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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1919年7月14日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提纲[1]
（1919年7月14日以前）
1拉姆赛·麦克唐纳论第三国际
（1）全文。
（2）典型
“中派”……
补2。资产阶级的信任
‖俄国的苏维埃政权
‖匈牙利。
（3）巴塞尔宣言
（α）无产阶级革命
（β）互相射击就是犯罪。
（4）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受了帝国主义的毒害”（比较“费边帝国主义”）
‖俄国
‖德国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
法国
补4：殖民地；援助它们的革命斗争。
再补4：工人阶级的贵族。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52—1892[2]。
（5）不要把革命挂在嘴上，不要对革命发誓，而应准备革命，宣传革命，同改良主义作斗争。
补5：群众性的罢工等等。
（6）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
（7）工会和合作社的领袖：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8）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9）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专政。
（10）国家＝仅仅是工具。
（11）资产阶级民主。
（12）苏维埃政权。
2
0．拉姆赛·麦克唐纳的文章。
1．苏维埃和对它的态度。1917。
2．社会主义和战争。巴塞尔宣言。
3．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4．改良主义，机会主义。
α不要把革命挂在嘴上，不要对革命发誓，而应准备革命，宣传革命，同改良主义作斗争。
β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
γ工会和合作社的领袖：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δ殖民地；援助它们的革命斗争。
ε群众性的罢工等等。
{{准备}}
5．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参看巴比塞的《火线》、《光明》。
6．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专政
国家＝仅仅是工具
资产阶级民主
苏维埃政权。
“中立”
“高于两个极端”
事实上呢？
（α）对国内战争的态度
（β）“交换”，“工业”
（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δ）改良主义
（S）“自由”。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39—441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415—417页。——编者注
[2]手稿上这句话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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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1919年5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1]
（1919年5月28日）
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2]（载于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期第38页）一文中，我指出了陈腐的“伯尔尼”国际的代表在思想上破产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些反动的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破产，表现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把资产阶级议会同苏维埃政权凑合、联合、结合起来。
旧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不了解他们的建议是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些曾因宣传阶级斗争和阐述阶级斗争必然性而获得声誉、赢得工人同情的人，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最紧要的关头却不了解，他们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学说，完全背弃这个学说，实际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真是稀罕，我们现时在莫斯科竟能收到相当多的（虽然是零散的）外国报纸了，于是也就可能稍微详细地（当然是极不完全地）追溯到“独立的”先生们在当代最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动摇的历史。这就是专政（无产阶级的）同民主（资产阶级的）或者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关系问题。
考茨基先生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版）这本小册子中写道：“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的小册子第33页）接着他加上一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把苏维埃由“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变成了“国家组织”，从而“破坏了民主”。（同上）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中，我详尽地分析了考茨基的这一论断，并指出它的内容就是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3]因为国家（任何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阶级的机器。称苏维埃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否认它有权变为“国家组织”，这就是在实际上背弃社会主义的起码原则，宣扬或维护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在事实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
考茨基的立场的荒谬是如此突出，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群众的进攻是如此有力，以致考茨基和考茨基派不得不支吾搪塞，可耻地退却，因为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他们是办不到的。
1919年2月9日在德国“独立”（独立于马克思主义而完全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由报》（《Frei-heit》）上，出现了希法亭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已经要求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但要它同资产阶级议会、同“国民议会”并存共处。1919年2月11日，在告德国无产阶级书中，“独立”党全党采用了这一口号（当然，考茨基先生也采用了，他收回了他在1918年秋天所发表的声明）。
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忘记了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经验，他们在1917年5月6日至1917年10月25日（俄历）做过“试验”，企图把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凑合起来，但在这次试验中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独立党人”的党代表大会上（1919年3月初），全党站到了把苏维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美妙地结合起来的立场。但是，1919年4月13日《自由报》第178号（《附刊》）报道说：“独立党人”党团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案：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立足于苏维埃制度之上。因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应以苏维埃组织为基础。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劳动居民在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当然代表机关。”
此外，这个党团还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指示”（Richtlinien）草案，其中说：
“苏维埃代表大会握有全部政权……凡从事社会必需的和有益的工作而不剥削他人的人，不分性别，都有选举苏维埃代表和被选为苏维埃代表的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独立的”领袖原来是一批完全受无产阶级最落后部分的庸俗偏见支配的可怜市侩。1918年秋天，这班领袖借考茨基之口根本拒绝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1919年3月他们放弃了这一立场，而尾随在工人群众后面。1919年4月他们推翻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转到了共产党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立场。
这样的领袖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领袖代表的不是走在先锋队前面而是落在它后面的、最落后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情绪，那就不需要领袖了。既然这些领袖这样毫无气节地改变自己的口号，他们也就是一文不值的。对他们不能寄予信任。他们将永远是工人运动的累赘和负担。
他们中间一位最“左的”多伊米希（Däumig）先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如下的言论（见3月9日《自由报》）：
“……多伊米希说，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同共产党人的‘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分开。但他要反对共产党实际奉行的盲动主义，反对他们不教育群众而对群众曲意逢迎。盲动主义的分散活动不可能推进……”
德国人称之为盲动主义的，就是俄国老革命家在50年前所说的“闪击”、“爆发”，即组织一些小小的阴谋、暗杀、暴动等等。
多伊米希先生责备共产党人实行“盲动主义”，这只能证明他在“曲意逢迎”，对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偏见采取奴才式的讨好态度。这类先生由于在群众面前胆小怕事，重复着“时髦的”口号，而不了解群众的革命运动，他们的“左的词句”是一钱不值的。
德国正掀起汹涌澎湃的自发的罢工运动浪潮。1905年俄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空前的高度，看来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空前高涨和发展已超过了当时的俄国。在这样的运动面前说“爆发”，就等于沦为不可救药的庸人，沦为庸俗偏见的奴才。
以多伊米希为首的庸人先生们，大概正在幻想着一种把群众一下子十分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革命（如果说他们头脑中还有一点点革命思想的话）。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如不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绝大多数置于受压迫、闭塞、贫困、愚昧之中，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不通过革命在斗争进程中把从未触动过的群众发动起来，资本主义就不会垮台。自然的爆发在革命的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种爆发的革命一次也未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
说共产党人纵容自发性，这是多伊米希先生的谎话，这同我们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多次听到的谎话一模一样。共产党人不纵容自发性，不主张零星的爆发。共产党人教导群众发起有组织的、整体的、协同的、适时的、成熟的行动。多伊米希、考茨基等先生的无聊的诽谤是推翻不了这一事实的。
可是这些庸人不能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而且十分正确地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同斗争着的被压迫群众在一起，而不是同那些站在一旁胆小地等待的市侩英雄们在一起。群众既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就不免要犯错误，共产党人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同逐渐在斗争过程中摆脱错误的斗争群众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等待“完全胜利”的知识分子、庸人、考茨基派在一起要强得多，——这就是多伊米希这班先生所不能了解的真理。
对他们更坏的是，他们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胆小的市侩，反动的抱怨者，昨天的谢德曼们的奴仆，今天的“社会和平”的说教者，不管这种说教是隐藏在把立宪会议同苏维埃结合的幌子下，还是隐藏在正颜厉色地谴责“盲动主义”的幌子下，反正都是一样。
在用反动的市侩的抱怨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方面打破记录的是考茨基先生。他老是一个调门：痛惜现在，埋怨哭泣，吓唬自己，鼓吹调和！这位愁容骑士平生所写的都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但到了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关头，到了社会主义的前夕，我们这位聪明人却茫然若失，嚎啕大哭，露出十足的庸人的原形。在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叛徒奥斯特尔利茨、伦纳、鲍威尔之流所办的报纸第98号上（1919年4月9日《工人报》维也纳上午版），考茨基第一百次甚至是第一千次大发牢骚了。
他哭泣着说：“……经济思维和经济见解已被一切阶级置之脑后……长期的战争已使广大无产阶级阶层惯于完全忽视经济条件而坚信暴力的万能……”
这就是我们这位“十分博学的”人的两个“论点”！“崇拜暴力”和破坏生产，——这就是他不分析现实的阶级斗争条件而大发那种屡见不鲜、自古有之的市侩牢骚的原因。他写道：“我们曾期望革命将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革命由于俄国和德国的统治制度在军事上的破产而到来了……”
换句话说，这位聪明人“期望”和平的革命！这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考茨基先生已慌乱到这种地步，他竟忘记了，在他过去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曾说战争十分可能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现在，我们这位“理论家”却不去冷静地大胆地分析战争必然使革命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反而痛惜自己已经破灭的“期望”！
“……广大无产阶级阶层忽视经济条件！”
多么可怜的胡说！这种市侩的调子在克伦斯基时代的孟什维克报纸上我们是多么熟悉啊！
经济学家考茨基忘记了，在一个国家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而濒于灭亡的时候，首要的、基本的、根本的“经济条件”是拯救工人。只有工人阶级得救，不致饿死，不致毁灭，被破坏的生产才能恢复。而要拯救工人阶级，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防止将战争的一切重担和后果加在工人身上的唯一手段。
经济学家考茨基“忘记了”，分担失败的后果的问题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在一个受尽折磨的、破产的、挨饿的、垂危的国家的环境中，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这种阶级斗争已不是为了生产中的份额，不是为了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停顿，没有煤，铁路遭到毁坏，战争打乱了人们的生活，机器破旧不堪，如此等等），而是为了免于饥饿。只有那些傻瓜（尽管是十分“博学的”）才会在这种场合“谴责”“消费者的、士兵的”共产主义，才会妄自尊大地以生产重要性教训工人。
当务之急是拯救工人。资产阶级想保持自己的特权，想把战争的一切后果加在工人身上，这就是要使工人饿死。
工人阶级想免于饥饿，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首先保证消费，即使是最起码的消费，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就不能坚持到可以重新开始生产的时候。
吃得饱饱的资产者对着饥肠辘辘、饿得软弱无力的工人说：“想想生产吧！”而考茨基则打着“经济科学”的招牌，重复着资本家的这种调子，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
工人说：让资产阶级也过一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使劳动者能恢复过来，不致死亡。“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是拯救工人的条件。为了拯救工人，要不惜任何牺牲！资本家每人半磅，工人每人一磅，——这就是免于饥饿，免于破产的办法。保证忍饥挨饿的工人的消费是恢复生产的基础和条件。
蔡特金对考茨基说得十分对，说他
“正在滚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产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
独立的考茨基先生在抱怨“崇拜暴力”时，暴露了他也完全是受小资产阶级偏见支配的。还在1914年，布尔什维克就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将变为国内战争，那时考茨基先生默不作声，同宣称这一预见（和这一口号）是“丧失理智”的大卫之流呆在一个党内。考茨基丝毫不了解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这本来是他自己不了解，现在却硬说国内战争中斗争的双方不了解！难道这不是反动市侩的愚蠢的标本吗？
但是，如果说在1914年不了解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不过是市侩的愚蠢，那么现在，在1919年，这就是更坏的东西了。这是背叛工人阶级。因为无论在俄国、芬兰、拉脱维亚、德国或匈牙利，国内战争都已成为事实。考茨基在其以前的著作中曾千百次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变为内战的历史时期是有的。这个时期已经来到，而考茨基却跑进了动摇懦怯的小资产阶级的营垒。
“……鼓舞着斯巴达克派的精神，实质上是鲁登道夫精神……斯巴达克派不仅会葬送自己的事业，而且会加强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暴力政策。诺斯克是斯巴达克派的对头……”
考茨基的这几句话（摘自他的发表于维也纳《工人报》的论文）真是愚蠢、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不值一提。一个党容忍这班领袖，就是腐败的党。考茨基先生所属的伯尔尼国际，从考茨基的这几句话看来，只配评价为黄色国际。
————
为了开开心，我们还把哈阿兹先生在《论阿姆斯特丹国际》一文中的论断（1919年5月4日《自由报》）引来。哈阿兹先生夸耀他就殖民地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按照这个决议案，“根据国际的建议……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同盟，其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请注意这一点！）“……管理殖民地，首先照顾土著居民的利益，然后照顾参加这个民族同盟的所有民族的利益……”
这不真是妙论吗？按照这位聪明人的决议案，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管理殖民地的将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某个善良的、公正的、美妙的“民族同盟”！！实际上这同粉饰最丑恶的资本主义的伪善有什么区别呢？这还是伯尔尼国际的“左派”分子……
————
为了使读者能够把哈阿兹、考茨基之流的大作的全部愚蠢、卑鄙和丑恶同德国的现实情况作一个更鲜明的对照，我还要作一点引证。
大名鼎鼎的资本家瓦尔特·拉特瑙发表了《新国家》（DerneueStaat）一书。这本书写成于1919年3月24日。它的理论价值等于零。但瓦尔特·拉特瑙作为观察家不得不承认说：
“……我们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又兼任着（imNebenberuf）庸人的角色……”
“……现在有理想主义的只是极端的君主派和斯巴达克派……”
“不加粉饰的真理就是：我们正走向专政，无产阶级的或御用军队的专政。”（第29、52、65页）
这位资产者，看来也自以为是不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独立”人物，正像考茨基、哈阿兹两位先生自以为是不从属于市侩和庸人的“独立”人物一样。
但是瓦尔特·拉特瑙比卡尔·考茨基高出两头，因为后者一味抱怨，胆小地躲避“不加粉饰的真理”，而前者则直截了当地承认它。
1919年5月28日
载于1919年6月《共产国际》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9—398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79—388页。——编者注
[2]见本卷收录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58—26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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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
（1919年5月27日）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800万人口，300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可能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这班人完全或部分地相信了资产阶级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谎言，不善于把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劳动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这些死死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发展史的某些特点同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混为一谈。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2]。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像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加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牢固联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经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与过去决裂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有希望但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制止这种动摇。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得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列宁
1919年5月27日
载于1919年5月29日《真理报》第1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4—388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74—378页。——编者注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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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1919年4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1]
（1919年4月27日）
感谢你们的祝贺，同时也衷心祝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恳请你们更经常更具体地告诉我们：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之流作斗争？各市区的工人和仆人苏维埃是否已经建立？工人是否已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是否已被解除武装？库存的衣服和其他物品是否已被用来迅速而广泛地救济工人，特别是救济雇农和小农？资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厂和财产以及慕尼黑郊区的资本主义农场是否已被没收？小农的押金和地租是否已经取消？雇农和粗工的工资是否已提高一两倍？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纸张没收，用来印刷通俗的传单和群众性的报纸？是否已实行用六小时工作、用两三小时管理国家的制度？是否已使慕尼黑的资产阶级住得挤些而使工人迅速迁入富人的住宅？是否已把所有银行拿到手里？是否扣留了资产阶级的人质？是否给工人规定了比资产阶级更多的口粮？是否已动员每个工人来担任保卫工作和郊区农村的思想宣传工作？只要发挥工人苏维埃、雇农苏维埃以及与两者不同的小农苏维埃的主动性，最迅速最广泛地实行诸如此类的措施，你们的地位一定会巩固起来。必须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必须立即用一切办法使工人、雇农和小农的境况得到真正的改善。
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祝你们胜利。
列宁
载于1930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1—322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11—31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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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匈牙利国际主义者书上加的附言（19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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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匈牙利国际主义者书上加的附言[1]
（1919年4月23日）
我完全赞同号召书，相信各条战线上的匈牙利无产者不会不看到，只要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再奋斗几个月，胜利就将属于我们——这将是决定性的和可靠的胜利。
列宁
载于1960年莫斯科出版的克拉特和康德拉季耶夫《并肩战斗的兄弟》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4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1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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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
（1919年4月15日）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传染病的发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这些夸耀本国制度的“民主精神”的人，由于仇恨苏维埃共和国而失去了理智，竟没有察觉到怎样把自己变成了可笑的人物。不妨想一想，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武装到了牙齿，在军事方面称霸全球，却像害怕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饥饿的、落后的、据他们说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思想传染病！
单是这个矛盾就擦亮了各国劳动群众的眼睛，帮助我们揭露了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政府的虚伪。
但是，不仅是资本家因仇恨苏维埃而失去理智，而且他们之间互相争吵，互相掣肘对我们都有帮助。他们彼此商定了一种用沉默进行抵制的大阴谋，他们极端害怕传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真实消息，特别是害怕传播它的正式文件。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时报》却刊载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消息。
为了这点，我们应向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向法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位领袖表示极崇高的谢意。我们很想给《时报》写一封公函，感谢它这样成功、这样巧妙地帮助了我们。
从《时报》如何根据我们的无线电讯来编成自己的消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家富人的报纸的动机。它本想挖苦威尔逊，刺他一下：看，您是在同什么样的人谈判！这些遵照富人的意旨来舞文弄墨的聪明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拿布尔什维克来恐吓威尔逊，在劳动群众看来，就是替布尔什维克作广告宣传。再说一遍，我们应向法国百万富翁们的报纸表示极崇高的谢意！
第三国际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成立起来的：不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或德国的谢德曼之流、奥地利的伦纳之流这类资本主义的奴才颁布何种禁令，玩弄何种卑鄙手腕，都不能阻碍全世界工人阶级听到关于这个国际的消息并同情这个国际。这种环境是由各地迅速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这种环境是由劳动群众中间的苏维埃运动造成的，苏维埃运动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了。
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
第三国际实际上是在1918年创立的，那时，由于多年来特别是战争期间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了斗争，许多国家都已成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的。这个国际最突出的特点、它的使命就是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训戒，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这个特点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新的国际即第三个“国际工人协会”现时就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吻合了。
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盟，现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地：有了几个苏维埃共和国，它们在国际范围内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天才的预见，这个天才的理论正在变为现实。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拉丁词现在不仅译成了现代欧洲各民族的语言，而且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人类已在摆脱最后一种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即雇佣奴隶制。
人类正在摆脱奴隶制，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呢？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成了西欧人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的原因之一（除社会主义运动大多数领袖受到机会主义习惯和庸人偏见的束缚这个原因以外）。
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本能地领会到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但是为机会主义所腐蚀的“领袖们”还继续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一般“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奇怪吗？假使历史让我们不通过许多矛盾而实现新式民主，那倒是奇怪了。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懂得现代科学的人，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
当法国实现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促使整个欧洲大陆走向历史上新的生活时，资本主义比法国发达得多的英国竟成了反革命同盟的首领。而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却英明地预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东西。
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手段把无产阶级队伍各个击破了。
英国，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造成了极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上层的典型国家。[2]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看，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竟落后了几十年。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和1871年先后两次举行了反资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对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两次起义中，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好像是用尽了。这以后，即从19世纪70年代起，工人运动国际中的领导权转到了在经济上比英法都落后的德国。而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德国在经济方面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时候，领导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这个全世界的模范政党的，已是一小群十足的恶棍和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最卑鄙的坏蛋，是从谢德曼和诺斯克到大卫和列金这些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
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
当卡尔·考茨基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因为主张与谢德曼之流保持统一、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而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时候，他曾在20世纪初写了《斯拉夫人和革命》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可能转入斯拉夫人的手中。
果然如此。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19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马克思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3]。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第三，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行动的意义。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第五，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罢工斗争的长期锻炼和欧洲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有助于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形式在深刻而迅速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下产生出来。
以上所述当然是不完备的。但暂时可以就列举这几点。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它是不会灭亡的。它现在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要继续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要把这种工作进行到底，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文化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影响较大的国家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要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有一切可能超过俄国。
破产的第二国际正在死去，活活腐烂着。它实际上是替国际资产阶级当奴仆。这是真正的黄色国际。它的最大的思想领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颂扬资产阶级民主，把它称为一般“民主”，甚至更愚蠢更荒唐地称为“纯粹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过时，正如第二国际已经过时一样，虽然当必须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训练工人群众的时候，第二国际曾做过历史上必要的有益的工作。
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能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自由来准备力量，以推翻资本，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照例是不能实际享受民主的。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
这个政权压制剥削者及其帮手的“自由”，剥夺他们实行剥削的“自由”、发饥荒财的“自由”、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勾结外国资产阶级来反对本国工农的“自由”。
让考茨基之流去维护这种自由吧。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才做得出来的。
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如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产，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它同巴黎公社的关系，它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必然性。
德国“独立的”（请读作市侩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由报》在1919年2月11日第74号上，登载了《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这篇宣言。
这篇宣言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民议会”即德国“立宪会议”的整个党团签字发表的。
这篇宣言斥责谢德曼之流力图取消苏维埃，而提议把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别开玩笑吧！）结合起来，给予苏维埃一定的国家管理权，让它在宪法中占一定的地位。
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统一起来！这是多么简单！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庸人思想！
不过可惜的是，在俄国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这种思想已经由联合起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试验过了。
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严重的阶级冲突发生时，都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都一窍不通。
但是要把2月11日的这篇极美妙、极滑稽的宣言内所充满的经济政治谬论尽行揭露，就需要对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把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和平结合起来的了不起的庸人思想专门作一次分析。这一点只好留待另文[4]去做了。
1919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5月《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01—309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89—297页。——编者注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64—165页。——编者注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31页。——编者注
[4]即本卷收录的《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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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1919年4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1]
（1919年4月13日）
吉尔波同志的小册子写得非常及时。应当把战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写出来，供世界各国参考。这一历史极其明显地表明，工人阶级在缓慢地但是不断地向左转，向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方面转。一方面，这一历史揭示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深远根源和准备过程，这一过程在每个民族内部因历史特点而有所不同。必须知道第三国际的深远根源，才能了解第三国际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各国社会党走向第三国际的途径的不同。
另一方面，战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向我们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已开始崩溃，从资产阶级民主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已经开始。还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党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极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更替，他们被保守的锁链束缚着，庸俗地崇拜现有的和昨天的东西，对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在各国引起的变化像市侩般的盲目无知。
吉尔波同志担负起了写战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史概论的任务。他明白而确切地列举了事实，使读者具体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史上的伟大转变的开始。可以确信，吉尔波的小册子不仅会在一切觉悟的工人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会促使人们写出很多类似的小册子来阐明其他国家的战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
尼·列宁
1919年4月1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彼得格勒出版的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历史概论）。1914—1918年》一书（法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97—298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85—28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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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无线电同库恩·贝拉通话的通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用无线电同库恩·贝拉通话的通报[1]
当库恩·贝拉同志在俄国作战俘时，我就已经同他很熟悉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到我这里谈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收到了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的通报并且是库恩·贝拉同志签署的通报以后，我们很想同他谈谈，并想更确切地知道有关这一革命的情况。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批通报使人有些担忧：这是不是所谓的社会党人即社会主义叛徒们的骗局，是不是他们瞒过了共产党人。何况当时共产党人都在狱中。因此，在收到关于匈牙利革命的第一个通报的第二天，我就拍电报到布达佩斯，请库恩·贝拉亲自答话，我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以证实是不是他本人，并且询问他关于政府的性质和政府的实际政策有哪些实在的保证。库恩·贝拉同志的答复十分令人满意，消除了我们的一切疑虑。原来是左派社会党人到监牢里去找库恩·贝拉商量组织政府的。新的政府完全由这些同情共产党人的左派社会党人以及中派分子组成，而右派社会党人，即可说是死硬的和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叛徒，则完全离开了党，而且没有带走一个工人党员。以后的通报证明，匈牙利政府的政策十分坚定，完全符合共产主义方针，我们最初是实行工人监督，以后才逐步实行工业社会化，而库恩·贝拉由于他的声望，由于他相信广大群众都拥护自己，立刻实施了一项法令，把过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匈牙利全部工业企业转变为公共财产。两天过后，我们完全相信，匈牙利革命已经极其迅速地一下子走上了共产主义轨道。资产阶级自己把政权拱手交给了匈牙利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向全世界表明，当严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当民族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资产阶级不能管理国家。真正人民的、真正为人民爱戴的政权只有一个，这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万岁！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2—233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20—22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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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1]
今年即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党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是力求在世界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全世界工人的联盟。
马克思创立的第一国际存在于1864年到1872年。英勇的巴黎工人的失败，著名的巴黎公社的失败，标志着第一国际的告终。第一国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在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史上是永存的。它奠定了我们有幸正在建设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厦的基础。
第二国际存在于1889年到1914年，即存在到大战前。这段时期是资本主义最平稳最平静的发展时期，是没有大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壮大了。但是，大多数工人政党的领袖却因为习惯于平静时期而丧失了从事革命斗争的能力。1914年爆发了历时四年血染全球的战争，爆发了资本家瓜分利润、争夺对弱小民族统治权的战争，在这样的时候，这些社会党人却跑到本国政府方面去了。他们背叛了工人，帮助拖延这场大厮杀，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跑到资本家那里去了、
工人群众抛弃了这批社会主义叛徒。全世界开始进入革命斗争。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完蛋。它就要被新制度所代替。社会主义这个老的字眼已被社会主义叛徒玷污了。
现在，仍然忠于推翻资本压迫事业的工人，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同盟正在全世界成长起来。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几个国家取得胜利。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载于1924年2—3月《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30—231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18—21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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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库恩·贝拉的电报（1919年3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给库恩·贝拉的电报[1]
（1919年3月23日）
列宁致库恩·贝拉，发布达佩斯
请告诉我，为了使匈牙利新政府成为真正共产党人的政府，而不仅仅是普通社会党人的，即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您有什么切实的保证？
共产党员是否在政府中占多数？什么时候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党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表现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我必须告诫您防止这一错误，但是，我想知道，您认为切实的保证是什么。
为了确切知道是您本人在回答我，请告诉我，您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来时，我和您是怎样谈论国民议会的。顺致
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7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0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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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1919年3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1]
（1919年3月22日）
我是列宁。我谨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向库恩·贝拉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祝贺我已转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将尽快地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军事形势的通报拍发给你们。布达佩斯和莫斯科之间建立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绝对必需的。
致共产主义敬礼，握手。
列宁
载于1919年3月23日《人民言论报》第70号（匈牙利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6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0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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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1919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1]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3月6日）
（热烈欢呼）同志们，我们未能做到世界各国都有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各国都有共产国际的最忠实的朋友，都有完全同情我们的工人。因此，请允许我先摘引一点报道，你们听了就会知道，尽管全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种种迫害，尽管他们都已联合起来，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我们的朋友比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和能够请到莫斯科来开会的真不知要多多少。资产阶级的迫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甚至想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把布尔什维克一批一批地从世界上最自由的共和国赶出去，似乎担心十来个布尔什维克能感染整个世界，但我们知道，这种担心是可笑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感染了整个世界，因为俄国工人的斗争已经使得各国工人群众知道，我们俄国决定着整个世界革命的命运。
同志们，我手头是一份法国的《人道报》，在倾向上，它同我国的孟什维克或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非党相像。这张报纸在战时曾穷凶极恶地攻击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现在它又维护那些在战时跟着本国资产阶级走的人。就是这家报纸在1919年1月13日那天报道说，塞纳联邦（一个靠近巴黎的地区，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法国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的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按报纸的说法）集会。第一个在会上讲话的是社会党人布拉克。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同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护国主义者持同一立场。现在他变得非常安分。他对当前的迫切问题只字不提！最后他说，他反对本国政府干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他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接着讲话的是他的一个志同道合者，叫什么皮埃尔·赖伐尔的，讲的是当今的法国最迫切的问题——复员问题。法国在这场万恶的战争中遭受的牺牲大概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而法国人现在却看到：复员工作毫无进展，陷于停顿，当局根本无意进行；同时，一场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中，这明明是要法国工人为了确定让法国还是英国的资本家得到更多的赃物而承受新的牺牲。报纸还说，皮埃尔·赖伐尔的讲话大家一直在听，但他讲到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容时却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激愤，甚至会都开不下去了。后来，在他之后的皮埃尔·列诺得尔公民没有讲成话，由佩里卡公民出来讲了几句，大会就结束了。佩里卡是法国工人运动中基本上同我们观点一致的少数代表之一。总之，报纸不得不承认，演讲者刚一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大家就不让他讲下去了。
同志们，现在我们无法直接从法国请一位代表到这里来。只有一位法国人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这里，就是吉尔波同志。（热烈鼓掌）他今天要讲话。他在瑞士这个自由的共和国蹲了好几个月监狱，罪名是同列宁有联系，正在瑞士筹划革命。他是在宪兵和军官的押解下经过德国的，显然，他们怕他无意中丢下一根火柴，使德国燃烧起来。但是，没有这根火柴德国照样燃烧起来了。在法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有人同情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法国的群众大概是最老练、最有政治经验、最活跃、最敏感的群众。他们不允许演说者在群众大会上说一句假话，谁要说就制止他。照法国人的脾气，不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算是好的！因此，看到敌视我们的报纸都承认大会是那样一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说，法国的无产阶级是拥护我们的。
我再从意大利的报纸上引一小段话。人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切断我们同全世界的联系，其他国家的社会党报纸到了我们这里都成了稀世珍品。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件珍品，一份意大利的《前进报》——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意大利社会党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一向反对战争，现在又决定拒绝出席伯尔尼黄色分子的代表大会，即旧国际的代表大会，因为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协同本国政府拖延这场万恶战争的人。直到现在，《前进报》的出版都受到严格的检查。但在这一份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报纸上，我看到一篇报道卡夫里阿戈这个小地方（大概是个极偏僻的地方，因为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党内生活的通讯，发现那里的工人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他们报纸的不调和精神表示赞许，并说他们赞同德国的斯巴达克派，赞同“Sovietstirussi”——这个词虽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但全世界都能懂得。他们在向俄国的“苏维埃派”致敬，并表示希望俄国和德国革命者的纲领能为全世界接受，能帮助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军事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当你读到意大利的某个波舍霍尼耶[2]的这个决议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对自己说：意大利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意大利的群众懂得俄国的“苏维埃派”是怎么回事，懂得俄国“苏维埃派”和德国斯巴达克派的纲领是怎么回事。可我们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纲领哩！我们同德国斯巴达克派没有任何共同的纲领，而意大利的工人不理睬他们在本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所看到的一切，不理睬这些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所收买的、发行几百万份的报刊对我们的诽谤。这些报刊欺骗不了意大利的工人。意大利工人懂得斯巴达克派和“苏维埃派”是怎么回事，并说他们赞同两派的纲领，尽管那时根本没有这样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很容易完成的。我们只要把工人们，甚至那些住在某个偏僻地区、被警察和军队的警戒线同我们隔绝开来的工人们意识中和心灵上已经深深印下的东西写成纲领就成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容易地、同心同德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通过了一致的决定。我们深信，这些决定一定会在各国无产阶级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同志们，苏维埃运动这种形式已经在俄国取得胜利，目前正在全世界传播，单是它的名称就给工人提供了一整个纲领。同志们，我希望我们这些非常荣幸地使苏维埃形式取得胜利的人，不会落到让人说我们骄傲自大的地步。
同志们，我们很清楚，我们之所以最先参加了苏维埃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准备同别国工人一样好，或者比他们更好，而是因为我们不如他们。正因为如此，我们所对付的敌人是最野蛮最腐败的敌人，正因为如此，革命从表面看才有那样磅礴的气势。但是我们也知道，我国的苏维埃至今还存在着，它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产生这些困难的根源是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以及一年多来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太重，因为我们是在四面受敌和遭受到（这一点你们都非常清楚）难以设想的痛苦、严重的饥荒和可怕的灾难这样一种情况下孤军作战。
同志们，那些直接或间接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总想挑起工人的不满，说工人现在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我们对工人说：是的，苦难是很深重，我们也不向你们隐瞒。我们对工人就是这样说的，工人们根据亲身的经验对此也深有体会。你们都看到，我们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不仅是为了使我们的孩子一提起资本家和地主就想到史前的怪物，而且是为了使全世界的工人同我们一起获得胜利。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已经在全世界赢得工人的同情，它向我们表明，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鼓掌）资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还会猖狂肆虐，现在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杀害社会主义的优秀人物和优秀代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惨遭白卫分子杀害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决不去同资产阶级妥协，我们要同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在经历了战争的痛苦、折磨和灾难之后，既然全世界的群众都在为复员而斗争，都感到自己受了骗，都懂得了资本家（他们为了确定让谁得到更多的利润而杀死了几千万人）加在他们身上的捐税负担是多么沉重，既然如此，这些强盗的统治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人人都懂得了“苏维埃”这个词的含义，这样，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曾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现在又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鼓掌）将来他们一定还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鼓掌）
载于1919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俄共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5—520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7—512页。——编者注
[2]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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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1919年2—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1]
（1919年2—3月）
1
议程草稿
（2月）
国际联盟宪兵。
各国党的报告
成立第三国际
纲领问题
（α）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β）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
（γ）剥夺和社会化
策略问题
（δ）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
（ε）Маз.кр.[2]
对其他政党的态度
组织问题。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501页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几个草稿
（2月底—3月初）
1．主要的“论据”：这是什么东西？
2．非阶级的提法。
3．历史教导说：从来就有专政。
4．压迫机器。
————
脑子里还是通常的发展路线和发展速度。
不理解（或“像征性地”理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
“规律”：民主愈多，不可调和的敌对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旦尖锐起来，就愈可能发生大暴行或国内战争（克伦斯基时期的俄国……瑞士——罢工和示威游行；美国对黑人、对国际主义者；1919年1月的……德国）。
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两个最重要的口号，是典型：它们的实际状况。
“平等”……被剥削者同剥削者的。
“自由”……剥削者的。
曲折发展的具体表现，
经济危机
群众破产
资产阶级大发横财
帝国主义者肆意进行侵略和掠夺
威廉二世被彻底揭露和目前的协约国
四年战争中风气的变化
变得野蛮、残暴：一切都使用暴力
技术的奇迹：为了什么？尸积如山。
危机的重担：谁承担。
在资产阶级独裁的条件下投票表决
让全体表决者“理解”，还是墨守成规？
“代表和镇压”！
资产阶级行政机构。
总结＝资产阶级专政，
[它被伪善地用全民族的口号掩盖起来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劳动群众的民主……
—→占大多数的“人民”……
————
1．民主共和国＝镇压的机器。
2．代表和镇压。
3．脱离群众。
4．资产阶级的机构。
5．集会“自由”（剥削者的自由）。
6．“平等”……出版（剥削者的）。
补6：战前的民主和国内战争。
7．扩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用它偷换社会主义。
8．革命＝尖锐化的阶级斗争。
9．战争及其后果。
10．1919年1月的德国。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9—540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34—538页。——编者注
[2]这两个词的意思弄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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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埃·斯坦格（1919年3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致埃·斯坦格[1]
（1919年3月2日）
致斯坦格同志
主席团请斯坦格同志作为主席团第五位委员参加今天的会议。
列宁[2]
1919年3月2日
原文是德文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32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520页。埃米尔·斯坦格是出席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挪威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编者注
[2]签署该文献的还有弗·普拉滕，麦·阿尔伯特和古·克林格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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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1919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1]
（1919年2月）
关于提纲
第1条——改写成为一个讲实际政策的论点。承认：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成熟
现在进行这一革命是必要的
要转变为国内战争，作为对历史性口号的确认。
第2条——加上：在1914—1918年这次战争中。
第2条（补）
着重强调“国际联盟”和“社会和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骗人的口号。
第3条——强调“打碎”国家机器……和专政，同机会主义者和“中派”针锋相对。
第4条——为革命和武装起义作准备。
据此精神进行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扩大）。
第5条——绝对要（加进）：像李卜克内西那样。
第6条——加上：鉴于资产阶级到处对合法性进行（对帝国主义说来是）典型的破坏和限制。
第7条和第8条——同专政并提。
第9条——公社和苏维埃（不是一定要“苏维埃”）类型的。
第10条——加上：右派=阶级敌人中派=动摇的小资产阶级
+加上：马克思主义分裂了，右派和中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已不适宜，把左派团结起来的必要性。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502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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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1919年2月下半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1]
（1919年2月下半月）
现在，在俄国很少能得到外国报纸。看来协约国“讲民主的资本家们”正在变本加厉地对我们进行封锁。他们害怕美、英、法有教养的工人了解粗俗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生怕这个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的人们知道布尔什维主义在西方的胜利。
但是，不管新“神圣同盟”的宪兵队怎样卖力，真理终究是掩盖不住的！
近来，我看到几张柏林《自由报》，即所谓“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第74号（1919年2月11日）的第1版上登载了一篇长长的宣言《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署名是党中央委员会和该党在德国立宪会议中的党团。这个宣言的思想，或者确切些说宣言的无思想性，不仅对德国的工人运动，而且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值得仔细研究一下。
但是，首先我想说几句同个人经历的往事有关的题外话。从独立党党团成员的署名中，我顺便看到了泽格和劳坎特的名字，不由想起了三年前的事。在伯尔尼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会议上，我有机会见到了劳坎特。这个颇有影响的柏林工人，给人以双重印像：一方面，在群众中从事严肃的革命工作，另一方面，极端缺乏理论[2]，目光极为短浅。劳坎特不赞成我对考茨基（独立党人的思想“领袖”，或者说，他们的无思想性的领袖）的激烈抨击，但是，当我对自己蹩脚的德语觉得没有把握，把我用德文写的一篇简短发言稿[3]给他看时，他并没有拒绝帮助我。在这篇讲稿里，我引用了“美国的倍倍尔”即尤金·德布兹的声明，说他宁愿被枪毙，也不同意投赞成票给帝国主义战争拨款，说他德布兹只同意参加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战争。另一方面，当我非常气愤地把考茨基这个家伙在一篇文章中把工人上街斥为冒险（而且是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地方指给劳坎特看时，他却耸耸肩膀，十分平静地（真把我气死了）回答我说：“我们的工人已经不那么认真地读它了！难道我非得同意考茨基的每一句话不成？”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5—486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79—480页。——编者注
[2]手稿中大概遗漏“兴趣”或“知识”一词。——俄文版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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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给欧美工人的信[1]
（1919年1月21日）
同志们！我在1918年8月20日给美国工人的信的末尾说，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还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2]。我还说，工人们正在同本国的龚帕斯和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在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
从写这几句话到现在还不到5个月，但是必须说，由于各国工人转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段时间内异常迅速地成熟起来了。
那时，1918年8月20日，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同帝国主义大战（1914—1918年）期间遭到可耻破产的旧国际即第二国际（1889—1914年）断然决裂。只有我们党完全走上了新的道路，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强盗勾结因而名声扫地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抛弃了各个正式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一贯奉行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采取了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现在，1919年1月12日，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以前沙皇帝国疆界之内的拉脱维亚、芬兰、波兰，而且在西欧的奥地利、匈牙利、荷兰以至德国，都有了这样的政党。现在，拥有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这些闻名世界的领袖和工人阶级忠诚拥护者的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已经同谢德曼、休特古姆这类社会党人，这类同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强盗和威廉二世勾结而使自己遗臭万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彻底断绝了联系，并已改称“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第三国际还没有正式成立，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
现在，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真诚的社会党人都不会看不到，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和休特古姆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英国的韩德逊和维伯之流、美国的龚帕斯之流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是多么无耻地背叛了社会主义。这场战争非常清楚是一场反动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从德国方面来看是这样，而且从英、法、意、美等国资本家方面来看也是这样，这些资本家现在就已经为分赃（瓜分土耳其、俄国、非洲殖民地和波利尼西亚殖民地以及巴尔干等等）不均争吵起来了。威尔逊和“威尔逊分子”关于“民主”、“各民族联合”的虚伪词句很快就被事实揭穿了，因为我们看到，法国资产阶级占领了莱茵河西岸，法国、英国、美国的资本家占领了土耳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俄国的一部分（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巴库、克拉斯诺沃茨克、阿什哈巴德等地），而意法之间、法英之间、英美之间、美日之间因分赃不均而造成的敌对情绪还有增无已。
在协约国中，固然有畏首畏尾的、很不彻底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社会党人”，他们昨天保卫“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今天也只是假惺惺地“抗议”武装干涉俄国。但除这种人外，今天还有愈来愈多的人正沿着共产主义道路，沿着马克林、德布兹、洛里欧、拉查理、塞拉蒂的道路前进，他们懂得，只有推翻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议会，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压倒帝国主义，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保证持久和平。
那时，1918年8月20日，只有俄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而“苏维埃政权”即全部国家政权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看来还只是（而事实上也只是）俄国的制度。
现在，1919年1月12日，不仅在以前沙皇帝国疆界之内的拉脱维亚、波兰、乌克兰，而且在西欧各国，无论是各中立国（瑞士、荷兰、挪威）还是遭受战祸的各国（奥地利、德国），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苏维埃”运动。德国（作为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特别重要，特别有代表性）的革命一开始就采取了“苏维埃”形式。德国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代表“斯巴达克派”反对卑鄙的叛徒谢德曼、休特古姆之流同资产阶级勾结的斗争，都清楚地表明，历史是怎样对德国提出问题的：
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议会——不管是打什么幌子（“国民”会议也好，“立宪”会议也好）的议会。
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而且完全应该这样说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或第二阶段。第一步是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实质和意义所作的天才分析表明，公社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一切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都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这种镇压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一切走狗，一切剥削者，当开始推翻他们、开始剥夺剥夺者时，总要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拼命进行反抗。
资产阶级议会，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最民主的议会，由于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镇压千百万劳动者的机器。过去，我们的斗争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社会党人，为劳动者摆脱剥削而斗争的战士，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当作讲坛，当作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一个基地。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提上日程，如果现在仍然只是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即资产阶级民主上面兜圈子，把资产阶级民主美化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还存在，普选制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工具，——如果这样，那就是无耻地背叛无产阶级，跑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那边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布尔什维克报刊从1915年起就时常提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三个派别，现在在德国的流血斗争和国内战争中看得特别清楚。
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各国工人都知道的名字。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协约国，这个名字像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限忠诚，像征着一心一意、舍死忘生、坚决无情地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精神，像征着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誓死斗争，即使“自己的”国家正沉浸在帝国主义胜利的狂热气氛中也敢以死相拼的气概。德国社会党人中一切正直的真正革命的分子，无产阶级中一切优秀的坚定的战士，一切义愤填膺和革命决心愈来愈大的被剥削群众，都是同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一起前进的。
同李卜克内西对立的是谢德曼、休特古姆之流以及为德皇和资产阶级效命的一帮小人。这是一些同龚帕斯和维克多·伯杰之流、韩德逊和维伯之流、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一样的社会主义叛徒。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工人上层分子，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些人叫作“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像我们称呼俄国的休特古姆之流即孟什维克那样），美国优秀的社会党人则送给他们一个惟妙惟肖的外号：“laborlieutenantsofthecapitalistclass”——“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这是一种最新式、最“摩登”的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因为一切先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掠夺（不论是实行殖民压迫，还是用金融手段从形式上独立的弱小民族身上榨取“油水”）的世界人口要超过“本”国人口许多倍。因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可能得到“超额利润”，并用其中的一部分来收买无产阶级的某些上层分子，把他们变成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害怕革命的小资产阶级。
介于斯巴达克派和谢德曼辈之间的是摇摆不定、没有主见的“考茨基分子”，考茨基的志同道合者。他们在口头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则是完完全全从属于别人的——今天从属于资产阶级和谢德曼分子，明天又从属于斯巴达克派，半条心跟前者走，半条心跟后者走。他们是些没有思想、没有主张、没有策略、没有廉耻、没有良心的人。他们生动地体现了庸人的慌张情绪，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一旦革命爆发又不能理解它，而且像叛徒一样去捍卫一般“民主”，也就是在实际上捍卫资产阶级民主。
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凡是有头脑的工人，都能从本国那种由于民族条件和历史条件不同而与别国不同的环境中认出社会党人或工会工作者的上述三大派，因为帝国主义战争和已经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造成了同样的思想政治流派。
※※※
上文是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惨遭艾伯特和谢德曼政府卑鄙杀害以前写的。这些刽子手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竟让德国的白卫分子即神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看家狗私刑杀害了罗莎·卢森堡，竟让他们以企图“逃跑”为借口从背后开枪杀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俄国沙皇政府在血腥地镇压1905年革命时，也屡次借口被捕者“逃跑”而加以杀害），而且这些刽子手还利用貌似清白、貌似超阶级的政府的威望替白卫分子打掩护！这些所谓的社会党人杀人手段的卑鄙无耻，非笔墨所能形容。显然，历史选择了一条途径，让“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表演达到野蛮、卑鄙和龌龊的“顶点”。让考茨基派傻瓜们在他们的《自由报》上大谈什么由“所有的”“社会”党的代表组成“法庭”吧（这些奴性十足的家伙仍旧把刽子手谢德曼之流叫作社会党人）！这些具有庸人的愚蠢和市侩的怯懦的英雄们甚至不懂得法庭是国家政权机关，而德国的斗争和内战正是为了解决政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是由刽子手和杀人犯谢德曼辈及颂扬“纯粹民主”的考茨基辈为之“效劳”的资产阶级掌握呢，还是由将要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并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无产阶级掌握。
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锻炼出进行殊死斗争的坚强意志。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1917年夏天我们俄国发生“七月事变”的时候，俄国的谢德曼之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用“国家”的名义为白卫分子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打掩护，工人沃伊诺夫因为散发布尔什维克小报，在彼得格勒街头被哥萨克活活打死。根据经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这些“胜利”，只会使群众很快抛弃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全民投票”等等的幻想。
现在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发生了一些动摇。一部分人意识到：在俄国帮助白卫分子、为最黑暗反动的君主派和地主效劳的盟国军队现在已经开始瓦解；继续进行武装干涉，企图征服俄国，就要长期保持上百万的占领军，这样做必然会把无产阶级革命极其迅速地带到协约国各国去。德国占领军在乌克兰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协约国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仍然主张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主张用“经济包围”（克列孟梭）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英法两国所有为资产阶级效命的报刊，即被资本家收买的大部分日报，都预言苏维埃政权很快要垮台，都竭力渲染俄国人民饥饿的惨状，胡说俄国情况“一团糟”，苏维埃政府“长不了”。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队，在协约国的军官、弹药、金钱和辅助部队的支援下，切断了俄国饥饿的中部和北部同最富饶的产粮区——西伯利亚和顿河区的联系。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其他工业中心，工人们忍饥挨饿，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假使工人群众不懂得他们是在保卫俄国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是绝对忍受不了协约国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往往以不派“自己的”军队的伪善保证作掩护，与此同时，运往俄国的“黑人”部队以及弹药、金钱、军官却源源不断）使他们遭受的这种灾难，这种饥饿痛苦的。
“盟国”军队和白卫军占据着阿尔汉格尔斯克、彼尔姆、奥伦堡、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库、阿什哈巴德，但是“苏维埃运动”攻克了里加和哈尔科夫。拉脱维亚和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工人们看到，他们承担巨大牺牲是值得的，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正在全世界发展、扩大、增长和巩固。每作一个月的艰苦斗争和巨大牺牲，都使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事业得到加强，而使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遭到削弱。
剥削者还相当强大，他们还能继续杀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还能使被占领或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遭到更大的牺牲和痛苦。但是，全世界的剥削者无力阻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将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永远免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
尼·列宁
1919年1月21日
载于1919年1月24日《真理报》第1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54—462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42—449页。——编者注
[2]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6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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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格·瓦·契切林（1918年12月27日或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致格·瓦·契切林[1]
（1918年12月27日或28日）
契切林同志：为了建立第三国际，我们应赶快（在“斯巴达克派”[2]离开之前由中央委员会批准）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比如，1919年2月1日在柏林（公开地）或在荷兰（秘密地）举行）
总之要很快
为此需要
（一）制定纲领的基本原则（我看可以
（α）采取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委托布哈林写成提纲，表述要尽量简洁。请同布哈林商量一下——或许可以部分采用我的党纲草案[3]
（β）其次采取《斯巴达克联盟的愿望是什么？》。
α+β足以明确地提供纲领的基本原则；
（二）规定第三国际（与社会爱国主义者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基础（组织方面的）；
（）大致按三种类型提出党派名单
（αα）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已经是站在第三国际立场上并完全拥护正式建立第三国际的党派；
（ββ）接近于此点的，我们期待它们接近和合并的党派；
（γγ）社会爱国主义各党内部或多或少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集团和派别。
我提出一份大致的名单（第4页）[4]，尚需仔细补充。
我们邀请谁参加我们的代表会议呢？仅仅邀请αα+ββ+γγ和仅仅邀请这样一些人，他们（1）坚决主张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即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直接或间接地拥护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决裂；（2）赞成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赞成无产阶级专政；（3）原则上赞成“苏维埃政权”，反对把我们的工作局限于资产阶级议会活动、服从于资产阶级议会活动，赞成苏维埃政权是更高级的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政权类型。
也许，需要补充一点：我们并不建议第三国际所有党派立即叫做“共产党”，但是我们要把坚决摒弃“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名称而改称共产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讨论）。
论据：理论方面的恩格斯和马克思
历史方面的第二国际的破产
社会爱国主义的耻辱
实践方面的已经改称的有
俄国
芬兰
德意志
奥地利
荷兰
匈牙利
此事请赶快着手，并同布哈林一道根据上述各点拟出一个草案。请马上答复，简短些也可以。
敬礼！
列宁
无论如何不能拿“齐美尔瓦尔德派”作尺度。
（αα）斯巴达克联盟（德国）
芬兰共产党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
αα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匈牙利共产党
荷兰共产党
俄国共产党
乌克兰共产党
爱斯兰共产党
拉脱维亚共产党
ββ保加利亚紧密派
罗马尼亚党？
γγ瑞士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和青年派
ββ苏格兰社会党
αα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
ββ挪威社会民主党
ββ丹麦社会民主党（玛丽·尼尔森）和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工团主义者
γγ法国洛里欧小组
ββ美国的“同盟”
（或德布兹的志同道合者？）
我们指望接近和合并的英国社会党……ββ
意大利社会党……ββ[5]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38—441页。——编者注
[2]指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爱·富克斯。1918年12月底富克斯由柏林来到莫斯科向列宁介绍德国形势。——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72—493页，第34卷第65—71页。——编者注
[4]名单见本信末尾。——编者注
[5]1918年12月31日列宁收到了为他准备的一份说明以上名单中的党派和组织的材料。除列宁提出的组织外，材料还提到8个组织，并提出邀请中国、朝鲜和波斯的革命工人代表作为来宾参加代表会议。同一天，列宁还收到受他委托并按他的建议拟出的题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呼吁书草案。列宁对草案作了许多原则性修改和补充。现将草案第1章（《宗旨和策略》）的部分文字连同列宁作的修改摘录如下（列宁的补充和修改用黑体字印出，勾掉的文字括在方括号里）：
“我们认为，新的国际应以承认这里作为纲领提出的、根据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制定的下述原则为基础。
‘斯巴达克联盟’的纲领已在他们的小册子《斯巴达克联盟的愿望是什么？》中作了阐述，而且我们即将用各种语言（具体说明哪些）予以再版。
1.当前的时代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瓦解和崩溃的时代，如果资本主义及其无法解决的矛盾不被消灭，这种瓦解和崩溃也将意味着整个欧洲文明的崩溃。
2.现在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立即夺取国家政权。而夺取国家政权就是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组织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
3.这个新的政权机构应当体现工人阶级的（在某些地方——则是和农村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的）专政，即应当成为系统镇压剥削阶级和剥夺剥削阶级的工具。不是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那是金融寡头政治的伪善形式——及其纯粹形式上的平等，而是有可能实现［广大］劳动群众自由的无产阶级民主；不是议会制，而是这些群众［自己］通过他们选出的机构实行的自治；不是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而是群众自己建立的、由这些群众［广泛］真正参加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管理机构——无产阶级国家就应当是这种类型的。苏维埃或者类似组织的政权就是这种国家类型的具体形式。
4.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成为立即剥夺资本和［实现完全无偿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使之变成全民所有制的杠杆。
对大工业及其组织中心即银行实行社会化（社会化应理解为废除私有财产，使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由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管理），没收地主土地，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进行社会化；垄断大商业；对城市和地主庄园中的大房产实行社会化；实行工人管理并把经济职能集中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手中——这就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在第2章（《对待社会党的态度》）中，列宁对第11项进行了修改：“最后，必须吸引那些虽未公开拥护左派即革命派、但在其发展中显示出这种倾向的无产阶级团体和组织。”列宁在列出那些被邀请派代表参加大会的政党、团体和派别的第12项中，建议把“洛里欧小组（法国）”改为洛里欧的“志同道合者”或“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团主义运动内部基本上同洛里欧观点一致的团体和组织”。此外，列宁还提出了邀请“日本党”的问题。
在第3章《组织问题和党的名称》之后，列宁写了有关发表呼吁书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意见。
1919年1月列宁在一些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团体的座谈会上提出了题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呼吁书草案。座谈会经过讨论后通过了这个草案。1919年1月24日，呼吁书在报刊上发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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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扎钦托·塞拉蒂（1918年1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致扎钦托·塞拉蒂[1]
1918年12月4日
亲爱的塞拉蒂同志：
谨向您和拉查理同志致良好的祝愿。我们都希望在意大利以及协约国其他国家里很快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热忱地握您的手！
向意大利同志们致敬！
永远属于您的列宁
原文是法文
载于1920年《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年鉴》（米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215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1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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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给美国工人的信[1]
（1918年8月20日）
同志们：有一个参加过1905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我的这封信由他带给你们。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美国革命无产者正是在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新最强的、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全世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的帝国主义。正是在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们，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因为他们赞同英日野兽们为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发动的武装进攻，不管这种赞同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公开的还是伪善地掩盖起来的，都是一样。
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这种战争，同那些因帝王、地主、资本家瓜分已夺得的土地或已攫取的利润而引起的掠夺战争（像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较起来，是不多见的。这是美国人民反对英国强盗的战争，这些英国强盗当时压迫美国，使它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就像这些“文明的”吸血鬼现在压迫印度、埃及和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使他们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一样。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去了150年。资产阶级的文明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美国就人的联合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就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来说，都在自由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小撮亿万富翁肆意挥霍，穷奢极欲，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却永远濒于赤贫境地。曾经给世界树立过以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奴隶制榜样的美国人民，竟沦为一小撮亿万富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充当雇佣刽子手的角色，为了满足富有的恶棍们的愿望，1898年在“解放”菲律宾的借口下扼杀了菲律宾，1918年又在“保卫”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受德国侵略的借口下来扼杀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四年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并没有白白过去。英德这两个强盗集团的恶棍们对人民的欺骗，已被不可争辩的明显事实彻底揭穿了。四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运用在强盗分赃战争上就是：谁最富最强，他聚敛的财富就最多，掠夺的就最多；谁最弱，他遭到的掠夺、蹂躏、压榨和扼杀就最厉害。
英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拥有的“殖民地奴隶”的数量来说是最强的。英国资本家不但没有丧失“自己的”（也就是他们在数百年间掠夺来的）一寸土地，反而夺取了德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夺取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扼杀了希腊，并已开始掠夺俄罗斯了。
德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的”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说是最强的，但就拥有殖民地来说是较弱的。他们失掉了所有的殖民地，却抢劫了半个欧洲，扼杀了大批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从交战双方来看，这是多么伟大的“解放”战争！两个集团的强盗们，英法资本家和德国资本家们，同他们的走狗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一起，多么出色地“保卫了祖国”！
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处在最安全的地理位置上。他们聚敛的财富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进贡者。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一块美元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缔结的各种肮脏的秘密条约的污迹，为了分赃、为了在压迫工人和迫害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方面互相“帮助”而缔结的各种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图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1000万死者和2000万残废者的血迹，他们在这场为了确定英国和德国强盗谁争得更多赃物、英国和德国刽子手谁在摧残世界弱小民族方面占首位而展开的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血流成河。
如果说德国强盗在军事屠杀的残暴性方面打破了纪录，那么英国强盗不仅在夺得的殖民地的数量方面，而且在玩弄令人厌恶的虚伪手法的高超方面，也打破了纪录。正是现在，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用几百万份报纸来散布诽谤俄国的言论，同时却虚伪地把自己对俄国的掠夺性进攻说成是要“保卫”俄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
要驳倒这种卑鄙龌龊的谎话，用不着多费唇舌，只要指出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够了。1917年10月，俄国工人刚把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推翻，苏维埃政权，革命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就公开向所有交战国建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公正的和约，充分保证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的和约。
正是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正是他们甚至拒绝同我们商谈普遍和约！正是他们背叛了各国人民的利益，正是他们延长了帝国主义大厮杀！
正是他们一心指望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而拒绝了和平谈判，从而使得同样是掠夺成性的德国资本家能够为所欲为，把兼并性、强制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强加给俄国！
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归“罪”于我们的这种虚伪手法更可恶的了。恰好是当时能够把布列斯特谈判变为各国都参加的缔结普遍和约的谈判的那些国家的资本家们，现在竟来“责难”我们！靠掠夺殖民地、靠各民族间的大厮杀发了财的残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布列斯特谈判之后又把战争延长了将近一年之久，却“责难”我们这些曾向所有国家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布尔什维克，“责难”我们这些撕毁了以前沙皇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罪恶秘密条约并把它们公布出来使它们当众出丑的布尔什维克。
全世界的工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都欢迎我们，同情我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因为我们斩断了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帝国主义肮脏条约、帝国主义压迫的锁链，因为我们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而争得了自由，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虽然遭受过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和掠夺，但仍然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
毫不奇怪，国际帝国主义匪帮因此憎恨我们，“责难”我们，帝国主义者的一切仆从，包括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内，也“责难”我们。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正如同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的同情一样，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为了把政权转到工人手中，为了开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包括牺牲一部分国土，包括在帝国主义面前遭受严重失败，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谁不用行动证明他有决心为了真正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使“他的”祖国承担最大的牺牲，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英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就是说，为了夺取世界霸权，不惜彻底毁灭和扼杀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一大批国家。那么，社会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使全世界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压迫，为了争取普遍的持久的和平，难道因为找不到一条没有牺牲的道路就应当观望等待吗？难道因为不能“担保”轻易获得胜利就应当害怕开始战斗吗？难道应当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祖国”的安全和完整置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之上吗？应当百倍地鄙视抱有这种想法的国际社会主义的败类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奴才。
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们“责难”我们同德帝国主义达成了“协议”。十足的伪君子！一群恶棍！他们看见“他们”本国工人对我们表示同情而吓得发抖，竟诽谤起工人政府来了！但是他们的伪善面孔一定会被揭穿。他们假装不懂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本国和外国的）达成协议来反对工人，反对劳动者；另一种是为了保卫战胜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工人，为了无产阶级能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对立，而同具有一种色彩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来反对具有另一种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
实际上，每一个欧洲人都很清楚这种差别，而美国人民，正像我就要指出的，在他们本国的历史中特别具体地“感受到了”这种差别。协议和协议不同，正如法国人所常说的：fagotsetfagots[2]。
当德帝国主义强盗在1918年2月派兵进攻没有武装的、把军队复员了的、在国际革命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信赖无产阶级国际声援的俄国时，我毫不犹豫地和法国君主派达成了一种“协议”。一位口头上同情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忠心为法帝国主义效劳的法国上尉沙杜尔，领了一个叫让·吕贝尔萨克的法国军官来见我。让·吕贝尔萨克向我声明：“我是一个君主派分子，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德国失败。”我答道，这是很自然的（celavasansdire）。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和让·吕贝尔萨克达成“协议”，利用愿意帮助我们的、精通爆破技术的法国军官去破坏铁路线，以阻止德国人的进犯。这是每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赞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协议”的范例。我和法国君主派分子握手时，明明知道我们当中每一方都很想把自己的“伙伴”绞死。但是，我们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为了对付向我们进攻的德国掠夺者，为了维护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我们利用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是掠夺性质的相反利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加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削弱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采用了在一切战争中都必须采用的最合理的手段——随机应变，迂回，退却，以便等待一些先进国家中迅速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成熟起来。
不管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怎样凶恶地号叫，不管他们怎样诽谤我们，不管他们怎样花费千百万金钱收买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和其他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报纸，如果英法军队对俄国的进攻需要我和德帝国主义强盗缔结这样的“协议”，我将毫不迟疑地这样做。我很清楚，我的策略将得到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一句话，整个文明世界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赞同。这样的策略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削弱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正在战胜国际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阵地。
而美国人民早就运用过这一策略，并给革命带来了好处。当美国人民进行反对英国压迫者的伟大解放战争的时候，压迫美国人民的还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现在的北美合众国的一部分领土当时就属于他们。美国人民在争取解放的艰苦战争中，为了削弱压迫者，为了加强从事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的人们的力量，为了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也曾和一些压迫者缔结“协议”去反对另一些压迫者。美国人民利用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这些压迫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反对英国压迫者。美国人民先战胜了英国人，然后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一部分是赎回的）。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常常会在实际上滚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像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比较少见）那样。
这些老爷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责难我们，说我们制造革命“混乱”，“破坏”工业，造成失业和饥荒。这些人明明欢迎和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或同继续进行这一战争的克伦斯基达成过“协议”，却发出这种责难，多么假仁假义！这一切灾难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罪孽。战争所引起的革命，不能不经受难以想像的困难和痛苦，那都是各民族间进行了多年的毁灭性的反动的大厮杀遗留下来的。责难我们“破坏”工业或制造“恐怖”，这是假仁假义，要不就是极其迂腐，不能理解被称为革命的那种尖锐到极点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
实质上，这一类“责难者”即使“承认”阶级斗争，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往往陷入要各个阶级“协议”与“合作”的小市民空想。因为在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在一切国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上的民主的限制，国内战争是不可想像的。只有甜言蜜语的牧师，不管是基督教牧师，还是沙龙的议会的社会党人这样的“世俗”牧师，才会看不见、不理解和感觉不到这种必然性。只有僵死的“套中人”〔33〕才会因此避开革命，而不在历史要求用斗争和战争来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时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战斗。
美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美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继承了这种传统，不止一次地表示完全同情我们布尔什维克。这种传统就是18世纪的反英解放战争以及后来19世纪的国内战争。1870年，美国在某些方面，如果只拿某些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来说，是落后于1860年的。但如果有人根据这点而否定美国1863—1865年国内战争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那该是多么迂腐、多么愚蠢呵！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懂得，为了推翻黑奴制度，为了推翻奴隶主的政权，就是使全国经历多年国内战争，遭受任何战争都避免不了的极严重的破坏和恐怖，也是值得的。可是现在要来解决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无比伟大的任务时，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辩护人以及被资产阶级吓倒的、躲避革命的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却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国内战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
美国工人是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他们将同我们一起，拥护反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世界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使我坚信这一点。我还记得美国无产阶级最爱戴的领袖之一尤金·德布兹的话，他在给《向理智呼吁报》（AppealtoReason）——似乎是在1915年底——写的一篇文章《我将为什么而战》（«WhatshallIfightfor»）里（1916年初，在瑞士伯尔尼一次公开的工人大会上，我曾引用过这篇文章[3]）说道：他，德布兹，宁愿被枪毙，也不会投票赞成给现在这场罪恶的反动的战争拨款；他德布兹只知道一种神圣的、从无产者观点看来是合理的战争，那就是反对资本家的战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战争。
威尔逊这个美国亿万富翁的头子、大资本家的奴仆把德布兹逮捕入狱，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让资产阶级去残酷地迫害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吧！他们愈是残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日子就来得愈快。
有人责难我们，说我们的革命造成了破坏……这些责难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正是资产阶级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中几乎毁灭了欧洲的全部文化，使欧洲陷入野蛮、粗野和饥饿的境地。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又要求我们不要在这些破坏的基础上、在文化的废墟中间、在战争造成的废墟中间进行革命，不要同那些被战争弄得粗野的人一起进行革命。这个资产阶级多么人道、多么公正啊！
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而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确定由英国强盗还是由德国强盗来称霸世界的战争中杀死了1000万人，使2000万人成了残废。
如果我们的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一共牺牲50万人或100万人，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充分地具体地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它是一切革命给我们的教诲，是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给工人留下的遗言。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在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惋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强硬，不够坚决。
我们知道，在一切国家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愈发展，反抗就愈厉害。无产阶级一定能摧毁这种反抗，在打垮资产阶级反抗的过程中完全成熟起来，最后取得胜利，取得政权。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80页。——编者注］。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的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假定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不符合事实），假定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项工作中，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我们的农民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的一夜之间就一举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并且现在逐月地克服着莫大的困难，自己纠正自己的失误，切实地解决着极困难的任务：创造新的经济生活条件，同富农作斗争，保证土地掌握在劳动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富人手里），向共产主义的大农业过渡。
我们的工人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大工厂收归国有，现正通过日常的艰苦的劳动学习管理整个工业部门的新业务，克服因循守旧、小资产阶级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巨大的阻力，使国有化企业走上正轨，用一块块基石为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工会对其会员的新的权力奠定基础。
我们的苏维埃，远在1905年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人民群众现在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让学究们或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或议会制偏见的人们在谈到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时候去摇头耸肩表示不解吧。这些人在1914—1918年的大转变时期既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的民主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最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相结合，——这样的结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也是保守的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形式容纳不了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不会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不会像密纳发那样一下子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大书特书形式上的平等和集会权利，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的宪法则抛弃形式上平等的虚伪词句。当资产阶级共和派推翻帝制时，他们并不关心君主派同共和派的形式上的平等。现在要来推翻资产阶级了，只有叛徒或白痴才会极力为资产阶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如果所有好的建筑物都让资产阶级占去了，“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不值。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好的建筑物从富人手里全部夺了过来，并把所有这些建筑物交给了工人和农民，供他们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我们的集会自由——劳动者享受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
正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深信，不管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会遭到什么灾祸，它是不可战胜的。
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疯狂的帝国主义的每一次打击，国际资产阶级使我们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会激励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斗争，使他们从惨重的牺牲中受到教育，使他们受到锻炼，激发起新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
我们知道，美国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帮助也许还不会很快到来，因为革命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速度（也不能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内还不可能爆发。我们指望国际革命必然发生，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像傻瓜一样指望它在某个短时期内必然发生。我们国家有过两次大革命（1905年和1917年），所以知道革命是不能按定单或协议制造的。我们知道，形势把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队伍推到前面，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俄国特别落后；我们知道，在国际革命爆发之前，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到失败还是可能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人类不会毁于帝国主义大厮杀，而一定会战胜它。第一个打碎帝国主义战争的沉重锁链的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在打碎这条锁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但是我们把它打碎了。我们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旗帜。
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像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但这些队伍是存在的，他们比我们人数众多，他们正随着帝国主义继续肆虐而日益成熟起来，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工人们正在同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谢德曼、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在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
总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尼·列宁
1918年8月20日
载于1918年8月22日《真理报》第17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64页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7—63页。——编者注
[2]都是柴捆，各有不同。——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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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四、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国别和政党有表决权的代表票数
（1）德国共产党麦克斯·阿尔伯特（胡戈·埃贝莱因）5
（2）俄国共产党弗·伊·列宁，列·达·托洛茨基，格·叶·季诺维也夫，
约·维·斯大林，尼·伊·布哈林，格·瓦·契切林。
有发言权的代表：
瓦·瓦·奥博连斯基（奥新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
5
（3）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伊·格鲁贝尔（卡尔·施泰因哈特），克·佩京3
（4）匈牙利共产党安德烈亚什·鲁德尼扬斯基3
（5）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奥托·格里姆隆德3
（6）挪威社会民主党埃米尔·斯坦格3
（7）瑞士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弗里茨·普拉滕3
（8）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波里斯·雷恩施坦5
（9）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保加利亚紧密派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3
（10）波兰共产党约·斯·温什里希特（尤罗夫斯基）3
（11）芬兰共产党于尔约·西罗拉，库勒沃·曼纳，奥托·库西宁，
伊万·拉希亚，埃诺·拉希亚
3
（12）乌克兰共产党尼·阿·斯克雷普尼克，谢·伊·霍普纳尔3
（13）拉脱维亚共产党卡尔·盖利斯1
（14）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卡吉米尔·盖德里斯1
（15）爱沙尼亚共产党汉斯·佩格尔曼1
（16）亚美尼亚共产党古尔根·艾库尼1
（17）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古斯塔夫·克林格尔1
（18）俄国东部各民族联合小组加济兹·亚雷莫夫，胡塞因·贝肯塔也夫，
穆罕默德·阿尔吉米罗夫，曼苏罗夫，
卡希莫夫1
（19）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昂利·吉尔波1
国别和政党有发言权的代表
（20）捷克共产主义小组甘德里利亚
（21）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小组斯·焦罗夫
（22）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伊里亚·米尔基奇
（23）英国共产主义小组约瑟夫·法因贝格
（24）法国共产主义小组雅克·沙杜尔
（25）荷兰社会民主党小组塞·尤·鲁特格尔斯
（26）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
（27）瑞士共产主义小组莱亚·卡谢尔
（28）土耳其斯坦支部东部各民族
共产主义组
织中央常务
局各支部加济兹·亚雷莫夫，
（29）土耳其支部穆斯塔法·苏卜希，
（30）格鲁吉亚支部田吉兹·日根季，
（31）阿塞拜疆支部巴基罗夫，
（32）波斯支部侯赛因诺夫
（33）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刘绍周，张永奎
（34）朝鲜工人同盟凯恩（音）
（35）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
有表决权的代表共计……………………34
有发言权的代表共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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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1919年3月2日会议
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9年3月2日会议
1919年3月3日会议
1919年3月4日会议
1919年3月5日会议
1919年3月6日决议
1919年3月2日会议
预备会议经过讨论提出的代表会议参加者名单获得通过。名单并注明各代表所拥有的票数。
关于雷恩施坦同志（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资格：其书面代表证在托尔尼奥被扣留，本人是常驻国际执行局代表。他受命，如果成立新的左派国际，即出任新国际代表。雷恩施坦同志所述情况，经鲁特格尔斯同志证明属实。西罗拉同志证明，雷恩施坦同志1917年6月确曾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现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鲁特格尔斯同志缺少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签发的出席本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证，只有发言权。
鲁特格尔斯同志作为社会民主党（荷兰）创始人之一，作为过去该党常驻美国记者，可以作社会民主党代表，有发言权。
鲁特格尔斯同志带来日本社会党小组的一份议案（载l918年9月27日《真理报》）和致苏俄的贺词[1]；因他本人只是路过日本，在日本才停留六周，所以不能代表日本社会党小组。该小组不列名单。
克林格尔同志（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交来代表证。委员会确认埃宾格尔茨主席签字有效。通过。
确认俄国共产党代表资格有效。
德国共产党：阿尔伯特同志的书面代表证未能随身带来；其代表资格，列文同志（罗斯塔社）本可以证实，但他已在途中被捕。普拉滕同志证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在柏林通知他说，阿尔伯特同志被指派参加这次会议。现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瑞士社会民主党：该党自觉自愿赞成成立第三国际。普拉滕同志能代表该党明确提出此项主张。其书面代表证未带来。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立陶宛—白俄罗斯：越飞来电：两党已合并，代表证发给盖德里斯。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芬兰：中央委员会签字的代表证注明共有五名代表。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波兰：越飞来电，代表证发给温什里希特。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拉脱维亚：斯图契卡通过密码电报交来盖利斯的代表证。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爱沙尼亚：确认佩格尔曼代表资格有效。
挪威：交来格鲁津贝格代为转交斯坦奇同志代表证的全权证书。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交来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签发的代表证。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鞑靼、高加索山区各民族支部代表组成联合小组，拥有1票。其余代表有发言权。
亚美尼亚：确认艾库尼同志的代表资格有效。
匈牙利：确认鲁德尼扬斯基同志的代表资格有效。
确认捷克小组、保加利亚小组、南斯拉夫小组、法国小组和瑞士共产党人有发言权。
1919年3月3日会议
巴尔干革命联盟：拉柯夫斯基同志是该联盟书记，他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斯德哥尔摩代表该联盟，是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中的联盟代表。保加利亚紧密派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无一例外地，无保留地同意他的观点。确认代表资格有效。
确认乌克兰（两名）、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两名）、德意志奥地利（两名）代表资格有效。确认温什里希特同志为波兰代表（附代表证）。
1919年3月4日会议
确认巴拉巴诺娃同志为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代表，有发言权。
确认凯恩（音）同志为朝鲜工人同盟代表，有发言权。
1919年3月5日会议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同志有发言权。
1919年3月6日决议
吉尔波同志是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驻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把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看作是第三国际的基础。吉尔波同志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经常保持联系（前不久，还通过自己的妻子同洛里欧进行联系）。确认吉尔波同志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有效。
麦克斯·阿尔伯特
尤里叶·西罗拉
安·鲁德尼扬斯基
格·契切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1]见本卷收录的《普拉滕关于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汇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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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代表大会向乌克兰工人致敬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出席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乌克兰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乌克兰同志终于战胜了本地区的敌人，并向那些为协约国干涉乌克兰事务而叫好的分子表明，乌克兰工人和贫农不是为了任何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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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给红军的致敬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代表大会给红军的致敬电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苏维埃俄国红军致以亲切的问候，祝愿红军在抗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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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为早日开展工作起见，本届代表大会以选举方式成立必要的机构，但认为共产国际的正式组织机构应由下届代表大会根据执行局的报告来决定。
共产国际受执行委员会领导。执行委员会由大国共产党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下列各国共产党应立即派代表参加首届执行委员会：
俄国
德国
德意志奥地利
匈牙利
巴尔干联盟
瑞士
斯堪的纳维亚
凡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其他各国政党，将在执行委员会占有一席。
在外国代表尚未到达之前，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执行委员会所在国的同志承担。
执行委员会选举五人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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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秘书巴拉巴诺娃同志的报告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成员拉柯夫斯基、普拉滕、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兹决定：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就此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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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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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第三国际并定名共产国际。表决权的比例不变。各政党、组织和小组在八个月以内保有正式申请加入第三国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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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世界工人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告世界工人书
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代表大会谨向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及领导他们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表示感激和敬佩。
伟大的俄国革命使长期以来被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俄国革命在道德和伦理方面，在集体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为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在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做出了非凡的努力；俄国革命始终援助各国工人为反对独裁的军国主义政府而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必然会博得各国工人阶级普遍的赞扬，并使他们为之欢欣鼓舞。
在建立以劳动、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方面，俄国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大工业已全部收归国有，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各个部门则由委员会管理。颁布了劳动法令，从而实现了超越社会民主党原来最低纲领的一系列改革。法院、高等学校、医院、宫殿，总之，一切公共机关实际上都由人民接管。在其他各个生活领域，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已经开始，而且有的已经实现了。
革命把解放和改革的影响也扩展到农村。仅仅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把农民从富农的精神和物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够的。这种改革其实早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3月就已完成了。现在，村社和大型国有庄园在大力经营被没收的土地，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耕作。国家在大型国有庄园中采用最新农业科学发明成果，这种庄园堪称精耕细作的典范。
上述改革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增进人民的福利。
这一目的虽然尚未达到，俄国中部居民虽然还在忍受饥饿，日用品日益缺乏，但这不能归罪于苏维埃制度，归罪于布尔什维主义。恰恰相反，今天之所以能根本扭转克伦斯基和资产阶级民主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之所以能使俄国的经济生活维持现有水平，还多亏了苏维埃制度，多亏了布尔什维主义。
目前这种危机完全要由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外敌人负责，他们实行怠工，策划阴谋，进行武装干涉，迫使俄国用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立新型军队。
俄国全体人民尽管渴望和平，却勇敢地正视和承认了建军的必要性。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布尔什维主义是否有罪，是否应受指责，最好的检验办法就是让协约国不再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自卫。
为此，协约国不仅应停止派兵到俄国，从俄国港口撤军，而且应停止在俄国国内从事破坏活动，不再以金钱和武器装备支援反革命匪帮，因为，反革命匪帮失去了协约国的支援，很快就会自行瓦解。
这样，红军士兵就可以复员回家，优秀的工作人员、忠诚的组织者和熟练的工程师就可以由苏维埃政权自由调用，因而和平经济建设很快就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但是，不应当忽略，年轻的俄国工业离不开外国援助。现在协约国却禁止以前实际经营俄国工业的外国专家返回俄国，以此来破坏新经济的组织工作。协约国阻挠恢复和维持现有工厂，阻挠原料和燃料的运输，禁止向俄国输出机器、车厢和机车，以此来扼杀俄国工业，使人民饱尝失业的苦果。交通工具缺乏，使城市食品供应无法保证。农民得不到以前靠国外进口的必不可少的农具，致使粮食收成都成为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屡次正式表示，今后它仍愿得到外国工业和专家的帮助，并声明愿为此付出优厚的报酬，因为在目前，这种帮助是繁荣俄国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协约国对上述表示竟不屑理睬，对俄国，甚至对中欧大国以及中立国家进行威胁，施加压力，以达到对俄国实行严密封锁的目的。
各国劳动群众必须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为使这种要求具体化，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向各国人民提出以下行动纲领。
各国无产阶级的尊严、独立及其最基本的利益要求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手段，直至革命手段，实现下列要求。
1．协约国不干涉苏维埃俄国内政。
2．立即全部撤退目前驻在俄国欧亚地区的协约国军队。
3．放弃一切进行直接或间接干涉的政策，无论这种干涉的政策采取的是挑衅的形式还是给予俄国反革命分子或俄国反动匪帮以物质或精神支援的形式。
4．废除由本国、由俄国反革命分子或由俄国邻国所签订的旨在干涉苏维埃共和国内政的一切条约；立即召回协约国政府为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派到俄国北部和南部、罗马尼亚、波兰、芬兰、捷克的所有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
5．承认苏维埃政权，因为诞生18个月之久的苏维埃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也更具有威望。
6．恢复外交关系，包括派出正式驻俄代表（社会主义者），并承认俄国驻外代表。
7．和会接纳苏维埃政府代表为俄国人民唯一的代表。欧洲和约如果不经俄国参加审议和签订，则难以奏效。如果和会在没有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情况下，甚至在有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情况下，接纳把持各区域政府的傀儡作为全俄或俄国部分地区的代表，那是卑鄙可笑的，因为傀儡政府是协约国一手制造的，只是由于有协约国作靠山才能存在下去；而这群傀儡几乎都是个人野心家和利己分子。
8．停止经济封锁，否则俄国经济很快就会陷于崩溃，人民陷于饥饿。
9．恢复贸易往来，缔结贸易协定。
10．派遣数百名以至数千名工程师、技术指导、熟练工人，尤其是五金工人到俄国，使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在解决恢复交通、铁路和组织运输这一紧迫任务方面得到实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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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确认，只有全体工人阶级不分男女紧密团结、共同斗争，才能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赢得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女工愈来愈多；世界上至少有半数财富是由妇女创造的；此外，在建立新型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在向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过渡、改造家庭和对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教育方面（这种教育的宗旨是为苏维埃共和国造就有工作能力、充满合作精神的公民），无产阶级妇女的重要作用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一切，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提出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入党，并采取各种方法，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以新的社会风尚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伦理精神教育妇女。
只有在无产阶级妇女坚决和积极参加下，才能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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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
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杀人越货的制度。造成深重灾难的原始积累；宣扬圣经、传播梅毒、提倡酗酒、推行惨无人道的灭绝部落和民族的殖民地政策；贫穷、饥饿、千千万万被奴役的无产者体质赢弱，早年夭亡；血腥镇压奋起反抗压迫者的工人阶级；杀人如麻，把进行世界生产的场所变为制造死亡的刑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
大战爆发以来，统治阶级不仅使1000多万人横死沙场，9OOO万人成为残废，而且还在国内实行血腥的独裁。沙皇政府绞杀工人，残害犹太人，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奥地利帝国血腥镇压乌克兰和捷克工农的起义；英国资产阶级灭绝人性地杀害爱尔兰人民的优秀代表；德意志帝国主义在国内横行无阻，首先拿革命水兵开刀；在法国，凡是不愿保卫法国银行家利益的法国士兵都惨遭枪杀；在美国，资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施以私刑，判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20年苦役，对罢工工人实行武力镇压。
当帝国主义战争开始转变为国内战争，这些人类历史上罪大恶极的统治阶级的血腥统治行将垮台的对候，统治阶级变得更加残暴凶狠。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之残忍，就连中世纪的野蛮暴行、宗教裁判以至殖民主义的抢杀掠烧也都相形见绌。
目前，面临灭顶之灾的资产阶级正从肉体上消灭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力——无产阶级，从而赤裸裸地暴露出资产阶级丑恶的反动本质。
俄国将领，这一群沙皇专制制度的活标本，在社会党叛徒的直接间接的支持下，过去和现在对工人实行集体枪杀；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统治时期，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身陷囹圄，将领们借口违抗命令，竟把整团整团的士兵拉出去枪杀。如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博得协约国列强的垂青资助，被他们残害和绞杀的工人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的口号是杀掉“十分之一”，在绞刑架上悬尸三日，杀鸡吓猴；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捷克斯洛伐克白匪砍掉被俘者的四肢，把他们投入伏尔加河，或干脆活埋；在西伯利亚，沙皇将领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无数的工人和农民。
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及社会党叛徒实行白色恐怖，彻底暴露了他们的食人本性。在乌克兰，他们用可移动的金属绞架绞杀被他们洗劫一空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就连他们的同乡——我们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也不能幸免。在芬兰这样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中，他们帮助芬兰资产阶级杀害了12000—14000名无产者，在监狱里活活被折磨致死的就有15000多人；在赫尔辛福斯[1]，他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竟然驱赶妇女和儿童以身体来阻挡机枪火力。有他们作靠山，芬兰白匪和瑞典走狗才胆敢对遭受折磨的芬兰无产阶级下毒手。在塔默尔福斯[2]，凶手倚仗他们的势力，强迫死刑犯为自己挖掘墓穴。在维堡，被杀害的芬兰和俄国男女和儿童多达数百人。
在本国，德国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共产主义起义实行血腥镇压，野蛮地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杀害和摧残斯巴达克派工人，从而表明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反动透顶的杀人魔王。实行集体屠杀和个人暗杀，也就是实行白色恐怖，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信条。
在其他各国，情形也是如此。
在民主的瑞士，工人如胆敢违反资本主义法律，定被处死。在美国，苦役、电椅、私刑已成为民主和自由的司空见惯的标志。在匈牙利和英国，在捷克和波兰，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刽子手作恶多端，坏事做尽。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例如，以孟什维克分子佩特留拉为首的乌克兰资产阶级民主派，以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皮尔苏茨基为首的波兰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大肆鼓吹沙文主义，疯狂迫害犹太人，其手段之残酷，较之沙皇警察迫害犹太人时，有过之无不及。一群反动的波兰“社会党”暴徒竟杀害俄国红十字会代表。不过，对于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杀人魔王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们作恶的普通事例而已。
“国联”创始人曾口口声声宣称“国联”的宗旨是实现和平，但实际上它却用血腥魔爪来加害各国无产阶级。协约国列强为了维持自己的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惜假黑人士兵之手来为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开拓道路。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痛斥资本主义刽子手及其社会民主党帮凶，号召世界各国工人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永远消除杀人越货的制度。
[1]即赫尔辛基。——译者注
[2]即坦佩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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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72年以前，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预言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即便在那时，有产阶级就已经正确地预感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死敌，于是对刚刚登上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百般攻击、诬蔑、仇视和迫害。70多年以来，共产主义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其间，既有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有低落衰退的时期；既经历过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基本上是循着《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最后决战的时期虽然比社会革命倡导者所预期的来得迟了一些，但是，这个时期终于来到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代表欧洲、美洲、亚洲各国革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莫斯科集会，深感继承和实现72年以前就已提出纲领的共产主义事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清除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腐蚀作用的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
在欧洲瓦砾遍地、疮痍满目的今天，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们竟然忙于追查战争罪犯。为他们摇旗呐喊的有他们的教授、议员、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帮凶。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一直断言，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认为两大营垒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有产阶级出于私有现念的贪得无厌的欲望是战争的根源。大战爆发前两年，各国社会党领袖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揭露帝国主义，说它是今后引起战争的根源，并警告资产阶级说，军国主义的罪行定将受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惩罚。时至今日，五年战争的历史已经不仅使德国的掠夺野心大白于天下，而且也使协约国与之不相上下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可是协约国的国家社会党人却跟他们的政府一唱一和，继续把被推翻的德皇说成是战争罪犯。不仅如此，在1914年8月曾把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白皮书》捧作各国人民神圣福音书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跟协约国的社会党人一道，低三下四地指控他们从前奴颜婢膝地为之效劳、如今已被推翻的德意志帝国为战争祸首。他们妄图以此使人忘却他们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博得战胜国的欢心。殊不知，事态的发展和外交上的揭露已经表明，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统治阶级，正如被推翻的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一样，都是罪恶昭彰的。
直到战争爆发前，英国外交界始终没有揭开它那神秘的帷幕。英国政府唯恐吓住柏林政府，使柏林政府不敢发动战争，而始终不肯明确地表露自己打算加入协约国作战的意图。其实，伦敦是希望战争的，因此才故作姿态，一方面使柏林和维也纳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使巴黎和彼得格勒坚信英国必将参战。
在漫长的几十年间，由事态的发展所逐渐促成的战争，终于在英国直接和蓄意煽动下爆发了。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支持俄、法而达到既消耗俄、法两国，同时也消耗自己的死敌德国的目的。只是由于德国军事实力过于强大，英国才不得不由表面参战变成真正参战。大不列颠按照历来的传统，打算坐山观虎斗，不料，这个角色却落在美国身上了。
英国的封锁限制了美国利用欧洲流血而进行股票投机活动，但是华盛顿政府却俯首就范，因为协约国以巨额的利润补偿了由于违反“国际法”而使美国资产阶级所蒙受的损失。不过，迫于德国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华盛顿政府也终于放弃了虚伪的中立。美国对欧洲大陆所采取的态度，正是英国在以往战争中对欧洲大陆所一贯采取的而在这次战争中又试图采取的态度，即利用一个营垒以削弱另一个营垒，并且只在确有把握捞到好处时才参战。按照美国的标准，威尔逊所下的赌注并不算大，但这是决定输赢的赌注，因而威尔逊赌赢了。
这次大战使人类从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和残忍野蛮中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而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贫困化和由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学究式争论。拥护矛盾缓和论的统计学家和老学究，几十年来，挖空心思，不分真伪，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搜寻材料，企图证明工人阶级的某一些阶层和某一种人的福利正在逐步提高。他们认为，群众贫困化的理论已经在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头子们的轻蔑嘲笑声中被埋葬了。其实，这种贫困化现在已经不单属于社会方面，而且也属于生理和生物方面了，这已是千真万确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帝国主义战争的浩劫把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成果断送净尽。这是因为，被战争埋葬于血污之中的经济协定和议会协议正如战争本身一样，都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中产生出来的。
金融资本使人类陷于战争深渊，但金融资本本身也在战争中起了灾难性的变化。纸币对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依存关系完全被破坏了。纸币作为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手段和调节者的作用日益缩小，最终变成征集、兼并以及干脆实行军事经济掠夺的工具。
纸币贬值，标志着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陷入致命的总危机。如果说早在战前几十年，对生产和分配起调节作用的自由竞争就已经在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为托拉斯和垄断组织系统所代替，那么，在战争期间，这种调节和指导的职能已从经济联合组织的手中直接转归国家的军政机关手中了。原料的分配，巴库或罗马尼亚的石油、顿涅茨煤炭和乌克兰小麦的利用，德国机车、火车车厢和汽车的遭遇，对饥饿的欧洲的粮食和肉类的供应等一切世界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既不是由自由竞争，也不是由本国或国际托拉斯和财团等联合组织来解决的，而是靠直接诉诸武力的办法来解决的，今后应继续诉诸武力。如果说，由于国家政权完全受金融资本的支配而使人类惨遭帝国主义大屠杀，那么，经过这场大屠杀，金融资本就不仅使国家军国主义化，而且也使本身军国主义化了，因而除非采取铁血手段，金融资本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
在世界大战之前，机会主义者借口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号召工人实行节制；大战期间，他们打着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的旗号，要求保持阶级和平；现在，他们又以消除可怕的战争后果为理由，要求无产阶级自我牺牲。如果工人群众依了他们，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在几代人的白骨上，以更集中和更可怕的新形式重新发展起来，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值得人类庆幸的是，这种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
经济生活国有化虽然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所极力反对，可是已经成为事实。自由竞争、托拉斯、辛迪加及其他经济垄断组织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倒退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将来生产究竟由什么样的国家来实行国有化：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
换句话说，是全世界的劳动大众将沦为胜利的世界集团（它一旦胜利，就将在国际联盟的幌子下，借助“国际”陆军和“国际”舰队，在一地烧杀抢掠，在另一地施舍利诱，并给无产阶级统统带上镣铐，以达到维持其统治的唯一目的）支配下的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呢，还是欧洲和其他各洲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接管支离破碎的经济，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使它复兴起来呢？
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缩短目前的危机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既不承认世袭特权，也不承认财产权，它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从拯救饥饿的群众的需要出发。为此目的，它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实行普通劳动义务制，规定劳动纪律，以便在数年之内不仅治好战争创伤，而且使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发展阶段。
※※※
当初，民族国家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现在，它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至于那些陷于欧洲及其他各洲列强围困中的小国，它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这些小国是作为大国分割出来的部分，作为支付各种劳务的辅币，作为战略上的缓冲地带，而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王朝，自己的统治集团，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自己的外交手腕。战前，它们之所以能保持虚伪的独立，正如当时欧洲列强之所以能保持均势一样，完全是因为两个帝国主义营垒彼此长期对抗的缘故。战争打破了这种均势。战争初期，德国占了巨大的优势。小国只得迎合德意志军国主义，以保留自己的一条活路。德国战败后，小国的资产阶级又和爱国的“社会主义者”一道投靠胜利的协约国帝国主义，把威尔逊纲领中假仁假义的条文看作是维持其独立生存的保证。的确，小国增加了，从奥匈帝国和沙皇帝国的领域中分割出若干新的国家。可是这些国家刚刚成立，就为划定国界而相争相杀。协约国帝国主义趁机把原有的和刚刚成立的小国结为联盟，利用它们互相仇视和软弱无力，把它们束缚起来。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压迫、蹂躏弱小民族，使它们陷于饥饿和屈辱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像不久以前中欧同盟国帝国主义者一样，喋喋不休地空谈民族自决权。其实，民族自决权现在无论在欧洲，无论在其他各洲，都已经被践踏无遗了。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保证弱小民族自由生存。无产阶级革命将把各国的生产力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根据共同的经济计划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使最弱小的民族能够自由而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文化事务，而毫不损害集中统一的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
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在殖民地帮助之下进行的战争。被卷入欧战的殖民地人口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到欧洲大陆来作战的有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马达加斯加人。但是，他们为什么而战呢？是为继续充当英、法的奴隶而战。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罪恶统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黑暗。
因此，在所有殖民地都接连发生公开的起义和革命骚动。在欧洲本土，爱尔兰的流血巷战表明，它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它本身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大战期间，在马达加斯加、安南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军队曾经一再镇压殖民地奴隶的起义。在印度，革命运动一天也没停止过，最近还导致了一次亚洲规模最大的罢工，吓得英国政府在孟买出动装甲车来对付罢工。
可见，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在巴黎和会上被列入议题，而且殖民地本身也认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威尔逊纲领至多不过要改换一下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标签。要解放殖民地，必先解放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英、法工人推翻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并接管国家政权之时，也就是安南、阿尔及利亚、孟加拉的工农，以及波斯和亚美尼亚的工农获得独立生存之日。即便是现在，比较发达的殖民地的斗争也绝不仅仅是民族解放斗争，它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社会性。资本主义的欧洲强行把世界最落后地区卷入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漩涡，而社会主义的欧洲将以其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来援助解放了的殖民地，使它们早日过渡到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
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奴隶们！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实现之肘，也就是你们自己解放之日。
※※※
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在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践踏了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欺人之谈。无产阶级执政时，只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所采用的方法绝对行不通；它要创造新的、更高的工人阶级民主的条件和形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它最后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一直在破坏政治民主，因为这一过程不仅使所有民族分化为两个严重对立的阶级，而且使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以及最贫苦的无产阶级下层处于经济上朝不保夕、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境地。
在某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根据本国历史发展的情况而利用政治民主制来组织反对资本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国家里，将来也只能照此办理。但是，城乡的广大中间阶层却被资本主义远远拖在后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落后整整几个时代。目光短浅、只看见本村教堂钟楼的巴伐利亚和巴登农民，因资本主义大酒商掺假而破产的法国小酿酒商，受银行家和议会敲诈勒索的美国小农场主——所有这些被资本主义推出发展大道的社会阶层，只在形式上根据政治民主制度享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而实际上，关系人类命运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金融寡头不经议会民主制而在幕后决定的。过去在战争问题上是如此，今天，在和平问题上也是如此。
只要金融寡头还认为有必要利用议会表决来掩盖自己的暴行，资产阶级国家便能施展包括欺骗、煽动、攻讦、诬蔑、收买、恐怖等一切手段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手段是历代压迫阶级留传下来的，如今又因为资本主义技术的种种创造发明而花样翻新。
要求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作你死我活的决斗中，虔诚地遵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无异于要求一个为生存而奋起与强盗搏斗的人，遵守法国式角斗中由对手任意规定而不为对手所遵守的限制性规则。
面对不仅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而且连政治民主机关也都成为了血迹斑斑的废墟这样一种现实，无产阶级就只有建立自己的机关，以首先保持工人阶级内部联系并保证工人阶级能够以革命的方式干预人类未来的发展事业。这种机关就是工人苏维埃。旧的政党，旧的工会，就其领导阶层本身看来，证明是没有能力解决、甚至也没有能力理解新时代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新型的组织，它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可以容纳不分职业、不分政治觉悟水平的广大工人群众；它又非常灵活，可以不断更新和扩大，可以广泛地吸收新的阶层，并向所有靠拢无产阶级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工人阶级赖以进行自治、斗争、进而夺取国家政权的这种组织是独一无二的，是经过各国检验的，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成就和百试不爽的武器。
在劳动群众觉悟起来的一切国家里，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正在建立和将要建立起来。巩固苏维埃，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并以苏维埃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有觉悟的、正直的工人的首要任务。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能够消除由于战争、饥饿、有产阶级的暴力以及从前领袖的变节等惨重后果而在工人阶级内部所造成的分裂。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最容易而且最有把握在苏维埃已团结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国家内夺取政权。通过苏维埃，已经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将能够管理全国经济和其他的一切领域，就像现在俄国所做的那样。
从沙皇统治下的国家，直到最“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和帝国主义军事体系的崩溃而同时崩溃的。帝国主义所动员的数百万军队之所以能够维持住，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尚未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民族分裂，意味着军队必然瓦解。最初，俄国是这样，后来，德国和奥国也是这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绝不会例外。农民造地主的反，工人造资本家的反，以及工农造君主制或“民主制”官僚政治的反，必然促使士兵起来造军官的反，并进而引起军队中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严重对立。国家对抗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和正在转变为阶级对抗阶级的国内战争。
目前，资产阶级世界反对国内战争和红色恐怖的一片哀号是政治斗争史上一次最大的骗局。本来是剥削阶级使人类濒于死亡边缘的，可又是它们步步阻挠劳动群众前进，又是它们策划阴谋和组织暗杀，又是它们请求外国武装援助以保持或恢复其搜刮民脂民膏的特权。假如没有这一切，那么，国内战争便不致发生。
国内战争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强加给工人阶级的。既然工人阶级不自暴自弃，不放弃自己的前途即全人类的前途，那就必须以牙还牙。
共产党从来不人为地挑起国内战争，每当国内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时，它总是力求缩短战争时间，尽量减少牺牲，并首先保证无产阶级赢得胜利。因此，必须及时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时武装工人，及时建立共产主义军队，以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就是这样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为保卫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抵御国内外的一切侵犯而诞生和存在的。苏维埃军队和苏维埃国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先进工人深知工人阶级的任务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因而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展之日起，就力图使这种运动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1864年在伦敦成立第一国际，便为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联合奠定了基石。普法战争造出一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使第一国际一蹶不振，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各国工人政党的发展。1889年，工人政党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二国际。但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重心完全放在国内，放在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未超出本国议会制的范围。几十年来，在组织工作和改革工作的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领袖，但这些领袖大都在口头上承认而在行动上背离社会革命的纲领；他们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甘当资产阶级的奴仆。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的机会主义性质，终于在事态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政党采取革命斗争方法的时候彻底暴露出来，造成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破产。1870年的战争暴露出第一国际的社会革命纲领还缺乏群众的坚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第一国际遭到打击；1914年的战争则暴露出强大的工人群众组织仍然敌不过业已变成资产阶级国家附属机构的政党，从而使第二国际遭到破产。
※※※
这里所说的，不仅包括现在已经公然投靠资产阶级阵营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且也包括那些态度暧昧、立场动摇的社会主义中派。前者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得心应手的代理人、亲信和屠杀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刽子手；后者现在力图恢复第二国际，即恢复第二国际上层领导人物的狭隘性、机会主义和革命软弱性。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法国社会党多数派、俄国孟什维克派、英国独立工党，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实际上是要填补战前第二国际的旧的官方政党所占据的位置，是要照旧鼓吹妥协投降的主张，千方百计瓦解无产阶级的斗志，拖延危机，从而加重欧洲的灾难。田此，同社会主义中派作斗争，是打垮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
我们这些在第三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共产党人，决心清除衰朽的官方社会党的不彻底性、欺骗性和腐朽性，并以直接继承和发扬从巴贝夫起直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止的历代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和牺牲精神为己任。
第一国际预示了来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第二国际联合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第三国际则是一个公开进行群众斗争的国际，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一个行动的国际。
社会主义已将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批判得体无完肤。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共产主义的旗帜已经引导无产阶级取得头几次伟大胜利，我们号召全世界各国男女工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反对君主制、反对特权阶层、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形形色色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受各代表团的委托，由下列代表署名：
德国代表团——麦克斯·阿尔伯特
俄国代表团——尼·列宁
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伊·卡·格鲁贝尔
匈牙利代表团——安·鲁德尼扬斯基
瑞典代表团——奥托·格里姆隆德
瑞士代表团——弗里茨·普拉滕
美国代表团——波里斯·雷恩施坦
巴尔于联盟代表团——克·拉柯夫斯基
波兰代表团——温什里希特（尤罗夫斯基）
芬兰代表团——尤·西罗拉
乌克兰代表团——斯克雷普尼克
拉脱维亚代表团——卡·盖利斯
爱沙尼亚代表团——汉斯·佩格尔曼
亚美尼亚代表团——艾库尼
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侨居区代表团——古·克林格尔
俄国东部各民族代表团——亚雷莫夫
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团——昂利·吉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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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经验全面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大国为瓜分世界和强化金融资本对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经济政治独裁而进行的角逐。千百万人伤亡、无产阶级受奴役、中等阶级破产、资产阶级上层靠军火合同和贷款等等大发横财、各国军国主义势力反动气焰万丈——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民族自卫、国内和平和“民主”的幻想开始破灭，而缔结和约的政策更使各国帝国主义者露出马脚，致使“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暴露无遗。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德国帝国主义真面目的暴露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后来的布加勒斯特和约都暴露了中欧大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和反动性。战胜国迫使无力自卫的俄国割地赔款。它们制造了一些仆从国，从而把民族自决原则当成了一块掩盖兼并政策的遮羞布，这些仆从国的反动政府助纣为虐，推行掠夺政策，镇压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德国帝国主义因为在这场世界范围的较量中未能占居上风，其真正野心还一时无从公开表露，所以不得不同苏维埃俄国勉强和平相处，用伪善的言词掩饰其反动的掠夺政策。
以世界战胜国自居的协约国列强摘掉了一切假面县，彻底暴露出世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协约国的胜利与世界各国的组合
协约国列强的胜利使世界上所谓文明国家分成了几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即胜利的帝国主义列强（英、美、法、日、意）。第二类是因战争而破败不堪、因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而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及其以前的仆从国）。第三类是协约国的仆从国。这一类包括同协约国一起作战的资本主义小国（比利时、塞尔维亚、葡萄牙等），以及新近成立的民族共和国和缓冲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俄国境内白卫分子建立的共和国等）。中立国的地位近乎仆从国，但它们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强大压力，因而它们的地位往往又接近战败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是一个工农国家，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它在社会方面构成对胜利的帝国主义的巨大威胁，使帝国主义胜利果实随时可能断送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及其自我暴露
统治世界的五大国即协约国列强的“和平政策”，说穿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彻底自我暴露的政策。
它们标榜这是“民主外交政策”，其实这只能表明秘密外交的全面胜利。它们依靠秘密外交，背着世界各国千百万劳动人民并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任凭金融托拉斯的代理人进行交易，来支配世界的命运。一切重大问题都是毫无例外地由巴黎五国委员会在没有战败国、中立国、甚至没有仆从国参加的情况下开秘密会议决定的。
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索尼诺等人在演说中竟直言不讳地宣称兼并和赔款是必要的，并且是正当的。
他们一面虚伪地宣称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一面公开鼓吹必须扩充军备，尤其是借口所谓“保卫海上自由”，而要保持英国的海上霸权。
协约国所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已遭公开蹂躏，而代替这一原则的则是统治国及其仆从国对有争议地区的瓜分。不经当地居民公决，亚尔萨斯—洛林就并入了法国；爱尔兰、印度和埃及被剥夺了表决权。南斯拉夫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在瓜分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的问题上，无聊的讨价还价正在进行中；瓜分德国殖民地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开始；等等，等等。
赔款政策已达到洗劫战败国的地步。战败国不仅被迫支付几十亿的货币账单，不仅被夺走了一切军用物资，而且被协约国抬走了机车、铁路货车、轮船、农具、黄金储备，等等。不仅如此，战俘还沦为战胜国的奴隶。现在协约国又提出了由德国工人缴纳实物贡赋的方案，其目的是要把德国工人变成协约国资本的饥寒交迫的奴隶。
极端民族仇恨政策表现为协约国报刊和占领当局对战败民族大肆进行诽谤，表现为实行粮食禁运，企图置德、奥两国人民于死地。这个政策使得协约国的帮凶——捷克和波兰的沙文主义分子对德意志人以及犹太人施加种种暴行，其野蛮程度较之俄国沙皇专制政府的一切暴行有过之无不及。
协约国的各“民主”国家还奉行极端反动的政策。
无论在协约国各成员国内部，或是在协约国支配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动势力嚣张已极，法国甚至倒退到拿破仑三世的黑暗时代。协约国在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占领区扼杀革命，并以断绝粮食供应相威胁，唆使战败国的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迫害革命的工人。协约国扬言，它们要把敢于升起革命红旗的德国舰只一律击沉！它们拒绝承认德国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们在德国占领区废除了八小时工作制。它们不仅公开支持中立国家的反动政策，不仅指使仆从国家推行反动政策（如波兰的帕代雷夫斯基专制制度），而且唆使这些国家（芬兰、波兰、瑞典等）的反动势力反对革命的俄国，并要求德国出兵进攻俄国。
协约国列强之间的矛盾
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虽然在帝国主义政策方面其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但在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种种深刻的矛盾。
矛盾的集中点，主要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炮制了一个和平纲领（所谓威尔逊纲领）。纲领的要点是：“海上自由”、“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所谓“海上自由”，说穿了，就是取消某些大国（首先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使美国商船得以在海上畅行无阻。“国际联盟”意味着剥夺欧洲大国（首先是法国）直接统治或兼并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权力。“殖民地国际化”也是如此。
炮制这个纲领的背景是，美国资本尚不具备世界第一流的商船队，不能在欧洲直接进行掠夺，因而只得借助于贸易和投资来剥削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因此，美国资本想迫使其他列强共建大国辛迪加，以“公平地”分享剥削世界的权益，把大国之间的斗争变成纯粹的经济斗争。高度发展的美国金融资本的如意算盘是，取得霸主地位，进而取得经济和政治的霸权。
“海上自由”同英国、日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不仅同法国、日本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法国限于工业不发达，生产力遭受大战的严重破坏，加上金融资本以放高利贷为主，所以法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不择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即野蛮地掠夺德国，对仆从国家直接进行控制和实行强盗式的剥削（如提出“多瑙河联盟”方案，成立南斯拉夫国家），以及向俄国人民强索沙皇政府所欠法国的债款。此外，法国和意大利（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有日本）既是大陆强国，它们还可以实行直接掠夺的政策。
欧洲列强除了同美国有利害冲突之外，它们彼此也有利害冲突。英国担心法国在大陆上得势。在小亚细亚和非洲，英国的利益同法国的利益也有矛盾。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的黎波里[1]同法国有利害冲突。日本同英属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问题上争执不下，等等。
协约国内部的两大集团和两个派别
列强之间的上述矛盾必然导致协约国内部形成各种集团。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两大集团：一是针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法英日集团；二是针对其他列强的英美集团。法英日集团到1919年1月初，即威尔逊总统放弃他取消英国海上霸权的主张时为止，始终占统治地位。后来，英国工人革命运动和英国士兵革命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妥协，一致对付俄国的冒险行动并谋求早日缔结和约，致使第二大集团即英美集团在英国迅速形成。自1919年1月起，英美集团占居了统治地位，它既反对法国有掠夺德国的优先权，也反对法国过火的掠夺。这个集团对法、意、日三国的兼并要求施加了限制，并阻止新成立的仆从国直接从属于这三国。在俄国问题上，这个集团的态度较为和缓，但其真正的用意是：腾出手来先把世界瓜分完毕，把欧洲革命镇压下去，然后再来镇压俄国革命。
与两大集团相适应，在列强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极端兼并派和较温和派；威尔逊—劳合-乔治集团支持温和派。
“国际联盟”
鉴于协约国列强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际联盟”即使名义上成立的话，它也只能扮演资本家为镇压工人革命而结成的神圣同盟的角色。但是，宣传“国际联盟”，这却是扰乱工人阶级革命思想的阴险手段，因为，它取消工人革命共和国实行国际联合的口号，而代之以新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以达到虚构的民主国家实行国际联合的目的。
“国际联盟”是一个骗人的口号，社会党叛徒在国际资本的指使下，利用这一口号来分裂无产阶级队伍，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效劳。
全世界的革命无产者必须同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的主张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加入这个具有掠夺、剥削和帝国主义反革命性质的联盟。
战败国的国内外政策
奥地利和德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的惨败和内部的崩溃，导致资产阶级妥协势力在中欧各国革命初期的纷纷上台。德国社会党叛徒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对内实行保护和恢复资产阶级经济统治和政治独裁的政策，对外则实行要求归还殖民地并允许德国加入掠夺性的“国际联盟”的政策，以期德国帝国主义东山再起。随着德国白匪势力日益嚣张和协约国营垒日益瓦解，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的大国野心也愈加膨胀。同时，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秉承协约国的反革命旨意，讨好协约国，唆使德国工人反对俄国工人革命，以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并使德国工人脱离别国工人兄弟。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重复着德国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政策。
协约国的仆从国
协约国帝国主义对协约国的仆从国和由协约国新近建立的国家（捷克、南斯拉夫以及波兰、芬兰等）所奉行的政策是，依靠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将其变成民族主义的反革命运动中心。运动的矛头指向战败国，并且通过彼此之间的斗争，使新兴国家保持均势，并从属于协约国。此外，还要通过这种运动来阻挠新兴“民族”共和国内部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最后，还要建立白卫军，以对付国际革命，特别是对付俄国革命。
至于此利时、葡萄牙和希腊等与协约国结盟的小国，由于它们完全从属于大国，并企图倚仗大国兼并小块领土和取得少量赔款，所以它们的政策完全取决于大国的政策。
中立国
中立国的地位相当于不享受特权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仆从国。协约国对中立国所采取的手段与对战败国所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上略微缓和一些而已。其中一些为协约国较为赏识的中立国向协约国的敌人提出种种要求（如丹麦要求兼并弗伦斯堡，瑞士要求对莱茵河实行国际托管等）。
同时，中立国执行协约国的反革命指示（驱逐俄国大使馆人员，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招募白匪等等）。另外一些中立国家，它们的领土则时有被人分割的危险（要求将荷兰的林堡并入比利时和对斯海尔德河口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就是如此）。
协约国与苏维埃俄国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残暴性和反动性在对苏俄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十月革命伊始，协约国列强就站在俄国反革命政党和俄国境内各个反革命政府一边。它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兼并了西伯利亚、乌拉尔、俄国欧洲部分的沿海地区、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它们从所兼并的地区中已经和正在盗运术材，石油、锰等各种原料。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雇佣匪帮的帮助下，窃去了俄国的黄金储备。英法间谍在英国外交官洛克哈特的指挥下，阴谋炸毁桥梁、铁路和火车，以破坏粮食供应。协约国用金钱、武器和弹药支持反动将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克拉斯诺夫在罗斯托夫、尤佐夫卡、新罗西斯克、鄂木斯克等地绞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
协约国借克列孟梭和皮雄之口，公开宣布“经济封锁”的原则，即对革命的工农共和国实行饿死的原则，并答应给予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克拉斯诺夫匪帮以“技术援助”。
协约国始终拒绝苏维埃共和国一再提出的和平建议。
1919年1月23日，协约国列强迫于内部温和派势力的加强，建议俄国境内各个政府派代表出席普林杰沃群岛会议。这项建议无疑也是对苏维埃政府的一种挑衅。2月4日，协约国接到苏维埃政府的肯定的答复，苏维埃政府为使俄国工人和农民摆脱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表示愿意向协约国割让领土，提供赔款和租让权。尽管如此，但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这项和平建议仍然置之不理。
由此可见，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反动的兼并野心何其强烈。今后，他们难免不逼迫社会主义共和国进一步地割让领土，难免不对社会主义共和国施展新的反革命阴谋。
协约国的“和平政策”向国际无产阶级彻底暴露了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各种帝国主义的本质。同时，这种政策也表明，各帝国主义政府并不能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金融资本并不能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金融资本继续统治下去，不是导致文明社会的彻底毁灭，就是导致更加残酷的剥削、更进一步的奴役、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和进一步扩军备战，最终导致新的毁灭性战争。
[1]原文为Тирол（提罗尔），恐系的黎波里之误，参见本卷收录的《奥博连斯基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的报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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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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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
一
早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讨论第二国际的殖民地政策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时，人们就已经看出，第二国际的多数成员及其领袖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观点与其说是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还不如说是接近资产阶级观点。
不过，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毕竟采纳了革命派列宁和卢森堡所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说：
“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就必须进行干预，以早日结束战争，并采取一切手段，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
在1912年11月巴尔干战争时期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曾发表声明说：
“让资产阶级政府记住，普法战争导致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起义，日俄战争则发动了俄国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各国王朝的称雄争霸，为了外交密约的信誉而互相厮杀，是犯罪行为。”
※※※
1914年7月底和8月初，在世界大战爆发前24小时，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还在谴责迫在眉睫的战争，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滔天罪行。
所以，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当时所发表的声明，后来竟成了对第二国际领袖的最有力的控诉。
※※※
帝国主义战争刚一打响，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便背叛了工人阶级，以“保卫祖国”为借口，纷纷投降“本国”资产阶级。德国的谢德曼和艾伯特，法国的托马和列诺得尔，英国的韩德逊和海德门，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和德·布鲁凯尔，奥地利的伦纳和佩纳施托费尔，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鲁巴诺维奇，瑞典的布兰亭和他的党，美国的龚帕斯和他的同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之流，纷纷鼓吹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实现“国内和平”，拒绝以战争对付战争，从而把无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者的炮灰。
至此，第二国际便宣告彻底破产和死亡。
※※※
于是，富强国家的资产阶级趁经济普遍发展之机，以其巨额利润中的区区一小部分来收买利诱工人阶级的上层——工人贵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路人”纷纷加入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针逐渐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
主张走议会道路的工人和平运动领袖，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书记，编辑和成员组成了工人官僚等级，他们一味谋求本集团的私利，对社会主义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
这样，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就蜕变为反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政党。
人们通过第二国际已经看出有三个基本派别。经过大战，直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初期，这三个派别的轮廓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
l．社会爱国主义派（“多数派”）。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杀害了共产国际领袖卡尔·李卜壳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现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已经暴露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真面目。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旨意，执行所谓“解决”战争的计划，即；把绝大部分捐税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不触动私有制；让资产阶级继续控制军队；解散各地正在兴起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政权。一句话，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
到目前为止，尽管共产党人对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进行异常尖锐的斗争，但工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叛徒给国际无产阶级带来的危险。
因此，向全体劳动人民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叛卖勾当，开展武装斗争以使这些反革命政党不能为害，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之一。
2．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考茨基分子，独立党人）。这一派在大战前就已开始形成，主要是在德国。
大战初期，各国“中派”的立场观点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几乎基本相同。“中派”的理论头子考茨基替德、法两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所奉行的政策辩护，说什么国际只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而已，考茨基的口号是“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进行阶级斗争”。
战争爆发之后，“中派”就主张“联合”社会爱国主义者。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以后，“中派”继续鼓吹“联合”的主张，即让工人共产党人同杀害共产主义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实行联合。
在战争初期，“中派”（考茨基、维克多·阿德勒、屠拉梯、麦克唐纳）就开始鼓吹以德、奥两国社会党领袖为一方，以英、法两国社会党领袖为另一方彼此释怨。现在，大战已经结束，“中派”仍在鼓吹这一主张，致使工人无法看清第二国际瓦解的原因。
“中派”已派代表往伯尔尼参加叛徒社会党人的国际代表会议，这样就使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更容易欺骗工人。
把“中派”中最革命的分子分化出来，这是绝对必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派”的领袖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在组织上同“中派”决裂，这是历史的必然。各国共产党人应根据各该国运动的发展阶段来确定决裂的时机。
3．共产党人。在第二国际中，这一派始终捍卫共产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无产阶级任务的观点（即l907年在斯图加特通过的列宁—卢森堡修正案），但他们依然居于少数。
这一派中，德国的“左翼激进派”（即后来的斯巴达克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荷兰的论坛派，瑞典的青年派和许多国家中青年国际的左翼，构成了新国际的最初核心。
这一派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战争一开始就提出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这一派现在已经组成了第三国际。
二
1919年2月社会党在伯尔尼举行代表会议，是复活第二国际这具僵尸的一次尝试。
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清楚地说明，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与这次会议毫不相干。
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德国无产阶级，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人，瑞士的无产阶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瑞典、挪威、芬兰的左翼工人政党，乌克兰、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无产阶级，以及英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青年国际和妇女国际，都公开拒绝出席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伯尔尼代表会议。
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之中，那些同目前真正的工人运动还保持一定联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对派，他们至少在谴责俄国革命这个主要问题上抨击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策。法国洛里欧同志痛斥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是资产阶级走狗，他的意见代表了全世界一切有觉悟的工人的真正意见。
在所谓“战犯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始终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德、法两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像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一样，互相指控。伯尔尼代表会议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揪住资产阶级部长们在战前的所作所为不放，却不肯承认战犯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两个交战集团的金融资本及其社会爱国主义的走狗。伯尔尼的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力图找出战争祸首。其实，他们只要照一照镜子，就不难找出某些祸首了。
伯尔尼代表会议就领土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这正是资产阶级所求之不得的。因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伯尔尼代表会议替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有功，作为一种褒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接见了伯尔尼代表会议代表团，并且拉他们加入帝国主义巴黎和会的一切有关委员会。
在殖民地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显然是迎合自由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政策，这种政策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奴役作辩护，所不同的是，它试图用人道和慈善的词句来粉饰这种剥削和奴役。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鼓吹德国殖民地应继续归德国所有，即这些殖民地应继续受德国资本的剥削。由此而出现的分歧证明，协约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实质上是抱着奴隶主的观点，认为英、法两国的资本继续奴役各该国的殖民地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以看出，伯尔尼代表会议已经把“滚出殖民地！”的口号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国际联盟”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表明，它是跟那些企图不择手段地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亦步亦趋。伯尔尼代表会议非但不揭露巴黎和会的强盗行径，反而支持巴黎和会，甘当它的驯服工具。
代表会议把劳工法问题交给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去解决，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说明，社会爱国主义者存心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度，使工人阶级为微不足道的改良所欺骗。
社会爱国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政策的嗾使下，企图使伯尔尼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以为将来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打掩护，只是由于会议反对派竭力反对，这一企图才没有得逞。伯尔尼会议反对派挫败公开的沙文主义分子的这一阴谋，间接地证明：西欧无产阶级同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决心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这群资产阶级走狗躲躲闪闪不敢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足以说明他们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必然普遍兴起感到恐惧。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划时代的事物。伯尔尼代表会议漠视这一事物，就公开暴露了它精神上的空虚和理论上的破产。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企图复话的“国际”是一群工贼的黄色国际，这个“国际”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已。
代表大会号召世界各国工人同黄色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并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虚伪诈骗的“国际”加以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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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1]
根据这个提纲和各国代表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声明，在一切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如下：
（1）向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说明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意义，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必然性，它必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
（2）在一切工业部门工人中间，在陆海军士兵中间以及在贫雇农中间推行和组织苏维埃。
（3）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内部稳占多数。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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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1]
1．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
2．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2]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机器。
5．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zertreten）人民。[3]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10．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而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l2．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17．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
19．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印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刊载了“独立党”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TrägerundSchützerder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1]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85—495页。——编者注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11页。——编者注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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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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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议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孕育的各种矛盾，在一次大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中，极其深刻地暴露出来了。
资本主义企图用组织生产的办法来克服它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成立了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一类的强大联合组织，以代替无数分散的．互相竞争的企业主，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勾结起来；整个经济生活都处在资本主义金融寡头支配之下，这些金融寡头依靠联合组织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各个单独的资本家变成了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的成员。有组织的状态逐渐代替了疯狂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逐步为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状态所代替，世界经济的矛盾、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却日益加剧起来。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强盗国家之间的勾心斗角，必然导致惨绝人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为了攫取利润，世界各国的资本争夺新的销售市场，新的投资场所，新的原料产地和殖民地奴隶的廉价劳动力。帝国主义国家既然瓜分了全世界，既然把亚，非，澳、美各洲的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变成了牛马，它们就迟早要在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中暴露出资本的无政府的真正实质。这就是掠夺性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也是它们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资本主义还企图克服自己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文明”大国的资本力图掩盖社会矛盾。资本靠掠夺殖民地人民来收买雇佣奴隶，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对付被压迫的黄种、黑种和红种殖民地人民方面取得一致利益，而对欧美工人阶级，则强迫他们接受帝国主义的“祖国”概念。
但是，这种用来树立工人阶级爱国心和对工人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一贯收买做法，由于战争而走向自己的反面。人身的消灭，对无产阶级的绝对奴役，骇人听闻的压迫，贫困和堕落以及世界性的饥荒——这都是为换取国内和平而付出的最终代价。国内和平破灭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国内战争。
一个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解体的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殖民地的骚动，尚未独立的弱小民族的骚动，无产阶级的起义，某些国家内节节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军队的瓦解，统治阶级一手支配人民命运的地位的丧失——这就是当前世界的形势。
人类的全部文化已遭摧残，人类本身也处于完全毁灭的威胁之中，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拯救人类，那就是无产阶级。旧的资本主义“秩序”已不复存存，也无法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果就是混乱，这种混乱只有最大的阶级，生产者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才能克服。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主义秩序。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统治，消灭战争的根源，打破国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合作的社会，实现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友好。
然而，世界资本并不甘心，正在准备决一死战。它打着“国际联盟”的旗号，高唱和平主义，进行最后挣扎，要把自动裂开的资本主义体系弥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来挫败资产阶级的这个新的大阴谋，反击阶级敌人，并利用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经济的杠杆。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后胜利之日，将是人类解放的真正历史开始之时。
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手中最强有力的政权工具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就是由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军官指挥的资本主义军队、警察、宪兵，狱吏、法官、神甫和官吏等等。夺取国家政权，这绝不只是更换内阁成员，而是消灭敌对的国家机器，由无产阶级掌握实际权力，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军官和白卫队的武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武装起来；撤换所有资产阶级的法官而组织无产阶级的法庭；消灭反动官吏的统治而建立无产阶教的新的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的胜利系于粉碎敌人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是说，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胜利并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从前的敌人在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逐渐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来为无产阶级效力。
民主与专政
无产阶级国家同任何国家一样，是一个压迫工具，所不同的是，它是压迫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剥削阶级为了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总要不择手段地作垂死挣扎，所以，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要将粉碎他们的反抗并使这种反抗不能发生。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居于正式的社会统治地位，又是一种过渡的形式。
随着资产阶级反抗之被摧毁，随着资产阶级之被剥夺，随着资产阶级逐渐变成社会上一个劳动阶层，无产阶级专政就将消失，国家就将消亡，社会上的阶级划分也将随之消失。
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纯粹是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臭名昭著的“民意”也同人民统一体一样，是并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在意志上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阶级。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需要这种欺人之谈，需要这种“民意”的谎言，以便在这些漂亮的字眼掩饰下确立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并把本阶级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则完全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印苏维埃的阶级实力，来取消资产阶级的特权并保证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冠冕堂皇地在形式上承认一些权利和自由，但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限于物质手段而不能享受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资产阶级却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物质手段、自己的报刊和组织来欺骗蒙蔽人民。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这一新型国家政权的实质，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苏维埃政权为人民的出版、集会和结社提供了最好的宫殿、房屋、印刷所、纸张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民主才可能真正实现。
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议会制允许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这只不过是空谈。事实上，群众和群众团体完全被排斥在政权机关之外，完全被排斥在真正的国家管理工作之外。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因为苏维埃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国家管理，所以国家事务由群众组织进行管理，也就是由群众自己通过群众组织进行管理，这是逐步引导全体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苏维埃制度所依靠的是苏维埃、革命的工会、合作社等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
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由于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由于规定选民无权撤换议员，而使群众和国家之间的鸿沟愈益加深。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由于规定选民有权撤换代表，由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工作机关，所以能把群众和管理机关二者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所以易于建立，还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选举不是以人为划分的选区为基础，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
这样，苏维埃制度便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民主。在这种制度下，工业无产阶级作为最有组织、政治上最成熟的阶级而成为领导阶级；只有在它的领导下，半无产阶级分子和贫农才能逐渐翻身。必须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暂时的优越地位，把农村中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下解放出来，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一同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剥夺资产阶级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瓦解，要想在现有阶级关系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生产是不可能的。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即便胜利，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得到预期的改善，因为消费品的涨价使每一次胜利都成为泡影。工人的生活只有在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亲自管理生产之后，才能改善。在那些经济显然已经崩溃的国家中，由于工人为增加工资而奋起进行的坚决斗争来势凶猛，并有蔓延全球之势，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可能保持下去。为了振兴经济，为了早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以免这种反抗延长旧社会垂死的挣扎，从而使经济不致遭到彻底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剥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并使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公共财产。
现在，共产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是历史指给人类的唯一出路。机会主义者妄想恢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推迟国有化，到头来只能推迟危机的解决，造成全盘崩溃的直接危险；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保全社会的真正生产力——无产阶级以及社会本身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要对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实行任何形式的瓜分。相反，它要使生产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并使全部生产服从统一的计划。
经济全面国有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现在支配工业的大银行收归国有；接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经济机关，将其移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接收一切公用企业；把组成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工业部门以及按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程度而在技术上可以收归国有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把农村的大庄园收归国有，改为公营农场。
至于小企业，无产阶级应视其规模，逐步地加以合并。
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小产业不应剥夺，对于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业主，也不应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这一阶层将通过示范和证明新制度优越性的具体实践而被逐渐纳入社会主义领域。新制度将把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别从富农、地主的经济压迫和捐税（特别是通过废除公债）等重担下解放出来。
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起集中生产管理机关并能够实现工人管理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同生产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众组织。
在分配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应以合理的产品分配制度来代替商业；为此，必须采用的步骤是，大商业由国家经营；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以及市有的一切分配机关一律由无产阶级接收；对在过渡时期仍起重大经济作用的大型合作社组织实行监督。上述机关要逐步地加以集中，组织统一的整体，以便实行产品的合理分配。
无论在生产方面或者在分配方面，都要利用一切熟练的技术专门人才，但是，只有在其政治反抗被粉碎之后．同时又能适应新的生产制度，而不在（再）为资本服务以后，才能任用。
无产阶级并不打算压迫他们，相反地，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充分施展创造才能。资本主义历来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无产阶级专政则把二者结合起来，从而把劳动与科学结合起来。
无产阶级除了剥夺工厂、矿山、庄园等等以外，还应取消资本主义房产主对居民的剥削，把高楼大厦交给地方工人苏维埃，让劳动人民迁入资产阶级的住宅，等等。
在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过程中，苏维埃政权既要坚定地建立越来越集中的庞大管理机关，又要吸收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劳动人民参与直接的管理工作。
胜利之路
革命时代要求无产阶级采用能够把它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的斗争手段，即群众斗争手段，群众斗争必然导致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公开发生直接冲突。其他一切手段，诸如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革命活动，都必须服从这一目的。
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一个先决条件是，不仅要同资本的公开走狗和绞杀共产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决裂，而且要同在危急关头背叛无产阶级而去讨好无产阶级公开敌人的“中派"（考茨基分子）决裂。
另一方面，还必须联合革命运动中那些从前虽然不属于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总的说来是赞成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例如某些工团主义分子。
当前，世界各国革命运动正在高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勾结起来，随时企图镇压革命；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企图联合起来（在伯尔尼组织一个黄色“国际”），充当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的走狗；因此，无产阶级的行动必须绝对协调一致，成立真正革命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势在必行。
国际能够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从而实现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因为，没有经济方面及其他方面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是不能建成新社会的。另一方面，与社会党的黄色国际相反，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将支援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以促进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
世界大战爆发时，资本主义强盗口口声声说他们只是在他们保卫自己的祖国。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很快地就以它在俄罗斯、乌克兰、芬兰的血腥暴行暴露了自己的强盗本性。现在协约国列强的面目，甚至在最落后的居民阶层面前，也暴露无遗了，原来他们是世界强盗和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他们同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串通一气，嘴上挂着伪善的和平词句，企图用坦克和穷凶极恶的殖民军队来扼杀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暴徒的白色恐怖，惨不忍睹。工人阶级的牺牲，不计其数，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优秀战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无产阶级必须自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自卫。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这场最后的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打倒资本的帝国主义阴谋！
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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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共产党代表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匈牙利共产党代表的声明
我们作为匈牙利共产党派出参加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深感遗憾的是，因交通不便，加上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部队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匪帮发生战斗，我们未能准时赶来参加代表大会会议。创立第三国际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若能参与，那才是值得自豪和高兴的。
我们代表匈牙利共产党声明：我们同意大会的各项决定，并批准在我们未到会的情况下，代表我党参加代表大会的鲁德尼扬斯基同志所作的一切声明和签字。
鲁道什
柯恩
1919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载于19l9年5月1日《共产国际》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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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致第三国际执行局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致第三国际执行局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获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于2月在莫斯科举行，感到十分高兴。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消息迟到，我们不能派代表出席大会。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能向你们致以热忱而诚挚的祝贺，祝愿你们在成立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党在巴尔干战争以及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如何，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党始终忠于我们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我们从来就厌恶和蔑视社会主义的叛徒。在危急关头．我们党一刻也没有忘记所肩负的神圣国际主义义务。在本国资产阶级为战胜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而兴高采烈的日子里，在我国居民同军队一起越过阿尔巴尼亚崇山峻岭节节败退的日子里，在我国人民遭受外国占领的苦难日子里，我们只知道对本国资产阶级有一个“义务”，那就是同资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什么“国内和平”，我们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我们只知道一种战争，即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战争。最近，社会爱国主义者邀请我们党派代表出席伯尔尼会议，我们予以拒绝，因为我们党不愿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发生任何联系。
将近六年的战争使我们的队伍十分不景气。我们的优秀同志战死的战死，在强制劳动中累死的累死，更有许多同志死在战俘营中，还有不少人被流行病夺去了生命。党的工作人员几乎损失一半。尽管损失如此巨大，但我们党毫不气馁。我们认识到，欧洲已跨入社会革命时代，所以，在党的生活中断三年之后，我们现在以更大的热情着手把它恢复起来。
目前，各阶层人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积多年痛苦的经验，他们确信，只有我们党才能维护工人群众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党近三个月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所在。
物价暴涨，燃料、衣物短缺，奸商投机倒把，铁路运输中断，这一切使广大人民群众越发不满。民族大联合毫无进展。事实证明，“我们的”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将民族革命进行到底。
1月25日至26日，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会议除其他决议外，还通过了以下决议：“代表会议拥护苏维埃俄国，拥护德国与奥匈帝国的社会革命以及其他各国的革命运动。”从这次代表会议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派在南斯拉夫无产阶级中的力量不可小看。
八周以后，将举行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成立南斯拉夫统一工人党。毫无疑问，共产主义派将获得胜利。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都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工人同我们一样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定将组成符合全世界革命共同利益的战斗机构。
因此，我们谨向你们再一次表示我们兄弟般的真诚祝贺。
新的共产国际万岁！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5月1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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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代表苏卜希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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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代表苏卜希的发言
伟大的第三国际肩负着改变世界前途的使命。今天，我能在莫斯科，在第三国际中心，代表土耳其无产阶级、土耳其被压迫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处于帝国主义残酷剥削的苦难深渊、在资本主义和西方暴力文明的铁蹄下呻吟的被压迫人民，为自由，平等和团结而发言，感到无比荣幸。的确，在土耳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杀害无辜、吸吮人民血汗的暴徒和叛徒大有人在。我指的是我们的土耳其君主，他们不仅压榨亚美尼亚人的血汗，而且搜刮土耳其贫民、工人和农民。不是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而是土耳其帕沙和君主才是一群暴徒。同志们！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土耳其工人和农民代表下定决心要同资本作斗争，而首先是压垮和消灭称做统治者的这群野蛮暴徒。
一年以前，当土耳其将领要出兵占领里海沿岸、波斯和土耳其斯坦时，土耳其革命者就在莫斯科，在这决心造福于全世界的革命中心，勇敢地举起土耳其旗帜，反对土耳其将领的冒险企图。为压制我们的抗议呼声，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频频照会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要求立即把我们赶出俄国领土，同时，在塔什干、奥伦堡和喀山向穆斯林民族大造反对我们的舆论，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工作。
资产阶级报刊发表文章攻击我们，竟然提出：“他们是些什么人？竟敢在全体穆斯林庆祝土耳其军队在亚洲腹地取得胜利的时候，轻慢宗教，亵渎突厥上鞑靼族最神圣的东西！这些人信仰哪种宗教，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当大使馆企图以这些蛊惑人心的提问来愚弄全体东方穆斯林的时候，我们土耳其共产党人便庄严宣布：世界就是我们的祖国，人类就是我们的民族。就这样，我们勇敢地举起了革命红旗，决心顶住逆流，讨伐追随土耳其帝国主义的一小撮人。在通往实现我们理想的征途中，我们曾经一度孤军作战。如今，整个东方同我们一道前进了。同志们！在英法强盗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那些反对我们的所有伪君子同土耳其帝国主义者一起无影无踪了，大家立刻懂得了：对于被压迫的贫苦人民来说，没有比伟大的十月革命更好的朋友了。
早在1908年，部分土耳其青年就懂得了，青年的出路就在于社会革命。但在当时，社会主义活动受到压制，而饶勒斯这位维护被压迫人民利益的令人难忘的战士所发出的响亮呼声却成了荒漠旷野中的呼喊，无人响应。多亏饶勒斯的朋友们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如今在俄国建立了土耳其革命根据地。他们深信，经过世界社会革命，东方必能实现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他们的这种信念，在伟大十月革命以后更为坚定了。
我举个生动例子，说明现在只有土耳其无产阶级和土耳其知识分子才怀有这种信念。十月革命后，君士坦丁堡大学曾讨论该把诺贝尔奖金授予谁的问题，土耳其青年学生不顾土耳其教授施加压力，主张把诺贝尔奖金授予列宁同志，这再一次证明，社会革命思想已在东方深深地扎下了根，敬爱的伟大导师列宁同志以其理论、思想和实践而构成完整的革命世界，土耳其青年推举列宁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证明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这个革命世界。
土耳其人民拥护俄国革命，这无须我来多加说明。我只希望那些为了世界社会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俄国社会革命英雄们知道，他们在战场上并不是孤立的，有广大的土耳其无产阶级支援，土耳其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愿这些英雄们相信，沐浴在南国阳光之中的被压迫的土耳其无产阶级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只盼俄国革命老大哥一声令下。
同志们，以上所说，无非是要证明，在近东，在土耳其人民之中，确有全心全意拥护俄国革命的真正革命者。下面，我要扼要地谈谈东方运动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我深信，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有着直接关系。我们土耳其革命者虽然在俄国革命队伍中工作，但是我们坚信，东方革命不仅对摆脱欧洲帝国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支援俄国革命来说也是必要的。
同志们，大家知道，如果说法英资本主义的脑袋是在欧洲的话，那么它的肚子却伏在亚洲肥沃的土地上。因此，我们土耳其社会党人的主要的、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拔除资本主义在东方的根子。只有这样，才能使英法失去生产原料。如果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及其他国家能把英法工业拒之门外，那么今后它在欧洲市场上倾销产品也就不可能了，由此必然引起危机，结果，无产阶级就可以接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各地方掀起革命运动，只有东方各民族奋起反抗英法帝国主义，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但是，如何能使东方革命化呢？
我经常出席会议，听到人们研究东方问题，议论东方各民族的神秘生活，渴望深入研究这些民族。其实，早在沙皇专制时期，就有人对东方进行“研究”了。不过，那时的出发点是，要寻求剥削这些民族的更阴险的方法。现在研究这一问题，是要解放被压迫的东方。我们让学者研究东方，不可不握紧手中枪，不可忘记我们的目标，即在东方建立革命根据地。东方各民族奋起反抗欧洲资本主义，这无论对俄国革命还是对年轻的德国革命来说都同样是必要的。德国革命前途如何，目前各国无产阶级都深为关心，它随时都处于英美暴力威胁之下，迫切需要我们东方予以支援。
因此，第三国际的当前任务应当是在东方各民族中建立革命根据地。
目前，在俄国强大的年轻红军中开始建立和加强土耳其军人革命组织的基层组织。在俄国的各个战场，现在有成千上万土耳其红军战士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积极作战。
就地理位置而言，土耳其历来是联结亚洲和欧洲的地方，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由此可以推断，土耳其无产阶级将在未来世界革命进程中占据光荣的地位。
我们相信，土耳其无产阶级必将为支持和发展世界社会革命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载于1916年3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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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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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的祝词
中国民主派首次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新国际业已宣布：要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压迫，5亿中国人民感受最深。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与世隔绝，可是，一旦投身到世界生活中来，便招致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向中国人民发动空前的进攻。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在中国实行西方文化的幌子，而其目的却昭然若揭。它们无不怀有奴役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为欧洲资产阶级掠夺中国资源。在历次战争中，欧洲各国凭借发达的科学技术而成为战胜国，此后，表面看来，欧洲列强似乎安于“门户开放”的原则不准备再打中国的主意了。其实，这如同一群豺狼围着猎获物，都要扑上前去咬上一口，但因为各个都嗜血成性，互相牵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列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每一个列强都从幅员辽阔的中国为其银行家和资本家实行掠夺而霸占了一块地盘。
中国人民深知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眼看着祖国河山一天天横遭外国蹂躏，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加上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激起人们忧国忧民之心。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反对清王朝的国民运动中联合起来，在伟大领袖孙中山领导下，经过努力，终于推翻了清王朝。辛亥革命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壮举。辛亥革命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清楚地暴露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帝国主义分子不择手段地压制中国国民运动，不准其超越他们所希望的狭小范围。欧洲列强扶持反动分子袁世凯以及张勋复辟清王朝的疯狂企图，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列强对年轻、进步的中国究竟怀有几分真心同情。接着欧战爆发，欧洲资产阶级向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中国参战，将中国无产阶级即使不是当作炮灰，也是当作驯服的劳动力使用，迫使他们在俄国北部冻土带、沼泽地、矿井和欧洲战场的后方充当苦力。这是欧洲资产阶级本性所使然，为了战争和资本，它使欧洲无产阶级付出的生命代价何止千百万。
1917年，中国南方再次爆发革命，目的在于推翻反动政府。还在那时，一部分进步的国会议员就从上海致电俄国临时政府表示祝贺。但在当时，贺电也罢，呼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也罢，当然不可能在克伦斯基政府中得到反响。后来，当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声音通过政府告东方各国人民书，特别是契切林同志致中国之光——孙中山的信，越过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与革命战场传到中国革命者中间的时候，中国革命者真是喜出望外。从告各国人民书和信件中，中国第一次听到外国同志亲口说出，他们对于中国梦寐以求的愿望表示理解；第一次听到，与世隔绝的中国民主派有识之士争取实现的理想也正是俄国人民决心通过自己的工农政府所要努力实现的理想。中国南方革命者的斗争艰苦卓绝。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们也许会牺牲，但是俄国的声音其及兄弟般的召唤必将成为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唤起人们去战斗。
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创始者。为了造福世界劳动人民，为了各国人民的自由，俄国共产党领导本国政府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中国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党深表钦佩。
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大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千千万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亿处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谨向高举同世界帝国主义魔鬼作无情斗争的旗帜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
刘绍周
载于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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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雷莫夫的报告（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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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雷莫夫的报告
（东部）
我代表穆斯林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发言。前几天，中央局已改名为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其成员包括：士耳其斯坦和巴什基尔的非俄罗斯族工人共产党员，伏尔加河流域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鞑靼族共产党员，高加索山民共产党员，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塞拜疆、布哈拉和格鲁吉亚的流亡共产主义小组。按照不同民族，又分别成立了直属中央常务局各支部，即：鞑靼、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高加索山民、土耳其斯坦、阿塞拜疆等支部。
如果不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波斯、土耳其和布哈拉计算在内，则中央常务局管辖区其他地方的非俄罗新人口至少有3000万，有组织的穆斯林工人和农民现在至少有1万名。至于中央常务局对穆斯林劳动群众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以及穆斯林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我就不必细说了。目前，至少有5万名穆斯林红军战士在东部战场和南部战场同俄罗斯红军战士并肩作战，反对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高尔察克和杜托夫。中央常务局管辖区内有组织的工人之所以较少，一是因为东部各民族摆脱奴隶地位为时不久，文化落后；二是因为从高加索到喀山和从乌法到塔什干这一片民族地区是作战地区，人们正手拿武器，逐步地把这一地区从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白卫军手中解放出来。这一切为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我不打算谈论格鲁吉亚白卫军及其同伙——以策烈铁里为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的暴行，这个党去年1月在梯弗利斯曾两次枪杀参加群众集会的工人，破坏了格鲁吉亚共产主义组织，并把共产主义组织的负责人关进监狱。叛徒谢德曼和艾伯特现在在德国所干的一切，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早就干过了。我也不想谈论土耳其斯坦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暴行，他们正扮演着杀害我们同志的英帝国主义刽子手的角色。我们的久经考验的同志贾帕里泽、邵武勉、科尔甘诺夫和彼得罗夫都是被他们杀害的。同样，我也不打算议论加入立宪会议的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一次就杀害数以百计的工人和农民，把我们穆斯林同志的眼珠活活挖出来。这些事实报刊已公布多次，人所共知。
尽管工作条件如此艰难，但中央常务局并不气馁，继续同俄国共产党齐心协力开展社会主义工作。为说明中央常务局的活动，值得指出的是，去年12月组成中央常务局的东部共产党领导人在l918年1月至11月十个月期间，用鞑靼文、土耳其文、吉尔吉斯文出版报纸、小册子和传单达400多万份。自去年12月这些领导人加入中央常务局以来，到今年1月，即在两个月时间内，中央常务局仅在莫斯科就用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鞑靼文、阿塞拜疆文、乌兹别克文、塔吉克文、吉尔吉斯文、卡尔梅克文出版报纸、小册子和呼吁书200多万份。现在，中央常务局及其地方组织出版15种报纸和中央机关报《工人报》（鞑靼文版）和《恩吉—杜尼亚》[1]（土耳其文版）。我毫不怀疑，有俄国共产党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中央常务局的支持，东部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得到发展，东部各被压迫民族必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在苏维埃俄国周围。一旦东部觉醒，它对西部日趋发展的工人革命将会产生的伟大意义，我就不准备向诸位证明了。东部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和供应地。一旦东部站起来并向社会主义的西部伸出援助之手，帝国主义就将被包围，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将来临。正因为如此，中央常务局才把唤醒东部各民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我要高呼：东部各被压迫民族同俄国和欧洲社会主义工人的革命联盟万岁！
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8月第4期
[1]《恩吉—杜尼亚》（Энги-Дуния），音译，未查到中文含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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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库尼的报告（亚美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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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库尼的报告
（亚美尼亚）
同志们！
今天是我们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在庆祝这一节日的时候，我们为能出席筹备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而感到非常荣幸。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即国内战争取代帝国主义战争的纪元，国内战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同一切压迫和暴力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在提出其他解放口号的同时，也提出了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民族口号，包括亚美尼亚自决的口号。
亚美尼亚各族人民获得了安排自己命运的自由，他们破天荒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不过，也出现了极大的危险，不能不防范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利用民族自决口号，进一步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以自决为幌子，把国家变成新的民族战争的战场。必须以亚美尼亚各族劳动群众的阶级团结来对抗民族隔绝政策。必须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从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亚美尼亚共产党人肩负的重大任务是，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选择正确的组织步骤，使这些步骤不但在劳动群众争取真正实现自决权的斗争中成为他们手中的有力武器，而且也符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19l7年11月，几名亚美尼亚出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员倡议讨论成立工党问题，以便联合亚美尼亚各族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政党相抗衡。经过多次会议，决定派遣一位同志以代表身分到彼得堡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交涉有关成立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党的事宜。
1918年1月下旬，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批准，组委会便着手下一步的工作。同年3月4日（俄历2月19日），党中央以亚美尼亚共产党名义发表第一个告亚美尼亚各族人民书。
在达什纳克楚纯—孟什维克—别克反动黑暗统治下，亚美尼亚共产党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推行民族隔绝和建立“民族共和国”的罪恶政策。居统治地位的政党被沙文主义迷住心窍，竟不知羞耻为何物。它们把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旗手——俄国无产阶级视为头号敌人。为对付布尔什维主义，南高加索的孟什维克—达什纳克楚纯—别克“民主党”情愿同任何分子结成同盟。南高加索的反革命头目饶尔丹尼亚、格格奇柯利、策烈铁里看中了北高加索的反革命分子菲利蒙诺夫、波罗夫采夫、卡拉乌洛夫之流，把他们视为可靠盟友。在日趋发展的革命运动中，俄罗斯高加索军成了一支强大力量。革命化了的俄罗斯士兵装备精良，是“南高加索民主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南高加索民主党”决计摆脱“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瘟神”，要把俄罗斯士兵赶出南高加索。于是，孟什维克分子饶尔丹尼亚一声令下，数以千计的俄罗斯士兵便被解除武装，惨遭杀害，酿成阴险毒辣、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表示抗议，却遭到反动势力更疯狂的迫害。反动势力到处搜捕所谓“叛军”和“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顿时，监狱大有人满之患，党的优秀同志身陷囹圄，工人刊物横遭摧残。2月10日，为庆祝南高加索议会开幕，反革命势力对革命的镇压和迫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竟然残酷枪杀在梯弗利斯城亚历山德罗夫公园参加集会的工人群众。在亚美尼亚和鞑靼人杂居地，人们的处境惨不忍睹。在那里，以亚美尼亚小资产阶级达什纳克党为一方，以鞑靼地主党木沙瓦特为另一方，公开鼓吹两个民族互相残杀。亚美尼亚人见鞑靼人就杀，鞑靼人见亚美尼亚人就斩。卖身投靠亚美尼亚资产阶级的达什纳克楚纯和鞑靼别克代表木沙瓦特分子欺骗人民群众，互相把整村整村的居民斩尽杀绝，他们自己却居然还留在一个政府中，厚颜无耻地坐在一起，而背地里又继续干着彼此陷害的勾当，继续驱使两个兄弟民族的工农群众互相残杀。这两个民族主义政党对内搞反革命活动犹嫌不足，还对外推行简直可以说是叛卖政策，与土耳其封建主大作其肮脏交易。对于这种政策，稍有正直惑的民主党人都会表示极大的愤慨。
自称社会党人的孟什维克，继续推行其一贯的秘密外交政策，他们踏破了外交家的门坎，用势利眼上下打量着两个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准备投靠强者。
正当木沙瓦特为耳其的进犯而欣喜若狂、胆量越来越大、俨然以太上皇自居的时候，契恒凯里先生及其一伙便迫不及待地跑到特拉布宗讨好土耳其帕沙，出卖巴统，为的是嫁祸于人，丧尽天良地把全部罪责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
那么格格奇柯利和策烈铁里又如何呢？这两位先生的表演真是精彩！为蒙蔽群众，他们在党的会议上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大肆攻击契恒凯里，说那是契恒凯里先生个人的变节行为，政府的方针不变，仍以俄国民主党为目标，任何其他方针一概不予承认。这是出于格鲁吉亚王公贵族利益的需要而在群众面前演出的一幕闹剧，意在制造内部意见分歧的假像，使反对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阴谋早日得逞。格格奇柯利、契恒凯里和策烈铁里几位盂什维克先生按照旨意扮演角色如此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可悲的亚美尼亚沙文主义者，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也推行叛卖政策，只不过是手段更下流、更愚蠢罢了。不是吗？昨天正为沙皇大唱赞歌的老歌手“社会党人"——达什纳克楚纯的哈蒂索夫，今天摇身一变，成了外交家，打着“亚美尼亚劳动群众”的幌子，跟土耳其帕沙进行谈判。在土耳其匪帮入侵之后，有多少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可是，达什纳克党的一派佯装全力坚守阵地，而另一派即哈蒂索夫和卡恰兹努尼却分别躲在特拉布宗和巴统，一连几周讨好德国和土耳其帝国主义者，在他们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难怪在帝国主义者操纵之下，通过阴险手段，一个个阵地相继被瓦解，一个个城市相继陷落。大批腐败不堪的民族主义军队在小股敌军面前吓得丧魂落魄，不战而逃。
社会党叛徒于是又跳了出来，大骂被他们骂过千百次的布尔什维主义该死，说这都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打入部队，涣散军心，瓦解战斗力的缘故。
吃了不光彩的败仗，就不免要在群众面前辩解一番，找个替罪羊。挑来拣去，总也离不开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可怕的敌人。真是，布尔什维主义不除，社会爱国主义者——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楚纯这帮老爷就永无宁日，更使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和木沙瓦特这帮老爷放心不下的是，巴库已经掌握在苏维埃政权、即把自己命运同俄国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政权手中。
巴库是一座令孟什维克—木沙瓦特这群公牛发狂的红色城市。他们策划新阴谋，要出卖革命，而且这一次把矛头对准英勇的巴库无产阶级。
契恒凯里、格格奇柯利、饶尔丹尼亚及其一伙勾结鞑靼别克，密谋进攻巴库，为此，他们打开梯弗利斯军械库，用数以百万发的子弹、机枪和大炮来武装鞑靼人。
帝国主义走狗对德意志皇帝和土耳其苏丹唯命是从。格鲁吉亚部队开着装甲火车加入鞑靼匪帮，对巴库发动了秘密进攻。这是工人和农民所始料不及的，巴库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打败反革命势力后，正忙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组织被捣毁了，其成员被迫转入地下，一句批评的话也说不得，否则就要横遭迫害。就是在这种政局之下，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亚美尼亚共产党在斗争的舞台上出现了，并且从第一天起，就领导反对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楚纯的独立而英勇的斗争。
