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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解放军报》1967年11月9日社论《抓好形势教育》的重要修改（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6)
对《解放军报》1967年11月9日社论《抓好形势教育》的重要修改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在社论的第三段，毛主席特地重新引用了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的如下两段话：“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
（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523页）
在同一段“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句后，毛主席添加了“要经常把运动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成就、新经验、新问题，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及的．向广大指战员进行教育，使他们的思想能不断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一句。
第四段，在“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后，加了“识破阶级敌人的挑拨煽动”一句。
第六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只要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群众相结合”后，加了“除了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外”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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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5)
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转引自196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时所加的“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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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4)
对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个像章好（指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敬献给毛主席的像章——编者），有海军又有空军，又有这么多群众，我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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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按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3)
关于按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转引自196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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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下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2)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下午）
努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主席：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
主席：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主席：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斗他们。
努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主席：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没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没看到？
主席：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闹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主席：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万吨。
努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主席：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话就行了。×××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
努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主席：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主席：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思克鲁玛那次来，没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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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
第九章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一）欧洲政治
（二）大卫·乌尔卡尔特、哈尼和琼斯
（三）家庭和朋友
（四）1857年的危机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欧洲政治
1853年年底，当马克思用反对维利希的小册子结束了他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玩弄革命的行为”的斗争的时候，随着克里木战争开始了欧洲政治上的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的欧洲政治在随后的几年里受到马克思的很大注意。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主要发表在他给《New-YorkDailyTribune》〔《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上。尽管这家报纸极力想把他贬低到普通的报纸通讯员的地位，然而马克思仍旧有充分的权力说：“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他才从事真正的报纸通讯工作。”他忠于自己的信念，把借以糊口的文笔生涯也变成了崇高的事业。由于他在写作论文时经过深入刻苦的研究，他就使这些论文具有了不朽的价值。
