……释曰：此即设官分职，治职教职之等是也。”（见同书同卷同页。）
由此可知士大夫原是指居官受职的人。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都明白表见这种意义。今试举数例如下：
一，“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见《荀子·荣辱篇》二一页。）
二，“故仁人在上，……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见同书同篇一八页。）
三，“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见同书议兵篇一○页。）
四，“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见《墨子间诂·三辩篇》一三页。）
在另一方面，如泛指士阀，则仅用”士”字而不用“士大夫”
一，“彼学者行之曰士也（彼为儒学者能行则为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见《荀子·儒效篇》六页。）
二，“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见同书《大略篇》一六页）
三，“哀公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徧美善，必有处也。”（见同书《哀公篇》一五页。）
四，“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见《墨子间诂·亲士篇》第一页。）
此外，如谷梁传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国语·齐语》载管仲相桓公，“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张六，士乡十五”，都是用“士”而不用“士大夫”。可见这两个名词，各有含义，绝不能随便混淆的。
不意大谈史实的陶君，对于这种顾名思义，即能了解的事件，竟无所知，至少是绝不注意，妄将专指士阀一部分人的名词，拿来泛指全体。所以他说：
“前汉的末叶，后汉的全朝，都是士大夫阶级极盛时代。在朝为公卿，在外为守吏，在野为‘月旦’政治及砥砺气节，治理农村的士人。”（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三六页。）
“整个士大夫阶级的生存有赖于生产组织内各阶级缴纳的租税。但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士大夫阶级起了分化，一部分依附帝国主义及军阀以图存，一部分却论入痛苦民众之中，失业失学，渐消失其士大夫阶级的特性。”（见同书六七页。）
大家看啊，“在野为‘月旦’政治及砥砺气节，治理农村的”人，不仅叫做“士”，而且兼叫做“大夫”！“一部分……沦入痛苦民众之中，失业失学”的人也同样不仅叫做“士”而且兼叫做“大夫”！这个“士大夫阶级”的大宗师孔二先生曾经说过：“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自海禁大开，从东西洋输入大批的火车，电车，汽车，马车，黄包车（东洋车），甚至于脚踏车，当然是专门预备这些成千成万的“不可徒行也”的“士大夫”坐的和骑的，大家如果不相信，还有老陶做见证！
高明的读者，请原谅我这样开一次顽笑，因为我做到这里，对于陶君如此乱用名词，实在有些着气，单是作正经的辩论，实不能消除此气，故来一套杂耍。
但我的气稍微平息之后，还是要作正经的辩论，因为陶君是一个“江湖卫士”——还不如说”江湖士大夫”——我们如果不继续暴露他的谬误，他就“得其所哉”地大著其书并且“尚能流行于社会”，收入不少的“洋钿”。他的生活固然可因此很丰裕地维持下去，但出钱买书的贫苦青年却大上其当，大中其毒，急需我们开一付解毒散。所以我现在要谈第二点了。
二，士大夫三字既不应当用作指士人全体，士人尤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阀阅，所以陶君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书中高谈什么“士大夫阶级”固然不对，即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中改作“士的阶级”以及最近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再改作“士人阶级”，仍是不对。然怎样见得士不是一个阶级呢？因为阶级是指生产进程中站在同等地位，由共同任务结合起来的人群，士在生产进程中既未尝占有何种地位，怎能称为一个阶级？所以只有缺乏社会科学常识的人如陶君才大谈其“士大夫阶级”，才滥用阶级两字，标出二三十个阶级名称。
可是在另一方面，又怎样见得士一定是一个阀阅呢？说起来，证据很多。孟子所谓招
“庶人以㫋，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见《万章篇》下）
《国语》所谓：
“其祭典有之曰：……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见《国语》十七卷《楚语》下三页。）
“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民则不慢。”（见同书十八卷《楚语》下二至三页。）
这里虽不过一游猎，一祭祀，而等级森严，不容或紊，正是大夫，士，庶人各自成为一个阀阅的明证。
但人们也许觉得这种证据薄弱，不能表见士一定是一个阀阅，我们还可举出一个反证。后汉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的诏书有：
“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见《后汉书》三卷《章帝纪》二页。）
等语，这虽是指“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却可以反证士实是一个阀阅，不过举人时，为使野无遗贤起见，不必以士阀为限，所以叫做“不系阀阅”。否则这句话便成为赘疣了。
然我们于此等证据和反证之外还可举出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作为士或士大夫为阀阅的一证。
甲，“宋文帝宠中书舍人王宏，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到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宏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宏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帝以劝球，球曰：‘士庶之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见王桐龄《中国史》二编五二八页。）
乙，“纪僧真尝启齐武曰：‘臣小人，出版本州小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瀹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其有幸而得者，则以为毕生之庆。”（见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二篇第二章八节。）
士何以能形成一个阀阅，有这样的权威，甚至于能不受天子的节制呢？它建筑在什么上面呢？关于这一点，荀子说得最好。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深之人也，俄而并乎尧舜，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智矣哉？乡也胥糜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贷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杆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见荀子四卷《儒效篇》六至七页）
我们看了这一大段话，便知道从前士子所以能形成一个特权的阀阅，就在于知识的垄断，特别是在于政治知识——治术——的独占。要获得此等知识，须有长期的修养，特别是要自幼时起，才容易成功。因此养成一种习惯，造成一种资格，后来非这样出身的人，甚至于以皇帝的尊严，不能帮助其加入士人或士大夫之列，这难道不是士为阀阅的铁证？我从做小孩的时候起即听说：“三公五子不得入考门，”（如割猪公，剃头公和差狗子，船拐子之类，惜我不能完全记忆），迟至清代，犹有此等限制，这又难道不是士为阀阅的铁证？所以陶君以及其他人等高谈什么“士大夫阶级”，不独是缺乏社会科学的常识，并且也绝不注意史实和亲身的阅历。
可是说到这里，陶君一定不准我继续讲下去，要拦住问道：
我说的士大夫阶级即便不对，难道我说的士大夫身分也不对么？身分不就是指阀阅么？我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明明说本书所收论文中有一个重要象征，这便是士大夫身分的指出。我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用士大夫身分这个名词比用士大夫阶级那个名词要多好几十倍，你为什么不从多数表彰我的长处把这和阀阅相等的身分两个提出来讲一讲，专暴露我的短处呢？你未免太不忠厚了，你未免太苛刻了？
这种诘问虽是我代陶君拟就的，但总不能说不是他的心坎子上的话。我的答词是：莫忙，这个问题我自然是要谈到的。至于表彰长处与暴露短处的问题，我是没有成见的，不过就陶君的一切著作讲，我看不见长处，只看见短处，所以不能不从这一方面下手。不忠厚，太苛刻，也许是“士大夫”所不喜的，但我是一个战士，遇着敌人的弱点就干，（不过真正遇着劲敌，使我心折，我是甘拜下风的，）不讲客气的。现在就所谓“士大夫阶级”讲，陶君在优裕的环境谈中国问题并研究社会科学已经四五年，迟至去年发表的书，犹在拥护这个名词，很坚决地宣布：
“我觉得士大夫阶级并不算什么奇异的名词，只不过表示中国在战国时代以后及近代以前的知识分子。”（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自序二页。）
这可表见他近几年来是没有丝毫进步了。我们现在即抛弃这一点不谈，专来讲身分两个字吧。身分是什么？据陶君说：
“在等级制度之下，每一个人的权利义务皆取决于其所属的等级。农奴之子常为农奴，贵族之子常为贵族。而农民一家之中，又以家长为代表以接受耕地，家族之中，遂亦以身分定权义。这种制度叫做身分制。”（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三○页）
这里所谓等级就是阀阅这两个名词在古书中的含义本来狭小：如《国语·楚语》所谓“明度量以道之义，明等级以道之礼”，《韩非子·外储说左篇》所谓“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吕氏春秋·制乐篇》所谓“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都不过分高下次序的意思，如《史记》所谓“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阀，积日曰阅”后世遂称巨室为阀阅。我们现在所谓等级或阀阅是指在法律上享有特别权利或应尽特别义务的人群。这两个名词都可以应用，不过阀阅的意义较等级更为显明，所以我们遂采用阀阅出名词了。这一点弄清楚之后，就可以谈身分这个名词。
等级或阀阅是一个集合名词，可以指整个的人群讲，至于身分，并非一个集合名词绝不能指一个人群讲。所以我们如果说贵族阀，士阀，和庶人阀，谁都知道这是指三个在法律上所享权利和所尽义务各不相同的人群；但如果说贵族身分，士大夫身分，和庶人身分谁都想不到这是指三个不同的人群，以为只是指三个地位不同的人。陶君在上面一定要说“每一个人的权利义务皆取决于其所属的等级”而不能说“每一个人的权利义务皆取决于其所属的身分”，正是这个缘故。可是他偏要用“士大夫身分”去代替士阀这个名词，所以说：
“我们发见了代替土地贵族的士大夫身分”（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页。）
他把“士大夫身分”去和“土地贵族”那个集合名词对峙，就明明认“身分”为一个集合名词，认“士大夫身分”即士阀，这真是不通，真是可笑之至！
可是这不通和可笑的名词，延至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不独没有改正，并且愈用愈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特标一个“身分争斗的开始”的大题目，说道：
“向贵族相争的第一步乃取身分斗争的形式。”（见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八九页。）
他这里的标题和上面的一段话中的“身分”两字，都应改为“阀阅”才算妥当。但陶君将这新出的书用四号字排印出来，这个过其中最不的一点罢了。
陶君的老毛病是对于自己没有懂得的东西或没有研究过的东西，偏要强作解人，大开其“话匣子”。例如身分或身分制度是什么，他并不知道，所以说：
“战国时代，贵族与农奴对立的身分制度已经破坏了。由秦到汉末，没有表现在法律上的身分制度。从公元第三世纪到第七世纪，中国有身分制度，然而第七世纪它已开始破灭了。等十世纪以后，奴隶制度以外可以说是没有身分制度，而且又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家，但是教育却没有到平民的。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很简的。自战国以后，贵族已倒，而所谓平民者，又分为一方面商人地主，他方面农民的两群。地主的教育是到不了农民的。”（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三○六。）
这些话是极无知的能事！我们已经说过，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成功以前，阀阅的制度是存在的，所以中国一直到清末犹有这种制度。不过此制在施行上森严的程度历代稍有不同，自魏晋至唐中叶特别严厉，陶君遂误认中国仅自三世纪至七世纪有身分制度，在这个时期的前后除奴隶制度外，“没有表现法律上的身分制度。”关于此说的荒谬，我们只须举两桩事为证：
一，汉高祖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惜为官吏。”（见《前汉书》二十四卷下《食货志》二页。”汉初且有市籍，商人一入市籍，则受罚独重所以晁错明言：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见同书二十四卷上五页。）
这不是阀阅存在，身分制存在的铁证么？陶君既缺乏历史的知识，为什么敢大胆说“由秦到汉末，没有表现在法律上的身分制度”呢？
二，明太祖二十八年宣布：
“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载。司法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勒诸典章，永为遵守。”（见《明史》三卷《太祖》三第六页。）
俗语说：“皇帝犯法与庶人同科。”这只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办得到，在阀阅制的时代，不要说皇帝，即皇亲也不受国法的制裁，明太祖这种不准司法惩罚皇亲，并且要“勒诸典章，永为遵守”的举动，岂不是贵族阀享特权的明证。此外，清代的八旗兵（指满八旗）不事生产，不得购买田地，经营，商业，惟坐食饷银，尤为二十年前人所共知的一个特权阀阅。陶君即不知道明代的史实，自己也是三十以上的人，难道不知道二十年前的事呀？为什么敢大胆说“等十世纪〔即自五代时起〕以后，奴隶制度以外，可以说是没有身分制度”呢？
关于“由秦到汉末，没有表现在法律上的身分制度”的谬说，陶君近来似乎已自行推翻了，因为他说：
“诸侯王所治的国，与汉的郡县是犬牙相错的。郡县以守令为长官，是中央政府所派遣的。但是西汉的太守大抵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太守得自置吏。所置吏皆用本郡的人，惟三辅许用他郡人。（见《杜佑通典》）为吏者，多本地豪家。沈约《晋书》恩幸传论：
“‘郡县掾吏，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非若晚代分为二涂者也。”（载《文选》）
“原来在秦代，无资产的人不能择补为吏。（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景帝后二年（公元前一四二年）诏：
“‘令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应劭曰：十算，十万也。）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命廉士失职，贪夫长利。’
“由此可知汉初沿秦制，商人不得做官，而家财不及十万的也不得做官。非商人而家财十万的，当然是地主了。所以汉代做官吏的都是地主。”（见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四二至四三页。）
但我把他此书仔细检查一下，马上发见他虽提出这样多的铁一般的证据，自己仍旧不知道这是身分制或阀阅的证据，所以在同书中又说：
“秦反于周制，废封建诸侯王的制度，集权力于皇帝，以官吏治地方。统治者既不限于血族，君主之下，没有身分的等级。”（见同书同册二三页。）
陶君既明知“在秦，无资产的人不能择补为吏”，偏要说“君主之下，没有身分的等级，”他脑筋的昏乱真是登峰造极了！
现在再回到本题上去。陶君既在讲阀阅或等级的身分制度，为什么忽然接上“而且又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家”一句呢？所谓“欧洲那样的资本家”当然是指产业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是属于资产阶级，自他们出现于产业和政治舞台后，社会中即不复有阀阅存在，陶君要那样的资本家干什么？至于所谓“平民”当系指庶人阀，这个阀阅中固然有一部分人变成商人和地主，但大部分的地主还是出自士阀，陶君不知道用庶人阀的名词，竟标出平民两字，他以为战国以后即没有阀阅，真是做梦！
可是陶君谈身分，扯到“欧洲那样的资本家”，又扯到“平民”，我们却原谅他，这倒是有原因的。所谓“身分”可用于阀阅制中，也可用于阶级制中，甚至于可用于非阀阅制非阶级制中。现在中国人当洋行买办，需要巨额的保证金，即一般银行和公司的职员也有要求保证金的，此项金钱叫做“身分保证金”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们还是有身分的。我写到这里，实在有些疲倦，搁起笔来，随手拿着今日（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申报六十周纪念自由谈专刊》一看，发见下面几句话：
“按诸古礼，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德望与年俱大，身分与年俱高。《申报》之六十周，是不过杖乡之庆也。”
可见身分两字不独可用于人，且可用于物。但我们如果用阀阅去代替身分，说“德毁与年俱大，阀阅与年俱高”，那就不通了。因为阀阅不能升高，身分是可以升高的，即在一个阀阅之内，也是如此。所以陶君可以完全没有错误地说“家族之中，遂亦以身分定权义。”
综观以上各节，即知道身分绝不等于阀阅，身分也绝不能代替阀阅。陶君应用“士大夫身分”一语，根本就不成其为名词，故不能作为士阀的代替物。
他所谓“士大夫身分”或“士大夫阶级”既不过是一些根本不通的名词，则他对于此等名词所指的内容一定也是不通，自不待言。但我却不能因此而置诸不议不论之列，因为我不幸遇着这种不通的论敌，当然找不出通的议论，只好就他的不通，来替他打通。据他说：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此后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于这个阶级的内哄。而以这个阶级为背景的官僚政治，也发生了极大的弊害。”（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九页）
这段话又要笑死人！封建制度并不单纯地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经济制度，为什么继它而起的一种新制度仅限于政治而不及经济？这是完全不合事实或逻辑的。陶君应当说“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前资本主义时期”，或“秦汉以后，中国已由贵族政治进入官僚政治时期。”他连这样的话都不会说，真正应当多下苦工练习做文章！
“此后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于这个阶级的内哄。”试问这是什么话！即使一乱是由于它的内哄，难道一治也是由于它的内哄？其实它绝没有力量能使中国一乱。它的内哄即能使中国一乱，只有唯心论者陶希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如此信口开河的。这个问题乍见好像无关重要，实则这是现今一般盲目“制造革命”的人的口调，值得我们严重的指摘，因此我们要停在此处多说几句。
所谓中国的一乱当然不是指局部的“小丑跳梁”，而是指波及全局的革命骚动。这种革命的骚动须有革命的局势才会出现，绝不是一个阶级的内哄所能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第二国际的崩溃》（DerZusammenbruchderII.Internationale）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自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没有革命的局势（rcvolutionareSituation）则革命是不可能的，此事毫无疑义可言，不过每种革命的局势不限定达到革命罢了。一般地说起来，一种革命局势的指标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指出下列三个主要标记，的确不会有什么错误。一，各统治阶级不能够在常态中维持它们的统治；‘领袖们’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产生一个裂痕，而被压迫阶级的不满意与愤怒即由此裂痕中暴发出来。凡革命的爆发，单是‘下层的人不复愿意’安常守故，常是不够的，还须‘上层的人不复能够’在旧来的方法中继续干下去。二，被压迫阶级的贫穷与困苦尖锐化，超过平常的标准。三，因上述原因引起来的群众的活动大量地增涨起来，此等群众在‘和平’时代是安安静静地让人掠夺，但在扰乱时代，因整个的危机关系，因‘领袖们’自身，而被驱策独立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
“此等客观的变化，不独和单个的团体及党派的意志无关，并且和单个的阶级的意志无关，没有此等变化，依常规讲，则一种革命是不可能的。此等客观变化的全体叫做革命的局势。”（见《列宁全集》德文本第十八卷三一九页。）
中国历代的改朝换帝大概要经过革命的骚动，而这种骚动决不是因什么“士大夫阶级”的“内哄”就会出现，须有上列三项客观的变化才能引起来的。陶君丝毫不懂革命的理论，本着中国士大夫的夸大狂，夸张所谓“士大夫阶级”的作用，以为它的内哄就是中国的一乱，甚至于一治，可怕呀，“士大夫阶级”，可爱呀，“士大夫阶级”！我们要想中国不乱，甚至于不治，惟有请陶君多做一些酸文，劝“新士大夫阶级”“克服观念生活阶级的自然生长性，尤其是克复士大夫身分遗留下的传统意识”，（引陶君语，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五二页，）切莫“内哄”！
可是陶君每次的主张总不能贯彻下去，岂止不能贯彻，总是被后来的说法推翻得干干净净。我们试看下列一表又是他自己痛打自己嘴巴子的活剧！
“现在且把秦以后的革命骚动及统一国家的崩坏，写一些最重要的于下：……
事件
年代
（公元）
距离
事件
年代
（公元）
距离
秦的统一
汉的统一
后汉统一
晋的统一
隋的统一
唐的统一
宋的统一
元的统一
明的统一
清的统一
捻子之败
民国成立
前二二一
前一九五
四○
二八○
五八九
六二八
九七六
一二七九
一三六九
一六八三
一八六八
一九一三
一六
二四
九七
二九四
二○
一○四
一五四
二三
五七
二六
七
陈涉兵起
新市下江兵起
黄巾兵起
齐万年兵起
王薄张金称兵起
王仙芝起
金人灭宋
方国珍起
陕西流寇起
李沅兵起
丁未之役
前二○九
后一七
一八四
二九六
六一一
八七四
一一二五
一三四八
一六二八
一八四三
一九○六
一二
二一二
一四四
一七
二二
二四六
一四九
六九
二五六
一六○
一三八
上表仅就统一与统一的分崩来计算，统一期内的革命骚动大抵从略。即由此已可见骚动之期有长到三百年的，而统一之期最长也不过二百五十年。统一共十二次，统一的破坏也十二次。以民国以前而论，凡二千一百年间，大变动已有十二次，平均一百七十年有一次。（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四三四至四三五页。）
现在要问高唱中国的骚乱莫不由于“士大夫阶级”的内哄的陶君，上表所列的陈涉兵，新市下江兵，黄巾兵，齐万年乒，王薄，张金称，王仙芝，金人，方国珍，陕西流寇，李沅兵等等是不是属于“士大夫阶级”？他们的骚动是不是“士大夫阶级”的“内哄”？无论陶君怎样善辩，总不能答一个“是”字，自秦代至民国成立，统一之局共十二次，而统一的破坏也十二次，这十二次破坏的大变动都是由列宁所列举的革命局势造成的。虽结果没有达到下层民众真正的革命，不过重新建设了士阀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认定中国历代的内乱莫不由于“士大夫阶级”的“内哄”！
陶君既这样重视“士大夫阶级”，我们现在又要问这个“阶级”是什么？他最初使用他的“抽象法”一抽道：
“中国社会久没有土地贵族，但是分析的结果，我们发见了代替土地贵族的士大夫身分，中国社会看不见商业资本的势力，只看见土地资本的势力，我们又看得出士大夫身分是地主阶级披上了法律的外衣。这便是抽象法的运用。”（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页。）
这段话的意思无非承认“士大夫阶级”就是地主阶级，不过因为它具有法律的权威，身分还在普通的地主阶级之上。所以陶君在另一地方又说：
“地主阶级化为士大夫，有政治法律上的权威。”（见同书二四八页。）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据陶君的意见：
“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封建贵族的扩大。”（见同书五九页。）
所以他称这个“阶级”为：
“贵族士大夫阶级”（见同书一七四页。）
什么地主阶级的上升，什么“贵族阶级的扩大”，真是五花八门，令人莫明其妙！“士大夫阶级”到底是什么？陶君又说：
“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官僚之和，恰与封建贵族阶级相等。若包括地主和官僚的两端，则以士大夫身分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亦非错误。”（见同书一五页。）
“天老爷”呀，我们愈是向他的书中去找说明，愈弄不清楚！因为他根本不懂士或士大夫是什么，除掉到处乱说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其实士——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样——是一个阀阅，上与贵族阀对峙，下与庶人阀对峙。贵族阀的人虽可以下降（同样庶人阀的人也可以上升）为士阀，但士阀毕竟是一个独立的阀阅，绝不是什么“封建贵族的扩大。”它对自由地主阶级的关系恰和封建时代的封建贵族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一样。封建贵族虽不限定都有土地，（最初的封建贵族都有土地，）但大部分的封建贵族确有土地，确是封建地主；同样士虽不限定都有土地，但一部分的士（最初是最大部分的士）确有土地，确是自由地主，除掉我们在上面所引《国语》“士食田”，《春秋》的“士田十万”，《荀子》的“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以及《孟子》所载“周室班爵禄”中的士各有土地外，还有下列的证据：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见《管子》第九卷《问篇》一五至一六页）”
“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王曰：‘中牟有士曰日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王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见《韩非子》十一卷《外储说左上篇》六页。）
这种有田之士或受田之士就是自由地主。不过并不是一切士都有田，所以《管子·问篇》又问“贫士之受责〔即债〕于大夫者几何人？”《孟子》上也说过“惟士无田”，和“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话。所以士终始是一个阀阅。不能与自由地主阶级混为一谈。不意陶君丝毫不懂此中的关系，于是不说“地主阶级化为士大夫”便说“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官僚之和恰与封建贵族阶级相等”，我真拜服他的好胆量！
其实陶君不仅胆量好，而花样也多，我们试看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三九页）中所划的图样吧：
据他的“研究”，这个图就是自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社会分解”，并且还有一段得意的说明”：
自汉以后，士大夫阶级为政治活动计，常依附于帝王。在王朝崩坏时期，又依附于新起的战斗团体。新起的战斗团体虽有的是农民起养所长成，但也有旧来的军官士子，因讨伐农民而厚集兵力所成立。即令战斗团体是农民起义所长成，一取得帝王地位即感觉‘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便收罗士大夫共谋大计，而‘伙涉为王’的当儿，已脱离其原来所属的农民阶级。异族入主中国，中国的士大夫也同样的包围，北魏与满清帝因此莫不感染于中国文化——‘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统治阶级文化。”（见同书三七至三八页。）
我们最初看了那个三角形的图，除掉感觉新奇悦目外，很诧异的第一点是：平日说过三十几个阶级的陶君为什么在那里忽然不谈阶级了？自有了上面一段说明，提出“士大夫阶级”，“农民阶级”和“统治阶级”等名目我们才知道图中没有注明阶级原是省文。那里面七项说不定就是七个阶级？这种猜想是很有根据而且很正确的，因为王室就是他所谓“封君阶级”，“战斗团体”就是统治阶级，而“士大夫阶级”和地主阶级更是他大书特书的；此外农民既是阶级，商人和工人也当然各自成为阶级，于是小小的三角形中便有七大阶级了！
然实际情形是这样的么？当然不是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仍有三个阀阅，即贵族，士和庶人。讲起阶级来，原是和阀阅互相综错的，如贵族和士阀的人不限定尽是地主，因此贵族阀和士阀不能完全等于地主阶级——即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同时庶人阀的人也有地主，即其中的商人也是剥削者而非被剥削者，因此庶人阀也不能完全等于被统治阶级，即被剥削阶级。试问在如此复杂的社会中，陶君那个三角形图能够说明什么？除掉表现他自己脑子的纷乱外，不独一点东西也没有说明，并且还闹了笑话！据他说：
“我觉得土地私有权是士大夫身分发生和生存的重要条件，因此便认定士大夫身分和地主阶级是相通的，又因此认定过去的中国政治是地主阶级政治。”（见同书一七页。）
“地主阶级化为士大夫，有政治法律上的权威。士大夫身分进为官僚，有本于本阶级利益统治农民的使命。”（见同书二四八页）
过去的中国政治既是地主阶级政治，而由地主阶级化成的“士大夫”进为官僚时既有本于本阶级利益统治农民的使命，陶君的图为什么要使“没有士大夫身分的地主”屈居于“士大夫”之下而与农民和工人站在一条水平线上呢？既名之曰地主，便同属于地主阶级，为什么“有士大夫身分的地主”是统治阶级，而“没有士大夫身分的地主”是被统治阶级呢？无论他怎样善辩，是没有法子掩饰这种笑话的！
陶君在那个“完全适用于八十余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的图中既闹了笑话，在“分解帝国主义侵略后的社会构造”的图（见同书四三页）中更闹了笑话中的笑话！我们且先将它介绍出来：
大家看啊，“战斗团体”高高在上，大概是超阶级的，不然就等于他的“封君阶级”，此外如工商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政商资本家”，地主“小工商业者”，工人和农民都不算是阶级，只有买办和“士大夫”是阶级！这两大阶级头上顶着“战斗团体”，左右手夹着工商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政商资本家”，脚下踏着地主，“小工商业者”，工人和农民，多么威风啊！陶君看到这里，也许要怪我故意吹毛求疵，说工商资本家等等自然也是阶级，用不着说明的。那我就要反问他，买办和“士大夫”是阶级，为什么又用得着说明？如以工商资本家等名词太长，地位有限，故从省略，然地主，工人和农民的名词很短，地盘也很宽，为什么又不加阶级字样呢？“啊，啊，那是我一时疎忽了，请原谅吧！”“好，好，我对于一点不再诛求了！”
陶君上面的图不甚高明，自己大概也有所觉察，所以当他著《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时，已经弃去这个旧花样，再来一套新的；而并且这一套新的花样是有摹本的，因此他可以很自信地是站得住脚，不怕人家攻击了。我们且先介绍他所依据的山川均的“构成中世封建社会的各阶级”的图表如下：
陶君以上图为蓝本，一连画出四个图，（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九，三二和三五页，）今特依次介绍如下：
第一图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度
第二图汉代的制度
第三图晋及东晋的制度
第四图晋以后的制度
我们试把陶君这四个图表和山川均的图表比较一下，马上看出两者在形式上虽只有少许的差异，但这“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我们从山川均氏的图表中可以看出上半截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下半截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下半截的商人甚至于手工业者虽是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剥削者，（即一方面被统治，并被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他人，）但在典型的封建时代，他们的数目甚少，不足轻重，所以他用括符括起，附在被统治阶级之列，原无不可。可是这个方式一被陶君模仿即不成东西。他的第一图是完全依样葫芦，上半截为统治阶级，下半截为被统治阶级，原不算错。不过他对于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度只举出农奴，而遗漏与中世欧洲封建社会中的贱奴相等的奴仆，是第一个错误；王和卿大夫之下只有农奴而没有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是第二个错误；诸侯之下商人及手工业者重写两次，是第三个错误，至于商人及手工业者不用括符，尤其余事。一个现成的模子给他去套，竟弄出这许多错误，我真不能不惊讶他的心粗气浮何以一至如此！
陶君的第一图既错，第二，三，四图更错得一塌糊涂，令人不能原谅。因为照第二图看，汉代只有天子和封君是统治阶级，其余地主，商人，和佃户，农民一样，都是被统治阶级；照第三图看，晋及东晋只有天子，贵族官僚，“贵族官僚亲属”和“士人子孙等”是统治阶级，其余地主，商人和佃户农民一样，都是被统治阶级；照第四图看，晋以后只有天子，贵族和官僚是统治阶级，其余地土，商人和佃户，农民一样，都是被统治阶级。试问这是什么话？其实凡稍具中国历史常识而又稍能观察和思考的人，即不能不承认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主阶级是中国唯一的统治阶级，自天子以至于贵族官僚，大夫，士都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否则他们的政权便没有真实的基础而终于被推翻，历来的朝代鼎革，原因大概在此。陶君虽也读过中国历史，甚至于比普通人读得更多，但一方面因缺乏观察力和思考力，它方面因心粗气浮，只知道套死公式，遂闹出一个绝大的笑话！
不过陶君对于我的批评，也许还要强辩，以为他把地主置诸佃户甚至于农民之上，即表示地主是统治阶级的意思。这种强辩是没有用的。他如果真认地主为统治阶级，应当把地主提在图表中的上半截，不当置诸下半截，不当与商人手工业者并列，更不当在什么“贵族官僚亲属”和“士人子孙等”之下。他犯了这样显然的错误，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综观陶君对于中国历代社会的图解，由三角形至长方形，由单用实线至兼用虚线，由自出土产至仿造洋货，用力不可谓不多，用心不可谓不苦，然而不独成绩等于零。错误且达到一百度。奉劝陶君以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干，脚踏实地地干，少顽些花样吧！
我们于概括批评陶君的历代图表后，当进而分别考虑他对于历代统治者的议论。此举不独可以继续暴露他的错误，并且还可以使大家更深切地了解自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到底是那一个或那几个。这种工作比前面所有的批评更重要十倍百倍，因为前面多限于理论问题，要到这里，才是赤条条的事实问题，事实是理论的试金石，他或他们和我们认识的正确与否，全凭事实作判断，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文字是不厌求详的。
第一，我们来考察陶君对于秦的认识：
“官僚政府和农民的统一战线，颠覆了封建贵族和封建国家。这个过程发生在战国争雄时期，而完成在强秦一统时期。秦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秦乃是官僚政府和农民的国家，所以能够一举扫灭残余封建国家的六国。”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一页。）
“何以六国不被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灭亡而曾被农业的秦国灭亡呢？这是因为秦国废止井田制，最早实行土地私有制，他的政府就是官僚的政府。例如商鞅是外国人在秦国做官的，当时社会纯为小农制，没的贵族的存在，却合农民的要求，因为农民恨极封建地主的压迫，一方面中央集权的政府，又非破坏贵族不可，政府也反对贵族。于是上下一致，以联合战线打倒贵族，贵族破坏之后，农民非常之服从，所以能够灭六国。”（见同书二六○至二六二页。）
我们从这两段话中看见战国末年的秦国只有两种势力出现于政治和历史的舞台上，即官僚政府和农民。陶君既认定“秦乃是……农民的国家”，则所谓“官僚政府”应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府，否则不成其为“农民国家”，因此所谓两种势力在实际上只是一种势力。秦承封建国家之后，一跃而为“农民国家”，此事如果真实不虚，则世间不复有历史发展的规律可言。人们可以不顾环境，凭自己的意志或高兴，时而跳个间建设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国家”，时而又跳回去建设一个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地主国家。这样换换花样，固然新鲜，不过这种局面在西洋历史上是不易见到，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未尝有过，如果不相信，就来检查秦的历史吧。
注：拉狄克虽明知“当商业资本的初期，在欧州除了古西的农民战争外，再找不出国家中有什么农民继续统治的国家”，但他却要到中国来找奇迹，说“农民之企图建设政权是中国史上的特点”，并确定“汉朝和明朝初时政权为农民政权性质。”（见拉氏《中国革命运动史》中文本六三和六六页，）于是引起陶君和许多人的盲从。详见后。
陶君要承认秦为农民的国家，必先承认秦没有新兴的自由地主阶级（非封建地主阶级）的存在，或存在而力量至为薄弱，不足与农民抗，否则这种农民国家即无从实现。不幸历史上的证据适得其反：
“秦孝公用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然王制遂灭，僭差无度，庶民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与工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赋，发阎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见《前汉书》二十四卷上《食货志》三至四页。）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片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同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生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见同书同卷上六至七页。）
“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见同书九十九卷中《王莽传》中四页。）
这三段历史告诉我们秦不独有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存在，并且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存在。食糟糠的贫者，亡立锥之地的贫者，和曾无立锥之居的弱者，不是别人，就是贫农，佃农，和佣工。此等小民能够与累巨万，田连阡陌，和规田以千数的地主相抗么？能够将这些地主搁置一边而建设什么农民国家么？只要不是疯子，总不能答个“能”字。还有一层，秦始皇在一方面对于农民诛求无厌，“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致“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在另一方面把庶人阀的人完全不当人看待，所以“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像他这样的人愿意为农民谋利益，建设什么农民国家么？只要不是疯子，总不能答个“愿”字。在这种不能不愿的情势之下居然有所谓农民国家出现，那我们可以用一百二十万分的自信，断定这种国家不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秦，而出现于陶希圣的脑袋中！
陶君看到这里，一定气得发昏，一定痛斥我是断章取义，故意恶作剧，因为他所说的明明为:
“秦乃是官僚政府和农民的国家，”
而我所着重的不过:
“秦乃是……农民的国家。”
不独”是”字底下打几点是有意顽手段，而且我认官僚政府为历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府，也是只顾逻辑，不顾他的下文的说法，因为他在这句话的同页和以后一页明白指出：
“倘若资本主义继续发达，则战国既亡，秦代既灭，中国应当成立为资本主义国家。那末，官僚政府必忠奉资本阶级，而中国便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封建国家破坏以后，新的国家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再建，而是在适应于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而再建。在经济上，地主是此后的统驭阶级。在政治上，官僚是此后的治理阶级，沟通这两种人物的，是广大的士大夫身分。官僚取人材于士大夫，而士大夫则倚存于土地私有权。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一至九二页。）
这里虽标出“秦代既灭”字样，不是指秦讲的，但始皇的统一国家是建设于“封建国家破坏以后”的“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面”，是建设在一个强有力之地主阶级上面，这是陶君亲口承认的：
“秦的农民多化为佃户，土地收入须交纳十分之五与地主！农民除地租之外，又受商人资本的剥削，其结果，农民丧失土地，而土地兼并盛行”。（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七二页）
既是这样，秦当然可以适用他上面的一段话。还有一层，他自己又曾说过：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九页。）
可见秦尤应适用他上面的一段话。而适用的结果就是指：官僚政府系代表地主阶级。所以直截了当地说。陶君所谓“秦乃是官僚政府和农民的国家”,不外是脱：
秦乃是地主和农民的国家！
恩格斯本来说过:
“古代国家是蓄奴者压制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压迫农奴和隶农的机关,近世代表制国家是资本掠夺工资劳动的工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八○页——DesUrsprungderFrivateigenthumsunddesStaats．Stuttgart，1921.）
现在照陶君上面的方式看来，恩氏的话是错的，应当和陶君一样说：
古代国家是蓄奴者和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和农奴及隶农的机关，近世代表制国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的工具！
公平呀，陶希圣的伟论，偏激呀，恩格斯的迂谈！
话虽这样说，我们深知陶君有个老毛病，就是对于自己的说法无论对与不对，总要在或前或后的书中推翻得干干净净。他对于“秦乃是官僚政府和农民的国家”或秦乃是地主和农民的国家的主张，也没有例外。待我们举出证据来吧：
“（一）农本主义是从来统治者所抱的经济政策之原理。例如秦始皇的琅砑刻石说道：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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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后帝王立国，莫不取农本主义，农本主义是什么？先要知道的，农本主义是农业本位思想，不是农民本位思想。”（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八九页）
陶君这段话明明承认秦始皇的立国是驶了农本主义，而“农本主义是农业本位思想，不是农民本位思想”。可见“秦乃是……农民的国家”一句话完全是妄言！劈拍劈拍，陶君雪白的面孔又被自己的手掌打红了！
陶君不独直接否认了秦为农民的国家，并且间接否认了秦为地主的国家，因为他在一方面说：
“直至秦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个阶级〔指“士大夫阶级”〕虽不见用于朝，而有信仰于野。”（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八页。）
在另一方面又说：
“士大夫阶级身分存在于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供奉之上。而官僚既是治理阶级，则其生存实在于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缴纳的租税；且为维持并圆活其所掌握的政权计，常把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利益兼筹并顾。所以官僚一方面虽常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它方面又有时抑制地主，也有时恩惠及于农民。”（见同书九三页。）
秦既不用“士大夫”，则陶君所谓“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所形成的“一个连环”当然中断，而官僚“又有时抑制地主，也有时恩惠及于农民”，可见秦的官僚政府不能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秦不是地主的国家了。
现在综合陶君前后的议论来看，可以得到下列四项结论：
一，秦是农民的国家，
二，秦是地主和农的国家，
三，秦不是农民的国家，
四，秦不是地主的国家。
陶君对于自己这四种结论到底主张那一种呢？他研究复研究，经过三年之久，于今年九月出版的一本书中，将它们一齐推翻，另出一种花样，就是：
“中央权力乃是小农反奴隶之上的地主商人政权，换句话来，是地主与商人的均衡之上的绝对王权。秦的政府恰是这个性质。”（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五页。）
又说：
“秦的法治国不过是地主奴隶主对于小农奴隶的警察国。”（见同书同册二九页。）
这种三年苦研的结果，仍旧的错误的结晶。陶君已没有能力发见真理，解决问题，还是让我们来下一个总批评吧。
陶君震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所坑的不过咸阳四百六十几个候星气，求仙药的方士）之说，遂以为秦不用士，这完全是错误的。扬雄谓：
“周罔解结，群鹿争逸，……得士者富，失士者贫。”（见《前汉书》八十七卷下，《扬雄传》下四页。）
这种情形，雄才大略的秦皇是懂得的，因为他的先人缪公用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孝文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睢，都获得绝好的成绩，所以当他为王时，虽偶感于宗室大臣之言拟下逐客令——实为逐士令——卒因李斯一封书而终止。迨即帝位，更广用士阀的人作辅弼，除掉始终重用李斯外，《史记》载：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见《史记》第二册《秦始皇本纪七十六页，群学社本。》
即愚蠢如二世，遇着国家大事，犹知垂询于士阀：
“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见同书第三册《刘敬叔孙通列传二五至二六页。）
可见秦不用士完全是陶君和一般人脑子里面的幻想，丝毫没有事实上的根据。我们已经知道，一部分士是地主，而士阀的总倾向不论在朝或在野总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它的努力的结果容易踏上官僚的路而变成地主，（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即不居官，而授徒讲学，也容易变成小地主；至于庶人阀素为它所轻视，认为应受它的统治，所以它这一阀的人总不愿堕入庶人阀，因此，也不愿代表庶人阀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明白了这一点，则秦为地主阶级的国家便可想而知了。
秦之所以兴是因为它是一个农业国家，它能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得到这个阶级的拥护，故能次第消灭残余的封建国家的六国。秦的富强，谁都知道是由于农战，务农的结果使秦富足，战争的结果，使秦疆土日辟，它对于军官（即士甚至于兵弁（即卒）的报酬大概不外土地。所以《韩非子》说：
“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见《韩非子》十七卷《诡使篇》一八页。）
《管子》也说：
“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见《管子》五郑《八观篇》七页。）
秦的军官们得了土地，自然变成地主，所以单是就这一点看，也知道秦是一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
不过在军事胜利和重农轻商的国家中，不独军官有利益，即兵丁也有利益，不独地主有利益，农民也有利益。《商子》说：
“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见《商子》五卷《外内篇》六页。）
秦是很会施行这种政策的，故商鞅为政，于善待士卒外，复下令：
“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见《郑氏通志》九十三卷一四页。）
这样一来，秦不独得到军官的拥护，且得到兵卒的拥护，不独得到地主的拥护，且得到一部分农民的拥护。陶君说：“秦的农民非常之服从，所以能够灭六国，”这原是对的；但因此认秦为农民的国家，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上面的分析，很正确地表见秦是一个代表新兴的自由地主阶级的国家。乃陶君近来又主张秦的“中央权力乃是小农及奴隶之上的地主商人政权，”或”秦的法治国不过是地土奴隶主对于小农奴隶的警察国。”他新近出版的两册书对于秦的政权的说法，据我所知，仅止于此。这两句话的意义没有什么差异，不同的地方只在商人与奴隶主两者，商人是否即奴隶主，未蒙明示，不过商人的对手是奴隶，而奴隶主的对手也是奴隶，可见商人即奴隶主，否则他应于奴隶主之外再加入商人。证以他所说的：
“秦……商业资本发达，促进农民的破产。农民的耕地便为大地主豪商所收买。农民或卖身为奴隶。……”（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三七页）
尤信而有征。但他在相隔不过四五页的地方又说：
“……生产事业与农业，同受奖励，正合于李斯所说：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史记》卷六始皇三十四年条。）
“由此可知秦的经济政策是奖励生产而抑制商业。这种政策本是收夺奴隶劳动的奴隶所有主；尤其是收夺佃农的地租的地主的政策。”（见同书同册三二至三三页。）
这里表见奴隶主是从事于手工业的富裕的生产者而非商人。此外，陶君在书中又屡言秦贱商（参看同书同册三一，三七等页，）因此他所谓秦是“地主商人的政权”，又被自己立刻攻破了。他专门对自己开顽笑，四五年来从未改变这种态度，我真有些不解！
秦是地主和商人的政权的主张既被陶君自行驭消，现在便只剩着秦是地主和奴隶主——即富裕的工业生产者——的政权这一点。秦时因工商业的发达而有奴隶的存在。当然是事实。但此等奴隶并不完全为工业生产者所有，一部分被他所说的“豪商”占去，另一部分被他所说的“大地主”占去，富裕的工业生产者能有多少奴隶？还有一层，这种工业生产者大都是兼为商人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见《史记》第五册二八四页。》
就是一个显例。至于专业的工业生产者，人数当然也不少，但富裕而有大势的是很少的，所以《货殖列传》明言“用贫者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种工业生产者是受商人宰制的，而商人又是受地主的国家压迫的，试问这样的工业生产者或少数富裕的工业生产者能够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与地主阶级平分政权么？只要不是疯子，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陶君这种主张又告失败了！
陶君对于秦所代表的阶级固然没有认识清楚，即对于颠覆秦代的主要阶级也茫无所知。所以他说：
“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个阶级〔指“士大夫阶级”〕虽不见用于朝而有信仰于野。秦皇虽集大权于一身，终不能抑制这个阶级的叛举。陈胜的冒称张楚，项氏的号召遗民，六国后裔的勃兴，楚怀名义的设立，都是贵族与雄杰混和的社会势力的表现。”（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八页。）
陶君的脑袋自和所谓“士大夫阶级”结了不解缘以后，于是认定：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最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见同书五九页。）
这虽和他的大著上面一页所谓“这个阶级虽不见用于朝”直接冲突，但他把封建贵族的死灰复燃运动以及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反抗运动看做“这个阶级的叛举”，把“这个阶级的叛举”看做秦亡的唯一原因，毕竟将”士大夫”和秦联系起来了。我们要打破他这种谬说，须进一步谈谈秦亡的原因。
梅思平君在他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慨略》一篇大文中说：
“秦的亡国，其原因极不易探求。这时候并没有水旱疾疫之灾；而且暴动的发生不在于农村，而在于都市。加入暴动者不是农民，大多数是地方下级官吏。（如会稽守通，东场令史陈婴，沛掾萧何曹参，汉上亭长刘邦。）这其中究竟是如何的原因，一时尚不能臆断。或者即因赵高用事，法禁过严，不便于商业，以致商业资本阶级利用都市小官僚及游民以暴动，亦未可知。《史记》中所称‘豪杰’‘少年’等是否有商业资本阶级在背后鼓动，殊属难必。《史记·货殖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从这些反证看起来，大概秦的失败原因、就是不拥护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汉的成功就是保障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其痕迹已极显明。”（见《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秦亡的原因既“极不易探求”，而梅君竟能探出一个“大概”，真是难得。不过依我们看来，那不是一个“大概”而是一个大错，他和陶君所走的方向虽不同，而其为歧途则一。其实秦亡的原因不独绝非由于“不拥护商业资本阶极的利益”，并且不起于“赵高用事”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始皇的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是由于他的历代先君和他本人得到士阀，整个新兴地主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拥护，而秦的灭亡是由于他在成功之后，志得意满，忽然蔑视地主阶级的利益，随便予以迁徙，而且大兴土木，使农民劳苦达于极点，今特根据《史记》举一些事实于下：
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秦每破堵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下。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见《史记》第二册《秦始皇本纪》七二页。）
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见同书同册七三页。）
三十二年，“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见同书同册七六页。）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见同书同册七七至七八页。）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见同书同册八○页。）
除掉这些迁徙，营造和征伐的事件外，还有筑长城的大工作，二世继位，复作阿房宫，像这样劳民伤财，当然要演成“收秦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的局面。这不独对于农民是一种致命伤，即对于地主也是一种绝大的打击，结局，地主和农民一样要反抗秦朝。至于六国的残余封建贵族或封建地主更要向它报仇。所以一旦有人发难，这几种势力和其他势力（如士阀和代表地主利益的官僚等等）便不期然而然地联合动作起来，使秦朝不能不没落了。
注：拉狄克说：“反对秦始皇的究竟是谁呢？即我们所见最饶有兴趣之混合阶级，而过去的封建余孽——已消灭之诸侯及封建贵族——与农民。何以如此呢？其原因也很简单，中央集权之国家，自领伟大的军事与商务之建设，组织军队，征地重税，故国家所受之敌，不仅过去之失势者，即农民群众亦立于敌对政府之地位。”（见克仁译的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五四页。）这个“中国通”认秦的政权建筑在商业资本阶级上面，当然十分荒谬，但对于亡秦的势力却认识了一部分；这比陶君认秦亡是由于“士大夫阶级”的叛举，梅君认秦亡是由于“不拥护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要高明多了。
不意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的陶君完全不注意史实，把两只限睛死死钉在什么“士大夫阶级”上面，硬说秦的灭亡是由于“这个阶级的叛举。”殊不知亡秦的主要势力是农民与地主，此外如士阀和旧贵族等等虽共同参加，但不是决定局势的力量。梅君虽较陶君稍微进步，知道在历史上去求原因，但目光仅及于二世时的“赵高用事，法禁过严”，殊不知此举只能促成反秦势力的发动，绝不能视为养成反秦势力的原因——原因是在始皇时代发生出来的，所谓“履霜坚冰，由来渐矣。”发难的人明明是由农民出身的戍卒，而参加的则多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梅君看不见这些最明白的事实，竞牵扯到什么“商业资本阶级利用都市小官僚及游民以暴动”，因此断定“秦的失败原因就是不拥护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梅君这样胡扯，真不愧为陶君的好同志！
现在总括起来说：秦是第一个代表前资本主义时代新兴地主阶级（非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最被人误解的国家。陶君上面的说法，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我们为廓清一切谬说起见，还须介绍一批主张，略加评判，作个结束。这些主张本与他无关，不应杂在对他的批评里面，但它们多出于一些短文或片段的文字，在事实上一失掉这个机会，我们即没有作文批评的可能，况且指出它们的错误，直接表现我们认识的正确，仍旧间接显示他的说法的不正确，所以我们终于这样做了。
一，叶非英君说：
“若说中国在秦以后就没有封建制度，那不能不算是错误了。有人说秦以后是一个统一专制的国家，其实专制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的最后一形态罢了。……在素质上秦以后的专制制度与周以前的封建制度，并无何等差别，同是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阶级对于无识的农业生产者的统治，不过皇帝专制制度是诸侯封建制度的进化罢了”（见《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叶君《中国之封建的势力》一○页。）
二，熊康生君说：
“中国社会史上从秦代已把封建变为郡县，此后中国社会应走入非封建社会的阶级，才是合理的。换一句话说，此后社会的重心，应由地主阶级过渡到别一阶级。然而秦代统一中国，废藩置县之后，以为可由一世以至万世，不料很短的期间竟遭瓦解。虽然很乖觉的秦始皇也会注意到把天下的豪杰（豪杰到底是那一阶级，秦始皇必很清楚）迁移了十二万户到京城咸阳，但是起而亡秦的，仍属豪杰。试看秦二世的时候，则有楚王陈胜，赵王歇，魏王公子咎，燕王韩广，齐王田儋，沛公刘邦，会稽守项梁，这些豪杰们千真万确的怕都是地主阶级吧。”（见同书熊君《中国社会之蠡测》三八页）
三，梅思平君说：
“秦在战国末年竟是一个最大的商业国。商鞅的时候本有抑制商业的倾向，但是这个政策是失败的。后来司马错和张仪的辩论，就可见秦是不得不求商业上的发展。至于最后统一的事业则完全成于商人之手。吕不韦的相秦，历史上说来，好像是一件滑稽小说。其实这就是商业资本阶级抢夺政权的活动。李斯等的官僚都是依附吕不韦而起。吕不韦的食客也数千人。这都是官僚寄生于商业资本阶级的铁证。其统一的手段，也完全是以金融的势力作基础。《秦始皇本纪》，尉缭说秦王用三十万金破坏六国的合纵；后来李斯即用其计谋以并天下。可见秦的并吞六国，完全是商业资本阶级政治的成绩。”（见同书梅君《中国社会变迁之概略》一三五至一三六页。）
四，梁园东君说：
“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乃是以农业经济做基础，构成地主和佃农，资本家和小商业者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根据这种关系而成立的社会，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商业资本的，按照他们的基本组织，只是一种农村商业社会，……这个农村商业社会的代表阶级只是一般小资产者——没有几个地方或几种经营或几个人，能够支配全社会的经济。他们所以能造成这样广大的一个社会，乃是由这些普遍存在的小资产者，因共同的条件，共同的利益，生产一个共同的国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因为这种缘故，使中国社会和欧美各国演进的方面完全不同；这就是说，‘农村商业社会’的进化，绝走不到‘城市工商业社会’所到的阶段上。”（见同书梁君《中国社会的基础》一九九至二○○页。）
“这样结合成的社会，我们当然不能只举一个——或说是地主阶级的，或说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做代表，甚至也不能说是地主和商业资本的二元社会，实际上乃是两种势力结合的而成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见同书一八五页。）
五，叶青君说：
“中国商工经济底发展，到超越了春秋时代封建小国底范围后，就走到战国时代底七个大强；再到超越了战国时代七个大强就走到秦朝时代的统一，出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雏形，既然统一是商工经济所造成，那末完成统一底秦便必然是，应该是商工经济底代表。”（见《二十世纪》第七期《胡适批判》九五页。）
“统一以后的秦朝，也本质地是代表商工经济底君主政治。这正与罗马的帝制和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君政一样。首先我们要大家明白赵政（秦始皇）和李斯都不是像二千多年来儒教徒——孔丘派，所丑诋底样子。他们是代表战国末年资本主义底大政治家和大革命家。他们有这种性格，有这种能力，有这种事功。在原则上，他们‘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反孔孟之学，一句话，就是以创造一个反贵族，反封建，反德治，反家族之平民的，统一的，法治的，民族的，个人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君主国家为政治方面的。在纲领上他们所做的是：（一）统一七国；（二）扩张领土；（三）建置郡县；（四）创立法制；（五）统一度量衡；（六）改革文字；（七）反对儒学。——是皆为资太主义所最需要。（一）（二）（三）（五）都是统一市场，推广销路，便利贸易底必要办法。（四）和（六）为建设国家新政治的积极方面；（七）则为其消极方面，用以绝灭当时底反动宣传，此外，他底数次入海求仙，还大有发达航业，找寻海外市场底作用。“（见同书同期一○三至一○四页。）
我们现在要开始批评了。叶君以为秦以后的专制制度是“封建制度的最后一形态”，用意是在说明“中国在秦以后”仍是“封建制度”，这完全是一种臆说，没有丝毫事实和理论上的根据，因为专制制度固然是由封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但前者和后者并非同一物，怎能混为一谈，认作作者的最后形态呢？这与陶君认“中国社会直至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同一错误，此处没有重复反驳的必要。熊君以为“秦代已把封建变为郡县，”“此后社会的重心应由地主阶级过渡到另一阶级，”这是由于他把地主阶级这个名词看做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利品，以为一出封建时代，即无所谓地主阶级，至少也是不应当做统治阶级的。这种议论原无被反驳的价值。
梅君盲从拉狄克为商业资本阶级政权的说法，摘拾《史记》描写秦通商的一段话，指秦在战国末年为“一个最大的商业国”，殊不知以秦的商业和农业较，他将知道秦是一个“渺乎其小”的商业国。次则把商鞅抑制商业的事实改作“倾向”复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但举不出证据来。幸有“吕不韦的相秦”可以供他作“商业资本阶级抢夺政权的活动”的“铁证”。但吕氏虽以“阳翟大贾”的资格开始他的政治活动，一旦为丞相，封文信侯，即：
“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见《史记》第四册《吕不韦列传》一八九页。）
变成一个大地主了。他所代表的是自由地主阶级的利益，绝不是什么叫“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证据呢?就是《吕氏春秋》。此书虽是吕不韦的宾客所作，但足以表现他的意志和秦的政权的性质。它代表一个以天子为首领的握政权的地主阶级，《十二纪》重农表现得最为清楚。今试举数例如下：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孟春纪》）
“是月也，耕者少舍。”（《仲春纪》）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是郡县，命农勉作，无伏于都。）（《孟夏纪》）
“农乃登黍。”（《仲夏纪》）
“是月也，农乃登谷。）（《孟秋纪》）
“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仲秋纪》）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季秋纪》）
试问梅君，凡此种种，是代表地主阶级劝农的话，还是代表“商业资本阶级”做卖买的话？然这还不算，我们还有更好的证据。《吕氏春秋》又说：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於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厚，其产厚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上农篇》）
试问梅君这段话不是一个站在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代表说的，而是一个站在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阶级”的代表说的么？果真如此，那他是在和本阶级捣乱而向另一阶级送秋波了！世间有这种道理么？所以梅君指“吕不韦的相秦……是商业资本阶级抢夺政权的活动”，全系无稽之谈。至于认“秦的并吞六国，完全是商业资本阶级政治的成绩”，更是笑话。《史记》载：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你还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见《史记》第四册《李斯列传》二○五页。）
梅君不独把“金玉”改作“金融”，并且忘记了“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的一句，和这种事实。现在即退一万步，承认秦“统一的手段也完全是以金融的势力作基础”，但梅君应当知道金融虽可以辅助商业的发达，它自身并不是商业，即使秦真以金融的势力作统一手段的基础，难道就可因此认“商业资本阶级”是统治阶级么？
综观梅君所根据的事实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而他由此所得到的结论更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比叶熊两君的为高明。
梁君认秦以来的中国是什么“农村商业社会”，其进化“绝走不到‘城市工商业社会’所到的阶段”，而这种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商人阶级，乃是地主和商人结合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这更是信口开河！战国时代的商业已经不是什么“农村商业”，而是“城市商业”，梁君竟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商业限在“农村商业”的侏儒形态中去形成他的“农村商业社会”，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什么“小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说法，完全是没有看过我们在上面所征引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公侯之富”这一类话的。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人大谈其“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我们真有些奇怪！
在我们所介绍的五种主张中如果有一种够得上“似是而非”四个字，那当然是叶青君的。他那“纸上谈兵”的“理论”，“花团锦簇”的陪衬，和“排山倒海”的“事实”，真会使青年读者目迷五色，而相信只有他发见了真理！可是我们要将他的伟论来分条解剖一下：
一，当春秋战国时代，因农工生产力的发展而有商业的勃兴，因农工商业的兴盛而促成封建制度的崩溃，引起秦代的转变，这是每个研究史实的人都能知道的。不意叶青君中了郭沫若君和拉狄克的毒，于指摘胡适博士“独断的时间划分”后，竟说：
“把西周，春秋，战国相比，则西周是奴隶时代，春秋是封建时代，战国是资本（商业的）时代，秦是战国时代底延长。但把由西周，春秋，战国合作一个时代，以与汉后迄清末底时代和今日一般的欧洲相比，则西周，春秋，战国都可称为奴隶时代，汉后迄清末为封建时代，今日一般的欧洲为资本时代”（见《二十世纪》第七期《胡适批判》一五一页。）
西周，春秋，战国分开来，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合拢来又是一个性质相同的时代，这种妙论自然只有叶青君说得出，我们在此处不能详细批评，暂且不管。现在要问的是：春秋既是封建时代，为何即有“商工经济底发展”？战国的局面不过一百八十五年，（自纪元前四三二起至二四七年止），“商工经济”在如此一个短时期的发展就能够获得秦做代表么？叶青君是个法国留学生，即或没有读过西耶士（EmanuelJos.Sieyès）的《第三阀是什么？》（Ou’est-cequeletiersétat？）总也在法国历史上听见过这个书名。西氏的书于极力描写第三阀的重要后，说道“第三阀是一无所有。它的前途怎样呢？一切都是它的！”（见拙译布洛斯《法国革命史》上册七九页，亚东图书馆出版）法国的第三阀经过三百年以上的发展，一直至一七八九年还没有找到政治上的代表，中国的“商工经济”经过一短促时期即找到这种代表，这大概是中外国情不同吧？
还有一层，“商工经济”中的阶级是什么？叶青君说，是“商工阶级”（见《二十世纪》第七期一二○页）但历史告诉我们：战国时代虽有一些以工业家而兼商业家的人，就一般情形讲，商业是宰制工业的，所以太史公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见《史记》第五册二八九页）
可见商人原是剥削手工业者的，原是后者的敌人。不仅是这样，战国时代独立的手工业者固然已经存在，但数量仍不甚多，大部分的手工业品是由农家妇女和农民自己制造出来供给商人的，并且农产品也是商人所需要的商品。所以顿子对秦王说
“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铣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见《战国策》上《秦策》九四页，群学社版。）
即叶青君自己也曾在提出“商工阶级”这个名词的同页引出晁错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的两句话，他应当知道商人不独剥削手工业者，而且剥削农人。因此我们可以把农工联在一起，说农工阶级，但不能将商工联在一起说“商工阶级”，他这个名词是根本不通的。
现在即退一步，抛弃这个不通的“商工阶级”的名词不谈，依照他的战国为“商业的”资本时代，“秦为战国时代底延长”的说法，假定秦为代表商人阶级的国家。可是自商鞅的重农抑商，至始皇的“上农除末”（见《史记》第二册《秦始皇本纪》七三页）都有一贯的政策，怎好把秦看做商人阶级的代表呢？关于这一点，叶青君自然还有掩饰的曲说，（参看《二十世纪》第七期九九及一○五页，）不过此处没有讨论的可能，也没有反驳的必要，因为具有常识的读者是能够判断他的谬误的。
二，叶青君的脑袋于幻想秦“必然是，应该是商工经济底代表”后，便毫不迟疑地宣布“统一以后的秦朝也本质地是代表商工经济底君主政治”，并且陪衬一句“这正与罗马的帝制和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君政一样”，显得愈加有力，使人不得不信。当十七八世纪时有重商主义的抬头，欧洲各国的君政代表商人阶级，固是事实，但据我所知，罗马的帝制不独不代表商人阶级，并且压迫商人阶级。所以意大利的萨微阿里（JosephSolvioli）教授在他的花去十年工夫才著成的《罗马经济史的研究》（按此为书的副名，其正名为《古代资本主义》——DerKapitalismusimAltertum，StudienüberdierömischeWirtschaftsgeschichte）中说：
“大商业对于一个民族的发达表现为一种可靠的手段，它在古代没有重要的表演。古代国家的权力如东方的君政，希腊的共和，和罗马的专制的权力都是阻碍它的发展而不是促进它的发展。……国家是罗马经济生活中的第一个要素，和最强有力的要素：它对于为每种大商业的精神和基本条件的私人创业与竞争，予以压迫……在古代罗马甚至于还有不少反商业——大商业和小商业——精神的痕迹。”（见萨氏《罗马经济史的研究》德文译本一九七页。）
现在要问叶青君：罗马的帝制如果真正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么？东方的君政阻碍商业的发展，连外国的学者都知道，不意中国的“学者”盲目不见，反征引自己没有弄清楚的外国事件作为他的妄言的陪衬，这一类的“学者”如果太多的话，中国的学术真要倒一辈子的霉！
三，我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中已经指出法家和儒家一样，都是代表前资本主义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我在以后评批陶君的法家学说时还要谈到，所以这里不必说及。简单说一句：叶青君既承认始皇与李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就无异宣布他们是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表；即使他另有高见，不赞成我的说法，至少，至少也就无异宣布他们是商人阶级的仇敌，因为“申商之法”和“韩非之说”都是明目张胆反对商业的。至于他说他们“反孔孟之学”，这又与陶君秦不用士的主张同一错误。除掉我们在前面驳陶君时所引的博士系儒生足为有力的证据外，还可举出始皇的刻石来作补充。泰山刻石上说：
“……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颂功德……建设长利，专隆教诲。……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见《史记》第二册《秦始皇本纪》七二页。）
琅邪台刻石说：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见同书同册七三页）
会稽刻石上说：
“……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见同书同册八○页。）
试问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儒家的尊卑贵贱，仁义道德，爱民重农，坊民正俗的一套把戏么？这是“反孔孟之学”的人能够说出来的么？夏曾佑曾很恰当地批评始皇道：
“观其大一统，尊天子，抑臣下，制礼乐，齐律度，同文字，攘夷狄，信灾祥，尊贞女，重博士，无不同于儒术……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见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二篇一章六节。）
拭问叶青君对于夏氏这些话能够加以反驳么？我看他没有那大的本事。
至于李斯是荀卿的弟子，始终服膺荀氏，所以他于功成名就之日，犹
“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见《史记》第四册《李斯列传》二○八页。）
我们始终找不出他“反孔孟之学”的证据来。啊，恕我说错了，他既是荀卿的弟子，心中大概是“反……孟……学”的，但总不致于“反孔……学”吧！
现在总括起来说，赵政和李斯“反孔孟之学”，不是历史上的事实，而是叶青君脑袋中的幻想，由于“焚书坑儒”所引起的幻想！
四，战国时农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彻底崩溃，和秦的统一，这是我们承认的。叶青君硬要把此事归到商工两项（他既认战国为“资本时代”或“奴隶时代”，自无所谓封建制度，但他又认秦是“反封建的”也不可通！）已经不对，更进而主张“统一以后的秦朝也本质地是代表商工经济底君主政治”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一）统一七国，（二）扩张领土，（三）建置郡县，（四）创立法制，（五）统一度量衡（六）改革文字”不限定是商人阶级的要求，也同样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怎样见得呢？“（一）统一七国”是建设一个反封建的和代表自由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第一步工作；“（二）扩张领土”战士——即军官——多得良田，尤为地主阶级所愿望；“（三）建置郡县，（四）创立法制”是士阀和新兴地主阶级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所必需；“（五）统一度量衡，（六）改革文字”也是地主以及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交易所不可缺少的。叶青君把这六项（本来是七项，不过第七项不成话）当作商人阶级是秦朝统治阶级的证据，未免过于武断吧？至于说始皇“数次人海求仙，还大有发达航业，找寻海外市场底作用”，这就无异说“暴日侵沪期中，某甲数次寻花问柳，还大有制造国民，抵抗海外岛国底作用”。哈哈，像这样层出不穷的妙论，“予欲无言”了！
我们对于以上解释秦代政权的五种主张已经介绍并批评过了。它们和陶君的虽不相同，但其不能成立则一，由此可证我们对秦的认识是比较深刻而真切，非这些皮相之谈所能摇动。这一步工作既经做完，当进而做第二步工作。
第二，我们来考察陶君对于刘邦的认识：
一，“秦的……佣工，佃户，游民，戍卒揭竿而起，破坏此集权国家。混战逾十年，生产衰退，游民加多，国家政权卒归于游民首领之刘氏。”（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七二页。）
二，“刘邦及其所领导游民无产者及农民起兵的目的在废除秦代的苛政，及分配集中于少数豪富之手的土地，且取得国税征收机关；不在废止阶级剥削，奴隶制度，商人资本，专制政治，贵族特权。
“在这种情形之下，恢复六国贵族的统治来压伏平民的冲进，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国家税收和土地财产公开于新兴的无产游民与农民之前。刘邦之‘豁达大度’对于这一点确有用处。”（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二六页。）
三，“刘邦政权成立后只有封君叛乱而没有农民战争；刘秀政权成立后，却只有农民战争而没有封君叛乱。平民军事政权与豪族军事政权是这样不同的。平民军事政权建立后数十年始有土地兼并，而豪族军事政权方才成立，土地已经不均。”（见同书一二四页。）
四，“刘邦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这个阶级”〔指“士大夫阶级”〕。一方面徙豪杰于关内，一方面设守吏于地方，一方面虽分封子弟，而行政权力仍归于守吏。自此以后，士大夫阶级一时破坏。”（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三六页。）
五，“游民无产者轻视劳动。‘不事家人生产作业’的刘邦，‘好酒及色’，使酒家‘折券弃责’，不敢要账，狎侮官厅小吏，十足的表现游民的性格。”（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二一二页。）
六，“先就发动及参加革命骚动的社会阶级来分析观察。历代的革命骚动及政权移转的方式有如下的几种。
“一,刘项式即地主农民同时行动以推倒旧政权的方式。属于此式者：秦末刘项的蜂起。……”（见同书四三八至四三九页。）
七，“如果观察运动的结果，则成功当归于地主。不过地主成功的途径不同，有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者，有直由地主奋斗成功者。
“一，由农民政权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
刘邦……”（见同书四三九至四四○页。）
八，“在这一时期（公元前二一○至二○○年即秦末汉初）游民无产者的少数首领，只有结合破落的奴隶所有主，（如张良）只有保护新兴的小地主，（如约法三章，禁止盗禁），只有听从乡绅的劝告，表示自己尊重社会名分，——表示自己并没有破坏现存财产制度及由此所生的名分关系的意思，（如听从三老董公之劝告，为义帝发丧而后攻项羽），才可以得到反贵族的新兴地主的同情。刘邦舍弃农民的立场，服从商业地主经济的社会的指示，才可达于成功。而成功之后，他们这一集团的百几十个首领便划地收税，同时在税收区域之内私有耕地。”（见同书二二二至二二三页。）
九，“小吏刘邦以没有身家，被都市无产自由民及豪民推为首领，顷刻得众数千”（见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三七至三八页。）
十，“刘邦如封旧贵族则反于农民分土地，及游士分赋税的欲求，他的军队必然解体。”（见同书同册四○页。）
十一，“刘邦，韩信，彭越，鲸布，周勃，樊哙等游民无产者集团乃至萧何，曹参，滕公等小史，在秦代是反抗富豪贵族的，但是秦亡以后，他们对项羽等贵族集团作战之中，随战争的发展他们‘日夜望咫尺之地’的，反农民思想也发展起来。他们打毁贵族，自为贵族。”（见同书同册六二页。）
总括陶君四五年来各种新旧著作上的说法，他所认识的刘邦本人，是一个没有身家的
一，游民首领。
二，农民首领。
而他所认识的刘邦的政治建树是：
一，平民军事政权，
二，要”把国家税收和土地财产公开于新兴的无产游民与农民之前，”
三，竭力镇压“士大夫阶级”，
四，转变为地主政权。
我们只须稍加思索，并稍微查考历史，马上就觉得他这种说法何尝有丝毫的实真？他一方承认刘邦为游民首领，另一方面又承认刘邦为农民首领，不知道是：游民即等于农民？还是刘邦的本事大，兼了差，做一个两重首领？像这样显然的矛盾是每个稍有著作能力的人不会犯的，但陶君不独一犯再犯，大犯特犯，并且好像视此为他的大著中不可分离的一个整部分，没有这一部分，即不成其为陶希圣伟大的和中外驰名的著作，即不合于社会建立的法则！所以他说：
“批评我的人，可以引我的论文中这一段来与那一段比较，而表现其互相矛盾。其华君说得好：社会本来的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见朱其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陶序五页。）
但社会建立在矛盾上的矛盾，是辩证法上所谓矛盾，而陶君所犯的矛盾，是形式逻辑上的所谓矛盾。两者不是同一物，因此也不能混为一谈。陶君如果希图借“社会本来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大题目去掩饰自己的各种矛盾的说法，那就等于“掩耳盗铃”！
我们现在不必多说空话：专心来考察事实吧。陶君认刘邦为游民首领的唯一理由是因他“‘不事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使酒家‘折券弃责’，不敢要账，狎侮官厅小吏。”这种说法虽取材于《史记》，但完全是断章取义，完全失去原文的本来面目，今特将此项原文的全体抄录于下，并加以解释：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人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子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见《史记》第二册《高祖本纪》一一九页。）
这段话表现刘邦是一个新兴地主的大少爷，绝不是什么“游民无产者”，因为他要家有余财，才有”施”和”喜施”的可能，才有优游度日“不事家人生产作业”的可能。讲到“酒家‘折券弃责’”是因她们看见这位阔少卧后有什么“龙”出现其上，目为异人，想好见于他，并不是害怕这个“游民无产者”，“不敢要账”，否则她们卖酒给他，何致售价数倍？难道岁竟“不敢要账”的她们平时敢加价数倍么？至于“狎侮官厅小吏”更是豁达大度的大少爷应有的态度，而不是滑头滑脑善于应付的游民无产者应有的态度。陶君不看清上面一段话的文意，竟随便抽出几句，作为刘邦是“游民无产者”的证据，也未免过于轻索和武断了！
然我们说刘邦是地主的儿子，陶君也许认为证据不足，现在还可举出一个旁证。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见同书第四册《韩王信卢绾列传》二六二页。）
试问在学术发达才萌芽的秦代，不是地主的儿子怎能够“学书”？而里中又怎能够时常以羊酒相送？此外《史记》又载：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见同书第二册一三六。页）
我引出这段话，陶君见了一定大呼“正中下怀”，因为“无赖”两字正是“游民无产者”的异名同义的名词，刘邦既是这样不打自招，旁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啊？但是莫忙，我偏要说几句，我因身边没有有注解的《史记》，不得不取材于《前汉书》，此书的《高帝纪》中也有同样的一段话，不过是“亡赖”而不是“无赖”，其注云：
“应劭曰：赖者恃也。晋灼曰：许慎云，赖，利也，无利人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狯为亡赖。师古曰：晋说是也。”（见《前汉书》一卷下六页。）
可见当时所谓“无赖”绝不是现在所谓“无赖”，而且刘邦口中的无赖是个动词，不是名词，对不起陶君，不能供他的利用了。但我们从刘大少爷的口中可以证实他的家中是有“产业”的，否则他的哥哥怎样去“治”呢，更怎样去努“力”“治”呢?
可是说到这里，陶君也许又要提出一个问题来难我，就是：“产业”难道一定指田地？“治产业”难道一定指经营田产？我说是的，证据呢？请看下面：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见《史记》第二册《高祖本纪》一一九页。）
这种“之田”与“居田中”（《前汉书·高帝纪》中没有“耨”字）的田不是田产是什么？不是刘家的田产是什么？大家看了这些证据，恐怕不能否认刘邦为地主的儿子吧？
陶君是个刮刮叫的玄学家，所以他处处用玄学的方法作为立论的根据。他随便掠夺太史公的几句话作为刘邦是“游民无产者”的“证据”，于是再用”游民无产者”作为刘邦是”游民首领”的“证据”。但一个辩证法论者决不如此糊涂，即使刘邦真正是个“游民无产者”，也要再看看他所统率的队伍是不是游民，如果不是游民，而是地主的子弟，那他也许不能影响他们，而反受他们的影响，因此也不能称之为游民首领。何况刘邦自己是从地主的家庭出身，而他所统率的队伍，又是地主的子弟，怎能说他是游民首顿呢？
“证据在那里”？陶君必定哼的一声，这样问。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原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於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後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踰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谓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择可者。”……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见《史记》第二册一二一页。）
我引了这一大段话答复陶君，未免太多，但这个问题实在重要，无从省略。试将这段话分析一下，可得出下列数点的结论：
一，当秦二世元年陈胜虽已起兵，但沛县犹是一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局面，秩序并未紊乱，沛令欲应胜而引刘季为辅，由此可知季当为拥护地主阶级的人，否则沛令在初时必不引为同调。
二，刘季自以亭长的资格“送徒郦山”，为始皇经营林寝，因“徒多道亡……乃解纵听送徒”，自己也亡去，至二世元年秋，领众犹不过“数十百人”，可见他的选择十分严厉，他如果肯收游民的话，恐怕已经有成千成万的人了。单就这一点讲，也可以断定他不是什么“游民首领”。
三，迨沛令后悔，闭城相拒，刘季传檄沛父老，令杀沛令，自全家室。这种父老当然是地主的头目，决非游民，因为游民不独多无家室可保，且当秩序没有紊乱的时候，万无操纵政局的力量。
四，沛父老既率子弟共杀沛令，竟“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这又表现他是地主阶级最好的代表，否则必不能得到这些地主的垂青，而至再再三地要来他当额袖。
五，刘季既立为沛公，豪吏——地主阶级的代表——如萧何，曹参，樊哙等都替他“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此等人所收的难道不是地主阶级的“子弟”而是游民么？
所以无论从那一点看，我们只觉得刘邦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丝毫找不出他是什么游民首领的痕迹。尤其是第五点所说的“收沛子弟”数字是刘邦统率地主阶级的队伍铁一般的证据。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详细说一下。
统观太史公的记事法，对于统治阶级的后辈或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正式军队，则称为“子弟”，对于带有游民性质的和任侠的后辈则称为“少年”（这是指两字单独用时，至于数字连用，不在此例，如“少年豪吏”是）这是我们完全证实的，今试列举如下：
一，“十二年十月……高祖还归，过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见同书同册《高祖本纪》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二，“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见同书同册一二二页）
三，“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见同书同册《项羽本纪》九七页。）
四，“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见同书同册一一七页。）
五，“吾〔即高祖，〕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以慰赵子弟。”（见同书第四册《韩王信卢绾列传》二六五页。）
六，“田儋……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见同书同册《田儋列传》二六六页。）
七，“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见同书同册《淮阴侯列传》二四七页。）
八，“项羽……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见同书第二册《高祖本纪》一三二页。）
但在另一方面，如非地主阶级的群众，或受地主阶级指挥的军队，即不能享用子弟的名称，而改用少年。例如：
一，“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见同书同册《项羽本纪》九八页。）
二，“良……居下邳，为任侠。……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见同书第三册《留侯世家》二六二页。）
三，“陈平……家……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陈涉起而王陈，陈平……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见同书同册《陈丞相世家》二七○至二七一页。）
四，蒯通说武信君曰：“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见同书第四册《张耳陈余列传》二二八页。）
五，“彭越……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见同书同册《魏豹彭越列传》二三六页。）
六，“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见同书同册《淮阴侯列传》二四五至二四六页。）
七，“田儋详〔即佯〕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见同书同册《田儋列传》二六六页。）
八，“郦商者，高阳人。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见同书同册《樊郦滕灌列传》二七三页。）
以上关于子弟与少年的例子都十分显明，用不着解释。尤其是关于田儋的一个例子，如合拢来看，更饶趣味，就是：
“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
田儋所驱策的人是少年，而他所号召的人是子弟，这不是一桩偶然的事。
我们费了许多气力，将子弟与少年对比，充分了解它们的意义之后，便知道太史公不说“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少年二三千人”，而说“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更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所以地主的儿子刘邦于陈涉发难后，一开始参加反秦运动，就统率地主阶级的队伍，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事实至为显明，毫无怀疑的余地了。
后来当沛公入关时，他
“召诸县父老豪杰曰：‘……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妒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见《史记》第二册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沛公在一方面发书“父老豪杰”，要“为父老除害”，这就是向地主表示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另一方面。令“诸吏人皆案堵如故”，这就是表示不摧毁本来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秦的政治组织；而他的三章约法中的“盗抵罪”一章更是保护私有财产的铁证。试问凡此种种是一般游民所要求的么，是一个“游民首领”所愿意做，或急于要做的么？我们更从相对方面来看，那“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的秦人，那“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的秦人当然是地主，而不是一贫如洗的游民。试问地主能够欢迎游民军队和“游民首领”么？这是每个稍有思考能力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其实关于“约法三章，禁止盗罪”，陶君也承认是“保护新兴的小地主”，不过他以为这是由于“刘邦舍弃农民的立场”。但刘邦几时站在农民的立场，他除几句空话外，丝毫举不出证据来。因此我们便知道刘邦的转变不是在历史上的转变，而是在陶君幻想的脑袋中的转变！
我们在上面既已证明刘邦是地主的儿子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不是什么“游民无产者”和“游民首领”，则他为“农民首领”的问题，也就连带解决，本不用再词费了。不过自名震中外的拉狄克放出汉朝初时为农民政权性质的谣言后，认刘邦为“农民首领”的还大有人在。据我所知，陈邦国君说过：
“汉高祖是农民暴动的首领。”（见《读书杂志》一卷四，五期陈君《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一四页。）
叶青君更说过：
“刘邦代表农民〔这一句下有注解一大段，其曲解刘邦的身世，恰与陶君同〕，战争数年……刘邦遂从若干农民领袖底共同争斗中，作了一个成功者，开农民为皇帝底创例。”（见《二十世纪》第七期《胡适批判》一一二至一一四页。）
“农民暴动底成功，总是回复到地主政治。如果要有进步底作用，那就须有进步的阶级去领导他。然而如此，农民意识也就不能政治化了，他只有跟着进步阶级走。所以陈胜，刘邦只有相继称王，郦商，王陵，英布，彭越只有相继称臣，把自己贵族化，共同实现贵族政治。刘邦底农民国家遂不得不实际上同名义上一样，向着封建国家底路上走。这从农民暴动底领袖人，农民国家底组织者自己起。原来农民是受着地主阶级影响的，要摆脱封建习气，只有靠新兴底进步领导者底理论和农耕工业化，社会化之环境底改造，至少也要在对地主阶级抗争时，才能办到一点。秦末底农民运动绝不如此。他们底对象不是地主而是商人，地主反而是他们的同盟者。领导者是农民自己。自己又没有别于封建政治底理想社会。既已称王称帝贵族化，还能不同流合一么？私财产，恋家乡，企图占据底性根，必然如此。刘邦于是开始其移农民基础，平民生活于贵族生活底转变。他遂由代表农民利益到代表地主利益，做了便利地主及其上层——贵族底事情。”（见同书同期一一五至一一八页。）
陈任两君以及还有许多为我所不知道的人既同为拉狄克所误，继陶君而主张刘邦是农民的首领，我们觉得单是像上面那样证明他是地主的儿子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还不够，必须更进一步，从大处着眼，大处下手，把秦末举兵为乱的各个集团形势说一下，才能够完全毁灭这个卤莽的外国政论家所统率的中国的盲从者的谬论，并充分证实我们认识的正确。据我的研究，初时有三个集团：
一，陈胜吴广的集团，代表农民，
二，刘邦的集团，代表士阀和新兴地主阶级，
三，项梁项羽的集团，代表旧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
一，首先发难的是陈胜吴广，因此先从他们讲起。据《史记》说：
“陈胜……字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得通，度已失期。失期法当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分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射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张，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邓，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单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见《史记》箔三册《陈涉世家》二二一至二二二页。）
陈胜既尝为雇农，总算是百分之百的农民，然自他掇耕太息时起，即志在富贵，并无解放本阶级的怀抱。果然当他发难时，与吴广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以王侯将相号召徒属，邀三老豪杰来计议大事——这些都是一种地主阶级的意识与行为，不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领袖所应有的表现。我们试看十六世纪德意志农民战争都有适于农民利益的要求提出，或十四条，或十六条，或十二条不等。（参看恩格斯《德意志农民战争》德文本六四，六七，八○和八四等页——DerdeutscheheBanernkreg——或拙著《马克思传》中册三二至三七页。）而一班农民领袖也是真正能够代表他们的意志的。以彼类此，陈胜吴广的集团，实不配称为农民的集团，因为它的组成的分子虽是农民，但它并不能表现他们的意识，以致迫得他们
“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见《史记》第四册《张耳陈余列传》二二七页。）
以“甕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贾谊语）的陈涉统率了农民军，尚且受统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意识的支配，而不能提出本阶级的要求，可见当时的农民实在没有组成阶级，更说不上阶级的意志与独立行动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称陈胜吴广的集团为代表农民，因为他们至少没有显然直接违反农民利益的企图。（张耳，陈余曾劝陈胜“遣人立六国后”，不听。参看《史记》第四册《张耳陈余列传》二二六页。）可是他们不到一年半，即先后相继为部下所杀，而此所谓农民集团便如昙花一现了。
二，关于刘邦的出身和起兵后的行动我们已经说了好些。现在要说的是：他在一方面固然不代表农民，在另一方面也不代表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怎样见得呢？第一点恐怕不的确吧？因为叶青君在《胡适批判》注二一六中明明告诉我们：
“刘邦重得关中后，对于‘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大赦罪人。’（俱《史记》卷八）同时又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前汉书》卷一上）……于是每到折兵败战时，萧何则‘发关中老弱’（《史记》卷七）去补充。并当楚军感粮食缺乏时，汉军则因”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汉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阙中以待’之。（同卷五十三）这个然萧何有功，而关中农民底拥护却是刘邦所以能打倒项籍底主要原因。刘邦代表农民利益，农民帮助刘邦争斗，事实非常显然。”（见《二十世纪》第七期一一三至一一四页。）
叶青君于这样“事实非常显然”之后，犹觉得不够，于是又来一大篇“事实非常显然”的说法，因为这是他或他们主张刘邦代表农民的证据或理论，我不好随便抹杀，所以再介绍出来：
“在注二一六所说刘邦对于关中农民底兴革外，一般的政纲就是两次：（高帝五年和六年）大赦天下，以宽慰罢敝贫苦之农民。‘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者，皆免为庶人。’‘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前汉书》卷一下）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前汉书》卷二十四上）自己则生活节俭，不烦苛农民之的负担。这是汉高帝刘邦在短短一期间所行底便农之政。虽然没有积极的作为，农民，尤其那时底农民，需要什么作为？他底生活产生出底最大希望，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康衢老人歌）之自然的自食自给，‘帝力河有于我？（同）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刘邦之除秦苛烦，萧曹之清净无为，文景之休养生息，就是最合农民利益，最受农民欢迎底政策。这要农耕工业化社会化底时代，才需要国家底积极活动。”（见同书同期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这真是千古妙文！妙拖妙绝！因为我们在这两段话中只看见“汉高帝刘邦”与农民，并不看见地主！“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试问要不要租税？）“大赦罪人”，“赐民爵”，免租税二年，置乡三老，“赐酒肉”，和“轻田租”等等就算是代表农民利益的证据，则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皇帝大部份是农民的代表，至少至少那些“开国之君”甚至于“守成之君”尽是他们的代表，换句话说，尽是农民皇帝！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chaelBakunin）曾称俄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II）为“农民皇帝”，还有好些人也会称法皇拿破仑三世（NapoleanIII）为“农民皇帝”，可见外国同样有“农民皇帝”不过不像中国这样多，并且没有被拉狄克表彰出来罢了！幸运呀，中国的农民，高明呀，叶青君的眼力！在这一点上，巴枯宁等不能专美于前了！
据叶青君的说法，统治者如能让农民甘心情愿向地主缴租，向国家纳税，不相侵扰，就算是他们的代表。所以“刘邦之除秦苛烦，萧曹之清净无为，文景之休养生息”，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铁证。既然如此，所谓“刘邦只有……称王，……把自己贵族化，……于是开始其移农民基础，平民生活于贵族生活底转变”，作何解释？是刘邦向右转之后，萧曹文景又向左转么？如果是的，那中国的历史便充满了向右转，向左转，向左转，向右转的勾当，这样不是没有开步走么？
哈哈，像上面一样的难题，需要体操教员来替我们解决！用不着，叶青君自己解决了。他于说明刘邦“由代表农民利益到代表地主利益，做了便利地主及其上层——贵族底事情”之后，即注释道：
“高帝五年（纪元前二○二年）汉王刘邦即帝位后，诏令‘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地主和贵族——作者）前或相聚保山泽’的，‘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师古）……令诸吏善遇高爵。’八年（纪元前一九九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便好也——师古）田宅。’（《前汉书》卷一下）”（见《二十世纪》第七期一一八页。）
刘邦拥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高帝五年”是个什么年头呢？就是叶青君指为“两次……大赦天下，以宽慰罢敝贫苦之农民”的当年和前一年！由此可见刘邦是一方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又代表农民的利益，——他是一个双料代表！陶希圣君既认刘邦同时为游民首领与农民首领于前，而叶青君则认刘邦同时为：
一，地主阶级代表
二，农民的代表
于后，后先相映，煞是成趣！然而“两重首领”和“双料代表”的刘邦这样兼差，真是忙煞了！苦矣哉刘邦！可是他自己却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见《史记》第五册《刘敬叔孙通》列传二八页。）“贵”些什么？还不是这种兼差！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叶青君把“真命天子”出世，照例大赦天下和普免钱粮三年等等举动作为天子代表农民利益的证据，固然未免轻率和武断，然我们说汉高祖不代表农民，证据在那里呢？那是很多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同时代表两个利害相反的阶级的利益；他如果是甲阶级的代表，同时又有若干实惠及于与甲相抗的乙阶级，那他一定是从甲阶级的观点——即为了甲阶级的安全——去对付乙阶级的。例如毕士马克是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但他为巩固这个阶级的统治地位起见，不惜从本阶级的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来行工人保险的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使工人的生活比较安定，使资产阶级可以“稳坐江山”地统治并剥削工人阶级，而不致发生骚动和革命等等事件。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汉高祖所以对农民施点小惠，无非鉴于秦朝压迫并剥削他们过甚，闹出了乱子，自己要保持新得到的皇位和本阶级的利益，不能不极力安抚农民，“不烦苛农民之负担”，使他们能于“帝力何有于我”的状况之下，甘心情愿替地主阶级生产，安安静静替地主阶级生产。如果不是这样，试问“农民领袖”的大皇帝，为所欲为，无不如意的大皇帝，对于农民为什么“没有积极的作为”？难道这是到了“农耕工业化社会化时代”么？像这样的问题，叶青君是没有法子答复的。即此一端，已足证明刘邦是代表地主，而不代表农民。然我们的证据并不止此。
汉三年（注意这是“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的后一年）张良问：昔武王
“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
他的答案是：
“未能也。”（见《史记》第三册《留侯世家》二六五页。）
三个大字。有好些人当然要替他辩护。说当戎马倥偬，军需紧急之际，无暇及此。其实这是一句骗人的话，他如果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即当“散府库以赐贫穷”，有什么不能？农民获得实惠，认清了他是他们的代表，当然替他出死力，从事战争，有什么不能？项羽“军无见粮”（见《史记》第二册《项羽本纪》一○一页）不独不以为意，且“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见同书同册一○二页）难道那是超人的行为，刘邦为着贫穷农民的利益，于“散府库”之后不能仿行么？但在事实上，他即“散府库以赐贫穷”，也不致迫而出此。试问他亲口供出“未能也”三个字，这能作为“刘邦代表农民利益”的证据么？
汉四年，蒯通对齐王韩信说：
“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计。……汉王数十万之众，距巩洛，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荣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阻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夫以足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见《史记》第四册《淮阴侯列传》二五四至二五五页。）
试问“百姓罢极怨望”致他人拟“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这能作为“农民帮助刘邦争斗”的证据么？
叶青君对于上面两大段的末尾的问题如果说不能，的确不能，那就请他取消“刘邦代表农民利益，农民帮助刘邦争斗，事实非常显然”的瞎说，免得别人盲从。
刘邦不代表农民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然又怎样知道他不代表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呢？当汉三年，项羽围汉王于荣阳，汉王于忧愁恐惧之余，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说道：
“秦失恤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亡国之后，使批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袵而朝。”（见《史记》第三册《留侯世家》二六四页）
刘邦于穷促之际，急不暇择，也就答应了，并且叫人快些刻即，以便食其带去。可是张良旋即知道此事，便在汉王面前借箸而筹，指出八不可，弄得
“汉王辍贫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见同书同册二六五页）
张良的八不可当然是表面上的理由，而骨子里的和不言而喻的理由是刘邦的集团是代表士阀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万不能因一时的窘迫，投入反动的怀中，予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以死灰复燃的机会。刘邦毕竟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经他这一提醒，便憬然而悟，大骂竖儒无用了。至于刘邦称帝前后，大封功臣与同姓，原是迫于秦以前的习惯和诸臣的要求，势非得已，当他之世和后来的文景，次第加以剪除，弄成封而不建——半封建——的局面，便可以知道士阀和新兴地主阶级是获得最终的胜利了。
三，现在轮到项梁项羽的名下来了。据《史记》说：项梁的父即楚名将项燕。“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尝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及陈涉起兵大泽，会稽守通谋于梁，拟响应。梁令籍杀守，“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以上均见《史记》第二册《项羽本纪》九七至九八页。）梁为会稽将，籍为稗将。旋矫陈王命，拜梁谓楚王上柱国，率八千人渡江而西。后又得东阳的兵众来归，“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复并秦嘉军。于是七十老翁范增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见同书同册九九页。）项梁于是求得在民间牧羊的怀王孙心，立以为怀王，自号武信君，后战败，死于定陶。
项籍字羽，为项梁的侄儿。自起兵攻城略地，屡立战功，迨“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后破釜沉舟与秦军战于钜鹿，大破之。“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项羽破秦军“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以上均见同书同册一○二页。）羽性暴，前攻襄城不下，“已拔皆坑之”，后又坑秦降卒二十万于新安。“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见同书同册一一八页。）
自战国时代起，完整的封建制度已经不复存在，至秦更是绝迹。所以我们要在秦末去求严格的封建制度的代表，自然是不会成功的。不过在上列三个集团中，只有项梁项羽的行动带有比较浓厚的封建色彩，因此特把他们来代表已经败灭的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恰和我们把陈胜吴广代表农民一样——并不是因他们的资格完全相合，而是因他们最为近似，他们的倾向是在这一方面的。
依照我们上面所描写的三个集团看，农民集团虽首先发难，但阶级的意识异常薄弱，阶级的组织更谈不到，当陈胜吴广生存时，已经不能表现他们的意志，迨陈吴死后，他们更没有一点前程了。至于封建贵族集团于初起时，实力磅礴，六国后裔，翕然从之，封建势力大有死灰复燃之势，但因农工商业发达的结果，政治组织散漫无纪，和压迫剥削，两俱严重的封建制度已经逆着时代的潮流，不能幸存，所以这一集团国终于溃改了。只有新兴的地主阶级集团挟着一般朝气，和秦代一个短时期的统治经验，由豁达大度的刘邦与深谙治术的萧何（《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为之领导，毕竟冲破或明或暗的封建贵族与农民的夹攻，重新走上成功的大道了。
以上是三个集团的总形势，现在再说一说它们内中的分合的情形。陈胜吴广以首先发难的功劳，初时本是领导反秦的运动，可惜他们的阶级没有组织，以致不能利用这种机会，造成本阶级的前程。迨他们相继被杀，这个集团即不能独立存在，竟至投降秦军。自此以后，秦虽破灭，而刘项相争足有六年之久，农民既没有自己的集团，于是他们的军队或他们落草为寇的兄弟们不归刘便归项了（因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即陈吴生存时，原来农民或盗贼出身的军事首领也有投附刘项的。）今试将其中重要的和虽非农民盗贼而为贫苦布衣的诸人列举如下：
一，彭越昌邑人，“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起兵后，收集泽间少年和散卒，“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见《史记》第四册《魏豹彭越列传》二三六页。）
二，英布“秦时为布衣”，后率丽山徒众亡之江中，为群盗，迨陈胜起兵，布聚兵数千人，属项梁，至汉三年又背项羽而从汉王（见同书同册《黥布列传》二三九和二四二等页。）
三，郦商于陈胜起兵时“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属沛公于歧。”（见同书同册《樊郦滕灌列传》二七三页。）
四，王陵“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起沛入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见同书第三册《陈丞相世家》二七六页。）
五，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及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项梁败，又属项羽，……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见同书第四册《淮阴侯列传》二四五和二四六页。）
六，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后弃羽降汉王。（以上均见同书第三册《陈丞相世家》二七○和二七一页。）
我们试将上列六项看一下，就知道盗贼，农民，和贫苦布衣等有从汉的，也有从楚的，他们最初的相从，绝不出于何种阶级意识，而是由于地理上的关系，与谁靠近，就属谁。明白了这一点，即可以看出屠狗的樊哙（沛人），吹箫的周勃（沛人），布衣的卢绾（丰人，与刘邦同里，）和贩缯的灌婴（为刘邦中涓）等等投入刘邦一边，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陶叶两君不懂得这个道理，竟用拱云托月的办法，把这些人集合在刘邦一边，表现他是农民的领袖。（参看《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二一二至二一三页和《二十世纪》第七期一○八至一一○页。）这种矫揉造作是丝毫没有价值的。如果这些人的投主真正挟着一种阶级意识，则英布韩信，陈平等的投楚，应作何解释？叶青君涂掉“农民与贵族联合……都以代表商工业者底秦为共同敌人”（见同书同期一一一页）那句可笑的话外，再也没有话可说了。至于陶君更是一声不响，惟简简单单把项羽看做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
注：陶君在最近刊布的一书中说：“楚的残余贵族项梁顷羽以豪家子弟八千起兵”（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三八页。）他毕竟看出项羽是贵族，算是三年来的一大进步，不过叶青君已宣布于前，他恐怕不过依样葫芦，未必真是自己的研究有得吧。否则对于刘邦何以至今仍不改变意见？
现在总括起来说，依照我们的分析，不独出身地主家庭并明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刘邦不是农民的领袖，即起自农民——最下层的农民——的陈胜也算不得真正的农民领袖。反秦的战争虽始于农民，而各集团中冲锋陷阵的人虽大都为农民，但除陈胜一起（也只能勉强指为农民集团）外，绝对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甚至于意识的集团。我们不能像陶任两君一样，专讲形式，不究内容，看见一些出身于农民或盗贼的英雄趋附刘邦，即指刘邦为农民领袖，我们必须考察他们和他的行为，是否带有农民的意识。可是失望地很，连农民意识的影子都找不着，因此我们可以用决切的态度，宣布刘邦及其集团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结合，而陶任陈等的主张，换句话来说，拉狄克的主张，为轻率浅薄，完全无稽了。
刘邦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则陶君所谓刘邦是平民军事政权，其“起兵的目的在……分配集中于少数豪富之手的土地”等问题都是空口说白话，用不着讨论了。现在还只剩着一点必须提出来说一说，就是“刘邦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这个阶级”（指“士大夫阶级”）的问题。所谓士或士大夫，是指文武两方面人讲的，本不应专限于文士或儒生，现在即姑退一步，以此为限制，我们也找不出刘邦“镇压”士阀的事实来。有人也许以为这个问题太小，值不得说及，但我们的看法却不如此：士阀与自由地主阶级，就和封建贵族叫封建地主阶级一样，彼此是不能分离的，尤其是自由地主阶级如去掉士阀，即不能完成它的统治。所以刘邦如果真正“镇压”士阀，如果“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士阀，即不成其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我们前面关于他的许多文字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对于这一点加以郑重的讨论。
刘邦得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见《史记》第五册《刘敬叔孙通列传》二三页）真是“乃公居马上而得之”（见同书同册《郦生陆贾列传》一五页。）当着戎马倥偬的时候，他的确不欢迎一班迂腐儒生。郦食其有一次“衣儒衣”去请谒，他即向使者说“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见同书同册一八页）及沛公知道郦生非腐儒，不独延见赐坐，并且用他去取陈留。后来楚围汉王于荣阳，汉王着急起来，便向陈平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答道：
“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见同书第三册《陈丞伯世家》二七二至二七三页。）
由此可见刘邦不独未尝“镇压”士阀，并且还收用士阀，所以郦食其也说：“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见同书第五册《郦生陆贾列传》一三页。）不过他“慢而少礼”，廉洁之士不肯来投罢了。可是他这种态度不仅对于文士如此，即对于武人也无不如此。例如，郦生奉命向贵族出身而又畔汉的魏王豹作说客时，后者说：
“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见同书第四册《魏豹彭越》列传二三六页。）
当淮南王英布随随何归汉，
“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甚大怒，悔来，欲自杀。”（见同书同册《黥布列传》二四二页。）
又如高祖十年，
“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慢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见同书同册韩王信卢绾列传二六四页。）
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既是这样，无论沛公怎样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见同书第五册《郦生陆贾列传》一一页。）但总不能把此书当作他镇压士阀的证据。
“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高帝的心中的确有这种感觉。但是陆贾一经提醒他：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面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见同书同册一五页。）
这一段故事，不是明明表示高祖因为统治上的必要（不能以马上治之），已由轻士而进为重士么？这能作为他称帝后“仍然力求镇压”士阀的证据么？
不仅是这样。当刘邦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他为皇帝，（汉五年事），但“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弄得他不耐烦了。于是权孙通乘间说道：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见同书同册《刘敬叔孙通列传》二七页）
刘邦饱受了群臣跋扈的教训，当然要引进那原来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儒者来与“守成”，便马上答应叔孙通的请求，后来他看见叔氏所征鲁诸生三十人及其弟子百余人共制的朝仪，的确有用，因为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不得不喟然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氏的顽意儿既然奏效，便向高帝说：“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见同书同册二八页。）“高帝悉以为郎。”试问刘邦这样引用儒生，是垂青士阀，还是“仍然力求镇压”士阀？
我们试将上述的事件玩味一下，即知道陶君的说法是完全无稽的。他这个人的大毛病就在对于自己没有研究过的东西，偏要想出风头，随便提出主张，乱发议论，而他的下场无一次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的滑稽剧。这一回又不是例外，所以他说：
“汉的统治还是武力的统治。纯武治是不够的，所以陆贾进诗书之说以后，便有下列的诏：
“一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者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勿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本纪》）
这种纯武力统治之外，还收罗贵士大夫‘共安利’天下。”（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一九页。）
他近来更进一步说道：
“刘邦称帝后，儒生也相属归心。当刘邦初起时，他是轻儒生的。称帝以后，为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转变而尊重儒生。”（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四五页。）
陶君既承认汉高帝是在“收罗贤士大夫‘共安利’天下”和“称帝以后，为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转变而尊重儒生”，则他前此所说的“刘邦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这个阶级……自此以后，士大夫阶级一时破坏”等最糊涂的话，便应当郑重声明，立即收回了。
注：一个人著书立说，偶然流于错误，后来研究有得，加以改正，这本是一桩很平常的事。不过总不能像陶君的大著一样，完全由一大堆的错误构成，并且对于“刘邦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这个阶级”这样重要的问题，于发见错误之后，既不修改原书，仍令重版发行，复不在新著中加以声明，使人注意，这不能说是应该的。
第三，我们来考察陶君对于王莽的认识：
“王莽的重要改革第一是王田制”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汉书》卷九十九中）
“第二是禁止买卖奴隶。
“‘更名奴婢曰“私属”不得买卖。’（同上）
“且改良奴婢的待遇。试看他自己对于奴婢的态度可推知。
“‘哀帝时，莽退就国，（其次子）获杀奴，莽切责获，迫令自杀。”（《廿二史剳记》卷三王莽自杀子孙条）
“第三是行六筦之制，以摧抑商人资本，对于专山泽之利者重加课税。
“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其余扰害社会经济的如屡改币制之类，自然不是必要的制度。
“然而官僚组织是不宜运用以改革社会组织的。官吏看来好像是驯服的机器，其实是一副榨绞民众的机器。官僚是以俸禄为生计的。俸禄却出自农民与奴隶。不剥削农民与奴隶，则官僚组织便不能存在。要发动官僚组织，必须有俸禄的颁给，与地税的赐与。这种组织在社会改革时必先破毁，才可以期望改革有效。王莽却不然。他虽然改定官名，却保持固有的官僚组织。因之一切改革都只有给与官僚以奸利的机会之效果，而实惠不能溥及于民众。
“‘群吏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同上）
“王田制既侵害地主的财产，地主又多兼官僚，所以官僚也怨恨。只有借改革为奸利的官僚得到利益。至于农民则没有实益可得。而商人资本的摧抑，只有破坏农业金融的半面结果，却没有积极的制度来救济农业经济因此所生的缺陷。所以改革的结果，是地主的怨恨，官僚的背叛，奸吏的搜括，农民的流散。于是赤眉，铜马，新市，平林，大批的游民无产者与农民，以及刘秀等的豪族地主，都蜂起暴动。王莽由汉代宫廷所夺下的政权便崩溃了。”（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一二○至一二二页。）
以上是陶君对于王莽的有系统的议论，他这一次持论算是很稳重，不像别人一样，提出一些奇怪的主张，不过他既认王莽的三种“改革是必要的”，且斥其不应运用官僚组织去“改革社会组织”，可见他把王莽看做农民与奴隶的代表，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在批评他的意见之前，这须将中西学者或文人对于王莽的比较重要的说法一起介绍出来，以便作一次总解决。
一，“王莽曾提出农村的改革，但这并不是因为王莽想恢复遗传之旧制，而是政府仍然不是农民政府的原因”（见仁克译的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七○页）
二，“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见《胡适文存二集》一卷《王莽》二一页），
三，“王莽即位……下诏道：‘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过八而田满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王莽这种处置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即‘土地国有’，‘均产’，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见杨东蓴君编《本国文化史大纲》。）他是“一位社会革命家。”（见同书三六九页。）
四，“以代表农民底王莽变法，在严厉施行武帝破坏商工生产底经济阱政策后，简直回复到了自然经济底状态，交换不用货币。”（见《二十世纪》第七期叶青《胡适批判》一二六页。）
这四种说法的措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王莽为替民众谋利益的改革家，这原是陶君所同意的，因此我们可以开始批评了。单从表面上去观察，上面形形色色的主张都不无“理由”。王莽的“改革是必要的”，他并不想“恢复遗传之旧制”，他是“社会主义者”，他是“社会革命家”，他“代表农民”的利益，但深刻一点的观察马上表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并且恰恰相反，怎样见得呢？
王莽是孝元皇后之弟的儿子，“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位居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见《前汉书九十九卷上《王莽传》一页。）成帝永始元年被封为新都侯。于是“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降洽，倾其诸父矣。”（见同书同卷同页）至绥和元年，莽利用外戚的地位，朝野的称颂，为大司马，“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时虽不得逞，而平帝以冲龄继位，莽得赐号为安汉公，称宰衡。旋弒平帝，立孺子婴，自行摄政，号假皇帝。终至于篡汉，是为新莽。
王莽的篡汉既不是出于武力，而是由于“文力”，自必要有极坚强的理论上的根据，才能使朝野上下受其鼓惑与牢笼，由此逐渐发达下来，造出一个水到渠成的局面——新国家这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是现成的，为当时的一般人——统治阶级的人——所信仰的，否则不能成功。那么，除掉孔二先生所赞颂的“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和他时常梦见的周公以外，再也没有适当的理论根据了。于是王莽死死地抱住周朝的周公做榜样，去达到他的篡窃的目的。太后下诏既说他“安光汉室，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见同书同卷上一三页，）而群臣又宣言“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见同书同卷上一四页。）这样一来，王莽的假皇帝便成功了，再进一步，便弄假成真了。
可是要学周公，当然不能零零碎碎地学，须整个地学，于是不能不恢复封建制度了。当王莽做假皇帝或摄皇帝时，因王邑等平定各方讨伐他的兵乱，便上奏太后道：
“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可比屋而封。……秦为亡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残，考功施赏，建国数百，后稍衰微，其余仅存。太皇太后躬统大纲，广封功德以劝善，兴灭继绝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虏流言东郡，逆贼惑众；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奋怒，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天下咸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见同书问卷上一六页。）
王莽的上奏，太后当然许可，恢复封建制度的第一步算是成功了。“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他是懂得的，遂于篡位之后，又利刷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下所造成的贫富悬绝的局面来实行第二步：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以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见同书同卷中四至五页。）
王莽这一段话是他博得“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家”等头街的。我们不要像这些皮相之士——形式逻辑论者——一样，随便断章取义，乱下评语，我们要看他的行动的全体，尤其要看他的行动的动机。他为什么要恢复所谓井田呢？请看下文：
“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予以不德，袭于圣祖，为万国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风俗。追监前代，爰纲爰纪。……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城。（如淳曰：十里为成。）五差备具，合当一则。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二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及汉氏女孙中山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更以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见同书同卷中一○页。）
王莽在封建制度崩溃好几百年之后，企图死灰复燃，当然办不到；所以他的“未授国邑”，并不是其正因“图簿未定”，而是由于实力不够。他那大批的封建诸侯都不过写在纸上，虚有其名，怪不得“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见同书同卷中一○页。）然即此可见他恢复所谓井田，并不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而是代表新封建贵族和新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这种企图倘能实现，农民所缴纳的地租不复是十分之五，而只是九分之一，这对于他们当然有利益；但大家应当注意，这种利益是因新封建地主的出现而连带发生的，他们的上面仍站着一个压迫和剥削阶级，他们仍是农奴，他们的生活也许可以改善，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和从前没有丝毫的区别，甚至于还要坏。名奴婢曰私属，不得卖买，也许对于奴婢有什么利益，但这并不是废止奴婢，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同样没有改善。至于行六筦之制，“对于专山泽之利者重加课税”也不是由于为“编户齐民”谋利益，而是由于为封建诸侯增加收入，否则至少至少，有一最大部分是为后者，而非为前者。试问王莽这样的作为，可称为农民的代表么，可称为社会主义者么，可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家么？
统观上面的引证与分析，我们可以确切相信王莽的整个的企图是在学周公，是在恢复封建制度，他本出身贵族，而他少年时代的处境，又类似于孤臣孽子，遂养成一种“操心也危”“虑患也深”的习惯，故后来秉政，能够顾虑周全，笼络朝野上下。他要恢复封建制度，因没有现成的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或这样的基础的存在□以拥护他，更没有这样的武力作为后盾，所以不能不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结纳官僚嘉惠士阀，并救济农民。当他做安汉公时，因不受新野田，而吏民上书颂功德者前后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他的笼络手段算是功成了。可是无论如何，他始终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他所极力摸仿的是周公，他所企图实现的是封建制度，他如果配称为“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胡博十语）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家”，或农殷民的代表，那么，周公就应当称为“三千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家，或农民的代表。然大家觉得把这些头街加在周公那位“大圣人”的身上有此滑稽，而加在王莽的身上却十分妥当，这个知道真是“仔细研究”的结果，还是闭眼瞎说的结果？
拉，胡，杨，任四位的说法既然不对，陶君的主张也自然是不对，因为陶君虽不曾替王莽加上一个漂亮的头衔，但也同样承认他是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说他的三大“改革是必要的”。殊不知就当时地主商人的过度剥削和农民奴隶的极端痛苦讲，改革虽是火烧眉毛的工作，但并不需要他那种反动的改法。因为农民所需的是直截了当地免除地租或减轻赋税，并不要求那事实上绝对办不到的四方四正豆腐块的土地；奴隶所需的是恢复身体自由和改良待遇，并不止于禁止卖买，改为私属就算了事；普通人民所需的是提高生产力，使物价低落，并不是由国家管理盐，酒，铁，名山大泽，钱布铜冶，五均赊贷，分别抽税，就办得到的。总之王莽的勾当并不是对症下药的改良或改革，而是以周公或《周礼》为榜样的反动行为，除掉帮助他初时变成周公第二，终久篡窃大位外，决不是必要的。所以陶君对于王莽认识的错误，正和拉，胡，杨，任四位是一样的。
注：陶君在最近刊布的一书中说：“哀平之际，社会矛盾已不可调和。……大商人大奴隶所有者固欲维持现政府，镇压革命；因土地兼并及商业资本集中而日益陷于困难的地主阶级，目观农民暴动之来临，乃起而改革社会，因主张改组政府。……改组政府的运动以王莾为中心而进行。……（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二九五页。）又说：“社会矛盾的爆发，将颠覆大奴隶主大地主的政权，地主阶级尤以中小地主富农亦将相随覆没。运用官僚组织以行改革而缓和革命，成了地主富农的现实要求，王莾依附王太皇太后的权力，造作符命，根据《周礼》，取得政府，实行改革。”（见同书同册三三四页。）
陶君这种认王莾代表统治阶级的说法虽比前此认王莾代表农民与奴隶的荒谬主张较胜一筹。但又把自己从前宣布的“地主的怨恨”这种史实完全推翻了！试问他如果真正代表当时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岂有被其怨恨的道理？唯其因他所代表则是一个正在创造中的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代表现成的自由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还要乘后者统治地位的摇动，夺取它的土地，名为“王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才招其怨恨。陶君和一般所谓学者对于这样极显明的事实都盲目不见，毫无领悟；真令人不懂他们是怎样读古书的？
第四，我们来考察他对于刘渊，石勒和朱元璋的认识：
“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
“刘邦刘渊石勒等朱元璋”（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四四○页。）
“一三四一年以后，反抗元朝封建的剥削的游民无产者农民军，如……做和尚的朱元璋与农民徐达，土匪常遇春等，到处蜂起。而其中跳出一支尊重士大夫而‘不受子女玉帛’的游民军（朱元璋）成就了最专制的王朝。”（见同书二一六页。）
“后一千五百多年（一三六○年左右），革命中的游民叛变却有全不相同的实际。这一时期已经是大手工业的阶段。大商人每每有独立的手工业者几千乃至万家在他支配之下。又承元朝开通中国与西亚细亚交通之际，商业资本得到异常的发达。于是大地主大商人阶级所造成的破产农民，手工工人及贫农，蜂起反抗蒙古的统治。在这一表面为民族运动而实际为反商人地主运动之中，手工工人及农民蜂起的对象，自然是地主商人及其所保持的私有财产制度。元的政府是崩溃了的。商人地主的反攻及自保，成了明了的事实。各处有聚众保营的富翁，各处有反对农民无产者的士子。蜂起的各个集团，因此中分为两大壁垒，其一是与商人地主决战的，其一是变而保护富家并收罗士子的。聚众保营的势力当然选择后者，引为友军。友军的首领朱元璋竟凭借他们以取政权成功之后，依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他与刘邦只建设松懈相依的诸侯王政治不同，竟建立超越前代的中央集权政治。”（见同书二二三至二二四页。）
就陶君已经刊布的各种著作看，他对于以上三人的议论，似乎只有这些。特别是关于刘渊石勒的仅举其名，未曾提出一点事实，我们为什么要加以讨论呢？因为“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这十六个字实在过于重大，这不是单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主张的问题，我们不能不从他所举的单个人的例子下手，去打破他的整个的主张。现在要动手了。
一，刘渊字元海，原系汉高祖妻以宗女，约为兄弟的匈奴人冒顿（其子孙因此冒姓刘氏）的后裔，为左贤王刘豹的儿子。晋书称其
“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降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见《晋书》一○一卷《刘元海》一页。）
刘渊既出身贵族又兼有士阀所垄断的学识，而他少年的表示又在功名富贵与儒术——即治术——的昌明，可见他的身世生活习惯和思想等等已经完全决定了他的前程：他只能做士阀和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不能做被统治阶级——农民——的代表。果然如此。当他的父亲死后，晋武帝即命他“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儁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见同书同卷二页）这还不是统治阶统所谓贤主的勾当么？
刘渊旋乘晋室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在左国城称大单于，“二旬之间，众已五万。”后来增至十余万，遂于惠帝永兴元年僭即汉王位。至怀帝永嘉二年更僭即皇帝位。自始至终，我们找不出他代表农民政权的事实甚至于痕迹来。
二，刘渊如此，石勒也如此。他本系上党羯人，祖和父并为部落小率，父“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见《晋书》一○四卷《石勒》上一页。）他十四岁时虽随邑人行贩洛阳，后来虽从事耕作，但大概是染了一脉相传的小头目的习惯，他的头脑完全是统治阶级的头脑，丝毫不表同情于被压迫的同种人。试看他于并州饥乱，与诸小胡亡散，路遇从前的施主郭敬，即对后者说：
“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见同书同卷同页。）
试问这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人说得出口的话么？
他后来为群盗，旋投入刘渊部下，以屡立战功，擢为安东大将军。他“进攻钜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见同书同卷二页。）试问这是代表什么农民政权的人所能表现的行动么？
当“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抚纳，司冀渐宁，人始租赋，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见同书同卷六页）当勒为赵公时，“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见同书同卷一一页。）这样的设施不独与农民政权无关，且显然背道而驰了。
晋元帝太兴二年，“勒伪称赵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赐孝悌力田死义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鳏寡谷，人三石，大酺七日。”（见同书一○五卷《石勒》下一页。）这是初做君主的人应有的点缀，大概不能指为农民政权吧！“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帛有差。”（见同书同卷五页。）这更是地主阶级和士阀最优美的代表的行动。总之，自石勒幼时起，一直到他为盗，为将军，为王，为帝时止，我们绝对找不出他一件代表农民政权的事实，不独没有事实，简直连影子也没有。陶君难道是因他做过盗贼，遂派他为农民政权的代表么？哈哈，这离农民政权还远啦！
三，末了，朱元璋更没有丝毫农民政权的气味。关于他的家世，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的“先世家沛，徙勾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生四子，太祖其季也。……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见《明史》一卷《太祖》一第一页。）这段话虽不能使我们承认他为地主的儿子，也不能使我们断定他为农家的儿子。就他十七崴时“孤无所依”，不卖身为佣而入寺为僧一点看，毋宁说他是一个受过许多刺激的破产的地主家庭的小少爷。
当元顺帝至正年间“元政不纲，盗贼四起”，素来“任侠喜宾客”的地主郭子兴即“散家资，散家资,椎牛酾酒,与壮士结纳。至正十二年春集少年数千人袭据濠州。太祖往从之，……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子兴喜，……乃妻以所抚马公女。”（见同书一二二卷《郭子兴韩林儿列传》一页。）十五年春子兴“遣张天佑等拔和州，檄太祖总其军，……乃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见同书一卷一至二页。）旋克太平“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见同书同卷二页）十六年三月元璋拔集庆，“入城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贫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见同书同卷同页。）“七月己卯，请将奉太祖为吴国公。……九月戊寅如镇江，谒孔子庙，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见同书同卷同页）十八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初福通遣将分道四出，破山东，寇秦晋，掠幽蓟，中原大乱，太祖故得次第略定江表。所过不杀，收召才隽,由是人心日附。十二月……婺州降，……入城发粟振贫民，……辟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分直讲经史。”（见同书同卷三页。）
我们只要把上列的事实看一下，便明白看出朱元璋一起兵就代表士阀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比较刘邦初时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轻蔑士阀，要受过许多教训，才求教于“贤士大夫”，不是高明得多么？陶君自己曾说过：
“他们〔指农民〕要反抗地主，不得不反抗士大夫。他们要反抗士大夫，不得不反抗孔子学，即地主士大夫宗教的教义。”（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八一页）
试问朱元璋既代表什么“农民政权”，在初起兵的一二年中，于戎马倥偬之际，为什么就在礼贤士，谒孔庙，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呢？这很显明地不是代表农民去反抗士阀和地主，而是代表他们去投降士阀和地主。其实他不是农民出身，也未尝有代表农民利益的意思，称他为初时代表农民政权，完全是妄言，完全是由外国制定格式，拿到中国来充实内容的妄言！
朱元璋参加反元运动,既投身于地主阶级的队伍中,而初时的一举一动又完全露骨地表现为士阀和地主阶级做工作，则他以后的设施便不问可知了。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仅略举数事如下：
一，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六年“如濠州……召父老饮，极叹曰：‘吾去乡十有余年，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与父老子弟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欢聚为乐。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远贾滨淮，郡县尚苦寇掠。父老善自爱。令有司除租赋。”（见《明史》一卷五页。）
二，他于二十七年谕中书省道：“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各一年”（见同书同卷六页。）
三，他即皇帝位的洪武元年谕徐达等道：“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见同书二卷一页。）
四，同年“免镇江租税，避乱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有司以礼聘致贤士，学校毋事虚文，平刑，毋非时决囚。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见同书同卷一至二页）
五，同年九月下诏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见同书同卷二页。）
够了够了。“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呀，“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各一年”呀，称颂代表地方阶级利益的“元祖宗功德在人”呀，命“衍圣公袭封，……有司以礼聘致贤士”呀，“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呀——这还不是士阀和地主阶级百分之百的代表最贤明的举动么？这何尝有丝毫农民政权的意味啊？免除租税，农民——尤其是自耕农——只要得若干好处，这是丝毫没有疑义的。但这是因为加恩地主而连带及于农民，至少也是因为施行所谓“与民休息”或“与民更始”的政策，去巩固士阀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才有“浩荡的皇恩”及于农民。这完全是从统治阶级的观点出发的，能够称为农民政权么？总而言之，朱元璋自始至终，不独没有表现农民政权的事实，并且没有表现农民政权的影子，上面的史实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
可是陶君所说的“农民徐达，土匪常遇春”是朱元璋唯一无二的两个大将，他取得江山，他们两个人的力量独多，也许他们是代表农民政权的？待我们来考察一下吧。
当至正二十七年徐达破平江，执张士诚，命士卒曰：‘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既入吴人安堵如故。”（见同书一二五卷《徐达常遇春列传》二页。）计他“所平大都二，省会三，郡邑百数，闾井晏然，民不苦兵。归朝之日，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议，终日雍雍如也。”（见同书同卷四页。）他也同样保护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安宁秩序，没有表现代表农民政权的痕迹。
常隅春的情形略有不同。他初从刘聚为盗，后来以表现一些好杀人的野性，但毕竟被朱元璋训练成为统治阶级的好工具。他归附元璋不久，即自请为前锋，后者答道：“汝特饥来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见同书同卷五页。）可是当“太祖追友谅于江州，命遇春留守，用法严，军民肃然，无敢犯。”（见同书同卷同页。）他于四十岁时以暴疾死，也同样没有表现代表农民政权的痕迹。
由此可见，“农民徐达，土匪常遇春”也是地主阶级的工具，并不代表农民政权，甚至于农民意识。“其中跳出一支尊重士大夫而‘不爱子女玉帛’的游民军（朱元璋）。”陶君这样告诉我们。其实如果真是游民军，就不会尊重士大夫，也不曾不爱子女玉帛，而其正尊重士大夫和不爱子女玉帛的军队，就不是游民军，而是地主阶级的军队。陶君那句话是完全不通的。他所谓游民军不知道取什么为标准？如以军事领袖和全军的行动为标准，则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等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绝没有表现游民的行动。如以军队的组成分子为标准，则地主阶级的军队也同样有游民，岂不也要称为游民军？况且不以整个军队的行动为标准而仅以其中组成的分子为标准去刊断它是否为游民军是丝毫没有道理的。现在即退一万步，承认朱元璋等的”尊重士大夫而‘不爱子女玉帛’”的军队是游民军，然游民是陶君所视为压迫并剥削农民的，所以他说：
“古代游民无产阶级则为财富集中而生产分散的产物。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分配这集中的财富，及如何占有这分散的生产。并且，现代无产阶级是社会的最下层，而古代游民无产阶级则尚有奴隶与农民在其下。……古代的游民无产阶级不主张废止身分的差别，以保持奴隶制。”（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试问这样的游民所组织的游民军怎样能够代表农民政权？
陶君又说：地主阶级“聚众保营的势力”引一支“变而保护富家并收罗士子的”“游民军”为友军而“友军的首颁朱元璋竟凭借他们以取政权，”这自然也是不对的。因为当时代表士阀和地主阶级的最大的势力就是朱元璋的军队，各“聚众保营的势力”当然依附他，唯他的马首是瞻，并没有形成何种独立的势力，可以和他分庭抗礼，有引他为友军的资格。如果勉强说有的话，那就是至正二十二年在巴蜀即皇帝位，国号夏的明玉珍，他也同样代表士阀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史称他“折节下士，……开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见明史一二三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列传》七页，）并遣使通好于朱元璋，引为友军；但他的势力薄弱，称帝五年即死，元璋也不是凭借他取得政权的。
现在总括起来说，朱元璋虽出身微贱，但一起事即彻头彻尾代表士阀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绝没有建立或企图建立农民政权。赵翼说得对：
“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亦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令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见《廿二史剳记》三二卷一页。）
这不明明显示朱元家所欲建立的政权是以刘邦所建立的政权为法么？所以陶君跟在拉狄克的屁股后面，大叫朱元璋是“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这种转变绝不是历史上的转变，只是拉陶两君脑袋中的转变！
好了，好了，我们批评陶君对于历代重要统治者的认识的工作已经做完了。现在来回头一下，自秦始皇，汉高祖，王莽起，至刘渊，石勒，朱元璋止，没有一个他是认识清楚的，也没有一个他是不闹笑话的。历史上有明白的事实给他看，他为什么偏摸不着门径呢？这自然是由于他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过于薄弱或等于零的缘故，但大多数例子讲，实在有一个怪物害了他——即下面一条可笑的死原则：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革命发展中，革命集团每随革命潮流之高涨而直接变质为正相反对的反革命。革命集团兴起于革命民众之中，随革命的发展遂一跃为统治阶级，取过去的经济剥削与政治支配组织返施于革命民众之身。”（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一七页。）
像这样伟大的和崭新的“理论”，我们已决定专辟一项（第四项）来讨论，姑且不下批评。此时要指出的是：
一，刘邦的“革命集团兴起于革命民众之中，随革命的发展，遂一跃沼统治阶级，”便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深合于“直接变质为正相反对的反革命”的大原则！
二，刘渊石勒的“革命集团兴起于革命民众之中，随革命的发展，遂一跃为统治阶级，”便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又深合于“直接变质为正相反对的反革命”的大原则！
三，朱元璋的“革命集团兴起于革命民众之中，随革命的发展，遂一跃为统治阶级”，便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又深合于“直接变质为正相反对的反革命”的大原则！
猗欤休哉，陶希圣的大原则，呜呼哀哉，中国历史的真面目！
此外，陶君还有不少的有趣的人物评，例如他初时说：
“刘裕的军事本是平民的集团。刘裕共起事业的是刘毅。他们都有游民的气味。”（见同书一二六页。）”
后来又说：刘裕是
“以地主起事并反攻农民而成功者。”（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四四○页。）
矛盾既是他们著作中一个最出色的特点，既是他从建立在矛盾之上的社会中抽出来的根本原则，我们那有许多篇幅来加以指摘。因此，我们只能顾到大处，不能——也不当——涉及各种小节了。
“山穷水竞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批评陶君的各种大著，真正有这样的感觉。本项的范围既狭，说的又特别多，宜乎都说完了，但是不然。他还有一大发见，应予以表彰，即：
“士大夫阶级对内有民族意识。”（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三五页。）
“士大夫阶级对外没有民族意识。”（见同书同页。）
的伟论，我们——至少是我——过于浅薄，实在莫测高深，让读者共同去想想，恕我不开口批评了。
末了，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作为本项的结束，就是陶君屡次提及的统驭阶级和治理阶极。据他说，在“后期的封建国家”以前，
“国家组织决不会有官僚发生。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也便是享有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换句话说，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人便是掠夺土地和农民的人。卿大夫士的所谓俸禄，便是农民耕种土地的所得。在这个时期以前，治理阶级（Thegoverningclass）和统驭阶级（Thereigningclass）是同一的，不分的。治理者便是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来治理。”（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七至八八页。）
陶君所谓治理阶级是要官僚发生后才有的。他论及秦以后的情形说：
“在经济上，地主是此后的统驭阶级。在政治上，官僚是此后的治理阶级，沟通这两种人物的，是广大的士大夫身分。官僚取人材于士大夫，而士大夫则倚存于土地私有权。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见同书九二页。）
“……地主和官僚的关系也有无限的连锁。虽有非地主的士大夫，但士大夫一入官僚，便成地主。虽有非士大夫的地主，而子弟一旦读书，“学优则仕”便取得士大夫的身分。虽有非官僚的士大夫，但对于农村和城市小市民，仍有支配的力量。在朝为官僚，在野为绅士。在乡为地主，入学从仕则为士大夫官僚。因此，官僚的治理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见同书同页）
我们看了上面这三段话可以懂得治理阶级与统驭阶级的同一，分离，和关系等等。这两个名词下面并附有英文，当然有很大的来历，恐怕还是外国“学者”创造出来的！以陶君的中国历史知识，配着西洋输入的“学理”，这样珠联璧合，真是“二难并”了！不过我们于惊叹赞赏之余，仍批要大着胆子批评几句。
陶君的最大毛病，我们已经指摘过，就是：一方面不知道阶级的决定以什么为标准，另一方面不知道阀阅与阶级的区别，以致弄出什么“士大夫阶级”，“治理阶级”和“统驭阶级”这些名目来！现在要问：“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的官僚既叫做治理阶级，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入国会的议员，不当叫做“代表阶级”（TherepresentativeClass请恕我用英文注释我所创造的名词）么？自提出过三十以上的阶级名称的陶君看来，多一个“代表阶级”的名词，自然不算一回事，不过将来政治日繁难，组织日复杂，门道还多着呢！尤其是在五院制的中国应当多立名目，才合乎陶君所谓“在科学上凡有些微差别的范畴都应加以分辨。”（见唐道海译的《奴隶制度史》校者的话二页。）
陶君上面最后一段话说“有非地主的士大夫”，“有非士大夫的地主”，“有非官僚的士大夫”，却没有“有非地主的官僚”，他后来又说：
“所谓‘郡县制’者是地主阶级以田赋为本阶级巨大的补充收入的制度。其方法，地主阶级的过剩人口及地主自身获得某种地位以分配田赋。此种地位便是非世袭的官僚制度。”（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七二页。）
可见他承认官僚原是出自地主阶级，即不然，“士大夫一入官僚，便成地主”，这就是说，非地主阶级的人一旦做了官，也就会变成地主。关于这一点，他不独完全承认，最近并且有一番阐明，今特介绍如下：
“官僚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支配。却不是地主阶级自己来支配。官僚买卖土地，而地主包办官僚知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为官僚，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行支配地主去做官僚，必须经由买爵或科举或夤缘官僚去做地主，必须经由买收并稍加一些侵夺官僚与地主是这样分离而又联络的。
“地主是官僚的补充人，官僚也是地主的中坚候补者。
“地主依于夤缘，买爵，及科学而补充官僚。地主转化为一种独占知识的有闲阶级。这便是士大夫阶级。
“地主阶级非持有政治支配，不能继续其经济剥削。所以地主阶级努力于独占官僚系统。官僚既不是像贵族那样出世袭身分，所以也须取得经济剥削，以保持自己的生存及优越地位。因此，士大夫阶级是以地租及国赋为生活资源的阶级。
“我们说士大夫统治，便是指地主统治。但是中国地主统治是取官僚政治的方式，而不取贵族统治的方式。所以我曾加意描写此为地主与官僚之连锁及为地主阶级之化身的士大夫阶级。”（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六至一○七页。）
像这样痛快淋漓的说法仅能帮助我们愈加明白陶君所谓官僚确是地主阶级的人，而不能作为他划分官僚与地主为两个阶级的理论。岂止于此，内中并还有好些极端可笑的议论例如，他一方承认做官像尽是地主，一方又说“却不是地主阶级自己来支配！”即“却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为官僚，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行支配”两语，也完全是一种诡辩，并非真理。因为就单个人讲，勉强说得过去：某甲去做官，并不是因自己有几十或几百亩田，某甲去治理，也不是支配他这几十亩或几百亩田的佃户。但就全体讲，那就不对了。地主阶级为什么能够包办官僚而其他阶级不能呢？因为地主阶极的人丰衣足食，有求知识的可能，因此也有做官僚的资格，所以他们正“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为官僚；”又“地主阶级非持有政治支配，不能继续其经济剥削”，以他们正“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行支配！”至于“地主去做官僚，必须经由买爵或科举或夤缘官僚去做地主，必须经由买收并稍加一些侵夺。”这只是手续问题，对于官僚和地主的性质绝无变更。地主做了官僚，并没有失去地主的资格，官僚变成地主，更没有失去官僚的身分。总之，像这样的官僚和地主是一个阶级的人，绝非两个阶级的人，他们既没有分离，用不着陶君去联络。
话虽这样说，不过在事实上官僚并不尽出于地主阶级，而一班差堪温饱的小官僚也未见得都能“收买土地”。因此我们现在要用下列的方式，提出问题：
一，是有土地的官僚叫做“治理阶级”？
二，还是没有土地的官僚叫做“治理阶级”？
三，还是有土地和没有土地的官僚合拢来，叫做“治理阶级”？
我想无论如何，总不能出这三个方式，待我们来一一审查一下。
有土地的官僚就是地主阶级组成的分子，如果因为他们高升做官，就要另标一个“治理阶级”的名目，以别于本阶级其余的人（即所谓“统驭阶级”，）那是不通，一百二十个不通，简直没有批评的价值！
既是这样，我们姑退一步假定，陶君所谓“治理阶级”是专指没有土地的官僚讲的，（其实他的本意绝不如此，）然地主阶级既是秦汉以来的统治阶极，而“官僚的治理”又“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则官僚就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工具，就是统治阶级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的职务仅在维持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在生产中大概不占何种位置，（除掉水利及国家的大建筑外，）为什么要替他们另标一个阶级的名称呢？凡替某个阶级做工具或代表的人普通都被视为某阶级的人，例如现在有许多替资产阶级说话的学者，自身虽不开工厂，甚至于还家无余粮，大家总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学者。这是一种常识，连中学生都知道的。所以即使官僚自己并非地主，也不能称之为什么“治理阶级”。
有土地的官僚不能叫做“治理阶级”，没有土地的官僚也不能叫做“治理阶级”，则有土地的官僚和没有土地的官僚合拢来，仍旧不能叫做“治理阶级”，自不待言。总之，陶君这个附有英文名称的什么“治理阶级”，无论有无出处，总是笑话，总不能经常识的考验。
“常识是反科学的”呀！陶君必定又提出他那句名言来。的确，他所谓“治理阶级”另有一种理由，我们应当替他介绍出来：
“官僚既是治理阶级，则其生存实在于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缴纳的租税；且为维持并圆活其所掌握的政权计，常把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利益，兼筹并顾。所以官僚一方面虽常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他方面又有时抑制地主，也有时恩惠及于农民。”（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二页。）
他提出的“治理阶级”倘若真有什么理由，恐怕这就是最大的甚至于唯一的理由。但自我们看来，实不成其为理由。凡一个阶级维持它的统治地位最贤明的政策，不是用剥皮抽筋的方法，尽量剥削被统治阶级，使后者不能生存，起而反抗，以至摇动或推翻它的统治地位，而是于剥削之中，顾全被统治阶级的生计，使之安常守故，不发生骚动，因此可以长久保持自己的统治权。这是儒家一贯的政策，它满口仁义道德，剥削了人家，还要叫人家甘心情愿。官僚大都出身于士阀，当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有时抑制地主，也有时恩惠及于农民。”他们的“有时抑制地主”，是为着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而抑制地主，他们的“有时恩惠及于农民”也是为着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而恩惠及于农民。这和毕士马克的勾当一样：他有时强迫资本家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替工人保险，这不是有时抑制资本家，也有时恩惠及于工人么？可是只要不是疯子，谁不承认毕氏是资产阶级的人。由此可见陶君因官僚“有时抑制地主，也有时恩惠及于农民”，遂称他们为“治理阶级”也完全是胡闹了！
我们对于陶君的第二项——关于秦汉至清代统治阶级的问题——的批评已告终结。现在拭回顾一下：自秦汉至清代，他虽比许多糊涂蛋高明一点，看出新兴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但他一方面不懂地主阶级和士阀的关系，于是拾得一个“士大夫阶级”的名词，当作解释中国历史的秘钥，说“此后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于这个阶级的内哄”；另一方面又不懂地主阶级和官僚的关系，于是拾得一个“治理阶级”的名词，当作考察中国政治史的武器，说“在政治上，官僚是此后的治理阶级，且为维持并圆活其所掌握的政权计，常把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利益，兼筹并顾”，他的出发点既经错误，遂无往而不错，无往而不误。尤其是他对于明白的史实，也看不清楚，以致始则认秦为农民的国家，近则认秦为商人或富裕的工业生产者和地主的国家，并跟着“中国盲”的拉狄克，（人家说拉氏是个“中国通”，我却认他为“中国盲”，）大叫刘邦，朱元璋是游民或农民的首领，起初都建立了“农民的政权”，同时又自出心裁，加入刘渊和石勒，（本还有刘裕的分，但后来又自行取消了，）他这种荒唐的说法，可算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以上对陶君各种著作的批评，本系今年六月草成，第一项登于《读书杂志》二卷七八期，第二项未及发表，即另印单行本。自六月到现在，陶君又刊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二两分册，并在《读书杂志》二卷七八期发表一篇短文，约略改变了对于各时代的性质的主张。本文此次付印时，我已连带批评了他这两册书中与一二两项有关系的各节，至于其中的思想和学术方面的问题留待第三项去说，现在还只有一点应当提出，就是他在书中忽改变从前的意见，认商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周为封建时代。
他近来在《读书杂志》所发表的主张，又将前项意见推翻了，其要点如下：
一，西周是氏族社会末期，
二，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
三，三国到唐末五代是一个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
四，宋以后是先资本主义时期，
五，一八四○年以后，中国受工业资本主义的克服，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
陶君这样的新主张不独不比从前的主张为好，并且愈弄愈糊涂了。他以前说中国自有史以前即是封建时代，固然荒谬，但近来反过来说商是氏族社会的末期，最近甚至于说西周是氏族社会的末期，那就更荒谬了。因为他要贯彻这种主张，须将中国所有的古籍如《诗经》，《书经》，《国语》，《史记》之类，一齐推翻，才站得住脚。他认战国到后汉为奴隶制度，（奴隶经济既占主要的地位，当然形成一种奴隶制度）时代，须首先改造这个时期的历史，把希腊罗马的奴隶移些过来，否则中国的奴隶实在太少，不足使当时的奴隶经济占主要的地位。同样他认三国到唐末五代为封建时代，也须首先改造历史，消灭封而不建的事实，并将西周的状况移下去。啊，这样一来，陶君真是忙煞了！
不过陶君现在还只发表一种空洞的主张，没有将内容充实起来，使我无从予以具体的批评。就他现在所说的讲，我在本书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叙述和对于郭沫若君的商代描写的批评，足以答复他的商周为氏族社会末期的主张，我对于郭君所谓奴隶制度的批评，有一二段也同样足以打破他的战国到后汉为奴隶制度的社会的谬说，因此我对于他的主张的批评，关于一二两项的，暂且告一个段落，不再往下说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注：当本文将近排完的今日，《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四辑又出版了。急忙买来一看，发见陶君一篇短文，是专门攻击我的，我已经来不及尽情反驳，（其实也没有必要，）特附志数语于此。
西谚说：“开口是银子，闭门是金子。”凡当“名教授”的人都懂得这种秘诀，所以他们为维持饭碗与尊严起见，对于中国学术上的一切大问题，既不敢挑战，也不敢应战；同时也无暇为此，因为吃饭，上课，拿钱，享乐，睡觉几乎占去他们的全部时间。三五年来，陶君对于别人反驳他的文字，照例不作答，据说，他认论敌们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没有回答的价值。此次居然承他“赏光”，出来应战，真算是我毕生的荣幸！但我把他的大文读完，不禁大大地失望，因为他不独对于我驳他的议论不敢应战，一字不提，而且老羞成怒，胡乱反驳自己虚构的不重要的事实，借以达到“掩耳盗铃”的妙计！今特略举数例如下：
一，陶君起首一段说我“一摇笔就是几万字，并且只需五六天或一二两天就成稿。这是可惊的记录了。”我不独没有说过“四万字”，“八万字”，“二万多字”“只需五六天或三两天”，并曾明白宣布“我因要批评陶希圣先生的四部大著，……花费六个月工夫，仅草成十万字。”试问陶君凭空造一个谣言，再加以反驳的讥笑，有什么意思？还有一层，当我没有批评到他时，他说：“最有光彩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极熟的李季子先生于第二辑以丰富的篇幅出马。我在这里感觉到高度的兴趣和钦敬。”（见《读书杂志》论战三辑陶文一页。）迨我批评他以后，他就骂道：“要知道翻印马氏全集也代替不了中国史，”“那怕拿写八万字的工夫找得八百字的真实材料，对于中国史到底有益些。”（见同书论战四辑陶文五及七页。）其实本书（附录不计）征引马氏的话大概不过百分之四五，而引用中国史之处却占百分之七八十，尤其是对他的批评马氏的话恐怕不到百分之一，而史书上的材料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他说话不以事实为准标，专以喜怒为权衡，一何卑鄙至此。
二，陶君：“《尚书》《尧典》《舜典》并不是汉儒就古籍修吹的，纯粹是汉儒纪‘大一统’的理想，”因此斥我不该引《尚书》中的某些材料做史料。他既没有举出丝毫证据来，我自然不必加以反驳，只请他简单答复两个问题。（1）《尧典》所记“仲春中日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的研究，在当时确是如此。《尧典》既完全出于汉儒的伪造，何以造得那样正确？（2）《尧典》《舜典》既是完全没有根据，何以骨子里恰恰表现氏族社会末期的形态，换句话来说，何以恰恰描写为尧舜禅让而不描写为尧舜征诛，何以提出图腾遗迹的朱，虎，熊，罢，夔，龙，而不提出刘，萧、韩，□，贾，随？
三，陶君说：“科学家为什么不知王是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变化的东西？科学家为什么遇见王便想到专制主义？”又说：“《史记》的商王世系固然可靠，除了指出商代社会是男系社会，是兄传弟与父传子两制过渡的社会以外，并没有证明那时有什么专制主义。”“遇见王便想到专制主义”，这又是陶君自造的谣言，与我没有丝毫关系。因为我说夏商实行专制主义，完全以《尚书》和《史记》所描写的专制君主的话为根据，并不是以王为根据。（本文说明武王未尝实行专制主义，尤为明证。）陶君一方面宣布《史记》的商王世系为可靠，另一方面又表示《史记·殷本纪》所描写的专制主义为无稽，自己却提不出证据来。可怜的“清后的士大夫！”（这是陶君此次替自己上的尊号！）
四，陶君说：“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谩骂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憎恨。可惜无产阶级太多了。”“其实，书斋里八万十万字尽写的，那个是无产阶级？彼此一笑好了。”论战是动肝火的事情，嬉笑怒骂是我作文的态度，无用讳言的。我对于陶君，骂则有之，（试问笼统宣布“常识是反科学的”的人是不是应该挨骂？）谩骂则“吾岂敢！”“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陶君如指得出证据来，我愿意悬一个铜子的赏格！“无产阶级太多了，”自然是“清后的士大夫”所不愿意的！“书斋里八万十万字尽写的，”也当然不是工厂里作工的“无产阶级。”不过“清后的士大夫”没有权力消灭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的智识分子投身于无产阶级，为之服务（马克思列宁以及无数的开路者无不如此）的事实！“书斋里八万十万字尽写的”固然有些像“大学教授”编讲义，但无产阶级的走卒不独不会被邀去参与洛阳会议，并且还时时有被逮捕，受电刑，甚至于遭枪毙的危险。这就是“清后的士大夫”与投身无产阶级的人中间一个大大的不同之点。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对于时时有被逮捕，受电刑，甚至于遭枪毙的危险的人“一笑”，也是应该的。不过内中恐怕不免含一点“阶级”的“成见”吧！
以上四点是陶君向我进攻的主要武器，至于其他各点则更加无聊，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呀，“和贵族携手”呀，“希望没有向军警求助以毁灭政敌的情事，发生于论战”呀，“无产阶级更有成见”呀，真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说什么东西！”像这样无聊的文字，我本没有答复的必要，不过此地不须另起炉灶，只要附带说几句，也未尝不可偶然为之。从此以后，陶君如再以这一类的大文进攻，我决不特别答复，（我对于顾冠群，刘微尘，张季同，陈邦国，苏华，任曙等为文胡乱批评我或攻击我，不特别作文答复，就是一些先例，）因为我还有大批正经的文字工作要做，不屑与无聊的作品斗气。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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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及其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三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及其说明
（一）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二二○六年为止）
（二）自夏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二二○五年至一一三五年）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一三四至二四七年）
（四）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一四六至纪元后一八三九年）
（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一八四○年起）
所谓经济时期就是一种生产方法单独占领，或与其它种生产方法共同占领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一种生产方法独霸时，这便是它的高度发达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它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取得领导权时，这便是它的崛起期或初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它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崩溃时，这便是它的崩溃期或末期。此外，当旧的生产方法大半崩溃而真正划时代的新的生产方法没有形成之际，发生一种混杂的特殊的生产方法，这是一个过渡时代。
我们现在试按照中国全部经济发展的情形，以生产方法为标准，划分各个时代如下：
一，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二二○六年。）
二，自夏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二二○五年起至一一三五年止。）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一三四年起至二四七年止。）
四，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二四六年起至纪元后一八三九年止。）
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一八四○年起。）
我这种主张恐怕会和现今最大部分谈中国经济问题的人相冲突，至少也要和上列各位战士的意见相冲突。但我这样划分时代，是经过审慎的考虑，并具有充足的理由，今特分述于后：
（一）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
（至纪元前二二○六年为止）
所谓唐虞以前，自然不能追溯到《太平御览》所引：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那怕广东等处至今还有盘古庙，我们总不好模模糊糊从他讲起。休要说他，即所谓在位“一万八千岁”的天皇，“十一头”的地皇，和“蛇身九首”的人皇也非我们对象。就是下至什么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共工氏，和神农氏等，虽按照名字，有人类发达的层次可寻，并与摩尔根前史人类进化阶段的图表（见下文）完全相合，必有一点根据，然他们没有确切可信的事实（旧史说伏羲是人首蛇身，神农是牛首人身，竟将人兽化了）供我们的参考，且诸人于短时期中连接在一起，终嫌其没有传出古代的真相，而近于后世的假托。在新的证据未出现以前，殊不便多所论列。至多恐怕只有神农是实有其人，《易系词传》说：
“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
他大概开男子耕种的先声。至战国时，“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出来表彰他，可惜许行的书没有遗传下来，无从窥见他到底有些什么事迹。
神农之下有黄帝，即有熊氏，他一定是个酋长，因为熊正是一种图腾社（Totemgenossenschaft）。凡原始的人群都相信自己是出于一种自然物，最大多数为禽兽，因以为本群的标帜；不独中国的原始人是如此，即其他地方过去和现在的原始人莫不皆然。摩尔根研究美洲易洛魁人（Iroquois）的辛尼加部族（Senecas）发见有狼氏，熊氏，龟氏，海狸氏，鹿氏，鹬氏，鹭鹚氏，和鹰氏，而他的《古代社会》中且充满了这一类的氏族名称，便是一些最有力的证据。
司马迁作《史记》，始于黄帝，他是以黄帝，颛顼，帝喾及尧舜为五帝，而《礼记·月令篇》则以太昊，神农，黄帝，少昊，和颛顼为五帝，《帝王世纪》又以少昊，颛顼，帝喾及尧舜为五帝。这样各持一说，已经是纠纷不清，令人无所适从，而关于他们的事实复多附会与假托，不能完全据为信史。不过《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中一部很可靠的书（理由详后），而太史公叙述五帝的事，虽本诸传说，但实在经过一番探访的苦工，所以他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见《史记》第二册一○页，群学社版）因此，我现在要大胆根据《史记》来谈古史。《史记》载黄帝：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见同书同册二页）
中国关于蒙昧时期的历史固无可考，即关于野蛮低级和中级的历史也和希腊及拉丁各氏族一样，大都丧失了，就此处所描写的情形看，黄帝时似乎是达到野蛮的高级，已有田野农业（关于蒙昧及野蛮各级的状况，参看下文驳郭沫若君的图表）。否则至少也在野蛮中级的末叶，即牧畜种植业已经发展，而铜器也早发明了（听说章鸿钊君有《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一文，证明五帝时为铜器时代，惜一时无从查阅。）
关于颛顼和帝喾的历史，在经济发展上无明了的事迹可言。到了尧舜时代，却有不少的史实，而《尚书》尤为这史实的一大来源。不过把“疑古”顶在头上的玄同君不独认《虞书》完全为伪书，并且说：
“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六七页）
这种说法虽属新奇可喜，然却不能解答梁启超所说的一件事，就是：
“……《尚书》尧典所记中是，‘仲春日中是星昂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见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五九页）
可见《虞书》虽经过后人的改窜与修饰（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之类只是儒家的把戏），但仍有一部分真迹，而玄同式的疑古直等于玄学式的疑古！
《史记》载：
“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忧。”（见《史记》第二册六页）
这不独是描写他做酋长前的工作，并且可以表见当时的产业状况。《虞书·舜典》所谓“弃……播时百谷，”更足即证当时田野农业的发达，所谓“四岳，”“群牧”和“二十二人”也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称的酋长（Sachem）和领袖（Chiefs），为氏族社会中的主要人物，所谓朱，虎，熊，罴，夔，龙等数臣更显出此等酋长或领袖的氏族名称来了。
虞舜时既在野蛮高级的末叶，即与文明为邻。据摩尔根的研究，在野蛮的中级有铜锡合制的青铜器，在野蛮的高级则有铁器的发明。
“铁的生产是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事件，没有能够和它相抗，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其他一切发明与发见在它的旁边是无足轻重，至少也是居于附属的地位。学凡槌，砧，斧，凿，都由铁制，还有犁要用铁尖，并有铁剑；总之，文明的基础可以说是建筑在这种金属上面的。”（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三页）。
唐虞时代果然有这种铁器么？不独向来出土的什物没有被认为唐虞时代的故物，即《虞书》也没有铁字出现；《禹贡》上虽有“厥贡璆铁。银镂”的话，而且相传为作于虞时，然像那样大规模的，精密的，和远及九州的按等纳贡法，决非当时的农业状况所应有，其中必有后人的铺张与伪造，而所谓铁与镂，说不定，也是后人增加的字。还有一层，即殷周两代已出土的几千件金属器，俱是铜器，绝没有铁器，所以许多考古学家都断定殷周为铜器时代，因此唐虞似乎更不应有铁器出现。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铁器作耕器，则田野农业不能发展，氏族社会也不致因生产力的增加而崩溃。我们如果在唐虞时代找不出铁器，似乎很难主张此时即是氏族社会的末期。不过《禹贡》上的铁与镂（钢）字是否后人加入，此时还难断定，殷周已出土的器具为数有限，不能作为当时没有铁器的确切证据，也不能因此推算唐虞时代更没有铁器。我们在中国的古籍和古物中虽找不到这种证据，但从外国的著作中却可以寻出一点材料。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说：
“铁的制造在蒙古条顿诸氏族——古代第一种用铁的人民为黑海的哈利贝乌人（Chalybäer），系此等氏族的分支——中似乎首先有一种更重大的意义，由它们传入中国（在纪元前二三○○年是可以证明的）。……”（见西氏《国民经济学纲要》第一卷二○五页——GrundrissderallgemeinenVolkswjirtschatsehre．München1920）
所谓纪元前二三○○年，正是唐虞时代，这与当时达到野蛮高级的末叶应当有铁器的情形适相符合，不能视为一桩偶然甚至于子虚乌有的事。不幸西摩勒耳所谓“可以证明的”事，没有举出证据来，我此时也无从找到其他证据，即不能视此为绝对可靠的史实。
又在野蛮的高级应有文字的发明，唐虞时代文字是备具的。《虞书》和《夏书》相传俱虞时所作但后人因其经过儒家的改窜，遂又疑为多出自晚周人的手笔。在考古上大规模的掘发没有动手之前，无从取得新证据，因此双方的争论都不会达到确切不移的结论。但证以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的话，我们不能否认虞时有文字的出现，因为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一定极简陋，绝对做不出比文物大备的武乐（周武王乐）还更好的韶乐（虞乐）来。当然，大家又可以说，这是孔子讬古的勾当，不能相信。但孔老头儿最崇拜的是他壮年常梦见的周公和他所宪章的文武，似乎没有故意抬高甚至于捏造韶乐而压低武乐的理由与必要。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认定唐虞时代已有文字，将来的锄头考古学终会批准我们的主张的。
还有一层，在野蛮的高级是男性本位的氏族社会，而夫妻的关系也较低级和中级的对偶婚为固定。唐虞的时代也正是如此。尧不传位于丹朱而传于舜，舜不传位于商均而传于禹，就表面看来，好像当时犹是女性本位的氏族社会，故儿子须出嫁，属于不同的氏族，无从承继父亲的地位。但仔细看起来，并不是这样。尧舜的不传子，并不是因为子已出嫁其他氏族，无从传位，而是因为儿子不成材，不配做酋长，也不能被选为酋长，才传给一个为四岳所推举的最有才能的人。观于尧以二女嫁舜，尤足为男性本位的一个反证，否则女子便不会出嫁了。
此外，在野蛮的高级，土地虽仍为公有，但许多种财产却变成私有。唐虞时代也表现这种状况，而“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见《史记》第二册七页）以及“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见同书同册同页）等事实和计划，正是私有财产业已成立的证据。
现在总括起来说，唐虞时代所遗传下来的史料，诚然是少之又少，不足以使我们充分明了当时的时代性，然就上面所举的事实讲，无一不与摩尔根所描写的野蛮高级相符合（详情见后），因此我们认唐虞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完全是一种科学分析的结果，并不是本着主观的成见而妄加臆断了。
（二）自夏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
（纪元前二二○五年至一一三五年）
中国在北方的氏族社会至虞末即形崩溃，继起的夏代是私有财产制和国家起源的时代，与前此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迥然不同。据摩尔根说：
“当野蛮后期的末叶，关于土地的拥有，已经起了大变化。它逐渐趋于两种所有权的形态，即国有和私有。”（见《古代社会》原文五五○页。）
依照马克思上面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描写看来，所谓土地公有就是土地国有，所以人民要用“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这是取了摩氏所说的第一种所有权的形态，夏代的情形正与此相符，让我们详细来讨论吧。
我们首先要根据的材料是《史记》。《殷本纪》所记的殷代帝王的世系，据王国维的考证，见于已出土的甲骨文的共有十八帝，其中十五帝的世系全与《殷本纪》相同，仅三帝不符，即祖丁，《史记》作河亶甲子，卜辞作中丁子（与河亶甲为同辈兄弟），阳甲，《史记》作祖丁子，卜辞作祖丁弟，盘庚《史记》作阳甲弟，卜辞作阳甲子。这不是名字上的错误，而是行辈上的错误，可见虽不正确，相差甚微。由此可以知道《史记》确具有信史的资格。
《史记》对于夏代的世系是怎样纪载的呢？它说：
“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帝禹…崩…子启，…即天子之位。…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中帝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见《史记》第二册一七至一八页）
《史记·殷本记》的帝王世系既大体正确而非出于伪造，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理由可以断定《夏本纪》的帝王世系是出于伪造而不可作为立论的根据。上面这个世系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呢？就是，所谓“不传贤而传子，”我更正确地说，不经过选举或推举而直接成立帝王世袭制，是氏族社会与国家出现后的阶级社会一条最明显的分水线，所以摩尔根说：
“在氏族制度之下，人民形成氏族，胞族和部族，各组织为独立的自治的集团，他们必须是自由的。以世袭权和不负直接责任为基础的君主统治，在这样的社会中简直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即起于氏族制度与一个君主或君主的政体不相容的事实。”（见《古代社会》原文二五九页。）
由太史公的夏代世系表和摩尔根从古代社会研究的具体事实中抽出的学说看来，则夏代已非氏族社会，丝毫没有疑义。一般主张殷代以前犹是氏族社会的人如不能推翻太史公的夏代世系表，或摩尔根的学说，便完全没有事实或学理上的根据，不过是信口开河罢了。
夏代开基的帝王为禹，因此我们现在要从他说起。
自顾颉刚君本着实验主义的玄学方法（如要知道这种方法的本质，可参看拙著《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提出
（一）“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祭社，又为社神。”（见《古史辨》第一册一一四页。）
（二）禹与夏没有关系，否则“何以《诗》《书》中有九篇说禹，六篇说夏，乃一致的省文节字，而不说出他们的关系？”（见同书同册一一五页）
这一类玄谈后，已被许多人（如刘掞，张荫麟诸君）打得全军覆灭，片甲不留。虽则他的玄学祖师胡适博士后来犹在闭着眼睛说瞎话，称赞：
“他应用这个方法〔按即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得着一些结论：
（一）春秋以前的人对于古代还没有悠久的推测。
（二）后来方才有一个禹。禹先是一个神，逐渐变为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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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可以成立的。”（见《古史辨》第二册三三七页。）
但我们以为再要来驳斥这样浅薄无聊的玄谈，直等于白费气力，因此干脆地抛开不讲。
不过还有一批人会戴上科学的面具来谈古史，颇能以伪乱真，这是我们不能置诸不议不论之列的。例如周予同君说：
“譬如拿禹来说吧，与其援引古代记载上的话来反对禹之治水，决不如用地质学的知识来实地考察龙门砥柱之较为的确。丁文江先生说：‘龙门是天然的峡口，用不着人凿的，也非人工所能为力的。砥柱又叫做三门，是因为有两块火成岩侵入煤系软岩石之中；煤系软而火成岩硬，所以受侵蚀的迟速不一样。煤系被水冲开一丈，被风蚀低一丈，火成岩却不过受了十分之一的影响，成功了所谓三门。与禹何涉！’你看，这话多么干脆而有力！又譬如说《禹贡》买是后来的作品，九鼎不是禹所铸，你就是说得舌敝唇焦，但人们受了二千余年伪古代的束缚，决不见得立刻信从；但是你假使有了考古学上的实证，那他自然闭口无言了。安特森（J．G．Anderson）发见的渑池的石器时代的文化，以为商代犹在石器时代的晚期，那么，铁固非夏代所有，铜亦非那时代所能用，而禹铸九鼎当然是一种神话了。”〔按这几句话原系胡适博士说的，周君不过尽一次介绍的责任”〕‘拿证据来’!这是研究古史真相的秘诀,也是治一切学术的惟一法门。”（见《古史辨》第二册三二五页。）
好坚硬的“证据”啊！龙门砥柱与渑池的石器！可是认为“干脆而有力”的周君，实地考察过的丁君和大呼“若禹确是人而非神，则我们看了他的事业真不免要骇昏了……现在导一条淮河，尚且费了许多时间无数工力还没有弄好，何况举全国的山川统干一下，而谓在几年之间可以成功，这不是梦话吗！”（见同书第一册一一一页）的顾君，都应当注意，都应当严重注意：禹治水是一事，禹凿龙门砥柱或治全中国的江河又是一事，不能完全并为一谈。假定禹曾在何处治过水，而凿龙门砥柱，或治全国的江河，却是后人附会之谈，我们可以因后人的作伪而一起否认他治水的事实么？况且《诗经》明明说过：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文王有声》）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长发》）
可见禹是治过丰水或其他小河的。不知道他们何以抛弃最可靠的《诗经》上的史料不谈，而专从经过后人放大的《贡禹》上去找论据，否定禹治水的事？当然，周丁两君可以借重地质学去反对禹且费了许多时间无数工力还没有弄好”的事实去反对禹凿龙门砥柱的事，但不能因此“反对禹之治水。”同样，顾君也可以借重“现在导一条淮河，尚且费了许多时间无数工力还没有弄好”的事实去反对禹治全国江河的事，但不能因此“反对禹之治水。”更不能因此说他不是人而是神。总之，他们举出这种“地质学的知识”或目前的事实，笼统“反对禹之治水，”是不能使我们“闭口无言的”！
至于根据安特森所“发见的渑池的石器时代的文化以为商代犹在石器时代的晚期，”遂断定“铁固非夏代所有，铜亦非那时所能用，而禹铸九鼎当然是一种神话，”也是一样武断，其理由如下：
（一）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有许多工具仍系石器，所以西摩勒耳谈及欧洲的情形，说道：“石制工具和武器的应用（除金属器外）深入于历史时期，尤其在北方是如此；据鲁日蒙（Rougemont）说:德意志直至六七世纪为止，爱尔兰直至八九世纪为止，苏格兰直至十三世纪为止，波希米亚（Böhmen）直至十四世纪为止”（见西氏《国民经济学纲要》第一卷一九五页）
渑池的石器安知不是铜器时代或铁器时代的石器？即退一步假定是石器时代的石器，安知为商代以前的氏族所遗留，何以一口咬定为商代所有？商代如果真“在石器时代的晚期，”则历来出土的一切商代青铜器和甲骨文尽是伪物！尤其是甲骨文，字的工整精细，不独绝非石所刻，也非铜刀所能刻，这又怎样解法呢？他们以为这可算作商代末年的产物么？然在石器时代无文字可言，商在几百年的短期间，第一要发明文字，并且要能雕刻精致的文字，第二要由石器时代进于铜器时代，并且要能制造精致的铜器，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安特森这种胡说丝毫没有科学上的价值。胡博士和周君依据这种虚伪的前提，如何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呢？
（二）中国古代有三个主要的氏族集团，即居现今山西一带的夏先人，居现今河南一带的商先人，和居现今甘肃一带的周先人。我虽相信《史记》，但不甚相信他们同出源于黄帝，也不甚相信夏商周前后有君臣的关系，更不相信他们的发展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参差不齐的地方。据我的判断，就三者讲，夏人的发展阶段较高，商人次之，周人又次之，这一点弄清楚了，我们现在即退一万步，姑承认“商代犹在石器时代的晚期，”然以这个发展程度较低的氏族集团为标准去测量那发展程度较高的夏氏族集团，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么？所以胡博士和周君举出这种“考古学上的实证”去认明“铁固非夏代所有，铜亦非那时代所能用，而禹铸九鼎当然是一种神话，”又是不能使我们“闭口无言的”！
当然，在考古学才萌芽的现代中国，我们也不能提出积极的证据来反驳他们，山西出土的古物，恐怕只有万泉县的石斧，石锛，石刀，石环，陶鬲，陶片等等（参看《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四号——民十八年二月出版——卫聚贤君《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经过和见解》一文），这自然不能引导我们依照安特森的例子，宣布夏代犹在石器时代的脱期。同时中国的古籍除经过改窜的《禹贡》外，也不能供给我们以最好的证据去反驳他们。这更不足为奇，因为此等古籍不是产业发展史，没有举出当时的铜器或铁器的必要。不过我们仍可寻出一些证据来对这些盲于疑古的“考古家”宣战。
他们以为禹铸九鼎是神话。当然，像《战国策》所谓“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的鼎，我承认是绝对不会有的，确是神话。不过因此而推论到夏代为石器时代，不免荒谬绝伦。《孟子》载：
“禹之声尚文王之声，……以追蠡。”
可见禹所用的是铜钟，而传至孟子时（约相距一千六百余年），钟纽（追）将绝，钟面剥落若虫蚀（蠡）所以当时的人遂以为禹用乐过于文王了。
禹既可以铸钟，当然也能铸鼎。《左传·宣三年》载王孙满对楚子的话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又墨子《耕柱篇》载：
“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用而陶铸之于昆吾。”
这未必不是事实。即王孙满所谓“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墨子所谓“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如无有力的反证，也不能断为必无是事。不过指此为“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的鼎，那是绝不合理，可在断其为后人附会之词。总之，禹时有铜器，比较可靠的古籍上都有纪载，一班反对此事的人如不能举出比所谓渑池石器更确切的证据，是没有资格来抹杀古籍的。
禹时有青铜器，已无可疑，然我们还不大愿称禹时为铜器时代。因为不独据西摩勒耳之说，唐虞时代即已有制铁术传入中国，不独《禹贡》上已有铁与镂的明文，足资参考，并且禹治水非有铁器似乎无从着手，氏族社会非因生产力的发展与铁器的应用，也似乎不致崩溃，而使禹得建设一种阶级制的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就《诗经》上“丰水东注，维禹之绩”一语看，我们可以想见在禹未治水之前，丰水或是不东注而泛滥横流，或是东注而仍不免泛滥横流，经过他的疏浚或堵截，才规规矩矩地“入渭而注于河，”故后来的诗人追怀往事，推为禹的功劳（绩当作功绩解，决不能像顾颉刚君一样，强解绩为迹——参看《古史辨》第一册一一一页）可是这种疏浚或堵截的工作，如果没有铁器而只有铜器作工具，似乎很难办到。所以即使没有西摩勒耳和《禹贡》上的说法，单从禹治水和建设一种迥异从前的社会制度看，也未尝不可称禹时为铁器时代。
不过此事有待于将来所掘发的古物的证明，我们并不虚悬一个死公式来作一种确切不移的定则。还有一层，据韦柏（GeorfgWeber）和里斯（LudwigRiess）的《世界史》说：
“就大体讲，用铁是在用铜之后，并且只是渐渐地把铜驱逐的“。（见《世界史》第一卷一三页——Weitgeschichte，Leipxig1918）”
即使禹时有铁器，恐怕也不会马上取一切铜器的位置而代之，这是第一点。又据西摩勒耳说：
“现在有许多著作对于在铁器时代前假定一个青铜武器和青铜工具的特别时代，还在热烈的争执之中。依照现今古物学和技术的研究（伯克，布吕列，和施列德——Bech，BlümnerSchrader）,大概粗劣铁器的原始制造,几乎到处还要较早一些，因为铁矿在摄氏七百度即熔化，而铜矿要到摄氏一千一百度才熔化，铁矿到处都是，而青铜所必需的锡却甚稀少；不过亚洲，欧洲和美洲好些最能干的人民都懂得充分利用铜和锡的合金，所以于逐驱拙劣而稀少的铁工具之后，使青铜工具占主要的位置至数百年之久。青铜更美丽，更易熔化，更易槌展；并且不生锈，每一碎片都可再用，加锡的成分从百分之二至三十，可以随意使之软硬；而其主要的制造且用不着经过火炉。青铜器工具对于初期文明的大的石料建筑物固不够用，然对于通常的武器，工具，饰物和家用器具是一样适用的，甚至有时比铁还更适用。”（见西氏《国民经济学纲要》第一卷二○五页。）
西摩勒耳此说也可备一格。禹时也许是于“大的石料建筑物”外很少用铁，甚至于简直没有铁，能在艰苦的状态中，利用加锡百分之三十的最硬的铜锡合金（青铜）的工具，也未可知。所以我们即极端让步，也当确认禹时为青铜器时代，这是第二点。
我们对于禹时的工具性质的问题既已有一种大体的决定，现在当进而叙述他那时候农业的状况。据比较可靠的古籍的记载，当时的田野农业颇为发达。所以《鲁颂·閟宫篇》颂扬后稷而追溯到禹道：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稺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又《论语》载：
“禹……卑宫室而锭力乎沟洫。”（《泰伯》）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宪问》）
这些去古不远的纪录都明白表现禹是“以农立国”正为氏族社会崩溃后必然的现象。可是“考古家”或像某君所赞诵的一样，“科学的史学者”顾颉刚君却极端否认禹为“一个耕稼的国王，”并说出一篇大“道理”如下：
“禹若果是在后稷之前的一个耕稼的国王，后稷之名也就不会有了；后稷之所以为后稷，原是尊崇他倡始耕稼加上的名号，若他只有‘赞绪’，也不应独居此名了！我们再看，在西周时，古王任农事的惟有后稷；在东周的鲁国，后稷之前又有禹；到战国时烈山氏之子柱先做后稷了，舜也‘发于畎亩之中’了，倡始耕稼的尊号又给神农夺去了。在西周时，原以进入农业社会不久，而耕稼的事又倡始于周民族，周民族既得了中国，要想竭力推广它，所以有始祖后稷的尊崇，所以有‘纯其蓺黍稷’的告教（《酒诰》），所以有‘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公刘》）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无逸》）的称美。若果有神农，柱，舜，禹的耕稼在前，则到周初已有一二千年了，农业的发达已久了，又何必这样的郑重鼓吹呢”？（见《古史辨》第一册一○八页）
顾君倘若读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又肯抛弃他那实验主义的法宝，即不会发出这样浅薄和唯心的议论来。人类生存于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二十万年光景，农业自发生时起要发展到西周那样的状况，至少要好几十个一二千年，中国不独在神农，柱，舜，禹时应有耕稼，即在他们以前也应有耕稼，并且还是妇女担任的（关于这些事的详情见下文驳郭沫若君的各节）中国这样的历史已经丧失不可考了，不过一切人类都要经过这种时期，我们不能独异，也不能因事迹不可考而加以否认。譬如摩尔根说：
希腊和拉丁氏族“在野蛮中级的历史，除掉他们的各种艺术，制度，发明和言语的改良中还保存一点外，是全部丧失了。”（见《古代社会》原文三五四页。）
然他却不否认他们是曾经经过这个阶段的。所以中国的古书有神农，柱，舜，禹耕稼的传说，不是什么“郑重鼓吹，”而是实有其事，他们的人数与其说是过多，不如说是太少了。
至于顾君因在西周时任农事的“古王”只有后稷，在东周的鲁国又加了禹，到战国时又加了烈山氏之子柱做后稷，而舜也发于畎亩之中，遂提出他那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被疑古玄同君许为“精当绝伦，……惟有欢喜赞叹”（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七页）。其实在未经秦火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古史材料的丧失与时代的久远有绝大的关系，当然不能专归咎于秦火），关于古史的材料，比现在何止多十百倍？西周人的著作既未能完全遗留下来，顾君怎能断定西周时没有何种著作提及过禹，“烈山氏之子柱做后稷”和“舜发于畎亩之中”这一类的事呢？后来出现的古人事迹的传说，诚不免于故意放大，附会穿凿，甚至于托古故制的弊病，但顾君怎能断定其中没有丝毫真的史迹，而完全出于伪造呢？拿前代一部分残缺不全的非历史的著作做标准去判断后一个时代出现的史实的真伪，其荒谬与郭沫若君拿一部分残缺不全的非历史的甲骨文做标准去判断殷代整个的社会性是一样的。这样的“精当绝伦”正是玄同式（即玄学式）的精当绝伦啊！
中国自禹出现，即成立了一种迥异唐虞时代氏族制度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并治过洪水，发展了田野农业，这是上面已说过的。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断定夏代所行的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不是其他生产方法？更具体的说，我们为什么不赞成下面的两种说法？即：
一，“中国的历史实际指出，在氏族社会的内部怀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因此在氏族组织的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既非东方的，又非古代的，而为道地的封建社会。”（见《读书杂志》二卷二三期合刊杜畏之君《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二一○页）。
二，“到这时候有所谓禹的，竟能把这个‘汤汤洪水方殷，荡荡怀山襄陵’的黄河弄到一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用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这却是封建时代的象征，在古代社会只有于治理辽阔的泛滥的河水工程上，才足表现其为封建时代，才足表现其不是各个独立的并列的氏族部落，才足表现其经济联系的扩大，不只是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的一个集团。”（见熊得山君《中国社会史研究》三五页）。
关于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内容，下面即将谈及，此处姑且不说。以上两说虽同样承认中国的氏族社会崩溃后，达到封建时代，但一则没有举出具体的事实做证据，并没有明白指定禹时已不是氏族社会的时代，令我们无从根据事实加以反驳；一则完全以《禹贡》所描写的那种绝对不可靠的大规模的治水为封建时代的表征，不独根据薄弱，而其所举的理由且适得其反，几乎用不着加以反驳，虽是这样，我们仍要笼统批评几句，然后归结到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作为一个反证。
封建时代的帝王，这就是说共主，有一个特征，即对于所封的各国平时没有支配与制裁的权力，双方的关系只止于名义上的保护和隶属，纳贡的关系，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只止于“巡守”与“述职”的关系。如拿西洋的话来说，就是：
“穆隙克（Muschik）‘天高皇帝远’这句凄惨的话，在每一个天下，都是真理。”（见阿白海默《国家论》一一九页——FranzOppenheimer：DesStaat）
夏代如果真是封建时代,它在政治上的表现一定如此,绝不会呈出另外一种形态,其理由有三：
一，夏系脱胎于唐虞的氏族社会，在氏族社会中绝没有专制集中的权力，一进入封建社会仍不容有这种权力的存在，此权力根本上无从发生。
二，所谓封建时代必有许多“地丑德齐”的封建诸侯同时并存，牵制中央，使他们共戴的帝王无从建立一种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
三，在经过战争而成立的封建时代的共主，也未尝不可假借一时的兵力，造成一个暂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夏时的局面，就现在所知道的历史讲，明明是从和平中发展出来，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强大的兵力可资凭借，造成一种中央集权。
然我们一考夏代的政府，完全是一种集权专制的政府。举个例子来说，《史记》载：
“禹会涂山，防风后至，诛之。”
《郑氏通志》也载：
“禹致群臣于会稽，防风氏后至，戮之。防风者，汪芒氏之君也，漆姓，守封嵎之山。”
堂堂一个国王因为到会后了一点，即遭杀身之祸，这不是专制帝王的专制举动是什么？！
又禹的儿子帝启兴兵动众去讨伐有扈氏，而其唯一的罪名与启意想中的处罚是：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夏书·甘誓篇》）
所谓五行是水火金木土，所谓三正是子丑寅三正。启借口于这种空空洞洞的罪名，不独要灭有扈氏的国，并且还要砍有扈氏的头，这是一个何等集权专制的帝王的口吻！不仅是这样。启对自己的部下也用同样的态度，发挥其威力，所以说：
“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甘誓篇》）
不用命的，杀了头还不算，定要全家俱斩，这当然是专制帝王的淫威。此次誓师征伐的结果是“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
以上两桩事都表现夏朝所建立的政府为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决非封建时代所应有的现象，尤其是非刚从民主主义的氏族社会和和平平脱胎出来的封建初期所应有的现象。所以我们绝对否认夏代为封建时代。至于夏代没有进入封建时代的理由，也很显明而简单：
（一）禹在虞时是一个最能干的酋长，这个氏族大集团所居的地方适遭水患，因居民从事于田野农业，不易迁徙，禹遂本一己的智能，和当时的技术，率领多人出来治水，逐渐将权力集于一身。当时已是氏族社会的崩溃期，而生产力的发展正达到建立国家的时期，禹因利乘便，得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二）禹既因多年治水的工作集大权于一身，其他低级的酋长即不能与之分庭抗礼，也不能成立独立的政权，可以作为封建的基础，因而形成封建的局面。
现在总说一句，主张中国“氏族社会的内部怀育了……道地的封建社会”的杜君，高唱禹“治理辽阔的泛滥的河水工程”“却是封建时代的象征”的熊君，以及认定“虞夏是……封建社会的开始”的熊康生君，估计“大约三代以至春秋整个的是封建时代”的陈公博君，和其他赞成此等说法的人，对于上述种种理由如果不能用强有力的证据，一一加以反驳，则他们的主张便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了。
我们于肃清这些障碍的主张后，即开始谈夏代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杜畏之君曾举出“所谓东方社会”的“特点”如下：
“第一是土地国有，
第二，是社会事业是中央政府的职务，
第三，是全国分作很多农村公社，每个公社都是闭关自足的小世界，
第四，是由治水的官僚利用水的调节来统治这些互不相关的小世界，专制政府便由此形成，
第五，是永佃制（据马扎亚尔说），
第六，是地租采取赋税的形式。……”（见《读书杂志》二卷二三期合刊，杜君《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一八至一九页。）
杜君这里所描写的，不用说，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情形。虽内中有些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如第五项），或稍微扩大了马氏的原意（如第四项），因此不能作为一个死板的公式，到处应用，但就大体讲，是不错的。杜君以为“稍微深入地研究过中国史的人都能证明这些特点在中国历史上都未曾存在过。”（见同书同期杜文一九页）因而责备“马克思与普列汉诺夫”不该“把中国划入‘东方的’范畴，”并称赞米夫斥亚细亚生产方法为“混沌的，陈死的，没有实际的抽象的东西”的“严重抗议是极正确的。”（见同书同页）我以为杜君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大家从料科少得不象样子的夏代仍然可以看出这些特点来。现在试按照他所举的几条，一一答复如下：
第一，氏族社会为土地公有，至夏代既没有封建诸侯能攫土地为私有，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又极强，则土地由社会公有变为国家公有，便是一种极自然的发展步骤。尤其是因当时有水患，某些土地必被淹没，如为强有力的诸侯所有，在分配上容易引起纷争，而政府治水的□□□□也发生滞碍。所以当时是土地国有，丝毫没有可怀疑的地方。
第二，治水当然是一种社会事业，禹的政府明明白白起来担负这种职务。
第三，初从氏族社会脱胎出来的夏代农业人民当然还形成一种农村公社的形态，过一种自足自给的生活，物品要有剩余，才拿出来交换。不过此时和前此不同的，是要向国家缴纳地租供养贵族和官僚，而各家所获得的生产物除去这一部分，即为各家所私有。
第四，禹因治水的关系，需用大批的官僚（贵族）去处理一切，因此使权力集中于政府，而逐渐形成一个专制政府，这是实在的情形。杜君以为：
“水之理论始终是了解中国古史之障碍，水之理论必然帮助资产阶级学者来曲解中国古史而抹煞古代国家之阶级内容，所以我的论辩虽不必成功，然而我的结论却是不可摇动的。”（见同书同期杜文三五页）
其实杜君应当先细心研究禹或他人是否有治水的事实，再下判断，正不必怕水之理论足以“抹煞古代国家之阶级内容”而加以反对。依照马克思的学说讲，治水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夏代专制政府的成立固导源于治水，而夏代国家的起源实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田野农业的勃兴，并不是完全由于治水。治水的事绝对不能“抹杀古代国家之阶级内容。”如有人要这样牵强附会，那只是一种胡说，不值识者一笑，因为没有阶级的出现，国家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凡懂马克思主义ABC的人都能知道这一点。
还有一层，杜君所说的第四项如拿来讲禹时的事，是完全对的，如把它普遍化，作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像普列汉诺夫，瓦尔加，马札亚尔等等所想象的一样，那就是错误的，因为恩格斯在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写信给马克思，明明说过：
“灌溉是此处〔指东方〕农业的第一个条件，并且是公社，各省或中央政府的事业。”（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四一五页——DesBriefwechselZwischenFriedrichEngelsundKarlMarx.1844bis1883）
这里指出灌溉不是唯一的中央政府的事业，也是地方及各省的事业。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说及极古的印度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情形（译文已见前），讲到灌溉，也认为公社的事业（“有一看水人为着灌溉，从公共蓄水处分配水”）。灌溉在东方好些地方是一桩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我们乡下港堰回灌溉，至今还由本地农民共同主持），也从未被马恩两氏视作中央政府的极重大的事。谁要把他们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灌溉”改作“治水”复把“治水”看做这种生产方法一个绝不可少的条件，或中央政府最重大的任务，谁就是误解他们的学说。
第五，夏代的国家既是地主，土地给人民耕种，非遇不缴租赋或其他事故，大概是不会将土地收回的。然这一点实无关重轻，马札亚尔要拿它来解释中国现代的佃田制度，故加在里面。
第六，孟子谓“夏后氏五十而贡，”即是地租采取赋税形式的明证，且为土地国有的明证。
我这样逐条答复杜君，自信丝毫没有强词夺理或穿凿附会的地方。夏代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完全是事实，毫无疑义可言。杜君如果愿意加以反驳，我希望他针锋相对地来干一下，尤其是关于禹治水一点应有更精细的反证，不能像从前那样粗枝大叶地谈一顿，使人不能满意。例如他说：
“关于纪元前二十二世纪的洪水，及大禹如何治水，以及那时如何因水的工程而发生了国家，这一派胡言乱语，虽然还有很多西欧的蠢才相信它，而大多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都把它视为无稽了。（熊得山是个例外，他相信因为治水而形成了夏代的封建国家。）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确定垣曲以上不能有河患，而江河又是天然的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所以禹治水之谈绝不可信。其实那时下游的水患也不是十分利害的水患，更不是普遍的水患。因为殷以前地旷人稀，而居民又始踏入农业阶段，游动无常，所以当水患发生时，他们就不来治水，也不能治水，而只能逃水。殷人多次迁居，与黄河泛滥或不无关系。自盘庚居殷以后七百余年未曾移动，亦当是因为没有水患而能在农业上迈进的缘故。”（见《读书杂志》二卷二三期合刊杜君《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三二页。）
杜君引丁文江君的话做否认禹治水的根据，与周予同君的议论初无二致，我前已反驳过，兹不再赘。至于殷以前地旷人稀，居民始踏入农业阶段，游动无常等语，不合实情。因为古代人在中国迁徙的方向大概是自西北而东南，禹所居的北方，就当时的产业与人口讲，恐谈不到地旷人稀（即有旷地，要使之适于农耕，须经过开垦，不是一时办得到的），而居民一入田野农业阶段，即不能游动无常，这是稍有农业知识的人所能知道的。讲到殷人的逃水，当系事实。此事实有两种解释：一，附近有适于并易于耕种的旷地可作代替物，二，殷人的艺术较幼稚，不能治水。总之，杜君所举的这几种理由都不能帮助他否认禹的治水。他要达到这个目的，须证明：
一，“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后人伪造的事迹；
二，禹时的技术幼稚，没有治丰水这一类小河的可能；
三，禹所居的附近有适于并易于耕种的旷地可作水患处的代替物，根本没有治水的必要。
关于禹治水的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再郑重说一遍：夏代国家的出现虽和此事不甚相干，而夏代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出现却建筑在它的上面。因此，我于谈过夏代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特再提及一下，作为余兴。
夏代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时代，殷代也是如此。《史记·殷本纪》载：
“自契至汤八迁“。
可是自契至汤没有丝毫事迹供给我们做材料，无从断定这个时期的产业状况，不过下列一表可作旁证，就是：
“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见《史记》第二册一九页。）
这个世系表如果与自汤至武乙的世系表（即经过甲骨文的卜辞证明，很少错误的）具有同等的价值，则殷人这个集团也是于虞末结束氏族社会，而自契即筑立一个世袭的国家。至于他至汤时的八迁，不能像郭沫若君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指为“游牧民族的现象，”大概是由水患或其他天患人祸的结果，否则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循环往复，在这个长时期中必不止八次。
此外，《郑氏通志》载：
“冥为夏司空，主水，勤其官事，死于水中。”（见《通志》三卷四页。）
这话倘若可信，则契的建国，更无可疑。不过这没有其他材料作参考的事，我们不愿意多所主张，还是从汤说起吧。
自汤至盘庚共迁过五次都，所以《盘庚篇》说，“不常厥邑，于今五迁。”这绝不是什么“游牧民族的现象”原因大概和上面所说的一样。因为自汤以后，殷代的田野农业是很发达的。所以《孟子·滕文公篇》说：
“汤使亳众，往为之耕。”
《商书·汤誓篇》说：
“舍我穑事而割正夏“。
《盘庚篇》说：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又周公诰戒成王而作《无逸篇》，内中历数殷王中宗，高宗和祖甲怎样勤劳，于是接着说道：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商颂·殷武篇》也说：
“稼穑匪解。”
这里所讲的代耕，“穑事”所比喻的“若农服田力穑，”“惰农自安，”所反映的中宗，高宗，祖甲“知稼穑之艰难”和所剖白“稼穑匪解”等等，都是殷代田野农业发达的明证，否则根本不会有这一类的话出现了。
又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四五年）河南安阳县出土的大批龟甲兽骨上有“小臣令众黍”的明文，更足以为上述诸事的印证。由此可见殷代不是许多人（如郭沫若黎际涛诸君，详情见后）所想象的什么游牧时代，或狩猎游牧时代，而是百分之百的田野农业时代。
然这种田野农业且不是氏族社会的，而是一种异于氏族制度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底下的，即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不过李麦麦君在《评郭沫若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中确定殷代是封建制，而他的证据是：
“我们看《商颂·长发》吧：
‘玄王桓发，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庞。’
《商颂·殷武》也说：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且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两首诗道出汤有天下之后，是采取分封授土的形式。这是不用怀疑的，游牧民族征服农业民族之后，总是建立封建制度，何况商未克夏以前，而夏族已经有剥削农民的事实。”（见《读书杂志》二卷六期李文六至七页）。
但自我看来，上面的话没有一句能做殷代封建制度的证据。所谓“玄王，”是指汤的十三世祖契，”“与汤有天下之后”无涉。所谓“小国”“大国，”并不是什么封建诸侯的“国，”而是老子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国，”即一个氏族组织或农村公社的自足自给的经济区域，否则商的始祖契时已有封建制度，用不着“游牧民族的商族入主中土之后，……采取封建制”（见李文六页）了。这是第一点。
“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和“自彼氐羌”等章虽是指汤时的事，但所谓“下国”也同样不是什么封建诸侯的“国，”而是于指上述老子意旨中的“国”外，兼指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小专制“国。”所以《长发》第七章接着说道：
“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朱熹以为苞“一本生三孽也。本则夏桀，孽则韦也，顾也，昆吾也，皆桀之党也。”像韦顾昆吾这一类的国家系桀或桀以前的帝王的亲信大臣所建立，是以夏为模范而组成的近邻专制国家，对于夏须绝对服从，供其指挥。因此与封建国家不同，而不能称之为封建国家。所谓“氐羌，”是还在野蛮阶段的氏族集团，更不能称为封建国家。这是第二点。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是指殷高宗而言。这里所谓“下国”不是上节所说的“下国”的意思，乃是对上天而言，作“天下”解。所谓“封建”更不是封建制度的“封建，”它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所以朱熹注释道：
“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兴也。”
朱氏的解释完全正确，因为这两句诗是从天上发源的，其前面四句为：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
这下面两句所说的“下国”及“封建”如果和封建国家有什么关系，那这种封建国家便是从天而降！这是第三点。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认李君“汤有天下之后，是采取分封授土的形式”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至于他把汤以前的商人看做“游牧民族“也是一种没有证据的猜想，与史实不符，关于这一点本文的前后都有所表现，此处不多说了。
我们于打破殷代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的说法后，当进而描写殷代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状况。殷人至汤时氏族社会早已崩溃国家，早已成立，这单从《史记》的世系表和甲骨文的帝王世系纪录上可以证明出来。汤或汤的祖先似乎没有像禹那样治水的事，至少是历史上没有表现出来（《通志》所谓“冥为夏司空，主水，”恐不甚可靠，因此我们不便加以附会），何以也和夏一样形成了一种集权的专制政府，原因不甚明了。不过自契至汤的八迁和自汤至盘庚的五迁，大概和水灾（如盘庚迁殷，是因旧都被河水毁坏）旱灾（相传“汤有七年之旱灾”）或其他天灾人祸有关系，中央政府要筹划并指挥全国整个集团的人民迁徙他方，职责至为重大，非有集权的政府万难办到。还有一层，殷先人的氏族社会崩溃后，既未见有强大的酋长形成封建诸侯，而殷人国都屡次迁徙的结果，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大，尤不容封建诸侯的发生，与土地私有的成立，因此，自氏族社会破坏后，土地始终握在国家的手中，这是一种当然的现象。
我们试把殷代政府的权力考察一下，更足以证明这一点。汤在农忙的时候要去伐夏，农民极力反对，他不独是悍然不顾，并且大放厥词道：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商书·汤誓》）
蔡沈对于这段话注释道：
“禹之征苗，止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至启，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观世变也。”
“可以观世变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话。其实禹征苗时，犹是一个酋长，权力只止于此，故发言不得不有分寸。至启，已经是一个专制帝王，生杀予夺，为所欲为。至汤更因专制的习惯已成，日趋严酷。至盘庚更变本加厉了，所以他说：
“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子兹新邑。”（《盘庚》中）
对于不好的人，或不恭上命的人，或暂时劫掠行道的人，小则要割鼻子，大则要斩草除根，这只有极端专制的帝王，才说得出，做得到。
然人们也许借口于每个封建主对于自己的臣民，皆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能视此为非封建的专制国家所独有，也不能以此为殷代不是封建时代的证据。这话是很勉强的。封建的君主对于自己的臣民固然操有生命权，但不会表现这样的气焰，试将武王伐纣的牧誓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说的）。不过我们于上列的理由外，仍可举出其他证据来。
据《孟子》所载，汤居亳时，与葛为邻，因葛伯不祀，特予以牛羊，并使亳众为之代耕。旋因葛伯杀了一个送黍肉的童子，即借口“为匹夫匹妇复仇”大兴问罪之师。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滕文公》）
这里面有《孟子》粉饰颂扬的话，自不待言。不过我们揭开这层假面具，可以看出汤所居的地方的四围，多半是些文化较低的氏族集团，被汤东南西北大打一顿，打得服服帖帖，变成他的臣仆。这些夷狄的酋长被汤征服后，自然只有纳贡的义务，而不能享做封建诸侯的权利，故殷代不能为封建时代。这是第一点。
《史记·殷本纪》称：
“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见《史记》第二册二○页）
这里所谓“汤乃兴师率诸侯”的“诸侯”不是向来受汤指挥的绝对服从的贵族或酋长，就是原来拥夏而新近倒戈的小专制国的主脑，决非封建诸侯或可为封建诸侯张本的诸侯。怎样见得呢？
武王伐纣，大会诸侯，他在《牧誓》中也称之为“友邦冢君，”因为他们虽没有封建诸侯之名，已有封建诸侯之实，故武王对之彬彬有礼，丝毫不敢怠慢。反观汤伐桀，在《汤誓》中完全是一个专制帝王对部下誓师的口吻，既未见有大会诸侯的事，也未见他使用“友邦冢君”或类似的称呼。这一点明白表现汤时不独没有名副其实的封建诸侯，而且没有实至名归的封建诸侯。否则伐桀是何等大事，岂有不邀他们参战的道理？他们既来参战，当具有何等威严，岂能忍受“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这一类的宣言？惟其因夏历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局面，殷的先人的国家也是如此，汤承夏室之敝，首先向东南西北打败那些文化较低的氏族集团，巩固并扩大自己政府的权威，然后除剪桀的羽翼，以次及干桀，又复完成一个更大的集权专制的局面——这样一来，自始至终，不独没有发生封建诸侯的必要，也没有发生封建诸侯的可能。故殷代不能为封建时代。这是第二点。
总之，上述的各种理由都足以证明殷代的政府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而不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封建政府，因此土地握在国家的手中，没有什么封建诸侯要来攫取以去，作为私产。就大体讲，殷代的情形与夏代没有区别，而孟子所谓“殷人七十而助，”也是地租取赋税形态的明证。所以我们认殷代仍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
（纪元前一一三四至二四七年）
与殷代同时并存而建立国家的，有周代的先人。《史记》载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见《史记》第二册二六至二七页。）
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几个要点：
（一）周代的先人也是在虞末夏初结束氏族社会而达到建立国家的阶段，因为后稷以后，尽是世袭的局面，不复表现氏族制度的影子。至于后稷自身，依照《大雅·生民篇》的叙述，好像是个首先发明田野农业的人，所以说：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生民》第四章描写后稷自小时候即发明农业，第五章说他耕种的得法，农产物的茂盛，第六章说他的农产物种类之多，和收获之丰，第七章说他使农产物经过舂，揄，簸，蹂，而弄成食品。这种过程在现代看来，没有什么稀奇，也并不感觉困难，但在知识浅薄的古代非有几千年的经验是办不到的。中国的农业不独非后稷所发明，也非神农，黄帝，柱，舜，禹所发明，而是他们以前的女性发明的（西洋古代社会的史实和非洲等处现在的原始人的状况都证明女性发明农业，中国不能独异）。不过中文男性的“男”字从“田”从“力”可见在文字形成之时，力田的已经是男性，妇女早已退出这个生产部门。周代的农业托始于后稷，大概是因以前本氏族的事迹无可考证，故从这个以“农业立国”的开国之君算起罢了。
（二）周代的先人虽建立了国家，但“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一时的产业状况显然又退转去而跻于戎狄之列（大概仍在氏族社会中级或高级），迨他的儿子公刘出来，才再从事于田野农业
（三）公刘虽努力恢复从前的田野农业，但当地的产业状况实在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技术上必定感觉种种困难，所以在他死后八代之中，农业复衰落，又退转到牧畜业去了。直至古公亶父时仍如此。所以孟子说：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梁惠王》）
所谓太王就是古公亶父。他对狄人讲和所给的物品，自然是自己的集团所生产的。但所谓“良币，”所谓“犬马，”都是牧畜业的出产而非田野农业的出产，可见当时必以牧畜业为主，即间有农业，也只居于次要的地位。要等他迁至歧下，才因“周原膴膴，”适宜于农业，而恢复田野农业。
（四）周代的先人因地域的关系，在产业的发展上既不能和夏人甚至于殷人一样，循着比较很少波折的途径前进，并且时常要退转去，则他们在新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必定呈出停顿，或退化的状态，这是丝毫没有疑义的。不过无论怎样停顿或退化，从前已经成立的世袭制，至少在名义上是一直保存下来，没有回到氏族社会的酋长制。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切断定自后稷至古公亶父这个长时期中，国家在名义上是若有若无，实质上大概是未尝存在的，观于《诗经·公刘篇》，可见一斑（详情见后）。要到古公亶父迁居歧下，重新恢复从前的田野农业生活，因生产力的突然增进，剩余劳动的加多，于是在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国家与国家制度才确立起来。不过说到这里，又遇着一种障碍，就是“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史说’的专门家”（见《古史辨》第二册自序六页）顾颉刚君明白反对古公亶父为太王，并确定此人是在公刘之前。他说：
“公亶父这人，自孟子以来都说是太王；我觉得不对。公亶父在《緜篇》上有，是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国君；太王是文王的祖，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时候；他们的时会是不同的。况且太王既已称王谧太，何以于《緜篇》又称公呼名？《雅颂》同为西周时作，不应当把号乱用如此。推其所以致误之故，一由于公亶父‘至于歧下’，而太王亦‘居歧之阳’，二由于公亶父娶的是姜女，而文王之母亦‘思媚周姜，’但我以为周国始终不曾离过歧山，‘至歧’只有始迁的第一代，‘居歧’尽不妨沿着多少代，这二者不能强合为一事。周与姜本系老亲，看后稷母名姜嫄可知，不能说太王娶的周姜即是《緜篇》上的姜女，而合太王于公亶父，使他们并作一人。又看《緜篇》以‘緜契瓜瓞’发端，而首章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末章言‘文王蹶厥生’，其为原始要终之诗，言周民族自微而盛，自开国以至成大业，此意甚明。公亶父乃是初定国基之君，故详言其始至之状；若在太王时，便不容有这等事了。自从孟子言太王避狄，硬拿公亶父觅地的事做证据，又言太王好色，硬引《緜篇》‘爰及姜女’的话做证据，于是公亶父与太王合而为一，反在公刘之后，有似乎中衰，而《緜篇》纪始的本义就失去了。”（见顾著《古史辩》第一册一四七页）。
顾君是极端佩服他的尊师胡适博士那种唯心的实验主义的，所以他
“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见同书同册序言九五页）。
可惜他中了实验主义的毒，专在假设上做工夫，以致找不出真理来。他说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在公刘之前的周国始祖，约有三种大理由：
（一）古公亶父是“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国君，”而太王“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时候。”
（二）《緜篇》是一篇“原始要终之诗，言周民族自微而盛，……公亶父乃是初定国基之君，故详言其始至之状，若在太王时便不容有这等事了。”
（三）“太王既已称王谧太，何以于《緜篇》又称公呼名”？
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一，古公亶父自豳迁歧，是舍弃原来主要的牧畜业而从事于田野农业，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当然表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状况。但既经安居，农业的经营，蒸燕日上，自有一番盛况。顾君怎好断定他一定不是太王呢？况且顾君说太王“已在周民民族很盛的时候，”这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据，“盛”到什么程度，顾君还在脑子里面假设，又怎能断定古公亶父与太王的时会不同呢？二，《緜篇》看“原始要终之诗”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认古公亶父为周国的始祖，因为“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是指公刘居豳的情形，与古公亶父无涉，下文才说他因避狄难离豳，“来朝走马……至于歧下。”这样的文情是何等明白，顾君为什么要牵扯到“民之初生”等句是讲他？如果说太王时不容有古公亶父那样迁徙与开基的事，证据在那里？三，至于这“太王既已称王謚太，”《緜篇》不应称公呼名，更不成其为理由，因为顾君既不能推翻朱子“追称太王”的说法（记得《孟子》或其他书上好像有“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一语，”又怎能主张“太王既已称王謚太”呢？因此又怎能说《緜篇》不应称公呼名呢？由此可见顾君对于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公刘以前的周国始砠的假设是完全失败了。
《孟子》“太王居邠，狄人侵之”的说法应有几分可信，因为他距太王不过八百年的光景，容易找得史料，在顾君或其他疑古专家没有举出确切证据证明古公亶父不是太王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抛开两千年前古人言之凿凿的话，而来相信两千年后实验主义的信徒脑袋中的假设。
还有一层，顾君如果说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在太王之前公刘之后的人，也还勉强说得过去，至于认古公亶父是在公刘之前，那简直是实验主义的假设破产的表现，那他真正应当
“常常自己疑惑：科学方法是这般简单吗？只消有几个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处应用的吗？”（见《古史辨》第一册序言九五页）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严厉的口吻来对付顾君呢？一因叹息他受了胡适博士的骗，误选一种唯心的实验主义做方法，以致枉费气力，二因他对于古公亶父的说法颠倒了事实，足以妨害我们立论的根据。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唯物的辩证法，从《緜篇》所描写的经济以至政治状况着手。这一篇共有九章，今特择其重要的四章介绍如下：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我们试将这篇诗和公刘篇比较一看，便知道其中有个不同之点。《公刘篇》的起首两章描写公刘在豳经营山野农业，后四章接着说道：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徹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迺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这几首诗也提到居室，也提到群曹，也提到军队，也提到征粮，但绝没有《緜篇》那样司空司徒的官制和皋门应门冢土的设施。我们如果没有找到《史记》所载的周代先人的世袭制，很有理由推测公刘尚在野蛮的高级中，因为“彻田为粮，”可以解作野蛮高级收取那维持政府之用的一部分土地的粮食，以充公用；“其军三单”也可解为氏族社会末期所组织的防御外侮的军队的数目。这些诗对于国家制度的意识表现的暧昧，正是当时国家若有若无的反映，并非一桩偶然的事。然我们从经济和政治的立场去观察这两篇诗，便知道公刘在前，古公亶父在后，不独不是什么“有似乎中衰，”而且有显然发展的迹象可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用不着任何实验主义的信徒在脑袋中去做假设的。
自古公亶父或太王“以农立国，”周的田野农业蒸蒸日上，而所谓元首也者，于政治之暇，不肯从事游乐，竞去督促农事。这便是兴国的气象，胜过殷末的君主万倍了。《周书·无逸篇》说：
“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征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把太王以来的国家的性质表现出来了。这个国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所产生的国家，而是一种雏形的封建国家。当殷代的末叶，中央政府的权力日就式微，各处的贵族，官僚或其他素来服从的小专制国的主脑，氏族组织的酋长等等逐渐不听命令，形成一种割据的或自主的局面。《史记·殷本纪》载纣释西伯（即文王），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见《史记》第二册二四页）
此等形同独立的诸侯在夏初或殷初未曾出现，而独盛于殷末，这正是周代封建制度的基础。当文王时，已有“庶邦”向之纳贡，这便是封建制度的萌芽了。”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纣愈淫乱不止。”并杀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率诸侯伐纣。”（见同书同册同页）这种盛况是前代从未见过的。相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实际上，不独未必有此巨大的数目，即具有若干，也是一些酋长，决非诸侯。同样会于盟津的，不见得真有八百人，不过无论其数目怎样，这才是道地的诸侯（内中当然也杂有少数氏族酋长），这才是周代不得不转入封建时代的最大原因。
我们再看武王的誓师词也可以马上发见周的时代性和从前迥不相同了：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车，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尔所弗勗，其于尔躬有戮。”（《周书·牧誓篇》）
试回忆启伐有扈氏，誓师时有“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的话；汤伐桀誓师时有“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的话；盘庚迁殷，告庶民时有“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的话。这完全是专制帝王的口吻。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专制帝王的口吻。但武王伐纣，誓师时却非常谦恭，不独是“夫子勗哉，”“勗哉夫子”叫个不停，并且对于不用命的人，只止于杀戮本人，并不像上述那些帝王一样，定要全家俱斩，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武王真比他们仁慈些么？没有那么一回事。
武王誓师时的口吻不同，正是时代背景不同的一种反映。在夏殷两代没有强大的诸侯，中央政府的权力极大，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对于不用命的人乐得斩草除根地杀个干净。到了殷末，地丑德齐的所谓诸侯，到处都是，武王如果不出来伐纣，他们终久也是要动手的。不过武王是他们中间一个最能干最强有力的人，所以都愿受他的领导来干一下，以便早成大功，各得利益。试问武王对于这些诸侯，或“友邦冢君”敢摆出专制帝王的架子说“尔所弗勗，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么？当然不敢。否则他们不是积极地马上起来干他一顿，就会消极地跑回去做本地王，不肯替他打江山。所以我们单是从这一点看，也可以知道周与前代较，是另换了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的不同之点就在夏殷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时代，而周则为封建生产方法的时代。我们在讲周代的历史之前，还要问封建生产方法的内容是什么？马克思谈及“黑暗的欧洲中古时代，”说道：
“我们在此处所看见的，不是独立的人，而是隶属的人——即农奴与地主，奴仆与宗主，俗人与教士。个人的倚赖构成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恰和它构成那站在这种生产上的其他生活方面的特点一样。可是个人的倚赖关系既构成社会的基础，劳动和生产物便用不着取一种异于自己实质的虚幻形态。
它们是以自然的劳务（Naturaldienste）和自然的报效（Naturlleistungen）而加入社会的行动中。劳动的自然形态，劳动的特别形态——不是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劳动的的抽象形态——在此处就是它的直接的社会形态。徭役劳动（Fronarbeit）是由时间来计算，恰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不过每一个农奴知道他个人一定分量的劳动力是要为着替主人服务而消耗。对牧师所纳的什一税比牧师的赐福更为明显。因此无论大家对于此处各人相互间的特别形态怎样评判，私人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恰恰表现为他们自己私人的关系，而不是隐藏在物的——即劳动生产物——社会关系中的。”（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四○至四一页）。
然乌里耶诺夫对于封建的徭役经济（Fronwirschaft）更指出四个先决的条件：
“第一，自然经济的独霸。封建的地产必须构成一种自足自给的，与外界很少结合的总体，领主对于市场的五谷生产在农奴制的后期特别发达，然这已经是旧制度崩溃的先驱。第二，这种经济要求直接生产者准备生产工具，特别是经营土地；并附属于土地，因为只有这样，领主才有可靠的人工。此外，取得剩余生产物的方法，在徭役经济中完全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相反：第一种方法建筑在生产者经营土地上，第二种方法则在乎使生产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第三，这种经济制度的前提是农民对领主的私人隶属关系。地主对于农民如果没有这种直接的支配权，即不能强迫经营自己经济的自耕农替他作工。因此像马克思描写这种制度所说的一样，‘超经济的压迫’……是不可少的。这种强迫的形态与程度可以有多种，从农奴制起一直至农民的阀阅权利限制为止。第四，此处所描写的经济制度的条件和结果毕竟是技术的程度，非常低劣停滞，因为这种经济的经营是在小农的手中，他们为穷困所迫，个人的隶属关系所制，在精神上是陷入黑暗之中。”（见《乌里耶诺夫全集》第三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五一至一五二页。——W.I.Lenin，SämtlicheWerke，BandIII.DieEntwicklungdesKapitalismusinRussland.WienBerlin）
我征引马乌两氏上面两段话，不是要拿来作教条，将他们硬套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上面，此举实有两层用意：第一，中国人开口封建社会，闭口封建制度，但对于它的内容多茫无所知，至少也是绝不注意，故特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第二，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虽未必完全相同，但也不致有很大的差异，如将双方的状况并列起来比较一下，便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自周至周末是否封建社会。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着吧。
《诗经》的《七月篇》所谓：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甫田篇》所谓：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
《大田篇》所谓：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灵台篇》所谓：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孟子》所谓：
“有布楼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左传·昭十年》，芋君无字所谓：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活画出一幅徭役经济和隶属关系的图形么？所以我们称周代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西周是自然经济时代，直至春秋战国，商品的生产才发展，（参看拙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一五至一六页），这正是封建制度的末期，如依乌里耶诺夫的话来说，这种现象已是“旧制度崩溃的先驱”了。
（四）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
（纪元前一一四六至纪元后一八三九年）
周代因殷末孕育了封建制度的胎儿，故一开基，即形成一个封建局面。就大体讲，封建的生产方法要较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为进步，因为封建生产方法下的农民仅处于半奴隶的状态，而亚细亚生产方法下的农民，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操在政府的手中，即完全处于一种奴隶状态中，一达到极点，农民便表现“是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痛感。这种生产方法的转变，当然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周初的农业技术到底达到一种什么程度，殊不易于查考。《公刘篇》所谓“取锻，”常系治铁，当时的农器应有铁器。但《诗经》中既找不出它的影子，现存的两三千周金器具中也没有它的分子，这个铁器耕具的问题，仍是不能满意解决的。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铁器驱逐铜器，进行甚缓，如埃及人在四千五百年前即有铁制的镰刀，要经过一千年才有铁制的耕犁。自公刘至周初仅五六百年，即使有铁器，为数或不甚多。要到春秋战国的时代，农工业中铁器的数量才增加，应用才普遍。如《管子·海王篇》说：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箴，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凿。”
《轻重篇》更说：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钟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
当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的时代，所以这种铁器数量的增加和应用的普遍，我们只能认为替旧经济制度掘坟墓和新经济制度披荆斩棘的工具：它们因此葬送了封建的生产方法，而迎接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
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又是什么？这是必须详加解释的。因为我们（一）要知道它和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不同之点，（二）要借它做了解中国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经济制度的锁钥，（三）要借它做了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说：
“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的内部坚实，对于商业解体的作用所表现的障碍，可以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明白表现出来。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村乡公社的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形态。英国人为破灭此等小的经济公社起见，特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在印度同时使用他们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英国的商业对于这种生产方法所发生的革命影响，只在假手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织业——此业是这种农工业生产的统一中一个原始的整部分——并且打碎这种公社。虽是如此，这种解体的工作进行也很迟缓。英国人在中国没有在何血接的政治势力，故这种进程更为迟缓。此处因农工业的直接结合，而节省财力和时间，对于大工业的生产品——它们的价格中含有流通进程的死费用——遂表现一种最顽强的抵抗。然在另一面，俄国的商业——不像英国的商业一样——没有震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册三一八页）
就这一段话看来，好像马克思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就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因为他在此处所说的和我们在第二项所征引的，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马札亚尔把这两种生产方法合而为一的大理由恐怕不外以此为根据吧。但我们细心研究一下，便知道其中大有区别。
（一）马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是建筑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一种固定的分工上，”而在第三卷则说：“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公社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形态。”前者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为主要条件，即以土地国有为主要条件，而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附之，后者以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为主要条件，而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形态附之，可见前者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后者只是它的残余。
（二）马氏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原不止一种，所以他说：“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在同卷后面又说：
“重利盘剥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发生革命的影响，只是由于它对于那些财产形态——政治组织即建筑在那些形态的坚固基础和同一形态的永久再生产上——加以毁灭，使之解体。重利盘剥在亚细亚的形态之下可以经过一个长时期，除掉经济的解体和政治的腐败外，没有产生任何事物。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其他条件都已出现，重利盘剥在一方面因毁灭封建领主和小规模生产，在另一方面因集中生产条件作为资本，才变为帮助构成新生产方法的一种手段。”（见德文版《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三六页。）