3月4日（俄历2月19日），在发表告人民书的同时，中央机关报《红日报》也创刊了。我们党列举大量事实，向工农群众揭露孟什维克—达什纳克楚纯沙文主义者的变节投降政策，阐明已经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以此向劳动者展现共产主义纲领。
达什纳克楚纯和孟什维克这伙帝国主义奴仆在其机关报上对我们的无耻诽谤和攻击、在梯弗利斯和外地对我们同志的打击与迫害，取缔我们的党报和查封我们的印刷所，以至抢占我们所用的旁屋，所有这一切不仅没有削弱我们，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强了。
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日报》创刊之初，发行量仅为250—300份，现已增加到亚美尼亚有史以来报刊发行量最高数额，仅在梯弗利斯，发行量即达3000—3500份，可以同达什纳克楚纯的中央机关报争高低了。在大街小巷，亚美尼亚士兵和工人三五成群地阅读和出售我们的报纸。农民和工人派代表从亚历山德罗波尔、舒拉维尔及其他各地远道而来，购买我们的报纸，这是因为，他们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报纸，一经孟什维克—达什纳克楚纯暴徒发现，就要被销毁。在洛里，村与村之间互相传阅《红日报》，农民无不对该报的英勇革命精神表示钦佩。《红日报》也打入了从敖德萨、克里米亚和俄国南部调来的民族主义军队内部，先是秘密的，而且免费，后来是公开的，而且收费，运来的报纸每一次多达几百份。士兵读了报纸，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革命熏陶，受到共产主义光辉理想的教育。
仅仅一个月，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就吸引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他们把《红日报》看成是自己的报纸。
《红日报》大量刊载士兵和工人的通讯报道。每天傍晚，报社编辑部围满了许多士兵，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报纸出版。因此，报纸被销售一空，也就不足为奇了。共产党机关报引起人们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兴趣。
在党报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的讲演、会议和群众集会也越来越活跃，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短期内，仅梯弗利斯一地，党员人数即达到几百人。自带武装前来参加游击队的达到300人。应当指出，尚有成千上万的同情者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驻扎在梯弗利斯的亚美尼亚军队，早在4月份就同亚美尼亚共产党取得联系。我们的同志打入军队，在他们中间生活，我们通过这一途径而开展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辉煌成果。由于同志们的努力，一所达什纳克初级军官学校从上到下同我们建立了联系，他们的机枪、炸弹和其他武器，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用。驻扎在阿弗拉巴尔和阿尔塔恰尔的炮兵后备部队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表示一旦举行暴动，他们就将孟什维克掌握的汽车开到我们这一边来。
在梯弗利斯，听候我们调遣的警察分局就有好几个。而最能说明党的发展和壮大的一个事实是，驻守在军火库旁的4000名武装的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响应我们党的倡议，举行了群众集会，在会上发言的清一色是我党党员，会议通过了亚美尼亚共产党提出的决议，并高呼“打倒议会！”“俄国无产阶级万岁！”“亚美尼亚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等口号。达什纳克楚纯和孟什维克为破坏群众集会，用尽一切手段，直至进行挑衅和调动装甲车，但一概无效，群众集会四面受到同情亚美尼亚其产党的武装部队的保护，一直进行到结束为止。人们激情满怀。荷枪实弹的亚美尼亚共产党员不止一次地到民族委员会门前举行示威游行。亚历山德罗波尔驻军有一个团派人来，代表全团官兵同我党建立联系。阿哈尔齐赫的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伊·同志报告说，在该城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洛里，同志们明确宣布，如果梯弗利斯举行起义，需要支援的话，成千上万的革命农民将下山前去支援。
现在，同埃里温也联络上了。
在奥塞梯，我们同布尔什维克组织“凯尔缅”建立了可靠的联系。在格鲁吉亚的许多地方，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就在梯弗利斯市民时刻等待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南高加索首都一夜之间就可能转归无产阶级管辖的这一紧张气氛中，在经过长期努力造成的这一大好时机，由于一系列意外情况——应当承认，意外情况的发生，同我们某些负责同志犹豫不决有着很大关系——我们的力量开始瓦解和分散。群众显示出来的革命毅力确实是大于领导人的革命毅力。
孟什维克眼看大事不妙，便出动军队，包围了梯弗利斯，在城郊高地上架起大炮和机关枪。装甲列车也向车站方向开来。
土耳其帝国主义匪帮日益迫近革命运动中心——梯弗利斯。
这样，由于一系列内外因素，南高加索和亚美尼亚革命运动暂时遭到挫折，红色巴库只得孤军作战了。革命军队开始被缴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开始受到迫害，其中有不少同志不得不隐蔽起来或流亡北高加索。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楚纯因而更加猖狂，对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许多同志被关进监狱，不少人遭枪杀。
但是，我们的同志尽管被迫转入地下，但至今仍在继续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出版秘密传单。他们坚信，英美帝国主义必然垮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深信苏俄将成为建立亚美尼亚各族劳动人民政权而斗争的起义者的坚强支柱。
我们的组织成员受党中央委员会派遣，参加为在苏呼米市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这也是亚美尼亚共产党活动的一部分。在北高加索，经我党党员努力，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革命组织被取消了。
达什维克党威信扫地，在劳动群众中已无立足之地。
在北高加索，流亡的亚美尼亚共产党员在苏维埃机关担任了负责的工作，以巩固劳动人民政权。在北高加索建立了一个以亚美尼亚共产党员为首、以列宁同志命名的团队。党中央委员会在皮亚季戈尔斯克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红日报》，号召亚美尼亚人参加红军，以便同反革命匪帮作战，巩固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攻入南高加索，进而攻入亚美尼亚，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亚美尼亚建立工人与农民的统治。
由于苏呼米目前处在孟什维克统治之下，在那里，数以百计的亚美尼亚流亡者纷纷躲到山上，建立游击队，手持武器等待着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到来。
我们知道，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两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已成为两具死胎，它们未等降生，就在母体内开始腐烂了。
达什纳克楚纯和孟什维克这一对昔日“好友”，如今相争相杀，把两个兄弟民族推入血泊之中。但劳动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今天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在外国暴政之下，力量分散，挺不起腰来；明天，他们一旦团结起来，依靠世界无产阶级兄弟般的有力支援，就必能将万恶的英美帝国主义走狗政权彻底推翻。
“共和政体的亚美尼亚”并不太平。亚美尼亚达什纳克楚纯枪杀亚美尼亚孟什维克。但同时，在达什纳克楚纯内部也杀气腾腾，连党内同伙——过去的几个部长也被干掉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达什纳克楚纯大势已去，逐渐让位于亚美尼亚大资产阶级了。今天，在英国军事当局指使下，主宰亚美尼亚各族人民的是英国走卒，商人波戈斯·努巴尔帕沙和烟草工厂老板恩菲阿占茨。亚美尼亚大主教对此表示认可，而达什纳克楚纯首领则在新统治者面前摇尾乞怜，曲意奉承，其丑态令人作呕。
但是，英国黄金只能收买一小撮已不止一次卖身投靠帝国义的冒险家。我们坚信，一旦时机成熟，亚美尼亚各族人民就将在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口号下立即团结在我党周围。
亚美尼亚共产党谨向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致意，并且认为有义务代表亚美尼亚各民族向全世界宣布：
所谓“亚美尼亚共和国”，是歪曲民族自决原则的可耻的伪造品。
“独立的亚美尼亚”，使亚美尼亚有产者和教士获得了自决权，而对亚美尼亚工农群众来说，它是莫大的侮辱。
亚美尼亚政府是英美资产阶级雇用的亚美尼亚强盗者、亚美尼亚勒索者和亚美尼亚刽子手的政府。
亚美尼亚共产党坚决抗议帝国主义施加种种暴行和对灾难深重的亚美尼亚各民族的命运进行干涉。党要坚决阻止英美对亚美尼亚各民族施加暴行。
我们郑重声明，踏破协约国各国政府门坎的亚美尼亚代表团并不代表亚美尼亚劳动群众的意愿，他们也无权代表亚美尼亚劳动群众。
出席黄色国际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并不代表亚美尼亚劳动群众的意见。他们是双手沾满工农鲜血的叛徒和变节分子。出席伯尔尼会议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亚美尼亚共产党是亚美尼亚各民族劳动群众利益的唯一表达者，它蔑视黄色国际中的亚美尼亚“社会党人”，祝贺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并在此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国内战争万岁！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万岁！”
亚美尼亚共产党代表
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古·艾库尼
载于1919年3月11日《真理报》第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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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勒利希的报告（东加里西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弗勒利希的报告
（东加里西亚）
早在1889年，即在巴黎举行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那一年，加里西亚工人运动就在代表大会的影响下组织起来了，成立了社会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走上了宣传革命的道路。第二年，加里西亚各工人中心就把五一节作为国际工人节来庆祝，其后，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但在第二国际成立以后的头十年中，斗争的深度和广度都还非常有限。布隆代表大会曾为奥地利制定了著名的民族纲领，这次代表大会在加里西亚产生的结果是，成立了三个民族政党即波兰社会民主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犹太社会民主党。以伊格纳齐·达申斯基、赫尔曼·迪阿曼德博士和格尔曼·利别尔曼博士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作为城市无产阶级最有力量的党最先成立，该党一直存在到哈布斯堡王朝灭亡为止。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是仿照波兰社会民主党成立的，但不如前者有力量，人数始终不多。它在城市和农村中的影响大致相同。自1906年起，加入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犹太无产阶级开始大闹分立，究其原因，一是存在反犹太人主义，二是有其他政党的先例，因而自然而然地也要按民族实行抱团。同时，奥地利宪法不承认犹太人为独立民族，因而波兰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组织起来的犹太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著名活动家便退出这个党，致使担心党会分裂的一大批犹太无产阶级分子也渐渐脱离党。这样一来，犹太社会民主党在1908年就最终变成独立政党，并且得到第二国际的承认。上世纪末，国内合法存在的各社会党大力宣传工人革命斗争，以实现各种社会基本要求，如普选权、八小时工作制、老年保险，等等，等等。要求得到普选权始终被提到首位，因为党的首领们断言，普选权一旦到手，无产阶级就能通过议会道路实现最低纲领，从而为实现最高纲领打下基础。1899年成立了五个选民单位，使工人和农民有了被选入奥地利议会的机会，虽然这时进入邦议会的大门反而关得更紧了。在维也纳议会选举中，代表加里西亚的达申斯基当选议员，他加入了由10名奥地利社会党议员组成的俱乐部。1904年，在加里西亚首次发生几起大罢工，起带头作用的是利沃夫的石匠和波利斯拉夫油田工人。1905年，为争取改革奥地利议会选举法，爆发了席卷整个奥地利的强大运动。为实现这次运动的目的，社会民主党全力以赴，并于同年11月25日宣布在奥地利全国实行24小时总罢工，这次总罢工在各地取得很大胜利。和奥地利各地一样，在加里西亚一些地方，工人与当局发生冲突，工人以其英勇果敢行动证明，只要领袖能说服群众相信他们是为重要革命事业而战，群众就能够建立丰功伟绩。1907年，根据普遍、平等、无记名与直接选举权首次进行选举，结果，首领们大获成功，无产阶级却大失所望。奥地利工人百折不回，自我牺牲，使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有89人当选议员，其中加里西亚有6名，即波兰社会民主党4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党2名。必须指出，这6名议员全部来自东加里西亚，而在西加里西亚，尽管该地实际上属于波兰，尽管当地社会民主党人力求在推行民族主义方面表现得比其他波兰政党更卖力，但以达申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全部落选。在东加里西亚，议员分别给来自利沃夫（迪阿曼德博士和古德科）、佩列梅什尔（利别尔曼博士），斯特雷（莫拉切夫斯基）（以上为城市地区，4名议员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成员），德罗戈贝奇—鲍里斯拉夫—突尔卡（维特克）和塔尔诺波尔—兹巴拉日（奥尔塔普丘克）（以上为农村地区，两名议员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成员）。波兰社会民主党在城市选举中获胜的主要原因是，犹太无产阶级出于社会党团结的目的，决定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把自己的选票交给波兰社会民主党。在竞选活动中，所有的候选人都坚决主张向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作无情的斗争，但是一进议会大门，就立刻改口，实行可耻的妥协，于是很快就获得国王—皇帝陛下的社会民主党人绰号。无产阶级极其失望，在选举期间和选举以后一段时间那种高涨的热情没有了，人们灰心丧气，进而意志消沉。固然，在1911年举行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中，那些人几乎全部重新当选，但是在这次选举中再也看不到像在1907年那样的革命激情了。他们再次当选的主要原因是政局发生变化，一大批小资产阶级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同路人，他们看出社会民主党人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总之，号称奥地利议会人数最多的社会民主党团在世界大战前七年的议会活动平淡无奇，毫无成绩可言，在无产阶级发展史上未必会起什么作用。在长达四年半之久的战争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叛卖行径使广大群众蒙受奇耻大辱，受尽欺骗愚弄。人民群众深感不安，进而觉醒起来，决心为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理想而斗争，尤其是在中欧几个帝国主义壁垒相继垮台以后，社会民主党首领纷纷投向沙文主义的阵营，这使工人群众更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叛徒嘴脸。自1918年11月1日起，过去的奥匈帝国跨进了新纪元，从此，加里西亚作为奥地利王室最大的一块国土，成为重要因素。在加里西亚，如同在奥地利各地一样，随着王朝的灭亡，民族纠纷使波兰小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波兰社会民主党首领站在波兰帝国主义者一边，乌克兰社会民主党首领站在乌克兰帝国主义者一边，双方都以响亮的爱国口号吸引其仆从参加新的屠杀。这时，因长达四年半之久的战争而疲惫不堪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早已放下武器。欢庆战争结束，而且遗憾的是，缺少一个革命政党来向群众讲清利害，即：无产阶级放下武器将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决不能允许两个阵营的资产阶级最终保留武器、而无产阶级变得赤手空拳这样一种局面出现。就这样，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并且两个阵营都实行反动独裁统治。在东加里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收罗正规军士兵和业已瓦解的奥地利军队中主动表示愿意卖命的一切败类，拼凑一支可观的战斗力量，占领全国。但是，他们统治不到一周，就不得不把利沃夫和佩列梅什尔两大城市让给波兰人，那些未能及时逃离、推行乌克兰民族主义政策的显要首领也被波兰人抓获。乌克兰当局对居住在东加里西亚的波兰政治家也采取同样手段。被隔断同国内各大中心联系、失去任何政府机构的加里西亚新主人，如同沙漠游民一样，先是设府塔尔诺波尔，后来又迁都斯坦尼斯拉夫，处境狠狈不堪。政府取名人民书记处，国民拉达代行议会职能，二者对于立法一窍不通，只得抄袭奥地利旧法律和指令，各城市按照政府和国民拉达在新国家中心所实施的法制，实施各自的法律，其实，是没有法律。实行高度戒严倒是它们的一项创造，戒严令规定：没有通行证不得外出，下午7点以后禁止上街。办理通行证不但难上加难，而且大敲竹杠，官员借口捐助红十字会而强行索贿。即使通行证到手，人身安全也并无保障，因为每过一站地，哨卡随便就可以说你那手续完备的证件无效，从而再敲竹杠，此类的事常常发生。这种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开来，是因为上行下效，政府首脑亲自出马，为贪污受贿蓄意制造气氛。要想说明当今统治者政治道德的败坏，各种实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不过，有一种犯罪行为我不能不指出，因为它触及我国经济命脉德罗戈贝奇—鲍里斯拉夫油田。隐藏在拉达的一伙犯罪分子在油田成立了以社会爱国主义者维蒂柯为首的石油特别人民委员部，篡夺了对大量储备的原油、纯煤油，石蜡和蜡烛的支配大权，把国家的这些宝贵财富只配给向他们行贿的投机商人。譬如：一车煤油在德罗戈贝奇售价4万克朗，而投机商人在塔尔诺波尔则以不低于50万克朗的高价转手倒卖。这种罪恶勾当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背着政府，公开干出来的！然而他们如此胡作非为，对无产阶级来说，有弊也有利。无产阶级从中体验到，他们对政治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了，于是，无产阶级又活动起来了。
党在各地活跃起来了，尽管这时社会民主党内出现新的积极因素，但人人感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尤其是策略，有彻底改变的必要。根据以往划分的情况，各党仍按民族重新组织起来，但过去强大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因受乌克兰当局迫害，党员人数比过去减少了，况且在经济上较富裕的工人对国外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抱有好感。本来就弱小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这时已被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几乎消化净尽，只有犹太社会民主党这一个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生气勃勃的组织活动，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当局心目中有了一定的权威；联合两个兄弟党的工作也开始了。到去年12月，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了中央机关，并开始出版《红旗》周报。同时，党委会经改选，减少了人员，成立小型委员会，负责承担一切必要的秘密工作。这个由五人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派遣一位同志到布达佩斯，1月初，这位代表与当地中央委员会代表举行会谈并建立相应的关系，随后，离开布达佩斯前往莫斯科，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取得联系。在这位代表从布达佩斯返回以后，于1月18日和19日举行了有几乎全国各地许多代表参加的党代表会议。为期两天的会议几乎全部讨论纲领和策略问题。会议选举了常委会，以便认真研究和起草有关决议。常委会内部出现了彼此严重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实行以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绝对专政，彻底抛弃议会道路；另一派则拥护资产阶级议会道路，认为可以殊途同归，速度虽慢，却行之有效。分歧如此之大，协议自然无法达成，于是两派分别提出各自的议案，结果，右翼在常委会中占据多数，我们居于少数。我们只得把我们的议案提交常委会全体会议审议，结果我们反而占了多数，使我们的对手感到极其难堪。顺便提一下，事已到此，共产主义派便提议结束讨论策略问题的会议，岂料，共产主义派的所作所为竟在城内引起种种荒诞离奇的传闻，于是政府军开进城内，我们俱乐部所在的房屋被军队包围，而且就在会议表决议案的那一刹那，军官、士兵和警察闯进会场。主持会议的孟什维克乘混乱之机，要求进行第二次表决，结果，大概是因为一些代表不知哪个议案先交付表决的缘故，温和的议案竟以两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但是，即使温和的议案也明确指出，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是将来夺取全国政权的新生基层组织。这次代表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本人是中央委员之一；中央委员会对秘密工作表示赞许。
总之，我们仍处在组建时期，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党内分三个民族支部，印波兰支部、乌克兰支部和犹太支部。在地方，三个支部受统一的党委会领导，在全国，受执行局统一领导。此外，小型委员会决定将现有的各民族工人代表苏维埃合并，并尽早确定工人代表苏维埃下一次普选日期。本人受小型委员会委派，走访了全国各地，所到之处，人们都在加紧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老牌社会民主党首领已无人承认。人们激情满怀，表示要拿起武器，驱逐外来强盗，争取使东加里西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南起桑河、北临兹布鲁奇河的土地上宣告成立。因为政治制度和民族成分的关系，达个共和国不能同波兰合并。居住在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几乎清一色是农业人口，因而，他们在由犹太人和波兰人组成的城市人口中不配居统治地位。至于民族主义分子，倘若苏维埃政府成立的话，这个政府定会把他们扫进垃圾堆里去。
最后，我代表东加里西亚共产党宣布：我们党加入第三国际，我们无保留地赞同并将恪守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和决议，我们期望在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大家庭中成为一名有益的成员。我们退出第二国际无须单独发表声明，我们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对无产阶级的掘墓人已经表示了我们的鄙视。至于我党在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问题，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一时还不能派遣常驻代表之前，本人将临时出任代表，请予认可。
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8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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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基奇的报告（塞尔维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米尔基奇的报告
（塞尔维亚）
同志们！我在关于塞尔维亚工人运动的报告中，将扼要说明塞尔维亚无产阶级的立场。拉柯夫斯基同志在他今天所作的关于巴尔干局势和巴尔干国家各社会党立场的报告[1]中令人遗憾地断定，大战期间，塞尔维亚社会党背弃了它原来的革命立场和国际主义立场，转而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为使出席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同志们在散会时不至于对塞尔维亚无产阶级产生不良的，也是不应有的印像起见，我在今天会议上不能不向诸位加以说明。18年以来，即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我始终置身于塞尔维亚工人运动，担任过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成员才配担任的所有光荣职务，想到这里，我更感到作出说明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说塞尔维亚社会党背弃了它以往的革命立场，这是不对的。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两位同志在斯德哥尔摩所表示的意见既不代表我党的意见，也不代表我们工人阶级的意见。只要说一说这两位同志是怎样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诸位就可以明白了。
1915年秋，塞尔维亚被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占领之后，不仅一般党员，而且中央委员都分散到欧洲、亚洲和非洲一些受中立国政府和交战国政府管辖的国家中去了，我们党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党恢复以前，一直到我们的同志返回以前，任何人也不能被正式授权代表党发表讲话，其道理十分简单，即没有任何一个机关能授予这个权力。
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两位同志是由当时在贝尔格莱德的两位同志即两位党委委员派往斯德哥尔摩的。但我必须指出，这两位委员后来声明，他们对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两位同志在斯德哥尔摩所采取的立场表示不满和不以为然。
为了向诸位证明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幸好，我还可以举出一个证人，这位证人大概比我更能博得大家的信任，这位证人也是托洛茨基同志和拉柯夫斯基同志一向所称道的。这位证人就是德拉基抄·拉普切维奇同志。
拉普切维奇同志对国际、对我们党、对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两位同志的态度究竟见解如何，他在历次的来信中均有所表述。1917年4月22日，他从贝尔格莱德写信给我说：
“我感到高兴的是，你能证实我历来的见解，确实，这一群老爷（社会党人）在欧洲比资产阶级还要坏。”
他在1917年11月5日给我的明信片中写道：
“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其理由很简单：我们的党组织已不复存在，不然的话，党组织会作出有关决定，会提出参加会议的指示方针，会监督出席会议的我党代表，会听取出席会议代表的总结报告。”
他在1918年5月12日的来信中谈道：
“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去斯德哥尔摩是莫大失策，假如他们不去，或者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承担义务，而等待我们党有机会亲自发表自己的主张，那么，这反而对于党、对于内部组织要好得多。”
最后，他在1918年6月7日这样写道：
“斯德哥尔摩我还是决定不去，原因有二。一是原则，一是效果。原则就是，我不想同已失去作用、失去作为社会党存在意义的政党打交道。效果就是，我不想为缔结和约而斗争，我要进行国际反战斗争。”
他接着写道：
“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是由蒂莫蒂奇和亚诺维奇作为代表委派出去的。但现在委派者对被委派‘代表’所发表的意见也在大肆声张地表示反对。”
我还可以援引许多信件，其中不仅有拉普切维奇的，而且有塞尔维亚工人党其他有影响的人物寄来的。但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为了证明塞尔维亚社会党的确没有背弃它的光荣革命立场，我想提请诸位回忆一下不久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塞尔维亚社会党不仅拒绝参加南斯拉夫新政府，而且指责克罗地亚社会党派遣一名成员参加新议院。我们党声明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就等于是作资本主义部长，党只能对他进行谴责并同他进行斗争。
第二，我们党没有参加伯尔尼会议，而这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鉴于上述事实，我可以向诸位断言，塞尔维亚无产阶级既不是机会主义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它将一如既往，忠于革命事业和国际主义事业。它将同国际革命无产阶级一道前进，不要很久，它就将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从而加入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个理由我认为我有权在此宣布：塞尔维亚无产阶级满腔热忱地加入无产阶级国际即第三国际。
1919年3月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8月《共产国际》第4期
[1]见本卷第69页拉柯夫斯基的发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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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里姆隆德的报告（瑞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奥·格里姆隆德的报告
（瑞典）
鉴于布兰亭领导的旧社会民主党偏离社会主义原则越来越远，大约在两年以前，在所有青年工人组织的积极协助下，产生了瑞典左派社会党。同时应当指出，过去的党受尽了党执行委员会和各地方党委会恐怖手段的迫害，党内少数派的意志受到粗暴的压制，反对派没有立足之地，换句话说，一切从原则上维护党纲或党的策略的言行一律受到压制。
新党直接向在大战期间联合一切革命基层组织和仍忠于国际的少数派小组的那个组织靠拢，即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瑞典党一向属于该委员会的左翼。党始终坚持明确的革命观点，经常在报刊和小册子中毫不妥协地揭露、批判社会爱国主义，其中包括它在瑞典的变种。党的宣传方针主要是发动工人阶级开展阶级斗争，采取革命行动。应当指出，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党员人数逐月增加，支部约有200个，各青年工人组织拥护党的革命纲领。那些一直具有社会爱国主义和反动性质的许多工会组织已开始向我们靠拢。
党成立之初，只有1种报纸，每周出版3期，现在，党的机关报《政治报》每天出8版，颇受工人的欢迎。同时，我们在地方创办的报纸已不下12种，其中3种为周报，其余的每周出版3期。青年组织出版自己的《警钟报》，也非常普及。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经受了严重考验。党充分地意识到作为一个阶级政党所肩负的职责，因此，从一开始就表示拥护俄国革命。我们党的所有报纸，尤其是机关报《政治报》，每天都要同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的反革命中央机关报蓄意进行的欺骗和诽谤宣传进行激烈斗争。布兰亭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攻击俄国革命最卖力的机关报。因此，我们党认为有责任向工人强调指出我们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观点上的明显差别。我们拿俄国同志的实践活动作为我们理论观点的例证；另一方面，我们用无数事例生动地向工人证明，瑞典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德国的谢德曼分子三者在观点上极其相似。尽管我们党年轻，党员不多，但为使群众接受并树立革命观点，党尽了它的努力。芬兰革命的悲惨结局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有力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宣传机会。
出于团结革命力量的迫切需要，党联络无产阶级左派组织，例如工团主义者和反议会制度的青年社会党人，以及工人和士兵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一个以建立士兵和工人兄弟情谊为宗旨的组织。党和上述组织共同提出口号，印发传单，进行宣传，并做了一些组织方面必要的筹备工作。
但是党内也有一些人的想法并不完全符合党的路线。这些都是那些因不满旧党而加入我们党、但本身又缺乏明确观点的人。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首领林德哈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革命暴力的屡次发言中；他们大唱反调，鼓吹“人道主义”及“和平主义”。每个党员都清楚，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应当彻底清算这种资产阶级幻想。
我们党委会为能应邀出席第三国际成立大会而感到高兴，认为第三国际是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至于邀请信中所阐述的各项基本原则，不用说，我们党是完全赞同的。党委会成员仅对其中涉及具体步骤的一些个别条款有所保留。我被授权投票赞成成立第三国际。至于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当然要等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开过以后。
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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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谨向俄国革命人民致敬。俄国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艰苦创业，经过努力，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谨以法国工人阶级有觉悟分子的名义向俄国人民表示钦佩和感谢。
共产主义小组特别向工农红军致敬，工农红军被迫同协约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作斗争，给予它以成功的回击。
共产主义小组拥护社会革命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拥护19l9年2月25日、26日和27日公布的俄共（布）纲领第l—19节。
这个纲领中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符合法国革命形势，因此，共产主义小组也表示同意。
关于夺取政权，共产主义小组决心说服法国人民相信，以苏维埃取代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势在必行。
在宣传方面，共产主义小组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制根本不能解决当代现实所提出的迫切问题，从而阐明无论法国还是别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必定要破产。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已经彻底破产，这有事实为证，请看：
资产阶级虽然搞普选，实行形式上的平等，但资产阶级特权依然保留，它倚仗这些特权而维持其统治。资产阶级事实上拥有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切手段：生产工具、积聚的资本、政治经验和现有地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拥有控制劳动人民的一切手段：威胁人民的武装力量，以及麻醉人民的学校和报刊。因此，只有资产阶级选民拿了选票才有用，而把选票给了无产阶级，纯属骗局。近50年来，法国的选举权是一种欺骗和假像，是公开的和秘密的营私舞弊。
这样，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或者经济方面就成了主宰。
表面上的平等给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带来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好处。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标榜的是全民自由与平等，而实际利用绝大多数人民的顺从和俯首听命，干的是营私舞弊的勾当，所以，它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纯粹是欺人之谈。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这也只能是欺人之谈，因为，一方在台上执政，而另一方处于下风，仅在理论上享有自由，仅在理论上享有平等。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只能给后者带来危害，给统治者带来好处。
再者，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发展，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压迫就愈来愈深，生产资料就愈来愈集中，这一切，导致资产阶级政权向着工业寡头和金融寡头政治转化。
工人阶级以为自己有了选票就似乎掌握了一部分国家主权，其实，这是受骗上当；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它以统治者自居，其实，全国的经济、政治大权都已掌握在几个金融大王和工业大王手中。他们的不可告人的野心和自私自利，往往把国家拖入掠夺殖民地的冒险之中；为侵占摩洛哥，他们险些引起欧洲大战，他们同德国对手的竞争，是1914年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极力拖延战争，鼓吹举行巴黎和会，以缔结符合于他们自己利益的和约。
在这种具有双重作用的过程中，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就必然退化，进而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国内寡头政治一统天下的制度。原先，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一个阶级实行秘密独裁，如今却变成一小撮人实行独裁。
既然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是以真正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取代阶级特权，它就应当首先抛弃普选权这尊偶像，以暴力推翻当今统治者的统治，把政权只交给无产阶级。
现在，法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自行崩溃，因而在法国进行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
1914年的战争证明，从属于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必须抛弃它的原则。自以为是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样，不希望进行这场战争。但金融寡头和工业寡头以种种阴谋手段不知不觉地导致战争爆发。于是，曾经宣称要捍卫人权与自由的法国人民突然被卷入帝国主义挑起的世界大战。这场大战是大企业主出于本身利益而一手挑起的，目的在于夺取萨尔和布里埃矿区，置德国竞争者于死地。
因此，除非德国爆发革命，否则法国人民要想摆脱这场迫于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得不继续进行的反对德国人民的无谓的斗争，是绝然不可能的。
两国谁也不敢率先作出让步，唯恐成为另一国民族主义狂热偏见的牺牲品，因为两国受各自首领利己目的的愚弄而彼此充满仇恨。多亏德国革命带来了和平。但是，受帝国主义资本奴役的“法国民主制”出于它的本性，自然而然地要播下新冲突的种子。它事先不征询民意就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抛弃了它原来的主张。它要把德意志人居住的莱茵河左岸各州据为己有。它如此强行占领，引起德国的极大仇恨。它还要把魔爪伸向亚洲领土。
它明知道伴随这种仇恨而来的危险，却一意孤行，认为消除危险的唯一办法是，压迫对手拿出更多的赔款，将德国工业彻底压垮，使它永远不能恢复。它用这种方法不仅准备再次进行复仇，即发动一场要自食其果的战争，而且还同过去的盟友即新的竞争对手发生冲突。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这种无可挽救的退化，即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弃它原来的原则，表明它是俄国革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既然如此，它就要支持并策划反革命阴谋，唆使协约国所有国家反对苏维埃政权。只可惜，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有效地反对这种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
这也不足为奇。按照法国议会法，议员在其任职期间享有不受监督和不可剥夺的权力，而“握有主权的人民”却不能享有真正的主权。
历时50个月之久的战争打过了；停战协定签订了；可是外交家们并未征求过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虽然享有普选权，却不能对可怕的世界大战，不能对一场世界范围的浩劫发表自己的主张。这次战争夺去了近200万人的生命，使国家蒙受一场灾难。
选入议会的所谓代表不受选民的约束，这种规定使政权能通过暴力而继续存在，但政权的体制却决定了这种政权只能起空头作用，因为它实际上受国民议会所通过的各项决定的约束，而这些决定无一不是由工业康采恩的不负责任的首领授意通过的。
战争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需求，一方面使相当一部分小工业遭到毁灭；另一方面，使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更深，但与此同时，战争使资本主义工业集中了。军火商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和向国家出售军火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段而大发横财，他们所得到的利润达到了前所未闻的数额。
由于统治阶级的势力倚仗现行制度并日益增强，工人阶级经过50年艰苦奋斗得来的权利被剥夺了。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关于劳动保护、企业卫生、工作日、妇女和儿童的雇佣等大多数法律被取消了。工人阶级因工厂军事化而完全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被剥夺了在国防工业部门中举行罢工的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在所有工业部门中举行罢工的权利，因为工业部门无一不受国家的监督。
总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破产已是既成事实。它在国际范围内破产了，它在政治上破产了，它在社会方面也破产了。
民主设施的发展虽然增强了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独裁，但也使阶级对抗激化，从而为工人起义作好了准备。
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即金融—工业寡头政治，打了一场战争，使国家的财力物力消耗殆尽，如今它又在进行帝国主义掠夺以弥补战争的损失，由此与盟友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它臆想同那些也有巨大牺牲的盟友一起成立国际联盟。这个联盟不会成为国际联盟，相反，它将是几个享有特权的国家反对其他国家的联盟，将是一个同和平与谅解毫无共同之处的战争机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妄想以此而使虚构的民主社会大厦大功告成，以便日后借此来消除内部弊端和困难所造成的后果，但到头来只能更加暴露这个社会已经腐朽不堪。彼此竞争的寡头们不反对在巴黎就消除必不可免的、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达成一项协议。但他们彼此竞争，就是引发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这是不依他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此外，为争夺市场，他们将弱小国家加以划分，借口解放这些弱小国家而对它们分别加以控制；其次，他们不得不借助国联（他们就是国联的主人）雇佣军来镇压各国的劳动阶级，而这一群寡头得以生存，全靠这些劳动阶级。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防止威胁他们的灾难而选择的这条道路的三重性质，必将导致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的世界大战，必将导致被剥削的弱小民族的民族起义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起义。
资产阶级民主制为免于灭亡而采取的这个最后解救办法已从上述三个方面彻底、永远失败，这也是划分资产阶级民主制与世界社会革命的最后阶段。
法国同其他各国一样，随着国联的产生而必然跨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从而标志着资产阶级专政作垂死挣扎的一切尝试归于失败。只有所向披靡而又不怀偏见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新的课题。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目的在于帮助法国工人阶级认清这一过程，帮助工人阶级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
本报告经法国共产主义小组1919年3月1日会议一致通过。
载于1919年《共产国际》第1期，红旗出版社，柏林19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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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普拉滕关于瑞士革命运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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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普拉滕关于瑞士革命运动的报告
概况
瑞士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依附于大国的国家，是一个实行小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瑞士工人阶级具有革命积极性，他们屡次通过各种决议以至实际行动表明，他们不愿继续留在旧国际。在持续不断的革命宣传影响下，工人在党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上已经宣布，他们愿意作为革命国际的一员，为推进世界革命而努力。
党的发展
瑞士党业已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但是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右派还是左派的问题，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并未预先解决。普拉滕无论在齐美尔瓦尔德还是在昆塔尔都站在左派一边；格里姆、奈恩、格拉贝属于中派，他们极力阻挠党的左派发展。
由于这些派别继续存在，党内斗争也就日趋尖锐。无疑，左派获得了新的阵地。格里姆同志彼得格勒之行，对他今后在瑞士的活动产生了影响。这位富有才干的同志越来越右倾。积极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感到，一场危机迫在眉睫，斗争将要激化。同党的日益发展一样，工会也正在发展。
工会运动
我国工会运动由一群秘书、职员一类人物指导，一度出现过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只是由于工人不堪忍受哄抬物价，自发地起来斗争，才破坏了多年建立起来的工会纪律。工会首领与工会会员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这是因为，规定今后工会要采取任何群众性行动，都只能由工人代表大会来央定。工人代表大会的特点是，发扬真正无产阶级精神，各项决议贯彻革命原则。尽管如此，但由于工会各派首领推行阳奉阴违的政策，工人仍难免受骗。工人既已走上自发地进行斗争的道路，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群众性行动。果然，在一些地方经过几次大的较量以后，就在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爆发了瑞士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尽管条件艰苦，又遭受军事、政治的双重压迫，但罢工仍坚持了3—5天。工会领导机关故伎重演，早早地卷起红色战旗，过早地提出停止罢工的口号，使无产阶级痛苦地感到他们又一次被出卖了。
反动势力
军人政党猖狂至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000余名铁路职工跟领导同志一起受到审判，这是我们失败的必然结果。但是，经过这次严重的较量，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工人开了眼界，他们猛然领悟到，今后开展斗争，只能开展武装斗争。
驱逐俄国使节
俄国大使馆也成了反动势力的牺牲品。驱逐使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同俄国的一切联系暂告中断，而在俄国情报局关闭以后，我们失去了革命宣传中心。我们设法尽快弥补损失，办法是利用我国出版的材料，终于取得成功。
自己搞宣传
近来，我们通过发行小册子、散发传单、指南等等，加紧开展宣传。有人搞议会宣传倒也不错，因为只要是我们的人作报告，表示坚决拥护俄国布尔什维克，资产阶级报刊就迫不及待地发动猛烈攻击，这恰恰有利于我们党刊进行论战。军队中的宣传工作也开始了，现在，部队中分化瓦解的苗头已经出现。不能不说我们的同志干得出色，尽管我们同这些同志在其他问题上常常产生分歧。
党中央迁址
瑞士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苏黎世具有革命情绪的同志手中，这很久以来就是党内右派分子的一个心病；他们以阴险的手段，利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够法定人数的机会，强行决定把党中央所在地迁往伯尔尼。我本人宁肯书记不当，表示拒不服从，目的在于把事情闹大。当然，这样一来，我身为党的书记，辞职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右派欣喜若狂，以为党内左派专政从此便宣告结束。党的主席弥勒竟然声称，党中央迁址意义重大。我还不能不补充一句，格里姆同志附和弥勒。
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为解决瑞士社会民主党是否派代表出席伯尔尼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问题，召开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清算了中央的背叛行径，左派不顾中央代表的抗议，提出一项议案，这项议案不仅解决了参加伯尔尼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问题，而且提出了同旧国际断绝关系的问题。代表大会以198票对154票的多数通过普拉滕的决议案，右派和中派联盟只获得154票。
结论
左派将坚定不移地同国际共产党人保持一致，并将尽其所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我们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终将取得胜利。在东方，我们的俄国战友已经夺取政权，我们遥望东方，感到无比兴奋。
载于1919年《共产国际》第1期，红旗出版社，柏林19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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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佩京的报告（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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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佩京的报告
（奥地利）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2月9日在维也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地代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共产党代表。来自基层的报告表明，在维也纳，党依靠区工人小组以及维也纳的一部分卫戍部队（民兵），这一部分卫戍部队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并且拥护共产党。
在地方党组织中，施泰尔马克地区的党组织最为巩固，那里的党组织遍布各地。当初，社会民主党曾力图扼杀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连开会的自由也给剥夺了。在萨尔茨堡，党在贫苦山区居民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1月底，在上奥地利，粮食危机引起一场严重骚乱，商业、饮食业停业三天。在林茨，工兵苏维埃已由共产党人接管，共产党人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没有立即夺取政权。在维也纳郊外的特尔尼茨工业区，工人群众在1918年1月罢工期间占了上风，官方政党曾力图把工人拉到自己一边，但是没有得逞。在德意志奥地利，原先，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农民，受宗教界影响，一心站在反动政党一边，现在，雇农和贫农逐渐倒向革命一边了。革命的传播者主要是从俄国遣返归来的德意志战俘，他们向贫苦农民传播消灭大地主私有制的主张。
在下奥地利某些地方，农民曾尝试单独没收地主土地，但很快就遭到政府镇压。社会民主党自然把共产主义运动视为眼中钉，咬牙切齿地把我们的同志赶出工厂。有许多工人为保住饭碗而未敢加入我们的党。
在维也纳，党出版《社会革命报》，每周三期。此外，还有周刊：《红色士兵》、《革命无产者》、《共产主义青年》和通俗理论刊物《共产党人》。
以“社会民主党”委员为头子的警察局对我们的报刊横加摧残，制造种种借口，没收我们的报纸，禁止公开出售，并公开宣称我们没有出版自由。
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参加国民议会选举问题，并以多数票通过关于拒绝参加选举的决定。
党报党刊讨论了成立第三国际问题，党代表大会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可以断言，在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人看来，成立第三国际势在必行，他们期待着莫斯科国际会议作出成立第三国际的决定。
载于1919年3月6日《消息报》第51号（总第6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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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代表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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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
一、给代表大会的报告
德国代表团的报告
191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革命，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次兵变，但是士兵的行动立即得到工人阶级的一致响应，顷刻间，全国到处涌现出工兵代表苏维埃。事实证明，工人和士兵的革命目的绝不仅仅是要结束战争，而且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各项要求，即实现社会主义。
有各社会主义派别参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建议我们也加入重新组织的政府。但遭到斯巴达克联盟的拒绝，因为，社会党多数派不肯接受联盟提出的实行真正社会主义政策的条件。李卜克内西不加入政府，引起工人对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新政府的极端不信任。
不久即已证实，我们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政府在其颁布的首批法令中就宣布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被承认为权力执行机关。政府宣布自己凌驾于苏维埃之上，而只授予苏维埃以某种监督权。生产社会化遭到否决。为安抚愤懑的工人，成立了虚有其名的生产社会化筹备委员会，其成员除瓦尔特·拉特瑙和蒂森以外，还有考茨基。该委员会现已名存实亡。接着，政府恢复了军官的指挥权。政府不但不立即恢复反而断绝同革命俄国的一切交往。结果，现在政府在协约国资本主义代表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
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的所有报刊，从《德意志日报》到《柏林日报》，立即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立即召开国民议会。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不满足我们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社会改造的要求，却心甘情愿地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并决定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加入斯巴达克联盟的同志，当初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由于哈阿兹—考茨基之流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由于该党对其领袖的意见不表异议，加上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也主张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从而拒绝苏维埃制度，所以，他们继续留在社会民主党内已毫无意义了。以累德堡和多伊米希为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哈阿兹—考茨基的政策，但对斯巴达克联盟的政策也无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要另立统一工人党。为对付篡改无产阶级政策的这一新阴谋，我们就只有同社会民主党人实行彻底决裂。1919年1月3日，我们成立了独立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党的临时纲领已由《斯巴达克联盟的目的何在》这本小册子作了介绍。
资产阶级在其代理人艾伯特—谢德曼领导下，立即对新成立的党进行围剿。我们党建立的士兵部——“红色士兵联盟”成员在举行第一次和平会议以后就在大街上遭到机枪扫射。一个水兵师（其实，该师只有一部分官兵赞成我党纲领）遭到围困，被强令解散，但它拒不自动解散，于是就遭到机枪和窒息性毒气弹的袭击。事件发生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终于提出该党在政府中的代表哈阿兹、迪特曼，巴尔特等人退出政府。但是，艾伯特—谢德曼岂能轻易放过，他们将这些“社会党人”又整了一下，才允许他们退出政府。
现在，政府把消灭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自己的主旨，它受资产阶级主子的指使，有恃无恐，手段残忍。但是，政府却不敢动用现有军队。留在国内的军队受布尔什维克精神和斯巴达克精神熏陶，无论在何处都不肯同工人交手。至于从前线归来的军队，尽管仍受军官的严密控制，但是用柏林驻军司令莱基将军的话说，只要在大城市呆上五六天，要想驱使他们打一场内战，就难上难了。政府只得搜罗军官、少数现役士兵、资产阶级子弟、学生等等，以及流氓无产阶级，拼凑白匪军。拼凑白匪志愿军的借口，一是保卫东部边境免遭波兰入侵，再一个是阻止布尔什维克红军的干涉。不过，到目前为止，白匪军只能应付国内战争，在各个城市之间频繁调动，镇压工人，解除工人武装，企图使工人再次受资本家的剥削。但是，除了杀害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其他斯巴达克联盟成员以外，他们并无多大收获。工人对他们除了仇恨还是仇恨。迄今德国所发生的工人武装暴动，都是这群白匪进行挑衅以及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报刊进行无耻攻击的必然结果。这当中，《前进报》充当了带头羊，它所发表的攻击性文章，以其数量而言，居各报之首。
结果，德国陷入一场国内战争。一边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艾伯特—谢德曼领导下的整个资产阶级，另一边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妄图在资产阶级民主口号下保存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无产阶级则不顾种种迫害，为争取建立苏维埃制度，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处于中间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阿兹—考茨基之流，他们同无脊椎软体动物一样，今天摆向这边，明天又摆向那边。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究竟趋向哪一派,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的。国民议会选举并不反映真实情况。事实是，在共产党人开展社会主义活动的一切地方，所有的工人，不论属于何种党派，都跟共产党人走，就以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矿区为例，那里的工人不顾政府意愿，着手实行矿井社会化，我们的同志得到了全体工人的支持。
如果这一切迹像不是虚假的话，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已经面临着决定胜负的最后战斗了。无论这场战斗如何困难，共产主义的前景总是光明的。
德国经济陷于瘫痪。通过罢工，工人的工资虽然增加了，但企业主嫌利润减少了，遂纷纷宣布企业倒闭；原料短缺，加上工人不愿为资本家卖命，使倒闭的企业日渐增多。食品价格天天上涨，投机倒把猖獗，粮食定量不够吃，失业大军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铁路交通中断，因为可用的机车大都调给协约国了。至于政府借口怕得罪协约国，而不实行社会的社会化，说如果实行社会化，协约国就要拒绝同我国缔结和约，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这套骗人的鬼话天天被戳穿，因为尽管政府摇尾乞怜，但协约国却一次比一次蛮横。提出的停战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资本主义剥削者要想知道该如何订立城下之盟，威尔逊、劳合-乔治及其一伙确实可以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拜谢德曼之流为其祖师爷了。
以强凌弱的屈辱性和约降临到德国头上来了，解救德国无产阶级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德国无产阶级以铁拳回击资本主义战胜者。然而现在由于埃尔茨贝格尔—谢德曼之流的无能和奸计，德国无产阶级将不得不付出代价。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德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将推进国内革命，进行反对本国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直至战胜资产阶级。德国无产阶级将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征途中建立起苏维埃制度，从而把德国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以此加速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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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会议（1919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第五次会议
（1919年3月6日）
契切林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西罗拉关于白色恐怖的报告
普拉滕关于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表决并通过有关决议和大会宣言
列宁致闭幕词
列宁于上午11时半宣布开会。契切林同志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发言。
契切林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资格审查委员会研究了吉尔波同志的代表资格问题。吉尔波同志是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忠实代表，具体地说，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中洛里欧的拥护者。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不认为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只是一个临时联盟，而认为它是第三国际的胚胎。既然如此，本届代表大会就应当确认他的代表资格有效。他始终同国内保持联系，不久以前还通过妻子与洛里欧通信，是洛里欧派的名副其实的代表。因此，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他作为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应当享有表决权，并且，鉴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唯一代表，还决定法国的5票由他一人支配。如果会议对此表示赞成，就请持有会议参加者名单的同志在名单上作相应的补充。
这样，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就由18个增加到19个，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也由32名增加到33[1]名。借此机会，还请同志们对编号为32[2]的党派名称作一小小更正，将“中国工人同盟”改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将朝鲜组织的名称改为“朝鲜工人同盟”。中国组织的代表是刘绍周和张永奎[3]同志，朝鲜工人同盟的代表是凯恩（音）同志。
资格审查委员会还同意巴拉巴诺娃同志以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代表身分参加本届代表大会，但只有发言权。这样，出席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便有18名了。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列宁（俄国）：
下面进行议事日程第8项——大会宣言。我提议只把宣言读一遍。
普拉滕（瑞士）：
同志们！我提议，请托洛茨基同志宣读。宣言是他起草的，由他本人宣读，人们的印像一定会非常深刻。
托洛茨基（俄国）：
（宣读宣言[4]）
西罗拉关于白色恐怖的报告
普拉滕（瑞士）：
各项决议案留待后期进行表决。先讨论白色恐怖问题。这项决议案是芬兰同志提交的。请西罗拉同志发言。
西罗拉（芬兰）[5]：
同志们！现在，“文明世界”活跃异常，这是耐人寻味的。官吏以及不甘落后的社会民主党走狗打着“文明”和“人道”的旗号唆使各国人民反对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特别是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他们的借口是：布尔什维主义挑起内战，实行红色恐怖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弥天大谎！为了继续蒙蔽各国人民，他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但是，无产阶级再也不会受骗上当了。无产阶级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他们从切身的经验中也知道，资本一来到世间，就“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后来，它一年比一年变得更是血迹斑斑了。关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表现，我无须向诸位多作介绍。世界大战即人类大屠杀，本应使国际无产阶级增长见识，认清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认识还极不深刘，甚至到了战后，大国的工人阶级仍有动摇表现。这多半是因为人们经过一场血腥大屠杀而对和平的追求到了难以克制的地步。
但是，资本并不要和平，它统治一天就一天也不希望太平；它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也无须掩饰，白色恐怖即是它的一种形像表现。
其实，这种手法并不新奇。自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牺牲，数以千计幸免于难的奴隶被活活钉在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旁十字架上，供一群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暴君寻欢作乐这一远古时代起，至巴黎1848年6月，再至英雄的巴黎公社社员惨遭枪杀，直至1906年沙皇围剿时止，多少世纪以来，大小惨案层出不穷，犹如一条长长的锁链，寄生成性的强盗们就用这条锁链来压制被压迫者的反抗。
然而，当今白色恐怖有了新特点，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这种恐怖到处蔓延。这也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如今，世界人口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倚仗白色恐怖而维持其统治，另一部分是白色恐怖的对像。这听来是奇谈怪论，然而却是事实。
试问：有哪一国的统治阶级不应对白色恐怖负责？举大国政府及其集团为例。它们的罪行已被揭露，对它们的判决也已作出。它们的同伙谢德曼之流也不例外。他们在工人阶级心目中已永远信誉扫地。西方列强的政府集团又如何呢？请看四面八方吧！摩尔曼、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高加索、克里米亚、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爱尔兰、印度到底如何呢？吓破了胆的资本即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万恶的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到处实行恐怖。
协约国的工人必须从他们国内的现状得出结论，他们必须认清，反动势力在工人纵容姑息之下一旦强大起来，反过来就会骑在工人的头上。要派往乌克兰的黑人士兵，不是照样可以用来在伦敦对付工人阶级吗？今天，俄国和英国军官可以跑到别国去杀害工人苏维埃成员，明天，他们就可以在本国杀害英国工人苏维埃成员。今天，他们在乌克兰迫害和绞杀罢工工人，明天，他们也必定会迫害协约国的罢工工人。其实，协约国的罢工工人现在何尝没有受到迫害，他们遭受迫害由来已久了。从伦敦流血星期日到残酷镇压罢工工人和拒绝服兵役的人；从美国审判“无政府主义者”到镇压罢工工人，继而用私刑杀害世界产业协会会员和其他“叛乱者”，判处他们20年监禁，凡此种种，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明。
诸如此类的暴行，芬兰无产阶级对那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工人说也说不完。沙皇的哥萨克和德国的“匈奴”，他们的杀人手段与“文明”的有产者和“自由”的地主不同，他们在芬兰干脆用机枪向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扫射；他们不经审判，就任意枪杀赤卫队的妇女战士，就连担任救护工作的妇女也不能幸免。不但如此，他们在枪杀之前，还强迫女战士为自己掘墓。至于知识分子，即标榜“爱好自由”和“忠于文明”的知识分子，竟然为这种暴行大唱赞歌。
芬兰的资产阶级、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这一群野兽其实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异种野兽，虽然往往有人不免会这样猜想。绝对不是。有朝一日，当全世界资产阶级不得不起来维护其浸透鲜血和肮脏东西的制度时，其野蛮残暴的行径同芬兰资产阶级，地主一年多以来在芬兰所犯下的野蛮罪行绝不会有什么两样。有觉悟的工人为敌人杀害斯巴达克联盟成员及其领袖、我们所尊敬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同志而满腔怒火。我深信，德国工人切齿痛恨杀人凶手——“白色”军官流氓和谢德曼分子。我也相信，复仇即革命阶级的复仇二字，无论对德国工人还是对芬兰工人来说都同样是神圣的。
毫无疑问，要复仇，就应该并且只能实行红色恐怖。难道舍此还有别的办法吗？那些残酷杀害我们的兄弟姐妹（例如杀害沃格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的武装凶手，那些把枪口对准人类最高尚、最勇敢、最贤良的人的罪犯及其同伙，是一群疯狗，工人阶级只有把他们枪决。
俄国工人同芬兰、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过去对这一群人心慈手软，这是出于天真和考虑不周。今后绝不能这样做了。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懂得，我绝不是鼓吹大屠杀和灭绝人类，因为那是工人阶级的良知所不允许的。但是，这一群杀人不眨眼的走狗、爪牙应该懂得：工人阶级必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同志们！我原想顺便向诸位提供有关白色恐怖的统计资料，但由于时间关系而只得作罢。不过，我希望第三国际发表几篇措辞强硬的抗议书，抗议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抗议白色恐怖，并以此作为第三国际的首要宣传任务之一。这样，大会汇集的资料也就有用了。下面，我把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起草的决议案提交大会。
西罗拉宣读决议案。[6]
列宁（俄国）：
建议全体起立，为白色恐怖遇难者致哀。
全体起立。
普拉滕关于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列宁（俄国）：
请决议起草委员会报告人普拉滕发言。
普拉滕（瑞士）：
同志们！大会已经听取了所有的报告，现在提请大会今天就批准所有的决议案。因为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处理，我们要求将讨论的时间尽可能缩短。我向诸位保证，为了仔细审议和尽可能重视所有的提案，委员会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关于决议案的内容和形式，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下一个议题是行动纲领。（宣读《共产国际行动纲领》[7]）
普拉滕（瑞士）：
作为“其他事项”，雷恩施坦同志交来一份先前已被大会否决的议案。[8]这是因为，当初，在雷恩施坦同志因决议案被否决而发表声明以后，大会曾告知他有权将自己的建议作为“其他事项”再次提出来。委员会的意见是，必须把这项决议案转交执行局。不能不承认，这项决议案对某些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认为，执行局自然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妥善的处理。
其次，鲁特格尔斯同志还交来一份决议案，即早已见报的日本社会党关于反对日本出兵俄国的声明。[9]
鲁特格尔斯宣读决议案如下：
致俄国同志
俄国革命爆发后，我们就满怀喜悦和敬佩之情，注视着你们英勇豪迈的事业。你们的事业在我们人民心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刻，我们对于日本政府无论以何种借口出兵西伯利亚都表示强烈的愤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无疑会妨碍俄国革命的自由发展。我们为无力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给你们造成危险而深感遗憾。
由于日本政府对我们实行残酷迫害，我们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革命红旗必将在日本列岛上空高高飘扬。
随信附上1917年5月1日我们的一次群众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副本。
东京和横滨社会党小组执行委员会致以革命的敬礼。
日本社会党的决议
1917年5月1日，我们日本社会党人在东京集会，对俄国革命深表赞许和敬佩。
我们确认，俄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反抗中世纪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也是无产阶级反抗现代资本主义的革命。
变俄国革命为世界社会革命，这不仅是俄国社会党人，也是全世界社会党人的使命。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普遍发展到最高阶段。资本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阶段已经来临。
各国社会党人只要不愿受帝国主义思想家的欺骗，就必须坚持国际主义观点。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全力以赴，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国际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俄国和各国的社会党人应竭尽全力结束战争，帮助交战国的无产阶级把目前对准阶级兄弟的枪口，掉转过来瞄准战壕的另一边，即瞄准本国的统治阶级。
我们对俄国社会党人和全世界所有同志的英勇豪迈的精神深信无疑。
我们真诚相信，革命精神必将发扬光大。
东京社会党小组执行委员会
普拉滕（瑞士）：
主席团建议大会对这项决议表示赞许，因为，这会有助于日本同志摆脱目前的困境，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其次，柯伦泰同志递交一项提案，主张必须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参加共产党。请允许我来宣读提案。（宣读提案[10]）
主席团建议大会通过这项提案。我们对提案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表示完全赞成。
我还要通知各位，委员会收到沙杜尔同志交来的一项书面提案，他准备将这项提案作为法国代表团的宣言转交执行局。提案的内容想来同志们还不了解，因此，主席团希望沙杜尔同志向大会作介绍。
列宁（俄国）：
请沙杜尔同志发言。提案德文本共有l0份，等一下由秘书同志发给大家。
沙杜尔宣读提案。[11]
列宁（俄国）：
还需要读法文或德文的吗？请提意见。没有。现在就请吉尔波同志发言。
吉尔波（法国，他的发言由柯伦泰翻译）：
吉尔波首先指出，他同几位要动身离开瑞士的俄国同志话别时，曾经说过，下次在俄国再会。这句话果然应验了。现在，吉尔波同志正赶上成立第三国际即真正国际这一划时代的事件。第二国际错就错在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国际。1914年，机会主义分子转到资产阶级政党一边，并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刽子手在不久以前举行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支持一个不知杀害了多少万士兵的刽子手托马，支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拥护战争。幸好，这一群人现在都已被排斥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之外。然而，像考茨基和龙格这样的动摇分子却给新的共产国际带来极大的危险，这些人既表示拥护列宁和托洛茨基，标榜自己是新兴运动的朋友，又向威尔逊频送秋波。出席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法国代表洛里欧在他的发言中确认，现在齐美尔瓦尔德派已不复存在，目前世界上只有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两个阵营。吉尔波同志代表法国齐美尔瓦尔德派表示，他也承认齐美尔瓦尔德派已不复存在，并拥护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新的国际，认为它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表决并通过有关决议和大会宣言
列宁（俄国）：
现在请普拉滕同志代表决议起草委员会发言。
普拉滕（瑞士）：
下一个议题是“伯尔尼代表会议”。
这项决议已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向诸位宣读过了。经审议，没有提出修改意见。
委员会提议通过。[12]
列宁（俄国）：
有不同意见吗？没有。宣布通过。
普拉滕（瑞士）：
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这一项，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提纲中论述国际无产阶级任务的一段即最末一段文字，可以删去，理由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议事日程的其余事项都已作了详尽的论述，没有重复的必要。委员会提议删去最后一段。
列宁（俄国）：
有不同意见吗？哪一位发言？没有。宣布通过。[13]
普拉滕（瑞士）：
现在轮到大会宣言了。宣言内容各位已经了解。一天晚上，会议就宣言内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不用说，现在执行局该立即着手广为散发了，因此，建议大会予以批准。
列宁（俄国）：
关于这个问题，哪一位要发表意见？没有。
普拉滕（瑞士）：
委员会还决定，宣言应该署名发表，即出席代表大会的组织和代表都应该在宣言上署名。这是一些外国代表提议的。即使对此有表示反对的，那也一定是外国代表，因为，他们有一个保密问题。因此，只要求所有出席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署名。[14]
下面是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西罗拉同志今天已向诸位宣读过了。委员会未作修改，批准了决议案。[15]
列宁（俄国）：
对此，有意见吗？没有。下面讨论组织问题。
普拉滕（瑞士）：
关于组织问题，委员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力求找到一种形式，以便能尽快成立严密的组织。委员会主张建立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两个领导机构。在讨论执行委员会问题时，有人主张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国家都派代表参加执行委员舍，会址设在莫斯科，并授权执行局和执委会，必要时可以变更地址。在座的各位都是代表，会后都要回国向党汇报，敦促党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派代表来莫斯科，常驻执行委员会。在常驻代表到达之前，这一段时间之内，繁重的工作由谁来承担，是一个问题。我们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并写成书面提案，现在以委员会名义向各位提出。提案文字不多，以后经过修改，还要写成章程。这项提案如下：（略）[16]
按照讨论程序，还有人请求发言吗？没有。宣布提案通过。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列宁致闭幕词
我们之所以能够冲破警察的一切阻挠和迫害到这里集会，之所以能够在没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就目前革命时期的所有迫切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是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把所有这些问题实际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开始实际地加以解决。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争取到的东西记载下来。
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例如在英国），苏维埃运动都在日益广泛地展开，这个运动无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尽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肆意横行，尽管他们驱逐、监禁、甚至杀害斯巴达克派和布尔什维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只能使群众受到教育，使他们摆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热烈鼓掌）
［闭会。]
[1]实际上，有表决权的代表为34名，见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编者注
[2]实际上，中国党派的编号是33，见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编者注
[3]张永奎，早年丧母，流浪哈尔滨街头，后为一个俄国医生收养，被带到俄国，取俄文名字为“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1918年任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1921年初回到中国，1977年逝世前为甘肃师范大学教授。——编者注
[4]宣言全文见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编者注
[5]大会记录第1版未收录西罗拉的发言，这篇发言始见于1919年9月24日芬兰文版《自由报》。本文是从芬兰文翻译过来的。
[6]见本卷收录的《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编者注
[7]见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编者注
[8]这里指的雷恩施坦在第三次会议上提交的《雷恩施坦的修正案》。——编者注
[9]日本社会党的决议载于1918年9月27日《真理报》第208号。本书按《真理报》全文刊印。——译者注
[10]见本卷收录的《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编者注
[11]见本卷收录的《告世界工人书》。——编者注
[12]这里指的是本卷收录的《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编者注
[13]这里指的是本卷收录的《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编者注
[14]这里指的是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编者注
[15]这里指的是本卷收录的《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编者注
[16]这里指的是本卷收录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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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会议（1919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第四次会议
（1919年3月5日）
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奥博连斯基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的报告
列宁于12时半宣布开会，并请普拉滕同志发言。议程是；“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普拉滕（瑞士）：
同志们！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便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帮会，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把以往所作的决定一概抛到九霄云外，而且不愿从事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活动。常务局及其追随者投靠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营垒，这些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虽然是胆怯地、却也卖力地利用其影响来左右工人组织，使之迎合各自国家政府的意图。大战期间，我们一再向这些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不忘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最终回到斯图加特决议上来，采取实际步骤，以解除国际资产阶级的武装。可是，常务局对于我们的呼吁，对于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一直到欧战结束，常务局不曾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任何战斗号召。它一心追求的就是协助统治阶级打赢这场为进一步掠夺财富而进行的战争。
混入常务局的一群社会党叛徒谎话说尽，坏事做绝。我们十分清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社会党人，我们同这群卖身投靠本国政府的分子只有一刀两断。对于我们来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这一群人为挽回自己的威信，为让本国政府看出他们还有活动的能量，便甘愿继续充当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竟然还要举行代表大会；但无论如何，要恢复旧国际，那是痴心妄想！
我向诸位介绍一下伯尔尼代表会议召开的经过，目的是要说明，为迫使我们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抵制伯尔尼代表会议，我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显然，他们举行代表会议，目的就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国际依然存在。如果要追究更深的背景的话，那就是协约国的决策人物希望协约国的政策获得“社会主义国际”的某种认可。这一群人作为各自政府的忠实走狗，自然是能够不受阻挠地聚到一起的，他们果然也扮演了协约国列强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角色。举行代表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第二国际一旦复活，革命战线就将被突破，原来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就将瓦解，并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共产党人。说到这里，不能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作为一个兼容不同派别的政治联盟，确实谈不上是一个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的国际。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虽然曾组成一个决心反对继续进行战争的各政党联盟，可是它一接触群众革命化的问题，一接触暴力革命的问题，联盟各成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就立刻暴露出来了。的确，为召开伯尔尼代表会议，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到处游说，终于说服了某些以前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答应参加代表会议，从而表明革命思想在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一部分同志身上是多么不牢固。我们是瑞士革命国际主义者，能够充当西欧国家与主要列强相互联络的环节，所我们肩负着一项艰巨的使命，即首先要设法阻止瑞士党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不难想像，如果瑞士党决定参加的话，就势必有人乘机大做文章，因而，作为瑞士党苏黎世执行委员会，我们竭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还必须提醒一点，在法国，龙格同志托我转告俄国同志，说法国党已决定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并欢迎俄国同志也来参加。我把这份电报交给了沃罗夫斯基同志。我们满以为：由我们向当局交涉，俄国同志获准来瑞士未尝不可能，因为，一来我们听说，限于技术上的原因，俄国同志不能前往伯尔尼，二来我们也确实知道，他们并不想以反对派的身分参加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以过去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这样一种身分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各党，当然都属于极右派，其成员也都怀有一种信念，即相信他们终究能说服旧国际的代表人物打出革命国际的旗号。除了洛里欧、弗罗萨尔以外，几乎全体法国人都认为，瑞士人也好，俄国人也好，斯巴达克派也好，他们不来伯尔尼是大错特错，其理由是，他们本来可以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把右派分子打个落花流水。不瞒大家说，在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之后，我们就立刻为法国同志竟然要出代表会议，不肯立即同死心踏地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划清界限而感到惋惜。
就我们本身而言，为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各党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立场，我和几位同志临时想到马上邀集一些同志举行一次会议。我向到会的同志解释了瑞士党、意大利同志及俄国同志的立场，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还解释了别国同志的立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设法就抵制代表会议、拒绝同社会党叛徒共同开会达成一项协议。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不少同志，其中也包括阿德勒、彼得罗夫、福尔、弗罗萨尔、洛里欧、莫尔加利、拉波波特、赫茨菲尔德、韦弗伊、布里安、舍弗罗、贝斯泰罗、贝特里托斯、马尔努斯等同志。我们建议这些同志正式声明拒绝前往伯尔尼参加代表会议，并且答应，假如他们发表声明，我们就将跟他们一道举行专门会议，共同商讨在国际内部组成新派别的问题，从而，也许还能同我们举行的这次会议发生某种关系，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很快就发现，除洛里欧和莫尔加利以外，所有的人都借口手续问题，表示他们奉到明确指示，非参加代表会议不可，并且要在代表会议上组成反对派。
既然他们作出这种表示，我们就只好助他们一臂之力，至少帮助他们组成反对派。我们指出：“既然你们保证只以反对派的身分参加代表会议，你们的步调就必须保持一致”，并且建议他们组成左派。我们主张，只要是常务局就某一个问题向代表会议提出决议案，他们就应当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并且要一一揭露常务局的所有企图，指出常务局推行的是迎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我们还指出，他们作为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有责任说明：他们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在观点上有原则的分歧；他们必须坚持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宣言，反对常务局的决议案。在这一方面，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他们却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代表团闹分裂，相反地，还要显示他们各自国家的党派的团结。因此，要他们采取有组织的行动便不可能，这些同志也就仿佛成了一条无法掌舵的木船，只好在滔滔的江水中随波逐流。
代表会议一讨论战犯问题，人们就立刻看出，齐美尔瓦尔德派代表极力要在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一项能为与会者所一致接受的决议案。不难想像，列诺得尔也好，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文德尔特别是格鲁姆巴赫及胡斯曼也好，他们的政策绝难与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观点相吻合，因此，即使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也并不表明它是行得通的。矛盾迟早要暴露出来。
由此可见，参加代表会议的同志陷入了一片混乱；每个人都随意与有关国家的代表相配合，见机行事。处理领土问题是如此，解决国联的问题也是如此。看着各派同志，其中包括奥地利的阿德勒同志在内，煞费苦心想寻求一个为极右派、中派和左派都能接受的共同基础，真是难为情。
在代表会议上，一些代表坚持要通过一项有关苏俄的决议，致使会议陷入微妙的境地。提出这项动议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强烈谴责苏维埃政府的布尔什维克政策，而其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这种谴责来表达某个党的某种政治观点，在我看来，是要以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为名，对协约国阴谋干涉苏俄表示认可。显而易见，如果这项决议获得通过的话，就等于正式声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间接委托各自的政府出兵俄国，以“收拾残局”。这才是他们的根本动机所在。另外一个动机是，如果这项决议获得通过，就可以在别国工人心目中大大败坏俄国党和俄国革命的声誉。由于反对派即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阻挠，这些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这项决议案由格鲁姆巴赫一类人物在会议的第三天就提出来了。多亏阿德勒同志，会议才决定不讨论这个向题。阿德勒同志阐述的理由是，大家对俄国的情况还不甚了解，有关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材料还不充分，因此，这样的决议暂时不通过为好，应当先由专门委员会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作出评价；为此，这个专门委员会要对俄国的情况进行直接调查。又过了两天，格鲁姆巴赫再次发动进攻。法国的列诺得尔带头声称，如果代表会议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表明相应的态度，他们回法国就难以交代。他们并且声称，谴责布尔什维克政策，就等于筑起一道堤坝，设置一个屏障，可以阻止西欧各国工人对俄国革命者日益广泛的同情继续蔓延。的确，俄国革命运动的问题现在几乎成了西欧工人运动关心的重点。西欧几乎各个国家的工人都不理睬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在伯尔尼举行的为期八天的会议，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像。关于这次会议，资产阶级作了大量的报道；资产阶级费尽心机，极力证明会议开得严肃、认真，伟大的政治家在会议上找到了就连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途径。相反地，工人却认为出席会议的没有一个是真正革命的代表，只有阿德勒出席会议，弄得他们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一次，一些同志确实表现得不错。其所作所为，的确是对我们的一种莫大的支持。以意大利的莫尔加利同志为例。他明确声明，他将不参加代表会议，他来到会场，主要是作为意大利报界的人，他极力说服各左派分子对代表会议采取抵制的态度。洛里欧同志发表声明[1]，揭露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真面目。还应当指出，挪威同志也递交了一份声明，表明他们尽管参加了代表会议，但那是因为他们奉到明确指示，而并不十分了解代表会议的性质，所以他们弃权，不参加表决，完全是列席旁听。他们表示，他们将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受会议决定的任何约束；他们回国后，将向自己的党介绍代表会议的真正性质。这些代表说，他们要力促自己的党彻底断绝与第二国际的联系，并建议自己的党加入第三国际。
接着，瑞士同志就在前来伯尔尼的代表中尽量找人交谈，了解各国的情况。我来向诸位介绍一下同志们的一些议论，虽然诸位听了不免会感到扫兴。
先是意大利同志向我们详细地通报了情况。莫尔加利说，在他看来，革命时机在意大利还不成熟，因为政府有意拖延，不复员军队。目前，意大利军队还在国外，除非军队复员完毕，形势发生变化，复员士兵失业挨饿，并激起广大群众对当局的不满，无产阶级才能发出革命的信号。关于革命爆发的日期，莫尔加利的估计比意大利的其他同志更悲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们还报告说，意大利党和工会都倾向于革命国际内部各个最极端的派别；他们并且说，意大利党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大家知道，就意大利的情形而言，只要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它就会坚持到底，非把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不可。综上所述，我们的意大利同志的见解是，意大利必然发生革命运动，而且，这场革命运动将与俄国革命颇为相近。
我们从洛里欧同志的报告中得知，在法国有五分之四的工人坚决反对出兵干涉俄国。据他说，如果法国政府出兵干涉俄国，法国工人就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掀起革命斗争。要出兵干涉俄国，只有借助殖民地土著，今后要派本国士兵，是绝难办到的。尽管由于军队复员，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起来，特别是从前线归来的士兵普遍不满，大有造反之势，但是，群众的革命情绪一时还不能达到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地步。据洛里欧说，怀有这种激烈革命情绪的主要是塞纳省的工人，洛里欧表示，虽然目前拥护他的人并不多，没有成千上万的党员跟着他走，可是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之大，却决非他所代表的党的党员人数所能比拟的。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之后，宣传的内容更加充实了，因为，代表会议并没有给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带来什么益处，法国党的内部矛盾必然激化。
我们同来自工会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从中了解到，法国工会会员已经采取坚决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立场；据洛里欧估计，入阁的社会党人及其拥护者最近就要被彻底清除出党。现在，因为书刊检查放松了，工团主义派开展革命宣传的范围也比过去大得多了。从洛里欧到龙格，全体法国同志一致表示，他们要保护俄国同志，因为，即使东方的革命运动有错误，但它仍然不失为真正无产阶级的运动，并且，西欧的同志决不干攻击俄国同志这种事情。
至于英国同志，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甚少。据我们所知，英国各党已经达成一项协议，今后派谁作代表赴国外参加会议，一概由各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英国代表承认，英国工人也极为话跃，许多工人反对派代表出席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会议，并表示同情俄国革命同志。固然，他们说英国工人的斗争还没有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革命要求，它仅仅是一种声势浩大的经济运动而已。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推断，不要多久，英国工人的经济运动将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
奥地利的阿德勒同志是我们调查其本国情况的最后一个人。经谈话，我们完全了解到他对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的态度。据他说，他先要有一段时间来观察政治形势，并要想方没法再次取得合法地位。当他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意领导共产党人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出面参加运动，因为，他要在党内组成强有力的左派，以便率领全奥地利的所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经进一步了解奥地利的情况和阿德勒对维也纳工人的态度，我们认为，他害怕局势会更加混乱。他表示愿意参加国内的恢复事业，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人的政策占了上风，维也纳居民就必然要饿死，因为农民同城市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导致城市食品供应中断。这种考虑不可轻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采取如此不坚定的立场。
大家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同志为维护我们的立场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有一点是我坚信不移的，这就是：世界各国的运动终将使他们某些人猛省，从而促使他们断绝同社会爱国主义的第二国际的来往，而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联合工人，还是反对工人？”——这是工人领袖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有觉悟的工人必然会加入新的共产国际，只是在他们加入的时候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跟随他们现在的领袖加入，另一种是甩开他们的领袖而单独加入。
列宁（俄国）：
现在，请另一位报告人，也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我们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对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二是我们对目前工人运动内部各主要派别的态度。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主要材料来源就是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新苏黎世报》。该报对伯尔尼代表会议颇有好感，连续登载有关会议的报道，报道之详细，简直可以说是与会议记录相差无几。会议开幕时的情况非同寻常。布兰亭致会议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国际成立的经过，赞扬了国际的领导人饶勒斯，全体与会者起立，并向饶勒斯默哀。会议报道说，接着，布兰亭先生提议大会向另一位伟人致意，这个人就是依然在世的威尔逊先生。同志们，你们看，会议主席一上来所说的这番话就意味深长。左边是我们的已故饶勒斯，右边是还活着的威尔逊……明眼人一看也就心领神会了。
接着，法国前陆军部长阿尔贝·托马先生发言。他一发言，冷冷清清的会场顿时就活跃起来了。托马说：“召开代表会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几项决议，但是决议通过之后又将如何呢？国际在战前就成立了，今天，它的成员再次集会，可是成员的观点，态度变了没有呢？他们相互之间还是否信赖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比利时拒绝出席代表会议的原因所在！”
托马先生是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道出了真情实况。他的话恰如一句俗话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托马的话说穿了就是，四年以来，你们靠说谎度日，难道今天还会有人相信你们吗？托马先生以此来影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但是，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也同样可以回敬托马先生：彼此彼此，五十步笑百步。
在第二次会议上，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韩德逊先生提出以下议案：“代表会议决定：为了第二国际成员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会议的下一个目标是要竭力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
这句话概括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后来，韩德逊也罢，其他人也罢，都一再重复这句话；他们认定会议的唯一宗旨就是最大限度地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这也就是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政治任务。韩德逊提出的议案接着指出：
“代表会议还承认，在战争问题上，大战引起了误会和严重的分歧。”
这意思就是说，四年半以来，工人阶级内部只不过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误会”而已。怪哉！韩德逊提出的议案并没有超出当初维博和考茨基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即：国联问题不应当由政府代表而应当由议会代表来解决，换句话说，不应当由工人和士兵代表而应当由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来解决，因为，政府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质上是一丘之貉。尽管威尔逊先生并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但是他的幽灵却在会场的上空游荡。在代表会议的第四次会议上，胡斯曼提出一项成立委员会的议案，其成员包括韩德逊、布兰亭、胡斯曼以及每个成员国的两名代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对巴黎和会施加影响，并监督巴黎和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一名中派分子在会上说了几句反对威尔逊的话，米里欧便站起来表示，如果威尔逊的政策不能得到赞同，他就将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于是胡斯曼赶紧发言，百般安慰，意思是说：放心就是了，威尔逊的政策绝不会得不到赞同。
代表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战犯问题。这个问题与领土问题密切相关。在讨论战犯问题时，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各有关部长在战前的所作所为逐一进行剖析。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们避实就虚，不想让无产阶级看出战犯就是金融资本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本身。
在领土问题和国联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耍尽了两面派手法，尽管如此，托马先生和韩德逊先生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的嘴脸还是暴露得一清二楚。他们决定通过全民投票来实现所谓民族自决权，但是，代表会议依照领土问题的决议第2条却要求：
“关于有争议的地区，其归属问题应由国联监督举行全民投票来解决，并由国联作终审裁决。”
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国联的监督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国联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分子所组成的联盟！
他们还顺便讨论了殖民地问题，但是未敢详细讨论。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百般央求代表会议将德国的殖民地保留下来，也就是说，让这些殖民地继续受德国资本的盘剥。对于他们的要求，代表会议未作正面的答复。不言而喻，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殖民地应当改由法国资本和英国资本来控制。代表会议依照领土问题的决议第5条，要求：
“在附属地区、殖民地和被保护国，其居民应由国联负责保护；国联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当地居民早日实现国家自决。”
国联将如何保护殖民地，人们可想而知。可见，决议只字不提彻底改变殖民地奴隶地位，只字不提考茨基曾经发表过的主张：“不许干涉殖民地，消除殖民地剥削！”决议一味地掩盖资产阶级的这种殖民地政策。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的政策大体上就是如此。
后来，会议上又形成一个以维博、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首、由前中派拥护者及和平主义者组成的小小派别。这帮老爷只知道用漂亮动听的言辞来掩盖多数派的帝国主义政策。例如，维博就提出了这样的决议案：
“各国人民实行大联合，这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国际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实行大联合，这个理想符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也符合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联合到哪里去？难道是联合到国联中去吗？国联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理想！他们废话连篇，说什么这种大联合可以阻止新战争的爆发，但其中的道理却难以说清。荷兰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领袖特鲁尔斯特拉也以和平主义者自居，竟指责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说大战没能在1917年初结束是我们的过错；勃鲁西洛夫攻势为布尔什维主义开了绿灯；假如当初斯德哥尔摩会议能够召开的话，俄国的事态也就不致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当前，务必使巴黎设法阻止布尔什维主义，使其不在德国人为地蔓延。我以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无论你们采取什么步骤，到头来都只能促使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及其他各国向前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他们所无法阻挡的。
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估计俄国的形势，或者说讨论布尔什维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的许多法国同志有力地驳斥了多数派，因此，我们应当代表我们党向这些法国同志表示感谢。他们履行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义务，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虽然他们从一开始就失策。保尔·福尔和洛里欧是敢于当着社会爱国主义老爷们的面讲真情实话的仅有的两个人。最妙的是中派领袖考茨基的发言，他认为，不能把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革命混为一谈，因此，仅仅就这一点来说，布尔什维主义也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想来，他把俄国革命与孟什维克即反革命势力等量齐观。考茨基认为，让贫困的人类重新得到温饱和恢复生产是当务之急。可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恢复生产，他却不闻不问，而是一味强调要改善人类生活，恢复资本主义生产。他并且认为，唯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开展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接着，考茨基攻击布尔什维克一年来的活动，他说：“俄国革命毁了大工业，毁了无产阶级组织，迫使幸存下来的工人重新回到农村。布尔什维克一心要实现社会主义，可是他们唯一的明显收获就是建立了新的军国主义。”他的话引起了一阵掌声。显然，这一群老爷看不惯我们的红军，因而，凡是有种种理由担心在他们各自国家中也有可能产生红军的人，自然要对他报以掌声。考茨基接着说：“为了不失信于群众，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绝不能含糊。”我们不妨回敬他一句：对于一个从未取得过群众信任的人来说，失信二字从何谈起？！……这帮老爷既然对布尔什维主义采取明确的即反革命的立场，他们要取得也只能取得帝国主义老爷的信任。对考茨基的发言，福尔同志和洛里欧同志进行了反驳。洛里欧说：“还是让我们先来研究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吧”，他接着指出，就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而言，资产阶级共和国与君主制国家并无二致。这就给了伯恩施坦当头一棒，因为，伯恩施坦明目张胆地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
大家知道，代表会议到底也没能通过任何一项谴责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议。会议上形成的小小的反对派所取得的收获是，代表会议未能得出任何结论。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某一派的外交胜利，而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证明西欧广大的无产阶级非但不谴责我们，反而对我们表示同情。这次代表会议干脆回避了目前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代表会议未敢就工人代表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表明它的明确主张。正如列宁同志昨天所指出的那样，这暴露出他们思想上的空虚和理论上的破产。关于我们的成就，他们绝口不谈。其实，他们何尝不想指责一番，只是那样一来，他们至少就要暴露出对我们的真正态度。不过他们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想起1918年12月9日举行的瑞士冶金工人工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预定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问题，因为有大量的冶金工人要求各自的工会提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于是工会官僚经过策划，通过一项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其理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及其活动是和工会的中央组织唱对台戏的，而最根本的一条理由是，成立这种苏维埃是与工会章程背道而驰的！关于这场合乎历史发展的运动，这群社会爱国主义运动的老牌领袖除了说它是与章程背道而驰以外，别无任何遁辞。这是他们思想空虚的一次大暴露。
以上就是这次代表会议的情况。代表会议结束后，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并且受到现代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的接见。克列孟梭先生表示，伯尔尼代表会议所走过的道路与巴黎和会大致相同，他建议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各有关委员会，从而公开证实，伯尔尼代表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分子巴黎和会的货真价实的工具而已。自然，这也就决定了代表会议的性质。我相信，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也会和我们一样，判明代表会议的实质。关于保卫祖国这个弥天大谎，工人早已看穿了。巴黎授意伯尔尼代表会议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说服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目前所提出的消除战争的手段，即把债务和税收的全部重担转嫁到工人群众身上，原封不动地保留军队的现有组织形式，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同志们！我认为，只要仔细剖析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始末，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这次代表会议是战前和战争期间第二国际内部事态发展过程的自然结果。早在战前，人们就不难看出，第二国际内部已经形成一个派别即多数派，它所坚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即社会爱国主义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大家不妨回顾一下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不妨回顾一下以伯恩施坦和荷兰人万科尔为首的修正主义老爷曾经如何公开主张第二国际承认殖民地政策，所不同的是，他们希望推行殖民地政策的方式能够较为人道一些。大家还可以回顾一下，修正主义者的这一主张虽然为有关委员会所拒绝，但是在委员会内部表示赞成这一主张的人也为数并不少。即便在那时，第二国际各主要派别在殖民地政策问题即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就已经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还要提请诸位重温斯图加特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有责任争取尽快结束战争，并千方百计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以便早日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条是左派领袖列宁和卢森堡提出来，并且完全是在左派压力之下通过的。可见，第二国际的主要特点早在大战爆发前七年就在斯图加特表现出来了。当年全体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决议[2]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我请大家回忆一下马赛尔·桑巴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后几个月写的一句话，他称这个政策是“巴塞尔节目大会演”。决议虽然通过了，但是没有人执行，这一点，他早在战前就预料到了。事实也是如此。
还有，我提醒诸位回忆一下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各党在大战前所采取的立场，哪怕是口头上所表示的立场也罢。可以说，这群老爷在1914年离宣战只差24小时所说过的话，同他们今天所说的话有天壤之别。维也纳有一位名叫卡尔·格律恩贝尔格的教授出了一本书，该书搜集了有关大战爆发前后几周的情况的材料[3]。这本书是对第二国际的强有力的控诉书，今天，这本书确有广泛加以利用的必要。大战爆发前24小时，法国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即声称，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谢德曼分子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意大利党报以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党报也都持这种观点。但是，枪炮声一响，上述各报就立刻改口。到8月4日便把8月2日叫做黑的东西说成是白的了。
这种演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25年来，和平运动的发展为笫二国际的破产渐渐打下了基础。所谓三个主要派别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经年累月形成起来的。三个主要派别中的第一个就是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他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一贯推行的路线就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路线。第二个是中派。战前，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考茨基集团；中派所推行的政策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政策并无二致，只是推行政策的具体情况不同罢了。战前，他们反对左翼激进派，并称左翼激进派为无政府主义者；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出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人所共知的公式：“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开展阶级斗争”，也就是说，战争期间不得进行任何阶级斗争。后来，他鼓吹与社会爱国主义老爷保持一致，而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刽子手恰恰是社会受国主义分子。他们不仅是从精神上而且也是从肉体上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同是一个考茨基，当初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提议与会者起立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默哀，今天却转而鼓吹与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保持一致。考茨基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一部分代表主张中派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彼此释怨，这已是由来已久，大战一开始，中派就鼓吹过这个主张。早在1915年，考茨基就为彼此释怨而搞出一套理论。1919年大战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这群相依为命的老爷们彼此释怨当然不足为奇了。但是，无产阶级能够对此保持沉默吗？不能，今天，无产阶级决不允许抹煞第二国际破产的问题。无产阶级要讨论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因为，它导致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我们务必使每个普通工人都关心这个问题，研究和理解当代社会主义的这一主要问题，即：为什么第二国际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工具，是什么原因促使第二国际破产，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现在，伯尔尼黄色国际与我们昨天创建的红色国际彼此正在决战。毫无疑问，红色国际必将战胜黄色国际，而且为期不会太远了。
列宁（俄国）：
有人要进行辩论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我们将转交给决议起草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宣读决议案。[4]
列宁（俄国）：
这项决议案的文本大家已经有了。再有就是关于策略的决议案[5]和沙杜尔同志提出的决议草案，这项草案正在译成德文，我们提议将这三项决议案都转交给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宣布通过。这项议程就到此结束。下面，请中国代表发言。
刘绍周（中国）：
他的发言先是用汉语，后改用俄语。[6]
列宁（俄国）：
下而进行第七项议程：“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由奥博连斯基同志作报告。[7]
奥博连斯基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的报告
世界大战前几十年间，世界各帝国主义一贯致力于控制工人阶级，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惜采用种种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手段。对工人阶级队伍中技术熟练的工人，帝国主义百般加以收买，妄图以此将工人拉下水。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则采用意识形态手段和直接暴力手段（如出动军警等），二者交替使用。
这种状况一直发展到世界大战前夕，而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从属于资产阶级；同时，世界大战本身也成了进一步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不过，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也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这场战争反映了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的全面、集中的危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早就指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破产这三种时期不断交替出现，构成一连串经济周期，这种经济周期必然引起深刻的危机，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经济周期恰恰引起了危机，不过，将资本主义社会引向灭亡的这场危机已经不单纯是经济危机，而是无所不包的全面危机，全面破产。
自帝国主义大战爆发之日起，由于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分子的控制也较战前显得愈来愈无力了。经济矛盾促使无产阶级决心摆脱资本的压迫；同时，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正在获得彻底解放，因为，帝国主义老爷们的言行不一已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暴露无遗。就这个意义来说，首先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本身就给工人阶级上了生动的一课。策划以至进行帝国主义大战的方式方法本身，使工人阶级彻底看穿了国际资产阶级发动这场战争时所标榜的“神圣原则”是多么虚伪。战争断送了无数工人的性命。可是，当初发动战争时，其口号却是要巩固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战争期间，无产阶级极端贫困化，中间阶层相继破产，而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上层却大发战争横财。在政治上，帝国主义极端反动势力居于绝对统治地位。
凡此种种，使工人阶级队伍中对所谓国防、国内和平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开始破灭。
但是，在工人阶级心目中全面揭露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战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而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的则是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先后把交战双方都揭露了出来。
德国帝国主义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就自我暴露出来了。这种自我暴露在当时还并不充分，因为，被迫与德国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只有一个战败国，整个敌对营垒却还依然保存着实力。为了对付协约国，“争取自由的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所以，德国帝国主义一面对俄国进行掠夺，迫使俄国就范，一面不得不以花言巧语来掩饰其强盗行径，为的是驱使无产阶级去进行战争。尽管如此，但是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这个事实本身，却十分明显地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真实本质。德国帝国主义迫使无力自卫的俄国割地赔款，而它自己却得意扬扬地宣称拒不割地赔款。此外，德国帝国主义所极力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也因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遭到彻底践踏。民族自决原则成了帝国主义兼并政策的遮羞布；在俄国，经德国进行所谓的“自决”，产生了几个仆从国，这些仆从国成了德国实行殖民掠夺和镇压劳动群众的工具。仅举斯柯罗帕茨基的盖特曼傀儡政府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个政府既帮助德国帝国主义掠夺乌克兰的粮食和原科，又压制乌克兰的革命工人和农民。尽管如此，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在国际斗争中毕竟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因而不得不同革命的苏维埃俄国勉强和平相处，避免公然对俄国发动进攻，并且只得用伪善的言词来掩盖其反革命政策。
然而，协约国列强在国际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后，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伪善的言辞统统被抛弃了，协约国列强作为协约国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了。
那么，协约国帝国主义倚仗其胜利果实而推行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呢？我已经说过，自协约国列强获胜以来，自缔结和约以来，作为交战另一方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就开始自我暴露了。它的所谓“和平政策”，撇开协约国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分歧暂且不谈，概括地说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不论协约国列强如何标榜它的民主外交政策，甚至把推行这一政策说成是进行战争的目的之一，但就缔结和约而言，这种政策也只能表明秘密外交的一次成功。德国帝国主义就因为不能像协约国帝国主义那样为所欲为，所以，为了同苏俄缔结和约，才不得不同社会主义的苏俄公开进行和平谈判。协约国列强则根本无此必要，它们的和平政策真可谓秘密外交的样板；世界的命运是由列强的金融托拉斯代理人通过交易来决定的，这些代理人实际上也就是列强政府的代表人物。就算是议员老爷代表人民，但在巴黎和会上决定问题的并不是议员，而是清一色的内阁成员，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五大强国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委员会就在皮雄办公室里举行绝密会议。这个由十人组成的委员会在金融寡头办公室里。在只有五大强国的部长参加、而没有战败国或中立国代表，甚至没有仆从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靠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并背着各国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来决定世界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蛮横地公开要求割地赔款。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索里诺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项原则，并宣称这项原则是合情合理的。劳合-乔治在一次演说中公开提出一个在协约国列强来说是颇为新颖的原则。他说：由败诉人承担诉讼费用，自古以来就是一条诉讼规矩。这条规矩也同样适用于协约国列强与欧洲大国之间的这场世界性的争讼。欧洲大国必须缴纳诉讼费用，也就是说，必须缴纳战争费用。
其次，它们不顾以前所说的花言巧语，现在公开鼓吹必须进一步扩充军备。协约国在发动战争时，曾一再宣称；打仗是为了实现普遍裁军。如今，它们却又直言不讳地宣传必须进一步扩充军备，必须坚持军国主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它们提出了保持英国海上霸权的口号，说这是“保卫海上自由”所必需的。关于常规陆军，协约国列强也有一套雄心勃勃的计划。例如，规定在欧洲大陆保持90万人的英国军队。美国和法国也打算派驻同等数量的庞大军队。维持军备，甚至扩充军备，使之超过战前水平，这已成为公开口号。
协约国所高喊的民族自决原则已遭公开践踏，而代替这一原则的，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及其仆从国对有争议地区的瓜分。没有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亚尔萨斯—洛林就并入了法国。爱尔兰、印度和埃及也被剥夺了民族自决权。爱尔兰议会在都柏林开会，向协约国列强提出了爱尔兰成立独立共和国的问题。协约国对此未置可否，只有威尔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声称爱尔兰问题应由爱尔兰和英国协商解决。换句话说，威尔逊把爱尔兰民族的命运交给英国政府去支配，实际上是拒绝爱尔兰的民族自决权。
至于印度和埃及问题，协约国报刊也罢，五大强国委员会开会也罢，连提也不提。
再者，诸如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一类新兴国家，也并不是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因为，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必须预先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这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也表示了的观点。这两个国家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说到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和会在瓜分它的问题上正吵得不可开交；不但英、法两个大国对土耳其领土有野心，而且连希腊这样的小国也想从中捞一把。民族自决的主张已被彻底践踏，预先瓜分土耳其的活动正在进行之中。预先瓜分德国殖民地的活动也已经开始，事实上，如何瓜分，大国早已拍板定案。
大战爆发时，它们曾宣称不应索取赔款。我说过，现在，赔款原则已经公开提出，而且步步加紧，达到掠夺以至洗劫战败国的地步，这是德意志统治阶级无论在1871年还是在1918年（在布列斯特）都未曾敢干过的。战败国不仅被迫支付几十亿的货币账单（单是小小的比利时就要拿出l0亿），不仅被夺走了全部军用物资，而且还被协约国公开抢走了机车、铁路货车、轮船、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耐人寻味的是，若仅把协约国列强所开列的货币账单加在一起，则其总额肯定大于战前对德国全民财富所作的最乐观的统计数额。仅此一端，即足以说明协约国列强的掠夺政策已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但是，协约国除了提出战败国显然是无力照付的货币账单以外，还向战败国索要物质财富，以抵偿账单所开列的货币。不仅如此，目前被关押在法国的德国战俘还要沦为战胜国的服劳役的苦力。协约国列强不但要迫使德国在财政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不但要剥夺德国的物质生产资料，而且要使德国这个战败国的工人沦为奴隶。为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正在制定德国工人实物贡赋的方案，也就是说，强迫德国工人到比利时和法国去劳动，重建被破坏的城市和地区。
协约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对民族对人类极端仇视，其具体表现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鱼肉战败国的人民。断粮便是鱼肉战败国人民的方式之一；由于断粮，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实际上濒于被饿死的边缘。在波兰德语区和波希米亚，德意志人惨遭协约国仆从国的迫害；协约国的波兰、捷克和乌克兰仆从也不甘落后，它们对犹太人横加蹂躏，其手段之残忍，比沙皇时代极端野蛮的沙文主义有过之无不及。就以利沃夫大屠杀为例，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杀害的犹太人数以千计，他们的房屋不但被焚烧，而且被机枪大炮夷为平地。
最后，就是协约国的那些标榜“为自由而战”的所谓“民主”国家，它们自大战爆发以来就在国内实行反动统治，这种反动统治现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今，法国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策源地。美英两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
在协约国列强支配下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列强到处推行反动政策。协约国在战败国中扼杀革命；在中立国和仆从国家中一贯支持反动政策。例如在波兰，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帕杰列夫斯基就在协约国列强的直接压力下排挤了社会民族主义者皮尔苏茨基，因为帕杰列夫斯基是美国资本的直接走狗。协约国列强教唆战败国、中立国和仆从国的反动势力去反对革命的俄国，甚至要求战败的德国出兵干涉俄国苏维埃共和国。
协约国列强的政策大体说来就是如此。
统治整个世界的这些资本主义列强，尽管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方面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的焦点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一个和平纲领，因为所谓“威尔逊的几点方案”代表了这个纲领。纲领的要点是：所谓“海上自由”、“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
“海上自由”的口号，如果揭去其伪善的外衣，事实上就是要取消个别大国，当然首先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使所有航线对美国的贸易开放。“国际联盟”的口号，如果就其实质而言，就意味着剥夺欧洲大国，首先是法国直接兼并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权利。“殖民地国际化”也意味着不准上述大国单独吞并殖民地。
炮制这个纲领的背景是，美国资本尚不具备世界第一流的商船队，不能在欧洲直接推行兼并政策；目前，兼并政策的范围只限于美洲（如古巴、墨西哥、南美）。因此，它就力图借助于贸易和资本输出来剥削欧洲的弱小国家。美国资本想迫使它的竞争对手建立一个由大国组成的国际辛迪加（“国际联盟”），以便“公平地”分享剥削世界的权益，从而把大国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斗争变成纯粹的经济斗争。在这场经济斗争中，高度发达的美国金融资本怀有必胜的信心，也就是说，它认为必能取得霸主地位，进而夺取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霸权。
“海上自由”同英国和日本两个海上强国的利益有极其尖锐的矛盾；同意大利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因为，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容易使帝国主义产生向海外推行扩张政策的野心。“国际联盟”则与法国的利益有极其严重的冲突，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不消说，“殖民地国际化”必然会引起各殖民帝国的抗议。法帝国主义由于其金融资本主要是放高利贷（发行国债券），工业相对说来不发达，生产力又被战争彻底破坏，所以，它目前的政策方针是不择手段地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对德国进行野蛮的掠夺，对其他战败国和仆从国进行绝对的控制和残酷的剥削。值得提出的是，法国炮制了一个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为首的多瑙河联盟方案，以便以这个联盟为中间环节，把法国同黑海沿岸连结起来，并且使法国得以将其魔爪伸向俄国。成立南斯拉夫国家，其目的也是让法国通过巴尔干国家而将其势力扩展到亚洲东部。法帝国主义还从俄国人民身上以武力强索沙俄过去所欠法国的债款利息，以此来为自己奄奄一息的躯体输入他人的新鲜血液。
在这种情况下，法帝国主义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反对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的几点方案。
协约国的欧洲列强及日本除了同美国金融资本的纲领有上述利害冲突以外，它们彼此之间也有利害冲突。例如，英法两国就有相当的利害冲突。英国唯恐法国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强盛起来，而这一点正是克列孟梭和皮雄所极力鼓吹的。在小亚细亚和非洲，英国和法国也有所谓领土争端。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的黎波里的利益同法国相冲突。日本则为太平洋岛屿与澳大利亚（其实是同英国）公开争执，等等。
协约国内部所有这些利害冲突使大国之间产生了各种集团。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两个主要集团。一个是针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法英日集团，一个是针对其他列强的英美集团。
在第一个集团中，就欧洲而言，法国居于统治地位；该集团大约存在到1919年1月初，因为，这时威尔逊总统实际上放弃了要求取消英国海上霸权的主张。威尔逊的这个意图在伦敦会谈期间明确地表示出来了，于是建立第二个集团即英美集团便有了可能。促成建立英美集团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国内的士兵革命运动和工人革命运动有了发展，从而迫使英美帝国主义者彼此妥协，放弃对俄国的好战政策，加速缔结和约。第二个集团即英美集团自1919年1月便开始居于统治地位。美英既已联合起来，便剥夺了法国掠夺德国的优先权；反对协约国“过分苛刻”的掠夺；对法、意、日三国那种过分的兼并主义要求施加了某些限制，不让仆从国直接从属于这三国。在俄国问题上，英美集团较1918年秋居统治地位的法英日集团表现出比较和缓的倾向。这个集团的如意算盘是，暂时甩下俄国不管，腾出手来先对付欧洲革命，然后再镇压俄国革命。
由于有了这样两个集团，在世界各国便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极端兼并派和较温和派。
以上是协约国列强内部的情况。
如前所述，协约国列强和平纲领的要点之一，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国际联盟”口号。由于协约国内部利益冲突的缘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国际联盟”是成立不起来的，充其量是纸上谈兵。但是，即便纸上谈兵，这样一个口号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极端危险的。虚构一个“国际联盟”所能起的作用，无非是建立协约国军国主义中心和使各国资本家为镇压工人革命而结成同盟。同时，宣传“国际联盟”，这却是扰乱工人阶级革命思想的阴险手段。取消工人共和国国际联合口号，而代之以虚伪的民主国家国际联合口号，这可以说是在国际政治中实行妥协的典范。“国际联盟”纯属骗人的口号，其作用与过去所谓“国防”口号、“为民主而战”的口号完全一样。社会主义叛徒奉国际资本的旨意，利用这个口号来分裂无产阶级队伍，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为虎作伥。因此，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向成立国际联盟这种主张展开坚决的斗争，并作为一种策略手段，要坚决反对本国加入这个具有掠夺、剥削和帝国主义反革命性质的联盟。
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残酷性和反动性在对苏俄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十月革命伊始，协约国列强就站在俄国各反革命政党一边。它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兼并了西伯利亚、乌拉尔、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等的一部分俄国领土，大肆进行掠夺，与俄国帝国主义曾经掠夺乌克兰没有两样。它们一贯以金钱及其他方式援助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的俄国反革命分子。
就在不久以前，协约国借克列孟梭和皮雄之口，公开宣布了对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原则，即饿死这个共和国的原则；它们还答应给反动将领以“技术援助”。协约国始终拒绝苏维埃共和国一再提出的和平建议。1月23日，协约国列强眼看它们中间的温和派势力日益加强，遂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建议，请它派代表出席普林杰沃群岛会议。这项建议无疑带有挑衅的成分，因为，这项建议本身就是威尔逊—劳合-乔治观点与克列孟梭观点彼此妥协的产物。显然，提出这项建议的那篇宣言的结尾部分是出自克列孟梭的手笔，因为，这一部分竟然要求苏维埃政府放下武器，跟反动派一道出席会议。尽管协约国发出这一邀请有其明显的挑衅目的，但苏维埃共和国于2月4日仍对协约国作出肯定的答复，表示愿意就领土割让、赔款和租让问题作出较大的让步，以使俄国摆脱强加在它头上的战争。协约国虽然接到俄国的肯定答复，但是至今也不按它们自己提出的建议行事。这实质上证明，在协约国列强内部，极端兼并主义派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阻挠各种温和主张的实施。由此可见，它们今后有可能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新的进攻，并提出新的兼并主义的要求。
协约国的政策彻底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本质，使人们不仅认清了协约国帝国主义，而且也认清了各帝国主义的本质。这种政策表明，各帝国主义政府是无法建立持久而公正的和平的，虽然它们高喊这种和平已有四个月之久，但并不采取任何实际步骤。这种政策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金融资本主义继续统治下去，不是导致文明社会的彻底毁灭，就是导致是黑暗的反动政治统治，更进一步的扩军、更大程度的剥削，最终导致新的战争。
因此，当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积极采取措施，阻止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掠夺性的、反动的进攻。在这场斗争中，协约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发挥重大而基本的作用，因为，目前协约国是猖狂一时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策源地。协约国共产党组织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是，彻底打消对威尔逊主义的幻想，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不但抱有这种幻想的大有人在，而且这种幻想有碍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斗争深入开展。在打消这种幻想的同时，还必须同社会主义分子队伍中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即同那些向工人阶级散布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叛徒一刀两断。
至于德国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当前在国际政治中的一项特殊任务是，反对谢德曼政府所奉行的复活帝国主义和充当反动走狗的政策，这是因为，随着目前白匪势力日益嚣张，随着协约国内部的瓦解日趋明显，德国资产阶级妥协主义政府正加紧恢复对外政策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其具体表现不妨顺便提一下，那就是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将原德属殖民地归还德国，并且还打算在缔结和约时提出吸收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这就再一次表明，德国政府是不甘心放弃大国主义野心的。德国无产阶级在同谢德曼政府斗争时，必须要求政府彻底放弃大国主义的野心，尤其是要反对德国加入具有掠夺性的辛迪加即“国际联盟”，反对收回殖民地。不仅如此，德国无产阶级还必须要求政府停止奉行屈从协约国和为协约国效劳的反动政策，而推行一心一意维护工人革命免遭帝国主义暗算和联络别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推进德国国内的革命，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一种最好办法。
协约国仆从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专门任务是，揭露协约国出于反对工人革命的目的而鼓吹的民族沙文主义，并努力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中立国无产阶级则必须全力反对中立国充当协约国进行掠夺的帮凶。
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都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对那些已经取得革命胜利或将要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将是一种最有力的支援。首先，这将是对革命的工农俄国的最有力的支援，因为，革命的工农俄国的当前任务是：将国内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打败国内反革命势力，继而腾出手来全力从事新社会制度的建设。新社会制度一旦巩固起来，它就将成为鼓舞人心的榜样，可以激励各国无产阶级奋起夺取政权。
普拉滕（瑞士）：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只好暂时中断，因为能够将俄语译成德语的人现在不在了。建议休会。责成决议起草委员会详细审议奥博连斯基同志起草的关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提出修改意见，并以书面形式向大会报告。明天，我们还要讨论关于白色恐怖、宣言最后文本、执行局选举的问题以及组织问题。主席团提议明天的会议于上午11时开始，下午3时结束。希望会议开得紧凑、有效，因为下午还要在大剧院举行公开会议。[8]不知大家是否同意？看来，明天上午11时开会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希望大家准时出席，因为列宁同志刚才指出，不论与会者到齐与否，会议于11时准时开始。
[1]见本卷收录的《洛里欧致伯尔尼黄色“国际”的信》，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
[2]这里指的是第二国际第九次（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通过的宣言。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6卷。——编者注
[3]卡尔·格律恩贝尔格《国际与世界大战资料集》（格·季诺维也夫为该书作序）国家出版社1919年版。
[4]见本卷收录的《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编者注
[5]大会记录原稿并未提及关于策略的特别决议，这里可能指的是列宁在其报告中所说的三点决议案。见本卷收录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译者注
[6]大会记录未记载中国代表刘绍周的发言。但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刊载了中国代表致大会的贺词。见本卷收录的《中国代表的祝词》。刘绍周，又名刘泽荣，1882年出生于广州，幼年到俄国。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事华工工作。1918年12月华工联合会成立，刘绍周任主席。1920年底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在北京逝世。——译者注
[7]共产国际大会记录第1版并未收录奥博连斯基（奥新斯基）的报告，虽然他的报告速记记录以及就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早在1919年即以单行本公开发表（瓦·奥博连斯基［奥新斯基］《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报告速记记录及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19年版）。编入本卷的这份报告是依照单行本刊印的，并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收藏的速记记录作了订正。
[8]这里指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为庆祝成立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6日举行的联席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载于1919年3月7日《真理报》第5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为庆祝共产国际成立而隆重举行联席会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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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会议（1919年3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第三次会议
（1919年3月4日）
讨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决议起草委员会的通知
阿尔伯特关于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的总结发言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议题的讨论
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
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
表决并通过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
致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列宁于中午12时宣布开会。
阿尔伯特（德国）：
同志们，鉴于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已经不能继续保密，大会主席团提议，自今日起，会议将公开举行。主席团并且通知各位，其余代表也已经到会。（提案一致通过）
会议继续就行动纲领问题进行讨论。由雷恩施坦发言。
讨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我要指出两点，并希望把这两点写入原则宣言，或者进一步地加以强调。第一点是，在涉及军国主义或战争问题上，第三国际必须坚决摈弃保卫祖国的主张。在第二国际中，来自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代表曾经提出议案，主张反对军国主义，不支持本国政府表决军费贷款等。但是，第二国际的多数代表却坚持说，如果本国不是一个进攻国，而是自卫国，即进行“护国战争”的话，那么，无产阶级以及整个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支持本国政府。其结果如何呢，各国无产阶级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认为，第三国际必须明确地指出：在当今时代，一切战争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竞争。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争夺销售市场的战争就不会停止。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就不仅没有义务，而且也没有任何权利支持本国政府。即令支持它进行“护国战争”也罢。只有一种战争是无产阶级必须支持的，那就是社会战争，即社会革命。
行动纲领还有一种提法我认为是不当的，那就是如何看待经济组织即工会运动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美国人的立场与昨天芬兰同志所持立场截然不同。我们从来不认为工会运动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是可有可无的。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就我们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我们的结论与众不尽相同。社会主义工人党全体党员、德布兹领导的社会党多数党员、加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其他产业工会的工人，都认为产业工会是了不起的组织，认为产业工会在这场斗争中不仅应当发挥重要的、而且应当发挥实际上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应当强调工会运动必须革命化，强调工会运动必须改造。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有理由认为，现在，那些扛着大旗，领导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分子的工会领袖，例如美国的龚帕斯，德国的卡尔·列金、英国的韩德逊等，手中握有足以左右大局的钥匙，他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群资本主义走狗对工会运动的影响后患无穷，工会运动必须设法摆脱这种影响。
所谓改造工会运动，我的意思是，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使工会不仅在口头上，而且也在行动上不折不扣地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必须努力使工会的组织形式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我完全明白，我的主张会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们会说，这谈何容易，要完成这项工作，非一日之功。是的，我也承认，批评资本主义领袖或社会爱国主义领袖容易，而批评工会领袖或工会本身所追求的目标、它的斗争方式及其现状难。这项任务无疑艰巨而复杂，但是非完成不可。解救国际工会运动，使它摆脱混在工会运动领袖之中的那一群资本主义走狗的影响，势在必行。因此，我提议授权起草委员会对本文件的措辞略加修改，不再把工会视为次要组织。必须以第三国际名义，并借助第三国际的威望，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加倍努力，力求使工会运动名副其实。如能以第三国际名义发出这种号召，我就敢断言，无论工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的革命分子都必将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从而我们的工作将更富有成效，并将有助于抵消叛卖分子的影响，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反之，如果第三国际认为工会运动虽然可取，但终究是可有可无，那就无异于为虎作伥，帮龚帕斯和韩德逊的忙。现在，龚帕斯和韩德逊之流已经在筹办黄色国际工会运动，而其宗旨就是起国际避雷针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加以阻止的。
卡谢尔（瑞士共产党{1}）：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这一位发言者的意见。的确，我也认为，将由第三国际向全世界发表的这份宣言草案应当使无产阶级从中受到某种启发，获得某种益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形形色色的中派分子的艰苦斗争中，宣言应当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我认为，宣言草案中论述革命成功途径的段落在这方面尚有不足之处，这方面的论述应当有别于迄今所发表的一切草案和宣言，应当借鉴俄国和德国的革命经验。有关段落目前只是向国际工人明确提出两项要求，即开展群众斗争和创建共产党。除此之外，我在有关段落中看不到有任何其他积极的内容。我希望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写明得更确些。先谈两点，第一点关于苏维埃制度问题。对此，提纲虽有论述，但其含义却一般化，仅指业已执政的苏维埃。我的意见是，要提倡建立苏维埃制度，这种制度不但不意昧着革命的终结，而且即使在无产阶级尚未执政的一切国家中，也应当争取立即建立，具体地说，就是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令人不解的是，提纲关于建立苏维埃只字未提，而苏维埃实际上正在到处建立。也许，起草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种苏维埃正在世界各国自发地建立起来。但是，同志们，在尚未爆发革命的国家里，那些为建立苏维埃而进行斗争的人，不但要同沙文主义分子作斗争，而且还要同激进派周旋，因为激进派以原则为理由，拒不赞成现在就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如果确有鼓励这种革命志向和支持无产阶级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愿望，就应当以第三国际名义在行动纲领中指出，现在就应当努力探索成功的途径，现在就应当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我要说的第二点，也是作为成功因素的一点是，我们应当明确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主张。这一点可以归入宣言草案的第三部分，即论述公有化的部分。在尚未爆发革命的国家中，人民群众把国有化和社会公有化这一主张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立刻就联想到所谓“俄国浩劫”，因此，在这些国家中，拥护这一主张的工人必然要同企图阻挠贯彻这一主张的各派领袖及派别（其中也包括激进派）展开斗争。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也应当提出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将标志着实现社会公有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口号就是：由工人对生产和消费实行监督。我们不应当忘记，厂主店东早就有此主张，并且以此来欺骗无产阶级。我们深知他们包藏的祸心。现在，无产阶级自己提出这样的口号，就等于让厂主店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要强调指出的第三点是，要做好夺取经济权力的准备。我知道，现在恐怕没有哪一位同志能向工人讲清什么是接管生产和经济的权力，讲清应当如何对付罢工，如何管理和指导农村及工厂。
我请求会议及行动纲领草案的各位起草人将上述问题提交讨论。如果第三国际的所作所为不能真正符合革命的实际，不能促使协约国无产阶级积极行动，我们的代表会议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我也认为建立第三国际刻不容缓。世界各国、各地都在期待着它，各地已经有了规模不大的团体，它们亟需国际这样一个中心。德国无产阶级也无条件地期待着第三国际的建立。
决议起草委员会的通知
普拉滕（瑞士）：
同志们，决议起草委员会{2}审议了一系列提案，决定对宣言草案做若干修改。鲁特格尔斯同志的建议，决议起草委员会认为应予采纳，因此，提议修改如下；“今天，就连最落后的居民阶层也都认清了协约国列强是一伙世界强盗，是一伙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经修改，增加了“就连最落后的居民阶层”这样一句话。鲁特格尔斯同志提出的修改案涉及的范围较广，决议起草委员会认为，加上这一句插入语也就够了，其理由是：在战前以至战争期间，协约国所推行的无疑也是掠夺政策，而对协约国产生错觉，以为它们真正是为自由，人权等而战的，也无非就是最落后的群众。现在加上这么一句，含意也就清楚明白了。
列宁提议，对宣言草案作任何修改，都必须由双方，即赞成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来发表意见。（提案通过）没有人发表意见。
阿尔伯特关于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当初，我和布哈林同志着手起草行动纲领时，不曾料到大家就各项问题达成协议竟会如此顺利，因为不难预料，各国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在目前，大不相同。因此，产生分歧和矛盾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这种情形并未发生，行动纲领为大会一致通过。制定一部行动纲领，首先就要对各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综合，然后将其归纳为一个整体。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这是因为，有一些国家，其革命已发展到较高阶段，它们的要求自然就高；还有落后国家，它们难免不说，我们的发展阶段还不能适应你们的提纲所提出的要求，即便将来照此要求办理，那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现在，代表们对大会所提出的各项议案都表示赞成。为审议代表对行动纲领所提出的修正案，起草委员会于昨晚再次举行会议，两位起草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今天，普拉滕同志以起草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向各位代表所报告的修改意见，是征得了起草人同意的。所作若干修改均属文字方面，未作实质性的修改。必须说明，提纲内容本来可以广泛得多，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抓住要害，以便使更广泛的阶层和更多的团体能在提纲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下面我来谈谈提纲未予阐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工会运动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很久。我们研究了各国代表关于工会运动的意见，不能不指出，鉴于各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千差万别，目前在提纲中就这个问题提出观点实属不当。我们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任何可供工会参照执行的统一决定。据说，在俄国，工会运动因为遵循革命方针，而在苏维埃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维埃政权在食品分配和企业管理方面也局部地依靠工会。因此，就俄国而言，需要研究的课题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如何进一步地推动工会运动的发展。芬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芬兰同志表示，利用工会从事革命活动是不现实的。在英国，工会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在德国，革命伊始，工会实际上就完全被排斥在外，历次经济斗争不但没有工会参加，而且工会还成了攻击的对像。“你们必须把工会变成革命的工会，你们必须以革命分子取代工会的黄色头目”，这说起来容易，但做到很难。因为现在各工会的组织形式无不适应旧的国家制度，而苏维埃制度并不是联合各个行业就能建立起来的。在德国，我们将经济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了工厂委员会。革命一开始，工厂委员会就把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了；在德国，工会其实是一种互助组织。今后，工厂委员会向何处发展，能否将其革命化，能否将其变成产业工会，目前都难以预料。鉴于工会的作用在各国不尽相同，我们认为，确定工人必须遵循的明确规范是不现实的，因而在目前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让各国的组织自己确定自己的立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提法必须简单明了，即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都应当发动革命工会从事斗争。
有的代表要求进一步地阐明“祖国”这个概念，以便向工人说明：作为共产党人，捍卫祖国并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这里要加上一条，即应当说：捍卫资产阶级的祖国并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就另当别论。同志们，大家看到，俄国工人对于捍卫他们的祖国何其热心。我们的提纲所持的出发点是，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既然如此，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垮台，资产阶级祖国的概念也必然消失，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请各位代表不要在此问题上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卡谢尔同志提议把苏维埃制度写得更详细些。我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并要就此问题单独作出决定。
最后，我请求会议通过决议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修正案以及整个行动纲领。我们如能照此办理，并且行动纲领也如能尽可能一致通过，那么，我们面对全世界就可以心安理得，就可以对全世界无产者说：“下一步就要看你们了，看你们能否把组织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将在各国开展无情的斗争，并终将结成统一的、新型的、伟大的“第三国际”。我以为，只有到了那时候，第三国际才能成立。目前，关于各国共产党人的想法及主张，众说纷纭，说法也千奇百怪（这倒不完全是因为资产阶级恶意诽谤的缘故），因而要将别国兄弟共产党的想法及做法通报那些已经靠拢共产主义的工人团体，实属困难。
雷恩施坦的修正案
普拉滕（瑞士）：
讨论到此结束。新的提案不再讨论。不过，雷恩施坦同志提出了一项具体议案：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革命无产者加倍努力，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将本国工会运动纳入真正革命的轨道，对本国工会运动的组织形式、目标、策略和精神进行改造，使之符合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
雷恩施坦同志的这项提案是否提交决议起草委员会斟酌采纳，我认为最好在今天的会议上加以表决。
阿尔伯特（德国）：
我认为，雷思施坦同志的这项提案不宜于同行动纲领扯在一起。每个代表都有提出专门议案的权利，但是提出的议案只能排在议事日程的最后来讨论，并且必须和总决议一起通过，而不能将提案和行动纲领搅在一起。因此，我提议在讨论“其他”项目时对雷恩施坦同志的提案进行表决。
雷恩施坦本人则要求立即交付表决。
列宁（俄国）：
按照议事日程，会议就这项议案进行表决。阿尔伯特同志的提案有l6票赞成，11票反对。既然没有提出其他修改意见，下面就对整个草案进行表决。
表决并通过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克林格尔（俄国）：
对草案表示完全赞成的，请回答“赞成”。
德国共产党赞成
俄国共产党赞成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赞成
匈牙利共产党赞成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赞成
挪威社会民主党赞成
瑞士社会民主党（反对派）赞成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有条件地）赞成
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赞成
波兰共产党赞成
芬兰共产党赞成
乌克兰共产党赞成
拉脱维亚共产党赞成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赞成
爱沙尼亚共产党赞成
亚美尼亚共产党赞成
旅俄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赞成
阿尔伯特（德国）：
提纲获得通过，1票弃权。
雷恩施坦表示，他所以投票赞成行动纲领，是因为他相信草案的欠缺部分（即强调必须致力于工会运动革命化）将通过采纳他所提出的有关议案而得到充实，并且要求将这种表示记入大会记录。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议题的讨论
阿尔伯特（德国）：
大会进行下一个议题：“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俄国）：
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已经拟好了。在座各位已经有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的文本。稍后，英国和法国的同志将得到英文和法文两种文字的译本，因此，在大会上再来宣读提纲，我看就没有必要了。
阿尔伯特（德国）；
有代表提议，提纲不必宣读，把它发给大家就行了。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我提议会议进行下一个议题，至于提纲，先让同志们阅读一遍，然后再讨论。
普拉滕（瑞士）：
我们的讨论要依照原定议事日程进行。决议起草委员会对提纲作过认真的研究，认为提纲的内容无须仔细讨论，只是需要就提纲的打印和分发问题征求意见。因此，不妨将提纲宣读一遍，但不对细节发表评论。
阿尔伯特（德国）：
我赞成。对此，大家还有其他建议吗？有人提议，不等打印出来，先继续讨论，并宣读提纲。有反对意见吗？
宣读提纲的议案以1票反对，其余全部赞成获得通过。
列宁宣读提纲（略）{3}。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
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博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滕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滕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像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不然的话，就不大容易取得胜利，胜利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4}
阿尔伯特（德国）：
列宁同志提到的决议，下午就可以公布。{5}下面就请各位就提纲发表意见。究竟还要不要讨论？还是直接把提纲交执行局发表？要不要进行辩论？将提纲交执行局散发，大家是否赞成？
季诺维也夫（俄国）：
决议起草委员会已经作出具体的决定。也就是说，起草委员会一致决定不但要把提纲移交执行局，而且要以代表会议名义对提纲表示赞成。
阿尔伯特（德国）：
说得明自些，就是要执行局以大会名义将提纲交付打印，并向各国散发。
普拉滕（瑞士）：
同志们！主席团提议，今天晚上讨论以下问题：第一，大会收到两份关于提纲的声明，即雷恩施坦同志的声明和加谢同志的声明；第二，有代表提议，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曾经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同志还要就此事发表声明；第三，如果我们的代表会议变成正式的代表大会，那就还要解决那些不能以自己党的名义正式发表意见的代表的表决权问题。接着，要听取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我们如能现在就确定报告人，会议就转入讨论关于“协约国政策”的报告。有反对的意见没有？有疑问没有？
宣读卡谢尔同志的声明：“我觉得，我对于《行动纲领》的态度被人曲解了，别人的理解违背我的本意。我不能不声明：《行动纲领》的内容及其各项原则，我完全、彻底拥护。我只是认为，有关革命成功的途径这个极其重要的一点有必要加以充实，即有必要借鉴俄国和德国的革命经验。这就是我不投票赞成《行动纲领》的理由。因为，在我看来，其内容尚不充分。”
宣读雷恩施坦同志就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提出的修正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革命无产者加倍努力，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将本国工会运动纳入真正革命的轨道，对本国工会运动的组织形式、目标、策略和精神进行改造，使之符合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
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
普拉滕（瑞士）：
现在我来宣读拉柯夫斯基、格鲁贝尔、格里姆隆德和鲁德尼扬斯基四位代表的提案：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和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建议成立共产国际。
“1．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必须建立一个由拥护《行动纲领》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统一而团结的国际组织。
“2．成立第三国际在当前尤为迫切，因为，目前在伯尔尼，以后还可能在其他地方，有人企图恢复旧的、社会主义国际，并纠集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切认识不清和意志薄弱的分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必须同社会党叛卖分子划清界限。
“3．如果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不成立第三国际，就会造成一种印像，似乎各国共产党并不团结一致，这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并使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动摇不定的分子思想更加混乱。
“4．因此，成立第三国际是历史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必须使之实现。”
提案提出了一个前提，就是要重新讨论我们在这里举行的会议究竟是代表会议还是代表大会。提案建议成立第三国际。现在，讨论就开始。
讨论成立第三国际问题
阿尔伯特（德国）：
同志们！究竟是把这次代表会议变成代表大会，进而成立第三国际，还是为成立第三国际而采取预备性措施，这个问题，我们从代表会议一开始，就辩论了很久。鉴于德国代表团奉本党的指示，不能投票赞成现在就成立第三国际，我们根据德国代表团的提议，决定：这次代表会议只作为成立第三国际的预备会议，以后再正式成立第三国际。但是，今天一些代表不顾已经作出的决定，再次提出无论如何也要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第三国际，因此，我只好扼要地说明理由，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你们立即成立第三国际。
会上有人说，成立第三国际势在必行。依我们看，这种说法未必成立。还有人说，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亟需一个思想中心。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思想中心已经有了；所有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分子，正在脱离工人阶级队伍中一切尚在留恋资产阶级民主的分子，大家到处可以看到，他们二者之间的决裂不可避免，并且有的已经和正在决裂。但是，第三国际不能仅仅成为一个思想中心，一个供理论家彼此激烈辩论的机关，它还必须成为一个坚强组织的基础。如果我们希望第三国际成为得心应手的武器，希望使这个国际成为斗争手段，就不能不具备先决条件。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思想这个角度去观察和议论，还必须从实际出发，看是否具备组织基础。由此，我不由得想到，一些同志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他们深受目前第二国际内部事态发展的影响；是因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之后，他们恨不能另起炉灶，以便与之抗争。这一点，我们觉得倒无关紧要。还有人说：总要是非分明吧，不然，可疑分子就会统统投奔黄色国际。对此，我的回答是，即使成立第三国际，也阻挡不住这些分子，因为，今天仍然有人在继续叛逃。这种人叛逃倒也好，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要成立第三国际，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明确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赖以联合的基础是什么。从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同志所作的报告看来，他们对于我们的实践观点，对于我们为达到既定目标而要采取的具体途径的观点并不了解；再者，各国代表来此聚会，也绝不是为了参与成立第三国际，他们的任务是，先将情况通报各自的组织。会议邀请书也正是这样写的，翻开邀请信，首页上即写道：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所以，我们责无旁贷地倡议将讨论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6}。由此可见，邀请信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首先要研究有无可能把同志们请来举行成立大会。龙格同志是一位政治上活跃的人，属于核心人物，但是，他在来信中却表示，我们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也未尝不可，可见某些党对于我们的途径、我们的目标竟无知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在德国国内并不了解各党之间的意见分歧究竟有多大，所以我在动身来这里的时候，料定在各种问题上必有一番激烈的争论。现在我可以断定，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当初所不曾料到的。我们既然要着手成立第三国际，就首先应当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宗旨，就应当预先阐明我们打算靠哪一种途径来实现联合，以及靠哪一种途径才能实现联合。有人说，第三国际已经在齐美尔瓦尔德建立起来了，其实不然。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早就解体丁，其中能够同我们继续合作的只有为数很少的左派分子。以上种种，足以说明：现在成立第三国际是不适宜的，而且，现在成立第三国际，在组织上也存在问题。我们的现状如何呢？真正的共产党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才有，多数共产党成立不过才几个星期；在许多国家中，虽然有了共产党人，但是他们并无任何组织可言。我感到惊讶的是，瑞典代表一方面建议成立第三国际，另一方面却又承认，瑞典尚无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内有一个人数较多的共产主义小组。大家知道，无论瑞士，无论其他国家，都还没有真正的党，都还有待建立真正的党，正因为如此，出席会议的同志就只能代表各自的小组。究竟有多少个党赞成我们这样做，你们今天说得上来吗？有芬兰、俄国、瑞典，奥匈帝国。至于巴尔干联盟，恐怕也并不完全赞成你们这样做（希腊和塞尔维亚代表就不承认拉柯夫斯基是他们的代表）。你们代表不了整个西欧，因为，比利时和意大利未派代表出席会议，瑞士代表代表不了该党；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派代表来，恐怕就连美国人也说不清到底会有哪些党赞成我们这样做。既要成立第三国际，可是参与成立的组织竟少得如此可怜，如何能取得合法的资格呢？所以，在成立国际之前，应当先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行动纲领，邀请各个共产主义组织，请它们表明态度，看它们是否愿意同我们一道成立共产国际。
当前必须加紧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因为，继续同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共事已经不可能。我要进一句忠言：切切不可立即成立第三国际，不可草率从事，而要争取尽快召开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国际。只有这样的国际才能脚踏实地，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我所代表的组织之所以反对立即成立第三国际，其理由就在于此。基础过于薄弱，马上成立国际是否可行，请诸位三思。
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大家知道，会议一开始，我们党就发表主张，要求立即成立第三国际。我们曾以党中央名义声明，我们赞成成立第三国际，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也迫切要求成立第三国际。同时，我们也告诉了大家，我们的德国朋友坚决主张推迟成立。会议一开始，我们也曾经表示同意将这次会议定为代表会议。只是到后来，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及瑞典的同志赶到，说如果迟迟不成立第三国际，必将损害他们本国的革命运动。其实，他们的这种表示，早在我们意料之中。昨天，决议起草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决定，建议会议将本次会议确定为第三国际成立大会。阿尔伯特同志可能要问；你们如此坚持，道理何在？立即成立第三国际，有何必要？我们倒要反问一句，请他说明，为什么工人国际主义者现在应当推迟成立第三国际呢？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大国获得成功，一场伟大的革命也正在另外两个国家中走向胜利；难道我们还要说“自己过于软弱”吗？我们的口号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谁也不能说这是乌托邦。我们坚信，这在最近的将来就能实现；难道我们还不敢成立第三国际，以此作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目的一种手段吗？谁也不否认成立第三国际必将受到世界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相反，如果我们迟疑不决，人们就会感到莫名其妙。
依照你们的主张，世界各国先要把共产党正式建立起来，是吗？你们德国已经胜利地进行了革命，这比正式建党更有价值。你们德国有一个就要取得政权的党，而且再过几个月，它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拖延呢？这是准也不能理解的。在龙格看来，新的国际还是先不成立为好，等全体可尊可敬的代表都来出席代表大会再说。殊不知，这种立场正是共产党人所要坚决反对的。我要提醒诸位，理论上的是非，早在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就已经开始清楚了。今天，不是要探讨理论上的是非，而是要实际着手组织工作。当初，这项活动现在的德国共产党是积极参加了的。我还要提醒诸位，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行动纲领时，德国共产党也是有人参加了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也就是当初“国际派”所拟定的纲领。三年过去了，我们再次会面，这一次就要实际着手组织工作。因此，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办。我们确信，德国工人会说；“你们做得对。”现在，我们要克服妄自菲薄的心理，树立坚定的自信心，坚信未来属于第三国际。我们一旦有了这样的自信心，就再也不会动摇不定，就会向前迈出这非迈不可的一步。因此，我们党经过深思熟虑，提议现在就成立第三国际。这样做。可以向全世界表明，我们不光是有思想上的武装，而且也有自己的组织。请看一下伯尔尼代表会议吧！真是一群懦夫！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须表明我们的必胜信心。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字里行间都暴露出他们在思想上理论上的贫乏。他们竟然没有勇气亮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则不同，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们的一切主张和目标。
巴拉巴诺娃（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
我要借此机会履行我的义务，向与会者转达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大多数政党、团体以及所有拥护这个联盟旗帜的人士的最热烈的问候。就凭道义上的权利，我敢断言，如果上述各政党代表不受政治上技术上的阻碍而亲自到会的话，他们就绝不会只是空口说白话，表示一番同情便了事，而一定会欢迎，一定会举手赞成成立第三国际。因此，关于阿尔伯特同志所表示的反对意见，我想说几句话。他的议论，听起来头头是道，可惜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早在第二国际，特别是在它的后期，就曾有人发表言论，一再强调理论与实践是两回事情。殊不知，理论变成行动，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样，应当及时发表主张而不及时发表，以致妨碍行动，这在历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目前，不仅无产阶级，而且所有的公众，所有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已经认识到，当前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展开一场殊死的斗争。我本人曾有幸高举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旗帜，一直高举到德国爆发革命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协约国疯狂地倒行逆施这种事态的发展最终打破所有国际组织的界限时为止；我本人曾在政治形势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与各有关组织保持了联系；因此，我觉得我在这里也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俄国爆发第二次即无产阶级革命以来，革命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公众已经完全转到俄国苏维埃政权一边了，完全拥护苏维埃政权所体现的基本主张。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我必须强调指出，它是一个临时组织，是一个抵御帝国主义战争、抵制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可耻行为的防御性组织，其宗旨并不是要建立新的国际中心。大家知道，随着政治生活恢复正常，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必将毫不迟疑地清算那些在困难而又关键的时刻无耻地叛卖无产阶级的分子；但是，就那些始终忠于社会主义的各国人士而言，重要的是，他们无论在理论或者在实践方面都应当彼此建立联系，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向群众阐明重大事件，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理论结论。
同志们！现在有人硬说震撼世界的俄国事件和德国事件都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一手策划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同样，说那些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政党和少数派偏离正确的轨道，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过错，这也是不公平的。当初，在俄国爆发无产阶级起义的第二天，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各组织的领袖，不问这次起义是否会立即遭到镇压，是否会被淹没在血泊中，就毅然决然地声明支持起义，发表呼吁书，按照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号召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举行国际大罢工，全力支援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今天也一样，我以高度的责任感，责无旁贷地在此郑重声明：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多数政党主张立即成立第三国际。我在一项准备提交今天会议的决议案中已经宣读过：建议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将其全部文件移交给新成立的国际。说到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撇开我作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书记，按照我的职权，是否有权不经委员会磋商便擅自处理某项具体事务不谈，尽管我本人因经济及治安方面的原因而被勒令离开瑞士，不能随身携带文件，不能亲自实现上述要求，但是，我要表示我的信念，即如果不是警方极力阻挠广大国际革命社会党人和广大群众参与这次会议，我们就不但能够把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物质遗产移交给正在这里成立的国际，而且能够代表千百万无产阶级分子，给予新的国际以最有效的支持，能够进行积极合作，并转达他们的最良好的祝愿。
格里姆隆德（瑞典）：
我要向阿尔伯特同志说明，我的意思被他误解了。我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我们党已经脱离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坚决维护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固然，党还是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党内还有人不完全赞成上述观点；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党一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将正式加入共产党。我感到惊奇的是，阿尔伯特作为一名来自德国的同志，竟然怀疑、不愿意或者说不理解这一点，即唯有成立共产国际，无产阶级才能脚踏实地。我为第三国际而欢呼，我认为，第三国际应当而且必须立即成立。
拉希亚（芬兰）：
同志们！阿尔伯特同志刚刚提到的那个预备会议，芬兰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在这里，我就是代表芬兰共产党的。在预备会议上，当提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成立第三国际是否可能，是否适宜的问题时，我们党的代表团便决定将一份声明递交代表会议全体会议，现在我来宣读这项声明：
芬兰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我们受党的派遣，前来参加第三国际成立大会，我们的目的十分明确，有鉴于此，我们特向大会发表简短声明如下：
“芬兰共产党认为，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迫在眉睫。为适应当前总的国际形势，适应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各项任务，我们也必须成立第三国际。
“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领袖便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现在，革命的无产阶级认为，第二国际已经名存实亡，它在今后工人阶级求解放的斗争中已经不能成为联络环节。
“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基本宗旨是，复活早已过时的公式，建立中心，以便在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幌子下，纠集第二国际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动摇分子。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伯尔尼代表会议竟然得出结论，认为第二国际依然继续存在。
“由于缺少一个国际范围的，思想上组织上坚强的共产主义组织，国际骗子才得以在国际团结的幌子下，在第二国际的旗号下，继续从事他们的匀当，并且干得比过去更为顺手。
“在一系列重要的国家中，与社会党叛徒及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决裂，已经成为事实。
“俄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奥匈帝国、美国、法国、瑞典及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同时，也同打着第二国际旗号继续从事叛变勾当的社会党叛徒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作斗争。
“一旦第三国际成立，许多国家的现有政党和小组就将面临一个具体问题：究竟加入哪一个国际，加入的目的何在？由此势必产生一个分水岭，各个派别相互之间的联系就将分明，从而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就能够在最短期间内实现联合，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党认为，如果这次代表会议能制定一个在理论上无可争议的、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行动纲领，那么，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即告解决；反之，正式否决成立第三国际，势必削弱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利于同资本主义及其支柱——社会爱国主义的黄色国际进行斗争。”
这项声明是在预备会议上实际只有我党代表和斯巴达克派代表双方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在预备会议上，我党代表团表示欢迎成立第三国际的时候，阿尔伯特同志提出了几条反对的意见，现在，我要就这几条反对的意见再说几句。阿尔伯特同志说，要成立第三国际，必须预先了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恕我直言，我要反问阿尔伯特同志：德国无产阶级不仅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且同谢德曼、诺斯克进行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斗争，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吗？我坚信，虽然目前德国无产阶级遭受挫折，但是，不论这次会议成立第三国际与否，他们的斗争绝不会停止，斗争的口号绝不会改变。就全世界而言，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宣传或建立教育群众的机构；世界各国的问题是，两种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展开斗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统一的国际中心来领导这场斗争，斗争是分散进行的。阿尔伯特同志说，各国各党对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态度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在我们看来，也就是芬兰共产党看来，当前在全世界兴起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西方无产阶级这场革命运动清楚地说明，如果世界无产阶级有一个类似国际这样的联络中心，他们的斗争就会容易得多，顺利得多。阿尔伯特声称，德国革命无产阶级原则上丝毫也不反对成立第三国际，问题只在于纯粹方式方法，借口纯粹方式方法问题，借口某某代表的代表资格问题或某某国家的无产阶级因故不能派代表出席会议，就推退成立第三国际，这是本来倒置。这次会议代表之所以缺额，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成立第三国际，其重大意义还在于：它将成为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中心，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策略与战略中心，而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如此看来，这样一个中心就非成立不可。这件事情，今天、昨天、一个星期以前，一个月以前就应当办理。毫无疑问，因为缺少这样一个中心，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正在蒙受损失。可以断言，假如这样一个中心在昨天、在一个星期以前、在一个月以前就成立起来，那么，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目前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就一定比现在更富有成效，斗争的方略也更正确。第三国际成立的消息一旦传播出去，全世界将为之欢欣鼓舞，并且我深信，世界各地的革命无产阶级都将集合在无产阶级自己的旗帜下，满怀必胜的信心去战斗，并终将赢得斗争的胜利。
拉柯夫斯基（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提请与会代表注意，在表决战争拨款问题上，现在的德国共产党代表的立场与累德堡同志的立场颇为相近；累德堡同志声称，他反对战争拨款，但不受反对战争拨款决定的约束，因为，那样一来，有人就会说这个决定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这种偏见，这种顾虑，怕公众散布关于外国压力的闲话，在第二国际是司空见惯的。现在确实到了克服这种偏见的时候了。
必须立即成立第三国际，也还有其他哩由，如果现在不成立第三国际，那就会使人们产生怀疑，似乎各国共产党人并不团结一致。不仅如此，人们还会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种不信任，果真要如此，则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至于实际问题，即所谓这次会议并不代表各政党，必须指出，当初成立只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国际的时候，情形也并不比现在强；各代表所代表的党，也并不比现在广泛。当前需要办的事情就是：为国际制定一部行动纲领，而在阶级斗争和立即剥夺土地及资本这个根本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借口方式方法而拒绝现在成立第三国际，是说不过去的。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同志们！匈牙利共产党人一致提议，要在这次全议上把第三国际在形式上也建立起来，因为实际上它早已存在。它在俄国无产阶级同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就已经诞生了。这是匈牙利共产党的坚定不移的观点。只是千百遍地重复说第二国际已经死亡，伯尔尼会议已经丧失号召力，出席这次莫斯科会议的人都是富有生命力的、在斗争中诞生的新国际的成员，是无济于事的。不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批准成立第三国际，我们是不答应的，因为，第三国际实际上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争取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革命意志日益坚定的匈牙利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行动起来了。同志们，正像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希望这次代表会议成为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希望把第三国际从形式上也建立起来。
沙杜尔（法国，他的发言由巴拉巴诺娃翻译）：
沙杜尔同志表示，他只想说明几点，以反驳阿尔伯特同志的论据。首先，阿尔伯特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够，那么究竟多少才算够呢？人们总不该忘记，许多国家的政党在国内面临着种种政治难关，它们的代表不能按时赶来出席这次会议。
其次，沙杜尔同志提请人们注意，成立第三国际的尝试一旦失败，各国的民族党将何以自处。他认为，如果不建立中心，矛盾势必加深。反之，建立起这样一个中心，有了一个在俄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紧密团结的组织，就可以对各国的运动进行指导。沙杜尔同志吁请阿尔伯特同志以国际团结为重，改变自己的观点。
他说，除非有国际中心来领导，否则，各国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格鲁贝尔（德意志奥地利）：
同志们，作为提案{7}发起人之一，我想就这项提案作些补充说明。运动一开始，奥地利共产党人就有过成立新国际的设想。不过，当时我们并不了解，在别的国家，一些政党在《共产党宣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相继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德国共产党代表竟然声称，出于方式方法方面的考虑，不能对这项提案表示赞成。大家知道，巴黎正在拼凑神圣同盟一类的组织，目的就是要彻底取消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运动；与此同时，伯尔尼也在建立一个组织，目的是要消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伯尔尼已经选出一个委员会，要赴俄国考察布尔什维主义。但愿鲍威尔、伦纳、阿德勒、考茨基诸位先生来到莫斯科，不仅能发现新的行动纲领，而且能发现国际无产阶级的新型组织。但愿他们能亲眼看到，我们并不是在观望布尔什维克国内的情形将如何演变，而是放眼未来，比这些科学社会主义预言家看得更远，目光更远大。因此，我要请求阿尔伯特同志改变他的不赞成的态度。我们正处于内战接连不断的时代。为了与资产阶级同盟相抗衡，我们务必现在就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强联盟，以消除这个联盟个别支部中尚未克服的种种疑虑。我敢发誓，假如我到慕尼黑、不来梅或别的地方，直截了当地提出；“同志们，我们在莫斯科成立了国际，你们反对吗？”他们一定回答说：“你们做得对！”即使在座各位代表有谁奉命不参与表决成立国际，但是，他们所参与的这个事业毕竟比他们似乎应当遵守的这种形式上的纪律伟大得多，重要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讲求工作效率，不希望白白地消磨精力和时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唯有借助于中心，这个中心有权向所有支部发布一定的指令。如果还设立执行局的话，它就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的各支部，必须同各支部保持接触。阿尔伯特同志表示，在表决成立国际之前，他要向他的党的同志提出报告。但是，再过几个月，我们能否再次聚会，就难预料了。因此，我们主张现在就成立国际，俄国爆发革命以来，俄国就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中心，但是，还必须建立一个物质中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织起来。的确，这次会议缺少一些国家的代表，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其实，第三国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协助那些目前尚未建立任何共产主义组织的国家早日把这样的组织建立起来。
我还可以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际必须现在就成立。最后，我请求各位代表对提案一致表示赞成！提案如能一致通过，莫斯科代表会议就将比成立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更能体现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必胜信心。
普拉滕通知大会，说还有四人报名发言，他提议停止报名发言。（通过）
法因贝格（英国，他的发言由雷恩施坦翻译）。法因贝格表示不赞成阿尔伯特同志为反对立即成立国际而提出的理由。法因贝尔格说，虽然他在这次会议上只代表一个地方组织，无权以英国社会党名义讲话，但是，从英国运动以往的情况和现状出发，他毕竟有资格推断，英国工人肯定拥护成立第三国际。他强调指出，英国社会党虽然未能派代表常驻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但它仍然是该联盟的成员。他认为，对于那些因故未能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政党，也该这样看待。他指出，英国社会党早就同第二国际断绝来往，早就同它一刀两断。英国社会党拥护成立第三国际是毫无疑问的。
表决并通过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
普拉滕（瑞士）：
有人提议停止讨论。对这项提议，谁赞成，谁反对？通过。宣布讨论到此结束，进行表决。现在，就拉柯夫斯基、格鲁贝尔、格里姆隆德和鲁德尼扬斯基签署的提案{8}进行表决。（宣读提案）
表决这项提案的目的就是要决定是否现在就成立第三国际。
赞成的，请说“赞成”，反对的，请说“反对”。
有表决权的党：
德国共产党弃权
俄国共产党赞成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赞成
匈牙利共产党赞成
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赞成
挪威社会民主党赞成
瑞士社会民主党（反对派）赞成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赞成
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赞成
波兰共产党赞成
芬兰共产党赞成
乌克兰共产党赞成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赞成
拉脱维亚共产党赞成
爱沙尼亚共产党赞成
亚美尼亚共产党赞成
俄国境内德意志人侨居区共产党赞成
俄国东都各民族联合小组赞成
有发言权的党：
捷克共产主义小组赞成
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小组赞成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赞成
英国共产主义小组赞成
法国共产主义小组赞成
荷兰社会主义小组赞成
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赞成
瑞士共产主义小组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土耳其斯坦支部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土耳其支部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格鲁吉亚支部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阿塞拜疆支部赞成
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波斯支部赞成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赞成
朝鲜工人同盟赞成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的有5票弃权{9}，其余赞成；有发言权的一致赞成。
（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高唱《国际歌》。）
致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普拉滕（瑞士）：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已经变成“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了。下面继续进行大会讨论。首先，必须确定哪些代表有表决权。会议代表，有些是出于当时的情况而被邀请出席会议的，现在，提案已获得通过，情况已发生变化，所以提出这些代表是否享有表决权，自然是必要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一致提议，继续保留这些同志的表决权。有反对的意见吗？看来没有。那也就是说，大家的意见是，表决权的比例不变。乌克兰代表就要退席返回本地，参加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有人提议，请乌克兰代表向他们的同志转达大会的问候。贺词是这样的。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谨向出席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乌克兰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乌克兰同志终于战胜了本地区的敌人，并向那些为干涉乌克兰事务而叫好的分子表明，乌克兰工人和贫农决不为任何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
赞成这一份贺词的，请举手。我们将这份贺词转交给乌克兰同志。
阿尔伯特同志要求发表声明。
阿尔伯特的声明
同志们！我受本党委托，并且出于个人的信念，曾竭力设法推迟成立第三国际。尽管如此，但是第三国际还是成立了。凭心而论，一想到国际尚不具备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力量，那种坚实的基础，我就忐忑不安。但是，我要声明，返回德国以后，我要竭力说服我的同志们尽快发表声明，承认他们也是第三国际的成员。
普拉滕（瑞士）：
时间已经不早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占用片刻时间，其余的时间则留给决议起草委员会支配。以巴拉巴诺娃、季诺维也夫、列宁、托洛茨基、普拉滕等同志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同志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如下：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曾经起过它们应当起的作用，因为，当时必须将所有决心以不同的方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无产阶级分子联合起来。但是，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除了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以外，还有‘中派’分子、和平主义分子及动摇分子。伯尔尼代表会议证明，现在，‘中派’分子已经跟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同流合污，共同对付革命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利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来为反动派效力。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派别在许多国家中发展壮大，因此，同阻挠社会革命发展的‘中派’分子作斗争，已成为当前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业已完成使命。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一切真正革命的分子转而加入共产国际。
“在本声明上署名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成员谨声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业已撤销，并建议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执行局将其全部文件移交给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
克·拉柯夫斯基
尼·列宁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弗里茨·普拉滕”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定
普拉滕（瑞士）：
布哈林同志递交一项决议案，决议案写道：“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委员会书记巴拉巴诺娃同志的报告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成员拉柯夫斯基、普拉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兹决定：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就此解散。’”
（决议案一致通过）
普拉滕于9时半宣布闭会。
[1]应为瑞士共产主义小组。——译者注
[2]指第一次代表大会编辑委员会。
[3]提纲全文见本卷收录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编者注
[4]中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485—501页。——编者注
[5]大会记录除记载由列宁所宣读并由大会所通过的提纲之外，并未记载大会就列宁的报告所通过的专门决议。列宁论述三点内容的决议刊登在《共产国际》1919年5月1日第1期上，是以提纲补充内容的形式发表的。见本卷收录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编者注
[6]见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编者注
[7]指《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编者注
[8]即本卷收录的《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编者注
[9]按第二次会议规定，大国拥有5票表决票数，德国属于大国，所以德国共产党弃权为5票弃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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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议（1919年3月3日中午12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第二次会议
（1919年3月3日中午12时）
契切林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各国党的报告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讨论
各国党的报告（续）
普拉滕（瑞士）：
会议预定听取下列报告：乌克兰代表拉柯夫斯基的报告，也许还有德意志奥地利的报告。以上是今天上午会议的内容。
契切林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委员会的报告只是初步意见，因为到昨天晚上，甚至到今天为止，代表还没有到齐。委员会还就几项原则问题作出了决定。委员会除审查有表决权代表的代表证外，还审查了有发言权代表的代表证。有发言权代表是指仅与本国保持联系而并不直接代表本国的各侨民小组的代表，专程前来参加会议而并无会议代表证的代表，以及在本国革命运动中享有地位、在道义上有权代表革命运动在会上发言但无代表证的代表。
关于有表决权代表的代表证审查，涉及表决票分配比例这样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委员会经研究，现在向大会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国家有大小之分，为区别起见，并且为避免沿用第二国际的一套烦琐的等级制度，资格审查委员会提议采取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按照这种解决办法，首先就要看国家所起作用的大小，而不问其政党是大党还是小党。衡量政党也一样，即使一个政党现有党员数量不多，但它确实代表本国革命无产阶级，那就应当视为革命党。委员会主张依据国家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确定表决票分配比例。委员会提议将各国按大、中、小划分三类。大国5票，中等国3票，小国1票。德国、俄国、美国属于大国。意大利代表如果到会的话，意大利也列为大国，拥有5票。法国也一样。拥有3票的中等国家是：乌克兰、芬兰、波兰、挪威、瑞典、瑞士和原属奥匈帝国版图的地区（其中只有匈牙利已经到会）。其余国家各有1票，它们是：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现已合并，成立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侨居区（各侨居区已构成紧密的实体）、亚美尼亚，还有俄国东部的鞑靼、巴什基尔、吉尔吉斯和高加索山民5个少数民族（它们的文化彼此相近，居住集中，并且各自都已开展了共产主义运动）。这5个少数民族列为1国，拥有1票。巴尔干国家问题留作悬案，因为到昨天为止，拉柯夫斯基同志尚未报到。
经这样划分，表决票分配的结果是：有5票的国家3个，有3票的国家4个，有1票的国家6个，共计13个国家。预计尚有5个国家的代表将要报到；有的则刚刚报到，其余的还要稍候。截止昨天为止，有发言权的国家共有12个，尚有3个国家的代表未报到，但大会已接到通知，说他们已经到达。据昨日统计，有发言权的国家有：波希米亚（即侨居俄国的捷克小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小组和南斯洛文尼亚小组（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相斯洛文尼亚）、荷兰、法国小组、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瑞士共产党人，以及土耳其斯坦、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波斯。委员会今天才收到出席会议的英国小组交来的代表证。中国和朝鲜，即侨居俄国的中国工人小组及朝鲜工人小组，也要派代表出席会议。
据昨晚统计，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共计26人，分别代表13个国家；另外，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3人。审查代表证不能不考虑一个事实，印代表会议是在非常情况下召开的：一是会议必须对外保密，因而代表不能公开选举，开会通知书也不能公开下达，二是旅途诸多不便。大家知道，匈牙利代表已在途中被捕。类似的困难其他代表也有，他们交不出书面代表证，因而其代表资格只能依据证人的证词来检验。在俄国及其邻近各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活动的政党，即属于前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对外保密。因此，许多代表要交也只能交中央组织签发的代表证。东部各民族代表则必须交验俄国东部各民族中央常务局签发的代表证。西欧各国代表更应照此办理。在拥有发言权国家的临时名单[1]上还列有日本社会党小组，但是委员会在听取了鲁特格尔斯同志的报告以后认为，该小组不能列名。鲁特格尔斯同志代表荷兰，拥有发言权，他没有代表证，但可以代表党发言。他还有权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但只有发言权。关于他代表日本，因为他只是从日本路过，作短暂停留，根本不是日本革命运动的知名人士，所以不能作它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因此，委员会认定日本小组不能列入名单。罗马尼亚代表问题，只有在资格审查委员会同拉柯夫斯基同志磋商以后才能解决。
以上是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前一阶段工作情况的报告。[2]待其余代表证审查完毕，委员会即向大会提交全体代表的最后名单。[3]
列宁（俄国）：
关于资格审查问题，请各位发表意见。没有人发表意见。宣布代表证审查通过。现在继续作报告。请拉柯夫斯基同志发言。
各国党的报告
拉柯夫斯基（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
巴尔干联盟成立于19l5年，成员有罗马尼亚党、塞尔维亚党、希腊党和保加利亚党的紧密派。现在，我代表联盟作若干补充说明。
巴尔干联盟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之前刚一成立时，即明确表示反对战争。其后，它为此而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罗马尼亚党逐渐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遂取名共产党。当前，罗马尼亚国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今后形势如何，主要取决于红军的战果，因为红军所到之处，革命运动必有迅猛的发展。其实，就在目前，尤其是近几个星期以来，已有几起重大事件发生，如士兵拒绝参加保皇派的示威游行，以致酿成武装冲突。现在，即使不能确切地预见革命爆发的时间，但罗马尼亚国内事态无疑也是明显地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
至于保加利亚党，即取名“紧密派”的革命派，自大战爆发以来，就始终坚持国际主义阶级观点，它通过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而为战胜德帝国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其影响也由于国内经济状况而益发扩大。
遗憾的是，塞尔维亚党背弃了它在大战初期所坚持的阶级观点。当初，在表决战争拨款时，塞尔维亚党代表毅然拒绝投票，在紧急关头，塞尔维亚党发表了正气凛然的声明，并以此声明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塞尔维亚党的这种种勇敢，坚定的表现，大家记忆犹新。人们也不会忘记卡茨列罗维奇同志在昆塔尔所坚持过的立场。但是后来，卡茨列罗维奇和波波维奇这两位党的正式领导人却逐渐滑向社会爱国主义，特别是在斯德哥尔摩之行以后。一个在大战初期立场如此坚定而又光明磊落的政党，竟然与社会爱国主义同流合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米尔基奇请求发言，以纠正上述意见。[4]
拉柯夫斯基宣读了伯尔尼代表会议上的反对派代表自伯尔尼给他发来的一系列贺电。从中可以看出，动摇派已经向左跨了一大步，这个转变令人相信，现在，就连动摇派也要洗心革面了。要么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要么与工人阶级为敌，对于动摇派来说，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了。
斯克雷普尼克（乌克兰）：
我作为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在这里发言，首先要声明，关于我们党的详细情况，恐怕用三言两语是难以说明的，何况目前我们仍在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举行。现有党员将近3万名。应当说明，我们党的方针历来是限制不十分可靠的分子入党。在沦陷区，党员数量大大少于解放区，这是因为党处在秘密情况下，工作极端艰难。省、县两级苏维埃正陆续召开代表大会，这也充分说明我们党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和基辅省已先后举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至于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各地已经普遍举行。在省、县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代表占代表总数的75—90％，其他政党代表则占25％或10％。
当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扩大影响和开办党校。在各省城及县城，党校已经先后成立了。
我们现在出版8～l0种党报，还有20或20多种苏维埃报纸。苏维埃报纸也由共产党人主管。
党还进行一项重要工作，即在红军中普遍实行政治委员制。围绕军队建设问题，各地正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与实际组织工作。在沦陷区，还向外国占领军开展宣传。在敖德萨，一个共产党小组在法国占领军士兵的参与下，出版法文版和英文版报纸，发行量多达1万份。
在尼古拉耶夫，党在斯巴达克团同志的积极参与下对德国占领军一支2万人的留守部队也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当然，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苏维埃和在军队中开展组织工作。早在乌克兰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以前，我们党就建立了两个起义师，其中大部驻守在分界线附近。在我们宣布武装起义以后，起义师就于8月越过分界线发动进攻。德国革命爆发后，起义师扩大了作战范围，先是对付盖特曼伪政权，后来对付督政府。
至于军队内部组织，我们建立了各级革命军事委员会，其成员大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受党中央委员会建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尽管敖德萨省革命委员会遭到敌人破坏，尽管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惨遭敌人枪杀，但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被敌人杀害的同志有：克洛奇科、格鲁斯曼和贝尔格（叶卡捷林诺斯拉夫），伊萨克·克雷茨贝尔格（波尔塔瓦）、弗卢勃列夫斯基、加里娅·季莫费耶娃和其他许多同志（基辅）以及其他城市的许多同志。但是，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无论采取何种血腥镇压手段，都无法阻止我们党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为拢络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以督政府为首的各机会主义政党就只有把自己装扮成布尔什维克。还在盖特曼伪政权时期，温尼琴柯就在文尼察正式声明：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上台以后，这群社会主义叛徒就对共产党、对刚刚认清自己真正目标的无产者和贫农实行了残酷的镇压。
在各地为反对盖特曼和督政府而公开采取革命行动以后，我们的起义部队就在全国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得到全乌克兰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烈支持。我们把军队主力即两个起义师改编为拥有将近18万人的强大红军。在此，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这个数字，因为实际上这个数字已经有人引用多次了。我军英勇作战，取得辉煌战果，这已是人所共知，无须我来介绍。我只想说明，我们开展军队工作，其主导思想是：既要整顿我们的起义部队，也要整顿陆续向我方投诚的佩特留拉军队，以便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红军以取代松松垮垮的部队。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典范，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它纪律严明，有单一的指挥系统，行动有严格的计划。
看我们党的影响，不能只看党员数量多少，或者只看由党员组成并受党中央领导的政府工作成绩大小。要知道，正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乌克兰其他政党才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开展斗争，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而在同我们一道开展斗争时，则受我们的推动，受人心向背这个因素的支配，并且受我们宣传的影响。现在，它已完全站在我们一边了，承认社会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必须无条件地加入我们的共产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及其人数不多的地方组织，一股脑加入了我们党。崩得也何尝不是如此。目前，崩得和我们步调一致了。崩得已经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彻底转向共产主义了。从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家知道，这个党脱离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而单独行动）在俄国推行敌视和危害苏维埃政府及社会革命的政策，如今，他们在我们党内已经威信扫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设在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曾派代表团去乌克兰，企图把他们在俄国所推行的政策也搬到乌克兰来，结果彻底失败。督政府的几个头子，以及温尼琴柯和佩特留拉都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成员，虽然如此，但是现在这个党也免不了要受共产党的冲击。不但如此，在共产党人的攻击之下，一个独立社会民主派脱离该党，分道扬镳。这个独立社会民主派虽然同共产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目前同我们党的步调却完全一致，并且还加入了苏维埃。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是如此，他们现在也加入了苏维埃，并表示决不同协约国缔结任何协议。
还有，施韦茨和安德列耶夫斯基都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可是如今这个党的右翼也有了新动向，内部出现分化和自决的趋势。
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右翼开始分裂，其表现是：温尼琴柯等人退出政府，佩特留拉、施韦茨等人退出该党。因此，以十足的保皇派、前沙皇将领格列科夫为首的军人上台，实行纯粹军人独裁。我们现在是同军人独裁政府打交道。督政府一败涂地，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拥护它的只有一群乌克兰军官和加里西亚民族民主派，因为他们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我们的共产党政府发表了明确宣言，指出乌克兰群众拥护社会革命，并奉劝督政府放弃无谓的流血牺牲，因为这只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即使督政府置我们的劝告于不顾，我们采取这种举动也会深得人心，因为群众已逐渐倒向我们一边，他们不仅不愿与我们作对，而且还经常起来造统治者的反。
在结束这篇发言时，我还要强调一下乌克兰革命运动的国际性质。乌克兰尽管遭到德国蹂躏，但乌克兰工农并没有因此而掀起民族主义运动。为防范国际资本实行白色恐怖，乌克兰工农实行了红色恐怖，但其矛头所向并不是德国或法国的士兵，而是他们的军官。我们的方针是；联合德国、法国、希腊和罗马尼亚的士兵，联合工农，同他们一起反对各国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我们的革命运动久经考验，尽管有来自南部，来自克拉斯诺夫和协约国军队的威胁，但是定于明日召开的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表明：集合在共产党红色旗帜下的乌克兰工农是不可战胜的！
因为剩下的发言时间不多，关于党的工作就不作详细介绍了。我只概括地说明一点：去年，在乌克兰工人、农民举行起义之后，革命浪潮即已越过原俄罗斯帝国疆界，一直涌向加里西亚，以至斯坦尼斯拉夫。现在，在经历了德国和法国的蹂躏，加里西亚军投靠俄国之后，上述外国士兵经我们宣传与鼓动，已经逐渐有了和我们一样的目标，因而不难设想，乌克兰革命运动将会更迅猛地向前发展。它将席卷整个加里西亚，成为沟通俄国与匈牙利的桥梁，从而在朝着世界革命的征途中迈出新的、重要的一步。
沙杜尔（法国）：
同志们！十分抱歉。季诺维也夫同志刚说，德语是国际社会主义语言，可是我不会讲德语；明天，俄语就要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语言，可是我也不会讲俄语。我只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遗憾的是，法语充其量只能算作昔日革命的语言，至少此时此刻是如此。
列宁同志希望我向诸位谈谈法国政局。在谈法国政局之前，我先回答几位外国同志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即：身为一名法国军官，我对俄国红军的观感如何。
同志们！几个星期以前，我曾有机会到北部前线，这是目前使浴血奋战的年轻苏维埃共和国最感焦虑的一个前线。今天，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国际共产主义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向全世界公开表达每一个真正革命者受世界革命火炬——伟大俄国共产党熏陶而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受。俄国共产党克服重重障碍，以巨大的勇气创建了无坚不摧的红军。现在，我荣幸地在红军中供职。
五个多月以前，协约国出于对俄国革命的刻骨仇恨，曾夸下海口。只要出动两个捷克师，加上英法联军一个支队的支援，即可推翻苏维埃政府，征服俄国。头几个星期，从事态发展看，协约国的狂言也许真的要应验，因为那时敌人开始以闪电般的速度加强其在白海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攻势。在此生死存亡关头，人们踊跃参军，革命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现在，连协约国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不起眼的”红军突然壮大起来，以致能抗击以罪恶的方式入侵俄国攻打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敌军。协约国已经承认这支军队的优势、它的组织性和军事上的分量。一句话，它们害怕红军了。协约国迭次发表虚伪声明，但丝毫也掩盖不住它们企图扼杀俄国革命的野心，因为俄国革命始终是整个欧洲的革命威胁，协约国无时无刻不在想扶植一个新沙皇上台，帮助资产阶级恢复其经济统治地位。但慑于红军威力，协约国不得不放弃一年多以来一直在肆无忌惮地威胁着苏维埃政府的武装干涉。
协约国凭自己的力量未能实现的目标，现在正由反对俄国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克拉斯诺夫、佩特留拉、曼纳海姆和帕杰列夫斯基的白卫军企图实现。
然而，协约国把一场新的战争强加于俄国红军，也就等于为红军再传捷报提供机会，因为无论在彼得格勒城下，无论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南部和西部地区，苏维埃军队必将百战百胜。
因此，我呼吁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向第一支国际主义军队致谢，感谢它彻底粉碎协约国所策划的围剿，感谢它促成俄国革命事业成功，并从而使西欧无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和做好斗争准备。
同志们！我离开法国已经18个半月了，没有亲眼见到那里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深知自己同胞心理的积极政治战士来说，只要细心阅读法国报纸，就能对政治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就能首先看清法国赫赫有名的两大组织即社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发挥作用如何。考察一下法国群众情绪的演变，也至为重要。
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爆发前几个星期我离开巴黎时，法国舆论把布尔什维主义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的粗暴讽刺，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成是暴徒或疯子。布尔什维克军队被形容为由几千名狂热病患者或亡命之徒组成的乌合之众。
这就是当时法国人的普遍见解。我感到惭愧的是，我必须承认，有十分之九的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多数派和少数派，也都持这种见解。如果有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的话，那就是：一，对俄国的情形一无所知；二，法国各派报纸依据捏造的事实和伪造的材料而极力宣扬布尔什维克残忍、不道德和不仁义。
“一群暴徒”上台的消息，使法国舆论为之哗然。造谣中伤，使人们不能认清俄国共产主义的本来面目，而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造谣中伤更是有增无已。在此期间，反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可谓登峰造极。
尽管如此，但过了一个时期，关于俄国政局的一些公正报道仍然辗转传到法国来。我们有些人逐渐领悟到，一个政党单靠恐怖手段就能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这简直不可思议；倒不如说，这个党得到了俄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现在，它已经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与爱戴。
资产阶级报刊不肯善罢甘休，继续造谣中伤。固然，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报纸不再跟着谩骂了，但转而对布尔什维克领袖大张挞伐，说这些领袖的主张纯粹是空想。在社会爱国主义者看来，这种空想必将断送俄国革命，必然损害世界革命的声誉。社会党中派（龙格派）报纸所表示的不满和蔑视，倒是没有如此露骨。它们甚至开始揭露协约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并且抗议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不过，中派报纸采取这种策略并非出于声援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只不过是认为各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罢了。这些犹豫不决、畏首畏尾的“正统派”继续回避，不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布尔什维克纲领的重要意义发表任何评论。他们被苏维埃政权毅然决然实行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刻社会变革吓破了胆，茫然不知所措，只是注视着这场闪电般的革命，却并不理解它的必要性，更看不到它的威力。他们也没有胆量谴责这场革命。他们遇事犹豫不决，同有产者突然遇到革新主张而胆战心惊，并没有两样，这恰恰是社会党人优柔寡断本性的大暴露。其实，我不便苛求于他们，因为曾几何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若不是在此经俄国共产主义熏陶，也许今天我仍然和过去一样，是一个睁眼瞎。
1918年10月，在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有人第一次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和给予兄弟般的声援。在龙格就武装干涉问题发表演说时，会场突然爆发“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这使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大部分人深感意外，也使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社会党领袖的龙格本人为之愕然。这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有识之士对他们的领袖发出的第一次警告。
必须指出，从此，这些有识之士比过去明显地加快了向左转的步伐。近六个月来，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缓慢，却从未停止。从这时起，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群众向左转的速度比他们的领袖快得多。无产阶级对物质和对现实的直接关注，无产阶级的灵敏的政治嗅觉，以及法国人民所固有的深邃、健全的本能，将使无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做出明智的决定；换句话说，法国无产阶级虽然缺乏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但其所做决定必能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虽然没有可靠根据，却仍然可以推断，这种自发倾向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了工团主义的影响。我不想在此评论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两位正式领袖，例如茹奥如何讨好军国主义政府，以及梅尔黑姆的革命活动为何大不如前。我更乐于谈谈工团主义战士的情况，当然，他们的名气小得多，因而受分化的影响也就小得多；他们不曾受到成立这样那样议会委员会这股思潮的影响，也未曾受到动辄同政府代表举行谈判这股歪风的影响，因而保留了工团主义原有的生气与活力。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所知甚少，但是出于本能而能够认识它的真正力量和生命力。这些人在社会舞台上大都是无名小卒，有的人文化水平也不太高，但他们的意志却坚不可摧；有朝一日，当历史的发展要求法国人民起来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必将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同志们！凭心而论，目前在法国社会党内我没有发现有谁是革命领袖。社会党领导人大都是一些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内在联系的官僚，他们被资产阶级议会制所腐蚀而变得神志不清。国民议会腐败不堪，辩论时，个个冠冕堂皇，背地里却尔虞我诈。这已经十分突出，十分严重。就连那些有胆有识、其政治信仰无懈可击的老同志，如加香、拉方，以及——我说出来，诸位大概会感到惊讶——列诺得尔，在国民议会只呆了几个月，便已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当然，其中有许多人会醒悟过来，但要靠他们亲手点燃革命火焰，为时已晚。其中有许多人在革命爆发后不出24小时大概就会跑来参加革命；反之，在革命爆发前即使24小时，他们也无法预见革命的到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头脑缺乏分析能力，行动缺乏勇气和决心的缘故。我不敢下断语，他们是否会企图阻止革命发生，或者企图用暴力压制革命。我也不敢断言，他们就有这种企图。但愿这种事情不致发生，因为无产阶级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并加以监督，这些人就能够成为有用的人。
法国革命未能造就出自己的列宁。看来，大自然也并不随便就造就一位时代伟人。其实，只要世界革命拥有这样几位英明领袖，法国无产阶级就完全能够把政权夺到手。任务虽然艰巨，但这些领袖完全能胜任。过去，他们已经指明了道路，今后，他们还将开辟新道路。有朝一日，当法国革命有求于俄国领袖的时候，想来你们决不会拒绝让这些领袖来法国一趟，呆上几个星期。同志们，难道不是这样吗？至少在目前，我们法国不但没有一位共产主义运动总司令，而且，连像样的革命运动将领也不具备。可是，俄国却拥有一大批。就其本质而言，他们真正是俄国的像征，他们在气候多样、国土辽阔的俄国土生土长，是纯粹的俄国人；他们在沙皇的监牢里和多年的流放中历经磨难，百炼成钢，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法国社会党左翼领袖龙格及其好友崇拜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他们不会做出革命英雄主义业绩。我绝不是说，他们到时候就不能表现英勇精神，但是，他们决没有勇气主动争取使这一天早日来临。
布尔什维克领袖是名副其实的英雄。他们领导人民沿着历史所指引的道路走向革命。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他们是照耀前进道路的指路明灯。至于我们法国领袖，恐怕至多是俄国人的学生，如此而已。
当然，法国无产阶级可以独自迈出第一步，它将不得不单枪匹马投入第一场战斗。我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长期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因自己的革命前辈扬名天下而沾沾自喜，幸而现在它开始觉悟了。它逐渐认识到，它的前途无可限量。它那粗笨而有力的双手恨不能一把抓住政权不放。六个月以前，在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首次发出的欢呼声，如今已响彻法国各地。
近来，大多数公开举行的集会在结束时，总要高呼新的口号：“列宁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苏维埃万岁！”。资产阶级当局为之恼怒，资产阶级报刊为之咬牙切齿。遗憾的是，无产阶级因缺少革命领袖而吃尽了苦头；无产阶级也没有一个联合组织，致使个别地区偶尔爆发的革命运动竟被暴力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
然而，总的来说，事态发展于革命有利。资本主义制度正走向灭亡；无论是和平问题，无论是战争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一个也解决不了；它幻想实行这样那样的妥协，但徒劳无功；它与人民群众不共戴天；凡此种种，只会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和反抗。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主张早已声名狼藉，现在，这个主张愈加遭到工人的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是一群同资产阶级实行罪恶妥协的狂热鼓吹者，工人群众早就对他们嗤之以鼻，把他们一脚踢开了。社会党的中派领袖惯于自吹自擂，信誉丧失殆尽，他们仓促炮制的决议未必能打动哪一个人的心。
此外，俄国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了解得愈来愈清楚了。与德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模糊不清的公式相比，布尔什维克真诚、坦率的策略更合乎法国人的禀性。
同志们，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俄国共产党纲领只要结合法国国情，具体地说，结合法国土地问题，而稍加修改，就将被法国无产阶级愉快地采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宣传再宣传。宣传条件完全具备。请看：军队迟迟不复员，必致引起公愤；资本主义寡头统治整个共和国犹嫌不足，另有帝国主义企图；资产阶级大反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危机四伏；工人失业；食品短缺。凡此种种，无不加速剥削制度的灭亡。
那么，解放运动究竟何时开始呢？事态的发展总是难以预料的。往往眼看就要发生的事情，由于遇到严重障碍而不得不暂时延缓。
对此，法国统治阶级早在协约国资本家实行“国联”互助以前，就已成竹在胸。法国资产阶级利用有色人种和黑人即印度教徒和塞内加尔人，及时建立了特种部队，将其派往各个工业中心，随时镇压工人群众，从而为自己设置了一道屏障。
此外，政府用经济封锁即中断美国粮食进口，断绝人民食粮，来威胁将要发生的革命。
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
尽管如此，但是我深信，一旦数百万士兵复员回国，造成失业和粮食危机，无产阶级运动就将乘机兴起，其形式无疑就是建立苏维埃。这场无产阶级运动必将向共产党靠拢。
因此，我们仍须努力，争取幸福时刻来临。那时，德国、法国和俄国将建立起革命神圣联盟，从而，世界社会革命就将所向披靡。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下面，请允许我向大会宣读左翼社会党两位活动家韦弗伊和洛里欧的声明。从中我们可以深刻了解法国社会党内那些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和无产阶级必须加以珍视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境界。
劳尔·韦弗伊的信[5]
法国国际社会党人决定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的目的是，要在大会上谴责狂热的沙文主义行径，捍卫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所确认的阶级斗争原则。同时，我们还期望代表会议声援俄国工人革命，因为俄国工人革命现在受到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威胁，正如同过去受到德国帝国主义的威胁一样。
但是，因为俄国、意大利、瑞士、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同志没有参加会议，我们的目的才没有达到。我们只是做到没有让大会正式指责苏维埃政权。尽管这一成就微不足道，但在我看来，它还是重要的。那些原来根本不打算或者因某种原因而未能去伯尔尼的同志，现在如能出席将要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那将是我们的一次真正的胜利。我恳请他们出席这次大会。
建议国际不妨采取我们法国支部所采取的策略：“多数派”的统治一定要推翻，一定要把国际的领导权从他们手中夺过来。唯其如此，国际的活力才能恢复，它以往的革命性才能重新具备，而这些正是它目前所缺少的。
谨向为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致以衷心的敬意，殷切希望他们取得胜利，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
劳·韦弗伊
1919年2月10日于伯尔尼
洛里欧致伯尔尼黄色“国际”的信[6]
公民代表们！
资产阶级外交家为了试图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而正在巴黎开会，你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则会集伯尔尼，目的不是为了以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人类因资本主义暴行而面临的迫切问题，而是为了用国际名义来为好战的新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辩护，这种新社会主义是于宣战后第二天即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兴盛起来的。
你们在此聚会并不是为了重申忠于在战前曾被我们大家看作是共同宪章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决议，也不是为了向残暴的反动势力表达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完全不是，你们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装模作样地改变“国际”的意志，使之适应那一位与美国亿万富翁一个鼻孔出气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威尔逊所推行的政策。你们代表大会的首要目的（在这一点上你们是完全一致的）是，谴责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革命风暴，这种革命风暴是在俄国掀起的，目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整个欧洲，并向西方各国逼近。你们还打算用这种观点对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背叛行径作出评价，打算使反动派对德国斯巴达克运动的残酷镇压合法化，打算诋毁和阻挠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这种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既不想积极参加，也不想受它的蒙蔽和欺骗。企图恢复第二国际的活力，这是痴心妄想。第二国际已遭受资本主义战争的致命打击，而作为一个阶级组织，它早已被社会民族主义者所推行的政策葬入坟墓了。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业已丧失的作用，是枉费心机。社会主义的历史不是代表大会所能写出来的；它是由无产者一天一天、一页一页写成的，而在目前，以自己有觉悟的革命先锋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在你们一边了。
无产阶级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对普遍和平、对劳动成果的信心构成严重的危险。无产阶级深知执政的资产阶级所谓的让步意味着什么，因此，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出路就在于用革命手段建立以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的新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破产和饥饿的农民与工人对伯尔尼代表会议不屑一顾。倒是有资本主义政府在静观你们的一举一动，等待着你们作出必要的姿态。要知道，你们的使命本来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政府，而你们非但不推翻它，反而同它相依为命。
我们知道，你们当中确有真诚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不肯同其他人割断联系，因而不能不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历史将严厉谴责他们。我们这些同社会主义、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光荣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志，谨向正在为反对全世界敌对的资产阶级和冒牌社会主义者而斗争的俄国共产主义共和国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保证给予它以积极的支持。我们痛斥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痛斥冒牌“社会主义”政府，正是这个冒牌“社会主义”政府假帝国将军之手而把杀人凶器交给了凶手。我们期望德国和其他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取得彻底、完全的胜利，这一胜利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
洛里欧
同志们！在结束发言时，我要重复一遍：自从法国社会党多数人高喊“打倒布尔什维克！”到今天不过才五个多月。现在，社会党人却高呼：“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党的官方报纸和党的温和派报纸已经在议论法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难道对这种事实还要多加解释和说明吗？难道就不能说成功已经指日可待吗？
法因贝格（英国）：
各革命国家正满怀希望注视着英国。近两个月来，英国事态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各革命国家的这种信心。现在，罢工运动遍及全国，工业部门无一不受其影响。军队纪律涣散，这在别国就是革命的先兆。英国罢工运动并非战后才开始，它在大战期间就从未间断。战前，尤其是1911年至1912年，罢工就已颇具规模了。当时，罢工此伏彼起，铁路、造船厂和船坞普遍受到罢工的冲击。政府因铁路工人大罢工而吓破了胆，急忙派兵把守铁路，还出动军队镇压利物浦的起义。群众遭到枪杀，死伤多人。
至于大战期间，必须指出，协约国一有捷报传来，罢工运动就有起色，反之，协约国一吃败仗，罢工运动就随之低落下去。尽管如此，但有好几次，社会党人认定英国已处在革命前夜了。
我们共产党人最注重运动的形式和性质；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英国工人运动在此期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战爆发时，英国工人运动同别国工人运动一样，受沙文主义的侵袭异常严重。工联放弃了经多年奋斗得来的果实，由工联总理事会出面，缔结了国内和约。然而局面并未因此而有所改观，剥削日甚一日，食品继续涨价，工人只得奋起自卫，反对资本家利用国内和约从事剥削勾当。工人迫不得已要求增加工资，并举行罢工以实现增加工资的目的。工联总理事会和以前的工人运动领袖向政府许诺，要对工人严加管束，并且百般阻挠罢工运动，拒不承认罢工。但工人坚持罢工，而不问“上面承认”与否。政府软硬兼施，先是通过报刊及政府官员呼吁工人遵守纪律和尊从领袖，继而采取恫吓手段，严厉制裁每一个参加罢工和鼓动罢工的工人。尽管如此，罢工仍然此起彼伏。要开展并指导罢工运动，自然要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是车间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由来已久。在工厂，它代表工联，监督工厂实施工联所提出的条件，并负责同厂方进行谈判。大工厂因为车间较多，所以每个车间均设车间代表委员会。由于工联现有组织形式的缘故，工联派驻各厂的代表往往重叠。随着产业部门生产管理方式的改变。工人运动中的青年先进分子认为，继续按照行业成立工会，已不能适应阶级斗争需要。遂主张在同一产业部门中各工会实行联合。在英国，这种运动被看作是工业主义乌托邦，遭到工联执委会和前工会领袖的坚决反对。车间代表委员会不顾舆论和别人的反对，仍然联合了起来。每当工人提出要求时，充当政府工具的工联执委会便极力反对，因此，车间代表委员会就把运动的领导权夺了过来。
在一些工业地区成立了有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地方工人委员会，如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伦敦工人委员会、设菲尔德工人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成为各地的组织中心和相应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有一个时期，企业主和政府根本不想承认车间代表委员会，但他们终于不得不同这些“非官方”的委员会举行谈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承认伯明翰委员会为经济组织，这就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已成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已经成为类似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的组织。在英国，这种组织的产生决不是人为地传播新思想的结果，而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又一次证明，共产党的原则是正确的。自从这个组织成立以来，英国工人运动从形式到结构都起了根本变化，人们有理由认为，它在今后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必将发挥了不起的作用。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工人特别是冶金工人看出，他们的处境十分不妙。从前，生产讲求技术和要领，如今，没有经验的男女和少年都可以胜任了。保守的老工人认为，这只是战时的现象，青年人则不然，他们认为历史不会倒退，也不希望历史倒退。工人特别是冶金工人坚决要求监督生产。对此，政府不能不予以重视，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工人不满的原因。为拢络人心，该委员会主张给工人以部分监督生产的权利。但贯彻这项主张的结果是，工人不但未达到监督生产的目的，相反，纪律较前更严了，并且新设立了仲裁法庭。《惠特利报告》[7]未能打动工人的心。工人坚持要求监督生产，而且态度越来越坚决。
俄国革命无疑对英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大战期间，英国工人运动也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一样，分成多数派与少数派，只是由于工党召集代表会议的方式与众不同，少数派才没有像大陆其他国家那样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国际社会党也就因此而对少数派未加重视。但是俄国革命爆发后，我们集中全力对付多数派。l917年6月，我们在利兹召开了所有和我们一起反对战争、拥护国际主义的组织或派别参加的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弄清工人阶级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出乎我们意料，会议取得极大的成功。到会代表1200多名，其中大都是车间代表委员会成员。会议上洋溢的热烈气氛和真正的革命激情非同寻常。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一致认为，继宪章运动会议之后，这次代表会议在英国影响最大，在国民中留下的印像最深。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和地方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并开展反战的革命宣传。会后，为成立地方士兵代表苏维埃与工人代表苏维埃，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地方工联组织纷纷表示要加入苏维埃。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收到来自部队的大量呼吁书，要求由我们出面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政府深感恐慌，虽然没有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却也采取了相应对策，指使暴徒及喝醉酒的士兵破坏我们的集会，这种对策无疑是从它的盟友沙皇那里学来的。
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与工人代表苏维埃，这对英国工人运动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主张，工人运动组织形式的自然发展趋势就是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所代表的那一部分英国工人运动，承认俄国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意义，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它应当努力实现的理想。在战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中，车间代表委员会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军队也不顾纪律处分，开始反对政府。本来，士兵运动的主要要求是遣送士兵回归家园，但在士兵察觉俄国又有遭到入侵的威胁之后，士兵运动的革命倾向就立刻表露出来了。士兵上街游行，高呼“军队立即复员”的口号，而在英国最大军营阿尔德斯霍特，士兵则列队上街，高呼“反对出兵俄国！”大战爆发以来。士兵一再表示。“大战一结束，就决不再当兵受罪！”无疑，这是上街游行士兵的肺腑之声。罢工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争取缩短工作日，在尚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业部门，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在已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部门，工人则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以使复员士兵有机会就业，而又不使现有工矿企业的工人失业。此外，英国国内还开展了反对干涉俄国的强大运动，产生这一运动的原因有二：一是纯粹厌战，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二是工人认识到，协约国进攻俄国就等于进攻全世界工人阶级。
迄今为止，还不能说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对其宗旨已有明确的认识。委员会一再要求监督生产，就足以说明它还不清楚，只要工业仍然操在资本家手中，监督生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它的认识提高了一步，这有事实为证：一些大的工联已经提出铁路、矿山、土地等等国有化的要求。虽然运动尚未达到足以要求政权转归车间代表委员会的地步，但是，劳合-乔治被迫承认伯明翰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会议，这也说明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已经相当可观。
战争引起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将迫使英国工人阶级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即使工作日缩短了，失业现象仍然不能根除，况且，为了维持军费，工人必然要遭受更大的剥削，其结果，工人的革命愿望将愈加强烈，其次，爱尔兰的形势也将促使革命力量进一步联合。所有这一切必然导致一场革命。爱尔兰工人运动也必将有助于英国工人群众革命化。
新芬党运动是纯粹民族主义运动，或者说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工人阶级受其影响。爱尔兰工人运动，尤其是运输工人总同盟（爱尔兰最大的工联）则不同，它代表革命运动和国际主义运动。正是以康诺利为首的这个总同盟，领导了1915年都柏林起义。康诺利虽然去世了，但他对爱尔兰工人运动的影响还在，爱尔兰工人热情赞扬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证明。目前，新芬党运动深受爱尔兰工人运动的影响，因此，只要政府今后压制新芬党，就必然更加激起工人对爱尔兰人的斗争的深切同情。此外，工人原想从议会活动中得到实际好处，但选举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俄国苏维埃政府在制定其策略时，虽然不能指望英国立即发生革命，不过仍然应当相信，形势正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一些组织正在建立起来，工人阶级依靠这些组织能够夺取政权，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阿尔伯特（德国）：
同志们！作报告的时间应当限制，否则，午前不能听完所有的报告。建议只作简要的介绍，至于报告，改用书面形式，以节省口头报告的时间。
季诺维也夫（俄国）：
我建议其余报告均采取书面形式，由大会记录，只有从瑞典专程赶来的格里姆隆德同志例外。如不加快速度，我们的会议就不能如期结束。（一致通过）[8]
下午3时半休会，下午5时复会。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
列宁（俄国）：
按照顺序，下面应当听取瑞典的报告。瑞典同志缺席。我们建议个人的报告就到此结束。瑞典的报告改用书面形式，同志们是否同意？下一个议事日程是：阿尔伯特和布哈林同志就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作报告，请阿尔伯特同志发言。
阿尔伯特（德国）：
尊敬的同志们！根据俄国代表和芬兰代表昨天的谈话，人们似乎得出这样的印像：德国同志并不赞成成立第三国际。不，德国同志毫无这种意思，不过，他们仍然认为，既要成立新国际，就不能不适当考虑工人特别是西方国家工人的情绪，因为工人对诸如此类的创举已渐渐产生了疑虑。正因为如此，德国同志才发表声明，表示不希望现在就成立新国际，而希望首先在预备性代表会议上对现有力量进行估量，讨论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政治行动纲领。凡是了解前一国际历史的人，都应当承认，西方国家工人对于成立这种联合组织持怀疑态度是不无道理的。谁不知道，以往，国际代表大会唱过多少高调，通过多少果敢的决议，拟定过多少庞大的行动计划，然而临到要将这一切付诸行动的时候。即临到考验的时刻，它们就可耻地背弃自己的全部决议，断送国际的整个事业。决议一概遭到践踏，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代表大会的决定。工人之所以产生怀疑，原因即在于此。他们不希望第三国际也由几个偶然凑在一起的人捏合起来，因为我们在此聚会一次谈何容易。大家看到，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各个组织的代表为数很少。工人不希望这一次成立组织又是只有隆重的仪式而无实际的作用，不希望这次会议又是只通过决议而不付诸行动。他们首先想知道，哪些人拥护他们，哪些人拥护我们；他们想知道，在当前斗争中他们可以指靠什么人。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都清楚，第三国际的活动在性质上应当有别于前一个国际。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举行代表会议来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在于下达战斗动员令、制定方案和起草决议，而在于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进攻。当前各国工人求解放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这不是发表宣言、小册子和演说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既然如此，工人就想知道，即将成立的第三国际是否有力量支持他们的斗争，以及这种力量来自何处。基于此种原因，工人始终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我们的宗旨以及今后斗争的基础如何，然后他们才能表示是否愿意成立，是否愿意加入新国际。这才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惟其如此，我们大家为之奋斗的目标才能实现。可以明确地说，德国工人并不反对成立第三国际，他们只是希望这个国际从一开始就坚强有力，否则，它无法支持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我们看来，作为第一步，必须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行动纲领，指明无产阶级的任务、目标和途径，必须树立起能够指引人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亮明观点，表明决心。和过去不同，现在的问题不是夸夸其淡，也不是招兵买马，滥竽充数，装点门面。我们务必联合志同道合者，防止那些不可信赖的意志薄弱者和不坚定分子混入我们的队伍里来。
我和布哈林同志已为上述行动纲领起草了提纲，并将它提交诸位审议。提纲只是作简要说明，而你们则需要表明态度，即是否同意提纲的内容，是否肯于承担下述义务：设法使我们的决议付诸实行，设法使我们的组织遵循这些提纲，以及设法使无产阶级根据这些提纲自己决定是否加入第三国际。
提纲的前半部分是引言。引言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作了论述，揭露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概述了资本主义如何使一些国家变成掠夺成性的国家；介绍了资本主义为不断追求新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新的殖民地而推行的政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是如何瓜分整个世界的。引言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净尽，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趋势并没有消失，资产阶级的扩张欲望和贪婪本性有增无减，一些国家为掠夺销售市场，不惜互相厮杀。引言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即不顾各国工人阶级的需求，贪得无厌，一味追求增加利润和财富，并从而使各国人民互相对立。资本主义出于利已目的，总是企图拢络工人；在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企图克服社会结构的矛盾，挑动一国工人反对邻国工人，使资产阶级从中渔利；还有一些国家利用工人来推行其殖民地政策。引言指出，在一些国家里，工人受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竟然拥护劳资合作，接受资产阶级的“祖国”概念，进而受资产阶级的指使，进攻邻邦。引言还就所谓国内和平作了论述。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导致世界大战，导致资本主义大国彼此对抗，誓不两立。一些工人心甘情愿屈从统治阶级的愿望和利益，从而背弃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了统治阶级的马前卒。大批工人之所以受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前一国际即第二国际彻底破产。第二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一旦战争爆发，无产者就要极力加以阻止。可是，战争爆发后，他们却推波助澜。曾经参加前几次代表大会的领袖利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和影响，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已经停止、工人必须同统治阶级合作的思想。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驱使无产阶级投入一场大屠杀。在国内和平期间及战争期间，事实充分表明，统治阶级给无产阶级指出的目标纯属欺人之谈，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是，无产阶级参加战争，其处境变得反而更糟。大家看到，在战争期间，国内和平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反而使无产阶级普遍遭到杀戮；无产阶级更加贫困、悲惨，并且进一步沦为奴隶；国内和平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改善境遇，反而使它饱尝了世界性饥荒的痛苦。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才对这一点认识得越来越清楚，觉得自己伙同资产阶级进攻邻国工人，是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而且，工人阶级发现，国内和平理论已经彻底破产。从此，帝国主义战争在各国转变成国内战争。我们看到，在各个大国相继爆发了革命；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掉转枪口，反对真正的敌人——本国资本家。我们看到，这些行动波及到其他国家，也波及到迄今仍深受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殖民地民族；在一些国家里，工人纷纷起义；国内和平结束以后，劳资矛盾愈加尖锐，阶级对抗进一步加剧。目前在许多国家，斗争手段再也不是小册子、传单和集会，而是机关枪和毒气弹。资产阶级对此束手无策。资产阶级把我们一步步引上绝路，资产阶级使欧洲文明国家变成了废墟，但它没有本领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人们不难看出，倘若最终不发生变革，欧洲文明必将彻底毁灭。工人进退维谷，只得另寻出路。扪心自问：统治阶级能否重建被破坏的社会？回答是。不能，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表明，它的统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再也不能继续主宰人类的命运了。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者阶级最终夺取政权，舍此别无出路。
这一点，一些国家已经做到了。我们看到，在俄国，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路程有一大半已经顺利地走完了；在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激烈的战斗，统治阶级为此而使出浑身解数。国际联盟耍花招也好，组织白卫军和实行白色恐怖也好，无产阶级都不会因此而退出战斗，也不应当因此而退出战斗。为了如实地揭露矛盾，擦亮工人的眼睛和向工人讲清当前的形势，我们在提纲中对上述情况作了说明。