这些财富大部分还没有被人们发掘出来，而要使他们同世人见面，是要经过一定的努力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把马克思的论文可以说只是看成一种原料，随意把它们投入字纸篓，或是用自己的名义发表；而且正像马克思气愤地指出的，它常常只把一些“糟货”用他的名义发表出来。因此，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恢复马克思给美国报纸写文章的本来面目了。而且，即使这一点能够做到，那也必须加以细心的审查，以便精确地判断哪些是真正出自他的手笔。
直到不久前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通信集》出版的时候，才出现了进行这一工作不可缺少的参考文献。比如说，从《通信集》我们知道，过去一向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作品的，关于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组文章，原来大部分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此外我们还弄清楚，恩格斯不仅像人们早就知道的那样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有关军事问题的论文，而且还在该报上发表了其他方面的许多论文。除去上面提到的那一组文章外，人们还从《纽约每日论坛报》汇集了他的有关东方问题的论文。但是这个论文集无论就它已收或未收的材料而论，都比前一本集子有更多可以争论的地方，因为前一本集子只不过是真正作者的名字被弄错罢了。
这种批判性的审查还不是这一工作的最困难的部分。尽管马克思把日常为报纸撰稿的工作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他究竟不能把它提高到超过这一工作本身所能容许的高度。甚至最伟大的天才也不能为了赶上星期二和星期五的轮船，每星期两次作出新的发现或是产生新的思想。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像恩格斯有一次所说的，几乎总不免会有“过分匆忙的情况——这时就只能凭记忆了”。此外，为报纸撰稿的工作总是受到当前的各种新闻以及这些新闻所引起的不断变化的情绪的影响，而为了不致把文章写得枯燥乏味是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况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四大卷《通信集》中如果没有那成百的矛盾，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的思想想和斗争的伟大原则正是通过这些矛盾才发展起来的！
从克里木战争开始以来，他们的欧洲政策的主导方针，即使没有那些被埋藏在《纽约每日论坛报》里等待我们去把它复活的大量材料，在今天也是十分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欧洲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一个转折。《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后来的《新莱茵报》一样，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德国上面。后来这个报纸又热情地保卫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独立，最后更要求对俄国这个欧洲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后备军作战。继而马克思的报纸便日益激烈地宣传对英国发动世界战争，认为只有在这样一场战争的条件下，社会革命才能从空想变成现实。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马克思的欧洲政策的出发点就是沉重地压在整个欧洲身上的“英俄奴役”。他欢迎这一战争，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战争会限制沙皇俄国由于反革命的胜利而取得的优势。然而这决不表明，他同意西方列强对俄作战时采取的方法。恩格斯的意见也是这样。恩格斯把克里木战争说成是一出独一无二的错中错大喜剧，在这出戏里，每一分钟人们都不能不自问：究竟这里谁是受骗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法国，特别是英国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尽管它吞噬了成百万的生命和亿万金钱。
无论是假波拿巴还是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都未打算给俄国巨人以致命的打击，就这一意义来说，这场战争确实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他们相信奥地利将会把俄军的主力牵制在西部国境，因此他们才把战争转到克里木去，但是在那里他们却碰上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经过了整整一年的围攻才攻占了这座要塞的一半。他们不得不满足于这些可怜的胜利，而最后，胜利者竟然向“战败的”俄国“恳求”，允许他们不受阻难地把自己的军队撤回本国。
假波拿巴为什么不敢对沙皇展开生死斗争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帕麦斯顿为什么这样做却不大容易理解了；要知道，大陆上的各国政府都害怕他，把他看成是革命的“放火者”，而大陆上的自由派却把他看成是宪政自由派大臣的典范。马克思为了解答这个谜，曾细心地研究了本世纪前半叶的蓝皮书和议会报告，此外他还研究了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许多外交报告。他以这些材料为依据证明，从彼得大帝的时期起到克里木战争时止，在伦敦的内阁和彼得堡的内阁之间一直暗中存在着行动上的一致，而帕麦斯顿是沙皇政策的一个被收买的工具。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帕麦斯顿的结论，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着。毫无疑问，马克思远比大陆各国政府和自由派更能确切地理解帕麦斯顿的那种掮客式的寡廉鲜耻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然而从这一点却不能确定不移地得出结论说：帕麦斯顿曾被俄国所收买。不过远比马克思在这件事上是否过甚其词这一问题更加重要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从这时起他经常使用这样一个斗争方法：他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深入探索国际政策的秘密，并抵制各国政府的外交阴谋，而如果还不可能抵制的话，就揭露这些阴谋。