上面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冠上“诸”和“一切”的形容词，都是多数，这是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即广义的。它们的内容当随各自特有的名称而异，如亚细亚的，古代的或封建的之类。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如系单数，即为狭义的，有一定的内容，这就是说，它含有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如上面所引的两段话中的第一段，“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一句话中的“生产方法”是单数，这是在描写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第二段出自“前资本主义的”一章，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之外，还指封建生产方法的残余，证以“重利盘剥……毁灭封建领主”一语应无疑义。此外，马克思在同章中又说：
“重利盘剥在一方面破坏并毁灭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以及古代的和封建的财产。在另一方面，破坏并毁灭小农民和小有产者的生产，总说一句，破坏并毁灭生产者尚以生产工具所有人的资格而出现的一切形态。”（见同书同卷同册一三五页。）
这里所描写的是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法灭亡时期的情形，所以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也同样含包着古代的生产方法的残余。除掉马克思这些话外，我们还可征引乌里耶诺夫讲俄国农村的话作一个补充：
“前资本主义的农村构成地方小市场的一个网；此等市场形成一般小生产者的小集团的结合，这些人是因自己孤立的经济，无数中古时代的障碍，和中古时代农奴状况的残余而分散的。”（见《乌里耶诺夫全集》第三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三四二页。）
这里所谓前资本主义的农村也明明是指中古时代封建制度的残余现象。总括这两段话的意旨，可知马克思所称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绝不等于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
（三）我们在上面所征引马氏的一段话是出自《资本论》第三卷“前资本主义的状况”（Vor-kapitalistiches）一章，这章说明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等等，尤多非正式的亚洲生产方法中所能出现，例如他说：
“取息资本——如就它的古式形态说，可称是盘利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最古的形态，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前并且被发见于最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
“盘利资本的存在所需的条件仅为生产物的一部分至少应当已经变成商品，而货币伴着商品的交易，应当已经在它的各种职务中发达起来。
“盘利资本的发展附在商人资本的发展上面，特别是附在财政资本上面。在古代罗马，从共和的后期起，制造业虽远在古代平均发达之下，然商人资本，财政资本和盘利资本在古代形态中已经发达到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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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经济（非家长式的，系后期希腊与罗马式的）作为敛财的手段的一切形态中，凡货币由购买奴隶和土地等等成为吸取他人劳动的方法之处，货币便变成有用，可作资本，产生利息，因为它可以这样去投资。
“盘利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前存在的最特别的形态有两种。我故意说最特别的形态。此等形态重行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过仅为附属的形态罢了。它们于是不复为决定取息资本的性质的形态。这两种形态为：第一，出借货币给上等阶级的奢侈人物，特别是给地主，盘剥重利；第二，出借货币给小生产者——他们有自己的劳动条件，并包括手艺工人在内——特别是给农民，盘剥重利，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的状况中，既容许有独立的私人小生产者，则农民阶级必定构成一种最大多数。”（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三二至一三三页。）
（四）马氏在下面所描写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更非正式的亚洲生产方法所能达到：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是商业宰制工业；在近代社会中则适得其反。商业对于它所接触的诸社会自然多少要发生一点反响；它将使享乐和维持生活依赖出卖生产物较甚于依赖直接使用生产物，因此使生产愈趋于交换价值一途。所以它使一切旧状况解体。增进货币的流通，并且不仅攫得生产的剩余，还要蚕食生产本身，使整个的生产部门都依赖它。然这种解体的效用大半以生产社会的性质为转移。”（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册三一四至三一五页。）
上列四项不独明白告诉我们正式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大不相同，并且将后者的内容一一表现出来了。由此可以确切知道它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现在为提纲絮领起见，特标举其重要的数点如下：
（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三）商业宰制工业。
（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五）独立生产者——手艺工人——的存在
（六）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
（七）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
我们既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的几个要点弄清楚了，当进而考察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经济制度。不过像上列六项的特点，不独每个读过中国历史的人可以从这个时期找出来，（即在封建末期的春秋战国时也可找出来），并且自己亲身的经验更可保证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因为它们的残余形态，甚至于完全形态犹彰彰在人耳目。所以我用不着按照上面的次序逐项举出证据，只须征引几段话表现那些大关节目就够了。
《史记·货殖传》说：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又说：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代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治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国。”
《前汉书·王莽传》载：
“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
章太炎《检论通法篇》引崔实的话如下：
“汉承秦弊，尊奖兼并，上家垒巨万，厥食侔封君，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到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君。故下户踄，无所踌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余席而日炽，贫蹑短而岁踧。历代为奴，犹不赡于衣食。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伤心腐臧，不可胜陈。”
《前汉书·食货志》载：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
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五段话，就可以窥见秦汉之际，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的称霸，金属货币的流通，商业对工业的宰制，地主的横行，农民的困苦，和无产者的出现等等。这不是正式的封建制度的生产方法中所应有的状况，却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的必然的现象。自秦汉以至清鸦片战争前，历时二千零八十六年，虽朝代更易在二十以上，然这种生产方法始终没有变化，至多不过是将它的领域逐渐推广罢了。所以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时代。
（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
（一八四○年起）
马克思说：
“美洲金银地的发见，土著人口在矿山中的被歼灭，奴役和葬送，东印度的开始被征服和动夺，非洲的被变作猎取黑奴贸易的场所，便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此等牧歌的进程是原始蓄积的主要关键。跟着出现的就是欧洲各民族以地球为舞台的商业战争。自尼德兰（Niederlande）反叛西班牙开始，在英国反雅各布宾战争（Anti-Jacobinwar）中取了广大的范围，在对中国鸦片战争这一类打劫的侵略中仍然继续表演下去。”（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七九至六八○页。）
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把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和鸦片战争联系起来，而自鸦片战争以后，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出现之时了。怎样见得呢？在欧洲是“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于十六世纪开始近世资本的生命史，”（见考氏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一○四页）在中国便是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于一八四○年代开始近世资本的生命史。
然单是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而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其他两个条件，近世资本的生命史是不会于一八四○年代在中国开始的。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再听马克思说吧：
“货币和商品最初不是资本，恰和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不是资本一样。他们可以转变为资本。不过这种转变自身只能在一定的状况之下进行，而此等状况总括如下：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对立着，并互相接触，即一方面是货币，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假手于购买他人的劳动力去增殖自己所有的价值量；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因此也是出卖自己劳动的人。所谓自由劳动者有两种意义，他们自己既不像奴隶和农奴等人一样，直接构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也不像自耕农等人一样，自有生产工具，他们对于此等工具了无挂碍。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因这种商品市场的分裂而出现的。资本的关系是以劳动者对于实现劳动的条件的所有权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一经站住了脚，不仅保持这种分离，并且以时常增大的规模再产生这种分离，所以创造资本关系的进程只能是使劳动者和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进程，它在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变成资本，在另一方面，使直接的生产者变成工资劳动者。”（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四五至六四六页）
所以要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出现,必须先有一个垄断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的阶级——资产阶级;和一个一无所有,专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阶级——无产阶级,尤其是后者最为重要,故马氏又说:
“当劳动者能够替自己蓄积时——他如果是他的生产工具所有人，便可以这样做——资本主义的蓄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少它们所必需的工资劳动者阶级。”（见同书同卷六九四页。）
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即已备具这两个条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术输入以后，我们的产业资本主义便马上可以发轫了。由此可见任曙君所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这一特性已久为谈中国经济问题者所公认，”（见任著《中国经济研究》八四页）等语，只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中国如果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条件，无论怎样“外铄”是“铄”不来的，如果不信，就请任君挟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去铄一铄五指山的黎人和云贵等处的苗子！
不过这里也许有人要发生一种疑问，就是中国最初的机器工业明明开始于一八六○年代，如江南造船厂创自一八六五年，福州船政局创自一八六六年，南京机器局，天津矶器局和江南制造厂等都创自一八六七年，上面认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出现于一八四○年代岂不是过早么？其实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限定要是机器业，马克思说：
“我们已经看见，当私人资本同时雇用比较多数的工人，劳动进程扩大它的范围，并产出比较多量的生产物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事实上才算是开始了。一种比较多数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或同一劳动领域），于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之下，生产同一种类的商品，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和逻辑上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至于生产方法自身，例如手工工厂业在初起时与行会手工业殆无区别，不过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数目较多一些罢了。行会主人的工场在这种场所只是扩大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页。）
由此看来，我们从鸦片战争后划分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期，与其说是过早，不如说是还嫌太迟，因为马克思对于欧洲从十六世纪起即认为“资本主义的时代，”（见同书同卷六四○七页）当时距机器工业的生产足有一世纪半之久。
中国资本主义的时代的开端既经确定，我们且将它的发展情形略说一下。中国自一八六○年代发生所谓“军用工业”以后，至一八八○年代又有官办轻工业出现。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大败于日本，更成为促进新式产业的一种动力。除掉内河航行，已有轮船外，此后又竞借外资，建筑铁路，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逐渐发展，而私人的大企业也应运而生。加以一八九六年的中日下关条约承认外人在通商口岸有工业企业权，于是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在上海等处创立工厂，且伸其巨灵之掌于内地各矿山中。资本主义在中国达到相当的展进，而资产阶级的革命遂轰轰烈烈地于一九一一年出现并胜利了
自此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步骤甚缓，直至欧战期间，本国的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乘机崛起，呈出显著的进步，而银行业也逐渐展开。不过欧战告终，各帝国主义的国家竞向中国投资投货，复挟其财政资本操纵中国的市场，国内遂成为中外资产阶级共同角逐之地。加以北洋军阀站在资产阶级的头上时常加以防碍，于是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这一次革命虽仍只有一部分的成功，然对于中国农村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由此引起一种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予半封建和半家长式的农村经济以一种重大的打击。（至少是在中南两部。）我们现在考察中国全部经济的状况，就城市与乡村讲，是城市统治乡村，就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讲，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这种铁的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的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国中虽尚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残余的存在，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确确切切站在领导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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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分期的指示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二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分期的指示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
关于经济史上时代的划分，西洋的经济学者是有各种各样说法的。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讲，布协（KarlBücher）将经济的发展分作三个时期：即自足的家庭经济时期，城市经济时期和国民经济时期。桑姆巴特（WermerSombart）也分作三个时期：即自足生产的私人经济时期，低级的社会经济时期和社会经济时期。勒普来（LePlay）也分作三个时期：即天然生产物的生产时期，人工生产物的生产时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时期。喜尔得布蓝（BrunHildebrand）也分作三个时期：即自然经济时期，货币经济时期和信用经济时期。飞利坡卫芝（PhilipppovichvonPhilippsberg）则分作四个时期：即自足的家庭经济时期，地方交通经济时期，国家交通经济时期和自由交通经济时期。李斯特（FriedrichList）则分作五个时期：即渔猎时期，牧畜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西摩勒耳（GustavSchmoller）则分作七个时期：即小霍德和氏族时期，较高氏族强固军事组织时期，农业自足经济和氏族生活时期，城市经济和城市经济区域时期，中等国家和领土国家（TerritoriIstaaen）时期，较大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组织时期，新世界国家和进展的政界经济关系时期。
这些划分都不足取，因为它们不是过于笼统，就是过于呆板，不是只注意生产的技术方面，就是只注意生产物的流通方面，分来分去，总没有找着要点。我们应当知道，在人类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不仅有技术的关系，而且有经济的关系，这就是说不仅是人对自然的关系，而且是因征服自然发生人对人的关系。如果要划分经济时期，必须着眼于这两方面。这种工作需要马克思来担任了。
据马氏看来，经济史就是生产方法的发展史，而所谓生产方法不仅限于技术的方面，所以他说：
“在另一方面，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以这样一定的生产条件的社会形态为条件，它又不断地再生产同一形态。它不仅生产物质的生产物，并且不断地再生产诸生产关系——物质的尘产物将在此等关系中生产出来——和与之相适应的诸分配关系。”（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四一五页——DisKapital，Hamburg，1921）
由此可以知道马克思所谓生产方法是指一定的社会生产形态，且只有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又说：
“人类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加入于一定的，必然的，并非自己意志所能左右的关系里面，即加入于生产关系里面，此等关系是和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此等生产关系的全体构成社会的经济组织，这是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物所根据的真实基础，并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符合。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进程。”（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五页——ZurKritikderpoliischenOekonomie，Stuttgart，1921）
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方法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已经明白了，现在要问他对于人类历史上生产方法的发展曾经有过怎样的观察？他说：
“就大体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连续的时代。”（见同书序言五六页。）
这句话值得我们详细的研究。第一，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什么？马克思自己描写得非常详细，他说：
“例如印度极古的小公社——至今还有存在的——是建筑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一种固定的分工上，当创造新的公社时，这就是一种现成的计划和图案。此等公社构成一种自足的生产整体，所占的生产区域从一百英亩至几千英亩。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为供给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产，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所以这种生产自身是不倚赖印度社会那种因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分工的。只有剩余的生产物才变成商品，然此中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国家的手中，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即有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印度各处有各种形态的公社。公社在简单的形态中，是共同耕种土地，而分配生产物于各社员，同时每个家庭从事于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的副业。除掉这些从事于同样劳动的群众外，有‘主要的居民’（Haupteinwoker，dhiefinhabitant），他一人兼任裁判者，警察和收税员；有一会计员计算农作业并登记关于农作的一切事项：有一官吏惩罚罪犯，保护外来的旅客，并且伴送至附近村落；有一守界人看守本公社对邻近公社的疆界；有一看水人为着灌溉，从公共蓄水处分配水；有一婆罗门教徒执行宗教的职务；有一个教书先生在沙地上教公社的儿童写读；有一个懂历数的婆罗门教徒以星学家的资格报告播种收获的时期，和一切特别农事的吉凶日；有一个锻工和一个木匠制造并修理一切农业工具；有一个陶工制造本乡的一切陶器；有一个理发匠，有一个洗衣人，有一个银匠，并且间或有一个诗人在某些公社中代替银匠，在其他公社中又代替教书先生。这十几个人是由全公社的费用供养的。当人口增加时，一个新的公社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依照旧公社的模型组织起来。公社的机构表现有计划的分工，但制造业的分工却不可能，因为锻工和木匠等等的市场没有变化，至多也不过按照乡村的大小增至两三个锻工，陶工等等。支配公社中分工的定律具有一种自然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同时每个特别的手工业者如锻工之类，依照传统的方法，在自己的工场中从事于他那一门专业的一切工作，他是独立的，并不承认何种权力。这种自足公社的单纯生产组织时常在同样的形态中再行出现，即使偶然被毁灭，又在同一地方，以同一名称再造起来，这种组织就是了解亚洲社会不变状态的秘密的锁钥，而亚洲国家不断的解体与新建，以及朝代的更迭，对于这种不变状态恰恰构成一种显著的对抗。社会的经济基本元素的结构没有为政治的风暴所摇动。”（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三○四至三○五页。）
我为什么要在此处征引马克思这样长的一段话呢？因为好些讨论中国问题的中西“学者”不是不懂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什么而妄想揣测，就是拘执字面，不究内容而任意滥用这个名词。例如郭沫若君和路易是属于前一类，马札亚尔便是属于后一类。所以郭君说“‘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见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七六页）路易说：“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古代的〔生产方法的〕前一步，必定等于原始共产主义。……可是我们后来发见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不独是远超过原始共产主义的一个社会步骤，并且还是一种比古代生产方法高得多的形态。……当马氏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显然另是一事。”（见路氏《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德文本一三至一四页）。而马札亚尔则在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妄加曲解，使之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合而为一（两者的分别详后），因此认中国没有经过封建制度一个阶段，现在正是由亚细亚生产方法过渡到资本主义。（参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神州国光社译本二六至三一页页，三四至四一页及以后各章）。他们既这样散布谬说，我又怎能不请马克思自己出来说话呢？
第二，所谓古代的生产方法又是什么？就是希腊和罗马奴隶制度的生产方法。关于它的内容比较容易明白，不必加以说明。至于其他两种生产方法更无须在此处解释。现在要问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四种生产方法是一切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么？不然，大大地不然。普列汉诺夫（Plechanow）说：
“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于读过摩尔根（Morgen）《古代社会》（AndientSociety）的著作之后，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法对亚细亚生产方法关系的意见。在实际上，封建生产方法经济发展的逻辑达到社会革命，这就指示资本主义的胜利。然像中国或古埃及经济发展的逻辑并不发生古代的生产方法。在第一个例中是讲两个发展阶段，其中的一个跟着另一个而出现，并且是由另一个引起来的。反之，在第二个例中，我们便看见两种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型。古代社会的形态代氏族组织而起，这种组织也在亚细亚社会制度之前。这两种社会组织模型的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怀中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终必使氏族趋于灭亡。虽是这样，然这两种模型彼此大不相同。而其原因则由于它们主要的差异点是在自然的地理的环境影响之下发生出来的。在一个场所，此等环境对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支配一定的经济结构，在另一个场所，便支配其他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是和第一场所完全不同的。”（见普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五八至五九页。——DieGrundproblemedesMarxismus，Stuttgart，1920）
普列汉诺夫上面的说法是很对的，摩尔根的书的确大有助于马克思的社会发达的学说，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JrsprungdesFamilie，desPrivatigendumsunddesStaats）一八八四年的序言中满口称颂摩氏说：
“摩尔根的大功劳是在历史的主要特点中发见并恢复了我们写定的历史的前史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性社联合（Gewchlechtsverbänden）中发见一个锁钥，可以拆穿最古的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向来不可解的最重要的瞇。”（见同书序言第八至九页）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一经知道摩氏对于希腊罗马是由氏族社会直接达到奴隶制的写实，必定立即改变他那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古代生产方法互相衔接的意见。我们对于他这种意见既认识清楚，当进而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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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社会史上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所必具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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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社会史上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所必具的先决条件
印度的路易（M．N．Roy）说：“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以为中国社会的发达缺少一个环。他们相信中国没有封建制度。”（见路氏《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六一页——RevolutionundKonterrevolutioninChina，1930）这当然是指一班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俄国的马札亚尔等——而言，至于国内盈千盈万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独没有发表过这种意见，而恰恰相反的论调且高唱入云，震耳欲聋了。举例来说：
一，周谷城君认“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之成长期；自秦以后至于清末为封建之消灭期。自周初至秦初，可以算是一个封建时代。”（见周著《中国社会之结构》四六页）
二，梅思平君认“原始封建时期就是一般人所谓唐虞时代。”（见陶希圣编《中国社会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一八页）
三，熊康生君认“虞夏是……封建社会的开始。”（见陶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二五页）
四，陈公博君认“大约三代以至春秋整个的是封建时代。”（见陈著《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四页）
五，熊得山君认“封建的雏形只是开始于夏。”（见熊著《中国社会史研究》三三页）
六，王亚南君认“周武王伐纣成功即位天子后乃采用封建制。”（见《读书杂志》一卷四五期。）
七，郭沫若君认“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转入真正的封建制度。……秦以后虽然号称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见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至二○页）
八，胡秋原君认“周为封建主义形成期，春秋战国商品经济之发展，至秦而形成专制主义社会；两汉为封建主义之发达期，同时商品经济仍逐渐发展，东汉末封建社会之分解，商品经济之发达，经过六朝一大转形期而至唐宋，专制主义再建立，元明又见封建主义之复活与成长，而清人又在中国建立专制主义政权。”（见《文化杂志》创刊号）
九，王宜昌君认“中国封建社会是始于五胡十六国。”（见《读书杂志》一卷四五卷。）
十，陶希圣君认“中国的封建制度虽早破坏，但仍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有巨大的封建势力存在着。”（见陶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页。）
十一，朱其华君认“秦汉以后的社会现象，既然是以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占统治形式，自然我也就无法否认其为封建制度。”（见朱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三三三页）。“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可是一直到现在，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着支配的作用。”（见同书三二二页。）
我们如将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则中国自有史以来，不，自有史以前，一直到现在，只是封建成长，封建制度；封建势力或封建残余所占领的江山。封建，封建，你怎么这样爱上了中国，盘据了几千年，仍不肯去，现在虽仅剩一点残余，“依然占着支配的作用，”“有巨大的……势力”？！这不是一个大谜么？！
可是这个大谜中仍含有不少的小谜，因为各人对于封建制度的兴起或消灭的时期既有不同的认识，自然要发生许多争执。例如陶希圣君承认中国现在仍“有巨大的封建势力存在着，”朱其华君也承认“一直到现在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着支配的作用，”这不几乎是五雀六燕，铢两悉称的说法么？但他们却“彼此信件往返，”争论不已，朱君且“觉得所谈不甚详细。……特抱病”作文。关于这一类的辩驳目前不独没有解决的希望，并且愈闹愈纠纷，愈闹愈枝节。双方都征引马克思的学说做理论的根据，而各人所得的结论却完全相反。这是一方面的争论。
在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更大的争论，而其问题为关于现时中国的。就是：
“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复。有的说“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还是整个的存在，没有崩溃。”有的说“中国近代社会是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之延长。”有的说“中国经济根本便是很复杂很畸形的。封建与资本主义两者的要素都有很大的成分，”只可“勉强的说是半殖民地下之半封建的经济。”有的说“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的社会，乃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的社会。”有的说“中国的经济社会，……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小作农业社会。”有的说“中国的社会的经济构造……可以叫做一个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有的又说“中国经济已经发达到俄国战前的状态，亦即是有了‘十月革命’的经济基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像这样各执一词，漫无公认标准的说法，真是“争论到一千零一夜，也是争论不了的”！
我以为要能正确讨论并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除掉必须具有充分的社会科学常识外，至少应先备具下列三个条件：
一，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
二，深切了解西洋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
三，深切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
如缺乏第一项知识，则一切观点，方法，以及术语，都不会正确。如缺乏第二项知识，则无从获得比较与参考的资料。如缺乏第三项知识，则对于本问题更无从着手。每个战士必须先有这样的准备，才配作战，这好像是当然的事，用不着我在此处提出来的。但按之实际，大家在这几方面的准备殊不充足，尤其是对于一二两项，有些人表现“临时抱佛脚”的现象，有些人表现简直还没有摸着门径，也不求向这个方向进取。所以历时两三年，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并没有呈出它应有的进步，说来说去，总不免杂着大部分的废话与笑话。此后的争斗如果要想较有意义，非先充分准备这三项军实不可。
我是一个才疏学浅的人，对于上列三个先决条件，都只是浅尝而没有深入。不过我既首先提出来，应当鼓着勇气尝试一下。我现在先介绍马克思对于经济史的发展怎样划分时代，然后从中国全部经济史下手，分成各个时代，依据这种轮廓，以为立论的基础。同时还要拿西洋全部经济史作为参考的资料，庶几有个比较，可以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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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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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凡从前清国文老夫子手中经过的人大都知道他们对于学生——特别是所谓高材生——的作文的批语是如何的虚伪而夸张。记得我有一个同乡作一篇《秦始皇拿破仑论》，文字不过清顺，而他所得的批语是：
“胸罗廿四史，目睨五大洲；太史公作史，兼才学识，韩文公为文，起八代衰，作者固未遑多让也，伟哉！”
像这样肉麻的话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实足以代表一般国文老夫子的倾向，这正是中国士子的夸大狂。
然这种夸大狂的倾向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它只向好的方面走，而不向坏的方面走。无论学生的文章怎样狗屁不通，总可以得到“可以观，”“清顺无疵”或“流利如哀梨并剪”这一类的批语。在这种风气之下，学生们得到一个好的批语，虽未必“荣于华衮，”而得到一个不好的批语，却是“严于斧钺”。当我在中学三年极的时候，已是一个“高材生，”有一次的作文题目出自《周礼》（题目已不能记忆），我用心做了一篇自鸣得意的文章，不过偶然疑及《周礼》系伪书，有些不可靠。国文老夫子皮先生见了，勃然大怒，不独将我所怀疑之点全部勾去，并且于给予零分之外，复打一个长批云：
“《周礼》晚出，聚议纷如，横渠《语录》，称《周礼》为的当之书。作者对兹古籍，辄肆猜疑，既破坏大圣人‘信而好古’之风，尤易启乖张者‘离经叛道’之渐。论履霜以冰至，本应令‘小子鸣鼓而攻’，姑略迹而原心，特扣去全部分数以警！”
皮老夫子为防止其他学生效尤起见，特于发卷时大演其说：“四书五经都是圣人的微言大义，后生小子何得怀疑？因为怀疑这些书，就是怀疑孔夫子，而怀疑孔夫子，便是‘非圣无法’！试问你们何所矜式？”这样的演说词和文章前面的零分，文章后面的长批对于我不止于冷水浇背，简直是一种羞辱；我虽没有哭泣，但整个的星期，心中万分难过。从此以后，不独不敢非议大圣人的古书，并且不敢非议一切带有古香古色的古货。历史教员说盘古开天地，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人皇蛇身九首，蚩尤铜头铁额，食沙石，能作云雾——总之，凡他所说的一切古人奇迹，不独煞是有趣，不容易忘记，而且我都不得不信，也不敢不信，否则破坏大圣人“信而好古”之风，即不致被同学们“鸣鼓而攻，”但“严于斧钺”的批语，全部分数的扣除和滔滔不竭的演说，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我说出上面三段话，并不是信开口河地编小说，而是陈述过去的一种实际生活，表明一种学风对于青年人具有何等伟大的势力。我自中学到高师，再转北京大学，一向是不肯疑古的。尤其是在北大，遇着拖长辫和著《春秋大义》（英文的）的英文教员辜鸿铭先生，变成他的“高足弟子，”更加强了我信古的力量。所以当文学革命初起来的时候，我是最反对而且最不肯理会这新东西的一人，直到我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才改变向来的态度。因为这种运动实在过于伟大，它和热烘烘的大熔炉一样，把我一向不敢疑古的毛病全都熔化了。我于是奔向新的一途，这就是说，趋入反古的一途，曾于十个月之内，译出八十万字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就是一个明证。
不过我当时的反古和从前的信古一样，系受了一种学风的影响，多出于随声附和，并非自己有什么真知灼见。后来留学欧洲四年，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淘养，对于一切学术上的问题，颇能本着自己的能力加以思考，而不肯随便盲从。对于中国的古书和古史，也自然取这种态度，但就大体讲，还是疑古的成分多而信古的成分少，因为这些东西多半经过后人的改窜，真的中间杂着多量伪的东西，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
我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回国。考察国内的学风，疑古的倾向较前加甚。这种风气起于所谓新文学运动，适之先生当然是其中的领导者，而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一个榜样。梁任公先生在批评这部大著中，曾提出抗议道：
“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一种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但有时亦破此例，下文再论）所以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的态度。”（见《梁任公学术演讲集》第一辑八页）
任公这种抗议本具有充足而健全的理由，可惜他自己是一个玄学家，不能利用现代的科学去治古籍，他虽自有其治学方法，但有许多地方，只是跟着适之先生走，所以一班青年学者对于他失去信仰，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而不以为意，这便是“以人废言”了。
梁先生对胡著的批评，原系在北京大学哲学社的一篇讲演稿，至一九二二年年底才刊印成书。然异年五月六日，努力的《读书杂志》即发表了顾颉刚先生致玄同先生的一封信和按语。他在此信中根据几部并非历史的古书，如《尚书》《论语》《诗经》之类，提出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一页）
的有名的主张，并在按语中总括地说道：
“如这封信里所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见同书同册六○页）
到了六月十日，《读书杂志》复发表钱玄同先生的回信，更进一步了，信中说：
“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注意这四字，他们是要无中生有地从脑袋中去‘发明’——季）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今读先生之论，证以《长发》和《閟宫》两诗，方知连禹这个人也是很可疑的了。（见同书同册六七页）
顾先生所说的禹是怎样的呢？他最初的见解没有成熟，我们可征引他和刘掞藜、胡堇人两先生后来讨论所得的结论如下：
“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后土）。其神职全在土地上，故其神迹从全体上说为铺地陈列山川治洪水；从农事上说，为治沟洫事耕稼。耕稼与后稷的业混淆，而在事实上必先有了土地，然后可兴农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于稷的观念，故《閟宫》有后稷赞禹之绪的话。又因当时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与周族的祖先并称，故禹的传说渐渐倾向于‘人王’方面而舆神话脱离”（见同书同册一一四页）
自顾钱两先生这些新奇的伟论发表后，本来引起许多反响，但一班持反对论的人只能在几部古书里面滚来滚去，不能利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去相责难，以致不能克服他们。不仅是这样，他们这一边还有好些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为之助威，遂使他们的势力愈加膨涨。第一个助威的人是哲学博士胡适之先生，他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的一篇论文中说：
“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它，虚心地试验它，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这几个月的讨论不幸渐渐地走向琐屑的枝叶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读者被这几万字的讨论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这个中心的见解，所以我要把它重提出来，重引起大家的注意。”（见同书同册一九一页）
他于说明顾先生“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并举井田论的演进史为之阐明后，即进而批驳刘掞藜先生的意见，末了，总括道：
以上所说，不过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见同书同册一九八页）
第二个助威的人是地质学家，丁在君先生，他于是年二月十一日给顾先生的信中说：
“禹治水之说绝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
“去年同扬子江水道委员会的技师Palmer君等同赴万，他对我说‘就是要用现代的技术来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时代的禹如何有这种能力？’
“我说禹是石器时代的人，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发见夏代的铜器。”（见同书同册二○八页）
同时顾先生又善于利用考古家的议论去帮助自己的主张，他有一次征引适之先生的话说：
“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同书同册九九页）
又有一次征引王国维《古史新证》一二章的文字，尤其是第二章，作者举出《秦公敦》和《齐侯镈钟》的金文，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见同书同册二六七页），而顾先生则洋洋得意，加以附跋道：
“颉刚案，读此，知道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二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注意：两种古物上没有言及尧舜，就是没有尧舜的证据——季》可见春秋时人对于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与饯玄同先生论古史》说，‘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乐，我这个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见同书同册二六七页）
上面各种疑古的说法本来丝毫没有理由（反驳批评散见于本书各处）不值识者一粲。不意当斯时也，与顾先生互相唱和的玄同先生竟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把那个上自军阀，官僚，资本家，学者，下至妓女，绑匪，叫化子，瘪三所心爱的“钱”字抛弃不顾，改姓“疑古，”借以哗众取宠；并且利用他的一点文字学的知识，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中将柳翼谋先生打得落花流水。岂止柳先生就是“‘无名小卒’公羊先生”“董道士”“许老爷”等等也全不在他的眼中（参看同书同册二三一至二三四页）。他顶着“疑古”的招牌，这样横冲直撞之后，告诉我们说：
“清代经师……正因为缺乏‘勇于疑古’的胆量，所以‘创获’未免太少了。”（见同书同册二三四页）
这样一来，一班所谓新汉学家或整理国故者是一时胜利了。顾先生把这些讨论的文字编成《古史辨》第一册，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因书的传播，使他们的胜利愈加发扬了。
可是他们于这种胜利之后，竟无以为继，遂致不能继续维持他们的权威，自他们推翻禹以前的一切帝王后，一般青年学子本来万分热烈地希望他们弄出一个头绪，建设一部信史来。但适之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七月虽已立下古史的骨干（参看同书同册九七至九九页），颉刚先生虽已于同时企图建设信史（参看同书同册九七和九九页）不意继《古史辨》第一册而出现于各种报章杂志上面的东西仍旧是一些没有头绪的片段文字。迨《古史辨》第二册于一九三○年九月出版，人们已大失所望，而继此布刊的《古史辨》第三册两厚本，更少人过问，因为语其内容，每况愈下，越弄越枝节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大家已经明白看出胡博士所领导的这一派人只能运用唯心而又浅薄的实验主义，做做校勘的工作，至于建设信史的责任不是他们所能担负的。同时顾先生也在“一种学问的完成，有待于长期的研究”这种口实之下，把他的终身事业宣布出来了：
“如果我随便举出几句话作为我的结论，那么，我就是伪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辨别人所作的伪呢！我要求结论之心，或者比了说这句话（按即指他没有结论）的人还要热切，但我不敢自己欺骗自己，更不敢欺骗别人。责备我的人们请息了这个想念罢！我是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了！这不是我的不争气，使得你们的要求不能满足，实在这个时代还不容我满足你们的要求呵！千万个小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中问题的解决，千万个中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大问题的解决。只要我们从事于小问题的研究而得其结论，则将来不怕没有总结论出来。可是在我们几十年的寿命里是一定看不见了！”（见《古史辨》第二册序言三页）
不用说资产阶级许多养尊处优和从容不迫的“学者，”对于顾先生这段话是会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敬意的，但自我们看来，他只是中了实验主义的毒，仅注意于单个的现象，努力于枝节问题的解决，而不知道先观察整个的全体，用大刀阔斧劈出一个粗形，然后再来解决各细微之点。譬如革命一样，先用全力打败政府军，取得政府，其余一切小问题自可连带解决。但实验主义者却偏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先解决革命中一切小问题，中问题，然后解决政府军和政府的大问题。像这样，就是一万年也革命不成。
然这个整理国故派建设信史的权威虽因事实上的表现和顾先生自己的宣言完全没落，而疑古的学风不独未曾衰歇并且愈加高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另有一派人继承他们的余绪而独树一帜，勇猛直前地担负这种工作了。
这新起的一派即所谓新思潮派，领袖就是郭沫若先生。他以前有恩格斯，后有郭沫若的态度，于一九三○年一月刊布《《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为他在序言中自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大受青年学子的欢迎。他在序言中很恰切地说道：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
“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
“‘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必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二至三页）
郭先生的确是比整理国故进了一步，在批判之中，写出了殷周两代社会史的雏形。他左手拿住摩尔根的前史人类进化阶段的公式，右手拿住马克思人类史上经济分期的说法，套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是何等冠冕堂皇！但他所谓“‘批判’精神”仍旧是整理国故派的疑古精神，他几乎对于一切古书都发生疑问，都认为不可靠。不过整理国故派是站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那个抽象的死公式上疑古，而他却是站在龟甲兽骨的遗骸上疑古，这是两者不同之点。
以上所说的是中国近十余年来学风的趋向和学术界变迁的大概情形。直至去年十一月，我因读了神州出版的《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感觉很大的兴趣，决定起来参战，遂于仓卒之间，草就《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文登在今年的该志二卷二三期上面。我自读过《古史辨》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两部书后，觉得它们的作者的疑古多系盲目的，而非理智的，玄学的而非科学的，形式逻辑的而非辩证法的。因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这种主张虽含有片面的真理，但利用这个死公式，摭拾古书上片段的记载，去把禹当做天神，并推翻尧，舜，宣布他们为“无是公，”“乌有先生，”便荒谬绝伦了。同样，甲骨文和金文虽是最硬扎的证据，可作史料，但利用这种残缺不全，并非历史，和文字仅被认识十分之五六的遗物去做唯一无二的史书，并否定一切古籍，便是无理取闹了。基于这一类和其他科学上的理由，我在参战论文中对于这些盲目的疑古家和玄学的论史者力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举例来说，我曾反驳：
一、玄同先生的尧舜为理想的人格的主张，
二、颉刚先生的禹为天神的主张，
三、适之先生的商为新石器时代的主张，
四、沫若先生的殷为游牧社会的主张。
这样看来，在表面上，我不独丝毫没有表见接受他们的主张的痕迹，并且还是热烈反对他们的一人。但在实际上，我栖息于十几年浓厚的反古和疑古的空气中，在侦探的手枪与生活的铁鞭两重压迫之下，既没有地方借到古书古物，更没有金钱购买古书古物，甚至于还没有工夫来细心考察古书古物，所以我于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他们绝大的影响，变成他们在学术上的黑暗势力底下的半牺牲者！大家看到这里，也许要大吃一惊，急于追问：这是怎样一回事？请听我细述一遍吧。
中国的古籍如《尚书》之类，多经过后人的改窜增补，而比较后出的书如《史记》之类，又多系根据这一类的古籍和其他传说编成，在史料上本来不甚健全，不能完全作为信史。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不过一班以疑古为专业或用疑古做招牌的先生们，即利用此等古书中的若干弱点，你一枪我一剑，长年累月，连篇累牍，向之进攻，务必尽情推翻古说，自创新奇之论然后快。他们的虎头牌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和“锄头考古学，”说来本有几分动人，更足以增长他们的主张的势力。同时，那些反对的先生们虽有时也有精辟的议论，但杂着卫道的观点（如刘掞藜先生在致顾先生书中，一则曰“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再则曰“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参看《古史辨》第一册一五二，一五三和一八六页），使敌人得乘虚而入，尽量对这个弱点下攻击（参看同书同册一九○至一九一页，适之先生：《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使他们失去群众的信仰，借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是专就顾先生的《古史辨》讲的。至于郭先生的书，只看见在短时期内一版，二版，三版，四版，印个不停，只看见一般青年同声喝采，没有看见——至少是我没有看见——反对的议论○一直至一九三一年为止，这两部书的潜势力是很大的。
我在这种混浊的空气笼罩之下开始向他们进攻，因自己没有很多的工夫细读本来带有毛病的古书，不免对之满怀疑虑，对于其中所叙的事实，总要打一点折扣。例如我在参战论文中说：
“《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蓺五谷’，教熊，罴，貔，貅，虎，这大概不过是种植牧畜的影子，绝没有那样‘蓺’与‘教’的盛况。同篇又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这虽未必完全可信，至少舜时是有种植业的。”见《读书杂志》二卷二三期拙文一七页）
这正是因为不大相信《史记》靠得住，才把它对于田野农业的描写，打一个对折，认为种植业（初步农业）。我对于《尚书》的态度也是如此。我曾说过：
“《尚书》的篇幅既多，材料也不少，不过就文体和事迹看，除《盘庚》三篇外，类多后人粉饰改窜之词，很难据为信史。例如《汤誓》说：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这种赏罚操诸一人，完全是一个专制君主的口吻，就当时的产业发展情形看，国家还没有成立，不应有此现象。但内中说：‘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这不见得是经过粉饰或改窜，因为后人大概只在什么德，威，刑，赏，仁，义，礼，信等抽象名词上做工夫，……对于经济状砚绝不措意，不会将牧畜改作农业借以夸示将来。”（见同书同期拙文二二页）
我因为不甚相信《汤誓》，所以对于内中所描写的专制君主的话，否认它的真实性，以为“就当时的产业发展情形看，国家还没有成立，不应有此现象。”实则当时的田野农业早经发展，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专制国家早经出现，而这种专制君主的口吻，完全为一种应有的现象。我既对于一切古籍的说法无端打个折扣，抱有盘庚以前的商代为氏族社会末期的成见，所以到处要打折扣，才说得通，譬如我说：
“就郭君书中所列的商殷帝王表……计算，
“《殷本纪》有三十一帝，内子十八，弟十三，
“《三代世表》有三十一帝，内子十七，弟十四，
“《古今人表》有三十一帝，内子十七，弟十四，
“《卜辞》王氏考有十八帝，内子十四，弟四。
“由此可见父传子的数目较‘兄终弟及’的为多，而三十一帝十七八世中直接传子的也有十四世，当然不能以‘兄终弟及’去总括商殷两代的帝王。况且自汤开基，即是子承父业（汤为主癸子）不是由兄传弟，尤足为商的初时已经不是‘母系中心的社会’铁证，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子不能留在本氏族内，无论如何，父的位置不能传子，商自汤始即继父业，复传之于子，足证当时正是以男性为本位的社会，正为野蛮的高级。至于以后偶然传弟，当系无子可传，或虽有子因故不能传，故沿着母系制时‘兄终弟及’的习惯暂传给弟。”（见同书同期拙文一○三页）
这种说法虽勉强可以成立，但很不自然。因为我们必须把《汤誓》中专制君主的口吻改掉，岂止于此，必须连带把《汤誓》以前的《甘誓》中专制君主的口吻改掉，才站得住脚，否则在男性本位的氏族社会中虽有父传子之局，必须经过选举（详情可参看本书讲商代的各节），与这种专制君主制绝不相容，我们固然可以说这种专制局面也许是经过后人改窜的，未必可信。但《虞书》也显然经过后人的改窜，何以这种专制局面不加在尧舜的时代，而“咨四岳，”“咨汝二十有二人”的局面又不加在夏商两代呢？这种顺序恰恰表现唐虞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夏商为阶级制和国家出现的初期，决非一种偶然的现象，也决不是没有考古学知识的后人所能伪造的。由此可见我上面指商代父传子为氏族社会末期现象的一大段话是不能成立了。
自我的参战论文付刊后，我即感觉这个矛盾，预备翻案。但在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与“锄头考古学”两面夹攻所造成的浓厚的疑古空气中，我有什么法子可以证明那些本身带有毛病的古籍，说它们大部分可靠而使人相信呢？这个问题萦回于我的脑际足足有两个星期之久，没有法子解决。无已，惟有细心再读古书和其他书籍，也许能达到目的吧。我后来重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列的殷代帝王表，将《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帝王世系与卜辞王氏考的十八帝详细几较一下，发见两者间各帝的名字全同，仅三帝的世数略有差异（已详本书）顷见《申报月刊》一卷五号高鲁先生《殷周年代质疑》一文所列的殷世数异同表，内中征引王静安先生卜辞考的殷代帝王多至二十七人，不惟较郭先生所列的多九帝，而且世系也不甚相同，如阳甲，郭书所载“卜辞王氏考”作祖丁弟，高文所载“卜辞所有”作祖丁子，又如盘庚郭书“卜辞王氏考”作阳甲子，高文所载“卜辞所有”作阳甲弟。我因为要亲自查阅王氏的《观堂集林》，特致书于一位藏有此书的友人请将载有此项世数表的一本借我一阅，不意他于亲自赉送的途中，竟在黄包车上遗失，害得他反写信到北平去请人代抄一本，以补残缺。我既无缘亲阅王书，即无从断定郭高两氏的表孰真孰伪（郭表与高表都有显而易见的错误，如郭表“卜辞王氏考”项下祖辛子误作祖弟子，小辛弟误作小乙弟是；而高表《殷本纪》项下则将祖乙子误作祖乙弟），不过就全体讲，两者都不会有什么大错误。兹借用高先生的殷代世数异同表，而去其三代世表和古今人表两项，并改正一处错误和排列法如下：
《史记》与卜辞中的殷代世数异同表
帝名殷本纪卜辞所有
补注
一汤主癸子
一世
二大丁汤子同
二世
三外丙大丁弟同
四中壬外弟丙同
五大甲大丁子同
三世
六沃丁大甲子同
七大庚沃丁弟大甲子
四世
八小甲大庚子同
九雍己小甲弟同
一○大戊雍己弟大庚子
五世
一一中丁大戊子同
六世
一二外壬中丁弟同
一三何亶甲外王弟同
一四祖乙何亶甲子中丁子
七世
一五祖辛祖乙子同
八世
一六沃甲祖辛弟同
一七祖丁祖辛子同
九世
一八南庚沃甲子同
一九阳甲祖丁子同
十世
二○盘庚阳甲弟同
十世
二一小辛盘庚弟同
十世
二二小乙小辛弟同
十世
二三武丁小乙子同
十一世
二四祖庚武丁子同
十二世
二五祖甲祖庚弟同
十二世
二六康辛祖甲子同
二七庚丁康辛弟祖甲子
十三世
二八武乙庚丁子同
十四世
二九大丁武乙子
三十帝乙大丁子
三一帝辛帝乙子
我们试将上表看一下，便可以知道锄头考古学所夸示的卜辞，把《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帝王名称完全批准了，即他们的世系也相差甚微。由此可以证明《史记》确是一部信史，并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也不是经不起“锄头考古学”的实验的。试问那些疑古大家，疑古专家，或挂起招牌疑古的“学者”对于此事作何感想？尧舜是“无是公”“乌有先生，”禹是“天神，”商代是新石器时代，是牧畜和母性中心的社会，这一类无稽之谈，在《史记》和其他古迹的面前一起受着死刑裁判了。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史记》一取得信史的资格，即完全没有一点错误，完全可靠，但在大家没有发见确切证据之前，不应当信口开河地一律把它推倒或抹杀。因为顾颉刚先生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这顶大帽之下推翻尧，舜，禹，郭沫若先生在“锄头考古学”这个金字招牌之下抹杀商代的田野农业和父传子的专制局面，不独不能建设信史，并且恰恰背道而驰，这真是“不惟无益，而又害之”！我们既经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自汤至武乙的世系真实可靠，便没有理由说同纪中所栽自契至汤的世系不可毙也同样没有理由说夏本纪所载自禹至桀的世系不可靠。我们于《史记》之外，再考察其他古籍，明白看发错了唐，虞，夏，商之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绝大的转变点：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在唐虞之世是传贤之局，一到夏商便是传子之局（偶然为兄终弟及）；用考古学的知识来说，在唐虞之世是男性本位的社会，即氏族社会的末期，一到夏商便入于文明时代，阶级制既经出现，而国家也成立了。我们对于夏商的传子之局，不认为男性本位社会中的现象，而认为阶级制和国家成立后的社会中的现象，因为酋长的传子是要经过全氏族人员民主主义的选举，而君主制的传子仅由于君主一人的意志，民众丝豪没有置喙的余地。我们把《史记》和《尚书》联合起来看，便十分明白。基于这种理由，我特抛弃参战论文中盘庚以前为氏族社会末期的错误主张，而认虞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夏为阶级制和国家出现的时代至于详细事实，已见于此次新增的二万余字中，兹不再赘。
我既说出上面的大理由，这种主张也许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成见是最害死人的，尤其是一班所谓“学者”和“名人”为维持自己的“权威”或“威信”起见，常想尽方法去保持他们的成见；因此我不相信那些盲目的疑古家和近来许多“研究有得，”冒言殷或西周为氏族社会末期的先生们，会赞成我的主张。我竭诚欢迎他们尽情反驳，因为我这一次也许仍旧和上次一样，没有闯进真理之门，不过希望预备反驳的人做到下列两点
一、用铁一般的证据推翻《史记》的《夏本纪》和《殷本纪》的世系表。
二、用铁一般的证据推翻《尚书》《尧典》《舜典》等篇关于尧舜“咨四岳””咨汝二十有二人”这一类民主主义的事实和《甘誓》，《汤誓》，盘庚上中下等篇关于专制君主发扬专制主义的事实。
他们如果不在这两方面做工夫，仅自欺欺人地举出一些不相干的理由，便不能推翻我的主张，更不能使我放弃我的主张，这是我要预先声明的。
我深自庆幸，能冲破十几年来盲目的浓厚的疑古空气，而达到一种切合中国古代史实和西洋考古学规律的结论。内中也许还有应当修正的地方，但我此时的自信，大体是正确的。我划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是以生产方法为标准，唐虞以前的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是不成问题的，但夏殷怎样呢？我的答案仍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这个名词是马克思于一八五九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郭沫若先生曾很不正确地把它看做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已被我驳斥；而我把它应用在殷代，又引起胡秋原先生一篇四万字左右的反对论，笑我不该“旋乾倒坤三千年，”将它安置在殷代。同时杜畏之先生在我发表第一次参战论文的同期《读书杂志》中，刊布他的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力言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亚细亚生产方法。但我看过他们的论文后，不独没有抛弃自己的主张，并且还把这种生产方法同样应用于夏代。在一方面，我对于杜先生所提出并否认其曾经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六个特点，一一予以答复，指出它们确切存在于夏代，并指出这种生产方法在夏殷两代出现的原因。在另一方面，我用八万字的长文反驳胡先生的伟论，附在本书后面，内中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所阐扬的文字，自然是参战论文所没有的。
我所认识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和胡秋原先生所称的“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杜布洛夫斯基，“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诺夫，以及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马札亚尔等等是不同的。他们都认马氏指此为近代中国和印度的一种生产方法，我则认他为指古代印度及东方其他的各国一种生产方法，如涉及近代，便是指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详细理由已见于我的反驳文中。现在要说的一个要点是：马克思所谓“就大体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连续的时代，”正是依照他所最崇拜的大宗师黑格尔所提出的亚细亚的，古代的，中古的和近世的世界划分而作成的。即此一端，已足证明他的意旨中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古时候的而非近世的，何况我还举出他亲口说出的其他无数理由啦。我自信对于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有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应用。凡反对我的见解的人，希望对于我所举的一切理由，详细加以反驳，勿徒躲在外国“有名的”人的背后，发几句空议论来否定我的主张。
关于封建的生产方法。我按照马克思等的说法，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国人认两三千年来的中国为封建社会，是由于对封建制度的界说没有弄清楚，以致把这种制度当作一件宽袍，可以加在任何社会的身上。我于提出这个标准之后，对于陶希圣先生所说的中国封建时代下过无情的攻击；他新近虽改变了主张，但我的反驳的议论丝毫不失去现实的意义，因为陶先生把西周看做氏族社会的末期，三国到唐末五代看做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和真理相去愈远了。他要想维持新近的主张，须努力破毁我所提出的标准和我对他的批判。
还有一层，最近出版的俄国沙发诺夫所著《中国社会发展史》足有五百六十页。译者李俚人先生虽称作者“对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却有深刻的研究，他曾以半生的精力耗费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里”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唯物的辩证法，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见沙氏《中国社会发展史》译者序言一页），但自我看来，这是一部最糊涂昏乱的著作。他说：“商朝——它替换了夏朝——国土不过十万里，而周朝——它消灭了商朝——则仅仅七万里，”（见同书五三页），我们且不去管它，他对于中国的氏族社会没有指出终止期，对于中国的封建制度也没有指出起源期。他一方面说从秦始皇“时起才开始中国固有的历史”（见同书一三页），另一方面又标出“周朝封建刷度”的名目，并说明“封建的无政府是从从春秋时代起”（见同书三七页）。最荒谬的是他对于汉代的制度丝毫不加证明干干脆脆地认为封建制度，并且说：“汉朝之更替秦朝，这是中国封建制度走上自由发展之路的一个最大转变时期。”（见同书一五二页）从此以后在汉朝则有“中国的封建‘帝国主义’”（见同书二三五页），在“唐代是中国封建制度表现军事勇气最不多见的时期之一”（见同书三一五页），在宋末是“金银的紊乱，隐藏着中国的新封建化”（见同书二六九页），在明代是“商业又穿上了封建的衣服，”“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复兴”（见同书四三五和四三七页），而太平天国也是“模仿封建官僚组织。”（见同书五○二页）
总说一句，沙发诺夫这部书对于中国的封建局面的说法不独不比陶希圣先生从前的主张为高明，并且还更糊涂昏乱，因为沙氏在任何制度之上，在任何事件之上，都可一律加上封建两字，除掉上面的例子外，还有满洲人“尚保持封建氏族组织”（见同书四六一页），“明代这些国有土地大部分分配给王侯，皇宾的亲族，仆役，宦官，国有的寺院，及边境的官吏和兵士去了，”“国有的农庄容易变为私有的农庄，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弱点和致命伤”（见同书四三八和四四○页），这些话是明白承认把土地分赐臣下，就是封建。自沙氏看来，世界上是无物不封建，无人不封建，也无时不封建，所以把土地分赐臣下固然是封建的，商业也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固然是封建的，氏族组织也是封建的！他忘记说，或在这部书中不必说的惟一事件是：
在他所住的俄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这社会主义，不用说，也是封建的猗欤休哉，氏族组织的封建，商业的封建，帝国主义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封建我们贵国人素来具有“洋迷”之癖，这个“俄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著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不知道又要陷害多少青年学子？故特乘便提出来，概括批评一下，同时并声明我对于陶希圣先生说的封建制度的批评，有许多是可同样适用于这个“中国通”的主张的。当然单靠这些，实在不够，将来有工夫的话，我对于这部书和其他许多封建长封建短的书籍，将下一次更周密的总攻击，本书对于陶先生的批评，不过是其发端罢了。
我所认识的中国过去经历的生产方法，封建的生产方法之后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关于这种生产方法，我在本书第三项和反驳胡秋原先生的论文中，说得最详细，读者一经披阅，即可了然。不过这里有一点是要声明的。王礼锡先生在《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一文中说：
“第一，我觉得‘前资本主义’的术语过于含混，不能很明白的表示这一时期的社会的特质。
“李先生所引证的两段《资本论》：
“‘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的内部坚实……’
”‘重利盘剥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发生革命的影响……’《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李文四六及四八页）
“‘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前都冠以‘诸’或‘一切’，可见马克思并不以‘前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时期看，也不当作一个生产方法看。
第二，李先生所认为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小农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这一点是根据马克思‘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的话来的。却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些国家’是指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的那些国家。封建的生产方法不也是‘诸’生产方法之一种吗？杜布洛夫斯基则正以这个特征加之封建制度之上所以李先生对这个时期所用的术语，这是以混淆他对这时代的特质的认识（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王文一四页）
王先生这几段话是由于我从前征引《资本论》的数节而没有精密洽当解释所引起的误会的结果。当本书付印时（在王文发表之前），我已经把自己的说明加以修改和增补，使征引文的原意完全显露出来，不致再引起误会。现在要简单答复王先生的是：统观马克思的著作，凡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即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这个名词变成多数（我因中文表现不出来，故代以“诸”字），有时且冠以“一切”的形容词，凡专指真正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则这生产方法的名词必为单数而非多数。即以王先生所指出的一段话为例，原文起首数句是：
“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的内部坚实，对于商业解体的作用所表现的障碍，可以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明白表现出来。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
这里第一句的生产方法，原文为多数，而第二句的生产方法原文为单数，正是上述区别的明证。马克思在第一句中是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内部坚实足为商业所发挥的解体作用的障碍，自确切指定印度和中国做例子的时候，即马上将生产方法换成单数，叙述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即狭义的（为便于区分起见，特指前者为广义的，后者为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一部分。其他例子尚多，已详本书，不再重说。所以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与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两桩事，不是一桩事，后者有一定的内容，并不与前者想混。因此我对于这个时期所用的术语，决不致混淆我对于这时代的特质的认识。
王先生因上述的误会，抛弃前资本主义的术语，另采用泼可老夫斯基解释俄国历史所提出的“专制主义”的名词来解释中国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这一段瞇的历史”（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王文二○页）。我对于这一点是不赞成的，一因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术语最切合这个时期的状况，用不着另许新名目，二因划分经济发展的时期应以生产方法为标准，“专制主义”不是一种生产方法，只是某种或某几种生产方法所产生的一种现象，绝不适用。王先生对于我上面的解释和这里的批评也许能够接受，仍回转去应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术语，不致感觉中国这个时代是“谜的时代”吧？
不过说到这里，我还要提出一个报告，就是：当马克思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时，常用“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字样，当他指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就我所知，没有冠上“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如前述一段，就是一例，此外《资本论》第三卷“前资本主义的”一章，例子尤多。如果他在别处曾经用过这个形容词，尚未被我发觉，那自然没有问题，否则这一点将被人们作为口实，说：所谓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术语，并非出于马克思，不可运用。
我以为马克思于指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仅用单数的生产方法，而不冠以“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是由于没有必要，并非不承认这样的一种生产方法。例如在上面所征引的一段话中，他既于第一句用过“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第二句自然不必再用。又他在“前资本主义”的一章中，既用过这样的总标题，文中也自然不必重用。总之，马克思所指的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有一定的内容（已详本书），绝不能因他没有将这个术语连贯起来，遂被人们抛弃不用。
现在即退一万步，假定马克思没有将前资本主义与单数的生产方法连贯起来，是不愿意提出这个术语（这自然是千万不会有的事，否则“前资本主义的”一章大可作废了），然我为说明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起见，也有权利创造这个术语，拿来应用。德国著名的经济学者桑姆巴特著《近世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四厚册，叙述欧洲自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经济制度他认全欧洲经济史上的早期资本主义（Frühkapitalismus）时代，就广义言，是自十三世纪中叶起至十九世纪中叶止，就狭义言，是自十五世纪中叶起至十八世纪中叶止（参看该书原文第二卷第一册一四页）。自八世纪至早期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为前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他的书第一部分的大标题为“前资本主义的经济。”（DieVorkpitalistischeWirtschaft）不用说，这里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单数而不是多数。其实在资本主义的前夕所表现的一种过渡而复杂的生产方法，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对于中国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生产方法是要采用这个名词的。
有人以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是一种过渡的生产方法，为什么占这样长久的期间？但我们应当考察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是否确系实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必去问期间的长短。当中国周代的封建制度崩溃五六百年之后，欧洲大部分人（除希腊人和罗马人外）犹在野蛮状态之中，他们达到封建生产方法的阶段既较迟，而进入资本主义又较早，所以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占的期间当然较短。反之，中国的文明发达较早，在纪元前一一三四年至二四七年已是封建生产方法兴起至消灭的时代，自此以后，因生产力的不发达，两千年中便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而不能进展，故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占的期间特别长久。
然许多讨论中国问题的人对于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这个长时期，分成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如王宜昌先生把：
一，秦汉看做奴隶制度的时代，
二，五胡十六国至清末看做封建制度的时代。（参看《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王文一三，一四和一八页）
又如陶希圣先生最近把：
一，战国至秦汉看做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时代，
二，三国至唐末五代看做发达的封建庄园时代，
三，宋以后至清鸦片战争前看做前资本主义的时代。
（参看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陶文五至七页）
王陶两先生发表此等主张既不过几段话，没有多少事实作内容，我们自无从加以详细的批评，而且此处也不是详细批评的适当地方，所以我只能概括地说几句。
中国自秦汉以后，因产业——特别是因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大量的奴隶，这是事实。但绝没有形成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因此在经济中也绝没有占主要的地位。在这两千年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农工业直接结合的半封建的小农生产。至于完整的封建制度，在这个长时期中始终未尝出现过，无论五胡十六国之乱或蒙古人的侵入是怎样破坏了中国经济制度，或怎样企图“恢复封建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基础已被商业蚀毁，单靠政治的力量是“恢复”不来的，至多不过达到一种半封建或封而不建的局面罢了。然说到这里，也许要遭王先生的呵斥，因为他早已说过：
“有人以为封建社会，中国在秦以前便没落了。这不过是从中国古代使用的‘封建’二字，和现译的feudalism的‘封建’相混之故。这种不究内容，只看字面的不值一说。”（见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王文七页）
王先生虽也时常反驳郭沫若先生的主张，但也有接受的地方，他在最近发表一文中认为“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见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王文二八页）就是一个显例。这里所谓“中国古代使用的‘封建’两字”的意义如果是和郭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中所说的一样，那我已经批驳过，用不着他再行声明。否则我真不懂周代的封建制度和西洋的feudalism有什么不同，非请教王先生不可，这是值得他一说的。我自己现在要饶舌的是，中国周代的所谓“封建”或封建制度虽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但究其内容，这就其说，其经济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没有什么大差异。所以无论是中国古货的“封建，”或从feudalism译来“封建“，在秦汉至清代没有表现过。在这个长时期中，虽因内争与外患（胡人的侵入），几经变乱，使当时的经济受到重大的打击，而呈出退化的现象，或因累世承平，产业发展，而呈出进步的现象，然这只是程度的问题，于生产方法的性质绝无变更。因此我们始终认这个长时期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而不赞成有其他的划分。
继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起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关于这种生产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我更要说几句话，而其主旨不外下列两点：
一，将这种生产方法应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否适当？
二，如果适当的话，是否应从清朝鸦片战争时，即一八四○年算起？
自我提出这种主张后，虽还没有遇到批评，但我知道有许多人是不赞成的，例如陶希圣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短文虽承认一八四○年以前是前资本主义时期，自此以后，他就表现一种彷徨的态度了。所以他说：
“自一八四○年以后，中国受工业资本主义的克服，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已经不能依然照通常的社会发达过程前进了。”（见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陶文七页）
这话虽一点也没有错，但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仍旧有华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国内立下根基，由发生而至于发展，并逐渐取得支配全国产业的地位。它的唯一的特点是这种生产方法因外货输入的压迫，不能充分发展，而且不是纯粹民族的资本在那里统制生产进程然无论如何，这到底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不是一种本质不同的半殖民地的生产方法，
所以我们用不着另立新鲜名目，也用不着怀疑，而不采用这个名称。
第一个问题虽经解决，然我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从一八四○年算起，一定又是许多人所不赞成的。依他们的意见，以为这是太早，应当退下七十年，从民国元年算起。但照我的初意，与其说是太早，毋宁说是过迟。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桑姆巴特认十三世纪中叶或十五世纪中叶为全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开始期。就是马克思，也说：
“当十四五世纪时，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初步虽已在地中海好些城市中零星出现，然资本主义的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原文节一卷六四七页）
这句话至少要使那个丝毫没有科学常识，专靠抄书来著书，而新近又被胡子先生举发为“战场上的汉奸”的朱其华大吃一惊，因为他在一部五百多页的厚书中神气十足地说：
“不能因为李鸿章在上海办了一个机器纺织局，就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见朱某《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四六○页）
其实只要有私人资本所组织的大规模的协作生产出现，就算是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马克思说：
“和我们曾经看见的一样，在私人资本同时雇用一种数目较多的工人从事工作，使劳动进程扩充它的范围，并且产出数量较多的生产物之处，在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才开始。”（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原文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页）”
他又说：
“协作的，纯单形态本身虽伴着它的更发达的诸形态而出现为特别的形态，然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本形态。”（见同书同卷二八三页）
这些话就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开始期并不以机器的生产为条件，所以马克思指机器出现一个半世纪以前（机器出现于十八世纪下半期）的十六世纪为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自然连李鸿章在上海所办的机器纺纱局的影子也没有，这虽不合于“以世界革命家自豪”的朱大汉奸的“理论，”然却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基于以上的理由，我特把一八四○年到现在的中国划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时代。经过上面的说明，总可以消除一般人的误会与疑虑，以为只有像欧美日本那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配称为资本主义时代，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不够资格的。
我将近二十年来学术界信古疑古风气的变迁，整理国故派和新思潮派建设信史的工作，自己对它们的争斗，最近重新划分古代社会时代的原因，以及对各种生产方法和主张的意见等等说完之后，特提出论战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讨论一下，就是参战者的态度问题。当九年前张君劢先生所代表的玄学派与丁文江先生所代表的科学派大张旗鼓在各种报章和杂志上作战的时候，梁任公先生即提出两条“战时国际公法”道：
“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
第二：我希望措词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倘若一方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别要效尤。”（见《科学与人生观》上册梁文二至三页）。
第一条此时不讲，专讲第二条。梁任公先生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而双方参战的人员也多属于这个阶级。谁都知道，这个阶级的学者或文人常保持，或力求保持一种绅士态度，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言行是要树立风声，为人表率的，所以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经过千锤百炼之后，还只剩着一种轿揉造作的虚伪态度——即绅士态度。自梁先生这种“公法”宣布后，附和者实繁有徒，而唐钺先生（参看同书下册唐氏《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二至三页）和范寿康先生（参看同书下册范文二二至二三页）就是两个显例。
一个人本来具有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一类感情的，起来参战又是动感情的事，所以于理直气壮的时候，偶然米一套嬉笑怒骂的顽意儿，既使文章生色，又可以发舒胸中的感情，这本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不意这些学者或文人竟公然出来加以限制，叫人在打仗的时候，不必尽自己的本领打去，要处处依照他们的方式进行，这是何等恶作剧的事然提出公法第二条的梁先生自己和人家论战是不动感情的么？不然，大大地不然。我们试听他说：
“在君和君劢交谊不同寻常。他们太相熟了，脱略形迹惯了，每见面必谈，每谈必吵，每吵必极诙谐有意趣。这是我常常亲见而且极爱慕的。他们无论吵到怎么田地，再不会伤私人感情，我是敢下保证的。‘著若竹帛’的文章到底和随便剧谈有点不同。况且这回论战题目太重大了，行文更要格外勤恳郑重。否则令人看作游戏文章，便会把原来精神失掉大半。再者，我希望这回论战能做往后学问上乃至其他主义上一切论战之模范。所以‘虐谑’，‘诡辩’，‘愤争’的态度务要铲除净尽。”（见同书上册梁文三页）
梁任公先生是一个老练而巧妙的文章家，更是一个绅士态度的代表人物，他上面一段话，不用说，是经过浑饰的。然即此可以看出他在实际上对于别人讨论问题，大动感情，不独不讨厌，而“且极爱慕，”只因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处处要顾虑到示人以：模范“，才叫争论的双方只可在言谈上动感情，并且无论怎样大吵大闹都可以，但是，——但是不可见诸笔墨！！！啊，资产阶级学者的虚伪，真是登峰极造了这种虚伪的态度，我们是不能容忍的。岂止我们，就是他的同阶级的人现在也不能够容忍了。不信，我可介绍今日（十二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先生的两小段话如下：
“乐到极点，便‘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真情之流的自然流露，确是这样不容遏制的。同时，假若外界给予人们的刺激太深，则为刺激所掀起的强烈的反应，也会使人情不自禁地顿足锥胸，逼得非骂不可。
“但拿伪君子的眼光来看，骂是顶野蛮不过的，他们虽则背着背良心，干了不少损人利己的坏事，表面上却满口甜蜜，企图不露半点儿痕迹，谁若要鸣不平，想把心中淤积的愤火发泄发泄，不管你心直口快，句句是道，他们总极力反对，不严加干涉，处于这时代，伪君子的权威高压在他人之上，所以人的真情，竟然多少被凶焰掩盖住了。”
当然，《自由谈》的编辑先生这些话不是对梁文而发，不仅这样，他如果知道我征引他的话去和任公的话对比，即不致“情不自禁地顿足锥胸，逼得非骂不可”也要“心直口快”地说一句“岂有此理”！然无论如何，上面这些话总算是替骂人的人吐了一口怨气，这才是“真情之流的自然流露。”
本来抱有绅士态度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既表现一种不复维持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态度，而生活与习惯都浸润在争斗的青年们更是如此。所以《读书杂志》的编辑先生很郑重地说：
“我们这个刊物不取教科式的呆板的叙述的方式。里面的文章很少庄严的教学式的脸孔。他们不掩盖相互间的矛盾，他们不顾相互间的绅士或学者的面子。他们是像有生气的青年一般，一点都不‘世故’，三句不对就吵起来。如果作者怕损了自己的学者的尊严，顶好不在这里发表文章。如果读者不惯于这种泼刺的习气，顶好不读这里面的文章。”（见该志第二卷一期《卷头言》）
拿这些话和梁任公先生的话来相比较，大家可以看出这不是一种堕落而是一种上进，不是一种虚伪的延长而是一种虚伪的打破。要做到这一点，才能够使参战者依照自己的个性和体裁，放手做去，而不致因时时要顾虑到保持一种虚伪的态度，反失去作文的自由。马克思从前在《评普鲁士新近的检查令》一文说过：
“我的所有物是体裁，体裁是我精神上的个性。体裁像人（Lestylec’estl’homme）。怎样呢!法律准我从事著作,但我当抛弃我的体裁,另用一种体裁去从事著作！我可以表现我精神的面目，但我预先必须将这种面目套在规定的绉皮里！那一个有体面的人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不觉得怔怩，而不情愿将他的头藏在宽袍里面呢？至少让宽袍像一个约彼特的头（jupiterkopf）。那些规定的绉皮不过是使好好的姿容变成恶劣的滑稽像罢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原文第一卷一四五页）
这段话不独是对检查令的一种有力的抗议，并且也是对资产阶级富有绅士态度的学者们限制参战者措词必须“庄重，”“万不可……嘲笑，”并且要把“虐谑，”“愤争”的态度“铲除净尽”的“公法”的一种有力的抗议，所以我特把它介绍出来。
现在我要讲自己作战的态度了。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对于我的论敌常喜用勇猛决切的战术，以期马上分出胜败。我曾在拙著《我的生平》序言中谈到批评适之先生的实验主义和中国哲学史大纲，说我
“有时且出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态度。这不是我故意与之为难，实因我是一个战士，非采取这种态度，即不能发泄胸中的热情，增加文字的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并促进他们深刻的认识。”
不用说，我从破坏了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战时国际公法，”“拿伪君子的眼光来看，……是顶野蛮不过的。”但我并不以此事为荣幸，惟有喟然而叹曰：予岂好嬉笑怒骂哉？予不得已也！现在暂且抛开这一点，打个譬喻，大家当能知道我的苦衷。今有一所建筑多年或新近建筑的房子于此，因为矗立途中，阻碍我们的进步，命我去折毁，我当使用钢刀，还是使用竹刀，当使用铁锤，还是使用木锤？只要不是疯子，谁都会赞成我使用钢刀与铁锤去作工。既是这样，难道大家赞成我用最有效的工具去折毁妨碍进步的房子，而反对我用最有效的武器去扫除我的论敌自成系统的谬误的议论么？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只好袖手旁观，不起来作战。因为我既为战士，即有战士的热忱，战士的勇气，与战士的策略，现在为着保持一种绅士态度——即伪君子态度——的缘故，要压下我的热忱，消灭我的勇气，破坏我的策略，那我除掉一交战就变成敌人的俘虏或可耻的逃兵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如果拿马克思的话来说，我除掉把我的精神的面目套在规定的绉皮里，使好好的姿容变成恶劣的滑稽像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这一大段话就是我本不愿意嬉笑怒骂，而又不得不嬉笑怒骂的最大的理由。
我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先进如梁任公，胡适之诸先生既不避去这种态度，在同辈人的面前更用不着装出我本来没有的绅士态度。我在这一次中国社会史的讨论战中对于敌军或友军多所接触，词锋所至，伤人颇多，于是陈邦国借王礼锡先生在论战第二辑序幕的附启中说我“准备在论战的每一辑上攻打一个战场上有权威的人”一句话来反诘我：
“试问：如在某一辑论战上没有个有权威的人时，虽或有个有权威的人，但其没有错误处时，难道李君还是要‘在论战的每一辑上攻打一个战场上有权威的人’吗？这样，那除了‘断章取义’，强人错误之外，是不会有第二法门的，但这是什么‘批评’呢？（见《读书杂志》论战第三辑陈文二二页）
关于陈某反驳我的地方，已在驳胡秋原先生的论文中附带答复。我曾郑重声明，就陈某近两三月来“君子豹变”的态度与立场讲，我不屑再和他讨论，不过为着胡先生的缘故，不得不连带说一说。这里又提起他，实因我要说明自己作战的策略，无法避免他。
我在战场中对于两种人，特别进攻得厉害：一种人是所谓著作界的权威，一种人是自己毫无所有，偏又以狂妄的态度，乱发议论，淆乱听闻。前一种人以其大批不正确的著作散布于社会，使一般青年学子受害无穷，如顾颉刚，郭沫若，陶希圣诸先生是。所以我不得不破除情面，挟着钢刀与铁锤折毁他们好几年来尽心建筑的精神上的房子，把禁锢在里面的青年们拯救出来，至于在私人方面，我对于他们是毫无嫌隙的。他们如果诚心诚意地为着真理而著书，此刻觉得我的批评对，应有勇气起来接受，不对，尽可痛加反驳，总不至因此怀恨我吧。假如不幸其有这种结果，那我为青年学子的利益计，也只好不管了。后一种人完全是战场中的投机分子，挟着一点东抄西凑，错误百出的东西，来攻击他人，如朱其华，陈邦国之流是。尤其是陈某，把氏族社会从原始共产制或原始共产社会中开除出来，以此标准去攻击郭沫若先生，说他“铸下了大错，实在不特是大错，简直是个大笑话。”迨经我力加指摘，陈某近复用文过饰非和强词夺理的手段来反驳我，（我的答复见本书附录驳胡秋原先生一文的第四项中。）我对于此等投机分子，常愿拿一二个来痛加惩创，借以肃清战场上无用的废物，使双方的主力战马上开始，并早日分出胜负。这种人我是不怕他们怀恨的，因为我即一百二十万分地对他们客气，就他们所表现的行为看，也是要用明枪暗剑来对付我的。何况我为着真理而作战，一面是不知道客气的。以上是我心坎子上的话，老早就想宣布出来，因没有机会而未能吐露的。
这段话总可以表见我作战的态度虽勇猛决切，但同时是十分坦白的。叶青先生以很懂世故和策略的心情忠告人们说：
“这个也反对，那个也反对，是自陷重围的办法。”（见《二十世纪》第一卷五期六页）
不用说，我现在是孤军独战，“自陷重围”中。但马克思说得对：
“真理的不谦逊恰和光线一样，真理当谦逊，为的是谁呀？为的是它本身么？真理是它自身及错误的表现。因此为的是非真理么？”（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原文第一卷四五页）
我们要参战，免不了要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也免不了要把光线一般的真理很不谦逊地射入敌人的阵地，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也是不应当避免的。所以我陷在重围中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我作战的武器系真理，我可以仗着这种不谦逊的真理击败我的重重围困的论敌，而获得胜利；另一种是我作战的武器并非真理，于一度开火之后，因器械窳败，被坚甲利兵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到底那一种结果会出现，时间是会裁判的，此刻不用多说了。
我挟着不谦逊的真理作批评的武器，于论战的前途实有莫大的利益。据两位友人负责告诉我，胡秋原先生因我在批评陈邦国的一段文字中偶然提及他称赞陈某一文的话，遂“竭三日之力，”草就一篇四万字左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来反驳我在参战论文中所描写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说。我因答复他起见，也草成一篇八万字的长文，附在本书的后面。这样一住一来，战局便展开了，而并且是向着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展开了。假使我从参战初时起，就滑头滑脑，对这个也逢迎，对那个也敷衍，那我于处世的方法可称是“到家”了，但把真理牺牲在八面玲珑的应酬中，不独于论战丝毫没有益处，而且也是我所极端鄙视的。这样看来，认真批评，毫无顾忌的批评的结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胡先生于他的大文还没有开始之时，即预先声明“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这当然不能不使我们拜服他的态度的坦白。但像这样的专门题目，普通经济学者所不能了解的专门题目，自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外行的胡先生竟拿起来做，并做到四万字左右，这当然又不能不使我们拜服他的态度的勇敢。坦白与勇敢是作战中的两个要素，胡先生都已备具，当然可以来大战一场。不过打开胡先生的大文一看，马上发见他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议论，完全代表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诺夫，约尔克这一类人的主张。既是这样，一个“外行”对于一个专门题目做几万字也不算是奇怪的。但这样一来，我的迎战便不能完全以他为对象，所以我的题目不能不称为：《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诺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这就是代示“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经过胡先生的手来推翻我所描写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学说，而我也假手于对胡先生的直接交锋而勇猛地对他们作战。我是用纯客观的方法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亲口所说的话去击破他们荒谬的主张与曲解，自信比他们用“分尸评判法”，“人为淘汰法，”“自由增补法，”和“娇揉造作法”（参看迎战一文）所制造的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要真实可靠一点。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问题，自马克思以后在德文中有人提出来特别讨论，在英文中更是如此。但在俄文中却不然。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在世时已经提及过。及至最近几年，因俄国方面关心于中国的革命，有许多人专门研究中国问题，遂不得不连带提出亚细亚生产方法来讨论，如瓦尔加，马札亚尔等等都是。但旋有一个反对派出现，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如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诺夫，哥兑斯（M．Godes）等等是。听说中国的政党于一九二七的土地纲领中也曾承认这种特殊的生产方法，卒因国际严厉的批评，而修故了。近来日本对于俄国这个问题的争论有许多译本出现，现在中文译本也快出版，总不能不算是中外学术界一个重要问题了。它对于东方人和中国人尤有深切的关系，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既出现在亚洲，它的内容怎样，中国是否经过这个局面？这些问题都是智识界的青年急欲知道的。
我因看英德文书比较便利，且容易购取，已五六年未曾看过俄文书，也不望一望日文书，所以对于俄国这两派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争议都无从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我只看见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文译本，和路易《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德文译本，曾在参战论文中予以反驳。胡先生一方面怪我不该“严厉批评……马加尔（即马札亚尔）使之（指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合而为一之说”（见《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五页），更怪我不该“痛骂马加尔”（见同书胡文一一页），在另一方面却说：
“马加尔等等学说，在中国有两个优秀的弟子，一个是陶希圣先生，一个是李季先生”（见同书同号胡文五页）
把我当作外国“有名的”学者的“优秀的弟子，”我本来是很愿意的，不过要和我的主张相同的人才好，否则我不独不能算“优秀”而且是一个“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的“弟子。”
胡先生未免太恶作剧了吧我在序言中提出这桩小事，似乎近于枝节。其实不然。我的用意是在说明我对于俄国或俄国以外主张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人没有发生过关系，他们的主张是否正确，是否合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应由他们自己负责，谁也没有权利把我列入他们的“优秀的弟子”之列，使我和他们混在一起，分担一部分责任。关于这一点，大家还可从我所征引的书籍反证出来。我对于这个问题，从前和现在一样，是从马恩两氏的原文著作中引出大批的证据，而加以阐扬。我的叙述是否正确，完全由我独立负责，与马札亚尔或耶萨诺夫等等无关。据我所得的证据，他们都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近代的一种生产方法（关于耶氏的意见。可参看德文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号三七三和三七八等页，耶氏马克思《论中国和印度》）而我则认为马恩两氏的原意是指古代而言，如涉及近代，仅指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这一勇敢的主张不独与反对派的人如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诺夫和约尔克等的议论相反，并且也与主张派的人如马札亚尔和耶萨诺夫的议论不相容。但我始终维持我的主张，并不是要保持成见，也不是故意立异，而是切合于马恩两氏的原意，有他们亲口说出来的话做根据。如果有人能征引他们的话切切实实反驳我的主张，使我心服，那我会毫不迟疑地舍己从人。为真理而争斗，我不独具有攻击他人的勇气，并且还具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但人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仅征引一些经过曲解的马克思的话，或“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的话，甚至于俄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家（指耶萨诺夫）的话来反驳我，只是徒劳无功，不能使我屈服的。至于像胡秋原先生一样在一小段话中用许多很尖刻而俏皮的话讥诮我：
一，“旋乾倒坤三千年，”
二，“无疑，错误的不是马克思，”
三，“而每一个学生都知道，耶稣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并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渡海东来，誓师伐纣”四，“李季先生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要和马克思宣战了。”（见《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一五页）
这样和联珠般的大炮，虽放得镇天价响，何尝损及我的主张的毫末？
胡先生自言在“病中”“竭三日之力，以成此篇”（见同书同号胡文第四○和第二页）四万字左右的论文，我虽在健康中，并非仅竭六日之力，以成此篇八万字左右的论文，而是起码竭去四个以至五个六日之力才告结束。我既花费如许工夫，便深深感觉论战中一个大缺点所造成的一种痛苦，这不是关系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全体参战员的问题，并且此次中国社会史论战能否早日终结，全以这个问题是否满意解决为转移，因此我又要提出它来讨论了。不过我并不从胡先生的大文开始，还要远远远地说起。
当叶青先生所主持的《二十世纪》出到七期的时期，有人从北平来告诉我说，“此刊物在该处销行甚广，极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他们并且认里面有你的文章。是真的吗？”我听到他的话，才知道有这样一种不登广告，却又不胫而走的杂志，经过几次的探询，毕竟从老友处借来一分。打开一看，觉得虽比普通刊物要好一点，但主干叶青先生不独常是暴露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素养的缺乏（记得他说过，依照马克思主义讲，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现在拿《二十世纪》一查，却没有查到，但我相信这不是我造的谣言），并且还暴露他的社会科学常识的缺乏（如“第三阶级，”“贵族阶级”之类，参看该刊一卷第五期九二和一三九页）。不过我因著过一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对于他的超过二十四万字的胡适《批判》也就发生了兴趣，即从头至尾看过一遍。他的批判是否正确，姑置勿论。我只说一说其中的一个大缺点。就是这篇大简的《胡适批判》，有些文不对题，这种毛病在讲中国哲学史方面，表见得特别明显。
举例来说，他在《春秋时代底哲学》一章，讲“哲学底背景”共有八页，只“附带地驳胡适一句”（见《二十世纪》一卷第五期一二九页），在《战国底哲学》一章讲“哲学背景”共有十五页（参看同书同卷第六期二四至三九页）从没有提及过胡适先生或《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名字，这且不管，不意他讲孔丘哲学十大页，而批评胡著只占一页的四分之三（参看同书同卷五期一三○页至一四二页），讲“孔丘哲学底解释者曾参”五大页，批评胡著不到半页（参看同书同卷同期一四二至一四七页），讲“孔丘哲学底解释者孔伋”五大页，仅有二三句空洞话涉及“‘开山’胡博士”（见同期一四九页，又参看一五○页），于是在章末（指春秋时代底哲学一章）用“然而”一转，总括道：
“然而我们底胡适，却是叙述得一榻湖涂。我到此也不想多加批评，只望读者再去把他所叙述底《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底第四篇，第五篇，第十篇底第一章翻起看看。究竟他给你说什么？摘几点来说，摘些句来引，摘若干词语来注释，摘几个字眼来讲述，就是在著哲学史么？这正诸人皆会的。我若有工夫来抄，可以把中国哲学史上卷写得比《白话文学史》还多。”（见同书同期一五三页）
其他类此之例，触目皆是，用不着再举。叶青先生的题目叫做《胡适批判》，偏又“不想多加批评，”“只望读者”自己去看。他笑胡适之先生不是在著哲学史，我却相信他“是在著哲学史，”因为我们如果把他讲孔丘哲学的十大页中对胡批评一页的四分之三，讲孔丘哲学的解释者曾参的五大页中对胡批评的小半页，讲孔丘哲学的解释者孔伋的五大页中的二三句话一齐抽出来，再把他讲哲学背景的若干页加进去，便只看见这是一部哲学史或哲学史讲义，丝毫想不到这是什么《胡适批判》里面的文字！”我若有工夫来抄，可以把中国哲学史上卷写得比《白话文学史》还多。”可见叶青先生的真意不在批评胡著，而在和胡著比赛像这样的“批判”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文化落后的中国一种普遍的原则。不信，请再看周绍溱先生批评杜衍（即郭沫若）先生的大著吧：
“照着他的结论看来，以为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奴隶制，霸道（即春秋战国以后）的基础为农奴制，故以为奴隶制发生于封建制之前；而农奴制发生于奴隶制之后。他的见解适和我相反。我以为奴隶制为封建制度摇动后之产品；而封建制度的发生，即在农奴制发生之际，所以说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农奴制；霸道之基础为奴隶制。至若我所解释的，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事实，而加以分析的。杜先生所说的，也有他所引的事实和其解释的理论。我对他的，也不敢句句加以致辩，我的目的只以我所根据的事实，发表我个人意见，否认杜先生的根本观念。”（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周文三页）
这段话真令人莫明其妙！不独什么王道的基础为奴隶制或农奴制，霸道的基础为农奴制或奴隶制的胡说，应列入发昏第二十四章，就是一方宣布自己的意见和杜先生相反，要“否认杜先生的根本观念，”一方又宣布杜先生所说的根据“事实”和“理论，”“不敢句句加以致辩，”也极矛盾的能事。这且不去管它。周先生于说了这段话之后，便依照叶青先生的榜样，或“诸人皆会”的本能，开始编讲义，编至第十二大页。才在总结一句涉及杜先生说：
“这样说来，尤其证明周之王道的基础实为农奴制，故杜先生所说：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是很错误的。”（见同书周文一五页）
周先生说了这句话之后，又开始编讲义，编到第九页，征引方岳（即陶希圣）先生的结论，才又用一句话提及杜先生（参看同书周文二四页）。自此以后再来四页讲义，然后作出结论，又提及杜先生：
“所以我说：霸道的基础为农隶制，而非杜先生所解释的农奴制呵。”（见同书周文二八至二九页）
像这样编讲义式的“批评，”胡秋原先生也是一个好手。他的大文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但我记得最初广告上的副题为“评李季君之所论。”迨《文化杂志》创刊号出版，副标题已改为“并正马加尔，瓦尔加等及李季之所论，”但他在文章还未开始的前面小注中特别声明：
“本文评李季君者较多。我不讳言我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不过见李君文后觉其过伤武断，故竭三日之力，以成此篇。而我要说明一句，我是以自由人爱真理的立场而执笔的；我因为评钱杏邨君一文被人加上托洛斯基派社会民主派的头衔，然而如我评钱君一文并不是有考茨基托洛茨基讲话一样，现评李君亦不是有斯大林在讲话的。似乎要这样申明亦可见在中国做人之不易矣。”（见《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二页）
胡先生这段话不独表见他的大著完全是为我而发，并且深恐我或他人把红帽子给他戴，有污他的“自由人爱真理的立场”所以预先郑重声明一下。他在批评我之前的开场锣鼓既打得如此热闹，那么，这四万字即不讲应尽数归入批评我的分内，总要针锋相对地享光三万字，才象样子。不意经我精密的计算，我不幸只分得三千多字，而这三千多字中且有八百字全与亚细亚生产方法无关，只是胡先生替任曙先生及陈邦国打抱不平，兼替自己洗刷的。（参看同书胡文九，四○和四一页。）
但大家不要幻想，以为剩下的两千多字，是真正在批评我。并不如此。内中有一部分是“旋乾倒坤三千年”这一类的讥诮话，有一部分是“优秀的弟子”这一类的“奉承话，”有一部分是”不幸中国读马克思很多的李季先生……做了马加尔的应声人”（见同书胡文一一页）这一类的婉恤话，有一部分是“李季先生既读过了《资本论》而否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使我非常奇异的”（见同书胡文一三页）这一类的惊讶话，有一部份是“读过《经济学批评资本论》的李季先生何以有这样的错误，真令人百思不解啊”（见同书胡文一五页）这一类的怀疑话，有一部分是”为什么李季先生还在痛骂马加尔呢”？（见同书胡文一一页）这一类的责备话，有一部分是“李季先生所发明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既违反马克思教义又违反普列汉诺夫学说”（见同书胡文一六页）这一类的空洞话。除掉这一大套把戏外，胡先生真正切切实实提出我所描写的马克思的主张来批评的不过两三处，合计只有几百字！而这仅有的几百字不是先把我的主张弄歪曲（如我说亚细亚生产方法与亚细亚生产方法残余的区别，他就代为改做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区别，详情见本书）再来批评，就是不懂我的原意而信口开河。总说一句，凡他批评我的话没有一句是站得住脚的，读者披阅我的迎战论文，就可以知道。
现在请问高明的读者，我在上面所举的三个例子，可以称为名副其实的批评么？我想没有人会说“可以。”因为既名之曰批评即应从破的方面着手，不应从立的方面着手。固然，要破他人的主张自己必须立一种主张。但这应从破的中去立，不应从立的中去破。然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为什么专喜编讲义式的批评而不采取真正批评式的批评呢？因为前者最容易而后者最困难。一个人对于某项问题只要读一本十万字的书，至少可以编成一种五万字讲义式的批评。遇着这部书上讨论过的各点，他可以拿去做进攻论敌的武器，遇着没有讨论过的各点，他可以一声不响地混过去；至于论敌有什么主张，他可以依照书本上的说法，用一些空洞话去反驳，不必切实拿来加以讨论。这是多么容易的顽意儿。
但一讲到真正批评式的批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你的论敌在谈天，你要跟着去批评他所谈的天，你的论敌在说地，你要跟着去批评他所说的地，你的论敌在论古，你要跟着去批评他所论的古，你的论敌在议今，你要跟着去批评他所议的今。举两个实例来说“‘开山’胡博士”在讲先秦诸子，杜威，詹姆士，达尔文，你必须跟着去批评他所讲的先秦诸子，杜威，詹姆士，达尔文；“中国恩格斯”在讲马克思，摩尔根，“锄头考古学，”你必须跟着去批评他所讲的马克思，摩尔根，“锄头考古学。”
讲到这里，那些编讲义式的批评家必定磨拳擦掌地上前质问道：“我们何尝没有‘跟着’，我们何尝没有‘跟着’？”我的答案是：“你们虽也‘跟着’了，只是远远地‘跟着’，不是紧紧地‘跟着’，换句话来说，不是旗鼓相当地‘跟着’。”所谓旗鼓相当地“跟着，”就是遇着重大而值得详细讨论和发挥的问题，你的论敌做一篇四万字的论文，你最好回敬八万字，否则四万字也可以，至少．总要两万字。我这种说法并不是只注意量而不注意质，质当然极重要的，有时还在量之上。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约达十六万字左右，而梁任公先生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一至四一页）虽不过一万多字，但在质的方面真算是极批评的能事，大可作为一般编讲义式的批评家的模范文章。我说他的质好，并不是承认他的意见都对，而是说他是名副其实地在批评胡先生的大著，不是像叶青先生一样，名为“批判”实际是在“著哲学史。”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大家都不知道或熟习的重要问题，单靠质的方面好是不够的，必须在量的方面有充分的表现。这是参战的人应当注意的。
“‘处处有路到长安’，立中带破亦批判，难道一定要像你一样规定破中带立与质量双全才算得批评么？”我想参战的人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相质问。我的答案是，凡标明要批评他人的论文（自立一说而附带批评他人的论文不在此例）如果做不到这个标准，绝不能算作健全的作品。为什么呢？理由最明显而简单。你如果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同情的态度不在此例），去批评别人的主张，你必须先用全力推翻他的主张，然后能建立你的主张，否则你便是在做滑头买卖，自欺欺人。举个例来说，郭沫若先生说西周是奴隶制，而周绍溱先生则认西周为农奴制，持此说去批评郭先生，但他并不把郭先生的主张打个粉碎，只是自己找些证据，建立自己的主张。这是很滑稽的。因为西周只有一块地皮，上面的建筑物或是奴隶制，或是农奴制，或是二者的混合制，或是其他制度，但无论如何，上面只能容一种建筑物，周先生没有拆毁郭先生的伪建筑物怎能成立自己的真（这里所谓真伪是就周先生的立场说的）建筑物呢？
这个例子明白表现，凡大张旗鼓要批评别人著作的人，在实际上如不能从正面详细反驳别人的主张，只是在大编讲义之中，用旁敲侧击的方法，附带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这种人决不能算做批评家。批评本来是一种最烦难的工作，本来是不容易担任的。马克思说：
“我是一个批评家”（“IchbineinKritiker.”）
像马氏那样敏锐无比的眼光，和百科全书式的脑袋，对于批评的工作，自然可以胜任愉快，并且咄嗟立办。至于我们这些人也要从事批评，那非有充分的准备，并极端小心谨慎不可。就我近两三年来的学术生活讲，我曾因胡适之先生说了“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叫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举，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见《胡适文选》序言三页）这句不负责任的话，便花费五个月工夫研究达尔文的著作和达氏以后各家的生物学，完全击破他的主张。我因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应用所谓摩尔根“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便花费一个月工夫研究摩氏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书，彻底解决他的胡说。我因要批评陶希圣先生的四部大著,便一方面替他的书做索隐,一方面借阅《廿四史》中的某几种史书，因此花费六个月工夫，仅草成十万字，然他所有的矛盾，他自己感觉不到的矛盾，我都替他指出来了。我说这些话，丝毫不含有夸耀的意思，我只是表明我们要想批评别人，须先下一番刻苦的工夫，多做准备的工作，然后能对我们的论敌下正确而深刻的批评。“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我现在把这句话改过来，叫做“欲求批评对，须下死工夫”！
但我们看一看论战中的情形怎样呢？是不能令人抱乐观的。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胡秋原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发表意见道：
“李季先生在《贡献与批评》中笑我不当赞称陈邦国君的文章，其实我称许过的几篇文章，只是觉得那几篇都还算是有意见的；而其余的，可说很少发表价值之意。”（见《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九页。）
在论战中经历过四年的陶希圣先生于看过《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后，也发表他的感想道：
“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陶文八页）
大家把胡陶两先生的话细玩一下，就可知道战场中的大概情形了。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起来参战的人平日对于社会科学和中国问题没有多大的研究，所以在论文中处处露出捉襟见肘的样子。中国的人才非常缺乏，这是一时改变不来，没有办法的。不过这不是论战四年或一年没有长足进步的唯一原因。此外，实在另有一个大原因，就是许多作者并非为解决中国社会史的问题而参战；却别有用意。有的是为着解决面包问题，乘机做几篇文章，取得一笔发表费。这自然不能算作一桩坏事。不过各人应当尽可能地多下研究工夫，不要完全为着吃饭而参战（我也是个文丐，不过我情愿译书去买钱维持生活，不愿把这个战场当做噉饭所。）有的是为着赶时髦，不管自己的力量怎样，拼命制造货物，向战场上输送，借此取得参战员的地位。
有了后面两种情形，所以战场上多系胡先生所称的“很少发表价值”的文章，和陶先生所称的没有“逐时代详加考察的”“短篇论文。”再明白些说，《读书杂志》发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合刊本至三次之多，《文化杂志》又继起于后，而内中却很少针锋相对的文字。胡先生对别人的参战论文痛下针砭，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天字第一号的粗制滥造者！他宣言在“病中”“竭三日之力”草成四万字的大文，我虽绝对不相信，但我猜他也许是在十天或半月之内做成的。因此他的论文不独包含三十种以上的错误，并且粗浮浅薄到无以复加。例如我对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内容明明举出七个要点，他因来不及细看，遂只举出一点来加以申斥（参看《文化杂志》创刊号胡文三五页）；我对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区别说至三千余字，他因没有能力反驳，遂用一句空洞话敷衍过去，就是：
“其实李先生所举的七个特征，一点也不是先资制与亚洲生产制区别的特征，反之，更是中国先资本主义时代之‘征’。（见同书同号胡文一四页）
像胡先生这样的战法，就是月出一本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刊，出至一百年，战至一千二百次，也不会解决问题；因为他在广告上，标题上和小注中虽装腔作势，大叫对我宣战，在实际上，恰和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一样，是宜而不战！
然这却不是胡先生一个人的毛病，而是论战场中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故我不惜反复加以申说。要消灭这种现象，只有请那些为解决面包间题而参战的人忍痛少吃一片面包，多用几分工夫研究，更要请那些为赶时髦而参战的人在茶余酒后多看几部书，细心研究一下，再来出马。无论如何，大家应抛弃“日草万言，多么合算或荣耀”的心理，广征博引，并穷思苦索地做文章，尤其是要严格遵守梁任公先生所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战时国际公法。”这就是说，大家不应当再做编讲义式的批评文字，应做破中带立的批评文字。中国近三五年来社会科学的进步，比较迅速，但就论战中针锋相对的一点看，不独赶不上《古史辨》的论战，并且赶不上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是一种羞辱，这是大家应当及时改正的。
我这篇序快达到三万字，本来应当收束了，但还有一点如果不说明，足以引起很大的误会。就是我虽极力主张在论战中打破资产阶级的学者的绅士态度——即虚伪态度，让我们的“真情之流”“自然流露”出来，但我并不是提倡专门骂人。我和人家论战时，虽“有时且出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态度，”然这只止于“有时，”我非至理直气壮，情不自禁的时候，决不采取这种态度。大家试披阅我的一切论战的文字，就可以看出内中所包含的嬉笑怒骂的成分是非常之少的。而并且我的嬉笑怒骂是如分而止，决非谩骂。任曙先生说得对：
“革命家有强烈的仇恨反动阶级的情绪。但必须不忘理智，并立基于科学之上，深刻的诅咒是没用的，应求深刻的认识。”（见任著《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册四一三至四一四页）
说来也奇怪，任先生知道说这样合情合理的漂亮话，自己倒是一个谩骂大王，一个好作他自己亲口承认的“没用的”“深刻的诅咒”专家！例如他因陶希圣诸先生引用了日本东亚同文会所调查的含有错误的中国耕地分配状况表便骂道：
“这显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故意捣鬼，没有别的。但帝国主义的工具们，中国一般资产阶级的猴儿崽子竟深信？）不疑”（见同书一册二二五页）。
“我们可以说最后这一抄袭派，比较前面两种抄袭派不仅可耻，更是凶悲万状。”（见同书同册二二七页）
陶先生等如果是不知道那个表的错误而予以征引，任先生只能责备他们不应如此轻率而盲目地拿来应用，如果是知道那个表的错误而故意征引，任先生也只能骂他们是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工具，何能丑诋为“猴儿崽子，”“凶恶万状”？据我的推测，他们大概是出于无知，而不是出于明知故犯。因为他们要欺骗民众，方法很多；何必借助于这种阗一经比较真相立见的错误的表呢？错误是每个研究问题的人都会发生的，像马克思那样的大学问家有时也流于错误。然错误只是一种错误，不是一种罪恶。例如任曙先生自己把马札亚尔的话一起征引来误作马克思的话，并注明原文见《资本论》（参看任著一册八二页），陶先生或和他对骂的严灵峰先生如照他的话回敬他，岂不也要骂他是无产阶级的“猴儿崽子，”“更是凶恶万状”么？然而陶先生或严先生却不这样回骂，正是他们比任先生高明的地方，因为这种离事实太远的无聊的谩骂映入读者的眼中，不独不会煽动他们对被批评者的愤恨，并且将引起他们对批评者的反感。所以即使不为讨论问题的前途计，专为任先生个人的利益计，这样的骂也是有损无益的。
然而一个谩骂大王的骂，花样是很多的，否则不成其为大王！当任先生还没有开始批评时，即在他的大著的第一章说：
“但这里，我想暂时不宣布所引来的意见的一部分书报和作者的姓名。虽然我是本着真理的出发和革命的立场，而小布尔乔亚的学者是最怕损伤尊严的，恐将来在他们批评本书时生出题外的纠纷，反阻碍了真理的论究。”（见同书一册三七页。）
自第二章起，我们果然看见内中充满了“见陶××著中《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一章第一段第一句，”“熊××：《中国社会史研究》二三一页，（一九二九，八）”和“严××《再论中国经济题》一八页”这一类的东西。这样一来，在表面上是任先生大发慈悲，极力替“最怕损伤尊严的”“小布尔乔亚学者”“掩丑，”在实际上是比骂他们做“资产阶级的猴儿崽子”还要恶毒。因为这样，表见他们的著作都是污秽龌龊不能见天日的，故用得着任先生代为“包荒。”然而“陶××”“熊××”和“严××”的名下既各附有书名，在读者的心目中，谁不知道是陶希圣，熊得山，和严灵峯呢？即任先生又何尝不知道读者会知道此事呢？陶熊严等等的名字和著作经任先生的“批评”都是出不得众的！任先生这样的骂人新法，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猗欤休哉，谩骂大王万岁！
大王的威风凛凛，固然不可侵犯，但我是“初生的犊儿不怕虎，”所以当我做参战论文时，很想批评他。尤其是大王曾下诏求贤，说：
“假使谁高兴来指责我们错误的话，那是非常欢迎的，我们自己一点都不掩饰，但盼望以革命立场劳动立场为出发。”（见同书一册二八一页）
我虽不是什么“贤，”“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并且自信没有离开过“革命立场和劳动立场，”因大着胆子，本我一得之愚，贡献于大王之前。我在参战论文中谈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出现，必须先有一个垄断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一个一无所有，专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出现然后才能成功，于是说道：
“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即已备具这两个条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术输入以后，我们的产业资本主义便马上可以发轫了。由此可见任曙君所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这一特性久已为谈中国问题者所公认，’（见任著《中国经济研究》八四页）等语，只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中国如果不备具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条件，无论怎样‘外铄’是‘铄’不来的，如果不信，就请任君挟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去铄一铄五指山的黎人和云贵等处的苗子！”（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拙文五六至五七页）
我这段话本来是很合情理的，不意大王见了，勃然大怒，斥为“似乎太过混乱，简直无从答复。”（见同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任文五九页）但他于无从答复之中，引用了刘镜园先生的话来答复我，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铄，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用长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以后移植进来。”他于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大概这用不着我再饶舌了吧？我想这让他们两位马克思主义老将去争，让我这真正的‘新兵’休息几分钟。”（见同书同辑任文六一页）
但我还是要和任先生争，不和刘先生争，因为刘先生虽承认外铄，并没有明白否认内在的原因，而任先生则于他的说法之外加入“不是内在的”五个大字，那就非常机械，表现否认内在的原因了。试问任先生拿他的话做护身符，有什么用处呢？
然大王也有大王的聪明，何尝不知道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所以他看了我那段批评后，骂性复发，一面修正自己的主张，一面预先把我骂一顿说：
“我们的外铄主张是根据实际立论，是指的最主要的关键。假使有人以为我们完全不管内在关系，只看见惟一无二的外铄，那么我们亦只有付之一笑，因为那是无中生有的谣言之故。”（见同书同辑任文四三页）
任先生在我们上面所征引的一段话中明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此处竟说人家认他完全不管内在关系，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到底是谁在造谣，请高明的读者判断吧。
任先生既以谩骂称王，我侵犯了他，自然应该挨骂，所谓罪有应得，于人何尤？因此我深自反悔不该随意批评，以致引起大王的斥责。但我把他的大文看完，才知道他最怀恨我们——尤其是我——的地方并不在这几句批评，而是在我们——尤其是我——根本就不应当起来参战。试听他说吧：
“过去大家都未开始此项全部工程，工程师也许睡觉去了，故此我这一个‘不学无识’的工匠不得不出来承乏。现在呢，一样还未能令我感到满意，使我不能歇手（大家注意这个毛头小子自夸的口气）。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我们众多的工程师，而是事实上不得不然：‘相似的主人，相似的奴仆’，无耻无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自亦不能不因缘而出现些同样不高明的‘模仿人，踏袭人，外国大商店的小小负贩人’的一些买办性唯物论经济学的工程师，这是必然。这你说我诋毁了谁，我是管不着的，然而我却是说的沉痛的罪言！谁能否认：‘思想的混乱是统治者的利益’吗？然而我们众多的工程师却又安之若素，甚至准备助长这一混乱，这又安得不令人发指！”（见同书同辑任文六三至六四页）
任先生这段话虽然很长，虽然带有充分的外交家的词令，但他的真意很简单，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总括如下：
“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我是一个顶刮刮的老资格，那时你们干什么去了，‘睡觉去了’么？我苦苦开辟的江山，你们现在竞闯进来了，你们说这些那些，把思想愈加弄混乱了，把我的权威削弱了。你们这些无耻无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奴仆，你们这些不高明的‘外国大商店的小小负贩人’，安得不令我任大王，头发竖起一尺长！”
我想这是任先生心坎子上的话，不过他不便这样露骨的说出来罢了。他本人也许又要说我是在“造谣，”但高明的读者必能证明我只是把他的真意和盘托出。他这个谩骂大王骂自然比泼妇骂街的骂厉害万倍，因为泼妇只知道骂：死呀，活呀，臭呀，烂呀，而大王则于这些普通术语之外，还知道用无耻无能的“模仿人，踏袭人，外国大商店的小小负贩人”和“买办性唯物论经济学的工程师”等等的新名词。大王的知识远在骂街的泼妇之上，宜其站在她们的头上而称王了。
不过任先生在谩骂的知识上虽可称王，一到讨论中国问题，其言行的卑鄙，见解的糊涂，实为论战场中所仅见，试举一例来说：他著了一部什么《中国经济研究》，自作一序，冒称出自他的同乡刘伯庄先生的手笔，故名为刘序。他在这篇所谓刘序中和老鼠援称钩一样，自称自地说：
“单是这本‘绪论’就有划时代的意义”（见《中国经济研究·刘序》一六页）
“划时代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就是：
一，帆船代表封建经济，
二，轮船代表资本主义！
马克思固然说过“手磨机产生封建领主的社会，蒸器磨机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见《哲学的贫困》原文九一页）但这绝不是指手磨机后来不会站在辅助的地位，替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任先生不明白这个道理，竟于中国海禁大开，帆船多装运资本主义商品之后，主张帆船代表一种与资本主义对峙的封建经济，岂非荒天下之大唐！恩格斯谈及英国的发达曾说：
“旧封建法律的诸形态大半保存着，并取得一种中等阶级的内容，甚至在封建名称之下，直接注入一种中等阶级的意义”（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原文五○页）。
这正是封建外表，资本主义内容的说法。帆船的问题，事同一律。自五口通商以后，它仅残留着封建的外表，实具有资本主义的内容。连这种事实都看不清楚的人，还在那里高谈中国问题呀！
这就是任先生“划时代”的“名著”内容的一斑！现在总括起来说：他自己的学识是这样低，而谩骂的程度却那样高，试问这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什么用处？如果谩骂可以解决问题，那《读书杂志》用不着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只须请十个八个泼妇对骂一顿，令十个八个速写记下来就成了！“深刻的诅咒是没用的，应求深刻的认识。”任先生其猛省！
我胸中要说的话已经倾吐了许多，现在真正快要告结束了。不过把上面的批评文字回顾一下，马上又想到叶青先生“这个也反对，那个也反对，是自陷重围底办法”一句。我的“自陷重围”是完全没有疑义的了。但我为真理而作战，应不惜牺牲，为指摘战场上的病态而慷慨陈词，应得到追求真理的人们的谅解。俗语说：
“不打不成相识。”
战场上不乏勇敢有为的青年，也许因我们一打，打得互相认识，各人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洗刷从前的错误，而努力前进，共同迅速解决我们正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就好的方面讲的。
不幸成见做了各人的主人翁，大家不问什么真理不真理，惟找些枝枝节节的问题，以报复为能事，那我当然成为众矢之的。至于我对付的态度可分为两种，今特预先声明如下：
一，我的论敌对我的批评虽非针锋相对，而提出的问题的本身却甚重要，大有讨论的价值，如胡秋原先生此次所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一样，那我只要有机会，一定起来应战。
二，我的论敌对我的批评既非针锋相对，而所提的问题的本身又不重要，目的只在于谩骂泄愤，如陈邦国和任曙先生此次所提的问题一样，那我决定不再迎战，任听他们从头至尾骂个饱。
末了，还有关于本书的两桩事也要在此声明一下。
一，本书前面一小部分虽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三辑上发表过，但因我对于氏族社会终止期的提早，不独将内容改变了，并且新增了二万字左右。即与此无关的各点，有的因为十分重要，从前的说明不充足，特加以增补；有的因为近乎枝节，不应在本书子上出现，特加以删除。又对陶希圣先生的批评既系六个月以前的作品，取材当然只以他从前所出的四部书和其他散篇为限，近半年来，他又刊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二两册，并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上发表一篇，改变主张的短文，本书付印前，特将有关于对他的一二项问题批评的材料，从新加入，以求完备。
二，本书第一辑所批评的中西学者或文人，本在三十人以上，而目录中只表见六人，因为有些是在立中带破时批评的，有些是在击破一个主要对象时附带批评的，如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之，安特森，路易，马札亚尔，丁文江，周予同，叶青，顾孟余，梅思平，梁园东，熊得山，周谷城，朱其华，杨东尊，黎际涛，任曙，杜畏之，李麦麦，拉狄克，……诸先生都在被批评之列而目录中的六人，有的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宿将”即郭沫若和陶希圣两先生，有的是“俄国有名的”“学者，”即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诺夫两先生，有的是新近才入战场的人员，即陈邦国和胡秋原先生。
我为什么对于学术界好些有权威的人仅附带加以批评，反把两个新进的青年列在批评的主要对象的首尾两端呢？这是有个原因的。我的参战论文原名为《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既要想有所贡献，便当首先从立的方面下手，因此我对于自古至今的中国社会的发展，立了一个系统，依照生产方法的变化，分成五个时代，而我对他人的批评的标准与限度也由此规定出来了。上表所列的许多权威不是对于中国问题没有有系统的说法，就是说的较他人为略，不能作我的批评的主要对象，故只能或详或略地附带提及一下。我谈中国问题，是从古代讲起，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一个时代，据我所知，没有人比陈邦国说得更多而更错误的，因此我便从他开始了。他把氏族社会列在原始共产制之外，他的说法如果能够成立，则我所标举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便没有氏族社会的分，我一举步就遇着障碍，所以严厉地指摘他这一点的错误，对于他的论文中其它阶段不复提及。他不知道是不明白我这种用意，还是故意要来骂我，便在最近一文中说：
“我们希望李君对于我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身有所批评，不想竟未一言提及，只尽咬文嚼字的东咬一口西咬一口。（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陈文二一页）
其实我并不是不批评他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身，”而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生产方法这个阶段，没有越出范围，批评他其他各点的可能。我旋在批评陶希圣先生的论文中又提到他对那个时代的主张，就是一个明证。不过像这样的感想不是他一个人所独具，而是一般被附带的人所同具的。例如顾颉刚先生也说过：
“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见第一册二二七页）。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见顾著《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三页。）
一个人对于顾先生“早已自己放弃”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故意加以讥笑，原不应该（我的参战论文也批评了这一点，后来找出他自动放弃的说法，故本书即削去此项批评）；一个人如果批评他的全部著作只取枝叶而不涉及本干，也不应该。不过我们在立的时候，或在破的一定阶段中，批评了别人的主张，无论是“本身”也好，本身以外的赘疣也好，“本干”也好，“枝叶”也好，希望他们以坦白的心情，明白予以承认或否认，不要企图在“东咬一口，西咬一口”和“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由这一类空话之下，埋没自己的长处，或掩护自己的短处。因为这也是一种小小的手法，故我特别提出来说一说。
自陈邦国关于原始共产制的说法以后，对于殷周两代的描写无有过于郭沫若先生那样详细的，故我的目标转移到他的身上。其次关于秦汉至清代这个长时期的说明，当以陶希圣先生为巨擘，所以我又和他交锋对垒了。这种事实足以说明我对于人们的批评，完全以他们对于某个阶段所占的位置为转移，并不是我存心要与谁为难，便先从谁下手，也不是要避忌谁，就对谁一字不提。由此可以证明陈邦国所谓：
“要晓得：神州国光社可以为着《读书杂志》而借重‘宿将’的身价，但李季的声价是不值得为二元钱一千字的稿费而拍卖的！”（见《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陈文二二页。）
这才是“东咬一口西咬一口”的“胡说八道”（引陈某语）。近几个月来将自己的本身拍卖给人家的是谁，已成为著作界一种公开的秘密，用不着我提及了。
我对于陶希圣先生的批评本分五大项，而本书第一集所载的仅至第二项为止。以下的三项当编入第二集中。然在对陶先生的批评正待继续之际，忽遇着《文化杂志》创刊号出版，胡秋原先生左手挟着杜布洛夫斯基，右手挟着波卡诸夫，来向我宣战。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是一个急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胡先生使战局向这一方面展开，是极有意义的，所以我暂时抛开对陶先生的批评，急起对这三位一体的巨人迎战。当我动手草迎战论文时，胡先生已是神州国光社的编辑，然我并不因此改变向来论争的态度，这就是说，并不因此改变我对陈邦国，郭沫若，陶希圣，顾颉刚诸先生争论时所持的那种严厉的态度，而神州国光社更不因此而拒绝本书的出版。这桩事是双方人格的试金石，更是各小报和党派捏造关于双方的许多谣言的死刑宣告者。这桩事是双方以真理为前提，而不以私人关系为前提的大公无我的真精神的表现。所以我将迎战的论文刊在本书的后面作为附录，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国人颇为生疏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供给充分的研究的材料，而尤在于双方对批评界树立一种求真求实的独立精神。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桩事，而我的长序遂在这种满意的感情中告终结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作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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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古代哲学中绝的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十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古代哲学中绝的批评
（一）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二）“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三）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四）“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五）“哲学灭亡的第四个原因……乃在方士的迷信”（六）春秋战国时代四大系的思潮（七）用“胡子头发一把梳”的办法治哲学史（八）“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九）“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一○）难道是“古学党”的宣传部长？（一一）“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一二)“第四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一三）介绍并批评梁启超所补充的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更大的原因”（一四）不通的标题（一五）四系哲学的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分析观。
第十九，胡博士这部《哲学史大纲》不独是每篇错误百出，并且几乎每章都是如此，不独起首一章（指二篇第一章）错得顶厉害，并且末尾一章也是如此。其实起首一章的错误还算情有可原，因为他至少尚知道从所谓“时势”中去找哲学结胎的原因；到了末尾一章他简直把这种手续免去，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因此弄出来的错误，便令人无从原谅了！可是我们暂且先听一听他的伟论罢。据他说，“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约有四种真原因”：
（一）怀疑主义的名学。“中国古代的哲学莫盛于‘别墨’时代……不料这支学派发达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这种根本上的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荀子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怀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因为他把“充虚之相施易”，“坚白异同之分隔”，看做“无益于理”。“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偏狭了。”他简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都是没有的用。……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哲学界有了它，“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三）专制的一尊主义。怀疑派的人持一种智识上的悲观主义，以为“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篇》）荀子欲救其弊，乃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恶乎止之？曰，至诸至足。曷为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这就是李斯后来所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四）方士派的迷信。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至春秋战国时又因几种原因而“增添一些势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仙人迷信。四是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士的宗教。”当时的君主如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秦始皇都迷信这种宗教。尤其是秦始皇极力加以提倡，“到处设祠，封泰山，禅梁父，信用燕齐海上的方士，使徐市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卢生去寻仙人羡门子高，使韩终，侯生等求不死之药，召集天下‘方术士’无数，‘候星气者多至三百人。’这十几年的热闹遂使老子到韩非三百年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一个方士的中国了。古代的哲学，消极一方面，受了怀疑主义的打击，受了狭义功用主义的摧残，又受了一尊主义的压制；积极一方面，又受了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学从此遂真死了！所以我说，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不在焚书，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
以上从胡博士古代哲学灭亡的四个真原因的撮要，原文共有十大页，此处所引不过四分之一，因此，我们的批评不能完全以此为限。现在分条讨论如下：
一，我们在上面的批评中已经指出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潮共分四大系，这不是胡博士所说的道，儒，墨，法四家，而是：
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
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
代表农工阶级的墨子系，
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
这四大系既各有各的阶级背景，也各有各的主义和学说，虽因同时并存，可以互相影响，而各系的游离分子甚至于将此等学说混合起来，然其主要潮流各有分别，是不能并且也没有混在一起的。所以各系中人始终是互相非难，各不相下，如墨子的攻击儒家，孟子的排斥杨墨，进攻许行陈仲，荀子的批评老庄墨子，庄子的非笑儒墨，老子的抨击儒墨法三家，都是其中彰明较著，信而有证的。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真原因，应当按照各系的情形，加以个别的分析，才能得到真相。不意胡博士虽著了一大本《哲学史》，对于此等思想系统及其背景始终不懂，以致应用我们乡间所谓“胡子头发一把梳”的办法，将它们混在一起来讨论。他说，科学的“别墨”一派正在发达之中，竟受了庄子一篇《齐物论》的“根本打击”，试问这是什么话？坚苦卓绝的墨者，自信力是何等坚强，做成“中国古代第一奇书”（《墨辩》六篇）的墨者，知识是何等优越，因反动派的庄子做了一篇《齐物论》，就“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只有实验主义者才做得出这种结论！
胡博士自言从赫胥黎学到一个“拿证据来！”平日也喜欢用证据，现在要问他这种说法有没有证据？有的，就是“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可是我们在第八项中已经说过，慎到虽时常证引墨子的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墨者，这种证据是没有用处的。还有一层，胡博士在《哲学史》的第八篇指出墨学的灭亡，“第一是由于儒家的反对”，“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并没有涉及庄子的怀疑主义；现在竟将自己前次所举的原因，一齐抹杀，另来一个庄子的《齐物论》，可见他著书多系东拉西扯，临时凑成的。
墨家一系哲学中绝的原因，既不在区区一篇《齐物论》，儒法系更不用说，因为胡博士自己明明承认荀子，韩非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是怀疑主义的反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至于许行一系的实行家当然不会受这种无聊的空谈的影响。于是还只剩着道家一系或有受影响的可能，但仍旧没有证据。不，依照胡博士的说法，《庄子》一书在两千年前即已发见和达尔文一样的“物种由来”说（即所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说如果是庄子本人倡的，可见他的怀疑主义并不能影响他自己，如果是后人倡的，可见他的怀疑主义也不能影响他本系的同志。自我们看来，《庄子》一书中既没有达尔文一样的学说，而《齐物论》在思想上也没有表现什么影响。胡博士如不以这句话为然，即请以慎到为例。这个人是他所认为完全接受怀疑主义的，宜乎“以‘不谴是非’为高尚”，不肯“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了，但他在第十二篇曾告诉我们说：
“慎子的‘法治主义’便比儒家进一层了。……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报出‘法’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标准，如钧石权衡，因为是‘无知之物’，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
倡“莫之是莫之非”学说的慎子居然能创造一种“比儒家进一层”的“法治主义”，并指出“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的法的“客观的标准”，可见《齐物论》自《齐物论》，科学进步自科学进步了。至于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为受了《齐物论》的影响，更是一种无稽之谈，值不得我们一驳。由此看来，所谓“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了！
二，胡博士把荀子，韩非等“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看做庄子怀疑主义的反响，其立论的浅谬，和他认庄子的名学是“别墨”一派名学的反响，而墨学的中绝又是受了《齐物论》的影响那样的议论，没有两样。在他自己以为是在做“明变”的工作，系他所举的哲学史三大目的之一，万不可少的，但自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拉扯”的工夫，只能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不独没有用处，而且贻误后学。各系的学者既各有其阶级的背景，则一种学说的出现必然是按照本阶级的需要而来的，决不像公子哥儿闹意气一样，你有这一样，我就要弄出那一样来和你比一比长短，见个高下。荀子倡这两种主义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急于要升为统治阶级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后来李斯利用师说获得成功，就是一个明证。此等学说的出现和庄子的怀疑主义没有因果的关系，有了怀疑主义，它们固然要出现，即没有它，也要出现。（不过有了它，对于他们多少要发生一点影响。）试看荀子是何等喜欢臧否人物，他对于老子，申子，它嚣，魏牟，陈仲，史鱿，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一律加以批评，尤其是对于他所不赞成的学说，必定长篇阔论地驳个痛快，如用《性恶篇》驳孟子的性善论，在《富国篇》和《乐论篇》中驳墨子的节用与非乐论，在《正名篇》中驳“杀盗非杀人也”诸说，在《正论篇》中驳宋子的学说是。他对于庄子的批评怎样呢？只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话。他的两种主义如果真是为庄子的怀疑主义而发，拭问岂有不来一大篇驳论么？他的默不作声就是胡博士的推论不过一种曲说的反证。
“狭义的功用主义”既是儒法系为着本阶级的利益，应时势的要求而发，（其实胡博士自己也承认此说，所以说：“这种极端的‘功用主义’，在当时韩非对于垂亡的韩国固是有为而发的议论。”）其他各系因立场不同，自不致一致接受，这是很显明的道理，不意胡博士不肯细心考察这种实在的情形，偏偏好发空议论，说“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他既没有提出证据，怎能断定各系一致奉这“短见的功用主义”为准绳，而不再去求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达呢？所以他说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
三，儒法系“狭义的功用主义”既不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真原因，它的“专制的一尊主义”自然也事同一律，用不着多说。不过我们在此处应当指出唯心论的经验主义者是怎样夸大荀子“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的作用。他似为这“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我看到这句话，疑心他秘密组织了一个什么“古学党”，并担任了宣传部长的职务，不然，他便没有这样信口开河的必要。区区九个字就可以宣告全部古学的死刑，这比庄子的一篇《齐物论》有效得多了！伟矣哉，文字的力量！可怕呀，“死刑宣言书”！
好了，我们不要停在此处开顽笑，应当正正经经说几句。胡博士对于荀子的话实在犯了穿凿的毛病。“学问无止境”的大道理，荀子是懂得的，所以他在这九个字的上面预先说明：“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定也）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同时他在这九个字的下面又明白解释“止之”两字是要“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如把上下的文字连贯起来看，那就是说，知识原无止境，所以没世穷年不能探遍，但应当有个标准，有个范围，才不致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于是便不能不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师，而以其制为法。胡博士不知注意上下的文意，竟断章取义，把这九个字曲解作“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于是大惊小怪地指它为“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这种手法彷佛江湖术士的耍把戏！
“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是“专制的一尊主义”，不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也不错。不过墨子也曾说过：
“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
胡博士既说“墨子是一个教主”，便应当承认他这种说法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并包括教育在内。他的话和荀子的话虽不完全相同，然其为“专制的一尊主义”则一，胡博士在讲墨子的“尚同”时，也征引过意义相同的句子，何以不斥为“专制的一尊主义”，何以不斥为“科学的封门政策”，“哲学的自杀政策”呢？恐怕是因当时墨学正在勃兴之际，用不着这种材料罢！
还有一层，所谓“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是要一般科学家与哲学家接受这种“专制的一尊主义”，才会呈出如此现象。现在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理由，儒法系以外的三系决不会接受这种主义（就是主张“上同乎天子”的墨家也不会听命，因为它明明要“选择贤能圣智辩慧者立以为天子”，在此举未能实现时，它还是要反对“专制的一尊主义”）；其实儒法系又何尝奉行过这种主义？当胡博士拿笔草这一段文字时，他的下意识中恐怕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于“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收策”之后，马上变更论点，把韩非的说法与李斯的实行这种说法的事实叙述出来，想借此淆惑读者的心思。殊不知李斯“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对于科学哲学界仅系一种外来的暴力，与焚书坑儒同其性质（胡博士也说“这两件事……都不是古代哲学消灭的真原因”），至多不过是科学的被封门，哲学的被杀，绝不能与“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混为一谈。况且李斯的政策并没有贯彻出来，其效力当远在焚书坑儒之下。所以胡博士所说的“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了！
四，卡尔说得对：“宗教是被压者的太息声，是一个无情世界的心情，是种种惨淡无光的状况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人民虚幻的幸福”。当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仍，被压迫阶级的痛苦，都有增无减，宗教的迷信也与时俱进，这原是不足奇怪的。可是宗教迷信的增加与科学哲学的发达，并非绝不兼容的，它们可以同时并进，春秋战国之际就是一个显例。因为不独各阶极的人知识思想各不相同，即一个阶级的人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一部分人尽管沉溺于宗教的迷信中，愈陷愈深，但另一部分人（指这个阶级一部分开明的领导者）可以跑上知识的道路。日趋光明，尤其是在一种学说已有根基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更大。试看前几年我国所谓同善社，悟善社遍布全国，上自武入官僚，下至绅士老百姓，都趋之若鹜，不独没有因此影响国内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且这些学科也与之惧进，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胡博士指秦始皇时方士十几年的热闹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殊不合理。他应当知道方士的热闹是一种外部的势力，恰和焚书坑儒一样，假史四大系的学说没有内部崩溃或停滞的原因，这种热闹对于它们不会发生影响，即发生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胡博士说：“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他以为方士的坑杀对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而在实际上并无益处，那么，他所谓方士的害处，也就未见得真是害处罢！至于说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同化了古代哲学因而灭亡了古代哲学，又是一种杜撰的话，我们用不着驳斥，叫他先实行赫胥黎的教训，“拿证据来”！然后要求答复。总而言之，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仍旧是一个假原因。
大家看了以上的驳论，就可以知道唯心派的实验主义者，美国道地的哲学博士，和自命为中国治哲学史的开山人做出这十大页的古代哲学中绝的结论，可含有半点真理？！好一个实验主义者，好一个哲学博士，好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第一个批评这部哲学史的梁启超虽本于唯心论的见地，承认这“四种真原因”，但他还觉得不够，不替胡博士补充“两个更大的原因”：
“第一，凡当民族混化社会剧变时代，思想界当然像万流竞涌，怒湍奔驰；到这种局势完全经过了，社会状况由川湍变成大湖泊，当然是水波不兴，一拭如镜。战国和秦汉的嬗变，正是如此；思想界发扬蹈厉了几百年，有点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时代。
第二，中国人本是太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像孔子这派的中庸态度本来是最适于这个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料，尽够人受用，所以特种刺激过去之后，自然是唯他独尊了。”
梁大玄学家看见胡大博士完全用唯心论解释古代哲学的中绝问题不大巧妙，于是极力靠近唯物论，冀得一种满意的解决。不意他的脑子里满装着民族的意识，兑把生产力和生产方法发展的问题抛开，拿住“民族混化”做主干，对于思想界打一个譬喻，归结到“有点疲倦”，“移入休息时代”。（一“休息”就是两千年，好“疲倦”啊！）这种用“当然”起，“自然”止的论断法再巧妙也没有了，只是空空洞洞，未尝告诉我们一点实在和具体的东西！
梁氏于民族问题之外又加上一个地理问题，以为“大平原民族”“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可是这种性质于“久已养成”之后，偏因“特种刺激”，来一个春秋战国五百年的长时期的“例外”，实在有点奇怪。这“特种刺激”是什么，未蒙明示，实在有些神秘。按着是孔二先生的遗产丰富，尽够我们这个民族受用，我们于感潋之余，便馨香祷祝，尊之为“大成至圣”！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梁氏替胡博士所补充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无非是几句空话，一套玄谈！我们所要急切知道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实在的原因，而他所说的是一个文学家的美丽的比喻。他谈到“休息”，难道灭亡仅止于“休息”？他又谈到“独尊”，难道“独尊”可以衬灭亡？可怜，唯心的哲学家，可怜，玄学的批评家！
胡博士的“四种真原因”和梁启超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对于“古代哲学之中绝”的问题既完全说得不中肯，实在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们以为此事还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解决，当从标题谈起。胡博士“古代哲学之中绝”这一章的标题完全不通，如依照这个题目去做文章，即做一万年，也做不通！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只有一部分中绝了，另一部分是转变了，并没有全体中绝。所谓“怀疑主义的名学”，“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甚至于“方士派的迷信”明明也是一种哲学，怎好笼统地说古代哲学中绝了或灭亡了？此话如何说得过去？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分别来看。
当秦始皇统一江山之际，可以说就是周代封建生产方法正式告终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完全占得势力的时代，当秦汉递嬗之际，可以说就是士和新兴地主阶级正式开始掌握政权，和小有产的农工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完全失败的时代；前者的标记是秦废封建为郡县，而后者的标记是揭竿斩木起而亡秦的农工和无产者终于崩溃，而泗上亭长所领导的文士武士的集团获得最后的胜利。这种事前的趋势和事后的结果反映到哲学上，便表现下列的形势：
一，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因贵族的颠覆和本阶级的灭亡已成事实，完全无可挽回，失望之余，走入怀疑主义一途，作为最后的微弱的太息声，并暴露这一系再也没有气力前进了。
二，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墨子系因本阶级受尽残酷战争的毁灭，和横征暴敛的诛求，一部分死于战争，另一部分残存的受新兴地主阶级和政府的剥削压迫，生活日趋困苦，阶级的力量愈益薄弱，遂流入诡辩成销沉一途，度其无聊的岁月，暴露它得不到本阶级生力军的救援，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及秦末农工们暴动失败，这一系在哲学上战斗的能力也同归于尽了。
三，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因本阶级的力量原来异常薄弱（也许还没有完全组成一个阶级），除为战事所牺牲外，又备受比农工阶级还要厉害的剥削与压迫，更无以自全，更无力为之后援。加以这一系的学说十分幼稚，本来站不住脚，更容易趋于消灭一途，所以它不独比前两系灭亡更早，甚至于连自己的学说都无法保存了。
四，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因本阶级的势力飞黄腾达，日趋强大（战争对于这个阶级是害少利多，因为由战争所获的土地多归诸战士，使之成为地主，而重农的结果又足以增加地主的利益），在哲学上遂表现一种急功好利，切于实用的倾向，和一种勇往直前，豪迈无比的气概，于是“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应运而生；及至汉初遂成为儒法系独霸“天下”的局面。所以单就这一系的哲学讲，不独没有”中绝”或“灭亡”，并且还继续发展，获得最后的胜利，深入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而两千年来在政治上总是开儒家的医方，行法家的手术，这两家能够狼狈相依，正因它们的哲学有互相辅助之处。
以上所说的仅为四大系哲学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内部的和主要的原因，此外还有好些外部的和次要的原因，如秦始皇的焚书减少甚至于断绝了学说传播的机会（此事对于古代垂绝的各系哲学当然有极大的影响，胡博士毫不加以重视，未免可怪），当权者对于各系学说的仇视或提倡，得势一系对于失势各系的攻击等等，都有助于各系哲学的消灭或发扬。不过没有内部的原因，则外部的原因不能发生很大的作用，至多也只能是暂时的。如焚书一举对于四大系是同样不利的，而受打击的程度则各不相同，就是一例。
总而言之，我们如就古代残存的少数材料中，细心加以研究和分析，即不难找出古代各系哲学或兴或废的真实原因。不意号称博学多闻，能思能虑的胡博士，应用他那“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对于这一切的一切，竟毫无所得，迫得乞灵于“怀疑主义的名学”，和“方士派的迷信”，作为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真原因；尤其荒谬的是，将正在开始深入政治生活中并继续向前发展的儒法系哲学也列在“中绝”，或”灭亡”之内，而以“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为另外的两个真原因——以这样错误百出的推论结束这部错误百出的哲学史，可以说得上是“横锁一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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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前三世纪思潮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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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前三世纪思潮的批评
（一）许行一班人的阶级性（二）春秋战国时代雇工的出现（三）最下层阶级代表与激烈主张（四）无产者的同志（五）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六）又说不出许行为什么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七）许行的“市贾不贰”法和孟子的批评（八）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绸子！
第十八，关于这一章的各项人物，有已在上面讲过的，如慎到，尹文是，有事业与著作不可考，并在思想上也不占重要位置的，如彭蒙，田骈，宋钘，邹衍是。如果单是这几个人，我们简直用不着另辟一栏来加以批评。但内中还有几个人足以代表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故不能轻轻放过，这就是许行，陈相，陈仲。
我们要研究一派人的学说，当从他们的背景入手，不能像胡博士那样抄近路的干去，因此我们又要谈这一派人的阶级性了。前面已经指出墨子是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自耕农，佃农，和手艺工人之类；但许行一班人所代表的当为更下一层的无产阶级，即极贫苦的农工，雇工或奴仆。关于此事的证据本来极不充足，因为他们的事业学说只有《孟子》中有几大段，此外散见于它书的，几是绝无仅有。至于现今所有的《神农》，《野老》等书，不见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把他们的主张和当时最下层的被压迫民众的情形对照一下，我们的推论当不会有什么错误，今请举其说如下：
关于最贫苦的农民的情形，我们在批评墨子一项已经介绍过，即奴仆的存在也在第二项（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指明出来了。现在专讲雇工。当春秋战国时，这种无产者也已经出现，被称为“庸客”或“佣保”。《韩非子·外储说右篇》说：“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日：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外储左上篇》说：“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力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外，《史记·刺客传》也说：“荆轲死，高渐离变姓名，为人佣保。”可见在新地主勃兴之际，这样的雇工也普遍存在了。然当时虽确有这些最下层的贫苦民众的存在，怎见得许行，陈仲等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呢？此事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可由推论来决定。
第一，越是下层民众的代表，主张便愈激烈而彻底，反之，越是上层人民的代表，主张便意温和而越于保守，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很少例外的。老，杨，庄一派代表当时统治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言论极端反动，固不必说。即代表士和新兴地主的孔，孟，荀一派也就揭橥“贵贵”“亲亲”，时常与封建势力妥协。到了代表农民和“百工”的墨子虽一洗家族制度与贵族政治的遗迹，高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然他还是要有一个农工自己来干的政府，即对于各上层阶级，不独不仇视，反要“兼爱”。这样温和的态度一定是反映着有地产的农民（自耕农），半有地产的农民（佃户）和有“工肆”的“百工”的一种意识，因为他们虽时时受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但仍然迷信，倘有他们自己的人参加政府，使在上的人不敢胡作乱为，各阶级的人可以相安无事，并共同和平发展，故来一套“兼爱”的顽意儿。可是受尽各种剥削和压迫的赤贫农工，雇工或奴仆的意识却不如此，他们从经验中感觉到一切大人业主都是他们痛苦之源，一切“仓禀府库”都是“厉民而以自养也”；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人不存什么幻想，虽没有力量与之争斗，但总以为这些人不应该堆积财富，安坐而食。许行等的主张正能表现他们的意识，所以他在一方面虽感激滕文公招待的诚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本着阶级的意识加以批评道：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瓮飨而治。今也，膝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第二，许行之徒数十人“自楚之滕。……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并且“以釜甑爨，以铁耕”。他们这样浪迹四方，自食其力，当然是一种无产者，否则要“安土重迁”了。关于这一点，从他们的衣服上也看得出来：“褐”，朱熹注为”毛布，贱者之服也”，这比墨者的“多以裘褐为衣”恐怕远要次一等。尤其是本来为“齐之世家”的陈仲的穷苦情形足以证明这一班人都是无产者的同志。匡章告诉孟子道：
“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像他这样宁愿挨三天饿，不肯乞食于人，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实在是代表最下层的民众自食其力的一种表现。荀子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骂他“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非十二子篇》），殊非持平之论。总之，陈仲这一批人的刻苦自励，不是随便开顽笑的。梁启超以为他是“当时一煊赫之贵族，而其生括如此，必有极深刻之人生观存焉”，这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话。我们说他们是代表当时赤贫的农工的利益，这一层密幕便揭穿了。
第三，关于这桩事我们还有一个反证。许行率领几十个门徒来到滕国，居然使滕君不得不予以招待，陈良之徒陈相见了他，竟“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而孟子听见他的话，也就拚命地发大议论，搬出尧，舜，禹，益，皋陶，后稷，周公，孔子和他的大批高足来镇压许子，规劝陈相，——这在在足以表现他是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否则堂堂的君主和“亚圣”恐怕未必肯如此卖力罢！就是陈仲也有相同的情形，《战国策》载赵威后问齐使道；
“于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耶？”（《赵策》）
一个出身贵族的人到了“身织屦，妻辟纑”的境界，当然是无足轻重了，然这位国君太太竟不能忘情，还要问长问短，并且恨不得砍掉他的头，而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率民而出于无用”，换句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对于做人君的未免是一称恫吓。然许行陈仲这些亲自劳动的人所代表的社会势力自然不是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也不是士和新兴的地主阶泌，也不是略有财产的农工，只能是和他们一样靠两只手作工吃饭的“穷光蛋”。
我们基于以上三种理由，宣布许行，陈相，陈仲为最贫苦的农工，雇工或奴仆的代表，总不能算是武断罢。凡研究他们学说的人先要晓得这种背景，才能够明白他们的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可是资产阶级的学者既没有这样去分析的能力，也缺乏这样去分析的兴趣，以致不能充分表现他们的真面目。胡博士说许行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陈仲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为什么呢？又是照例说不出来。梁启超也说许行是代表无政府主义，陈仲是代表遁世的个人主义，并且把他们列入反动的道家。（参看《先秦政治思想史》）他的说法既和胡博士的全然相同，而他的分类法胡博士当然要表示同意，因为《哲学史大纲》固明明称老子为“思想界的革命家”，这些激烈分子还不能算作那位老太爷的同志么？
许行一班人于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之际，独起来代表社会最下层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主张一切人都应参加生产，不得安坐而食，其勇气魄力真算是加人一等。他虽然不像胡博士所说的一样，揭橥什么“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然依照他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瓮飨而治”的办法，势必要达到无政府，这是很幼稚的议论，为当时的生产方法所不许。而他那“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楼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的“市贾不贰”法，也是同样幼稚可笑，丝毫不合经济学的原理。无怪乎孟子要说：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这一段话，除”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一句，或许是他老先生弄昏了头，驳得不对外，其余都是很正确的。胡博士自己茫然于经济学上的劳动价值说，反斥孟子为不懂“互助的社会……商业的目的不在赚利益”“这个道理”，指他的“所驳全无精采”，其是“寃哉枉也”！在“互助的社会”中，因为“商业的不赚利益”，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绸子，一斤麻可以换一斤丝，一石粟可以换一石米，一双布鞋可以换一双皮鞋，——这种交易法要是许行才有勇气来主张，要是胡博士才有勇气为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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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法家的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八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法家的批评
（一）胡梁两氏一致承认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嫡嗣（二）三个阶级格格不相入的学说怎能浑在一起而产生法家?（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所应注意的两点（四）法家继儒家而起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地主阶级的由来（五）法家代表地主阶级证据的一斑（六）法家变成了主义陈列所！（七）法家接受儒家学说的证据（八）“一个刑名之学”岂能包括五种主义
第十七，胡博士对于上面一切哲学家都没有确定其阶级性，对于所谓法家，当然是事同一律。不过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和先决问题，这一点不弄清楚，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我们还是要从此事入手。
胡博士所讲的法家是“注重中国古代法理学说，并不限于《汉书·艺文志》所谓‘法家’”。他以为：
“中国古代的法理学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学的结果。老子主张无为，孔子也说无为，但他却先要‘正名’，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地位，方才可以‘无为而治’了。孔子的正名主义已含有后来法理学的种子。看他说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便可见名与法的关系。后来墨家说‘法’的观念发挥得最明白，墨家说‘名’与‘实’的关系也说得最详细。”
梁启超也具有同样的意见，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上说：
“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则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之先导。”
我以为这是一种极浅薄的形式论，最足以使人陷入迷途。说他们不对么？他们举出一些证据，如无为，正名，和法之类，并非向壁虚造。说他们是对的么？所谓道儒墨明明代表三个不同的人类集团，就是“道家”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儒家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家代表被压迫的农工阶级，到了末流，这三种阶级格格不相入的学说，怎能浑在一起而产生法家呢？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当注意下列两点。
一，凡对于一种学说的评判当注重其内容，不得单就字面斤斤校量。例如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胡博士便说：“孔子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如《论语》极推崇‘无为而治’。”其实这是一种极皮毛和错误的说法，不独我们曾经证明，老子是在孔子之后，无从影响起，即使真在孔子之前，也不能说孔子的无为就是由老子处承受而来，更不能说彼此的含义正复相等。关于最后这一点，胡博士在上面一段话中也已经明白承认了。可见字面上的相同，不能作为各派学说渊源和含义相同的证据。正如古代基督教要求自由平等，法国大革命时也要求自由平等，然作史者却不能武断两者互为源流，彼此相等一样。
二，当各种学说互相对峙的时代，彼此互相影响，本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末流，更难免有这种现象。不过当一个人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学说应用在一起时，必有轻重主从之分，而且不悖于自家的立场，否则不成其为一家言。例如《慎子》一书征引孔子，孟子，老子，杨朱和墨子等等的话，明白表见他是受了这许多人的影响，胡博士且说他的“天道因则大，化则细”一段，“是老子杨朱一支的嫡派”。（在实际上并不如此）但终不害其为法家。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立场是和道墨两家相反，而与儒家接近的。下列两段话表见得十分清楚：
“民富则治易，民贫则治难。民富则重家，重家则安乡，安乡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贫则轻家，轻家则危乡，危乡则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为国之道在富民而已矣。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成之，赏以劝之。”
试问“老子杨朱一支的嫡派”说得这种话出么？！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人或一批人的学说，当从大处着眼，先确定他或他们的阶级性，然后不致误入歧途。不然的话，单从字面上着想，则慎子不独可以称为“老子杨朱一支嫡派”，也可称为“孔孟一支的嫡派”，也可称为“墨子一支的嫡派”。这不兼容的三派集于他的一身，他不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焦点么？然而他终不失去他的法家的资格，正因为他虽有时借用对敌各派的材料，却能保持自家的立场，形成自己的体系。
要懂得以上两事，才可以开始谈法家的学说，否则必为“中国古代的法理学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学的结果”，和法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之先导”等笼统话所蒙蔽，一起首就陷入歧途。
我们现在可以谈法家的阶级性了。儒家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地主阶级，法家也是这样。大家一听见这句话，马上就会发生一种疑问：这个地主阶级既有儒家作代表，为什么又来一个法家呢？这也是有原因的。从封建制度中开辟一条新路出来的孔二先生一时自然脱离不了人治主义的圈套，所以他一谈到政治，总爱搬出一套仁义礼德的话来，尤其是把仁字提得独高。孟子继之，觉得人事繁杂，仁字有些敷衍不来，又阐扬一个义字，作为应付的工具，于是仁义并举，谈得津津有味；但当时的君主和政治家都视为迂阔之谈，而非为改之要，不肯过问。到了做过许多年兰陵令的荀子大概是从实际经验中感觉到仁义道德的装饰品不大中用，才把一个“礼”字大大地加以发挥，作为政治上的工具，他说：
“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悬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
荀子所说的礼，虽和法家所谓“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管子·明法篇》）没有两样)但礼无论如何总不及法的严明，容易被人上下其手，而漫无标准。在农工商业日形发展和人事日繁的当时，若没有一种严明的法作为统治的工具，即难于消除纠纷，而巩固地主阶级一切既得和未得的权利。所以慎子说：
“今也，国无常道，官无常法，是以国家日缪。教虽成，官不足，官不足，则道理匮矣。……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并构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愿望也。”
法的作用就在使一般在财富上和地位上占优势的人永久得保持这种优势，关于这一点，他在下面说得更清楚：
“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这中间的四个“不敢”好像是使贫贱者，富贵者，愚弱者，智勇者处于同等的地位，所谓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然按之实际，却不如此，在经济上既不平等，在法律上的平等便等于欺骗，因此“法行于世”，只有“贫贱者不敢怨富贵，……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是真的，至于“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智勇者不敢鄙愚弱”，不过是欺人之谈，即使真有其事，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富贵者和智勇者在法定的限度之内已经充分陵过贫贱，鄙过愚弱，正不必在法外再为已甚，免得惹起反感，于己不利。
现在再回转来讲法家。它因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已如上述，然它代表地主阶级有什么证据呢？关于慎子的说法已详上文（即富民与重农），今特介绍《管子》，《申子》，《尹文子》，《尸子》，《商子》，《韩非子》的态度如下：
“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管子·治国篇》）
“薄税敛，毋苟〔取〕于民。（《管子·五辅篇》）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
“农桑以时，仓禀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尹文子》）
“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分天下以生为神。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
“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商子·外内篇》）
“富国以农，距敌恃卒。”（《韩非子·五蠹篇）
“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篇》）
有许多人看了以上这几节话，不独不肯相信它们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言论，并且会有“适得其反”的感触，至少也要说是证据薄弱，不能自圆其说。但我说法家代表地主阶级，而所举的证据不过如此，实有几种原因需要解释的，今特约略说明如下：
一，凡统治阶级的代表在实际上虽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但在外表上总要加一番粉饰，装成代表全体民众，至少是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一套把戏。上面所举的“利农事”，“薄税敛”，“国富而粟多”，“农桑以时”，“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田者利”，“市利归于农”和“富国以农”等语虽好像是就全体农民而言，然重薄税的最大部分的利益是归诸地主，并不归诸农民，我们在批评胡博士所描写的墨子的开端，征引《管子·治国篇》所言农民的痛苦，就是一个明证。
二，申不害，慎到，尸俊诸人的书都已不传，现在只剩下若干佚文，自然不能供给我们以丰富的材料，使得窥其底蕴。
三，《商子·壹言篇》所说的“农战之士”和《韩非子·亡征篇》所说的“耕战之士”不是普通的农民和兵卒，而是地主和军官。关于此事的证据，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此处不再赘了。
既有这三层理由，便可以知道上面寥寥数节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确切的证据，无复疑义了。法家既和儒家代表同一阶级，所以和儒家最接近，简直可以说它是出于儒家。尤其是《管子》，《慎子》，《尸子》诸书，于法之外，一敌把儒家的仁义礼德等等收罗起来作为装饰品。但到了《商子》和《韩非子》便面目一变，前者明目张胆地排斥“诗书礼乐孝悌善修”（《去强篇》），或辩慧礼乐慈仁任誉（《说民篇》），后者也公然訾议“仁义智能”（《说疑篇》）。它们唯一的目的有两个大可以包括，就是“农战”或“耕战”。因此他们虽和儒家共同代表士和地主阶级，但他们所代表的是武士（并且排斥文士），而儒家所代表的是文士，这是两者中间一个不同之点。
胡博士对于此等根本问题和大关节，一字不提，偏在整个次要的问题如书的真伪，法家的沿革等等，连篇累牍地说个不休（自然也应当说，不过不应将半数的篇幅花在这上面），末了仅介绍法理学的几个根本飘念，就是：
第一，无为主义。
第二，正名主义．
第三，平等主义。
第四，客观主义。
第五，责效主义。
这许多主义集合在一起，法家几乎变成一个主义陈列所，真是洋洋大观！然依照胡博士的意思，这并非偶然，都有来源可考：第一种主义是出于道家，第二种主义是出于儒家，第三种主义是出于墨家，要到第四第五种主义才是创自法家。既是这样，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是由法家集大成的，值得做哲学史的人用大部分的篇幅来加以描写。但胡博士对于法家所花的篇幅不到全书十六分之一，这也奇了？其实并不足奇。我们的大博士实在找不出许多材料来扩大篇幅，因为所谓道家的无为主义和墨家的平等主义，都只能从字面上勉强比附几句，那来成系统的长篇议论呢？谈到儒家的正名主义，我们承认是由法家接受过来了，因为它最重名分，试看《慎子》的说法就是一个例证：
“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积兔在市，行若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可是法家从俗家接受过来的，还不止这一点。我们在《管子》一书中除法一项以外，所遇见的几尽是儒家的学说，今试略举数例如下：
“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篇》）
“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通之以道。畜二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幼官篇》）”
“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曰：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五辅篇》）
最后这一大段话不独充分表现儒法两家的源流，并且明白告诉我们，法理学的起源是在补礼之不足，由于礼不够用。大家看了这些话，对于儒法代表同一阶级，当可深信不疑了。此外，《慎子》祖述儒家的话已见上文，而《尸子》一书也有下列的说法：
“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
“恕者以身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恶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已，此恕也。”
以上所举各条的学说，其名词的含义虽未必与儒家完全相同，然无害其为一脉相承，渊源有自。惟《商子》与《韩非子》两书排斥仁义礼乐和文士，似乎无以自解于出源儒家之说，其实这是因著者迫于当前的局势，急于功利，要专心致志提倡农战，才激而出此，这只是一时的策略，和儒家并非有什么根本上的对抗。《商子》或系伪书，不知是战国时何人所作，至于《韩非子》为韩非手笔，而非明为荀子的弟子，其系统分明，更无疑义。自此以后的法家如萧何，曹参，贾谊，晁错，诸葛亮等不独不排斥儒家，并且在表面上还要借重它啦，因为两者本来是没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
统观以上各节，可知法家取自儒家的成分甚多，不仅正名一点。胡博士不懂这些东西，竟一起抛弃不顾。他大概是为求均衡起见，不多不少，从道，儒，墨三家各派一种主义给法家，对于太少的，便拉长一点，太多的，便去掉一点，截长补短，整整齐齐，何等美观！至于客观主义和责效主义确是法家较儒家更进一步的优点，它所以能够卓然成一家，原因就在此，而后来统治阶级有能力的政治家或政论家虽多打儒家的招牌，终必卖法家的药料，原因也在此。
总而言之，胡博士对于法家与儒家的关系，估量得不正确，对于法家与道墨两家的关系，估量得更不正确。他一方面说中国古代的法理学含有五种主义，在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古代以来的法理学只是一个刑名之学”；试问以包含无为主义，正名主义，平等主义，客观主义，责效主义的堂堂法理学岂止等于“一个刑名之学”？试问“一个刑名之学”又岂能包括这五种主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子又何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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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墨子和别墨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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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墨子和别墨的批评
（一）把墨学的发生完全归在对儒家的反响上！（二）春秋战国时农民困苦的一斑（三）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四）墨子提倡兼爱的原因（五）墨子的“明鬼”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不信鬼？（六）墨子的“非命”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信天命？（七）墨子的“节葬”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八）墨子的“非乐”论何尝起于反对儒家的重礼乐？（九）“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一○）拿这句话来批评实验主义倒是对的！（一一）抛弃“非攻”论的精华了！（一二）一批讲墨子哲学的学者所同犯的错误（一三）不懂得“中国古代的第一奇书”是怎样发生的（一四）介绍《庄子•天下篇》的二十一事（一五）造成四项大帽子戴在二十事的头上（一六）由小变大由实变虚由动变静等等的戏法（一七）借“共相”“自相”的花样为诡辩作护符（一八）“自相”绝对不能推翻“共相”（一九）引《墨辩》和《公孙龙子》说法反暴露了诡辩的真相（二○）还可说卵有头尾翼足感情和意志！（二一）何必从马的老祖宗方面打主意？（二二）“人有尾”和“龟大于象”（二三）“火如冰”与“目可触”（二四）“黄马骊牛一”！（二五）“胡博士三手”！（二六）本体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么？（二七）翁仲能为仲翁么？（二八）瑰胡两位大师都不注意“未尝有”三个字！（二九）实验主义的破产已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三○）章行严的《名墨訾应考》与胡博士的错解《墨辩》（三一）介绍并批评墨学灭亡的原因的三种说法（三二）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
第十四，梁启超说，胡博士“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他所讲的“最好”的荀子，我们已经领教过，现在再来看他所讲的“最好”的墨子罢。
自我看来，胡博士所讲的墨子并不比他所讲的孔子，庄子为好，因为我们到处找不到“石破天惊的伟论”，内中“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最可笑的是他把墨学的发生完全归在对儒家的反响一点上。他说：
“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请看《礼记·檀弓篇》所记孔门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种种故事，那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琐碎的礼节？……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今人骇怪。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墨子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端：……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
墨子攻击儒家，处处和它对抗，这是事实；但把他“反对儒家”看做因，把他“自创一种新学派”看做果，便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墨学的起源是由于阶级的观点和儒家不同，我们要想彻底了解这“一种新学派”，当从分析墨子的阶级性入手。
当春秋战国之际，农业的生产力虽日益提高，而农民的困苦却不曾减少。《管子·治国篇》说：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十疋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四养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四时皆种，五谷皆宜也）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稟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
这一段话描写一般农民的被剥削，受痛苦，至为明显，一个农夫在中平的年岁产粟二百石，还要将自己的儿子出卖去维持生活，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我们细心翻阅墨子的书，就可以看出他是代表这种农民和手艺工人的。（所谓手艺工人，有一部分固为独立的手工业者，但有一大部分仍是农家的妇女，因此可以说，他是代表农民阶级。）他的书中言及农工的事比老庄孔孟荀等的著作要多得多。《尚贤》中篇说：
“……王公大人明乎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这几句空空洞洞的话好像不能表现墨子的阶级性，实则不然。试看儒家的孟子只会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荀子只会说“或佚或乐，戒劬或劳”，视被压迫阶级的劳动为当然的义务，不注意于这种阶级的劳苦情形。（他们两人虽都有“九亩之宅百亩之田”的说法，但也不过是一种理想上的花样罢了。）墨子却完全相反，他的心思才力专注于此，所以在《非命》下篇又托为“古圣王”的事迹道：“昔者禹，汤，文，武方为致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他既代表一般平民的利益，便一洗儒家贵贵亲亲的议论，主张完全由平民来组织政府，所以要“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尚同》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尚贤》上）。我们将这些事件参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墨子所代表的正是农工阶级。
还有一层，他在《天志》诸篇，《兼爱》下篇和《非乐》上篇中或再三申明“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或宣言“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或慨叹于”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动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一本作傲）贱”。这里所谓“大家”（与孟子所称的“巨室”有些相似），“强者”，“贵者”，“多诈者”，不用说，是统治阶级的人，大部分必为地主（内中当然仍有贵族）；所谓“小家”，弱者，贱者，愚者，不用说，是被统治阶级的人，大部分必为农工。墨子既拥护小家，弱者，贱者，愚者的利益，则他代表农工阶级，更显而易见了。
不过现在又发生一个问题，墨子既代表被压迫的农工，为什么不领导他们从事争斗，反而大谈其兼爱主义呢？其实此事并不足奇，凡研究过西洋各国初期农工运动史的人即能遇着这种现象，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农工的阶级意识十分暗昧，争斗的力量更为薄弱，对于压迫阶级不能不取一种友善的态度，希望借此调和双方的对抗，减轻自己的痛苦。墨子的主张兼爱，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兼爱》中说：
“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必诈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足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决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誉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
墨子兼爱的主旨及其阶级的背景，这一段话表现得最为明白。胡博士介绍他这种学说，不知道征引此节，偏将《兼爱》上一段比较空洞而且次要的话抄录出来，以致不能完全表现兼爱说的真相，更绝对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要倡此说，真是浅薄极了。
我们对于墨子的阶级性，既经认识清楚，便容易说明他为什么有“明鬼”，“非命”，“节葬”，“非乐”的议论，更容易说明他为什么要攻击儒家的不信鬼而信天命，厚葬久丧而又重礼乐四点。他的立论完全是由他的阶级观点出发的，今试分述于下：
（一）凡智识浅薄的人对于宗教的迷信非常坚强，智识较高的人则反是，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就个别讲，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噩子的信鬼和儒家的不甚信鬼，都含有阶级的意识在里面，前者所代表的为智识浅薄的农工阶级，后者所代表的为智识较高的地主阶级，故彼此所表现的态度各不相同，而前者对后者施行攻击。然墨子的“明鬼”除掉阐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教人不要恃”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以相侵凌外，还有一层意义，《明鬼篇》说：
“今絜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诚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诚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特注之汙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诚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今执无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诚无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吾非乃今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乎？其所得者臣（一本无此字）将何哉？此上逆圣王之书，内逆民人孝子之行。……”
这一段话不独表见墨子要借明鬼去“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处处注重民众的利益，并且还可表见他的主张不是对儒家而发，因为儒家最重祭祀，如有人不供酒醴粢盛牺牲之财，也就是它的死敌。墨子固常攻击儒家，说：“儒以天为不明，以为鬼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然我们绝不可像胡博士一样，因此断定：“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这完全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论，与实际情形一点也不相符合。
（二）墨子的“非命”论也是从国家和农工的利益上出发的，所以《非命》下说：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无此字）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升粟而不敢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统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夫蒉（此贵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夫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矣！”
由此可见墨子是熟计了本阶级的实际利害，才有“非命”论的主张。儒家因为代表一个地主阶级，故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使农民乐贫安命，服服帖帖地供地主的剥削。但墨子看见这种情形，却忍不住要批评几句道：儒“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公孟篇》）“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非儒》下）胡博士没看清此中的源委，便根据这几句话，贸然宣言“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也未免太粗心了。
（三）墨子的“非命”论既是从国家和农工的利益出发，他的节葬短丧说也是事同一律。他以为王公大人之死不独需要华丽的衣衾棺椁，和许多金玉，珠玑，戈剑，羽旄，齿革，车马等物去陪葬，并且还要杀殉；就是贱人之死，也将倾家荡产，这是一种害处。至于居丧三年，寢苫枕块，忍饥受寒，使人面目陷𨼥，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必扶而后能起，杖而后行，更是没有道理。
“使王公大夫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同闢）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同已）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穗也！”(《节葬下》)
我们看了这些话，就知道墨子的反对厚葬久丧，是因此事对于农工的利益太不相容，故不得不提出“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节葬下》)，和“三日之丧”（《公孟篇》的办法。至于儒家代表一个地主阶级，尽有财力替死人装门面，尽有时间对世人顽花样，虽受墨子严厉的批评，也是悍然不顾的。胡博士不懂两者中间的阶级关系，不好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不说：“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就说：“墨子深恨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又在死人身上做出许多虚文仪节。所以他对于鬼神只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虚文”。前几句话和一二两项中所举的例子同一谬误，用不着再驳，后几句话连一种当然的情形还没有描写清楚，（墨子的节葬短丧并不是只注重精神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仪文，而是他的仪文另系一种）更谈不到所以然的道理了。
（四）墨子的学说固处处表现他的阶级性，但无论何处，总赶不上“非乐”论中那样深切著明。他并不是不懂得乐的好处，只因这种东西不独与贫苦的农工无缘，并且直接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为阶级的利害计，断然取一种反对的态度。《非乐》上说：
“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一本无此字）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布縿不兴。”
《非乐》一篇的好材料实在太多了，我不愿割爱，故引了这许多。最后这一段话阐明劳动（即所谓“力”）为人类生存的唯一要素，这只有代表农工阶级的人才能够领略得到，并说得出，决非统治阶级的人所能想像的。墨子明明知道乐足以安身，甘口，美目，乐耳，而偏持一种非乐论，正是反映着当时贫苦农工的一种意识，因为他们在饿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当儿，一切音乐的功用完全谈不到。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他的非乐论是从民众的物质生活中发挥出来的。坐在安乐椅上著《哲学史》的胡博士自然不会懂得这一点，于是应用唯心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振笔直书道：
“墨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有所偏，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这便是他的非乐论到的流弊了。”
“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好神秘的句法！“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好武断的批评！自己找不出墨子立说的原因，即冠以“宗教家”三字的头衔，使他神秘起来，加以“想不到”三字的评语，使他愚蠢起来，用这种方法做哲学史固然便当，其如非真相何？！算了罢，像这样的名句到处都是，实在驳不胜驳，我们现在来讲墨子因此反对儒家的问题。
代表地主阶级的儒家在本阶级优美和坐食的生活条件之下，注重礼乐，是必然的现象。它这一套东西是本阶级的专利品，不准其他阶级僭用，所以《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国篇》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可是自墨子看来，在当时的农工贫苦状况之下，对于什么礼呀乐呀，不独没有僭用的可能，并且也没有僭用的必要，所以老实不客气地加以排斥。《非儒篇》有晏子批评孔二先生的一段话，无论有无其事，要可表见地主阶级的堂堂一表人物，和墨者的不能满意他的原因：
“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惑也）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当为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试问拿锄头，刀锤，针线的朋友们那里用得着这些顽意儿？墨子要出来反对，正是当然的事。可是胡博士不知道细心观察他立言的背景，硬说“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这样一来，把他的非乐论的真正原因完全抹杀了。
此外，如墨子的三表法完全是站在本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上的一种实际应用的工具。我们如果要批评它的得失，当从当时具体的事实和状况立论，才昭平允。但胡博士却只知道用实验主义的死法子，来对付三表法。他对于第三表批评道：
“这一条最大的流弊在于把‘用’字‘利’字解得太狭了。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它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
我以为后面这一句话拿来批评他自己的实验主义倒是对的，把它加在墨子的第三表上，真是不知所云？！怎样见得呢？因为实验主义立下一个抽象的原则，处处要拿一桩事的有用或效果去评判它的价值，既是“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那么，应用这种方法的人在这几百年中对于这许多事，只好置诸不议不论之列，待它们的用处表现出来，切合实验主义所定的标准，然后才下批评。万一实验主义的信徒中有些性子急躁，不愿师弟或父子相传，静心等待几百年的，那就只好直截了当地认这许多事没有用处，一律宣告它们为无价值。在这种局势之下，实验主义者不出于此，必出于彼，没有其他途径可寻。即此一端，已足表现这种方法是一种玄学方法而非科学方法了。至于墨子所谓“用”和“利”都是就本阶级的立场，举出具体的事实，论世知人，我们不能妄加訾议。胡博士既已承认他没有“定下一条‘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公式”，便不应当从他的书中抽出一个“用”字和一个“利”字，用自己的阶级观点，加以抽象的批评，说它们是“解得太狭了”。（胡氏在上列一段话后，虽接着就说：“譬如墨子非乐，说音乐无用”，作为实在的例子，然这不是就墨子的立场下批评，而是就他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立场下批评的。）
又如墨子的非攻也完全是站在农工的利益上立论的。《耕柱》批评：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竹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即所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
《非攻中》和《非攻下》说：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师徒之兴，“久则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
胡博士介绍墨子的非攻论，对于这些最重要的和根本的议论，一字不提，偏将好些次要的和比较空洞的话引出来，并且批评道：
“墨子说‘义便是利’。……义是名，利是实。义是利的美名，利是义的实用。兼爱是‘义的’，攻国是‘不义的’，因为兼爱是有利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攻国是有害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所以《非攻》上只说得攻国的‘不义’，《非攻》中下只说得攻国的‘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可见墨子说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是兼爱的真义，也便是‘非攻’的本意。”
试问胡博士不将墨子非攻的主旨弄清楚，这样义呀利呀，不义呀不利呀，来一大段，有什么用处？他最后虽说“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是“非攻”的本意，仍旧是不着边际，因为拿边沁（J.Bentham）的话来说明墨子的“非攻”，实在不中肯綮。
统观以上所征引的墨子学说，以及我们的说明和批评，可以知道他的根本思想是在谋农工阶级的利益，所有兼爱，明鬼，非命，节葬，非乐，非攻以及节用，尚贤，尚同，天志等等，无不以此为出发点。也无不归宿于此。唯心派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胡博士永远不会懂这一点，他讲哲学总是从唯心论出发：从前既说过，“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所以此时也说，“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这和梁启超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兼爱（见梁著《墨子学案》），夏曾佑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明鬼（见夏著《中国历史》），李石岑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非乐（见李著《人生哲学》），胡朴安认墨子的根本思想为非攻（见胡著《墨子学说》），同是犯了认枝节为根本的错误。胡博士是被认为国内三个哲学家之一，并且以善讲墨子著名，不独至今犹受国内一班胡涂的大学文学哲学教授的拥戴，并且早已为梁启超所推崇，宣言“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可是专就这一篇（第六章）讲，大部分是完全错误，即偶有比较正确的，也和梁氏批评他所讲的孔子一样，“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中国古代农工阶级一个唯一的代表被他这样糟塌了，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
第十五，《墨子》一篇的成绩既这样坏，而《别墨》一篇也不见得高明。胡博士认《墨辩》六篇非墨子所作，我们可以同意，但因此要将它们送给惠施，公孙龙这些诡辩家，便没有理由。（说见下文）他说及此书的性质，连《小取篇》的九节一起列举出来，介绍辩的七法，为之逐条举例说明，因此占去很多的篇幅，和全书的分量殊不相称。至于两言《墨辩》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奇书”，在一方面固然表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在另一方面却暴露“他莫明其妙的心情。区区六篇书，里面名学也有，算学，形学也有，光学，力学也有，心理学，人生哲学也有，政治学，经济学也有。为什么这样丰富，为什么远非庄老孔孟等人的著作所能企及呢？他不能明白告诉我们。实则一切科学都起于社会的劳动（有两方面，一为技术的进程，一为经济的进程，即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实际的应用，并不是由任何人凭空想像出来的。墨子既是农工阶级的代表，“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相勖，他的门徒因参加生产或接近农工而获得种种经验，创造种种科学，这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奇怪。我以为著哲学史的人对于这种重要关节提纲挈领地说三四段，和专用三四十大页去介绍那“奇书”中的一种学说（名学）相较，至少具有同等的价值。
然第八篇最大的弱点还在替惠施，公孙龙等的诡辩作辩护士并征引《墨辩》去加以附会两项，今试先介绍他们所讨论的二十一事，然后来谈这两顷。
（1）卵有毛。
（2）鸡三足。
（3）郢有天下。
（4）犬可以为羊。
（5）马有卵。
（6）丁子有尾。
（7）火不热。
（8）山出口。
（9）轮不蹍地。
（10）日不见。
（11）指不至，至不绝。
（12）龟长于蛇。
（13）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14）凿不围枘。
（15）飞鸟之影未尝动也。
（16）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17）狗非犬。
（18）黄马，骊牛，三。
（19）白狗黑。
（20）孤驹未尝有母。
（21）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他开宗明义说：“这些学说前人往往用‘诡辩’两字一笔抹杀。近人如章太炎极推崇惠施，却不重这二十一事。”于是征引章氏的一段评语，而指为“有点冤枉这些辩者”，自己遂将二十一事分为四组，说每组是讨论一个大问题，就是：
“第一，论空间时间一切区别都非实有。（3）（9）(15）（16）（21）
第二，论一切同异都非绝对的。这一组又分两层
（甲）从“自相”上看来，万物毕异。（13）（14）（17）
（乙）从“共相”上看来，万物毕同。（1）（5）（6）（12）
第三，论知识。（2）（7）（10）（11）（18）
第四，论名。（4）（19）（20）”
胡博士自造成这四顶大帽子加在二十事（第八条未列入）上面之后，即开始他的十二大页的辩护。我们为阻止这种诡辩和诡辩的辩护词流毒思想界起见，也当分作四项来逐条加以驳斥。
一，空间时间的一切区别都非实有，我们是承认的，但惠施等的三，九，十五，十六，二十一各条不独不足以说明此事，并且凭白加上一种颠倒错乱的纠纷。就第三条讲，郢是一部，天下是全体，一部分怎能大于或同于全体，而说“郢有天下”？胡博士不从这上面着眼，反引庄子“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的开顽笑的话作比校，并解释道：
“郢虽小，天下虽大，比起那无穷无极的空间来，两者都无甚分别，故可说“郢有天下”。”
拿郢和天下去同“那无穷无极的空间”相比，作出“两者都无甚分别”的结论，已经是十分勉强，不能自圆其说；由“两者都无甚分别”的结论忽变为大有分别，即极小的郢包含着一个极大的天下，胡博士真会帮着变戏法！
第三条的戏法是由小变大，第九条的戏法便是由实变虚，因为他的辩护词是：“从‘势’一方面看来，车轮转时，并不蹍地。”实则当车轮在地上行动时，总有一点着地，一点既去，次点复来，点点相连，轮便旋转，怎能说“并不蹍地”？
第十五条的戏法是由动变静。胡博士引《经下》“景不徙，说在改为”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的注释（其实是错解《经下》一条的意思，参看《东方杂志》二十一卷第二章行严《名墨訾应考》），并解说道：
“影处处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看不见，其实只在原处。若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便知前影与后影都不曾动。”
我们现在先要问影从何来，自然是来自飞鸟。鸟既飞动，影也随之而动，这还用得着怀疑么？！胡博士不管这一点，竟把随鸟移动而不可划分的鸟影强分割为判然各别的什么“前影与后影”，已属可笑；又叫人们“用照相快镜一步一步的照下来”，作为实证，我劝他过是自己或请人照一照去证实自己的幻想罢！
第十六条的把戏和第十五条是同性质的。胡博士最得意的辩护词是：
“今假定箭射过百步需要三秒钟。可见它每过一点，需要三秒之几分之几。既然每过一点必需时若干，可见它每过一点必停止若干时。司马彪说：‘形分止，势分行。形分明者行迟，势分明者行速。’从前的‘势’看去，箭是‘不止’的。从‘形’看去，箭是‘不行’的。譬如我们看电影戏，见人马飞动；其实只是一张一张不动的影片，看影戏时，只见‘势’，不见‘形’，故觉得人马飞动，男女跳舞。影戏完了，再见那取下的影片，只见‘形’，不见‘势’，姑知全都是节节分断，不连络不活动的片段。”
胡博士口口声声说实验主义承认世间的一切是变化的，运动的，但遇着一枝正在变化和运动中的箭反依照诡辩的方法，解作不变化不运动，即此一端已足表见他的自相矛盾和这种主义的纷乱了。他把箭“每过一点，需时三秒之几分之几”，作为箭在这一点上“停止若干时”的证据，完全超出现代科学常识之外。因为依照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凡物体不受外界的压力，则静的常静，不能自动，动的常动，不能自静；箭既因外力而动，除空气的阻力足以减少其速度，并使之终于停止外，在中途决不能“停止若干时”。况且胡博士自己明明说出箭“每过一点”的话，“过”是动象，下面忽接“必停止若干时”，真是不通！
至于他征引司马彪“形分止，势分行”的胡说作为基本理论，把电影戏中“节节分断，不连络，不活动的片段”作为例子，更不值识者一粲。从前的电影术本是将不动的人物摄成各种姿势的影片，然后加以剪裁连络，利用人的目力赶不上电影机转动的速度，不得不形成一种幻觉，于是才有“人马飞动，男女跳舞”的活剧。试问此事和本来飞动的箭有什么关系，而可以拿作比喻？！
第二十一条也被行了一个大手术。胡博士引《经下》“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一条作这一条的注释，并引司马彪的《天下篇》注说：
“‘若其可析，则常有两；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与《经说下》所说正合。《列子·仲尼篇》直说是‘物不尽’。魏牟解说道，‘尽物者常有’。这是说，若要割断一物（例如一线），先须经过这线的一半。又须过一半的一半，以此递进，虽到极小的一点，终有余剩，不到绝对的零点。”
拿这些话去替“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条辩护，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这一条的着重点在“日取”与“不竭”两事，区区尺棰，如果真正“日取其半”，计日可达到一个不可分的最小之点，如将此点取去，即不能说“不竭”，如留而不取，即不能说“日取”。自司马彪以至胡博士都不知道注意这不能并存的两事，偏说“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虽到极小的一点，终有余剩，不到绝对的零点”。试问说了这些不相干的话有什么用处？
二，一切同异都非绝对的，我们也承认，但用十三，十四，十七各条去说明万物的“自相”，用一，五，六，十二各条去说明万物的“共相”，却绝不可能，胡博士说：
“从‘自相’上着想，一个模子铸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钱；一副规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圆；一个矩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方。故（13）条说“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14）条‘凿不围枘’，也是此理。”
所谓“一个模子铸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钱；一副规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圆；一个矩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方”；只是技术不精的缘故，否则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几何学上可以证明两个圆或方可以完全相等，完全相似。由此可见他拿这些口实去替十三，四条辩护，是非常勉强的了。
胡博士又将同一的道理用在第十七条“狗非犬”上，自然也说不过去。不仅如此，他并且旁征博引，大发其议论，首先引《经下》“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可。”和《小取篇》“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爱盗，非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于是批评道：
“这几条说的只是一个道理。从‘共相’上着想，狗是犬的一部，盗是人的一部，故可说‘狗，犬也’，‘盗人，人也’。但是若从‘自相’的区别看来，‘未成豪’，犬始可叫做‘狗’，偷东西的人始可叫做‘盗’，故可说‘杀狗非杀犬也’，‘杀盗非杀人也’。”
胡博士利用《墨辩》上那些含有错误的话去替第十七条辩护，便错得一塌糊涂。我们为表明真理起见，不得不停在此处多说几句。
狗既是犬的一部，则杀狗就是杀犬，盗既是人的一部，则杀盗就是杀人，这是每个人的常识所能判断的，本不会发生问题。可是胡博士偏要替它们加上“共相”“自相”的花样，便不免有些令人头昏眼花，弄不清楚。其实所谓“共相”是全体人或物所具的共同形态，所谓“自相”是各个人或物（或一部分人或物）于“共相”外所具的特别形态，“自相”虽和“共相”有别，但绝对没有推翻“共相”。所以既说“狗，犬也”，即绝对不能说“杀狗非杀犬也”；既说“盗人，人也”，即绝对不能说“杀盗人非杀人也”。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
在另一方面，我们如果真正要说“杀狗非杀犬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爱盗，非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也未尝不可以，不过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
这两个图表示狗与已成豪之犬，盗人与非盗人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是两部分比肩并立的。所谓杀狗，并不是杀另一部分已成豪之犬，所谓杀盗人，并不是杀另一部分的非盗人，此外，如“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爱盗，非爱人也”，都当作这样解释。可是既然把犬与人各看做一部分，即不能同时又把他们看做全体，而说“狗，犬也”，“盗人，人也”。一桩事用两个不同标准，是《墨辩》两个例子的最大毛病，胡博士对于这一点毫无所觉，反拿“共相”“自相”去附会，可笑亦复可怜！
然我们的大博士眼光不锐利，看不清这样的复杂情形，总算情有可原。我们最不能原谅他的，是征引公孙龙荒谬绝伦，一望而知的“白马非马”说作为十七条的另一注释。先请大家看一看这段妙文：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谁承认这种说法为正确，谁的常识便成了问题。可是胡博士却说：
“这一段说单从物体“自相”的区别上着想，便和泛指那物体的‘类名’不同。这种议论本极容易懂，今更用图表示上文所说：
图乙，示自相异。图甲，示共相同。
公孙龙从黄黑马作出“白马之非马”的结论，我们本已极不容易懂，又承胡博士绘图相示，更无从懂起。甲图示共相，十分明白，但乙图示自相，却十分神秘，因为大图圈里面含着一个小圈，明明是表示它们有隶属关系（至于小圈里面的线纹只能表示别于共相的自相，却不能表示小圈和大圈没有隶属关系，怎能证明“白马之非马”，“杀狗非杀犬”，“杀盗人，非盗人”呢？！他在乙图的大圈中注明“非白马”，“非盗人”，“已成豪之犬”字样，企图借此对小图中的“白马”，“盗”，“狗”宣布各自独立，不相统属；可是图形已经给他们一个限制（要达此目的，当如我们在上面所示的方形图），此举怎能成功呢？！即使成功，又把白马，马也（公孙龙上面一段虽没有这样说，却是事实），“狗，犬也”，“盗人，人也”的话推翻了。所以无论如何，他总陷在矛盾之中而无以自拔。
我们现在再归到本题上去。第十七条的“狗非犬”虽是一种诡辩，然当辩护士的人如果顽一点手段，把犬解作已成豪的，狗解作未成豪的，说它们没有隶属的关系，也未始不是言之成理（不过这不是十七条的本意）。不意胡博士走错了路，偏引出《墨辩》和《公孙龙子》的说法来做注释，结果不独不不能达到目的，反完完全全把它的诡辩的真相陪衬出来了，暴露出来了。我们的大博士此刻如果细心考量一下，恐怕要说一声“倒霉”罢！
关于十三，十四，十七各条的辩护词既一无是处，关于一，五，六，十二各条也是如此。不信，请看下面的说法罢：
“（1）条说，‘卵有毛’。这条含有一个生物学的重要问题。当时很有人研究生物学，有一派生物进化论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
种有几。……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
这学说的大意是说生物进化都起于一种极微细的种子，后来渐渐进化，‘以不同形相禅’，从极下等的微生物，一步一步的进到最高等的人。……因为生物如此进化，可见那种子里面都含有万物的‘可能性’（亦名潜性），所以能渐渐的由这种‘可能性’变为种种物类的‘现形性’（亦名显性）。又可见生物进化的前一级，便含有后一级的‘可能性’。故可说‘卵有毛’。例如鸡卵中已含有鸡形；若卵无毛，何以能变成有毛的鸡呢？反过来说，如（5）条的‘马有卵’，马虽不是卵生的，却未必不曾经过‘卵生’的一种阶级。又如（6）条的‘丁子有尾’成玄英说楚人叫虾蟆作丁子。虾蟆虽无尾，却曾经有尾的。第（12）条‘龟长于蛇’，似乎也指龟有‘长于蛇’的‘可能性’。”
胡博士为着替这几条辩护，便不惜从他所曲解的庄子进化说入手，来一大段“可能性”，“现形性”，“前一级”，“后一级”的伟论，真是煞费苦心！不过生物学上的问题最重事实，切忌空谈，想先造成一个空洞的架子，拿来向各种物上一套，是不可能的。现在就具体的事实讲，他对于第一条的说法如果成立，那我们还可说：卵有头，卵有尾，卵有翼，卵有足，卵有感情，卵有意志，卵有一张大纸写不了的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疯子，恐怕没有人肯承认这是对的罢！
讲到“马有卵”，确是真的，因为一切胎生的哺乳动物——从人起至老鼠止——其母体都能产卵，父体的精虫要钻入此等卵珠内，才会结成胎儿。不过当惠施时，还没有这种科学知识，所谓“马有卵”，只是一种瞎说，偶然命中了。然用大气力替这一条辩护并大谈生物学的大博士竟不知道马能产卵的事实，以致退转去，从马的老祖宗方面打主意，说出“马虽不是‘卵生’的，却必不未曾经过‘卵生’的一种阶级”的话——大好的材料，当面错过，未免太可惜了！
此外，他对于第六条和十二条的辩护也完全没有道理。虾蟆”曾经有尾”，固是事实，但当它有尾时，是叫做蝌蚪，迨四肢生而尾脱，才称为虾蟆。如因它“曾经有尾”，便一口咬定它现在虽无尾，仍应叫做有尾，那么，人类在母体内由卵发生到婴儿的途中，有一个时期，颈的两边开着几个鳃孔，身子的后部掉着一个长尾巴，我们岂不是应当说：“人有鳃”，“人有尾”么？至于说“龟有‘长于蛇’的‘可能性’”，便叫做“龟长于蛇”（章行严对于这一条的解释较为正确，参看《名墨訾应考》），那么，如果另有一个胡博士的同志或门徒说“龟有大于象的‘可能性’”，岂不是又要说“龟大于象”么？这样一来，把戏正多着啦！
三，讨论关于知识的问题。梁启超批评胡博士这部哲学史，说，“第八篇讲的别墨，都是好极了”，又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现在正谈到别墨一篇的知识论，我们且洗耳一听那“石破天惊的伟论”罢：
“公孙龙一班人从这些理论上便造出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论。他们以为这种种区别同异都由于心神的作用。所以（7）条说‘火不热’（10）条说‘日不见’。若没有能知觉的心神，虽有火也不觉热，虽有眼也不能见物了。（2）条说‘鸡三足’。司马彪的两脚需‘神’方才可动，故说‘三足’。公孙龙又说‘臧三耳’。依司马彪说，臧的第三耳朵也必是它的心神了。……
※※※
（18）条‘黄马骊牛三’，与‘坚白石二’同意。若没有心神的作用，我们但有一种‘黄’的感觉，一种‘骊’的感觉，和一种高大兽形的感觉，却不能有‘一匹黄马’和‘一只骊牛’的感觉，故可说‘黄马骊牛三’。”
像这样的“伟论”不独石破，而且铁也要破，不独天惊，而且人也要惊！因为他（一）看出了“公孙龙一班人……造出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论”；（二）解释了七，十，十八各条的现象是由于“没有能知觉的心神”；（三）批准了司马彪对于第二条及其类似现象的说明。不过我们要问一句，既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论”，为什么不拿健全的心神做标准，偏要拿“没有能知觉的心神”做标准？所谓‘很有价值’，是否就在这一点上面？依我们的浅见，如果提出这种标准，将使人无所适从。人们不独可以消极地说‘火不热’，‘日不见’，并且还可以积极地说‘火如冰’，‘目可触’，因为古代希腊某哲学家的仆人站在太阳底下反觉寒冷，而螃蟹的眼睛如被深深挖去，会补生一个触角。人们不独可以主张“黄马骊牛三，”并且还可以主张“黄马骊牛一”，因为色盲的人不能有“一种‘黄’的感觉”，也不能有“一种‘骊’的感觉”，只能有“一种高大兽形的感觉”，故必然由三变一。但如果再有一些神经病的先生来看，也许复由一而千变万化，幻像无穷。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博士将忙于做注解，并大感其困难了！
讲到“鸡三足”，“臧三耳”的解释，更饶趣味。鸡的两脚既然需神方才可动，胡博士的两脚又何独不然？臧的第三双耳朵既然是他的心神，胡博士又何尝没有这种心神？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胡博士三耳”，“胡博士三足”，甚至于还可以说“胡博士三手”，哈哈，罪过，罪过，哈哈。岂非咄咄怪事？！
可是大博士的“伟论”还不止此，请往下再看罢：
“（11）条的‘指’字也作物的表德解。我们知物，只须知物的形色等等表德。并不到物的本体，也并不用到物的本体。即使要想知物的本体，也是枉然，至多不过从这一层物指进到那一层物指罢了。例如我们知水，只是知水的性质。化学家更进一层，说水是轻养二气做的，其实还只是知道轻气养气的重量作用等等物指。即使更进一层，到了轻气养气的元子或电子。还只是知道元子电子的性质作用，终竟不知元子电子的本体。这就是（11）条的“指不至，至不绝”。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再也不会完的。”
这完全是一种唯心论，里面含有严重的错误，并且不像他替其他各条辩护一样，显然露出破绽，使人一望而知，因此我们对于这一段话不能轻轻放过，应当迎头痛击，免得他人来中毒！
卡尔说得对：
“人类的思想是否达到客观真理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际的问题。人类必须在实际中证明真理，即证明自己思想的真实性和力量。至于离开了实际的思想是否真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式的问题。”
因此我们对于胡博士所提出的问题不作长篇的理论，只简单说几句，即用一个实际例子来作证明。
我们所以认识外界，是由于受了物质的刺激，引起感觉而产生印象，我们的感觉印象和真实的外界有时不免有点差异，甚至于完全不同。（这种说法比胡博士的承认知道物的表德更进一层）然此事并不能使我们承认物的本位是不能认识的。即以胡博士为例，当他初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打起文学革命的招牌，一面宣传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一面提倡杜威的实验主义，我们一致承认他为新文化运动和被压迫的民众领袖之一。我们因他的表德而对他的本体的认识是浅薄而错误的。但后来细加考察，才知道他倡个人主义是想替资产阶级开辟一条自由发展的坦途，倡实验主义是想替这个阶级介绍一种计较效果的方法，他毕竟是这个阶级的代表。试问我们依据他的表德，为什么不知道他的本体？他的本体是什么神秘东西而竟使我们无从知道？
我们由物的性质作用就可以认识他的本体，恰和我们知道胡博士的性质作用，就可以正确认识他本身一样。人类从坐人力车，二人轿，和帆船进化到坐汽车，汽船和飞机，这种技术的进步正是人类研究自然界现象并认识它们的本体的结果。不过人类的认识力是受历史的条件限制的，世界虽始终可以认识，但我们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除此以外，世间并没有什么神秘而不可认识的东西，胡博士说：“即使要想知物的本体，也是枉然”，其实一点也不“枉然”！总之，惠施公孙龙等的第十一条和胡博士的解释都是一种唯心论，和实际情形是不相符合的。
四，讨论关于名的问题。胡博士说：“（4）条说‘犬可以为羊’，又（19）条说‘白狗黑’，是说犬羊黑白都系人定的名字。当名约未定之时，呼犬为羊，称白为黑，都无不可。”后面这句话如果是真正“名约未定之时”说的本不算错，但拿来替第四和十九条辩护，实在是强词夺理。因为既有犬羊黑白之名，可见名约已定，即不能随便改称，尤其是不能互相更换。否则大学教授的胡博士可以呼为小学教师，著了《中国哲学史》的胡博士可以称为著了西洋哲学史，而四马路的野鸡也可以呼为家鸡，翁仲更可称为仲翁了。
胡博士对于第二十条的辩护也是同样幼稚可笑。他说：
“（20）条说‘孤驹未尝有母”，《列子》作‘孤犊未尝有母’。魏牟解说道，‘有母非孤犊也’。这是说‘孤犊’一名专指无母之犊。犊有母时不得称孤；犊称孤时决不会有母了。这便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一切正确之名，都要如此，不可移易。”
他在一方面赞成“呼犬为羊，称白为黑”（至于他加上“名约未定之时”一句，简直是废话），在另一方面却又主张“犊有母时不得称孤；犊称孤时决不会有母，……一切正确之名，都要如此，不可移易”。这真是中了我们乡间“嘴唇两块皮，翻身又改移”的话；这样反复的说法要是诡辩派的信徒才表现得出来。然我们对于本条的驳论并不在此。我们承认有母非孤犊，孤犊没有母的话是对的，但本条所以成为诡辩，就在“未尝有”三个字。所谓“未尝有”就是“从来没有”的意思，而按之实际，犊尝有母，迨母死才称孤，所以我们可以说“孤犊无母”，却不能说“孤犊未尝有母”。魏胡两位大师不注意这三个字，偏去说“有母非孤犊”，“犊称孤时决不会有母”，当然是文不对题！
现在总括起来说，上文的二十一事除掉“山出口”不解是什么意思，只好存不而论，“马有卵”为偶然说中外，其余都是诡辩，完全不能成立。因此，不独胡博士的十二页辩护词尽是劳而无功的废话，即梁启超所称内中三五条叫他心折，章太炎所谓“辩者之言独有‘飞鸟’，‘镞矢’，‘尺棰’之辩，明察当人意。‘目不见’，‘指不至’，‘轮不蹍地’亦几矣”，也是不正确的言论。因为这十九条如果成立，不独辩证法要被推翻，就是形式逻辑也站不住脚，只有实验主义可以摇头摆脑，称霸一时。然从此便没有公认的是非可言了！可是不要害怕，单是常识先生的力量已经足以驱除这一类的鬼怪，使之不能白昼横行，所以我们也用不着学杞人的忧天，把这个当作一桩大事。
不过我们现在要再进一步，考究胡博士认这种诡辩为正当，极力为之辩护一点，是自己偶然的错误，还是他的主义上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大家只要将《我的生平》第十一章《论绝对和相对真理》一项中批评实验主义的话回顾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的行为是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我们曾经征引乌里耶诺夫的一段话，说明以相对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必定要达到诡辩一途。我们又曾经指出实验主义正是以相对论为认识论的基础。所以实验主义的信徒胡博士要出全力替这些谵辩辩护，正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能幸免的。然实验主义的破产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再也无从掩饰了。我们于批评这部哲学史的开端即明白宣布它的根本缺点在应用实验主义作为叙述和评判的方法，大家现在看了胡博士这样有系统的错误，总不能说此话是言过其实罢！
关于胡博士替上述二十一事辩护的错误，我们已经详细指出，现在对于他征引《墨辩》的话去加以附会的错误，应略说几句。章行严曾作《墨学谈》，登诸《新闻报》，“推言惠施之学，不出于墨之道”，而以《荀子·解蔽篇》所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为有力的证据。旋又作《名墨訾应考》，将《墨经》（即《墨辩》）的话和惠施的说法对比起来，加以解释，藉示两者的互相抵触，没有同源的关系。我以为学派支流相衍，易趋极端，把双方的偏向和对峙的议论作为彼此没有系统或同源关系的证据，似乎不尽靠得住。况且《墨辩》中也有诡辩（如上文所举狗盗的问题之类），更无以自解。不过他引《墨辩》的“次，无间而不撄撄也”，“动，或徙也”，“景不徙，说在改为住”等语去驳惠施“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引“儇𥟭秪”去驳“轮不蹍地”；引”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去驳“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引“行修以久，说在先破‘今’去后日适越而昔来”；引“厚有所大也”去针对“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引“正，无非”去破“郢有天下”及“犬可以为羊”；引“物甚不甚，说在若是”去释“龟长于蛇”；引“无不待有，说在所谓”去针对“孤驹未尝有母”；引“偏去莫加少，说在故”去驳“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和公孙龙的《白马论》；大体都精当。他的正确解释不独足以反映胡博士的附会的错误，并且还可以补我们没有论及的各点（指惠施的十事），甚有翻阅的价值，读者可自去参考（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份《东方杂志》），此处不多说了。
第十六，胡博士所讲别墨的成绩既不过如此，而推究墨学灭亡的原因尤为肤浅。他说：
“当韩非之时，墨学还很盛。所以《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当西历前二三三年。到司马迁做《史记》时，不过一百五十年，那时墨学早已消灭，所以《史记》中竟没有墨子的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到墨子的一生，只有二十四个字。那轰轰烈烈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消灭得这样神速呢？这其中的原因定然很复杂，但我们可以悬揣下列的几个原因：
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墨家极力攻击儒家。儒家也极力攻击墨家，孟子竟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学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
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其实墨学在战国末年，已有衰亡之象。那时战争最烈，各国政府多不很欢迎兼爱非攻的墨家。《管子·立政篇》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