当然，我们在提纲中还应当指出通过什么途径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向工人指出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向他们说明选择什么道路才能达到目的，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新社会制度。这项工作当然非常艰巨，因为各国的斗争条件不同，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一些国家已经远远跑在别国的前面，今天我们向你们提出的要求，对一些国家来说，早已不在话下，而在另一些国家看来却望尘莫及。也许，那些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跑得最快的国家会说：“你们所要争取的目标，大部分我们已经实现了。”别的国家却会说：“我们距离你们的要求还差得远呢！不知几时才能实现，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然而无论如何，终究要寻求一条共同的途径；终究要确定一条能使我们彼此联合起来的某种中间路线。先行的国家要用自己的经验和活动大力支持后进国家，这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联合，因此，对我们的提纲可能产生的疑问，我希望经过讨论而加以消除。此外，我们要求无产阶级着手夺取政权，着手恢复国际工人的大团结。
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毫不留情地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摧毁它的政权，而决不能像中派所想的那样，先修复旧政权，然后才着手实现社会主义。当前，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在各个国家全力以赴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若只将几个王公及其走狗赶下台，换上几个别的人，就像德国那样，进行所谓的革命，那是不行的。只推翻皇帝，让一个艾伯特之类的人物上台，是无济于事的。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撤换政府官员，而且必须粉碎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国家机器（不是消灭人，而是消灭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德国，我们在革命初期就曾要求解除整个资产阶级和所有军官的武装。工人不应当再为资产阶级卖命，而要为无产阶级效力，应当解除敌对阶级分子的武装，取消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官吏、法官、国民教育官员，而由那些能够重建维护社会主义利益和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机器的人员和组织来代替。有些问题。布哈林同志还要作详细说明。
打碎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采取的首要步骤。要么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要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提法只能是这样。同统治阶级一道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发生革命的国家里，如果资产阶级首先提出“你们举行了革命，你们的任务是维护民主制”这样的口号，我们就应当回答：“无产阶级从来就不需要这种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信仰社会主义，历来坚持阶级斗争观点，一贯主张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进行毫不留情的阶级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即使在取得政权以后，也决不能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彻底消灭旧社会制度。但是，无产阶级只有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拒绝同资产阶级一道建设新社会，拒绝保留旧的国家机器，以及不顾资产阶级哀号，坚持斗争，并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必须以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新制度即苏维埃制度取代旧的国家机器。
与会代表必须向各自国家的无产阶级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你们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观点即建立苏维埃制度？我们不能和那些一贯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不肯按照苏维埃制度的要求同我们联合的人一起成立第三国际。换句话说，就连旧国际的左翼我们也不能联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热衷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从而压制了苏维埃制度的发展。我们不能把那些紧紧揪住资产阶级的后襟不放、认为唯有保存资产阶级才有前途，并以此压制苏维埃制度和使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的分子作为自己的同路人。
现在，他们哭丧着脸说，他们也拥护苏维埃制度。他们企图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搞某种折衷，使议会与苏维埃制度融为一体。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同这种犹豫不决和意志薄弱的人联合。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不仅不能起加强无产阶级战线的作用，反而会成为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道路上前进的绊脚石。今后，基本任务之一是：各国要努力清除这类分子；各地的共产党人要自强自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团结那些坚决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人；在某些国家里，要发动工人着手取缔旧式的组织，代之以工人群众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制恰恰能使无产阶级的政权得而复失，因此，群众必须与之斗争。群众的任务是掌握政权，并借助苏维埃制度实行自治。关于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还要作详细说明。
我们既然要带领无产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必须向工人说明如何夺取政权。我指的是，在政治上实行专政的同时，还必须在经济上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应当立即着手剥夺资产阶级，实行生产社会化。我过去讲过，在一些国家里，要使生产恢复正常，已经不可能。战争期间，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大企业主不愿继续生产，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获得胜利，生产无利可图。此外，不愿从业的现象日趋严重，工人不愿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卖命，他们希望改变生产方式，以便从劳动中得到实惠。所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剥夺大资本家和地主；为了实现生产社会化，首先要打断资产阶级的脊梁骨，打掉它的反攻倒算的念头，使它永远不能恢复以前的统治。这一点十分必要，这和考茨基分子的愿望针锋相对，考茨基分子希望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推到遥远的将来，希望在治愈战争创伤以前，先恢复原有的生产方式。
其次，我们必须对工人说明如何实现生产社会化；工人往往幻想实现普遍分配，这种念头必须打消。工人决不可以认为，只要把资本家赶走，将其财产进行分配，就像德国有些地区所做的那样，生产社会化即大功告成。我们应当向工人讲清，这种做法不妥，工人实现生产社会化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体。我们要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宣布原来的国家债务和战争贷款无效，没收房主的房产，将其分给工人。在这方面，俄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在俄国，大资本家已被赶出他们的豪华宅第，真正的房主——工人搬了进去。其实，只有造福社会的人，才有权享受优良的居住条件。
最后，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向工人指出，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实现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各项目标。我们要指给他们胜利的道路，并且要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主要是采取群众行动。同资产阶级斗争，再也不能靠娓娓动听的演说，也决不能联合那些意志薄弱和犹豫不决的分子。同资本的代理人实行决裂，是我们在这里应当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再也不应当误入歧途，再也不应当让黄色国际牵着鼻子走。
以上是我们必须在这里陈述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成立第三国际的筹备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今后，我们应当同伯尔尼黄色国际代表一刀两断。今后，我们不仅要同资产阶级、资本家，而且要同无产阶级的一切叛徒、各国的谢德曼分子以及遍布各地的意志薄弱和畏首畏尾的人作殊死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布哈林（俄国）：
同志们！关于我们提出的提纲内容，我来加以说明。
提纲内容总的来说比较抽像，但也只能如此，因为我们在此提出的原则，不仅要适合个别国家，而且要适合所有加入第三国际的国家。此外，提纲还要吸收那些运动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全部经验，尤其是俄国共产主义工人革命的丰富经验。提纲本文，想来同志们已经看过了。提纲的前半部分是引言，专门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引言从特殊角度即资本主义崩溃的角度，对当今整个时代作了评述。以往，写这一类引言，总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作泛泛的描述。今天看来，这样描述已经不够了。引言不仅要全面评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而且要反映出这个体系瓦解和崩溃的过程。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应当只是抽像地看待，而应当具体地把它看作是世界资本主义，而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经济整体。如果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崩溃的角度来看待它，人们就不禁会问，它怎么会发生崩溃呢？这就需要首先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资本主义制度有两大矛盾；一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二是社会结构的无政府状态。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纯经济矛盾，其次才是社会矛盾。引言并没有对这种矛盾从其一般表现形式进行分析，而是紧紧抓住这种矛盾在目前的具体表现形式。引言的第一部分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矛盾根源于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无政府性质。资本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过程普遍地奠定了局部的基础。众所周知，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即原有形式的资本几乎消失不见了。这个过程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战争期间又大大加快了。战争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战争迫使金融资本主义转变为更高形式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在某些国家里，原来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就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所代替。各派资产阶级学者断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弊端之说，纯属无稽之谈；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出发所得出的一切结论，也是无稽之谈。可惜，这些善良的资产阶级学者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另一面，即世界生产力发展过程本身虽然使经济矛盾逐渐消失，虽然使某些国家的分散的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但与此同时，也使世界经济无政府状态极度严重化。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竞争是资本主义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这种竞争反复出现，范围也愈来愈广。资产阶级学者没有看到，目前，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性质已经大暴露，即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而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导致它彻底崩溃。此其一。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也是如此。资本主义何尝不想扭转这种局面。靠什么来扭转呢？不靠别的，就靠帝国主义政策。真是咄咄怪事。最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企图掠夺别国和依靠掠夺殖民地居民的办法积累超额利润，以此来达到这一目的。资本家想从超额利润中拿出微小的一部分分给大陆工人，以此来实现持久的国内和平。现在，人人都清楚，对殖民地居民的掠夺，反而激发了工人，特别是从超额利润中得益最多的那部分熟练工人的爱国心。所以，由于实现国内和平的手段恰恰是帝国主义手段，因而这种手段本身也就走向自己的反面了。这种手段固然导致了国内和平，但也不可避免地引起掠夺成性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彼此激烈地对抗。此外，资本主义借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内在矛盾的这种手段，到头来出人意料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从而导致国内战争，导致某些国家面临崩溃。引言的理论部分对此作了阐述。
引言的理论部分还就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上述矛盾而采取的最后一招，即成立国际联盟，作了必要的阐述，指出，这是世界资本为克服自身的矛盾而进行的最后挣扎。然而时代不同了。资本主义采取这种手段，也丝毫不能阻挡社会动荡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以上就是我们的整个纲领即我们的提纲草案的理论背景。
同志们！下面我想就提纲的几点内容作一粗略的分析。第一点，夺取政权问题。我们应当公开声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上来。众所周知，自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旧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阉割。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一种压迫工具；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阶级和阶级组织不存在了，所以，国家政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我们的提法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及彻底消灭作为无产阶级对立面——资产阶级以后，国家本身连同阶级和一切阶级组织就应当“自行消亡”。在这里，我们使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这个过程时经常使用的字眼。因此，尊敬的同志们，关于夺取政权问题，提纲就不能不详加论述。旧社会民主党对夺取政权的实际涵义一窍不通，他们把政权看成是某种中立的东西。如此看待国家政权，是大错特错的。从来就没有抽像的国家政权，一切政权都是具体的。资产阶级掌权，国家就必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无产阶级一旦夺取国家政权，就不能接收原来的国家政权，而要建立本阶级的政权；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现在有了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先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举旧国家的支柱——军队为例。如果不瓦解帝国主义军队，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吗？当然不能。夺取国家政权和瓦解帝国主义军队，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打碎整个国家机器，也是如此。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是真理，是革命真理，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掌握了这个真理。这个基本思想只是到了和平发展时期的后期才被人们完全遗忘。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上来。所以，我们的观点是：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国家；其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然同时打碎旧国家机器。这就是我们对夺取政权的基本观点。
另一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不准备详细论述，倒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由于议事日程上安排了专门的讨论，列宁同志要作专题发言。我只说明一下提纲中的几个基本思想。首先，关于提纲的结构说一下。提纲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在论述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抓住要害，即：第一，说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第二，它所凭借的纯粹是虚构的东西，即所谓“民意”。这种虚构的“民意”成了一切政党的口号。随便拿一张旧社会民主党的传单，尽管上面空话连篇，但“民意”这类神圣字眼却屡见不鲜。其实，它们所谓“民意”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社会决不是铁板一块。资本主义社会所包含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社会。少数剥削者的意志同大多数被剥削者的意志水火不相容，因而，反映各个阶级的统一的“民意”也就无从谈起。岂能说有什么各个阶级的合成意志？合成意志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一个阶级总要借助各种暴力手段或意识形态欺骗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阶级。事实上，占领统治地位的只有一种意志，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制打出虚构的“民意”旗号，决非偶然。人们清楚地看到，在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中，只有资产阶级的意志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的意志非但不能实现，相反地，百般遭到压制。
提纲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上的自由同无产阶级专政所实现的实际上的自由加以对比。前者高喊给全民（自然也包括劳动群众）以种种自由，然而只要物质基础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工人就休想得到这种自由。这和美国的所谓出版自由相类似。在美国，书刊检查机关并不禁止无产阶级的报纸出版，但是无产阶级的报纸要经邮局发行却不准。就是说，这种形式上的出版自由，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毫无用处。资产阶级民主制所鼓吹的种种自由无不如此。由于企业、纸张、印刷厂，总之，所有一切都归资产阶级所有，所以，无产阶级尽管形式上可以享有种种自由，但一个也不能实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恰恰相反。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无须侈谈各种自由了，因为我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基础——财产和物质资料，将其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即真正的人民，也就保证了这些自由的实现。
第三，提纲还将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作了对比，因为这涉及参加国家管理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制极力标榜人民自我管理（“民主”和“民权”是同义词），但是只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真正的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就完全被排斥在国家机构之外。在瑞士或美国这样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谓无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无非是每四年一次往投票箱里投一张纸片，就算是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议员包揽一切，而议员十有八九是资产阶级，至于议员究竟“搞些什么”，工人不得而知。工人根本不能过问国家大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截然不同。无产阶级不仅参加选举，而且本身还是庞大国家管理机构的积极成员，他们掌握着支配全国生活的一整套国家机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组织变成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重要辅助机关，因而能够始终参加国家管理。
同志们！下面谈谈剥夺资产阶级，即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实行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实行经济专政，这与夺取政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实行政治专政，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实行经济变革的手段而已。变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改变当今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改变生产关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不能不同我们的政敌展开论战。大家知道，他们反驳我们说，战后民不聊生，搞社会主义改革，岂不幼稚？！谢德曼分子、我国的孟什维克和考茨基，总之，所有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分子断言，社会主义虽好，但眼前生产力因遭战争破坏，水平低下，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极度贫困，现在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荒唐可笑。考茨基甚至说，现在让德国社会主义化，就等于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疯人院。我们的提纲针锋相对，明确指出：认为在现有阶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可以恢复资本主义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脱离实际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在即。举经济为例。固然，一切都遭到破坏，但要在原有基础上将其修复，绝无可能。再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以前，资本主义社会要求“雇主”和工人之间保持特殊关系。那是以国内持久和平为前提，这不仅出于政治考虑，而且另有其他种种打算。那时，要求各工厂维持国内和平局面，以使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然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经中断，要想在原有基础上使之重新有机地恢复，那是不可能的了。目前，以增加工资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势不可挡，今后还将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这样一来，资产阶级从生产部门中就无利可图了，资本家就会暗中破坏，以致关闭企业，如同俄国一样。无论哪里，资本主义关系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是决然不可能了。除非乌托邦主义者才会提出这种要求。考茨基分子关于帝国主义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今后斗争问题的回答，足以说明他们是一群乌托邦主义者。现在，他们力图恢复资本主义关系，这又一次表明他们是乌托邦主义者。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彻底打乱全部经济生活，要么进行社会主义生产。恢复资本主义关系，就等于让旧社会作垂死挣扎，就等于使解体过程越拉越长，就等于使无政府状态长期维持下去，从而也阻碍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经济生活。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跟着考茨基一唱一和的俄国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党人一口咬定，说我们在这里实行的是一种奇特的共产主义，搞的不是生产共产主义，而是别出心裁的流氓共产主义，即和工人阶级的真正任务毫无共同之处的分配共产主义。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驳斥。应当指出，这些社会党人忘记了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原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就是社会劳动力。从纯经济观点看，无产阶级是全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今天，经过一场战争的巨大破坏，一切向往社会进步的人都要责无旁贷地保存这支最重要的生产力即工人阶级。但是，战争的全部重担，战争所造成的种种破坏的后果，却异常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致使这支生产力有消失的危险。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物质财富全部毁灭，但只要劳动力尚存，就有希望，就有把握，完全可以借助这支劳动力重新创造物质财富。但如果连劳动力也不复存在的话，如果连无产阶级本身也被消灭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继续存在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将随之破灭。因此，一切有理智的人都懂得，要千方百计保存这支力量。可见，我们实行的所谓“消费共产主义”、“分配共产主义”，即把从前资本家掌握的东西交给无产阶级，是使工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手段，它真正能使生产力和生产共产主义继续向前发展。
如此看来，问题大致可以解决了，只是途径完全不同罢了。采取这种途径，归根结底，将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不仅从理论上作了阐述，而且从实践上加以验证。
至于我们提出的具体步骤，同志们都已经知道了。激进派分子的纲领，战争期间荷兰论坛派的纲领，小册子《斯巴达克联盟的目的何在》[9]，以及共产党的出版物，已将这些步骤几乎全部写了进去。不过。我要指出，有几点我们的提纲着重强调了一下，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一，关于最发达国家中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机构的问题。有人说，银行、大企业应当没收，辛迪加等应当公有化。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即国家资本主义本身也创立了新型机构，这些机构可以为我们所用。我指的是各种市级分配机构，以及大战期间主要在德国、英国、美国和法国大量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机构。这种机构因为同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一场革命中也许难以保存下来，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有选择地加以利用。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其意义即在于此。
其次，提纲专门谈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问题。这个问题只能一般论述一下，因为各国的土地关系千差万别，无从制定任何具体方案。不过，基本方针不能没有：一，工人阶级决不应剥夺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二，要经过缓慢的过程，采取和平方式，把这两个阶级吸引到共同的社会主义组织中来；三，无产阶级不仅不能反对这两个阶级，甚至还要给它们一些好处，例如让它们摆脱高利贷盘剥，摆脱沉重的赋税和国家债务。这后一个问题虽属财政问题，但它和废除国家债务密切相关，所以不可轻视。
假如提纲的对像是俄国的话，我们就不免要涉及工会在革命改造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从德国共产党人的经验来看，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德国同志对我们说，德国工会的立场同俄国工会的立场截然不同。在俄国，工会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依靠。而在德国，情形相反。看来，这是因为德国工会由列金之流和黄色工会领袖把持的缘故。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迄今为止，他们依然如故，迫使无产阶级奋起取缔旧工会。在德国，取代旧工会的是新型组织——工厂委员会，其宗旨是接管生产管理权。在德国，工会不再起任何积极作用。提纲提不出任何具体方针，所以只能笼统地提出：为管理企业起见，应当设立无产阶级足以信赖的机构，即密切联系牛产、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组织。譬如，英国拥有同生产过程紧密相连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俄国拥有工会，德国有工厂委员会，它们都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基础。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谈一谈。第一，合作社问题；第二，技术人员和专家问题。俄国革命已经证明，合作社问题十分重要。就拿建立分配机构来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俄国离开这些合作社，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它们，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应当充分利用它们。在同阿尔伯特同志交谈中，我没有发现有哪一个论据足以驳倒俄国在合作社方面的经验，因而我们把俄国的这个经验写进了提纲，供别国采纳。关于技术人员和专家问题，各位知道，目前，他们在俄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现在，他们一无例外地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有敌对分子，但技术人员和专家有着在旧社会从事业务的实际经验，我们在经济技术方面不能没有他们。在德国、英国，尤其在美国，在初期阶段，同这些力量的斗争将会比俄国激烈得多。在俄国，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提纲的这一节提出两个基本思想：一，只要这一阶层公开或暗中反对我们，我们就决不能等闲视之；二，一旦这些阶层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反抗被粉碎，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力量，并逐渐使他们转化。
提纲的结尾部分题为《胜利之路》。在这一部分，我们提出：为了革命目标，可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们并且把这一点写进了提纲，因为，革命者绝对不许进入任何议会之说，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抵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议会的问题，是一个纯策略性问题，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即阶级力量对比、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和夺取最后胜利的斗争决心。但有一点还必须说明：我们主张武装起义，武装起义是革命群众斗争的最高形式，至于何时起义，决一死战，其具体日期要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我们认为，我们的紧迫任务是：不是强行加速历史的发展，而是首先组织我们的力量，甚至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组织，然后，有组织地以千军万马之势发起总攻。
至于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他们已经被我们批判得体无完肤了。
提纲结尾部分的提法，令人对我们的提纲产生一种印像，即认为国际无产阶级不是进攻的一方，而是防御的一方。这种提法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资产阶级叫嚷说，现在我们成了和平破坏者，我们是赤色帝国主义代理人，是进攻的一方。这完全违背事实。目前，在俄国和德国所发生的，乃是一场革命。我们知道，白色恐怖已成事实，资产阶级采取野蛮手段对付无产阶级。我们也完全知道国际联盟是什么货色，它恰恰是资本主义为了同国际无产阶级决一死战而采取的预备手段。无产阶级必须奋起自卫，它确实是防御的一方。不过无产阶级在自卫的过程中，也就应当适当地予以反击。
提纲内容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多数同志参加提纲的讨论。各位已经看到，有关无产阶级当前任务的问题，有关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并且须要努力争取解决的问题，提纲几乎全部涉及到了。情况就是如此。当然，议事日程上还有若干问题须要我们讨论，但总的来说，提纲可以成为我们的纲领，可以成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纲领的基础。假如提纲能引起同志们的浓厚兴趣，我和阿尔伯特同志也就算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我们将因此而感到欣慰。
休会5分钟。
讨论
列宁（俄国）：
继续开会。请鲁特格尔斯同志发言。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限15分钟。
鲁特格尔斯（荷兰）：
我要谈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关于中间阶层、知识分子和高工资工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提纲讲的还不够透彻。提纲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工资水平是靠牺牲殖民地民族的利益来提高的，但并未指出，有一些人，特别是官吏，知识分子和高工资工人，他们的优厚待遇是靠牺牲广大群众利益确立起来的，他们的地位特殊，这在美国尤为明显。这种情况能使金融资本获得足够的辅助力量。同志们！我们现在看到，极力不赞成我们的就是中间阶层。因此，我们还应当弄清楚，我们一旦接管生产，他们的反映将会如何。无产阶级尚未成熟，须要别人支持。工人所担负的任务，只有当工人能亲自支配全部经济生活时，才能胜任。因此，进一步强调这项实际任务对无产阶级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性，看来确有必要。
关于这一点，提纲现在的提法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领域中的任务能否完成，完全取决于……”。可是有人主张在经济领域只搞局部管理。这是行不通的。除非工人全部接管，亲自支配，否则，就要受制于其他阶层。显而易见，不实行工人监督，目标就不能实现。这一点应当大力强调。
关于殖民地问题，也谈一点意见。我希望提纲关于殖民地政策讲得更透彻一些、明确一些，以便殖民地民族能清楚地了解：我们愿意同他们一起采取积极的行动，而不问这些民族是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决心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和他们携起手来；我们认为，假如英属印度爆发起义，那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援。因此，我要提一条具体建议，即在第8页最后一行和第9页“以促使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这一句的前面，加上“共同采取积极的行动……”字样，以区别于黄色国际。
我对第9页上的措词有点疑问。上面写道：“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很快就原形毕露了……如今，协约国也暴露出它们是世界范围的掠夺者……”这种提法会使殖民地民族感到难以理解。殖民地民族遭受掠夺和压迫已有若干世纪，而提纲却提出这些国家现在才暴露出它们是世界范围的掠夺者。这种提法欠妥，显然有修改的必要。提纲过多地描写殖民地士兵如何野蛮，也没有必要。凡是熟悉战前荷兰等国对我们的深肤色弟兄所采取的殖民主义冒险行径的人，都不会指责殖民地士兵野蛮。我建议修改如下：第9页第5行“掠夺本性”一词，改为“现在，连协约国也暴露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即它们是世界范围的掠夺者和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现在，它们勾结德国资产阶级，用过去对付殖民地民族的残酷手段，把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推入饥饿的深渊”。[10]
最后，再提一点意见。第5页第3条写道：消费品及其他物品价格的自动上涨，使生活不能改善。我看，“自动”二字可以删掉。物价上涨，致使生活不能改善，这无疑是事实，但“自动”二字，我认为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库西宁（芬兰）：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芬兰代表团同意提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同志们在大会上宣读的提纲，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因此，我认为，即使修改，也只可从措辞上加以修改。当然，这种文件要措词得当，并非轻而易举，不过我确信，依靠大会的努力，可以把文件写得更严谨、更确切。我要提请各位注意，有若干处，文件的提法在我们看来值得商榷。仅举第4页末尾关于革命工会和合作社的提法为例。现在我们芬兰一无革命工会，二无合作社，这种组织今后在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我们深表怀疑。就这种工会和组织的性质，结合我国国情而言，我们深信，在革命胜利之后实施新秩序，与其借助这种工会，莫如不借助；即使非成立工会不可，其宗旨也必须改变。想来，别国也是如此。
草案结尾关于防御立场的提法和布哈林同志就此特别强调的一点，我们认为也并不成功。我们在芬兰曾经进行过一次防御性革命，我们决不想再来第二次，这种提法我们看是错误的，就宣传价值而言，如能促使无产阶级更注重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攻性质，倒更为适宜。我要特别强调指出，草案包含了新的、十分有价值的思想，不过，其中一个指导思想似乎应当写得更突出，更具体。草案的最后一章，即论述胜利之路的那一章指出：各国爆发的革命运动，以及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其他事件，将导致真正革命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的成立。德国同志刚才发言，对国际运动是否已经发展到足以作出这一决定的地步，表示怀疑。按照这种观点，成立新国际的决定，自然是无法通过的了，但是在我看来，成立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是目前历史发展的趋势，也许，不等我们的代表会议结束，就能见分晓。依我看，德国同志对于作出这项决定所表示的疑虑是没有根据的。好在，我们刚才听完他的发言，松了一口气，因为昨天当他表示他的疑虑时，我们还以为他反对成立新国际也许有正当理由。今天才知道，并非如此。他只不过是推断，怕现在工人对成立这种国际有某种保留。我看，这种顾虑多余。像第二国际那样的国际，因为纸上谈兵，人们是不会信任它的。在这方面，第三国际将迥然不同。它将是一个行动的国际，即采取革命行动、进行斗争的国际，而不是纸上谈兵的国际。不瞒同志们说，我们认为，假如大会不作出任何其他决定或任何其他决议，只是为起草提纲而起草提纲，那么，这跟以往第二国际只有决议而不见行动就不无相似之处了。就内容而言，提纲是好的，是革命的，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是，大会应当从中得出实际的结论，因为国际革命运动现在迫切需要第三国际。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反对这种主张的唯一的、稍微站得住脚的理由是：目前，伟大的革命俄国其实就是第三国际，因而没有必要成立新国际。不错，同志们，一年多来，革命的俄国确实起了新国际的作用，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绝不像资产阶级所断言的那样，是靠直接的宣传。不，它靠的是间接力量，靠伟大榜样的力量，靠伟大社会革命榜样的力量。尽管如此，但是从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成立新国际仍属必要。德国同志还表示，限于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足，这项决定也难于做出。对，但是要知道，这不是欧洲也不是美洲革命工人党的过错。依我看，半个世纪以前，成立第一国际时，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人数并不比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多多少。出席那次会议的各国代表人数也是相当有限的。出席那次会议的有威望的革命思想家没有几个，多数人是“半路出家”，也许，这一点倒是和本次会议有相同之处。然而，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对成立第一国际抱怀疑态度；德国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对成立新国际也未表示丝毫怀疑。我深信，假如他的伟大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此刻在场的话，他也不会有丝毫怀疑。我认为，新国际的力量将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不是代表这次小小会议的力量。有人曾表示，这次会议不能决定成立新国际，可是，我今天和昨天一样，仍然希望在我们的代表会议结束之前能作出这项决定。时机已经成熟，国际革命已经开始，因此，革命国际应当立即成立。第三国际的决议应当提出方针，以指引世界工人运动务必选择斗争的道路。要么站在斗争中的无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杀戮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一边，二者必居其一。总之，成立第三国际是当务之急，我吁请同志们把这一重要主张也写进草案结尾中去。
各国党的报告（续）
格鲁贝尔（德意志奥地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德意志奥地利代表能与诸位千里来相会，感到无比高兴，我们的欢快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经过17天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小时以前来到了这里。我们谨代表德意志奥地利革命同志向你们致敬，并转致最热诚的问候。我们向全体同志致敬，而首先向我们的俄国同志致敬，因为一年多以前，正是他们以自己的伟大革命有力地促进了奥地利革命力量的发展。今天，德意志奥地利能有年轻而坚强的共产党，这完全归功于俄国同志。历史将给俄国同志建立起不朽的丰碑，以纪念他们开创世界革命的伟绩。
现在，我来向诸位报告导致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成立的事件，以及党的发展过程。
正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酝酿之际，奥地利国内一片饥荒，军阀专横跋扈，黑暗统治达于极点。无产阶级坚持不懈地强烈要求奥地利最终退出世界大战。但是罪恶的政府许下诺言，以此来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政府答应说，和约就要缔结了。但结果并非如此。无产阶级知道自己再次受骗。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终于在1918年1月爆发。这场运动从维也纳以南的工业中心开始，几个小时以后，便蔓延到维也纳。全部机器停止运转。社会主义叛徒的党在议会中的代表默不做声。无产阶级同工会领袖及社会民主党彻底划清了界限。
运动持续了几天，扩展到所有工业部门。工会领袖和党的官老爷们一看大事不妙，便力图转移运动的方向。于是运动的声势一落千丈。社会民主党的老爷塞茨、伦纳、莱特纳尔，以及工会的托姆希克、多梅斯等人上台执政，他们答应要维护工人利益，但又说，奥地利无权退出交战国行列，因为退出战争，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反而会更加悲惨。工人又一次上了他们的政治代表和工会代表的当。这些代表采取了介乎政府与工人之间的立场。他们提出了貌似激进的要求，并串通政府发表一纸宣言。于是，工人纷纷罢工，罢工只坚持不到一周。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政府已经看出，工人代表不过是它手中的驯服工具而已。政府根本不想实现它答应过的要求，就连许下的不制裁运动领导人的诺言，也忘得一干二净。运动领导人不是被派往前线，就是在狱中遭到杀害，被埋在监狱的围墙外面。以左倾激进社会民主党人身分参加运动的同志，被党的领袖斥之为国事犯；许多领导同志被开除出党。
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在军事上的惨败，奥地利的国内饥荒、食品配给机构的垮台、大批士兵从前线逃回国内，所有这一切，最终加速了奥匈君主政体的解体。由于风俗文化不同，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南斯拉夫、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分别归附各自的国家；昔日“堂堂的帝国”却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拥有近900万人口的小小德意志奥地利。只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才出来领导“革命”，宣布德意志奥地利为共和国。
不可一世的社会民主党的英雄们至今仍在炫耀奥地利革命。其实，这场革命是根本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本来有机会不经过斗争便把政权夺过来，可就在这时，社会民主党人出来保护资产阶级，声称：“现在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应当同资产阶级联合。”一个由死心塌地的神父、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三人主席团成立了。“三巨头”一上台，奥地利革命无产阶级便转攻为守。“工人代表”制度的黑暗统治较施图尔克时代的反动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伦纳博士登上了总理的宝座，鲍威尔这个昔日的激进分子做了外交国务秘书，捷依奇把持了军事大权，其余各部由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平分秋色。
1918年5月，左倾激进派和各种反对派彼此发生联系，开始寻求共同行动纲领。就在这时，在奥地利成立共产党的计划第一次产生。当时我们并不了解，俄国同志也将取名共产党人；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德国同志也要将斯巴达克联盟称作共产党。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小组仅仅产生这么一个念头，想把它付诸实现，想开创奥地利革命工人运动的新时代。
斗争开始时，我们的人少得可怜，许多优秀同志被关在狱中，只靠十几个人作骨干。我们创办了共产主义周报，取名《呐喊报》。“共产主义”几个大字首次出现在我们的旗帜上面。但是，报纸被没收一空。我们原定向庆祝五一节的工人群众散发《呐喊报》的计划也因此落空了。奥地利在军事上的惨败，使奥地利国内资产阶级自由稍有恢复，我们的英勇不屈的同志经过九个月监禁也被释放出来，我们有了新的、更加坚实的基础。1918年11月3日，正式成立了“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呐喊报》成了党的机关报。
1918年11月12日是公开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我们决定在这一天向无产阶级发表共产主义演说，因为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强烈要求革命。工人举着无数面红旗，上面写着：“要社会主义共和国！”几个同志登上议会大厦的高台阶，当众宣布共产主义原则。随后，我们推选几名共产党员进议会大厦同政府交涉，说明无产阶级要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谁知，他们刚要进门，大门就砰然关上了。我们的赤卫队员用枪托砸门，执意要进。大家知道，事情闹到开枪的地步。议会大厦里开枪射击，赤卫队员和民兵开枪还击，议会大厦一度被无产阶级攻占。一个好不热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喜庆日就这样收场了。
大地主出身的议员图谋报复，非要将共产党员中的主谋处死不可。他们并且以断绝维也纳的一切食品供应来要挟。社会民主党代表虽然表示议员的要求过分，但仍主张严厉制裁肇事者。这样，施泰因哈特（格鲁贝尔）和弗里德兰德二位同志就以采取公开暴力行为的罪名被逮捕，但过了两个星期又被释放，这主要是民兵委员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几位俄国朋友也遭搜查，并被驱逐出境。对于政府采取上述镇压手段，在政府任职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表示赞成，而且他们是这种手段的策划者之一。
共产主义运动危在旦夕，革命力量横遭国家政权的迫害。为对付政府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不得不进行艰苦斗争。在维也纳市区没有我们开会的地方，我们就在维也纳周围一些地区，以共产党名义举行会议。但是我们的会场竟被抢占，其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的活动陷于瘫痪。至于外地，那些加入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更是有恃无恐。在斯提尔的工业中心格拉茨，我们一连四个星期都不能举行会议。那里的驻军首脑、社会民主党人雷塞尔竟对共产党人下毒手。
只有在我们毅然决然走上街头，举行露天集会之后，我们才有了开会的可能。如今，我们在任何场所都可以举行会议了。现在，在北斯提尔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工人找上门来，和我们交谈，对我们的行动纲领表示赞成。现在，我们举行会议和建立组织，谁也不敢出来阻挠了。
我们的目的就这样达到了。至于社会民主党企图以暴力和卑鄙手段扼杀我们的运动，这将成为它永远洗刷不掉的历史罪行。
在宣传活动中，我们从来不说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是说，他们被引入歧途。我们的方针是，要把革命工人争取过来。结果，到处都有左倾激进分子加入我们的行列。
今年2月9日，德意志奥地利全国范围的运动终于形成。1918年11月3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与会同志屈指可数，然而到了1919年2月9日，德意志奥地利各地都有代表出席会议。我们采取了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立场。关于国民议会，我们明确表示：国民议会选举同我们毫不相干，因为国民议会是假冒革命名义的欺骗工具。而在社会民主党看来，这次议会选举是它的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针对国民议会选举，我们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要求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
以上介绍的就是我们离开德意志奥地利时的情况。我们从事组织工作不过才四个月光景。我们并不认为登记的党员越多就越好。可贵的是，在我们现有党员身上体现了革命意志，行动的意志；可贵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支革命队伍，这支革命队伍必能在关键时刻起而捍卫自己的事业。
由此可见，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既是一个坚强而又充满斗争决心的党，又是一个横遭政府迫害并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敌视的党。遗憾的是，弗里茨·阿德勒叛离了我们的队伍。在他枪杀了施图尔克首相之后，奥地利全体工人一致坚决要求释放他，因为当时他是我们革命的像征。然而，弗里茨·阿德勒出狱之后又如何呢？那些曾经拥护他的人，不惜为他牺牲一切的人，他竟然一个不认，不再承认他们是他的朋友，不仅如此，他还成了他们的敌人，投靠了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民主党内，他屡遭攻击，要不是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被开除出党是肯定无疑的。他作了国民议会代表，并和反动的工人领袖一起，蒙骗许多工人，驱使他们给议会投赞成票。
他反对一切“分裂”工人运动的企图，尤其是反对共产党的活动。
我们的运动是群众运动。不是天天有人在讲吗：“你们算哪一号共产党人，连一个好样的领袖也没有；看人家俄国共产党人，有列宁，有托洛茨基，有布哈林，他们有共产主义思想，有为无产阶级专政长期奋斗的经历，可是你们连一个闻名天下的好样的领袖也没有。”尽管如此，但工人仍然看得起我们，因为他们体验到，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名望。
有人对我们德意志奥地利工人说，俄国破败不堪，到处是杀人越货，人们消极怠工，不要多久，布尔什维克事业就将完蛋。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事业愈来愈兴旺，世界历史新纪元经俄国共产党奋斗，已经出现了。虽然过去莫斯科是反动势力的中心，但今天它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一点永远不能忘记。正因为如此，现在德意志奥地利工人对俄国同志所进行的运动充满着爱戴之情，因为他们懂得，假如东方的共产主义制度被消灭，西方的共产主义建设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进行。
第二国际伯尔尼代表会议是行将灭亡的时代的一次垂死挣扎，我们的这次代表大会则是革命无产阶级为了统一行动而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因此，我们向你们致敬，并且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从维也纳到莫斯科，我们走了17天，一路上，我们活像走江湖的艺人，搭过煤水车，爬过火车头，扒过客车，钻过载运牲畜的车厢，偷越过乌克兰和波兰匪帮的控制区，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但我们始终充满了强烈的愿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们要去莫斯科！我们一定要去莫斯科，不到莫斯科誓不罢休！”。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同志们！我们终于跟大家相会了。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世界共产主义联邦共和国，我希望这个共同目标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
[1]这里所谓的临时名单，系指预备会议通过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各政党名单。——编者注
[2]资格审查委员会共开了五次会议，见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编者注
[3]最终确定的名单见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编者注
[4]记录原稿并未记载米尔基奇的发言，后来《共产国际》杂志刊载了他的报告，内容是反驳拉柯夫斯基的意见。见本卷收录的《米尔基奇的报告》。——译者注
[5]在俄文版中，这封信编辑在《附录》中。原信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5月1日第1期。——译者注
[6]在俄文版中，这封信编辑在《附录》中。原信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5月1日第1期。——译者注
[7]《惠特利报告》系指1916年大战期间由政府成立的委员会所提出的一项报告。委员会由工人代表、企业主和工人问题专家组成，下院副议长惠特利任主席。委员会先后公布了六篇报告，主张由企业主和工人派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联合机构，实行“阶级和平合作”。见《惠特利报告集》（1917年3月8日，1917年10月18日，1918年1月31日，1918年6月7日，1918年7月1日）。
[8]提交的书面报告见本卷收录的第三部分。——编者注
[9]《斯巴达克联盟的目的何在》柏林红旗出版社1919年版。
[10]参见本卷收录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结尾部分，正式文本行文有改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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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1919年3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919年3月2—6日）
第一次会议
（1919年3月2日）
列宁致开幕词
选举主席团
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
各国党的报告
会议于下午6时10分在克里姆林宫开幕。
列宁致开幕词
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国际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代表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惊恐万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这场斗争的伟大和意义。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1]，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特别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出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例如，今天我在一份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2]，并表示愿意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逞凶，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欢迎你们。现在我提议选举主席团。请提名。
选举主席团
契切林（俄国）：
我提议选举三名常务委员、一名常务书记为主席团成员，以后每次会议临时从各国组织中增选一名委员，组成五人主席团。我提议，选举列宁、阿尔伯特、普拉滕三位同志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克林格尔同志为常务书记。
提案一致通过。当选同志在主席台就座。
关于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和决定
普拉滕（瑞士）：
在预备会议上，曾有人提出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另一种意见主张宣布这次代表大会只是共产党的一次代表会议；而把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留待下次代表大会解决，认为这样更适宜，这主要是一个外国代表的意见。这种意见的理由是，代表大会从通知召开到实际召开，其间时间短促，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接到准备成立第三国际的通知。有必要指出，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许多代表不能前来莫斯科。因此才提出建议，要将这次会议只作为代表会议，其任务是于近期召开名副其实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第三国际。
季诺维也夫（俄国）：
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如下：俄国共产党认为，正式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曾提议就在这一次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第三国际。但是，我们的德国朋友，德国共产党却坚持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只作为一次代表会议，既然如此，我们对德国共产党人的这项建议暂时附议，这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要声明：我们将继续宣传、鼓动，以争取第三国际早日成为正式组织。
库西宁（芬兰）：
我们芬兰代表也认为，第三国际理应现在就成立。但是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刚才谈到的情况，我们的这项建议暂不提出。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这次代表会议最终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以代表大会名义成立新的国际，那是皆大欢喜的事。
大会决定：会议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名义举行。
转入讨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问题。
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
普拉滕（瑞士）：
代表会议人员庞杂，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时，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主席团提议选举五位同志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工作结束后，委员应当提出工作报告。此外，委员会应当确定两类代表，即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关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选，我们已拟定一项方案。
被提名的有契切林、鲁德尼扬斯基、西罗拉、阿尔伯特和斯坦奇五位同志。
确定议事规则和日程
列宁（俄国）：
现在列入议事规则顺序的问题有：代表权问题、各个代表团参加表决的人数问题，表决权和发言权问题，发言的时间限制问题。
雷恩施坦（美国）：
我认为，首先应当给资格审查委员会一刻钟时间，以便就哪些代表享有表决权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建议休会1刻钟。
阿尔伯特（德国）：
同志们！依我看，雷恩施坦同志的建议行不通，因为审查代表证书，一刻钟无论如何也不够。因此，我提议继续开会。
雷恩施坦撤销他的建议。
普拉滕（瑞士）：
我的意见是：用于讨论的时间：从一开始就应当加以限制，因为许多代表急于回国。既然参加讨论的人如此之多，把发言时间限制在一刻钟之内比较适宜，作报告则不受时间限制。
托洛茨基提议，第二次发言以5分钟为限。
普拉滕（瑞士）：
讨论等程序是：赞成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各有一人发言，然后进行表决。
列宁（俄国）：
有异议吗？请就每次会议的时间发表意见。
沙杜尔提议授权代表会议必要时延长发言人的发言时间。
列宁宣布议事日程：
1．确定报告人和报告内容。
2．报告。
3．《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行动纲领》，报告人：阿尔伯特、布哈林。
4．《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报告人：列宁、拉希亚。
5．《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报告人：普拉滕、季诺维也夫。
6．《国际形势和协约国的政策》，报告人：奥博连斯基、普拉滕。
7．《宣言》，报告人：托洛茨基。
8．《关于白色恐怖》，报告人：西罗拉。
9．选举执行局及其他事项（组织问题）。
列宁（俄国）：
我们获悉，拉柯夫斯基同志已经动身，预定明天到达。同行的还有其他同志。报告人名单暂定如上，也许会有变动。匈牙利共产党的三名代表在加里西亚被捕，恐怕不能出席我们的代表会议了。关于议事日程还有其他建议吗？还有人报名发言吗？既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通过。
各国党的报告
列宁（俄国）：
现在请德国代表阿尔伯特同志报告。
阿尔伯特（德国）：
尊敬的同志们！在1918年11月8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们还坚持认为，在德国永远也不会发生俄国那样的情形，即爆发革命。然而到了11月9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旧大厦一下子坍塌了。在俄国发生的、迄今一直受到人们非议的，并且被认为在德国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11月9日在德国发生了。
不错，乍一看，德国的运动不过是一次兵变，是军队内部对官长的严厉所表示的不满和厌战情绪的暴露。
但是，苏维埃制度在一天之内就建立起来了，甚至在小城镇，苏维埃也在一天之内就成立了。可见，这已不仅仅是士兵因为厌战而起来造反，它还说明无产阶级决心最终实现他们早就为之奋斗的新制度，即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旧的社会制度。
当然，一天之内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究竟如何，难下断语。多数派社会党人即谢德曼派在组织方面比工人老练得多，他们乘机钻进政府，窃据政府要职，并且还打入了苏维埃内部。工人本来以为，只要撤掉原来的统治者和部长，换上几个社会民主党人，新社会就算告成。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多数派社会党人正是利用工人的这种理念而乘机混入德国政府的。
革命初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曾建议当时的斯巴达克联盟拥护者加入政府，建议李卜克内西同志出任政府阁员。头一天，李卜克内西同志即发表声明，说他在内阁只呆三天，为的是签订停战协定。这项声明遭到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拒绝，于是李卜克内西同志拒绝参加政府，斯巴达克派其他同志也跟着拒绝加入。我们认为，在德国建立新社会制度以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时机尚未到来，仅仅驱逐几个王公贵族的奴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工人群众首先必须建立苏维埃制度，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同志拒绝参加政府是十分正确的，这一点，在几天之后就被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政府成员走马上任以后所颁布的头几项法令，就是旨在否认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权力执行机构。
哈阿兹、迪特曼、巴尔特等人也加入政府。两派入阁之后，共同颁布了第一个法令。然而没过几天，它们就和中央苏维埃发生了冲突。政府把自己凌驾于苏维埃制度之上。原已解职的军官官复原职，重新掌握军权。政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时机尚未成熟，要留待日后解决。工人的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敌人还在眼前，协约国也决不允许政府实施任何改革，因而旧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
无产阶级对于现状越来越不满，工人拒绝走回头路，于是，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政府便原形毕露了。
德国的情形与众不同，革命后的第三天，右派报纸就宣称：革命已成事实，无可否认；重要的是，现在政府应当关心在德国真正实现民主，使民主也成为事实。他们所谓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召集国民议会。斯巴达克联盟当即声明，驳斥这种论调，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指出：组织机构已经建立，这就苏维埃制度；德国无产阶级既已实现革命，它就理应成为德国肩负建设新国家使命的唯一阶级。我们主张毫不留情地进行阶级斗争，直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此，谢德曼和艾伯特先生大不以为然。他们拥护国民议会，并且迫不及待地提出了选举日期。这样一来，工人便恍然大悟。全国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资本家，拥护国民议会；另一派是斯巴达克联盟，主张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始终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关于这场斗争，已向诸位作过介绍了。
在此之前，加入斯巴达克联盟的同志一直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当时的情形是：战前德国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在国外，有人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战争初期，社会民主党人及其领袖成了民族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沆瀣一气，鼓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克联盟成员认定，继续留在这个组织里已经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一派，它虽然反对战争拨款，但在涉及保卫祖国的其他问题上，却跟在谢德曼—艾伯特一伙后面亦步亦趋。这一派就是哈阿兹和累德堡派。他们既已公开采取反对派的立场，就只有退出该党，另组独立社会民主党，别无他途。
斯巴达克联盟无法工作，无法开展活动。凡属联盟成员，都被搜捕下狱或被送往前线。有人身自由、能够照常工作的人，区区可数。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哥达成立后，我们曾表示愿意与之组成一个组织。其实，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当时就已不可调和。革命初期，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即加入政府，跟着别人标榜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妄图扼杀苏维埃制度，因此，和他们一起留在一个组织里巳经不可能。我们在斯巴达克联盟柏林代表会议（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上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党成立后，艾伯特—谢德曼领导的政府对共产党人实行疯狂的镇压，不惜采取旧制度下的种种暴力手段。工人抗议这种政策，无产阶级纷纷举行罢工；以表明他们不允许对无产阶级采取过去那种暴力手段。为此，艾伯特—谢德曼之流便大动干戈，首次在柏林街头架起机枪、大炮，对付无产阶级。1918年12月6日，在柏林街头架起的机枪、大炮朝和平游行的工人开火。我们的许多优秀同志当场被打死或身负重伤。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共产党士兵代表的镇压尤为严酷。
目前德国军队的情况如何呢？士兵已经打了四年仗，11月9日举行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他们不愿在德国继续充当炮灰。原有的团已经解散。他们不顾谢德曼的要求，于革命爆发后即各奔东西了。
留在德国本土的军队于革命爆发后几天即被解散；若干军区司令投靠共产党，这样的军区已擅自将军队复员了。不伦瑞克共和国于革命爆发后，即确定12月23日为军队复员日。帝国政府虽表示抗议，但士兵仍被遣散。其实，政府挽留原来的士兵也是弊多利少，因为政府起用这些士兵为其效劳，已纯属幻想。在前方，原来的团不愿与外部敌人作战，他们四处逃散，对停战漠不关心。我不能不指出，在瓦解德军方面，俄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俄国归来的战俘，个个笑逐颜开。他们无论回到何处，不消几天，就再也不想打仗了。
当然，在前方也有过一些团不听宣传鼓动，仍然听从军官指挥，但没过多久，也成了一盘散沙。
柏林驻军司令莱基将军于1月初表示，他所属的部队虽然仍受军官控制，但只要继续呆在柏林不走，不消五六天便会一垮到底。至于政府动用自前线归来的一部分军队在柏林街头枪杀工人，那是因为这一部分军队不曾受到宣传鼓动的影响，而其所以如此，纯属偶然的缘故。1918年12月6日的情形便是如此。当时，刚从芬兰回国的部队奉政府之命，枪杀了参加红色士兵同盟大会归来的士兵。几天之后，当水兵（他们是革命的支柱与核心，大多数是早期入党的工人）违抗政府命令，不肯离开柏林时，政府便调遣从前线归来的一个团前去镇压，向水兵投掷毒气弹。政府成员哈阿兹、巴尔特和迪特曼声明，他们没有参加决定向工人开枪的会议。后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其实是谢德曼之流把他们一脚踢开的。他们被赶了出来，后悔莫及。
斯巴达克联盟不能继续同他们合作。同这种人合作，毫无益处可言。成立共产党已是大势所趋。党内分裂日益加深。成立共产党势在必行。多数派政党[3]团结一致，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处境不妙。他们的领袖各代表一派，都想自立政党。累德堡和多伊米希尤其热衷于建立德国统一党；他们的图谋一旦得逞，就将出现一个新的、既不左也不右、更不坚持极左观点，即斯巴达克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和这群人一刀两断，从而使他们纠集乌合之众的图谋化为泡影。
共产党人同盟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创建新型政党，更主要的是教育群众做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争取人人积极投身这项事业。然而德国工人仍然坚信，他们的任务就是撤掉几名部长，换上社会民主党人。可见，我们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证明，只有采取群众性行动，才能与资产阶级决一胜负；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11月9日革命不过是一次破坏旧社会制度的小小尝试而已，德国的真正革命还在后头。几周来的情况恰恰表明：要改造社会制度，必有一番严重的较量，国内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必须向群众说明，只有实行苏维埃制度，才能达到上述目的。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方针，就是要自始至终向工人讲清这个道理，启发他们建立苏维埃。
那么，苏维埃的情形如何呢？起初，苏维埃遍地开花。在企业和工厂，工人纷纷成立工厂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改善本企业工人的劳动条件。这些工厂委员会立了一大功，把那些在德国显赫一时，同黄色工会串通一气、禁止工人罢工、阻挠工人的一切公开活动、一贯暗算工人的工会排挤了出去。11月9日以后，这些工会就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争取增加工资的活动也不再通过工会，甚至在违背工会意志的情况下进行。工人争取改善自身处境的活动，工会没有一次进行到底。一直到最近，工商职工同盟才出面领导一场公开的运动，但也只是因为同盟理事会中有共产党员坐阵的缘故。
那么，今后德国斗争的前景如何呢？从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数字来看，应当承认，德国广大群众跟着多数派社会党人走。谢德曼派获1100万张选票，独立社会民主党200万张选票。不过，只要对运动仔细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工人并不像政府所断言的那样一致拥护政府。相反，实际情形是，各地工人不顾政府的呼吁，自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自动争取改善自身的处境，他们所坚持的口号正是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口号。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矿工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选举中央苏维埃来掌管全部矿场。投身企业社会主义化运动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官员，他们也同意甩开资本家，实行企业社会主义化，他们愿同工人一起搞好企业内部的工作，而不消极怠工。在一个国家里，仅仅有某一个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显然是不行的。令人高兴的是，工人认识到，要废除旧的经营管理方法，唯有对所有企业和整个经济活动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化。目前，德国的全部经济活动正沿着曲线急剧下降，未来斗争前景是乐观的。
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正加紧对付工人，但工人也不示弱。刚才我已向诸位报告，在德国一切发生冲突的地方，士兵都公开表示：“我们不同工人作对。”由于士兵保持中立态度，政府无计可施，只好效仿俄国，纠集志愿团，组建自卫军。这些新编部队的任务是守卫东部边境，说什么要平息波兰人的叛乱，其实，这些波兰人历来遭受资产阶级专政的压迫，至今仍然没有翻身；还说什么要防范布尔什维克红军的进犯。在德国，红军被说成是一群烧杀抢掠的暴徒。德国政府加紧宣传，鼓动士兵反对布尔什维克。
但是在柏林，政府还利用士兵上街对付工人，镇压工人运动。1919年1月，工人在柏林第一次采取行动。政府撤了原警察局长的职，换上一个因过去背叛工人事业而有民愤的多数派社会党人。此人会再次采取残暴手段，这是在无产阶级意料之中的。工人不提任何口号，也未按党（斯巴达克联盟）的任何指示，就于1月19日占领几个印刷厂，《前进报》印刷厂首当其冲，工人早就对它恨之入骨。事情发生后，经过几天的斗争，多数派社会党人在政府指使下首次出动自卫军，企图恢复柏林秩序。自卫军手段之残暴，从以下事实便可一目了然：第一批使者刚刚走出《前进报》社大楼，就被士兵活活砍死七人。自卫军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以后，便到处捕搜斯巴达克联盟成员，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们的优秀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这样落入了刽子手的手中，惨死在街头。有关李卜克内西企图逃遁和卢森堡同志被工人夺走的种种谣传，纯属捏造。目击者已经提供证词，证明白卫军用枪托猛击李卜克内西的头部，打成重伤，然后把他拖进汽车杀害了；罗莎·卢森堡是被他们用枪托打了两下致死的，尸首给运走了。证词已经全文公布，凶手和现场指挥军官已经有名有姓，可是，他们至今仍逍遥法外。政府根本无意把凶手交付审判。
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同样遭遇的斯巴达克联盟其他成员还有许许多多，他们被杀人成性的官兵杀害，尸首被掩埋。俄国的卡尔·拉狄克同志也遭逮捕，被带上沉重的镣铐，关进看守所一间潮湿、阴暗的地下牢房里。你们看到，柏林已陷入一片恐怖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现在，柏林及其他城市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火药和铅弹了。资产阶级惊恐万状，除了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以外，再也无计可施，已经走投无路了。
德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企业纷纷倒闭。工人通过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罢工而增加了工资，但店东业主认为，这样一来，生意无利可图，索性停业。再则，工人不愿从业，这种现象日益普遍。这也难怪，如今工人虽然可以指使业主，但并不甘心替资本家生财赢利，不愿从业的工人日益增多。原料储备有限，原料黑市交易猖獗。凡此种种，导致企业倒闭。我离开柏林时，那里的失业人数已多达26万人。德国经济已处在崩溃的前夜。
交通运输十分糟糕。在德国有人曾对我说：你要是去俄国，那么一路上会大伤脑筋的。同志们！我们入境一直到莫斯科，旅途感受，较之德国有天壤之别。英国人和法国人把我们最好的机车弄走了。从柏林到莱比锡，过去只消两小时，现在往往要9至10小时，以往，特别快车每小时一趟，现在普通客车一天才有一两趟。显然，过去的那套经营方法在交通运输部门也必须改变。
粮食问题日趋严重。食品不但涨价，而且根本弄不到。配给的食品不足以糊口．只好买投机商贩的。工人家庭粮不过夜，人们起来造反。自卫军窥伺时机，企图镇压无产阶级，因此，大规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这一切，尤其是同协约国缔结和约一事，都将证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这一场斗争有指望获得成功。政府一再安慰工人说：除非同协约国签订和约，否则，政府将毫无办法。这是欺人之谈，工人阶级再也不上当受骗了。几个月来，政府喋喋不休地对我们说：你们应当同俄国打仗，以讨好协约国。但是盟邦给了我们什么呢！它们过去什么也没给，今后也不会给。倒是给了几罐炼乳，但售价之高，只有资本家掏得起腰包，工人不敢问津。四年前，谢德曼之流赞扬和鼓励对协约国采取武力政策，如今却对协约国卑躬屈膝，祈求开恩；他们对于签订和约怕得要死。德国政府即谢德曼之流为协约国出谋划策，教它们如何订立城下之盟；有朝一日，英国人及法国人会指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说：是你们教会我们如何订立和约的。和约条件果真要苛刻的话，那么罪魁祸首是协约国代表威尔逊和克列孟梭二人，他们死心塌地充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奴仆，把缔结和约当作一笔交易，以便从中最大限度地渔利。要改变这种局面，决不能靠政府摇尾乞怜，谄媚讨好，而要靠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奋斗不息。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英国和法国无产者的信任，以便同他们一起争取实现世界革命。
这就是共产党的见解。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加入共产党的地方，我们努力通过宣传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可以断言，德国共产党和俄国一样，将继续斗争，并且完全相信：德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并与形形色色的国民议会的愿望相反，与谢德曼之流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愿望相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以为，我这样说，并不是盲目乐观。要做到这一点，德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和别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有感于这种需要，我才愉快地接受了你们的邀请，并且深信，我们将同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并肩战斗，进行世界革命，以期不久的将来也能实现德国革命的目标。
列宁（俄国）：
现在请瑞士代表普拉滕同志发言。
普拉滕（瑞士）：
亲爱的同志们！瑞士是一个小国，运动规模不大。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我不能像其他国家的报告人那样，提出关于斗争情况的内容翔实的报告，不过，也应当说明，为了配合俄国同志，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的生活条件优越些，因而，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与交战国不同。不过，在政治上，瑞士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在党的运动方面，瑞士从一开始就加入齐美尔瓦尔德派。关于党内分裂问题，我只想说明，围绕齐美尔瓦尔德派所展开的一场斗争，迫使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脱离了党，留下来的是一个坚持国际主义的党，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尽管党内发生分裂，但仍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没有被清除出党。这也是为维护统一而采取的必要步骤。
在简要地介绍我们党的发展情况时，我只想说明，为派代表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我们才发现：原来在这个团结的党内不是有两派，而是足足有三派。像施图杰尔、弥勒，格雷列希这样的右派没有被选入代表团；奈恩同志倒被选入了，此人后来向右转了一百八十度，成了右翼分子。后来形成的中派和左翼都派了代表，在代表会议上，这三派代表就各项问题投票表决时，各自为政，互不通气。我本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格里姆投票反对左派，理由是：身为主席，为保持各派之间的联系，他不得不保持中立态度。后来发现，他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更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党内出现的斗争，是左翼联合中派共同进行的。格留特利联盟成员脱离了党，从而决定了党的道路。党急剧地向左转了，如果自我评论的话，那么根据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看，该党理应归入共产国际左派之列，它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当之无愧的。只可惜，我国的国情使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
格里姆同志俄国之行所肩负的使命，对瑞士党的运动产生了政治影响。当我们从电报中得知他在彼得堡的表现时，苏黎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其中主要是左派分子，立即看出，格里姆在共产国际的表现和立场，跟他在瑞士党内一样，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不过，许多同志仍然认为，格里姆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他个人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当时，我主张公开批判他的政策，但是我的主张未被采纳。他回国以后，先是宣扬虚无缥渺的激进观点，但没过多久，他就得出必然的结论。我们同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预计在下次党代表大会上，斗争会更加激烈，因为届时党要最终确定自己的方针。是否会导致分裂，眼下我不妄加评断。
在瑞士，工会运动有着跟德国同样的问题。运动操在一批官僚手中，长此以往，工会运动永无出头之日。物价飞涨，工人朝不保夕，他们不顾中央的意愿，奋起斗争。工会组织被迫出面领导斗争。但瑞士工人很快就看出，只有撇开工会章程，甩开旧工会理事会，在自己推选出来的同志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工人的物质状况才能得到改善。他们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工人委员会，并且仿照俄国革命初期的苏维埃，吸收革命派代表参加。工人委员会决心大权独揽。尽管工会理事会从中百般阻挠，但工人代表大会还是召开了，它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大规模罢工的斗争方法。工人正准备迎接战斗，并且不顾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呼吁，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向瑞士工人提出了宏伟的任务。我指的是工人最近一次的行动，参加的工人超过40万。
中央委员会历来谨小慎微，这一次又把苏黎世作为运动的指导中心。苏黎世举行罢工两天以后，中央委员会为了挽回其每况愈下的威信，才不得不提出总罢工口号，从此，斗争遍及全国。至于工人拿起武器的问题，连想也没想。瑞士无产阶级认为，在这场斗争中用不着拿起武器，只要停止生产，并且坚持到底，就必定成功。斗争持续了四天。到了第五天，中央委员会提出停止罢工的口号，这是工人群众所未料到的。必须指出，这是对工人事业的又一次背叛。中央委员会因为有一批党内官僚混入其中而根本不称职，所以，借口继续罢工会导致一场流血的国内战争而破坏了这场斗争。这一行动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失败导致同盟歇业。斗争失败了。
为对付工人的这场斗争，当局曾出动装备精良的军队约4万人。这对于工人的勇气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于工人进一步认清今后斗争的性质更是极大的促进。在斗争停止后，工人讨论形势时认识到，今后的斗争不能重蹈覆辙，必须浴血奋战。
斗争失败以后，反动势力猖獗一时。我要指出，几乎所有领导同志部被传讯，听候判决。几百名铁路工人因拒绝履行职责，将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是，俄国驻瑞士使团被驱逐出境。必须指出，要驱逐俄国使团的消息刚一传开，工人便怒不可遏。此后，工人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就多种多样了。我们明白表示，我们进行斗争，就因为我们认为当局蓄意对苏维埃政府进行挑衅。俄国使团驻瑞士期间曾通过专门机构大力协助我们获得俄国的消息，以驳斥流言蜚语，因此，我们对于使团被迫回国感到格外难过。
当我们的同志再度聚到一起时，我们把几本新作交出付印，并竭尽全力继续推广有价值的读物。我们向群众普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工人读了这些著作，不仅振奋了革命精神，而且进一步理解了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近来，我们自编宣传材料也扩大了普及规模，宣传方式也多样化了。我们努力通过传单、小册子和集会，启发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向他们阐明运动的目标。我要特别提一提一个小组，虽然我们和它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分歧。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多亏这个小组。如何联合各小组共同开展工作，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只有党立场鲜明，这一点才能做到。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提一下：刊物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决不能放弃。只要确保刊物的内容准确无误，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在工人代表大会之前举行党代表大会，是一个预谋，企图使我们措手不及。我的特殊身分在党代表大会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我身为党的书记，举足轻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右派发起攻势。在中派的支持下，他们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苏黎世改为伯尔尼，企图将苏黎世激进派分子控制的中央委员会交给伯尔尼的同志，对此，我提出了抗议。中央委员会改设伯尔尼，就等于屈从中派的政策。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格里姆同志竟然同意选他进这届中央委员会。格里姆没有当选主席，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前任主席却甘愿由这位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出任主席，甘愿接受他的领导。这位主席走马上任以后，得意扬扬地在议会中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连齐美尔瓦尔德分子也不是。”
这个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能够登上主席宝座，全怪我们的同志。他们挖了我们极左派的墙脚，因而也在群众心目中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中央委员会迁址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因为下届党代表大会罢免了主席，并且证明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拥护极左派的。
关于出席沙文主义分子的伯尔尼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被大会否决了。投票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以伯尔尼国际代表会议实属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的代表会议为理由而提出的关于反对参加会议的议案，以198票对154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大会表示支持俄国党的同志。中派和右派无一例外地投票反对我们，但投票结果，我们仍占多数。这项决议对于社会爱国主义分子选作会议东道国的瑞士，震动很大。
列宁（俄国）：
请俄国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俄国）：
同志们！很抱歉，我现有的大量材料只能向你们介绍一部分。我们能够在俄国本土举行国际代表会议，向同志们介绍有关俄国运动的大量材料，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以侨民身分发言，再也不必在介绍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时只谈一鳞半爪。阿尔伯特同志介绍了德国情况，其中有许许多多和我国过去的情况大同小异。他的报告使我想起克伦斯基年代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即大约1917年8月我们在俄国的亲身经历。
大家知道，我们党是宣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政党。其余所有政党都反对十月革命，由此不难想像，俄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只能在毫无外援（而且要克服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只身挑起斗争的重担。
十月革命前，我们党约有党员1万名。如今，在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俄国国内有党员近50万。也许，这个数量并不可观，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们并不是向所有目前愿意加入我们党的人敞开大门的。当然，在要求入党的人员中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有优秀的青年工人，这样的人我们是乐于接受的。但是，由于我党已经是一个执政党，所以追求个人名利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企图乘机混入党内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党已经坚定、明确地决定，要阻止这种人入党。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布决定，取消几类党员选举出席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权。当然，限制党内选举权的这种做法并不多见，不过我要重复一遍，这种做法受到全党拥护，因为我们希望党坚如磐石，希望每个党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这只是针对50万党员而言，因为现在整个国家机器自上而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党的核心是工人。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占少数。只是近来，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愿意和我们一起在苏维埃机关共事，但他们入党并不那么容易。
我国工人组织的第二种形式是工会。其历史发展情况与德国不同。1904—1905年，工会起了重要的革命作用，现在工会又同我们并肩参加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目前，我国工会拥有会员350万。这是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绝大多数会员拥护我们党的观点，工会的一切决议也都本着我们党的意图作出。工会中只有少数人坚持工会运动应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主张。多数人则认为必须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现在有一种呼声，要求工会国家化，也就是说，工会要正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组成部分，这种呼声还相当高。其实，工会目前所起的作用，同它作为我们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没有两样。关于工资等级，形式上是由人民委员会作出有关决定，然而决定权却掌握在工会手里。其他方面，如工人保险及工人生活的种种问题，也是如此。
工人组织的第三种形式是合作社。我国现有合作社25000个；城市有工人合作社，社员200万人，乡村有乡村合作社，社员10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合作社总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
不过，众所周知，苏维埃是我们的主要组织。其成员即工人和农民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至少可以说，在我们制定我国苏维埃宪法以后，我们看到，一部分中间阶层居民也逐渐有了选举权。以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情况为例。在彼得格勒享有选举权的约有65万人，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数的2/3以上。9/l0以上的居民享有选举权。我想，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我国所有城市，由此可以断言，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享有并行使选举权的共计l亿多人。
苏维埃的全部重任自然都落在普通工人身上。这一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同志们来说，同样重要。当初，有人动辄吓唬我们，就连工人自己也曾经认为，重任在身，怕不能胜任。现在工作中仍免不了经常失误。但是俄国工人阶级，一个世界上绝非最有知识的阶级，已经表明，在夺取政权以后，在有组织的党的领导下，这些繁重任务，它是能够完成的。
一直到最近，我们党仍是一个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党的早期党员来自工厂，党组织也是在工人区诞生的。如今，我们党已是城乡劳动人民群众的政党了。我们深入农村开展工作还为时不久，看来，这项工作不如在城市得力。但是可以说，在农村工作一年来，新生力量被大量地吸收到我们共产党里来了，在农村，所有其他政党都被排挤出去了。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很高，而且越来越高。农村青年，旧军队的士兵、城市工人，其中主要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在农村做了大量的工作。彼得格勒工人尤为突出。过去一年，彼得格勒有28万工人先后奔赴前线和农村。对彼得格勒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不幸，然而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却是福星高照，因为俄国工人的优秀骨干转入农村以后，可以在那里继续从事他们的有益事业。近几个月来，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已经涌向农村。现在，俄国的贫苦农民经历着农村的十月革命，农村是一个源泉，共产主义革命可以从中吸取巨大的力量。
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有幸最先在一个国家里以全国的规模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珍惜这种机会。但是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虽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做。我们党有35种党报。全国出版百余种苏维埃报纸，供农民和士兵阅读，这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今天，我们自己能够在小村镇出版主要由农民自己撰稿的农民报，这足以说明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而这恰恰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我国的报纸发行量极为可观。苏维埃政府中央机关报《消息报》发行40万份。彼得格勒《红色报》发行28万份，仅仅由于纸张短缺，发行量才没有扩大。我们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行15万份，发行量也是可以扩大的。我们兴办了许许多多工人大学和农民大学，它们兴旺发达，为农村输送大批具有文化的人才，他们在那里从事共产主义事业。在大城市，苏维埃成立了大的图书出版社。例如，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社近一年来出版各种小册子和图书l150万册。莫斯科中央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和图书就更多了。在这方面，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是值得大加赞扬的。这个人民委员会还部分地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现在我们党已经要求它自上而下地用共产主义原则指导全部工作。现在，我来公布几个数字；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支出，1917年为3亿卢布，1918年为35亿卢布，1919年上半年已拨款40亿卢布。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何等艰巨。诸位浏览一下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连一些资产阶级权威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现在国外对我国的经济状况议论纷纷。考茨基说俄国搞的是贫困的社会主义。的确，国家十分穷困，我们接收的时候，国家疮痍满目，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现在，日子也很不好过。但是一年来，我们终究取得了成就，经济部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它虽然有待改进，但毕竟有工作效率，而且也差强人意。为满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需要，明年将拨款100亿卢布。任务之艰巨，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
至于住宅问题，的确，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毕竟向前迈出了几大步。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住宅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这是一个我们即使不能立刻根本解决、但至少可以大部加以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核心即工人群众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我们没收了资产阶级的住宅，分给工人；没收了必不可少的家具，分给工人。昔日资产阶级居住的市区，如今那里整条整条的街道已经为我们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的工人住宅区，那里居住着工人党员，居住着工厂的所有工人。
红军情况是一个特殊题目，我不作介绍，留给对军事比较内行的同志，比如托洛茨基同志，来作简单的介绍。
从物质上援助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我们认为也是我们的一项崇高义务。难怪各国资产阶级因此对我们暴跳如雷。我们履行了我们应当履行的义务。支持一切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工人运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义务。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党空前统一。革命初期，一些同志离开了党；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党内争论尤其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如果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就有可能使德国同志在国际上陷入困境。我们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我们唯恐稍有失策而使德国或别国的工人陷入困境。幸而结果并非如此。我们得到了各国工人阶级的谅解，我相信，我们所采取的步骤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阵地。假如我们再次遇到这类问题，比如与协约国缔结和约，那么我认为，我们党将会一致拥护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也会对我们表示理解并给予全力支持。
应当指出，我国工人殷切希望建立国际联系。这种愿望并非自今日始。革命初期，正当孟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时候，阿尔伯·托马和韩德逊等一帮老爷来我国访问，即使对这样的人，当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也照样欢迎。他们一到彼得格勒，我们的工人群众立刻认真接待，其实，他们彼得格勒之行的目的是要同策烈铁里、克伦斯基等一帮老爷进行勾结。现在，我国工人阶级已经认清，他们不过是一些冒牌社会党人。当前国际运动中出现的三个主要派别，就连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一名最普通的工人也能分辨清楚。
关于所谓红色恐怖，我还想谈一点意见。我听我们党的国外朋友说，我们遭到围攻，红色恐怖是一大罪状，就连一些朋友也往往不能在这方面对我们表示谅解。但是，在我们大家经历了德国事件之后，在我们大家确信德国国内战争远比我国的激烈之后，在我们大家经历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事件之后，我认为，我们的那些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对我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完全了解的朋友们终于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拿起锐利武器，实行红色恐怖。一个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如果不偏不倚的话，不会指责我们恐怖手段用得太多了，倒是会责备我们有时太心慈面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有部长都被我们释放，就是一个例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逃往国外，现在跟我们作斗争。科诺瓦洛夫，马克拉科夫，总之，所有现在在巴黎大肆攻击我们的先生们，当初都是曾被我们抓获，又被我们释放的。前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将军过去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他释放了，前不久，他表示愿为我们效劳，就连19l7年7月搜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同志的主谋阿列克辛斯基，也被莫斯科苏维埃释放了，现在莫斯科工作。只要是从全局着眼，你们就不会不承认，我们党采取红色恐怖手段，这是历史的必然。
大家都知道，那些自称社会党的政府曾经反对我们，攻击我们，结果一个个失败了，成了无足轻重的少数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会议主席团）向我们党投降了。我已经向诸位介绍过彼得格勒最近一次选举的结果。在150名苏维埃成员中，有8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五六个右派分子，10来个孟什维克，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或候补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都按照我们党的纲领办事。选举大都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假如有人，比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利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非要选举其他政党党员不可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当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工人当中也确有个别人怀有不满情结，原因是粮食紧张，特别是面包短缺。但是，一到了选举日期和面临信任什么人的问题时，工人阶级的中坚分子，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对我们党表示绝对信任。这足以证明，尽管我们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仍然履行了我们在俄国的义务。研究巴黎公社的全部活动，领会1871年巴黎工人给全世界的启示，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志向，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向自己提出的一项任务。不言而喻，就我们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而言，我们能够完成它，这是我们的法国工人阶级前辈的功劳。同志们！我们也许已经处在转折关头，可以松一口气了。现在有种种把握可以认为，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对我们下手，它无法对我们下手。何以见得？劳合-乔治对各资产阶级政党发表声明，说假如它们知道征服俄国需要多少兵力的话，它们大概就不会那么胆大包天地坚持发动战争了。他私下对他们低声说：没有百万大军不行，也许百万还不够呢！要纠集100万白卫分子，谈何容易，而要策动工人反对我们党，更是难上加难。当初，我们四面受敌，但是俄国共产党人的先头部队意识到，各国大多数工人将和我们同舟共济。今非昔比，目前在各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看来，能够加入共产党，能够走我们所走的路，乃是无尚光荣的事情。
同志们！1871年英勇的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指针。我们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教导我们要热爱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遗训是我们的法宝。致力于实现巴黎公社的遗训，协助国际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崇高事业。
普拉滕提议休会3刻钟。（通过。）
复会以后，列宁请芬兰代表西罗拉同志报告芬兰情况。
西罗拉（芬兰）：
同志们！自从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为了击退白匪的反革命进攻，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芬兰无产阶级奋起英勇抗敌。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缺乏抗击敌人的充分准备，但是他们仍在前线浴血奋战达三个月之久，并且在后方大力组织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芬兰无产阶级的这一次即第一次革命失败了。虽然参加赤卫队的男女工人无比英勇和不怕牺牲，虽然我们的俄国同志给予了极其宝贵的援助，但是他们终究未能顶住由芬兰、瑞典德国和俄国军官指挥的国际白卫军的进攻。4月底，德帝国主义孤注一掷，出动正规军，使白匪阻止革命的优秀有生力量按预定计划向俄国撤退的阴谋得逞。这一群嗜血成性的反革命豺狼的野蛮、残暴的报复行动是有目共睹的。一连数月，刽子手们不停地挥舞屠刀，数以百计的芬兰无产者，不分男女老少，惨遭杀害。跟芬兰无产者一起惨遭杀害的还有数以百计的俄国同志和赤卫队教官。据前不久芬兰报纸报道，遇害者总计在13000人以上，此外，报纸还经常补充报道某某团体被处死的无产者有100—300人，甚至还要多。除此之外，还有在集中营里饿死、病死和被折磨死的15500人。
上述惨绝人寰的事实绝无半点夸张，那些幻想在民主基础上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工人应当引以为戒。我们希望第三国际的同志把芬兰无产阶级的教训所给予人们的启示，向他们本国的工人反复说明。人们由此得出的教训，概括地说来，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尽快地从根本上明确自己的立场，立即同那些已经背叛工人和在关键时刻可能背叛工人的分子及团体决裂。是民主还是专政，这是不能含糊的，必须认清当前的革命形势。无产阶级决不能把主动权让给敌人，要相机主动出击，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构，即国家机器。
长期以来，我们受工人运动“统一”这种思想认识的束缚。革命以后才发觉，分裂是必不可免的。界限十分分明。在芬兰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让旧社会民主党极右翼获得结社和出版的“自由”，这显然是为了麻痹工人。这群叛徒千方百计要断送芬兰无产阶级去年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展以议会制为口号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工人运动。他们已经博得某些小资产阶级人士的同情，而且，在目前和今后的政治选举中无疑也将获得相当数量的选票。然而，那些饱尝饥饿、监禁和磨难之苦，对白色恐怖记忆犹新的群众，由于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俄国实现，而不会听信这帮资产阶级奴仆的说教。芬兰革命无产阶级同目前在伯尔尼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叛徒称兄道弟的谢德曼、布兰亭之流毫无共同之处，芬兰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就连资产阶级报刊也不能不证实，芬兰无产阶级衷心拥护共产党成立。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芬兰共产党于8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由芬兰流亡者宣告成立。说到流亡，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过流亡生活，这非同一般。过去，我们虽然是激进派分子或者说是左倾激进派，但是今天，读了俄国同志的理论著作，尤其是目睹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工作，结合芬兰的革命经验，我们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在我们党致列宁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4]，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观点，阐明了我们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党中央设在彼得格勒，所以，我们从彼得格勒向侨居俄国的芬兰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我们已经在俄国建立了将近25个共产主义组织，出版了40余种小册子，还创办了一种报纸和两种杂志：一种是芬兰文版，另一种是瑞典文版。我们在党、政、经济、文化各方面同俄国同志密切合作。当然，军事训练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军事部门十分重视为红军训练合格的芬兰战士。我们还翻译了近15种军事著作，举办了训练班。
在芬兰国内有许多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它们出书办报，进行政治宣传，其成员以不怕坐牢、不畏拷打、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月底，在有芬兰国内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当前芬兰革命任务的提纲，现将提纲一并附在记录后面。
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同芬兰国内忠于革命的同志并肩战斗。这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对芬兰当前形势的分析所得出的信念。帝国主义的影响，即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小小的芬兰也随处可见。芬兰资产阶级曾经独出心裁地建立了自己的小天地。如今，腐败堕落现象触目皆是，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盛行一时。饿殍日渐增多。国家预算从1亿元猛增到10几亿元，国家增收捐税，债台高筑。行贿成风，文化遭到亵渎。军阀势力应运而生，军官耀武扬威，却毫无真才实学，独裁者身边侍从马弁应有尽有，好不威风。反动势力猖狂至极。亚兰群岛及其他地区操瑞典语的居民主张分立，说明国家已全面崩溃，而沙文主义者却还在那里异想天开，要夺取什么新胜利。当然，除以上种种，也少不了宪兵，自卫军胡作非为，革命者横遭迫害，当局动辄搜查捕人，还搬来中世纪西班牙的残酷刑法，实行严刑拷问，以企图越狱逃跑的莫须有罪名枪杀犯人，等等，不一而足，使社会变得暗无天日。
这种统治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现在只要有一把火，革命形势即可发生突变，而只有国际形势的变化才能点燃这把火。芬兰资产阶级冒险投靠德国而惨遭失败后，必然转向协约国，如今，协约国正期待它的这只新走狗为世界帝国主义扼杀布尔什维主义效犬马之劳。芬兰出兵爱沙尼亚，在国内纠集俄国反革命武装匪帮，就是为协约国效劳的证明，这群匪帮还做好准备，要阻止芬兰实现独立。显然，这种冒险注定要彻底失败。这预示着将有一场斗争，斗争的结局将是建立无产阶级级的专政，而我们的忠诚可靠、英勇不屈的革命前辈——俄国无产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范例。我们寄希望于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相信它们会给予支持。芬兰无产阶级也将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和世界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的精神鼓舞下，奋起战斗。
【附】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5]
1919年1月在彼得堡举行了有芬兰国内代表参加的芬兰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芬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任务的提纲如下：
1．推翻剥削阶级政权，以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为此，必须打垮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解除私有者阶级的武装。
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红军，以保证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捍卫革命成果，防止剥削阶级重新上台。
2．无产阶级接管一切国家政权。
必须打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取消资产阶级官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自治制度，取消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自治制度，由无产阶级自己选举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直接参与行政管理，直接参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自由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只有无产阶级的压追者才能享受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以上是全体工人、红军士兵、被压迫农民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所应具备的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
3．无产阶级应以自己的政权强迫剥削阶级绝对服从革命纪律，履行普遍劳动义务。财主的私有财产应立即没收，生产资料私有制必须彻底废除。
4．凡使资本家不劳而获地占有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其他生产部门，应一律改变为社会主义劳动公社的生产部门。
大型生产企业应由劳动协作社或劳动公社管理，并吸收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代表参加。管理工作应实行集中制原则和计划经济原则。
5.不得以任何方式（不论出卖、典当或其他交易）将耕耘者耕种的土地转交给投机倒把分子或剥削者；懒汉如不自己耕种土地，而靠他人劳动致富，则应没其耕地归全民所有，分给切实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农业工人应加入劳动协作社，由劳动协作社管理大庄园的生产。为管理大庄园的生产，苏维埃政权应当出面建立中央主管部门，并设法为其提供必要的农业机器，配备有经验的领导人。
6．为彻底打破资本的垄断地位，苏维埃政权应立即将所有银行收归国有。
7．商店及其商品储备应予全部没收，并由社会组织产品分配。
8．富裕人家的房产及其全部家具应立即没收，以满足贫苦工人居民的需要。
9．工人苏维埃既是革命立法机关，也是革命权力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成员必须真正符合劳动人民阶层的意志。表决权属于工人、红军士兵和农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不得享有选举权。
10．全国工人苏维埃代表大会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它是处理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和罢免人民委员。
11．选民有权随时召回由他们选举的，但因某种原因而失去他们信任的代表。
12．芬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同其他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同盟。世界上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应建立国际总同盟。
列宁（俄国）：
请挪威代表斯坦格同志发言。
斯坦格（挪威）：
挪威工党是挪威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它联合了国内各个社会主义派别。挪威工党虽然是合法的议会党，但它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1916年至1917年冬，挪威发生粮荒，燃料告急，工人闹革命的劲头很足。党中央和工会及时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就将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对付政府，并声明将立即召集党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但事实上，既没有召集代表大会，也未采取其他强有力的手段，致使工人强烈不满。
1917年至1918年冬，建立了第一批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春，两个苏维埃分别举行了代表大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苏维埃要立即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声明要在全国实行接管。这时，党的各部门和工会就党的立场展开了热烈讨论。党中央及其机关报（维德内斯任编辑）明确表示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一切革命倾向。它们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希望进一步发扬民主。但是，它们的观点遭到党的大多数地方组织的反对。
1918年复活节期间，中央委员会中的革命少数派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一项议案，一是要求宣布党是一个革命党，二是要求说明这个革命党虽然首先采用议会方法，但是衷心拥护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这项议案以159票对126票的多数获得代表大会通过。此外，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因为右翼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所以中央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左翼代表组成。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公开表示拥护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拥护斯巴达克联盟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
由此可见，尽管挪威工党以然是合法的议会党，但它无时不在运用革命的斗争手段。它虽然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战斗机构，却又不反对民主议会制，也不拥护苏维埃宪法。说到苏维埃宪法，目前各报和各工会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以前，工会组织完全受右翼操纵，因此，在1917年秋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所谓“工会反对派”提出的一切重要议案均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但是，自那时以来，工会的思想认识也起了重要变化，因而至1918年，“工人同盟”（矿工、建筑工人等）和“冶金工人同盟”这两大工会便转到左翼一边来了。
德国革命后，挪威工人的革命情绪也高涨起来，从而党内两派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工作了。目前，党中央和工会中央的共同行动纲领是：（1）全力推进社会民主纲领的实施；（2）筹建工人代表苏维埃，但目前暂不建立；（3）立即在军队中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使之成为军队中的宣传机构。
大家看到，要不要彻底放弃民主主义路线，转而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即拥护苏维埃宪法，现在已经成为挪威工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我个人相信，随着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党在这个问题上必将有一个明确的立场。
但是，迄今为止，党中央没有机会亮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我离开克里斯蒂安尼亚[6]来此之前，党中央也并未接到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因此，在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磋商之前，我个人不能对成立新的共产国际发表意见。但是，我将十分高兴地参加共产国际的筹备工作，并愿意向挪威工党报告我们的会议结果。我相信，既然挪威工党已经朝着革命目标迈进，那么今后它也必将为促进国际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列宁（俄国）：
请美国社会党代表雷恩施坦同志发言。
雷恩施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很抱歉，我不能像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些同志那样向你们报告美国运动的近况，因为我离开美国来这里已经将近两年了。我只能概略地向诸位介绍一下美国的现况。尽管如此，但我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迅速向左转，而自从美国参加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在人们心目中，战前的美国既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金融与工业垄断的国家，这完全正确。在这个国家，民主制度较之其他任何国家更成熟、更发达。我相信，要说美国已经完全具备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条件，这并不过分。我举几个事实向诸位说明，为什么在我看来，尽管美国工人运动就整体来说还明显落后，即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还不多，但美国和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充分具备进行世界革命的条件。首先，经威尔逊总统任命、由非社会党人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官方委员会承认如下事实：近几十年来，美国人民急剧贫困化，将近37％的农民即农场主不久前还能自立，如今，土地已丧失净尽，要靠租种田地维持生活；虽然其余2/3的农业人口中将近半数名义上是农场主，但农场所欠银行抵押借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句话，作为中间阶层核心的农场主，其处境近几年来迅速恶化，纷纷破产。据另外一个委员会调查，战前几年，美国有3250万男女和15岁以上的青少年靠救济或工资维持生活，可见美国人民生活下降速度之快。如果加上儿童和老人即“老化"的公民（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中，年过40的人就被视为无用之才），那么诸位可以看到，这3250万以工资为生的人口，竟占全国人口近2/3。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状。但是，就在广大群众日益贫困的同时，资本却在不断集中，资本集中的规模之大，是任何国家也无法比拟的。据一位经济学家统计，战前几年，股票和债券资本（不是指美国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指目前世界上也许是最大的银行——摩根银行而言）就超过5.27亿美元。这还是老摩根尚未进入晚年的时候，即1892年的情况。从那时起，摩根银行的资本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把农、工、商的资本完全集中在它的手里。1912年，摩根银行的资本总额已经不是5.27亿美元，而是260多亿美元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美国既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又是一个金融和工业垄断的国家。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亿万富翁手里，现在，这些亿万富翁既可以让百万工人，不，岂止百万，可以让千万工人就业，也可以让他们挨饿。这些亿万富翁主宰了大批雇佣工人的命运。由以上事实可以断言，就国内社会矛盾来说。美国是整个资本主义统治中的一个火药桶。因此，即使在战前，只要美国国内爆发一次大罢工，发生一次工业危机，或大批工人失业，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局面就不可收拾，这种看法并非盲目乐观。然而，必须着重指出，美国资产阶级相当注重实际而又诡计多端，它为自己设置了可靠的避雷针，具体来说，就是指使龚帕斯来扩充反社会主义的庞大工会组织。我们不应当把龚帕斯看成是美国的谢德曼。固然，谢德曼是一个社会爱国主义者，但他不是真正的社会党人，虽然他过去也做了几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龚帕斯倒不如说是美国的祖巴托夫，他一贯坚决与社会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目标为敌，尽管如此，但他现在仍然是美国劳联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的代表，而美国劳联是仰赖劳资合作，瓦解工人阶级力量，阻止工人阶级同美国资本主义作有效斗争的。
另一个对无产阶级起麻醉剂作用的所谓避雷针是，美国社会党最有影响的领袖推行机会主义，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领袖一样，生怕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脱离机会主义轨道，转而以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几十年来，这两个因素阻碍了美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有效的革命斗争。
好在今天我们可以依据事实，依据社会主义运动及整个工人运动内部最近的发展情况，满怀信心地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两根避雷针已渐渐地失灵了，而且愈来愈不灵了。纵然那些为资本家和教会所控制的反社会主义工会领导人煞费苦心，但近几年来美国工会内部仍然动荡不定。这种动荡和向左转早在1916年就已有苗头了。美国四大铁路员工（司机、司炉、列车长和列车员）组织决定联名提出铁路员工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而在此之前，它们各自分立，从不愿意采取一致的行动。这四大组织态度十分坚决，断然拒绝用调解手段解决这场纠纷。它们坚决表示，除非立即满足要求，否则就要停止铁路运输。政府无奈，只得优先处理此事，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上上下下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研究对策，防止工人罢工。在四大铁路工会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立即颁布铁路员工八小时工作制法。但是人们也看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套政府机构设置得何等巧妙。八小时工作制法虽然颁布了，但是还要由美国最高法院就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最高法院裁决这项法律符合宪法，但又补充说明，今后，铁路工人无权罢工，无权阻碍列车运行。这就剥夺了铁路工人罢工的权利。这个事例说明，在一切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不仅徒有其名，而且直接危害工人的利益。此外，这四大铁路工人组织一改过去“温良恭俭让”的作风，毅然采取坚决斗争的方法，这也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保守的工会内部也有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他们在斗争中逐步学会了运用革命武器。但是，还必须从政治角度和工会角度对工人运动切实加以改组。美国政府把国家拖入战火之中，这对改组工人运动起了促进作用。美国革命社会党人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这的确是一种新气像。美国一经宣战，人们就立刻看出，战争不得人心，群众毫无热情可言。当然，资本主义报刊千方百计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但是从产业无产阶级（少数人除外）身上丝毫也感觉不到对战争的热情。由于战争日益不得人心，社会党和工会的许多原来深孚众望的机会主义领袖也随之威信扫地。近18～20个月以来，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已经明显地向左转了。号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在几年以前还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并往往听命于无政府主义者，现在也变得明智起来，不再死心塌地信奉无政府主义了。它们坚决反战，坚决反军国主义，坚决反社会爱国主义，坚决反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三年以前几乎完全由社会爱国主义或纯粹议会派领袖控制的美国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向左转的变化。1917年在圣路易举行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期间。这个党第一次有了真正革命的要求，而且，革命要求之强烈，竟使得许多原来的领袖被赶下台的被赶下台，受孤立的受孤立，威信一落千丈。希尔奎特一类的领袖为维护自己的威信，不得不唱起革命高调。他们随机应变，见风转舵，足见其老奸巨滑。其他许多人没有照此办理，结果一败涂地。党的一大批好样的基层领导人甚至在战争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英勇、刚强，所以直到最近，党的革命立场仍然保持不变。党内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了派系。美国有名望的宣传家德布兹，在美国社会党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至于社会工党，它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在纲领和策略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从目前美国工会组织及政治团体的情况看，人们有理由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必将发生变化，社会党的各种革命分子终将联台起来，共同反对那些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甘当所谓避雷针的分子。人们可以相信，到那时，只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钟声一响，美国无产阶级就将走上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坚信，在这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美国无产阶级必将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资本在反对中欧各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勿庸置疑，俄国革命曾对广大美国无产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威望，在迅速觉醒的美国群众心目中与日俱增。因此，我可以断言，目前美国无产阶级也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大家看到，几个月来，威尔逊的调子变了，对俄国革命及俄国政府的态度变了，这无疑是下面即正在觉醒的广大美国无产者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大家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步骤，必将为创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和苏维埃国际奠定基础。毫无疑问，它的建立不仅会受到我党党员的拥护和一致赞许，而且我们大家也会受到千百万群众的热烈称赞。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望，不久，美国大多数无产者也将在我们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进行战斗。
列宁（俄国）：
请匈牙利共产党代表鲁德尼扬斯基同志发言。
鲁德尼扬斯基（匈牙利）：
由于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在途中被扣留，不能出席代表大会，因而，关于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便由我们党设在这里的执行部根据2月15日以前从国内收到的消息写成。
11月底，由一批从俄国回去的共产党人即极左分子和一小批左倾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匈牙利共产党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人最早依靠的群众是冶金工人。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国内总的形势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利。
11月16日，匈牙利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政权实际仍掌握在当年由约瑟夫大公建立起来的政府手中。所不同的只是国务总理卡罗伊伯爵及其追随者自称他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并受国民会议管辖。国民会议的职权就是从前议会所行使的职权，其成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激进派分子及社会民主党人。国民会议预定行使职权直到有立法权的国民大会选出时为止。
不过，在共和国刚刚成立几个星期以后，人们就立刻预见到今后革命的发展趋势。农民盼望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分给他们土地；无产阶级希望摆脱剥削，广大士兵纷纷逃离日趋瓦解的军队，返回家乡，要求就业和给予照顾。政府满足不了以上种种要求，致使群众益发不满。
恰在这时，从俄国回去的共产党人立即行动起来。最初，社会民主党不把共产主义运动放在眼里，但是没过多久，它就看出群众不是跟着入阁的社会党人跑，而是拥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很快就取得成就，但是在刚刚取得几项成就以后，社会民主党便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
共产党人反复向无产阶级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联合，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变革，共产党人还天天强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只能维护私有制，只能对抗工人群众的利益，而社会民主党则一口咬定说，一旦共产党人在匈牙利站稳脚跟，匈牙利无产阶级的统一就将完蛋。社会民主党的论据只此一端。这种反宣传尽管收效不大，却也为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工会组织的默许下残酷地迫害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方便。
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工人群众中成效最大。在许多工厂，工人上下一起投身到运动中来。在士兵，主要是特种兵当中，共产主义思想也十分活跃。
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民当中的发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那里的共产主义组织完全是贫农自动建立起来的。在社会民主党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农民，主要是被俄国俘获遣返回去的农民，纷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并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效力。类似的现象在苏维埃也有。不过，总的来看，匈牙利的苏维埃运动还开展得不力。城市无产阶级受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双重影响，因此，一小部分原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现在几乎完全为社会民主党所控制，共产党人只能将这些组织作为战场。
至于士兵代表苏维埃，就不存在这种斗争，因为共产党人已经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居多数。农民代表苏维埃虽然不很强，数量也不多，但完全由共产党人掌握。
由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由于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我们现在可以预言，共产主义也必将在匈牙利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列宁（俄国）：
请瑞士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卡谢尔同志发言。
卡谢尔（瑞士）：
同志们！在瑞士，除了社会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外，也有共产主义运动，其规模虽然不大，但目标明确。
瑞士共产主义运动是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产生而产生的，并受到他们的栽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思想也在我们瑞士传播开来。
我们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学习，收获是什么呢？收获就是：认识到必须采取群众性行动，而且，这种群众性行动不是要等将来采取，而是必须立即就采取。我必须承认，当时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十分明确的原则和明确的纲领。我们自己曾设想制定一部明确的共产主义纲领，但一来没有时间，二来没有文献可资参考，我们本身也缺乏政治传统。1917年，伊奇内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瑞士创办了《呼声报》，对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向工人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纲领。1917年夏，赫尔佐格同志成立了士兵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向军队的士兵宣传社会主义，为日后开展革命运动做准备。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普拉滕同志则极力利用这个士兵组织来首先改善士兵生活，对此，共产党人进行了抵制。士兵组织保持了它的真正革命性，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十月革命的时候，瑞士共产党人曾公开上街采取行动。俄国苏维埃政府后来所实施的纲领，其大部分要点，我们的传单都谈到了；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我们就向群众提出在瑞士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想必同志们已经从报上获悉，我们发动这场运动，其结局十分不妙。枪声两天持续不断，在自由的瑞士出现了在俄国只有1905年才出现过的那种场面。反动派用机枪扫射。枪声过后，反动当局又是戒严，又是大肆搜捕，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不断改换名称出版的报纸也被查封了。
这一次，共产党人的收获是，瑞士工人阶级忿于物价飞涨和因不满现实，走投无路，在俄国革命运动熏陶、鼓舞下，表示完全支持俄国革命。只是还缺乏一个明确的纲领。共产主义运动吸取这一次教训，改变了方针。我们认识到，夺取政权才是目标。但是，瑞士工人阶级不满足于这种总的提法，希望提出明确的口号，他们历来讲求实际，总想知道斗争的目的是什么。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八小时工作制，其次是物价昂贵，他们对待遇也非常不满。于是我们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征集食品，二是在工人阶级监督下不是按财产而是按需要进行食品分配。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口号相当激进，最容易为瑞士工人所接受，并且也和过去的口号确有不同。这两项口号特别是第二个口号，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实现这两个口号，就等于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这项积极的工作在1918年也未曾间断。这时，工会也开始同情共产党人。瑞士工会和别国工会并无任何区别。一些彼此要好的共产党员在冶金工会内部建立了党小组；党小组行动纲领的要点就是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1918年夏，在奥尔滕举行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士兵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全国13个州有26名代表出席大会。召开代表大会的原因是，当时普遍有一种呼声，主张坚决退出社会党，另立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暂时留在党内，充当党内反对派。党内两派领袖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大。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任务和过去一样，就是要全力以赴，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我们加倍努力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以此抵制在工人当中普遍出现的另外一种倾向，即鼓吹党和工会联合，受联合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口号是党的左翼炮制出来的。在奥尔滕搞的这个委员会必然要惨败，这是在我们意科之中的，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极力加以反对。大部分工人跟着我们走。同时，我们还向工人说明，议会制早已过时，不要再对这个资产阶级机构存任何幻想。
党报将我们拒之门外，《民权报》就连我们的开会通知书也拒绝刊登。我们只好手写，并亲自到工厂分发开会通知。士兵组织也横遭迫害。密探跟踪监视，我们只得转入地下。
在各党小组内，要求脱离社会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两党分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那是1918年10月。苏黎世银行行员罢工结束以后。苏黎世工人曾为声援银行行员而团结一致地举行了罢工。工人罢工的目的不仅在于对几个银行家施加压力（其实这几个银行家并不是不肯，而是没有来得及以书面答应工人的要求），而且还在于自发地缓和几个月以来因准备在全州举行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口号的总罢工而在苏黎世一直存在的紧张气氛。苏黎世工会和工人罢工领导人普拉滕同志及金同志则不然，他们趁机要拉银行行员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没有成功，银行行员没有参加总罢工）。
工人群情激昂，一致拥护赫尔佐格同志关于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口号下坚持罢工的动议，但是，由于临时召开的代表会议和工会坚决反对，罢工于次日使停止了。《呼声报》领导人因擅自行动而受到公开谴责，赫尔佐格等同志被开除出党，各党小组也受到严厉的申斥。
社会党各级组织所采取的这种立场表明，继续与他们共事经已经不可能。于是举行了有广泛代表参加的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不久，当局便大肆搜捕，组织完全遭到破坏。共产党只好转入地下，并由此而引起了总罢工。罢工的第二天，我们就预料到罢工的结局。罢工领导人竟然要求工人“保持绝对镇静”，他们不敢游行，害怕集会，致使资产阶级得以严密部署警察，安然度过罢工难关。纯属经济性质的罢工绝难奏效，工人只有采取革命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但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党本身，都把采取革命行动视为畏途。奥尔滕委员会的叛卖行为是这场运动整个发展过程的必然结局。和以往大多数情形一样，这次运动不是由群众自己掌握，而是由少数几个领袖一手操纵的，对这些领袖来说，短暂的“和平”总罢工不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安全阀，如此而已。
群众得知罢工领导人的叛卖行为（叛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出人意料地暴露出来了），便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我们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共产党人有理。”可见，群众已经认识到，由于他们一味信赖几个人，没有利用工人代表苏维埃亲自领导罢工，以致酿成这种结局。在这次罢工以后，冶金工人代表率先建立了苏维埃。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人不甘落后，不久，苏黎世工人代表苏维埃便宣告成立，但因为有警察严密监视，所以，它一时还不能公开活动。
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政府出动了大批军队，借口是防范共产党人随时举行武装暴动。总之，共产党成了替罪羊，难怪共产党人受迫害最深，最烈。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工人代表大会上，办事审慎的领袖又一次给受压制的工人以机会，让他们发泄心中的不满。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求；撤销奥尔滕委员会，撤销所有委员会，立即在全国举行工人代表苏维埃选举；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在总罢工期间，士兵组织已建立起士兵代表苏维埃）；武装工人，而首先是在近期内举行革命武装总罢工，罢工口号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监督分配的制度。此外，我们还要求改变农民政策。我们的口号和要求得到工人的拥护。数万份宣言散发一空，工人对宣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资产阶级报刊暴跳如雷，连篇累牍地攻击宣言，幸存的少数同志也以叛国罪被逮捕，当局增派了军队。只有党报和党的最高机关继续推行不闻不问的政策，对于紧迫的问题，避而不谈。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共产主义纲领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冶金工人共产主义小组向大会提出了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议案。但是，在左翼（普拉滕同志和吕格同志）提出的关于选举新委员会的议案被否决之后，冶金工人的提案就根本没有提交大会表决。后来，在为专门研究冶金工人提案一事而举行的冶金工人代表大会上，该小组因主张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受到申斥，说它闹分立；代表大会还警告苏维埃代表说，如有“违背会章”的行为，定将开除工会会籍。
争取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着，同时，我们为武装士兵和工人，也做了许多工作。
最后，还有必要就我们对党内左派的态度简单地说几句。关于武装工人与士兵的问题，以及反对议会制的问题，左派同志的看法最近已经变了，开始赞成我们的观点。俄国党的共产主义纲领在理论上受到左派的一致推崇，左派同志在报刊和口头上都极力维护布尔什维克及其政策。左派同我们的关系与全党同我们的联系一样。但从目前他们向左转的变化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派终将退出原来的党，走上在瑞士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政策的道路。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和现在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斗争，建立起坚强有力的瑞士共产党。
阿尔伯特提议听取关于俄国共产党，特别是关于红军的补充报告。（一致赞同。）
托洛茨基（俄国）：
阿尔伯特同志说，红军问题在德国已经成为人们挂在嘴边上的话题，我听这意思是说，我国红军就要入侵东普鲁士了，害得艾伯特先生和谢德曼先生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关于这一点，阿尔伯特同志可以转告德国当今执政者，请他们放心。入侵与否，目前无暇顾及，这究竟是福是祸，见解自然各有不同。至于我国遭到进攻的危险，至少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处境比当初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要好上千百倍。这无须赘述。当时，无论在建设红军方面，无论在建设整个苏维埃政府方面，我们都还处在幼年时期。红军当时叫做赤卫队，现在，这个名称早就不用了。第一批游击队，临时组建的革命工人队伍，最初都叫赤卫队，队员们出于高度革命热情，把无产阶级革命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推向全国。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赤卫队首次同德国正规军交战时为止。这次交战明显地暴露出这些临时组建的队伍虽然可以打败俄国反革命势力，却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军队，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保卫革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从此，工人群众对军队另眼相看，建军的老一套办法也随之废除了。迫于形势，我们着手建设一支组织严密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军队。我们的纲领本来有“民警部队”的提法。然而，在一个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民警部队”的提法不能成立，那是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这是因为：军队和政权性质历来是密切相关的。老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队是战争工具，因而军队必须与政治相适应。既然政府是无产阶级政府，那么军队就其社会成分而言，也必须是无产阶级军队。
因此，我们实行了入伍资格审查制度。自去年5月份起，我们把志愿军和赤卫队一律改编为义务兵役制的军队，但入伍者仅限于无产者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
我们说，“民警部队”这种体制不合俄国国情，其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在昔日的沙皇帝国里至今还保存着几支敌对阶级的军队。在顿河一带甚至还有保皇军队，为首的是哥萨克军官，下属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哥萨克富翁。其次，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有立宪会议派军队。这支军队也美其名曰“民军”，不过，这支军队很快就瓦解了。立宪会议的老爷们落得两手空空，万般无奈，只好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让给“民主派”，自己则投奔我们苏维埃政府了。高尔察克上将不客气地逮捕了立宪会议政府成员，军队也随之变成保皇军队。由此可见，在发生国内战争的国家里，建设军队的原则只能是阶级原则。我们照此办理，结果成功了。
指挥人员问题确是一个难办的问题。我们当然优先从工人和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农民当中培养军官。我们从一开始就着手这项工作，大家在这里，即在这幢楼门口就可以看见不少红军“准尉”，他们不久将以红军军官身分跨入苏维埃军队行列。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我不想说出具体数字，因为军事秘密永远是军事秘密。再说一遍，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但是我们不能坐等年轻的红军准尉慢慢成长为红军将领，敌人不给我们这种喘息的机会。我们还不得不求助于旧军队的指挥人员，从这支后备力量中选拔许多确有真才实学的人，这项工作也取得了成功。当然，我们物色军官，绝不是挑选那些过去耀武扬威的宫廷侍卫，而是选择那些朴实，有才干的人，现在他们协助我们对付那一帮旧军官。我们红军指挥人员的来源是：一，旧军官团中的优秀与正直分子，并为他们配备精干的共产党员作政治委员；二，士兵、工人和农民当中的优秀分子，让他们担任下级指挥人员。
苏维埃共和国在俄国诞生以来，就被迫进行战争直到现在。我们的战线长达8000公里以上，南，北、东，西四面都有武装敌人向我们进犯，我们只有奋起自卫。不错，考茨基甚至指责我们发展了军国主义。但我认为，既然要保住工人政权，我们就只有认真地进行自卫。要自卫，就必须教会工人使用他们亲手制造的武器。我们是从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武装工人入手的。如果这也算作军国主义，那就是我们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军国主义，我们决不放弃它。
去年8月，我们的处境极端艰难。在我们周围不仅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而且这个包围圈愈缩愈小，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从那时起，我们奋力将包围圈向外张，越张越大，六个月来，红军为苏维埃共和国夺取了至少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有人口大约4200万、16个省份，16个省会。这16个省会的工人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今天，你们如果在地图上从莫斯科往任何一个方向划一条直线的话，就可以发现，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各个战场上都有俄国农民和俄国工人紧握手中枪，守卫着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作为这支军队真正核心的工人党员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军，而且也是第三国际的红军。此时此地，我们能够盛情接待这次共产主义代表会议代表，并以此报答西欧各兄弟组织多年来的周到接待，这也多亏红军作出努力和牺牲。红军吸收了工人出身的优秀党员，他们有的充当普通士兵，有的担任军官或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我党和苏维埃政权派驻军队的直接代表，他们遍布各团，各师，把握政治方向，进行思想教育，以身作则教导红军土兵如何为社会主义奋斗以至牺牲。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我们已经在斗争中失去了成百上千个优秀社会主义工人。我认为，他们牺牲，不仅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也是为了第三国际。
此时此刻，我们毫无入侵东普鲁士的野心，相反地，如果艾伯特先生和谢德曼先生不来打扰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旦时机到来，我们的西欧兄弟向我们求援，我们就回答他们说：“我们来了，我们不失时机地学会了运用武器，我们为世界革命而奋斗和牺牲，在所不辞！”
鲁特格尔斯借托洛茨基同志最后一席话，介绍了美国工人听了赞扬俄国红军的宣传之后所表露出来的兴奋心情。当时在各地宣传集会上，妇女们当场捐献了自己的首饰戒指，以表示对红军的支持。
列宁（俄国）：
请荷兰共产党代表鲁特格尔斯同志作报告。
鲁特格尔斯（荷兰）：
在介绍荷兰的情况时，必须指出：早在十几年以前，在荷兰，第二国际同第三国际新主张之间就已经发生过形式上的决裂。
荷兰革命运动产生于俄国革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05年浴血奋战时期。那时，我们创办了党报《论坛报》，并因为在《论坛报》上进行宣传而被开除出原来的社会民主工党。好一个“出版自由”！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同俄国同志保持密切的接触。那时，我们就盼望俄国的斗争方法克服障碍，经俄国传入西欧。柏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增强了我们的这种信心，但是，有一群党阀在考茨基的指挥下极力诋毁群众运动策略，致使这种策略完全变成防御性的策略。形势逆转了，不是朝着革命，而是朝着世界大战方向发展。显然，德国反动势力的胜利也对荷兰产生了影响。
固然，年轻的党（当时叫社会民主党，现在叫共产党）尽管避免犯方向性的错误，但还不可能掀起以党为中心的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不过，荷兰革命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和共产党今后的策略。《论坛报》向读者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文章和言论。至于荷兰的罗兰-霍尔斯特、哥尔特、潘涅库克、万·拉维斯泰因、怀恩科普等同志，他们都是许多俄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了。
在国内，荷兰年轻的革命党不得不同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甚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硬把党的主席怀恩科普赶出会场。码头工人当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出来保护我们，并派了几条身高6英尺的大汉子为我们保镖。
在思想上，我们同荷兰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关系较密切，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党就同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组及工团主义分子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要求复员军队，并抗议政府推行掠夺性的粮食政策。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提高了，因而当群众迫于饥饿和贫困而奋起斗争时，我们党就能够把群众斗争引导到革命轨道上来。
大家知道，在荷兰曾多次举行反饥饿反贫困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且示威群众在和军队发生冲突时均有伤亡。妇女为纪念俄国革命一周年而举行的游行被警察驱散了，罗兰-霍尔斯特同志还受了伤。
德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在荷兰举行了示威成游行，每次游行都有人伤亡。当时，资产阶级已经魂不附体，在公共建筑物周围垒起沙袋，到了夜晚，军队枕戈以待。起初以为，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也拥护我们的主张，但社会主义叛徒匆匆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竟然认为，各项改良用和平手段照样可以实施。革命运动也就一度停顿下来。
然而当时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军队拒绝向工人开枪，军队也未必就忠于资本家。于是，共产党就在各种部队里建立了秘密的士兵代表苏维埃。
不过，目前荷兰处境艰难，它已完全变成英国的附庸。荷兰资产阶级为进一步掠夺殖民地，原先依靠德国。但自从德国丧失帝国主义国家地位以后，荷兰资本家就只有指靠英国，即向英国暗送秋波，好让约翰·布尔反过来求助于荷兰资本家，请他们去掠夺殖民地，并从中分到一份好处。至于大部分好处，今后当然要归英国资本家所有。令人担心的是，荷兰资本家为保住自己的一份好处而甘当马前卒。由此看来，荷兰必将进入反动黑暗的统治时期。芬兰和波兰曾受别国唆使而反对俄国无产阶级，荷兰也一样，它将受别人指使而反对东方无产者。再者，今后它要处处依附英国和协约国，因而有朝一日，难免要成为进攻革命德国的一个跳板。
荷兰无产阶级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共产党对于今后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亟需国际援助，我们衷心拥护首届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各革命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我们最生动的宣传资料。因此，我们首先要保持国际上的联系。
同时，我们迫切希望这次代表会议就斗争方式问题作出具体决定，因为我们要同殖民地黑色和黄色人种的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我们在殖民地的任务也十分艰巨，需要大量人力，只有群策群力，才有希望在目前取得胜利。
列宁（俄国）：
还有其他补充意见吗？
普拉滕（瑞士）：
我提一项建议：以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名义向红军发致敬电。这将证明我们即使在会议期间也念念不忘红军的丰功伟绩。（与会者热烈拥护）
季诺维也夫（俄国）：
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否向报界透露有关会议的消息。部分同志议论过这个问题，认为会议暂不公开，因而不向报界或某些同志个人透露任何有关的消息而让主席团相机公布会议结果。
列宁（俄国）：
刚才接到消息说，拉柯夫斯基同志及瑞典代表正在途中。现在须要作出决定，明天的会议几点钟举行。哪一位有建议？有人建议下午5时。不过，斯坦格同志下午7时就要退席。还有其他建议吗？有人建议中午12时。
克林格尔建议会议下午5时开始，理由是还有其他同志要出席，同时安排上也有困难，因为主席团需要作准备。至于挪威同志要动身回国，那只是两三个小时之差。5点开会最为适宜，这对秘书处尤其合适。
列宁（俄国）：
必须说明，拉柯夫斯基同志只逗留一天。因此，明天中午12时开会最为妥当。
托洛茨基（俄国）：
我认为，现在不必把时间定下来，授权主席团根据情况确定开会时间。（建议被通过）
（午夜12时闭会）
[1]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StewardsCommittees）即厂工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他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编者注
[2]列宁读的那份报纸可能有不确之处。那里说的大概不是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而是车间代表委员会。1919年3月3日，英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约·法因贝格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在一些工业地区成立了有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地方工人委员会，如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伦敦工人委员会、设菲尔德工人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成为各地的组织中心和相应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有一个时期，企业主和政府根本不想承认车间代表委员会，但他们终于不得不同这些‘非官方’的委员会举行谈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承认伯明翰委员会为经济组织，这就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已成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已经成为类似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的组织。”——编者注
[3]指斯巴达克联盟。——译者注。
[4]1918年9月3日以芬兰共产党成立大会名义写给列宁的公开信，发表在《芬兰革命》（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0年版）论文集上。——编者注
[5]在俄文版中，这个文件编辑在《附录》中，原文载于库西宁《芬兰革命（自我批评）》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61—64页。——译者注
[6]现称奥斯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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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代表会议问题的预备会议（1919年3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讨论代表会议问题的预备会议
（1919年3月1日）
代表会议定于3月2日（星期日）下午5时开幕。
代表会议只是制定行动纲领，选举执行局，号召实行联合，形式上不作为第三国际成立大会。
会议名称：定名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会议暂不公开，何时公开，另行决定。
在提交大会的会议参加者名单上排列第15、16，17，22者合成一组，取名“俄国东部各民族联合小组”，有1票。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有3票（表决权）。
鲁特格尔斯如能出席会议，则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有3票，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有2票。现暂定社会主义工人党有5票。
巴尔干革命联盟代替罗马尼亚共产党。
日程：
1．大会组织工作。
2．听取报告。
3．提出并讨论行动纲领，由阿尔伯特作有关报告，由布哈林作补充说明。
4．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建立由列宁、雷恩施坦和一位芬兰人组成的委员会。列宁作报告。
5．选举执行局。进行“其他事项”（阿尔伯特、普拉滕和一名芬兰人）。
6．对各社会主义政党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普拉滕、季诺维也夫）。
7．协约国政策和国际形势。奥博连斯基作报告。建立有阿尔伯特参加的委员会。
8．其他事项：关于波兰战俘和白色恐怖。建立由阿尔伯特、雷恩施坦和一名芬兰人组成的委员会。
9．宣言（？），由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普拉滕作有关报告。
大会正式语言：德语，亦可使用俄语。
列宁致开幕词。
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阿尔伯特，契切林、鲁德尼扬斯基、斯坦奇。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
[1]苏联解体前称为“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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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1919年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
（1919年1月24日）
（一）目标和策略
（二）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态度
（三）组织问题及党的名称
亲爱的同志们！
下面署名的各党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当务之急。在大战和革命期间，人们终于看清，不仅旧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都已彻底破产，不仅旧的社会民主党骑墙派（所谓“中派”）不能采取积极的革命行动，而且一个真正革命的国际已具有清晰的轮廓。由于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不断提出新课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联盟”这一伪善旗帜下勾结起来，反对世界革命，使世界革命有被扼杀的危险，由于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企图联台起来，彼此“释怨”，甘当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帮凶，再度欺骗工人阶级，以及由于革命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和整个革命运动已经国际化，所以，我们责无旁贷地倡议将讨论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一）目标和策略
我们根据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和俄共（布）纲领，在此提出一项行动纲领，并且认为其中所包含的论点必须成为新国际的基本理论。这些论点是：
1．当今时代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瓦解和崩溃的时代。如果不消灭资本主义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整个欧洲文明亦将随着资本主义体系而崩溃。
2．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立即夺取国家政权。夺取国家政权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
3．新的政权机构应当体现工人阶级（有的地方则是农村半无产阶级即贫农）的专政，也就是说，它始终应当成为镇压和剥夺剥削阶级的工具。不要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那是金融寡头政治统治的伪善形式）和纯粹形式上的平等，而要使劳动群众享有自由的无产阶级民主，不要议会制，而要劳动群众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机关来实行自治，不要资本主义官僚机构，而要劳动群众自己建立的、使群众可以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管理机关（这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类型）。它的具体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或类似机关的政权。
4．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成为立即剥夺资本、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将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杠杆。将大工业及其组织中心即银行公有化（公有化就是变私有制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所有权受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管理机关的支配）；没收地主土地，将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公有化，国家对大商业实行垄断；将城市和大庄园中的大型房屋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管理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集中掌管经济职能——这些都是当前的重大课题。
5．为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防范内外敌人，支援别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等等，必须彻底解除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武装，并把全体无产阶级武装起来。
6．当前的世界形势要求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互相建立尽可能密切的联系，要求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彼此实行大联合。
7．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无产阶级采取群众性的行动，直至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二）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态度
8．旧的“国际”已经分裂为三个主要派别：第一是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始终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并把工人阶级变为扼杀国际革命的刽子手；第二是“中派”，他们在理论上以考茨基为领袖，这是一个由毫无任何明确路线．一贯动摇不定，有时简直是变节投降的分子组成的派别；第三就是革命左派。
9．社会爱国主义者一到紧要关头就明火执仗地反对无产阶级，跟这种人只有作无情的斗争。对待“中派”的策略是，应将其中坚决革命的分子分化出来，而对其领袖则应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组织上同中派分子划清界限是完全必要的。
10．相反地，同工人革命运动中那些过去虽然没有加入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彻底拥护苏维埃政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人，首先是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分子，则必须实行联合。
11．最后，有些无产阶级团体和组织尽管未公开靠拢革命左派，但是正在朝此方向发展，这样的团体和组织我们必须善于发现。
12．我们具体建议下列政党，团体和派别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凡彻底拥护第三国际原则的政党，都可以取得第三国际正式成员的资格）：
（1）斯巴达克联盟（德国），（2）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3）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4）匈牙利共产党，（5）波兰共产党，（6）芬兰共产党，（7）爱沙尼亚共产党，（8）拉脱维亚共产党，（9）立陶宛共产党，（10）白俄罗斯共产党，（11）乌克兰共产党，（12）捷克社会民主党革命派，（13）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14）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15）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左翼，（16）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7）挪威社会民主党，（18）丹麦“阶级斗争派”，（19）荷兰共产党，（20）比利时工人党革命派，（2l，22）法国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中基本支持洛里欧同志的派别和组织，（23）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24）意大利社会党，（25）西班牙社会党左派，（26）葡萄牙社会党左派，（27）英国社会党（特别是马克林同志所代表的一派），（28）（英格兰）社会主义工党，（29）（英格兰）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0）不列颠产业工人组织，（31）（英格兰）工厂工长运动革命派，（32）爱尔兰工人组织中的革命派，（3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34）美国社会党左派（特别是德布兹所代表的一派和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所代表的一派），（35）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36）（澳大利亚）世界产业工人协会，（37）（美国）国际产业工人同盟，（38）东京及横滨社会主义团体（以片山潜同志为代表），（39）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以明岑贝尔格同志为代表）。
（三）组织问题及党的名称
13．第三国际组织基础业已具备，这就是遍布欧洲各地的思想和目标一致的团体和组织，它们都有共同的行动纲领，并运用大体相同的策略。这里首先指的是德国的斯巴达克派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
14．代表大会应以选举方式建立一个战斗总部即共产国际的中心，以保持经常的联系和对运动实行有计划的领导，使各国的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至于总部的具体组织形式，以及代表权等，则由代表大会决定。
15．代表大会应定名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各个党则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为，“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由于社会民主党“国际”已经可耻地破产，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必须划清界限。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构成伟大运动的基本核心的党大都采用了共产党这一名称。鉴于上述各点，我们建议各兄弟党和组织，把讨论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致以同志的敬礼！
（1）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列宁，托洛茨基）
（2）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国外局
（卡尔斯基）
（3）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局
（鲁德尼扬斯基）
（4）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国外局
（杜达）
（5）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罗津）
（6）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西罗拉）
（7）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
（拉柯夫斯基）
（8）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
（雷恩施坦）
载于1919年1月24日《真理报》第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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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1918年1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
（1918年12月24日）
英国工党通过阿·韩德逊向布兰亭提出建议，于1月6日在洛桑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这项建议是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但是枉然。第二国际于1914年8月初事实上就已不复存在了，当时，几乎所有社会党的多数派代表都站到帝国主义政府一边了。为恢复第二国际而开展的宣传，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几乎在各国从未间断。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来自运动中的动摇不定分子，他们虽然未公开走上社会帝国主义道路，但也从未认识到必须成立革命的第三国际，以对抗合法政党的多数派，因为合法政党的多数派已变成帝国主义寡头政治左右工人阶级的工具。动摇分子企图把工人运动恢复到战前的状况，而这是违背合法政党的多数派所奉行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多数派生怕恢复国际，将使工人阶级不再顺从政府的战争政策。为对付这种企图，死心塌地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改变了原国际各国支部国际代表的人员构成。协约国各国支部最近几次所谓部际代表会议，就是在人员变动的基础上进行的。英国社会党的直接代表权被取消了，而由政治见解各异的分子即所谓“工党”作代表。意大利的新代表是过去未曾加入国际的改良主义者，而意大利社会党却设有一个代表参加。美国代表是龚帕斯，他代表工会，然而大多数工会却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死心塌地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在各国支部代表变动的基础上，召开国际代表会议，而且，德国的假社会主义反革命机关报《前进报》为成立黄色国际的主张，大声叫好。
成立一个由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国际，其明显目的是，拼凑一个营垒，以反抗迅速发展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对抗这个国际，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团结在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第三国际的周围，因为革命第三国际无论与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或者不三不四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不三不四分子不仅事实上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大帮其忙，而且甚至并不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叛徒的代表会议。俄国共产党（布）绝不参加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工人阶级敌人召开的代表会议，并号召一切拥护以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宗旨的革命第三国际的人也拒绝参加。俄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得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及荷兰的共产党的拥护，俄国共产党相信，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以及前奥匈帝国的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派、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挪威社会民主党、瑞士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英国的马克林派、美国的德布兹派、法国的洛里欧派，也都会拥护俄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上述政党和革命派是领导世界革命的第三国际的集中代表。大战期间，协约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极力赞扬李卜克内西，大骂谢德曼分子；如今，他们却与谢德曼分子同流合污，与李卜克内西一刀两断。因此，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在世界革命任务这一共同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并把这种团结视为革命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社会主义叛徒的黄色国际，资本主义通过黄色国际仍然左右着很大一部工人阶级分子。同蒙蔽无产阶级的骗子和社会主义叛徒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由之路。
载于1918年12月25日《真理报》第2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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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月刊第一期出版通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党月刊第一期出版通告
本月刊早已出版，现存无多，请速照价取阅为盼。（每册五分）上海六马路中国社会党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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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俎丛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杂俎丛谈
答客难释社会党
蔡鼎成
客难余曰：何谓社会？予应之曰：社者，众也。会者，聚也。盖聚众而成。广言之，与世界义同。狭言之，与国家义同。客曰：然，吾知之，凡世界人类，无非社会中人矣。然则社会党者，又何所区别而有此名称也？予曰：唯唯否否。夫社会，公名词也。往昔旧社会主义不利于人生，故有以权力为生业，而奴隶吾人者。有以资本为生业，而奴隶吾人者。此最不平等，最不自由之恶劣社会，而为人时间之魔孽者也。然欲除此恶劣社会，必实行新社会主义，提揭遗产归公、教育平等两大善举，推翻权力家与资本家，以谋全社会及个人之幸福。顾以旧社会之恶根，入人已深，欲一拔而去之，势必至怀私者极力抵抗，怯懦者裹足不前。以云改革，曷其有济，爰有少数先觉者流，起而提倡斯义者。先以鼓吹之力，使人人明此义意，继以实行之功，以收自由平等之结果。此社会党之作由立。以今日之有区别，希望将来之无区别，而谋社会之改良者也。迨至最终目的，直达完全无缺之点，而党之一字即消融矣。客闻之半晌，不禁欣忭而起，曰：吁，快哉！子言破我迷津。吾知此少数社会党必为志士仁人矣。蒙虽不敏，愿步后尘。
社会党之观察
唐仲彪
一社会党者，本佛子之心肠，拔吾民于毒蛇猛兽之苦海，以登于真自由真平等之极乐国者也。
二社会党者，无私欲偏爱之观念，常保持其赤子之心者也。
三社会党者，求天下之大同，冀幸福之普及，无阶级字样，以耿于心目中者也。
四社会党者，以人道为主旨，以道德为依归，力求消灭竞争之悲剧者也。
五社会党者，求世界无废物，求天类无罪恶者也。
六社会党者，消贵贱之借机，均贫富之苦乐者也。
七社会党者，合孔孟之大同、老庄之无为、墨子之兼爱以及耶氏、释迦之度世主义者也。
故社会党党员，当存一兼爱心，当存一普教心，当存一慈悲心，当存一道德心。当以入社会党为洗心从善之场所，当以社会党徽章为一切罪恶之监督。于是善果生，恶炎灭，无盗贼，无奸佞。有形之法律等为虚设，天下雍和，世界大同，而极乐国之至境乃见矣。岂不快哉。设有藉社会党名义，以滋罪恶，假社会党徽章，以作护符。非特极乐国之希望断绝，反沉陷世界于狱底，则是本党之蟊贼，亦即人道之公敌。
丽丽所观剧记新舞台波兰亡国惨
正秋
去岁国步多艰，内政外交着着失败，老谈因谱亡国奴传奇，以警国民。新剧家木铎读竟，叹为杰作，繇是缘词达意，因意造形，编为新剧。显然呈其像于津沽各舞室，颜其明曰“波兰王国惨”。今见各地争权夺利，罔计大局者，比比皆是，乃于日前重演于新舞台。且有沈缦云、乐惠钧诸绅会串，诚盛举也。
刘艺舟（木铎）起孤修士孤，有色有声，有才有情，有意味有精神，时而悲壮淋漓，时而婉转凄凉。能将孤修士孤，“愤疾外交”“劝募军饷”“请求发兵”“求死不得”各场之苦心孤诣，曲曲描出，非具救世热肠而又深于涵养工夫者，曷克臻此，是岂徒少学戏剧皮毛，随即自命为新剧巨子，而胸中复空无所有者，所能望其肩背哉。
与俄国钦差关口一场，有曰：吾波兰国之内政外交，我波兰国民自有权衡以操纵之，今儿后誓不为第二国稍留容喙地。言时愤懑不平之气，溢于眉宇有凛然不可侵犯之象。第二番门口亦好。勤捐一场，语语沉痛，分对不住革命诸豪杰，对不住祖宗，对不住子孙三层说法道来，声情俱妙。请发兵时，问陆军大臣曰：请问大臣，难道说你与波兰国就没有一点儿感情吗？令人闻之酸鼻。纠合党员拒敌时曰：吾们虽无枪炮，当以一腔热血拒俄兵于千里之外。凡为同志，均不当稍存偷生畏死之心。言之良足以壮士夫之气。当俄国大将剧战一场，勇气败北，一若真列战场者，可谓善于体贴剧情矣。公堂一场，谓法官曰：你们恃强凌弱，自以为雄哼哼，似此只言强权，不讲公理，欺人太甚，逼人太过。吾恐将来亦不免有被人灭亡之一日。是痛快语。法场上与白小姐永诀曰：今日做了亡国奴，要死都不容易死咳，你想惨乎不惨？记者闻至此，亦不自知其涕之何从也。至其前后做工激烈处，频频顿足，能将愤字绘出，吾难其人。
天侠上侠团书
顷读侠团宣言，不胜惊喜。念吾同志于民国建立之始，尚未能大奏敷功，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中者，仅公与潜而已。仆以学生军之绊系，遂使终身多一恨事。想我同志，当为我张目也。近复局促如辕下驹，辗转反侧，百不一便，东望漫漫，惟向苍江嘘气而已。此间光明磊落如我同志之可爱者，实为难得。少年老病，入世太深。中华元气，销丧殆尽。公等振臂一呼，海上风靡，将见补助法律至不足者在此，招回民国之魂者亦至此矣。敬上短简，为我同志贺。
王啸致侠团书
呜呼，天下之事最不平等者也。平等之者，其惟侠乎？世界之事最不大同者也。大同之者，其亦惟侠乎？侠也者，私而睚眦之怨必报，公而强暴之人必除。蓋以破坏现时之不平等，而提倡未来之平等，破坏现在之不大同，而提倡未来之大同。是其破坏之损失甚少，而提倡之功效甚大也。太史公曾传游侠，其意在重游侠。班孟坚亦传游侠，其意在罪游侠。重游侠，故游侠之风炽。罪游侠，故游侠之迹敛。此孟坚之罪也。后世政治家因之，盖专制暴虐之君主，正侠所欲得而甘心之仇寇。其所建设施行，又侠所欲得而湔除破坏者也。是以侠至行动咸为政治上之阻碍，而侠遂以武禁矣。侠以武禁，遂使中国数百年来专制之毒深入于人民脑际而不可拔。此予所欲痛哭流涕者也。今之学者，咸知侠之为用，极力提倡，而游侠之风不难复见于今日。我知世之假自由、平等、共和、大同以盗窃名器者，皆有剑锋刀刃之饷矣。予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援笔书此，以为我国之侠士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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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今记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传今记古
社会党之华盛顿
努力
华盛顿在少年时，已崇信社会主义，及倡议排革英国官吏，改美洲为民主国。乃极力以身为社会倡务，使一般腐败官吏汰尽其不平等之恶习，庶同胞得享自由之幸福。一日督师稍暇，乃出帐微行。日值严冬，时服外套军服，为其所掩，人无知其为大总统者。至一处，见一伍长，率属驻垒。工将成矣，有一大木数人负之不能上。伍长在旁，连促负起。此时木已垂上，但人力已尽，几欲复堕。伍长惟催逼不为助，华盛顿坐视不忍，乃进前一举而木上矣。众兵咸感激异常，而伍长若无事者。华盛顿异之问曰：尔何不助尔兵以一臂之力乎？伍长大怒厉声曰：尔不知我为伍长耶？而顾欲我助彼耶！华盛顿失笑，徐解外衣，示以军服曰：诚然，我不过一大总统耳。尔如以后有兵不能胜任之力役者，我仍当来乐为之助也。
按吾华现改民国，而一般官吏自视下民，俨然不平等，甚至鄙薄。社会党而欲阻抑之，岂知煌煌大总统之华盛顿，已自乐居社会党之列耶。前观孙中山令其子孙科入党，并广译会书，以饷同胞，可谓东西两半球大总统遥遥先后辉映矣。彼龌龊管理，幸引为导针欤！
万国社会党史
译日本社会主义之研究
自社会革命之说出现于世界，而后人道胚胎，天理萌芽，将来全世界之问题，其于是焉决乎。
世界者，人类共有之世界也。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ioletaruns)之二也。前之一种独占生产之机关，一种以劳力而被其役使。资本与劳力乃生出佣金之一题。其不平等之极，一若涉天堂，一若居地狱。不有以救之，世界人类其尽为刍狗矣。
且夫平民非羸弱也。吾人试纵横左右之手，空气之抵抗力不似无所感乎。然一至压器之下，加以异常之压力，非生出可恐怖之爆裂弹之原料者耶？空气犹然也，而况于人乎？财产盗夺矣，权利蹂躏矣，人格辱矣，而犹谓有不动之理乎？果也，平民子君之声遂借布尔敦（Proudon)之咽喉而发也。曰：财产者，商品也。噫，是言也，非平民对于富绅宣战书耶？
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而进于两阵之间。然富绅者有政府、警察、军队、学人、僧侣等为之援助者也。平民军之阵势，其将何如乎？“彼等徒蚁集耳，徒高声叫唤耳。”其果如所云云焉？否耶？
“多数者势力也”，平民幸而蚁集，幸而得多数，是即至强之势力也。其结阵而进战也，可决其必得战利品耳。马尔克之(Korimarx）作共产党宣言(CommunistManifesto)也，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众平民所决者，惟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呜呼，是可以视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
万国社会之起源
欲知万国劳动者同盟（Thej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万国社会党之起源，则万国劳动者同盟其嚆矢矣。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马尔克之指导而成，亦为经济的情势必然之结果也。其始也当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瑞士国之瑞内瓦湖畔催开大会，其次则为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瑞士罗森劳之大会，又其次则为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比利时比律悉京城之大会，又其次则为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瑞士巴塞耳之大会。每大会时则各国劳动者代议士必增加，其发达正可惊者也。
虽然，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急于团结之故，遂不暇问旗色之如何。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开大会于和兰之哈古市。无政府党（即巴枯宁派Bakouninist）与社会党（会马尔克派Markist)乃以此问题而惹起争论焉。因是之故，两党遂布离散之势。
干的联合大会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九月，巴枯宁派与马尔克派因欲谋统一之故，开两党联合大会于比国之干的市。欧美各国之诸劳动团体来会者四十五名，内巴枯宁派计有十名。
虽然社会党也依然社会党，无政府党依然无政府党也。社会党者，欲使一切之生产机关为国家所有。无政府党者，绝对的排斥国家，主张单归于自由自治团体之所有。当是时，无政府党虽论争正力，终以多数之决议宣言如左。
社会所以存在之基础之土地与其他一切之生产机关，若被握于个人或特别之阶级之掌中，而为私有财产时，则其必然之结果，必使劳动阶级受压迫，贫穷饥饿而不能遁免。故大会宣言以自由自治之团体组织之，而以土地及其他一切之生产机关归于代表全国民之国家之所有。
然国家二字，究竟非无政府所能纳受之文字也。无政府党者，除准备激烈革命之外，他之政治的运动，毫不关与者也。而社会党则欲由政治的运动，以全万国平民之解放。时则有折衷派出谋所以调停之，然两党毫不让步，折衷派亦噤口焉。
于是干的大会遂不能达其目的，巴枯宁派皆连袂而去。会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丹麦、意大利诸国之代表者，乃调印于团结契约。决议设万国劳动者通信本部，而大会遂散。
伦敦万国劳动者大会
英国者，马尔克党亡命之地，而建筑劳动者运动之基础者也。其驱激烈的产业革命之劳动者而使走入万国劳动者同盟，当以此国为最甚矣。然英国国民有徒喜实行之癖，常不、免流姑息因循之弊。彼等始见夫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劳动者之败于巴黎暴动Commune也，则喁喁然少倾向其颈焉。既而见夫万国劳动者同盟之发布，赞同此事之宣言也，则恐怖战栗，掩耳而走矣。于是其足遂渐远于万国劳动者同盟之激烈场，其口遂仅甘于社会改良主义之温和说。
乃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劳动组合出代议士斜旋而开伦敦万国劳动者大会，其所规定凡非劳动者团体劳动组合（二人以上之当事者而营共同之事业谓之组合）、产业组合之直接代表者，不能出席。是蓋所以妨德国社会党首领之来会也。（即马尔克派）蓋当时法国社会党中有可能派（Possibilist)者，与马尔克派尤为势不两立。可能派者虽亦以共产制度为信仰之条件，然以为使一切生产机关归于国家或社会之所有，则犹须期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后。故主张先使之归于自治村邑之所有，尤为易易。其主张与马尔克派所祖述者大相龃龉，呈两派分立之状者已久。及开会时，德国、澳大利亚、瑞士、美利加之社会党代表者遂不出席。惟以代表百十万劳动者之百十名代议士而开会焉。其决议者甚多，有明年当开次期大会于巴黎之一条。是即巴黎万国社会党大会之萌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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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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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渊薮
韩半岛歌序
悲华
强权果足恃乎？公理果不足恃乎？吾不得而知之。公理果足恃乎？强权果不足恃乎？吾亦不得而知之。昔者君主视土地人们胥为囊橐中物，生杀之，予夺之，一惟其喜怒为率，谁敢曰非公理之当然乎？今则何如也？脱有不诟为专制、为强权、为淫威者，虽三尺孺子亦将笑其不智矣。推是以观之，则今之用虎狼狐狸手段亡人国、灭人种，咸谓之天演公理者，他日有不诟为专制、为强权、为淫威乎？故人道未昌明，社会未均平、心理未普通、世界未大同，所谓强权者固强权，所谓公理者亦强权焉已耳。然则民于今之世，不恃强权以济公理之穷将谁与立乎？亶用是而予悲天悯人之怀益低，徘徊莫之自己矣。
前岁日韩合并，灭国之法为之一新。世界之强者，蔑不啧啧称之曰：兼弱攻昧，天理当然。夫孰知其大谬乎？蓋弱之与昧，韩之政府则有耳，韩之国民则殊未可概论也。朴君寅硕，韩之志士也，手辑韩半岛歌，丐余为之序。且语予曰：国民之精神，系于历史与地志。窃惧同胞之渐忘失焉，乃以简浅之文，叙历史与地志之大略，诏之同胞。庶几国民之精神不泯，而国家终获光复。呜呼，其用意良深，而用心亦良苦矣。韩之国民岂真弱且昧哉?有志士若此，虽谓之未尝亡国可也。
虽然，强权而不济之公理，亦终穷而不足恃。吾为韩国哀，吾尤为列强惧。古今盈极而溢，盛极而倾者，又奚可胜数哉！若日人之专恃武力，摧残公理，杀世界之进步，其合并韩国，福耶？抑祸耶？殆未可前知矣。吴之墟越，越之沿吴，相去曾岁月之几何乎？要在卧薪尝胆在有无厥人耳。一般韩人其勉之！
调寄浣溪纱读秋女士遗诗书后
太虚
浑比罗兰英烈，赢个斩头流血。纵横涕泪落无端，湿雕阑。赤县神州陷遍，留得万般哀怨。雄鬼一声声，最惊听。
调寄浪淘沙秋感
太虚
思远更情柔，容易成愁。百年岁月顺风舟，乌获飞廉难挽住，似水东流。
大陆莽殷忧，无地勾留。病魂且做梦中游。曾是幽居多感慨，何况清秋。
极乐世界题词
絮因
乱树孤村暮色沉，远云微妙昼嶔岑。装成世界桃源景，感起人间社会心。
隔岸蛙声如鼓吹，广场童话共胸襟。知他一点天真乐，千古流传直到今。
血花洗出妙乾坤，剑影光中乐国存。护法无人佛亦默，降魔有杵道方宣。
殳除蔓草芳兰植，谨守愚仁恶业繁。可惜男儿好身手，少林若个得宗门。
灌柳丰神豆蔻年，一身爱好本天然。情因审美情方至，爱到忘形爱乃全。
忉利天同接目乐，娑婆世证拈花诠。世间多少痴男女，偶染尘缘便可怜。
杜陵广厦千间覆，壮叟逍遥万物齐。法律都成陈死物，自由正入发生机。
断无界限分人我，岂有名称唤仆奚。七宝华严真景象。黄金乐国不阶梯。
嘉善部成立祝词
天放
民生总总，导源图腾。自谋扞卫，杀人相争。蛇猫鸺鹠，揭为标帜。巢居穴处，渔猎是事。此社会进化之第一时期也。历有年所，部落蕃滋。鱼兽虞竭，乃事耕耘。爰居爰处，以经以营。乃谋储蓄，乃励人工。此社会进化之第二时期也。有哲人起，制为礼法。繁文缛节，多所束缚。家有父子，国有君臣。权术斯民，莫逾人伦。此社会进化之第三时期也。人智洞开，披厥门户，化家为国。惟公是务，牺牲个人。以强侮弱，强者喙长，择肉而食。此社会进化之第四时期也。此皆不道，纰缪真理，真理何在，维德是视。爱众亲仁，乃昭至公。四海兄弟，治尚大同。熙熙皞皞，㩓壤同乐。融化畛域，人皆骨肉。金钱可发，道德为贵。阶级既无，冠冕乃毁。忧患均任。利益均沾，弭兵有日，大有可占。此吾党同人所日夕企望者也。
今吾嘉善，分部成立，党员济济，翩然来集。各问我心，平乎不平。达彼目的，是在力行。适兹乐土，携手相扶。我心欲醉，我意云何。
追悼周阮二烈士歌
汤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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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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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传奇
极乐世界
絮因
第一章缘起
当骄阳渐下之际，树林稍际，披露一片金色，蝉声乃愈噪愈急，以送此斜阳西去。水际草蛙咯咯，一若受此伏暑炎蒸，至是始稍抒其胸臆者。傍水之田，秧针呈嫩绿色。秧根之水，映斜阳若点点黄金。田之前有广场一方，场旁杂置田具，盖操作方毕，农人稍享其可怜幸福之时也。
场中一老人倚杖，须发白矣。仰首望天际奇云，旋蹀躞于场中，自语曰：小二小三何尚不归，牧事毕也。彼牧而能读，且聪慧，我爱彼也。意此戢戢者，其牛角耶？此突突者，其牛蹄耶？横坐于牛背者，其小二耶？骑于牛项而驰者，其必小三也。无何群牛至，牛背有二儿，鲜艳若芙蕖，此即老人所谓小二小三也。二儿既下骑，捧老人即黑且麬之手而亲之。
老人曰：汝等来耶，牛无逸耶，书无忘耶？曰：牛具在，书且成诵。乃各于怀出书授老人，且诵且解。长者毕，少者继之。盖老人当二儿出牧时，每授之书而教之。晚归则各以其解述之，老人日以为常也。老人闻诵解毕，摩其顶曰：佳哉。施又注视二儿之面，自语曰：长者固似其父，少者固似其母，然吾意少者亦似其父，长者亦似其母也，不过多少间耳。不知彼等克绍其父母否？彼等之命运，当不似其父母之不幸也。小三曰：爷爷每言儿似母，又言儿父母惨杀。母之面，儿不及见，大概早殂故耳。究因和惨死，当望爷爷告儿。儿已长，当知也。老人曰：斯事言之惨矣。自汝少时，予即隐于农。予之家世，汝弗及知也。今言汝父母命运之蹇，当先述予之家世。坐，吾语汝。
第二章山老人之家世及出处
予家，东莞世家也。至予，始尚武，得少林正宗，然仍不废诗书也。予挟武技走天下，颇足自赡。予年三十得一子，即汝父也。汝父有二姊。一归曲阜颜，一归浙江钱，今久不知音耗矣。予得汝父后，名之曰大武。予家既足，予又得子，乃弃武而商，颇获利，数年富矣。汝父幼时，予即教以道德之养成，且更教之武术。盖予深知有无力而不用，斯可能真自由，不然则如与虎谋皮。若之何其可哉。至汝等年相若时，即崭然露头角，好平天下不平之事。以故予乡之中数万户畏其威，无有世间所谓之恶德者。然汝父不以德化而以威挟，彼等之出于此，非心服也，力不足耳。夫具恶劣之根性者，见恶德如蝇之趋膻、蜣之逐臭，亘以强力驱散之，安有不怀恨者。予知之，即教之曰：武力者，救暂时也。道德者，涵万世也。不见夫专制国之君主乎？人在政存，人亡政熄，岂其政不能用耶？盖威力有余，道德不足，一时挟其威以行政，谁敢不服，然腹诽之也。一朝身死，复继者无人，遂尽更其成法矣。今汝欲彻底改良社会之恶根性，必须先之以道德。若道德仍不足以动之，然后以武力芟去之。今汝专事武力而除恶，又不诤非法也。汝父此后遂稍稍敛然，勿任侠使气。
汝父二十而娶于洪氏，亦侠女子也。二十四而诞汝（指小二），二十六而诞汝（指小三）。至二十七，而汝母之蹇运至矣。指小三曰：时汝甫生八阅月也，蓋汝父闻某权要为人类蟊贼，歼之可以救万民。然其侍从森严，恐一人不能敌。乃商诸妇，汝母诺之。又与汝舅商，即前村洪伊山先生也，汝舅亦诺之。惟独不使予知。忽一日，汝父谓予曰：儿在家颇闷，欲与儿妇走京师，瞻帝都壮丽，或可一舒胸臆。又有伊山为伴。吾等知汝父之事，予素不强，即允之曰：然者，两儿皆带去乎？曰：小儿颇不便于旅行，儿意以二儿交乳母留家中。汝母言亦然，然言时容蹙然，予仍不知也，首肯之。旦日即行，越三月，忽得一函。函为汝父手书，予急拆阅，函曰：儿等恐长离膝下矣。儿此行，已置家族于不顾，惟父母劬劳，耿耿不去于怀耳。此去流一人血，除万民害，天下最慈善之事业莫是若。儿以为天下之罪恶惟以恶人之血涤之乃得净。事而幸大佳，不幸则更涤以儿辈之血，当望其愈净也。予读竟，手颤动，函堕于地，目昏心乱，而沉沉晕倒于卧榻之上。盖父母之心，宁有知其佳儿佳妇之当惨死而不为伤心者。予妻饮予以茶，予始悠悠然醒。予妻在傍慰藉备至，告予曰：杀天下之罪人，快事也，以我儿我妇之身手，安有不奏捷者。予曰：然恐未能，必予自往助之。予妇止予曰：汝往，谁主家者。脱不幸，家必败，尚有二孙在，将若何。予然之，然终不能释然，戚然若有大祸之将临。乃汲汲部署家事，屏当什物，清结账务，一若急欲去此邦者。予亦不知其所以然，孰意已惹起外人之疑忌，乃逼予至矣。予适患寒疾，不能出者兼旬。
忽一日，伊山踉跄至，予见其面色灰白，举止失措，予即知大祸之将临。未及询问，伊山即哭向予曰：姊夫及姊死矣。予力绵薄，不能为护，遂至此。事既败，予不能匿，又不敢趁公共之汽车或汽船，星夜奔走。夜入村，闻乡人窃窃议：山家儿杀人矣。山家儿忒狂妄，宜官府之欲捕其家族也。且山家老儿亦非驯良者。予意此间恐不可留，行矣，否，恐祸之波及。予闻其言，且怒且惧，且忧且悲，而病若失。急谓伊山曰：将何往。伊山曰：予心亦乱矣，不审计之所在，惟知逃，可免侦骑之捕缉。天下之大，无处不可安身，亦无用斤斤计道路之远近。二甥儿不可弃，他日者想必能继父业而进行也。予曰：讨价还价，尽足栖留。然我能至，彼亦能至，脱踪迹来寻，将若何。伊山曰：事已至此，舍逃计别无他法。眉睫之燃，不急避又何待耶。姑行矣。前途再作计较，可予首肯，约伊山相候于离村十里之山坡。伊山去，予即与予妻整理行装，分载车上。幸予徒多，且爱戴予，愿为力。夜午就道，予遂告别此乡而远遁。一轮月照，万籁无声，寂然前进，深幸村人无知者。既出险，奔驰者三日夜，距乡既远，乃谓伊山曰：我家此时又不知若何境况矣。汝来，余未遑问汝。我子若妇之致死之情形，及汝之能出险，请详以告。伊山曰：诺。（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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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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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新闻
孙中山将从事社会革命
文汇报代表日前晋谒解职总统孙中山君。据称中国政治革命现已告成，此后拟开始从事于社会革命。惟社会革命事体重大，非倚赖武力可以成事，当以和平之方法进行之耳。孙君又云中国为一素质之国，与英国及欧美各邦迥然不同，新政府今拟入手为此。代表复问以他事，孙云：我实一完全之社会党，我颇信服亨利乔治主张之学说，以为极可见诸实行，并决其能推行于中国。但经办非一两年可取效，需有百年之功。今后拟以其改革之纲领，普传于全国。末复论及中国之财政，谓中国国民实已贫困，故新政府对于铁路、轮船及种种大商业国有问题将加意办理云。
社会之希望
蔡元培与某人谈话，谓孙总统辞退后，政府无可位置。但孙曾言待政治革命之目的达到后，即提倡社会主义。是孙总统辞退后，将为社会革命之预备也。
社会主义之良师
日前社会党代表江亢虎君谒见孙中山先生，本意请到该党演说。中山因即日赴鄂，且社会主义演说决非数时间所可了，特嘱江君就党员中选择学识程度相等者，至多五十人开研究会。约订两个月后重来沪上，担任该会讲师，每日或隔日讲演一二小时，以两个月为断。然后此五十人者，分布全国流动鼓吹，其效力必益宏大。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热心如此，殊可佩也。
社会党党员之模范
前刘君艺舟投函民立报社，云鄙人目睹社会积习，多由四民阶级过峻，而优伶一途，尤为众人吐弃。故愿牺牲色相置身舞台，实行平等主义，破除彼此界限。此次来沪，谬承各界欢迎，鄙人自顾无似，不胜惭悚。乃阅念五广告戏单，均有山东临时政府都督字样，殊与鄙人所抱平民思想大相刺谬。矧鄙人前在山东时，胡都督瑛未至烟台，连都督承基尚在黄县。鄙人不敏，虽承同人公推，在登州代理都督事宜。然为时过久，已成陈迹。若再窃用虚名，世虽能谅，其如鄙人反侧难安。故函请先生俯鉴下忱，登报声明，并嘱印刷所于新舞台送登广告戏单内，一律更无正任，感荷云云。
按刘君艺舟，新剧界之名家，译学界之巨子，革命党健将，社会党之伟杰也。此次由山东来沪，应新舞台之请，编演波兰亡国惨及吴禄贞爱国血等剧，其戏文多对于今日之大局痛下针砭，盖有关世道人心之剧也。刘君之热心社会主义，实行社会教育，颇足与法之大仲马，英之华斯壁，俄之陶斯道比肩。吾愿吾党员羡之慕之，仿之行之，而为模范。嘻，世之争权夺位扰人自扰者，于刘君其亦知愧否乎？
唐总理与社会党
社会党江亢虎君偕英国李德立博士谒见唐少川总理，专谈社会党党纲地税归公一事。唐怀抱已久，极表同情。意拟一方面为推行全国之计，期以十年，一方面就小地为试验场。江君亦谓欲教育慈善交通等事业均作为公共机关，非从地税归公入手不可。试验地点宜在崇明岛办起。唐君极以为是，并言十年前赫德曾首倡此议，惜为张香涛所阻挠，今其时矣。江君主张先于该地设立研究此问题之学会，唐君愿为会员，并愿以私人经济维持之，而先从测量、清丈及预算入手。此议果成，崇明一丸地，行待为理想之桃源，不禁为该岛预贺也。
镇江官役杀人记
镇江函，初五日社会党在镇舞台为劳动团开会，对于野鸡轿夫滋闹一事，以轿行头徐松卽民政署书役种种苛待，致酿暴动。表决以三事要求民政长。一释放野鸡轿夫。二偿赔打坏轿子。三任野鸡轿夫在金华岭南马路一带设立公司轿行。岂料民政长一味敷衍，要求之事全然无效。徐松愈加得志，俟众人出城，即嘱正班轿夫于途中，将野鸡轿夫厮打。又打毁轿子数顶，打死野鸡轿夫一人。众人即至检察厅报告。昨日社会党又大会于兴汉报馆，同至检察厅。徐松又使人邀击于路，故改由火车路从南门入。检察厅虽已验过，而民政长多方袒护。穷人也，性命真不值钱，可慨也夫！
孙中山拯救饥民
沪上各会党发起之团体联合义赈会前举俞惠民、钱野氓、张仲屏三君代表赴宁，要求孙中山先生为会长。此次孙先生来沪，先由俞君往谒，苦陈淮徐百万同胞饿死将尽，求任会长，藉以援助。后又经第二次代表梅竹庐君等往见。孙先生因急于到鄂，不能常驻办事，特委张君继留申主持会务。又孙先生以百万饥民嗷嗷待哺，一时募赈恐不及救，特于前晚临行时致电袁统总，乞筹发银一百万两，以济燃眉之急云。
麻雀会
自光复以来，贫民皆有均贫富之思想。近当春令米粮腾贵，各处俱集合团体，向富户抢掠米粮，名曰麻雀会。今现已渐次凑合，倘不设法严禁，将来不免酿成祸端。关心民生国计者，曷速筹善策也。
亡国民之惨状
镇郡银山门小街一带，近有朝鲜国民四五人，沿街乞食。见有衣冠楚楚者哀乞施舍，其形容狼狈异常，惟言语不通，是否遭风被送至此，无从查悉。嘻，亡国之民有如此之可惨者也。
燕京之新耳食录
志士吴禄贞，因国事遇难于石家庄，全国震慑，谈者颇多述其豪情壮志，以表敬思。抑知吴君固英雄而情种也。吴君在京，常与周维祯、张世膺诸君，消遣于聚福班小祝英台雏伎家。酒酣耳热，每以日语密谈机密。此次出京话别，吴顾谓英台曰：刘郎此去，或不相见，即复又来，须阅三秋。并赠以小黄印布，谓留此或可免祸。不意数日后凶耗即传遍北京，英台闻之，以印布付置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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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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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纪事
本部江亢虎委托张克恭代理本部主任干事宣言
中国社会党第一次联合修订规章，本部主任干事，兼有维持各支部之责，众意皆难于鄙人。鄙人当时宣言，以为义务平等，既不敢受特别之嘉名，流动鼓吹亦不能就固定之职事。惟以无人承任，只得暂为其难。两月以来，时形竭蹶，各支部函电招致，纷至沓来，顾此失彼，大有应接不暇之苦。本部则周旋送日，案牍劳形于党事裨益甚微。而个人劳顿弥剧，屡思召集临时联合会，添举分功合作之人，终以手续大繁，因循未果。本部干事张克恭君，自客岁冬季，即常驻党中，夙其热心，深资熟手。兹特委托代理主任事宜，即直接担负本部事务所之责任，至第二次联合会为断。期内如或不职，仍得照章弹劾去之。鄙人得与此闻，专力从事著书立说，或奔走运动之役，综筹全局。孟晋前途，特别事件之发生，重大问题之取决，誓书竭忠尽虑，与吾党同心戮力，共同进行，总期毋悖鄙人发起之初衷，并以仰副同人期许之盛意。事求有济，力尽苏勇鞥，区区之忧，至希公鉴。
张克恭宣言
不佞自本部机关完全成立后，即常驻党中，勉尽义务，数月以来，于党务裨益无多，而身颇形竭。今江君以流动鼓吹著书立说自任，委不佞全权代理主任。自认智识浅陋，何敢当兹重大。惟一时难得其人，暂为承乏。至九月十五日二次联合会为断，联合会以前所有本部事务一切责任，概由不佞完全担负。尚希同党诸君子勿吝敢言，以匡不逮，欢祷无量。
本部党员王文典、白悲华上孙中山先生书
中山先生钧鉴。窃自先生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岛，即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循序进行，贯彻始终。眼光之迥，怀抱之伟，古今东西未见其匹也。先生十余年来从事于此三大主义，奔走疾呼，经略四方，不知耗几许心血，绞几许脑浆，始克有今日。卒取种族政治革命之成功，而达到民族、民权主义之目的。推厥原始，孰不讴颂先生之茂勋雄德于无穷哉。先生数十载之苦心，于是宜可慰矣。然先生之怀抱犹有未书者，岂不曰：于民生主义尚未达到目的乎？夫先生所持民生主义，盖即国家社会主义，提倡之已十数寒暑于兹矣。本党步先生后尘，发起以来，五匝月已得支部六十余处，党员两三万人，骎骎乎进行之速，皆食先生之赐也。负荷先生担任于本部讲演，将来扩张，益无涯矣耳。然欲达到民生主义之目的，必须实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之难，诚有如先生之所言者，非比种族、政治革命，但将异族驱除，机关改造，便可成功也。必待人民皆有高尚之程度，于生计上、学问上咸能占一位置，而后乃今始可实行社会革命。信如是，则欲达社会革命之目的，必首谋人民教育平等。欲谋人民教育平等，必先令人民生计丰裕。欲令人民生计丰裕，非开发利源，振兴实业，增进生产上之人工物力不可。盖我国今实一极贫之国也，金融机关稍活跃者特几处商埠耳。内地人民墨守旧习，不知变通，甘受愚蠢后进之苦，而坐弃天然之资藏者，比比皆是。如江浙两省，为东南菁英荟萃之地区，然亦特江南、浙西较好耳。若江省之淮安、徐州，浙省之金衢、严府，其风气闭塞，经济困难，真有不堪言状者。浸假今日而实行均富主义，私计贫者之所获恐亦甚微耳。故先生今后既专力提倡民生主义，非遨游内地，考察风俗，首重开发利源、兴教育不可。内地虽风气不开，以先生之硕望盛德，剴切晓喻之，人民必易怛化，潜转默移，改风变俗。使人民既富且教，造成高尚之程度，促民生主义倍道进行，速达到社会革命之目的，舍先生其谁能乎？文典等今谨代表内地愚苦同胞请命先生，愿先生悯念内地愚苦同胞，毋惮跋涉之劳，以副内地愚苦同胞大旱云霓之望，则不唯内地之幸，抑亦全国全世界之幸也。
本部致民立报记者率君书
记者足下，读大论社会主义，既声明崇拜社会主义矣，又极口主张国家主义的社会政策，而谓社会主义断不可行，至滋疑惑。共产制度乃全世界社会党之公言，无俟鄙人申辩。惟大论教育平等，以为各国縻不皆然，即亡清亦无限制。而以愚妄见责，毋乃已甚乎。夫今日教育果已平等耶？征论亡清。即欧美极文明国，教育一事，何莫非富贵子弟偏受之惠乎？强迫普及，空垂具文，其实贫且贱者，在家庭则以其父母无教育者之资格，而不能受教育。在学校则学费纵可豁免，而衣食杂费之供给已大不支。就令一切皆仰赖于慈善家，而其父母尚将责以生产之事，而夺其至可宝贵之光阴，是仍不能受教育。此犹就普通学校论之，若高等学校，则一切为富豪贵族垄断尽矣。谓之平等，果心安而理得乎？本党所主张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周礼所云，二十以下，上所长也。凡教育年龄内一切资用，均由公共社会担任之，然后教育平等乃可得而言也。
大论又谓智识平等，为必不可能之事，似未深思。试问人类智识果何自而来？盖不外遗传与感受。两要素合，使无论贫富贵贱均受一致之教育，则感受大抵相同矣。然而智愚犹或悬殊者，则唯以遗传迥别耳。例如甲乙两人，自出生至成人，同居同学，而一龙一猪，必甲之父母教育之程度较乙之父母为甚高。否则其父母之父母，若祖宗异点太多故也。若教育真实平等，则其子若孙虽尚不齐一，而数传之后亦愈趋而愈近，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人人皆有士君予之行，尧舜之世，比户可封，岂唯智识，将道德亦渐平等矣。人群进化，自必以向上主义为依归，抑智就愚，岂理也哉。惟教育虽极平等，而职业仍各区分，或劳心，或劳力，或识大，或识小，然此间欲毫无贫富贵贱等阶级，并无智愚贤不肖等阶级，特趋向于地向之不同而已。子于氏所谓物之不齐，正是如此解法，非谓愚者必不可使智，不肖者必不可使贤，特功效有缓急虽易，未可一概而言。若其事为绝对不可能者，则教育为无益之作为矣。教育本以变化气质，而本党主张苟能实行，则并先天的气质而变化之。本党初意原自经济之不平等想入，累究其原则，经济不平等由于能力不平等，能力不平等由于教育不平等。故主张教育平等，正位主张经济平等也。鄙人学识浅陋，夙性不无议论短长。惟本党党纲，则确有正当明了之宗旨。贵报宜尊重团体，何可轻以愚妄二字，抹杀吾党二万人。余不白。
再覆民立报率君记者
记者足下，顷读答书，至深感佩。今早须赴本党支部，倚装待发，不及详陈社会主义，当自社会学上观察之，鄙见亦同。共产制度，必破除国家。盖纯粹社会主义，本以世界为范围也。本党赞同共和，承认国家之存在。故不遽主张共和，而先主张遗产归公，正是为此。劳心劳力职业，虽宜细别，而行为必当平均。将来吾人每日除寝食游息外，必区为何时？间治劳心之事，以普通计之，各二时间为得中，非惟合于社会原理，抑尤过于卫生问题。至于智识平等、能力平等，则仍毫无冲突。就客观的，即其所执之事务而言，虽有繁简；而就主张的，即其所具之精神而言，则无高下。语有之，狮子搏虎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可以罕譬而喻矣。且正惟智识极平等，而职务极细分，以最高之智识，最简之职业，而后物质文明，乃愈进步。人生幸乐，乃愈增多耳。足下又何疑焉，率布区区，不书万一。
本部讲演会纪事
四月一日下午一时，假虹口海军路金星馆开讲演会。首由沙淦君演说。诸君冒雨而来，醉心社会主义，可想而知。今日到会人数不多，可随意谈话，后有沈君起问今日之社会主义，以采取何种为善，沙君答云：丁此时代，以采取民主社会主义为宜云云。次由王文典君演说社会上之不平等，颇痛切。四时散会。当时签名入党者三人。本党党员郭龙光、郑直臣二君，特别招待，并请每星期一下午一时往该处宣讲，并愿将该馆作为本党指定演讲所。郭郑二君之热心，诚可敬也。
本部欢送流动宣传部演说词
江亢虎
吾党自客虽阴历九月十五日成立以迄于今，各处设立支部已五十余起，党员已达万人以上。进行之序，率以鼓吹为前提，盖认定鼓吹社会主义为吾党今日唯一之事也。鄙人自提倡社会主义以来，为一人不能化千万身，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发一一音，使吾同胞共喻斯义。故立本部机关广招同志，以万千身然犹以为未足。正思之间，闻流动部成立，行将出发，喜同志诸君子先得我心于其行也。聊赠以言。古人云：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偶有取焉。故不尚虚饰之词，用书切磋之意。
一毋悖党纲。大凡一党之集合，必以党纲为之媒介，故党纲者即党人意志之所附托也。吾人之举动，必先有意志，而后有行为，不容颠倒。偶有颠倒，是谓无意识。信党纲为意志，入党时为行为，行为为一时的，意志为终身的，党纲为永久的。是意志与党纲同为消长者也。本党之集合，同志已逾万人，岂徒因志同道合感情使然哉？党纲使之然耳。诸君既认定党纲，因信仰自由而入本党，则一切言论行为必惟党纲是循，不可少悖。悖则失本党之真意，而损本党之美名，关系至重也。鄙人因见从来党派朋与率皆先结团体，然后聚议党纲，往往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朝东暮西，彼同此异者，比比然也。一言兴丧，系于党人，故必有光明坚固之党，然后可以与国，否则适足以亡之。正所谓危言何能已，鄙人之斤斤于此，愿闻之诸君，更愿因诸君之流动而闻之一般人也。
一毋生意见。吾党以博爱为怀，自无意见之说，何待鄙人之勰勰过虑。窃恐豁然贯达本主义，身体而力行者，难得其人意见冲突总不能免。即固定机关与固定机关间尚不免时有意见发生，况流动四方，以言喻为交际乎？特为道破，庶几可免也。
一毋负人望。社会主义，光明正大之主义也，神圣不可侵犯之主义也。一切言论行为，最宜审慎。个人全体，名誉为重，其难其慎，勿负人之厚望也。
一毋惮艰难。诸君此行，险阻艰难，自不能免。然促吾党之进行，端赖此举。但求于事有济，何辞跋涉之劳。诸君勉乎哉！任重道远，幸好自为之。
答江亢虎先生欢送演说词
社会主义，光明正大之主义也，神圣不可侵犯之主义也，诚哉斯言。夫鄙人等之愿加入社会党，为社会党员，岂有他意哉。崇拜社会主义，信仰社会主义而已矣。唯当此文明过渡之时代，一学说、一主义，无倡之者，则无和之者。自先生首倡社会主义于客乡，九月十五日本部成立以来，各地风起云涌，成立支部者已不下五十余处，党员达万数千人。虽曰信从社会主义使然，而党员之以信从社会主义者，信从先生固莫不同有此情也。今鄙人等发起流动宣讲部，盖亦认定为社会主义鼓吹时代，专任鼓吹以辅本党之进行焉耳。然前途艰险，自在意中。至毋悖党纲一条，鄙人等虽不才，想能为先生所谅。唯既因先生之告诫，日一提撕，力自勉之裨益，当不鲜耳。而毋生意见之说，则尤鄙人等所欲持之，以交勉我最敬爱之党员者也，敢不书之袖乎？又先生为慎重名誉起见，嘱以毋负人望，小心翼翼，寓意独殷。猖狂作始，慎重令终，鄙人等当此做始之时，因未敢过猖狂，亦未敢过慎重。结群动众之夙愿如是，先生其亦许乎？然鄙人等犹有大希望于先生者，愿坚持作始之雄心，勿稍退沮，周流鼓吹，俾社会主义终大白于天下也。先生倘以为然，则鄙人等前途虽有无量艰险，敢不追踪后路以自勖乎。
嘉善部成立记事
嘉善部自胡君大镛、迟君保言、倪君斐担任发起以来，迄今匝月。工商政学僧道各界，报名入党者已达百二十人之谱。先于三月三十一好开谈话会，决定设事务所于署东文昌宫废址，并定于四月七号假座东城内公共会场开成立会。又提议组织商余学社办法。担任义务教授者，有天放、心根、陆师曾、迟保言等君。议定暂设学额三十名，报名过半数即行开课。兹将七号开成立会事实，摘录于左。
十时许，公推天放、胡大镛君至车站欢迎上海部干事，因上海部约有干事来焉。第一班车、第二班车仍未至，想因事不来，乃于下午一时开会。一开票先决定被选举人，曾任别党职员者为无效。揭晓后天放君得二十六票，因曾为宪政社职员，故公决取消，以次多胡君大镛得十六票为主任干事。胡君谦让不惶，群以成约在前，未便更改为辞，胡君始首肯焉。二委任迟君保言为书记，胡君政青为会计。皆常川驻部。夏君凤岐、汪君阁臣、陆君师曾、金君再人为交际员，天放君、焦保元君为庶务员，皆轮流到部。并决定权限及任期。三本县上海部干事演说。嗣因时未到，乃改为党员相见，公推迟君保言照藉唱名，各党员出席答到，以便认识。四主任干事宣告，略谓既为党员，人人有热心党务之天职，不第主任干事而已。深幸吾党员俱能了解，且信本党党纲。间有解而未了者，本党当组织演讲团，以从事鼓吹焉。五党员演说，由天放演说。谓人不能无社会，社会不能无人。社会需人何用，乃为发挥真理也。真理何在，在维持人道共企大同。乃历述过去现在未来社会进化之时期，而归纳于仁爱礼让，为人类必不可缺之原素。继由心根演说，谓自管为私，背私为公。人能视公事如私事，以社会为我有，斯社会主义昌明之日，近而易矣。另有演说稿。继由王诵先演说，谓人生于社会，不能无求于社会。衣食住三者皆需人以供我，如我受人供而不供人用，将为社会之赘人。故不可不急求自立也。继由汪君阁臣演说，述党纲大旨，能以现社会之弱点，现身说法，故其言尤为娓娓可听。六心根君代表天放君致祝词，祝词另稿。七摄影散会。时已五旬半矣。
南京部组织责任团宣言书
通力合作，事无不成，此固不易之常理，亦吾辈应有之天职也。社会党支部，发于南京为最先。时虽三月，人已逾千。奈值兵燹之余，金融缺乏，以致拟行事务无一告成。三五党员无职事务所司，经济出纳之登记，宾客来往之周旋，遂可举素怀之志愿乎？其差强人意之宣讲员，又以始劲终懈，几成消灭。与言及此，惭憾交加，夫义务应当，讵可因困而畏难。仁者爱人，见所当为而不让，是以集众筹商，欲一洗退化素餐之耻。故前由潮等提议创办平民公学，以为实行本党党纲之先导。当时由数党员均赞同此意，事竟底成，曷胜愉快。虽然来日方长，事务尤多，不学无才如潮等，既不敢以鲁钝推诿漠视，而党中人数千余，岂学业优裕、智虑精详者无其人耶？特以诸君子公私交忙，日少余暇耳。况事未决定，责无所归，用达其才，时虞隔阂。如此亦殊乖本党组织之宗旨，更负诸君子签名入党之热心矣。是以潮等不揣浅陋，特组织一责任团，俾党员得各舒所抱，不致本支部贻虚设之讥。而以改革社会困苦、促进本党发达为一定目的，不务空谈，寻求实际，其编制略为八种如左：讲演团，教育团，新剧团，编译团，实业团，慈善团，交际团，法律团。其原有之实行共产团，凡本团党员，皆有应实行之天职，故不另标出与各团并列。诸君子有表同情，愿宣力于社会，而不秘其所长者，祈就性之所近各团签名，以便合同讨论，筹议方策。至所疑有不完善，或应须修改，亦乞毋吝赐教，切实研究是幸。诸君子固了解本党宗旨者，断不致有放弃责任及言论之权，而存消极理想，是亦毋庸鳃鳃过虑者矣。至资格未及之准党员，亦望速求了解。研究完全教育，翩然戾止，尤为祷祝。我亲爱之男女同胞，盍归乎来。
责任团暂行规约
一责任团共分八部，入团签名，不分男女党员。
一所入之团，一人可兼数部。
一签名时，须认定己之能力实可担任。
一既经担任，必须认定旨趣，专力实行。
一此系临时规约，其各分布专章，俟集众决议。
一俟各部专章规定后，临时规约即作无效。
发起人南京部高观潮等同启
昆山部成立会演说词
陈翼龙
今日为本党昆山部开成立会，因江君有疾，不克亲来，故派翼龙为代表，与昆山诸同志联络一切。诸同志业经入党，于党纲大率皆能了解，毋俟翼龙再赘，兹以社会主义与诸同志言之。社会主义，为最高尚之学说。明此学说，能发生最高尚之思想，此吾人所不能不研究者也。夫社会二字，为最普通之名词。若加以党自，自昔日视之，不啻有干禁例。民军起义，光复以来，而社会党出现。于是各党派相继起，而党字亦一发而为普通之名词矣。然各党之宗旨，与社会党不同者，以社会党以世界为目的，必使世界人类同至于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之域耳。十八世纪时，欧洲英德法诸国明识之士，发明此种主义。当时视之不过为文字上一种之理想，厥后遂有实行此种主义，其最著名者为露西亚之虚无党、意大利之无政府党。此二党派，为世界最激烈之党派，往往为政客或资本家所忌，盍力以压制之。然专制愈力，反抗愈力。以其激烈也，故事业不甚发达。英法美诸国有言论、结社之自由，无论何党皆所不禁，而社会党之事业亦甚发达，但多主张平和，而派别亦甚多。中国所行者为何种党派，尚属未定，大率假国家为机关，以改造社会为目的，故所定党纲与各国互有出入。观其首条，为赞同共和。即以中国社会主张为国家社会主义，亦无不可。然将来则必能破除国家主义而达大同之目的。
反对社会主义者，以中国人民之程度太低，不应以高尚主义强迫使之实行。然方今正以人民程度之低，故必预为鼓吹，播种子于先，取实效于后也。
大厦将倾，谋改建者，播以火种，燃火导线。倏忽之间，其中种种之污秽，悉数焚除。然后改建，岂不大快人意乎。然一方而谋破坏，必一方而谋建设。故社会党欲破除社会之害，物必先谋组织社会之良法。此激烈派与和平派相济为用者也。
中国现行之社会主张，虽为和平派，然必有不和平者出，而为破坏之举。盍中国社会，为极不平之社会。种族与政治之不平也，悉数革除之矣。然尤有经济之不平，男女之不平在也。此二种之不平，其反抗力现虽甚微，然将来之反抗力，殊非吾人思议之所能及。其革命之影响，比延及于全世界无疑。故中国第二次革命之时，必有大流血之举。吾辈抱社会主义者，必出而调剂之，则流血之举或可免耳。
总之，社会主义为世所欢迎者，教育平等耳。反对者，遗产归公耳。殊不知财产公诸社会，然后教育方普及于个人。故遗产归公之利，必待实行时，始能见效耳。日本虽为强盛之国，而社会党之事业则甚寂寞，因其政府之专制黑暗，更有盛于中国满清时代。日本社会党员某，在苏部演说，是甚为痛切，且甚盼中国社会党早日发达，为彼辈援力也。不过今日尚未实行社会主义之时，实鼓吹社会主义之时。鄙人甚望诸君子之实力进行，以求达于社会主义昌明之一日也。
崇明部成立会演说词
王春林
地球上自有文化以来，许多宗教家、哲学家，无不抱利人利物旨义，以昭示来世。如佛言普度众生，无人我相。耶言爱人如己，待敌如友。孔言博施济众，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墨言爱无差等。可知圣哲在世，其目的不外福利人群，以造成盛世。故曰诸天，曰天国，曰大同，曰黄金时代。要之名虽各异，而意实相同。但是二千五百年来，虽经许多圣哲发明提倡，而效果仍不多者，何以故？国家之政治多私。人民之程度太低，教化未尽普及。科学罕所发明。故其利己主义独胜，而所谓利人利物者，并未设一良法以实行也。近百年前，欧洲人士，学说朋兴，流潮派别，愈演愈精。今者施及各洲，信众日众。吾国未光复时，本主义已有萌芽。迨冬初而沪上成立本部，支部之继设者不下五十处。不三四月，党员达两万人以上。今日吾邑亦成立支部。我敢决二十一世纪时代，为社会革命功成之时代也，不知我党之主张者，以为不过厚待劳工耳。其实浅言之，即治化之进步，深言之，实大同之始基。何以故？以我党所怀抱者，为完全之人道主义，故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宗教界、无男女界，一律平等，一概自由，一致亲爱。而且教育普及，财产均配，嫁娶自主，人人尽力于职业，人人受公众之保护。试问千百年后，若果有至治之一日，其但从现时制度，即可以及此乎？抑必实行我党之主义，而后可以及此乎？今之各国，政党林立。以鄙见观之，不过于政治上有所张弛因革，究与大多数之人民，有若何之利益？故我谓我党之主张，似较他党为优也。夫圣哲凡庸，名号异耳。能为圣哲之所为，即为圣哲。不为圣哲之所为，即系凡庸。须知我人生世，除却利人利物外，并无事业。诸君与某适生今世，值此主义盛行之候。今觉及身组织本支部之成立，何其欣幸。他日抱此主义，建立事业，不论在党内党外，何等重大。惟有时时互勉，以无负成立本支部后之期望。
宁海部纪事
中国社会党宁海支部，已于三月念五号下午一点钟至五点钟开成立大会。党员入会者约二百余名，到会旁听者约五百余人。此后陆续报名填册，日渐增加。以宁海之僻壤，而能成此美举，则将来非惟吾宁之幸福可望，即中国前途至幸福亦可望也。当日选举正副主任徐履谦、邬合朋及干事五人。
杭州部纪事
杭州部于前月念五号业已完全成立，已志各报，兹于四月三号假座水亭址杭城自治公所开特别大会，经各党员决议种种如下。
甲举定干事。首由陈少白君以精神病辞主任职，次正式投票选举张雨蕉君为主任干事，陈澹君、王兰芝君为常驻干事，钱因、范鸿藻二君自愿担任书记等职。
乙决定会期。由陈少白君提议常会在每月第一星期下午二时，谈话会在每星期下午二时，业已全场通过。
丙经常费。由陈少白提议，经各党员讨论多时，尚未决定，即由王浪仙、袁剑秋二君提倡特别捐，各党员皆异常踊跃。张雨蕉、王兰芝、吕震东诸君遂各捐输以资补助。
丁常驻事务所首由王兰芝君提议在仁践学宫，次由王浪仙君提议在车驾桥前官产经理局，继由俞汉臣君，愿将自己客厅捐助。约本星期内可以决定。
此时已五点多钟，遂摇铃散席。杭部组织不过二旬，成立最为神速，干事皆有经历，党员各具热忱。杭部前途之发达，洵可预卜矣。
江阴部纪事
江阴支部经吴君冶臼、缪君剑虹、萧君九成、陈君以谦等发起以来，已得同志八十余人，于三月二十四号在城隍庙开成立大会，到者千余人，女界数十人。首由吴治臼君报告开会宗旨暨组织成立情形，略述社会主义学说。各党员鼓掌庆贺成立。次由陈君以谦演说欧美各国社会党党派。次由张少文君演说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为中国社会上改革之要事，颇为详显。邢君季良专阐明本党宣告书。翟君楚祯、冯君宗道相继演说。次由共和联合会特派员史诚之君演说，略谓宜实行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普及平民教育，言之透彻，大众鼓掌。次由来宾圣教会代表戴兰生君演说。投票公举主任，陈以谦君得最多数。振铃散会。各党员全体摄影。会场秩序肃然，诚为盛举。
大通部纪事
本党大通支部，业于三月二十六号下午一点钟开会正式成立。当日阴雨，届时到会者，尤形踊跃。首由临时主席方治民君报告成立，以及本支部组织之原始。次由党员余丽春、周镜湘、赵刻铭、方毋我诸君等，相继演说，略谓社会主义者本天然主义，即人人固有之天良。同人等惨淡经营，组织支部于此，颇蒙吾乡父老热心诸公极力赞助。入党者甚形踊跃，早应开正式成立大会，只以阴雨不克举行。今日乃吾党大通支部成立之第一日。诸君诸君，共当努力进行，以达平等自由之目的。且本党提倡伊始，四面楚歌，即本支部组织以来，亦不知经历无数障碍。诸君等党员分子，同负责成。吾党本人道以进行，前途应如何结果，愿诸君其共勉之。再由来宾继续演说，历数小时。本拟公举各项干事，比以时间太短，即由主席宣布闭会云。
南昌部纪事
南昌部于三月十号假公祠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计五百余人。首由主任干事华纫芳君宣布本党宗旨，次由鲍英君报告成立之历史。次由主任请来宾演说，当有董玉成、郑国渠二君登台演说，均极赞成社会主义，并望社会主义早日实行。次由主任演说社会主义之原理。次由余振邦君演说社会主义之派别，及进行之方针。复有来宾贺治寰君演说，略谓鄙人惟同盟会员一份子，极赞成社会主义，故今日特赴会参观，甚望诸君努力进行，俾主义早日发达。次由党员舒岳灵、萧仁寿诸君演说。次由女党员朱振清演说女界应倡导之理由，语语动人，众拍掌。三时散会。
绍兴部纪事
绍兴部于昨日下午在诸善弄事务所开第二次常会，到会者计四十余人。先由主任干事杨一放君报告三月份入党人数，并报告在上海组织杂志情形，及招股问题。当时有任云瞻、林伯胜诸党员次第认定十余股。又提议推广各乡之宣讲所，拟再在城区宣讲二三次后，逐渐推及乡镇。又谓本党入党手续，与各团体不同。
凡已入本党者，不能中途告退。有党员潘春波起谓已入自由党，愿将社会党党员告退，杨君答言：查本党定章，党员有违背本党规章者，经党员弹劾可除籍，不可告退。时有林百胜、杜省吾二人，亦谓告退之非。潘君再辩论，杨君请付公决，全体亦不以潘之告退为是。当决议函达本部，请示办法，再行解决。又由杨君规劝各党员，介绍须审慎勿滥。又查本党党员有未缴特别费及经常费者，如何对付。任云瞻君起言由原介绍人催缴，全体通过。又讨论组织贫民学校问题，当由任云瞻君起言，拟借前山阴中一区校旧址为校舍，先办单级小学一所，以后渐次扩充，俾失学者得普受教育。现已由任云瞻、吴又符二君担任筹措，俟稍就绪，于下次常会解决云。又杨君谓党员得有随时调查本党经济之权，并谓绍兴统捐局闻有苛细情事，本党应电请浙督维持，以苏民困。经全体赞成，当推任何二君拟电稿。公决后遂散会。
荡口部纪事
荡口部党员已达百人，初一日午后开成立大会，男女到会者五百余人。首由华君渠生宣读颂词，次临时主席华震磐君报告开会宗旨。次本部代表陈翼龙君演说中外社会党历史及其不同之点，与将来社会党之必能发达。次华渠生以土语复述陈君演说大意。次华震磐君演说本党发生缘由，及将来进行次序。次孙挹泉君演说遗产归公与普及平民教育之关系。次华申之君演说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次陈翼龙君演说社会上之不平，将来必起经济革命、男女革命两种恶剧，社会党有调和此两种革命之效力。以土音阐发，语极详尽，听者鼓掌。时已五钟，遂摄影散会。
中国社会党各部事务所地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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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事
关于民生及社会党各种之事件
法国下院议员急进社会党中之贝斯纳被举为财政副大臣，而能力践其职也。布安加海、地布义为共和联合党，法国旧党中之平和派也。布叔瓦、勒卜抗、潘姆斯、贝哈尔、灼梅为民权左党，法国自由党之守旧派也。迭尔加些、达维特、莫海尔为急进左派，法国自由党立于新旧之间而为中立派也。社会党中之和平派，即为社会急进党，如斯叠格、克樂池、圭斯都、贝斯纳四人，是社会党中之崇古派，即共和社会党。如尔勒抗一人，是至不立党派，调和各党之政见。而组织新内阁，则有卜海陽一人。此中内阁旧人仅五，即斯叠格、迭尔加些、克樂池、勒卜抗、潘姆斯是也。新进党员仅一，达维特是也。其余亦皆曾任他内阁大臣，实法国近日政治之中坚。而新内阁人员又皆各党之领袖，宜各报之无异词矣。急进社会党在新内阁中为最新，而内务大臣一席乃为其党员斯叠格所得，则法之内治上必持改进主义，偏于社会党一面，而与前政府无殊。惟外交方针恐有更动。旧法德谈判之时，加约内阁颇主持亲德政策，英人甚为不悦，上院即因此推倒内阁。故布氏必转而亲英，昭然可知。况法为摩洛哥问题与西班牙交涉，至今尚未办理。西屡为英所袒护，今法与英接洽，则谈判或易措手也。
近日法兰西内阁全体辞职，法总统因此恐失民望，乃于正月十五日，遂以首相一席，授之布安加海。于是新内阁组织甚为迅速，不一月而政界重要人物皆罗致幕下。盖因布安加海之名誉及才具久为各党所折服，故尔勒抗、迭尔加些、布林瓦、卜海陽诸君皆群起相助。此四人者，亦皆有总理之价值，今悉加入布氏内阁，则地位之巩固而健全，固非他内阁所敢比拟者也。法国舆论均称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刚贝达内阁之后，无此完善之内阁，此实全欧报界之公言。英德俄义西奥诸报章，皆称赞之不衰，又不仅法报之阿其所好矣。兹将内阁全体姓名及其党派书左，详加批判，以供众览。
布安加海，现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外部大臣，是上院议员，共和联合党之领袖也。卜海陽以下院议员而为法部大臣，前为急进社会党党员，现已离党独立，无所依附。布叔瓦是以上院议员，民权左党，而举为社会劳动部之大臣也。尔勒抗是由下院议员，共和社会党，而升为陆军大臣也。斯叠格是由下院议员，急进社会党，而被选为内部大臣也。迭尔加些是以下院议员，急进左党，而为海军大臣。克樂他是以下院议员，急进社会党而为财政大臣者也。圭斯都亦以下院议员，急进社会党，而为教育大臣。地布义本上院议员，共和联合党中人，而为工程大臣也。勒卜抗又为下院议员及民权左党，而为殖民大臣者也。
美国富翁万华伯爵遗产值一百五十万磅（一千二百万两），以一百二十五万磅设孤儿院。
美国国会已将豁免糖税案通过。
英国国家制造厂新发明一种新式机关炮，可安置于飞行器上。
英国内阁总理爱斯葵斯十九日将矿工案交出，下议院定二十一日议决呈交上议院，以此事关系重大，深望上议院于星期六日开议之语。工党领袖麦当纳称此系议案不容草率从事，工党将有力修改原案之请，使薪工事得以列入，云云。传闻工党暂不反对该岸，俟交股员研究时，始提出修改之议。矿主一方面，其代表议员宣言反对党（即联合党）将谋保证矿主利权。
法国矿工同盟会传将罢工以示表同情于英国矿工。
德国矿工罢工失败，有人谓此社会党之进行又为之一阻。
英国下议院提议矿工案，争论甚烈。联合党猛攻政府党，有乘此时推翻自由党内阁之势。英皇佐治五世本有达墓库之行，现亦改期。据调查云，此次罢工各工人同盟会所发给之补助已达八十一万八千磅。目下政府已通告各慈善团集议赈济。
美国矿工以矿工不允加增薪金，定四月一日同盟罢工。
美国大选举，达科大一省已为议员拿福列社会党所战胜。
瑞典议院提议女子参政权案。女子得与男子一律得被选充职，凡已嫁之女子，其夫三年不纳税者，失去选举权。
墨西哥今日革军声势日趋雄盛，现于各处整队横行，以示军威。大总统当闻之大惧，渐相携贰，政府亦大受其影响，人心益摇。
暹罗陆军密谋革命，欲推翻现有之政府，而另组织民主或立宪政体。不幸事泄，因涉嫌疑者多被逮。政府特开御前会议，暹王召前法部大臣勒希亲王入阁办事，以取民心。勒希亲王素为人民悦服，革党本拟起事后举之为总统，惟勒希并未与闻革党之计划。
葡国内阁总理已将英葡盟约大意发表：（一）不得协助第三国以侵袭同盟国。（二）不得保证或取留敌人，政治犯则不在内（三）凡遇同盟国与第三国开战，应助同盟国以军械、兵士、军舰，保证同盟国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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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大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本国大事
孙中山解职记
（附演说社会主义词）
四月一日午后三时，孙总统偕新内阁总理唐绍仪、卫戍总督徐绍祯及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赴参议院，行解职式。时议长及各参议院已先出席，见孙总统到院，即奏乐开会。总统偕唐徐及各部总次长等此地就席。首由议长宣读解职咨文，即请孙总统宣布解职，参议院旋亦致辞，举奏乐闭会。最后摄影一枚，以为纪念。散会时已四时三十分矣。兹略记孙总统宣布解职之辞如下：
本总统莅宁以来，仅三阅月，南北即已统一，民不致涂炭，此皆中华民国国民之革命精神，直贯注于全国所致。本总统甚愿吾四万万同胞即以此勇进之精神，巩固民国基础，俾得同享共和之幸福。且民国人口总数已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使让人各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以发展其能力，不但可奠吾国基础于苞桑之固，且可藉以扶持全世界，俾得均亨平和之幸福。故今日本总统遂经正式解职，然绝不敢谓从此置身事外，终老林泉下，不与四万万同胞同一尽国民之义务。况民国幅员之大，断非仅赖政府之力即能平治。今后愿吾四万万同胞各尽义务，谋教育之普及，促智识之增进，方足使民国文明程度得有充分之进步。云云。
参议院致词云：维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即中华民国成立之九十三日，临时大总统孙文，躬莅本院行解职礼。本院代表全国谨致词曰：中华建国四千余年，专制虐焰，炽于秦政，历朝接踵，燎原之势及末流，百度堕攘。虽拥有两亿里大陆，萃有四百兆众庶，外患乘之，殆如摧枯拉朽，而不绝如缕者，仅气息之奄奄。中山先生发宏愿救国，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身频于殆者屡矣，而毅然不稍辍，二十年如一日。武汉起义未一月，而响应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固亡清无道所致，抑亦先生宣道鼓吹之力实多也。当时民国尚未统一，国人亟谋建设临时政府于南京。适先生归国，遂由各省代表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受职四十日，即以平和措置，使清帝退位，统一底定。迄未忍生灵涂炭，遂诉之于兵戎，虽树国不满百日，而吾大民族所受赐者已靡有涯矣。固不独成功不居，其高尚纯洁之风，为斯世矜式已也。今当先生解临时大总统任职日，本院代表全国有不能已于言者。民国之成立也，先生实抚育之。民国之发扬光大也，尤赖先生牖启而振起之。苟有利于民国者，无问在朝在野，其责任一也。虑斯福解总统职后，周游演说，未尝一日不拳拳于阿美利加合众国，先生岂有意乎？民国人馨香祝之矣。
解职之前一日，南京同盟会本部各会员公饯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演说词云：
诸君，今日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得一最好机会大家相见，诚一幸事。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要紧的事待着手的。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国亡于满洲，而中国光复之举不知凡几，各处会党遍布，皆是欲实行民族主义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中国多数人尚未见到。即今日许多人以为改造中国，不过想将中国弄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然国中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们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苦痛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唯民生未做到。即本会中人亦有说，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会革命最难。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唯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了功，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这句话又不然。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虽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无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所以刚才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难，中国社会革命易，亦是为此。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处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如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国因从前未尝著意此处，近来正在吃这个苦。去冬英国煤矿罢工一事，就是证明。然罢工的事，不得说是革命，不过是一种暴动罢了。因英国人欲行社会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于暴动。然社会革命今日虽然难行，将来总要实行。不过实行之时，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险现象，则难于预言。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此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本会从前主张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将此主张普及全国，方可无疑。但有一事，此时尤当注意。现在旧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开办，开办之时必得各地主契约换过，此实历代鼎革时应有之事。主张社会革命，则可于换契时少加篡改，已足取效无穷。从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积纳税，分上中下三等。以后应改一法，照价收税，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较上海黄浦滩土地，其价相去不知几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价征税，贵地取税多，贱地取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地，虑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三等之分，则无此等差别。譬如黄浦滩一亩纳税数元，乡中农民有一亩地亦纳税数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价完税，则无此病。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见一地，不过略为繁盛，而其价每亩约值六百万元。中国后来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为地主所主，比如在乡间有田十亩，用人耕作，不过足养一人。如发达后，可值六千万，则成一大富翁。此家资从何得来？则大抵为铁道及他业发达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数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早先莫大之权，据地以取人民之税，就是地权不平均的说话了。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至一千万元则当完一十万元。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此种地价税法，英国现已行之，经解散议会数次，始得通过。而英属地如澳洲等处，则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无他力阻碍故也。然只此一条件，不过使富人多纳数元租税而已。必须有第二条件，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须〔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面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国近来患贫极了，补救之法，不但收地税，尚当收印契税。从前广东印契税，每百两取九两，今宜令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
于是将论资本问题矣。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前日闻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铁路借债，本可早还，以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张。此可见投资实业，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鸩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金滩(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美国铁道收入，岁可得七万万美金，其他附属之利，尚可养数百万工人，输送各处土货。如不早日开办，迟一年即少数万万收入。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昔张之洞议筑芦汉铁道，不特畏借外债，且畏购用外国材料。设立汉阳铁厂，原是想自造铁轨的，孰知汉阳铁厂屡经失败，又贴了许多钱，终归盛宣怀手里，铁道又造不成功。迟了二十余年，仍由比国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国买的。即使汉阳铁厂成功，已迟二十余年，所失不知几何？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国各处生产未发达，民人无工可作，即如广东一省，每年约有三十万“猪仔”输出，为人作牛马。若能输入外资，大兴工作，则华人不用出外佣工，而国中生产又不知增几倍。余旧岁经加拿大，见中国人在煤矿用机器采挖，每人日可挖十余吨，人得工资七八元，而资本家所入，至少犹可得百数十元。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则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
如有一工厂，佣工数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资所得不过五元，养家糊口，犹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为罢工之事，此生产增加所不可免之阶级。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美国现时欲收铁道为国有，但其收入过巨，买收则无此财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势。唯德国后起，故能思患预防，全国铁道皆为国有。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云云。
唐总理莅参议院演说词
绍仪承孙袁二大总统推举，充当国务总理。自审才力，实愧不能。然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国家大事多未能决，亦不敢不勉为其难。现中华民国既已成立，开端最要之事件：
第一，自去岁九月起义以来，各省均不免有扰乱之处，不亟图维持，则民生将不可终日。
第二，中国于外交事件，在满清时代与各国所订条约，名为和好，实则从未开诚布公，以致事事皆落人后，事事皆中国受亏。庚子后免厘加税之约，与国家前途关系甚大，乃至今十余年，厘仍未免，税仍未加。故外国承认民国之后，应首先实行此策，此外则庚子条约所订者，亦须次第施行。
第三，则从前社会趋势，专讲研究文字，而不研究实业，致地大物博之中国，几变为世界最穷之国家，以致非借外债即不能办兴利之事务。新政府成立后，即分设农林工商二部，其宗旨即在振兴实业，交通一部关系尤重，路权航权等均须切实办理，但农林工商交通皆系专门，均不能无学问，更不能于专门政治之人求之。此次新政府成立后，此三部必当实事求是，嗣后国家之发达全在于此。
再民国今日现状，最困难者，莫如财政。关于财政之报告甚详，今姑简单说之。辛亥年豫算表，全国进款银二万九千七百余万两，出款银三万五千余万两。出入相抵，不敷银五千四百余万两。加之筹备各种事务，追加预算各费应加入银二千四百余万两，共不敷银七千八百余万两。此外尚有外债赔款两种，外债之利，赔款之数年搁下未付者共约银五千余万两。又自辛亥年五月以后，所借四国之款，预备改造币制及建筑粤汉、川汉各路者，及各省借以维持市面者，即以全年一年计算，其总数约在银两万万两之数。其利以五厘计之，亦应银一千万两。此一千万两与前七千余万两合之，已八千余万两。又去年八月以后之洋债未按期交款者，自九月至今本月，已约银二千余万两。九月起义以后，南方军队共有八十团。此时即能裁二十师团，亦尚有六十师团。此六十师团中，一师团每月须银十二万两，六十师团每月即须银七百二十万两，到年底须银八千余万两。又起义以来，各处所破坏者，其建筑费亦不应不为之预备，最少亦须银一千万两。全国恩恤事务以及抚育其子弟等事，共须银一千万两。其赔偿外人损失之处，此次亦总不能免数。虽不能确指，然亦不能不为之预备。又民国成立以来，临时财政部至今已支出银七百余万两。并此款算入，共计约银二百十四五兆之数。此皆元年必须之款，无可减少者。绍仪于此事，将来尚须再行到院陈述事由，以供诸公讨论。
至此次组织内阁，各部国务总长已在北京得袁大总统之命令。此次任命各员发表于贵院。陆军段祺瑞，工商溥伦或刘丙炎，海军萨镇冰，教育蔡元培，财政陈锦涛或朱葆三，司法王宠惠，外交陆征祥，农林宋教仁，交通陈其美，内务赵秉钧。并求贵院之同意。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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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月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时事月旦
狭义社会主义与广义社会主义
愤侠
社会主义者，始于十九世纪之初，创于英国之洛威托拿夷，由于经济上之不平等而生此意义。夫此意义，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者欲破坏现在之社会组织，以谋建设者也，是为社会革命主义。广义者欲于现在社会组织之下，谋有以矫正个人主义之流弊者也，是为社会改良主义。之二派者，其目的虽同，而其手段则异。一则以个人之铁血，颠覆无益之政府，破坏现社会之制度，建设新社会之事业，而为世界的组织，即所谓世界社会主义是也。以则一国家之权能，干涉私人之产业，移富豪独占之财产，维持社会之调和，而期国家之安宁，即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是也。由前而言，狭义派似甚急激，非社会主义之行，为吾人所不取。不知狭义者，真社会主义也，真平等也，真自由也，真亲爱也。以个人之牺牲，而为多数谋幸福，非实行社会主义何若？广义者，伪社会主义也，不平等也，不自由也，不亲爱也。以专制之手段，而抑人民之自由，非假词以愚人民何？法律学云，宗教者，无形之法律也。以例推之，则国家社会主义亦无形之法律也。无形之法律者，上古用以愚民也。近世之人，智识日开，眼光日远，断无管窥之见矣。甚矣，今日吾国社会主义日益发达，而诸君又采取国家社会主义，何哉？曷察中国社会主党之党纲乎？所谓融化种界者，岂非世界的组织耶？审吾国之争议，今非昔比，正所以为平等而除专制也。请诸君其再思之。
女子参政问题
铁鸣
记者绝对主张男女平等，然对于男女参政问题，则谓欲求权利平等，先求智识平等。善夫英伦女子电贺吾国女子先得参政权，而吴弱男女士加以按语云：女子非不得参政权之患，不知参政之为患。非男子吝啬参政权不与之患，得之而如石田之不可耕之为患。由此观之，则预备智识平等之为急也。所谓智识平等者，即先求教育普及，男女学校之课程学级宜归一致。而女子师范及中学亦宜仿男校之制，添设法政之科。则程度既于平等，公权亦当平等。至于究竟能否参政之问题，女子果有相当之学力，及及格之文凭，得与男子一同受文法官之饰演，似极为平等。凡事当从根本上解决，反对赞成，又何用其纷纷聚讼为。
今日之僧侣，出家不出家，平等不平等，胥金钱之罪恶也
不平
僧侣者，出家人也。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衣坏色衣，振觉民铎。以游化为任，以天地为庐。古佛有明训，高僧有标榜。营房室、置田产、美衣食、染嗜好、畜奴役、结豪贵，皆古佛高僧所痛绝而深恶者也。今日之僧侣则何如哉？且以营房室、置田产、美衣食、染嗜好、畜奴役、结豪贵为终身之希望、唯一之事业也。于是乎变无为为竞争，变解脱为执著，变清净为垢污，变安乐为烦恼，所为出家者何在哉？
虽然，时异势迁，欲悉返古制，固甚难之。而社会主义有共产之一法焉。世俗有血统之关系，仿行诚不易，易而号为出家之僧侣，效共产之法而践行之，合佛教为一家，并僧侣为一身，通财共运，神会心融，举一切烦恼执著而解脱至，宁不大美哉？但闻某君曾主张实行僧界共产，为一般顽僧不胜攻讦，卒以力不敌而罢。岂一般僧侣真尽忘古佛之明训、高僧之标榜哉？毋亦拥资自豪者，魔于金钱不能舍耳。故今日僧侣之罪恶，非僧侣之罪恶，乃金钱之罪恶也。
又岂闻之佛说曰：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凡为僧者同为佛子，有年岁、道德、才学三者俱高者推为长老，无上下等级之分也。今之为丛林长老者则何如哉？法派及徒属之世袭而已矣，并不以道德、才学为选，其制度有似贵族夫？贵族制度之不能存留于世界久矣，不期今日犹于首倡平等之佛教中见之，不亦咄咄怪事欤？
虽然，彼蠢然无识之僧侣，无世界之眼光，不知时势之变迁，尚有可原也。乃一般号称先觉之士，卓著大名于环球者，亦从而推波助澜，以主张之，而摧残实行我佛大平等主义之热心者，不其愈可怪乎？虽然，此亦非先觉之士之罪恶，乃金钱之罪恶耳。
呜呼，金钱一日存在于世界，人类之罪恶一日不能减少，此诚持人道主义者之大忧也。吾安得取金钱之魔力，一举而消灭之于太空冥冥乎？
自由婚
鼎成
一夫一妇，为社会之起点。则自由结婚为人间第一重要之事。何者?爱情厚，乃能育聪灵之子嗣，以造成文明高尚人类之社会也。恶在，我国媒妁通婚之礼，其流毒不可胜言。今举其正者，有二大端。一曰败坏社会，且妨害个人之自由也。夫夫妇于社会上关系之重，既如前所言矣。故夫妇以妍媸之不齐，遂无爱情，名为夫妇，实同路人，则妨害社会亲爱之主义，且子嗣因之而少，甚或无之，则妨害社会发达之前途。其于个人，则一生自由之幸福已去，其大部分即家庭之不宁，男女之淫风，种种之恶象，鲜不由此。此二曰不利于子嗣也。前端言子嗣稀少或无，犹为大累。若就生理学言之，凡夫妇之无爱情者，所生子嗣，必遗种种之毒根。故人之形体心理不完，以及天生聋哑、痴疯者，率由此也。媒妁通婚之害，既有若是，则自由结婚之夫妇，爱情笃厚，所得幸福比与此大相反，不待赘言。呜呼，往者不谏，来者可追。迷途不远，觉岸回头，吾知我同胞少年之兄弟姊妹，必不以余言为谬，而不待父母之名、媒妁之言，以实行文明自由之婚礼矣。
法律与道德
铸九
治国之要有二道，曰政，曰教。行政则以法律为主位，而纳入于道德之范围者也。施教则以道德为要点，使人免于法律之系缚，以完全其自治之精神者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盖谓法律也。又曰：道之一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盖谓道德也。二者关系之所在，即区别之所在。且非人民之道德已达于圆满高尚之地位，不可以松弛法律。然又非法律废弛之时，则人民之道德必不能达于圆满高尚之地位。夫世界文明，日以进化，而法律必日益退处于无权，则必以个人道德为辅助之资。何以知其然也？譬之团体之交际，法律犹公共之契约也，道德犹个人之诚信也。苟个人之诚信完全无缺，虽发弃焚烧其契约，必无败坏团体之事。如个人之诚信反是，则契约必严重繁密，且难望人人之遵守矣。由是观之，近世社会主义者提倡无治主义，即欲废驰法律，以尊重个人之道德也。世运日趋大同，法律必为无用之长物，而纯任道德之代用。老庄之说曰：破斗折衡，法律废驰也。又曰：而民不争，道德完足也。此等文明之世运，将来果可发见，能如数千年以前人之所梦想乎？余其馨香祷祝，拭目俟之。
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挟纩
社会主义者，世间最完美、最崇高之学理也。故循此学理而行，则世界无罪恶而臻于大同之世矣。
孔子曰：大同之世，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则所谓警察者无需矣。老子曰：郅治之世，无为而治，则所谓一切行政、司法官吏皆虚设矣。
故今之有政府以执行行政、司法者，以天下罪恶丛生，用之以救其末耳，非世之人一日不可无法律也。夫世之人皆具高尚之道德，个人关系纯以爱成，则法律亦奚为于是，而政府亦虚设矣。此虚设之政府，坐靡人民之供给，而无所事事，则废之也亦宜。然世人每见无政府主义而相骇，是殆狃于暴动的无政府状态而误谓者乎？
呜呼，世之人有甘苦如饴者，殆今之甘弃道德而宁受法治之徒乎？噫欤矣！
社会革命
健生
抱社会主义者，宜具有驾尧舜而上之理想，始足为社会造无穷之幸福，展无限之进步。此记者深欲与我、吾党诸君勉。其始尤欲与我同党诸君策其后务，期达最后之目的而后已者也。社会主义即真理正义之所在，使循此道勇往直前，则自由平等亲爱之真精神出。举凡社会舆论、政治机关及其他种种组织，胥入此范围，则四百兆同胞欲共享大同幸福，又何难者！
政治革命，革于有形。社会革命，革于无形。政治革命缘政治不良而发生，故尚激烈。社会革命求经济趋于平定，故主张平和。惟激烈故能维国家治安，惟平和乃能造社会幸福。
有政治革命，而后有新中国。有社会革命，而后有新社会。政治革命为前锋，社会革命为后劲。经济平等，世界大同，记者于斯时卜之矣。同党诸君勉乎哉！
十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时良
（一）未了解社会主义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二）徒拥虚名，而仍抱消极之状态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三）以入党为逋逃薮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四）以徽章为罪恶之护符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五）无毅力，无坚忍力，而为利禄威势所转移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六）为两头之火把，以多挂徽章为荣誉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七）以势力之消长为去就之方针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八）时而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时而主张共产社会主义者，时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九）假社会主义而徒恋爱自由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十）假社会主义而沽名钓誉者，不可以为社会党员。
总而言之，既入社会党，当了解社会党之主义，当遵守社会党之约规，当热心从事于社会党之执务。不以利禄而移，不以声色而移，不以威势而移。吾守吾义，吾守吾贞，虽刀具鼎镬在前，美人黄金在后，而吾志终不变。孔子曰：三军之帅可夺，匹夫之志不可夺。又曰：以身殉道，毋以道殉身。如此斯可以称吾社会党员。不然，何用此誓书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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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棒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棒喝
社会主义述古
蔡铸九
社会主义有精神也。溯稽我国古典，富有社会主义者，杨、墨二家是矣。其至古人，以谓为我、兼爱两派学说，义若炭冰，是盖未一审之社会主义也。愚以谓兼爱者，社会集合之责务也，乃形体也。为我这，个人单独之责务也，乃精神也。欲城齐形体，必先以精神灌注之。二家之学，有同旨也。夫所谓社会主义者，无男女、国家之界限也，无种族、宗教之猜忌也，无贵贱、贫富之阶级也。是即墨氏兼爱之说，乃最完全、最文明社会主义之形体也。其所以成此最完全、最文明社会主义之形体者，则个人单独作为所集合之效也。而所谓个人之单独作为者何？是即杨氏为我之说，乃精神也。夫精神足，而形体尤充，理之自然。一切自由、平等、亲爱之目的乃达。然则用以要求个人者，社会。而供社会之要求者，个人也。一言以蔽之，曰：所谓社会主义之精神者，在个人无以来他人及金钱，各就能力所及而单独作为，由为我而达于兼爱而已。
社会主义有实际也，自社会主义中于人心，潮流荡漾，日以千里，东西学者，研究旁午。考其嫡派，约为三项名词，曰世界社会主义，曰国家社会主义，曰共产社会主义。然细观其性质，可折为名义与实际两类。所谓名义者何？世界与国家是。以物理学例之，即被动力所成之功效，否可施诸实用者也。所谓实际者何？共产主义是。以物理学例之，即原动力所以使被动力成其功效，而最克施诸实用者也。社会主义之名义推行，社会主义之实际乃能成立，则名义为实际所造成。而实际所以造成名义，蒙敢大言以断之曰：社会欲达文明之机轨，必自推行共产之实际。社会主义始，则自由、平等、亲爱之幸福乃见。狭而国家，宽而世界，率如是矣。
社会主义家有其必具之能力也。夫坐而言者，必当起而行。言须抱有宗旨，行必具有能力。所谓能力者，何也？曰不顾物议及反对，则与权力家、资本家及非社会主义者之讥诮抵抗也。曰无国界思想，则此身不欲为国家栋梁，而国势强弱亦不计及也。曰无政治希望，则不欲此身扬名于政治界上，且不欲为举国之功臣也。具此能力，百折不回，百磨不灭，和平、激烈互换而行，则自由、平等、亲爱之幸福自发见于社会矣。
人问
怪侠
何为人？人之界说，于何为定？此虽一极简单之问题，欲从根本上经营以至当至解决，为万世不易之训，我知虽剥削如仲尼、诡辩如惠子，亦未敢轻措辞耳。
或曰：颅圆、趾方、手持、足运、身立而植、舌便而言、目官视而耳官听、心有理而脑有思，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为人也。虽然，人之为人，果如是而已乎？
吾尝闻之传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又曰：人为万物之灵。窃寐寐以思之，人陆而奔则不如兽，水而泳则不如鱼，空而翔则不如鸟，结网以罗物则不如蜘蛛，合群以食力则不如蚁，一不知所谓贵且灵者何在。然此犹对物以论人，非就人以论人也。揆之孔说，则曰：人者，仁也。谓人与人能相通也。然物之与物未尝不能相通也。而佛则曰：人者，忍也。然亦有不能忍而欲厌离之者。此二虽就人以论人，卒未解何为人。人之界说，于何为定？其所谓贵且灵、与仁与忍，远而无从寻思矣。
何则？夫物无贵贱，以少为贵。铜钱之用，加于金玉者万倍，而贵不如金玉者，铜钱之多，而金玉之少也。今人在城满城，在野满野，一日之生不知凡几，一日之死不知凡几。或同草木而腐，或等牛马而贱。大兵一举，流血盈川，独夫一奴，刈头如菅。贵则云何在？况贵则必尊重且高洁，顾人有如狐而媚者，有如狼而贪者；有如蜣螂之转丸者，有如豺狗至逐者。愧人乎，人乎！如是如是，将据何理、恃何辩而云能独贵乎天地万物之性耶？
夫灵则明，明则不惑，不惑则应能权轻重、辨真妄、识虚实、知趋避，自远乎祸害，自造乎幸福。而人则何如哉？贪虚弱而甘受实患，要空名而不恤杀身；拘妄迹而屏弃真理，徇古人而困厄今我。逐物役形，逐形役什，卧薪火以为安，系桎梏以为荣。无古今而不然，无东西而弗若。谓予不信，盖一观宇宙之君主乎！费尽治理，呕尽心血，受尽劳苦，结尽仇雠。其得知既难，而怀得未得之前，无片时能愉快，无短晷能闲适，抑可知已。其的之维艰，逮得至后，怀失必甚，乃重重而以之困人，使不能与己争。困人即所以困己。而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实君主自定之铁案，深怀万方之民皆将起而诛其罪。故朝必乾乾，夕必惕惕，饮食起居皆怀戒心，动止不敢失容，进退不敢失仪。稍纵弛壅蔽，则祸不旋踵，位去身败，欲下侪编户之民而不可得。抑可想见，其仍无一时能快乐，无短晷能闲适也。夫人生所实在享用者，不过饮食、男女、衣服、房舍耳。且自数物，亦不宜多，多则反足为身累。彼君主虽称富有四海，取于自如其一身所实在享用者，义不过此而已矣。故感受万方之罪责，被莫解之巨祸，置子孙于必败之地，诚何苦哉。以较田野之平民，食其力，遂其生，分其所余供父母、养妻子，别无所思。其心怡怡，其乐融融。曷啻一则幽沉地狱，一则游戏天堂乎？夫是二者，其孰轻孰重，孰真孰妄，孰虚孰实，孰当避之孰当趋之，如黑白陈前，概非难知也。故人卒莫不贱平民而贵帝王，此绝彼起彼仆，此于迄今犹未厌其祸，或潜潜以图其得，或惴惴以报其失。万物之大惑不解，大愚不灵，舍人其孰至乎？此灵云乎哉？最灵云何哉？
狮、虎、豺、狼，物之不仁而暴者也。谚曰：虎毒不害子。人则有并其子而杀之醢之者，视狮、虎、豺、狼，其仁不仁果将孰居乎？抑狮、虎、豺、狼虽暴，亦肆其天赋之猛力所及，以求饱其腹而已矣。人则伊何底哉？其杀食一切万物，姑缓置弗论，请将人与人之相杀相苦者，得而试验之。其相杀相苦之法，则有软困、硬制、幽囚、锁缚、劫迫、剥皮、吊打、颠仆、劓刵、宫、墨、刺、屠、割、斩、剐、醢、烹，其相杀相苦之具，则有狴牢、监狱、酷法、严刑、桎梏、绳锁、棒、枪、刀、剑、弓、矢、斧、钺、炸弹、毒药。广而言之，则举一切天地所生之金石、草木、禽兽，几莫不用之为人与人相杀相苦之器械。凡此皆狮、虎、豺、狼所未尝有者也。人何幸而独得仁名，狮、虎、豺、狼何不幸而独得暴名。我意虎狼而能如人之巧言，必将起而与人辩孰仁，而仁之名恐未必不在狮、虎、豺、狼也。且夫两群相争，两军相战，箭如蝗，刀如草；枪如林，弹如雨；百万之命废于顷刻，死伤之尸积成丘岳。则犹闻之酸鼻，言之栗股，虽集合天地万物之罪恶而不足与比亚者也。呜呼，有谓余言之过甚者，试一翻古今东西之历史，曾有一日一地不人与人相杀相苦者乎？人者，仁也，吾斯之未能信。仁乎，仁乎，果日日、地地、法法、事事莫不人人与人人相杀相苦，遂足谓之仁乎？悲夫痛哉，余欲无言。
据右所云，则人之于忍，残忍固有之耳，若夫佛之所谓忍，则尤渺焉如天末渐鸿。吾乌从而知其果忍果不忍哉？余亦人也，不难就人事而察之，以言其略。蚊蚁之唼肤，必杀之而后快。虫鼠之伤物，必驱逐之而后已。羞耻虽小，而必报仇雠，虽远而必复。乃至境遇之逆顺，事物之得丧，爱憎喜怒，哀乐贪嗔，无处不荡其志焉，无时不放其心焉。逐物迁移，随波流浪，一发而不可遏，一逞而不可止。失意则恨天怨地，得意则趾高气扬，盖又尽人皆然也。忍之为义，果如是耶？抑否耶？吾欲还志之黄面先生。
嗟夫！人亦天地间一物而已。余既堕在人数，而可不知何为人、人知所以为人者何在乎？今余之为是言，岂余好为是言哉？余亦欲知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在而已矣，故默默而寻思之，卒不得解。于是泛求之古先之说，而惑乃大滋。遂反复淆乱，滔滔然为此多言。言虽滔滔，要不外披露此莫解之大惑，庶几有能为余一解之耳。遥遥往古，绵绵来今，莽莽大陆，芸芸众生，为是言者，虽只余一人；怀是疑以求解者，固不知其若干千万亿兆人也。倘有一人焉，能聚太空中无量无数日月星宿之光为眼光，融如尘如沙事物文言之理为心理，研太平洋为墨池，削喜马拉山为笔尖，淋漓酣畅，圆满周足，以解决此何为人、人之界说于何为定之一问题，吾将佛之、圣之、神明之，而馨香祝之。
我讟
讟侠
茫茫大地，芸芸众生，忽焉生一我于其间，占空间者六尺躯，历时间者念度岁。饥餐渴饮，夙兴夜寐，扰扰焉往来于野马尘埃之中。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悲，忽而乐，忽而忧，忽而惧。一若犬吠声，一若猫捕影。物之为我役耶？我之为物役耶？我不得而知之矣。我惟知我生世界，世界生我，两方面皆无益而有害耳。
呜呼，苍苍者固天也耶！汝未生我，我未尝哀哀然丐汝以生我。汝既生我，则明星璨烂者金玉，绿阴婆娑者松柏，不生我为矿为植，而生我为人，何哉？即人矣，则游偕禽兽者前人，福享共和者后人，不生我于前于后，而生我于今日，何哉？即今日矣，则国势强大者欧人，民权发达者美人，不生我于欧于美，而生于亚洲，何哉？然我思既欲生我，则生我为动物，亦理或然也。既为动，则生我为人亦理或然也。既生为人，则生于今日，生于亚洲，亦理或然也。彼生我者，固未尝有轩桎之意，而轩桎之者殆我之怨讟心耶？
世之慈善家乎，汝知我怨讟之由来乎？我不敢隐我罪恶以欺世，我敢断我之为我，实最残忍、最暴戾、最恶毒、最凶狠之人也。我之罪恶，即彼普度众生最慈悲之释迦如来，亦莫我恕。盖我之残忍、暴戾、恶毒、凶狠，视豺狼虎豹有过之而无不及耳。自世界生我以来，彼纹理美观之材木，无端以供我之器用故劈锯死。彼质地美丽之布帛，以供我之衣裳故裁剪死。彼最资养之米麦黍豆，以充我枵腹故燃煮死。彼最凄惨之牛羊鸡豕，以膏我馋吻故烹宰死。彼最可希罕至氧气，以恣我呼吸故循环死。彼最可宝贵之光阴，以增我岁月故往来死。呜呼，我恣意任性残暴天物，竟一至于斯乎？而我犹尚未知足，留以永为世界之残贼，以待天之谴乎？
我之残贼斯世也，不我怨，而反天地之是怨。世之人其毋责我之不谅甚耶。然我以为彼既生我于世界，不应生我为世界之恶人。既生我为世界之恶人，不应生我有慈善之观念也。盖我最残忍、暴戾、凶狠、恶毒之性质，与此一念之慈善，日日以我之脑之心为彼等之大战场。予饮以酒，饫以饭，供以香花，皆不能排解其纷争，而为和平之结果。待我奔走二十年，呻吟二十年，始合约成。
呜呼，此城下盟之合约，实强我之必行。而我舍必行外，又何法之是从耶？一曰以个人之血以祭我极尖利之剑锋刀刃，以扶我社会最贫最弱之妇懦。二曰伊我汉族之血以一洗中原满地之腥膻。三曰以我黄种之血以一红太平洋之波浪。四曰以人类之血以一资养各植物之发生。而最终之希望，则惟冀太阳与地球愈行愈近，相行相突，举凡人类动植物，一旦游离于空中，而终化为乌有。呜呼，是呜呼可，是呜呼可！然我实逼处此。慈善乎？罪过乎？亦在所不得而计也。我既天生之恶人，则我之念无一非恶念，我之行无一非恶行，洵无慈善之可言。盖我之残忍、暴戾、凶恶、狠毒之性质，已战胜慈善之观念，足以左右我之行动，而不能使我稍自由者。而我之慈善观念遂渐渐退驻于我之手腕，又强求我书以告之世人，而稍伸其怨讟之气焉。（未完）
说平等亲爱自由
病侠
社会主义，非至平等、至亲爱、至自由之主义乎？然所谓平等者，非矫枉以鸣高，或劣等而凌人，必也己欲平等，而欲人皆平等。伊尹之志，无一夫不独其所。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即真平等也。又所谓亲爱者，非指男女之爱，乃普通人与普通人之爱。天生人而易名为男女，仅动物学上之一种名词，非有特别之原因在也。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西哲虽主博爱，然固未先存一爱某甲某乙之心。且爱由内生发乎自然，无或牵强。故社会主义无种界、无国界、无宗教界、无男女界，有可爱之理由则爱之，非先存一不爱之心，或先存一必爱之心，而后谓之亲爱也。又所谓自由者，非逾越范围之自由，必也一方面保证一己之自由，一方面不侵犯他人之自由，并保证他人之自由为原则。否则假自由之名义济其罪恶，是盗贼而已，遑论自由，更遑论社会主义。自由，自由，许多罪恶，假汝名以行。此罗兰夫人所以临刑而惧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或亦使民自由之意，使字大有保证意思在内，即增进他人自由之谓也。一得知见，不敢谓是，敢累言平等、亲爱、自由之必要，愿社会主义家一商榷之。
侠团宣言
天地不平之气，托之风雷。社会不平之气，将何托乎？曰：托之任侠而已矣。己诺必信，立行必果，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先人后己，轻死重义，胸襟洒落，怀抱高洁，此任侠不易之宗轨也。其坚卓勇敢，热肠冷面，凛凛不可侵犯之风操，苟尽出公正之心，洵足排世难，解民纷，寒强权者之心，使社会上无不平事也。粤稽我民国史，学术之发达，人才之众多，莫不于春秋战国称最。而任侠之风亦于斯期为滥觞，为进行，为极盛焉。如曹沫、专诸、豫让、要离、墨子、聂政、鲁仲连、唐雎、荆轲之徒，虽眼光有高卑，手段有优劣，处事有成败，而皆能无愧乎任侠之宗轨，则一也，我慕之，我羡之，我欲步趋之，耻未能焉。呜呼，今之世界，何世界耶？伪文明，真野蛮之世界也，有强权无公理之世界也。社会不平，谁实平之？宇宙晦肓，谁实朗之？是不得不希望任侠之士，抱定平除强权、为社会平所不平唯一之宗旨，不惜健儿身手，实行古侠义之所为。而以联络声气，交换学术匡辅之，庶几日有所益，行之可久。令人间世不致常演强食弱肉之惨剧，则此侠团之所以发起乎？维我国今当多事之秋，爱国志士牺牲个人，力任民艰，固在在有之。任侠之风，曷曾少衰于昔日耶？见振臂一呼，侠声雷动，山河激昂，风云变色，不期来集合成大群，如旭日之灿然出于太苍，放大光明，普照万有，在指顾间耳。肝胆如血，云霄其志，作地球大同之先锋，为人类平等之骁将，凡我同人，勖焉勉之！
注意：如欲阅章程者，请寄邮票一分至上海六马路社会党本部沙愤即行奉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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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发刊祝词（江亢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世界发刊祝词
江亢虎
今日之世界，社会主义之世界也。实行之先，鼓吹要矣。鼓吹之法，杂志新闻要矣。然社会党以经济困难而发生，社会党之进行即以经济困难而濡滞。即如杂志新闻，亦缘是故，苦不能多，苦不能久矣。兹本部沙宝琛君有社会世界之发行，以党员资格，竭个人能力，以鼓吹社会主义，其热心毅力至堪佩慰。鄙人惟祝吾党员之发行杂志新闻如沙君者逐日加多，尤祝沙君暨他党员之发刊杂志新闻者设法持久。俾社会主义与世界为无极，则吾党之幸，亦沙君之劳也。鄙人不敏，谨祝词，非祝今日之发刊，而祝来日之无休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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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弁言（直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世界弁言
直侠
苍苍者，吾知其为天也。沉沉者，吾知其为地也。圆颅方趾者，吾知其为人也。自有世界以来，即有此三者。无此三者，即无世界。谓之为自然界之原素，可也。谓之为造化界之起点，亦可也。日月运行晦明，风雨寒暑遞嬗，四序以成，非天之自然乎？五谷草木，应时而生；江海百川，昼夜不息；非地之自然乎？饥则思食，寒则思衣，情生则思男女，非人之自然乎？然亘古迄今，历数千万。天之为天，自若也，地之为地，亦自若也。人之为人，则变幻有不可思议者矣。夫往古之世，人与人居，群与群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其利，各取所需。击壤而歌，鼓腹而嬉。熙熙之象，法于自然。初无待人事之劳，与夫法治之密也。自家族主义兴，而人与人之阶级判。国族主义盛，而群与群之阶级生。科学昌明，人事进化，天演公例深入人心，优胜劣败至说腾之于口，书之于书。强者固习，而弱者安之，亦视为至当，甘自退让，不敢稍存争竞之心。于是人类种种之不平等由是而出，饥者或不得食，寒者或不得衣，情生或不能遂其男女之道。凡所谓人之自然者，皆因之而不能自然。伊谁至咎，则曰：经济之不平等故耳。社会主义者，打破经济之阶级，举凡一切不平等之事而平之者也。故欲弭人类之争端，调和贫富之位置，以求趋于大同之域，舍此蔑由矣。虽然，社会主义非一人之社会主义也。社会主义之幸福，非一人可得而享之也。苟求此主义之风行世界，如人生日用之所需，则非文字鼓吹不足以尽其能事。此社会世界之由作乎？不禁跂足予望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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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序（殷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世界序
殷仁
民国元年春夏之交，余与沙淦君共事于社会党本部。期月之间，而沙君竟以其所怀抱之社会主义，沉思默运，傍征博考，成就杂志一种，颜其名曰社会世界。余闻其名，謷然以思，曰：社会主义昌明之日，即世界社会实现之时，大同之象也。社会世界之意，其在斯乎！距今十余年前德意志社会党有机关新闻杂志百六十余种，有日刊者，有三日杂志、一星期杂志、科学杂志、商业杂志、家庭杂志等等，今日正不知更增几许矣。我国社会党方始萌芽，其初有社会星，为一星期杂志；继有社会越看杂志，继有日刊新闻；初见于南京人报，次见于沪上社会日报，再见于社会党日刊。按社会星报出三期，不幸而陨；人报仅出两期，不幸而夭折；社会日报亦逾期，月而化之。今之日刊，即其化身也。社会世界实最近之产物，余安得不馨香而祷祝之，而欢迎之。
顾社会世界之出现，实沙君一人之利为之，余谨为沙君寿，即所以为社会世界寿，亦即所以为吾寿也。且夫英之罗拔都乌耶，法之散西门与佛利野，非吾党开始之三杰乎。俄之巴古宁，德之马格斯与拉萨路列，非吾党之健将乎！之数子者，虽境遇各异，而心志则同；虽主张各异，而目的则同，要在为人道造福耳。尝谓愚者宜崇拜英雄，智者宜识别英雄，英雄庶有所取法，而达吾人之目的。盖迷信不可过，而自明虽欲避而无可避者也。吾愿为党人者以意大利之暴戾手段为鉴，为总统者宜以义士麦之压制手段为鉴，则吾党之进行自无往不利矣。社会世界既出，必能神明。此中消息，为吾党之良师，余安得不馨香而祷祝之，而欢迎之。余将于此中观徼观妙，沙君其毋负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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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发刊词（王文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世界发刊词
王文典