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对那个野蛮的强国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因为他看到，这个强国的头虽然在彼得堡，它的手却在欧洲一切国家的内阁里进行活动。他不仅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派的主要支柱，而且单单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经常的威胁和危险。他还把它看成是主要的敌人：这个敌人为了想弄到一些地盘来确保自己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成为不可能，就用不断干预西欧事务的办法来阻挠和妨害西欧的任何正常发展。马克思赋予这一观点的决定意义，从那时起对他的工人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之大远比在革命年代为甚。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只不过是他在《新莱茵报》上已发表过的观点的继续。当时他曾对一些民族的解放斗争表示十分热烈的同情，但是现在，无论在他还是在恩格斯看来，那些民族都已远远地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曾停止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从来不曾停止维护这些国家的权力，因为维护这一权利也是符合于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但是在1851年，恩格斯却相当冷淡地离开了他先前所喜爱的人们：“我要十分明确地告诉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所有现代的问题上，是用不着他们插嘴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64页。〕几个月后他对波兰人说，他们是个不中用的民族，在俄国自身还未被卷入革命的时候，他们只有做工具的资格。用他的话来说，波兰人在历史上除了瞎吵蛮干之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甚至和俄国比较起来，他们也没有做过任何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而对东方来说，俄国倒是真正进步的。俄国的统治尽管非常卑鄙，尽管带有斯拉夫人的一切肮脏的东西，但是它在黑海和里海，在中亚西亚，对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来说，却是文明的代表者。波兰像贵族老爷一样生性懒惰，而俄国所吸取的启蒙因素，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因素则要比它多得多。〔参阅同上书，第238，239页。〕当然，这些话为流亡者争吵时的激情大大地渲染了。后来恩格斯在再度谈到波兰人的时候，口气就比较温和了，而在晚年的时候，他承认波兰至少有两次拯救了欧洲的文明：1792—1793年的起义和1830—1831年的革命。
马克思本人在著名的意大利革命英雄的纪念册里写道：“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筋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卑下的了。但是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梅林在这里弄错了，马克思是在1851年9月11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讲了这些话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页。〕马克思通过自己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的一封公开信向在伦敦活动的、喜欢吹嘘的科苏特解释说，欧洲的革命是劳动对资本的一次有力的进攻。不能把这些革命贬低到像马扎尔人那样一个愚昧和办野蛮民族的社会水平和精神水平，因为马扎尔人虽然还生活在十六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下，却以为自己有权利给德国和法国的伟大启蒙运动指点道路。他们只是骗取了轻信的英国人的尊敬。
但是在对德国的态度上面，马克思离开了《新莱茵报》的传统最远。他不仅不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国上面，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政治视野之外。德国在当时的欧洲政治生活中确实只起着极其微弱的和不显著的作用。它仿佛就是俄国的一个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马克思何以对它抱有这样的态度。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不利的一个事实却是：他也同恩格斯一样，已经有好几年同德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失去了联系。作为出生在被兼并的莱茵省的人，他们两个对普鲁士国家一向是抱着蔑视的态度的，而在曼托伊费尔——威斯特华伦当政时期，这种蔑视态度更加深到如此地步，以致同他们对现实形势的洞察极不协调。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重视当时普鲁士所发生的事件这一独特的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1856年年底的事情，那时普鲁士同瑞士由于诺恩堡事件而发生了冲突。从马克思在1856年12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曾促使他去充实自己“在普鲁士历史方面的极端贫乏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2页。〕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卑鄙肮脏的历史。他在这封信里关于这件事情所说的以及几天之后在宪章派机关报《People`sPaper》〔《人民报》〕上更详尽地加以重述的事情，是远没有达到他平日的历史观的高度的。恰恰相反，这倒很接近于迂腐地咒骂着的民主派的那种低的历史水平，而马克思的功绩正是在于克服了这种水平。
像普鲁士国家这样的硬东西不消说是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难以下咽的。然而单是嘲笑“亨霍索伦王朝的神权”，嘲笑三个不断轮流登场的“角色”，即虔诚主义者、士官和小丑，嘲笑普鲁士的那个可以同奥地利历史的“魔鬼史诗”媲美的“肮脏的家谱”等等，也是不能把它咬碎的。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也只能说明最浅近的原因，但更深入的原因却仍旧完全没有得到阐明。
（二）大卫·乌尔卡尔特、哈尼和琼斯
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的同时，马克思还以同样的精神给乌尔卡尔特派和宪章派的出版物撰稿。
大卫·乌尔卡尔特是英国的外交家，他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熟悉俄国统治世界的计划，并且不断地为反对这些计划而斗争。不过，他的这一功绩却由于他对俄国人的切齿痛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狂热赞扬而受到贬损。人们常常把马克思说成是乌尔卡尔特的信徒，这是完全不公正的。无宁应当说，无论他还是恩格斯都曾更多地批判乌尔卡尔特的那种愚蠢的过火做法，而不大重视他的真正功绩。1853年3月间恩格斯在第一次提到乌尔卡尔特时写道：“我家里现在就有乌尔卡尔特的书，这个发疯的议员认为帕麦斯顿是被俄国收买的走狗。这个人是个凯尔特系的苏格兰人，受过撒克逊苏格兰的教育。就气质而论，他是个浪漫主义者，就所受的教育而论，他是个自由贸易论者。他曾以希腊独立之友的身份到希腊去，而在同土耳其人打了三年仗之后又到土耳其去，成了这些土耳其人的崇拜者。他特别喜欢伊斯兰教，他的口号是：如果我不是加尔文教徒，那么我就只能是伊斯兰教徒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15页。〕不消说，恩格斯认为乌尔卡尔特的书整个来说时十分可笑的。