又《韩非子·五蠹篇》说：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这都是指墨家说的。可见那时墨学不但不见容于儒家，并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这也是墨学灭亡的一个大原因。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别墨惠施，公孙龙一般人有极微妙的学说。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辩”互相争胜，“终身无穷”。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
梁启超以为除这三种原因外，更有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就是《庄子·天下篇》说的：
“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此外，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斥墨子为保守派，并说：
“他这一派在当时完全是反革命派。结果他是敌不过进化的攻势，尽管他和他的弟子们有摩顶放踵赴汤蹈火的精神，死力撑扎着自己的存在，然而终竟消灭了。这正是社会的进展取辩证式的证明。”
我以为上面三种批评都没有道出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今试分述其理如由如下：
凡一种学说的兴起必有其阶级的背景，非友派的提携所能成功，而其消灭也是如此，非敌派的攻击所能奏效。儒家虽极力攻击墨家，墨家又何尝不极力攻击儒家，结果何以儒家不消灭而墨家却消灭了？胡博士以为是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然这位皇帝何以有此举动呢？既云“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何以法家仍能存在，只有墨家消灭了呢？我们对于这几个问题如果细心考虑一下，就知道墨学消灭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儒家的反对。况且胡博士自己对于这种主张也没有坚决的信心，所以说出“儒家这样盛行，墨学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的话，所谓“没有兴盛的希望”，自然不是消灭的代名词。故他说的第一种原因不是一个主要原因，而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
第二种原因也和第一种一样，同为外界的原因，假使墨学自身的基础稳固，这些外界的原因决不能消灭它，至多不过是使它“没有兴盛的希望”罢了。
第三种原因算是进一步，谈到墨学本身了。可是不独“‘诡辩’太微妙”的话应当如梁启超的批评，改为“诡辩太诡”，才合实情，并且这也是一个很小的原因，不能算作墨学的致命伤。因为墨家的后进派别颇多，除诡辩派外，也还有研究应用科学的派别，即使前者足以召灭亡，后者应可以巍然独存，何以也同归于尽呢？可见墨学消灭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至于梁启超所补充的第四种原因绝不能视为墨学自身的原因，这只是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从自己的立场所发出的一种批评，殊非定论。那些话如果可以当做一种主要原因，则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又何尝不可当作第五种原因，就是：
“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富国篇》）
荀子这一段话比庄子说的更为详尽而厉害，然同样是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去下批评的，故不能算作墨学自身的原因。仅这两种说法都足以反映将墨家的阶级性是和所谓道家儒家不同，这一点对于我们最有用处。
末了，某君认墨子为反革命派，因为“敌不住进化攻势”，以致消灭，这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不独没有道出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并且厚诬墨子的人格了。
以上三种说法既都是隔靴搔痒之谈，然则墨学灭亡的真正原因到底在那里呢？就在农工阶级的失败。当秦始皇初年“还很盛”的墨学不到一百五十年，即“早已消灭”，胡博士惊其消灭的“神速”，而不知其所以然。但自我们看来，觉得这是当然的结果，用不着惊讶，也不算“神速”。因为当秦末时农工阶级由陈涉，吴广领导发难，起而革命，虽能以“锄耰棘斤因利乘便”而亡秦室，终于领袖被戕，军事失败，被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泗上亭长刘季坐收渔人之利了。自此以后，这个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将农工阶级压在底下，供其剥削。后者既被屈服，则代表他们利益的墨学不能幸存，自是意料中的事。所以墨学不消灭于被孟子骂为“无父”和“禽兽”之时，也不消灭于被法家的政家猜忌之时，也不消灭于“诡辩太诡”之时（依照胡博士的说法．墨学应消灭于这几个时期，不应迟至汉初），而独消灭于汉初，主要原因全在于此。在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阶级中的地主阶级既经变成统治阶级，汉武帝当然要“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因为他老先生是这个阶级最初的代表。至于法家于“罢黜百家”的当儿，不独不与墨家同其命运，并且掌握实际上的统治权，正因他们也是这个阶级后起的代表，关于此事，留待以后再说罢。
我们试将这两方面的事实对照来看，便知道墨家的消灭与儒家的兴盛都是由于站在他们背后的阶级失败与成功的结果，丝毫没有疑义。胡博士等不知道从这个根本地方着眼，一味凭着自己主观的见解去瞎猜，宜乎其不能敲开真理之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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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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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
（一）孔子“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二）梁启超口中孔子的阶级性（三）孔子要用士阀去推翻贵族阀（四）孔子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五）士是地主的证据（六）孔子的政治哲学（七）“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八）必须进一步追问孔子何以有那样的“正辞”或“正名”（九）替“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加一重保证（一○）不懂得“他老人家气的胡子发抖”的缘故！（一一）孔子的岂肯恢复封建制度？（一二）“孔子‘学’只是读书”！（一三）孟子拥护地主阶级得闲的证据（一四）“孟子……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一五)孟子为什么大谈“‘衣帛食肉’的政治”?（一六）荀子为什么要“明贵贱”？（一七）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批评
第十一，胡博士做《哲学史》，不从阶级的观点着眼，惟划分许多派别，这是我们已经领教过的。但他讲到孔子，除列入“积极的救世派”，称为“许多‘有心人’”中之一外，又说：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
此处所谓“封建阶级”，自然不成名词，然观于下文“《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等语，可见他所要说的是贵族的等级，照上面“处处要保存”的字眼看来，他当然承认孔子为贵族阀的拥护者和代表。贵族阀与封建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贵族总是有土地的，因此他又不能不承认孔子为这个阶级的拥护者和代表。关于孔子的阶级性问题，是值得我们从长讨论的，因为他支配中国的思想界至二千余年，我们若不看清楚他代表那一个阶级，便不能真正懂得他的学说。因此我对于此事又要多说几句。
就一般讲起来，在阶级制的社会中，一个人无论是圣人也好，凡人也好，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善人也好，恶人也好，他总是隶属于某个阶级，他的一切思想行动无论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总是拥护并代表这个阶级。我们要注意，在这样的社会中，决没有超阶级的人。而我们的孔二先生更不能例外。
关于此事，不独素来不愿谈到阶级的胡博士（要他谈阶级，除非是在不表现阶级争斗和不关痛痒的时候，如“和尚阶级”之类），已于无意中流露出来了，就是宣言阶级制度在我国“已成二千年僵石”的梁启超也明白承认孔子一批人的阶级性。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
“儒家虽‘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然则儒家果尽然将国人分为能治与受治之两阶级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儒家有所谓能治的阶级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帜，遍征诸儒书而可信者也。故所最当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地位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儒教最终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泽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为‘君子’，则儒家‘全民政治’实现之时矣。”
梁氏这一段话毛病很多。第一，“能治阶级”与“受治阶级”不成名词。应改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第二，所谓“‘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殊不尽然，如孟子说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都是指地位讲，不是指品格讲。此处所谓“君子”正是统治阶级的公仆。第三，从前统治阶级的代表在理论上大概不肯赤条条地主张本阶级的利益，总要拿全体人民来做一个幌子，尤其是关于将来的理想，乐得如此。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明明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革命的口号偏偏标出“自由，平等，博爱”来，声声口口替全体人民谋幸福。儒家的把戏也是一样。如以为依照它的“人人皆成为‘君子’的鬼话（这等于胡博士所谓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即可以实现什么‘全民政治’，借此去混淆它的阶级性，那就是“非愚即妄”！然无论如何，这一段话总算明白承认了孔子一批人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上，他们的下面还有一个被统治阶级——这是确定的事实。
我国资产阶级两个最有权威并极力讳言阶级制的学者既已或明或暗地承认了孔子的阶级性，我现在进而鉴定他到底属于那一个阶级，总不能说是武断罢。
据胡博士的意思，孔子是要替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保镖，即日本的学者中也有怀抱这种意见的。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孔子在鲁国虽是一个士阀出身，然他的祖父孔父却系宋国的贵族，因此他带有好些贵族的色采，并同情于旧制度中若干成分的保存，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他并不是这个行将死灭的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是要推倒这个贵族而代以士阀，关于《春秋》讥世卿，和“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雍也，可使南面”等说法，就可以知道（孟子更明白说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所谓“仁者”，不用说，就是士阀出身的大圣人之类）。
孔子为士的代表，这是几千年来全国人所公认的，丝毫不成问题。可是大家既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接着承认他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我想不独熟读《论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和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类话的穷措大忽然听见这种议论要大吃一惊，就是习闻“儒家的系统……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的青年学子也会认为谬说。其实何止这两种人，凡属智识分子大概想不到满口仁义道德的孔二先生和所谓非封建的新兴地主阶级有什么关。可是莫忙，听我举出证据来：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贵族阀与封建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贵族总是有土地的。”士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关系，正和此相同。所以士阀与新与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一部分的士是有土地的。（在最初恐怕是最大部分的士都有土地，到了春秋时代，士的数量大增，单是孔子就有弟子三千；至战国则士多如鲫，如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养士各数千人，于是“穷光蛋”的士占大多数。）孟子谈“周室班爵禄”，说天子的“元士受地视子男”，其余“大国”“次固”“小国”的“上士”“中士”都有一定的土田，这当然是事实，不可和他的井田说等量齐观。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的书中找出士有田的证据。例如《管子·问篇》说：
“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
所谓“士之有田而不使”，“士之有田而不耕”，就是士为地主的铁证。至于所谓“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就是指武士。这种武士也是新兴地主的一个大来源，应当略加说明如下：
当春秋战国时，战争频繁，需要很多的军官，于是武士应运而起。到了战胜以后，被兼并的国家的土地变成胜利品而归战胜的君主支配了，《韩非子·有度篇》载：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
《十过篇》载：
“秦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
这里所谓“开”和“启”并不是开荒，只是将原来封建地主的土地（也许有非封建的地主杂在其中）剥夺过来。这种土地总有一大部分是赐给战士的，所以《诡使篇》又说：
“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
《显学篇》也说：
“夫上所似陈良田大泽，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
《管子八观篇》也给我们一个反证，就是：
“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
这寥寥的几桩事已经充分告诉我们，封建地主是怎样的崩溃，新兴地主是怎样的起源了。（此等事在孔子前二三百年间即已发生，《诗经》上的《秦风》，《权舆》,《小雅》，《正月》，《大雅》，《瞻卭》等篇表现得很清楚，这里所说，当然是部分的，并非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崩溃和整个新兴地主阶级的起源都是如此。）这一点值得我们绝大的注意，故不得不大书而特书。
春秋战国时的士多系新兴的地主，既有证据，则代表士阀的孔子同时又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正和代表贵族的老子庄子等同时又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事。孔二先生虽是手段高明，对于拥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露骨的表示，但全部《论语》仍留下不少的痕迹。例如：
“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这里所谓“使民以时”，就是不违农时，排斥聚敛，就是不要向地主苛索，“富之”，就是增进地主的财富。因为这种重农的主张，其最大部分的利益当然是归于地主而不归于真正耕种土地的农民。【注】所以孔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拥护者和代表，是毫无疑义了。
【附注】法国十八世纪的重农学派虽注意农民的利益，并认农民和渔业矿业者为唯一生产阶级，却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它的格言“农民贫则国贫；国贫则王贫。”——“PoorPeasants，PoorKingdom；PoorKingdom，PoorKing”——和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富国篇》所谓“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可见口头上尽管说什么农民，人民，百姓，或下，而实际上的着重点仍在地主阶级，无中无外，正是一套把戏。
孔子既代表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所以他在政治上要求一个统一江山的天子君临天下，作为这个阶级的保护主，使不受向来一切封建主的剥削。他替鲁国作《春秋》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正是这个意思的表现。因此他的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国与家直接联系起来，将封建制度中一切等差一扫而空。就是他晚年赞《周易》，也不过是本着唯心论，随自己的意思，极力称颂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这些大部落的首长（即所谓元后）为怎样的大圣人，为怎样可崇拜的偶像，因以建立他的中央集权的天子制（“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去适应这个新兴阶级的利益。
所以孔子的学说能支配中国至二千余年之久，正因为这个长时期中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近十几年来，他的学说完全失去向来的威权，正因为地主阶级的势力早已下降，丧失以前统治的地位，由新兴的资产阶级起而代之了。
关于孔子的阶级性问题从来没有人细心精密地分析过，以致大家对于他的认识，都十分肤浅而模糊，丝毫不懂中国经济发展的胡博士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他所讲的孔子的学说是很浅薄而支离的。今试略举数点如下：
（一）我们在上面已经隐约指出，孔子是已经具有一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帝国的中心思想才去修《春秋》赞《周易》的，所以他的议论无不归结于此，观于寐秋《春秋》书“初税亩”（宣公十五年）和“用田赋”（哀公十二年）以示讥，《易传》称远古代的元后，即可以知道。胡博士不懂得这一点，便反转来说：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
于是特辟专章，大谈“《易经》的哲学”，说全书有三个“基本观念”：
“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都有一个极简易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作都有依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
他以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而“《易经》的精华就是“（一）易，（二）象，（三）辞”，换句话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就是“（一）易，（二）象，（三）辞。”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发现孔子哲学的特点，因为所谓万物变化由简而繁，制度文物趋于意象，都是中国古代唯心哲学的通则，【注】至于“使人入动作都有依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的辞更是每个哲学家所不可少的工具。试问他举出这三种很普通的东西作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附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万物变化，由简而繁的意思；又说“道之为物，惟忧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即制度文物起于意象的意思。
所以用易象辞去说明孔子的哲学，或“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问孔子何以恰恰是他那样的“正辞”或“正名”。而不是别种样式的“正辞”或“正名”。要追问到这一点，才可以达到“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才可以表现他的哲学的特点。举个例来说，孔子何以恰恰要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他为什么不像老子一样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再举个例来说，孔子何以恰恰要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为什么不像芋尹无字一样说：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我们对于第一个例的答案是：孔子为新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主阶级的代表，富于朝气，勇于进取，正在以造成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前提，故有生，位，人，财，义的说法，绝不能和日趋崩溃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老子一样，说出一些不仁，刍狗和绝弃的反动话。对于第二个例的答案是：他在政治组织上所要的，大的是国，小的是家，故只简简单单讲君臣父子之道，不复需要封建时代的十等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要讲哲学，必须以阶级为根据，否则无论自以为见解怎样迈越前古，总是浅薄无聊的！（胡博士说：“《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又说：“古今说《易》的人不懂此理〔指象〕……，所以越讲越不通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自以为有独到的见解！）
（二）胡博士又很郑重地介绍《系辞传》的一大段，并加以详细的解释，我现在为便于批评起见，仍然要将这一段话列在后面：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大段话的出发点是八卦。从前日本的幸德秋水倡言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男子生殖器崇拜的孑遗，近来中国也有人觉得“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辩》中玄同的信。此外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卷上，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有同样的意见。）我以为此说是很有理由的，因此，孔圣人这一段话的第一节“近取诸身”四字是其实不虚的，至于”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等等，原始人虽也办得到，不免带一点铺张的色采。然这一条至少可以表现八卦的起源本来是唯物的。不意被孔二先生一赞，它竟由唯物而变唯心的了。于是我们的初民从实际经验中所发明的工具和所创造的事业，被他倒果为因，一起归住“盖取诸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几个卦上，并一起归在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这几个所谓圣人的身上。像这样的说法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勾当，与上古实在的情形没有什么关系。
胡博士不明白这种情形，竟于解释上述一大段话之后，说道：
“以上所说古代器物制度的原起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
观他的言外之意，是明明承认内中有几件——不过不是“件件”——是“合着历史的事实”。现在如果请他具体地指出到底是那几件，我想他没有办法做得到，否则就会跳出常识的范围了。著哲学史的人对于这种完全显明的骗局不独不予以指摘，并且还详为解释，还于模棱两可的批评中代为加上一种保证，这是极不应该的。
（三）胡博士用一专章讨论《易》既是十分浅薄，而他用一专章讨论“正名主义”也是一丘之貉。他说：
“孔子当日眼见那些‘邪说暴行’，……以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他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
以上所说的原是事实。不过他一提及孔子在《春秋》上正名的主旨就完全弄错了。他说：
“那时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么东西。楚吴都已称王，此外各国也多拓地灭国，各自称雄。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所以《论语》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读这两句，可见他老人家气得胡子发抖的神气！《论语》又说：“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所以《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践土之会，明是晋文公祀周天子叫来，《春秋》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旧大书‘春王正月’。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
当我们论孔子的阶级性时，对于这一段话已经征引过几句，并发了好些议论，现在仍然要从另一方面再说几句，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值得反复讨论的。
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他老先生虽不限定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却是眼光锐利，善观时变。《中庸》虽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他虽自称为“信而好古”，但遇事自有斟酌，并不迷信古代的任何种制度。颜渊问为邦，他答道：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又说：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秦也。——虽违众，吾从下。”
可见他的心中自有主宰，不肯受古代文物制度的拘束。要懂得这一点，才会看出他对于季氏僭用八佾，“气得胡子发抖”，对于三家者以《雍》彻”，大肆讥评，《春秋》对于吴，楚，齐，晋，之君称“子”称“侯”，以及大书“天王狩于河阳”和“春王正月”，并不是因为他“回想那封建制度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便“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而是他看见当时的诸侯大夫互相侵伐僭窃，扰攘不宁，要借此裁制他们，确立一种中央集权的天子制，去适应他所代表的士和新兴阶级的利益。（这种天子不限定就是周天子，只要当时的诸侯能以“德”——不以力——服人，和汤武一样，起来统一“天下”，他也是赞成的。）我说这句话，绝不是随意推测，而是有真凭实据的。今试分述如下：
（1）梁启超说得对，当封建时代，“天子与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公羊傅》注文）。各侯国所有行政机关大略与天子相同，所差者规模稍有广狭耳。天子不干涉侯国内政，各侯国在方百里或方数百里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权。”所以“封建制度最盛时代”的周天子也不过是在名义做一个共戴之主，并没有孔子心目中的天子那样的威权（胡博士对于我说的孔子主张中央集权的天子制一点，当然同意，因为他也有“重君权的儒家”的说法），故孔子的目的实不在恢复封建制度。
（2）封建制度最重阀阅，不得互相逾越。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阀或庶人阀出身，并非贵族。（《尸子·劝学篇》“子路，卡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就阀阅制讲，他们应本“思不出其位”的主张，始终安于士阀，不得有非分的希冀。然在事实上，孔子对于“千乘之国，……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此三年，可使足民”，以及赤也“愿为小相焉”的说法，不独没有贬词，自己且公然宣言“雍也可使南面”。啊，不仅如此，孔子做过鲁国的司空和司寇，子贡为齐鲁聘吴越，职居卿位，宰予仕齐，也是卿，他们师弟简直闯入贵族阀了。这是“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所许可的么？所以如就他“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应当说阀阅）而论，“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吴，楚，齐，晋的僭号，晋文公的“叫来”周天子，固然是不对，但他们师弟日日打主意，想爬入并且实行爬入贵族阀，甚至于还想南面称王，又何尝是对？他的最有名的私淑弟子孟先生宣言“惟仁者宜在高位”，心目中完全没有封建制度中的共主周天子，（所以有人嘲笑孟子，说：“而今尚有周天子，口口声声说王齐。”）又何尝是对？因为像胡博士所说的一样，“孔子的人生哲学极注重行为的‘居心’和‘动机’”，他既明斥贵族的躐等行为，自己一系更不应当有躐等的念头和行动，否则不免厚于责人而薄于责己，简直不成其为大圣人了。
我们根据以上的两种理由，可以断然宣布胡博士所主张的孔子“定名分”是“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为一种皮相之谈。
（四）《哲学史》讲孔子的学说篇幅最多，而毛病也真是不少；我们无睱一一提出来讨论与批评，今只再将一个较重要之点略说几句作为收束，孔子论学本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学包括遇事观察，即物穷理，身体力行，学文读书。如《论语》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都是指广义的学，狭义的学专指学文读书讲，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好古敏以求之”，“博学于文”是。胡博士在“一以贯之”一章竟说：
“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过来的学问。”
这种说法未免太小视了孔子，像他那样“集大成”的人，或用胡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像他那样“气象阔大的人物”，何至于把个“学”专限在读书上？我们从推理上也可以断定他不致于那样浅薄无聊，何况还有上面所举两个“好学”及其他无数证据呢？梁启超说，看见胡博士这段话，对于他的“武断，真不能不吃一大惊”！这一大惊倒是应当的。
不过胡博士的武断还不止此。他于作出上项结论之后，并且公然宣布孔二先生的罪状，说：
“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
孔子所谓“学”并不全是狭义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即再退一步，假定他所谓“学”“只是读书”，也不能把后来“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归咎于他，因为他老先生所教的科目除“书”外，还有“礼乐射御数”，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有六艺，而后世只取一艺——书——他对于此事应负责任么？凡稍有常识的人总不能以此相诘责。可是胡博士为实验主义所蒙蔽，处处吹毛求疵地去“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以致弄出这种笑话！我说他此书的根本缺点是在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这也是一个明证。
第十二，孔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已如上所述，孟子更是如此。的确，书中拥护农业的话很多，如“不违农时”，“薄税敛”，“民事不可缓也”，“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之类是。但有人以为孟子明明代表一殷农民的利益，主张井田制，怎好说他是拥挤地主阶级呢？其实所谓“五亩他宅”，“百亩之田”，只是他一种温情主义的口头禅，和西洋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偶言替工人阶级谋利益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时既有地主阶级的存在，而他又力倡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这就是承认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被统治阶级的说法，在事实上，前者为地主，后者为农民，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可是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所说的：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
所谓“巨室”并不是朱熹所想象的“世臣大家”，只是墨子所说的“大家”（参看《墨子·天志》上中两篇），管子所说的“巨家”（参看《山国轨篇》），只是大地主。（同样上面的“君子”和“劳心者”也不仅指正位的官吏，是包括整个统治的地主阶级在内。）至于“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天下慕之”，就是卡尔所谓“支配一个时代的观念常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这种巨室从孟子的时代起一直到最近二十年前是中国的统治者，而历朝的帝王就是他们的首领。
胡博士没有看清这一点，遂于讲孟子的政治哲学时说道：
“孟子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还要使百姓享受乐利。”
这种说法是十分浅薄而错误的。我们在反驳之前，要再进一步，问杨墨又是受了谁的影响？胡博士回答道：
“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后来的结果便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
孔门的“‘孝’字”派这样影响杨朱，杨朱又这样影响孟子，互相交错，煞是好看！不过我们要再问胡博士，“‘孝’字”派的家庭伦理为什么不能直接影响孔门的其他各派，而另外激成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子的兼爱主义？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子的兼爱主义为什么又不能继续发展下去，而另外造成孟子的“民权”论与“乐利主义”？我想他对于这种兜圈子的顽意儿没有法子能够给予一种满意的解答。因为杨朱，墨子，孟子学说的动力本来不在这里，如靠这一着去解释，真有“此路不通”之叹！
关于杨朱的为我主义的背景前面已经讲过，关于墨子的兼爱主义的背景可待下面去讲，我们现在专讲孟子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话并不是受了什么杨墨的影响，而是因为当时的地主阶级已经壮大，内中有些且变成“巨室”可以和政府对抗，使为政者不敢得罪他们，——这种情形反映到孟子的心目中，他才有胆量说出一些重民轻君的话。胡博士不知道从这种具体的事实中去找线索，专凭着唯心的实验主义的方法，从杨墨方面打主意，殊不知这是很渺茫的事，即使属实不虚，也当然是枝节的而非根本的了。
他又说，孔子的政治哲学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妈妈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故孟子所说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一类“‘衣帛食肉’的政治，简直是妈妈的政治。……后人不知道这个区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所以爸爸妈妈的分不清楚。……”他自以为懂得这种区别，见识高人一等。但孟子的嘴上为什么挂着“‘衣帛食肉’的政治”，他就说不出来。这也是要从事实中去找线索，不能专在想象上着眼的，就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较春秋时又进一步，反映到孟子的脑袋中，才发生那样虚悬一格的议论来。
第十三，胡博士所讲的孟子性善论，留在荀子的批评中一起来估量，现在且先描写荀子的阶级性。他和孟子一样，明白主张要有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被统治阶级，所以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杨倞注；“美谓褒宠，恶为形戮”）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富国篇》。）
至于这个统治阶级，不用说，也是地主阶级。所以他在同篇中又说：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
此处所“民”和“下”，并不是指一般农民，而是指地主，一则可以从“民富”两字看出来，二则本篇的下文又明言“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多则必以法数制之。“可见他讲什么富，什么礼，只是为地主阶级说法。
儒家既是一脉相传，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地主阶级，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到底持一种什么态度呢？孔孟对于商人都具一种轻视的心理，至荀子则更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公然排斥工商，所以《富国篇》主张“省商贾之数”，因为“工商众则国贫”，而《君道篇》更要“省工贾，重农夫”，这就是表示不准工商侵夺地主阶级的利益了。
胡博士不知道从这种根本地方着眼，所以描写荀子，处处只能说出一个当然，而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例如他讲荀子的名学占去本篇三分之一的篇幅，但不能告诉我们荀氏为什么有那样的名学。他说：
“墨家论‘名’只有别同异一种用处。儒家却于‘别同异’之外添出‘明贵贱’一种用处。‘明贵贱’即是‘寓褒贬，别善恶’之意。荀子受了当时科学家的影响，不能不说名有别同异之用。但他依然把‘明贵贱’看得比‘别同异’更为重要。”
荀子为什么“把‘明贵贱’看得比‘别同异’更为重要”呢？哲学史的作者绝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但自我们看来，却十分显明，就是：荀氏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最注意的是下面有一个被统治阶级，并且弄得“秩序”井然，所以他特别重视“明贵贱”。至于说“‘明贵贱’即是‘寓褒贬，别善恶’之意”，简直又是闹笑话，因为果如所言，贵即是褒是善，贱即是贬是恶，再明白些说，统治阶级即是当褒，即是善，被统治阶级即是当贬，即是恶，这还了得？！所以他至多只能说：“明贵贱”和“寓褒贬，别善恶”具有同样的用意。
他介绍孟子的性善论，占孟子一章篇幅的半数，在荀子一篇中又将两人的论性比较一番，说：
“孟子把‘性’字来包含一切‘善端’，如恻隐之心之类，故说性是善的。荀子把‘性’来包含一切‘恶端’，如好利之心，耳目之欲之类，故说性是恶的。这都由于根本观点不同之故。孟子又以为人性含有‘良知良能’，故说性善。荀子又不认此说。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
不过说来说去，只勉强做到他所谓“述学”两个字，一向侈谈生物进化论的大博士竟不能利用生物学中的遗传说来判断他们学说的是非真伪，借以履行他自己所揭橥的“评判”的职务。自然，这是一个很重大而且困难的问题，不容易寻得一种正确的解决；但因此便缄口不言（仅在后面讲宋子的时候，附带说一句，“儒家的孟子一派要人为善，遂说性本是善的，同是偏执之见”），总不能算是尽了哲学史的作者的责任，尤其是以“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自夸的人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不可不发表一点意见。
可是他既默不作声，我们站在批评地位的人，不能依样葫芦，正不妨本着自己的认识，来谈几句。我以为孟子的言性善，和荀子的言性恶，都是一种唯心论，都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没有经过细密考察的。他们一讲到性，多不从一般人的性上去加以个别的分析，偏好引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来作性善或性恶的说明。例如正一方面孟子就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在另一方面，荀子却说：
“隐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他们就是讲到性的本身，也不外几句空空洞洞的话，（如孟子所谓人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荀子所谓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是）绝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据，因此我们应当另寻门径。
在阶级制的社会中，所谓善恶的问题，本因阶级立场的标准。现在即退一步，假定已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标准，然环境的影响对于性的善恶有极大的作用。孟子所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原因即在于此。（自暴自弃也包括正内）这是第一点。
其次，依照遗传学看来，举凡先天的性质（即从祖先传下来的）和后天的性质（即本人出生后所获得的），大概可以遗传，不过前者是一代传一代，后者是隔一代或几代而相传的。（参看赫克尔《自然创造史》第九讲《遗传律与遗传》——（ErnstHaeckel；NatürlicheSeböpfungs-Geschichte,1923,）既是这样，一个人的善性或恶性当然可以遗传给他的子孙。如“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这种事实如果的确，而又不是受了环境的影响，那一定是出于遗传。大家听了这句话，不免要奇怪起来，因为所谓遗传应当是善传善，恶传恶，不能有恰恰相反的现象出现，和尧与丹朱，瞽瞍与舜，舜与商均一样。实则瞽瞍之于商均，正合于赫克尔所举出的隔一代相传的规律，（其公式为A＝C＝E，而B＝D＝F）而丹朱的例子如果不能从他的祖父母找到解释，也是可以从尧的身上说明的。卡墨列的《遗之传谜》（原文见本书第十一章）论天才的第二，三，四条可以供我们的应用，他说；
“二，天才在精神方面十分显赫，在体质方面常是不成功的。……由过度工作的脑筋中流入胚胎的疲劳质（Ermüdungsstgoffe）也许和发作中的毒药一样发生效力：倾向受刺戟，而授胎的效果缩小了，或变坏了。因此就常规讲，天才差不多总是产生很少价值或没有价值的后裔。
三，还有一种原因也助成这种很少价值的状况。……凡光明多的地方，黑暗也多；黑暗多的地方，光明也多。天才与癫狂，天才与暴戾常为比邻。……天才于光明显赫的性质外，还具有不惬人意和卑劣的怪癖。曾经提及的分殖律对于儿童的分配既不平均，又不公道；它予一个孩子以最有价值的性质，予另一个孩子以很少价值的性质。而此等很少价值的性质常具有校强的遗传的伸张力；所以有价值的后裔是否出生，还是一个疑问。
四，我们不要忘记，（恰恰是关于遗传的）生一个小孩子是要两个人合作的。男的如果具有才能，女的就未必如此，女的如果具有才能，男的也未必如此。可是平均总占优胜；在遗传的影响上非天才的生产者容易胜过天才的生产者。哥尔通以为我们的遗传质料有四分之一得之于父毋，十六分之一得之于祖父母，六十四分之一得之于曾祖父母等等，他的学说虽未尝证实，但他对于减弱的遗传所引起的倾向的危险，已经使人注意了。”
我们把这三段话看一下，便知道书本子上那样的尧生出书本子上那样的丹朱，是很可能的。
现在总括起来说：在充满了矛盾，对抗和争斗的阶级制社会中，以及遗传的关系，我们在一方面不承认孟子的人性皆善说，在另一方面，也不同意于荀子的人性皆恶说；我们承认，因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缘故，人的性是有善的有恶的，不可一概而论。这就是我们对于孟子荀子两种相反的性论的批评，这也许不完全正确，也许还要受他人的指摘，但总比费尽气力描写他们的学说而不能得到一种结论的胡博士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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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五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
（一）十个阶级（二）亲口承认古代学术的阶级性（三）又只认派别不认阶级（四）老子出生的时代问题（五）反革命的老子（六）老子的“最大功劳”！（七）弥缝工作中的漏洞（八）又用照例的方法对付杨朱（九）“打蛇打在七寸上”（一○）庄子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一一）庄子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一二）“哲学史……变成灵异记”！（一三）“马生人”是“中紧理论”么？（一四）为什么抛弃第二种佐证？（一五）庄子的名学怎能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相比拟？
第七，胡博士论“孔子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思潮既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而他论孔老和诸子的哲学更是如此。可是他不独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而他所说出的阶级比国内任何人要多上几倍。例如他在《哲学史》中说古代有五种社会阶级，即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话文学史》中又新提出五个（自然是不成话），即
清客阶级，
文人阶级，
绅士阶级，
智识阶级，
和尚阶级。
当他讲杜威的教育哲学（见《胡适文存》卷二）时且说：
“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有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实何止古代）一切学术思想都受阶级的影响，而他在《哲学史》中不独提及阶级两字至十六次之多，并且承认当时“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么，讲诸子哲学时，便应当将他们的阶级性弄清楚，说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条不紊。不意关于这一点，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完全没有企图这样去做。
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外又是几派。当他讲孔子的时代时，说“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如老子邓析是。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如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是。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么是“破坏派”，“厌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隶属于那几个阶级呢？划分阶级最多，并明知哲学不过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胡博士便缄口不言。单是这一点已足证明他的《哲学史大纲》的肤浅，这样一部书要想“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岂非痴人说梦！
第八，《哲学史大纲》用两章叙述中国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和思潮，而其所怀的第一胎是老子。梁启超以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因举出六个可疑之点：（一）照《史记》的说法，老子既为孔子先辈，他的儿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六七十年），当汉景武时，他的八代孙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终没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认孔子会向老聃这个人问过礼，然照《礼记·曾子问篇》看，此人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记》关于老子的纪述，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杂凑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属于老莱子，连主名都没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类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说的；（六）老子书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一类成语，不像春秋时人所有；“仁义”两字对举，这本是孟子的专卖品；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的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系战国时的官名。他后来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补充一点，说《老子》“书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文，似是难儒家；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难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文，似是难法家。”
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尽可依照梁氏的话，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末年的作品。因为除这大批的证据外，我们还可补充几点：（一）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经》两言“不贵难得之货”，又说“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身与货孰多”？所谓货就是商品，这种再三鄙视商品的话应是针对着商业发达的战国说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语应是技术进步，法令繁多的战国时代的写照；（三）书中的词句简练，易于记诵，应为盛行作经（如，《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等经和《墨经》之类）的战国末期的产物。由此看来，胡博士所说的古代哲学的第一胎，“中国哲学的始祖”，便没有一点真实性了。
即抛开这一点不讲，专就他所描写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这位“老太爷”的本来面目。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个标题下说道：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
他于是引出老子一批话和《伐檀》，《硕鼠》，《苕之华》等诗去对比，自以为是源流分明。其实老子是旧统治阶级（即封建地主）和旧贵族的代表，完全反对危害封建制度的。所以他是一个反动分子而非革命家。他代表统治阶级最明显的说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他为着拥护封建贵族的利益，极力反对工商业，甚至于不惜主张回到封建最初自给自足的形态上去，所以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试问像这样旧制度的反动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硕鼠》两诗有什么渊源？！他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并不是替被压迫的人民主张利益，不过眼见商人的兼并，新地主的鲸吞（详情见后），予旧贵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击，而当局复好作好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样轻徭薄税，使人民得安居乐业，不起为乱，摇动封建制度的基础，特发几句牢骚，这与《伐檀》，《硕鼠》的抗议完全不同。至于他所谓“民不畏死”和“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是看见人民已经置生死于度外，要起来革命，特警告当局勿一味惨杀，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风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惧之”的痛言，这与《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这篇诗是破落的贵族极端厌世的消极表现，与被压迫的人民造反作乱的具有积极精神截然不同。可是我们的胡博士竟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将它们各各配合起来，作为互相影响的证据，本领固然不小，只是不值读者一粲！
老子的政治学说是反动的（我所谓反动是开倒车的意思，胡博士所谓反动仅指一种反响讲，所以他一方面称老子“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又称“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这样用法，殊嫌混淆），他的哲学是绝对的唯心论，什么“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都是没有根据，玄之义玄的把戏，和客观的真理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把戏映入胡博士的眼中，便变成稀世之宝，所以说：
“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宣言“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又承认“那绝对博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的大的士对于老子所假设的这个“抽象的观念”的“道”不知道为什么又这样热心称赞，许为他的“最大功劳”？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此外，老子所谓“天地不仁”，所谓“无名之朴”，所谓“无为”，所谓“不争”，都是反映着一个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贵族的愤恨，反动，消极，软弱的意识，没有什么微妙的大道理在里面。可是胡博士因为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不明白老子立论的来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为解释，什么“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呀，什么“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呀，什么“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呀，什么“狂风吹不断柳絮，齿落而舌长存”呀，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可惜一个不小心，漏出一个大破绽，就是：
“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强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
胡博士应当知道，这两种学说是绝不兼容的：要毁掉一切已经存在的文物制度，须用极严厉的干涉政策，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办得到（其实这种开倒车的干法，虽有极严厉的干涉政策，也不会成功），这和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恰恰相反。所以要实现第一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二种学说，反之，要实现第二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一种学说。即此一端，已足表现老子的种种说法只是一些泄愤或无聊的话，本来没有精密的系统，虽有胡博士为之穿凿附会，极力弥缝，也终不能掩其大漏洞了。
第九，战国时封建制度的破灭既成已定之局，无可挽回，则旧贵族和封建地主自然要因找不着出路而趋于悲观厌世。杨朱就是一个好例。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的学说所以能盛行一时，正因其能代表破落贵族的心理，故人争归之。不过他的著作没有传世，《列子》书中虽有《杨朱篇》，但这是东晋晚出的伪书，因此此篇也有些成问题。胡博士根据《杨朱篇》来讲杨朱的哲学，照例又说，这“也是那个时势的产儿。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其实若不将阶级关系弄清楚，专用“纷乱”，“战争”，“痛苦”，等字眼去说明这个“时势的产儿”的背景，决不会达到目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应用于当时每个哲学家的身上，然绝对不能说明，同样的“纷乱”，“战争”，“痛苦”，何以使老子，杨朱，庄子等成为反动派（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老子……杨子……庄子……的思想多少都是向着革命性，殊欠正确），孔子，墨子等成为改进派，陈仲子，许行等成为革命派。惟有从阶级的观点着眼，便可以明白个中的真相，因为第一种人是代表旧贵族和旧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旧制度日趋崩溃而不可救药时，他们只有出于反动，厌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种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详情见后），当新势力日形发展时，他们的改造论便愈谈得起劲；第三种人是代表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当然和现在所谓无产阶级不同，说详后）的，当这种人民的痛苦日深时，他们的刻苦自励也日进。要这样去分析，才算是“打蛇打在七寸上”，如果照胡博士的办法，那就无异“隔靴搔痒”！
又《哲学史大纲》讲杨朱的一篇夹在墨子和别墨两篇之间，使派别紊乱，系统不明，是编制上的一种错误，应将此篇改在别墨一篇之后和庄子一篇之前，才算妥当。
第十，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庄子和老子杨朱一样，是代表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所以在一方面他拥护君主，并要求回转到最初的封建时代，《天地篇》说：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亲，而万物之应备。……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在另一方面他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德充符》说：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
《胠箧篇》说：
“擿玉毁珠，小盗不起。……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庄子既隶属于反动派，所以对于改进派的儒墨两家，施行攻击，斥为“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篇》）同时他自己因为找不到出路，遂趋于所谓“出世主义”。他便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
胡博士批评庄子的学说，一则曰“这种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再则曰“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这是对的。但他不从阶级的观点立论，故只能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他只知道庄子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是“守旧党的祖师”，而不知道庄子为什么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所以他的持论是十分肤浅的。
其次他解释《庄子·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几句话，也完全是牵强附会的。他以为：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禅’。”
这和从前的中国人把孔子“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的几句话比拟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一样，都是犯了神经过敏的毛病。其实高唱唯心论的孔子庄子那里能真正转入唯物论，来体会“自然淘汰”和”物种由来”啊？即此一点，已足打破这些比附说而有余；况且在一切科学都不发达，只晓得讲什么“道”的古代，谁也不会注意到生物进化论，这是很自然的。否则拿胡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
然他把《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解释得和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说一样，是以《至乐篇》的末章作为佐证的，就是：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胡博士不征引这一段话则已，一征引这一段话，便将他所附会的话，一齐推翻了。他说“这些种子，得着水，……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这节文中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这一节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诚然不可细考，但马和人是不用细考可以确切认识的，试问“马生人”成其为“中坚理论”么？这样远于事实的胡说竟劳我们的大博士为之发挥光大，其用心良苦，不过是徒劳无功罢了！
但说到这里，我应当再声明一句。高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庄子，决不肯正正经经，精精细细讲什么“生物进化论”，而他上面什么“为”，什么“生”，也决不是“生物进化论”，只是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他这些话如果够得上“生物进化论”的资格，那他的《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变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段，也是绝好的“生物进化论”。胡博士为什么不一块儿征引出来，作为第二个佐证呢？就实际情形讲，庄子中这一类的说法不过是一些信手拈来的游戏文章。我们的大博士像煞有介事地称之为“生物进化论”，用全力加以发挥，实在是自己上了当啊！
此外，他以为庄子说的“彼〔即非是〕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等语和黑格尔（即《哲学史》所指的海智尔）思想进化的正反合三重进程式相符，更属奇谈。因为庄子的说法明明是指是非系相对的，原来没有一定，而黑氏的三重进程序则代表一种进步的，发展的观念，和前者相较，不独没有共同之点，并且还是完全相反的。我不懂胡博士何以具有一种比拟癖，好把一些不伦不类的事硬撮合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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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四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
（一）梁启超的缺望（二）十件环境的原因和两件心理的原因（三）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去质问他（四）诸子哲学勃兴的真正原因（五）春秋战国时代在历史上的对比
第六，胡博士紧接着上面几句话又说道：
“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这就是他所谓“哲学发生时代”的结论，以后专论各哲学家的事实和学说等等。老子孔子的思想是否即这个“革命种子”的发芽，留在后面去讨论，现在应当指出的是：他对于“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的时势和思潮作了两章，对于他们和诸子时代的背景反不提及，这种作法也实在特别。怪不得梁启超要说：
“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机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不觖望。”
梁氏于觖望之余，使用了大气力，“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推求诸子勃兴的原因”，结果举出十二条于下：
“‘（1）自周初封建以来，社会上智识阶级积有宏富的素养，经四五百年到春秋战国之交，有文化大发展之可能性。
（2）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
（3）境内之夷蛮戎狄次第被灭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扩大，内容益复杂，思想当然应起一种变化。
（4）兼并之结果由百余国合为数十国；国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
（5）覇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
（6）从事学问，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兼并争乱之结果，阶级渐混合：例如黎侯之赋式微，栾却胥原之降为皁隶，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时代的背景，到战国，这种背景越发扩大且生变化，如下：
（7）战国时，兼并更烈，合为七国，而且大都会发生，有荟萃人文的渊薮，加以纵横捭阖盛行，交通益频数；所以前列第45两种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8）战国时贵族政治消灭殆尽，智识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6种原因，也循加速率的进行。
（9）因为列国并立，竞争人才，于是处士的声价日增，思想言论的自由，也随着发展。
（10）因为钞书的方法渐通行，书籍渐富，所以墨子南游，载书甚多，苏秦发书，陈箧数十；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普及利用，学术自然骤进。
以上十件都是环境的原因，还有两件心理的原因，是：
（11）因社会变迁剧急，人人都起一种惊异；便把研求真理的念头刺激起来，各各建设新人生观。
（12）对于社会现状，都怀抱一种不安不满感情；所以社会问题，成了各家研究的焦点。”
梁氏上面所举十条环境的原因，虽是当时的实情，然当时代愈向前推进，则（一）智识的素养愈宏富，文化大发展的可能性应愈大，（二）地方分化发展进步，文化应愈为多元的，（三）民族的外延愈扩大，内容愈复杂，思想应愈起一种变化，（四）国家愈统一，国土愈大，取精用宏，应愈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五）社会秩序比较安宁的日子愈多，人民应愈得安心从事学问，交通也愈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应愈多，（六）平民中的智识分子愈多，学问自然应愈解放且普及，（十）不独抄书的方法愈通行，而印书的方法也愈推广，因此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愈普及利用，学术自然应愈益增进。观于他在第七八两条指明四，五，六三种原因，至战国时，“循加速的法则进行”，就是一个明证。（其实一，二，三，三种原因何尝不如此了！）可是失望的很，春秋战国以后两千多年，并没有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因此我们对于以上的十条，也可以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质问他道：
除却第九条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七条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
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出哲学胎，单在这时代出胎呢？
他倘若还存在的话，也一样没有法子回答这个问题。这十个“环境的原因”既非常枝节而肤浅，则他所举十一，十二两种心理上的原因便不能建筑在这上面了。
然春秋战国诸子哲学的勃兴，其真正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以为就在本章开始批评前所详细描写的一件事上。现在为求明了连贯起见，可概括说明于下：
当春秋战国之际，农工业的生产力因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应用——而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级。这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当封建的经济基础一经变动，于是站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和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以及反映这种心理特质的各种社会意识都或迟或缓地跟着变动。诸子哲学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种，它所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正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与冲突中应有的表现（详情见后），一点也不足奇怪。
要这样去说明先秦诸子的时代背景才算是对的。梁启超说：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革新时代；在历史上求它的对比，除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者比得上。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自然应该有光怪陆离的学术思想。”
他将当时的民族大混合大醇化看做一桩极端重要的事，自然不对，因为这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文化的民族的“大混合大淳化”，只是“夷而进于中国也”的勾当，没有什么了不得，而他所谓“自然应该是”和“自然应该有”，更是说不出理由的臆断话。不过除去这两点不计，这几句话恰恰证明我上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怎样讲呢？春秋战国之交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的时代，故学术思想呈出一大变动，自此以后，两千年来，中国总是停滞在这种生产方法中，故学术思想也没有变动，无论它们怎样发展，无论它们怎样和外来的精神文化（如印度的佛教）结合，终不能跳出先秦哲学的范围。但自一八六○年代起，西洋的机器工业移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开始萌芽，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发生摇动与崩溃，于是学术思想又呈出一大变动。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比得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因全在于此。这样对比一下，更可以显出那时诸子哲学勃兴的渊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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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三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
（一）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二）战争为资本原始蓄积的工具（三）阶级与阀阅的区别（四）一个人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五）士的阀阅（六）试问“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是什么阶级？（七）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八）政治黑暗怎样算作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九）梁启超受了骗（一○）哪有这许多派别！
第一，胡博士“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首辟一章，加以讨论，而其错误与肤浅，在此书中要算首屈一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毫无所知，以致误认当时已有工业资本家和被雇用的女工的争斗。不仅是这样。他因缺乏经济学的知识，对于这个时期的战争，只感觉到它的消极作用，看不出它的积极效果，所以第一条说：“这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其实“暴力对于每个怀孕新社会的旧社会是一个接生婆。暴力自身是一种经济的势力。”（引卡尔语）暴力中最重要的一种，不用说，是战争，战争是资本原始蓄积的工具。因此在近世资本主义的曙光时期，“欧洲诸民族的商业战争便以地球为舞台。这种战争始于尼德兰（Netherland）对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国反雅各宾党（Anti-Jacobin）战争中且占一种巨大范围，至中英鸦片战争等等犹继续表演下去。”（引卡尔语）不独近世的西洋是如此，即古代的西洋也无不如此。“罗马人以一批显赫的战争叩开非亚两洲的关门，此后的财富便达到最高的发展。亚洲是美术和工业的仙境，奇技淫巧的学府，征税人和署都护（Prokonsul）受贿的不竭的泉源，〔罗马人〕用最残酷的暴力，特别从此处榨取大批的金银。”（见萨氏《古代资本主义》）中国春秋时代战争的结果，使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逐渐与中原同化（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讲，前者包括整个的生产范围及其技术的和经济的关系，后者包括言语，思想，道德，美术等等，即全部意识形态）。战国时代战争的结果除同化作用外，还发生资本原始的蓄积，当时的秦在这一方面和西洋古代的罗马很有几分相似（如“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也不失为资本原始蓄积的一种手段）。所以春秋战国的时代战争在消极方面固然使“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在积极方面却使中原的文化向四境发展，分立的小国被兼并，封建的地主被推翻，新兴的地主获得土地（详情见后），而超国界的商业遂愈形发达，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势力。胡博士对于当时农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崩溃既未曾梦想到，自然看不出战争深一层的原因，对于战争本身的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又只知其一，复贸然列为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第一种情形，无怪乎梁启超要说：“胡先生说哲学勃兴的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了。
第二，胡博士“仔细研究……那时代的时势”第二种情形是：
“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可以互相交通了。……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皁舆隶僚仆台）。
胡博士这里所说的事实虽不算错，可是所用的术语却超出现代科学的常识以外，不免闹一大笑话。因为他所要说是阀阅或等级（即德文的Stand，按阀阅不应专指巨室，可兼指在法律上有特别权利或义务的人类集团讲，不过如有人嫌其内容过狭，可用等级两字），而他所用的术语竟是阶级（Klass）。中国从前虽也用阶级两字表示官的品位，如《三国志》所谓“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是，然等级两字似乎还应用在先，观于《韩非子·外储说左篇》说：”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就可以知道。到了学术发达的现代，特别是因受了西洋社会学的影响，阶级这个名词更不这样混用。现在所谓阶级是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区别，所谓阀阅或等级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区别。如果认这种说法过于简略，我可介绍布哈林《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中一段话如下：
“所谓阶级是指一种在生产进程中由共同任务结合起来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对于生产进程中其他的参加者大概都站在同等的位置上。所谓阀阅是指一种在法律的社会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结合起来的人群。大地主是一个阶级。贵族却构成一个阀阅。为什么呢？因为大地主据有一定的经济的生产标记，而贵族却没有。贵族据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国家法律许可的——权利和特权。但在经济方面，他也许没有一点根基；他也许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人，不过讲到阀阅，始终是一个贵族。”
所以阶级和阀阅是两个不同的人群，它们在内容上既不相等，在名称上自不能任意混淆。胡博士竟把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列为五个“社会阶级”，未免太怪诞了！
此处所谓怪诞不仅是指他误阀阅为阶级，还是指他的分类太不得当。凡稍微治过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在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以前（自此以后便只有阶级，没有阀阅了），有三个阀阅，第一为贵族，第二为教士，第三为平民。胡博士所列出的王，诸侯和大夫只是一个贵族阀，并不是什么三个独立的阀阅，因为他们的品位虽有大小之分（西洋也有大贵族和小贵族的区别），而在法律上则因为一个享特权的集团（中国的贵族和西洋的贵族一样，可免一切徭赋，《韩非子·诡使篇》“士卒之逃事状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一语就是一个反证）。这和西洋所谓第一阀完全相同。胡博士虽也读过西洋史，却不懂得这一点，以致将一个阀阅分作三个“社会阶级”！最好笑的，是王的这个“社会阶级”，当西周只有一个王的时候，岂不是一个人就构成一个“阶级”么？即依照他的说法，诸侯“也可称王”，然充其量不过几个人，试问三五个人构成一个“阶级”，如何说得过去？！
中国所谓士，和西洋的教士阀虽不甚相同，但也有些相似之处，的确构成一个独立的阀阅。关于这个阀阅的意义，胡博士并不懂得，他的哲学史上也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在此略说几句，弄出个头绪，兼作为以后批评孔□的张本。
中国的士和西洋从前的教士一样，系社会中的智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就在士不是唯一的智识分子），为古代职官的来源。孟子讲周室班爵禄，君与卿大夫之下就是士，计分三等，食有一定的田租。他又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可见古代的职官是由有智识的士来包办的，士和官几乎是不可分离。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这并不是他老先生完全忠君的表示，实在是因几个月不过官瘾，有些难熬。
然所谓士。不仅是文的，还有武的，这是战争中军官的来源。如《商子》所称的“农战之士”，《韩非子》所称的“耕战之士”，都是武士，都是军官。
讲到士的等次，是在贵族之下，庶人之上，恰和日本的“士族”是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一样。他所享的权利虽无从详考，然观于孟子所谓招“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管子·立政篇》所谓“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卷貂”，《入国篇》所谓“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足证士的身分比庶人高得多，所以经传中总是以大夫士与庶人对举。
至于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阀相当，他们在法律上多半只有义务，绝少权利的。由这些事实看来，中国古代明明也只有三个阀阅，胡博士偏将它们分作五个“社会阶级”，社会科学的常识不是成为问题么？！
胡博士误阀阅为阶级，以及任意分为多数社会阶级一事，骤然看来，似乎仅系一种小节，值不得我这样严重地批评。其实这话出自“‘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引梁启超语）的尊口即可以形成一种谬说，令人辗转相传，贻误青年学子。例如梁启超便接受这种意见，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引用芋尹无宇“人有十等”的一段话后说道：“其言若可信，则古代阶级可谓极复杂。”既是这样，我就不能不“辞而辟之”，以免这种谬说再蔓延下去。
第三，胡博士对于阀阅和阶级既弄不清楚，浑为一谈，到了第三项，复想勉强加以区别，于是说道：“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不独“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正是封建时代，即战国仍是封建时代，不过这种制度正在崩溃中罢了。此处指明封建时代已经过去，实属大错。至于所谓“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不知是什么阶级，所谓“一种”是指一个还是指数个？胡博士不肯——不如说不能——明白指示出来，可见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然就他下面“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这些话看来，所谓“生计上的阶级”一定是资产阶级，一定是工人阶级。实则当时和战国时代决没有现今垄断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也决没有现今一无所有，专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其理由已详上文，此处不用重说。
然当时以及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究竟是那些呢？依我看来，
一是封建的地主（即贵族），新兴的地主（即士，说详后）与小农（自耕农佃农之类）贫民雇工。如《管子·山国轨篇》所谓“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指这几种人。
二是债权者与债务者。如《左传》昭公三年，晏婴所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战国策》所载孟尝君令冯谖“收责（即债）于薛”，《管子·问篇》所谓“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史记·货殖传》所言”子贷金钱千贯”，和曹邴“贳贷行贾遍郡国”，都是债权者（即盘剥重利者）和债务者存在的证据。
三是商人与手工业者及农民。除上面所举《史记·货殖传》的大批事实外，如《平准书》所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战国策》顿子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就是商人宰制工农的明证。（富至巨万的庶人有一部分当为地主。）因为古代不独工农两业没有完全分离独立，有许多商品且为农产物，故操奇计羸的商人总是本着多财善贾的手段，来压迫工农。
还有一层，“从封建的生产方法过渡出来有两条路。即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或商人直接操纵生产。”（引卡尔语）当战国时，这两条路都是有人走的：如《货殖传》说，白圭治生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富至僮千人”，他们取的是第一条路；又说，“桀黠奴，人所之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这取的是第二条路。这两种人都广蓄奴仆，以自封殖。此外，《商君传》言商鞅定变法之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当时的奴仆恐怕也不在少数。
总之，先秦的阶级争斗是在地主，小农，贫农，雇工（这是农业中或家用的雇工，不是胡博士所指的替工业资本家服务的工人），债权者，债务者，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奴仆这几种人中进行的。胡博士不知道将他们加以分析给大家看，仅说了一句“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求免太笼统太敷衍了事罢了！
第四，他所列举那时代的时势第四种情形是：“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这真是牵强附会，不成理由。政治的黑暗腐败几乎是中国几千年来经常的现象，未闻即因此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况且那时还有几国可以除外，所谓政治的黑暗腐败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何以独能为诸子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胡博士对于这一问题将无词以对了！
现在总括起来说：这一章对于中国哲学怀胎时代举出四种现象，即“（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都是消极的，肤浅的，或错误的。梁启超反问道：“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这一问是极有理由的，不过他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显系受了胡博士的骗，误阀阅为阶级，把阀阅内部等次的消灭当作阶级的消灭。实则当时的阶级不独没有减少，并且还正在增加，因为封建地主阶级虽“渐渐消灭”，然新兴的地主阶级又起而代之，新兴的债权者，商人，债务者和手工业者又接踵而至，即胡博士本人也明白承认“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所以他作出这一章说明哲学结胎的原因，都是牛头不对马嘴，都是白费气力！
第五，上面第一章既全无是处，下面的第二章仍是错误肤浅。他把那个时代的思潮分作五派：
第一忧时派，
第二厌世派，
第三乐天安命派，
第四纵欲自恣派，
第五愤世派（激烈派）。
他在每一派之下引几首诗作为例子，却不甚正确，如《北门》的“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明明是怨天，他却指为“乐天安命派”，《北山》一诗是人臣服役劳苦不均的怨声，《伐檀》《硕鼠》两诗是被压迫农民对地主的愤恨，两者在表面上虽好像相似，但性质绝不相同，将它们列在一起，目为愤世派或激烈派，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然这还不算一回事，本章最大的缺点是不从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各派，以致弄得极为混沌，使著者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不得不很惊异地说道：
“请看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到了《伐檀》和《硕鼠》的诗人已渐渐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
其实前四派（就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并没有这许多派，四者只能算作一个颓废派）是属于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因为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找不着出路，所以有忧时，厌世，安命，恣欲的种种表现。后一派是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虽因力量薄弱，不能作积极的反抗，但却敢于“冷嘲热骂”，具有“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了。要这样解释，才切合实际情形，才算十分显明，否则于“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之后，忽然“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不免有些神秘，不能不令人说一声“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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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T．V．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K．U．T．V．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创办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旧俄帝国境内高加索，西比利亚一带诸落后民族的劳动者之用，正如另有一个“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为了教育帝国西境立陶宛，列多尼亚诸民族的劳动者之用一般。旧俄帝国境外的东方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等等学生，在里面究竟占据少数。这些外国学生中有许多是为了参加巴库“东方民族会议”，彼得格拉“远东民族会议”，而来俄国的，其中甚至有第三国际大会代表。
中国学生成分，同我们在法国那些勤工俭学生一样，都是五四运动后纷纷往上海或北京走的大潮流中人物，不过他们稍微晚了一点，赶不上勤工俭学潮流，因之比我们多占得一点便宜，即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成熟了。陈独秀出狱后，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事实是陈独秀在五四示威以前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作者1986年补注］，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些学生，或其中最进步分子，此时就不去找李石曾，吴稚晖一流人物，而去找陈独秀了。陈独秀当时曾在上海进行一种半工半读的组织，参加这种组织的人就是后来的S．Y．的基本队伍。S．Y．自然是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的，但当时不名C．Y．（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名S．Y．（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是为了适应环境，因为当时准备做公开的团体，——而且是为了其中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只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而不肯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工作。从中国直接去俄国的学生，就是这些S．Y．分子。他们分做几批出国，当时从中国到莫斯科还要经过俄国白军防地，路上遭遇种种困难和危险。有一批人在某地被武装队伍扣留起来，他们不懂得俄国语，不知这个队伍是红军还是白军。但人们很详细搜查他们，结果在一只皮鞋后跟里面搜出了第三国际代表发给他们的证件，才知道是自家人，于是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了。他们在路上耽搁时间很久，有一批人在赤塔或伊尔库次克住了几个月才去莫斯科，有几个甚至未曾到莫斯科，而留在远东区做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我们来到莫斯科时，“东大”有三十几个中国学生，一部分是湖南人，大多是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办的平民学校学生，一部分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此外是些零星的分子，此外还有四个从西比利亚来的华工，其中两个做过红胡子。
这是经过几次淘汰之后剩下的中国学生。最初，东大有几个中国学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很多，至少比那时多二倍。他们恐怕从中国出发起就在不间断的内部斗争之中。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自然是斗争的对象。但斗争并不以此为限。思想的异同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公开的斗争夹杂着阴谋和诡计。从混乱中生出秩序，从平等中分出领袖和群众，出令者和受命者。我们来到时，这个斗争已经结束了，失败者被排挤出去，他们回国后就退出了运动，胜利者也有回国的，但大部分留下来。我们只能从胜利者方面知道一点斗争情况，从他们谈话语气中又知道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不认识那些失败者，但从胜利者方面观察，从斗争逻辑推论，以及根据其他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未到莫斯科以前东大中国学生中间的斗争一个判断。这个斗争，从整个方面来看，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类型是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威权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另一种类型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威权，容易屈服于威权。在那时俄国场地上，这种斗争中前一类型人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若以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也未免过于夸大了，因为两种类型人物出身的社会阶级大体是一样的，虽然胜利者方面确有人从牧童或校役出身。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我们来到时，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留下明显的斗争痕迹在那三十几个学生精神之中。首先，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不论如何装得和颜悦色，总有不可亲近的神气。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一路上也视赵世炎为我们的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当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视赵世炎为我们的班长，而且是我们自己选出的班长，并非上头委派的班长，更不是旅长，师长，军长，或总司令。莫斯科同学那种领袖观念，我们根本没有。张崧年当初正是要我们承认他是这样的领袖，才被我们开除的。但引起我们惊奇的，还不是莫斯科那几个领袖，而是莫斯科那些绝对服从的群众，他们不仅开会时绝对服从，连私下说话中也不敢有不满意的言语。但从行动和言语以外情感的表现看来，我知道他们并非心悦诚服这些领袖的；恰好相反，他们内心深处含有怨恨和鄙视。这是内部大斗争留下的印记。
大斗争造成了三个领袖：卜士奇，罗觉，彭述之。三个都是湖南人。我们到时，卜士奇才回国后不久。我始终未见过这个人。他回到北京，即与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发生恋爱纠纷，在党内闹大风潮，后来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一个什么官。
坐第二把交椅的是罗觉。一个湘潭人，贫农子弟，但始终隐讳他的出身。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戴一顶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别人多，高而瘦，皮色苍白，嘴极大，尤其当说话时候，唇红，牙齿很大，见人先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沉起脸来同你说正经话。他爱对人说，他身体不好，常生病，常去什么地方养病。事实上，我们不很常见他。他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又是俄国共产党东大支部主席团一分子，事实上是全体中国学生对外的代表。外国人喊他布哈洛夫，中国人仍喊他罗觉。
拉第二把提琴的是彭述之。罗觉高而白，他则矮而黑，穿一件皮质的衣服，戴一顶皮质的平顶帽子，说一口很难懂的宝庆话。凡有开会，他必说话，而且说的话很多。这是一个书香子弟，少时在家崇拜乡贤魏默深，立志做一个经师；五四运动后把线装书丢掉，去读杂志上翻译和介绍的杜威，罗素文章；后来不晓得怎样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这是胜利者当中文化最高的人物。在那个大斗争中，他不是一下就站在胜利者方面来的。起初他也受他们所排斥，好久才同他们合为一起了。但罗觉给了他一个绰号：“孔夫子”。这个绰号一方面表示他的“文化”，他方面也表示胜利者看不起读书较多的人。我们当他的面不敢叫“孔夫子”，总是叫“述之同志”，外国人则叫他做彼特洛夫。
罗觉是高高在上的，很少同我们见面，谈话。彭述之则相反，他虽然另外住一房间，但常常找我们法国新来的人个别谈话，每个人都轮到，而且轮到好几遍。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旧时中学的学监（现在称“训育主任”）。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都是群众。不错，还有几个特殊的人。但大多数人都是绝对服从的。王一飞和任弼时是青年团负责人，但事无巨细都须禀命，自己毫无创意力。王一飞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矮小，庸懦，但俄文和俄语比较好。他没有俄国名字，学校注册仍是“王一飞”。任弼时，湖南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子，以俄国大批评家柏林斯基为名，但人家弄错了，喊他布林斯基。其他的湖南学生和浙江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上面说的特殊的人，一个是李仲武。他是公子哥儿，梁任公的内侄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同秋白一路去俄国当记者，秋白回来，他留在东大读书。他的俄国话说得顶漂亮。他又顶会适应环境。后来回国曾在广东当加伦将军翻译，不久就辞退去海宁结婚，而同我们脱离了。一九二六年我们多方设法去找他，他都不见面。
一个是彭泽湘，岳州人，从北京去的，永远穿一套学生装，十足的中国政客风度。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来俄国不久，是“今日”派一个人物，在《今日》杂志上写有文章，但已经“否认了”“今日派”的主张。他的绰号是“法西斯特”，我们当面喊他。他有能力，也有知识，有一次同我讲起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时，他说他要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用经济来解释。他可以成为反对派（即反对罗觉和彭述之）领袖，但没有群众拥护他。此外，领袖们对他是另眼看待的。不久，青年团改组，他做了“训练部长”，上任后召集我们个别训话，不像学监，倒像军法官。
四个华工中，两个适应环境了，其他两个当过红胡子的，始终不能适应，最后公开起来反抗，结果被派去海参崴做工作了。
但真正的反对派是蒋光赤和抱朴。这是另一类型的学生残留下来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情调和其他的人如此不配称，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别的人都是住在脱维斯卡耶街第十五号，惟有这两个人住在广场旁边那个女修道院里。他们聪明，活泼，与那些湖南人不同，与那些浙江人也不同。蒋光赤是安徽六安人，抱朴是江苏无锡人。蒋光赤是惟一的诗人，抱朴是惟一的世界语者，二人俄语都说得好，俄文都学得好，能直接与俄国人交涉，无需要罗觉为代表。每逢开会，他们都有意避不到会。大家见面时谈几句笑话，此外就不谈了。几个月之后抱朴就回国，到了海参崴写信来反对他们，连带着也反对共产主义。但他未写信来时，“旅莫支部”已决议开除他的党籍了，罪名之一就是他暗中鼓动两个红胡子反对负责人。蒋光赤于次年回国前一次会议上，也把他的反对派面目显露出来，说谁是忠实的党员，须待国内工作表现。
回国后，蒋光赤并不是好党员。他起初还在做党内工作，后来就去做文学家了，——虽然是“革命文学家”。罗觉和彭述之成为革命的重要干部，我们从法国来的也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干部，但原在莫斯科的学生，除了二大领袖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尤其那些绝对服从的人。任弼时，王一飞在外。
我们十二人到莫斯科时恰逢春假，东大学生正准备去彼得格拉旅行，我们赶紧办理好入校手续也跟着他们坐车去彼得格拉了。
办理入校手续时有一点应当提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姓名。是为了中国姓名难记呢，还是为了别的原故，教务长瓦克士给我们每个人取一个俄国姓。据李仲武翻译，这十二个姓乃是一九○五年彼得格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十二个委员。赵世炎名辣丁，陈延年名苏汉诺夫，陈乔年名克拉辛，王若飞名尼姆泽夫，袁庆云名雅诺夫斯基，熊雄名雪尔维尔斯特洛夫，陈九鼎名喜斯金，我名马尔洛托夫，其余四人名什么，想不起来。
在火车中和彼得格拉参观时，我们渐渐与原来的中国学生厮熟了。我们住在斯摩尼学院三楼上一个房间内，后来才知道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房间发号施令的。彼得格拉比莫斯科整齐，洁净。我们参观了冬宫，彼得保罗堡垒（里面是空的），几个工厂，一个博物馆，内有未来派绘画，看了一次剧，演的是莫里哀的《贵族市侩》，又出城去皇村一次，至于尼夫斯基大街则是差不多天天经过的。当时不知道十月革命事迹，对于参观的地方没有什么感想。
从彼得格拉回到莫斯科来，春假已经完毕了，我们开始上课。课程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俄文，似乎没有其他的科目。我们在法国差不多都学过俄文字母和拼音，我自修了半本文法，但俄文教员从头教起。第一课解释本校的略字：K．Y．T．B．（K．U．T．V）。俄国革命后盛行略字，取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完全大写，每个字母后有一点（有时无点），一看便知是略字，如“苏联共产党”叫做K，Ⅱ．C．C·，“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叫做цикссср之类（后来我们叫“国民党”做K．M．T．就是依照这个办法）；或取每个字前二三个字母拼合成新字，有时不知是略字，去查字典，又查不出，如“共产主义青年团”叫做комсомол，“共产国际”叫做коминтерн之类（学校课程表把经济学写做политэконом，历史唯物论写做истомат）旧派的人常常摇头，认为这是破坏了俄文的完整。我们的大学的四个略字：K．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字母，y．是“大学”第一个字母，T.是“劳动者”第一个字母，B．是“东方”第一个字母。俄文教员第一天纯用俄国语居然能使我们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但以后这俄文课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裨益。在某些人看来，功课教得太慢了，在另一些人看来，功课又教得太快了。至少我个人没有得到俄文课的益处。我们说话大部分从外国同学学来，看书则全凭自己研究文法，强记新字，不会自动研究的人，如陈九鼎；熊雄，即使细心听讲，仍是学不好的。
除了俄文课，我们都有翻译。当翻译的是李仲武，王一飞，任弼时，抱朴，有时罗觉，但很少，有时蒋光赤，更少，因为罗觉事忙，蒋光赤常住医院。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人从来未当过我们的翻译；因为他们上课时几乎自己需要翻译。先生说一段话，翻译就译给我们听，然后先生再说，然后翻译再译。如此上课，一个钟头只当得半个钟头，何况翻译自己未必句句了解，即使了解也未必句句忠实译出。教我们经济学的是个姑娘，教我们唯物史观的是个老太婆，她们把我们看做鞑靼学生或蒙古学生一般，只教些极粗浅的常识。有个犹太人叫做什么斯坦的，教我们国际工人运动史，用法文教，他们推举我当翻译。这个教员有些新的材料和见解，而我为了翻译原故更留心听，所以留给我更深的印象。可惜他在职工国际有职务，常常迟到，而且几个月之后就不来了。（我曾见一张照片，其中有列宁，有他，有西欧来的客人。）直到我回国为止，我们始终未曾与其他民族的人混合上课，一来因为大多数人始终没有直接听讲能力，二来因为中国学生可以自成一班，我们十多人外，后来还有法国来的二三十人，以及中国新来的十几个人。
我们吃饭，穿衣，住房子，不待说都是学校供给的。吸烟的，还有烟草可领。此外每个月有一元五角新卢布零用钱，后来增加至三元。剪发，沐浴，洗衣都是学校供给的，零用钱无处可用，我全用去买书，有些人则用去买巧克力糖，每个月零用钱至多买二包或三包糖罢了。李仲武和彭泽湘常吃中国菜，他们身边藏有中国带来的钱，别人则不敢问津，我连中国菜馆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到后几日，延年同我说：“他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他是指饭食说的。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二人脱离家庭以后说的。他们在上海冬天还穿单衣，到法国后似乎始终自己烧饭吃，当然吃得很坏。我们则没有这两兄弟那般感觉。不错，饭食确比法国勤工俭学生一般食的好些，但初到时我们没有白面包，只有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我们久仰黑面包大名，现在是第一次识到，勉强吃下去，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不通大便，一二个月后才习惯了。老同学说，这是最好的哩，他们初到时，黑面包里草料更多，菜更不好，而且每人配给一定的分量，不能吃饱。我们到的那年暑假以后，渐渐有白面包吃，第二年黑面包就绝迹了。不仅从吃的方面，而且从穿的方面，也可看出那几年苏联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第一年穿的是红军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红军尖帽子，而且每人衣服并不一律；第二年，我们就一律穿黑呢衫裤和大衣了，虽然是很粗的呢。初到时，街上还有旧卢布，票面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用新卢布，后来就通行“切尔沃涅兹”［苏联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流通的票面十卢布的纸币。——编者］了。
有一件苦差使，就是厨房值日。除了罗觉外，彭述之也不能免。我们约三个星期轮值一次削洋山芋，去堆栈搬面包，切面包，早午晚三餐穿起白衣服，摆设汤匙和洋瓷盘，分发汤和菜，赔着笑脸受人吆喝，服侍了七八批人之后，自己才能吃饭。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二个钟头。晚饭后直至十一点钟才能解放回去睡觉。
在娱乐方面，我们常有免费电影可看，有时也有戏票发给，看话剧或歌舞剧。春天在西郊麻雀山上游玩，据说拿破仑曾立在此山看莫斯科大火灾。
俄国民众对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有什么感想呢？抱朴曾在校外某医院养病，接触了许多小市民。据他说一般人怨恨我们这些外国学生，说是苏维埃政府把俄国人的钱，俄国人的面包，拿去供养外国学生，以致俄国发生了饥荒。
在东方大学中，中国学生自成一个单位。不错，日本学生，朝鲜学生，印度学生，土耳其学生，波斯学生，也是自相接近的，但那不过像北京或上海诸大学中广东同乡或云南同乡自相接近罢了。中国学生则有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章程，一国共产党员居住他国，就应当参加他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既然在莫斯科，就应当由中国组织证明和介绍，编入俄国组织，而不应当在俄国设立什么支部。“旅莫支部”是怎样存在的？它是合法的么？它得到俄国共产党承认么？——这些，我都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提出来问，也不敢提出来问。我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但不参加东大青年团支部。在外国同志看来，我们不过是一些同情分子罢了。赵世炎和熊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也与东大共产党支部无关。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是同情者，在中国人眼中，我们都是同志。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人，旧同学和新同学，平素接近的人和平素不接近的人，很巧妙地编在一处，每星期开一次或两次会，小组会议之外还有全体会议或其他性质的会议。每次开会常常两个，三个，四个钟头，紧张，兴奋，热烈。有什么工作做呢？没有工作做。有什么学问研究呢？没有研究什么理论问题。开会时间大多数消磨在“个人批评”上面，所批评的并非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些抽象的心理形态，例如：你个性强，你骄傲，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被批评者也想出类似的批评以批评批评者。结果大家面红耳赤，心里种下仇恨种子。总之，大家学会了孔夫子写《春秋》的笔法：诛心；又学会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过不是用来责己，而是用来责人。
中国同学中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这种个人批评，是我到俄国后最认为新奇的事情，比俄国社会的和学校的生活更令我惊异，因为俄国生活无论如何新，我都是想像得到的，惟有那种关系和那种批评是出于我的想像能力以外。其他从法国来的或从中国新来的，是否有这个感想，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也许同我一样，会解释说这是俄国革命经验之一，应当学习，并带回中国去的。我们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赵世炎，王若飞，后来，尹宽，汪泽楷等人，在法国同生龙活虎一般，到此也不敢企图反抗威权。他们反抗张崧年，但不敢反抗罗觉和彭述之。不过我们这些新来的人究竟同旧时的群众不同，并非盲目服从的。
张伯简，现在名“混格混格”，是第一个反抗者。他常生病，常住医院，很少到学校来同我们一起上课。他反对罗觉，写了几封信骂罗觉，要罗觉答复。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未曾看见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问题。罗觉不回答他的信。罗觉说，打笔墨官司是中国知识分子恶习，他不愿学这恶习。萧子暲也曾反抗过，受了严厉的批评。世炎，延年都有自己的主张，晓得在服从之下贯彻自己的主张。我是最难于适应环境的，在小组会上受人批评最多，我接受了许多的批评，但有两点我始终不接受。
第一点，是我多看书，多学俄文，少活动，少同人说话。我们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了。”我相信，学校当局如果允许的话，彭述之会提议废除一星期六点钟的俄文功课的。我们开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超过上课了，课堂学的又是极粗浅的常识，但人家还在希望减少上课时间和增加开会时间。人家以为你们只消读一本瞿秋白和王一飞合译的《政治常识》就够了。这本稿子抄了几份，给我们读。我虽然觉得这种主张不合理，却未曾公开反对，不过继续学我的俄文和看我的书，不理会他们的劝告和批评。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做professor（英语——教授）。
第二点，是我和抱朴的友谊。我们初到莫斯科时，原不晓得中国同学中间的人事关系，大家走来迎接我们，我是分不出谁是领袖，谁是群众，谁是当权，谁是在野的。陈九鼎从人丛中走出来，指我看一个人，说这是抱朴，懂得世界语。我走过去，问他“Cuviparolasesperanton？”（您会讲世界语吗？）一“Jes”（会），他说。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他是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我是法国来的中国学生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后来我又觉得他比别的人多知道一点，又没有那些领袖的不可亲近的神气，也没有其他的人惟命是从的态度。他住在女修道院。与蒋光赤和一个工人同志同房间。蒋光赤在医院医眼睛，我好久以后才看见。那个工人同志，则后来知道是派去监视他们二人的。我常到他那里去，一谈几个钟头；他常带我去游莫斯科城市，又带我会见莫斯科世界语学者：波拉可夫和尼克拉索夫，以及一位匈牙利亡命客，也是会说世界语的。我和他常去参加晚会，世界语的或非世界语的。那时世界语国际组织中新分裂一个团体，名Sat（“全世界无民族协会”），里面有共产党员参加，同情于苏联。Sat机关报主笔，新游苏联回去，写了苏联游记，发表在杂志上，我从这杂志知道了好多事情。我曾与这位主笔通信（可惜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又介绍我与巴黎一个世界语工人通信。我和莫斯科世界语者说起这位主笔，他们说不久之前才招待了他，于是他们引我去参观他们的编辑部，印刷所。波拉可夫写文，尼克拉索夫写诗，自己排字，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个高级共产党员，也是世界语者，保护他们。这个人，我曾听他世界语演说，有官僚气，不如其他的人可亲。抱朴又认识一个外蒙古人，同外蒙古政府有关系的，我和他说世界语，抱朴则和他说俄语，因为他的世界语不很好。他常来学校找我们，后来问我北京政府的消息，我就渐渐同他疏远了。
不久，我就知道抱朴在旅莫支部中的地位，但我们的友谊毫不变更。人家警告我，开批评会时用侧面的话批评我，最后彭述之找我个人谈话，明白说出抱朴政治上危险的倾向，要我同他疏远。我拒绝了，我说抱朴是党员，我还是团员，我应当受他领导，如果他有错误，党组织为什么不先纠正他呢？几个月之后抱朴回国，旅莫支部宣布开除他。他回到上海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写文章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反驳他，两人打了很久的笔墨官司。在莫斯科时，这两个人本是好朋友。一九二五年，抱朴再到俄国，在中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里供职。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放出来，经过大门口收发处时，人家给我一封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面一个名秦涤青的人写给我的，说他正在设法营救我出狱。—我从未听到这个名字，幸而后面有个附语，说他就是抱朴。这信，我撕碎在中央军人监狱门口了。
我和抱朴的友谊延迟了我从团员升为党员的时间。初到莫斯科时，十二人中似乎只有赵世炎和熊雄是党员。暑假以前，陈延年兄弟，王若飞，袁庆云先后升党。暑假在乡下，有一天罗觉笑嘻嘻走了来约我和佘立亚同他去树林里玩，我不去，心里有点诧异。后来佘立亚告诉我，说这次罗觉是代表党组织同他谈话的，以后他就升为党员。我直至次年列宁死后才正式入党。其余的人或者与我同时，或者比我更后些。
一九二三年暑假，全校学生到乡下避暑，我们坐了一二个钟头火车，下车后又走了一二个钟头的路，才到东大的校产，——一个小村庄。我忘记了这村庄的名字，但记得有个地主邸宅在一个森林旁边，中间是大厅，两旁有四间或六间房子。离这邸宅四五百步处有一所二层楼屋子，上下都有七八个房间。中国学生都住在楼上。此外就是一些俄国特有的木屋нэъа，我们每日有几个钟头做“体力劳动”，掘地，拔草，挑土等等。因是校产，那时大都种甜萝卜。饭食同城里差不多，但开始有白面包吃。
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这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某私立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马克思主义。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今日派”一分子。原采当时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北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出版了《今日》杂志，领袖是国会议员胡鄂公，以下则是一些日本留学生和北京官僚。《今日》杂志站在左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向导》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军阀御用的国会里当议员；胡鄂公则征引列宁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议会运动的话替自己辩护。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密使图谋调解，甚至请“今日派”派代表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大会。这种幕后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泽湘也许就是“今日派”的代表，与陈独秀同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我们到时，彭泽湘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产党，但在革命中未曾发生什么作用。
林可彝是第二个“今日派”来莫斯科的。学校当局叫他到乡下来，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在乡下先听了这个消息。彭述之赶紧召集全体会议，商议如何对待这位非同志的中国同学。彭述之说：“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而我们是些无名小卒，他会看不起我们，应当用集体的力量去征服他。”于是分派了职务，例如哪几个人同他谈话，谈什么话之类。我是奉派同他谈话的少数人之一，因为他是福建人。我的使命是同他谈唯物史观问题，看他在这方面知道了什么，又问他关于“今日派”的情形。有个同志从我的房间调开，腾出一张空床给他。他来了，一个白面书生，典型的福州人。我以同乡的资格招待了他。同房间的人同他说“今天天气……”一类的话，我则有时将话题引到理论上去。谈了几次的话，我发现，关于唯物史观，他是一无所知的，至于经济学或其他学问则另外有人去做结论。说到“今日派”时，他干脆否认与这个团体有关系。
过了几个星期，彭述之向我们宣布介绍林可彝为青年团员（虽然那时他已过了二十三岁）。他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内，第一次参加小组会时，他承认，他不仅加入“今日派”，而且是那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之一。暑假后，他与我们一同上课。他使我联想到柳宗元一篇短文章：《黔之驴》。
一九二四年暑假中，他与我同路回国。他是不愿意回国的，奉了命令后提出许许多多反对理由，没有用，终于收拾行装同我们一道动身。到了赤塔，他向旅行团团长陈延年请求要同李仲武一路，坐中东铁路火车经过满洲里回国。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主张他须同我们一路经过海参崴回国，但延年允许了他。结果，李仲武回国了，他留在赤塔，后来到海参崴与抱朴鬼混，回国后在北京报上写文章反对苏联，一九二六年做中国代表到日本去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山大学当教授，写信给《向导》解释“误会”，同年秋天唐生智屠杀共产党员时候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拖去枪毙了。据说临死时，与他同受刑的一个中山大学学生还在嘲笑他。他到俄国来，简单是为了取得留学生资格的。
由林可彝很容易想到陈启修。陈启修也是北京的大学教授，也是日本留学生，也是来俄国研究学问的。他带了李大钊一封介绍信，到东大我们的寝室里来，向四方鞠躬行礼，问“哪一位是罗觉先生，哪一位是彭述之先生？”我们招待了他。他不来我们的大学读书，而是在外面租了房子，自己研究，但常到东大来玩，我们当中自然有人常到他的寓所去。在争取他的工作上，我没有奉到使命，因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四川人。不久，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入党以前呢，还在以后？——旅莫支部曾请他讲学，讲了五六次，题目是“中国经济”。每次讲后，彭述之都要上台去，用友谊的态度提出他的不同意见。我们未曾从这讲演得到什么，但彭述之却有机会向我们表示：他是能与北大名教授并驾齐驱的。陈启修回国后与中国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关系，知道的人很多，无需我在这里说了。
暑假将结束时，上城去的同学带了消息回来，说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主任代表姓蒋名什么，此外是沈玄庐，张太雷，此外还有一个姓黄的。熊雄说：“孙文手下姓蒋的人，莫非是蒋尊簋，那就很好，因为他欠了我三百元，我可以讨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我们回城去上课几日，就开欢迎会，欢迎这四个代表。会场就设在我们的寝室。一张长桌子旁边围坐着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人则坐在床上。沈玄庐生有胡子，很威严，我们在《新青年》上常读他的文章，此时他已退出中国共产党。张太雷，魁伟而漂亮，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黄登仁是个秘书一流人物，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主任代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白净面皮，中等身材，说一口不合标准的官话。他不是蒋尊簋，这使得熊雄失望。我们也失望，因为没有中国菜吃。他叫做蒋介石。这个名字不见经传。熊雄本是国民党军官，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开了会以后，我们议论：孙文为什么派一个无名的人当主任代表。有人猜想，真正的主任代表是沈玄庐，这个姓蒋的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双十节，国庆日，代表团请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吃饭。代表团公馆是旧时某贵族的邸宅，虽小却很华丽。我们在大厅吃了丰盛的大菜。饭后余兴，沈玄庐舞剑，舞时剑脱了手落在地下，他拾起来舞完了一套。我们不敢笑出声。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蒋介石邀我们到大厅旁边一个小厅里去，向我们讲演国民党历史，结论是请我们加入国民党。他站着说话，一手扶着椅背，样子忠厚而懦弱。我们私议：孙文为什么派这样无用的人。
旅莫支部派定了几个人同代表团往来，去“争取”他们。这几个人内自然有罗觉和彭述之。为了“策略”，决定几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即以“国民党同志”资格同代表团往来。我不知哪几个入党。“争取”结果，已经退出共产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了。双十节以后，除了张太雷外，我未曾再见代表团人物，只听说他们的交涉不很顺利，姓蒋的发牢骚。几个星期后，他们就回国去了，张太雷留下来，住在Hotellux，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代表，我们常到那旅馆去看他。一九二五年春天，罗觉回国，在广东黄埔军官学校遇着蒋介石。罗觉到上海来，告诉我：“他一见我，就问我，‘病好了么？’他还记得我在莫斯科生病哩！”
张太雷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消息。彭述之召集全体会议，做报告。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李汉俊虽然有功于党，例如《共产党》杂志出版时没有钱，他把卖文所得来付印刷费之类，——但我们还是要反对他的。第一次，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内部斗争。但我们当中决没有人赞助反对派的，因为加入国民党是已经讨论过的，决定了的政策，而李汉俊个人对于我们又没有什么威权。
暑期后，西欧又有一批中国学生来到莫斯科，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了，有二十几人或三十几人，我认识的人几乎都来到：尹宽，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二次大会时二个工人同志中的袁子贞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个工人同志名汤儒贤。从比利时来的有刘伯坚和李鹤龄，——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在比利时加入组织的。其他的人，我以前都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是马禹敷。他们同我们一样受旅莫支部“训练”，但尹宽，汪泽楷，薛世纶，照样学俄文和读理论书，不理会领袖和群众的批评，可惜他们来得晚，至回国时俄文未曾学好，全靠法文来读理论书。
从法比两国来的人，经过德国时住在德国共产党员家里。此时是马克跌落最烈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跃跃欲试，我们在乡下已经听到城里来的人说德国就要爆发革命了。有人在红场听拉狄客演说德国状况，《真理报》和《新闻报》没有登载这演说。新来的中国同学说，他们在德国同志家里看见德国同志都在准备救护用的绷布和药品。我们紧张地读着每日报上德国来的消息。德勒斯登工人政府的成立和解体，汉堡的巷战。彭述之还买了一本学德文的书，而且学了几课德文。十月过后，关于德国的幻想完全消失了。以后渐渐听到俄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争论的消息。我们这个“斯大林大学”共产党支部，是莫斯科反“托洛茨基主义”最激烈的少数支部之一。有一次支部开大会，加明涅夫代表当权派出席，拉狄克代表反对派出席，发挥各自的立场，争论得很激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事后，听参加会议的中国同志说起双方辩难的话，这些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拉狄克说：“你，加明涅夫，俄国以外谁认识你呢？托洛茨基是全世界闻名的！”
我在法国的确不晓得加明涅夫。不错，列宁第二次病发时，《人道报》曾登载有三个人共同代理列宁的职务，三个人中有加明涅夫在内，但此外别无印象了。我不知道有斯大林。至于托洛茨基，则与列宁一般著名的，我对于他的印象比对于列宁更深刻些，因为读他的文章更多，更受感动。我读了他的《从十月革命至布勒斯特和会》（法文译本名《布尔塞维克党的登台》，中文译本名《俄国革命记实》），又买了新出的法文本《一九○五年》，但没有读。我在托洛茨基的论文和小册子里面感到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如此浓厚，为他人文字所未有的，除非列宁能胜过托洛茨基，但列宁没有发表意见。
那时莫斯科街上还悬挂大幅托洛茨基像，虽没有列宁像那么普遍，也不很少。东方大学近旁广场上，就挂了一幅。加明涅夫，斯大林，季诺维埃夫的像，我没有在街上见过。我那时正在读《法国革命史》，看见布里索，丹敦，罗伯斯庇尔，赫伯尔等人互相残杀，十分诧异，这是法国革命最初三四年间的事情。此时俄国革命已经六年了，我想决不会重演法国革命故事的，这次争论不久就可和平解决的，只要列宁病好，一切都没有问题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何等天真！
列宁的病始终不好。我在法国动身以前就从报上看见列宁病危的消息。我同人说：此次要去参加列宁葬礼了。暑假，在乡下，已经有人传说列宁病不会好；据说，布哈林在某处演说，说列宁脑组织已经破坏，即使不死也成白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时候，学校里纷纷传说：列宁于昨日死去了。不久就证实这个消息。管理洗濯的女同志，一个五十多岁老太婆，一面哭，一面告诉人她当初同列宁共同工作的经过。下午上街，街上早有大幅白布布告。学校当局派遣学生看守电话，非有正式许可书，谁也不许打电话。我也轮到了这件差使。不久，列宁遗体从乡下抬到城里来，陈列在全国总工会会所的大厅里。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都去瞻仰遗容。我们排成长队，等了许久，才得进入会所，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个门走出去。我看见大厅中央床架上停着列宁遗体，周围都是鲜花，只有脸露出来，同到处挂的像一样，同我初到巴黎时在光明书店买的相片一样，只是眼睛紧闭，面无血色罢了。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去送葬，那日最冷，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行列时走时停，几乎走了半日才能走到红场。有个农民装束的人，一不小心，把冻僵的耳朵碰落了。
列宁下葬那日，红场上挂了大幅标语，大意说：列宁死了，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继续列宁的遗志。但列宁死了，俄国共产党只有更趋于分裂。即使群众能赞助反对派，政治警察，格别乌，仍然是操在当权派手里的。不知何时，袁庆云奉命做中国学生中的格别乌。上面机关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个新疆人张开运来东大读书，监视我们全体中国人。
我亲见了死的列宁，但也亲听了活的托洛茨基的讲演。这年四月间，东方大学开成立第三周年纪念会，共产党支部请了托洛茨基来讲演。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站在台上如同一只凶猛的狮子。此时我几乎可以完全听懂长篇演讲了。几日后校刊把演说印出来，我译成中文带回国，后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
布哈林也来东大讲演过。伏洛夫斯基在瑞士遇刺后，我在红场示威运动中看见鲁那查斯基演说。苏联宪法第二周年纪念日，我在郊外某地看见季诺维埃夫演说。五一示威和十一月七日示威，在红场阅兵台上看见斯大林及其他要人。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曾来东大中国班演说，他说的英语，赵世炎当翻译。
列宁死后几天，《真理报》发表孙文打来的电报，说国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为了列宁逝世停会三日致哀。
从此以后，我们更多注意中国了。中国出版物，我们一向按期收到的有党内的，及党外的重要日报和杂志。有一天，彭述之气愤愤地同我们说：我们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变成普通的无聊的空谈哲学文学的杂志了！原来，停刊了好久的《新青年》，于瞿秋白编辑之下改为季刊出版，已出一期和二期，第二期首先登载小说和文学批评。同时出版的内部刊物《党报》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应否存在》。彭述之也很生气，说党的存在也被人当做问题提出来讨论了。旅莫支部于是决定写文章供给中国刊物。我提议《新青年》应出一期列宁专号，以纪念新逝世的世界革命领袖。他们赞成，随即分配了文章，并派我负责催稿和整理的工作。文章分配了，没有人动手写，我到了期限就去催迫他们，他们喊我“讨债人”。列宁号以前还要供给一点稿子。我译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辩证法的文章，尹宽也译了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世炎也写了一篇文章，寄回中国去。此时瞿秋白在广州，陈独秀把莫斯科寄来的稿子不分皂白都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了。在此以前，我为了常看《人道报》原故，曾假造一篇法国通信寄给《向导》发表。
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国工作开展，需要人。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前，东方大学中国同学有一批奉命回国去，其中有蒋光赤、萧子暲，尹宽，熊雄，张伯简。暑假，我们到另一个乡村避暑，那里也是东大的校产，离车站更近些，几幢木屋立在小树林中间。我们在那里受了军事训练。
张国焘在北京被捕，李大钊亡命来到莫斯科，不久王荷波，还有一个姓姚的工人同志也到了，他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的。
暑假未过完，我就奉了回国命令。同时回国的，有彭述之，陈延年，汪泽楷，薛世纶，李仲武，林可彝，于履中，蔡枝华，傅大庆，周兆秋，等等。这是中国代表团决定的。我的名字是彭述之提出来，他此时计划着去占领《新青年》编辑部，而我在列宁号准备工作中表现出不是完全无用的。
代表团除李大钊外都回国了，彭述之一人和他们同行。他们乘中东铁路车，由满洲里入中国境，这条路有相当危险性，但快得多；我们则先至海参崴，由那里乘船到上海，这条路毫无危险。
约在七月底，我们从莫斯科动身，乘车直达赤塔，由赤塔换车至海参崴，路上费了二十日左右，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延年是旅行团团长，我是会计，一路上负责下车去购买面包，香肠及其他冷菜，提开水的有另外的人负责。小站停车不久，大站则常停留二三个钟头，在伊尔库次克甚至停了一天，我们下车来游了这世界上最冷的大城市，而且在贝加尔湖旁一个饭店吃了饭。
到海参崴来，没有船去上海，只好耐心等待。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住在沿海列宁街海员俱乐部里。这一个月生活并不寂寞。海员俱乐部图书馆有很多法文小说，此外，北京街还有一个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里面办事的是梁柏台和何今亮，这两人本是三年前去东大读书的学生，留在远东做工作的，都是浙江人。与他们同来俄国的，还有吴芳，湖南人，此时做远东华工劳动视察员，不常在海参崴；又有任作民，湖南人，则在伯力做工作。海参崴“五一俱乐部”还有一个王骏，北方铁路工人，曾当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会议，京汉路罢工失败后再到俄国来避难兼做工作。俱乐部要把我们几个人留下来在海参崴做工作，因为那里需要工作人员，他们请国内派人来又没有效果。我们临走时，国内终于派了一个人来，湖北人张孑余，也是为了京汉罢工失败亡命上海的。
海参崴有许多华侨，都是北方人，他们聚居在一个区域，区域内有两个京戏舞台，几家菜馆，几处浴堂，商店则不可胜数。进了那个区域，完全同到了中国一般，以外的街道则保留着俄国风。王骏和梁何两人请我们去馆子吃饭，去浴堂洗浴，去戏院听戏，都得到殷勤的招待，而且都不花费钱。吃了饭，只消说一声：“挂我的账！”就够了。我问他们：“你们是一年三节付账的么？”他们说：“这账根本不需付的。”我起初很天真，以为俱乐部既是为中国工人和小商人谋利益的，这些劳动者自然爱戴俱乐部办事的人，不肯接受他们的钱。后来才知道不是这回事。中国人怕了又恨了这几个人。中国人本反对苏维埃政制，他们当中有好多是红胡子。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四个工人之一，名吕贤基的，一年前到海参崴来工作，恰于我们到后几日被人暗杀了。格别乌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但捕获不到。何今亮请延年和其他的人到凶手常去的中国茶馆喝茶，侦探消息，因为我们初到无人认识。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九月间，赵世炎和任弼时也从莫斯科来，他们住了几天就从海参崴坐车经过一面坡入东三省境内了。我们还在等船。到了一只船，载来了二三十个中国学生，都是到东大读书去的。其中有李求实，一个美少年，一九三一年在龙华枪毙的四个作家之一。
九月中间，有一只英国煤船从海参崴开往上海，不载客，我们找船上中国水手想方法，他们只答应私载三四个人，于是分二批回国，汪泽楷，薛世纶及其他的人先走，我和延年及其他的人等待几日后俄国船开时再走。他们同做贼一般偷偷走了，我们则堂皇住在船上做俱乐部用的厅堂里，睡的是沙发。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到了上海。
薛世纶来泰安栈看我们。他已派了工作，做中央主席团秘书；汪泽楷已经到安源去做工作。薛世纶以秘书资格通知我们新派的职务。延年去广东当区委书记，我留在上海，在中央宣传部里做事情。第二日，我们人和行李都搬到慕尔鸣路一个弄堂房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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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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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国八年，写成世界公历是最容易记忆的，即是，一九一九年。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可以说，是在这一年觉醒的；我个人的小小意识则确实是在这一年觉醒的。
这个回忆，如果是在十多年以前写的，我想，我无需要提醒读者，说五四运动就是发生于这一年罢。可是现在，青年的人——我是为他们而写的——有几个知道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呢？有几个知道这个运动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意义呢？
一九一九年，我恰好十九岁。阳历四月间，福建省立第九中学（在龙岩县）“己班”修毕了第四学年的功课，学校特别放了假，让学生回家去，等待六月间毕业考试。我从龙岩县回到漳平县来，很悠闲地过着生活。五月间，不记得那一天，一位老先生到我家里来同我父亲闲谈，说起北京学生闹事，打了人，烧了房子，罢课。说毕，摇摇头，叹一口气。这位老先生是我们县城里极少数常看报的人之一。父亲不看报，我自己也没有看报习惯，回家来固然没有报看，在学校也难得进阅报室去的。阅报室有一二种福州出版的报纸，似乎没有上海报或北京报，福州报也是陈旧而常脱期的。当时到阅报室看报的学生本也不多。
漳平县城当时有三个小学，一个县立的，一个族立的，一个福音堂办的。有几个中学毕业生，同我一样待毕业的学生也有五六个，名义上有一个学生会，但久不开会。我们那时对于这次从北京出发的大风潮毫无反应。别地方轰轰烈烈，罢课，示威，杯葛［“杯葛”，英语boycott音译，“联合抵制”的意思。——编者］日货。留在中学的同学写信来，也说本校学生领导了诸小学学生示威，在城外通漳州的大路上检查日货，在县城商会里拍桌子，甩茶杯，大骂商会会长；但漳平县学生没有动作，——不错，西门外福音堂办的新民小学，学生曾列队进城来游行一次，听说牧师发给学生每人一包糖果，叫学生从此以后不买日本货了。但那是教会学校做的事情。
六月间我到龙岩县去考试时，那里的运动已经冷下来了。同学们告诉我们这些回家的人以运动中的遗闻轶事，纠察日货的学生每日还是派到城外去，学生会还在开会，但已没有示威，没有罢课，没有闹事。可是这二个月间风气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例如平时不活动的学生都会活动起来，平时不说话的学生，都会高谈阔论，阅报室拥挤了，对于时事的知识普遍了，重要的是有个学生自己主持的学生会。在学生会布告牌上，我看见了若干在大城市读书的学生写来的信。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五四运动。我不知道，除了抵制日货，打卖国贼，拒签和约，等等之外，还有其他意义的五四运动。漳平县学生不会比我知道得更多些。龙岩县学生当时也许有人知道五四运动的其他意义么？有人读过《新青年》，为新潮流所激动么？我不敢说。但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的。
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我想飞，想脱离狭隘的环境，不仅要离开本县，而且要离开本省。在学校时同几个同学约定，到北京考高等师范去，并非因为喜欢“神圣的”教育，而是因为听说高等师范不仅不收学费，膳费，且有津贴，每年费用比中学多得不多。可是父亲筹不出钱来，活动地方公款也没有结果。一个同学（龙岩人）已经先走了，他从上海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他游玩“新世界”（游戏场）的情景，我接着，魂梦中也是不安宁的。恰好在此时来了意外的机会。
县视学陈华是祖父的朋友。北京去不成，父亲和我都在懊恼时，他曾劝解我们。他说他本不赞成我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学风很嚣张。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陈总司令有公文下来，要本县熊知事派遣两名半官费生到法国留学去。
陈总司令就是“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有一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颁布大赦政治犯命令，但声明“共匪”和陈炯明不在赦免之列。不久之后，陈炯明也在香港死去了。陈炯明所以有十恶不赦大罪，只因他指使部下叶举在广州围攻大元帅府，把孙文迫到军舰上去。但这是后来的事。在一九一九年，陈炯明不仅不是国民党的叛徒，而且是国民党惟一的武力（其实当时国民党，就党来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团结于孙文周围的一派势力）。当时广东地盘被桂军占据了，而有革命历史的粤军在本省不能容身，只好挂“援闽”招牌向北洋军阀防地的福建抢一角地盘。粤军占据的是旧时汀漳龙道辖境，总司令部设在漳州。
陈炯明是新式军人，他不仅主张民主主义，而且主张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他一到漳州，立即造马路，设公园，开运动会，出版日报。马路上不许走人力车；公园里竖了一个四方石碑，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这里，我们可以嗅得出吴稚晖，李石曾一流人的无政府主义气味。为了响应吴李诸人的勤工俭学运动起见，陈炯明遂命令他管辖下县知事每县派遣二三名学生到法国留学去。这就是福建省半官费生的来源。
勤工俭学，是吴李诸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及大战刚结束后想出来的。大战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曾在中国招了“十万”华工去；中国留学生断了接济的，有些人也在法国工厂找到工作。法国无产阶级流过不少的血，毕竟争到了比中国好多倍的劳动条件，能够让中国小资产阶级学生也感满意。这就造成了一种思想，认为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后，只消以一半时间到工厂做工，就可以取得充足的工资去维持另一半时间的生活和求学费用。李石曾留在法国组织这个运动，例如交涉入境，接洽工厂，学校等；吴稚晖已经回国了，他在上海某报发表《胐庵客座谈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宣传勤工俭学思想的。《朏出庵客座谈话》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销行颇广。据那些提倡的人估计，当时佛郎汇价低落，即使不做工，每年有中国银元六百元也就足够在法国读书了。
陈炯明就是以这个估计为基础来派遣半官费生的。他要每个学生每年自筹三百元，其他三百元则归县知事筹措。
己未年旧八月十八日，我同另一个半官费生在县城中水门外上船，父亲，三伯父，二弟送行，一别遂成永诀了。各县学生在漳州会齐，陈炯明在旧道台衙门总司令部开欢送会，摄影，请吃大菜。开会时有许多人演说，后来听人说演说人中有一个是朱执信，但未曾留下一点印象在我脑里。
我同其他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到香港来候船。几日后，陈炯明驻广州的代表黄强邀我们到广州去，住在增步工艺学校，他就是那里的校长。他请了一位广东女先生教我们法文。我们学了三个星期的法文。在广州时候，福建籍国会议员曾开会欢送我们，议员之中有一个是林森。
直至十一月四日我们才得上法国大邮船。保罗·列嘉号从上海开来，已经装载了一二百个学生，如今香港添加了福建，广东两省五六十个学生，四等舱几乎容纳不下了。
船上三十三天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五四运动”是在这邮船上经历的。
上船以前，我始终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香港和广州一定有当时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可买，但我没有买，同行的人也没有买，即使买了我也是不会去看的。我在香港买了翻世德堂本的《老子》，《庄子》和《列子》，买了商务铅印本的《经史百家杂钞》，买了商务小字本的《老残游记》，连同家里带来的国学扶轮社印的《龚定庵全集》和一本印得很坏的《白香词谱》，一起携到法国去。除老庄列三书将来要说到外，其余的书都于一九二七年唐生智部下军队占领汉口湖北省委机关时遗失了。
在大邮船上，我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我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学生，不仅与福建学生不同，而且与我看了《留东外史》后所想像的外江学生也不同。他们是眼光远大，思想活泼。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过的问题，知道了许多从未听人提起过的古书和新书，知道了有另一种生活在法国等待他们，同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在他们那里，我看到了许多新出版的杂志；有几种杂志竟如此普遍，而我熟知的礼拜六派杂志竟如此之少，不觉惊讶起来。
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杂志来看。这本杂志名《新青年》，翻开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名陈独秀的人写的，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之类。
在中学，国文教员黄宝枢先生曾出过定孔教为国教论一类的题目，我自然是拥护康有为这个提议的。国文教员在我的文章上面加了许多圈发下来，但在操场上遇到我时，同我说：“孔子是教育家，不是宗教家，他的学说是不可以定为国教的。”我才知道，原来老先生里面已有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次看见陈独秀文章，我想又是讨论这个问题了。看到后面，才知道是根本反对孔子。读书人反对孔子，古已有之，《庄子》里面不是有许多反对孔子的话么？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此文名《宪法与孔教》，作于1916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3号，所引二句应作“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作者1986年补注］
但这一切，我都未曾表现在外面。同乡学生对于这类问题不感兴趣，有一类学生连《原道》也未曾读过。外江学生方面，我听他们说的多，自己说的很少，很少，因为我本来不善于说话，当时的“官话”程度也不够我发挥有系统的意见。但《新青年》杂志，以及这一类杂志，从此吸引了我，愈有反感，愈想借来看，渐渐地对于线装书不感兴趣了。十二月七日在马赛登陆时，我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师及其他长辈给我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
我想，我必须说一说这个意识觉醒过程中专属于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觉醒自然是出于时代的原因，事实证据是：同行的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半年，一年之后，几乎全体都会写白话文，都会谈新思潮，甚至也有人走到共产主义来了。但觉醒的激剧，严肃，以及决然不肯退回到家族链条一个环节的作用去，则必须拿我个人的原因去解释的。
生在累世书香而趋于没落的旧式地主家庭里，又是长子，少时读书并不太笨，祖父和父亲自然寄托了很大希望在我身上。这是中国旧地主家庭的传统希望，即希望子弟由正途功名出身，到外江去做一两任官，回来买田，起屋。科举停了，这希望受了打击。祖父常说：“你出世可惜迟了几年，否则……”但给我的教育仍是同科举没有停办时候一样。先生不仅教了四书正文，而且教了朱注，以及什么人做的讲疏。五经中读了诗，书，易，春秋左氏传，但没有读礼。古文，选教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幸而未曾学做八股和经义，只做些论说。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入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三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人家的子弟还在私塾读书。当然是因为学堂里学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学问。可是民国三年，学堂改组，我们的私塾先生刘岑仲被聘当国文教员，家长们也已觉悟除了学堂毕业之外别无正途功名了，于是送我们随这位先生进学堂去。我一进去就是高小三年级，读了半年就毕业。一九一五年第一次离家到一百里外的龙岩县去进中学，那里的国文教员更进步些，因为教的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作文题，除了模仿古文的记，叙，论等以外，还有关于时事的题目。
新旧学堂有形的教育以外，家庭和社会的无形教育则是更重要的。人们有意无意直接间接从各方面灌输你以那个圈子所需要的人生观和道德，使你成为造好的链条中一个环节。
我符合了人们的希望么？一般说来，祖父和父亲是满意的。我恬静，服从，上进，总之任随他们摆布，他们叫我演什么角色，我从来不拒绝。我觉得演这种角色是最自然的事情，犹如人必须穿衣吃饭才能生活一般自然，无所用其反抗，而且不能反抗。他们不满意我的，是我过于缄默，不会酬应宾客，没有办事才干。母亲不满意我一天到晚捧着书看。我想，我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与“一天到晚捧着书看”大有关系的。
十岁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一般爱玩，顽皮，好零食，讲究穿衣服。看戏，听故事，决不会是我特别的嗜好。可是十一岁，我变了样。夏天，有一日，生小病，躺在三伯父房间，不能跟着堂兄弟出去玩，正在无聊时候，看见枕头底下有一本石印小说：《薛仁贵征东》。那是三伯父新借来看的，他看到第四回没有合拢来，卷成一筒塞在枕头底下。我拿起来居然看得懂，虽有许多字，例如“这”“那”“呢”“吗”之类，在经书里未曾见过，但这故事我听人说过许多遍，戏台上也常演，不懂得的字是能够猜出意思的。我一口气看下去，当夜很晚才睡，第二日再看一日就把四本小书都看完了。从此以后就缠着三伯父去借小说，以后自己买小说来看，买了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是章回体的。从此以后对于小孩子游戏我都不感兴趣，因此一天比一天同堂兄弟和自己的弟弟疏远了。
小孩看小说，现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别处也是平常的。但在我们那里不平常。十一岁孩子看小说，而且看了许许多多小说，手不释卷地看小说，外面做热闹，演戏，不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我们县城内外没有第二个，因为在小县里，读书人家是互相认识的。不久之后，我就成了藏书（小说书）中心之一，大人们看小说的，也来向我借书。
小说给我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像的世界。我如此沉迷在这个世界之中，以致忘记了现实的世界。这就造成了，而且发展了我的弱点：沉默，短于世故，孤僻，落落寡合。小说使我没有朋友。儿时游戏的伴侣已经离开了我，学校同学也不了解我，因为他们并不看小说，或没有看那么多的小说。他们大都只看先生教过的或指定的书。但是他方面，小说使我不满意于现实，于我们那个圈子的生活和理想，于人们给我安排的前途，因之对于神圣的道统发生了怀疑。这不满，这怀疑，不过藏在心里罢了。我对于老庄哲学的偏好，以及中学毕业后想远走高飞，以及主动主张远赴法国（这是我第一次出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以前一切都是父亲替我安排好的，此次父亲虽然不反对，但也不热心促成），——也许就是这个心境的外露罢？
应当说：我看的并不限于小说。起初自然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总之，都不是先生或同学教看的书。反之，凡是先生或同学介绍的书，我都怀了成见不屑去看，或者当作应尽的义务勉强去看。所以我的一切知识大多是从自学得来的，我把学校看做供给食宿和闲暇的处所，甚至认为学校教育没有用。现在想起来，这是偏见。看的书既然与人不同，性情，嗜好，思考方式也就显得与人两样，虽然不愿与人冲突，没有一个仇人，但也不能与人融洽，没有一个朋友。外表上，我是迟钝，麻木，无所可否的一个人，但我过着内心的生活。如果不是处在这个时代，那么在现实世界折磨之下，想像力就会渐渐衰退了，渐渐同那些没有想像的人谈得投机了，于是也懂得世故，善于酬应，同周围一切融洽起来，书呆子习气渐渐免除，历练相当时候一样也会学得办事才干，结果继承了祖父和父亲，在小县城里当一名小绅士。
幸而五四运动救了我。我说的不是打章宗祥的，罢课游行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的五四运动。我说的是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同梦魇似地压在我身上的孔子道统被我踢开了，连带着做这道统补充品的老庄哲学也被我抛弃了。从此我只过着一种生活，我所行的只是我所思想的。而这是经过严肃思考和内心斗争而达到的，并非为了趋时和从众。
这个斗争过程并非一日二日的事情。从写日记骂陈独秀起到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见解，中间经过了几个月，直至读过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后，一切怀疑才消失了。到了法国后虽然觉得人家样样比我们强，孔夫子究竟敌不过赛先生和德先生，但总觉得有一种“国粹”，一种东方文化，一种精神文明，一种神秘的东西，是西洋所没有的。这种东西，我认为包含在周秦诸子学说里面。因为在中学曾读过一本书，仿佛说佛教不如我们的老庄杨墨；至于哲学，即西洋理学，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比起我们的先哲来，也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胡适告诉了我，诸子学说就是哲学，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去研究，其中许多问题，西洋哲学不仅讨论过，而且更有进步。这种“国粹”已经失去神秘性了。
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十二月十五日，我们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就由华法教育会派人送到圣日耳曼中学来。圣日耳曼离巴黎四十五分钟火车，坐电车一个钟头也可以到。那里有个王宫，古时法国国王常在那里居住，路易十四就是在这宫里出世的；现在改做博物馆。王宫和城市都在高岗上，俯视塞纳河以及河彼岸的平原。巴黎来的火车开到对岸须卸下好多节，然后添加一个机车在后面，帮助前面的机车，把火车从隧道推向高岗去。上面就是这条铁路的终点。车站旁边就是王宫，而隧道上面则是连接于王宫的花园；花园并不很大，但沿着河滨山岗有一条很长的箭道，箭道尽处是个大森林，古时国王行猎的地方。整个圣日耳曼本处于森林旁边，从车站穿过市街，经过我们的学校出城去，也有大路通入森林的。每年春天休假日，巴黎人常来此踏青。我们来前三个月，协约国才同奥国在这王宫里签订了和平条约。
我们食宿都在学校里。学校特开一个大寝室给我们住，一个膳堂给我们吃饭，一个教室给我们读书。除了法文以外没有其他的功课。法文先生当过兵，打过仗，据他说杀死过好多德国人。他是个十足的沙文主义者。法国同学年纪都比我们小，生活完全同我们分开。有三个塞尔维亚人，两个阿尔巴尼亚人，一个波斯人，也住在学校里，但他们是同法国学生一起上课的。
福建学生有一种一时拆不开的关系，即是陈炯明派了一个人从漳州护送我们上船，我们第一年的官费由他领来直接汇给巴黎华法教育会，我们自己的钱也是交给他代汇，所以到巴黎后全凭教育会办事人支配，我们没有选择自由。教育会把我们全体（除了一个女生）送到一个学校来。圣日耳曼中学是临时交涉的，校里以前没有中国学生，此次一来三十几个，除了一个外江人外，都是福建人。但一个多月以后又来了三十几个人，那是各省都有的。
福建学生对于外江学生采取排斥态度。几个同乡在一处常常拿外江学生当作嘲笑对象，以此引起别人的反感，认为福建学生是“野蛮的”。野蛮不仅是粗暴之意，而且是不开化或文化程度低下。有一个湖南学生发表了这个意见，给福建人听了去，群来质问，几乎要动武。但福建人并不团结。三十几个人分为汀州派和漳州派，漳州派中又分为东党和南党。党派斗争在广州香港时候就开始了。船上为了选举学生会闹了许多别扭。进了学校把戏更多。这种以乡土为分界的党派斗争，发生在学生里面，似乎是很不可解的。但这有客观根据。首先，言语不同。旧汀州府属各县学生，都说客家话，只有一个或两个能说漳泉话。旧漳州府属学生则没有一个能说客家话。两方面只好借“官话”交换意见了。其次，更重要的，是所受教育不同。汀州学生受的是内地中学教育，同我所受的差不多，注重国文，教国文的是些老先生，他们总有些线装书知识；漳州学生受的是通商口岸中学教育，教会学校式的洋场教育，教国文的也是些西装革履少年，他们恐怕不教《古文辞类纂》。汀州学生有理由视漳州学生为浅薄的，漳州学生也有理由视汀州学生为落后的。例如汀州学生大多读过《原道》的，他们看见我的箱内有《庄子》和《老子》，晓得说里面有反对圣人的话，因为韩文公提起过。漳州学生则没有这个联想。他们看见我的《白香词谱》，硬说是白乐天著的。但两处学生都不知道龚定庵是谁。漳州学生称我做“博士”，因为我带了线装书来。他们很看不起线装书，汀州学生则没有这个成见。在这斗争中，我是旁观者。我不是汀州府人；也不是漳州府人，而是夹在两府中间的龙岩直隶州人；论教育，我是同汀州学生一样的，但我不会说客家话，我可以说漳州话。我的一个同乡既会说客家话，又会说漳州话，有个时候同漳州人一起反对汀州人，有个时候同汀州人一起反对漳州人，两派斗争，他也造了许多原因。有一次不记得为了什么问题两府学生在课堂里演全武行，我则躲在角隅观看。校长写信到华法教育会去，现在的党国元老张浦泉那时在巴黎，他亲自到圣日耳曼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江学生在另外一个课堂上课，他们带来了许多新书，新杂志，但也有线装书。他们并不因为我们野蛮，抛弃我们。他们同中古基督教传教士一般向野蛮人说教。福建学生渐渐地也闹起“五四运动”来了。在福建本土似乎也是此时（一九二○年春）才有“五四运动”传到的，因为国内的同学们纷纷有信来讨论新潮流问题。有一封信写了别字，把“新潮流”写做“新条留”。
写白话文，谈新文化，虽成了时髦，但府际斗争仍继续下去。到了暑假，华法教育会存款完了，一切归我们自理了，联系福建学生的线索才拆开，而各人自寻命运去。这些人后来怎样，我知道得很少。其中有一个曾在我以后走到共产主义来，但经过打击后又回到他的父亲替他安排的命运去干光耀门楣的事业了。
暑假以后我同两个同乡仍旧留在圣日耳曼，此处既无中国学生，我们就跟着法国学生上课。物理，化学，数学，我在中国都学过了；法国史地，学了没有大用；法文读些古典著作，也没有兴趣。到了寒假，我就离开圣日耳曼到巴黎东南二个多钟头火车的墨兰去，那里也有一个中学，也收中国学生，但我不进学校，而另外租一个房子住着，自炊，自学。墨兰是个省城，风景没有圣日耳曼好。
暑假没有离开圣日耳曼，是为了存款不多；寒假终于离开圣日耳曼，则是为了存款将罄了。
大战以前，中国使用的墨西哥银元，每元可兑二个半佛郎。一九一九年，维尔塞和约签订之年，我们在香港时，每元可兑八九个佛郎。次年，佛郎大跌价，每元可兑至十五佛郎。我们到巴黎时，华法教育会派的招待员，四川人吴铁生先生，同我们说：“现在生活昂贵，巴黎每个月生活需要三百佛郎了。”接着，他又说：“但是三百个佛郎不过中国三十块钱，这点钱在上海也是不够生活的。”但我们在圣日耳曼每月纳费平均一百五十佛郎，膳费，宿费，学费，洗衣沐浴费都在内。这是华法教育会替我们一次缴纳的。其他费用则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干时候向教育会支领一次。一九二○年年底，我的存款不够缴纳次学期学费，只好离开学校了。我们，我和其他两个同乡，希望自炊时候每月开销能更节省些。墨兰离巴黎远些，生活程度更低些。我们每人住一个房间，我住的是顶楼，有老虎窗对着运河，每月房租三十五佛郎；有一个同乡住二楼房间，每月房租四十佛郎。房租是大宗支出，其余是很省的。我们每月每人共总只用一百佛郎，一切都在内，理发，沐浴，洗衣，邮票，也在内，惟有衣服，书籍，交通，医药等费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废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面包，洋山芋糊，有时炒卷心莱，那是特别的享受。不过用的是猪油，不是橄榄油。至今还记得面包是一佛郎又三十生丁买一里弗（半公斤）。三个月之后，实在熬不下去，才隔几日吃一次肉，其他支出也增加了些，但每月决算也就增加百分之三十了。墨兰城跨塞因河两岸，我们有一次在河边散步，遇见一个病容满面的中年中国人，通了名姓，方知他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曾琦。他来这里养病，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多了。他从此成了我们的朋友，互相拜访，同作郊游，借了好多期《少年中国》给我们看，又抄了好多首七绝诗请我们批评。我也抄了几首诗词请教他。他曾写了通信发表在中国什么报上，说法国俭学生每月生活一百佛郎就够，即合中国六七元。勤工俭学生看了这个通信大骂曾琦混账。他们不知道是我们几个人作的孽。
当时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办的《新世纪报》早已不出版了，但都尔城的汉文印刷所还存在，每周出版一个刊物，同上海小报一般大。我记不起这报名，但记得编辑人是太玄周无。他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曾琦的朋友，曾琦常在那个铅印报上写文章。有一篇文章也许是曾琦写的，曾把当时在法国的学生分成三个“阶级”：官费生，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勤工俭学生。前者好比资产阶级，后者好比无产阶级，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则好比小资产阶级。我们和曾琦都是“小资产阶级”。
当时有个统计，举出各类学生的数目及其百分比。我现在不记得了，但记得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远超过前二“阶级”学生，约有三千人，本部十八省，除甘肃以外，都有人，最多的是四川人和湖南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他们一定是同我一样，想飞，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国；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样没有“翅膀”去飞。“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叫喊的。他们大都集中在上海候船，也有集中在北京或保定的。在我以前已经有二批或三批人出国了；在我以后出国更多批数。这个潮流，一九二○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
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法国各地中学固然开放大门让中国学生进去，因为究竟是一笔有利的生意；但法国工厂并不开放他们的大门。战争停止尚未满二年，法国已经闹不景气了，工厂正要裁人，那有位置来容纳这些黄面孔的劳工？勤工俭学生们把带来的一点钱读了几个月书之后，便真成为“无产”阶级，不得不到华法教育会来请求救济了。间有极少数人能找得工厂位置，大多数人则每日领二三佛郎津贴，吃面包和开水。有一部分人住在会所里。会所本名“华侨协社”，教育会是协社的一个单位团体，听说是一位有钱寡妇为了同情中国，捐这幢屋子给华侨团体，我到巴黎第二日，协会欢迎会中这位太太曾上台演说。华侨协社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与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远，在（Lagarenne—Colombes）镇盘特街（RuedelaPointe）三十九号。我所以记得这般清楚，因为三年多通信都是在那里转的。这是一幢三层楼小洋房，立在一个小花园当中。但此时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树枝间拴着绳索，绳索上面晾着衣，裤，袜子，被单。喧哗吵闹引起了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板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地下撒尿；马桶间腌脏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这是得之传闻的。我常去华侨协社，那里马桶间虽不很干净，但不如所传之甚，至于走廊，则无大小便痕迹。
勤工俭学生都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即所谓“丘九”。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李石曾已经回国到北大当教授去了。他的朋友刘厚首当其冲，遇了许许多多麻烦。当时刚到法国的蔡元培和吴稚晖曾出席会议解决这些麻烦问题。
这些名人到法国来，是同运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问题有关系的。他们计划拿退还的庚款在中国另招一批学生去；勤工俭学生则很有理由控告他们，说他们当初提倡勤工俭学，目的就在运动退还庚款，现在目的达到，就把利用过的工具丢弃了。
有两个斗争必须提起来说。
一是“二八运动”，发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仿“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之例，应当说是“二二八运动”，可是当时通称“二八运动”。这日各地勤工俭学生约齐到巴黎来向中国公使陈箓请愿，提出几个要求，结果被法国警察驱散了。
一是“里大运动”。这年秋天，那个海外中国大学已经办成功了，校址是里昂城对河小山上圣伊涅伦炮台改造的；吴稚晖率领的一群学生已到法国，或者已经进学校里去了。勤工俭学生被人抛弃定了。一日，里昂城警察很惊讶地看见火车一批一批载来许多中国学生，他们都到河那边山上装修中的炮台去，进去之后就不肯出来。但不久，警察就晓得怎么一回事了。他们把这炮台包围起来，把里面的中国人作成了俘虏。几日之后，法国政府下令把这些俘虏驱逐回中国去。
这两个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不是“无产阶级”，我是“小资产阶级”，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说的。
里大运动之后，一部分捣乱分子驱逐出境了，勤工俭学生气焰低降下来，同时不景气似乎好转，工厂渐渐能容纳黄面孔的工人，全盛期的群众运动已成过去了。
但在此时，我自己则从“小资产阶级”降落为“无产阶级”；同时——有内在的联系么？——不仅从民主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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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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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生活
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
我是中学毕业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现在我说这话给人听时，往往有人反问我：“你是初中毕业后去的，还是高中毕业后去的？”我说：“我是四年制中学毕业后去的。”现在的人多不懂什么是“四年制中学”，我就要费口舌来解释。原来，在我读中学时，只有四年毕业的中学，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我毕业后第二年（一九二○年），昆明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才决定中学六年毕业，开始分为“初”、“高”两级。久而久之，就无人知道清末民初曾经存在四年制中学了。
四年制怎样变为六年制呢？原来清末民初大学教育的学制规定，中学毕业去考大学的，应考大学预科，读两年后才能升人本科。这两年预科是中等教育范围，昆明教育会议不过将此两年划还中等教育而已。这是有利于教育普及的事。
我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想去考大学。本县一位教师纠正我说：“你要谦虚一点，不能说‘要去考大学’，只能说‘要去考大学预科’。”我出门后都是这样“谦虚”对人说。但在广州候船期间，在船上，到法国以后，发现并非如此，许多人都说：他们勤工俭学赚的钱要在法国考这个那个大学，不一定带“预科”二字。
我这样写是为的说明：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正如我受的初等教育是不完全的一样。
这四年中学生活，对我一生虽无甚大的影响，四年虽不及我从香港上船到马赛下船的这一个月时间对我影响那么大，但安知我这一个月的思想大转变不是以此四年所学积累起来的思想为基础呢？
我一九一四年底在本县县立小学丁班毕业，当时我的年龄只有十四岁，但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全班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在本县无中学可进，这并不奇怪，当时并非每县都有中学。福建省六十多个县，只有少数几个中学。我们附近，龙岩县有个中学，远一点，漳州有个师范，漳州只因有了师范，就没有中学了，除非有外国教会办的“浔源书院”。所以我们那里的小学毕业生，要升学的，不是去龙岩，就是去漳州。当然，也可以到福州去读法政学校，但需要很多钱。
我的同班毕业生，只有一人决定去漳州读师范，其余升学的都决定去龙岩读中学，因为费用毕竟比较少些。
我们是年底毕业的，龙岩中学次年暑假才招考新生。我及另外几个人，为的避免浪费学业，便在三牧第私塾读书。此时私塾不是刘岑仲先生教书，刘先生仍在县立小学教国文，私塾先生是陈霞阁（名步韩）。我在那里读半年书，什么都没有学到。一个比我更年少的同班毕业生倒学到很多知识，首先是做旧诗的知识。他的父亲不要他当年去考中学，要霞阁先生教他读旧诗，做旧诗，以及其他旧学知识。
一九一五年暑假期间，我们同班的小学毕业生共八人，动身走一百二十里路去龙岩考中学了。
漳平县和龙岩州
漳平县，清朝初年是漳州府的属县，不知道何时另立一个“龙岩直隶州”，直隶于省政府，地位同“府”一样，不过只管三个县：龙岩，漳平，宁洋。而一个府普通管辖六、七个县。“直隶州”州治设在龙岩，因此称为“龙岩州”。诉讼，漳平本县一审不能判决的，就到龙岩州去审判；再不能判决的，再到福州省城去。朝廷派来的学院（宗师）只按临龙岩州，三年一次，考拔三县的新科秀才，同时复考旧科秀才。所以漳平县的“童生”都要去龙岩州考秀才，漳平县秀才每三年一次也要去州复考，考得不好，重则开革，轻则斥责。为此原故，龙岩的人对于两个属县（漳平、宁洋）就有优越感。一般人对于属县不说“我们龙岩人”，而说我们“州里人”。龙岩州的知识分子、绅士，也看不起漳平县的知识分子、绅土，认为漳平文化特别落后。漳平县的知识分子对此普遍抱有反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长久积累下来的。他们除每隔三年在龙岩有所接触之外，每次乡试或别的考试在福州也有接触。
这种反感也感染了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即辛亥革命以后小学毕业的学生。
全国各府的首县对于属县似乎都有优越感，但不见得有龙岩州对于漳平县那样的紧张。（似乎安庆府是例外。怀宁是首县，桐城是属县，但一般人通称“桐怀”，不称“怀桐”。）
可是我们仍旧要去龙岩考中学。
我们居住在校舍内。这是龙岩中学原始的校舍，进东门后不久就到了。校舍并不大，当时学生也不多，只有丙丁戊三班，似乎是旧时一个书院或别的什么机关改造的。我们只考国文、算术、英文三科。考完，我们还有一整天去郊外游名胜龙岩洞。出南门，过浮桥，走不远的路就到了一个山下，那里，山根上有个开放式的大洞，洞内可以站百把人，洞顶有裂缝，成带状，时时有水渗出。这条裂缝便被视为“龙”，这座山是岩石组成的，故名“龙岩”，县名就是由此而来的。福建这一带不属于卡斯特地貌，没有或很少出现溶洞如桂林附近，所以这个平淡无奇的溶洞便为人所珍视了。洞口平地建立了一座房子，有人主持，游人可以在房内休息，喝茶。次日，我们便回漳平去，等候“发榜”了。来时，上水，走旱路，三天才到；回时，下水，坐船，当日黄昏就到漳平城下。
等候了不长时间，就“发榜”了。学校寄来通知：八个漳平考生中只有我一人录取入学，其余七人都“榜上无名”。于是，漳平绅士大哗，以为龙岩人有意以此来显示漳平县小学教育多么落后：八个毕业生在中学入学考试中只有一人能录取！大家都破口大骂龙岩人，以致我这个惟一被录取的学生竟被人冷落了。在纷纷议论之中，有人说：我们漳平县自己办一个中学吧，免得受龙岩人的气。这是一种气话，说的人并未想到当时绝没有这种可能。但也有一些人认真考虑起来：经费哪里来？学生哪里来？教员哪里来？说到教员，也有人估计英文、数学找谁来教，但物理和化学是找不出教的人的。我的父亲就冲口而出说：“找养奇鬼去教。养奇有什么学不会的！”当时，连什么叫做“物理”、“化学”也没有人知道！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这个建议。由此，可以知道他当时如何看重他的好友养奇先生，以及当时养奇先生在漳平旧知识分子中如何受人尊敬。但现在想起来，无论养奇先生怎样聪明，要他一面学习，一面教物理、化学，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龙岩，甚至也只有郭庆光一人教中学四个年级的物理课、化学课、几何课、三角课。我在那里四年中未见第二人教这四门课。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一心扑在教书上，在县里没有政治地位，家中又清寒，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一年，解放后，我的两个堂侄在龙岩高中毕业后来上海考大学，我问他们：谁教你们物理、化学？他们说：郭庆光。于是引起我的无限回忆。
一方面，漳平八个考生有七个未被录取；他方面，龙岩中学招收己班学生数额未满（或者是这一班可以扩大学生名额）。不知道两县的绅士是否有幕后接触，到了要开学时，中学忽然来信通知那七个未被录取的学生，同我一个已被录取的学生，一同去龙岩，他们可以补考。似乎有暗示：“补考”不过“形式”而已，因为他们都把行李带去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①
①去龙岩考中学的八个小学毕业生是：刘子明、刘仲衡、刘奎光、刘清秋、陈祖诒、林乃光、郑雅中、郑超麟。
我们八个新生，连同戊班的四个漳平学生一路上去龙岩上中学。
龙岩中学的早期沿革
一九九四年元旦，一位同乡朋友来看我，送我一本《福建龙岩一中九十周年校庆特刊》，一九九三年出版，印装得很精美，以图为主，文字为辅。文字最长的，是一篇《学校概况》。
校庆是十一月一日。原来，我出生之后不过二年，即一九○三年这个中学就诞生了。
这本《校庆特刊》同我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半盲人了，书中图片只有模糊影子；文字则只能用放大镜看大题目，自然，可以请人读给我听，但要请人读的书又很多，怕轮不到这本特刊了。
送我这本特刊的朋友，也是这个中学毕业的，我问他你读书时校舍在哪里？他说：在“虎岭山头”。我很惊讶：为什么不是在我从前读书的地方呢？②
②“虎岭山头”应作“虎岭松涛”，那是龙岩八景之一。有一个山岗从城西北伸入城内，山岗上有松树也有房屋。龙岩最早的小学模范小学（原名权兴小学）就设在那里。口语将“松涛”化为“山头”，但《校庆特刊》那篇《简介》也说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虎岭山头”，好像不知道原有的校舍在旧时试院内。
我还是写我的回忆吧！
龙岩中学的原始校舍靠近东门，即是我们入学考试时考场和食宿的所在地。我相信，一九○三年初成立时也就是这个校舍。甲班学生就是在这里上课和食宿，那时还是“龙岩直隶州”，这个中学是“直隶州”的中学，因此也招收属县的学生。我认识一个漳平人刘凤鸣便曾在甲班读过书，但未读到毕业。甲班毕业的学生可考的，有个龙岩万安区人，忘其姓名，中学毕业后曾去福州读法政，辛亥革命后做了某县一任知事，后被聘来中学教书。又有一人，也不是城区人，中学毕业后不知怎样在广东南方政府底下做一个官，一九一九年陈炯明军队攻人福建，在龙岩活动，名片上印着“大元帅府科员，总司令部委员。”不久便因贪污免职，此人名陈经（或陈纬）。
乙班，毫无痕迹可考，似乎辛亥革命前就已毕业或停学了的。
我一九一五年上学时，丙班尚未毕业，我同其中几个人交了朋友，他们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上学的，由此可见，这个学校曾经停办。如果一年一班照常办下去，则一九一二年上学的一班应当是癸班了。
辛亥革命后，这个中学就是龙岩一县的中学了，所以丙班和丁班都没有属县的学生。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中学地位突然有很大的变动，由一县的中学变为闽西几个县的中学，不仅到漳平招生，而且到永定、上杭等过去属汀州府管辖的几个县去招生。龙岩县无形中不仅恢复了过去“直隶州”的地位，而且担当了过去“汀州府”的地位，即现在的专区首县的地位。当时传说，要成立“汀漳道”，道尹驻龙岩，已在城内择地，建筑“道公署”了，但未实现。
中学先行一步。原始校舍太小了，“直隶州”的试院全部拨给中学做校舍。试院的规模很大，比漳平县的大得多，但做校舍，必须重建，于是大兴土木。建校舍需要钱，于是实行募捐，主要向华侨募捐，龙岩华侨很多，发财的也不少，此外还向本地富户募捐。
一九一五年我进中学时，其实是进了这样一个改变了地位的中学。原始校舍已经不能容纳我们新招一班了，新校舍正在开始建筑。我们这一班在“明伦堂”上课，但食宿在试院最后两进没有拆掉的旧房屋里，戊班学生同我们食宿在一起。
试院前面都是考秀才用的“坐号”。这种“坐号”到处是一样，考举人的“坐号”也差不多。《儒林外史》写周进坐着痛哭的，就是这样一个“坐号”。我读小学时，漳平县的“坐号”尚未拆除，是一县童生“坐”的，龙岩试院的“坐号”则是三县童生坐的，当然大了好多倍。新校舍就是在这个广阔的地基上建立的。
最后两进以后也没拆除，现在则做我们的宿舍。我们住在最后一进的两个正房内，那是学院大人按临时住的地方。倒数两进是个楼房，楼上楼下都是统间，那是学院大人的随员办公的地方。现在楼下住人，楼上作我们晚上自修的教室。
我们早上去明伦堂上课，晚上回试院住宿，出入试院大门时都要经过繁忙的建筑工地。我们只见五六处脚手架林立，看不到建筑什么，我们学生也不知道建筑的计划和进度，因之不知道何时可以完成新校舍。寒假到了，漳平县学生都回家过年。次年，一九一六年开学时，我们回到学校一看，大部分脚手架都拆除了，屹立着大门内那座长条型的宿舍大楼以及其他的建筑。我们就不再住最后一进的学院大人居住的上房了，我们都住在新建成的宿舍大楼。我们也不去明伦堂上课了，己班的课堂自始就设在大门左边新食堂隔邻。
当时尚未宣布新校舍建成，已经利用部分建成的校舍了。
大约在这一年，龙岩中学被宣布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获得省财政的支持。①
①福建省教育厅，把龙岩中学改为省立第九中学，同时也推荐三个中学教员来此任教。以前教书的都是龙岩本地人，从此也有外地人了。三个教员是：马毓刚教国语，刘松涛教体育，李厚祺教国文。马毓刚是满洲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刘松涛的课龙岩没有人能教，但为什么派国文教员来呢？据说，教育厅的人问魏校长：贵校还缺少什么教员？魏校长不愿意接受更多推荐，便回答：国文教员有点不够。魏校长意思是：我们自己可以聘请本地人。但教育厅仍派了人来。
从此，到我一九一九年毕业离开后，这个中学就不是龙岩一县的中学，而是闽西七县的共同中学，校舍就是这个由试院改建的新校舍。
一九九四年元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校舍放弃了，另在虎岭山头建筑新的校舍。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呢？大概已经很久了，同我谈话的朋友似乎不知道有这个试院校舍。
承认漳平县落后，但仍不服气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来龙岩上中学的，这反感自然是从漳平县知识分子、绅士方面传染而来。但我暗中下了决心，亲自看看漳平县是否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
我看见龙岩的平地比漳平多得多，因之可耕地也多得多，户口也多得多，财富也多得多，连带着，读书人也就多得多，文化上比较进步，也就不稀奇。但进步多远呢？上课不久，我就从一件事发现了：漳平县的文化确实落后很远。
上国文课时，我发现龙岩同学几乎每人都有一部《古文辞类纂》，教师每次都是从《古文辞类纂》中选择一篇，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大惑不解，我们从漳平县来的学生，没有一人带有此书。我在漳平，在同学中，以及老先生的教书和谈话中从未发现有此书。一般读书人家，藏有古文最多的，是林云铭编的《古文析义》，老先生教我们古文时都是从此书中选出的。因此，我的私塾同学也几乎都有这样的一部书（我在我的父亲的书架上找不到此书，只找到一本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大概是我的父亲某次去福州乡试时买来的）。当时漳平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人知道有《古文辞类纂》这部书。甚至没有人知道古文中有一个“桐城派”。于是，我认识到，不要说别的，就在学习古文这一点上，漳平有名的老先生比起龙岩的老先生来，至少要落后半个世纪！
由此作出结论，应当是：我们既然远远落后，就不要埋怨人家轻视，至于人家不谦虚，态度不好，那是人家的事情。可是，我不是这样想，我承认了漳平人文化落后，但对龙岩人的轻视仍旧不服气。
有两件事情，表示我的不服气。
一件是一九一六年中学募捐扩大规模，派人去漳平向富户募捐，派的是龙岩县非常重要的人物——苏寿乔，他坐轿子来到漳平县，住在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招待他，帮他去联系富户。苏寿乔住了几天，出了不少力气，结果只募到五十元大洋，太常陈家的族产“紫云书院”的管理人陈璇玑以“紫云书院”的名义提供的。五十元大洋恐怕还不够苏寿乔来往的轿费。校长魏梦云大发雷霆将戊己二班的漳平学生都找了去，连训带骂说了一阵话，我也在场，当时我暗中得意：这就是漳平绅士对龙岩绅士的报复！我可能将这种得意心情向同乡同学透露过。
另一件则是至今为止只藏在我自己的心里，未曾向人说的。那就是后来我在旧书上或杂志上看见有个有名的文学家叫做龚定庵的，文章写得很好，而且看不起桐城派。我匆忙上街去，从书店买到了一部国学扶轮社版的《龚定庵全集》读起来。我心里想：你们龙岩人学桐城派的古文是很进步的了，我现在学龚定庵古文比你们更进步！当时，同学中确实没有第二人买《龚定庵全集》的。我把这部书带到外国去，以后又带回来，一九二七年唐生智军队占领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时，我的随身衣物来不及带出，这部《龚定庵全集》就这样丢失了。但这件不服气的事情，以及漳平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的话，都未曾与人说过。
总之，我是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县读中学的，读了四年毕业以后，仍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离开了龙岩。
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师
现在应当说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了。
一九一五年第一学期，新招的己班学生是在明伦堂上课的。当时，我们的学监是连天锡先生（字哲居，亦可写为拙居）。他是清代的秀才，我在漳平县未曾听人说起他，但常常听人说起他的父亲连鸿佐，那是有名的文人。他有一个弟弟名连天麟，也是本班一个教员，后来去北京应文官考试，在什么部里做一个小官。
连天锡先生对待学生很严厉，后来在新校舍中晚间上自修课时，一个永定学生在黑板上写“专制魔王”四个大字，连天锡先生来点名，看了大发雷霆，在讲台上训了好久的话。
他同时也是我们本班的国文教师，教我们读古文，出作文题，批改我们每人的作文。
开学后不久就过中秋节，连先生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中秋玩月记》。我也杂凑了一篇交上去。几日以后同班的人的作文卷子都批改下来了，我没有收到卷子。我去问他，他和颜悦色地说：“你的文章要‘挂出来’。”不久，果然“挂出来”了，许多同学走去看，也有人去抄。我听人说过，有些学校，学生作文好，教师要“挂出来”给大家看的。漳平县小学无此制度，我以为这是龙岩中学的制度，每期作文都有的，于是，我以后作文更多用力去作。但未见再“挂出来”，同班乃至全校，也不见有别人“挂出来”。这一次例外久，我至今不能理解。
连天锡先生室内案头上有一本手抄的诗集，《留删诗集》。我有一次，趁别人说话时翻阅一下，原来是连先生自己作的诗集，第一页引古人诗句：“诗为留删尽数抄”，这是表明谦虚的。意思说：自己作的诗，不分好坏，都抄起来，留待将来删去作为定本。后面的诗，我就来不及看了。由此，我知道连先生是一位诗人。漳平县的秀才会作诗的人不少，例如陈霞阁先生，但未见他们抄了诗集，也未见漳平秀才写过一首诗。
连先生的儿子连寿庚也在我们班内读书，年纪比我更小，同我谈得来，毕业后同我相约去北京考大学，在上海等待我一路北上。他到上海给了我一信，可惜，我筹不到路费去北京了。
我自学数学
上学，向书店买了一套第一年级用的教科书，在寝室翻阅起来。
中学第一年级教的数学仍旧是“算术”，内容同小学学的一样，可能增加一项“开方”，不过是系统化的，由浅人深，各项都有理论的说明。由此项到彼项的过渡说明得更多。我在小学，算术最好，因之算术中各项的次序和相互联系在我的头脑中自然形成了体系，无需要说明。这个课我可以不必学了，学习的时间可以用到别处。
戊班的同乡学生，此时是第二学年了，他们各买了一套第二学年的教科书。我去看看他们的数学课学的什么？原来是“代数”。我听人说过，学了算术之后要学代数，但不知道什么是“代数”。我急忙借了“代数”教科书来看，发现我完全能够看懂。于是看下去，遇着书中的“习题”也去试做，居然做得出来。于是，在不妨碍正课的情况下，就借他们的书学起来，把规定一年学完的代数，我用很短时间就学完了。戊班同乡学生学代数不懂时反来问我，我完全能够回答他们的疑问。
次年，我自己班上学期考试时，先生出的题目中有一个是“四则”问题。这问题，用算术方法做很麻烦，我干脆用代数方法去做。听说，记分时先生很为难：答数是对的，但这是算术题，应当用算术方法去做。结果，林维桢先生还是给我分数。
也就在这一学年中，我学会代数之后，就向第三学年的学生借几何教科书来看，这没有代数那么容易。首先，我不理解几何学为什么归入“数学”呢？其中所言，与“数”无关，说来说去都是“形”。我不明白学了这些“形”有什么用处？但学下去渐渐生出兴趣来，我渐渐明白：这里学的，既不是“数”，也不是“形”，这里学的是“思维”，是教人怎样去思想。当时，我听人说，进大学要学“论理学”（这是日本人的译名，后来中国人译为“逻辑”或“形式逻辑”），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其实，几何学就是“论理学”，我在中学已经学了“论理学”，这是我在四年中学中最大的收获。那时，我已经能够看出：同学平时说的话有许多是“不通”的，甚至于看出《孟子》《韩昌黎全集》等圣贤书也有好多是“不通”的。
学习第四年级的薄薄一本《平三角大意》，那就很轻松了。这里，只有一种“比率”，即是几何中不见了的数，在《三角》中又出现了，而且形和数结合在一起。
我知道，学完三角，就要学“微积分”，那是属于“高等数学”范围，大学才教的，但这点也难不住我。我向平素有往来的同学去借微积分书，他们没有。我相信平素不往来的中学同学中也不会有微积分的书借给我的。一个龙岩同学告诉我：他听说龙岩远郊某乡村有一个读书人喜欢数学，买了许多数学书来藏在家中。这话即使属实，我也不会去借。
一个对数学有兴趣，又有学习能力的少年，只因借不到数学书，而被扼杀了。以后几十年，我也曾利用业余时间去摸高等数学。上海沦陷期间也曾翻译一本《高等算学入门》，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是微不足道的。
我“躐等”学习数学，是用业余时间的，即别人用来闲谈、下棋、操场锻炼身体的时间。学会之后，我就丢开了，可能在考试时温习一下。中学生，用于数学的时间，一般是很多的。不妨说比其他课程都更多些，这些时间，我都可以用于别处了。
我的第二个国文教师
我的第一学年下学期，即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连天锡先生只做我们的学监，不兼教我们班的国文了。新来的国文教员，名黄祥墀，字宝枢，一个衰弱的中年人，背有点驼，上课时口才没有连天锡先生好，对待学生也没有连天锡那样严厉。一次上作文课时，他不坐在讲台上，却拿一把椅子坐在课堂边，专心看一本杂志。我的座位离他不远，我偷看那本杂志的封面，原来是《小说界》，中华书局出版的。
连天锡先生，我们从未听人说过，但早知道他的父亲连鸿佐的文名。名父无弱子，他的学问一定是好的。但黄祥墀——我完全不知道。我问同班连寿庚（他是连天锡先生的儿子），连寿庚说：“黄祥墀的国文很好，在福州读书时，作文卷子批过一百分。”直到今天，关于黄祥墀先生，我也只知道连寿庚这几句话。
开学后，第一次作文，我照常凑了一篇交上去，不久批改下来，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第二次作文时，我也凑了一篇交上去。但未等批改下来，我的父亲派人来叫我立即回家，因为母亲病重。次日我就随来人回家了。他来时，到了中学，太阳未落山。我也是想赶到家里过夜的，谁知走了八九十里，我就累了，不得不在附近一个村庄，有亲戚关系的农民家中住下来，这也是父亲的安排。
次日上午到家。母亲看见我一欢喜，病情就减轻了，没有什么危险，我过了几天，又回中学来了。母亲挨到本年暑假才去世。
同学们交还我他们代领的黄先生批改的作文卷子。我看见改的不多，但文后批了十个字，我至今还记得：“笔老气苍，恐非出自心裁。”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小小十五六岁的孩子，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一定是抄别人的！”我心里不高兴：分明是我自己写的，为什么说我抄别人的！我想拿去同他讲理。同学们劝我：算了！以后几次作文，他没有批过类似的话。到了初夏，全县开学生运动会，各小学都组队参加。中学班不参加，那几日也不上课。我去运动会参观，经过一处临时用竹篾搭的房子，黄先生看见我经过，喊住我，说在这里主持“快报”，发生什么事，立即编成新闻，油印散发。他要我帮他采访几条新闻。我忘记是否帮他采访，但他补充的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你的新闻一定写得好的。”他这句话等于说：“你那篇文章确是‘出自心裁’，不是抄别人的。”我的气到此就消了。
以后作文，出的题目是《定孔教为国教论》。我知道当时康有为提出这个建议，报纸上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凑了一篇文章，竭力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作文尚未批改下来，一天，黄先生在操场遇到我，拉我同他兜圈子，他说：“你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结论不对。孔子的教育家，不是宗教家，孔子的学说不能定为国教的。”由此，我知道，他的思想是属于“左倾”方面的，而我当时则是站在遗老遗少一边。
黄先生以后同我还有几次接触，经过忘记了，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话总是很简单的，他对我的态度总是很好的。
一九一九年，我毕业后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路过漳州，那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设在漳州。龙岩人，主要是我们中学的教员，有许多人在陈炯明设立的机关做事。高等法院院长就是郑丰稔，一个庭长是章友文，一个法官是连天锡，黄祥墀也在那里。我去看了黄祥墀，也去看了连天锡。
我还有第三个国文教员，那是一个很老的老头子，姓魏，忘其名，据说是魏校长的教师，不会说普通话，用龙岩本地话上课，我们漳平人听得懂，说客家话的学生就听不懂了。我未曾同这位老先生有什么接触。
无书可读
数学既不占用我的时间，我便除了读书之外无事可做了。不仅数学课，所有讲课我都不听。身体在课堂上，思想早已开了“小差”。或者是教科书底下藏着另一本书，或者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我敢这样做，同这个学校采用的考试制度有关。每学期期末宣布停课考试，一般是两天自己复习，一天考试。考试时总是一门主课配合一门或两门闲课，如图画、音乐之类。闲课是不要复习的。一门主课，全学期学的内容，我有两天复习，开夜车紧张地复习，就够应付了。八个学期中惟有生理学（即人体的科学）一门主课没有六十分及格，我也是这样对付英文。我当时想，中国人又何必学外国文。先生出的考题都未越出教科书以外。反之，音乐、图书、体操、手工等不需要复习的课程，我常常考不及格。这些课程的分数都是同那些主课的分数平均计算的。
这种考试制度不好。因为紧张复习了两天，应付一次考试，考试过后便把复习所得忘记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有恃无恐，我不仅课外看“闲书”，上课时也看“闲书”，先后几次被讲台上的先生发现了。他悄悄地走了过来，拿开上面的教科书。记得有一次，下面垫着的是一本《汉书》。有些先生训斥了几句，有些先生一言不发走开了。
这时，我对于白话旧小说已没有什么兴趣。记得进中学后，发现有一书店，首先就买了一部石印小字《红楼梦》，那是在漳平县借不到的。又向同学借阅了石印的《儒林外史》，那也是漳平县借不到的。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文言笔记上来，且进而转到正史上来。我忍痛买了一套《前四史》。只要是线装的书，可以从有来往的同学中借到的，我都要借来看。至于当代出版的铅印书，有时我也借来看。那就叫做“看书”，不很仔细，看过就算了。我所谓“读书”，就是读古书。有来往的同学身边有的古书，我都借来读了，以后借不到古书，我说的“无书可读”，就是这个意思。
有个同学告诉我：“本校要设图书馆了，有一个房间堆满了书，校方要派人去整理，整理好了就可以开放。”这是好消息，那时我就有书可读了。但是直至我毕业，本校还没有图书馆的影子。
那时龙岩街上，除了一些专门书店之外，还有文具店、布店或南货店，也卖上海出版的新书。那里卖的都是铅印的新式装订的书。那是几个朋友临时凑一笔钱去厦门或上海进货之便买一批书回来的，其中主要是一些文言小说和文学杂志一类的书，销路颇好，合乎当时中学生的胃口。后来的文学史家称这一流派的文学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我则称之为“玉梨魂派”，因为其中最有名的小说是常熟人徐枕亚写的《玉梨魂》。我有一个时候也沉溺其中，买了好几本这类小说和杂志，寒暑假带回家中，父辈文人抢着看（中学的同学是不看的）。
在四年的中学生活中，我感觉孤独，交不上朋友。别人下了课之后，便三五成群聊起来，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我听着乏味。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我知道，我说的话，他们也会觉得乏味的。我干脆不说话，或者跟着他们胡乱说几句。人家就觉得我这个人“孤僻”、“不合群”。
我没有朋友，但也没有仇敌。世界似乎没有我这个人，中学似乎没有我这个学生。我穿的衣服都是破旧的，人家一眼便可看出我是破落户地主家庭的子弟。那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受轻视的。
中学四年八个学期中，我只有一个学期考得第三名，下学期开学就可以免交学费了。毕业考试时，我得到第五名。
因为古书读得多了，我的思想是守旧的，总是认为中国古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看不起新的东西。这样的顽固思想，很难得潜移默化，非有陈独秀那样“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猛药去攻，是攻不破的。①
①关于我在从香港至马赛的轮船上如何接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致使思想大转变的事情，见《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章。
娱乐
但我也不是那种清教徒，拒绝一切娱乐。
第一是看戏。我和父亲都是“戏迷”。我们那里，看戏不用买票，空地上搭了一座戏台，任随人去看。付给戏班的钱是寺庙的公产，大姓的族户，商店的临时集资，村庄的集资，秋收后的迎神赛佛等等。有时无缘无故在城隍庙固定的戏台上连演好几天的戏。演戏能够吸引郊区和乡村的人进城观看，使市面热闹起来，商人集资并不亏本。
我们那里演的戏绝大多数是潮州汉戏。说的是普通话，即京戏中那种说白的话，不管本地人听不听懂。有时有“饶平班”来演戏，那是用不同的音乐和不同的说白了，我们都不欢迎。
我和父亲夜里看戏，往往看到散场才肯回家。一次，我们在城上适逢城下“大帝爷宫”演戏，只看到后台不见前台。我从演员的服装和道具看出演的是“大登殿”，告诉了父亲，于是父亲逢人便说我对于戏文比他熟悉。
潮州戏的中心在潮州府，正似京戏的中心在北京一样。那里的戏班演技最好，当时称为“四大班”，漳平人从来看的都是闽西几县说客家话的人组织的戏班，他们学习“四大班”而未登堂人室的。漳平的戏迷看了不过瘾，他们都希望有天能看到“四大班”。可是，从来“四大班”未在漳平演过，因为漳平太穷，请不来这些戏班，倒是龙岩请来几次其中的某一班。此时，有钱又有闲的漳平戏迷就去龙岩过瘾了。他们回来，就要议论这个演员唱得怎么好，那个演员做的怎么好。最好的是一个唱黑头的演员，叫做“阿胶”的。
一九一五年秋天，即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恰逢龙岩人请了潮州“四大班”某一班来演戏，我的父亲特来龙岩看戏，也来看我，住在中学内。我们白天夜里到城外看戏，戏台在南门外宽阔的沙滩上，面对城墙，台下可容纳许多人站立。我们没有看到散场，但回城时，已经很迟了。我不懂得唱工、做工。我不明白“四大班”好在哪里，还不是同我在漳平看见的那些班子一样？不过从此可以向人夸耀说：“我看过四大班。”
新校舍建成，住了人，上了课以后好久，学校才庆祝落成，那又是一番热闹。同乡同学在此放假的机会，都回漳平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学校看热闹。学校也从潮州请了戏班，在操场搭台演戏，校外的人都可以进来看，但看的人不如南门外演戏时那样多。有人说这是“四大班”，有人说不是。
似乎龙岩每年在城隍庙或其他地址演戏，不如漳平那样多，我们也不能随便出来看戏。
此后，我的看戏兴趣也渐渐淡薄了。
第二是游山玩水。春秋佳日，我喜欢郊游，有时同别人一道去，有时独自去。
龙岩的山，同漳平一样，也没有什么可游的。那个“龙岩”，我以后还去看了一次，觉得没有意思，倒是东南方的白云山好玩些。山半腰有一小片平地，别处都用来建筑佛寺或道观，惟独此处建立的是一座私人住宅。那是城里苏家的产业。苏家是世代富家，据说以前家里还养了一个戏班。我想，这座山腰住宅是苏家的别墅，城里住厌了到山上住一段时候，换换空气。平时有人在那里看守。一次苏寿香（他就是当时的家长）招待我们中学生去那里玩，站在门外，俯瞰全城，尽收眼底。我们在那里休息、喝茶，也有人由此攀登山顶。
龙岩城下的溪水是九龙江四大支流之一，比漳平城下的溪水小得多。南门外浮桥以上便不通舟楫。有时，我同几个同学到上游溪水浅的地方，芦苇丛生很幽静之处去玩，我想起了柳宗元那几篇山水游记。似乎曾在那里拍了一个集体照。
龙岩出西门，就是一个大村庄，宽阔的平地，走了很远才看见一个山冈，导游的同学告诉我：辛亥革命那年有一群土匪盘踞在这山岗上，扬言要攻城，于是商人和富家派代表来此地同土匪谈判*
有时，我一个人在城里大街小巷漫无目的，一面走一面看。那里的房屋比漳平城内的好，而且多。我在辛亥革命那年，不上学，整天在漳平城内大街小巷串游，一条街有几条巷，哪几条巷可以通往别处，哪条巷则没有出路，我都熟悉。但龙岩城里的街巷，我就没有这样熟了。
第三是打麻将。学校是禁睹的，打麻将也在禁止之列。但不知怎样，学生们并不害怕，有几个人家招待学生打麻将。我常去南门外浮桥那边的一个大村里，这个人家的主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蔼可亲，去那里同走亲戚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碰到中饭或晚饭，他端出饭菜，我们就吃，也不付饭钱。也可以住在那里，我没有在那里过夜。
屋子并不大，一个大厅，两个正房，只右边有辅屋，辅屋里有一个小客厅，我们都在那里活动。
听说，有时有人在那里推牌九、押宝。打麻将介于博弈之间，即既是赌钱，又是下棋。赌钱全凭运气，下棋则斗智慧，打麻将兼而有之。
我是把这个地方当作俱乐部，散散心的，但也非每星期日必去，输赢不大。
学潮
以上几节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关于我个人，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回头说说当时我的求学环境罢，尤其要说说当时特有的事情，习惯和制度，为今人所罕见或不知道的。
上面说过，我带着漳平文化是否比龙岩落后，落后多少这个问题去龙岩上中学的。我只凭漳平的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这件事便明白漳平文化确实落后，而且落后很远。上学不久我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足以解决问题的事实，我还发现了很多，不妨再说几件。
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上课不久，中学就发生了学潮，即全校学生罢课，反对学校当局。我们新招的己班学生也参加罢课。
我在漳平也曾听人说，现在学校难办，有时学生闹事，罢课，反对校长和学校当局，而且提出无理的要求，非要校长答应不可。这话，我只当海外奇谈。学生怎么能反对先生呢！“天地君亲师”——老师同皇帝和父母一样，是不能反对的。我读小学时，有些学生对于校长刘志和，国文教师刘岑仲有意见，但也只能私下嘀咕，当面还是很恭敬的。我不能想像怎么能闹起学潮。可是到龙岩上课不久，学潮就发生了，我也参加其中了。
这件事也可以证明，龙岩文化高于漳平文化。
学潮是丙班发起的，丙班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入学，此时是四年级，即毕业班。丙班和丁班都只有龙岩本县的学生，因为“直隶州”已经不存在了。丙班有个学生林文渊，一个清瘦的书生，国文在全班中最好，在全校中也是最好的，不知为什么被魏校长开除了。全班学生反对开除林文渊，并串联丁班、戊班，以及我们新入学的己班一起罢课反对。各班学生分别在校外集会，表决参加。我们己班借一个祠堂集会，带头人是陈性清，他有群众领袖的风度，善于鼓动，结果一致同意罢课。有一次，学生群众和学校当局面对面讲理，中间隔一张桌子。我为好奇心，同各班学生的带头人一起站在最前排。我在漳平看热闹时总是站在众人前面的。学生和先生，双方由讲理到对骂，拍桌子，但未打架。如此有两次或三次。后来双方妥协了，魏校长收回开除的成命，不处分罢课的学生；学生则停止罢课，回到中学。魏校长同我关系开始不好，似乎同我在此次罢课中站在最前排有关系。
此次究竟为什么事情罢课（林文渊开除不过是导火线），罢课是怎样妥协告终的，我至今仍不明白。带头闹事的，并不是林文渊，而是丙班一个名叫邓子恢的学生。大家事后都议论起这件事。我似乎听人说，此事背后是两派绅士之间的斗争，邓子恢的父亲也是一个绅士。
一九一六年新招的一班说客家话的学生也发动了一次学潮，但别的班没有响应，失败了。为首的学生被开除学籍。为什么事情，我当时就不清楚。发动一次学潮也是不容易的事。以后直到我毕业没有学潮发生。
绅权和政权
一九一五年暑假后，我来龙岩上中学的时候，在龙岩街上还看到反对“五七”和“五九”的标语，已经陈旧了，但尚未洗去。“五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的日子，“五九”则是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我从报纸上知道，也听我的父亲的朋友说过，报纸还号召人民起来开展示威，反对日本。漳平没有任何举动，我由标语想到龙岩是开了会的。此事也说明漳平在文化上远落于龙岩之后。
这种运动，表面上是反对日本的，骨子里倒是反对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南方民主派统治下，县知事是支持这种运动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县知事则不支持，甚至禁止。龙岩县绅士倾向民主派，因之同县知事对立，这也是龙岩比漳平进步的地方。漳平县绅士，在县知事面前只有唯唯诺诺。我上中学不久便陪伴同乡同学去龙岩县粮局取回县政权浮收的钱粮。钱不多，但意义重大。他是受一位亲戚的委托去收退回的钱的。他说：龙岩县绅士向上级告了知事浮收钱粮，上级调查属实，勒令退还。漳平县决不会发生此事。
第一学期结束，寒假回家过年忽闻街上传说：龙岩县逮捕了几十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作文卷子写了反对政府的言论。我想起了放假前最后一次（或另一次）作文卷子未曾批改发还。过年之后，乡下一个亲戚来我家看见我，他说，他的乡村传说，龙岩派兵坐船来漳平，把我捉到龙岩去了。我的父亲恐慌起来，问我作文卷子上写了什么。我记得，此次作文题目是议论一件时事，我不过将先生上课发表议论的话，写几句在作文卷子上而已，我自己并不恐慌。这种议论犯了什么罪呢？结果平安无事。寒假后上学，才知道捉人是谣传。但我这一班的作文卷子被衙门内一个职员从门房偷去，送给知事，则是事实。这年初夏，我们已住在新建成校舍内了。一天，我看见一个陌生人，约三十几年纪，愁容满面，走来走去。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把作文卷子偷去送给知事的，现在捉了来关在这里，不准他走出校门。下午，杜连如来了，在会客室中坐着，叫这人来，很严厉地用龙岩话训斥这人，一面训斥，一面用木戒尺重重打他手心，不知打了多少下。这人丝毫不敢反抗。原来这人是本县最有名的，设立最早的模范小学毕业的学生，而杜连如是模范小学的校长。打手心本来是中国传统的教师对学生的体罚。这个案件，大概就是这样了结的。
杜连如是中学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是校长魏梦云）。我常常看见魏校长同他，二人在校内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中学有什么大事，魏校长总要同他商量。我从未见其他教员同校长那样谈话。在全县的绅士中间，究竟是魏梦云大，还是杜连如大，则不得而知。
就是这几个人掌握着绅权同知事斗争的。这些绅士倾向民主派，限制官吏滥用职权，为人民争回某些利益，但又不至于同官吏扯破面皮公开斗争。
绅士内部也有斗争，同全国各地一样。辛亥革命之后，龙岩绅士也大换班，旧派绅士让位于新派绅士。
据那本《校庆特刊》记载，魏梦云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担任中学校长职位的。在此以前，校长是杜翰生。似乎他是前朝的翰林，我少时就知道杜翰生是龙岩县最大的绅士。以杜翰生为代表的旧派绅士辛亥革命以后失势，而以魏梦云为代表的新派绅士代之而起。中学校长就是绅士的魁首。他把有地位的新派绅士都聘请来当教员，以表示大团结。连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个人也不例外。一个是郑丰稔（笔山），民国初年福建省议会副议长；一个就是苏寿乔，在福建省官场中担任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两人都教课，自然是挂名的。
龙岩县，绅权和政权的斗争，对于人民是有利的，绅权倾民主派，能限制政权方面为所欲为，但对于劳动人民，则绅权仍是反动的。一九二六——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其斗争对象正是绅权而非政权。农民杀了叶德辉、晏容秋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劣绅”，即绅权的代表人物。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遇见几个福建同乡，其中也有龙岩人，他们告诉我：郑笔山是龙岩土豪劣绅的头子。近年接触到大革命时代我们那几县的斗争史料，发现蒋介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龙岩那些绅士头子主谋屠杀共产党员。
绅士的子弟也在中学读书，他们是否在同学中有特殊地位，则随人而异。魏梦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侄子名魏应乾，在丙班读书。他在班内是孤立的，邓子恢等人把对魏梦云的不满发泄在魏应乾身上。丙班毕业后，有五六个学生，邓子恢和魏应乾在内，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继续斗争。事情闹到警察局去，以致魏应乾退学回家。详情我说不清楚。
苏寿乔的儿子苏福畴，与我同龄，又与我同在己班，则情形不同，他成为班内出头露角的学生之一。有几个学生奉承他。他同我同班四年，我们未曾交谈过一句话。他当然看不起我们这些属县的人，视我们为“乡下人”。龙岩本地学生也有看不起，时常在背后用尖酸刻薄的口吻嘲笑这个，讽刺那个，但他考试的名次并不高。那里有一很好习惯，教师并不因学生是本县大绅士的子弟而在试卷上多批几分。
其他绅士的子弟在中学读书的，既不打击，也不奉承。例如，杜连如的儿子也曾与我同班，后因考试不及格，降了一班。
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后，大家散了，我去了法国。我想，以后再没有机会同外县同学见面了。想不到，十年之后，一九二九年，我又能够同苏福畴见了一面。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第一次被国民党逮捕，那是因为同居一幢房子的同志的连累而被捕的。我用的是假名：王绳祖。外面正在营救，有希望保释。一天，在看守所得到通知：军法官来查看守所，大家回到各自房间去。我回房间去了。据老犯人说，军法官从来不查看守所的。听到开铁门的响声，我探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进来的军法官不是别人，正是苏福畴。我的假名要被拆穿了，我赶紧把面孔转向墙壁，同鸵鸟一样。不久，军法官到我的房间来了。他说：“现在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官的名义向你们家属骗钱，你们要通知家属，不要上当。”说完就到其他房间去了。每个房间说同样的话。我们这条弄堂说完，去另两条弄堂说，最后去对面女看守所说。我跑蹲到铁门口看他的背影，无疑是苏福畴。有个犯人的案正是苏法官承办的，他已拿到了判决书，我请他拿出判决书看看，签名和图章都是：苏福畴。
于是，我向最坏的方面打算。可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事情，再过几天，我保释了。
我至今不能确定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两种可能：（一）他只看见我后背，没有认出我是郑超麟；（二）他在承办我们案的苏北军法官那里看到我的文件中有郑超麟的姓名，于是借口查看守所亲自看看王绳祖是不是我，看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自然担心他拆穿我的假名，但他对我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一九二九年，他已知道我不是从前的“乡下人”了。
顺便说一件事，我第二次被捕，那时有个“五堂会审”，以司令部的军法官为审判长。那个审判长名陈汉佐，也是龙岩人，新一辈的绅士，接替杜连如当模范小学校长的。他不是中学教员，但常来中学，我见过的。此次，我是真名受审的。他只好公事公办，先判我死刑，后改判十五年徒刑。
从狭隘的地域偏见到国际主义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上中学的。我要亲自看看文化上漳平人是否比龙岩人落后？落得多远？不久，我就亲自体验出漳平人文化上确实比龙岩上落后，而且落后很远。如此，问题不是解决了么？反感不是应当消去了么？可是，不。我不服气。我就是带着这“不服气”的心理读完了四年中学，又带着“不服气”的心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在从香港去马赛的轮船上，我的守旧的顽固思想体系，包含这“不服气”的心理在内，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未曾消失。到法国后，陈炯明派去的三十几个学生被安排在一个法文学习班读书。这三十几个学生，从香港上船起就互相斗争了，在学习班上继续斗争，由暗斗至于明争，由相骂至于相打，不得不劳动与我们同船来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从巴黎赶来圣日耳曼中学劝告双方息争。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斗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斗争的双方是从地域划分的。一方是旧汀州府属人，他们说客家话；另一方是漳州府属人，他们说闽南话。陈炯明统治的地方恰好是旧“汀漳龙”道地域。我们旧龙岩直隶州有四个学生都说闽南话，其中只有一个能说客家话。这一个人卷进斗争中，其余三人则站在斗争之外。
为什么按照地域和语言不同而分化和斗争呢？我当时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都是主张国际主义的，连国家界限也要打破，为什么不能打破这种“府界”呢？渐渐地，我联想到我带上轮船来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于是渐渐地，我也就消除那种县和县之间的地域偏见。可是，正如人体内生过一种病，虽然治愈，也仍有痕迹存留的。我的思想深处是否仍有这种“反感”和“不服气”呢？这也是应当克服的。
我的四年中学生活并非白过，它从反面积累了我轮船上一个月思想大转变的基础。守旧的思想愈顽固，则被打破后的碎片抛弃得愈彻底。
许多流亡国外的中国人，到了老年总想回国来看看童年游钓之乡，少年求学之处，青年活动之地，然后安心死去。我倒没有这个要求。我虽非久居国外，但离开漳平恰好七十五年了，可是绝不想回去看看生我的地方。由上海坐火车回去，二十四小时就可到漳平了，父老们劝我几次回去看看那里的新建设。无家可归么？他们请我住招待所。可是，我却不愿意回去。我生在漳平，长在漳平，祖宗的坟墓在漳平，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不仅漳平是我的故乡，中国所有的县都是我的故乡，世界所有的国家也都是我的故乡。
我在中学四年中始终萦绕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今天只觉得可笑。今天，漳平虽然由“县”升为“市”，同龙岩一样。但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是比龙岩落后的，仍旧落后很远。这不是很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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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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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
（一）中国封建制度的时期（二）封建制度的特点（三）殷周的耕种方法（四）铁制耕具和工具的应用（五）铜器和铁器应用的先后问题（六）春秋战国时代的商品和商人（七）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及其特点（八）古代与近代不同之点
依我的考查，中国的封建制度实始于周朝。武王克殷，大封先王的后裔和功臣谋士，“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成康继之，时有增加。《吕览·观世篇》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国”，《荀子·效儒篇》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真可谓盛极一时了。迄周室东迁，王纲不振，封建制度日见崩溃，春秋时已有郡县，战国时更多；不过要到秦始皇废封建为郡县，这种制度的寿命才正式告终。所以我们在一方面不能承认胡博士等的中国封建制度在老孔以前的二三百年间即已结束的见解，在另一方面也不同意于某君的“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隶制度”，和东周以后才完成封建制度的说法。今特别指出这种制度的特点，使大家心目中有一个标准，容易下正确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说得简单明了的，在中国要算春秋时的芋尹无宇，在西洋就是卡尔。芋氏说：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卡尔对于欧洲的中古时代说道：
“我们在此所看见的不是独立的人，而是隶属的人——即农奴与地主，奴仆与宗主，俗人与教士。个人的倚赖构成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恰和它构成那站在这种生产上的其它生活方面的特点一样。可是个人的倚赖关系既构成社会的基础，劳动和生产物便用不着取一种异于自己实质的虚幻形态。它们是以自然的劳务（Naturaldienste）和自然的报效（Naturalleistangen）而加入社会的行动中。”
这两段话说明封建制度底下的等级制和劳役形态，正切合周代的情形。据梁启超的推定，周代“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见《先秦政治思想史》）孟子所谓“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也是诸国中的等级，所谓“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就是自然的劳务和自然的报酬之一例。
周代既确立封建制度，何以在东周以后逐渐崩溃而终于消灭呢？事实告诉我们，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古代的史家绝不注意于经济事项，因此不能供给后代以种种应有的材料；不过我们从古书的一鳞半爪中仍可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氾胜之书》所载，伊尹作区田，教民粪除，无论此说是否假托，然区田必为殷周两代的耕种方法。梅文鼎以为区田是空一行种一田（即所种的田四周都荒废不种，令其长草作为肥料），《农政全书》以为区田是二分种一，我想两说可以并存，并且是由前者展进到后者的（这两者也许是商周的耕种方法不同之点）。关于此事我虽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但欧洲古代和中古的二田经济（Zweifelderwirtschaft）与三田经济（Dreifelderwirttschaft）确能作为一种旁证。所谓二田经济是将土地划为二区，每年轮流种一区，荒一区，所谓三田经济是将土地划为三区，每年轮流于夏季种一区，冬季种一区，荒废一区，而三田经济出现于德，俄，法，瑞典，丹麦等国，直至十八九世纪为止。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农业生产力大为发展，观于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此事与所谓“废井田”没有关系），孟子所谓：“深耕易耨”，“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庄子·则阳篇》所谓“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管子·小匡篇》所谓“深耕均种疾耰”，都是一些最显明的证据。照这种情形看，当时似乎超过了区田或二田，三田经济而达到一田经济（Einfelderwirtschaft）,就是每年对于土地施以肥料，不再令其荒废一部分，以为培养之计。即使各国未必一律如此，有许多国一定是这样，因为《货殖传》明明告诉我们，“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或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是烧草下水种稻，又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独长。在“地广人希”的“楚越之地”尚且没有区田，在“地小人众”的区域更是如此，所以《管子·八观篇》有“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的话。又商鞅治秦，弃灰有罚，大概是因灰可以肥田，弃之可惜，不独以其妨害行人，才加处罚。古代实行区田或二田，三田经济，为的是缺乏肥料，不得不荒废一部分土地以舒地力，秦既发见灰可作为肥料，每年正用不着荒废如许土地。《管子·揆度篇》说，“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孟子·万章篇》说：“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按孟子所说的井田虽不可靠，此处言农夫的收获必有相当的根据，与当时的实在情形或相差无几。）可见农工的劳动生产力实在是很发达了。
我们现在又要问：春秋战国时的农工业生产力何以突然提高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铁的工具的应用。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GustavSohmoller1838—1917）说，铁的制造系于纪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条耳诸族（Mongolisch-turanischsStämme）传入中国，这是可以证实的（见西氏《国民经济纲要》第一卷，GrundrissderallgamainenVolkswirtschaftsiehre）。纪元前二千三百年正当唐尧帝的时候，中国就能发见铁矿而学习制铁，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就历代出土的几千件器具看来，关于殷周两代的，只有铜器，绝无铁器，可见当时犹是铜器时代，在前乎此的唐代自不应有铁器。不过董作宾在一九二八年冬从殷墟的发掘中，于“骨贝制器，玉器，石器，各种兽类之骨角爪牙及铜”外，还有“铁，瓦，瓷，炭，土之类”，这里所谓“铁”如果不是由殷以后的铁混入的，也许和蒙古条耳诸族传铁入中国有些关系。但无论如何，中国铁器的盛行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如孟子说“许子……以铁耕乎？“《管子·小匡篇》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钃，试诸土木。”美金是金银铜之类，恶金就是铁。所以《海王篇》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轻重篇》更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耒，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可见铁制工具的种类已经不少。此外，江淹《铜剑钻》的序上说：“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又墨子书中言守城备敌，有应用铁器之处，而《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篇》更有“夫矢来有乡〔方也〕，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等语，足证铁的应用已经由农工业的工器扩充到兵器了。
古代器具的应用是铜器在先，还是铁器在先，西洋的考古著作至今尚正争持中。有许多人以为粗笨的铁器比铜器更古，因为铁矿在摄氏七○○度即可熔化，而铜矿要到摄氏一一○○度才能熔化，所谓“铸铜既难，求铁甚易”，确是实情。不过中国是由铜器时代而转入铁器时代巳有什物和历史证明，用不着争论了。还有一层，铜虽较铁更难铸，而铁的功用远非铜所能及。如战国时燕，赵，秦各国因北方的山险，筑长城以备胡戎，至秦始皇，更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将此项长城首尾联缀起来，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又“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并“穿治郦山，……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见《史记》）——像这样伟大的建筑工程，如果没有铁器，如果没有极进步的手工业，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美国有名的《古代社会》（AncientEociety）的作者摩尔根（LawisHenryMorgan1818—1881）说，铁的生产在人类经验上是一切转变点中的转变点；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
春秋战国时既因铁器的应用而农工两业大为发展，出产品的种类也日见增加。《史记·货殖传》说：
“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
“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以上不过是略引数节以见一般。农工业的生产品这样发达的结果，商业自然要跟着兴盛。周初所谓城市不过是封建诸侯的堡垒，不过是农业城市，至春秋时，逐渐发展为工商集中地，到了战国多变为商业的重镇，如临淄，邯郸，咸阳，洛阳，南阳，大梁，寿春，番禺等等是其中最著的。
商业一经发达，富商大贾便应运而生。据《货殖传》所载：
陶朱公“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后年衰……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
“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相守，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这一大批例子表现春秋战国时商业的利润是怎样丰厚，商人的势力是怎样伟大。此外，如郑弦高的犒秦师，吕不韦的“移绅鼎”，竟以商人而操纵政治了。这种新兴的商人变成了时代的骄儿，他们的资本（这是货币，晚周有蚁鼻钱，又《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峪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就是铜钱）和商业的发达“使到处呈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倾向，增加这种生产的容量，并加以垄断。……所以商业对于生产的组织到处总是发生一种解体的影响。（引卡尔语）
可是“这种解体的进程将向何方展进，换言之，那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起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这不以商业为转移，而以旧生产方法自身的特质为转移。在古代世界，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常产生奴隶经济；否则随转变点之所至，结果只是由一种生产直接生活品的家长式奴隶制（Ap.Triarebasiavesyhsytem）而变为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家长式奴隶制。然到了近世，它便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引卡尔语）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对于封建制度的生产组织确发生了一种解体的影响，而新起来生产方法一直到前清咸丰年间为止（即一八六一年为止，自此以后，中国发生机器工业，才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不是奴隶制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中是商业统制工业。”（引卡尔语）中国当先秦时代，正是如此，所以太史公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现在总括起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由铜器时代而转变为铁器时代，农业和手工业因技术的进步，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如苏秦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就是一例。）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自此以后，封建残余虽保存得不少，但封建制度却因秦始皇确立郡县制，受着最终的制命的打击，商人资本在产业的发展中便取得优越的地位了。不过萨微阿里（JosephSalvioli）在他的“《古代资本主义》”（DerKapitliasmusimAltertum）中说得对：
“近代与古代不同之点，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资本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以及生产工具的垄断所给予现今历史的程途是古代不能达到的。古人从没有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阶段。亚里士多德以为商业构成财富最重要的基础，这句话可适用于整个的古代。商业在当时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工业在现代所占的一样。”
我们既经知道，无中无外，古代没有现今的资本主义，也就可以断定古代的争斗不在胡博士所谓“那时代的资本家”及其“雇用”的“掺掺女手”的“女工”之间，而是在地主与无土地的农民，商人与工农，富人与贫民，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此事是非常重要的，要懂得这一点，才能够明了先秦时代争斗的内容，才算是找着当时哲学的渊源了。
我为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做了这样详细的经济史的考证，胡博士恐怕要笑我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实则这个先决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则先秦哲学的发生，发达和消灭都无从说明。大家如不相信此话，就请看下面各条的批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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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根本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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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根本缺点
（一）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见解！（二）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的作怪（三）中国近七十年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只是复古！（四）对于封建制度的另一种见解
“哲学家不是像菌一样突然从地下生长出来的，他们是自己时代，自己民族的结果，这种民族最微妙的，最可贵的和最难看见的精华表现于哲学的观念中。这种精神在哲学家的脑袋中建筑哲学体系，同一精神又用工人的手建筑铁路。哲学不是立于世界以外，好像脑袋不是立于人以外一样。……”
当胡博士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于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卡尔这几句话的道理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开宗明义就说：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互相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所以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段话表见他对于时势和思潮的因果关系，弄不清楚，正和世人对于鸡生蛋，蛋生鸡的见解一样，以为是互相循环不知到底是谁先谁后？！实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虽“很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人类能够争取权势，并从事于政治，宗教，哲学等等之前，必须有衣食住，必须作工”（引弗里德里希语），因为“事实先于观念，理想——像普鲁东说得一样——不过是一朵花，而物质的生存却构成它的根。”（引巴枯宁语）所以思潮无论怎样影响时势，究其根源，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反映。胡博士对于这种十分显明的事实盲目不见，竟在“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的上面加上”有时“两字，表示那不是经常的状况，这正是他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在那里作祟！梁启超认这部书专从实验主义方面提倡，系”救世良药“（见《梁任公学术讲演》第一辑《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我以为此书的根本缺陷就在应用实验主义作为叙述和评判的方法，以致弄出大批的错误。
例如他所谓时势是指一个“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所谓社会状态又包括经济在里面。他不独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并且把政治放在经济的上面，这表见他不懂得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还有一层，他对于所谓“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即“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西历纪元前八○○年至五○○年）的社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完全不明了。据他说：
“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的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
“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他于征引《大东》，《葛屦》两篇诗作为“贫富太不平均的”证据后，即批评道：
“这两篇竟像英国虎德（ThomasHood）的‘《缝衣歌》’的节本。写的是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
他又于征引《伐檀》一篇诗作为“更动人的”证据后，说道：
“这竟是近时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的话了！”
照他这几段话看来，当老孔以前的三百年间，中国已经不是封建时代（梁启超也具有同样见解，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西周约有三百年为封建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二百年为霸政期），而是资本主义时代，并且完全和现代一样，有“资本家雇用女工”，有“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既是这样，中国近七十年来所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并非自西洋输入，不过是复古罢了！
在另一方面，某君于一九三○年刊布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中国由原始土地公有变为奴隶制，“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再变为封建制，“在东周以后”才完成，一直到清朝末年相沿未变，因为“秦以后虽然号称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这和胡博士的见解极端相反。这两方面的见解到底谁是谁非，值得我们严重的讨论，因为胡博士所谓哲学怀胎时代和出生时代的社会，是他的哲学史的背景，分析这种社会的性质，，是他做哲学史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如弄得不清楚，看得不正确，则以后的一切叙述评判也必然不会清楚正确。因此我对于这个问题不得不多说几句，作为我的批评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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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序言
近十几年来，中国著述界发见一部万人赞赏的“大著作”，即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到底怎样，除梁启超一篇几千字的评论外，简直没有人做过有系统的详细的估计，所谓“万人赞赏”不过像戏院中捧场的朋友们，提起嗓子，一唱百合地叫几声“好，好，好”罢了！
中国的所谓学者，尤其是所谓哲学家，对于这样一部风行全国和影响最大的著作，仅止于简单的叫好，而无详尽的批评，这不独对不起一般读者，并且也对不起作者，不独会使一般读者发生盲从的倾向，并且也会使作者发生矜夸的倾向，于是学术因磨砺而愈益进步的现象从此消灭了。现在专就作者而论，只要看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国故与打鬼》中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它因批评界的溺职，呈出一种何等骄傲自满的态度：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这段话的最后几句，即使出于读者之口，已不免是没有分寸的拍马，至出于作者之口，那简直是信口开河的吹牛了！当我看到这里时，不禁为萎靡不振惨淡无光的中国学术界抽一口冷气，觉得批评事业是目前最切要的企图，比其他一切译著都来的重要；因为批评，尤其是对于一部最有权威著作的批评，在积极方面可以促进学术的发扬与进步，在消极方面可以阻止读者盲从和作者矜夸的倾向（更可以阻止世人的滥作滥译）。可是我为生计所迫，仍操我向来的笔墨生涯，因循复因循，未遑及此。直至去年冬季，作《我的生平》一书（共三十余万言），回顾留德时代的学业，才用一专章（第十二章）写出我对于胡博士这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大著的批评。然批评此书何以适在那个时期呢？因为我在德国留学，获得一种唯物史观的观点与辩证的方法，特在回忆中介绍出来，并以之和欧美资产阶级最时髦的实验主义作个比较（第十一章，约九万字，内中有五万多字是批评这种主义的）；接着又叙述我当时利用新获的武器，向友人口头批评《哲学史大纲》，指出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著书，可以产生怎样谬误的结果。现《我的生平》虽正在付排，但此项专门著作实有另印单行本的必要，因为这一章不独对于胡博士的《哲学史》从头至尾，加以解剖，且处处提出我自己的见解，与之对抗。所以这不仅是一种消极的批评，并且还是一种积极的主张，尤其是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的阶级性，都有一种明白的分析，使他们学说的背景显露无余，为中国著作界的创举，可以供全国人士的参考。故特将此章的开端略加修改，目录中的小题重行增订，先与世相见；并希望胡博士和读者不吝指教，共同起来作一番热烈的论战，则中国学术界的前途，也许能因此放一线光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作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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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蔡元培、胡适的信（李季，192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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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蔡元培、胡适的信
李季（1923年2月20日）
孑民、适之先生：
生于去年七月十五日致书孑民先生，略言此后不愿译书，只愿努力读书，预备将来自行著述。后屡接欧少文兄来信，两次转达适之先生嘱生多译新书的意思，今特草此书，将生来欧后一年半还没有译过一页书的原因，与这一年半中学业的概况，略说一说。要讲来欧后的情形，不能不追述往事。生在国内时，前后不及一年，曾译书八部，共八十万字，此时想起，生对于此等译稿，并不满意，然生当时的全副精神却都注在这上面，因此译书一事，竟弄得生精疲力竭，无识无知了！来欧后，初时犹想于求学之余，继续前业，一则可以赚钱维持生活，二则对于国内的学术也不无小补。但是自生读了两三个月德文，勉强可以看书的时候，便觉得西洋学术的发达，迥非从前所能梦见，如山似海的新书，真有译不胜译的感慨。迨再过三四个月，将同一性质的书，多读几本，便又觉得西洋的学术混乱庞杂，去成熟之期尚远——至少在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学说中是如此的——真有译无可译的感慨。即有这种情形，生便觉悟到非自己多读书，去下判断，求解决不可。因此生遂作一句标语（motto）写在考勤簿上，就是“用打仗的精神求学，以批评之眼光读书”。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表明自己要学要思，凡使我不能学不及思的事，生即视为苦事，这就是译书。译书译书，把人都变成一副机器了，这那里是好事啊！
还有一层，在国内时，既无新书可读，复乏名人指导，即不译书，也终久是没出息，所以只好埋着头去译。到了西洋，既有汗牛充栋的新旧书籍可供参考，复有无数著名的学者担任指导，一个人幸而处在这种环境之中，犹不能发愤为雄，在著作上力求自立，而沾沾以译书为能事，也未免太可怜了！
有了以上两种原因，生决定无论如何，不再译书，惟尽力读书，兼搜集材料，预备著一部自出心裁的书。生自去年七月起至现在止，大学也没进了，每日坐在寓中，至少作十二点钟的工，有时也作十四点钟的工。干些什么呢？就是著书。现在我的书已成了十九万五千字，今特将我的计画，书的名称、目录以及内中的许多节段，写在下面，请先生等指教。
但是在入题之先，还要叙点闲文。生来德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到德后陆续购得关于这种主义的书一百余种，预备通读一遍，作个大规模的干法。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先从马氏的传记入手。马克思的传记虽有六七种，然多系百数十页的小册子，至于译本只有两种，一为美国斯巴哥（J.Spargo）的《马克思传及其著作》（KarlMarx，HisLifeandWorks）共三百多页，译成中文，约十八九万字。一为墨尔林（Mehring）的《马克思》（KarlMarx，GeschichteReinesLebens）共五百多页，译成中文约二十五六万字。斯氏的书于一九〇九年出版，当时马克思的大部分书信录还没有刊布出来。斯氏作书时，无所根据，故空话和不重要的事实充满篇幅，即其所载的事实亦多讹错（就生所发见的错误讲，已有二十处之谱）。他的书虽名为《马克思传及其著作》，然他对于马氏的著作，除《共产党宣言》说了一些外，其余大部分他并没有提及，即有提及的，也是寥寥数语，仅涉皮毛。他的书中有《资本论》一章，共四十六页（这是就德文译本讲的），照他的题目与页数讲，则他对于马氏唯一名著的《资本论》，当说得如何详细透彻，不意他对于《资本论》的内容是什么，还没有提及，其他更不必说了。他在这一章所讲的，不是《资本论》，乃是马克思的家事，马氏生病，往柏林，不肯担任柏林政府机关报的事务等等一大批事实。前后合计，他说及《资本论》之处（这也是说马氏作《资本论》，及携稿往德付印等事）不过三四页，这真是文不对题了！他这部书要是想名副其实，便只能称为《马克思传》，不能称为《马克思传及其著作》。斯巴哥本是美国一个负有盛名的学者，他的著作甚多，然他这部书实拙劣无比（他要作大部头的《马克思传》，又很少材料，于是他偶然获得马夫人的长信，便全篇登在书中，极欠剪裁的工夫），大受德国学者的讥评：而墨尔林且明言这是一部无价值的编辑！
斯巴哥的书既无足取，然墨尔林的《马克思传》却真是杰作，可称后来居上（一九一九年出版）。墨氏为德国治马克思主义最有名的学者（现在已死了），他此书虽略有一点错误，然无论在何方面，比斯氏的书要高出倍蓰。可惜墨氏只注重马克思的政治生活。他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写得很多，且因此而旁及于当时政局的情形，便愈扯愈远，反把马氏在学术方面的事忽略了。德国学者对于他这一点颇加以訾议，他曾作一文自辩，把他注重马氏学术之点，一一指出，同时他自己也承认他的书在大体上只注重马氏的政治生活。他说此书是为工人作的，不是为一般学者作的，所以详于政治事件而略于学术。墨氏自言注重过马氏的学说。这话原来不错，不过他所注重的是三十岁以前的马克思学说。此后的马氏学说，他就不十分注重了。在比较上三十岁以后的马克思学说，自然更为重要，墨氏却不甚注重，未免是轻重倒置了。至于他说他的书是为工人作的，这也只是因他要替自己辩护。他没有注重学说的一点，遂这样藉口。其实未必然，因为他此书并不是一种门径书（若是一本门径书，则他对于《资本论》的读法必说及，对于马氏的著作何种为工人所必读，也必说及）。工人看了，也未必懂得。且马克思曾说过，凡超过三百二十页的书，即非通俗的书。墨氏此书，大本小字，达五百六十页，如此宏篇巨制，工人更未必购读。但墨氏的书虽不能称为完全无缺，然在《马克思传》中总要算是首屈一指了。
斯、墨两氏的书虽同为《马克思传》，同为大部头的书，然两书的内容却完全不同。（就是他们叙述同一事件，也有详略不同之处。）生细心读了他们的书之后，以为马氏生平的重要事实必被他们说得十分详尽，毫无遗漏了。及进而读马克思许多种书信录和其他著作，才知道他们的书叙述马氏生平重要事实，不及十分之一，且各人因主观不同的缘故，常是马氏真正重要的事件没有被采入，或说得太略；而不重要的事件倒又被他们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此外，斯氏为美人，墨氏为德人，他们的书都是为本国人作的，凡马氏事和美、德有关系的，他们说得最详，反之马氏的著作和书信中常涉中国事情，他们却一字不提，因为他们的书不是为我们中国人做的。生因以上种种原因，自己便着手著一部关于马克思的书，贡献国人，今先将书名及目录开列如下：
《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上卷目录：
第一章少年时代（学业时期，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
（一）家庭教育
（二）学校教育
（三）燕妮女士
（四）《莱因报》上的怒潮
（五）思想的变迁
第二章壮年时代（奔走时期，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九年）
（一）巴黎旅况
（二）昂格思
（三）不律塞的亡命
（四）共产党的起源
（五）《共产党宣言》
（六）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
（七）革命中的活动
第三章中年时代（修养时期，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七年）
（一）革命活动的余波
（二）文字生涯
（三）朋友与仇敌
（四）拉塞尔
（五）家庭状况
（六）国际党的崛起
（七）研究室中的成绩
第四章晚年时代（成名时期，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八三年）
（一）《资本论》
（二）晚景与家庭
（三）巴黎自治团
（四）巴枯宁
（五）国际党的盛衰
（六）德国社会民主党
（七）疾病与死亡
（八）附录：马克思大事年表
斯巴哥和墨尔林的《马克思传》内容不同，前面已经提及过。生此书与他们的书也完全不同，今将内中两个主要相异之点——（一）编制，（二）取材——说明如下：
按马克思生平的事实，截然成为四个时代，而每个时代自有他的特点。斯、墨两人的马氏传不分时代，一直叙下去，丝毫没有关栏。照他们所标的题目看，好像是用纪事本末的体裁，然按其实际，却多杂编年体。例如，马氏在某年生一儿，他们大半是把此事在这一年的大事中附带叙出，隔了几年，他又生一女，他们大半是仍用前法记出，因此凡同一性质和同一种类的事，要是在不同的年月中出现的，便散见于全书各处，使读者不能一目瞭然，而普通人尤不易摸着线索。生按马氏生平的事业分作四个时代（脱尼思Tonnies作《马克思及其教义》一书——小本子——在目录上也是分作四个时期，不过他的分法不十分正确。例如，他说第一时代从马氏出生起至认识昂格思止，他在括符中所注的年数为一八一九年至一八四三年。马氏出生之年为一八一八年，非一八一九年，脱氏作一八一九年便是一错。马氏第一次与昂格思相见是一八四二年，第二次相见是一八四四年；当一八四三年的时候，马氏居巴黎，昂氏居满切司特，并未相见。脱氏一面说马氏第一时代至与昂氏相认识止，一面又注明一八四三年，这便是自相矛盾。又如，第二时代，他说是至移居伦敦为止，他在括符中注明一八四三年至一八五〇年，这又是一错。因为马氏移居伦敦是一八四九年下半年的事，不是一八五〇年的事）。便有了段落，于是将每个时代中同一性质和同一种类的事，总集在一个题目下面，（也有例外，如《巴黎旅况》，和《不律塞的亡命》两题纯系用编年体）叙述出来，便比斯、墨两人将同一类的事杂在全书各处要清楚得多了。生的书编制既不同，故所标的题目也大概不同（内中只有几个题目是和他们的书相同的，然内容却和他们的不一样）。
斯、墨两氏的书对于马克思的家世都另标一题叙出来。但生以为我们中国人对于此等事必不感何种兴味，无详细说明之必要，故对于他的父母的事，只在家庭教育一题中附说一二节。斯巴哥的书将马氏幼年不重要的书信引了许多进去；而于马克思早年思想的变迁，却说得很少。生则另标一题叙述出来，使读者得明白马氏思想变化的线索。生的书取材不同之点，此其一端。
墨尔林的书可称为一部《马克思政治传》，就是斯巴哥的书也何莫不然。他们将革命的马克思大概描写出来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将在学问上刻苦奋斗，并且牺牲一切的马克思充分描写出来。生此书对于马克思的指导劳动运动（当一八四八年的前后，德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与劳动组织的幼稚恰和我国现在一样，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对小有产阶级所应持的态度与应抱的政策，说得不少。斯、墨两氏的书，因此等事在今日资本主义极发达的欧美已成陈迹，故很少提及。生对于此等学说却详细叙述出来，藉作我国指导劳动运动者和无产阶级中人的参考）与他的革命主张固然用大气力特别叙述出来，就是对于马氏在学问上努力奋斗的情形，和他的学说的要点，尤丝毫不敢忽略。例如，第三章的《文字生涯》一题是我的书所特有的，生在此处叙述马克思当《纽约论坛报》的通信员，受主笔的虐待，备尝文人痛苦的滋味，至一万字以上；此外，又有五六千字是叙马氏讲中国问题。然斯、墨两氏的书，对于马氏当通信员一事不过说三四百字，对于他讨论中国问题更一字未提，这是我们的详略不同之点。又如，《拉塞尔》一题，生作了四万二千字。他们关于拉氏的事不过说四五千字。生所以对于拉氏事迹说得如此详尽，是有一个绝大的原因，就是拉塞尔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拉塞尔讲唯心论，而马克思倡唯物史观；拉塞尔是改良派，而马克思为革命家。他们两人事事成为反比例，而他们两人的学说在德国劳动运动中都占很显著的位置。（向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名义上是奉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上是奉拉塞尔主义；到现在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奉拉塞尔主义了。）而拉塞尔的经济学说大概是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剽窃出来，加以改窜的（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说拉塞尔是一个自出心裁的思想家，在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因此很受马克思的轻视与抨击。今要写马氏对于拉氏学说的批评，当先写拉氏的学说，直接写拉氏正是间接写马氏，所以在《马克思传》中夹着一章《拉塞尔传》，这是必要的，并不是蛇足。又如《研究室中的成绩》一题也是我的书中所独有的，共一万一千多字。内中将马克思排除万难，一志著书的情形都描写出来了，斯、墨两氏的书对于这一点至多不过说一千字。又一本大部头的《马克思传》不独是应把马氏的政治主张及一切重要学说都叙述出来，即对于马氏的性情习惯，尤不可不尽情描写一下，斯氏的书对于这一点说得最少，墨氏的书说得也不多。生所搜集的材料比他们的多两三倍，而且都是很富于兴味的，自谓这也是一个优点。
生此书和他们的书其他不同之点，不胜枚举，也用不着枚举。总之，生此书是自出心裁做的，内中没有一小节是从斯、墨两氏的书上或任何书上抄袭下来的，这是生可问心无愧，告诉先生等的。生现已将此书的第三章做完了，今特将第二章《共产党的起源》末尾数节，第三章《国际党的崛起》中间数节和《研究室中的成绩》起头数节，另纸抄呈，请求指教（《研究室中的成绩》起头数节本来没有什么特别趣味，不过藉此表明生已做完第三章罢了）。待全书告成时，当即呈上，请各赐一序。