一书之成焉，必有绪言。一报之出焉，必有发刊词。今社会世界之出焉，亦有发刊词。夫书之有绪言，所以明一书之意趣。报之有发刊词，所以标一报之宗旨。今欲表社会世界之宗旨，请先言社会主义与世界之关系。今世界，何世界乎？一浑浊凶残之世界也。今世所谓文明、自由、平等、公理者，皆伪耳。何以故？以分判心太深。故人我分，则自私自利之见生；男女分，则奸淫拐掳之事起；宗教分，则顽固偏执之心发；国家分，则侵夺战争之役行；农、工、商、绅、官分，则欺压之端兆。举凡五者，今世界滔滔皆是也。而所谓文明、公理、自由、平等皆伪焉者耳。社会主义发生之初，固不过为一般劳动者要求雇主、地主之给以平等、自由耳。殆夫经阅世纪，发达愈甚，遂一变而为大同浑一之主义。举世界之分判者而浑同之，无人我，无男女，无国界、宗教界，无所谓农、工、商、绅、官。以社会为直接团体，以个人为单纯分子，而世界遂为万众雍和之世界矣。社会主义之于世界既有如是之善恶变迁之关系，其何可以不汲汲鼓吹而倡导之。故社会世界之发行，为削减今世界之分判心，而改良现世之社会也。吾望自社会世界之出，而今世界遂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世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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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缘起（沙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世界缘起
沙淦
植之生焉必以子，动之生焉必以卵。然滋长而生养之者，必藉雨露之润泽，气血之流行。非如是，则不过一粒微细之种子，一颗软滑之胚卵而已。今社会主义，固磅礴于天地，充塞于人心。举凡飞者潜者，动者静者，莫不皆含有此一粒之种子，一颗之胚卵也。然夜气弥漫，昏翳蔽塞，不得甘雨之滋润，和风之扇荡，古屈焉而莫之伸。夫尺蠖之屈，犹求其伸，奈何此光明无上之主义，忍使之永闭乎？然欲作兴而发扬之，则鼓吹其要焉。此社会世界之所以出也。语曰：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致其所知，斯为尚焉。今天下滔滔，溺而往返，孤行独诣，自洁其身，不足以救天下，且窃为天下笑。同人等私以为忧拟有以行其致知之道，且知其所知于不知。使天下之人，瞢然如疾雷之振好梦，憬衍而醒，循其天性而行，而社会主义遂昌大且光明。举世之人言所言社会主义也，行所行社会主义也，思所思社会主义也。社会主义于是乎普及世界，而世界亦一变为社会主义之世界。为鼓吹启其先，实行继其后，想望后此世界为社会主义之世界，而此杂志遂以社会世界为名焉。于戏法轮一转狮子吼，而世界之恶业俱消，旭日将升，雄鸡鸣而天下之沉酣以醒，此同人等之责焉。社会乎，世界乎，其因此社会世界之杂志，而共臻社会主义之世界，则同人等所馨香顶礼而日夕盼望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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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古宁肖像并小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世界》杂志
第一期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
巴古宁肖像并小引
巴古宁，俄国哲学家、著述家及无政府家也。生千八百十四年，卒千八百七十六年。弱冠学于俄京兵学校，既得业，任士官。非其所好，遂赴德国游学，留柏林久，哲理大进。既复往来巴黎。曾以其间归国，睹政府之专横益甚，不能久居，遂重去巴黎，发刊报纸。嗣因演说词诋毁俄政府太剧烈，为法所逐，从此主张社会主义益坚。因到处鼓吹革命，屡见囚于德奥。偶返国，被拘，流放西伯利亚，乃间关走日本，道美洲，遁至英伦。居未久，又去瑞士。巴氏初与马格斯为同党，既而不满意于马氏之政府社会主义，卒至主张平等级、共财产、废法律，创为无政府党，遂与马氏各分派别。而有名之荷兰安土潭社会党大会，即巴马分党之大记念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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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杂志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社会世界》杂志简介
《社会世界》1912年4月创刊于上海，属于社会刊物，月刊。该刊由王文典、沙淦编辑，惜阴公会发行，社会世界杂志社出版，发行处位于上海西门外林荫路19号。该刊是由社会党编辑出版的刊物，主张改革社会，促进革新事业，主张平等教育，鼓吹实行共产，维持世界和平，提倡无治主义。主要内容为介绍德、法、俄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社会革命家，并附有画像，如巴古宁、陶斯道等。该刊旨在推广介绍社会主义，认为世界之所以浑浊凶残，最大的原因在于处于分裂之中，人我分、男女分、宗教分、国界分、农工商士绅官分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败坏和世界的动荡，因而该刊所持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即建立一个无人我、无男女、无国界宗教界、无所谓士农工商官绅的，以社会为直接团体的，以个人为单纯分子的世界。该刊的发行旨在减削今世界之分判，改良现世之社会。该刊设有社会棒喝、时事月旦、本国大事、世界大事、本党记事、紧要新闻、小说传记、文章渊薮、传今记古、杂俎业谈等（第5期栏目名称有所变动）。由于该刊为社会党人所办，因而内容多涉及政治，反映出社会党的政治倾向和主张，其中本党记事板块记录了社会党在各地的具体发展情况以及会议报告等。第5期开头部分印有社会党党旗以及社会党约章，列有该党宗旨、纲目、事业、入党、经费等详细内容。《社会世界》作为社会党人创办的刊物，刊载了大量有关社会党的资料，如该党在各地方的发展情况，该党成员、约章、政见等等，对于民国初期政治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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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淦烈士事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沙淦（1885-1913）和《社会世界》杂志
沙淦烈士事略
梁朱明
狼山半山亭，原为沙淦烈士纪念亭，十年内乱期间，亭内烈士塑像、匾额、纪念碑等均被毁，今于亭内重建“沙淦烈士纪念碑”一座，碑背镌刻“沙淦烈士事略”。全文刊录于此，为日后碑文漫漶不辨，存备参考。——编者
沙淦烈士，字宝琛，南通县人，一八八五年生，少有壮志。一九零五年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成城警监学校。时孙中山先生在日组同盟会，团结革命力量，烈士毅然加入。一九一一年春回国，投身报界，宣传革命。在南京策反清军，不幸泄密，险遭捕杀，赖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同盟会员赵声掩护得脱，化装北渡，暂厕身于阜宁、南通教职。旋又去沪，从事革命活动，以江北副招讨使名义，四出游说江浙军队，相机举事。辛亥武昌起义，在汉阳参加救护工作。继回上海与陈英士等共谋发起围攻上海制造局之役，事成，任陈英士都督府参谋。一九一二年一月参加中国社会党，为主要干事之一，四月又与陈英士等在会党人士中组织“侠团”，创办《社会世界》杂志，自任主编。同年十一月因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投袁献媚，愤与决裂，另组社会党，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实为无政府主义，发表反袁言论。独立建党仅十日，即遭袁下令查禁解散。一九一三年七月二次革命军兴，烈士积极参加讨袁活动，以红十字会野战医院名义回通募集经费。商会佯允应募，匿告主者密令逮捕，未经数日，未一鞠讯，即以乱党罪名，会同县署驰电省督核准处死，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一日被害于城北王家坝，时年二十八岁，遗骸由其父收葬于家乡李观音堂东北茔地。后十五年，封墓树碑，表彰功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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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译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人名译名对照表
Abeele阿贝勒（参见VandenAbeele,Henry）
Aischyios埃斯库罗斯
AlexandrII(АлександрII)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rIII(АлександрIII)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rosIII亚历山大大帝
Allan,William阿兰，威廉
Altenstein,Karl阿尔坦施泰因，卡尔
Applegarth,Robert阿普尔加斯，罗伯待
Argyle,ArchibaldCampbell（同姓名者二人）阿盖尔，阿契波德·肯贝尔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
Arnim,Bettinavon阿尔宁，蓓蒂娜·冯
Ashley,AnthonyCooper艾释黎，安东尼•库柏
Akeselrod,PavelBorisovich(Аксельрод,ПавелЬорисович)阿克雪里罗得，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Auerswald,HansRudolf奥艾尔斯瓦尔德，汉斯•鲁道夫
Babeuf,Gracchus(真名FrançoisNoël)巴贝夫，格拉古（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Bach,Max巴赫，麦克斯
Bacon,Francis,BaronofVerulam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
Bakunin,MikhailAleksandrovich(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йч)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Balzac,Honoréde巴尔札克，昂诺莱·德
Bamberger,Ludwig班贝尔格尔，路德维希
Bangya,Janos(Johann)班迪亚，亚诺什（约翰）
Bara,Julesde巴拉，茹尔•德
Barbès,Armand巴尔贝斯，阿尔芒
Bauer,Bruno鲍威尔，布鲁诺
Bauer,Edgar鲍威尔，埃德加尔
Bauer,Egbert鲍威尔，艾格伯恃
Bauer,Heinrich鲍威尔，亨利希
Bax,ErnestBelfort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
Beaumont,Francis波蒙，弗兰西斯
Bebel,August倍倍尔，奥古斯特
Beck,KarlIsidor倍克，卡尔•伊西多尔
Becker,Bernhard贝克尔，伯恩哈特
Becker,HermannHeinrich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JohannPhilipp贝克尔，约翰•菲力浦
Beesly,EduardSpencer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
Belinskii,VissarionGrigorievich(Белинский,ВиссарионГригорьевич)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
Benedek,LudwigAugust本涅迪克，路德维希•奥古斯特
Béranger,Pierre-Jeande贝朗热，比埃尔-让•德
Bernadotte,JeanBaptisteJules别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
Bernays,FerdinandKarlLudwig贝尔奈斯，斐迪南•卡尔•路德维希
Bernstein,Eduard伯恩斯坦，爱德华
Bertrand,Louis贝尔特兰，路易
Beta(Bettziech),Heinrich贝塔（贝特齐希），亨利希
Bettina蓓蒂纳（参见Arnim）
Biscamp,Elard比斯康普，埃拉尔特
Bismarck,Otto俾斯麦，奥托
BlancJean-Joseph-Louis勃朗，让·若塞夫·路易
Blankenburg,Moritzvon勃兰肯堡，莫里茨•冯
Blanqui,LouisAuguste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
Blind,Karl布林德，卡尔
Blücher,GebhardtLeberecht勃留赫尔，盖勃哈德·莱伯列希特
Blum,Robert勃鲁姆，罗伯特
Böhme,Jakob柏麦，雅科布
Bonaparte,Jerôme波拿巴，日罗姆
Bonaparte,Louis波拿巴，路易（参见NapoleonIII）
Borkheim,SigisrnundLudwig波克罕，西吉兹蒙德•路德维希
Born,Stephan波尔恩，斯蒂凡
Börne,KarlLudwig白尔尼，卡尔•路德维希
Bornstedt,Adalbertvon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冯
Börnstein,Heinrich伯恩施坦，亨利希
Bourbons,les波旁
Bracke,William白拉克，威廉
Brandenburg,FriedrichWilhelm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ss,August勃拉斯，奥古斯特
Braunschweiger,Herzogvon不伦瑞克公爵（参见KarlWilhelmFerdinand）
Bright,John布莱特，约翰
Brisbane,Albert布里兹倍恩，阿尔伯特
Brupbacher,Fritz勃鲁普巴赫尔，弗里茨
Bucher,Lothar布赫尔，洛塔尔
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毕舍，菲力浦•若塞夫•本沙门
Büchner,Ludwig毕希纳，路德维希
Buret,Eugène毕莱，欧仁
Bürgers,Heinrich毕尔格尔斯，亨利希
Burns,Lizzy白恩士，莉希
Burns,Mary白恩士，玛丽
Byron,GeorgeGordon拜伦，乔治•戈登
Cabet,Étienne卡贝，埃蒂埃纳
Caesar,GaiusJulius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
Cafiero,Carlo卡菲埃罗，卡尔洛
Camphausen,Ludolf康普豪森，鲁道夫
CarloAlberto查理-阿尔伯特
Carlyle,Thomas卡莱尔，托马斯
Carpenter,WilliamBenjamin卡本特尔，威廉•本杰明
Catilina,LuciusSergius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
Cavour,CamilloBenso加富尔，卡米洛•本佐
CervantesSaavedra,Miguelde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
Chalain,Louis沙伦，路易
CharlesI查理一世
Chateaubriand,FrancoisRené沙多勃利昂，弗朗斯瓦•勒奈
ChristianVIII克里斯提安八世
Cicero,MarcusTullius西赛罗，玛尔库斯•土利乌斯
Clausewitz,Karlvon克劳塞维茨，卡尔•冯
Clémenceau,GeorgesBenjamin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沙门
Cluseret,Gustave-Paul克留塞勒，古斯达夫·保尔
Cobden,Richard科布顿，理查
Coburger科布尔克（参见LeopoldI）
Cohn,James柯恩，詹姆斯
Conradi,Emilie康拉第，艾米利
Conradi,JohannJakob康拉第，约翰·雅科布
Considérant,Victor孔西得朗，维克多
Coullery,Pierre库勒里，比埃尔
Cournet,FrédéricÉtienne库尔涅，弗雷德里克•埃蒂埃纳
Cousin,Victor库辛，维克多
Cremer,WilliamRandall克里梅尔，威廉•兰达尔
Cuno,TheodorFriedrich库诺，泰奥多尔•弗里德里希
Dana,CharlesAnderson德纳，查理•安德森
Daniels,Roland丹尼尔斯，罗兰特
Danielison,NikolaiFrantsevivh(Даниелъсон,НиколайΦранцевич)(笔名Nicolai—on,Николай—он)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采维奇（笔名尼古拉一逊）
Dante,Alighieri但丁，阿利格埃里
Darasz,Albert达拉什，阿尔伯特
Darwin,Charles达尔文，查理
Daumer,GeorgFriedrich道梅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Davoust(或Davout)，LouisNicholas达乌，路易•尼古拉
Demokritos德谟克利特
Demuth,Helene(Lenchen)德穆特，海伦（琳蘅）
Dentraygues,Émile(笔名Swarm)丹特莱格，埃米尔（笔名斯瓦尔姆）
DePaepe,César德·巴普，塞札尔
Deprez,Marcel德普勒，马赛尔
Dereure,Simon德勒尔，西蒙
Descartes,René笛卡儿，勒奈
D’Ester,KarlLudwigJohann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Dézamy,Théodore德萨米，德奥多
Diderot,Denis狄德罗，德尼
Dietz,Oswal迪茨，奥斯渥特
Dietzgen,Joseph狄慈根，约瑟夫
Disraeli,Benjamin迪斯累利，本杰明
Dronke,Ernst德朗克，恩斯特
Dühring,Eugen杜林，欧根
Dumas,Alexandre(père)仲马，亚历山大（大仲马）
Duncker,FranzGustav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
Dupleix,François杜普勒，弗朗斯瓦
Dupont,EugèneClovis杜邦，欧仁•克洛维
Eccarius,JohannGeorg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
Echtermeyer,Theodor艾希特迈耶尔，泰奥多尔
Eckstein,Gustav埃克施泰因，古斯达夫
Ehard,JohannLudwigAlbert埃尔哈特，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
Eshhorn,JohannAlbrechtFriedrich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
Eichmann,FranzAugust艾希曼，弗兰茨·奥古斯特
Engels,Friedrich（父子二人同名）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pikouros伊壁鸠鲁
Ermen,Gottfried欧门，哥特弗利德
ErnstAugust恩斯特•奥古斯特
Ewerbeck,AugustHerrmann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
Faucher,Julius孚赫，尤利乌斯
Favre,Jules法夫尔，茹尔
Fazy,JeanJacques(James)法齐，让•沙克（詹姆斯）
Ferrier,FrançoisLouisAugust费利叶，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Feuerbach,Ludwig费尔巴哈，洛德维希
Eichte,JohannGottlieb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
Fielding,Henry菲尔丁，亨利
Fischel,Edouard费舍尔，爱德华
Fletcher,John弗勒彻，约翰
Fleury,Charles(本名Krause,CarlFredrichAugust)弗略里，查理（真名克劳塞，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Flocon,Ferdinan弗洛孔，斐迪南
Follen,AugustAdolfLudwig福伦，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
Follen,Karl福伦，卡尔
Fourrier,François-Marie-Charles傅立叶，弗朗斯瓦•马利•沙利
Fränckel弗廉克尔
Frankel,Leo弗兰克尔，列奥
Freiligrath,Ferdinand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
Fribourg弗里布尔
Friedländer,Hugo弗里德兰德，胡果
Friedländer,Max弗里德兰德，麦克斯
FriedrichII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VII弗里德里希七世
Friedrich,KarlNikolaus弗里德里希，卡尔•尼古拉
FriedrichWilhelmIII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IV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tzsche,FriedrichWilhelm弗利切，弗里德里希•威廉
Fröbel,Julius弗吕贝尔，尤利乌斯
Gabler,GeorgAndreas加布勒尔，格奥尔格•安得歹列阿斯
Gagern,Friedrich加格恩，弗里德里希
GalileoGalilei伽利略•伽利莱
Gans,Eduard甘斯，爱德华
Garibaldi,Giuseppe加里波第，朱泽培
Gaskell,Peter盖斯克尔，彼得
Geib,WilhelmLeopoldAugust盖勃，威廉•利奥波特•奥古斯特
Geiger,WilhelmArnold盖格尔，威廉•阿诺尔德
GeorgeSand乔治•桑
Gerlach,KarlHeinrichEduardFriedrichvon盖尔拉赫，卡尔•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冯
Gibbon,Eduard吉本，爱德华
Gladstone,WilliamEwart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
Gneisenau,AugustWilhelmAnton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
Goethe,JohannWolfgangvon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冯
Graeber,FriedrichChristianLudwig格雷培，弗里德里弗•克里斯提安•路德维希
Graeber,Wilhelm格雷培，威廉
Granville,GeorgeLeveson-Gower格兰威尔，乔治•利未森•高厄
Greely,Horace格里利，霍雷斯
Greene,Robert格林，罗伯特
Greif(f)格莱夫
Greulich,Hermann格雷利希，海尔曼
Grévy,Jules格列维，茹尔
Grimm,Jacob格林，雅科布
Grimm,Wilhelm格林，威廉
Grün,Karl格律恩，卡尔
Grünberg,Karl格律恩堡，卡尔
Guesde,Jules盖得，茹尔
Guillaume,James吉约姆，詹姆斯
Guizot,FrancoisPierreGuillaume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mpert,Eduard古姆佩尔特，爱德华
Gutzkow,KarlFerdinand谷兹考，卡尔•斐迪南
Habsburger哈布斯堡（王朝）
Hales,John黑尔斯，约翰
Hansemann,DavidJustus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
Hardenberg,KarlAugust哈登堡，卡尔•奥古斯特
Harney,GeorgeJulian哈尼，乔治·朱利安
Hasenclever,Wilhelm哈森克莱维尔，威廉
Hasselmann,Wilhelm哈赛尔曼，威廉
Hatzfeldt,Sophie哈茨费尔特，索菲娅
Hauff,Wilhelm豪夫，威廉
Haussmann,GeorgesEugène欧斯曼，若尔日•欧仁
Hebbl,Friedrich赫伯尔，弗里德里希
Heddeghem赫德盖姆（参见VanHeddeghem）
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Heine,Heinrich海涅，亨利希
Heineccius,JohannGottlieb海尼克修斯，约翰·哥特利勃
Heinzen,Karl海因岑，卡尔
Helvétius,Claude-Adrien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
Hengstenberg,ErnstWilhelm亨格施坦堡，恩斯特·威廉
Hentze亨泽
Hepner,Adolf赫普纳，阿道夫
HerakleitosausEphesos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
Herder,JohannGottfried海德尔，约翰•哥特弗利德
Hermes,CarlHeinrich海尔梅斯，卡尔·亨利希
Herwegh,GeorgFriedrich海尔维格，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erzen,AleksandrIvanovich(Герцен,Аl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Hess,Moses赫斯，莫泽斯
Hinckeley,KarlLudwigFriedrich兴克尔代，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冯
Hilferding,Rudolf希法亭，鲁道夫
Hirsch,Karl希尔施，卡尔
Hirsch,Wilhelm希尔施，威廉
Hobbes,Thomas霍布斯，托马斯
Höchberg,Karl赫希柏格，卡尔
Hödel,EmilHeinrichMax赫德尔，艾米尔•亨利希•麦克斯
Hohenzollern霍亨索伦
Holbach,PaulHeinrichDietrich霍尔巴赫，保尔•昂利•狄特利希
Holberg,Ludwig霍尔堡，路德维希
Hollinger,Fidelio霍林格尔，菲戴里奥
Homeros荷马
Hugo,Victor雨果，维克多
Humboldt,AlexanderFriedrichWilhelmvon洪堡尔特，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冯
Hutten,Ulrichvon胡登，乌尔利希•冯
Hyndmann,HenryMayers海因德曼，亨利•迈尔斯
Imandt,Peter伊曼特，彼得
lmbert,Jacques恩贝尔，雅克
lmmermann,KarlLeberecht英梅尔曼，卡尔•列勃莱希特
IsabellaII,MarieLuise伊萨贝拉二世，玛丽•路易莎
Jacobi,Abraham雅科比，阿伯拉罕
Jacoby,Johann雅科比，约翰
Jaeckh,Gustav耶克，古斯达夫
JamesII詹姆斯二世
JerômeNapoleon日罗姆•拿破仑
Johann约翰
Jomini,Henri若米尼，昂利
Jones,ErnestCharles琼斯，厄内斯特•查理
Jonson,Ben(jamin)约翰逊，本（杰明）
Jottrand,Lucien-Lépold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
Jung,GeorgGottlob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勃
Jung,Hermann荣克，海尔曼
Jungnitz,Ernst荣格尼茨，恩斯特
Juta,JohannKarl优塔，约翰•卡尔
Juta,Louise优塔，路易莎
Kant,Immanuel康德，伊曼努尔
KarlWilhelmFerdinand卡尔•威廉•斐迪南
Katkov,MikhailNikiforovich(Каткoв,МихаилНикифopoвич)卡特科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
Kautsky,Karl考茨基，卡尔
Kayser,Max凯泽尔，麦克斯
Kingsley,Charles金斯莱，查理
Kinkel,Gottfried金克尔，哥特弗利德
Kinkel,Johanna(娘家姓Mockel)金克尔，约翰娜（娘家姓莫凯尔）
Klapka,Georg克拉普卡，格奥尔格
Klein,ErnstFerdinand克莱因，恩斯特·斐迪南
Klein,JohannJacob克莱因，约翰·雅科布
Kock,Paulde科克，保尔·德
Kolb,GustavEduard科尔布，古斯达夫·爱德华
Köllicker,RudolfAlbert科利克尔，鲁道夫·阿伯特
KonstantinNikolaevich(КонстантинНиколаевич)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
Eöppen,KarlFriedrich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
Kossuth,Lajos科苏特，拉约什
Kriege,Hermann克利盖，海尔曼
Kropotkin,PyotrAlekseevich(Кропоткин,ПeтрАлексеевич)克鲁泡特金，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
Krummacher,FriedrichWilhelm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Kugelmann,Ludwig库格曼，路德维希
Kühlwetter,FriedrichChristianHubertvon居韦特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提安·胡柏特·冯
Ladenberg,Adalbertvon拉登堡，阿达贝尔特·冯
Ladendorf,August拉登道夫，奥古斯特
Lafargue,Laura拉法格·劳拉（参见MarX,Laura)
Lafargue,Paul拉法格，保尔
Lamartine,Alphonse-Marie-Louisde拉马丁，阿尔丰斯·马利·路易·德
Lamennais(LaMennais),Félicité-Robertde拉梅耐，费里西德·罗贝尔·德
Lankester,EdwinRay郎凯斯特，爱德文·雷伊
Lange,FriedrichAlbert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ssalle,Ferdinand拉萨尔，斐迪南
Latour,Theodor拉图尔，泰奥多尔
Laube,Heinrich劳贝，亨利希
Laufenberg,Heinrich劳芬堡，亨利希
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hmann,Albert列曼，阿尔伯特
Leibnitz,GottfriedWilhelm莱布尼茨，哥特弗里德·威廉
Lelewel,Joachim列列韦尔，约阿希姆
LeLubez,Victor勒留贝，维克多
LeMoussu勒穆修
Lenau,Nicolaus(真名NikolausNiembschEdlervonStrehlenau)雷瑙，尼古劳斯（真名尼古劳斯·宁布什·埃德勒·冯·施特莱雷瑙）
Leo,Heinrich利奥，亨利希
LeopoldI列奥波特一世
Leroux,Pierre列鲁，比埃尔
Lessing,GottholdEphraim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位伊姆
Lessner,Friedrich列斯纳，弗里德里希
Leupold,Heinrich洛伊波德，亨利希
Levy,Gustav列维，古斯塔夫
Lichnowski,FelixMaria利希诺斯基，费里克斯·马利亚
Llebknecht,Wilhelm李卜克内西，威廉
Limousin,Charles利穆赞，沙尔
Lincoln,Abraham林肯，亚伯拉罕
Lissagaray,ProsperOliver利沙加勒，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
List,Friedrich李斯特，弗里德里希
Lochner,Georg洛赫纳，格奥尔格
Locke,John洛克，约翰
Longuet,Charles龙格，沙尔
Lopatin,HermannAleksandrovich(Лопатин,ГерманАлександрoвич)洛帕廷，盖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Lord,PercivalBarton洛尔德，波西沃·巴顿
LouisXIV路易十四
LouisXV路易十五
LouisXVI路易十六
LouisXVIII路易十八
Louis-Philippe路易-菲力浦
Lyubavin,N.N.（Любавин,H.H.）柳巴文
Lucain吕肯
Lucraft,Benjamin鲁克拉夫特，本杰明
Lucretius(TitusLucretiusCarus)卢克莱茨（提图斯·路克莱茨·卡路斯）
Luden,Heinrich路登，亨利希
Lünning,Otto吕宁，奥托
Luther,Martin路德，马丁
Luxemburg,Rosa卢森堡，罗莎
MacCulloch,JohnRamsay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
Machiavelli,NicoloBernardo马基雅弗里，尼古洛·倍尔纳多
Malon,Benôt马隆，边诺
Malthus,ThomasRobert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恃
Manteuffel,OttoTheodor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
Marat,Jean-Paul马拉，让·保尔
Marlowe,Christopher马洛，克利斯托弗
Martin,Henry马丁，昂利
Marx,Edgar马克思，埃德加尔
Marx,Eleanor马克思，爱琳娜
Marx,Eva(娘家姓Moses)马克思，叶娃（娘家姓莫泽斯）
Marx,Franziska马克思，弗兰契斯卡
Marx,Heinrich马克思，亨利希
Marx,HeinrichGuido马克思，亨利希·格维多
Marx,Henriette(娘家姓Preisburg)马克思，罕丽达（娘家姓普莱斯堡）
Marx,Jenny(娘家姓Westphalen)马克思，燕妮（娘家姓威斯特华伦）
Marx,Jenny马克思，燕妮
Marx,Laura马克思，劳拉
Marx,Lewi马克思，列维
Marx,Samuel马克思，萨缪尔
Massmann,HansFerdinand马斯曼，汉斯·斐迪南
Mayer,Gustav迈尔，古斯达夫
Mazzini,Giuseppe马志尼，朱泽培
Meissner,Otto迈斯纳，奥托
Melanchthon,Philipp梅兰希通，菲力浦
Mellinet,Francois梅利奈，弗朗斯瓦
Mendelssohn,Moses门德尔森，莫泽斯
Menzel,Wolfgang门采尔，沃尔弗干格
Metternich,ClemensWenzelLothar梅特涅，克雷门斯·文索尔·洛塔尔
Meyen,Eduard梅因，爱德华
Meyer,HermannJulius迈耶尔，海尔曼·尤利乌斯
Meyer,Julius迈耶尔，尤利乌斯
Meyer,RudolfHermann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
Meyrn,Siegfried迈耶尔，齐格弗里特
Meyerbeer,Giacomo梅尔伯，贾科莫
Mieroslawski,Ludwig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
Milke密尔凯
Mill,JohnStuart穆勒，约翰·斯图亚特
Miquel,Johannes米凯尔，约翰
Moll,Joseph莫尔，约瑟夫
Moltke,HelmuthKarlBernhard莫尔特凯，海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
More,Thomas莫尔，托马斯
Morris,William莫利斯，威廉
Most,Johann莫斯特，约翰
Motteler,Julius莫特勒，尤利乌斯
Müller,Friedrich弥勒，弗里德里希
Mundt,Theodor蒙特，泰奥多尔
Napier,WilliamFrancisPatrick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NapoleonIBonaparte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eonII拿破仑第二
NapoleonIII(LouisBonaparte)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
Nechaev,SergeiGennadievich(Нечаев,СергейГеннадиевич)涅恰也夫，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
Netlau,Max涅特劳，麦克斯
NikolaiI(НиколайI)尼古拉一世
Nobiling,KarlEduard诺比林，卡尔·爱德华
Nothjung,Peter诺特荣克，彼得
O’Brien,JamesBronterre奥勃莱恩，詹姆斯·布隆泰尔
Odger,George奥哲尔，乔治
Ogaryov,NikolaiPlatonovich(Oгapeв,НиколайПлатонович)奥格辽夫，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
Ollivier,Emile奥利维耶，艾米尔
Oncken,Hermann翁肯，海尔曼
Oppenheim,Dagobert奥本海姆，达哥伯特
Orsini,Felice奥尔辛尼，菲利契
Oswald,Friedrich奥斯渥特，弗里德里希
Otto,KarlWunibald奥托，卡尔·乌尼巴特
Ovidius(PubliusOvidiusNaso)奥维狄乌斯（普布里乌斯·奥维狄乌斯·纳索）
Owen,Robert欧文，罗伯特
Palmerston,HenryJohnTemple帕麦斯顿，亨利·约翰·田浦
Pecqueur,Constantin裴柯尔，康斯坦丁
Perron,Charles裴隆，沙尔
PyotrI(ПетрI)彼得一世
Pfänder,Carl普芬德，卡尔
Pfuel,ErnstHeinrichAdolfvon普富尔，恩斯特·亨利希·阿道夫·冯
Philips,Lion菲力浦斯，里昂
Pieper,Wilhelm皮佩尔，威廉
Platen,August普拉顿，奥古斯特
Platon柏拉图
Plekhanov,GeorgiiValentinovich(Плеханов,ГеоргийВалентинович)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Plutarchos普卢塔克
Polyakov,N.P.(Поляков,H.П)波利亚科夫
Pompadour,JeanneAntoinettePoisson庞巴都，让娜·安东尼达·布瓦宋
Potter,George波特尔，乔治
Proudhon,Pierre-Joseph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
Pulszky,Franz普尔斯基，弗兰茨
Püttmann,Herrnann皮特曼，海尔曼
Pyat,Felix皮亚，菲利克斯
Rachil拉希尔（参见VarnhagenvonEnseRahel）
Radetzky,Joseph拉德茨基，约瑟夫
Ranke,Leopold兰克，列奥波特
Ranvier,Gabriel兰维埃，加布里埃尔
Raumer,Friedrichvon劳麦，弗里德里希·冯
Reckel,August勒克尔，奥古斯特
Reiff,WilhelmJoseph赖夫，威廉·约瑟夫
Reimarus,HermannSamuel雷马路斯，海尔曼·赛米尔
Reimer,GeorgOtto雷默，格奥尔格·奥托
Reinhard,Richard莱因哈特，理查
Rempel,Rudolf雷姆佩尔，鲁道夫
Renard伦纳德
Reuter,Fritz罗伊特，弗里茨
Ricardo,David李嘉图，大卫
Richard,Albert里沙尔，阿尔伯
Rittinghausen,Moritz里廷豪森，摩里茨
Roach,John罗契，约翰
Robin,Paul罗班，保尔
Rochefort,Henry罗什弗尔，昂利
Röckel,August勒克尔，奥古斯特
Rodbertus-Jagetzow,JohannKarl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Romanov(Романовы)罗曼诺夫
Roon,AlbrechtTheodorEmil罗恩，阿尔勃莱希特·泰奥多尔·艾米尔
Roscher,WilhelmGeorgFriedrich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Röser,PeterGerhard勒泽尔，彼得·格尔哈特
Rotshtein,FedorAronovich(Ротштайн,ФедорАронович）罗特施坦，费多尔·阿罗诺维奇
Rouher,Eugène鲁埃尔，欧仁
Roy,Joseph卢阿，约瑟夫
Ruge,Arnold卢格，阿尔诺德
Rüstow,FredirichWilhelm吕斯托，弗里德里希·威廉
Rutenberg,Adolf鲁滕堡，阿道夫
Ryazanov,N.(Рязанов,H.)(真名Goldenbakh,D.B;Голbдeнбах,Д.Б.)梁赞诺夫（真名哥尔顿巴赫）
Saint-Paul,Wilhelm圣保尔，威廉
Saint-Simon,Claude-HenrideRouvroy圣西门，克劳德-昂利·德·卢伏洛阿
Sand,George桑，乔治（参见GeorgeSand）
Schabelitz,Jakob沙贝利茨，雅科布
Schabelitz,KarlHeinrich沙贝利茨，卡尔·亨利希
Schaible,KarlHeinrich沙伊勃勒，卡尔·亨利希
Schaper,von沙培尔，冯
Schapper,Karl沙佩尔，卡尔
Schelling,FriedrichWilhelmJosephvon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
Scheu,Heinrich肖伊，亨利希
Schiller,Friedrichvon席勒，弗里德里希·冯
Schily,Victor席利，维克多
Schleiden,MatthiasJakob施莱登，马提阿斯·雅科布
Schleiermacher,FriedrichErnstDaniel施莱艾尔马赫尔，弗里德里希·思斯特·丹尼尔
Schlosser,FriedrichChristoph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
Schmalhausen,Sophie施马尔豪森，索菲亚
Schmalhausen,WilhelmRobert施马尔豪森，威廉·罗伯特
Schmoller,Gustav施穆勒，古斯塔夫
SchneiderII,Karl施奈德尔第二，卡尔
Schopenhauer,Arthur叔本华，阿尔都尔
Schorlemmer,Karl肖莱马，卡尔
Schramm,CarlAugust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Konrad施拉姆，康拉德
Schramm,Rudolf施拉姆，鲁道夫
Schulze-Delitzsh,Franz-Hermann舒尔采-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
Schulze,Johannes舒尔采，约翰
Schuhmacher,Gustav舒马赫，古斯达夫
Schurz,Karl叔尔茨，卡尔
Schwann,Theodor施旺，泰奥多尔
Schweitzer,JohannBaptistvon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冯
Schwerin,MaximilianHeinrichKarl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亨利希·卡尔
Schwitzguébel,Adhémar施维茨盖伯尔，阿德马尔
Scott,Walter司各脱，瓦尔特
Serraillier,Auguste赛拉叶，奥古斯特
Sexton,George塞克斯顿，乔治
Shakespeare,William莎士比亚，威廉
Slhelley,PercyBysshe雪秦，派尔西·毕希
Sickingen,Franzvon济金根，弗兰茨·冯
Siebel,Karl季贝尔，卡尔
Simson,MartinEduardSigismundvon西姆桑，马丁·爱德华·西吉斯蒙德·冯
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Simondede西斯蒙第，让·沙尔·利奥纳尔·西蒙德·德
Smith,Adam斯密，亚当
Solger,KarlWilhelmFerdinand佐尔格尔，卡尔·威廉·斐迪南
Sorge,FriedrichAlbert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Spargo,John斯巴哥，约翰
Spinoza,Baruch[Benedictosde]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德]
Splingard,Roche斯普林加尔，罗什
Spurzheim,JohannChristoph施普茨海姆，约翰·克利斯托夫
Stein,Charlottevon施泰因，莎洛特·冯
Steklov,YuliiMikhailovich（Стеклов,ЮрийМихайлович）斯切克洛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
Stieber,Wilhelm施梯伯，威廉
Stieglitz,Heinrich施梯格利茨，亨利希
Stiener,Max（真名JohannCasparSchmidt）施蒂纳，麦克斯（真名约翰·卡斯巴尔·施米特）
Strauss,DavidFriedrich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ue,Eugène苏，欧仁
Swarrn斯瓦尔姆（参见Dentraygues)
Szeliga（真名FranzSzeligaZychlinvonZychlinski)施里加（真名弗兰茨·施里加·齐赫林·冯·齐赫林斯基）
Tacitus,Publius(?)Cornelius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
Taglioni,Maria塔里约尼，玛丽亚
Talleyrand-Périgord,Charles-Mauricede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
Taylor,Bayard泰勒，巴亚德
Techow,GustavAdolf泰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
Teleki,Alexander泰列基，亚历山大
Testut,Oscar戴斯杜，奥斯卡尔
Thibaut,AntonFriedrichJustus提波，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
Thiers,Louis-Adolphe梯也尔，路易·阿道夫
Thierry,Augustin梯叶里，奥古斯丹
Tölcke,KarlWilhelm特尔凯，卡尔·威廉
Tolain,Henri-Louis托伦，昂利·路易
Treitschke,HeinrichGotthardvon特莱契克，亨利希·哥塔尔特·冯
Tschech,HeinrichLudwig捷希，亨利希·路德维希
Uhland,Ludwig乌兰德，路德维希
Ulfilas(Wulfila)乌尔菲拉斯
Unruh,HansVictorvon翁鲁，汉斯·维克多·冯
Urquhart,David乌尔卡尔特，大卫
Utin,NicolaiIsaakovich(Утин,НиколайИсакович)吴亭，尼古拉·伊萨柯维奇
Vahlteich,KarlJulius瓦尔泰希，卡尔·尤里乌斯
Vaillant,EdouardMarie瓦扬，爱德华·马利
VandenAbeele,Henry万·登·阿贝勒，昂利
VanHeddeghem（假名Walter)万·赫德盖姆（假名瓦尔特尔）
Varlin,LouisEugène瓦尔兰，路易·欧仁
VarnhagenvonEnse,KarlAugust万哈根·冯·思赛，卡尔·奥古斯特
VarnhagenvonEnse,Rahel万哈根·冯·恩赛，拉希尔
Vauban,SebastienlePrestre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
Venedey,Jakob费奈迭，雅科布
Vichard维夏尔
Vidal,Francois维达尔，弗朗斯瓦
Villetard维列塔尔
Vincke,Georg芬克，格奥尔格
Vögele,A.费格勒
Vogt,Karl福格特，卡尔
Vollmar,GeorgHeinrichvon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冯
Voltaire,FrancoisMarie（真姓Arouet)伏尔泰，弗朗斯瓦·马利（真姓阿鲁埃）
Wagener,Hermann瓦盖纳，海尔曼
Wagner,Richard瓦格纳，理查
Waldeck,BenediktFranzLeo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Walesrode,LudwigReinhold瓦列斯罗德，路德维希·莱茵霍尔德
Wallau,Karl瓦劳，卡尔
Walter瓦尔特尔（参见vanHeddeghem)
Warnebold瓦尔涅波尔德
Weber维贝尔
Weerth,Georg维尔特，格奥尔格
Weiss,Guido魏斯，格维多
Weitling,ChristianWilhelm魏特林，克利斯提安·威廉
Wellington,ArthurWellesley威灵顿，阿瑟·威尔斯里
Weston,John威斯顿，约翰
Westphalen,ChristianHeinrichPhilippvon威斯特华伦，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
Westphalen,Edgarvon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
Westphalen,Ferdinandvon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
Westphalen,Jennyvon威斯特华伦，燕妮·冯（参见MarxJenny)
Westphalen,Karolinevon威斯特华伦，卡洛琳·冯
Westphalen,Ludwigvon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
Weydemeyer,Joseph魏德迈，约瑟夫
Weydemeyer,Louise魏德迈，路易莎
Wheeler,GeorgeWilliam惠勒，乔治·威廉
Wiehe,JohannFriedrich维埃，约翰·弗里德里希
Wiethaus维塔乌斯
Wigand,Otto维干德，奥托
Wildenbruch,Ludwigvon维登布鲁赫，路德维希·冯
WilhelmI威廉一世
Willich,August维利希，奥古斯特
Windthorst,Ludwig文德霍尔斯特，路德维希
Winckelmann,JohannJoachim文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
Wolff,Ferdinand沃尔弗，斐迪南
Wolff,Wilhelm沃尔弗，威廉
Wroblewsky,Walery弗罗勃列夫斯基，瓦列里
Wrangel,FriedrichHeinrichEenst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Zasulich,VeraIvanovan(Заcулич,ВераИвановна)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
Zedlitz,von采德利茨·冯
Zetkin,Clara蔡特金，克拉拉
Ziegler,Theobald齐格勒，特奥巴尔德
Zitz,FranzHeinrich齐茨，弗兰茨·亨利希
Zychlinski,Franz齐赫林斯基，弗兰茨
|
人名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人名索引
a
阿兰，威廉（Allan,William1813—1874）——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总书记。——第344页。
阿贝勒（Abeele）——见万·登·阿贝勒，昂利。
阿尔宁，蓓蒂娜·冯（Arnim,Bettinavon1785—1859）——德国浪漫派女作家。——第117页。
阿盖尔，阿契波德·肯贝尔（Argyle,ArchibaldCampbell1607—1661）——苏格兰贵族，因参加反对查理一世的起义而被处死刑。——第35页。
阿盖尔，阿契波德·肯贝尔（Argyle,ArchibaldCampbell1629—1685）——苏格兰贵族，因参加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起义而被处死刑。——第35页。
阿普尔加斯，罗伯特（Applegarth,Robert约1834—1924）——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木工，木工联合会总书记（1862—1871）；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是工联的典型机会主义的活动家。——第344、440、482—484页。
阿尔坦施泰因，卡尔（Altenstein,Karl1770—1840）——普鲁士宗教、教育、医务大臣（1817—1838）。——第43、45、49、50、53页。
阿克雪里罗得，巴维尔·波利索维奇（Аксельрод,Павeлбоpисович1850—1928）——俄国社会民主党人，70年代曾是民粹派分子，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立者之一；后来是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第537、547页。
ai
埃尔哈特，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Erhardt,JohannLudwigAlbert约生于1820）——科伦的店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被法院宣判无罪。——第246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JohannGeorg1818—1889）——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来接近英国工会改良主义领袖。——第167、230、232、239、273、345、346、360、361、362、375、412、413、425、438、440、442、484、491、507、508、510、517、518页。
埃克施泰因，古斯达夫（Eckstein,Gustav1875—191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派分子，《新时代》的编辑之一。——第560页。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公元前525一456）——古希腊卓越的剧作家，古典悲剧的作者。——第525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Claude-Adrien1715一1771）——法画杰出的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102、103页。
艾释黎，安东尼·库柏（Ashley,AnthonyCooper，从1851年起为舍夫茨别利伯爵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曾笼络人心地支持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128、129页。
艾希曼，弗兰茨·奥古斯特（Eichmann,FranzAugust1816—1860）——莱茵省省长，普富尔内阁的内务大臣，保守党人。——第213页。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AugustHerrmann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第113、149、190页。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JohannAlbrechtFriedrich1779—185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反动分子，宗教、教育、医务大臣（1840—1848）。——第50、51、53、54、59、63页。
艾希特迈耶尔，泰奥多尔（Echtermeyer,Theodor1805—1844）——《哈雷年鉴》的编辑人之一，青年黑格尔分子。——第45页。
ao
奥托，卡尔·乌尼巴特（Otto,KarlWunibald约生于1809）——德国化学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1852）。——第246页。
奥哲尔，乔治（Odger,George1820一1877）——英国工联领袖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叛徒。——第344、345、361、364、375、379、413、416、481、482页。
奥本海姆，达哥伯特（Oppenheim,Dagobert1809一1889）——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的出版负责人之一。——第62、63、78页。
奥勃莱恩，詹姆斯·布隆泰尔（O’Brien,JamesBronterre1805—1864）——英国宪章运动活动家，企图用各种空想的方案使工人放弃阶级斗争的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第482页。
奥尔辛尼，菲利契（Orsini,Felice1819一1858）——意大利革命家，恐怖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后因谋杀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292页。
奥格辽夫，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Oгapeв,НиколайПлатонович1813—1877）——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赫尔岑的朋友和战友，曾同他一道在国外参加创办自由俄国报刊。——第488页。
奥利维耶，艾米尔（Ollivier,Emile1825一191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后来成为波拿巴分子，首相（1870年1—8月）。——第456、457、495页。奥斯渥特，弗里德里希（Ocwald,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笔名。——第119页。
奥维狄乌斯；即普布里乌斯·奥维狄乌斯·纳索（PubliusOvidiusNaso公元前43—约公元17）——卓越的罗马诗人。——第40页。
奥艾尔斯瓦尔德，汉斯·鲁道夫（Auerswald,HansRudolf1792—1848）——普鲁士将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9月法兰克福人民起义时被杀。——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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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麦克斯（Bach,Max）——奥地利历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第560、561页。
巴拉，茹尔·德（Bara,Julesdel835—1900）——比利时国务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司法大臣。——第417页。
巴贝夫，格拉古；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Babeuf,Gracchus;真名FrançoisNoël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1796年“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第533页。
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Bax,ErnestBelfort1854—1926）——英国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联盟（1881）和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创立者之一；后来成为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第547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йч1814一1876）——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第一国际的会员，1872年因进行破坏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国际。——第26、86、87、108、114、120、174、181、190、426一433、435—438、441、442、444—454、477、478、485—494、497、499、501、503、504、510、513、514、518—522、537、546、560一563页。
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Armand1809—1870）——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一些秘密的共和主义团体的组织者之一，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来在政治上未起作用。——第103页。
巴尔札克，昂诺莱·德（Balzac,Honoréde1799—1850）——伟大的法国作家，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第526、527页。
bai
白尔尼，路德维希（Börne,KarlLudwig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激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表者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106、107、118页。
白恩士，莉希（Burns,Lizzy死于1878）——爱尔兰女工，弗·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第414页。
白恩士，玛丽（Burns,Mary死于1863）——爱尔兰女工，弗·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第327、328、414页。
白拉克，威廉（Bracke,William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的成员（1877—1879）。——第555页。
拜伦，乔治·戈登（Byron,GeorgeGordon1788—1824）——英国的杰出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261、526页。
ban
班迪亚，亚诺什（约翰）（Bangya,Janos[Joann]1817—1868）——匈牙利记者，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军的团长；后来成为警探。——第244页。
班贝尔格尔，路德维希（Bamberger,Ludwig1823—1899）——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319页。
bao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Edgar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之弟。——第121、125、126、129、130、138、144、274、303页。
鲍威尔，艾格伯特（Bauer,Egbert）——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兄。——第121、125、126、138、144页。
鲍威尔，布鲁诺（Bauer,Bruno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著有一些有关早期基督教史的著作；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46、47、49一54、58一61、63、71—74、90、92、93、96、97、99、113、120、l21、124—130、132、133、138、139、143、144、151、274、557页。
鲍威尔，亨利希（Bauer,Heinrich）——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第113、167、170、181、226、227、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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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克，卡尔·伊西多尔（Beck,KarlIsidor1817—1879)——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第117、163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1840一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25、420、422、424、441、458—461、463、464、469、480、515、529、530、540、542—544、556、560、563、564页。
贝塔（贝特齐希），亨利希（Beta[Bettziech],Heinrich1813—1876）——德国小资产阶级记者。——第307、310页。
贝克尔，伯恩哈特（Becker,Bernhard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4—1865)；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1872)，后参加爱森纳赫派。——第353、509页。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HermannHeinrich1820—1885）——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1852）；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198、199、211、234、246、247、274、275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JohannPhilipp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第一国际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参加过国际的历次大会；《先驱》杂志的编辑人（1866一187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18、361、362、372、376、377、419、426、433、435、436、438、450、453、454、492、505、510、518、556、560页。
贝朗热，比埃尔-让·德（Béranger,Pierre-Jeande1780—1857）——最卓越的法国民主诗人，著有一些政治讽刺作品。——第103页。
贝尔奈斯，斐迪南·卡尔·路德维希（Bernays,FerdinandKarlLudwig1815—1879）——德国激进政论家，1844年参加巴黎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后来流亡美国。——第85、89、109、113、114、149页。
贝尔特兰，路易（Bertrand,Louis生于1856）——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历史学家。——第558页。
蓓蒂纳（Bettina）——见阿尔宁，蓓蒂娜。
ben
本涅迪克，路德维希·奥古斯特（Benedek,LudwigAugust1804—1881）——奥地利将军。——第369页。
bi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EduardSpencer1831—191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主义者，曾积极参加60年代的民主运动。——第345、347、375、410页。
比斯康普，埃拉尔特（Biscamp,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第303、304、306、309页。
彼得一世（ПетрI1672一1725）——从1682年为俄国沙皇，从1721年为全俄皇帝。——第264、363页。
俾斯麦，奥托（Bismarck,Otto1815—1898）——普鲁士国务活动家，从1862年任首相，德意志帝国的宰相（1871—1890）。——第297、337、354—357、366、367、369、371、383、384、420、421、459、462、463、465、470、471、474、475、479、480、490、521、527、539页。
毕莱，欧仁（Buret,Eugène1810—184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第103、133页。
毕舍，菲力浦·若塞夫·本沙门（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1796一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主张在国家支持下创办生产合作社；后来参加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第103、331、333页。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Ludwig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学者，生理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第157、305、412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Bürgers,Heinrich1820一1878）——德国激进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第246、247、274页。
bie
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Белинский,ВиссарионГригорьевич1811—1848）——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政论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第428页。
别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JeanBaptisteJules1763—1844）——法国元帅，从1818年为瑞典和挪威国王，名查理十四世约翰。——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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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蒙，弗兰西斯（Beaumont,Francis1584—1616）——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第139页。
波旁（lesBourbons）——法国的王朝（1589一1792，1814—1815和1815—1830）。——第102、127页。
波尔恩，斯蒂凡；真名西蒙·布特尔米里希（Born,Stephan；真名SimonButtermilch1824一1898）——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参加1848一1849年革命，在革命期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第165、169、182、210—212、229页。
波克罕，西吉兹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SigisrnundLudwig1825—1885）——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第318、320、329、365、432—434、445、446、450、453、520、560、562、563页。
波拿巴，路易（Bonaparte,Louis）——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Jerôme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伐里亚的国王（1807—1813），从1850年为法国元帅。——第292、306、353页。
波特尔，乔治（Potter,George1832一1893）——英国右翼工联主义者，木匠，第一国际会员，英国工联报纸《蜂房》的创办人和编辑，他在该报上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公开代理人。——第413页。
波利亚科夫（Поляков,H.П）——马克思《资本论》的彼得堡出版人。——第445页。
伯麦，雅科布（Böhme,Jakobl575—1624）——德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第117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Börnstein,Eduard1850一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主编（1881—1890）；在恩格斯逝世后成为叛徒，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极端机会主义派领袖。——第25、542—544、556—559页。
伯恩施坦，亨利希（Börnstein,Heinrich1805—189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报纸《前进报》的创办人（1844）；1848年后移居美国，在那里参加了国内战争（1861—l865）。——第108、109、114、158页。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冯（Bornstedt,Adalbertvon1808—185l）——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第108、109、158、159、169、180、181页。
勃朗，让·若塞夫·路易（BlancJean-Joseph-Louis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1848年革命的活动家；临时政府和卢森堡委员会委员；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后流亡国外。——第85、104、112、166、313页。
勃拉斯，奥古斯特（Braß,August1818—1876）——德国记者，40年代的民主主义者，后来成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355页。
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1807一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的保卫，该城被反革命军队攻陷后被枪杀。——第189、296、299、304、308页。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伯爵（Brandenburg,FriedrichWilhelm,Grafvon1792—1850）——普鲁士反动的国务活动家，首相（1848—1850），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与非皇族女子结婚所生之子。——第205、206页。
勃兰肯堡，莫里茨·冯（Blankenburg,Moritzvon1815—1888）——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第323页。
勃留赫尔，盖勃哈德·莱伯列希特（Blücher,GebhardtLeberecht1742—1819）——普鲁士元帅，德意志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第261页。
勃鲁普巴赫尔，弗里茨（Brupbacher,Fritz约生于1875）——瑞士政治活动家，社会民主党人，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是瑞士共产党党员。——第561—563页。
柏拉图（Platon公元前约427—约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51、5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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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赫尔，洛塔尔（Bucher,Lothar1817—1892）——普鲁士官僚，政论家；1848年曾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居中偏左，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318、319、336、365一368、384页。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1811—188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后为自由主义者，在自由派内阁中屡任大臣职位。——第344、346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四季社”和一些密谋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巴黎起义和革命的参加者。——第103、341页。
布林德，卡尔（Blind,Karl1826一1907）——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305一307、310、312、315、316、338页。
布里兹倍恩，阿尔伯特（Brisbane,Albert1809—1890）——美国记者，《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主编，宣传傅立叶的学说。——第199页。
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见卡尔·威廉·斐迪南。
cai
采德利茨，男爵（Zedlitz,Freiherrvon）——柏林警察厅长。——第324页。
蔡特金，克拉拉（Zetkin,Clara1857—193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曾领导反对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第28、555页。
cha
查理一世（CharlesI1600一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被处死刑。——第161、373页。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cулич,ВераИвановна1851—1919）——曾参加民粹主义运动，后来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立者之一；后来站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第547页。
查理-阿尔伯特（CarloAlberto1798—1849）——萨丁国王（1831—1849）。——第290、291页。
da
达乌，路易·尼古拉（Davout,LouisNicholas1770—1823）——法国元帅，参加过拿破仑的历次出征。——第35页。
达尔文，查理（Darwin,Charles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动植物物种起源学说的创始人。——第150、527、553页。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Albert1808—1852）——波兰政论家，曾参加1830一1831年的起义，波兰流亡者的各种民主组织的积极活动家。——第233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Talleyrand-Périgord,Charles-Mauricede1754—1838）——法国著名外交家，以政治上的极端无原则和贪婪著称。——第81页。
大仲马；即亚历山大·仲马（父）（Dumas,Alexandre（père）1803－1870）——法国著名作家，许多传奇小说的作者。——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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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斯杜，奥斯卡尔（Testut,Oscar）——法国历史学家，曾根据警察机关的档案写过一部关于国际的书。——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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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斯，罗兰特（Daniels,Roland1819—1855）——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第166、216、246、247、273页。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采维奇；笔名尼古拉一逊（Даниелъсон,НиколайΦранцевич;笔名Николай—он1844一1918）——俄国文学家和经济学家，80一90年代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在许多年中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书信往来，完成了盖·亚·洛帕廷开始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俄译工作。——第409页。
丹特莱格，埃米尔；笔名斯瓦尔姆（Dentraygues,Emile;笔名Swarm）——法国铁路职员，第一国际的会员，海牙大会的代表；在1873年迫害第一国际会员的审判案期间曾出卖自己的同志。——第509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Alighieri1265一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525页。
Dao
道梅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Daumer,GeorgFriedrich1800—1875）——德国作家和哲学家，一些有关宗教史的著作的作者。——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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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CharlesAnderson1819—1897）——美国进步记者，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出版人，该报在1851—1862年期间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文。——第199、238、245、253、268、277、559页。
德·巴普，塞札尔（DePaepe,César1842—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国际的会员，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比利时工人党的创立人之一（1885）。——第361—363、425、442、537页。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Ernst1822—1891）——德国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者之一；曾流亡英国，后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第165、182、200、273页。
德勒尔，西蒙（Dereure,Simon约1838—1900）——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布朗基主义者，第一国际的会员，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510页。
德穆特，海伦；爱称琳蘅（Demuth,Helene;爱称Lenchen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仆和忠实的朋友，从年轻时起便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第201、245、320、322、327、329、549页。
德普勒，马赛尔（Deprez,Marcel1843—1918）——法国物理学家，曾研究电能传送问题。——第551、553页。
德萨米，德奥多（Dézamy,Théodore1803—1850）——法国政论家，唯物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的革命派的著名代表。——第88页。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Ester,KarlLudwigJohann1811—185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期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曾参加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瑞士。——第166、211、215页。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公元前约460—约370）——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者之一。——第52、54—5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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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Joseph1828—1888）——德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自学的哲学家，曾独立地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第一同际海牙大会的代表。——第406、509、556页。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第526页。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René1596一1650）——杰出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102页。
迪茨，奥斯渥特（Dietz,Oswald）——德国建筑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后参加美国国内战争。——第243页。
迪斯累利，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Benjamin;EarlofBeaconsfield1804—1881）——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保守党的领袖，首相（1868和1874一1880年）。——第367、373、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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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欧仁·克洛维（Dupont,EugèneClovis约1831—188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几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412、510、518页。
杜林，欧根（Dühring,Eugen1833—1921）——德国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第164、367、407、532一535页。
杜普勒，弗朗斯瓦（Dupleix,François死于1906）——法国工人，第一国际在日内瓦的法国人支部的创立者，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蒲鲁东主义者。——第361、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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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FranzGustav1822—188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家。——第280、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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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贝尔，雅克（lmbert,Jacques1793—1851）——法国的布朗基主义革命家，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推勒里宫警卫队长。——第169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1796—1860）——弗·恩格斯之父，工厂主。——第116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1820一1895）——第25、53、79、85、107、113、114、116—l29、132—145、147、149、150、157、159—169、171、174一178、181、182、189—191、200、202、203、210、211、215—218、220一222、225一227、230—236、238、239、243—248、250、252—263、265—271、273、274、276—279、281、282、288、289、294、295、297—305、307、308、312、315、316、319、323一337、347、352—357、359一361、363一366、368一371、373、375、381一384、395、404—407、410、413、414、419—422、424、429、431—435、440、443、448、450、453、455、458、459、461—464、466、470、471、476、477、492、502、505—509、512、515—520、523、524、526、527、529、530一536、540—547、550—552、555一561、563、564页。
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August1771—1851）——汉诺威国王（1837—1851）。——第269页。
fa
法齐，让·沙克（詹姆斯）（Fazy,JeanJacques[James]1794—1878）——瑞士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激进派，日内瓦政府的首脑（1846—1853和1855—1861）。——第304、306、310页。
法夫尔，茹尔（Favre,Jules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政府成员（1870—1871），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的参加者之一。——第464、471、479、481、511页。
fei
菲尔丁，亨利（Fielding,Henry1707一1754）——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启蒙运动者。——第526、527页。
菲力浦斯，里昂（Philips,Lion死于1866）——卡·马克思的舅父。——第30、321、322页。
费格勒（Vögele,A.）——伦敦一家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第306、307、310页。
费利叶，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FrançoisLouisAugust1777一1861）——法国海关官吏，经济学家。——第159页。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1805—1871）——德国激进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后为自由主义者。——第107页。
费舍尔，爱德华（Fischel,Edouard1826—1863）——德国政论家，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第315、317页。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Eichte,JohannGottlieb1762—1814）——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第256、533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37、78一81、83、84、86、87、92、93、97、99、101、103、124、129、133、138—141、144、149、157、158、408、557页。
fen
芬克，格奥尔格，男爵（Vincke,Georg,Freiherrde1811—1875）——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一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领袖之一。——第323页。
fu
弗勒彻，约翰（Fletcher,John1579—1625）——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第139页。
弗利切，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FriedrichWilhelm1825一1905）——德国工人，拉萨尔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第422、424页。
弗略里，查理；真名克劳塞，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Fleury,Charles;真名Krause,CarlFredrichAugust约生于1824）——普鲁士警探。——第245页。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1800一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临时政府的成员（1848）。——第104、166、180、182页。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FriedrichHeinrichEenst1784一1877）——普鲁士将军一元帅，反动分子。——第194、196、205页。
弗兰克尔，列奥（Frankel,Leo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马克思的拥护者，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创立人之一（1890）。——第473、474、509、518、538页。
弗里布尔（Fribourg）——法国雕版工人，后为厂主，第一国际会员，伦敦代表会议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代表，右翼蒲鲁东主义者，后来脱离工人运动。——第361、364、376页。
弗廉克尔（Fränckel）——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于1850年分裂后参加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第230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Fröbel,Julius1805—1893）——德国激进政论家和进步著作出版家。——第79、83、89、125、144页。
弗里德兰德，胡果（Friedländer,Hugo）——第一国际会员，海牙大会代表。——第509页。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Friedländer,Max1829一1872）——德国政论家，拉萨尔的表兄弟，维也纳的《新闻报》的编辑之一。——第279、302页。
弗里德里希，卡尔·尼古拉（Friedrich,KarlNikolaus1828—1885）——普鲁士亲王，将军。——第369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Ferdinand1810—1876）——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后来脱离革命运动。——第91、116、137、163、201—204、214、216、222、237、239、243、249、252、269、271—274、276、302一305、307—311、313—316、322、330、337、370、407、408、556、558、559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史称“大帝”（FriedrichII;der“Große”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30、46—49、52页。
弗里德里希七世（FriedrichVII1808—1863）——丹麦国王（l848一1863）。——第193页。
弗罗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oblewsky,Walery1836一1908）——60年代波兰革命运动和国际革命运动以及巴黎公社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海牙大会代表，曾参加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内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第510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III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40、50、471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IV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59、63、64、67、72、74、76、89、113、114、159、193、212、223、290、293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马利；真姓阿鲁埃（Voltaire,François-Marie;真姓Arouet1694一1778）——法国著名作家，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27页。
孚赫，尤利乌斯（Faucher,Julius1820一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德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之一。——第126、128、129、274、303页。
福伦（Vollen）；兄弟二人：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AugustAdolfLudwig1794一1855）和卡尔（Karl1795一1840）——反抗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15年后参加大学生反政府的运动。——第304页。
福格特，卡尔（Vogt,Karl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1849），属于左派；后流亡国外，是拿破仑第三的走狗。——第157、304—321、365、432、525、559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GeorgHeinrich1850一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人。——第543、544页。
傅立叶，弗朗斯瓦·马利·沙利（Fourrier,François-Marie-Charles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03—105、127、129、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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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勃，威廉·利奥波特·奥古斯特（Geib,WilhelmLeopoldAugust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森纳赫派，从1874年起是帝国议会议员。——第529页。
盖得，茹尔（Guesde,Jules1845一1922）——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创立者之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宣传者，后来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537、545、546页。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Geiger,WilhelmArnold）——普鲁士警官，1848年是法院侦察员，后来任科伦警察局长。——第200页。
盖尔拉赫，卡尔·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冯（Gerlach,KarlHeinrichEduardFriedrichvon）——普鲁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科伦行政区长官（1839一1844）。——第77页。
盖斯克尔，彼得（Gaskell,Peter）——英国医生，自由主义者，著有关于工人状况的书。——第133页。
gan
甘斯，爱德华（Gans,Eduard约1798一1839）——德国法学教授，黑格尔主义者。——第31、38页。
ge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冯（Goethe,JohannWolfgangvon1749一1832）——伟大的德国诗人。——第30、34、107、116、117、163、250、256、257、329、524、525页。
格林，罗伯特（Greene,Rober1560—1592）——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先驱者。——第139页。
格林，威廉（Grimm,Wilhelm1786—1859）——德国语言学家，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史诗的整理者之一。——第322页。
格林，雅科布（Grimm,Jacob1785一1863）——德国语文学家，威·格林之兄，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史诗的整理者之一。——第47、260、322页。
格莱夫（Greif）——普鲁士警探，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证人（1852）。——第245页。
格雷培，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提安·路德维希（Graeber,FriedrichChristianLudwig生于1818）——恩格斯的同学，后来是牧师。——第116页。
格雷培，威廉（Graeber,Wilhelm生于1820）——恩格斯的同学，后来是牧师。——第116页。
格里利，霍雷斯（Greely,Horace1811—1872）——美国政治活动家和记者，《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出版者和编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1862年期间曾在该报发表文章。——第559页。
格列维，茹尔（Grévy,Jules1807一1891）——法国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右翼共和党人，共和国总统（1879—1887）。——第464页。
格律恩，卡尔（Grün,Karl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第117、140—144、149、163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Ewart1809—1898）——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19世纪后半期自由党的领袖，首相（l868一1874，1880一1885，1886和1892—1894）。——第348、373、411、416、439、455、456、518页。
格兰威尔，乔治·利未森·高厄，伯爵（Granville,GeorgeLeveson-Gower,Earlof1815—1891）——英国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1，1880—1885）和殖民大臣（1868—1870和l886）。——第479、482页。
格雷利希，海尔曼（Greulich,Hermann1842—1925）——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之一和它的右冀领袖，社会沙文主义者，工人运动和苏联的敌人。——第538页。
格律恩堡，卡尔（Grünberg,Karl生于1891）——德国作家，共产主义者。——第556页。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Gneisenau,AugustWilhelmAnton1760—1831）——普鲁士政治活动家，将军和元帅，在德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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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姆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Eduard死于1893）——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523页。
谷兹考，卡尔·斐迪南（Gutzkow,KarlFerdinand1811—1878）——德国作家，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之一；1838—1842年是《德意志电讯》杂志编辑人，恩格斯曾在该刊发表文章。——第11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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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GeorgeJulian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和其他宪章派出版物的编辑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166、267—269、559页。
哈登堡，卡尔·奥古斯特，公爵（Hardenberg,KarlAugust,Fürstvon1750一182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首相（1810一1822），推行过一些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1810—1813）；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者。——第36页。
哈布斯堡（Habsburger）——所谓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从1273到1806，有间断），西班牙（1516—1700），奥地利帝国（从1804）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王朝。——第290、291、298页。
哈赛尔曼，威廉（Hasselmann,Wilhelm生于1844）——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29页。
哈茨费尔特，索菲娅，伯爵夫人（Hatzfeldt,Sophie,Gräfinvon1805—188l）——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第202、203、275、338、356、357、367页。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Hasenclever,Wilhelm1837—188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71），《前进报》的编辑之一（1876—1878），帝国议会议员。——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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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1797一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和政论家。——第29、31、32、39、70、85、89、90、103、104、106—108、113、114、116—118、137、141、202、257、273、525、535页。
海德尔，约翰·哥特弗利德（Herder,JohannGottfried1744—1803）——德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第35页。
海因岑，卡尔（Heinzen,Karl1809—188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过1849年的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国外。——第l63、164页。
海尔梅斯，卡尔·亨利希（Hermes,CarlHeinrich1800一1856）——德国反动政论家，1842年是《科伦日报》编辑之一，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第78页。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Herwegh,GeorgFriedrich1817—1875）——德国著名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72、76、80、85、90、106、112、158、174、181、182、201、308、429页。
海因德曼，亨利·迈尔斯（Hyndmann,HenryMayers1842—1921）——英国政治活动家，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创立者和领袖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第527、528、547页。
海尼克修斯，约翰·哥特利勃（Heineccius,JohannGottlieb1681—1741）——德国法学家，著有一些有关罗马法史的著作。——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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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Hansemann,DavidJustus1790—1864）——普鲁士政治活动家，莱茵地区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首相（1848年7—9月），实行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后来不再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第184—186、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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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夫，威廉（Hauff,Wilhelm1802一1827）——德国作家，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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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Homeros约公元前9世纪）——半传说的古希腊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史诗的作者。——第36、525页。
赫斯，莫泽斯（Hess,Moses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第一国际的会员，布鲁塞尔大会（1868）和巴塞尔大会（1869）的代表。——第62、70、85、134、140一144、147、148、164、168、169、175、353、425、440、446页。
赫伯尔，弗里德里希（Hebbl,Friedrich1813—1863)——德国剧作家。——第526页。
赫德尔，艾米尔·亨利希·麦克斯（Hödel,EmilHeinrichMax死于1878）——德国工人，1878年因谋刺德皇威廉一世被处死刑。——第366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Аl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政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1847年流亡国外，在国外出版文集《北极星》（1855一1869），和报纸《钟声》（1857一1867）。——第430、432、446、451—453、488页。
赫普纳，阿道夫（Hepner,Adolf1846—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第509页。
赫德盖姆（Heddeghem）——见万·赫德盖姆。
赫希柏格，卡尔（Höchberg,Karl1853一1885）——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资助过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第534一536、542、543页。
赫拉克利特，爱非斯的（HerakleitosausEphesos）（公元前约540—约480）——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创始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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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斯，约翰（Hales,John）——英国工联派的右翼领袖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海牙大会后曾发动诽谤马克思的运动。——第508、510、516—518、538页。
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1770—1831）——德国最大的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阐发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第37、38、40、43、44、47、49、51、52、55—57、59、60、62、66、68、69、79、80、91—93、100、101、107、119、120、123、124、126、133、134、140、141、149、151、153、154、157、158、202、221、250、256、257、283、332、407、533、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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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泽（Hentze）——德国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属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证人。——第214、215页。
亨格施坦堡，恩斯特·威廉（Hengstenberg,ErnstWilhelm1802—1869）——德国神学家，反动分子，柏林大学教授。——第49、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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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尔特，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冯（Humboldt,AlexanderFriedrichWilhelmvon1769一1859）——杰出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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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登，乌尔利希·冯（Hutten,Ulrichvon1488—1523）——德国人文主义诗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2一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和它的思想家。——第42、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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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勒，乔治·威廉（Wheeler,GeorgeWilliam）——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1865）。——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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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第161页。
霍尔堡，路德维希（Holberg,Ludwig1684—1754）——丹麦大作家，现实主义者。——第195页。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狄特利希（Holbach,PaulHeinrichDietrich1723一1789）——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102、103页。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1415—1701）、普鲁士王（1701—1918）和德国皇帝（1871—1918）的王朝。——第50、51、205、266、459页。
霍林格尔，菲戴里奥（Hollinger,Fidelio）——伦敦一印刷所的所有者，承印大多数德国流亡者的报纸。——第304、306、307、310、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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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古约姆（Guizot,FrancoisPierreGuillaume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外务大臣（1840—1847）和首相（1847—1848年2月），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第89、102、106、113、114、215、221页。
吉本，爱德华（Gibbon,Eduard1737一1794）——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175页。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James1844—1916）——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因进行反对第一国际的分裂破坏活动而被国际根据海牙大会的决议开除；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37、441、449、453、454、489、491、498、499、501、510—514、538、561、563页。
季贝尔，卡尔（Siebel,Karl1836—1868）——德国诗人，50年代生活于英国，恩格斯的远亲。——第308页。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Franzvon1481—1523）——德国骑士，1522一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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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尔，卡米洛·本佐，伯爵（Cavour,CamilloBenso,Grafdi1810一1861）——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皮蒙特政府的首脑（1852—1861）。——第291—293页。
加格恩，弗里德里希（Gagern,Friedrich1794—1848）——德国将军，1848年4月巴登起义时被杀。——第309页。
加布勒尔，格奥尔格·安得列阿斯（Gabler,GeorgAndreas1786—1853）——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学生和信徒。——第38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Giuseppe1807—1882）——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通过革命途径争取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战士。——第301、330、344、346、431、432、493页。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Galilei1564—1642）——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为先进宇宙观而斗争的战士。——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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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希，亨利希·路德维希（Tschech,HeinrichLudwig1789一1844）——斯托尔科市市长，1844年7月26日谋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失败后在柏林被处死刑。——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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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尔，哥特弗利德（Kinkel,Gottfried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21—226、236—238、241、243、244、302一304、307、310、559页。
金克尔，约翰娜；娘家姓莫凯尔（Kinkel,Johanna;娘家姓Mockel1810—1858）——德国女作家和音乐家，哥·金克尔之妻。——第224页。
金斯莱，查理（Kingsley,Charles1819—1875）——英国作家，40年代接近宪章运动，宣扬基督教式的顺从和放弃革命斗争。——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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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韦特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提安·胡柏特·冯（Kühlwetter,FriedrichChristianHubertvon1809—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48年6—9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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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贝，埃蒂埃纳（Cabet,Étienne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第88、105、112、113页。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1795一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参加托利党；1848年革命后是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敌人。——第123、124、175、221页。
卡本特尔，威廉·本杰明（Carpenter,WilliamBenjamin1813—1885）——英国著名学者、生理学家。——第252页。
卡菲埃罗，卡尔洛（Cafiero,Carlo1846一1892）——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后为无政府主义者。——第537页。
卡特科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Каткoв,МихаилНикифopoвич1818—1887）——俄国反动批评家和政论家，激烈反对俄国文学界和社会运动中的先进派别。——第450、520页。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Catilina,LuciusSergius公元前约108一62）——罗马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的密谋的组织者。——第562页。
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WilhelmFerdinand1735—1806）——不伦瑞克公爵（1780一1806）；1792一1794年同革命的法兰西进行战争时曾统率反革命的奥普军。一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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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Caesar,GaiusJulius公元前约100一44）——罗马国务活动家，统帅和作家。——第342页。
凯泽尔，麦克斯（Kayser,Max1853—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森纳赫派，帝国议会议员。——第540、541页。
kang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1724一1804）——杰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48、55、66、141、256页。
康拉第，艾米利（Conradi,Emilie1822一1888）——卡·马克思的妹妹。——第30页。
康拉第，约翰·雅科布（Conradi,JohannJakob1821—1892）——特利尔的工程师，卡·马克思的妹夫。——第30页。
康普豪森，鲁道夫（Camphausen,Ludolf1803—1890）——普鲁士国务活动家，1848年3—6月普鲁士首相，推行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184、185、188页。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Николаевич1827—1892）——大公，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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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卡尔（Kautsky,Karl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中派的思想家，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苏联的凶恶敌人。——第26、560—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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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Eöppen,KarlFriedrich1808—1863）——德国激进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46—49、51、52、61、71、126、556页。
科克，保尔·德（Kock,Paulde约1794—1871）——法国资产阶级作家。——第527页。
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1804—1865）一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第274页。
科尔布，古斯达夫·爱德华（Kolb,GustavEduard1798—1865）——德国记者，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之一。——第310页。
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Lajos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传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238、241、244、266、309页。
科布尔克——见列奥波特一世。
科利克尔，鲁道夫·阿伯特（Köllicker,RudolfAlbert1817—1905）——德国著名组织学家和胚胎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唯心主义者。——第252页。
柯恩，詹姆斯（Cohn,James）——英国工人，伦敦雪茄烟工人联合会主席；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布鲁塞尔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484页。
克莱因，恩斯特·斐迪南（Klein,ErnstFerdinand1744—1810）——德国法学家，一些有关刑法和民法的著作的作者。——第40页。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Klein,JohannJacob）——德国医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1852）。——第246页。
克利盖，海尔曼（Kriege,Hermann1820—1850）——德国记者，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140、147、148、167、211页。
克拉普卡·格奥尔格（Klapka,Georg1820—1892）——匈牙利革命军的将领（1848—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309、318页。
克里梅尔，威廉·兰达尔（Cremer,WilliamRandall1838—1908）——英国工联派的领袖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书记，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344、361、362、375、413页。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沙门（Clémenceau,GeorgesBenjamin1841—1929）——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总理（1906—1909和1917—1920），反苏武装干涉的鼓舞者和组织者之一。——第546页。
克留塞勒，古斯达夫·保尔（Cluseret,Gustave-Paul1823一1900）——法国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美国内战的参加者，里昂起义的组织者之一（1870），巴黎公社参加者。——第489页。
克劳塞维茨，卡尔·冯（Clausewitz,Karlvon1780一1831）——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军事理论家。——第190、261页。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Krummacher,FriedrichWilhelm1796—1868）——德国传教士。——第119页。
克鲁泡特金，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Кропоткин,ПeтрАлексеевич1842—1921）——俄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活动家和理论家之一。——第538页。
克里斯提安八世（ChristianVIII1786—1848）——丹麦国王（1839—1848）。——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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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西得朗，维克多（Considérant,Victor1808一1893）——法国政论家，傅立叶的学生和信徒。——第71、103页。
ku
库诺，泰奥多尔·弗里德里希（Cuno,TheodorFriedrich1846—1934）——德国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后来参加美国的工人运动。——第509、510、513页。
库辛，维克多（Cousin,Victor1792—1867）——反动的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第83页。
库尔涅，弗雷德里克·埃蒂埃纳（Cournet,FrédéricÉtienne1839—1885）——法国政治活动家，巴黎公社参加者，属布朗基派，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大会后退出国际。——第510页。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n,Ludwig1830—1902）——德国医生，1848一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曾协助出版和传播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70、373、375、379、382、384、406、408、412、451、456、470、472、478、507、509、556、560、561页。
库勒里，比埃尔（Coullery,Pierre1819一约1903）——瑞士医生，第一国际会员，右翼蒲鲁东主义者，曾反对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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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堡，阿达尔贝特·冯（Ladenberg,Adalbertvon1798一1855）——普鲁士宗教、教育、医务大臣（1848年11月一1850年12月）。——第53、54页。
拉法格，劳拉（Lafargue,Laura）——见马克思，劳拉。
拉法格，保尔（Lafargue,Paul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法国工人党的创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劳拉·马克思的丈夫。——第369、373、404、405、408、510、511、519、524、525、527、528、545、546、551、552、564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马利·路易·德（Lamartine,Alphonse-Marie-Louisde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实际上的首脑。——第85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罗贝尔·德（Lamennais,Félicité-Robertde1782—1854）——法国神甫，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85、103页。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1825一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人之一（1863），支持在反革命的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机会主义派的创始人。——第26、27、32、107、118、128、151、165、201—203、207、216、218、248、269、271、275、276、279、280、288、293—302、307、308、315一317、319、320、322一324、329一339、353、354、356、357、365一367、392、406、407、420、422、423、428、446、458、459、480、503、504、529—533、556、558、559、561页。
拉图尔，泰奥多尔，候爵拜叶·冯（Latour,Theodor,GrafBailletvon1780一1848）——奥地利将军，反动分子，陆军大臣（1848），1848年维也纳起义时被杀。——第309页。
拉希尔（Rachil）——见万哈根·冯·恩赛，拉希尔。
拉德茨基，约瑟夫，伯爵（Radetzky,Joseph,Graf1766—1858）——奥地利元帅，曾扼杀40一50年代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第204页。
拉登道夫，奥古斯特（Ladendorf,August）——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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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Ephraim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第30、31、39、44、176、255、257、332、359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tz,GottfriedWilhelm1646一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31、50、55、81页。
莱因哈特，理查（Reinhard,Richard1829—1898）——德国诗人，亨·海涅的秘书。——第273页。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WilhelmJoseph约生于1823）——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同盟开除，曾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受审。——第246页。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1807—1874）——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之一，《改革报》的编辑，临时政府的成员（1848）。——第104、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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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列奥波特（Ranke,Leopold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反动分子。——第46页。
兰维埃，加布里埃尔（Ranvier,Gabriel1828—1879）——法属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海牙大会代表，大会后退出国际。——第509、512、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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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凯斯特，爱德文·雷伊（Lankester,EdwinRay1847—1929）——英国学者、生物学家。——第552页。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FriedrichAlbert1828—1875）——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著有关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著作。——第407、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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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贝，亨利希（Laube,Heinrich1806一1884）——德国作家，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之一。——第117页。
劳麦，弗里德里希·冯（Raumer,Friedrichvon1781—1873）——德国反动历史学家。——第46页。
劳芬堡，亨利希（Laufenberg,Heinrich生于187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后来脱离工人运动。——第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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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尔，奥古斯特（Reckel,August1814—1876）——德国画家，1848—1849年革命和1850年1月起义参加者。——第225页。
勒留贝，维克多（LeLubez,Victor）——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1866年反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的政策，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被开除出国际（1866）。——第346、347页。
勒穆修（LeMoussu）——法国雕版师，巴黎公社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海牙大会代表。——第518页。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特（Röser,PeterGerhard1814一1865）——德国雪茄烟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后参加拉萨尔派。——第246、247、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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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格奥尔格·奥托（Reimer,GeorgOtto1841—1892）——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拉萨尔主义者，帝国议会议员。——第529页。
雷瑙，尼古劳斯；真名尼古劳斯·宁布什·埃德勒·冯·施特莱雷瑙（Lenau,Nicolaus;真名NikolausNiembschEdlervonStrehlenau1802一1850）——奥地利诗人，作品中充满反封建和反天主教的情绪。——第118页。
雷马路斯，海尔曼·赛米尔（Reimarus,HermannSamuel1694—1768）——德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德国18世纪资产阶级哲学运动的代表。——第44页。
雷姆佩尔，鲁道夫（Rempel,Rudolf1815—1868）——德国商人，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144、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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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代表之一。——第102、122、137、151—153、178、281、284、333、397页。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Friedrich1789—1846）——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端的保护关税论的宣扬者。——第134、159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Llebknecht,Wilhelm1826一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1848一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和领袖之一；帝国议会议员，善于利用议会讲坛揭露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27、271、273、276、288、303、306、308—310、315、316、320、352、353、355—357、371、406、419—422、424、440、441、443一446、449、458—464、469、503—505、507、515、524、529—533、536—538、541—543、552、555、563、564页。
里沙尔，阿尔伯（Richard,Albert1846一1925）——法国记者，里昂革命运功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对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第450页。
里廷豪森，摩里茨（Rittinghausen,Moritz1814一189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新莱茵报》的撰稿人，第一国际会员，几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509页。
利奥，亨利希（Leo,Heinrich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反动分子，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46页。
利穆赞，沙尔（Limousin,Charles）——第一国际会员，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361页。
利沙加勒，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Lissagaray,ProsperOliver1839—1901）——法国记者，巴黎公社参加者和巴黎公社史家。——第528页。
利希诺斯基，费里克斯·马利亚，公爵（Lichnowski,FelixMaria,Fürstvon1814一1848）——西里西亚的大地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右派；1848年9月法兰克福人民起义时被杀。——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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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赞诺夫；真名大·鲍·哥尔顿巴赫（Рязанов,H.;真名Д.Б.Голbдeнбах）。——第26、559、561、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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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鲁，比埃尔（Leroux,Pierre1797—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第71、83、85、103、105页。
列曼，阿尔伯特（Lehmann,Albert）——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后参加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第230页。
列维，古斯塔夫（Levy,Gustav）——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拉萨尔主义者，——第275、276、316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ssner,Friedrich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46、247、273、346、425、510、552页。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Joachim1786—1861）——波兰杰出的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l830一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领袖之一。——第190页。
列奥波特一世（LeopoldI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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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Abraham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务活动家，美国总统（1861—1865），共和党的组织者之一，推行许多有助于北方在国内战争中胜利的民主措施。——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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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巴文（Любавин,H.H.）——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洛帕廷的朋友，马克思同丹尼尔逊通信往来的中介人。——第445、488、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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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格，沙尔（Longuet,Charles1833一1903）——法国记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属蒲鲁东派，后参加可能派；燕妮·马克思的丈夫。——第373、509、510、512、528、546、551、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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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阿，约瑟夫（Roy,Joseph）——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法译者。——第409页。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资产阶级激进派；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50年代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45、47、50、59—61、66—68、72一74、77、78、80一91、95、101、102、106、108一112、114、115、120、125、143、144、204、233、237、305、319、408、429、430、432、557页。
卢森堡，罗莎（Luxemburg,Rosa1871—1919）——德国工人运动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代表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第27、28、560页。
卢克莱茨（提图斯·卢克莱茨·卡路斯）（TitusLucretiusCarus公元前约99—约55）——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原子论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第55、57页。
鲁埃尔，欧仁（Rouher,Eugène1814—1884）——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分子，第二帝国时代身居国家的要职并对拿破仑第三有很大影响，因此绰号“副皇帝”。——第416页。
鲁滕堡，阿道夫（Rutenberg,Adolf1809—1869）——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46、62、63、72、74一76、126页。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Benjamin1809—1897）——英国工联派的领袖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第344、373、425、440、481、482页。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1483—1546）——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阶级的思想家。——第148、256页。
路登，亨利希（Luden,Heinrich1780一1847）——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40页。
路易十四（LouisXIV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145页。
路易十五（LouisXV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35页。
路易十六（LouisXVI1754一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被处死。——第159、161页。
路易十八（LouisXVIII1775—1824）——法国国王（1814—1824）。——第81页。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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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纳德（Renard）——《莱茵报》的编辑之一（1842—1843）。——第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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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班，保尔（Robin,Paul生于1837）——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委员，巴枯宁主义者，1869年居住比利时，是比利时联合委员会委员，无政府主义报纸《平等报》的编辑之一。——第447一450、453、490、491页。
罗恩，阿尔勃莱希特·泰奥多尔·艾米尔，伯爵（Roon,AlbrechtTheodorEmil,Grafvon1803—1879）——普鲁士将军、元帅，军政大臣（1859—1873），曾同莫尔特凯一起进行普鲁士军队的改革。——第471页。
罗契，约翰（Roach,John）——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海牙大会代表，会上曾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第509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Georg约生于1824）——德国细木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和朋友。——第273、346、552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WilhelmGeorgFriedrich1817—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第257、407页。
罗伊特，弗里茨（Reuter,Fritz1810—1874）——德国作家。——第91页。
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ы）——俄国沙皇王朝（1613—1917）。——第539页。
罗什弗尔，昂利（Rochefort,Henry1830—1913）——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出版过周刊《灯笼报》（1868—1869）和《马赛曲报》。——第452、456、541页。
罗特施坦，费多尔·阿罗诺维奇（Ротштайн,ФедорАронович1871—1953）——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第557、558页。
洛克，约翰（Locke,John1632—1704）——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第31、102页。
洛尔德，波西沃·巴顿（Lord,PercivalBarton1808一1840）——英国医生，《大众生理学》一书作者。——第252页。
洛帕廷，盖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Лопатин,ГерманАлександрoвич1845—1918）——俄国革命家，民粹派分子，70—80年代居住国外，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曾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开头部分译成俄文；马克思及其一家的朋友。——第409、488页。
洛伊波德，亨利希（Leupold,Heinrich死于1865）——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商店的主人。——第116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JohannKarl1805一1875）——德国大地主，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的思想家，“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反动思想的宣扬者。——第336、365、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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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肯（Lucain）——海牙大会（1872）的一名法国代表的假名，曾参加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中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第510页。
吕宁，奥托（Lüning,Otto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后来是自由主义者。——第140、143、144页。
吕斯托，弗里德里希·戚廉（Rüstow,FredirichWilhelm1821—1878）——德国军事作家。——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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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昂利（Martin,Henry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第364页。
马拉，让·保尔（Marat,Jean-Paul1743—1793）——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人民之友》的编辑。——第127、268、533页。
马隆，边诺（Malon,Benôt1841—189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左其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后成为可能派分子。——545页。
马洛，克利斯托弗（Marlowe,Christopher1564—1593）——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先驱者。——第139页。
马克思，埃德加尔（Marx,Edgar1847—1855）——卡·马克思的儿子。——第201、271、272、322页。
马克思，爱琳娜（Marx,Eleanor1855—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卡·马克思的幼女，爱·艾威林之妻。——第29、270、273、322、327、528、549、556页。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Marx,Franziska1851—1852）——卡·马克思的女儿。——第236、242页。
马克思，罕丽达；娘家姓普莱斯堡（Marx,Henriette;娘家姓Preisburg1787—1863）——卡·马克思的母亲。——第29一31、324、328页。
马克思，亨利希（Marx,Heinrich1782—1838）——马克思的父亲，律师，后任特利尔司法顾问。——第29—35、37、40—43、200页。
马克思，亨利希·格维多（Marx,HeinrichGuido1849—1850）——卡·马克思的儿子。——第235页。
马克思，劳拉（Marx,Laura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卡·马克思的次女，保·拉法格之妻。——第25、26、201、245、273、321、368、404、408、444、551、561页。
马克思，列维（Marx,Lewi死于1798）——卡·马克思的祖父。——第29、33页。
马克思，萨缪尔（Marx,Samuel约1778—1827）——卡·马克思的伯父。——第29页。
马克思，燕妮（Marx,Jenny1844—188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政论家，卡·马克思的长女，沙·龙格之妻。——第106、200、235、245、273、321、327、444、456、528、549、551页。
马克思，燕妮；娘家姓冯·威斯特华伦（Marx,Jenny;娘家姓vonWestphalen1814—1881）——卡·马克思之妻（从1843年），他的忠实的朋友和助手。——第33—36、38、39、41、82、83、106、114、180、200、216、218、235、236、245、246、248、254、259、271一273、277、279、311、319—322、327一329、413、528、548—550、552、564页。
马克思，叶娃；娘家姓莫泽斯（Marx,Eva;娘家姓Moses死于1823）——卡·马克思的祖母。——第29、31页。
马斯曼，汉斯·斐迪南（Maßmann,HansFerdinand1797—1874）——德国语言学家，一些反动德国青年的体育团体的创立者。——第107页。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Giuseppe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资产阶级在争取恢复意大利统一的斗争时期的共和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之一。——第233、265、309、330、341、347、413、430—432、493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Robert1766—1834）——英国牧师和经济学家，仇视人类的反动的人口论的宣扬者。——第123、177、178、333、531页。
马基雅弗里，尼古洛·倍尔纳多（Machiavelli,NicoloBernardo1469—1527）——意大利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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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JohnRamsay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第137页。
迈尔，古斯达夫（Mayer,Gustav）——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主义文献研究者。——第556—560页。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ßner,OttoKarl1819—1902）——汉堡的民主著作出版家。——第382页。
迈耶尔，海尔曼·尤利乌斯（Meyer,HermannJulius生于1826）——德国百科辞典出版人和书商。——第406、407页。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RudolfHermann1839—1899）——德国保守派政论家和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信徒。——第560页。
迈耶尔，齐格弗里特（Meyrn,Siegfried约1840一1872）——德国社会主义者，1866年去美国，积极参加创立第一国际纽约支部。——第383页。
迈耶尔，尤利乌斯（Meyer,Julius死于1867）——威斯特伐里亚的企业主和政论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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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男爵（Manteuffel,OttoTheodor,Freiherrvon1805—1882）——普鲁士反动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48—1850）和首相（1850—1858）。——第36、213、225、266、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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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因，爱德华（Meyen,Eduard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46、72—74、126、211、274页。
梅尔伯，贾科莫（Meyerbeer,Giacomo1791—1864）——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和音乐指挥，法国歌剧派的最著名代表。——第108页。
梅利奈，弗朗斯瓦（Mellinet,Francois1768一1852）——比利时将军，祖籍法国，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169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文索尔·洛塔尔，公爵（Metternich,ClemensWenzelLothar,Fürstvon1773—1859）——奥地利反动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外务大臣（1809一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43、89、108页。
梅兰希通，菲力浦（Melanchthon,Philipp1497一1560）——德国新教神学家和教育家，路德的战友。——第256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ski,Ludwig1814—1878）——波兰革命家，1848—1849年革命和1830一1831年及1863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中民主派的领袖之一。——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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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采尔，沃尔弗干格（Menzel,Wolfgang1798一1873）——德国反动作家。——第118页。
门德尔森，莫泽斯（Mendelssohn,Moses1729—1786）——德国哲学家。——第3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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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泰奥多尔（Mundt,Theodor1808一1861）——德国作家，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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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弗里德里希（Müller,Friedrich）——普鲁士官吏，科伦警察局长。——第200页。
米凯尔，约翰（Miquel,Johannes1828一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227、274、275、288页。
密尔凯（Milke）——德国排字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1872）。——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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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托马斯（More,Thomas1478一1535）——英国人文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第105页。
莫尔，约瑟夫（Moll,Joseph1812—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扣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阵亡。——第113、166、167、170、181、198、199、211、222、227页。
莫利斯，威廉（Morris,William1834—1896）——英国诗人，画家和社会活动家，80年代参加英国工人运动。——第341页。
莫斯特，约翰（Most,Johann1846—190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无政府主义者；1880年因破坏工人运动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第529、532—535、541、542页。
莫特勒，尤利乌斯（Motteler,Julius1838—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实行时期曾负责传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文件。——第529页。
莫尔特凯，海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伯爵（Moltke,HelmuthKarlBernhard,Grafvon1800—1891）——普鲁士元帅和反动作家，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最大军事思想家之一。——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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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Stuart1806一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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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eonI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30、35、81、127、182、241、294、467、471页。
拿破仑第二·约瑟·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NapoleonIIJosephFrançoisCharles,Bonaparte1811—1832）——拿彼仑第一之子，1815年被波拿巴分子宣布为皇帝，名拿破仑二世，1818年获莱赫什塔特公爵封号。——第81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NapoleonIIILouisBonaparte1808一1873）——拿破仑第一之侄，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0），法国皇帝（1852—1870）。——第210、215、230、241、264、291、292、294一299、301、302、305、318、342、343、367、370、416、417、424、439、456、457、459—463、465、466、468、470、559页。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WilliamFrancisPatrick1785—1860）——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家。——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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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I1796一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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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特劳，麦克斯（Netlau,Max约1865—1944）——奥地利历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第561页。
涅恰也夫，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Нечаев,СергейГеннадиевич1847—1882）——俄国革命家，1868—1869年大学生运动的参加者，一些小组的组织者；小组活动被政府发现后流亡瑞士，但被瑞士政府引渡给俄国，1872年被叛处二十年苦役。——第485—489、492、496、50l、514、520页。
nuo
诺比林，卡尔·爱德华（Nobiling,KarlEduard1848一1878）——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878年因谋刺德皇威廉一世被处死。——第366页。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Peter约1823—1866）——德国裁缝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1852）。——第237、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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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门，哥特弗利德（Ermen,Gottfried）——“欧门一恩格斯”公司的共有人。——第121、233、327、329页。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38、341页。
欧斯曼，若尔日·欧仁（Haussmann,GeorgesEugène1809—1891）——第二帝国时代巴黎长官；曾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改建首都。——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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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亨利·约翰·田浦（Palmerston,HenryJohnTemple1784—1865）——英国反动国务活动家，政治活动的初期是托利党人，从1830年起是辉格党的领袖之一，首相（1855一1858和1859一1865）。——第264、267、268、279、344、346、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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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巴都，让娜·安东尼达·布瓦宋，侯爵夫人（Pompadour,JeanneAntoinettePoisson,Marquisede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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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Bacon,Francis,BaronofVerulam1561—1626）——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家。——第271页。
裴隆，沙尔（Perron,Charles）——瑞士画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瑞士的创立人之一，1870年起不再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第447—450页。
裴柯尔，康斯坦丁（Pecqueur,Constantin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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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菲利克斯（Pyat,Felix1810—1889）——法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发动过反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诽谤运动。——第424页。
皮佩尔，威廉（Pieper,Wilhelm约生于1826）——德国语言学家和记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流亡英国。——策227、243页。
皮特曼，海尔曼（Püttmann,Herrnann1811—1894）——德国激进诗人和记者，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的代表之一。——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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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者之一。——第71、85、90、105、112、122、130、142、145、146、148—156、158、166、239、240、281、319、331、341—343、356、363、372、376、405、409、425、427、428、461、473、502、558页。
普芬德，卡尔（Pfänder,Carl约1818—1876）——德国画家，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167、226、230、346页。
普富尔，恩斯特·亨利希·阿道夫·冯（Pfuel,ErnstHeinrichAdolfvon1779—1866）——普鲁士将军，反动军阀的代表之一，首相和陆军大臣（1848年9—11月）。——第197、199、205页。
普拉顿，奥古斯特（Platen,August1796一1835）——德国诗人。——第39、118页。
普尔斯基，弗兰茨（Pulszky,Franz1814—1897）——匈牙利考古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苏特的拥护者。——第309页。
普卢塔克（Plutarchos约46—约125）——古希腊作家，道德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55页。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ГеоргийВалентинович1856—1918）——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杰出宣传者和先驱者，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立者之一；后来是孟什维克。——第547、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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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茨，弗兰茨·亨利希（Zitz,FranzHeinrich1803—1877）——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来流亡美国。——第299页。
齐格勒，特奥巴尔德（Ziegler,Theobald1846一1918）——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第30页。
齐赫林斯基，弗兰茨（Zychlinski,Franz1816—1900）——普鲁士军官，40年代初曾以笔名施里加为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主办的一些期刊撰稿。——第126、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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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真名阿芒第纳·欧罗尔·露西·杜班，杜德婉男爵夫人（GeorgeSand；真名AmandineAuroreLucieDupin,baronneDudevant1804—1876）——法国著名女作家。——第103、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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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ErnestCharles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诗人和政论家，宪章运动左冀领袖之一，一些宪章派机关报刊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66、266—270、313、342、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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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勃（Jung,GeorgGottlob1814一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的出版负责人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62、63、67、111、166、274页。
荣克，海尔曼（Jung,Hermann1830—1901）——瑞士钟表工人，1848一1849年革命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361、364、375、376、412、425、440、441、453、491、507、508、517页。
荣格尼茨，恩斯特（Jungnitz,Ernst死于184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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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米尼，昂利（Jomini,Henri1779—1869）——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作家，原为瑞士人；曾在法国和俄国军队中服务。——第261页。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Jottrand,Lucien-Lépold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40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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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斯顿，乔治（Sexton,George）——英国医生，第一国际会员，1872年被选入总委员会，海牙大会代表。——第510页。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Saavedra,Miguelde1547—l616）——最卓越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525、527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Serraillier,Auguste生于1840）——法国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海牙大会代表，在会上曾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510、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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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乔治（Sand,George）——见乔治·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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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伦，路易（Chalain,Louis约生于1845）——法国工人，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巴黎对国际的第三次审判案中受审，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后来退出国际。——第457页。
沙培尔，冯（Schaper,von）——莱茵省省长（1842—1845），反动普鲁士官僚的代表。——第74、76页。
沙佩尔，卡尔（Schapper,Karl约1812一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宗派主义一冒险主义集团的领袖之一，后来又接近马克思。——第113、166、167、170、181、182、198、199、206、211、227、230、231、244、247—249、273页。
沙贝利茨（Schabelitz）——德国出版家和书商。——第234页。
沙贝利茨，雅科布（Schabelitz,Jakob1827一1899）——德国出版家和书商，前者之子。——第247、248、488页。
沙伊勃勒，卡尔·亨利希（Schaible,KarlHeinrich1824—1899）——德国医生和作家，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流亡伦敦。——第313页。
沙多勃利昂，弗朗斯瓦·勒奈（Chateaubriand,FrancoisRené1768—1848）——法国作家，反动浪漫派的首脑。——第526页。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1564—1616）——伟大的英国剧作家和诗人。——第36、139、317、525、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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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尔，威廉（Saint-Paul,Wilhelm）——1843年《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第77、78页。
圣西门，克劳德-昂利·德·卢伏洛阿（Saint-Simon,Claude-HenrideRouvroy1760一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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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旺，泰奥多尔（Schwann,Theodor1810—1882）——著名的德国组织学家和生理学家。——第252页。
施蒂纳，麦克斯；真名约翰·卡斯巴尔·施米特（Stiener,Max;真名JohannCasparSchmidt1806—1856）——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46、63、71、91、126、132、133、138、139、143、144、151、558页。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CarlAugust）——德国经济学家，19世纪80年代曾批判马克思主义。——第532页。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Konrad约1822—1858）——德国革命家，记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从1849年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17、227、230、231、273、279页。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Rudolf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拥护俾斯麦。——第542、543页。
施莱登，马提阿斯·雅科布（Schleiden,MatthiasJakob1804一1881）——德国植物学家，有关植物细胞结构的一些著作的作者。——第252页。
施里加（Szeliga）——见齐赫林斯基，弗兰茨。
施穆勒，古斯达夫（Schmoller,Gustavl838—191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556页。
施泰因，莎洛塔·冯（Stein,Charlottevon1742—1827）——歌德的女友。——第257页。
施梯伯，威廉（Stieber,Wilhelm1818—1882）——普鲁士警察官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组织者之一（1852）。——第225、226、243—245页。
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亨利希·卡尔，伯爵（Schwerin,MaximilianHeinrichKarl1804—1872）——普鲁士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内务大臣（1859一1862），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324页。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冯（Schweitzer,JohannBaptistvon1833一1875）——德国政论家，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者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支持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政策。——第338、353一357、363、367、371、406、419—425、440、441、443、446、449、458、459、503、505、512、531、560页。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Schlosser,FriedrichChristoph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多卷的《世界史》的作者。——第46页。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ss,DavidFriedrich1808一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44、45、49、54、119页。
施马尔豪森，索菲亚（Schmalhausen,Sophie1816—1883年后）——卡·马克思之姊。——第30、33、39页。
施马尔豪森，威廉·罗伯特（Schmalhausen,WilhelmRobert1817—约1865）——卡·马克思之姊丈。——第30页。
施普茨海姆，约翰·克利斯托夫（Spurzheim,JohannChristoph1776—1832）——著名的德国颅相士。——第252页。
施梯格利茨，亨利希（Stieglitz,Heinrich1801—1849）——德国诗人。——第117页。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SchneiderII,Karl）——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辩护人（1852）。——第198、206页。
施维茨盖伯尔，阿德马尔（Schwitzguébel,Adhémar1844一1895）——瑞士工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犹拉联合会的领导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第510页。
施莱艾尔马赫尔，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丹尼尔（Schleiermacher,FriedrichErnstDaniel1768—1834）——德国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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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采，约翰（Schulze,Johannes1786一1869）——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第43页。
舒尔采-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sh,Franz-Hermann1808一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60年代是资产阶级进步党的领袖之一。——第331、396、413、544页。
舒马赫，古斯达夫（Schuhmacher,Gustav）——德国工人，第一国际会员。——第509页。
叔本华，阿尔都尔（Schopenhauer,Arthur1788—1860）——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47、526页。
叔尔茨，卡尔（Schurz,Karl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后来流亡美国，在那里成为国务活动家。——第198、201、225、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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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亚当（Smith,Adam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122、281、284、397、399页。
斯巴哥，约翰（Spargo,John生于1876）——美国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第555页。
斯瓦尔姆（Swarm）——见丹特莱格。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德）（Spinoza,Baruch[Benedictosde]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50页。
斯普林加尔，罗什（Splingard,Roche）——第一国际会员，海牙大会代表，曾参加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中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第510页。
斯切克洛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Стеклов,ЮрийМихайлович生于187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历史学家。——第561、564页。
司各脱，瓦尔特（Scott,Walter1771一1832）——杰出的英国作家。——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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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欧仁（Sue,Eugène1804—1857）——法国作家。——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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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Tacitus,PubliusCornelius约55—约120）——罗马著名历史学家。——第40页。
塔里约尼，玛丽亚（Taglioni,Maria1804一1884）——著名法国女舞蹈家，原为意大利人。——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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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巴亚德（Taylor,Bayard1825—1878）——美国作家和旅行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人。——第279页。
泰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Techow,GustavAdolf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一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澳大利亚。——第198、201页。
泰列基，亚历山大（Teleki,Alexander1821—1892）——匈牙利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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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凯，卡尔·威廉（Tölcke,KarlWilhelm1817—1893）——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者之一。——第530页。
特莱契克，亨利希·哥塔尔特·冯（Treitschke,HeinrichGotthardvon1834—1896）——德国反动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帝国议会议员（1871—1888），民族自由党人。——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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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路易·阿道夫（Thiers,Louis-Adolphe1797—1877）——法国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464、472、474、481、511、544页。
梯叶里，奥古斯丹（Thierry,Augustin1795—1856）——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102页。
提波，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Thibaut,AntonFriedrichJustus1772—1840）——德国法学家，民法专家。——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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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伦，昂利·路易（Tolain,Henri-Louis1828一1897）——法国工人，右翼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1871年作为巴黎公社的版徒和敌人被开除出国际；后为参议员。——第343、345、353、361、364、376、405、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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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劳，卡尔（Wallau,Karl1823—1877）——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美因兹市市长。——第165、168页。
瓦扬，爱德华·马利（Vaillant,EdouardMarie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海牙大会代表；后为改良主义者。——第509、512、513页。
瓦尔兰，路易·欧仁（Varlin,LouisEugène1839一187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左翼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和它的法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几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杰出活动家之一，1871年5月为凡尔赛分子杀害。——第361、376、417、438、442、474页。
瓦盖纳，海尔曼（Wagener,Hermann1815—1889）——德国政论家，《新普鲁士报》编辑，俾斯麦的拥护者。——第160、323、357、367、384页。
瓦格纳，理查（Wagner,Richard1813—1883）——著名德国作曲家。——第526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Waldeck,BenediktFranzLeo1802—1870）——德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袖之一和副议长；从1860年起为进步党人，众议院议员。——第30、323页。
瓦尔泰希，卡尔·尤里乌斯（Vahlteich,KarlJulius1839一191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后参加爱森纳赫派，帝国议会议员。——第529、534页。
瓦尔特尔（Walter）——见万·赫德盖姆。
瓦列斯罗德，路德维希·莱茵霍尔德（Walesrode,LudwigReinhold1810—1889）——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第48页。
瓦尔涅波尔德（Warnebold）——德国律师。——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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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登·阿贝勒，昂利（VandenAbeele,Henry）——第一国际海牙大会的比利时代表，参加反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派。——第510页。
万·赫德盖姆；假名：瓦尔特尔（VanHeddeghem;假名Walter）——出席第一国际海牙大会的代表，曾参加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中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1873年被揭露是法国警探。——第509、510页。
万哈根·冯·恩赛，卡尔·奥古斯特（VarnhagenvonEnse,KarlAugust1785—1858）——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文学批评家。——第47、49页。
万哈根·冯·恩赛，拉希尔（VarnhagenvonEnse,Rahel1771—1833）——卡尔·奥古斯特·万哈根之妻，以她在柏林的文艺沙龙著名。——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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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阿瑟·威尔斯里，公爵（Wellington,ArthurWellesley,Dukeof1769—1852）——英国反动国务活动家和统帅，曾指挥滑铁卢战役中的反法联军。——第261页。
威斯顿，约翰（Weston,John）——英国工人，欧文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347页。
威廉一世（WilhelmI1797—1888）——普鲁士亲王，普鲁士国王（1861—1888）和德国皇帝（1871—1888）。——第293、322、323、458、462、463、465页。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Westphalen,Edgarvon1819—约1890）——燕妮·马克思之弟，40年代参加德国民主运动。——第36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Westphalen,Ferdinandvon1799一1876）——普鲁士反动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50一1858），燕妮·马克思的异母兄。——第36、266、324页。
威斯特华伦，卡洛琳·冯（Westphalen,Karolinevon死于1856）——燕妮·马克思的母亲。——第82、83、272页。
威斯特华伦，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Westphalen,ChristianHeinrichPhilippvon1724一1792）——不伦瑞克公爵的朋友和秘书，燕妮·马克思的祖父。——第35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Westphalen,Ludwigvon1770一1842）——燕妮·马克思的父亲，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第35、36、60、82页。
威斯特华伦，燕妮·冯（Westphalen,Jennyvon）——见马克思，燕妮。
维埃，约翰·弗里德里希（Wiehe,JohannFriedrich）——伦敦一家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第310、312、313页。
维贝尔（Weber）——柏林司法顾问，马克思对《国民报》的诉讼中的辩护律师。——第317页。
维达尔，弗朗斯瓦（Vidal,François1814—1872）——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改良派的代表之一。——第103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Georg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流亡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65、169、182、187、239、246、273页。
维干德，奥托（Wigand,Otto1795一1870）——德国书商和出版家；曾出版激进作家的一些著作。——第59、60、132、144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1810—1878）——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宗派主义一冒险主义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流亡美国，在那里参加了北方对南方的国内战争。——第215、222、226、227、230、231、236、237、243、244、247—249、262页。
维夏尔（Vichard）——第一国际会员，海牙大会代表（1872），曾参加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中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第510页。
维列塔尔（Villetard）——法国历史学家。——第559页。
维塔乌斯（Wiethaus）——《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第74、77页。
维登布鲁赫，路德维希·冯（Wildenbruch,Ludwigvon1803一1874）——普鲁士外交官，1848年为驻哥本哈根公使。——第194、195页。
魏斯，格维多（Weiß,Guido1822—1899）——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未来》杂志的编辑。——第406、562页。
魏德迈，路易莎（Weydemeyer,Louise）——约瑟夫·魏德迈之妻。——第321页。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Joseph1818—1866）——德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和美国内战的参加者；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44、145、148、201、218、235、236、238、239、241—243、321、346、357、556、557、559页。
魏特林，克利斯提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Wilhelm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美国并很快脱离工人运动。——第70、88、90、112、113、145—149、166、167、232、341、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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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尔曼，约翰·约阿希姆（Winckelmann,JohannJoachim1717一1768）——德国古代艺术史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第40页。
文德霍尔斯特，路德维希（Windthorst,Ludwig1812—1881）——德国保守的政治活动家，汉诺威的司法大臣（1851—1853和1862—1865），天主教的中央党的领袖；曾反对俾斯麦推行的德意志帝国的集权化。——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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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肯，海尔曼（Oncken,Hermann1869—1946）——德国的反动流派的资产阶级历史家，沙文主义者。——第556页。
翁鲁，汉斯·维克多·冯（Unruh,HansVictorvon1806一1886）——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从1848年10月起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长，继而为进步党的创立者之一，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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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Vauban,SebastienlePrestre1633一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要塞建造和防卫的专家。——第261页。
沃尔弗，斐迪南（Wolff,Ferdinand）——德国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1848—1849）；后来退出政治活动。——第165、169、182、239页。
沃尔弗，威廉（Wolff,Wilhelm1809一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1848—1849），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极左翼的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64、165、168、169、181、182、199、200、211、212、227、238、239、242、270、273、276、308、324、328、329、558页。
wu
乌兰德，路德维希（Uhland,Ludwig1787—186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第47页。
乌尔菲拉斯（Ulfilas,Wulfila约311—约383）——西哥特的教会政治活动家，主教，哥特字母的制定者。——第260页。
乌尔卡尔特，大卫（Urquhart,David1805—1877）——英国外交家和政论家，在著作中宣扬亲土耳基的观点；英国在近东的侦察网的组织者之一。——第267、268、306、315、365、559页。
吴亭，尼古拉·伊萨柯维奇（Утин,НиколайИсакович1845—1883）——俄国革命家，1863年流亡瑞士；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进行过反对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的斗争，后来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并返回俄国（1883）。——第448、450、453、490一492、496、497、519一521、560、563页。
xi
西姆桑，马丁·爱德华·西吉斯蒙德·冯（Simson,MartinEduardSigismundvon1810—1899）——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员，继而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长，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60—70年代是帝国议会议长。——第323页。
西赛罗，玛尔库斯·土利乌斯（MarcusTulliusCicero公元前106—43）——罗马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国的思想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55、562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利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Simondede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第103、175页。
希尔施，卡尔（Hirsch,Karl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记者，一些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541、542、544、545页。
希尔施，威廉（Hirsch,Wilhelm）——普鲁士密探，钻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进行破坏的奸细。——第245页。
希法亭，鲁道夫（Hilferding,Rudolf1877—1941）——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苏联的凶恶敌人。——第560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Friedrichvonl759一1805）——伟大的德国诗人和剧作家。——第30、35、39、256、307、310、329、525页。
席利，维克多（Schily,Victor1810一1875）——德国律师，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为第一国际会员。——第201、273、308、361页。
xiao
肖伊，亨利希（Scheu,Heinrich1845—1926）——奥地利飞社会民主党人，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后来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第509页。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Karl1834一1892）——德国大化学家，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552页。
xie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Schelling,FriedrichWilhelmJosephvon1775一1854）——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科学的敌人，宗教的捍卫者。——第54、83、84、120页。
xing
兴克尔代，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Hinkeldey,KarlLudwigFriedrich1805—1856）——柏林警察长官，从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务司长。——第225页。
xue
雪莱，派尔西·毕希（Shelley,PercyBysshe1792—1822）——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者，无神论者。——第526页。
ya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y,Abraham生于1832）——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后流亡美国。——第246页。
雅科比，约翰（Jacoby,Johann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袖之一，7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党。——第64、66、76、85、406、420、450、465页。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代伟大思想家；在哲学方面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50—52页。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osIII）（公元前356一323）——古代的著名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第113页。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II1818—1881）——俄国皇帝（l855—1881）。——第448、539页。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III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第521页。
ye
耶克，古斯达夫（Jaeckh,Gustav1866—1907）——德国记者和历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第560页。
yi
伊曼特，彼得（Imandt,Peter）——德国教师，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后流亡英国，马克思的拥护者。——第201、273、320页。
伊壁鸠鲁（Epikouros公元前约341—约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52、54一59、97、552页。
伊萨贝拉二世，玛丽·路易莎（IsabellaII,MarieLuise1830一1904）——西班牙女王（1833—1868）；为1868年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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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梅尔曼，卡尔·列勃莱希特（Immermann,KarlLeberecht1796一1840）——德国作家，批评家和戏剧活动家。——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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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塔，路易莎（Juta,Louise1821—1893）——卡·马克思之妹。——第30页。
优塔，约翰·卡尔（Juta,JohannKarl1824一1886）——德国书商，卡·马克思的妹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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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维克多（Hugo,Victor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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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Johann1782—1859）——奥地利大公，1848—1849年为德国的帝国摄政。——第184页。
约翰逊，本杰明（Jonson,Benjamin约1573—1637）——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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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二世（JamesII1633—1701）——英国国王（1685一1688）。——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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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尔，卡尔·威廉·斐迪南（Solger,KarlWilhelmFerdinand1780—1819）——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艺术理论家。——第39友。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Sorge,FriedrichAlbert1828—1906）——德国共产主义者，1848一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在美国的第一国际的积极会员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34、335、419、510、511、513、515、516、520、529、535、539、543、548—550、556、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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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传记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马克思传记年表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特利尔城。
1830年10月进特利尔中学。
1835年9月24日毕业于特利尔中学。
10月15日进波恩大学法律系。
1836年10月22日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
1837年4—8月研究黑格尔哲学，并结识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弗·科本等。
1841年3月30日毕业于柏林大学。
4月15日以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
自然哲学的区别》获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证书。
7月到达波恩。研究路·费尔巴哈的新著《基督教的本质》
1842年4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
10月15日到科伦担任《莱茵报》主编。
11月下半月在科伦首次会见弗·恩格斯。
11月底同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小组“自由人”决裂。
1843年3月17日退出《莱茵报》编辑部。
6月19日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1814年生）结婚。
3—9月同阿·卢格磋商出版《德法年鉴》杂志。
10月底因《德法年鉴》决定在巴黎出版而移居巴黎。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双刊号出版，其中载有马克思的著作《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
2月底和恩格斯建立通信关系。
3月26日同卢格决裂。《德法年鉴》停刊。
4—8月写《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8月28日左右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
9—11月和恩格斯合写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
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1845年2月3日因在巴黎被逐而迁往布舟塞尔。
2月24日左右《神圣家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1846年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3月30日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尖锐
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
“平均共产主义”。
1846年夏和恩格斯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章节。
1847年1月20日会见正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代表约·莫尔，并和恩格
斯一起同意加入该同盟。
6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委
托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代表他前在参加。
7月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一书在
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8月5日在马克思领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
部成立，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
8月底和恩格斯组织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
11月29日一和恩格斯赴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
12月8日会，受托以宣言的形式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
12月9日一和恩格斯着手写《共产党宣言》。
12月底
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上作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
讲演。
1848年2月24日左右《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3月3日夜被警察逮浦，经监禁后全家被逐出比利时。
3月5日到达巴黎。
3月1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主席。
4月6日左右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革命。
4月11日以后和恩格斯在科伦积极准备出版大型政治日报《新莱茵报》。
6月1日《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在科伦创刊。
9月26日《新莱茵报》因科伦宣布戒严而被禁止出版；10月12日复刊。
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新莱茵报》被控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而受审，他们在法庭上发言揭露普鲁士政府的罪行。
2月8日马克思被控以“煽动叛乱”而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
他发言证明人民有权用革命来回答王权的反革命行为。
5月19日由于马克思被逐，《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最后一
号（301号）。
6月3日左右到达巴黎。
8月26日左右被逐出巴黎，来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逝世。
8月底一和以前的伦敦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重新组织了共产主
9月底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1月10日左右恩格斯到达伦敦。
9一12月积极准备出版继续《新莱茵报》的刊物《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后来恩格斯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1850年1—2月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着手改组同盟。
3月6日《新莱菌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在汉堡出版。该杂
志从这一期起刊载了马克思的《1848一1850年》的
连载文章。1895年恩格斯再版了这部著作，标题是
《1848—1849年法兰西阶级斗争》
9月15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维
利希和沙佩尔的口险政策。同盟发生分裂。决定把中
央委员会迁往科伦。
11月中恩格斯移居曼彻斯特。
11月29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最后一期合刊号（第5—6
期）在汉堡出版。
1851年1—12月继续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同出版商商谈出版他的
政治经济学著作。
8月8日左右接受《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邀请，为该报经常撰稿
直到1862年。
1851年8月21日一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德国
1852年9月24日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
1851年12月一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1852年3月
1852年5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约·魏德迈主办的
《革命》杂志第1期在纽约出版。
11月17日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
1853年1月下半月《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巴塞尔出版。
5月20日写《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
1854年1—12月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
1854年底一为民主派的《新奥德报》撰写有关英法局势和克里木战
1855年10月争的文章。
1857年1—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英国侵略
中国的一组文章。
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军事条目。
8—9月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0月一为完成改治经济学着作而加紧进行研究。
1858年3月
8月31日一写了四篇关于对华贸易史和关于天津条约的文意。
9月28日
1859年6月11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在柏林出版。
7月3日左右担任《人民报》的实际领导工作。
1860年12月1日《福格特先生》在伦敦出版。
1861年10月一密切注视美国内战的进展，写论美国内战的大批文章。
1862年11月
1862年1月一完成《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主要篇章的写作。
1863年1月
1863年8月着手撰写三卷《资本论》的新手稿。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当选为协会临时委员会委员。
11月1日国际工人协会临时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临时委员会被确定为协会的领导机构即总委员会，马克思在其中担任德国通讯书记职务。
1865年2月1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声明中严厉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报》奉行的向俾斯麦政府献媚的玫策，并表示拒绝为该报撰稿。
4月12日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大会上讲话揭露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的机会主义。
12月写完三卷《资本论》的新手稿。
1866年1月一最后校阅《资本论》第1卷手稿，准备付印。
1867年3月底
1866年9月3—8日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了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并按照《指示》通过了各项决议；批准了以马克思草拟的临时章程为基础的国际的章程。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1卷在汉堡出版。
1868年9月6—13日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和讨论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总结报告；根据马克思提出的草案通过了关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和缩短工作日的决议。
11月23日写信给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声明由于协会对拉萨尔派的妥协态度，他退出协会。
12月22日总委员会会议一致赞同马克思写的关于拒绝巴枯宁的同盟加入国际的决议草案。
1870年7月26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他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9月9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他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9月20日恩格斯摆脱商务，移居伦敦；马克思推荐恩格斯为总委员会委员。
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他所写的关于巴黎公吐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得到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6月28日一《法兰西内战》由恩格斯译成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
7月29日
9月17、18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通过马克思提出的关于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国际的组织原则作了发言。
1872年3月5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提出他和恩格斯写的、揭露巴枯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通告《所谓国际的分裂》。
9月1—7日参加并领导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力争把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目标写入国际的章程；大会决议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决定将委员会迁住纽约。
1875年5月5日寄给威·白拉克一封信，信中附有寄给爱森纳赫派领导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评意见——《哥达纲领批判》。
1879年9月17一18日和恩格斯联名给倍倍尔、李卜克为西、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严厉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对以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消除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党机关报的任何影响。
1880年5月初和恩格斯帮助盖得制订法国工人党纲领。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
1882年2—10月因健康状况恶化去阿尔及利亚、法国和瑞士疗养。
11月一从事《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的准备工作。
1883年1月
1883年3月14日（午卡尔·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后2时45分）
3月17日卡尔·马克思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发表墓前悼词。
1885年7月初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2卷出版。
1894年年底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3卷出版。
1895年8月5日（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
上10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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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译者注释
1指梁赞诺夫发表在《新时代》第32卷上卷第5、7、8、9、10、13期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的商品》一文。参阅本书《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本书第668页以下）。——第2页。
2原来是一句常常为人引用的拉丁格言。出自罗马喜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自己折磨自己的人》（《Heautontimōrúmenos》）。原文为：“Homosum:humaninihilamealienumputo”[“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原意是说：不管人达到怎样高的理性发展阶段，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终究是人，因而必然带有人所固有的一切弱点。马克思在1853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87页），在1860年2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见本书第367页），都曾用过这句格言。1865年，马克思在他回答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一些问题的《自白》中也说，他最喜欢的格言是：““Nihilhumaniamealienumputo”（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5页）。——第3页。
3伏尔泰写的著名史传性著作有：《查理十二传》（《HistoiredeCharlesXII》，1731），《路易十四时代》（《LesiècledeLouisXIV》，1731）和《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帝国史》（《Histoiredel’empiredeRussiesousPierreleGrand》，1759—1763）等。他的著名史诗《亨利亚特》（《Henriade》，1728）也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主人公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充满了轶闻和插话，以文笔生动优美著称。史诗《亨利亚特》则以丰富的想像，画一般的笔触，描绘了圣巴托罗缪的屠杀，巴黎的围城等等。伏尔泰有过一句名言：“除了枯燥无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见伏尔泰的喜剧《流浪子》（《L’Enfantprodigue》）的前言）——第3页。
4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科学的女神，宙斯和姆涅莫辛娜的女儿，据古希腊诗人海西阿德说共有九个：优脱卜（司抒情诗和音乐），塔利亚（司喜剧、牧歌），美利波美娜（司悲剧），泰尔普西霍拉（司合唱舞蹈），爱拉脱（司爱情诗），波丽欣尼亚（司赞歌），乌拉尼亚（司天文学），卡丽奥卜（司叙事诗），克丽娥（司历史）。此句喻指把历史提高到文艺和科学的地位。——第3页。
5指著者将此书献给克拉拉·蔡特金一事。参见本书里封的献词。——第4页。
6按希伯来语音译为拉比，原意为教师；研究和负责解释犹太教教律和教义的学者，裁断有关教律的争执问题，同时也是教团的领导者和祭司。——第5页。
7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时曾为了维持普鲁士军国主义而鼓励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改革行政制度，并曾准备解放农奴等。反动的沙文主义德意志史学曾荒谬地给他以“大帝”的称号。参阅注33。——第7页。
8拿破仑法典指法国在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这部法典的基本原则是彻底捍卫资产阶级所有制。它援用于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地区，为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后，普鲁士政府曾经力图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法律，恢复贵族的封建特权，遭到了莱茵省的坚决反对。——第7页。
9181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议会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大学生运动（参阅注29)，压制自由气氛，根据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参阅本书第25页脚注），颁布了书报检查令，规定对二十印张以下的书籍进行检查。这个检查令的第二条曾允许对违背宗教的一般原则的个别宗教和某一宗教的一定内容加以批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1、13页）。——第8页。
10莫泽斯·门德尔森是德国启蒙时代的通俗哲学家，出身于贫苦的犹太人教师的家庭。曾企图从理性上证明神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著有《斐多或论灵魂不死》（《PhädonoderüberdieUnsterblichkeitderSeele》1767），《早晨或论神的存在》（《MorgenstundeoderüberdasDaseinGottes》，1785），等等。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同一个朗格在他谈到黑格尔的方法和我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所说的话简直是非常幼稚的，第一，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所做出的批判方式。在某一方面他使我想起了莫泽斯·门德尔森。这个不学无术的典型人物曾经写信给莱辛，问他为什么想到要严肃地对待“死狗斯宾诺莎’！”（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9页）马克思在1870年7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曾说：“……这在哲学上完全是比莫泽斯·门德尔森毫无逊色的胡说，是卖弄聪明的、气势凌人的、自以为无所不晓的夸夸其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参阅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392页）——第8页。
11甘斯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的编订者。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时曾听过他的法学课程，在使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是与反动的历史法学派（参阅注18）相对立的一个法学学派的领袖。所谓小船的舵手当指此。——第8页。
12海涅生于杜塞尔多夫的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此处当指他于1825年改宗新教一事而言。——第8页。
13格奥尔格或约翰·浮士德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据说生于士瓦本，自称为“哲人的哲人”，以医生、占星术者、魔术师、炼金术者的身份漫游德国和意大利各地。他认为地上的物质快乐具有最高的价值，并为了获得这种快乐而与恶魔交往，出卖灵魂，最后堕入地狱。这个传说最初见于德文著述的是1587年在法兰克福的舒匹斯书店出版的《约翰·浮士德博士的生平》（《HistoriavonD.JohannFausten》）。浮士德传说成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乐曲的主题。其中最著名的是歌德的长诗《浮士德》。歌德曾在《浮士德》中写道：
“人们的精神总是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着绝对的安静；
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
（《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部，第17—18页）——第9页。
14七年战争是从1756年到1763年间以奥地利、法国、瑞典、萨克森、俄国和西班牙为一方，以普鲁士、英国和葡萄牙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战争。普鲁士军队曾于1757年11月5日在罗斯巴赫（在德意志西部边境）附近战胜法军，使普鲁士国家得以免于崩溃的威胁。七年战争的结果，普鲁士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疆界。——第13页。
15维尔夫们（Welfen）——德国公爵家族，在11—12世纪时特别强大，统治着巴伐利亚、萨克森公国及其他一些地区，13世纪时这个公爵家族的领地变成不伦瑞克一路涅堡公国。——第14页。
16这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一书的献词中所说的话，参阅《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
17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于1846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曾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上签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3页）。——第15页。
18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法学中的一个反动学派。这一学派把国家和法看成是所谓“人民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果，维护当时德国现行的封建的法，反对对现行的法进行任何批判，说什么法的来源不是法律而是习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学派时说它“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54页）。该派的创始人是古斯达夫·胡果，著名代表人物是萨维尼。——第18页。
19这三册诗歌的标题是：《诗歌集》（《BuchderLieder》）、《爱之书》（《BuchderLiebe》）（第1部）、《爱之书》（第2部）。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在把这些诗歌送给梅林时曾写信告诉他说：“我必须告诉您，我父亲对这些诗歌是很不重视的，每当二位老人家谈到这些诗歌时，他们就对青年时代的这种孩子气的傻事发出由衷之笑。”（梅林：《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ßvonKarlMarx,FriedrichEngels》]，柏林，1923年版，第1卷，第25、26页）——第18页。
20席勒写过一些以劳拉为题的诗歌，如《劳拉的幻想》、《弹钢琴的劳拉》、《劳拉的魅力》、《劳拉的忧愁》等等，均属于席勒早期的抒情诗试作。——第19页。
21萨提尔亦译羊人，是希腊神话中长有公山羊耳朵和角以及母山羊尾巴和脚的半人半兽的山林神，酒神狄奥尼斯的侍从。希腊悲剧便是从扮成羊人的合唱队所唱的赞美酒神的歌中演变出来的。后来还曾流行过由羊人组成合唱队的滑稽歌剧。公元前5世纪的诗人克伊里洛斯（Choirilos）便曾有“羊人剧王”之称。此处所说的献身于“缪斯的舞蹈和萨提尔的音乐”，当指埋头于诗歌写作而言。——第20页。
22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但是，直到看了最近写的这些诗，才突然像叫魔杖打了一下似的，——唉！这一击在起初真是毁灭性的，——一个真正的诗歌王国像遥远的仙宫一样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下，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2页）——第20页。
23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他父亲的信里曾写道：“在生病期间，我把黑格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还看了他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在俱乐部的会员里有几个讲师和在柏林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的争论表现出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把我自己同我想避免其影响的现代世界哲学联在一起的纽带，越来越紧了；但一切声音都静止下去，我陷入了一种真正的讽刺狂，而这种情况在这样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之后，是很容易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4页）——第20页。
24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指马克思。——译者）父亲的像片、我母亲装在镜框里的旧像片……他都带在身旁。马克思死的时候，这些照片仍在他的衣袋里。恩格斯把它们和马克思一起装入棺材。”（《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页）——第24页。
25在黑格尔逝世以后，黑格尔学派分为左右两派，右派也称老年黑格尔派，左派也称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企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来论证德国有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必要。主要人物有施特劳斯、卢格、鲍威尔兄弟等。——第24页。
261819年德国大学生桑德将沙皇的代理人、作家科采布杀死。反动派以此事为借口，大肆镇压大学生运动，把自由民主运动的参加者都称为“煽动者”。从此，对德国一切自由民主运动的残酷迫害都以查究“煽动者”为名载入历史。——第24页。
27中世纪的浪漫主义，亦称反动的浪漫主义，是德国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反动思潮。在哲学方面，它是对启蒙运动的知性万能主义的理想主义反动，强调神秘的直观，把哲学贬为神学的婢女。谢林是这方面的代表者之一。在政治方面，它和历史法学派（参阅注18）有血缘关系，以中世纪为理想，强调历史的传统和秩序，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复古主义。参阅本书第27页脚注1。——第25页。
28汉堡神学家雷马路斯写了一本启蒙主义的和宗教批判的书《理性信仰辩护》，但他不敢发表。死后，莱辛以“无名氏”的名义把它发表了一部分，书名《无名氏著作片断》。——第26页。
29大学生运动是1815年在德国爆发的旨在争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民主运动。它的核心是1815年6月12日在耶拿创立、尔后又在全德国传播开来的大学生协会，运动的顶点是1817年10月17日为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莱比锡大会战四周年而召开的瓦特堡大会。大学生们在会后的示威游行中发表为统一德国而斗争的演说，并将一些臭名昭著的反动著作（如科采布的《日耳曼帝国史》等）以及象征德国反动势力的发辫和假发、军帽和棍杖付之一炬。1819年8月卡尔斯巴德会议后被残酷镇压下去，大学生们的呐喊也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反响。一部分成员后来组成了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的“不羁者协会”（“BundderUnbedingten”）。——第26页。
29a诞生应为即位之误。——第28页。
30“MeneMeneTekelUpharsin”——见《旧约》，《但以理书》，第5章：巴比伦王伯沙撒用从上帝神殿中掠来的金器大宴群臣，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墙上写下这一行无人懂的字。哲人但以理应召前来识读，说它的意思是：“上帝已数算你国的年月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第29页。
31《吠陀经》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恨本圣典，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以前。“吠陀”（Veda）的原意是“知识”。三部《吠陀经》（TrayiVidya）指《黎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珠吠陀》，中国旧称“三明”。吠陀又是印度文艺和宗教哲学的最古文献。——第29页。
32桑苏西宫，亦译无忧宫，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仿凡尔赛宫的样式在波茨坦建造的行宫。——第30页。
33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被沙文主义的史家尊为启蒙运动的代表者，德国文学的培养人。这是因为在他统治时期有莱辛、歌德、席勒等大文学家辈出，出现了德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他为了附庸文雅，经常召请一些文人、学者、音乐家到他的桑苏西宫中舞文弄墨，并曾亲炙莱布尼茨和伏尔夫的德国启蒙哲学，著有《反马基雅弗里沦》（《l’Anti-Machiavel》，1740）一书。他蔑视自己祖国的语言，讲法国话，用法文写作，1750年曾延聘伏尔泰到他的宫中“传播法国文化”，任伏尔泰为侍从，给以两万法郎的年俸，而实际上是要伏尔泰为他润饰法文诗。伏尔泰在接到他的手稿时曾说：“王上又要我替他洗脏内衣了。”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则说：“我再需要他一年；橘子的汁水咂干之后，自然要丢掉皮儿的。”参阅注7。——第30页。
34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观点的对立，用鲍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是“类和自我意识，实体和主体的对立”。施特劳斯企图从历史的批判的观点，根据福音故事，塑造出基督的真实形象，同时，认为福音故事不是个别人的有意识的虚构，而是整个民族或教团的共同意识的产物。鲍威尔批判他没有给自我意识的中介活动留下余地，认为福音故事是为了某种宗教目的而有意识地编造出来的，同时根本不承认历史上的耶稣。施特劳斯对此所做的驳斥，载于他的《Streitschriften》[《论争文集》，杜宾根，1836年]。——第31页。
35指新教正统派，这一派正像19世纪初天主教徒中的教皇至上论派反对教会中的理性主义倾向一样，主张回到正统的路德教，否认科学有权利从哲学和历史的观点来批判宗教。这一派的领袖，柏林大学神学教授亨格施坦堡曾在他的《福音派教会报》上激烈攻击黑格尔，说他把基督教变成了泛神论，因而必然导向无神论。——第32页。
36学院的自由（AkademischeFreiheit），也叫大学的自由。原指由教皇或帝王给与的大学内部的裁判权（Internaljurisdiction），后来转指大学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不受千涉而享有的教学、思想、研究和学习的完全自由。——第34页。
36a喻指教授职位。——第37页。
37卢克莱茨的教育诗指的是他的哲学诗篇《物性论》（《Dererumnatura》），这个诗篇最全面而系统地叙述了古代原子论。有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第40页。
38见《旧约》，《罗马书》，第13章，第1节。——第41页。
39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名字的希腊文原意是“先知者”。据海西阿德的《神谱》所载，普罗米修斯曾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而欺骗宙斯，宙斯怒而夺走了人间的烟火。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的火给予人间，被宙斯下令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岩上。正文中普罗米修斯的自白和对话，见于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desmotes》）。按照这个剧的情节，普罗米修斯因拒绝神使海尔梅斯的诱骗和恫吓，在宙斯所发的雷电中连同悬岩崩沉海底。——第44页。
40普会士政府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虽然表面上规定不得对作家的写作活动加以限制，“不得阻挠人们严肃而谦逊地探讨真理”，然而却禁止“在出版物中传播错误的和破坏性的理论”，从而使放宽书报检查的诺言化为乌有。马克思批判这个新检查令的文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31页。——第46页。
41《哲学界轶文集》的全名是《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azurneuestenPhilosophieundPublicistik》），是1843年年初《莱茵报》被查封的时候由卢格通过苏黎世和温特图尔两地的“文学社”出版的。文集共分两卷，收载的主要文章有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以及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等。——第46页。
42教皇至上论派（来自拉丁文的ultramontani，意为“山之彼方”，即阿尔卑斯的彼方，喻指梵蒂冈），是天主教中一个极端的流派的护拥者，他们否认民族教会的独立性，维护罗马教皇干涉各国世俗事务的权力，相信教皇“绝对无谬”。最初产生于15世纪。19世纪在西欧各国慑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反动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但由于维护教皇的无限权力，故与王权有一定的矛盾。——第48页。
43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于1815年5月22日发布王室命令，答应建立“人民代议机关”，即在普鲁士各省成立省等级会议，设置全普鲁士的代议机关并实施宪法。国王还曾委派一个委员会拟定宪法草案。但由于国王慑于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立宪诺言没有实现。——第51页。
44指推科比的小册子《四个问题以及东普鲁士一居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VierFragen,beantwortetvoneinemOstpreußen》，1841）。雅科比在这本匿名发表的小册子中批评了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并要求在普鲁士实行人民代议制和出版自由。——第52页。
45参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34页。——第59页。
4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曾说：“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巳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卷，第8页）——第59页。
47“自由人”是1842年夏天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成立的一个脱离实际生活和沉醉于抽象哲学争论的无神论者小组。除去“博士俱乐部”先前的成员之外，还有泰奥多尔·米格博士、《艺文》杂志的出版者里德尔、卡斯巴尔·施米特（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作者麦克斯·施蒂纳）等等，而它的核心人物则是鲍威尔兄弟、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许多信中，以及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曾对这一派加以批判。——第60页。
48海尔维格在1841年发表了革命的政治诗集《生者的诗》（《GedichteeinesLebendigen》），以强烈的革命热情和优美的文笔而名噪一时。1842年秋天为了替杂志《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物色撰稿人，曾经做了一次周游全德的旅行，在各地像凯旋将军一样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并曾在柏林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召见。——第61页。
49这是一种文字游戏。原文是Orthodoxen，本来是正统派信徒的意思，此处拆成orthod-oxen，便成为“正统派公牛”了（Oxen是Ochs一词的多数，原意为公牛，亦有蠢人之意）。——第63页。
50指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分五次连载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马克思在报纸上只阐述了他预定答复的五个问题中的前两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就是：（1）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2）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法令和该法令所给予的较大的出版自由的态度；（3）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4）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5）有关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的建议。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210—243页。——第66页。
51《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VortoufigeThesenzurReformderPhilosophie》）写作于1842年，由于书报检查而未能在德国出版。最初在瑞士问世，收入《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中。中译文载《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上卷，第101—119页。——第69页。
52费尔巴哈曾说：“曾经在柏林，而现在在乡间！何其荒诞！但是不然，我的亲爱的朋友！你看，我在这里，在大自然的泉源上，又完全洗掉了那些由柏林的国家哲学撒在我脑子里的沙子……逻辑学我是在一个德国大学里学的，但光学——观看的艺术——却是在一个德国乡村中学的。”又说：“一个哲学家，至少是我所理解约哲学家，应该把大自然看成自己的女友；他不是应该从书本上，而是应该面对面地来认识她。”（《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上卷，第239页）——第70页。
53参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上卷，第112页。——第72页。
54指斯特拉斯堡。——第74页。
55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在1839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增加了定期刊物的现金税，并规定对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处以监禁和大量罚款的惩罚。——第74页。
56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1843年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当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新谢林哲学还没有经报纸正式宣布为‘国家权力’。新谢林哲学是坏良心的哲学，好多年来，它一直由于怕见光明而在黑暗中蠕行，因为它知道，它公开于世之日也就是它灭亡之时。新谢林哲学的虚妄，可笑之至，它所提出的论据，只有名称和题目，而且，是怎样的名称和题目呵！新谢林哲学，是19世纪的哲学的卡里奥斯特罗耍的通神术的把戏。确实，如果这种把戏早一些出现，那么，我的序言也许就要另一种写法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下卷，第24页）—一第75页。
571842年10月巴枯宁在《德意志年鉴》上用笔名茹尔·埃利亚札尔发表了《德意志的反动势力》一文，批判了中庸之道和妥协。——第78页。
58这些信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335一353页。马克思的信的中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07—418页。——第78页。
59庸俗主义亦译庸人气味、市侩习气，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它的特征是眼界狭隘，对现实抱着妥协调和的态度，自私自利，对统治者奴颜婢膝。庸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定社会集团（例如19世纪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行为和道德，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毁灭性的批判。——第79页。
60指巴枯宁和费尔巴哈。阿纳卡雪斯，公元前6世纪时的斯基台（在今黑海北岸。——译者）人，曾侨居雅典，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证明，希腊人曾把他列为希腊七大哲人之一。1843年5月巴枯宁在给卢格的信中说：“斗争在这里，仅仅在这里开始，而我们的事业是如此强有力，以致我们少数几个被捆缚了双手的流落天涯的人，单靠战斗的呐喊就足以使他们无数人溃退和恐惧。就这样干吧！我，斯基台人，将在你们这里，在想成为希腊人的德意志人这里，打开你们的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346页）巴枯宁在这段话里是以流亡异国的哲人阿纳卡雪斯自命的。费尔巴哈则在1843年6月的信中说：“……我们应该通过思想和诗歌给新的一代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需要许多联合力量的巨大工作。不要让旧制度留下一丝一毫的残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348—349页）费尔巴哈常自称自己的哲学是新哲学。——第79页。
61《伊加利亚旅行记》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于1840年分两卷出版的空想主义小说，原名《威廉·卡里斯达尔勋爵在伊加利亚的旅行和奇遇》（VoyageetaventuresdelordWilliamCarisdallenIcarie）。卡贝在这本书中描绘了他虚构的国家伊加利亚的共产主义社会，相信人的善意和强者的宽大，以为一切改革靠道德和正义感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第81页。
621844年5月15日卢格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他（指马克思。——译者）用一封正式的绝交信和我决裂了，因为我对海尔维格的那种性格使然的无聊享乐生活做了可能是过分激烈的批评。他借口海尔维格是个天才而替海尔维格辩护，并且相信他的远大的前途。”（A.Ruge:Briefwechsel[《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45页）——第83页。
63指1848年3月在德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到处依靠人民起义掌握了政权或参加了政权。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是正确的。但是这次革命由于大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而与反动的容克联合，革命的主要问题，即统一德国和使德国民主化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成为一次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时说：“他们（指德国工人。——译者）应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可能迅速地采取自己独立的党的立场，一瞬间也不要让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用花言巧语诱惑他们离开无产阶级党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参阅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94页）一—第84页。
64指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EinzigeundseinEigenthum》，1845）。他说在社会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个人，为了个人的自由，要反对现存世界上的一切。他反对共产主义，说将来的社会不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而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手工业者的联盟。他还大量引用圣经中有关精神统治世界的无稽之谈来宣扬对精神力量的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他作了彻底的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116—530页）。——第85页。
65这两篇文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19—467页。列宁在论述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时写道：“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已表明他是一个革命家，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主张进行‘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卷，第29页）——第85页。
6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曾写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8页）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69）一文中谈到马克思分析和批判黑格尔的观点所做出的结论时写道：“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结果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轻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09页）——第85页。
67指实践派和理论派。实践派否定哲学，想通过直接行动来影响和改变现存关系。理论派则把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局限于哲学的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59页。——第87页。
68高卢是法国的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第一共和国时代国旗上的图案。此处用来象征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高卢一词的拉丁文（Gallus）原义即是雄鸡的意思。——第89页。
69指鲍威尔于1842年11月17—19日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的《犹太人问题》和1843年收入《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文集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第90页。
70指弗里德里希二世。参阅注7和33。——第91页。
71指的是法国复辟时期（1815—1830）的历史家梯叶里、基佐、米涅和梯也尔的历史著作。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说：“自从采用大工业的时候起，即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的时候起，在英国，谁都知道，两个阶级，即占有土地的贵族（landed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class）夺取统治权的意向，曾经是该国全部政治斗争的重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朝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使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从米涅到梯也尔，都曾经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梯叶里的主要著作有《关于法兰西史的考察》（《Considérationssurl’hist.Fr.》，1840），《第三等级史论》（《Essaisurl’hist.dutiersétat》，1850）等。基佐的主要著作有《法兰西文明史》（《HistoiredelacivilisationenFrance》，1828一30）、《英国革命史论》（《Discourssurl’histoiredelarévolutiond’Angleterre》，1828—30）等。米涅的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çaise》，1824）等。梯也尔的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1823—27），《执政时代和帝国时代史》（《HistoireduConsulatetdel’Empire》，1845—62）等。他们虽然在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推测，例如关于社会的阶级划分、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些推测，但是还没有科学地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把阶级和等级区别开来。再“第三等级”是指与贵族、僧侣这两个特权等级相对立的、负有纳税义务的等级，即农民、市民（包括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而言。狭义说来则专指资产阶级。——第98页。
72马克思从1843年底开始在巴黎研究了许多英法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做了摘录。其中有欧仁·毕莱、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詹姆斯·兰德达尔、约翰·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卡尔·沃尔夫甘克·赫利斯托夫·许茨、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亚当·斯密等（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第1版，第1部分，第3卷，第411—583页）。这一研究的成果便是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他在这部手稿中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以及导致这种异化消灭的私有制的矛盾性，同时还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第98页。
73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这段话，是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说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页。——第98页。
74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0页）前一派的主要代表是拉美特利，后一派的主要代表是爱尔维修。——第98页。
75爱尔维修的主要著作是《精神论》（《De1’Esprit》，1822），《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Del’homme,desesfacultésintellectuellesetdesonéducation》，1773）；霍尔巴赫的主要著作是《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则》（《Systèmesocial,ouPrincipesnaturelesdelamoraleetdelapolitique》，1822），《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SystèmedelaNature,ouDesLoisduMondePhysiqueetduMondeMoral》，1770）。两人的著作都曾在马克思流寓巴黎时期与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中被大段地引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5—166、169—170页。——第98页。
76欧仁·苏写过《流浪的犹太人》（《LeJuiferrant》，1844—1845），《人民的秘密和世界的秘密》（《Lesmystèresdupeupleetlesmystèresdumonde》，1849—1857）等许多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其中最轰动一时的是小市民的感伤的社会小说《巴黎的秘密》（《MystèresdeParis》，1842—43）。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写道：“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给舆论界特别是德国的舆论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594页）后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施里加（齐赫林斯基）时对《巴黎的秘密》做了详尽的批判分析（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让1957年版，第2卷，第68—98、207—268页）。——第99页。
77拉梅耐著有《—个信徒的话》（《Parolesd’uncroyant》，1834）一书，用基督教说教的形式来进行假革命的蛊惑宣传，以便利用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作为封建反动派的工具。毕舍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曾参加反对贵族一教权反动派的运动，领导了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谋组织（仿意大利烧炭党组织而在1820年底1821年初建立的，目的在于推翻波旁王朝）。他曾提出过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恩格斯在批列哥达纲领时曾说：“……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儿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只字不改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毕舍之提出这一要求，则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者，为了与他们作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39页）关于基督教社会主义，参阅注324。——第99页。
78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新原理》《Nouveauxprincipesd’économiepolitique》，1819）。毕莱的主要著作是《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DelamisèredesclasseslaborieusesenAngleterreetenFrance》，1840）。裴柯尔的主要著作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Théorienouvelled’économiesocialeetpolitique,ouÉtudessurl’organisationdessociétés》，1842）。维达尔的主要著作是《财富的分配，或社会经济方面的分配的公正性》（《Delarépartitiondesrichessesoudelajusticedistributiveenéconomiesociale》，1846）。——第99页。
79贝朗热在七月王朝时代写了许多关于贫民和无产者的歌谣，攻击资产阶级，带有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马克思曾在民主联合会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的贺词中称他为“不朽的贝朗热”（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578页）。乔治·桑则曾受到圣西门和列鲁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的小说《康素萝》（《Consuelo》，1842）、《安东纳先生的罪恶》（《LePéchédeM.Antoine》，1847）等等中反映出来。——第99页。