《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书共分上下两卷，上面所列的目录只是属于上卷的，至于下卷的目录此时还没有拟出，然大概也是四章，一章为历史学说，一章为经济学说，一章为政治学说，一章为批评。现在做完上卷三章，共计十九万五千字（誊稿时，一二章还有修改和增补之处，字数还会加多），预计第四章有五六万字，是上卷字数当在二十五六万之谱（将来或者还不止此数）。友人某君看见上卷有这样多字，他说一个人的传弄这么一大本，固然是很详尽，但我们中国人只喜欢看小册子，望着大部头的书，即将却步，那里肯购阅。这话自然有一部分理由。不过此书虽名为《马克思传》，然所涉的范围甚广，内中有昂格思的重要事迹，有拉塞尔——和马克思相对的改良派——的传记、学说及其批评，有巴枯宁——和马克思相对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略传和学说，像这些著名人物都是我们中国人急欲知道的。在他方面，此书又含有共产党、国际党、巴黎自治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的历史。总说一句：欧洲过去数十年的劳动运动史要算是在此书中结晶了。我想包罗这样宏富的书，总不会使人望着他的体积即致却步。
至于下卷的字数，便当少多了，因为上卷所包含的，不单是《马克思传》，还有他的学说（这是以书为单位的，例如《共产党宣言》一题，便是表出那部书的内容，不涉及其他书籍。《资本论》一题也是一样）。下卷只专讲马氏有系统的学说（这是以题目为单位的，例如讲阶级争斗，凡散见于马氏各书的阶级争斗说，皆当征引出来.不以何部书为限。又在上卷征引过的学说或节段，下卷即不提及，以免重复）。再加以批评，字数必不甚多。然两卷合计，总在三十万字以上，所引用的英、德文书籍亦当达百种。可是下卷的字数虽少，然较上卷更难，且更费工夫，因为作传记只须参考二三十种书，即可着手，具俱系事实，只要自己善于取舍，便不发生特别困难问题，然生因此三章书已费去十五个月整工夫。（来德一年半，除补习德文费两三月工夫外，余均花在搜集材料和著作上。）且此犹系草稿，将来誊正时还须修改，遇有征引原文之处，还须和原文对照一遍，因此非再花三四个月工夫，不能将这十九万多字弄出来。著书比译书的工夫真要多上四五倍，因为译书既无须看参考书，复用不着打两次稿子，信手拈来，便成一页，这是何等轻易的事；不过这终久是为人作嫁罢了。
讲到学说一层，既不能将别人杂有主观成见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抄来充篇幅，（考茨基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引出他的民主主义国家观和经济观，列宁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引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显然是互相对抗的。又卞斯天解释马克思主义和考茨基所解释的不同，科洛（Carnow）所讲的马克思社会学和阿得雷（M.Adler）所讲的又不同。自己如没有判断的能力，便无所适从。）便只有细心去读马、昂两氏的书，自己找出他们本来面目的学说来；然马、昂两氏的书共有二十余种，全体读一遍，已费时不少，况且还须加以细心的思考，缜密的选择。还有一层，各国讲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之作品，虽大半杂有主观的成见，不足为据；然却不能用我们中国人“春秋三传束高阁”的老法子去对待这些作品。凡稍微著名一点的书，不论怎样，他挟有怎样深的成见，还是不能不读；否则没有比较，又从那里去下批评？现在就著名的学者讲，德国则有考茨基、卞斯天、墨尔林、科洛、少里布奈西、阿白海默（Appenheimer）、卢森堡（RosaLuxemburg女著作家）、桑姆巴得（Sombart）、活伯（M.Weber）、利夫曼（Liefmann）、俾尔（M.Beer）、脱尼思等等；奥国则有阿得雷、格立哥洛卫西（Grigorovici）、格林伯（Grünberg）、施班（Spann）、扁宝威克（BōhmBawerks）、希尔否丁（Hilferding）等等；俄国则有布列霞洛（Plechanow）、列宁、布哈林（Buchwrin）、杜洛斯基等等；美国则有报丁（Boudin）、新科维芝（Simkhovitch）等等,此外的作者真不胜枚举。他们讲马克思主义或批评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多则每人数十部，少亦有数部，非多多购阅，便不配作关于马氏学说的书。
一个中国人跑到欧洲这种学海中来讲学问，几乎是没有希望了！好在中国俗语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无论一个什么大学者的学问都是自己造成的，不是自然生成的。一个人要想造学问，成与不成，自然是个问题，然造与不造，就只有自己决定，没有什么问题。适之先生说：“自古成功在尝试，”所以生也不能不尝试尝试。况且德国是马克思主义谈得最热闹的地方，而佛郎克佛大学尤称为德国富于新思潮的大学之一，生在此耳濡目染，已经获益不浅；而此间大学讲马氏学说的专家沙罗门（Salomon）教授又与生相善，他常嘱生到他家中去聚谈。生决定于此书脱稿之后，即和他讨论一下，请他加以批评，然后随时改正内中不妥之处。然非备有丰厚的束修，此事是办不到的，因此又使生顾念到金钱问题了。
生来欧留学，专靠译书维持生活，这是先生等所深知的。今生为自己的学业计，既决定不译书，免费时失学，那金钱的来源便断绝了。不译书不独是不能获得收入，而用费反因此增加了，因为生的全部时间既都花在读书上，则必须有书可读，不独是须有书可读，并且还须多读新出版的书籍，学问才有进步可言。生来德后已购得一千多部德文书（初来时，德文书价甚廉，故所费尚不甚巨；但近来德文书的价格已大增涨，和英、法文的书价相差无几，故此时购书，殊觉力量不够。北大时常买德文书，当然知道这种情形），然对于研究经济学所必须备具的书，还有一大部分没有买。此间虽有图书馆，可是每种书只备一本，凡新出版的书都被德国学生领去，外人竟没有染指的余地，因此自己不能不购买。德国学术极发达，新书出版，月以数十百种计——专就经济学的书讲——内中总有几本或十几本是万不可不买的，因此非预备多金买书不可。还有一层，生学英文十余年，对于英美的新书，尤不能割爱，此等书籍价格的昂贵，早在洞鉴之中，无俟生赘言，生前此大部分金钱，都花在购书上面了。生去年冬季没有入大学，主要原因固然是因生著此书，已有一点成绩，遂不愿到大学去听普通课程，惟愿用全力将此书一气呵成，藉此开辟个财源。
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学鉴于马克的暴跌，遂起了反响，自去年冬季起，对外国学生按战前章程收学费，每学期须缴一百金马克（为合中银五六十元），系用纸马克折算，我国学生所缴的学费反较日本学生为多，因为战前的银价较现时低，我国系用银，故德人即以此为计算的根据。生当时手中万分拮据，所以不能筹款入学。近数月来，穷困日甚，积欠尤多，数日前接到适之先生嘱商务印书馆所汇之英金五十镑，虽好像大旱中的甘霖，然究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生接到此款，一方须清偿旧欠，一方又须预备学费复入大学（生预计可于五月内将《马克思传及其学说》的上卷弄成，从此当从容不迫地读书，所以必须入大学，因为不入大学，实非得计。一则有疑难无人可问，二则无方便的图书馆可供参考）。因此所费甚多，预计从此款中除去上列两项的数目，余数只能勉强支持三四个月，望孑民先生于接到此信后，即设法为生汇英金五十镑来德，使生得专心求学，兼把《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下卷著成。生极愿为我们北大同学中从事著述的人作个前驱小卒；生极愿在这太平洋般大的学海中和喜马拉雅山般高的书林里，单刀直入，只身探险，寻得一点宝贝，归献国人。但先生等必为生作个后路粮台，源源接济，使生无后顾之忧虑，有前进的决心，聚精会神，乃克有济。若先生等对于生置诸不闻不问之列，坐视生孤军深入，饥军再战，以至于全军复没，那生只有叹“此面包亡我，非战之罪也”了！一笑。余未多渎。肃此，敬颂
钧安！
学生李季谨上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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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蔡元培、胡适的信（李季，1922年5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致蔡元培、胡适的信
李季（1922年5月2日）
孑民、适之先生：
生自去年十月到德后，即以全力补习德文，初时用英文《资本论》与德文原本对看，收效颇速，阅三个月即能看普通书报。生在此数月中对于德文经济学和哲学的书籍共买了七百多部，内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有一百四十多种，生已看过三十多种。近草《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端》一文，约二万六千字，将于日间邮寄《新青年》发表。昨天投考佛郎克佛大学，（两年以前德国各大学对于外国留学生只要有专门或大学毕业证书即直接收入，无须考试。但自马克跌价以后，欧洲各小国的学生群集于德，单是保加利亚有三千多学生在德留学，其他可以推知了。德国各大学当局知道对于外国留学生如不取限制主义，校中将有人满之患，于是规定，凡欲入大学的外国学生，如无德国高等学校毕业证书，须经过一项德文试验，合格者方能入学。）已经取录，拟于明日去上课（在经济科听讲）。德国一位极著名的马克思派经济学者名阿白海默（FranzOppenheimer）在此间大学经济科讲学。阿氏年近六十，已有十五种著作行世，我国延请欧美名人演讲，此人似亦在当请之列。
德国此时的物价甚高，伙食较生初来时高两倍以至三倍，房租高一二倍，书籍高二三倍。照现在的趋势看起来，还是有增无减。德政府将于一二月后实行新税制，对于工人的所得税将征收十分之二，届时物价必更腾贵。生手中钱数因买书的缘故都用完了，本月用费系假诸友人，商务馆余数务请适之先生妥速托人领出换成马克汇来，以济急需。前拟译Webb《工联主义史》，后因在德译英文书，太不合算，遂作罢论；现决定于课余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余未多及。肃此，敬请
钧安。
学生李季顿首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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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破灭与妇女解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家庭的破灭与妇女解放
通过所有的文明社会，妇女是以各种形式禁锢在家庭中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完全是家庭中的囚徒和奴隶。到了近代社会，妇女虽能因职业的比较自由，经济的相当独立，甚至婚姻也较能自由，而得着了某种程度的解放；但只要她结了婚，加入大小的家庭组织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则一切琐事是拴在她身上，使她不能充分地尽其社会成员所应尽的责任的。
因为人类进化的长期的历史事实的暗示，把人们的意识造成了偏颇的固执的习见，构成了男性中心的思想，而那种以历史的固定事实为根据所形成的错误理论和学说，也在这是长期的历史中不断发生出来了。许多学者以为妇女在生理和性情上的柔弱，智慧上的逊于男子，和抚儿育女的成为她的天然责任，结果使家务的负担必然地属于妇女。并且，社会的组织单位是家庭，如果妇女不在家庭中尽她所应尽的责任，则家庭的紊乱和解体，便是社会基础的动摇和社会生活的混乱之起点。因为这样，他们以为妇女应该留守于家庭中，以家务处理为其唯一天职；这不但是两性间的生理和自然本能的比较的当然结果，而且也是有社会学的根据的。像这样去观察妇女与家庭的关系和两性的关系的学说，当然是错误的；但抱这种观察的人却是很多。我们在这是不过略一提示这些学说的一个总结论，拿来当作本问题的开端。
家庭关系，老实说来，并不是以自然的性关系为主要的支柱而成立的，它是以劳动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为主，而搅和于性的关系中才成立的。人类是从动物进化来的。那种没有劳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动物的两性结合和关系，可以供我们作为研究人类性结合关系的参考。在动物中，性的结合完全是以种族的自保本能为唯一原因，而两性间的差别也只是性的自然性质的差别，彼此都没有生活上的依赖，所以在动物中，两性间大多是没有固定的性关系。这样，我们便能够看出动物中的性的结合，既不是为了生活关系之经常的必须互相协助，也不是为了何种社会关系的必要，因此就没有所谓家庭的组织。固然，在动物中，也有极少数的动物在雌性养育子女期中，由雄性负责觅食给养雌性的责任，并且还有少壮的动物觅食来给老的动物的事实，但这些并不能说是与人类的家庭组织有同样性质的作用，它们不过是简单地根据自然的互助本能而发生的行为罢了。又在养育子女的责任上，固然大部分的责任是属于雌性，但这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动物中原没有稳固的性的结合形式和固定的组织来共负这种责任，所以才自然地落在母性的身上；在另一方面，动物中也有两性共负抚育子女的责任的事实，如在鸟类中的燕子、鸽子等。并且，在许多略具有社会性的群居动物中，每当遇有外敌侵袭，那些强壮的动物总是把幼小的动物放在后方或维护在中心，共同保护它们。这些说明了什么呢？是说明在动物中不但并不是把抚育子女的责任完全交给女性负担，男性也多有同负这责任的。并且由那以群的力量保护幼儿的事实看来，动物中还有公共抚育幼儿的最原始的意义。虽然这些都只是本于种族自保的本能而来，我们在此却不能说抚育儿女完全应该是女性独负的责任。在事实上，生物中之所以多由女性独负抚育子女的责任，其原因不过是没有性的固定结合形式和组织，使雄的所负责任也不能固定而已。
人类是动物之一，最原始时代的人类，是较接近于动物的，所以在性的结合和其关系上，也大约类似于动物。因为如此，所以在原始人类中，从生理上说，女子的体力和智能都不逊于男子。古代人类的许多发明都是女子所发明的。这事实不但已为多数学者所承认，并且在希腊古代神话中，如火神……等等，都是女神，也可以作为佐证。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原始人类的女子的智能不但不逊于男子，正且可以说是比男子高些。后代妇女的体力和智能的薄弱，只是社会关系转变到男性中心社会之后，经过长期的压抑和束缚的结果。
在性的关系上说，最原始的人类，开始也只是承继了动物的性的结合形式，而以种族自保的生殖本能的冲动为其结合的唯一条件，所以当初也没有任何固定的夫妇关系。原始人类的杂交由母系制度之曾经存在这事实，可以证明。固然，母系制度的血族社会中，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婚姻。形式；然而母系制度之成立，实在是因袭了人类早先的物的性结合形式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在性的方面，原始人类是行过杂交的，因为子女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便自然由此发展而造成以母系的血统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自然，经济的关系的社会条件，乃是使这一制度能够确立的原因。但我们无法否认母系制度曾保留着动物杂交形式的性结合的痕迹。既然原始人类没有固定的夫妇关系，那么我们便可断定在原始人类中，是没有那以妇女为中心的家庭组织的。另外，在抚育子女上说，或者可能有那种虽没有父而却有母的家庭存在的事实。但是，这当然不能说是一种固定的家庭组织。因为，一方面既没有父作为这一组合中的固定成员，另一方面，原始社会是以血族团体为起点，在血族团体中一切人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不仅个人间的结合形式是如此，就是生活上亦是互相依赖于这个共同体。他们以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为唯一的生活方式，因而我们能断定他们的栖息之所是共同家庭，中间没有个别的家庭。一切人都为团体所共同养活；一切事务也是共同负担；小儿也是团体赡养的。纵然子女在一定的年龄中是以母为其较亲切的经常共处的人，然而在母系制度尚未发到的先期时代，子女一经长成，必然也溶合于共同团体之中，不是永久只跟着母亲组成小家庭的。这就是说，那固定的母系家庭也是不能存在的家庭。这样说来，因为原始社会只有血族团体，因为一切事务的负担何生活的给养也只有由血族团体所共同担负，更因为抚育幼儿必然是团体的责任（自然对喂乳这一件事当有某种的例外），所谓家庭的存在是没有必要和可能的。妇女在这时既不会以养育子女和处理家务为其天然的责任，也并不被禁锢于家庭中成为家庭的奴隶。
家庭的发生，在性的方面是两性交合逐渐被限制的结果。这是说，是在夫妇关比较固定之下才逐渐形成起来。在有了比较固定的家的时候，便使女子成为一个或被限制的几个夫所专有。如此，那足以包容夫为成员的家庭的意味便发生了。并且，因为这样，在两性间的生活关系上也才有了互相依赖和特别亲密的特殊意味，而具着家庭的意味于其间。当然，这个两性关系如果没有经济关系的变动是不能发生的。家庭组织的成立，一方面是由于血族共同团体的分裂，这分裂是从生产力的发达和口的增加而诱起的。因为生产发达的结果，有了足以养活众多人口的能力，而使人口增加；那种大量的人口在原始社会的狭隘共同组织之内是难于稳定的，——自然起一些分裂。但其他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因生产力增加，使生产物除消费之外能够有了一定限度的剩余，供人私有，尤其是土地牧场的分配先在氏族之间存在，后来逐渐在共同团体中也行使起来，渐渐变成了私有的形式。然而，那每一份财产之私有者，最初还只是一个家庭，家主是这一份财产和小集体的管理者；开始的时候家主还没有自由处分和让与权，这是一种家族的集产制。但是，因为这样，那原始的大的共同公有的团体单位，遂一再划分为家庭的私有的小单位；社会的组织中出现了它的更小的经济单位组织，这组织就是家庭。
另外，生产力必要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分工的事情才能发生；可是最初分工的发现是在男女间起始的，男子打猎，女子则准备饮食、整理用具等等。有了这一分工的初步形式，再加以男子在生产力的增加中提高了他的生产效能，又因男子挤入了农业生产中，经济地位提高起来，这样乃与私有的家庭制度会合，而使女子从经济的地位之低落，成了男子的家庭附属品、家庭的奴隶。
从这样看来，所谓妇女是家庭事务的主持者，并不是由于自然法则的支配，而是社会进化的结果。
这种把妇女禁锢于家庭之中，把家庭当作妇女的专门职务和和应尽义务的制度，当然以封建社会为最适宜存在基础。那是到了近代的社会，妇女才得着相当的解放，近代的妇女无论如何已得着了某程度的离婚自由，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离开男子的所谓家庭，这比封建社会的妇女一经被她父兄卖入夫家后，永不能脱离他的家庭的情形，是强得多了。又近代妇女因工商业的发达，一方面把妇女从家庭中拖到社会，使她相当地摆脱了家务的某些累赘而从事社会的工作，一方面因此也有一定限度的经济独立能力，得着能与男子对抗的权力。所有这些，都是妇女相当的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证明。
但是，现在的妇女因为可以部分的从事相当的职业，可以在社会上讲交际，可以自由恋爱或离婚。就算从家庭中完全解放出来了吗？没有的事。因为，不但大多教妇女仍然是拘囚于家庭之中，为一切家庭琐事所烦扰，不能变成社会的人；就是那部分的号称解放了的妇女，虽可以有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可以在社会中找职业，但是除非她不结婚，一经结婚同丈夫组织了家庭，一切家务总是要依照家庭的旧制和社会的习惯，归她们去负担的。尤其是抚育子女的事，仍然不能不成为女子的唯一职务。这些旧式家庭所给予妇女的事务，只有很少数的富有者可以用金钱去雇人代替，大多数的妇女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富有家庭的妇女虽然把经常的家务以雇用的人来代劳，可是在她们的家庭中，夫权是特别崇高的，而她们所过的生活，至少在精神上是带着了些囚徒的意义。再退一步，如果一个妇女终不结婚，这虽可以减去那独负抚育子女的责任，可是自己个人也得有自己的独立的家屋来生活，不能就把家庭琐事完全放弃了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近代的所谓妇女解放，虽然把妇女从家庭中部分的解放了，实际上，在整个家庭制度的社会里，就是一个自己认为十分自由的独身主义的妇女，也不能说已经得着了完全的解放。
照这样说来，人类就永久没有把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可能了吗？事实上却又不然。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妇女所以被禁锢于家庭，并不是一种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私有制度之形成，造成了家庭和男性中心的社会，使妇女屈服在这囚笼中生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知道了妇女如果要完全从家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的人，其可能就必须建立在毁灭家庭的本身上。因为家庭是一种小私有的经济体系的组织；要使妇女变成社会的人，必须把这私有一切乃至私有妇女的家庭破除，才有可能。
可是，这家庭制度不是偶然产生的，乃是在历史进化途中孕育出来的产物，所以废除家庭就必须从形成这一制度的根本原因上着手，就是说，须从私有经济制度的改变着手。因为人类在千万年来的长时期中，其生活都是受着家庭的豢养，家庭是被人们当作唯一应该为之努力劳作的对象的。一切为社会而工作的人类劳作，在家庭社会要都是先经过为家庭的意义，才转移其效果于社会中的。谁不知道，经商是为了一家之富而起的；那种以交换方法来沟通人类有无的互济，只能隐蔽在为一家之富的主旨之下，才使社会受其福利。制造工具也是一样，乃是为了一家的生活而企图换得其他的必需品，甚至是为了致富而制造的。就是做官处理国家大事，表面上虽是很冠冕堂皇地为社会人群谋福利，其实还是以『光耀门楣』和致全家于富贵为动机的。这样看来，在家庭制度的社会里，一切劳动的目的和生活的给养，都不是以社会为前提，而是以一家的私有形式统治了人类之一切为目的。如果不废弃家庭，妇女怎样能得到解放呢？
从废弃家庭私有一切的制度，怎样就能够把妇女完全解放出来变成社会的人呢？这就因为必须如此，才能把人类的一切劳动社会化，把一切劳动的成果也社会化，这样使家庭破灭后，妇女也可全从家庭里解放出来了。例如妇女的生活过去是完全受男性家庭所供给的，但我们若使一切日需品变为社会的，则妇女付出了一定劳力的价后，即可在社会的所有那里取得生活品，而使男性的家庭对她失掉了经济的豢养的权力。又一切家庭的事务都变成社会的工作，例如准备食物则有公其的食堂，衣服亦由公家制成发给每个人，乃至居住的房屋都同旅馆一样，用担负社会的分工的人来专门处理……等等。那么妇女也就没有自己家庭的私事了。一切事务都是社会的，一切事务都由社会的分工来共同负担，妇女还能有家事的累赘吗？就是旧社会所视为唯一不可摆脱的抚育子女的职务，也可同样当作社会事业，面由专门抚育子女的公育机关处理。所有的经济的乃至住居的家屋社会化了，一切劳动事务也都社会化了，家庭还存在吗？这时所能存在的夫妇关系，只是两性的性关系之结合，并没有那种小私有经济系统和为人类活动所寄托的中心的家庭形式和意义存在了。那束缚和占有一切人类的劳作及成果的家庭消减了，妇女也就真得着了解放。
自然，这废除家庭的活动，与整个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反抗旧家庭的妇女，她们的努力当然也有必要，在部分的解放和改良中也有其相当的意义。比如要求从家庭中到社会上从事职业，要求社会给予妇女以自由职业，要求男女间的经济平等，要求结婚乃至离婚的自由，甚至要求女子参政以便提高妇女的地位等等，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但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运动只能有枝节的部分的改良效力，妇女要完全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必须以整个社会改造为归宿点。而要达到这一主要改造之实现，那种为一切改造的中心工作的政治运动，是绝不能漠视的。
我们所说那种足以完全解放妇女，和完全没有家庭的社会，是不是空想的乌托邦呢？不是，因为在现社会中，我们已经见了若隐若现的端倪。谁不知道，现代研究家庭问题的学者，都会提出遇大家庭和小家庭的两种组织形式，而且说明后者是由前者进化来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那种大家庭的形式是封建的家庭形式，而近代社会则已进化到了只包含一夫一妻及其幼儿小女的小家庭组织形式了。这种进化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历史在那要告诉我们家庭制度的缩小和衰落。这种进化，在许多旧头脑的学者，以为是家庭制度的进步，因为这种小家庭的形式是比大家庭形式更能够谐和而且稳固起来。其实，他们并没有从这样家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中去观察其变化的所以然。如果把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加以观察，则我们便能发现它是缩小衰落而不是进化。大家庭制度为什么到现代社会必然变化为小家庭组织呢？这要有许多原因。让我略举其主要者，分述如下：
第一是人类的经济生产范围之扩大，把人类引导到广大的生产范围的活动中。因为这样，所以一个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今日在家庭的附近工作，明日可以到外县、外省，甚至外国去工作，而且有终身留于远地工作的。现代社会的人是以人去迁就社会的生产事业，而不是以事业来迁就人的。这样，一个人如果重土不思迁徙，则不但不能尽量去参加社会的工作，加入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谋生也就很困难。比如，一个工人在这里失了业，如果一定要在远处才能找得工作，他若不去，就生活不下去，即是证明。既然如此，则现社会中个人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但这流动性完全为大家庭组织所不能适应，因为那样的家庭绝不易于迁徙。只有小家庭才比较便于迁徙。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类活动的社会化和活动范围的广大化的结果，根本上认为家庭是一个累赘物。可是在私有社会里因为不能完全废除它，所以只有缩小其范留，变更其组织形式，才能使他勉强应付了社会的要求。然而，这也就证明了它是累赘物而有废除的必要，所以这种家庭组织形式的缩小，是退化，不是进化。
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财富集中了，下层的大多数人尽失其独立生存的工具和能力，他们在工银制度下不能维持较多的人的家庭，便不能不各奔前程，而大家庭的分散和小家庭的再造都在这里发生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乃是家庭经济衰落的必然结果，同时证明了家庭已显有不能维持其存在的趋势。
第三，一般的家庭组织，是以血统的感情来作精神团结的要件的。但是，到现代社会，因为上述的经济衰落，因为社会生产范围要求人们流动性的扩大，遂使家庭间的亲属关系因久离和利害的个别化而日益疏远淡漠。这也成为家庭的精神团结之松解的原因。所以有人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把儿女的热情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家庭的面幕已经被撕毁了。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日常生活的家庭工作，都集中起来，成为为营利而生产和消费的事业，例如衣服的缝制、鞋袜的织造等等，有的已在大工厂制造，甚至连饮食也有营利的大饭店、面包厂、糕饼店等等。这样一来方面是把家庭工作减少了，使家庭的必要也减少了；另一方面则又是家庭工作社会化的雏形的具备的显明证据。这样看来，家庭的破坏和毁灭，一切事务的社会化，不是已经在现社会中有其进展的趋势，而且显示其可能和必然了吗？
末了，我在这里要敬告目前的妇女和妇女运动者，我们不是也在要求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吗？如果要求得着解放，那就必须先理解妇女们怎样被囚困在家庭中的历史的原因，也必须理解这历史的进化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了，然后我们才能找得着这运动的入手的门径和必须依归的道路。既然妇女之囚困于家庭是由家庭的存在所招来的必然结果，则我们不废除家庭，亦必不能得着最后的解放。既然家庭是在一种私有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则我们若不向这制度作一番改造运动，使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化，则家庭及其压迫也是不能废除的。既然我们现有的社会和家庭已经由历史把它送到了毁灭的前夜，而新社会的工作乃至家庭事务的社会化的雏形，又已被提出于我们目前社会之内包中。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于这一方面，以达到我们自己的最后的完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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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结束语
现在，我该搁笔了……但是，在结束之前还想再写几句，
我深深感到，这本书并没有写完，而且也不可能写完。为了实现我在本书中坦率畅谈的各项目标，需要进行工作，需要采取行动，只有通过这些工作和行动才能最后完成这部著作。
改革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思考我们迈出的每一步，我们用实际的结果来检验自己，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看来是可行的和满意的东西，明天就可能过时。这就是社会革命性的革新过程的逻辑。
过去的两年半，我们学到不少东西；今后几年，也可能今后几个月会迈出新的非同寻常的步伐。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在逐步深化和进一步明确对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认识。重新认识我们本身。我已经说过，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讨人喜欢”和赢得掌声。指导我们行动的是十月革命的思想，是列宁的思想，是苏联人民的利益。
我们相信，改革的幼芽在国际关系方面，其中包括苏美关系方面也会成长起来。掌握新的政治思维，这是时代的要求。
人类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当今对抗的因素很多，但是，我们看到，愿意并且能够阻止和战胜对抗的力量正在成长壮大。
从怀疑和敌视走向信任，从“恐怖的均势”走向理智和诚意的均势，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走向合作，这就是我们的呼吁，这就是我们的和平倡议的目标，为此，我们今后将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世界上人们越来越渴求相互理解和相互交往。政治家也有这种要求，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渴求日益强烈。如果说俄语中的“改革”一词很容易地进入了国际词汇，那么，这大概不只是由于对苏联发生的事情感到兴趣。现在，全世界都需要改革，也就是说需要向进步发展，需要有质的变化。
人们感受到这一点，理解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明确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地方，需要理解人类面临的问题，需要了解今后如何生活。充满核武器的世界需要改革；存在严重经济问题、生态问题的世界，存在贫困、落后、疾病的世界需要改革；今天迫切需要保证自身生存的人类需要改革。
我们大家都是学生，而生活、时间才是老师。我相信：人们将逐步提高认识，认识到由于进行广义的改革，和平就将来临。我们在得到生活这个主要老师给予的良好评价之后，将以训练有素的姿态、抱着进步过程必将继续下去的信念跨入21世纪。
我们希望在下一个世纪，自由将主宰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希望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能够不受限制地发展，希望得到和平竞赛鼓励的将是互利的合作，而不是对抗和军备竞赛。我们希望各国人民生活富足，事事如意，美满幸福。引导我们走向这一目标的是向无核的非暴力世界前进的运动。我们已经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呼吁其他民族和国家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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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裁军问题和苏美关系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七章裁军问题和苏美关系结束语
↘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抱有什么期望？
↘美国是“辉煌灿烂的天国山城”吗？
↘“敌人形象”
↘为什么进行军备竞赛？谁需要军备竞赛？
↘再论现实。争取实现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疏远是坏事
↘在通往日内瓦的道路上
↘日内瓦会晤
↘日内瓦会晤以后
↘暂停核试验
↘日内瓦会晤后的美国
↘切尔诺贝利的教训
↘雷克雅未克会晤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
↘莫斯科讨论会和中程导弹
早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我就对美国历史很感兴趣，读了不少美国作者写的书，经常留意我们两国关系的状况。而两国关系中的起伏是很大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结盟到40—50年代的“冷战”；从70年代的缓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势骤然紧张。
从对我们具有转折意义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到本书问世的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许多事件，其中有些事件与苏美关系直接相关。
现在，我们同美国保持着对话。时而同美国总统有信件往来。在谈判中，我们两国的代表讨论着真正重要的问题。
最近一两年，我们两国在科学文化合作这类领域里的接触稍稍有些解冻。如今，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的一些问题，过去只能作为互相攻讦的题材。甚至在新闻报道活动的领域内也有了接触，而新闻报道活动应该丢掉对暴力和敌对的宣传，不再干涉内政。
那是不是说，“坚冰已经打破”，两国关系已进入一种较为平静和建设性的时期呢？但愿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不过，要断言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结果，那也不符合实情。关心实际改善苏美关系，就需要对这一关系的现状做实事求是的估价。就算有所好转吧，也是极其缓慢的，过去那种站不住脚的做法还不时占上风，压倒了修复苏美关系的迫切需要。
科学技术革命、信息技术使人们现在彼此接近了。可以利用这些过程来增进相互理解。但是，也可以利用它们来离间人们。这样的做法不知为什么至今仍畅行无阻，尽管这已经造成了损失，而且是巨大的损失。但是，世界（我这里既指美国，也指苏联）已经到了应当考虑一下今后如何生活下去的时候了。如果一切照旧，毫不改变的话，那就很难预言我们再过10年、15年、20年以后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一种对我们两国的前途、对整个文明社会的前途的忧虑感在增强。无论在苏联人民中间还是在美国人民中间，这种忧虑感都在增强。
有一种说法不管是谁对我讲的，我都决不会同意，那就是所谓美国人民有心要侵略苏联。对这种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有人大概对我们两国之间的紧张、对抗或者激烈角逐感到称心如意。可能而且肯定有人因此得到好处。然而，这种状况却不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巨大而广泛的利益。
我们正在考虑应当做些什么来促使关系有所改善。关系需要改善。我们在这方面譬如同70年代中期相比，非但没有进展，甚至连当时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做到的事情，如今许多都已付之东流。一步也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我们说这是美国人的过错。美国方面则说是苏联的过错。看来，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应该的，因为需要从往事中吸取教训，包括从过去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吸取教训。这是一门学问，一门严肃的学问，关系重大的学问，当然这只有在坚持真理的情况下才说得上。尽管如此，现在却需要更多地考虑我们将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如何合作。
我多次会晤过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有时，这使我的工作日程排得非常紧，不过，每次我都尽量抽出时间来会见他们。我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讲明我国政策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意义，而且在于直接感受、更好地理解和弄清美国人的思想趋向，更充分地了解美国的问题和美国政治程序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不这样是不行的。科学的政策应当建立在对实际情况的精确估计上。如果仍然受一些意识形态的神话所左右，是无法建立起苏美之间较为协调的关系的。
我们缺乏交往，缺乏相互理解，甚至缺乏对人的尊重。某些势力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那种妨碍合作、成为发展合作的绊脚石的观念日积月累，现在多极了。
战后苏美关系的历史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题目。然而，只要逐一追忆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也就可以发现偏见和对新事物的抵制起了多么不好的作用。1987年初夏在会见美国前总统詹·卡特时，我真诚地对他说，我绝不认为在他任总统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消极的。不，也有过积极的东西。我这里所指的也包括苏美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条约即使还没有获得批准，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尽管美国政府仍奉行现在这样的路线。这项条约的精神至今还在起作用。同时，也不能不说，失去了许多机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要在诸如反卫星武器、武器交易、限制印度洋上的军事活动、解决近东问题等领域内达成重大协议，可说都是近在咫尺的事情。过去了十年！失去了多少时间，在军备竞赛上浪费了多少钱财，又丧失了多少人的性命啊！
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抱有什么期望？
1985年8月底，我在答美国《时代》周刊问题时说：我们两国实在是不能容许把关系弄到对抗的地步。这是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这点应当用现实政治的语言表达出来。必须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使苏美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老实说，是应当使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历史作用相称的时候了。我们两国的关系确确实实决定着世界的命运、世界文明的命运。我们准备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我们应该学习在现实的世界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有苏联的利益，又有美国的利益、英国的利益、法国的利益、联邦德国的利益。而且，还有中国的利益，印度的利益、澳大利亚的利益、巴基斯坦的利益、坦桑尼亚的利益、安哥拉的利益、阿根廷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有波兰、越南、古巴等等每个国家的利益。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即使人民选择错了，他们应该自己找到出路。这是他们的权利。
我同许多美国人谈过这个问题，其中包括1987年春天同乔·舒尔茨在莫斯科的谈话。话题是广泛的，不过，我总是把他往一个想法上引：让我们设法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上吧，让我们考虑到两国的利益吧。而不考虑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是办不到的。如果仅仅从苏联和美国的利益出发，就不可能处理好国际关系。需要均衡。
在每个历史阶段，这一任务都以新的形式出现。利益在变化，均衡也在变化。于是，就需要新的处理方法。我再说一遍：在20世纪末，把政策建立在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和杜鲁门主义为基础的处理方法上是危险而有害的。早就应该认真着手改革苏美关系了。而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抛掉发号施令的习惯。无论是谁——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把世界或者世界的某些部分当成剥削的对象，即使是在“民族利益”的口号下这样做也不行。
要想把关系建立在强制、暴力和发号施令上面，现在已是困难重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会根本行不通的。认识新现实的过程，很不简单。这需要时间，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不过，这一过程既然已经开始，就将进行下去。我们应该学会听取对方的意见，学会相互理解。我对乔·舒尔茨说，我们赞成与美国协作，建设性地协作，苏联和美国所肩负的责任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我回忆起同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理·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他谈到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石器时代可能插上金光闪闪的科学的翅膀重返地球（但愿丘吉尔言而不中）。尼克松还强调说，我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和里根总统以及继任者们必须为了世界未来的利益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当时，我对理·尼克松说，有一次，我看了一部介绍美国旅游者在伏尔加河上航行的影片。银幕上出现了我国的公民和美国人。很难分清哪是美国人，哪是俄罗斯人。人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可以看出他们谈得十分投机，互相理解，而这正是政治家们所缺少的。
幸而，发表意见的不仅是政治家，而且还有两国人民的直接代表者。这一点很重要。我很赞成这个做法。让苏联人和美国人更多地见面吧，让他们每个人彼此都给对方留下印象吧。这可是一件大事——交往，人们的直接交往。没有交往，没有人民之间的广泛交往和相互理解，政治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的。
我提请理。尼克松注意，当今世界最严峻的现实正是我们两国储存了大量武器，其中包括核武库。我对他说：假如我们两国根据错误的前提来制定对对方和对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的政策，那么事情就会发展到极端对抗的地步，并将给苏联、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极其悲惨的后果。
今天，我愿意把那次谈话中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苏联社会，不仅是领导，有一个坚定的意愿——寻求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找到并扩大接触点，以便最终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个目标也许暂时显得过高，不过，我们确信正是应该作出这个抉择，因为否则就无法想象我们会有怎样的结局。
要么是最好的结局，要么是最坏的结局，然而，政治上是不存在假定式的。历史不能预演。历史也不能重演。因此，了解历史的进程和教训就显得更重要了。
美国是“辉煌灿烂的天国山城”吗？
我们经常听到的歪曲我国的看法和反苏的陈词滥调实在太多了，我们深知有意无意的谎言所造成的恶果，因此我们不会把美国看成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我知道，美国的宣传（对，说的就是宣传）竭力把美国描述成“辉煌灿烂的天国山城”。
美国有伟大的历史。谁会对美国革命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意义或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天才，美国在文学、建筑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提出异议呢？这一切美国确实都有。然而，今天美国也存在着美国社会暂时还找不到答案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不但如此，美国寻求答案的方向和做法往往可能使别人遭殃。
在美国，一面是巨大的生产潜力和物质财富，另一面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生计无着。这里有值得深思的东西。一面是几乎象传教士一样地狂热鼓吹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面是对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在国内是否有保障无人过问——这也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一面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人的自由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另一面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对实力和暴力的崇拜。这一切该如何理解呢？一面是陶醉于实力、武力，军费开支节节上升；另一面是预算出现亏空，国内债台高筑，现在又欠下了外债。为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在驱动美国呢？我们向自己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试图搞清楚美国的现实情况，力求发现带动美国政治的原动力。
坦率地说，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我们无法把美利坚合众国看作是“辉煌灿烂的天国山城”的。也可以同样肯定地说，我们也不认为美国是“万恶的帝国”。如同每个国家一样，美国的现实生活中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我们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的，我们看到美国社会中关于美国社会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意见和见解。
苏联领导并没有用同一个尺度来看待美国，而是清楚地区分出它的种种色谱：这里有终日忙碌操劳、一般说来是爱好和平的千百万劳动者，有现实主义地思考问题的政治活动家，有有势力的保守分子以及与军界工业界集团和军工生产利润有联系的反动分子，既有健康而正常的对我们的兴趣，又有广为传播的惊人的反苏主义、反共产主义。
我们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应该由他们来决定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如何选举自己的领导、自己的政府。我们尊重他们的这一主权。我们要是对美国人民的抉择产生怀疑，那会是什么结果呢？政策应当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应当建立在如下的观点的基础上，即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独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政体。
美国是我们必须与之共处和建立关系的大国。这是现实。显而易见，尽管我们两国的关系存在种种矛盾，在保障和平方面我们离开美国就一事无成，美国离开我们也一事无成。我们避不开美国人，美国人也避不开我们。因此，就需要接触，需要对话，必须寻求改善关系的途径。
我们很清楚，在美国既有政府——白宫，也有国会。我们既希望同政府合作，也希望同国会合作。我们现在正加深我们对美国政治程序的认识。例如，我们看到了美国文职国防部长与职业军人之间的观点上的差异。对前者说来，重要的是做生意、军事订货；而思考问题讲求实际的职业军人则十分清楚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武器、这会给全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这样的认识说明军人表现出现实感和责任心。让军人正确地理解当前的形势是至关重要的。
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同美国建立关系时，无意受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左右。今天，在美国执政的是共和党人，明天是民主党人或者又是共和党人。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存在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哪个政府掌权，我们就同它保持关系。美国的事情还是让美国人去处理，我国的事情还是由我们来处理吧。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
“敌人形象”
无论出于内政需要还是出于我国的外交利益，我们都决不需要把美国作为“敌人形象”。
如果有心保持紧张局势，有心搞会带来影响深远的和——我还要加一条——无法预料的后果的对抗，那么就需要假想的或者现实的敌人。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这个。
至于谈到我们，那么苏联没有进行仇视美国人、不尊重美国的宣传。无论在我国的政治、教学或是其他任何方面，你们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我们对我们所不同意的政策进行批评。但这是另外一回事。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尊重美国人民。
1987年夏天，我曾有机会同来自美国的一批俄语教师会见，他们在列宁格勒进行了两个月的实习。谈话谈得很好，是诚挚而亲切的。下面是速记稿中一小段。
米·谢·戈尔巴乔夫：你们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遇到过一件不尊重美国人的事例？
D·帕杜拉：没有。不错，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个人问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和平？我对他说，我希望和平很快就会实现。
米·谢·戈尔巴乔夫：您讲的这件事很有意思。朋友们，我相信无论你们到苏联的什么地方去，你们都不会遇到不尊重美国人的情形，绝对遇不到。你们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报刊。在报刊上你们可以找到对政府的政策和某些团体的言行的批评、分析，议论、评价，但是，你们绝对找不到对美国、对美国人不尊重的例子。所以，尽管“赤色分子”也在“行进”，但他们是同你们一起行进在全人类的大道上的。
实际上，在美国倒是有人“需要”把苏联当成敌人形象。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些电影、美国从慕尼黑播出的挑唆性的广播，以及大量的文章和电台节目，充满了对苏联人民的侮辱和仇恨。这一切起码可以追溯到40年代。
我无意美化最近数十年间苏联对外政策的每一个步骤。错误也曾有过。但那往往都是对美国的行动、对政策制订者称之为“铲除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作出的考虑不周的反应引起的后果。
对于精心树立苏联这个“敌人形象”的做法，我们的反应是强烈的，而且不必讳言，是有所提防的。何况，这不仅仅是用所谓“苏联军事威胁”、“莫斯科之手”、“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等等老一套的无稽之谈进行思想灌输，也不仅仅是把我国的内部事务说得一无是处。我甚至不想去讲这类说法有多么荒谬，但是，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政治中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目的。因此，这是一种不可能没有某种意图和计划的政治实践。而我们两国都必须彻底摆脱沙文主义，如果考虑到双方所拥有的实力，那就尤其应该如此。沙文主义会给政治带来不能容忍的因素。
痛苦而可悲的事实是，长期以来，苏美关系一直是走下坡路。往往短暂的关系改善时期一过，便是漫长的紧张和敌对加剧的阶段。我坚信今天有充分的理由来改变局面，而且看来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们愿意千方百计地促成向好的方面转变。
为什么进行军备竞赛？谁需要军备竞赛？
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给苏美关系带来麻烦这个问题，就会得出结论：首先是军备竞赛。我不打算叙述军备竞赛的历史。我只是要再次指出，几乎每个阶段都是苏联在后面追赶，到70年代初，我们大体达到了军事战略均势。不过，坦率地说，这是在一个吓人的水平上的均势。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现在都有多次毁灭对方的能力。
既然战略上逼和了，合乎逻辑的似乎应该是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本来就塞得满满的武器库里还在继续补充更加精良的新式武器，还在开辟研究军事技术装备的新领域。在这件危险的、甚至可说是招致毁灭的事情上，带头的是美国。
如果我说苏联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自己的国防保持在现代化的，可靠的水平上，那并不算公开了什么秘密。这样做是我们对本国人民、对我们的盟国应尽的责任。同时，我想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这并不是我们要选择的。这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美国有人竭力散布对苏联裁军意图的种种疑虑。然而，历史证明，我们是言而有信的，是一贯履行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的。可惜，美国就不是这样了。美国政府制造舆论，用苏联的威胁来吓唬人，尤其在需要让国会通过例行的军事预算时，他们干得更是起劲。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美国所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十分清楚，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在核武器的世界上，任何使用核武器来解决苏美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尝试都会意味着自杀。这是事实。我想，美国的政治家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
此外，现在出现了一种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局势。即使一个国家不断地武装自己、扩充军备，而另一个国家却什么都没有干；那么，武装自己的那一方仍然不可能因此占到便宜。弱者一方只要在本土引爆自己的全部核装药就可以了，这样做对它说来固然是自杀，对敌方说来便是慢性杀害。正因为如此，追求军事优势无异于追求神话。军事优势在现实政治中是用不上的。
还有一种幻想美国有些人也不大愿意抛弃。我指的是一种不道德的小算盘，即妄图从经济上削弱苏联，不让我们实现建设性计划，迫使我们在军备竞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我建议读者回顾一下战后几十年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苏联处境极为艰难。不错，我们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我们是同美国、同其他加入反希特勒同盟的国家一起取胜的。但是，当时在美国国土上敌人没有扔过一颗炸弹，在美国大地上没有听到过一次敌人的枪声，而我国的大片国土却成了激战的场所。我们无论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损失都是巨大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治愈了战争创伤、增强了经济潜力并且满怀信心地完成了国防任务。难道这不是今后值得记取的教训吗？
不能容许各国把政策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上。我们知道，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都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说威胁实际来自苏联，决不是因为它拥有核武器。他们是这样推论的（我在上面讲到别的问题时已经说过这一点）：苏联很清楚，它如果进攻美国，必定遭到回击。美国也同样十分明白，对苏联的进攻会变成对美国的回击。因此，只有疯子才会发动核战争。按照这些活动家的看法，只有当苏联实现了自己加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计划、显示出自己新的经济和政治潜力时，才会构成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真正威胁。因此，才把赌注押在从经济方面拖垮苏联。
我们诚恳地奉劝美国人：设法改掉对待我国的这种态度吧。希望利用在工艺和先进技术领域的某些优势来压倒我国，不过是枉费心机。如果认为苏联已经“走投无路”，只需给它施加更大的压力，就可以榨出美国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把这样的推测做根据，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些打算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在现实政治中，不能把愿望当成现实。既然苏联在力量比今天弱得多的时候就能够回击向它发出的一切挑战，那么说实在的，现在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我们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并同时完成社会任务及其他任务的能力已经增大了许多倍。
我再重复一遍，至于说到美国的对外政策，那么它至少是建立在两个错误观念上的。第一，相信苏联的经济体制马上就要开始崩溃，而且苏联的改革不会取得任何结果。第二，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技术和工艺的优势上、归根到底是军备领域的优势上。这些幻想鼓励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即通过军备竞赛拖垮社会主义，然后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人。他们的方案就是如此，这是十分幼稚的。
开门见山地说，当前西方的政策让人觉得缺乏责任感和新思维。如果不就此止步，不转而实行真正的裁军，那么我们大家全都会置身在一列可怕的火车上不停地向灾难驶去。
今天，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负责的政策。我们和美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里各有各的问题。我们并不是无事可做。同时，各种各样的智囊托拉斯正在拟订战略方案，方案的作者们象魔术师一样地摆布着千百万人的命运。这些智囊托拉斯的建议可以归结为一点：苏联是美国和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主要威胁。我已经说过：必须放弃穴居时代的思维。我明白，确实有些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自己同这样的政策和这样的思维拴在一起。
不过，难道他们不是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吗？在核时代，必须有新思维。在处理相互的关系时，首先是美国和苏联需要新思维。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承认国际政治中存在着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甚至最小的国家的国家利益。现在，应该明白，那种大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至少是即将过去了。
再论现实。争取实现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我深信，早就该睁大眼睛看看周围世界、深入思考一下过去的经验、勇敢地认清我们当前的处境了。一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看成“绝对的坏”、而宣称自己是“绝对的好”，那就会把关系引入死胡同。这里我指的不是散布反共产主义的谰言，虽说这种谰言危害甚大，我指的是不善于或者不愿意认清人类的共同性、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指的是必须学会正确地、文明地彼此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
今天的几代人所面临的苏美之间的对抗关系，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然而，我们注定要听天由命地把这根敌对的接力棒传下去吗？
当然，我们已经多年生活在和平之中。从整体上来讲是这样。然而，当前的国际形势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还在继续，地区性冲突并未平息。战争的危险在增大。出路在于国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化。这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是这样来提出问题的：需要超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抉择，而且应该受到尊重。为此就必须有新的政治思维，它来自对普遍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它的基本点是文明社会要生存下去。如果我们能就这种思维的标准取得一致意见，那就说明我们找到了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最适当的办法。如果政治家们认清这一点并能付诸实施，那就是理智的胜利。
在争取改善世界局势时，我们认为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有两个特征，即考虑本国的利益和尊重别国的利益。这是有力而正确的立场。必须坚持这个立场。我们正是这样想的，也在努力这样去做。
疏远是坏事
人们有时说，我自己也说过，苏联和美国可以互不来往地生活下去。没有美国，我们完全过得去。没有我们，美国也能过得去。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今天，我们两国的贸易关系不就少得可怜嘛。没什么，我们照样过日子。而且，我们正在汲取美国人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对我们说来，敏感的问题是进口饲料谷物。现在，我们不仅通过输入谷物来源多样化、而且也通过在我国农业中运用可以显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集约化工艺的办法，使自己在这方面不致遇到什么危险。已经提出了在不久的将来向世界市场出售谷物的任务。
西方国家成立了东西方贸易政策协调委员会[1]，美国警觉地督促各国最严格地遵守该委员会所规定的一切限制，并且强行扩大向我国禁售的商品的清单，不惜干涉这一禁运系统的参加国的内政。
我们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制定了相应的纲要。这个纲要叫做《纲要100》，因为纲要中正好包括100种物资。这一纲要我们不到三年就完成了。这些物资的90％我们已能自给自足。因此，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人们直截了当地说：许多缺陷应该彻底解决了。我们的国家很大，资源极为丰富，科学潜力给人以强烈印象，而国际资本主义的伙伴们并非总是那么可靠，他们有时不惜利用贸易来进行政治讹诈，施加政治压力。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开始产生具体的结果。在电子计算机、超级电子计算机、超导等领域出现了全新的研究工作。总之，工作完成了不少。
说实话，美国的行为缺乏远见，过于自信，它以为自己会永远领先，而我们则老是落后’。尽管我们知道，许多美国科学家并不这么认为。
然而，在我们两国疏远的这么多年中，无论对发展苏联经济还是发展美国经济来说，坐失了多少良机啊！也无法计算，由于我们的关系受到不信任和猜疑的破坏，我们有多少通力合作的好事没有办成。
因此，疏远不是好事，而是坏事，是很大的坏事。何况，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是改善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交流中，会出现彼此利害相关的情况，这有助于在政治领域也找到解决办法。我想，假如能够认认真真地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把文化领域内虽不很快、但毕竟正在开展的过程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就能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任。但是，在经济领域内美国布下了许多绊脚石，设置了重重障碍。
不错，我们在购买谷物。不过，现在更多地是为了多少维持一点儿贸易关系，否则贸易关系就要完全中断了。但是，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不需要购买谷物了。而我们与美国的其他贸易，实质上是零。我们的一些商品刚刚进入美国市场，那边就感到不安，就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和禁止。为了不准同我们做生意，美国五花八门的种种法规真是不胜枚举！
我再说一遍：当然一般说来，美国不同我们贸易也活得了，我们不同美国贸易也活得下去。但是，如果想到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相互理解，那么，这种相互理解就应当正常地发展和加深，所以就要求发展贸易。这既正常，又很有意思。
而美国的某些人士一点不光明磊落，没有对等交往的愿望。他们没有这个愿望。只要是在什么地方可以从苏联身上捞点儿油水，那是求之不得。一说到对等交往，他们就不干了。
也许有些方面、甚至许多方面都取决于我们。也许是我们不会做生意。也许是我们没有特别努力，因为不做生意照样过得去。总之，为了搬掉绊脚石，不仅需要苏联的推土机，而且也需要美国的推土机。
正是应当这样来解决信任问题。赌咒发誓在这里无济于事。信任是在现实的进程中、在实际事务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其中包括双方在发展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联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在结束军备竞赛、裁军方面所做的努力。对解决地区冲突的共同关心也将有助于加深信任。
有人对我说必须首先设法解决信任问题、然后再解决基本问题，我对此不能理解。这倒更象是托词。怎么，信任是天上掉下来的呢？还是只要苏联和美国反复表示他们赞成信任，信任就会出现呢？当然，不是。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信任的程度在任何时候从来都取决于各个领域发展实际关系和合作的程度。
我们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以避免出现可能具有严重后果的种种意外和不可预料的情况。我再说一遍：我们需要合作，不仅是、不主要是由于经济因素，而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认为，无论这有多么困难，也无论我们的关系由于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变得多么复杂，都不该看不到主要目标——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和大量的个人接触，我们认为，美国以至全世界那些现实主义思考问题的人，都希望合作，而不希望对抗。他们对苏联政策中的现实主义表示欢迎，并对此寄以很大的期望。在同许多实业界人士会见时，我确信他们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尽管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意。我愉快地回忆起自己同阿·哈默博士的多次交谈，他为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发展友好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不久前，有人向我转达了同埃·布朗夫曼的谈话，布朗夫曼也是美国的一位大富翁。他曾提议为戈尔巴乔夫干杯，并对他的交谈者说：“在物质方面，生活已经给了我一切。但现在是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如果苏联发展了，那就意味着可以保持均势，就意味着有了市场，也有了和平。”
苏联和美国无疑是两个具有广泛利益的强大国家。我们两国各有自己的盟国和朋友。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各有优先的侧重点。但是，我不认为由此一定会得出我们注定要对抗的结论。更合乎逻辑的是另外一个结论：苏联和美国对世界命运负有特殊的更重大的责任。
核武器主要集中在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而这两国拥有的核武器的10％，不，只需1％就足以使整个星球和整个人类文明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失。
就是说，即使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和美国人也对各国人民负有最大的责任。政治家、我们两国、两国人民对整个人类社会负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责任。美国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才创造出了今日的美国。苏联有足够的力量才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今日的苏联。尽管我国艰苦卓绝的历史上有过种种磨难，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强盛而发达的大国，人民仍然是拥有巨大精神潜力的有教养的人民。那么，难道事实证明有能力完成这样的历史性任务的我们和美国人，竟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力、责任感和彼此的尊重来认识清楚今日的世界并防止灾祸的发生吗？
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两国之间的问题真是堆积如山。在很短的期限内，要分析和解决好多年积累下来的全部问题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只能是幻想、空想。苏美关系中重要的不是去追求神话，而是要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从现实政治的立场出发看待世界、看待美国的。我们的出发点是，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都不希望自我毁灭这一事实。根据这一点，我们选择了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的方针，并且希望得到对方的响应。
在通往日内瓦的道路上
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后，苏联领导对形势，包括对外部形势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坚定地认为：世界局势十分危险，因此必须重视即使是最微小的机会，以改善局势，向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前进。
我们当时认为必须设法通过有力的论据，通过榜样、通过显示健全的理智来扭转事态的危险进程。危急的形势本身使我们确信，哪怕只是为了深入交换一下意见、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立场，也必须同美国总统直接对话。
在会晤前夕，在会晤前的几个月內，我们开始就为会晤铺平道路，创造有利的气候。早在1985年夏天，苏联就单方面停止了一切核爆炸，并表示愿意立即恢复全面停止核试验的谈判。我们还重申了单方面暂停反卫星武器的试验，提出了关于削减核武库的根本建议。我们坚决主张禁止把军备竞赛转入太空，还补充提出了关于在和平研究与利用太空方面开展极广泛的国际合作的建议。
在日内瓦会晤前夕，在索非亚召开了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议发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保卫和平、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军备竞赛和对抗、争取改善国际局势以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强有力的呼声。
日内瓦会晤
对于日内瓦会晤的详情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日程排得满满的两天里，我同罗·里根总统举行了几次单独会谈。说得准确一点，这样的会谈有过五次，还不算我们告别时的那一次短暂的会晤。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会谈是坦率的、长时间的、激烈的，有的时候非常激烈。我们看到了我们有共同的东西，我觉得它可以成为改善苏美关系的出发点。这就是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是不能容许的，核战争打不得，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
我方也好，美方也好，都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个想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阶段，我们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是安全问题。我对总统说：让我们想想，为了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善一下双边关系，然后也许可以把这一关系变成友好关系。这样做的根据是我们认识到，我们两国不仅有彼此不同的一面，也有互相联系的一面。不这么办，那就只有共同毁灭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谈到必须采取措施禁止太空中的军备竞赛，并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谈到保持战略均势的重要性；谈到降低战略均势的水平。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谈到我们周围的世界，它是一个由有着各自的利益，各自的意向，各自的政治、传统、理想的国家和人民构成的多侧面的组合体。我们谈到，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希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行使自己的主权，这是合情合理的。每个国家都有选择的权利——选择道路、制度、朋友的权利。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
美国总统在有的问题上同意了我的看法，而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在日内瓦，未能找到停止军备竞赛和巩固和平方面的主要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无论在当时，即1985年秋季，还是今天，我一向认为会晤是必要的、有益的。在历史的急剧转折时期，常常简直如同需要空气一样地需要了解真相。由于军备竞赛，国际局势变得极为动荡不安，在这方面编造的谎言也多得出奇。因此，就有必要拨开这一迷雾，用行动来验证言论。除了借助直接对话（为此通常需要最高级会晤），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在直接对话中，是无法避开真相的。
在日内瓦，我们彼此有了更好的了解，弄清了分歧的性质，为对话奠定了基础。两国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协定已开始生效并给双方带来了好处。我们看到，现状离令人满意的相互理解还相去甚远，我们要不断地工作，以便争取苏美关系以至整个世界都向好的方向转化。
日内瓦会晤以后
日内瓦会晤之后，情况如何呢？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不主动把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下去，那什么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必须把具有约束力的关于防止战争、防止追求军事优势和加速日内瓦谈判的日内瓦协议变成实际的行动。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暂停核试验
1986年1月1日，我们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已满。苏联又把期限延长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步骤，它对我们说来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还在继续发展航天技术，研制新式核武器，例如，核激励激光武器。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采取这个步骤，并且敦请美国以国际社会的利益为重，也效法我们的善意的榜样。
禁止核爆炸是一块试金石。如果你真诚地希望销毁核武器，那就会同意禁止，从而缩小现有的武器储备和停止改进核手段。如果你实际上并不希望这样做，那就会千方百计地继续进行试验。
停止核试验是一种可以立即会给苏美关系以至世界形势带来新的可喜因素的措施。为了实现这一步骤，过去已有不错的基础。苏联和美国已在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试验条约[2]上签字。我们拟订了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的协议，就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的谈判也有了某些经验。
从前造成困难的是监督问题。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声明同意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督，同意为此既利用本国的技术手段，也实行吸收第三国参加的国际监督。
苏联的暂停核爆炸业已付诸行动、而不只限于建议，这实际上证明了我们的核裁军计划、我们对实行新政策——现实主义、和平与合作的政策的呼吁是认真的、诚恳的。
善良的人们欢迎我国关于暂停核爆炸的决定。我们听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许和支持的声音。政治家和议员、社会活动家和群众团体都认为这一举动是正确处理当代问题的榜样，并从中看到了可以不再担心核灾难的希望。苏联暂停核爆炸受到了联合国大会这一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的赞许。
我们得到了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医生的支持，他们大概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原子所包含的危险。我国暂停核爆炸鼓舞各国的科学界人士积极地行动起来。
然而，与所有这些十分明显的和令人鼓舞的体现新思维的行动相对立的，是军国主义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已经十分危险地落后于国际生活中深刻变革的进程。
美国政府对苏联继续暂停核爆炸只有一个反应：它继续进行了核装药的一系列试验。它的代表正式声明，是否试验核装药，那是莫斯科的事情。至于美国，试验是要一直进行下去的。
我国的核试验场上一片寂静。我们自然估量过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可能造成的危险，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是如何耀武扬威地顽固坚持自己那一套，完全无视停止一切核爆炸的呼吁。尽管如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全面地权衡了一切“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本着对世界命运的责任感于1986年8月作出了将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推迟到1987年1月1日的决定。但是，美国仍然没有仿效苏联的榜样。
这么说，我国暂停核试验是徒劳无益的了？我并不这样认为。世界舆论了解到核试验是可以永远结束的，也知道是谁在从中作梗。的确，停止军备竞赛的历史机会当时没有加以利用。不过，整个这段历史的政治教训并不是没有用处的。在达成了关于从1987年12月1日开始就核试验问题进行全面分阶段谈判的协议的今天，我们可以为事情终于有了进展而向自己和大家表示祝贺了。
核裁军计划。1986年1月15日，我们提出了一项为期15年的、规定在20世纪末以前分阶段销毁核武器的计划。我们对这项计划做了精心的计算，力求保证每一阶段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无论哪个阶段任何一方的安全利益都不致受到损害。任何别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在这项计划的基础上，我国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提出了重大的妥协性建议。建议涉及到中程导弹、进攻性战略武器、防止太空军事化。
1月15日声明带有纲领性质。我们想特别强调由核武器、核爆炸引起的对文明社会的主要威胁，同时也不忽视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及大力削减常规武器的问题。这是一种未做详尽描述的整套措施。在每个阶段都起作用的主要原则是保持均势。这方面需要的不是政治游戏，不是手腕，而是政治责任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在事关象国家安全这样敏感的领域时，谁也骗不了谁。
为了实现我们在1986年1月15日所采取的这一步骤，不仅需要理解自己的责任，而且需要决心和政治毅力。我们认为，在核与太空时代处理安全问题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这也是我国全体人民的意愿。
我们在采取这一步骤时，极少考虑宣传上的好处，极少考虑要胜过对方。是防止核战争、维护和平的责任感驱使我们这样做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同世界舆论一致的，正是响应了“六国集团”（印度、阿根廷、瑞典、希腊、墨西哥、坦桑尼亚）的呼吁。
我们对无核世界的思想深表拥护。这一思想因印度的政治传统、印度哲学和文化的特点而变得更加丰富，在提出没有核武器和非暴力的世界的原则的德里宣言中得到了发挥。对我们说来，这不是一个为了耸人听闻而杜撰出来的口号。，安全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以军事角逐为转移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结果只能是战争及其引起的一切惨重后果。如果积存起来的大量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武器都投入使用，那么世界就将化为乌有。这是事关人类生存的问题。对我们说来，无核世界的思想是饱经痛苦之后得出的信念。我们把安全看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构想，它不但包括军事政治方面，也包括经济、生态、人文方面。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全面地论证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构想。我们向全世界，向真正关心世界和平的命运的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运动提出了这一构想[3]。
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代表大会纲领中的任何一条建议，我们愿意十分认真地对待有助于确认和平共处是国家间关系的最高普遍原则的任何主张。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谈到了苏美关系。我想提请读者注意我们在这方面的声明：“苏联坚决主张不辜负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希望，他们期待苏美领导人采取具体步骤和实际行动，达到制止军备竞赛的实际协议。”[4]代表大会在苏美关系上的立场的全部要点，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即：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没有美国就不能维护和平。
日内瓦会晤后的美国
日内瓦会晤后，美国政府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它多次挑起喧嚣一时的宣传活动，目的是煽动反苏狂热。它一再把苏联说成是某种可怕的凶神，引起人们的恐怖，以促使国会批准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他们从破烂堆里捡出了“万恶的帝国”。美国总统再次肯定说，他不放弃这个说法。
所有这一切本来都是些荒诞不经的妄言。然而，正象我所说的，怀有敌意的妄言也是会使关系恶化的。后来一切越演越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情况：要求苏联缩减40％的驻美外交官员；美国军舰驶过克里木半岛附近的苏联领水；对主权国家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晤后的这些行径是明目张胆的挑战，而且不仅仅是针对苏联的。
这也是对全世界的挑战，其中包括对美国人民的挑战。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宣布打算退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它声称这个条约“无效”。美国政府不是设法为停止军备竞赛而缔结新的重要协议，却打算撤销已有的协议。他们对美国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施加心理影响，以便连无限期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也予以废除。，
日内瓦会晤以后这一时期表明，对于美国不打算履行日内瓦协议这一点，我们过去只能做些猜想和推测，而现在我们则掌握了这方面的事实。但是，他们在我行我素的同时，又想“安抚”舆论。
我们再次产生这样的一些疑问：莫非华盛顿以为同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些神经衰弱的人？以为他们可以象狂热的赌徒一样行事？以为苏联看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好战姿态后会吓得发抖？
那时，我正要在陶里亚蒂市发表讲话。我应当把日内瓦会晤以后发生的情况告诉该市的工人阶级和全体苏联人民。
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对全世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也就是说，我们是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日内瓦会晤中我方所承担的义务的。
而美国又怎样呢？我已经列举了事实。我们的疑问自然越来越大：如果不是按声明、而是按实际政策判断，美国究竟想干什么？美国政府不仅回避缓和，而且惧怕任何回暖的迹象。我必须如实告诉苏联人民，美国的这种政策是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的。从加剧战争威胁中得益的确实也不是美国人民。应当说，得益的是美国的军界、工业界集团，他们就象古代的摩洛[5]一样，不仅吞食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大量资源，而且吞食人们为消除核战争危险取得的成果。
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当然使我国人民感到不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多次了。但是，他们是否想再次吓唬我们呢？也许不用再“害怕”这个计划了。
当然，抱无所谓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看到，尽管千百万美国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普通公民、学者、神父以及大中学生，都象反对核试验一样反对战略防御计划，但是，美国的某些人士却对“星球大战”计划爱得简直如痴如狂。这个计划是美国政治思维急剧军国主义化的直接产物，因而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但是，这种并非由我们造成的印象毕竟应当彻底加以消除。要知道，他们指望的正是苏联害怕战略防御计划，于是就要用这个计划从精神上、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来吓唬苏联。因此，他们才加紧搞战略防御计划，想把苏联拖垮。而我们要说：是的，我们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因为我们主张销毁核武器。战略防御计划使世界更加不稳定。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责任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言的。战略防御计划不会加强安全，而会把剩下的一点尚能促进安全的东西破坏殆尽。
在陶里亚蒂市发表讲话时，我决定再次说明，我们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对策将是有效的。美国估计我们将制造类似的武器系统，指望在技术上把我们甩在后面，指望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然而，我们苏联领导了解，凡是美国能做到的，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做到。要粉碎战略防御计划，只要用它的十分之一的费用来制造对抗系统就行了。
因此，我们决定彻底粉碎关于我们害怕战略防御计划的蛊惑人心的宣传。
在这次讲话中，我再次提到二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我们对更大程度的安全不抱奢望，但也不会同意更小程度的安全。
总之，在回顾日内瓦会晤后几个月来的情况时，我们想告诉西方、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国家，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和平方针，但在处理各种事务时要考虑西方的现实政治。我们决不乞求和平。过去，对各种挑战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予以回击，这次我们也会这样做。
对我们在日内瓦会晤后提出的倡议和采取的行动，美国理应积极响应，不负各国人民的期望，这才似乎是美国合乎情理的回答。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统治集团把狭隘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和本国人民利益之上。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做法——虚张声势，肆意挑衅，对国际社会的舆论不屑一顾——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种行为说明，责任感又一次屈服于恣意妄为的老习惯。
日内瓦会晤后，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社会所抱的希望，很快就被失望所代替，因为美国的现实政治依然如故。
切尔诺贝利的教训
1986年4月，我们得到了极其沉痛的教训，懂得了失去控制的原子，甚至是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会造成怎样的情况。我指的是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悲剧。这场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后果如何，都已如实告诉了大家。对造成这次重大事故的主要罪犯已经进行过审判。全世界都知道，为了缩小灾难的范围，我们在国内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们党中央政治局曾经多次讨论这次事故。在接到第一次报告之后，我们便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我们不仅有责任对事故作出判断，而且也有责任作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的工作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以为我们可以只采取治标办法，可以耍花招掩人耳目，那是不能容许的。对这次事故，需要做充分的和客观的报道。缩手缩脚的态度是一种不可取的政策。没有任何利益迫使我们隐瞒真相。
苏联领导直接过问了消除事故后果的整个过程。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对人民的义务，也是我们的国际责任。为了消除事故的后果，我们抽调了优秀的科学家、医学家和技术人员。来自国外的，其中包括美国的学者、工业界人士和医生帮助了我们，对此我们予以高度评价。我们还就进一步发展核动力工程作出了对我国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结论。
数万人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包括物质支援）下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终于控制住了事故后果的发展。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可以安心了。我们不愿意把情况估计得过于简单，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能这样。
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我再说一遍，尽管整个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还需要再工作几年。
要知道，这还仅仅是一个原子反应堆发生事故啊！切尔诺贝利事故严酷地提醒人们一旦发生核灾难，等待我们大家的将是什么。
我不准备再提就切尔诺贝利事故编造的无稽之谈了。我只想谈一点，这就是我们高度评价那些真诚关心这次不幸事件的人给予的同情和帮助，但是，我们也又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积累了多少仇恨和敌意。
雷克雅未克会晤
我们看到，美国军国主义党派（我不是指共和党和民主党，而是指那些把自己同军火生意牢牢拴在一起的人）甚至对我们两国关系中微不足道的缓和也产生变态反应。一切可能做到的和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们都做，为的是让人们尽快忘记日内瓦会晤，让日内瓦精神烟消云散，把道路上的一切限制标牌统统扔掉，让军备竞赛，包括宇宙空间新的军备竞赛畅行无阻。
同时，我们十分清楚，多色的美国政界远不是只有军国主义党派。美国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冷静判断世界局势的政治活动家，主张继续同苏联谈判，探索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因为他们考虑到军备竞赛就是对美国本身也会造成严重的恶果。但是，不管怎么样，军国主义集团的利益总是占上风，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
举行苏美全面的有成效的高级会晤的可能性在逐渐消失。只是为了见面握手、保持交往而进行新的会晤，那是不严肃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毕竟不会因美国说了一个“不”字，就不再为使双方立场接近，达成理智的妥协做不懈的努力。我们意识到需要有重大突破，时间拖得越长对全人类的利益也越不利。于是产生了举行苏美临时会晤的想法，这是为了切实地大力推动整个核裁军的工作，扭转危险的倾向，使事态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美国总统接受了我们的倡议。事情有了一点儿希望。这样就为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打开了道路。
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对美国总统说，日内瓦会晤以后，苏美对话这部复杂庞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但是，这部机器已经不止一次地出故障！双方关心的主要问题，如消除核战争危险、利用日内瓦会晤的有利的推动作用、达成具体的协议等方面没有进展。而这一切使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向总统说，过时的旧思想正在扼杀日内瓦谈判。谈判中有50—100个方案悬而未决，连一两个能实际推动谈判的方案也未研究。
我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做了周密准备，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目标是明确而坚定的：最终达成关于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并保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各个阶段上美苏双方保持均势和对等安全。其他办法则是不可理解的、不现实的，也是不能容许的。按照我们的看法，雷克雅未克会晤应当为在双方下次会晤中能够就限制军备的最重要问题签署协议创造前提。
我们带到雷克雅未克去的有重大措施的方案，如果这些措施被采纳，我们就会给没有核武器的时代这一人类生活的新时代的降临奠定基础。这里谈的已经不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所谈的限制核军备，而是在比较短的期限内销毁核军备。
第一项建议涉及进攻性战略武器。我声明，我们准备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把这种武器削减50％。
我听到的回答还是在几个月里双方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兜过来、绕过去、使谈判陷入僵局的那些东西——水平、分项水平、绞尽脑汁的计算。于是，不得不激烈地争论，然而，我很快发现，谈话开始不起作用。为了从泥潭（其实，日内瓦谈判中泥潭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为了破坏谈判、把谈判变成一场闹剧而专门制造的）中解脱出来，我提出了一项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陆基弹道导弹，海基导弹和飞机是三位一体的战略武器。这三种武器苏联有，美国也有，尽管每一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结构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让我们把这三种武器，三位一体中的各个部分削减一半。这样做是公平的对等的。
为了易于达成协议，我们做了很大让步。我们撤回了先前提出的把美国能打到苏联领土的中程导弹和部署在前沿基地上的武器列入战略平衡的要求。我们还准备考虑美国对我国重型导弹的担心。
美国总统对这些做法表示同意。此外，他还提出在下一个五年里完全销毁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想法，对此我当然表示坚决支持。
第二项我方的建议涉及到中程导弹。我向总统建议，完全销毁苏美双方部署在欧洲的这种导弹。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做了重大的让步。我们没有提出英国和法国针对苏联部署的核力量。我们同意冻结射程在1000公里以下的导弹并立即就今后处置这种导弹的办法进行谈判。当然，要考虑到最终在欧洲也不要部署这种导弹。最后，我们同意美国的以下建议：严格限制部署在苏联亚洲部分的中程导弹的数量，苏联方面在乌拉尔以东保留100枚这种导弹的弹头，美国部署在本国领土上的中程导弹也保留100枚弹头。结果就出现了委托两国外交部长着手制定有关中程导弹协议草案的可能性，
第三个问题是严格执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规定。这个问题我是在第一次会谈时就向总统提出的，也是我们全部建议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试图说服总统：既然我们决定削减核武器，我们就应当相信，我们中间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去做威胁另一方安全的事情。因此严格执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规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了总统对战略防御计划这一主张的偏爱。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验室研究不予禁止的问题记录在案之后，我们建议解决在10年内不行使退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权利问题。我们在解决裁减军备问题的同时，要保证双方的安全，不允许某一方通过发展太空武器系统取得单方面的优势。为了树立这种信心，10年内不得行使退出条约的权利是绝对必要的。
这样的限制，不论在政治上、实际工作中和技术上给任何一方都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我在下面还要再谈这个问题，而这里我想提一下，我们在雷克雅未克曾建议总统商定，在冰岛首都的会晤结束以后，双方代表要立即就禁止核爆炸问题进行谈判。而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灵活的，我们宣布，我们把制定完全彻底禁止核爆炸的全面条约的工作看作是可以划分阶段进行工作的一个过程。譬如，第一步先解决核爆炸威力的“极限”，一年内爆炸的次数，1974年和1976年条约的前途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接近于找到解决方案。
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通向暂停核爆炸的道路完全断了。绝不能由于我们不得不恢复试验而得出结论说，只有美国才能够决定该如何行动。什么时候现实主义的看法才能占上风，这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刻是会到来的，也可能会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到来，因为生活会给人们以启示。形势有时候会发生急剧变化，这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总之，在雷克雅未克已经有可能给两国外交部长下达拟出三个协议方案并在下一轮苏美高级会晤时签署的指示。然而，苏美之间达成真正历史性妥协的清晰可见的前景并未成为事实。而这一前景当时的确已近在咫尺。
美国对待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立场是一个障碍。雷克雅未克会晤后，我一再思考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回避就严格执行这一无限期条约的规定达成协议。我每次得出的都是同一个结论：美国不打算放弃取得军事优势的希望，这次他们想通过加快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的工作来超过苏联。
说到这里，我想再一次重申：即使美国得以实现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的设想（对此我们深表怀疑），苏联的对策会随即跟上。如果美国不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也不打算让他们的日子好过。我们的对策将是有效的、可靠的、而且是很经济的。如何瓦解战略防御计划，我们做过详细研究，而且为此不必耗费美国用于实施这种计划所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经费。美国人应当再思量一番，让战略防御计划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是否值得。这个计划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可靠的防卫。
但是，战略防御计划意味着把武器送入新的领域，这会使战略形势的稳定受到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国热中于搞战略防御计划本身说明他们的政治意图，他们的政治方针，那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苏联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是这些政治意图，就是这些如意算盘（通过“战略防御计划”取得对苏联的优势）使雷克雅未克会晤最后不能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我就这个问题也同罗·里根谈了许多，谈得很激烈。我十分诚恳地向总统说，我们会晤的结局不会出现某一方是胜利者，要么双方都取得胜利，要么双方都遭到失败。
但是，雷克雅未克会晤毕竟成了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它清楚地表明世界局势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与以往有质的不同的形势出现了。任何人也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干了。雷克雅未克会晤使我们相信选定的方针是正确的，新的政治思维是必要的，是建设性的。
可以说，这次会晤把苏美对话乃至整个东西方对话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对话现在已经不再是反反复复地进行技术计算、数字对比，讲些浅显的政治道理，而是有了新的特征。站在雷克雅未克会晤的高度上，解决当今依然存在的那些尖锐问题的前景在望，我所指的问题是安全、核裁军和防止在新的领域进行军备竞赛。雷克雅未克会晤标明了走哪条路线，人类可以重新获得永生，从核武器把广岛和长崎化为灰烬那时起人类就失去了永生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冰岛会晤是一个开创新阶段的事件。它标志着争取裁军斗争的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我们打破了谈判的旧程式，可以说是把苏美对话从政治迷雾和蛊惑宣传中解脱出来了。在多年以来的谈判中，由于各方提出了数量众多的建议，裁军这个议题已经变成一团乱麻，即使政治活动家也很难理清，更不用说广大公众了。我们新的核裁军计划是非常简单明了的。这个计划归结为四点，有一页半纸就写下了。广大公众都能看懂。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好让世界公众也象是在参加谈判。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
从雷克雅未克会晤中看到一种辩证关系：目标是近得可以触摸到了，但形势又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矛盾。范围空前广泛的协议有可能达成，但又有巨大障碍，这两方面都看得很清楚。总的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象这次那样接近于达成协议。
情况确实如此，尽管费了很大周折，但就我们主张的第一二两点，即战略武器和中程导弹问题还是达成了谅解。仅此一项就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我们理解美国总统的难处，理解他在决策时不能完全放开手脚。我们也没有因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问题使雷克雅未克会晤未取得完全胜利而把这一切看成天大的不幸。我们认为，让总统把已经发生的一切再考虑考虑，让他同国会商量商量。或许为了跨过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的鸿沟还要再做一次尝试。我们可以等待，而且也不撤回我们带到雷克雅未克去的建议。
雷克雅未克会晤使我们在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方面达到了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在这方面，需要缜密的思考，不应简单从事。我决不会认为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一次失败。这次会晤是复杂而又艰难的对话和探索解决办法过程中的一级台阶。必须从大处着眼去探索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们根据雷克雅未克会晤得出的结论是，对话的必要性越来越大了。雷克雅未克会晤后，我更加乐观，道理也就在这里。
当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和乔·舒尔茨在华盛顿商定关于中程导弹——战役战术导弹协议在近期内草拟完毕并于年内签署时，本书已经交到出版商手里了。他们商定的事将是在实际核裁军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毫无疑问，这也是雷克雅未克会晤的具体成果，它证明这次会晤是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的。
过去许多人问，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世界是否比较安全了？以上所述也是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某些人试图把雷克雅未克这出悲剧（当时形势的确是悲剧性的）说成关键在于一个词，是一词之争导致全部失败。不对，关键在于原则。我们响应对方的建议已经采取了重大步骤，但是我们不能做这样的让步。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就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结局发表过两次讲话。这些讲话都不仅仅是为了说明遭到歪曲的事实真相，而首先是为了确定今后怎么办。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而且现在还这样认为，雷克雅未克会晤的不成功是西方某些人士固有的两个战略性的迷误造成的。
第一，他们认为，俄国人害怕战略防御计划，因此会作出任何让步。第二，他们认为裁减军备对我们比对美国好处大。在雷克雅未克谈判过程中，也反映出这种情绪。我们很快就觉察到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美国代表团没有带来明确的计划，他们只是想往自己的篮子里装果子。
美方谈判对手们顽固地拉我们再去干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白费了大量时间的事情。而我们则希望把日内瓦高级会晤中原则上商定的东西现实地实际地体现出来。换句话说，要推动销毁核武器的过程。
事实上，过去所谈的仅仅是限制核军备，而现在谈的则是裁减和销毁核军备。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把一切可以借迂回手段取得优势的道路也统统堵死。这就是遵守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问题成了关键问题的原因。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中，美方就这个问题采取的立场清楚地说明，他们不放弃谋求优势的方针。他们既没有跨越这个门坎的责任感，在政治上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摆脱对军界工业界集团的依附关系。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毫无希望。我们的依据是雷克雅未克会晤为大家弄清所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新的机会，对欧洲人、对美国人、对我们自己都提供了这种机会。对我们，目前有一点是明确的：既然他们想摆脱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想抓紧搞战略防御计划（这是保证优势的武器），那就需要一揽子解决，一切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不想说假话，因为我们想用这个一揽子方案向全世界说明，核裁军协议的主要障碍就是战略防御计划。
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后的这段时间是大有教益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十分恐慌。他们过去，甚至现在也想设置毫无道理的障碍，设法使雷克雅未克开始的过程象水渗入沙子那样无影无踪。他们编造有关雷克雅未克会谈内容的各种说法，千方百计地妄图掩盖以下事实：美方是两手空空到雷克雅未克去的，他们只准备来接受苏联的让步。
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后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事情都发生了。我喜欢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方针实质上就是要毁掉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成果。它的所作所为让人毫不怀疑这一点。美国如何开始歪曲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真实情况以混淆视听，西欧几乎陷于一片惊慌，这一切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然而，主要的还是美国的行动。我指的是美国实际上突破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限额，开始使用装备巡航导弹的第131架战略轰炸机。我还指的是美国政府人士中喧嚣一时的一场辩论，主张对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要做所谓广义的解释。而在1987年的头几个月，我们还听到华盛顿传出的消息说，美国已经到了把战略防御计划的头一批装置部署到太空的时候了。
的确，日内瓦谈判进展迟缓。他们企图拖我们倒退，又一次把这些水平、分项水平搬上谈判桌来。为了配合宣传，他们广泛散布苏联态度僵硬、不做让步的议论，说什么由于苏联提出了一揽子建议，今天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按照针锋相对的原则行事吗？采用这种办法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没效法美国的“榜样”，我们宣布，我们信守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义务。考虑到苏联和美国战略力量当前的均势。轰炸机多一些还是少一些，这无关宏旨。华盛顿背离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行为与其说是军事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这如同给苏联下了“请帖”，请苏联回到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前的时期。
美国极端主义集团声称必须抓紧战略防御计划，要及早开始太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甚至部署这种武器，我们对这种言论的反应是冷静的。
至于有关苏联一揽子方案的议论，那么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如果美国对这项一揽子方案作出完全可能的一些补充和修改后加以采纳，那就是向前跨出一大步。这项一揽子方案早就包括限制和销毁进攻性战略武器以及禁止太空军事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有有机联系的。这是战略性的联系。如果不严格限制军备竞赛向太空扩展，也就谈不上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在雷克雅未克，我们把中程导弹问题列入一揽子方案，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各个主要方面同时收缩军备竞赛。我再说一遍，同时我们希望让全世界都了解，战略防御计划是妨碍我们走上核裁军道路的主要障碍。许多西方政治家批评和指摘我们，说我们又把中程导弹列入一揽子方案。我知道，社会各界人士也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我认为，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
莫斯科讨论会和中程导弹
“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莫斯科讨论会给我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直接感受到世界公众的情绪，他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前途的担心和不安。他们不安的是，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后苏联不得不中止了单方面暂停核试验的做法，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遭到了美国的破坏，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受到了威胁。我们大家做了十分认真的考虑并决定再迈出一步，以便为日内瓦谈判注入生机，使裁军取得积极进展。我这里指的是把中程导弹问题从一揽子方案中抽出来。
结果怎样呢？
如同雷克雅未克会晤后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阵营内部又开始出现惶恐不安的情绪。我们响应西方的建议采取了新步骤，而北大西洋公约各国的统治集团对此的回答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他们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上开始后退。他们开始放弃自己的“零点方案”，或者附加许多新条件。结果，不是缩小欧洲核武库，反而提出要扩充欧洲的核武库，即“增加配置”美国的战役战术导弹。
我们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苏联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把西方社会当作自己的楷模，那么西方就会相信苏联的裁军建议。这简直太滑稽可笑了。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特别是我们提出就中程导弹签订单独协议之后，北约集团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声言没有核武器便不能保障欧洲和平。
我同玛·撒切尔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她说，在欧洲发生常规战争的情况下，对英国来说，核武器是保证本国安全的惟一办法。然而，这是一种宿命论哲学！我对这位英国首相说：“当您竭力要我们相信核武器是好东西，让美国和苏联降低核武器的水平，而英国却不参与此事，那么大家立刻就会明白，我们面前是一位核武器的狂热拥护者。假定我们开始裁军，从欧洲撤出中程导弹，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到50％或者削减到另一个百分数，而您却扩充自己的核力量。您在世界舆论面前的形象如何，您想过吗？”
我认为我有责任提一下，英国曾是全面普遍禁止核试验三方谈判的参加国，后来英国对谈判失去了兴趣。我们暂停核爆炸达一年半以上，而英国却没有这样做。
核武器的存在总是蕴藏着预料不到的危险。如果认为核武器是好东西，是安全的可靠保证，那么就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可以不要了。何况当今有数十个国家拥有制造这种炸弹的科学技术能力和物质条件。现今的核大国道义上有什么权利拒绝象巴基斯坦、以色列、日本、巴西以及其他任何国家这样做呢？然而，这样一来，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国际关系又会成什么样子呢？
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析了局势并且重申：苏联领导坚决不同意那种认为国际事务的处理和本国的安全只能依靠核武器的立场。
现在，我再回过来谈谈中程导弹问题。严格说来，欧洲的“零点方案”当初是罗·里根总统提出的。赫·施密特则认为是他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在担任联邦德国总理时的确首先提出过这项建议。我和美国总统在雷克雅未克找到了解决办法，实际上把这一方案变成了协议草案。现在，可以正式签订了。西德的一家报纸写道，联邦德国有些活动家一直想抓戈尔巴乔夫的话柄，然而，戈尔巴乔夫同意了“零点方案”，他们的话柄反倒被戈尔巴乔夫抓住了。该报写道，现在就让他们去证明，他们提出自己的“零点”方案并不是蛊惑宣传，并不是因为估计俄国人反正不会接受。我读后不禁失笑，可是又一想，这家报纸不是说得很对吗？
战役战术导弹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主张销毀。但结果又怎样呢？乔·舒尔茨来到莫斯科（1987年4月），他开始说服我们，说在苏联没有全部销毁这种武器之前，美国应当有权“增加配置”，即装备一定数量的战役战术导弹。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逻辑，颠倒了的逻辑！我们准备销毁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撤出的射程较近的导弹，以后再销毁其余的这类导弹。就在我们提出这项建议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围绕它兜圈子，就好象一只猫围着一盆热粥转，不知如何是好。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又出现了。
然而，这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沮丧。我们考虑了1987年春季和夏初日内瓦谈判时期的局势，仔细听取了舆论界（不仅是欧洲的，而且还有亚洲的）的呼声，我们又采取一个重大步骤。
1987年7月22日，我以苏联领导的名义宣布，苏联也准备销毁本国亚洲部分的全部中程导弹，也就是说，取消同美国总统在雷克雅未克商定的、后来在日内瓦谈判中又谈过的保留100枚中程导弹弹头的问题。当然，条件是美国也要这样做。战役战术导弹也要销毁。总之，苏联准备实行“全球双零点”方案。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为了实现不仅销毁一种而是销毁两种核武器的第一项重大协议，苏联已经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为了阻挠达成协议，设置的障碍真是太多了，而且还在这样做。要让理智，让健全的头脑战胜核武器狂，还要冲破多么严重的障碍。
我们同意了双“零点”方案，而在联邦德国领土上却要保留72枚“潘兴1A”导弹并要保留相应数量的美国的这种核弹头。你们自己可以判断，当我们听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结果是，把联邦德国的无核地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双方对等原则统统拋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波兰请求我们提供用来对抗美国和西德的导弹核武器的手段呢？那时，又该怎么办呢？军备竞赛在某个方面被禁止了，而在新的领域又开始进行，难道对这种形势能听之任之吗？
我对美国国务卿说，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软弱到要无休止地向贵国政府献殷勤吗？您也许认为发展苏美关系对我们好处更大，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可以无所事事吗？如果您这样认为，那这是幻想，是十分危险的幻想。我谈得很坦率，没有任何外交辞令。
全世界对于紧张形势已经感到厌烦。人们急切地期待着改善形势和减少战争危险的机会的到来。为使这种机会到来，苏联做了没有先例的让步。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么整个世界政治就会因此受到影响。
试问，究竟为什么我们苏联忙于抓紧这些事情呢。要知道，我们应该销毁的中程导弹数量是超过西方的，战役战术导弹的情况也是如此。是谁在督促我们这样做呢？督促我们抓紧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措施，采取某种切实步骤，使裁军过程能够开始，哪怕是进展缓慢，而且会受到具体情况的制约也好。
必须在一切谈判中和讨论会上，首先是在日内瓦谈判中探索尖锐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对此是极为重视的。我想读者现在已经了解，为了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也不希望只要有谈判在进行就行了。我应当诚恳地指出，美国有人喜欢为谈判而谈判，我们却不喜欢。谈判在进行，这就好了。但是，谈判应该有目的，以便取得进展，使我们达成协议，最终使苏美两国人民，使全世界通过日內瓦达成的协议解决那些最紧迫的问题，从而能消除核威胁，走上裁军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拿谈判做幌子，掩盖继续执行一切军事计划和增加军事预算的行径，我们则表示反对，坚决反对。这种态度是不能同意的。
当然，要改变50年来东西方关系的处理方法是不容易的。然而，新事物确实就在眼前了。我们这一代政治活动家必须注意这一点。遗憾的是，许多政治家依然受老套套和旧框框的束缚。
抉择的时间已经到来。我们都在经受诚意、政治魄力和理智的考验。顺利解决有关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问题对整个裁军过程将会有重要意义并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十分清楚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会成为现在还十分缺乏的信任的因素。
当然，我们将继续就战略武器，就削减战略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美苏两国战略力量的现有实力和潜力大体上是对等的、均衡的。我不止一次听到美国方面说，美国认为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对他们威胁太大。我们则认为美方的潜射弹道导弹对我们有很大威胁。因为这种导弹不易受到打击，它装备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很高。我们认为美国设在苏联周围的大量军事基地也构成威胁。但是，我们之间存在着战略均势。因此，既然目前在现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结构和数量的范围内能够保证战略均势，那么，在削减50％的情况下仍将保持均衡，然而，已经是较低水平上的均衡了。而这种情况是会改变形势的。我在雷克雅未克向里根总统提出的正是这个建议，即进行三位一体的削减，每一种削减一半。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很大的成绩了。
当然，必须严格遵守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至于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不反对在实验室、研究所、工厂和试验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的这项建议实质上考虑到的是美国现有的研究战略防御计划的5—8个基地。就让专家们坐在一起，分析确定哪些装置可以送到太空，哪些不可以。我们的妥协方案为打开僵局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苏联采取了许多步骤，为的是开创新局面，为推动苏美关系和改善苏美关系提供新的机会。近几十年来，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有这种可以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办成一点事情的机会。可是结果又怎样呢？一事无成！除了已商定签订关于中程导弹——战役战术导弹协议外，到目前为止什么结果也没有。
时间是紧迫的。我们确信：要么达成协议，要么一事无成，只是照旧向阴燃的火堆里加干柴，使苏美关系不致完全断绝罢了。
在我国的政策中，我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政策不受意识形态的偏见的影响。西方也应当这样做。首先要放弃以下错误观念：苏联比西方更需要裁军，只要西方对我们施加影响、施加压力，我们就会放弃对等原则。这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请看，不管哪项苏联建议，不管怎样仔细地加以研究它都规定了在各个阶段上的对等和均衡。就核武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来说是如此，就任何地区，就东方、西方、欧洲、美洲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建议都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同意在损害本国安全的情况下行事。否则，事情就不会有进展。
我们在谈判中，例如在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谈判中提出我国的建议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如果我们只考虑苏联的利益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那么任何条约都签订不了。我们呼吁美国方面也这样做，也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这是因为我们不允许独占优势势，不允许本国的安全受到损害。同时，我们也不想损害美国的安全。如果双方都抱这种态度，苏美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就能够出现极大的进展。
当然，我们可以等待下一届美国政府，但最好还是同现政府达成协议。我们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保持着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们认为，建立有可能为最终达成协议而前进一步的正常气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方面经常是裹足不前。更糟的是，每当我们响应华盛顿的建议采取某种措施时，阻挠的势力就活跃起来，设法制造许多麻烦，使出现的进展停顿下来。
大使馆窃听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同乔·舒尔茨谈话时向他提出一个“新概念”：可以认为他和谢瓦尔德纳泽恰好就是两个“主要间谍”。而我们双方驻莫斯科和驻华盛顿的大使也是“间谍”。他们之所以要呆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为了正确地通报驻在国的情况和意图。所以使馆恐间谍症引起的喧嚣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了解美国的全部基本情况，而美国对我国的全部基本情况也是了解的。这次所以想出恐间谍症这一招，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一旦某件事的解决有些眉目、我们两国关系方面的某个问题有可能解决时，立刻就会出现什么把戏，设法把事情弄糟。
我知道，有人就苏联领导对罗·里根总统的态度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我对总统有我个人的印象。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会晤过两次，谈过许多小时。我认为，尽管有许多困难，我们还是进行了严肃的对话。有时，我们互相谈一些不愉快的事，甚至是在公开场合谈，而且谈得很尖锐。从我们这方面我可以说，我们将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准备寻求同任何一位总统，同美国人民选出的任何一届政府进行合作，进行有成效的谈判。至于选民主党人还是选共和党人担任总统，这是美国人民的事。我再说一遍，我们准备同美国人民委以领导国家重任的政府合作。而且我认为，在各种情况下都只能这样做。而美国方面也应当这样做。让美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美国生活，而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在苏联生活。我们也不要把政治活动家区分为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尊敬的和不尊敬的。存在着客观现实，面对现实是必须重视的，否则，政治就会变成心血来潮、乱干一气和难以逆料的事情。在政治问题上是不能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处理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关系方面更不能这样做。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苏联和美国都要按以下信念行事：我们需要达成协议，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世界上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面临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量工作。我们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是无法单独完成这项工作的。我指的是当今的最重要问题——消除人类在核战争中遭到毁灭的危险。如果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就可以预见到苏美关系的极盛时期，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到来，它将造福于苏联和美国，造福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1]即巴黎统筹委员会。——译者
[2]即《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译者
[3]我们认为这样的体系应具有下列基本原则：
一、在军事方面
——核大国彼此或对第三国不进行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
——不许在宇宙中进行军备竞赛，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不研制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严格的监督下把各国的军事潜力降低到合理需要的限度内；——解散军事集团；而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步骤则应不再扩大军事集团和成立新的军事集团。
——按比例地相应削减军事预算。
二、在政治方面
——在国际实践中无条件地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和形式的权利；
——对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实行公正的政治解决；
——拟定一整套措施以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切实保证它们免受外来攻击和保证它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制定有效的办法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包括确保陆地、空中和海上国际交通的安全。
三、在经济方面
——从国际实践中排除各种形式的歧视现象；如果国际社会没有提出直接的建议，就不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政策；
——共同寻求公正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
——建立确保所有国家同等的经济安全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制定将削减军事预算以后节约下来的部分资金用来造福国际社会，首先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原则；
——共同努力探索宇宙并实现其和平利用，解决决定文明社会命运的全球性问题、
四、人文方面
——在传播和平、裁军与国际安全思想方面实行合作：提高共同的客观通报情况的水平和增进各国人民对彼此生活的相互了解；在各国人民的关系中加强相互谅解与和谐的精神；
——根除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根除法西斯宣传和其他一切种族、民族或宗教上的排他性，并在此基础上根除对人的歧视；
——在尊重各国法律的情况下扩大在实现人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方面的国际合作；
——本着人道和积极精神解决家庭团聚和婚姻问题，发展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的接触；
——加强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和医学领域内的合作，并寻求这种合作的新形式。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1986年莫斯科版，第75—76页）——原注
[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1986年莫斯科版，第69页。——原注
[5]火神和战神。人们为了求他降恩，须烧死婴孩作为献祭。因此摩洛的名字成了吞噬一切的暴力的象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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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欧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六章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欧洲
↘历史的遗产
↘欧洲——我们共同的大厦
↘必要性：必须推行全欧政策的根据
↘欧洲的可能性
↘两个德国
↘欧洲和裁军
↘全欧合作
↘欧洲的新思维的萌芽
↘关于欧洲和美国
↘欧洲的责任
我要谈一点个人的意见。我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分第一次出访西欧，是1985年10月对法国的访问。在此以前大约一年，在1984年12月，我曾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英国。这两次出访促使我考虑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问题。
弗·密特朗当时发表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见解。他说：“为什么认为逐步地……走上更广泛的欧洲政策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呢”？过了一年以后，在莫斯科他又说：“应当让欧洲真正重新成为自己历史的主角，在国际关系中能充分起到平衡和稳定因素的作用。”我也这样想过。同两个主要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同议员们、政党的代表们和实业界人士的直接接触，使我能更好地、更正确地估计欧洲的形势。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认为，欧洲问题是我们国际政策中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希望苏联领导对西欧的立场能被所有人正确理解。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我曾和分属于不同政治营垒的许多著名的西欧活动家会晤和交谈。这些接触证实，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对西欧国家同样是有好处的。我国在它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我们赋予欧洲，这样的意义呢？
历史的遗产
西方有人试图把苏联“开除出”欧洲。有时似乎无意中把“欧洲”和“西欧”这两个概念划上等号。
但是，这种花招一点儿也改变不了地理和历史形成的现实。俄国同欧洲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联系——贸易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们是欧洲人。基督教把古罗斯同欧洲联系在一起。1988年将要纪念基督教传入我们祖先的国土1000周年。俄国的历史是伟大的欧洲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摩尔达维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卡累利阿人以及我国的其他民族，为欧洲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的合法继承人。
我们全欧洲的历史是一部复杂而有教益的、伟大而又悲惨的历史；这部历史值得人们学习，并从中吸取教训。
自古以来，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成了欧洲历史的里程碑。在20世纪，这个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这两场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流血最多和破坏性最大的战争。我国人民为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解放斗争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死亡的苏联人达2000多万。
我们提到这一点，绝不是要贬低其他欧洲国家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苏联人尊重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以及所有抵抗运动参加者为消灭法西斯恶魔所作出的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同意下面这种意见，说苏联“只是”在1941年才开始同纳粹德国搏斗，而在此以前是其他国家在同希特勒“一对一地”进行战斗的。
玛·撒切尔向我谈过这种意见，我当时就反驳了她，指出苏联从1933年起就在政治上同法西斯进行斗争，而从1936年起又手持武器同它进行斗争，援助了西班牙共和政府。至于谈到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含义经常被我们的论敌所歪曲），如果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当时能同苏联合作反对侵略者。那么这个条约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也就可能不会出现了。
是谁让纳粹分子蹂躏捷克斯洛伐克的呢？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后曾声称，他给英国人民带来了和平，但事实上情况完全相反，他带来的是战争。这首先是因为英国统治集团头脑中只有一个想法：要把希特勒引向东方，引向苏联，要摧毁共产主义。
我不想把问题简单化，要知道，就是东欧国家也有一份麻烦的遗产。例如，拿俄国同波兰的关系来说——在几百年里，它们的关系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斗争而变得复杂了。国王们和沙皇们让波兰人和俄国人互相打来打去。而战争、暴力和掠夺毒害了两国人民的心灵，激起了彼此间的敌意。
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这一地区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中所发生的深刻转折。法西斯的覆亡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欧各国的胜利，造成了这一大陆的新形势——这里形成了一股以斩断武装冲突这根没有尽头的锁链为目标的强大力量。于是欧洲各国人民已经有40多年没有见到战争了。
与此同时，欧洲仍是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尖锐对抗的角斗场。某些人把欧洲的分裂归咎于雅尔塔和波茨坦，认为这两个地方签订的历史性的协定有问题。这样就把一切是非都颠倒了。
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奠定了欧洲战后格局的基础。这两个协定的生命力在于，这是反法西斯的、实质上民主的协定。它们规定要消灭希特勒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使许多民族和国家丧失了独立以及对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希望。
旧的政治思维的逻辑使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共产党人分裂了欧洲。那么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呢？那么杜鲁门主义呢？首先从政治上分裂欧洲的，是那些瓦解了反希特勒同盟的人，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冷战”的人，是那些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此作为在欧洲形成军事上政治上对抗的工具的人。应当再一次指出，华沙条约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之后签订的。
由于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又重新被套在这回是装满核装药的军国主义战车上。那些把欧洲变成导弹核对抗的场所的人，那些呼吁重新划定欧洲各国之间的边界：破坏领土和政治现状的人，今天应当对加深欧洲的分裂负主要责任。
我们不止一次建议解散军事集团，或者至少先解散两个联盟的军事组织。如果不同意这样做，那也必须考虑目前的现实。但是，我们认为，就是在集团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应当为走向美好的世界；为建立那种有朝一日终将消灭一切军事集团的国际关系铺平道路。
在战后的欧洲，出现过不少次紧张形势和转折。但是，不管怎样，欧洲各国根据具体的条件和自己的可能性，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一些国家仍旧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些国家则走向社会主义，只有承认和尊重这一现实，才能制定真正欧洲的政策，才能建立全欧洲进程。
我们不能赞同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欧洲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和针对对方的备战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在赫尔辛基开会的倡议，这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意上述前景。赫尔辛基通过的最后文件指出了这一大陆在和平的、平等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一致的现实道路。
然而，在芬兰首都举行的这次有名的会议所给予的动力，由于刮起了第二次“冷战”之风而正在消失。关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已经谈得不少了，现在不必再谈。我作为自我批评只提出一点，就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使社会主义的经济阵地削弱了。而这又一次证明，似乎是从反面证明，在遏止反对缓和、反对欧洲各国关系正常化的敌人方面，起主要的作用的正是社会主义。只要社会主义稍一松劲，军国主义、实力政策；帝国野心就会重新抬头。
现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又提出了新的倡议。我们加强社会主义，也就是给赫尔辛基进程增添力量和活力。现在总该懂得如下这个简单的思想了：所谓现存壁垒可以打破，并不是指西方强迫东方接受自己的秩序，也不是指东方强迫西方接受自己的秩序。应当通过共同努力转变局面，从对抗和军事竞争转到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的轨道上来。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的大陆才可能达到团结一致。
欧洲——我们共同的大厦
这个比喻是我在一次谈话时想到的。说出来好象是偶然的，但我早就在琢磨这样的提法了。这个提法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长时间的思索之后，特別是在会晤了欧洲许多活动家之后产生的。
我在接受新的政治思维之后，就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来看待那个象用布头拼成的被子一样的五颜六色的欧洲政治地图了。欧洲打仗已经打够了，苦头已经吃够了。它已经受够了。我凝望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的全景，想到这个如此多姿多彩的欧洲文明实质上是统一的，有其共同的根源，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集团对抗是有条件的和暂时的，感到“铁幕”这一说法已经过时了。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一想法看来就是这样产生的。于是，这个说法在需要时就脱口而出了。
后来，这个说法好象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并且已见于报端。听到有人指责说，这个说法太抽象、太空洞了。我就决定完整地阐述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访问恰好地处欧洲中心的捷克斯洛伐克，为我提供了适当的时机。这就引出了我在布拉格的公开讲话中的“欧洲主题”。
欧洲的确是我们共同的大厦，欧洲的地理和历史使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当然，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问题，各自都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保持自己的传统。
因此，要继续打比喻的话，那就可以说：大厦是共同的，但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住房，而且各有出入的大门。但是，要保护好这个大厦，使它免遭火灾或其他灾害，使它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内部秩序井然，欧洲人必须共同地、集体地作出努力，遵守合理的共同生活的准则。
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个美妙的幻想。但这不是幻想，而是对这一大陆的形势进行认真分析的结果。如果对世界来说，需要有新的关系，那么，对欧洲来说。尤其是如此。可以说，欧洲各国人民为建立这种关系已经历尽艰辛，这种关系是他们理应得到的。
“全欧大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承认欧洲是一个确定的整体，尽管其中的各国分属不同社会制度，加入对立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一概念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合。
必要性：必须推行全欧政策的根据
这里可以举出一些要求推行全欧政策的客观情况。
1．欧洲人口密度高，都市化程度高，这里储存的武器——既有核武器，又有其他武器——达到了过饱和状态。今天把它说成是“火药库”已经不够了。在这里，两个用不断完善的最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互相对峙着。在这里，集中了几千个核装药，而只要几十个核装药就足以使欧洲大地变成火焰地狱。
2．不用说打核战争，即使是打“常规”战争，今天也足以毁灭欧洲。这不仅是因为现在的“常规”武器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相比破坏力要大许多倍，而且是因为在欧洲境内有近200个原子能发电站机组和数量可观的大化工厂。在“常规”军事行动过程中，一旦这些目标被摧毁，这一大陆上生命就不复存在。
3．欧洲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一大陆的工业化和交通运输发展的规模，已使这里的生态危机濒于临界点。这一问题远远超出了各国的国界，它具有全欧的规模。
4．欧洲的两个部分都在加强一体化过程。现在应当考虑今后怎么办？是让双方的一体化过程继续在欧洲起分裂作用呢，还是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既为东欧，又为西欧造福，顺便指出，这也是为世界其他地区造福。东西欧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推动我们去探索互利合作某种形式。这倒不是要“欧洲自给自足”，而是要更好地利用欧洲的全部潜力为居住在欧洲的各国人民造福，发展欧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5．在欧洲的两半之间有不少自己的问题，即东西关系问题，但是，它们在解决北南关系中的一些极为尖锐的问题方面，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东欧国家也要为西欧强国过去的殖民政策分担责任。现在说的是另一回事：无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命运，对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这一极为尖锐的问题置若罔闻，这对欧洲和对全世界来说，都孕育着灾难性的后果。[1]无论西欧国家，还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同“第三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它们是能够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去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的。
就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来说，必须推行全欧政策的根据就是这些，这是由欧洲这个确定的整体的利益和需要所决定的。
欧洲的可能性
现在谈谈欧洲人作为“共同的大厦”的居民的可能性和行动前提。
1．欧洲各国人民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沉痛的经验。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犹新，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不能容许发生新的战争。正是在这里爆发了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社会各界都参加的反战运动，这不是毫无道理的。
2．欧洲的政治传统就处理国际事务的素养来说是最丰富的。构成欧洲综合体的各国，彼此之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是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都比不上的。政治上的“结交”更广，时间更久，因而关系更深。
3．就整个洲的范围来说，任何地方都没有欧洲那种全面展开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协商、条约以及实际上在各个层次上的接触。[2]这里有象赫尔辛基进程这种在国际关系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斯德哥尔摩会议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成果。随后，维也纳又接过了接力棒，在那里，正象我们所希望的，将要进一步发展赫尔辛基进程。这样，建设“共同的欧洲大厦”的蓝图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
4．欧洲的经济潜力和科学技术潜力是巨大的。这种力量现在是分散的，大陆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排斥力大于吸引力。然而，无论是西欧的还是东欧的经济现状以及可以预见的前景都表明有可能找到某种方式把欧洲两个部分的经济过程结合起来，为所有的人谋利益。
这就是欧洲物质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惟一合理途径。
5．“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整体，这是因为它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以及19—20世纪伟大的哲学和社会学说的共同遗产。这是一些有强大吸力的磁体，使政治家们有可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在国家关系这一级上相互理解和合作的途径。
在欧洲的文化遗产中蕴藏着和平与睦邻政策的巨大潜力。总之，在欧洲，能提出解救办法的新思维具有好得多的基础，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地区都比不上的。
不必讳言，使我们高兴的是，理解“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一思想的不仅有东欧的，而且有西欧的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中也包括那些政治观点同我们相去甚远的人。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根舍就曾说过他愿意“接受共同的欧洲大厦的构想并同苏联一起为使欧洲成为真正的共同大厦而努力”。联邦德国总统里·冯·魏茨泽克、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安德雷奥蒂以及其他的活动家在同我交谈中也都说过与此类似的话。这就是说，对欧洲文化的共同性，对这个大陆所有国家的命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以及它们合作的迫切必要性仍有一定的认识。
但是，有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还在继续散布对苏联的不信任。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中，追随美国、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的文章比比皆是，尤其是一贯卖力的法国的右翼报刊。它们对改善欧洲局势的前景简直害怕到了极点。就拿法国的《快报》周刊来说吧。1987年3月6日，该报硬说我们企图建立自己对欧洲的统治。以惹人注目的《戈尔巴乔夫和欧洲》为题的这篇文章，是按照人们熟知的关于小红帽和大灰狼的童话的老套子编写出来的。
我曾想难道欧洲的读者、欧洲各国人民就这么天真，会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吗？我们相信欧洲人具有健全的理智，相信他们最终能学会识别真假。如果根据已经公布的社会舆论调查材料来判断，看来，西欧大多数人能够正确评价苏联所执行的公开的、旨在结束这一大陆上历来的争吵的欧洲政策。
两个德国
在考虑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一构想时，不能不谈谈我们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中部所形成的局势的态度。在欧洲中部，现在存在着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同联邦德国总统里·冯·魏茨泽克相当详细地交谈过。
他说，联邦德国的人们认真注意到了“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个口号。我问，对这一点您在联邦德国是如何理解的？这里我引述一下随后的一段简短的对话：
里·冯·魏茨泽克：这是一个方向标。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出这幢全欧大厦里应有什么样的秩序。比如说，在这幢大厦中，各个住家对于相互拜访能开放到什么程度。
米·谢·戈尔巴乔夫：这说得都很对。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夜里有客人来访的。
里·冯·魏茨泽克：我们也不很喜欢公用客厅中有一条深沟。
他是暗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被一条国际分界线分开，特别是这条线穿过了柏林这一事实。这是历史造成的现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造成的现实。
现在很难说，假定全面履行了波茨坦协定，德国今天会是什么样。那时除波茨坦协定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统一的基础。然而，不仅仅是当时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暗中破坏同我们达成协议。西德的实力政策的信徒们也起来反对波茨坦协定。在他们看来，波茨坦协定是“一场噩梦”。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有人说“德国问题”悬而未决，“东部领土”尚未完全确定，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没有法律根据”，这当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大家知道，这样的言论在联邦德国并不罕见。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声明根本不是什么“现实政治”，如果用德语来说的话。这类声明40年来没有给联邦德国带来什么。死抱着恢复“德国1937年边界”的幻想，只能使邻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对联邦德国失去信任。
不管罗·里根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实际上，在所谓德国问题上，他们不可能向联邦德国提供任何切实的建议。历史造成的问题，要留待历史去解决。其中包括德意志民族问题，德意志人的国家存在形式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目前存在着两个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德国。它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两个德国都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而且各自都能对欧洲和世界的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过100年以后，将会怎么样，历史会作出回答。而现在则应当从既成的现实出发，而不应当煽风点火，从中投机。
这里我想插一段我曾向魏茨泽克提到过的往事。1975年，在反法西斯胜利30周年的时候，我正在联邦德国。在法兰克福近郊的汽车加油站上，我同加油站的老板聊了起来。他对我说：“斯大林说过：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国人民依然存在。但是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却一下子就把德国人民给分开了。”
于是，争论开始了。我提到丘吉尔和美国政治家们早在战争时期就制定了分割德国的计划。我们当时是反对这些计划的，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主权的民主的德国。我还提到当时西方强国坚持在西德建立单独的国家，只是后来才出现了民主德国。就是在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以后，我们还主张在德国非纳粹化、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主权的和首先是和平的德国。然而，西方有一股势力，把事情弄成了今天这种样子。可见，德国分裂，不是苏联的过错，罪魁祸首应当到别的地方去找。今天存在着两个德国，这一现实已为国际条约所承认。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家都只能以此为依据。
当时的谈话就是如此。
苏联即使在经受了那场可怕的战争之后，采取的仍然是有原则性的立场。我们并没有失去现实感。我们没有把德国人民同纳粹统治混为一谈。我们没有把希特勒的侵略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归罪于德国人民。
在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中，我们考虑到它的潜力和可能性，考虑到它在欧洲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的政治作用。历史要求我们彼此采取适当的态度。没有我们两个国家的积极协作，欧洲的建设是不可想象的。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将会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两个国家在各自坚持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联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对欧洲和世界的发展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联邦德国的安全可靠，对苏联是有利的。如果联邦德国不稳定，就不能指望欧洲稳定，也不能指望世界稳定。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欧洲的局势，使它向好的方面转化。
欧洲和裁军
在雷克雅未克所谈到的一切，同欧洲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同美国的接触中，从来也没有忘记欧洲的利益。
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我会见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许多西欧国家的政府首脑：丹麦的保·施吕道，荷兰的鲁·吕贝尔斯，挪威的格·哈莱姆·布伦特兰，冰岛的斯·海尔曼松，以及意大利领导层的代表阿·范范尼和朱·安德雷奥蒂。我们就“欧洲和裁军”这一题目交谈了很多。
我从交谈者那里听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后来，我们苏联的领导人认真地考虑了他们的论据和想法。凡是我们认为合理的，我们在执行自己的政策时都注意到了。比如说，关于欧洲导弹问题。但是，也发生过一些争吵，我同玛·撒切尔和雅·希拉克爭得特别激烈，争论是由他们的和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概念引起的。我告诉他们说，雷克雅未克会晤在西方某些首都所引起的惊慌使我感到吃惊。从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结果中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对西欧安全的威胁，可是，有的人却仿佛看到了这一点。这样的结论和评价，是“冷战”时代的陈旧思维的结果。
我在同外国活动家交谈时，常常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相信苏联准备进攻你们的国家和进攻整个西欧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说：不，不相信。但是，有些人马上又加上一句：苏联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事实本身“客观上”构成潜在的威胁。好吧，这种议论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人把国家的威望和国家的强大同是否拥有核武器联系起来，就不大好理解了，尽管人们也都知道，一旦爆发核战争，他们的这种武器只会把火引到他们自己身上。其他现实意义是没有的。
谈到裁军这一建设全欧大厦的必要的和首要的构件时，我们自然首先向欧洲的核大国英国和法国提出。苏联同意在目前的裁军谈判过程中，不考虑它们的核潜力，对西欧表示了极大的信任。我们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我们甚至在思想上（更不用说战略计划了）排除了同英国或法国作战，尤其是同欧洲无核国家作战的可能性。
有人对我们的建议大发议论，说莫斯科是不是在搞欺骗，是不是想分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让人们丧失警惕性，然后再把西欧踩在脚下。有人又开始大骂无核欧洲这一主张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公开对所有这些活动家说：“先生们，你们怕什么？难道提高一点水平，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已经展开的真正历史性的过程作出现实的评价就如此困难吗？难道你们就无法理解这些过程同对外政策中真正善良的愿望有客观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吗？”
所谓苏联有侵略性的谎言终究该收起来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没有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攻的目标的话，我国不会首先对西欧采取军事行动！我再说一遍，在任何时候都不会！
但愿西欧能尽快摆脱受人欺骗而产生的对苏联的恐惧感。但愿它能想一想，一旦销毁欧洲的核武器，不仅会为西方，而且也会为我们造成新的形势。我们不能忘记，在核武器出现以前的时代，我国领土遭到过，而且不止一次遭到过来自西方的入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演习时，实施的总是进攻行动方案，这一事实本身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我们认为，希腊、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芬兰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大声呼吁解决欧洲导弹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因素。
西方有人谈到不对等、不均衡的问题。是的，欧洲存在着双方在某些种类武器和某些军兵种不均衡和不对等的情况。这是历史、地理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主张消除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的不对等，但这不是让落在后面的人扩充，而是让走在前面的人裁减。
这里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在大量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的同时裁减以至最后销毁战术核武器问题；使进攻性武器脱离直接接触以消除突然袭击的可能性问题；改变武装力量的整个结构，使之具有完全防御的性质问题。我在布拉格的群众大会上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布达佩斯纲要对这方面的建议做了详细的阐述。
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在1987年5月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柏林会议上宣布了自己的军事思想，这是本着新思维精神所采取的表示信任的极其重大的行动。这种军事思想，就其各个部分来看都是完全防御性的。
建立无核区、无化学武器区这样一些措施，也将有助于达到加强欧洲安全的目的。我们支持民主德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的建立中欧无核走廊的建议。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为拟订这一主张作出过贡献。我们愿意保障和尊重这一地区的无核地位。我们认为，波兰就中欧裁减军备和增进信任问题提出的妥协方案是适时的和有可能实现的。
我们认为，军备应当裁减到合理够用的水平，就是说，裁减到仅仅为完成防御任务所必需的水平。现在到时候了，应该对两个军事联盟的战略构想做必要的校正，使之转到防御方面。在“欧洲大厦”里，每个住家都有权防备撬门贼，但这不能损坏邻居的住房。
全欧合作
建设“全欧大厦”需要物质基础，那就是各个不同领域的事务合作。我们在苏联准备这样做，还准备探索协作和合作的新形式，包括建立合资联营企业，在“第三国”实施共同拟订的合作项目，等等。
我们还提出了广泛的科学技术合作的问题，而且我们决不是只有求于人，而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同别人交换。遗憾的是，正是在这方面设置的人为障碍最多。有人借口说，这涉及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工艺”。所谓“敏感工艺”，首先是指电子技术。但现在实际上没有哪个真正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生产部门是不利用电子技术的。
军国主义的“星球大战”计划并不能使西欧工艺突飞猛进，太空军事化并不是通向工艺进步的道路。这完全是掺进了工艺帝国主义的蛊惑宣传。和平的科学技术合作的途径和项目是不少的。现在已经有了使用“织女星”号航天器共同研究哈雷彗星的经验。在实现这一方案的过程中，已经找到了新的结构材料，并且在无线电电子学、控制系统、数学、光学等领域内有了新的发现。朱·安德雷奥蒂提出的“全世界实验室”这一想法是很有前途的。看来，这个崭新的国际研究方案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现在提上日程的是共同开发热核能的问题。由于一些国家的学者根据苏联科学界所提出的思想进行了不少工作，这个项目的科学基础已经奠定了。自然，美国科学界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而将来还有可能进行的是对宇宙即太阳系行星、对超导和生物工程等课题的共同研究和突破。
当然，这一切也将意味着加强欧洲国家的互利的依存关系。而这种依存关系会对双方都有利，会加强责任心和克制力。
本着合作的精神，还可以在“人文科学”这一广泛的领域内完成很多工作。苏联建议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人文科学合作的国际会议如能召开，将会成为这条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个会议可以从各种角度讨论这个与东方和西方都有关的问题，包括多方面的人权问题。这将给赫尔辛基进程提供强大的新动力。
可是，这方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刚一郑重地邀请人们来认真讨论人权问题，请他们在互相公开的情况下比一比我国和资本统治的国家人们的实际生活情况，那些国家的人似乎就不安起来了，他们执意把整个论题缩小为某些个人事件，回避讨论其余一切问题。
我在公开场合以及同外国活动家们和外国代表团谈话时都说过，我们也愿意本着人道的精神来讨论个人问题，但是，谈整个这方面问题就一定要公开地和广泛地来谈。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东西方国家和平合作和竞赛的关系，能够而且必将对双方都有利。欧洲的中小国家能够对这一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我同冰岛前总理海尔曼松，同荷兰首相吕贝尔斯，同瑞典首相卡尔松以及其他国务活动家都谈到过这一点。
欧洲的新思维的萌芽
我觉得，最近以来，特别是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西欧已经更强烈地感觉到必须为改善本大陆的局势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使我们高兴的是，欧洲人已经为净化世界的政治气氛做了很多工作。
我认为，提一下我从阿·范范尼那里听到的一件事，并不算泄露什么大的秘密。他向我讲述了他同世界闻名的电影导演爱德华多·德菲利波的一次谈话。他们谈到了复杂的国际局势，德菲利波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范范尼说，他回答是：“靠上帝吧。”德菲利波对此反驳说：“但愿我们人类的行为不要给上帝添麻烦。”
人人对世界命运都负有责任这种认识，在目前是非常需要的和可贵的。对于那些认识到需要所有欧洲人共同努力来维护雷克雅未克会晤所奠定的基础的西欧政治家，必须给予应有的评价。
我们今天看到了西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新思维的最初幼芽。统治集团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西欧的许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研究防御政策和安全方面的新立场。领导这些政党的是一些对世界问题具有远大眼光的成熟的政治家。
在1985年访问法国的前夕，法国记者要求我说明一下我们同欧洲的一些社会民主党政府所建立的关系。我说，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近几年来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积极的合作。在我同外国活动家的会晤和谈话中，我同一些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谈话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我接见了以卡·索尔萨为首的社会党国际协商委员会，会见了维·勃兰特、埃·巴罗、费·冈萨雷斯和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且每次都确认，在国际安全和裁军这些紧迫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接近的或者是一致的。非常遗憾的是，我未能同奥洛夫·帕尔梅会面，他惨遭杀害使我们大为震惊。奥·帕尔梅提出的并为国际“帕尔梅委员会”所发展的“为了一切人的安全”的思想，同我们的无所不包的安全的构想是颇为相似的。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对话，绝不意味着现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已经消除或者说一笔勾销了。然而，我认为，我们不能互相指责，说什么对话者中有人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或者受到了对手的控制。经验表明，这样的危险是不存在的。
我们同联邦德国、芬兰、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人，同英国工党党员，同西班牙社会党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进行了有益的接触。我们珍视这一点。总之，我们愿意同一切希望制止世界形势发展中的危险趋势的力量进行合作。
然而，我认为，欧洲对和平和安全事业本来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许多西欧领导人缺乏政治意志，也许还缺乏可能性。但实际生活不管怎样总会迫使人们去现实地评价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关于欧洲和美国
相当遗憾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政府，其中包括那些在口头上同美国危险的走极端的政策划清界限的政府，最后还是屈服于压力，从而对加强军备竞赛和加剧国际紧张形势承担了责任。
现在举个具体的例子。1986年4月美国飞机轰炸了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利比亚领土上的其他目标。这是一次公然的侵略行动，其借口是经不起文明社会一驳的。美国飞机从英国的基地上起飞，穿过了西欧的领空。可西欧怎么样呢？实际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政府是看着所发生的一切而默不作声，不敢阻拦美国的这次行动。当时我对瑞典首相说（我同他谈话是在收到这次袭击的消息后几小时进行的），这种态度使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侵略者实行的“绥靖政策”。要是美国军界突然“想要”用轰炸来惩罚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那怎么办呢？还是“溜之大吉”吗？要知道，这可是战争啊！在我们这个核时代，每个人所负的责任都空前地增大了。
古希腊有个关于欧罗巴被劫走的神话。[3]这个故事情节忽然具有现代意义了。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欧罗巴还在原地未动。但是，有时令人感到西欧国家的独立政策似乎被人劫走了，并被运到了大洋彼岸。这是在保护安全的借口下出卖民族利益。
欧洲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大洋彼岸汹涌而来的“大众文化”。西欧的知识分子对此感到不安，我们是理解的。的确，思想深邃、人情味浓厚的欧洲文化，正在被恣意宣扬暴力和淫秽的低级作品、被到处泛滥的庸俗感情和无聊思想所代替，这只能使人感到惊奇。
当我们强调欧洲的独立自主立场的意义的时候，人们常常就此指责我们，说我们想要挑起西欧和美国的不和。这样的想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我们决不想忽视或者低估西欧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把苏联的欧洲政策解释成某种“反美主义”的表现是荒谬的。我们不打算在外交上走钢丝，不想引起国际关系中的混乱。这不符合我国对外政策的宗旨——促进建立在各国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的稳定而持久的和平。
我们关于“全欧大厦”的想法，绝不意味着打算把某个人关在大厦的大门之外。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谁一脚把欧洲大厦的大门踹开，坐在并非他自己家餐桌的上首席上。不过，这是住宅主人自己的事。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以及加拿大参加赫尔辛基进程范围内的活动，反映是积极的。
欧洲的责任
总之，我们谈论欧洲的独特作用，但丝毫没有貶低其他大陆、其他国家人民的作用和意义。
欧洲进程如果取得成就，就能对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欧洲不应当回避参与解决饥饿，债务，不发达等问题，不应当拒绝对消除武装冲突起促进作用。’
毫无疑问，欧洲各国人民无一例外都赞成在该大陆上造成一种睦邻和信任、共处和合作的气氛。这将是新的政治思维的真正胜利。欧洲可以作出好榜样。世界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将向何处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的政治立场。
无论在世界政治方面，还是在世界发展方面，拥有巨大潜力和经验的欧洲都是无可代替的。欧洲可以而且应当起到建设性的、创新的和有益的作用。
[1]在这方面我们赞同“勃兰特委员会”关于北南问题的报告以及由维利·勃兰特和迈克尔·曼利主持草拟的社会党国际的报告《全球挑战》的精神和倾向性。——原注
[2]固然还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集团，但它有另一种历史条件和另一类特点。——原注
[3]欧罗巴——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曾被化作白牛的主神宙斯劫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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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后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1932年3月）
几句后话
两三年来，陆续看见许多关于中国社会史的作品，心中发生了不少的感想，可是从没有意思要把它发表出来，并且也不容易遇着这种机会。此次读过《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后，有些心痒难搔，跃跃欲试，特草此文，替一般老战士凑凑趣。不过文中含有立的与破的两方面，非六七万言所能完成，而杂志因篇幅的关系，也不能尽量登载，故就此告一段落。其余关于批评朱其华，陈豹隐，陶希圣，孙倬章，任曙……诸君的大著的文字只好留待第三辑披露。又本文系仓卒草成，不免有疏漏错误之处，竭诚欢迎深刻的和从大处着眼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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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介绍并批评各种划分中国经济时期的说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1932年3月）
四介绍并批评各种划分中国经济时期的说法
我们对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济发展既有以上的一种图案，则于他人不同的主张自然要加以批评，今特择要分述于后。
（一）关于陈邦国君的
陈君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见《读书杂志》一卷四五期）一文中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
“制成了一个社会进化表：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他完全忽视了氏族社会一个发展阶段，并且把奴隶制代替了氏族社会，由此可见他的《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观点仍旧是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然而在《古代社会》出版之后，他俩已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而用摩尔根发现的氏族社会对于历史的过程作了一个大的补充。郭沫若在现代研究中国历史尚忘记了这一阶段，怎么不是大笑话啊？”
我们对于这段话实在有些莫明其妙！第一，陈君说郭君“把奴隶制代替了氏族社会”，“仍旧是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这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话，马恩两氏绝对没有具过这样的一种意见，陈君如将本文第二项细阅一遍，当知他们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在摩氏《古代社会》出版前持一种什么意见，在该书出版后又怎样改变他们的意见。
第二，他说郭君忽视了氏族社会这个阶段，“铸下了大错，实在不特是大错，简直是个大笑话。”但他如果慢点笑，先细心看一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发觉自己不免有点小错，或闹了个小笑话。因为不独在他征引那个“社会进化表名原始共产制”之下明明有“氏族社会”四个大字（见原书二三页），并且书中关于唐虞和殷代的文字都是描写氏族社会的情形，硬说郭君铸了大错，闹了大笑话，未免太冤枉了罢！
第三，可是他断章取义地引用郭君的“社会进化表”以相责难，也自有他的“理由”，试看他先抬出“氏族社会研究专家考瓦列夫斯基”，对于氏族标举一种定义，接着很郑重地说道：
“氏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取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陈君这种把氏族社会从原始共产社会划分出来，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的高见，无论是出自师承，或是自创新说，我们是断然反对的。请分述其理由如下：
（甲）原始人的霍德（Horde即小群的意思）的采取经济固然是共产主义的，即氏族的生产经济也是共产主义的，形态虽有不同，性质绝无差异，陈君今将原始共产社会与氏族社会对立起来，理由安在？还有一层，原始的霍德固然只是采取经济，然氏族社会不仅是狭义的生产经济，也还杂有采取经济，所以有人称之为混合经济。以此去区分原始的霍德和氏族的组织，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以此去区分原始共产社会和氏族社会，便变成一种不通之论了。
（乙）就我所读的中西书籍讲，从没有看过这样奇怪的划分。例如莱姆斯（W．Relines）在他的《社会经济发展史》（EinGangDurchdieWirtschaftsgeschichte）中说：
“最初的人类在无限长久的时期中，是生息于打猎的原始的霍德共产主义（Hordenkommunismus）里面。他们后来由这种猎人生活更进一步，达到游牧生活，由此又再进而趋于农业与土著了。当他们成为比较进步的农民时，即构成永久的农民公社——例如马克公社{Markgenossenschaft）之类（但在自然条件不允许有这种步骤的地方是除外的）。——除掉打猎外，便以农业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在马克里面。原始共产主义达到最完备的地步。”（见该书一九二二年原本五八至五九页，又亚东图书馆译本九七至九八页）
莱氏认原始共产主义在马克（即一定的土地的意思）经济（生产经济）中才“达到最完备的地步”，而陈君却认为在采取经济之后即崩溃了，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请世界上一位鼎鼎大名的学者来解决罢。此人就是考茨基。他曾替萨尔卫阿里（JosephSalvioli）的《古代资本主义》（DerKapitausinusimAltertum）作一篇序言。内中有一段说：
“马克思认原始共产主义（Urkommunismus）为原始的生产方法。人类共同生活于小群中，就显明的所有权关系的原始状况讲，每个人都共同耕种并据有土地——这是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这种劳动是依照社会的习惯，计划，和同意进行的，生产物属于社会，并同样依照社会的规程和同意而分配于各员。”（见该书一九二二年德文译本序言第九页），
现在又要请教陈君，考茨基认这种场所的农业（即生产经济）为原始共产主义还是不对么？还不免是“大错”或“大笑话”么？
如果这种说法还不足以折服陈君，那我们只好再请摩尔根和恩格斯出来。摩氏在《古代社会》与恩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视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不过他们没有用过这个名词，仅用共产主义字样，这是无关重要的，因为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只是对后世的共产主义而言，至于在氏族社会中是没有此等名词出现的。陈君看了这种事实。以为如何？
其实指出陈君的错误还用不着惊动这些西洋学者，他只要肯花五角五分或七角大洋向昆仑书店买一本上田茂树著的《世界社会史》或山川均著的《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册。把前面几页或十几页翻开看一下，就有“氏族共产主义时代”或“原始共产制最后的发展阶段是农业共产体”等字样映入他的眼帘，要使他自己大吃一惊！
（丙）陈君既将氏族社会屏诸原始共产社会之外，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呢？他自己没有半句的解释。如果勉强说有的话，那就是；
“井田制度的神话，其实便是氏族社会的末期的一种生产形式。”
拿“井田制度的神话”去说明“氏族社会的末期”，究竟是什么意思，除掉他自己以外，恐怕只有天晓得！然在实际上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因为他在一方面宣言“氏族社会的崩溃，因为生产力更高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邻居的联系加紧起来。这样，已经接近了各自独立经营的‘大家庭’制度。并且开始使用公共的财产：住宅及牧场”。据这些语意不明的话推测起来，氏族社会好像是共产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埋怨郭沫若君“把奴隶制代替了氏族社会”。可见氏族社会又不是共产的，因为奴隶制明明站在私有财产和阶级对抗上，奴隶制可以代替氏族社会，则氏族社会的性质便可想而知了。他自己还没有懂清楚的东西，如何叫人好懂呢？
（丁）陈君看到这里，一定不服气；因为他明明说过：
“〔农村公社〕生产力的发展更向前进了一步，剩余生产品大大的增加起来，开始利用不自由的劳动，于是，发生奴隶。……奴隶经济是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郭沫若君没有懂得这个过渡，他误认封建社会是直接由奴隶制度推移来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铸下了大错。”
既名之曰“奴隶经济”，而又否认其为“奴隶制度”，这就和一方面称“封建经济”而它方面又否认其为“封建制度”一样！现在即退一步，姑认陈君所谓“奴隶经济”是属于“农村公社”的，然则郭君所忽视的乃是“奴隶经济”，而不是什么氏族社会了！
但陈君也许又要说，这种“奴隶经济”是属于氏族社会的末期，并不站在它的外面，因为此时固早已有了奴隶啦。不过他人可以如此说，陈君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他在一方面应用了“氏族社会专家考瓦列夫斯基”对于氏族的定义，并且说明它“是没有与图腾形式分开的，是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定义不同”，在另一方面，他又说：
“邻居关系奠定，将昔日氏族关系根本推翻，于是氏族公社就为邻居的或农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换于是偶然的发生。管理的选举已经不按照氏族的单位。生产工具也由石器发达了金器。最初便是用铜。”
我们看了他这种说法，真如堕五里雾中，不知道他所谓氏族社会到底是什么？据摩尔根说：。
“当家系转入男性，甚至于还要早些的时候，氏族的动物名称即被抛弃，而代以私人的名称，这似乎是可能的。”（见《古代社会》原文三五六页）
这里所谓“氏族的动物名称”，不用说，就是图腾。陈君既说“考瓦列夫斯基的定义是没有与图腾形式分离的”。可见他所谓氏族以及氏族社会的范围非常狭小，而他认野蛮中级应用铜器时氏族社会即已崩溃，尤足证明这一点（关于摩尔根所谓氏族社会的范围，可查看下文我们驳郭沫若君所列的图表）。这种界限的划分与氏族发展的状况完全不符，姑置不论，像他这样的氏族社会自然不能和封建社会衔接，可见郭君所忽视的，不是他的氏族社会，而是他的农村公社，或井田制度！
总之，陈君对于氏族社会未曾懂得，对于郭君所谓氏族社会也未曾懂得，对于郭君的错误所在，更茫无所知，惟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搬来搬去，以致一般缺乏古代社会知识的人觉得非常神秘，莫测高深！
末了，我们当探讨陈君错误的来源。要说他是完全不懂么？他不独知道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名字，不独知道《古代社会》出版后，马恩两氏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还提出什么“氏族社会研究专家考瓦列夫斯基的定义”来吓人（其实他自己在定义后面的说法完全违反这种定义）。要说他完全懂么？他的说法又不三不四，毫无理论上的根据。我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一个所以然。后来忽然想起库期聂的《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神州国光社出版）中不是有什么“原始社会”，“氏族社会”，“采积经济”，“生产经济”等名词么？陈君也许就是从此中取出，自行制造一下罢！这雄不免有些臆断，恐怕已经逼近真理了。
有人读了我这四千字左右的批评文字，或者要认为小题大做，对于陈君这一点错误，值不得发这许多的议论。这话是有理由的。我最初的意思是要把批评陈君此文的话附在批评郭沫若君的大著里面，并不想另辟一个子目。但后来看见《读书杂志》四五期第三版增刊的几封批评社会史论战各种作品的信，不独无人注意及此，并且还有两封信直接赞扬陈君的大文。其一为秋原君的，他说：
“‘破’的文章中，最使弟注意者，是刘梦云，刘镜园，及陈邦国三君的文章。因为有大部分意见为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之故。”
其一为郭全和君的，他说：
“陈邦国君《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周绍溱君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等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严正的批评，使我很欢喜！”
秋原君所共感的“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的意见和郭君很欢喜的“严正的批评”，虽未必和我所指摘的恰为同一物，不过陈君的大作经他们两位的赞赏后，对于青年学子的危险性更大，所以不能不加以详尽的批评。
（二）关于郭沫若君的
郭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风行全国的大著，现在已经四版，快销到七千部了，而他自己在序言中也说：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当我看到这里时，心中起了无限的敬意，因为我老早就想望中国能有这样的一个“续篇”出现，借以一饱眼福。但我于一口气读完这部大著之后，不免大失所望，因为他这部书是从两个大公式出发的：即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前史时期进化阶段的公式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济发展的公式，他对于此等公式的了解极不充分，甚至于完全错误，以致没有一点好结果。今特依次说明如下：
郭君在书中开口恩格斯，闭口摩尔根，真是把他们俩人看做大宗师，可惜他完全不懂他们的学说，岂止不懂，简直闹了一个大笑话！他在讲《周易》时代的社会结构时说，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先史民族之进化阶段可表列如次”：（见原书四一至四二页）
郭君这个表的上半截系根据摩氏《古代社会》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二页的表和第三章最初几页的说法制成，虽不完全，还算正确（不过所谓上段中段下段不能充分表见发展，应依原文改译为低级中级高级），下半截乃根据全书各处的说法作成，便和摩氏的原意完全相反了。今就其中重要的数点来说一下。
一，摩尔根对于杂交（Ptomiscuousintercourse）的说法虽没有否认，但却十分慎重地加以描写（恩格斯也是如此，参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原文一二至一四页），所以他说：
“杂交表现蒙昧最低的阶段——它代表一个起码点。人类在这种状况中，和环绕他们的不能言的动物迨没有区别。他们不知道结婚，大概是生活于一个霍德中，不仅是一种蒙昧人，并且仅具有一种孱弱智能和一种更孱弱的道德意识。”（见《古代社会》原文五○七页）
他在后面又说：
杂交在理论上可以推论为先于血缘家庭（Consanguinefamily）的一种必然的状况；但它是隐藏在人类朦胧的往古，非正确的知识所能达到。”（见同书五○九页）
这两节话明白表现摩尔根所承认的杂交是在人和兽很少区别的朦胧的往古，系由推论而得，不独蒙昧的中级和高极（即上表所谓中段和下段）不会有这种现象，即低级（即上表所谓上段）的后段也绝迹了。因为摩氏明明推论杂交是“先于血缘家庭的一种必然的状况”，在同页又承认这种家庭是“属于蒙昧的低级”，而彭那鲁亚家庭（Punaluanfamily）“也许是起于蒙昧的中级”。由此可见郭君所列的表与摩氏的说法相去足足有十万八千里！
（注）摩尔根所谓血缘家庭是建筑在嫡系和旁系的兄弟姊妹群婚上面；彭那鲁亚家庭是建筑在嫡系和旁系的几个姊妹对于各人的夫的群婚，与嫡系和旁系的几个兄弟对于各人的妻的群婚上面，而此等丈夫或妻子却不限定各为亲属。由此又足证明郭君指彭那鲁亚群婚为什么“亚血族群婚”实在是不妥当的。
二，郭君既使杂交占据蒙昧的全部领域，把属于蒙昧三级的血缘集团婚与彭那鲁亚集团婚列在野蛮的低极和中级（即上表所谓上段与中段），铸成第一次大错，便不能不继续铸造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的错误。据摩尔根说：。
“当氏族出现时，对于兄弟和彼此的妻子的集团婚，以及姊妹和彼此的丈夫的集团婚，是不加限制的。但它力求排除兄弟姊妹已成的婚姻关系。……”（见《古代社会》原文七三至七四页）
摩氏又说：。
“氏族在起源上是古于一夫一妻家庭，是古于对偶家庭。实在与彭那鲁亚家庭同时。”（见同书二三三页）
郭君不知道摩氏这些说法，竟妄将血族群婚总括在氏族社会里面，这便是第二个错误。
三，在一方面，氏族虽和彭那鲁亚家庭同时出现，但它并不建筑在这种或任何种家庭上面，所以摩尔根说：
“每一种家庭无论其在早期或后期中，有一部分在氏族内，有一部分在氏族外，因为夫妻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解释是简单而完全的；就是，家庭的兴起不与氏族相干，它能完全自由地从一种低级的形态发展至高级的形态，同时氏族是经常的，是社会制度的单位。氏族（gen）全体加入胞族（phratry），胞族全体加入部族（tribe），部族全体加入民族（nation）；但家庭不能全体加入氏族，因为夫和妻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见同书同页）
在另一方面，彭那鲁亚群婚并不限定产生氏族，它初时是造成一种依性分级的社会，故摩尔根说：
“在考究政府观念发展一问题时，以血族为基础的氏族组织，自然是古代社会一种古的骨干；但还有一种更古的组织，即依性分级的组织首先要求我们的注意。这并不是因为它在人类经验中是新奇的东西，而是有更大的理由，因为它似乎含有氏族胚胎的原理。”（见同书四七页）
“以性为基础的分级组织和以血族为基础的氏族初步组织，现在盛行于用卡米拉罗依（Kamilaroi）语的澳洲土人中。……只要从内部加以考察，便明白看出男女两性的分级是较氏族为早；第一，因氏族组织较分级的组织为高；第二，因在卡米拉罗依种族中氏族的组织正在推翻男女两性的分级组织。”（见同书四八页）
郭君不知道摩氏这些说法，竟又妄将彭那鲁亚群婚（即他所谓“亚血族群婚”）>总括在氏族社会里面，这便是第三个错误。
四，摩尔根说：
“当人类曾经从蒙昧进于野蛮的低级时。他们的状况大有进步。为追求文明的争斗，有一大半是胜利的。一种使结婚人群减少数目的倾向在蒙昧的末期必定已经开始表现，因为对偶家庭（Syndyasmianfamily）变成野蛮低级中的经常现象。”（见同书五一○页）
这里所谓对偶家庭是出于对偶婚，也就是郭君所谓“一时的配偶”，应当列入野蛮的低级（即上表所谓上段），而他却轻轻地迁下两级，这是第四个错误。
五，氏族的起源本来甚古，摩氏说：
“要说明氏族起源的正确状况自然是不可能的。……它在起源上是属于人类发达的一个低阶段和社会很古的状况中；在时间上稍后于彭那鲁亚家庭的初次出现。它显然出于这种家庭，后者是由实质与氏族员相符的一群人构成的。”（见同书四四三页）
恩格斯也说：
“氏族发生于蒙昧的中极，发展于蒙昧的高级，就我们的来源所能判断的讲，是在野峦的低级达到全盛时期。”（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六三页）。
郭君对于这些说法又茫无所知，竟将彭那鲁亚群婚列在野蛮的中级，这是第五个错误。
六，对偶婚是属于野蛮的低级和中级，而继续至高级，举例来说：
“当美洲土人被发见时，在野蛮低级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达到对偶家庭。”（见《古代社会》原文四六二页）“在中级的村落印第安人（VillageIndians）中，这种家庭是很流行的形态，西班牙著作家的报告虽甚空泛，这是没有疑义的。”（见同书四七一页）
郭君对于这些事实也没有听见讲过，所以把对偶婚（即他所谓“一时的配偶”）列在野蛮的高级，这是第六个错误。
七，一夫一妻制出现于野蛮的高级，是在氏族社会以内，郭君将它置诸氏族社会之外，这是第七个错误。
（注）摩尔根所谓“对偶家庭”是建筑在一对男女没有固定结合的婚姻上，所谓一夫一妻制是建筑在一对男女固定结合的婚姻上面：郭君连这些术语都不知道用，竞由自己勉强作出什么“一时的配偶”和“固定的夫妇”。
八，摩尔根所谓女性本位和男性本位原是指氏族社会以内讲的，所以他说：
“在家系以女性为本位的地方，儿子不能当选承继他的父亲。因为他是属于不同的氏族，没有氏族要从其它氏族中选的一个普通酋长或世袭酋长。”（见同书七○页）
“家系以男性为本位，则孩子们属于他们父亲的氏族。”（见同书一七○页）
郭君对于这些句子自然不知道，于是在一方面将女性中心牵扯到杂交时代，在另一方面将男性中心屏诸氏族社会之外，铸成最后的大错，即第八个错误。
郭君抱着天大的野心，要著一部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又怀有宏大的志愿，要在这种“续篇”中列表传播摩尔根的学说。不讲先要细心研究古代社会，至少也应当看一遍。现在就他所犯的八大错误看来，我可以断言，他是“急时抱佛脚”地在那部名著里面乱翻几页，马上抄录下来，作为立论的根据——像这样无聊的举动不独对不住买了七千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读者，并且也对不住自己啊！！！我们现在为使郭君和读者易于明了上面纠正的各节起见，特依照摩氏对于前史人类进化阶段的学说，列表如下：
我们试将这个表和郭君上面的表对照一下，马上就可以发见他那个表的下半截错到什么地步，而他在野蛮的高级中遗漏田野农业一项，也是一个绝大的缺点。不过这里有两点是要特别声明的：
1）此表为简单明了起见，未能将摩尔根所说复杂情形完全表现出来。例如他说：
“血缘家庭和彭那鲁亚家庭是属于蒙昧的阶段——前者属于它的最低的状况中，后者属于它的最高的状况中——而彭那鲁亚家庭则继续至野蛮的低级；对偶家庭是属于野蛮的低级和中级，继续至高级；一夫一妻家庭是属于野蛮的高级，继续至文明时代，这是通常发见的情形。”（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七一页）
此处说彭那鲁亚家庭继续至野蛮的低级，对偶家庭继续至野蛮的高级，我们的表上都没有表现出来。
（2）此表只是写出前史人类家庭进化顺序的通常状况，并不愿没有特殊情形的，摩氏曾说：
“将这几种家庭形态在它们相对的顺序中这样确切地说出来，实有被误解的危险。我并不是说，一种形态在社会某个阶段中完全发育起来，普遍地并唯一地繁荣于同一阶段的人类种族中，于是消灭于另一个较高的形态中。彭那鲁亚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血缘家庭之间，血缘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之间；对偶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之间，彭那鲁亚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对偶家庭之间；一夫一妻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对偶家庭之间，对偶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一夫一妻家庭之间。甚至于一夫一妻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时，而对偶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血缘家庭时。还有一层，有些种族达到一种特别形态，较早于其他更进步的种族：例如易洛魁人在野蛮的低级中有对偶家庭，而布立吞人（Dritons）在野蛮的中级，仍是彭那鲁亚家庭。”（见同书四七○至四七一页）
人们要完全了解这段话。才能够应用摩尔根的学说去考察中国的古代社会，而收得一点结果。
可是郭沫若君不独谈不到活用摩氏的学说，甚至于连字义都弄不清楚。例如他说：
“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阻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页）
我起初看见这段话，以为他不是为自己一个错误的图案所蒙蔽而不注意事实，就是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情形没有初步的认识；因为黄帝为有熊氏，这是一种图腾社的称号，原始人一达到图腾社，即禁止同一图腾的男女发生性交，至于“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正是一个母系制的时代，无论如何，安不上“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九个大字。但后来仔细考究，才知道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毛病是在不懂杂交这个名词的意义。摩尔根所谓杂交，是指无年龄亲属之别的性交，举凡父母子女，或祖父母孙儿孙女等都互相性交，他们是不知道婚姻的。然郭君则误以为杂交是指一个妇女为许多男子的公妻，或一个男子为许多妇女的公夫，总之，他以为群婚就是杂交，所以后来又重复地说：
“例如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便是自然发生的现象，那暗射出一个杂交时代或者群婚时代的影子。”（见同书二六一页）
哎哟，郭君连摩尔根所谓杂交的粗浅的意义（其实这并不是他私定的界说，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是每个有科学常识的人都懂得的），都不了解。还谈什么摩尔根的学说！！！
即令郭君偶然懂得摩氏术语的意义也是用不准确的，我们试听他说：
“‘有虞氏尚陶’，‘有虞氏瓦棺’，这是说当时还仅仅是土石器时代。
“尧皇帝的两个女儿同嫁给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却又共妻这两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说的话。要‘二嫂使治朕栖’；《楚辞》的《天问篇》上竟直说是‘眩弟并淫’。所以舜与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与象的公妻。他们或她们正是互为‘彭那鲁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页）
有虞氏既然尚陶，既然有瓦棺，这就是说明尧舜时代至少是在野蛮的低级中（其实是在野蛮的中级中，甚至于还要在后），此时已是对偶婚，而不是彭那鲁亚群婚。例外当然也是有的，不过不能在此处应用。因为舜与象既是娥皇女英的公夫，为什么象对她们要称“二嫂”呢？《楚辞》上为什么又要说“眩弟并淫，危害厥兄”呢？这种场所如果说得上彭那鲁亚群婚，那“陈平盗嫂”也事同一律，不独野蛮的低级或中级中有彭那鲁亚群婚，即文明时代也有这种群婚了！
然郭君所谓彭那鲁亚群婚。不仅止于舜与象的时代，他以为“《卜辞》中……确有多父多母之征迹”（见同书二六七○页）。商代末年实显然犹有亚血族群婚制存在”（见同书二七○页）。并且说武王数纣王“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一句
“正道破殷代还保存着亚血族结婚的制度，因为王父母弟整个要出嫁，所以在敌人看来，就好像是‘昏弃不迪’了。”（见同书一一一页）
而武王数纣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等语是和上一条相同。
“因为本族的男子要出嫁，异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赘，所以便不能不以为大夫卿士。”（见同书同页）
郭君认舜与象对于娥皇女英为彭那鲁亚群婚，系根据《孟子》上“二嫂使治朕栖”和《楚辞》上“眩弟并淫”二语，虽属牵强附会，到底还有点影子，至于此处所说的“王父母弟整个要出嫁”，“异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赘”，真是连一点影子的根据都没有。郭君这样任意挪扯，未免骇人听闻！像这种无聊的挪扯论每个有知识的人都可从直觉上感到它的荒谬，用不着我来驳斥了。
郭君的书中充满了这一类的高见，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再列举了。他是崇拜摩尔根而又没有读过摩氏全书的，因此我们要介绍摩氏的一段话给他看，服服他的心，使他知道我们在上面的议论不独有事实的根据，而且有理论的基础：
“我们为找出每个时期相对的长度起见，如果假定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期为十万年，——也许还要长些或短些——马上便会看出，至少有六万年必须划归蒙昧时期。依照这种分配。则人类种族最进步的部分的生活五分之三是花在蒙昧状态中。至于其余的年分，有二万年，或五分之一，应当划归野蛮的初期。一万五千年应当划归中期和晚期，所剩下的五千年是为文明时期。”（见《古代社会》原文三八页）
据现今各国考古学家对于各种被发见的遗迹和骨骼的研究，地球上在二十万年前大概就有人类了。而德国套巴哈（Taubach）地方所发见的人类生活遗迹且表见他们在八万年前就知道用火。由此可见摩尔根这里所假定的人类生存期还是太短。这是第一点。又他对于期间的分配，未必完全可靠，自是意料中的事，这是第二点。不过他这种说法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至少给了一个指标，使我们可以避去许多不应当有的错误。可惜郭君不知道这一点，以致他要在黄帝（据《辞源·世界大事表》载黄帝元年系纪元前二二九七年）至殷末（纪元前一一二三年纣王败灭）的一千—百七十五年中表演一个九万五千年甚至于十九万五千年人类生活的全部过程，所以他说，在这个时期中，“杂交时代”也有，“群婚时代”也有，“土石器时代”也有，“金石并用时代”也有，“铁器时代”也有（他虽说“铁器时代”是在周初，但纣王败灭，已是武王即位第十三年了）。中国古代人的本领真大，能在最短的期间表演人类生活最长的全部过程，猗欤休哉，神明华冑的黄帝子孙啊！！！
笑话少来，言归正传。中国古代的书籍如《虞书》《夏书》等既系后人的追记，其间伪造粉饰，真迹甚少，不能据为信史，而地下发掘的工作又方在萌芽时代，不能供给我们以相当的材料，此时要来高谈皇古，真是有些困难，啊，还不止此，几乎不能开口。不过有两点我们是可以推测得到的。
（1）有熊氏的祖先的生存期间总有若干万年，《太平御览》所引“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的话，虽属荒唐，然至少可以表见这些祖先几万年的生活的影子。这个时期自然是属于蒙昧的阶段。
（2）自唐虞时代起，大概已经在野蛮中极的末叶，因为在婚姻上已经没有表现真正的彭那鲁亚群婚，而证以男性的舜的耕稼，和象所谓“牛羊，父母，仓禀，父母”，可见当时的牧畜种植业已经很发达了。小亚细亚和波斯的住民在七千年前即知道炼铜，欧洲人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前也能制造铜器，被摩尔根称为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国人（参看《古代社会》原文三七二页），在距今仅四千二百年光景的唐虞时代应有铜器这个假定，总不算过于冒昧。不过此事只是虚悬一格，还有待于将来新材料的证明。
（注）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GustovSchmoller）说，铁的制造系于纪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条耳诸族（Mongolisch-turanischeStämme）传入中国，这是可以证实的（见西氏《国民经济学纲要》第一卷二○五页——GrundrissderallgemeinenVolkswirtschaftslehre）。纪元前二千三百年正当唐尧帝的时候，就在开始学习制铁：似乎是办不到，不过制铜器或有可能。
由以上的理论与事实总合起来看，唐虞时代是在野蛮的阶段，决不像郭君所描写的一样，是在蒙昧阶段，叫做什么“土石器时代”。关于他所描写的商代和商代以后的情形，当留在讨论他应用马克思的经济发展公式以后去说，现在试回顾他应用本店伪造的摩尔根前史人类发展阶段的公式于唐虞前后的古代社会，获得什么结果，除掉“杂交”，“亚血族婚姻”，和“士石器时代”这些大错误以外可以说，一点成绩也没有！谬误的前提演不出正确的结论，这不是当然的道理么？
郭君应用走了样的摩尔限的公式既有如此不幸的结果，而他应用已被废弃的马克思的公式更弄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现在试先看看他所标举的“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三页）表：。
这种时代划分的根据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在情形，而是一种先入的成见，即马克思的公式。郭君对于这个公式经过德文中文并列的郑重手续（这是全书的命脉所关，宜其特别郑重）后，即解释道：
“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
“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时代。”（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七六页）
郭君本是一个多方面的人才，既懂得医术，又娴于文学，近来复在社会科学上大做其领导群众的工作，像他这样的多才多艺，孜孜不倦，我们除掉钦佩外，本来不应当吹毛求疵。不过我们为爱护真理起见，为爱护知识青年防其中毒起见，不得不开罪郭君，再说一些实话。首先要说的是关于他对封建的解释。
打开天窗说亮话，郭君对于欧洲的经济发展史完全没有入过门，以致闹出一种令人不能原谅的大错，我们还可借用陈邦国君对他的一句评话：“实在不特是大错，简直是个大笑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封建的生产方法看做“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这真荒天下之大唐！
第一，这里明明在讲经济，为什么要插入“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一语？难道这种封建诸侯只能在政治上表现，不能在经济上表现么？
第二，所谓行帮制不独不隶属于封建领主，并且是直接反抗他们的，如何能够与封建诸侯联合在一起，而构成封建制度？郭君对于这一点，自然是莫明其妙。因此我要略加解释。
关于封建的生产方法，本文的第三项已详细说过，此处不用提及。我们应注意的是：此系一种封建的农奴与工奴的经济。内中有一批奴隶的手工业者具有高等的技能，他们本来只服役于封建地主的赋役农院和农民的家中，但后来在城市中找着商人与缙绅做雇主，取得货币，逐渐富裕，于是开始脱离农院的隶属关系，转入城市中谋得独立的生活。迨人数既多，势力日大，便组成行会（即郭君所谓行帮），在政治上帮助缙绅（这种人是农业城市的自由农民转变来的），反抗封建地主。当中古时代，自九世纪起至十一世纪止是封建地主的全盛时期，自十二世纪起至十五世纪止则为缙绅与手工业者反抗地主而逐渐获得胜利的时期。缙绅阀在十二三世纪攫得城市的统治权，行会在十四五世纪得参加城市的政权。（详情可参看莱姆斯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一二八至一五五页，亚东图书馆译本二二九至二七八页）
试问郭君，像这样由反抗封建地主而发展出来的行会或行帮制怎能算作封建的生产方法中一个部分？！郭君无论怎样善辩，恐怕不能用肯定的语气来答复这个问题罢！
现在再来考究他怎样错解马克思的学说一点。马氏于一八五九年提出四种生产方法做经济发展连续的阶段，至一八七七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便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方拿摩氏的氏族社会做一个补充，一方又改变他从前对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古代的生产方法的见解，这是我们在第二项提及过的。兹为简单明了起见，特图解于下：
郭君不独对于马氏意见的改变毫无所知，并且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等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于是把这个死公式套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不管适合与否，他总要使出全副本领。来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借以表现“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他真是用心良苦，不过所表演的成绩仅是一幕滑稽戏！即此一端已足暴露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期是不正确的，没有价值的。但我们为使他自己心服和读者愈加明了起见，不能这样笼统说一句了事，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还有一层，我们在此处指出他的分期不正确，同时就是指出别人和他具有类似见解的或不合于我们上面分期的各种说法的错误，故不能不多说几句。
一，郭君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用不着再说。不过他把整个的殷代看做氏族社会，便是一种绝大的错误。他的错误的来源还是马克思那个已经废弃的经济分期表。他既认西周时是奴隶社会，即不得不抱着殷代系氏族社会的成见，于是依照这种成见去找材料，将勉强可用的加以补缀，将超过他的标准的轻轻放过，或加以“这些或许是后来的史家所粉饰，我们不敢十分置信”等评语，一概打倒，而他所心愿的社会终于居然出现于自己的眼前了。我们的现在的任务就在指出他这种截长补短的矫揉造作的顽意儿，借以表现我们主张的完全正确。
（甲）郭君说殷代（他称为商代）是一个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具有三大理由，即：
“（1）中国的古物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的末年还明明是金石并用的时期。
（2）商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极端的象形图画，而且写法的不一定，一字有至四十五种写法的，于字的构成上或倒书或横书，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数字合书，或一字析书。而文的构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行亦或左读或右读，简直是五花八门。可以知道那时文字的产生还不甚久，文字还在形成的途中。……
（3）商代的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卜辞》中用牲之数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其证据。农业虽已发明，但所有的耕器还显然是蜃器或者石器，……所以农业在当时是很幼稚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八页）
他这种说法如果靠得住，则殷代的氏族社会还在野蛮的中级，因为铜器与牧畜是这个阶段中的特征，已如前表所示，而在野蛮中级的阿兹忒克（TtheAztecs）部族也有绘画文字（Picture-writing参看《古代社会》原文一九二及二○二页），所以殷代“极端的象形图画”的文字，当然和这种绘画文字没有什么区别。他虽谈及农业，却断定为“很幼稚”，这至多只能和他的表中所说野蛮中段的“种植极盛”相当。殷代末年既仅达到野蛮的中级，则西周，东周，秦，汉，甚至于下至唐，宋，元，明，清，及民国都应为野蛮的高级，因为据摩尔根说，人类进化中“有一万五千年应当划归〔野蛮的〕中期和晚期”，而自殷末至今还不过三千零六十六年啦。我们自然不是死公式的崇拜者，死死咬定野蛮高级要经过三五千年才能达到文明期，但至少总也要几百年，因此极端相信摩氏学说的郭君既这样描写殷代，在最低限度上也应当把西周和东周划作野蛮的高级。可是他又明明告诉我们，西周时代是奴隶制，春秋以后是封建制，然则野蛮高级到那里去了呢？难道是在周初的几年或几十年间溜跑了么？这个疑问他是无法解答的。
当然，我们也用不着他来解答，并且还要分条反驳他那三大“理由”。
（1）中国出土的殷代古物只有石器，骨器，铜器，和青铜器，当然是事实。不过我们的学术团体对于殷代版图所及之地从来没有过大规模的发掘，以致出土的器物寥寥无几，郭君怎能根据这少数器具，断定殷代确实只有铜器而无铁器呢？土里面出来的器具没有经过人们的粉饰和改窜，固然是硬凭据，但应用它们作证据时，须十分谨慎。并须和古代的典籍互相参证，否则其不可靠的程度较经过粉饰和改窜的古代典籍还要高出千百倍。譬如胡适博士说：
“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I．A．Anderson）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设颇近是。”（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九九页）
这就是说，商代还在蒙昧时期。这种根据出土的器具的判断，只有丝毫不懂中国古代典籍的安特森才作得出，也只有丝毫不懂古代社会一般的发展情形的胡博士才肯加以赞成！然郭君根据殷代已出土的少数铜器去决定当时的社会性，其见解和安特森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罢了！
（2）中国的文字本来起于指事象形，殷代文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极端的象形图画”，这是当然的事，并且其中已有百分之二十或十几不是极端的象形图画，可见正经过相当的发展期间。郭君怎能根据这种不完全的证据，断定殷代是氏族社会，并且还在野蛮的中级呢？
（3）郭君说：
“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二七页）
这种说法在应用上如果加以限制，本来不算错误，不过他竟把《卜辞》当作一部完整的历史，评判古代社会的状况，完全以此为标准，便大错特错了。他以为“《卜辞》中用牲之数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商代的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的证据。这是何等武断！用牲之数多至三四百以上，固足证明牧畜业的发达，然《卜辞》不是历史，并且为数有限，他又怎能因此反证殷代农业的“很幼稚”呢？难道在农业发展的阶段中就没有牧畜么？难道《卜辞》或其他文献所未尝记载的东西就可以断定当时一定没有么？例如犬是人类最先豢养的动物，稍具古代社会知识的人都会承认，然他在一部卜筮之书的《易经》中历举马牛羊豕的句子作为牧畜的证据，于是说道：
“但奇异的是寻不出犬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六至三七页）
郭君为什么不按照对《卜辞》的办法，断定当时确实没有犬，而反表示惊异呢？我们由此应当注意一条原则。就是：凡文献或器物中已有的东西固不便随意否认，但其中没有的东西也就不好断定其必无。
还有一层，商代中宗时即有田野农业的事，郭君并不是不知道，他在书中明白宣布：
“《周书》的《无逸》，从周公的口中说的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以后，历数殷王中宗（大戊），高宗（武丁），祖甲，都称赞了他们一番，继后又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这好像殷王的大戊，武丁，祖甲都已经很知稼穑之艰难的样子。”（见同书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周公去商代不远，凡此所言，当系事实，决不止于“好像”。可是郭君连这“好像”两字都不愿加在大戊等身上，于是接着一转，说道：
“不过这所说的稼穑或者就是起初的刍牧罢，从殷虚时代的文物逆推上去，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见同书一一五页）
请大家注意啊：郭君的极力否认殷代的田野农业，并不是由于事实上的考察，而其唯一的和最大的理由是在“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以致不合他的死公式！！！其实这是因他自己对于摩尔根的学说，太不了解，在那死公式的野蛮高级中不知道加入“田野农业”一项，遂闹出这种笑话。否则他为完成他的殷代为氏族社会末期的说法起见，也应当承认这种农业，以便和他所谓西周的奴隶社会相衔接呀！
郭君既抱有“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的成见，于是就按照这种标准去找材料，说：
“农业尚未发达，此外还有一重要的证据，便是当时的耕具还是石器。此事于实物之外（如《器物图录》中之三石罄即是犁錧），于文字上亦可得到证明。此字即农字所从之辰，盖辰乃耕器。……《卜辞》中辰字变体颇多，然其最通用者为或，农字所从者亦均是此形。即石字。《卜辞》罄字作，从此作，象形即罄形也。（王氏有此说，见‘《戬释》’一八叶）罄为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其象形文所象之物必为当时所实有。辰既像石器之形，则当时耕具犹用石刀，殊可断论。”（见同书二四八页）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阿兹忒克部族在野蛮的中级即有绘画文字，像上列简单的象形文字在野蛮的中级即行出现，这是可能的。郭君因“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遂认农字一定是创于当时，而不是创于前代，这是很武断的，因为他既承认殷代的文字有百分之十几或二十不是“极端的象形图画”，可见文字的发生已有相当的时日，必不始于殷代，至殷代犹在创造中，这只能视作继续发展，不能误为才开始创造。况且殷代已有青铜器出土，当时的人对于其他器具知道用铜制，独于农具犹用石刀，无论如何，他们不会笨到这个样子。至于三石罄的实物不知是否确为殷代物，即令如此，也不见得不是沿用前代的遗物，或已经废弃不用的。总之，郭君的立论，始终是陷入形式逻辑的泥坑中，不能从全体去观察，更不知道融会贯通，仅抓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零星现象，加以穿凿附会，以便形成他的曲说，此处断定已有铜器（其实还应有铁器，不过没有证实）的殷人犹在应用石刀做农具，正是一个显例。
郭君因抱了“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的成见，遂断定当时的农夫是用石刀做耕器，这虽是一种无稽之谈，到底殷代还有农业。他有时因这种成见的作用，竟致发生幻觉，把商殷两代的农业一起看作牧畜。例如他于叙述契至汤八迁，汤至盘庚五迁的事实后，便毫不迟疑地作的结论道：
“这个现象在前人是忽略了的。但这正是游牧民族所必有出现象。由这些史料来观察，大抵商民族在盘庚以前都还是迁移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见同书二三○页）
郭君这种结论也同样是武断的。在一方面，游牧人逐水草而居，固然时常有迁徙的必要，但在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因为外侮，水灾和其他天灾人祸也未尝没有迁徙的可能，盘庚迁殷是由于旧都受水灾，太王迁岐，是由于旧都受狄人的侵略。就是一些最显明的例子。既是这样，郭君怎能断定商代的八迁和五迁一定是为着牧畜而迁徙呢？郭君试仔细想一下，恐怕也无法自圆其说罢！
商代至盘庚既“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农业自然是不应当发达的，所以郭君对于《盘庚篇》“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越其罔有黍稷”等语，一概用一种外交手段来加以对付，说：
“这都是用来做譬语，表现着当时的农业好像已经有很高度的发达一样。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认的。大抵盘庚里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后世史家或孔门所润色出来的东西。”（见同书二三一页）
像《盘庚篇》这样可信的文字，他因格于自己的死公式，还要说长说短，我们有什么法子来引经据典折服他呢？这真是困难，……啊。有了！他是最相信“锄头考古学”的，是最相信甲骨文的，是最相信他自己的说法的，因此我们就拿他亲口说出的和“锄头考古学”所发掘的甲骨文来做证据罢：
“《卜辞》中的农业如上举已有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的种植之外，以人为对象的禾黍的种植也已经发现了。
“从种植一方面来说，于文字上有圃，有果，有树，有桑，有栗。和种种相关连的工艺品则有丝，有帛，大约养蚕的方法在当时是已经发明了的。
“从耕稼一方面来说，则有田，有畴，有禾，有啬，有黍，有粟，有米，有麦。和耕稼相关连的工艺品则有酒有鬯。……
“禾黍的种植在当时已很视为重要，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纪录，如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
‘乙未卜贞黍在龙囿，春受有年，二月’。……
‘已酉卜黍年有正’。……
‘戊戌贞我黍年’。……
‘其卜风雨时也有特别书明是为禾穑而卜的，但是为数极少。
‘庚午卜贞禾之及雨，三月’。……
‘贞今其雨不佳穑’。……
“……殷室的帝王也有‘观黍’的纪录。‘相田’的纪录。
‘观黍’。……
‘丙辰卜永贞乎（呼）相田’。……”（见同书二四六至二四七页）
在残缺不全和为数不多的龟甲文字中竟找出如许关于农业的证据，竟有为禾穑而卜和帝王观黍的明文，由此可证明殷代的田野农业是十分发达了。但郭君因为自己所开的死公式上没有此项农业，虽很忠实地列举出来，总要设法减淡它的颜色，于是对于帝王观黍相田等事，就解作“大抵当时的禾稼还发明未久，故颇为支配者所尊重”（见同书二四七页），或“像这样很简单的纪录，本来寻不出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支配者还很亲近，这是明白地可以看出的”。（见同书二四八页）
总观郭君认殷代为氏族社会的三大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尤其是关于第三项，他举出大批的证据，证实殷代的田野农业很有可观，当然达到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因此自己招致一个大失败。
话虽这样说，郭君也不是弱者，他既出了一种主张，便也有一副找旁证的本领，所以他说殷代是氏族社会，证据还多着呢。试看他说：
“（1）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从来的历史上已经有明文的。
“（2）据《殷虚书契》的研究，商人尊崇先妣，常常专为先妣特祭（自周以后，妣不特祭，须附于祖）。
“（3）《殷虚书契》据余所见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现象。
“从这些事实上看来，商代不明明还是母系中心的社会，而且那时候的家庭不明明还是一种‘彭那鲁亚家庭’吗？（见同书九页）
（1）郭君对于历史是从来不大相信的，在这里竟相信“从来的历史”，拿来作证据，算是破例。然拿“兄终弟及”四个大字来包括商殷所有的帝王相传，直等于当面撒谎。就郭君书中所列的商殷帝王表（见同书二七三至二七四页）计算，
《殷本纪》有三十一帝，内子十八，弟十三，
《三代世表》有三十一帝，内子十七。弟十四，
《古今人表》有三十一帝，内子十七，弟十四，
《卜辞》王氏考有十八帝，内子十四，弟四。
由此可见父传子的数目较“兄终弟及”的为多，而三十一帝十七八世中直接传子的也有十四世，当然不能以“兄终弟及”四字去总括商殷两代的帝王。况且自汤开基即是子承父业（汤为主癸子），不是由兄传弟。尤足为商的初时已经不是“母系中心的社会”的铁证，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子不能留在本氏族内，无论如何，父的位置不能传子，商自汤始即继父业，复传之于子，足证当时正是以男性为本位的社会，正为野蛮的高级。至于以后偶然传弟，当系无子可传，或虽有子因故不能传，故沿着母系制时“兄终弟及”的习惯暂传给弟。郭君后来对于此等事实也有所察觉，于是支吾其词地说：
“殷代之兄终弟及制为历来史家所承认，而于《卜辞》亦得到了实物上之证明。三十一帝十七世而直接传子者仅十一二三〔按此数不正确〕，兄弟相及者在过半数以上。前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案此实即氏族社会所必有的现象。所谓父子亦不必便是真实的父子，诸父固可称父，妻父亦可称父，妻母之夫均可称父。《书·无逸》周公称述殷之帝王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曰‘其在祖甲不义为王，旧为小人’，古时的小人就是庶民，如今人所谓‘小百姓’。与贵族的‘君子’是成对待的；则可知高宗（武丁）祖甲……都是外族入赘。其他的帝王也就可以类推。”（见同书二七四至二七五页）
郭君挪扯的手段真是不弱，他这一段话说得天花乱坠，几乎可令人信以为真。但仔细考究一下，终久是鱼目混珠。他以为“所谓父子亦不必便是真实的父子”，诸父，妻父，和妻母之夫均可称父。诚然诚然。但我们要反问郭君，有什么证据可以断定商殷两代继承父业的十四个儿子不是真正的子而是诸父，妻父或妻母之夫的子？他唯一的证据就是高宗，祖甲原为庶民，后为帝王的“外族入赘”一件事。好，让我们来研究研究罢。
摩尔根说：
“当野蛮的晚期，一种新的元素——即贵族——有一种显著的发展。个人的独立化和私人大量财富的增加，此时正构成个人势力的基础。一部分人民因不断地被剥削，陷入奴隶状况中，而这种状况的倾向是在造成一种为前此各人种时期所不知道的对照的情形。”（见《古代社会》原文五六○页）
在野蛮的高级中的确有贵族，庶民和奴隶，郭君指帝王为贵族，一般人为庶民，也的确有些相像。不过我们要注意，在这个阶段中，家系已经是以男性为本位（印第安部族在野蛮的中级即开始由女性本位转变为男性本位的家系），所谓“母系中心的社会”已经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的社会已经不存在，“外族入赘”的事件又怎能实现啊？所以郭君上面一段话中实含有一个绝大的矛盾，就是：他如果要把殷代解作母系制的社会，即不容有贵族与庶民的存在，如果要认殷代为有贵族与庶民的存在，即不容有母系制的保留。“二者不可得兼”，不知道他怎样来取舍？
可是郭君毕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的下意识中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说法有些勉强，于是接着说道：
“以上四项（1）亚血族群婚，（2）先妣特祭，（3）帝王称‘毓’。（4）兄终弟及，均系以母姓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之现象或其孑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七五页）
“或其孑遗”这四个字就是一张后门，郭君对于殷代为母系制的信仰摇动了，他打算要从这张后门逃遁了。看啊，他真正逃了。他逃的证据在解释“帝王称‘毓’”，一条内：
“毓即后字。甲骨文酷肖产子之形，子为倒子形，在母下或人下而有水液之点滴；即毓字亦犹可见其遗痕。……余谓字乃母权时代之孑遗，母权时代宗长为王母。故以母之最高属德之生育以尊称之。字在古当即读后，父权逐渐成立，则此字逐渐废弃，故假借为先后之后。其读育而固定为毓，则当系后来之音变。然《卜辞》于今王称为王，仅于先王称为‘毓’，则女酋长之事似已退下了中国政治之舞台，而相距则当亦不甚远。”（见同书二七○至二七一页）
殷代既是“父权逐渐成立”，《卜辞》既是“于今王称王，仅于先王称为‘毓’”，则郭君对于不认殷代为“毋系中心的社会”一点，已经是不打自招’，他还要在其他三项中摇唇鼓舌，哓哓不已，真是自讨没趣！
（2）第一项的理由既不过尔尔，第二项的理由更不充足。”商人尊崇先妣，常常专为先妣特祭”，这只能视为母权制的一种残影，决不能作为商代“还是母系中心的社会”的证据。因为像这样薄弱无比的事实如果可作母系中心社会的证据，则唐安禄山所谓“胡人先母而后父”，更可以作为当时的胡人还是母系中心社会的证据了。这话说得过去么？
（3）至于“余所见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现象”一语尤不好拿作“彭那鲁亚家庭”的证据，因为这种家庭是在蒙昧的中级和上级，商代如果还在这个阶段，那我们此时正是野蛮低级的人，当然没有文字，郭君固作不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我也更无从反驳。当然，例外是有的，如我们前面所举，“布立吞人在野蛮的中级仍是彭耶鲁亚家庭”。但中国古代的情形不独不会处处凑巧，碰到例外，并且在实际上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待我来细说罢。
我们因对抗郭君，在前面所提出的图表明明指出彭那鲁亚家庭是在女性本位的时代，即郭君那个错误的图表在这一点上也正相同，上面的一二两项既已证明商代不是“母系中心的社会”，所谓彭那鲁亚家庭便无从出现了。
殷代虽没有什么彭那鲁亚家庭，然《卜辞》中确有多父多母的征迹，这又何以自解呢？这是很容易的。殷代所谓多父并不是彭那鲁亚群婚中的多父，而是“诸父”，关于这一点，郭君自己是承认的，所以他于征引“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的龟片后，即解释道：
“此父甲父庚父辛一片，罗王二氏以为即阳甲，盘庚，小辛，辞当为武丁所卜，因三人均为武丁诸父，故均称父。”（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六九页）
不过同一“诸父”，郭君和我的解释不同，他以为这个“诸父”仍是彭那鲁亚家庭中共妻的父，我以为这是伯父叔父的通称，仅系这种家庭遗留下来的一个残影。而《诗经》上所谓“既有肥羜，以速诸父”，也正是一个旁证。但他说这是共妻的诸父，我说这是不共妻的诸父（即伯叔），那些做诸父的人既不能“返魂”来据实招供，专就本问题的本身上着想，是得不到解决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多母方面打主意。兹先介绍郭君的一段话如下：
“a。‘祖乙之配曰妣已，……又日妣庚。……
b．‘祖丁之配曰妣已，……又曰妣癸。……
d．‘武丁之配曰妣辛，……又曰妣癸，……又曰妣戊。……
“罗氏曰‘诸帝皆一配，祖乙，祖丁，武丁三配者。犹少康之有二姚欤？抑先殂而后继欤？不可知矣’。案实即多妻或多母之现象，即少康之有二姚亦多妻古制之一例证。”（见同书二六八页）
我们在反驳郭君的说法以前，对于a，b，d，三项须略加解释。祖乙之配为妣已，祖丁之配也是妣已，但前一妣已决不是后一妣已。她们是两人而非一人，因为祖丁是祖乙的孙，他决不会与祖父共妻。同样，祖丁之另一配为妣癸，而武丁之配也是妣癸，但前一妣癸决不是后一妣癸，她们是两人而非一人，因为武丁是祖丁的孙，他决不会与祖父共妻。这一点弄清楚了，我们就来谈多母的问题。
郭君所谓“多妻或多母之现象”自然是指彭那鲁亚家庭讲的。这完全不是事实。因为商殷两代如果仍是这种家庭制度，则一切帝王应都是多妻，何以有“诸帝皆一配”，仅“祖乙，祖丁，武丁三配”的现象呢？郭君不从全体去考察，专拿一些单个的例子做证据，这是犯了以部分概全体的错误，他的说法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然多妻的事实在商殷两代是存在的，我们怎样来解释它呢？我以为这不是彭那鲁亚家庭的孑遗而是家长制家庭（Patriarchalfamily）的孑遗。摩尔根说：
“家长制家庭属于野蛮的晚期，在文明开始后残留一些时候。至少是一般家长度一种多妻的生活；不过这不是家长制组织物质上的原则。一群为奴的和自由的人，为着经营土地和从事牧畜的缘故，在父权之下组成家庭，便是这种家庭主要的特点。为奴的人和被雇服役的人生活于婚姻的关系中，奉一个家长为领袖，即构成家长制的家庭。对于家人和财产的支配权就是一种物质的事实。”（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七四页）
这种家庭的残影一直到现在的中国仍是存在的，我们于图解摩氏的学说时，所以未曾列入，是因为他视此为一个“例外的家庭阶段”（见同书五○六页），非全体人类所必经，故特从略。现在就我们的问题来讲。当祖乙和祖丁武丁之际，正是野蛮晚期告终和文明开端的时候，他们沿袭家长制家庭的习惯，实行多妻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以为这种解释是最自然而又最切实情，不过罗振玉的“先殂而后继”的说法也有相当的理由。因为当时不是家长制的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至于郭君所主张的彭那鲁亚家庭，则完全不可通，除掉此项家庭实属于蒙昧的中级与高级，不会出现于以男性为本位的野蛮高级和文明开端的大道理外，单是“诸帝皆一配”五个字已足证其谬妄了。
统观郭君因主张殷代是以牧畜为主要生产的女性中心（并且还是彭那鲁亚群婚）社会所举的各种理由与证据，没有一件不是虚伪的，错误的，因此也没有一件不是空费气力，徒劳无功的。他这一类虚伪的错误的理由与证据充满了全书，几令人驳不胜驳。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也不必对于一些小节多所指摘。现在只再举一事终结殷代社会性的问题。他说：
“……氏族社会之民主的政治组织评议会，此在《卜辞》无可征考，然于旧文献中则犹有痕迹可寻，如《盘庚篇》中便包含有这项史实的残影。
“（1）‘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王命众悉至于庭。’——（《盘庚》上）
“（2）‘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中）
“（3）‘《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盘庚》下）
“看这民众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七五至二七六页）
这段话表见郭君作文时的心粗气浮，达到一种可惊的程度！他在起首说氏族社会的评议会在旧文献中仅有“痕迹可寻”，而《盘庚篇》就是“这项史实的残影”。但他于征引《盘庚篇》的几句话之后，忽然说“看这民众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哈哈，刚才还说是评议会的“痕迹”或“残影”，相隔不过七八行，即变成“评议会的现象”这不知道是郭君的疏忽，还是故意变戏法骗小孩子？（可惜读这一类书的人不是小孩子。）
只懂形式逻辑的郭君遇事专看表面，不顾内容。
他奢谈什么氏族评议会，何尝丝毫懂得它的内容啊？摩尔根论及易洛魁氏族世袭酋长和普通酋长的罢免权，说：
“氏族的成员保有这种权利，其重要并不减于选举权。酋长的职位在名义上虽是终身的，但因罢免权的结果，在实际上只有当行动善良的时期以内，才能继续任职。……没有价值的行为，丧失大家的信任，就是罢免的充足理由。当一个世袭酋长或普通酋长经过氏族会议正当手续的罢免以后，即不复被认为酋长，而成为一个平常的私人。部族会议不待氏族的行动，甚至于逆着氏族的意志，也有罢免世袭酋长和普通酋长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的存在与不断的行使，氏族便确定并保持它对于世袭酋长和普通酋长的优越权。所以此举表现氏族民主主义的组织”。（见《古代社会》原文七三页）
在另一方面，摩氏论及易洛魁联合的世袭酋长会议，复说：
“世袭酋长间的全场一致是决定一切公共问题所必需，是通过一切公共条例所必要。这是易洛魁联合的根本法。他们确定议会各员的意见所采取的方法可以免去投票的必要。还有一层，他们在会议的行动中完全不知道多数与少数的原则。……他们如果同意，会议的决议即成立。他们如果意见参差，这种方法归于失败，会议即宣告闭幕。……
“几个部族借肋于这种获取同意的方法，得确定并保持平等与独立。如果某个世袭酋长刚愎自用，或横蛮无理，即以丰富的热情去感动他，使之无从抗拒；所以他们遵守这种规则，很少发生不便或损害之处。如果费尽一切气力，终不能获得全场一致，则全部事业便搁置一边，因为其他行动是可不能的。”（见《古代社会》一四二至一四四页）
就摩氏上面的描写看来，一个酋长如果违反氏族各员的意志，独断独行，即会为氏族会议或部族会议所罢免，而部族会议中如果有一酋长不同意于某种议案，此案即无法进行，应当搁置一边。这是易洛魁氏族社会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其他氏族社会因发达的高下不同，处境的情形各异，一切措施虽未必完全如此，但民主主义的原则与氏族社会共生死，如果缺乏这一点，即不成其为氏族社会，所以在大体上总是相差不远的。我们现在试回头来看一看《盘庚篇》的内容是不是和这种条件相符。
（1）“其发有逸口，矧子制乃短长之命。……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盘庚》上）
（2）“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减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盘庚》中）
（3）“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宵弗钦！”——（《盘庚》下）
我们统观《盘庚》三篇的语气，完全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中一个专制君主对臣民的口吻，没有丝毫民主主义的气味在里面，尤其是上列的各句表现得最为清楚。《盘庚》上篇是告群臣，明言他——盘庚——对于他们操有生杀之权，如鼓动民众，不肯迁徙，即以杀戮为惩罚。中篇是告庶民，威风更大，对于他所视为“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的，小则要割去鼻子，大则要加以屠杀，一个也不留，免得新都中再看见这些种子！下篇是告百官族姓，他于百般恫吓，甚至于实行杀戮不听命的群臣，实行割去不听命的庶民的鼻子或加以屠杀之后，才改用一种和缓的政策（按上中两篇作于未迁之前，下篇作于既迁之后），要其余心中怀有隐痛，不敢表露出来的百官族姓务必隐忍，并且要敬信他的话。像这种专制君主的言行不独万非氏族社会的酋长所能梦及，即氏族社会崩溃后希腊罗马所组织的半贵族和半民主主义的政府也不敢出此。这种言行是东方专制君主的特色，也是氏族公有出土地能转变为国有土地的一个原因。郭君不独对于氏族社会消灭后东西两方国家制度的同异一无所知，即对于氏族社会的内容，甚至于《盘庚篇》的内容也弄不清楚，乱指“民众聚集王庭”（其实只有中篇的对象是民众，上下篇并不是什么民众，原文俱在，一按便知），受专制君主割鼻子，杀戮和屠杀的重刑的宣告，为氏族开“评议会的现象”。哎哟，郭君的脑子这样胡涂昏乱，居然著书立说，天下滑稽的事宁有过于此么？！
郭君对于殷代国家的形成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出现既完全没有领会着（就他的描写看，殷代仅达到野蛮的中级），对于周朝祖先时代的状况，自然也是事同一律。他最弄不明白的是农业的起源，以致对于周代祖先后稷务农的了解完全不正确。我们现在且先听一听他的农业起源论：
“牧畜和农业的发明都是男子的事体。男子由渔猎中发明的牧畜的事业，由牧畜的刍秣中又发现的禾黍菽麦的种植，这是必然的经过。照原始的习惯，各人随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渔猎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到牧畜种植一发明以后，男子也相沿地领有着六畜和五谷。这样生产的力量愈见增加，女子的家庭生产便不能不降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为奴隶的地位，这在社会的表现上便是男权的抬头，私有财产制的成立，奴隶的使用，阶级的划分，帝王和国家的出现。这儿是文明的开始，然而也就是人类榨取人类的悲剧的开始。”（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五页）
郭君对于古代社会没有丝毫的研究，而又好强作解人，他的头脑昏乱，缺乏思考的能力，而又好乱发议论——这段话表现得最为明白，今试先简单分析数点于下：
（1）“由牧畜的刍秣中又发现的禾黍菽麦的种植，这是必然的经过。”可惜这只是他的脑袋中幻想的经过，而不是事实的经过。
（2）“照原始的习惯，各人随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渔猎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家庭是“随身的工具”，为女子所私有，而她们除掉这种工具——家庭——外，并没有别的工具，倒也别致！
（3）“到牧畜种植一发明以后，男子也相沿地领有着六畜和五谷。……女子的家庭生产便不能不降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为奴隶的地位。”“家庭生产”是什么，未蒙明示，真是遗憾。烹调总不能算是家庭生产罢？那么就只有纺织是主要的家庭生产。可是纺织与动物的饲养，植物的栽培，大概同出现于野蛮的低级（参看前列的图表），至早也只在蒙昧的高级。既是这样，妇女在蒙昧阶段的大部分时期中没有家庭生产，靠谁养活呢？而且男子——发明牧畜种植，增加生产力量，就使她们的家庭生产降为附庸，使她们“中心的地位”降为“奴隶的地位”，这“中心地位”是几时取得的呢？难道是在没有家庭生产以前的蒙昧期取得的么？她们不事生产。能取得中心地位，这也奇怪！据郭君自己的图表说，牧畜种植的发明是在野蛮的上段（即低级），而他所谓女性中心又包括野蛮的上段，中段，以至下段（参看他的图表），和此处的说法不是一个小小的矛盾么？
我们现在不能详细驳斥他这段纷乱的文字，特再就农业的起源来讲一下。莱姆斯说：
“妇女是果实与植物的采取者，她们劳动的结果，发现种子的生殖，她们特将种子散播在地面上，以便由自己种植营养料。她们用尖头的木棍将地面挖松，将成熟的种子散布其间，这就是农业的起点。著名的印第安人民状况的研究家卡尔斯台（KarlvonSteinen）教授在他著的《中部巴西的自然人》（Unterden：NaturvölkernZentralbrasiliens）一书二○六页中说：‘男子从事于打猎，同时妇女则发明田园的农业。’”（见莱氏《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三九页。亚东图书馆译本六一页）
妇女由采取果实而达到农业，以及男子由打猎而达到牧畜，这是每个研究古代社会的人所知道和承认的，并不是一二个人的私说，我们对于这一点用不着多讲，现在要问的，是妇女发明农业之后，情形怎样？请再看一看莱氏一段简单明了的话罢：
“大家必须想到，男子到处因自然的状况，使自己的打猎不复成为营养料最重要的泉源，此事或起于一处地方动物的减少，或起于被强暴的霍德驱至动物更少的地带，或起于与文化较高的人群接触而受其影响。在此事发生之处，妇女的劳动——即田园的耕种——便开始夺取打猎的地位，成为此等人中营养料的主要泉源。妇女是这种最重要的营养料源泉的主人。她们所造成的劳动方法——从此时起，社会的福利与疾苦即系于这种方法上——可以使狭小的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此时从散漫的旧霍德的状况中发展一种有组织的坚固的社会形态，在此形态中，妇女是居领导地位的。这种改变的经济关系的社会结果是母系时代的出现，子女依母亲而命名，而母权亦复伸张，在这个时代中，妇女是两性和氏族的领袖，她们是裁判官和牧师，当时被创造而受祈祷的神，也未尝想像其为男性，总是女性。”（见《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三九至四○页，亚东译本六二页）
所以妇女在发明并经营农业的时候，权力最为伸张，要到农业中应用牛驾犁耕地，使生产力增加，并驱策俘虏从事耕种。使务农变成奴隶劳动的时候，她们才连带被奴视，于是母权消灭，而男子抬头起来了（自然还有其他原因，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四○至四二页）。这就是恩格斯所谓“女性世界史上的失败”。（见同书四二页）
郭君对于妇女发明农业及经营农业的事，心中既没有一点影子，又误认田野农业是文明开端时的现象，所以他便有一个一贯的错误：即（1）在他所谓“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中不敢于野蛮的高级中列入田野农业，（2）对于商殷两代的农业不敢承认，总说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3）对于周代先八的经营农业，也同样不敢承认，总要想法子开脱。他于征引《大雅·生民篇》的诗并加以解释之后，即说道：
“这诗的全部把传说的原始性是保存得很浓厚的，这不消说是不能作为信史。但在这儿可以看出周初的农业状况，而且还可以看出一个原始社会的远景。这儿所说的各种嘉稻，以及祭祀时的各种热闹，都是周初的状况，与后举的《豳风》《豳雅》相仿。”（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一七页）
这种无意识的说法，真有些令人喷饭！我们统观郭君这部大著，可以发见一个通行的原则，就是：他所谓是非真伪完全不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仅以他的幻想和错误的图表为根据，因此，凡合于他的标准的，就是是的和真的，凡不合于他的标准的，就是非的和伪的；甚至于同一东西，他因有时适用，有时不适用，所以在一处地方称其可靠，在另一处地方又称其不可靠。例如他因《盘庚篇》所言的农业，不合于自己的幻想和错误的图表，遂极力加以否认，不是说：
“这些或许是后来的史家所粉饰，我们不敢十分置信。”（见同书一一四页）
就是说：
“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认的。”（见同书二三一页）
但等到他要找氏族评议会的例子的时候，便把这“后来的史家所粉饰”而“不敢过于信认的”《盘庚篇》当做唯一无二的和千真万确的材料来使用，说：
“看这民众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见同书二七六页）
像他这样出尔反尔没有一贯主张的乱说，真值不得我们的反驳！！！
不过他这部书已经连印四版，销去六七千部，不独贻误青年，并且作了某派牢不可破的理论的基础，我们为责任心所驱策，又怎能不再接再厉地干一下呢？现在再归到后稷的问题上来。他在一方面既承认《生民篇》“把传说的原始性……保存得很浓厚”，便应当有几分可靠，但在另一方他马上说。“这……不能作为信史”，完全加以否认，惟一口咬定这是“周初的农业状况”，甚至于连《公刘篇》和《绵篇》都是如此。有什么证据呢？证据就在他的错误图表的野蛮高级中没有此项农业！证据就在他的昏乱的脑筋幻想周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而最后的和最大的证据就在此诗作于周初！凡作于某个时期的东西，就是某个时期的写照，这是郭君的大理论之一，我们不可不替他表彰一下。他于说明《盘庚》召集民众开“氏族评议会”之后，接着就说：
“这个现象刚好可用《周礼》的外朝之政来证明。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周礼·秋官》）
※※※
“《周礼》大约是纂成于周之中叶的文献，在周之中叶犹有遗存之评议会制，在殷代当然存在。……”（见同书二七六页）
凡后代对于前代的追记，因传说或涉于模糊，以及其他关系，总不免杂有当时（指后代）的一些成分，这是我们所承认的。不过我们要指出这些成分，应有确切的证据，决不能像郭君一样，完全抹杀追记的工作，简单认定在周初所作的诗就是描写“周初的农业状况”，在周之中叶所纂成的文献，就是描写“周之中叶……遗存之评议会制”。这种说法完全是无聊的。然他对于这一点仍不能始终一贯。例如他说盘古，天，地，人三皇，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共工氏，神农氏等的传说系统“显然是周秦之际的学者们所拟议的”（见同书二六○页），却又不依照他上面那种大理由，主张这是描写“周秦之际”的状况！总之，他的一切说法完全是主观的，没有一点客观性。他以为后稷时代不应有农业，遂公然加以否认，殊不知在事实上不独后稷时已有农业，即在后稷以前的禹，舜，柱，神农时也已有农业，即在这些人以前的女性中心社会也已有农业，否则农业便无从转入这些男子的手中。郭君不懂农业起源的情形，仅一味强词夺理地否认后稷时代的农业，真是作伪心劳了。
他否认了后稷时代的农业还不够，又要对《公刘篇》来开刀。他于征引并解释这篇诗后，接着说道：
“这诗就是这样的六节，但这把原始时期的国家的形成，序述得是怎样亲切呢？这所托的虽然是公刘的传说人物，但所说的却是周代初期的诗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见同书一二一页）
凡属郭君发议论的文字，几乎无一段不奇怪，无一段不可笑，这里又是一个例证。他说《公刘篇》“把原始时期的国家的形成，序述得是怎样亲切”。其实我们在这诗中看不出什么国家的形态来，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其军三单”与“彻田为粮”都是野蛮高级中所应有的现象，这至多也只能指为国家的萌芽，而不是什么证据确凿的“国家的形成”。他所以主张此说，自然不是分析诗句的结果，只因周初已由武王组织国家，这诗“是周代初期的诗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应有“国家的形成”的意识在里面。至于他断定这诗描写“周初的农业状况”的证据又不外他那错误的图表，脑袋中的幻想，和此诗作于周初三项！
他对《公刘篇》开了刀还不够，又要对《绵篇》行手术。据他说：
“这首也是一篇传说诗，……那叙述一位穴居野处仅仅只知道做土器的野蛮人古公，但他有些少的牧畜（在蒙昧的时期完毕，野蛮的时期开始。牧畜和陶埴是同时发明的），骑着马儿逐水草而居的走到岐山之下来，。来到这儿又做了姜女酋长的丈夫（我们请注意：周室原本姓姜，男子是从外族来的）。”（见同书一一七页）
这位古公做了新郞之后又怎样呢？郭君继续告诉我们说：
“这首诗所给我们的启示也和《生民篇》是一样。它告诉我们，周初离原始社会并不甚远。在太王时都还是女酋长时代；到了太王，因农业的发达，才渐渐有国家政刑的发生，在短时期之内，周室吞并了四邻，未几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未几公然‘实始剪商’了。”（见同书一一八页）
我们在前面说过，郭君是“要在黄帝至殷末的一千一百七十五年中表演一个九万五千年甚至十九万五千年人类生活的全部过程”，其实我们的估计还不甚正确。看他这段话。竟要在古公一个人的身上实现这种过程！我们的眼福真是不浅，而我们的知识也便立时增长起来了！试看他说古公是“穴居野处”的，这和他的图表蒙昧上段（即低级）所注明的“巢居”应没有什么区别，自那个阶段起一直至“国家政刑出发生”时止，这不明明包含摩尔根前史人类进化整个的时期么？中国古代相传“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我们听了甚觉惊异！但把他们和古公一比，不独算不得什么稀奇，并且还和小巫的见大巫一样，因为古公能经历这样长的过程，大概至少应有十八万岁！“人寿几何”的感慨这位老者一定是不会有的！
我们现在不要再开顽笑，也不要拿他所说的“穴居野处”做标准，姑再退一步，从他的括符中所注明的蒙昧期与野蛮期的交界时算起，也足有三万五千年以至七万年光景。说句正经话，郭君要古公表演这样长的过程，如何办得到？他的解释既不能令人满意，还是让我们来担负这个责任罢。
古公是公刘的第六世孙，在豳经营农业，本来可以安居乐业，只因受不住狄人（这大概是一种牧畜人）的侵袭，才举族迁至岐山。《诗》言他在豳时是“陶复陶穴”当系事实，不过不能像郭君一样解作“穴居野处”，应从朱憙注，解作“土室”。原来“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有这种地中的土室，这不独古公时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河南等处犹有这种土室，在夏季则阴凉，在冬季则温暖，所以当地的富人都乐居其中，这是第一点。他骑着马来到岐山，是迁徙中应有的现象，绝不能像郭君一样，望文生义，指此为牧畜业，为“逐水草而居”，这是第二点。周国的家系至少是自后稷起。即为男性本位。古公娶了一个姜女做妻子，即退一步，假定她是一个女酋长，也绝不能像郭君一样，硬认“太王时都还是女酋长时代”，这是第三点。岐周地方既是女酋长制，文化程度当然比豳地为低，古公一定是征服了岐周，而据有其土地，经营农业，绝不像郭君所说的一样，自古公“安心地住在这儿，又才开始起农业的事情来。这是说，岐周已经有了农业，把他同化了的”，这是第四点。古公时已经渡过野蛮的高级，开始创造国家（也许还要早些，不过文献上无可考），绝不像郭君所幻想的一样，他是从野蛮低级或中级的牧畜业，经过野蛮高级的农业，而达到文明期，建设了国家，这是第五点。大家试将这五点综合起来看，便会觉得我们的解释是完全正确，而郭君的解释是完全错误了。
还有一层，我们如将《生民》，《公刘》和《绵篇》三诗排列起来比较一下，也可看见它们呈出一种自然发达的次序，丝毫没有矛盾之处，即：
（1）《生民篇》讲男子的后稷担任农业劳动，使农业生产力向上发展。
（2）《公刘篇》讲公刘居豳，经营农业，十分兴盛。既是“其军三单”。而又“彻田为粮”，并且“取厉取锻”。
（3）《绵篇》讲古公亶父虽受狄人侵逼，珀得举族迁居岐周，然本其农业的经验，在新都地方马上即能够“乃疆乃理。乃宣乃亩’，并且还有司空，司徒，皋门，应门，冢土等国家制度。
无论从那一方面看，我们找不出这三篇诗不是追叙事实，而只是表现“周代初期的诗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的证据。恰恰相反，这三首诗如果不过是周代初期农业状况出现身说法，便完全自相矛盾，完全不可通，因为男性担任农业劳动，发展农业生产力，从事熔铁（此事应在野蛮的中级末和高级初），并创造国家制度等事，无论如何要有几百年甚至于几千年的经过期间，决不能在几十年的短期中一齐出现。因此郭君此等主张的不能成立，是绝对没有疑义的。
现在总括起来说，郭君对于商殷两代和周国的祖先时代的描写与批评，完全不正确，完全谬误。照他的说法看，殷代终始只达到野蛮的中级，至多也不过达到高级的初步，周代则于数十百年中（至多是自太王起）急剧穿过野蛮的高级而达到文明期。倘若周初有一个文明国家与之并立，因受其影响，遂急转直下，这原是可能的；不过当时既无此现象，即万不能有那样迅速的过程。还有一层，我们再往下看看周代。武王克殷大封同姓和先王之后，这是周代封建制度的开端。但武王以前的周和殷如果没有成立专制国家，就氏族社会公有的土地收归国有，不独封建（有些自然只是承认现成的势力）无从着手，而且一剎那间由一个没有国家的氏族社会变成一个体制大备的阶级制国家，这种步骤，也未免过于突兀。所以我们基于种种理由，毅然宣布：商代至少是从盘庚起，周代至少是从古公亶父起，已经成立了国家，实行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自殷至殷末即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时代。此事既经弄清楚了，便告一段落，我们将进而考虑郭君对于西周的描写与批评。
二，据郭君的估定，西周时代是奴隶制度的时代，他虽举出不少似是而非的证据，然其主要的根源还是由于马克思的一个公式，因此我们又要回转去考察这个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达到封建制度，也可以从奴隶制度达到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萨尔卫阿里说得对：
“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并非一切民族都经过同样的步骤，也不是同一的原因发生进步的冲击。”（见《古代资本主义》德文本二七三页）
这种见解是很正确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奴农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八章和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第二，三讲的末尾和第四讲）。所以考茨基虽明知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发展有过四种生产方法的说法，却置若罔闻，自己特依照马氏的意旨再拟定一种方式，为：
“社会的生产，单纯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见萨尔卫阿里《古代资本主义》考氏序言第十二页）
考氏在同页又加以说明道：
“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观。他从没有在何处这样明白而总括地说过。不过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零星评判收集起来，并且运用此等评判所产生的方法于人所共知的经济史的事实上，便获得刚才所述的思想途径。”
大家要深切了解这些事实（不过我们对于考氏的公式并不赞成），才能活用马克思的学说，否则必定滞碍不通。我们在第三项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采用马氏的公式，是因为它切合于中国的情形（同时我们又根据《资本论》的说法，补充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特别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我们于证据还不完全充分的时候，即毅然相信殷代曾经经过这样的一个局面，并不是信教式地盲从马克思，而是因为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土地国有，和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是极自然的事，有了这一步，西周的封建制度才不嫌突如其来，而后世国有土地的遗迹也有一点线索可寻。不过将来如有新的史料发见，确切证明殷代没有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我们会毫不迟疑马上抛弃这种主张。马克思常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IchbinkeinMarxist.”）这种只认真理，不认教条的精神，是每个理论家和实行家所应当服膺的。
可是郭君的态度却不如此。他对于马克思大有“孔趋亦趋，孔步亦步”之概，不管实际情形怎样，总要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它套在马氏的公式里面。他看见马氏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有古代的生产方法的说法，于是把“亚细亚的”安在西周以前，把“古代的”安在西周时代，叫“我们不要为文字所拘泥”，把“古时……号称为封建”的周室看做封建时代。他这种劝告对于我们是不生效力的，我们非先考查文字不可，看一看这个“古时……号称为封建”的周室到底有无封建制度的存在。
《吕览·观世篇》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国”。《荀子·儒效篇》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种说法与事实虽未必丝毫不差，然决非完全向壁虚构，我们即“不……为文字所拘泥”，拿它打个对折，也可以窥见周初的封建制度是盛极一时。
现在即再退一步：抛开文字不讲，专来考察西周的经济情形，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西周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工商业既不发达，真正的城市尚在萌芽时代，而“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封略之内，……人有十等，……以待百事”。这正是画出一副封建制度的图形，对于我们在上面所举马乌两氏描写的封建经济，适相吻合。像这样证据确凿的制度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其为封建经济的。
郭君对于此等史实一概不管，仅举一些没有用的或恰为封建制度特征的反证去证明西周非封建制度。今试略举数点如下：
（甲）他的最得意的反证恐怕要算证明“周金中无五等五服之制”，与盄和钟及秦公敦的铭文“一则曰‘受天命’，再则曰‘受天命’，几曾有一些儿受周室分封的气息？”他由此所得的结论是：
“周初并不是封建时代，所有以前的典籍俨然有封建时代之规模者，乃出于晚周及其后的儒家的粉饰。”（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九页）
其实五等五服之制是一事，封建制度又是一事，封建制度固然是一种等级制，但不限定是五等五服，即四等四服，甚至于三等三服，也未尝不可以，所以郭君证明“王公侯伯实乃国君之通称”，五等诸侯为东周以后儒者的捏造，并没有因此推翻封建制度，更不能作出“事实上有小部分的国家如鲁晋卫滕等是周人的殖民部落”的结论。至于秦公“一则曰”，“再则曰”，“受天命”，而不肯在“天”字下面加个“子”字，也许真是没有“一些儿受周室分封的气息”，但却不能举一以概其余。梁启超说得对：
“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不过承认旧部落而已。及‘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新封之国盖数十，而同姓子弟什居七八。盖一面承认旧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诸国参错其间。实际上旧部落多为新建国之‘附庸’，间接以隶于天子。其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几内之釆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见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六九页）
秦本“夷狄之邦”，在理当列入“荒”一类，秦没有受封，岂能作为西周没有封建制度的反证。郭君对于梁氏这种考证，不能加以反驳，专在五等五服和“受天命”上做工夫，未免过于枝节了。
（乙）郭君的另一种企图是引经据典，去成就他的曲说。例如他说：
“仆墉土田，当是附墉垣于土田周围，或周围附有墉垣之土田，故能成为熟语。此可窥见周代之殖民制度，后世之城垣当即起源于此。”（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一八页）
“诗序言封言建，左氏亦云‘封卫于楚丘’，‘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谓封建，犹不过筑城垣建宫室之移民运动而已。春秋之初年犹如是，则周代之初年更可知。故余始终相信，西周时代之社会断然非封建制度。”（见同书附录一九页）
郭君拿这些话来证明西周“断然非封建制度”，真会为有识者所齿冷！我们首先要问，他根据什么理由，可以断定“殖民制度”和“移民运动”一定是等于奴隶制度，而不会成为它种制度？！当纪元前七世纪，希腊人开始他们的殖民运动，他们在斯巴达和雅典所建立的国家固然是奴隶制的国家；但当十世纪时印加人的殖民运动所建的秘鲁的印加国（DasPeruanischeInkareich）却又不是奴隶制的，而是一个氏族团体支配另一个氏族团体。此外，郭君的大著既预备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对于恩氏此书不讲熟烂胸中，至少也应当看过一遍罢。如果真正看过的话，就不应当忘记下面一件事：
“德意志的野蛮人将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解放出来，取了他们的全部土地三分之二，彼此分配起来。”（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五五页）
这不是殖民制度和移民运动么？然德意志人因此形成的国家不是奴隶制的国家而是封建制的国家，郭君对于这种事实作何感想？还有一层。他说：“春秋初年之所谓封建，犹不过筑城垣，建宫室之移民运动”，这不独不能作为“断然非封建制度”的反证，并且恰恰是在描写封建制度的状况。如果不相信，我可引一段话给他作个比较：
“城市在政治上起初总是在一个谋取徭役的地主统治之下，因为城市原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建设起来的。城市最初的居民首先是由这种地主及其职员，仆役，和隶属的手工业者，农民成立的，次则为那些保持着身体自由的定居农民，以及寄居经商的异乡人。但后列这两种人的数目起初是非常之少的。最初的城市大半不过是君主和教监督的庄院，与平野地方这一类大庄院大致相同，只是前者有一道墙壁围绕着；就经济上讲。它们大都为农业城市。市民的主要职业在很长久的时期中仍是农业与牧畜；他们的田地和草原就在城墙以内。”（见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一二八页。亚东图书馆译本二二九至二三○页）
郭君看了这一段话又作何感想？高明的读者看见我对于这件小事，唠叨不已，恐怕有些厌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和郭君争论，不能不将这种初步的智识介绍出来。现在总说一句：郭君上面那些引经据典的说法不独不能作西周非封建的制度反证，倒把这种制度证实了。
（丙）郭君最后的努力是要从字面上去推倒西周的真实不虚的封建制度。他说：，
“还有我们要了解封建的古义。古人所谓封是指封疆，字本作丰（古文作乃树木之象形），《说文》训为草盛丰丰者，其实就是原始时代的境界林，《周礼·地官》‘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疆者亦如之’。畿封用树，犹是上古时代的遗意（此意于今犹存）。建就是建立社稷。《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本作菆社，据孙贻让校改）。’这便是建的事体。所谓社稷也就是《诗经》上的‘田砠’，其遗意犹存于今之土地堂或‘泰山石敢当’之类，其实即是生殖器的崇拜。……故古人的所谓‘封建’，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封建’，字义上正大有径庭。这种字面上的混淆，极初步的错误，我们是应该警戒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九至三一○页）
郭君这样“境界林”，“立社稷”，“土地堂”，“泰山石敢当”，“生殖器的崇拜”来一大篇，用意只在说明西周虽号封建，不过这一套把戏，要到春秋以后，才转变为另一种意义的封建，即“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上表现的封建诸侯”。讲到理由是非常之多的，而最主要的和骨子里的是：不使西周让出一个空位，则马克思所指示的奴隶制度没有地方安插！既是这样，我们实在没有反驳的必要。现在简单地说几句：我们不管什么“境界林”不境界林，也不管什么“立社稷”不立社稷。换句话说，我们不管什么封建的古义，只知道从历史上和经济的发展上已经确切证明西周有真实不虚的封建制度的存在，而《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所说的：
“列爵曰封，分土曰建。”
就是它的而且的确的定义。
三，我们对于郭君所举“西周……断然非封建制度”的反证既经驳斥。现在当进而讨论他所举的西周系奴隶制的事实。统观他的说法不是误解，就是牵强附会，甚至于连最聪明的农奴制的事实也拿来充数，吟特择其中比较重要的加以指摘。
（甲）郭君为着要说明周代的奴隶制，便极力描写周初的农业是怎样发达，而他的结论是：
“周代有那样发达的农业，所以它终竟把殷室吞灭了，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五页）
他所谓新的社会不用说就是奴隶社会。其实他这种描写首先挖空了奴隶制度的基础，因为就现在已经考证的事实讲，
“奴隶制度多是在牧畜对于纯农业比较的占着优势，且是于对外贸易占着有利的地位的那些区域发达的。”（见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昆仑译本一一○页）
周代既没有对外贸易，而又是农业比牧畜占优势，它不能像希腊罗马那样发生残酷的奴隶制，而于本来没有使农民完全奴隶化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达到一种较奴隶制为温和的农奴制，这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事。郭君既不知道各国经济发展史，又没有弄清殷代的生产状况，只按照预定的公式去找材料，宜其一开始就跌倒了。
（乙）然上述一事还比较渺茫，我们即抛开它不讲，专来考察他的证据。他说：
“《周书》的十八篇中……有八篇是专门对付殷人说的话，……我们看那周公骂殷人是‘蠢殷’，‘戎殷’，‘庶殷’。或者说‘殷之顽民’，而且把那些‘庶殷’，征发来作洛邑，用种种严厉的话去恫吓他们，那不完全是表示着把被征服了的民族当成奴隶使用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五至一六页）
这段话之后，接着又来一段后来补充的案语。我们因其可以代替他所谓“周金中的奴隶制度”的例子，故一并介绍如下：
“《左》氏定四年传言，‘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与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此明言以殷人为奴。此外，锡臣仆人民之事于古金中甚多，详见第四篇。”（见同书一六页）
这是郭君主张西周为奴隶制度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然在事实上，“被征服了的民族当成奴隶使用”，“征发来作洛邑”。以及“古金文中甚多”“锡臣仆人民之事”这两点绝不能作为周代是奴隶制而非封建制的证据。其理由如下：
（1）所谓“当成奴隶使用”与“锡臣仆人民”，是否为真正的奴隶，没有征实，无从臆断，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民被“当成奴隶使用”的，所在都是，而封建社会更因臣仆人民附在土地上连同当作赏赐品，尤为当然的事。
（2）即退一步，承认他们都是真正的奴隶，也不能由此作出奴隶制度的结论，因为有奴隶制度固然要有奴隶的存在，但有奴隶的存在，不限定就形成奴隶制度。否则由《史记·商君鞅传》所谓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
的话去推测秦国的社会也是奴隶制度，郭君为什么又要说它是封建制度呢？岂不是和此处的理论自相矛盾么？
（3）封建制度中不独有农奴，而且有工奴，有纯粹的奴隶，郭君随便买一本欧洲经济史看一下，也可以知道。既是这样，又怎能断定这里所谓奴隶（其实不尽是奴隶，大都为农奴）一定不是封建制度中的而是奴隶制度中的呢？
（丙）郭君主张西周为奴隶制度的另一种最重要的证据是《七月》，《楚茨》，《甫田》，《大田》诸诗。我们现在分别来研究。《楚茨》一篇虽咏农事，所讲的是地主收得丰盈的农产物，忙于祭祀，看不出什么奴隶制或农奴制来。而《七月》和《甫田》两篇则不然：内中有几句话值得我们注意，就是：
“采荼薪樗，食我农人。”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
骤然看来，这种说法可作奴隶制度的证据。因为两句“食我农人”表现奴隶为地主所豢养，不像农奴一样营着半独立的家庭生活。但仔细一看，却又不对。为什么呢？所谓“岁取十千”，应当是田为农奴所耕种，地主于收获时取得“十千”作为生产物地租（Produktenrente，Rentinkind）；反之，田如果为奴隶所耕种，则一切的一切都为地主所有，用不着向谁去“取”（这个“取”字与所谓“吾欲二十而取一”的“取”字相同，是向农奴取，决不是从田中收获），更用不着规定租额。至于“我取其陈，食我农人”，不外因当时系自然经济，农产物不能作为商品售的，于是将陈腐的交给农人，去换取他们新鲜的农产物。“采荼薪樗，食我农人”，和上面“为公子裳”，“为公子裘”比铰，只是优美的东西归地主，恶劣的东西归农奴的意思。尤其是“言私其豵,献豜于公”两语足为铁证，因为只有农奴可以私有财物。奴隶是办不到的。这种解释丝毫也不勉强。
然西周为农奴制而非奴隶制，在《大田篇》所谓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两句话中表现得尤为明白。不过我们在没有说明理由时，先要听一听郭君的高论：
“这首诗的性质稍稍不同，这是一首小农生活的诗，他自己是‘曾孙’的农夫，但同时也有他的私田。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看并不是所谓‘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甚么井田制。……当时的土地一切都是公田。农人只是食陈的奴隶；但当时未经开垦的土地，当然很多。那农人们利用自己的余力去开垦了出来，当然就成为自己的私地了。这儿是后来奴隶制破坏的一个伏机，我们是应该注意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三一页）
我们如果细玩这段话，就可以看出郭君是费了多大的气力才作出这种结论，然其中的纷乱也就要令人“叹为观止”了！我们首先要问所谓“小农”是一种什么样的农民？是自由农民，还是奴隶？如为自由农民，何以是“‘曾孙’的农夫”，何以有“公田”，何以又为“后来奴隶制破坏的一个伏机”？如为奴隶，何以叫做“小农“，何以在对于自己身体都不能自主的当儿，能有私田，何以又能于“土地一切是公田”的时候，而能开垦土地，作为“自己的私地”？我不相信郭君能明白答复这些问题，因为他一开步走，就遇着矛盾。郭君与其这样画地自缚，动弹不得，不如把这种农民比作罗马的大农业经营中一种有小屋和私地的特别奴隶，倒有些相像。可惜他不知道此事，平白失去一个比附的机会了。
可是我们把《七月》的“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和《大田》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对照一看，便知道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绝不能和罗马的特别奴隶相较。所谓“公田”，就是君主或领主的田，即欧洲封建制度中的地主直属的土地；所谓“私田”，就是分给农奴耕种，借以收取农产物维持生活的田，即欧洲封建制度中的归农奴使用的耕地。这两者形成一种农庄制度，而并且是封建制度中一种初期的形态，因为此处所表现的是一种劳动地租（Arbeitsrente，Laborrent）。像这样活画出一副农奴制的图形，郭君盲目不见，惟乱发“总之，当时的农民就是奴隶，已是可以断言的”议论。真是错得一塌糊涂！
（丁）郭君又说：
“这些奴隶在平时便做农；在有土木工事的时候便供徭役，在征战的时候，便不免要当兵或者是伕役了。”（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他除掉征引《邶风》的《击鼓》和《唐风》的《鸨羽》作证据外，又提到周公东征的诗，并且总结道：
“总之平时的农人便是战时的军人，在这《东山》一诗里也表现得异常明白。
“农人，工人，军人，结果就是奴隶。像这样的证据在《诗经》和《书经》里面是举不胜举。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见同书一四三页）
郭君认农工兵就是奴隶制中的奴隶，在《诗经》和《书经》上有“举不胜举”的证据，其实他没有举出一个正确的证据给我们看。这也怪不得他，因为西周本来就是没有这种制度，他怎能无中生有，找出真凭实据来呢？不过他因缺乏历史的知识，在上面企图证明军人为奴隶时，又供给我们一个西周非奴隶制的反证。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待我们说明出来。
奴隶的来源共有三种，一系犯罪人变为奴隶，二系负债的人变为奴隶。三则借战争的力量使俘虏和被征服的人变为奴隶。后者是一个主要的来源，前两者则当然有限，尤其是在周初不容易从前两者取得多量的奴隶，于是不能不依赖被征服的各族来供给。可是奴隶用来耕种或作土木工程都可以，却不能用去当兵打仗，因为他们一旦有兵器在手，马上就会倒戈相向。所以像罗马那样奴隶制的国家，几乎是事无大小（罗马不仅在农工商业和私人的服役中使用奴隶，即公共事业如庙堂，法庭，甚至于警察都用奴隶担任），都依赖奴隶去做，只有海陆军就全靠国中的小地主和小农民（奴隶在海陆军中做工人是有的，偶然充当兵士也是有的）作骨干，无非是防备奴隶造反。同样，周初如果真是奴隶制，周公岂能招募一些被征服的奴隶组成军队去东征，而且很勇敢地打仗三年，以致弄得斧破斨缺呢？单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也可以反证西周不是奴隶制。
现在总括起来说，郭君企图证明西周为奴隶制所举的种种证据，没有一种是能够成立的，不独不能成立，并且时常举出很显明的封建制度的证据去作奴隶制的证据，直等于自己对自己开顽笑。此外，他又说，“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奴隶制国家的这个关键，……用古代的话说来便是‘由帝而王’”，因此引出周绍溱君一篇《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见《读书杂志》四五期），说“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农奴制；霸道的基础为奴隶制”，他们两人这种奇异的说法正可以相映成趣了。
（注）溱君的大文也和郭君的一样从一个死公式——以农业为基础的是封建制，以商业为基础的是奴隶制——出发，而其立论的肤浅与幼稚且远在郭君之上，故我们不愿加以批评。
郭君除掉认西周时代为奴隶制外，还认春秋以后至最近百年为封建制，我们本应继续加以反驳，不过他对于这个阶段的说法仅有一段，远不及朱其华君所说的详尽，因此我们批评的对象便当由郭君而转移到朱君了。但在我们线束之前，对于这部流行甚广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作一个总评。
此书本不是一种有系统的著作，系由几篇论文杂凑而成，这一点作者在解题中也已经说过，没有什么奇怪。最奇怪的是此书内容的主旨恰和它的形态相等，是由两种东西杂凑而成：即经过伪造的摩尔根的“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和已经废弃的马克思的经济发展分期说。此书所根据的前提既经错误，则其结论必定错误，这是势所必至的。我们在上面虽指出它大批的错误，但那只是一部分，决非全体，因为我们的讨论仅限于经济方面，其他都因溢出范围而不能涉及。举例来说，他以为：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多是一些革命家——如老子，如管子，如杨子，如庄子，如韩非子，他们的思想多少都带着革命性的，此外如墨子算是保守派，孔子算是折衷派。”（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七一页）
他认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子，杨子，庄子为革命家，代表农工阶级的墨子为保守派，代表士和非封建地主阶级的孔子为折衷派，真是错得不成样子，然我们却不能在此处予以纠正（不过拙著《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可暴露他这些错误）。又丹麦的古物学者所采用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术语，摩尔根虽认“知识的进步必须有别样的更细密的分类”，然以为“在某些目的上是极有用的”（见《古代社会》原文第八页），所以他在书中仍用作划分时期的骨干。不意此等术语一到郭君的手中就变了形态，他告诉我们的有什么“土石器时代”（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页。按石器时代可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但从没有听过“土石器时代”的名词），又有什么“金石并用时代”（见同书二五一页），并且在这个时代下面注入“EnolithicAge”字样，查英中文并无这个名词，NeolithicAge原来是“新石器时代”的意思，今在前面加个E字，即变成“金石并用时代”，郭君真不愧为一个炼金术士！当人类进到石器时代，则他们所用的土器。木器，竹器，骨器或革器当然包括在内，用不着列举出来；当人类进到铜器时代，则他们所用的土器，木器，竹器，草器，骨器，石器，也当然包括在内，用不着列举出来，否则将不胜其烦，不独应称为“土石器时代”，并且应称为“土，革，木，竹，骨,……石器时代”，不独应称为“金石并用时代”，并且应称为“土，革，木，竹，骨，石……金。并用时代”。试问像这样一一列举，还成一个学术上的术语么？总之，郭君虽用过一番苦工，收集了不少的材料，但他这部书是没有丝毫科学价值的，谁要花钱购阅这个自命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谁就有中毒的危险，谁要倚赖它作理论的根据，谁就是没有脑子的胡涂虫！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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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及其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1932年3月）
三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及其说明
所谓经济时期就是一种生产方法单独占领，或与它种生产方法共同占领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一种生产方法独霸时，这便是它的高度发达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它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取得领导权时，这便是它的崛起期或初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它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崩溃时，这便是它的崩溃期或末期。此外，当旧的生产方法大半崩溃而真正划时代的新的生产方法正待形成之际，发生一种混杂的特殊的生产方法，这是一个过渡时代。
我们现在试按照中国全部经济发展的情形，以生产方法为标准，划分各个时代如下：
（一）自商以前至商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一四○二年止）
（二）自殷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四○一年起至一一三五年止）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一一三四年起至二四七年止）
（四）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二四六年起至纪元后一八三九年止）
（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一八四○年起）
我这种主张恐怕会和现今最大部分谈中国经济问题的人相冲突，至少也要和上列各位战士的意见相冲突。但我这样划分时代，是经过审慎的考虑，并具有充足的理由，今特分述于后：
一，所谓商以前，自然不能追溯到《太平御览》所引：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那怕广东等处至今还有盘古庙，我们总不好模模糊糊从他讲起。休要说他．即所谓天皇，地皇，人皇也不是我们的对象。就是下至什么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共工氏，和种农氏等，虽按照名字，有人类发达的层次可寻，并与摩尔根前史人类进化阶段的图表（见下文）完全相合，必有一点根据，然他们没有确切可信的事实（旧史说伏羲是人首蛇身，神农是牛首人身，竟将人兽化了）供我们的参考，且诸人与短时期中连接在一起，终嫌其没有传出古代的真相，而近于后世的假托。在新的证据未出现以前，殊不便多所论列。至多恐怕只有神农是有这么一个人，曾从事种植，一直相传至战国，遂有“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出来表彰，可惜许行的书没有遗传下来，无从窥见所谓神农的，到底有些什么事迹。
神农之下有黄帝，即有熊氏，这可以完全相信实有其人，当系一个酋长，因为熊氏正是一种图腾社（Totemgeno-ssenschaft）。凡原始的人群都相信自己是出于一种自然物，最大多数为禽兽，因似为本群的标帜；不独中国的原始人是如此，即其他地方过去和现在的原始人莫不皆然。摩尔根研究美洲易洛魁人（Iroquois）的辛尼加部族（Senecas），发见有狼氏，熊氏，鳖氏，海狸氏，鹿氏，鹬氏，鹭鹚氏和鹰氏，而他的《古代社会》中且充满了这一类的氏族名称，便是一些最有力的证据．
司马迁作《史记》，始于黄帝，他是以黄帝，颛顼，帝喾及尧，舜为五帝，而《礼记·月令篇》则以太昊，神农，黄帝，少昊和颛顼为五帝，《帝王世纪》又以少昊，颛顼，帝喾及尧舜为五帝。这样各持一说，已经是纠纷不清，令人无所适从，而关于他们的事实复多附会与假托，不能完全据为信史。譬如《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艺五谷”，“教熊，罴，貔，貅，驱，虎”，这大概不过是种植牧畜的影子，决没有那横“艺”与“教”的盛况。同篇又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这虽未必完全可信，至少舜时是有种植业的。
关于唐虞时代，我们可以酌量采用《尚书》中的材料，得到一些史迹。不过把“疑古”顶在头上的玄同君不独认《虞书》为伪书，并且说：
“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六七页）
这种说法虽属新奇可喜，然却不能解答梁启超所说的一件事。就是：
“……《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见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五九页）
可见《虞书》虽系后人所追记与粉饰，至少应有一部分真迹，而玄同式的疑古直等于玄学式的疑古！
《虞书·舜典》中有所谓四岳，群牧，群后，和“二十有二人”一定就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所称的世袭酋长（Sachem）和普通酋长（Chiefs）,为氏族社会中的领袖人物，所谓朱，虎，熊，罴，夔，龙等数臣即是各氏族的酋长，所谓“弃，……播时百谷”，也是初步农业的证据。我们可以大胆主张，至少这几点是真史迹，决非后人所假托．
讲到《夏书·禹贡篇》却大有问题，其中所说的“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中的铁银镂不见得是禹时代的物，因为殷周出土的器具还只看见铜锡合制的青铜器（也许已有铁器，尚未出土），禹时似乎不会有什么铁，有什么镂（刚铁）。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像顾颉刚君一样，疑及禹的本身。以为
“禹，《说文》云，‘虫也。从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见《古史辨》六三页）或“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后土）”。（见同书一一四页）
禹是虫，正是一种氏族的图腾，而禹即为这个图腾社的酋长，他本是一个人，后来才被人“神化”了。顾君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既没有入过门，而又采用唯心论的实验主义做方法，宜乎他说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和禹逐渐由神化为人（参见同书同页）的笑话来。其实禹只是一个经营初步农业的氏族中的酋长，一点也不奇怪神秘，所以《鲁颂·閟宫篇》说：“是生后稷，……缵禹之绪。”《论语·泰伯篇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宪问篇》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不过考古家的顾君对于这些都是知道并说过的，他所以不认禹为人，为“一个耕稼的国王”，还有一篇大道理在：
“禹若果是在后稷之前的一个耕稼的国王，后稷之名也就不会有了；后稷之所以为后稷，原是尊崇他倡始耕稼加上的名号，若他只有‘缵绪’，也不应独居此名了！我们再看，在西周时，古王任农事的惟有后稷；在东周的鲁国，后稷之前又有禹；到战国时烈山氏之子柱先做后稷了。舜也‘发于畎亩之中’了，倡始耕稼的尊号又给神农夺去了。在西周时，原以进入农业社会不久。而耕稼的事又倡始于周民族，周民族既得了中国，要想竭力的推广它，所以有始祖后稷的尊崇，所以有‘纯其艺黍稷’的告教（酒诰）。所以有‘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公刘）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无逸》）的称美。若果有神农，柱，舜，禹的耕稼在前，则到周初已有一二千年了，农业的发达已久了，又何必这样的郑重鼓吹呢？”（见同书一○八页），
顾君倘若读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又肯抛弃他那实验主义的法宝，即不会发出这样浅薄和唯心的议论来。人类生存于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二十万年光景，农业自发生时起要发展到西周那样的状况，至少要好几十个一二千年，中国不独在神农，柱，舜，禹时应有耕稼，即在他们以前也应有耕稼，并且还是妇女担任的（关于这些事的详情见下文驳郭沫若君的各节）。中国这样的历史已经丧失不可考了，不过一切人类都要经过这种时期，我们不能独异，也不能因事迹不可考而加以否认。譬如摩尔根说：
希腊和拉丁氏族“在野蛮中级的历史，除掉他们的各种艺术，制度，发明和言语的改良中还保存一点外，是全部丧失了”。（见《古代社会》原文三五四页）
然他却不否认他们是曾经经过这个阶段的。所以中国的古书有神农，柱，舜，禹耕稼的传说，不是什么“郑重鼓吹”，而是实有其事，他们的人数与其说是过多，不如说是太少了。
至于顾君因在西周时任农事的“古王”只有后稷，在东周的鲁国又加了禹，到战国时又加了烈山氏之子柱做后稷，而舜也发于畎亩之中，遂提出他那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被那位挂起招牌疑古的疑古玄同君许为“精当绝伦，……惟有欢喜赞叹”。（见《古史辨》六七页）其实在未经秦火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关于古史的材料，比现在何止多十百倍（古史材料的丧失与时代的久远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完全归咎于秦火），而西周人的著作既未能完全遗留下来，顾君怎能断定西周时没有何种著作提及过禹，“烈山氏之子柱做后稷”和“舜发于畎亩之中”这一类的事呢？他又怎能断定后出现的史实一定是假的呢？拿前一个时代一部分残缺不全的著作做标准去判断后一个时代所出现的史实的真伪，其荒谬与郭沫若君拿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甲骨文做标准击判断殷代整个的社会性是一样的，这样的“精当绝伦”正是玄同式（即玄学式）的精当绝伦啊！
我们现在不要停在此处多说，由禹之后再往下推，轮着商代。《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盘庚篇》又言自汤至盘庚五迁（不常厥邑，于今五迁），这好像表现盘庚以前的商人犹是逐水草而居，从事牧畜，较前述的耕稼状况更退转去了，仅相当于摩尔根所谓野蛮的中级。但仔细考究，却又不然。《商书》的篇幅既多，材料也不少，不过就文体和事迹看，除《盘庚》三篇外，类多后人粉饰窜改之词，很难据为信史。例如，《汤誓》说：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这样赏罚操诸一人，完全是一个专制君主的口吻，就当时的产业发展情形看，国家还没有成立，不应有此现象。但内中说：“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又《仲虺之诰》说：“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这不见得是经过粉饰或改窜的，因为后人大概只在什么德，威，刑，赏，仁，义，礼，信等抽象名词上做工夫（参看《汤誓·仲虺之诰》等篇），对于经济状况绝不措意，不会将牧畜改作农业，借以夸示将来。
又最可靠的《盘庚篇》有些话足与上文相印证．就是：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这种以农事作比喻的话，当然是要在田野农业已经出现，并且成为经常的业务，积有经验，才能说得出来的。考盘庚迁都并不是游牧性质，实因旧都圮于河水，不得不出此，而人民安土重迁，不肯从命一事，尤可反证盘庚以前已经进于固定的农业，否则游牧之民正好乘机另觅草场，用不着留恋故土了。
此外，周公因诰戒成王而作的《无逸篇》，内中历数殷王中宗，高宗和祖甲怎样勤劳，于是接着说道：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由此又可反证中宗，高宗和祖甲是知道稼穑之艰难的。高宗（即武丁）和祖甲固在盘庚之后，但中宗（即大戊）的即位却在盘庚即位二百三十五年前，可见在商代的早期，田野农业早已出现，是无复疑义了。
统观这些事实，则商代实已在摩尔根所谓野蛮的高级，直与文明为邻了。据摩氏的研究，在野蛮的中级有钢锡合制的青铜器，在野蛮的高级则有铁器的发明。
“铁的生产是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事件，没有能够和它相抗，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其他一切发明与发见在它的旁边是无足轻重，至少也是居于附属的地位。举凡槌，砧，斧，凿，都由铁制，还有犁要用铁尖，并有铁剑；总之，文明的基础可以说是建筑在这种金属上面的。”（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三页）
又考埃及人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即开始使用铁制的镰刀，在三千五百年以前，即有耕犁，欧洲人在三千年以前即使用铁制的锄和武器。中国盘庚以前正是三千三百年前，论理应当已经发明熔铁，已有铁制的耕器。可是历代出土的金属古物，关于商代的只有青铜器，绝无铁器。这不知道是当时的铁器未曾遗留下来，还是已遗留而尚未出土，或确实没有铁器——这个问题只好暂时存而不论。
二，在另一方面，盘庚以前已经有文字，并已组织成文，否则不会有《盘庚》三篇的出现，而这种“佶屈聱牙”的作品也决非后人所能伪造。尤其是《金石索》中商癸父爵，父庚爵，父辛爵，双册父乙卣，父乙旅事卣，大己卣，和父辛卣等上的刻文以及近人所拓印的殷代甲骨文是当时已有文字的铁证。所以盘庚时代正是野蛮高级的结束和文明开端的时代，也就是氏族社会崩溃和私产与国家起源的时代。
据摩尔根说：
“当野蛮后期的末叶，关于土地的拥有已经起了大变化，它逐渐趋于两种所有权的形态，即国有和私有。”（见《古代社会》原文五五○页）
依照马克思上面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描写看来，所谓土地公有就是土地国有，所以人民要用“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这是取了摩氏所说的第一种所有权的形态，殷代的情形正与此相符。怎样见得呢？
《盘庚》三篇明白告诉我们，当时的私有财产，阶级制制和国家都一一出现了。例如
“兹子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盘庚》中）
“朕不肩好货。”（《盘庚》下）
“无总于货宝。”（《盘庚》下）
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出现，则此处所谓贪贝玉，好货和聚货宝都毫无意义了。又王氏谓《盘庚》
“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
也是实情．所以．上篇说：
“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日后，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中篇说：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父，汝其作我畜民。”
下篇说：
“呜呼，邦伯师长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
如果没有阶级制和国家的存在，则盘庚之诰用不着分作三篇。而且每篇的口吻与对象也不致迥不相同。由此看来，氏族共产社会在盘庚时已经崩溃，是信而有征了。
又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四五年）河南安阳县出土的大批龟甲兽骨，上面刊有殷王室占卜的纪录，罗振玉据以编成《殷虚书契》前后编等书（此外他人尚有同类的作品），这当然是绝对可靠的文献。书中表现殷代帝王有锡贝之事，又有奚奴臣仆，且有使“小臣令众黍”的明文，可见殷代确是私有财产，阶级制和国家成立的时代。
虽是这样，不过我们又怎能断定殷代所行的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不是其他生产方法呢？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的特点是土地国有，我们现在怎样知道殷代是土地国有呢？要答复这个问题，的确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一点材料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但我们借助于推论与间接的证据，是可以相当解决这个问题的。
盘庚既因旧都耿被河水毁坏，而迁于殷墟，则新都的土地与迁来的任何私人向来没有发生关系，这是很显明的。殷墟相传系成汤故都，可见其附近一定已有人定居，决非一片荒凉，未曾开垦的土地可比，不过新都地方的文化程度当较旧都的为低，否则人民不会表现不肯迁居的心理，此处大概还没有跳出氏族社会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之下，已经组织国家的专制君主的盘庚（关于这一点以后还有说明）将氏族共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的土地，这再顺利再便当也没有了。
以上是我们的推论。此外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孟子说“殷人七十而助”，这虽未必是事实，然孟子去古未远，其立论必有一点影子作根据，决非完全凭空捏造。这点影子就是殷代的土地非私人所有，乃国家所有。又《诗经·北山》篇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诗作于西周末年，当时的土地已成封建贵族的私有物，无所谓王有，不过在封建之初，土地确为王有（在欧洲封建初期，土地只归领主占有，仍须奉还君主，但后来变成领主的所有物，不肯奉还了），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我们可以断定，周代的土地王有就是由土地国有转过来的，因为古代王与国不分，路易十四（LouisXIV．）所谓“朕即国家”，即是当时的状况，所以土地由固有到王有不过是再进一步。
我们现在根据上述的一切理由，可以断定自盘庚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
三，与殷代同时并存而建立国家的，有周代的先人。《大雅·文王有声》篇张子注云：
“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则迁于丰，至武王又居于镐。”
这段话在只顾字面，不究内容的人们看来，必定又要认“这是游牧民族所必有的现象”。然我们一加查考，便知道不是这样。《大雅·生民》篇追叙后稷小时候发明种植，实现农业道：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就西洋古代社会的史实和现在非洲等处原始人的情形看，发明农业都是妇女的事，而最初的农业劳动也由妇女担任。中国古代农业的发明不会独异，更不会出于后起的后稷。周代的农业托始于他，大概因这个氏族的男子开始经营农业，是自他开端，所以就事论事．对于以前的神农，柱，舜，禹不提及，对于他们以前的妇女农业夏因年代久远，事实湮没，而无从提及了。关于后一个问题可有两个证据：一，中文男性的“男”字从田从力，可见在形成文字之时，妇女早已退出农业生产。而务农变成男子的项目。二，在希腊古代的神话中有好些女神，这正是去女性本位社会不远，由其中有名的妇女转变而来的证据，中国只有《史记》所称的“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娲可以称为一个女神（观世音是印度传来的），此外只留下嫘，媊，娥，姜，姬，姞，嬴，姚，坛，姒等等姓名表现这种社会的残影，可见神农黄帝时去女性本位的社会已经很远了。然我们却不能因此否认中国远古的妇女发明并经营农业的事，更不能因《生民篇》说后稷发明农业，遂连带将他以前的神农，柱，舜，禹，经营农业的事一笔抹杀。除掉这个道理以外，我们再来细心看一看这篇诗：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生民》第四章描写后稷自小时候即发明农业，第五章说他耕种的得法。农产物的茂盛，第六章说他的农产物种类之多，和收获之丰，第七章说他使农产物经过舂，揄，簸，蹂，而弄成食品。这种过程在现代看来，没有什么稀奇，也并不感觉困难，但在知识浅薄的野蛮时代，非有几百年甚至于几千年的经验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根据种种理由，可以断定不独中国农业的发明是远在后稷以前，即男子担任农业劳动，使妇女退出这个生产部门，也不始于后稷的时代。
自后稷三传棻他的曾孙公刘，复在豳地经营农业，颇极一时之盛。《大雅·公刘》篇说：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风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这两节诗表现公刘居豳，农业的兴盛；所谓“取锻”大概就是指冶铁讲。如果是这样，则公刘时代正在野蛮的高级，而铁器的发明也在此时，这便和摩尔根所说这个阶段的条件完全相符了。
但现在又要问：公刘时代正相当于西历纪元前多少年呢？此事已无可考。不过《豳风》的朱注有下列一段话：
“虞夏之际，弃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弃稷不务，弃子不密失其官守，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刘，复修后稷之业，民以富贵。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阳，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为天子。”
照这桶说法看，自弃至武王凡十五世。毛诗疏云：
“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仅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姑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
这种反驳颇有理由，不过它只有消极的批评，而无积极的主张，问题没有解决。郭沫若君引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帝俊即帝喾。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夒”，又引郭璞《山海经注》，说“帝俊即帝舜”，于是说明帝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也就是帝喾的二妃姜嫄简狄；而姜嫄生后稷为周的始祖，简狄生契，为商的始祖，周商是同出一源。（参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六一至二六七页）这算是有了一种积极的主张，但和史事又不相合，因为《商颂》的朱注说“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传十四世而有天下”，自汤至纣又有二十八世，共计为四十一世，而自后稷至文王（文王殁于纣王二十年）不过十四世，虽世代可以有久暂的不同，然不应相差三倍！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王国维的说法，而不能相信郭璞的说法。因此郭君的主张也同样没有解决问题。
此外《辞源》的《世界大事年表》注明公刘迁豳在夏桀二十年，即纪元前一七九七年。我因手边没有参考书，无从查考其确定这种年代的根据，但其不足为信史是一望而知的。因为自公刘迁豳至文王薨，足有六百六十二年，其中十二世平均皆在位五十五年，且均于晚年生子，这也同样“不近人情之甚”！既是这样，我们便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然，法子是有的。《国语》的《鲁语》说：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又《左传》昭二十九年传，说：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按烈山氏即神农，而就此处柱为稷和弃为稷讲，可见所谓后稷原有两人，而“商以来祀之‘的后稷，不可与“夏以上官祀之”的后稷并为一谈。又“夏之衰也”应系指夏桀或稍前的时代，不能像朱子那样指为少康以前。我们根据这种证据，便可以知道弃的曾孙公刘应在商中宗即位（一六三七年）时的前后。这是不会有什么大差错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商中宗时有田野农业出现，已在野蛮的高级，公刘时也有田野农业，甚至于还知道熔铁，当然也在野蛮的高级。这两大氏族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和相距不远的年代而处于进化中的同一阶段，这桩事不能算是偶然的了。
公刘之后六传至太王，因被狄人之难，举族而迁于岐周。这个太王就是《大雅·绵篇》上的古公亶父，朱子所谓“追称太王”的。不过这里又发生一个问题，即顾颉刚君明白反对古公亶父为太王，并且确定此人是在公刘之前，他说：
“公亶父这人。自孟子以来都说是太王；我觉得不对。公亶父在《绵篇》上看，是一个‘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国君；太王是文王的祖，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时候；他们的时会是不同的。况且太王既已称王谥太，何以于《绵篇》又称公呼名？《雅颂》同为西周时作，不应当把称号乱用如此。推其所以致误之故，一由于公亶父‘至于岐下’，而太王亦‘居岐之阳’，二由于公亶父娶的是姜女，而文王之母亦‘思媚周姜’。但我以为周国始终不会离过岐山，‘至岐’只有始迁的第一代，‘居岐’尽不妨沿着多少代，这二者不能强合为一事。周与姜本系老亲，看后稷母名姜嫄可知。不能说太王娶的周姜即是《绵篇》上的姜女，而合太王子公亶父，使他们并作一人。又看《绵篇》以‘绵绵瓜瓞’发端，而首章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末章言‘文王蹶厥生’。其为原始要终之诗，言周民族自微而盛，自开国以至成大业，此意甚明。公亶父乃是初定国基之君，故详言其始至之状；若在太王时，便不容有这等事了。自从孟子言太王避狄，硬拿公亶父觅地的事做证据，又言太王好色，硬引《绵篇》，‘爰及姜女’的话做证据，于是公亶父与太王合而为一，反在公刘之后，有似乎中衰，而《绵篇》纪始的本义就失去了。”（见顾著《古史辨》一四七页）
顾君是极端佩服他的尊师胡适博士那种唯心的实验主义的，所以他
“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见《古史辨》序言九五页）
可惜他中了实验主义的毒，专在假设上做工夫，以致找不出真理来。他说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在公刘之前的周国始祖，约有三种大理由：
（一）古公亶父是“一个‘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国君”，而太王“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时候”。
（二）《绵篇》是一篇“原始要终之诗，言周民族自微而盛，……公亶父乃是初定国基之君，故详言其始至之状，若在太王时便不容有这等事了”。
（三）“太王既已称王謚太，何以于《绵篇》又称公呼名？”
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一，古公亶父自豳迁岐，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的确表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状况，但既经安居，农业的经营，蒸蒸日上，当然有一番盛况，顾君怎好断定他一定不是太王呢？况且顾君说太王“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时候”，这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据，“盛”到什么程度，顾君还在脑子里面假设，又怎能断定古公亶父与太王的时会不同呢？二，《绵篇》为“原始要终之诗”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认古公亶父为周国的始祖，因为“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是指公刘居豳的情形，与古公亶父无涉，下文才说他因被狄难离豳，“来朝走马……至于岐下”。这样的文情是何等明白，顾君为什么要牵扯到“民之初生”等句是讲他？如果说太王时不容有古公亶父那样迁徙与开基的事，证据在那里？三，至于这“太王既已称王謚太”，《绵篇》不应称公呼名，更不成其为理由。因为顾君既不能推翻朱子“追称太王”的说法（记得《孟子》或其他书上好像有“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一语），又怎能主张“太王既已称王謚太”呢？因此又怎能说《绵篇》不应称公呼名呢？由此可见顾君对于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公刘以前的周国始祖的假设是完全失败了。
我们并不是绝对拥护孟子“太王居分，狄人侵之”的说法，不过孟子距太王不过八百年的光景，他所说的话应有几分可信，在顾君或其他疑古专家没有举出确切证撮证明古公亶父不是太王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抛开两千年前古人言之凿凿的话，而来相信两千年后实验主义的信徒脑袋中的假设。
还有一层，顾君如果说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在太王之前公刘之后的人，我们也许有几分相信，至于说古公亶父是在公刘之前，那简直是实验主义破产的表现，那他真正应当
“常常自己疑惑：科学方法是这般简单的吗？只消有几个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处应用的吗？”（见《古史辨》序言九五页）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严厉的口吻来对付顾君呢？一因叹息他受了胡适博士的骗，误选一种唯心的实验主义做方法，以致枉费气力，二因他对于古公亶父的说法颠倒了事实，足以妨害我们立论的根据。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唯物的辩证法，从《绵篇》所描写的经济以至政治状况着手（我对于实验主义与辩证法曾作一种比较的分析与综合，共有七万多字，足供读者的参考，此文见拙著《我的生平》第十一章。亚东图书馆出版）。这一篇共有九章，今特择其重要的四章介绍如下：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帨矣，维其喙矣。”
我们试将这篇诗和《公刘篇》比较一看，便知道其中有个不同之点。就是《公刘篇》只表现田野农业的经营，而《绵篇》则于这一点外，还表现有国家制度，并且威加昆夷了。《公刘篇》虽也有“彻田为粮”，和“其军三单”等语，然这还是野蛮高级中的情形。据摩尔根的研究，当野蛮的中级，“土地仍为部族所共有；不过一部分此时特别提出来，作为维持政府之用，另一部作为宗教之用。……”（见《古代社会》原文五四五页）野蛮中级既是如此，高级更不用说。所谓“彻田为粮”，不外取这一部分土地的收入以供公共事务的用费；至于“其军三单”不过是氏族社会末期所组织的军队，用以防御外侮的。无论如何，我们在《公刘篇》找不出《绵篇》那些司空司徒的官制和皋门，应门，冢土的设施。所以公刘在前，古公亶父在后，专从这两篇诗中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上去考究，便获得铁一般的证据，再也不劳任何实验主义的信徒在脑袋中做假设了。
我们既费了一些气力推倒古公亶父在公刘之前的臆说，并确切证明他是在“周民族很盛的时候”，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太王，现在就要问这个太王是在什么年代。据《辞源·世界大事表》说他迁岐周是在殷武乙元年，即纪元前一一九八年。当时距文王薨仅六十三年。经过三代，这是绝不可信的。我以为从古公亶父迁岐周军文王薨，中间的经过至少应在一百年以上。因此前者的建国至迟距盘庚末年不过一百四十年。岐周本是姜姓氏族的公有土地，太王新来此建立国家，将这个氏族公有的土地收为国有，这是很容易办到的。
太王建国在盘庚建国后一百多年（也许太王居豳时已建立了国家），这在时间上不能算是相差很远。这两个国家都因自然的，地理的环境关系，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崩溃之后，同达到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再详细些说，就是盘庚和太王所处的环境均适于农业的经营，而四围又没有强悍的游牧人，须企图抵抗，从事战争，因此取得大批的俘虏，作为奴隶，形成一种奴隶制的生产方法。所以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崩溃后，生产方法的发展，不取希腊罗马式，而取亚细亚式，正是有原因的。
周代先人的建国虽似乎较殷代的盘庚稍后。但他们农业的发展却是蒸蒸日上，而那些元首于治政之暇，都不肯从事游乐，竟去督促农事，这便是周代的先人胜过殷末一般君主的地方。《周书·无逸篇》说：
“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最后这句话就是马克思所谓“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了。
四，这种农业的发展，使文王造成一个大国竟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继位，于十三年剪灭殷纣，统一区宇。此举就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告终和封建的生产方法开始的分界点。所谓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谈及“黑暗的欧洲中古中代”，说道：
“我们在此处所看见的，不是独立的人，而是隶属的人——即农奴与地主，奴仆与宗主，俗人与教士。个人的倚赖构成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恰和它构成那站在这种生产上的其他生活方面的特点一样。可是个人的倚赖关系既构成社会的基础，劳动和生产物便用不着取一种异于自己实质的虚幻形态。它们以自然的劳务（Naturaldienste）和自然的报效（Naturalleistungen）而加入社会的行动中。劳动的自然形态。劳动的特别形态——不是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劳动的抽象形态——在比处就是它的直接的社会形态。徭役劳动（Fronarbeit）是由时间来计算，恰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不过每一个农奴知道他个人一定分量的劳动力是要为着替主人服务而消耗。对牧师所纳的什一税比牧师的赐福更为明显。因此无论大家对于此处各人相互间的特别形态怎样评判，私人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恰恰表现为他们自己私人的关系，而不是隐藏在物的——即劳动生产物——社会关系中的。”（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四○至四一页）
然乌里耶诺夫对于封建的徭役经济（Fronwirschaft）更指出四个先决的条件：
“第一，自然经济的独霸。封建的地产必须构成一种自足自给的，与外界很少结合的总体。领主对于市场的五谷生产在农奴制的后期特别发达，然这已经是旧制度崩溃的先驱。第二，这种经济要求直接生产者准备生产工具，特别是经营土地；并附属于土地，因为只有这样，领主才有可靠的人工。此外，取得剩余生产物的方法，在徭役经济中完全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相反：第一种方法建筑在生产者经营土地上，第二种方法则在乎使生产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第三，这种经济制度的前提是农民对领主的私人隶属关系。地主对于农民如果没有这种直接的支配权，即不能强迫经营自己经济的自耕农替他作工。因此像马克思描写这种制度所说的一样，‘超经济的压迫’……是不可少的。这种强迫的形态与程度可以有多种，从农奴制起一直至农民的阀阅权利限制为止。第四，此处所描写的经济制度的条件和结果毕竟是技术的程度非常低劣停滞，因为这种经济的经营是在小农的手中，他们为穷困所迫，个人的隶属关系所制，在精神上是陷入黑暗之中。”（见《乌里耶诺夫全集》第三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五一至一五二页——W．i．Lenlin，Sämtuchewerke，BandIII．DieFntwicklungdesKapitalismusinRuss1and．Wien-Berlin）
我征引马乌两氏上面两段话，不是要拿来作教条，将它们硬套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上面，此举实有两层用意：第一，中国人开口封建社会，闭口封建制度，但对于它的内容多茫无所知，至少也是绝不注意，故特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第二。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虽未必完全相同，但也不致有很大的差异，如将双方的状况并列起来比较一下，便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自周至周末是否封建社会。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着。
《诗经》的《七月篇》所谓：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甫田篇》所谓：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
《大田篇》所谓：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灵台篇》所谓：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孟子所谓：
“有布褛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左传》昭十年，芋君无字所谓：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路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臣卓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活画出一幅徭役经济和隶属关系的图形么？西周是自然经济时代，直至春秋战国，商品的生产才发展（详情见拙著《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五至一六页），这正是封建制度的末期，如拿乌里耶诺夫的话来说，这种现象已是“旧制度崩溃的先驱”了。所以自周至周末为封建制度的生产方法时代，是丝毫没有疑义的。
五，周朝开基之始，即进于封建制度，这当然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周初的农业技术到底达到一种什么程度殊不易于查考。我们已经断定公刘时的“取锻”是治铁，周初的农具中应当有铁器。但《诗经》中既找不出它的影子，现存的两三千件周金中也没有它的分子。这个铁器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如果没有材料，单凭空想，自然是没有用的。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埃及人在四千五百年前有铁制的镰刀，经过一千年才有耕犁，自公刘至周初仅五六百年光景，即使有铁器，为数一定甚少。要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农工业中铁器的数量才增加，应用才普遍，如《管子·海王篇》说：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
《轻重篇》更说：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
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的时代，所以这种铁器数量的增加和应用的普遍，我们只能认为替旧经济制度掘坟墓和新经济制度披荆斩棘的工具：它们因此葬送了封建的生产方法，而迎接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
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又是什么？这是必须详加解释的，因为我们（1）要知道它和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不同之点。（2）要借它做了解中国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经济制度的锁钥。（3）要借他做了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说；
“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的内部坚实，对于商业解体的作用所表现的障碍，可以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明白表现出来。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的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形态。英国人为破灭此等小的经济公社起见，特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在印度同时使用他们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英国的商业对于这种生产方法所发生的革命影响，只在假手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织业——此业是这种农工业生产的统一中一个原始的整部分——并且打碎这种公社。虽是如此，这种解体的工作进行也很迟缓。英国人在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势力。故这种进程更为迟缓。此处因农工业的直接结合，而节省财力和时间。对于大工业的生产品——它们的价格中含有流通进程的死费用——遂表现一种最后顽强的抵抗。然在另一方面，俄国的商业——不像英国的商业一样——没有震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三一八页）
就这一段话看来，好像马克思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就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因为他在此处所说的和我们在第二项所征引的，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马札亚尔把这两种生产方法合而为一的大理由恐怕不外以此为根据罢。但我们细心研究一下，便知道其中大有区别。
第一，马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是建筑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一种固定的分工上，”而在第三卷则说：“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公社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形态。”前者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为重要条件，即以土地国有为主要条件，而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附之，后者以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为主要条件，而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形态附之，可见前者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后者只是它的残余。
第二，马氏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原不止一种，所以他说：“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在同卷后面又说：
“重利盘剥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发生革命的影响，只是由于它对于那些财产形态——政治组织即建筑在那些形态的坚固基础和同一形态的永久再生产上——加以毁灭，使之解体。重利盘剥在亚细亚的形态之下可以经过一个长时期，除掉经济的解体和政治的腐败外，没有产生任何事物。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其他条件都已出现，重利盘剥在一方面因毁灭封建领主和小规模生产，在另一方面因集中生产条件作为资本，才变为帮助构成新生产方法的一种手段。”（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三六页）
上面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冠上“诸”和“一切”的形容词，都是多数，不仅可以包括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并且实在含有封建生产方法的残余，证以“重利盘剥……毁灭封建领主”一语，绝无疑义。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征引乌里耶诺夫讲俄国农村的话作一个补充。他说：
“前资本主义的农村构成地方小市场的一个网；此等市场形成一般小生产者的小集团的结合，这些人是因自己孤立的经济，无数中古时代的障碍，和中古时代农奴状况的残余而分散的。”（见《乌里耶诺夫全集》第三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三四二页）
这里所谓前资本主义的农村也明明是指中古时代封建制度的残余现象。总括这两段话的意旨，可知马克思所称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绝不等于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
第三，我们在上面所征引马氏的一段话是出自《资本论》第三卷“前资本主义的状况”（Vorkapitalistiches）一章，他这章说明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等等。尤多非正式的亚洲生产方法中所能出现，例如他说：
“取息资本——如就它的古式形态说，可称为盘利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最古的形态，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前，并且被发见于最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
“盘利资本的存在所需的条件仅为生产物的一部分至少应当已经变成商品，而货币伴着商品的交易，应当已经在它的各种职务中发达起来。
“盘利资本的发展附在商人资本的发展上面，特别是附在财政资本上面。在古代罗马，从共和的后期起，制造业虽远在古代平均发达之下，然商人资本，财政资本和盘利资本在古代形态中已经发达到最高点。
※※※
“在奴隶经济（非家长式的，系后期希腊与罗马式的）作为敛财的手段的一切形态中，凡货币由购买奴隶和土地等等成为吸取他人劳动的方法之处，货币便变成有用。可作资本，产生利息，因为它可以这样去投资。
“盘利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前存在的最特别的形态有两种。我故意说最特别的形态。此等形态重行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过仅为附属的形态罢了。它们于是不复为决定取息资本的性质的形态。这两种形态为：第一，出借货币给上等阶级的奢侈人物，特别是给地主，盘剥重利；第二，出借货币给小生产者——他们有自己的劳动条件，并包括手艺工人在内——特别是给农民，盘剥重利，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的状况中，既容许有独立的私人小生产者，则农民阶级必定构成一种最大多数。”（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三二至一三三页）
第四，马氏在下面所描写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更非正式的亚洲生产方法所能达到，就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是商业宰制工业；在近代社会中则适得其反。商业对于它所接触的诸社会自然多少要发生一点反响；它将使享乐和维持生活依赖出卖生产物较甚于依赖直接使用生产物，因此使生产愈趋于交换价值一途。所以它使一切旧状解体。增进货币的流通。并且不仅攫得生产的剩余，还要蚕食生产本身，使整个的生产部门都依赖它。然这种解体的效用大半以生产社会的性质为转移。”（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册三一四至三一五页）。
上列四项不独明白告诉我们正式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大不相同，并且将后者的内容一一表现出来了。由此可以确切知道它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现在为提纲挈领起见。特标举其重要的数点如下：
（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三）商业宰制工业。
（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五）独立生产者——手艺工人——的存在。
（六）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
（七）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
我们既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的几个要点弄清楚了，当进而考察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经济制度。不过像上列六项的特点，不独每个读过中国历史的人可以从这个时期找出来（即在封建末期的春秋战国时也可找出来），并且自己亲身的经验更可保证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因为它们的残余形态，甚至于完全形态犹彰彰在人耳目。所以我用不着按照上面的次序逐项举出证据，只须征引几段话表现那些大关节目就够了。
《史记·货殖传》说：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又说：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代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偏国。”
《前汉书·王莽传》载：
“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
章太炎《检论通法篇》引崔实的话如下：
“汉承秦弊，尊奖兼并。上家累巨万，厥食侔封君。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君。故下户踄𨄅，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穷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余席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奴，犹不赡于衣食。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伤心腐臧，不可胜陈。”
《前汉书·食货志》载：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
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五段话，就可以窥见秦汉之际，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的称霸，金属货币的流通。商业对工业的宰制。地主的横行，农民的困苦，和无产者的出现等等。这不是正式的封建制度的生产方法中所应有的状况，却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必然的现象。自秦汉以至清鸦片战争前，历时二千零八十六年，虽朝代更易在二十以上，然这种生产方法始终没有变化，至多不过是将它的领域逐渐推广罢了。所以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时代。
六，马克思说：
“美洲金银地的发见，土著人口在矿山中的被歼灭，奴役和葬送，东印度的开始被征服和劫夺，非洲的被变作猎取黑奴贸易的场所，便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此等牧歌的进程是原始蓄积的主要关键。跟着出现的就是欧洲各民族以地球为舞台的商业战争。自尼德兰（Niederlande）反叛西班牙开始，在英国反雅各宾战争（Anti-jacobinwar）中取了广大的范围，在对中国鸦片战争这一类打劫的侵略中自然继续表演下去。”（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七九至六八○页）
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把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和鸦片战争联系起来，而自鸦片战争以后，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出现之时了。怎样见得呢？在欧洲是“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于十六世纪开始近世资本的生命史”（见考氏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一○四页），在中国便是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于一八四○年开始近世资本的生命史。
然单是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而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其他两个条件，近世资本的生命史是不会于一八四○年代在中国开始的。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再听马克思说罢：
“货币和商品最初不是资本，恰和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不是资本一样。它们可以转变为资本。不过这种转变自身只能在一定的状况之下进行，而此等状况总括如下：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对立着，并互相接触，即一方面是货币，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假手于购买他人的劳动力去增殖自己所有的价值量；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因此也是出卖自己劳动的人。所谓自由劳动者有两种意义，他们自己既不像奴隶和农奴等人一样，直接构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也不像自耕农等人一样，自有生产工具，他们对于此等工具了无挂碍。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因这些商品市场的分裂而出现的。资本的关系是以劳动者对于实现劳动的条件的所有权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一经站住了脚，不仅保持这种分离，并且以时常增大的规模再产生这种分离。所以创造资本关系的进程只能是使劳动者和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进程，它在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变成资本，在另一方面，使直接的生产者变成工资劳动者。”（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六四五至六四六页）
所以要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出现，必须先有一个垄断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的阶级——资产阶级，和一个一无所有，专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阶级——无产阶极，尤其是后者最为重要，故马氏又说：
“当劳动者能够替自己蓄积时——他如果是他的生产工具所有人，便可以这样做——资本主义的蓄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少它们所必需的工资劳动者阶级。”（见同书同卷六九四页）
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即已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术输入以后，我们的产业资本主义便马上可以发轫了。由此可见任曙君所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这一特性已久为谈中国经济问题者所公认，”（见任著《中国经济研究》八四页）等语，只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中国如果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条件，无论怎样“外铄”是“铄”不来的，如果不信，就请任君挟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去铄一铄五指山的黎人和云贵等处的苗子！
不过这里也许有人要发生一种疑问，就是中国最初的机器工业明明开始于一八六○年代，如江南造船厂创自一八六五年，福州船政局创自一八六六年，南京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和江南制造厂等都创自一八六七年。上面认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时代曙光出现于一八四○年代岂不是过早么？其实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限定要是机器业，马克思说：
“我们已经看见，当私人资本同时雇用比较多数的工人，劳动进程扩大它的范围，并产出比较多量的生产物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事实上才算是开始了。一种比较多数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或同一劳动领域），于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之下，生产同一种类的商品，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和逻辑上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至于生产方法自身，例如手工工厂业在初起时与行会手工业殆无区别，不过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数目较多一些罢了。行会主人的工场在这种场所只是扩大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页）
由此看来，我们从鸦片战争后划分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期，与其说是过早，不如说是还嫌太迟，因为马克思对于欧洲从十六世纪起即认为“资本主义的时代”（见同书同卷六四七页），当时距机器工业的生产足有一世纪半之久。
中国资本主义的时代的开端既经确定，我们且将它的发展情形略说一下。中国自一八六○年代发生所谓“军用工业”以后，至一八八○年代又有官办轻工业出现。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大败于日本，更成为促进新式产业的一种动力。除掉内河航行，已有轮船外，此后又竞借外资，建筑铁路，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逐渐发展，而私人的大企业也应运而生。加以一八九六年的中日《下关条约》承认外人在通商口岸有工业企业权，于是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在上海等处创立工厂，且伸其巨灵之掌于内地各矿山中。资本主义在中国达到相当的进展，而资产阶级的革命遂轰轰烈烈地于一九一一年出现并胜利了。
自此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步骤甚缓，直至欧战期间，本国的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乘机崛起，呈出显著的进步，而银行业也逐渐展开。不过欧战告终，各帝国主义的国家竞向中国投资投货，复挟其财政资本操纵中国的市场，国内遂成为中外资产阶级共同角逐之地。加以北洋军阀站在资产阶级的头上时常加以防碍，于是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这一次革命虽仍只有一部分的成功，然对于中国农村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由此引起一种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予半封建和半家长式的农村经济以一种重大的打击（至少是在中南两部）。我们现在考察中国全部经济的状况，就城市与乡村讲，是城市统治乡村，就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讲，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这种铁的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的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国中虽尚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残余的存在，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确确切切站在领导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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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分期的指示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1932年3月）
二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分期的指示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
关于经济史上时代的划分，西洋的经济学者是有各种各样说法的。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讲，布协（KarlBüdcher）将经济的发展分作三个时期：即自足的家庭经济时期，城市经济时期和国民经济时期。桑姆巴特（WernerSombart）也分作三个时期：即自足生产的私人经济时期，低级的社会经济时期和社会经济时期。勒普来（LePlay）也分作三个时期：天然生产物的生产时期，人工生产物的生产时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时期。喜尔得布兰（BrunoHildebrand）也分作三个时期：即自然经济时期，货币经济时期和信用经济时期。飞利坡卫芝（PbilippdvichvonPhiuppsberg）则分作四个时期：即自足的家庭经济时期，地方交通经济时期，国家交通经济时期和自由交通经济时期。李斯特（FriedricbList）则分作五个时期：即渔猎时期，牧畜时期，农业时期，农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
这些划分都不足取，因为他们不是过于笼统。就是过于呆板，不是只注意生产的技术方面，就是只注意生产物的流通方面，分来分去，总没有找着要点。我们应当知道，在人类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不仅有技术的关系，而且有经济的关系，这就是说，不仅是人对自然的关系，而且是因征服自然发生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要划分经济时期，必须着眼于这两方面。这种工作需要马克思来担任了。
据马氏看来，经济史就是生产方法的发展史，所以他在一八五九年刊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的序言上说：
“就大体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连续的时代。”（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六页）
这句话值得我们详细的研究。第一，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什么？马克思自己描写得非常详细，他说：
“例如印度极古的小公社——至今还有存在的——是建筑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一种固定的分工上，当创造新的公社时，就是一种现成的计划和图案。此等公社构成一种自足的生产整体，所占的生产区域从一百英亩至几千英亩。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为供给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产，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所以这种生产自身是不倚赖印度社会那种因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分工的。只有剩余的生产物才变成商品，然此中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国家的手中，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即有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印度各处有各种形态的公社。公社在简单的形态中，是共同耕种土地，而分配生产物于各社员，同时每个家庭从事于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的副业。除掉这些从事于同样劳动的群众外，有‘主要的居民’（Haupteinwohner，chiefinhabirant），他一人兼任裁判者，警察和收税员；有一会计员计算农作并登记关于农作的一切事项；有一官吏惩罚罪犯；保护外来的旅客，并且伴送至附近村落；有一守界人看守本公社对邻近公社的疆界；有一看水人为着灌溉，从公共蓄水处分配水；有一婆罗门教徒执行宗教的职务；有一个教书先生在沙地上教公社的儿童写读；有一个懂历数的婆罗门教徒以星学家的资格报告播种收获的时期，和一切特别农事的吉凶时日；有一个锻工和一个木匠制造并修理一切农业工具；有一个陶工制造本乡的一切陶器；有一个理发匠，有一个洗衣人，有一个银匠，并且间或有一个诗人在某些公社中代替银匠，在其他公社中又代替教书先生。这十几个人是由全公社的费用供养的。当人口增加时，一个新的公社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依照旧公社的模形组织起来。公社的机构表现有计划的分工，但制造业的分工却不可能，因为锻工和木匠等等的市场没有变化，至多也不过按照乡村的大小增至两三个锻工，陶工等等。支配公社中分工的定律具有一种自然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同时每个特别的手工业者如锻工之类，依照传统的方法，在自己的工场中从事于他那一门专业的一切工作，他是独立的，并不承认何种权力。这种自足公社的单纯生产组织时常在同样的形态中再行出现，即使偶然被毁灭，又在同一地方，以同一名称再造起来，这种组织就是了解亚洲社会不变状态的秘密的锁钥，而亚洲国家不断的解体与新建，以及朝代的更迭对于这种不变状态恰恰构成一种显著的对抗。社会的经济基本元素的结构没有为政治的风暴所摇动。”（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三○四至三○五页——DasKapitalI．Betlin，1928）
我为什么要在此处征引马克思这样长的一段话呢？因为好些讨论中国问题的中西“学者，不是不懂得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什么而妄相揣测，就是拘执字面，不究内容，而任意滥用这个名词。例如郭沫若君和路易是属于前一类，马札亚尔便是属于后一类。所以郭君说：“‘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见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七六页）路易说：“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古代的〔生产方法的〕前一步，必定等于原始共产主义。……可是我们后来发见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不独是远超过原始共产主义的一个社会步骤，并且还是一种比古代生产方法高得多的形态。……当马氏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显然另是一事。”（见路氏《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德文本一三至一四页）而马札亚尔则在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妄加曲解，使之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合而为一（两者的分别详后），因此认中国没有经过封建制度一个阶段，现在正是由亚细亚生产方法过渡到资本主义。（参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神州国光社译本二六至三一页，三四至四一页及以后各章）他们既这样散布谬说，我又怎能不请马克思自己出来说话呢？
第二，所谓古代的生产方法又是什么？就是希腊和罗马奴隶制度的生产方法。关于它的内容比较容易明白，不必加以说明。至于其他两种生产方法更无须在此处解释。现在要问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四种生产方法是一切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么？不然，大大地不然．蒲列汉诺夫（Plecbanbw）说：
“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于读过摩尔根（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的著作之后，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法对亚细亚生产方法关系的意见。在实际上，封建生产方法经济发展的逻辑达到社会革命，这就指示资本主义的胜利。然像中国或古埃及经济发展的逻辑并不发生古代的生产方法。在第一个例中是讲两个发展阶段，其中的一个跟着另一个而出现，并且是由另一个引起来的。反之，在第二个例中，我们便看见两种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型。古代社会的形态代氏族组织而起，这种组织也在亚细亚社会制度之前。这两种社会组织模型的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怀中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终必使氏族趋于灭亡。虽是这样，然这两种模型彼此大不相同。而其原因则由于它们主要的差异点是在自然的地理的环境影响之下发生出来的。在一个场所，此等环境对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支配一定的经济结构，在另一个场所，便支配其他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是和第一场所完全不同的。”（见普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五八至五九页——DieGrundproblemedes．Marxismus，Stuttgart，1920）
普列汉诺夫上面的说法是很对的，摩尔根的书的确大有助于马克思的社会发达的学说，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UrsprungderFamilie，desPrivateigentumsunddesStaats；一八八四年的序言中满口称颂摩氏，说：
“摩尔根的大功劳是在历史的主要特点中发见并恢复了我们写定的历史的前史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性社联合（Geschlechtsverbänden）中发见一个锁钥，可以拆穿最古的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向来不可解的最重要的谜。”（见同书序言第八至九页）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一经知道摩氏对于希腊罗马由氏族社会直接达到奴隶制的写实．必定立即改变他那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古代生产方法互相衔接的意见。我们对于他这种意见既认识清楚，当进而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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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社会史上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所必具的先决条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1932年3月）
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最近一年来的各种著作中，特别是在《读书杂志》一卷的四五期中，已达到短兵相接的阶段，各位雄纠纠的战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得头破血流，各不相下，其武勇与倔强，非常令人佩服！礼锡先生因我在神州刊布《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要求将其中关于先秦经济分析的部分在该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上披露，他大概是要引我来参战罢。我这个未经训练的新兵：看见那样凶猛的战争，实在有些胆怯；不过既已入伍，而敌人的炮弹又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就不好借不抵抗主义做护身符，躲在营中一声不响。于是一面答应他的要求，一面再草此文以与一般老战士相周旋。对不起各位，我要学蛤蟆打拳，向班门弄斧了。
季子附识
一关于中国社会史上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所必具的先决条件
印度的路易（M．N．Roy）说：”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以为中国社会的发达缺少一个环。他们相信中国没有封建制度。”（见路氏《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六一页——Revolutionundkonterrevo1utioninChina，1930）这大概是指一般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马克思主义者讲的（如俄国的马札亚尔等），至于在国内盈千盈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议论，只有相反的声调时时送入我的耳鼓。举例来说：
（一）周谷城君认中国“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之成长期；自秦以后至于清末为封建之消灭期。自周初至于秦初，可以算是一个封建时代”。（见周著《中国社会之结构》四六页）
（二）周绍溱君认“吾国的封建制度开始于夏”。（见《读书杂志》一卷四五期）
（三）王亚南君认“周武王伐纣成功，即位天子后，乃采用封建制”。（见《读书杂志》一卷四五期）
（四）郭沫若君认“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转入真正的封建刺度。……秦以后虽然号称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见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至二○页）
（五）王宜昌君认“中国封建社会是始于五胡十六国”。（见《读书杂志》一卷四五期）
（六）陶希圣君认“中国的封建制度虽早破坏，但仍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有巨大的封建势力存在着”。（见陶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页）
（七）朱其华君认“秦汉以后的社会现象，既然是以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占统治形式，自然我也就无法否认其为封建制度”。（见朱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三三三页）“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可是一直到现在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着支配的作用。”（见同书三二二页）
我们如将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则中国自有史以来，不，自有史以前，一直到现在，只是封建成长，封建制度，封建势力或封建残余所占领的江山。封建，封建，你怎么这样爱上了中国，盘据了几千年，仍不肯去，现在虽仅剩一点残余，“依然占着支配的作用”，“有巨大的……势力”？！这不是一个大谜么？！
可是这个大谜中仍含有不少的小谜，因为各人对于封建制度的兴起或消灭的时期既有不同的认识，自然要发生许多争执。例如陶希圣君承认中国现在仍“有巨大的封建势力存在着”，朱其华君也承认“一直到现在，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着支配的作用”。这不几乎是五雀六燕，铢两悉称的说法么？但他们却“彼此信件往返”，争论不已，朱君且“觉得所谈不甚详细，……特抱病”作文。关于这一类的辩驳目前不独没有解决的希望，并且愈闹愈纠纷，愈闹愈枝节。双方都征引马克思的学说做理论的根据，而各人所得的结论却完全相反。这是一方面的争论。
在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更大的争论，而其问题为关于现时中国的。就是：
“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或：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复。有的说：“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还是整个的存在，没有崩溃。”有的说：“中国近代社会是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之延长。”有的说：“中国经济根本便是很复杂很畸形的。封建与资本主义两者的要素都有很大的成分”，只可“勉强的说是半殖民地下之半封建的经济”。有的说：“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的社会，乃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的社会。”有的说：“中国的经济社会，……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小作农业社会。”有的说：“中国的社会的经济构造+…可以叫做一个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有的又说：“中国经济已经发达到俄国战前的状态，亦即是有了‘十月革命’的经济基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像这样各执一词，漫无公认标准的说法，真是“争论到一千零一夜，也是争论不了的”！
我以为要能正确讨论并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除掉必须具有充分的社会科学常识外，至少应先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一）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
（二）深切了解西洋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
（三）深切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
如缺乏第一项知识，则一切观点，方法，以及术语，都不会正确。如缺乏第二项知识，则无从获得比较与参考的资料。如缺乏第三项知识，则对于本问题更无从着手。每个战士必须先有这样的准备，才配作战，这好像是当然的事，用不着我在此处提出来的。但按之实际，大家在这几方面的准备殊不充足，尤其是对于一二两项，有些人表现“临时抱佛脚”的现象，有些人表现简直还没有摸着门径，也不求向这个方向进取。所以历时两三年，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并没有呈出它应有的进步，说来说去，总不免杂着大部分的废话与笑话。此后的争斗如果要想较有意义，非先充分准备这三项军实不可。
我是一个才疏学浅的人。对于上列三个先决条件，都只是浅尝而没有深入。不过我既首先提出来，应当鼓着勇气尝试一下。我现在先介绍马克思对于经济史的发展怎样划分时代，然后从中国全部经济史下手，分成各个时代，依据这种轮廓，以为立论的基础。同时还要拿西洋全部经济史作为参考的资料，庶几有个比铰，可以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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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五章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
↘地区冲突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症结
↘关于亚洲的核裁军
↘苏联和印度的关系
↘处在艰难的转折点上
↘拉丁美洲：大变革的时代
↘不要对抗，而要合作
当代世界的一个伟大现实是，100多个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我们欢迎20世纪的这一奇特现象。这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侧面的世界，它有自己的不容忽视的利益和种种困难的问题。我们懂得，这个世界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如何使地球上这几十个国家及其好多亿居民群众能够发掘和发挥他们极其丰富的潜力，以利于全世界的进步，这个责任不仅仅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第三世界”中有经济迅速增长的范例，尽管这种增长是不平衡的，是有毛病的。许多国家正在进入现代工业国的行列。有些国家已经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以争得的民族尊严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整个国际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另一方面，生活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25亿人，他们的生活特点仍然是：穷困不堪，一贫如洗，简直是非人的生活条件，文盲众多，愚昧无知，营养不良，忍饥挨饿，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流行病四处蔓延。这就是令人心酸的真相。80年代初，那里的居民人均收入只等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十一分之一。这种差距没有缩小，而是在扩大。
但是，西方的富国却在继续搜刮新殖民地的“贡赋”。仅最近10年来，美国的各种公司从发展中国家攫取的利润就超过它们的投资三倍。
发展中国家背着巨额外债的重负。债务不断增长，每年从那里掠走的利润又如此之多，这只能意味着发展的前景越来越窄，本来就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和其他问题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尖锐化。
我想起我同密特朗总统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意思大致如下。每个资本主义企业显然都力图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但同时，就是这个资本家或公司也不得不考虑，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劳动者的压力而不得不考虑：为了使自己的企业有效益地、正常地经营下去，必须保证工作人员的收入至少能使他们恢复生产能力、保持身体健康、提高技能和养育儿女。资本家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明白，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自己今天的利润，而且还将保证明天的利润。而现在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总体资本家在对待自己过去的殖民地时，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想知道。总体资本家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已发展到如下的地步：许多国家的人民处于经济停滞状态，无法保证自己最起码的需要，欠下惊人的债务。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当然不可能偿还债务。如果找不到公正的解决办法，这种形势所孕育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变成一种定时的“社会炸弹”。一旦爆炸，就可能造成可怕的灾难。破坏力巨大的社会爆炸的潜能正在积聚。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但是，不是久拖不决，就是置之不理，或者只是泛泛地议论一下。西方的领袖们对将要发生的危险估计不足，根本不了解可能发生的经济动荡的严重程度。所以他们提出一些局部措施，企图以治标的办法来挽救局势。显然他们不想采取真正重要的措施使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正常化。
在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变革、把关系纳入世界新经济秩序的轨道之前，会有一场严重的斗争。前面的道路漫长而艰难，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任何的意外。要知道国际关系的改革要求考虑各国的利益，要求利益均衡，而许多人却什么也不想放弃。
地区冲突
发展中国家的苦难处境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冲突的真正根源。我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会晤时就谈到这一点，我对他说：必须首先了解地区冲突是怎么发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虽然这些冲突就其本质和冲突各方的性质来说是不一样的，但这些通常发生在某一地区的冲突都是国内的或地区的矛盾的结果，这些矛盾或者是殖民地的历史造成的，或者是新的社会过程引起的，或者是侵略政策卷土重来引起的，或者是这三种原因都有。
危机和冲突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沃土。苏联从根本上谴责恐怖主义，并准备同其他国家积极合作来铲除这一祸害。由联合国集中进行这项工作是合适的。如果建立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法庭来侦查国际恐怖活动，那是有益的。在同西方国家的双边对话过程中，最近一年来我们同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在这方面深入交换了意见，——我们主张制定反恐怖主义的有效措施。准备缔结专门的双边协定。我希望最近这几年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线将有所扩大。
但是，必须认识到，要铲除恐怖主义，必须消灭产生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原因。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西方重要政治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地区冲突的存在本身是“克里姆林宫阴谋活动”的产物。而现实情况如何呢？
在近东，以色列同其邻国之间尖锐冲突的形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这是谁的过错呢？原来是莫斯科的过错，因为莫斯科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扩张，维护阿拉伯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主权。同时有人还无中生有地把反以色列的偏见强加在苏联头上，尽管苏联是促成建立以色列国的第一批国家之一。
谈严肃的事必须严肃。近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症结，其中交织着许多国家的利益。那里的形势仍然是危险的。我们认为，无论对东方，还是对西方，以至对整个世界来说，解决这个症结都是重要的。但是，还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近东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这种看法简直令人难以理解。无论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道义上考虑，都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按逻辑推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军事行动注定要不断加剧，不断爆发，这个地区的人民注定要不断遭受灾难。采取积极的态度，支持人们努力寻找出路，从近东的死胡同走上公正的政治解决的道路，这样岂不更好吗？
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很难把冲突各方的利益协调起来。但是，必须寻找，必须设法兼顾阿拉伯人、以色列及其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我们决不想使解决的进程和形式、这个过程的目的本身，损害美国和西方的正当的利益。我们无意把美国排挤出近东，而且这样做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美国也不应当提出不现实的目标。
这里最主要的是要考虑各方的利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早就倡议召开讨论近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我在同詹·卡特的谈话中已经提起过这一段历史。美国人用了10年时间才从亲身的经验中（虽然他们本来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体会到，搞单独的协议没有用，走这条道路不会有结果。只是现在，好象通过了某种“再培训”，华盛顿方面才倾向于比较现实地认识形势，回过头来在比较广泛的基础上讨论这些问题。
重要的是要使谈判过程能开始进行，把现有的双边、多边接触纳入这一过程，积极地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只要会议不变成单独的协议和措施的“保护伞”，只要它的目的是寻求近东真正的解决办法，考虑到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我们就准备全力促进，并参加这一会议各阶段的工作。而且是以建设性的态度参加。
说到这里，我想着重指出：我们对以色列根本没有任何敌意。我们承认它的合法的生存权利。但是，在当今的形势下，从以色列的行动来看，我们不可能恢复外交关系。如果形势改变，如果我们看到在近东正常化和解决出现进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研究。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整套的定见。至于我们两国之间已有的接触，我们不会回避。
现在，来谈我们星球上的另一个“痛点”——中美洲。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呢？尼加拉瓜推翻了索摩查反人民的统治，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可是，正如人们所说的，有人马上又把桑地诺的革命说成是“莫斯科和古巴干的事”。这种说法成了对小国发动不宣而战的战争的一个标准的、已经用烂了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个小国的惟一的“过错”就是它要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要别人照看，不要别人指点。顺便指出，尼加拉瓜发生的事表明，这样的事其他国家也可能出现。有些话我们听了觉得很荒唐，有人说，尼加拉瓜“威胁”美国的安全，说眼看那里就要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对于这些军事基地美国人好象什么都知道，而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玛格丽特·撒切尔进行过热烈的辩论。
我说：是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迫使尼加拉瓜人起来革命。而造成这些条件的是英国的美国朋友，他们把中美洲和整个拉丁美洲当成后院，无情地从那里攫取资源，而在此之后却对为什么人民要起义大惊小怪。尼加拉瓜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是桑地诺派即尼加拉瓜人民干的。我们的谈话是直率的、开诚布公的。我问玛·撒切尔：“您指责我们声援尼加拉瓜，但是，为什么你们认为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者是正常的？对你们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的形象，您不感到难堪吗？我们同情争取社会公正的解放运动，而你们，就我所知，却不予同情。这方面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说实在的，如果美国不去打扰尼加拉瓜，那么这对他们自己、对拉丁美洲人民、对全世界都会好些。
爆炸性的问题不能搁置起来，它们不会自行解决。南部非洲早已群情激愤了。那里的形势乌云密布。南非共和国的广大居民群众反对种族隔离，这种不道德的和实行镇压的制度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但是，西方许多人把这种冲突的形势看作是“共产主义阴谋”的结果，这方面也认为有“莫斯科之手”，尽管在南非共和国根本没有我们的“存在”，对美国及其伙伴却不能那么说。
关于波斯湾地区的形势同样可以这么说。我们对波斯湾地区的形势以及形势日趋严重的原因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已经在一些正式声明中做了阐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要伊朗和伊拉克各自把军队撤回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苏联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美国与决议的精神背道而驰，正在寻找干涉伊朗和伊拉克冲突的口实，借口保护西方的利益不受所谓来自苏联的“威胁”而增强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扬言在冲突解决以后仍将留在海湾。
他们对一切地区冲突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一切地区冲突都是透过苏美对抗的棱镜来看的。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美国需要地区冲突，以此作为调节对抗、实力政策和反苏宣传的经常的后备手段。我们还认为，不能把地区冲突变成两个体系对抗，特别是苏美对抗的舞台。
既然谈到地区冲突，读者或许会问：那么关于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想的？
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阿富汗是苏联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并且我们同这个国家——无论是同历代国王还是同各部落领袖——一向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阿富汗有许多因国家极其落后而引起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并非最次要的原因，就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因此，在阿富汗人中有人想帮助人民摆脱中世纪制度，使国家和社会制度现代化，给发展以更大的活力，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阿富汗刚刚出现一些进步的变化，这个国家就受到外来的压力，遭到帝国主义集团的干涉。因此阿富汗的领导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条约，请求苏联援助（我们是在他们提出了11次请求之后才同意投入数量有限的苏联军队的）。
我们本想尽可能快地撤回苏联军队。原则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这个问题与围绕阿富汗进行的政治解决的必要性有关。我们支持现在的阿富汗领导采取的民族和解方针。苏联希望阿富汗今后仍是一个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不结盟的国家。它将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政府、实行什么发展计划，由阿富汗人民来决定，这是它的主权。而美国的干涉妨碍我国军队的撤出、阻挠民族和解政策的实现，也就是说，阻挠整个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把“毒刺式”导弹交给反革命匪帮（后者利用这些导弹击落民用飞机），这简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
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的领土、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如果一切国家的一切政治家不这样认识，那就不可能使国际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要知道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差别、政治体制的差别也是人民抉择的结果。因此，这种抉择不应成为国际关系中发生可能引起冲突或军事对抗的事件或趋势的理由。
现在是时候了，西方领袖们应该摆脱殖民帝国时代形成的心理和看法了，他们反正总得走这一步。只要西方还把“第三世界”看作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惯于在那里横行霸道的势力范围，那么，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就会继续存在。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将加强，从而导致产生新的“热点”。
我们的西方论敌听我们这样对他们说，就很不高兴。当我们说出事情的真相时，他们就沉不住气了，甚至大为恼火。他们按自己的想法把我们的看法说成是想损害美国和西欧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关系，降低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我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我们并不追求同西方利益敌对的目的。我们知道，从经济利益和获取原料的角度来看，近东、亚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以及南非共和国对美国、西欧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不主张破坏这些联系，也不挑动别人破坏历史上形成的经济联系。
但是，承认“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有自己作主的权利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们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斗争，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还力求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我同他们中的许多位交谈过）依靠本国人民的意志和支持，想为他们办点儿事。这些领导人想把本国人民引上真正独立、平等和合作的道路。要知道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而他们力图把这些资源用于本国的发展，是很自然的。他们想生活得象发达国家的人民一样好，不比他们差。可是，他们正在忍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他们的资源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渠道流往发达国家，变为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发展中国家不愿意容忍这种状况。
这就是当代世界的一个现实，对这个现实并不是西方所有的人都加以考虑的，尽管他们也有所了解。然而，不考虑是不行的。要知道问题涉及的是上百个国家。
各大陆所有的人对这一现实认识得越快，国际关系走上正常轨道也就越快，整个国际局势的改善也就越快。这非常重要。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该在国际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寻求在利益均衡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某种组织形式。联合国是办这件事最好的场所。我们准备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我已经把这一点通知了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他在同我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对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一事持积极态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坚持不结盟政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不结盟运动，有100多个国家参加，它们代表着地球上的大部分人口。现在，这个运动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和重要因素。这个运动促进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建设，当然在它的内部还有种种细微的差别和特点。
不结盟运动体现解放了的各国人民的一种愿望：要求平等合作，要求其他国家承认它们的正当权益，要求排除国际生活中统治和操纵别国的种种表现以及对霸权的觊觎。苏联理解不结盟运动的目标，支持不结盟运动。
不久之前，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中还有人认为裁军、销毁核武器问题是美国和苏联这些“大国”的事，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不大。
但是，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这个运动显示了他们对裁军和发展的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而且正式声明了自己的立场。的确，如果能停止军备竞赛，实现裁军，那么腾出来的资源足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的最尖锐的问题。
我同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1德奎利亚尔讨论过裁军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两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值得联合国最严重的关注。苏联向联合国裁军和发展会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很遗憾，美国拒绝参加这个会议。
今天，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指出，不结盟运动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和积极的因素。苏联对此表示欢迎，并在自己的外交活动中考虑这一点。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症结
文明发展的势头在东方、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越来越有力。我们的经济也在向西伯利亚和远东转移。因此扩大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客观上对我们有好处。
苏联不仅是个欧洲国家，而且也是个亚洲国家，因此主张在广阔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下一世纪世界政治的中心很有可能转移到这一地区），在考虑到各国的利益的基础上，在这些利益均衡的基础上，确立改善局势，重新调整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反对这个地区成为任何人的世袭领地。我们向各国提出的是真正的平等、协作和普遍安全。
和平问题。在亚洲也许和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尖锐、同样棘手，在某些地方甚至更尖锐更棘手。苏联、印度和其他国家对此感到不安，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相应的倡议，这是很自然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区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联合国大会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
承担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义务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太平洋以至全世界和平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985年5月，我第一次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分会见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我谈了这样一个想法：考虑到过去提出的倡议并在某种程度上也考虑到欧洲的经验，是否应该思考一下处理亚洲安全问题的总的综合性的措施，以及把亚洲国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一致起来的可行办法？
这个想法在我会见外国的领导人和其他政治活动家时逐渐加强了。我情不自禁地把亚洲的现状和欧洲的形势做了比较。我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军国主义化的加速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太平洋地区也需要某种类似欧洲赫尔辛基进程的“安全装置”系统。
在中央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亚洲太平洋问题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的意义在不断增长。我们确认，这方面必须毫不拖延地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和途径，而且从协调开始，进而把政治解决棘手问题的努力一致起来，以便在这个基础上使亚洲不同地区的军事对抗至少得以缓和，同时又能稳定那里的局势。1986年7月，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
在这个城市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政治问题似乎尤为适当。整个远东、亚洲和紧挨它的广阔的大洋地区（我们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居住和航行）的局势是同我们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在这里，在这个几乎包括了半个地球的广阔地区，有许多大国，其中包括苏联、美国、印度、中国、日本、越南、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里还有可算是中等的、但按欧洲的标准算得上是相当大的国家——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外，还有几十个不大的和极小的国家。
顺便指出，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引起了多少议论！引起了多少流言蜚语，说什么苏联已下决心现在也要抓太平洋地区了，要强迫“那里也”接受它的霸权。首先当然是侵害美国的利益。
好在我们早已习惯这种对于我们的倡议作出的“穴居时代式的”反应。我们稍一尝试同这一地区某个国家建立善意的、仅仅是外交的或贸易的关系，马上就被看作是在搞阴谋诡计。
可是，实际上怎样呢？在远东之行一周年之际，我对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报》发表了谈话。该报主编布·穆·迪亚非常正确地评价了我在远东的讲话的意思，认为是向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发出共同解决问题的邀请。但是，他在列举国家时忘了提美国。我提醒了他这一点，并说：我们希望同美国合作。但是，有人说什么我们的积极行动和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关心是对别国利益的威胁，这是胡说八道。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谈的内容是我们的深思熟虑的政策的反映。它决不应该引起什么人的不安。我们说，我们准备同美国合作，就如同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合作一样。为了和平和为了共同的利益，我们邀请一切国家协同动作。
在回答《独立报》主编的问题时，我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建议来证实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真实意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销毁我们在苏联亚洲部分部署的所有中程导弹，当然是同美国一起在“全球零点”方案的基础上进行。
在世界的这一广大地区集中了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对这一地区所采取的态度是建立在承认和理解该地区的现实这一基础上的。我们对建立亚洲和太平洋的国际安全和和平协作的看法是以这些现实为依据的。我们这样看是由于我们对共同建立这一地区新的公正的关系抱有真诚的愿望。
一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已经有了一系列积极的动向（这一点我在上述对记者的谈话中已说过）。但是，麻烦、矛盾没有减少，对抗的倾向仍在扩大。这促使我们又提出一些缓和亚洲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措施，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倡议具体化并进一步加以发展。
我们认真研究世界这一地区的国家自己提出的意见和倡议。出现了一些有创见的、建设性的主张，并已在这一地区进行交流。生活在这里的各国人民的世界观的特点、他们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以及独特的文化，确实可以提供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很多启示，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启示。
东南亚国家联盟对国际事务不断作出的贡献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我们愿意在尊重这些国家共同地和单独地对改善国际局势所做的独立自主的贡献的基础上，发展我们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组织的关系。
为什么我要谈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奉行独立路线的重要性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借支持这种独立路线来损害别的什么人，而是因为只有在奉行独立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向取决于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行动。这无助于全世界的局势的改善。过去有过这种教训，一切严肃的政治家都应该吸取。要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这样复杂的地区里建立新的关系，只有采取各国合作和兼顾各国利益的途径才有可能。从一方是宗主国、另一方是殖民地的过去承袭下来的那种类型的关系，今天已经过时了。它应该让位给新型的关系。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的某个时候，召开有环太平洋的一切国家参加的太平洋会议这一主张引起了许多的评论。这个主张是作为一种工作设想提出来的，确切些说，这是为开展讨论发出的邀请。提到赫尔辛基，这是由于国际社会眼下还没有类似的其他经验。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把欧洲“模式”照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国际性的试验都具有普遍的全球性的特征。
在《独立报》向我提出的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看待苏联在发展地区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根据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构想，我们将更加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因为那里的经济潜力超过苏联欧洲部分现有生产能力好几倍。我们认为，要是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实业界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和合资企业，这些公司和企业是可以参加开发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的。
关于亚洲的核裁军
苏联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意见和不安，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意有关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方面的“全球双零点”方案。我们还表示准备承担义务，如果美国在亚洲不补充部署射程能达到苏联领土的核武器的话，在我国亚洲部分就不增加核武器运载飞机的数量。我们希望这一切将推动亚洲核裁军的进程。
尽管亚洲太平洋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尽管画面的色彩深深浅浅、明暗相间，但还是可以看出整个画面的反核构图。而且有可能现在马上开始沿着销毁亚洲核武器的方向前进。例如，建立无核区就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大家知道，苏联签署了关于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拉罗汤加条约的有关议定书。我们支持其他国家提出的建立东南亚、朝鲜半岛无核区的建议。召开讨论印度洋问题的国际会议可以为核裁军的目的服务，会议可以研究和决定宣布这个地区为和平区的问题。
在亚洲也和在欧洲一样，我们的方法论、我们对核裁军的态度是一致的。核裁军应该在严格的国际监督包括就地检查的条件下实施。我们一再建议就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核武器问题同美国开始谈判，并严格维护各方的安全的利益，在对等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对怎样解决亚洲的核症结的看法大体就是这样。位于这一地区的国家如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可能建立地区的安全体系。在生活着25亿人的地区建立正常的关系、创造良好的环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好比是建造一座大厦，每个人都在大厦的墙上砌上一块或几块砖，以便一步一步地通过共同努力建造起一座对大家都适宜的合作和互相理解的建筑物。这是一个伟大的、困难的、但又是现实的目标。
欧亚两洲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有可能汇成一个欧亚过程，给建立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以强大的动力。
近来的事态越来越使我们相信，提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问题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人们对寻求地区的和全大陆范围的合作途径已产生相当的兴趣。我们同亚洲太平洋地区某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获得了更大的活力。
苏联和印度的关系
印度是我们的南方邻邦，是一个拥有8亿人口、在不结盟运动中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威望的大国。这是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印关系早就稳步地在向上发展。我在莫斯科和德里不止一次地会晤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1986年对印度的访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德里宣言。
这个文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德里宣言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展示了从政治哲学上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全新的范例。在核与太空时代把全人类的价值观放在第一位，是宣言的哲学和道德基础。虽然这个文件是两国共同制定的，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双边的和地区的范围。
德里宣言的发表本身反映了苏印关系是举世无双的。我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这不妨碍导致精神上互相充实、对当代一些根本问题观点广泛一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一致是我们两国各自出于自己的动机，通过自己的道路达到的。
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无论就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就两国人民之间高度的相互尊重和同情，就反映出相互信任及双方对友谊的强烈需要的基调来看，都是堪称典范的。
为什么印度和苏联这两个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够建立起如此出色的关系呢？因为双方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合作、承认每个国家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社会发展形式的自由这些原则的基础之上。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苏联和印度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榜样，它对其他国家会具有吸引力。我们从这种关系中看到了以和平共处和善意的互利的合作为普遍准则的国际格局的萌芽。
处在艰难的转折点上
最近一年半到两年来，我曾多次同非洲的政治活动家会见并认真交谈。我会见了（同有些人不止一次会见过）罗·穆加贝、门格斯图、若·爱·多斯桑托斯、奧·坦博、穆·特拉奥雷、马·克雷库、沙德利·本·杰迪德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同这些重要活动家、公认的民族领袖的谈话中，我得出一个印象：非洲大陆正处在自身发展的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和积极的阶段。它处在运动中。那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也存在许多尖锐的困难的问题。
当然，我们并没有把非洲看作一个情况单一、一切过程都按一个公式进行的大陆。和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样，每个非洲国家都有其固有的特点，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就拿非洲的领袖们来说，他们也是各有特点的互不相同的人。有些人领导自己的国家比较早，在全世界都很著名。有些人则刚刚登上非洲和世界的舞台，正在积累实际活动的经验。
我们理解今天非洲各个进步的政府当局要解决的课题的复杂性。他们的国家与过去的宗主国有历史的联系。甚至在经济上要依赖它们，现实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不顾帝国主义试图以经济的、财政的、甚至军事的手段保住它的阵地，下定决心坚决实行巩固民族成果的路线。
苏联支持非洲国家的这些努力和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是不能动摇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每一个非洲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正当权利。因此我们坚决谴责任何干涉他们内政的企图。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其中包括种族主义最后堡垒之一的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内。
在会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时，我对他说：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及其走狗、争取建立民主国家，走独立的发展道路、争取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人们在平等条件下生活的斗争中，我们站在你们一边。意味深长的是，越来越多的南非共和国白人社会的代表人物开始谴责种族隔离，寻求会见非洲人国民大会，声明支持它的宗旨。这完全证实，种族隔离是没有前途的。
友好的关系把我们同南部非洲“前线”国家联系在一起。我们支持他们的正义立场，坚决谴责南非共和国的敌对行动。
苏联在南部非洲没有特殊的利益。我们希望的只有一点，就是使这一地区的人民和国家最终能在和平和稳定的局势下自主地决定自己发展的问题、自己的内部和外部事务。
拉丁美洲：大变革的时代
在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我们遵循的是同样的普遍原则。拉丁美洲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巨大潜力的大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强烈向往美好的未来，他们不顾一切阻挠，力图实现自己的希望和宿愿。走向自由的道路总是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拉丁美洲走向进步的步伐会日益加快。
右翼集团，还有在他们背后的美国宣传工具，把我们对拉丁美洲的关注说成我们想在那里进行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胡说八道！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几十年来的行动。这不符合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原则、我们整个外交构想。
我对里根总统说：你们几十年来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前厅，你们在那里的行为是与此相适应的。人民再也不愿意这样下去了。他们如何实现自己的宿愿，采取和平的途径还是非和平的途径，这由他们选择。这个大陆的国家的巨额债务是你们自己在拉丁美洲放置的炸弹。这才是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这一点美国统治集团可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要是承认了，那就得改变政策。所有的人都将明白，臭名昭著的“莫斯科之手”一说是弥天大谎。
我们真正同情拉丁美洲各国为实现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独立、为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一切桎梏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不隐讳这一点。我们高度评价墨西哥、阿根廷的积极的对外政策以及两国对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所采取的负责态度、对“六国倡议”的贡献。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调解努力、支持中美洲各国元首的倡议和危地马拉协定。我们欢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制度的民主化进程。我们理解这个大陆的国家为维护和巩固民族主权而日益加强的团结。
同时，我也要在这里着重指出：我们并不为自己在这个地区寻求什么好处。我们既不需要那里的原料，也不需要那里的廉价劳动力。我们不想利用反美情绪，更不想给这种情绪火上加油。我们不追求破坏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的传统联系的目的。如果是这样，那是冒险，而不是政治。但是，我们不是冒险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然而，当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人民为获得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时，我们的同情将始终在他们一边。对此不应该有误解。
不要对抗，而要合作
我相信人类已经进入了相互依赖的阶段。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彼此不能脱离，尤其是不能对立。在共产党人的词汇里这叫做国际主义。但是，这与肯定全人类的价值观是相吻合的。
归根到底，西方的统治集团将不得不考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问过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加·哈特：难道美国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奉行不同于今天的政策吗？美国可以为建立国家间的新关系做许多工作，而且这样做经济上不会有丝毫损失，反而会得到好处。为什么美国不肯这样做？为什么要挖自己的墙脚呢？
有许多事情都取决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态度。首先取决于他们的是，我们是否能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症结、解除对发展潜力的束缚，如果是建立以平等和考虑各方的利益为基础的新关系，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过去作为对外扩张政策的工具建立起来的军事机器呢？
当然，这种机器是在几个世纪中形成起来的，要销毁它不那么容易。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尤其是因为居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数十亿人希望过人的生活。我相信，在寻求建立世界上新的相互关系的途径方面，美国和苏联可以做很多工作。
我们呼吁美国的领导同我们一起来寻求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途径。这方面除了强制还有其他的途径、其他的方法。我们提出的办法完全是现实的。美国应该找到机会把自己的实力、自己的资本、自己现在用于军事目的的一切，转而用来达到其他目的，即用来解决当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相信：这是可能做到的，美国可以吸引西方其他国家也参加这一工作。所以，我再说一遍，这样做不会有丝毫损失，而只会得到好处。
[1]关于设法防止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散和增加核武器；关于减少各国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裁减亚洲地区的军队和常规武器；关于在这一地区增进互相信任和不使用武力的办法。——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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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苏联的改革和社会主义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四章苏联的改革和社会主义世界
↘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
↘走向新关系
我们的国际主义原则是，在自己国内采取重大措施时，要认真地权衡一下。这样做对整个社会主义将意味着什么。不消说，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得不到其他兄弟国家的理解，没有同它们的团结一致和互利协作，以至没有它们的帮助，那就不可能顺利地、节奏正常地向前发展。
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
我们采取了改革的方针，所持的出发点是，改革作为苏联人民的事业，是要引导我们的社会达到质的新境界，它现在和将来所做的一切又都是为了巩固整个社会主义。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所选择的方针、急速加快步伐的必要性，都迫使我们从广泛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的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得到所有兄弟党的赞同）是，必须给我们的合作注入更大的活力，在这个领域里进行某种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思考以及随之而来的倡议的根据如下：
战后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变成了强大的国际构成体，成为世界政治的最重大的因素。在一大批国家中运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基础已经奠定。社会主义国家多边组织的活动已经积累了各种经验。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已达到很大的规模。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全是成就。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起步时的经济水平悬殊很大。即使是今天经济水平也远不是一样的。而这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共同的潜力、完善一体化机制的困难之一。
社会主义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阶段。在战后的开头一二十年，只有苏联拥有建设新社会的经验。它好象不得不对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都承担责任。经济关系的性质也同这种情况相适应，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侧重于由苏联提供原料和燃料、由苏联帮助建立基础工业。而在国家建设领域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许多方面是以苏联为榜样的。当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那种所谓把“苏联模式”强加于人的谰言，曲解了当时的这种客观必要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援助，总的来说是其他国家建设新社会的有利因素。
但是，也不免付出代价，而且是严重的代价。当时，不考虑这些或那些国家的特点就照搬苏联的许多经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某些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实际工作者从意识形态上“阐明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做法，他们几乎扮演了真理的惟一的捍卫者的角色。他们不考虑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问题和新特点，有时对这些国家的探索疑虑重重。
另一方面，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封闭的倾向，从而为主观主义的评价和行动创造了条件。至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起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集中施加压力的对象，这一点就不用说了。
由于这些原因，执政党和领导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客观的过程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朋友们即使看到了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通常也都默不作声。当时不习惯这样开诚布公，这种开诚布公有可能如人们所说的被人“误解”。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严重的危机。例如，匈牙利在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波兰在1956年、后来又在80年代初，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有自己的特点，解决的办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倒退到旧制度去的情况。而我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麻烦，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而基本上是执政党的失误造成的。这方面当然也有西方的一份“功劳”，因为西方始终顽固地试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对它们暗中捣鬼。
经过了严峻的有时是痛苦的考验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逐渐积累起来了。通过执政的共产党的实践和理论工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的认识逐渐变得更全面更正确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并没有去描绘未来社会的具体图景，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一认识是通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的创造性活动逐渐形成的，它还在继续完善。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出过严重的毛病。苏联同南斯拉夫、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过特别严重的破坏。总之，痛苦的教训够多的了。共产党人一直在学习。今天还要继续学习。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有学习的能力。学习如何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学习如何防止出现我们的对手试图制造和利用的危机形势。学习如何对付那些试图分化社会主义世界、挑动各国互相对立的行为。学习如何避免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利害冲突，使它们的利益相互协调一致，如何找到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最复杂问题的办法。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80年代中期时的情况怎样呢？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一大批国家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潜力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道德力量，能使人变得高尚。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一切都好，那为什么改革要“闯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呢？不错，这个问题是合乎情理的。
大体上的答复也相当简单：世界社会主义初步确立的阶段，即它形成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而当时肘形成的关系形式实际上却没有随之变化。对这些关系中的消极的积淀没有十分坦率地加以指出，也就是说，阻碍这些关系发展、使之不能进入当代新阶段的一切“制动装置”还没有暴露。但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已经积累了自己的丰富经验。如果再死抓住旧的合作形式不放，局限于这些形式，那就意味着直接损害社会主义的威望和潜力。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从70年代末起，各兄弟国家的领导之间的接触开始带有一种装点门面的味道。在这些接触中，信任气氛和求实精神减少了。
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两年半来共同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项工作还要做下去，也正在做下去。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人文科学方面的一系列关系都正在革新。这样做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内部发展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客观需要。
走向新关系
在改革的条件下，苏联在大家庭中的作用是由我们国家的客观地位决定的。而什么时候我们的情况好，什么时候我们的情况不好，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各个国家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的协作现在所达到的水平，不仅仅是我们在国内所进行的工作的结果。这是各个兄弟国家的共同活动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再三讨论了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合作的一切方面。
我们大家认为，在当今世界发展的复杂时期，社会主义应当非常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活力，显示出人道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根据时代的要求正在进行改革，我们没有患欣快症，工作还刚刚展开。但是，关键的方针已经确定。
这些方针的实质是什么呢？首先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整个体系要严格建立在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这是各个兄弟国家的所有领导人的共同观点。每个党独立自主、每个党有权自主解决本国的问题、对本国人民负责，这是绝对的原则。
同样，我们深信，每个党和国家不仅要关心本国的利益，而且要关心共同的利益，要尊重朋友和盟国，一定要考虑到它们的利益，重视别国的经验，否则大家庭要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
认识到国内任务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这种联系，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也是我们在完成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时信心倍增的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合作的灵魂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协作。最近一些年来，实际上我们同每一个兄弟国家的领导都举行过会晤和认真的会谈。合作的形式本身也在更新。一个新的、也许是合作的关键性环节，即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多边工作会晤制度正在建立起来。这种会晤使我们能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同志式的商讨。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延长华沙条约的有效期（根据各缔约国的一致决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华沙条约缔约国在政治协商委员会定期会议的范围内。把各种主张和倡议汇集起来，互相“对表”。
换句话说，这是在国际事务中把每个国家的倡议同全体一致同意的共同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经验表明：这一原则的两个方面都十分重要。任何一个兄弟国家（我们认为这对我们自己也完全一样）脱离共同的方针就完成不了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任务。同样，协商一致的对外政策只有在汇集和考虑每一个国家对共同事业所做的贡献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效果。
至于经济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建立在一贯遵循互利和互助原则的基础之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需要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方面突飞猛进。为了这些目的，已经制定和通过了共同的科学技术进步综合纲要，纲要规定要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到2000年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到两倍。这是空想吗？不！社会主义大家庭拥有为此所需要的一切：既有强大的生产潜力，又有相当可观的科学技术成果积累，既有自然资源，又有干部。而且计划体制使我们能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有决定意义的方面。
在同经互会成员国的领导人多次会晤过程中，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在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必须保证它的一切结构更有效的运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将经历同样的过程。每一个国家在政治设施的运转方面都有自己的传统、特点和差别。但是，从原则上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或那样地处在探索革新和重大变革的过程中。至于在什么规模上进行这种变革，应该采取什么形式，速度和方法，则由每一个国家及其领导和人民独立自主地决定。这方面没有矛盾，只有各自的特点。
法国总理雅·希拉克曾经问我：“改革的精神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影响？您对此怎么看？”我回答说，这方面相互都有影响。我们吸收朋友们的某些经验，他们从我们这里吸收对他们合适的东西。总之，这是一个相互交流和相互充实的过程。
说实在的，在我看来，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是由于对我们的事务感到兴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有一种议论，说我们的某些朋友“不同意”苏联领导的改革方针。对此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同朋友和盟国没有任何严重的分歧。而谈话应该是坦率的、实事求是的。在我看来，与其在任何事情上对我们报以友好的掌声，不如对我们的行动和倡议给予关切的、有批判的理解。这是第一。第二，在这里我还要再说一遍，我们并不想垄断真理。真理是在共同的探索和劳动中产生的。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深化我们的一体化的主要潜力和杠杆，就是发展公司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直接的协作联系和实行专业化。我们正是抓住这一关键来改革对外经济活动，为企业寻找合适的兄弟国家的伙伴、自行商定合作扫除障碍。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合资公司，其中包括能更快地向我们各国提供所需的最现代化的产品的公司。这样的公司也将出现在生活服务、建筑、交通等行业。苏联准备向这样的公司提出大批订货。我们准备对西方企业家参加这些公司的活动持积极态度。
在今后几年，我们打算加快一体化的进程。为了这一目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工作显然将越来越集中于两个主要的任务。
第一，协调经济政策，制定各主要领域的长期合作计划，实施宏伟的共同的科学技术计划和方案。在这方面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同这些国家的公司，首先是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合作，是可行的和适当的。
第二，经互会将集中力量制定和协调一体化机制的规范原则、直接的协作联系的法律和经济条件，当然，也包括价格形成。
我们将努力减少经互会活动中的行政手段，精简大大小小的委员会，更注重经济杠杆、首创精神和社会主义的进取精神，更注意吸收劳动集体参加这一过程。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都认为，必须使经互会摆脱“出废纸的”活动和公文旅行。
经互会的存在绝对不损害每个国家的独立，不损害它们支配本国的资源和潜力的主权、尽力造福本国人民的主权。经互会不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组织。在经互会里，一切问题的解决不是凭多数票，而是靠协商，即根据一致同意的原则。重要的只是，不愿意或没有兴趣参加某一方案的任何国家的行动，都不能妨碍其他的国家。有兴趣就参加，没有兴趣就看一看事情进展情况再说。每一个国家自己来决定参加这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依我看，这是惟一正确的办法。
在精神领域的合作上，我们大家也正面临着大规模的任务。这方面也将发生变化。实际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社会实验室，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活动的各种形式和方法的试验。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交流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着越来越大的意义。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在考虑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时候，遵循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将由不同国家的一系列的尝试来决定的思想。因此，我们当然认为，衡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是否郑重的可靠标准，不仅是这个党对自己的经验所持的态度，而且是它对朋友们的经验、对全世界的经验所持的态度。至于衡量这种经验的价值，那么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政治实践、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在实际上的加强。现在我们的学术界、我们的报刊、我们的实际工作者都在分析兄弟国家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苏联，这项工作比过去范围广得多，态度积极得多了。
我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也引起人们巨大的兴趣。我在国外旅行时，同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以及同普通公民会晤时发现了这一点。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和企业里按照我的习惯同人们进行交谈。他们回答我说：“你们现在干得对！”有一个青年人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是这样：要说真话，爱真理，希望别人也说真话。”我补充了一句：“还要按照真理办事。这是最难的学问。”我还说：“生活要比上任何学校都困难，在生活中并不总是什么都容易办到的。有时不得不退却，然后再进攻。思考、认识、再认识是令人痛苦的，但不要害怕这样做。”
苏联领导的共同结论是这样的：通过发展劳动集体之间和人们之间的联系，通过交流经验，我们的关系能够达到新的水平。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联系变得更活跃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党、国家和社会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坚实的互相联系的网络，对各兄弟国家的合作具有巨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我们的交往有不同的层次：从企业、作业队、家庭、儿童组织和青年团体、大学和中小学、创作协会和文化活动家的交往和个人接触等直到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政府成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的经常的事务性联系。
我想谈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在“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在把一些很有意思的、在很多方面是有成效的思想付诸实施。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正在采取实际步骤，使苏中关系沿着睦邻和合作的道路顺利发展。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改善和进展。我们相信，疏远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希望中国同志们和我们共同行动，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
当前历史发展阶段向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如下的严格要求：大大加快步伐，达到经济、科学和技术的领先水平，令人信服地展示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吸引力。
我们坦率地和以自我批评精神评价过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世界的不足之处承担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很快就有了反应。这样就为改革相互关系、把相互关系提高到当代的新水平开辟了道路。
最近，在政治、经济和信息方面，我们共同做了不少事情。如果还有什么没有做到，我们也不用着急，我们将锲而不舍地工作，寻找新的方法。主要的是，我们对合作的重要性、对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深信不疑。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实际上是转折阶段，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懂得，自己对本国和国际的责任重大，他们正在锲而不舍地寻找加速社会发展的潜力。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依靠群众的创造性活动、依靠发扬民主这一方针，这是社会主义在今后的时期（不管各种不怀好意的人有什么预言）更充分地发挥出它所蕴藏的潜力的保证。
革命变革正在进入国际社会主义大厦。革命变革正在逐步加强。这涉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是对文明进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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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国际的全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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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国际的全胜时代
（一）英国、法国、比利时
（二）瑞士和德国
（三）巴枯宁的鼓动
（四）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五）巴塞尔大会
（六）日内瓦的纷争
（七）《机密通知》
（八）爱尔兰大赦和法国全民投票
（一）英国、法国、比利时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前不久，即从1867年9月2日到8月11日，国际在洛桑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这次大会不像日内瓦大会那样盛大。
总委员会在7月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多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个通告极其枯燥无味地概述了国际成立第三年的活动。只有瑞士方面报告了运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不过，比利时的运动也在不断发展，那里对马尔舍恩罢工工人的血腥镇压推，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愤慨和激怒。
此外，通告还历述了妨碍在各国进行宣传的种种情况。其中谈到，1848年前对研究社会问题表现出那样深切的关心的德国，现在已经完全埋头于统一运动。在法国，由于工人阶级只享有有限的自由，以致尽管国际曾经积极支持那里发生的罢工，却没有在那里获得可以预期的扩展。通告这里指的是1867年春巴黎铜匠的大规模罢工，这次罢工后来发展成为争取罢工自由的原则性斗争，并以工人的胜利结束。
通告对英国也做了温和的责备，指出它只顾埋头于选举改革，而暂时忽略了经济运动。但是选举改革已经完成了。迪斯累利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了比格莱斯顿的原案稍为广泛的选举改革，也就是说：被迫给予城市的所有房客以选举权，而不管他们所付的房租多少。因此，总委员会表示希望，英国工人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认清国际的有益作用的时候了。
最后，总委员会谈到了北美的协会，说那里的工人已在一些州里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接着通告强调指出，每个支部无论大小都有权选派一名代表出席大会，会员超过五百人的支部，每五百人可以选派一名代表。大会议程中列入了下列问题：（1）工人阶级的国际采取哪些实际手段才能为工人的解放斗争创立一个共同的中心？（2）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利用他们给予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贷款来促进自身的解放？可见，议程大致涉及到了共同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附带任何备忘录来说明议程的各个细节。埃卡留斯和乐器工人杜邦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到了洛桑。杜邦是负责法国方面的通信书记，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工人。他由于荣克未出席而担任了会议的主席。出席代表共七十一人。德国代表中有库格曼、弗·阿·朗格、路德维希·毕希纳和拉登道夫——勇敢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的猛烈反对者。罗曼语系国家的代表占了绝大多数，除了少数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以外，出席的都是法国人和讲法语的瑞士人。
蒲鲁东派这次在总委员会以前很久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三个月以前他们就拟定了大会的议程，其中规定要讨论下列问题：作为社会相互关系的基础的互助，相互服务中的平等，信用和人民银行，相互保险设施，男女的社会地位，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作为法的监视者和维护者的国家，刑法，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十个问题。结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详加叙述，因为这一切既和马克思毫无关系，而通过的那个有些自相矛盾的决议也始终不过是一纸空文。
大会在实践性质的问题方面比在理论问题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它批准了总委员会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确定会员每年的会费为十生丁或一格罗申，并且规定如期交纳会费是选派代表出席每年的代表大会的条件。其次，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说，争取工人阶级社会解放的斗争同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而争取政治自由是第一件绝对必要的事情。代表大会非常重视这项决议，甚至决定要每年重申这项决议。最后，它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自由同盟”也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这个同盟是不久前从激进资产阶级当中产生的，并且在国际刚刚召开过第一次大会之后就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该同盟想骗取信任的种种尝试，国际大会用一个简单的纲领性声明答复说：只要对我们自己的目的有利，我们将乐于支持你们。
奇怪然而也许完全自然的是，这次开得不大成功的大会比前一次大会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引起了远为巨大的重视，虽然前一次大会是在德国战争余波未息的时候召开的。例如，英国报刊，首先是埃卡留斯为之写通讯的《Times》（《泰晤士报》），密切注视了洛桑大会，虽然它们对第一次大会根本未加理会。当然，资产阶级报刊少不了要嘲笑一番，但是总的说来对国际的态度却变得越来越严肃了。马克思夫人在《Vorbete》（《先驱》）上写道：“当人们拿这次大会同他的异母弟和平大会比较的时候，这种比较总是有利于长兄的，人们把国际看做动人心魄的命运悲剧，而把和平大会只是看做一出滑稽戏。”马克思也为此感到欣慰，虽然洛桑的争论不能使他满意。“事情在向前发展着……而且我们没有经费！在巴黎有蒲鲁东的阴谋，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的阴谋，在伦敦有心怀嫉妒的奥哲尔、克里梅尔和波特尔，在德国有舒尔采一德里奇和拉萨尔分子！我们可以十分满意了！”但恩格斯则认为，洛桑通过的一切决议都是一文不值的，而只有总委员会留在伦敦一事是重要的。的确，问题的本质正在这里，因为从国际成立第三年起，它的平静发展的时期就结束了，而接着到来的是火热斗争的时期。
洛桑大会结束后不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导致极重大后果的冲突。1867年9月18日，在曼彻斯特发生了芬尼亚社社员挤白昼武装袭击运载两名被捕的该社社员的警察囚车的事件：他们用武力打开了囚车，释放了两名被捕者，并开枪打死了押送的警官。没有发现真正的肇事者，但是从大批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中挑选出几个人来加上了杀人的罪名，并且把其中的三个人绞死了，虽然在极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中并没.14有举出任何不利于被告的确凿罪证。这个事件在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且发展到“芬尼亚社骚动”的地步．12月间芬尼亚社社员在克勒肯维尔区（伦敦的一个几乎居民全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监狱墙边进行了一次爆炸，炸死了十二个人，伤百余人。
国际本身跟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毫无干系。至于克勒肯维尔区的爆炸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它加以谴责，说它是一件使芬尼亚社社员本身受到最大损害的大蠢事，因为它减弱甚至完全打消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事业的同情。但是英国政府镇压奋起反抗对爱尔兰祖国的长期无耻压迫的芬尼亚社社员的方式本身，即把他们当做刑事罪犯来对待这件事，不能不激起一切有革命思想的人的愤怒。还在1867年6月，马克思就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帮卑鄙无耻的家伙竟把对待政治犯不比对待谋杀者、拦路强盗、伪币制造者和男色者更坏这一点，当做英国的人道主义来宣扬哩！“恩格斯则更加激动，因为莉希·白恩士（忍格斯在她的姐姐玛丽死后己经把爱悄转移到她身上）是一位热烈的爱尔兰爱国者。
但是，马克思所以对爱尔兰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还有着比同情被压迫民族更为深刻的根源。他的研究使他得出一个信念，即爱尔兰人的解放是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必要前提，而英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又是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只要英国地主寡头仍然保持着爱尔兰这个巩固的前哨，要推翻它就是不可能的。一旦爱尔兰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一旦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亦即获得自治，那末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是英国大地主）的事业就远比在英国容易，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民族问题，爱尔兰的大地主不像在英国那样是民族的传统官方代表，相反地，他们是人民的不共戴天的压迫者。只要英国军队和英国警察一离开爱尔兰，那里立即就会爆发土地革命。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它在把爱尔兰完全变为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向英国市场供应肉类和羊毛的牧场方面，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的。但是，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目前的经济制度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理由。由于租地的日益集中，爱尔兰不断把过剩人口投向英国劳工市场，从而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工资的降低以及物质和文化状况的恶化。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都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英国无产阶级和爱尔兰无产阶级。普通英国工人都把爱尔兰工人当做自己的竟争者加以仇视，对他们摆出统治民族一员的身分。这样，他们就成为贵族和资本家反对爱尔兰的工具，并且加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自己的统治。英国无产者对爱尔兰工人抱着宗教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往时美国奴隶制诸州的白种工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爱尔兰人也连本带利地加以回敬。爱尔兰人把英国工人看成是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同谋者和愚蠢的工具。这种敌对关系又受到报刊、僧侣、滑稽杂志，总之，受到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的蓄意煽动，使得具有组织性的英国工人阶级陷于软弱无力。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祸害也横越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妨碍了英美无产阶级的任何诚恳而真挚的合作。如果说国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加速英国这个资本的世界首都的社会革命，那末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国际必须在任何地方都公开站在爱尔兰一边，而总委员会的任务则是要唤起英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说来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和人道的间题，而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在往后的几年中也为完成这个任务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正像他把波兰问题（这个间题自日内瓦大会以来就从国际的日程上消失了）的解决看做推翻俄国霸权的杠杆一样，甚至当工人中的那些想在下届选举中当选为议员的“阴谋家，（马克思甚至把总委员会前任主席奥哲尔也归入“阴谋家，之列）利用爱尔兰问题作为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借口时，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没有动摇。格莱斯顿想利用当时轰动一时的爱尔兰问题作为竞选口号来重新掌握政权。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请愿书，——当然是毫无结果，——抗议在曼彻斯特对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处以死刘，指责这是一种法庭谋杀行为，并在伦敦组织了维护爱尔兰权利的一系列公众集会。
总委员会的这些活动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满，同时也招来了法国政府对国际的打击。波拿巴一连三年袖手观望国际的发展，为的是用它来恫吓不服管束的资产阶级。当国际的法国会员在巴黎成立理事会时，他们曾就此李向巴黎警察局长和内务大臣递了呈文，但是没有得到二者的答复。同时，波拿巴也不惜玩弄卑鄙的诡计和欺骗。例如，当日内瓦大会的文件由于害怕波拿巴邮政机关的暗检室而委托一位归化英国的瑞士人携交总委员会时，法国边境警察从信使那里窃走了这些文件，而法国政府则对总委员会的申诉置之不理。但是伦敦外交部迫使法国政府受理了申诉，于是法国警察不得不退还赃物。此外，“副皇帝”鲁埃尔也碰了一个钉子：他表示：只要法国会员在日内瓦大会上宣读的宣言“加上几句对如此关怀工人的皇帝的感谢之词”，他就同意宣言在报刊上发表。但是这一点遭到了拒绝，虽然法国会员一直非常谨填地避免刺激这个伺机而动的野兽，甚至因此引起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怀疑，以为他们是隐蔽的波拿巴分子。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因此而乱了章法，竟至像某些法国作家所说的那样参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帝国的一些无关痛痒的示威。不管怎样，波拿巴同工人阶级的决裂是有它的更为深远的原因的。1866年的毁灭性危机所引起的罢工运动，其规模之大使波拿巴感到不安。其次，当1867年春天法国和北德联邦之间由于卢森堡交易而有爆发战争危险的时候，巴黎工人在国际的影响下同柏林工人交换了和平宣言。最后，法国资产阶级要求“为萨多瓦复仇”的喧腾叫嚷使推勒里宫产生了用“自由主义的”让步来封住资产阶级嘴巴的恶毒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认为借口发现国际巴黎理事会是芬尼亚社阴谋的中心而给以致命的打击，可以做到一箭双雕。理事会成员突然遭到夜间搜查，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密谋的迹象。为了使这次捕风捉影的打击不致过于出丑，只好对巴黎理事会加以法律迫究，罪名是它作为拥有二十名以上会员的团体，没有经过必要的批准手续就进行活动。3月6日和20日对国际的十五名会员提起了公诉，法庭判处他们每人一百法郎罚金，并决定查封巴黎理事会。上级法院批准了这个判决。
但是在这以前又发生了新的事件。检察官和法官本来对待被告极为温和，托伦也代表全体被告做了口气十分和缓的辩护。但是初审过后两天，即3月8日，新的理事会成立了，这个公然的嘲弄打破了波拿巴的最后的幻想。5月22日，新理事会的九名理事被法院传讯，他们在领袖瓦尔兰进行了出色而又措词尖锐的辩护之后各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这样一来，帝国就同国际公开对立起来，而法国支部则从这次跟“十二月的屠夫’的最后的公然决裂汲取了新的力量。
国际同比利时政府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沙勒罗瓦矿区的煤矿主对工资微薄的工人的不断虐待激起了工人的暴动，然后矿主又动用武力来镇压赤手空拳的群众。在一片惊心动魄的恐怖之中，国际比利时支部挺身出来维护惨遭迫害的工人，在报刊和公众集会上揭露对工人的惨重剥削，救援死伤工人的家属，并替被捕工人进行法律辩护，使他们得以被陪审员宣判无罪。
比利时司法大臣德·巴拉对此进行了报复。他在比利时议会会议上疯狂辱骂国际，威胁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国际，特别是禁止国际不久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国际的会员没有为这种威吓吓倒，他们在一封信里答复说，他们不会屈从一个人的命令，并且不管司法大臣对大会采取什么态度，下一次大会将在布鲁塞尔召开。
（二）瑞士和德国
几年来促进国际莲勃发展的一个最有力的杠杆，是1866年危机在一切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引起的普遍的罢工运动。
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号召过罢工运动，但是只要什么地方发生了这种运动，总委员会总是通过建议和行动促进工人的胜利，发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精神。它解除了资本家手中的一个得力武器，使资本家不能靠从外国输入劳动力来打击罢工工人。不仅如此，它还使敌人的不自觉的援军变成自己的勇于自我牺牲的盟友，它善于向它影响所及的每个国家的工人说明，支援外国的阶级兄弟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也符合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国际的这项活动非常有益，使它在全欧洲获得的声誉甚至超过了它实际拥有的实力。由于资产阶级世界不愿意理解甚至确实不能理解罢工扩展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因而他们把罢工看成是国际秘密策动的结果。资产阶级把国际看成是毒蛇猛兽，每当发生罢工便想置国际于死地。每一次大罢工都变成了维护国际生存的斗争，而在每一次这样的斗争之后国际的力量总是得到新的锻炼。
1868年春天在日内瓦爆发的建筑工人罢工，以及从同年秋天一直延续到次年春天的巴塞尔染丝绸工人和绦带工人的罢工，就是这类罢工的典型例子。日内瓦的建筑工．人为了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开始了斗争，厂主要求工人退出国际，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罢工工人立刻拒绝了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并且依靠总委员会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所给予的援助，终于贯彻了原来的要求。巴塞尔的趾高气扬的资本家做得更加愚蠢：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一个绦带厂的工人在秋季集市最后一天按照惯例休假几小时。他们对工人说：“不听话的就滚蛋。”有一部分工人没有服从，于是第二天厂主便不顾解雇要在两周前预先通知的规章，借着警察的帮助把他们逐出了工厂的大门。这种粗暴的挑战激怒了巴塞尔的工人，于是一场持续数月的斗争爆发了，最后竟发展到瑞士州政府想用军队和某种类似戒严状态的措施来威吓工人的地步。对巴塞尔工人的这种粗暴的迫害，很快就证明其目的也在于摧毁国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们不惜采取残酷的手段：不把住房祖给失业工人，面包商、肉商和杂货商不向他们赊卖物品。他们甚至做出这样可笑的事来，如派人到伦敦去调直总委员会的经费状况。“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他们定会首先去调查使徒保罗在罗马的银行存款了。”这是马克思在嘲笑《泰晤士报》把国际的分会比做早期基督教教团时说的话。但是巴塞尔工人始终坚定地忠于国际，并且在资本家终于屈服时在市场广场举行盛大游行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巴寒尔工人也从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得到了慷慨的支援。这次罢工掀起的浪潮波及到国际刚刚在那里站稳脚跟的美国；1848年亡命美国任音乐教师的弗·阿·左尔格已在纽约占据着贝克尔在日内瓦占据的那种地位。
国际所领导的罢工运动，首先为自己在德国开拓了道路。在此以前，在德国只有一些分散的支部。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经过长期的斗争和纷乱之后，已经成长为一个卓越的组织并且仍在继续顺利地发展，特别是在它的会员选举施韦泽做自己的领袖之后。施韦泽还是北德联邦议会爱北斐特一巴门选区的议员，他的老对头李卜克内西是萨克森的施托尔堡一施涅堡选区选出的联邦议会议员。不久他们二人就由于民族问题上的对立立场而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施韦泽追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科尼格列茨战役所造成的基础之上。李卜克内西则反对北德联邦，认为它是非法和暴行的产物，必须首先加以摧毁，为此甚至可以把社会问题暂时放到次要地位。1866年秋，李卜克内西促成了萨克森人民党（它提出了一个激进民主的纲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的建立，并且从1868年年初开始在莱比锡出版它的机关刊物《DemokratischesWochenblatt》（《民主周刊》）。萨克森人民党的成员主要是萨克森工人阶级的代表。这一点有利于把它同德意志人民党洲区别开来，因为在后者中，除了少数几个像约翰·雅科比那样的正直的思想家以外，还有法兰克福的交易所民主主义者、士瓦本的主张分立的共和主义者，以及认为俾斯麦驱逐几个中小诸侯是对权利的罪恶蹂躏并因而感到义愤填房的战士们。萨克森人民党跟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保持着远为良好的睦邻关系，工人协会联合会是进步资产阶级在拉萨尔刚一出头露面的时候为了对抗他的鼓动而成立的。但正是在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奥古斯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把他看做自己的忠实战友）当选为这个联合会的主席之后，这个联合会向左转了。
《民主周刊》第一期就指出施韦泽是争取社会民主事业的一切先进战士所鄙弃的人。这在当时说来已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自从三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同施韦泽合作以来，施韦泽在力图按照拉萨尔的精神来领导德国工人运动方面片刻也没有动摇过，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领导也就没有那种墨守拉萨尔的一言一句的宗派主义。例如，他在李卜克内西之先并且比他更为切实地向工人宣传《资本论》第一卷，1868年4月，他亲自向马克思请教有关普普士计划降低铁类关税一事的意见。
就是作为总委员会负责德国方面的通信书记，马克思也不能拒绝回答大工业区选出的工人议员向他提出的问题。而且，马克思对施韦泽的活动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虽然只是在遥远的地方观察着施韦泽，但是他也看出施韦泽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有着何等“无可管议的智慧和毅力”，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一些会议上把他说成是自己党内的人，而根本没有提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之点。
这样的分歧之点依然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没有消除他们对施韦泽的不信任。他们虽然已不再怀疑他同俾斯麦暗中勾搭，但是认为他同马克思接近意在排挤李卜克内西。他们未能打消这样一个想法，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宗派”，而施韦泽首先想有一个“自己的工人运动’。但是他们始终承认，施韦泽的政策要比李卜克内西的政策更有远见得多。
马克思认为施韦泽无疑是当时德国工人阶级领袖中最有头脑和最有魄力的一个人，并且认为只是由于他，李卜克内西才注意到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独立工人运动的存在。恩格斯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这个家伙”远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理解一般政治形势和对其他党的态度，并且更善于阐明自己的思想。“他把‘比我们老的一切党派都一律称做反动的一帮，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对我们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他也承认1866年战争及其后果摧毁了一些小王国，打破了王朝正统性的原则，动摇了反动势力，并且动员了人民，然而他现在仍然攻击其他后果，如捐税的重压等等，并且在对待俾斯麦的态度上，正如柏林人所说的，要比例如李卜克内西对待前王公的态度远为”得体“在另外一个场合，恩格斯曾谈到李卜克内西的策略，说他十分讨厌李卜克内西每周都要重复的这样一个训诫：“只要联邦议会、瞎子韦耳夫和宽厚的黑森选帝侯不恢复原位，只要离经叛道的俾斯麦不受到符合王朝正统性原则的严厉惩罚，我们就不能进行革命。”当然，恩格斯在激动之中是有些夸大的，但是这番话也道出了许多真理。
马克思后来曾说，人们过去相信，基督教神话所以能在罗马帝国时代产生，只是因为当时没有发明印刷术。实际上恰恰相反。能在转瞬间就把自己的捏造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它们在一天之内所制造出来的神话（资产阶级蠢材们都相信这些神话并加以传播）要比过去一百年间制造出来的还多得多。几十年来人们——而且不仅是“资产阶级蠢材”——相信的一个神话就特别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段话的正确，这就是据说施韦泽想把工人运动出卖给俾斯麦，而直到后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才使工人运动重新走上了正路。
事实恰恰相反。施韦泽曾坚持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而《民主周刊》则向那些拥护“有权势的前王公”的分立主义者和维也纳的自由主义勒索者频送秋波。这种策略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倍倍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由于革命在内部较弱的奥地利要比在内部较强的普鲁士更容易获得成功，所以当时希望奥地利能够战胜普鲁士。但是这种解释是事后编造的，而且不管对这种解释做何评价，在当时的文献中是看不到这种解释的任何痕迹的。尽管马克思跟李卜克内西有私人的友谊而对施韦泽有私人的不信任，他却丝毫没有忽略事情的真实情况。他在回答施韦泽所提出的降低铁类关税何题时虽然形式上极为含蓄，但在实质上却是详尽透彻的。于是施韦泽实行了他三年前就已考虑成熟的一个计划，在1868年8月末在汉堡召开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猫上提议参加国际。由于当时存在着关于结社的联邦法律，这种参加只能限于发表一个关于团结和同情的声明，而且不能正式地参加。马克思曾被邀请作为来宾出席大会，以便向他表达德国工人对他的科学劳绩的感谢。马克思虽然对施韦泽的事先的函询表示承诺，但是终于没有到汉堡去，尽管施韦泽曾就此事向他再三催请。
马克思在感谢“盛情的邀请’的信中说他由于总委员会筹备布鲁塞尔大会的工作而未能成行，但是他“满意地”指出，代表大会的议程包含了构成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真正出发点的那些问题：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争取法定的工作日长度和争取工人阶级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在这封信中钟祝贺拉萨尔派放弃了拉萨尔的纲领。但是，实际上很难想像拉萨尔会反对议程中的这三个项目。
马克思在感谢“盛情的邀请’的信中说他由于总委员会筹备布鲁塞尔大会的工作而未能成行，但是他“满意地”指出，代表大会的议程包含了构成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真正出发点的那些问题：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争取法定的工作日长度和争取工人阶级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在这封信中钟祝贺拉萨尔派放弃了拉萨尔的纲领。但是，实际上很难想像拉萨尔会反对议程中的这三个项目。
施韦泽本人在汉堡大会上的行动表明了他同拉萨尔的传统的事实上的决裂：尽管他遭到强烈的反对，但由于他提出了信任的问题而终于迫使大会批准了他和他在议会中的同事弗利切于9月末在柏林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以便建立工423人阶级的以罢工为目的的广泛组织。施韦泽从欧洲的罢工运动吸取了很好的教训。他没有对它做过高的估计，而是清楚地认识到，愿意完成自己使命的工人政党不应听任自发的罢工无秩序地进行。因此他主张建立工会，但是在有关这些工会的存在条件方面犯了错误：他想在这些工会中建立一种存在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严格纪律，为的是让工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从属于工人联合会的辅助军。
马克思曾经警告他要避免犯这种重大错误，但是没有收到效果。在二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中，施韦泽的信全都保存了下来，马克思的信则只保存下1868年10月13日的一封，但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封马克思的这封信虽然从形式上看来，从对待施韦泽的态度的诚恳上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对施韦泽成立工会的计划却极力加以反对。但是马克思的批评所造成的印象，由于马克思称拉萨尔所创立的联合会为“宗派’并认为它必须决心溶合于阶级运动而有所减弱。施韦泽在他写给马克思的最后一封回信中公道地指出，他一直力求同欧洲的工人运动采取一致的步调。
在汉堡大会几天以后，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在纽伦堡召开了大会。这个大会也对时代的特征有了理解。它由多数票通过了国际的章程的基本条款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采用《民主周刊》作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从此少数派永远消失了。其次，多数派否决了创立国家监督下的工人老年保险储金会的提案，主张成立工会合作社，因为经验证明这种合作社最便于通过自己的储金会帮助年老、患病和流浪的工人。设立这种合作社，不像诉之于罢工中展开的劳资斗争那样有力。汉堡大会认为参加国际的理由在于一切工人党派的利益的共同性，而纽伦堡大会则对这个问题提得不那样明确。几周以后，《民主周刊》用黑体字报道说，德意志人民党在斯图加特代表会议上通过了赞成纽伦堡纲领的决议。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之间也接近起来，而马克思为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极力在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进行公正的斡旋，但是没有成功。纽伦堡的联合会以各种不成理由的借口拒绝派代表出席施韦泽和弗利切在柏林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虽然如此，出席大会的人数却很多，并且成立了许多“工人组织”，这些组织联合成为实际上由施韦泽领导的“工人组织联合会”。
纽伦堡联合会也根据倍倍尔所拟定并且比施韦泽的章程更为符合工会运动生存条件的章程，创立了一个名字过于堂皇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此后他们一再提议同施韦泽的联合会联合甚至合并，但是每次都遭到严词拒绝。对方驳斥他们说，你们首先破坏了统一，因此你们不必再用关于协调一致的建议来企图恢复已被你们破坏的这种统一，如果你们确实希望统一，你们可以参加现存的“工人组织联合会”，并在这个组织内部争取你们认为需要的那些改革。
马克思虽然未能阻止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但是他毕竟确认了它的两个派别都参加国际。他产生了要在当前条件下把总委员会会址在次年一年内暂设日内瓦的想法，因为工人组织虽然人数不多，但各处都已初步划定了自己的主要活动范围。对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气恼也促成了他的这个想法。法国人支部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吵嚷得很厉害，并且自于为小丑皮亚宣传暗杀波拿巴一事喝采而给国际造成了许多麻烦知。由于总委员会极力制止它的胡闹，它也同样大吵大叫，不满总委员会的“独裁”，并且决意要向布鲁塞尔大会控告总委员会。
幸亏恩格斯坚决劝阻了马克思，没有让他采取这个冒险的步骤。恩格斯说，不应该由于少数儿个蠢人的缘故，就把事业交给一些虽有善良的意愿和可靠的嗅觉，但没有领导运动的才能的人。运动的影响越是巨大并日益波及德国，马克思便越是应该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确，不久后正是在日内瓦发现，单靠善良的意愿和嗅觉是不够的。
（三）巴枯宁的鼓动
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6日到1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
这次大会虽然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人数都多，但仍然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比利时人占了出席人数的一半以上，法国人占了五分之一左右。在十一名英国代表中有六名是总委员会的代表，除了埃卡留斯、荣克和列斯纳以外，还有英国工联代表鲁克拉夫特。瑞士只有八名代表，德国总共三名，其中还有代表科伦支部的莫泽斯·赫斯。得到出席大会的正式邀请的施韦泽因正值有几宗审判案件待处理而未能成行，但是他通过书面声明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拥护国际的宗旨。据施韦泽说，只是由于德国的结社法令，联合会才未能正式参加国际。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各派了一名代表。
从大会的会议上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国际在它创立以来的第四年中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壮大。蒲鲁东派在日内瓦和洛桑对工会和罢工所抱的反对态度，现在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是他们仍然通过了一项关于“交换银行”和“无偿贷款’的纯学院式的决议，虽然埃卡留斯引证英国的经验，指出蒲鲁东主义的这些药方在实践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赫斯则援引马克思在二十年前所写的驳斥蒲鲁东的著作，指出它们在理论上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蒲鲁东派在“关于财产的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根据德·巴普的提议，通过了一项附有详细论证的冗长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在一个具有良好组织的社会中，采石场、煤矿和其他矿场以及铁路都应该属于整个社会，亦即属于未来的按正义原则组成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到来以前，矿场、铁路的经营应转交给工人协社，但必须保证遵守公共的利益。土地和森林也应该在遵守同样的保证的条件下归整个国家所有，并交给农民协会去经营。最后，运河、公路、电讯——·总之一切交通工具均应继续保持社会公有。虽然法国人强烈反对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大会只是决定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再度讨论这个问题，大会召开地点选定了巴塞尔。
据马克思自己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起草布鲁塞尔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但是他对大会的进程并未感到不满——这不仅因为像在汉堡和纽伦堡两地一样，工人阶级在这里也对他的科学劳绩表示了感谢，以致无论从个人来说还是从事业的利益来说都给了他很大的满足，而且也因为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对总委员会的一切控告都被大会驳回了。但是他把大会的一项有关日内瓦大会时便已提出的问题的决议称为“胡说八道”，这个决议说，应该用普遍停止工作、即各国人民罢工的办法来阻止战争的威胁。他最没有理由反对的一项大会决议是同不久后在伯尔尼召开自己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自由同盟的彻底决裂。这个同盟曾向国际建议联合，但是从布鲁塞尔得到一个冷淡的回答：它没有合理的存在理由，它应该劝告自己的盟员参加国际的各支部。
曾经出席和平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布鲁塞尔大会前几个月参加国际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特别坚决地主张这种联合。在联合的建议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企图怂恿和平自由同盟通过一个旨在摧毁一切国家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各国的自由生产团体的联盟的纲领。但是他依然是少数派，在这个少数派中也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巴枯宁依靠这个少数派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同盟虽然提出了整个加入国际的任务，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在一切人的普遍平等和道义共同性的伟大原则基础上研究各种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
还在《先驱》9月号上，贝克尔就报道了这个同盟，说它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它影响所及的其他一切地方建立国际的支部。但直到四年以后，即1868年12月15日，贝克尔才请求总委员会接受该同盟参加国际。这是在同样的427请求遭到比利时和法国的联合委员会拒绝之后提出的。一周之后，即12月22日，巴枯宁从日内瓦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的老友！……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关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而嘲笑我们当中那些在民族的或纯政治的事业的羊肠小道上迷失了方向的人。我现在做的，正是你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着手的事情。自从我在伯尔尼大会上同资产者郑重而公开地诀别以来，我就除了工人的世界以外再不知道有其他社会、其他环境。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这就是我认为必须说的一切……”对于这一段话的真诚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的。
几年以后巴枯宁在同马克思进行激烈斗争时对马克思和捕鲁东所做的比较，最足以深刻地说明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关系。他说：‘马克思是一位极其严肃、极其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他比蒲鲁东有着巨大的优点，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蒲鲁东虽然极力想摆脱古典唯心主义的传统，但他终其生是个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而正如我在他死前两个月向他说的，他有时为圣经所左右，有时为罗马法所左右，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他的最大的不幸，就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自然科学，从来没有掌握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有着一种常常给他指出正确道路的天才本能，但是他的思想的坏习惯，亦即唯心主义的习惯，却不断地使池陷入旧的迷误。结果他陷入了一种常见的矛盾―—一个经常同唯心主义的幽灵搏斗的强有力的天才、革命的思想家，却一直没有力量战胜这个幽灵。”巴枯宁关于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
紧接着巴枯宁描述了他眼里的马克思的性格。“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的。他提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即历史上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都不是原因，而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伟大而富于创造性的思想，但发现这一思想的荣誉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另外有许多人在他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一思想，甚至曾经部分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但是只有马克思才给了它以科学的论证，使它成为自己的整个经济学说的基础。另一方面，蒲鲁东对自由有着远为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当蒲鲁东还未醉心于教条和形而上学时，他有着革命家的真正本能，他崇拜撤旦并宣布了无政府。马克思在理论上很可能创立一种更为合理的自由学说，但是他却缺乏蒲鲁东的那种本能。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权威论者。”巴枯宁对马克思的评论就是如此。
谈到他自己，巴枯宁从这种比较得出结论说，正是他实现了这两个学说的最高度的统一，发展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使它摆脱了一切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渣滓，并以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它的基础。但这不过是巴枯宁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骗罢了。他远远地走在蒲鲁东前面。他优于蒲鲁东的地方，是他有着更高的欧洲文化的教养，而且远比蒲鲁东更能理解马克思。但是他不像马克思那样精通德国哲学，也不像马克思那样仔细研究过西欧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而且，对他说来，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要比蒲鲁东不熟悉自然科学更加是致命的。巴枯宁的理论修养上的这个缺点固然是由于他在萨克森、奥地利和俄国的监狱以及西伯利亚的雪原中度过许多大好年华而造成的（这对他说来是个极大的光荣），但这个缺点也并不因此而缩小。
“撒旦的化身，——这既是他的力量的表现，也是他的弱点的表现。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有一段出色而中肯的话给我们揭示了巴枯宁的这个爱用的宇眼的含义：“米哈伊尔犯过许多过错和罪恶，但是他身上有着一种胜过他的一切缺点的东西，——这就是他精神深处的那种永远起作用的原则。”巴枯宁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他像马克思和拉萨尔一样具有使人倾听自己意见的天才。对于一个除了自己的智慧和意志以外一无所有的贫穷流亡者说来，能够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国——奠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初步基础，这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功绩。但是只要看一看这些国家的名字，就立刻可以看出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深刻区别。他们两个人都预见到革命的迅速来临。但是研究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的马克思把大工业无产阶级看做是革命军队的核心，而巴拈宁则把希望寄托在大批脱离了阶级队伍的青年身上，寄托在农民群众甚至流氓无产阶级身上。虽然他一直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作为一位科学思想家比他站得更高，但是他却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犯“老一辈革命家”所特有的那种错误。不过他能安于自己的命运，认为科学尽管是生活的指针，但毕竟还不是生活本身，而只有生活才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
仅仅根据二人最后的决裂来判断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无论对巴枯宁说来还是对马克思说来都同样是荒谬的，甚至是不公平的。追溯一下他们二人在三十年中间不断的聚散离合，这从政治上、特别是从心理学．上说来要远为引人入胜。两人都是从青年黑格尔派出发的：巴枯宁是《德法年鉴》的教父之一。他以前的庇护者卢格同马克思决裂的时候，他曾站在马克思一边。但是当他后来在布鲁塞尔了解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宣传的看法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并且在几个月后开始热心地投入海尔维格的义勇军向德国的冒险进军。不过他后来认识到这种热狂的愚鑫，并且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此后不久，即1848年夏天，《新莱茵报》指控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这个错误是由于该报收到两个不同来源的消息而引起的。《新莱茵报》以使巴枯宁完全感到满意的坦率，公开地承认了这个错误。马克思和巴枯宁在柏林会晤时重新恢复了他们旧日的友谊，《新莱茵报》也在巴枯宁从普鲁士被驱逐时极力替巴枯宁讲话。后来，该报又严厉地批判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但是在前言里说明“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并且明确地承认他是从民主的动机出发进行活动的，他在斯拉夫问题上的迷误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此外，这篇文章的作者恩格斯在反驳巴枯宁时，在主要论点上也犯了错误，因为尽管奥地利的各斯拉夫民族仍然有它们的历史前途，恩格斯却否认它们有这种前途。马克思和恩格斯比任何人都更早并且更热烈地赞扬了巴枯宁参加德勒斯顿五月起义的革命行动。
巴枯宁在从德勒斯顿退却时被捕，并被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军事法庭先后判处死刑，后来两处的死刑都被“从宽”改处幻。为终身苦役；最后，他被引渡给俄国，在那里的彼得保罗要塞度过了许多可伯的苦难岁月。这期间，有一个疯狂的乌尔卡尔特分子又在《MorningAdvertiser》（《晨报》）上指控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猫，并且硬说他根本没有押在监狱里。除了赫尔岑、马志尼和卢格以外，马克思也在这家报纸上对此提出抗议。由于不幸的巧合，这位巴枯宁的诽谤者也姓马克思。有少数人知道这一点，虽然这位绅士在有人要求他在报刊上公开自己的姓名时顽强地拒绝这样做。这种姓名的巧合后来为假革命家赫尔岑利用来进行卑鄙的阴谋．1857年，巴枯宁从彼得保罗要塞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逃跑，然后经日本和美洲到了伦敦。这时赫尔岑欺编他说，马克思曾在英国报刊上揭发巴枯宁是俄国奸细。这是造成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后来的多次反目的那些挑拨离间中的第一次。巴枯宁脱离欧洲生活已有十年多，因此他在伦敦首先接近跟他毫无共同之处的赫尔岑之流的俄国流亡者，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他的泛斯拉夫主义（如果一般地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方面，巴枯宁也始终是个革命者，而赫尔岑则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下用对“腐朽的西方”的咒骂和对俄国农民村社的神秘祟拜，在事实上替沙皇制度效劳。想到赫尔岑在巴枯宁饱受苦难的青年时代曾经怎样帮助过他，那末巴枯宁在赫尔岑死去以前始终同他保持私人的友谊关系这一点也就无可非议了。巴枯宁早在1866年就在写给赫尔岑的一封政治绝交信中指责说，赫尔岑想不通过政治变革就达到社会变革，并且只要国家不去触动大俄罗斯的村社，就准备原谅国家所做的一切，甚至认为俄国的村社不仅是俄国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救星，而且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救星。巴枯宁给了这种幻想以非常有力的批判。
但是，巴拈宁在逃出西伯利亚之后，开始是住在赫尔岑家里，因此和马克思没有来往。尽管如此，他却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发表在赫尔岑的《钟声》上。这就尤其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的特点。
在巴枯宁第二次流窝伦敦的时期，亦即在国际创立的时候，马克思曾经首先打破僵局去访问巴枯宁。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使巴枯宁相信，他不仅不曾毁谤他，而且曾极力反对这种毁谤。二人分手时已经和好如初。巴枯宁非常赞赏国际的计划。马克思在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巴枯宁向你问好。他今天已经去意大利，他现在就住在那里（佛罗伦萨）………我必须说，我十分喜欢他，比过去更喜欢他……
我认为，大体上他是十六年来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更加前进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但是，巴枯宁欢迎国际的那种热忱并没有保持多久。旅居意大利期间，“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又在他身上觉醒。他所以选中这个国家，不仅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和生活费用低廉，——更不消说德法两国当时已经拒绝他入境，——而且也由于政治上的理由。他认为意大利人是斯拉夫人反对奥地利警察国家的天然同盟者，而加里波第的英雄业迹则早在西伯利亚时期就曾激发起他的幻想。在他看来，这些业迹是革命浪潮高涨的第一个证明。当他去意大利的时候，那里有着大批的秘密政治团体。他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些随时准备参加任何密谋的堕落的知识分子，经常处于饿死边缘的农民群众，以及永远飘流不定的流氓无产阶级，特别是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他是在佛罗伦萨住了不久就到那不勒斯去的，并且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在他眼里，这些阶级是革命的真正动力。他把意大利看成是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爆发社会革命的国家。但是他很快就不得不承认这种看法的错误。那时马志尼的宣传还盛行于意大利，而马志尼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的暧昧的宗教口号和严格的集中倾向，只是为了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寓居意大利这段期间，巴枯宁的革命鼓动采取了更加明确的形式。由于理论修养的不足以及过分灵敏的头脑和拨辣的活动力，巴枯宁总是为周围环境的影响所左右。马志尼的宗教的、政治的教条主义，更加助长了他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引起了他对一切国家政权的否定态度。同时，他认为是争取普遍变革的先进战士的那些阶级的革命传统，也对他的喜爱密谋和地方暴动的倾向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巴枯宁所创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秘密团体最初只有意大利人参加，主要是为了反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令人庆恶的资产阶级空谈”。但是不久这个团体就扩大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为了这个秘密团体，巴枯宁于1867年秋迁居日内瓦，企图首先影响和平自由同盟。当这一步失败以后，他开始寻求参加国际的道路，虽然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内一直对国际根本不感兴趣。
（四）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虽然如此，马克思却仍然对这位老革命家保持着友好的感情，并且反对自己周围的人对巴枯宁已经发动或准备发动的各种攻击。
这些攻击来自西吉兹蒙德·波克罕。他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曾在马克思同福格特的斗争中以及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对马克思有过许多帮助。但是，波克罕有两个弱点：他自认为是一个有才气的作家，虽然他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俄国人怀着莫名其妙的憎恨，其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赫尔岑对德国人的同样莫名其妙的憎恨。
波克罕首先攻击了赫尔岑，在1868年初的《民主周刊》最初几期上写了许多文章把赫尔岑骂得狗血喷头。当时巴枯宁虽然早已和赫尔岑决裂，波克罕却仍然攻击他是赫尔岑的“哥萨克兵”，说他是“否定的化身”，把他和赫尔岑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波克罕从赫尔岑的著作中知道，巴枯宁在许多年前曾经发表过一个“卓越的论点’，说“积极的否定是一种创造力’，于是波克罕义愤填膺地问道：在俄国国境的欧洲这一边是否有什么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呢，这是否会引起成千上万的德国小学生的轰笑呢。善良的波克罕由于幼稚而根本没有想到，巴枯宁的那句当时颇为流行的名言“破坏的欢乐就是创造的欢乐’，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年鉴》的一篇文章”中的，那时巴枯宁还生活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里，并且正同马克思和卢格一起创办《德法年鉴》
无怪乎马克思对这一类调调儿内心深感厌恶，并且极力反对波克罕企图利用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反驳巴枯宁的一些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极其符合于波克罕的意图的”）来论证自己的胡说。马克思要求波克罕不要利用这些文章来侮辱巴枯宁，因为恩格斯是巴枯宁的老友。恩格斯也提出了抗议，因而波克罕的计划未能实现。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也请求波克罕不要攻击巴枯宁，但他得到了一封“严厉的回信”:波克罕，正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以“他所特有的委婉语调’声明。他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同贝克尔保持友谊，并将继续给他金钱上的帮助（不过为数极少），但二人的通信必须从此绝口不谈政治。马克思虽然和波克罕十分要好，但是认为他的“嫌俄病“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甚至当巴枯宁已经参加过和平自由同盟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马克思本人也一直和巴枯宁保持着友谊的关系。和平自由同盟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给巴枯宁寄去一本亲笔签名的《资本论》。由于没有接到一个字的答谢，马克思在由于其他事情而写给日内瓦的一位俄国流亡者的信中，还探询过“老友巴枯宁”，虽然对于巴枯宁究竟是否还是他的朋友也表现了几分怀疑。巴枯宁在12月22日的一封信里回答了这个间接的问询，他在这封信中保证，他要走马克思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那条战斗的道路。
但是就在巴枯宁给马克思写信的那一天，总委员会已经决定拒绝贝克尔关于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国际的提议。马克思是这一决定的倡议人。他已经从《先驱》上知道了同盟的成立，但是他一直认为它不过是日内瓦的地方产物，是个死胎，是根本无足轻重的。他了解老贝克尔，知道他虽然喜欢搞小圈子，但是个完全可靠的人。现在贝克尔寄来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同时写道，同盟的目的是补足国际所缺少的“理想主义”。这种大言不惭的态度，正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在总委员会中，“特别是在法国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而总委员会立即决定拒绝这个请求。马克思受托起草这个决议。马克思在12月18日“后半夜，写给恩格斯的一封征求意见的信，证明了他本人当时仪也是有点气愤的。他还说：“这一次波克罕是正确的”。使他气愤的与其说是同盟的纲领，无宁说是它的章程。纲领宣布，同盟是信奉无神论的，它要求消灭一切宗教迷信，用科学知识代替信仰，用人的公道代替神的公道。接着，纲领要求各个阶级和两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而且建议从废除继承权开始。它还要求两性儿童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发展才能的同等手段，即享受扶育和教养以及在科学、工业和艺术的一切领域受教育的平等。最后，纲领反对不以工人战胜资本为直接和间接任务的任何政治活动。
马克思对这个纲领的评价是很坏的。不久之后他把它称为‘陈词滥调的杂烩”,“无聊的废话，故弄玄虚的和只求暂时效果的荒谬臆想的集大成。但是在理论问题上，国际有必要在开始时表现较大的宽容，因为它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于通过自己的实际活动制定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国际的组织，作为一切实际活动取得成功的前提，对国际说来尤为重要。而巴枯宁的同盟的章程则企图以贻患无穷的方式进入这个组织：该同盟虽然宣布自己是国际的一个分支，并完全承认国际的章程，但是却想建立自己的特殊组织。它的创立者们在日内瓦成立了临时的中央委员会。按照同盟的计划，应当在各国设立全国执行局，以便由它筹建地方组织，并设法使这些组织参加国际。在国际的年度大会上，作为国际分支的同盟的代表想要在另外的会场单独召开自己的公开会议。
恩格斯立即坚决反对这种提议，因为这样会形成两个总委员会和两个代表大会。而一遇机会，设在伦敦的实际的总委员会就会同设在日内瓦的“理想主义的，总委员会发生冲突。在其他问题上，恩格斯建议要冷静行事：急躁的行动会不必要地刺激工人（特别是瑞士工人）中的许多庸俗分子，并将给国际造成损害。应该冷静而又坚决地拒绝这些人，告诉他们，他拐，们既然选定了一个特殊的领域，那就应该等一等，看看他们在这个领域能够搞出什么名堂来。而暂时是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一个团体的成员成为另一个团体的成员的。关于同盟的理论纲领，恩格斯也觉得他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槽的东西。他说，巴枯宁看来已成了“一头不折不扣的蠢牛“。不过这种字眼并不表明他对巴枯宁怀有什么特别的敌意：例如，马克思就曾在信中骂他的忠实友人贝克尔为“老糊涂”。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非常喜欢在他们的亲密无间的通信中使用这类荣誉头衔的。
这时马克思已经平静下来，并且提出了总委员会拒绝同盟参加国际的决议草案。不论就形式或内容来说，这个答复都是无懈可击的。这个答复指出，问题是由同盟的几个创立者预先决定了的，因为他们作为国际的会员曾经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共同决定拒绝国际同和平自由同盟的合并。贝克尔只是在这一点上间接地受到轻微的指责。实际上，拒绝的理由不外是，在国际内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组织的存在，必定会成为破坏国际本身的组织的手段。
有人说贝克尔曾因这个决议而激怒，这是完全不真实的。比较可信的是巴枯宁的这样一个说法，贝克尔从一开始就反对建立同盟，但是他的意见为他所属的秘密团体以多数票否决了；他虽然想保持这个秘密团体，要它的成员在国际内部按照这个秘密团体的精神进行活动，但是为了避免纠纷，他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加入国际。不管怎样，设在日内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用一个新的建议来回答了总委员会拒绝它加入的决议，即只要总委员会承认同盟的理论纲领，就可以把同盟的支部改为国际的支部。