80指1830年11月和1834年2月爆发的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都被残酷镇压下去，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里昂起义时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开始在欧洲最先进国度的历史上进居于前列了”（上引书，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第99页。
81见海涅的《共产主义、哲学和僧侣》一文，载《海涅全集》（六卷集），柏林建设出版社1951年版，第4卷，第455页。——第100页。
821843年9月马克思在从克罗茨纳赫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16页）——第100页。
83参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62页。——第100页。
84指1839年5月12日由布朗基派的“四季社”组织的起义。起义者企图占领市政厅，但因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起义被毫不费力地镇压下去。布朗基本人被判死刑，后来改为终身监禁。——第100页。
85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上分别给法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加了两个注解。在1888年英文版上说：“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方面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Réforme》）。他们所发明的名称——社会主义民主党——是他们曾经用以表明民主党或共和党中一部分多少涂上社会主义颜色的人的。”在1890年德文版注中则除了上述基本内容外又补充了一句：：“……所以，它同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有如天渊之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503页）——第100页。
86这个党的领抽之一路易·勃朗曾著有《劳动组织》（《L’organisationdutravail》，1839）和《社会主义——劳动权利》（《Lesocialisme:Droitautravail》，1849）。他在《劳动组织》一书中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行动，认为正确地组织劳动是治好社会疾病的万应灵药。他主张国家应该贷款给工人建立工人工场，这种工场的数量逐渐增加，最后将排挤掉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他要求资本家参加新的劳动组织，就像十字军中的劳动者和资本家进行骑士式的合作一样。——第101页。
871844年海涅为《德法年鉴》写了《给国王路德维希的颂歌》（《LobgesängeaufKönigLudwig》），发表诗集《新诗集》（《NeueGedichte》，1844），而著名的《时事诗篇》（《Zeitgedichte》）大部分是在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下写的（参阅注96）。《西里西亚织工之歌》（《DieschlesischeWeber》）是声援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作品，诗中诅咒了“上帝”、“富人的国王”和“虚伪的祖国”。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对这首诗做了很高的评价，并且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91—592页）。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Wintermärchen》，1844）是诗人根据1843年年底返回故乡汉堡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的，诗中穿插着民间的传说、离奇的譬喻和个人的幻想，对德国的丑恶的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第103页。
88指《亨利希·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HeinrichHeineüberLudwigBörne》，1840）一书。白尔尼曾指责海涅的作品缺乏所谓“倾向性”。海涅则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浅薄和偏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103页。
89“短缩速步”（“KurzerHundetrab”）是马术中的一种跨度小而速度较急促的步法，此处当系喻指白尔尼的泼辣而缺乏含蓄的文体而言。——第105页。
90燕妮·马克思在《动荡的生活简记》中提到巴黎时期时曾说：“那时我们住在圣日耳曼城郊瓦诺街，和卢格、海涅、海尔维格、莫伊勒、托尔斯泰、巴枯宁、安年柯夫、贝尔奈斯以及tuttiquanti[其他许多人]都有来往。”（《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9页）燕妮信中所提的托尔斯泰是俄国自由派地主格利高里·米哈伊洛维奇·托尔斯泰（1808一1871）。梅林所说的俄国政府的密探则是雅科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1791—1867），而这个托尔斯泰是同马克思毫无关系的。恩格斯也曾因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一篇通讯而一度误把俄国密探雅·尼·托尔斯泰当成他和马克思的朋友格·米·托尔斯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41—42、72一73页）。——第105页。
91“青年德意志”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海涅和白尔尼都曾对这个团体发生很大的影响。它的名称来源于该派作家之一鲁道夫·文巴尔克的文集《美学的出征》（《AsthetischeFeldzüge》，1834）中的献词：“献给你，青年德意志……”。它的主要作家有谷兹考、劳贝、蒙特等。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文学中民主倾向的发展和现实主义方法的确立。但是他们思想上不成熟，政治上也不坚定。这一派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106页。
92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德国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起义，发生在1844年6月4—6日。起义者冲进了剥削者的住宅，摧毁了票据、营业账簿和堆存的货物，并且抗击了最初前来镇压的武装士兵。但起义终于被强大的武力残酷地镇压下去。在这次起义的影响下，在德国和奥地利也爆发了工人起义和罢工。——第108页。
93指织工起义前夕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业区流行的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第110页。
94灰姑娘是格林童话《灰姑娘》（《Aschenbrödel》）中的主人公，一个受继母虐待的女孩子，每天在厨房里像婢女一样地劳动，夜间睡在灶旁灰堆上，后来嫁给了一个王子。此处喻指无产阶级。——第110页。
95“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半宣传性和半密谋性的团体。它的前身是1834年由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创立的“德意志被遗弃者同盟”。领导人有舒斯特尔、海尔曼·艾韦贝克和海尔曼·梅列尔等。它在法国同“四季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把影响扩大到瑞士和德国，在理论上也由无产阶级化的小私有者的社会理论逐步转向共产主义。这个同盟在1839年5月12日参加了布朗基派发动的起义并被镇压下去。此后重心便从巴黎移到伦敦，在组织上也逐渐由德国的变成国际的。1847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信同盟领导者愿意改组同盟并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作为纲领基础之后同意参加了这个同盟。1847年6月该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111页。
961844年海涅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许多讽刺、嘲骂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普鲁士内政的诗篇，如：《中国皇帝》（《KaiservonChina》），《安心》（《ZurBeruhigung》），《新亚力山大》（《DerneueAlexander》），《颠倒的世界》（《VerkehrteWelt》），《教会长老普罗米修斯》（《KirchenratPrometheus》）等等。——第112页。
971848年革命以后在德国的许多邦建立了陪审法庭。法庭由一个皇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审员）组成。和过去的陪审员不同，他们参加全部审判，并且不仅是确定罪行，而且规定处罚方法。法庭成员都是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中特别挑选出来的。——第113页。
98民间读物（Volksbuch）是16世纪时流行于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书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过去的传说（如《齐格弗里特》）；有的是南方民族的和东方的故事；有的是同时代的人物（如《滑稽大王欧伦什皮格尔》、《浮士德博士》等）。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读物》一文中曾说，这种书可以使疲倦归来的农民忘却疲劳，把他们的峣脊的田地变成芬芳的玫瑰园；可以把手工业的作坊，把受折磨的学徒的顶楼变成一个诗的世界；还可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权利和自由，唤起他们的勇气和对祖国的爱（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44页）。——第116页。
99雅科布·伯麦生于西里西亚的格尔利茨附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先是牧人，后为鞋匠。靠自学成为神秘主义哲学家，把路德神学同占星术、炼金术和中世纪的犹太神秘哲学结合起来，猜测到了世界和万物的矛盾本性。他说，神既是善又是恶，既是光明又是黑暗，既是爱又是恨，既是天国又是地狱，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既是全又是无，既是一又是多，既是根本的活动又是永远的静止。这些对立的本原在神的内部统一着，同时这些对立的性质、源泉、痛苦（Qualität-Quelle-Qual》）又贯穿着世界和万事万物，而神的启示只有通过这些对立的斗争才是可能的。他曾因他的主要著作《朝霞》（《Aurora》，1612）被教会视为异端，遭到禁止写作的处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谈到培根的哲学观点时曾说：“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卷，第163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给伯麦的Qual做了一个注解：“伯麦的‘qual’，与外来的痛苦相反，乃是能动的本原，它由从属于他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并且自己又引起这种发展。”——第117页。
100指法国1830年7月推翻波旁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人、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政权却落入金融贵族手中，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被捧上王位，建立了七月王朝。这次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和自由主义革命，使德意志的萨克森、不伦瑞克、黑森、巴伐利亚均为革命浪潮所席卷。“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就是七月革命后在德国涌现出来的。——第117页。
1011839年3—4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性作品《乌培河谷来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93—518页）。此后他还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德国的民间读物》（1839）、《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1841）、《谢林论黑格尔》（1841）等文（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44页以下）。此处当指《乌培河谷来信》。——第117页。
102虔诚主义是路德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7世纪的德国。创始人是菲力浦·雅科布·施本纳（1635—1705）。这一派摒弃教会的一套表面的仪式，主张使宗教深入日常生活，通过宣扬虔诚和“精神的自我完善”来加强宗教的影响。他们甚至把跳舞、看戏、游园、读非宗教书籍都宣布为‘罪恶”。曾在威斯特伐里亚、符腾堡和莱茵其他地区的中小资产阶级中广泛流行。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对虔诚派教徒做了十分生动的描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98—508页）。——第118页。
102a门采尔最初曾和“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家白尔尼、古兹考等人合作，后来基于他的基督教日耳曼的信念，不满“青年德意志”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倾向，转而对白尔尼、古兹考等人进行攻击、诽谤和告密，从而挑起了德意志联邦议会对“青年德意志”派的镇压。白尔尼写了《排法主义者门采尔》（《MenzelderFranzosenfresser》，1837），对投靠反动阵营的门采尔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恩格斯对此书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18页。——第118页。
103莽汉泼息，或泼息·霍士泼，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以性情暴烈著称。——第119页。
104恩格斯在1842年7月《德意志年鉴》第160、161和162期上发表了《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对接近“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荣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519—534页）。——第120页。
105“把……据为己有”原作者漏引，今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2卷，《序言》，第XXV页补。——第120页。
106席勒的剧作《强盗》中的人物，被忤逆不孝的儿子墓夺了王位，并被囚禁在林中古塔里。——第120页。
107指布鲁诺·鲍威尔。——第122页。
108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次会晤，恩格斯在1895年4月底给梅林的信中写道：“11月底我在赴英途中再访编辑部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的十分冷淡的第一次会晤。马克思那时正在反对鲍威尔，也就是说，反对使《莱茵报》主要地只是宣传神学问题、无神论等等，而不去服务于政治讨论和行动。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那种单纯追求‘最极端的’表现的、空谈的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在埃德加尔那里随后又很快地被貌似激进的其他空谈所代替。由于我和鲍威尔有通信的联系，当然也就可以说是他们的同盟者，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缘故，那时我对马克思是抱着怀疑态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9卷，第412—413页）——第122页。
1091832年6月7日英国上院批准了一个选举法改革案。这次改革打破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方便之门。英国工人阶级曾经支持资产阶级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并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次改革却没有使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从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起来，爆发了以选举改革为口号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成为宪章运动的滥觞。——第123页。
11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说：“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的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9页）。——第124页。
111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人口增长速度高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是造成贫困、疾病、犯罪、战争的原因。为了使人口数量和生活资料相适应，他主张节制生育并歌颂瘟疫、饥馑、繁重劳动和战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给与这一仇视人类的理论以毁灭性的批判。马尔萨斯的主要著作是《论人口律和人口对未来社会改良的影响。评葛德文先生、孔多赛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观点》（《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withremarksonthespeculationofMr.Godwin,M.Condocet,andotherwriters》，1798），通称《人口论》。——第124页。
11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序言中说：“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我还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门科学方面的内容丰富而又富有独创性的德国著作……只有赫斯收入文集《二十一张》中的几篇论文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帮助他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认识到必须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制度。——第124页。
113指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参阅注100。——第130页。
114英国在1799—1800年通过了主要以禁止工人组织工会为目的的结社法。1824年英国议会废除了这个法令。第二年又通过了一个修正法案，它虽不否认工会的存在是合法的，却把工会可能进行的每项活动视为非法。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却从此有了长足的发展。——第131页。
115英国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早在18世纪末使已开始，19世纪30年代这一斗争开始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由于土地贵族的代表力求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利用这一深得人心的口号，他们在议会里维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从1833年起，在议会里拥护这一法案的首要人物是“托利党人慈善家”艾释黎勋爵。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一个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132页。
116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第136页。
117参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页。——第137页。
118彼·盖斯克尔著有《英国的工业居民，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因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调查》（TheManufacturingPopulationofEngland,itsMoral,SocialandPhysicalCondition,andtheChanges,whichhavearisenfromtheUseofSteam-Machinery.WithanExaminationofInfantLabour》，1833）。据恩格斯说，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导言》中所叙述的无产阶级发展史，主要是以盖斯克尔的这一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的。关于毕莱的著作，参阅本书注78。马克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曾引用毕莱的著作。——第137页。
119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7页。——第146页。
120费尔巴哈于1845年写成《宗教的本质》一书，1846年该书由维干德收入文集《后裔》中。恩格斯在1846年8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后裔》上翻阅了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除了一些写得中肯的地方以外，全是老一套，在一开头只谈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勉强比较严格地守着经验的基地，可是后来步调就紊乱了。仍旧是本质、人等等。”再参阅1846年10月中旬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均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46页。
1211846年恩格斯曾在《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了《<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一文，在《莱茵年鉴》上发表了《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两文均写于1845年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654一676页）。——第147页。
122宪章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初产生于英国。列宁曾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卷，第276页）。这个运动以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案即“人民宪章”而得名。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员侯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第154页。
123《反克利盖的通告》是1846年5月11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这个通告曾石印分发给所有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由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要求，克利盖于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第23—24号上发表了这一文件。《通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3—20页。——第156页。
124全国改革协会是1845年在美国创立的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组织的核心是由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组成的“青年美国”。协会的宗旨是要求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使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奴隶制和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但是一度参加过全国改革协会的克利盖和他的集团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引诱德国侨民脱离争取民主的斗争。——第156页。
125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委员会的任务是：建立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互通有关各国和各地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组织革命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宣传和口头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向个别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英国的革命宪章派建议在他们本国建立同样的委员会。委员会为建立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了基础。——第156页。
126指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日）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玉格诺教徒的大屠杀。玉格诺教徒被杀者在巴黎有三千多人，在全国约有三万人。——第157页。
127见《共产党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和恩格斯为1890年德文版所加的附注（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页）。——第159页。
128引自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1843）的序言。——第167页。
1291839年费尔巴哈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了他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彻底决裂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哲学批判》（载《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上卷，第45—84页）。马克思曾写道：“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59页）。——第167页。
130马克思在他1845年春天写于布鲁塞尔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并说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6、8页）。——第168页。
131毕希纳把思维和物质等同起来，把思想本身看成是物质的东西。他还把资本主义竞争看成是生存斗争这一自然界的规律的体现，从而宣布资本主义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制度。福格特则认为人脑产生思想，恰如肝产生胆汁、肾脏产生尿一样。他并用自然科学理论来对社会现象做反科学的说明。费尔巴哈所说的“往后退”是指作为出发点的问题，即意识是自然界的产物；“往前进”是指对人的历史、对意识的作用的看法问题。费尔巴哈在这里是把唯物主义跟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混为一谈了。——第168页。
13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530页。——第168页。
133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要发行公债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在柏林召开了各省等级议会的第一届联合会议。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资产阶级的最初步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绝给国王以借款的保证。国王为了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省议会。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加速了德国革命的到来。——第170页。
1341789年5月5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克服财政危机而召开了三级会议。由于路易十六拒绝向第三等级作出任何让步，这次会议成为导致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第170页。
135此处当指恩格斯于1847年6月10日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46号上发表的《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一文。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66—69页。——第170页。
136指李斯特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DasnationaleSystem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41）一书。他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保护关税理论。——第170页。
137大陆体系亦称大陆封锁，是1806年拿破仑第一为了消灭英国的经济优势，对付英国工商业的竞争而宣布的一项禁止同英国进行贸易的措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和俄国都曾被迫参加。后随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而废除。——第170页。
138即《<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此文实际上是马克思一人写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207—222页。——第171页。
139陪审制产生于12世纪以后的英国。最初陪审员只起事实报告人或证人的作用，后来发展为能对被告人做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由于陪审员的选举有居住年限、教育程度和财产的限制，所以陪审员都是资产阶级人物。1848年革命后在德国许多邦也开始建立了陪审法庭（参阅注97）。——第172页。
140英王查理一世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废黜，并于1649年1月30日被处死。路易十六在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于1793年1月21日根据国民议会的决议被判处死刑。——第173页。
141指恩格斯至早在1847年4月写成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的修改增订，生前迄未发表，1932年才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中。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641—692页。——第174页。
142《Çaira》是弗莱里格拉特于1846年在瑞士发表的一部包括六篇诗作的诗集。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只批评了这部诗集中的两篇：《开航之前》和《这怎么办》。“Çaira”最初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1776到1785年间曾任美国驻法大使）所喜用的用语，后因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同名歌曲而变为流行语。那首歌曲收尾的叠句是：“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把贵族吊死在路灯柱上！”（“Ah!çaira,çaira.Lesaristocratesalalanterne!”）——第175页。
143即《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322—356页。——第175页。
144小型战争是18—19世纪军事书籍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指正规军小股部队结合着游击队和民兵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此地当系喻指机动灵活的斗争。——第177页。
1451846年秋德朗克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了他的一部最大的政论著作《柏林》。这本书描绘了革命前夜整个德国的社会生活，不仅反对了容克地主和官僚制度，而且批判了国王本人。——第178页。
146恩格斯在1883年6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周刊第24期上的《帮工匠之歌》一文中曾称维尔特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最卓越的诗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56一1957年出版了诗人的五卷本全集。——第178页。
147“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派左翼代表人犊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召开的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而这个协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1853年彻底瓦解。——第178页。
148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参阅本书第6章第4节。恩格斯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宣言的评论，见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46页。——第179页。
149公元前2世纪在犹太产生的教派．它否定私有财产、奴隶占有和战争，但不想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放弃玫治活动，而主张过禁欲主义的、消极静观的生活。曾对原始基督教的产生发生影响。——第184页。
150德国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流亡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协会中的优秀分子都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181页。
151“民主协会”的成员包括无产阶级革命者（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该协会成了国际民主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期间，该协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1848年3月初比利时当局驱逐了马克思并逮捕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该协会的活动就变成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182页。
152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决定利用大会讲坛揭露坚持自由贸易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伪善口号，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但是由于大会主席的阻难，已经准备好讲稿的马克思没有得到机会在会上发表。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维尔特发表了一篇演说。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参阅恩格斯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258—296页。——第184页。
153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是卡尔·沙佩尔等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领导。马克思在1849年9月，恩格斯在同年11月分别参加了该协会。1850年9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因协会的大部分委员站在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而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1918年在伦敦的该协会为英国政府所封闭。通过《共产党宣言》时的会址设在伦敦磨坊街。——第184页。
154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44—459页。——第185页。
155恩格斯所说的草稿是指他在1847年10月22日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委员会会议上受托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亦即用问答体写的《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357一374页）。——第190页。
156济贫法最初产生于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朝。主要内容是责成教区对贫苦工人进行救济；征收济贫捐；举办法律规定的慈善事业。产业革命后为了缓和进一步尖锐化了的矛盾，济贫法的内容不断有所发展。1834车由辉格党内阁颁布了新济贫法。按照新济贫法，失业工人和贫民要到习艺所中接受职业训练，条件之恶劣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第193页。
157巴士底狱原是14世纪建于巴黎的一个深沟高垒的要塞。从16世纪起成为主要收容政治犯的监狱。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起义人民攻占了这座要塞监狱，成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第193页。
158指德国1843年的三月革命，参阅注63。——第195页。
159指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这是推翻了七月王朝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月24日国王被迫宣布退位，逃亡英国。在巴黎则成立了主要以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代表的临时政府。25日临时政府在工人的要求下宣布共和，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196页。
160列奥波特即列奥波特一世，即位前为撒克斯·科布尔克公爵，生于科布尔克。——第196页。
161指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列奥波特先是（1816）同英国莎洛特公主结婚，莎洛特死于1817年。列奥波特即位后第二年（1832）又同路易·菲力浦之女路易莎结婚。——第196页。
1621848年3月13日维也纳爆发了以工人学生为主力的人民群众的起义。起义者的主要要求是宪法、陪审制和新闻自由。起义推翻了奥地利反动政府，迫使梅特涅逃亡国外。皇帝斐迪南被迫发布敕令，答应颁布宪法，同时给予资产阶级以广泛的政治权利。——第197页。
1631848年3月18日柏林工人在全体人民支持下发劝了武装起义并通过英勇的街垒战斗迫使国王政府将军队撤出柏林。人民在柏林取得的这一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已在德意志的许多邦内开始的革命运动。参阅注63。——第197页。
164指《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3—5页）。这一文件是1848年3月21—29日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写成的，1848年3月30日左右以传单的形式发表。《要求》是作为指示性的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第197页。
165黑红金（Schwarz-Rot-Gold）三色曾是德国大学生协会和1848—1849年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标帜。黑红金共和国当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言。——第199页。
166国民议会的会议自1848年5月18日至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关于这次会议初期的情况，参阅恩格斯的《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14—18页。——第200页。
167指1848年4月2日召开的第二届联合省议会。会上通过了协商法和普鲁士国民议会选举条例，批准了政府在1847年第一届联合省议会（参阅注133）上遭到否决的公债。选举条例规定要召开一个“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的议会。这个选举条例所规定的两级选举制，保证了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官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这届联合省议会也于1848年4月10日被解散。——第201页。
1681848年6月6日康普豪森在柏林议会上说：“是的，我们以为立宪制度的精神要求我们挺身做一个崇高的人物……我们像盾牌一样护卫着王朝，承受了一切危险和攻击！”——第201页。
169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汉泽曼政府发给人民武器遭到拒绝后，于1848年6月14日攻占了军械库。这次行动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很快地驱散了人民，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202页。
1701846年6月24日《新莱茵报》第24号上的《汉泽曼内阁》一文中说：“当我们想到汉泽曼先生很快就会从他那令人头晕目眩的高位上摔下来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汉泽曼内阁还在未组成之前，还在连片刻的生存乐趣都未能享受的时候，就巳经注定要灭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117页）——第202页。
171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六月起义的战斗。这次起义是由于制宪会议公布解散国立工厂的法令而引起的。战斗从23日一开始便极为激烈，直到26日起义的工人才在刽子手卡芬雅克的残酷镇压下失败。卡芬雅克把大量重炮运往前线，威胁工人投降，但工人拒绝屈服，结果大部分起义工人与阵地同归于尽。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施行了白色恐怖政策。除了在战斗中被屠杀的五百多起义者之外，事后还有一万一千多起义者被屠杀，连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也难幸免。在二万五千人被捕者中有一半被流放或处以苦役，其中大都是工人。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说：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34页）——第203页。
172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有把用月桂树枝编成的花冠赠给胜利者和优秀诗人的习俗。后来人们就用桂冠象征荣誉或凯旋。这里是说报刊应歌颂备遭压迫的平民即无产阶级，并维护他们的利益。——第204页。
173指马克思的《六月革命》一文。这篇坚决捍卫起义的巴黎工人的文章在1848年6月29日的《新莱茵报》发表后，剩下的大部分股东也都停止支持《新莱茵报》。——第204页。
174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写道：“……就以近七十年来看，德国曾经为了英国的黄金而派它的雇佣兵去帮助英国人镇压争取独立的北美洲人。第一次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又受别人嗾使，像一群疯狗似的去咬法国人；他们在不伦瑞克公爵凶恶的声明中威胁说要把巴黎彻底毁灭；他们和逃亡国外的贵族串通起来反对法国的新秩序，为此获得了英国的奖赏。当荷兰人在近两个世纪中好容易第一次有了理智的想法（结束奥伦治王朝的昏庸统治，把国家变为共和国）的时候，德国人又充当了戕害自由的刽子手。瑞士也可以说出不少关于它的邻居德国人的罪状，匈牙利要想很快地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朝廷给它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是很困难的。德国雇佣兵甚至还被派到希腊去扶助那里的可爱的奥托的小小王位，德国的警察甚至被派到葡萄牙去。还有在1815年以后召开的各种会议，奥地利向那不勒斯、都灵、洛曼尼雅的进军，监禁伊普西朗蒂，法国在德国的压力下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的奴役性战争，德国支持唐·米格尔、唐·卡洛斯，汉诺威军队充当英国反动派的工具；在德国的影响下比利时被分裂和热月化！甚至在俄国内地，德国人也是专制君主和小暴君们的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177页）。——第205页。
175马基雅弗里在他的《君主论》（《IlPrincipe》，1532）一书中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甚至抛弃道德原则、背信弃义也是正当的。他的这种尊崇权术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马基雅弗里主义。——第205页。
176指1848年在波兹南即在普属的所谓波兹南大公国发生的起义。起义是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在普鲁士发生的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1848年3月20日在波兹南市举行了有手工业者、工人和聚集在城市的农民的反普群众性示威。贵族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建立了“全国委员会”。波兹南的许多地方的普鲁士政权被打倒。农民参加了争取独立和土地的武装斗争，但起义的武装队伍后来因夺取了领导权的“全国委员会”，的叛卖行为，终于遭到失败。——第206页。
177指1830年11月在华沙爆发的反沙皇统治的武装起义（1830—1831）。引起起义的客观条件是沙皇和波兰贵族的专制统治和波兰王国（即俄属波兰）的资本主义的比较迅速的发展过程。近因则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打算把波兰军队派出去镇压法国的革命。1830年11月29日维索茨基所领导的一个秘密贵族军事团体在华沙发动了起义。得到城市贫民的援助的起义一度取得胜利。但因取得了政权的贵族拒绝实施农民改革，妨碍人民群众把起义变成革命，使起义遭到了失败。沙皇俄国在残酷地镇压了起义之后，在波兰王国建立了军事警察制度，反动势力和民族压迫在波兰各地都加强了。——第206页。
178指1846年2月相继爆发的克拉柯夫起义和加里西亚农民起义。克拉柯夫起义是一次由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分子掌握了领导权而得到城市贫民支持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加里西亚农民起义则是反封建性质的自发起义。奥地利统治者先是挑拨加里西亚农民与小贵族的起义部队冲突，等到粉碎了克拉柯夫起义以后，又出动大军镇压起义农民。1848年2月22日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克拉柯夫革命结果是失败了，这次失败是非常惨痛的。让我们对牺性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他们的失败深表惋惜，对因这次失败而遭受更大奴役的两千万波兰人民，表示我们深切的同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538页）一第206页。
179很据1848年4月11日签订的雅罗斯拉韦茨协定，普鲁士答应波兰人在波兹南实行“民族的改组”，即建立波兰部队，委任波兰人担任行政和其他职务，在行政和诉讼事宜中使用本民族语言。但是普鲁士当局背信弃义地撕毁了这个协定，利用它和波兰起义部队达成的协议来残酷地镇压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答应波兰人实行“民族的改组”的诺言没有实现。——第206页。
180参阅《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371—431页。——第207页。
1811791年宪法反映了波兰小贵族中最进步的人士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意向。这个宪法废除了联邦议会的决议案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liberumveto）和国王的被选举权，规定政府向联邦议会负责，并给予城市资产阶级以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些措施反对大贵族和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巩固了中央政权。1791年宪法由于承认地主和农民之间所签订的赎买契约具有约束力，而使农奴制关系稍稍缓和。——第208页。
182参阅《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22—342页。巴枯宁的小册子是指1848年在克顿（Koethen）出版的《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AufrufandieSlaven.VoneinemrussischenPatriotenMichaelBakunin.MitglieddesSlavenkongressesinPrag》）一书。——第209页。
183马扎尔人是匈牙利人的自称，马扎尔人占匈牙利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语言属芬兰乌格尔语系的乌格尔语族。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也居住有一部分马扎尔人。——第209页。
184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三十四个邦和四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它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特点，阻碍了德国的发展。它的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主席的联邦议会（参阅注186）。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瓦解，于1850年恢复。普奥战争后为北德意志联邦（参阅注357）所代替。——第211页。
185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同丹麦在一个王朝统治之下的结合（即共戴丹麦国王为君）是从1460年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一世在位时开始的。——第211页。
186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由德国许多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权力，不过是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工具。——第212页。
187埃德尔丹麦人党（Eiderdänen，即丹麦自由党）的名称来自埃德尔河（Aider）。埃德尔河是什列斯维希和邻近的德国地区交界处的河流。这个党的主张是把直到埃德尔河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并入丹麦，而他们的口号就是DanmarktilEideren！[丹麦到埃德尔河！]。——第213页。
188科伦民主协会成立于1848年4月。成员除了小资产者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民主协会并积极参与协会的领导工作。1849年4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着手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后，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组织关系，并退出了民主协会。——第218页。
189科伦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伦成立的。最初处于同盟盟员哥特沙克的影响下。他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了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主席。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伦工人联合会失去了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第218页。
190指1848年8月13—14日在科伦召开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十七个民主团体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通过了必须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工作以及在农村中建立组织的决议。——第219页。
191马克思在8月22日给普鲁士内务大臣屈韦特尔写了申诉书（申诉书的原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51—454页）以后，内务大臣屈韦特尔于1848年9月12日通过批准科伦行政区政府的决议的方式驳回了马克思的申诉。接着，普鲁士政府就援引《外人居留法》把马克思当作外国人驱逐出普鲁士。——第222页。
192从迫害基督教的扫罗变成拥护基督教的保罗的故事，见《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以下。这里喻指弗莱里格拉特从不革命的人变成拥护革命的人。弗莱里格拉特在1841年写的《寄自西班牙》一诗中说：“诗人的尖塔，高出党派的阁楼”。这样就宣布了诗歌脱离政治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动口号。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甚至决定给诗人以个人年金。但普鲁士反动势力日益加剧的镇压活动把诗人推上政治诗歌的道路。在1844年秋天弗莱里格拉特发表的诗集《信仰的象征》的序言中，诗人声明他已从“诗人的尖塔”降到“党派的阁楼”，并誓言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反对反动派和争取祖国自由的斗争。诗人还在序言中坚决拒绝了国王的年金。——第223页。
1931846年夏天，拉萨尔曾派人到哈茨费尔特伯爵的情妇处去打听可以作为伯爵的罪证的一份文件。被派去的人在科伦顺手牵羊地拿走了估计会藏有这一文件的匣子，结果为警察所查获。于是哈茨费尔特伯爵向拉萨尔提出控告，说他是盗窃的主使者。拉萨尔在1848年8月的持续七天的公审中为自己作了辩护，结果被宣告无罪。后来他把这一演说以《关于文件匣的演说》这一标题出版了单行本。——第225页。
194梅林的这本书在评价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活动方面，在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及其拥护者做斗争的意义方面，都犯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梅林认为拉萨尔是可以“同马克思并列而无愧”的“革命者”（本书第396页），说拉萨尔的继承者施韦泽“曾坚持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的立场”（本书第499页），等等。梅林既然对拉萨尔及其拥护者做出这样的评价，当然也就看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及其拥护者的斗争的实质。他把马克思同拉萨尔的意见分歧说成是“最复杂的心理问题”，是“偏见”（本书第399页），说什么马克思“对死后的拉萨尔比对生前的拉萨尔批评得更加严厉，也更加不公平了”（本书第400页），等等。他还否认拉萨尔主义的宗派主义性质，不相信拉萨尔派同俾斯麦政府相勾结的事实。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及其拥护者的分歧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策略、组织问题上以及德国统一道路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拉萨尔创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件事本身对于德国工人运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为工人运动提出的纲领却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他根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学说，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组织。因此，他认为不必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只要通过普选权和在容克一资产阶级国家资助下建立的生产合作社（参阅注315），就可以逐渐地把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并且从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根据他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那里剽窃来的“工资铁律”（参阅注317）理论，反对罢工，否认工会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反对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他站在普鲁士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支持在普鲁士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统一（参阅注294）。拉萨尔力图使德国工人同欧洲无产阶级的总的政治斗争隔离开来，施韦泽也用种种借口极力阻挠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至于拉萨尔和拉萨尔派同俾斯麦秘密勾结的事实，也为梅林死后揭发出来的文件所证实：拉萨尔用支持俾斯麦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和吞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办法，来换取俾斯麦同意实行普选制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诺言；而施韦泽所主办的拉萨尔派的中央机关报也从俾斯麦那里领取津贴。梅林对马克思著作中对拉萨尔派的尖锐的原则性的批叛大都略而不提，把《哥达纲领批判》中彻底揭露拉萨尔派的反无产阶级性质的部分称为“非常不妙的方面”（本书第629页），也是非常错误的。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为在德国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莫定了基础，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集中地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直到今天仍在为反对和批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提供着锐利的武器。这些伟大的意义是决不容曲解和低估的。——第226页。
1951848年10月6日，维也纳的学生、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为了阻止奥地利反动派派兵支援驻匈军总司令耶拉契奇而友动了起义。起义者一举攻下了军械库，武装了大约十万人，迫使皇帝逃出了维也纳，政府军队也调离城市，革命一时取得了胜利。11月1日，起义的维也纳为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所攻陷，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是这次起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破坏了反革命的军事计划，挡住了反动派给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所准备的打击。——第226页。
196马克思是在8月27日从柏林到达维也纳的。第二天他便参加了这里的民主联合会会议，会上讨论了8月23日巷战后的形势问题。直到9月6日为止，马克思在这里会晤了各民主团体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同奥地利国会的德国捷克党团领导人讨论了奥地利的民族问题以及捷克工人与德国工人的相互关系问题，并在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会议上论述了西欧的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做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报告。9月7日马克思提前返回科伦。——第227页。
197马克思于1848年11月3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一文中说：“不管《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告人民书》怎样，我们还是希望人民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并给予维也纳以他们在目前能力所及的唯一帮助，这种帮助就是战胜本国的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530页）弗莱里格拉特则在《维也纳》一诗中写道：
“你应该在自己的国土上保卫维也纳。
先把国内的反革命镇压！
为了把他们消灭在维也纳城下，
先要把我们本国的耶拉契奇们打垮。”
（《弗莱里格拉特选集》，俄文版，第189页）——第228页。
198黑黄旗是当时奥地利的国旗。——第228页。
199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9页。——第230页。
200关于《新莱茵报》在1818年12月间发表的论述普鲁士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96—172页。——第233页。
201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莱茵河两岸的土地划入普鲁士版图。此外，还给普鲁士国王的称号加上了莱茵大公的头衔。1815年4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庆贺这个地区并入普鲁士而发表了一篇宣言，允诺在莱茵省和全国实行代议制。——第234页。
202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应是从1849年3月22日起在《新莱茵报》上连载的。沃尔弗在文章里指出封建主从农民的口袋里压榨了折合十亿法郎的款项。他要求西里西亚的地主尽快地归还这笔款项，耍求无偿地取消各种劳役和现金代役租，并要求分割上西里西亚大地主的巨大领地。这篇论文起了唤醒整个德国的作用，使报纸的订户大大增加。文章引起了统治集团的巨大惊恐，但是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反动的《新普鲁士报》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篇共产主义的文章，它的目的在于教唆西里西亚的农民去反对大地主，甚至煽动他们去暴动。”
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一文中写道：“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许多鼓动性文章当中，只有少数文章获得了像在3月22日到4月25日发表的这八篇文章所获得的那样巨大的成功。”（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64年版，第19卷，第78页）——第237页。
203指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作的报告。马克思根据这一报告写成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在《新莱茵报》上以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发表（但由于马克思离开科伦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刊载的文章中断了）。这一著作的发表有助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中间的传播。这部著作的单行本是1880年在布勒斯劳首次出版的，以后又在霍廷根一苏黎世出版过。1891年又出版了由恩格斯校订并作序的新版。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使文章的叙述符合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进一步发展。——第237页。
204帝国宪法是1849年3月28日在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它反映了当时议会中民主党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的妥协。宪法里面充满了矛盾：既规定了民主自由，又把行政权授与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土地相联系的封建劳役和租税并未废除，而必须赎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部宪法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行其各项条文的任何力量。德国的几平所有的大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的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只有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下在莱茵省、德勒斯顿、巴登和普法尔茨发动武装斗争的人民群众是它的唯一维护者。——第237页。
205钦波拉索火山（Chimborazo）是南美厄瓜多尔中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火山，高六千二百七十二公尺，山顶终年积雪。——第238页。
206额鲁特蒙古人的一支，17世纪初自阿尔泰山地区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这里所说的西方卡尔梅克人喻指西方的野蛮的反动势力。——第239页。
207弗莱里格拉特在《<新莱茵报>的告别诗》中写道：
“别了！只是并非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弟兄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还要生气勃勃地
回到你们身边！
当最后的王座倾覆，
当人民走上法庭
喊出无情的声音：“你们有罪”，
那时候我还要重新回到你们身边。
我这个被放逐的叛乱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到处起义的人民的战友，
将在多瑙河畔和莱茵河边，
用言语和武器参加战斗！”
（《弗莱里格拉特选集》，俄文版，第196页）——第240页。
208秩序党是1848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联合而成的。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该党一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第241页。
209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25页。——第241页。
210莫尔比昂省在法国西北部，南部面临大西洋，为布列塔尼（Bretagne）的一部分。关于法国当局要马克思迁往莫尔比昂的事情，参阅1849年8月23日马克思自巴黎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31—132页）。——第241页。
211罗马省沿第勒尼安海的一片沼地，位于齐斯特尔那与提尔拉齐尼之间，占地七百五十平方公里。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这里原是一片肥沃富庶的地区，但后来因排水工作不善，逐渐变为一片沼泽，成了热病流行之所。——第242页。
212参阅1849年8月23日马克思从巴黎寄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32页。——第243页。
213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9—125页。——第246页。
214指《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127—235页）。这一著作论述的是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的历史。恩格斯在同遭受失败的最后一批起义军战士到瑞士后即开始撰写这一著作。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在这一著作中抨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第246页。
215克里奥洛是拉丁美洲土生的白人，尤指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美斯提左是白人（尤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第247页。
216指格·弗·道梅尔的《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G.Fr.Daumer:《DieReligiondesneuenWeltalters.Versucheinercombinatorisch-aphoristischenGrundlegumg》），基佐的《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Guizot:《Pourquoilarévolutiond’Angleterrea-t-elleréussi?Discourssurl’histoiredelarévolutiond’Angleterre》），托马斯·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Latter-DayPamphlets》,EditedbyThomasCarlyle—No.I:《ThePresentTime.——No.II:ModelPrisons》》）。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这些著作的文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36一242、247—253、300—312页。——第247页。
217耻辱柱是一种刑罚，即把罪犯拴在广场的柱子上，列举出他的罪名，使之当众受辱。与中国历史上的枷号示众相仿。正文所说的政治耻辱柱，是一种臂喻的说法。——第249页。
218《射手奥托》（OttoderSchütz）是金克尔在1846年发表的使他成名的抒情叙事诗。——第251页。
2191849年9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当地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对流亡伦敦的无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改组成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后因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受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9月退出该委员会。——第254页。
220神圣同盟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签订的反动同盟，一直存在到1833年。神圣同盟成立后不久，法国和欧洲的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参加了这个同盟。同盟的目的是维护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国界的不可侵犯性，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同盟实际上陷于瓦解。——第256页。
221工人联谊会是斯蒂凡·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路线的代表，他使联谊会的活动局限于组织经济罢工和争取实现一些满足手工业者狭隘行会利益的措施（如给小生产者以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但是由于它的地方分会有很多处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之下，所以在1848—1849年革命中曾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筹建无产阶级政党，曾经想利用工人联谊会组织。1850年该会活动遭到政府禁止，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第258页。
2221850年5月31日法国颁布的新选举法实际上取消了普选权。新选举法规定，只有那些有三年居住资格和列入纳税人名单的公民才算是选民。这就使许多人丧失了选举权，特别是夏季从农村到城市来的短工。根据新法令失去选民资格的人数在三百万左右。巴黎一地的二十二万选民中就有十四万多人丧失了投票权。——第259页。
223指恩格斯于1850年夏天在伦敦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文（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383—483页）。——第261页。
224指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该会由于内部矛盾重重以及法国和意大利民主派流亡者的关系恶化而于1852年3月实际陷于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上批判了它的1850年7月3日的成立宣言（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535—540页）。——第262页。
225大英博物馆是设于伦敦的英国国立的收藏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文献古物的机构。它是在1753年根据议会的法令以科顿、哈雷和斯隆三人的收藏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包括图书馆、独立的自然史博物馆，以及手稿部、古代东方部、希腊罗马古物部、版画绘画部等等。由于藏书不断增加，它从19世纪初到本世纪初曾经有过几次扩建。到最近为止，它的藏书有六百万册、手稿六万份、纸草三千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曾在它的图书馆的阅览厅做过研究工作。——第267页。
226在古代希腊有一首模拟荷马叙事诗的诙谐叙事诗《鼠蛙之战》（Βατραχομυομαχία），作者不详。诗的内容讲的是鼠王的儿子在池边饮水，遇到蛙王，于是双方各自吹嘘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蛙王要老鼠骑在自己的背上去池子那边看一看，但是中途遇到水蛇，老鼠惊吓落水而死，结果引起鼠族和蛙族之间的一场大战。这里用来比喻一场无聊的争吵。——第268页。
227卢格是在吕根岛（Rügen）（现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生的，而吕根是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所以马克思说卢格是“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第268页。
228“阿尔诺德·文克尔里德”是半传说的瑞士战士，反对普鲁士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相传在183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中把阿尔诺德·卢格戏比为阿尔诺德·文克尔里德。小册子中说：“和阿尔诺德·文克尔里德一样，他（指阿尔诺德·卢格。——译者）也没有发现自由的道路（Gasse），他自身就是‘自由’的阴沟（Gosse）。”（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61年版，第8卷，第316页）在《高尚意识的骑士》一文中则把卢格直接称为“阿尔诺德·文克尔里德·卢格”（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547页）。——第268页。
229这些文章就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3—115页）。恩格斯在这些文章里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的观点。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是应当时埋头于经济研究工作的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在写作时他利用了马克思所提供的若干补充材料并经常同他交换意见，文章写好之后，均经马克思过目。这些文章发表时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发表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第269页。
230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69页。
231雨果的《小拿破仑》（《NapoléonlePetit》）是作者因反路易·波拿巴而亡命布鲁塞尔时（1852）发表的。小拿破仑是雨果给路易·波拿巴起的讽刺性的外号。——第271页。
232蒲鲁东著有《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LaRévolutionsocialedémontréeparlecoupd’Étatdu2Décembre》，1852）一书，阐述了他对波拿巴政变的看法。——第271页。
233“HicRhodus,hicsalta！”原来的意思是：“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原话出自《伊索寓言》中《说大话的人》（参阅《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28页）。内容是说一个爱说大话的人，夸口说他在罗陀斯岛作过一次精彩的跳跃，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比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们可以给他作证。但是旁边的一个人对他说：“朋友，如果真是这样，你何必举出证人，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意思是要用事实证明白己的本领，说空话是没有用的。罗陀斯在希腊语中是一个岛名，也作玫瑰花讲。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里把这句话写成“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HieristdieRose,hiertanze”）——第272页。
234汪东圆柱是为了纪念1805年奥斯特尔利茨战役的胜利而于l806—1810年在巴黎汪东广场用从敌人缴获的大炮浇铸的，柱顶有拿破仑第一的铜像。1871年5月16日根据巴黎公社在4月12日做出的决议予以拆毁，因为它“是野蛮的纪念碑，是暴力和虚荣的象征”。这样，马克思的预言便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说，还是从实物意义上说都实现了。——第272页。
235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第273页。
236弗莱里格拉特在1851年1月给魏德迈的杂志《革命》写的诗中把金克尔比做一个卖免罪符的人。他写道：
“……靠免罪符未必能赶走
自由的敌人，
不，乞求者从未推翻过帝王的宝座！
不，革命不能是贩卖的商品！
…………
革命不会期待
人们向他投掷施舍。”
（《弗莱里格拉特选集》，俄文版，第223页）——第275页。
2371851年9月法国当局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由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策略，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的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担造了所谓“德法密谋”。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彻底揭穿了昔鲁士警官施梯伯为制造“德法密谋”而担造的一切伪证（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276页。
238德国中世纪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尼德兰首都桑腾的王子齐格弗里特据有尼伯龙根族的宝藏，这宝藏后来成了纷争的根源。——第277页。
239指《流亡中的大人物》，载《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259—380页。——第277页。
240见马克思在1853年4月写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这篇文章公开揭露了曾一时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44—48页）。——第277页。
241马克思在1855年9月6日给丹尼尔斯的夫人阿玛里亚·丹尼尔斯的信里说：“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最高尚的人，在他身上，坚毅的性格、卓越的天才和美好的仪表以一种稀有的和谐结合在一起……他的早亡，不仅对于他的家族和友人，而且对于科学、对于劳苦大众，也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他在科学方面是有远大前途的，而对劳苦大众来说则是他们的忠诚的先进战士……我失掉了一位我所最敬爱的友人……我希望能有一个机会，给那些剥夺了他的生命的人以比在一篇追悼文中所能给予的报复更为严厉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12页）——第280页。
242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党。这个党的著名活动家有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等。进步党的纲领提出如下一些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集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人民革命，进步党不支持普选权和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基本民主要求。1866年该党右翼另行成立了一个听命于俾斯麦的民族自由党。——第280页。
243还在科伦审判案之前，沙佩尔便曾通过伊曼特向马克思表示悔悟，并希望回到同盟里来。马克思虽不曾立刻表示和解，但是也没有拒绝沙佩尔的这种表示，同时提出要沙佩尔同维利希公开决裂作为先决条件。马克思直到1856年才同彻底认识自己错误的沙佩尔完全和解。此后沙佩尔始终是马克思的忠诚的朋友。——第280页。
244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57—536页。——第280页。
245奥·维利希曾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的《美文学杂志和刑法报》上发表《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对马克思进行诽谤。——第282页。
246《高尚意识的骑士》（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537—571页）应写于1853年11月并在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的协助下于1854年1月在纽约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揭露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第282页。
247参阅马克思著《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第282页。
248这里是说歌德和黑格尔由于对统治者采取了妥协调和的庸俗态度，才得到了他们的赏识。发辫是指他们头上的假发的发辫，是高位者的标志，一般也用以喻庸俗、陈腐、反动和官僚气。——第286页。
249传说基督在这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第286页。
250指拿破仑在1815年6月滑铁卢一役失败后被流放于大西洋上的圣海伦那岛并死于该岛一事。——第286页。
251指歌德。歌德在1775年应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魏玛任国务大臣。——第286页。
252指黑格尔。黑格尔在1818年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在职期间写了《法哲学》一书，成了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第286页。
253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是这样说的：“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87页）——第288页。
254根据希借神话，赫菲斯特（Hephaestus）是宙斯和希拉的儿子，火与金属制品之神。他曾受宙斯之命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岩上。参阅注39。——第291页。
255参阅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从伦敦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57页）。——第292页。
256梅兰希通于1518年在符腾堡大学任希腊语教授期间受到在同校任神学教授的路德的影响，成为路德的最亲密的战友。1521年著有《神学纲要》（《LociCommunesrerumtheologicarum》）一书，将路德神学加以体系化。但是他比路德更多妥协的倾向。他为了调和新旧两派的矛盾，力图扩大同天主教的一致点，以此与路德的关系屡屡陷于紧张。路德死后虽成为路德派教会的领导者，但仍与严格的路德主义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第293页。
257从1794年起席勒和歌德开始了在文学史上为人所称道的十年合作时期。1779年席勒甚至从耶拿迁居魏玛，得到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授与的贵族称号。二人在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之下各自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著作：歌德完成了《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WilhelmMeistersLehrjahre》，1794—1796）和《海尔曼和多罗塞亚》（《HermannundDorothea》，1797）等，席勒完成了《华伦斯坦》（《Wallenstein》，1796一1799）《威廉·退尔》（《WilhelmTell》，1804）等戏曲；两人合力写作了批判当时社会的《警句》（《Xenien》）；两人的通信集也成为了解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文学的最珍贵的文献。但是在魏玛，席勒和歌德的关系也并不是亲密无间的。席勒在给洪堡尔特的信中曾埋怨歌德“悠闲踯躅”，对魏玛政府也抱着批判态度。他在1803年10月10日给柯尔纳的信中谈到耶拿大学（设在魏玛）的思想窳败时曾说：“我并未袖手旁观，我确曾劝告这里的政府和公爵采取有力的步骤；但是这里恶势力横行，一切善良的对策都受到拒斥。”在这样的心情下诗人曾考虑离开魏玛。——第293页。
258闪族人包括西南亚洲和北非的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古代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此处指马克思的犹太人血统。——第294页。
259桑乔·判札是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的侍从。——第295页。
260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的高些，看的远些，观察的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平的。”（上引书，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第295页。
261参阅保尔·拉法格：《忆恩格斯》，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4页。——第299页。
262指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军统帅威灵顿和普军统帅勃留赫尔。拜伦对拿破仑的态度虽然经历过种种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同情的，而对复辞后的法国王朝及其英国盟友则抱着轻蔑的态度。他写过《拿破仑颂》、《拿破仑的告别》等等。在1816年3月发表的《译自法文的颂诗》中曾写道：
“首领覆没了，但不是由于你们，
滑铁卢的胜利的将军！”
——第300页。
263参阅1851年4月11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214—215页。——第300页。
264克里木战争（1853—1856）是俄国同主要是土耳其、英、法之间的战争。1853年沙俄为了掠夺黑海海峡并扩张自己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势力对土耳其发动进攻，英法两国为了同沙俄争夺近东的霸权，于1854年对俄宣战，而克里木则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1855年沙俄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技术、经济方面的落后而战败，1856年缔结了不利于沙俄的巴黎和约。——第301页。
265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页文章，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格兰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认为这些报告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文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曾大量引用蓝皮书的材料。——第304页。
266诺恩堡（纽沙特尔公国）原是普鲁士的藩属。1806年拿破仑战争时期诺恩堡并入法国。1815年，它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参加了瑞士联邦，但同时保持了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1848年2月29日诺恩堡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成立共和国，结束了普鲁士的统治。1856年9月，诺恩堡的贵族发动叛乱，目的是要恢复他们的封建特权，恢复普鲁士国王的宗主权。叛乱者为瑞士政府所逮捕，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当局在答复时则要求普鲁士国王放弃对诺恩堡的权利。1857年3月5日欧洲国家召开了关于诺恩堡的会议。——第307页。
267指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387—461页）。这一组文章是马克思在1853年10月初开始撰写的，原定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载，但马克思也同意在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人民报》在1853年10月22日到12月24日间共登载了八篇，并给这些文章加了《怕麦斯顿勋爵》这一总标题。《纽约每日论坛报》则拖到1854年初才发表，而且只发表了四篇，并且采取社论的形式，标题也不相同。两个报纸上文章的文字略有不同。这组文章发表后不少报纸曾加以转载。——第308页。
268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里说：“我不愿与这位先生为伍，我同他只是在一点上，即在评价帕麦斯顿上有共同处；其他一切问题我都持有正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308页。
269在1855年末和1856年初，《自由新闻》转载了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的所有八篇文章，并作为《<自由新闻>小丛书》的第5号单独印行，题为《帕麦斯顿勋爵传》。单行本并标出了作者的名字。——第309页。
270参阅哈尼：《关于恩格斯》，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6—217页。——第310页。
271诺曼人（按斯堪的那维亚语是北方人的意思）是斯堪的那维亚各部族（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的一个分支。10世纪时曾侵占法国的诺曼底，故亦称诺曼底人。1066年诺曼人侵占了英格兰，而诺曼底公爵成为英格兰国王即征服者威廉。所谓出身于古老的诺曼氏族当指是诺曼人的后裔而言。——第310页。
272摩尔（来自希腊文，意为黝黑的）在8世纪前原指北非各国（埃及除外）的原住民。后来欧洲人亦用以泛指黑皮肤的人。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摩尔’这个名字是常用的，几乎成为他正式的名字了。不仅我们这样叫马克思，所有亲密的友人也这样叫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5页）——第312页。
273参阅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150页，特别是125—130页。——第313页。
2741665年在伦敦曾发生过后来蔓延于全英的黑死病，这次疫病在英国历史上称为Greatplague（大瘟疫）或Londonplague（伦敦瘟疫）。因传染致死者近七万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丹尼尔·狄孚（DanielDefoe）的《瘟疫之年手记》（JournalofthePlagueYear》，1722）便是描述这次大瘟疫的。——第315页。
275英国当铺门口都挂着三个镀金的圆球。——第316页。
276这里指拉萨尔。关于梅林对于拉萨尔的看法的错误，参阅注194。——第316页。
277沃尔弗通过恩格斯的介绍于1853年9月到曼彻斯待的一个德国商人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他在这里一直到去世，经常同恩格斯见面，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无产阶级政党策略问题。马克思也经常和他通信，并把自己写的文章寄给他。——第316页。
278参阅1855年12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19—120页。——第318页。
279参阅1856年3月7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46页。——第320页。
2801857年的危机开始于美国。当时美国有四千九百个企业宣告破产。在法国和英国，随着危机的到来，失业者大量增加，英国的失业者在1858年比1853年增加了六倍。这次危机一直延续到1859年，促进了欧美工人运动的高涨。——第320页。
281参阅1857年4月22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220一222页。——第321页。
282参阅马克思1857年12月21日给拉萨尔的信和1857年12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9卷，第193、445、446页。——第325页。
283参阅1858年1月2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329—330页。——第325页。
284马克思对此书的评语参阅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7—99页。列宁在《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说：“为什么马克思把拉萨尔的这本著作叫做‘小学生的’作文……这是显而易见的。拉萨尔简单地重弹黑格尔的调子，抄袭他的话，无数次地反复咀嚼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个别论点，用无数的学究气、书呆子气十足的废话来充塞自己的著作。”他还说：“总之，∑∑[总而言之]，马克思的评论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卷，第385—386、402页）——第325页。
285指1858年1月25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的女儿维多利亚公主（1840—1901）同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后来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结婚一事。——第326页。
286指《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71—198页。——第327页。
287指1859年4月29日一7月8日的法国和皮蒙特（皮蒙特本是意大利的萨丁王国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亦泛指整个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亦称法意奥战争。战争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名义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领土，借以巩固他在法国的统治。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则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萨瓦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统一。奥军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战败（参阅注326）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成意大利统一而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结果，法国获得萨瓦和尼斯，伦巴等并入撒丁王国。威尼斯省则在1866年以前一直由奥地利统治。——第336页。
288萨丁王国是1720—1861年间萨瓦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王国，领土除萨丁岛之外还包括萨瓦、尼斯、皮蒙特。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它又取得了包括热那亚在内的利古里亚。——第337页。
289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9年4月3日拒绝但任法兰克福议会在3月28日选他担任的德国皇帝，借口是神授的君权不能由选出的议会批准授予。他还表示，这一带有革命气味的“皇位可能给他带来最大的不幸”。——第337页。
290在克里木战争（参阅注264）中，奥地利表面上虽然保守中立，但是它却以最后通牒的形式于1854年8月迫使俄军退出前一年（1853年6月）占领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并根据6月14日和土耳其缔结的条约占领了它们。自此便形成了奥俄之间的对立。——第339页。
2911831年路易·波拿巴曾在意大利加入烧炭人的团体，还一度参加该党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写的《欧洲的金融恐慌》一文中曾经谈到奥尔辛尼被处死前后路易·波拿巴因受意大利烧炭党人恫吓而失魂落魄的情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190一191页）。——第340页。
292指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联邦条例（Bundesakte）。——第341页。
293威廉一世开始担任普鲁士摄政时（1858年10月）所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被资产阶级报刊吹捧为“新纪元”（NeueÄra）。威廉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于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根本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自由主义改革。“新纪元”实际上为1862年9月俾斯麦执政时的公开的容克地主的军事专政作好了准备。——第342页。
294这个小册子出版于1859年5月。小册子是匿名的，只注明“来自民主的声音”。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中所阐述的观点，表现出了他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统一道路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拉萨尔站在普鲁士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希望奥地利失败，借以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统一；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革命的立场出发，主张站在奥地利方面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因为当时同沙皇俄国结成联盟的法国是欧洲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我们（与梅林的意见相反）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而拉萨尔在当时，也像他向俾斯麦献媚的时候一样，是机会主义者。拉萨尔设法使普鲁士和俾斯麦获得胜利，使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缺乏足够的力量。这样一来拉萨尔更倒向民族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怯懦行为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反对拿破仑，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拉萨尔的眼睛不是朝下，而多半是朝上，瞅着俾斯麦。俾斯麦的‘胜利’，决不能说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是对的。”（《列宁全集》，参阅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卷，第119—120页）——第344页。
295勃鲁姆的被杀是指法兰克福议会左翼领袖罗伯特·勃鲁姆因参加1848年10月维也纳起义而被奥地利反革命军队杀害一事。关于奥里缪茨，请参阅本书第337页脚注。霍尔施坦是指1848—50年普鲁士站在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的起义者一边参加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因受到奥地利的压力而不得不与丹麦缔结和约一事。布隆采耳是指库尔黑森起义时期普奥两国的先头部队于1850年11月在布隆采耳城下发生的一次小规模冲突。在这次冲突中，奥地利由于得到俄国的支持而迫使普鲁士让了步。拉萨尔提到这些事件是为了煽动德国人对奥地利的仇恨，替他的普鲁士民族主义立场辩护。——第345页。
2961805年拿破仑在乌尔姆（10月）和奥斯特尔利茨（12月）击败奥军，奥地利被迫缔结和约。按照条约的规定，它失去了威尼斯、伊斯特里亚和达尔玛提亚等地，并支付了大量赔款。——第349页。
297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宗旨，是要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联盟于1867年11月解散。联盟的盟员则创立了民族自由党，成为俾斯麦的主要支柱之一。一一第350页。
298指意大利违反拿破仑的初愿于1870年终于在萨瓦王朝统治下获得了全国统一一事。——第351页。
299指1849年5月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导下在莱茵省、德勒斯顿、巴登和普法尔茨发动的以失败告终的武装起义（参阅注204）。——第353页。
300Hermann原来是凯路斯奇人（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的讹称。公元9年他曾在条多堡森林中全歼罗马总督瓦鲁斯的三个军团约二万人。17世纪末洛恩施坦（Lohenstein，1635—1683）的长篇小说《英勇的人民英雄阿尔米尼乌斯，或海尔曼》出版后，人们便用海尔曼来称呼阿尔米尼乌斯。以海尔曼为刊物的名称，带有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的气味。——第353页。
301参阅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56页。——第354页。
302指恩格斯的《意大利战争》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477—490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于1859年7月20、28日和8月3日左右写成的，发表在1859年7月23、30日和8月6日的《人民报》上。——第355页。
3031849年5月30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由于受到驱逐的威胁而迁到斯图加特。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王位和帝国摄政奥地利大公约翰的政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左派和极左派）占优势的议会于1849年6月6日选出了由弗·拉沃、卡·福格特、格·西蒙、弗·许列尔和阿·贝黑尔等五人组成的帝国摄政，企图靠议会的帮助保证革命获得胜利。但是6月18日该议会为符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356页。
304水晶宫（CrystalPalace）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而在海德公园用金属与玻漓建造的，1854年移至锡登安姆（Sydenham），成为美术展览馆和举办音乐会的场所。1936年毁于火。——第359页。
305《华伦斯坦的阵营》（《WallensteinsLager》）是席勒花了七年时间于1799年最后完成的巨大三部曲《华伦斯坦》的第一部。这部戏曲以德国的三十年战争为主题。歌德曾积极参加这部戏曲的写作。参阅注257。——第360页。
306席勒学会成立于1859年11月。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曾对该学会的活动抱批判态度。在学会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学会理事，后来又任学会主席。1868年9月恩格斯因该学会理事会在他离开曼彻斯特期间决定邀消卡·福格特去学会讲演而辞去主席和理事职务。1870年4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学会理事，但已不再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第360页。
307“不管一切的一切”是弗莱里格拉特发表在1848年6月6日《新莱茵报》第6号上的《不管这一切》（《TrotzAlledem》）一诗中的叠句。——第368页。
308“Philisterübermir”是从“Philisterüberdir”（“非利士人拿你来了”）这个成语变化来的。按《旧约》中《士师记》第16章，同力大无穷的参孙为敌的非利士人（Philister）以重赏唆使同参孙相爱的女人大利拉打探参孙何以有这样大的气力。参孙连续三次对她扯谎。每当大利拉按照参孙所说的办法把他捆住并要预先埋伏起来的非利士人捉他时，她都假惺惺地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最后参孙把他取得力量的秘密告诉了她，结果终于被非利士人捉住并被剜掉了眼睛。
后来“Philisterüberdir”就有了“危险迫临你的头上”的意思，这里Philister当指敌人而言。但在一般用语中，Philister有市侩，庸人的意思。
马克思所说的“Philisterübermir”，直译似应是宁可让“庸人反对我”的意思。这里译为“反对庸人”系意译。——第368页。
309梅林对《福格特先生》一书的评价是不正确的。首先，马克思写作这部著作是为了维护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在“诽谤攻击面前进行辩解”。马克思本人在1860年2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就曾说过：揭露福格特“对于从历史上证实党的正确，对于党将来在德国的地位具有决定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0卷，第373页）。其次，这本书也是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因比，它的意义决不是“得不偿失的”。恩格斯在1860年12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是你曾经写过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卷，第622页）——第372页。
310巴黎的一座皇宫，曾为拿破仑第三的官邸。始建于1564年。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毁于战火。——第374页。
311协商派是指1848年柏林的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拥护“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这一“协商”原则的一派议员。——第380页。
312这是歌德在1802年写的两首十四行诗的第二首（《NaturundKunst,sie……》）中的诗句，这首诗的最后三句是：
“追求伟大事物的人必须全力以赴；
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
而规律只能给我们以自自。”
（载《歌德编年诗集》[《GoethesGedichteinzeitlicherFolge》]，岛屿出版社，第1卷，第489页）——第383页。
313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将领杰克逊率领他的一旅士兵据说在一次战斗中“像石壁一样地”（巴纳德·毕将军语）挡住了北军的进攻，因而得到了StonewallJackson[石壁·杰克逊]的绰号。——第384页。
314斯多葛派是公元前4世纪产生于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创始人是基提昂（在塞浦路斯）人芝诺。因他在雅典的StoaPoikile（广场附近的柱廊）聚众讲学，故有斯多葛（来自stoa——柱廊——一词）派之名。这一哲学是古代奴隶占有制崩溃和希腊文化衰落时期的哲学，最初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倾向，后来则是唯心主义占优势。斯多葛派主要研究伦理问题，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德行，而不是享乐。一般用以喻指克己寡欲，能够忍受生活上的各种痛苦和不幸的人。——第386页。
315舒尔采-德里奇鼓吹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组织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说这样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替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者免于破产。恩格斯曾把他的这种荒谬主张称为“贮钱箱鼓动”。拉萨尔则主张在国家帮助下组织生产合作社，说这样“工人们就有可能去和资本家进行自由的、力量相匹敌的竞争”。拉萨尔关于生产合作社的观点是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参阅注77），梅林在本书中说是从《共产党宣言》得来的，是错误的。——第390页。
316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在《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一文中说：“关于黑格尔，马克思用这位哲学家自己的话说，在他的学生中除了罗生克兰茨以外，没有一个人了解他，而即使是罗生克兰茨对他的了解也是不正确的……”（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8页）。罗生克兰茨（KarlRosenkranz，1805—79）是中派黑格尔主义者的代表，曾任科尼斯堡大学教授。著有《逻辑理念的科学》（《Wissen-schaftderlogischenIdee》，1858—59），《康德哲学的历史》（《GeschichtederKantischenPhilosophie》，1840），《黑格尔传》（《HegelsLeben》,1844），《科学的体系》（《SystemderWissen-schaft》，1853），等等。——第392页。
317拉萨尔的“工资铁律”断言工资的高低决定于人口增殖的多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工资超过工人及其家属的最低生活费，就会提高出生率，而人口增加又会降低工资。如果工资低于工人及其家属的最低生活费，就会降低出生率，而人口减少又会提高工资。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拉萨尔的“工资铁律”是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剽窃来的，而不是如梅林所说的从《共产党宣言》中得来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的“工资铁律”（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26—28页）。——第393页。
318指1869年由斯蒂芬斯等七名裁缝工会会员在费拉得尔菲亚创立的“劳动骑士团”。它的纲领有空想性质，主张阶级合作，设想通过合作社使工人摆脱剥削，而否定政治斗争。该团领导对罢工持否定态度；并且不正确地将熟练工人和资产阶级等同看待。这一组织的黄金时代是1886年，当时曾拥有会员七十多万。——第395页。
319根据希腊传说，阿齐里斯是佩列欧斯和帖提司的儿子，是一个勇武出众的英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杀死特洛伊国王普利亚姆的长子海克托。史诗便以海克托的葬仪而结束。但根据荷马之后的诗篇，阿齐里斯本人在特洛伊被攻克之前，由于踵部中巴里斯的箭而阵亡。一一第400页。
320暗指《伊索寓言》中的一则寓言《年老的狮子》中的驴子。——第400页。
321马志尼在1831年建立了一个共和主义团体“青年意大利”，提出了“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的、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约纲领。他认为争取实现意大利统一的基本手段是人民起义。他虽然也提出了“备受压迫者的社会解放”的问题，但他是从正义这种抽象概念出发的，并且认为工人问题的解决要靠“劳资合作”。——第403页。
322指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第403页。
323宪章派原定在1848年4月10日以强大示威的形式向议会递交号称有五百七十万人（实际上不过一百九十七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参阅本书第309页脚注）。政府慑于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浪潮，决定禁止工人示威游行，并在威灵顿率领下，以武力威胁工人。在这种威胁下，宪章运动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等临时取消了这次示威游行。英国政府乘胜逮捕了许多领袖，把他们长期监禁，并且向工人发动了进攻。自此以后，运动虽然又延续了几年，但是已经失去了对群众的号召力。1849年宪章运动领导人布朗特尔·奥伯莱恩和雷诺等人又在伦敦建立了一个以争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为目的的“全国改革同盟”。这个同盟在1866年加入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展开了活动，成为在国际倡议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的“改革同盟”的一个分支机构（参阅注349）。——第404页。
324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想派别，它的代表者企图给基督教教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把基督教说成是劳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使他们摆脱一切社会灾难的唯一手段。它最初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垂死的封建阶级敌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思想表现。它宜扬和平的社会改革，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工人的生产合作社，鼓吹各阶级间的容忍和调和。在19世纪30—40年代，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英国和法国均有发展。在英国，它的代表除了托利党的“青年英国”集团以外，还有作家金斯莱、莫利斯、拉德劳等。金斯莱著有描写手工业者和雇农的艰苦劳动的《酵母》（《Yeast》，1848）和《阿尔顿·洛克》（《AltonLocke》，1850）等。莫利斯著有描写未来的空想社会的《约翰·保尔之梦》（《TheDreamofJohnBall》，1888）和空想小说《乌何有之乡消息》（《NewsfromNowhere》，1891）等等。《共产党宣言》曾对这一思潮加以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93页）。——第404页。
325指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第404页。
326在法意奥战争中，法军于1859年6月4日在通米兰的要冲上击败了奥军，攻占了马振塔，然后进入米兰；奥军由于在马振塔战败而不得不撤出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索尔费里诺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军事要冲，1859年6月24日法国和皮蒙特的军队在这里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决定了有利于法国和皮蒙特的战争结局。关于这两个战役，恩格斯都有专文论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427—434、457—461页）。——第405页。
3271860年5月伦敦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石匠工会、铸工工会、混合木工协会等各大工会代表会议选出了工联“理事会”。它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发动，领导了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理事会”曾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的提议，在它的会议上多次讨论加入国际的问题。1867年1月14日“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的原则，但拒绝与国际建立组织上的联系。此后，工联“理事会”仍通过它在总委员会中的成员与国际保持接触。——第407页。
3281863年1月在波兰有十五个地方同时爆发了争取波兰国家独立的起义。领导起义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革命政府，并发布了组织人民军的命令，波兰农民热烈地参加了游击队。起义到1865年4月终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日内瓦1830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中说：“1863年的波兰起义曾引起英法工人对本国政府的国际暴行一致表示抗议，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66页）——第407页。
329俄普奥三国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曾三次瓜分波兰。经过这三次瓜分，封建农奴制的波兰贵族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就不复存在了。——第407页。
330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来为创立严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为培养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队伍所进行的斗争，对国际的成立无疑地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这里所说的“由于种种外部的情况，思想领导权自动地落到了他（指马克思。一一译者）的身上”，是不正确的。——第410页。
331指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工人在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蓄奴诸州一边而进行的斗争。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并逮捕乘“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的事件，准备向北部各州宣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终于迫使反动派未能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第414页。
332指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沙皇专制政府对东北高加索山区的最后征服。——第414页。
3331864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开始在巴黎展开活动，这个支部的创始人是具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工人托伦和利穆赞，他们都参加过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大厅的会议。同时，参加过1864年9月28日会议筹备工作的法国律师昂利·勒弗尔也以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勒弗尔同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书记勒留贝以及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代表人物保持着友好的联系。1865年1月1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了莫·赫斯的一篇文章，文章指责托伦同波拿巴派有联系。马克思委托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席利进行调查，判明这种指责来自几个靠近《联合》杂志的人，而勒弗尔则是该杂志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为了把一部分受资产阶级合作社派影响的法国工人吸引到国际的队伍中来，并且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曾要求总委员会采纳勒弗尔的建议，委派他为国际在法国的“报刊辩护人”。这个委派引起巴黎支部成员的不满；2月24日有三十二个国际会员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表示完全信任托伦和利穆赞，并且要求领导职务只能委派工人担任。总委员会曾专为这个问题举行了会议并做出了专门的决议。下文中所说的“法国锅子”的喧腾（本书第424页）和“法国人的无谓争吵”（本书第426页）均指此。
再此句中的日罗姆·波拿巴疑系约瑟夫·波拿巴（1822—1891）之误。约瑟夫·波拿巴是拿破仑第三的堂弟，绰号普隆-普隆，他的官邸设在巴黎的罗亚尔宫。他领导的一个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曾企图通过广泛的社会蛊惑宣传，并通过伪装成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反对派来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文中所说的冒充红色煽动家即指此。莫泽斯·赫斯的文章原来说的是“罗亚尔宫的……朋友”（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0页），而马克思在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对托伦的诬蔑是说的是“普隆-普隆主义者”（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卷，第247页），似均可证明巴黎皇宫中的“红色煽动家”是约瑟夫·波拿巴。而且日罗姆·波拿巴早在1860年就死了。——第417页。
334参阅《<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207—222页。——第418页。
335起草贺信的工作曾委托给为制定纲領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員会。这个委員会在纲領性文件批准之后成为总委员会的常设执行机关，称为常务委员会。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訊书记是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并通过常务委员会领导了总委员会的工作。马克思起草的贺信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1864年11月29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然后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1865年1月28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马克思曾在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在林肯给他收到的贺信的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贺信。”——第424页。
336这篇报告是由总委员会委员约翰·韦斯顿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结论。——第425页。
337伏尔泰本人是个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而言。——第429页。
338彼得一世痛恨妨碍国家复兴的保守恶习，极力消灭经济、技术、国家组织、文化和习惯方面一切落后的东西。凡是阻碍他的改革的，他都坚决果断地予以扫除，在反对落后和野蛮方面绝不妥协。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說：“……彼得为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速学习西欧，不惜以野蛮的手段对付野蛮”（《列宁全集》，参阅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卷，第315页）。——第429页。
339据希腊神话，纷争女神爱利斯由于未被邀请参加特提斯和佩列欧斯的婚礼，而在婚礼的宴会上投下一个金苹果，上写：“给最美的女人”。希拉、雅典娜和阿芙洛迪特女神争执不下。后由特洛伊王子帕利斯把苹果判给阿芙洛迪特。她为了答谢，帮助他抢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遂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因。——第429页。
340指德国1848—1849年的革命年代。——第430页。
341参阅马克思的《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9卷，第164—165页。——第431页。
342指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结束了普奥之间多年的争雄局面，为德意志在普鲁士霸权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在这次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的有德意志的几个邦（汉诺威、萨克森、黑森选帝侯邦等），普鲁士则和意大利结成了同盟。军事行动于6—7月间在波希米亚境内和意大利境内展开。奥军于7月3日在捷克的科尼格列茨城（现名格拉杰茨一克拉洛维）附近的萨多瓦惨败之后，奥地利开始议和，并于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让给普鲁士，偿付了一笔不大的赔款，并把成尼斯地区交给了意大利王国。早在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联合着三十多个邦的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由于这次战争，普鲁士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一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第431页。
343指1878年5月24日提交帝国议会审议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草案。当时因多数议员反对而未获通过。同年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得势以后，俾斯麦对草案稍加修改又在10月19日向议会提出，结果以多数票通过。参阅注473。——第434页。
344布赫尔在1848年时曾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参加了1848—1849年的革命。苹命失败后逃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这次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曾经几次提到他（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让1961年版，第8卷，第339、343、370页）。1864年后在普鲁士外交部任职。——第434页。
3451860年2月普鲁士政府的陆军大臣冯·罗昂向议会提出改组军队的提案，要求把平时兵力从十四万人增加到二十一万七千人，延长现役期，并取消国民后备军。资产阶级因为害伯受容克影响的军队可能变成反对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而拒绝通过这个提案，但是却批准了“维持军队的战争准备状态”的拨款。1862年3月当自由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时，这个多数派把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都否决了，并要求成立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政府解散了议会并指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国王任命俾斯麦组织内阁。俾斯麦根本不要议会的同意就进行军事改革，而这在自由资产阶级看来是违反宪法的。军事改革问题就这样演成了宪法纷争。纷争直到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后才解决。——第438页。
346普鲁士的后备军是1813年时为了反抗拿破仑的军队而作为民团产生的。后来德国其他各邦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后备军原由四十岁以下服满三年现役和二年预备役的人组成。1860年普鲁士军事改革以后，后备役军人的年龄降到三十二岁以下（二十七岁到三十二岁）。后备军分第一类和第二类，均在特别需要时才应征服役。在战争时期，第一类后备军往往被编入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是守备部队的增援部队，在和平时期则遣散回家。——第439页。
347罗曼语包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勃洛万斯语（在法国西南部）、法兰西语、意大利语、萨尔特语、后罗曼语（在意大利和瑞士的部分地区）、东罗曼语（在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本书中所说的罗曼语系国家和罗曼语系支部，主要是指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和讲法语的支部而言。——第441页。
348格莱斯顿提出的选举改革法案将选民的财产资格从十英镑降为七英镑，遭到辉格党内罗伯特·陆所领导的阿达拉姆集团的反对。这个集团退出辉格党而加入托利党，造成了辉格党内阁的倒台。——第442页。
349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并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英国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群众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都有选举权的要求，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且获得了此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会的支持。——第443页。
350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68页。——第444页。
351指在《共和国》周报上连载的《向工人驳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些政治经济学论点》一文而言。穆勒的观点曾对英国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有影响。——第444页。
352参阅1866年4月6日马克思从马盖特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4月10日的回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67—371页。——第445页。
353指马克思所草拟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213—223页）。马克思所写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曾在大会上宣读。《指示》共有九点（另有两点，即“国际信贷”和“宗教问题”是预定让法国人提出动议的），即关于协会的组织问题，国际联合行动问题，缩短工作日问题，男女儿童和少年劳动问题，合作劳动问题，工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问题，直接税和间接税问题，波兰问题，军队问题。——第445页。
354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52页。——第451页。
355指恩格斯于1865年2月底在汉堡出版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这篇文章原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后因与施韦泽决裂而决定印成小册子发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49—264页）。这本小册子论证了在德国业已形成的革命形势下无产阶级的策略，并分析了改组普鲁士军队的问题（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1—87页）。——第452页。
356参阅1867年6月10日马克思从伦敦给库格曼的信，载《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第452页。
357北德意志联邦是根据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建议在1867年成立的。它包括十九个邦以及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的三个自由市。联邦的建立是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重新统一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参阅注342。——第454页。
3581867年拿破仑第三向尼德兰国王兼卢森堡大公提出购买卢森堡的建议，并要求普鲁士同意这个建议作为对他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保持中立的补偿。这个建议因遭到普鲁士的反对而一时几乎在普法之间酿成战争。后来根据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尼德兰、卢森堡、普鲁士以及俄国于1865年5月11日签订的伦敦协定，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这一危机才得以解决。——第454页。
359庸俗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它的最早的代表是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尔萨斯和后来的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庸俗经济学家没有科学的诚实态度，抱着偏见有意识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上半期，它的批判目标主要针对着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问世后则集中火力攻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458页。
360指19世纪30年代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参阅注80）和1816年爆发的英国乡村雇农焚烧谷垛的大规模骚动。——第464页。
361最早提出“节欲说”的庸俗经济学家是英国人西尼尔（NassauWillliamSenior，1790—1864）。他认为社会愈是进步，便愈是需要节欲。资本家把利润的一部分不用于个人生活上的消费，而把它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这便是在实行节欲。甚至整个资本，从资本家必须不断努力克制把它荡尽这种诱惑说来，也是节欲的产物，而资本的利息则是对节欲的酬报。所以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AnoutlineofthescienceofPoliticalEconomy》，1836）一书中说：“我用节欲一词代替那种被当作生产工具来看的资本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批判了这种“节欲说”（参阅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7—748页）。——第464页。
362这一节是罗莎·卢森堡写的（参阅本书作者序言）。她在本节中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理论意义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例如她说：“……我们不应到《资本论》后两卷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上一切最重要问题的完满的现成的答案，而只应寻求一部分这样的问题的提法，以及有关应该按照什么方向去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指示”。这种看法与她在资本积累理论方面的错误有关。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相反，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积累论》（《DieAkkumulationdesKapitals》，1913）一书中发挥了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在只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有资本积累的，因为资本积累问题的核心在于剩余价值中积累部分的实现，而对于这部分剩余产品的需要则既不能来自资本家的消费，也不能来自工人的消费。因此她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忽略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扩大来自何处的问题。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积累是靠吞没、冲刷“非资本主义培养基”，即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现的。当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消灭后，资本主义就将因不能继续发展而自动崩溃。她在这里是把积累部分的实现问题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问题混为一谈了。卢森堡既然抱着这样的观点，当然不能正确理解诸如《资本论》第二卷中所阐述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问题等等。——第467页。
363共济会是1723年产生于英国的一个宗教性的秘密结社，后来传播于其他国家。它是按照中世纪泥水匠（共济会会员在英语叫freemason，直译就是“自由的泥水匠”的意思）基尔特的行规组织起来的，内部等级森严，居于最高等级的大都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共济会号召人们按友爱、平等、忠实和互助的原则联合起来，通过自我认识和自我修养来消除人类社会的罪恶。由于他在对抗性社会中鼓吹博爱，因而起了巩固剥削制度和吸引劳动群众脱离革命斗争的反动作用。——第477页。
364参阅1868年10月26日马克思从伦敦给库格曼的信，载《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页。——第480页。
3651868年7月底恩格斯为德国一家文艺性的报纸《凉亭》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该报没有发表。1869年7月恩格斯对原稿又进行了加工，标题为《卡尔·马克思》（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07一413页），寄给《未来报》，发表于该报1869年8月2日第185号。李卜克内西把这篇传记转载在1869年8月21日的《民主周刊》第34号附刊上，但是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说拉萨尔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他的许多著作的内容都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来的，并且把马克思的著作庸俗化。——第480页。
366恩格斯除了1868年3月21日和28日刊载在《民主周刊》上的书评外，还先后在1867年10月至1868年5、6月这一期间写过八篇评介《资本论》第1卷的文章。其中为《莱茵报》和《双周评论》写的两篇未能发表。这些文章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81页。
367指弗·阿·朗格在1865年发表的《工人问题》（《DieAlbeiterFrage》）一书。——第482页。
368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在英国失业潦倒后，他在德国的一些崇拜者为他募集了一笔捐款，据传有六万塔勒。——第482页。
369费尔巴哈在他的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幸福论》（《DerEudämonismus》，1867—1869）中说：“德行和身体一样，需要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如果人们挤住在一起，如像在英国的工厂中和工人住宅……中，如果人们甚至缺乏足够量的新鲜空气（关于这点，请参阅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这一著作至少提供了大量极其有趣的，无可争辩的，虽然是使人战栗的事实），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道德了，那么德行最多也不过是工厂主和资本家老爷们的专利品了。如果没有生活上最必要的东西，那么也就没有道德的必要性。”（参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上卷，第569页）——第483页。
37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致读者》中说：“我既然担任起这种校正工作，也就不能不把这种工作应用到当作根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上来，使某些论述简单化，使别一些论述更为完全，加进若干补充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增添若干批判的注解等等。不管这个法文本可能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会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那些精通德文的读者来说也有参考价值。”（《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20页）——第485页。
371指《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606—611页。——第486页。
372指1867年2月比利时政府枪杀马尔舍恩罢工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的事件。——第486页。
3731867年2月，巴黎铜匠为拒绝按企业主的要求退出互助会而开始罢工。由于总委员会的协助，巴黎工人得到英国工联的援款，胜利地保住了自己的组织。——第486页。
374在《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上这句话原来是这样說的：“用什么实际手段把国际协会变成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的共同的中心？”（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608页）——第487页。
375“和平自由同盟”是1867年在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下在瑞士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巴枯宁参加了这个同盟。同盟成立初期曾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爭。——第488页。
376这是燕妮·马克思在1867年10月5日給約·菲·贝克尔的信中所说的话。该信曾载于1867年10月《先驱》杂志第10期。这封信的部分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635—636页。——第488页。
377芬尼亚社社员（来自爱尔兰語fene——爱尔兰古代居民的称呼）是1858年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及其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他们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1867年2—3月间，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在各郡分散举行的起义遭到镇压，许多领导人被捕。9月18日，为了营救两名被捕的领导人凯利和迪集而在曼彻斯特组织了对囚車的武装袭击。凯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五名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原来均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马瓜伊尔）后来被赦免，另外一人（康当）改判终身监禁，其余三人（拉尔金、阿林和奥勃莱恩）于1867年11月23日被处决。——第489页。
378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机关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勾当。暗检室从欧洲君主制时代起便已存在。——第492页。
379参阅注358。——第493页。
3801867年12月国际巴黎理事会理事的住宅遭到搜查。在法国警察搜查时所没收的信件当中，有一封信是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于1867年11月23日写给缪拉的，信中告知协会的法国会员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的情况。法国当局就利用这封信给国际安上组织芬尼亚社社员进行密谋的罪名。——第493页。
381沙勒罗瓦矿区事件发生在1868年春天。由于矿主把每周生产减少四天，工资降低10%，工人宣布了罢工，因而遭到了武装镇压。——第493页。
38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19页。——第495页。
383科尼格列茨战役所造成的基础，主要指北德联邦的建立而言。参阅注342。——第496页。
384德意志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它反对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在1866年并入了德意志人民党，但它除了反普鲁士情绪和力求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以外，与德意志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萨克森人民党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该党的基本部分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第496页。
3851868年8月22—26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汉堡举行的大会表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经验的启发下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大会原则上赞成罢工运动，但又表示反对实际组织罢工；原则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继续阻挠联合会加入国际。——第499页。
386参阅马克思：《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358页。——第500页。
387参阅1868年8月26日马克思从伦敦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01页。——第500页。
3881868年9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了代表二百零六名，代表十四万二千多工人。这次大会根本拒绝那些加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堡组织的各个工人协会派代表参加。柏林大会后成立了一些工会，但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第500页。
389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于1868年9月5—7日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派埃卡留斯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一个由十六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实地执行这一决议；这十六人于1868年9月22日被总委员会批准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执行委员。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工会的决议。——第501页。
3901868年6月29日在伦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纪念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会上，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皮亚发表了一篇演说，号召对拿破仑第三采取恐怖手段。许多报纸在关于那次会议的报道中把皮亚说成是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总委员会考虑到这会在工人心目中破坏国际的威信，而且会给波拿巴政府提供一个它求之不得的迫害国际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会员的借口，于是在1868年7月7日的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做出决定，不承认皮亚的演说，并公布了决议。于是皮亚所在的伦敦法国人支部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杜邦、荣克、拉法格等退出了该支部，以此对皮亚的挑拨性和冒险性的策略表示反对。皮亚一伙人则继续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一再支持总委员会内反对马克思路线的各个反无产阶级的小集团。——第502页。
391参阅1868年8月4日和8月6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载《马克思恩格斯通有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92—95页。——第502页。
392梅林在本书许多地方错误地替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进行辩护，并且做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叙述，巴枯宁主义作为看不见前途的没落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世界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否认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不要无产阶级政党，强调个人的“最完全的自由”。这一切都决定了巴枯宁的组织的宗派性质和密谋的、恐怖的策略。梅林由于未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否认无政府主义的宗派性质，看不到巴枯宁及其组织的活动的破坏性，对巴枯宁做了不正确的评价。例如，他在分析巴黎公社经验时，竟把“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原理，同《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国家逐渐消亡的原理对立起来，说什么“那岂不证实了巴枯宁所不厌其烦地宣扬过的东西”（本书第565页）。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所提出的新原理说的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同时，他们是把公社看做新型国家的雏形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的。而这是与巴枯宁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般地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念毫无共同之点的。梅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新揭露巴枯宁派的许多重要文件（如《所谓国际的分裂》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中所提到的事实，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做了不正确的说明。他极力替巴枯宁开脱对涅恰也夫事件所负的责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实际上，涅恰也夫事件正是巴枯宁的密谋恐怖策略的合乎逻辑的表现。此外，梅林硬说巴枯宁在巴塞尔大会前后根本未进行任何阴谋活动（参阅本书第527页）等等，也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巴枯宁“同盟”的成立就是这种阴谋活动的结果。至于梅林屡屡引证的巴枯宁对马克思的“颂扬”，正如梅林自己也知道的，是出于巴枯宁的策略上的考虑（参阅本书第529页）。然而梅林却对此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参阅本书第596页）。——第502页。
393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参加同盟临时委员会的除巴枯宁外，还有布罗塞、杜瓦尔、格塔、裴隆、扎哥尔斯基和约·菲·贝克尔，但贝克尔不久后就同巴枯宁决裂了。——第504页。
394在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而写并于1851—1852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以马克思的名义连载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曾有这样一段赞扬巴枯宁的话：“在德勒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彼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监牢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107—108页）后来马克思在《米哈伊尔·巴枯宁》一文中说：“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勒斯顿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322页）。——第508页。
3951853年8月23日《晨报》发表了署名为“弗·马·”（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弗兰西斯·马克思）的短评《俄国间谍巴枯宁》，给巴枯宁加上了勾结沙皇政府的罪名。8月24日该报又刊登了戈洛文、赫尔岑等反驳“弗·马·”的信。这封信公然说对巴枯宁的诬蔑发端于“一家德国报纸”（暗指《新莱茵报》）。为此，马克思写了《米哈伊尔·巴枯宁》一文寄给《晨报》编辑进行驳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321—323页）。——第509页。
396农民村社是封建制度下农民使用公有土地的普遍形式，是在原始氏族公社瓦解之后产生的。俄国的村社发展到19世纪实际上已经变成沙皇政府按连环保原则向农民征收赋税的方便工具。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美化俄国的村社，把它看成是俄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赫尔岑在对欧洲革命感到失望之后，曾把他的全部希望放在俄国的农民村社上面，以为利用农民村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核心，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曾批判过这种幻想。——第509页。
397哥萨克最初是由逃脱封建压迫的农奴、奴隶、市民形成的自由人，他们住在俄罗斯国家的边疆地区，于16一17世纪形成为哥萨克人。因哥萨克人骁勇善战，在历史上沙皇政府屡用收买哥萨克上层分子的办法使哥萨克成为镇压农民战争和对抗革命运动的工具。——第512页。
398指巴枯宁于1842年10月发表在《德意志年鉴》上的《德意志的反动势力》一文。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预言革命即将到来时写道：“让我们相信永恒的精神吧，只是因为它是一切生命的难以理解的、永恒创造的泉源，所以它才破坏和消灭。破坏的欢乐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欢乐。”——第512页。
399参阅1868年11月17日马克思从伦敦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40页。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直接反驳巴枯宁的文章似只有一篇，即《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参阅注182）。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分别刊登在1849年2月15日和16日《新莱茵报》第222和223号上。马克思在上信中提到论巴枯宁宣言的“两篇论文”，想系指此。——第512页。
4001868年12月1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约·菲·贝克尔寄来的同盟纲领和章程。马克思在同一天后半夜（梅林说是12月18日后半夜，疑误）将这两个文件转寄给恩格斯，请他提出自己的意见。恩格斯在12月18日写了回信（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次通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63一166页）。——第513页。
401这个决议草案是1868年12月22日马克思在考虑了恩格斯的意见之后用通告信的形式写出的。这个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寄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它以《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标题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382—384页。——第515页。
402指总委员会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9年2月27日的第二次来信的复信。复信是马克思起草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393—394页。——第517页。
403参阅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在1869年8月底一9月初为巴塞尔大会所写的《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17—434页。——第518页。
4041868年9月18日在西班牙的加的斯爆发了革命起义，起义的主要参加者是海军。起义者发出了废黜出身于波旁王室的女王伊萨贝拉的宣言，伊萨贝拉慑于笼罩全国的革命形势而逃亡国外。西班牙议会在经过长期争论后决定迎普王威廉一世的亲属、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列奥波特继承王位，因而有使西班牙变成普鲁士的反法基地的危险。——第520页。
4051869年8月7—8日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德意志、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派工人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工人协会联合会自动解散了，并和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分裂出来的“民主工人联合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这个党接受了国际的规章并加入了国际。党员人数在建立时大约有一万人。——第521页。
406卡特尔一般指经济上的一种垄断联合形式，参加者只在某些方面（如价格、市场等）受协定的约束，而在生产经营方面仍保持独立性。亦泛指一般的协定、联合。例如俾斯麦曾在1887年的大选中与民族自由党建立过“卡特尔”，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第521页。
4071872年1月恩格斯在反驳巴枯宁派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对总委员会的所谓权威主义和专政原则的攻击时曾说：“但是这些恶劣的巴塞尔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它们是由比利时代表提出来的，而且当时谁也没有像巴枯宁和他那些在目前这份通告上签字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施维茨盖勃尔和吉约姆，那样热烈地表示拥护它们！的确，当时情况不同。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发现葡萄原来是青的。现在总委员会应当被贬低到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地位，只求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声誉不致受到损害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卷，第520页）——第522页。
408参阅《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14—416页。——第522页。
409土地和劳动同盟是1869年10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在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为该同盟起草的纲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657—663页）中，除了一般民主的要求如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马克思曾把它看做是在英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到了1870年秋天，该同盟由于资产阶级分子影响的加强而逐渐同国际失去了联系。——第524页。
410参阅注471。——第531页。
411指马克思所起草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系联合委员会》这一通告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35一443页。——第531页。
4121870年春季在瑞士由一批俄国玫治流亡者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这些政治流亡者都受过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影响。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和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也担任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俄国支部的纲领规定了如下的任务：1.利用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其特殊方式和方法决定于国内状况木身）在俄国宣传国际协会的思想和原则；2.协助在俄国工人群众中建立一些国际支邹；3.帮助建立俄国劳动阶级之间的巩固的和团结一致的联系，并通过互助来促使他们共同的解放目的能够较顺利地实现。
俄国支部的成员尼·吴亭、安·特鲁索夫、叶·巴尔田涅娃、格·巴尔田涅夫、伊·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都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支部曾试图同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但实际上在1872年便解散了。——第535页。
413指由马克思署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63—464页．——第536页。
414恩格斯为了以爱尔兰历史为例，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制度和方法，并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对爱尔兰历史和现实的歪曲，曾经研究了大量的文献和各种历史资料，其中有古代和中世纪著作家的著作、年表、古代法律汇编、各种法令、民间传说、古代文学作品、游记以及许多历史、考古、经济、地理和地质方面的著作，做了十五本笔记，并曾学习古爱尔兰语。他计划写作的《爱尔兰史》，只完成了第一章《自然条件》和第二章《古代的爱尔兰》的一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525—571页）。为写作《爱尔兰史》而搜集的材料有一部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以及国际的繁重的实际工作，使得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但是他在研究爱尔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却运用到以后的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方面。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利用了研究古爱尔兰克尔特人社会制度时所做出的一些科学结论。——第539页。
4151869年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展开了要求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参阅注377）的运动；在许多次群众大会上通过了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英国政府首脑格莱斯顿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请求。1869年10月24日伦敦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马克思也参加了。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讨论了爱尔兰问题，并于1869年11月30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33一434页）。——第539页。
416燕妮在1870年2月27日至4月19日为《马赛曲报》写了八篇文章，其中有的文章是父女二人合写的。除第二篇外在报上发表时均署名燕·威廉斯。马克思曾为了保守秘密而用阿·威廉斯为笔名写过几封信。燕妮文章的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670—700页。——第540页。
4171870年5月8日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为了巩固摇摇砍坠的政权而举行了全民投票。提付表决的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国际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行业工人协会联合会于1870年4月发表宣言揭露这一阴谋并号召工人拒绝参加投票。结果有一百五十万人投反对票，一百九十万人未参加投票。在全民投票准备阶段，政府为了用“红色危险”恐吓中等阶层而大肆诽谤工人组织，镇压工人运动。巴黎联合会的一些会员以进行阴谋，准备暗杀拿破仑第三的罪名被捕。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及其他城市也开始逮捕国际的会员。从1870年6月22日到7月5日对巴黎联合会会员进行第三次审判时，完全暴露了指控的捏造性质。——第540页。
418指1870年7月19日开始的普法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巴黎公社。——第541页。
419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870年9月1—2日普法两军在色当城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由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为普军击演，拿破仑第三被俘。色当之役是普鲁士由防御转为侵略的分界。此处即指这次战役以前。下文的“色当以后”亦同。——第542页。
4201862年9月30日俾斯麦就任普鲁士宰相时曾说：“能够决定当前各种重大问题的，不是演说和多数表决，而是铁和血。”这首先指的是他要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来“自上而下地”解决统一德国的问题。——第543页。
421指设在不伦瑞克地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第545页。
422莱茵同盟是1805年法国打败了奥地利后于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同盟。有十六个邦参加了这个同盟，后来又有五个邦加入，它们实际上是拿破仑法国的藩属。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战败后，莱茵同盟便瓦解了。——第548页。
42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过信件交换了对于普法战争的态度以后，又在1870年8月22—30日之间在曼彻斯特共同拟定了对不伦瑞克委员会的答复。1870年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关于战争的宣言引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卷，第282—284页。——第550页。
424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16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也就成了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657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才利用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争得了对他的普鲁士领地主权的承认。——第552页。
425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把普鲁士的很大一部分土地，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割让给法国。俄国则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并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这个和约引起了德国人的极端不满，为1813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播下了火种。——第553页。
426麦茨是洛林的商业与文化中心，斯特拉斯堡则是亚尔萨斯的商业与文化中心。对两地的堡垒表示气愤，喻指普鲁士觊觎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野心。——第553页。
427赫叩利斯是希腊神话中具有超人力量的英雄，岁神、温泉神和司丰饶之神，是宙斯与安菲特利昂之妻阿尔库梅耐所生之子。曾受阿尔哥斯王之命完成了十二项英雄业迹。——第555页。
4281791年8月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丕尔尼兹签订宣言，号召欧洲各国武装干涉革命的法国。普奥干涉军在1792年9月2日攻陷凡尔登。法国人民在公社的保卫祖国的号召下纷纷拿起武器开赴前线，于1792年9月20日在发尔密附近击败普奥干涉军。国民议会就在发尔密一役胜利后废除了法国的君主制，宣布成立了共和国。——第556页。
4291618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德国各新教诸侯同天主教诸侯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后来由于有法国、英国、瑞典、荷兰、丹麦等参加进来而演变成全欧洲的战争。战争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由于这次战争，德国的许多邦，如萨克森、勃兰登堡、普法尔茨人口减少一半甚至更多，捷克的人口从1618年的二百五十万人减少到1650年的七十万人。耕地、矿井和城市工商业均遭到惨重破坏。——第557页。
430梯也尔从1848年6月屠杀后曾是秩序党（参阅注208）的领导者。此处当泛指逃到凡尔赛去的、以梯也尔为首的维护旧“秩序”的反动派。——第559页。
431法国警察报纸《巴黎报》利用一封伪造的信，硬说国际的法国会员和德国会员之间存在着矛盾。敌视国际的各国资产阶级报刊都转载了这封伪造的信。1871年3月21日恩格斯受马克思之托草拟了致《泰晤士报》编者的信，因为该报也转载了《巴黎报》的这则挑拨性的报道。此外马克思还曾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和比利时的《工人报》编辑部，驳斥《巴黎报》散布的这一谎言和其他诽谤。——第560页。
432在公社委员会中占少数（约二十五名委员）的蒲鲁东派分左右两派，右派否认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左派则承认政治斗争并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多数派除布朗基主义者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人和赞成保持小私有制并“限制”大资本的新雅各宾派。布朗基主义者不重视社会经济措施，主张由一小群革命者实行专政。从巴黎公社成立时起多数派和少数派就在一切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第560页。
433从1871年6月起总委员会就为逃亡伦敦的公社社员募集款项，发放救济物资，安排工作。马克思负责组织总委员会的这一工作。7月，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援助公社流亡者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荣克等总委员会委员都参加了。1871年9月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因筹备伦敦代表会议而退出了这个专门委员会。后来虽然专门委员会撒销了，总委员会在1871—1872年间仍然十分重视救济公社社员的工作。——第567页。
434法国政府在1871年5月26日给法国驻外国的外交代表发出一个通告电，要他们要求有关政府把公社流亡者当作刑事罪犯引渡给法国。——第569页。
435引自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韦伯所著《工联史》（TheHistoryofTradeUnionism》，1894）一书。——第572页。
436达耐人是古希腊的部族之一，亦泛指希腊人。“达耐人的婚礼”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味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中所述希腊人计陷特洛伊城时所使用的木马，伊城时所使用的木馬，喻指危险的赠品。味吉尔的《埃涅阿斯》第二部中有这样半句为人广泛传誦的詩句：“我害怕达耐人，甚至是送礼的达耐人”（“TimeoDanaosetdonaferentes”）。——第573页。
437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书记阿兰曾于1867年在议会专为调查工会运动情况而成立的“皇家委员会”上宣称：“我们相信，所有的罢工都是一种金钱上的浪费，不但对工人,就是对雇主也是如此。”——第573页。
438英国机器工在1871年发动了历时五个月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罢工。这次罢工没有得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支持，而是由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共同组成的“九小时工作日同盟”领导进行的。这次罢工赢得了胜利。——第573页。
439《致俄军军官》的呼吁书于1870年出版于日内瓦，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巴枯宁在这篇呼吁书中写道:“这个组织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纪律，它的成员是赤胆忠心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条件地服从无所不知又不为任何人所知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他要求会员只说“他被命令说的话”，要“无条件地、严格地照办上面所给予他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不要问也不要企图知道，他自己在组织中处于哪一级；自然他只是希望让他承担尽可能多的任务，但同时又耐心地等待把任务委托給他”。把盗匪理想化的传单是指1869年在日内瓦匿名出版的《革命问题的提法》。在这个传单里有这样一段话：“抢劫是俄国人民生活最光荣的形式之一。盗匪是英雄、保卫者和人民的复仇者；是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是拼命反对一切官僚贵族的文明和官方僧侣的文明的战士……谁不理解抢劫，谁就对俄国人民的历史一窍不通。”《革命手册》是指1869年夏天巴枯宁写的《革命家手册》。这个《手册》共分四部分，二十六条。在谈到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时说，革命家“对待自己冷酷，对待别人也必须冷酷”。在谈到革命家对待社会的态度时说：“革命家进入国家的、等级的和所谓有教养的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只是因为他抱着最彻底地和最迅速地破坏这个世界的信念。如果他怜惜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他就不是革命家。他不应当在摧毁現状、关系和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人面前踌躇不前。他必须一视同仁地仇恨一切的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3年4—7月在拉法格参加下所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曾对这些传单和小册子做了批判和揭发。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439—483页。——第576页。
440涅恰也夫带着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同盟”代表的头衔和巴枯宁签署的委托书回到俄国后，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建立了“人民裁判协会”这种密谋组织，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彻底破坏”，散发无政府主义的传单，到处进行招摇撞骗，致使一些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居民为他对沙皇统治的尖锐批评和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所迷惑而参加了他的组织。——第577页。
4411858年俄国地主巴赫美齐也夫交给赫尔岑一笔宣传费，称为巴赫美齐也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一半由奥格辽夫交给了涅恰也夫。赫尔岑死后，涅恰也夫从奥格辽夫得到了基金的另一半。——第578页。
442巴枯宁分子詹·吉约姆和加·布朗于1870年9月5日在瑞士的纽沙特尔发表了一篇《告国际各支部》的宣言。宣言从非阶级的立场出发，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说成是“欧洲自由的体现”，建议国际会员组织义勇军拿起武器去保卫它。——第579页。
4431870年9月4日里昂由于接到色当战败的消息而爆发了起义。巴枯宁在9月15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借以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纲领。这个企图由子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缺乏同工人的联系并且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而遭到失败。——第580页。
444“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是1871年9月6日代替8月间解散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而成立的。除了同盟支部的旧会员如茹科夫斯基、裴隆等以外，还有盖德、马隆等法国流亡者参加了这个组织。——第582页。
445在1871年11月1—6日举行的意人利工人协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马志尼为了抵制国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阻止在意大利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对国际和马克思本人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马志尼在1871年7月13日《人民罗马》第20期上发表的《告意大利工人书》中说：“协会由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指挥，其灵魂是卡尔·马克思，这是一个具有大智大慧，但是像蒲鲁东一样有一副破坏性的头脑的人，一个不容异己的性格，即嫉妒别人的影响的人。……协会的三个基本原则是：第一，否认上帝，即否认一切道德；第二，否认祖国，使它溶合在公社的集合体中，而互相仇视似乎是公社必然遭到的命运；第三，否认财产，也就是说，剥夺工人的劳动果实，因为个人财产权无非就是人人都有权支配他所生产的东西。”恩格斯通过文章和发言对这种诽谤进行了毁灭性的回击（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卷，第418—420、687—689页）。马志尼在1871年6月号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指责巴黎公社的文章。——第584页。
446加里波第欢迎1871年的巴黎公社并曾被缺席选入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他曾协助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称国际为“未来的太阳”。——第584页。
4471868年的西班牙革命赶走了波旁王朝的伊萨贝拉之后，曾决定迎霍亨索伦家族的列奥波特继承王位，但因遭到拿破仑第三的反对，列奥波特放弃了授与他的王位。最后终于确定迎意大利的萨瓦王朝的阿马迪乌斯为西班牙国王。参阅注404。——第585页。
448瓦龙人指操法语瓦龙方言的比利时人，占比利时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主要居住在比利时南部的埃诺、纳缪尔、列日等省。由于瓦龙人居住的是工业区，所以瓦龙人的大部分是工业无产阶级。——第585页。
449伦敦代表会议共通过了十七顶决议。关于各项决议，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卷，第451—460页。梅林说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和农业无产阶级的状况的决议只具有纯理论的意义，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些决议与“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组成为一个整体，补充了关于必须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基本思想，指出了工人政党与群众联系的具体道路，对于同无政府主义做斗争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具有巨大的意义。——第587页。
450梅林在这一节里对第一国际解体的原因是理解得不正确的。他有意无意地把国际解体的原因归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敌对派别、特别是拉萨尔派和巴枯宁派的不调和态度。例如他说：“……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对国际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而国际为了对抗这种进攻是必须把自己的一切分散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的”（本书第596页）。又说：如果说国际总委员会的领袖竟错误到把一个按照他的观点说来是最发达的工人政党，而且是产生在他的祖国的党，称为卖身投靠的警察部队，那么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国际的历史的丧钟已经响了”（本书第598页）。实际上，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迅速向前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卷，第31页）而海牙大会提出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做出开除巴枯宁的决议，正说明国际的活动已为在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奠定了基础，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对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第592页。
451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成立的第二国际。——第599页。
452关于这篇报告，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143—152页。——第605页。
453指1871年10月8日在芝加哥发生的著名大火灾。据称损失两亿美元，死亡数百人。——第605页。
454指冒充德国代表的法国人赫德盖姆，参阅本书第603页。——第609页。
455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由于反对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于1872年被俾斯麦政府以“叛国”罪名判处了两年要塞监禁。——第611页。
456联合委员会的少数派是指1872年8月由居住曼彻斯特的外国流亡工人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这个支部积极地反对英国联合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巩固英国联合会的斗争。恩格斯应这个支部的请求代为起草了《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220—225页）。——第613页。
4571874年，两个矿工工会的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伯特当选为议员，不过他们不是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而是作为自由党人进入议会的。——第613页。
458参阅1873年9月27日马克思给左尔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16页。——第614页。
459息息法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据说他因触怒宙斯而被罚在地狱中向山上推运巨石，但巨石推上山后又立即滚下，以此反复推运永无息止。一般用以喻指折磨人的劳动或费力不讨好的工作。——第617页。
460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在收入《政治学辞典》（《HandwörterbuchfürStaatswissenschaften》，耶拿，1892）的《亨利希·卡尔·马克思》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下卷，第260页）中说的。——第620页。
461指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忆马克思》。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150页。——第620页。
462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的四部曲《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有这样一句歌词：“谁曾听说过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马克思在1882年春天写的一封信（此信已佚失）中用最尖锐的词句批评了瓦格纳，说是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歪曲。马克思说：“在原始时代，姊妹做妻子，这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197—198页）——第622页。
4631865年马克思在回答当时在英国和德国颇为流行的一些问题的《自白》中曾说他所热爱的散文家是狄德罗。1869年4月1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今天偶然发现家中有两本《拉康的侄儿》，特寄一本给你。这独一无二的杰作又将给你新的喜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212一213页）——第622页。
464马克思在1854年10月26日和1873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两次提到沙多勃利昂。他在后一封信中提到沙多勃利昂时说：“……这个作家我向来是讨厌的，这个人在法国很有名气，因为他在一切方面都是法国vanité[虚荣心]的最典型的化身，而且这种vanité不是穿着18世纪的轻浮佻达的服装，而是穿着一身罗曼蒂克的化装，通过生造的词句炫耀出来的；故作高深，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变幻无常的色彩，wordPainting[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的戏剧性，sublime[崇高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471页）——第622页。
465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是包括九十余篇长短篇小说的描绘当代生活的多卷集小说的总名称。《人间喜剧》分三大部门，即“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第一部门又分为“私生活写真”、“政治生活写真”和“农村生活写真”。例如属于“哲学研究”的有《路易·朗倍尔》（《LouisLambert》，1834）；属于“分析研究”的有《婚姻生理学》（《Laphysiologiedumariage》，1829）；属于“私生活写真”的有《夏倍上校》（《LeColonelChabert》，1832），等等。恩格斯在1888年4月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巴尔札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6—447页）关于马克思要写一部评论《人间喜剧》的著作的话，是拉法格在他的《忆马克思》一文中说的。——第623页。
466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页）——第623页。
467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马克思和她的丈夫艾威林在1888年第6期《新时代》上发表的《社会主义者雪莱》一文中说：“马克思对于诗人，正如对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是知道和了解得很清楚的。他平常总向我们说：‘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在于：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件幸事，因为拜伦要是活得久一些，就会成为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时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卷，第261页）——第623页。
468瓦格纳是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从事制造“人造人”的研究。在《浮士德》第一部《夜》一节中瓦格纳说：
“啊！假使人只这般地囚在书斋，
每逢年时岁节才偶而出外，
只从老光眼镜底下遥瞻外界，
又怎能用言说来指导世界？”
（歌德：《浮士德》，参阅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部，第28页）——第624页。
469引自海因德曼的自传《我的冒险生活的记录》（《TheRecordofanAdventurousLife》，1911）。——第625页。
470指《—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有三联书店1962年版中译本。——第626页。
471东方战争即俄土战争。1877年4月俄国利用巴尔干斯拉夫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而向土耳其宣战。1877年11月俄军迫近君士坦丁堡，翌年2月在该城附近圣斯蒂芬村签订了有名的圣斯蒂芬和约。根据和约，土耳其承认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的独立，并且对俄国割地、赔款。后来在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压力下，在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召开了有英法德奥俄等国外交官参加的柏林会议，谈判修改圣斯蒂芬和约问题。会上俄国被迫让步，在7月13日签订了柏林条约。——第635页。
472指1873年的日内瓦大会、1874年的布鲁塞尔大会、1876年的伯尔尼大会和1877年在比利时的根特召开的大会。1881年7月无政府主义者还在伦敦召开了一次大会，产生了“劳动人民国际协会”即“黑色国际”，但未发生什么影响。1891年、1893年和1896年也举行过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大会，但都不过是一些小规模的宗派会议。——第637页。
473指俾斯麦借口谋刺德皇事件而于1878年10月19日在柏林帝国议会通过《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系名是《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一事，时间与柏林会议（参阅注471）大体相同。根据这个法令，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工人报刊都被禁止，社会民主党人从德国寄出的社会主义书刊都被没收。法令最初规定有效期为二年半，后来延长至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一时受到沉重打击，但很快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下，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组织了地下斗争，充分利用罢工斗争这一武器，迫使德国议会在1890年1月26日否决了俾斯麦提出的延长这个法令的议案。反对《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胜利斗争，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第639页。
474卡诺萨是意大利北部的城堡。1077年1月，被开除教籍和废除帝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这里卑躬屈节地哀求他的敌人罗马教皇格里哥里七世恕罪。——第645页。
475参阅1880年11月6日马克思给左尔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70—371页。——第648页。
476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的一个秘密的革命恐怖组织，是在“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后于1879年8月产生的。民意党的最近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基于“人民意志”的民主共和国。民意党虽然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但是却把这一斗争归结为密谋和个人恐怖。黑分党是“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后在1879年秋天成立的革命民粹派的组织。黑分党人最初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谴责民意党人的恐怖策略，基本上同意“土地与自由”社的纲领。后来黑分党人的观点发生显著的变化，有些人转入民意党，另一些人转向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著名黑分党人于1883年在日内瓦创立了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
关于马克思对民意党和黑分党的评论，参阅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给左尔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71—372页）。——第648页。
477帝俄皇宫所在地，位于列宁格勒西南四十五公里。——第649页。
478指巴克斯在《现代思想》（《ModernThought》）月刊上连载的《现代思想的指导者》一文。——第650页。
479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4页）——第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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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无论就本书的性质或本书的目的而言，给它附上一个学术性的参考书目都是不适宜的。因此我只限于略做说明，给那些想深入探讨个别问题的读者指出一些主要途径，以便使他们自己能按照这些主要途径容易地找到岔出去的小路。
在有关马克思的大量的、日益增加的文献当中，传记性的作品是比较少的。诚然，短篇的传略一直是有的，但是这些作品一般错误都很多，而且随着这些东西日益频繁地辗转传抄，它们也就变得越来越浅薄无聊。恩格斯第一次使这方面有了一些头绪：他先是在白拉克的《Volkskalender》[《人民历书》]（1878年）上发表了一篇传略[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页]。继而他又为《HandwörterbuchfürStaatswissenschaften》[《政治学辞典》]（耶拿，1892年；第5卷，第1130页以下）写了一篇有关马克思的文章[恩格斯：《亨利希•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下卷，第255—261页]，这篇文章虽然十分可靠，却仍不免有个别错误。
在传记作品当中还有一部作品是值得注意的：威•李卜克内西：《KarlMarxzumGedächtniss.EinLebensabrissundErinnerungen》[《忆马克思。传略与回忆》]（纽伦堡，1896年；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150页）。该文所叙述的主要限于50年代的事情，但是如果把许多个别不确切的地方抛开的话，它是对这一时期作了出色的描绘的。克拉拉•蔡特金的一个为发表而加以扩充的报告《KarlMarxundseinLebenswerk》[《卡尔•马克思及其生平事业》]（爱北斐特，1913年；俄译本，莫斯科，1922年），虽然具有另一种形式，却同样以其热情的笔调而著名。这一著作是建立在对题材的确切理解上的，并由于它的附录而把读者一步一步地引人马克思的蕴藏在他的著作中的那个思想世界，从而具有特殊的价值。相反地，约翰•斯巴哥的《KarlMarx,hislifeandwork》[《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纽约，1910年；俄译本，列宁格勒，1924年）却是一个道地的拼拼凑凑的作品。
马克思传记的主要史料（有关1850年以前的）是四卷的所谓《Nachlassausgabe》[《遗著》]，尽管它早已不是马克思的遗著中的唯一出版物（全名：《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ssvonKarlMarx,FriedrichEngelsundFerdinandLassalleherausgegebenvonF.Mehring》[《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梅林编》]）（斯图加特，1902年）。这部作品总算安然地度过了几乎十五年；在1913年第2版的引言中对某些细节作了订正。古斯达夫•迈尔关于《RheinischeZeitung》[《莱茵报》]、关于《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德法年鉴》]以及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大大地补充了第1卷，而后来被伯恩施坦所发现并被他发表在《NeueZeit》[《新时代》]（第33卷，上卷，第19页以下）上的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五封信则补充了第4卷。在这一出版物的引言和注释中，我根据手稿和已出版的资料阐述了许多传记性的材料，因此本书的前几章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是这些东西的摘录而已。
第二个主要史料（有关1850年到1870年二十年间的）是四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全名：《BriefwechselzwischenFriedrichEngelsundKarlMarx,1844bis1883,herausgegebenvonA.BebelundEd.Bernstein》[《1844年至I883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编》]（斯图加特，1913年）。这一宏伟的作品甚至受到敌人的巨大尊敬。在学术著作中对这一著作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的，我想指出：伯恩施坦在《Archiv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第38卷）中的著作；古·迈尔在《ZeitschriftfürPolitik》[《政治杂志》]（第7卷）中的著作；梅林在《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undderArbeiterbewegung》[《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5卷）中的著作；海•翁肯在《PreußischeJahrbücher》[《普鲁士年鉴》]（第155卷）中的著作；施穆勒在《JahrbuchfürGesetzgebung,VerwaltungundVolkswirtschaft》[《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第39卷）中的文章。
第三个主要的史料（有关1870年到1883年间的）是同左尔格的通信（全名：《BriefeundAuszügeausBriefenvonIoh.Phil.Becker,Jos.Dietzgen,FriedrichEngels,KarlMarxanF.A.Sorgeundandere》[《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给左尔格等人的书信和书信摘录》]（斯图加特，1906年）。书信原件和其余的手稿材料都被左尔格交给了规模巨大的纽约公共图书馆。
通信方面的那些篇幅较小的出版物（同库格曼、魏德迈、弗莱里格拉特等人的通信），我在谈到这些人时再加以列举。在这里我只认为有义务怀着真挚的感谢心情提一提在我的全部写作期间卡尔•格律恩堡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所给予我的支持。这一杂志尽管办得时间不很久，却由于它的主编极其能干而成为一切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
青年时代使我获得有关马克思的系谱资料的诉讼文件，我是在维也纳的毛特涅尔和巴本海姆二氏的极为完善的图书馆里看到的。再参阅梅林：《SplitterzurBiographievonKarlMarx》[《有关卡尔•马克思传记的零星资料》]，载《新时代》，第29卷，上卷，第4页（附有关博士考试的若干细节材料）。梅林：《DievonWestphalen》[《冯•威斯特华伦一家》]（载《新时代》，第10卷，下卷，第481页）。
黑格尔的弟子爱琳娜•马克思在《新时代》（第16卷，上卷，第4页）上全文刊载了马克思给双亲的信。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科本：《FriedrichderGrosseundseineWidersacher》[《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莱比锡，1840年）；布鲁诺•鲍威尔：《Kritische,GeschichtederSynoptiker》[《复类福音作者批判史》]（莱比锡，1841年）；卢格：《BriefwechselundTagebuchblätter》[《通信和日记》]（柏林，1886年）。《Doktordissertation》[《博士论文》]（载《遗著》，第1卷，第63页；中译本《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AnekdotazurneuestenPhilosophieundPublizistik》[《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苏黎世，1843年）；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的《莱茵报》全份保存在柏林王室图书馆。古·迈尔的《DieAnfängedespolitischenRadicalismusimvormärzlichenpreußen》[《三月革命前普鲁士政治激进主义的开始》]（载《政治杂志》，第6卷）提供了从档案中搜集来的有关这一报纸的历史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方面的演变情况的丰富资料。伯恩施坦于1902年在他的《DokumentedesSozialismus》[《社会主义文献》]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卢格的八封信对于阐明报纸的内部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这一报纸上发表的最重要论文现在巳收入《遗著》，第1卷，第171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5页以下）。再参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BriefwechselundNachlass》[《通信与遗著》]（海得尔堡，1874年）。
流寓巴黎《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德法年鉴》]。这唯一的一部包括头两期的双期合刊号是1844年3月在巴黎出版的。作为引言的通信，还有发表在那里的马克思的两篇论文和恩格斯的两篇论文现在被编入了《遗著》的第1卷，第360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07—418、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古•迈尔的《DerUntergangderunddesPariser<Vorwärts!>》[《<德法年鉴>和巴黎的<前进报>的消亡》]（载《GrünbergsArchiv》[《格律恩堡文库》]，第3卷）提供了有关该杂志的历史的档案材料；卢格：《AusfrühererZeit》[《回忆录》]（柏林，1886年）。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中属于自己的精神财产的那个东西，见于1852年3月5日他写给魏德迈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452页]。参阅梅林：《NeueBeiträgezurBiographievonMarxundEngels》[《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新资料》]（载《新时代》，第25卷，下卷，第163页）。再参阅普列汉诺夫：《ÜberdieAnfängederLehrevomKlassenkampf》[《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载《新时代》，第21卷，上卷，第275页；中译文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卷，第512—570页）和罗特施坦：《VerkünderdesKlassenkampfesvorMarx》[《马克思以前阶级斗争的宣告者》（载《新时代》，第26卷，上卷，第836页）。有一整份《前进报》现存维也纳市立图书馆；马克思在这一报纸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论文收入《遗著》，第2卷，第41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年轻的恩格斯可以说是被古•迈尔在他的文章《EinPseudonymvonFriedrichEngels》[《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笔名》]（载《格律恩堡文库》，第4卷）中重新发现的。恩格斯给他青年时的几个友人的信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信被迈尔发表在《NeueRundschau》[《新观察》]（1913年9月和10月号）上。我们希望迈尔准备详细论述恩格斯早期文学和政治活动的著作能够早日问世。恩格斯和马克思合著的《DieHeiligeFamilie》[《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3—268页），转载在《遗著》第2卷上并附有详细的注释。恩格斯：《DieLagederarbeitendenKlasseninEngland》[《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莱比锡，184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69—587页）。
亡命布鲁塞尔伯恩施坦在他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施蒂纳的论战著作的一些大的片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参阅《遗著》第2卷。魏特林：《GarantienderHarmonieundFreiheit》．MiteinerbiographischerEinleitungundAnmerkungenvonMehring[《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附梅林所著的传记性引言和注释]（柏林，1908年）。蒲鲁东：《Correspondance》[《通信集》]，第2卷，第198页。马克思：《DasElendderPhilosophie》[《哲学的贫困》]（斯图加特，188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71—198页）。在党的档案库中保存有几乎一整份的《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收入《遗著》第2卷。保存下来的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比较少的材料，现在编入马克思：《EnthüllungenüberdenKommunistenprozessinKöln》．MitEinleitungvonEngelsundDokumenten．VierterAbdruckmitEinleitungundAnmerkungenvonMehring[《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附恩格斯的引言和有关文件。第四版附梅林的引言和注释]（柏林，1914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57—536页）。贝尔特兰：《DiesocialdemokratischeBelgienvor1848》[《1848年前比利时的社会民主运动》]（载《新时代》，第23卷，下卷，第277页）。罗特施坦：《AusderVorgeschichtederInternationalen》[《国际前史》]（载《新时代》，增刊第17号）。威•沃尔弗：《GesammelteSchriften》，herausgegebenvonMehring[《威廉•沃尔弗全集》。梅林编]（柏林，1909年）。马克思：《LohnarbeitundKapital》．MitEinleitungvonEngels[《雇佣劳动与资本》。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1891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7—83页）。马克思恩格斯：《KommunistischerManifest》[《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61—504页）。经过作者之一重新审订过的最近一版是1890年在柏林出版的。
革命和反革命《NeueRheinischeZeitung》[《新莱茵报》]——它的许多社论载《遗著》第3卷。梅林：《FreiligrathundMarxinihremBriefwechsel》[《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的通信》]（载《新时代》，增刊第12号）。拉萨尔和马克思——参阅《遗著》第4卷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一58年版）第2、3卷。
流寓伦敦《RevuederNeuenRheinischenZeitung》[《新莱茵报评论》]。单行本的出版物有马克思：《DieKlassenkämpfeinFrankreich1848bis1850》．MitEinleitungvonEngels[《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189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95—218页)；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许多每月述评与书评，以及恩格斯的《Diedeutsche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127—235页；载《遗著》第3卷）。关于金克尔案件的详细说明最初见于以档案资料为依据的几篇文章中，这些文章都发表在1914年的《普鲁士年鉴》上。关于伦敦流亡者的生活，参阅梅林的《NeueBeiträge》[《新资料》]；这些资料是从马克思同魏德迈的通信中得来的。马克思：《DerachtzehnteBrumairedesLouisBonaparte》[《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斯图加特，1914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219—321页)。马克思：《Enthüllungen》[《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57—53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章里所阐述的资料基本上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取得的；在这里我们对个别细节的资料来源就略而不提了。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由于这一章已经付印，所以我未能为这一章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列一书：《GesammelteSchriften1852bis1862》，herausgegebenvonN．Rjasanoff[《马克思恩格斯1852—1862年间著作集》。梁赞诺夫编]（斯图加特，1917年）。这一著作的前两卷（到1855年）已经有一千页以上了；还有两卷没有出版。但是已经出版的两卷，作为传记资料来看，价值是不大的，以致我并不需重新审订或是补充我的本文。一般说来，只是加深了这祥一个印象，即为《New-YorkDailyTribtune》[《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马克思必须忍受的苦难的最轻的部分。德纳不是报纸的真正所有者，而只是它的真正所有者——格里利和麦克•埃克拉特——的代理人这样一个事实，还不能使我们有理由像编订者那样得出结论说，德纳对马克思的态度不管怎样还是正确的。马克思在同他的十年交往当中决没有料到，德纳不过是在患难之中对他表示同情的一位朋友。梁赞诺夫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卷的文章与短评具有十分不同的价值：它们的一部分，作为附带的但是内容丰富的作品，可以补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作品，而另一部分，特别是编入第2卷的那部分，则不过是“地地道道的报纸通讯”；把这些文章拿来重新发表，恐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不满意的。关于在这一章中所提到的乌尔卡尔特、哈尼、琼斯和其他人，参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古•迈尔：《ZweiunbekannteBriefevonMarxanLassalle》[《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两封人们所不知道的信》](1855年），载《FrankfurterZeitung》[《法兰克福报》]（1913年8月10日）。马克思：《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1859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3—177页）。
王朝的兴替恩格斯：《PoundRhein》；《Savoyen，NizzaundderRhein》，zweiAbhandlungen，herausgegebenvonBernstein[《波河与莱茵河》；《萨瓦、尼斯与莱茵》。伯恩施坦编的两篇论文]（斯图加特，191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247—299页，第633—680页）。拉萨尔：《DeritalienischeKriegunddieAufgabePreußens》[《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柏林，1892年）。福格特：《MeinProzessgegendie<AllgemeineZeitung>》[《我对＜总汇报＞的控告》]（日内瓦，1858年）。马克思：《HerrVogt》[《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马克思同拉萨尔、弗莱里格拉特、魏德迈的通信，特别是同恩格斯的通信。
国际的创始有关国际的较早的著作（戴斯杜、维列塔尔等人的著作）完全过时了；鲁道夫·迈耶尔的《EmanzipationskampfdesviertenStandes》[《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柏林，1874年），只要加以必要的注意，有时是可以利用的。耶克的《DieInternational》[《国际》]（莱比锡，1904年；俄译本，莫斯科，1926年第2版）是对这个伟大组织的历史进行科学论述的第一个尝试。耶克最初作为纪念国际成立四十周年的报告而写的这册小书，现在读起来还有用处。它只是在一个方面，诚然是重要的方面陈旧了，这就是它片面地尖锐指责一切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分子，特别是巴枯宁。耶克没有充分看透吴亭的阴谋和波克罕的捏造，而过分相信马克思有关巴枯宁的同盟的那本小册子。除去耶克的著作之外，还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六个年度的《先驱》（从1866年到1871年），仍然是有关国际历史的比较好的参考资料。关于施韦泽的所谓背叛，当然我在正文中没有再提一个字。关于这一点参阅施韦泽的《PolitischeAufsätzeundReden》，herausgegebenvonMehring[《政治论文与演说》。梅林编](1912年）。古•迈尔：《J.B.vonSchweitzerunddieSozialdemokratie》[《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耶拿，1909年）。
对施韦泽的为人和他的政策作了精彩描述的是亨•劳芬堡：《GeschichtederArbeiterbewegungimHamburg，AltonaundUmgegend》[《汉堡、阿尔托纳及其近郊的工人运动史》]（汉堡，1901年）。倍倍尔：《AusmeinemLeben》，2．Band1—137[《DiePeriodedesHerrnvonSchweitzer》）[《自传》，第2卷，第1—137页（《冯•施韦泽先生时期》）]（俄译本：《倍倍尔自传》，列宁格勒，1925年）。倍倍尔只是重复旧的，早已被驳倒的指责，却没有对反驳进行批判。关于1865年国际的伦敦会议，参阅麦•巴赫在《新时代》（第20卷，上卷，第549页）上的文章。《BriefevonKarlMarxanL.Kugelmann》[《卡尔•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载《新时代》，第20卷，下卷，第26页；中译本：《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资本论》论述学说史的《资本论》第4卷的全部保存下来的断片都被考茨基编为一部书出版：《TheorienüberdenMehrwert》[《剩余价值学说史》]（斯图加特，1905年；中译本：《利余价值学说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所有有关《资本论》的通俗解释的作品所以都过时了，只是因为这些作品仅限于论述《资本论》第1卷。第1卷的“大众版”是考茨基191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有关这一经典著作的大里文献，其特色与其说是它们的内容，毋宁说是它们的篇幅，而且不仅仅对于反对者才可以这样说。就知识的渊博，语言的华美，探讨问题时逻辑上的明确性和思考的独立性而论，就进一步发挥《资本论》的思想这一点而论，罗莎•卢森堡的《DieAkkumulationdesKapitals.EinBeitragzurökonomischenErklärungderImperialismus》[《资本积累论。关于从经济上解释帝国主义的问题》]（柏林，1913年；俄译本：《资本积累论》，第1—2卷，第5版，莫斯科，1934年）是最接近于这部典范著作的。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埃克施泰因、希法亭等人）将此书批评得体无完肤的那种手法，乃是马克思主义僧侣的拿手好戏。
国际的全盛时代本章和下一章的参考资料除去《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和报纸《先驱》之外，还应当注意到有关巴枯宁的文献：巴枯宁：《Oeuvres》[《著作集》]（第1—6卷，巴黎，1907—1913年）。詹姆斯·吉约姆：《L’Internationale.DocumentsetSouvenirs》[《国际。文件和回忆》]（巴黎，1905—1910年）。麦克斯·涅特劳：《BakuninunddieInternationaleinItalienbiszumHerbst1872》[《巴枯宁和1872年秋天以前意大利的国际》]（载《格律恩堡文库》，第2卷，第275页）；麦•涅特劳：《BakuninunddieInternationaleinSpanien1868—1873》[《巴枯宁和1868—1873年间西班牙的国际》]（载《格律恩堡文库》，第4卷，第243页）。麦·涅特劳：《BakuninunddierussischerevolutionäreBewegungvon1868—1873》[《巴枯宁和1868—1873年间的俄国革命运动》]（载《格律恩堡文库》，第5卷，第357页）。勃鲁普巴赫尔：《MarxundBakunin》[《马克思和巴枯宁》]（慕尼黑，1913年）。如果我着重强调了这批文献对于研究国际历史的必要性，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真正的智慧和真理。恰恰相反，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的作者完全合理地要求公正地对待巴枯宁，但是却没有要求同样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然而，不可听一面之词这句老话对于写历史也是适用的。斯切克洛夫的《MichaelBakunin》[《米哈伊尔·巴枯宁》]（斯图加特，1913年；俄译本：《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生平和事业》，莫斯科，1926年版）是一部好书。作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故去的巴枯宁采取公正的态度。《机密通知》全文刊载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里（载《新时代》，第20卷，下卷，第472页；载《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96页）。
国际的衰微马克思：《DerBürgerkrieginFrankreich》，mitEinleitungvonEngels[《法兰西内战》。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1891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52一525页》。这一著作包括国际关于战争和公社的三篇宣言。马克思在信中谈到的有关公社的意见，参阅《新时代》，第20卷，上卷，第708页。起义期间马克思同公社委员会委员所进行的通信的少数断片，收入《新时代》，第29卷，上卷，第734页。《MémoireprésentéparlaFédérationjurassienne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àtouteslesFédérationsdel’Internationale》[《国际工人协会犹拉联合会致国际各联合委员会的备忘录》]（桑维尔耶，1873年）。《Lesprétenduesscissionsdansl’Internationale.CirculaireprivéduConseilgénéral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所谓国际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机密通告》]（日内瓦，1872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7—55页）。麦·巴赫：《DieSpaltunginderenglischenInternationale》[《英国国际的分裂》]（载《新时代》，第21卷，下卷，第21页）。《EinKomplottgegendieInternationaleArbeiter-Assoziation》[《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不伦瑞克，1874年（所谓《Allianzbroschure》[《同盟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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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就考茨基和梁赞诺夫极力要扼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本书的企图讲几句话，看来是合适的。
尽管我关于拉萨尔所说的一些异端的言论引起了考茨基对我的公开警告，说我“反对马克思”，还说我“辜负”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但是我依然公开地坚持执行自己的写作传记的计划。不仅如此，我甚至敢于在杂志《新时代》上我所主编的《杂感栏》里（参阅《新时代》，第31卷，下卷，第985页）评沦勃鲁普巴赫尔关于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著作时不把这部书骂得狗血喷头。我指责这部书对马克思进行了某些攻击并有不公正之处，但我仍然说它是一部“有益的和值得赞扬的书”，因为它消除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巴枯宁所作的一系列不公正的指责；而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决没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我的评论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国际是在完成了自已的伟大历史使命之后死亡的，因此，它的死是一个无比光荣的死，而决非死于那些丧尽天良的蛊惑家的卑鄙阴谋之手。
我所讲的只限于这些，但是梁赞诺夫却针对着我的短短六页的文章发表了篇幅在十倍以上的一个小册子，而考茨基还乐于为这小册子提供《新时代》上面的篇幅（参阅梁赞诺夫：《SozialdemokratischeFlaggeundanarchistischeWare》[《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的商品》]，载《新时代》，第32卷，上卷，第5、7、8、9、10和13期）。当然，梁赞诺夫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我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甚至他为了歪曲我的话或是夸大由于我的疏忽而造成的一些不重要的毛病而想从我的文章中找到的两三个错误，也同我认为本质上是最重要的东西毫无关系。他的目的就在于把我说成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既无相应的知识，又无判断能力，甚至没有应有的善意来总括地论述马克思。经过他的描述，我可以说成了挂在集市摊子上的那些涂着朱红颜色的鬼脸，而那摊贩就站在这些鬼脸前面吆喝着：“瞧这怪玩意儿吧！”
梁赞诺夫当然是十分适于扮演这种摊贩的角色的。他是这样一种文体的能手，这种文体是他从他素所钦佩的波克罕那里学来的，而关于这种文体马克思曾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只要是他一拿起笔来，那就糟了！他既缺乏机智，又无风趣。而且他没有任何必要的知识修养。他很像是为了打扮自己的面孔而把各种颜色刺到面皮里去的野人。他总爱玩弄一套陈腔滥调。几乎他的每一句话都本能地戴上一顶小丑的尖帽。”但是梁赞诺夫却不仅仅是本能地这样做的。如果他能够按照自已的兴趣而摆出一副严峻的面孔的话，那么这个“严肃的研究者”（他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和自己一类的人物）就变成了一个拙劣的伪造者，为了在自己的小册子里面向我开几个卑劣的玩笑，他把波克罕1869年夏天在格维多•魏斯所出版的《Zukunft》[《未来报》]上发表的反对巴枯宁的一系列文章的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在这里梁赞诺夫引了我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我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未来报》的编辑部，而在同一个地方还指出我参加编辑部的时期是1870年1月。梁赞诺夫把这个日子满不在乎地抛到字纸篓里去，并且捏造出一个说法，好像我在1869年6月25日，而且正是在6月25日，在《未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一来，他就通过小小的隐瞒和小小的伪造给自己扫清了一块场地，然后就得意洋洋地嘲笑起所谓我在《未来报》编辑部所扮演的那个“小毛孩子”的角色，虽然，在1869年的夏天，我同该报编辑部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最疏远的关系。连资产阶级杂志对社会民主党的作家都耻于干出的这种蠢事，考茨基竟然毫不踌躇地在二十年来我极其热心为之撰稿的《新时代》上干出来。
但是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西塞罗对卡提利纳的指责吧!在头一页上他们就指责我，说我在评论勃鲁普巴赫尔的著作的文章里叫卖“最腐朽的商品”，并且引起了这样的危险，即“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把无政府主义者先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发出的那一切指责，如所谓诽谤狂、无耻的谎言、伪造、隐瞒蒙混、道德感的空前混乱等等，偷偷地运进党的文献”。如果在小册子的第一页上，这种危险还只是“迫近眉睫”的话，那么在第二页上，它已经开始出现，说我“对伟大的死者进行了用道德来粉饰、用伪善来掩盖的谩骂”。我的一条最严重的罪名是，我想搞掉现代工人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而把巴枯宁推出来代替他作为真正的救主，或者用梁赞诺夫本人的那种插科打诨的调子来说，我想把“马克思说成是克罗狄乌斯，把巴枯宁说成是哈姆雷特的父亲，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说成是王后，而把梅林说成是哈姆雷特，这个哈姆雷特想再一次劝说王后，要她把比较坏的一半抛除，而同另一半更加贞洁地继续生活下去”。跟着，梁赞诺夫就又从这悲剧的高潮陷入他更加熟悉的小丑胡闹的境地，并且指责我，说我盲目相信勃鲁普巴赫尔和吉约姆的“令人作呕的”胡说，而根据这两个人的说法，马克思的国际只是一件外衣，“这件外衣掩盖着一个由没有良心的和道德上迟纯的耶稣会教徒们组成的不信神的帮派”。
的确，梁赞诺夫也曾举出了两个减轻我的罪名的情况：第一是我的极大的无知，“对于对象只有表面的认识，而有关对象的文献，只要不是用德语发表的，就全然不知”。第二是我深感良心有愧，因为我诽谤巴枯宁比之诽谤吴亭和同他一伙的人还要厉害。梁赞诺夫也只有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才能给后面的这个说法找到根据。他闭口不谈我在他所引用的、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的一段话里为巴枯宁受到的这样一种指责辫护的事实，即他是出于纯个人的动机才反对马克思的。他还闭口不谈我是用巴枯宁的教养和生活的过程本身来解释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但是梁赞诺夫却加重点地引用了我后面这个本身是正确的说法，即在巴枯宁同马克思进行斗争时，巴枯宁的个人虚荣心和个人嫉妒心“起了某种作用”。现在，在有关巴枯宁的所有新材料出现之后，我乐于放弃这个说法。但是“机智的”梁赞诺夫却完全错误地认为，我是由于这些新材料才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而把巴枯宁抬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思想领袖的地位上去的。如果梁赞诺夫以为我当时的评语是对巴枯宁的诽谤当中最恶毒的诽谤，那么或者是他不了解自己所喜爱的波克罕和吴亭（但这样的事情对于像他这样的“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是难以设想的），或者是他的确精神失了常。
单是这本东西就足以证明，要我来写马克思的传记无异于要驴子弹六弦琴。事实是否如此，请读者看一下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再自己做出判断吧。这两章进一步详细论证了我在对勃鲁普巴赫尔的书的短评中所勾画的一个粗略的轮廓。被马克思主义僧侣看成是难以补偿的罪行的，首先是在执行每一个历史学家应尽的义务时，我在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争论中不仅听取了马克思派的证人的申述，而且听取了巴枯宁派的证人的申述；其次是，我按照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家的本分，把国际的历史不是看成是卑鄙无耻的阴谋家推翻毫无缺点的英雄的一出悲喜剧，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现象，而只有从伟大的历史联系上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兴起和灭亡。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僧侣们已经谈得够多了，因为考茨基本人通过他在1914年8月4日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以及他那臭名昭著的发现——国际“本质上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而“在战争时期则不是有效的工具”——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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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十年拉法格：《PersönlicheErinnerungenanKarlMarx》[《忆马克思》]（载《新时代》，第9卷，上卷，第10页；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86页）。马克思：《Programmbrief》[《关于纲领的信》]（载《新时代》，第9卷，上卷，第561页；参阅《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11—47页）。在倍倍尔的《自传》（第2卷，第318页）上可以看到恩格斯的一封同样的信。斯切克洛夫：《DiebakunistischeInternationalenachdemHaagerKongress》[《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派的国际》]（载《新时代》，增刊第18号）。马克思关于东方战争的意见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56页）和李卜克内西的《ZurorientalischenFrage》[《关于东方问题》]（莱比锡，1878年）一书的附录。关于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最初几年间的争论，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和倍倍尔的《自传》。马克思夫人的最后一封信，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51页）。关于马克思最后的生病、去世和安葬，参阅恩格斯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86页）和苏黎世的《Soz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周刊）](188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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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中使用美国武器（李福仁，1946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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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中使用美国武器
李福仁（1946年8月3日）杨大本事翻译先知在1917校对
〔说明〕本文刊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TheMilitant）刊物，1946年8月3日第10卷第31期。
原文链接：ChiangUsesAmericanArmsinWaronPeopleofChina
伴随着供应充足的美式武器和军需品，包括从沿海和内河的军舰和飞机，到步枪和机枪的弹药，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得以在中国的诸多战线上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对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致命打击。在发动军事行动的同时，伴随着的还有恐怖统治在城市里的肆无忌惮，剑指所有任何反对蒋介石血腥统治的势力。
有必要了解的是，新的军事行动和恐怖统治都不仅仅针对斯大林派，他们的目的是消灭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中，所代表的人民内部反对国民党专制的不安定因素。每一个象征不安定因素的人都处在危险之中。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企图将中国的新革命扼杀在萌芽之中的开端。
反对情绪的沸腾
对蒋介石统治的反对情绪的沸腾遍及全中国，在这十九年的国民党独裁专制中，刽子手蒋介石的统治从未像今天一样，变得如此羸弱，如此孤立，如此被广大民众普遍地痛恨。
一件事物，只有一件事物介于蒋介石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怒火之间——美帝国主义，它的军事力量驻留在中国以守住蒋介石的军事补给线和联络线，是它提供给蒋介石发动战争的工具。
在华北的两条战线上，八路军的农民士兵在山西、山东两省被蒋军势力击退。在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长江下游地区、江淮三角地带的战斗正激烈进行。蒋军势力正试图包围新四军的农民武装势力。
美国炸弹
据新闻报道称，接连几个小时，飞机集群从蒋政权的首都南京起飞，带着轰炸和低空扫射的任务去进攻斯大林主义者的阵线。美国制造的炸弹与弹药，同样也是从美国制造的飞机上投射下来轰炸中国的农民士兵。
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完全是为了挽救蒋介石卑鄙无耻的政权，使其免遭中国人民的革命的破坏，从而使得中国安全接受华尔街财阀的殖民剥削，并成为未来反苏战争的根据地。
美国军队在中国的存在，以及美国不断向蒋介石提供军火与物资，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上海发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美国停止干预行为。
孙中山的夫人，中华民国创始人的遗孀，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自由派反对者，她也发声说美国应当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战。
在7月22日，孙夫人于上海向美国人民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称：
“美国显然打算通过这个充斥着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欢迎这种援助的到来，因为这些东西很可能会被应用于内战的扩大化。
“你们的租借贷款、剩余财产，海军陆战队以及军事任务将把中国带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之中。因为中国人民将会为了终结法西斯在国内的力量而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所以我们向你们呼吁，阻止你们的政府去破坏我们实现和平与民主以及与你们保持有益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机会。”
反动政府的外交代表通常以说谎者而臭名昭著，但人们很难想象，没有任何比蒋介石的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钧博士，于7月24日在华盛顿为答复孙夫人所作出的更加虚假的声明了。
职业说谎家
在质疑她为中国人民说话的权利后（就好像他有这样的权利似的！），顾维钧说，他“不能理解”为何有人会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美国人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除日本士兵的武装并遣返他们”（《纽约时报》7月25日）。这位职业说谎家补充说，“中国人感谢美国的帮助”。
与此同时，作为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打击的补充，蒋介石在城市加强了恐怖统治，使人联想到他在1927年粉碎中国革命之后所进行的“清洗”。
五百名配备了汤米冲锋枪和机关枪（美国制造！）的政府警察，在7月22日的黎明时分包围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区和宿舍区，经过了一番彻底搜查，带走了两名涉嫌有反党活动的学生。中国的媒体不被允许报道这次突袭事件，但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已由联合新闻社通过电报发往了国外。
查封书籍
据新华社报道，其他数百名蒋介石的身着制服的暴徒对书店和杂志摊进行了突袭，抢夺去了他们的“危险”读物。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所有印有“民主”、“人民”和“解放”字样的书籍都被查封运走了。
在西南部的云南省省会昆明，两位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小资产阶级团体联合会）的著名教授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派枪手冷血杀害[1]。该组织的代表们从上海前往南京抗议内战的蔓延化，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打手们袭击与毒打[2]。
校者注：
[1]指李公朴和闻一多。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外出回家时，遭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从背后射击，因伤势过重，于次晨去世。四天之后，闻一多在出席为李公朴被暗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遭埋伏的国民党特务的长短枪齐射，当场死亡。
[2]指下关惨案。1946年6月上旬，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团赴南京和平请愿。6月23日，上海五万群众集会为和平请愿代表团送行，并举行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游行。当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与殴打，多名成员被殴伤，财物被抢走，是为“下关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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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粉碎了丘吉尔的联合政府（李福仁，1945年6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福仁
英国工人粉碎了丘吉尔的联合政府
李福仁（1945年6月2日）
施帕德翻译
〔说明〕本文刊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TheMilitant）刊物，1945年6月2日第9卷第22期。
原文链接：BritishWorkersBreakCoalitionwithChurchill
上周，英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的左派工人步调一致，粉碎了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与工党的联合政府。
当囊括了英伦三岛所有工党成员的工党年度会议几乎全票通过（仅有两张反对票），粉碎了五年前由组成工党高层的资本主义忠诚帮手引导工人们达成的阶级合作时，这一联盟就宣告瓦解了。
丘吉尔别无选择，只得向国王提交辞呈，并组建一个临时的保守党政府，该政府将一直执政到定于7月5日举行的大选。
在一年前的工党会议上，有一场支持立即解散联盟的普通民众的运动。但由于那时与德国的战争正在进行，工党的最高领袖——艾德礼、贝文、莫里森——便成功压制住了反对派，赢得了多数票，继续与工党的敌人——保守党维持政治联盟。
工人们的愤怒
然而，在这过去的一年，由煤矿工人和其他工人发起的大罢工，被那些所谓的“劳工领袖”带头镇压，以此造成了工人们反对联盟的情绪高涨。艾德礼和他的同僚们明显感受到了党内愤怒、反叛的情绪，于是乎，在今年的会议上，他们率先起来谴责了正是由他们自己建立的、以劳工为代价所维持的联盟。
他们这样做并非毫无顾忌。工党“领袖”们的政治资本早已因他们背信弃义的阶级合解政策而损害无几了。艾德礼与其同僚们担心，万一联合政府突然破裂，即意味着提前举行大选，这将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恢复他们枯萎不堪的威望以确保连任。他们把自己的议会席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他们试图将大选推迟到10月。
丘吉尔本人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他粗暴地拒绝了艾德礼提出的类似建议。他自然要将工党置处于不利地位。他希望通过把大选定在7月5日，从而使沉浸于战胜德国的民众情绪转化为对他自己及保守党的选票。
不过很可惜，像这样的策略是不会对大选结果产生太大影响的。因为在大选中，每个人或政党的阶级之间的界限会分得一清二楚。而当英国工人一闻到恶心的丘吉尔政府，便会感觉到臭气熏天，因为它在国内和国外的反动记录显然为众人所周知。有关“工党上台！”的呼声响彻整个英国，而且就算工党未能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它的力量也将大大增强，它甚至将可能成为下议院最大的政党。
激进的纲领
工党带着其有史以来最激进的纲领参加了竞选。它呼吁，除其他事项外，立即将煤矿、内陆运输，甚至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圣地——英格兰银行——国有化。
在鼓掌支持这一方案的同时，出席会议的普通代表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领袖”的不信任，代表们迫使他们公开承诺，不管之后的大选结果如何，他们都不得再寻求与保守党作联盟。可是，通过其他特殊的请求，这班引导劳工走向歧路的家伙又可能放开手去，再次同自由党缔结新的联盟，从而为其对英国工人的新一轮政治背叛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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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被逮捕——在香港的共产主义宣传（李福仁，1939年3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福仁
中国人被逮捕——在香港的共产主义宣传
李福仁（1939年3月16日）
杨大本事翻译先知在1917校对
原文链接：ChineseDetained:CommunistPropagandainHongkong
“在上周，有五名中国人在德辅道（DesVoeuxRoad）被警方逮捕，并且至今仍被扣留。”
“调查在这些人涉及宣传的指控下进行。能够知晓的是，这些宣传是共产主义和反日性质的，不是针对当地政府。”
“最近，《斗争》的复印刊，这个几年前被取缔的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又在这片殖民地的街道上出现了。它们被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免费分发着。这一期的最后一篇是列夫·托洛茨基的文章。”
在打字稿的下面还有这几行字：
“弗兰克·格拉斯说，尽管没办法进一步了解这次逮捕，但显而易见地，被捕的五人都是我们的同志。该杂志所称的‘斗争’，可能是在上海出版的《斗争报》，我们翻译为‘斗争’（DohTaung），但也有可能是香港同志出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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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者用“新路线”叛卖中国的斗争——上海的学生忘记了1925-1927年的教训，朝着帝国主义的队伍高呼“我们的英国朋友”（李福仁，1937年11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福仁
斯大林主义者用“新路线”叛卖中国的斗争
——上海的学生忘记了1925-1927年的教训，朝着帝国主义的队伍高呼“我们的英国朋友”
李福仁（1937年11月6日）
杨大本事翻译先知在1917校对
〔说明〕本文刊载于《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Appeal）刊物，1937年11月6日第1卷第13期。
原文链接：StalinistsBetrayChinaStruggleby“NewLine”:ShanghaiStudentsForgetTheLessonsOf1925-27,HailImperialistTroopsAs“OurBritishFriends”
二十年前，当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结束了资本家和地主在俄国的统治时，他们不是以在一个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先决条件，而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其出发点和支撑点。十月革命不仅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同时也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者——尤其是在中国——提供了一种模范的鼓舞。在那里，年轻的无产阶级在革命道路上奋力拼搏。
十月的传统在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但是，由于那些由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布哈林派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政策，革命演变成为悲剧性的灾难。现如今，同样的政策在中国再次得到复苏，不过，它们却蜕变成了比之更粗鲁、更残暴的形式。如果那些“共产党人”得逞了，那么就中国工农的利益而言，则将会完全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要求。
国民党得到了红军
中国共产党的残余部分，几乎就要变成资产阶级国民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中华苏维埃政府”被清算，“红军”事实上已经被解散，并交由南京政府统帅。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耻态度，放弃了被压迫农民的事业，充当起公开破坏罢工并反对工人的角色。[1]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不过，正如1927年中国革命被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所背叛和摧毁一样，斯大林的追随者利用十月革命的所有威望，把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捆绑在资产阶级的战车上，从而绞杀中国正新兴的革命的又一开端。斯大林在远东需要一个对抗日本的盟友，他希望中国与日本交战，从而使得日本无法进攻苏联。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莫斯科下令清算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也是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与莫斯科达成外交协议和“抵抗”日本所要求的代价。
英国代理人在中国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新路线已经结下了有毒的果实。上周，有三名英国士兵在上海被日军枪杀。在随后的葬礼中，据媒体报道，“数千名中国学生站在公墓墙的两旁，随后手持横幅在上海的街道上游行，横幅上写着：‘我们的英国朋友万岁！’”
人类的记忆是多么短暂啊！1925年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向示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造成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2]。几周后，英国军队在广州沙基向示威的学生开枪，造成五十二人死亡，一百一十七人受伤[3]。次年，英国海军炮轰长江的港口万县，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4]。1927年，英国军舰与美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舰队联合炮轰了南京[5]。但这些全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英帝国主义已摇身一变，从此提升而成了象征着“和平与爱”的大国。因此，现在驻扎在上海的英军，虽然他们唯一目的只是“保护英国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即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但是他们却被斯大林主义训练下的中国学生们，高声称颂道“我们的英国朋友”（！）
布尔什维克如何保卫中国
新的斯大林主义者—国民党同盟，非但不能促进和帮助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反而是对这场斗争的无耻叛卖。现如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几乎密不可分。任何阻碍和背叛阶级斗争的政策，都是会妨害民族斗争的。在不久以前，斯大林主义者自己就注意到这个事实了。因此，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声明：“党必须向群众说明，如果不推翻国民党的军国主义政权，如果不建立起苏维埃的政权，那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处境，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
过了很久后，在1933年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国代表王明宣称，“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成功的条件。”[6]
到了今天，同一个王明却宣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宣布，我们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我们将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
革命者当然必须要支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民族战争中的进步性并不是去给蒋介石政治支持的借口。任何类似的支持都是一种背叛。[7]
因此，斯大林派就成为了民族资产阶级妓女式的代理人，按照这一标准，它们也成为了从属帝国主义的一个妓女式的机构[8]。中国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地方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有责任将十月革命的标准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伟大传统从这些叛徒的手中夺回来，并带领着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众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大道。
校者注：
[1]在抗战时期，中共鼓吹劳资合作（仿佛中国老板会比日本老板更爱护工人！），对于工人胆敢罢工者（或即自身具有阶级斗争意识的），一律诬为收日元的托匪汉奸。温州针织工人由于老板们（“爱国”的中国老板们！）的挑衅而举行罢工，这场罢工由温州托派（即所谓“收了日本三百块大洋的托匪”）领导，而中共则不光彩地充当了国民党镇压罢工的帮凶。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工人先生们安心被剥削压迫吧！哪怕工作量成倍翻番！哪怕工钱下减食物愈少……！而以彭述之为首的所谓“托派”，在纸面上对帝国主义们、老板们宣战，一幅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模样，本质上还是企图利用工人（美其名曰“政治领导”）以壮大他那可怜的派别，从而“再造共和”（此“托派”非彼托派）。
[2]指五卅惨案。1925年5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伤工人十余人。5月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5月30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逮捕，拘押在南京路老间巡捕房内，上海学生和市民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群众多人。是为五卅惨案。
[3]指沙基惨案。1925年6月23日，广州的工人、市民及其他群众约十万余人，举行五卅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反英游行大示威。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遭到英国租界军警的齐射，同时英、法军舰也开炮向游行队伍轰击，造成示威群众惨重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共有五十余人死亡，一百七十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是为沙基惨案。
[4]指万县惨案。1926年8月30日，英国太古公司轮船由重庆驶抵万县，被当地军阀杨森扣留。9月4日，英国领事向杨森发出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将被扣轮船放行。9月5日，英国舰队强行劫夺被扣轮船，开枪打死杨部士兵，杨部予以回击。英舰遂开炮轰击万县长达三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三百余发，造成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五千余人，是为万县惨案。
[5]指南京“三·二四”惨案。1927年3月24日，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日、法、意等国的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江面的英、美舰队向南京进行猛烈炮击，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造成二千多人伤亡，毁坏房屋，是为南京“三·二四”惨案。
[6]原刊载于《共产国际》（中文）第一期第58页。英文版译为：“推翻国民党政权，是把抵抗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成功进行下去的一个条件”。王明的这篇文章共89页，多达六七万字演讲，可算是现如今在某国通行的“废话艺术”之典型代表。
作为斯大林、米夫之流的得传弟子，王明很好的为我们证明出“我曾预言过”与“我没有说过”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某选集》的多次大规模“整容”。上世纪40-50年代某人曾专门从苏联请来专家，检查、增加自己作品中的“马列主义”元素；于是乎，高呼委员长万岁的文字不见了，宣扬爱国资本家、善良地主的文字不见了……甚至就连“鲜花插牛粪”这一有损伟人形象的俗语亦通篇删去，剩下的只是充满着浓厚苏味的“马列主义”的“英明预言”，以供后世的愚人们磕头崇拜罢了）。
[7]延安系领导人彭真声称：托匪反对国民党的理由是“‘国民党本身已变成了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反动政党’，对于今天的整个国民党来说，这显然是一种狠毒的污蔑中伤和破坏。谁都知道，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今天国民政府及其领导的政权已开始走向民主化，自身亦在顽固分子的阻挠中日趋进步……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彭真《晋察冀边区汉奸托派的卖国罪状》，1937年11月7日）
当苏联大使面对蒋政府代表的请求，“贵使方面有关托派活动之消息，亦祈见告，随时注意予以取缔”。苏方大使表示，赞扬蒋政府肃托行为（让陈独秀闭嘴），但言语中带着一丝意犹未尽（应该“彻底”闭嘴），并教导蒋政府如何高效肃托，“须彻底对付他们……此种分子非严密侦察，不易发觉……应请委员长注意”。
[8]当时中共和托派曾有过一场“敌乎？友乎？”的论战（主要在温州），关于英美等国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的问题。中共主张目前的英美等国是善良的民主国家，是我们（苏联的！）的忠诚盟友；托派主张英美等国仍是帝国主义国家，世界大战仍是帝国主义大混战，但可以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接受英美等国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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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者用新的栽赃诬陷打击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揭穿《工人日报》所报道的谎言李福仁（193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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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talinistFrame-upHitsChineseTrotskyists
ChineseBolshevik-LeninistExposesLiesinDailyWorkerDispatch
斯大林主义者用新的栽赃诬陷打击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
——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揭穿《工人日报》所报道的谎言
李福仁（1937年10月）
杨大本事译先知在1917校
下面这一篇，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执行委员会成员李福仁同志从上海发送的关于《工人日报》的报告，其中对最新的栽赃诬陷“中国托派为日本特务”作了声明。自然而然，他对这种斯大林主义栽赃诬陷的体系所发表的声明是权威的，而这一体系现在正蔓延到整个中国。
※※※
据《工人日报》10月5日刊登的一份据称来自上海的电报报道，那双沾满了被其谋杀的苏联和西班牙革命者的鲜血、斯大林走狗—格伯乌的手，已经伸进了中国。
该报道声称，一场托派分子的阴谋已被揭穿，他们企图在广西省发动政变，从背后破坏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防御。警方逮捕了当地托派组织的全部成员，并声称该阴谋已扼杀在萌芽之中。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说，即就是托派组织被宣称为“主要由土匪和其他暗害分子组成”。
显而易见的诬陷从《工人日报》的整篇报道中可以看出，我们正在面临着格伯乌的另一个诬陷。我们被告知，托洛茨基派是由王公度领导的，“他在1929年席卷全国的反共恐怖时期，潜入了广西国民党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但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中并没有或曾经有过一个叫“王公度”的成员，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也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参加过广西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或其他的国民党机构。我在此陈述的这些事实，都是基于本人了解的该同盟成员及其活动的情况。
甚至有更决定性的事实，就是广西省根本就没有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并且是从来都没有过。斯大林主义者们（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代理人和破坏分子）将各种各样的人称之为“托派”的做法，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相当出名。如果“王（公度）”真的存在，那么国民党的检察官有了格伯乌特务的帮忙（因为斯大林派又跟国民党组成了“同盟”），无疑会使其“招供”，承认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涉嫌阴谋破坏中国对日防御。格伯乌的作案方式是如此之老套，以此很容易辨认出来的。
此外，这位被捏造出来的“王（公度）”，在1929至1937年的这段时间里，其实并没必要“混入”国民党的组织。因为，即使是斯大林主义者也会承认，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奉行亲日睦邻政策的。任何一个亲日阴谋家都可以轻松加入国民党的团体，在党内公开推行其亲日政策，而不必担心有任何恶果。
“领头羊报纸”
《工人日报》接二连三地显示出了它斯大林主义式的诬陷，或者说，是企图诬陷中国的革命者。“上海的领头羊报纸——《新清日报》呼吁铲除托派汉奸”。
“在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对付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时，”该报引用《新清日报》的话说，“这帮卑鄙无耻的中国托匪利用出兵前线的机会，在后方策划阴谋。这些托洛茨基匪帮是听从谁的命令行事，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为了我们国家之未来，以及为了抵抗侵略者，必须彻底消灭间谍和叛徒——托洛茨基匪帮”。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事实是，直到今年四月中旬，上海都还没有一家报纸叫做“新清日报”。如果这个报纸确实存在，那么它除了是一个新的中国式的人民阵线组织外，什么也不会是，这一阵线不过是一种斯大林主义—国民党式的联盟。上面引用的语言证实这个假设。没有任何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更不用说一家主要的资产阶级报纸团体，会使用这种斯大林式的固定语言去怒斥“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种语言可以确信无疑，是斯大林主义者或者斯氏所操控着的报纸的语言。
然而，《工人日报》的报道很可能预示着一场对上海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组织的诬陷阴谋。
正如在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一直奋战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一样，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也是一贯主张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晓的斗争。而且正如在西班牙，我们的同志正被格伯乌诬陷为“与佛朗哥密谋勾结”，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也被指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两个例子都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谎言，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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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铁蹄之下（李福仁，193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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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铁蹄之下
李福仁（1934年5月2日）
施帕德译
本文刊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TheMilitant）刊物，1934年6月2日第7卷第22期。
原文链接：UndertheIronHeelofChiangKaiShek
5月2日，上海（邮件）——冰冷的惯性已使得中国的劳工运动陷入了瘫痪。就在昨天，五一节在上海过去了，没有引起一丝波澜。《华北日报》简洁报导称：“警方采取了系列预备措施，以防反动分子可能造成的骚乱。在白天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即使是前几年温和的示威活动——即极少数的共产党人聚集在拥挤的街角处，喊些口号，四处散发些传单，警察一到便立刻消失——今年也都被放弃了。其他的工业城市也是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就是这样的至高无上、胜利而又不可动摇。
在去年，由于压迫的不断增长和对工人生计愈来愈严重的破坏性攻击，工人自卫斗争的浪潮也已减弱到几乎完全消失的地步。没有独立的工会，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工会；失去了好战的、具有阶级意识的领导力量；由于极端的赤贫和资金的匮乏，无力维持一个有效的罢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罢工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近来一连串的失败，又使得连局部的胜利也几乎没带来一丝光明以缓解这黯淡的局面。最近，美亚丝绸厂四千多名工人的罢工失败了，这是上海同类工厂中最大的一家。工人们为反对缩减10%的工资而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但最后却又无序地回厂复工了。
这场罢工有着近来中国整个罢工运动的一大特点，值得我们多加注意。美亚的工人们孤零零地罢工，他们的领导者事先没有同其他丝绸厂的工人协商，以争取得他们的支援。在整个行业里没有工会。事实上，绝大多数丝绸工人完全没有组织，尽管他们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中被剥削得最可怕的部分之一。他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而薪水却少得可怜，相比之下，美国一个C.W.A.的工人每周十五美元的收入就显得相当可观了。美亚的工人罢工还存有其他严重不利的条件：这是上海丝绸业在过去两三年所爆发的一系列罢工中的最后一场，其他部门的丝绸工人们早已相继倒下。因此，若是事先没有达成共识，美亚工人便不可能通过对罢工的同情来获得他们那些已失败的工人们的支援。
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亚的罢工本应当可以作为一场伟大运动的基石，从而组织起整个丝绸行业的工人，并为将来整个丝绸行业的斗争作准备。可惜这些并未实现。左派反对派的成员跟罢工领袖们有过些宝贵的接触，但他们没有提出必要的口号（左派反对派的），他们只是在罢工已走向下坡路，眼瞅着就要失败之时才想到它们。此外，尽管条件十分有利，他们没有将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同整个罢工斗争相联系。罢工被当局禁止了，罢工者被禁止进行集会或示威。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将在广大工人内部普及对民主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同我们召集国民会议的中心口号联系起来。
尽管遭到政府禁止，但罢工者仍发起了示威。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在工厂前示威，以赢得丝绸业工人们的支援，而是在国民党的一个机构——社会事务局（BureauOfSocialAffairs）门前举行那基本上徒劳无用的集会。该机构的职能就是通过欺骗、哄骗与恐吓来破坏打压罢工。
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中毫无影响力。甚至在私底下，他们也会承认那些“和蔼的领袖”及其亲信们——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等人——集会演说中展现的乐观材料是多么愚蠢。在美亚的丝绸工人们罢工时，他们没有发挥丝毫作用。他们给工人们的只是“加入红军”、“支持苏区”等无用的口号，在这种情形下，这只是对工人斗争的愚蠢嘲弄。
因此，1934年的五一节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悄无声息地过去了，除了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的国民党官方集会和纳粹升旗仪式外，当时，法西斯演讲家强调今年“五一”的意义是纪念“劳动的民族化乃今日德国生活之不可分割的因素”。在这些仪式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强烈的冲击下屈服了。在上海，生活照常进行。在苍白的晨曦之下，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入工厂。在池边和街道上，太阳在空中高照着，苦力们承受着非人的待遇，竭尽全力地搬运货物，任凭汗水浇灌着他们的足迹。
没有任何抗议的声音，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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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结构（图）（191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四、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结构（图）（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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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员人数统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三、会员人数统计：
表A会员数——底特律派与芝加哥派（1905—1917年）
会员总数
书记兼司库
巴尼特其他
会员证发放数全国产业工会数
地方分会数分会执照发放数
发放执照累计数解散分会数
解散分会积累数
12
34
56
78
910
11
190514,000
14,300-
9
190623,219
10,40060,000
9394
200466
113
281466
579
860185
185
19075,931
6,70028,000
392118
928
芝加哥
底特律芝底
芝底芝加哥
芝加哥芝底
芝底芝
底芝底
芝底
19085,397
-13,200-
-
322
1641102
63248
19093,719
-10,700-
--
10023
9011192
133
281
19104,617
-9,100-
9,1373,475
197
98
11514160
713528
5416335
16
19114,330
10,00012,800
3,500--
60,000115
105
10726150
18150226
696404
22
191218,387
20,00018,300
10,700-9,765
9,000210
3419032
16925853
2445746
191314,851
11,00014,300
5,00023,061
70,000-
223658
3923622
19288099
1755663
191411,356
-12,0002,000
14,310
23,840-
3150
128
22250
497814
200694125
468167
191515,000
5,000--
70,000-191,293
15,000300
15051
25296
191660,000
35,000
85,000300,0004
535
35033
191760,000
-200,000
6
表A说明
本表所列系1905-1917年间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及变动情况的有关数字。这些数字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大多只是近似。1、6、7、11各栏中的数字尤其不确、不全。例如，1914年7栏、9栏与11栏相比时，解散的分会数至少应该是1784，而不是表中的681。
表中的斜体数字分别由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书记兼总司库圣约翰和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书记兼司库李奇特所提供。
表B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与美国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总数的比较（1910年）
产业产业中的总人数
劳工组织会员数
人数
世界产业工会会员
工会会员总人数中
所占百分比全产业总人数中
所占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芝加哥底特律
芝加哥底特律芝加哥
底特律
矿业834,456254,799
31200...