在这中间，马克思接到巴枯宁在12月22日写来的一封好意的来信．但是他的疑虑使得他没有重视这种“温情的态度”。同盟的新建议也同样引起了他的怀疑，但是他没有为这种怀疑所左右，而只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做了回答。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于1869年3月9日决定不把讨论它所属的各个工人政党的理论纲领列为自己的任务。由于各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它们的实际运动也以极不相同的各种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国际所推动的行动的一致，各国支部的各种机关刊物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以及全体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可以逐渐地为整个工人运动制定出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而目前，总委员会的任务只应该是注意各个工人政党纲领的一般倾向是否符合国际的总方针，亦即是否符合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任务。
在这方面，同盟的纲领包含着足以引起危险的误解的词句。所谓各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会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那种劳资协调。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和国际的伟大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但是由于从上下文意看来，“各阶级平等“字样出现在同盟纲领中只是出于笔误，所以总委员会相信同盟一定会放弃这种暖昧的词句，那时同盟支部改为国际支部也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如果这种改变能够实现，那末按照国际的章程，各新支部的所在地和会员人数应该上报给总委员会。据此，同盟按照总委员会的希望改正了引起异议的词句。6月22日同盟通知总委员会，说它的组织已经解散，并已建议自己的各支部改为国际的支部。总委员会以一致通过的决议接受巴枯宁领导的日内瓦支部加入国际。巴枯宁的秘密团体虽然表面上解散了，实际上却仍然存在着，不过在组织形式上已不大严格罢了。巴枯宁本人也仍然按照同盟的纲领进行活动。从1867年秋天到1869年秋天，巴枯宁住在日内瓦湖畔，有时住在日内瓦，有时住在维维和克拉莱恩，并且在瑞士的罗曼语系工人中有巨大的影响。
这些工人所处的特殊生活条件在这一方面帮助了巴枯宁。为了正确判断当时的形势，不应忘记国际当时还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的理论纲领的党，正如总委员会致同盟书中所承认的，国际还容许各种各样的倾向在自己队伍中存在。甚至今天也可以从《先驱》上看出，就连这个伟大组织的热心而卓著功绩的战士贝克尔，也从来不大关心理论问题。因此，在国际的日内瓦支部里也有两个极不相谋的派别。一派是所谓"fabrique“（厂工），按日内瓦方言的意思是指珠宝工业和钟表工业中工资优厚的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当地人，另一派是所谓“grosmetiers“（粗工），主要是建筑工人，他们儿乎全是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这些人只是靠不断的罢工才争到了勉强可以忍受的劳动条件。前者拥有选举权，后者则没有这种权利。但是厂工，由于人数不多，不能在选举中独力取胜，因此在选举上非常倾向于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对粗工，说来则不存在这种诱惑，他们无宁说更欢迎巴枯宁所宣扬的那种直接的革命行动。
巴枯宁在犹拉的钟表工人中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宣传园地。他们不是制造奢侈品的熟练工人，大部分在家中工作，而美国机器的竞争经常在威胁着他们的原已悲惨的生活。他们零零落落地散居山中，不适合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即使他们适合于这种运动，过去的惨痛经脸也迫使他们对政治畏缩不前。最初有个医生库勒里在他们当中替国际进行宣传，他是一个具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对政治问题缺乏研究。他不仅要工人同激进派，甚至要工人同纽沙特尔的怀有君主制思想的自由派在选举上实行联合，而且工人总是因这种联合而上当。库勒里的政策彻底失败以后，犹拉的工人找到洛克尔的工业学校的一位青年教师詹姆斯·吉约姆作为自己的新领导者。他在思想上完全同工人打成一片，并出版了地方小报通过它来宣扬关于人人自由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理想。当巴枯宁第一次来到犹拉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土壤已为他的播种完全做好了准备，但是当地的穷人对他，恐怕较之他对他们发生了更加强烈的影响，因为从这时起巴枯宁对一切政治活动的遗责比过去厉害得多了。但是瑞士的罗曼语系各支部之间暂时还是和平相处的。如1869年1月，主要在巴枯宁的坚持下，它们组成了联合委员会，并开始出版大型周刊《平等》。巴枯宁、贝克尔、埃卡留斯、瓦尔兰和国际的其他著名成员都参加了该刊的工作。罗曼语系的联合委员会向伦敦的总委员会建议把继承权向题列入巴塞尔大会的议程，这也是由巴枯宁发起的。巴枯宁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讨论这类问题是国际的大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总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然，马克思把这看成是巴枯宁的挑战，但是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五）巴塞尔大会
在1869年9月5日和6日于巴塞尔召开的年度大会上，国际对自己成立以来的第五年的活动进行了检阅。
这一年是成立以来的几年中最生气蓬勃的一年，是“资本和劳动间的游击战”即罢工频繁暴发的一年。欧洲的有产阶级在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些罢工，说它们不是由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资本的横暴引起的，而是由国际的阴谋引起的。
于是，以武力扼杀运动的毒辣阴谋便日益抬头。在英国，事情甚至发展到罢工的煤矿工人同军队发生流血冲突的地步。在法国卢瓦尔煤矿区的里卡马利附近，醉酒的士兵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有二十名工人——其中有两名妇女和一名儿童——被枪杀，大批工人受伤。但是，最可恶的事情发生在比利时，即马克思起草的义正词严的总委员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模范的大陆立宪国家，地主、资本家和教士的别有天地的小小乐园”。宜言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支援那些在塞兰和波利纳日两地的屠杀中成为贪得无厌的利润欲的牺牲者的人。宣言说：“比利时政府以不减于地球环绕太阳旋转那样的准确性每年屠杀工人。”
血的种子为国际准备了丰盛的收获。1868年秋天，英国第一次根据新选举法进行选举。这次选举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对改革同盟的片面政策的替告。没有一个工人代表当选。“大财主们”胜利了，格莱斯顿又掌握了政权。但是他并不想认真改变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方针或迎合工联的正义要求。这给新工联主义注入了新的力量。在1869年于北明翰召开的工联年会上，工联代表极力劝导王国的有组织的工人参加国际。这不仅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一致的，而且因为国际的原则能够保证地球上一切民族之间的和平，1869年夏天，英国和北美联邦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于是总委员会给美国全国工人联合会寄去了一封由马克思起草的号召书，里面说道：“现在轮到你们来阻止这次无疑会把大洋两岸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拖后一段时期的战争了。”号召书得到了大洋彼岸的热烈响应。
法国的工人运动也顺利地向前发展着。对国际的普察迫害照例总是促使它的拥护者更为增加。在许多次罢工当中，由子有总委员会的参预和帮助而成立了工会。不管国际的精神在这些工会中是如何强烈，要禁止它们是不可能的。在1869年的选举中，工人虽然还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是他们支持了提出极端激进的竞选纲领的资产阶级极左政党的候选人。他们这样做至少间接地造成了波拿巴在大城市中的惨败，虽然这种努力的成果暂时再次落到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此外，第二帝国已开始摇摇欲坠，它从外部受到1868年秋天从国内赶走了女王伊萨贝拉的西班牙革命的沉重打击。
德国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在那里，波拿巴主义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正在加强。民族问题引起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成了刚刚开始发展的工会运动的严重降碍。施韦泽由于他为工会鼓动选择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而陷入困境，因而不能再恢复他从前的威信了。对他的诚实所加的毫无根据的频繁攻击，使他的一些拥护者也终于不再信任他，而他自己要搞一次小小政变的粗忽失策，则使他本来还不大动摇的声望遭到了严重的危险。
结果，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少数派分裂出去，同纽伦堡联合会一起组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党员按照建党地的地名自称为“爱森纳赫派”。两个派别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二者对国际采取了大体相同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形式，因为它们都不得不考虑德国的结社法令。当李卜克内西抬出国际总委员会来反对施韦泽（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非常不满。他们虽然也欢迎“拉萨尔教会的解体过程，，但是当另一个派别还完全没有同德意志人民党分手，至少还同它在个别问题上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卡特尔关系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派别也感到莫知所措。他们仍然认为施韦泽作为一个论客要超过他的一切对手。
只是在1866年奥地利战败之后才产生的奥匈工人运动更加团结一致地发展起来。拉萨尔派在那里完全没有什么影响，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总委员会在向巴塞尔大会所做的年度报告中说的，广大群众都团结在国际的旗帜周围。
因此，大会是在极其有利的前景下召开的。虽然大会只有七十八名会员参加，但是比以往历次大会都更具有“国际的”气派。大会总共有九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代表总委员会出席大会的照例是埃卡留斯和荣克，此外还有两个最有名望的英国工联代表——阿普尔加斯和各克拉夫特。法国派出代表二十六人，比利时五人，德国十二人，奥地利二人，瑞士二十三人，意大利三人，西班牙四人，北美一人。李卜克内西代表新的派别爱森纳赫派，莫泽斯·赫斯代表柏林支部。巴枯宁除了法国的代表委托书以外还有一份意大利的代表委托书，吉约姆则代表洛克尔。大会仍然由荣克主持。
大会会议首先讨论组织问题。根据总委员会的提案，大会一致决议劝告所有支部和参加国际的团体，要像总委员会几年以前就做过的那样，废除主席的职位，因为工人组织不应当保持君主制的、权威的原则，甚至在主席一职纯属名誉职位的地方，这种职位也包含着违反民主原则的因素。另一方面，总委员会建议扩大它自身的权限，它主张总委员会应该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以前开除任何违反国际的精神的支部。这个提案通过了，但是加了一条限制，即凡是设有联合委员会的地方，在开除支部以前应该征求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巴枯宁和李卜克内西都热烈拥护这个提案。这在李卜克内西说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巴枯宁说来则不然：不管他有什么机会主义的考虑，他这样做是违反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的。十分可能，他是想借助于魔王来战胜小鬼，指望总委员会支持他反对一切在他看来纯属机会主义的议会政治活动。只有李卜克内西的一篇攻击施韦泽和倍倍尔参加北德联邦议会的著名演说，可能是对巴枯宁的这种观点的支持。但是马克思不赞同李卜克内西的演说，因而巴枯宁的打算落空了；他很快就认识到，违反原则总是要自食其果的。
在大会应该讨论的理论问题中，土地公有问题和继承权问题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头一个问题实际上在布鲁塞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前一年解决得更加顺利：大会以五十四票的多数决定社会有权把土地转为公有，然后又以五十三票的多数承认这种转化必须符合社会的利益，少数派大都在投票时弃权：反对第二个决议的总共有八票，而反对第一个决议的只有四票。关于如何实现这个决议，代表们发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结果决定将这个问题延至下次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彻底讨论。
关于继承权问题，总委员会拟定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以马克思所特有的才能把国际的基本观点归纳为几条原理。和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法律一样，继承法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七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和法律上的结果。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的原因，相反地，奴隶制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当生产资料变为公有的时候，继承权，就其具有社会意义的部分而论，将自然地消失，因为一个人只能把他生前所占有的东西留给他的后人。因此，废除那种使少数人终生有权攫取其他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制度，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目的。宣布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正像希望在保持目前的商品交换的状态下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规一样，是荒谬的。这在理论上将是不正确的，而在实践上将是反动的。继承权只有到了过渡时期才能加以改变，因为那时候，一方面社会的现时经济基础还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却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为彻底改造社会实行准备措施。作为这样的过渡措施，总委员会建议扩大遗产税和限制根据遗嘱的继承权。这种继承权比家族继承权更是一种迷信，因为它更能加强私有制的基础。
与这种观点相反，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提议把废除继承权列为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但它只是用了一些抽象的陈词滥调来论证自己的提案，诸如“特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公平”、“社会秩序”等等。在相当短的讨论过程中，除了埃卡留斯以外，比利时人德·巴普和法国人瓦尔兰也都发言赞同总委员会的报告，而巴枯宁则替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辩护，因为他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精神上的父亲。他支持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似乎是基于实际的理由，而其实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由。他硬说不废除继承权就不能实现公有制，说倘若剥夺劳动者的土地，他们是会反抗的，而如果废除继承权，他们会感觉不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直接触犯，因而土地私有绷制会逐渐地消亡。在对小组委员会的提案进行记名投票时，有三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十三票弃权，七人缺席，在对总委员会的提案进行投票时，有十九票赞成，三十七票反对，六票弃权，十三人缺席。可见，二者都没有得到绝对的多数，因而问题的讨论也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
巴塞尔大会无论在资产阶级世界还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都比以往的大会唤起了更热烈的反应。资产阶级学者带着恐惧和幸灾乐祸的心情判明了国际终于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性质，大会关于土地公有的决议在无产阶级当中博得了一片欢声。日内瓦的德语系支部发表了一篇告农民的宣言。这篇宣言马上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波兰文和俄文，并且迅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巴塞罗那和那不勒斯成立了第一批农业工人的支部。在伦敦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上成立了土地和劳动同盟如：总委员会有十名委员参加了这个同盟的委员会，同盟的口号是“土地归于人民！“。
在德国，德意志人民党的“高尚的骑士们”疯狂地反对巴塞尔大会的决议。这种情况开始时使李卜克内西感到惊慌，迫使他声明爱森纳赫派不受大会决议的约束。幸亏人民党的怒不可遏的骑士不以此为满足，而要求爱森纳赫派干脆拒绝大会决议，于是李卜克内西终于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希望的那样跟这个党决裂了。但是他最初的犹豫动摇对施韦泽是有利的。施韦泽多年来就在全意工人联合会中“宣扬”土地公有制。但是马克思以为他只是现在才进行这种宣传，并且只是为了嘲弄自己的敌手，因而说他的行为是“无耻”的。恩格斯则抑制着自己对这个‘恶棍”的愤怒，这至少因为他承认，施韦泽总是在理论上“极其机警地”保持着十分得体的态度，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一当问题涉及到理论观点，施韦泽的对手就会被打得体无完肤。
同时，拉萨尔派不仅在组织方面是团结得最紧密的德国工人政党，而且在原则方面也是最先进的。
（六）日内瓦的纷争
巴塞尔大会关于继承权的争论是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拱一种情神上的决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这次争论固然没有得到确定的解决，但它所采取的方向与其说对马克思有利，无宁说对马克思不利。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被深深刺痛了，并且准备以有力的打击来摧毁巴枯宁，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对巴塞尔大会的经过是完全满意的。当时马克思正同女儿燕妮在德国休养，并于9月25日从汉诺威写信给女儿劳拉说：“我为巴塞尔大会的结束和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一点感到高兴。每当党‘带着它的一切创病’公开登台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担心。没有一个演员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上层阶级的愚蠢弥补了工人阶级的错误。不管我们经过多么小的德国城市，到处都有地方的小报满载这次‘可怕的大会’的消息。”
巴枯宁也和马克思一样大体上对巴塞尔大会的经过感到满意。有人说他曾想用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提案打倒马克思，并通过这个理论上的胜利争取把总委员会的会址从伦敦迁往日内瓦，而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便在《平等》周刊上更加猛烈地攻击总委员会。这种武断的说法一再被人重复着，致变成了真正的神话。其实，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巴塞尔大会以后，巴枯宁根本没有在《平等》上写过一行字；巴塞尔大会以前，亦即在1869年7——8月间，他诚然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但是要在他的大量文章中找到敌视总委员会或马克思的任何痕迹都是徒然的。例如，论述“国际的原则”的四篇文章是完全符合这个伟大的组织所立脚的根本精神的。如果说巴枯宁在这些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议会迷”对无产阶级议员的致命影响表示了某种担心，那末第一，这种担心自那时以来已得到充分的证实，第二，这种担心比起李卜克内西在同一时期对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所做的猛烈攻击来要温和得多。
其次，即使巴枯宁对继承权的见解是想入非非的，但他毕竟有权要求对它加以讨论，因为国际的历次大会上都讨论过比这更为离奇的提案，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些提案的提出者有什么阴谋诡计。至于说他想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这种责难，也为他的下面这段简单明了的话粉碎了：“谁也没有向他说过这种话，谁也不能向他说这种话，因为只要有人提出这种办法，我首先就会尽全力反对这种办法，因为我认为这种办法对国际的未来是致命的。诚然，日内瓦各支部在极短的时期内就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笼罩着日内瓦的还是一种过于狭隘、过于特殊的日内瓦精神，这是不适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移到那里去的。而且，只要欧洲现有的政治结构继续存在，伦敦就显然仍日是总委员会唯一适当的所在地，只有疯子和国际的真正敌人才会企图把总委员会迁往其他城市。”
但是有人认为巴枯宁从来就是个撒谎家，他们会说巴枯宁的这段表白不过是事后编造的遁词。但是这种可能的反驳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巴塞尔大会之前巴枯宁就已决定在大会之后从日内瓦迁居洛加诺。他决定这样做是由于某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他的经济状况极为困准．他的妻子正在临产，因此他决定搬到洛加诺去等候她的分娩。他打算在那里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他的一个名叫柳巴文的年轻崇拜者为他找到了一个俄国出版人，，这个出版人答应为他的翻译付一千二百卢布的稿费，并且预付给他三百卢布。
由此可见，所谓巴枯宁在巴塞尔大会前后曾经采取的各种阴谋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这次大会毕竟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味。在波克罕的嫉使下，李卜克内西当着一些第三者的面宣布，他有证据证明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巴枯宁在巴塞尔召开了公意审判会，要李卜克内西在审判会上提出他的指责的根据。李卜克内西根本提不出这种根据，于是审判会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虽然如此，经过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流亡生活之后过于喜欢猜疑到处有奸细的李卜克内西，还是诚恳地向巴枯宁伸出了和解的手，巴枯宁也诚恳地握了他的手。
使巴枯宁尤其难堪为是，几个星期之后，即10月2日，莫泽斯·赫斯在巴黎的一家报纸上又提出了老一套的毁谤。作为出席巴塞尔大会的德国代表的赫斯，曾经答应要著文叙述大会的内幕，并因此谈到巴枯宁的“阴谋”，说他曾经打算推翻国际的原则基础，并把总委员会从伦敦拉往日内瓦。他说，这些阴谋已在巴塞尔被粉碎了。赫斯在结尾的地方表示了卑鄙的怀疑，说他虽然不怀疑巴枯宁的革命观点，但这个俄国人是施韦泽的思想上的近亲，而施韦泽正是在巴塞尔被德国代表们指责为德国政府的被揭露了的好细的。在巴枯宁的思想和施韦泽的思想之间根本看不出任何“近亲”关系，因此这种攻击的恶意就更加显而易见。而且就为人来说这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当然，巴枯宁如果不去理睬这篇荒唐透顶的文章，那就再聪明不过了。但是，对他的政治上的诚实的不断怀疑使他激怒，特别是对他的越来越阴险的暗中攻击使他尤其不能自持。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此他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但是由于激愤而写得过长，以致连他自己也知道不会为《觉醒报》所接受。他非常猛烈地攻击了“德国的犹太人”，不过把拉萨尔和马克思这样的“巨人”从波克罕和赫斯之流的小人中区别了出来。巴枯宁决定把这篇长篇论战文章当做阐述自己革命信仰的一部巨著的序言，并把它寄给巴黎的赫尔岑，要他代为物色一个出版人。他还为《觉醒报》写了一个较为简短的说明，附在这篇文章里面。但是赫尔岑担心这个说明也不会为报纸所接受，因此亲自写了一篇替巴枯宁辩护的文章来反驳赫斯。于是《觉醒报》不仅刊登了这篇文章，而且附上了一段使巴枯宁感到十分满意的编者按语。
但是，赫尔岑对巴枯宁的长文是非常不满意的。他反对攻击“德国的犹太人”，并且对于巴枯宁不攻击马克思而攻击没有多大名气的波克罕和赫斯特别感到惊异。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在10月28日回信说，虽然他也认为马克思是整个论争的祸首，但是由于两个原因而原谅他，甚至称他为“巨人”。第一个原因是正义。“抛开他反对我们的一切卑污行为不谈，我们，至少是我，不能不承认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功绩，因为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诚实地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将近二十五年，而在这方面他无疑地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他是国际的最初的创立者之一，而且可以说是主要的创立者。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绩，不管他怎样反对我们，我今后也将永远承认这个功绩。”
接着，巴枯宁说他对马克思的态度也墓于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他不会容忍我，而依我看来，除了他自己和他的亲近的人以外，他也不爱任何人……马克思在国际中无疑是个有用的人。他至今在国际中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坚定、最聪明、最有影响的支柱，——是抵制任何资产阶级思潮和意向对国际的侵袭的一道最坚固的防壁。如果我为了报复私怨而打击甚至削弱他的无疑有益的影响，那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可能而且肯定会发生的是，不久我就不免要同他进行斗争，但不是为了私怨，而是为了原则问题，为了他和他领导的英国和德国的党所热烈捍卫的国家共产主义。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万事都有它的时机，而现在时机尚未到来。”
最后，巴拈宁举了一个策略上的理由，说这个理由阻止了他，使他没有攻击马克思。如果他公开反对马克思，那末就会有四分之三的国际会员成为他的敌人。反之，如果他反对马克思周围的那一伙穷极无聊之徒，就会有大多数人站在他一边，而马克思本人也会感到高兴，或者如巴枯宁在他的法文信中用德文所说的，也会“幸灾乐祸”。
写过这封信后不久，巴枯宁就迁到洛加诺去了。由于忙于个人事务，他在巴塞尔大会之后滞留日内瓦的几个星期当中，几乎没有参加当地的工人运动，甚至也没有为《平等》周刊写过一行文章。接替他的编辑职务的是罗班和裴隆，罗班是一年前迁居日内瓦的比利时教师，裴隆则是一个在巴枯宁之前就担任过该刊编辑的珐琅画工。他们两个人都是巴枯宁的同道，但是无论文章和作风都跟巴枯宁截然不同。巴枯宁极力要启发和唤起粗工，从事独立行动，认为粗工远比厂工更富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对他们的做法甚至跟他们自己的委员会也是背道而驰的，更不消说跟厂工相矛盾了，厂工虽然在粗工罢工的时候也支持他们，但是却从自己的这种无可争辩的功绩做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认为粗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跟着他们走。巴枯宁反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分等政策”这种客观危险时所说的话，甚至直到如今也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巴枯宁所以同这种危险做斗争，特别是因为厂工有着跟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妥协的根深蒂固的倾向。反之，罗班和裴隆则认为能够调和并掩盖厂工和粗工之间的这种不是巴枯宁所制造、而是来源于社会对立的矛盾。这使他们二人经常处于动摇状态，因而既不能满足厂工也不能满足粗工，而只会为各种各样的阴谋大开方便之门。
当时住在日内瓦的一个俄国流亡者尼古拉·吴亭就是玩弄这种阴谋的能手。他在60年代初曾参加过俄国大学生的风潮，当情况变得危险时，他逃亡国外，靠着他那做烧酒专卖承包人的父亲给他的一笔可观的年金——据说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法郎——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个无聊的空谈家靠了这笔钱取得了一个单靠他的才智所永远得不到的地位。但是，他也只是在是非场中取得了这种成就，而在这种场所，正如恩格斯有一次所说的，“有正业的人是永远比不过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的”。吴亭最初投奔巴枯宁门下，曾经受到巴枯宁的坚决斥责。巴枯宁离开日内瓦给了他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能够用造谣中伤的办法来打击他所憎恨的这个人。他为这个高尚的目的所花的力气并没有白费。随后他就拜倒在沙皇的脚下，哀求恩赦。沙皇也表现出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1877年俄土战争时，吴亭成了沙皇的军需品供应人，靠了这，他比他老子的烧酒生意赚了一笔更大的钱，虽然这笔钱肯定并不比他老子给他赚的钱更干净。
罗班和裴隆虽然为人诚实，但是难以置信地庸碌无能，这就使吴亭更容易达到愚弄他们的目的。最糟的是，他们正是在那些讲法语的瑞士工人关心得最少的问题上对国际总委员会发动了攻击。《平等》周刊抱怨总委员会过多地关心爱尔兰问题，没有为英国建立联合委员会，并且没有解决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的争论，等等。这一切都是跟巴枯宁毫不相于的。如果说这种攻击看来似乎为巴枯宁所赞同并且是由他授意的，那只是因为罗班和裴隆是他的信徒，而詹姆斯·吉约姆的小报也持同样的论调。
在1870年一月一日除了日内瓦以外只发给罗曼语系各联合委员会的内部通告中，总委员会反驳了罗班的各种攻击。这份措词尖锐的通告紧紧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总委员会拒绝在英国另外建立联合委员会所依据的那些论据，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重视的。总委员会指出，虽然革命运动可能首先从法国开始，但是只有英国才能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英国是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全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唯一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几乎支配着国内全部生产，而广大居民群众都是雇佣工人的唯一国家；是阶级斗争和通过工联的工人阶级组织达到相当的普遍和成熟程度的唯一国家。最后，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支配地位，英国在经济方面的任何革命都将直接影响到全世界。
因此，英国具备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缺乏概括的能力和革命的热情。总委员会的任务就在于给它贯注这种精神和热情，而总委员会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从最有势力的伦敦资产阶级报纸的抱怨也可看出。这些报纸抱怨说，总委员会毒害英国工人阶级的民族精神，把他们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如果在英国建立联合委员会，由于它介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总委员会之间的地位，它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总委员会也将失去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杠杆的影响。把这个杠杆完全交到英国人手里，并且用空洞的喧嚷来代替踏实的、不声不响的工作，这将是愚蠢的。
但是这份通告还没有送到目的地，日内瓦方面就发生了变故。《平等》周刊编辑委员会里原有七名委员是巴枯宁的拥护者，只有两名是他的反对者。由于一件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多数派提出了信任问题，于是发现采取骑墙政策的罗班和裴隆是摇摆于二者之间的。少数派得到了联合委员会的支持，多数派的七名委员退出了编辑部，其中也有老贝克尔。在巴枯宁居住日内瓦期间，贝克尔曾同他保持着友谊关系，但是根本不赞成罗斑和裴隆的做法。此后《平等》周刊的领导工作就转到吴亭手中了。
（七）《机密通知》
当时，波克罕仍在进行他的反对巴枯宁的活动。
2月18日，他向马克思诉苦说，约翰·雅科比出版的《Zukunft》（《未来报》）拒绝刊登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是一封“关于俄国事务的大而无当的信，是由杂七杂八的东西凑合起来的莫名其妙的大杂烩”。同时，波克罕引证卡特科夫的话，怀疑“巴枯宁过去在金钱上有些不清白”，而卡特科夫虽然在青年时代曾是巴枯宁的同道，但是后来投入了反功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怀疑都没有加以重视，恩格斯以哲人的冷静态度说道：“借钱在俄国人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一个俄国人不会因为这种事去责备另一个俄国人”。马克思在把波克罕的阴谋通知给恩格斯之后接着写道，总委员会必须决定是否应该把里昂的一个叫里沙尔的人（此人后来确实被发现是叛徒）开除出国际。他还说，里沙尔除了盲从巴枯宁并因而过分卖弄聪明以外，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上次的通告似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瑞士和法国都开始有驱逐巴枯宁派的事情发生。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分寸，我要留心不让做出不公道的事来。
“同这种良好愿望截然相反的是，马克思在几个星期以后，即3月28日，通过库格曼给爱森纳赫派不伦瑞克委员会发去了一份《机密通知》这份通知的主要内容就是总委员会于一月一日仅仅发给日内瓦和瑞士法语系各联合委员会的那个通告，通告已经达到了它的实际目的，甚至引起了马克思所谴责的“驱逐”巴枯宁派的行动。很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不顾这种不良后果而把这个通告发到德国去，何况德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巴枯宁的拥护者。
更难理解的是，马克思在他的《机密通知》中给通告增添了序言和结语，而这些东西远比通告本身更能引起“驱逐”巴枯宁的行动。序言一开头就痛斥巴枯宁，说他最初企图钻入和平自由同盟，但是他在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里一直被人当作“可疑的俄国人”而受到严密的监视。他的荒唐的纲领在这个同盟中道到破产以后，他参加了国际，想把国际变成他的个人目的的工具。为此，他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而当总委员会拒绝承认这个同盟时，他宣布这个同盟已经解散，但实际上同盟依然在巴枯宁的领导下存在着。他极力想用其他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力争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巴塞尔大会的议程，想借此在理论上战胜总委员会，从而为总委员会迁往日内瓦打下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巴枯宁组织了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想保证自己在巴塞尔大会上获得多数，但是他既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提案，总委员会也仍然留在伦敦。“巴枯宁可能把他的种种的个人的投机都寄托在这件事情的成功上面，因此对这次失败深感懊恼”，这种懊恼就表现为《平等》周刊对总委员会的攻击，而总委员会在1月1日的通告已经对此做了回答。
接着，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逐字逐句地重述了通告，并且指出：还在日内瓦接到通告以前日内瓦方面就发生了危机，罗曼语系的联合委员会不赞同《平等》周刊对总委员会的攻击并拟将该刊置于严格监督之下，此后巴枯宁就离开日内瓦去提辛。“不久赫尔岑就故去了。自从妄想成为欧洲工人运动领袖时起便同自己的老友和庇护人赫尔岑脱离关系的巴枯宁，在赫尔岑死后忽然对他大加顷扬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赫尔岑本人虽然颇为富有，却每年从俄国国内同情他的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得到两万五千法郎的宣传费。靠了自己的赞美歌，巴枯宁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因而也就继承了‘赫尔岑的遗产’,——尽管他对继承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同时，在日内瓦已经形成了一个年轻的俄国流亡者的团体，他们都是一些忠于自己的信念的学生。同泛斯拉夫主义做斗争，是他们的纲领的主要点。据马克思说，他们想作为一个支部参加国际，并且暂时委托马克思做他们的出常总委员会的代表，这两个建议都被接受了。同时他们宣布，他们将在最近的将来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把戏——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将很快被揭穿。《机密通知》就到这里结束了。
无须一一列举的。马克思对巴枯宁的遗责越是严重，这种谴责也就越是缺乏根据。这首先是指关于巴枯宁贪图赫尔岑遗产的怀疑。在俄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党每年给赫尔岑两万五千法郎的宣传费。这个无稽之谈的一点微小事实的根据是，有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巴赫美齐也夫在60年代设置了一笔两万法郎的革命基金，由赫尔岑来管理。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巴枯宁有意将这笔基金装进自己的腰包。尤其不能根据巴枯宁在罗什弗尔的《Marseillaise》（《马赛曲报》）上为纪念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后来政治上的敌手所写的诚恳的文章而断言这一点。根据这篇文章，至多只能责备他的多情善感，而这种多情善感，也跟巴枯宁的其他一切缺点和弱点一样，正是和一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所一般固有的那些特性冰炭难容的。
从《机密通知》的结语就可以看出，是什么东西使马克思陷入了迷误。一切虚假的消息都是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委员会，换言之，吴亭或者假手吴亭的贝克尔报告给他的。至少从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可以推断，对巴枯宁的最恶劣的猜疑，即谴责他霸占赫尔岑的遗产一节，是贝克尔提供给马克思的消息所引起的。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都跟下述情况对不拢来，这就是贝克尔虽然在一封保存下来的给荣克的信中抱怨日内瓦的混乱状态、“厂工”和“粗工”之间的纠纷，以及“罗班之流的神经质的虚假热情和巴枯宁之流的顽固头脑”，但是最后却赞扬了巴枯宁，说他“变得好些并且有用些了”。贝克尔和俄国流亡者们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给国际的这个新支部的具有公私两种性质的回信中，认为最好绝口不提巴枯宁。他说，俄国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波兰人，换句话说，就是劝告俄国人帮助欧洲从它的邻人手中解放出来。他幽默地答应做青年俄罗斯的代表，并且说，一个人永远不能料到他会搭上怎样奇妙的伙伴。
尽管用了这种开玩笑的口吻，但是显然马克思对于国际开始吸引俄国革命家这件事深感满意。否则就很难理解，他怎么会听信崇昧生平的吴亭对巴枯宁的这种猜疑，因为在这以前，当他的老友波克罕向他谈到这点时他是不相信的。由于一种奇妙的偶合，就在那时巴枯宁受了一个俄国流亡者的欺骗。他把这个流亡者看成了预报即将来临的俄国革命的海燕，甚至让自己牵连到一场冒险中去，这场冒险比他的动荡的一生中的其他一切风险都更加便他的声名濒于危殆。
写过《机密通知》之后几天即4月4日，在拉绍德封召开了罗曼语系联合委员会的第二次年会。在这次年会上事情闹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前由总委员会批准参加国际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要求参加罗曼语系联合委员会，并请求准许它的两名代表参加大会的工作。吴亭反对这个请求，并且猛烈攻击巴枯宁。他说同盟的日内瓦支部是巴枯宁的阴谋的工具，但是他受到吉约姆的极其坚决的反对。吉约姆是个胸襟狭隘的狂热分子，他后来对马克思所犯的罪，并不下于这时吴亭对巴枯宁所犯的罪，但是就教养和才能来说他毕竟跟他的可怜的对手有天渊之别。他以二十一票对十八票的多数获得了胜利。但是少数派拒绝服从多数派的意志，于是大会分裂为两部分。因此，两个大会同时召开，多数派的大会决定把联合委员会的会址从日内瓦迁至拉绍德封，并把《Solidarite》（《团结报》）改成联合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报预定由吉约姆在诺恩堡出版。
少数派为自己的捣乱行为进行辞解，说什么多数派实际上纯粹是偶然产生的，因为出席拉绍德封大会的只有十五个支部，而仅仅日内瓦一地就有三十个支部，并且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这些支部都不愿意同盟支部参加罗曼语系的联合委员会。反之，多数派则坚决主张联合委员会不能拒绝接纳总委员会所已经接纳的支部。老贝克尔在他的《先驱》上说，这一切争吵实际上都是荒谬的并且是由于双方缺乏兄弟感情而引起的。主要以理论宣传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不需要参加一国的联合会，何况人们认为这个支部是早为日内瓦人所厌弃的巴枯宁的阴谋的工具。尽管如此，只要它希望参加联合委员会，那末对此加以拒绝或者把是否接纳它的问题变成分裂的导因，就是一种气量狭小的幼稚的表现。
但是事情并不像贝克尔所想的那样简单。虽然分裂后的两个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也有许多共同点，但正是在曾经引起日内瓦的纷争的那个基本问题上却是分歧的。多数派的大会捍卫“粗工”的观点。它拒绝一切只通过国家来实行社会改造的政策，因为所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国家都不过是根据资产阶级法律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都只能加强现存制度，并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与此相反，少数派的大会则捍卫“厂工”的观点，它反对不参与政治，认为这有害于工人运动，并且主张参加选举，说这并不是因为参加选举可以解放工人阶级，而是因为工人代表参加议会是进行宣传的良好手段，从策略上考虑不应加以轻视。
拉绍德封的新联合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承认它为罗曼语系联合委员会的领导者。但是，总委员会没有答应这个要求，并且在6月28日决定，得到日内瓦大多数支部支持的日内瓦联合委员会仍然保持它原来的职能，建议新联合委员会采用某种地方性的名称。这个决定是相当公平的并且是由新联合委员会自己引起的。但是它却拒不服从，并且大肆攻击总委员会的专断和“权威主义”。结果，除了不参与政治的口号以外，又加上了关于国际内部的反对派的第二个口号。
总委员会于是就同拉绍德封的联合委员会一刀两断了。
（八）爱尔兰大赦和法国全民投票
1869年年末到1870年年初的那个冬天又是马克思为各种疾病折磨的时期，但是他至少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为金钱焦虑的困境。1869年6月30日，恩格斯摆脱了“倒霉的商务”。他在半年以前就曾问马克思，一年三百五十英镑是否足够生活开支之用。恩格斯想同公司的合伙人商定，在五六年内每年支给马克思这个数目。两个朋友之间的通信没有透露，他们最后究竞是怎样商定的。不管怎样，恩格斯己经完全保障了马克思的生活，并且不仅是在五六年内，而是直到马克思逝世。
在政治方面，两个朋友当时在爱尔兰问题上下了许多功夫。恩格斯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的历史，但是可惜他的工作成果没有出版。马克思则极力敦促促总委员会支持爱尔兰人要求对那些被违法判刑并在狱中备受虐待的芬尼亚社社员实行大赦的运动。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在这个运动中的坚定精神和豪迈气概表示敬意，谴责了格莱斯顿的政策，因为格莱斯顿不顾他在选举中许下的诺言而拒绝实行大赦，或者提出一些对腐朽政府的牺牲者和爱尔兰人民说来是侮辱性的条件。总委员会猛烈抨击这位首相，斥责他虽然身居要职，却公然对美国奴隶主的叛乱高声喝采，而现在又向英国人民宣扬服从的必要性，其次，他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的一切行为都是他在迫使他的敌手保守党人下台时曾对之大加责难的那种“侵略政策”的真正产物。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的活来说，总委员会像以前攻击帕麦斯顿一样坚决地攻击了格莱斯顿。马克思写道：“流亡在这里的煽动家们喜欢从远方安全无事地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但只有当着暴君的面这样做时，对我说来才有魅力。”
马克思的长女在爱尔兰运动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使他特别感到高兴。由于英国报刊对狱中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的虐待顽固地保持沉默，于是燕妮·马克思用她父亲在50年代用过的笔名威廉斯向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投寄了几篇文章，她在这些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自由英国对待政治犯的情况。这些发表在当时大陆上可能是销行最广的报纸上的揭露性的文章使格莱斯顿极为狼狈：几个星期后大多数在押的芬尼亚社社员就都被释放并到美国去了。
《马赛曲报》因极其大胆地打击摇摇欲坠的帝国而蜚声欧洲。1870年年初，波拿巴把自由派空谈家奥利维耶提升为首相，想借这种对资产阶级的让步来破釜沉舟地拯救一下自己的沾满血污的统治。奥利维耶实行了所谓“改革”，但是临死的猫也要捉老鼠，波拿巴要求用全民投票来为这些“改革”举行一次真正波拿巴式的洗礼。奥利维耶有一种唯唯诺诺的弱点，他甚至嘱咐省长们要为全民投票的成功展开“猛烈的”活动。但是波拿巴的警察比这位头脑简单的空谈家更懂得怎样使全民投票获得成功。投票前夕，警察发现了一件据说是国际的会员谋杀波拿巴的莫须有的爆炸阴谋。奥利维耶特别因为事情牵涉到工人而怯儒地躲到警察背后。法国全国都对国际的知名的“领导者”进行了搜查和逮捕。
5月3日，总委员会匆匆地对这种卑劣行为提出了抗议，并且声明说：“我们的章程规定本协会的所有支部必须进行公开的活动。即使章程中对这一点没有明文规定，至少无产阶级协会的本质本身是与任何形式的秘密结社不相容的。倘若构成每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并且创造一切财富的工人阶级，亦即所有的政府、甚至篡夺者的政府都自称为其代表的那个阶级要进行反政府的活动，那末它就会像阳光之对黑暗一样地公开进行这种活动，因为它充分地自觉到，除了它以外再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力……
我们的法国各支部所受到的迫害，显然不过是与全民投票政策有关的诡计。”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这种卑鄙的手法再一次达到了卑劣的目的：“自由的帝国”以七百万票对一百五十万票的多数得到了确认。
但是在这之后，有关爆炸阴谋的臆造便烟消云散了。虽然警察扬言曾经在国际会员那里发现了密码簿，但是在这个密码簿中除了个别人名如拿破仑和个别化学名词如硝化甘油之外根本没有查出任何东西，而这些东西甚至向波拿巴的法庭提出都显然是过于荒唐的。因此国际的法国会员只被加了一个参加秘密的亦即未经官准的团体的罪名，并且因为是重犯而受到法律处分。
铜匠沙伦——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社员——在这次做了出色的辩护。辩护之后，于7月9日对一些人做了判决，其中最高的刑罚是监禁并被夺公权一年。但是与此同时，法兰西爆发了一场从地面上扫除第二帝国的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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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我们对当代世界是怎样看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二编新思维和世界
第三章我们对当代世界是怎样看的？
↘我们现在何地？
↘新的政治思维
↘我们通向新思维的道路
↘“莫斯科之手”
↘新思维的国际潜力
↘争取诚实而公开的对外政策
我们现在何地？
我们是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着手进行改革的。70年代的缓和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和平呼吁没有得到西方统治集团的响应。苏联的对外政策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军备竞赛在加速进行。战争的威胁增加了。
为了回答怎样才能实现好转这个问题，必须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事态会这样呢？世界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分界处？为此需要对世界的全景做清醒而切合实际的观察，从那些惯常的模式中解脱出来。照我们的说法是，要用新的眼光看一看。
我们共同的世界，当代人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呢？它是一个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充满各种对立倾向和尖锐矛盾的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社会变动层出不穷、科学技术革命包罗万象、经济和原料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信息变革突飞猛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发展和进步的空前的潜力与极其严重的贫困、落后、中世纪制度同时并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紧张地区”。
从前，一切都很简单。有几个大国，它们确定自己的利益，使之保持均衡，能均衡就均衡，不能均衡就打仗。国际关系就建立在这几个大国利益均衡的基础之上。这里有一块世袭领地，那里有一块世袭领地，还有第三块世袭领地。但是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战后40年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构成世界政治图景的是：相当数量的一批历史不长却走过了很长一段进步发展路程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大一批有着各自的利益、历史、忧虑和问题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由最近三四十年获得政治独立的上百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组成的汪洋大海一般的“第三世界”。
好象很明显，每一类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按照最简单的逻辑，所有这些利益好象都应该在世界政治中有其合理的反映。但是，实际上恰恰不是这样。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谈话者说，让我们看到并注意到现实情况是：有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和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还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那里有几十亿人。问题大家都有。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问题要多上百倍。对这一点也要考虑到。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它们有好几十年沦为殖民地，为自己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独立，现在想要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自由支配本国资源，建立独立的经济和文化。
比方说，单从苏联或美国、英国或日本的利益出发，能不能指望建立正常的公正的国际关系呢？不能！需要利益均衡。现在却不是这样。现在，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了。“第三世界”发生的一些过程足以彻底动摇整个国际关系体系。
谁也不能抹煞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要知道，的确有这样一种所谓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偶然现象，现在是该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了。这样一来，“第三世界”也就俯首听命了。一切将恢复原状，今后又可以靠牺牲别人来享福了。但是，逃回到过去，这不是对未来的挑战的回答，而是由于恐惧和缺乏自信心所产生的冒险主义。
而我们不仅仅用新的眼光观察多彩的、多维的世界这一现实。我们不仅仅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这就是当代发展的辩证法。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互相矛盾、多种多样的，但又是互相联系、在许多方面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建立起来很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好象是摸索着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建立的。
我们的时代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这里说的是在认识宇宙和世界大洋方面的明智的合作，是利用已获得的知识为全人类造福。
我本来可以多谈一点，说明为了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我们方面，就一国所能达到的水平做了些什么。在谈到我们的改革时，我已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这些问题。凡是取决于我们的，我们一定做到。
但是，光靠苏联一国还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才一再指出这一点，呼吁国际合作。我们抛弃那种“计较威望的”似是而非的考虑，十分负责地说：在现代世界上我们大家越来越需要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谁。既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现在被一个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利用它的资源，交换这些资源，看到这些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必须爱惜这些资源，保护自然界，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那么这就是我们大家所面临的现实。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程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
由此我们发现我们是相互依存的，发现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为了自我保存，为了它今天、明天和世世代代的幸福迫切需要共同作出努力。
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认清的现实。人类在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了。从前发生过战争，可怕的战争。战争夺走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城市和乡村只剩下一片废墟和灰烬，整个整个民族连同他们的文化一起被毁灭。但是，人类的延续尚不成问题。可是现在，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逻辑上不能成立的事，即多次毁灭全人类这种事，现在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办到了。现有的核武库大得等于给地球的每一个居民储备了一份装药，一旦爆发就能把他周围一大片地域化为灰烬。今天一艘战略潜艇具有的毁灭力相当于好几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潜艇就有好几十艘！
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因为今天的情况甚至与三四十年以前都完全不同了。
从帝国的立场来看待对外政策，这种观点已经到了该抛弃的时候了。苏联不能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美国也不能。可以暂时地加以压服、强迫、收买、摧毁和破坏。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从长期政策，从大政策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能使别人屈服。就是说，惟一可行的是建立平等关系。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认清的一点。除我上面说到的核武器、生态、科学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等等的现实之外，这一点也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对所有人都尊重。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一个复杂的、但不是没有希望的世界。我们认为，一切都可以解决，但每个人都要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行动要负责。
新的政治思维
在从1985年4月以来的两年半里，我们在对世界形势及其好转的途径的认识上前进了很大一步。我下面还要谈我们为根本改善国际气氛所采取的实际步骤。而现在先谈一谈最本质的问题。
我们在我们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得出一个概念——当代世界是互相矛盾、但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实质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确实，我们仍然是各不相同的——这里指的是社会抉择、思想信念和宗教信念、生活方式。差异当然会存在下去。难道我们要为此而决斗吗？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跨越把我们分开的差异岂不是更正确吗？我们已经作出自己的抉择，既以承担义务的声明，又以具体行动来确立新的政治思维。
各国人民已经厌烦紧张局势，厌烦对抗了。他们愿意寻求一个更安全可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能保留各自的哲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保持各自的生活方式。
我们睁大眼睛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看到，陈规旧套仍在起作用，军国主义及帝国野心借以滋生的旧思维根深蒂固，把别国仍旧看作只是自己的政治等活动的客体，不承认别国有权作出自己的抉择，有权制定独立的对外政策。
我们决不赞成提出什么超激进的方法去解决涉及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问题，尽管有的地方大概需要这类方法。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不想这样做，不想加剧对抗。比方说，我们不赞成西方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现存的关系的性质，但我们并不号召去破坏这种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加以改造，必须摆脱新殖民主义，因为新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剥削手法更加巧妙而已。必须创造条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支配自己的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且，这样做并不是为别的什么人，而是为它们自己。
国际关系，如经济方面的、信息和生态领域的国际关系的正常化应该在广泛国际化的基础上进行。西方似乎想要在“七国”和“五国”的范围内，也可以说是在自己内部，在“自家人”中进行活动。一些破坏联合国威信的做法显然也与此有关。例如，他们断言联合国失去了特色，快要垮台了。这话是在今天说的，即在世界上出现很多变化，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国家极不相同的利益，寻求这些利益的均衡已是当务之急的时候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搞好国际合作的经验的联合国的作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
不错，联合国的努力并不总是有成效的。但是，在我看来，正是这个组织才是寻求各国利益均衡的最合适的场所，否则世界就不会稳定。
我知道，在一天之内不可能什么都变样。我知道，我们和西方都会保留处理具体局势的不同方法。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我所说过的情况——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就象山坡上结组登山的运动员。他们或是一起继续向顶峰攀登，或是一起跌进深渊。为了使这种情况不致发生，政治活动家们应该超越狭隘理解的利益，意识到目前局势的极度紧张。正因为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必须对整个国际形势及其所有组成因素重新认识。
在现今的世界上，按1947年的办法，即按杜鲁门主义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来制定政策是不行的。应该用新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况且历史在催促我们，我们没有时间再慢悠悠地走了。明天可能就晚了。后天这个日子可能就根本不会有了。
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这一结论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因为它意味着同战争与和平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要知道，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直被用来为战争辩护，使战争具有“合理的”意义。至于核战争，则是毫无意义，毫无合理之处的。在全球核冲突中，既不会有战胜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而必然毁灭的将是世界文明。说实在的，这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争，而是自杀。
其实，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现在非核战争就其毁灭性的后果来说也可以同核战争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对核战争的评价用于这种大国武装冲突的“方案”，也是恰如其分的。
可见，现在完全是新的形势。在世界政治中以实力为依据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甚至好几千年。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深蒂固，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它们则失去了任何理性根据。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的这一公式在当时是经典的，现在则已经完全过时了。这一公式只能进图书馆。由于生活的要求，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由于国际矛盾不可能用军事办法、核战争办法来解决，所以产生了新的力量和安全的辩证法。现在用任何军事手段——使用武器，进行威胁，不断完善“剑”和“盾”——都不能保证安全。想要取得军事优势的新尝试令人觉得可笑和荒唐。现在，有人又想通过太空来取得这种优势。这是一种因军国主义集团在政治上起着过大作用而保留下来的令人震惊的过时想法。从安全角度来看，军备竞赛是荒谬的，因为它必然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最终导致核冲突。由于军备竞赛使大量资源不能用于其他需要，所以降低了安全程度，使安全遭到了破坏。军备竞赛本身就是和平的敌人。通向安全的惟一途径是政治解决和裁军。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可能使某些人感到恐慌。他们说，这样一来，军界工业界集团该怎么办呢？它可是在为这么多人服务，提供这么多收入的啊！对这个问题，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瓦·列昂捷夫的最近一部著作专门做了分析，他证明军国主义者的理由从经济学观点来看是站不住脚的。谈一下我的看法：在军界工业界集团中为每一个就业机会所花费的资金要比民用工业多一两倍，也就是说在民用工业中可创造三个就业机会。这是第一。第二，今天的军事经济部门是同民用部门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可以为民用部门做很多事情。就是说，有积压的成果，所以它们能为和平目的发挥自己的潜力。第三，苏联和美国本来可以好好考虑重大的共同的计划，把我们的资源、科学潜力、智能潜力联合起来以解决造福人类的种种课题。
新的政治思维还要求承认一个浅显的道理：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它只能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否则就不是完全的。安全的惟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比如说，为了美国的利益。难道苏联就应该认为它的安全不如美国的安全重要吗？难道反过来就对我们有利吗？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我们不希望这样做。这就是说，敌对各方必须成为伙伴，共同去探索达到普遍安全的途径。我们看到新思维正在许多国家，正在社会各个阶层形成的迹象。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达成互利的协议和在共同的最高利益——不让核灾难发生——的基础上相互妥协。这就是说，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
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这是和如下一些新的或比较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如：军备合理够用、非进攻性防御、消除各军兵种的不均衡和不匀称、两个集团的进攻军队集团互相脱离，等等。[1]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原则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就是说，必须使政治立场摆脱意识形态上的偏执。
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
除核威胁外，新的政治思维还把解决其他一切全球性问题，包括经济发展问题和生态问题在内，看作是保证建立稳固而公正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条件。用新的方式思考——就是说，特别是要看到裁军和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
我们赞成在变裁军为发展因素方面国际共同作出努力。在给1987年8月底在纽约举行的讨论这一问题的国际代表会议的信中，我曾写道：“‘裁军是为了发展’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应该而且能够团结全人类，有助于人类全球意识的形成。”
在1986年11月我访问印度期间，印度共和国总理拉，甘地和我共同签署的关于没有核武器和非暴力的世界的原则的德里宣言中有一段话，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下：“在核时代，人类应该树立新的政治思维，树立提供人类生存可靠保证的世界的新构想。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公正的世界上。人类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命运，而不是做核恐怖和核绝望的人质。必须改变业已形成的世界形势并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没有恐惧和疑虑的世界。”
现在有重大迹象表明，新思维正在形成，正在形成对世界已经到达何处的新认识。这一过程很艰难。但最困难的是使这一认识能在政治家们的活动中，在他们的头脑中得到反映。但是，我相信，新的政治思维会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因为它是由当代现实产生的。
我们通向新思维的道路
我们并没有教训别人这种奢望。我们听够了别人喋喋不休的说教，我们的结论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教我们掌握新思维的首先是生活本身。我们自己逐渐接近新思维，逐渐掌握它，用新的方式认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习以为常的观念，深入思考全球性问题。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30多年以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关于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这一意义重大的结论。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推迟即将发生的冲突，不仅仅是延长“和平喘息时机”、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克服某一国际危机。我们的党宣告，它坚信可以而且必须消除战争威胁本身，可以而且必须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当时，我们声明说，战争决不是社会革命必要的前提。我们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变化，阐发了和平共处原则。
在缓和年代，我们试图在乎等的国际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上充实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一时期，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条约，从而真正结束了欧洲的“战后”时期，改善了苏美关系，这一切对整个世界形势产生了影响。
缓和的逻辑本身是由于越来越充分认识到不可能在核战争中取胜而产生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早在五年前我们就向全世界声明：我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一深刻的观点的转变是同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有关系的。这是向新的政治思维的转变，向对当代世界上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的相互关系的新认识的转变。
新思维——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不是耍小聪明。这是深刻思考当代世界现实的结果，是理解到对政治的负责态度必须有科学论证的结果。是放弃了某些从前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公理的结果。态度不客观，为了达到眼前的目标而迁就事态的发展，分析形势时缺乏科学的严密性，——这一切曾使我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
可以说，新思维来之不易，是我们通过痛苦的思索才得到的。我们是从列宁那里得到灵感的。每当我们向他请教，重新“阅读”列宁著作时，他那洞察现象实质、发现世界过程最复杂的辩证法的能力令人感到惊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但他善于看得更远，超越这些任务的阶级界限。他还不止一次地表述了全人类利益比阶级利益优先这一思想。对这些思想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我们到现在才充分理解。正是这些思想为我们的国际关系哲学，为新思维提供了养料。
有人会反驳说：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研究过“永恒的”全人类的价值观的思想。不错。但当时这是一些“头脑里的设想”，注定要成为空想、成为幻想。在20世纪，在这个充满矛盾冲突的100年就要结束的时候，人类应该承认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主要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
对外政策，对内政策也是一样，自古以来放在首位的是阶级利益。当然，阶级利益通常被某种别的东西冠冕堂皇地掩饰起来——被当作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或同盟利益，被说成是为了“共同幸福”或出于宗教动机，因而显得模糊不清。但是，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而且在其他许多头脑清醒的人看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同盟的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决定的。这些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的尖锐冲突，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类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今天，这一传统径直导致核深渊。全人类都在一条船上，要沉要浮只能是在一起。因此，裁军谈判不是赌输赢。要赢大家都贏，要输大家都输。
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
有的人可能对共产党人如此强调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感到奇怪。的确，用阶级观点对待一切社会生活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常识。这种观点在今天也完全符合阶级利益对立的阶级社会的实际，完全符合贯穿着这种对立的国际生活的实际。直到最近以前，阶级斗争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中轴，目前在分为阶级的国家里情况仍然如此。与此相应，用于社会存在中的主要问题的阶级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仍占主导地位。全人类原则这一概念被看作是最后一个阶级的即工人阶级的斗争的效能和最终结果，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把整个社会从阶级对抗中解放出来。
但是现在，随着大规模杀伤（普遍灭绝！）武器的出现，出现了在国际舞台上阶级对抗的客观极限，那就是完全毁灭的威胁。于是，第一次出现了实际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利益——拯救文明免遭灾难。
根据新思维的精神，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修订的苏共纲领中做了一些修改，特别是我们认为不能再保留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定义。
过去通常认为，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两个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在1917年以前，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在这一个体系中的各国之间却爆发了一场世界大战。还有过其他一些战争。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同体系的各个国家却结成一个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并且将它击败了。面临法西斯威胁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高于它们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并为“超越体系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说，在面临更为可怕的危险的今天，分属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也能够而且应该为了和平，为了解决全人类、全球性的课题而共同合作。
我们在阐述我们的和平哲学时，也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过去，战争往往是革命爆发的传爆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成为普法战争反响的巴黎公社，或日俄战争促成的俄国1905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掀起了革命风暴，这场风暴的九级浪就是我国的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欧和亚洲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以及强大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
这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逻辑的力量：帝国主义必然引起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军事冲突合乎规律地在一系列国家中造成社会不满的“临界质量”，即革命形势。由此就作出一种在我们国内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由帝国主义发动，必定导致新的社会动荡，这些社会动荡将消灭资本主义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普遍和平的到来。
但是，当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当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时，我们才作出了战争与革命之间因果关系已消失的结论。社会进步的前景是同防止核战争的前景“同时并存”的。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把革命主题和战争主题清楚地“分开”，在新修订的我们党的纲领中删掉了如下两句话：“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这个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论点，已不符合核时代的实际而被取消。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竞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竞赛可以而且必须限制在以合作为必要前提的和平竞争的范围之内。这一体系或那一体系的优点，应该由历史来作出判断。历史对一切都会作出判断。让每个民族自己去分辨哪一制度更好，哪一意识形态更好。这一点让和平竞赛去解决，让每个体系去证明它符合人的利益和需要的能力吧。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是极其不同的。好就好在不同。这是竞赛的动力。这种理解是符合和平共处思想的。这也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
大体上说，就是这些主要的里程碑标明了我们向新的和平哲学、向阐明当代全人类原则和阶级原则的新辩证法迈进的道路。
但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对核威胁和其他某些全球性问题不再做阶级分析了呢？我坦率地回答：并不是这样。不能不考虑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各种力量的阶级差异，不能忽略阶级对抗对国际关系、对人类所有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有着侵略和军国主义的情绪和行动，他们的阵地是很坚固的。他们的支柱就是强大的军界工业界集团，而这种军界工业界集团的利益深深地扎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这个集团从武器生产中获得大量利润，受损失的则是纳税人。而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些钱没有白花，必须使他们相信存在着觊觎他们的幸福生活和整个“民族利益”的“外敌”。由此也就产生了实力政策这种不明智的不负责任的政策。“实力，实力，实力”——难道在我们这个核时代能这样行事吗？现在武器积存得够多了，只要动用一小部分，人类就会不复存在。上面说的也就是那种“冷战”思维。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生产武器的垄断组织的具体经济利益，在于不想舍弃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军界以及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官僚机构对政策的影响。
有人会问：是什么原因使苏联拥有并且不断改进武器和军队呢？我是我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确切了解情况，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从十月革命以来就一直处于进攻威胁的压力之下。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国内战争并不是没有外人参与，14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防疫线”、外交上不承认（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东方的军事挑衅，最后是一场来自西方的毁灭性流血战争，即反法西斯的战争。我们不会忘记美国军界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的原子武器进攻计划。现在，我们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首先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是首先建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武器系统呢？提出下面的问题也决不是无的放矢：为什么现在美国政府不想停止核武器试验而要美国人把大量金钱用于“星球大战”计划呢？难道这一切能算作和平意向吗？我再说一遍，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并请回答，如果是你们，那会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真心实意地准备裁军，但是，是在对等安全的公正基础上的裁军，还准备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实行合作。但是，当我们想起痛苦的教训时，我们就不能采取单方面的重大步骤，因为我们担心这种步骤会诱使“全球性国家利益”的爱好者得寸进尺。在我们看来，现在主要的是让人类的自我保存机制发挥作用，促使和平、理智和善意的潜力增长起来。
“莫斯科之手”
一个苏联领导人的一句有名的话（尼·谢·赫鲁晓夫气头上说的：“我们要把你们埋葬！”）几乎成了西方的老生常谈。应该向国外读者解释一下：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土地问题专家进行过一场尖锐的争论，有人曾挖苦地把这种争论（就争论的重大的政治背景来说）称为“谁埋葬谁”的争论。大概正是由于这场争论就传开了赫鲁晓夫所用的、在各方面都是不恰当的说法。
但是，就是对这句话也要从赫鲁晓夫整个讲话的上下文来看，不要认为这样说就是有要打仗的含义。他指的是两个体系的竞赛，想要说明社会主义不怕同资本主义比，说明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看到他为改善国际局势所做的真诚努力和具体建议一再碰壁，不能被人理解反而遭到反对，他心中有气。
但是，现在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说：同西方进行裁军问题谈判，既然涉及经济利益，就要有非凡的耐心。还可以补充一句：如果我们苏联根据某个外国领导人的片言只语来判断这个国家的政策，那早就该打起来了。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该没完没了地在已故的人的一句话上做文章，并把这句话当成了我们国家的立场。
人们引用白宫的一位神秘的引经据典者的话，大谈列宁有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和打算征服欧洲的“学说”。关于这种议论，我应该说：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某个苏联领导人，都没有这样的“学说”。有时某些地位很高的讲演人引用的所谓“引文”，是拙劣伪造的结果，至少也是无知的表现。
关于“莫斯科之手”这种臭名昭著的提法，我想谈一些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未来是属于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民族压迫和种族压迫的社会的。未来是属于社会公正、自由和个性全面发展原则的。但是，是否把这些原则作为方向，是否在改造自己的生活中遵循这些原则，如果遵循，那么是以什么形式和什么速度来进行，——这一切都要由每个民族自己去决定。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2]恩格斯的这些话是关于我们对各式各样的“革命输出”的态度的准确提法。要知道，正如列宁所说，革命是在千百万人得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时成熟的。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并在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决定的时刻爆发的。”[3]列宁把“按定单”制造革命、“排先后次序”、事先规定革命日期等种种尝试斥之为“招摇撞骗”。
我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在自己的发展中经过若干个阶段。起先是原始公社制度，然后是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代替封建主义的是资本主义。到20世纪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确信，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历史阶梯上的合乎规律的梯级。这是一个必然的世界过程。就让西方的人们认为资本主义是文明的最高成就吧！这是他们的事。我们对此不能同意。真理究竟在谁一边，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
革命和解放运动是在民族的基础上产生的。革命和解放运动也是当群众难以忍受贫困和无权地位时，当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和独立抉择的权利遭到否定时才产生的。如果人民群众起来斗争，那就是说，他们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侵犯。问题不在于别的什么人有野心和搞阴谋，不在于“莫斯科之手”。其实，这个神话也是凭空虚构和居心叵测的编造，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
新思维的国际潜力
我们决不把新思维看作某种完备的体系。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找到了真理，别人对此只能表示赞同，或者表示反对，即采取我们所说的错误立场。不。即使对我们自己来说，新思维也是一个我们要从中继续学习、不断积累新知识的过程。大家知道，列宁认为，要把世界经济过程的相互联系分析清楚，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够。从那时起，世界变得极为复杂！新思维的形成要求不仅要跟志同道合者，而且要跟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与我们不同的人进行积极的交往。
这是因为他们也是本民族的历史经验、文化和特点的体现者，这些民族现在都是世界发展的主体，并且有权持独立见解和积极参与世界政治。我确信，当代的政治家们应能很容易接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潜力，否则他们的活动就必然带有地方狭隘性和民族局限性，甚至更糟。
正因为如此，我们赞成广泛对话，赞成对比观点、进行争论和辩论。这样可以启迪思想，使思想不致停滞在习惯的认识上，受这些认识的局限。而主要的是使新思维的国际内容得到充实。
特别重要的是“来自不同的世界”、职业和观点各不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
如果他们都关心人类，那他们的争论和各式各样的互相矛盾的论据就不会妨碍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得出共同的看法。他们就象是用缩微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这样的可能性。
这一点在学者、作家、艺术和文化工作者的会见时表现得最清楚。他们对世界的前途、人的使命、人的潜力的关注和担心，他们的道德力量，他们为还不符合人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而感到的痛苦，都是十分真诚的，而且具有专家的权威性。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财富，在我们的时代，科学、知识在探索大自然和生命的奥秘，实际上决定着历史的运动。所以我甚至要说：政治家和科学界、文化界代表的非正式的、积极的交往是时代的嘱托。
但是，同这样一些人的交往不仅仅使我们在理论上、哲学上得到充实。应该承认，这样做对近几年来所采取的政治步骤和所做的决定都是有影响的。
我清楚记得我在1985年11月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大会代表团的会见。他们是乔·沃尔德（美国）、特·克尼彭贝格、苏·哈布里勒（荷兰）、阿·恩格伦德尔（奥地利）、亚·米·普罗霍罗夫（苏联）。在场的还有院士阿·彼·亚历山德罗夫和叶·帕·韦利霍夫。我是在去日内瓦第一次同里根总统会晤前不久同他们交谈的。他们向我转交了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名义写的一封信，我们进行了十分重要的谈话：谈了使用核武器可能造成的后果，谈了禁止核试验的意义，谈了太空军事化的危险。我们谈到通过裁军达到安全的道路是同争取人的应有的生存条件所做的努力互相联系的。
我记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曾提出这样一个见解：现在需要勇气不是为了准备战争，而是为了确立和平。这次会见从道义上加强了我们为同美国总统会晤而准备采取的立场。
还有一个例子。在“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莫斯科国际讨论会（按与会者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来说是没有前例的）上，我接触了一些可说是国际知识界杰出人物，了解到他们的情绪、思想方法和主张。同他们的交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政治局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讨论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还决定作出新的重大妥协——解决雷克雅未克的一揽子问题，从中特别提出欧洲中程导弹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苏联多次延长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我要说，这是认真研究国外各方面的知识界人士对苏联领导人的大量请求的结果。我们十分认真地体会他们的不安，理解他们的论据，因为我们明白，拟订责任重大的政策，不能不考虑那些几乎是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我认为，一个政策如果不从对人类前途的思考（真正的知识界的使命就在于做这种思考）中获取创造力的话，那么这种政策就是不道德的政策，它不应受到尊重。
应苏联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的邀请，世界文化的著名活动家参加了伊塞克湖讨论会，这次会议给我们关于新思维的内容的思考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我会见了讨论会的参加者。我们交换意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与政治、核时代政治活动中的道德与智能原则。我当时曾说：人们从过去的不幸中汲取了教训，他们积蓄力量，集思广益，克服困难，战胜贫困，忍受牺牲，重新振作起来，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去除笼罩我们全人类大厦的核威胁，那将会怎么样呢？我担心，一旦犯了错误，我们将没有可能加以纠正。这是一项最高任务。这就说明，为什么世界文化的智能潜力和道德潜力应纳入实际政治之中。
“世界医生防止核战争”国际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世界的社会意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是美国的B·劳恩教授和我国的叶·伊·恰佐夫院士。参加这一运动的还有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名医生。我早些时候曾会见过劳恩教授，这次，在莫斯科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后，我会见了运动的全体领导人。对这些人说的话决不能置若罔闻。这些人做的事受到人们很大的尊敬。这是因为他们说的和做的完全出于真知灼见，出于提醒人类注意所面临的危险的强烈愿望。
从他们提出的论据、他们所掌握的极为科学的数据来看，似乎任何政客作风都没有容身之地。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都没有理由不考虑他们的结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把世界的社会意识提到了质的新高度。
至于苏联领导，我要说，我们对代表当代世界各式各样观点的人的意见（甚至批评）都很感兴趣。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我们检验了新思维的潜力和我们政策的求实精神。在这种交往中呈现出来的观点的接近或一致，证明我们的新看法和人类中实事求是思考问题的人们的探索是方向一致的。
我们认为，学者、文化工作者以至整个知识界的国际接触日趋活跃，他们开展各种职业运动，这表明他们试图带动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优秀力量，帮助这些力量了解当代世界并表达对世界未来的看法，以便防止会同时殃及所有人的灾难。
这里涉及的不仅是裁军，不仅是意识和社会的非军事化，而且也涉及如下一些全人类的问题：生态危机、能源和资源的前景、保健、教育、粮食和人口、信息侵略，等等。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同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同社会各界权威人士进行了接触，从中找到很多共同点，获得很多有益的东西。
我想说，现在已经有了交往、会晤、经常交换意见的必要性——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必要性似乎应该成为政治家和学术界、文化界代表们的正常需要。
前不久，我曾经同著名的拉丁美洲作家加布里艾尔·加西亚·马克斯交谈过。这是一位思想极为深刻的人。他思维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只要读过他写的一本书，就可以对此确信无疑。在交谈中发现，在谈到苏联的改革时，也能够深入探讨当代任何一个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需要改革，即需要来一个质的变化，需要再向前发展。这样的人的意见很有分量。他的意见很鼓舞人，因为它反映千千万万的人——白人、黑人、黄种人、地球上所有的人的思想、忧虑和情绪。就是说，我们在国内着手做的事情，也可以有利于其他各国的人民。
对于我这个共产党员来说，经常同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们交往是很正常的。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交往的性质有很大改变。我们逐渐“戒掉了”党际外交辞令，这种外交辞令过去往往是往真话里掺糖，甚至把真话藏进潜台词。
不管共产主义的敌人对共产主义是怎么想的，这个运动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为了维护人的真正权利，为了地球上的公正。这个运动具有巨大的人道主义潜力。因此，我们同精神一致、世界观一致的朋友们进行的交流所谈到的思想、看法、意见以及互相间的善意批评，对于新思维的形成和加深，对于在政策中正确利用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情绪的国际经验的全部财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欢迎近几年来为数极多、形式多样的社会运动——工会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反战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对国际政治的直接影响急剧增长。这些运动有要求、负责任地闯进过去的外交禁区。
这些运动要求从第一手得知国务活动家们的意图，这是公正的，因为在国际生活各个主要方面，事态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国务活动家。世界工会联合会是最大的工会中心组织，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千百万劳动者的支持，我曾经会见过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团。代表团向我转交了世界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向我和美国总统的呼吁。在我看来，这个文件的意义在于：它所表达的工人阶级的意志反映了全人类对确保和平的关切。从这个文件中，从和工会领袖们坦率而内容丰富的谈话中，我得出一个信念：工人阶级通过本阶级的利益来代表整个社会发展利益的这一历史使命，在新形势下依然存在，而且会继续存在，尽管新的形势与这一使命初次被认识时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1987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应邀出席。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代表大会，有来自150多个国家的妇女参加。在代表们的发言中，在同她们交谈时，使人深深感到她们那种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令人难忘的个人参与感。的确，和平思想今天在以保护和延续人类为天职的妇女身上，找到了最无私的、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来自群众的捍卫者。我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无论从情感上说，或从政治意义上说，都有很多收获。
我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呼吁书和电报。有来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来自市长、议员和商人的，最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信件，有代表夫妇俩的和全家的。有很多集体的呼吁书，有孩子们写的信，有集体的，也有个人的。有时简直令人十分感动：信中附有短诗、成部的长诗、图画、自己做的小纪念品、证书、某个学校的毕业证书或者小组、俱乐部的奖状，甚至还有祈祷文。尽管表达人的各种感情和思想的方式多种多样，但都流露出对世界前途的担心，希望人类能有比生活在核灾难阴影下更好的命运。
尽管我十分繁忙，我仍然尽可能地写回信。这些请愿书和呼吁书中对我们最主要的，是对苏联的信任，对我国现行政策的信任。我们珍视这种信任，并且将以我们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做到不辜负这种信任。
同全世界的人们的这种交往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既然才智卓越的、正直的人们都在考虑文明的现在和将来，都在为之操心，决心为保护世界并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世界而献出自己的才华、知识、时间和激情，那么文明的前景就不是没有希望的。
总之，我们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新思维的基础之上，而决不想把自己封闭在我们习惯了的思想和我们所固有的政治语言的圈子里。我们决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来信仰马克思主义。新的政治思维可以而且应该吸取各国人民的经验，确保各种文化传统的互相充实和交流。
争取诚实而公开的对外政策
苏联领导力求用新的方式行事。在这方面我首先要提到的是对话。没有对话，就很难谈什么取得互相理解。在我们采取新思维的原则之后，我们就把对话作为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鉴定这些原则的最基本的手段。此外，我们还借助对话来检验我们的主张、倡议、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本身是否切合实际。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对话”这个词虽然与“改革”一词不同，不是俄语中固有的词，但近几年来却在外交词汇中稳稳地立住了。而政治对话本身也开始在国际关系中起着空前的重要作用，
我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两年半内，同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议会和政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的领袖，同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不同级别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会晤和交谈不下150次。
这也成了我的许多担任苏联领导工作的同事的正常活动。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所大学校。我认为，对我们的大多数交谈者来说，这种对话也并不是无益的。在对话中形成并巩固了当代世界非常需要的那种文明的国际关系。
另外，我们想在国际交往中使一些用词恢复它的真正的本义。我们宣布我们奉行诚实而公开的政策，这指的是诚实、正派、真诚，我们在实践中遵循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本身不是新的——是我们从列宁那里继承下来的。新就新在我们尽力使这些词的含义不再象当代世界上十分流行的那样模棱两可。新就新在现在出现的局势使这些原则成为大家必须遵循的原则。
我们实际上已经排除了我们同外国对话者在非公开场合谈的与我们公开声明公开做的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不一致。我承认，我不赞成那种令人费解的外交辞令，在会谈或交换信件之后使你弄不明白对方到底想说些什么。我赞成公开的政策，赞成务实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应该有双层底，因为政策的可预见性是国际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外交事务上多一点儿光，多一点儿公开性，少一点儿阴谋诡计和花言巧语。现在谁也骗不了谁。这一点我还要反复向我的西方对话者说清楚。
今天要求领导者能正确估计现实，有清醒的头脑，有高度的责任感。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政策，而不是玩弄政治——这是政客作风。
想来，国际关系上的新作风会扩大国际关系的范围，使之远远超出外交过程本身的界限。除政府外，议会也越来越积极参加国际接触——这也是一个好兆头。它说明外交领域内出现民主化的趋势。我们今天的特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是舆论界、国际社会团体和各国社会团体广泛地进入外交领域。公开的、人民的外交——直接诉诸各国人民——正在成为国际交往的正常手段。
我们使用公开外交的方法，——这并不是耍花招。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军备竞赛的一切负担都落在人民群众身上，更不用说国际冲突可能产生的后果了。我们希望各国人民能够理解苏联的立场。
这里要提一下政策与宣传的相互关系这一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们曾经多少次听到对我们的外交倡议有这样一种回答，说“这是宣传！”。应该承认，在我们这个大众信息时代和普遍关心各种国际问题的时代，外交建议的提出总是要这样或那样伴之以宣传。这些建议应该给人“留下印象”。例如，美国领导人早在他们正式提出建议之前就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肆宣传他们可能采取的步骤，同时总是把这些步骤描绘成“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的”步骤，等等。但是，问题全在于这些建议的真正性质是什么，目的何在：是否考虑到如何实现，是否切合实际，是否估计到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或者提出来只是为了跟着掀起一个宣传浪潮。至于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我们的一切倡议都是实事求是的建议，用列宁的话来说，是“行动的口号”，而不是“宣传的口号”。
在这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重申1985年8月我回答《时代》周刊的问题时所说的话。如果人们真的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纯粹是宣传，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予以还报呢？我们停止了核爆炸。那么，你们美国人，为了报复也该同样做。另外，还应该给我们一个“宣传打击”——比如说，暂时停止某一种新的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而我们是会以同样的“宣传”来回答的。如此等等。请问，进行这种“宣传”竞赛损害了谁呢？
两年半是一个不长的时间。但是，从各方面来衡量，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却充满深刻的内在内容。这方面什么是主要的呢？人们可能说，新的政治思维仍然艰难地在世界政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说得对。人们可能说，旧事物的惯性仍然比新趋势强。这也说得对。但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国际关系的改革毕竟有了一个困难的开端。我们相信，世界将向好的方面转变。已经在转变。
[1]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地走上了这条道路。1987年5月29日在柏林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它们通过了《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事思想》这一原则性文件，文件中揭示了这一思想的防御性特别突出的实质。文件中说，只要我们不成为武装进攻的目标，那么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任何国家或国家同盟采取军事行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无论对欧洲国家还是非欧洲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对任何一个国家，对任何一国的人民，华沙条约缔约国都不以敌人相待，它们准备一无例外地把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考虑安全和和平共处的利益的基础上。
华沙条约各国不追求拥有超过为防御目的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它们将严格遵守够用原则——够用来保卫自身安全的原则。它们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建议坐在一起对比两个同盟的军事思想，以便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意图。得到的回答是沉默。——原注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原注
[3]《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0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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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改革开始了。初步的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二章改革开始了。初步的结论
第一节社会动起来了
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改革的飞轮越转越快
我们没有“现成处方”
多一点儿公开性之光
改革和知识分子
第二节新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执行中
经济改革。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
对集中制的新理解
把技术装备提高到世界水平
改革的活组织
改革的社会政策
第三节走民主化的道路
我们的主要潜力
法制是民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改革和苏维埃
工会的新作用
青年与改革
关于妇女和家庭
社会主义民族的联盟是独特的构成体
威信和信任
第四节西方和改革
自从采取改革的方针以来，两年半过去了。现在有了关于改革的系统的理论构想和改革的具体纲领，这些观点和纲领还在发展，进一步明确，并得到新方法和新思想的充实。这要求党和国家的领导作出紧张的创造性的努力，进行深入的讨论。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几次中央全会已经开过。苏联社会各个阶层对改革的问题和进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改革的纲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一系列国家法令中已经得到体现。
同时，在实现改革战略方面的日常实际工作也在进行。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哪怕这种经验还很有限。有了大有希望的初步结果，但是，疏忽和失误也在所难免。现在，我们对自己的潜力和弱点看得更清楚了。我们现在仍然认为，我们处在刚开始的阶段。然而，改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把广大的公民纳入改革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已经成为现实。
第一节社会动起来了
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当我们说起两年半以来所做的事情时，通常是指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和以后这段时间。
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就象我们道路上的里程碑一样。由于多种原因，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要对苏联社会生活的最迫切问题作出回答。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时间是由当时的党章规定的，会前进行了重新修订党纲、修改党章的准备工作，对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以及2000年前这一时期的计划做了研究。当时的困难在于：为代表大会准备的政策方针开始形成时是一种情况，但生活本身在198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和四月全会之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整个社会中，新的过程开始了。
直率地说，领会和掌握四月全会的思想这一过程非同寻常。在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学术界和劳动集体进行的讨论中产生了新的想法。通过大众信息手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时还展开了论战。对国家的过去也开始有批判地加以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一过程，通过种种形式，包括各劳动集体的大会、报刊和信件，给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提出了批评，也提出了建议。对许多具体问题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有时是对立的意见。人们热烈地、十分关切地都在探索摆脱现状的途径。我们认为意见的这种多元化是自然的和有益的。事情很清楚了，应该用新的观点来筹备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尽管离预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不到一年了。
当然，代表大会可以延期举行。而这样的意见不断有人提出，他们还举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从这里令人感觉到了停滞时期的那种使我们大家遭到挫折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最后还是我认为最符合形势要求的观点占了上风：代表大会按党章规定如期召开，吸收社会上一切健康力量参加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对国家命运有巨大意义的重大决定。代表大会上订出了党在实现中央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张方面的基本行动方针。的确，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带来的不仅有自己焦急不安的心情、要说的真心话，而且还有给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强大推动力的想法，打算和决心。
这是一次表现出有勇气的代表大会。我们公开地谈缺点，谈错误，谈困难。大家尤其注意社会主义所拥有的未被利用的潜力。代表大会通过了今后行动的全面规划。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成了一次作出战略决策的代表大会。
但当时我们还不可能充分理解也理解不了正在发生的过程和已经成熟的问题的尖锐程度和规模。现在我们看得清楚些了。很明显，当时必须果断地继续进行在代表大会以前时期和在代表大会上开始的工作，同时要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深入研究。为此需要寻根求源，更尖锐地评价过去，确定首先要做什么和怎样做。不理解这一点，就可能迷失方向。
在代表大会以后，甚至过了一年，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以及党内，某些人仍然以为，改革的方针并非长远政策，不过是例行的运动。地方上各级的许多领导人对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可以说是横加阻拦，他们以警告的口吻劝说那些要求“过分”的热心人：同志们！等一等，不要白费劲瞎折腾，过上一两年，一切全都没事了。他们真心相信，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就象过去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情况那样。还出现了不大高明的怀疑论者，他们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嬉皮笑脸地说：什么样的日子都有过，现在这样的日子也会过去的。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在为改革的命运担心：一切会不会又回到老路上去？
在一月全会上，我们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分析了造成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形势的原因。我们并没有只是批评过去，指名道姓地指责某某活动家，难道全部问题就在于非要点谁的名不可吗？需要的是评价现象，分析过程，揭示倾向。我们正是努力这么做的。我坚信，如果一月全会光去批评过去和个人，就不可能起到自己的作用。
我们需要教训和批评，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
如果一月全会上我们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行动纲领，没有说出主要之点——必须做什么，要吸收什么样的补充力量来解决阻塞机制，如何建立有效的加速机制，那么，就会原地踏步不前。如果全会不指明应该向何处去的方向，如果不把民主化当作改革的主要动力提出来，那么，这样的全会就完全用不着开。
不论是从怎样完成改革任务这一角度来看，还是从如何使社会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这一角度来看，一月全会的主要意图，就是发扬民主。这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这就是我们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现在也坚持这一点。
在经济方面也好，在政治方面也好，在党内也好，我们将发扬民主。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是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别的更强大的力量是没有的。
过去的几个月证明我们在一月全会上做得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任务是改革国家。我们也许不能全做完，但总能推动加速过程。我们要打好基础。我深信，整个社会将走改革这条道路。
然而，即使等到最新的民主机制健全起来、道德杠杆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任务也简单不了。不仅如此，我想工作还会增加，工作将越来越复杂。方式方法显然还要不止一次地改变，因为我们将在新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道德精神环境下进行工作。
改革的飞轮越转越快
但愿我已经说清楚了，苏联社会动起来了，这个运动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我们反对抱不现实的期望。有人希望，一切都会一下子自己改变，无需做特殊的努力。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新的领导人走马上任，现在一切都要发生变化，一切都会变好。要是有人认为，一切都顺利，就象大车下山，那我们说：不对！我们还要把车往山上拉，还应该把这辆大车拉了又拉。要使改革的飞轮越转越快。
改革刚刚开始……这是事实。我们刚刚在形成加速机制。不久前，人们才更多地认识到事情的实质，在寻找方法、汇集各种主张和建议。应该大家一起前进。另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对改革本身和对自己在改革中的作用的理解水平是不同的。我已经说过，公然明目张胆地反对改革的人是不多的。
可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支持新措施，但是认为，必须进行改革的不是他们，而是上面某个地方某个人——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是别的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饲养场或工地。简言之，一切人，就是不包括他们自己。访问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期间，我在与里加的一家大工厂——电工器材厂的工人们会见时，认为有必要把话说清楚：现在是困难重重，如果你们只对“上面”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不把本身的潜力也利用起来，那么，改革就会空转，就会停下来，半途而废。
也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按新的方式工作，不善于在改革的条件下工作。应该教他们，应该帮助他们。
有的磨磨蹭蹭，有的惰性十足。事事等待上级指示、指望最高级机关拍板的习惯没有改。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从车间直到各部，过去的规矩就是如此。现在也有这种表现，甚至高级管理部门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多少年来人们已经不会负责地、独立地思考和行动。这也是一大困难。
主要的任务是把整个社会纳入改革之中。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这样提问题：似乎应该同其他的某一个国家的人民、某一个党、某一种科学、文学等等一起进行改革。不是的。我们是大家一起改革，全世界一起改革。应该使全部精神潜力发挥作用。我从切身经验看到，我们大家在改革的进程中都在变。任何人都有权改革，有权在今天按不同于昨天的方式行动，以今天对形势、对时代提出的目标的认识作为出发点，不许这样做，那将是不公正的。
我们没有“现成处方”
政治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超出可能性的范围就是冒险。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可能性做了缜密的、清醒的估计，在拟定自己的任务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接受痛苦的经验教训，在选定的道路上不冒进，我们考虑到自己国家的显而易见的现实。
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我们大家——从总书记到工人，都应当改变这种思维。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中间许多人是在旧体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造就出来的，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是的，大多数人遵循了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原则。但是，从有正确的主张到实现这一主张是有不小的距离的。
有时，甚至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作出的结论似乎有根有据，通过的决定似乎颇有新意，而一谈到实施办法时，结果却还是打算用旧方法来完成新任务。
在政治方面、在意识形态中，我们力求恢复生气勃勃的列宁主义精神。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受从刻板的教科书中学到的教条的统治，这一点起了作用。现在我们想把真正的创造精神带到我们的理论工作中来。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必须做到。看来，创造性的思想正在发扬。
我们有把握不犯错误吗？不，没有把握。什么样的错误会是最严重的错误呢？依我看，最大的错误就是怕犯错误，停下来什么也不干。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都知道这种“无所事事”的错误。我们的许多不幸就是由此而来的。西方那些反对我们的敌人发觉了这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特别厉害的毛病，而且已经开始准备把苏联抛进“历史垃圾堆”了。但是，安魂曲唱得显然过早了。
使我高兴的是，在党内也好，在整个社会上也好，正在形成一种看法：我们开始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史无前例的事业。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把一切设想全都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我们还应该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史无前例的工作——既包括国内领域，也包括外事领域。而史无前例的责任也首先由我们来承担。我们意识到，尤其在最初阶段，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和大胆的工作。
目前在我们国家有许多不习惯的事情，比如说，选举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苏维埃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同外国公司合营企业；工厂、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自筹资金；取消对企业从事为本单位生产粮食产品的副业的限制；扩大合作社活动；鼓励小生产和商业中的个体劳动；关闭无赢利的工厂、关闭没有工作实效的研究所和高等学校。报刊起的作用更加突出了，它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掘早先作为“禁区”的题材，公开阐述的观点日益丰富多样，就我国的发展、我国的改革的一切迫切问题公开进行论战。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和必要的。虽然舆论界和党内提出和接受这一切并不是毫不费力的。
我不认为过去的两年半是苏共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这毕竟是极其严重的关头之一，需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思想成熟以及对理想和纲领性目标的忠诚。无论哪一种倾向，不管我们对之满意与否，我们都要努力权衡利弊，现实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向人民提出那种能为群众所理解、使群众信服并引导群众前进的政策和目标。
当然，在我们这里，即使是领导，对于如何克服停滞现象和今后如何工作，意见也是不同的。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相反，如果根本不存在这些不同意见，大家想的和说的绝对一样，那倒至少是令人不解了。意见的冲突，是思考的好养料。但在主要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一致认识到，改革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全体苏联人民、全党（包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政府都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政治局委员，在革命工作中积累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的经验。在投入改革的各共和国、各州和各劳动集体里，情况也是如此。整个国家在解决新课题时，经受着改革的考验。而主要的是社会上的气氛改变了。解放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的过程正在进行。人们变得更勇敢了。他们的公民立场变得更坚决了。前些年积累下来的许多意见，他们想毫不隐瞒地说出来。
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日益增多。要是1985年4月有人对我们讲：过两年你们那里会如何如何，也就是说会出现今天生活中发生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多半不会相信，甚至还以为这是不能同意的。结果怎样呢？一年前我们对之绝对会持否定态度或不予正面回答的事情，今天不仅成为习以为常的讨论对象，而且还是日常现实生活的完全正常的组成部分。社会正在变，它的一切都动起来了。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不平凡的时期。老一代人把今天国内的革命气氛同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的情况、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做比较。而我这一代人会用战后从废墟中复兴国家的时期来对照。现在我们清醒得多，现实得多。在苏联人的政治情绪中越来越突出的那种热情、那种革命献身精神更为可贵和有益。
我在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上谈到过一种危险，那就是政权机关、管理机构以至党组织的活动中至今盛行的老方法和老作风同群众日益高涨的积极性不相适应。我们正在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克服这一矛盾。
但是，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如果构成改革的困难的主要是群众的消极态度，是群众落后于改革的需求，那么，情况就要糟糕得多了。幸好情况不是这样。劳动者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改革的现实速度。
对于苏联领导来说，直接同公民交往以及公民的来信是了解群众的最重要的“反馈”手段。信件寄给报纸和杂志（许多信件公开发表），寄给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寄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尤其多。
那么，有什么特点呢？以前也有许多人给各级机关写信。但现在来信性质本身起了变化。要求帮助解决住房、养老金，搭救被错判的人，恢复工作等等这些所谓的“个人问题”在来信中提得较少了。虽然这种情况也有。但是，现在来信的主要内容并不是这些。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家命运的思索和担忧。多年的沉默和疏远之后人们一吐为快。新形势使人们变得开朗豁达。人们想要与之交流思想，分担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家领导人。有些来信完全是心灵的呐喊。读了我这本书手稿的出版商请求我引用最有代表性的来信。我照办了。下面就是住在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一位工人A·焦尔诺夫（33岁）的来信摘录。
“我不是苏共党员，但认为自己有义务写信给您表达真诚的谢意，感谢您唤醒了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公民感。人民早在等待这种变革……
“我要坦率地谈一谈。一开始，许多人对改革的总方针抱不信任态度。并不是因为这一方针违反我们的愿望。完全不是的。人们有过痛苦的经验，以为说得头头是道的响亮的言语和现实是不一致的。但很快我们看到，改革不是短时间的运动，而是历史的必然过程。我们还发觉，最主要之点是改革涉及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生活变得有意义得多了。人们开始真诚地关心国内情况，开始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发表批评意见。在劳动集体中间，已经自发地出现有关生产上‘伤脑筋’的问题的讨论会，讨论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法。为我们的产品质量感到羞愧！要知道，我们在自己偷自己……
“谢谢您！很不好意思给不认识的人写信表示深深的谢意。但我们向治好我们的重病的医生道谢，就不觉得难为情了。您治好了我们的公民消极情绪和冷漠态度，促使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公正，相信民主……要知道，以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真看待苏共中央全会以至党代表大会的。而现在，就连我的七岁的儿子老是叫我看电视：‘爸爸，快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讲话！’
“未来属于我们！至于错误，谁都难保不犯。我们是开路人，无法向前人学习，因此只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下面是B·布里科夫斯基斯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从立陶宛写来的信。
“内心的感受太多了，实在不能再沉默。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着凡人的面孔。仅此一点就是伟大的成就。
“人们在想什么，是怎样对待您的政策的呢？
“我不向您说假话，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这会危害共同事业。我说的完全是真话。
“我不去谈居民中的特权阶层。这是一清二楚的事。许多人象吃了麻醉药昏睡不醒，希望继续过自由自在的天堂般的生活。
“这里要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平民百姓，谈谈这次改革为之着想的那些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对您的政策还没有真正深刻理解，并且不相信它。但是，这不应当使人感到意外。经过这样可怕的漫长的‘冬天’之后，很难期待脑子迅速解冻。这将是一个长时期的痛苦的过程。
“但是，结果一切都会好的。
“我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每个礼拜天，我都到教堂去做祷告，祈祷上帝不要因我们的罪孽而惩罚世界。您当然是无神论者，但是，尽管如此，您的工作和行为表明，某些教徒应该向您学习。因此，您瞧，我每个礼拜天在教堂里从9点一直呆到13点，我将为您和您的一家向上帝祈祷。”
基什尼奥夫城的一位教师Б·多勃罗沃利斯基来信说：
“我们是今天的青年。我们要继承列宁的事业、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您付出的劳动是巨大的。让我们一起努力使您的劳动不致成为无效劳动！请不要因这封信的口气生我的气——用这种口气完全是因为我对有些人不理解党最近所做的几个决定和不理解您亲自同人民的交往而感到内心非常痛苦。这里我要马上声明一下：我是‘赞成’的！赞成同劳动者会见，赞成开诚布公地谈亟待解决的事情，谈困难，等等；但谈是为了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和接受您的列宁式的工作作风：在人们中间工作，替人们着想而工作，为了人们而工作！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争论会达到声嘶力竭的地步。
“许多人（我说的是30—50岁这一代人）非常僵化。我不怕直说：就是僵化！他们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大大小小的首长了）在群众大会上口里高喊‘赞成’。他们‘赞成’！赞成什么？赞成一切！赞成革新，赞成改革，赞成，赞成，赞成……瞧！说得差点儿扯开胸前的衬衣。而实际上呢？……全是假的。我试过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相信那个为了我们大家而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健康和心血的人7你们以为要唤醒一个有亿万人口、数十年来被哄着入睡的国家很容易吗？你们以为当许多人还在详解辞典里查‘首创精神’一词的词义时，要发扬首创精神很容易吗？要让我们大家都动起来谈何容易？！何况是要每一个人？……
“我同您进行非常坦诚和非常有原则意义的交谈。从我身上反映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整个苏联青年一代的思想和愿望。”
住在格鲁吉亚的Г·瓦尔达尼扬的来信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可能还记得我。您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召集首先实行劳动报酬合同奖励制和机务人员小组承包的人开过会。我当时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区‘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任总经济师。您同我谈了很久，详细询问了一切情况，谈了生活，谈了情绪和工作情况……
“现在，您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的每一个倡议都鼓舞着我，鼓舞着一切正直的人们，因为这些倡议和我们心心相印，和我们息息相通。我很痛心，可又不得不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您。
“我很难说他们有过错。您特别喜欢坦率，我就极其坦率地向您说。糟就糟在地方的头头是模仿过去领袖的模样和品格培养出来的。现在要改造他们就很不容易了。
“我们感到，您的工作有困难。但是，我们恳求：一步也不要后退，不要改变主意，不要做哪怕最小的退却。至于那些不赞成您的人，让他们见鬼去吧。然而，人民欢欣鼓舞，为了达到您提出的目标准备作出自我牺牲。这就是我要写信告诉您的事。”
最后是列宁格勒的K·拉斯塔的来信，她说：
“我们大家为了帮助您，应该同可恨的旧习气的种种表现，如官僚主义、营私舞弊、迎合上级、溜须拍马等做斗争。其中也包括同害怕当权者的恐惧症做斗争。眼下，这是每一个不愿走老路的人的义务。每一个人还有一个义务，就是要象您做的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不遗余力地做好工作。谁都清楚，压在您肩上的那付沉重的非人力所能承受的担子需要您付出多少精力、时间、心血和健康。建设从来是困难的，但在必须先清除垃圾的地方建设就加倍的困难。要是您知道广大的普通人完全支持您，爱戴您，心疼您，那您也许会感到稍微轻松些吧。”
来信是引不完的。这恐怕整本书的篇幅都不够用。在许多来信里，写信人告诉我，在他们那里——在工厂里、在集体农庄里、在工地上、在机关里——改革是怎样开始的……或者还没有开始，他们为投入改革正在做些什么，他们分析了改革道路上产生困难的具体原因和一般原因。
这些来信——千万封来信——证明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的巨大信任。信任恢复了！而这就是伟大的力量，无价的资本。在这些信中，思想的解放，高度的政治素养，问心无愧生活和工作的愿望，使人惊叹不已。
我们把这些信件收集在一起，定期送政治局讨论。这能帮助国家的领导摸到事态的脉搏，正确评价和校正自己的政策，制定切合当前情况的实际工作方法。
这些信的内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完全地热烈地拥护改革。即使是尖锐的批评意见，也都充满了帮助改革的愿望。同时，读者从我引用的来信中大概就会发现信中也流露出一种忧虑——改革会不会遭遇到50—60年代改革的命运，会不会一开始就夭折。人们要求我们不退却！一步也不要后退！更大胆一些，更坚决一些，只能前进！
总的来说，不仅应当善于根据群众如何理解政策、政策又如何影响社会意识这一情况来校正政策，而且应当善于保证反馈顺畅，即从来自人民的主张、建议和忠告中，包括从同人民的直接接触中吸取养料。
现在开始习惯这样做了，而当初有这样的“好心人”发出警告：戈尔巴乔夫在露天与人们会见千万別“氧中毒”，人们千万别对他说得过多，别告诉他克里姆林宫不该知道的事情。过去有过一种说法，大概现在还有，说搞直接的非正式的会见无非是要讨好人民。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相反的看法。没有什么能比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忠告、建议和警告更珍贵的了。
一般来讲，人们在这样的会见时变得“开放”了。过去的情况如何呢？你提问题，他站着不说话：也许是怕你，也许是不相信你。诚然，也有说得偏激的：莫斯科那些人在看什么？这糟糕，那不好，但什么建议也不提。现在每次都是兴致勃勃的负责的交谈。工人和农民抬起了头。知识分子发表自己有影响、有严格要求的意见，而夸夸其谈的人不作声了，不敢参加严肃认真的交谈。哪里发生了这种情况，人民自己就会加以阻止。
1986年秋天，我在十月广场会见了克拉斯诺达尔的居民。这次会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交谈的内容多么丰富啊！人们提的问题多好啊！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们这样真诚地支持中央的路线。而这时我理解了人民有多少疾苦，他们有多少建议和忠告要向领导倾吐。
我本不打算在库班讲话，只是想到那里去看看工作情况，亲眼看一看对全国很重要的经济试验进展如何——那里全区的经济单位已开始实行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了。我参加了多次座谈之后，才认为应当讲讲话。我想，讲的东西既然是来自生活本身，那也会对国内其他地区有益处。向人民征求意见以及同人民会见是完全必要的，靠下指令不会有许多收获。
改革的已有经验再一次证实了列宁如下的思想：革命是从政治上教育和启发群众的伟大而最有效的学校。
改革——这是革命，而且是最和平最民主的革命。对于在社会革新进程中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和将会碰到的错误立场，甚至公开的抗拒，我们将会在民主过程的范围内加以解决。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数较多的居民集团的长远利益会和改革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在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根源往往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大家都是自己时代、一定的制度和习惯的产儿。因此我们说，大家都应该改造自己，其中也包括政治局、政府以及各高级领导层。有些人改起来比较容易和迅速，有些人就困难，还有些人自己申请退休或改做其他工作。
人民摆脱了过去那种消沉情绪，精力充沛地投入社会生活。而这方面有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有人在会议上发表激烈的言论，有的地方则组织了群众大会或示威游行。一般地讲，民主过程不排除这种社会主动性的自发表现。过去这类事情引起官员的恐惧。遭到行政当局的禁止，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对我们说来，讨论还不够文明，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主席团的人出来制止台上人的讲话；而在有些文章中，作者爱算个人的帐或者扣帽子伤人。但是，逐渐形成一种看法：民主同把社会生活管得太死的官僚主义做法是不相容的。当然，任何一个自尊自重的社会都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为所欲为、一团混乱。我们自然也不能容忍。民主，这也就是法制，无论政权机关、各种组织或全体公民都要最严格地遵守法律。
多一点儿公开性之光
也许，最明显的新气氛表现在广泛的公开性上。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的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应该如此。
重要的是看到一切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加以运用，使之变成全民的、全党的财富，利用改革条件下出现的新方法的萌芽。
但主要的是要讲真话。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光，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消灭阴暗的角落，因为那里霉菌又会滋生，我们与之做过坚决斗争的东西又会越积越多。因此，要更多一些光！
公开性在今天是社会正常的精神道德气氛不可缺少的特征，这种气氛使人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过去有过什么情况，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追求什么，我们有什么计划，因此也就有助于自觉地投入改革。
社会气氛的民主化、沿着社会经济改造的道路前进的步伐之所以能不断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发扬了公开性。不言而喻，党的政策构成这个过程的基础。但是，如果政治方针得不到群众的理解，那么一切就会在原地不动。群众应当了解有种种矛盾和困难的生活实际。有哪些成就，是什么在阻碍发展、妨碍发展、把发展引入歧途，关于这一切，劳动者都应该有充分而准确的信息。
人们真所谓尝到了公开性的甜头。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有要求知道哪儿出了什么事、谁干得怎么样这种正常的愿望，而且也因为人们越来越坚信公开性是全民对无一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的杠杆。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潜在的道德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处于和谐激情之中的理智和良心开始夺取腐蚀人心的消极冷漠情绪的阵地。当然，光是知道真相和说真话，还是不够的，主要的是要在知道和了解真相的基础上干起来，行动起来。
我们已经意识到迫切需要学会克服现实和所宣布的政策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一致。正是这种道德领域里的重大进展，构成我们社会中当代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激情和本质。
保障公开性的法令已经开始拟订。这些法令应当保证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活动中的最大限度的开放性，使劳动者在实际上有可能就社会生活和国务活动中任何问题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苏共中央在开始改革的时候，依靠两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各级党委和大众信息手段。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央四月全会以后不马上积极地、真正地把大众信息手段纳入讨论改革问题的过程，党讨论如此广泛，如此众说不一，如此充满矛盾的改革问题，也许就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中央高度评价这两种力量对改革作出的贡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人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全部改革是通过人来进行的。就是说，人的思维、人的社会意识水平和公民立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坚决沿着民主革新的道路前进，每一个人——不管是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还是知识分于——积极地参加讨论和实施计划，对于我们的社会好处极大。大众信息手段现在和将来在这方面部起着巨大的作用。不言而喻，信息手段不是表达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意见和情绪的惟一渠道。但是，这是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公开讲坛。公民自信地从这个讲坛上发出呼声，这不仅是通报国内正在进行的讨论情况，而且是对决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是否得到执行进行民主监督的保证，这一切对党是有好处的。
国内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过程，不仅在出版物上得到反映，而且使大众信息手段本身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参加进来。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好象解冻一样逐渐地涉及越来越多的主题。报界普遍活跃的迹象之一，就是重视对话材料，少用独白形式。刊登工作报告和工作汇报少了，越来越多的篇幅用来发表各种各样的访问记、“圆桌”座谈材料和读者来信。
诚然，在运用信息手段方面还能看到一种偏狭倾向：把写稿的骨干局限于三五个文人。这正是一种职业性的高傲心态。广开言路，让全社会参加进来，让每一个出版物都表现出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多元化，这样做有益得多。
职业作者谈自己的观点固然很好，但是工人、区委书记、集体农庄主席、学者、文化工作者的座谈和对他们的访问记，读起来多么带劲。这些材料中思想生动活泼。还有来信……这是些多么精彩的富有人情味的材料啊！真是扣人心弦！‘然而，这种风格并不合所有人的口味，尤其不合那些不习惯、不善于甚至不愿意在公开性和开展批评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人的口味。正是这些人中产生了对大众信息手段的不满，而在许多场合，他们竟然公开要求限制公开性，控制公开性。
批评是不是太多了，如此广泛的公开性是否需要，民主化会不会导致不良现象的出现等等，我们并不认为就这些问题发生的争论是一种消极现象。这些争论独特地表现出对我们社会的稳定性的关心。要知道，民主也好，公开性也好，可以胡扯一通，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但是，有些人好象赞成新事物，而一旦要落实，他们就用种种条件、借口来限制民主、批评和公开性的发展。
苏共中央会不会通过报刊、通过大众信息手段，依靠公民自身的积极参加，继续实行公开性方针——这样的问题再也不存在了。我们需要公开性就象需要空气一样。
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
我们认为，发扬公开性是把反映苏联社会一切阶层和职业集团的利益的各种意见和观点汇集起来的方法。如果不通过批评，尤其是“来自下面的”批评来检验自己的政策，反对并防止消极现象，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不能想象，不这样做，还会有什么民主。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改革和民主化的条件下，批评的标准和性质也在起变化。批评首先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批评越尖锐，就越应该负责任。这是因为一篇以社会为主题的文章，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表现，不仅仅是自己的意见乃至综合意见或各种奢望的反映。这是一件社会性的事情。民主化过程使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关系应当是伙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在这方面，对话更为合适，而任何故作宽容的训斥、教训，尤其是检察官的口吻，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这种现象，甚至在受人尊敬的有高度专业水平的作者中间也还时有发生。任何人都无权对真理做终审裁决。
有一点是绝对的——批评始终应当以真实情况为根据，而这就取决于作者和编者的良心，取决于他们对人民的责任感。
报刊还应当发挥更大的效能，不给游手好闲、贪图私利、看风使舵、压制批评、蛊惑人心之徒以安宁，更加积极地帮助那些献身改革的人。在这方面，各地党委关系很大。党委改革，报刊也随之改革。
我尤其要强调指出下面一点。报纸应该把人们团结起来和动员起来，而不是使他们离心离德，怨天尤人，丧失自信。革新社会，这也是一场为人的尊严、为人的崇高、人的荣誉而进行的斗争。批评只有依据完全真实的情况，出于对公正的强烈关切，才能成为改革的特別有效的工具。
捍卫社会主义基本的价值观，是我国报刊的传统。任何事实——不管是今天的痛点，还是过去历史上的某些不幸事件——都可以作为报刊分析的对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你采取什么立场，是否关心人民的命运、人民的未来——这才是主要的。否则就会出现如下情况：有的作者把引人注目的事实，尖锐的、痛苦的事实拿到报上发表，就此大肆渲染，把自己的观点和好恶强加于人。
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开诚布公的、坦率的、即使还存有怀疑的谈话都热烈欢迎！如果要用別人的上衣来套我们，那就对不起……公开性的使命是巩固我们的社会。而该肯定的东西是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我们对加强责任心的要求使有些人的远离人民利益的奢望难以满足，只有这些人才会对肯定的东西发生怀疑。
当然，所有这一切决不是号召挥舞棍棒禁止批评，又回到说话有真有假的状态，放弃有批判的分析。
在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政治素养方面的利益，要求更充分地利用大众信息手段来讨论社会和国家的问题，扩大社会监督，为加强责任心和巩固劳动纪律、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程序，反对违背苏联生活方式的社会原则和道德规范而展开积极的斗争。我们力求使大众信息手段作为全国规模的一支自由的、完整的和灵活的力量发挥作用，能够机动地报道最迫切的事件和问题。
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
我们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他们对大众信息手段提出的批评仍然极端反感，在评论某些文章和广播时夹杂个人的口味、过时的经验和对社会利益的错误理解，甚至干脆流露出自己对报刊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不理解。有时，他们拿西方宣传手段对某篇批评文章的反应来吓唬人。他们说，西方正等着我们的自我批评，好用这些材料反过来反对我国，败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声誉。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这吓唬不了我。对自己的经验批判地重新认识，是有力量的标志，而不是虚弱的标志。只有这样的态度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
不过，也有另一种压制批评或逃避批评的办法，即所谓“静悄悄的”方式。这就是：有的工作人员口头上同意公开批评，甚至对这种批评表示感谢，并且答应采取有效措施，而事实上他们却不急于作出实际结论。看来，他们以为一切说说就完了，会象“水滲进沙子”那样无影无踪，他们的罪过没有人再会想起。在他们看来，主要的是及时忏悔。
谈到这里，我要把我在一月全会上说过的话再讲一遍：对待批评的态度，这是衡量一个人对待改革、对待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新事物的态度的重要标准。
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人无法压制批评，也无法敷衍批评。
批评是一剂苦药。但是，有病就必须服苦药。皱起眉头也得喝下。那些以为可以把批评分成若干份按时服用的同志们是不对的。那些认为停滞现象已经完全解决、该马上刹车后退的同志们也是不对的。放慢批评转速，意味着损害改革。
改革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改革。这里我要冒昧地插上一段话。知识分子忠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是苏联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我们伟大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成果，是我们无价的精神资本。我国知识分子有一部不平凡的历史。他们中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其中包括那些诅咒过甚至反对过沙皇制度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因为害怕革命而随着白俄流亡的浪潮出了国，把自己的才华和知识贡献给了别国人民。这对年轻的苏维埃社会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由于30年代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进行镇压，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遭受了巨大的、有时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对国家的智力资源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虽然如此，造就苏联知识分子的过程仍然在继续，在加强，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列宁的文化革命使一个半文盲的甚至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停滞时期出现了一种极怪的局面：我们的社会对自己的这个巨大的文化潜力，即创造潜力没有好好利用。这还是因为民主的发展受到了人为的阻碍。种种清规戒律，对新的创造性的工作方法的恐惧，不能不发生影响。
记得1986年6月：我同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见。这次会见时谈的是改革。我不得不请求同志们学习用新的作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不再对知识分子发号施令的时候了。这样做是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知识分子以智慧和心灵接受了社会的民主革新的纲领。
各创作协会（电影家协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作曲家协会、建筑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新闻工作者协会）都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开得很活跃，会上洋溢着巨大的激情。所有的代表大会都真诚地支持改革。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也做了尖锐的自我批评。批评是尖锐的，结果是各协会的许多前领导人没有被选进领导机构。但同时，夸夸其谈的人也没有进入领导机构。，知名的权威人士当选为各协会的领导。
我对那些认为辩论过于激烈的人说：既不应该大惊小怪，也不应该愤愤不平，应该把这些代表大会看成一种虽然是新的但是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到处都在民主化，采取的形式有时就有些激烈。有人表示异议，说什么要是每个人都以哲学家、大权威自居，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正确，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将很难工作。我的回答是：同消极的知识分子、同无动于衷和厚颜无耻打交道更糟糕。
正如在任何复杂的事情中一样，情感的撞击当然是难免的，在急剧转变时，在革命时期，从来都是如此。现在，我们大家好象都在重新上民主的一课。我们在学习。我们的政治素养还不够。连听取自己的朋友、同志的意见，也缺乏耐心。这一切想必都会过去，我们也将掌握这门学问。讨论最尖锐的问题时也应当相互尊重。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有某种宝贵的、合理的成分，因为一个正直维护这种观点、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共同事业操心的人，总反映出生活的某些实际方面。在我们这里，这不是对抗性的斗争，这是探索和讨论：我们怎样走上改革的康庄大道，怎样加快和坚定我们的步伐，使运动不可逆转。因此，我不认为论战、观点的交锋是什么可悲的事。这是正常的。
在文学家中间，由于实行公开性，确实出现过一些小团体的偏见、不能容人的态度。有时有些作家过于激动。我们把中央的观点传达给他们：如果不是把搞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而是爆发一场对骂，当事人开始利用公开性、开放性、民主来算旧帐，为过去受到的委屈泄恨，为受到过批评进行报复，那就很可悲了。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革命时期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个人为所欲为，精力不花在创作上，而花在毫无意义的相互争吵上。中央号召文学家们：要超越自己的情感，老习惯和旧框框。振作起来，并且想一想人民，想一想社会。希望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也表现在使他们的各个创作协会首先关心社会的精神发展。
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公民精神的潜力，而且乐于挑起不轻的改革担子。我们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同党一起开始实现变革。知识分子的公民立场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种积极性对我们有好处，他们在1985年4月以后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努力帮助社会改革，我们珍视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的贡献将越来越大。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责任心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他们的方向同苏共的政治路线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二节新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执行中
经济改革是怎样展开的？
应当直率地说，我们在改变国民经济结构、把国民经济转上集约型发展的轨道、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越来越表明，经济机制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非彻底改革不可。
社会主义和作为它基础的公有制，实际上蕴藏着经济前进过程的无限潜力。但是，要使经济前进，需要随时找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最有效的形式。而最主要的应当是使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生产的主人。做不到这一点，职工和劳动集体的劳动成果就没有也不可能同他们的利益结合起来。
列宁关于要找到公有制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最有效、最切合实际的形式的思想，成了我们对彻底改革经济管理的一切探索、全部构想的基础。
经济改革。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在实施彻底的经济改革时，重要的是不重犯过去的错误，这些错误曾导致50，60和70年代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失败。同时，这些尝试是不全面的、不彻底的，因为这些尝试着重抓了一些问题，忽略了另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可以直率地说，当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有时也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我可以说，我们拟订的并向六月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的构想，具有无所不包的配套的性质，考虑到对问题的一切方面都要做深刻的、根本的变革。这就是企业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这就是彻底改革对经济的集中领导。这就是根本改变计划工作，改革价格形成、财政信贷机制，改革对外经济关系。这就是建立新的管理组织结构。这就是全力发展管理的民主原则，广泛实行自治原则。
但是，任何一个复杂的过程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反映出这些或那些措施之间、这些或那些具体步骤之间的相互关系。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问题：从何着手？改革管理的起点在哪里？
乍看起来，改革从中央开始，确定中央经济机关的职能和结构，尔后轮到管理的中间环节，最后才是基层单位——企业和公司，这种做法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中好象是合乎逻辑的。从抽象逻辑上来说，这看来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现实生活、现有的经验却要求我们采取另一种方法，另一种行动逻辑：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和公司开始。首先要确定经济的基本环节最有效的经营模式，为它创造最有利的经济环境，扩大和加强它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再对经济管理的所有上层环节的活动做根本改变。
我们确定这种改革顺序的依据是：主要的经济过程正是在这里展开的；物质财富是在这里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思想是在这里物质化的。正是在劳动集体中实际形成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人们的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里相互交织在一起。其实，全国的社会政治气候在许多方面是由劳动集体中出现的形势决定的。
我们考虑到了过去的经验，过去改革上层管理机关的屡次尝试没有得到“来自下面的”运动的支持，都失败了，因为改革遇到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许多特权和权利的管理机关的顽强反抗。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遇到过，现在也还会遇到。这方面的改革也同整个改革一样，要把来自上面的推动同“来自下面的”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使改革本身具有深刻的民主性质。
以前企业的经营机制的主要缺点是什么？
首先是自我发展的内部刺激力弱。确实如此，企业通过计划指标体系得到任务和各种资源，任何消耗实际上都能得到补偿，产品的销售实际上都有保证，而最主要的是职工的收入同劳动集体的最终工作成果——合同的执行、产品的质量、利润等联系很少。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种机制只能使工作平平，甚至很糟。既然经济为落后企业创造了什么都不用发愁的条件而打击先进企业，那么这种经济怎么能够发展呢7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干下去，而新的经济机制应当把一切理出个头绪来。这一机制应当成为促使把工作做好、在工作中发扬进取精神和首创精神的强大杠杆和强大动力。从实际的社会需要出发，企业本身应当确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计划。这种计划的基础将不是由上级机关确定的大量的详尽的计划任务，而是国家组织、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贸易机构对具体产品有相应数量和质量要求的直接订货。应当把企业置于如下的环境：企业之间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展开经济竞赛，而职工的收入同生产的最终成果、同利润紧密挂钩。
所有这些经营原则及经营的具体形式，我们都写进了国营企业（公司）法草案，这一草案现已提交全民讨论。各劳动集体、工人大会和工会会议展开了广泛讨论，通过大众信息手段也展开了广泛讨论。这个文件确实触及了全体人民。人们感到，他们的意见是有用的。提出的建议、修改和补充，由政府、学术界和各部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小组进行研究。就全民讨论的结果来看，一切合理的意见都被吸收进企业法，使企业法有了重大改善。
这些修改意见绝大多数是主张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利的。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不要在惰性习惯的压力下退让，要坚定地前进。人们主张，不要用数不清的细则去框住新企业法，这样一定会阉割新企业法的实质，阻塞改革。新企业法已为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将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
不错，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越出我们制度的建议，其中包括这样一种意见，说应该根本放弃计划经济，准许有失业。但是，我们不能容许这么办，因为我们是要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要用别的制度来代替它。有人从西方的另一种经济中拣了一些东西塞给我们，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深信，只要把社会主义的潜力真正调动起来，遵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人的利益，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能够作出比资本主义大得多的成绩。
我们认为企业法在经济改革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我们把所有其他的措施和步骤同企业法衔接起来，看看这些措施和步骤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企业法，有助于企业法的实施。
政治局在筹备中央全会的几个月时间里，对全面地、十分客观地分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国民经济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经济系统其他各部和国家各经济主管部门、行业管理机关的活动后所得出的结果，逐一做了研究。曾经拟订了关于中央机关的活动方针的一些决定草案，其着眼点是要使中央机关的活动（及其本身的正式职能）严格适应国营企业法，不得同企业法有任何抵触。这些决定草案经全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后已开始执行。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及其作出的决定，实质上建立了符合我国发展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经济模式。
全会和继全会之后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发展了和巩固了如下方针：积极地把人纳入经济过程和生产过程，把国家的利益同个人利益和劳动集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苏联的劳动者变为经济的真正积极的主人。
当然，我们还有些事需要做完，有些事也许还要重做。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可以象某种机械装置那样整个拆掉，马上换上另一种管理体制，哪怕是更为完善的体制。一种有活力的灵活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调试，以便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中的变化，不断更新，接受先进的东西而扬弃过时的东西。生活将校正这一过程，不断加以修改。这方面的主要危险是停步不前，认为既然有了解决办法，而且通过了决定，那就可以一成不变，永远适用。
我们制定了彻底的经济改革纲领，从而开辟了广阔的战线，现在就可以为加速和深化改革全线出击。已通过的决定为完成目前的五年计划和到2000年以前的远景规划的任务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前提。现在的关键在于要毫不拖延地、应用自如地掌握新的经营机制。
在改革经济和改革管理的过程中，现在也许正进入最重要的关头。建设性工作的阶段开始了。现在应当把一切付诸实施。把一切努力集中起来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实际行动——这就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准备普遍实施的经济改革的实质在于，用主要是经济的方法来代替主要是行政的方法。对苏联领导来说，根本不存在是否要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的问题。
是的，客观的障碍是存在的，至少有两大障碍。其中一个障碍是，这种转变只能在已获批准的五年计划的条件下进行，因而要同五年计划相适应。这一特点对转变过程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究竟怎样办：是继续以完成五年计划为目标呢，还是改变五年计划？回答只能是一个：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而这个五年计划难度极大。科学技术进步领域内有艰巨的尚需完成的工作。结构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同时，正是在实施这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应该采用许多新发明。现在企业的经理日子很难过：问题成堆，同时又要改为自筹资金。
另一个障碍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新的管理机制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还没有准备好，也不可能马上实行。要花两三年的时间来准备价格形成和财政信贷机制的改革，要花五六年的时间才能转到生产资料的批发商业。在确定政府各部的职能、改革地区管理、精简机构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旧机制和正在逐步被掌握的新机制同时并存。但我们要毫不拖延地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要积累经验，坚决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要对一切进行试验和深入研究。
我在同生产者以至部长们会见时对他们说：不要怕，应当探索，进行试验。人民富有智慧和责任感，可以而且应当勇敢地、满怀信心地行动起来。要是我们做错了，该怎么办？宁可及时改正错误也不要在海边坐等好天气。
对集中制的新理解
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民主集中制的新理解。重要的是使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方面保持正确的相互关系，要考虑到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要求加强集中制的人不少。平衡、比例、居民的货币收入同商品量和劳务量相适应、结构政策、国家财政、国防——所有这一切要求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原则。我们所有的共和国、各族人民应当感到他们实际上都具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和机会。这是苏联社会稳定的保证。因此，我们不想削弱中央的作用，否则就要失去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央部门承担的琐事过多。我们要把中央部门从业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因为忙于业务性工作就会忽略战略性问题。
我们在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上公正地批评过的许多事情，首先是中央部门的工作缺点造成的：中央部门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危险的倾向，没有及时找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等等。我再说一遍，整个中央机构的改组及其职能的转变，必须严格地以国营企业法为准绳。在改革条件下实行集中制，同用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去限制生产集体、科研集体和设计集体的多方面的活动，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还必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能，改变政府各部的工作实质以至各部的任务本身。
我们制定了计划工作民主化的方针。这就是说，制定计划（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上）将由企业、由劳动集体开始。正是它们将根据由控制数字、国家订货和同消费者直接的经济合同关系所反映的社会需求，独立自主地订出自己产品的生产计划。
国家计划委员会坚决不对政府各部和各主管部门规定繁琐的规章制度和进行日常的工作调节，而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对企业也不要这样做。企业活动（劳动报酬基金、利润分配、上缴财政，等等）的调节，将靠有效期长的经济定额来进行，也就是说，这实际上将是自我调节。
现已规定，扩大计划工作各个阶段的公开性，开展对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态等方面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问题的广泛讨论。为了找到最佳的决策，计划工作体制将引入多方案择优原则。
与过去的做法不同，中央机关将只就数量有限的指标——完成国家订货指标、利润指标、劳动生产率指标、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领域的综合指标——对企业实行监督。检验企业活动的最重要的标准，是企业完成合同义务和国家对主要产品的订货以及完成工作和劳务的情况。根据市场的饱和程度，国家订货的种类和数量将逐步削减，以利于生产者同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一旦我们有了相当的经验，国家订货将通过招标，利用竞赛原则即社会主义竞争原则进行分配。
物资技术供应体制将做根本性的改变。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所谓的调拨物资即集中分配物资过渡到批发商业。
简言之，计划工作的优越性将同社会主义市场的刺激因素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但所有这一切将在社会主义经营目的和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轨道上发挥作用。
扩大企业的权利和经济独立性，改变中央各经济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要求彻底改变管理机关的结构。
从前，为了完成加强管理的某项任务，往往就建立新的组织环节，这就引起了机构的庞大臃肿，运转不灵和官僚主义化。
我们看到，经济改革的速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于管理机关的庞大臃肿和缺乏效率而放慢了。因此，我们将要大大裁减管理机关，如有必要，我们将简化管理机关的结构，扩充全行业性的部。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例如，我们领导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有7个全苏的部和主管部门。我们把所有这些部门合并成国家农业工业委员会，同时裁减了将近一半的管理工作人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一些部合并扩充。我们将分别具体情况采取步骤这样做。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经济的规模目前这样大，任何一个部或主管部门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使是业务水平最高的，也没有本事去解决无一例外的所有问题，也不能代替劳动集体的想法和首创精神。话又说回来，在中央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重新分配权利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各部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长本人都不愿意改掉处理琐碎的业务性问题的习惯。这是多年“练就的”，这样做容易得多，简单得多。把一部分权利从中央转交给地方总是令人痛苦的。不过，我要再说一遍：所有的人——不管是部长还是机关工作人员，都懂得这样做是必要的。人们在理智上懂得这种做法对事业只会有利，而在行动上却往往把本部门狭隘的利益，甚至小集团的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人民利益之上。
还要谈谈完善经济管理的另一个方面。经验表明，要取得高效益可以在各个部门的接合部挖掘不少潜力。但是，以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能够仔细研究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所有环节，选出最佳方案，那是抱幻想。这一点更不是各个部力所能及的。正因为如此，建立管理各大型国民经济综合体的机关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可见，管理体制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行动要坚决，但同时也要仔细权衡，不要手忙脚乱。
把技术装备提高到世界水平
在改革计划工作和经济活动、扩大企业权的同时，我们认真地研究了科学技术进步问题。我们从财政上和物质上另外再给科技尖端部门以支持。为此制定了目标明确的国家计划，筹集了资金。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机器制造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将得到更新。用于这一目的的资金几乎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多一倍。
对工业工作分析之后，发现了投资政策的错误。多年来执行的是不断兴建新企业的方针。车间、办公大楼的兴建，消耗了大量资金。而现有的企业仍停留在原先的技术水平上。当然，如果现有的设备能很好地利用起来，开两班制或三班制，那么用现有的设备也是可以完成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的。但是，陈旧的装备总要拉我们的后腿，它们不能保证生产出现代产品。必须更换旧机器。因此，结构政策和投资政策要做重大的改变。
我在1983年到过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当时这家苏联最早的汽车制造厂之一的工厂在积极准备改建。1985年我又到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去了，想知道改建工作进行得如何。原来那里瞄准的是中等技术水平。指靠的是5—7年前生产出来的设备。因此不能指望在工艺上有什么重大进展。而且需要补充劳动力。瞄准过时的技术不可能达到生产的重大集约化，而只能保护落后。原来，劳动集体有另一个比较先进的方案，但是没有得到支持，拟订方案的工作被搁下来了。我们支持该厂的劳动集体——重新研究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的改建计划。新的改建计划定出来了，正在顺利实现。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将成为真正现代化的企业。
总之，十分明显，要在工艺和技术装备方面做重大的改变，需要有一个临时跳板。正如我们常说的：“莫斯科不是一下子建起来的”。如果我们硬要立即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得不靠旧的即过时的技术装备来实现生产现代化。这实际上是在原地踏步。
我们分析过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技术装备，它们是否符合世界水平。发现生产出来的技术装备只有一小部分达到这种水平。结论很清楚：与其长期保护技术落后，倒不如现在忍痛彻底解决，这样终究能得到新的技术装备，然后通过机器制造业的振兴实现最新工艺的突破。但是，这个“然后”决不是指遥远的时候。不是的，我国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是同尽力发挥科学潜力结合进行的。发挥科学潜力是我们最迫切、最紧急——我认为是——最优先的任务。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我们落到目前这种状况，首先是由于对本国的科学技术估计不足，过分地把希望寄托在对外关系上。
我觉得，我们对缓和政策过分乐观了，可以说是轻信了。许多人真相信，这一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提供了无限可能性，特别是在扩大同西方的贸易经济关系上是如此。我们甚至压缩了某些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制项目，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分工上，以为某些技术发明与其自己重搞，不如去买来更合算。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由于天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禁运、抵制、禁令、限制、恐吓那些同我们做买卖的人，如此等等，这样的时期到来了。某些西方政治家甚至公开预言苏联经济崩溃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一次他们又是太着急了。
我们吸取了必要的教训，对那些原来打算购买的东西在国内进行了必要的研究和制造，这样一来，最终吃亏的还是一些西方公司。顺便提一下，我认为搞这种禁令和限制不仅仅是针对苏联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其他国家参加竞争的公司的。
总之，美国用自己的形形色色的“制裁”、“禁运”以及其他禁令帮助我们懂得了许多东西。常言道，因祸得福。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采取拒绝向苏联出售先进工艺的立场，我们从中得到了教训。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目前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其他方面才出现一片繁荣景象。
我们下定决心，要象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消灭“进口瘟疫”。为此目的，我们正在发掘本国科学和机器制造业的强大潜力。
苏联科学家的许多成果西方采用得比我们本国快，这真是咄咄怪事。转子生产线就是一例。在另一件事上我们也动作慢了。连续铸钢法是我国首先发明的。但是，结果怎样呢？现在某些国家生产的钢80％是用我们的方法浇铸的，而我们则少得多。在我国，一项科学发明从成功到在生产中运用要走过的路程实在太长了。于是，精明的外国工业家就利用我们的设想大发其财。当然，这种状况我们是不满意的。显然，情况将会改变。而且，最近也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交流应当是双向的。
为了活跃科学技术进步，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要实施目标明确的计划，使劳动集体、专业科学部门和经济学界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使20多个由著名学者领导的跨部门科学技术综合体发挥作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时代的迫切要求是优先发展我国的机器制造业。根本改建机器制造业的纲领，已由苏共中央全会于1986年6月制定了。提出了一项我国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任务：最重要的机器、设备和仪器的各项参数在最近六七年间要达到世界水平。决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机床制造业、仪器制造业、电子行业和电工技术行业的改建上。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广泛现代化也正在进行。
以愿望代替现实是最危险的。但是，正在出现的进展毕竟是大有希望的。不久前，我访问了莫斯科近郊的泽列诺格勒，那里集中了电子工业的一部分科研单位和企业。我高兴地从学者和专家们那里得知：我们在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项目上，不仅不比别人差，不仅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前头了。可见，西方在工艺方面的高傲态度反而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今后要做的是在生产中加以消化，这是一个同样艰巨的任务。
改革的活组织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今天，遇到的问题和任务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过去留给我们的，有的是必须现在马上解决的，有的则是刚刚露出苗头的。尽管我可能重复以前讲过的话，但我还是想建议读者观察一下五光十色的改革，请读者看一下那个正在生成我们未来的活组织的日常生活的万花筒。我们正在帮助群众为彻底的改革做准备。这方面既要有经济保证，还要有心理保证。这是因为要克服用老眼光看问题的习惯，改变对过去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生活形式的观念，并不那么简单。
至今还能听到和读到我们某些正人君子的严重指责。这样的古板的“正人君子”到处指手划脚，说这里杂乱无章，那里不成体统，这里少了什么，那里还有欠缺。要是有人开始做点什么超越常规的好事，这位假社会主义者就要大喊大叫：“你们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这也是改革中的实际情况。要耐心地同这类捍卫“纯粹的”、抽象地看是理想的、“超凡脱俗的”社会主义的斗士展开争论，向他们证明生活中没有这回事。
列宁从来不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笔直的。他善于在生活需要的时候改变口号。从来不当一朝通过的决议的奴隶。例如，他不怕在国家和国营经济成分的力量还微弱的时候扩大个体劳动。然而，在我们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改革过程中采取的发展合作社、个体劳动、承包、自筹资金等措施却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惧。他们说：这不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不是在繁殖个体户吗？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这不是在破坏集体农庄吗？可是，在商店里许多东西都缺，这该怎么办呢？针对这种情况应当敲警钟，但不要张皇失措，惊呼：“救命啊，社会主义受到了威胁！”
我们认为，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的结合，在今天仍然是首要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广义上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单指个人的物质利益。我们需要的不是“纯粹的”、学理主义的、凭空想出来的社会主义，而是现实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列宁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既然大工业和政权由我们掌握，什么也不用怕。要依靠这种力量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作。这在那时是正确的，而在现在，当我们的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强大的时候就更为正确。列宁一贯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立足于现实的生活。
我深信建立在完全的经济核算的基础上的最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将会很迅速地在农工综合体中扎下根来。第一，这方面我们的集体农庄传统的根子扎得很深。第二，在农村，人民是有事业心的，善于经营的。这一切使我们能够更机动地、更灵活地解决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这些问题。
从农业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来看，集体承包作用明显。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家庭承包。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1987年8月初，我在莫斯科郊区的拉缅斯科耶区同生产小组的成员谈过话，这个小组采用集约化工艺已承包了五年。他们种植留种用的马铃薯，去年五个人给国营农场带来了大量利润。一旦人们自己对一切负起责任，就会发生令人惊喜的事情。另外，还取得了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效果，有时人变得认不出来了。情况在发生变化，对事业的态度也在变化。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愿意参加一切事务，这是好事。他们反对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意见和主张无人重视，他们被看作单纯的劳动力，他们作为人、作为公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集体承包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恰恰是把人当作公民、当作主人。
现在，我们在许多农业地区都有由大的作业队、分场和综合体构成的大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的工艺装备不错，越来越广泛地采用工业工艺，但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土地。这影响到最终的成果。现在，在这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范围内，通过集体承包、家庭承包，通过租赁承包，我们应当保证同人的利益结合得更牢固、更直接。到那时，我们就把集体大经济的优越性、工业方法同人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了。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做的。如果这样做，两三年内就可以大大改善粮食情况了。
要知道，如果侵犯个人利益，那就什么也做不成，而社会就要遭受损失。因此，需要找到利益的均衡，而我们正在通过新的经济机制，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通过创造公开性的环境，通过把人们纳入改革的所有过程来找到这种平衡。
首先，应当保证有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使人成为有社会积极性、有责任心的人的气氛。
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气氛，是为了同人民共同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是最困难的问题而进行讨论的气氛。为此需要群众真正参加管理。因此，我们才说：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选举领导人和建立劳动集体委员会这些形式，已经在作业队一级、车间一级和企业一级被正常地采用了。从承包集体和家庭农场的例子来看，我们的人渴望当家作主。他们不光是希望挣更多的钱——这种愿望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是希望堂堂正正地挣钱。不是捞国家的，而是真正挣来的。难道这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望吗？这种愿望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对此不要做任何限制——只要是一个人挣来的就应当归他自己所有，同时不容许有人不干活却得到过高的奖励。
改革的社会政策
我们认为，只有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宣布的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才能保证整个改革事业的成功。应当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解决住房紧张问题，生产更多的粮食，提高商品的质量，扩大生活服务的范围，发展保健事业，改革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解决其他许多社会问题。
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在决定当前任务和远景任务时，特别重视增加粮食生产、发展人民消费品的生产和扩大住房建设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是重大的。我们在扩建住房。这是我们的全民任务。对住房建设追加了投资。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应当帮助人们建房和完善生活设施。
必须使人生活方便。要是这些问题解决了。劳动集体也就稳定了。人们更重视的不是工资增加得多快，而是城市或乡村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生活条件、生产、劳动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在当前形势下，那些不利用现在就有的潜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领导者的消极态度，是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这里依然表现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根据所谓的给零头原则（即把满足生产需要之后剩下来的用于社会需要）来对待这些问题的老习惯，另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依赖心理。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对所有这些做了限制。经济机制本身要求我们办事要坚决、合理、精明，总之，要有主人翁的态度。
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成就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也是十分显著的。然而，我们还在对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实行改革。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人提出了新要求。此外，社会上的停滞现象也殃及我们的教育制度，这方面也存在着盲目乐观、满足现状的情况，而且对各方面立刻都有影响。
根本改革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主要方针是：根据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对青年进行就业前的训练，削减那些对人用处不大、反而使学生负担过重的次要的教学内容。认真改进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文化成就的人文学科的训练。在高等学校和中小学里，大力推广创造性的教授法和教育法，发挥高等学校集体和中小学集体的主动精神和独立自主精神。新的任务要求改变教育的物质基础，主要的是要求教师的工作达到新的水平。业务水平的提高将受到物质鼓励。
现在对完善我国保健工作的基本方针正在进行全民讨论。待全民讨论结束后，文件将提交苏共中央和政府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实施这个综合性纲领，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用于第一阶段——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余下的几年和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财力和物力已有着落。
社会生产的集约化促使人们用新眼光来看待有效就业问题，做好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工作。
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应当更深入地弄清如何贯彻社会中的社会公正原则。最近几十年来，一种极其严重的变形是平均主义泛滥。在这个基础上，滋长了依赖思想、挥霍无度以及“一切与我无关，由当官的去考虑”这种小市民心理。
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公正的基础是劳动。只有人的劳动才决定他在社会中的真正位置，他的社会地位；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排除任何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情绪甚至现在也不时有所表现。某些公民把号召实行社会公正理解为：“大家拉平”。但是，社会坚决提出的要求是：严格贯彻社会主义原则。
换言之，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人对国家事务的贡献。我们在生产上应当鼓励高效率的生产劳动，鼓励作家、学者和任何其他诚实的爱劳动的人的才能。我们在这里要把话说透：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不能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来保证生活条件和消费条件。这是将来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另一个准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没有人对人的剥削，没有富人和穷人、百万富翁和乞丐之分，各民族一律平等，所有的人保证有工作，免费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享受免费医疗，老有所养。这一切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公正的体现。
现在，当社会公正问题在社会上很突出的时候，关于某些个人和群体享受优待和奖励的问题讨论得很多。我国实行由国家规定的各种优待办法。这些优待是根据所付出的社会有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提供的。实行优待的既有生产领域，也有科学和文化领域。例如，我们特别关心大学者、院士和作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得到荣誉称号。例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功勋科学家、功勋艺术家等享受一定的额外福利。有些优待是给予不同部门和地区（首先是北方地区、边远地区）的工作人员、军人、外交人员等等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公正的，因为它对整个社会有利。但是要知道，这方面同样是以人的贡献的作用和大小为依据的。如果出现了不是由国家规定而是由某人利用职位之便为自己“规定的”特权，那我们认为这些特权是不能允许的，应予取消。
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在我们许多组织、机关和企业管辖下，有一些提供服务的设施。在大企业中，实际上普遍都实行公共膳食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承担了公共膳食组织的一部分经费开支；这是由行政和工会委员会合办的，而这样就降低了膳食的价格。
在我国，广泛建立了按工作人员劳动地点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网。其中不仅有门诊所，而且有设立在企业附近的或者在休养和疗养地区的休养所、防治所。许多企业附设了商店、订货服务台、服务社，等等。可以说是有自己的一套服务设施。
而且这不仅在企业中存在。如果拿科学院、作家协会和其他某个团体来说，它们也有自己的疗养院、膳宿公寓、别墅村。工会（顺便指出，它是国内最有钱的团体）、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也有类似的服务设施。这种情况是历史形成的。
当然，有这样的服务形式的存在，就可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某个地区对全民的服务在质量上远不如上面提到的团体和机构时更是如此。这些现象自然要受到劳动者的公正批评。这些问题正应当在实施已经通过的各个纲要的过程中予以解决。
我们将继续同酗酒和酒精中毒现象做坚决的斗争。这一社会公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这种现象已经成了习惯，同它做斗争是不容易的。但是社会成熟了，已经能够承受急剧的转变。特别在最近20年里，酗酒和酒精中毒现象增加了许多倍，构成了对民族自己的未来的危险。劳动者经常提醒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同这一公害做斗争。一些人甚至要求实施全苏禁酒法令。然而，我们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种法令是不合适的。我们的答复是：如果愿意，可以在自己家里、在居民点，在区里实行禁酒法令。有几千个村、镇的劳动者在居民大会上决定停止出卖和饮用含酒精的饮料。斗争在继续着。最近两年来，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烧酒消费量减少了一半。然而，私酿烧酒的现象增多了。光靠行政措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消除酒精中毒这类公害的最有效办法，是发展业余活动，发展体育运动，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第三节走民主化的道路
我们的主要潜力
在进行改革的条件下，重新唤起和加强苏联人对国家命运的主人翁责任感、对公共事务的个人参与感和个人利益相关感，是一项极重要的政治任务，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还存在着某种异化因素，这些因素的产生是由于削弱了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同劳动集体、同普通劳动者的联系，是由于对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
最广义的人的因素是我们的主要潜力，发挥这种潜力的办法是实现民主化。
我们正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调动人的因素，首先是加强我们的一切计划的社会目的性。我只想补充一点，我们正在努力使经济和社会领域这两方面的比例达到平衡。如果只顾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社会这个领域的利益，那么就无法把人们的劳动成果同他们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会影响劳动生产率，使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社会领域也不应该把基础吃光，因为这样一来，社会的有活力的发展的可能性本身也会受到损害。这就是说，需要找到一种符合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要求的最佳办法。显然，这两方面的比例，不是一种守恒的、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变化的。今天社会政策被提到了首要地位。
道德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劳动集体和整个社会中真正恢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的风尚，那么，我们便不能完成改革的任务。可以提出正确的政策，提出有效的政治机制，但是，如果社会不能通过对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肯定而得到完善，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首先要肯定的是社会公正、按劳分配、对所有的人实行同一纪律、同一法律、同一制度和要求。
我们通过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也可以活跃人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核算意味着什么呢？经济核算不仅是劳动集体的权利，而且也是它的责任。如果我们说：你怎样工作，就怎样生活。那就是说，我们要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当然，劳动集体反过来也希望有权实际管理企业，管理劳动过程，因为劳动过程的结果决定着劳动集体的收入和生活。这又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换句话说，经济核算是同劳动集体的自治、独立自主有联系的。
我们现在对一长制和劳动集体参与决定生产任务的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个问题在今天有现实意义。如果劳动者没有在作业队、车间、工厂、联合企业各级通过相应的机制参加管理，事情就不好办。不仅如此，劳动集体应当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又代表劳动集体获得一长制的权利，用统一意志把一切人联合起来。
选举经济领导人是生产上的直接民主。起初有人大吃一惊说：我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这样做会产生什么结果？然而，发这种议论的人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人总是有健全的理智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出现维护小团体的利益或互相包庇的现象，但是从根本上说，大家都希望，领导作业队、车间、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是一些能够带领集体，能够为生产和改善生活带来希望的可靠而又精明的人。我们的人懂得这一点，他们根本不需要老好人来当领导。不，他们需要的是有才干的人，关心他人的人，同时又是要求严格、严格得有道理的人。
人们希望厂长、车间主任、工长改变对他们的态度。人们期待着品德高尚的表率，首先是希望领导人成为这样的表率。这种人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凡是领导人好的地方，就能作出成绩。好的领导人善于关心人，而大家也都想见他。当他下达命令的时候，他无须提高嗓门。有的领导人看起来似乎平平常常，然而，他什么都懂，又善于把问题解释清楚。而解释清楚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都懂得为什么某些需求不能马上充分得到满足，那么，他们是愿意忍耐一下的。
我们也正在努力通过民主化、完善思想工作、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来活跃人的因素。远不是每一个人都彻底理解目前这个时刻的严重性，懂得目前是一个转折关头。我们还必须做不少努力才能使那些还在冷眼旁观或安于现状的人投身到改革这方面来。
积累起来的因循守旧观念不是一举就能消除的。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无论用什么法令，哪怕是最严厉的法令都难以根除。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做人的工作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抛弃那些陈腐不堪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是由追求思想工作的“总产值”和爱讲漂亮的空话造成的。在这方面必须进行长期而紧张的斗争，进行艰苦的斗争，来反对墨守成规，反对借故搞铺张的庆祝活动，反对热衷于空洞的口号，反对屡教不改的摆阔气的毛病。主要的是，不要有一切都好的错觉，决不允许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束缚人民生气勃勃的旺盛的首创精神。
我在街上或在工作场所同人们谈话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大家都支持改革。”我相信这句话是真诚的和正确的，但我仍然每次都回答说，现在最主要的是，对改革这件事，要少说多做。需要更多的秩序，更多的认真负责精神，更多的互相尊重，更多的诚实。应当问心无愧地生活。幸好，我们的人懂得这一点。不仅如此，他们诚心诚意地接受这一点。这很重要。现在政策有了，为这一政策奋斗的政府有了，还有赞成这一政策的人民。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改革一定会全面展开。并且将获得成果。我从同苏联人的生动的直接会见中得到的主要印象是，他们以人民固有的敏感非常深刻地领悟到改革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含义。
法制是民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从改革及其实质——民主化——的广泛的和原则性的立场来看一看如何保证可靠的法制，如何完善立法工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法制。反过来，民主如果不依靠法制，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因为法制的使命就是抵御滥用权力行为对社会的侵害，就是保障公民以及他们的各种团体和劳动集体的权利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我们坚持上述立场。而且我们根据切身经验还知道，人们离开这种立场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从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列宁和党就认为建立和巩固法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在诞生的新社会的政治现实要求这样做。当时面临的政治现实是：巩固新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土地国有化，劳动者监督生产，保护工农的利益不受反革命的侵犯——这一切都需要有法律依据，需要形成法律。否则革命过程就会出现混乱，否则就不能巩固已获得的成果，不能保证苏维埃政权正常行使职能，不能建立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一系列法令用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些法令一开始就宣布法制是国家生活的根本原则之一，提出要吸引子百万劳动者来管理国家，教会他们——用列宁的话来说——“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这一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在1918年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这部宪法通过的《关于严格遵守法律》的决定中。
国内战争结束后，立法工作抓得更紧了。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在法律上把社会主义改造确认和固定下来。立法工作以及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工作，成了国家建设的非常重要的工具，成了整顿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东西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在这方面，人们遵循列宁提出的下述要求：在全国境内统一法制，“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1]
这里不能不谈一谈我们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个人迷信对法律、对法律的倾向性产生了影响，尤其对是否遵守法律产生了影响。过份的集中，过多的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过多地依靠行政指示和禁令，这一切贬低了法律的作用。到一定阶段这就造成了专断，践踏法律，而这一切无论和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和1936年宪法的规范都毫无共同之处。对于这一切，当时的国家的领导——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负有责任。借口有某种政治需要，借口国际形势极度紧张或国内阶级斗争的所谓日益尖锐来掩盖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践踏法律导致了我们至今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宽恕的悲剧性事件。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此作出了最严厉的评价。
这在立法方面得到了反映。立法的民主原则得到恢复，法制得到加强，编纂了某些法典。
法律草案和其他最重大的问题开始提交全民讨论。在过去的25年里，好几百万人参加了对将近30项重大全苏法案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这些法案做了修改和补充。
然而，停滞时期的出现也同执法不严有关。专横和目无法纪的因素又再次露头，这种情况在领导人当中也可以看到。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和反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法院、检察院以及其他机关，往往受情势左右，陷入依附地位，在同违法行为做斗争时放弃了原则立场。维护法律的机关本身贪污受贿的事例屡见不鲜。
现在，当我们开始进行改革的时候，当我们想坚决摆脱过去的消极现象并赋予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以新的动力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立法工作中，在完善整个社会主义法制方面也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造。这也是彻底变革经济管理机制、社会发展管理机制的要求。这是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民主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立法和法的领域里所采取的措施成为改革过程的支柱。我们是把这项工作同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行的，同时还考虑到劳动者的愿望，考虑到研究社会舆论后得出的结论。
改革需要社会有更高的组织性，需要公民有自觉的纪律。我要说：改革越深入，人们就应该越严格、越彻底地贯彻社会主义原则，遵守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准则。
改革对法律的内容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应当坚决保护社会的利益，禁止可能损害全民利益的行为。这是明显的道理。但是，法律在规定这些严格界限的同时也必须给公民、劳动者集体、劳动者团体提供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的必要的天地。在法律范围内发挥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应当受到大力支持和鼓励。过去，我们受到的损害太多了，例如，我们总是设法颁布各种细则来限制企业的一切权利。在实践中，这样做的结果是，超出这些细则范围的任何创举都被看作是不能允许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的不是给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现象规定普遍适用的法规，而是在这件事情上善于掌握合理的分寸，经常关心如何更好地发挥和支持工作人员和劳动集体的积极性、人民的各种形式的首创精神。我们将严格遵守下述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都允许做。
在改革进程中已经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其中有：国营企业（公司）法、关于改变农工综合体管理体制、关于学校改革、关于个体劳动、关于反对非劳动收入、关于反对酗酒、吸毒的法律。还颁布了规定改进居民保健工作和改善环境保护、给母亲和婴儿更多照顾的法律。
我们认为，更有效地保障苏联人的权利和自由，意义非常重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规定压制批评要负刑事责任，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职人员对公民采取非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的赔偿办法，通过了对公职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提出控告的程序的法律。
全民讨论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做法，现在在198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已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同时，我们很清楚。改革今后还会要求在立法和法制方面采取许多新步骤。编纂法典大全的任务已提上日程，这部法典应能适应当前的各项任务，如提高经济效益、实施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挖掘一切社会主义民主设施的潜力，总之，应能保证人民自治的广阔天地。
对于选举法将做重大修改。在1987年6月的选举运动中为此进行的试点，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规定解决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的方法。现在正在研究同改革国民经济领导体制和提高地方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作用有关的立法规范。在我国经济领域现行的全苏规范性的法规有近3万项，可见这项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其中有许多法规应做重大修改，还有不少应当干脆废除。在国营企业法通过后，有几千项法规已经废除了。
工会和共青团在不久前分别召开代表大会以后，提出了拟订青年法和工会法草案的建议。目前正在起草的有劳动法，还有关于合作社，关于扩大劳动集体大会决定问题的范围，关于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的数额，关于产品质量标准的法案。
在修改刑法方面有待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刑法也应当紧紧跟上苏联社会目前的成熟程度。这一重要部分的立法工作，将随着改革和民主化带来的巨大改造而得到完善。
提高法院这个由选举产生、最接近居民的机构的作用，保证法官的独立性，严格遵守诉讼的民主原则，即客观性原则、辩论制原则、公开性原则，具有特殊意义。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有：加强对是否遵守法律以及运用法律是否划一的检察监督，扩大审理经济纠纷案的国家仲裁法庭的职能，搞好国民经济中的法律服务，对居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教育。
总之，在巩固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法、法律、法制——这不单是我们的民主深化和社会进步加速的产物。这是改革的可靠工具和改革不可逆转的有力保证。
改革和苏维埃
现在，在改革阶段，在发扬民主的条件下，从新的角度提出了把党的政治领导同国家机关、工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作用结合起来的问题。
拿我们的苏维埃来说吧。改革要求十分认真地研究和确定苏维埃在业已开始的改造中的地位。如果不把苏维埃纳入这个过程，如果对苏维埃本身的状况和活动不实行创新的变革，那就谈不上任何真正的社会民主化。
俄国的苏维埃是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成果。大概西方很少有人知道，苏维埃思想本身，成立苏维埃的最初尝试，在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即早在1905年就有了。由于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苏维埃在全俄范围内变成了权力机关，尽管这个权力是有限的，由于两个政权（苏维埃同临时政府）并存而“打了对折”。所以，苏维埃自然也就成了1917年10月诞生的新的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我们的国家就叫做苏维埃共和国。
没有苏维埃，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就不会获得胜利。没有苏维埃，我们就不能把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亿万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没有苏维埃，新经济政策就会毫无结果。苏维埃的力量在于，由群众自己创造的苏维埃直接代表并捍卫劳动者的利益。苏维埃闪电式地，甚至可以说是自发地遍布全国，其特点和奥秘在于，苏维埃自己作出决定并自己付诸实施，而且是在与这些决定有关的人的公开监督下由全民付诸实施的。这是把直接民主同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效的形式。
然而，随着管理中的行政指挥体制的出现，苏维埃好象受到了排挤。不少问题的解决绕开了苏维埃，没有让苏维埃参与。而有时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小问题成了大问题。这影响了苏维埃的威信。从这时起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也就开始被阻塞。出现了劳动者同直接参与国家事务这一宪法规定的权利异化的征兆。政权不仅是为劳动者的政权，而且是由劳动者自己来行使的政权，这条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受到了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济领导人对苏维埃提出的合理要求和建议缺乏应有的尊重。大家似乎明白，而且谁也没有正式否认，地方苏维埃在本地区内，在关系到该地区的发展和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一切事情上都应该是真正的、负责的主人。但是，就现实可能性来说，苏维埃比不上经济机关，因而不可能履行这些职能。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经理、行政领导，对苏维埃一再提出的诸如建设住宅、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工程、消除污染的设施、发展公共交通、办好本地公用事业等正当要求，居然置之不理。
不能说这一切没有引起劳动者和党的机关的不安。人们也试图加以纠正，改变这种局面。然而，措施不坚决，软弱无力——这与其说是由于客观情况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最近15年来通过了14项改进苏维埃活动的决定。这些决定并不坏。可是，事情毫无进展，因为在阻塞机制的作用下，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形势根本不容许苏维埃这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体现广泛民主和公开性的机关发挥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社会工作和国家工作的许多领域中官僚主义态度盛行的时候，由于广泛推行行政高压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方法，我们还远远没有利用苏维埃的潜力来造福人民。在苏维埃的作用遭到削弱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以党代政的现象——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和活动为党的机关所取代。
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反过来对党的工作——实质上是政治工作——本身也产生了影响。党的工作人员的精力开始花在经济工作上，花在行政管理活动上。因此，干部也相应地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当中来选拔，然而这些人有时并没有多少本事和经验，当不了群众的真正带头人。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民主机构的整个职能中出现了一种扭曲现象。
因此，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
一月全会号召各级党委坚持提高苏维埃作用的方针，不要干涉苏维埃的事务，尤其不要取代苏维埃权力机关。同样重要的是，苏维埃的领导人本身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要全力以赴地工作，摆脱惰性，丢掉老是看人脸色行事、等待指示的习惯。关于苏维埃在改革阶段的作用的新的法律文件，鼓励在苏维埃的活动和苏维埃的执行机关中加强民主原则。同人民的联系应当是苏维埃的主要职责。新决定使苏维埃能够做好自身的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关。苏维埃已有了协调和监督所辖地区一切企业和团体的活动的广泛权力。
然而，这只是旨在恢复苏维埃的革命实质和民主实质的初步措施。即将召开的党的全苏代表会议将审议关于完善各级苏维埃的选举制度和活动的问题。各项建议的起草工作已经在进行。现在，就对建议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不过可以指出这些建议的主要特点，那就是要深化苏维埃民主。
工会的新作用
我国现在所处的条件和正在完成的任务，迫使我们也要重新考虑工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在这方面首先应当说：我们的工会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所有的劳动法规的起草工作都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参加。在劳动立法、遵守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这些问题上，工会都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哪个行政领导人未征求工会的意见就解雇工人，那么，法庭甚至不用深入了解这种决定的内容，仅根据工会没有表示意见这条理由便会自动撤销行政领导人的决定。任何计划，不管是年度计划还是五年计划，未经工会同意不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而且在计划起草阶段就有各级工会参加。
社会保险、劳动者的疗养、旅游、体育运动、儿童们的休息和保健——所有这些工作都由工会掌握。可见，工会手中握有实权。但是，可惜，最近一些年来工会的积极性降低了。工会把自己许多方面的特权让给了行政当局，而有些权利又未能有效地加以使用。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改革开始后发现，工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我在库班的时候谴责了一些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往往巴结讨好行政当局，有时简直就同行政当局搂在一起跳波尔卡舞。难道不是到了该他们坚持原则立场、坚决执行保护劳动者的方针的时候了吗？
在改革的条件下，工会的新作用首先在于，它应当努力加强经济决策的社会目的性，抵制近年来广泛流行的经济中的专家治国论倾向。而这就是说，工会应当更积极地参加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社会部分，必要时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可供选择的建议。
工会委员会应当成为行政当局的真正的伙伴，而不是惟命是从的伙伴。某些企业中劳动条件恶劣，医疗服务差，生活福利设施很糟糕——对这一切工会组织往往习以为常。要知道苏联工会既有监督行政当局遵守劳动协议的权利，又有批评行政当局的行为的权利，如果经理侵犯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工会甚至还有权要求撤销经理的职务并使这个要求实现。
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似乎不需要保护的想法是错误的。对他们还必须给予更多的保护，因为社会主义是劳动者的制度。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负有巨大的责任。工会的更加积极的工作对于整个苏联社会很有好处。
青年与改革
我们的青年中蕴藏着巨大的改革潜力。要知道，正是青年将在革新后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因此，组织青年的劳动、学习和业余活动便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青年刚刚进入生活，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他要建立家庭，学会职业技能，形成政治面貌和公民立场。他的个性正在形成。因此必须对青年、共青团给予最大的关注。
我们已经商量好这么办：凡是涉及青年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听取共青团的意见，不做任何决定。这不是说，我们好象在奉承共青团，开始讨好它。不！我们必须坚决加强共青团的责任心。除了给予信任，除了让青年参加现实的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对年轻一代的面貌的形成，对它肩负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的能力发挥如此有效的影响。同青年套近乎、对青年神气活现或巴结讨好——这是廉价的做法。不，必须让共青团和青年自己有机会真正施展才能。对青年不能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照管和监护，必须给他们以责任和信任，通过实际工作来培养他们。
中央一月全会号召党的领导人要更重视青年在劳动、思想和道德情操方面的锻炼。在青年工作中用教训的口吻和行政命令是不能容忍的。不管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不相信青年人的志向和行为已趋成熟，或者是因为谨小慎微，生怕出一点儿差错，希望自己的孩子顺顺当当地走上人生的道路，对这种态度决不能同意。今天，在青年的生活和活动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一，必须掌握人民当家作主和自治的一切手段，给各个层次的生活民主化注入青春活力，积极投身于社会创造活动。没有这种创造活动，就不可能有加速以至任何进步。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每个青年人感到自己在参与国家事务，分担国家的忧患。第二，青年一代应当准备献身我国经济大规模现代化的事业，首先是实现电子计算机化，研究出新工艺和新材料。更新和丰富社会的智力资源——这就是我们对青年的期待。
青年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复杂的。许多领导人经常号召青年提供帮助，例如，帮助搞新建设，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却又把他们忘记了。我们反对这种态度。我们赞成青年法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法律中不必重复那些适用于全体苏联公民的内容，可以把男女青年的特殊问题、权利和义务单独列出来。青年法使我们能够在年轻人的学习、劳动、生活、休息这些问题上把共青团同国家机关、工会以及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具体化。青年法将加强各个部和主管部门在解决涉及青年的问题时的责任心。
1987年举行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代表大会表明，共青团理解它对人民和国家所承担的责任，表明青年们热切希望更积极地投身于革新社会的过程。代表大会本身的严肃认真的气氛也是令人高兴的。也许，我还从来没有产生过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强烈的参加讨论的愿望。这次会上接触了敏感的、精力旺盛、十分感人的听众，气氛是非常活跃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可以感到，我国青年全心全意地接受在国内开始的革命变革，并决心把自己的青春活力、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到这一变革中去。
关于妇女和家庭
今天国家需要更积极地吸引妇女参加经济和文化的管理，参加社会生活。现在遍布全国的妇女委员会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
在一月全会上也提出了更广泛地提拔妇女担任领导工作的问题，尤其因为有几百万妇女正在保健、教育、文化、科学等部门中工作。在轻工业、商业、生活服务行业中也有许多妇女在从事劳动。
大家知道，一个社会的社会水平和政治水平如何，要看妇女解放的程度。
苏维埃国家坚决无情地消除了沙皇俄国特有的一切歧视妇女的现象。现在；它已使妇女在社会上同男子完全平等，并用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苏维埃政权给了妇女同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实行了同工同酬，使妇女受到社会保护。妇女得到了受教育、职务晋升、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一切机会。如果没有妇女的积极贡献和自我牺牲精神，我们就建不成新社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就不能坚持到底。
但是，我们在飞速流逝的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好象忘记了妇女的特殊权利和特殊需要。妇女要当母亲，又要当家庭主妇，她们在教育子女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就有妇女的特殊权利和特殊需要。在建筑、生产、生活服务和科学等部门就业的妇女，埋头于创造性的工作，简直顾不上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甚至顾不上把家庭生活搞得舒服一点儿。在儿童和青年的品行、公共道德、文化和生产等方面所以发生许多不幸的事，都是同家庭纽带削弱、家庭义务被忽视有关的。
虽然我们在一切方面力求男女平等的努力是真诚的、政治上是完全对的，但是，还是发生这种反常的事。不过这一疏忽（它似乎成了社会的优点的继续）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已开始予以纠正。因此，目前在我国的报刊上，在各种社会团体里，不论在工作地点还是在家里，到处都在激烈地和热情地讨论如何充分地给妇女恢复真正女性的使命问题。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妇女从事不利于她们的身体状况的重劳动。这是战争的后遗症，是由于男性公民锐减、在一切生产领域到处都严重缺乏劳动力造成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认真研究。
改善家庭状况，提高家庭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在反酗酒斗争中的作用，现在是我们最迫切的社会任务。我们对妇女委员会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抱有很大希望。它们正在开展工作。它们能够做许多事情——要知道，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这样深入地接触到个人生活问题，接触到妇女的种种心事。
社会的民主化是改革的核心和保证。如果不提高妇女的作用，如果我们的一切改造工作没有她们积极的、有女性特色的干预和参加，社会的民主化是难以想象的。我相信，妇女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增长。
社会主义民族的联盟是独特的构成体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这个特点是我国强大的因素，而不是软弱、分裂的因素。沙皇俄国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革命和社会主义消灭了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现象，保证了各大小民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进步。从前落后的、受尽摧残的各民族拥有了发达的工业，现代社会结构，达到了先进的文化水平，尽管其中有些民族从前甚至没有文字。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党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改造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加强了苏联社会，而且也丰富了世界文明。
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各民族，都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它们共同捍卫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捍卫了它的革命成果，使之免遭敌人侵犯。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民族工作中没有什么问题。任何发展都有矛盾。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有矛盾。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基本上只是在不断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上确实取得的巨大成就，估计形势时说些豪言壮语。然而要知道，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
这方面的辩证法是：随着教育和文化的发达，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每个民族都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民族的自我意识也增强了，对本民族的历史渊源的正常兴趣也增加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正是酝酿了我国的革命并在沙皇帝国的废墟上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各民族的革命者们孜孜以求的。不过，在这方面有时难免会有某一部分人走上了民族主义的歧途。他们流露出民族局限性、争民族高低、骄傲自大的情绪。
但问题不仅在这里，还在于社会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新的一代在代替老的一代，而每一代人都得受在多民族国家里生活的教育。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使每个民族得以展翅高飞的社会主义，拥有一切条件本着民族平等和合作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的精神办事，同时要记住，长大成人的新一代往往连本民族如何达到这种腾飞的情况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向他们认真说过，多少年来族际主义为他们做了多少事情。
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这是由列宁创始的民族政策的硕果，然而建设多民族国家在开始时，在初创时是困难的，是极端困难的。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俄罗斯民族起了突出的作用。在列宁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我国许多民族经过不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走完了独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路程。如果有人对此报以民族傲慢情绪，故步自封，试图把“自己的”一切当成无价之宝，那是不公正的，是不能同意的。这一直是苏联社会上热烈认真讨论的问题。
每一民族文化都是宝贵的财富，失去它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每一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瑰宝的正常的兴趣，不应蜕变为自外于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和接近的客观过程的企图。
还有一种危险是，某一民族的人流露出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的情绪。在我一生中，有许多岁月是在北高加索度过的。那里可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每个城市、乡镇、村庄，都居住着不同民族的居民。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在高加索的历史上发生过不少灾难。但在苏维埃政权时代，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我绝不是想把一切理想化，但是居住在这一多民族地区的各个民族，他们的互相关系的主流还是互相尊重、合作、接近和团结。我根据切身经验知道，高加索山民是很重友情的，同时，要是对他们稍有一点傲慢，他们也是非常敏感的。我记得：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境内居住着卡拉恰耶夫人、切尔克斯人、俄罗斯人、阿巴津人、诺盖人、奥塞梯人、希腊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他们和睦相处，平等和公正地解决一切问题是和睦相处的基础。如果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些原则，那就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个不大的自治州里，各民族的文化都保存下来了，并得到了发展，它们的传统得到了保护。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都用本民族语言出版书刊。这并没有造成民族分裂，反而促进了各民族的接近。只宣布民族平等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各族人民能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
我想再说一遍：如果说在人的关系的这一非常敏感的领域里也出现过一些消极现象，那不是凭白无故地出现的，而是事出有因的，官僚主义和对正当权利的忽视则是主要原因。在我国不时掀起关于发展民族语言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些什么呢？甚至最小的民族也不能没有语言。要知道，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其中包括众多的语言、衣着、礼节、外观举止。这是我们的共同财富。难道可以轻视它，可以贬低它吗？
然而，生活在我们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里，没有交际手段是不行的。俄语自然成了这样的手段。大家都需要这一语言，而历史本身也决定了交际的客观过程是以最大的民族的语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聚居着许多民族的人，然而共同的语言却是英语。显然，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可以想象得出，如果移居美国的各民族的人都讲自己的语言，不愿意学习英语，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尤其是俄罗斯人民已用自己的全部历史证明，它满怀族际主义，对一切民族十分尊重，对各民族都怀有巨大的善意。生活表明，必须学习两种语言（除外国语外）：本民族语言和用于交际的俄语。