0...0
...
服装工业60,829102,972
17...300
...0...
0
采石业85,9196,309
7
盐业、石油及天然气37,476...
...
化学工业73,585268
0
建材工业309,34163,416
21
食品工业299,17622,744
8100...
0...0
...
钢铁制造业1,746,387173,169
10100600
000
0
皮革工业293,03542,644
15
酿酒业73,47549,665
68
伐木与家具业597,17463,934
111,300200
200
0
金属工业（钢铁除外）320,04115,013
5
造纸业101,7972,683
3
印刷业249,45685,479
34
纺织业800,25129,862
44,300300
1411
0
其他：纽扣工厂12,87932
0
刷子厂12,922897
7
木炭厂23,294500
2
雪茄及烟叶厂170,90446,742
27100200
000
0
电力厂252,88336,092
14
煤气厂22,783605
3
制炼油脂及松节油22,551
橡皮厂45,86450
0
麦杆厂6,458684
11
其他非待定产业323,534
运输业2,862,260494,662
171,000...
0...0
手工业713,6594,346
1
建筑业2,444,395396,674
16150400
000
0
固定式发动机机工215,0539,990
5
固定式发动机司炉84,6858,100
10
商业3,411,67717,676
1
公用事业（未列入其它类的）441,18011,843
3
专门职业1,628,97077,976
5
家庭服务3,691,49365,579
2150...
0...0
农、林、牧业12,640,7342,262
0
公私房产管理工人980,012
职员1,696,06128,853
2
芒世界产业工会混合工会
1,4371,475
总数38,134,712
2,116,5006
9,0373,475
00
00
表C1897——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和选定的某几个组织与产业团体的会员人数①
（单位：100）
工会与产业群体的名称9798
990001.
02.03.04.
05.06.07.
08.09.10.
11.12.13.
采矿与采石（8个组织）
西部矿工联合会80100
120140177
196283241
263286442
305353371
502492493
全国矿工联合会97329
6181,1551,980
1,7532,4742,510
2,6502,3072,607
2,5202,6522,314
2,5632,8933,777
本群中总人数209442
7491,3072,171
1,9642,7952,789
2,9622,6533,120
2,8973,0712,749
3,1073,4294,315
金属制造工人工会......
...1021
438796
（1）
纺织群（9个组织）
纺织工人工会2725
223427
106150105
100100114
129100100
100109162
本群中总人数8185
698070
147195151
145147161
176148214
217230295
伐木与木工群体（8个组织）55117
159256318
341479516
419359270
198190280
290255251
画包工人工会2021
314564
102154162
120106110
105107127
138146151
酿酒工人工会100100
107183235
291300305
340360400
425452454
533625650
餐馆与酒馆群体（6个组织）6492
121280408
5751,4441,338
949895916
949581594
631686913
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
14310467
13210791
138183143
世界产业工会（底特律）
3510750
总数4,4454,9719,0418,65411,23613,74319,12920,72619,45019,06320,77620,90420,03121,38023,36524,40827,010
①从1905年起加入世界产业工会
表D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人数与美国所有工会的会员人数
（1905——1917年）
美国所有劳工组织的会员人数
芝加哥底特律
（圣约翰）（巴尼特）
（巴尼特）
19051,945,000
23,21914,300
19061,906,300
...10,400
19072,077,600
5,9316,700
19082,090,400
5,39713,200
19092,003,100
3,71910,700
19102,138,000
4,6179,1003,475
19112,336,500
4,33013,8003,500
19122,440,800
18,38718,30010,700
19132,701,000
14,85114,3005,000
19142,674,400
11,30512,0002,000
1915...15,000
...2,000
1916...60,000
191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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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产业工会会章前言：芝加哥版与底特律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二、世界产业工会会章前言：芝加哥版与底特律版
甲、芝加哥版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只要千百万工人群众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而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养尊处优，尽情享受，就不可能有和平：〔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所有劳动者在产业及政治战线上团结起来，通过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掌握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一切。〕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全世界的工人组成为一个阶级，掌握土地与机器，并废除工资制度。①
①括号内的文字为前言原文中被删去的部分，新增加的部分用另一种字体表示，下同。
我们发现，产业的管理权集中在愈来愈少的少数人的手中，使行业工会难以对付雇主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行业工会养成在工资斗争时容许一部分工人反对同行业中另一部分工人的风气，结果是互相拆台。而且，行业工会协助雇主把工人引入歧途，使他们相信工人与雇主有共同的利益。
要改变这种情况，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当某一部门举行罢工或资本家以关厂威胁时，该组织在某一产业或所有产业中的成员，必要时都可停止工作，这样，对一人的损害才会成为对全体的损害。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废除工资制度”，来取代保守的箴言“拿一天好工资，就干好一天的活。”消灭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产业大军必须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要与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而且是为了要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管理生产。当我们按照产业组织起来，我们也就是在旧社会的外壳内建立了新社会的结构。〔因此，我们工人阶级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因此，既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期待任何政党的支持，我们工人阶级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深知这一组织对我们的解放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乙、底特律版①
①括号内的文字为前言中被删去的部分，新增加的部分用另一种字体表示。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只要千百万工人群众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而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养尊处优，尽情享受，就不可能有和平。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劳动者在产业和政治战线上团结一致，通过一个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掌握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一切。〕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劳动者在以工人阶级利益为目的的、确定无疑的革命政党的旗帜下，在政治战线上团结起来，并在统一的大产业工会的旗帜下，在产业战线上团结起来，掌握一切生产与分配的手段，并为一切财富创造者的利益进行管理。
财富的迅速积累及产业管理权的迅速集中在愈来愈少的少数人手中，使得行业工会不能对付雇主阶级日益增强的力量。因为行业工会养成容许一部分工人反对同行业中另一部分工人的风气，从而在工资斗争中导致互相拆台。行业工会协助雇主阶级把工人引入歧途，使他们相信工人阶级与雇主有共同的利益。
上述情况必须改变，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维护，当资产阶级还在统治时，必须为工人争取可能得到的改善。这一切只有坚决以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为目的的组织才能办到。而且，这一组织还必须是：当某一部门举行罢工或资本家以关厂相威胁时，该组织在某一产业或所有产业中的成员，必要时都可停止工作，这样，对一人的损害，就会成为对全体的损害。
〔因此，既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期待任何政党的支持，我们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因此，我们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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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最近的趋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十四章最近的趋向
1909年以来，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相互敌视的状态从未缓和。在亚利桑那、内华达和蒙大拿的矿区，这种仇视状态尤为尖锐。在亚利桑那州杰罗姆，一位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成员写给该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的信，表达了亚利桑那——蒙大拿地区西部矿联方面的情绪。信中说：
我们很遗憾，不能派一位代表去丹佛，我们这里正与世界产业工会那伙人作殊死斗争。他们从各地来到这里，已经搞了一些卑鄙的勾当，拉拢我们的人脱离西部矿工联合会……，看来，世界产业工会方面正采取一致行动，插手西部矿联工作有成绩的那些地方，破坏我们的组织。
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就总体而言，已转向保守，而世界产业工会却愈趋革命，这两个组织之间的摩擦，自然也不断加剧。1910年6月，西部矿联经过投票决定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1911年5月，这一联盟终于结成。世界产业工会宣称：“矿主们使用武力未能做到的一切，已通过民间联合会的方法来完成。这一进程无疑还将继续，一直到西部矿工联合会也像矿工联合会之于煤业大亨一样，成为有色金属矿主们脚下任意拨弄的足球。”1912年，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其二十届年会上，不仅脱离了世界产业工会，与劳联结盟，而且背弃了抵制协议的传统，接受了和厂主订立合同的政策。
西部矿联会章（1910年版）第四节第五款规定：“西部矿工联合会所属分会或工会不得与雇主订立口头或书面协议，无论期限长短。”1912年这一条款被删去。当年刊印的修改过的会章是这样表述该会（现称采矿、碾磨及冶炼工人国际工会）的新政策的：“经执行局批准，一个或几个分会可以与厂方订立一定期限的工资协议……”
两个组织之间的冲突在比尤特（蒙大拿州）矿区最为尖锐。1913年6月，比尤特矿工第一分会会厅发生爆炸事件，这一冲突因此激化，达到戏剧性的高潮。作者不十分了解事实真相，无法详述事件的经过，或就世界产业工会成员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此负责提出看法。世界产业工会的支持者和西部矿工联合会所属分会——比尤特矿区第一分会——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导致这场爆炸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惟一的原因。当地工会组织在不断分化中形成了两个派别——“红派”与“黄派”。“红派”主要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及其支持者。“黄派”居于多数派的地位，其成员系当地工会负责人及其追随者。“红派”的说法是：分会开会时，会议主持人在开会前故意在会场里布满“反动分子”，使得“红派”即使有苦也无处诉。接着会场被炸。分会当局谴责世界产业工会，并指出这种行径可以料想是信奉“少数斗士采取直接行动”的那伙人所为。《矿工杂志》宣称，世界产业工会成员组成的“红派”炸毁了会厅。西部矿工联合会最后一次（1916年）大会上，莫耶尔主席说比尤特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世界产业工会的鼓吹者在比尤特矿工头脑中所散播的毒素。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十一届大会（1914年于丹佛）进行了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比尤特爆炸事件和世界产业工会在该事件中被指控的共谋行为。一位代表叙述了据称是爆炸前不久在工会会厅前发生的事情：
暴徒中的三个人……在门前……拿出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证，要求进入会场。被拒绝后，其中一人把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证放在行人道上，蹲下来，用手拍着会员证说：“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叫你们这些家伙把这种会员证吃下去。”
比尤特市市长，社会党人邓肯宣称世界产业工会与爆炸事件无关。在1919年6月29日写给《劳工联合新闻》（丹佛）的信中，他肯定说：
把星期二骚乱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世界产业工会是与事实不符的。你们报导中说有六百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到处制造事端，他们是6月13日事件的肇事者，这种说法是虚构的。……反对矿工〔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负责人的，大多数是比尤特的矿工，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与世界产业工会在此间的宣传同盟有关，或者只是对该组织抱同情态度而已。本市没有世界产业工会的任何经济组织。把此间一切骚乱的领导人都说成与世界产业工会有关系，是没有根据的……。
但爆炸事件发生后不到一星期，《纽约时报》就报导说：
在今天一次集会上，制定了组织独立矿工工会的方案……五千名矿工参加了集会……退出现有工会的工人有一个二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多数已知与世界产业工会有关……。
这次集会显然没有产生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因1914年时，比尤特还没有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现在那里却是有一个该组织很活跃的分会。
即使没有比尤特事件，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也已普遍认为世界产业工会蓄意分裂破坏他们的组织。莫耶尔主席认为世界产业工会企图以卑鄙的手段控制或分裂西部矿工联合会。他宣称：“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内部和外部曾酝酿过一项阴谋……要控制这个组织，使之重新加入世界产业工会。而且那帮叫喊直接行动和怠工的人，还利用他们的刊物为实现这一阴谋撑腰打气。”《矿工杂志》编辑奥尼尔1907年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他抱怨说：
自西部矿工联合会通过会员复决，与“国际无业游民”的那伙头目——一帮毫不足道的狂热分子——断绝关系以来，它的负责人就遭到世界产业工会中所有无耻之徒的猛烈攻击……。现在已是美国劳工和社会主义报纸把专门行凶闹事的这伙恶棍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他们制造混乱，然后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到处敛钱来豢养那些出卖灵魂的寄生虫，好让他们用“工贼”、“骗子”这样的字眼来攻击每一个不愿接受他们那套无比疯狂、即使是冥王哈底斯治下的地狱深处也会因之蒙羞的“游民主义”的劳工团体。
奥尼尔说，世界产业工会的每一派都自称是“真正的工会主义，注定要推翻帝国，粉碎王朝，把经济奴役置于死地……。”
在《矿工杂志》另一篇社论中，他说美国劳联
坚决反对他们的策略与方法……。产业工会主义是不能通过设立施粥所和进行声势浩大的言论自由斗争或者侮辱国旗来实现的。……使用暴力既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也不能教育他们。暴力不过是无知者的武器。正因为无知，所以看不到人类有压迫的原因，也看不到把工资奴隶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道路。
煤矿工人工会和世界产业工会之间的纠纷较少，因为这个工会一向不如西部矿工联合会那样激进，世界产业工会对它进行的渗透活动，也从未能取得有效的成果。煤矿工人工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海斯在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煤矿工人对世界产业工会所知甚少。事实上，我们不让他们宣传他们的信条；至少，不让我们的人接受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宗旨不是建设性的，都是破坏性的。”
煤矿工人工会大概是世界上最务实、而且肯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工会之一。他们与资方进行的定期谈判与协议，表明了他们精明而且讲究实际的作风。在世界产业工会看来，协议——特别是一切定期的协议——本身就是罪恶。因而，主要是这些劳资协议导致T世界上最小而又最激进与最大而又最保守的这两个产业工会之间的摩擦。《矿工杂志》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务实的工会与资方达成圆满协议，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员就会立即跑来制造争端。”在煤矿工人工会1906年大会上，约翰·米切尔主席说：“‘瓦布利’为攻击煤矿工人工会寻找根据，说我们和资方订立行业协议，束缚了会员的手脚，以致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无法召集罢工。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罢工，资方也同样有权力在生意不好的时候把我们关在厂大门以外……。”
业界产业工会与煤矿工人工会的最近一次冲突，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产地斯克兰敦。据一位保守的作者说，1916年4月，在完全违背煤矿工人工会意旨的情况下
世界产业工会的负责人决定封闭斯克兰顿附近的几个煤矿。方法……是早上四点到七点钟在煤矿周围布置纠察，劝工人不要上工，如劝说无效，就强行赶走。
前不久（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之一德布斯，再次提出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产业工会。他建议首先促成这两大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与矿工工人工会——的联合，组成新工会的领导与核心力量。他说：
现在来谈世界产业工会已无意义。芝加哥派显然是在搞无政府主义，那就由它去吧！让所有那些反对政治行动、主张怠工及无政府主义纲领的人去加入那一派吧！底特律派，由于一些无须在此讨论的原因，永远不会超出目前的水平。必须以矿工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站在运动的前列，成为产业组织的核心。
他又说：“团结起来的矿工和重新组建的世界产业工会，将把有产业主义倾向的行业工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内外结合把反动的行会组织〔劳工联合会〕改造成革命的产业组织。”在同一篇文章里，德布斯主张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重新联合。沃林评论德布斯联合两个矿工工会的建议时，认为这样的结果“即使眼前不大可能，肯定是可能实现的。”
1914年9月21日，世界产业工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大会不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期不足一星期，与会代表不超过二十五人。笔者参加了9月22日、23日、24日的会议。据笔者统计，22日到会代表只有十人，列席旁听的大约也是十人。次日上午到会代表十六人，27日十七人。关于会议经过，没有速记材料——实际上没有印发过任何形式的完整报告。《团结》的一则简讯说：“与会者都是工人群众的典型代表，鄙视空谈理论，讲求实际行动。”
23日大会上曾有一项提案，要求减少上缴总部的会费；另一项提案要求表决时，无论代表的工会规模大小，均定为每人一票。这两项提案均未通过。后一提案当然得到好斗的少数派的支持；他们认为多数派拖拉成性——总是坐失时机一一所以也总是失算。他们还坚持新的有成效的主张都出自少数派，所以应根据革命性（他们自称是有的），而不是所代表的人数来确定代表权。他们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无论组织内外，他们要使多数派接受他们的激进主张时，总是遇到许多困难。此外，法国工团主义者成功的范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有所影响。在法国总工会中，那些小工会内“好斗的少数派”享有和该组织的大工会一样多的代表权和投票权。因此，法国总工会内构成“极左派”的小集团，比这国家的类似团体有着更大的影响。
前一个冬天，失业情况特别严重。据报告说，召开这届大会时，世界产业工会的多数成员都处于失业状态。《团结》说：“……对于上届会议出席代表不多的问题，世界产业工会毋须辩解……我们大多数成员都已失业，在西海岸地区，能负担一位代表在芝加哥只开四天会的分会，也寥寥无几。”
根据世界产业工会刊物《团结》的报导，此届大会议定：
失业者在市政厅、国会大厦等地示威，徒有声势，而无实益，应加以劝阻。代表们都同意海伍德的意见：有丰富的食品与衣服的地方是失业工人应该去示威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可以自助。
同时，代表们决定采取具体措施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据芝加哥报纸报导，海伍德曾说：“在失业威胁下的数百万财富创造者，除组成一支战斗的队伍外，别无出路。仓库里堆满着食品，何不走进去拿。机器闲着，何不开动起来为你们生产。房子空着，何不搬进去住。”①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9月24日），未经讨论就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所有宣讲员应向工人宣传“减速”和使用怠工以影响生产的必要性。决议还提出就此印发传单，加以阐述。《每日新闻》还引用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执行局成员利特尔的原话。利特尔说：“我所到之处，就要鼓动工人破坏机器。老板最终会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机器坏了，工人干不出活来。”
①见1914年9月22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同一篇报导说，与会代表为五十人，比“瓦布利”自己说的多了一倍。
在同一次会议上，还提议就建立收获季节雇工组织召开会议。此后，收获季节雇工和其他农业工人愈益受到该组织的重视。会议还就地方分会的日常行政，特别是簿记制度或簿记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未作出明确决定。但是代表的发言表明，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财务报表与会员记录不能以未来派或印象派的方法来登记管理，而这种方法在街头演讲时却有很大效果。他们也认识到应挑选可信赖的人充任分会的书记兼司库，并应制定由分会书记负责的统一的财务制度。新闻界对于世界产业工会负责人侵吞公款的关注超过了对银行界的同类事件的关注，它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大张旗鼓地予以披露。虽然如此，世界产业工会还是有些负责人，如同一些银行的高级职员一样，玷辱了给予他们的信任。《奥马哈蜜蜂报》（1906年12月24日）一条消息说“当地世界产业工会分会的书记兼司库不知去向已有四天。用以资助明尼苏达州德卢思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二百五十美元亦无下落。”此外，圣约翰还谈过“〔世界产业工会全国森林和伐木产业工人工会〕的总书记，六、七个月以前携带全部公款潜逃。该组织现在得重起炉灶……。”
这次会议是在欧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召开的。与会代表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其部分内容如下：
……工人阶级的无知是战争能继续下去的原因……。〔德国〕社会民主党培养了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产业主义运动将打破一切藩篱，把所有国家中的产业工人都联合起来……。我们，作为产业大军的成员，只为产业工人的自由而战，决不为其它任何目的而战。
第九届大会上只通过两项重要的会章修正案。其一系进一步完善复决制，这标志着“基本群众”中分权主义鼓吹者的胜利。前三款内容如下：
（1）任何在总部取得正式会籍的分会，可随时向总部提出动议，请求复决，并提出请求复决的理由与观点。
（2）总部收到请求复决的动议后，应附上同意或反对意见，在三十天内连同原动议印发各分会、全国产业工会及各产业部，征求它们的意见。
（3）提请复决的动议必须至少有分属于三种不同产业的十个分会的附议，方可付诸执行。
另一修正案用比以前更为具体的措词表明了该组织在劳资合同问题上的态度。新的修正案不像原来那样反对一切协议，而是具体规定哪些合同应该避免。这就意味着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签订合同。经过修正的第三款，全文如下：
世界产业工会总部、产业部或全国产业工会所属分会与资方个人或公司订立的合同，不得载有对会员有约束力的下列协议：
1.规定合同有效期限的协议。
2.规定会员提出工时、工资及劳动条件等方面的要求前，必须通知资方的协议。
3.规定会员只能为属于某企业主协会的企业主工作的协议。
4.规定所在企业产品售价的协议。
这两年中，前所未有的实际活动，自然导致会员人数的增长。1912年的增长幅度大于1913年。1913年的增长幅度又呈下降趋势。1912年劳伦斯罢工后，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人数达到高峰。当时该组织声称有会员一万八千人。
对该组织来说，如果不把1905年时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人数计算在内，这一数字是空前绝后的。这两年中，分会数目也有增长。至1913年8月13日为止的两年中，新建分会二百三十六个。同期，解散的分会为一百个。新建分会大多分布在伐木、纺织、金属·机械各产业中。有三十个是“混合”工会。
下表列出所有新建和解散的分会数字，显示各产业中分会数字的增减。
表四至1913年8月31日止，两年中各产业新建和解散的分会数
（根据大会报告）
产业新建解散
产业新建解散
农业12营造（综合）
42
娱乐1…谷物加工
…1
汽车11百货公司
11
面包烘制41家庭服务
11
铸铜1…电业
11
啤酒酿造与酿酒11渔业
…1
砖瓦陶器12家具
2…
营造132玻璃
11
建筑工人12旅馆、饭店
23
纽扣22杂工
23
店员、屠宰工人、送货工人21皮革
22
糖果与水果21发电厂
1…
汽车…1伐木
41…
煤矿工人32海运
3…
火柴1…铁路建筑
54
金属加工、机械1310铁路雇员
55
混合分会3019芦苇、柳条、藤条
41
音乐与戏剧1…橡胶
33
油布…1造船
1…
石油工人31钢铁
5…
食品加工厂13有轨电车
2…
造纸厂1制糖
22
钢琴、乐器4…纺织
32…
装修1…烟草
63
陶器制造11运输
12
印刷厂11钟表
…1
宣传团12木材
3…
公用事业102
236100
1913年及1914年会员人数大量减少，尔后又略有回升。据保守的估计，1913年为一万五千人，1914年为一万一千人，1915年为一万五千人。关于1916年的会员人数，笔者未能得到可靠的数字。《团结》上关于第十届大会（1916年10月）的报导中也未发现任何线索。《人民周报》（1916年12月9日第一版）的一则报导说，与会代表声称代表着三万五千至四万会员。至于1912年，霍克西教授说该组织缴纳会费的平均会员人数为一万四千三百人。此外，“地方及全国性产业组织还另有缴纳会费的会员二万五千人，这些人是不按人头向总部缴纳会费的。”他认为1913年时该组织拥有“表面上不缴纳会费的会员五至六万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过去五年中先后有十万或更多的人持有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证。”附录四中的数字显示在过去十年中有十九万一千多人曾先后加入过世界产业工会。这张表也表明世界产业工会对会员人数的估计往往过分夸大。1913年该组织非正式统计的会员人数达数十万，便是一个例子。据报道，当时霍克西走进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圣约翰的办公室时说：“注意!圣约翰，我发现了你的底细，你只有一万四千三百名会员。”圣约翰回答说：“霍克西，你撒谎。我们有一万四千三百一十名会员。”利文的估计（无疑是根据世界产业工会总部提供的数字）显然过高。根据他的估计，1913年的会员人数为七万人，其分布为：纺织业四万；林业一万五千；铁路建设一万；金属加工与机械制造一千；其他四千。1913年12月，霍克西教授在美国经济协会作报告时，令人瞩目地指出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相比时，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人数微不足道。他说，1913年世界产业工会缴纳会费的会员人数
（1）少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总人数的百分之一；
（2）少于1912年社会党选民的六分之一；
（3）少于美国劳联任何一个产业工会会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
（4）少于全国有组织的劳工总数的千分之六；
（5）少于全国工人总人数的二千分之一。
1914和1915年，世界产业工会处于劣势；1916年，它又显著地活跃起来。圣约翰说，那两年中在林业、铁路建设、建筑、食品加工、娱乐、公共服务等产业中，会员人数显著减少。惟一的例外是全国海运工人产业工会。该组织从1913年4月加入世界产业工会以来，不断有所发展。圣约翰对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说，会员减少是由于工业生产的不景气。他说：“去年西海岸从南到北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会员失业，未缴纳会费。”阿伯特认为1914——1915年世界产业工会处于低潮，可能是由于革命性活动而产生的情绪上的过分紧张。他说：
世界产业工会目前力量减弱的原因中，甚至包含着某种病理上的因素。它过分强调了破坏性的一面——怠工、暴力。暴力行为带来猛烈的情绪波动。暴力行为有一种强烈的反动作用。暴力不应拿来当作一种手段。今天的欧洲已将暴力神化。世界产业工会过分地以此为荣。
1915年后半年及1916年，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又开始复苏。此时，农业工人组织（A.W.O.）是最富于活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915年4月）在农业工人及收获季节雇工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产业工会主义，并把尚未参加工会的组织起来。在第十届大会上农业工人组织扮演了主要角色，有七名代表，各有三十六票表决权：①农业工人组织的总部设在明尼阿波利斯，在中西部和西北部力量最大。下文摘自一家日报的一篇报导，从中可知世界产业工会的农业工人组织引起何种骚动。此文的准确性尚有疑问，但可供参考。
①总书记海伍德在报告中说，当时农业工人组织登记的会员数为一万八千人。
主要谷物产区的州、市官员拟于近期内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对付世界产业工会。今年，这些游动的乞丐成千上万地麋集于中西部，把那里的农村变成恐怖之乡，他们还恫吓尚未加入他们组织的人……。
数以千计的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组织者喊着“一天六美元，否则不干活”的口号，散布在西北部的农业区，企图把收获季节短工以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迫使农场主接受他们的要求……。
他们成群结队地占据列车，凡不能出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证的，均赶下火车，在多数此类事件中，甚至乘务人员也被赶走……。他们常常是三、五百人结伙而行……。
规模很大的营地建立了，不仅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建立的，而且也有不是该组织的会员建立的。他们群居在这些“露营地”，自己烧饭，经常从附近农庄偷窃东西，洗衣服，洗澡，并不时纵酒狂欢。他们还在他们的“露营地”立起“非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不得入内”的牌子。没有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证的人，如果闯入其中，就难免遭到殴打……今年，他们的人数比往年更多……。
一切控制这种局面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有人建议各州仿效著名的加拿大西北部骑警队，建立骑警部队，摧毁他们的“露营地”，阻止他们群集在一起，以及其它方法来对付他们。他们似乎只承认武力，不把地方司法官员和警察放在眼里。
1916年言论自由斗争与罢工活动再度兴起。其中最重要的是导致12月6日悲剧的埃弗雷特的言论自由斗争和春、夏间发生的梅萨巴地区矿工的罢工。本书的篇幅不允许详述这两次极为重要的工人斗争。的确，这在目前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两次斗争情况尚不完全清楚。
许多迹象表明，世界产业工会在几个月内可能分裂。农业工人组织日益壮大，自然有自成一个独立的大工会的要求，而西海岸各分会仅能派出一个代表参加第十届大会。这一切说明世界产业工会内部分歧的深化，可能把该组织分成东西两派。巴布森先生在最近一份有关劳工的秘密报告中提出权力转移的另一可能的途径。他说：“一个颇具规模的劳工组织……已经行动起来，要脱离劳工联合会，组成产业工会……。为此目的，已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芝加哥召开会议。世界产业工会企图控制这次大会，并可能成功。”
《人民周刊》的一位记者说，世界产业工会第十届大会上某代表宣称该组织很可能分裂，并称如果出现分裂，起主要作用的将是农业工人组织。这位记者还说：
农业工人组织……有会员一万八千至二万人。这似乎很不少了，但昨晚一位刚从乡村来的人告诉我说，乘闷罐车往来于西部的工人，往往因没有世界产业工会的红色证，被推下车，或遭殴打……。他说，世界产业工会的人，八、九个一伙，带着手枪，登上驶离城镇的火车，殴打每一个不能出示该组织红色证的人。
1915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第十届大会是于1916年11月下旬召开的。《团结》上刊载了有关此次大会的全面的报道。共有二十五名代表参加，包括总执行局三名成员与总书记。代表几乎全都来自东部和中西部，来自西海岸的只有一名。《团结》主编评论此次大会对会章的讨论时说：“第十届大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标志着‘街头演说家’已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他说：“会议的气氛是建设性的，而不是一味的争吵。代表们一致要求在会章及其它方面作出更改，以期进一步提高组织工作的效率。”他赞许地引用一位代表的话说：“世界产业工会已脱离了纯粹宣传的阶段，进入了建设阶段。”
世界产业工会最近的正式报告说，该组织现在（1917年1月1日）“有六个产业工会：海运工人工会、金属和机械工人工会、农业工人工会、铁矿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在其它产业中拥有五十个分部和二百个工会，另有一百个直属总部的征集工会。”1917年1月1日缴纳会费的会员人数达六万人，自1915年以来至1917年1月1日止，共发出会员证三十万张。①目前的会员主要分布在纺织，钢铁、林业、矿业，农业、铁路建设和海运等产业中。除纺织业外，会员中的大多数是流动的非技术工人。
①迄1916年9月1日止的过去两年中，向一百一十六个分会（分布于二十七个州和加拿大的两个省）发了特许证。其中包括八个征集分会和九个宣传团。
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不仅局限于美国和加拿大。它一直在大多讲英语的国家内逐渐开展宣传工作。本书主要以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由于不易了解事实真相，要完备地叙述它在其它国家的工作也是不可能的。芝加哥总部的公告中提及四个国外机构：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英国的办事机构”肯定是无足轻重的。笔者偶然见到提及“世界产业工会伦敦分会”的材料，但很含糊，目前尚不得出否定或肯定的结论。在英属殖民地南非和澳大利亚，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却是有成绩的。欧战爆发后，在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会，由于其反战宣传，成为政府方面颇为注意的目标。结果，数名“瓦布利”被逮捕、受审并被判以叛国罪。世界产业工会在悉尼发行的报纸说：
资产阶级已开动一切国家机器来对付我们。我们的会堂不断遭到有计划的袭击；我们的文件、图片、票据、印刷机都被没收；我们的会员和宣讲员遭到逮捕，被加上各种罪名；当局正肆无忌惮地施用恶毒疯狂的手段，企图扼杀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
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少量报道中可以看出那些宣传的性质与严重性。《日落杂志》一位作者说罢工的煤矿工人，
把澳大利亚捏在手心……政府徒劳地请求矿工复工出煤，以保证军队和小麦的运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逮捕了……领导人……，斗志昂扬，咄咄逼人的世界产业工会——它的叛逆主张正迅速地在“劳工的天堂”传开一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矿工，威胁说如要求被拒绝，就将悉尼夷为平地。他们真的这样做。夜复一夜，悉尼不断发生纵火事件。自治领被这一小撮产业主义暴民吓坏了，不得不屈服，终于释放了罢工领袖，接受了罢工者的要求。
一个月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报道。根据这些报道，1916年10月在新南威尔士有十五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受到控告。①在悉尼，指控的罪名包括叛国及造成一百二十五万元损失的大规模纵火。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世界产业工会反对政府的征兵政策。10月10日，法院开庭审理。逮捕状上开列的罪名是公开地或秘密地散发传单，宣传怠工。《纽约时报》记者还说：“逮捕状还指控他们阴谋反叛国王；策划在悉尼纵火……企图对新南威尔士议会施加压力；企图威胁、恫吓议会。”
①其中之一是世界产业工会在悉尼发行的报纸——《直接行动》的编辑。
他们的反战宣传终于使政府感到不可容忍，所以众议院于1916年12月通过一项法案，名为“非法社团法”。其中规定，只要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即基本上构成犯罪行为。当局的意图显然是要逮捕该组织所有知名的活动分子，并把他们拘禁到战争结束。
澳大利亚的“非法社团法”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六个月内一直有效。其第三款内容如下：“现宣布下列组织为非法社团：（1）世界产业工会；（2）任何在其会章或宣传中主张、鼓励、煽动或怂恿危害他人生命，损毁他人财产的社团……。”该法案规定“凡继续保留世界产业工会会籍的人”，“凡主张或鼓动〔或印散此类材料〕……危害他人生命、损毁别人财产的人”，“凡宣传鼓动……任何旨在妨碍、阻挠……军队、武器、弹药、或其它军用物资的生产、制造或运输的人”，“凡明知为非法社团，但又向它提供财物的人”，都将被处以六个月的徒刑。
战前，澳大利亚也和美国一样，有两个世界产业工会，一个主张政治斗争，一个反对政治斗争。主张政治斗争的一派（相当于美国的底特律派），影响要大得多。虽然这两个组织都受到战争与“非法社团法”的束缚，但在1918年夏，世界产业工会主义又以另一种形式露面。当年6月，新南威尔士的一些最强大的工会代表，在悉尼举行会议。这个所谓“产业大会理事会”制定了会章，决定仿照世界产业工会的模式建立一个组织，名为“澳大利亚产业工人工会”，而且几乎一字不差地采用了美国世界产业工会会章的前言。前言的条款中有四条在文字上几乎完全相同，其余两条的内容如下：
这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至消灭资产阶级……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在统一的经济组织中，通过产业的与政治的革命行动，掌握生产资料。“革命行动”意味着彻底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论这种占有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国家来实现……代之以整个社会共同的占有……。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既然创造并经管社会性的生产体系，它应指挥生产并决定劳动条件。①
①澳大利亚记者弗朗西斯·艾亨曾详细报道新工会的结构并指出在结构上也完全模仿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据报道，1918年秋，它曾于布里斯班和墨尔本召开其它会议，以便进一步推行这一计划。好斗的产业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再度兴起，看来是1917年全国大选中工党失败后的间接成果。
在美国，联邦政府未颁布过澳大利亚“非法社团法”那一类的法案。但有几个州通过了“犯罪的工团主义法”。1918年5月6日，美国参议院曾通过所谓“反怠工法”。报界宣称这一法案是针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上述各州的法案一般也认为是针对这个组织的。但所有这些法案均未提及世界产业工会的名字。参议院的法案宣布为非法社团的是：
任一社团，凡其公开或不公开的目的之一是在未经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物质力量、暴力、危害别人生命、财产，或以使用此种手段进行恫吓，以改变美国现有政府、社会、产业与经济者；凡教唆、宣传、劝告、或支持使用……物资力量、暴力、危害别人生命、财产，或以危害生命、财产进行威胁，以达到上述改变的目的或其它目的者；凡在美国作战时期，使用任何上述手段以求达到此种公开或不公开的目的者，或教唆、宣传、劝告、支持……。
参议院的法案中规定的惩罚办法，要比澳大利亚法案中所规定的严厉得多。当美国处于战争状态时，（1）任何此类社团的负责人与作为代表的发言人，（2）参加此类社团或保留此类社团会籍或对此类社团有任何资助者，（3）印发任何宣传品支持使用“物质力量、暴力、危害生命、财产……作为手段以达成上述目的者，”均将被处以十年以下的监禁或五千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同时处以监禁与罚款。该法案最后一款规定在美国作战期间，向任何教唆鼓动使用物质力量、暴力……的此类非法社团或群众提供聚会场所的房主，将被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一年以下的监禁，或同时处以罚款与监禁。
加利福尼亚、爱达荷、密执安、明尼苏达、北达科他、蒙大拿、南达科他和内布拉斯加等州，通过了所谓“犯罪的工团主义法”或反破坏法。1918年，华盛顿州议会通过了“工团主义法”，亚利桑那州议会通过了“怠工法”，但都被州长否决。①明尼苏达、爱达荷与蒙大拿的“犯罪工团主义法”见附录十。南达科他的法案与明尼苏达的法案大致相同。它把犯罪的工团主义解释为“任何教唆、怂恿犯罪、破坏（在此法案中Sab。tage意为蓄意损害他人财产）、暴力或其它恐怖手段，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以达到社会、经济、产业、或政治目的的理论。”根据这个法案，以下情况即属犯罪行为，应处以一年以上二十五年以下徒刑，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或同时处以罚款或徒刑：（1）鼓吹或“暗示”此种理论，（2）印发、传播或持有鼓吹或“暗示”，通过“犯罪、破坏”达到经济或政治目的的任何理论的印刷品，（3）属于或参与鼓吹或“暗示”此种理论的任何团体与组织，（4）向此类组织提供归自己所有或控制的建筑物，作为开会场所者，这一法案不以战时为限，实际上，也没有提及战争。北达科他及内布纳斯加的法案与明尼苏达州的相比，涉及面没有那样广泛，也没有那样严厉。它们是反破坏法，所指破坏的范围不超过南达科他法案中对破坏所下定义的范围。在本章中提到的所有“反工团主义”法案中，南达科他判刑最重。明尼苏达的法案最近已为法院引用，州最高法院于1918年4月19日作出认为此项法案符合宪法的规定。
①1919年1月14日，州议会通过工团主义法，州长的否决又被否决。
世界产业工会并不缺乏建设性的主张。问题是这些主张一直未能广泛地付诸实施。它们只不过成了“瓦布利”各种口号与信条的一部分。正如第十届大会时代表们所认识的那样，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主义在头十年中表现出来的是过分的宣传活动——批判性的、非建设性的，即使不是破坏性的……，而且很少有建设性的活动。它的会员极不稳定便是这一事实的明显例证“流动”情况极为严重，1905-1915年这十年中，不仅从个人会员来看是这样，从分会来看也是如此。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目前会员人数，1917年《世界年鉴》载有最有利于该组织的报道。根据此项报道，该组织现有五百三十五个新建及产业工会（不包括五个国外的“总部”），会员八万五千人。后一数字可能包括退出的会员，但即使这样，肯定也是过份夸大的。所载分会数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按这一夸大的估计，（附录）表A中的第七栏与第十一栏的数字显示，第一，曾向世界产业工会注册入会的分会数五倍于该组织现有分会数；第二，过去十年中发出的会员证至少两倍于或许是十倍于该组织现有的会员数。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据保守的估计，1915年的会员数为一万五千人，分布于一百五十个分会中。①在1905-1915年的十年中，注册的分会不少于二千个，发放的会员证近二十万张。这说明，曾经加入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与个人当中，只有百分之七点五现仍保留会籍。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年中（个人和分会会员）平均每年流动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三。该表表明，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人数与全国各工会组织中的总人数及全国工人的总人数相比，其所占比例是微不足道的。1910年，其会员人数是全国工会会员人数的千分之四，全国产业工人的二千分之一。该组织的会员中，纺织业的最多，但1910年时，它在底特律纺织业中的会员人数只占该地纺织业各工会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在芝加哥，占百分之十四。
①在芝加哥现在（1918年6月）正开庭审理美国控告海伍德一案。政府的起诉书中说，世界产业工会有会员二十万人。虽然该组织会员人数确有增加，但这一数字无疑是估计过高的。可能系一累积数，凡曾经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的，都计算在内。
很难说世界产业工会建设的一面将会如何发展。既然越来越强调要成为一个保障工作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会目前已经是、而且还将继续是更富于建设性的组织。但很难相信该组织在第十届大会时的说法，即“它已结束宣传阶段”。它很可能会更积极地向建设性方面发展，但只要它存在，它就一天也不会停止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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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双重工会主义与权力分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十三章双重工会主义与权力分散
著名的英国劳工领袖及革命工会主义的鼓吹者汤姆·曼，于1913年访问美国，重新引起这样的讨论：“双重工会主义”及法国工团主义者所谓的“内部渗透与外部加压”，或美国“瓦布利”所谓的“从内部动摇与从外部敲打”，各自有何优点。在他访问以前，已有少部分人（这部分人逐渐增多）对公认的世界产业工会的政策——不顾当地现存（行业）工会另立新的组织，而且不允许尚无组织的工人，尤其是激进分子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旧工会，不让革命工会主义之光进入反动的外壳，“从内部动摇”——表示过微弱的抗议。重新引起这种兴趣，主要是由于在国际会议上与欧洲激进分子交换意见的结果。在欧洲和英国，正是采用这种“从内部动摇”的政策，而且欧洲的工会，尤其是法国总工会，就是因为这种政策，而使会员大为增加，影响日益扩大。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的成员福斯特访问欧洲，曾对欧洲的劳工组织进行过仔细的调查。他回国以后，完全相信世界产业工会应改变其“双重工会”的政策，并开始“从内部动摇”美国劳工联合会。他以他的名义向《产业工人》编辑部提出一项建议，并向该刊写了一封信讨论这一问题。他阐述了反对双重工会主义的理由，很有说服力，现将原信摘引如下：
我们队伍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人，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组织没有壮大?”这个问题提得对，因为只有盲目的热情分子才会对我们组织的当前进展或缺乏进展，感到满意。虽然我们组织的负责人与一般会员作了真诚的英勇的努力……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人数仍然很少，影响也很小。检查情况，发现错误，现在正是时候。
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从该组织成立之日起，即为它提出了一种工作理论：为了发展革命的劳工运动，必须撇开现有的那些我们认为不可能发展的行业工会，而另行建立新的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奉行这一理论及相应的战术，我们这些后来者也就继承下来，并在未经认真调查的情况下，把这些理论与战术视为万无一失的教条加以接受。我们象鹦鹉学舌一样，不加思考地、随随便便地、附和着这样的论调：“行会工会不能成为革命的工会”，而且，常常认为这个问题是无可争论的。我没有听到过支持这种理论的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我过去是和世界产业工会大多数会员一样，毫无疑问地接受这种说法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取得了相反的结果，世界产业工会今天的会员只有几千人便是证明。如果说这一理论不会有错，是因为它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创始人提出来的，对我来说，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是这些创始人曾经为我们提出过一个不符合我们需要的会章，为了修改和不遵守这个会章，花费了我们大量时间。除此以外，这些创始人还曾企图把他们中间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揉和到一个“快乐家庭似的”革命组织里，因而铸成大错。世界产业工会花了三年时间进行内部斗争，才得以纠正这个错误，大多数创始人也因此离开了这个组织。这样的错误说明，这些创始人根本不是一贯正确。而且，如果我们除考虑自己的经验外，还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其它国家的劳工运动，我们会更倾向于怀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是革命劳工运动当然应该奉行的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曾在其它国家实行，取得的结果和我们这里的情况相似。
德国的工团主义运动的人数基本上保持在一万五千人左右，与拥有会员二百三十万人而且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会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英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弱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德国的工团主组织、英国的及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在这三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实行着同样的双重组织战术，都同样地停滞不前，在劳工运动中也同样地缺乏影响。另一方面，在工团主义者使用被鄙弃的“从内部动摇”战术的国家里，他们的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强大有力。法国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几年以前，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自己独力进行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满，干脆侵入劳工运动，占领了阵地并使之革命化，这样就发展了工团主义的新的工作理论。法国总工会的斗士受到这种战术的鼓舞：在他们的主要原则中定下一条，即不要通过建立双重组织把竞争引入劳工运动。他们在旧工会中宣传他们的理论，迫使这些工会革命化，这样就使得他们的劳工运动成为世界上最有威力的劳工运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造反派越来越多地仿效法国战术，在那里，工团主义运动的力量与影响都在迅速增长。但是在英国，我们更可看到这两种战术效率不同的最明显的范例。好几年以来，英国世界产业工会奉行双重组织政策，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鼓动效果。大约一年以前，汤姆·曼、盖伊·鲍曼及其它几位革命者，实行法国的“从内部动摇”的战术，不顾世界产业工会的强烈反对，对德布斯所谓的不可能改造的旧工会进行工作。他们劳动的某些成果在英国最近一系列的重要罢工中已有所表现。由于工团主义者的重大影响，这些罢工都具有革命性，使得国际资本主义为之胆战心惊，这是无数的资产阶级以及革命的报刊所一致承认的。
“在外部建立”的战术连续遭受挫折以后，“从内部动摇”的战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仅仅是这种战术在许多地方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难道这不值得世界产业工会给予最严肃、认真的考虑？难道现在我们还不应摆脱奉行已久的双重组织教条的桎梏并进行彻底的检查？如果我被选为编辑，我一定尽力之所及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这将是我的承诺，也是我要提出的条件……。几个月以前，法国总工会的书记儒奥克斯在柏林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劝告他们放弃建立新运动的企图，加入那些他们能施加影响的保守工会。在布达佩斯，他曾通过我向那里的世界产业工会转达同样的忠告。坦率地说，我深信对这两个组织来说，采用这种战术是极为恰当的。我对自己的观察感到满意。世界产业工会如果要使工人奉行革命工会主义的原则，惟一的办法……是放弃建立新劳工运动的企图，将自己转为宣传团体，加入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工运动，在旧工会内部建立新的战斗体制，取代反动分子据有的阵地，正如法国工团主义者同志们已经成功地做到的那样。
汤姆·曼抵美以后，福斯特再一次尽力反对双重工会主义。他说：
在许多工团主义者当中，这种强烈并且日益增长的情绪是：世界产业工会所采取的战术是错误的，应该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进行努力；
工团主义者正是在现存的工会内部必须战斗不息……。
汤姆·曼同意他的意见。在刊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上的一篇演说中，他说他相信“如果把世界产业工会所表现的干劲用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或现在已有的工会运动，取得的成果会比现在大五十倍……。”他接着提出：“可取的办法，不是放弃世界产业工会，而是必须放弃双重工会组织，在这巨大运动中起鼓动和净化的作用。”海伍德回答说：“也可以说如果把世界产业工会表现出来的干劲用于天主教会内，取得的成果就会是建立对产业的控制。”他接着指出非技术工人，即使自己想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劳联，如海伍德所描述的，是“一个有学徒制和高额会费的不正派的组织。……”海伍德的战友艾托尔也和他站在一起，攻击汤姆·曼的立场：
要用世界产业工会现在这班有干劲、有活力的人来拯救美国劳工联合会，这种理论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如何救国的忠告如出一辙。我们不想挽救劳工联合会正如我们不想挽救这个国家一样。我们的目的是把它消灭。社会党人劝告我们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在资本主义内部，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我们必须为了工人而控制政府”，等等。我们已经尝试过，但我们愈是耍弄这头野兽，它就愈能控制我们。我们的优秀人物到资本主义议会去“从内部动摇”，结果不过是被憎恶、被撵走，就是成为这场游戏及周围环境的牺牲品……。我们付了高昂的代价才学到这一点：那些正在肆无忌惮地出卖工人的劳工骗子，都曾一度是我们的同志，“产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我们从外部取得的缓慢进展表示厌倦，改变了立场，不仅迷失方向，……而且变成旧事物的最大支持者，新事物的最危险的敌人。
在周游美国的旅行中，汤姆·曼的态度没有明显改变。就“双重工会”原则而言，他曾把他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国一份刊物上。他说：
与各方面工人多次谈话与讨论以后，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产业工会应该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谐一致地工作。没有任何必要建立两个组织。活动范围非常宽广，能容纳大家在经济斗争方面进行合作……。
美国劳工联合会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政客们对它的牢固的控制。他们对分会及劳联总部的影响日益增长，这是因为组成世界产业工会的那些有干劲、有斗志、有热情的人拒绝在这些工会内部工作，所以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对他们来说，任务就比较容易完成……。当政客们控制了工会并领导它们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我们都清楚的。①
①《工人生活》载《对美国的印象》一文（巴黎）称：“世界产业工会是当前工业战线上一个值得仰慕的富于战斗性的组织，它不能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进行工作，我认为这是极大的遗憾，这可能为产业带来灾难。”
《人民周刊》报导“游民”世界产业工会第八届大会时说，圣约翰派控制了大会，做了一只木鞋，用来宣布开会和维持会场秩序，这次会议从1913年9月15日延续到29日。出席者有代表三十九人及执行局成员七人；有三个全国产业工会派代表参加：纺织工人代表二人，投票权为三十一票；森林及伐木工人（原为伐木工人兄弟会）代表一人，投票权为十三票；海运工人代表一人，投票权为四十二票。另有三十五名代表，代表八十五个分会，共有一百九十二票的投票权。②
②代表之间投票权的分配，如第二章所述，是按所代表的分会会员人数确定的。
1912年大会时，曾对权力集中问题进行过不太热烈的讨论。一年中，这一问题竟在该组织内部引起如此强烈的宗派仇恨，以致1913年时已形成两个敌视的阵营，使该组织又面临分裂的危险。这一争执可与我国历史上“州权的争端”相比。世界产业工会管理当局及其支持者当然是“集权主义者”。他们主张为世界产业工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并攻击分权主义者阉割总部，由独立自主的分会组成一个松散的邦联的纲领，即产业中的州权纲领。这种州权理论没有为世界产业工会所接收，正如它没有为美国政治所接受一样。但世界产业工会的这次分权危机却值得略加回顾。首先，1913年并未能将这种理论完全消灭，只是将它掩盖起来。世界产业工会还可能再一次面临分裂的危机。其次，这一问题可能是首次曾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广泛讨论的最带根本性的问题。它直接牵涉整个组织的结构、组织中各部门职能与权力的分配，间接牵涉宣传及组织工作如何进行才有效率，以及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所谓“自发的”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优劣。当这两派于1913年在芝加哥对阵时，我们可以说总部的支持者与分会的维护者之间的争执，基本上是个人主义的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西部会员，与习惯于服从的受国家社会主义影响的东部会员之间的斗争。
分权主义者的攻击采取了提案的形式。提案中要求废止总部的各种特征，限制执行局与负责人的权力。1906年废除主席职位便是反抗权力集中的部分表现。但现在，主席席位已经废除，机构小得可怜，西部矿工联合会认为总部拥有的权力与权威的确是适当的，而且会员人数经常变化，总数不到一万五千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分会中一小部分人却认为“总部”的权力与权威已经出现危险的集中。会上提出了大约五百条提案，这些提案中，大部分是分权主义者的各式各样的提案，要求分会享有更大权力。换句话说，要求作出预期的调整，增加分会的自主权。要争取这种分会自主权是为了“普通会员”，即个人会员的利益，尤其是西部地区数量很大的混合分会普通会员的利益。混合分会的观点是：“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的病源是……它的组织结构庞大，而这一结构是在成立时由那些主持工作的集权社会主义者强加于它的……。”他们说：“分散权力的主要目的是分会要有权控制它们自己，并通过它们共同的意志来管理总部。”紧接着这一阵攻击之后，普通会员的骑士们还特别提出议案，要求废除总执行局，废除总组织员的职位，甚至废除全国代表会议！①使人纳闷的是会章竟不在废除之列!一年以后，这一运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导人，确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前言是工团主义的，而会章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因此，后者应该废除。代表们在这一类提案及分散权力的一般问题上争吵了两个星期。废除总执行局的提案就占去两天半的时间。希望废除的是加利福尼亚南部及美国西部某些地区的分会，还有东部的几个分会。关于他们的要求，一位支持总部的代表说：
①这些提案均由来自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一位代表提出。随着这些提案还要“成立修改委员会，其主要责任是删去会章中一切有关总执行局、总组织员及总书记的权力的词句。”
他们（分权主义者）声称，他们决不会服从四、五个人的少数统治……他们不愿服从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总执行局的指挥，但他们可以服从总书记和总组织员的指挥，他们要总书记和总组织员行使总执行局的职能。五个或七个人的权威和少数统治是可怕的，而两个人的权威和统治却不是如此可怕的。
卡尔加里（加拿大）、波特兰（俄勒冈）、西雅图与斯波坎（华盛顿）和菲尼克斯（亚利桑那）等地的分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把总部的职能减少到仅仅起通讯联系的作用。”对这一议案，大会未采取任何行动。一位主张分权的代表说：“我们……正在为推翻（工资）制度而努力，我们宣称……无产阶级大众要自己去达到这一目的。”这位代表说，总执行局的成员“却和资产阶级一样，把他们自己置于工人之上，置于对工人具有无上权力的地位。”另一位代表说：“这个组织中，现在是少数人……在统治；具体地说，就是总执行局在统治。我完全赞成废除总执行局。我看不出他们能为普通会员做什么事情。”根据会章委员会多数通过的报告（已遗失），在不设总执行局时，所有权力均属于总书记兼总司库及总组织员，他们对普通会员负责。还有一项议案与上述精神一致，即规定混合分会会员每人每月的会费由十五美分减为五美分。提案人认为混合分会会员的财政负担已超过他们应出的份额，全国总部的经费实际上靠他们提供。这一提案争论颇久，最后仍被否决。总执行局当然是反对者。①
①1907年第三届大会时，曾企图废除入会费，但未成功。
要进一步削弱力量已很薄弱的中央机构，采取了以下方式：首先，要求废除总执行局；其次，要求削减总部经费；第三，废除全国代表会议，代之以全体会员的创制与复决；第四，把宣传员置于普通会员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五，把总部负责人贬为一般办事人员。在他们这些企图中，分权主义者于1913年所取得的惟一成功，是在该组织会章中增添了一条关于创制权与复决权的规定。把复决写进会章，再一次说明该组织中存在着一种无意识地追随我国政治发展中某种路线的倾向。我们也要看到主张复决的代表就是来自最近因把复决引入其政治结构而引人注目的那几个州。与1905年或者甚至1913年相比，世界产业工会现在的权力已更加分散，而且，看来还将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转化。截至当时为止，该组织所能自夸的那点集中的权力已在下述两方面削弱：（1）废除了主席；（2）总执行局受到全体会员复决的控制，十个或十个以上分属于三个或三个以上不同产业的分会，可在任何时间及任何问题上提请复决。
讨论废除大会的建议时，代表尼尔森断言，只有第二届和第四届大会有所成就，而这些成就都是在违背会章的情况下取得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次（第八届）大会已经花费了三千美元，但连三美分钱也不值。”代表弗林主张废除大会。她说，既然不是所有分会都担负得起派出代表的费用，大会就没有真正的代表性。这一提案最后也被否决。一般来说，分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战斗的少数理论”的鼓吹者——肯定处于少数，因此，尚不能取得胜利。一位与会的很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说：“整整一百项提案是进步的、主张分权的，也是由五、六位斗士草拟、提出、并为之辩护的。”他说“但每一项激进的提案不是被否决，就是被搁置，或者修改得毫无用处。分权的动议和废除总执行局的动议一样，都是以三对一的比数被击败。”另一位反对权力集中的反对者解释“他们（分权主义者）如何在长而乏味的两个星期中提出自己的意见……而集权主义者如何用粗暴的表决机器将它们扼杀……。”他说：“分权主义者认为革命运动不取决于票数，而取决于承认这一事实，即少数人……应该和多数人一样，有相等的发言权……〔因为〕少数人总是比多数人更富于斗志。”刊载这一段话的《人民之声》在同一期的社论中说：
〔世界产业工会中分权的斗争〕是主张“我救自己”和主张“让我救你”这两部分人之间的一场斗争……工会中的集权主义就是要搞代议制的政府，就是政治行动。世界产业工会中主张集权的人，即使不是职业的，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者……。只有当他们抛弃工会领导机构至上主义时，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直接行动派。
“鼓动分权”最初是在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的太平洋沿岸分会于俄勒冈的波特兰开会时出现的。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八小时工作制、为组织员订立巡回鼓动计划，更重要的是，讨论了权力集中的弊病。在这次会上成立了太平洋沿岸地区组织，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称之为“P.C.D.O.”。这一组织系介于绝对自主的工会与绝对服从全国性官僚机构控制的工会之间的一种有趣的折衷。它也行使“总部”某些权力机构的职能。总执行局一位成员说：
P.C.D.O.有自己的会费证、总部、总书记、总执行局以及自己的报纸——即《产业工人》。但是该组织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建立时的基础就不够牢固，不足以引起西部会员的兴趣。
某些方面，尤其是总部，认为太平洋沿岸地区组织的目的是分裂世界产业工会，或者是作退出总部的准备。几个月以后，《团结》在一篇社论中谈到上述大会。社论称会议的目的
是破坏世界产业工会，并在西部成立独立组织。该会议自己建议总执行局把每个会员应向P.C.D.O.，缴纳的会费降为五美分，并允许该区分会直接向地区总部缴纳会费……。第六届大会最后的结论是：象P.C.D.O.这样的组织，如其目的在于更紧密的团结并开展当地活动与宣传，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应该得到支持；假如其目的在于分裂与破坏整个组织，就应当同它斗争到底。
在总部眼中，P.C.D.O.是一个颠覆性的权力机构中的权力机构。第八届大会时，关于P.C.D.O.的倡导者，总执行局发表了以下声明：
他们要求的是分散权力。为了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他们首先说负责人权力太大，要把管理机构分散，要废除总执行局，废除总部。第一步……是在完善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组织的幌子下，实现了成立太平洋沿岸地区组织的阴谋。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P.C.D.O.的大会上，他们要建立西部的总部……控制西部的机关报《产业工人》，选举自己的总执行局，印发自己的会费本与会费证等。这种观点在本组织各个部门内……现在颇为流行。P.C.D.O.的阴谋……终于失败，因为得不到支持「它的生命随着它的第一次大会而告终，因为它散发着破坏与分裂的气味……。①
①有的与会代表，似乎认为P.C.D.O.是资本家间接鼓动的阴谋。代表福斯说：“老板们在我们组织内进行破坏要比公开与我们为敌便宜得多。”
在世界产业工会内，象其它一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一样，观点的分布是有地域性的。在世界产业工会东部辖区与西部辖区之间，有几点明显的不同。此处，我要谈的只是，东部和西部对分权的主张在态度上有何不同。西部的情况驱使小资产阶级在立法机关中要求政治方面的地方自治或地方自主。结果在太平洋沿岸三州普遍有了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这是引人注目的。产业自主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三州。西部无产阶级的生活使他们浸透了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的反抗精神，这表现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一贯要求由各地工人自治团体组成产业国家。在工会管理机构中取得部分成功的复决主张来自西部；长期以来分权的嘀咕也不断从西部传来；第八届大会上分权主义者公开的但未成功的攻击以及P.C.D.O.，都是来源于这种个人主义色彩的反抗精神。分权的压力终究要起作用。如前所述，这个组织的权力已不如十年以前那样集中。作者认识到西部政治上的创新与西部工会或产业主义者的创新，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决不可随意引伸的。例如：世界产业工会分权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这和中产阶级选民通过的地方自治与复决条款所形成的那种政治社会是大不相同的。
世界产业工会的领导人不是不知道地理环境的作用。《团结》编辑威廉斯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到西部是实际上的个人主义与集体行动不能由总负责人与执行局个别人或一伙人来决定的理论相结合，并且认为一切都可能通过“普通会员”的“直接行动”来完成。因此提出……缩小总部的职权。
他解释说东部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环境。东部的产业高度发展而且集中。他们不是从地理意义上来看宾夕法尼亚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谈到世界产业工会大会时说：
东部工人自己虽无个人主义的倾向，但承认在推动大规模行动中及贯彻组织……命令中，个人积极性的价值。第六届大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这两种主张之间保持平衡。在这一方面，第六届大会取得了出色的成功。
另外一位产业主义者认为“美国西部因工业很不发达，在工人思想上有发展个人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在大规模行动中发展了强烈的集体主义，因为大规模行动要求高度集中的组织。”
西部分会通常是“混合”分会，因此，不直接属于任何“工厂”或产业。它更近似于一个宣传团体。一般有一间开会用的大厅，而且大厅是整日开放的。有的附设有“简便”餐厅，过往的工友可以就餐。这就意味着在西部分会中，与东部工厂中的分会相比，天南海北的谈话，自然要多一些，具体的“有关本行的谈话”要少一些。许多成员感到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谈论政治和宗教上。在第八届大会上，有人批评西部“瓦布利”讲话太多，对其外表也有所批评。代表奥尔森说：
今天一定有人会走上来向大家讲话，他看起来象个人。从西部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鼓动家那里能得到什么？你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失望，于是你向总书记抱怨……。如果好好教育会员群众使用这一组织，而不是挑起仇恨，他们就会抛弃这种痰盂哲学。
弗兰克-博恩描述混合分会中这伙所谓“痰盂哲学家”破坏世界产业工会所使用的方法时，问道：“这些游手好闲之辈是不是今天世界产业工会的主要力量？是不是多数?如果是，世界产业工会不是快要死亡，而是已经死亡。”
不论无政府主义哲学本身有何优缺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一至少可说是天真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只能使人讨厌。可能总执行局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它说：“理想的图景不论描述得多么美丽，即使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代替对面包的要求……。”并提醒代表说：“各种责任，财务的、道义的、物质的，都必须担当起来，不要推诿。”执行局接着在其报告中具体地说：
世界产业工会中有一支力量，其惟一目的似乎是要破坏这个组织。我们指的是工团主义者或分权主义者，在试图破坏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我们不相信高度集中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会也不是这样一个组织。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上，它是权力最分散的组织。它不干涉任何分会的行动，只要它们遵守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我们发现西部出现一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就意味着对世界上惟一的产业组织进行彻底的破坏。罢工的时候，他们坐在室内谈论如何办，或者想方设法取消总部……。他们会大谈怠工和直接行动，却让老板们利用这一切来对付实际参加罢工的少数人。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世界产业工会就会死亡或者腐烂。
代表福斯在失望中曾说：“世界产业工会运动内部有股潮流要阻挠任何形式的组织；他在另一时候说：“这一组织的西部辖区不需要分散权力。这一地区的权力已经分散，这就是我们组织在西部地区无权控制工人工作的原因……。”
总执行局曾在1912年向会员申述：他们“并非不在意权力集中所产生的危险”，但他们断言，“不能因此说把我们组织的管理职能集中起来就必然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他们还说：“要避免权力集中，惟一的办法是通过正确的教育，并有赖于会员的智慧。”
一位同情分权主义者的作者说，他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成熟，没有经验。”他说：“他们抓住了热门的问题，但没有很好利用，因为他们不熟悉权力分散论的原理。”美国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亚历山大-伯克曼，对他本可称之为芝加哥“顽固寡头”的胜利表示遗憾。他说：
地方自主是任何真正的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在大会的辩论中却被弄得模糊不清，以致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没有充分的地方自主，就没有独立的自己信赖自己的工人的组织。分权主义者的努力失败了，这也不说明大会代表的智慧和情绪。大会通过提案把世界产业工会的出版物都置于总执行局的监督之下，这是对……社会革命精神的最严重的打击。这就是高度的权力集中……。我们认为大会……是一次令人痛惜的失败……我们诚恳地希望世界产业工会中真正的斗士与真正的革命者会汲取教训并竭尽全力地击退世界产业工会组织中保守怯懦的潮流。
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本-里特曼在一篇有趣的文章中写下了他对世界产业工会第八届大会的个人印象。他首先说那是一群极为有趣的代表，可能百分之九十八都坐过牢，但都不是罪人。他接着说：
当我日复一日地坐在烟气弥漫、又闷又热的会场中，听着他们讨论，看到他们毫不尊重语法与真理，了解到大多数代表对真正劳工运动的所知和他们对心理学的无知一样，而且还看到他们毫不注意关于自由的广泛原则，……对世界产业工会短期的生涯中所取得巨大成就，我真感到惊奇；……我不禁自问：“天哪！难道就是这样一伙假公济私的哲学家、鼓动家，既没有真正出色的组织能力，也没有富于创造的思维能力，居然能超过美国其它任何劳工组织，使资本家闻风丧胆？难道这一伙政客能在各次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把五千人送入监狱？……难道就是他们能让游民嘴里唱上一支歌，心里就有了团结的观念？难道就是这些人的活动迫使美国劳工联合会与社会学家承认产业工会主义的力量与必要性?”当我看着这些代表并回忆他们的活动时，我感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的，就是我：这时，我纳闷的是他们怎样做到的。
此时的世界产业工会已经有了一点反省的度量。至少少数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个组织的某些弱点。机关报编辑坦白地承认“我们目前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就和马戏团里表演空中飞人的演员一样，取得了轰动一时、动人心弦的效果。我们吸引了观众……，但就如何使产业工会主义适合工人每日生活而言，我们已经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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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美国和古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美国和古巴
一、英国
二、美国
三、古巴
一、英国
从上面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多数欧洲国家的命运的特殊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法西斯主义在一个历史时期使工人运动，从而也使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比较自由地得到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特点是自由的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完全消失。非斯大林化开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这些国家里得到了新的推动，而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以及赫鲁晓夫提出新的政治方针曾具有头等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进程也有其特有的盛衰，一直到用一句话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切最终占了上风为止。
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首先是在英国和美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发展得弱得多，有其别的原因。19个世纪末以及20世纪30年代前，英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还反映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中。英国工人阶级较好的社会政治地位——20世纪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利于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争取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而他们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由于走工联主义和工团主义斗争的道路（这种斗争由于民主传统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可能），这些运动的理论家们丧失了广泛考察历史动向的可能，而局限于提出经济主义的和实际政治的主张。他们这样做是不需要马克思的艰深的辩证法的，而且，我们还要提到，英美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又与这一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还产生一些理论上的幻觉，认为在这种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运动，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的思想只适用于一定的形势，但一般不适用于这些运动。这当然也就促成了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弱点，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用到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条件中去，以便成为本来可望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运动的领导者。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很明显，由于基本上按照俄国的样板和经验办事，这两国共产党孤立于本国工人运动的主流之外，脱离了这个主流。
英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人物是莫里斯·多布（MauriceDobb，1900-1976），他早年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加过许多马克思主义杂志（《当代季刊》、《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是剑桥大学的一名教员。多布首先是由于写了有关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苏联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文章而在国际舆论界出名的。[1]
多布在各种文章以及在关于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著作中，也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2]这一著作的大部分跟多布关于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样，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多布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解释危机时首先依靠马克思的这样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结构变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趋于下降。[3]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很难能同生产率按比例地增长，这两者的冲突是表现在制度的周期性破产上的矛盾的一个因素。“同时，由于它只是一个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领域内的矛盾——作为积累结果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下降的资本赢利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构成问题的实质。”[4]
多布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参加了两次大战之间自由派社会主义学派就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展开的广泛讨论。在多布身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场讨论的影响，这场讨论基本上具有理论的和抽象的性质，他们能够用来充当自己的某些假设的依据的经验，又只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的有限的经验。因此，在多布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批评家们相反，他竭力想证明，计划经济可能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多布在分析中，主要是把计划管理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因此，他的这些分析基本上是抽象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也并不完全排除计划，在现在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经济同样也不排除市场。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下面这样的结论也是抽象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规律有重大区别，原因是，假设说，那些仍然不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制定统治决定的人所了解、所认识的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附属的变数，从而也作为受制于一定条件的行动和事态出现的一部分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受到控制和受制于自觉的决定的，从而也是属于问题的一定条件之列的。”[5]
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多布跟高度发达国家的其他许多理论家一样，当然也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赖以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的一般观点的那些理论假设以及本国的实际可能。然而，社会主义在不够发达的国家里的具体发展，在面临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的时候，必然会采取破坏生产和社会发展完全按计划调节这样一幅抽象图像的某些措施。
除多布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科学工作者中，我们还可以提到赫·勒维（H.Levy）、J.刘易斯（J.Lewis）、莫·康福斯（MauriceCornforth）、R.梅克（R.Meek）、T.B.博托莫雷（T.B.Bottomore）、E.J.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两位著名学者：J.B.哈耳达奈（J.B.Haldane）和J.D.贝尔纳（J.D.Bernal）。《新左翼评论》（TheNewLeftReview）今天在英国肯定属于最活跃和最令人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之列。[6]
二、美国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和发展与此相类似。在英国，资本主义是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这个时期自己的经济和文化遗产，而北美的资本主义则是在缺乏许多这种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种发展的个别时期也有过尖锐的阶级冲突，特别是在19世纪末，当时在欧洲侨民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得到发展；虽然在这些阶级尖锐冲突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丹尼尔·德·莱昂（DanieldeLeon）、L.萨尼亚尔（L.Sanial）、L.布丁（L.Boudin）等人推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但是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和急剧发展，促使政治斗争首先导向经济的目的。从此，美国的工团主义也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工团主义如同在英国一样，一直在相当程度上对革命的和更广泛的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漠不关心。不存在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相应的理论，并不是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和内部的矛盾。恰恰相反，在整个蓬勃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仍然出现的30年代初震撼美国的危机以及朝着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生的内部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旧的资本主义关系对于大大发展了的生产力来说，是太狭窄了。[7]但是，北美资本主义的这些矛盾目前主要不是在基本阶级力量的政治冲突中来解决，也不是通过强化美国工人阶级的社会要求来解决。北美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优惠地位，几十年来没有发生战争冲突和破坏，并恰恰由于这样的局面而在世界其他地区中获利，为维持现在的生产和阶级关系制度而建立各种“排气口”（制订耗费十分巨大的征服宇宙的计划，或者反动地干预一些国家人民的求解放的愿望和斗争，如刚果、越南等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制度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幻觉，并且始终使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利益感觉迟钝。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对于本国的这种历史幻觉，对于其他种族的艰难的和非人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正当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漠不关心。然而，对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对美国人民在自己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最不体面的一场战争采取调和态度，同样只会对他们的内部矛盾的结局产生致命的影响。
这种形势无论如何都无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常影响着美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初，L.布丁（L.Boudin）出版了一本谈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书，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认为有必要将这部书翻译出版。在这同一时期，丹尼尔·德·莱昂（1852-1914）展开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活动，他在根据马克思的原理写的一些文章中奠定了所谓的“工业工联主义”的基础，而这种“工业工联主义”成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基本主张。20世纪初，德·莱昂的某些基本主张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主张以及列宁时期为具体实现这些主张而做的尝试十分接近。德·莱昂明确地强调，推翻阶级统治意味着“推翻政治国家并用工业社会制度来替代这一个国家，在这种制度下，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并支配生产资料”[8]。德·莱昂竭力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与斗争统一起来，他认为，他的“工业工联主义”可以战胜无政府主义的废除一切行政管理的主张，也可以战胜“政客的议会痴呆症”，并开创一种建立在“民主的地方自治”基础上的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管理部门。[9]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内，保罗·A.巴兰（PaulA.Baran，1910-1964）和保罗·M.斯韦齐（PaulM.Sweezy，1910-2004）取得的成就最为重大。保·巴兰生于乌克兰，在父母家里他就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父亲在大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他曾在德国和苏联学习，1939年起到美国，1949年获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教授职位。除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许多文章外，巴兰发表了一部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著名大部头著作。[10]在这部著作中，他研究两个关键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产品以及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问题、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巴兰看来，经济剩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四种形式出现：“第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首先是在高收人者中，但也在诸如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中）；第二，社会由于存在非生产性工人而有生产性亏损；第三，由于现有生产机构组织不合理和浪费而造成生产性亏损；第四，由于存在失业而造成可以理解的亏损，而造成失业的原因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缺少有效的需求。”[11]
巴兰接着研究垄断资本的发展和政策（关于这一点，在他与保·斯韦齐共同发表的书中谈得更多），他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私有制不能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合理基础，也不能成为不发达国家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合理基础。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关于资本主义向这些国家的渗透，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后果，关于每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特殊环境，以及关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前景的研究。
保罗·斯韦齐生于美国，他因发表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著作闻名于世，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论述了马克思的基本经济观念，而且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许多经济观念。[12]此外，斯韦齐非常注意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他和巴兰合写了一部专门的著作来谈这些问题，这部著作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
斯韦齐同自己的同事巴兰在这部著作中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在他们看来，这一阶段与以往的竞争阶段在许多方面有区别。现阶段的基础不是私人企业主和竞争，而是大公司和垄断。公司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们是由经理管理的，经理们组成执行机构，他们同时又是董事会成员。主要的决定和权力掌握在经理们手中，他们自己维持自己，靠自己的资金实现再生产，几乎不必对其他股东负什么责任。每一个这样的公司都企求在财务上完全独立。[13]
这两位作者接着认为，就其管理方式及其对企业界的关系而言，以及就企业的合理化而言，这些公司同旧的企业有质的不同。首先是这些公司有计划地逃避风险，又允许企业界的其他成员生存。[14]然而，在他们看来，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及使它区别于旧企业的是，“创造剩余”的规律以及根据整个制度的发展使这一剩余绝对和相对地增长的趋势。“这一规律立即要求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势性下降规律做对比，而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去分析这一规律的各种变种，我们可以说，所有那些变种都是一种竞争制度的前提。当我们用关于不断增加的剩余的规律来替代关于日益下降的利润率的规律时，我们并不抛弃，也不修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神圣的立场，因为我们只不过考虑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自从提出这一立场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竞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替代中也有其理论表现。”[15]
这两位作者在序言中就强调指出，他们的这一著作主要探讨一个基本问题：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生产和吸收。而这种吸收通常是通过消费，或者通过投资或浪费进行的。[16]作者在对这些进程进行分析时，得出结论认为，在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中，存在着使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的制度。这一制度追求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剩余，而又不能创造为吸收增长的剩余和使制度不受阻碍地运转所必要的消费和投资可能性。由于不能自行吸收的剩余不能自行生产，因此，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17]
由于这些原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吸收在科学和工艺规程迅猛发展基础上创造的剩余方面出现的困难。他们专门用了好几章来探讨公司以及国家为实现这种吸收而奉行的各种政策。作者特别强调指出不合理和昂贵的市场宣传、政府的民用开支，为了保持世界的现状和遏制当代人类的解放愿望而拨出的巨额军费。[18]
制度的这些矛盾性和不合理性必然反映在今天成了国际性的阶级矛盾中。作者得出了与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得出的相似的结论：美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构成美国工人阶级的少数）基本上已同现有制度融为一体，并享受着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在国际范围内，革命的主动性转移到正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不发达国家中贫困化的群众身上。[19]至于美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回答——工业无产阶级最终必然会举行革命来反对自己的资本主义压迫者——听起来不再是可信的。产业工人是美国工人阶级中微不足道的少数，而他们在基础材料工业中的有组织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已作为消费者和意识形态已得到校正的社会一员而与制度一体化了。他们已经不像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那样，是制度的特铢的牺牲品了，尽管他们跟制度的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一起受制度的自发性和不合理性之害，其受害程度比一些阶级和阶层重些，比另一些阶级和阶层又轻些。
当然，制度有其专门的牺牲品。他们是失业者和无法就业者，到处流浪的农业工人，大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流浪儿童，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一句话，是那些‘局外人’，他们由于自己的购买力有限，不可能去求得消费的满足”[20]。
但是，作者认为，这些集团过于不纯，不可能作为一支统一的和团结的力量出现。由此得出结论：在当前时期不存在一支能够从内部使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发生严重问题的唯一力量。然而，垄断资本主义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对它的未来只做内部的界限、规律和趋势的探讨是不够的。美利坚合众国统治着和剥削着几乎所有所谓的自由世界国家，因而遇到强大的抵抗。抵抗的最高形式是进行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革命战争。巴兰和斯韦齐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有过多次的革命战争：越南、中国、朝鲜、古巴和阿尔及利亚。这些战争和胜利，同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解决自己问题的切身体验一起，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播下了种子。正因为如此，“世界革命不只是一种动听的空谈：这一措辞反映了现实，肯定将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占主导地位的特点”[21]。
巴兰和斯韦齐的著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规律性、矛盾和趋势进行探索的一个独创性的尝试。他们的分析不是无所不包的，这是作者自己也强调的，而某些最重要的结果和观点起码会引起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对提出的问题做出富有论据的解决的努力。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莫·多布或者J.M.基尔曼（J.M.Gillman），对于作者所提出的观念表示激烈的反对，他们不得不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转以及这种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出似乎更有利的解释，来与这种观念相抗衡。[22]
然而，有一点必定是毫无争议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发达的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的反应要猛烈得多，其觉悟和行动绝不至于走到这种地步：把这一制度经济上的福利看成是解决自己的生存的历史性办法。
在30年代比较出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有悉尼·胡克（SidneyHook），他的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然而，他后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方法的一部篇幅较小而又不充分的著作证明了这一点。[23]在战后时期，除了已经提到的人以外，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已经提到过的赫·马尔库塞和埃·弗洛姆。在美国作者中应当提到霍·塞尔森（H.Selsam）、约·桑默维勒（J.Somerville）、J.M.基尔曼、D.斯特鲁尼克（D.Strunik）、H.威尔斯（H.Wells）、巴.丹汉姆（B.Dunham）、K.沃尔弗（K.Wolff）、M.比恩鲍姆（M.Birnbaum）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TheAmericanInstituteforMarxistStudies）的活动，该所在H.阿普特克尔（H.Aptheker）、F.斯·科恩（R.S.Cohen）的领导下，展开了广泛的出版和理论活动。[24]
然而，马克思的思想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尽管美国公众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多数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和现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著名的社会学家T.维布伦（T.Veblen），到社会科学领域内当代的一些研究家，诸如W.米尔斯（W.Mills）、D.里斯曼（D.Riesman），或者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约·熊彼特（J.Schumpeter）。[25]
三、古巴
如果我们不能说两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实现马克思的思想和梦想，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古巴在这么做，不过，古巴是开始以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这么做的。总的来说，在谈到拉丁美洲的时候，欧洲的准绳，像不适用于亚洲的现实一样，也不适用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古巴的特点首先是若干世纪以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同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民族解放战争的经验以及与一个日益强大的、最终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邻，这个国家在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越来越多地使自己的资本渗透进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大地主、资本家和军阀依附于自己。因此，我们在20世纪就看到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有力，但同时又存在大庄园主，存在大批贫困的无地农民。尽管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土地问题以及摆脱对北美的经济依附和摆脱北美的剥削，仍然是两项首要任务。[26]
从19世纪末，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从而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时，阿根廷的许多社会主义联盟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从中产生了阿根廷社会党。该党有自己的理论家J.B.胡斯托（JuánB.Justo），他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达尔文、斯宾塞和马克思主张的基础上。在智利，在L.E.雷卡瓦伦（L.E.Recabarren）的领导下，社会党加入了第三国际，而秘鲁产生了两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ictorRaulHayadelaTorre）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Mariátegui,1895-1930）。维·劳·阿亚是人民党的奠基人，最终采取了改良主义和因循守旧的态度，而何·卡·马里亚特吉却成了拉丁美洲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8年成了秘鲁社会党（两年以后，改名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不仅接受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而且把它运用于秘鲁的特殊情况，他得出结论认为，考虑到个体农民在封建大庄园的落后反动的结构中的地位，这一农民阶层是有可能进行反帝革命，因而也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由于上面谈到的拉丁美洲特殊和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情况，出现了关于拉丁美洲各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各种看法。有人认为，主要的矛盾是工业的发展和落后的农业结构之间的矛盾。有人又认为，主要矛盾表现在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关系上。而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主要矛盾是外国（首先是北美的）垄断资本、地主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本国资本家同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矛盾。
如果我们除此之外还考虑到古巴的事件——那里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力量是游击运动，那么，应当着重指出，拉丁美洲在这方面也具有杰出的传统和重要的经验。只消指出20世纪初的革命中的墨西哥游击战或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30年代初，尼加拉瓜在传奇般的奧古斯托·桑迪诺（AugustoSandino）领导下，依靠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援助，同美国军队进行的成功的游击战，就够了。同样，古巴也具有进行地下的、游击式的和公开的斗争的杰力传统：先是反对西班牙当局，特别是19世纪末在何塞·马蒂（JoséMarti）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后来是反对美国的渗透和对美国垄断资本的依附的斗争（40年代的E.切瓦斯〔E.Chibás〕运动〉。所有这一切向我们指明，卡斯特罗（F.Castro）考虑到了一种革命的可能性，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在此以前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是成功地经受了考验的。
古巴的不同寻常的革命现象，像20世纪其他许多革命现象——俄国、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等等的革命现象一样，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和对历史的解释必须有两个因素作为自己的基础：第一，对于采取历史性行动来说，最具决定性的，但也是最困难的，是对采取这一革命的历史性行动的现实的和最佳的可能性做出估计；第二，人在不断选择他认为最能解决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矛盾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的规律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发起的，也不是共产党发起的。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及其战友受到何·马蒂和E.切瓦斯这两位古巴进步思想家以及一些革命进程——我们提到过其中的一些——的鼓舞。但是，古巴的革命也表明，当代解放运动，由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在与自己迄今的殖民者或剥削者的冲突中开展的，它们如果想实现鼓舞着它们的主要的人道目标，就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卡斯特罗要把古巴从富·巴蒂斯塔（F.Batista）这个独裁者和美国资本的傀儡手中解放出来，这在开始时似乎是不现实的和不可能的。[27]卡斯特罗早在1953年就首次尝试强行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但是没有成功。自那时起，他的革命运动就以1953年7月26日作为开创日。第二次尝试是在1956年，他带领80名追随者在古巴岛登陆，在最初的日子里就只余下12人仍是自由和在进行斗争的。1959年1月1日，古巴全境终于解放。这12位革命者所开始的游击战，他们从事游击战的策略、决心和坚定的态度以及在同大垄断资本，首先是北美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发生冲突后又进一步把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起没有先例的历史性事件。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其他革命者解救古巴人民，特别是古巴农民的苦难的革命坚定态度，立即遭到国内外资本的猛烈反抗。对于土地改革和建立合作社，美国垄断资本的回答是抵制，最后是封锁。如果想拯救革命和巩固已经争取到的成果，就不能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美国帝国主义决意维护自己的阵地，这使革命要么投降，要217么发展到进一步、更加彻底的阶段。而这是需要有异常的勇气、自信心、人民的信任、革命的想象力，需要摆脱公式主义和教条的。而这些正是菲·卡斯特罗及其战友在很大程度上所具备的特点。因此，60年代古巴的发展的特点是做了特殊的努力，根据古巴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特殊情况来克服古巴旧的剥削者结构。从60年代初起，古巴的革命者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样，古巴革命就提出了，特别是给拉丁美洲提出了几个供讨论的主要问题，这同时又导致了与一些共产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发生尖锐的争论。
尽管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方面并不坚持一些固定的看法，因为他们在革命开始时还没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是试图把自己的道路理解成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几乎是必然要经历的道路。埃·切·格瓦拉（E.CheGuevara）认为，胜利的革命战争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从古巴革命的经验中，可以为拉丁美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引出三个重要的教训：1.人民的力量在战争中可以战胜一支正规军队；2.未必总是要等待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进行革命，起义领导可以去创造这样的条件；3.拉丁美洲大陆不发达国家的武装斗争必须主要在农业地区进行。”[28]
诚然，古巴革命的领袖们并没有搞绝对化，并没有认为游击战是拉丁美洲国家唯一的革命道路，但是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他们认为，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只要出现游击战的尝试就应立即给予援助。他们甚至认为，游击战是人民的和群众的斗争，认为几乎对于他们的大陆的所有国家来说，游击战都要放在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的前面。卡斯特罗有句名言，他说“安第斯山脉应该成为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菲·卡斯特罗的讲话中的许多地方以及切·格瓦拉的许多文章都是谈这个问题的。他们提出的基本论据是：这些国家的军队是压迫者的军队，必须加以粉碎；拉丁美洲农民总的处境是爆炸性的，他们反对封建结构的斗争越来越具爆炸性而遭到国内外联合起来的资本的武装抵抗；最后，这一斗争的性质是全大陆性的，也就是说，不能设想这场斗争将只是作为内部社会力量的斗争展开的，而应看到这将是所有人民的力量和所有镇压的力量之间的一场生死之争。[29]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Debray）系统地陈述了这些看法。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一种不能像军人般简要精确地表达的政策不可能被认为是革命的。德布雷在总结古巴的经验时认为，在这场革命中出现了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新东西的现象。例如，德布雷阐述了卡斯特罗的思想：对革命而言，先锋队的存在是必需的，但是，“这一先锋队不一定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那些想进行革命的人们也有权利和义务独立于这些政党而把自己组织成为先锋队”[30]。
德布雷认为，拉丁美洲的革命及其先驱古巴革命对国际革命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机构是不能脱离军事机构的，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组织是人民军队，它的核心是游击队军队。先锋党可以以游击队中心的特殊形式存在。游击队是成长中的党”[31]。
建立武装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这一观念肯定主宰着他们的看法，这种看法后来最激进地表现在格瓦拉的下面这个口号上：让我们造出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除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斗争有比较发达的民主条件的某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例如，乌拉圭或者智利）之外，对于几乎其他一切存在着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来说，古巴革命者认为，最有效和几乎唯一可能的道路是建立得到人民支持的游击队，游击队同时也将是新的革命党的萌芽和核心，而不是相反。德布雷认为，对于当代的条件来说，“人民军队将是党的核心，而不是相反。游击队是核心中的政治先锋队，真正的党只能从它的发展中才能诞生。因此，要发展政治先锋队，就应当发展游击队。因此，在今天的环境下，主要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游击战上，而不是放在巩固现有的党或者建立新党上。因此，武装起义的工作今天是第一号政治工作”[32]。
抱有这样一些想法的古巴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发生了冲突，这是显而易见的，后者基本上仍然坚持首先是工人阶级从事非法或合法斗争的传统观念，而在这个大陆的某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从人数上说已经超过了农民。[33]古巴的论点，特别是在强调武力和农民是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时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农（F.Fanon）关于第三世界以及第三世界摆脱殖民主义的论点是吻合的。今天，几乎已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这些思想家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最尖锐的谴责是完全有道理的。法农正确地指出，殖民主义绝不是什么“思想机器”，也不是“理智力量”，而是“自然状态”的武力，这种武力只能用更强大的武力才能加以消除。法农明确地写道，“在多数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中，农民一贯被忽视。虽然在殖民地国家中显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农民没有什么可以丧失，而只会得到一切。农民丧失了社会地位，忍饥挨饿，遭受掠夺，从而能最迅速地发现，只有使用武力才是合算的”[34]。
古巴的革命者跟法农一样，可以以古巴、阿尔及利亚或者越南为例，说这些都明显地证明了他们的观点。然而，必须同样指出，各国的情况不是一样的。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社会党和共产党为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进行民主的、公开的和合法的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在一些国家里，也存在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十分强大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但是，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情况跟法农或卡斯特罗的说法和分析是一模一样的。大批受剥削的、落后贫穷的农民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压榨，而且不能跟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剥削第三世界而兴旺起来的那些国家的越来越迅猛的发展的步调。如果帝国主义继续奉行自己的政策，这个第三世界很可能将从卡斯特罗、法农或者胡志明的革命主张中看到多多少少是人的生存的前景。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尽管这种解放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牺牲，对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来说，以及对于仍然始终是落后的意识的发展和变化来说，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公开的革命冲突是第三世界被剥夺了权利和受凌辱的群众历史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应当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切·格瓦拉决定。他的奋不顾身和牺牲只是这个被剥夺了权利的世界求解放的光辉时刻之一，因此他将永远被铭记在所有把自由看成是人的生存的同义词的人心中。
从更广的历史前景来看，切·格瓦拉试图在玻利维亚组织游击队而当时又没有成功，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问题是，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现在的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就是这样）或者在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里，它们求解放的革命道路是要走游击战，还是要走党进行斗争的传统道路或者是两者相结合。我们已经看到，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走游击队的道路。看来，在许多国家里，这条道路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要加上地下运动在城市里获得可能的和肯定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支持。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看到，古巴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有一种特别鲜明的主观因素，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往往采取唯意志论的做法。卡斯特罗曾多次强调，设想先要有觉悟，然后才进行斗争是极其错误的。“必须首先进行斗争，然后革命觉悟才必然会越来越有力地产生。”[35]这一态度在国内政策上也反映出来了。为了使生产更加顺利地增长，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还是精神刺激，在这个难题上，古巴马克思主义者把重点更多得多地放在后者上，担心过多地大力强调物质因素会使社会主义觉悟和关系走样。“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绝不否定物质刺激的客观必要性，但是我们拒绝把它当作鼓励人们行动的唯一刺激。我们担心，在经济领域内，这种刺激很快会成为目的本身，那时就会妨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当忘记，这一种刺激形式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加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措施。”[36]
特别是在对古巴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认为，可以更多得多地依靠群众的觉悟和发扬这样的觉悟，而不是依靠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某些经济规律。他们明确地表明，他们不主张首先应当建设物质基础而把觉悟的提高看作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或者首先应当渡过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个阶段然后才开始发展共产主义关系；而是主张应当同时建设这两个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在斯大林主义的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肯定有许多惨痛的经验，这些经验使得没有定见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古巴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摆脱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形而上学。在任何方面，把所谓的社会主义阶段同共产主义分割开来只能成为——迄今也始终成为——替许多与社会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相容的东西辩护的借口，我们还会有机会以南斯拉夫为例谈论这一点。
然而，只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只有认为所有这些阶段实际上说的是共产主义的不同阶段，说的是一种不能强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的异化（例如在政治领域内加强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及其各种伴生的官僚权力等级制，或者把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它的一种贫乏的变种——变为一种新的宗教，等等）的某些形式的社会制度，——只有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真正的和最困难的问题。在新社会最初几个发展阶段已经预告着未来发达的共产主义关系的形式有哪些呢？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最初几个阶段就应当解决和克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些经济范畴和关系，例如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他们中头脑最清醒的理论家切·格瓦拉写道，一根看不见的粗绳——价值规律——把异化了的人束缚于社会，它涉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决定着人的道路和命运。格瓦拉认为，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用我们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腐朽的武器来实现（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赢利，作为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等），那么，就很容易走进死胡同〔……〕为了建成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在建设物质基础的同时培养出新人。因此，重要的是正确地选择动员群众的工具。这一工具基本上必须是道义性质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正确地使用物质鼓励，首先是社会性质的物质鼓励”[37]。
限制和克服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式之一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这同时也是对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的结果，这是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完成的一件事。然而，国有化和中央集权制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关系的加强，而这种关系也是有较深的历史传统的。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到了古巴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卡斯特罗在取得胜利仅仅五年就在自己的讲话中强调，“应当像保护社会主义不受帝国主义之害那样来保护它，使它不受官僚主义之害。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官僚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暗藏的敌人。你们听到过一千万人在谈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你们听到过多少人在谈反对官僚主义？肯定、肯定、肯定是不多的。它是一大祸害，但我们现在对它不重视，因为我们对它还没有概念”[38]。
似出于上述理由，古巴马克思主义者还吸取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看到了过分中央集权的危险性，并立即宣布采取权力下放的措施，加强了某些自治的形式，据我们所知，在这方面还不存在比较固定的主张。在这方面，多尔蒂科斯（O.Dorticos）总统在一次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的话是富有特征的，他说：“1960年和1961年，研究古巴革命进程的某些观察家对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过分中央集权的趋势表示不安。对于进行革命的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实行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是势所难免的，这是为了协调一致地运用自己的资源，解决落后所带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复杂程度的越来越高和社会关系的越来越多样化，要求实行能使生产力在更高水平上发展的权力下放过程。恰恰是过分的中央集权，由于不了解需要，由于生产脱离消费，由于压制工作中的主动性以及由于生产和分配活动的官僚化，最终窒息了地方上的主动性，因为地方和地区的生产条件服从于高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决定。除此之外，还应当补充的是政治上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危险性，这甚至带来了个人专权的问题。万幸的是，看来古巴领导人是充分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今天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实行权力下放的双重趋势。这或许是今日古巴最令人感兴趣的现象之一。”[39]
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问题，迄今的经验表明，重要的是建立起官僚、个人权力等等无法加强的那样一种社会关系，而这不是取决于一个或者几个领导人的善良愿望、觉悟的高低或者性格的。因此，克服政治形式的问题、等级制度，发扬自治的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迄今为止，除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古巴人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毅力、勇气和真正的人道主义来实现这一主张，舍此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克服经济和政治上的异化。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为消灭他们的革命事业所做的种种尝试，他们勇敢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古老的设想：武装人民。古巴人建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和民兵，把武器发到大多数人的手中，从而表明，特别是向小国表明，全民防御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可能的侵略者可能在它面前却步；这同样是对建立军国主义官僚制的做法的重要纠正和障碍。他们同时总是声明，他们的革命问题不只是他们一国的狭小的事业。卡斯特罗和古巴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强调，他们的“人民绝不会以背叛国际主义义务的代价来实现未来”，“对于古巴革命者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场包括全世界”[40]。
他们的革命活动的深刻人道性质的动力是对本国人民以及整个未解放人类的苦难的同情。尽管他们从未忽视自己的民族责任，但是他们意识到，只要世界大部分地区还受压迫和被剥夺权利，就不可能有完全自由的民族。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的豪言壮语，他说：“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热爱我们杰出的人民，我们热爱用我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但是早于祖国，存在着人类！”[41]
古巴革命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非凡的现象。它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是古巴革命者所没有料想到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不是他们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事实表明，革命的彻底性和决心最终会把当代的任何革命引上社会主义轨道。这立即向古巴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们必须不仅根据著名的原则，而且同样根据他们的革命过去和现在在其中展开的历史环境和特殊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古巴革命肯定不是最后的一幕，正如当代任何一场社会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后的一幕一样。因此，他们的思想和探索的活跃是值得注目的，这必然会有某些失误，或者至少会出现理论要求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然而，仅就到目前的情况而言，他们的事业和思想已属于现代史最光辉的几页，这几页将永远成为人类历史创造活动最杰出的文件。
以上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如果我们没有提到某些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国家里不存在或不曾存在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研究。但是在某些没有被提及的国家里，没有使我们觉得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贡献的比较明显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对这一发展进行综合的时候不考虑专门提及。那将是撰写专门的个别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的任务。其他许多国家则刚刚走上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依附状态的道路，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不够强大，理论和哲学的传统更为薄弱，而这样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我们还需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发展，这个国家尽管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国，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非凡的活动，它表明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革命进程的理论基础；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这个国家今天正在书写当代历史的重要一页。
[1]MauriceDobb,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London1964);SovietEconomicDevelopmentsince1917(London1948).关于多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保·斯韦齐（P.Sweezy）50年代初在《科学和社会》（ScienceandSociety）上揭开了一场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许多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解释，在这一发展中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意义和作用问题，以及把从14至16世纪这个时期定为封建主义时期还是定为过渡时期。多布那本关于苏联经济的著作是对苏联经济发展的最完整的研究著作之一，包含对苏联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的许多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布哈林、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辛斯基等）后来都被斯大林主义作为敌人而加以迫害。
[2]M.Dobb,Političkaekonomijaikapitalizam(1937,1945);OnEconomicTheoryandSocialism(1955).
[3]多布在这本著作中写道:“资本在正常情况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而积累；这一变化如果不被‘剩余价值年率’的增长消除的话，就会加速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显然把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看成是发生周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把它看成是一个决定长期趋势的因素：这是积累和扩张的过程由于自身的后果遭到削弱并由此不可避免地重新下降的一个基本原因。”（M.Dobb,Političkaekonomijaikapitalizam,Beograd1959,str.109）
[4]M.Dobb,Političkaekonomijaikapitalizam,Beograd1959,str.119.
[5]M.Dobb,Političkaekonomijaikapitalizam,Beograd1959,str.271.跟多数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多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差别是：“在前者，财产的利益占主导地位，而人的利益意义不大或者甚至毫无意义；在后者，人的生活的利益是最高主宰，而保持财产的价值毫不重要。”（Političkaekonomijaikapitalizam,Beograd1959,str.119）
[6]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理论家的著作主要有：H.Levy,SocialThinking(1945);M.Cornforth,ScienceversusIdealism(1946);M.Cornforth,HistoricalMaterialism;J.Haldane,TheMarxistPhilosophyandtheScience(1938);T.B.Bottomore,ClassesinModernSociety(1955);E.J.Hobsbawm,PrimitiveRebels(1959);E.J.Hobsbawm,TheAgeofRevolution(1962);JohnStrachey,ContemporaryCapitalism(1956);G.D.H.Cole,HistoryofSocialistThought,1-5(1953-1960)。
[7]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最著名的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企图以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的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美国，凯恩斯（J.M.Keynes）学派也有许多追随者，其中，最出名的是：A.H.汉森（A.H.Hansen）、S.E.哈里斯（S.E.Harris）、A.P.勒纳（A.P.Lerner）等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斯韦齐（P.M.Sweezy）在自己的一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书中曾俏皮地嘲笑凯恩斯学派，说他们“抽掉经济制度的社会内容，把经济制度看成是一台需要送到修理车间整修的机床，在那里，国家这位工程师将对它加以整修"。（Teorijakapitalističkograzvitka,Zagreb1959,str.365）
[8]DanialdeLeon,IndustrijalniJunionizam,Cleveland,O.1934,str.70.
[9]参见DanialdeLeon,IndustrijalniJunionizam,Cleveland,O.1934,str.71。
[10]P.A.Baran,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NewYork1957,str.24.
[11]参见P.A.Baran,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NewYork1957,str.24。
[12]这部著作于1942年问世，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TheoryofCapitalistDevelopment）。只需要强调指出，跟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斯韦齐不认为要到利润率趋势性下降的规律中去寻找原因，而应到消费不足的趋势中去寻找原因。然而，他并不像凯恩斯及其信徒们那样认为，这些困难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得到解决。
[13]参见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15-16。关于经理人员问题，巴兰和斯韦齐认为，他们是产业主阶级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一部分。调查表明，他们是从这个阶级的中层和上层吸收人员的。因此，经理人员也位居最大的业主之列。此外，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作为经理人员的特殊利益了，阶级的毎一个特殊的部分都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参见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34）
[14]参见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48。
[15]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72.
[16]参见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79。
[17]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108.
[18]作者在谈到国家和吸收剩余时，由于下面的理由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他们写道：“我们决定，不遵照前面引过的例子[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普·弗兰尼茨基]，而是出于两个理由宁愿使用不加引号的‘垄断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这两个词。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始终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一作用在数量上肯定增强的话，我们并不认为，关于最近几十年来发生质的变化的证据是可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强调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现阶段的作用只会使人以为，这一作用在资本主义早先的历史上是毫不重要的。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术语，几乎势必使人以为，国家是站在私人经济一边的某种独立的社会势力，制度的运转不仅取决于这两个势力的合作，而且取决于它们的对抗和冲突。我们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意见。那些看来是经济界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的反映。因此我们认为，避免使用导致这种看法的术语是可取的。”（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66-67）
[19]参见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9。
[20]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363-364.
[21]P.A.Baran,P.M.Sweezy,MonopolyCapital,NewYorkandLondon1966,str.365.
[22]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杂志《马克思主义评论》（CriticaMarxista,1961年11-12月号）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讨论，参加的有莫·多布、J.基尔曼、泰·普拉格尔（Th.Prager）等人。这里我们还能指出的是，巴兰和斯韦齐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要比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逊色得多。他们认识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中当前进程的种种复杂性，怎么也不能接受我们在这一部分已经有机会了解到的先锋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中的某些过渡性措施，不能接受放弃了关于计划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市场不起作用等等教条主义观点的南斯拉夫的实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两位站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23]SidneyHook,TowardtheUnderstandingofKarlMarx(1933);FromHegeltoMarx(1936);DialecticalMaterialismandScientificMethod(1955).
[24]霍·塞尔森试图研究社会主义和伦理学问题（SozialismusundEthik,1943,1955;PhilosophyinRevolution,1957）。约·桑默维勒发表了一本关于苏联的哲学的书（SovietPhilosophy,AStudyofTheoryandPractice,1946），还出版了一部关于和平的哲学的引人注目的书，他在这本书中令人信服地告诉美国公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要求消除各国人民间的战争冲突的民主运动（PhilosophyofPeace，1949）。H.威尔斯发表了批判实用主义哲学的著作（Pragmatism—PhilosophyofImperialism，1954），而巴罗·丹汉姆著有《人与神话的对立》（ManagainstMyth，1947）和《锁住的巨人》（GiantinChains,1953）。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范围内出版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异化的两本书（MarxismandDemocracy,NewYork1965;MarxismandAlienation,NewYork1965），参加写作的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埃·弗洛姆发表了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引人注目的文集，参加撰写的也有许多特别是来自欧洲和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SocialistHumanism:AnInternationalSymposium,NewYork1965）。1969年，德国裔的“委员会社会主义”最老的代表之一保罗·马蒂克（PaulMattick）发表了自己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限度》（TheLimitsoftheMixedEconomy,Cambridge,Mass.1969）。
[25]在上述理论家和当代文明的研究家的最出名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J.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1942);C.W.Mills,Whitecollar:theamericanmiddleclasses(1951);C.W.Mills,Thepowerelite(1956);C.W.Mills,Thesociologicalimagination(1959);D.Riesman,TheLonelyCrowd(1960);D.Bell,MarxianSocialismintheUnitedStates(1952);G.Lichtheim,Marxism,AnHistoricalandCriticalStudy(1961)。
[26]参见秘鲁马克思主义者何·卡·马里亚特吉（J.C.Mariátegui）写的一部关于这些问题的优秀著作《论秘鲁现实的七篇文章》（Sedamesejatumačenjaperuanskestvarnosti,1928）。在当代出版物中，请参见《游击队员》（Partisans，巴黎）杂志1967年第37期（4-6月）上登载的一篇文章《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CubaetleCastrismeenAmeriqueLatine），伊格纳西奥·索特洛（IgnacioSotelo）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DerhistorischeOrtdesMarxismusinLateinamerika,Marxismusstudien,SechesteVolge,Tübingen1969）以及工人运动研究所百科手册《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RadničkiinacionalnooslobodilačkipokretiI,Beograd1968）。
[27]参见L.HubermanandP.Sweezy,Cuba,AnatomyofaRevolution,NewYork1961;Th.Draper,Castro’sRevolution,MythsandRealities,NewYork1962。
[28]ErnestoCheGuevara,DerPartisanenkrieg,Hamburg1968,str.11.在这部著作中，切·格瓦拉描述了游击斗争，并对进行游击斗争提供了指示。
[29]参见《革命资料》（MaterialienzurRevolution,Darmstadl1968）中收集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报告，特别是格瓦拉1963年写的文章《游击战——一种方法》。
[30]RégisDebray,Révolutiondanslarévolution,Paris1967,str.103.
[31]RégisDebray,Révolutiondanslarévolution,Paris1967,str.113-114.
[32]RégisDebray,Révolutiondanslarévolution,Paris1967,str.125.这里必须指出，德布雷在陈述这些观点时过分绝对化，他片面地强调了古巴的经验。这在存在比较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党的传统的地方，必然引起尖锐的反应。在考察这些国家的革命道路时，这一点是不能也不应该看不到的。
[33]特别是他们和委内瑞拉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者把他们的成员D.布拉沃（D.Bravo）的游击运动说成是派别活动，而菲·卡斯特罗却充分支持布拉沃。卡斯特罗指责委内瑞拉领导犯了机会主义、右倾和投降主义的错误，而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则尖锐地指责古巴领导想充当革命的“超民族领导“，等等。参见《非·卡斯特罗的讲话》（GovorF.Castraof13.marta1967）和委内瑞拉共产党总书记庞·马科斯（P.Markos）的答复《到底讨论的是什么问题》（Štajetoočemusediskutira.“Medunarodnipokret.Dokumentacija”,br.3,Beograd1968）。
[34]FrantzFanon,DieVerdammtendieserErde,ReinbekbeiHamburg,str.47.
[35]F.Castro,RevlutionäreundPseudorevolutionäre,MaterialienzurRevolution,str.119.
[36]E.CheGuevara,BrandstiftungoderNeuerFriede?ReinbekbeiHamburg1969,str.75-76.
[37]E.CheGuevara,DerSozialismusundMenschaufCuba,MaterialienzurRevolution,str.175-176.在这一意义上，古巴人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免费受教育，免费医疗，住房、电、煤气、水免费（还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等等。古巴的经济能否承担起这一切而产生较大的震动（尽管假设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提供了大量贷款和援助），这是我们很难说淸楚的。如果我们根据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发展经验来下结论的活，回答首先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现阶段，很难设想，可以完全克服商品生产的某些基本范畴，而又不产生比较深刻的社会动乱，不产生正是古巴人自己希望避免的现象，生产增长不足，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干预加强，等等。因此，在这方面，古巴的实例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感兴趣的。
[38]F.Castro,Govorod2.januara1965,“Medunarodniradničkipokret.Dokumentacija”,str.18.卡斯特罗在上述文章的另一段落中强调：“陈词滥调往往比帝国主义本身更有害，因为帝国主义总是通过镇压和犯罪活动来压制和抵制人民的斗争，而教条和陈词滥调相反，扼杀革命者的精神，使他变得迟钝。”（MaterialienzurRevolution,str.118）关于官僚主义问题，切·格瓦拉（参见ÖkonomieundneuesBewusstsein,Berlin1969）和其他许多人也谈到过。
[39]V.弗洛雷斯·奥莱亚（V.FloresOle）和F.洛佩斯·卡马拉（F.LopesKamara）对奥·多尔蒂科斯的采访记，载于1967年1月18日的《永久报》（Siempre），题为《古巴总统心目中的古巴》（Kuba—kakojevidinjenpredsjednik,“Medunarodniradničkipokret.Dokumentacija”,str.13）。
[40]F.Castro,UnserSchlachtfeldumfasstdieganzeWelt,MaterialienzurRevolution,str.124,126.
[41]F.Castro,Govorod19.aprila1967,“Partisans”,avril-juin1967,str.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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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
一、安东尼奥·班菲
二、加尔万诺·德拉·沃尔佩
三、切扎雷·卢波里尼
四、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上台粗暴地中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大利的发展，同时也揭开了欧洲法西斯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被开除出公开的文化生活二十多年之后才得到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意大利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是强大的，因而在从法西斯主义解放出来和建立了一种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之后，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极为活跃。经常参加讨论的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参加过抵抗运动或者起码是在历史实践中支持意大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的哲学教授们，他们拥护一种本质上是历史的思想，其意向是超越资产阶级世界的界限。[1]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意大利情况的特殊性也就造成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存在，它们都在意大利外面和在意大利地下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此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有一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意大利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葛兰西（A.Geamsci）的本质上反教条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如果说法国人曾经有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在战前几乎能够不受阻碍地发展的优越性，那么意大利人具有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后来的共产党的奠基人和书记——安·葛兰西，他知识渊博，鲜明彻底地坚持了欧洲最良好的文化思想传统。战后，他的《狱中札记》发表，这对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意大利共产党人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不依赖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极为容易地接受了葛兰西的观念；共产党人都反对接受葛兰西的原理，导致同他们本应遵循的意识形态相矛盾。这不仅发生在哲学理论方面，同样也发生在具体政治方面。葛兰西观念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没有意义的哲学、辩证法、认识论的解释等等混为一谈，也不能与斯大林主义关于铁板一块的党、民主主义完全消失了的民主集中制的观念混为一谈，不能与认为苏联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模式是唯一可能的因而是必须的等等主张混为一谈。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实践在这一时期不仅是矛盾的而且是完全不彻底的。要把对葛兰西的号召，他的自由的和有弹性的精神、他的反官僚主义、他的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的观念，同另一方面参加情报局反对真正开始实现葛兰西预见到将成为新的历史关系的实质的东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讨伐统一起来是很困难的。
说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这种矛盾情况的性质的是他们当时最大的哲学界人士安·班菲（AntonioBanfi）和加·德拉·沃尔佩（G.dellaVolpe）的活动，他们经过长期大量的哲学理论活动之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作为全面的文化思想家，并不那么容易能够躺到斯大林范畴体系的官方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2]
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安东尼奥·班菲（1886-1957），他在经历了战前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富有成果的时期之后，通过丰富的文化和本质上人道主义的想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正如大多数坚强的知识分子一样，班菲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而且也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的理论和实践的答案。因此，对于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够只是成为某种狭义的方法，某些特征而且是人的解放的普遍适用的思想。因此，班菲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伦理学的、理论的和人道主义的普遍适用性，这对于他来说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具体的历史性，而且意味着人的解放的理论和对人争取人性的实现的斗争的说明。[3]
班菲特别明显地坚持意大利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同某种本体论主义、机械性、范畴体系等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格格不入的，而是从根本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解放的性质。这样，班菲就在革命的历史的辩证法中来寻找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从而使历史实践，实践范畴重新被置于注意的中心。[4]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口头上的历史的理论，而是作为人的事业,作为自我创造的历史理论，而伴随着它的文化意识乃是对这种有机的发展的赞美”[5]。
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班菲来说是有关人和他的历史的见解和理论大纲的根本主张，摆脱了任何教条主义和抽象性的自由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从而作为“历史本身实行的激进行动的指南，以便通过人的中介来建立人的世界和生活”[6]。
因此，对于班菲来说，本体论作为论述现实的东西的根本原则的存在及其形式的理论，终究是某种“实用主义的神话学”[7]，它注定要把现实简单化，而不是说明和解释现实。因此，我在后边还要谈到，他任何时候也没有涉及“为什么”和最根本原因的问题，而是谈到现实的具体结构“怎样”的问题。同样，他认为思辨概念只能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用作理性研究的手段，而不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用非理性的东西本身的客观形式。[8]
班菲通过他的所有这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历史实践的最好理论的主张，继承了欧洲最好的和最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和科学的传统，这些传统使人摆脱形而上学、反自然主义和教条丰义，并且为新的科学的和历史的意识而斗争。班菲同非马克思丰义思想家进行公开的和全面的对话，这不仅是一种伟大文化和博学的榜样，而且也是唯一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和理论的对话对于人的问题的解决的必要性的原理的范例。因此，对于班菲来说，新的“社会化的人”是那种不存在形而上学的妄想的人，并且他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在自然中活动并且创造自己特有的历史事业的同时求得意识的普遍适用性和知识的合理性，它们使人能够从事他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因此，班菲认为，从哲学理论上钻研一种文明和文化的理论应该是注意的中心，马克思主义作为伴随着工人阶级为确认它的万能的人的职能的斗争的意识，给这种理论提供了最多的前提。[9]
第二个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大利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人是加尔万诺·德拉·沃尔佩（1895-1968），他也是在作为哲学教授长期从事理论活动之后经过独特的经验主义和后来的存在主义，在战后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的激烈争论[10]同他的战后的著作和与他思想相同的人有联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意大利的哲学中，金蒂雷（G.Gentile）和克罗齐（B.Croce）的独特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占统治地位，从而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哲学的过时性的批判也容易超越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德拉·沃尔佩和与他思想相同的人就有过那种情况。在他的关于逻辑学这门实证科学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的解释是关注的中心。[11]德拉·沃尔佩在谈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的批判的时候，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同黑格尔的方法根本不同，并且这两位思想家在起源学上也是无法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说黑格尔的方法是神秘主义的、抽象的总体的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那么，马克思的方法是具体—抽象—具体的途径。[12]
在德拉·沃尔佩的影响下，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是L.科莱蒂（L.Colletti）、马里奧·罗西（MarioRossi）和尼古拉奥·梅尔克耳（NicolaMerker）也维护这种观点。在50年代末（1958年），在《当代》杂志上科莱蒂和V.杰拉丹（V.Gerratan）展开了尖锐的争论。科莱蒂竭力指出恩格斯在晚期论述黑格尔哲学的性质、辩证法和体系的关系等等的著作中的观点，同样还有列宁在晚期论述黑格尔哲学的意义的著作中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几年以后，切·卢波里尼（C.Luporini）也卷进争论中去，他认为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生们忘记了马克思范畴的历史性，并且指出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完全割裂开来是错误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方法论主义是错误的，他提出认为自己的马克思的模式是抽象—抽象的模式的观点，同德拉·沃尔佩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解释相对立。[13]
德拉·沃尔佩还企图提出自己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为的是首先同占统治地位的克罗齐的和科学的理性美学观相反的直觉美学观相对立。艺术的东西和科学的东西在德拉·沃尔佩看来，按其认识因素是根本无法区分的，因为如果不是那样，艺术作品的相关性就将是不可理解的。[14]所以，他认为论述这些问题的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卢卡奇）并没有完全丢掉浪漫主义的美学的前提。
在德拉·沃尔佩看来，为了认识艺术著作，除了艺术著作的结构和产生它的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之外，除了要证实一般认识论方面之外，还需要确定认识论方面的特殊性，这构成要求说明那种理性-直觉的具体性，有别于任何其他科学的或哲学的著作的艺术作品的语义学分析。而这种分析指出语义学-技术中介的特殊性，语言-表现的特殊性。德拉·沃尔佩在分析了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之后得出结论:“前面做过的对诗作的实际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完全能够得出结论如下：1）真理或作为语言的诗的认识价值（正如其他任何语言一样）是建立在形象-概念之上或者是在逻辑-直觉结构之上，在给我们证实任何诗的或‘幻想的’作品的某种（理性的）结构或某种意义的必要的优越性的东西的基础上的；2）每一种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表示着经验或联系，因而表示着一种社会学的怎么样，因而这样一来，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给诗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由于它的科学的、反教条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性质只能批判地理解；3）终究只有分析诗的语义学的（语词的）构成（这是迄今被回避了的）才能够做到也表明它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指明在何种意义上诗的语言有别于科学的语言，从而确定以前使用过的关于客观的和历史的激情的公式等等。”[15]而那种语义学-技术领城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的“多义性、‘多种含义性’（多种语义性），这是和科学性，单义的那种语言有区别的”[16]。
这种多义性表现在比喻、符号以及各种表现方式上，它们作为技术因素不仅是为艺术作品构成的，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区别艺术作品的标准，换言之，艺术作品按其技术因素的那种差别实际上是无法互译的。[17]
德拉·沃尔佩的这些努力是一种超越克罗奇把直觉和推理领域鲜明地分割开来的直觉美学的片面性的尝试。但是，同样，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些仅仅满足于艺术认识论方面的观念在许多艺术现象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德拉·沃尔佩没有最终从自己的原理引出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分析和观点已使他形成一种本体论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其代理人。
我们已经提到德拉·沃尔佩的观念，特别是考虑到对马克思和他同黑格尔的关系的解释，在意大利哲学界和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这些论战中最积极的是一位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切扎雷·卢波里尼（CesareLuporini，1909-1993）[18]，他通过存在主义和政治上参加抵抗运动而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现代历史性论争的理论和实践的答案。
在有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讨论中，卢波里尼反对德拉·沃尔佩和他的追随者的观点，认为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范畴的基本特性——它们的历史性。他责备他们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完全分割开来，从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派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解释。同样，同他们把辩证方法看作是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的观点相反，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卢波里尼认为这种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叫作抽象—抽象的方法。[19]
卢波里尼的研究活动的一部分是批判地回顾哲学传统，并且发表了论列奧纳多·达·芬奇、伏尔泰和康德的著作。[20]他研究的问题中，研究得最多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辩证法和历史的东西的问题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站在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路线上，卢波里尼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的历史存在的基础，并且认为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实践。[21]所以，批判地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以及列宁同经验批判主义论战时的片面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特别在学术著作《真理和自由》一书中，卢波里尼强调，抽象的或孤立的意见任何时候也不能看作是现实的直接反映。这种关于意见以及主客观关系的抽象观点在列宁时代是普遍流行的。但是，“如果这说明列宁的历史情况，那么这并不能证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维护这一个站不住脚的、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完全多余的概念上的经常巧妙的努力是有道理的”[22]。
卢波里尼在他的最新的著作，即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本的很长的序言中，重新回到争论很多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的问题上来。特别说明这一著作的特点的是：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和大多数对这一发展的解释者不同，他认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还“不是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这一过渡的直接先导”[23]。和阿尔都塞不同，卢波里尼特别坚持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哲学根据，也就是它的人道主义。[24]同样，卢波里尼强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同“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也就是费尔巴哈的立场决裂，并且正确地解释道，在下述意义上可以谈到马克思的科学性：“就是结构的观点，个人的功能（反过来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人的个体的问题。丧失或以某种方式消灭了那种个人本身或个体本身在其中成为结构本身的前提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虽然它表面上看来是科学的。”[25]卢波里尼确实强调政治领域在他们的发展中的决定意义，同时又正确地强调在他们的发展中并不存在纯粹黑格尔的阶段，费尔巴哈的阶段，或者康德的阶段，费希特的阶段，等等。[26]
当时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情况以及已经提到过的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够比较全面、比较自由和比较富有弹性地对待今天重大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这就预先决定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得以避免在政治上孤立。对此做出最大努力的是他们最著名的人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1893-1964），一位几乎经历过近几十年来欧洲共产主义的全部盛衰的人。
虽然以前他在自己的某些看法上与第三国际的领导集团不一致（例如，法西斯主义问题）或者起码有过不同的意见；虽然在战后他基本上维护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但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事件使得陶里亚蒂有可能以一种独立政策的精神极为迅速地表述自己的怀疑、不一致和分歧。
陶里亚蒂在他答《新论据》杂志记者问时（1956年5-6月）已经表示赞成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并且提出鲜明的意见，对那种批判的水平表示不能满意。[27]虽然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首要的任务是对本身的历史的各个时期做出有根据的分析，同时提出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陶里亚蒂终究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造成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官僚机构在苏联的经资和政治生活中，而且可能首先是在党的生活中起着过大的作用。但是，在这里要说明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是相当困难的。是一种东西渐渐地变成另一种东西的表现。”[28]
陶里亚蒂看到现代世界的全部总体性，发展的各种不同形式，历史和文化的传统，等等。据此得出结论：再也不能说只有一种苏联的模式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运动了。“制度就整个来说成为多中心的，因而在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中再也不能说一个领导中心，而只能说经常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达到进步。”[29]
陶里亚蒂从这一切中郑重提出下列主张：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情况下展开强大的和群众性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领导公式，这些公式曾经使得任何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孤立和无所作为。人们早已清楚，把一个运动的经验机械地搬到另一个运动中，就会导致注定的错误和失败。在这种意义上，陶里亚蒂认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在其争取社会改革的斗争中，还可以极多地利用民主的宪法。“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因为我们将在宪法、它所规定的民主的法规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并且我们要求一切人尊重这种法律和循守一切法律规范，首先要求统治者这样做。我们把握住民主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将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前进。”[30]
据此陶里亚蒂认为采取多党制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和实际必要的。这种想法不仅仅是从意大利情况的特殊性或者从对“斯大林统治下造成的错误以致恶行”的批判中引申出来的。[31]在他看来，他提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本主题是从关于说明具有民主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的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分析的意识以及从关于社会主义的样板不断发展的意识引申出来的。“在以前只能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确定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一点出发，在今天这一过程正在工人群众以及中等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中实现着。因而存在着扩大那些即使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承认社会主义前景的政治力量的阵营，当然，他们不可能全都属于一个唯一的政党的。”[32]
陶里亚蒂在其著名的所谓《雅尔塔备忘录》中提出他关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和批判的看法，由于它是在他临终之前写成的，因而意大利共产党人也就把它看成是某种政治遗嘱。在这里，陶里亚蒂首先反对苏联党的领导想要在那个时候召幵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来正式谴责中国的观点和政策的意图，并且认为这种现代的革出教门的做法只会损害西方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它们终究还不能够适应它们面临着的任务”[33]。
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正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集中经济管理、进行计划和国家干预中寻求出路，革命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的任务必然要获得新内容。资本主义的计划化是伴随着反民主的和专制的趋势发展的，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反对这些趋势。在陶里亚蒂看来，由于资本主义计划化的发展，工会碰到特别明显的困难处境。因为计划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所谓收入政策，它包括整整一系列为此推行的限制提高日工资的措施。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会的斗争不能依然孤立在各个国家的领域内。而实际缺少那种国际的计划和共同的斗争，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之一。
陶里亚蒂毋庸置疑地和坚决地主张在寻求和选择自己的历史道路上每个党的自主和每个民族的主权，这对于意大利共产党的自由的胜利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陶里亚蒂写道：“我想，在今天的历史发展和它的总的前景（进步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路线上，争取进步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形式和具体条件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都将是同过去极不相同的。同时，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懂得独立地行事。我们坚决拥护的党的自主不仅是我们党内在的必要性，而且也是在当代条件下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我们将是任何关于重新建立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的建议的反对者。”[34]
由这些要求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的丰富的革命经验以及对那些集中主义的组织的许多失败和有时是悲剧性的看法、要求和行动的批判，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情报局崇三次会议的评价，对把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加给中欧各国的做法的批判，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种做法引起工人阶级本身的一系列公开造反行动，它们只是靠暴力才被镇压下去。陶里亚蒂没有抛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统一的思想，然而他所理解的统一，是在每个国家实现这些任务的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为了解决个别党之间可能的隔绝和紧张关系，陶里亚蒂提出最好的手段是：各个党经常接触和交流经验；召开集体的会议研究各个党共同的问题；召开关于经济、哲学、历史等一般问题的国际讨论会。[35]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整个备忘录中确实对终究依然存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结构提出了本质上尖锐的批判——这就不必多说了。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关于在各个国家和在国际方面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观念的尖锐冲突：老的、终究还是斯大林主义的、不民主的、官僚主义的和不明智的实践，建立在欧洲政治和文化的最优良传统和许多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开放的、富有弹性的观念。因此，陶里亚蒂“无法理解的”是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劳动的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领域比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存在的还要狭小。[36]陶里亚蒂感到奇怪的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各个领导集团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分歧。因此他主张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下公开讨论迫切的问题，在他看来这将会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和影响。[37]
但是陶里亚蒂认为，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最重要的是“超越斯大林造成的限制以及取消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提供统一的图景。普遍的印象是返回到列宁主义的保障党内外广泛的发表意见和在文化、艺术及政治方面进行讨论的自由的努力受到阻碍和反对。这种阻碍和反对在我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首先是因为今天的情况再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而经济建设已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永远赖以出发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它对工人存在着最广泛的自由，他们以有组织的方式参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我们欢迎一切合乎原则的说法和一切事实证明，这种现实不仅存在于苏联而且存在于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但是相反，有时呈现给我们的事实给整个运动带来损害”[38]。
陶里亚蒂去世后不久，意大利共产党人就全部发表了他的“遗嘱”[39]，还有L.隆哥（L.Long）写的前言，从前言可以看出党的领导把陶里亚蒂的观点完全接受下来而作为自己正式的观点，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意大利共产党人迄今为止，证实了他们对所采取的立场始终如一的决心。无论在党内民主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有关决定性地把运动的界限加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头上的做法上，我们都将能够成为它的见证人。
即使考虑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很多流派，从迄今为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理论讨论已具可观的规模，正在进行许多从理论上解决现代历史的重大问题的努力。在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新左派的评述中我们已经谈到，许多在为资本主义范围内结构改革而斗争的新观念的拥护者，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不乏其人（列·巴索、布·特连亭、维·福阿等等）。
同样，本来意义的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某些意大利哲学流派中，特别是在所谓新启蒙运动中有着肯定的反响，各种不同起源的思想家拥护新启蒙运动。[40]以恩兹·帕奇（EnzPaci）为首要人物的《或此或彼》杂志（Atu-Atu）周围的集团特别想把胡塞尔的某些观念同马克思的观念联结起来。由于坚持可能性范畴、消除任何末世论的骗局、批判的人道主义，意大利新启蒙运动极其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的理论立场。
因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因其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传统和在意识形态上独立自主，将能够写成现代史上有意义的一页。在对一种将是最接近马克思的观念的欧洲社会主义观念的探讨研究中，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具有把许多成分编织成那样一种新观念的前提条件。
[1]安东尼奥·班菲（AntonioBanfi），一位最著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后来写道：“党的斗争，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对于我正如对于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具体的和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Prospettivafilosofica,1950,inLaricercadellarealtàII,Firenze1959,str.728）班菲同时补充说，对此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在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围绕“新秩序”集团的运动、第三国际目标的实际同情中，和在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发展的热忱中，也受过长期的训练。在《马克思主义论文集》（Saggisulmarxismo,Roma1960,str.117,118）一书中可以看到类似的论题。
[2]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强盗，常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用来杀人的铁床上，矮小者被拉长，高大者被锯短。——译者注
[3]参见A.Banfi,Saggisulmarxismo,Roma1960（Sull’universalitàdelmarxismo,1957）,str.45-61。班菲在归纳这些原理时写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原则上能够解决我们在意识形态和哲学之间、实践和理论之间、具体参与和精神之间进行的争论。它的历史渊源和有关它的意识是同一种潜在的历史的、伦理的、理论的和人道的普遍适用性相符合的。但是，正因为这样，这普遍适用性并不是以抽象真理的直接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斗争、要求、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终究要在历史中并通过历史才能知道。（Saggisulmarxismo,str.61）
[4]班菲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写道：“历史不是像形而上学思维想象的那样是天命或抽象合理的大纲，亦非如抽象历史主义想象的那样是一系列冷漠的事件，历史主义同形而上学思维的对立纯粹是消极的。它是情况、结构、价值的创造和发展。如果想把它的含义规定为在文化意识中接受的各种不同的对立方面之间共同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人的普遍适应性和自律形成的辩证过程，理想的普遍适应性和精神自律存在的基础。”（Lamiaesperienzafilosofica,LaricercadellarealtàI,str.11-12）
[5]Lamiaesperienzafilosofica,LaricercadellarealtàI,Firenze1959,str.14.他还继续写到某一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种哲学、科学或历史；它是哲学，精神自由的活动的历史的人道性。”（Lamiaesperienzafilosofica,LaricercadellarealtàI,Firenze1959,str.15.）
[6]Lamiaesperienzafilosofica,LaricercadellarealtàII,str.696，759-761.除别的外，他在这里写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以外的某种形而上学思想，而是历史本身对其辩证过程和具体历史行动的意识，“按其伦理学意义也是潜在的行动目的，而按文明和文化则是唯一组织和发展的原则”（Lamiaesperienzafilosofica,LaricercadellarealtàII,str.760.）。有关这种问题还见于上述论文集中《哲学的远景》一文。
[7]A.Banfi,Prospettivafilosofica,LaricercadellarealtàII,str.719.
[8]参见A.Banfi,Prospettivafilosofica,LaricercadellarealtàII,str.719-720。同意参见L’uomocopernicano,Milano1950,str.381。
[9]参见L’uonocopernicano,Milano1950。同时可参见Prospettivafilosofica（1950）；L’unitàdialetticadellaciviltàmoderna（1951）。另一方面，就是在班菲关于苏联社会和人的非批判的和几乎是浪漫主义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有沉重负担的，同时不知道他的观念是同斯大林主义的狭隘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主义及机械论完全对立的。例如，上面引用过的《现代文明的辩证统一》（L’unitàdialetticadellaciviltàmoderna）一书中的有关的段落。福尔维奥·帕皮（FulvioPapi）发表了大部头的关于班菲的专著《安东尼奥·班菲的思想》（IlpensierodiAntonioBanfi,Firenze1961）。
[10]关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有关黑格尔在马克思问题上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参见VjekoslavMikecin,Suvremenatalijanskafilozofija,Zagreb1966;MarksistiiMarx,Zagreb1968（它附有大量书目文献）。
[11]GalvanodellaVolpe,Logicacomescienzapositiva,Messina-Firenze1950.
[12]德拉·沃尔佩在其论逻辑学这一实证科学的主要著作中写道：“具体的方法表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循环的运动……”（Logicacomescienzapositiva,Messina-Firenze1950,str.189）他在此书的末尾还说：“逻辑符号依然是事先确定的，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是标志任何科学的知识——因此不再是纯粹的知识或思考——的统一的三个逻辑认识论方面的循环：1）问题的给定性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2）假说或历史-理性的组织（确定前后项的假定的中介）；3）实验或结束给定的东西和假设或者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循环（把假设变为规律）。”（Logicacomescienzapositiva,Messina-Firenze1950,str.211）此外，德拉·沃尔佩还指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性，从而已在1950年翻译和出版了它们。
[13]在这次讨论中最重要的文章有：M.Rossi,“Rovesciamento”e“nucleorazionale”delladialetticahegelianasecondoMarx(“Opinione”,br.4-6,1957-58);L.Colletti,IlmarxismoetHegel(1958);L.Colletti,Dialetticasxientificaeteoriadelvalore(predgovorknjiziE.V.Iljenkova,1961);C.Luporini,AppuntiperunadiscussionetraifilosofimarxistiinItalia(“Rinascita”1962);C.Luporini,“Rovesciamento”eilmetodonelladialetticamarxista(“Criticamarxista”,br.3,1963);MarioRossi,MarxeladialetticahegelianaI,Roma1960,II,Roma1963;NicolaoMerker,Leoriginidellalogicahegeliana,Milano1961。
[14]“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正如存在历史的或科学的语言等等一样也存在‘诗的语言’（discorso），应该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语言’这一术语——作为理性-直觉的行为——，在诗的情况下，在一切情况下去理解它。在其他精确的术语中我们应该理解诗和艺术完全是（具体的）精神，这正如历史或科学一样，没有理由把历史和一般科学区分开来：就是说在认识的、认识论的一般因素中感觉（幻想或类似的东西）和精神是统一的、不能区分的。”（G.dellaVolpe,Criticadelgusto,Milano1966,str.6）
[15]G.dellaVolpe,Criticadelgusto,Milano1966,str.46-47.稍晚些时候，德拉·沃尔佩以下述方式概括了自己的看法：“美学——真正文学的诗学或严格意义的诗学——的必然后果在问题范围上是从关于上述语言学符号的理论产生出来的，可以暂时表述如下：1）诗或文学的特殊性、独特性就是语义学的特殊性，即特殊的技术的性质；2）从而同样是一般科学的语义学的特殊性，因而是它的技术的独特性；自然，同时注意到迄今提出问题和经过检验的认识论前提被压缩为抛弃已成为习惯的回避精神（理想性）或幻想（特殊性）具有的这种或那种共同的或一般的认识论性质，以便对诗或文学艺术同哲学和科学做出区分。”（Criticadelgusto,Milano1966,str.69）
[16]G.dellaVolpe,Criticadelgusto,Milano1966,str.77.
[17]“为了彻底确定诗的符号，最后需要提出：1）如果说比喻（连同它的极端性、比较和夸张）是那种活生生的或僵死的一般认识的价值（是诗的或者庸俗的），如果说那种诗的符号或者有典型特征的多义的概念同样可以是转义和字面意义的，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诗的符号或概念是为它的语义学的多义性或多种语义性的方面或性质所规定或确定的，因而也是为它的语义学的自律所确定的；2）因此，诗的符号在典型意义上是这样一些意义或者绘画的表现或者语词的表现，它们从其语义学的自律中吸取足够的组织和构成的力量——或者它们本身直接地或者和其他交织而成——全部表现的领域（文学作品）……”（Criticadelgusto,Milano1966,str.119）
[18]卢波里尼生于1909年，弗兰尼茨基在本书中误写为“生于1908年”，特此更正。——译者注
[19]参见C.Luporini,Ilcircoloconcreto-astratto-concteto,“Rinascita”,1962,br.24。
[20]主要著作有：Filosofivecchienuovi,Firenze1947;LamentediLeonardo,Firenze1953;Voltaireele“Lettresphilosophiques”,Firenze1955。
[21]参见C.Luporini,Laconsapevolezzastoricadelmarxismo,“Società”1955,br.3。
[22]C.Luporini,Veritàelibertà,“Società”1960,br.2,str.212.后来在研究与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后的原著有关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著作中卢波里尼又谈到这点:“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从人的方面去‘占有’（Aneignung）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机械的反映（Widerspiegelung）就够了。关于‘反映’（或‘抽象’）的比喻只适用于表示同一过程的（局部的或全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运动方式。分析到底，它只能实际应用于描述一个理想的过程的地方而不把它同唯心主义混为一谈。”（Realtàestoricità,“Criticamarxista”1966,jan.-febr.,str.100）
[23]C.Luporini,Introduzionea“L’ideologiatedesca”diK.Marx-F.Engels,Roma1968,str.64.
[24]切·卢波里尼在这一著作中写道：“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在这里‘基础’一词是什么意思。1844年手稿显然提供了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种人的哲学）。因此，在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将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Introduzionea“L’ideologiatedesca”diK.Marx-F.Engels,Roma1968,str.81）
[25]C.Luporini,Introduzionea“L’ideologiatedesca”diK.Marx-F.Engels,Roma1968,str.85.
[26]参见C.Luporini,Introduzionea“L’ideologiatedesca”diK.Marx-F.Engels,Roma1968,str.87.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多次讨论中无论如何有必要提到阿尔多·扎纳尔多（AldoZanardo）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叶·P.康捷尔（E.P.Kandelj）和V.A.卡尔普申（V.A.Karpušin）的论战。扎纳尔多在其著作《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问题》（《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反响》[Formeiproblemisuvremenogmarksizma（OodjekumislimladogaMarxa）,“Studistorici”1962,br.4]中批判了苏联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重要因素（实证主义、教条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行为等等），苏联作者以《再论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命运》（JošjednomohistorijskojsudbinimislimladogMarxa,“Voprosyfilosofii”,1964,br.1）一文作答，它只是表明哪些被人们看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能进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27]在这次答记者问中，陶里亚蒂强调，如果要追究这种制度是怎样造成的，就恰恰说明斯大林时代以后这一切做法“只有说明这些错误不仅是某种个别的东西，而是深深地贯穿苏联生活的现实的，这样才是能够理解的”。（P.Togliatti,L’intervistaa“Nuoviargomenti”,1956,br.20,inP.Togliatti,Problemidelmob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1956-1961],Roma1962,str.101）
[28]P.Togliatti,Problemidelmob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1956-1961],Roma1962,str.103.后来，陶里亚蒂断定，苏联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开始有害地限制党内的民主制度，并且开始建立官僚机构。（参见Problemidelmob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1956-1961],Roma1962,str.104）
[29]P.Togliatti,Problemidelmob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1956-1961],Roma1962,str.116.
[30]P.Togliatti,Rapportoall’VIIICongressodelPartitocomunistaitaliano(dicembre1956),Nellademocraziaenellapaceversoilsocializmo,Roma1966,str.51.
[31]P.Togliatti,DiemarxistischeKonzeptionderpolitischenParteiderArbeiterklase,AusgewählteSchriften,Frankfurta.M.1967,str.201.
[32]P.Togliatti,DiemarxistischeKonzeptionderpolitischenParteiderArbeiterklase,AusgewählteSchriften,Frankfurta.M.1967,str.201.关于这一问题参见IvoPetrinović,KoncepcijaKomunističkepartijeItalijeotalijanskomputuusocijalizam(1969)。关于陶里亚蒂的研究参见：GiorgioBocca,P.Togliatti,Roma-Bari1973;E.Ragionieri,PalmiroTogliatti,Roma1973;L.Gruppi,Togliattielaviaitalianaalsocialismo,Roma1974。
[33]P.Togliatti,Promemoriasullequestionidelmov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edellasuaunità(Yalta,agosto1964),“Rinascita”5.septembra1964,str.3.
[34]P.Togliatti,Promemoriasullequestionidelmov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edellasuaunità(Yalta,agosto1964),“Rinascita”5.septembra1964,str.4.
[35]参见P.Togliatti,Promemoriasullequestionidelmov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edellasuaunità(Yalta,agosto1964),“Rinascita”5.septembra1964,str.4.
[36]陶里亚蒂自然很好地懂得（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思考什么和怎样思考），在斯大林时代不仅有许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有着不同于官方的思想而丧失了生命，而且在斯大林以后许多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丧失了自己的地位。所以，在陶里亚蒂那一时代的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中的一些中央委员是大学教授或者著名的社会和文化工作者。（在其他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完全可以理解：从这种情况考察政治文化问题的视野和坐标与斯大林主义的根本不同，后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上述场合是粗俗的和独断专行的。
[37]参见P.Togliatti,Promemoriasullequestionidelmov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edellasuaunità,str.4。
[38]P.Togliatti,Promemoriasullequestionidelmov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edellasuaunità,str.4.
[39]Testament,“Rinascita”,5.sept.1964.