煽动民族情绪的一切尝试都只能增加寻求合理解决办法的困难。我们不想回避这一问题和其他正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将在民主过程的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以巩固我们各族人民的族际主义共同体。
列宁教导我们在民族问题上要极其谨慎、处置得当。在这些事情上不可能有也不应当有一成不变的公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只要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苏联社会的情况正是这样），那么甚至在困难的形势下，出现的任何问题和误解都是可以解决的。当然，西方有不少人想破坏、削弱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在东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然而，这要另当别论了。在这方面，有苏联的法律在警戒，在维护列宁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从这些立场出发，我们是坚定的和有原则的。人们的民族感情应当得到尊重，绝不能加以忽视。但是，利用民族感情来投机，这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太主义的任何表现，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与之坚决斗争——这是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忠于这个传统。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彻底的族际主义，只有进行族际主义教育，才能有效地抵御民族主义流行病。
我到过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在同当地人会见时，每一次都使我进一步相信，他们珍视并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民族属于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他们是一个在人类进步中十分重要的、幅员辽阔的伟大强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苏维埃爱国主义。我们今后也将巩固一个自由国家中的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和兄弟情谊。
威信和信任
改革沿纵向和横向席卷了社会一切阶层。改革已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改革正在解决一个个问题，克服一个个困难而向前发展。苏联共产党是这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的倡导者、思想动力、组织者、领导者，我要说，是这场改革的保证人。我们党的确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列宁在1917年曾经说过，既然开始了革命，就必须进行到底。对改革也是如此——党将进行到底。党的威信和对党的信任正在增长。尽管我们还处在从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转化的阶段，党的机关已经在设法尽量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虽然这样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通过党的系统施加压力并保证计划的完成，似乎已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所有这一切，除了党，谁也做不到。
管理事务和经济事务应当由政府机构和其他主管这类事务的组织去做。这种看法是我们从历史实践中得出的，而不是什么人凭空想出来的。党应当干自己的事情。其他一切人也应当干自己的事情。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地方，党的领导、思想工作、干部工作就遭到削弱。
历史使我们的社会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党內发生的一切都在国家生活中得到反映。在我国没有正式的反对派。因此，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便担负着更大的责任。因此，我们认为自己的极其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党内也扩大公开性。中央委员会要求当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谦虚、正派、诚实，决不容忍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的行为。在党内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受批评，同样也没有哪一个人没有批评的权利。
我们非常清楚，必须从改变思维和心理状态、改变组织、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做起，必须从人，首先是从领导干部做起。
我们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支持有首创精神的、肯动脑筋的，朝气勃勃的人，他们能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估计情况，摆脱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和陈规旧套，能够找到新的、不寻常的解决办法，能够并希望大胆前进，有本事去争取成功。改革为他们的创造性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当然，没有必要撤换所有的干部，而且想这样做也办不到。当然，无论高级干部，中层干部，还是经济单位一级的干部都可以重新调配。需要涌现出大批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现在确实也正在出现这种情况。此外，自然过程也在发挥它的作用：有人已经到了结束自己的劳动活动的时候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有的人对承担新任务已感到力不从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必要对这种情况大事渲染。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先进分子，自己的处理方法。谁能够改弦更张，在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方面走出新路来，谁就将继续工作，并得到劳动者和党组织的支持。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对此已作好准备。尽管情况各不相同：一些人将迅速领会新要求，另一些人也许还要再考虑考虑。在原则上，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基本的干部队伍是能完成改革任务的。同时我们不能容忍一切照旧、不加速、不换快档的状况。
改革要求工作人员精通业务，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今天，没有受过现代化的和全面的培养，在生产、科学技术、管理、经济、组织劳动和刺激劳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没有渊博知识是不行的。总之，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我国的智力资源，大大提高它的创造效能。
我想再次强调党的理论活动的意义。在这方面也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力求深入贯彻民主原则，不容许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垄断。苏共中央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把党内和社会上的一切创造性力量都吸收到这项工作中来。如果什么都由中央机关发指示，而更糟糕的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发指示，那么，我们的思想很快就会僵化。这将是对改革以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的致命打击。苏共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训——而且是痛苦的、令人痛心的教训。不能让社会科学、党内的创造性力量老是去给占据高位的同志们的这些或那些决定或讲话做注释。我们选择了另一种做法——我们将按照列宁的精神、按照列宁的传统办事。
第四节西方和改革
我们经常感到兴趣的是，国外，特别是西方，怎样理解我们的改革。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政治家的责任。我们看到，改革过程，不光是过程本身，不光是作为伟大人民的命运问题，引起了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的改革被公正地理解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事件。西德一家报纸写道：“苏联发生的一切关系到全世界。”
首先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大多数人出自内心地对我国的改革发生兴趣，同时他们对此持乐观态度，并且衷心祝愿苏联人民已经开始的改造取得成功。全世界对我国的改革寄予厚望，指望这一改革能对全世界的发展、对整个国际关系起积极的影响。
至于官方人士和西方的大部分大众信息手段，那么在这个圈子里起初很少有人相信我们在1985年4月宣布实行的变革是真的。尖刻的意见也多极了：他们说一班人马取代了另一班人马，所以就急着拿出新构想和新纲领。他们说，俄国人是感情用事的人，他们惯于这样做——新领导把一切过错都往过去的领导身上推，而一切却依然如故。过一段时间，批评沉寂下来了，新的创举也都忘光了。
然而，这样的看法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情况变得极为明显：改革是历史性的现实，这个过程正在发展。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已经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已真正进入一个大胆的极为深入的改造的时期。
在对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评论中，更加清晰地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子。人们开始承认，在经济管理方面提出的改革的规模和彻底程度，超出了多数苏联问题专家的预测。正如我们看到的，西方许多人没有预料到谈话会这样开诚布公、这样深刻，建设性措施会有这样大的气魄。6月以前给我们的步骤加上的“不彻底的”这个修饰语，用来估价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六月决议似乎已经不时兴了。我们远远超出了西方解释者给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和意图所划定的那个“粉笔圈”。可是在全会前夕，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失去势头的说法可多了。
现在大家在说“第二次革命”，说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还说改革在重新制定的经济和法律基础上定将实现“新的飞跃”。总的说来，他们正确地抓住了六月全会在改革的道路上开创新阶段的性质。对待改革的态度问题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了。各个方面都在批评我们的改革的速度。“来自左面的”——批评我们走得慢，“来自右面的”——批评我们走得太快了。但是，看来，大家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苏联领导在认真抓改革。
如果改革不停下来，对苏联和对全世界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点使西方观察家们很不安。他们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对西方更有利，是改革成功还是改革失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然是众说纷纭的。许多严肃的专家认为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可能大大加速，并着重指出，从国际角度看，改革的成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他们的真知灼见，苏联人的物质福利的提高，民主的进一步发扬，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好处。苏维埃国家正在实施的社会经济计划的规模本身，就是苏维埃国家执行爱好和平的外交方针的一个证明，也是这一方针的一种物质保证。因此向西方大国的领导提出了实际的建议：不要害怕改革，不要把它当成心理战的对象，而要通过经济联系机制、文化和人文科学交流机制更快地促进它，认真地接受苏联就裁军和改善国际局势问题提出的倡议，并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许多在我们看来是有争议的评价和推测暂且不提，我们大体上认为这种看法是现实的，我们欢迎这种看法的总的积极的倾向性。它符合改善国际关系的任务，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情绪。
有些政治活动家认为西方如不响应来自莫斯科的积极信号，摆脱不了对苏联的错误认识，摆脱不了自己卖力设下的骗局，它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样的活动家表现出远大的目光。
但是，西方的大众信息手段和政治问题的讨论还会非常积极地宣传另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看法。诋毁我国的政策和意图的尝试势头未减。就我国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活力问题散布了许多悲观的预言和恐惧心理。这又一次表明，“冷战”的惯性力是多么巨大，某些集团的私利所滋生的反苏主义是多么根深蒂固。如果他们不过是在进行理论讨论和做些宣传的话，那么本来可以不予理睬。生活本身最终将表明什么是真理。但是，问题在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抱定用改革来吓唬人的宗旨，他们说改革会加强苏联的军事经济潜力，也就是会加强“苏联的威胁”。既然这样，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改革的失败上，以阻挠和破坏改革为方针，奉行反苏顽固派的原则：“对苏联越糟，对西方就越好。”
极右集团毫不掩饰对改革的仇视。他们原以为社会主义拿不出什么有吸引力的东西来对付“自由世界”，但是改革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对于这伙人来说，我们放弃苏联社会“在社会领域一成不变”这个老掉牙的教条，就等于他们遭到一场思想上的灭顶之灾。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重新修改反苏主义的全部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政治方针。这样一来，关于“苏联的威胁”的谎言也就会烟消云散，因为据说这种“威胁”是苏联克服不了国内困难求助于扩张而产生的。
他们甚至试图诋毁公开性和民主化。例如，他们报道来自苏联的失实的消息，还引证苏联的报刊。后来发现，苏联出版物中根本没有这类内容。他们想挑动我们去限制、阻碍公开性的发展，放弃民主化，可以说是利用大众信息手段来激怒公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破坏改革过程，因为改革没有公开性和民主化就是不可设想的。
他们加紧在我国公民中散布对改革的政治方针的正确性的怀疑，他们用困难吓唬人，激起人们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指望引起人民对领导的不信任，挑动个别领导人彼此冲突，分裂党，分裂社会。
某些政治活动家和大众信息手段（特别是美国的），试图把我国的改革说成是在西方压力下实行的“自由化”。当然，不能不对西方的宣传家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玩弄民主的文字游戏是很在行的。不过，什么时候西方社会的工人和职员在全体大会上开始自由选举工厂主、银行经理等等。什么时候大众信息手段开始经常批评公司、银行及其老板，谈西方各国的真实情况，而不只是同政治活动家们进行无休止的和无益的争论，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相信西方社会的民主制。
另一些批评我们的改革的人则强调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毛病。他们预言我们会出现通货膨胀、失业、价格上涨、社会分化加剧，也就是出现西方“应有尽有”的那些现象。或者不时向人们提示：中央委员会有极其强大的反对派——党和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再不然就来这么一招，说你们的军队也持反对态度，国家安全委员会自己还没有表态。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不过，我不得不让我们的论敌感到难过，因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任何东西也不能动摇这种团结。对于军队，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任何其他主管部门，最高的权威是党，党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改革只能更加巩固党的阵地，使党在社会和国家中所起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作用获得新质。
不过，为了公道起见，我要指出，西方一些严肃的评论家看到了我国变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看到了这些变革的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用改革去吓唬西方读者的人，才真正害怕改革的成功。这是因为改革使他们无法利用“苏联的威胁”这个稻草人，无法再拿漫画式的令人讨厌的“敌人形象”来掩盖我国的真实面貌，无法再在这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从中大发横财。
确实，如果我国的发展计划将顺利完成，到那时怎么再来糊弄人，说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制度，说社会主义使人缺吃少穿呢？骂我国是“万恶的帝国”，把十月革命描绘成历史的错误，而把我们在十月革命后所走过的道路说成是“历史的曲折”，这样的观点全都会不攻自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使有些人感到不快。
西德《明星》周刊写道：“现在有人轻率地试图诽谤和责难苏联的改革，而且一口咬定，改革实际上只是在加强共产主义，克里姆林宫希望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使制度变得更加有效率。不过，我的天啊！如果反对贪污受贿和经营不善的斗争，如果更大的舆论自由能加强共产主义的话，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民主就会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培养基！”对这段精彩的文字，我想补充几句。如1]0果社会主义同民主和经济效益确实是根本不相容的，如同社会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那样，那么社会主义的敌人就用不着为自己的命运和利润担心了。
我们能如此严厉地批评自己（西方也好，东方也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不曾这样批评过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不但心自己的未来。我们经得住这种批评，人民经得住，党也经得住。而当我们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效果时，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也不得不来一番“改革”。
我们使他们陷入了窘境，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缺点，而且非常坦率、非常熟悉情况地在书刊上和讲话中谈论这些缺点。西方的人们逐渐不再相信关于苏联的种种胡言乱语了，尽管在西方这些胡言乱语仍然层出不穷。不用说，这一切都无助于人们建立对西方各国政策的信任。
在同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的谈话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们：哪一种情况对他们有好处，是苏联能减少自己的军费预算，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他们有好处，还是相反，西方力求通过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使我们在国内已经开始的巨大工作进行不下去，迫使苏联领导拨出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用于军备，对他们有好处7难道他们指望苏联被国内问题捆住，而他们自己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吗？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那些指望拖垮苏联的人，对本国经济的状况估计得过于自信了。美国再富，每年军费花三四千亿美元，它也花不起。预算赤字曲线随着军费开支曲线往上升。考虑到预算赤字如此之大，可以说，现在美国军费开支已经有三分之二要靠举债。美国的国债实质上是五角大楼的债务，这笔债将由好几代的美国人来偿付。这根绳索总不能没有个尽头。不过，这是美国人自己的事。
我有时候甚至有一种印象：有些美国政治家经常赞扬资本主义制度，标榜他们的民主，然而自己却不大相信，害怕在和平条件下同苏联竞赛。因此，他们就加强战争机器，加剧紧张局势，等等。我预感到，评论家们在读了我的这几行文字之后会写道：很遗憾，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的了解很差。不过，我多少了解一点儿，至少足以使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主义民主，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我们时刻在考虑自己十分尖锐地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达到预定的目标。，还需要估计到我国人民的性格。既然他们如常言所说的，被“击中要害”，既然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被打动了，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简直能创造奇迹。苏联是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干部业务素质高、科学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工人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因此不要急于把我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只能引苏联人发笑。
1987年4月，我在同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谈话时说，实现我国的革新计划，对于美国人民，对于任何国家，都不构成任何威胁，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其他任何方面的威胁。同样的话，我在克里姆林宫对“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讨论会的参加者又说了一次，因为我们希望被别人理解，希望国际社会承认，我们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这对谁都不会有坏处，这对全世界只有好处。
所以，苏联也好，改革也好，决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威胁，至多是给人作出了榜样，作出了有人认为是可以借鉴的榜样。但是，有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硬说我们打算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这是多么荒唐！要是是那些对写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为了挣钱才这样干的话。那也就罢了。但是，直到现在公开说这类话的，好象还有一些身负要职的国务活动家。开始改革已有两年了，我从一位我所尊敬的政治家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真叫我十分吃惊。我反问他：这有什么根据呢？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里根主义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说过要“推行共产主义的统治”。列宁说过：我们，即社会主义国家，将以自己经济活动的成就对世界的发展施加主要的影响。
改革的成功将表明：社会主义不仅能完成登上科学技术进步高峰这一历史任务，而且能在同时取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的情况下完成，能用民主的方法，为了人而且靠人自身的努力，靠他的智慧、技能，才干、良心和对他人的责任心来完成。
改革的成功将揭示西方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势力的阶级局限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势力一心推行军国主义，搞军备竞赛，在全世界到处搜寻“敌人”，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改革的成功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确定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而不必对新殖民主义做让步，避免受资本主义煎熬之苦。
改革的成功将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可以用来解决什么制度更符合人们的利益这场历史性争论。苏联在清除了自身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积淀之后的新面貌，将具有新的吸引力，生动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所具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理想将获得新的动力。
我不止一次地确信，同我谈话的西方人士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你们设想的都做到了，那么这将具有了不起的、真正的世界影响。”这些话是一位著名的、决非是共产党员的西方政治活动家所说的。
我们的许多问题大概外国读者不太容易理解。这是很自然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法律和制度、自己的期望和迷误以及自己的理想。这种多样化很好，应该加以发展，而不要千篇一律。例如，有些政治家使我非常讨厌，他们出于傲慢的偏见，总以为自己国家的生活和政策是自由、民主、经济活动、社会状况等等的典范和标准，老是教训别人该怎样生活，采取什么政策。我想，容许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对此不同意，这样岂不民主得多吗？在我们这个复杂而不安定的世界上，不能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切。现在不要说是实行军事独裁，就连施加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都不时行了。这样做是危险的，这会激怒世界舆论，也就是说，为走向和平与合作制造困难。
正确认识改革，也是理解苏联外交方针的钥匙。讲明改革的真实情况符合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利益。我们号召西方负责地，诚实地、不带成见地分析我国的工作，这不只是从我们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不善于或者不愿意理解改革的实质，这是对我们的对外意图产生误解的根源，或者是又一次企图保持和加深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
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同对内政策的有机联系在转折时期变得尤其密切，尤其具有实际意义。国内方针的变化必然带来处理各种外交问题的新方法。因此现在，在改革的条件下，比任何时候都更鲜明更具体地表现出我们在国内的活动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构想，它的纲领性方针和实际步骤——这一切都是改革的哲学、纲领和实践的直接表现。
我国的改革过程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客观的评论家们预言，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增加，对外经济联系和科技联系，其中包括通过国际经济组织的联系将活跃起来。
我们真诚地、公开地声明：为了集中精力发展我们的社会，为了完成改善苏联人生活的任务，我们需要持久和平。我们的计划具有长期性和竖实性。因此，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西方的竞争对手在内，应该清楚，我们争取建立无核的和非暴力的世界、确立国际交往中的文明原则的国际方针，其原则基础也是同样可靠，同样坚实的。
[1]《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8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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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改革：渊源、实质、革命的性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一编改革
第一章改革：渊源、实质、革命的性质
↘改革是业已成熟的需要
↘向列宁请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
↘不是动听的宣言，而是精心制定的纲领
↘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
↘历史的教训
↘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的思想源泉
↘改革就是革命
↘是“来自上面的革命”吗？党和改革
那么，就谈谈改革吧。这个思想为什么会产生，是如何产生的？它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意味着什么7改革可望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什么？它会如何影响外部世界？所有这些问题都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并且正在热烈讨论。我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改革是业已成熟的需要
要了解苏联开展的改革的渊源和实质，依我看，必须注意如下这一点：改革不是某些个人或某一批活动家心血来潮而产生的怪念头。如果是这样，那么，号召也好，中央全会也好，甚至党代表大会也好，都不可能发动人民去做今天在我们这里所展开的工作，不可能一天比一天多地把苏联人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
改革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深刻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业已成熟的必要性。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变革的地步，可以说，变革是这个社会历尽磨难才达到的。而推迟改革在最近的将来就可能导致国内形势的尖锐化，直率地说，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这些结论是我们对80年代中期以前既成的局面做了广泛面坦率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近年来逐渐有新人参加的国家领导，在当时遇到的正是这种局面及其种种问题。我想谈谈这种分析得出的主要结果。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对许多事物都做了重新认识，我们研究了我国不仅是近期的而且是较久远的历史。
70年前发生了伟大革命的俄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其独特的历史，在历史上探索、成就、悲剧性事件不乏其例，为人类贡献过不少发明和杰出人物。
但是，苏联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无论在历史上或当代世界上都没有与它类同的国家。我国在70年内（用人类文明的尺度来衡量是极短的时间），走完了相当于几个世纪的路程。在过去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跻身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列的国家，它有巨大的生产力、雄厚的智力资源、高度发达的文化、由大小100多个民族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民族大家庭，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领土上，2.8亿人获得了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一切成就是巨大的和无可争辩的。所以，苏联人有权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把我国描绘得比它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情况好些。我不愿被人看作是一种卫道者，在卫道者看来，既然是“自己的”，那就是最好的，那就是绝对优越的。我在这里所提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我国几代人劳动看得见的成果。同样很明显，我国的这种腾飞只有靠革命才有可能办到。这是革命的成果，是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制度的成果，是我国人民作出历史性抉择的结果。在这些成果中，有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亿万劳动者一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建树的功勋，是他们在70年前担负起了对本国命运的直接责任。
希望读者深入考虑这一切，否则很难理解我国社会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下面我还要从历史的角度谈我国的发展。现在先谈一下我国在80年代以前形成的、使改革势在必行的那种复杂形势。
有一个阶段发生了初看起来难以解释的现象，这在70年代后半期变得尤为明显。国家开始失去前进的速度，经济工作中不断出毛病，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成堆而且日益严重，未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停滞等等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形成了一种阻塞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而这一切都是在科学技术革命为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开辟了新前景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奇怪的景象：一架大功率机器的巨大飞轮在转动，机器和工作地点之间的传动却失灵了，或者说传动皮带吃不上劲。
我们在分析国内形势时首先遇到的是经济增长受阻问题。在近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还多，在80年代初期之前又降到实际上使我们接近经济停滞的水平。一个原先正在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接连放弃自己的阵地。与此同时，在提高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方面，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在生产和掌握现代技术装备和工艺方面，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差距开始拉大。
追求“总产值”，特别是在重工业中，成了“超等任务”，简直成了目的本身。在基本建设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由于施工期长，很大一部分国民财富被积压。兴建了一批造价昂贵却又不能保证达到更高的科技指标的项目。谁消耗的劳动、材料、资金多，谁就被认为是优秀的工作者或优秀的企业。正常情况是生产者应该“讨好”消费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可是，我们这里消费者却受生产者的支配，不得不使用生产者恩赐给他的东西。而这一切又都是追求“总产值”的结果。
有一种想法很能说明我们许多经济工作者思维的特点，他们关心的不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是对某一制品多投入一些材料和劳动即劳动时间，把它卖得贵一些。结果，“总产值”是有了，商品却不足。我们在单位产品上消耗了，而且眼下还在继续消耗比其他发达国家多得多的原料、能源以及其他资源。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丰富，这反而宠坏了我们，说得不客气，是腐蚀了我们。我国经济所以有可能在几十年中按粗放经营的路子发展，这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在生产数量增长第一这种思想熏陶下，我们试图阻止速度下降，但主要是用不断增加消耗的方法，于是就扩充各燃料能源部门，加紧开发自然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采自然资源越来越困难，费用越来越高。以粗放形式扩大生产基金人为地导致劳动资源出现缺口。在这种缺口的压力下，为了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就开始发给大量毫无道理的、事实上不应得的奖金，实行了各种各样无功受奖的办法，后来由此产生了为了多拿钱而谎报情况的做法。依赖心理滋长蔓延；诚实的高质量的劳动反而不大吃香了；“平均主义”思想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关系遭到破坏，这成了阻塞机制几乎是关键性的一环，因而不仅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使社会公正原则遭到歪曲。
这样，粗放型增长的惯性力把我们拉进经济的死胡同，导致发展的停滞。在国民经济中，财政紧张状况越来越严重。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石油等燃料能源商品和原料商品也无济于事，不过是在尽量把病症压回去。出售这些商品所赚的外汇基本上用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用于经济现代化，克服经济在技术上的落后状态。
经济上的阻塞和停滞现象不可能不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消极过程严重影响到社会领域。在拨给社会文化领域发展资金方面，形成了所谓“给零头原则”，也就是说，纯生产事业用剩多少就拨给多少。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对各种社会问题“充耳不闻”的现象。社会领域无论就其技术设备或干部业务素质来说，而主要是就其工作质量来说，开始落在后面。
这方面也有一些怪事。我国社会成功地解决了居民就业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却没有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来满足如下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改善居住条件；保证食品的质量乃至数量；把交通、医疗和教育工作提到应有的水平；解决随着社会发展自然产生的其他问题。
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局面。苏联的钢、原料以及燃料能源生产规模之大，早已是举世无双了，而同时却由于利用上的浪费和不讲效益，这些东西出现短缺，不敷需要。粮食谷物产量居于世界前列，而每年却不得不购买数以百万吨计的饲料粮。按每千人口平均计算的医生和医院床位的数量最多，但还是显得严重不足，医疗质量趋于下降。我们的火箭惊人准确地找到了哈雷彗星，而且正在飞向金星，去同维纳斯[1]①会面。在科学工程思想取得这一胜利的同时，在应用科学成就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方面却明显落后，我们的许多家用器具都落后于现代的水准。
但可惜的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思想和道德的价值好象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开始受到损害。增长連度急剧下降，整套质量指标降低，对科技新事物接受能力差，生活水平的提高放慢，食品、住房、日用品和生活服务发生困难，这一切大家都有目共睹。然而，作用增大了的阻塞机制同样也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了后果：对业已成熟的问题做建设性分析的尝试以及新的思想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占上风的是一味宣传成就，不管成就是真是假，对普通劳动者和舆论界正当要求和意见习以为常地采取轻视态度。在社会科学中经院式的空头理论盛行。创造性的思想被逐出社会科学门外，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论断成了真理，对之只能解释，不容争辩。思想的发展、创造性的生活离不开科学、理论等问题的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却徒有其名。消极倾向没有放过文化、艺术、政论，甚至也没有放过教育学和医学。在这些方面也暴露出平庸习气、形式主义、无用的空话。
把现实描绘成“毫无问题”的做法也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言行不一，因而产生社会的消极情绪以及对宣布的口号的不信任。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不大相信向他们号召的、讲台上说的、报纸和教科书上印的东西。社会道德水平开始下降，在革命、头几个五年计划、卫国战争、战后复兴的英雄时代所培育的那种人们和衷共济的伟大感情渐渐淡薄了，酗酒、吸毒和犯罪行为开始滋长，同我们格格不入的那些老一套的“大众文化”日益严重地渗透到苏联社会中来，向人们灌输庸俗格调、低级趣味和无精神价值的东西。
党的领导削弱了，在某些重要的社会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首创精神。人人都已看到，领导处于停滞状态，领导交替这一自然过程遭到破坏。这种情况有一个阶段削弱了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能力，甚至也削弱了苏共整个中央委员会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能力。
对人、对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对社会自我感觉的真正关心，往往被偷换成政治上的讨好，滥嘉奖、滥授称号、滥发奖金。逐渐形成了宽纵一切的局面；要求、纪律性和责任心下降了。对这一切又试图加以掩饰，办法是采取一些装点门面的措施，搞一些装点门面的运动，在中央和地方到处举行数不胜数的庆典。日常现实的世界和粉饰太平的世界相距越来越远了。
地方上的许多党组织没有能坚持原则立场，同各种消极现象以及姑息纵容、相互包庇、纪律松弛等表现做坚决的斗争。违反党员平等原则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这就导致工作失败和严重的违法乱纪。
在某些领导环节出现了轻视法律的态度，对大量存在的瞒上欺下、贪污受贿、阿谀奉迎、肉麻吹捧等事实安之若素。一些干部的行为引起了劳动者的义愤，他们受到信任，被授予权力，却滥用职权，压制批评，为自己聚敛钱财。有些人竟成了罪恶活动的同谋，甚至成了主谋。
为了公道起见，应当说，就是在这些年里还是有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第一，这仅仅是早该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第二，即使是通过了的决定在实际上并没有贯彻执行，或者只执行了一部分。而最主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不是综合治理性质的，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业已形成的阻塞机制仍然原封未动。
党组织当然起过作用，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真诚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应尽的责任。但还是应当承认，那些年没有能有效地约束住那些不正派的、善于钻营和爱谋私利的人。
总的说来，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活动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生活本身的要求。问题的积累比解决快。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了。我们不过是自以为在驾驭，实际上却形成了一种列宁早就提醒过的局面：汽车并没有驶向驾驶人想去的地方。
当然，我决不是要给这个时期也抹上单一的黑颜色。当时，绝大多数苏联人都在诚实地劳动。科学、经济、文化在继续前进。正因为如此，消极现象和消极过程就更不能容忍，更显得是一种病态。
我想，上面说的足以表明，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状况在当时是多么严重，深刻的变革是多么必要。党从自身找到了力量和勇气，敢于冷静地分析形势，承认必须进行根本的改变和改造。
不抱成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我们得出了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国家已经处在濒临危机的状态。1985年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次会议标志着向新的战略方针、向改革的转折，提出了改革这一构想的基本内容。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这种分析是在四月全会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所以全会的结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不是即兴之作，而是经过周密考虑，仔细权衡的看法。如果以为1985年3月的中央全会以后刚过一个月突然出现了一批人，他们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认识到了，把什么问题都完全弄清楚了，这样看就错了。这样的奇迹是没有的。
变革的潜在要求不仅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在社会意识方面也日益迫切了。
有实际经验、有正义感、有布尔什维克原则性的人们，批评了那些积习已深的办事方式，心情不安地指出了道德水平下降、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被侵蚀的种种征兆。
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中间，在党的机关，在中央和地方，人们逐渐开始认真思考国内发生的情况，越来越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人们对十月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所创造的伟大精神财富遭到践踏越来越感到不解和气愤。所有正直的人们看到对社会的事情关心少了、不讲精神价值、怀疑一切，在青年中尤为突出，看到不大尊重劳动、不择手段地一心捞钱，无不感到沉痛伤心。我们的人民对言行不一十分敏锐，我们的民间创作充满对做表面文章和装点门面的做法的嘲讽，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国精神生活中早就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对不公正和滥用职权的种种表现毫不留情。作家、电影家和戏剧家在他们的优秀作品中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信念，希望社会在精神上复兴，不顾官僚主义者的呵斥乃至迫害，好象是逐步地在教育人们作好改革的精神准备。
我说这些是想让读者了解，在我国人民中，在党内早已积聚了革命变革的能量。我们得出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考虑的影响，而且是听从了不平静的良心的呼唤，依靠了革命传下来的不可摧毁的思想性，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坚定了我们采取行动的志向。
向列宁请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
我国伟大革命催人奋进的力量十分强大，所以党和人民不可能容忍那些使革命成果有丧失危险的现象。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性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洞察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列宁的形象本身就是崇高的道德力量、无所不包的精神文化以及对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永放光芒的典范。列宁继续活在亿万人的头脑和心中。对列宁遗产的兴趣，想从原著更充分、更仔细、更认真地了解这份遗产的渴望，冲破了经院派和做官样文章的学究所设置的障碍，随着社会上消极现象的增多而日益强烈。
向列宁请教，在党内和社会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人们去寻求对已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释和答案。列宁晚年的著作尤其引人注意。我用切身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983年4月22日纪念列宁诞生113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我引用的正是列宁关于必须考虑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关于计划工作和经济核算、要善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善于利用物质和精神的刺激等论点。听众对提到列宁的这些思想热烈拥护。我又一次感受到，我的想法同党内同志们以及许多人的心情是一致的。他们心中也牢记着我们吃到的苦头，真诚地要求改变局面。是的，党内的许多同志强烈地感觉到了，必须革新社会，变革已刻不容缓。尽管我还不得不指出，我在那次讲话之后还有另一种感觉，那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我的报告，因为那个报告不象当时所要求的那样乐观。
今天，我们更深地理解到列宁最后几篇著作的含义，以及实质上构成列宁政治遗嘱的这几篇著作的产生原因。他在重病中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满怀忧虑。他看到潜伏的危险在等待着新制度。所以我们应当理解这种忧虑。他看到社会主义遇到了大量的问题，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因此，要利用那些似乎是社会主义本身“非固有的”、至少是同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观念有某些出入的形式。
是的，列宁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它给人以教益，因为它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要求根据对实际历史环境的分析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四月全会以前很久就认识到，应当根据经济、文化、民主、对外政策等各个生活领域的情况，对一切重新深入思考。而主要的是把思考的心得变为现实生活的实践。
不是动听的宣言，而是精心制定的纲领
改革这一构想所包括的问题的范围也是逐渐清楚的。早在四月全会之前就有一批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对经济状况做了综合分析。这一分析后来就成了关于改革的那些文件的基础。我们利用了专家学者的建议、现有的可供利用的力量，以及社会思想的一切优秀成果，拟订出基本的主张，研究了如何转到后来开始实行的政策。
这样，建设性思想的思想库越来越充实。因此，在四月全会上能够提出考虑比较成熟和比较系统的纲领，制定出国家今后发展的战略和行动策略。毫无疑问，进行一番粉刷装修是不解决问题的，必须认真重建。再不能等待了，丧失的时间已经很多了。
摆在首位的是争取经济形势好转的问题，即如何制止和扭转这一领域的不利趋势。
我们自然注意到立即可以发挥的潜力，那就是整顿好起码的经济秩序，加强纪律，提高组织性和责任心，促使落后的环节赶上来。这方面进行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大量的和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已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增长的速度停止下降，甚至还有些上升。
我们当然也清楚，只靠这些手段不可能赋予经济以活力。大家知道，主要的深层的潜力不在这里，而在于对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改建经济的物质基础，采用新工艺，改变投资政策，使管理体制达到高水平。而这一切归结到主要一点，就是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
苏联新领导在四月全会之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在1985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的大型工作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次讨论根本不同于过去多年来所习惯的那种讨论。会上听到许多辛辣而又热情的批评。而主要是讨论转到集约经济、转到新质经济增长的具体和有效的途径及方法。
在当年极短的时间内就拟出了一些确定科技进步主要方向的宏伟的综合计划。其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之前实现重大的突破并赶上世界水平。
实际上，新的投资政策和结构政策已经制定。重点从兴建新企业转到更新企业的技术装备，节约资源，大大提高产品质量。我们将一如既往十分重视发展采掘部门，但是在保证经济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和能源方面，重点放在采用能节省资源的工艺上，放在合理利用资源上。
另有一项计划，其目标是实现已被耽误的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这项计划就是要完全更新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在90年代初就达到世界水平。这项计划当然也包括对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造。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没有经济机制的根本改造，无论是技术进步或是提高经济效益，都不可能出现大转折。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在本书其他许多地方还要不止一次地谈到。
经济当然始终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领域。但是，同时我们已经着手改变社会的道德心理环境。早在70年代，许多人就认识到，无论什么地方，无论是党、是国家机关，还是各领导层，在思维和心理上，在组织以及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非要来一个大转变不可。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党中央和政府都是如此。各级干部需要重新做一定的调整。一批近年来对形势深有感触、对今后该干什么、怎么干颇有见地的新人，开始走上领导岗位。
同违反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行为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而不管违反这一原则的是谁。宣布了公开性的方针。主张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社会团体活动公开的人可以大有作为了。没有根据的限制和禁令被取消了。
我们得出结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
我很早以前就被列宁如下的精辟论断所吸引：社会主义是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社会主义不是先验的理论公式，根据这种公式社会分成做指示的和执行指示的这两种人。我厌恶这种对社会主义简单化的机械的理解。
只有人民，有多种多样创造力的人才是历史的主角。因此，改革开头的任务、改革必要的条件和成功的保证，就是唤起人们，使他们真正积极起来，关心改革，要使人人都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的企业或机关的、自己的研究所的主人。这是主要之点。
把人吸收到我们生活的所有过程中来，这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社会而首先是人本身将在改革的“熔炉”中重新受到锻炼。这将是经过革新的社会。我们已着手进行的正是这种极其严肃的事业。
这个事业是很艰巨的。但是，为了这个目标，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力量是值得的。对什么事情总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评价。有一个古老的寓意深刻的故事说，一个过路人走近正在建造一座建筑物的人群，问那些干活的人：你们在干什么？有一个人气冲冲地回答道：瞧，这不是从早到晚都搬这些该死的石头……另一个跪着的人站起来，挺起身子，骄傲地说：看，我们正在盖神庙！
只要看到这个崇高的目标——在绿色的山丘上建起金碧辉煌的神庙，那么再沉的石头也会觉得很轻；最繁重的劳动也会成为乐趣。
为了把某件事办得更好，应该在工作中多出一分力。我很欣赏多出一分力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条座右铭，而且是日常所见的状况，也是一种处世态度。干什么事情，都应该用自己的心灵和智慧去理解它、感受它，这样才会多出一分力。
精神消沉的人不会多出一分力。相反，这种人会在困难面前低头，被困难压倒。而如果一个人有坚强的信念和扎实的知识、精神抖擞，那就折服不了他，不管刮什么风，他都能顶住。从我们的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一点。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尊重人的内心世界，增强人的道德观念，从而振奋人的精神。我们力求把社会的全部精神潜力、文化的全部潜力都用来造就有社会积极性、精神充实、公正诚实的人。一个人应该知道和感觉到，他说的话是有用的，他的人格没有受到侮辱，他受到信任和尊敬。当一个人看到这一切时，他就能干成很多事情。
当然，改革正在某种程度上触动每一个人，打破许多人所习惯的那种平平静静、满足于现有生活方式的状态。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也许是适当的。我指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所得到的高度的社会保障。从一方面说，这无疑是件好事，是我们极伟大的成果。但是，有些人的头脑中却因此产生了依赖心理。
确实，这里没有失业。安排就业由国家管起来了。甚至因偷懒或违反生产纪律被解雇的人也一定能得到另一种工作。此外，平均主义深入日常生活，而且相当牢固：一个人即使工作不好，也照样能得到足以过上温饱生活的收入。如果有一个人是十足的二流子，那谁也不会让他的孩子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们向人们提供物质救济的社会基金汇集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还用于补贴幼儿园、保育院、少年之家以及其他与儿童的创作和体育有关的设施。保健是免费的，教育也是免费的。人受到保护，能抵御生活中的不测，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也看到，不老实的人在设法利用社会主义的这些优越性，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愿承认自己的义务；他们不好好工作，溜溜逛逛，贪杯酗酒。还有一种人利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为自己谋私利。他们给予社会的甚少，却费尽心机从社会得到一切，而不管这是应得的还是不应得的，他们靠非劳动收入生活。
改革政策正在分清这一切的界限。我们在充分恢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力求做到：人人得到社会公正，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人人必须遵守同一法律，人人必须遵守同一纪律，每个人都必须承担崇高义务。改革提高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要求的标杆。有的人不愿变革，在他看来，他所需要的已经有了，他为什么要改革呢？如果一个人有良心，没有忘掉自己的人民的利益，那他就不会也不应该这样看问题。此外，公开性之光照出了有的人享受非法特权的原形。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停滞的局面了。
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工人和厂长、机务人员和俱乐部主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总之是所有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做某种改变，都应该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评价自己的立场。我们尖锐地提出了克服惰性、克服保守思想的任务，这样就会触动每个人的自尊心。这确实击中了一些人的要害，这样的人占多数，尽管有人感到痛苦，特別是那些知道自己有守旧心理的人。我们还应当看一看自己是否问心无愧地生活和行动。也许，在某个方面沾染了同我们格格不入的陋习，例如，染上了小市民的消费心理。我们一定能学会更好地工作、更诚实地生活，养成更正派的作风，也就是说，一定能创造出真正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重要的是向前看。我们应当有足够的政治经验，理论视野和公民勇气去争取胜利，使改革符合社会主义崇高的道德范畴。
我们需要各社会团体、各生产集体和创作协会发挥名副其实、丰富多彩的职能，需要公民活动的新形式和恢复那些被遗忘的形式。简言之，需要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这就是业已开始的过程不可逆转的主要保证。
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民主过程在我们这里发展正常，有很多困难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深刻领会了而且要永远记取我们历史的这一教训，我们将坚持如下观点：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既然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加强人的因素来发现和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那么就只能走民主化这条道路，经济机制和经济管理的改革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劳动集体的作用。
正因为我们注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十分重视精神领域、社会意识、积极的社会政策。我们想通过这一途径活跃人的因素。
西方往往把列宁说成是专横的管理方法的拥护者。这是完全不了解列宁、有时甚至蓄意歪曲列宁的明证。实际上，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的。劳动者是通过争得民主自由而掌握政权的。他们也只有在发扬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巩固和实际行使这种权力。列宁还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思想：工作规模越大，改造越深刻，就越需要使人们更加关心这种改造，使越来越多的、数以千万计的人确信改造的必要性。由此得出结论：既然我们进行的是彻底的、全面的改革，我们就应该也把民主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必须善于根据群众对政策的理解来校正政策，保证反馈顺畅，从来自人民的主张、意见和建议中吸取养料。劳动者往往提出许多有益的、很有意思的建议，而“在上面”却不是任何时候都看得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对人民说的话绝对不能采取轻视态度。归根到底，改革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人民对改革的态度。
可见，不仅是理论，还有现实中发生的过程都推动我们制定了社会生活全面民主化的纲领。我们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全面阐述了这一纲领。
这次全会促进了如下各方面形式多样的广泛活动：加深苏联社会的民主基础；发展自治；扩大公开性，使我们整个体系的工作更加公开。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这一强大的脉冲如何带动了全社会。民主过程已经在各劳动集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中，在党内广泛展开。
民主过程促进了整个改革，提高了改革的目标，使社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它使我们能着眼更大的范围来处理经济问题，提出彻底的经济改革的纲领。经济机制现在合乎逻辑地纳入以更新了的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管理体制。
大家知道，我们在1987年的六月中央全会上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次会议批准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这大概是继1921年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改造经济体制的最宏伟、最彻底的纲领。新的经济改革规定：改变各级领导的方法，从主要是行政的方法转变为主要是经济的方法；实行管理的广泛民主化；大力活跃人的因素。
改革的基础是大大扩大公司和企业的自主权范围，使它们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赋予劳动集体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权利。它们从现在起将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及其最终结果负完全责任。现已规定，劳动集体的收入水平同它的工作效益直接挂钩。
与此有关，为了企业的利益还规定要根本改革对经济的集中管理。在摆脱管理企业的业务职能之后，将集中管理那些决定经济增长战略的主要过程。为了使这一切变为现实，我们已开始对计划工作、价格形成、财政信贷机制、生产的物资技术供应体制、科学技术发展的管理、劳动管理以及社会问题的管理，进行认真的彻底改革。这个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近两三年内从指挥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过渡到民主的管理体制，而这种管理体制是建立在集中制和自治的民主结合这一原则之上的。
根本改造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被通过，这是改革纲领的一个重大的、有原则意义的进步。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实际上都包括在改革注意的范围之内了。改革的总构想、总设想我们都清楚了，不仅知道了它的实质，而且知道了它的各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和打破阻塞机制，建立加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使这种发展具有更大的活力。
改革就是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这就是全面发扬民主、社会主义自治，鼓励首创精神和主动性，加强纪律和秩序，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是高度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改革就是实行苏联经济的全面集约化，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普遍采用经济的管理方法，放弃发号施令和行政手段，大力鼓励创新精神和社会主义的进取心。
改革就是坚决面向科学，善于把任何创举都置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这就是把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改革就是优先发展社会领域，以便日益充分地满足苏联人对劳动、生活、休息、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良好条件的需要。这就是始终关心每个人和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即文化。
改革就是大力使社会摆脱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种种歪曲，彻底实现社会公正的原则。这就是言行一致、权利和义务一致。这就是提高诚实的和高质量的劳动的地位，克服在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克服挥霍无度的作风。
我们今天对改革的设想就是如此，我们对自己的任务、对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意义和内容的看法就是如此。这段时期会有多长，这很难说。这当然不会是两三年，而要长得多。我们准备做认真的、紧张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以便在20世纪末之前使我们的祖国达到新的境界。
我时常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通过改革究竟想取得哪些成果，达到什么目的？对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做详细的、书呆子气的答复。凭空预言或试图预先确定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将要建造的社会大厦的建筑艺术因素，这都不是我们的传统。
但是，在原则上我可以说，改革的最终目标我们是清楚的。那就是深刻地革新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我们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
我还要再次强调，改革不是什么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的结果，而是对产生于我国社会深厚根基的革新和加速这种客观必要性的认识。改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它的深刻性、它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和无所不包的性质，正是由此而来的。
为了这样的目的，花力气值得。我们相信，这将是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应有的贡献。
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
现在，特别是在国外，对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这一方面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谈改革要是不涉及这个方面，那就谈得不充分，没有把问题完全说清楚。
有些人暗暗抱着希望，有些人忧心忡忡，他们都提出一个问题：改革是不是意味着偏离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原则？
西方有些人想要我们接受下面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正把社会引进死胡同。他们正是这样来解释我们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内形势所做的有批判的分析的。他们说，出路只有一条：搬用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和社会组织形式，偏移到资本主义方面去。
有人对我们说，在现行制度的框框内改革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建议改变现行制度，向别的社会政治制度寻求武器和经验。他们还补充说，要是苏联走这条路，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抉择，那就会为同西方建立紧密关系打开道口栏木。他们甚至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就是一个错误，它使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几乎完全断绝了同社会进步主干道的联系。
为了排除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曲解和推测（我们从西方听到不少），我想再一次强调：我们进行的一切改造都是符合社会主义抉择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去寻找对生活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我们用社会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一切成绩和错误。谁希望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就会大失所望。我们改革的整个纲领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完全以“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这个原则为依据的。
更多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有更多的活力和创造性、组织性、法制和秩序，在经营上有更多的科学性和首创精神，管理效率更高，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有保障。
更多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有更多的民主、公开性、社会生活中的集体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上更讲文明和人道，更多的个人尊严和自尊。
更多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更多的爱国主义，对崇高理想更执著的追求，作为公民更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及其对国际事务的良好影响。
换句话说，就是有更多的体现社会主义本性、体现社会主义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前提的东西。
我们将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离开它。我说的是实话，并不是向我国人民和国外玩弄花招。指望我们会着手建立另一种社会，非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到另一个阵营，那是要落空的、不现实的。失望正等待着西方那些希望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人。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而主要的是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来处理同苏联的实际关系。
我这样说是想让人们正确地理解我：我们苏联人拥护社会主义（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但是，我们并不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让每个人自己作出抉择，而历史将对一切作出结论。正是由于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我们改变我们的结构政策要比在私人经营的条件下容易得多，尽管我们有自己的麻烦。这一点我们现在感受尤其深刻，我在同一批美国社会活动家（赛·万斯、亨·基辛格等人）谈话时曾经谈到过这一点。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希望有更多的民主。
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认为70—80年代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恰恰相反，这多半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社会主义原则，由于一成不变地沿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上所采用的社会管理方式方法所造成的结果。
相反，社会主义作为年轻的社会制度、作为生活行动方式，具有巨大的、还远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它有能力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有能力解决社会在当代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精神进步方面所遇到的根本问题，发展人的个性。1917年10月以来我国走过的历史道路难道没有说明这一点吗？在这条历史道路上有过数不清的困难，充满矛盾冲突、紧张劳动，但是同时又充满伟大的胜利和成就。
历史的教训
在十月革命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有过一些困难的阶段，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不能说是最次要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过错误，有过政策上的失误。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在前进，建立了一个人们可以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提心吊胆过日子的社会。只要坚持真理，那么每一个客观的观察者都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历史整个来说是一部无可争辩的进步的历史，尽管有过损失，有过退却，有过失败。我们在没有道路（就其本义和转义来说）的情况下行进，有时迷过路，犯过错误，流的血和汗是够多的。但是，我们在前进，从来没有想退却，没有想要交出已经取得的成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社会主义抉择。
想必大家会同意，很难设想在奔向难以逆料的未来，在短时间内完成宏大的任务时会没有挫折，一切会象涅瓦大街的人行道那样平坦。拿工业化来说吧。工业化是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的呢？国内战争和14国的武装干涉使我国经济彻底崩溃。我们受到经济封锁，在我国周围设置了“防疫线”。没有一点儿积累，没有一块殖民地，相反却必须拿出资金来振兴受沙皇政府压迫的民族边疆地区。要拯救革命的成果，当时必须依靠国内财源来建设——而且是迅速地建设——国家的工业基础，办法是抑止消费，把消费压到最低限度。新建设的物质重担落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肩上。
我们当时实质上是需要重新建立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动力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我们勇敢地这样做了。党提出的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计划，以及蕴藏着我国革命的思想能量的口号和构想，都是有生命力的，这体现在千百万苏联人投身祖国工业建设时所迸发出的震惊世界的热情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往往远离故土，通常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在正所谓的一片空地上，从零开始，靠了难以果腹的口粮，人们创造出了奇迹。他们参加了伟大的历史性事业，这给他们以鼓舞。他们那时的文化并不高，但是他们懂得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何等宏伟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参加者。这是真正的群众为了祖国的未来而建立的功勋，是全体人民忠于1917年作出的自由抉择的有力表示。
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克服了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在决定我国社会今后命运的时期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20—30年代的工业化是真正极其艰苦的考验。现在，让我们试试从今天的角度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是否需要工业化？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要是工业不发达，难道能够在20世纪生存吗？就是根据另外的理由，人们也很快明白了，当时不加紧工业化是不行的。从1933年起法西斯的威胁就在迅速增大。要是苏联不挺身而出，挡住希特勒军事机器的去路，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呢？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实力粉碎了法西斯。要是没有工业化，我们面对法西斯就会手无寸铁。
但是，我们没有被德国坦克的履带压倒。整个欧洲制止不了希特勒，我们却把他打败了。我们消灭法西斯靠的不光是士兵们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而且靠优质的钢铁、性能精良的坦克和飞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们苏维埃时代创造出来的。
再拿集体化来说。我知道，光是这个用语就引起多少主观臆测、说三道四和对我们的恶意批评，更不用说集体化过程本身了。但是，连那些试图客观分析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好象也不能真正理解我国集体化的意义、必要性和必然性。
要是真正坚持真理、坚持科学，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以及我国苏维埃社会发展的特点，要是对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不是视而不见（如果农业仍然是分散的小农业，那就改变不了这种落后面貌），最后，要是正确地评价集体化的实际结果，那么就只能得出一个毫不含糊的结论。集体化是极其伟大的历史性的业绩，是继1917年之后最巨大的社会变革。是的，集体化的过程是痛苦的，在方法和速度上有过严重的过火行为和错误。但是没有集体化，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继续前进。集体化为经济中的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采用文明经营方法才有了可能。集体化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归根结底保证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是我们的农村仍然保持原来的、实际上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面貌，那我们就达不到这样的生产规模。此外，集体化腾出了为发展我国社会其他部门首先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相当一部分资金和劳动力。集体化为建立可靠的国家粮食储备提供了可能。
集体化改变了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尽管这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使他们能够成为现代的文明的社会阶级。要是没有集体化，我们现在休想使谷物生产达到2亿吨的水平，更不用说达到我们近期计划规定的2.5亿吨了。而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共同市场”所有国家的谷物生产总量，尽管我们的人口要比他们少。
我们某些食品确实还不足，首先是畜产类食品不足，要提高食品的质量还有待做许多工作。但是，由于有了集体化，我们现在生产的粮食，按人口平均，基本上可以满足必要的需求。尤其重要的是，我国消除了而且永远消除了挨饿、营养不足的可能性。而几百年来，这一直是俄国的大患。苏联按饮食的总热量计算稳居发达国家之列。而最主要的是，由于实现了集体化而且现在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我们现在有潜力，可以在改革过程中大幅度提高整个农业部门，使之达到质的新水平。
确实，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必要的。否则我国就振兴不了。但是，进行这些改造的方式方法并不是始终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的。这首先是受外部条件影响所致——我国一直遭受军事进攻的威胁。但是，也有我们自己的过火行为，行政强迫的办法盛行，人们吃了苦头。这是实际情况。这就是人民充满各种矛盾的遭遇：既有伟大的成就，又有可悲的错误，悲剧性的篇章。
在战争胜利以后，我们生活得也不容易，有时甚至十分艰难。还记得在40年代末，我从南俄乘火车到莫斯科学习时旅途所见的情景。我亲眼看到遭到彻底摧毁的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哈尔科夫，奥廖尔、库尔斯克、沃罗涅什。这样遭到摧毁的城市当时有多少啊？！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诺夫哥罗德……一切都被破坏了：千百个城市和乡村，大大小小的工厂。绘画陈列馆和宫殿、图书馆和大教堂——一切极其珍贵的文物都被洗劫一空，破坏殆尽。
当时西方有人说，再过100年苏联也恢复不了，苏联从现在起将长期退出国际政治，因为医治创伤，哪怕是好歹医治一下，也会占去它的全部精力。可是，今天有些人兴高采烈，有些人怀着不加掩饰的敌意，却都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使我们的国家得到恢复和振兴。
其次，还有一个方面不能不谈一下，而西方往往不予重视或者绝口不提。不看到这个方面，就无法理解我们苏联人：当时不但取得了生产成就和社会成就，人们还过上了新的生活，新世界建设者们满腔热情，不同寻常的新事物鼓舞人心，人们有强烈的自豪感，因为我们不靠外来的帮助，单凭自己的双手多少次振兴了我们的国家。人们如饥似渴地掌握知识和文化。人们为生活而欢欣鼓舞，尽情欢乐，抚育子女，料理日常事务。而这一切说的都是我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同革命前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氛围中，发生在朴实、平等、劳动者前程无量的氛围中。我们明白社会主义给了我们什么。一句话，在我国的和平建设的各个阶段，人们生活着、创造着。我经常收到我的同胞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自豪地说：尽管我们的生活比别人穷一些，但是我们生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
目前生活在苏联的人口中，十五分之十四是革命后出生的。可是，有人还在号召我们放弃社会主义。试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和成长的苏联人，为什么要突然放弃自己的制度呢？我们将全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我想，新制度的潜力现在还只发挥出极少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有些人甚至是真心诚意地）建议我们改变社会制度、另找别的社会制度所特有的方式方法时，我们感到奇怪。这些人没有料到，即使有人想把苏联拉向资本主义，这也是完全办不到的。请你们只要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同意说1917年错了，说我们生活、劳动和战斗的整整70年也全都错了，说我们走的方向“不对”？！不，根据对历史事实的严格和客观的评价，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正是社会主义抉择使过去落后的俄国走“对”了，走到了目前苏联在人类进步事业中所占据的地位。
谈起十月革命、谈起社会主义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好意思，不敢大声说话。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无可争辩的。但是，我们对过去要看得全面，看到它的复杂性。我们最巨大的成就掩盖不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掩盖不了错误和疏忽。而且，我们的思想体系就其本质来讲是批判的，革命的。
我们在寻找产生今天的困难和问题的根源，这样做是为了了解产生这些困难和问题的由来，从远在30年代发生的事件中吸取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
过去的历史中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认识来掌握对改革的前提的理解。我们的历史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过一些附加因素的强烈影响。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历史。其中包含了改革的渊源。
导致必须改革的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发生的呢？为什么改革开始得这么晚呢？为什么一些过时的工作方法保持了这么久呢？为什么社会意识和理论教条化了呢？
这一切都要求给以解释。我们在分析和解释这一切时，得到大量的证据，证明无论在党内或社会上人们看到了消极过程日益增多。不仅如此，还不止一次地强烈感到必须进行变革。但是，在主要成分和本质属性未变的旧时遗产的压力下，变革往往虎头蛇尾，不能进行到底。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这次大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会上和会后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拨正国家前进的方向盘，推动清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因素。
在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影响下，采取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方面的重大措施。但是，本来可以发挥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的主观主义工作方法造成的过失。管理经济随心所欲。当时领导的唯意志论的思想和行动使党和社会害了冷热病。自吹自擂、没有根据的许诺和预言，再次造成了言行脱节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以1964年中央十月全会为标志的下一个阶段就不得不首先克服这些走极端的错误，同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进行斗争。当时的方针是力求稳定。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支持，收到了一定的积极的效果。拟订决策和作出决策考虑比较周到，比较有根据。1965年经济改革的开始，同年讨论农业问题的中央三月全会，这都是为了对经济进行有积极意义的改造而采取的极为重要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些主动行动在取得了重大的却是短暂的效果之后中止了。
由于盲目乐观，由于破坏领导交替的自然过程，国内出现了我在上面说到的停滞和停顿现象。而形势却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我们在完善经济管理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方面作出重要的决定。
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证明了它在解决社会进步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方面有巨大的潜力。我们深信社会主义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有更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能力，有解决目前21世纪前夕出现的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的能力。
同时我们懂得，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自发过程，要完善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予巨大的关注，正确地、不抱偏见地分析问题，坚决抛弃一切过时的东西。我们相信，这方面不能局限于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应该在广阔的战线上采取行动，坚持不懈，满腔热情，敢于采取最大胆的措施。
还有一个结论，可以说是主要的结论。这就是要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依靠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积极参加实施既定的改造，也就是民主化，进一步民主化。
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的思想源泉
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凝固不变的社会，把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种用一成不变的思想、概念、公式去硬套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方法，这样看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随着对历史经验、客观情况的思考，在不断发展和丰富。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学习列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所持的创造性态度，用他的科学的方法论来武装我们自己，掌握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的艺术。
为了把改革推向前进，我们过去和现在不断向列宁的著作请教，我再说一遍，特别是向他的最后几篇著作请教。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留给我们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本质特征的判定。他们并没有陷入琐碎的描述，并没有想去描绘社会主义的细枝末节。他们谈的是理论上可以预见的阶段。而说明目前的阶段应该是怎样的阶段，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还要实际经历这个阶段，不回避各种复杂的问题。经典作家教给我们的不是具体方法，而是方法论。
我们在新阶段迫切需要依靠列宁的遗产，依靠他的方法论来研究积累起来的理论问题，研究已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这项任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列宁逝世之后的时期里并不是一切都按他的思想办的。那些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反映了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被奉为典范，被理想化了，被拔高了，成了一般的、不可更改的教条。因此，社会主义的面貌变得没有特色，公式化了，集中管理被强调得过了头，对人们兴趣的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估计不足，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明显地表现出平均主义倾向。
例如，拿经济管理机制来说吧。苏联发展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实质上是极其特殊的环境，这不能不给经济管理机制留下烙印。战争威胁和战争本身（在我们即使不发生战争也并不轻松的历史中，这是一些最严酷、破坏性最大的战争），在废墟上两次恢复国民经济，这一切自然导致管理的严格集中，从而限制了管理中的民主原则。
我们再来谈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着手建设新社会时，单独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必须迅速改变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在颇大程度上是重新建立现代工业。而这一切是在没有先例的短时间里完成的。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不得不大大增加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而这样筹集起来的资金又大部分用于发展重工业，其中包括国防工业。这样发展的“代价”问题当时根本没有提出过，或者把这个问题放到了次要地位。国家不惜花费任何代价，人们为了加速祖国的发展、增强祖国的国防能力、保卫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抉择而决心作出牺牲。
正是为了这些目的，才建立了以严格的集中制、过细的工作安排、指令性的专项任务和预算拨款为基础的管理体制。这样的体制起过它的作用。
当然，这样的管理性质并不是都可以用客观原因来解释的。采取过错误的方法，作出过主观主义的决定。在探讨当前的问题时，这些也应该看到和估计到。但是，不管怎么说，30—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逐渐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需要发生了矛盾。这个体制的优点越来越少，相反，它的阻碍作用则越来越大，以致形成后来起了如此消极的作用的阻塞机制。运用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工作方法，在已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条件下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增长。
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加剧了我国经济的消耗性，这种消耗性有极大的惯性力，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这就是我国经济不久前还在遵循的所谓“抓总产值”这个方针的根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成见，有时竟把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看作是同社会主义对立的异端邪说。这一切再加上不重视经济核算，导致价格形成中的随意性，对待货币流通的不关心。
在已经形成的管理体制中民主原则受到限制，这在新的条件下也开始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这种体制很少体现列宁关于劳动者自治的思想。公有财产好象是逐渐地同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劳动者脱离关系。公有财产往往因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而被分割，变成了似乎是“不属于谁的”、无偿的财产，失去了实际的主人。人同全民财产的异化，公共利益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脱节，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弊端，使过去形成的经营体制在新阶段不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而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因素。
如果要谈到阻塞机制的政治方面，那就不能不指出，已经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有学识、有才能、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无法充分利用社会主义蕴藏的潜力，无法充分行使自己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直有代表参加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但是吸收他们参加拟订决策和作出决策，远不是始终都达到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的程度。从群众的素质来说，他们可以从事更积极的政治创造活动，但是，他们却没有施展的天地，尽管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恰恰靠的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参加积极的政治活动。
经济中的阻塞机制及其带来的一切社会后果和思想后果，导致社会结构的官僚化，导致各级官僚层的“扩大再生产”，而这些人在整个国家的、行政领导的甚至社会的生活中具有无比影响。
不用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关于管理和自治、经济核算、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的丰富思想就得不到应有的运用和发展。这只是社会思想僵化、与实际的生活需要脱节的一个例子。
改革既向政治实践、也向我们的社会思想界提出了新任务。要克服社会科学的因循守旧，让社会科学充分自由发展，彻底消除个人迷信时期所特有的垄断理论的后果。在个人迷信时期，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由于斯大林的威望，变成了绝对物，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惟一可行的形式。
社会政治思想界要来一个急剧转变。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向列宁学习，他具有一种非凡的素质：进行深刻变革、重新评价思想财富、修改理论观点和政治口号的必要性一出现，他就能及时感觉到。
举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他在短时间内准确地估计了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俄国发展的趋向和可能性。他不仅准确无误地确定了党和苏维埃惟一可行的行动策略，而且提出了战略任务——使党和群众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否则，连推翻沙皇制度取得的成果也可能失去。当时甚至对许多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样的转折也是出乎意料的。我们在实施改革时正是要学习这样的政治思维辩证法。
当时党没有立刻领会新的思想，这种情况后来也不止一次出现过。有时很困难，连对革命事业最忠诚的人也不理解。但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善于做说服、解释工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谈同一个问题，激发人们的热情，争取动摇者和怀疑者。有时，列宁自己都感到很困难。有一次，他在信里苦恼地说：“您瞧，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
“这是从1893年开始的。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讲‘和平’。”[2]
我不止一次引用列宁的话说过，如果不弄清一般的问题就去解决个别的问题，就随时都会碰上这个一般的问题。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改革一开始，包括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就认为先弄清观念具有头等的意义。当然，我们还力求在方法上少出现些混乱。为了取得重大的成就，完全不必先把一切颠倒过来，然后再去纠正错误。
我们只能在没有“现成处方”的情况下去完成新任务。这样的处方今天也没有。社会学家们至今还没有提出完整的一套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在纠缠惯用的概念，同现实生活的辩证法不合拍。哲学和社会学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历史科学也要来一个根本的改革。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中央历次全会为创造性的思想开辟了广阔天地，大大推动了它的发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
改革就是革命
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要坚决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就必须在走向新质态的道路上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所以，这无疑是一项革命任务。
我想，我们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完全有理由声称，目前的方针，就其内在的实质、就布尔什维克的果敢精神，就人道主义的社会倾向来说，是列宁的党在1917年10月的日子里开始的伟大行动的直接继续。不光是继续，而且是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我们应该给我国革命的历史动力增添新的活力，把革命蕴育在社会中的一切推向前进。
当然，我们并没有把改革同十月革命等量齐观，十月革命是我们祖国上千年历史中的转折性事件，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之大是无与伦比的。
那么，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过了快70年的时候还要讲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于历史类比。列宁当年指出过，在法国这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里，经过1789—1794年的大革命之后，还需要经历三次革命（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革命），才能把革命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英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经过了1649年的克伦威尔革命，又发生了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来还必须进行1832年的改革，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这个新兴阶级的执政地位。在德国发生过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和1918年革命），而在这两次革命之间还有俾斯麦以“铁和血”推行的60年代的大改革。
列宁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安享清福。”[3]社会主义的使命是在社会中实现比资本主义更深刻的经济变革、社会政治变革和精神变革，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该经历几次革命转变，以便把自己的全部潜力发挥出来，使自己最终形成全新的形态呢？列宁不止一次重申过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将由许多次的尝试累积而成。每一次尝试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一个侧面，每一次尝试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对世界各国都适用。
历史经验表明，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保证停滞趋势不会出现、不会发展，甚至不能保证不会发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状态和濒临危机的状态，恰恰必须采取革命性质的措施。这方面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能够进行革命变革，因为社会主义就其本性来说是有活力的。
1985年春天，党把这样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新的问题堆积如山，日趋严重，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却十分迟缓，因此需要按革命的方式行动，宣布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改革是一个革命过程，因为这是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飞跃，是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现过程中的飞跃。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没有时间慢悠悠地走了。十分重要的是，不能“稳坐”在起跑线上，要改变落后状态，挣脱死气沉沉的保守主义，克服停滞的惯性。用渐进的办法，依靠小心翼翼的、爬行的改良是办不到这一点的。
我们一天也不能松劲，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相反，应该每天在工作中多出一分力，加快工作速度，加大工作强度。必须经得住这样紧张的工作，在改革初期经受住宇航员所说的巨大的超重负荷。
革命应该不断加以发展。不能原地踏步。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去告诉我们的。就是现在我们还感觉到延宕的后果。因此，现在需要加倍的勇气和胆量。我们没有权利又一次半途而废。因此只能前进！
当然，按革命方式行动并不是要鲁莽地往前冲。骑兵冲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合适的。政治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它的规律适用于革命。不能跳越阶段，不能冒进。现在重要的是要做好为达到质的新境界所必须的前期工作。否则就有可能干出所谓的蠢事，败坏伟大事业的名声。
我们理解的革命就是创造，当然也总有破坏。革命就是要破坏一切过时的、停滞的、阻碍迅速前进的事物。没有破坏就不能为新建设清理出场地。所以，改革就意味着坚决彻底地破坏阻塞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破坏经济管理中的过时的制度和思维中的教条主义老框框。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不用说，破坏免不了会有冲突，有时还免不了会有新与旧的激烈搏斗。当然，既没有炸弹爆炸，也没有枪弹横飞。但是，阻塞机制的具体体现者会进行反抗。而无所事事、无动于衷、懒懒散散、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这也都是一种反抗。
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形势确实在激化，因为改革正向社会的纵深发展。我们就听到过有人问，究竟需要不需要这样做。
把“革命”这个字眼用于改革，有些人接受不了。有些人连“改良”这个字眼都害怕。而列宁却不怕使用这个字眼，当在新的条件下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改良主义”的时候，他甚至教布尔什维克学习“改良主义”。我们今天为了实现革命的改造也需要进行彻底的改良。
革命时期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根本利益（社会的先进部分决心进行重大变革）和人们的眼前的日常的利益或多或少会有分歧。改革首先会打痛那些习惯于按老办法工作的人。我们没有政治反对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那些出于各种原因不接受改革的人没有斗争。所有的人在改革初期可能要作出一点牺牲。而那些不应享受的优待和非法取得的特权，那些为阻塞机制服务的权利则必须永远拋弃。
利益问题对党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过去历次急剧转变时期也一向如此。我们记得列宁是怎样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战斗的。令人担忧的1918年。国内战争。还有德国的极其严重的威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同德国签订和约。德国用最后通牒方式向我们提出的媾和条件，照列宁的说法，是“耻辱的、屈辱的”条件。这些条件规定他们要夺走有5600万人口的大片领土。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样的条件。可是，列宁仍然坚持必须签订和约。连中央委员会里也有人反对。他们推说工人们要求回击德国干涉者。而列宁却一次又一次地号召同意媾和。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从眼前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根本利益出发的。这是工人阶级整体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攸关的利益。为了捍卫这些利益，应该有一个喘息时机，然后再前进。但是，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得这样深刻。只有事后才很容易毫不含糊地断定：列宁是正确的。而列宁所以正确，是因为他从根本利益出发。他看得远，不把暂时的东西放在根本的东西之上。于是革命得救了。
改革也是如此。改革符合苏联人的根本利益。改革的使命是把社会提高到新境界，保证达到社会的新质。有些东西要放弃，有些东西要牺牲。这样做不简单。已经形成的习惯和观念眼看就要破灭。有些习惯了的东西要消失，于是就有人提出抗议。保守思想是不愿意让步的。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克服，为了社会和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也应该加以克服。
在实行国家验收时，我们就直接碰到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我们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才对生产的产品是否符合现行标准进行独立监督。起初，许多工人减少了收入。但是，社会需要提高质量，于是工人们对此理解了。他们没有提出抗议。相反，工人们说：“不是挣来的，拿了也有愧！”但是，工人们同时也要求经济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样国家验收就成了学习改革的好学校。国家验收暴露出许多情况：不同的人对待事业的态度如何，改革在人这方面的潜力又如何。国家验收象是一张石芯试纸，再一次证实苏联工人阶级总的来说是全心全意支持改革的，他们决心推动改革，切实发挥自己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导阶级的作用。
对待改革也和对待一切革命一样，决不能把它当儿戏。必须进行到底，必须真的每一天都取得成绩，使群众亲自感到改革的成果，让改革的飞轮加快转速，让运动速度，物质和精神方面提高的速度加快。
我们把我们实施的措施称做革命措施，是指这些措施具有深刻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性质，是指这些措施触及整个社会，从基础、从所有制关系到上层建筑，触及生活的一切领域，而且是综合地，从整体上触及这一切领域。这不是粉饰掩盖，也不是悄悄去除我们社会机体上的某些小毛病或小斑点，而是使社会机体彻底康复和革新。
大家知道，在革命过程中，政治无疑是第一位的。改革中也是如此。具有优先意义的，是政治性质的措施，是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实行广泛民主化的任务，是同官僚主义和违法行为做无情斗争，是积极吸引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这一切同任何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有直接关系。
当然，我们不打算改变苏维埃政权，不会背离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但是，必须做一些改变，而且是能够巩固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政治上更丰富、更有活力的改变。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理由从大的方面、在原则上把我们的苏联社会全面民主化的纲领看作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变革纲领。
因此，为了改革的成功，十分必要使我们的整个工作面向政治任务和政治领导方法。而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的活动中，最主要的是做人的政治工作，对劳动者进行政治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社会主义”首先是群众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这个概念的原先的意思现在重新变得十分现实。这是来自下层、来自人民中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力量首先在于人的觉悟和积极性。
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我们的日常活动也应该象革命中的活动那样，成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活动。在改革的条件下，真正的党的领导人应该怎么样，对这一点的看法同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理想特别相似。大小官僚、达官显贵和野心家的行为同这一形象是格格不入的。备受崇敬的是勇敢精神、首创精神、崇高理想、高尚品格、与人们沟通思想的经常需要、象战士一样捍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财富的本领。革命形势要求有满腔热情、献身精神、忘我精神，特别是要求领导者有这些品质。这方面我们差得还远。还有不少人处于“渐进状态”，说得干脆一点，就是还在观望。
是“来自上面的革命”吗？党和改革
历史科学中有，政治生活中也通用“来自上面的革命”这种说法。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有过不少。只是不应该把这些事件同国家政变、宫廷政变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深刻的、实质是革命的改造，这种改造尽管由于社会形势和人心的客观变化而势在必行，但它是由政权本身倡导实施的。
我们现在的改革似乎也可以叫做“来自上面的革命”。确实，改革是由共产党倡导开始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从自身找到勇气和力量来制定新的政策，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新过程。党从自身、从自我纯洁做起。关于这一点，我在1986年夏天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党员积极分子会见时曾经坦率地说过。应该从自身做起。无论在政治局，无论在地方，或在基层组织，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所有的人都要自己洗刷一番，谁洗不干净，就要帮助他。主要的是做一切事情都能问心无愧。要知道，我们在缺少公开性的时期对有些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既涉及普通人，也涉及公职人员。
这并不意味着要讨好人，象有些国家搞竞选时那样。我们的人民不喜欢这样做。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是，还有这样的人，其中包括领导人，他们要求大家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可是自己却另搞一套，就是干对他们个人合适的事。这样是不行的。
总的说来，改革已经从党、从党的领导开始了。我们好象是从金字塔顶端向底部走。但是“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个提法对于我们的改革毕竟不完全适用，至少要做一些重要的补充说明。是的，改革的倡导者是党的领导，改革的纲领是在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里拟订和通过的。确实，改革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受到指导的过程。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要是在改革中，上层的倡导和下面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没有结合，没有融为一体；要是改革没有体现全体劳动者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要是群众不认为改革是他们自己的纲领、是对他们自己所思考的问题的答案、是对他们自己迫切的要求和成熟的结论的肯定；要是人民不是这样热烈和真诚地支持改革——那么，改革就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不会具有现在的规模，不会有可靠的成功把握。
改革的性质本身就规定了改革应该在每一个工作地点、每一个劳动集体中，在整个管理体制中，在包括政治局和政府在内的党和国家的机关中进行。改革涉及所有的人，从普通的共产党员到中央书记，从工人到部长，从工程师到院士。改革只有成为全民的事业，才能进行到底。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干自己的事，奉献出全部的力量和知识。在这样的运动中，人民中将有越来越广大的阶层被逐渐卷进、投入这场改革。
当一项重要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法提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劳动者的理解和支持。最近几年，我们正是这样努力去做的。我们自己也许还没有彻底认识、彻底弄清楚，也没有让人民看清我们国家所处的十分复杂的形势，看清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主要的我们已经说了，并且得到了赞许和支持。
所有著名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之所以有种种弱点和不彻底性，正是因为缺乏来自下面的这种支持、缺少与群众协调一致的行动。既然缺了这些，那就意味着要或多或少从上面施加强制性的压力。结果，在改造过程中走了样，由此为改造付出了昂贵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方面的“代价”。
改革的特殊性和力量在于，改革既是“来自上面”又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就是改革成功、改革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我们将坚决争取使群众、“下层”得到他们的一切民主权利，并且学会很习惯，很自如、很负责地行使这些权利。生活鲜明地证实了，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在革命形势下，要是向人民说真话，人民就会展示出惊人的倾听、理解和响应的能力。就在十月革命后最困难的时刻和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正是这样做的，他到劳动者中间去，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话。因此，对于改革来说，保持群众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是十分重要的。
西方常常有人说，改革将遇到困难，因而将引起劳动者的不满。关于这一点应该说些什么呢？在如此宏伟的事业里，困难当然是会有的。如果我们听到的不满或者抗议是合理的，那么我们首先将认真地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当行政领导的大发雷霆，那是无济于事的。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和经济组织应该学会工作，不要为发生这类行动提供口实，及早地、及时地解决可能引起这类反应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某些恼人的问题，当局不去解决，人民就会自己起来解决。要是人们在会议上说了又说，投书报社，找到领导机关，但是这一切呼声都成了耳旁风，那么就会爆发对我们来说已不习惯的来自上面的行动。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到工作中的失误。
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凡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我们都要倾听，都要考虑。至于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倾向，我们就要同它做斗争，但是，我再说一遍，是在民主过程的范围內斗争。
不要玩弄革命性，不要忘乎所以，不要手忙脚乱，不要滥用行政手段——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革命性的原则之一。
有人问我们拐弯是否拐得太急了，我们回答说：不，拐得不急。除了进行革命的、有活力的改革，不存在什么更明智的抉择。不是改革就是保护停滞。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关系太重大了。时代要求我们作出革命的抉择，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决不从改革后退，并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1987年夏天，我会见詹·卡特时，他问我：“您是否相信您为苏联的经济政治改革所做的努力会取得成功？”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领域里已开始做一件巨大而困难的工作。改革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件事不容易。我们经历了改革的一定阶段，也许是最重要的初期阶段。我们提出了变革政策，并且看到这个政策得到社会的赞许。这个政策正在执行。当然，出现了许多问题。
“西方马上有人就谈起什么反对派。这是不严肃的。我们着手进行的是巨大的改革。我们在改变方法、思维、整个生活方式、许多老规矩，社会的空气也大变了。社会动了起来。我们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依靠这个支持，我们把事业推向前进。要是我们不相信这项政策的正确性，我和我的同志们就不会把它提出来了。
“现在，我们有了两年的经验，有了实际贯彻这项政策的经验。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正确性，我们的信心大大增强了。不管会有什么困难，这条路我们将继续走下去。当然，这条路会有许多阶段。有一些目标我们不久就会达到。另一些任务则要几年时间。另外，还有一些长远的目标。我们将继续前进。”
苏联人相信，由于实行改革，实行民主化，国家将更富强。生活将更美好。我再说一遍，在改革的道路上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困难，有时困难还不小，我们决不隐瞒这一点。但是，我们对付得了这些困难。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1]双关语，原文Венера是金星的名称，又是古罗马神话中爱神的名字。——译者
[2]《列宁全集》第1版第35卷第248页。——原注
[3]《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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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致读者
我写这本书是想直接向各国人民一一苏联、美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民说话。
我曾会见过许多国家的领袖和其他活动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社会各界人士。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不通过任何媒介直接向全世界的公民们谈谈我对那些同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有关的问题的想法。
我写这本书时对他们的明晓事理抱有信心。我相信，他们也和我、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在为我们这个星球的命运操心，而这是最主要之点。
我们应当沟通思想，我们应当本着合作而不是敌对的精神来解决各种问题。我非常清楚，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我的想法。说实在的，我也不会同意其他人就各种问题所讲的所有意见。因此就更应该进行对话。这本书也就是我为对话作出的奉献。
这本书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宣传性的政论，尽管读者从书中可以见到的评价、结论、分析问题的方法自然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和理论前提为依据的。不妨说，这是关于改革，关于我们面临的问题，关于变革的规模，关于当今时代的复杂性、责任和独特性的思索和考虑。我有意识地没有在书中罗列一大堆事实、数字和细节。这是一本谈我们的设想、谈我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些设想的书，同时又是，我再说一遍，为对话发出的邀请。本书的很大一部分阐述了新的政治思维，即对外政策哲学。如果这本书能促进国际的信任，那我会认为，它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改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需要改革，改革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改革摒弃的是什么，创造的又是什么？改革如何进行，它对苏联和国际社会可能发生的影响如何？
这些都是合乎情理的问题。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政治家和商人、学者和记者、教师和医生、神职人员、著作家和大学生、工人和农场主，都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许多人希望了解苏联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在西方的报纸和电视屏幕上对我国不怀善意的浪潮并未平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改革在我国社会本身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中心的地位。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是同国家命运攸关的问题。改革带来的变化关系到所有的苏联人，涉及人们最关切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中？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人人都关心的。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十分关注苏联的改革，这也是很自然的。它们也正处在探索本国如何发展这样一个并不简单而又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正在研究和试探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途径。而这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我们的相互协作、同我们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关心密不可分的。
可见，目前人们对我国发生兴趣，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注意到我国在世界事务中所占的实际分量，那就更可以理解了。
正是考虑到这一切，我就同意了美国出版商约我写这本书的请求。我们希望被人理解。
苏联确实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共产党有批判地分析了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局面，并制定了以改革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革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一思想为基础的方针。这一政治方针苏联人已经理解和接受了。改革带动了整个社会。当然，我国是一个大国，积累的问题很多，解决问题将是不容易的。但是，变革已经开始，因此再要社会倒退已经不可能了。
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们对改革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也有这样的解释，说改革是由于苏联的经济陷入了灾难性的绝境，说改革反映出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反映出社会主义思想和最终目标的危机。这类解释，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离事实真相是再远不过了。
不言而喻，促使改革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对近几年来国内事情的进展情况不满意。但是，改革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意识到，社会主义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在我国革命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尤其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有牢固的物质基础、丰富的经验以及广阔的精神视野，可以有目的地、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全部工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效益越来越高。
这里我要先提一下，改革这件事实际上比原先设想的要更困难。许多事情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但是，我们每跨前一步就更加深信，我们已经开始和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有时人们断言，是我国改革提出的巨大任务才迫使我们近来在国际舞台上不得不提出一些和平倡议。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解释。大家很清楚，苏联早就在推行和平与合作的方针，以前也提出过许多建议，要是这些建议在当时被采纳，那国际环境早就改善了。
不错，正常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国内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争取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军备竞赛的世界，争取一个无核的和非暴力的世界，不仅仅是因为这能为我们国内的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是当代现实所产生的全世界范围的客观需要。
然而，我们的新思维更为深远。现在世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仅存在着核威胁，而且有许多重大社会课题，即由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尖锐化造成的新压力尚未得到解决。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任务，不共同完成这些任务，人类的前途就会发生问题。现在，所有国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互相联系在一起。由于武器特别是导弹核武器的大量积存，即使不是蓄意发动，而是出于偶然原因（如技术故障或心理失常），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而牺牲的将是地球上的全部生命。
看来，大家的看法已经一致：在这样的战争中，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因为谁也不能保全下来。这是对所有人的毁灭性威胁。
核毁灭的前景无疑是事态发展可能出现的最可怕的“剧情”。但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螺旋式的军备竞赛，加上世界现实的军事政治格局，以及核武器出现以前的那种至今仍起作用的政治思维传统，妨碍着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而没有这种合作，按东西方一致的看法，地球上的各国就无法保护自然界，无法保证自然界财富的合理利用和再生产。这也就是说，无法按人应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
是的，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昨天，所以世界上的新问题不能依据从以往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加以解决。难道现在还能抱住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论点不放吗？
总之，我们苏联的领导得出结论，而且一再加以重申：必须有新的政治思维。同时，苏联领导还努力使这种新思维见诸实际行动，首先是在裁军方面。我们诚恳地向世界提出的对外政策倡议就是由此决定的。
历史性的新思维包括的范围有多大？它确实包括了当代全部的主要问题。
尽管当代世界充满矛盾，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尽管各国人民在不同时期作出了不同的抉择，但是，世界是一个确定的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一艘船上的乘客，所以不能容许这艘船倾覆。第二艘诺亚方舟是不会有的。
政策应当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而当今世界最触目惊心的现实正是美国和苏联的武器库集中了大量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武器。这就使我们两国对全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真诚地力求改善苏美关系，希望做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互相理解，因为这对于解决关系到世界命运的问题是必要的。
我们开诚布公地说，我们不会容忍美国的霸权主义要求及其全球性的野心。我们也不喜欢美国政治和美国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是，我们承认，美国人民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有权按照自己的法规和法律、按照自己的习俗和情趣生活。我们知道而且估计到美国在当代世界上的巨大作用，珍视美国人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我们考虑到美国正当的民族利益；我们也清楚，撇开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消除核灾难的威胁，保障稳定的和平。我们对美国人民不怀任何恶意。我们希望而且准备在各方面进行合作。
但这是在平等、互相理解和互相促进的基础上的合作。美国的一些人把我国视为侵略者，视为“万恶的帝国”等等，传播关于我国的种种无稽之谈和谣言，散布对我国人民的不信任感和敌意，用各种禁令进行挑衅，用完全不文明的方式同我们打交道一一这使我们有时不仅感到失望，而且不得不认真加以思考。上述种种都是不能容许的目光短浅的举动。
时光在流逝，我们不该再虚度时光了。应该行动起来。形势不容许我们等待理想的时机；今天就必须开展建设性的和广泛的对话。我们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苏美两国的城市之间、在苏美两国的政治活动家及社会活动家之间、在苏美两国的普通公民之间，架起了电视之桥。我们通过自己的大众信息手段展示了全色谱的西方立场，其中包括最保守的立场。我们鼓励同世界观及政治信念不同的代表接触。这表明我们方面理解到，这种做法有助于向互相都能接受的世界迈进。
我们决不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包医百病的处方，但是，我们准备真心诚意地同美国和其他各国一道，寻求对各种问题，包括对最困难的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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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出版说明
本书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请而写的一部新著。原书题为《改革以及关于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该书自1987年11月1日起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在苏美两国同时发表后，已有二十多个国家相继翻译出版。
全书分两编，共七章，分别阐述了作者对苏联国内改革和国际问题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对苏联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苏联的发展战略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苏联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都提出了新的理论、政策和观点。本书第二编《新思维和世界》阐述了他对当代世界形势特点和国际关系的见解，其中包括苏联党和政府对国际上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的看法。我们根据俄文版将此书全文译出，以供我国读者准确地了解作者本人和苏联领导的观点。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以所译章节为序）：岑鼎山、何宏江、高叔眉、张舆、李俊聪、蒯启发、刘功勋、汤钰卿、董荣卿、张秀珊、张祖武、张近智。
译文校订：岑鼎山、何宏江
为本书翻译做资料工作的是：孔令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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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中国（李季，1921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社会主义与中国
李季（1921年1月4日）
〔说明〕刊载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1921年4月1日第八卷第六号。
英国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中有一句话：“在马克思死去一世纪之内，却还有何种文明国家没有为社会主义所征服，恐怕难得使人相信。”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距今不过三十八年，而澳洲的社会主义实行已久，俄国的社会主义由理论进而为实行，也将近四年，虽因对内对外，战争不绝，以致阻力横生，不能放手做去，然俄国劳农政府的成绩已有可观。同时最近几年中世界各文明国中社会主义运动的进行，也蓬蓬勃勃，一日千里，回非从前可比了。就现今世界的趋势看起来，各文明国在这五六十年之内，次第变为社会主义化的国家，决非难事；故克氏此书的预言并不是一种幻想。
“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后来有《民声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见蔡元培先生的克氏《社会主义史》序）。及至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便发生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社会党成立于南京，各省也多有支部；然不久都被袁世凯解散了。我国社会主义运动遂因此匿迹销声了。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后，又有少数人提倡社会主义；及“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这可算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然就我国的现情而论，不独一般劳动的平民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知识界的人，甚至于欢迎社会主义的人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之内容的，我敢说是居最少数。现今欧、澳、美各洲有组织的工人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居最少数，而我国知识界的人真知道社会主义的居最少数；两两相较，恰成一个反比例。由此看来，在马克思死去一世纪之内，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华，恐怕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希望了。
俗语说得好，“事在人为”。又说，“有志竟成”。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试看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后于英，法，德等国，而他的实行社会主义，却先于诸国。这不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先例么？
我近来常听见好些懂得西文的新顽固说，“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所以发生一种反响，造成一种社会主义。这正是对症下药的。我们中国现在穷极无聊，大资本主义还没有见端，若高谈什么社会主义，岂不是无的放矢么？”他们又说，“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现在一班自命为稳健派的新顽固党多半具同一见解：他们不独是“不要社会主义”，反要“提倡资本主义去发达中国的实业”。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虽不足以欺有识的人，然一班老顽固见了，必定兴高采烈，把他当作新四书五经互相号召：一班资本家见了，必定欢天喜地，把他登在报纸上，借以骗钱，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把“罗素博士之名言”登在报纸上骗钱一样；一班脑筋简单的青年见了，必定为他所惑，对于社会主义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班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见了，也未必不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照这样看起来，他们这种莠言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将发生一种阻力了。他们说这种话，不是别有作用，就是不知道或误解社会主义的学说。我现在为图大家明白社会主义的学说起见，先把欧美各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所下的解说撮出几种，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加以说明，并且驳斥那些新顽固所说的话，借以表明社会主义是一种最好的学说，是救我国全体人民的唯一良策。
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说，“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协（Roscher）以为社会主义‘不独是和人性相符合的，他并且含有要求大家对于公众的福利，加以更大之注意的种种倾向。’赫尔德（Held）说，‘凡属要求个人的意志服从团体之各种倾向，我们都可以看做社会主义的活动’。耶讷（Jare）对于社会主义所下的解说，更加详细，他的解说如下：‘倘若有一种主义所说的是国家有一种权力可以矫正，现时人世财产的不平等，依法将财产均分，有余的就取出来，不足的就弥补他，而这种情形是永久的，不是遇了什么特别的事件，才是这样——例如饥荒，公共的灾祸等等，这种主义我们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拉威列（Iaueleye）说，‘社会主义的目的，第一在使社会里面的各种情形，更加平等，第二在借法律或国家的权力，使种种改革的事体实现出来’。汪协尔（VonScheel）乃单说社会主义是‘受压迫各阶级的经济哲学”（儿克卡朴《社会主义史》上卷第六页）。以上各种解说不是太笼统，就是流于错误；然却和克氏所说的一样，他们“将世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具的意见，实实在在反映出来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于世虽有了八十八年，然他的解说却仍然是不定的。想要了解他的真意义，详尽无遗，当亲自参加这种运动，绝非三言两句所能够包括的。我现在再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要照常做工，不能休息的。倘若有人疑我故意张大其词，来耸人听闻，请他到商务印书馆买一本《中国十大矿产调查记》，把内中关于记载中兴公司的各节看一遍，便知道我的话并不是闭门虚造的。
至于工人的工钱，在矿洞中作工的人每日做工十二点钟可得银二角余以至三角，除掉吃饭，每日或可余铜子数枚；在地面做工的人，每日只得铜子二十四枚，刚够吃饭，因为工人每日需吃面三斤，计铜子二十一枚，余下三枚连吃菜吃烟都在内。至于穿衣，住屋，和养家的银，简直没有法子去赚。我写到这里，不禁又令我想及柯尔（Cole）在他的《工业自治》里面所说的“他们每天逢着巨富和赤贫，高红利和低工银这些可耻的对照”的话头了。去年唐山煤矿中冤枉死了几百工人，社会大起不平之声，替他们呼冤。然中兴公司三四年前一次死了四百六十余人，去年上半年一次又死了七十余人，社会上何曾知道啊？平常一匹骡子从三四岁做工可至十五岁或二十岁才死。在中兴公司矿洞中的骡子每日（二十四点钟）做工八点钟，只能经过五年就要死了。你看工人在矿洞中每日要做工十二点钟以至二十四点钟，岂不是不如畜牲么？骡子每天做工八点钟，尚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寿年。工人每日要做工十二点钟以至二十四点钟，我请大家想一想，到底将减少若干寿年？（中兴公司的矿工得肺病的非常之多）
我现在要问那些新顽固，在五年之内赚一千万元的中兴公司，是不是我国大资本家的产业？劳动者终日替他们做工，得了二十四个铜子，他对人生不可少的衣食住三大要素，只解决一项——食——这真是他们的命该如此么？外国工人每日做工八点钟，他们所得的工资除掉维持自己的衣食住外，还可养家，还可剩下储蓄；他们尚不满意于资本家的掠夺，要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我们中国的工人终日劳动，尚不能自给；乃一班知识界的新顽固还说中国实业不发达，要提倡资本主义去办实业，岂非丧心病狂么？幸而中国实业不发达，像中兴公司这样的资本团体，还居少数，使大多数的劳动者得在较此略好的状况中苟延残喘；否则我国冠绝全球的劳动力，不出几十年恐怕会丧失过半，反要向欧美各国输入工人啦。
俄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分；我国因没有调查录可查，不易知道农民的确数。然据我个人的推测，我国农民和全国人口的比例数一定比俄国还要大些。
我们现在再进而考察我国一般农民的状况，是否令人满意，是否有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我是湖南平江人，我住在乡下十四年我的亲戚朋友半是乡下人，所以我对于农民的状况，颇知道一点。我们湖南的农民大多数是租人家的田地耕种的。每人每年至多只能耕田两石，出谷量的最大限度为八十石。农民如耕田两石，以半数送地主作为租谷，则所余的只有四十石。农民一人每年因吃饭耗去的谷子约十石，便只余下三十石了。他一人用度之外，还要赡养父母和妻室儿女，预备粮牛种子、肥料、农具，以及乡里戚族的庆吊费等等。他虽可以种一点杂粮，如茴豆之类，借以增加收入，然这些东西总不足维持他家庭的生活。他的父母妻子虽不是纯粹安坐而食的，然他们也只能帮助他耕种这些田地。例如他的老父和子或可替他牧牛和砍柴，他的老母和妻子或可替他纺织和烹饪，借以供给一家的需要。总之，他终岁劳动，所入能和所出相抵，就算是幸事。我这种计算还没有把他租田时批金，以及买牛钱，买农具的钱一并加入。倘若把这些钱数一概计算起来，那么，无论他如何勤奋，他总不能跳出困苦的范围。还有一层，我这种计算若令农民看见了，他真正要骂我做书呆子；因为我的计算，是依农民耕种的力量和出谷量的最大限度作根据的。其实我国内地各省，无论何处，都是人烟稠密的，一个农民到哪里去找两石田耕啊？我国农民知识幼稚，对于虫灾水灾和旱灾等等多不知道防备，所以意外之灾时常出现，农民即或就耕了两石田，他又何能希望收入八十石谷子啊？大家如果听见“湖北沔阳州，三年两不收”“旱灾年年有，轮流在九州”“年年防饥，夜夜防盗”的歌谣，及去年北五省的旱灾，大概也就明白农民的收入是极无把握的了。
农民终岁劳动，只能从收入中取得半数，有时还少于半数——例如略遇灾害，出产减少，地主仍照原来定额收租之类，地主不必劳动，也得半数，甚至多于半数，这桩事已是不应该的。乃一班地主吃了不劳而获的东西，还不安分，竞造出一种什么“衣食父母”的话，去压制农民。“衣服父母”的意思就是，地主把田地给农民耕种，农民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所以他应当把地主看做父母。大家听了这种令人肉麻的话将发生一种什么感想？
我记得上海某报记者曾说，“我们中国的农民所耕的田地，多半是自己的，他们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我当时看了，便觉得奇怪，我就自己问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二十二行省中，除掉我所亲自看见和听见的湖南地方外，其余各省的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同是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我们湖南人这样倒霉，各省人那样亨幸福呢？后来我遇着外省人就问他们那些省份的农民所耕种的田地是不是他自己的。我所遇的答案总是说农民自己没有田的。后来我又在报上看见某报记者，说他自己在内地旅行，虽没有深入腹地，却觉得中国穷到极点了。我看了这段话，我才知道这位先生是一个市民，是不常到乡下去的，他那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的话原是出于杜撰，用起来哄一哄城市人民的。不然，农民既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而内地尽是农民，他在内地旅行，何致看见“中国穷到极点了？”
现在我们再退一步说，假定某报记者，所说中国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那句话是真的。农民既有产业，我们便不能说他的田地，不多不少，刚够他自己耕种。他的田地如果不足，必定向别人租地，则他便是一个被掠夺的人。他的田地如果有余，则他处置剩余田地的方法，不出两途：一将田地租给别人耕种，二雇人耕种。他若用第一个方法，则他成为一个掠夺家，关于这一层，上节已经说明了，不必再讲。他若用第二个方法，他也成为一个掠夺家。何以故呢？譬如他除掉自己耕种的田地外，尚余下一块出谷六十石的田地；他将雇一个人耕种这种田地。他每年付给雇工的工资和饭食，及其余费用最多不能超过三十石谷的价值，其余三十石谷就是一种盈余价值，为他所掠夺了。
我们中国虽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却有无数的小资本家。大资本家所掠夺的数目很大，如像在五年之内赚一千万元的中兴公司是，小资本家掠夺的数目很小，如像上节假得定白三十石谷的农民是：他们的掠夺在数目上虽有差别，然在性质上是绝对没有差别的。我国既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既有一种掠夺的事实，那么，一种大公无我的社会主义去纠正他，应当受每个有理性和有良心的人之欢迎和赞助。我国当着这个时候，小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大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现在才谈社会主义，已经是缓不济急，怎么叫做“无的放矢”呢？我们中国已有了无数的小资本家，就和一个人得了许多小病一样，而社会主义就是医治这种病的圣药。现在那些新顽固说“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这就好比说“一个人若想实行服药，不得不使他大病特病。”唉，天下哪里有这种蠢材啊！
那些新顽固多半是自命为深通西洋情形的。他们所以说必定须资本主义发达到极处，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大概自以为是根据学理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曾说，产业集中，资本家数目减少，中等阶级消灭，工人痛苦增加，和工业危机继续出现，使社会分为界限判然的两阶级，之后，然后工人借政治组织之力，攫得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见马恩两氏的《共产党宣言》，恩氏的《乌托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及马氏的《资本论》等书。）马恩两氏固然是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他们两人固然有许多独具只眼的见解；然他们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当他们著书立说的时候，为当时的环境所限，他们依照这种环境的趋势，推测将来的情形，后来时过境迁，自然是有些不大中肯的地方。如马克思的产业集中说，对于西洋各国的工业方面固然是言中了，然在农业一方面的集中运动却没像他所说的那样快。又如“他所谓一方愈富，一方愈贫，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劳动社会后来也渐渐提高。大战的影响，劳动阶级，且得益不少，工资因此提高了。他的科学的推算，以为社会主义实现最早的国家，一定是经济制度最完备的国家。他以为理想社会的实现，一定在英、美、德、法等国，不料事实上竟在经济制度极不完备的俄国。”（见杜威博士《五大讲演》上卷第六十四页）所以我们对于古人的学说，当参照现在的情形，加以考虑，断不可一味盲从，做出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样子。并且我们要晓得马氏固然极力陈说资本集中，产业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必然实现，马氏却未曾说，必须资本集中，产业发达，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否则决不能实现。
那些新顽固说“世界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这种无意识的曲说是我所绝对否认的。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并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大家如不信我的话，我就要找出一个例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南方不是有个澳洲么？澳洲自英国人移殖后，他的政府和社会的组织都是社会主义化的。澳洲各处政府是一种真正平民的政府，而国家事业和私人事业的区别，并不明了，新西兰的国有煤矿，南部和西部澳大利亚的采矿机器以及生命保险，火灾保险，公共托拉斯等等都是澳洲所首创政府事业。澳洲的劳动法令非常之多。如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纽西兰和南部澳大利亚所实行的劳动界纷争强迫仲裁制，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维多利亚所组织的最小限度工资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纽西兰所通过的养老年金制，以及各处保护劳工的工厂条例，普及教育的教育条例，和破除大产业制，保护定居农民，处罚拥有土地而不寄住在这种土地上面的土地条例等等，不过是澳洲劳动法令中几种法令罢了。我现在要问那些新顽固现今的澳洲各处没有经过资本阶级，何以能达到社会主义？
大家看了以上各节的理论和事实，自然知道社会主义是救我们中国的良药，也自然知道那些新顽固所说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话，是荒谬绝伦，大错特错的了。
民国十年一月四日作于广州看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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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胡适的信（李季，1920年3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致胡适的信
李季（1920年3月1日）
适之夫子：
阔克泼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生于上星期内已将第一章译出来了，今特着听差将译稿送上。生此次仓卒译书，又未另行起稿，一定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夫子如有闲暇，请将译稿看一遍，如果勉强过得去，请将不对的地方代为修改一番。
译文中以“底”字作介词，“的”字作形容词，“地”字作副词。但是遇了英文中的形容词子句或形容词仇语，就颇觉难于处置。生以为在英文中，形容词子句和形容词仇语均是当作形容词用的，中文也应当是一样。例如“讽刺土地私有制的寓言”，这句话里面那个“的”字，似乎应当用形容词，不应当用介词。
又如“社会主义底学说”一语，在英文中有时作为“Thetheoryofsocialism（社会主义底学说）”，有时又作为“Thesocialistictheory（社会主义的学说）”。逢了这种地方，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缙译呢？
英文中的书名有时加上quotationmarks，有时又没有这种记号。在中文里面，究竟是应用引号括弧去表明他，还是应当行直线（——）去表明他？
生此次的译稿虽不是按照原文逐字缙译的，然却是逐段逐句缙译出来的；译文虽不好，然自信没有将原文底意义十分弄错。
受业李季鞠躬九，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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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论俄罗斯古典作家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月。译者：蒋路
批评家普希金
尼·瓦·果戈理
赫尔岑与四十年代的人
六十年代文学
用现代眼光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与美学
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有关的问题
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关于谢德林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论托尔斯泰的创作
已载于《论文学》中的篇目
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涅克拉索夫与诗人在生活中的地位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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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李季，192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
李季1924年
录入者注：原文繁体字转为简化字，除个别不能转化的仍保留。标点符号采用现代的。其中原文中书名用竖引号，改为现书名号《》。另外对能确认是名著原文虽没有标记，如资本论，但也加上了书名号《》。不能确认的，与原文一致。凡著作、人名、国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比较著名的和可以确认的，改用现代译名。没有把握的，仍以原文一致。明显有误的，保留原文加【】勘误。文中外文字母模糊得较多，能分辨的尽量分辨。实在分不清也百度不到的外文字母用半角“？”代替。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三日第三～五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
李季
孟和先生：
我们中国一般所谓新学家，学问幼稚，最为可怜。这是无容隐讳的；我即是这些最可怜的新学家中之最可怜者。我前在北京大学所习的科目为英文文学，但我毕业后却不自量力，对于素无研究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学说等书，在八九个月之内，竟译了八十多万字，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惭愧欲死；幸而已出版的不过三四部，其余未出版的稿子，我久已托友人收回，预备焚毁，不再向任何处换取面包券，免得贻误青年。我以为一个人要译任何科学的书，不独是要对于这种科学先有研究，并且还要真有心得，自己能作一篇长序子，将书的内容，加以切实的和正确的批评，否则绝对不配译书。因此我从前拿了书就译，真是不配到万分了。我这封信虽只写给先生，但却是公开的。故我特借此机会对于社会作一种公然的和诚恳的忏悔！
我于两年前起程来欧之际，曾交了些译稿给世界丛书社，数月前见报端载有我译的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旋写信给上海友人，偶然提及此事，请其就近代购一部寄德，昨日果然收到此书。翻开一看，顶前面就是先生一篇十六页的序言，我喜极了：因为我当时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没有研究，不能作序，先生校阅此名著，竟肯费大气力，作一长序，自然足以弥补我的缺点了。可是我将序言读完，心中不禁大大失望；先生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总在十年以上，且又为北大有名的经济学教授，先生一言一语，当然为国内一般学子所注目的，因此我对于先生的序言中怀疑之点，不能不在报端公开，与国人共见。
先生的序言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都有重大的错误；因此抹杀了马克思的学说，还是小事，但因而贻误青年，却是大事。但我此时向先生陈述的，是抛开理论，专讲事实。为什么呢？一则因理论上的争辩，可以各持一说引至无穷，不容易有最终的解决；二则先生对于马克思学说理论方面所说的各点，我于拙著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书下编中将有详细的讨论，此时我正修改上编（上编约四十五万字，预计明年内可完全脱稿，分三册出版），无暇作长篇的讨论文字；三则我即有暇，在势也不能作这种取不到报酬的长篇讨论文字，因为我是一个完全自费留学生，我在国内时既不屑削尖脑壳去钻狗洞，趋附一般财势熏天和沽名钓誉的资本家，乞得他们的赢余价值，摆出蔑视侪辈，顾盼自雄的架子。来到西洋留学又不屑想方设计，在公众的面前卖俏，顽花样，一方拟出章程，联络同志，组织好些虚张声势，有名无实的团体。一方将一批一批不着实际，不知所云的文章送登报章杂志，借此引起国内所谓学界泰斗和重要名流的注意，使他们自愿设法予以留学费的津贴。而我的家中更是两遭兵劫，自顾不遑，有时还要我予以接济，因此我只能硬靠我一个人拼命死干，就是硬靠我于读书之余，拿一枝笔来做维持生活的工具。我若和先生作关于马克思学说理论上的讨论，将来也许由几千字引至几万字或几十万字，试问我费去许多劳力，作出这种文章，向谁取偿？试问我能不能饿着肚子作文章？我不和先生讨论马氏学说，最后这一层是一个最大的原因。至于事实方面，是实实在在的，对与不对可用凭据证明出来，决不致引起无穷的争论。今特先举一例为证。
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是先生手校的，他的书中第二章末尾一段第四页说：“马克思分析经济，使他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另是一件事，我们不必讨论。……我们所要注重的，不是他的经济学，乃是他的哲学；他的哲学的结果就是经济史观。凑巧，他后来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过他的社会主义和他的历史哲学（详见后）却真正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人可以是‘经济的唯物论者’，同时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见经济史观中文译本第十九项）。塞氏此书没有德文译本，我又没有找到英文原本，不知原文怎样，但中文译本既经先生校阅过，而上述一节又是十分浅显平易的文字，当不致有错。塞氏这一段话，自我看来，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错误；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这自然是一种曲说，可是其如果和他讨论这一点，他可以繁征博引，长篇大简来答复我，一来一往，愈说愈多，这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反之，他在事实方面的错误，我可以马上证明出来，使他无可辩驳。他说，马克思因分析经济情形的结果使马氏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又说，凑巧，马氏后来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按他这两句话的语意，是明明承认马克思分析经济情形在前，相信社会主义在后，是明明承认马氏先作成经济史观，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可是我们一考马克思发达的程序，恰与塞氏这种说法相反，马氏确是先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然后去研究经济学说，更进而分析经济情形，他是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然后作成经济史观的学说。我们不必远征何种《马克思传》，单把塞氏这一本书再查一下，就知道了。塞氏在第三章中说：“然而等到一八四三年政府把莱茵新闻封禁以后，马克思才到巴黎去，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大部分受圣西门和蒲鲁东的影响，并且也许受了一年以前施泰因关于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名的著作的影响”。（见同书中文译本第二十二页）。塞氏在同章中又说：“我们在马克思的早年著作里虽然只能偶然间找出这样的一两段，提起一点经济史观的学说，然而恩格斯——马克思死后替他管理著作的——说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已经把他的学说作出。刚才所引的神圣家族里的话，和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注释，很可以证明恩格斯的话是的确的”。（见同书第二十四页。）马克思到巴黎是在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他到巴黎后，才研究经济学，至于他分析经济情形，更当在他研究有得之后，塞氏既承认马氏到巴黎去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还说他此举也许是受了一年以前施泰因著作的影响，这明明是指马氏还没有研究经济学，至少是指他还没有分析经济情形，便相信社会主义，塞氏在前面偏说“马克思分析经济情形的结果，使他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是不是塞氏前后的话自相矛盾？（一般思想过于细密的人或者会替塞氏辩护，说他指马克思到巴黎后只是相信社会主义，马氏分析经济情形的结果，才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其中自有分别，可是马克思自初时起即非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俱在，可以覆按，故旁人不能望文生义，为塞氏辩护。）马克思变成社会主义者，至迟当在一八四四年的一月，因为他在德法年书登的两篇论说，即表见他已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此书是一八八四年二月出版的。塞氏在一方面承认他于一八四五年才作成经济史观的学说，而在他方面又说“他后来（这是指作成经济史观说之后）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不是塞氏前后的话又自相矛盾？先生手校此书，并且又作序文表彰此书。乃对于书中这种显然易见的大错误，毫无所觉，先生真有些不配当审查员！像这样的错误，是实在的，一经举出。对手虽欲狡辩，也苦无从措辞了。我对于先生在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所作的序言在事实上错误之点，现在也应用同一办法指出来，请先生用公开的方法答复我。先生如能指出我所说的，确是不对。下次我当直认错误，并向先生请罪；我决不饰词强辩，做一个文过的小人。
（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三日第二～三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续）
李季
一
先生在序言中说：
“马克思承认只有劳动造出价值。所以就否认其他要素可以造出价值，他承认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者。但是劳动力与他种商品相同，也是一种商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所需要的劳动时而定。工钱不过是代表劳动者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之资罢了。换言之，工人所得的工钱，应该与他生活上所需以从事工作的物质之费相抵。例如一个织布的，每天做工六小时，织布半匹，得工钱五角，他所得的那五角钱应该与他所用的劳动力相抵，应该与他的生活之资相抵。但是事实上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与他所用的劳动力相等，常少于他所用的劳动力，常不过是他劳动力的一部分。所余的一部分即为资本家夺去。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他所得的价格与价值正相等。因为劳动者不能得到那价格的全部，所余的一部分赢余价值就为资本家所得”。先生这一段话自然不是发表先生自己的意见，只是代达马克思的意思；可是内中有与马克思的意思全然相反之处。今特陈述如下：
马克思认劳动力为商品，认“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达，维持，并且延绵劳动力所需之必需品的价值而决定的”。（见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中文译本第五十八页。）先生在上文所说，大致与此相同。但马氏既承认劳动力为商品，则按照他的商品的价值说他自然是承认劳动者获到劳动力充分的价值，换言之，他自然是承认劳动者所获的工钱，与其劳动力相等，并没有丝毫短少。（注意！先生以为马克思认劳动者的工钱不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相等，常少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这自然是就理论方面讲的；我说马克思自己认劳动者获到劳动力的充分价值，这也自然是就理论方面讲的。）至于实际方面，因社会环境的变迁，供给与需要的关系，劳动者的工钱有时可以多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有时又可以少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再明白些讲。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在实际上未必与劳动力的价格相符。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明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相等的，——因为商品的价值用货币表现出来就是价格——到了《资本论》第三卷，马氏却又承认商品的生产一取资本主义的形态，则这种生产将为利润所支配，这种利润反影响于价格的构成，引起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即商品的价格有时高于商品的价值，有时低于商品的价植——这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话自相矛盾，这只是理论与实际方面不相符合的变例。先生如果要驳我对于马氏劳动力的价值说之解释，只能就理论方面立论，绝不得胡乱牵扯到实际方面去。）马克思说：“劳动力每天或每星期的价值和这种力每天或每星期的运用是有区别的，好像一匹马所需的食料和他所能够载一个马夫的时间是很有区别的一样。”（见同书第六十页）。先生说：“劳动者所得的工钱……应该与他的生活之资相抵，但事实上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与他所用的劳动力相等。”先生最后一句话中有“所用的劳动力”数字，好像是指劳动力的运用讲，不是指劳动力的价值讲，可是先生在前一句既说“劳动者所得的工钱……应该与他的生活之资相抵。”这明明是指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本应该与劳动者生活之资相抵而实不相抵，所以下面紧接着“但是事实上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与他所用的劳动力相等，”一语。先生此处所说的是指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讲，不是指劳动力的运用讲，尤可于下文证明出来。先生说：“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他所得的价值与价格正相等。因为劳动者不能得到那价格的全部，所以所余的一部分赢余价值，就为资本家所得。”先生这两句话，实在太欠明了，使人不易了解；“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试问资本家是卖出什么东西？按照先生上文所说“所余的一部分为资本家夺去”一句话讲，则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的东西，当为劳动着的劳动力，因为先生所谓“所余的一部分”乃是紧接上文“劳动者所得的工钱……当不过是他的劳动力的一部分”一语而来的。按照先生下文所说“因为劳动者不能得到那价格的全部”一语讲，则资本家按照商品的真价值卖出的东西，确为劳动者的劳动力，因为劳动者所能够出卖的东西只有他本身的劳动力，先生说“劳动者不能得到那价格的全部”。当然是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时没有获到全部价格，而资本家却能按照商品的真价值再卖出这种劳动力。劳动者以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以劳动的生产物出卖给顾客，这是我们所习闻的；至于资本家能按商品的真价值以劳动者的劳动力出卖给顾客，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这样“新学理”。我实在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找不出来，还请先生指教，此说究竟是见于马氏何书，何版何页。我们现在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马克思自己承认劳动者对于他的劳动力获得全部价值或价格，先生代达马氏的意思，偏要说马氏认劳动者对于他的劳动力没有获得全部价格，这到底是什么缘故？
（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四日第二～三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续）
李季
马克思说：“工人每天的劳动虽只有一部分有偿的，其他一部分是没有偿的，同时这种没有偿的或赢余的劳动虽恰恰构成赢余价值或利润所由成立的款项，但是好像集合的劳动是有偿的劳动”。（见同书第六十三至六十四页。）马克思这一段话的意思重在说明在工钱制度中无偿的劳动好像有偿的劳动一样；可是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他所谓赢余价值是出于无偿的劳动，与先生上面所说的完全不同，因为马克思把“劳动”与“劳动力”分作两起，意义各不相同，而用法也不相同；他认赢余价值出于劳动者一部分无偿的“劳动”，与先生指他认赢余价值是出于劳动者一部分无偿的“劳动力”，是绝对不相同的！
总之，将先生所说“但是事实上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与他作用的劳动力相等，常少于他所用的劳动力，常不过是他劳动力的一部分”。一句长话化为简式。应为“工钱不等于劳动力”。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有一部遗著叫做《社会发展的运动律之研究》(StudiennberdieBewegungsgtezedergesllschaftlishenEntwicklung），他在书中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说“马克思以为：工钱是劳动力真正的相等物。……我以为：工钱不是劳动力真正的相等物，但要少些。”（见同书第二百五十九页。一九二二年出版。）先生说马克思认工钱不等于劳动力，可是按之实际，先生此说不是马克思的，乃是李卜克内西的。先生在序言中若把“马克思”字样去掉，加入“李卜克内西”字样，那先生辩句话便丝毫没有错误了！
二
先生在序言中说：“马克思的价值论现已完全推倒，没有人再相信了。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册上已修改他的见解。他的最知己的同志恩格斯都说那价值论不过分析资本时代以前的产业组织中的价值，不能解释现在产业制度的事实。此外如考茨基，伯恩斯坦也都说没有替他的价值论辩护”。先生又说：“马克思的价值论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册上已大加修改（他在第三册上所承认的价值的基础，不是劳动，是生产费）；但是他最先发表的学说已为一般徒众所信仰，说者谓假使他的《资本论》第三册先出版，社会主义者也就不能张口就说‘剥削’了。近代社会主义者已看出马克思价值论的破绽。如上文所述，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都不去辩护这个已经被推翻的理论。他们因为要保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声言价值论并不是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是这种声明是无用的”。
凡先生上面两段话中涉及理论方面的，我一字不提，只专讲事实。先生说：“马克思的价值论已完全推倒，没有人再相信了。”先生从前在英国研究经济学，回国后充北大经济学的教授，又时常出洋来考察，又兼通德文，我新近听说先生还购有大批英德文书籍，并且听说在北大教授中（专指现时的中国教授）读外国书最多的，当首推先生，既是这样，则先生上面这种陈述事实的话，应当可靠，然按诸实际，这却是谎话。远的不必讲，即讲我现在所入的佛郎克佛大学经济科，内中有一位在全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叫做奥本海默（Frangoppeheime）他研究经济学已在二十五年以上，他的著作快近二十种，并且有许多已译成了外国文，他此时正著一种书，名社会学的体系（SystemdesSoziologi），共分四大卷。现在第一卷的第一部与第三卷的第一部已出版，书中包罗的宏富，议论的精当，世界上没有一种讲社会学的书能与之相抗，西洋学者无不瞠目相视；这位奥先生就是力倡客观价值说的。据他说，他的客观价值说当名为“价值的劳动价值说”（ArbeietswertTheorieWertes见阿氏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第一百十一页。一九一九年版。DiesozilFrageundderSozialismus），他此说虽和马克思的价值说微有不同（他认马氏价值说是偏而不全），然他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说是加以赞扬的。
所以他说：“正统派（或旧派）经济学者（DieKlassiker译名不大妥当，故附原文于此）以为价值生于物和需要此物的人两者间一种主观的关系……马克思把手一挥，将这些渣滓都除去了。他一眼看出不能以人与物的关系去论价值，但——以社会学的见点——（当将价伍看做）人与人两者间一种社会的关系，而借物表见出来。须先郑重声明一下，（他）因此对于赢余价值也即发见一种根本上的解释。这种认识及其好好的形成出来，是我们科学史上最有力量的天才的成就之一。”（见奥氏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第八十二至至八十三页。一九一九年初版。Kapitalismus，Kommunismus，wisseschafilichenSozialismus）先生以为马克思的价值说是狗庇不值一文钱，再也没有人肯相信，现在看见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者奥本海默于一九一九年还这样恭维马克思，心中作何威想？
但奥本海默还不完全赞成马克思的价值说，我们不好尽靠他做一个相信马氏价值说的人。现在再举一个完全相信马氏此说的学者，这就是先生所说的考茨基。考氏生平的著作已经有数十种，他的大名震动全球，也已经有数十年，我新学中的人士也早已知道他，用不着我来详细介绍。德国学者毕尔（M．Beer）于一九一八年著一书，名《马克思传》(Karlmarx；einemonographis），溟南（H．mnller）于同年著一书，名《马克思与工联》（Karlmarxundgewerkschafter），威尔布兰德（Wilbrandt）也于同年著一书，名为《马克思》（Karlmarx·VrtsusheinerEiünfhrung）。考茨基对于这三部书作一篇批评，题为《论马克思的三部小书》（DreikleineSchnftenubermarx），他说：“威尔布兰德叹惜马克思价值说的一点，‘就是’：‘这种价值说并不谬误，但不完全’。（见原书第一百零二页）。这就是说，这种价值不能对于每种生产方法有效。此说要以自由竞争为前提，才是有效的。……威氏以为马克思的价值说不适合于一切状况，指为缺点，这却构成此说（指马氏价值说）的优点。”(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八卷第三百二十三页。一九一九年出版。考氏这几句话本来没有明言他相信马克思的价值说。我本来可从考氏其他著作中引出一段更明显的话来作证，不过先生所注重的是“现在”两字，我所注重的也是“现在”两字，所以我不能不引考氏最近的话。考氏这一段话虽没有明言他相信马氏的价值说，然先生可细心看一下，他在此是替马氏的价值说辩护，他如果不相信马氏此说，岂肯为其辩护？还有一层，这一段话且可表见威尔布兰德（威氏为德国有名学者之一）也相信马氏的价值说，所以我引用这一段话是一举两得。此外俄国还有一大批著名学者都相信马克思的价值。不过一说到现今的俄国人士，我们国内那些出身于小有产阶级，死表同情于本阶级，并且中了欧美资本主义的毒气已深的大学教授和西洋博士，硕士，学士等等，会愤怒填膺，同声喝道：“这些人是过激党！！！可恶！！！可杀！！！因此我也不必提及俄国人士的姓名，免得气杀了国内那些教授博士等等，使他们不能将他们曾在西洋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一满肚子资本主义的学说，稍微加上一层薄薄的假面具，尽量发挥出来，借此愚弄青年，增加他们自己的收入和地位等等。我的话说得很远了，现在再回转来质问先生，先生说现在没有人再相信马克思的价值说，然像奥本海默，威尔布兰德，和考茨基等这些最有名的学者，在现世界中能再找出几个？像这样全世界之容易找出的学者毕竟称赞成或相信马克思的价值说，试问他们是不是也得和先生一样算做人？
（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五日第二～四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二续）
李季
先生说：“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册上已修改他的见解。”又说：“马克思的价值论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册上已大加修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价格说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说，这种议论为世俗所侈谈。先生上面的话，或即原本于此。但以我第一次读《资本论》的眼光看来，此书第三卷的学说没有推翻第一卷的学说，马氏也没有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卷中修改他的价值说：不过《资本论》第一卷所论的是关于纯粹学理方面的，第三卷所论的是关于事实方面的；关于纯粹学理方而的议论，较为简单，一涉及事实方面则情形复杂，变动不居，所以便有不与学理完全一致之处（如在资本主义之下，价值律因受了利润的影响，便动摇不定，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不独能够永久在他们的价值之上或下，并且必定永久在他们的价值之上或下）。然马克思的学识却是前后一贯，并无变更之处。先生的见解既不相同，我们为避免争持起见，可以不必讨论，但求先生明白指出马氏修改他的学说系在《资本论》第三卷何部（第三卷分两部）何版何页（不论用德文原本或英文译本都可。但当逐段指出，不可单指一个大题目。）先生说“恩格斯说那价值论不过分析资本时代以前的产业组织中的价值，不能解释现在产业制度的事实，”以我所知，恩氏没有发表过与先生上面所表见的议论（注意！我说恩氏没有发表过这种议论，这是指他没有发表一种与先生所表见的话的语气完全一致的议论）。但先生既说此话，必有所据，请明白指出此说见于恩氏何书何版何页。
先生在序言中提及《资本论》共至十一次之多，特别提及《资本论》第三卷也有三次，先生并讥笑国内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没有几个“真看见过——先不必说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先生既敢在全国人士的面前。公然发出这种骄傲到万分的议论，那么，先生必定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至少也必定是读过《资本论》的，至少也必定是读过先生所特别提起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先生既读过《资本论》第三卷，难道不读第三卷顶前面恩格斯所作的序言么？先生既读过这种序言，难道看不出恩氏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说和赢余价值说等等加以辩护么？先生既看出恩氏在序言中替马氏的价值说等等加以辩护，先生为何偏要说“恩格斯……不去辩护这个已被推翻的议论”？我以为先生不是没有读过《资本论》，就是故意造谣惑众，二者必居一于此！先生自己如没有读过《资本论》，正可不必大谈《资本论》，至少也不当讥笑国内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没有真看见过《资本论》。因为先生以环境适宜的关系到过西洋，又专门研究经济学，虽或因此真看见过《资本论》，然不去读一读，其结果与没有真看见过《资本论》的人相差的距离，只是九十九步半与一百的样子，大家同在一条水平线上，尽可安分一点，不要气焰熏天，自尊而卑人！先生如果是真读过《资本论》，而故意抹杀事实，造谣惑众，试问最高学府的教授，良心何在，人格何存？
先生说：“近代社会主义者看出马克思价值论的破绽。……考茨基不去辩护这个已径彼推翻的理论。”这又是信口开河的话！先生是懂德文的，先生是在北大当经济学教授，每月拿数百元大洋的，先生是兼在商务印书馆当世界丛书社社会科学审查员，每年拿一笔大款的，难道连考茨基在三十七年前所著的和至今翻印至二十多版的《马克思经济学说》（KarlMarx’ÖkonomischeLehren）这种全球驰名的书都没有购买，没有读过嘛？况且在数年前我国已有人将此书译出。先生靠经济学吃饭，既不买原文一看，难道对于译文也不看么？考氏在此书中替马克思的价值说辩护。真是无微不至：他以为如果单替马氏的价值说辩护，还不周到，所以他又把世界上一切和马氏此说相异的价值说，逐一加以驳斥，借此显出只有马氏的价值说是对的，其余的价值说都是不对的。考茨基这样卖大气力替马克思的价值说辩护，先生偏要说他不去辩护马氏的价值说，世界上如有“学术法庭”，我恐怕考氏一经知道中国一位有名的大学教授和社会科学审查员在公众的面前，公然诬他不替他所奉的教主效劳，他会勃然震怒，马上要提起诉讼啦！
先生说：“伯恩斯坦不去辩护这个已经被推翻的理论”。这是什么话呀？这就真正是奇中又奇，玄中又玄，令人百思莫得其解了！先生研究经济学十余年，难道不研究各国著名经济学者的历史么？伯恩斯坦是现今世界上有数的学者，凡稍微完备一点的经济学史，社会主义史以及百科全书等等，无不载有他的事略和学说，难道先生毫无所知么？不然，先生何以发出这种令我笑得要死的话来？先生对于学术的派别，既无所知，我只好在这里略讲一讲。
现在为德国修正派大首领的伯恩斯坦固然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但也是一个真正的小人。伯氏原来是在柏林一个银行中当事务员，至一八七七年法兰克福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合柏克（Hcchberg）办了一种《将来杂志》，请伯氏做秘书，兼为将来杂志作论说。伯氏及其他编辑员的论调都是一种有产阶级改良派的论调，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住在伦敦。他们对于此志的议论极不满意。所以他们对于合柏克要求加入著作者之列的申请，曾加以拒绝。至一八一八【应为1878年】年十月底。德国施行一种取缔社会主义的法律，于是一般社会主义者相率逃往外国。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中一般领袖决计在瑞士创办一种《社会民主报》，作为党中的机关报，伯恩斯坦也是一个党员，他也加入编辑部，马恩两氏因此大不满意，所以他们对于倍倍尔要求加入社会民主报编辑人之列的申请，又不肯承认。倍倍尔无法可施，乃于一八八十年十一月偕伯恩斯坦往伦敦亲见马恩两氏，解释一切，他们的气于是稍平了。至是年年底，党中的领袖议决以李卜克内西为社会民主报的正编辑，以考茨基为副编辑，可是里【李】氏当时还在狱中，而考氏又因不谙德国政情，不肯担任全责，这种编辑的职务，遂暂时落入伯恩斯坦的手中了。伯氏当时自度如不抛弃从前有产阶级改良派的论调，必不为马恩两氏所赞许，因此必不能久于其位。他从此就小心翼翼，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样子了。马恩两氏看见他的议论，果然满意。而恩氏且为此报亲自作文。伯恩斯坦旋即为正编辑，至一八八八年，他为瑞士政府所逐，乃亡命伦敦，并且在伦敦继续编辑社会民主报，至一八九○年此报停办时为止。伯氏居伦敦后，得结识英国费边会中的重要人物。这个会是有产阶级智识界改良分子的集合团体，伯氏既与此辈接触，又眼见英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比较地美满，他那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几乎马上就要抛弃了；可是当时马克思虽已死，而恩格斯犹存在，所以他不敢出此。至一八九五年恩氏逝世，伯恩斯坦于一八九六年便抛开假面具，大发他那从前所抱的有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议论，并且逐渐驳斥马克思主义。至一八九八年，他更著一书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在书中反驳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无孔不入，所以提尔（Railmel）在德国各大学讲演会中对听讲的人说：“你们如果一读这种著作（指《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则你们对于近数十年来德国经济学者反对马克思学说的一切议论差不多都可以于此书中找出来。”（见提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第四百二十二页。一九二○年第三版。
以上所说的就是伯恩斯坦在学说上的历史。他和马克思不是一派，但是两派，他是有产阶级改良派的首领，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脑；他们两人完全立于对敌的地位，他们两人的学说完全不能相容；伯恩斯坦虽有时说他的改良主义未必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然这只是他一种自欺欺人的话，稍有一点知识的人谁也不相信这种谎话。伯恩斯坦是要殚精竭虑，想尽方法去推倒马克思主义，好使他自己的改良主义能够立足，先生对于这一点毫无所知，反沾沾自喜，引伯氏不去辩护马克思的价值说为马氏此说被推倒的证据，这是不是可笑到万分了？
世界上一般无耻的学者盲目毁谤马克思，原来是很多的。例如德国莱此锡（Leipzig）大学讲师瓦尔克博士（Dr.KarlWalcker）于一八九七年著一书纪述马克思的平生事业及学说，并加以批评（原书名为：KarlMarxgemeiayerstandlichKri?ischeDarl?gungseiesLobarsundseineLehren），他在书中侮辱马克思，算是登峰造极了。他以为马氏在学问上完全是一个不足轻重的小人物、他并异想天开，从精神方面牵扯到身体方面去了，他说马氏是很小的，这不独精神上为然。即身体上也无不如此，他便从阿德雷（gAdler）的《工人运动》（Arbeiterbewegung）第二百八十三页引出一个警察报告的证据，指明马克思只高三尺又十寸或十一寸，指明马克思是一个小人物。（见瓦氏原书拉丁数字第十五页。）考茨基是亲见过马克思的，他看了这部书，心中不大舒服，马上把阿德雷的《工人运动》一查，发现阿氏说马克思的身材，不在第二百八十三页，但在第一百四十三页，并且发见阿氏是说马克思高五尺又十一寸！考茨基于是向瓦博士开顽笑道，倘使瓦氏忽然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要砍他的政敌马克思的头，那么，他所砍的，不是在头的地方，但是在比头低两尺的地方！（参看《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一卷第五百七十三页。）哈哈，天下事无奇必有偶，二十六年后，又有先生作瓦氏的应声虫了！先生自然没有说马克思只高三尺又十一寸。先生如果欲砍马克思的头，自然不致砍在比头低两尺的地方；可是先生在精神方面诬蔑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恰与瓦氏如出一辙。先生说：“马克思的价值论现已完全推倒，没有人再相信了。……近代社会主义者已看出马克思价值论的破绽。如上文所述，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都不去辩护这个已经被推翻的理论。”这与瓦氏所谓“就是恩格斯，伯恩斯坦等也不能指为无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家要想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Belel）和威尔马（gVVollmar）等的一切著作中找出些加上正宗马克思主义彩色的节段，是很少的，或是没有的。……考茨基虽会发巧论。然与其说他为马克思的信徒，毋宁说他为马氏的反对者。”（见瓦氏原书第三十八页。）等语的论调，有何区别？我自在德国大学听讲后，我才知道西洋大学的教授及讲师，对于所教的功课，无不有几十年（至少十余年）的研究，无不真有心得，真能发挥，我才知道我国大学中一班呱呱叫的和耀武扬威的教授及博士在新学上真只是些可怜虫！我常向友人叹气道。我们中国在东西洋的留学生前后不下十万人，可是没有看见出过一个学者，其了解西洋一种专门学问的程度，比得上西洋大学中任何个不著名的讲师，——不必说教授——现在先生了解马克思学说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程度，竞能与德国莱比锡大学讲师瓦尔克博士后先媲美，真算是难能可贵，真算是我们中国留学界的光荣了！
（“二”完，全篇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六日第三～四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续）
李季
三
先生在序言中又说：“我们现在不能将所有对于马克思价值论的批评遍为征引。我们只指出他的两个重要缺点：一，马克思所谓‘社会必需的’或‘常态的’意义，极不明了。本来世界上无所谓‘常态’，社会学者所谓常态的社会，也不过是比较的。马克思有时以常态的或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有时为最低的意思，有时为最高的意思。即在其《资本论》一书中所用的意思已有分歧。二，劳动不能造出价值，只能造出物品，或改变固有的物质，成为新的形式。物品不能含着价值。价值与物品不同，不是造出来的。价值不存在已造出的物品上，却存在将来的应用上。马克思虽然承认物品与效用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注意价值与供求的关系。价值不是由劳动造出的。但是劳动所造出的商品，按着将来供求的关系，才可以产出价值，”
先生这个人倒也十分奇怪！要说先生读书是很细心么？那么，先生为什么对于马氏《价值价格及利润》这种为普通工人所能了解的著作中“劳动力”的意义，还没有弄清楚？要说先生读书不细心么？那么，先生为什么对于马氏《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有时以常态的或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有时为最低的意思。有时为最高的意思”这样细微之点都发见出来了？我来德后，对于马克思二三十种著作都草草读过一遍，有些还读过三四遍，但我却直言不讳，我读书没有先生那样细心，能够发见马克思“有时以常态的或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有时为最低的意思，有时为最高的意思。”我千万恳求先生不吝赐教，将先生对于马氏《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认为“平均”，“最低”和“最高”的意思，一一指给我看（书名，出版年分及页数均须注明，不论用英文本或德文本都可）。
先生认马克思的价值说有两个重要缺点：一即上面所谓“马克思有时以常态的或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有时为最低的意思，有时为最高的意思”。以我所知，则马克思所谓社会必需的确指平均的意思，我们且不必动拿《资本论》来吓人，单从《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中抄出一节就成了。马克思说：“说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费在这种商品中劳动量而决定的，我们就是指在某种社会的平均生产状况之下，和一种有定的社会平均精力及所雇的平均劳动技能之中，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英国当机力纺织机出来和人力纺织机竞争之时，把若干有定的棉纱织成一码布，只需从前一半的劳动时间。可怜的人力纺织机织工从前每天只作工九或十点钟，到了现在每天作工十七或十八点钟。但是他们二十点钟的劳动之生产物只能代表十点钟的社会劳动。或是代表十点钟的劳动时间，这种时间就是把若干有定的棉纱织成布匹时社会所必需的时间。所以这个织工现在费二十点钟的生产物，此他从前费十点钟的生产物，不能有更大的价值”。（见同书中文译本第四十五至四十六页，）
上面一段话中前一句是马克思认“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之说明。后数句是他对于这种说明所举的例子。不过，一般思想过于精密的人或者也许把这一段话分作两起看，他们或以为前一句是马氏认“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后数句是马氏认“社会必需的为最低的意思”，因为马氏固明言“英国当机力纺织机出与人力纺织机竞争之时，把若干有定的棉纱织成一码布，只需从前一半的劳动时间”。其实马克思在这句话中所说的只是表明“平均的意思”，不过劳动的生产力一经发生变化，则平均的标准也跟着发生变化罢了。“平均”的标准虽发生变化，然对于“平均”的自身并无妨碍，如有人因平均的标准发生变化，便以为这是马克思认“社会必需的为最低或最高的意思”，这只是他自己的眼睛太呆了，丝毫不会转动，所以他自己看见最低或最高，然马克思却始终只指“社会必需的为平均的意思”。由此看来，先生认马克思价值说中的第一个重要缺点，只是出于先生的幻想，在事实上根本不能成立。我对于先生说这些话，好像是违背我不谈理论的本旨，不过按诸实际，这不是一种理论，这只是陈述一种事实。
现在再讲先生所说的马克思价值说中第二个重要缺点。先生关于这一点所说的。只是些主观价值的空话，丝毫没有切实指出马克思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先生劈头一句话是说：“劳动不能造出价值，已能造出物品，或改变固有的物质成为新的形式”。试问这句话可算是马氏价值说的重要缺点么？先生的第二第三第四句是说物品与价值，不是说马氏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先生的第五句话是说：“马克思虽然承认物品与效用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注意价值与供求的关系”。试问这句话可作为马氏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么？先生的第六第七句仍然是没有指出马氏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先生这一小节只有七个整句，内中所说的与先生在前面的宣言一就是要借此指出马克思价值说中第二个重要缺点一完全两样，试问这是不是文不对题？然先生听见我说“文不对题”四字。或者会反驳道：“马克思认劳动造出价值，我认劳动不能造出价值，这就是马氏价值说的重要缺点”。可是硬说“劳动不能造出价值”丝毫不加以解释，不表明理由，就算做马氏价值说中的重要缺点，这种蛮话恐怕不是最高学府的经济学大教授应当说的罢？
先生这一小节如果单只犯了文不对题的毛病，我还可替先生包荒。可是一按其语句，前后重复，简直是文字中的最最下乘，小学堂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十几岁的小孩子也不会作出这种拙劣无比的文字来。先生在第一句中说：“劳动不能造出价值”。在第三句中说：“价值与物品不同，不是造出来的”。在第六句中说：“价值不是由劳动造出来的。”试问这是不是无用的重复？先生在第二句中说：“物品不能含着价值。”在第四句中说：“价值不存在已造成的物品上”。试问这是不是无用的重复？七句话摆在一起，这样重复起来，先生对于作文的方法，也实在太不讲求了！我看先生这篇序言，在作法上犯了两种毛病，一是太多，一是太少，这就是说，一是辞句重复，一是语意不明。如此处所举的就是辞句重复的例子。至于语意不明的例子，除上面所指的“资本家按商品的真价值卖出”一语外，还可找出一句有趣味的来。先生说：“读者诸君幸勿以上文对于马克思学说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做辩护”。试问这也成为句子么？揣先生的意思本是说：“读者诸君幸勿以上文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做辩护”。这句话只要加入“的批评”三宇。便没有弊病了。一个人要做社会科学审查员，第一是要文字清顺。第二是要有点学问；现在先生对于第一个条件还没有备具，更谈不到第二个条件了。
“三”完，全篇末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八日第二～三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四续）
李季
四
此外，先生的序言中谬误之处还多，我也不必一一枚举，只再说一二事作个结束，借此省一点宝贵光阴。马克思是一个天才，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世上的蠢才学者也有许多否认马氏天才的）。他研究经济学在四十年以上，凡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以至最不重要的问题都经他反复探讨过；乃先生在序言中一则曰：“以先亚当·斯密与理嘉图都发过与劳动价值论相同的议论，不过马克思将以先的理论，未加分析，遂下结论罢了。”再则曰：“马克思虽然承认物品与效用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注意价值与供求的关系。”试问马克思在研究室中过了四十多年，所为何事？难道他对于先生所举的两个重要问题，都“未加分析”，“没有注意”么？先生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偏要装成一个内行的样子，来下批评，而又说不出所以然的道理，于是不得不借“未加分析”“没有注意”等空话去诬蔑古人；哎哟，“脸厚心很”四字是我的朋友某君写信给我品评国内一般“滑头学者”和“流氓文人”的，现在不禁又于先生见之！
马克思曾说：“无知识是一个恶魔”。（DieUnwissenheitisteinDamon）先生要去掉胸中的恶魔，当努力求点知识啊！我这样替马克思抱不平，先生一定要骂我是马氏的死奴隶！我自己明白承认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我确不是盲目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我不承认马克思是基督教中所谓“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不承认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是对的，我对于他人攻击马氏的学说，如认为确有理由。我不独不替马氏辩护，并且要公然赞成施攻击者的议论。可是攻击马克思的学说应以学理与事实为根据，如果像先生这样一面运用些不着实际的空话，一面造出些绝对没有的事实去攻击马克思的学说，那我不得不以马克思主义者和翻译者两重资格，向先生作最猛烈的攻击，借以矫正我们中国文人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恶习！
先生说：“马克思的著作是共产党的圣书，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泉源。”先生这句话好像是恭维马克思（其实这也算不得恭维他），然按诸实际，先生还是恭维自己，因为先生一篇四千字左右的序言，竟把马克思的学说打得粉碎，是先生的学识高出于马克思之上，先生真可称为“有产阶级的马克思”，先生的序言真可称为“私产党（对共产党而言，这是戏言）的圣书”。不过我有一事要奉告先生，请先生注意。先生以为马克思的价值说是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主张不独共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不承认，即半信马克思主义而又半信自由社会主义的奥本海默也不承认，即专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也不承认，前列三人犹可应用先生的曲解，说“他们因为要保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声言价值论并不是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然特意著书立说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加以驳斥，对于马氏的资本集中律加以驳斥，对于马氏的痛苦累增说加以驳斥，总说一句，他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是无所不驳，无所不斥，他独不承认马氏的价值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参看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德文原本第二版第七十八页和八十二页）。试问伯恩斯坦果何爱于他所竭力的攻击的马克思主义而苦苦曲为辩护？至于马克思的价值说为什么不是他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又是理论方面的事，我一字不提，请先生自己多读一点书，日后自然会明白了。先生笑普通人没有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自以为已经找着了这种主义的基础。可惜这只是先生的幻想，先生还要努力去找一找马克思主义的真基础才好啦！
我不是孔教徒，但我最佩服他老先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话；我以为全世界一般学者的通弊，就在缺乏这种率真的态度，就在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硬要装出知道的样子，并且硬要以此夸示于人。美国斯巴哥（JohnSpargo）在其国内负有盛名。他的著作似乎有十种左右，我们中国的新学家也多半知道他。他于一九○九年著一书名《马克思传及其著作》（KarlMarxhislifeandworks），他在序子中屡次宣言世人不懂得马克思的为人，凡爱马克思的人与恨马克思的人都不懂马克思。按他的语气，好像只有他这个作传的人才真懂得马克思；可是我把他的书细心一看，发见所犯的错误至少也有二十处。由此看来，他懂马克思的程度比普通的人也高不得多少。然他偏要在序言中摆出一种藐视一切的样子，大言不惭，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Mehring）看见此书气极了，他于是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传》（KarlMarxGeschichteseinesLebens）中直斥斯巴哥的书是“一部无值的编缉”。（见梅氏《马克思传》第三版第五百三十七页。）我以为一个人如果在学问上做投机事业，大言欺人，终久是会碰钉子的；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全篇未完）
【专载】〔《觉悟》十三年（公元1924年〕四月九日第三～四页）〕
与陶孟和先生论马克思主义（五续）
李季
五
公话既毕，现在再说几句私话。我前正北京住五年，但我只在辜鸿铭先生家中遇过先生一次。至民国十年四月，先生到广州，我当时正在广州，才与先生第二次相见。我在那里是专门译书，原拟将译稿售给将要开办的广东编译局，取得一笔款子到欧洲留学。可是当时两广战事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我们都知道广东的教育事业将受绝大的打击。先生当时亲向我说，广东编译局如不能成立，世界丛书社愿照普通最高的报酬额收买我的译稿，我当时说最高报酬额的数目也还是太少，我不能出卖。先生接着又说，那就比此数再加三分之一，我当时还是不愿意，所以没有切实答复先生。（我当时还没有译《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先生要买的稿子是列德莱《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一书。我译该书费时不过两月多，译稿交世界丛书社已两年多，听说该书也是归先生审查，至今还未见出版。假令我的译文完全不合先生的眼光，先生要完全改过，也用不着十倍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先生还是快些校一下。我对于这种译稿，本久已不措意，凡我在出国以前所译的书，我现在都不视为一种成绩，因为并不十分美满。老实说，我在国内译书是为赚钱吃饭起见的，不是为讲学问起见的，因此我只图译得快，每日常是译六千字左右，这并不是我乱吹牛，我与仲甫先生同住半年，先生问一问他就知道了。因为我译时既只打一次稿，译后又不复校对，所以此他人译书快至三四倍，这是我从前不诚实的地方。我现在深自忏悔：然我却相信我的译文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错的，先生校阅译稿，自然知道，我来欧后又两年多了，我一到欧洲，即专门研究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学说。兼以读书心得著一部《马克思传及其学说》。此书共分上下两编。全书告成当在八十万字左右，历时当在八年以上，所用的英德文参考书也在百种以上；现虽已成其半，然非再有一年整功夫不能修改就绪，完全脱稿，所以著成上编历时也在三年上下。且上编专讲事实，比较容易一点，故著成也快一点。我在欧洲留学，虽要硬靠一枝笔赚饭吃，然我此书不是为赚饭吃作的，乃是为讲学问作的。马克思说：“著作家要能够生存，能够从事著作，固当取得报酬，但他决不要为着取得报酬，而生存，为着取得报酬而从事著作”。——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第二百五十页。一九二○年第三版。Ausdem?l?trris?henNachlassvooK·MarxundF·Engels·马克思虽困苦终身，然他对于这句话从未破戒。我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今而后，敢不以此自勉。我将以我此次惨淡经营，不遗余力的作品，贡献国人，借赎我前此译书草率的罪过。故附志于此。可是先生不要误会我是借此吹牛，我的书明年就会出版。届时我希望先生以一种严厉的态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我于四月底由粤返湘，在家中料理赴欧事务，旋接仲甫先生的信，说广东编译局因受战事影响，不能成立，劝我将译稿卖给商务馆。我当时赴欧留学，志在必行，然手中的款项实不充足，我知道国内书店肯预先垫稿费的，只有商务馆一处，因将译稿寄交适之先生，领款千元，作为旅欧费用。自愿用最优待的办法（先生注意，我并没有找先生收买我的译稿，此事是由先生首先提议的）代商务馆收买我的译稿的，既是先生，而校阅我的译稿的，又是先生，则我对于先生的感激自不待言了。可是先生在《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中所作的序言，错误太多，不独足以贻误国内青年，并且还要见讥于东邻日本（在国内时，仲甫先生对我说过，日本有些学者对于我国出版界十分注意，如《新青年》杂志等等，他们都购阅。《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书既有先生的大序，安知他们不花三二角饯买去看一看，借此考察我国学术的程度？），因此我不能不以翻译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先将先生在序言中事实方面的错误公然指摘出来，促起国内外人士的注意，然后于拙著《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下编中将先生对于马氏学说理论方面所说的各点，详加讨论，贡献国人。我深知此举开罪先生不小，然“当仁不让”。古有明训，况先生不过是年长于我，并未尝为我的师，因此我更无所用其客气了。散布区区。伫候明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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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58年11月于洪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洪山）
【参考】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4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085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录入者注：本文对于了解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于诸多问题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特上传于此。文章主体及注释从PDF文件《毛泽东选集第六卷（润之赤旗版）》复制，根据《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同一文章做了校对，补上了部分漏句，修改了明显的错别字和标点。以“╳”代的人名均为《万岁》原文就有的，有些插话原文就未署名。“【】”中的字是我加的注释。
第一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圣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万岁》中为“八”】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刘少奇[1]插话：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选集》中此句和前面的刘少奇发言连在一起】：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彭真[2]：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电气化、机械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四年是做不到的。）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3]，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指伊利亚·爱伦堡的小说《解冻》】，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王鹤寿[4]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5]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6]，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7]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规定有使用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让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是人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8]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刘少奇插话：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台，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印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第二次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四亿吨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9]？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采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10]，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刘少奇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真是思想解决了？对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回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11]：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好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苞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王任重[12]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13]：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选集》中为“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注释
[1]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
[3]“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
[4]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5]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
[6]张霖之（1908—1967），原名张朝明，河北南宫人。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7]李葆华（1909—2005），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8]陈漫远（1911-1986），又名陈万源，广西蒙山人。1956.06～1957.06任广西省委书记，时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9]刘澜涛（1910年11月—1997年12月31日），陕西米脂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10]吕正操（1904年1月4日—2009年10月13日），原名吕正超，字必之。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人。时任铁道部代部长。
[11]江渭清（1910—2000），湖南省平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6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2]王任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3]曾希圣，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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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适校长“察善明理”的“独立”思想（李季，194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评胡适校长“察善明理”的“独立”思想
李季1947年
〔说明〕刊载于《大学（成都）》1947年第1卷第1期
〔原编按〕本文作者李季先生是中国思想界采取世界性的新的哲学观点对胡适校长的思想与治学方法作全盘批评的第一个人。这话说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二十年来胡校长的思想一直没有变更，而培育他的思想的阶级，却依循它的发展轨迹，堕落到闭塞聪明，唾弃一切的自由思想。胡校长是笃爱他的阶级的，于是也就逐渐衰竭到不再著书立说，只肯以实践生活，以“吉金片羽”的言辞，吐露出他仍然实爱着他的杜威式的思想。
诚如作者在本文中所说：“三十多年来他（指胡校长）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十二三年来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但在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人可独立于党派之外，而不能独立于阶级之外。……因此，彼此自然而然地各为自己阶级的学术思想奋斗，彰明较著，不能隐瞒。”这确是阶级社会中千古不变的真理，用不着什么党派的成见加以蒙混的。
然而作者为了实爱中国进步与光明的发展这一面，却未能忘情于日盛极一时的北京大学，难抑其殷殷致念之忱。这可是值得北京大学之中今天这一代尚有学术良心的人们所当深长思考的事情。
本文是作者“最近评论学术思想集”里面的一章，辗转递到了我们的手里。为了国人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还寄托有某种限度的期望于本来具有优良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所以乐于发表于此。
我们更感觉兴奋的是本年二月廿五日美国《新群众》周刊上面登载了两篇讨论《唯物论与杜威》（MaterialismandJohnDewey）的论文。中国早于二十年前检讨过了的这样的思想问题，美国到今天才提上了论坛。两文作者中拉蒙博士是今天美国美苏协会的主席，而赛尔塞教授则是这个期刊的特约撰稿人。美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危机，致使这两位学人感觉到对于这个思想问题需要在美国读者之前加以讨论。回顾我们中国，物资虽穷，无一不远逊美国，独有关于这一类重要的思想之争却早由社会发展的需要，清理到成为是凡真心向望中国进步的社会阶级层的普遍理解，不再留有怀疑的痕迹。这怎的不是令人兴奋的事呢？所以我们一并转译出来，刊载于李季先生文字之后，以见杜威的门徒在中国的衰落远在杜威先生之在他的故国之前，中国是并没有理由在思想上追随在美国即将坠落的思想的。
——编者
一阶级制社会中的善与理
胡适之先生自原子能的美国回国以后，所言所行，备受国中进步舆论界的指摘与批评。他其初托辞锦囊无妙计，一声不响，后来赋诗明志，更见凄其之音。我独对于胡先生在北大去年开学典礼中以“老大哥”身份赠送青年的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察，理未易明”，看来似乎很平淡，但经此时此地的胡先生郑重介绍出来，未免另有一番作用，故不能不祥细加以考察。
我们首先要问：“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是否“真实正确”？武三思说：“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与我者殆是哉。”（唐书《武三思传》）除掉这种完全以私人友善与否分别善恶的说法不计外，在人类分成四五个阶级的现代社会中，所谓善与理不容易有一定的标准。《庄子•齐物论》说：“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非虽未必和善恶及合理与否完全一致，但大体是相同的。
儒墨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故所持的是非也不同。古代如此，现代更不能例外。就阶级的对立讲，所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子贡……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坠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道》）
这是荀子所谓“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篇》）的人。就这种知识高而有所蔽的反动派讲，所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更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记得倍倍尔（AugBebel）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说过：在奴隶解放之后，许多奴隶都抱怨失掉主人，无所依靠，他们甘心情愿在奴隶制下讨生活。就这种知识低而有所蔽的奴隶讲，所谓“善未易明，珊未易察。”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不过无论阶级怎样对立，观点怎样不同，善毕竟不是难明，理毕竟不是难察的。试将善和理的字义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
一、《说文•部》：“，吉也，从誩从羊。”按此即金文善字。《周礼•考工记》车人：“羊车二柯。”郑玄注：“羊，善也。”羊为美物，言美为善，二言更显相善。此为善之本义。《左傅•成公六年》：“善钧从众（钧，等也），夫善，众之主也。”同书《昭公十二年》：“供养三德为善。”注：“三德谓正直，刚克，柔克也。”《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疏：“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为善。”《释名•释言语》：“善，演也，演尽物理也。”
二、《说文•玉部》：“理，治玉也，从玉里声。”段注：“《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可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洽之得甚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甚情至于无限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伸之义也。”按玉的理为理之本义，引伸为治玉，为条理，事理，物理，义理，道理等等。《管子•心术上》：“理也者明分以喻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逸周书•谥法解》：“刚强直理曰武。”注：“理，忠恕也。”《淮南子•本经训》：“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注：“理，道也。”《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注：“理者得道之理。”
由上面两节看来，所谓善与理，从本义到引伸之义，虽有浅有深，善可以达到“演尽物理。”理可以变成“道”，或“得道之理”，然并非不易明，不下易察的。因为它们各自有其标准，所谓“善钧从众，”，“己之可欲，使人欲之。”“忠恕”，“心之所同然者。”不是推已及人，要适合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吗？所以只要不像反动的老子一样，说什么“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本义》二章。还应补说一句：皆知理之为理，斯不合理已！）弄成“玄之又玄”（同书一章）的顽意儿，天下很少未易明的善，未易察的理。即或有，也是特殊的，偶然的，决不是普遍的，通常的。
再证以史实，也无不如此。先就被圧迫阶级讲，凡最大多数人所争取的，总是善的，总是合理的。试以我国史家所痛恶的农民暴动，尤其是盗贼蜂起为例，也自有其善与合理之点。因为民众在某个时期被剥削杀戮，达到极点，大有同归于尽之势，不能不奋起争生存权，以延其族类。至于文化较高的时代的民众运动，能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其为善与合理，更不待言。
次就统治阶级讲，其中自有派别：凡同情于劳苦大众而求进步的，比较为善，为合理；凡专谋本阶级甚至于其中一小部分人的私利而开倒车的，便是恶，便是不合理。即以吕祖谦的时代为例？他是属于前一种人，而韩侂胄则属于后一种人。吕氏本是地主阶级的一员，又为南宋三学派首领之一，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故世有朱学陆学吕学之称。他虽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侪所当兢兢者。”（《东莱吕太史别集》九卷《与刘衡州》）系勉励刘子澄细心明善察理，丝毫不带怀疑主义的色彩。
他在讲咸丘蒙问臣瞽叟章，答以“理固如此。”讲万章问伊尹章，答以“理固若是。”（《东莱吕太史别集》十六卷《师友问答》）他倘若是一个怀疑论者，能以这种决绝的口吻说及思辨，知行，善恶和理吗？
他的话既不含有丝毫副作用，故他不回避现实，或与之妥协。
“大抵论理义，谈治道，辟异端，则不当有一毫回避屈挠。“（《东莱吕太史别集》八卷《与朱侍讲》）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为学并非藏在象牙塔中研究几本死书，他不独不忘情于民众，并且懂得从民众去学习：
“学者非特讲论之际，始是为学。闻街谈巷语，句句皆有可听；见舆台皂隶，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岂不进？（《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在另一方面，韩侂胄擅政，“又设伪学之目以网括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而其党羽“刘三杰入对，言前日伪党今变为逆党。……一时善类，悉罹党祸。”（《宋史•韩侂冑传》）这是一个摧残文化，阻碍进步的恶魔，谁不容易明白，容易察知？
最后我还要打个譬喻。俗语说：“秋月如镜，佳人爱其皎洁，盗贼恶其光明。”然世人并不因佳人与盗贼的立场不同，对于如镜的秋月发生“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之感。
由此看来，尽管阶级或个人的观点不同，也不难找出一时一地最大多数人共同的善，共同的理。至于因知识高低而各有所蔽的反动派和奴隶之类，其所谓善与理不易明不易察，系特殊问题，非一般通则，绝不能拿来示范，故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二胡先生过去的奋斗和一贯的怀疑论
我们弄清楚了上面各贴，便可以看一看适之先生过去的奋斗。和他的意旨中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是提倡文学革命最力的一人，他那种勇敢和坚毅的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一直到民国十六年，“他到了巴黎，不去参观巴斯德研究所，却在那敦煌烂纸堆裹混了十六天的工夫。”（《胡适文存三集》二一一页）为什么？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巴斯德（Pasteur）发见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同书同页）
他要在“烂纸堆里”“捉妖”“打鬼”，也自然仍具有五四时代勇敢和坚毅的精神。
两三年以后，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指摘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说：
一，“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人权论集》一二四页）
二，“……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同书二一五页）
他对当时的现实问题这样大声抗议，不独是继续了他的文学革命和捉妖打鬼的精神，并且也无限发扬了这种精神。这的确的难能可贵的。
可是相隔不过十七八年，胡先生的态度竞完全变了。他领导我国有光荣历史和崇高地位的北大。竞欲同学相信“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并用他的年龄加以担保，说他“年纪大了，才觉得这话的真实正确。”然无论如何，他将吕氏的这两句话像这样孤独地提出来做格言或教条，注入大学生的脑袋中，显然是要使特殊的东西普遍化，使偶然的东四通常化；其影响所及，非常恶劣，我们不能不详为指出。
他本是一个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一个在烂纸堆里捉妖打鬼的硬汉，一个在文化方面斥国民党为反动的大无畏者。然依照他现在的教条推论下去，这种工作已经无法继续。因为一个人要做急先锋，硬汉和大无畏者的先决条件，是确切相信自己所干的为善良的，合理的。这样才鼓得起勇气，拼命干，干到底。他如果认“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那就先堕入怀疑主义的深渊中，不知道自己所要干的是否善良，是否合理；也不知道自己所要革除的是“臭腐”，还是“神奇”？所要捉的是“妖”，还是“人”？所要打的是“鬼”，还是“神”？所要攻击的是“反动”，还是“正动”？他既没有自信。还能有所作为吗？
我们再看中国历史上的圣贤和学者，所以有许多可敬可法的事迹遗留下来，正因能够马上分明善恶，辨别理乱。“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论语•先进》）就是很好的例子。倘若禹和冉有变成“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信徒，对于万事万物根本取了怀疑的态度，怎能“拜”，怎能“行”呢？
然这还不关紧要。如遇有广大作用的事业因此受了阻碍，那真非同小可。当我五岁发蒙的时候，就念过《三字经》上的“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后来大了读史，也遇到“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五代史•粱太祖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膝文公下》）因为“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孔子倘拿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做格言，不能别善恶，识理乱以正褒贬，乱臣贼子当更横行，义何惧之有？何况孔子的言论不仅限于一部《春秋》，还有两三千弟子受他的熏陶，关系更为重大啦。
同样，胡先生的言论也可使北大四千七百同学和一千八百教职员受到直接的影响，使全国各大学和教育界受到间接的影响；而我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大半要靠这个四十九岁的老大哥大学来代表。因此，它的主持人的动向是值得我们——尤其是由它孕育出来的我——特别关切，细心考察的。
我们曾说胡先生的态度近来完全变了。这只是指他应付环境的手段今昔不同，论他的根本精神并没有变，至多不过百尺竿头更进步罢了。他向来就是一个怀疑论者，试举二三例如下：
一、“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古史辨》一册一二页）
二、“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同书同册二三页）
三、“提倡怀疑的态度。”（《人权论集》一二四页）
胡先生一再宣言“宁可疑而过”“宁疑古而失之”可证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所以对于集怀疑主义大成的《古史辨》第一册称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古史辨》二册三三四页）。然他的怀疑论是老而弥坚，已由他的“疑而后信”达到疑而不信了。至少他企图借吕祖谦的话使北大同学能有这样的造诣。
三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胡先生的言行及可能的影响
这里要说的有三个要点：一、与胡先生向来的言论及现在行为自相矛盾；二、与北大的传统精神背道而驰；三、对北大同学发生不良的影响。
一、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如本文第一项所描写，本没有什么毛病。但一经怀疑论者胡先生孤独地介绍出来，作为行为的轨范，便带有浓厚的怀疑主义的色彩。他曾告诉人们，整理国故的好结果是“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胡适文存》三集二一一页）依他现在对吕氏的话所行的手术看来，适得其反，即“化平常为玄妙，化凡庸为神圣。”凡接受这种教条的人对于善和理会视为玄妙，神圣，而莫测高深，会永远陷在知的方面，疑团满腹，而不能达到行动。这不独和吕氏的厚意完全相反（他主张知行合一，要“识路”，要“进步”），并且也和胡先生以往的言论不相容。他曾批评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道：
“……他的说话很多语病，不知不觉地把‘知’‘行’分做两件事，分作两种人做的两类的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人权论集》一六三页）
这段话是对的，知与行不能分开。“越行越知，越知越行。”但“未易知”“未易察”便无从“行”起，便是“不知不觉地把‘知’‘行’分做两件事，…………这是很不幸的。”
语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诵。”胡先生既用吕祖谦的话相号召，自应首先身体力行，以表真诚。可是观于他仆仆平京，参加国大，所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仅为大学生而设，他自己原是除外的。“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籍传》）聪明的胡先生当与阮“痴”有同感。
二、胡先生对于蔡孑民先生所遗留下来的校风处处想加以保存，大有萧规曹随之概。
“北大是珍惜与尊重自己这四十八年的历史的，这种的尊重‘自由’与‘独立’的作风，已成今天的空谷足音。纯粹科学的首院仍是理学院，文学院的首系仍是哲学系，法学院的质与量都发展到北方几个学府的前面，这说明传统的‘德先生’‘赛先生’，在主持人脑子的地位屹然未动。”（上海《大公报》三五年十月三十日徐盈《北大复员记》）
这段赞美北大的话不是流于空洞，便仅涉及技术方面。北大传统中一件最重大的事在主持人脑子里的地位完全消失，胡先生不知是装作不知，还是忘记提及？那就是蔡先生的：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这是蔡先生所倡导的宝贵教训，不独理学院为科学的首院，哲学系为文学院的首系不能与之比拟，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不能相提并论。
就是胡先生自己在民国十九年也亲自宣布：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胡适论学近著》六四○页）
大学生要“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除掉蔡先生所指示的读书与救国，双管齐下外，也别无良法。这个问题最为重要，我们非多说几句不可。
就一般讲，大学本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场所，但当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敏感的学生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崛起领导民众，从事奋斗，系完全自然的事。这是世界各文明国的通例，西洋近代史上充满了这一类可歌可泣的事实。试以一八四八年欧洲的法、奥、普为例。法国有名的二月革命的爆发，是由“巴黎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等相率游街示威，唱革命歌，并大呼打倒基佐，和改革万岁等口号”（拙著《马克思传》上册三九八至三九九页）开始的。一到三月初旬，“维也纳群众——学生、工人和市民——引入运动中来了。就中尤以学生的加入，是一枝最有力的生力军。”“这些忠实的少年富于豪壮之气与牺牲之心，愈争斗而愈勇敢，并且具有一种优美的理想。…………青年豪壮的学生之加入便予麻木的维也纳市民以一种有力的激励，使全部运动挟着武力向它的最切近的目标走，即打倒梅特涅的制度。”（同书同册四一○至四一一页）同时柏林的群众因被政府军枪杀，武装反抗。学生们“拥弃前城（工人所在地），号召人民从事战斗。”（同书同册四一五页）学生参加革命的争斗同样出现于俄国的历次革命中。
然学生领导群众运动或单独反抗腐败政府，用不着向欧洲去找例证，我们有的是，并且发生得很早，又不限于革命的时代。试举数例如下：
一、“……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僖节为其冠。并与季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无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传》)
二、“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晋书•嵇康传》）
三、“道诸生爱慕阳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顿首西关下，恳悃至愿乞留如故者百数十人。”（唐柳宗元《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四、“陈东……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陈东传》）
五、“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佑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癸辛杂识后集•三学之横》）
六、“崇祯戊寅，南固诸生百四十人具防乱公揭，请逐阉党阮大铖，于方实居其首。有云：‘杲等读圣人之书，明讨贼之义，事出公论，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明诗综》七六卷。按杲即顾杲）
这几个例子充分表现非常时期甚至于承平时期干预国政，代表舆论，是一千七百多年来的太学生一脉相传的精神。至于满清的倾覆，大半由于留学生和国内学生的领导参加，更是人所熟知的事。蔡先生了解中西历史上学生在非常时期所负的非常任务，故毅然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此次抗日运动推进，大都是全国学生秉承并扩大这种传统精神，到处活跃的结果。不意北大复员，胡先生上台，一方面宣言。
“我们有精神上的财产，有蔡先生三十年的遗风。”（《大公报》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北大双十节开学礼》
另一方面却孤独地提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口号，想彻底消灭“蔡先生三十年的遗风”中那个最主要之点，怎样见得呢？
今试以当前的内政外交作为我和胡先生或其信徒的问答：
甲，问：“全国人民婴求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府，善乎？”
答：“未易明也。”
问：“国民党允许还政于民，国府主席允许人民四大自由，合理乎？”
答：“未易察也。”
乙、问：“全国人民要求美军撤退，善乎？”
答：“未易明也。”
问：“全国人民要求防止美货倾销，以免我国工业完全崩溃，合理乎？”
答：“未易察也。”
这样一来，北大同学以后的工作就在大伤脑筋地去“明”和“察”，还能当机立断，领导或参加救国运动吗？所以当胡先生的教条见诸实行之日，即蔡先生的遗教寿终正寝之时！
三，“胡适校长在北大开学典礼中说过：
“只要中国有安定十年的局面，北大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学府。他同时劝勉学生埋首学术，造成北大的读书风气。”（《文汇报》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石圣《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
我们以为在目前情势之下，他的中国局面安定十年的希望很少实现的可能性。即使真个实现了，甚至于还不止十年，而他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教条，尤其是他的独立思想的教条，也不能使北大同学的书读得好，更休想北大“成为世界第一流学府。”我们先在这里略说几句，然后于批评独立思想时予以发挥。
无论中国或外国的大学生，除掉特别努力的天才外，一般的理解力和学识都是不很高强的。这不是我故意轻蔑大学生。我曾做过北大和德国佛郎克佛大学的双料大学生，由于我的经验和观察，深知一个大学生因年龄与经历的关系，于丰足的普通常识之外，对于所习的专门科目，不过是进了学问的门，得到一般的知识；一直至毕业为止，最多只是“升堂”，决不会“入室”，因此谈不上高深的研究，更谈不上独立的创造。尤其是先有一种“未易知”“未易明”的怀疑论横梗胸中，时时有所顾虑，结果，便无所适从，只好和古代希腊卡涅阿德斯（Carneades），近代英国休谟（Hume）等的新旧怀疑派一样，对于事物持一种盖然论或研究的态度，不下判断，仅依习惯或感觉去行动。