[40]就意大利本身的来源来说，意大利新启蒙运动可能包括：尼·阿巴尼亚诺（N.Abbagnano）的实证主义的存在主义，G.普雷蒂（G.Preti）的实用主义的新实证主义，R.康托尼（R.Cantoni）的历史主义的人道主义，N.博比（N.Bobbi）和L.杰伊蒙纳特（L.Geymonat）的方法论的唯理论及恩·帕齐和《或此或彼》杂志周围的集团坚持的现象学。此外，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P.南尼（P.Neni）、列·巴索（L.Basso）、E.阿加齐（E.Agazzi）、U.切罗尼（U.Ceroni）、G.彼特拉浬拉（G.Pietranera）、拉·洛姆巴尔多·拉狄塞（L.LombardoRadice）、C.萨里纳里（C.Salinari）、N.巴达洛尼（N.Badaloni）、R.B.班狄涅里（R.B.Bandinelli）、C.卡塞斯（C.Cases）、E.拉卓涅里（E.Ragioneri）、G.康德洛罗（G.Candeloro）、P.阿拉特里（P.Alatri）、G.马纳科尔达（G.Manacorda）、G.阿尔菲（G.Arfè）、P.斯普里阿诺（P.Spriano）、G.普罗卡齐（G.Procacci）、A.卡腊齐奥落（A.Caracciolo）、A.佩森蒂（A.Pesenti）、V.维特洛（V.Vitello）、E.扎塞雷尼（E.Sereni）、罗·罗桑达（RossanaRossanda）、G.普雷斯蒂皮诺（G.Prestipino）、阿·扎纳尔多（A.Zanardo）、L.格鲁皮（L.Gruppi）等等。杂志除提到的外还有，《工人世界》（Mondooperaio）、《社会主义史杂志》（Rivistastoricadelsocialismo）、《当代人》（IlContemporaneo）、《马克思主义批判》（Kriticamarxista），罗马安东尼奥·葛兰西学院出版的《葛兰西研究》（StudiGramsciani）和米兰的贾恩贾科莫·费尔特里涅利学院出版的《年鉴》（Ann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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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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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共产党”
〔来源〕《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一卷，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
从“封建残余的”中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否要经过长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一一这是尚在聚讼的问题。就我个人说，从抛弃封建的意德沃洛基（法语Idéologie音译，意识形态）。到接受社会主义的意德沃洛基，中间是没有经过什么长期的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德沃洛基阶段的。倘若我们把五四运动看做中国集体意识的觉醒，则主流来说，这个觉醒也未曾停留在长期的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德沃洛基阶段。
上面说到，我们在圣日尔曼时，外江同学抱着中古初期基督教传教士精神向我们这些“野蛮人”说教。自然抱有这种精神的并非所有的外江同学。凭我尚保留着的印象，我可以举出几个人来。一个是江西人熊雄。他是李烈钧部下一个军官，有民国初年模范军官气概，写一手好字，能作旧诗，热情，倾向于一切新的革命的东西，但没有分析的头脑。一个是四川人秦治谷，善摆龙门阵，诚恳，能英语，喜欢同人讨论新文化问题。一个是贵州人汪颂鲁，旧学问有相当根底，留心访求一切喜欢新思想的人。其他还有几个，但我记不得了。并不是说，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其他外江同学都不与福建人往来。尽管福建人用方言，或背后，或当面，拿外江人当作嘲笑对象，两方面还是有往来的，但也不过谈些“今天天气，……”，或巴黎风景，或女人。我提到的几个人则不爱谈起这些问题。熊雄得到福建人欢迎，他交了许多福建朋友，因为他是个军官。秦治谷和汪颂鲁没有什么成绩。他们同福建人讨论文化的思想的问题时，福建人常常会打断对方的话，问他预备学什么科，接着就说：“我要读什么大学，学工程或农学。”当时我有一个别字叫“则连”，同乡中知道得很多，因为那时还保留着称字不称名的旧风气。同乡中没有懂得我为什么取这个别字。汪颂鲁和我相视而笑。后来汪颂鲁告诉我，他有个先生也到法国来，姓黄字齐生，取的是同一个意思。黄齐生先生是王若飞的母舅，后文要说到他。
有一天，汪颂鲁引我到一个课堂外面的走廊去，把我介绍给一个又长又瘦的人，面孔是扁的，颧骨微微凸出，有点潮红，同半熟的螃蟹壳一般。汪颂鲁说：“这位是尹宽先生，桐城人。”他晓得我知道桐城是在哪一省。但我听了他的介绍，几乎要笑出来。因为他的名同他的身体是不相配称的，如果叫做“尹长”就很相配了。尹宽站着立即向我作一篇很有条理的演说，我不记得这演说的内容。以后，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渐渐说到了有组织一个研究团体之必要。决定我们三人先成立组织，再分头邀请其他同学加入。一日，我们三个人在圣日尔曼森林里，浓荫之下，讨论团体的名称，章程，等等。我提出了“自明社”，他们立即通过了。
为甚么提出“自明”两个字呢？这里须得解释一下。我们在法国读书，但读的是什么书呢？是中国寄来的新杂志，是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中国国内新思想在蓬勃发展，各地方学生在反抗旧威权，学生会甚至代替校长办理学校行政事务。这是德谟克拉西。这是取法欧美的。李石曾一伙人又拿法国做我们中国将来发展的典型。但在法国我们看见了什么？天主教神父，穿着黑袍子，规行矩步，天天到学校来，向学生说教；学生看见校长和舍监如同老鼠看见猫一般；法国同学丝毫不懂得闹学潮，也不谈反抗、革命、社会主义、无宗教、无政府一类事情；学校和学生所看的书报也从不谈起这类事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法国还没有经过五四运动么？难道法国没有一本《新青年》杂志，没有一个陈独秀或胡适之么？幸而新寄到的《新青年》上有张崧年译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签字的是罗曼罗兰、巴比塞、罗素，以及其他许多不认识的人。张崧年附了按语，把这些签字人介绍给我们，其中说起巴比塞新在巴黎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光明团”，出版了一个杂志叫做《光明》。
我赶紧到巴黎去，不知怎样找到了光明书店，定了半年或一年《光明》，带回了最近出版的一期。原来是一张报纸，同《申报》一般大，每星期出版一次。拿起字典，辛辛苦苦看下去，果然是我们所要的杂志或报纸。我赶紧把看得懂的文章内容同那些有一般感想的人说。但是次期出版的杂志久未见寄来，第三星期之后仍没有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问光明书店，回信叫我亲去巴黎一趟。在巴黎，人们告诉我：报是照常寄的，恐怕是校长扣留了，劝我另找一个收报地址。恰巧有个同乡过不惯学校生活，到外面租房子住，房东是一个工程师，我去商量，借他那里收报，房东一口应承，而且破口大骂学校当局。原来他是个社会党员。以后光明书店常有信来，要我去巴黎听名人讲演。明知听不懂，我也去了几次。从光明书店买了四张明信片式的照片：列宁，托洛茨基，卢那查尔斯基，科伦泰。“自明社”名称当然是从“光明团”来的。但是全校六七十个中国学生当中，我第一个定阅法文杂志，第一个同社会主义者来往。又是被同乡们视为怪人做的怪事之一。
“自明社”是个秘密结社，即是说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没有第四人知道。我不懂得当时为什么要秘密？这种结社决不会触犯法国或中国刑法的。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反感或嘲笑。但成立时已经快到暑假了。没有开第二次会，汪颂鲁就去巴黎，尹宽就去墨兰，我仍留在圣日尔曼。我们三人保持了通信关系。
在通信中，尹宽和我发生论战。不知是谁先开火，总之尹宽主张感情支配理智，我则主张理智支配感情；他因此拥护宗教热情，说人类需要宗教，我说宗教是人类的祸害。以此问题集中在宗教上面。他在信内向我预告，说要写几篇文章，关于宗教仪式和宗教精神之分别，等等。汪颂鲁调停在我们两人中间。我自己的信有存稿，尹宽的信我也保留着。后来在墨兰同曾琦来往时，谈话间知道他也是反对宗教的。他告诉我，《少年中国》要出两期宗教问题专号，一期在国内编辑，一期在法国归他编辑。我把这些信给他看，他要拿去发表，但我征求尹宽同意时，尹宽反对发表，说是：“未成熟的！”不记得是在离开法国时，或在离开俄国时，我才把这些信烧了。
勤工俭学生内部有激烈的党派斗争，但这是以政治思想结合的党派，而不像福建学生中那种府际斗争。我很早就听人说起勤工俭学生中有个“怪物”蔡和森。他把他的小脚母亲和他的妹妹也带到法国来，同他一起勤工俭学。他不洗脸，不理发，不换衣服，不向女人献殷勤。有人看见他和一群人在咖啡馆喝咖啡，付账时他坐着不动，由他的妹妹去付。但是女学生向警予爱了他。他们两人已经同居了。向警予有学问，漂亮，能干，演说动人。好多有才干的勤工俭学生，大部分湖南人，都服从她，听她指挥。他们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工学世界社”。蔡和森和他的徒党大部分在蒙达尼中学。
以上是听人说的话。Montargis应译蒙达尔基，不知何故勤工俭学生中都写作“蒙达尼”或“蒙达尔”。这是比墨兰更小的城市，是县城，不是省城，但同墨兰一样在“巴黎—里昂—马赛”铁路干钱上，比墨兰更远离巴黎一个多钟头火车。那里中国学生特别多，因为市董事会董事夏波先生是社会党党员，是李石曾的朋友，是中国人的保护者。后来我在蒙达尔时还见过他一面。一个勤工俭学生，欧阳某，死在医院，我们去送葬时，曾听他在墓穴前演说。那里的中学和那里的橡皮工厂都同他有关系，但不知有甚么关系。勤工俭学生背后说他坏话的多。坏在哪里，我不清楚。
二八运动时，蒙达尔同学派来的代表，发表的宣言，提出的主张，都是与众不同的。汪泽楷声音洪亮，态度激昂，滔滔雄辩。宣言提出了勤工俭学生有生存权，有求学权，中国政府应当维持我们生活，应当供给我们读书。这是彻底攻击勤工俭学生的理想，抛弃自食其力的原则。因为靠自己劳动，渐渐积蓄，然后入校读书，学成归国，——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主张一出来，不仅公使馆，领事馆的人要摇头，华法教育会的人要摇头，连勤工俭学生自己也要摇头。华法教育会机关报反驳这个主张。各地方同学胶印的文件也常常反驳这个主张。这些反驳的人抱住无政府主义式的勤工俭学理想，认为劳动是神圣的，依靠他人劳动来生存和求学是可耻的，蒙达尔同学的主张是一种寄生虫的主张。
这些反对的人没有一定的中心。领袖是四川人赵世炎，湖南人李隆郅（后改名立三），贵州人熊志南，贵州人王若飞，还有无名；罗汉也许在内。双方文字的攻击非常激烈。这些人常常转移论点，蒙达尔派则是始终一贯的，始终坚守着原则的。斗争之中双方自然也有许多丑诋的话。譬如你骂我被某人收买去，我也骂你被某人收买去。
尹宽同蒙达尔派有关系，也许是在二八运动中会见蒙达尔派领袖，也许是后来去过蒙达尔会见蔡和森；汪颂鲁则是另一派一个领袖熊志南的同乡。我和这个斗争没有关系，因为官费和家费一寄来，我的“生存权”和“求学权”就有保障了。但是春天，一九二一年五六月间，即二八运动之后三四个月，熊志南来墨兰看汪颂鲁兼来看我和尹宽，告诉我们要组织一个交换书报的团体，邀请各地同学加入，各人把自己所有的书报报告出来，开成目录，互相通信借阅。这本是一种组织方式，我那时不懂得，便答应加入。汪颂鲁自然加入。尹宽迟疑一下，也答应那日到巴黎去。会是在熊志南房里开的。他是个画家，替圣克鲁一家瓷器工厂绘画，画在瓷器上面。圣克鲁在巴黎西南郊，有华丽的宫殿，有山丘，有森林。熊志南住在山脚一家公寓里。我在那里第一次会见赵世炎、王若飞、无名，及其他好多人。尹宽不发一言，到了会将开完时，才站起来声明，他今天是来旁听的。大家错愕了一会，也就坦然了。后来我明白这是反蒙达尔派的组织活动，目的自然是在同蒙达尔派对抗，而尹宽是蒙达尔派的朋友，但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旁听”。
接到胶印的会员名单，看见上面有许多认识的名字，如李隆郅，熊雄等。图书目录上，我的老庄列三书惹起熊志南向我取笑。其实别人也有这些书，但我的翻世德堂六子全书本，是最好的版本。
这个会开后几个月，不记得是在里大运动后或前，我忽然收到熊志南一封非常悲观的信，向我借老庄列三书看。书寄去后，他又来信谢我，信里口气仍是很悲观的。过了几时，我听说熊志南被送入疯人院去了。听说他爱上一个法国姑娘，相约某日到比利时某地车站前裸体结婚，那日他去那里等待，但女的没有来。他回法国来，在边界一个咖啡馆喝酒，喝完不肯付钱，说：“为什么要付你钱？”以及这一类的疯话，就此发了疯。
这是有点近于神话。后来，我问赵世炎。他说，他不知道，不过最后一次看见志南时觉得他神气很奇怪。
里大运动时两派合作了，这中间的经过，我不知道。蔡和森夫妇、罗学瓒、李隆郅、无名、罗汉，都于此次被驱逐回国来。
里大运动后，两派残余分子由合作进于融化成一个团体，由此开始旅法华侨中党派结合的新篇幅。此时我也从顶楼上的读书室下来参加了。
※※※
蔡和森的秘密是马克思主义。他在保定（或北京）学法文时，人家注意说话，他独注意看书，学了几日法文，他就翻字典，查生字，去看理论书。看的是什么理论书，我不知道。那时中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都有，无政府主义尤其盛行。蔡和森似乎未出国前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认为他在国内及初至法国时是墨翟主义者，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派学说来研究；到一九二〇年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改称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者新注〕总之，勤工俭学生中以及旅法各类华侨中，他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旅法共产主义运动可说是他开创的。在蒙达尔中学，别的学生还在计划着，将来做工积赚的钱怎样拿来去求学，现在补习法文余暇怎样拿来去补习一点别的功课以准备考大学或专门学校之用，也许在计划着将来怎样做工程师哩！蔡和森则翻字典，查生字，读着当时新出版的法文《国家与革命》，或其他类此的书。他和若干与他接近的人早就指出：勤工俭学是幻想，是骗局；他们早已决定了对于当时勤工俭学生斗争的态度。他们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赞成，而且引起强烈的反对，但对于当时华侨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敌派，赵世炎、李隆郅、王若飞等人，在事实证验之下也渐渐接受他的主张了，——至少接受他第一个主张的马克思主义。
里大运动之后两派已经没有斗争。另一派重要领袖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张崧年（后来以字行，叫做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欧洲通信员，他和刘清扬住在德国。这俩夫妇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自费生，但和勤工俭学生同船来法国，然后转到德国去的。在船上，张刘二人才结合了友谊，闹出桃色新闻，后来二人结了婚。五卅运动后，张刘二人在北京受人攻击，张崧年不得不写信给晨报副刊（或其他类此的刊物）答辩。
张崧年介绍赵世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法国通信员，指挥赵世炎在旅法华人中进行共产主义组织。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开的成立大会上，我是十八个代表之一。
※※※
这里必须回头说说我是怎样从顶楼读书室走下来的。
此时陈炯明已经将福建地盘交还北洋军阀李厚基，而统带粤军回广东去，把陆荣廷部下的桂军赶回广西了。北军虽然接收了旧时汀漳龙道辖下各县，却未曾取消陈炯明时代定下的留法官费。我的父亲每年从县衙门支领这三百元官费，一直支领至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那一年。他曾寄来一次钱，官费之外自己还凑了一点，虽然未曾凑足六百元数目。以后不仅家费没有寄来，连官费也拿去做家用了。我们县里的人很不满意我的父亲，但我原谅他。他不寄钱来，我不会饿死，寄钱来，我也不会进大学或专门学校，因为此时法国生活也提高得多了。但国内一家多口的生活，有这笔款补助，究竟宽松得多，我也安心得多。一九二一年年底，我还希望次年有官费和家费寄来。两个同乡，一个情形同我一样，另一个本有存款在中法实业银行，这年银行倒闭，他也不能生活。这个时候，里昂大学已经上课了。里昂大学并非不收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也非不收勤工俭学生，但不收不纳费的学生。已经有几个自费生考进大学去，其中有一两个是欠费的，声明家款寄到立即缴纳。国内来的里大学生中有两个是汪颂鲁的同乡，通信中也说起这情形。汪颂鲁和我们三个福建人希望以此方法解决我们的生活和求学问题。大学推举我去里昂看看情形。我拿着汪颂鲁的介绍信去见他的同乡，得知欠费的学生都是有特别情形的，但我们如果住在里昂，也许有机会达到目的。我回墨兰去一商量，大家认为里昂房租贵些，其他生活是差不多的，于是决定搬去里昂居住。一九二二年一月初，我们在里昂大学近旁租了房子居住，认识了几个国内新来的学生，觉得他们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学生，温和，客气，满足，爱谈科学工业救国一类的话。我觉得同他们有很大的隔阂。倒是勤工俭学生出身的里大学生，说话之间能够互相了解些。但是里大以外还有勤工俭学生，他们是来料理那次失败的运动的未了事宜。我在大学门口一个咖啡店楼上会见刘伯坚，四川大麻子。他是勤工俭学生代表，他鄙视那几个进里大的勤工俭学生。一次，我们几个人在大学院子里晋见校长吴稚晖，要求他准许我们欠费入学，他拒絶了。汪颂鲁说他认识教务长或总务长褚民谊，邀我们同去看他。我们在办公室会见他，汪颂鲁不说入学事情，只说：“我们几个人现在没有饭吃，要你想法！”褚民谊说他没有办法。汪颂鲁于是拍桌子骂他混帐。褚民谊也拍桌子。华法教育会前秘书刘厚出来解劝，褚民谊到小房间去，汪颂鲁一面骂，一面走出来。我们三个福建人没有说一句话，因为汪颂鲁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有意来闹的。他这样做，不过是反映一般勤工俭学生的气愤。
里大运动失败后，勤工俭学生恨吴稚晖、褚民谊、曾仲鸣这些大学负责人，但也恨公使陈箓，说驱逐回国是他出的主意。大学和公使馆也有冲突，后者是代表北京政府的，前者则和南方国民党政府有渊源。两方面是哪方面更可恨呢？我以为是吴稚晖更可恨的。勤工俭学是他提倡的，两三千热血的学生信了他的话，辛辛苦苦筹了路费到法国去，结果没有工可做，没有方法维持生活，现在他拿退还的庚子赔款办了大学，又不肯收纳他们。法国国会通过退还赔款是与论促成的，而两三千勤工俭学生的存在又大有助于舆论。但没有人暗杀吴稚晖，却有人暗杀陈箓。
四川人李鹤龄（后来嫌笔画太多，改名合林），年轻，漂亮，聪明，口才好，笔下来得，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要暗杀陈箓。他准备了几个月之久，请人介绍到郑毓秀家里当秘书，等待机会。这位女政客后来当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知道的人很多。那时她在巴黎，客厅里常有赴法游历的朝野名流往来。有一天，公使在她家里吃饭，饭后坐车回去时，背后有人开了一枪，没有打中他，却打中与他同车的一个人，这人新来法国，奉了北京政府命令考察什么的。但也是轻伤罢了。后来李鹤龄对人说，他在筵席上看见陈箓慈爱女儿情景，心中不忍，所以开枪时偏了一下。李鹤龄被捕，判了九个月徒刑，刑期满后被驱逐到比利时去。他写了关于此事的文章，发表于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贤江编辑的《学生杂志》上，大图书馆恐怕还保存这期杂志。以后我还有机会说到他。至于陈箓，则那次虽没有死，几年前仍以“维新政府外交总长”资格在上海筵席上被人打死了。
由李鹤龄很容易联想到俄国虚无党去，容易联想到列宁和托洛茨基解释和反对个人恐怖的文章。此次暗杀很明显是运动失败后群众绝望情绪的表现；又明显可见，即使当时杀了陈也是没有意义的。
里大运动失败促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为勤工俭学问题引起的争论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主义的争论。
无政府主义。但这里说的并不是手握庚款支配权的无政府主义，而是从勤工俭学生当中发生出来的无政府主义。里大运动失败后，各地接到一种新出的油印刊物《工馀》。那是李卓，陈延年及其他的人办的。这是勤工俭学生自办的第一个刊物，以前只有胶印的宣言，公开信之类表示某个人的或某集团的意见。《工馀》受了欢迎，似乎未曾明显提出无政府主义，也未曾反对马克思主义。几个月之后陈延年兄弟走到马克思主义来，李卓继续出版《工馀》，宣布陈延年背叛主义。
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团结后很久，国家主义也有组织，此时一定在酝酿中。那是从那些自费生，如曾琦一类人发动出来的。
国民党的组织则是一九二四年国内改组以后的事。起初也是共产主义者扶植起来的，后来则成了一种势力。但在这个时候，即一九二二年间，旅法华侨中是没有国民党踪影的。
一九二二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我们几个人也不得不只靠面包和开水为生活了。我写信给秦治谷。他在蒙达尔橡皮工厂做工，他回信说那里正在招工。我于是携带行李到蒙达尔去。工厂离蒙达尔城三四里路，有一千多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中国工人三十几个，都是勤工俭学生。我在车胎部分做工作，那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雨衣部分有几个中国人，其他的中国人都集中在套鞋部分。三四个月后，车胎部分收缩工作，我也调到套鞋部分去了，直至离开时候。车胎部分行计时制，每日十小时，每小时一个佛郎，星期六则做半日。套鞋部分，新工行计时制，熟练后则行计件制。我每日做十双鞋子。其他的人每日能做二十五双，甚至三十五双，他们生产比我多三倍，但计件工资不过十五六佛郎，即比我多百分之五六十。工厂自然欢迎他们。一两个月后，工头要我改做计件工作，我拒绝了，后来又吩咐了两次，我仍不理他，也就罢了。所以我始终做计时工作，这是特殊的情形。每两星期，星期六发一次工资，从来未曾算错一个生丁。
我住在工厂拨给的一个木棚里，木棚广阔，能容四十几张铺，我去时已有三十多人住在里面，都是中国人。木棚在一个小树林中，走五分钟路可到工厂，但有几个中国人爱舒服，宁愿自出房租（每月约三十佛郎）在蒙达尔城租人家屋子住，上下工每次须费三十分钟至四十分钟时间。木棚里的人合伙烧饭，推举两个厨子，照工厂计时制支工钱，使伙食账目公开。每日每人伙食约三个佛郎。早晨咖啡面包，午晚两餐都有肉吃。生活比我自炊时好多了。房子不要钱。每月付伙食后，我还能寄一百至一百五十佛郎给在里昂的两个同乡。但只寄了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个同乡接到家里汇款，去奥尔良进中学了，另一个同乡也来这工厂做工。
木棚里最多的是安徽人，其中有几个从尹宽方面知道了我，巢县李慰农引我去城里中学见有名的蒙达尔派：李维汉、薛世纶、汪泽楷，他的族弟汪泽巍，还有一个姓张的同学。这几个人已经不上课了，不知道为什么还住在学校里面。但不久，他们就在城里另租房子居住，以后也来工厂做工。尹宽和王若飞不久也来了。木棚里的人不知何故，不愿同这些人亲近，说话也不提起这些人，但与李慰农狎昵，打趣他，故意嘲笑他的社会主义，惹起他青筋暴胀。
有一天，星期日，薛世纶从城里来，邀了李慰农、韩奇和我，到铁路南边大森林里去，说现在准备组织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体，要我们参加。李慰农答应了，我考虑一下也答应了，韩奇考虑得更长久些，但也答应了。李慰农的答应是形式的，此次谈话目的在我和韩奇二人。
一九三一年，我在白云观时，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长问我：“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我答：“一九二二年。”“什么人介绍的？”我答：“李慰农。”“李慰农现在什么地方？”我答：“在青岛领导罢工，被张宗昌枪毙了。”
六月间在巴黎开成立大会，蒙达尔支部去了好多人，尹宽、王若飞、李慰农、李维汉、薛世纶和我。我们告诉别人说是“工学世界社”开年会，其实这个团体早已不存在了。赵世炎在里昂车站接我们，一齐到他居住的第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佛鲁亚街十七号，袁庆云也住在那里。次日到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里开会。进森林时，遇着一个白面孔青年，介绍之下知是任卓宣，任卓宣带我们去看一个皮粗而黑的人，说是陈延年。我们一路走，任卓宣又指着前面一群走着的人中有一个穿黄色大衣的，说是周恩来，德国支部代表。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们走到林中一个没有树木的地方停下来，不晓得哪里来的十几把铁椅子，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坐着。
全数十八人。现在试凭记忆，看写得全么？
赵世炎，当然。他的同乡，和他住在一个旅馆的袁庆云。跛子王凌汉，四川西充人。广东人熊锐。四川人任卓宣。湖南人李维汉、薛世纶。生长在天津的浙江人周恩来。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大麻皮刘伯坚，他是比利时支部代表。贵州人王若飞。四川人萧朴生。安徽人尹宽、李慰农。我。已经十五人了。其他三个想不起来。有可能的是熊渭耕、李富春、林蔚。
上午赵世炎当主席，下午任卓宣当主席，中饭是怎样吃的，我忘记了。十八人中只有周恩来说北方话。有些字，人家听不懂，请他重说几遍，或者写在纸上传观，大家才明白。记得起的，一次是“酝酿”两字，说了好久才懂；一次是“宣誓”两字，也缠了半天，到得大家懂了时，几乎全体反对。我们都是无神论者，向谁宣誓呢？反对最热烈的是任卓宣，我也附和着。周恩来解释：这是必要的，而且有大作用的。他举出事实为证：当初孙文辞职，让位于袁世凯时候，要袁世凯就职时宣誓忠于民国，后来袁氏称帝，背弃誓言，大家就有所根据来指责他，所以他终于倒了。周恩来坚持这个意见。主席付表决，结果多数否决了。
但争论最烈的是关于团体名称。大家提出“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独持异议，说“党”字不能用，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党，而我们这个团体是在党领导之下做青年工作的，应当叫做“少年共产团”。表决结果，还是“少年共产党”。后来李维汉回国，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施存统商定法国组织加入青年团后，才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尚有第二日会议，讨论章程和选举，但我当夜就回去蒙达尔，第二天新来一个代表仍补足十八人数目。我为什么回去，现在想不起来。也许是为了工厂请假麻烦。第一天会议似乎是星期日，我星期六下午本无工作，去巴黎不必请假，星期一不回时就须请假了。
五个人被选为领导机关，我忘记了这机关的名称。赵世炎做“总书记”，以下是张伯简、陈延年、李维汉，另一个是谁呢？也许是周恩来。
云南人张伯简没有参加成立大会。他被选为领导者，因为他领导一个人数很多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全体参加了新的组织。他被任命为组织部长，未回巴黎时，由李维汉代理他，可是会开了，领导机关成立了，张伯简不知从什么地方回到巴黎来。大家要他交出他的团体，他用尽方法拖延，最后戳穿纸老虎，原来这个团体是并不存在的，他代表的是他一个人。因此他受了处罚，免去组织部长之职，由李维汉实授。但他神通广大，不久就一个人去俄国，为我们后来开辟道路。无论在莫斯科，在上海，在广州，他都不得意。一九二六年他因肺病死在广州医院。
“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在旅欧华人中间是一件大事。成立之后发展得很迅速。从成立起，到任卓宣入狱后几乎全体回国参加一九二五年革命为止，党员和团员先后恐怕有三四百人。但成立时人数是很少的。十八个人并非各地依照人数比例选出来的代表，宁可说是能够来的，愿意来的，都来参加。所以这十八个人以外是否还有十八个人，都很难说。据我所知，德国支部有三五个人，比利时支部更少些，蒙达尔支部有汪家叔侄和韩奇未来，克鲁那支部还有人，因为萧朴生是那里的代表，此外恐怕只有一些单独的人，为了路远或其他关系不能亲来参加。陈延年的弟弟乔年，也没有来参加。这些基本人员中，大多数是旧时的蒙达尔派和他们的朋友，此外赵世炎的同乡和朋友，此外陈延年带来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此外就是德国那几个与勤工俭学生运动毫无关系的人了。
成立之后，工作各方面开展。总机关设在赵世炎的旅馆里。有一个油印机，印《少年》和内部通讯。
通讯，每个人有一份，是绝对秘密的。某期通讯登载了一张名单，每人名下附了假名，规定以后对内对外全用假名，《少年》上发表文章也用假名。这是蒙达尔支部提议的，而支部内又是韩奇提议的。
韩奇是江苏（海门？）人，但他对人说是安徽人，后来安徽学生领得省政府津贴，他也有份，因为他的父亲韩耆伯是有名的革命党，民国初年在安庆被杀，他算做安徽烈士遗孤。我初到蒙达尔时，秦治谷私下告诉我：“这个人头脑不简单。”我们这些人中，恐怕只有他从革命首先联想到流血去的。这话并不是说，其余的人不知道革命要流血，而是说：我们对于革命和流血只有笼统的观念，而他则有亲切的体验，因为亲见他的父亲为了革命而流血。大概也是为了这个原故，不久他就和团体冲突，退出运动，改了名，学成归国，当技师，而且听说做了一任国民党县长。
但他这提议确是有益的。我们全体都换了名。现在的青年人恐怕有许多知道伍豪和罗迈。这两个假名跟随主人回到中国来。但其余的人则把那些假名同鞋底下的泥土一起留下在法国了。我近日想了好久，才记起当初改名“丝连”，即是把“则连”随意改一个字，没有什么深意的。许多人同我一样，奉了命令之后，随意改一个名字。有个人名“S.3.”，因为他正在做工，随意拿起两个铅字（或者别的东西），看一个是S，一个是3，就叫做“S.3.”了。陈延年要找笔划少的字，结果找到了“林木”。但也有人在这上面用了工夫。李慰农想了几天，想不出好名字，结果看到《少年》封面上印着徽章，才决定了“锄斧”，其实那徽章里面是镰刀不是锄头，是铁锤，不是斧头。汪泽楷名“裸体”，他在前几次运动当代表，受了许多冤屈，要向人表明自己是清白无疵的。张崧年名R，据说是“现实主义者”西文第一个字母。周恩来名“伍豪”，据说他本是天津一个学生秘密团体内“第五号”会员，后来福州有个同志方尔灏，也是为了曾是某秘密团体的“第二号”会员，有什么可纪念的故事。张伯简名“红鸿”（当时人欢喜用“红”“赤”一类的名字，例如“蒋光赤”)，他在德国拿这个名字译成英文去办俄护照。英文名HongHong，俄文就成为Χонг—хонг，我们到莫斯科后喊他“红鸿”，但俄国及他国同学则喊他“混格混格”。有些假名和真名有明显的关系，如熊雄名“其光”。有些人改了如同不改，如萧子障名“爱弥儿”，陈乔年名“罗热”，因为好多人都认识谁是Émile，谁是Roger。熊锐名“尹常”，尹宽说：“别人看见定会疑心是我。”李维汉名“罗迈”，据说与“浪漫主义”有关系。王若飞名“雷音”，不知何所取义。
《少年》是个大型刊物，十六开本。封面很令人触目，画了交叉的镰刀和铁锤，写了一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报名之下有一行小字“少年共产党机关”。创刊号在写印时，我曾去意大利广场看他们。延年在写钢板，王若飞、赵世炎、周恩来围绕着方桌讨论。不记得是谁提出“机关”下面应加“报”字。但周恩来反对，他说德文此处只用“Organ”，并不加么“报”字。理论文章是周恩来从德国带来，法国方面写了些实际问题的文章。张崧年开了一张“必读书”单子，其中英，德，法文都有。宣传部长陈延年不写文章，但写钢板。他写的字比铅印的字还要清楚，还要好看，我第一次看见了能与铅印报比赛的油印刊物。除了赵世炎的党务报告之类是自己直接在钢板上写的以外，从头至尾都是陈延年一个人包办的。
勤工俭学生本来没有刊物，都尔出版的铅印报有时发表他们的投稿，他们的文字斗争则全靠胶印传布的。个人或团体有什么意见发表时候，就到文具店买两三张胶纸，一瓶药水和几张特别的纸头。用药水把文稿誊写在特别纸上，印到胶纸上去，揭开来就可以拿普通信纸去印，每次可以印三五十张，然后封在信封内，分寄到有中国人的学校和工厂去，或寄给私人。这些都是不定期的，如同当年军阀的通电。里大运动失败后，有《工馀》，现在有很像样的《少年》杂志了。对于工作的发展，这个刊物一定大有助力。
当时工作，内部训练外有勤工俭学生运动和华工运动。
不记得为了什么问题，勤工俭学生运动沉寂了一年之后又复活起来了。蒙达尔发了一批胶印品，各地的人起来响应，推举代表到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学生会，选出几个负责人驻会办事，一个是韩奇，一个是任卓宣，虽有其他的人，但这二人操纵了一切。他们是新人物，即是以前未曾当过代表的。李维汉、汪泽楷、赵世炎、王若飞，不敢露面。他们是担负了过去失败责任的领袖，但他们在幕后指挥韩奇和任卓宣。韩奇有自己主意，不听指挥，不久就与王若飞冲突，而退出或开除。我们在学生会的势力受了打击。
“十万”华工“参”了战后，大部分已经合同期满送回国了。但还有几千或几万解除了合同的自由华工在法国。基督教青年会派了人在他们中间做工作。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团体当然不会忽视这个工作对象。最热心的是总书记赵世炎，他结交了许多华工朋友。《少年》某期，周恩来写了一篇论工会工作的文章。
乔年在意大利广场附近一家软玻璃厂做工作，那里有不少中国人，也有几个同志。有个同志在那里被机器切断了中指。世炎和延年由团体维持生活。我们做工的人都缴纳了党费，不记得每月几个佛郎，但一定不是只有象征意义。我每次到巴黎，都去看他们，但未曾看过他们吃饭。黄齐生先生有一次去看他的外甥王若飞，回来大夸这些清教徒。“陈独秀两个儿子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沾酱油吃！”一种固体的酱，在开水内渐渐化为咸而鲜的液汁，做调味用的，但不是中国的酱油。陈氏兄弟和世炎确是清教徒。第十三区本是贫民区。
黄齐生先生和徐特立先生是那时的“老勤工俭学生”，他们恐怕都过了五十岁。徐特立常在那个铅印报上（不幸我始终记不起报名）写文章，替他的“老勤工俭学生”做宣传，兼勉励青年人。他深恶痛绝蔡和森领导的蒙达尔派运动。我们把他放在敌人阵管里面。似乎他也是在里大运动失败者中的。一九二七年，他在长沙做民国党左派领袖之一，革命失败前或后，他加人共产党，后来参加长征（或去俄国，待考），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
黄齐生先生于五四运动前后从贵州带了一批学生出来，游历中国各地，拜访康有为，章太炎等名人，勤工俭学生运动起来，他就带了这些学生来法国，恐怕所有贵州籍的学生都是他带来的。后来中国什么报纸上有人说他在法国还出《秦始皇论》题目给他的学生做。这话是冤枉的。他的学生都超出了他，连他嫡亲的外甥也不遵守他的教训了。他不像徐特立那样到处标榜他的“勤工俭学”。里大运动时，他同湖北人石英调停于吴稚晖和勤工俭学生代表之间，吴稚晖不买账。我来蒙达尔做工后几个月，他也来木棚看我们，〔注：此处回忆有误。黄齐生比我先到木棚居住。——作者新注〕说他也要做工。他戴了一顶大礼帽，生着一部山羊须，穿着一套燕尾服，在工厂做工是不很合宜的。我们劝他住在木棚内，同我们一起吃饭，不付饭钱，不要去做工。他答应了。暇时，他替我们扫地，收拾房间，夜里他同我们讲公羊传以及近代历史，我们开会讨论公共宿舍的生活和伙食时，他也以宏亮的声音，激烈的态度，参加意见。他反对马克思，但读到陈独秀写的纪念马克思小册中说马克思儿女的玩具也被房东扣押一段时，也替马克思鸣不平的。回国后，他曾在中国公学或类此的学校当教务长。
蒙达尔支部按期开会。会场多半在大森林中或野外，很少在房间里。有两次支部会，我至今还留着印象。一次是送李维汉回国，他起草了一篇告别欧洲同志书，拿原稿传观。信很长，我不记得说些什么，但记得他一面走一面说话（那次是在散步中开会议），泛论一些同志。他认为有些同志有能力，但不肯学习，有些同志现在虽无能力却肯学习，后者比前者更有希望些。
又一次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那是在中国发起讨论之后，在法国的同志才提出来讨论的。我提出了一些怀疑的意见，尹宽则替这个政策做辩护。我还记得他的辩护理由中两点理由。一点说，我们加入国民党后可以渐渐扩充势力，譬如狮子滚雪球愈滚愈大，话也许不是恰恰这样说，但这“狮子滚雪球”的譬喻，我是牢记的。又一点则举法国共产党做例，他说法国共产党虽是公开的党，但仍有一个部分是绝对秘密，连党员也不知道的。这两点自然都是回答怀疑者的意见，但回答什么意见，则记不起来。
我们发起一个研究会，由我和李慰农二人拉人来参加，但参加的人很少，秦治谷是其中一个。在木棚里开会，木棚里的人所不欢迎的那些领袖都来了。每人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以采取，一种是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一种是帮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一种是超出这两个阶级斗争之上。我先把问题提出来，准备以后讨论时再说明我的意见，即是：我们只能站在无産阶级方面反对资産阶级。可是他们不仅未曾等我发表意见，而且未曾等我把提出问题的话说完，就说：只有两种态度，没有第三种态度，超然的态度并不存在。我说：超然的态度是存在的，的确有人采取这个态度，譬如罗曼罗兰。他们误会以为我赞成这个态度，于是轮流发言都说这个态度是不存在的。其实他们应该说这个态度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或反动的。他们一气之下，没有等待我答辩就散会了。几天后开支部会议，他们批评我，说那些非同志也反对这种态度，为什么你坚持这种态度。我说我也反对这种态度，我不过把三种态度提出来，还未曾说出我的意见，你们就吵起来了。这个解释似乎不能满足他们。从此以后他们叫我“罗曼罗兰”。不错，我那时正在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但我提出那个问题，正是为了反对罗曼罗兰主义的。
※※※
欧洲思想革命，从抛弃天主教神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中间经过三四世纪，经过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民主阶段。在中国，我则认为抛弃孔子道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不应当也不能够经过这么长久的完整的阶段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我自己，则刚刚接受了反封建的《新青年》之后，就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新青年》可读了。在法国读到的新出版的《新青年》，陈独秀之外，执笔者已经不是胡适、钱玄同、刘复、鲁迅、沈尹默、周作人了，而是李达、周佛海、李汉俊、施存统，等等。但促进我的思想继续发展的，还不是这种从日本贩来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光明》杂志介绍来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光明》起初是单张的周刊，后来改为全本的半月刊，巴黎街上各书报亭都有售卖，但我是长期的订户。巴比塞比罗曼罗兰更进一步，但巴比塞很少在《光明》上写文章，虽然封面上写他是主笔。常写文章的是瓦扬·古久列（曾来中国主持反帝国主义大会），莱芒·列费佛尔（参加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回来溺死黑海），维克多·绥奇（后来参加左派反对派，在斯大林监狱中关了多年）等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当时巴比塞还未曾入党），他们比巴比塞更进一步。但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光明》还是一个“混乱的”杂志。我经过《光明》知道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献。我读《人道报》（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后来共产党机关报），读《共产主义公报》（社会党内“拥护第三国际委员会”编辑的，主笔是苏瓦林），买了成套的廉价小册子，其中有《共产党宣言》《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临时的宣传品。经过尹宽指示，我用心去读《共产党宣言》；尹宽自己则是受蔡和森或其他蒙达尔派指示的。
为了文字和为了文学，我去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但在《共产党宣言》光照之下，我怎能接受罗曼罗兰主义呢？孟德斯鸠，伏尔泰，卢骚，狄德洛，在我安排的位置上，决不会高出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
我到法国时，梁启超也在巴黎，他正搜集材料准备写他的《欧游心影录》。“东西文化”，成了时髦问题。在法国（在其他国家的也是这样）的官费生，许多人选此题目写博士论文。国内几个杂志除《新青年》外也纷纷讨论这个问题。梁漱溟发表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同几年前《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般风行。但这个问题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读《哲学史大纲》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文明毕竟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我当时很惊异，那些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其他的人，为什么见不到这一点呢？现在想起来才明白，这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反动，目的在于拦阻那个从孔子道统解放出来的思想，不使之迅速奔往马克思主义去的。这个反动并非出于什么“封建残余的”，而是出于新兴资产阶级，它不能造成自己的稳固的意德沃洛基，让解放的思想长期停留在它的意德沃洛基阶段，它只好借助封建的意德沃洛基将奔腾的怒马朝后拉。国民党领袖孙文同他们说一般的话，后来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戴天仇又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串道统延长下来直至孙文自己身上，就是明显的证据。由此还可以做出一些结论，关于中国国民党，但恐怕牵涉太远了。
中国所以没有固的资产阶级意德沃洛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之晚，已经来不及赶上前进国，如俄国和日本资产阶级所做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其他前进国已经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中国还在开始“近代化”。无产阶级迅速发展及在国际兄弟辈援助之下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走完前进国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他方面，社会发展的激剧也造成了思想发展的激剧。我这几日重读二十年前自己翻译的一篇托洛茨基演说，发现其中有几句话引在这里是很合适的：“人的意识普通异常之保守；如果发展太缓，进步印象就很难映进人的天灵盖里去。这是事实。主观主义者，如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人的意识，批评的精神，以及其他动力，能够推动整个历史。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历史动力是生产力，如果发展是和缓的有机的不大感觉得到的，那么在人脊背后的生产力就很难映进人的天灵盖里使之发生政治观念之火花；但如果宗主国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模范国家的生产力（譬如英国）侵入较落后的国家了（譬如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的俄国，特别是现在的亚洲），如果革命的动力侵人和破坏旧制度了，如果发展不是和缓的有机的，而为怪异的经济震动，怪异的旧社会层次破坏，那么批评的精神就随着本国理论上必需的先进者而尽量发泄出来。”
五四运动的发展，以及我个人思想的发展，从封建的意德沃洛基没有经过什么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就走到社会主义，——可见是当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当初推动我们抛弃孔子道统的力量，归根结柢也就是推动我们抛弃民主主义的力量。我们切勿忘记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
我从孔子道统到民主主义曾经过剧烈的内心斗争，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则几乎是有机的进化的。
※※※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间，我从《人道报》得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过了几日到巴黎去，就看见陈独秀从莫斯科写给赵世炎的一封信，信内说起他代表党，刘仁静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看见苏维埃政权已在俄国巩固了，并劝赵世炎速回中国去。此时张伯简早到莫斯科了，陈独秀一定很知道在法国的组织状况，知道赵世炎，而且知道赵世炎留恋于法国华工运动。信内还有一段说起国内工作同志的稀少，而且拿国内的工人同旅法的华工相比，认为国内工人运动更需要赵世炎回去工作。看到此信之后不久，内部就传说陈独秀已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交涉好了若干名额，要西欧同志派人去。这个传说不久就证实了，因为已经有人来征求我的同意。我自然同意。一九二三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我在工厂账房算了账，搬到巴黎居住。
第一批去俄国的同志未出发前，“少年共产党”又在巴黎开了一次大会。此次不是在森林或野外开的，而是在西南郊比扬古警察局里开的。那里本有一个大厅租给人做开会用，大厅隔壁就是警察派出所。袁庆云托辞中国学生会开会，向警察局租下这个大厅。法国警察不懂得中国话，不过我们不敢唱国际歌。
此次会议，参加的人更多了，因为半年多工作后发展了很多的新同志。但我的印象没有对于第一次大会那样清楚，只记得有两个华工同志参加：袁子贞、王少卿；记得有几个新同志上台演说，其中一个是刘伯庄，记得大会开除张崧年。
为什么事情开除张崧年，我不记得。至于张崧年和领导机关的冲突，在开会以前我就知道了。张崧年企图自己躲在幕后，而一手指挥周恩来，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的组织。但那些领袖是不肯服从张崧年指挥的，最后他把他的中国共产党西欧通讯员资格拿出来，可是仍旧没有用。大会决议把他开除了。表决时，主席赵世炎辞去主席之职，不肯担负这个责任。差不多全体都赞成开除他，惟有周恩来和两个北方同志反对。反对张崧年最激烈的是陈延年和尹宽，然而事后张崧年把这件事情归咎于周恩来，说是周恩来暗中捣鬼，从此与周恩来绝交了。
一九二三年张崧年夫妇经过莫斯科回国时，“旅莫支部”仍当作同志招待他，欢迎会中赵世炎、陈延年等都参加。他回国后曾去上海，列席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最后一个发言反对加人国民党的路钱。回北京后不得意，渐渐依附章士钊，在教育部做一个小官，受北方区委警告不听，终于开除党籍了。他现在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感谢骨质增生的GM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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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与罗曼·罗兰（蒋路，198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卢那察尔斯基与罗曼·罗兰
蒋路1981年
〔说明〕摘自《蒋路文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部分译名、标点有改动。
最近在《读书》上拜读了李健吾先生的《漫话卢那察尔斯基论〈爱与死的搏斗〉》以后，我把手头一点有关的书刊草草地查阅了一下，写成这篇短文，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份简单的参考资料。我尽量引用卢那察尔斯基和罗兰的原话，但其中属于罗兰的部分大都是根据俄译本转译的。关于健吾先生那篇《漫话》，我将在本文末尾稍加说明。
卢那察尔斯基一生结交过许多重要的西方作家，如罗曼·罗兰、巴比塞、肖伯纳、威尔斯、布莱希特，贝希尔、斯·茨威格、辛克莱等等。在这些作家中，卢那察尔斯基对罗兰评论最多，交往最多，但有一段时期，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出现过不少波折。
卢那察尔斯基是最早向俄国读者推荐罗兰的评论家之一。1912年，《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十卷即最后一卷刚刚问世，他立刻从国外给彼得堡《天天报》寄发一篇《罗曼·罗兰》，介绍罗兰过去在音乐和戏剧领域的成就，称颂《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部像大海似的内涵丰富的著作”，“最近十年来没有一个文学形象，如同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强有力地主宰着法国和意大利优秀青年的成长中的心灵气虽然罗兰在书中对社会主义有所非议，可是卢那察尔斯基不相信他会像某些资产阶级论客所指望的，朝着这个方向愈走愈远。十月革命以后，包括双方发生严重分歧的20年代中期在内（《庆祝罗曼·罗兰六十寿辰》，1926），卢那察尔斯基依然没有改变他最初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基本评价。[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罗兰就从法国出奔瑞士，不顾沙文主义者的围攻和诋毁，积极从事反战活动。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胜过了霍普特曼、托马斯·曼、梅特林克以及大战初期的法朗士。1915年1月，流寓瑞士的卢那察尔斯基初次访问罗兰。事后罗兰在《向过去告别》（1931）[2]中追记道：“我可以说，对我来说，他是未来的大——未来的俄国革命的使者。他以安详的态度、明确的语言同我谈论俄国革命，预言战争一结束、革命一定爆发。”可是罗兰“痛苦地预感到革命必然产生仇恨，加深仇恨”，他不能接受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据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在这次晤谈中，罗兰坚信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看法势必导致一场新的战争，它将从另一个方向来毁掉人类。我表示这将是马克思所说的惟一正义的神圣的战争，罗曼·罗兰针对我的意见，顽强而雄辩地反复讲：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是正当的，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是神圣的；他……一再提醒说，只有堂堂正正的言论和堂堂正正的工作才能拯救世界。”（《庆祝罗曼·罗兰六十寿辰》）
他们第一次争论的题目正是日后双方分歧的焦点——革命暴力问题。
1916年又有过一次类似的争论。
但是争论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有时晤谈，有时通信。同年，卢那察尔斯基译出罗兰的《莎士比亚戏剧真谛》，交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发表，并致书罗兰，请他归任该刊的撰稿人。
信中谈及高尔基对战争与未来和平的观点。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介绍，高尔基同罗兰建立了通信联系。1917年6月，卢那察尔斯基为《新生活报》翻译了罗兰对巴比塞小说《火线》的评论：《一个排的日记》。
罗兰不了解革命暴力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新制度“接生”的重大作用，然而他憎恨资本主义，关心人类社会的进步，向往英雄业绩，持论较为客观，因此他在欢呼于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又对新生的苏维埃政仪表示同情。他这种可贵的政治态度，最初见于他1917年11、12月的日记和这一时期的书信。1918年，他投书布鲁塞尔《人民报》，严厉谴责协约国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明确表现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国际团结的感情”（《向过去告别》）。次年他又发表《保卫我们的俄国兄弟》，反对欧洲资产阶级封锁苏联的阴谋，预言人们“对新的比较公正和比较人迫的制度的由来已久的渴望，是扑灭不了的”。此后，他多次用宣言、文章、演说和行动来重申他这一立场，直到l944年他逝世前二个多星期，他还以七十八岁高龄，亲自去苏联驻法使馆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罗兰密切注视着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和领导文教战线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他不仅看到流血、死亡、饥锤、瘟疫和大批无家可归的儿童，尤其重视新政权励精图治的显著成果，诸如教育上的革新、学校和图书馆事业的普遍开展、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的提高。关于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罗兰认为“这位教育人民委员始终是共产主义者当中一个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不过他一直是凭着信仰和真理为共产主义服务的。谁也不会否认，在最艰苦的内战年代，他庇护下的艺术和艺术界人士在许许多多方面都受过他的恩泽。”（《全景》，1934）
就卢那察尔斯基来说，到20年代初期为止，他一直很感激罗兰对苏联的支持，推崇罗兰在文艺和学术上的成就，他主持的教育部及其下属机构不顾物资的极端匮乏，从1918年起分别出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的文集《人民戏剧》、《现代音乐家》，此外，他又鼓励著名诗人勃柳索夫翻译和刊行了罗兰的讽刺剧《里吕里》。可是卢那察尔斯基主张暂时不要上演罗兰的《丹东》和《群狼》，因为在十月革命初期的情况下，这两个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剧本可能被理解为对苏联现实的影射。
实践证明，革命胜利以后，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有节制地使用暴力。但关于“赤色恐怖”的流言传到罗兰那里，他却“被一股悲观的浪潮所袭击”（《自由精神》），思想中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921至1922年，他从和平主义出发，同巴比塞就专政和革命暴力的问题展开激烈论战。“1922至1927年，我还犹豫不决……我感觉欧洲的狂风暴雨就要来到，我在寻求一个藏身洞，一堵垣墙，借以抵御风暴。”（《全景》）于是他转向东方，希望把列宁主义和甘地主义融为一体。他屡次公开谴责苏联政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埋怨书报审查扼杀了言论自由，他要“反对一切压制者——不管他们是红的、白的还是黑的（我不去区别堵塞嘴巴的东西是什么颜色！）”。
苏联当时用来对付反革命势力的情报机关，照他看却是一个令人“感到无限憎恶的可趾现象”（《答孔斯坦京·巴尔蒙特和伊凡·布宁》，1928），如此等等。他断言是“赤色恐怖”使得法朗士、勃兰兑斯、罗素同苏联疏远，正如雅各宾党人的恐怖政策使席勒和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同法国革命疏远一样（《给共产主义朋友们的信》，1922）。他的原则是：“一定要和无产阶级在一起，只要它是尊重自由和人道的；一定要反对无产阶级，万一它破坏自由和人道。”（《全景》）鉴于罗兰这类言论对一个诞生不满十年、才刚刚站稳脚跟的革命政权所造成的危害，从1924年起，卢那察尔斯基陆续在《西欧文学史纲要》、《罗曼·罗兰的新剧本〈爱与死的搏斗〉》（1926）等著作中批评了罗兰。罗兰自己也知道这个情况，他在《全景》里说，当时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必须同我的作品在俄国产生的影响作斗争，他不止一次地反对过这些作品，……他在莫斯科报刊上尖锐地批评了我的《爱与死的搏斗》。”但罗兰似乎没有进行反批评。
这一时期，意大利法西斯正在迅速抬头，罗兰和巴比塞重修旧好，共同领导反法西斯斗争。为了回击英国当局掀起的国际反苏逆流和法国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人》的挑拨，罗兰于1927年5月发表《拥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中虽也提到苏联的错误甚至“罪行”，但他声明说：“无论对苏联领导人有什么不满，我必须……大声疾呼：……万一俄国被摧毁，那么不仅全世界无产阶级将被奴役，一切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必将同归于尽，……世界将倒退好几个阶段。”
这封公开信刊布后，卢那察尔斯基致书罗兰，盛赞后者的“明智的公正态度”和“心灵的崇高”，尽管他并不完全赞成那封信的内容；他邀请罗兰为新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撰稿，即使罗兰的文章的“主要论点同编辑部的看法有分歧”也无妨，不过编辑部可以向读者表明自己的立场。事后罗兰在《全景》中评论道：“他的来信的调子证明他有一种崇高的宽容精神，那也是一种对事物本质的高度理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期待并希望从苏维埃革命那里期待到的精神。”
1927年9月23日紧接着，罗兰给卢那察尔斯基回了一封坦率的信，强调苏联是人类社会的强大先锋队，但也批评了它的某些政策、它们“理论的狭隘性和独裁作风”、“口是心非和爱走极端”。
罗兰给《自由人》的回答以及他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通信由巴黎《欧罗巴》杂志登出后，在法国知识界引起普遍注意。莫斯科邀请罗兰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他因病未能成行，但是连续向苏联发了两封贺电。据罗兰说，从此“我就一直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同路人，和它并肩战斗”，“我属于无产阶级的进步大军”（《全景》）。
不料又出现了新的波折。1928年罗兰发表《答孔斯坦京·巴尔蒙特和伊凡·布宁》，一方面再次表示他捍卫苏联的决心，承认“人类的进步是以牺牲千百万人为代价换取来的”，并且客观地介绍了苏联的一些实况，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的书报审查和肃反加以严厉指摘。于是卢那察尔斯基写了《答罗曼·罗兰》，热烈赞扬罗兰近来对苏联的友好态度，指出他在政治上和品德上都超过许多西欧知识分子，但他肯定苏联是人类的先锋队而又否定它所采取的某些革命措施，就无异让先锋队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装。
1930年，苏联开始刊行多达二十卷的罗兰文集，罗兰应约撰写序言，号召谅解、怜惜、宽恕敌人。卢那察尔斯基在专为这套文集而作的《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一文中，近乎绝望地说：“罗曼·罗兰已经六十三岁。我们未必能把他劝说过来，……无论如何，在他的追随者当中，我们大概总会找到一些能够接受我们影响的人吧。”
可是，罗兰追求真理的顽强意志，他多年反法西斯的实践经验，特别是20年代末西方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相形之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他的思想又有了进展。他回顾自己1914年以来走过的崎岖道路，写出他称之为“忏悔录”的《向过去告别》，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已“看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货色”，对他所珍视的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作了深刻诚恳的批评；虽然他知道“战争和人道（不管是什么人道）”“水火不相容”，他还是要高声说：“如果革命喜欢的话，它也要发动战争的！”不久，罗兰又在《一个法国同志向世界劳动共和国的第一个突击手高尔基致敬》中，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称为“旧的资产阶级偶像”，并大量引用了高尔基对“可悲的个人主义”的分析批判。
根据这几年罗兰在政治上的明显进步和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六卷本巨著《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中的第二卷《歌德与贝多芬》，《昂贝道格与斯宾诺莎》），再加上他从前的几种传记和音乐史著作，卢那察尔斯基以苏联科学院院士的身份，提议推选罗兰为荣誉院士，于1932年获得通过。同年卢那察尔斯基赴日内瓦参加国际裁军会议，就近走访罗兰，并用亲切的笔调，写成《在罗曼·罗兰家》一文发表。次年他为自己的旧作《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追补了一篇后记，说明罗兰近年来的变化，“从此我们就把罗曼·罗兰看做我们的同志了”。
不幸这篇后记墨迹未干，卢那察尔斯基便在去马德里就任西班牙大使途中病故。罗兰立即发出唁电说：“我的朋友卢那察尔斯基的逝世使我深感悲痛，他在西方是苏联的思想和艺术使节，大家都敬重他。”
1933年以后罗兰的情况与卢那察尔斯基无关，这里不多说了。
《〈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的新剧本）》是我选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一书中的一篇。
卢那察尔斯基论罗兰的文章共三十来篇，但至今还在刊行和流传的不到三分之二，其中完全谈文学的只有两三篇，而且大都属于概论性质，缺乏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加之我要考虑作者论列的西欧作家在本书中所占的比重问题，因此最后仅仅选收了这一篇。
书评引用了《爱与死的搏斗》第九场全文。1964年我动笔翻译的时候，曾托徐成时兄去请问本剧译者李健吾先生，他是否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承李先生的好意，把第九场译文全部校订了一遍。他的大手笔使我的拙劣的译文增加了光彩，我是非常感激的。
《爱与死的搏斗》的剧情发生在1794年3月，即雅各宾专政后期的巴黎。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评价，大家都很熟悉；罗兰在本剧中对这个专政如何描绘，则有书为证；1924年罗兰写出本剧时的心境，上文已经提及；这些，我都不必一一赘述。罗兰在30年代初思想转变后所作的悲剧《罗伯斯庇尔》尚未译成汉文，但懂外语的同志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对后期雅各宾专政已经有了新的认识。[3]
罗兰从十月革命初期（例如1918年8月和10月他分别给谢佩尔和布洛克的信）起，就经常把十月革命同法国革命、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同雅各宾专政相提并论，他在1924年《爱与死的搏斗》序言中说得更清楚：“1793年的飓风还在人间盘旋。我们听见邻近的森林咔嚓在响。……我们半神半人、似人似牛的仙怪，在莫斯科再度显身，比往昔还要激动人心。”（李译本第8-9页）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忘记雅各宾专政。列宁在《论人民公敌》一文中肯定雅各宾派是“18世纪最革命的阶级即城乡贫民的代表”，“这个阶级用最革命的办法、直到用上断头台的办法制服了本国的君主、地主以及温和的资产者，……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过时，只不过应当使它适合于20世纪的革命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页）卢那察尔斯基同样是从《爱与死的搏斗》的现实意义上来立论，指出了剧作者对这种革命暴力的错误观点及其对当前斗争的害处。我在注释里说的“基调”，就是指本剧反对革命暴力的倾向。奇怪的是，李先生恰恰忽略了卢那察尔斯基和罗兰两人分歧的这一焦点，而在一些派生的问题花了过多的笔墨。至于他所讲的1940年在“孤岛”上海演出《爱与死的搏斗》时的盛况，窃以为正好说明了本剧能在观众心里激起一种多么强烈的仇恨雅各宾专政的情绪，只是在当时当地的特殊条件下，剧团和观众出于抗日热情，不去注意剧本的具体历史背景，而把雅各宾派看作日寇的替身罢了。这类“歪打正着”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
然而卢那察尔斯基在书评中的确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尤其是煞尾一句：罗兰“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敌人”。“敌人”一词在思想政治论争中当然不可滥用，在这一点上责备卢那察尔斯基是有道理的，我们也应当引以为戒。其实，他的本意只是像他同年所写的《庆祝罗曼·罗兰六十寿辰》中说的：罗兰在沉重打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极力设法批评和削弱我们的宣传，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是面向知识分子的。他从防御转向进攻，努力在接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招募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的拥护者”，所以“他是一个有害的思想家”。
就在这篇祝寿文章开头，作者写道：罗兰“是既不跟资产阶级或共产主义世界同道、然而也不归附第二国际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威望最高的代表。如果从‘谁不和我们一道，谁就是反对我们’[4]的论点来看待这一类型的人，罗曼·罗兰当然要算我们的敌人了。我不赞成对知识分子的代表抱这样的看法，我想，‘谁不和资产阶级一道，谁就还有希望’的口号也许较为正确。”[5]
1926年卢那察尔斯基为《欧罗巴》杂志所作的《我认为罗曼·罗兰是个怎样的人？》一文，也反对把罗兰当作敌人。
看来卢那察尔斯基对“敌人”的概念有点混乱，例如他在《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中论及罗兰提出的谅解、怜惜和宽恕敌人的要求时，曾说：“除了本义上的敌人即反革命分子以外，我国还有另二种人——半敌半友和准敌人。”按我们的讲法这后一种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我想，他在《爱与死的搏斗》书评中所谓的敌人也是属于这一类。
李健吾先生因为卢那察尔斯基说了“我们知道这套科学！”这句话，便断定他在“蔑视”科学。照我的理解，这里的“科学”，是指那种自以为合乎科学精神，从而把社会理想当做渺茫的“假设”，使人不肯为人类进步奋斗的错误观点，并不是指自然科学，否则前后文就连不起来了。卡尔诺高瞻远瞩，甘心“为未来牺牲现在”，虚构人物顾尔瓦希耶则强调“神圣的只有……现时的生命”，不愿继续革命，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卡尔诺在道德上、精神上是不朽的，顾尔瓦希耶则不过是一个庸人。我看不出这论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谬误。我们知道，恩格斯对歌德，列宁对巴比塞，都曾称之为“庸人”。至于本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罗兰早已在序言中预先声明过：“我随意处理我的英雄，……一定要请史家原谅。”（李译本第8页）
为了使读者能比较全面了解卢那察尔斯基对罗兰的评论，我决定趁最近重印《论文学》的机会，补译一两篇文章，增加几条注释，以弥补当初考虑不周之处。就这点来说，我对李先生也是很感激的。
[1]关于我国评论界一再严加指责的“个人奋斗”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1930）中也曾涉及、照他看来，罗兰宣传坚强的个性，我们也要培养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在这项工作上我们问罗兰之间存在着“接合点”。他会对我们大有裨益，因为他笔下被视为“个人奋斗”的人物自有其种种美德。他们勤劳、严肃，目光远大，鄙视自私、狭隘、伪善、剥削，崇尚各种反对社会邪恶的思想言行，甚至准备为信念而牺牲自己，只要能批判地吸取，这些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战士优良品质的一部分。
[2]见《世界文学》1961年第4期，吴达元译
[3]恩格斯认为，罗伯斯庇尔为了“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
但到了1794年6月26日，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1-312页）
[4]列宁和斯大林都提过这样的口号，分别见高尔基的《列宁》中译本1977年版第45页，《斯大林全集》第l卷，第232页。我当年没有选收卢那察尔斯基这篇文章，这也是原因之一。
[5]其实即使是“和资产阶级一道”的人，其中也不乏可以争取的对象。不过这牵涉到20年代苏联的许多内外政策，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罗兰认为卢那察尔斯基在西方是“苏联政策的最权威的传播者之一”，但他的政策性的言论又必然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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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蒋路，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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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
蒋路1976年
〔说明〕摘自《蒋路文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部分译名、标点有改动。
生平和活动
19世纪80-90年代是俄国人民解放史上一个大转变的时代。
原先构成革命主流的民粹派，经过“到民间去”运动和个人恐怖活动，逐渐趋于衰落。从民粹派中分化出来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反戈一击，于1883年在国外建立起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深刻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头一次使马克思主义间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此，俄国社会解放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无产阶级时期；从此，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的阶段。
卢那察尔斯基正是在80-90年代这个大转变中展开他最初的革命活动的。
安那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年11月23日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城。他的义父亚·伊·安东诺夫官居四品，先后在下诺夫戈罗德和库尔斯克担任监察署署长，生活富裕而思想激进，对年幼的卢那察尔斯基起过强烈的影响。母亲亚历山德拉具有广博的教养，可是任性、专权。
卢那察尔斯基三岁时由波尔塔瓦迁居下诺夫戈罗德，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义父病逝后重返乌克兰，于1887年进入基辅第一中学。[1]在几个波兰同学启发下，他从十五岁起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领导基辅一个包括两百来名成员的秘密的进步中学生读书会。十七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开始在基辅城郊的铁路员工和手工业者中间进行宣传鼓动。但是他的思想还颇为杂乱。在中学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1903）的《综合哲学体系》，企图把马克思和斯宾塞的学说融为一体。
1895年卢那察尔斯基念完中学，由于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毕业证书上面的操行成绩不佳，使他难以指望在国内继续升学。他勉强取得母亲的同意，于同年前往瑞士，在苏黎世大学自然科学哲学系修业一年左右。他学习解剖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文学。他以虔诚的态度，受业于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理·阿芬那留斯。苏黎世大学原是阿芬那留斯的老据点，他从1877年就在那里讲授哲学。1895年起，马赫主义的另一创始人马赫在离苏黎世不远的维也纳大学任教，同阿芬那留斯互相呼应。当时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在哲学领域内，“经验批判主义是通往马克思所建筑的堡垒的一个最好的阶梯”。[2]阿芬那留斯散布的毒素，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长久的痕迹。
但同时，卢那察尔斯基也受到了正面教育。他同侨居瑞士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巴·阿克雪里罗德有着密切联系。他在普列汉诺夫指点下研究了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普列汉诺夫对阿芬那留斯的批评没有使他折服。此外，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也是两人谈话和讨论的一个主题。将近三十年以后，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起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给他的教益，还不禁感叹道：“我从任何一本书上，在任何一次参观博物馆时，都从来没有像我从当时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谈话中一样，得到那么多真正富于营养的决定性的东西。”[3]
那个时期罗莎·卢森堡也在苏黎世大学上学，她那些“像剃刀一样锋利，像白银一样闪闪发光的演说”，[4]同样在卢那察尔斯基心中产生了深深的印象。
后来他到巴黎，结识了让·饶勒斯、拉法格和夫人劳拉·马克思以及其他法国社会主义活动家，进一步开扩了眼界，增长了政治经验。
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两个对立因素的互相消长，成为此后多年内卢那察尔斯基思想演变中一项基本特征。
卢那察尔斯基也多次走访过流寓巴黎的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彼得·拉夫罗夫（1823-1900），向他畅谈各民族的神话的起源和变化规律。拉夫罗夫曾经从理论上阐明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和个人恐怖的策略，在70-80年代的俄国知识界享有广大的声誉。他参加过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一度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是一直到他逝世前不久同卢那察尔斯基见面的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仍然持怀疑态度。[5]这对卢那察尔斯基没有起到作用。他决心在实际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
1898年，卢那察尔斯基返回俄国，[6]同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老布尔什维克米·弗·弗拉季米尔斯基一起，积极恢复被警察破坏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他们创办印刷所，印发传单，组织罢工，建立革命的自学小组，过着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活。次年由于内奸谢列勃略科娃的出卖，[7]卢那察尔斯基以“在工人中进行反政府的宣传”的罪名被捕，[8]在莫斯科和基辅的监狱里以及俄国北部流放地卡卢加、沃洛格达和托契玛总共度过约六年之久。
他在卡卢加接近了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并同波格丹诺夫的妹妹安娜·亚历山大罗夫娜（1883-1959）结婚，[9]思想的契合又加上亲戚关系，他开始觉得波格丹诺夫几乎是在哲学领域内马克思的唯一继承人，他把这个经验批判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看做一种革新。他一生所犯的两大错误，即参加“前进报派”和在无产阶级文化派问题上摇摆不定，都是同波格丹诺夫有关的。他在哲学和美学上的深刻矛盾，从他的第一篇重要理论著作《实证美学的基础》（1904）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流放期间，卢那察尔斯基不顾警察的监视，仍然在工人中间，特别是在当地教师、青年学生、流刑犯及其家属中间，开展党的工作。
1904年流刑期满，[10]卢那察尔斯基重返基辅，立刻同那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布尔什维克取得联系。1903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已经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了。
他刚回到基辅，就遵照列宁领导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指示，[11]出国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工作。他在巴黎初次会见列宁。这次会见成了他生平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那个时期，孟什维克把持着党的领导大权，马尔托夫之流气焰正盛。布尔什维克人手不多，又没有自己的报纸，处境非常困难。为了打击孟什维克分裂党组织的活动，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05年，列宁根据旧《火星报》的革命传统，在日内瓦先后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周报《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约请卢那察尔斯基担任编辑和撰稿人。在1904年12月初《前进报》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结识了该报的其他两个编辑奥里明斯基和沃罗夫斯基、列宁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以及主管行政和财务的邦契-布鲁也维奇。虽然卢那察尔斯基从前也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但“正是在日内瓦，我才接触到了真正重大的党的工作、真正创造性的党的思想”。[12]
可是卢那察尔斯基为这两个周报撰写政论不多，他主要是作为一个辩论家，仆仆奔走于瑞士、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之间，以列宁给他取的化名“沃伊诺夫”（战士），在俄同侨民和留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扩大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反击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的咄咄逼人的攻讦。此外，他还做过不少哲学和文艺的专题报告，如同列宁所说的，他原是一个“艺术家的天性”。[13]
后来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安那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给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名战士的印象。这位同志来到日内瓦，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当时还不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集团站在一起，把他的全部才能、全部力量献给捍卫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献给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14]克鲁普斯卡娅又在另一个地方提到，“卢那察尔斯基来到日内瓦加入了《前进报》编辑部。卢那察尔斯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他对巩固布尔什维克阵地起了很大作用。从那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对卢那察尔斯基很好，因有他在旁边而感到愉快，甚至在同前进派分手的时期对他还是相当偏爱。”[15]
1905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这时国内的革命运动已经蓬勃开展。五一节那天，几乎有两百个城市发生罢工，一致提出“打倒专制制度！”的战斗口号。农民骚动也在许多省份蔓延开来。组织武装斗争的任务被提到首要地位。卢那察尔斯基受列宁委托，并依据列宁面授的基本论点，在大会上做了武装起义问题的报告。这个论题正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激烈争议的焦点。
革命高潮为党创造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党充分利用了群众奋力争取到的一点自由。1905年门月初，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列宁的紧急召唤，从国外赶回彼得堡，协助列宁编辑第一个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印数达五万余份、销行全国的《新生活报》。他在编辑部认识了高尔基，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将近三十年之久的友谊关系。
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局限于报纸的编辑和政论工作。他同彼得堡一批布尔什维克一道，在连结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尼古拉铁路上组织罢工，拆毁铁轨，以阻止彼得堡政府部队前去镇压，莫斯科工人12月起义。他经常在工人区和大学生集会上进行宣传。1905年底，他在二次工人大会上被捕，监禁了一个半月，罪状是他的一篇文章“对最高当局狂妄无礼，对俄国根本大法所规定之政体横加指责，抑且煽动叛乱”。[16]狱中他写了他的第一个大型剧本、借古讽今的《国王的理发师》。这个戏后来曾受到列宁的赞赏。
出狱以后，卢那察尔斯基又回到宣传岗位。他在彼得堡各高等院校，特别是在各综合中等技术学校作专题演讲，以门票收入为党筹集经费。1906年4月，他去斯德哥尔摩出席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在发言中尖锐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反对武装起义、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夺取政权的错误观点。
会后，为了顶替被查封的《新生活报》，卢那察尔斯基又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同奥里明斯基、沃罗夫斯基、邦契布鲁也维奇协力合作，创办了新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浪潮报》、《前进报》和《回声报》。
可是革命浪潮日趋低落，党的报刊连续遭到扼杀，反动派的进攻加强了。卢那察尔斯基被迫于1907年初撇下家室，取道芬兰离国，开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同年，他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参加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上他再度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主张——工会要对党保持独立。
1905-1907年革命失败以后，出现一个因内阁总理斯托雷平而得名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8-1912）。国内白色恐怖猖獗一时，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数以千计的革命者惨遭杀害，更多的人被监禁、流放、判处苦役。孟什维克取消派仓惶退却，推行阶级投降主义，不惜放弃革命，向沙皇政府换取一席合法地位。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形成的召回派和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变相召回派即最后通牒派，则以“左”的姿态，主张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反对利用杜马、工会、合作社、俱乐部、文教机构以及其他合法或半合法团体，来保持同人民的联系，配合党的地下工作，积聚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准备条件，却断言合法与不合法手段相结合的策略是折衷主义，从而把党推上一条脱离群众、盲动冒进的道路，其结果同样是断送革命。因此列宁将召回派叫做改头换面的取消派。
1909年6月，列宁在巴黎召开有12个人参加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把召回派清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17]于是召回派建立了自己的派系——前进报派。
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回顾说，当时“我觉得主要的是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高昂情绪，不让这场举世闻名的革命的气氛消亡下去”，而合法斗争的“虚有其名的实践活动”却使这种革命气氛“变得猥琐起来了”。[18]所以他很快就加入了前进报派。
1909年8月至1911年间，前进报派先后在意大利喀普里岛和波伦亚举办派别性的短期党校，以培训来自俄国各地的一些工人，讲课的有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高尔基、波克罗夫斯基、柯伦泰、李亚多夫等。卢那察尔斯基在那里讲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职工运动的理论和历史、宣传鼓动实习、世界艺术史、俄国文学史、法国大革命史。
卢那察尔斯基参加前进报派，是同他在反动年代的理论上的严重错误有联系的。
那些年份，正如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后的一段时期一样，悲观颓废情绪、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神秘论、宗教思想等等，在俄国知识界大为流行。卢那察尔斯基也得了列宁所说的那种“最可恶的‘传染病’”，[19]提出一个“造神说”。他忘记了卢梭和罗伯斯庇尔试图用“理性的宗教”去代替所谓天启的宗教而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20]竟想建立一种人间的、没有任何彼岸世界和超感性因素的宗教。这“新的宗教、人类的宗教、劳动的宗教”“不会引起消极情绪”，不包括“可怜的静观的因素”，而是“完全致力于行动”，充满着“孜孜不倦的积极活动的因素”的。[21]这正好符合他那“支持无产阶级的高昂情绪”，不让“革命的气氛消亡下去”的主观意图。
既然是宗教，就不能不有一个神。卢那察尔斯基从抽象的、去掉了阶级性的“人”的观念出发，认为人类拥有一股集体的潜在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这潜在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创造出形形色色的奇迹，使大自然完全服从理性的安排。“我们要把人类的潜在力即我们的潜在力加以神化，给它加上荣耀的光轮，以便更强烈地爱它。”[22]因此，“神……就是人类、完美的社会主义的人类。……这个神还没有出世——它刚刚在建造中。那么谁是造神者？当然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关头来建造的。”[23]在卢那察尔斯慕看来，把人神化竟是为了鼓舞革命热情，讴歌无产阶级。
普列汉诺夫的《再论宗教》等文章，尤其是列宁的伟大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结合着当时俄国的历史背景，对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作了深刻的批判。
列宁充分注意到了卢那察尔斯基立论的本意，肯定他的言论里“没有明显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但是“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因为“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主观的事情而己，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所以必须向他进行“同志式的斗争”。[24]这里说的“社会意义”是指什么呢？列宁在谴责高尔基的造神说时讲得更分明：
“您美化了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了他们[25]用来束缚落后的工人和农民的锁链。”[26]
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是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波格丹诺夫完全颠倒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断言主观的心理经验（心理世界）可以引出并且“普遍代换”物理经验（物质世界）。卢那察尔斯基的所谓“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也是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客观的物质世界。因而列宁说，“只有瞎子才看不出”他们两人在“思想上的血缘关系”。[27]
包括卢那察尔斯基在内的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等于1908年出版以后一段时期，列宁虽然在哲学上向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是他反复强调，必须把哲学论战同布尔什维克的实际工作分开，使内部的思想分歧服从更为重要的政治斗争。1908年4月，列宁写信给高尔基说：
“绝不容许把著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和党的（派别的）事情混淆起来。……我们对于自己派别的工作仍应和从前一样协力进行。”[28]
列宁还照样发函约请卢那察尔斯基为《无产者报》撰稿，说“这是十分必要的”。[29]
1909年《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问世之后，双方的斗争趋于激化。不过前进报派原非铁板一块。列宁极力想把卢那察尔斯基争取过来。1910年8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前进报派，可是彼此仍能协力合作。据克鲁普斯卡娅追忆，“在代表大会上他有机会同卢那察尔斯基作了长谈。[30]伊里奇总是对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种很大的偏爱，卢那察尔斯基的才能使伊里奇非常喜欢。”[31]那个时期列宁对高尔基也说过：“卢那察尔斯基会回到党里来的，他的个人主义没有那两位多。[32]一个天赋异常丰厚的人。我对他‘有偏爱’……您知道，我很喜欢他，是个出色的同志！他有一种法国人式的光芒。他的轻率也是法国式的，这轻率来自他的唯美主义。”[33]
列宁的严正批评和政治上的关怀，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新的高涨，使卢那察尔斯基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1911年春，列宁在巴黎郊区的龙寿姆村创办了一所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的党校。列宁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土地问题等重要课程。卢那察尔斯基在那里教文学。[34]1912年，[35]卢那察尔斯基重新为《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积极撰稿，尽管他在政治、哲学和文艺上的谬见还没有完全消除。
1911年底，卢那察尔斯基从喀普里迁居巴黎，到1915年为止。这个期间，他为《基辅思想》、《一天》、《戏剧和艺术》等俄国报刊和文集写了大量剖析西欧文化的文章，向工人讲授世界文学史，给巴黎、瑞士、德国和比利时的俄国侨民做专题报告，还建立了一个名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俄国工人小组，参加者有作家和诗人别萨里柯、加斯捷夫、费·加里宁等。[36]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卢那察尔斯基立刻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面，进行战斗。他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群众大会上发言和做政治报告，给巴黎和俄国报刊撰写文章（大战期间，他为俄国各报所写通讯达200篇以上），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群众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猛烈批判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的护国主义观点。在1915年3月一封信里谈到第二国际领袖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阿德勒时，卢那察尔斯基坚决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他们步调一致。”[37]他要求建立第三国际。
1915年，卢那察尔斯基从法国迁往瑞士。他继续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文主义口诛笔伐，并同列宁取得联系。罗曼·罗兰在1931年《向过去告别》一文中提到，当时卢那察尔斯基对俄国革命如何满怀着信心：“1915年l月底，未来的苏联教育委员长安那托里·卢那察尔斯基来访问我。我可以说，对我来说，他是未来的大使——未来的俄国革命的使者。他以安详的态度、明确的语言和我谈论俄国革命，预言战争一结束，革命一定爆发。”在瑞士出版的反战的《明日杂志》上，罗曼·罗兰经常看到列宁、米·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名字——“正在着手推翻旧世界的整个参谋部的名字。”[38]
1917年5月，即二月革命后不久，卢那察尔斯基紧跟在列宁之后，取道德国和瑞典，回到阔别十年有余的祖国。
他一到彼得格勒，马上投入紧张的革命活动。那正是他所说的“群众大会的黄金时代”，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各派政治力量在公开进行较量。工厂、广场、喀琅施塔得海军营房，都是他从事宣传鼓动的据点。他几乎每晚在“现代”杂技场向数以千计的士兵、工人、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发表演说，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同敌对党派争夺群众。6月间，他由区联派提名，[39]当选为彼得格勒市杜马议员（同时当选的有布尔什维克斯维尔德洛夫、米·加里宁、越飞等），后来又担任主管全市文教事业的副市长，[40]为他在十月革命后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做了一次预演。在有五十万人参加的、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响亮口号的7月大示威的日子里，他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在地克谢辛斯卡娅大厦的阳台上欢迎游行的工人和士兵群众。紧接着，资产阶级及其帮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猖狂反扑。8月，卢那察尔斯基以“叛国罪”被临时政府逮捕，在十一年前他被拘禁的“十字”监狱里蹲了半个多月，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才使他得以早日获释。
当他在狱中的时候，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随同区联派重新回到党内。二月革命后，前进报派中的大部分人如波克罗夫斯基、越飞、德·曼努伊里斯基、李亚多夫，也都陆续归队了。
8月下旬科尔尼洛夫发动反革命叛乱时，卢那察尔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一同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自卫委员会工作，他所写的传单，从飞机上往科尔尼洛夫部队中大量散发，揭露科尔尼洛夫的实际同谋者克伦斯基政府妄图将彼得格勒拱手献给德国人的阴谋。
十月革命期间，卢那察尔斯基在指挥首都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从事宣传鼓动。他的演说中充满着强烈的阶级仇恨、为人民立功的号召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心。[41]
11月7日，即俄历10月25日夜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痛斥了退出会场、公然投奔反革命阵营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并且宣读了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庄严宣告全部政权转入苏维埃手中。
次日，代表大会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由列宁担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列宁任命卢那察尔斯基为委员会所属十二个部之中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并于当天夜间向他指明今后的工作任务。
在卢那察尔斯基任职期间（1917-1929）和此后一段时期，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职权不限于扫盲、社会教育、学龄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还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出版等领域。卢那察尔斯基作为20年代初所通称的“第三战线”即文教战线的负责人，开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19年1月，高尔基写信给列宁：“有不少事实甚至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用来自夸的，特别是在卢那察尔斯基那个部门。”[42]
1921年2月7日，列宁明确地说：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中，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负有特殊任务的同志。那就是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副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前者担任总的领导；……全党对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是十分了解的，当然相信他们两人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上述工作中是本行的‘专家’，其余所有工作者都不可能有这种‘专长’”。[43]
克鲁普斯卡娅曾长期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主管社会教育司，卢那察尔斯基病逝以后，她评论道：“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同安·瓦·一起工作，大家都对他怀着热烈的尊敬的感情”，认为他是“为了用知识来武装群众、为了用艺术领域内的全部成就来武装群众这一事业而斗争的一名战士。”[44]
卢那察尔斯基不只是担任文教方面的行政领导。他亲自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讲授本国和外国文学史，他的《西欧文学史纲要》就是这些教学工作的成果之一。他主编过很多学术和文艺刊物、作家文集。仿佛要弥补自己早年所犯的造神说的错误，卢那察尔斯基为反宗教斗争付出过大量精力。20年代他写的有关基督教的历史、有关一般宗教和教会的起源及其在人类文化发展上的作用的论著，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他同苏联东正教总主教亚·符威登斯基的公开辩论，成了当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
卢那察尔斯基的活动甚至远远超出了文化教育的范围。国内战争期间，他经常作为党中央授权的政治工作人员，亲临前线，对红军和居民作宣传，整顿部队纪律，在一度陷敌的地区重建党的机构，足迹遍及乌克兰、库班、伏尔加流域等战区。1919年，正当邓尼金向莫斯科猛扑的紧急时刻，他被派到敌军主攻方向图拉防区，担任革命军事会议的代表。按照克鲁普斯卡娅的评述，卢那察尔斯基
“对军事还算是一个小小的专家”。[45]在1923-1924年和1926-1927年反托洛茨基派的大辩论中，在1928-1929年反右倾的大辩论中，他积极捍卫了党的路线。他曾多次参加外交工作。
这里我们要着重谈一谈卢那察尔斯基对于苏联文学发展的意义。
从十月革命到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逝世，这十六年间，他一直处在苏联文艺生活的中心，是这个部门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和参加者之一。他同好几代苏联文学界重要人物有过直接联系。他本人未加入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一直密切注意着它们的动向，鼓励各种流派、风格和手法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争鸣竞艳。文学界没有一次大论战他不曾介入，没有一篇出色的作品不曾引起他的重视。他不但长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而且参与制订了1925年有历史意义的《党在文艺领域内的政策》。
卢那察尔斯基在文学战线上所承担的任务十分间距。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严重的内忧外患。文艺界也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斗争和分化。大部分作家还在彷徨。只有绥拉菲摩维支、勃柳索夫等少数人坚决站在革命一边。有些人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幡然醒悟，如斥普林、阿·托尔斯泰、特烈尼约夫、希什科夫、谢尔盖耶夫-青斯基。远有的坚持反动立场，逃亡国外，如梅烈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巴尔蒙特、阿威尔岑柯、安德烈耶夫、布宁、阿尔志跋绥夫。留在国内的文痞则蓄意捣乱怠工。原先的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成了十月的歌手，而在革命前一年多被卢那察尔斯基誉为“托尔斯泰死后俄国文学的良心的化身”的柯罗连科，[46]却几乎像他当年看待沙皇暴政那样来看待无产阶级政权。连伟大的高尔基，在革命初期也曾摇摆不定。
卢那察尔斯基无情地揭批从国外诋毁十月革命的梅烈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和巴尔蒙特，热烈支持政府为粉碎反动文人的破坏活动而采取的断然措施，因此受到外同资产阶级报刊和逃亡白俄的肆意攻击；就连流寓异邦、本身也受到白俄政治影响的画家列宾都为他愤愤不平。[47]1927年，在革命后堕落成为白俄侨民中黑帮头目的原前进报派成员阿列克辛斯基，甚至策划趁卢那察尔斯基出国时在巴黎暗杀他。[48]
但对于文艺界大多数人来说，基本还是一个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戏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间的布尔什维克”。[49]他深深地了解旧知识分子，善于根据列宁制订的政策，争取他们为新政权服务，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谁反对资产阶级，谁就同我们在一起。”[50]他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1917年12月6日他致书高尔基说：“我为这件事献出了全部心血和全部脑汁，并以我从未经历过的紧张程度，每昼夜工作二十小时，好像从花岗岩中开辟地道一样，一点一点向前推进。”[51]到了1919年7月，列宁已经能够对高尔基宣告：“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终日埋怨和疯狂发泄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在逐月增长。”[52]；在这项成就中也包括着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份贡献。
在20年代，卢那察尔斯基一方面争取老作家，另一方面又以更大的热情去发现和扶植青年作者，他们大都来自内战前线和基层，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在一星期内经历的事情，比过去年代有的大作家毕生经历的更多。”[53]卢那察尔斯基为他们的作品做序，写书评，同他们通信，在物质上接济他们。他以敏锐的眼光，往往凭着他们的第一篇诗文便能正确无误地看出他们的创作特色。他所推崇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依等人的诗歌、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谢芙琳娜的《维丽涅雅》、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富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格拉德柯夫的《水泥》、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以及老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新作《水泥》，后来都成了苏联文学史上公认的丰碑。
然而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像拉普分子所编造的那样，是一个“好心的自由主义者”。他尖锐地批评了作家中的错误倾向。包括左琴科在内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宣扬的不问政治和不讲思想性，爱伦堡对苏联现实的怀疑论，后来的《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混乱、词意晦涩的诗作，都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严正谴责。他也点出了20年代高尔基短篇小说的悲观情调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的偏激性。
可是因为卢那察尔斯基本身的思想弱点和对社会主义文学缺乏经验，他在文艺领导和评论工作中也犯过重大的错误。其中之一，是他对未来派的姑息态度。卢那察尔斯基坚决否定未来派的形式主义把戏和对古典文艺的虚无主义观点，把未来主义看作资产阶级文化衰落的产物。但是考虑到俄国的未来派和其他“左”的文艺派别比较早地接受了十月革命，卢那察尔斯基一度为未来派提供广阔的活动场所，让他们占据一些艺术机构的领导岗位，支持他们的某些虚假的革新，例如他给他们的集子《黑麦的话》（1918）写过序言，称颂书中洋溢着热情和革命的青春的气韵。[54]他不顾当时纸张和印刷的困难条件，批准大量印行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亿五千万》，受到列宁的批评。
更为严重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要求上所犯的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197年9月成立于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成为一个工人业余文娱团体，在全国拥有会员五十万（1922），[55]办了一些刊物，在许多城市设有分会，对文学、戏剧、美术各界影响颇大，到1932年才解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瓦·费·普列特涅夫、加斯捷夫等主张，工人应该用人为的、“实验室的”办法建立一种脱离传统遗产的“纯无产阶级文化”，又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强调机器对人的思想和心理能起良好作用，甚至要把无产阶级本身变成“一架奇异的社会自动机”。[56]对于这类谬论，卢那察尔斯基都给了有力的批驳。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刚一诞生，就提出要完全离开国家政权而独立。它同克伦斯基时期的教育部果然毫无干系。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因为当时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十月革命以后，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仍然坚持其自治的要求，断言它自己是“纯无产阶级的机构”，教育人民委员部则是工农政府的一个机构，不够“纯粹”，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能受其领导，以免玷污自己的纯洁性。
1920年10月7日卢那察尔斯基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违背了列宁事先的指示，没有坚决顶住该协会关于完全自治的狂妄要求，虽然在当天早晨，即他临讲话之前，他在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上还引用了列宁的指示，表示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服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有关机关的监督”。[57]
可是正如他在1924年《列宁和艺术》一文中所说，“我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措词颇为含糊温和。我觉得不宜来一场进攻，使与会的工人感到不快。这篇讲话传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时，措词就更加软弱无力了。他把我叫去申斥了一顿。”[58]
10月8日，列宁写了《论无产阶级文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59]
列宁没有看见卢那察尔斯基讲话的原文，只从10月8日《消息报》上读到有关这次讲话的新闻报导，而报导却不大合乎事实。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在当天（8日）向列宁说明真相以后，立刻写了一篇《必要的更正》，说他那讲话的用意，在于“指出有必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有关机构在组织上接近来”。[60]而不是如报上所转述的，“应该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完全的自治权。”[61]于是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末尾附了一笔：“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别人把他的意思曲解了。因此，这个决议就更是十分必要的了。”[62]
然而有一段时期，在党和苏维埃国家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确实是摇摆不定的。在1981年4月8日全国教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不但坚决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而且认为既然有了政府的文教部门，该协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63]但到了1919年，他却在《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一文中，表示赞同波格丹诺夫关于该协会有权完全独立的意见。[64]列宁的文章端正了他的立场。在1920年12月上半月所写的《给我的反对者》里，他明确地宣称：“完全的自治对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应该同革命步调一致。”[65]1929年他在题名《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的演讲中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分散主义时，说道：“敏锐的列宁立刻了解到这一点。他了解这是一种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倾向，当时我还不了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其有害的倾向。列宁了解这个，从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文化派。”[66]
那个时期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维·舒里庚后来回忆：
“在反无产阶级文化派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由于卢那察尔斯基没有执行列宁的指示，我像是责怪似的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可您还是爱重他。’于是列宁立刻作了反应，而且反应大大出人意外，我当时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我劝您也爱重他。他一心向往着未来。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欢乐和笑声。他还准备把它移赠给所有的人。这当然是徒劳。他不该落进波格丹诺夫的圈套。不过我们要从那里找他出来。’”[67]
1921-1922年间，即是无产阶级文化派问题以后不久，苏联著名科学家奥·尤·施米特院士（1891-1956）曾经听到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评语。为了回答人家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责难，列宁说道：“这个人不光是什么都懂，也不光是有才能，这个人还会完成党所交下的任何任务，并且完成得很出色。”[68]
卢那察尔斯基在对待未来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态度上所犯的错误，当然不能盖过他在苏维埃时期的活动的主要方面。总的说来，他在那十六年当中是执行了列宁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政策的。他1925年所作报告《苏维埃政权的戏剧政策的基础》说得好：“有人大大抬举我，以为真有一套什么卢那察尔斯基的政策；其实他们简直不知道我们的国务活动的规矩。我推行的当然是一条在我们中央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中经过审查并得到支持的路线。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政策。”[69]
1929年9月，卢那察尔斯基辞去了他从十月革命第二天就担任的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他得到的新任命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1931年他是该委员会委员）所属学术和学校委员会主席。1930年他被一致票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院士中间几乎还没有共产党员。次年起任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和列宁格勒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原普希金馆）所长，同时兼任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文学、艺术和语言研究所所长、《苏联大百科全书》文艺和语言部分和《文学百科全书》的主编。
卢那察尔斯基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他曾代表苏联参加牛津哲学家代表大会（1930）、海牙国际历史学家会议（1932）等学术会议。[70]他同本世纪最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意大利的克罗齐（1866-1952）进行过论战。他是“国际革命作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常在国外发表文章，阐扬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年轻的苏维埃文化和科学的成就，又在苏联报刊上向读者报导外国文学情况，并且翻译了不少西欧和东欧诗人的作品。他主编歌德、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左拉、莫泊桑、法朗士的诗文集，为许多西方作品撰写序文。他同巴比塞、罗曼·罗兰、肖伯纳、威尔斯、斯·茨威格等人私交很深，他同他们通信，约请他们为苏联报刊写稿，出国时访问他们，在本国接待他们，这对他们本人和资本主义国家文艺界都有巨大影响。
卢那察尔斯基离开教育人民委员的岗位以后，他同文学生活的联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从1929年到他去世，是苏联社会的大转变时期，是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整个国民经济战线上展开社会主义攻势的狂风暴雨的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号召作家积极反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于我们，同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直接间接有关的主题，应该占居首要地位。”[71]苏联的“艺术应该卷起袖子，唱着欢乐的歌曲，同那些为社会主义大楼的第一层奠定基石的泥水匠一起工作”。[72]1929-1930年间，卢那察尔斯基兼任规模宏大的文艺书籍出版社“土地和工厂”的总编辑，同广大作家的接触更为密切。
继20年代前半期以文艺政策、作家的政治思想立场为重点的大辩论之后，20年代末期起，文艺界又热烈展开了创作问题和文艺学的大辩论。在这些辩论中，卢那察尔斯基批驳了各种谬说，同时又不断提高自己。例如在探讨意识和下意识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时，他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指责了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那种认为明确的政治倾向必然导致艺术水平的低下，和沃龙斯基等人断言思想信念有害于艺术，[73]创作要凭直觉的错误观点。卢那察尔斯基反对拉普派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体探索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卢那察尔斯基一生的最后五年间，他对于他过去多次论及的苏联作家勃洛克、绥拉菲摩维支、别德内依，特别是对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作了总结性的概括的评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当30年代初苏联开始大力研究和普及马列主义奠基人的美学观时，卢那察尔斯基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例如1933年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他写了专文《马克思论艺术》和《马克思论知识分子》，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辑并为它作了序。
从1927年起，卢那察尔斯基先后作为苏联代表闭的副团长和团长，经常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和裁军会议，宣传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他发表过许多有关的论文、通讯和演说。
监狱、放逐、流亡国外、地下工作、动荡不定的生活、十月革命前夕尤其是革命初期的异常紧张繁忙的活动，逐渐损坏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健康。1922年起他得了心脏病，晚年病情加剧，一目失明，但是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乐观的精神、强大的工作能力。1933年7月，卢那察尔斯基去法国治疗，8月被任命为苏联驻西班牙第一任大使。他兴致勃勃地学习西班牙语，准备赴马德里履新。可是还没有赶到任所，就在12月26日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滨的小城门通病故，卒年五十八岁，他本来是自信能活到六十五岁左右的。他没有完成他的庞大的写作计划，其中包括《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歌德的〈浮士德〉》、《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74]列宁传、回忆录，等等。逝世前一天，他还口授了一篇论普鲁斯特的文章。
他的遗体被移至巴黎苏联大使馆，大批作家、工人和外交家前往吊唁。罗曼·罗兰发来唁电说：“我的朋友卢那察尔斯基的逝世使我深感悲痛，他在西方是苏联的思想和艺术使节，人人都尊敬他。”
1934年元旦，卢那察尔斯基的灵枢运到莫斯科，停放在职工会圆柱大厅。千千万万的人前去哀悼。次日红场举行了隆重的丧礼。为了表彰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功绩，苏联共产党决定把他的青铜骨灰盒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内，同其他一些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遗骸一起，供广大人民凭吊。党中央发布的外文，称誉卢那察尔斯基为“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杰出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在《文学报》刊载的悼词上署名的重要作家达五十余个，其中有许多是他生前著文评介过、得过他的助益的。[75]
1932年，当卢那察尔斯基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不得不缩小活动范围，主要只是从事文字工作的时候，高尔基一再劝他写一本自传，以教育年青一代，为描写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文学作品提供范本。高尔基在那一年10月给他的信上写道：“您度过了艰苦而又光辉的一生，做过巨大的工作。您曾长期——几乎是终生——跟列宁以及最杰出、最光辉的同志们并肩行进。……作为一位语言艺术家，您能驾驭语言，只要您愿意这样做。这一切并不是恭维话……”[76]
高尔基这段话，给卢那察尔斯基生平绘出了一幅缩影。
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历史授予他的权利，可以这样评论他自己和他那一代革命家：“无论我们做过的事情中有多少渣滓和错误，我们总能以我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自豪，并且无所畏惧地把自己交给后代去评判，对他们的裁决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77]
著作
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范围甚为广泛，涉及了哲学、历史、教育、外交、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宗教、建筑、文艺等各个方面。在文艺领域内，撇开他的二十八个剧本、一些诗作和翻译不谈，仅以论著而言，他就在先后三十年间写了有关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和美学的论文、书评、报告、随笔共约二千种，其中论述托尔斯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各达三十来篇。他精通多种西方语言，[78]又曾长期侨居国外，他一直密切注意着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波兰、匈牙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重大文艺现象，经常发抒他的见解。他说他不是一个职业评论家。早在1906年，他便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雨时代，使一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可能以必要的恬静心情和认真态度去埋头做系统的学术工作。”[79]卢那察尔斯基不是坐而论道的理论家，他基本上是一个行动家，行有余力，而后为文，或者说，为文只是他的行动的一部分。他的文艺论著，一向是在风险很大的斗争第一线，在地下工作的余暇，在敌人的监狱里，在流放地，在亡命国外的时候，而十月革命以后，则是在内战的烽火中，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之余，利用星期例假的零碎时光或两次会议当中的间隙，更多的是牺牲正常的睡眠和休息，赶写出来，或是由他口授，请亲人或速记员笔录下来的。[80]
这些论著，价值高低不一。有的经过长久的时间考验，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动的现实意义，有的则包含着重大的错误和缺点。同卢那察尔斯基的政治活动的记录一样，他的文艺理论活动也经历过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其间既有创辟和上升，也不乏因袭和下降。
卢那察尔斯基最早的文艺论文《俄国的浮士德》、《生活悲剧与神术》和《莫利斯·梅特林克》等发表于1902年，那时候他还困守在沃洛格达流放地。从此以后，他一直把文艺评论当作他的副业。1905年革命的准备时期，他在许多文章中提出“艺术与革命”这个重大问题，以饱满的激情，宣传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依靠无产阶级来变革现实的必要，勾勒出一幅幅的新世界图景并屡次对安德烈耶夫之流的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痛下针砭，可是当时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思想还有不少唯心主义的谬误。
在这次革命的高潮里，他几乎全力从事政治斗争和政论工作，对文艺注意较少。但这少数文艺论著都带有那个伟大时代的深刻印记，贯穿着他从列宁的直接教导中、从他本身的学习和实践中、从他同沃罗夫斯基和奥里明斯基的经常交往中获得的明确坚定的见解。在列宁的雄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启示下，他写了《艺术对话录》（1905），揭穿了艺术“超阶级”的神话，指出艺术的未来命运如何，要看它间无产阶级的联系密切到什么程度而定。1907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党艺术创作的任务》在政治和美学上更为成熟，它宣布党性原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原则，阐述了新的无产阶级艺术的主要特点，并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了雏形。这篇文章是十月革命前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的高峰，也是一般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佳作之一。
对高尔基的《母亲》抱什么态度，对于文学评论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这部小说问世以后，不但资产阶级论客们发出疯狂的叫嚣，连普列汉诺夫也为“扮演社会主义宣传家角色的高尔基”惋惜，断言“他的那些政论因素强烈的作品也都是失败的，例如……长篇小说《母亲》。”[81]卢那察尔斯基虽然对《母亲》的艺术价值估计不足，却在1908年《现代俄国文学概论》一文中针对吉比乌斯的诬蔑，引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报刊评论，证明《母亲》在国外获得了辉煌的成功。[82]在次年的《评〈知识〉文集第23辑》里，卢那察尔斯基写道：马克西姆·高尔基已经写出社会主义类型的严肃著作《母亲》、《敌人》……尽管还有缺点，却都是杰出的作品，它们在无产阶级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总有一天会被注意到的。”[83]
1908年发表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社会主义与艺术》也值得一提，它在颓废主义、悲观主义、没落情绪和其他反动思潮泛滥一时的环境中捍卫了接近人民的革命艺术。
1908年以后一段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在政治和哲学上背离了列宁的正确路线，从一个积极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变成宗派组织前进报派的重要成员。这个错误看似突然，其实却有长远的思想根源。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就企图用一些资产阶级学说“补充”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早期文艺论著。在这方面，他的《实证美学的基础》表现得最为突出。
《实证美学的基础》（1904）是卢那察尔斯基在流放地写成的一篇分量较大的艺术理论。它吸收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等各种不同的哲学和美学见解。它宣称人（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又从抽象的真善美的观念出发，说“美学是一门谈评价的科学。人从三个观点，即真、美、善的观点来评价”。所谓美，就是“其一切要素都优美的，由优美的线条、色彩、声音所构成的，引起快乐的联想”的东西。作者虽也承认不同的阶级对事物有不同的评价，而实际上，在他那里，阶级性却被笼统的人性淹没了。
卢那察尔斯基又认为，艺术的起源和发展不仅同人的劳动和社会活动有关，尤其同生理特点和机体的能力等生物学因素有关。他把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概念搬进社会科学领域，美学成了“关于一般生命的科学即生物学的最重要部门之一”，“视觉和听觉方面的美学评价取决于机体所拥有的能量”。他甚至说：“作为审美感情之基础的生物学现象，同样也是所有一切评价的基础；在我看来，人的一切评价都是一个基本评价的发展和变异，这个基本评价的根子就是生的渴望。”[84]他在《宗教与社会主义》中要使美学“彻底生物学化”。
以生物学法则代替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用人的生理特点和机体的能力来论证其艺术活动和审美感情，忽视美同社会生活、同历史发展的联系，将美的概念同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分割开来，——这些自然主义的谬误不只见于《实证美学的基础》和作者同一时期的许多其他论著，甚至十月革命后他的某些言论中也间或有所流露。
固然，在实际的文艺评论中，卢那察尔斯基很想用他的生物学观点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例如他的《泛论艺术家，并专论几个艺术家》（1903）一文，一方面断言艺术中的悲观主义是“虚弱的机体和薄弱的意志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要求艺术家生气勃勃，“热爱生活”，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消除人身上和周围环境里一切导致生活毅力衰退的东西，因此作者反对悲郁低沉的情绪，抨击柴科夫斯基，怀疑契诃夫，而赞扬高尔基。可是由于立足点错误，无论批判或赞扬都不可能深刻中肯。
1908年之后，卢那察尔斯基不但没有清除自己思想上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杂质，而且把经验批判主义的恶性发展——造神说搬进了他对本国和外国文艺的评论中。就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评〈知识〉文集第23辑》里，他于赞扬《母亲》的同时，还歌颂了高尔基的宣扬造神说的小说《忏悔》，断定：“就艺术意义而论，《忏悔》比《母亲》更高得多，因为这里可以感觉到作者充分自由地表现了他的个性，而这种自由又是间新艺术的基调即集体主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85]
卢那察尔斯基从他的评论活动的初期起就很关心欧洲文艺的动向。他严肃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派，分析它的没落倾向，颂扬工人所创作或在工人阶级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文学。1911-1912年间以《剪影》为总标题发表于《基辅思想》的一组文章，就是属于这一类。[86]在1912-1915年为基辅各报所写的通讯中，他在俄国头一个评介了罗曼·罗兰、肖伯纳和尼克索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但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所犯的错误也表现在他对欧洲文艺的评议上。《易卜生与小市民》（1907）等文含有经验批判主义观点。《天才与饥馑》（1911）和《年轻的法国诗歌》（1913）带着造神说的烙印。[87]不过情况是矛盾复杂的，他的某些论著中又有与造神说相反的见解。例如副题为《意大利来信》的长篇连载《颜色和大理石中的哲理诗》（1909-1910）里说：“甚至最先进、精力最充沛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都号召通过宗教来提高创作精力。可是现代真正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却抱着另一种观点，为了在哺育万物的大地上精力充沛地专心建立美好的生活，无产阶级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88]
列宁向高尔基表示要争取卢那察尔斯基“在美学上脱离波格丹诺夫”，[89]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信》（1914）证明他没有辜负列宁的殷切期望。这篇文章虽然还有一点：波格丹诺夫思想的残余，却从头至尾洋溢着革命激情，对工人阶级的精神力量满怀信心，力图把发展先进艺术的任务同这个阶级的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文章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存在着无产阶级文学？梅林和拉法格持怀疑态度，沃罗夫斯基也是。卢那察尔斯基根据他对俄国和外国文学的观察，仍然坚持他原先的看法，认为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确实存在着：“是的，它们存在着。也许还没有一篇决定性的杰作；还没有无产阶级的歌德；还没有艺术上的马克思；然而像尼克索这样的工人作家是“比较接近无产阶级创作的理想的”，“连资产阶级评论界也把他同伟大的狄更斯相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那察尔斯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揭露和谴责了文学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他发表在彼得堡《一天》上的《诗歌与战争》（1915），是俄国报刊第一篇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概括帝国主义情绪在各参战国文学上的表现的文章。《梅特林克对战争的想法》（1916）不仅谴责了梅特林克的民族主义，还把罗曼·罗兰的立场同那些附和帝国主义宣传的作家加以对照，此文虽被俄国审查机关删节得支离破碎，仍然有力地证实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鲜明态度。此外他又坚决抨击了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索洛古勃等扬言要“用战争来振兴停滞过久的艺术”的反动文人。
俄国三个主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当中，普列汉诺夫晚节不全，十月革命前已经离开无产阶级阵营；沃罗夫斯基的文学工作全盛时期在1907-1912年，革命后他几乎完全搁笔，而且早在1923年便不幸殉难了；只有卢那察尔斯基得以亲身参加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建设，并对它们发挥强烈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革命导师列宁的热情指引和严格要求，卢那察尔斯基也不可能逐步克服他前期思想中的唯心主义，进入一个较为成熟的新的境界。
在20年代的苏联，普列汉诺夫被普遍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鼻祖和无可争议的权威。20年代末期清算以彼烈威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的大辩论，[90]就是在拉普领导人之一叶尔米洛夫首先提出的“维护普列汉诺夫的正统”这一口号下进行的。列宁关于文艺的重要教导还没有被辑录、整理、研究。不少人甚至相信，列宁在这个领域内并未留下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
卢那察尔斯基十分尊重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然而他认为，“我们向列宁学习的那种方法，比普列汉诺夫的方法准确得多”，要“在列宁的有关口论的烛照下重新检查普列汉诺夫的艺术学”。[91]他比同时代的文学家更早地认识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伟大贡献。列宁逝世以后，他在文章、报刊和谈话中屡次讲起这个问题。其中的长篇专著《列宁与文艺学》（1932）概括了他多年来在这方面的可贵的心得，这在苏联是头一次有系统地记述和阐发列宁的文艺思想，并为30年代初期开始的同类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总的说来，卢那察尔斯基在苏维埃时期的文艺论著，既不同于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流行的庸俗社会学，尤其不同于庸俗社会学被基本肃清以后出现的另一极端，即排斥阶级分析，宣称优秀作品乃是人民性的表现，而人民性又被说成一种在任何国家和任何历史时期都固定不变的、没有阶级内容的东西。
卢那察尔斯基力图把文学现象摆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摆在具体的时间和社会环境之内来加以考察，而且把阶级斗争当作一个基本的指针——“这类剧烈而多样的斗争充满了历史，构成历史过程的最主要的、占优势的内容。”[92]因此他能在看似迷离混沌的复杂情势中发现规律性，比较恰巧地判定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论述19世纪俄国文学时，总要密切联系到封建农奴制的衰落、资产阶级的兴起、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式的改良主义道路、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换言之，即是联系到俄国人民解放运动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贵族时期、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和无产阶级时期。对于这些社会大变动，不同的作家从各自的阶级地位出发，分别作了不同的反应。例如，格利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产生在资本主义初期的俄国。照卢那察尔斯基的独到的阐释，“智慧”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所标榜的、被“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惟一的裁判者”[93]的理智、理性。“理性”这一口号，表明由贵族脱化而来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支先锋队已经出现，并提出了严肃的政治要求，而格利鲍耶陀夫正是这先锋队的喉舌。理性的体现者、剧中主角恰茨基使用批判的武器向旧世界大胆挑战，预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虽然他出于民族自尊心，并不赞成盲目崇拜西方。但是苏醒过早的理性缺乏一个强大的阶级基础。恰茨基面对着重重阻力，感到“万般苦恼”和深沉的悲伤。因此，同历来流行的看法相反，卢那察尔斯基认定，《智慧的痛苦》不是一出喜剧，而是一出悲剧——智慧遭受摧残、智慧无用武之地、智慧的代表感到痛心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并非俄国所特有。后来，卢那察尔斯基又在《莎士比亚人物陪衬下的培根》一文中，以莎士比亚的几个剧本为例，进一步发挥了“智慧的痛苦”的命题。除此以外，对于格利鲍耶陀夫作为俄国早期殖民主义者出使波斯时被杀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也作了公允的评议：“这是正当的报复。持剑者要死于剑下。谁若对邻国肆行暴虐，他就该知道自己会遭到普遍的仇恨。”[94]这同那班故意为格利鲍耶陀夫护短，以掩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反动文人的论调，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既然运用阶级观点来剖析文学现象，便必须反对那些宣扬博爱与阶级调和的人道主义及其派生物，颂扬革命的暴力。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核心。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时候，或者当各国人民对侵略者和压迫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攻击革命暴力，其危害尤其显著。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柯罗连科和罗曼·罗兰。
柯罗连科无疑是最正直的俄国作家之一，他在穆尔坦案件中仗义执言，更是赢得普遍的尊敬。然而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不能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卢那察尔斯基曾受列宁委派去争取他，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托尔斯泰死后的和平主义的教皇”罗曼·罗兰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95]则在劳动群众拿起武器反击帝国主义的时代企图“超出混战”，谈生命的神圣和流血的罪恶。对于这一切，卢那察尔斯基都作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认为批评柯罗连科的人道主义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十分重要：“我们在经历一场伟大的攻击战，目的是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我们各色各样的敌人，包括用理想主义作掩护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正在加紧顽抗美妙的辞句、温情主义和人道主义，都可能变成敌人的工具，对我们是很有害的。”[96]卢那察尔斯基又不顾自己同罗曼·罗兰的长期交谊，严肃地指出：《爱与死的搏斗》“就许多方面说都是真正的反革命的剧本”。[97]
威尔斯和肖伯纳宣扬改良主义，同样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毫不留情的批驳。对于要求进步的作家，“我们欢庆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要迈出步子前去迎合他们的动摇、暧昧和机会主义。”[98]
对于作家的政治经历或世界观中的重大问题，修正主义文艺学家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甚至穿凿附会，极力文饰。卢那察尔斯基没有掩盖这些矛盾，他笔下的作家形象要复杂得多。他不讳言格利鲍耶陀夫、普希金、别林斯基、歌德、席勒等曾经“同现实和解”，并且不是简单地用个人性格，而是用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下俄、德两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去加以说明。卢那察尔斯基看到，涅克拉索夫是愤怒和复仇的诗人，爱人民的诗人，泼辣尖刻的讽刺诗人，同时－又是由于自己在斗争中有过绝望、畏缩和自私的时刻而感到极大的悔恨的诗人。卢那察尔斯基对契诃夫的政治倾向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契诃夫固然有其抗争的一面，“不过他的抗议是调和性的，既不促使人走向绝望，也不推动人走向斗争。”[99]评论家完全有理由推测，如果契诃夫活到十月革命以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很可能采取柯罗连科式的立场。卢那察尔斯基又敏锐地发现，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中，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这种两重人格不仅限制了他的创作的深度，甚而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的自杀。即使是巴比塞那样的作家，当他在论耶稣的书里背离正确的方向，把耶稣看成被压迫人民利益的代表时，卢那察尔斯基也怀着与人为善的诚意，联系到自己宣扬造神说的错误，语重心长地规劝了他。可是卢那察尔斯基决没有像十月革命后那段时期的未来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其他极“左”派一样，对文化遗产和前辈作家抱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符·基利洛夫（1890-1943）在轰动一时的诗作《我们》（1971）中扬言“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拆毁博物馆，踩死艺术之花”，[100]马雅可夫斯基则自称是基利洛夫在“反拉斐尔之流的战役中”的“同一团队的战友”，号召向普希金“进攻”。[101]稍后，马雅可夫斯基在谈到未来派的团体“列夫”（“左翼艺术战线”）时，又宣称“活的‘列夫’胜似死的列夫·托尔斯泰”。[102]到了1982年，老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还断定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是反革命作品，把它们重版是政治上极端可耻的事。[103]
卢那察尔斯基历来坚决反对诸如此类的偏激片面的观点，他注重具体的分析。他善于发现矛盾，同时又能够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比较准确地衡量作家的功过。他在阐发列宁的哲学思想时说道：“把‘对立面的统一’的问题运用到某个作家的创作上，就是耍弄清这个创作的内在矛盾，并确定矛盾里面的主导的、起组织作用的因素。”。[104]他对高尔基的创作的评论就是一例。
从1905年至1933年，在卢那察尔斯基所写三十来篇论高尔基的文章中，绝大部分作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当时苏联文艺界对高尔基的看法正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现代文艺学中惟一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命的彼烈威尔泽夫派根本否认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他们的观点一度占了上风。彼烈威尔泽夫亲自出马，判定高尔基是“小市民艺术家”，甚至斩钉截铁地断言：“任何科学、任何思想改造都不可能使他变成其他社会集团的艺术家。”[105]1928年卢那察尔斯基欢迎高尔基从意大利养病归来，建议适当照顾他的身体，竟被人讥为“保护文物”。[106]拉普派也在反高尔基的高潮中推波助澜，以致联共中央不得不在1929年12月25日专门作出一项决议《关于一部分西伯利亚文学家和文学团体反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言论》，严肃指出这些言论“大错特错，而且近乎无理取闹”，[107]直至1930年，虽然彼烈威尔泽夫派和它的一整套庸俗社会学已开始受到清算，共产主义学院内部却还在讨论高尔基算不算无产阶级作家。[108]
卢那察尔斯基对高尔基的评价并非一贯正确：前文已经提及，他颂扬过高尔基的《忏悔》，对《母亲》的艺术性估量不足。他也没有全盘肯定高尔基。1917-1918年高尔基对革命的信心功摇时，卢那察尔斯基在给妻子的书信上，在一篇题名《致高尔基》的未发表的诗作中，都曾尖锐地指责过他。[109]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有影射高尔基之意，这一点，鲁迅早就注意到了。[110]
20年代前半期，卢那察尔斯基又公开批评了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初期所写的一些悲观主义的短篇小说，特别是批评了他的《论俄国农民》（1922）等政论作品。但是卢那察尔斯基能够分清主流和支流。即使在他同高尔基论争的时候，也仍然承认后者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坚决反对贬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或小市民的歌手。从1928年起，随着高尔基的回国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卢那察尔斯基连续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根据列宁的有关教导，对高尔基的功过和地位作了公正的评判，广泛论述了他的创作历程，包括政论和回忆录在内的重要著作及其艺术特色，头一个真正揭示了克里姆·萨姆金这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社会本质和现实意义，不仅再现并且深化了这个形象。
强调文学必须为当前的阶级斗争服务，阐明作家、作品和典型形象的现实意义，这是卢那察尔斯基在文学评论中的着重点。他赞许那些“从现实出发，笔锋所及，处处回答重大的迫切问题”[111]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作家，他自己也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今天的。他认为一个评论家不能像普列汉诺夫或彼烈威尔泽夫派那样，主要是从起源论上追溯作品的社会根源，即由社会学角度确定作品的产生原因，然后从美学上说出对这些根源的论断，而是要指明该作品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它在我们今天，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广大读者能有什么损益。回答最后这个问题，才是文学评论的“主要任务”。[112]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仍然是为了当前的战斗。卢那察尔斯基反复地说，古典作品对我们具有认识上的价值，古典作家的语言和艺术手法、他们对丑恶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抗议、他们观察生活的敏锐眼光等也有可取之处，在我们反对陈腐的意识和习惯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可以充当我们的得力助手，只要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这些人的生命就不会结束。卢那察尔斯基的几乎每一篇论作家的文章，都不限于复述和引申马列主义的有关教寻，而总是具体地点出了他们的可供借鉴的方面和应该排斥的方面，因而带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以前的俄国批论家当中，很少有人如此全面地论列过遗产与当代的课题。
卢那察尔斯基立足于现实，但又并不局限于现实。他把现实看作一个发展过程，看作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辩证运动，而人则是能够影响现实进程的积极力量。他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篇充满战斗激情的纲领性的即兴演讲中批判“写真实”论时说：“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今天和明天、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同高尔基一样，认为“描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弥漫着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时代，不能单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这里也需要浪漫主义”。[113]卢那察尔斯基一向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主张社会主义艺术家应该创造出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可以使人展望未来、加快现实的发展速度的作品，因此革命浪漫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不能短缺的组成部分。
除了注重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以外，卢那察尔斯基又常常注意到它们的艺术性。他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稚可夫斯基等人的艺术特色都作过精当的分析评议。他不认为社会因素仅仅同内容相联系，美学因素仅仅同形式相联系，而是将内容同形式结合起来考察。例如狄更斯的主要手法幽默，是由他所代表的英国小资产阶级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企图安抚自己、缓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性这一总的思想倾向决定的，所以他的幽默并不单纯是个形式问题。卢那察尔斯基不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把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截然分开。
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的写作手法也很值得一提。他在苏维埃时期的文学论著，其创作年代和动因各不相同，或为了辩论，或进行正面的阐释，有时信笔铺排，汪洋恣肆，有时又大题小做，用寥寥数千字概括了作家及其时代的基本面貌。在大多数场合，他总是写得富于战斗精冲和生活气息，贯穿着他从长期实践中培育出来的蓬勃的政治热情，即使是他的学术著作．也没有迂腐的书卷气。他同那种不带感情、不动声色的冷冰冰的“零度风格”毫不相干。他不欣赏普列汉语夫式的“不是哭，也不是笑，而是理解”的冷峻态度。他论《爱与死的搏斗》的文章，就体现了这种泼辣鲜明的高度成熟的战斗风格。
卢那察尔斯基有过艺术创作和宣传鼓动的丰富经验，懂得生动的、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他在他的论著中发挥了他这项特长。他善于把思想、化为形象，把论说语言变成艺术语言。在他的笔下，形象的感染力不亚于逻辑的说服力，这正符合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既是科学著作，同时又是具有独特艺术性的著作。”[114]有的时候，一个恰当的譬喻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问题。为了批判“写真实”论，他作了这个经常为人称道的比方：
“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当然是现实主义者，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了解正在兴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座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115]
谈到不应该忌讳肖伯纳等进步作家的错误时，他说：
“我们很高兴有这位那位中间类型的伟大作家带着他的全部行李来乘坐我们的红色轮船，但不能由此推论说，我们认为他的行李统统是宝贝。相反的，我们应该反复检查它，好像细心履行职责的海关官员一样。”[116]
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在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方面具有上述种种突出的特点，十月革命后他虽然没有写过长篇巨制，却在苏联文学评论史上留下了显著的业绩，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然而我们对卢那察尔斯基的遗产，正如他对他的前人的遗产那样，只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自己也没有把他的见解当做定论：“现在已经到了该由我们自己来对普希金作出评价的时候。要说这个‘我们’便是十足的无产阶级，那大概是言之过早。必须再等待一些年月，才能从无产阶级深处涌现出大批重新评价的人，就新时代对历史珍宝的裁判发表足以影响数十年之久的决定性意见。我们目前只是进行预审……”[117]
事实上，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著的确有其重大的缺陷。首先，他在阶级界限方面划得不够明确，有时混淆了剥削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他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将来建设内心世界的时候，普希金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无产者和农民的老师”，“普希金宝库里留存的每一颗种子，会在每个公民的生活中长出一朵社会主义的玫瑰或者一串社会主义的葡萄”。[118]卢那察尔斯基亲自参加过苏联早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对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量不足，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会有严重的反复甚至复辟。1928年他预料，私有制消灭之后，“那么一二十年之内……我们就真能在理性威力战胜自然的基础上面，建立一个由理性和光明磊落的人们主宰的王国。”[119]1933年，他就感到苏联已经“面临阶级斗争完成的局面”了。[120]
在确定作家的阶级属性时，卢那察尔斯基通常把世界观而不是仅仅把政治态度当作衡量的标准，因而正确地论断勃柳索夫和法朗士尽管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却没有突破资产阶级的范畴。可是有时候，他又用政治态度顶替了世界观，即只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有所揭露的，纵然没有同资本主义制度决裂，他也不认为是，或不认为完全是资产阶级作家。例如写《日落之前》时的霍普特曼，由于在这个剧本中对当时的德国有过消极抗议，卢那察尔斯基便肯定他“不是资产阶级的人”了。[121]
卢那察尔斯基爱作抽象的历史类比，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尤其是这样。不顾时代和阶级的根本差异，以今人今事比附古人古事，往往容易模糊阶级界限，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他把“无产阶级的春天”和“普希金的春天”相提并论，竟能发现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122]他又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倡导的、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中，引申出了所谓“崇高的无产阶级的利己主义”。[123]而无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却是破私立公，是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互不相容的。
在有些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经过长期的摇摆才获得正确的结论。前面提到，他的《实证美学的基础》等早期著作夸大了生物和生理条件对人和美学的影响。这个偏向，在《论托尔斯泰的创作》（1926）、《艺术史上的社会学因素和病理学因素》（1929）等文中还有所表现。他认为托尔斯泰的意义和特点，首先在于他拥有“异乎寻常的、浑厚得惊人的、同社会的感觉和激情密不可分的生活力”。[124]这个一再被强调的“生活力”虽然与社会有关，但基本上还是生理的东西。1922年，卢那察尔斯基批判了那些宣称“富于智慧的作品总是不可能有充分的艺术性，艺术作品完全来自直觉，在这里，思想是一个有害的因素”的议论。[125]但事隔两年，即1924年，在反对“纯理性主义者”的论战中，他却又片面地突出了直觉、非理智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几乎回到他原先的批判对象的立场上去了[126]1926年评《爱与死的搏斗》时，他也谈起了“那种能使一个人成为艺术家的、下意识的创造因素”。可是通过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谢德林和乌斯宾斯基的小说的研究，通过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的探讨，他认真检查了自己的观点，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后期著作中那一系列维护文学的思想性、倾向性和政论因素的篇章。
卢那察尔斯基这些错误和反复，对我们也可以作为一种鉴戒。总的说来，正如鲁迅对他的评价，他“是革命者，也是艺术家，批评家”，[127]他“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128]
[1]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和印象》第337页，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68年。十月革命前卢那察尔斯基的生活和活动，其日期主要是根据本书正文和编者特利丰诺夫附注。
[2]《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20页。
[3]《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的几次会见》，见《回忆和印象》，第61页。
[4]同上文，同上书第58页。
[5]《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23页。
[6]《回忆和印象》第339页，注22。
[7]《回忆和印象》第339页，注24。
[8]特利丰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4页，文学出版社，1974年。
[9]十月革命后离异，1922年同演员娜塔丽娅·罗森涅尔（娘家姓萨茨）结婚。
[10]《回忆和印象》第340页，注40；第350页，注22。
[11]贝奇柯娃等：《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6页，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
[12]《重访日内瓦》，见《回忆和印象》第90页。
[13]《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34页。
[14]转引自叶尔金：《卢那察尔斯基传》，第44页，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7年。
[15]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6]《回忆和印象》第344页．注79。
[17]不是清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次会议的决议指明：“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l分册，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18]《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41-42页。
[19]《列宁全集》第35卷，第106页，给高尔基的信。
[20]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3卷，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1]卢那察尔斯基：《宗教与社会主义》第l部，第48-49页，圣彼得堡，1908年，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27-428页。三联书店，1962年；俄文本第382-383页。
[22]卢那察尔斯基：《无神论》，见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第159页，圣彼得堡，1908年。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29页；俄文本第384页。
[23]卢那察尔斯基：《谈〈知识〉文集第23辑》，见《文学的瓦解》第2册，第92-93页，圣彼得堡，1909年。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传》86页。
[24]均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52-353页。
[25]指反动派。
[26]《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2页。
[27]均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53页。
[28]《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2页。
[29]同上，第399页。
[30]指列宁。
[31]《列宁回忆录》第184页。
[32]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
[33]《列宁》，见《高尔基30卷集》第27卷，第21页。
[34]《列宁回忆录》第195-196页
[35]《卢那察尔斯基传》第300页，作1911年。
[36]《卢那察尔斯基传》第109页，《回忆和印象》第49页，《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l14-115页。
[37]《卢那察尔斯基传》第112-113页。
[38]罗曼·罗兰：《向过去告别》，见l961年第4期《世界文学》第92-93页和103页。
[39]“区联”即“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区间组织”，1913年成立于彼得格勒、这是一个介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人数不多的中间派，其中一部分是一度脱离组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8月布尔什维克党第6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被吸收入党。
[40]《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12页。
[41]特利丰诺夫：《卢那查尔斯基在列宁城》，载1965年11月《星》杂志。
[42]《高尔基30卷集》第29卷。第387页。
[43]《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3-114页。
[44]1934年第1期《共产主义学院学报》第85页。转引自《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17页。
[45]《列宁回忆录》第443页。
[46]1916年8月26日致罗曼·罗兰信。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55页。
[47]1927年4月29日列宾致楚柯夫斯基信，见楚氏《同时代人》第423页。
[48]卢那察尔斯基：《剪影集》，第508页。编者萨茨附注。
[49]《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23页；卢那察尔斯基：《在音乐世界》第8页。
[50]《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22页。
[51]《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46页。
[52]1919年7月31日致高尔基信。《列宁选集》第4卷，第59页。
[53]《学校和青年读物（现代作家丛书）序言》，1925年，见《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2卷，第300页。
[54]《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4卷，第451页。“卢那察尔斯基”条，“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67年。
[55]《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6页。
[56]同上书，第242页。
[57]《文学遗产》第80卷，第221页。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8页。
[58]《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7卷，第405-406页。参看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25-926页。
[59]《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60]《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7卷，第235页。
[61]《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8页。
[62]《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63]《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7页。
[64]1919年9-10期《国民教育》，见《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37页，文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第224页。
[65]《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2卷，第228页
[66]《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241页。
[67]维·舒里庚：《值得纪念的会见》第77页，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年。
[68]1935年第3期《共产主义学院学报》第39页。转引自《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14页。
[69]《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3卷，第275页。
[70]《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36页。
[71]卢那察尔斯基：《造型艺术为现实生活服务》，载1929年第23期《红色全景图》，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00页。
[72]1929年第35-36期《共产主义学院学报》。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397页。
[73]旧译瓦浪斯基
[74]《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89页。
[75]同上书，第553-554页。
[76]《列宁与高尔基》第307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
[77]《符拉季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见《卢那察尔斯基文学论文集》第30l页，文学出版社，1957年。
[78]许多人提到卢那察尔斯基一件轶事。1925年，隆重庆祝苏联科学院的前身俄国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时，大批外国科学家前去参加盛典。卢那察尔斯基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号召全世界科学家为科学的发展和昌明而奋斗，说明科学可以为各种不同的目标服务，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而定；他先使用俄语，然后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拉丁语，最后以贺拉斯一首赞颂人类理性的诗作结。这篇演说使那些认为苏联是个未开化的国家、布尔什维克是土包子的外宾大为惊讶，在当时的国外报纸上引起过广泛的反响。见《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第3页，《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l卷，第7页编者前言，1975年10期《星》第189页别烈查克的文章《细节和会见》等。
[79]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生活的反映》序，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17页。
[80]据原卢那察尔斯基的秘书萨茨证明，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只有少数文章，而且是短篇文章，才是他亲手写成．其余都是由他口授，请他的亲人（十月革命前）或速记员（革命后）笔录的。见《卢那察尔斯基文学论文集》第9页编者萨茨前言。
[81]普列汉诺夫：《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1909年。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6，437页。
[82]《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86页。
[83]《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87页，又见《俄国批评史》下卷第602页。
[84]转引自《俄国批评史》下卷，第596页。
[85]《俄国批评史》下卷，第602页。
[86]《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5卷、第627页。
[87]同上书，第630页。
[88]转引自《俄国批评史》下卷，第606页。
[89]1913年2月给高尔基的信，《列宁全集》第35卷，第72页。
[90]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创作是社会学的“形象的插图”，现实的消极记录，过分强调作品对社会经济条件和作家的阶级地位的直接依存性，甚至用经济因素去解释句子的结构特点、比喻、韵律等等。
[91]《文学遗产》第82辑第101页。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45，535页。
[92]卢那察尔斯基：《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9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7页。
[94]卢那察尔斯基：《亚·谢格利鲍耶陀夫》。
[95]卢那察尔斯基：《〈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的新剧本）》。
[96]卢那察尔斯基：《符·加·柯罗连科》。
[97]卢那察尔斯基：《〈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的新剧本）》。
[98]卢那察尔斯基：《评谢·谢·季纳莫夫〈肖伯纳〉一书》。
[99]卢那察尔斯基：《安·巴·契诃夫在我们今天》。
[100]《简明文学百科全书》“基利洛夫”条。
[101]《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26页。
[102]同上书，第315页。
[103]列别杰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观点》第136页，“艺术”出版社，1962年。
[104]卢那察尔斯基：《列宁与文艺学·列宁的哲学观点》。
[105]1927年第24期《共产主义学院学报》，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79页。
[106]卢那察尔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见《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2卷，第69页。
[107]叶尔金：《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第127页，苏联作家出版社，1961年。
[108]谢尔比纳：《列宁与文学问题》第276页。
[109]《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171-172页。
[110]鲁迅在《〈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后记》（1933）中说，卢那察尔斯基笔下的“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集外集拾遗》）
[111]卢那察尔斯基：《亚·谢·格利鲍耶陀夫》。
[112]卢那察尔斯基：《批评家普希金》。
[113]卢那察尔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114]卢那察尔斯基：《马克思主义评论任务提纲》，见《卢那察尔斯基8卷集》第8卷，第18页。
[115]卢那察尔斯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16]《评谢·谢·季纳莫夫〈肖伯纳〉一书》。
[117]《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18]《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19]《托尔斯泰与我们现代》。
[120]《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21]《日出和日落之前》。
[122]《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925年）
[123]《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124]《论托尔斯泰的创作》。
[125]卢那察尔斯基：《科学艺术著作概论》，1922年第1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29页。
[126]卢那察尔斯基：《文学剪影》第152页。见《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426页。
[127]《艺术论》小序，《鲁迅译文集》第6卷，第3页。
[128]《奔波》编校后记，《集外集》，《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7卷，第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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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文艺学（补充）（卢那察尔斯基，193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相关链接：列宁与文艺学（1932）
列宁与文艺学（补充）
卢那察尔斯基1932年
〔说明〕摘自《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部分标点及外文有修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已收录本文的前六节[1]（人民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但缺少两节，故于此补充。
此外，本文注释中的《列宁选集》、《列宁全集》版本不详，无法核对。
七列宁对文学问题的见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学趣味如何呢？关于列宁的许多回忆录中，关于这一点保存着属于列宁在流放中日常生活的有趣证词。比如，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阅读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书籍，就是（在很疲倦时）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书籍。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初出现在彼得堡而我只从传闻中知道他时，我听斯切潘·伊凡诺维奇·拉德琴柯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读严肃的书籍，生平没有读过一部长篇小说。我觉得奇怪了；然后，当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较接近时，关于这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起过，只是在西伯利亚我才知道，这一切纯粹是神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阅读，而且多次重读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总之很熟悉和爱好古典作家。后来，当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他向国家出版社提出的任务是：廉价的版本重印古典作家的作品。”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照相册里，除了亲属和旧的苦役犯的照片之外，有左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几张照片”。[2]
她在自己回忆录的另一个地方说道：“……后来在西伯利亚，我才知道伊里奇读过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并不比我少，像屠格涅夫的作品，他不但读过，而且读过几遍。我去西伯利亚的时候，随身携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它们和黑格尔的作品一起放在床边，到了晚上就拿来一遍又一遍地读。他最喜欢普希金的作品，但是他所重视的不仅是形式，例如，他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虽然它的形式纯朴，艺术性并不很高。当时我非常惊奇，他读得多么仔细，连小说中的许多细微的特点都注意到了。而且他还喜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整个风貌。他在西伯利亚时有本相片簿，里面有两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像片，其中一张伊里奇亲手写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卒年代。在伊里奇的相片簿里还有艾米尔·左拉以及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和皮萨列夫的照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很喜欢皮萨列夫的作品，并且读了很多。记得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他还有一本德文本的歌德的《浮士德》和一本海涅的诗选”[3]
列宁特别重视通过社会现象的典型的富有表现力的例子来对它们作艺术上压缩的描画的健康的社会现实主义。比如，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写道：“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剧院去过一次，看了《马车夫亨雪尔》[4]，后来他说他很喜欢这个戏。在慕尼黑的时候，伊里奇所喜欢的书中有格尔哈特的小说《BeiMama》（《仅在妈妈那儿》）[5]和波列涅茨的《Buttnerbauer》（《农民》）。[6]可是内容丰富的象征主义通过艺术上的压缩，提高同一的社会现实，达到概括化的结晶，差不多可以说达到艺术上的抽象，这种象征主义对列宁也不是格格不入的。比如，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证实，列宁在失眠之夜读维尔哈伦的作品入了迷。[7]按我的意见，照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观察，伊里奇在碰上了用德语上演而且演得相当差的托尔斯泰的《活尸》后，“全神贯注而激动地观看了表演”，[8]这一事实也属于此。已经患病的列宁，当念到充满真正激情的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时，就特别满意，而当短篇小说中出现虚伪庸俗的伤感时，就对它们加以嘲笑。[9]
列宁常常非常成功地引证各种作家所说的话和所描写的形象，来作自己文章和演说的例证。他特别喜欢引证谢德林，也喜欢引证果戈理、冈察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波密洛夫斯基、[10]柯罗连科、契霍夫，甚至安德莱夫以至马雅可夫斯科。
列宁不欢喜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他一般地厌恶任何超现代的探索的过分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可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这首诗极其幽默地嘲笑了甚至很好的布尔什维克嗜好开会，引起了列宁愉快的情绪，并且为了自己政论的目的利用了这些尖锐的诗行。[11]无疑地，要是列宁有时间较仔细地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特别是最后几年他已经不在世时的创作，他就会大体上对这位在诗歌中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盟员，作出肯定的评价。
这里我们就列宁的叙述风格极度平易讲几句话，这种平易是与说服力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列宁对任何同工人的幼稚做法、用“花言巧语”来代替认真讨论问题，极其愤慨。[12]工人始终看到在列宁的文章和演说中，如一个工人所说的，伊里奇同他们“认真”地讲话。“……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13]
过了三年（1905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重新回到他在《怎么办？》中所涉及的问题，他写道：“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忘记了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即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政治任务归结为教育学，同样（虽然另有原因）也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谁要想把这种‘教育学’当作一种特殊的口号，使它跟‘政治’对立起来，并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建立特殊的派别，用这种口号去号召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谁就必定要堕落到从事蛊惑宣传的地步。”[14]这只是说明以前所说过的和决定伊里奇对通俗读物所提出的要求的话。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论列宁》的一节《逻辑的量》里描绘了列宁的实践中思想的深刻和说服力同通俗性相结合的非常清楚的特征。请看斯大林同志在那里写道：“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两个精彩的演说：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可惜这两篇演说词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显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15]
列宁同克拉拉·蔡特金的谈话，对于说明列宁的文学、艺术和党的文艺政策观点，具有特殊的价值。还不说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是值得任何信任的目击者，笔者还可以提出以下的意见。笔者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在文化领域内工作数年，自然同伟大领袖就整个文化问题，特别是国民教育问题，以及艺术和文艺问题，有过几次广泛而深刻的谈话。笔者不容许自己来阐述这些谈话。列宁的威信是无与伦比的，用这种威信来阐明在隔了多年以后根据不是确切记载的回忆所作的这种叙述，偷偷地钻进来了某种主观的观点，这是犯罪行为。但是本文作者可以确信地说，下面引自克拉拉·蔡特金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列宁关于这-问题的思想，与保存在笔者回忆中作为列宁的真正指导性的指示完全一致。请看克拉拉·蔡特金向我们的转述：“新的力量的觉醒，以及新兴力量想在苏俄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和文化的活动”，他说，“是好的，是很好的。新兴力量发展的猛烈的速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我们应当赶上那几世纪来所失掉的东西，并且我们希望这样。混乱的激动，狂热地寻求新的口号，今天‘赞美’艺术和思想领域内的某些流派的口号，明天‘把它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切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解放那向来受压制的一切力量，把它们从深处推到生活的表面上来，有许多例子，我给你举一个。想想沙皇宫廷的风气和稀奇古怪的口味，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趣味和异想天开的癖好，对我们绘画、雕刻和建筑的发展所发生的影响吧。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解放了艺术家，使他们摆脱了这种非常庸碌的条件的压迫。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任何自认为艺术家的人，都有权利自由创作，按照不依赖于任何东西的自己的理想创作。”
列宁立即补充说：“但是，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不应当袖手旁观，听任混乱随意蔓延。我们应当完全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过程，并造成其结果。”[16]（这里及以后的着重号是我加的。阿·卢）
随后是列宁关于人类艺术稳定成就的思想，关于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审美时代的优秀成果的思想、关于现代颓废的资产阶级探索的思想的有趣的叙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到现在还有意见分歧。重要的是确定我们的领袖关于这一点想的是什么，在这方面感觉如何。我应当马上附带说明在艺术的具体问题，在趣味问题上，列宁是极其谦虚的。他对自己的任何意见通常都附带说明：“这里我完全不是专家”，或者“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我弄错了。”同时我应当着重指出，我个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趣味怀着极大的信任，认为在他以极其谨慎和谦虚的态度发表意见的这些领域内，也像他的在这方面通常持同样立场的优秀学生一样，他的一些意见总是正确的。
列宁对蔡特金同志说：“我们是太过分的‘绘画中的颠覆者。’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我们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蔑视真正的美，摒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这里有很多艺术伪善，当然还有不自觉地崇拜流行于西方的艺术风尚。我们是优秀的革命家，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证明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我倒有指出我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什么‘派’的作品认为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愉快。”[17]
可是，也许最重要的是列宁对蔡特金同志谈的关于艺术的一般社会作用的那段话：“……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像我国这样以百万计的人口，艺术对其中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的劳苦群众中间……它必须使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难道我们要把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不言而喻，我不仅能够从本义上，而且也能从借喻的意义上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永远把工农放在眼前。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学会计算。在艺术和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如此。”[18]
我们还要引证一段蔡特金同志回忆录中的一段出色的地方，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根本不认为社会主义艺术限于似乎与群众的文化修养差相适应的某种原始的形式。我们中有人——我想不起是谁——谈起艺术和文化生活中某些特别触目的现象，认为是‘当时的条件’促成的。对此，列宁回答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许多人真诚地相信，当前的困难和危险是能用panemetcircenses（“面包和游艺”）来克服的。面包，那是当然的！至于游艺，——好吧！我不反对。但不可忘记，游艺决不是一种真正伟大的艺术，不如说是一种比较有趣的娱乐罢了。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同罗马的流氓无产者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他们不是受国家供养的，却以自己的劳动支持着国家。他们“制造”了革命，保卫了革命事业，血流成河，作出了无数的牺牲。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游艺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因此，我们首先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它为文化创造土壤——当然是在面包问题解决的条件下。在这块土壤上，将成长起真正新兴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它必将创造出适合它内容的形式。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面临着解决非常重大而崇高的任务。他们既理解了和解决了那些任务，就会偿还自己欠无产阶级革命的债，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使他们摆脱《共产党宣言》中如此出色地说明的那种低下的生活条件而通向自由。’”[19]
这就是列宁给艺术学家和艺术家、文艺学家和作家的自豪而光辉的遗训。
八列宁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文艺学家应当最仔细地研究列宁的所有遗产，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哲学体系、他的历史观、他的政治观点起，到直接的文艺主张为止。往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随便抛弃的意见，实际上对文艺学家来说包含着完整的行动纲领，标出了他的方法论道路上的里程碑，具有指示性的意义。
“……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做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主观主义的社会学者的议论似乎从‘个人’开始，其实是从下面这点开始的，就是把他认为合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从而他就没有可能研究他们的实际的思想和感情）‘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人身上，换句话说，‘是从空想开始的’……”[20]列宁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应用于文学上，就是指出：眼前有“真实的个人”的文艺学家，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不应当从似乎作为起因的这种个人来开始自己的研究。他应当从社会关系开始，因为只有这种研究才为真正理解个人提供了钥匙。
列宁要求任何研究都是具体的，就是真正研究确实是客观的材料，然后应当借助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阐明和说明这种材料，同时认为任何研究，从而也包括文艺学的研究，必须放在广泛的科学的基础上。在我们文艺学家中间，特别是在皮里维尔泽夫的观点可悲地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可能碰到一些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文艺学应当光是依据社会科学本身的人。[21]他们对吸收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科学到这里来，持极其怀疑的态度，其实我们有列宁关于必须吸收所有这些知识部门作为辅助知识部门的直接指示。诚然，列宁是把这些知识部门作为“整个认识的历史”的来源来列举的。可是任何人都明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整个属于这种整个认识的历史。下面就是列宁的这些杰出的指示：[22]
列宁（继恩格斯和马克思之后）对直接把生物学的规律搬到社会关系研究领域的尝试，批评相当尖锐，这丝毫没有与这张意义重大的附加知识的单子相抵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扬弃”生物学，可是可悲的是有人不理解列宁本人仔细地解释过的这一黑格尔的用语：“扬弃就是结束，可是结束是在高度综合上保持。”[23]这就是说，生物学的因素在人的社会生活中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可是这并不是说可以完全无视人的机体（包括大脑和疾病等在内）的结构和机能。所有这一切获得新的性质，所有这一切为新的社会力量所深刻改变，可是并没有消失。认为可以完全忽视动物的美感萌芽或者小孩的感受力和创作的发展，或者语言的集体创作领域内还没有研究的丰富的宝藏的文艺学家，是狭隘的研究者，对这种研究者当然可以宽容对待，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我们工作的开端，可是在他这方面如果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虚构的纯洁性的范例之中是可笑的。
列宁给现代文艺学的遗教决不是学院式的。对他来说，艺术决不是目的本身，如我们从上面看到的，他向艺术提出了“统一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提高群众”（据克拉拉·蔡特金的回忆）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最大的精力为这种战斗的、党的艺术而斗争。他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是这种斗争的最好的证明。这篇文章是属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1905年）。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希望整顿党的政治书籍、党的政治文章、党的学术出版物等等。可是不言而喻，这篇文章的客观意义超出了这些范围，并且列宁的意见被很好地应用于那时的所有文艺书籍。列宁写道：“现在文学应当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方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降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者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24]
列宁一方面划清同“半亚洲式的”过去俄国文学的界限，同时立即划了一条不容许我们走同样污秽的西欧资产阶级文学道路的明显的界线。他用下面这几行光辉的文字来谈这个问题：“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琦污了的文学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我们远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商业性的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这个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是指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是指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者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情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想使文学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呀！你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呀！你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呀！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25]
关于这一点，列宁对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文学作了愤怒、鲜明、按其形式来说是完善的、可以说是经典的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读者和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顿拳养的一种假面具（或者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26]
尽管这篇文章写就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多，它到现在丝毫没有丧失极其深刻的意义。而且为社会主义改造世界事业服务的文学的党性的基本原则，在现时也像在文章中展开的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极其猛烈的批判以及对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未来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热烈的说明一样，同样是现实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关于党的文学政策问题包含着指导性的指示，它再次证明：列宁对在他逝世以后特别广泛地展开的那些紧要的文学争论，他的参与会多么重大。
党追随于列宁之后，并且以无可怀疑的忠诚发展着他的原理，并且把它们应用于生活。在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决议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的许多权威性的主张中，我们拥有建设文艺学的最丰富的补充资料，深刻的列宁性质的资料，虽然这种资料在形式上是超出本文的任务之外的。在文学问题上表现出深刻的列宁式的敏感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保证我们的文艺学及文学本身最大限度的健康发展。这里面临着极其重大而复杂的工作，因为如果必须严格地谴责任何一个认为我们的武辑库中没有我们文艺学工作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准则的人的话，那么因循守旧、力图固步自封，在创作工作中缺少勇气，极度害怕不经意的错误，以致丧失前进机会。也应当认为是极大的谬误，甚至是耻辱。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学现在正处在迅猛地发展的阶段。它在反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体系的斗争中，以及在其实证的研究工作中，列宁的遗产是最重要的罗盘。用不着说，我们这里指的是它所包括的所有一切列宁遗产，从哲学笔记和历史研究著作开始，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或文学问题的主张为止；这些主张往往含有对应当作为专门研究基础的那些现象的卓越的评价。列宁的全部遗产所特有的战斗的党性的精神，这个遗产所固有的政治上的锐利，同哲学上的深刻性、历史的具体性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然要产生、而且已经产生、将来还要产生丰富的成果。社会主义建设在伟大领袖过早悲痛地逝世以后，党也继续以他的精神、以越来越令人神往的速度展开，正是在这种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气氛中，列宁的理论遗产成为现代文学实践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向导。
[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unacharsky/mia-chinese-lunacharsky-1932.htm
[2]参见《弗·伊·列宁论文学和艺术》，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620页。——俄文版编者注
[3]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0-71页。——译者注
[4]是德国自然主义戏剧家格·霍普特曼（HauptmannGerhart，1862-1946）的作品。——译者注
[5]格尔哈特——其人及生卒等均不可考，疑系指霍普特曼。——译者注
[6]波列涅茨（WilhelmvonPolenz，1861-1903）——德国作家，受自然主义影响，乡土艺术先驱者。——译者注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1页。——译者注
[7]维尔哈伦（Verhaeren,Émile，1855-1916）——比利时诗人，创办象征派机关刊《青年比利时》（LaJeuneBelgique），但他的有些诗集是写实的。——译者注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3页。——译者注
[8]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3页。——译者注
[9]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译者注
[10]波密洛夫斯基（Помяло́вский，Никола́йГера́симович，1835-1863）——俄国作家。——译者注
[11]《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4页。——译者注
[12]《列宁选集》第1卷第341页。——译者注
[13]《列宁选集》第1卷第340-341页。——译者注
[14]《列宁全集》第8卷第423页。——译者注
[15]《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0页。——译者注
[16]参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译者注
[17]参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译者注
[18]参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译者注
[19]参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译者注
[20]《列宁全集》第1卷第384页。——译者注
[21]瓦·费·皮里维尔泽夫当时认为，作家的阶级属性及由此而来的他的“阶级心理”构成了和彻底解决了他的创作的内容，因此作家只有在描写自己阶级的人的地方，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所有其他一切都是“改装过的形象”，或者“多相的”形象，就是说被作者的“阶级心理”歪曲了的形象。照皮里维尔泽夫看来，艺术创作的这个“实质”完全决定了艺术形式，一直到最微小的细节为止。
皮里维尔泽夫的观点完全忽视了反映论，是应用于文学和艺术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变种。——俄文版编者注
[22]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页。排列系按照本书，与《全集》比较略有变动。——译者注
[23]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8-109页。那里列宁的原文是：“扬弃=结束=保持（同时保存）”。——译者注
[24]《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648页。——译者注
[25]《列宁选集》第1卷第648-649页。——译者注
[26]《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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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193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普列汉诺夫[1]
卢那察尔斯基1930年
〔说明〕摘自《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部分标点、译名及外文有修正。
一
普列汉诺夫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意义，首先是同美学、艺术史和文艺学的一般问题联系着的。
普列汉诺夫从事真正的文学批评并不多，且然这方面的个别出色的研究论文是出于他的手笔。对我们来说，它们不如说是应用一般原则的典范，是这些一般原则本身如何重要的证明。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普列汉诺夫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基础。
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只有数量不多的零散的意见。他们并没有在艺术领域内指出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伟大原则的方法的直接宗旨。
同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那里，外国文献中能找到的也很少。弗郎茨·梅林在这方面作得最多。他的《莱辛传奇》和《世界文学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论文集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文献中最有价值的贡献。可是它们就基本原理系统化而言，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甚至远不能相比。
诚然，普列汉诺夫也没有写出完整的巨著，来论述美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学的问题。可是和这里有关的比较确实的、深思熟虑的、奠定基础的研究论文，如果把它们辑在一起的话，就不下三四大卷，当然还留下某些空白，但是总的来说，比较容易作彻底的系统化。所有这些著作整个来说，可以描画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图画。
当然，不应当急急忙忙地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是绝对正统的，开始以普列汉诺夫当作一种“圣典”来“发誓”。不管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还年轻，就是有已经在革命以后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领域里的许多新的著作，还仍然如此。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许多东西还要重新审查。无疑地，这里需要顽强而自由地工作。艺术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的思想自由，只应当用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原理本身联系起来。
可是，大家应当想到（至少本文的作者这样想）：普列汉诺夫学说中的基本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可靠的成就，对于普列汉诺夫所确定的原则的任何偏离，都是相当大的冒险，并且要求提出这种偏离的人方面作非常有份量的证明。现时我们对于补充普列汉诺夫所确定的原则，确切些说，就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艺术学，尤其是文学批评（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文学批评是艺术学的一部分），比起重新审查他的学说来，更远为需要。
如果我们容许自己批判地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某些见解，并且对它们作某些修改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见恰好涉及到普列汉诺夫自己大为动摇而这种动摇光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环境就应当结束的领域。至于其余方面，本文的任务，是比较有系统地阐述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观，特别是文学观。
当然，读者可以说作者这样一来徒然扩大了自己任务的范围。我们集体创作的书，是俄国批评史。在本书范围内，普列汉诺夫正是应当只作为批评家来对待的。
可是这样一来就缩小了我们对普列汉诺夫观点的阐述，而我们对他的研讨简单是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如果我们把它同它的根本分离开来，就是说与普列汉诺夫的一般美学分离开来，就仍然不可理解的。这种批判具有普列汉诺夫在艺术现象的科学认识领域中整个思想体系所特有的所有那些优点和所有那些缺点。
二
普列汉诺夫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作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家，也许在更大程度上作为俄国知识分子（他们在粉碎了实践上的民粹主义之后如饥似渴地寻找与工人阶级的接近，如饥似渴地弄清楚这个阶级未来命运的性质，与这个阶级共同工作的道路）先进部分的思想家，不能像德国社会主义的最初导师那样脱离整个文学和艺术问题。
我们在本文集第一卷里已经有机会谈到文学批评在我国所具有的何种独一无二的意义。[2]文学本身也在文学批评中获得独一无二的意义；文学不仅是各阶级的生活及其彼此之间斗争的艺术反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论的代替品，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
应当记住，而这正是在仔细地分析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时特别重要的，即应当清楚地区别艺术作品的两种倾向性或思想性。严格地说，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不能没有倾向，就是说不能没有一定的方向性，不在客观上导致一定的社会心理变革和改变。艺术是影响于社会的巨大力量。它将始终如此。艺术家不仅可能主观上以为他没有任何社会目的，他致力于纯粹的艺术，他甚至可以断言，关于此种目的的思想本身都使他反感，纵然如此，他在客观上将是有倾向的，因为当艺术在简单地作为娱乐或者作为神秘的美的思想，或者纯粹幻想，或者这一类的某种东西时，实际上同样影响周围的人们，只是不是作为他们所想象的一定的社会武器方面，而是在解除武装方面。用“为艺术而艺术”来解除能够以言行批判现行制度的社会因素，这是非常狡猾的手法，这种手法可以经由不懂任何社会性质的手法的艺术家的手来完成。
当然，有时这种“纯粹的”艺术家也使自己的集团解除武装，或者更正确些说，充当沾染着没落、软弱无力感的装饰师；即统治阶级在某些颓废时代他们那里特别有力地发展起来的喜欢“超世”和非社会艺术的趣味所特有的那种没落、软弱无力感的装饰师。
因此，甚至倾向性的最极端的敌人，虽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却是有倾向性的，而且甚至与倾向性或者与任何艺术为世俗服务的斗争本身，实际上都是具有其原因和旨在达到一定结果的政治倾向。
完全自觉的倾向性，就是说艺术家希望借助于艺术形象来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果，对自己的读者起一定的思想影响，这是另一回事。当然这里作家有一整系列的细微的等级差别，从小心地隐蔽自己的倾向，认为自己艺术中的任何政论成分是反艺术的作家（他们甚至心灵更多地正是依靠利用纯粹形象的语言），到始终隐瞒赤裸裸的倾向的作家（这种作家不仅采用矫揉造作的、不大生动性质的形象），以至于装满了故意挑选出来的知识，而且形象的织物本身也往往是松散的，我们透过这种织物看到变成说教者，在我们面前按照比如说普列汉诺夫非常严格地（从美学观点）加以谴责的那些民粹派作家的方式议论的作家本人的面目。
在我国批评总是利用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文学的社会性质，并且好像是用自己关于“虚构”的意见来掩饰那样，展开自己本来的宣传。
如果普列汉诺夫（附带地说，这也将是整个本文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谴责，并且在我看来是太过于谴责，我们的伟大批评家对文学的这种“启蒙的”利用的话，那么他本人在实际上却不能离开它。
首先，在以下这个意义中他没有离开这一点：文学和艺术问题仍然在社会上极其重要，这点在他眼里比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更多得多。
由于同样的原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由于这种原因如此注意美学，并且写出了几篇光辉灿烂的纯粹文学、批判论文，社会学家、政治家、群众的领袖——普列汉诺夫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不能不在自己的著作中，给文学、它的本质、它对于生活的影响、对待它的正确的态度、正确地利用它的同样一些问题，留出很大的地盘。
当然，我们只能为事情是这样而感谢历史。我们只是惋惜：马克思时代的德国生活的特点，早已使德国摆脱了必需仅仅在艺术文学中，并且通过文学来寻找舆论的反映，从而使我们失去了也许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可能论述这些问题的许多光辉灿烂的篇页。
我国舆论界的相当落后，把普列汉诺夫的注意吸引到艺术上来，而他的主要任务本来是准备无产阶级的政治道路。可是由于这样，如历史上往往这样的，我们在艺术学方面，比那时在政治上超过我们的国家，处于先进的地位。
因此，普列汉诺夫一感到面临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只能找到最一般和偶然发表的意见的微妙的社会上层建筑，就必然要独立地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新分科、马克思主义的新学科——艺术学的原理。
普列汉诺夫当时经过了三条非常重要的道路。
第一，普列汉诺夫出色地研究了黑格尔，并且出色地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如何大量地加入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中之后，可以说通过马克思的头脑，直接转向黑格尔，当然不是为了把没有消化的黑格尔的食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般体系之中，而是为了在这个黑格尔恰巧作了非常多工作的专门领域中，重复马克思对整个黑格尔的世界观所完成的那种手术，就是说又把黑格尔的美学也头脚倒转过来。
当然，普列汉诺夫必须与费尔巴哈联系起来来领会黑格尔，因为正是费尔巴哈第一个打算把黑格尔“底部朝上”倒转过来。
可是这个任务对普列汉诺夫来说是特别有成效的，因为它立即就使他与其伟大的俄国先辈联系起来了。
在美学领域里研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武装了普列汉诺夫来最深刻和细致地理解俄国批评史上最卓越的人物——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罗基。因此，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的改造，与批判地改造我们最几步和最民主的文学批评（和一般美学）原理的任务，熔合而为一。
普列汉诺夫走过的第二条道路，是仔细地研究文化发展的发源地和与这里有关的人种学资料。同时普列汉诺夫从达尔文那里采用了具有一般生助学性质的可以说前美学现象的资料，然后注意这些现象在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文化最早阶段是如何发生折射的。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也经过马克思的道路。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类似于摩尔根的著作，[3]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们认为，正确地确定可能比较原始的社会形式，会对理解人类以后的进化提供重大的帮助。
最后，普列汉诺夫走过的第三条道路，是具体地研究个别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转变时代在艺术上的反映，用它们来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力量。
普列汉诺夫用这种方法得能确定对最重要的艺术问题的基本态度。他能够使得对艺术史，尤其是文学史个别时期的解释，达到出色的完美。
最后，他以许多绝妙的专题论文来补充这个工作，其中也有对文艺作品的有价值的批评，特别是对他的伟大的前辈：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细致和深刻来说卓越的分析。
三
普列汉诺夫在为文学批评奠定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工作中，首先碰到主观主义者；他们是一些模仿者，他们把平民知识分子活动最好时期的伟大启蒙者的基本方法庸俗化了。
要是启蒙活动本身就具有把文学现象主要当作政论的特征，就是说透过文学现象来评价某些活生生的事实，而对文学作品本身按它们倾向进步性的程度来评价的话，那么社会学的主观主义者（米哈依洛夫斯基及其一伙）[4]正是把这些方面变成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原则。
归根到底，主观主义者（自彼·拉甫罗夫的时候起）[5]惯于把批判地思考着的个人，换句话说，即知识分子，或者如普列汉诺夫说俏皮话的，“不低于十四等的官吏”，看作历史的真正动力。而恰好是按照俄国的贫困的社会条件似乎是最有力地影响于生活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作家——包括艺术家，特别是政论家——应当看作是民族的精华和进步的动力。
很明显，凡是不是如当时先进的民粹派知识分子所理解那样地按进步的路线来使用这种作家称号的人，都被看作是对一般工作进行怠工的怀有恶意的人。由此出发，可以按照作家的进步性的程度，按照他们在自己著作中贯彻的那些倾向的确定性的程度，建立起一系列的作家的等级。
这种观点被冒充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俄国伟大批评家工作的直接继续，并且差不多是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如果是撇开保守的文艺杂志的话，保守的文艺杂志过着不好看的、影响不大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只依靠政府的支持。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成长，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成长联系起来，可是毕竟担心直接自命为它的辩护士，而只是简单地（有时很有力地）拒绝旧的民粹派的禁令，而转到非政治的立场上。
促成这一点的，一方面是实际的革命民粹派的崩溃，另一方面是仿效欧洲的可能性（在欧洲文学和批评越来越成为唯美主义的），好像是通过供应任何种类的文化设备和文化娱乐用来使我国欧洲化。我国的欧洲化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数目，使他们发财致富（他们已经尝了文化的滋味，开始保护艺术和科学），也使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的长成上赚了不少钱的知识分子富裕，附带地说，伏伦斯基以及一般地《北方通报》所作的和稍晚些时各种各样的唯美派、象征派、颓废派等所继续的那种在批判方法和文艺价值本身评价方面变革的尝试，[6]也是这一点的反映，当然，普列汉诺夫知道得很清楚，文学具有社会意义，文学作品完全可以从给正在俄国社会内部长成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带来或大或小利益的观点来合理地分析。他同样懂得，只有当这些对社会发生良好影响的思想真正包含在艺术形式中时，就是说首先起作用的不是信念，而是以形象生动地展示生活，艺术才获得其真正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在不同的场合充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两个方面。可是普列汉诺夫正是为了既反对政论式的批评，又反对唯美式的批评，为了把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它们对立起来，放到第一位的，是另一种东西，即对艺术现象、尤其是文学，作科学的发生学的考察。
可是普列汉诺夫在给了艺术作品这种客观历史的批评以光辉的论证，并且提供了它的出色的范例之后，极力强调它对纯粹的政论批评和纯粹的审美批评的优越性时，我们觉得没有把所有这些方法真正综合起来。
归根到底，在普列汉诺夫那里仍然是一种折衷主义，因为他带有不同的保留既容许政论的批评，也容许审美的批评（以后可以引证许多东西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他在许多场合如此突出地强调使用发生学方法是唯一正确的，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似乎批评不能对艺术作品从“应当”的角度提出问题。
应当记得，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批评理论结构本身中的这一类缺点，同时是它的优点，并且完全是由他的时代决定的。也许，只有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历史一发生学方法的论战的尖锐性中，才能坚决打击政论家的片面的主观主义，和唯美派的印象主义讲究趣味的态度，他们徒劳无益地力图用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虚伪地抄袭来的东西，来掩饰自己爱用“啊”和“唉”的词句。
普列汉诺夫太聪明、太有远见和太广博了，在这种论战中不会无条件地持发生学的观点。因此他在自己著作不同的地方好像在对政论的批评和审美的批评举起毁灭性的大锤之前深思熟虑，并且给予它们以合理的地位。可是他的坚决捍卫新的发生学观点反对评价观点的基本倾向，同他的评价理论没有熔铸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虽然普列汉诺夫有许多地方作了把它们结合为一起的非常有意思的尝试。
普列汉诺夫作为艺术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活动的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文章里，必须一再回到与这里有关的问题上来。克服普列汉诺夫的某种片面性，确立所有三种观点的有机联系（发生学的、政论上评价的和审美上评价的观点的有机联系，为此显然需要标准，而对于第一种观点则不需要标准），是我们时代在掌握和真正利用普列汉诺夫观点问题上的任务。
非常明显，对普列汉诺夫说来，评价观点单是因为下列这一原因就必然成为次要的，就是它在普列汉诺夫作为其最大代表的党的事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对文学的发展进程起现实影响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曾作为地下工作者，作为侨民而工作。他的努力的最伟大的成果，可能正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现存的事物和正在形成的事物，作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是普列汉诺夫持应当怎样的观点，并且用某种方法把政论的批评或者审美的批评应用于他当时的文学的话，那么差不多就是可笑的，因为是极度无成果的。
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本身是不大的，作家中未必有人稍为注意地倾听它的话。
请把现在的情况与此比较一下：现在国家和领导它的党对于无论从内容方面以及风格方面把文学铸成一定的形式，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文学成为党的极其重要的(教育的)武器，就是在组织群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把我国各族人民文化发展进程引向一定的方面这一事业中的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批评家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应当怎样的方面来对待文学是罪恶，这样的批评家就像是怪诞的孟什维克，要是不是更坏的话。
在我们现时对于当前的文学采取消极的一发生学的态度，难道可能吗？对于过去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容许，可就是在那里我们也要寻找能够帮助我们今天建设的有价值的东西。而对于现在的东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当成为作家的助手，在某种关系上甚至应当成为作家的教师，向作家说明与革命一起产生的，并且反映着苏联巨大的建设努力的伟大的社会要求。[7]
因此读者不应当奇怪，在后面的阐述中，我们将特别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普列汉诺夫为此提供了许多精神食粮，因为他在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类型的启蒙主义者斗争时，毫无疑问地矫枉过正了，现在我们必须对他作某些纠正，即纠正他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其志同道合者非常自觉地和坚定地采用的那种对待文学的“功利”态度的评论。
四
普列汉诺夫在现在如此有名的《没有地址的信》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艺术的定义，特别是文学的定义呢？
普列汉诺夫为了给艺术下定义，从托尔斯泰在其《什么是艺术》一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定义出发。“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并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8]
可是普列汉诺夫不同意这个定义的某种狭隘性。他也引证了托尔斯泰的另一段话：“艺术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手段之一。……这种交往不同于通过语言的交往的特点在于：一个人使用语言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使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9]
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指出：文学、诗歌是使用语言的艺术，因此可以明白，至少在这种艺术中，“感染”不仅仅是由感情引起的，而且也由思想引起的。我认为，托尔斯泰按照他对于一般艺术的看法，未必会同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认真争论。普列汉诺夫大体上带着“感情和思想”这一修改采用托尔斯泰的定义。
人创作艺术作品的能力本身以及作为这种能力基础的人在艺术现象面前体验到某种快感的事实，存在着美，或者更广义的，人的意识发现为某种积极的、愉快的东西的美，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正确的意义，人的审美能力的根源，深植于一般生活中。他完全赞许地引证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一书中下面这个地方：“美感——这种感觉也曾经被宣称为人类专有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某些鸟类的雄鸟在雌鸟面前有意地展示自己的羽毛，炫耀鲜艳的色彩，而其他没有美丽羽毛的鸟类就不这样卖弄风情，那么，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雄鸟是欣赏雄鸟的美丽了。其次，因为世界各国的妇女都用这样的羽毛来装饰自己，所以，当然，谁也不会否认这种装饰的华丽了。非常喜欢以色彩鲜艳的东西装饰自己玩耍地方的集会鸟，以及以同样方式装饰自己窝巢的某些蜂鸟，都明显地证明它们是有美的概念的。关于鸟类的啼声，也可以这样说。交尾期间雄鸟的优美的歌声，无疑地是雄鸟所喜欢的。假如雌鸟不能够赏识雄鸟的鲜艳的色彩、美丽，以及悦耳的声音，那么雄鸟使用这些特性来诱惑雌鸟的一切努力和劳碌就会消失，而这显然是不可设想的。
“以一定的方式配合起来的一定的颜色和一定的声音为什么能引起愉快，正如这个或那个东西为什么对于嗅觉或味觉是好闻或可口一样，是很少能得到解释的。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和下等动物所喜欢的颜色和声音是同样的。”[10]
应当说明，达尔文的这些原理最近遭到了各种种类的批评是我觉得它们经受住了这些批评。曾列汉诺夫就已经知道，华莱士争辩说，“达尔文……夸大了美感在动物雌雄淘汰方面的意义，”[11]可是这合理地没有使得普列汉诺夫特别感到不安。现时我们拥有证明动物毫无疑问地具有美感的新积累起来的事实。
可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划清了美学的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的界限。关于这一点他写道：“唯物主义观点的支持者……的研究领域恰恰开始于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领域终结的地方。他们的工作不能替代达尔文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同样地，达尔文主义者的最光辉的发现也不能替代他们的研究，而只能为他们准备好基础，正如物理学家为化学家准备基础一样，一点也不会因自己的工作而取消化学本身的研究的必要性。”[12]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方面的“最后结论”是这样的原理：“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即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正是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的趣味和概念。”[13]
可是可以问问自己，生物学的界限究竟对艺术发展整个往后的进程发生影响到何种程度？同时它们的弹性有多大，就是说思想和感觉的生物学或者心理生理学基础本身随着进步的进程发生何种程度的变化？
普列汉诺夫在那些信中得出了这样极度重要的议论：
“一旦胃被供给了一定数量的食物，它就按照它的消化的一般规律开始活动。但是借助这些规律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您的胃里每天都送进可口而富有营养的食物，而在我的胃里这却是稀有的客人呢？这些规律能不能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吃得过多，而另一些人却饿死呢？看起来，必须在别的什么领域中、在别种规律的作用中去寻找说明。关于人的头脑也是如此。一旦它被放在一定的情况下，一旦周围的环境给了它一定的印象，它就根据一定的一般规律把这些印象组合起来，而且就在这里，结果也是随着所获得的印象的多样化而极端多样化的。但是什么东西把它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什么东西制约着新的印象的产生和性质呢？这就是任何思想规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14]
当然，这一切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一方面可以说：胃本身在生物学上毕竟也是随着动物种类的发展改变着的，虽然不很深刻。至于头脑，那么我们所处理的是灵活得多的器官，就是大脑，而我们也许可以断言：社会影响是如此其重要和强烈，以至它们改变了大脑结构本身。人类头盖骨从尼安德特人到我们现在的历史完全清楚地表明了大脑容量的增长，而解剖学上的细节的改变，特别是组织学上细节的改变必然是更大得多的。
无论如何已经可以说，比如，人类思维的规律本身经历了三大阶段，前逻辑的或神秘的思维，这是一个事实，不管列维·布留尔的研究者认为他的论断是夸大了的，[15]本来意义上的逻辑思维，以及辩证思维。在人类历史上辩证思维几度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优秀的头脑，并且无疑地在现时开始逐渐地为一般所使用，同时限制旧的静态的和近似逻辑的影响范围。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文学史（和艺术史）中，应当考虑到：正如有病的胃不管社会供给您什么食物，对整个机体都产生非常严重的结果一样，同样，大脑的疾病在某些情况下也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把病理现象溶化在一般的社会自然现象中，就是说证明个别思想家创作中的无疑的病理现象（普列汉诺夫自己就非常确定地援引比如尼采哲学的病理现象）[16]，丝毫没有在本质上影响由一般社会学原因所决定的文学发展的进程，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很有意思，本文作者已经多次接触到它（比如，在共产主义学院宣读的关于文学中的社会和病理因素的报告及在为叶甫拉霍夫教授关于托尔斯泰天性中病理方面的有意思的研究论文所作的序言）。[17]
可是在我的这些著作中，我恰好是力图证明：病理因素个别地影响到某些作品并迫使我们分析时注意它们，事实上归根到底服从社会发展的社会规律，就是说服从于压倒一切影响的经济及其对于阶级、阶级斗争等等的影响。
因此，大体上我完全同意普列汉诺夫的意见，认为社会因素是占支配地位的，并且可以说，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是决定一切的。
可是这种经济因素及其最基本的特征——技术，只是在人的社会发展最初一些阶段以直接的形式强有力地影响到他的艺术。普列汉诺夫引证达尔文的话：“这种纵使不是欣赏至少也是觉察拍子和节奏的音乐性的能力，看来是一切动物所特有的，而且毫无疑问，这决定于它们神经系统的一般生理本性。”[18]而在这样证实了节奏学的生物学根源之后，他然后同意毕歇尔的意见（《劳动与节奏》一书），指出在原始的人的文化中产生的并且是他的舞蹈和音乐的进一步的基础的节奏，决定于“一定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决定于一定生产的技术。”[19]
可是同时普列汉诺夫立刻就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过程中有节奏的活动的意义减弱了，”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在文明民族那里，生产技术给予艺术以直接影响要少见得多。”而在另一个地方说：“在文明民族那里，艺术对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直接依赖性消失了。”
大体上说，普列汉诺夫关于人类艺术创作领域中自然和文化的相互关系的意见，归结为对这一问题的这样的解决：“自然给予人以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练习和实际运用则由他的文化的发展造程所决定。”[20]
因此，一定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艺术这一事实本身，艺术所采取的方向和形式，个别艺术作品、个别艺术家、流派等等所陷入的矛盾，这一切很可能是由社会生活的一定条件决定的。
普列汉诺夫的重大贡献是：这些一般论点，他是用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和高度证明的例证来证实的。
五
普列汉诺夫在那些《没有地址的信》中，把上述自己的理论与某些其他关于艺术的本质及其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的学说，批判地划清界限。
游戏论是这类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这种理论相当陈旧，并且由席勒以特殊的力量表现出来，[21]而且游戏所产生的艺术，在这种理论中，以席勒所捍卫的那种高度浪漫主义的精神，恰巧同需要所产生的劳动对立起来，因为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其关于浪漫主义的几篇文章中自己解释的，[22]在产生实际结果的劳动的领域中，他们越是宁愿抓住任何界限的划分，同时赞扬自由游戏及其高级形式-自由的艺术的领域，就不会给像席勒那样的人（或者更正确些说，像席勒那样的时代）完成什么事情。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不提席勒，而把毕歇尔和斯宾塞的论点作为这一理论的表现。
毕歇尔根据对野蛮人社会生活的不正确分析，得出结论说：“游戏先于劳动，而艺术先于有用物品的生产。”[23]
斯宾塞并不否认，游戏可以产生间接的好处，使动物或者人的某些器官得到练习，他首先断言：游戏是一种并不追求直接有用的目的，而得到本身满足的机体的功能。
我可以说普列汉诺夫轻而易举地，甚至漂亮地以简单地分析动物或者儿童怎样游戏和做什么游戏驳斥了斯宾塞的这个论点。[24]原来，无论在动物那里，或是在儿童那里，任何游戏都是模仿成年或者是成年劳动的预先尝试。捕捉小线团的小猫，是模仿捕捉老鼠的母猫。各种种类的凶猛的动物在幼龄时模拟相互之间的角斗，这种角斗有朝一日会变为很严重的事情。儿童玩洋娃娃，小小兵等等。
普列汉诺夫在深入论述这一论点时，还指出，游戏所获得的满足本身，大概最初是在劳动活动中发现的。他引证冯特的话：“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而人在劳动中逐渐地把自己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一种快乐。[25]于是普列汉诺夫作出结论说：“游戏是由于要把力量的实际使用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而产生的。”[26]
普列汉诺夫用描述模拟各种动物的野蛮人的舞蹈来光辉地说明这一点，把它们解释为重复持猎快乐的游戏。“游戏是劳动的产儿。”[27]普列汉诺夫作出结论说。
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人的任何种类的节奏表现，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是“劳动者的动作的单纯的再现。”它们怎么能够早于这些“动作”本身呢？
其次，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以特殊的力量着重指出斯宾塞的论点，按他的意见，没有充分指出游戏的生物学的意义：“游戏，特别是幼龄动物的游戏，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生物学目的的。不论在人类和动物那里，幼龄的个体的游戏是对于个体和整个族类都有益的那些特性的一种练习。”[28]
还剩下已种反驳。往往成年人像儿童一样游戏，可是在仔细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原始阶段他们的游戏时，我们发现，事实上这完全不是游戏，而是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某种仪式，某种礼节，可是从神秘地思考着的人的观点来看，应当对周围环境发生作用。从这种观点看来，劳动是人以某种合乎目的的意义上真正改变周围环境的行动，而魔术——则是人在其想象中用特殊的方法（这种特殊方法在后来灵魂崇拜阶段决定为通过统治着自然界的精灵作用于它的行动）影响自然界的行动。
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理解这一论点。他写道：
“北美洲的红种人跳自己的‘野牛舞’，正是在好久捉不到野牛而他们有饿死的危险的时候。舞蹈一直要继续到野牛的出现，而印第安人认为野牛的出现是和舞蹈有因果联系的。他们的头脑里怎样出现了这种联系的观念，这个问题在这里与我们无关，姑且丢开不谈，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野牛舞’或者是在动物出现时开始的狩猎，都不能看作是娱乐。在这里舞蹈本身就是追求功利目的的活动，并且与红种人的主要生活活动密切联系着。”[29]
普列汉诺夫也许在其他方面也稍许不大注意巫术在艺术发展方面的意义。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原始的礼仪一方面产生各种各样有力地影响到艺术的教会仪式，宗教仪式及构成人类艺术中的庞大部分的它的所有一切动作和对象，另一方面，由此产生了也许在人类历史上与任何其他不大综合和不大实际的艺术形式比较，具有最大意义的戏剧。
这样说并不是指责普列汉诺夫，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中，考察艺术的巫术形式的这一大专章（这一专章实际上可以用许多卷帙来说明），可以很好地排入普列汉诺夫的总的纲要中，而一点也不破坏它。
当然，任何把整个艺术说成巫术的产儿的企图（这样的企图是有的），应当受到我们的坚决的驳斥，因为实质上巫术本身是原始的劳动方式，或者确切些说，是对整个劳动过程的某种非常重要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简单地是由最初的谬误和那些指导人（代替后来的科学）来证明自己原始的技术的模糊的理论观点产生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技术看来在许多方面是不适应实际的周围现实的完全虚幻的东西。原始技术的这一部分（各种各样礼仪也列入这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实际的现实控制之外发展着的，并且在原始的禁忌、图腾、祭祀、咒语等等的领域中，获得最为怪诞的形式。社会的人，即整个社会的意志，都表现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的人（社会）在这种领域中制定自己行为的一定的方式。个别的个人在这里也许作些不重要的修改。整个来说，这是在个人的意识和意志范围之外发展起来，并且牢固地奴役个别个人的社会生活的完全必然的产物。整个这种原始的巫术或者原始的宗教创造的基础，仍然是经济和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后来两性关系在这种经济的相互关系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可是就是在这里人们也夸大了事情的这一方面，并且看来力图把原始人和野蛮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为性，如各种类型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所作的那样，这也是谬误的。可是恩格斯也愿意给予家庭形式对原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一定的地位。[30]确定原始经济和原始家庭的相互关系，是留下来的进一步研究的事情（库诺夫的著作、爱尔德曼的著作等等都是向这一方面进行的）。[31]
普列汉诺夫也考虑到了年纪的学说；这种学说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在斯宾格勒的著作中得到复活。[32]斯宾格勒只是以更为鲜明、但同时也是更为松懈的形式，重复个别文明循环的学说，德莱伯尔把自己的整个文化史都建立在这种学说的基础上。[33]最近，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艺术学家费·伊·斯密特提出了特别是艺术史领域中的某种类似的学说（如果不是按年纪的循环，那么就是某种被迫千篇一律的、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循环）。[34]
普列汉诺夫不知道所有这些最近的著作，可是他已经能够依据捍卫这些循环论观点的严肃的文献。在假定循环的情况下，显然必须承认经济和文化的完全彻底的分裂，就是说经济本身以某种方式服从与它如此格格不入的原则，比如年纪或者某种其他如此强加于人的循环原则。
可是，这并没有排斥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时代和甚至时代交替的带有从一次到另一次重大变化的反复的可能性。比如，弗·马·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上面的。
普列汉诺夫在考察斯达尔夫人、基佐、泰纳等人某些与此有关的观点时，完全正确地把他们的体系，与企图成为生物社会学理论的其他比较不大矫揉造作的理论，即人种理论，看成是一样的。[35]凡是我们研究了具体的事实的地方，我们都发现，在已经变化的情况下，任何人种的文化中也都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情况的共同性越多，我们所获得的与人种无关的类似性就越大。同一种人种的人们越是生活在比较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他们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普列汉诺夫列举了许多证明这一点的有趣的例子。
显然，所谓“人类智力自然发展”（比如，基佐在很好地指出现代文化史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之后，可是却以此来解释古代史上文化的发展），[36]也是应当从实际事实观点作最仔细的考察的抽象。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这一点：现代史的事实，是基佐这种类型的先进的和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所比较熟知的，因此他们在这里先考察了作为历史的真正动力的东西。而古代世界他们是综合地理解的，古代世界历史的内在机制仍然是不清楚的。
当然，不能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一般论点：“因此，要了解某一国家的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在它的居民的境况中所曾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历史。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37]
可是，经济进步，就是一定社会经济力量长成和它的文化进步，特别是，尤其是-一艺术的进步（也包括文学在内）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还有一点不清楚。
普列汉诺夫以下列方式说明斯达尔夫人在一问题上的观点斯达尔夫人知道，现代民族尽管有了智力上的一切成就，但却没有产生一部可以超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诗歌作品。这个情况使她对于人类是在不断地臻于完美的信心有动摇的危险，所以她不愿抛弃她从十八世纪继承的关于各种不同年纪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使她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上述的困难。”[38]
普列汉诺夫不同意斯达尔夫人的这种看法，并且也像对基佐一样，指出她在转到现代民族时，就指较为具体的观点。[39]
很好。可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腊悲剧、希腊雕刻、希腊建筑异常的、特别的艺术高度这一事实本身是否仍然真实呢？不仅如此，至少在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化即资产阶级文化的范围内，文化上的成年并不总是与该民族艺术产品质的长成携手并进的，这一事实是否仍然正确呢？
这个问题现在不能不提出来，因为现在发表了看来是普列汉诺夫不知道的假定为《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的导言的片断。[40]马克思在这个片断中完全持同样的观点。
下面就是现在已经相当广泛地为人所共知的片断的某些最重要的地方：[41]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伏尔甘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朱庇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赫尔墨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里亚特》能够用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当然，这里并没有散发出任何“德莱伯尔气味”。马克思根本没有想到存在某种从童年到青年、到成年，最后到老年的内在规律。当然，我们更不怀疑马克思，说他不懂阶级斗争在这整个事情中起着何种作用，阶级斗争本身在何种程度上是由这些阶级本身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问题不在于此。必须批判地检验这个论点：被移入自然界和所有一切周围环挠的某种拟人说，是否真是高级的诗歌、高级的艺术创作的条件？
原始人类在相当大程度上生活在诗歌的世界中，就是说他具有高度主观的、就是说创造性的关于周围自然界、关于社会力量，关于自己本身等等的观念，可是把这称之为人类发展的这些时期的诗歌，当然，实质上是不可能的。对于人来说，这根本不是不同于现实的诗歌。他主观上正是把这个由他的社会想象所创造、从父亲传给儿子、并且为部落传统的维护者（巫师、祭司等等）所鼓吹和巩固的世界，当作真正的世界，而真正的世界只有部分地透过想象的世界传播出来。
在另一端，我们拥有现代技术上先进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世界。任何拟人说都被从自然界完全驱散了。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象的因果联系和有规律的联系。不仅如此，对现实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态度力图把心理现象、人类思想本身，看作不太理解的、没有什么用处的附带现象。因此，心理现象被置于一边，并且在宇宙的伟大的自动机械中不再有意义。生命、“心理现象”力图归结为化学和物理，而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归根到底都归结为“原子的跳舞”。
这就是与社会的“成年”相应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显然，这里应当把所谓“成年”理解为对现实的比较批判的、比较实际的态度，即在确切地认识自然界、技术，并且对臆造、对所有一切先前构成决定世界观的种种信仰的基础的事物，采取蔑视的态度等方面，无疑地比较成熟。
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方式的某些魔力，而且是巨大的魔力失去了，艺术不再能起领导作用。而古代希腊在其黄金时代，是处于这样的时期，当时它已经懂得“诗意”，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由想象出发的用艺术在文艺上反映世界的原则。在荷马那里，众神已经开始与其说是从宗教上处理，不如说是从审美的神话上来处理。[42]可是虽然如此，神话不仅具有巨大的新鲜感，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对它持-种半信半疑的态度。看来，正是人类智力的这样一种状态在文化中给予想象以重大的地位，同时要求想象的作品，具有非常的社会秩序性。
如果在像古代希腊那样的这种基础上，产生了有力的，或者至少有点稳定的社会，那么在决定这个社会（贵族或半贵族的社会，虽然名义上也是某种雅典的民主主义的公民地位）的基本阶级统治的顶峰，我们就会拥有，如马克思指出的，就是在后来也没有丧失其魅力的，最出色的艺术作品。
在其他各个时代，我们不仅不能创作这样的作品，因为在其他各个时代未必需要这些作品，而且还意识到与科学比较它们本身的“荒诞无稽”。可是，在把它们当做纯粹人类想象的产品时，我们不能不喜爱它们，并且郎分地无论如何不能不羡慕人类能够创造深刻“人文主义的”——拟人说的——世界观的那种“头脑的幸福状态”。
这里对我们重要的，当然，并不是恢复年纪理论的某种尝试，以马克思的说法的外部形式（关于儿童等等）为根据。重要的是确定经济的线和艺术的线有可能大为分道扬镳。第一条线可以急剧上升，而同时第二条线却可以下降。具有巨大科学知识、巨大技术力量的人类社会，同时可能在艺术上是没有成果的。
我认为，抓住马克思的用词而说他没有说过的话，而且他一定说得不同的话，认为马克思以为古代希腊所占据的艺术上的顶峰，就决不能再达到，或者超越，这是极其欠斟酌和极其不正确的。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马克思也未必能作出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同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科学-技术看法的、机械论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通常把物质看作永远活生生的并且无限地多种多样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种种过程决不能归结为粒子在空间简单的位移，而在其中包含着完全合乎规律的质的改变。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把思想作为似乎是某种假象，从真正自然界的图画中排除出去，而没有看到思想后面，作为真实的现实，也是粒子的机械运动。马克思主义没有把思想作为种种物质过程的某种不需要的附加物，或者作为种种物质过程的不可理解的假面具，排除出去。它在思想中看到活生生的物质的质，这种质表现于这种物质以一定的方式组成的地方。
我觉得非常清楚，在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上，能够创作出最深刻的宇宙之诗篇，在这里一般地为发现人类和宇宙之间深刻的联系，即所谓活的东西和所谓死的东西之间深刻的联系的有生命力的诗的创作，打开源泉。谢林始于他所想象的世界的进化所写的那些比较软弱的教诲性的长诗，[43]可能以非凡的豪华和无限的多种多样方式，但已经不是在造化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东山再起。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将从对“最必需的粮食”（对福音书上马萨的义务）[44]的重大关怀中解放出来，人类将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经济以外的事。这是恩格斯说过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形式之一。[45]
从过度的劳动义务中解放出来了的人类，在自由的时间中，应当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展开自己想象的创作工作。