综合以上所论各节看来，胡先生的教条无论是对于一般常识或高深学问，都是有害而无利。一个曾经做过急先锋，硬汉和大无畏者的人，当民主潮流汹涌于全世界和中国的现在，作回国后第一次公开演出的思想指导，竟是这样错误而反动，好像出人意料之外。不过我们如果将他向来的行径细心考察一下，并不觉得奇怪。他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思想者，但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和实现妥协，喜欢向右而难得向左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者，所以他在五四前后所攻击的是与官方无直接关系的文学，在民十六年所“捉”“打”的仅为“烂纸堆裹”的“妖”“鬼”，在民十八年所指摘的也只限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文化方面的反动。当时他是一个无罣无碍的学者，自然乐得这样做。现在他是北大的主持人，地位迥然不同。他一方面不大满意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另一方面更害怕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尤提心吊胆于党派的争斗，不能不想法子予以防止。他对学生说：
“我是没有政治上的岐视，但是先生们及学生要知道这学校是作人作事的机关，不要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不惭愧的学术机关。”（上海《大公报》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北大双十节开学礼》）
这话是对的。我们赞成党争退出学校，赞成学生不带手枪上课，不用手枪威胁师友，以免打倒了大学本身。不过胡先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恐怕自己这种劝告不容易生效，遂挖空心思，将吕祖谦的话赠给北大的师友，所谓“……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荀子•非相篇》）他们如能接受，对于自己所行所为的是否善良，是否合理，首先发生疑问，因而趔趄不前，不是省却许多麻烦吗？尤其是同学们参加政治运动或救国运动，一定发生党争，倘若他们疲精费神，夜以继日地去“明”和“察”，来不及领导甚至于参加实际行动，不是更置学校于盘石之安吗？他这样打算，虽自有其片面的理由，但从大体着眼，从北大优良的传统精神，及其在非常时期应负的历史使命着眼，这是错误的。
四独立思想的评价
胡先生的第一个教条既误人子弟，而他的第二个教条更荒唐绝伦，即所谓独立思想。他对北大同学说：
“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是‘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我是说，要能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我提倡你们应有走独立的路的工具。”(上海《大公报》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北大双十节开学礼》)
北大同学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胡先生偏易“自由”为“独立”，即教他们独立思想，独立研究。到底那一方面对呢？我们以为“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是对的，胡先生是错的。请申其说如下。
我们在谈本问题之前，须懂得所谓独立究竟有无背景。现在为容易阐明这一点起见，不妨拿胡先生和我来作说明的例子。三十多年来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十二三年来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但在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人可独立于党派之外，而不能独立于阶级之外。这是真理，无人能加以否认。因此，他是资产阶级的学者，我是无产阶级的文丐，彼此自然而然地各为自己阶级的学术思想奋斗，彰明较著，不能隐瞒。即就治学的方法而论，他相信实验主义而排斥辩证法，我相信辩证法而排斥实验主义，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所谓独立思想本是极有限度的。换句话来说，独立思想是有阶级背景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大都除外）。世间既没有超阶级的人，也自然没有超阶级的思想家。弄清楚了这一点，便可以谈到本问题。
第一，先就自由思想讲。胡先生把“自由”二字解作“对外面的束缚而言”这是表面的，肤浅的，只道破真理的一小半，另外一大半是思想本身的束缚，并且也是他自己屡次承认的。他说：
“陆王一派的学说解放思想的束缚是很有功的。”（《胡适文存》二卷五四九页）
“再举思想自由作例。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朱程，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人权论集》二一四页）
“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撇开先入的成见。”（《胡适论学近著》六四三页。按文章指《红楼考证》）
所谓“解放思想的束缚”，“解放中国的思想”，“处处撇开先入的成见”，都不是指“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圧迫”，而是指思想本身的束缚。胡先生把从前所说的话一齐忘记，而将自由思想解作不受政府或党团干涉的思想，实不能不令人惊异！
现在为使自由思想的意义彻底明了起见，我们还愿以许行和孟子的思想为例。许行是战国时无产者的代表，主张泛劳动主义：“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洽。”（《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为自由地主阶级的代表，赞成阶级制的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同书同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不受政府或党团的干涉，即没有外面的束缚。但这两种相反的思想本身都会束缚我们，因为都有一面的理由。我们如愿相信胡先生的第一个教条，便会觉得“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堕入怀疑论中，停止判断。但我们如愿相信他的第二个教条，便会独立思想，既“不自从”许行，也不受孟子的“欺骗”，用自己的头脑想出第三种办法来。不过这第三种思想又须不同于当时老庄墨子等等的思想，才能得到独立思想的美名；然在实际上却是无用的长物，因为那必为幻想，不会有丝毫历史的真实性。既是这样，我们必须在两者之中，自由加以选择。
第二，再就独立思想讲。“独立”二字作何解释？待我引一段史事加以说明。
“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太祖，太祖命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令众中有如侠者，可与之俱立。’众皆默然，无敢应者。……朝野叹服，号为独立君。”（《周书•裴侠传》）
所谓“独立”既是与众不同的“别立”，所谓独立思想也就是不依傍他人门户，自出心裁的一种思想，它含有立异的意味。这一点胡先生不能不承认，因为他讲到王阳明的为学道：
“王子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便是学问革新的动机。”（《胡适文存》二卷五四九页）
这还不是王子的独立思想，即对孔子立异的思想吗？在某种状况之下，立异不独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把它当作一个教条，作为大学生思想的指标，便要发生毛病。怎样见得呢？
人们为什么要运用思想？志在发见真理。然关于某方面一种唯一的真理如果已被前人或时人发见，我们怎能立异，怎能独立思想呢？为着追求真理的缘故，我们应当心悦诚服地承认它，服从它；但为着独立思想的缘故，尤其是为着不忘胡先生的“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的教训的缘故，我们又应当怒发冲冠地抛弃它，反抗它，由本店自造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真理具有排他性，此真则彼伪，我们怎能为着遵守胡先生的教条而自造一种冒充真理的“伪理”来自欺欺人呢？他教学生“不盲从，不受欺骗”是对的。人们本自己的阶级立场，对于种种思想或事物加以研究对比，而自由决择，这就叫做自由思想。但他教学生“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而独立思想，是不对的。别人具有优秀的头脑，丰富的学识，健全的思想，道破了真理，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倾心接受，硬要去独立思想，故意立异，以致毫无结果，或产生极坏的结果呢？还有一层，胡先生不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吗？他为什么不去独立思意，偏用詹姆士和杜威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而不惜做他们的“奴隶”呢？
第三，胡先生看了上面的话，也许还有些不服，要反问我：“难道世间没有独立思想？”有的，我并不否认。不独科学的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展出来的，即非科学的实验主义又何尝不是詹姆士和杜威等的独立思想发明的（不过各自有其背景与来源），既是这样，胡先生也许更振振有辞，以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他为什么不能用独立思想相号召？可是这至少犯了躐等的毛病。他既喜欢引用吕祖谦的话，我也不妨写一段出来：
“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先储至说性命，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到。”(《东莱吕太史外集》五卷《杂说》)
我现在可以照样说：
后学读书未曾识得自由思想，便要说独立思想，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古今大思想家至说独立思想，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到。
说性命自然比独立思想容易多了，然“先儒……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到。”所以我们不能不让古今大思想家去包办独立思想，否则必定一无是处。即就胡先生讲，他在民国九年“大胆做一点独立的研究。”（《胡适文存》二卷六一六页）遂产生了井田辨。这不用说是他的独立思想的结晶，因为二千年来从没有听见过井田的否定论。可是他这种独立思想是否正确，读者看拙著《最近评论学术思想集》，第六篇论文，便可以知道。中西学问具有根柢而又好学深思的胡先生，其第一种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作品，尚且谬误百出，误己误人，现在竟教年龄不过二十左右的大学生们一开始就闯入独立思想的途径，未免过于恶作剧。因为他们在未动脑筋之前，即须牢牢记着“独立”二字，他们的思想须与古今中外的学者不同，须独树一帜，须故意立异，这是何等困难的事。说到这里，不能不令我想起马克思批评普鲁士检查令的一段话，就是：
“探讨真理而不得为检查所阻止的，是以正经和谦逊等语详加限制的。这两个条件表示探讨‘真理’不注重探讨的内容，而注重探讨内容以外的东西。这两个条件起首就使探讨‘的工夫’离开真理，使探讨的注意集中于一个不知道的第三者。探讨的眼睛既时常注视于这个为法令所规定而易于触犯的第三者，那么，探讨不是将看不见真理了么？探讨真理者第一义务不是向着真理一直前进，而不左顾右盼么？我如果不可忘记在规定的形态中说出一桩事，那我不是会忘记说这桩事么？”（拙著《马克思传》上册六○至六一页）
我们现在正可仿照这段话的话意来批评胡先生的所谓独立思想。
思想而不为胡先生所非难的，是以独立为限的。这个条件表示思想不注重思想的内容，而注重思想内容以外的东西。这个条件起首就使思想离开自己的途径，使思想的注意集中于一个不知道的第三者。思想的眼睛既时常注视于这个为胡先生所规定而易于触犯的第三者，那么，思想不是看不见它应有的途径么？思想家第一义务不是向着思想自有的途径一直前进而不左顾右盼么？我如果不可忘记在规定的形态中思索一桩事，那我不是会忘记思索这桩事么？
由此可见胡先生在名义上提倡独立思想，在实际上是以一种无形桎梏去束缚人们的思想。荀子说：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篇》）
任何专制政府或反动党团至多只能劫人之口，劫人之形，但胡先生的独立思想的教条一旦实行，便是劫人之心，简直把荀子对于放心的话倒过来了。
既然如此，怪不得有人疑心他“……是在替当今的法西斯独载统治者现身说法，执行另一种变相的统制青年的思想的方法。”（《中华论坛》二卷六期永平：《胡适博士的扯淡》）
但我们相信他大半是替自己的处境“现身说法”。这种说法如真为北大同学所接受，那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因学力不足，左思也不是，右想也不对，想破了脑袋，毫无结果，疲倦袭人，只好停止思想，终于变成一种昏头昏脑的人；一是自作聪明，糊思乱想，要从黄瓜里面取太阳汁，从白瓜里面取太阴汁，终于变成一种神经病者。北大因独立思想风靡一时，十年之内，这样的人才层出不穷，怎的便可以驾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上之呢？
依照上面的分析，胡先生用独立思想去代替北大同学所要求的自由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自由思想在必要时可以进于独立思想，但一开始就谈独立思想，必然丧失自由思想。这叫做开倒车，比第一个教条更反动。胡先生本是我国资产阶级一个特出的学者，何以竟想出这样荒唐的顽意儿来？这是有一个深远原因的。他向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十八年前用煽动的语调，大声疾呼道：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文选自序》）
我旋即反问他道：
“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就算‘高明’，被杜威‘牵着鼻子走’就算‘好汉’么？”（《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一四九页）
这一问他始终没有回答，自然也无法回答。不过他的防止左倾的努力是一贯的。他的方法颇为巧妙，即以学者的姿态，提倡独立；从办《独立评论》起，至宣布独立思想止，真可说是再接再厉，愈来愈妙。可惜独立思想误人太甚，而表现他的思想的歪曲也最为露骨，并达到最大限度。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篇》）
我现在也可以说：胡子蔽于独立思想而不知自由思想！
我还可以和荀子异口同声地说：“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同书同篇）
五北大的现状
胡先生的两种校训或教条既如上述，再看北大的现状又是怎样？
“蕴知北平官场的，都说‘北平官派最重的，首排北平行营，其次要算北大了。’真的，和北大接触过的，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那些讲师助教们也有这样的感觉。”（《文汇报》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今日的北大和北大人》）
“我们分析各系的教授，可知道它是保守的，反动的成份居多。……以傅斯年（傅虽然离开北大，但潜力极大。）陈雪屏为首的反动政客，把握了北大的门墙，民主人士除非像曾昭抡与北大有深缘的，绝难插足，如曹靖华的被拒聘，便是个好的例子。”（同上）
母校弄得这个样子，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端。当然，在蔡先生进北大之前，北大是有重大缺点的。“两院一堂”曾驰名于八大胡同（妓女麇集之所）。所谓“两院”是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然这不过一部分师生与“民意机关”媲美，现在竟进化到一部分上层分子和天字第一号的官僚机关比肩了。北大本来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学府，向无官僚习气，至少在我读书的时代是如此。今晨读报，得悉“北大四百余同学签名请求陈雪屏辞职后。”“胡校长置之不理。”（《文汇报》一月二八日）
这不能不使我忆及陈独秀先生做文科学长，我做英文学门二年级级长时的一桩事来。当时我代表本级和一个留日的英文教授冲突，他向陈先生控我目无师长。陈先生在盛怒之下叫我前去谈话（和他相处长久的人都知道他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凡做原告的大都胜诉）。经我侃侃陈辞，诘问他为什么替我们聘这样一个教授？他无法使我折服、便说：“你当着我的面这样气势汹汹，在他的面前不更厉害吗？”我马上回答道：“我生平最率真，决不会当你的面是一套，当他的面又是一套。”他不做声，旋即将那个教授更换了。这是北大的民主作风，现已看不见影子了。
一个具有传统民主精神的最高学府竟沾染了官僚习气，而保守的反动的教授又居多数，复有特殊势力从中操纵，想求学术自由，思想进步，虽未必完全不可能，大概也是很困难的了。
六结论
尽管北大的现状如此，而胡先生的校训又如彼，两下配合起来，使北大变成一副丑样儿。但北大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术机关，它的民主的根基是不会被上层一部分人完全毁灭的。证以去年北大开学时墙报上的标语，这种观察是正确的。“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替老百姓宜泄几千年以来积圧在统治阶级之下的苦情与怨恨！”
这话是预先正确地答复了胡先生的第一个教条，并且是预先对他实行了第二个教条。无论善怎样未易明，理怎样未易察，当民族的生死关头，士大夫（非阶级）不闻不问的“可怕的冷静”是应当打破的；而老百姓的“苦情与怨恨”也是值得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此较进步的有良心的学者代为宣泄的。这正是吕祖谦听街谈巷语，取舆台皂隶的为学精神。
尤其重要的是，抗战八年，胜利结束后的中国，理应自由独立，竟因受美国的宰制，加速走向殖民地化。即以中美商约而论，残酷胜于日本的二十一条，国内外同声反对。连英国工党议员兼新闻记者克罗斯曼也说：“美国与中国在不日以前签订条约，强暴地规定美国对华的经济干涉权。”（路透社伦敦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电）浙大一群学生早于去年十一月六日“沉痛和愤激”地宣布“中国民族从此堕入美国菲律宾以下的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文汇报》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读者的话》）
可是向来居全国大学领导地位的北大未闻有所动作，不免相形见绌。这在提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和独立思想的胡先生，当然认为得计，然却值得北大同学的反省。
可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北大仍不失为北大。”当去年圣诞节前夕美军强奸母校女同学的消息一经传播，同学们愤怒填膺，作狮子吼，因而形成一种遍及平，津，京，沪，渝，蓉，粤，汴，昆明和台北等处的学生大示威运动，一致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而“胡适返校，对学生罢课游行，说是不对。”（《文汇报》一月四日北京一日专电）
他以为“此事纯属法律问题，……至撤退美军乃系政治问题，本人未尝考虑及此，亦望学生不作联想。”（同报一月十一日《读者论坛》）这明明是不赞成北大同学将这个“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如果把强奸案孤立起来看，诚然应由法律解决，但将美军驻华以来所引起的我国大惨剧以及不断发生的种种暴行合起来看，便必然要成为要求美军撤退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线。这是一种民族自卫运动，无可非难。不过这是蔡先生的路线，而非胡先生的路线，故为他所反对。然其咎不在学生，不在蔡先生，而在胡先生自己。
吕祖谦说：“士大夫学术须正，一或不正，操履皆邪，其为害不止及其身，殊可畏也。”（《东莱吕太史外集》五卷《杂记》）
胡先生在中国向来以思想指导者自居，老是“苦口婆心”地向青年学子宣传他的学术，尤其是宣传他的思想方法：“我十分诚恳地把这些老实话贡献给我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他们不再走错了思想的路子。”（《胡适文选自序》）
可惜他隶属于一个命运注定要日趋反对的阶级，自己的学术不正，方法乖谬，自己老是“走错了思想的路子”，自长北大，言论行动更是大错而特错，致使我不能不再度起来加以批评。语云：“惟善人能受尽言。”我希望他清醒过来，认清时代的潮流，尊重客观的真理，收回“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和独立思想的教条，至少至少也应当不再提起，让它们无声无臭地死去。如能做到这一点，再彻底清除操纵校政的政客，扫荡上层少数人的官僚习气，培养全校的民主精神，与自由思想，切实继承并光大蔡先生的遗教。那么，十年之后，庶几乎可望实现他对北大“一点小小的梦想”即“作一个像样子的学校，作为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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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著马克思传的经过（李季，1932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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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著马克思传的经过
李季1932年9月18日
拙著《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上编上中下三册，一直到现在才弄完付印，从留德时动手算起，共历十一年。中间经过不少的变迁，特约略写一点出来，作为一种纪念的回忆罢。我在拙著《我的生平》叙述此书的最初计划说：“起初本只打算草一个四万字的小册子，共分四章，章中又分若干节。第一章脱稿，仅一万多字，与预期的无甚出入。但一到第二章，容量甚多，即拟将全书增至八万字，草至第三章第四章，容量更多，又拟增至十六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字。就文字讲，第一章较逊于第二章，第二章较逊于第三章，第三章又较逊于第四章。当这种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因材料的增加，必须改章为篇，改节为章，并将一二两章重新改作，将第三章加以增补。迨改作增补告竣，字数达五十万，历时两年多。后来回国，先后将上中两册出版，复有修改增加之处，几达五十万字，连下册一起算，当有七十万字。”（见《我的生平》第三册五六三至五六四页。一九三二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这段话至少表见两个要点：一，我最初没有打算做大部头的书，二，起初草成五十万字，只费去两年多工夫，以后增补的工作历时八九年，而所加的字数不过二十余万。关于第一点，是因专门研究的时日较长，浏览的杂志和书籍较多，所搜集的材料十分充足，扩充篇幅，是当然的事。关于第二点，是因回国后，做教书匠，译吃饭书。花费我不少的精力，故迟延了本书的出版期。然这却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本书的范围非常广大，应参考的书籍，报章和杂志多至数百种。就马克思本人讲，著作数十种，而《资本论》和《剩余价值论》都系艰深的专门巨著，非短时期或一二遍所能通晓。且马克思主义非马氏一人所独创，恩格斯实尽了一部分责任，因此他的著作也变成了我的主要对象之一。还有一层，本书虽名为《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实则连带叙述了欧洲十九世纪下半期，甚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战争史与革命史，如一八五九年的意大利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一八七○年的德法战争。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一九一八年德意志的革命是。此外，关于党派的历史，则有共产党，国际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个人的活动与学说，则有威特灵，卡伯，拉塞尔，巴枯宁和伯恩斯坦等。像这样涉及多方面的著作，井有长时期的准备，是无从下手的。所以这八九年来，我虽为着谋生和其他工作花去许多宝贵的光阴，但所有闲暇时间全注在这种准备上——这正是本书难产的一个原因。
就书的内容讲，中册较上册为烦难，而下册又较中册篇烦难，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杜林的科学革命》两部名著都须在下册加以介绍，殊觉难于下手。以精研马克思的著作如墨尔林，作马克思传时，谈到《资本论》的二，三两卷，犹要请卢森堡代庖，浅学如我，对于这种名著也须有所论列，当然不能胜任愉快，我不过学“虾蟆打拳”，尽一尽自己的手脚罢了。
马克思如果一定要在伦敦利用不列颠圆书馆，才能够著《资本论》，那我也应当在德国利用各地的大图书馆，才能够著《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但不幸饥来驱人，使我不得不挟着一部未成的稿子，急促离开德国。回国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发刊上册，一九三○年四月发刊中册，最初一次因自己的书籍没有运来，第二次因自己的藏书大半散失，缺乏参考书，对于征引的文句，多无从复校。近来虽极力补充必需的书籍，不过大部头的书，如《新时代杂志》之类，发刊近五十年，积书近一百大卷，实无从取得，以备应用。但下册的引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此次经我对照原书重校一遍，当不致有很大的错误，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关于上中两册本有许多应行修改或增补之处，但一时不能如愿相偿（旧纸版必须由国光社接受过来，是一个主要原因），只好乘此次上册四版和中册再版之便，各改排数页，并于中册增附录七八千字，至其中应更改的名称，特先在下册改正，故名称上有时颇不一致（如国际党总会改称国际党中央局，《杜灵格的科学革命》改称《杜林的科学革命》是）。
我于一九二四年年底挟本书的草稿离开德国。并没有直接回国，还在俄国逗留了一年。当时草就两个小册子。即《辩证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连同本书的草稿携至海参崴，被强制留下，不令带归。后来虽三番五次地催请寄来，没有人肯负责办理。直至一九二六年暑假邓泽生先生由俄归国。才为我秘密夹带这部草稿到上海，我得信后。即于异日和他雇一小舟，在侦探监视之中，设法从俄国船上取下来。本书的得与世相见，实在应当感激他。因为我的其余两个小册子。因无人肯携带，已经遗失了。此外，还有一桩事也有连带提及的价值，就是自一九二七年事变后，我将中下两册的草稿寄存某乡一个农民家。自己于一九二八年来到某城。至一九二九年年底，因本书有出版的可能，遂令其寄出，稍加整理，托人在上海刊印中册。历时不久，某乡发生暴动，这个农民的家被抄，而人也被杀了！他的得祸虽与寄存稿件事绝对没有关系，但此稿如不由他早日寄出，则他的不幸可以使我的藏物一齐被毁灭。
末了，关于书的名称也应当说几句。本书初次出版时，本名为《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改排出版，却被称为《马克思传》，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某书店的主张，其所持的理由是将上编三册改成传记，自成一部完整的书，易于出售，否则上编三册之外，还有下编，表见残缺不全，不能使人踊跃购阅；因以书店名义，请得一题一序，冠诸书首。但我始终认原有的书名较为妥当，因为我的计画是上编四篇专讲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著作的历史及内容等等，下编四篇，则专讲他的学说：一，辩证法的唯物论，二，经济学说，三，政治学说，四，对于马克思各学派学说的介绍与批评。要用最初的书名，才能够包括这些内容，如仅称为传记，既不能与下编发生关系，而自身也不全备（很少介绍有系统的学说之处），弄得非驴非马。所以当时为顾全书店的营业和补救这种缺感起见，我只好让传记的名称做封面，将原有的书名附在里面。本书此次归国光社出版，理应及时改正，无如上中两册的旧纸版必须由国光社收用，又不得不予以迁就。好在本书的下编，大半还在我的脑袋中酝酿着（仅国光社出版的拙著《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可视为第一篇中的一部分），而我目前尚在有其他文字工作，无暇及此。基于这种和其他不言而喻的理由，不妨让本书的上编三册暂时叫做《马克思传》，待下编草成出版时，再来改正罢。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作者识。
刊载于《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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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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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前后
我来到上海时正值齐卢战争，马路上张贴着工部局戒严布告。卢永祥处于不利形势，战争渐渐迫近上海了。但租界内平安无事。
慕尔鸣路房子两楼两底，厢房沿马路，且有一个过街楼，从楼上前厢房通出去横过弄堂。彭述之就住在这过街楼内。楼上厢房空着，中间放一张大方桌，桌子旁边几把不整齐的椅子，靠过街楼方面有一张空床，现在我的铺盖就摊在这空床上面。后厢房是瞿秋白的寝室，他的爱人死去不久，现在是鳏居。客堂楼住着蔡和森夫妇。楼下客堂间住着李隆郅夫妇。张太雷的母亲，老婆和孩子则占据楼下全厢房。亭子间住着两个娘姨，一个是服侍瞿秋白的；另一个，龙嫂，是毛泽东从湖南带来，现在替我们烧饭。我们在李隆郅房间里吃饭，吃饭时总看见李一纯凸着大肚子睡在床上。客堂间不会客，客人来都到楼上厢房。我的床边那张大桌子除了会客以外，还可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又能做我个人的工作台子。这个屋子没有电灯，我们夜里都点火油灯。
李隆郅同延年握手，同我握手。我们在法国都会过一面。他是湖南醴陵人，高大，强壮，皮色颇白，声音洪亮，眼睛炯炯有光，嘴唇肥厚而红润。我已经说过他在法国的事情。驱逐回国后，他在江西安源煤矿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后来到汉口，正当京汉铁路罢工时候或以后，他几乎被捕；现在上海与项德隆二人共同负责工人运动工作。和我们同来的蔡枝华当日就由他带去住在小沙渡一个工人俱乐部里。
下午，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没有人同我们介绍。他看见新来一个“小孩子”，在会客用的大桌子上校对《向导》周报。我则知道他是瞿秋白，北京俄文专修馆高材生，五四运动中与郑振铎，耿济之同办《曙光》杂志，后来当《晨报》记者，由《晨报》派到俄国去采访新闻，在俄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做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翻译，著有《赤潮集》和《赤都心史》；回国后编辑《新青年》季刊，是我们的理论家，现在上海大学当社会学系主任。后来好久，我才知道他那时是很不得意的。他才从广东被中央严令召回上海来，因为他在鲍罗廷指挥之下代表共产党中央做种种活动，而中央并不同意这种种活动。
蔡和森正在发老毛病——气喘。他睡在床上，一个白衣黑裙旧派女学生模样的人端饭给他吃，进出都经过通厢房的侧门。这个女学生并不注意厢房空床上已有被，大桌子上也有人工作。我知道她是向警予。第二日或第三日，有一位客人来访，龙嫂送上名片，“林祖涵”。向警予请客人就在我工作的桌子旁边坐下来，不久客堂楼走出了一个高而瘦的人，一面喘着气，一面很起劲地同客人谈话。他的话比客人说得更多些。最后客人默然了，随即告辞。恰巧张伯简来拿校样或其他事情，便问起和森——因为这就是蔡和森——关于客人的情形。和森好像话还未曾说够一般，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说：“这是一个中派，”云云。我校对了《向导》之后，已经知道他把当时国民党分为三派：反对共产党的人属于右派，赞成《向导》主张的人属于左派，二者之间都是中派。他说孙文自己就是中派。其实当时林祖涵已经加入共产党（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蔡和森还不认他是真正的同志罢了。
这个人是蔡和森，颇出我意外。在我的想像中，他是囚首垢面而谈马克思主义的新王安石。那日看见，他脸是洗过了，头发也不很长，显然是乡下秀才的装束，与洋场才子瞿秋白相反。
蔡和森是《向导》周报总编辑，在机关意义上说，他就是我和张伯简两人的“顶头上司”。我担任校对和搜集材料；张伯简管理印刷和发行，我来到前校对也是他。他另租房子居住。这个云南人带有几分四川人性格，他那时成了我的密友，我们相互倾吐对人对事的意见。他比我先到上海二个多月，告诉我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他说慕尔鸣路房子是有名的布尔塞维克机关，反动派很注意。
开主席团会议，陈独秀来了，王荷波来了，林育南来了，蔡和森从客堂楼侧门走出来，彭述之从过街楼走出来，他们占据了我的工作桌子，我自动回避到瞿秋白的房间去。瞿秋白不在家时多。陈独秀，王荷波，蔡和森是主席团委员，林育南代表青年团出席主席团会议。彭述之以什么资格参加这个会议呢？他是国际派来的，以未来的中央委员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袁庆云也是画家，他曾根据照相画了一幅陈独秀像，装了镜框，挂在我们东方大学寝室内。现在我觉得他画得很像，虽然真的陈独秀比画的陈独秀更苍老些。此时，陈独秀不过四十多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白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常带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这是全国革命的青年人所奉为导师的，又是道学先生所深恶痛绝的。关于他，当时已有许许多多神话和传说了。我现在亲眼看见了他，亲耳听了他说话。这个人：我第一次识了他的姓名，读了他的文章时，便写长篇日记骂他，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都有道理，现在竟在他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了。
一九二四年秋天，大家都觉得中国是在一个革命或一个大运动前夜，至少我和我所接近的人有这个感觉。一方面，从袁世凯传下来的北洋军阀统治已经衰落，分裂，眼看不能支持下去了；他方面出现了中国前古未有的一种新势力：近代无产阶级。经济性质的群众罢工久已存在了；至迟从五四起，我们看见了政治性质的群众罢工：上海工人罢工为了援助北京学生的运动和要求。一九二二年有香港海员大罢工，终于迫得英国帝国主义屈服。一九二三年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受了屠杀，却不使整个工人阶级气馁，反而激发了热情。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且领导全国一般民众的斗争，而且参加和发动民族的民主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斗争和共产党活动前面，一般的中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对于北洋军阀统治的畏惧渐渐消失了，渐渐敢起来反抗，渐渐寻求一个出路。这些中间阶级的觉醒就表现在国民党改组上面。改组以前，国民党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辛亥前后那个革命的组织，久已因革命失败和党员背叛而趋于瓦解了。有孙文和他的几个亲信人，有模糊的民主政纲和淡漠的革命回忆，但没有国民党。苏联无产阶级的经验，金钱和军火，以及中国共产党员的努力，才在“国民党”这个旧而空的招牌下制造了一个新党，一个模拟俄国布尔塞维克组织的党。一九二四年一月间，这个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中国才有国民党组织；中央设在广州，各地有省党部，市党部，县党部，区分部等。中央执监委员会中，共产党员虽占据小半数，但重大决议都是出于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手。各地方党部则几乎完全操在共产党员手里，——除了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些所谓“右派分子”能与共产党员抗衡。除了国民党改组以外，广州黄埔还设立一个军官学校，经费是苏联的，枪械是苏联的，重要教官是苏联的，但校长是中国人蒋介石，新从欧洲回来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也派在那里工作。
“二七”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走上“国民革命”道路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是五四运动的产物。爱国的，反封建礼教的，改革文字的，提倡科学和民主的运动，于短期间后就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运动。北大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北大学生领袖中极左倾的分子，张国焘，邓仲懈，范鸿劫，高尚德，罗章龙，等等则从爱国运动走到劳动运动。北京没有工厂，他们只好走出城外去组织铁路工人。长辛店车站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由此出发，工作普遍于北方几条铁路。北方的劳动运动本是处女地。但南方，工作则没有那般顺利，他们在劳动运动中遇着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党”遗下的人物，或者未改组前的国民党员走到工人运动去的。这些人挂些工会或工团招牌，但没有群众。在广东，则有近于旧式行会的工人组织，在“机器工会”领导底下，这是群众组织，但抵抗共产主义的侵入。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当然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旗帜的。当时，国民党并不存在，共产党领袖和群众又很看不起那些残留的国民党人物，连孙文在内。他们视这些人物为落伍者，为前时代人物，而他们是向前走了一大步的。当时若有人说，中国必须先经过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必须先复活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其中，去领导这个革命的组织，——我想，他们一定会认为胡说的吧？总之，第一次大会时是没有人这般主张的。后来，提出这个主张的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荷兰共产党党员马林，他当时一方面奉了第三国际命令指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他一方面奉了苏联外交部命令同中国民主派领袖联络。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应加入孙文经他劝告而图谋复活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出通告，要党支部和团支部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了。第三次大会中，马林要求正式议决这个路线。［这里，我把1922年的西湖中央会议和1923年的第三次大会混合起来说了。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在西湖会议上，到第三次大会时他已被说服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了。——作者1986年补注］他遭遇反对。反对的，不仅有李汉俊、而且有张国焘，甚至陈独秀。最后，马林拿出了第三国际命令。十多年后有一位历史学家到荷兰去问马林，关于这件事情，马林否认他曾以第三国际权威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这个路线。但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那样的政府，因之需要第三国际及其中国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的存在，——则是不可否认的。至于从中国革命，以及从世界革命观点来看，是否有另一种路线值得采取，则没有人提出，因为当时都是一致认为：苏维埃外交利益就是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利益。可是，事实上，恰恰从那几年起，苏维埃外交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开始分离了。
我初回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这个进化，——或宁可说退化。“二七”失败以后，劳动运动暂时消沉，张国焘表示消极，不久就被捕入狱；反对加入国民党最烈的人李汉俊退出共产党。国际路线通过了，党内意见一致了，整个工作都朝这个方向进行。《向导》周报本是中国共产党专为“国民革命”运动而创办的刊物，现在就成为正式党报了。我在法国已经经过了这个“进化”，回国后对于国民革命和加入国民党路线已经视为当然的路线，虽然内心深处保持着疑惑，——因为我是研究了世界一般发展走到共产主义的，而不是研究了中国特殊发展走到共产主义的。
在上海，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共产派（或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环龙路四十四号党部机关有左右两派斗争。我未到上海前，右派人物在那里殴打了邵力子，他们本以为邵力子是国民党老同志，至此才知道他也加入了共产党。《民国日报》两个主笔，叶楚伧是右派，邵力子是左派，这两个人本是老朋友，但受了本派指挥，互相斗争；编辑中，张太雷，沈泽民是左派，陈德征等是右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挂虚名，他本人同情左派；总务主任邓中夏（即仲懈），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教授施存统，张太雷，恽代英，彭述之，蒋光赤等是左派；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同情左派，但英文学系主任何世桢则是右派。各机关斗争，左派都占上风，因为右派是些旧人物，本身还没有团结，没有一个中心领导机关，重要的，又没有群众。他们气愤极了，只好用殴打手段。我未到上海前，他们已经打了邵力子；我到上海十几日，他们就打死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这日是双十节，上海天后宫开纪念会，主席是喻育之，秘书或其他职务是童理璋，都是国民党右派。台下，上海大学学生提出一个什么意见，童理璋喊打，于是有手臂刺花的大汉多人打伤了十几个上大学生，当日伤重死了一个四川人黄仁。中央主席团恰巧在我的工作桌子上开会，陈独秀尚未来。一个人怒气冲天跑了来，报告天后宫打架事情。这人是施存统。
黄仁案发，左派反攻，《民国日报》赶走了叶楚伧，上海大学赶走了何世桢。何世桢把英文学系学生带走，另办持志大学，但以瞿秋白也离开上海大学为条件。瞿秋白离开了，不久邓中夏也离开了。总务主任换了韩觉民，共产党员；英文学系主任换了周越然，中立分子；社会学系主任换了施存统。上海大学学生说，瞿秋白去职，也是存统在背后捣鬼的，因为存统想做主任。我那时虽然编入上海大学支部，但不知这捣鬼详情。环龙路机关的斗争也是左派胜利的，但我也不知道详情。
工人运动中也有斗争，但那不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进行的。共产党拿自己旗帜做工人运动。上海本有“工团联合会”，是个空机关。我们本想占取这个机关，但不能够，于是专在工厂群众做工作。负责的是李隆郅和项德隆，一个湖南人和一个湖北人，一个管沪西，一个管沪东。南洋烟草公司罢工，虽然失败，我们却争取了群众。以后工作就逐渐开展，几乎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了。从此，另一派的工人运动家就失去了与我们竞争的能力。
黄仁案发生，斗争激烈之后，为了防备危险，《向导》编辑部便迁出慕尔鸣路房子，到民厚南里（哈同路）来。这是张伯简找的房子，房租很贵，两个统楼每月四十元。二房东是两代寡妇，住在蔡和森夫妇楼下；我和彭述之住在另一间统楼，楼下是其他的房客；龙嫂替我们烧饭，毛泽东回湖南去，把她留下来给向警予。张伯简也搬到民厚南里来，但在前面隔二条弄堂一个亭子间内。当时，民厚里很有名，叫黄包车时，无需说什么路，只说民厚里，大多可以拉到。新出的《醒狮》周报及其主笔曾琦也在那里，幸而我未曾遇见他。张伯简说，民厚里住的人很复杂，尤多官僚政客，因为朝西去再没有弄堂式房子了，朝东也需到西摩路才有弄堂式房子，周围很远都是大洋房或空地。上海大学在西摩路，所以民厚里住了好多上大学生，我们常听见人唱国际歌。
中央开会，我后来并不回避，但搬家后，中央在另一个地方开会，起初在威海卫路一个柴炭行楼上，后来在闸北广东街，那里是秘书处，秘书兼会计，起初是薛世纶，后来是任作民。全党经费那时每月九百多元，北京和广东两地是否在内，我不知道，但其他各地则都在内的。独秀，和森，述之，每月领四十元；张伯简，向警予和我，每月领三十元。伙食自理，每月约摊六元至十元。工作虽不很忙，也不很闲。我的校对工作，除《向导》外还有《新青年》，以及临时性的小册子，如第四次大会宣言及议决案之类。至于搜集材料，则是购买和储藏经济类的杂志，如《银行周刊》，《钱业公报》，历年海关报告之类，不仅买新出的，而且买旧出的，往往买五六年出版的全套杂志，这些东西始终没有人去翻阅和利用。此外就是剪贴报纸。
我在《向导》写文章，起初是以“马道甫”名字假冒读者来信，后来用真名写些关于小问题的文章，五卅运动起写些记事性质的文章，有时写些国际问题的文章，此外翻译外国人的文章。不错，我到上海后，读者来信，除了二封以外，都是我回答的。“寸铁”本是独秀包办，但我也曾写了几条。《向导》不登理论文章，政治文章轮不到我写。《新青年》里，我翻译的文章不少，自己写的则带着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意味。倒是《中国青年》上有几篇文章，是我用力作的，署名则连。
《向导》的灵魂是蔡和森，每期都是以他的文章为中心。独秀文章写得很短，很随便，有点近于敷衍塞责，倒是他一人包办的“寸铁”（三五十个字的短文）含有精彩的文字。
彭述之如愿从瞿秋白手里夺得了《新青年》。我们搬家以后就付印了一期：“国民革命号”（季刊第四期）。那里面主要的是从莫斯科带回的一篇长文章：《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这篇文章后来成了瞿秋白的小册子《反彭述之主义》攻击的对象，以后还有机会说到它。暂时只说张崧年对于这期杂志的感想。张崧年写信给陈独秀抗议新出的《新青年》文字庸俗。他举出首页一篇启事为证。这是预告本杂志将由季刊恢复月刊的，用半文言写，其中有什么受人“爱戴”一类的话。张崧年是旧《新青年》的健将之一，他很注意文字格调，他认为《新青年》本是白话文的模范，不应当用文言写启事，即使用文言也应当用好的文言。不用说，这篇启事自然是出于新主笔的手笔。月刊第一号是“列宁号”，其中大部分稿子是我们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以后彭述之就病了，二三四诸号是秋白和我两人杂凑出版。
内部刊物之外，我曾在《民国日报》付刊《觉悟》上写文章，又曾与上海法文日报记者笔战，关于孙文过沪事情。我写过几封法文信去，都登载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处时间有误：大会系十一日开幕，二十二日闭幕。——作者新注］
会场设在闸北广东街背后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开了三日或四日会议，未曾发生什么意外。
统楼改成的课堂几乎坐满了，但我不记得究竟有几个人。确实记得参加会议的，中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湖南代表：李维汉，朱锦棠；湖北代表：陈潭秋；广东代表：杨殷；北方代表：高尚德；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法国代表：周恩来；山东代表：尹宽；S．Y．代表：张太雷。上海代表不记得是谁。李启汉也参加大会，不记得代表什么。张国焘有信来向大会致敬，本人则未到会。旁听一次或二次的，有张崧年夫妇，沈玄庐夫妇，黄平。张伯简和我当大会记录，他只记了一二场，其余都是我记的。记录稿子，后来未曾整理出来。莫斯科支部代表彭述之兼任大会秘书长。
国际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来了一次，瞿秋白翻译他的演说。政治议决案以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由秋白译成中文的。在理论问题上和政治问题上，大会简单接受国际的训令，中央委员没有不同意见，各地代表也没有不同意见，开会经过如此平静，好像举行一种典礼，一种仪式，以至我这个记录员，记录了全大会十分之八九的发言，也没有保留深刻的印象。但在枝节方面，我倒记得几件事情，而且记得很清楚。第一，张崧年以旁听人资格，曾起立发言，其中有几句涉及加入国民党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次大会是争论中心，此次则除了张崧年以外没有人提起了。我们认为这是久已解决的问题，并不感觉兴趣，何况提出的是张崧年，又何况张崧年在大会上本无发言权。但瞿秋白还是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是最适宜于回答此问题的人，因为他是最拥护这个路线的。他回答的理由本是我们所熟知的，他又举出实例来证明。有一个实例，我至今还记得，即他说：“譬如我们要刻一个图章，内有共产党或其他字样，在上海就不能拿到刻字店去刻，在广州就不成问题了。由此可见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第二，国际代表提出了反对托洛茨基的议决案，要大会通过。其他的议决案，都是以前起草好，油印发给代表的，惟有这个议决案是临时提出，由主席（不记得是谁）朗读一遍后，征求有无异议。会场中人自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争论，虽然不知道争论的内容。我经常读法文《国际通讯》，其中已有连篇累牍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文字。因为苏联党内问题此时公开到国际上来了，各国共产党都有正式议决案送到第三国际来，表示“反托”态度，中国共产党自然也要表示态度，虽然大会代表没有几个知道这争论的意义。草案宣读以后，隔了好久没有人说话，最后彭述之站起来说了一篇话，不外是托洛茨基有这点或那点错误应当反对之类。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当时代表们有什么感想，我不知道。后来，北方区开除张崧年前派人去谈话时，张崧年曾表示他对团体有几点不满意，其中一点是说：“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领袖，现在我们反对他！”他这话，也许是指后来《新青年》译载季诺维埃夫，斯大林等人文章说的，也许是指大会这个议决案说的，不过他在大会上并未曾替托洛茨基辩护。第三是张太雷和小地方代表的冲突。张太雷是漂亮人物，各地来的代表则未免有些土气。他常拿他们当作开玩笑的对象，替他们取绰号。这些绰号都很确切。例如他称李维汉做“实力派”。李维汉是大会中引人注意的代表。大会虽没有理论的或政治的争论，但小的事务性的争论是有的。每遇争论时，李维汉先不说话，到最后才起来斩钉截铁说几句话，他的话都有决定问题的意义。是为了他有判断力，能说话呢？还是为了他背后有群众？张太雷认为李维汉的话有重量，只是因为背后有群众。但李维汉厌恶这个“实力派”绰号。第四，杨殷在上海被广东同乡殴打成伤，大概是为了广州两派工会冲突问题。最后一日，他才包了头来参加大会。
最后一日，大会选出九个中央委员，四个候补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其他一个记不起来。候补的，只记得王荷波和朱锦棠。常住上海的五个人成立“主席团”：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从四次大会到五次大会差不多两年半中间，全体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二三次会议。那次革命如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五人主席团领导的。
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是中国的不断革命的活的化身，象征着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迅速过程。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从学生群众走向工人群众的先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持人，多次罢工的领导者，为革命工作被捕至曹吴倒台才释放出来。这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
蔡和森是旅法勤工俭学生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勤工俭学生运动，倡导了旅法共产主义组织，因里大运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他也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虽然他的群众性质和范围都与张国焘的群众不同。
瞿秋白是五四文化运动参加者，北京名记者，聪明，博学，在学生群众中有地位。他现在成为共产党领袖，固然是由于他的历史和他的能力，但也有一部分由于他接近国际的和俄国的同志。
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在上海，这五个人我几乎天天见面（张国焘于大会开后许久才来上海）。主席团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陈独秀的意见具有决定性，开会很少争吵，但现在想来，在表面的一致之下早已埋藏分歧意见了。
总书记底下有个秘书处，起初只有一个人，任作民，会计兼秘书；后来特意调了王若飞来，另成立秘书处，同会计处分开。王若飞手下还有二三个技术人员，管理秘密通信，文件保管，油印之类。组织部长是陈独秀兼任，但始终未成立组织部。一九二六年底或一九二七年初，调周恩来来负组织部责任，虽然周恩来不是中央委员。但周恩来忙于别的更实际事情去了。宣传部是四次大会前就设立的，部长是彭述之，名义上我是宣传部秘书，但只管《向导》，《新青年》，丛书，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宣传工作。后来，在武汉，我才从米夫老婆学得一点宣传工作；在上海时，不仅我不懂得什么宣传工作，连部长自己也不懂得。此外部长上任不久，就害了一场大病，住了八个月医院，才出来工作。工农部，张国焘负责，事实上是招待各地工会工作同志的机关。妇女部，则有一时装在瞿秋白爱人杨之华皮包里，有一时装在彭述之爱人陈碧兰皮包里。
青年团则有独立的生活。党第四次大会后，团也开大会，改“社会主义的”为“共产主义的”，从此称C．Y．，不称S．Y．了。张太雷做了青年团书记。但不久就撤换别人，如任弼时，贺昌，刘昌群，陆定一等。刘仁静也在青年团编辑《中国青年》。团内生活，我很隔膜，但这些负责人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常到他们那里去，谈电影，谈小说，谈女人，好像中学时代的朋友。
第四次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工作发展很快。一九二四年春，我正式加入共产党时，国内外党员共三百余人，旅莫支部就占十分之一。大会统计，则有九百余人。到第五次大会时号称十几万。第四次大会前后，党内重要职务几乎都给莫斯科回来的，尤其从法国经过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占据了。在中央，彭述之坐等当选为中央委员。赵世炎负北方责任，陈延年负广东责任，尹宽在山东，王若飞在河南，不久罗觉占据上海，湖南李维汉本是法国回来的同志。湖北也有旅莫支部的人，但不起作用。其他小地方负责的，如汪泽楷在安源，高风在保定，李慰农在青岛之类，更多。这批同志从外国回来后，国内的同志纷纷退让了。此时有了“旅莫支部派”或“莫斯科派”名称，好像党内一个派别，支配了其余各派。
其实，我们未回国前，党内本没有多少干部。重要的是张国焘一个系统，那是从北京出发做北方几条铁路运动的同志。张国焘之下有罗章龙，李震瀛，张坤弟，吴雨铭，等等。这些人为了过去工作关系，无形中成为一种派系，有时的确与莫斯科回来的人成对抗形势。南方做劳动运动者，为了没有北方那种成绩，并未形成什么派系。李隆郅，刘少奇，陆沉等，曾在安源做过工会和俱乐部工作的，相互间有些联系。此外，就是广东，北京，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方核心，他们是欢迎莫斯科回来同志的。
机器装置好了，等待原料来生产。此时，原料恰好成熟了，可以多量供给这机器。
我初回国时恰值江浙战争，卢永祥是孙文的同盟者，战争失利，放弃了杭州，退保上海，不久连上海也不保了；北方奉军也处于不利的形势。我们正担心，直系军阀全胜下的政治局势会窒息了革命胚胎。可是，上海战争停止之后不过几日，霹雳一声，直系军阀倒台了。总统曹锟被囚，吴佩孚出走。推翻他们的，是本系的军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这变化如此突兀，如此出人意外，以致蔡和森昏迷了头脑。他在《向导》上攻击美国帝国主义阴谋独占中国，因为他指冯玉祥此次倒戈是美国帝国主义指使的。邵力子同志走来抗议，说冯玉祥并非受美国指使，而这政变是有利于革命，我们不应当攻击。和森气愤愤地说：“力子同志难道以为中国军阀背后能够没有帝国主义支配么？”冯玉祥此次行动究竟是独立的，还是受外国势力支配的，二十年后，至今还不清楚。但《向导》不久就抛弃了蔡和森的立场，则是确定的事实。从北京来的报告，从广东来的报告，以及从上海苏联领事馆或伍廷康方面来的消息；都不能支持蔡和森的立场。不久孙文离开广东，经过上海和日本到北京去了。他发出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一九二五年春初，他死在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和追悼孙文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是共产党员领导的。这两次普遍全国的群众运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增加了共产党的党员。但这是国民运动，是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做的工作。
在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则拿出真面目来。“二七”失败后两年，工人运动复兴了。此次不是交通工人的运动，而是大城市工厂工人的运动，首先是上海纱厂工人的运动。这是李隆郅和项德隆辛苦经营的成果：沪东和沪西两个俱乐部都发生了作用。俱乐部吸引了在工厂的工人；罢工发生，受俱乐部影响的工人立即起了作用，我们则在这些工人的背后指挥着。资本家凭过去经验，以为坚持二三日，工人会屈服的，可是不，工人能够支持下去，虽无工会和储备金，仍能支持很久很久。最后，资本家只好屈服，同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承认了条件，签了字。工人提出的条件并不忘记“承认工会”一条。资本家，外国的和中国的，都很诧异：工人哪里来的钱维持罢工期间的生活，又从哪里学得这些斗争方法，而且各厂工人用的方法大体是一样的。工人得到了胜利，都很高兴，不仅高兴他们的条件得到厂方承认，而且高兴他们有力量，有方法，能使厂方屈服。更进步的工人就加入了共产党。与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同时，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是更有助于共产党发展的。此时，上海最大的罢工是小沙渡日商内外棉纱厂。
我没有直接参加这两种群众运动。各团体代表开大会时，我常以无名的观察者资格去旁听。有一次，我，蒋光赤，沈泽民三人组成一个宣传队，向国民会议促成会机关领了纸旗和传单，在西门附近马路上向行人演说。一群野孩子跟在我们背后跑，索取传单去包糖和花生米。潭子湾开追悼顾正红大会时，我同初回国的王若飞也去“观察”一下，可是几乎出了乱子。我们两人都穿西装，一到会场，就引起人注意，几个工人跟着我们，严密监视着。会场上有无数的人，当中搭一个台，李隆郅穿的衣服同台上和台下工人一样：蓝布短衫裤。刘华在演说。监视的人中出来了两个，叫我们跟他们到人群外空地去，问我们是什么人，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我们两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一个麻皮青年说：“那么你认识台上演说的是谁吗？”我说：“他是我们的同学：刘华。”我为祛除他们的疑惑，又说：“你看，那是李成，他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两个人似乎释然了。不久，隆郅（李成）从台上下来，找我们到旁边一个房子去，那是工会办事处，他要我们回去报告几件事情。
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自己。每有重大的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同开会议决定的。常开会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深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至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
每次大罢工或大运动结束后，无论胜利或失败，上海区委（五次大会前，区委比省委更大，上海区委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的组织，至于后来的区委，则是市委下的一部分，如沪东区，法南区之类）都要召集一次全体会议来检讨。会场设在横浜桥近旁中国地界一个小学内。这是名副其实的全体会议，即凡属党员都须到会，但也不过坐满一个大课堂罢了。我当了几次记录。独秀做政治报告，区委书记庄文恭做工作报告，他或别的人做关于运动或罢工的报告。有时宣布处罚或开除某某同志。有一次秋白做理论报告，讲世界共产主义史，从柏拉图共和国讲起。各人报告完毕后，同志间有提出问题或发表意见的。我记得，有一次邵力子气愤愤地站起来抗议我们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员。我不记得人家怎样回答他。我们虽没有正式决议不许国民党员参加工人运动，事实上上海工人运动是完完全全在共产党手里的。是国民党员自己不来呢，还是我们拒绝他们参加？——则我不知道。
区委书记韩白骅，浙江人，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曾去莫斯科读书，不久就回国；《向导》初办时，他是发行人，“二七”失败之后，在上海被捕，坐了几个月监狱才保出来，现在改名庄文恭。一个小学教员模样的人，忠实，努力，但无大才，五卅以后工作开展，他不能应付，遂被撤换。
一个大运动或革命，往往会出人意外地爆发的。中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就是这样出人意外地爆发起来的。这话并不是说，革命本身是出人意外的。恰好相反，我们早知道中国不久就要爆发一个大运动。我曾对张伯简说：“辛亥革命八年之后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至今也过去不少时间了，应当来一个什么运动才对。”我这话当然不是出于时间理由，而是根据种种潜伏的因素的。但这革命恰恰爆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而且以那种形式爆发，则是没有一个人料想到的。
我丝毫不知道五月三十日的准备。这日早饭后，蔡和森告诉我：“超麟，你没有事情可以到热闹马路看看，今天各学校学生要到租界里宣传。”我立刻穿了衣服出去。蔡和森虽没有说，我已经明白这是我们的中央决议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我们手中，上海学生联合会在我们手中，许多学校有C．Y．支部，各学校的国民党区分部差不多都可由我们指挥。我们已经动员几次学生上街宣传了，如国民会议事件，孙文逝世事件，援助罢工事件。但那是在中国地界街上。我们召集了几次群众大会，而且游行示威，但那是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我们尚未曾在租界范围内演讲，开大会和示威哩。上海大学学生有一次排队，举着标语，到浜北中国地界去参加追悼会，路过戈登路巡捕房时，被干涉，且有四个学生被捕。我同张伯简说：“我们何时能在跑马厅开群众大会！”
在租界讲演，无论如何是件新的事情。我一个人到大马路来，没有看见什么；从大马路弯到四马路去，也没有看见什么；直至棋盘街交通路口，才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学生站在凳子上演讲，一个印度巡捕正在干涉他，要他到巡捕房去。从过路人口里知道这种事情今天发生很多次了，他们说大马路也有。我再转到大马路去，在日升楼遇着俞秀松，他说下午三点钟要在新衙门示威。我们二人于是走到北浙江路会审公堂去，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又慢慢地踱回大马路来；可是走到先施公司附近，看见人特别多，都很紧张，到处说着：刚才老闸捕房门口开了枪，打死好多学生。我们赶紧到老闸捕房门口去，——不是现在的门口，而是在大马路上，现在开钟表店的地方。那里已经没有群众聚集了，地下有些血迹，尸首都车走了。我同俞秀松分了手，一个人在马路上走，一面想：又有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材料了。我走到北火车站来，在去吴淞的小火车站那里看见一群学生互相谈说刚才的屠杀经过。他们是耳闻和目见的。我才知道，马路演讲的学生被捕多名，都在老闸捕房里，其他的学生涌到门口来要求释放，过路的人也停下脚步，看热闹或跟着叫喊，人数越聚越多。一个外国三道头下命令叫巡捕向人群开枪。由此造成了惨案。
后来知道，死的大多数是看热闹的市民，学生很少，但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死了。
我回去，将采访所得结合次日报纸新闻，写了一篇惨案记事，发表在次期《向导》上，后来华岗写他的大革命史时就把我的记事完全抄录了。
这次惨案发生得很凑巧，恰好触发了积聚下来的火药。并非惨案能爆发革命。比此次更惨的案，历史上还多呢，但并未爆发革命。革命能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屠杀而爆发，一者因为此时上海资产阶级对租界当局赌气，资产阶级成了反对派，提出种种要求。原来在外国资本卵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此时已积累了相当财富，要求独立，或多享一点剥削权了。他们看见在共产党主持下的国民运动扩大了，看见上海外国工厂工人罢工大都得到胜利，于是敢于抬起头来。屠杀前几天，中文报纸纷纷反抗工部局董事会新增的巡捕捐和新颁的印刷附律，又要求华人加入董事会。那时商人有新的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与官式的总商会并立，而且比总商会左倾。这个组织与国民党老同志有关系，共产党并不能指挥他们。惨案发生，这个组织的人很愤慨，他们也是反映店员的情绪。他们答应罢市，但是总商会不答应，当日，当夜，学生和工人代表来总商会跪求，痛哭流涕，很久，副会长方椒伯才答应下命令罢市。次日，全上海一律罢市，报纸取消了报屁股，日用商店虽做买卖，但上了门板。外国兵在寂静的大街上巡行，如临大敌。
二者因为——这是更重要的——无产阶级恰已准备好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好像知道五六月之交要爆发革命一般，已经准备好了战斗组织。比屠杀和罢市更出人意外的，就是次日忽然出现一个“上海总工会”向全上海工人发施号令了。全上海无论哪一部门工人都服从它，都执行它的命令，都向它报告。它成了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好像魔术家变戏法一般，转瞬间出现上海工人总司令部，而且是有绝对威权的司令部。这里哪里来的呢？
原来这年五月一日，广州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的人和代表，即使不全是共产党员，也是可以受共产党指挥的。另外一派的劳动运动者，与老国民党有关的人，此时被排挤出劳动运动以外，他们在工人斗争面前表现没有力量。小沙渡日商纱厂罢工时，他们坐了汽车在工人区发传单，警告工人勿上共产党的当。无须我们解释，工人都明白这是“走狗”做的事情了。劳动大会产生了全国总工会，又决议上海代表团回上海后应进行组织上海总工会。五月底，代表团已经从广州回来了，正在筹备这个组织。在春天罢工潮中产生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群众工会本已不少，各区都有，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影响底下的。上海总工会将是这些工厂委员会（因为这些都是以厂为单位的组织，不是以职业为单位的组织，其实是工厂委员会，并非职工会）的联合和指挥机关。原定于六月初成立，因为还有些形式上的手续未曾完备。惨案一发生，就不顾这些手续，而立即宣布成立了。它的罢工命令立即得到服从。它的委员长李立三立即成了全上海工人领袖。——这是一个假名，几个钟头以前，新取的名字；小沙渡区工人如果看见，认识他本名李成；那也是一个假名，安源矿工如果看见，认识他本名李隆郅，那才是他的真名。罢工当然不像罢市那么整齐，一个早晨通通罢下，而是参差不齐，分做好几日罢了的。商人有几十年的总商会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早已成立，工人则不过几个钟头以前才有总工会罢了。
与总工会同性质的，还有“国民通信社”和《热血日报》。我们新有一笔经费做“国民运动”之用的，中央决议要办一个通信社和一个小型报，本在筹备之中，事情发生都提前成立了。一个印刷厂，则无法提前成立，直至二十余日后才能印报。
通信社和小型报同在一处办公，同是几个人负责的。我丢下了宣传部工作，到报馆来。报馆设在闸北香山路近旁，离区委机关近，离我的哈同路寓所很远。主笔是瞿秋白，编辑除我以外，区委还调来两个同志：沈泽民和何味辛。张伯简管发行。为什么叫做《热血》呢？因为已经有一个《公理日报》出版了，那是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印的，商务当局拿出一万元来办的，编辑者之一是沈雁冰。沈雁冰虽是同志，不能不说灰色的话。秋白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公理呢？解决问题的，只有热血！”《热血》销路超过了《公理》，印刷厂（他人的）印出来几乎不能供给需求，但二十几日后被巡捕房发现，老板吃了二日官司，工厂被封，罚款了结。这些损失由我们赔偿。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勉强印了一期，以后《热血》就停刊了。每日社论几乎都是秋白一人手笔。我和泽民写一般的论文，兼编辑区委和总工会交来的新闻，何味辛专编辑新闻，有时仿《十八摸》，《孟姜女》一类小调写些反帝国主义歌词。
罢工一层层地扩大，由外国工厂，到西崽和阿妈；电灯和自来水等待总工会命令，但为市民需要着想没有下命令。有一部分巡捕也到总工会来接头，说他们可以运动罢岗。总工会分好多部办公，几乎不能应付。李立三奔走于陈独秀和虞治卿中间。因为中国工厂没有罢工，虞洽卿“同情”于工人运动，代筹一部分的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又贡献了一些意见；李立三去北京活动时，他还写了介绍信给当时的财政总长李思浩。英国纱厂和香烟厂继续罢工是大有利于中国资本家的。“大英牌”香烟没有人买，英美烟公司只好大登广告，改名“红锡包”，说是纽约注册的，虽然香烟盒子上还写着“London”。
总工会实际负责的，是刘少奇及其他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这部分人受张国焘直接指挥。何今亮从海参崴回来，派在总工会工作，改名何松林；他从俄国学了好多工作经验，连张国焘也佩服他，以后他就不能同“上总”分开了。上海大学有大批学生在“上总”工作。有一次流氓来捣毁上总会所，打伤了几个上海大学学生；又有一次李立三被流氓架到开大观园浴室的流氓头子常玉清那里去，被迫称常玉清为“老头子”。此时中国警察还不干涉。到了九月以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逮捕李立三，情形就改变了。从此，总工会入于秘密状态。两次游行示威，以群众力量去启封总工会会所，都未成功。
商人和工人虽得不到结果，先后复业，但上海这个运动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广州有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及继起的香港大罢工；汉口也有屠杀和罢工；内地起了骚动，要求新出的书报；青年人又群起到外面来，但此次大都是向着黄埔去的。
《热血日报》停刊，我也退出了国民通信社，但并不能恢复五卅以前那种清闲。蔡和森于六月初去北京西山疗养了，彭述之病在医院，《向导》只有独秀和秋白二人写文章，他们把文章交来，便什么都不管，于是编辑责任落在我头上，缺少的篇幅由我翻译外国文章或自写些不相干的东西凑足。他们二人忙时，文章没有写来，全期报都由我一人包办。幸而除此以外别无宣传工作。可是上海地方工作又把我拖住了。我加入了改组后的区委，书记仍旧是庄文恭，组织谢文锦，宣传我，工运李立三，妇女向警予，此外加入了二个工人同志：顾顺章和张佐臣。李立三不过挂名，他很少时间参加会议。我的工作颇简单：写宣传大纲，代表区委出席部委会议，指导商务印书馆支部工作，以及其他零碎事情。例如李立三受通缉时，我送他出走，替他定了房舱，派一个工人同志暗中随他到汉口去，但不许他和一纯同一个房舱。工人同志回来后告诉我，船一开动，立三就和一纯在一起了，因为一纯同房是个男旅客，立三很不放心。这个改组后的区委仍然不能胜任工作，因为庄文恭和谢文锦都是庸才。十一月间再改组，从山东调了尹宽来，庄文恭调到浙江去，我仍在里面。不久，尹宽为了在山东闹恋爱受山东同志攻击，称病（或真病）辞职了，王一飞接替他，此时我也退出了区委。我退出地方工作，是瞿秋白在中央争的，因为宣传部工作过于荒废了。直至一九二六年春，罗觉从北方来，上海地方工作才得到适宜的人，而走上轨道。不久赵世炎路过上海，也被罗觉扣留下来做组织工作，尹宽替了我的位置做宣传工作，从此开始上海工作的黄金时代。罗觉回国后，以字行，叫做罗亦农或一农。
从此，我专心做党报和宣传部工作了。——除了每星期在上海大学教几点钟书以外。五卅以前，我在“上大”教书是代课性质。彭述之教“社会学”，一九二五年春季开学后，上课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他荐我去代教他的功课。所谓社会学，就是唯物史观，也就是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三班共九个钟头。暑假后，上大迁到闸北青云路，彭述之病好了，他教三年级，我正式教一二年级。此时上海大学差不多是共产党的党校。校长于右任不在上海；副校长邵仲辉（力子）是共产党员；总务主任韩觉民是共产党员；社会学系主任施存统是共产党员；社会学系教授，李季，高语罕，蒋光赤，尹宽，王一飞，萧朴生，以及彭述之和我，都是共产党员；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是过去的共产党员，现在与共产党合作，但学生认为他暗中阴谋破坏共产党的影响；英文学系主任周越然是无所谓的人，他那一系学生有反共倾向的，都跟前主任何世桢离去了。学生中，社会学系压倒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他二系的学生也有好多共产党员，其余的多半是同情分子。上海大学是没有在北京政府立案的大学，那些贵族大学学生看不起它，称他为“野鸡大学”。功课的确是不认真的，青云路校舍尤其简陋，学生外省来的，比江浙来的更多些，尤多四川，湖南一带的学生，总之这是勤工俭学的缩影。此次革命下层干部中，上海大学学生占的成分，正如北伐军下层干部中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占的成分一般，黄埔政治教官里面而且有几个上海大学学生，例如欧阳继修。所不同的，就在黄埔学生的军事知识确实是从学校学来的，上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则不是从学校学来的，至少不是从正式功课学来的，而是从课外的活动和研究学来的。除了李季以外，其他的共产党教员都是敷衍塞责。李季译了《通俗资本论》，作为讲义，我们则说明不编讲义，上课以前也未曾有好好的准备。学生如果从我们得到什么益处，那么得自正式功课的少些，得自课外研究性的和纪念节的讲演，更多些，因为对于这些讲演，我们多少预备一下。彭述之不久连三年级功课也交给我了。以后李汉俊来，我也交出了一切功课。但李汉俊教了二三个月就走，社会学仍旧由我担任，直至上海大学被封闭时候。
一九二五年将近双十节，彭述之才从医院出来。他从二月初进医院直至此时才出来，五月三十日激起的巨浪未曾有一滴溅到他身上。他出来时，宣传部机关新搬到福生路。这是从老靶子路通到闸北去的一条小路，离中央秘书处，工农部，区委，上总都很近，比住在哈同路便利得多了。这是三层楼的弄堂房子，楼下开会，吃饭，会客，有时打麻将；二层统楼彭述之居住；三层统楼蔡和森夫妇居住，但和森还在北京，只有向警予住着；我住在亭子间。向警予介绍上海大学一个女学生杨馥兰来做技术工作，每日二三个小时，主要剪报和贴报。不久杨馥兰走了，沈雁冰或杨贤江介绍一个老太婆来做这工作。两人都是同志。张国焘在这里吃饭，陈独秀常来，或开主席团会议，或闲谈，不久和森也回来了，惟有秋白住在法租界菜市路，来的时候少些。
大的运动过去了，我的生活和工作上了轨道。除了上课须早起以外，每日都是在十点至十一点之间起床，上午看看报就过去了，下午跑印刷厂，逛马路，找老朋友谈天，工作都在夜里，直至二点钟或三点钟。我吸烟，饮酒，看电影，上游戏场，打麻将，有时在郊外散步，直至很远很远。我很少一个人玩，饮酒有酒伴，看戏有戏伴，郊外散步也有同好者。同我玩的，都是些独身汉，至少没有爱人在上海的，如蒋光赤，尹宽，王若飞，颜昌颐，石琼等等。在秘书处看各地来的报告，知道全国工作发展；从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口里晓得上海工作情形；在瞿秋白家里谈话是属于另一种性质，他知识丰富，机锋犀利，常告诉我们以他自己和别人的一些轶事，从他那里又知道新出的文学杂志的内容，因为我们除了政治的出版物之外其他都不看的。
蒋光赤的小说出版，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于蒋光赤本人，对于他的诗和小说，对于一般新文学，怀有很深的成见，即使有空闲，也不愿去看他的书。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老蒋送我一本，我勉强看完了，下次见面时并未给他所期待的赞语。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我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发的牢骚。秋白比较同情他，也能同他谈论中国的文坛。有一天，他先走了，秋白同我说：“这个人太没有天才！”光赤写了一本小说，关于我们那几年在上海的生活，其中秋白占了近乎主角的地位，也有我的一个影子。他问秋白用什么书名才好。秋白主张用《短裤党》。这是法文"SANS—CULOTTES"误译了的。虽然如此，蒋光赤仍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路先锋，创造社的转变是一年后的事情。
在那种生活中，我每月仍能抽出时间来翻译《共产主义ABC》。促成我翻译这本书的，是自己的印刷厂有多余生产力。运动比较沉静了，传单需要得少些，排字部和印刷部都很空闲。经理同志问我有什么书印，我说现成的书没有，不过我可以临时译出来，随译随印。我选定了《ABC》。这是一本解释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纲的书。第一章绪言，解释什么叫做党纲，第二章起就是《ABC》，《ABC》以后就是党纲本身。党纲篇幅同《ABC》相等。俄文，法文，英文，德文译本都是这样。我大胆把绪言和党纲都删去了，只剩下这部分解释的文字。随译，随排，随校，随印，许久才印出来。我未曾想到这本书能在中国发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一九二七年，上海有一家小报曾统计那几年中国销行最大的书：第一本是《三民主义》，当然，但那大部分是官费印出来赠送的；第二本就是《ABC》，中央发行部并没有赠送规定，不过定价很低，每本二角，各地翻印的是否有赠送则不可知；第三本是张竞生编的《性史》。
《ABC》在那次革命中有一种意义，是一般人未曾注意到的，即：这是惟一的文字，告诉人共产党要的是什么？当时，觉醒起来的城市和乡村民众，有很大的求知欲，要知道这次革命究竟领他们往哪里去的。但他们在国民党宣传品中找不到满意的解答，即使这些宣传品是共产党员写的。他们去找共产党自己的宣传品，找《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以及北京的《政治生活》和广州的《人民周刊》，也得不到满意的解答，因为那里只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推翻军阀。共产党的要求仅仅是这样么？“共产”二字就是这样解释的么？《ABC》出版了。于是他们明白，原来共产党果真是要废除私有财产制，要“共产”，而这革命是客观发展必然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工人和农民怀抱了这个最后的目的来参加目前仅仅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后来，湖南农民比党领导机关更前进一步去发动土地革命，以及八七会议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跳跃，不可说非这本书种下的种子。
《ABC》以后我还译了几本书，如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农民问题》及最后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我当时自己定了两个原则：不署译者姓名，不另支稿费。这是有所感而发的。
福生路房子住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搬到横浜桥附近一个洋房式弄堂房子来，那里每家门口有个小花圃，房间西式建筑，可以装浴盆和抽水马桶。我们租的房子还可以通至隔壁宽阔过街楼。弄堂里住的大都是日本人和西洋娼妓。彭述之主张搬家，为了扩大宣传部和实行同室办公制。过街楼布置成写字间形式，放了四五个写字台；后半截另外隔开，设了图书馆，把以前买的经济杂志和莫斯科带来的俄文书，摆了好几个书架。瞿秋白介绍一个同乡羊牧之，上大职员，来做技术工作；区委调了上大学生黄文容来做更高一点的技术工作，又调沈雁冰来做“消息科”（BureauofInformation）主任。除沈雁冰外，都住在这屋子里。沈雁冰每日来办公几个钟头，我只好改变了生活习惯。但此时已经进入“暴动”时期了。
上海的“暴动”观念是从孙传芳“秋操”引起的。一九二五年秋天，浙江督军孙传芳托名“秋操”集中了军队，突然袭击江苏的奉军，一二日后就占领了上海，几乎没有什么战斗，把奉军逐出江苏境外，而自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了。张国焘说：下次上海发生战争，我们应有准备，把败退兵士的枪械缴下来，自己武装，再同得胜的军阀说话。当时他尚未曾想到“下次”已经是北伐军和北洋军阀的战争了。
暴动的准备是“军委”的工作。“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但军委的成立是我回国以后好久的事情。我在莫斯科时，俄国军事学校尚未开放给中国学生。这开放是在以后或正当我动身回国的时候。无疑，这是与黄埔成立有关系的。在莫斯科学军事的，有从中国新去的学生，如颜昌颐；有从西欧转来的学生，如聂荣臻；也有东方大学旧学生，如肖劲光。王一飞从东大调到军事学校当翻译，自己因此也学了军事。进军事学校的学生经过了严格挑选。身体强壮是个条件，但重要的须家庭贫苦，又无达官富人亲戚。我不知道学军事的共有几人，也不记得中央底下何时设立一个军委。似乎是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设立的，最初负责者是王一飞和颜昌颐。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因此我不知道军委的活动和上海暴动的军事准备，虽然有些人和我接近，让我知道一鳞片爪。颜昌颐常带我到军委机关去，又曾请我去他办的训练班教课，因为有一门“秘密通信”讲义是用俄文写的，王一飞及其他懂得俄文的人来不及，只好把讲义交给我，叫我去教。我也因此懂得了一点秘密通信方法，可惜忘记了许多化学药品名称。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但暴动的政治准备则是区委的事情。
罗亦农做区委书记，完全改变以前的作风。他有魄力，有胆量，大刀阔斧地干。他把党内组织工作付托于赵世炎一双可靠而能干的手；工会日常的事务，何今亮很能够应付，重大问题，赵世炎可以裁决。工作一天发展一天，机构一天完备一天，共产党在上海成为一个大力量；区委书记罗亦农并不沉溺在上海工作，如同以前几任书记一般。他插足在过去属于中央管辖的“外交”工作，例如同上海国民党要人联络，同左倾的大资本家接头，同流氓领袖拉拢，等等。在陈独秀“失踪”时期［一九二六年初，陈独秀害伤寒病，自己进了医院，一个多月才出来，临去时虽曾通知任作民以养病事情，但未曾说进医院。在医院期间他也没有写信。我们都认为他被人谋害了。大家非常着急，四处打听，都无消息，延年经广东去．北京开会，路过上海也帮助寻找。最后，延年已经上天津班轮船了，一个交通才赶到船上通知他以他的父亲“出现”的消息。——作者新注］中，几乎是他包办这些工作。首先他布置了比较我们更阔绰的住宅，住着太太和丈母娘，还有小舅子。他穿一身长袍马褂，浓眉毛，大嘴巴，不笑时候令人生畏，很像中等公馆的老爷。赵世炎同他住在一起，比他朴素得多。何松林，王若飞，尹宽，我，是他的公馆熟客，在那里叫菜，喝酒，陪他的丈母娘打牌。
此时北伐军已经进展了，占了湖南，江西，不久打下汉口。上海工作已经把重心放在暴动上了。广东政府派了纽永建来上海秘密指挥，杜月笙保护纽永建安全，我们同纽永建合作时，也就和杜月笙发生了关系。一九二六年十月间或十一月间，我们主张立即暴动，占领上海，纽永建不赞成。我们准备秘密行动。停在高昌庙的兵舰有我们的同志，陆地也有相当部署，希望以少数人冒险发动一下，可以使动摇的北方军队溃败或归降的，因为纽永建正在游说上海驻军。可是海军开了几炮，陆地响应不起来，军委里少数同志在南市同警察相持了一下，结果失败了，奚佐尧被捕，在龙华枪毙。数日之前我才同他在军委机关打过麻将。这就叫做第一次暴动。海军开炮时，罗亦农正在纽永建家里，纽永建听了炮声面色都变了，他知道是我们做的事情，怪我们预先不通知他。
第二次暴动准备得更充分些。那是一九二七年二月间，杭州已经落入北伐军手里，我们号召总同盟罢工，同时以武装的队伍去进攻警察局。那一夜，我在指挥机关，辣斐德路冠华里新办的党校里帮忙。我看见一队队的人分派出去了，大家都不敢睡觉，等待好消息到来。可是没有消息。到三楼去听，仿佛有枪声，但拿不定。
次日一清早，各队的人回来，有的说等待的人没有到，有的说警察局已有准备，不敢动手，有的开了几枪就退了下来。王荷波的弟弟气愤愤走来，说他在军舰上已经准备好了枪械，并未见浦东方面有船来搬运。
三月第三次暴动就成功了。我们攻下一切警察局，围攻了东方图书馆和北火车站的驻军，缴了不少的枪械，成立二三千人的纠察队。
暴动是中午开始的。下午和当夜打得很激烈。我们坐了汽车到闸北去看了一下，黄昏就回来了。这日夜里，我来往于中央宣传部和施高塔路恒丰里之间，那时陈独秀住在中央宣传部，恒丰里则是区委一个机关，传递前方战斗消息的。我们整夜听着闸北传来的疏疏密密的枪声，有几个时候枪声密得同爆竹一般，恒丰里把重要的消息派人送宣传部，陈独秀有时也有指示。我也传递过几次字条。深夜三点钟左右，陈独秀曾写字条叫人送到闸北去，主张把我们的武装撤退到大场方面去，以避免牺牲。可是前方没有执行。我们站稳了阵地，北兵渐渐失败了。次日，下午我又到闸北去看。东方图书馆内北军尚未曾投降，铁门锁闭着，十几个兵都在楼上，看见有人到铁门口来，就开枪。围攻者都埋伏在墙角，或对面商务印书馆工厂里。人家警告我，不要从图书馆前面经过。我绕道至图书馆背后，一个暴动指挥机关，在那里看见赵世炎和周恩来。不久顾顺章来，报告他和图书馆驻军谈判经过。一九二五年总工会被封后，顾顺章为了工会事情或别的事情受巡捕房通缉，离开上海；北伐军到杭州时，他在杭州市内领导暴动响应；现在他是上海准备暴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了。他写了一个字条自己送到小铁门去，劝北军投降，告诉他们北火车站驻军已经投降了。其实当时北站还在相持。他带了里面回答的字条来报告，说北军拒绝投降。他们几个人在商议办法，我则同其他的同志在闸北街道观察。街道是寂静的，偶然碰到三三五五一群人，手里都携带长短枪。我们转到东方图书馆西边一条小街道去，那里也有一个暴动机关，几十个武装工人会聚着，赵世炎也在里面。一个商务印书馆工人大跳大闹，说是手枪给人缴去了，要求派人去报复。原来在闸北街上活动的，还有其他队伍，不受总工会管辖。他们并非来暴动，而是来缴北军武装做别用的。他们人数比我们少得多，而且没有互相联络。世炎制止愤慨的工人，不许他们启衅。正在此时，东方图书馆前面一阵喧哗，中间夹杂着枪声。我们赶紧去看，原来图书馆已经攻下了，或北军自己投降。一大群武装工人簇拥着几个北兵，从图书馆方面走了来。于是除北站以外，闸北都落入暴动者手里了。我要到北站去看，但有人反对，我们遂回北四川路去，过铁路后忽听到一阵枪声从北站方面传来，愈来愈近，大家都逃进一条弄堂去，关起了铁门，看出去。不久，许多北兵沿铁路奔了来，有拿枪的，也有没有枪的，有几个人灰色棉大衣外面染着鲜红的血。开枪的显然不是他们。这阵北兵走过后不久，弄堂外的人纷纷传说：北兵坐在铁轨上不走了。我们走出去看时，果然离我们三四百步处，那些北兵坐下来，枪都放在地下。这是投降表示。许多市民走到北兵面前去，夺取他们的枪枝，他们并不反抗。到了总工会派人来受降时，许多枪枝已给不相干的人夺去了。我们于是再过铁路到闸北去，由宝山路走到北站，那里已经是薛岳部下占领着，几个湖南兵向我们叙述他们的战斗经过。车站前面有北兵未曾掘成功的战壕。靠租界的铁栏杆旁边有二个无头死尸，上身赤裸，但从裤和绑腿看来，不是兵，而是警察。通北河南路的铁丝网上挂着八九个死尸，那是北兵企图逃入租界时中弹死的。铁丝网背后，外国兵架着机关枪。我们从北站再到香山路机关去，准备从那里回北四川路。将近黄昏时候，忽听见东边传来枪声，大家正在诧异，不久来了报告，说是吴淞开来一列车北兵，已经下车向我们进攻了。急忙下命令布防。我们几个局外人也急忙躲到别处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早晨逃往吴淞去的一列车北兵，开到什么地方路轨断了，不知怎样又开回上海来，来到商务印书馆背后，路轨已掘断，只好下车退往天通庵车站防守着。这车兵很不少，枪械也多，如果向闸北进攻，暴动者是不能抵抗的。幸而兵无斗志，又不知虚实，而且已经天黑，他们采取退守的策略。后来，天通庵车站的北兵缴械给日本兵，而退入租界去了。C．Y．中央机关正设在天通庵车站附近，萧子暲和他的俄国老婆住在那里，他们恐慌了一夜。
次日，闸北情形完全两样了。街上很热闹，并非商店开门，而是武装的工人，非武装的工人，以及学生，妇女等等举行示威。我跟着队伍从宝山路经过北站到新闸桥方面去。武装的人，有短衫的，也有绿色的邮差衣服。游行后，我到上海总工会新会所——湖州会馆，又到纠察队司令部——东方图书馆。这两处地方门口都架着机关枪。总工会留我帮忙，当夜我住在湖州会馆。这一夜时刻在恐慌之中。有人来报告，说有一队流氓要来进攻湖州会馆，缴我们的枪械。湖州会馆其实没有什么枪械，也没有什么人。我们向东方图书馆求援。不知怎样，纠察队没有派来，倒是第一师工兵营派了十几名兵来，龙大道和我共同招待这带兵的班长或排长。
上海胜利确定了；苏州，南京也都攻下了。但立刻发生了新斗争。蒋介石到了上海，白崇禧做了卫戍司令，他们仇视我们的意向一天比一天明显起来。一天夜里，周恩来跑到我们的横浜桥房子来。自从暴动以来，陈独秀就在我们的房子居住了。他占了我的床，我则睡在办公室里一张竹床上。周恩来来，我们还未曾睡。独秀，我，以及其他宣传部的人员都在办公室里。恩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他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来的同志，无论在西比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周恩来主张直接送他到汉口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的国民党要员见面。独秀赞成这个意见。以后恩来每日必来，有时来几次。谈话时我不在旁，不过我知道他的意见并没有实行。有一天，他同独秀出去了。独秀回来，说他去看汪精卫，汪精卫告诉他，已经同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及其他的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做声。独秀说：吴蒋二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日夜里，独秀写了很久。那就是有名的“汪陈宣言”稿子。次日，周恩来拿回来时我看见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的。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报纸发表出来时，陈独秀对我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这篇宣言目的是为了辟谣，为了保证两党合作到底，为了说明总工会纠察队并无进攻龙华之意。其实，这是蒋介石有意放出来的谣言，以为进攻纠察队张本的。
驻扎闸北的第一师调开了，第二师调来。师长刘峙是反对共产党的。有一日，我在我们新开的书店里，帮着毛泽民照料生意。一个兵士买了书后不肯走，要同我们说几句话。他在柜台旁边低声同我们说：“你们要小心，纠察队夜里睡觉要把枪和子弹放在身边。”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下去。其实，我们早从他处得知蒋介石计划进攻。有个黄埔学生蒋友谅是我们的同志，司令部召集军官开会，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发表反共言论，蒋友谅起来驳他，立即被他下命令扣押了，其他同学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恩来，报告蒋介石的阴谋。自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报告。周恩来写了一封“致陈独秀蒋介石二先生信”，很长，很激昂，但未曾在什么地方发表。在这局面之下，我很忧虑，曾向尹宽表示我的忧虑。尹宽安慰我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即使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时的军事的胜利，在政治方面说则他是失败的，我们是胜利的。”尹宽主持的省委机关报已经开始暗中攻击蒋介石。这个报纸是拿商务印书馆的铅字和机器印的。
四月十二日早晨，我在横浜桥房子醒来，听到闸北方面有枪声，问起别人才知半夜里就有枪声了。不久，赵世炎的爱人夏之栩送了区委命令来调我去工作，据她说，这枪声是青帮流氓发的，都是盒子炮，人数不多，我们准备冲出去把他们通通缴械。我问她驻军的态度。她说军队守中立。等我走到闸北时，情形大变了。二十六军，周凤岐部下，已经加入流氓方面，攻破了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以及其他纠察队驻所。我到宝兴路找到恩来时，恩来才从商务印书馆对面的医院跑出来。他对我说，现在要在马路上发传单，贴标语，反对新军阀，不必顾虑到别的什么了。我立即工作去。宝山路示威和屠杀，我没有看见。
约在屠杀后二日或三日，清早，有三个人来横浜桥房子，唤醒了我。一个是陈延年，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聂荣臻。他们刚刚从汉口来，路上听说了四月十二日反动消息，估计我住的宣传部房子比较安全，便到这里来。他们要我带他们去见罗亦农和赵世炎。我请他们在我家里等待，一个人到罗亦农家里去。世炎也在那里。我告诉他们有这三个人来，现在我家，要见他们。亦农看看赵世炎，世炎看看亦农，大家都明白是为了什么事情。亦农叫我带三个人到他家来。我回来，带这三位客人去他家里，才知道在汉口的中央免了罗亦农职，派陈延年来接替他。他们三人从汉口动身时还不知道四月十二日的事情。此外，延年又拿出一个中央命令来，那是与我有关的，即是命令：尚留上海的中央工作人员：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彦，妇女部杨之华，速即到汉口去。从罗亦农家里出来，我陪了李立三去三友实业社买了一条新棉被，重要的是去精益眼镜公司配了一副黑色眼镜。
约在四月二十二日前后，我同C．Y．中央陆定一同志做伴，恋恋不舍地离开上海去武汉了。陈独秀于发表汪陈宣言后便去汉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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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李季，1932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通信：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
李季1932年7月1日
礼锡先生：
我这个文字劳动者十几年来的译著虽不过二百余万字，但始终是一个极度被剥削的人。不独我的先生剥削我（他将我留德前托售的二十万字左右的译稿三部扣住，既不给书局付印，也不发还，更不给报酬，至今已十二年，变成废物，我率性舍弃了），我的学生也剥削我（自然是指法外的剥削）。不独资本家书店剥削我，“朋友”书店也剥削我。有时弄得我肚子饥饿了，心中怀恨了，打算不顾一切，做一篇《书奴的反叛》赤裸裸地宣布这重重黑幕，然后抛开笔杆子，去拉黄包车。但回头一想，拉黄包车不独还是要被人剥削，并且要吃红头阿三的耳光，更不合算；资本主义的制度本来建筑在剥削无产阶级上面，我的遭际有什么稀奇？因此仍旧过我的书奴生活，一声也不响。
不过除掉这些彰明较著的剥削外，还有偷偷摸摸的剥削。一九二七年春间，长沙有八个书局（某大印书馆也在里面），将拙著《马克思》上册《共产党的起源》一章印成小册子，偷售十余万部，一九二八年到现在，北平大规模的偷印书籍总机关，和上海四马路那个为摩登青年所麇集的富于吸引力的书店偷印拙译《通俗资本论》至无数版。我对于这些事是没有力量去过问，只好把皮带㧜紧肚子，躲在地下室偷偷地看宰制我的强盗资本家大吃其剩余价值！
然这一切的一切，许多年来。我已安之若素，雅不欲公布出来，可是无耻的书贾玩弄我的手段日新月异，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前接北平友人来信，问市场上发见署名我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出自我的手笔？当时疑该书即系郭沫若君翻译和贵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嘱友人细查。顷接来信，果然是郭冠李戴！我所开的“译书铺”本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现在竟变成了北平的王麻子和上海的陆稿荐，这还了得！？我并不是怕打坏了招牌。而是不愿掠人之美，更不愿强盗们将郭君劳动的结果妄收入我的账中，借饱私囊。你接此信后。除嘱北平分店依法办理外，请即赐登《读书杂志》，当作我的一个郑重的声明。手此敬颂
撰安。
李季一九三二，七，一。
刊载于《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5期
参考附文：30年代因“郭沫若”而起的一次署名权纠纷
李明山
1932年初，北平、上海的各大书店里，一本署名李季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受到了许多进步读者的青睐。其实知晓个中情形的都明白这是经过出版社乔装改面的一本郭沫若译著。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郭沫若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逃到了日本。此时他仍以手中的笔坚持斗争，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年1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发行，但新书刚刚摆上书架，就遭到了查禁。当时一些进步书店常用伪裝手法，将革命的书籍改头换面，内容仍然，再行出版。这是冲破审查的禁锢，逃避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最有效方法。神州国光出版社仿而效之，将郭沫若的这本马克思译作重新伪裝封面，译者易名李季，重新出版，结果竟畅销起来。
无巧不成书。30年代确实还真有李季其人，他也是一位译有多本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家。李季曾是中国的托派，参加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战，我们可在当时上海的《读书杂志》上查阅到刊有李季署名的大量文章。郭沫若的译著“郭冠李戴”，引起李季的强烈不满，他嘱咐朋友去仔细调查一下，事实果真如此。因此，他提笔写了一篇《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交《读书杂志》发表：
我所开的“译书铺”本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现在竟变成了北京王麻子和上海陆稿荐，这还了得！？我并不是怕打坏了招牌，而是不愿掠人之美，更不愿强盗们将郭君劳动的结果妄收入我的帐中，借饱私嚢。你接此信后除嘱北平分店依法办理外，请即赐登《读者杂志》，当作我的一个郑重声明。(《读者杂志》1932年2卷5期)
这冒名的责任当不在郭沫若。因此，李季声明发表后，郭沫若也没有回应，这场因郭沫若而起的署名纠纷自然也是不了了之。事迁逾60年了，但是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意味深长的：它让我们了解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真相，以及30年代反文化围剿的革命斗争；这束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小小的浪花告诉我们，名家盛名，亦不可假冒。从版权、署名权的意义上讲，可算作值得书上一笔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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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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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父亲
母亲难产
光绪廿七年辛丑二月廿七（一九○一年四月十五日），我的母亲第一次分娩。她天未亮就发生阵痛，接生老娘早已守在床前了，可是生不下来。全家都在着急，祖母尤其着急。有人建议将“大帝爷”接到家里来。大家都赞成立即派人去接，供在大厅上祖宗的牌位前面。“大帝爷”是西北郊的大村后坂洋（今名福满）的保护神，在本县城内外的几个菩萨中是最“灵验”的，特别在医疗方面。据说，这位保护神生前是本地的名医，死后群众尊奉他，给他封爵，一直封到“大帝”。每年正月迎神时，他的队伍特别热闹，因为生病求医的人病愈后归功于他的恩德。现在母亲难产求神，最适宜的自然是这位“大帝爷”。
神像供在上面，“同身”（北方人叫“神汉”）跳起来，手挥“宝剑”从大厅一直跳到产房门口，拿“宝剑”在门上敲几下，房内的孩子就生出来了。那时正是午时三刻。
这个孩子就是我。不能说“呱呱坠地”，因为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难产之后，我已经没有哭的力气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出哭声。
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十年，此时才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是男孩子。
以上所记当然是我长大后听大人说的，在那个迷信社会里，这类的话不用说会有很多的“水分”。
我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生活。这是一个地主家庭，成员之间要遵守一定的传统的礼节。家是祖母管的，祖母是当时典型的地主太太，不仅父亲和母亲要听她的话，连祖父也要听她的，更不用说家里两个丫头了。家庭成员中最苦的还是我的母亲。祖母总是不满意母亲，东也不好，西也不好，并非母亲敢于顶撞她，母亲是脾气急躁的，但她也是地主家庭出身，也熟悉封建礼节，知道下辈必须顺从上辈。她每日给婆婆梳头，听婆婆数落，一声不响，也不敢将不平之气现于颜色。她所受的怨气往往向父亲发泄，父亲左右为难。两夫妇感情是很好的，父亲的朋友都知道，都为此夸奖他。他只能努力读书，学写八股文，希望考得秀才，以提高爱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皇天不负苦心人，父亲终于考得秀才了，可是母亲地位提高不多，仍旧每天要听婆婆的数落。父亲后来告诉我，是我的出生改变了祖母对母亲的态度。我还记得看见每天早上母亲替祖母梳头，但已没有听到祖母数落母亲了。
凭这一点，我来人间这一趟是值得的，凭这一点，我的母亲忍受那场难产的痛苦也是值得的。
我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
一句话：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
这个家庭挣扎着，不甘心破落下去，有个时期还表现了复兴气象，但最后还是破落到底了。
我出生时恰值家庭复兴时期。
我的曾祖父曾是全县最大的绅士，全县数一数二的地主，但他晚年已经破产了，土地典卖干净，没有什么留给他的七个儿子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幸而他最喜欢的最小儿子，——就是我的祖父——经过几年贫困的生活（祖母还替人家做衣服），终于考得一名秀才，他以此利用曾祖父的声望，同本县的上流社会往来，渐渐站稳了脚跟。有了这个地位，积累财富就容易了。
我们那里的习惯是，土地出卖有两个阶段：典卖和绝卖。先典卖，卖价较低，但可以以原价赎回；无力去赎的，买方再出若干地价买绝这块土地，那就有钱也不能赎回了。本县又有一个习惯，即父亲典卖出去的土地，以后哪个儿子出钱去赎回，就归哪个儿子所有，其他的儿子无份。我的祖父就是利用这两个习惯，赎回了他的父亲典卖出去的部分土地，成了一个地主。
可是，七个兄弟中只有他考得秀才（这点还须保留，因为老二和老五也可能是秀才），但也只有他没有儿子。祖母生过一个女儿，但很小就夭折了。反之，老三则有四个儿子，老六则有三个儿子，都嫌多了。于是，老七将老三的第四个儿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有二个祖父：亲祖父，名志铭，官名郑秉盘；过继的祖父名志樵，官名郑秉钧。当我出生时，亲生的祖父已经死了，祖辈七个兄弟中惟有老六、老七尚在。老六名志广，官名郑秉宽。
我的祖父，过继的，在清朝末年，利用县里诸大姓互相斗争的机会，以和春郑家小姓代表的身份，自然成为本县两三个大绅士之一。几任知县看重他，管理本县若干公产，包揽诉讼，以及其他官绅勾结的事情，因此地位很高，收入亦多。本县创办小学时他也挂名校董，并将我的父亲安插在学校内，担任会计。
祖父当然是纯粹的书派绅士，辛亥革命之后绅士换班，就没有人理睬他了。
祖母比祖父小两岁，病死于辛亥革命前一年，这年祖父恰是六十岁，丧事和寿事都办得相当隆重。辛亥革命那年，祖父续弦，继祖母同我的母亲同年，于是家庭纠纷就多了。根本问题，就是继祖母仍旧要摆婆婆的架子，我的母亲就不服帖，于是闹得祖父和父亲也不和，结果不仅分炊，而且我们一家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复兴时期积累的财产全部都耗光了，我们终于成了破落户。
父亲有一次同我说：那年死去的若不是祖母而是祖父，那么祖母继承祖父的财产，他从旁扶助，就不会像今天那样一无所有。
地主家庭破产了，但架子还在，特别是大儿子还要读书，不能送去商店学生意。我中学毕业那年要父亲筹一笔路费去北京考北高师，父亲完全没有办法。大儿子怎么能不读书呢？我的父亲是秀才，祖父是秀才，曾祖父是秀才，高祖父是秀才，高祖父的父亲也是秀才。我们这一家不是简单的破落地主家庭，而是有文化的破落的地主家庭。
祖父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记得辛亥革命以前，历任知县上任后都要来我家的书房作礼节性的拜访，祖父经常去县衙门拜访知县，“老夫子”（知县的师爷）也经常来我们的书房拜访祖父，逢年过节送礼的人很多……这一切，辛亥革命后都改变了。例如，县知事上任后去拜访其他几家绅士，只叫人送一张名片到我家，或连名片也不送。
我父亲同祖父分家后，每年只在祖父生日去请他来我家吃一顿饭而已。
祖父续弦后生一个儿子，取各庆耆，但三四岁时死去了，他十分悲伤，因为这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不是过继的儿子；我们无动于衷。没有人去祖父面前说几句安慰的话。一九一八年，暑假期间，我在家中，祖父生病，不知是什么病，我同继祖母守在床前，第二日下半夜，祖父就死了，享年六十八岁，葬于我们的祖山回龙坞，他自己预备好的生坟。
关于祖母，祖父原配的祖母，我前面所写是不够的。全家的人，我最爱的就是祖母，因为她最爱我。我进中学后读《红楼梦》，关于贾母和宝玉的关系，我全能够理解。我少时总以为母亲偏袒二弟，有什么争执，母亲总是站在二弟方面，祖母则把二弟看作一般的孙子。二弟后面生的妹妹祖母命令送给人，不久妹妹就死了。妹妹后面生的三弟，祖母死时只有一岁。三弟后面生的四弟，祖母已来不及见面了。祖母惟独把我当作宝贝。后来大了，我知道母亲也是最爱我的，她不过要抑制我的骄傲而已。
祖母又是我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她识字，会算，能念佛经。我同她一头睡，她教我从一数到一百，教我背诵二十四个节气，背熟三十七“花会人名”，每日念“观音咒”。母亲生二弟后，我就同祖母一道睡，一直到她死前三天。
我的父亲
以父亲为家长的家，是人不敷出的家。父亲历年积蓄的私房钱为了典房子，建新家，都用尽了。祖父分给我们的土地，每年从佃户收取的稻谷是够吃的，我从未见过我家买米吃，但也未见过米店来我家搬过稻谷。父亲除维持一家人伙食之外，还需要为自己准备鸦片烟，而当时鸦片烟是很贵的，又有犯法的危险。我不知道他如何设法维持这个家，他从来不同我谈家庭经济问题。他同我说也没有用。我在中学穿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也不去埋怨父亲。
我听人说，他晚年曾在许家祠堂办一个私塾，教学生识字，又曾在自己新居大屋的厅堂上教书。我想，他不是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会去教私塾的。他死于一九三○年或一九三一年，我至今还弄不清楚。
我在法国，在苏联，以及回国在上海，一共收到他几十封信，注意保存着，随身携带。这些信如果还在，我今天就可以用来写一篇《我的父亲》，可惜，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唐生智军队要占中共湖北省委房子，我赶紧搬出随身行李，只搬出一半，再去搬时军队已经守着大门，不许进去了。父亲的信和一部分书籍，就是这样永久遗失了的。现在只能凭记忆来写父亲了。
我的父亲，以鸦片烟鬼的身份，无所建树地，在六十岁左右死去，但他的本质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本质胜过我的祖父。祖父一生遵循地主阶级历代传下来的道路走去，毫无自己的特殊表现；父亲少时则是与众不同的。他有勇气，对于那种社会的陋习，敢反抗，敢以身作则来实行改革，因此引起住在城里的郑家子孙赞扬他，依赖他，说他是我们郑家最好的子弟，是能够顾全大局而非自私自利的人。
关于他，人家传说了如下几件事情：
第一，他结婚多年，没有子息。我们那里的人有一种风气，结婚三年后没有生儿子的，就要去买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实例很多。他的大哥（我的大伯父）就买了一个儿子，但后来自己又生了两个儿子。朋友们都劝我的父亲买一个儿子，或者娶一个小老婆（有钱人家，即使已有儿子，也要纳妾）。我父亲不听人家的劝告，人家都把他看作违反惯例的，或不近人情的。结婚十年，他还没有儿子，此时他才吸了鸦片烟。他终于有了一个大儿子（以后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幼年死了）。
第二，他一般是听祖母的话的（他称祖母为“七婶”，称祖父为“七叔”）。他的读书，他的婚姻，他的交游等等，祖母较祖父关心。但“七婶”和“六婶”是死对头，两妯娌之间互争互斗，争得你死我活，以致“七叔”和“六叔”两兄弟也失和。六婶婆患肺结核病死了，她生了三个儿子，只有庆丰叔在身边，我的父亲于是同庆丰叔一起给死者更衣，守灵，不管此举如何激怒自己嗣祖母。不用说，丰叔一家人如何感激了。后来，一九一0年嗣祖母死了，丰叔也来同我的父亲一起给死者更衣。
第三，我的父亲不畏权势，敢为朋友同当地流氓斗争。当时，有名画家作朋先生，是父亲的最好的朋友，他不知如何得罪了当时黑社会一个有权势的头子，这人扬言要痛打作朋先生，我的父亲带了作朋先生到那个人家中去说理，由于我的父亲的声望和威势，没有说几句，这人就认错了，愿意点蜡烛，放鞭炮，向作朋先生认罪。
第四，我父亲亲自告诉我，康梁变法那个时期，本县进士陈桂芳曾率领一群秀才去衙门里同知县争论，陈桂芳大声呵责知县，知县不敢争辩连声说好话，我的父亲也同这群秀才一起在衙门看见这场斗争的。他又说：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同一个朋友爬在城墙上，对着基督教福音堂大骂。旁边群众愈聚愈多，最后群众拿起石头，抛向福音堂。
以上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情，这同我后来认识的父亲的性格判若两人。他后来为鸦片烟所困，每日需有一定的时间躺在床上吸烟，还要为我的生活、求学和前途操心，于是少年时那种豪气没有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最后一个塾师霞阁先生一天闲谈时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本县的丈绅士，一些人老了，失势了，总有另一些人取而代之。事前，人们总可以猜到什么人上去做绅士，很少猜不到。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过去都以为你的父亲将是本县的大绅士，可是，这一点猜错了。
我的父亲没有接祖父的班在本县做绅士，但他的社会地位还是与一般的鸦片烟鬼不一样。本县最有学问的养奇先生至死仍旧把我的父亲当作好朋友，并为他死后写小传。本县，一个著名人物少泉先生，也是父亲的学生，终生尊敬他。
我的外家
我的基因一半是父亲给的，另一半是母亲给的，二者同样重要。可是，人类社会今天仍实行父系制度，我关心郑家远过于关心太常陈家。
外家也是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当初订婚时是门当户对的。外家住在北门外坎儿脚。这个居民点，大部分居然是太常陈家，小部分居民是蓝田陈家。那里有太常陈家的大祠堂。外公陈国选也是地主，但非秀才。大舅子仁先生却是秀才中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坎儿脚几个秀才中最有才气的。他生了两个表兄，都比我大。此时，全家已无财产，生活靠舅舅维持，两个表兄已无力读书，但舅舅仍按照当时的风气，娶了小老婆，另找房子居住。几年后，大舅就死了，于是全家生活没有着落。外公已年老，他不得不带领两个表兄在城内大街上开一个卖杂货的小店，开了不久就维持不下去。外公也死了。两个表兄都已成家。大表兄永秋染上了鸦片烟无法生活，据说我去法国后，他也随国民党的邓本殷军队开到广东去了，不知下落。二表兄永华去浦南一家漳平人开的店铺学生意。学了一个时期，知道现代商业的一些诀窍，决心要去南洋群岛谋生。他没有路费，每日缠着我的父亲代筹路费。我的父亲是义不容辞的，但他自己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他不知从何处借来的钱给永华表兄做路费去爪哇了。我忘记了这是哪年的事情，似乎是我暑假在家中看见他出去的。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我中学毕业后也缠着父亲，要他给我筹措路费去北京考北高师，他却毫无办法。可是，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还是筹到了三百元给我带去的。
一九二一年，永华表兄曾从印尼寄了一笔钱去法国给我，忘记了多少钱，但数目不多，够我在法国过一个月的生活。我回国后，至少有三次在上海写信同他联系，都未成功。解放后，我被捕，家中抄出了印尼的通信地址，审讯者说是印尼托派组织的地址，要我交代中国托派和印尼托派的联系。我说：这是我表兄的地址，你可以去我的家乡打听，我有没有表兄在印尼？他的地址是不是抄出来的这个地址？直到去年，我才联系上了，他已于七十年代死去了，他的儿子也死去了，同我联系的是他的孙子。
在家乡似乎已无外家的人了。那个房子也属于外家，我回忆年少时，我同二弟每年正月初二都要随同父母亲去外家拜年，外公家早已备好酒席招待我们。同桌的有外公、外婆（不是母亲的生母，是母亲的继母）、舅舅、舅母，父亲、母亲，两个表兄和我们两兄弟。正月初二是风雨无阻的。平时，我们兄弟也要同母亲一道去外家几次。
母亲是外公亲生的，舅舅则是外公买来的。这是旧社会的习惯，没有儿子就买一个。不过大家都看买来的儿子同新生的儿子一样。舅舅也不负外公的培养，考得一名秀才，而且在秀才班子中富有才能。母亲也待他同亲兄一样。
母亲虽不识字，但两家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她知道应当遵守的礼节，受了委屈，也竭力忍耐，有时也向小孩子发泄。她比父亲小四岁，父亲生于一八七一年，母亲生于一八七五年，生日都在旧历十二月。两人感情极好，这就可以补偿母亲所受的委屈。父亲从不打骂孩子，母亲则是急躁的，受到委屈常向小孩子发泄。人家说：“严父慈母”，在我的家庭则是慈父严母。我本来是同母亲睡的，生了二弟之后则同祖母一道睡了。
母亲结婚十年不生育，可是生了我之后，差不多每隔三年生了一胎，生了四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最后，生病时小产了一胎，也是男孩子。
母亲的身体本来最好，但旧社会不注意卫生，当时虽有西医，我们家里有人生病总是找中医。每年夏天全家好多人都要患痢疾，吃中药或不吃药，几天后就好了，不以为意。一九一五年，即我上中学的一年，我母亲患痢疾到秋天还不好，由急性变为慢性，拖到次年，变成腹膜炎，生了腹水。当时，我十六岁，读中学一年级，过了元宵节仍去龙岩县上学。过了约一个月，父亲派专人来催我回家，说母亲病危。次日，我动身回家，母亲见到我一欢喜病就好了些。几天后，我看无事，又去龙岩上学了。暑假回家，才知母病加重，过几日她死去，享年四十二岁。
母亲身体本来很好，为什么四十二岁就死了呢？这是中医误事。如果现在，在西医治疗之下，痢疾即使变成慢性，也不难治愈。当时，我们县里虽有西医，看的人并不多，尤其我们这种家庭更不信西医，以致误了事。
我这几年还对下辈人说：如果母亲在世，我不会去法国那样远的地方。照理，母亲常常骂我，打我，受了委屈拿我来出气，我应当对父亲更好，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怀念着母亲。母亲死后葬在我们的祖山回龙坞，直到八十年代末，铁路局征用此山，才移葬于别处，同我的父亲遗骨以及我爱人和儿子的骨灰葬在一起，而且留下空穴准备安置我的骨灰。我是无神论者，但在这一点上倒希望人真有灵魂，死后能够相会！（我的祖父和祖母及庆耆叔的遗骸也移葬在这里，至于继祖母遗骨没有葬在这里，倒不是为了夙怨，而是没人知道葬地。）
鸾姑
我有一个姑母，我说的：不是我父亲的同胞姊妹，那也不止一个。我说的是另一个姑母，她称我的祖父为“爹”，祖母为“妈”，父亲为“兄”，母亲为“嫂”，待我们兄弟如同亲侄。她演了一场“悲剧”，结束了生命。
我有这样一个姑母，除我之外，现在在世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我说不出当时她的年龄，只记得当时已是一般闺女出嫁的年龄了。她对人彬彬有礼，像一个大家闺秀。很少人同她亲近，很少人同她做朋友，我未见人家背后说她好，也未见说她坏。
我曾问母亲这个姑母的来历，母亲悄悄告诉我：“这姑母本是祖母买的一个小丫头，祖母喜欢她，便收她做养女，教她种种礼节，准备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家嫁出去。
好人家找到了，那是同我们家一样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家长是祖父的朋友，同祖父一起包揽本县公产的，家底比我们更好。家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已成家，生的孙子比我大一岁，二儿子这次才成家。这个家长是三兄弟中居长，一个大家庭共住一座大房子，人多了，难免相互间勾心斗角。
鸾姑嫁去以后，我曾陪祖父去看她。她住在东厢房，老大的家住在西厢房，家长夫妇则住在左边的正房。同祖父一样，我们脱下的衣服都放在鸾姑房内，鸾姑作为主妇招待我们。
祖父是顽固派，这位家长比祖父还更顽固。祖父的辫子，在辛亥革命后好多年剪去了。可是这位家长至死也不剪辫子。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祖父的书房中，忽见那家的大儿子气急败坏地走了来，说鸾姑死了，她自己上吊死去的。
这是晴天霹雳！为什么上吊。他们二人悄悄说话，我们小孩子听不清楚，以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何化法我们小孩子也不知道。这是一件不好听的事情，我们两家都不愿意张扬，不久就风平浪静了。
我却在祖母和媒婆说话之中听到了几句不可理解的话，即媒婆说：“鸾姑要生小孩子而不能生小孩子，只好走这条绝路。”
那时我不明白：不能生小孩，为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呢？以后大了，我才明白：原来姑丈是个“天阉”，由此引出可能发生的事实，到了非走死路不可。什么事实？那就要自己去想像了。
鸾姑如果是祖父母亲生的女儿，一定要多调查，不会如此草率的。
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至今将近九十年了，还有办法搞清事实吗？——除了吊颈鬼找替身以外。
我的婚姻
我是结了婚三年以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此事，我并不隐讳，但也不是逢人便说，比较要好的朋友，闲谈之中我就说出来了。不过，在以往写的传记性文章之中，我从不写此事。其实，这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像我所处的时代，所属的家庭，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如果尚未结婚，倒是奇怪的事情。我不说，却是为了后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爱人。
我很小就有媒人来提婚，但尚小，没有说下去。八九岁时，祖母认为不小了，应当提婚了。恰好有媒人来看祖母，便介绍一个近郊人家，也是地主家庭，有个女儿，她与我同年，要我们去看看。祖母派了母亲去看，母亲中意，回报祖母，做定了婚。我十岁时，祖母死了，不久她的祖母也死了。她的家庭衰落得比我的家庭更快。对方日食困难，便通过媒人同我们商量，现在就过门。我们同意了。
在那个社会，这种事情父母同意就够了，决不与我商量。我当时年少怕羞，小孩子之间常拿这种事来开玩笑，我害怕人家笑我，根本就不同意提婚、订婚、结婚一类的事情，我的反对也没有用；于是，我十二岁时，她来到我家，她同一个丫头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我们虽朝夕相处，但结婚前从来未说一句话。
我十六岁时，母亲病得快死了。祖父、父亲，以及其他的入主张我们二人立即结婚。合理的理由是说：母亲死了，家中没有女主人不行；不合理的理由则说：母亲的病，“冲喜”就可以好。“冲喜”的意思就是家里办一件喜事。反正，在那种社会中，一切要服从长辈的决定。我就是这样结了婚。当时实际年龄，我不过十五岁半，她还更小一点。
在这一年，我第一次读了《红楼梦》，结合过去读的小说，知道结婚之外尚有“爱情”。又从小说中知道：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但旧社会的道德势力太大了，认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必然要演悲剧。《红楼梦》《西厢记》就是实例。
参加革命之后，又把“爱情”抛到九霄云外了。回国之后，同伴纷纷找对象，我觉得可笑。少数同伴，结了婚的，回去将老婆带到上海；未结婚的回家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老婆带到上海来。我也曾动心，但一来没有钱去家乡带老婆，二来以为家乡的人会说我今做了官，只要老婆去享福，而不顾父亲和弟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我在武汉看见捉人，杀人，想到自己总有一天被捉被杀的，于是写封信给父亲，告诉他以后不给他通信地址，又告诉他我随时会牺牲，家中的老婆任随改嫁。我写了这封信投入邮筒以后，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在同一年回到上海，我意外地找到了情投意合的爱人。第一次认识时就告诉她我家里结了婚，她并不嫌弃，我们相约为革命而牺牲。我三次入狱，她也陪我三次入狱。她一次与我同时出狱；两次先出狱，在狱外等待我出狱。最后一次，我名义上是“释放”了，事实上改劳改形式为严密管制。她陪伴我熬过七年的严密管制，到我完全恢复自由之后，只三个半月，她因心脏病死在我的怀抱中。
我以为我一九二八年再结婚时，我原先的配偶早已改嫁了。我在武汉写给父亲的最后的信之后，再未接到父亲的信，二弟的信也未提改嫁的事。直到上海解放之次年一个堂侄来上海考大学，这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见到亲人。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的第一个配偶的消息。他说：“已经根据你的信上所说改嫁了。”谢天谢地！以后知道：我第二次结婚，早于她的改嫁。
我在受管制的七年中收到她从家乡写来的二封信，我都给了我的爱人去看。她劝我设法寄点钱去，我那时仍是犯人哪里有钱寄呢？她又劝我回答那两封信，我也没有回信。
我的婚姻就是这样简单：先后有两个配偶，从来没有为恋爱而闹过风波。比起古人一生只有一个配偶，要复杂一些；但比起今人比起战友则是微不足道的。在同志朋友中间，我并不隐讳早在老家结了婚的事实，我认为恋爱而妨害政治是不好的，但恋爱是“私生活”，为恋爱事件而攻击本人的政治主张或做人品格也是无聊的。
可是，一九五二年托派案发生，一部分青年人要“被挽救”，而集中在“管训班”时，管理人员要求他们揭发“反革命”罪行之外，还要求他们揭发领导人的“私生活”，大概以为青年人最爱听这种揭发，以为私生活可以判别好与坏的。我的三个堂侄也在管训班中，他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揭发私生活的人比揭发“反革命”的人更加踊跃。但管训班中“小组长”向管理人员汇报时，说郑超麟的私生活揭发不出来。管理人员于是作结论说：这种人更坏。
未入“管训班”，而在监狱服刑的，也曾喜欢揭发私生活，他们特别找那些同我接近的托派犯人来揭，这人于是揭我在家已经结了婚，又在外另找爱人，而且对爱人隐瞒在家结婚的事实。更有甚者，是家中老婆生的儿子来上海考大学，我则骗上海爱人说这是侄子。于是大家轰起来，指责我“不道德”。有人认为实在不应当同时有两个老婆，也有人认为同时有两个老婆还可以，但不应当欺骗现在的老婆。他们要我证实这个揭发。我只说：我的三个侄子来上海考大学时，都只二十几岁，我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从没有回去，请问哪一个是我的儿子。
祖父和父亲的政治活动
我家的地主家庭地位决定了家长的政治倾向，这就是说，效忠于当时统治政权。他们切齿痛恨造反的“长毛”，也反对维新和革命。武昌起义之后，眼看帝制政权就要消灭了，我的祖父同少泉先生两人进去衙门看知县，少泉先生说几句攻击旧政权的话，知县生气，我的祖父就在旁边打圆场，说少泉先生年少气盛。
到了光复之后，政治活动可以公开，于是绅士之间的斗争，以前是暗中进行的，现在可以公开进行了。可是，我们那个小县，绅士之间的斗争一向表现为“族姓的斗争”。清朝末年是太常陈家和丁坂刘家的斗争，以陈春江为首的太常陈家重重打垮了丁坂刘家，但未消灭刘家的力量。辛亥革命前，以刘志和为首的丁坂刘家渐渐超出太常陈家。这中间，我的祖父不能说没有发生一点作用。我的祖父站在两种力量的中间，但偏向刘家。反之，我的父亲则倾向陈家。他少时在大夫家庭读书，同养奇先生、慎修先生、子丹先生、筱玉先生等人交了朋友，受这些人的影响，反对刘家。一九一三年，选举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时，两派斗争很激烈，刘家挂起共和党的旗帜，陈家挂起国民党的旗帜，刘家推少泉先生为省议会议员，陈家推慎修先生为省议会议员。不知怎样，两人都没有当选。以后选国会议员时，刘万里当选了。景黄先生是反对刘万里的，但他不能不投刘万里一票，他常对人说：“一个字害了他，即是刘字。”由此可见，共和党和国民党之争是假的，丁坂刘和太常陈之争才是真的。
在这个斗争中，父亲不能不顺从祖父站在丁坂刘家方面，他因此获得“选举人”身份，赴漳州去投票选举议员。他不能不投刘家的票，此时，他心里一定很不愉快的。
中国的议会民主在我们那里，一开始就以旧时的族姓斗争方式来进行，使我当时和以后对于议会民主产生反感。这就为我后来读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文章时反对议会民主的言论打下了赞同的基础。这里说来话长，我就不必说下去了。
我出国后，漳平毕竟有进步。族姓斗争渐渐变化为其他地方所常见的形式。
族姓斗争中，丁坂刘已经击败了太常陈，但并未夺取了太常陈的最后阵地。义仓管理人的重要阵地，多年掌握在太常陈家之手，无法改变。可是，到陈瀛洲死后，刘志和终于夺取过来，交给黄作朋先生。这个最后胜利，同时结束了族姓斗争。陈寿山和刘云纪本来是依附于刘志和集团的，到此就分化出来，使斗争转变为刘志和与陈寿山的斗争，而太常陈家则为陈寿山助威。这场斗争变文斗为武斗，一直斗到解放的时候。这不是族姓斗争，由于刘云纪（景黄先生）是丁坂刘家，他为陈寿山摇鹅毛扇，此时那一个字（“刘”字）并不妨碍刘云纪帮助陈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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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占的位置（李季，193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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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占的位置
李季1932年1月
“作成一个正确的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唯物论的最大功鲭之一。”（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二八页——DieGrundproblemedesMarxismus，Stuttgart，1920）
普列汉诺夫（G．Plechanov）这句话是对的。所谓“一种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辩证法。
恩格斯说：
“在人类知道辩证法是什么之前，他们的思想早已是辩证法的。”（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一四六页。——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ederWissenschart，Stuttgart，1921）
的确，古代的中外名著，如中国的《易经》，希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都含有辩证法的种子。到了近世，如笛卡儿（RenéDescartes），斯宾诺莎（BenedictSpinoza），莱布尼兹（Leibnitz），康德（ImmanuelKant），赫尔巴特（Herbarr），和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等都表现辩证法的思想。可是这种方法要到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才有充分的发展。黑氏的哲学本来是集德国唯心论的大成，因此他的辩证法也就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变成一种神秘的东西，令人莫测。所以，迨马克思和恩格斯出，才剥去这件外衣，取得辩证法合理的核心，使之与唯物论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科学，所以恩氏曾坦然自承：
“从德意志的唯心哲学中救出那有意识的辩证法，使过渡到唯物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只有马克思和我。”（见《杜林的科学革命》一四页）
自马恩两氏救出那有意识的辩证法，作成一种正确的方法后，即据以为论战的武器和考察的工具，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视为无上的法宝。马克思后来称之为“真正科学的辩证法”（见马氏《哲学的贫困》前面附录三一页——DasElendderPhilosophie，Stuttgart，1921）恩格斯也目为“我们最优良的工作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九页——Ludwig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chendeutschenPhilosophie，Stuttgart，1920）他们这样的赞赏，确是出自半生的经历，绝非虚誉。因为马氏在《哲学的贫困》中打败蒲鲁东（P.J.Proudhon），恩氏在《杜林的科学革命》中打败杜林，以及他们在《共产党宣言》（DasKommunistischeManifest）关于社会转变所发挥的真切和卓越的见解，无不得力于此。此外，我们还不要忘记那部“工人阶级的圣经”是借助于这种“完全新的，唯物的，自然历史的方法”（引恩格斯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四五二页——Marx-EngelsArchiv，BandII，Frankfurta．m，1927）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于征引圣彼得堡的《欧罗巴新闻报》（WjestnikJevropi）论此书的方法各节后，发表自己的意见道：
“作者将他所称为我的真正的方法叙述得这样确切，对于我自己应用此方法叙述得这样和善，然他所叙述的除辩证法外，还有什么？”（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四七页——DasKapital，Berlin，1928）
所以科洛（HeinrichCunow）基于这种理由，宣言：
“没有辩证法，马克思做不成《资本论》，并不算是过当的话。”（见科氏《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二卷三四六页——DieMarxscheGesehichts，Gesells-chafts-undStaatstheorie.Berlin，1921）
综观以上的事实，就可以知道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马氏晚年曾写信给狄慈根（J．Dietzgen）说：
“我一经摆脱经济的担负，将著一部《辩证法》。”（见伏兰德的《康德与马克思》二七七页——K.Vorländer"：KantvndMarx，Tübingen，1911）
但他毕竟因人事蹉跎，未能如愿相偿。恩格斯在这一方面的著作成绩较有可观。他在《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中对于辩证法有不少的发挥，尤其是在新近由耶萨诺夫（D．Rjazanov）题为《恩格斯的辩证法与自然》（FriedrichEngelsDjalektikundNatur足有二百二十七大页，见《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而发表的遗著中，对于这种方法有大规模的材料上的准备。不过前者是杂在争辩之中，后者尽系片段的文字，未能将辩证法条分缕析地阐明出来，使之系统化和通俗化，成为一种完整的学说，备一般人的应用。
马恩两氏关于辩证法的著作既未及完成，即赍志以殁，而西欧继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大都不注意于此，甚至于还有公然加以攻击的，如修正派的领袖伯恩斯坦（EdwardBernstein）便明目张胆地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谋叛的元素，是一切正确考察事物的途中卧陷阱。”（见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五九页——DieVoraussetzugendesSozialismusunddieAufgabenderSozialdemokratie，Stuttgart，1921）
这样一来，大家都把辩证法看做一种外来的东西，非马克思主义所应有，换句话来说，他们以为马恩两氏的采用这种方法只是由于初时留恋黑格尔哲学用语的残余表现，没有多大的意义。于是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最革命的和最基本的方法便不能不赋式微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较能领略辩证法的真谛而加以重视，如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即表现得十分明白。尤其是列宁，不独深识辩证法的神髓，而其善于应用此方法且为马恩两氏以后所仅见。他常勖人精细地研究辩证法，正确地运用辩证法，他对于这种方法的著作虽只有《辩证法的问题》（ZurFragederDialektik）一篇片段的文字，然因他的郑重提倡，已经使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得到复兴的机会了。现在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没有不首先注意探讨这种方法的。
但一般人要想探讨辩证法，正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关于此项著作不是太少，就是难于了解；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又未尝著有讨论辩证法的专书，即偶有一二，也是偏重叙述这种方法史的发展的。至于讲马克思学说而附带辟一二章介绍辩证法的著作大概是语焉不详，殊难尽如人意。还有一层，他们替辩证法作出一些规律，或三条，或四五条不等，都是就著书的人的意思列举出来，并无一致的公例．总说一句，关于辩证法的著作，目前犹在一个草创时期。
以上是就学术较为发达的西洋各国讲的，至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这一方面除翻译外，差不多完全谈不到创作。作者不敏，却要来大胆一试：下面所列辩证法的七个规律，系就自己研究所得，随意举出，这只能算作一个草案，至完整的学说只好俟诸异日了。
方法论是现今中国最需要的读物之一种，因此特将拙著《我的生平》（亚东图书馆出版）中关于这一方面的文字取出来，加以整理和补充，另印一个单行本，名为：《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在神州出版。上面一篇短文是此次新加入的材料，先在本志发表，作为预告，兼备已购《我的生平》的读者的参考。
季子附识
刊载于《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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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法与半合法工作——对《战士报》的压制（坎农，1942年11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论合法与半合法工作
对《战士报》的压制[1]
坎农1942年11月19日
鲁鹏翻译、赤心校对
这篇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中央支部发表的演讲摘于一部未出版的速记草稿，全文略有删减。
我这次谈话的直接原因是我们考虑过的无线电节目。你们知道，这件事在上次会议中宣布了，全国委员会也多次讨论。促使我们在这里将它列入讨论议程的直接原因是这项通过新媒介取得突破的建议所带来的问题、困难和机遇。当然，新的事件让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我想你们都读过本周的《战士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下午说过，我们在利用无线电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突破进展中遇到的新事件，给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工作添增了许多困难。例如，最初设想的计划是，我在电台上发言，并由代表广大工人利益的《战士报》赞助，同时我应该以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的身份发言。但经历最近发生的事情后，关于我的介绍就变得怪诞不经了。播音员说：“我们现在有请坎农同志，一个密谋推翻政府的罪人，一个被指控破毁火车的人。他在刚刚被压制的《战士报》的赞助下出席。坎农同志的观点不足以挂齿。”
如我所言，问题变得愈加的复杂和尖锐。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放弃利用这种可能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的决心。不管是在电台、出版物、公众会议中，还是在所有的活动、工会和事务中，我们真正遇到的基础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这些问题：在非法或部分非法的条件下，或通过审查制度，革命党如何开展工作呢？这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今晚我想讨论的问题。
从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非法的条件下运作。倘若研究了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定罪，以及尚未验证其合宪性的成文法，你们可以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由于这些规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因此随着邮局新出现的干预，我们现在的运作至少处在半合法的状态。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报纸能否邮寄，而邮局又提出新的问题，送到华盛顿之前不能寄任何报纸。我们的法律总顾问昨天在华盛顿采访这些人，他们强烈暗示不会批准我们报纸的任何一期。
目前来看，这些都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越来越多的革命工人团体在合法与半合法问题上拼尽全力。他们一派害怕自己，只在头脑想象中才具有革命性，正如害怕失去革命纯洁性的宗教团体那样，他们面对所有的困难都选择隐退到阴影下，选择沉默，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复存在。
另一派则不止一次地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使自身适应资产阶级法律的要求，而逐渐丧失革命性；或不再说任何严禁讨论的或当局不欢迎的话。实际上，这就是对革命运动的清算。在我们寻找一条前进道路越过这两个危险的派别时，只要我们不是从头开始，我们就具有莫大优势。我们不是空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和理论来指导方向，使我们得以不顾形势的复杂，带着自信走向窘境，我们明白自己正在做正确和必要的事情，以在如此棘手的处境下仍有可能出现的迂回道路中推进自身事业。我们在基本原则上绝不作任何妥协，也绝不在任何基础的意义上适应资产阶级秩序。
我们依靠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它是我党向来学习的模范党，也正如你们所知，布尔什维克党从1903建党开始直到1917年革命都以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沙皇式的非法地位存在。1917年2月沙皇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党首次公开露面。它曾一度享受着合法的存在。直到七月，随着迫害的加重，它被迫转到地下，紧接着又重新亮相发动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在沙皇统治下处于绝对的不合法地位，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党在当时仍尝试在彼得格勒和俄国其他地区出版日报，并且开展一些伪装的合法工作。
在美国的我们拥有美国共产党在1920-1922年处于地下不合法地位的经验教训，在这期间我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在不放弃共产主义纲领的前提下，设法利用对我们开放的部分合法性。美国的这次经验加上我们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全国委员会做任何决定时所要依靠的基础。在面临审查制度下继续进行合法活动，是走这条路还是转向另一个方向。
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保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不要退缩或让步，而要按照我们纲领的精神，教育并紧密联系我们的新成员。我们纲领的另外一面也同样重要，我们不仅要保有现有成员，还要努力争取新成员，吸收新工人入党。
问题的正确解决与否的表现，在于我们在工作发展中是否同时实现了这个任务的两点要求。
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总结了战时十个月的工作。大会表明这十个月的半非法、迫害和审查的战时状态丝毫未动摇到我们的纲领。会议也一致通过了我们的运动赖以成立的基本原则立场。
另一方面，大会报告表明我们一直在取得进展：报纸发行量增加、受影响分子的数量也从审判时的八十七扩充到了今天的九十八。全国各地都有证据表明党正在继续活动。迄今而至，我们一切都很顺利。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我们绝不能低估本周《战士报》所报道的这些近期事件的重要性，即有两期《战士报》被扣留。一期已被邮局下令销毁，这一期正在华盛顿接受审查。我们对它获得邮寄资格不抱有乐观态度，况且我们的法律总顾问在那得到通知，审查机关正在向邮局提出正式申请，要求拒绝邮寄《战士报》。这一来，《战士报》就遭遇了扼杀。二等邮件的特权显然会剥夺，但与之而来是什么呢？
如果他们与快递公司达成一致，绝不递送任何不允许邮寄的报纸，我们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制。当然，这不是他们最后的手段。他们甚至能从此入手起诉我们的编辑。我将自己限于“推翻政府、破坏火车”，所以他们把布雷特曼抓进了监狱，但总得有人做出牺牲。这样我们可以考虑《战士报》遭取缔的可能性。接着，我们必须找到其它的出路，但这不代表我们放弃了出版，亦不代表我们放弃了致力传播信息的工作。这仅仅表明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新形式、新中介。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最黑暗的反动年代里，工人运动的一切行动都受到了镇压。在这些日子里，党除了地下刊物外没有任何宣传媒介。
1907年以后，尤其到1912年，工人运动再次兴起，沙皇极大程度上放宽了原本严厉的镇压。沙皇政府试图通过允许各式各样的合法活动，引诱革命者公开自身。沙皇政府一度不承认工会，永远未曾赋予党合法地位。但他们承认伤病互助会，而布尔什维克党人成为了极为激进的“伤病互助者”。他们把自己和其他想得到抚恤金的工人混在一起，将这些工人组织当作阶级斗争的改良工具。
后来政府主动组织了某种工会，这些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引诱革命工人公开自身，以至于沙皇的警察有机会发现他们。但这并未能阻止布尔什维克党人加入这些工会。
随着布尔什维克党被赋予了更多的合法性，他们在杜马议会的选举中，以劳工候选人的名义提出候选人。1914年战争爆发时，有六名反对战争赔款的杜马成员，被定罪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出版了数年的日报。每当报纸被查禁时，他们就改头换面……
不同于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出版的《战士报》，这些报纸并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出版的。正是你们所回想到的那样，《战士报》过去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珍珠港事件后，一些新法得到了实施，《战士报》只能以“一美元和其他有价对价”出售，同时也不再是党的机关报。党无须对《战士报》负责，即便《战士报》陷入困境，只要他们对此保持诚实与合法，他们就无法归咎于我们。
布尔什维克日报是用所谓的伊索式语言出版的。它并非作为社会主义报出版，它声称这个国家唯一的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唯一要做的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他们自称为“一贯的民主派”。报纸没有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也没有提出党的全部纲领，它只是用暗示来做到这一点。它用寓言方式写作。它为了通过沙皇审查制度从而修改自身的语言。但他们十分娴熟地做到了这点，以至于围绕着报纸组建出布尔什维克党。这样，当时机到来之际，有更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可以公开露面，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提前为他们在莫斯科先进工人中传播的基本思想营造出广泛的共鸣。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始终维持着地下党。他们不局限于受限制的伊索式守法宣传，这只是党的非法纲领的补充。在党的地下组织中，他们直言一切、阐明纲领，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保持对庞大的合法活动网络的掌控。
但这些状况造成了危险。孟什维克为了适应沙皇的非法性，实际上放弃了地下组织和纯正的纲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与现存政权和解，从而摧毁了自己在革命工人中的真正权威。布尔什维克有时被认为在原则问题吹毛求疵，然而他却不受任何宗派的影响。他们并不害怕自己，在竭尽可能进行伪装或修饰合法工作上，也从不犹豫。
在美国我们在1920年和1921年做得并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既缺乏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具有的理论知识，也缺乏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以至于我们在政府迫害下的挫折和党的非法性的情况下处处受阻，因为党内很大一部分人担心我们会以某种方式妥协我们的纲领。
在党内，我们普遍接受必须争取合法言论的任何可能。但是我们每次尝试具体去做时，都会遇到宗派的反对，担心我们犯下罪行。拉里·特雷纳给我们的宗派主义者一个完美描述：一个畏惧自己潜意识里的机会主义冲动的人，只要给自己一点自由，就会偏离纲领。
我们很清楚，有一个好的纲领和一个非法组织是一回事，但如果这个非法组织不去寻求与活生生的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死于停滞。我们一些人也清晰看到，我们以某种方式必须打破这个排外的圈子，尤其当政府迫害正在减轻，我们因此得出结论，必须想方设法开展半合法的活动，至少使我们大部分的消息能够传播到工人当中，至少要有我们能与他们取得联系的希望。在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前，必须经历些许派别的争斗分裂。我们越是能意识到必须找到合法言论的路径，宗派分子就越是反对。
首先，我们试图开展论坛。1921年，我们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为俄国饥荒的受害者筹集资金，在委员会的幌子下，我们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其实这个组织起初就是作为一个推广苏联与俄国革命原则的合法宣传媒介。
其次，我们在出版了合法的报纸后组建了一系列的俱乐部——劳工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会组织公开的论坛和讨论。但演讲讨论的趋势和要旨是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也从中暗示人们走向共产主义。我们后来决定联合这些俱乐部。我们召集了一个小会议，组建一个全国劳工俱乐部联合会，并宣布了我们将竞选公职。
接着，我们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侥幸逃脱了，下一步就是制定迂回的计划：在美国组建两个党，我们在这种处境中不可能有一支完全合法的共产主义政党。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要有两个党。一个是纲领纯正的地下党，另一支是不发表任何错误言论的合法党，但是这支合法党在它的纲领中不涉及全部真相，它止步于实现共产主义纲领的必要陈述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拥有一个合法的平台使得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能够公开发言，并且能给出未被取缔的纲领，对于那些要受到法律起诉的问题也能保持沉默。这能使我们创造出一个半共产主义者的边界，共产党及其非法刊物能通过这个边缘渗透进去。
在实现这个计划前，我们在党内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派系斗争，甚至走向分裂——在我们坚定的决心推动这一计划时候出现了分裂，失去三四千名成员。因此这对拯救党而言是必要的。
我们一度在这个国家有两个党，并且有两个机关报——一每周出版的《工人周报》，它被邮局接纳，经过精心编辑以免与法律有太多冲突；另一个是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致力于讨论纲领理论问题，而不考虑审查制度。这是为了完成合法报刊和合法党开启的教育性工作。这样，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逐渐取得联系，后来合法地位逐渐恢复、控告结束时，整个党也就合法化了，并且这种合法化地位从那开始保持了许多年。
与我们相似。我们以1928年左翼反对派身份开始了完全合法的运作，直至1941年整整13年都没有任何政府的控告。但我们不能愚蠢地得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纲领是非法的——几乎每个律师都会根据成文法告诉你这点，但这些法规没有得到执行。既然有可能合法运作，我们何必躲在地底下？
1941年，政府宣判我们有罪，这一处决仍是上诉状态。与此同时，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是一个完全合法的政党，我们无需躲在地底下。尽管冒着被进一步控诉的风险，我们更愿意在公开场合尽我们所能地开展工作，而不愿意一遭受攻击就退出公共领域，使自身躲藏在地底下，并幻想其他工人能发现我们的行踪。
在我们接受审讯的那段时间，1941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全会确立了一条原则：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合法的权利。我们不会承认我们是非法组织。即便在审判中被判罪，我们仍会坚持在下一阶段合法地运作。但我们无法保证在政府严厉打击之下还能维持这种状态。
然而，我们不仅要承担一直在讨论的罪名，同时也要面临着宣战。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我们党笼罩在阴影之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普遍现状也蒙上阴影。我们的罪名已定，战争也一触即发，这也自动重启了间谍法，我们的合法地位也随之动摇。不过，我们在此之后举行了大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我们将继续作为合法政党的路线。我们被迫将《战士报》移交给出版协会，《战士报》从此成了独立的报纸，党不再对它负责。就算他们发现党的领导人有非法言论，这也不会使《战士报》成为非法的报纸，因为除了部分领导人会专门为《战士报》写文章外，《战士报》与党并无关系。目前为止，事情是这样发展的，但现在情况有了一些转变。你们肯定注意到《战士报》不再是党的机关报后，稍微改变了它的口风。它开始发挥合法报纸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只鼓吹部分的共产主义纲领而不是全部。
但《战士报》毫无疑问是我们最重要的宣传手段，因为它将我们整个运动的外围团结在一起。所有倾向我们的工人或同情我们的工人都从《战士报》中看到了代表着我们纲领最普遍最重要成分的理论中心。尽管如此，《战士报》还是相当激进。也许它将法律及当局政策的合法阐释逼到了极限，但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出版而出版，而是为了在法律允许下尽可能多说，甚至超出一小部分法律允许的范围。这要靠自己摸索，法律根本不是绝对的量化。法律是明文规定的，但是法律的解释和实施会根据国内舆论和法官的态度很大幅度波动，因此人们无法具体言说什么是法律允许的，除非你以身试法。
如果你们想维持合法刊物的存在……我们假定《战士报》遭到查禁。面对公共报纸的缺失该如何做？两件事。我们可以站在尊严上说：“上帝啊，如果无法言说想说的，我们宁愿沉默。我们会惹怒你”。或者我们说：“我们现在不能像《战士报》在十二月七号那样公开合法地说话，但我们能说到四分之三的程度，既然《战士报》被查禁，那么我们将努力组织三四个人创办一份新报纸。”这很可能会发生。或者假设，也许叫《真理》的第二份报纸也会遭查禁，并不是因为它未阐述全部真相，而是过分揭露了真相。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布尔什维克曾遭遇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再去发表《战士报》发表过的全部内容。具体地说，即其在十一月八号之后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内容就占了总内容的90%。但是无论如何，工人有资格获得关注工人问题的报刊，我们也将激起人们的兴趣创办名为《工人新闻》的报纸，报上甚至不再刊登任何社论。
实际上，在战争开始的前一年，1938年，我们与托洛茨基同志在墨西哥谈话时，我们都在期待战争的爆发并且讨论着我们能在其中做些什么、我们的技术会变成怎样。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讨论了出版的问题。我们期待控告更加迅速、比先前更为严重，甚至党的领导人被逮捕、《战士报》被查禁，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好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即便情况变得十分严峻，我们依然认为吸引人们开办能在黑暗中告知工人消息的报刊是非常必要的，这也能将我们的运动团结起来。我们以确定的指导方针期待着形势的变化。即便会受到进一步的控告，我们也将尽可能公开我们的运动、展开公共活动、竭尽所有可能保持与工人和工人运动的公开的联系，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这些联系的对象。
这就是提议开展一种利用无线电作为新的宣传媒介的全部背景。我们理应利用无线电的想法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协调。（在新泽西州选举[2]中用过广播后，我们确信这也是现实的可能性）但我们在理解和利用这一点上表现得有点慢。在讨论无线电问题时，全国委员会的一名同志说：“上帝啊，这是对的。无线电是未来的新事物”。但有人回答：“不，它已经到来了”。无线电计划引起了热烈讨论，人们能一眼就能看出无线电提供接触新圈子的可能性，提供了让从未听闻我们消息的人们聆听我们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从始至终寻求的答案，因为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扩大队伍，让新人加入到我们的运动中来。但这绝不是简单地通过无线电说，我代表主张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为无线电的审查制度非常严格。
鉴于布莱特曼是参议院候选人，他被授予了更多的容忍度，当我们在选举结束后回到同一个电台，我们的同志说，我们想和您谈谈放一系列的节目，让坎农发言，他们马上冷静下来，问道，坎农想谈些什么？他说，“噢！就是那天的问题，比如税收”。“税收？你明知税法已经被国会通过了，不能再批评了。我们是美国的电台。不想与政府惹上麻烦。”
关键在于，无线电的审查可能比邮局目前为止的审查严密十倍，最重要的是，无线电的不稳定性和它的私人审查制度是在政府审查制度的基础上自我强加的。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这样一类的身份参加节目：如果不是罪犯，至少也是被定罪的，在邮政部门惹上麻烦，遭到怀疑的。我们在那里也不会得到很好的赞助。
现在问题就是，尽管如此，我们还应尝试采用无线电吗？很明显，无线电审查制度只有一条很细的裂缝，我们只能指望通过这道缝钻进去。我们远不能奢望能拥有自宣战以来的就被限制的《战士报》十分之一的自由。既然如此，我们还应该通过一系列在受过教育的共产主义者眼里太温和的演讲打破审查制度吗？我们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我们目前未能取得联系的人吗？这才是我们必须做，也要最大力度去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所做的演讲极其受限且表面上显得温和。然而，我们却从不发表充满谎言或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演讲，仅将演讲的内容和批评建议局限在审查制度的要求之内，演讲的目的也不是讲述整个纲领，而只讲一小部分……
关键是，党内成员会理解并同意这一做法吗？如果我们不能表达真正的想法，必须将纲领的内容限制在如此狭窄的边缘上，甚至以一种不同于我们不受限制的宣传的直率口吻来呈现它，他们会因此而沮丧吗？这件事会令人失望吗？我们希望听到你们的态度。因为如果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不明白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那么着手实施它就是愚蠢的。
这其中也有风险。例如，我作为广播里的演讲者要用如此“文雅”的语言讲话——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并更多限制我们在公共演讲习惯做出的批判，这也可能会人们带来一种印象，即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在变得温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具备革命性。但我们仍可能有收获。一方面，那些自从聪明的人会发现这些演讲难以满足他们革命信条的标准。另一方面，这些演讲也有可能吸引成百上千的从未听说过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含义的工人。
你们知道，七月事变之后，俄国开始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叫嚣声，列宁被指责为德国间谍，一场声势浩大的叫嚣说，要列宁出来受审，并声称他们证明了对列宁的指控。与之相反，列宁伪装起来躲藏在芬兰，因为他还没做好被逮捕的准备。他忍受着市侩们的攻击，也逃离了指控。但是法庭并不是诚实的法庭，因此，列宁无视市侩自命不凡的威信，判断为了运动的利益该做什么：远离他们的魔爪，并为革命做好必要准备。
我们将会也理应受这简单的标准支配：我们应该在有限的可能性去实行无线电计划来搏一把输赢，还是应该放弃这一计划？我们十分乐意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如果最后决定在有限和狭窄的范围内不该利用这种媒介，我们就该把钱退还给那些认捐的同志。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尝试，那么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去电台的人那看看能做什么安排。我们或许不得不更改赞助了。
[1]这份对纽约中央支部的报告最初应该是讨论由《战士报》发起的无线电广播节目计划。会议前不久，据悉，邮局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扣押了11月7日，14日二期的报纸。为争取《战士报》以邮件方式销售的权利——这是一份全国性报纸的基本要求，一场为期一年半的斗争开始了。1942年12月28日，司法部长比德尔写信给邮政总局局长，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案，为邮局撤消《战士报》的二等邮寄权的裁决提供司法部的支持。1943年1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邮局律师威廉·C.奥布莱恩声明，“这并非对错的问题。《战士报》所说的一切是否正确，无关紧要。”
3月3日，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他也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宣布取消《战士报》二等邮寄权。当时四期报纸被邮局销毁，其它几期扣留了很长时间。
随后一年，《战士报》以第三，第四等邮件邮寄，这种邮寄方式又慢又贵。邮局继续从报纸中挑出几期任意地耽误、破坏。报纸在工人运动中的支持者要求结束禁令。除了共产党公开支持压制，多数倾向和许多工会抗议政府的行为。1944年3月，《战士报》的二等邮寄权恢复，3月17日，邮局同意不再对报纸的发行进行其它方面的限制。
[2]乔治·布雷特曼是1942年新泽西州选举中社工党的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竞选委员会在WPAT广播电台争取到了时间。10月17日和24日，布雷特曼在电台发表讲话，10月31日，坎农在电台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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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第一版序言（坎农，1929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第一版序言
坎农1929年1月3日
mila翻译、赤心校对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是《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的第一部分内容，坎农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偶然得到了托洛茨基的这份纲领草案批判，并将偷带回国。在被开除出共产党后，和他的支持者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首次在他们的报纸《战士报》上发表了他偷带回美国的部分内容。此后不久，这本书就以书的形式出版了。本文即坎农为第一版（1929年）所写的序言。
成立于1919年的共产国际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和1925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审议了草案之后，在1928年7月至8月召开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首次通过了它的纲领。此处发布的文件是托洛茨基对布哈林和斯大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起草的纲领草案的批判，该纲领草案随后未经任何重大修改获得通过。因此，托洛茨基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写的针对布哈林-斯大林草案的批判，现在也适用于共产国际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正式通过的纲领，他对纲领的许多提法和结论的挑战由此变得更加严肃。
共产国际的纲领问题，以及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对其提出的批判，现在作为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摆在了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面前，所有战略和战术的实际问题都与之相关。
共产主义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行动的指导方针。斗争中的错误策略源于错误的纲领性表述。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自列宁去世以来，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公理在最近几年犯下的巨大错误中得到了新的悲剧性证明。纲领问题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
托洛茨基的《评纲领草案》抓住了一个主要的理论错误，该错误总结并激发了近年来在苏联内部问题以及国际运动中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一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托洛茨基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教义为基础，将所有的枪口对准这种自列宁死后就被偷偷带入共产国际的新修正主义，以致其大受打击。他从各个方面抨击它，戳穿其对列宁语录错误引用的伪装，揭示其非列宁主义的本质，摧毁它赖以建立的整个证伪和经院哲学结构。
托洛茨基不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锤子消灭了新修正主义。他还从根本上揭露了与之相关的战术错误，并为将来避免这些错误指明了方向。他的批判是官方宣传、经院哲学和行政命令迷雾中的一盏探照灯，这些命令已经取代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早年的意识形态领导。托洛茨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的最佳传统和标准。他把这些传统和标准应用于当今紧迫的问题，并指明了我们必须返回的道路。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武器驾轻就熟，而且具有自列宁以来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致力于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关键问题。多样而复杂的问题被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揭示出来——而且总是从革命的观点和世界矛盾的革命性解决的立场出发。
批判涉及美帝国主义的作用，以及由于其霸权和日益增长的侵略而产生的新革命形势的前景。中国革命及其教训的部分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并使美国读者第一次瞥见这一世界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其他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和任务的提纲、文章和演讲，极其精确地估计了整个事件的进程，但却被禁止发表并向整个国际各党隐瞒了。鉴于随后的事态发展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及其同仁的立场的正确性，并揭示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孟什维克主义策略是中国无产阶级惨败的根源，这一令人难以置信和绝对史无前例的步骤就变得更加可怕了。托洛茨基的《评纲领草案》吸取了以广州起义为高潮的中国革命时期的教训，揭露了领导层的错误及其所有悲剧性后果，以及在通过的纲领中试图掩盖这些错误或为其辩护所包含的对未来不可估量的威胁。
在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中，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提出了苏维埃在工人领导下联合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要警告工农不要相信国民党或左翼国民党的领导人。他们希望工人和农民先锋队武装自己。他们希望共产党完全独立，并在总体上通过工农苏维埃走向建立民主专政[1]*的道路。
斯大林-布哈林领导层拒绝了列宁主义反对派的所有这些建议，赞成孟什维克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这实际上给了资产阶级霸权，阻碍了独立共产党的真正发展，并导致工人阶级的失败。正如反对派所预言的那样，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同盟者”成了革命的刽子手。
所有这些中国革命的问题，将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再次出现。因此，在纲领中提出的与明天的策略密不可分的问题，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
托洛茨基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是如何根据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估计而形成的，并表示对中国革命的结果和前景的评价对未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相信这是绝对无可争议的，未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队伍将在很大程度上在这场不可或缺的讨论中形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及其前景的估计，收录在他的《评纲领草案》中，是迄今为止对这一讨论作出的最大贡献，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文件具有无价的价值。然而，与这一在事件发生后写的批判联系起来，有必要研究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在事发前撰写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正在翻译中，不久将作为《评纲领草案》的姊妹篇出版。认真研究这些真正的列宁主义捍卫者的历史性文件，并与官方材料进行比较，这将大大有助于美国共产主义者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突出问题，因为官方材料中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错误、伪造和矛盾。
本卷详细回顾了“农工”党的形成，这是美国党中夸大希望和无限错误的根源。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出发，分析了“两个阶级”政党的整个思想的根本谬误，并从原则上谴责了西方和东方的错误。托洛茨基对拉弗勒特（LaFollette）的“第三党联盟”的评论，以及他领导与之的斗争对美国共产主义者来说尤其有趣。所有这些都及时提醒我们党欠托洛茨基的沉重债务。美国党支持拉弗勒特的提案，使其遭受耻辱，对其存在构成直接威胁，托洛茨基帮助它摆脱了这些耻辱和威胁，这并不是他为其提供的唯一特殊服务。正是他的倡议使共产国际在1922年协助完成了将美国共产党从其自身所受的直接非法性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任务。现在，正是他，在当前重大的世界问题上，向党和整个共产国际展示了要回到列宁主义的道路。
这本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在其权力鼎盛时期撰写的布尔什维克杰作的出版，是美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事件。它已经对读过它的手稿的我党各界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表明它的出版将在更广泛的队伍中产生激发革命思想。它是在维护马克思和列宁基本教义、维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烈火中书写的冲突文献。
这部注定会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经典作品的历史，展现了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当前的内部形势。镇压，官方的发号施令和行政命令已取代了列宁时代的自由革命思想和讨论，以至于现任领导层试图用禁止它发布这种简单的权宜之计来处理列宁同事的这一贡献。
托洛茨基《纲领草案批判》已提交至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但从未分发给代表们，也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它受到的唯一关注是将其分发给纲领委员会的成员，一份关于该文件的报告提交给了长者会（Senioren-Konvent），一群经过挑选的大会代表，他们未经讨论就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随即对该文件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秘书处收回了已分发的少数副本。它现在在美国的“非法”出版和在欧洲各国的同时出版，只是证明了官僚诡计在与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相冲突时是徒劳的。这些阴谋和它们所代表的虚假路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他们给工人先锋队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他们还没有完结。这个政权仍然保持着形式上的控制，但它的基础正在破裂。它的日子屈指可数。托洛茨基的真理在事件的逻辑，列宁主义及其在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拥护者的英勇不屈的胜利斗争中显露了出来。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是对这场斗争和胜利的巨大贡献。
1929年1月3日，纽约。
詹姆斯·帕·坎农
[1]由于反对派联盟中季诺维也夫派的压力，“民主专政”这一错误公式被置于反对派联盟的纲领中。托洛茨基的《评纲领草案》纠正了这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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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未来主义（N.伊格纳季耶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3．未来主义
自我未来主义
И.伊格纳季耶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51-70页．原文最初刊于《自我未来主义文集》，圣彼得堡喉舌出版社，1913年晚夏，尼日尼诺甫哥罗德。作者И.В.伊格纳季耶夫（1892-1914）是自我未来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
一、并非第一次（想必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要我们来回答下列问题：
“自我未来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它有些什么功劳？”
我们的批评家们也不听一听这个新流派的一些沉默寡言的“社会成员”的回答，就企图自己来找出这个“神秘的”实质。
他们找呀找，就是找不到。看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不得不把靠近羊门池子里的永远流动着的不会腐臭的水流[1]，硬放进固定不变的框框中去。
让我们自己也来作一番努力，深入探讨这个永远流动着的泉流的底蕴，试把它的五光十色的变端刻画出来。
二、“自我未来主义”是一个易生歧义的词，应该怎样领会它？应该怎样理解“我－未来”这个广泛的概念？我们的批评家们乐于对它作这样的理解：“将来人们一定会承认和肯定我的”，“未来是属于我的”。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未来正好是属于自我未来派的呢？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活着而看到未来，更不必说艺术家了。
所有的人都“活着”，为过去、现在、将来而“活着”。在过去之中是没有生活的．靠过去不能生活，只是聊度余生。
现在所固有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暮气沉沉，通常把它称为宁静而清醒的生活。
然而，在过去的墓地和现在的沼泽之上，未来正在迸发出明亮的，也许是不健康的，危险的火光。
“不健康的”这一说法我们是用来针对一些清醒而善良的人们的，因为我们事先就预料到那些远离生活实际的记者们（批评家们也一样）会喜悦地慨叹。他们曾咬文嚼字地对什么都详加说明，但（自我）未来主义却卡住了他们的喉咙（真是不幸啊，这些吃惯了精细食物的、患有卡他性胃黏膜炎的人！）
未来的灯塔（在目前尚是微弱的）竟是一些不健康的火光，这些老爷们一听见这种说法，会是多么高兴啊！
有什么办法呢，一切塞不进资产者老爷的那只体面的“球”中去的东西不是都被看作不健康的和疯癫的吗？报刊正是把自我未来主义看作一种“精神错乱”！
可以翻一翻1912年至1913年间的俄国期刊，简直没有一份最最不重要的小报不给自我未来主义奉献上七八个“疯子”、“白痴”之类的字眼。
好吧，还是让我们的报刊凭善心和正直（如果它有这种品质的话）去评价吧！可不是，报刊看得“最清楚！”“批评界”也是这样。
既然报刊以当上一名反刍的造谣者和骗子手而自鸣得意，那么批评界又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的没有脑筋的木头疙瘩看作精神病学家的头颅呢？
报刊这位把我们的话译给读者听的译者，就是这样把自我-未来主义（“精神错乱！”）译作“我是未来”的！真是深刻、动人而又……平常啊！
在我们所有的行家中，无论是亚历山大老兄也好，弗拉基米尔老兄也好，谁都不知道：自我未来主义的出现是不平常的。这是诗人的“意外的欢悦”（伊戈尔·谢维里亚宁语），当这位诗人还是一个自我未来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批评界”莫不对他进行辱骂和诽谤，只是到了现在才彬彬有礼地（背着勃柳索夫和索洛古勃）邀请他说：
“欢迎光临！”……
这种做法其实也是我们这里的“物质道德”的一种典型表现。一张曾一度非难和唾弃过新生的有特权证的天才人物的嘴巴，只消风向一变，就会转过去亲吻天才人物的小手。
这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关于自我未来主义的“荒诞和可笑”的唯一证明。
有些人会对我们说：
“自我未来主义已经没有了‘首领’。”
不错，谢维里亚宁曾在刊物上公开声明他脱离自我未来主义。但是自我未来主义是否已经脱离了他呢？这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并不想说，自我未来派正在期待着谢维里亚宁的第二次“降临”。对他来说，返回的大门已经永远关闭了。这扇大门已经不复存在，官已经被堵死，同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入口，它可不是为过去的人们开的。其实，谢维里亚宁也并不感到有必要走进这个入口，因为
“摩尔人效劳已毕！”[2]
谢维里亚宁已经把自我谢维里亚宁主义的线拉断。在这位“流派”的“教师”脱离以前的自我未来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谢维里亚宁主义。
三、可见：
（1911-1912年的）“自我未来主义”是“我（谢维里亚宁）就是未来”，虽然当时定出“自我诗学园”的“宗旨”的有四个人。
“先驱者”：К.М.福法诺夫和М.Л洛赫维茨卡娅。
I．赞美个人主义。
1．个体-个人主义。
2．神-个体。
3．人-神的分数。
4．诞生-永恒的分裂。
5．生命-永恒之外的分数。
6．死亡-重新分裂。
7．人-个人主义者。
II．直觉。神智学。
III．在丧失理智以前的思想。丧失理智是因人而异的。
IV．风格三棱镜，思想光谱的恢复。
V．灵魂——真理
“自我诗学园”领导小组：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
康斯坦丁·奥利姆波夫（К.М.福法诺夫）。
格奥尔基·伊凡诺夫。
格拉阿利·阿列利斯基。
这些宗旨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东西。还是那种在文学中的普遍的顺从，连神智学者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也未能摆脱这种顺从。由于他作为一个诗人是有才华的，甚至是有天才的，所以他和他的同行们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寻神派。
如果说，我们从他的诗篇《普通人》中所汲取的只是他对承认自我-神的苗子作了宝贵的指点（见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的1912年11月教义），那么，从上述宗旨中能够勉强地吸取的只是，1912年的自我未来派（我们将称之为自我谢维里亚宁派，以区别于1913年的自我未来派协会的自我未来派）承认：（1）要赞美个人主义，（2）承认直觉和神智学，（3）承认作为真理的灵魂；（4）承认在丧失理智前的思想，因为只有丧失理智是（彻底地）因人而异的，是神启的。
四、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把“麻醉药”和“教师身份”从他自己身上抖掉了（见：《麻醉药使我的头脑清晰……》，《不是学生，也不是教师……》）。但是，这两样东西对他来说是宝贵的，合乎心意的。
否则他就不会把组诗《自我未来主义》全部刊载于他的第一本象样的书《起泡的酒杯》中了。
在这本书中收集了他写于放逐期间的优秀作品。这是一些毫无瑕疵的巴尔戴梅式的诗篇，充满欢乐，使人“心旷神怡’。
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担忧，谢维里亚宁的大酒杯已经见底？！他的被抛弃的战友们也曾为此而担心过。（见《Засахарекрый》。——《彼得堡的喉舌》，1913年）
很可能，在《自我未来主义》的序言中有两个（谢维里亚宁的）“未来的我”在说话：
（1）一个是以前的诗人谢维里亚宁。他从1903年开始发表诗作，但一直到1911年他才扬名，那时他已“声震全俄，人们向他庆贺”，虽然是“偶尔”庆贺一下而已。
（2）应该毫不犹豫地同意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的坦率预言，他在1911年就预见到了“未来的诗人”（即他自己），这位诗人
就在眼前！就在眼前！
他将歌唱，他将飞翔！
他会把往昔的一切诗神
变作他的情妇和姬妾。
这位诗人的确在两年之后征服了文坛，他于1913年在很不错的期刊《兀鹰》上发表了自己的诗篇。
五、只有手中掌握着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的诗人才是诗人。
只有在垃圾堆中寻找为尘埃所覆盖的神秘的珍珠串，并勇于认定它们是珍珠的人才堪称为批评家。
只有那些被唾弃的和遭迫害的个人主义者们（每个天才都是个人）的刊物才是崭新的、前无先例的刊物。
1913年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不得不停办他的出版社。他写有三卷诗篇。只是因为他有所进步，因为他试图提出新的说法，因为他“要走自己的道路”，小圈子势力才要把他的嘴巴堵住，并且对他进行中伤。
在我们这里能找到一个可以给诗人创造同广大读者见面的条件的出版家吗？！
幸亏谢维里亚宁是一个自我未来主义者。他有信仰，他不屈服于命运。他不得不当一只“狼”（《我是一只狼，而批评界是一道围猎圈》”。幸好他尚未哀号。换个什么别人处于他这种地位，那么会早就感到绝望，并且会把自己以及自己的创作全都打发去见老祖宗了。
谢维里亚宁写的十一月“教义”告诉了大家一件事情：他和奥利姆波夫两人发生了内讧。
除了把截然相反的东西联在一起（承认自我-神）以外，11月“教义”不过是把前面已讲到过的“宗旨”中的精华加以大众化和冲淡一下罢了。
因袭和赶潮流是自我未来主义的致命弱点。
西方未来主义者对于俄国的“宇宙派”的影响是无需争论的事情。
毫无疑问，俄国的（自我未来主义）作为词语和创作来说是西方潮流影响的结果。
但是，与通常的看法不同的是意大利-法国未来派对自我谢维里亚宁派的影响并不大。后者对美国的好感倒是很明显的：
……“我不知道有下流的人，我不知道有卑鄙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无过错的”。
……“我在颂扬的同时也蔑视’……
这就是谢维里亚宁。
现在请对比：
“一切生长着的东西的根，我甘心乐意地去浇灌……”
这是惠特曼写的。楚科夫斯基把这位惠特曼推崇为未来主义的第一号人物，而意大利－法国的未来派却认为他和维尔哈伦一样，不过是一位先驱者。
在自我未来派谢维里亚宁派的散文创作中（见：（1）《彼得堡的喉舌》，第2期，1912年，（1）《一个橙黄色的罐》，1913年，惠特曼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
谢维里亚宁和奥利姆波夫展开了一场论战。
两个人都各自写文章，都在宣言中说了许多尖刻话，结果是分道扬镳。
一时看来好象是，那脆弱的、尚未形成的“某种源自未来主义”的东西有发生崩愤的危险：谢维里亚宁已经脱离组织扬长而去，而奥利姆波夫却几乎一事无成。
自我未来主义当时注寇了要以直觉协会的形式勃起，由《识字报》把协会成员联合在一起。他们主张：
（1）自我未来主义是每一个个人主义者的一种不间断的追求，它要在今天的现实中去实现未来的可能性。
（2）个人主义是个性化，是对“我”的认识、崇拜和赞颂。
（3）人是本质的东西。神是人在宇宙镜中的影子。
神——自然——催眠状态。个人主义者——直觉主义者。直觉主义者是物质界与神灵界的中间人。
（4）创造韵律和词语。
直觉协会的最高评议会的成员是：
伊凡·伊格纳季耶夫
巴维尔·希罗科夫
瓦西里·格涅多夫
德米特里·克柳奇科夫
在这里原来谢维里亚宁的那种自我未来主义只剩下了一些字母和招牌，而一种别具威力和色彩的新的力量在这些字母和招牌中活跃起来了。谢维里亚宁式的那种萎靡的替一切东西开脱（“我是一个冷漠的人；有时我宽恕，有时我怜悯”的调子不存在了，一个新的口号开始闪烁发光：
斗争！
难道生活中不充满着斗争？
即使在我们的血液中，血球这一对一对的世敌也是在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而且要是没有这种斗争，人体就会死亡。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是“有信仰”的，但没有事业的信仰是无生气的。他的诗集是向着“林边”的垃圾发射的排炮。如果他只有“信仰”，那么他至今仍会在原地踏步，写一些平庸而拙劣的诗。也就不会有他这么一位名扬四海的“教师”了，且说自我（或者是什么别的）未来主义即使没有他也是迟早总会出现的。
六、自我未来主义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婴孩，它不是一个死产儿。
它是很自然地来到人世的。当年由于各式各样的“阿克梅派”的诞生曾“集中了所有的消防部队”。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在创造他的自我未来主义的时候，他最少想到他自己和他的命运。对“天才”诗人来说，“象灰烬一般的冷冰冰的思路是不能容忍的”。
“阿克梅派”不正是这一种灰烬吗？
原来的那个“诗人公会”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为数不多的艺术家（其中一半人是有名望的）有被排挤掉的危险。时代的浪潮在涌来，一个九级巨浪即将袭来。尚未冷却的渴望生存的炭火在刺激着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无论如何必须将他们激励起来，哪怕是用人为的办法也好。
套上了阿克梅派的马勒的那匹诗神的飞马将向何处飞驰？将如何飞驰？
比起掉进自我未来主义的“封闭之湖水”中去而引起的不快来，陷入倒塌了的现实主义的马棚的危险是更为厉害的。
是退却还是前进？是退却还是前进？——你就将这样老在一个地方摇摆。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自我谢维里亚宁派，还有自我未来派，他们都“会直接认识那个对人世来说是模糊不清的东西”，“会到达高不可攀的终年积雪的山岭”[3]，因为“他们有青春的灵感，他们没有奴性”。[4]
对他们的这种直率态度和坚忍精神，晚些时候出现的、旨在“完全自由行动，盲目地、无目的地走向未知”[5]的莫斯科“立体未来主义”“派别”给与了正确的评价。
莫斯科未来主义者们装作是一群瞎子。
不正是他们自己曾大声疾呼过：“每个人应该发明一部自己的语法，为的是在身后留下他本人的印记。”
不错，这些瞎子的领路人是很机警和小心的。他们非常清楚：只有在他们的眼睛是为了“自己”——“我”而睁开的时候，他们的任务才能完成。
七、在自我意识方面我们究竟前进了多少？关于这个问题拉金医生的小册子《当代青年学生的心情》作出了雄辩的说明。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代世界》（1913年第4期）的评论家大吃一惊地说，“在当今的大学生中几乎有一半人（47.7%）应归到个人主义者中去。”
现在世界的进步孕育着社会主义，因而每个人所应该做的是：不去妨碍这个进程的顺利解决。因为社会主义这个新生儿的弟弟将是无政府主义。
如果对欧洲和我国自我未来主义的产生感到惊奇，那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自我未来主义和其它的一切文学流派一样，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征兆。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自我未来主义有一些什么成就。
意大利-法国的未来主义者是以创作的现代性和机械性作为他们的宗旨的。
在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的创作中我们看不到这种东西。撇开他的波罗乃兹舞曲、抒情曲以及有着费特式的节拍的诗篇不谈，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偶尔能找到巧妙而又强烈地表达出来的现代性，但夹杂有细微的“Ego”[6]色彩，要知道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的题材是陈旧的。只是在有一些诗（多半是一些我们曾听说过、但没有阅读过的诗）中，有着少许的“自我”和“未来主义”（指未来主义本身）。我们不知道，谢维里亚宁的这些Opus[7]会有怎样的命运。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公开地与自我未来主义决裂之后，正在走进“羞怯的山谷”，因此他的道路有可能会和“阿克梅派的原始人”的道路相汇合。
“其余的一些自我谢维里亚宁分子也同样”“痊孪性地”“无理智地裹足不前”（其中两人，即格奥尔基·伊凡诺夫和格拉阿利·阿列利斯基已经走到阿克梅派那边去了），伊凡诺夫是库兹明和勃洛克的恶病体质的模仿者，阿列利斯基是谢维里亚宁的模仿者，而洛赫维茨卡娅则是爱伦堡的鳖脚的仿效者。这些人都及时地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于自我未来主义，采取了巧妙的，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不无好处的行动。
八、作为自我未来主义的自我未来主义，只是在自我未来主义者谢维里亚宁的坟墓上才产生的。
直觉协会的功绩有以下几点：
（1）在散文中重视运动和轻视题材．
（2）对诗进行革新和轻视诗的韵律．
（3）在韵脚方面取得进展。
（4）通过自我的三棱镜进行观察．
（5）现代性。
（6）机械性。
自我未来派的作品由于其“厚实性”是难于分解的，因此上列各点只是我们所作的一个大体上的划分。
关于散文中的运动这个特点，我们可以从伊格纳季耶夫的作品中“跟踪……”考察（《打吧，但让我把话说完！……》，《彼得堡的喉舌》，1913年版），“……心脏受寒了请您等一等我您会知道更快一些结果他跌倒好象在乘电梯或不[8]。我要献身。多米尼卡；你写你写，而钱人家不付。请您说，什么样的鸟和给我们的和给你们的请点亮电——全部地是您的，不想对我人所共知他划上一个十字吧品种他给自己《勇士》！！！勇士Wi小姐请在请四百叔本华在皮革中四十四二十九二十十二十十一二十……”
够了吗？零头不必找了……
轻视题材这一个特点，则可用格涅多夫这位自我未来主义小说大师为例来说明：
去附近舞会
眼泪不乐开始哭泣做梦的灵魂提发啊哈声
白桦树快乐的打猎快乐的倒下酸酵的轰隆
声响。声音显呈二重成二十大叫大嚷的人
……
好象是在《新时代》的“刊物评论”栏里提到过，勃柳索夫和索洛古勃在为自我未来源的文集撰稿：
“白头老翁——象征主义者急匆匆地抓住
黄口孺子——‘自我未来主义者’的小裤子。”
在自我未来派和象征派之间有着继承和联系，这一点大约自我未来派并不否定。
谢维里亚宁象巴尔蒙特一样奇异，伊格纳季耶夫接近吉皮乌斯，克柳奇科夫接近于索洛古勃，舍尔舍涅维奇则与勃洛克相近，他们的莫斯科同行们（立体未来主义派）也是这样：Д．布尔柳克接近于巴尔蒙特和索洛古勃，马雅可夫斯基接近于勃柳索夫，而赫列布尼科夫则与楚尔科夫相近。
我们的不堪救药的批评界正在探听，它看不到自我未来派的功绩。
那么就请读两首舍尔舍涅维奇写的诗吧！
人群在嗡嗡作响，象电车线一样，
天空呈灯罩一样的凹形……
月亮透过云层隐约可见，
就好似女人的小脚从时髦的精细
透花织物中显现出来一样。
在一个唾脏了的街心小花园中，
一个裸体的妇女，戴着玫瑰手套，
在一连串的捧场好话和狂热动作的怂恿下，
登上了一条长凳。她的哀伤的面容黯淡无光。
人群在嘿嘿地窃笑，在笑声中忘掉
剧痛和责难。而在那边，
就在这裸体妇女的脚旁，
一个雪青的小女声在乱爬，
眼泪就象诗词一样，顺着双颊往下流淌。
这位轻信的妇女
打算从松弛的乳房挤奶，
鲜血流到了她的身体上，画出
格可可式的红色图样。
（《永恒》，1913年，《彼得堡的喉舌》
已经忘了在哪一年，但我记得，
在星期五那天我乘着一辆平常的
四轮马车来到了entrée。[9]
我吩咐白发的守门老妇
开升降机把我送到您住的六楼。
您，狂热的紫罗兰一般的您，从窗口
看见了我，您就走向楼上的梯台，
我一个人坐进升降机，轻轻推动绳索，
温存地提早脱下了戴在右手上的手套。
升降机的大缆在缩短，
我已经升到了四层楼，
您的婉转歌声传到了我的耳畔，
而在底层响起了另一种歌声，魔鬼的
歌声。
爱闹脾气的升降机突然刹住，
我就滞留在两层的中间。
我有点象落入捕鼠器中的一头老鼠，
挣扎、哭泣、叫嚷，令人厌烦。
而您穿过屋顶，向更高的地方离去，
魔鬼的歌声更加高昂、更加嘹亮，
我只听到一首自我的歌曲，
就朝下面飞去。
（同上书）
就在这一本《永恒》中，还载有一篇论述“新韵”的短文。
“迄今为止一直在使用的诗韵有以下诸种：
（1）男性韵（抑扬格）——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доска——тоска）。[10]
（2）女性韵〈扬抑格〉——重音在最后第二个音节上（пндеец——гвардеец）
（3）扬抑抑格——重音在词尾前第三个音节上（хоподная——природная）
（4）超扬抑抑格一一重音在词尾前第四个音节上（упоительного——томительного）
（5）元韵（或别韵）。
（6）扬抑抑-扬抑格（apия——тротуаре）。
（7）内部韵（吉皮乌斯所称的“不合适的韵）。
（8）前部韵，作为陈腐的后部韵的对照（同上）。
（9）重复韵（улыбаюсь——стен——упыибаюсь——измен），
（10）半韵（半无韵）a——в——с——в,а——в——а——в。
（11）类似韵（надсон——признаться）。
（12）不谐音韵（театр——перламутр——пюпитр——смотр——лютр）。
按词类：（1）类语韵，（2）单词根韵，（3）动词韵，（4）名词韵；（5）形容词韵；（6）合成韵（“结合韵”）；（7）无变化韵（одну——сну——волну等）”。
在日内瓦出版的自我未来派出版物（伊格纳季耶夫，《断头台》，《彼得堡的喉舌》出版社，1913年）中，很明显，作者遵循的是下列诗韵体系：
元音韵：глаза——её——огни——mimi——добро——какаду——мы——оне——мзмз——юлю——дитя。
辅音韵：рах——брех——их；лап——хлеб——сиф——ив；бежцат——сыроед；дурач——мураш——пращ——еж；час——плач——желез（喉辅音，唇辅音，齿辅音）。
这些词中的任何一个词可以同它的任何一个邻词押韵。
此外，流音辅音字母也互相押韵：м——н——л——р：нам——озон；ель——дар。
还有“硬-软”元音：глаза——дитя，добро——её，какаду——люлю。
мы——огни（мими）
“复合元音”也为押韵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不问诗律如何）：（在有条件的诗律中，复合元音是互不谐和的）[11]。
这一切表明，自我-未来派已经大大地向左转了。
前进的“曲线”可以从《彼得堡的喉舌》定期出版的一些文集看出来：（1）《彼得堡的喉舌》报，第1，2期，（2）文艺作品选集：《一个橙黄色的罐》，《玻璃链子》，《深渊上空的雄鹰》——这一些作品都是“自我未来主义”号飞机在起飞之前所作的滑行。这种起飞前的滑行在《给阿多尼斯的礼物》以及后来出版的《Засахрекры》，《打吧，但让我把话说完！》和《永恒》等文集中就已经开始了。
格涅多夫的两本小册子也是属于自我未来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的。这两本书就是：《给多情者们的礼品》（韵律学家）和《艺术的死亡》（十五部长诗和伊格纳季耶夫的序言）。[12]
“真正过时的和陈腐的东西在作垂死的挣扎，难道每个艺术家不清楚这一点吗？”序言的作者问道。
“难道不是在为了它的脉搏的最后一次跳动而鼓足一切力量吗？”……
应燃眉之急的艺术已经死亡……
“戏剧”死亡了，“绘画”死亡了，“文学”死亡了。
积累的生活统统都完蛋了。
把艺术和生活变为吃喝玩乐的人们，围在使他们害怕的艺术（随之就是生活〉的灵床旁忙碌着，但他们所采取的接氧气和服兴奋剂的办法只能加速死亡时刻的到来……
呼吸最后一口空气，这是对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诱惑性的。已经不只是一个骗子手在临终前拉大了嗓门叫嚷：
“我，只有我，第一个接受了生活的最后火花。我！我！！！是我建造了最后一级梯阶，是我从昨天的帆船上把舷梯安到今日的飞机上……是我！！！”
词语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它到了极其精巧的程度．被搞乱了的人的紊乱心理的线团，可以十分容易地被退卷到现代构词法这只线轴上来。
现实的人用许多刻板公式替代了不复杂的日常用语。供他使用的不是简单的原始文字，而是许多种语言，“死的”和“活的”，有着许多文字的和句法的规则的语言。
当人还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并不需要能同其他类似的人进行交际的手段。人只同神进行“交谈”。[13]这就是所谓的“天堂”。谁都不知道这个阶段，而且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是否仍将对它一无所知。
地、水、天已经被人认识，但尚未全部被认识。但它们将完全地被揭示——到那时，未知将被认识之剑刺穿而倒下，也许“失去的天国”重将回到人的手中。
只要我们是集体地存在着的人，是合群而居的人，我们就需要语言。
当每个个体面目一新，变成联合起来了的自我——我，语言将自然而然地被抛弃。
一个人将不需要同另一个人进行联络。
……即使是在今天，人体上的振动膜也能够知道那来自无人知道的地方的呼唤，并且对它作出反应。
直觉在今天是给我们以慰藉的一环，这是为了把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境界的循环圈最终地焊合起来所短缺的一环，以前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和境界，现在他向它返回。看来，这是自然界发展的无限长的道路。
永恒的循环，永恒的上帝——这就是自我未来主义者的自在目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期待”（《永恒》），他在期待中哭泣，象一个“无法安慰的鳏夫”。在阶梯已经走完、“东方呈现敬神般的朦胧、而天空是一片凝聚的火光的时候”，自我未来派诗人在“期待”，他期待的不是休息，而是“新的黄道带”，欢悦的和精神饱满的他，将向占卜者画出玄妙神异的东西：
我又在坚固神奇的庞然大物
和星际飞船的运转中
沿着未来的边境向前飞驰……
《打吧，但让我把话说完！》
一个自我未来主义者在试图把“分数联为一体”，另一些人则可说是在把我们的说话“用速记记下”。
在《打吧，但让我把话说完！》中收了《音乐文字：分栏直线》，这是第一次果敢地把“许多东西”集而“为一”的尝试。
给予“读者”（在这里这个术语听起来很怪。读者应该同时是观众和听众，更主要的，是直觉者）的有：词，色，音调和从左边记下的韵律公式（运动）。
整个文集《叫艺术灭亡》都用来供“速记”用
色彩最为鲜明的长诗是：
《轰隆隆文学》
《银线——天平杆。眉毛》。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日本诗歌所特有的带电的延伸的印象主义。
“我歌唱：
У——”
就这么一点儿？是的，就这么一点儿。一共只有一个字母，标题和破折号。甚至（啊哟，可真是怪事！）在末尾连一个句点都没有。
我们让文集的序言来作说明吧！
“就该明白这一点了：每一个字母不仅有声和色，而且有味，还有一种与其它字母在意义上不能分割的从属关系，有触觉，有重量，有空间性。举个例子来说：‘весна’（春天〉这一个短短的双音节词表达了许多东西。字母‘C’给人以阳光和煦的印象，而字母‘a’则表示一种获得期待已久的东西时所体验到的欢悦心情，是一部完整的内容宽广的长诗。”
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因为“现代的创作为个人的理解提供最大的自由”。
“在词中有pendant[14]的构成部分，有无可非议的精确性，有情调表达性和特异性。
“每个人都知道，这还远没有到头．未来的不会很快到来的文学道路将是沉默，在这里词语将被天启——伟大的直觉所代替。”
九、那么歌颂现代（比如说，机械地歌颂）是不是未来的艺术？是不是未来主义？歌颂现代的诗人无论如何不是“未来的人”，他只是“今天的人’。
要成为未来的诗人，就必须能预言。
当代的一些诗人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出现了“神的启示”，它代替了韵文和恋爱诗，代替了诗意和韵律。
留里克·伊弗涅夫的书就是用这种小标题点缀的。应该认为，伊弗涅夫是一位自我未来主义者，因为他有两部作品刊登在《永恒》上。
真是巧合！伊弗涅夫写的神的启示的标题是《自我燃烧》[15]“唯一的真理之路”——
仅仅一次把生命的时间抖掉，
把双唇向着火焰凑去。
因为：
我向非人世间的东西伸展双手，
我会理解最终的意思．
往昔的痛苦将明白，
数字的反光会清楚。
在自我未来主义中，“自我”的东西要比（法国-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多一些。
但是在自我未来主义中，毕竟没有描写私遇，也没有机械式的创作（《第三个入口》，《奥纳恩》，《打吧，但让我把话说完！》，《古列普卡·普罗克廖努什科夫》，《给阿多尼斯的礼物》）。
十、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在靠近羊门的池水的闪变中所看到的一切。当然，变化还将继续下去，因为按克拉尼赫费利特先生的说法，我们自我未来派的生活和活动中的事件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速度是意识到力量的保证，而“感觉到自己有力量和不依赖于自然条件[16]的这种感觉产生于轻松和从容地战胜种种自然障碍之中，这感觉使艺术家想起在灵感（即：直觉，即创作——笔者注）来到时他所感受的自由自在、不受任何障碍所制约的心情”。
这感觉会无意识地吸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创作。
为了在最高的程度上体验自己的力量和独立，艺术家并不满足于自然摆在他面前的障碍，而且还亲自半无意识地增多这种障碍，并使这种障碍复杂化。
创作的克服和创作的仇恨的利剑在把自然的镣铐砍断。
艺术家给这把利剑起的名字是美，学者则称他的利剑是真理……
在进行创作时，人的精神暂时把必然性的自然法则的桎梏甩掉。创作完成之后，写作了作品，精神就以作品去感染人们。
有时，在突然的直觉感知时，由于我的心情和创造者的心情在创作时刻相吻合的影响，我会突然认识到某种重要的东西。创造者的无意识的抗议，大胆而自由地靠它去战胜保守的自然规律——这一切都变成可以理解的东西，于是产生了一种信念，即深信敢于同巨人决斗[17]的人的创造精神是伟大的，现在通常并不为“勇敢者的奋不顾身”谱写颂歌，现在一般赞扬的是谨小慎微。
直觉者成了悲剧性人物。他的命运变得更富有悲剧性，因为他为了对整个世界“进程”负责的“自我”而被处以火刑，只有这个“自我”才“有权声明：我是”[18]
（“我是，我自由而骄傲！）。
“自由的创作和自然界是互不相容的。”
“正自由的东西在自然界中是不自然的。自然原则是自然界不可避免的规律。而自由的原则则是一种奇迹，是对这些规律的违背，是一种奇迹，是对自然界暴力的一种反抗。”[19]
我们无暇去回想，我们只有通过神奇的庞然大物才能创造奇迹。
而自我-未来主义对屈从于必然性的奴隶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庞然大物。
“人的创造精神的作品是生长在自然界这个贝壳里的一颗明珠，从自然界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病态的畸形的瘤子。然而贝壳的全部价值却全在于此。让明珠生长吧！让自然界这只贝壳密密麻麻地长满坚实的闪烁的明珠吧！解放正寓于这闪烁之中。”[20]
十一、发出这种欢呼声的是唯美主义者。
而资产者老爷呢，他在读了上面引的一段之后，口中吸着香烟，天真善良地哼哼说：
“随它去！遗憾的只是，不能用这只贝壳来为我的老婆做一个钱袋！……”
朱逸森译
[1]出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5章）。池子里的流动的水能治百病。
[2]出自席勒的剧本《菲爱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意为效劳已毕，再也用不着了。
[3]谢维里亚宁：《未来主义序言》，圣彼得堡，1911年，秋。——原注
[4]谢维里亚宁：《开满百合花的小河》，圣彼得堡，1911年，“诗歌朗诵会”之夏。——原注
[5]《青年会》第2期，圣彼得堡，1913年。——原注
[6]拉丁文：自我。
[7]拉丁文：作品。
[8]此处及下文多处出现没标点、费解，甚至无意义的文句，系作者故弄玄虚。
[9]法文：大门口。
[10]此处和以下的俄语词，是为说明俄语诗的格律而举例，故不译出。
[11]请参见：自我未来派《永恒》第7卷，1913年，圣彼得堡。——原注
[12]这里列举的出版物，都由《喉舌》作了版画。——原注
[13]显然，序言的作者指的是神——创造力量。——原注
[14]法文：对称物。
[15]莫斯科，1913年。——原注
[16]因此，自我未来源倾向于城市，而不是因为城市是现代的（这是主体未来派的看法）。——原注
[17]K.埃尔别尔格：《创作的目的》，俄罗斯思想出版社，1913年，第26-28页。——原注
[18]А.Н.切鲍塔廖夫斯卡娅：《被创作的创作》，《金羊毛》，1908年。——原注
[19]K.埃尔别尔格：《创作的目的》，俄罗斯思想出版社，1913年，第30页。——原注
[2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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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妇女——从历史上了解文艺与妇女的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文艺与妇女
——从历史上了解文艺与妇女的关系
（一）
假如我们承认，「文艺」，不是什么凭空的理想的化身，也不是什么天才神秘的流露，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之反映，社会生活之「升华」，社会的意识形态（ideology）之一，则我们对于文艺（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的认识，便不致陷于冥蒙缥缈不可捉摸思议的唯心主义的迷雾之中了。固然，我们并不否认文艺中的高尚理想，更不否认文艺中天才的创作。相反，我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其中必须含有或反映着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最进步的高远的理想，能以引导人类踏向历史的进化之途。像这样有价值的文艺，当然不是庸夫俗子所能办到，大半是成于富有天才的人们之手。但不管理想之如何高尚，天才之如何超绝，终竟要受一定社会发展条件之限制。在非洲的异蛮社会中，无论如何不能产生沙士比亚和歌德一类的文学天才，更不能有何种高尚的理想，这就足够说明理想和天才同文艺本身一样，也只是某一定社会之产物而已。
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然则它与其他科学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属于专门的理论范畴，我在这儿只简括地指出一点：科学大都偏于理智的抽象方面，偏于因果关系的寻求，偏于一般「规律」的探讨，而文学则大半偏于具体的描写，偏于情感的表现……当然，我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也必然会反映社会某一方面或某一事件之因果关系，反映客观的真理，这样当然不能与抽象的理智分离的。在形式上，文艺与科学还有一特别不同之点，那就是技术上的表现。关于这点，近来有许多的人根本主张不要注意技术，这种倾向，在我看来，不但表示他们完全昧于文艺的本质（实是一种可笑的浅薄见解）而且还暴露了他们自身缺乏技术的修养，企图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弱点。其实，文艺如果离开技术，那就根本不成其为艺术之一了。至于文艺必须大众化，这是毫无疑义的，不但要大众化，而且还必须革命化。但文艺之大众化，绝不在抛弃技术（不用说那种矫揉造作的古典派的技术是应该抛弃的），离开艺术的本身，而在乎它能否体现大众的社会生活，代表大众的意识与要求，换言之，即是能否暗示历史的进化倾向。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就在它能站在时代精神的顶上，去体现和把握社会生活中之最能代表社会进化倾向的现象或事体，并能以高度的艺术灵巧地表现出来，成为伟大的作品。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常能给人们具体认识社会的真实生活；引起人们对于黑暗势力的仇恨，对光明憧憬的追求，对社会改造事业的热烈情感与牺牲精神；并能使人们从其优美的艺术中获得优美的感奋——这便是文艺之真正的功用。但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留给我们的真正有价值的文艺，实在是很少很少。因为过去的社会，直到此时为止，无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为少数特权者所垄断，下层社会中出身的无数赋有文艺天才的人们，同其他方面的天才一样，在刚出社会之时，他们天才的火焰不但未得到社会的培养，反而被既存社会关系的种种毒气所窒息了。虽然如此，但我们亦可以从少数的文艺遗产中，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具体关系，认识过去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能以憧憬给我们伟大的将来。即我们单从文艺与妇女的关系上去回溯历史的发展，亦可以得到宝贵的教训，可以得到今后妇女乃至文艺家努力的新方向。
（二）
文艺既是一定社会的产物，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文艺既然会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间的相互关系，那么，约占人类中半数的妇女的面貌必然曾多少反映在这一面镜子——文艺——之上。
换句话说，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她们同男性的关系，必然会从文艺中反映出来。据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文艺之最初的雏形是「神话」，其次是最古的「歌谣」或诗歌。尤其神话，差不多是一种群众的自然发生的文艺创作，虽然经过无数的传递，不免与原来的事实远离，但还是最能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每一民族之最古的神话，大半是赞美女性或夸张妇女的神通。希腊古代的神话，神话中最被赞扬和崇拜之「神」，多是女主人，如火神。希腊古代最崇拜的最高的神，就是黑斯第亚（Hoastoa）女神。希腊人认黑斯第亚是火山的创造者、灶的护持者、厨房的管理者，同时也就是食物的创造者。故希腊人从厨房中拿出来的第一批品，首先就要贡献于黑斯第亚女神。此外如司命运的神，海神……都是女主人。这是表现什么呢？这是表示希腊人对于女性的崇敬。而这种崇敬的原因，是由于希腊脱离氏族的女族长社会尚未远，在女族长社会时代妇女的权威还能保留下来，换言之，在女族长社会时代妇女的优越地位从神话中传下来，还能取得当时民众的信仰、崇拜。这样便影响了古代希腊社会中妇女的一般地位——虽然那时已是由男族长社会过渡到了奴隶与商业贵族的社会，而妇女的地位还相当地被人们尊重。
在最古的诗歌中也有类似的遗迹，虽然更模糊些。如我们的《诗经·商颂》篇中所赞美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娀方将，帝玄子生商……」这是在商代相传最普遍的一种神话改作诗歌的。那时相传有什么有娀氏女吞玄鸟之卵而生商的祖先，因此商人最崇敬女祖，因而有「祭妣」的特别典礼。在周初的祀典中也还相当保留这种传统习惯。这虽然也是反映了女族长社会时代「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痕迹，即女性占优越地位的痕迹。
（三）
从欧洲中古时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文艺，最主要的是关于骑士的吟咏，这就是所谓：「骑士文艺」。而对骑士的吟咏中，除赞美他们在战争中的勇敢与忠君外，其余几乎是夸耀他们对于妇女的「爱慕」和「殷勤」，换言之，就是夸赞他们对于「情人的爱护」。尤以当时法国南部所谓飘泊诗人（Troubadours）和德国的所谓爱情诗人（Minnesinger）的作品为最。在英国也是如此。「你是执盾的骑士中最娴雅的，你是乘马人间最忠于情人的，你是世人中真能爱护女人的，你是持剑中之最和蔼，骑士中之最善良的，汝是和妇女宴会的人们中之最温文尔雅的……」（英国骑士兰史洛特—加龙省（Lancelot）死后，其友对他的赞诗）。这首诗中所褒赞骑士的美德，几全是对于妇女的态度。实在，中古的骑士，除了参加封建诸侯的抢掠战争和镇压农奴外，他们的生活几全沉醉于醇酒与美人之中。他们到处追寻情人，甚至为争夺情人而决斗而丧生，这又是表现什么呢？这是表现封建贵族对于妇女的践踏。贵族骑士们在爱护女人的美名之下去任意发泄他们的情欲。他们视妇女为玩具，他们对自己的妻子要求绝对贞操，而对别的妇女则戴着爱护的假面具企图任意玩弄，这就是当时封建贵族的社会观，也就是他们对于妇女「爱护」的真实态度！
上叙同样的情形，在每个民族的发展史中差不多都表演过，在每个民族中都可以找出类似的文艺，假如那个民族已经有文艺存在，我们古代的《诗经》，就是封建社会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完美而最丰富的文艺。诗经的十五国风，除极少数外，几乎都是吟咏女性的诗章。如果稍微将十五国风检阅一下，我们便可以看出诗人们对妇女的几种态度：一赞美女子对于辅助丈夫的贤德，如《采蘩》《采苹》等；二称扬妇女的美丽，如《硕人》《有女同车》等；三表扬女子的贞操，如《柏丹》《行露》《野有死麕》等；四识贬失节与淫乱，如《墙有茨》《桑中》《氓》《野有蔓草》《凑洧》……等，从上面的几种态度中，显然已暴露出当时妇女地位的卑贱和被压迫。社会既以男子为中心，于是男子便要求妇女方面片面的服从，而美其名为贤德；要求女性片面的贞操，而赞之为贞节；反之，便诋为失节，斥为淫乱。他们虽然也称赞妇女的美貌，但那是当作一种玩物而称赞的。总之，我们诗经上所吟咏的女性，其对于妇女的视玩弄，与欧洲中古时代骑士们的骑士文艺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我们的《诗经》，实在是我们妇女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所处地位之绝好的一面镜子啊！
（四）
在文艺上的沙土比亚时代（封建制度没落后的商业资本统治时代），或文艺复兴时代，妇女地位反映于文艺中者，较以前确有一些进步，首先就是妇女稍稍表现个性，尤其在性的方面。如沙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本中对于朱丽叶女主角的描写便是一例。但就一般说，这时代的妇女还是极端不自由的，她们还是要受法律的宗法的礼教的种种束缚。所以这一时代中女性与男性的关系结果总是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的《西厢》也是如此。虽然莺莺为性爱的驱使敢于夤夜私奔张生，但终因门第的关系，礼教的限制，不能达到圆满恋爱的目的，而以《人间烦恼填胸臆》的长相思的悲剧收场。
在我们这个民族里，近二千年来的文艺，对妇女差不多还是保持着一种传说的态度。无论是汉魏六朝的诗赋乐府，唐宋的诗词，元明的戏曲乃至清代的小说等，对女子不是赞扬她们的美貌，就是歌颂她们的贞操，或讥刺她们的淫乱与失节。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无数的《闺思》《怀人》《春思》等等诗词，充分暴露女子性爱方面的无限苦闷。同时我们又看到无数女子因社会种种的压迫而堕落，流为娼妓，卒至穷途末路；如白香山的《琵琶行》所描写的。至今我们读到「……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还不禁令人感慨系之呢！
（五）
在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文艺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妇女的地位，固然比以前要高出许多，但比之男子还是卑微而有限得很。妇女之被引入文艺作品中，大都是以一个男性的恋爱对象而出现。实在，近代的一切文艺作品都特别描写恋爱的故事。我有一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曾对我说：「现代的文艺，无论小说，戏剧，其中如果不包含有恋爱的故事，就不成其为文艺，没有恋爱的作品是没有人读的。」这段话虽说得有点过火，但亦颇能代表现代一般作家和读者的倾向。事实上确也差不多是如此，无论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派，中期的写实派，末期的象征派或印象派（颓废派更不用说），乃至本世纪初的各种派别的作品，每一作品中差不多都含有恋爱的故事，有许多作品简直纯是描写恋爱的。当然，我并不是认为这种恋爱故事的描写是不应该的，性爱既占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要反映于文艺作品之中。但为什么妇女只是或者差不多都是代表性的关系而现身于文艺舞台呢？这显然是反映了现代社会还没有把女子看成同男子一样的独立的人格，还是视女子为性爱的片面工具。同时也就说明了现代的社会一般还是男性支配的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妇女还是处于被支配的被压迫的地位。即在性爱方面，在先进国家中表面上或者法律上虽然承认男女间双方的恋爱自由，但实际上女子还是要受种种束缚，多半只能是男性方面的自由。固然曾有不少伟大的作家，如歌德、雪莱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曾为男女一般的恋爱自由而呼吁过，奋斗过，但终究所得有限，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取得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允许的自由。像少年维特还是免不掉「烦恼」，绿蒂也免不了悲哀！
（六）
我们已站在社会的观点上，略微旅行了一下历史上文艺与妇女的关系，即略微考察了从各时代的文艺中反映出来的妇女的地位。我们看见：在神话（最初的文艺）中的妇女是被人们赞美的真正尊敬的；封建时代文艺中的妇女则曾被描写成为男性的玩物，可践踏的东西；即在沙士比亚时代中，现身于文艺中的妇女还是十分不自由，可怜的；在现代文艺中，妇女的地位是多少提高了，但她们的出现多半还是由于是男性恋爱的对象，离男子地位的水平线还有不少的距离。由此证明现代的妇女还是处在半奴隶的地位，必须努力奋斗，必须争取各方面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应该以独立的人格站在社会之前，应该以同男子一样的地位站在男子之前，只有如此，妇女将来才能以同男子一样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现身于文艺作品之中。
历史上有天才的伟大的文艺家，是多少曾尊重女性，认识到女性地位之重要的。沙氏比亚、王实甫都是相当重视女性的人。歌德、雪莱更为女性的自由而奋斗过。然而他们所看到的所重视的女性，还只是限于上层阶级的妇女，至于千百万下层阶级的穷苦妇女，他们是看不见的，因此那些穷苦妇女的生活便没有反映到他们的文艺作品之中，即对于上层阶级的妇女，他们也只看到或注意到性爱的受压迫一方面，至于妇女在一般经济、政治、法律，乃至习惯道德上的束缚他们也是未曾或很少注意到的。我们希望现在有才能的文艺作家特别注意这些方面，注意千百万的工农及一般贫苦妇女的生活，注意她们在各方面所遭受的痛苦、压迫和种种不幸，我们希望天才的艺术之手，能将我们妇女大众的双重奴隶生活烘托于伟大而优美的文艺创作之中，给人们认识真象，认识现代社会制度缺陷与罪恶的真正所在，鼓起人们改造社会制度的热情与勇气，暗示他们以南针。
我们中国的文艺界，无疑地还是处在一个十分幼稚的状态。自「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文艺才勉强踏上现代的途程，像这样年轻的孩子，幼稚的表现当然是不可免的。青年的作家们如能努力，伟大的前途当在我们前面，但我们也应该知道自己的弱点，「五四」后所生产的一批文艺作品，大半只限于对恋爱的描写，而且又多限于男女学生的恋爱故事，在技术上又多是「模仿」，当然不免「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诮。经过第二次革命后，文艺界已然有了转变，已然开始倾向于革命的大众化了。但可惜提倡大众化的作家们，类多不接近大众，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没有脱离小布尔乔亚的狭小圈子，他们的意识当然也还限于这同一个的圈子之中。比方他们描写一个女工或农妇，他们既未曾深切了解她们的生活、习惯、心理，语言及种种复杂关系，他们全靠想象、推测，结果在他们作品中现身的女工农妇，仍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女学生派头。人们也曾留意到时代的精神，但他们对于时代精神的真义并未曾有深切的体验，更没有多面的贯通溶化，将自己的生活与意识同时代精神镕成一片。这样「时代精神」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好像汤中的「油珠子」一样，水是水，油是油，不相关联的。最不好的倾向，就是一般主张不要文艺的「技术」，这是等于要改造现代的社会而否认现代的物质基础。如果这样，艺术将粗鄙化、野蛮化，将不成其为艺术了。我们必须知道，现代文艺中已有的技术，并不是偶然的多余的，乃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这份遗产固然有不少的缺点，有些是过时的，但我们不能因此根本抛弃遗产，只应将已有的遗产加以改造，添上新的——这才是科学的正确的态度。
最后，我希望愿意贡献自己的才能与精力于文艺的青年作家们，尤其女青年作家们，切实注意体认大众的实际生活，应当自己走到大众的队伍中，应当在可能范围内将自己的生活与意识同大众镕成一团；应当深切地领悟时代的精神，紧紧靠住历史的车轮；应当精研技术，在技术方面，应当到沙士比亚和歌德那里去学习，应当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学习。只有将大众的生活，时代精神和高度的技术这三种成份交织起来，像化学的化合物一样，才能成就真正有价值的文艺创作。那时中国的文艺界才能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那时的文艺将切实地反映着社会生活，并推动社会生活前进！
一九三四，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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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梅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阿克梅主义
编者按：本文选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1卷，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62年，第118-119页。
阿克梅主义系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俄国诗歌中的现代主义流派。它是在革命前资产阶级文化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阿克梅主义的代表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玛托娃、曼杰利什塔姆、库兹明、津克维奇、纳尔布特、萨多夫斯基等人结成“诗人公会”小组，聚集在《阿波罗》杂志（1909-1917）周围。这个流派既称作“阿克梅主义”（源出希腊文αχμή，意为某种事物的最高级、蓬勃发展的力量），同时又常常称为“亚当主义”（因圣经中人类的始祖亚当而得名），这同崇拜与一切社会的东西相对立的原始的和生物的自然因素有密切关系。社会联系和价值的现实性被宣布为神秘主义。只有物质自然界才被认为是真实的。阿克梅主义的追随者也使用“光明社”（来自拉丁文clarus，意为明晰的）这一名称，以表达阿克梅主义认为艺术形象和诗歌语言应具有可感觉的、可塑性物体的明晰性的观点。阿克梅主义试图改革俄国象征主义的美学和诗学，反对迷恋于神秘莫测的“彼岸的世界”，摒弃过分复杂的隐喻，并且不赞成片面地滥用象征。与那种采用模糊不清的暗示、含混的说法和省略加强法的象征主义诗学相反，阿克梅主义宣布要“返回”到尘世上来，到物质世界里，到物体和词汇的明确意义上来。但是阿克梅主义的“尘世”现具有纯唯美主义的性质。阿克梅派诗人通常把日常生活或自然界某一单个的物体当作自我满足的美学欣赏对象，把与全部社会现象对立的个别“东西”理想化，消极静观地认识生活。阿克梅主义有意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拒绝批评当代社会。在阿克梅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古米廖夫）的创作实践中，极其明显地表现出反民主和反人道主义的意向。阿克梅派提出用唤醒人的积极意志和原始本能的方法使现代人“健全”的口号，与吉卡林的诗歌思想相呼应，与颓废派诗歌通常的悲观厌世主题结合在一起。十月革命后，作为文学流派的阿克梅主义不再存在。
张静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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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掉了神性，失掉了灵感”——评阿克梅派公会（А.勃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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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掉了神性，失掉了灵感[1]
——评阿克梅派公会
A.勃洛克
编者按：本文选自《勃洛克文集》（两卷集）第2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版，第361-370页。本文写于1921年4月，于1925年刊登于《现代文学》文集，修订后于1935年收入也《勃洛克文集》第10卷。
一
公众中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新俄罗斯的美文学正在衰落。那些文学的门外汉，能有把握地说出的最后一个名字是列夫·托尔斯泰。晚近的一切，甚至连契诃夫，都稍有争论，而批评界谈论很多的、搞了几十年文学工作的大部分作家，在“知识界”的狭窄的圈子之外，一般不为人们所知。也许，更有甚者，有些自诩为有知识的和有这种自诩权利的人，却根本不知道许多现代“知名’作家的名字。
人们反驳我说，广大公众的意见纯属流言蜚语，只不过是一缕“轻烟’而已．但是，无火不生烟。我不想去评定我并不怀疑的事实，这一事实的原因不胜枚举，我只想指出其中之一，也许它不是最重要的，但却到了应该指出的时候了。
这个原因是：俄罗斯文学的潮流分解为许多支流，日益专业化，其中包括诗歌与散文的划分，这种划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有预兆，但在今天的某些文学现象中？才特别明显地表露出来。不论诗歌与散文彼此关系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我们往往看到一个看不起诗歌、对诗歌一知半解、并且只把诗歌当作“玩物”和“装饰品”（这是六十年代的基调）的散文家，或许对散文能够比他现在掌握得更好一些；反过来，一个轻视“可鄙的散文”的诗人，即使他有天才，也犹如失了根基，半死不活，吞吞吐吐。我们的散文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藐视诗歌，我们的诗人丘特切夫和费特也不轻视散文。至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自然更不用说了。
无论在古老的俄国，还是在新的俄国，诗歌和散文汇成一股统一的洪流，在它的汹涌澎湃而又雄浑有力的波涛中，负载着俄罗斯文化的瑰宝。最近，这股洪流有分成一条条小溪的趋势。这是可怕的现象，然而，就象粮食配给制那样，这也是暂时的。洪流分成小溪，就可能失去力量，不能负载起珍宝，而是任凭强盗去抢劫它。过去我们这里总有强盗，现在也还相当多。
俄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化是综合性的文化。一个俄罗斯艺术家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专家”。作家应该记住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尤其是散文家要记住诗人，诗人要想着散文家。我们这里有着无数有益于文化交往（并不一定是私人来往）的范例。最著名的如普希金与格林卡、普希金与柴可夫斯基、莱蒙托夫与鲁宾施坦、果戈理与伊凡诺夫、托尔斯泰与费特等。
在俄国，正象绘画、音乐、散文、诗歌不可分离一样，哲学、宗教、社会舆论、乃至政治不能同前者分离，它们彼此之间也不能分离。它们形成一股统一的、强大的洪流，负载着民族文化的珍宝。语言和观念变为色彩和大厦，教堂仪式在音乐中找到反响，格林卡与柴可夫斯基使《鲁斯兰》与《黑桃皇后》为世人所知，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出老修士和列昂季耶夫，列里赫和列米佐夫再现了祖国的古老习俗。这是力量和青春的标志，反之，便是疲惫和衰颓的标志。人们开始谈论“为艺术而艺术”，后来很快又谈到文学的种和类、“纯文学的’任务、诗歌的特殊地位等等，等等，这一点也许有时令人好奇，但已经没有用处、没有生命力了。我们习惯于冷杂拌扬、波特文牙汤和油煎薄饼，而把法国草加醋单独做成一道菜时，只有讲究饮食的人才喜欢。因此，“纯诗歌”只能在“专家们”中间引起一时的兴趣和争论，这些争论象爆发时一样很快平息下去，争论之后却使人极为厌烦，而“广大群众”全然没有参加、也不必参加这样的争论，他们只需要真正生动的文艺作品，他们十分敏感地猜测到，文学中并非一帆风顺，于是对待最新文学的态度与对待旧文学的态度迥然不同。
学派和流派分得越来越凌乱，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就是这种不顺利的标志。现在我就来谈谈这类最新“流派”中的一个流派，如果可以称之为流派的话。
二
在1913年的《阿波罗》[2]杂志上，出现了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论述诗歌新流派的文章[3]。两篇文章都谈到象征主义已经死亡，一个新流派正取而代之。这个流派是它的先辈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在古米廖夫文章的第一页中就指出，“整个象征主义学派的来源，是法国象征主义”，它“将纯文学的任务：自由诗、较为独特和灵活的文体、隐喻和对应论提到了首位”。看来，古米廖夫认为，俄罗斯人也要将某些“纯文学的任务”“提到首位”，他甚至倾向于赞成这一点。总之，据说古米廖夫“头脑发热”，他把莫斯科和彼得堡当成了巴黎，顷刻间便完全确信它们是相同的，于是开始用半上流社会的、半教授的语言，大声地、放肆地向腼腆的俄罗斯文学家谈论他们“形式上的成就”，就象现在通常所说的那样，就某一件事表扬他们，拍他们的肩膀，而更多地却是指责他们。古米廖夫的大部分谈话对手完全被另一类思想所困拭，社会已察觉出可怕的分裂，空中孕育着雷雨，就要求生什么大事了。因此，人们并不怎么坚决地反驳古米廖夫。况且，一旦他确信俄国与法国的象征主义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东西时，他根本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他没有想过：俄国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纯“文学的”学派，不可能有，并且应该希望它长时期内也不会有，俄罗斯是一个比法兰西年轻的国家，她的文学有着自己的传统，这种文学与社会舆论、哲学、政治密切相关，简言之，一古米廖夫轻视对俄罗斯人来说就象二二得四那样清楚的一切。其中，他也未搞清楚，由于偶然的巧合，这个被冠以同一个希腊名称“象征主义”的文学流派，连同法国的文学流派在内，都与宗教、哲学和社会舆论问题有密切联系，至此，这个流派实际上“己结束了自己的发展范围”，不过绝不是由于古米廖夫给自己所描绘的那些原因。
这些原因是，在那时统一在“象征主义”旗帜下的作家们，在观点和世界观上已分道扬镳；他们被一群企图将贵重家什拿到市场上换成小钱的追随者所包围，一方面，象征主义的出色的活动家，如勃柳索夫及其战友们，力图将哲学和宗教流派塞进某些学派的框框中去（这是古米廖夫能够理解的），另一方面，一些不相手的过路人，也死乞白赖往里钻，总之一场普通的俄国式的“斯拉夫人之间的争论”[4]发生了，这是古米廖夫“没有解决的问题”，争论其实已经结束，“象征主义”的殿堂己空空如也，其中的财宝（绝不是“纯文学的”）被少数人珍惜地带走了，他们默默地、忧伤地各走各的路。
于是出现了古米廖夫和戈罗杰氏基，他们要取代（?!）象征主义，提出一个新的流派“阿克梅主义”（源出“acme”[5]一词，是某种事物的最高级、精华、极盛时期的意思）。或“亚当主义”（对生活坚定而又明确的看法。为什么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亚当主义”，我不太明白，但无论如何这种观点可以受到欢迎。只不过遗憾的是，在我看来吉米廖夫文章中这个唯一有点道理的想法，是从我这里借用去的。早在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的文章发表前两年，我和伊凡诺去就在这份《阿波罗》杂志上推测过我们文学的未来，那时我说出了这个思想）。[6]
古米廖夫说明了这个“新”流派的特点，“阿克梅派力求用省却音节的办法来打破韵律的束缚”（其实，俄国诗人们已经这样干了一百年），“而且能比先前更自由地移动重音”（?），习惯于采用“大胆的思想转折”（!），从生动的民间语言中寻求新词语（!），掌握“不动摇根本信仰的明快的嘲讽”（瞧，这是多么合乎道理！）也不赞成“为了象征而牺牲其它的艺术感染手段”（除古米廖夫外，谁想到过把象征看作一种“艺术感染手段”？例如，十字架这样的象征，怎样成为“艺术感染手段”？这一点我不准备解释）。
一字值千金。往下，在古米廖夫简短但却十分枯燥乏味的文章里，在那些完全不是俄国式的高谈阔论（“我们不能迫使原子膜拜上帝，如果这是违背原子本性的话”，“死亡只是一幅帷幕，它把我们同演员和观众隔开”；或者是彬彬有礼地预报：“神学这位贵妇人仍将留在它的宝座上”等等）中可以找到如下宣言：“作为亚当派，我们有点象林中的野兽（这个“有点”多新鲜哪！），或者是“顾名思义，不可知的东西是不可能认识的”（普鲁特科夫还说过：“无限的东西是不能包括的”），“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是不纯贞的”（sic！）[7]。
戈罗杰茨基是比古米廖夫更少一些理智和更多一些直率的诗人，在推理方面则比他更为逊色。他在使用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论据“因为怎么能不是这样呢？”[8]来进行“亚当派的”袭击之前曾经驰名文坛。继古米廖夫文章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断章取义、滑稽可笑地编造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半庄重半粗鲁的废话。但是，他的文章主要以不同于古米廖夫文章的诙谐见长：就象他经常所作的那样，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在“新亚当”来临并“对生活和世界唱赞歌”之前，世界上其实什么也没有。
这就产生了“阿克梅派”；他们带着“莎士比亚、拉伯雷、维庸和戈蒂耶”一齐上路了，开始在自己的“诗人公会”里出版诗集，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阿克梅派的评论。应当说，阿克梅派最初的一些文章比较谦虚：他们敬重象征主义，说“未来主义者、自我未来主义者等是攀龙附凤的人”，等等．但是不久，阿克梅派中的一位，好象就是古米廖夫本人发现没有任何人给他设置障碍，在解释“阿克梅主义”一词时，就在括弧内写上：“旺盛的体力和精神力量”。这绝不会使任何人震惊，因为当时发生了更大的事件：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宣告，他是“陶醉于自己胜利的天才”，而未来派在第一流公众，尤其是在那些想“越出常轨使人大吃一惊的人”头上，砸碎酒瓶。因此，阿克梅主义的定义甚至落后于新时代的精神，仅比以前那些囿于自己世界观的天真作家（斯拉夫主义者、西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强一些；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想过要谈论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体力，后者被看作个人的“私事”，至于天才和高尚情操则让别人去评定。
阿克梅派的所有这些过失，都因为他们写出了好诗而得到谅解。但糟糕的是，战前在那几百种诗集倾销于书市的年代里，他们出版的另外十几种小集子，除少数例外，都没有闪烁异彩。在阿克梅派那里出版作品的初学诗人，他们的诗比许多别的作品都要整洁一些，更富于内在的文学味、更有教养、更文雅，但这还不是夸奖。在他们中间真正的例外是安娜·阿赫玛托娃一人，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阿克梅派”。但是在她那全部“旺盛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之中，在她那疲惫、病态、女性和内向的风度里，找不到任何积极的东西。楚科夫斯基不久前还断定，她的诗歌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修道院式的[9]。人们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的反响，就象过去对戈罗杰茨基的新颖的诗歌的反响一样，不取决于他的“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就象人们对《沸沸扬扬的高脚杯》作者的反响，不取决于他的“自我未来主义”；对几首粗鲁而雄壮的诗歌作者[10]的反响，也不取决于他们用酒瓶去敲听众的脑袋、黄色短衫、骂詈和“未来主义”。在古米廖夫的诗里，有点冷漠和异国情调，影响别人读他的诗，其余的人参差不开，由于刚开始写作，还不能对他们作任何肯定的评价。
三
战争拖长了时间，革命来到了；未来主义是希望复活扬名的第一个“学派”。尽管未来主义曾一时成为半官方的艺术，但复活并未成功。生活有自己的要求，立方体和三角形乱七八糟的堆砌需要收拾掉；现在它们只不过时而在断垣残壁上羞羞答答地露面，“超理性”的词句仅仅保留在国家机关的名称之中。未来派中有几个诗人和艺术家是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开始认真写作和绘画，荒诞无稽的事已被遗忘，而在战争前夕这些东西曾一时引起人们的强烈注意，俄国的未来主义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可怕的漫画和荒诞之作的前驱者和培育者，它在自己模糊不清的镜面上，反映出独特的、愉快的恐怖，这恐怖存在于俄罗斯的心灵上，许多“眼光敏锐气聪明伶俐的人都猜不透。在这方面，俄国未来主义比“同克梅主义”远为重要、深刻、自然、迫切，后者反正什么也不反映，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自己的“狂飙和突进”，而是舶来的“洋玩艺儿”。“新亚当”小声唱着自己的“赞歌”，谁也不妨碍，也不引人注目，停留在“纯文学的”范围内。
看来，1914年，新亚当自然地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因为interarmamusaesilent[11]。但是六年过去，亚当又重新露面了。已经复活了的“诗人公会”出版了诗集《龙》，其中的全部风趣之处在于公会的“阿克梅主义”，因为古米廖夫的名字与某些老的和新的“公会”诗人的名字显然比“普通诗人”更响亮，代表后者创作的是一些偶然的和没有特色的作品。
我不打算详细评论这本诗集，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龙”[12]没有喷出火舌。总的印象是，诗集中包括许多人，但彼此极不相象；其中有一些无疑很有天赋，但这更多地在其他出版吻中表露出来。在《龙》中，他们全都竭力相互模仿，但是一点也没有成功，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并窒息了他们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从古米廖夫题为《诗的解剖学》一文中去寻找青年诗作者的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此文就象早些时候《阿波罗》上的一篇文章一样值得注意。这一次它拿着一副命令、教训和不容反驳的腔调。古米廖夫甚至认为，引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要由引文的原作者——阿瓦库姆[13]大司祭负责，因为他本人显然是不会搞错的。
古米廖夫说：“诗人就是注意综合利用词汇的全部规律的人。只注意一部分规律的是散文艺术家，而除了词汇及词组的思想内容外，没有什么能引起文学家、应用文作者的注意。”
这真可怕。迄今为止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诗人一定要有某种喜庆的气质，诗人要有灵感，诗人走的是“一条自由的路，自由的理智引导着他”[14]，而许多其他各种各样、有时简直是对立的定义，总是没有上面引述的古米廖夫的定义那么枯燥和晦涩。
再说，每一首诗都应从语音学、修辞学、结构学和“形象学”[15]的观点来考察。最后一个词我不懂，好象和哥尔多尼的喜剧《一仆二主》中特鲁法尔金诺的第四道菜的名称一样。但是为了吓唬人，前面三个词已足矣。从古米廖夫下面的话里，应该得出结论，认为“就象荷马史诗和神曲”一样，“真正伟大的诗歌作品”对所有上述四个方面都给以同等的重视，一些“大的”诗歌流派通常只注意两个方面，甚至只注意一个方面，唯独“阿克梅派”把“同等重视四个方面”作为基本要求。
把古米廖夫对诗歌的新旧评论作一番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人远比散文家优越，比文学家则更胜一筹，因为诗人善于注意形式的规律，而散文家与文学家则不善于这样，阿克梅派胜过一切诗人，因为他有旺盛的体力和精神力量，对语音学、修辞学、结构学和“形象学”同等重视。这一点唯有荷马和但丁可以做到，连一些“大的”诗歌流派都望尘莫及。
我不知道读者如何看待这件事，也许他们觉得都一样，但我却不一样。我想大声疾呼：但丁比不懂规律的报纸新闻作者还不如，正象某一天一位聪明的文学家所说，诗人总是受上帝亏待的人，而“大部分诗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东西”，这个小铺该关门了，只留下杰米扬·别德内依和纳德松作为还可以容忍的诗作者的样板。
当你抛开所有这些啼笑皆非的笑话时，你将感到忧伤，因为古米廖夫和其他一些无疑是有天赋的“阿克梅派”，正使自己在僵死的理论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的冰池中沉没，他们酣睡不醒而没有梦幻，他们没有也不希望有关于俄国生活和一般世界生活概念的影子，他们在自己的诗中（从而也在他们自己身上）故意回避了最主要的、唯一宝贵的灵魂。
如果他们全都放开手脚去干，那么他们会变成、哪怕暂时变成拙劣的、粗野的、甚至是丑陋的，这样就会更象他们的被糟蹋的、被内讧灼伤的、被纷争拆散了的祖国！然而不，他们不希望也不会这样，他们想成为知名的外国人、行会的和同业公会的人。只有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公会”、摒弃形式主义、诅咒所有的“形象学”和恢复他们自己前本来面目时，才能在一切场合严肃地与他们之中的每个人交谈，以及谈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
赵惠媛译
[1]标题采自普希金《致凯恩》中的诗句。
[2]《阿波罗》（1909-1917），文艺杂志，其文学部是阿克梅派的办事处。
[3]指古米廖夫的《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和戈罗杰茨基的《现代俄国诗歌中的某些流派》（《阿波罗》，1913年第1期。）——原编者注
[4]此句为普希金语。——原编者注
[5]拉丁文：顶峰
[6]见勃洛克的论文《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现状》。——原编者注
[7]拉丁文：是这样！
[8]指发表在诗集《火炬》第2册（1907）上的戈罗杰茨基的文章《在光辉的道路上。从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看费多尔·索洛古勃的诗歌》。此文开头一句便是：“所有的诗人应该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怎么能不是这样呢？”戈罗杰茨基的这个“论据”长期在报刊上遭到取笑。——原稿者注
[9]见于1921年发表在诗刊《艺术之家》第1期上的楚科夫斯基的论文《阿赫玛托娃与马雅可夫斯基》。——原编者注
[10]指马雅可夫斯基．众所周知，勃洛克在“反对许多、许多人的意见，维护称马可夫斯基为巨大天才的权利”（见《空想家丛刊》1922年第6期第148页）据B.吉皮乌斯回忆，勃洛克早在1913年就高度评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讲到未来主义者时，他说，“他们中有一个杰出的人物——马雅可夫斯基。”这令人出乎意外，因为人们谈论未来主义者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考虑个人的差异。有人问，他在马稚可夫斯基身上发现什么杰出的东西，勃描壳仅用一个词而言简意赅地回答：“民主性”（瓦西里·吉皮乌斯：《会见勃洛克》，《列宁格勒》1941年第3期，第20页）。据说，勃洛克曾将自己的诗集（书名未详）赠给马雅可夫斯基，并题辞：“赠给我最想念的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亚历山大·勃洛克”（见卡塔尼扬：《马雅可夫斯基文献》，1948年增订第2版，第415页）。——原编者注
[11]拉丁文：当时炮声隆隆，缪斯沉默。
[12]在诗集《龙》（1921）中，除了诗人公会成员的作品外，还收载了勃洛克、库兹明和索洛古勃的诗歌和别雷的论文。勃洛克在诗集里发表过年轻时写的两首诗。——原编者注
[13]阿瓦库姆（约1621-1682），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大司祭。
[14]普希金语。——原编者注
[15]《Эйдология》（关于形象的学说），在古米廖夫的文章中将它作为诗学的一部分，旨在总结诗歌的题材和诗人对待这些题材可能有的态度——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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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梅主义的早晨（О.曼杰利什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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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梅主义的早晨
О.曼杰利什塔姆
编者按：本文作者О.曼杰利什塔姆（1891-1938）是俄国现代班诗人，曾在彼得堡大学学习古法语和文学，接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后转向阿克梅派。革命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诗歌、散文创作。未参与文学团体间的斗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40-50页。最初刊载于双周画刊《汽笛》创刊后第2年。第4-5期，1919年1月30日，沃龙涅什，第69-74页。
一
虽然艺术作品能够强烈地激动人的情感，但在讨论艺术问题时，最好还是保持最大的沉着。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艺术作品之所以诱人，只是因为它多少透露出艺术家的处世态度。其实，对艺术家来说，处世态度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就象石匠手中的小锄头一样。因此，唯一现实的东西乃是作品本身。
艺术家的最高自尊是存在。除了存在之外，他不祈求别的天国。因此在人们同他谈及现实时，他只是苦笑，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无限令人信服的艺术显示。看到一个数学家不假思索地将一个十位数进行自乘，我们会有些吃惊。但诗人往往把现象自乘十次，这却常常为我们所忽视，而且艺术作品的平凡的外观又常常愚弄我们，使我们看不出作品所具有的惊人地浓缩了的现实。这一现实在诗歌中就是词语本身。现在，举例来说，我在尽可能用精确的、但完全不是用诗的形式表达思想时，实质上我在用意识，而不是用词语在讲话。聋哑人能够彼此理解得很好，铁路上的信号机执行着相当复杂的任务，但并不求助于词语。这样，如果要把意思看作内容，那么词内所含有的其它一切只好算作简单的机械的不必要的附件，它只会有碍于迅速地表达思想。“词本身”这个东西是缓慢地产生的。词的各种成份渐渐地、逐个地成了形式的概念，只有那自觉的意思，即逻各斯，[1]迄今仍被错误地、任意地认为是内容。这种不必要的尊重只会使逻各斯受损，逻各斯只要求和词的其它成分享有平等权利。自觉的意思，作为一种创作材料，未来派制服不了它，轻率地抛弃了它，实质上是重蹈了他们的先驱的覆辙。
在阿克梅派看来，词的自觉意思，即逻各斯，如同象征派心目中的音乐一样，也是一种美的形式。
因此，如果说词本身在未来派那里是处于爬行状态的话，那么在阿克梅主义的创作中，词首次在相当程度上直立了起来，而且进入了它生存的石器时代。
二
阿克梅主义的锋芒并非颓废主义的匕首和矛头。为了那些被建设精神所迷醉的人，阿克梅主义并不胆怯地推辞重荷，而是乐意地接受它，目的是要唤醒和利用那些从建筑学角度看正潜伏在其中的力量。建筑师说：我在建筑，这就意味着我是正确的。意识到自己是正确的，这在诗歌中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鄙弃未来派玩弄的那套雕虫小技，他们的最大乐趣就是用编织针去钩扎难词，而我们则在词与词的关系中引进哥特式建筑，正如塞巴斯梯安·巴赫把它确立在音乐之中一样。
有哪一个疯子会答应建筑房子，如果他不相信材料的现实性，而他又必须克服这材料的强度。在建筑师手下圆石头变成一个实体，谁要是听不出碎石的凿子声是一种玄学的证明，谁就天生不是搞建筑的。面对灰白色的芬兰圆巨石，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感到了一种神启式的恐惧。大块的花岗岩石的无声雄辩，好象是一种居心不良的魔力，使他忐忑不安。但是在丘特切夫的笔下，石头“不知是自己滑下抑或是被一只思索着的手推下，它从山上滚下，落在山谷中”。这一块石头是一个词，物质在这次突然坠落中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活象字句清晰的言语。只可用建筑术来回答这种召唤。阿克梅派把丘特切夫的神秘石头虔诚地拣起，并把它作为自己学识的基础。
石头似乎渴求起另一种存在来了。它自己显露了潜藏在其中的活动能力，好象它在渴求准许它进入“十字形拱顶”，参加同它相似的石头的欢乐协作。
三
象征主义者是一些在家里完全呆不住的人，他们喜欢旅行。但呆在自身的机体这只笼子中和呆在由康德借助一些范畴建造起来的那只宇宙笼子中，他们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要成功地进行建筑，首要的是虔敬三维空间，把世界看作一座上帝所赐予的宫殿，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种累赘或一种不幸的偶然。如一个人利用主人好客，依靠他生活，而在内心中又鄙视他，还一味地施巧计骗他，对于这样一个负心的客人，您究竟能说些什么呢？三维是一切建筑学的条件，只有为了“三维”才可进行建筑。正因为如此，建筑家才应该是一个安心呆在家中的人，而象征派却是一些蹩脚的建筑师。建筑就是同空虚作斗争，使空间服从自己的意志。哥特式钟楼如一支美丽的利箭，它是凶狠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刺破天空，指责天空是空空荡荡的。
四
人的特殊性，即是那种使人成为个体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它包括在一个更有意义的有机体概念之内。在对有机体和人体的爱好上，阿克梅派是和在情欲生有独创的中世纪相同的。十九世纪因追逐精致性而把真正的复杂性的奥妙丢掉了。在十三世纪看来是合乎逻辑地发展了有机体概念的东西（哥特式大教堂），现在却作为一种怪异的东西（巴黎圣母院）在给人以美学感染，是情欲的节日，是情欲的大发作。我们不想在“象征之林”中散步，并以此来娱悦自己，我们有着一个更为茂密的处女林，神妙的情欲，我们诡秘的机体所具有的无限复杂性。
中世纪按它特有的方式确定人的比重，在每个人的身上，它感觉到这种比重并且予以承认，完全不管一个人的功绩大小。教师的称号被毫不犹豫地欣然采用。最平凡的手艺人，最低级的文牍员都通晓庄重自尊的秘诀，通晓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虔敬尊严的秘诀。的确，在抽象的存在和毫不粉饰的个人生活被看作一种英勇行为的时代，欧洲经历了精巧细致的文化迷宫。这样就有了那种把一切人联系起来的高贵的亲密关系，其精神是与大革命的“平等与博爱”格格不入的。不存在平等，不存在竞争，有的只是一些实际存在着的人串通起来反对空虚和无生的共谋行为。
要比爱物本身更甚地来爱物的存在，要比爱自身更甚地爱自己的存在——这就是阿克梅主义所信奉的至高无上的圣训。
五
A=A[2]：这是多美的诗的题材。象征主义曾因同一律而感到烦恼和苦闷，阿克梅主义则把同一律作为自己的口号，并把它提出来代替尚有疑问的area1ibusadrealiora。[3]
表示惊奇的能力是诗人的一大美德。怎么能对最有益于发展的规律——同一律不表示惊奇呢？谁对同一律充满虔诚的惊讶，谁就一定是一个诗人。承认了同一律的主权，诗歌就永远无条件无限制地拥有万物。逻辑乃是一个突然性的王国。逻辑思维——这就是无休止地表示惊奇。我们已经爱上了论证的音乐。在我们看来，逻辑关系不是一支歌唱金翅雀的小曲，而是一首伴有吟咏和大风琴演奏的交响乐曲。这是一部艰难而又充满灵感的交响乐，乐队指挥必须施展全部才能，方可使演奏者都听从他的指挥。
巴赫的音乐多么有说服力，它具有多么巨大的论证力量！论证，无休止地论证！在艺术中对一种东西信以为真，是与艺术家的称号不相称的，这样做既容易又枯燥……我们并不在飞翔，我们只是在登攀着自己有能力建造的钟楼。
六
中世纪使我们感到可贵，是因为它在很高程度上具有界限和间隔的感觉。它从来不把各种不同的方面混淆起来，并极其镇静地对待彼世的东西。理性与神秘主义的高尚混合物以及对世界是一个实际均衡物的感觉，使我们与这个时代亲近起来，促使我们从1200年前后在拉丁语系的根基上产生的作品中汲取力量。我们将要这样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让原因和结果的整个链条从头至尾颤动起来，作为对我们的回答，我们将学会“更加轻松和自由地”戴上“生活的活动的镣铐”。
朱逸森译
[1]逻各斯，古希腊哲学中“普遍规律”的意思，后含有“精神的原起”、“神明的理智”等义。
[2]这是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提出来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公式。见《关于象征主义的一些想法》，载于《犁词和田界》文集。——原注
[3]拉丁文：从现实到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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