这就是总有一天比希腊更加有力、勇敢、高明和真实的，同时同样新鲜、年轻的艺术，成长出来的根源。
童年，当然，对于个别人来说是不能复返的。可是，“童年”、“成年”这些概念，在社会学领域里成为非常相对的。在这里，未来的世代可能成为新的幸福的童年同人类成年的最伟大的智慧和稳定性惊人地综合的目击者。不言而喻，所有这一切，只有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可是，虽然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清楚的，也许我们应当得出这个结论吧：个别时代的艺术之间要加以比较，是否根本没有任何标准？
普列汉诺夫赞许地引证伊波利特·泰纳的《艺术讲座》中的一段话：
“我所努力遵循的和一切精神科学开始采用的新方法，就是把人类的作品，其中也包括艺术的作品，看作是应当突出特点并寻求原因的一些事实和现象——不过如此而已。被这样理解的科学不斥责而且也不宽恕什么，它只是指出并加以说明。它不会对你们轻视荷兰的艺术吧，因为它太粗糙了；只欣赏意大利的艺术吧。同样，它也不会对你们说：‘轻视哥特式的艺术吧，因为它是病态的；只欣赏希腊的艺术吧。’它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按照自己的爱好，去选择适合于他的脾气的东西，并且以此比较深刻的注意来注意比较符合于他的精神发展的东西。至于说到它自身，那么它是同情地对待艺术的一切形式和一切学派的，甚至同情于表面看来最矛盾的一些学派，因为它认为它们是人类精神的不同表现。”[46]
而普列汉诺夫立刻就同意了这种论点。
“在我们停留在纯粹科学的领域之前，我们就必须这样看待问题：美学，科学没有给予我们这样一些理论的基础，我们凭借它们就能说，希腊的艺术值得我们赞赏，而哥特式的艺术却值得我们谴责，或者相反。”
可是在这些话之后，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我们立刻带着某种惊讶读到下面的议论：
“当然，只要我们走出美学的领域，事情马上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艺术作品是由人们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一些现象和事实。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改变了，也就是说，艺术家的作品也随着改变了。一定社会时代的人总是喜欢表达这一时代趣味的艺术作品的。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某个时代所特有的趣味，依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的地位为转移而常常很不一样。因为每一个艺术批评家本身就是他周围的环境的产物，所以连他的美学判断也始终是由这一环境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他永远不能避免在文学中或艺术中的一个学派和与之相对立的另一学派中偏爱一个。一切就都是这样，但这一切既没有推翻别林斯基也没有推翻泰纳。相反地，这一切表明，他们在驳斥艺术标准的绝对主义时，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美学在凡是承认这些标准的地方都将成为不可能的。”[47]
这样，任何一定的艺术批评家都是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不可能有不是为这一环境的特点所决定的美学（sic！[原文如此！])判断。他将必定从最好或最坏的观点来判断。可是，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来说，别林斯基和泰纳是正确的：没有绝对的艺术标准，如果承认这样的标准的话就不可能有美学科学。
我们把任何关于绝对标准的问题放在一边。根本不存在绝对标准。可是马克思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能够从某种“标准”的观点来确定这种或者那种社会制度按其社会类型来说是最高或最低的吗？
大家知道，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可以据以互相评价个别社会结构的标准，是人类财富的发展。[48]或者要是用较具体的说法来代替这种枯燥的术语的话，那我们应当说：那种促进人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和可能性最大发展的社会结构，应当认为是较高级的。
那就算这样吧。我们有这样的情形。在每一个时代，包括我们时代在内，只有这样一些批评家，他们的判断同从自己的阶级和通过它从自己的时代所接受的信念的性质相一致。可是，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某些批评家，属于这些批评家之列的，不仅有自然希望站在折中主义观点上的、站在把所有一切时代等量齐观观点上的资产阶级的泰纳，而且还有别林斯基，以及普列汉诺夫自己。这些批评家将向我们普通的批评家说道：“是的，我们意识到，任何一个批评家要知道普列汉诺夫这样说：‘任何一个’（显然是除普列汉诺夫自己以外的，他在这个场合是不受社会性质规律的约束之列的）都不能脱离自己时代的偏见：因此您也完全同意这种偏见。您也评价个别的艺术，您发现一些时代好一些，另一些时代差一些。可是，可惜您错误了，您当了自己阶级感情的俘虏。而我们——特殊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泰纳、别林斯基），我们不受阶级偏见的影响，向你们宣告，您们的一切评价——都是乱弹琴，它们是纯属主观主义，而在实际上，每一件艺术作品，如果它充分表现时代的话，客观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决不能与任何其他时代的作品相比较而来评价。”
对此，我们要回答我们由于意外的超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我们非常强烈地怀疑，您们也像我们一样，对不起，都不能免除一般的规律，按照这种规律，您们的美学（正是美学的，您们自己是这样说的）判断，是支配您们，使您们激动的利益、社会阶级利益的反映。可是您们要反抗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您们想站在阶级之外，超越任何阶级，站在完全客观的、纯粹科学的观点上。从这种纯粹科学观点看来，文化史上就没有标准，能够表明一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有更大的价值。即使是您的“没有标准”，您也只能推广到美学，所以请您注意，这终究是知识分子的观点，对泰纳完全合适，对别林斯基不大合适，因为别林斯基常常同它决裂；而对普列汉诺夫更不合适，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它也屡次决裂，并且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普列汉诺夫必须同主观主义者进行艰巨的斗争，并且想尽可能深刻地揭穿他们，尽可能更清楚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同他们对立起来。
可是，我们，有罪过的人和阶级论者，根本不想承认自己的观点是不可救药的主观主义的。我们假定，无产阶级在宁肯要社会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时，不仅仅表现出了阶级的主观主义，而且同时捍卫人类的客观发展，同样，我们也假定，艺术不能脱离它所由长成的基础，并且很明显，一般社会的基础越高，社会也将越强大、越幸福，社会中提供“人所具有的一切可能性和能力最大发展”（其中显然也包括艺术）的前景越大，该社会所掌握的艺术类型就越高。从这种观点看来，从美学上讲，这样说我们认为根本不是不可能的：是哪个时代，中世纪还是希腊古典主义时代，更接近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
这根本不是超美学的判断，因为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自己也这样出色地解说——没有任何来自人类生活之外的美学判断。因为艺术总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美学上也应当把它当做正是这种或那种社会生活的表现。
请比较一下，哪种社会，哪种文化，哪种艺术为人类的一切能力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是中世纪及其神秘论和哥特式建筑，还是古代世界？请回忆一下，资产阶级自身，当它开始恢复意识，当它开始巩固时，在自己的优秀代表中，每次都庆祝某种形式的“希腊原则的复兴”。
是的，我们可以说，古代艺术在美学上更接近我们的时代。“可是”，普列汉诺夫反驳我们说：“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它高出于你们时代以后的那些艺术，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回答说：“要是社会基础本身也消失在相对性的无限空间中的话。可是根本不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时代是所有迄今所存在过的时代中最高的，所以一切接近于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东西，同时是人类文化真正的上升线，在它后面的——是下降。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学，表现完成了从必然王国到有组织的人类意识王国飞跃的自由人的美学，是最高的美学。它的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是一致的。它是主观的，因为表现着该时代的真正的利益，真正的思想和感情方式——可是它也是客观的，因为这个时代本身客观上高于一切先于它的时代。大概清楚了吧？”
我们还不得不屡次回到这个思想上来，依照普列汉诺夫经常回到这上面来并且极其多种多样地发挥它，我们也依另一种方式发挥它。可是，这里我们就已经掌握了本质的东西，因为从我们所思考的，可以得出这一点，我们不认为批评家似乎不能从应当的观点来考察艺术作品是正确的。并且我们着重指出，从这种观点看来，站在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简直是奇谈怪论.在现在，对我们时代的艺术作品（哪怕就是过去时代的艺术作品也罢，因为如列宁向我们劝告的，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它们），不从应当的标准来考察的批评家，就是说从它们最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观点来考察的批评家，是极其奇怪的，并且未必会有谁会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
也不能不惋惜普列汉诺夫在我们引证的（并且还要屡次引证的）那个地方，突然力图用某种不可穿透的壁障把美学科学（在这种美学科学中没有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只存在取自产生该艺术作品的时代本身的标准）与某种超美学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阶级利益以及诸如此类的主观力量）分隔开来。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离开了把主观——客观综合起来的那种观点。在我们看来，他在这里不能首尾一贯。
六
普列汉诺夫非常注意在他当时重新成为中心的问题，即"为艺术而艺术'和功利的艺术问题。
如果俄国的“启蒙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严词否定“为艺术而艺术”，只在它能够成为知识和进步思想的传导者的限度内，才承认它，如果这种看法比较长时期地在俄国知识分子中确立的话，那么恰好到普列汉诺夫时（他把长篇大论的研究著作用来研究这种现象），[49]开始重新审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遗产，而我国的新的文艺学派自豪地展开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
普列汉诺夫高度机智和灵活地对待这个问题，这还是没有使我们免除必须指出在这一领域中在我们看来的某些吞吞吐吐，这来自同一个源泉，即来自普列汉诺夫力图千方百计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客观主义，而因此他不够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即有意志的、创造性的方面。
应当在怎样的意义上理解艺术的效用？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简要而中肯地发表了完全正确的思想：
“自然，并非任何有用的事物在社会的人看来都是美的，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说，在他们向自然界或者别的社会的人进行的生存斗争中具有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才是美的。这并不是说，对于社会的人，功利的观点是和审美的观点一致的。绝对不是！功利是凭借理智来认识的；美是凭借直觉能力来认识的。前者的领域是打算；后者的领域是本能。同时——这一点必须记住——属于直觉能力的领域要比理智的领域广阔得不知道多少：在享受他们觉得美的对象的时候，社会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认识清楚那同他们关于这个对象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功利。在极大多数场合下，这种功利只有科学的分析才能够发现出来。审美享受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直接性。但是功利毕竟是存在的，它毕竟是审美的享受的基础（我们要提醒一下，这里所说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如果没有它，对象看起来就不会是美的……
这里可以看出与道德完全类似的现象。远非一切对于社会的人有用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只有对于社会的人的生活和他的发展有用的东西，对于他才能够具有道德的意义：不是人为道德而存在，而是道德为了人而存在。同样可以说：不是人为了美而存在，而是美为了人而存在。这已经是真正的、广泛的意义、即从不是对于个别的人，而是对于社会——部落、民族、阶级——有用的意义来理解的功利主义。
但是，正因为我们指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社会（部落、民族、阶级），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给康德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留下一席地位：兴趣的判断毫无疑问是以作这种判断的个人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为前提。这里又有与从道德的观点所作的判断完全类似的情形：“如果我宣布这个行为是合乎道德的，只是因为它对于我是有用的，那么，我就没有任何道德的本能了。”[50]
这个正确的观点本身容许在两方面进一步展开：（第一）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方面，在这种场合，“为艺术而艺术”就艺术家自己理解他的作品的社会效用看来似乎是无意识的而言，和公众的评价本身存在功利主义观念看来似乎是无意识的而言；以及（其次）在功利的艺术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可能完全有意识的意图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在他看来是社会福利的一定思想及公众方面完全有意识地对艺术作功利的评价（当然不是自私自利的功利，而是社会的功利）。当然，在这里只是应当补充：在无论何种情况下，不仅是第一个方面，而且就是第二个方面，都不应当超出艺术的范围。如果只是从包含在艺术中的知识和思想的有用性的观点开始用社会功利观点评价艺术（某种艺术作品），而忘记评价恰巧是使它成为艺术的所有那些方面和那些现象，那么我们就有不值得理会的荒乎其唐的错误。
普列汉诺夫在局限于这两种美学的领域中，“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在艺术具有潜意识的客观效用性的条件下）和艺术作为有社会效用的美学（在艺术作品绝对具有艺术性的条件下），居于何种地位？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首先持他的客观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在从事任何艺术学的或者艺术批判性质的工作时，当然都是强有力的和必要的。当然，首先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联系艺术作为其果实的那种社会生活，来考察任何文化现象。
从这种观点看来，首先应当理解，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是在什么时代（普列汉诺夫对这一点特别强调）产生的。我们则对此补充说，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往往是同一个时代都有的，并且彼此发生强烈的冲突，是同一个社会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普列汉诺夫也没有忽视问题的这一方面，虽然稍微有点模糊。他提出了下列的论点：“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51]
这个论点是中肯的，而普列汉诺夫也像往常那样，用大量出色的例证来证实它。他根据经过很好地研究过的法国浪漫主义者的例子证明，他们不能不被“有用的艺术”的思想所激怒，因为他们憎恨，并且是正确地憎恨他们周围的资产阶级世界及其有用性的概念。[52]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相反地，倾向于功利主义的艺术观的，是那些具有直接的创作任务的阶级，总而言之，是改造世界或者积极地抵抗这种改造的当权的阶级。[53]
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指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完全不是同革命观点或者激进观点有机地熔合在一起的。他写道：“我再补充一点：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可是由于政权过去有时偶而是革命的，更多的是保守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因此不该认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好像主要是革命者或一般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所特有的。”[54]
不管这个客观上完全正确的结论（当然，有时功利主义的艺术具有保守主义），我请求特别注意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论点：“任何一个政权，……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从这个论点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点：我国现在的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绝对革命和最革命的，也不能不倾向功利主义的观点。同样也很清楚，它的功利主义将绝对不同于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这同一篇论文中所举的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例子。[55]
他在另一个地方更确定地着重指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倾向于这种观点的只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某一种——不论哪一种都一样——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浓厚和强烈的兴趣，要是这种兴趣由于某种缘故而消失，那么这种倾向也就没有了。”[56]
其实，这里已经有完全确定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普列汉诺夫，因为他有时断言：所以，在确定了两种观点与不同的社会结构的联系之后，我们就不能自问：哪种观点更高。怎么不能呢？这点不能不使作为普列汉诺夫的学生的任何读者、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感到惊奇。比如，从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对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也像对于革命的阶级一样亲切这一点，难道我们不能说，这两种功利主义中哪一种更高吗？显然——是可以的。
同样，如果我们有两种社会结构，其中一种“对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浓厚和强烈的兴趣”，而且是非常崇高性质的（就是说，充满着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术语所说的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思想），而另一种则丧失了对活动的任何兴趣，难道我们可以对这两种制度中哪一种客观上更高，发生动摇吗？（我再次提醒上面所引证的马克思自己提出的比较社会结构的客观标准。）
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这同一篇论文中，进一步提出问题：“我们进一步来考察，在这两种相反的艺术观中，哪一种更有利于艺术的发展。”[57]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
普列汉诺夫拒绝（在我们看来是枉费心机的）提出客观的方针，并且直截了当地说，不论是哪些阻碍人类发展的保守主义通过功利主义的艺术统治的时代，或者哪些由于使它们成为软弱无力的不幸的环境，根本不可能贯彻社会的功利主义艺术观的时代（和阶级），比起充满着力量向前进的时代来，是最低级的，虽然如此却至少想提出问题：这两种观点中哪一种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更有利。
我们在这里碰到普列汉诺夫的非常引起人们好奇心的议论。他写道：“屠格涅夫极不喜欢那些宣扬功利主义艺术观的人，他有一次曾经说：弥罗岛的维纳斯比1789年的原则更不容怀疑。他说得完全对。但是从这句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可完全不是屠格涅夫想要证明的那样。”[58]
普列汉诺夫指出：“某些种族和某些时代根本没有发现弥罗岛的维纳斯是自己的理想。"弥罗岛的维纳斯只是‘不容怀疑地’吸引着某一部分白种人。对于自种人的这一部分人说来，弥罗岛的维纳斯的确比1789年的原则更不容怀疑。但这是什么缘故呢？完全是因为这些原则表现了仅仅与白种人发展的一定阶段——即资产阶级制度在与封建制度斗争而确立下来的时期——相适应的那些关系，而弥罗岛的维纳斯所具有的这种关于女人外形的理想，是适合于白种人发展的许多阶段的。很多阶段——但不是所有的阶段。”[59]
不言而喻，与普列汉诺夫不同，我不是倾向于寻找迫使人们承认弥罗岛的维纳斯为客观上最美的人的典型这种绝对的美的标准。完全可以同意：充满自我意识的黑人可能认为黑色的皮肤和黑色人种的其他特质使他不满意。可是如果我们把种族问题放在一边，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将考察维纳斯所体现的妇女的那种美，即作为一定的人种的妇女的美，那么，像弥罗岛的维纳斯那样的妇女的外形，作为理想，不是不仅适合于发展的许多阶段，而且恰好适合于最好的阶段吗？
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往下写道：“基督教徒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女人外形的理想。这种理想从拜占庭的圣像身上就可以看到。大家知道，这些圣像的崇拜者对弥罗岛的或其他所有的维纳斯都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把所有的维纳斯都叫做女妖，只要有可能就到处加以消灭。到了后来，这些古代的女妖重又为白种人所喜爱。而为这一时期作好准备的是在西欧市民阶层中间发生的解放运动，换句话说，正是最鲜明地表现在1789年的原则中的那个运动。因此，同屠格涅夫相反，我们可以说，欧洲人愈是具备宣布1789年的原则的条件，弥罗岛的维纳斯在新欧洲就变得愈是‘不容怀疑’了。这不是什么奇谈怪论，而是赤裸裸的历史事实。”[60]
可是在这个场合，是庆祝这种“世俗的”理想还是不庆祝呢？我们是否事实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将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就艺术成就而言哪个更高：是“世俗”理想的最伟大的体现，还是基督教神秘的理想的最崇高的体现？
更不用说，我们的感情，我们时代先进人物的感情，一想到在这两种理想之间可能动摇时会愤慨，我们唯物主义者，我们为此满怀这样的意识：社会主义所带来的世俗的幸福，是比所有一切“天使们”关于“虚幻的”天堂的梦想更具体和更美好的东西，难道我们不能从纯悴客观的观点来说：当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开始“争论”“趣味”时，唯物主义者的艺术观点，就同唯物主义本身高出唯心主义多少倍一样，也同样程度地无可怀疑和在客观上高出唯心主义者的艺术观点多少倍吗？难道否则就不得不说归根到底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也是趣味问题吗？要用逻辑的方法说服唯心主义，大家知道，是不可能的，如果它的阶级背景对此反对的话。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争论的问题以这样概括的方法解决：“哦，我的唯心主义的朋友，您也像我一样正确，这里没有客观的观点。我的见解适合于我的时代我的阶级的状况，而您的见解则出自您的阶级的状况。我不能思考得与我所思考的不同，您也不能。所以争论是完全无益的。”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会怎样说呢？某个“客观的”人，就是摆脱了阶级观点的人（即普列汉诺夫及类似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当这样说：“这种观点和那种观点都一样高，因为都同样确切地表现一定时代的意思，谁都没有客观的优越性，可是也不能调和，事情干脆由斗争来解决。”
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您会怎样说呢？难道在这之后能够推论：如果发生了革命的大挫折，而唯心主义者在内战中或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唯物主义者，那么是不是就是表示：唯心主义者用地球上唯一可能的方法证明了自己的优越性呢？
不是，对不起。我们不抱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唯心主义的胜利就会同时降低整个人类文化。最好持马克思的客观标准。
很有意思的是，普列汉诺夫自己援引别林斯基的见解，而别林斯基在这个地方却非常严肃地离开普列汉诺夫所宝贵的纯粹客观主义的论点。
普列汉诺夫写道：“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活动后期曾经完全正确地断言，‘纯粹的’、超脱的、无条件的、——或者像哲学家所说的——‘绝对的艺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然而他认为十六世纪意大利学派的绘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绝对艺术的理想，因为这些作品是在‘艺术成为社会上有教养的一部分人所专有的主要兴趣’这样一个时期的产物。”[61]
这段引文很有意思。当然，从来没有过，并且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也从来不可能有绝对的、超脱的、无条件的艺术。可是纵然如此，当别林斯基突然承认，“十六世纪意大利的绘画接近于绝对艺术的理想”时，我们就不由得问自己：在别林斯基那里这在心理上是如何协调的？
实际上，没有绝对的理想，怎么能判断这种艺术“接近于”绝对的理想？别林斯基指出：这种接近是由于社会的有教养的一部分人对艺术所怀有的特殊的兴趣而来的。可是要知道，社会的有教养的一部分人在其他时代也对艺术怀有兴趣。很难想象比例如十八世纪末的时代要为唯美主义的时代了，当时社会的有教养的一部分人花费在艺术上的钱，也许比任何文艺复兴时期都多，当时表面上艺术开始在这些寄生虫的生活中简直据有巨大的地位。可是因为十八世纪末的寄生虫并非十分确信自己的巩固性，并且他们的根源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腐烂了，所以他们的艺术是腐朽的，并且别林斯基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有时达到惊人的精细程度，未必哪怕有一分钟会认为接近于这种“绝对艺术”的概念。
而普列汉诺夫现在宣称：别林斯基心里所宝贵的艺术作品，是“世俗的理想战胜基督教和修道院的理想的最特殊的艺术表现之一”，其中表现着“与拜占庭大师们的虔敬的圣母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十分巨大的力量和十分健全的欢乐。”[62]
这就是说，问题就在这里。别林斯基觉得艺术所以达到绝对，并不是因为他知道这种绝对，而是因为他把这种艺术与其他时代的艺术比较，虽然也许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而他欢迎它是重大的提高，正是因为这里如此蓬勃地表现出来了“巨大的力量和健全的欢乐”。
可是我要询问普列汉诺夫观点的无条件的拥护者：我们将怎样议论?？是否我们将说：从普列汉诺夫自己也说明毕竟不能脱离生活的美学观点看来，虔诚戒斋和禁欲苦行的时代，可以同充满力量、健全和欢乐相提并论吗？
不管由于论战的理由而牵强附会和暗示的客观主义，普列汉诺夫自己当然还是本能地整个持这种观点的。普列汉诺夫在叙述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学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流派的优点和缺点时指这些艺术家落后于我们时代大约八十年，他们应当同无产阶级齐步走。他愤怒地驳斥了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无产阶级老实说自己也浸透了小市民的情绪：“这真是荒唐可笑。理查·瓦格纳早已指出过，那些先生们指责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是小市民习气，这简直是没有根据的。依据瓦格纳的非常公正的见解，只要认真地对待事情，……那就不难看出：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并不是趋向小市民习气，而是力求摆脱小市民习气，走向自由的生活，走向‘艺术的人性’……”[63]
当然，在这里瓦格纳和普列汉诺夫是完全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在下面也是正确的。他同意福楼拜的意见，认为“宣扬美德的书是枯燥和虚伪的”，可是补充道：“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美德，资产阶级的美德是枯燥和虚伪的。”[64]
他说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迷醉于为艺术而艺术，纯粹从逻辑上说，已经变成不可能了，这正如不可能再使社会道德庸俗化一样——这种庸俗化现在正是统治阶级力图维护自己的特权的必然结果。”[65]
并且解释说：“作为古代美德的基础的为社会造福的愿望，是自我牺牲精神的源泉，而自我牺牲的行为很容易成为，而且正如艺术史所表明的，经常是这样成为美的描写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原始民族的歌曲，或者为了不必追溯到那么遥远，只要回忆一下雅典的哈尔莫迪和亚里斯托吉顿的纪念像就够了。”[66]
下面普列汉诺夫得出了应当予以极大注意的结论。
“我所渴求的，用大家知道的话来说，不是哭，也不是笑，而是理解。我并不是说现代的艺术家‘应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愿望所鼓舞。不，如果说苹果树应该结苹果，梨树应该结梨子，那么持有资产阶级观点的艺术家就应该起而反对上述的愿望。衰落时期的艺术‘应该’是衰落的（颓废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就用不着为此感到‘愤慨’了。但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正确指出的，‘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就使得统治阶级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间有一部分人曾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就是已经提高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67]
仔细考虑这一段出色的引文时，您就会看到，在引证《共产党宣言》之前，充满了货真价实的定命论。彼里维尔席夫正好对此感到高兴，[68]他是如此坚持任何艺术家都是宿命地前定的。
而且普列汉诺夫所选的例子本身很不成功，因为最新的园艺学表明，苹果也可以产生梨。如果不是在“变戏法”的意义上走得很远（这等于要求比如雕刻师从事音乐），而是在经过检验的现实的范围内说的，那么野生的苹果，视园艺师的技能，可以产生最多种多样的品种。
可是可以不援引园艺学的经验，因为在引文的第二部分，普列汉诺夫自己在依据马克思时，摧毁了它的第一部分。原来，资产者思想家可以提高到理论上理解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我们只要自问，我们能否在现在我们时代当“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促进更多的陷入谬误的大艺术家，站到“转变过来者”这边来？我们越来越开始想到，我们在这方面看来是一定的力量。普列汉诺夫自己说：“在那些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中间，我们很少看到艺术家。这一点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已经进步到在理解上认识全部历史进程’的人，只能是那些善于思想的人，而现代的艺术家——比方说，他们就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却很少思想。”[69]
所以是艺术家们想得很少，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却想得很多。由此不能得出这一点吗：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应当尽可能想得更多？难道一个人不能唤醒另一个人的思想吗？而认为鼓动和宣传是自己的主要武器之一的整个党不应当在艺术家中间唤醒思想，并把它引导到健康的方面，即普列汉诺夫自己发现是健康的方面，因为他说：“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肉，使得他正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70]
许多人觉得在这之后，似乎没有什么争论了。有时甚至有人对我说：“的确不应当争论，您看，普列汉诺夫自己全都懂得。”——不，请原谅，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有明显的龃龉，归根到底需要改正。
站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上，并且客观地（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首先的义务）对待他的观点和我们在这里所发挥的观点，我们可以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大概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时期相适应，那时它还没有感到是有权力的，能够改变环境，包括艺术家们的创作思想在内，那时较多地从事观察和解说，那时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解说”艺术“世界”，因此认为这是它的唯一合法的工作。而我们的观点则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们国家里成为统治思想的时期，那时它想改造世界，包括艺术世界在内，完全与马克思说的关于哲学的使命，[71]即归根到底是任何理论工作的使命相一致。而因为我们生活在我们的时代，而不是普列汉诺夫的时代，所以我们需要清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那些他的时代的弱点脐带来的东西。
我不认为这里需要摘录《艺术与社会生活》这篇论文涉及到我个人的结尾部分，并加以反驳。[72]我将在其他别的场合作反驳，并且已经作了反驳。我只指出一点，普列汉诺夫当时完全歪曲了我的第一个异议（当然是无意识的）。我丝毫都不能（而且在我的任何著作的任何地方都不能找到这一点的痕迹）要求普列汉诺夫某种绝对的标准。可是主要的是：他完全莫须有地捏造，似乎我自己否认有可能客观地判断，“某一艺术构思表现得好不好。”[73]我从来也没有，并且也没有梦想过要否认这种客观性。我只是断定当时我同普列汉诺夫争论的一点：不仅同一个时代的个别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从同一个原则出发的艺术作品相互之间可以比较，而且各个时代的审美原则本身也可以比较。虽然我们没有绝对的社会理想，可是我们有判断那是社会进步的东西，那是退步的东西的标准。
我们同马克思一起认为社会主义是最伟大的社会成就，我们现在力图达到它。这种成就是地球上过去没有看到过的。因此，虽然我们没有绝对的艺术真理，可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同现在先进的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美学理论，同哲学学说或经济学学说完全一样，我们认为是无条件地较高的。普列汉诺夫在下面的反驳中，虽然也带有各种各样的暧昧，部分地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承认我们时代的伟大解放思想在美学上的积极的意义，剩下的只是加以详尽的发挥（可是，普列汉诺夫为了不离开自己所喜爱的“客观主义”，从来不想加以发挥），即指出：我们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不仅对我们时代是伟大的，而且对一切过去的时代都是伟大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当然社会主义现在不仅仅是客观上可能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伟大的，可是就是在过去也曾有过些时代，可能自命为达到这样的高度，因为这些时代是当时的自然的结果。
我们现在结束。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当时的自然的结果，可是时代改变了，它们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我们完全抛弃斯宾格勒式的任何循环理论，这些循环论断言似乎最高峰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高的，只要时代在这些最高峰中找到自己合适的表现就行。不，人类的进步是真正前进的行列。当然，它不是直线式的，如天真的进步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曲折的，波浪式的和辩证的，可是在我们为之斗争并且已经在建设着的社会主义中，[74]我们真正将达到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顶峰。
七
普列汉诺夫也谈到艺术中内容和形式问题的重大意义。
如果在朴素的启蒙主义者的批判中，形式和内容几乎是机械地互相区别的话，同时证实了马雅可夫斯基比较不久之前的俏皮话：“将军可以穿制服，也可以是不穿军服，艺术中的内容也是这样”，[75]那么另一方面，目前开始占优势的形式与内容的完全混淆，则宣称：艺术中内容完全表现在形式中，除了艺术形式，艺术作品中也不可能有任何内容，这种话是完全胡说，也是向资产阶级颓废倾向的没有内容的形式主义明显让步。
在这种论断中，似乎艺术作品中形式和内容完全一致，这包含着许多的误解。
第一，艺术作品中，只有当内容非常完善，当艺术家事实上为自己的“内容”找到完全符合的形式时，形式和内容才一致。由于创作行动这两方面之间的真正重大的相称，很容易证明某种类似于内容与形式的形而上学的统一。可是，一当我们注意不完善的作品，我们就会立刻看到：两种因素的差别是极重要的。
我们批判地分析任何艺术作品时，任何一步都会遇到一些情况，使得我们说：这个艺术家还没有充分掌握形式，因此他不能使自己的内容具有充分的艺术表现。因此，在这里这两方面好像是在我们面前进行化学分解了，反映出了创作过程本身。在艺术家身上酝酿着现实向他提示的某些思想。这些思想在艺术家身上唤起一定的感情。这些思想迫使他多少热烈地渴望表现它们，可是他那里表现的手段本身却不充分。
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分裂为对立的极端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具有巨大的形式才能的艺术家（这在所有的艺术中，包括文学在内，都是可以思议的），具有出色的许多经验的技巧，可是这样的艺术家却走来荡去寻找题材，而所谓题材，是指某种能在读者（一般公众）中，唤起严肃的兴趣的东西。
为什么他不能发现题材？是的，显然是因为他脱离了生活，他那里没有充分的思想内容。可是他还将继续创作，表面上看似乎他创作着真正的艺术作品。但是“活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这些作品，实质上这些作品将是某种类似“金漆棺材”的东西。
我在这里所援引的想法，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即我们可以在直接的接触中不断地观察艺术中的批判和实践，这种想法也具有时代的意义。比如，上升阶级的浪漫主义，差不多总具有蓬勃的新的内容。原因就在于这是新的阶级，正在上升的阶级。但新阶级在自己上升的最初阶段还没有掌握形式方面的经验，还没有为自己的内容找到形式上合适的表现。由此产生了这些作品内部的不协调。其次，在这个阶级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越来越接近于古典时代的合适地表现内容的形式，内容与形式的完全一致，那时它们就很难互相区别了。然后，如果阶级开始衰落，又要保持住政权，而这个政权经济上的根据已经不复存在时，我们将看到纯粹形式主义的繁荣，及其力图奇异、大事夸张、矫揉造作、词藻糜丽的、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新奇的东西等等，以及在每一个认真的鉴赏家都感到触目的空洞。
普列汉诺夫很好地理解形式和内容的这些相互关系，并且出色地表现了它们。我们在他的论文《艺术和社会生活》中，看到他在与齐奥菲勒·戈底叶“争论”时，关于无条件的思想性，即任何艺术作品内容丰富性的漂亮的陈述：
“戈底叶曾经说过：诗不但并不证明什么，而且甚至也不叙述什么，诗的美取决于它的音乐和它的韵律。然而这是大错特错。事实上完全相反：诗和一般艺术作品总是叙述着什么东西，因为它总是表现着什么东西。当然，它是用它自己所特有的方式来‘叙述’的。艺术家用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而政论家则借助逻辑的推论来证明自己的思想。如果一位作家不运用形象而运用逻辑的推论，或者如果他虚掏出形象来论证某一论题，那么他已经不是艺术家而是政论家了，即使他所写的不是著述和论文，而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或剧本。这一切的确就是如此。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思想在艺术作品中是不重要的。我还要进一步这样说，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有的。甚至连那些只重视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家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76]
而普列汉诺夫解释这一点道：
“只注重形式的作家的作品，总是表现出这些作家对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的一定的态度，像我在上面所说的，这是一种绝望的否定的态度。这就是他们大家所共有的思想，而他们每一个人又各以不同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77]
往下普列汉诺夫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远不是任何内容都能够赋予艺术形式，都能够产生那种缺少了它就不成其为艺术作品的辉煌灿烂的艺术外衣的。
“但是，如果说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那也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来。赖斯金说得非常好：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78]他还公正地指出：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他说：‘问问你自己，任何一种能把你深深控制住的感情，是否都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是否都能够真正从积极的意义上使他激动？如果能够，那么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如果它不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或者它只能使人觉得滑稽可笑，那就是卑下的感情。’不可能再有别的情况。艺术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的一种手段。一部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愈是崇高，它在其他同等条件之下就愈加容易显出它作为上述手段的作用。为什么守财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呢？这很简单，因为如果他歌唱自己的损失，他的歌唱就不会感动任何人，也就是说，他的歌唱不能作为他和其他人们之间的交往手段。”[79]
普列汉诺夫在早期所写的一篇大的批判文章中，这些思想有非常引人入胜的发挥，这篇文章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是普列汉诺夫唯一论述造型艺术的，但是对整个艺术学都是重要的，一这篇文章就是《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80]关于某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欢喜自豪的所谓资产阶级艺术的没有思想性，普列汉诺夫在那篇文章中是如下这样写的：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文明’社会中，艺术主要是为上层阶级而存在，这些上层阶级力求前进，因此思想性不仅没有把他们吓倒，相反地，而是把他们吸引住了，现在上层阶级也只是停止不前，因而他们完全不需要思想性，或者只需要一点点，所以他们会对无思想性提出抗议，其所以必然，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思想，艺术就不能存在，除了导致抽象的和混乱的象征主义之外，不会产生什么其它的结果。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81]
他在应用到造型艺术时很好地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而且从他的思想中很容易也为文学得出结论：
当一个画家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光的效果上，当这些效果成为他的创作的全部内容时，那就很难期望他创造出第一流的艺术作品来，他的艺术必然要停止在现象的外表上面。可是当他企图以离奇的效果来打动观众时，那就只得承认，他已经走上通向丑恶和可笑的直路了。这里充分强烈地表现了心理生理学定律的作用，这个定律认为，感觉是刺激的对数：为了加强效果，而画家又不得不通过互相的竞争来加强它们。就必须越来越增大离奇的分量，因而使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陷入到漫画中去了。有些人枉费心机地说，安格拉达是在恢复古代西班牙绘画的光荣传统。[82]诚然，古代西班牙绘画并不是不讲究效果的，但是它有着丰富的内在内容，它有着许许多多的思想，这许许多多的思想使它具有‘活生生的灵魂’。”[83]
很容易从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意见中作出这种结论：在所有一切艺术中，我们必须不管一切要求艺术家的是社会思想内容，就是说，作为满足我们要求的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艺术中，唯一地只注入社会的和现实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这种片面的形式中是绝对有害的，它失掉了艺术中创作原则的真正艺术本色。
是的，我们应当同意，无产阶级的艺术家首先是有思想的艺术家，他首先受到自己阶级思想的鼓舞，而因为这个阶级正在经历敏感的政治时刻，所以受到政治思想和自己阶级的感情的鼓舞。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应当完全关闭在这里面，在我们伟大的旧日老师普列汉诺夫那里，当他谈到印象主义时，我们可以向他学学这一点：
“我不是因此想说，我在印象主义里看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来。完全不是！我认为印象主义所得到的结果有许多是不成功的，但是我又认为，印象主义所提到日程上来的技术问题是有相当大的价值的。注意光的效果，可以扩大自然界给人提供的享受范围。因为在‘将来的社会’里，自然界对于人比现在大概要珍贵得多，所以必须承认，印象主义也是为着这个社会的福利工作的，虽然并非总是成功的，‘它给我们带来阳光照耀下的生活的抚爱’，对印象主义很有好感的卡米尔·莫克勒关于它这样说道。[84]为了这点是应该感谢印象主义的。”[85]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也承认技术成就的巨大重要性，特别是艺术可能给我们的那种充满生活乐趣的巨大重要性。
我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我们就在建设社会主义城市。在城市里将有为个别居住者建的个人的房间（我在这里不谈较为复杂的公共住房的任务）。如果我邀请无产阶级艺术家把这个房间涂绘成这样：它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活动力，某种唤起精神的谐和的色彩，这样的艺术家是否一定要在墙上描画国内战争的某种题材或者某种劳动的主题呢？决不是。这种房间的所有者可以在墙上悬挂或者有时轮番地悬挂各种版画或者图画，如果在墙上描画了某种永久性的壁画的话，就会干脆使他厌腻，也可能使他厌恶。而通过几种颜色结合起来的和与它们所占的平面合乎比例的精心选择的谐和组合的画，可能使得房间对我来说是欢乐的和可爱的。这当然是无产阶级艺术家的任务之一。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上，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在上面所引证的这段话中所说的遗训，意义有多么深远。
八
普列汉诺夫也没有放过个人在艺术中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是最近热衷于彼里维尔席夫学派的文艺学家们提得极端不正确的。
有人把某种“传记的方法”加在许多问题上总是与彼里维尔席夫的论断对立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这是极其荒谬的。
这为什么实际上是荒谬的呢？当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者时，可以谈什么样的传记方法呢？难道我们不是完全把个人的传记著作是社会现象吗？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着手阐明一个人的生活，而且是作为其时代的表现者的非常大的人物的生活时，我们否定社会条件对他的传记的一切事实居支配地位的影响，还成什么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传记完全是社会现象。不善于把一切最重要的传记资料翻译成社会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历史上，要是分析它的一切具体的情况的话，是有许多细微末节和不足道的残瓦废墟的，即所谓偶然性。这个意义上的偶然性就是某种没有预见到的随机应变，各种影响、有时是有联系的影响的不足道的错综交织。比如，用已为传统阐明的术语表现的，从屋顶上落下来的瓦片打在伟大人物的头上，把他打死了；或者半神话所表现的，老鹰把乌龟掉在索福克勒斯的头顶上，或者完全历史上表现的，音乐家斯克良宾所弄破的脓疮产生了把他过早送进坟墓的炎症——这种事实就是偶然性。偶然性相当重要，可是要把它从社会条件中推论出来，当然是困难的，而在偶然性上做工作是相当盲目的。许多微不足道的传记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没有任何意思，不值得试图把它们分解为它们的社会组成部分。[86]
可是这一类的传记事实对于最重要的东西，即对于说明个人社会活动的性质，具有极其次要的意义，而因为我们在谈作家、谈艺术家，即对说明艺术家和作家的艺术创作的性质，具有极其次要的意义。
但是可以否定一个人的特殊的社会决定因素对于艺术作品的影响吗？能否认它们的重大意义吗？艺术作品本身且然是社会现象，然而是通过像在创作行动中如此密切的个人意识的。一定个人的这些特殊的社会决定因素可以像彼里维尔席夫派所希望的，轻率地用一般的、相当泛泛和肤浅的阶级或者甚至社会集团的标记来代替吗？这意思就是离开列宁的这个遗训：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始终是具体的。[87]
应当说，普列汉诺夫很好地懂得这个问题，并给予它以出色的解决。请看他在自己著名的研究论文《亨利克·易卜生》中写道，“但要知道我也并不否认个人一般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学史上的作用。本来没有个人，也就不会有社会，就是说，也不会有历史。当这个人反对周围的庸俗作凤和虚伪习气的时候，这里就一定表现出他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特点，他的洞察力，他的敏感，他的富于同情心等等。每个人都以自己特别的步法走反对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通到付么地方，这要由那表示反对的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决定。否定的性质是由被否定的事物的性质决定的。”[88]
要注意，这据说正是因为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易卜生“以他自己特别的个人的方式”同自己所处的环境作战。
这样，普列汉诺夫正是在承认“特别的个人的方式”时，要求我们说明这种“特别的个人的方式”依赖于“反抗的个人周围的社会环境”。
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并且相当坚决地把圣博甫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圣博甫是传记式批判的最伟大的大师（我是带有保留这样说的）。是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不是传记的因素，而是政治的因素，而这对于划清普列汉诺夫的遗训与彼里维尔席夫的创新的界限，也是非常重要的。
“别林斯基对法国的历史批评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在我们加以分析的那篇文章所属的时期中，这种批评的最有名的代表是圣博甫。可不可以说圣博甫不承认美的规律并且不注意作品的艺术价值呢？当然不可以。圣博甫的文学观点在很多方面是接近于别林斯基的观点的。对于他，正如对于我们的批评家一样，文学是人民的自觉心的表现。但是圣博甫并不是绝对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他不是在绝对理念的内在发展规律中，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寻找文学运动的最终原因。他说:‘在每次巨大的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时，艺术也发生变化，它是属于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方面之列；在艺术中也要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所牵涉到的不是它的内在的原则——这种原则是始终不变的——而是它的存在的条件，它的表现方式，它对周围事物和现象的态度，给它打上烙印的感情和思想，以及艺术灵感的源泉'。圣博甫既然持这种观点，自然不得不考虑艺术家生存的历史条件。他需要知道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在世时希腊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两位悲剧家对于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同胞所持的态度。他不能把政治事件看作是‘琐事’。但是，他的批评仅仅由于这一点才赢得了胜利。固然，他曾经过分重视作家的个人性格和他们的私人生活的外在环境。这是他的批评的毫无疑问的和十分重大的缺点。……”[89]
“个人首创精神和一般规律之间的矛盾，对他来说，仍然没有解决。他在自己的文学述评（《肖像》）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二律背反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放在他所认为的主要同作家的个人性格和私人生活相联系的首倡精神上面。正因为如此，他的《肖像》，只从这个心理方面看来才是出色的，然而对作家的历史意义却阐述得十分蹩脚。”[90]
下面在议论别林斯基对圣博甫的指责时，普列汉诺夫指出，别林斯基的强有力的方面是：“他确信，一般是与个别不矛盾的，自由的概念是同必然性的概念完全一致的，”[91]就是说甚至最具个人的东西，就它表现在艺术家个人创作之中来说，是受社会制约的。
可是，我们代表自己来说，为了要理解社会制约性与艺术家创作中的个人的东西，必须知道他的生平经历的事实，而所谓生平经历，是指他的社会生平经历。
不过，普列汉诺夫就此事而论没有留下任何怀疑。比如，他在其关于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论文中写道：“莎士比亚本人在这样的农民群众面前也会毫无办法，因为在这样的农民群众当中‘不论农夫也好、农妇也好，一个像一个，具有同样的思想，穿着同样的服装，唱着同样的歌曲’等等。十分听从艺术描绘的，只有人的个性在其中已经达到一定程度锻炼的集团。艺术创作的胜利就是对这样一种个性的描述，他们参加人类的伟大进步运动，又充当伟大世界思想的代表者。[92]
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的是艺术描绘，可是，实质上是说，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科学的艺术描绘，当然，如果“艺术创作的胜利是对伟大个性、伟大世界思想代表者的描绘，”——那么不消说关于批评也应当这样说。特别应当详谈的正是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不掩盖它们，无论人们认为研究各种它们所伴随的细微末节，用一大堆这种细微末节来研究这些伟大人物的面貌，加以补充是重要的。
最后，我认为普列汉诺夫在《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一文中所发表的思想，对于他关于生平经历在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中的作用的见解，有决定性的意义：
“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表现了社会发展中的伟大的步骤。但是在表现这个步骤的时候，他仍然是个人。在他的性格中和他的生活中，大概有很多的特点和状况，它们同他的历史活动没有丝毫的关系，并且对他的历史活动也不发生丝毫的影响。但是在他的历史活动中，大概有这样一些特点，它们一点也不改变这个活动的一般历史性质，可是赋予它以个人的色调。这些特点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对诗人的个人性格和私人生活情况的详细研究来加以阐明。别林斯基反对的‘经验主义的’批评所研究的也就是这些特点。只有当这种批评以为它所研究的个别特点可以说明伟大人物活动的一般性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加以斥责。但是，当它举出个别特征来仅仅说明这种活动的个人性质的时候，它既是有益的，也是有意思的。”[93]
我们对此只是补充说：这样的个人化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有意思的，而且它赋予研究以那种列宁认为是任何健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特点的具体性质。
九
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或阶级斗争，是给一定社会和时代的文学提出总的方针的那些因素的最密切的联系。当然，阶级则如普列汉诺夫所始终坚持的，无论就其存在本身而言，或就其辩证的发展和在其他阶级中间的地位而言，要用基本因素——即经济的因素来说明。
在这里，注意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对于像文学这样辽远的上层建筑的影响的复杂的中介性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他在《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一文第九章中对这一点讲得最好。请看他在那里写道：
“通常人们硬说，代替了黑格尔及其信徒们的辩证唯心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们具有这个思想：人民意识一切方面的发展是在‘经济因素’的唯一影响下选行的。没有比这样解释他们的观点更错误的了，因为他们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说，文学、艺术、哲学等等表现着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是由构成该社会的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决定的。这些关系归根到底依存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引起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因而也引起社会心理的改变。社会心理所发生的变化，一定也多少鲜明地既影响到文学，也影响到艺术，又影响到哲学等等.但是，社会关系的改变使各种不同的‘因素’行动起来，而哪一个因素当时对文学、艺术等等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决定于许多同社会经济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原因。经济对艺术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一般是极少看得出来的。最常发生影响的是其他的‘因素’，即政治、哲学等等。”[94]
普列汉诺夫又在下面说明道：“当你们说，在这个场合下，发生影响的是政治因素时，他们就会解释道：这就是说，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通过政治表现得最明显，当你们指出哲学的或宗教的‘因素’时他们又竭力确定各种社会力量的这样的一种结合，这种结合归根到底使这一因素占有优势。”[95]
普列汉诺夫认为地理因素的意义要小得多，接近于唯物主义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巴克尔、泰纳等人）[96]如此大事夸大其意义，而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只限于起非常次耍的因素的作用.他关于这点写道：“他把地理环境的影响也算作影响艺术的次要原因，我们不想十分详细地议论这个问题，只是指出，地理环境是间接地影响艺术的发展的，即通过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发达起来的社会关系影响艺术的发展的，而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依存于地理环境的。这种环境对艺术的直接的影响不一定是多多少少明显地存在着。”[97]
我们在这里不能放过引证哪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作为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出现的说明上述社会学的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的证明。我们利用从他的《法国的戏剧文学，一文的若干摘录作为这种例子。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特征首先是这样-个情况：它是一个划分成阶级的社会。这一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艺术的发展。我们就以戏剧作例子来看.在法国，正如在整个西欧一样，在中世纪舞台上占重要地位的是所谓的闹剧。闹剧是为人民写作的，而且是给人民演出的.它总是表现人民的观点、人民的愿望，以及——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是有益的——人民对上层等级的不满。”[98]
他在转而谈上层阶级时指出：“因为上层阶级不从事生产劳动，所以在他们中间产生的艺术对于社会生产过程就不能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然而这是不是说，在划分成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他们的存在这种因果联系被削弱了呢？不，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社会之划分成阶级，其本身就是被社会的经济发展制约着的。”……“这里在‘劳动’与艺术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些中间性的东西，它们往往吸引住研究者的全部注意力，因而使正确了解各种现象变得困难起来。”[99]
普列汉诺夫像后来弗利契所作的那样，非常喜欢把接近的、有时也把疏远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漂亮的引文，包括在自己的评述中，因为在某种个别的场合，他们的思想是与他自己的思想一致：“‘法国的悲剧’，泰纳在自己的《艺术讲座》中说，‘出现在路易十四王朝的完善而又高贵的君主政体创立礼仪、高雅的贵族环境、壮丽的演剧、宫廷的生活的时候，而自贵族和宫廷风尚在革命的打击之下衰落时，它就逐渐消逝了。’”[100]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显示了客观性的出色的例子。他丝毫都没有被三一律在德国的伟大破坏者——莱辛对待三一律的那种主观的客观性所困惑。[101]他自己断言，如朗松在他之前所断言的，“三一律的胜利事实上是现实主义对于空想的胜利”，[102]但是后来，三一律当然废除了.一切都视社会情况的进程而定。
不管三一律整个看起来的似乎烦琐哲学的习气，推翻它却费了不少力气。如普列汉诺夫公正地指出的，长时期来，三一律被认为是由“美好趣味的要求”[103]而来的。要知道现实主义被理解为完全另一种样子。首先，它完全不要反映现实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强调外部的形式条件，似乎与现实一致（时间和地点的统一）。
普列汉诺夫说：“假如悲剧演员想用爱丽奥诺拉·杜塞那种使我们看了心旷神怡的朴素和自然的演技来扮演他们的角色，那么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贵族社会就会表示巨大的不满。朴素和自然的演技是与贵族审美的一切要求根本对立的。”[104]
而这是完全自然的，因为演员在扮演统治阶级时，应当像修道院长杜博所说的，“在自己的一切动作中显示出偌大的崇高来。”[105]而普列汉诺夫对此讽刺地指出：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伟大和崇高，“他们的所谓职位也一定要他们装出‘偌大’和‘崇高’的模样来。”[106]
当然，所有这些等级的规则和等级的体面，后来当戏剧不得不为新的阶级——资产阶级服务时，开始成为戏剧蓬勃发展的障碍。资产阶级的戏剧一下子改变了关于舞台规则的一切观念。如果在法国资产阶级戏剧是同自己关于美德的观念一起表演的话（要知道罗伯斯庇尔曾说过：“我们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诚实’”）[107]，那么在英国这一点是特别明显触目的。普列汉诺夫说：“在英国，这类戏剧产生于十七世纪末期，它是对于一种极端淫荡的风气的反应，这种风气当时在舞台上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是当时英国贵族道德沦丧的反映。”[108]
斗争逐渐地进行得越来越清楚，并且转变成为贵族本身的生存而斗争。“显然，不经过残酷的斗争这是做不到的，而且同样显然，家长……的资产阶级道德不管怎么无可非议地值得尊敬，他却不能成为不知疲倦和大无畏的战士的榜样。资产阶级的文学‘肖像’没有唤起英雄主义。但是反对旧制度的人们却感到需要英雄主义，认识到必须在第三等级里发扬公民的美德。但是，当时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美德的范例呢？就是在人们以前找过文学趣味的范例的那个地方：古代世界。……现在雅典和罗马的‘事件’，又开始在公众中间引起极其浓厚的兴趣。但是对它们的兴趣现在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现在他们醉心的已经不是奥古斯特的君主政体时代，而是普卢塔克的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这种对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的醉心，又使对整个古代生活的兴趣活跃起来。模仿古代成了一种时髦，在当时整个法国艺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09]
我们停留在这里，让还没有幸运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这些光辉的篇幅而也许对我们的叙述感到兴趣的读者，直接去看原著。
很有意思的是普列汉诺夫关于“对法国革命的醉心”所写的，这种醉心的确是非常极端的，可是普列汉诺夫为此找到了证明他也能够很好地理解我们现时的理由:我们现时也有时由非常崇高的根源来的某些过分的醉心。他提起佛莱里奥的话：[110]
“佛莱里奥问道：‘当自己的弟兄们在为祖国流血的时候，这些搞雕刻的先生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据我看来，不要发奖金了！’……
“他在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甚至说出了这种想法：画家只要凭借一副圆规和一支直线尺就行了。在建筑部门的会议上，一个叫杜孚尔尼的人断言道，一切建筑物都应当像公民的美德一样单纯，不需要多余的装饰。几何学应当使艺术复兴起来。不用说，这里我们已经达到这样的限度，在已被大家公认的前提下作出极端的结论的时候，理性也无法再向前跨进一步。因此，象龚古尔那样嘲笑所有这一类的议论是不困难的……[111]
但是这个斗争完全没有压制人民的审美需要，完全相反。使人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尊严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强有力地、前所未有地推动了人民的审美需要的发展。……
“正如当时法国‘爱国者’的美德……主要是政治的美德，他们的艺术也主要是政治的艺术。不要害怕，读者。这就是说，当时的公民，当然也就是那些不辜负自己这个称号的公民，对于那些不是以他们所珍视的某种政治思想为基础的艺术作品，是漠不关心的，或者差不多是漠不关心的。决不要说，这样的艺术不能不是没有结果的。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古代希腊人的无法摹仿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政治的艺术。难道只有它才是这样的吗？‘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艺术也是为某些政治思想服务的，可是这并没有妨碍它绽开出彩色缤纷的花朵来。至于说到革命时代的法国艺术，那么‘长裤党’[112]也把它领上了上层阶级的艺术所不能走的道路：它成了全民的事业。当时很多的公民节目、游行和庆祝典礼都是对于‘长裤党’的美学有利的最好的和最确凿的证据。只是这种证据没有为大家注意罢了。”[113]
我们现在倒很注意这些证据，可是我们也不应当忘记，普列汉诺夫当然知道，“这里我们所引证的是极大的夸张。”[114]我们这里也有这种极大的夸张，也许不是以艺术否定本身的形式，而是以某种大事叫嚣的建筑的几何实用性的形式，以过分热衷于艺术的情节的要求，像在寓言中直截了当、清楚明白、易于理解——“这就是本寓言的宗旨”等等——的种种过火的形式。
普列汉诺夫预见到了，部分地甚至把自己的这个预见应用到了《文学的颓废》[115]一书——附带地说，应用到完全不是不好的书。也预见到了对那种不得不称之为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热衷。我们年轻的批判部分地也陷入了这种热衷之中。最奇怪的是，我们这类同志中的某些同志在对待艺术的态度方面表现出了不同于寻常的简单化，这种简单化表明对于艺术方法的几乎一窍不通和闭塞无知，还带着死啃书本的表现方式或者那种权威的样子，这种样子在相应的年轻“老师”“嘴上无毛”的情况下，给人造成难以磨灭的滑稽的印象。普列汉诺夫懂得，除了首先相当熟悉艺术本身，然后是一般文化及其经济基础之外，这里批评家必须有他同艺术家相类似的特殊的天赋。
普列汉诺夫说道：“也许，在涉及意识形态发展的问题上，最深知‘弦’的行家，有时亦无能为力的，如果他没有某种特殊的天赋。即艺术的鉴赏力。心理适应经济。但是这种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理解它的全部进程，为了使自己和别人一目了然于它是怎样完成的，不止一次又不止一次地需要艺术家的才能。例如，巴尔扎克对于解释和他同代的社会各阶级的心理已经做了许多。从易卜生那里我们也可以学到许多，并且从别的人那里我们所能学到的难道还很少吗？可以期望，将来将出现很多这类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理解‘弦’的运动的‘铁的规律’，另一方面，能够了解和指明，意识形态的‘活生生的衣裳’如何在‘弦’上，并且正是由于‘弦’的运动而成长起来的。[116]我现在也这样认为。为了要分析我当时称为意识形态的‘活生生的衣裳’，有时需要掌握才能，或者至少需要——艺术家的鉴别力。”[117]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屡次讲到的‘弦’，这是从米哈伊洛夫斯基那里借用来的说法。[118]米哈伊洛夫斯基所谓的“经济的弦”本身，是指社会的经济结构。
普列汉诺夫自己在这方面表现出判断的极其小心谨慎和非常之灵活。他完全理解一个阶级的代表转变为另一个阶级的代表的事实，他在《小市民的思想》一文中出色地谈到这一点。[119]他理解，距我们不怎么遥远的先前的时代（比如关于恰达也夫），[120]神秘主义者完全可以成为先进的思想家等等。
普列汉诺夫也知道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对艺术作品限于社会学的分析，而且也应当对它作美学的分析。他在理论上关于这一点讲得很好：
这种批评在力图找到一定的文学现象的社会上的相当的东西时，如果不理解，事情不能限于找到这种相当的东西，社会学不应当对美学关门，而是相反地对它敞开大门，那就背叛了自己的本性。对于所分析的作品的美学上的价值作出评价——如也像在唯心主义的批评家那里那样，应当是忠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批评的第二步。如果唯物主义的批评家在他已经找到了该作品的社会学上相当的东西的口实下，拒绝作这种美学的评价，那这只能暴露出他自己不理解他想据以确立的观点。任何一定时代的艺术创作的特点，同在其中所表现的那种社会情绪，总是处于最密切的因果联系中。而任何一定时代的社会情绪，总是受它所持有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的。整个艺术史和文学史对此没有表现得更清楚的了。此所以批评家如果规避对艺术价值作出评价的话，确定任何一定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学上相当的东西，仍然是不完全的，从而也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一步不仅不消除需要第二步，而且是以它作为自己的必要补充的。[121]
坚持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未必足够了，但同时应当指出，普列汉诺夫自己几乎从来没有也从未在什么地方作出了这种美学评价的实际的例子。只能附带地指出在他的这些或那些专题论文中的纯粹美学的判断，而且就是这通常也与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思想、与这种思想的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表现最密切地联系着的。风格本身的问题，艺术创作问题本身，艺术技巧问题本身，文学中艺术快感的心理问题本身，也像本来意义上的美学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用以感受我们所喜欢的艺术的那种积极的美感）一样，非常遗憾，仍然丢在作为艺术学家和文学批评擎的普列汉诺夫的一边。
至少这一点是极好的，就是普列汉诺夫指出了他自己没有进去的这扇门，并且着重说道：只有那也进入这扇门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完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还要指出，普列汉诺夫也不大注意（不过读者从我们上面谈过的许多话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应当预料到的）文学的政治职能，以及作为自己党的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当具有的那种特殊的艺术，特别是在党进行尖锐的斗争和甚至成为整个国家的政府时。这种特殊的艺术在于善于引导个别的文学家、学派和整个文学（比如，培养新的一代文学青年等等），来决定作为巨大的社会力量，即在党所期望于它的那种意义上作为巨大的社会力量的这种文学。事情的整个这方面，由于普列汉诺夫所生活和战斗的时代条件，仍然没有探讨，应当在我们现时探讨，可是，现在暂时还只树立起对待那种在文艺中可以称为政治和那种在文艺中可以称为有意识的政治批评的最一般的态度。
这里，我们的实践大大地超过了理论，可是由于没有为任何理论所阐明（除了在中央的个别的决议中的少数几个并且常常是已经陈旧的指示之外），这种实践常常是不协调的，陷入矛盾中，常常看到从一种观点迅速地转到另一种观点的稀奇古怪的和不愉快的事情，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威信降低等等。广泛地、自由地考察，经得住马克思主义考察的文学政策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问题，作为这种政策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是刻不容缓的。
十
在前几章中，我们弄清了作为艺术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意识形态形象的一般特征。
我们认为这个任务是极其重要的。可是也必须至少简要地涉及一下普列汉诺夫论述批评家或者艺术家的个别重要研究论文。
普列汉诺夫的可以列入他的文学批评性质的专题论文，分为两类：论述文学批评家的专题论文和那些论述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专题论文。同时不能不指出，不管普列汉诺夫经常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只能是追本探源的，批评的政论倾向，即力图按杜勃罗留波夫的方式（杜勃罗留波夫特别清楚地发表了这个见解）[122]利用文学作品作为纯粹的政论式的评论某种切身问题的借口和例子，乃是仅仅说明我们最大的批评家活动的时代的重大缺点，普列汉诺夫本人却提供了差不多只是政论批评的范例，而在涉及作品的艺术、形式等方面时，则利用大体上符合于他本人从别林斯基的著作里摘出来的“美学法典”的一定的规范。[123]
普列汉诺夫之依赖于别林斯基是没有任何怀疑的，虽然很难说在某种程度内可以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别林斯基的学生。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宁肯不如说，普列汉诺夫从别林斯基的那些优秀的东西所自来的同一个黑格尔的根源成长起来，而别林斯基在晚年转到左派黑格尔主义、转到费尔巴哈，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别林斯基思想的进一步进化，接近于普列汉诺夫的世界观。
普列汉诺夫在别林斯基身上不仅找到同他才具相当的气质，而且还找到了在另一种时间条件下按正确路线前进的人，即按照普列汉诺夫也沿着走的同一条道路前进的人，当然，普列汉诺夫能够比别林斯基（也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走得远得多，因为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已经能帮助他前进了。
普列汉诺夫以不仅社会学的，而且可以说是艺术的惊人敏感性，理解别林斯基的整个哲学悲剧。从这个观点看来，普列汉诺夫论述别林斯基和重刊于《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0卷和23卷的许多论文，[124]是社会批评著作的真正瑰宝。
别林斯基的整个命运差不多可以完全放在里边的这一场哲学的。同时是社会的悲剧，恰好在于：别林斯基这第一位伟大的平民知识分子以智慧和良心的巨大敏感，在尼古拉一世的噩梦似的俄国觉醒起来了。一切都召唤他去同他周围的现实进行最无情的战斗，他清楚地感到，这场战斗应当按照提高周围人的自我意识的路线进行。
对于别林斯基来说，为自己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启蒙教育服务，意思就是同社会本质中的主要罪恶斗争。可是这样就发生了附带地说德国知识分子也体验过的那些同样的痛苦。要知道德国知识分子早在十八世纪末（从莱辛甚或还要早些就开始），就作为同样的未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以同样的机智的思考，锐敏的感觉觉醒了，并看出了自己是没有任何群众支持的分散的少数人的小集团。
教导理解自己，放眼看周围世界，发展他们的理性，磨炼他们的意志，一句话，进行启蒙教育——这在当时完全不是准备把武装斗争同和平的为文化而文化对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的口号，这是觉悟的资产阶级的巨人——它的最初的领袖——在自己的道路上所能够找到的唯一的出路。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知识分子的所有优秀人物，不断地体验到应当怎样的问题：是按照在这些人物的胸怀中滋长的那种强烈抗议的路线走，并且撞在还没有震动的现实的庞然大物上被粉身碎骨，就像莱辛自己被粉身碎骨那样，就像荷尔德林和其他许多人被粉身碎骨那样？[125]还是能够找到与这个现实的某种妥协，就像歌德以极大的放弃个人利益的代价找到它的，或者黑格尔以自己庞大的体系达到同样的目的。
实际上甚至在歌德那里，尤其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的世界观中蕴含着强烈的革命动力，但是他们自己主要是利用这种世界观来为他们自己同生活的罪恶妥协、他们自己政治活动不够积极辩护。别林斯基不管某些先进的和脱离自己阶级的贵族代表的友谊，感到自己像是“寡不敌众”那样，而当他开始领会黑格尔的天才思想时，他不能不陷入黑格尔右派及其所宣称的现实是合理的，以及它对个别人物高傲地反抗客观精神的尖锐批判相应的缺口里。
普列汉诺夫以极大的洞察力指出：被人指控的别林斯基关于鲍罗金诺的文章，[126]实际上是表明对领会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最深刻的工作，是对于没有感到自己身后有任何战线的散兵（像是叛逆的人物）简单的浪漫主义情绪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当然，如果别林斯基在陷入黑格尔右派的缺口中之后，在这上面停住了，就不会有任何悲剧，[127]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悲剧就要采取完全另一种性质，就像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悲剧；他们这些人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不抵抗，都以不同的方式为这种不抵抗辩护；当然，这种不抵抗来自不同的源泉，可是都一样是对罪恶的统治抗议无能为力的意识。
别林斯基则转向发展的最高阶段：在暂时回到个人的自我评价的立场上之后，别林斯基越来越吸收黑格尔学说的进步方面。他认识到客观本身发展的规律，它的矛盾的辩证发展规律，他在寻找俄国本身能够成为明天的代表者、反对专制地主制度的体现者的这些力量在哪里。
别林斯基晚年成为完全确定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主义者之后，表现出如此富有洞察力，他甚至指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应当松动俄国的土壤、把它从停滞状态中向前推动的那些基础。
就这一点说别林斯基主观上在某种程度内正是资产阶级原则的代表者，这是极其肤浅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主观上别林斯基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可是客观上他当然是在同样程度上为巩固“欧洲的”原则服务，就是说把俄国变为表现得很充分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象比如说圣·西门类型的空想主义者实际上为此服务一样。
可是别林斯基自己是站得这样高，他的眼界是这样广阔，当然他头脑里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宣布资产阶级制度是整个运动所期望的目的。他理解得很清楚：对他来说，这种资产阶级制度仅仅是也否定资本主义本身的进一步运动的支柱。
如读者看到的，黑格尔的基础，对进步和现实问题的痛苦的、但是胜利的思想工作，通过对于客观的经济发展的估计（当然是人类的觉悟部分对这种发展的相应作用的估计），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本身——所有这一切使得别林斯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近邻，而如果注意到别林斯基在其中工作的较早的时候的话，那简直是使人吃惊的邻居，因为很难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某方面比别林斯基决定性的走得更远，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生活在夜晚的时代，从准备我国进一步的革命事件的观点来看，更成熟的时代。
普列汉诺夫对于别林斯基写于革命的1848年的致安年柯夫的著名的信里说出来的清晰的思想，表现出非常之高兴，对此不能不有同感：
“在我和您为了资产阶级问题进行争论时，我把您称为保守派，是双料的蠢货，而您是聪明的人。法国的整个未来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一切进步都取决于它一个阶级，人民在这里有时只能起消极的辅助作用。当我在我那有信仰的朋友面前说，俄国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彼得大帝时，他把我的思想当作一种邪说一样攻击，说人民应当为自己做出一切。这是何等天真愉快的思想啊！……在这以后，为什么不假设栖息在俄国密林中的狼群会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设备完善的国家，先用君主专制治理自己，以后改为立宪国家，最后改为共和国呢？庇护九世用了两年时间证明了，[128]一个伟大人物对于自己的国土意味着什么。我那有信仰的朋友还向我证明说，让上帝保佑俄国摆脱资产阶级罢。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俄国国内发展过程不会在俄国贵族变成资产阶级以前开始的。波兰最好不过证明了，剥夺了资产阶级权利的国家是如何坚固。”[129]
“俄国的将来发展取决于它的经济发展。”[130]
在转到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时，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明的，必须首先注意在研究文学史问题和它的最重要的因素问题上，别林斯基也加入了比他的时代所能期望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普列汉诺夫用例子来指出这一点：别林斯基关于把普希金看作贵族阶级的代表的思想，关于把拜伦想从他的时代来加以阐述的思想，而决不是从他生平经历的偶然事件来加以阐述的思想。
别林斯基作为美学批评家在语言艺术面前所提出的那些任务，也是确切的，这些任务引起普列汉诺夫的完全同意。
当别林斯基在这方面的思想完全成熟时，大家知道，他成了现实主义的最坚决的朋友。
“（果戈里中篇小说中的）十足的生活的真实，是和构思的朴素密切地联系着的。他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他愿意把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美的、人性的东西展露出来，但同时丝毫也不隐蔽它的丑恶。不论在哪种场合，他都极度忠实于生活。在他看来，生活是一幅真正的肖像画，以惊人的逼真抓住-切，从人物的表情直到他脸上的雀斑。”[131]
可是，这也并没有妨碍别林斯基很好地理解风格化的艺术和文学的意义，这种文学在一定的倾向的影响下使生活变形。普列汉诺夫关于这点说道：
“别林斯基说：‘如果汉·伊斯兰在大自然中有他一席地位，那么我真的不懂他为什么就不如卡尔·莫尔，或者甚至不如波萨侯爵？我爱卡尔·莫尔这个人，我崇拜波萨侯爵这个英雄，我憎恨汉·伊斯兰这个残酷无人性的怪物，可是作为想象的创造物，作为一般生活的个别现象，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同样美好的。’在我们还是从《文学的幻想》中引证的这几行中，如果指出别林斯基对席勒的态度是很有益的，他‘热爱’他的卡尔·莫尔和崇拜波萨侯爵。那时他是否认为《强盗》和《唐·卡尔洛斯》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呢？并不完全认为如此。但是他把它们也像‘席勒的几乎所有一切戏剧’一样，都列入这样的一些作品中：‘这些作品以现实的生活为对象，可是或者由于某神心爱的恳挚的思想，或者由于片面的、纵然是强大的天才，最后，或者由于过分热情，使作者不能更深刻而彻底地渗入生活，充分地了解它的真实面目的缘故，生活好像是被改造了或者改变了似的。’”[132]
别林斯基喜爱的艺术作品里，“没有生活的真实，但却有感情的真实，……但却有无穷的诗：状态是虚伪的，情势是不自然的，但感情是真实的，思想是深刻的。”[133]
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说道：别林斯基在这一段话里所发表的对席勒戏剧的美学优点的看法，一直到我们这位批评家逝世为止都没有改变。[134]关于这一点，比如法捷耶夫同志就不妨想一想，他特别吹毛求疵，不理解席勒的浪漫主义原则的意义，[135]也不能领会这种思想：我们的风格化的艺术，不论从热情的赞美方面，或者特别是从讽刺、漫画方面，都有重大的生活权利，它对于先前资产阶级的同样的赞美形式和同样的破坏性的嘲笑形式的关系，就像无产阶级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者确切些说客观主义，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资严阶级现实主义的关系一样。我们可以排斥席勒或是果戈里笔下讽刺的幻想形象的程度，仅仅和我们应当排斥引起法捷耶夫同志崇敬心情的佛罗贝们和托尔斯泰们一样。可是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决时应当注意他们，并在某种程度内同样向他们“学习”，就像我们对托尔斯泰们和佛罗贝们应当这样做的那样。
别林斯基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两种基本的文学创作道路的看法，当然证明了他的巨大的洞察力。这两种道路是：前者主要是客观的道路，后者主要是主观的道路，就是说，前者是对现实作艺术方面的描写，后者是通过锐敏的感觉（阶级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感觉）发现从辩论断定的现实的内在本质。
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的美学法典历经他的整个文学批评活动而从头至尾都是多少不变的。
普列汉诺夫给它所做的总结极有教益，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在此加以论证：
普列汉诺夫说道：“我们力图用几句话把我们的批评家的美学法典表述出来。”[136]
“这些规律中的第一个规律，也可以说是基本的规律，是这样的一个规律：诗人应当表明，而不应当证明；‘是用形象和图画来思维，而不是用三段论法和两端论来思维。’这个规律是从诗的定义本身产生的，我们知道，诗是对真理的直接直观或用形象思维。
“因为诗的对象是真理，所以最大的美正是在于真实和朴素，而真实性和自然性构成真正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诗人应当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绘生活，不要渲染它，也不要歪曲它。这是别林斯基的艺术法典的第二个规律。”
“美的第三个规律是：作为艺术作品基础的观念应当是具体的观念，它所掌握的是整个的事物，而不是事物的某一方面。”
“依据第四个规律，艺术作品的形式应当是和它的观念符合的，而观念也应当是和形式符合的。”
“最后，形式的统一应当是和思想的统一相适应的。换句话说，艺术作品的各个部分应当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是别林斯基法典的第五个即最后一个规律。”[137]
可是，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在关于文学作品的美学判断中不是“在实质上”反驳别林斯基的美学法典，而是在这方面求助于这种法典（我们强调这一点），并且仅仅求助于它，一方面认为必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普列汉诺夫认为在这里也必须冗长地谈论这个题目，即别林斯基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不能判断文学作品并给它们树立目标，而必须从所阐述的观点纯粹科学地对待它们，像对待客观的事实那样——你不是去战胜它们。
我觉得普列汉诺夫观点的错误这里表现得特别清楚。
要是可以争辩：对于文艺学家、文学史家来说，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事实采取客观的形成过程的态度，不是应当占支配地位吗？那就要求文学批评家，就是读者的代表，某种程度上要求社会的指导者，更经常的是检察官，对待文学事实也采取同样的态度，那真是骇人听闻的。
积极阶级的批评阐述艺术作品，确定用哪些社会因素来说明它的某些特点，一字不提它于此同情什么，反对什么，然后把手叉在胸前，认为自己的事情已经完了，这种批评是可以思议的吗？用老爷（文艺衙门中的老资格）的形象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式的批评家的形象，对善和恶采取可耻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革命者嘴里的奇怪的论点：“一切都理解——就是一切都原谅”，不由得使人在头脑里想到。
别林斯基不是这样的。别林斯基确实清楚地理解文学作品的社会依存性，并且力图挖掘到它们的深植的根子。植物学家对待文学植物系的态度并没有使他忘记园丁对待它的态度。
普列汉诺夫热烈地支持别林斯基反对瓦里梁·马依柯夫，[138]后者好象要补充和修改别林斯基的观点。
完全同意马依柯夫的许多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使人讨厌的，同时应当说，普列汉诺夫所以抨击马依柯夫主要是因为，后者力图坚持感情在艺术作品中的重大意义，并且确定对被描绘的事物的感情的态度，是艺术与科学比较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同马依柯夫的论战，在我们看来不是使人信服的。我们觉得对这次争论必须稍加分析。
马依柯夫说道：“艺术思想的积极的标志在于：它不仅是被理解的，而且是被感觉的。
“纯粹的思想是从公理得出的结论，或者至少是从把这或那当做是无可怀疑的东西得出来结论；艺术思想——不外是任何现实同人一致的感情、交往的感情。”[139]
“企图解释艺术思想孕育和表现的过程本身——就是妄图认识创作想象的本质。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更多呢？如果审美经验使我们作出结论说：艺术思想是以爱的形式或者愤怒的形式产生的，创作的秘密在于能够从现实的同感方面来忠实地描写它，那就足够了。”
“换句话说，艺术创作是不改变现实的形式，而是把现实提升到人类兴趣的世界中（在诗篇中）进行对现实的重新创造。”
普列汉诺夫似乎认为这些话打击了文艺作品的另一种基本特征，即别林斯基在下面的话中明白地表现的那种特征：
“政治经济学用统计数字武装着，在影响自己的读者或者听者的头脑时证明，社会中某个阶级的状况由于某种某种原因而大大改善了，或者大大恶化了。”
“诗人用现实的鲜明、生动的形象武装着，影响自己的读者的想象时，以真实的图画表明，社会中某个阶级的状况由于某种某种原因确实大大改善了或者恶化了。前者证明，后者表明，两者都要说服人，只是一个是用逻辑的理由，而另一个是用图画。”[140]
可是可以承认，两个原理都是完全正确的，它们丝毫都没有互相否定。
普列汉诺夫用下面的话反驳马依柯夫：
“并不是任何‘热爱’或者‘愤怒’的人都能成为诗人的。爱（或者愤怒）可以成为产生艺术思想的条件，当马依柯夫说‘艺术思想是以爱或者愤怒的形式产生的’时，这也许也是马依柯夫想说的，可是爱和愤怒还不是艺术思想。马依何夫混淆了两种必须互相区别开来的概念。在他强调自己的话时，断言创作的秘密在于能够从现实的同感方面忠实地描写它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混淆。远非凡是同情该现实的人，都能给现实以忠实的描写的。”[141]
难道这是对于马依柯夫的真正的反驳吗？最好普列汉诺夫能回忆一下自己的艺术定义。是的，在他作为读者当作基本定义的、托尔斯泰的定义上，他补充说：艺术家不仅用自己感情来感染，而且也用以形象表达的思想来感染。可是他绝不抛弃在所采用的托尔斯泰的定义中起着中心作用、甚至唯一作用的感情。
当然，并非任何热爱和愤怒的人由此成为诗人，可是请问如果一个人什么也不爱和什么也不愤慨，能够成为诗人和甚至想成为诗人吗？
科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的任务，如果它不想成为伪造品，就要对客观作完全准确的描绘，艺术作品必须达到这一点吗？
可是须知，对于别林斯基说的：他也喜爱情况是虚假的，而感情是真实的这样的作品，普列汉诺夫不是觉得不能接受的吗？从以反映现实的形象思维的观点来看，只有现实主义的美学才是可以容许的。
别林斯基不是这样片面的。如我们引证的，他也容许浪漫主义，当然容许最深刻的变相的社会讽刺作品。这就是说，艺术的方法和它的目前，不同于科学的方法和目的。
其次，如果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道路走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讲：既然愤怒和喜爱的人还不是艺术家，只有当他开始用形象创作时才成为艺术家，那么一般地思考的人也不是艺术家，要成为艺术家也必须提高到形象的高度。而由此得出：艺术既不是以感情为基础，也不是以思想为基础，而仅仅以真正的形象创作为基础。
而这恰好就使我们也陷入了完完全全的直觉主义中去了，完全否定普列汉诺夫这样坚持的艺术作品要有思想内容。
普列汉诺夫认为学者可以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贯彻感情，因此科学和文艺作品之间没有界限，这个意见也是不中肯的。可是，请问：学者难道不能用形象来表现吗？难道我们没有创作出辉煌的具体的肖像和图画的天才的历史学家吗？难道像赫尔岑那样的政论家不往往是以形象闪闪发光的作家吗?难道我们不是要求真正的演说家所谓演说艺术吗？而所谓演说艺术同样在于演说家用自己的感情鲜明地感染听众，以及他的演词是形象性的。
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理由是不中肯的。
当然，因为马依柯夫自己想把重心从：文艺作品是用语言材料创作的形象的语言——这一命题，转移到：文艺作品是人的感情的显露——这一命题上来，所以我们就不跟着马依柯夫跑了。可是因为马依柯夫一般地提醒感情在艺术中的重大作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这个意见的正确性。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瓦里梁·马依柯夫给别林斯基的美学作这种修改，可是因为马依柯夫关于感情在任何艺术中的重大作用这个论点，着重强调了不同于科学的客观性的主观因素，从而也着重强调了阶级情绪和阶级热情，所以他是对的。
有人可能对我说：至于阶级立场，那么要知道在科学中也是必须的。可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记起马克思，他相当尖锐地反对这种观点。例如，他指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客观性，指出马尔萨斯的牧师的不变的主观性，确切些说，虚假性，同时他直接宣称科学应当全面反映辩证地存在的现象，并从客观标准的角度来加以评价，[142]并且甚至在这里提出了我们在本文中已经引证过的这种客观标准。工人阶级的特殊的社会地位造成科学的诚实性、科学的客观性同无产阶级的意图的一致，可是任何资产阶级学者也可以从这个观点来评价并且应当如此：他的阶级利益在这个场合歪曲现实到何种程度，某个历史学家的证据可以相信到什么程度。精密科学中任何歪曲的主观主义是完全有害的。
关于诗歌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难道我们要要求某个诗人描写海的深度应当完全符合科学的精确性吗？难道我们不懂得诗人，甚至是无产阶级的诗人，可以把敌人的丑恶的特点加以夸张，可以改要某些历史事件的明暗关系，难道这里我们不要首先问问自己：所有这一切是由何种感情推动的，何种感情前提使得诗人燃烧起爱或憎的辉煌的火焰的？
对于战斗的阶级诗人来说，感情上的抒情的因素，差不多起着支配作用。例如，如果已故的马雅柯夫斯基在各种勃里克们的影响之下，[143]往往倾向于认为人似乎是不需要感情的，那么事实上则正是他在任何一首诗篇中所注入的巨大的感情，大量的最灼热而光辉的热情，过去和现在使得马雅柯夫斯基成为杰出的诗人。
十一
论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系列著作，首先是大的专门著作，其重要性不下于论述别林斯基的著作。当然，这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政治经济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批评，所占的地位，比关于别林斯基的研究著作更大得多，因为别林斯基主要是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自认为是别林斯基的忠实学生，并且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许多方面仍然接近于别林斯基在生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当然，例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在为了壮大当时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发现实际的政治道路方面，在以最好的形式接受社会主义方面，在空想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发展的更进一步阶段，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较接近于普列汉诺夫的时代，遇到从他这方面来的某种当时很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成见。
别林斯基作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能够提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便停留在旧的立场上的这种已经过去的阶段，不太危险。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的影子在这里引起极大的危险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必要阶段而受到重视，作为思想家，按其道路的独立性（就是说不依赖于马克思的直接影响）和所由长成的根源的亲密性（黑格尔、费尔巴哈）来说，受到俄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尊敬，这是一方面，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革命的民族领袖与马克思的对立——这是另一方面。
此所以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在自己一开始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打算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失去某种声望。需要指出他的真正的地位，并且稍微使他从民粹派力图把他捧上去的不会犯错误的导师（同时他的学说受到最可怜的歪曲）的地位贬低下去。
普列汉诺夫后来在回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来的时候，收起了各种论战的词句，使自己的判断缓和下来，可是当尤·米·斯切克洛夫在其著作中力图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阶段到马克思的阶段如何接近，接近到有时差不多似乎是一致的时候，普列汉诺夫还是又一次带着某种严厉性，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推向马克思的后面。[144]
一般地说，普列汉诺夫的判断当然是正确的，可是他自己使这种态度有细微差别也是正确的，并且后来的细微差别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较为肯定，比较以前的往往否定较为正确。这在普列汉诺夫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判断上也表现出来。[145]现在提请读者注意的《俄国批评史》这卷，有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我们同意这篇文章，所以没有必要在这里重新确定我们对他的观点。
只是想大略指出普列汉诺夫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某些基本分歧。普列汉诺夫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就是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文学的要求，使文学为舆论服务，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文学现象的评价，即首先是按照它们有效服务的程度。
所有一切保守势力，从反动分子到高贵的自由主义者，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正是他的这种“功利主义”。当然，普列汉诺夫完全从另一种观点来抨击功利主义。他并不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功利主义放在社会的美学标准之外，他把对文学的客观研究态度同它对立起来。可是，应当说普列汉诺夫自己也懂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的方针所作的那些明智的保留，要是仔细考察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创作，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保留比在普列汉诺夫那里这种反映更大得多。实际上可以想一想，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确定的“应当”，是某种类似于对作家的“压迫”。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坚决地卫护作家不接受这种从外部提出的要求。他讽刺地说：“压榨只对油坊有利”。他坚决地卫护作家的真实；所谓真诚，当然并不是“拼命干”的真诚，这种真诚可以用这句话来表现：“率直去干合乎你本性的一切，而不考虑其他”；他所谓的真诚，意思是作家的信念与他外部的鼓吹之间深刻一致。
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文学说道：
“能够不同于寻常地把科学所获得的概念传播到广大人群中去的艺术，给予科学以非常有力的帮助，因为了解艺术作品对于人来说，要容易和简单得多。在这方面艺术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无比地巨大。”[146]
同时，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的科学，主要是（如关于皮萨列夫可以猜疑的）指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等等，那就天真了。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的科学所探讨出来的真理，这里是指社会主义，就是他本人所接近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他发现（他为此而拿起笔来写《怎么办？》）这些思想在艺术上的通俗化可能有重大意义。
我们面临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面临过的同样的任务——把群众吸引过来，重新教育群众，并且我们完全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我们也说，并且重述，坚信不疑地重述：艺术的基本任务是在群众中最最广泛地灌输、最最广泛地传播新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这是否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教训式的、训诲式的诗文呢？不是，他直接宣称：
“以教训的目的写成的作品，决不能称为诗歌作品。”
如果深入探究这句话的话，那就很明白，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处要求作家，先必须是被新世界观所震撼和征服的人，并且是希望帮助它发展的人。
如果目的纯粹是教训，而不是生动的、触动人的感情的，如果不是在人的头脑中自生的形象，而只是思想在逻辑上展开，然后费力地穿上以杜撰的方式设想出来的衣裳作为形象，或者借用别人穿旧的衣裳作为形象，那当然最好不搞艺术，而直接在科学领域里或者在科学通俗化的领域里工作。
别林斯基在写下面这段话时，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的特点：
“高贵的贫穷比幻想中的富有好些!这一天总会来到，文明将以波涛汹涌之势泛滥俄国，民族的智能面貌将鲜明地凸现出来，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将在自己的作品上镌刻俄国精神的烙印。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学习！”[147]
我们现在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也处于这种高贵的贫穷的阶段吗？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代之间有相当的类似之处，如我们已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普列汉诺夫自己也在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里说道：
“我完全弄不清楚，哪一方面比较好（客观的美学还是应当的观点）：我在这里也驳斥应当这个范畴。一切东西在合宜的时候和地点是好的。”[148]
这样，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地点，我们需要应当的范畴，于是我们正在建立这个范畴。车尔尼雪夫斯基差不多是以同样的意义来理解它。
在回想起谁会同意普列汉诺夫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之后，欣喜地指出普列汉诺夫给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种热烈的辩护：
“……那些纯艺术的庸人们以及所谓哲学批判的庸人们所说的谎话是多么凶狠和荒谬，他们硬要读者公众相信，我们的启蒙运动者们甘愿为了肚子牺牲头脑和心灵，为了人类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人类的精神利益。”[149]
接着是普列汉诺夫的真正出色的篇章，他在文学批评方面所写成的最光辉的篇章之一，我们在这里将别满意地加以引证，因为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不能更接近于我们所捍卫的那种观点了：
“当我们听到或者读到有人攻击艺术的倾向性的时候，我们几乎总要想起伯尔特朗·德·波恩骑士来。[150]大家知道，他不仅精通剑术，而且擅长‘诗歌’。这个光荣的骑士说过，人只能按照他所遭到打击的次数和他给予别人打击的次数来加以评价。顺便说句，他曾作过一首非常富有诗意的诗，在这首诗里他歌颂了春天和作战的欢乐。他在那里说：‘我喜爱百花开放的温暖春天，我喜爱听鸟儿的啁啾，喜爱听它们从树丛里传来的快乐歌声’。这位光荣的骑士也同样喜爱观赏‘人们和牲畜在疾驰的武土面前四散奔逃’，而且无论是食物、饮料、睡眠——无论什么都不能像‘被他们的刀枪所戳穿了的死尸的姿态’那样使他心神向往。他认为‘杀死总是比活着的好些’。
“这一切不是都富有诗意吗？”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问问自己：这种诗会给那些在疾驰的武士面前惊恐地赶着牲畜四散奔跑的‘农民们’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很有可能，他们由于自己的‘粗野’，看不出这首诗里有什么美妙的东西。很有可能，他们觉得这首诗是有一些倾向性的。最后，很有可能，他们中间有些人也作出一些诗歌，表现出由于骑士的战斗功绩所造成的荒凉情景自己感到的悲伤，并且说，活着的总是比杀死的好些。如果这样的诗歌真的作出来了，那么骑士们大概会认为它们是带有很大的倾向性的，并且会对这些粗野的人大发雷霆；这些粗野的人不愿意充当被刀枪戳穿了的尸体，并且由于自己在审美方面完全没有修养，认为他们的牲畜安静地在田野里吃草的时候，比在疾驰的骑士面前惊恐地四散奔逃的时候，给人较为愉快的印象。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取决于观点，虽然这是尼·逊先生所不喜欢的。[151]
“我国的启蒙运动者决没有轻视诗，可是他们喜欢行动的诗甚于其他任何的诗。他们的心对于平静沉思的诗人们的声音几乎完全不再有所反应，那些诗人不久之前还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思想；他们需要的是斗争的缪斯，‘复仇和悲哀的缪斯’，[152]她歌颂
对于残暴的卑鄙行为，
怀着不可抑止的激烈的仇恨；
对于大公无私的劳动，
抱有十分伟大的信心。[153]
“他们情愿欢天喜地地听这位缪斯的歌曲，然而他们被指责为心灵枯燥乏味，冷淡无情，自私自利，贪淫好色。历史向来就是这样写的啊！”[154]
关于普列汉诺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就悲剧的概念发生的误会讲几句话。这个问题具有无可怀疑的重要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普列汉诺夫则持这种观点：可怕的事物如果是偶然的，本身没有悲剧的因素，并在持亚里斯多德和黑格尔的观点认为悲剧仅仅是由所有一切情况，首先是从英雄的性格而来的那种“不幸”时，实际上是充分重视那从我们现在完全陌生的土壤上产生的旧悲剧哲学的。
事实上希腊悲剧是从哪种社会要求产生的呢？它是同各种种类的高傲的个人主义斗争的行动，这种个人主义如统治国家的阶级集团所理解和辩解的，是脱离社会整体的。从这一观点看来，把所谓偶然的不幸看作悲剧的有诗意的加工对象是没有意思的。那么事实上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意义在于：为了要表明一定的人类行为、一定的伦理上的越轨会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而治愈这种毛病，又可以期待于伦理的悲剧，首先是伦理-教育的悲剧。不言而喻，现在我们也不能拒绝这种办法，而在我们剧场，特别是悲剧剧场，应当培养性格，较为深刻地表明：有毒害的根源，就是在意识中、个体的心理组织中的某种越轨，会产生怎样的有害而可怕的后果。
可是在我国越是往后，就越是更多地提出与人的生活中的可怕事物斗争的社会-卫生和技术的原则。如果我们提出，比如悲剧描写的中心，是杰出的有才能的年青的真人（比如斯克良宾就是这样的人物）[155]，由于完全偶然的疾病而死亡，我认为无需证明，真正的大天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这种对比使得公众感动：这就是合乎规律地运动着的丰富的社会个人和某种微不足道的微生物或者某种突然横蛮地中断整个这种出色的事情、砍断整个这种精细的花边的微不足道的情况凑合。
为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一类的悲剧真的可能的，并且越是往后，可能就将越大呢？因为在有组织的社会里，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自发的偶然性，因为号召同自发的偶然性斗争——就同时是号召组织社会力量。
如果我们描画工人在工厂里因不幸的偶然性而死亡，可以说，这种不幸的偶然性是真正偶然的。难道在组织得好的工厂里不能达到完全消灭这种偶然性吗？——可能的。当然，如果我们提出的目的是用悲剧来证明需要安装某种安全网，那这将是微不足道的倾向性，不需要为这个目的而写悲剧。可是如果我们记起对我们来说整个世界是车间，我们力图至少把全世界变为车间，在车间里将是人类的技术意志起支配作用，那我们就会很懂得：正是悲剧的自发力量对人的统治，可以作为描写的对象。
希腊贵族思想力图证明：没有真正的偶然性，认为有盲目的、但是某种人格化的、某种合目的的铁的意志的性格的人，具有命运，偶然性是由命运发展出来的。我们只能讲低级构成的物质对于高级构成的物质生活的盲目干涉。社会主义本身是人为支配自然界而进行的大规模而英勇的斗争中的一个阶段。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悲剧规定为人类生活中的可怕的事物——是对的。人类生活中的可怕的事物是不应当的，而当它不再发生时，那时任何悲剧的根本来源——即缺乏理性对于自发势力的支配——就断绝了。
十二
我们简短地谈谈论述艺术家们的个别研究论文，在仔细分析乌斯宾斯基、卡罗宁和纳乌莫夫的创作成果的那几篇出色的论文中，[156]特别明显地表现出了两个方面。
第一，因为这些作家在自己的著作里非常注意政论性的题目，所以（仅仅是所以呢？还是由于自己的倾向性呢？）普列汉诺夫特别注意的恰好是他倾向于对杜勃罗留波夫半加谴责的那种形式的批评，也就是说，对于他们的著作，他一般地议论自己国家和自己时代的根本经济问题。
第二，普列汉诺夫在这些文章中特别热心地坚持这一点，即政论家的性情非常强烈地使民粹派作家受到损害。[157]瓦·瓦·伏罗夫斯基在《再论高尔基》一文中更加明显地发展了这种倾向。[158]那里直接谈到生活召唤为自己服务的作家处于无出路的状态，因为作家对现代的反响和表现一定倾向的意图，造成在他的作品上留下骂街和没有艺术性的印记。
可是恰好是伏罗夫斯基援引的一些例子损害了他以如此坚决的方式说出来的这种论断。比如，伏罗夫斯基说：具有倾向性质的俄国文学，换句话说，有思想性的俄国文学，即其作品可以作出社会结论的俄国文学，根本不值得批评。这样的意见怎么从伏罗夫斯基同志的笔下脱颖而出，是难于想象的。难道像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等这样一些明明白白是有倾向性的作家，实际上是不值得批评的吗？更不用说，最坚决的倾向性既没有妨碍他们，也没有妨碍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但丁、[159]雨果或者拜伦同时成为最伟大的作家，这些与伏罗夫斯基援引的相反的例子，再一次使我们看到他的判断的片面性，不过这种片面性直接来自普列汉诺夫差不多同样坚决的论断。
实际上，伏罗夫斯基也援引托尔斯泰和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宣称这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著作，这是超阶级的创作，那里现实是以其整个完整性和客观性等等呈现出来的。可是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战争与和平》是论战性的作品，旨在同时反对正在来临的资本主义和反对革命的知识修养，这种修养是在这来临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其锋芒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恰好不同于伏罗夫斯基的论断，他选择事实，抛弃妨碍颂扬贵族（比如，农奴制关系）的那部分事实，他最坚决地歪曲事实，有意识地来证明一定的论点。正是援引托尔斯泰，甚至他最虚构客观的艺术作品，就必然导致另一个问题：即托尔斯泰的伟大的艺术在思想有很大虚假性（参照普列汉诺夫关于易卜生的文章）[160]和在对事实这样肆无忌惮的情况下，怎能产生那种程度的现实主义的说服力呢？
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同瓦·瓦·伏罗夫斯基关于高尔基的评论的这种错误理论的一致，就特别明显。大体上说，普列汉诺夫出色地对待了高尔基这位作家，并在关于高尔基的判断中，接近于列宁给予高尔基的那种评价；列宁直接称高尔基为无产阶级作家。可是普列汉诺夫对于高尔基在《忏悔》中所发挥的那些造神思想，[161]极端生气，并且在某种程度内生气是正当的。我认为可能（也许高尔基也这样认为）这些思想是错误的。从这个观点看来，无疑地可以批判它们，并且可以坚决认为它们对于所贯串的艺术作品是有害的。
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言中这样说：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医好高尔基。要知道高尔基已经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要知道在长篇小说《母亲》中他已经以马克思观点宣传者的姿态出现，可是就是这本长篇小说《母亲》表明高尔基完全不适于担任这些观点宣传者的角色，因为他完全不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忏悔》是新的、也许是更加使人信服的他这种不完全理解的证明。所以我说：如果高尔基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就让他费点力气预先理解它。”[162]
很出色。不能不同意这段话。可是后面，在与普列汉诺夫所说有深刻联系的是比如关于乌斯宾斯基的如下一段使人气愤的话：
“理解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是有利的和愉快的。而对于高尔基先生来说，理解马克思主义还会给他带来那无可代替的利益：即他会明白，对于艺术家，也就是对于主要是用形象的语言说话的人来说，要担任宣传家，也就是主要是用逻辑的语言说话的人的角色，是多么不合适。而当高尔基先生信服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将得救了……。”[163]
这就不由得使我们警觉起来。可见，高尔基不能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他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吗？可见，马克思主义不能医治好作为作家的高尔基，而只能医治好作为人和社会活动家的高尔基吗？可见，问题不在于高尔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在于他在《忏悔》中不是提供马克思主义而提供某种错误的思想，问题在于根本不应当宣传任何思想，甚至最可靠的思想，包括高尔基最出色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内。正是因为他是艺术家，而不是思想家。这如何同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艺术作品无疑要有思想内容及他故意加在托尔斯泰的艺术定义上的——即思想结合起来呢？[164]
普列汉诺夫同情地援引别林斯基，后者断言说：“天性本身造成艺术家的人是可悲的，如果他不满于自己的道路，冲到别的道路上去，他是可悲的。在这条新的道路上等待着他的，是必然的垮台，在此之后就不总是走到先前的道路上来。”普列汉诺夫解释说：“这几行话使人想起那构成他的美学法典的原理：艺术家不是用三段论式思想，而是用形象思想，从这一原理可以推论出：天才的艺术家有时是非常差劲的思想家。”[165]是的，艺术家可能是差劲的思想家。从这能否推论出：艺术家总是差劲的思想家，而在其他条件一样时，作为有力的思想家的这种艺术家，比起同样有才能的思考薄弱的艺术家来，不是最高典型吗？看来，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可是擅长思考的艺术家显然将力图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自己的这些思想。全部问题仅仅在于：他能否把它们完全表现在形象中。含有大量思想的那些艺术作品，屠格涅夫的优秀长篇小说，绝不反对政论的倾向，因为相当程度上充满这些作品的冗长的议论和争论，在活生生的人们的嘴里，似乎是长篇小说所描绘的那些生动的情节的长链中的一部分。普列汉诺夫就高尔基的宣传作品以一般形式说出来的意见，光从这一观点来看，就不得不说是不正确的。彻底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是有力的艺术家的有力的思想家，可以宣传，正是通过形象来宣传。我们有意于把问题提得更尖锐些。如果我们面前有一部著作，其中并不是所有一切思想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通过形象来表现的，除了形象以外，作者个人直接以某种所谓抒情宣传，向读者直接鼓动的，那怎样呢？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就是这样的。普列汉诺夫倾向于把这部长篇小说看傲是在艺术方面比较差劲的。我认为这种评价来自普列汉诺夫对贵族资产阶级唯美观点的某种迷恋，别林斯基也没有完全挣脱这种唯美观点，因为他非常坚决地主张艺术性的政论与“美文学”之间的某种不可逾越的分水岭。可是无论如何，普列汉诺夫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他同时代的社会的整个影响规模之大。如果我们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某种唯美的观点看来是不正确的，他既写了《怎么办？》，那些向我们诉说怀着真正的敬仰像是自己的圣经一样来阅读《怎么办？》的成千万读者也是不正确的。那不是完全应用了“应当”，而且是歪曲地应用了吗？
不，关于艺术作品中的主观抒情原则问题，不能为了迎合贵族的唯美主义的联想而加以抛弃，并且我不怕说：在普列汉诺夫和伏罗夫斯基那里的那种对于倾向性的稍微有些厌恶的态度，正是这种联想。
显然如此，当然我不能不指出普列汉诺夫关于每一部艺术作品具在思想内容的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而且普列汉诺夫是否理解这件事仍然不完全清楚：艺术家所认识的和同全部作品有机地联系着的某种事物是怎样的，或者某种事物是没有充分认识的，因此作品对自己的作者只是变为形象，而对于这些形象究竟说些什么和推论出什么一些结论——这对于艺术家是不清楚的。我觉得，事情的这一方面，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最仔细的读者也仍然是不清楚的。
普列汉诺夫关于易卜生和哈姆生的出色的著作，[166]在各方面都是典范的著作，恰好证明这一论点：当然是受一定的社会原因制约的错误的思想性，对于艺术作品是有害的，甚至在作家有非常大的才能时也如此。
这里作了极其细致的分析，不需要注释;这里只要着重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凡是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观念的人，应当仔细地阅读并且重读这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用到巨著和意味深长的著作的出色典范。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组真正辉煌的文章来论述列夫·托尔斯泰他在这些文章中善于真正辩证地来对待他，绝不只在某一方面给他着上颜色。[167]
在第一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就恰好坚持：他喜爱托尔斯泰的《如此而己》，就是说区别托尔斯泰身上的某种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
应当说，在普列汉诺夫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托尔斯泰的否定的东西，比对于托尔斯泰的肯定的东西，研究得远为详细得多，用力得多。普列汉诺夫一下子就抨击那个时期（文章写于九十年代初期）的主要问题，即抨击最显眼的事情，最使社会激动的事情，抨击托尔斯泰的社会道德学说。普列汉诺夫关于这一点说道：
“……在谈到‘与托尔斯泰相处是可怕的’的时候，我所指的是思想家托尔斯泰，而不是艺术家托尔斯泰。与艺术家托尔斯泰相处或许也是可怕的，然而并不是我，总之，不是具有我的思想方式的人们，相反地，我们与他相处是很‘愉快’的。至于与思想家托尔斯泰相处，我们的确觉得可怕。”[168]
我们现在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即为什么普列汉诺夫认为他这种类型的人同艺术家托尔斯泰相处应当是很“愉快”的，反之，其他一些人却觉得很“可怕”，而来稍微详细地谈谈普列汉诺夫说思想家托尔斯泰“可怕”的主要证据。普列汉诺夫在这里首先从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托尔斯泰的深刻的悲观主义、他对于生活的消极态度这一事实出发。很遗憾，普列汉诺夫没有指出托尔斯泰的这种悲观情绪，他对于生活绝望的社会根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普列汉诺夫在哪里也没有说过：托尔斯泰不仅是贵族的表现者，而且是在资本主义打击下没落时代的贵族的表现者，那特别强烈地体验了这种没落的贵族阶层的表现者。
托尔斯泰选择来用以拯救自己免受这种悲观主义的极端、免受它的毁灭的方面、免受纠缠他思想的自杀的方法，恰好是千方百计恢复，并且是恢复自从童年时起他身上就很强烈的信教的萌芽。当然，普列汉诺夫知道得很清楚，对于托尔斯泰的这种思潮，有社会的原因。他在《再论托尔斯泰》一文中甚至说：也许托尔斯泰主义在对于人类的评价方面会再一次提高到不同于寻常的崇高地位，“不过是在那个时候，即我们的星球按照某些自然科学家的极其可能的预言，开始趋向于没落，而人类在向后退时，又一次接近于农奴制的俄国过去曾经相处过的那种状况。”[169]
这种前景是相当臆测性的，而应用在这里是有很大争论的，并且说托尔斯泰表现了真正的农奴制也不是完全确切的。他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表现了当“伟大的链条粉碎了，一头打击了地主，另一头打击了农民而粉碎了”[170]的时候的那些社会现象。无论如何，当普列汉诺夫为了评价托尔斯泰的整个道德面目，从这位伯爵的这种论点出发是完全正确的：“我之所以信教，是因为除了信教之外我大概什么也没有，除了死亡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找到。”[171]那推动托尔斯泰去寻找宗教信仰，那使他一而再地，甚至在有非常怀疑的时候，都去抓住宗教信仰的，“这是一种处在一切陌生东西之中的恐怖、寂寥和孤独以及希望得到别人帮助的感情。”[172]
对于托尔斯泰的下列这个论点：“那个遣送我们来的人的……意志是全世界合理的（善良的）生活。所以，生活的事业就是给世界带来真理，”[173]普列汉诺夫当然以极大的讽刺来对待。他就此解说道：
“托尔斯泰认为，假如没有教人行善和真诚的‘某个人的意志’，那么人们就要陷入邪恶和错误的泥坑。这就是费尔巴哈所称为的人的灵魂的毁灭。”[174]
托尔斯泰的灵魂是毁灭了的，他不相信人。他觉得只有某种彼岸的力量才能把人造成有出息的生物。于是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同一个不论在个人生活中或社会生活中都找不到任何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和吸引住他的东西的人相处，是不是‘愉快’呢？”[175]
托尔斯泰的不抵抗暴力主义引起普列汉诺夫深深的反感。托尔斯泰的个人生活（在他离开雅斯纳雅·波列雅纳之前）与使得他的某些支持者难堪的他的学说之间的矛盾，照普列汉诺夫看来，是他的整个学说的逻辑结果，因此他以不同于寻常的辛辣和痛加抨击的一段气愤话发作起来：
“只要请想一想！有人宣传不应当抵抗吞食手无寸铁的孩子的残暴的‘苏路人’：抵抗就是罪恶，因为会更加使吃人的人仇恨。最初有人（米海依洛夫斯基等人）——就是宣传的人，而不是吃人的人，驳斥他，然后不再驳斥了，而限于拍手鼓掌。他——又是宣传的人，而不是吃人的人——教导说，如果母亲用刀砍自己的孩子，那未我们有权利容许自己的唯一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背脊给怒气冲冲的复仇女神去鞭打。听众并不笑，而是继续拍手鼓掌。最后，他教导说，甚至对疯狗也不应当‘抵抗’。他的听众宣布他是俄罗斯的良心。而当他拒绝使自己的家庭怨恨，当他下不定主意使妻子痛心（她在连续几十年中都是他的朋友，在他的伟大的文章劳作中自我牺牲地帮助他，与他一起分享他的无比的艺术创作的纯洁喜悦）时，那时他的感到难受的听众为她而感到难堪，而缠夹不休地向他提出问题，什么时候你不再同自己矛盾？啊，聪明人啊！”[176]
托尔斯泰“在死气沉沉的国家里”号召“无为主义”，其中表现出了特有的亚洲的原则，地主托尔斯泰为其一分子的旧世界用僵死的手抓住新的俄国。普列汉诺夫在《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一文中指出：“列·托尔斯泰伯爵的道德说教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既然他从事这种说教，所以他本人尽管不愿意也没有觉察到，却站到了人民的压迫者一边。”[177]普列汉诺夫当然以最坚决的方式，谴责了托尔斯泰对生活中的进步的厌恶、对文明发展的厌恶，这种厌恶把他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显明地划分开来。普列汉诺夫当然认为托尔斯泰的计划是最盲目的。关于这一点，他写出了非常接近于列宁对这一题目所主张的文章，即如下一段话：
“我们伟大的艺术家这样想是大错而特错了，即认为劳动群众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待自己的苦难和贫困都是安详地和坚定地确信，这一切都是应当的而不可能是别样的，而这一切都是‘善’。劳动群众这样对待它们，只是在造成他们的自我意识非常落后的某种社会情况下才如此。可是自我意识随着社会情况的改变而改变。群众慢慢地与那种引起了托尔斯泰热烈同情的无为主义分手了。产业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贫困和苦难的反应，完全不像古老的美好时代农民对它们的反应。可是当托尔斯泰说‘人民’时，他所指的正是古老的美好时代的他想象为一切都忍受、一切都原谅的（《战争与和平》中）伯拉顿·克拉太耶夫样子的农民。现代无产阶级完全不像伯拉顿·克拉太耶夫。因此，托尔斯泰把现代无产者看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可悲的错误。如果能够认真地关心社会生活，并且积极干预它的话，他就一定会从试图把历史的车轮向后倒退开始。”[178]
可是列宁在这里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基调。列宁以惊人的勇敢性，把托尔斯泰看作不仅是没落的地主的表现者，甚至与其说是看成这样，不如说是看作痛苦和不幸的表现者，看作在国家转上新的、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多灾多难的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重要性的农民群众抗议的表现者。
列宁恰巧指出了托尔斯泰身上所有一切伟大的东西，所有一切看来他似乎是革命的、半革命的东西，正是来自托尔斯泰不得不附和的农民，那时他离开了已被生活所破坏的地主的立场，力图站在农材的立场上保卫他所珍贵的旧世界，既不受资本主义的进攻，也不受它肚子里带来的革命的进攻。
列宁也指出托尔斯泰时代的消极方面，不仅仅来自地主，且然地主也起了不小作用，而且也来自当时农民的动摇立场。因此，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是伟大的声音，是农民意识在革命激情中，在保守的无能为力中的表现。
可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列宁略而不提，简单地是因为，使他更感兴趣的是托尔斯泰的其他一些方面，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位作家的创作的那种个人主义和对死的害怕，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极其显明地指出了，而且必然地完全算在托尔斯泰的地主个人主义的账上。
托尔斯泰自己（比如在《三个死》和其他地方）努力突现出来的，恰好是典型的农民没有这种对死的害怕。啊，托尔斯泰很想成为农夫，至少是为了摆脱这种该死的个人主义！可是不管他如何要当农夫，个人主义仍然还是在他身上，他也很难与它分离，正像驼子不能与驼背分开一样。普列汉诺夫关于这一点说道：
“托尔斯泰是当代个人主义的最有天才的和最极端的代表之一。个人主义在他的艺术作品上，特别是在他的政论观点上，打上了最深刻的印记。毫不奇怪，个人主义也影响到他对自然的态度。托尔斯泰无论怎样喜爱自然，也不能在费尔巴哈反对个人永生观念的论据中找到有说服力的东西。这种观念在他看来是必然要产生的。如果在他的心灵里，同永生的渴望一起还有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可以说是多神教的意识，那么这种意识在他那里只能使他不能像古代基督教徒那样地用死后不朽的思想来安慰自己。不，这样的不朽对他说来引诱力是太少了。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朽之下，他的个人的‘我’和自然的美妙的‘非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永久继续存在下去。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把之下，他就可以继续感觉到自己周围的灼热的空气，‘缭绕着飘向无际的远方’和‘成为无边无际的深不可测的蔚蓝色的天空’。他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朽之下，就可以继续有‘无数昆虫嗡嗡地打转，牛群悠然地结队而行，小鸟到处啼鸣’。简单地说来，在他看来，在基督教关于灵魂永生的观念中不可能有什么令人慰藉的东西，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肉体的永生。所以几乎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的，就是这个显然的真理：这样的永生是不可能的。”[179]
普列汉诺夫多次为所有这一切而称托尔斯泰为俄罗斯生活的伟大作家。
如我们看到的，他认为同作家托尔斯泰“愉快地”一起生活。可是关于这种愉快的作家的问题，分析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这是普列汉诺夫明显地作为某种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现象的道德家托尔斯泰对立起来的），一般地说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无疑地是不怎么发挥的。
我们从《如此而己》这篇文章中知道，对于像普列汉诺夫那类人物正是“如此这般”地喜爱托尔斯泰的问题，可以简单地回答：
“这第二种人（普列汉诺夫式的人）把托尔斯泰看成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虽然不懂得争取改造社会关系的斗争，对于这种斗争漠不关心，但是对于当前的社会制度却深感不满。而主要的是，他们认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利用自己巨大的艺术才能清楚地，即使仅仅是像插曲式地描写了这种不满。”[180]
老实说，回答是相当一般的。我们所以喜爱托尔斯泰是因为他诚然插曲式地并且完全漠不关心地描画了我们社会制度的令人不满！可是应当说，托尔斯泰正是在自己的道德作品中绝不是“插曲式地”并且根本不是对之“漠不关心”地描写了我们社会制度的令人不满。可是因为他在这里夹杂着许多对我们来说显然不能接受的和有害的成分，然后才这样作的，所以留下了一个问题：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是否也这样做呢？普列汉诺夫对此没有直接回答。托尔斯泰的“巨大的艺术天才”何在？——对此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插曲式地和漠不关心地指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能令人满意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巨大的艺术天才，未必能从我们对之谈不到什么爱戴的最普通的人中分出来。可是，我重复说一遍：这种天赋的伟大何在？托尔斯泰的不可动摇的艺术成就，我们应当在他的哪些方法中去寻找根源？普列汉诺夫对此没有指出。其实从列宁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天才的伟大和艺术效果的伟大的事实本身，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成为所有一切人的财产。关于作家托尔斯泰我们是非常期望得到尽可能多的材料，特别是我们时代，我们关于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的遗产的争论，比关于道德家的遗产的争论紧张得多的时候，可是我们从普列汉诺夫关于作家托尔斯泰的进一步的见解，我们仅仅知道如下。在《再论托尔斯泰》一文中说道：
“于是托尔斯泰伯爵就变成这样。他在其中成为艺术上描写最高等级生活的作家的那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对他却变成了显示完全不可原谅的弱点的时期。对于所有一切在作品中表现上层阶级意图和趣味的伟大艺术家，他开始用同样的眼睛来看他们的一切的一切的活动。他对莎士比亚所作的第一个指责，是说他不是民主主义者。在他关于艺术的著作中的几乎每一页都散播着许许多多同样的指责。”[181]
普列汉诺夫一方面使得托尔斯泰关于自己的这样的道德判断，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判断接近起来，同时继续说道：“当然，托尔斯泰完全同意他不知为什么哪里都没有提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点：艺术应当向人们解释生活的意义。可是他对于生活的意义的看法，是与启蒙运动者所要达到的，直接对立。那些人是唯物主义者，认为基督教对肉欲的轻视是重大的和有害的谬误。托尔斯泰是置这种对肉欲的轻视于自己道德学说贵宾席地位的唯心主义者。他离六十年代启蒙运动者之远，正与离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当然，我只是指理解自己学说的意义的那些人说的）。”[182]
然后他援引了托尔斯泰关于自己的补充意见：
“尽管连续这五十年来我认为当作家是没有意思的，我还是继续在写作。我已经领略了当作家的诱惑力，为微不足道的劳动而受到金钱报酬和鼓掌喝采的诱惑力，并且把它当做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以及把灵魂里任何关于我的生活的意义和一般生活的意义问题压下去的手段。”
并且在结尾写道：
“这非常之不公正。谁会相信：像《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些妙不可言的文艺作品，我们应当仅仅归因于托尔斯泰的贪财和虚荣？”[183]
这样，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文艺作品的评价是不对的。托尔斯泰创作了《妙不可言的文艺作品》。他在写作时不是民主主义的这一点，不应当责备于他，正像不应责备于莎士比亚一样，我们始终在托尔斯泰这位作家那里某种显然非常重要的艺术珍品周围兜圈子，可是这种珍品何在，普列汉诺夫就对我们没有说什么。显然，这一点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会对我们说完的。
普列汉诺夫关于他那时的另一位当时、特别是现在无限地较接近的大作家的见解，也是非常有趣的。
…………[184]
普列汉诺夫作为艺术学家，特别是作为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的巨大意义，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还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再回到他所遗留下来的宝藏上来，以它们为根据，有时也胜过他，而所有这一切对于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相应的分支是极其有益的。
我们常常非常尊重普列汉诺夫的兴致，我们常常完全用他的眼光来看事物。但这决不是害处，而且这甚至给我们好处。一般说来，普列汉诺夫对待论述文学的任务，是如此谨慎，如此有分寸，内心如此理解文学的特点，如此认识到应当批判地评价艺术家，以便对他加以评论，艺术的一定的智能：在我们时代，当我们常常试图像红白医生那样来解释我们文学的毛病时，把文学的问题极端简单化了，不成体统地走向纯粹政治上品质良好方面这个极端，而不理解……[185]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没布艺术形式作品就根本不再成为任何美学上有价值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趣味和我们的要求的某些降低、简单化，甚至在普列汉诺夫不完全对的地方，他也是解毒剂。我们反正不能拒绝“应当”，拒绝计划性，拒绝政治。可是我们应当把这种细腻的文学现和艺术分寸观包括避这一切之中，没有这种细腻的文学观和艺术分寸观就谈不上艺术。否则我们就要干出许多倒霉的事情来。艺术，虽然是群众性的艺术，虽然从一开始它就是合乎目的的作品，虽然它强烈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毕竟是高度细赋的事物。这毕竟是“瓷器”，而在碗店里决不能像在小五金铺里那样乱闯。我们需要非常关心地对普列汉诺夫保持敬意；列宁对于他欢喜说是“有特殊脑力的人”，有真正的大文化的人。对此不能不补充说，普列汉诺夫无论在哲学著作——社会学、史学、经济学著作，或是文学批评研究论文中，除了文体惊人的优雅、使他与别林斯基、赫尔岑并驾齐驱的叙述的才能（这己是天才的技能），还要加上清晰的明快性，这种明快性使得他的作品差不多人人能懂、能够使得差不多每一个没有特殊修养的人以极大的效益就能与普列汉诺夫的概念世界交往。而这在现在已经是每个人的义务。不能用下列这种说法来为对相应的问题作混乱、晦涩的叙述辩护，即似乎高级的问题不能“用人人都懂的语言”来叙述。立即会有几个伟大的声音——其中首先是普列汉诺夫的声音以及我们主要的导师列宁的声音——反驳这种论调。
[1]这篇文章是1929-1930年为安·卢那察尔斯基和瓦·波良斯基主编的《俄国批评史》第三卷而写的。该卷也已准备付印，但没有出版。
这篇文章的后面几个片断曾在《文学批评家》杂志1935年第7期七月号上发表过。莫斯科中央国家文学和艺术档案馆保存着《俄国批评史》第3卷的排印样（卷宗第813号，目录第1号，保存单位第6943号）。存在那里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第267-116页）在付印前曾由卢那察尔斯基自己以及瓦·列别捷夫·波良斯基等人校改过。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卷宗第142号，目录第1号，保存单位第283号）保存着按照所有这些改正排印的文章的校样。本版中文章以手稿的全文排印。同时只保存卢察尔斯基自己的改正（鉴定确定的）。
卢那察尔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常常利用普列汉诺夫文集的相应的卷页，来引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某些意见。在所有这些场合指明参见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卷次。——俄文版编者注
[2]指作者所写的《从罗蒙诺索夫到别林斯基的先驱者的俄国批评》一文。——译者注
[3]指美国学者、人种学家、考古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著作：《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ofconsanguinityandaffinityofthehumanfamily”,1870)，《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1877),《美洲土著的家庭和家庭生活》(“HousesandhouselifeoftheAmericanaborigines”,1881)。“类似于摩尔根的著作”——是例如瑞士人种学家约翰·雅科布·巴霍芬关于原始家庭史的著作《母权论》(“DasMutterrecht”,1861)和苏格兰学者、原始社会史，主要是婚姻和家庭史的研究者约翰·弗开森·麦克伦南的著作《原始婚姻，婚礼中的掠夺形式起源的研究》(“Primitivemarriage.Aninquiryintotheoriginoftheformofcaptureinmarriagecerimonies”,Edinburg.1865).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摩尔根的著作。恩格斯的著名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它的小标题所说的，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照恩格斯的说法，摩尔根发现的原始母权制氏族，作为先于有文化民族的父权制民族的阶段，对于原始的历史，具有达尔文的理论之于生物学，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理论之于政治经济学同样的意义（恩格斯：《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6页》。大家知道，1880-1881马克思编了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的详细概要及其评注。（见本书人民出版社版单行本）。——俄文版编者注
[4]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Никола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Михайлович，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自由民粹派的代表之一。《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等杂志的编者。普列汉诺夫载《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及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观点。——译者注
[5]彼得·拉甫洛罗奇·拉甫洛夫（ПетрРавровичЛавров,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学派的拥护者，普列汉诺夫以及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观点译者注
[6]指九十年代在《北方通报》上刊载的阿·伏伦斯基的文章。作者在这些文章中企图对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思想遗产进行重新审查和重新评价。同时在这些文章中把反动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的唯心主义理论吹捧上天。后来阿·伏伦斯基的文章出版了单行本。普列汉诺夫在1897年对单行本作了毁灭性的批判。（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194页。）——俄文版编者注
[7]关于这一点，记住列宁关于理论和“党性”对于我们来说是原则上合而为一的著名的话，是有益的：
“唯物主义者……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而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9页。）——卢那察尔斯基注
[8]参见托尔斯泰《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译者注
[9]参见同上书，第45-46页。——译者注
[10]参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12-313页。——译者注
[11]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这类意见在许多论文中都阐述了，见《自然选择论文集》（“Contributionstothetheoryofnaturalselections”，London1870），并参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13页及书后注273。——译者注
[12]参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18页。——译者注
[13]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20页。
[14]见同上书，第323页。
[15]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在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低级社会的思维职能》（“Lesfunctionsmentalesdanslessocietiésinférieures”,Paris1927）；俄译本书名为《原始思维》，莫斯科1930年版)，《原始心灵》（“L'âmeprimitive”,Paris1927）；《原始心理》（“Lamentalitéprimitive”，Oxford1931）；《原始神话》（“LamythologiePrimitive”，Paris1935）中，论证了根本不同于现代人的思维，并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的原始人特殊的、所谓“前逻辑的”、“神秘的”思维类型的理论。——俄文版编者注
[16]普列汉诺夫在《斯多克芒医生的儿子》一文中曾说：“……然而尼采是一个例外，并且……是一个病理学的例外。有精神病的人在这里是不能算数的……”（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79页）。——译者注
[17]卢那察尔斯基所作1929年10月30日在共产主义学院所作的报告：《艺术史中的社会因素和病态因素》。见本书第211-280页。——译者注
卢那察尔斯基为阿·马·叶甫拉霍夫教授的《列·尼·托尔斯泰心理的体质特点》一书所写的序言（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3-19页）。——俄文版编者注
[18]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39页。（按此段文字是达尔文《人类原始》第1版中的，第2版已删，中译本系据第2版译出，故无此段文字。）——译者注
[19]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39页。——译者注
[20]见同上书，第343页。——译者注
[21]指席勒的《美育教育书简》（1793-1794），第十五信。——译者注
[22]也许卢那察尔斯基是指普列汉诺夫在《艺术和社会生活》这一著作中关于浪漫主义的意见（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25-828，842-844页等）。——俄文版编者注
[23]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74页。——译者注
[24]见同上书，第375-376页。——译者注
[25]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76页。——译者注
[26]同上。——译者注
[27]见同上书，第378-379页。——译者注
[28]见同上书，第380页。——译者注
[29]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383-384页。——译者注
[30]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二章《家庭》。——译者注
[31]卢那察尔斯基是指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库诺夫的包含着有价值的事实材料的关于人种学和关于宗教信仰的起源，特别是关于国民经济历史的著作，如：《古代秘鲁的农村公社和玛尔克公社》（“DiealtperuanischenDorfundMarkgenossenschaften”,1890）,《印加人国家的社会制度》（“DiesozialeVerlassungdesInkareich”,1896），《母权制的经济基础》（“LesBaseséconomiquesdumatriarcat”，1898）和亨利·爱德曼的著作《原始共产主义和原始宗教》（“UrkommunismusundUrreligion，Geschichtsmaterialistischbeleuchtet”,Berlin1921）。——俄文版编者注
[32]在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Spengler,Oswald,“DerUntergangdesAbendslandes”,Berlin1925）和《人和技术》（“DerMenschunddieTechnik”，1931）这两部著作中，贯彻了这一思想：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个别闭关自守的文化产生、繁荣和毁灭的历史；其中特别宣告了欧洲文化的没落。——俄文版编者注
[33]美国化学家、生物学家约翰·威廉·德莱伯尔的观点。他主要是在《欧洲智力发展史》（“HistoryoftheintellectualdevelopmentofEuropa”，1862）里叙述这种观点的。——俄文版编者注
[34]根据费·伊·斯密特理论的说法，“每一个人在个人发展（个体发育）中，……不是一步一步均匀地进化耐造的，而是通过个别循环‘辩证地’前进的，而整个人类，在其（种族发育）中，则通过同样的依次循环，按照这一道路前进……艺术也随着人类意识的这种成长而平行地长成起来……”。费·伊·斯密特在其《艺术。理论和历史的基本问题》（“学院版”列宁格勒1925年；《艺术发展的辩证法》这一章，第83-164页，和《艺术的社会学》这一章第165-184页），《艺术。艺术学的方法论问题》（“学院版”列宁格勒1926年，第56-59页）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了这些和类似于此的观点。费·伊·斯密特确定整个艺术发展史中，一共五次循环。——俄文版编者注
[35]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344-349页。——译者注
[36]见同上书，第347页。——译者注
[37]见同上书，第349页。——译者注
[38]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345页。——译者注
[39]见同上书，第346页。——译者注
[40]《政治经济学批判》。——译者注
[41]下面原稿缺引证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的两页。脱漏是根据保存在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的文章的校样补充的。——俄文版编者注（以下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4页。）
[42]原文为Зстомифичецки（可能是笔误，此字前半“Зст”可能为Зстетичеки（即“美感”或“审美”之意之略，后半Мифически又为“神话”之意。此处俄文版编者注；文中有不知名笔迹改正为“纯艺术上”。——译者注
[43]很可能卢那察尔斯基是指常常讲真正的哲学家应当用诗人的眼睛来看世界的谢林的诗的试作。1799年谢林打算写《自然史诗》诗篇的大部头著作，并且有部分完成了这个意图。后来，《自然史诗》长诗，闸述谢林自然哲学的某些思想的以三韵句法形式的诗《生活的艺术》（“Lebenskunst”），《地球的命运》（“DasLoosderErdes”）都收入他的文集中。——俄文版编者注
[44]《新约》中作“马大”，见《路加福音》第10章，第38-42行；那里后来耶稣对马大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译者注
[45]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译者注
[46]这一段话是普列汉诺夫在《论别林斯基》一文中引证的，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版第606-607页。——译者注
[47]这一段话是普列汉诺夫在《论别林斯基》一文中引证的，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版第607页。——译者注
[48]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在评论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时，曾说道：“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２分册，第124页。）卢那卡尔斯基可能指此而言。——译者注
[49]看来是指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15页以下。——译者注
[50]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97、498页。——译者注
[51]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97、498页。——译者注
[52]见同上书，第822-829页。——译者注
[53]见同上书，第829页。——译者注
[54]见同上书，第830页。——译者注
[55]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30页。——译者注
[56]见同上书，第834页。——译者注
[57]见同上书，第834-835页。——译者注
[58]见同上书，第837-838页。——译者注
[59]见同上书，第252页。——译者注
[60]见同上书，第828-829页。——译者注
[61]见同上书，第828-829页。——译者注
[62]见同上书，第839-840页。——译者注
[63]见同上书，第880页。——译者注
[64]见同上书，第881页。——译者注
[65]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82页。——译者注
[66]见同上书，第882页。——译者注
[67]见同上书，第885页。——译者注
[68]瓦列良·费多罗维奇·彼里维尔席夫（ВалерьянФёдоровичПереверзев，生于1882年）——苏联文艺学家。——译者注
[69]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85-886页。——译者注
[70]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86页。——译者注
[71]指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译者注
[72]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86-890页。——译者注
[73]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86页。——译者注
[74]下面手稿缺七页。缺漏处根据上面已经说过的文章的校样补充了。——俄文版编者注
[75]很可能卢那察尔斯基记起马雅可夫斯基关于艺术作品中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的话。关于这一点，列·卡西尔在他的关于玛雅可夫斯基的生平事略中写过大体上类似的说法（见列夫·卡西尔：《马雅可夫斯基——自己》，国家儿童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版第120-121页。）——俄文版编者注
[76]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26页。——译者注
[77]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36-837页。——译者注
[78]约翰·赖斯金，（JohnRuskin1819-1900）——英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译者注
[79]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837页。——译者注
[80]附带地说，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敏感性。——卢那察尔斯基注
[81]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503页。——译者注
[82]安格拉达·卡马拉萨（AngladaCamarasa1873-1959），西班牙现代画家。——译者注
[83]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503页。——译者注
[84]卡米尔·莫克勒（CamilleMauclair，1872－1945），近代法国作家和文艺学家。——译者注
[85]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505-506页。——译者注
[86]亚历山大·尼古拉叶维奇·斯克良宾（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Скря́бин，1872-1915）——俄国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译者注
[87]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批评库恩·贝拉时指出：“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译者注
[88]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547页。——译者注
[89]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03-204页。——译者注
[90]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05页。——译者注
[91]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05页。——译者注
[92]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05页。——译者注
[93]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49-250页。——译者注
[94]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45页。——译者注
[95]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46页。——译者注
[96]亨利·汤姆斯·巴克尔（HenryThomasBuckle,1821-1862）——英国历史学东和社会学家。伊·泰纳见前脚注。——译者注
亨利·汤姆斯·巴克尔在其著作《英国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v.1-2,London，1857-1861）中，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是由自然条件（气候、土壤、地形和其他地理因素）的影响决定的过程。伊波利特·泰纳的在四卷本的《英国文学史》（“Histoirede1alittèraturanglaise”,t.1-4,1863-1864）的绪论中，表述了同样的社会学的观点。——俄文版编者注
[97]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46页。——译者注
[98]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69页。——译者注
[99]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70页。——译者注
[100]同上。——译者注
[101]莱辛在他的《论现代文学书简》（1759）、《汉堡剧评》（1767-1769）、《拉奥孔，或论绘画和诗歌的界限》（1766）等着作中，对古典主义的美学作了毁灭性的批判。莱辛是启蒙主义者中间打破了古典主义自命为具有无可争辩的普遍意义的第一个人，证明了古典主义的文学和艺术，连同它的整个程式化（其中包括三一律理论在内）的兵器库，都是离真理很远的。——俄文版编者注
[102]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71页。普列汉诺夫在该处引证朗松在《法国文学史》上的话。——译者注
[103]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72页。——译者注
[104]同上。——译者注
[105]同上。让·巴蒂斯特·杜博（Jean-BaptisteDubos，1870-1742），法国历史学家，艺术学家，外交家。——译者注
[106]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73页。——译者注
[107]卢那察尔斯基是指罗伯斯庇尔在《论政治道德的原则》这篇演词中的一段话：“我们要在我国用道德代替利己主义、用诚实代替荣誉、用原则代替习惯、用义务代替礼仪……就是说我们要用共和国的一切美德和奇迹来代替君主政体的一切恶习和一切盲目的方面”(马·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法制和司法·论文和演说集》，国家法律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版第205页)。——俄文版编者注
[108]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78页。——译者注
[109]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79-480页。——译者注
[110]让·巴蒂斯特·爱德华·佛莱里奥·列斯柯（Jean-BaptisteEdouardFleuriot-Lescot，1761-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专政时为巴黎市市长——译者注
[111]龚古尔（EdmonddeGoncourt，1822-1896），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兄爱德蒙；弟饶勒斯（JulesdeGoncourt，1830-1870）。此处可能指他们合著的《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HistoiredelasociétéfrançaisependantlaRévolution）一书中的话。——译者注
[112]“长裤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们对革命的共和党所取的绰号。——译者注
[113]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94-496页。——译者注
[114]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495页。——译者注
[115]见鲁迅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页。——译者注
[116]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60页。以上的话是普氏引证《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的，但卢那察尔斯基在引用时没有加引号。“弦”即“经济的弦”，是民粹派作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用来指“经济因素”的。——译者注
[117]见普列汉诺夫《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文可参见上述鲁迅译《艺术论》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15页。——译者注
[118]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时使用了“经济的弦”这种说法，似乎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都归结为所谓“经济的弦”。——俄文版编者注
[119]是指普列汉诺夫的《当代小市民思想》一文。比如，普列汉诺夫在文中说道：“米拉波和西叶斯曾经是贵族，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第三等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曾经是资产阶级出身，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635页）——译者注
[120]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ПётрЯковлевичЧаада́ев，1794-1856）。——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普希金的友人。恰达也夫的世界观中，反农奴制的先进思想与神秘主义先进交织在一起。——译者注
[121]见普列汉诺夫《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文可参见上述鲁迅译《艺术论》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14页。——译者注
[122]普列汉诺夫在许多文章中，特别是在《杜勃罗留波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文中，谈到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原则（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85-814页。）——俄文版编者注
[123]普列汉诺夫所阐述的别林斯基的“美学法典”有五条规律，见他写的《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一文，《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20-221页。——译者注
[124]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及前引书。——译者注
[125]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ChristianFriedrichHölderlin，1770—1843）——德国浪漫派抒情诗人。关于荷尔德林，详见前文对他的专门分析。——译者注
[126]是指别林斯基的《波罗金诺战役漫谈》一文。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别林斯基的许多文章中谈到别林斯基这篇文章的意义，例如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30，562，564等页。——译者注
[127]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的悲剧可分四幕：（1）抽象的理想和费希特主义；（2）在黑格尔哲学影响下同“现实”妥协，（3）反抗“现实”，部分地转向抽象的个性观点，部分地转向黑格尔的辩证观点；（4）转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92页。）——译者注
[128]庇护九世（PiusIX，1846-1878），罗马教皇。——译者注
[129]这段话引自别林斯基1848年2月15日给安年柯夫的信，原载《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467-468页。这里是根据普列汉诺夫在《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一文转引的。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569-570页。——译者注
[130]这句话是普列汉诺夫引伸别林斯基上述引文时说的，见同上书第570页。——译者注
[131]这段话是别林斯基在《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里的中篇小说》这篇文章中说的，现据普列汉诺夫在上这文中的转引，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74页。——译者注
[132]这段话是别林斯基在《文学幻想》中说的，这里是据普列汉诺夫的引证转引的，引文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74页。——译者注
[133]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75页。——译者注
[134]同上。——译者注
[135]亚·法捷耶夫1929年9月在拉普全会上的演说《打倒席勒》中，谈到浪漫主义，特别是席勒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方法的理解，与旧的文学教授们所固有的那种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解不一致。这些先生们杜撰出了难以置信数量的‘主义’。我们把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方法，区分为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席勒所走的，是把资产阶级英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理想化相神秘化的道路。”法捷耶把巴尔扎克、佛罗贝、托尔斯泰等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对立起来（参见亚·法捷耶夫：《三十年来。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论文、演说和书信选集》，“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版，第67等页）。——俄文版编者注
[136]普列汉诺夫的原文中无这句话，看来这句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自己说的。下面的引文与普列汉诺夫的原文也有些出入。现在按普氏原文的译文。——译者注
[137]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20-221页。——译者注
[138]瓦里梁·尼古拉耶维奇·马依柯夫（ВалерьянНиколаевичМайков，1823-1847），——俄国批评家。——译者注
[139]此段话是普列汉诺夫在《十九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资料）》中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与瓦里梁·马依柯夫》一文所引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3卷第233页。——译者注
[140]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3卷第234-235页。——译者注
[141]同上书，第234页。——译者注
[1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4-127页。——译者注
[143]奥西甫·马克西莫维奇·勃里克（ОсипМаксимовичБрик,1888-1945）——苏联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译者注
[144]指的是尤·米·斯切克洛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事业》一书，圣彼得堡1909年版，普列汉诺夫的《再论车尔厄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全集，第6卷第346-370页）一文是论述这本书的。普列汉诺夫在文章的末尾写道：“他（尤·米·斯切克洛夫。——编者）决不能容忍这一思想，即具有深邃智慧并以高贵的性格著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持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可是历史表明，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间，有不少天才的头脑和英明的人物。如果尤·米·斯切克洛夫记着这一点，着手写自己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他一定会少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全集》第6卷第370页）。——俄文版编者注
[145]普列汉诺夫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野玫瑰”出版社，圣彼得堡1910年）一书中有一大篇阐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点。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48-418页。——俄文版编者注
[146]《普列汉诺夫全集》第6卷第252页。——俄文版编者注
[147]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73页。——译者注
[148]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656页。——译者注
[149]参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63页。——译者注
[150]伯尔特朗·德·波恩（BertrandeBorn，1140-1206）——法国中世纪普罗旺斯吟游诗人。——译者注
[151]指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44-1918）——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尼·逊是他的笔名。这里是指普列汉诺夫与他之间的论争，详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88-789页。——译者注
[152]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参见《涅克拉索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译者注
[153]见涅克拉索夫的《给叶列慕希加的歌》。参见同上书，第121页。——译者注
读者在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光辉文章中也将找到维护六十年代启蒙运动者的出色的篇章。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4卷）（大约指《杜勃罗留波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文，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85-814页。——译者注》——卢那察尔斯基注
[154]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264-265页。——译者注
[155]亚历山大·尼古拉叶维奇·斯克良宾（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Скря́бин，1872-1915）——俄国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译者注
[156]系指《格·乌斯宾斯基》、《斯·卡罗宁》、《尼·伊·纳乌莫夫》等几篇文章，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70，71-126，127-154页。——译者注
[157]见同上书，第64、131页。——译者注
[158]瓦茨拉夫·瓦茨拉伏维奇·伏罗夫斯基（Ва́цлавВа́цлавовичВоро́вский，1871-1923）——俄国革命家，文艺批评家和苏联外交官。——译者注
[159]恩格斯在1885年11月26日给敏娜·考茨基的信里也指出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但丁等是有倾向性的作家。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5页。——译者注
[160]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529-532页。——译者注
[161]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年间》文集第三版序言里说：“高尔基先生在自己的《忏悔》里，站到了在他以前像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这样的一些巨人滑下去过的斜面上了。他能站住不摔下去吗？他能够抛弃危险的斜面吗？这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只有在彻底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抛弃这小斜面”（参见上引鲁迅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第118页）。又参见《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索》（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6-452页）。——俄文编者注
[162]参见上引鲁迅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第118页。——译者注
[163]参见同上。——译者注
[164]参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308页。——译者注
[165]参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3卷第164页。——俄文版编者注
[166]指普列汉诺夫的《亨利克·易卜生》和《斯多克芒医生的儿子》，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525-589页，第759-784页。后一著作是批判哈姆生的《皇宫门前》这一剧本的。——译者注
[167]指普列汉诺夫关于列·尼·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的一组文学批评文章，《如此而已》、《观念混乱》、《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再论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和自然》。其中第二、四这两篇文章未收入《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其余三篇见该论文集第723-734，735-758，718-722页。——译者注
[168]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24页。——译者注
[169]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4卷第249页。——俄文版编者注
[170]参见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活而自由》第1篇第5章：《地主》。——俄文版编者注
[171]见列·尼·托尔斯泰《忏悔录》第55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24页。——译者注
[172]同上书，第46页，参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24页。——译者注
[173]同上书第47页，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24页。——译者注
[174]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24页。——译者注
[175]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32页。——译者注
[176]《观念混乱》（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4卷第205页）。——俄文版编者注
[177]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46页。——译者注
[178]《在再论托尔斯泰》（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4卷第248页。——俄文版编者注
[179]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21-722页。——译者注
[180]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734页。——译者注
[181]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4卷第242页。——俄文版编者注
[182]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4卷第243页。——俄文版编者注
[183]参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4卷。——俄文版编者注
[184]最初卢那察尔斯基打算把文章的最后一节论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保存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的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计划大纲中，卢那察尔斯基在第27页上记下：“关于五四宾斯基的专题论文(第10，13，14卷特别是第15卷，第40页)。援引最近的批判（36，78-79，43，51，卡罗宁，69，纳乌莫夫，120）。这里需要比较详细地谈谈现在的特写主义。所有这些可以写成像这里所计划的，完全不去注意普列汉诺夫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分别是后一章来讲，并且指出这里必须重复与这两位文艺学思想的巨人所争论的有关的某些论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档案卷宗第142，登记号第1，保存单位第53，第27页）。在写作进程中，计划改变了。——俄文版编者注
[185]卢那察尔斯基用手添写的话，不能通读。——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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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阶级斗争（卢那察尔斯基，192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中的阶级斗争[1]
卢那察尔斯基1929年
〔说明〕摘自《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部分标点及外文、译名有修正。
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如此其广博，我当然只能在文章中标出一些在我看来最确定的界志。
不论是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它的一般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理论问题，还是历史问题（也就是个别文化从它们与某个具体社会阶级构成的相互关系观点来进行具体分析）和当前的迫切问题（如我国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应当如何贯彻阶级斗争）——所有这些都是要求通过交换意见，有时要经过论战，作非常详情和广博的阐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长时期中还将成为讨论的题目。我不奢望在这篇文章中描绘出包罗万象的图画，也不是要作出若干最后的结论。
首先我想谈一谈一个一般问题：艺术是否真是阶级性的？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这一点是不可能有怀疑的。艺术是阶级性的。可是它相当确定地分为阶级原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的种种变态。
文学和戏剧的剧作部分非常明显地涉及到一定社会的思想内容。在文学和戏剧领域内可以试图把政论式的、当前现实的艺术，从似乎是超阶级的、全人类的艺术（我还要回头来谈这一点）划分出来，但是不能否认文学所使用的语言是思想的表达者，在确定以语言为媒介传达给公众、听众和读者内容方面，对人来说是非常清楚的。艺术形象在用言词来表现它时，也是非常清楚的，包含着大量的直接作用于听众和读者大脑中枢的确定的语词。
当然，谁都不否认文学中的音乐方面或者这种用语言表现的形象对我们感觉直接具有特殊的给画或雕刻的影响；谁都不能否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比喻地使用的、关于文学形象“建筑感”的说法的意义。
所有这些说法着重强调了文学影响的视觉的和感觉的方面。
谁都不否认，在语言艺术中使用许多不是属于理智方式的因素，这些因素属于真正人的美感世界，它们不是人借助于理智和理性来接受的，而是直接由感觉接受的。可是毕竟差不多大家全都承认，在这种使用语言的艺术中，也像在语言本身中一样，起支配作用的是思想。语言是表现思想的最习惯和最合适的形式，在不是用语言表现思想的那种艺术中，谈艺术的阶级内容要比较困难得多。
现代先进的心理学认为思想类似于语言，并且认为内心的思维，其实就是内心的语言。可是某些艺术家不久前相反地说过，用人的语言无论如何不能稍微充分地表现人的内心所体验的事情。
我们看到甚至在作家们本人那里对语言的某些嫌恶。比如，丘特切夫的著名的说法：“所吐露的思想是谎言”[2]——这话表明丘特切夫是以特殊的方式思索的，他赋予思想以某种感情性质的味道，即使在他的富于魔力的语言中还是不能找到充分的表现。
关于理智和它的工具不适应于生活的这种观念（这种观念是比方说柏格森的哲学的基础）[3]，得出这样一种判断的体系：不是语言的艺术，或者无论如何仅仅利用语言作为声音的结合，作为音乐的声音的，这些艺术与思想、与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共同性，从而是属于不能在社会上组织的领域，在这些艺术中不能贯彻通常所说的倾向性的意图，这些艺术似乎比文学更保险不受日常生活奔波的侵入，从而不受阶级斗争对它们的感染。
可是在这些艺术中有接近于理性这一极的艺术。
形象，如我已经说过的，并且如大家知道的，对语言艺术家来说，也是基础。别林斯基说过，文学的特征，也像艺术一样，正是利用语言来创造形象，[4]如果不是通过形象来利用语言，而是直接通过语言本身来利用语言，这就好像已经离开了文艺而落到政论去了。要是形象对文学来说是如此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形式，那么它在造型艺术中，就是在绘画和版画等中，为什么不起同样的作用呢？
斯宾塞说得对，他说原始的文学语言是图画，是绘画和文字的结合。我们经过象形文字、记号、刻划的符号、象征性的符号，到现在的字母：另一方面，象征性的符号发展为图形的造型艺术。[5]
绘画是雄辩的。要求把绘画看作仅仅是线条、平面和颜色的总和，才能躲开这种雄辩，才能仅仅停留在视觉印象的范围内。可是绘画能够表现思想，并因此而非常强烈地使观众感动，这是无疑的。在版画插图的例子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您感到比努埃的插图如何的插图如何说明和表明普希金所描绘的那些形象，[6]力图把它们装饰得使它们在绘图作品的形式中能够更好懂。[7]可是就是不是跟在文字后面的绘画也能表现非常确切的一定的立场，并且充满着社会的内容。
这一点在运动艺术领域（这里包括声乐和器乐以及某些种类的诗歌和舞蹈）较难做到，因为它们距离思想和确切表现的形象很远。有种声乐材料在某种程度内可以认为是自然主义的，模仿的声音或者是类似于现实的声音因素的所谓音响的结合（可以由这些声音因素的音响结合产生宛如听觉的世界图像），诚然，具有现实主义的表现力。比如标题音乐就是注意这方面的。可是标题音乐如果没有适当的标题，可以有非常不同方式的解释。而在大多数场合，要是不给普通听众一定的指点，他就不可能猜想到比如说在柏辽兹或者施特劳斯的某个诗篇中所描写的是什么。[8]他会觉察出一点——会区别悲哀的情绪和喜悦的情绪等等；有时外部模仿性质的某种指示，比如丧钟，会给他一点帮助——他会在这方面去摸索。但是不会有按确定性来说类似于绘画，特别是类似于语言的东西。
当然，音乐可以同语言结合起来，把语言综合性地包括在纯粹音乐的织物中（抒情歌、歌曲、演奏乐和甚至整部的音乐戏剧作品）。可是这已经是另一回事，这是从另一种艺术借用来的。
下面这种理论学说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音乐和一部分舞蹈，是纯粹感情生活的合适表现，这里投有任何思想，要是有的话，这也是不合法的混血儿，在戏剧艺术领域中谈阶级斗争——就是把这种纯粹艺术的世界死扯活拉硬是吊到意识形态上。在视觉艺术中，意识形态可以掺入得更快些，可是它只是贬低了纯粹的绘画因素。不愿意用寻章摘句的华丽词藻来充塞自己而相反地醉心于音乐这一端的纯粹艺术万岁！绘画应当成为视觉的音乐，像纯粹音乐一样远远离开文学的内容。
文学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魏尔伦说过：“De1amusiqueavanttout”，[9]就是说，“首先是音乐”，[10]诗中最重要的东西是音乐。莫名其妙的文学是在音乐方面极度发展的文学，它直接宣称我们患太过接近于理智的毛病。最好是抓住语言声音的简单结合，以此来达到感情的表现力，就能够离开理性更远了。
使艺术脱离意识形态的这种流派，这种理论非常危险，来自一定的阶级在它们发展一定时期的利益。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当它努力把其余一切阶级聚集在自己周围来与腐朽的封建制度斗争时，要求艺术家们表现自己的思想。那时一切艺术都采取文学的方针，而文学本身也充满着生活的内容。具有这一时期特征的艺术理论家——狄德罗就要求艺术具有社会内容。[11]可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在战胜封建制度以后，对它来说就是生产商品和有利地出售它们的权利，自由地剥削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是没有封建的限制，平等是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成员在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在友爱的假象下越来越清楚地突现出来了。
从资产阶级开始抛弃自己原来提出的口号时起，在艺术中保持的崇高趋势开始越来越采取反对的性质。这种趋势在以最伟大的义愤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权的这些诗人身上，达到最高点。知识分子分裂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去为资产阶级服务了。可是极大部分知识分子没有这样做。在1914年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遭受失败的国家里，比如在德国，表现主义是具有特征的知识分子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是的，这一流派现在过去了。
发生了动员艺术知识分子来为资本服务，而资本则需要撇开了严肃的任务的这种艺术。资产阶级掠夺市场的新战争和巩固很少一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政权的方针——是很难为之辩护的。把资本家描写成为超人的企图现在不能成功了。资产阶级自己请求这种“辩护人”不要为它的意识形态辩护。极大多数人们对资本的实质和计划太过反感了。作这种辩护只有更糟。根本不提它们还好些。资产阶级对艺术家说：“您同意为我服务吗？这很好。但是不要把我描写成为英雄，谁都不会相信您的。最好是怀着‘抛开理性’的情绪”。法国的颓废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直截了当地说，艺术应当是荒唐的，艺术越荒唐就越崇高，因为艺术的全部问题在于使人即使是在若干时间内摆脱理性的压迫。您在这些艺术小集团里看到害怕艺术有稍微确定的内容的典型表现。
现在西方的艺术与其说是指望音乐，不如说是指望爵士乐团。资产者怀疑文明的音乐的一定的社会内容，当然是不无道理的。此外，正确的结构太过合乎理性——于是就来了杂乱的声音，生活轻松的如醉如狂的感觉，断断续续的活泼的节拍和快活的喧闹，也像强烈的灯光、焰火一样，舞蹈者在不无酒精的帮助之下，使人达到兴奋的情绪。他丢开了所有一切思想，庆祝自己生活的欢乐日。资产阶级需要的也正是这一点。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人们为它工作，为它流血，而且不抱怨。正是要造成这样一种欢乐的环境才能达到这一点。这就回到了梅特涅非常确切地一门一门清楚地说出的那个公式：“罗马人说过，需要给人民面包和娱乐，可是面包越少，需要的娱乐就越多。”只是需要避免在这些娱乐和欢乐中不要渗入思想。这同一位梅特涅懂得这一点，并说过：“统治阶级需要这样的艺术，即如醉如狂、使人麻醉的艺术。”[12]
要是超现实主义者说艺术应当是荒唐的，并且在那些应当聪明地证明为什么应当荒唐的书本中使自己的脑筋锐敏起来，建立起一整套这样的理论、哲学体系，那么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时代”缺少思想，而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主人们——资产阶级——害怕思想。为资本服务的知识分子宣扬“伟大的革命——最伟大的革命，比布尔什维克革命更激进得多的革命——反对理性的革命！”
我们懂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提出的“反对理性的革命”是一种愿望，想使被剥削者容忍现在的阶级制度，不批评它。
我们在正在上升的阶级中，在内心有非常丰富的思想不仅要想向全人类说明它为什么而斗争，而且想证明它的理想是崇高幸福的阶级中，看到相对立的趋势。这种阶级要求艺术帮助它提高自己队伍的团结性和勇气，并且使得社会中的动摇着的阶层加入到自己这方面来，同时影响人的感情和情绪，并以此决定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从这一观点看来，所有一切都应当吸引到新阶级的基本信条上来，吸引到它的基本思想上来。这个阶级的伦理的和美学的世界观应当成为整个艺术的基础。
可是艺术不会受到阶级内容的毒害吗？一部长篇小说是为了给予文学典型以寓言（或大或小都一样）的内容的，要是“本寓言的宗旨”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那么它是否有文学价值？
即使我们来看一看寓言，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艺术部分越是强烈，就是说它越是用不仅作用于理性而且也作用于想象的鲜明的例子来形象地说明，它的作用就越强烈。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为艺术作品，即这种作品虽然也捍卫随便那种广博的或深刻的思想，可是是用使感受这部作品者的感情直接受到感动的形象来表现的。
对于这一点当然应当坚持。从新艺术（哪怕是具有重大内容的）的观点宣称：“只要宗旨是好的，只要阶级的坚定性是充分的，其余一切都可以顺便解决”，任何这种尝试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普通的宣传，普通的讲演也比结结巴巴的艺术好，因为这种艺术本身不能使任何人信服。笨手笨脚的利用艺术语言来宣传思想的徒劳无益的尝试，可以使这一思想受到极度糟蹋。
是的，当在此之前受压迫的胜利的阶级，刚刚开始学习时，它的艺术家的作品的形式起初不适应于内容。最初几部作品常常是不完善的尝试。可是对这些尝试需要非常注意和同情。旧的阶级嘲笑新阶级的年青的艺术，说它所以不好，是因为新阶级本身不好，它的思想也不好，说这个阶级决不能创造新的艺术，因为阶级的艺术将永远是低劣的。旧的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超阶级和非思想的艺术的原理。
我们应当给这种反动以最严肃的反击。我们应当保护新艺术的产儿，因为将从他们成长如马克思所说过的巨人，他们将超越所有一切迄今所创造的东西。[13]
要是我们拥有可以放在窗前花盆里的幼小的非洲猴面包树，[14]并且我们知道这是猴面包树，而赞美它的惊人的大小，那就落到一种可笑的处境中去了。可是要是谁说我们的猴面包树是普通的，并且是小草，而我们有巨大的牛蒡，那就应当提醒他，生长过程就是这样的。老的牛蒡可能比猴面包树的树苗巨大，可是它终其生都仍然是牛蒡，而猴面包树则将比所有一切植物都巨大。只是应当关心地培养它。
我们所关心的是使文学不丧失自己的特征，也就是说真正艺术地、非常强烈地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情，给予它以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内容。
我们俄国古典文学中有很好的范例，因为第一次贵族时代——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文学和最后一次贵族时代——托尔斯泰时代的俄国文学以及在最高发展时代的人民民主文学，始终创作出富有思想性的作品，否认这种思想性的企图，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正如柯罗连科在其光辉的著作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文学比任何其他文学都更是最伟大的、令人信服的艺术性，同极其深刻的社会和道德内容的惊人结合。[15]
历史现在把作为最先进阶级表现者的目益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提到前面了；这种文学具有最进步的、同时比现代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更加怀有真正新鲜的感情、真正深刻而健康的情操的意识形态。
艺术性是文学作品可以称之为艺术作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可是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文学，而且版画、绘画、雕塑品等等，除了仍有高度的艺术外形，使我们感受到美的享受和使感情受到感动之外，同时又用鼓舞现代人类优秀部分的内心情绪之火，使我们燃烧起来。
可是像文学中的魏尔伦或者绘画中的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人士作为无思想的艺术来求助的音乐，器乐、纯音乐，[16]能够表现阶级的思想吗？不能，要是在音乐中没有附加说明思想的语词，通过音乐不能表现阶级思想。音乐——是完全不适于表现思想的形式。可是除了阶级思想之外，还有阶级感情，或者那可以称之为阶级感情的综合和阶级的情操的东西。它在不同的阶级那里很不同。
处于发展顶点和已经走向没落的阶级，没有强有力的生命的根源，力图在精致的形式中享受生活——它在自己的舞蹈和音乐中表现精细、优雅的感情，它爱好细微末节和要求极度注意而不强烈地感动人的纤细的风格。在这种阶级眼里，强烈的热情和愿望是粗野的东西。例如——羽管钢琴家、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法国作曲家。这种艺术像瓷器、像精致的珠宝鼻烟盒一样具有博物院的价值；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向无产阶级提出用这样的鼻烟盒来围绕着自己和比方说生活在伯维尔一世时代的家具中间。[17]
被压迫的民众主要具有忧郁的心情；心情越是忧郁，就越是看不到出路。例如，在农民的音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沮丧的、被压抑的情绪。在歌曲中寻找安慰，在其中发泄自己的悲哀。
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创作过战斗的、富有朝气的音乐（马赛曲、贝多芬、神秘时期以前的瓦格纳。
在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对发展自己的音乐艺术准备不足和还没有把艺术知识分子最终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的无产阶级那里，在战斗的过程中，已经创作了与这个阶级突出的情绪相应的富有朝气的调子，战斗的歌曲。
基本的生命活力、自我感觉在这方面可以有多大程度的差别，下面是几个例子。不同的阶级在生活的不同时机（上升、顶峰、没落），自我的感觉是不同的。这种自我感觉是建立在也许在清晰地理解和判断方面没有表现出来的主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上：是环境征服我还是我征服环境？此外，这些感情的领域，从而任何种类的声音的结合和旋律的领域，对每个人来说是非常广阔的。任何阶级的人的生活都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断定无产阶级那里没有悲哀、没有忧愁，而只有斗争和喜悦，是可笑的。可是有特定的阶级最为领会的一定的心理上情绪上的主调，因为这种主调同它的基本的感受是相应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可以说音乐也可以是阶级性的，我们可以在过去和现在的音乐中，区别出对我们比较接近的音乐。有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企图宣布为非法的这种音乐和反之，有助于培养出勇敢、坚定类型性格的朴素、刚毅的音乐，他认为在教育上是有益的。[18]
从上面我援引的关于艺术的阶级本质的一般理论思考，可以看出，艺术超阶级性和艺术超理性的理论，也是阶级的理论。实质上说，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在确定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上的，没有思想的艺术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要是没有思想的艺术和肯寇它的理论能在我们苏联取得胜利，这就将是资产阶级的相当大的胜利，这意思是表示我们的艺术被从无产阶级手里打掉了，而按资产阶级的道路走了。
无产阶级应当创作出自己的艺术。可是这意思是不是说它敌视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艺术呢？鼠目寸光、浅肠狭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就站在这种观点上。在我们革命初期他常常滑到这种立场上：有无产阶级的艺术，也有无产阶级敌人的艺术——资产阶级的艺术，是的，还可以有“非此非彼”的艺术，可是它就更应受到指责，并加以铲除。这种“理论家”也同样简单和激进地解决形式方面的问题：形式适应内容；既然要有新的内容，就应当有新的形式。结论是：不需要向过去学习，只要坚持无产阶级创作的方向。
有一个时期，这些观点以稍微缓和的形式表现在所谓“岗位上”小组的运动中。[19]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一个决议帮助了许多现在属于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岗位上”分子相当大的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路线。[20]
反驳这种极度不正确的理论的第一个论据就是：不仅艺术，而且整个文学、科学和技术——都是阶级性的。在巴比伦和埃及，世界观适应封建主义的最恶劣的形式之一，即被虔敬地奉为神的人——帝王，以及具有依靠僧侣的非常强有力的类似封建主的官僚们的专制主义。奴隶群众和甚至社会的某些上层阶层处于深受压迫的状态。虽然如此，当时建立了许多科学世界观的原理，一直生存到现在，也许还将生存几百年。计算原理、算术，甚至某种程度上代数、几何和任何种类的测量术，水力学，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仍然保持其意义，我们的历法直到现在还是巴比伦的。一句话，我们从那一时代继承了某些数量的持久可靠又重要的科学成就。分析表明，在巴比伦和埃及本土，它们受到异见和偏见的包围。这些异见和偏见在当权的贵族手里成了绝好的武器。可是同时，这些成就的基础是目标清楚的思想，是观测良好和表述清楚的试验结果，所以它们是有生命力的。其他社会的新阶级采用了这种健康部分。并且把它从渣滓中清除了出来。
可是要是古代文化的成就一直生存到我们现在，那么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得多的是老资产阶级、新资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所创制的东西。资产阶级在其斗争和繁荣的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只有工业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科学和技术的大规模的提高，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谁都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严党宣言》里那样，把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评价那样高，谁也没有那样热情地歌颂它。列宁用这句著名的话来表达这种联系：其实，只有革命之后我们的国家才开始欧洲化。[21]“欧洲化”是什么意思？欧洲化就是接受资产阶级文化的财富，把国家提高到暂时还是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文化水平。
不言而喻，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资产阶级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后的最高峰。相反，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时期，同所有一切先前的阶段一起，只是人类的前史。可是他们指出了资产阶级技术前所未闻的繁荣对于社会过渡到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所起的巨大的准备作用。当然，列宁不是想说：我们将在我国建设同欧洲文化一模一样的东西。他说的话的意思是：西方的文化财富中，有大量积极的东西，可以为我们利用。列宁非常害怕这些偏狭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岗位上”派的倾向，它们声称：我们不需要向旧的文化学习，我们长得已经高过了它等等。[22]他对此回答说：“需要学习、学习和再次学习。”[23]他在给共青团作的讲演中说：“如果你们没有掌握全部旧文化，你们就不能建设新文化。”[24]
有人可能反驳我们说：“这对大部分文化有关系，但只是对艺术无关系”。在某种程度内这种反驳是合理的，因为精密科学、技术所追求的完全是客观的目的，优良的资产阶级机器，在我们没有发明更好的以前，仍然是优良的机器，而对我们来说，资产者可以用优良的步枪射击无产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也可以射击资产者，在工人手里，按来源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武器，获得另一种阶级意义，关于艺术就不能这样说。艺术，就它严重地渗透了与我们异己的阶级的倾向来说，与我们是异己的，将起瓦解的作用。它对我们是不合适的，正如异己的哲学、异己的社会学、异己的政治经济学对我们不合适一样。我们只是为了同产生它们的阶级斗争时为了要粉碎和克服它们的意识形态，才研究它们。确实的，渗透着同我们敌对的阶级内容或者没有任何内容因此这种没有内容性本身就是阶级上敌对的艺术，应当只是为了我们能够克服它们才研究。
可是，在过去的艺术中，就只有同我们敌对的意向，这是不是正确的呢？不，不是这样。无产阶级是以其阶级本质和其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不同于任何时候存在的阶级的一个阶级，可是资产阶级当时也是一个先进的阶级，它也高举过革命的旗帜，也进行过与衰颓着的统治阶级的伟大斗争。当时它也创作过伟大的革命艺术。
……资产阶级在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时，已经在物质上充分强大，足以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当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时，它手里已经有非常锐利的文化武器，以致列宁向我们推荐现在传播十八世纪伟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把它作为杰出的成就来普及。[25]虽然这种机械唯物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可是它毕竟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光辉四射而锐利的唯物主义武器。我们还拥有更优秀的武器-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可是只有在我们领会年轻的资产阶级伟大思想家所锻炼出来的论战和普及的光辉形式之后，才能够完全领会这种辩证唯物主义。
在社会学方面，无产阶级的武装最优秀——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使它能在这一科学部门中比所有一切阶级走在前面，虽然它是受压迫的。在艺术领域里不是这样。托洛茨基在其《文学和无产阶级》一书中甚至断定，不仅没有无产阶级艺术，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当无产阶级受压迫时，它是没有文化的，在掌握政权之后，它经历斗争的时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斗争；然后，在无产阶级来得及创造自己的艺术之前，就形成新的、无阶级的世界，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不错，托洛茨基马上就写道，我们时代的艺术，应当是革命的。可是在我们时代革命的，但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是什么意思呢？托洛茨基未必想以此来说：过渡时期注定要有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要是他在自己前面提出这个问题，那无疑地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论断的错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才能是真正革命的艺术。这种误解的根据是：无产阶级要创造出自己的艺术确实是非常困难的。[26]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哪怕是一瞬间否认有必要在形式方面，而在许多地方甚至在内容方面，向先前各个阶级所作出的那种历史经验学习呢？
此外，这些阶级有时也获得胜利。在该阶级长成时期，和获得了胜利、政权巩固的时期，它燃烧起了自信的生命大喜悦之火，并把它体现在艺术中。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这如何以特殊的力量两度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文化时代（特别是在所谓“基督降生”之前的四世纪和部分地三世纪），然后十五——十六世纪在西南欧，部分地在全西欧。这是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就是说这种古典主义的复兴）的时刻——是剥削者，但同时还没有成为寄生的阶级，还在履行自己的社会生产组织者的职能并引导人类向前进的阶级，创作力最为繁荣昌盛的时刻。
作为重大的社会力量、感到自己是人类的先锋队的这种阶级，创作了壮丽的、充满着生活的喜悦和自我肯定的骄傲的艺术作品。这种调子对于我们来说远不是陌生的；无产阶级在其进一步巩固时，无疑地将产生文艺复兴。当然，这将是古典作品的新的折射，可是要知道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完全不是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我们的城市已经不像当时的城邦，我们具有另一种工业技术，另一种社会结构——这将非常强烈地影响到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推进而发展出来的那种文艺复兴。人性的这种庄严和胜利的自我肯定的某种内部生气，这种现实主义的、感官和幸福的崇高的人文主义，无疑地，将是我们艺术中重要的一页，重要的支流。故所以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作品，如马克思曾经说过和强调过的，是我们的同盟者。[27]
从以上所讲的很明白，我们应当如何在艺术中贯彻阶级原则。
阶级性并不在于把其他阶级的学识都丢掉，认为无产阶级如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是光清清的土地上的赤裸裸的人：[28]他破坏所有一切，并自己创造一切。不是的，诸如此类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它也像采取先前时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成就那样，采取艺术的成就，力图对它们加以批判的检验。可是因为艺术是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指望向着有利于创作它的阶级的方向引起同情和影响感情，所以这里需要特别小心。这里采取批判的态度和力图只选择适合于我们的东西，阻止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进入（特别是居民中的动摇部分），一一是必要的。因此这里不仅不经过批判作重大的挑选，而且我要说，不经过查禁性的而且是相当严格的和有洞察力的书报检查的淘汰，这里我们就不能对付过去。我们从患过传染病的那些阶级接受遗产；我们从这些阶级得到的衣服中间，发现许多我们所需要的织物。但是它们需要非常仔细的消毒。我指出了必须要有书报检查机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毕竟应当指望我们的批评；它应当是强有力的，给敌对的或半敌对的作品作出说明，造成一种免疫力，提供不受感染的正确思想。
这是真正的阶级路线。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许在我们之前的所有一切其他社会中也是这样，青年一般地容易迫不及待地否定过去。这是完全自然的。青年向往于占据老人的地位。这里起作用的是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则：“从这里滚开，以便我能坐在这里。”
我们这里也出现了这种“趋势”。
新的一代这种要让老人尽快滚蛋的愿望，在艺术中具有特殊的性质。普希金早已死了，而不能坐在他的位置上；可是可以在文学的万神庙里坐在他的位置上。某个自尊心强的青年人特别强烈而锐敏地感到侮辱，耸立着的青铜雕像不是他依凡诺夫的，而是别的一代的其他的人物。他希望人们承认他比他们更高。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在我们这里有许多地方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小资产阶级国家，并且有个人主义类型的知识分子），许多领域里都进行着升官发财的斗争，一个人是在与别人斗争中获得荣誉的。因此在这里发生的一些手法和感情且然也不很高尚，可是在人情世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青年人有时（甚至很多）互相结成一伙，彼此雄鸡赞扬杜鹃，杜鹃赞美雄鸡，而雄鸡和杜鹃俩又“骄傲地抛开老东西”。
不错，除了这些头发蓬乱的捣蛋鬼以外，可能会有听话的，不吭声的小伙子。这些听话的、不吭声的小伙子要保住自己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说：“我们抓住普希金燕尾服的后襟，我们是伟大的旧文化的保卫者，并且作为向这些导师学习得5+的最听话的学生来写作气这是莫尔却林派。除了准备随时谩骂所有一切人的蔡茨基之流以外，也始终有莫尔却林之流。[29]我宁愿欢喜头发蓬乱的人。他们毕竟力图创作出某种什么新作品。而那些“只承认古典作家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陈旧的，都是没有独创性的仿作，都是对我们现时不合适的，即使是其中最好的作品也不值什么。在这条简单模仿的道路上，不能找到什么古物。对古物的这种态度就是停滞。在革命的时代，这种停滞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手法，他们躲起来祷告说：“主啊，也许风暴掠过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莫尔却林们。
而在我们青年的队伍里，有不服气的，力图把自己从学生的地位，放到“导师”的地位。
小资产阶级集团，至少它们外表上也带有某种极难拒绝的色彩，因为推动它们的这种意图，是确定自己个人的意图。它们是自我中心的。而这种自我确立的手段之一，是这样的：它们说，过去的东西是与大家敌对的，要创作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新的东西。当这些人感到新内容不能满足时，就出现了这样稀奇古怪的混杂的理论，比如白里克及其一伙人所发挥的那些理论：“艺术家——是万能的巨匠。社会命令？请吧。你们需要写七小时工作日的招贴画吗？——是”。[30]
可是，很明白，社会命令的概念，在容许艺术家消极被动的情况下，他只干委托他干的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同样一些艺术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也可以成为听话的执行者。这样的观点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没有更能接受的了。要知道资产阶级也会下社会命令的。
我不是想以此来说，艺术对现实生活关系的这种杂乱的说明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了。相反，随着无产阶级的社会命令深入到艺术家的队伍，它把真正愿意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人，纳入一定的轨道。我想，要是我们询问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大诗人，“您是真诚地写作还是不真诚地写作的？”——他就会感到深受凌辱。
可是从白里克的观点来看，他想必会回答说：“当然不真诚的，因为我是艺术大师，而艺术家是不可能真诚的。”白里克曾经说：“不能要求所描画的圆柱是用真正的大理石做成的”，[31]换句话就是说：所描写的感情不是艺术家的真正的感情。艺术家没有权利真诚，他总是作假，他总是捏造。这样的自我鉴定促使人们得出结论：说这话的是混进来的人，他们虽然也“答应工人阶级的社会命令”，但是这些人的内心并没有燃起革命信念之火。
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发展的热情高昂时期，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过：“有人对我们说，艺术应当发光。这是什么——是电灯吗？有人对我们说，艺术应当燃烧。这是什么——是火炉吗？”[32]艺术既不是火炉，也不是电灯，可是应当发光和燃烧。实际上马雅可夫斯基的比喻是有道理的。艺术应当真正发光，使人类燃烧起来，成为新力量的来源。
未来派——这当然只是我们道路上的十字路口之一。这个阵营中的艺术家最初，还在革命以前，是以一定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为指导的：“我们胼手胝足为自己在现在的生活中和将来的文坛乃神庙里开辟天地，将把一切从自己的道路上推开。”[33]现在这已经抛弃了，而优秀的艺术左翼阵线的艺术家们成了真正有思想性的艺术家。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艺术的大都市派的形式，在我国这个很缺少都市文化的、主要是农民的国家里，可能有用。
可是无产阶级作家持另一种观点。拿无产阶级文学在长篇小说领域里所创作的较优秀的作品来看吧，它用主人的眼光来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并且力图向无产阶级和全国说明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那些过程。像法捷耶夫的《毁灭》，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样一些无可争辩地深刻的艺术作品，显而易见地表明，它们的作者是向古典作家学习过的。
法捷耶夫的形式非常接近于托尔斯泰，带有某种契霍夫的气息。肖洛霍夫的形式则是我国许多古典作家所达到的那种内容丰富的现实主义的形式，表现着重大的生活现象。
这损害了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了吗？当然没有，就像这一方向没有损害整个无产阶级文学一样。
无产阶级作家们说道：“我们将向古典作家学习，特别是在形式方面。我们的内容是另一种的。也许到头来，在新内容的压力下，形式也在改变，会获得新的形式。我们学习着，并应当使它成为现行方法中最好的，而不是走闭门造车和自己杜撰的道路，这只有使我们的道路艰难。”
无疑地，我们无产阶级青年作家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并没有给自己提出获得荣誉，把某人推开，让他默默无闻的任务。这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创作者。
可是，如我已经说过的，几年以前，在无产阶级作家中间，有这样一种倾向：只有无产阶级作家，只有他能够认真着手，要是他是首领的话，应当这样行动，应当让他执文坛的牛耳。
这里当然不是锐敏的阶级敏感的表现，而是阶级路线的歪曲。这里也有追求地位的因素，因为文艺青年，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先进的，甚至是党的青年，带有某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酵母，并且带进来远非总是原则性的互相争吵的某种特征。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无产阶级作家也形成各种集团，并且互相谩骂，有时是极其不正当的。这已经不是客观地珍重所有一切人的主人态度的表现，而是在无产阶级中间不体面的个人和集团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因为无产阶级作家集团还没有彻底成为无产阶级的。随着国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资产阶级在我国的绝对增长（它的相对部分在所有经济部门一年比一年下降），我们看到与我们敌对的阶级情绪的增长和影响觉，使它的政策向右歪曲的危险。同时，非常具有特征的是，某些抓住列宁、抓住党的决议的企图，它们不是为了把决议正确地贯彻到生活中去，而是为了用个别的断章取义的词句和论旨，与生活隔离开来。这种企图，这种倾向，在文学战线上也能感觉到。这种现象无疑地具有社会危险。应当警觉地注意这种言论，每次都给它们以反击。
可是也有可能矫枉过正偏向到另一方面，并且不仅仅是可能，而是真正发生。在加强阶级斗争的情况下，那力图证明只有百分之一百彻头彻尾党的艺术才能为我们接受的过于狭窄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习气又旧病复发了。必须对它进行最坚决的抗议和反对。
当然，我们现在处于与1925年不同的另一种情况中，当时关于文学政策的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我在下面将谈到它们）。我们现在正经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农村中的农业巨大而完全必要的改造。我们坚毅地提出了农业社会化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为中农和贫农真正幸福的未来的长征，为把未来从富农-耐普曼分子的手里抢救出来而长征。富农-耐普曼分子进行疯狂的抵抗，力图阻碍我们的粮食采购，以便利用饥饿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来进行威胁。围绕着这一基本斗争进行着许多战斗，敌人在这些战斗中利用所有一切手段。现在暗中侮辱我们的各种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居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趾高气扬，开始厚颜无耻地登场了。依靠这些居民的那些艺术的或科学的意识形态集团，开始一而再地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式和方式来卖情弄俏，并且重弹自己的所有旧口号，从并不很能抓住的（它们被称为“中立的口号”），到明目张胆反革命的口号。
我们的阶级攻击应当加强。可是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完全离开列宁和党指示的那些立场。这是不是说，要是知识分子的某部分表现出反苏的倾向，我们就应当老是打击专家，宣称知识分子转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呢？要是中农动摇，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应当把中农推开，并说引导基本农民群众走我们的道路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并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呢？不，这是左倾，也象右倾一样危险，后者说，“不去求妥协吗？与富农尖锐斗争不是太可怕吗？富农不会用饥饿来扼杀我们的运动吗？”
党在政治方面有完全明确和严格的路线。可是在文化方面可能弄出错误来。比如，我们能否说：因为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文学对于国家来说比一切都重要，都好，所以其余的文学应当沉默，而因为它不愿自愿沉默，所以应当禁止它说话？不，这就会有消极的结果。是的，谁也不会这样说，可是使某种立场得出极端的结论，说明它不正确总是有益的。实际上我们需要非党的无产者和农民也说话，知识分子也说话。各种不同的作家小集团在文学中向我们靠拢还是离开，相对的比重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国内种种社会集团和力量兴衰以及立场改变的极好的指标。我们不会给资产阶级和富农发展自己的毒物的机会。我们用书报检查来制止直接反对我们的反革命文学。可是我们应当给予劳动知识分子和农民谈话的机会，并且我们应当根据这些意见注意他们当中所发生的那些过程。
这样的推论是大错而特错的：“就让某个作家向我们靠拢，可是还不成其为完全是我们的作家；显然，他在自己的色彩中混杂了一些红色，这是随机应变。”这样的态度会使我们失去机会去吸引那些自己也想靠拢我们的力量。常常是这样，要是作家写出了（或者剧场上演了）好作品，然后写了一两篇较差些的，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他“腐化了”，需要给他一点舆论谴责，使他不再能站住脚。列宁说过，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工作人员采取同志的态度，不要给他每一步都设置障碍，需要以非常同情和关心的态度来减轻他们的劳动，奖励他们前进的每一步。[34]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态度：“你前进了一步吗？这是因为你害怕我们，在掩饰自己。而现在你后退了半步：这明显地证明，你的本性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始终知道，你是个混蛋！”
这是阶级政策吗？不，我怕在这样的议论中，更多地透露出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而不是阶级的利益。
我不是说，所有一切有时非常严格要求的人，都是由希望自己有较平坦的道路的某些集团或者个人的某种幼稚的升官发财思想推动的。可是这种打算毕竟起着一定的作用，需要仔细地分别对待每个事件，因为在这里，在与日益加强的阶级危险斗争的借口之下，可以犯大错，列宁和1925年党的决议告诫我们不要犯这种大错。
我读一读这个决议的一些条文，这些条文是有关于一个在居民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而由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的国家里，阶级斗争的形式的。
第四条：“……正如我国阶级斗争无论如何没有停止那样，同样在文学战线上阶级斗争也没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虽然一般地艺术的阶级本质，特别是文学的阶级本质，表现在较之例如在政治中无限地多种多样的形式中。”
第五条：“可是忽略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即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国内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实，就会完全不正确。”
“要是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发动阶级斗争并贯彻炸毁全社会的路线，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与农民和睦相处，并慢慢地改造它，如何容许与资产阶级的某种合作，并慢慢地排除它；如何使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并在意识形态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过来。
“因此，且然阶级斗争没有停止，可是它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因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力图摧毁该社会，而在自己专政的时期，则把‘和平的组织工作’[35]提到了第一位。”
和平的组织工作？可是这是否适合现在时刻呢？现在斗争尖锐化了。我们应当容许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并慢慢地排除它，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内容了。我们把这种资产阶级从我们的生产和商业中排除了出去，我们也将给予最后的、有力的战斗。对待农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与富农斗争的方针，支持我们与贫农-中农的良好关系。在对知识分子方面，我们观察到下面的过程。没有疑问，它的右翼由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机的种种困难而疏远了我们。可是，另一方面，它的基本群众，如许多代表大会（农学家、科学工作者）所表明的，坚决把自己的力量注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河道里来。因此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复杂的和区别对待的。一般地说，过去中央的指示，如不久以前凯尔欣采夫同志也指出的，[36]仍然是正确的。
第六：“无产阶级在保持、巩固和日益扩大自己领导的同时，在意识形态战线的许多新的部分也占据相应的阵地。辩证唯物主义深入到完全新的领域（生物学、心理学、一般自然科学）的过程，已经开始。同样，在文艺领域内夺得阵地迟早要成为事实”[37]
我们已经夺得了相当大的阵地，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也许无产阶级文学在这里是占睥睨一切的地位；它已经在某种程度内，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以第一位自居，按书店里的销售来说它占第一位，而在对它作最严格的评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说，无论如何，任何集团都不能奢望同它进行艺术上的较量。在获得读者的同情方面，无产阶级文学大有进展。甚至某些党员说的无产阶级文学只是幻想，需要几十年才会出现，所有这类话，现在听起来好似不合时代的错误。
第七条：“可是应当懂得，这个任务——是比无产阶级所解决的其他任务要复杂得无比，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就己能够准备胜利的革命，为自己组建战士干部和领导干部，并给自己制定政治斗争的出色的意识形态的武器。可是它既不能研究自然科学的问题，也不能研究技术的问题，同样，它这个文化上受压制的阶级，也不能制定自己的文学，自己特殊的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要是在无产阶级手里现在已经有任何文学作品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无误的标准，那么关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它也还没有这样明确的回答。”[38]
恰好现在无产阶级文化界深入研究艺术形式问题，它与内容，与国内的阶级斗争等等的相互关系。形式问题提得非常现实，有许多出色的论文。已经有提出这些问题的一整套理论的和批判性的小文库，非常有价值的小文库，虽然问题还只是刚刚提出，还没有彻底解决。
第九条：“各个不同作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按它们的社会阶级或者社会集团的内容，由我们总的政策决定。可是这里应当注意到，文学领域的领导权连同它的所有一切物质资源和思想的资源，属于整个工人阶级。还没有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权，党应当帮助这些作家争得这种领导权的历史权利。农民作家应当受到友好的接待，并享有我们的无条件的支持。任务是：把他们的正在长成的干部转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轨道上来，可是绝不从他们的创作中排除农民的文学-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是影响农民的必要的前提。”[39]
在文学领域内，无产阶级的创作也许已经占据了接近于盟主地位的那种地位。在戏剧领域内成就要少得多。
在许多剧场中，上演无产阶级作家的剧本。这些剧本远非总是头等的，相反地，有时它们从剧作艺术方面来看是很差劲的。
剧场不接受剧本，就为这些剧场抵制无产阶级剧本进入剧场这种议论，提供了口实。这种议论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剧场总的来说是迎合无产阶级观众的要求的，可是剧作艺术本身的弱点不容许它们创作出相当广搏的、非常现代的，同时又是富于艺术性的剧目。也听到对检查的诉苦，这种检查有时不仅禁止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那些作家的剧本上演，而且禁止比较接近的同路人，甚至无产阶级剧作家和共产党人的剧本的上演。可是问题在于：最善良的作家在希望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时，有时也可能陷于不和谐的、直接有害的调子中。甚至作家的共产党的党籍和政治上的坚定性，都不能作为他的创作完全始终一贯的保证。
因此，不否认某些剧场甚至许多剧场的人员的保守主义和反动性，不否认剧目上演委员会的个别错误（由于过度怀疑艺术创作中能容许的偏离所规定的正确做法的范围太过狭隘）——应当把我们剧作艺术的弱点看作我们没有充分掌握剧场的主要原因。
当然，有些积极的现象。有些共产党人写出可以接受的、优秀的剧本。比如说，比尔-别洛采尔可夫斯基写了剧本，[40]虽然也充满结构上和文学上的缺点，不得体等等，有时内容方面也不是完全真实的，可是作者自己在长成，同时他的剧本现在已经被接受，对无产阶级观众影响很大。基尔雄也在长成。[41]他的最近的剧本《风的城市》已经是货真价实的艺术成果。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已有三四个写得不错的剧作家这一理由，奢望在这领域内执牛耳。
在其他艺术的领域内我们还要弱。有在绘画领域、在雕塑艺术领域刚刚开始工作的无产阶级的核心，不过如此而已。在音乐中，我们只有最初的萌芽，最初的尝试，确定适合我们时代的音乐是什么，应当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种音乐。因此，我们应当帮助无产阶级艺术家在进一步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夺得领导权，这一情势仍然是非常迫切的。使用行政压制的办法，在这里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有在文学领域内，无产阶级现在可以以某种权利宣称在我国确实占优势地位了。
要告诫某些同志，特别是作家和艺术家，避免对不是我们阵营的艺术家采取差不多肉体上的残酷的斗争，我们的斗争首先具有把力量吸引到我们这里来的性质，争取动摇分子的性质。这不是说我们不应当进行尖锐的批判，可以进行尖锐的批判。可是它不应当攻讦和侮辱作家。不应该持把非党分子排挤出艺术的观点。这是一种排斥非党专家的态度。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直接表现者大量进入艺术，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提高为这样做提供了机会。
我们保持一定数量的旧的艺术机关。当然，我们应当这样做。我们需要它们作为了解旧文化、旧技巧的源泉，作为旧艺术优秀方面的传授者。这些机关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比如，没有哪一个旧剧场是不迎合时代的要求的。可是触目的是：我们在剧场方面有深长意义的新运动——比如列宁格勒的劳动青年剧场、革命剧场、梅耶霍尔特剧场、[42]莫斯科市职工委员会等等，在物资上缺乏，所得到的财政上的扶助非常之少。这是因为财政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某种惰性。每次我们再要求几万或几十万新事业机关时，他们对我们说：“艰难的年头，很难多给；我们给你去年给你的那些吧，给你以前给过你的那些机关吧，而不能进行重新分配。”
我想艺术总局将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运动，[43]来改变我们新剧场的这种相当可耻的局面。是的，我向列宁请求：“请给我钱来维持我们的实验剧场吧，因为这是些新的、革命的剧场，”——列宁在个人谈话时对我说：“即使在饥饿的时刻也要用一定的热情来支持实验剧场。竭尽一切努力是完全必要的，以便使我们文化的基本支柱不致倒塌，因为这是无产阶级不会原谅我们的。”列宁所持的观点是：我们应当首先关心保存着最重大的珍宝的博物院不要瓦解，大量的专家们不挨饿，不逃到国外去。他认为，如果我们等一等，以便把进行实验的青年放到前面来，过错将少一些。
可是自那以来十一年过去了。我们无比地富有了，要知道当时的预算比现在大约要少十倍！现在这些剧场（当时确实只是开始进行实验）是非常有意思的社会艺术现象。我们有自己的舞台工作人员，要是给他们提供物资的话，就会把新的创作形式提高到相当高度。我们不支持他们。这里需要急剧的转变。
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召开的戏剧会议上，[44]我们说过：维持旧剧场，并把它们越来越推上新的道路——是必要的，可是发展新的剧场——具有完全革命的方针，拥有年轻的剧团——更加必要。要实现这一点是困难的。也许这部分地是由于我们的不灵活，我们的不熟练。我们应当摆脱我们艺术政策上的这个污点。这当然是缺点。但是不能说教育人民委员部支持旧艺术，并给予旧艺术活动家逐渐进步到我们这边的机会，是个缺点。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都迷恋过去的几篇讨论文章，并不中肯。[45]可是说我们很少支持新的艺术形式，是正确的。对人民教育委员都反复要求为此目的（包括在农村发展艺术在内）提供资金置若罔闻的那些部门和机关，应当考虑我们报刊的呼声。
我们来简述一下且我们应当进行有力的斗争，来反对向右转的意图，反对被旧形式俘虏，反对陈旧的内容，反对敌视我们的阶级在艺术中用空洞而没有热情的，好像没有内容而在事实上是充满敌对的内容，来表现新的意识形态的艺术的形成。当这些流派以反革命的形式出现时，应当干脆制止，而形式较温和、表现比较不明显的，应当受到严厉的批判。我们应当对那些继续躲在角落里或者只作最小限度让步，想免除和逃避的人，施加压力。我们不使用行政压制的措施。可是如果舆论揭露那些艺术家和艺术机关，并同他们斗争，那他们就不要惊讶。
我们应当为艺术越来越接近群众而斗争，为深入到正确理解艺术的思想、社会内容的艺术界及其消费界而斗争。我们应当证明：社会内容不是使艺术及其意义降低，而是提高。最后，无产阶级艺术作品的长成，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现象，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关怀应当贡献于此。我们的批评界应当同旧的油漆匠习气，同对过去伟大作家顶礼膜拜，对一切新事物嗤之以鼻的现象，进行斗争。只有腐朽的阶级、白发苍苍的唠叨者才以为，他们的时代是黄金时代，而现在则日益日暮途穷了。只有受到历史审判的阶级的代表，才会有这种估计。
应当同没有内容的艺术斗争。但是这完全不是否定没有丰富的内容、可是有趣的、滑稽的艺术、滑稽歌剧等等存在的权利。我们并不向虽然没有任何阶级的、和思想丰富的内容的食品宣战，我们并不禁止糖果和冰淇淋。可是如果简单的消遣变成主要的文化需要，那时这就很讨厌了，那时这就成为很危险了。人们说“我上电影院和戏院消遣”，这话使人认为这些人非常劳累了。在休息时寻觅别出心裁的梦，即使是很热闹的梦的人，这也是有社会病的人，而持着这种观点的人，应当对此深思，因为新的在日益成长的舆论对于这些人迟早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作出自己的结论，对于他们很不愉快的结论。希望以空虚的、庸俗的艺术“消磨时间”，休息，是这种类型的人不能与时期齐步前进的一个指标。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而把自己的休息时间贡献给自己精神成长的人，才是与时代齐步前进的。
最后，应当使同情我们的无党派的公众懂得，真正伟大的、真正崭新的艺术，只有在随着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随着我们接近于那些无产阶级的，同时又是全人类的目的，才会出现。
[1]最初刊载于《艺术》杂志1929年第1-2期，3月-4月号，第7-24页。
本文的基础是安·华·卢那察尔斯基1929年2月17日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所作的报告：《艺术中的阶级斗争》。
按第一次发表的原文刊印。——俄文版编者注
[2]丘特切夫的诗“Silentium！”（《沉默！》，1833年）里的诗句。——俄文版编者注
[3]直觉——在感觉和理性经验之外的直接的理解——这一概念在法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体系中，起着重大作用，与直觉不同，理智仅仅抓住不动的东西，把现实人为地支解了，没有提供真正的认识（参见柏格森《创化论》）。——俄文版编者注
[4]大概是指别林斯基在《1847年俄国文学概观》这一著作中所发表的思想。——俄文版编者注
[5]参且哈伯特·斯宾塞《进步，其法则及原因》（1857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哈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6]比努埃，亚历山大·尼古拉叶维奇（Бенуа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1870-1960）——俄国反动艺术家、艺术史家，反对俄国艺术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是主观主义美学的代表，二十年代后半期侨居国外，但他的一些普希金著作的插图，如《青铜骑士》的插图，则是优秀作品。——译者注
[7]亚·尼·比努埃创作了以下一些普希金作品的插图：《黑桃皇后》（1898，1905，1910），《杜勃罗夫斯基》（1898），《青铜骑士》（1903，1905，1916），《上尉的女儿》（1904）。——俄文版编者注
[8]柏辽兹（HectorBerlioz，1803-1809）——法国作曲家。——译者注
施特劳斯（JohannStraussJr，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译者注
[9]保尔·魏尔伦（PaulVerlaine）法国颓废诗人，象征派的代表之一，著有《土星诗集》等。——译者注
[10]卢那察尔斯基没有完全确切地引证魏尔伦的诗“Artpoétique”（《诗艺》）的第一行：“Delamusiquevanttoutechose”（Verlaine，Ceuvrespoétiquescomplètes，Paris，1954，p.206）。伊·伊·特赫尔热夫斯基的诗《诗艺》俄译第一行是这样的：“音乐，首先是音乐！（参见《保尔·魏尔伦诗选》，莫斯科1915年版第67页）。——俄文版编者注
[11]但尼·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哲学家。——译者注
[12]克利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vonMetternich1773-1859）——奥国首相，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报告的原文“梅特涅”印成“梅特林克”。根据报告的通讯报导（《莫斯科晚报》1929年2月18日，第40号）改正。——俄文版编者注
[13]可能是指马克思在谈到魏特林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时说的这一段话：“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语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译者注
[14]猴面包树——是棉木科的非洲植物，树干高达十八米。——译者注
[15]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Короленка1859-1921）——俄国进步作家。上述意见可参见《柯罗连科文集》（十卷本）第5卷，1954年俄文版第276-277页。——译者注
[16]伯维尔一世（1754-1801）是彼得三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儿子，1796年起为俄国皇帝，曾与奥匈帝国联盟镇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又与拿破仑一世联合反对英国，后被刺死。——译者注
[17]瓦格纳世界观的转折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的影响下发生的，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参见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音乐世界中。论文和演说》（1958年俄文版418-428页）中《理查·瓦格纳的道路》一文。——俄文版编者注
[18]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05-313页。——译者注
[19]出版《岗位上》杂志（1923-1925）的作家和批评家——Ю·列别进斯基、С·罗多夫、Г·李列维奇等断言：只有无产阶级作家才能创作出苏联文学，对所谓“同路人”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轻视文学遗产。他们认为文学的直接的鼓动作用具有根本意义，对技巧问题没有予以充分注意。——俄文版编者注
[20]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俄文版编者注
[21]大概卢那察尔斯基是指列宁在《日记摘录》（1923年）中所说的话。参照《列宁选集》第4卷第676-677页。——俄文版编者注
[22]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1-362页）和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信（载《真理报》）1920年12月1日，第270号）。——俄文版编者注
[23]参照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99页。）又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同上书，第670-671页）。——俄文版编者注
[24]卢那察尔斯基闸述列宁下列的原理：……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理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347-348页）。——编者注
[25]见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05-606页）。——编者注
[26]卢那察尔斯基多次批评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取消主义立场。——俄文版编者注
[27]马克思似乎并未直接讲过这样的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一段话，也许卢那察尔斯基因凭记忆援引的关系，意义上有些出入：“……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4页）。——译者注
[28]列·安特莱夫的剧作《Ignissanat（采取严格措施的）萨瓦》中萨瓦说的话。参见《列·安特莱夫全集》第4卷，圣彼得堡1913年版，第255页。——俄文版编者注
[29]莫尔却林和蔡茨基都是格里巴耶多夫《聪明误》中的人物。——译者注
[30]“社会命令”是马雅可夫斯基和白里克等人的“艺术左翼阵线”所使用的术语。1923年3月份第1期的《艺术左翼阵线》杂志刊载的由马雅可夫斯基和白里克署名的《我们的语言工作》一文中就说：“我们不是侏儒，而是执行社会命令的巨匠。”——译者注
[31]可能是指奥·白里克在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刚刚完成的诗篇《一万万五千万》之后所举行约讨论会上的发言。据同时代人回忆，卢那察尔斯基出席参加的白里克房间里举行的晚会，是在1920年1月。
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在讨论左翼艺术阵线会上发言时，提到关于白里克的话说，白里克在那个晚会上肆无忌惮地混淆了两个问题。他认为，描画成舞台布景的圆柱，‘是用真正的石头做的，还是用油画颜料画成的？’‘诗人在写作时是真诚的，还是在说谎，在装假？’——这样询问反正都是一样。（速记记录，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档案卷宗第279，分类3，保藏单位11，第11页）。
[32]可能是指马雅科夫斯基有一次在工艺博物馆礼堂演说时的答辩。马雅可夫斯基的话，是回答听众中某人对他的诗作否定性评价的。参阅列夫·卡西尔《马雅可夫斯基——自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0年第75页。——俄文版编者注
[33]卢那察尔斯基简要表述了早期未来派的情绪，看来是利用了立体未来源的宣言：“只有我们——才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把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人，从现代的轮船上抛出去”（《给社会趣味一巴掌》，Д·布尔自克，Н·布尔留克、А·克鲁切尼赫、弗·马雅可夫斯基等著，莫斯科1912年版。
“我们胼手胝足为自己在……文坛的万神庙里开辟天地”这句话，显然是摘自Н·楚什卡的文章《论当前的任务》（《艺术左翼阵线》，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第146页），它们在那里是在有些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的。——俄文版编者注
[34]见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44案》（《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51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164-165页。——俄文版编者注
[35]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决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论党和苏维埃报刊》文件集，莫斯科1954年版，第343-344）。——俄文版编者注
[36]见发表于《莫斯科晚报》1928年12月24日第293号上署名В·М-Н·的报导：（普·米·凯尔欣采夫同志在赫尔岑纪念馆的报告会上）。——俄文版编者注
[37]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决议（见《论党和苏维埃报刊》文件集，第344页）。——俄文版编者注
[38]同上。——俄文版编者注
[39]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决议（见《论党和苏维埃报刊》文件集，第344页）。——俄文版编者注
[40]比尔-别洛采尔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纳乌莫维奇（Билль-БелоцерковскийВладимирНаумович，1885-1970）——苏联剧作家，剧本主要描写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形象。主要作品有《暴风雨》（1925），《内心的声音》（1929），《生命在呼唤》（1934），《拳击场周围》（1950）等等。——译者注
[41]基尔雄·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КиршонВладимирМихайлович1902-1938）——苏联剧作家，曾为“拉普”的领导人员。《风的城市》作于1929年。——译者注
[42]梅耶霍尔特，符·叶（Мейерхольд,ВсеволодЭмильевич，1874-1940）。——译者注
[43]文学和艺术事业总局是按1928年4月1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决议组织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内的，目的是“加强国家对文学和艺术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领导，以及联合为文学事业和艺术的个别方面服务的国家机关的活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政府法令汇编》，第一编，1928年第41号）。1936年艺术总局的职能转给苏联人民委员会直属艺术事务委员会。——俄文版编者注
[44]指1927年5月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召开的关于戏剧问题的会议。卢那察尔斯基在这次会议上做了《戏剧建设总结和党在戏剧政策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俄文版编者注
[45]例如，参看尼·楚什卡的文章《论当前任务》第一编《未来主义和迷恋过去》。楚什卡在这篇文章中描写了两种“文化艺术阵营”，一种集中注意于未来，一种集中注意于过去，并且引证了一段话：“一位极著名的莫斯科演说家号召‘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去，回到60-70年代艺术家们的理想去，在诗歌中回到涅克拉索夫去……在戏剧中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去！’”（《艺术左翼阵线》，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第2期，4-5月号，第146页）。卢那察尔斯基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解释了自己的“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去”的口号：“我总是说，戏剧应当是富于思想性的，所谓艺术地进行报导，说戏剧中应当重新非常明显地显露出现实主义的特征，说戏剧要重新努力成为周圈现实的活生生的镜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宣布‘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去’的口号。我可以认为我的预言是完全正当的”（《1925-1926年戏剧季节总结》）。——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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