马克思和乌尔卡尔特之间的接触点是反对帕麦斯顿的斗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然后又在格拉斯哥的一家报纸上转载的一篇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曾引起乌尔卡尔特的注意。1854年2月，他就同马克思见了面，并且恭维马克思说，他的文章简直像土耳其人写的一样。但是当马克思回答说他是个“革命者”的时候，乌尔卡尔特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它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即认为欧洲的革命者都是沙皇政府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工具，而沙皇政府就利用他们来给欧洲各国的政府制造麻烦。在这次谈话之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还说，正像他也向乌尔卡尔特说过的，除去对帕麦斯顿的看法之外，他在任何一点上都是不同意他的。但是马克思强调指出，他不是因为受了乌尔卡尔特的影响才对帕麦斯顿有了这样的看法的。
但是，不应该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私下的议论。尽管马克思私下里对乌尔卡尔特有着批判性的保留意见，但他在公开的场合下却不止一次地承认乌尔卡尔特的功绩，而且并不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对帕麦斯顿的看法上，即使乌尔卡尔特没有说服他，至少也对他有所启发。因此马克思认为给乌尔卡尔特的杂志，伦敦的《FreePress》〔《自由新闻》〕写稿并没有任何不光彩的地方，并且还允许他把自己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加以传布。关于帕麦斯顿的这些小册子印行了一万五千到三万册，引起了人们的很大注意。但是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同苏格兰人乌尔卡尔特之间，就像他同美国佬德纳之间一样，是很少共同之处的。
马克思和乌尔卡尔特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的，因为马克思赞助宪章运动，而乌尔卡尔特作为自由贸易论者和反俄论者却双倍地憎恶宪章运动。在每次革命运动中他都好像听到卢布的声音。宪章运动已不再能从1848年4月10日遭到的惨败中恢复过来。〔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为了向议会递交要求普遍选举权的第三个请愿书而在伦敦举行了示威，但这次示威被警察驱散了。〕然而当他的残余力量试图东山再起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勇地和热诚地支持了最后一批宪章派。他们不要报酬地在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在50年代出版的报纸上撰写文章。哈尼一个接着一个地接连出版了《RedRepublican》〔《红色共和主义者》〕、《FriendofthePeople》〔《人民之友》〕和《DemocraticReview》〔《民主评论》〕,而琼斯出版了《NotestothePeople》〔《寄语人民》〕和《People`sPaper》〔《人民报》〕。《人民报》存在的时间比其他报纸都久，它一直到1858年才停刊。
哈尼和琼斯属于宪章派的革命派，而且是所有宪章主义者中最彻底地摆脱了一切岛国狭隘性的人。在国际组织“民主派兄弟协会”中，他们被认为是领袖人物。哈尼是一个水手的儿子，他是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通过自修的方式学习了法国的革命文献，而他的理想人物就是马拉。他比马克思大一岁，当马克思主编《莱茵报》的时候，就已经是宪章派的主要机关报《NorthernStar》〔《北极星报》〕编辑部的成员。1843年恩格斯到那里访问了他，这时恩格斯在他眼中是“一个身材欣长的青年人，看上去几乎像个孩子，然而当时他的英语就已经讲得极其流利了”。1847年哈尼结识了马克思并且成了他的热情的拥护者。
哈尼在他的《红色共和主义者》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并且加了按语，指出这是历来世界上最革命的文件；而在《民主评论》中，他刊登了《新莱茵报》上有关法国革命的文章的译文，认为这些文章是对于法国事件的“真正的批评”。在流亡者间相互斗争时期，他又犯了他的“老毛病”，跟琼斯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不久，哈尼就移居到泽稷岛去，后来又移居美国，而恩格斯在1888年还到那里探望过他。在这之后哈尼又返回英国，活到很大的年纪才去世，成了伟大的时代的最后一个见证人。
厄内斯特·琼斯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诺曼氏族，但是他出生和受教育的地点却是德国。他父亲在德国是昆伯兰公爵，即后来的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的侍从武官。英国报刊认为除去自杀之外什么罪行都犯过的这个极端反动的放荡家伙，就是小厄内斯特的教父。但无论是这种教父的关系，还是琼斯一家同宫庭的联系，对他本人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从儿时起就表现了对自由的不可抑制的渴望，而后来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抗拒了一切想用黄金锁链把他束缚住的企图。当琼斯一家返回英国时，他大约是二十岁；他开始在英国学习法律并且成了一名律师。他本人的非凡的才能和贵族家世本来可以使他有一个光辉的前程，但他却牺牲了这一切，把自己整个献给了宪章运动的事业。琼斯是这样热情洋溢地为宪章运动的事业而奋斗，以致在1848年曾被判处两年的徒刑。作为背叛自己阶级的惩罚，他在狱中是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来对待的。1850年虽然获释，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从那时起，亦即从1850年夏天起，琼斯在大约二十年中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顺便提一下，就年龄而论，他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
当然，这种友谊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弗莱里格拉特（琼斯同他一样具有写诗的才能）以及拉萨尔之间的友谊一样是不可能没有一点争执的。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时，口气甚至要比谈到琼斯时尖锐得多，虽然精神相同。他在1855年谈到琼斯时写道：“尽管不能不承认琼斯有毅力，坚忍，有才干，然而由于他喜欢大吵大叫，不策略地追求各种鼓动的机会以及由于他那沉不住气的冒进倾向，他就把一切都毁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95页。〕后来，当宪章运动一直在走下坡路而琼斯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接近的时候，他们之间有时也发生激烈的争吵。
然而，实质上他们始终是赤诚的，真正的朋友。琼斯在死前是曼彻斯特的律师，他是1869年正当年富力强的时期突然死去的。恩格斯赶忙把这个消息用一封简短的信通知伦敦方面，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有一个老近卫军！”马克思复信说：“厄·琼斯去世的消息当然使我们全家深为震动，因为他是我们的少数老朋友中的一位啊。”〔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74——175页。〕后来恩格斯又在信中告诉他说，琼斯在许多送葬者的伴送之下，被安葬在他们的挚友之一威廉·沃尔弗安息的那个墓地里。恩格斯写道：“这个人的死真是可惜啊！要知道，他的资产阶级的词句只不过是一种伪装……在政治家当中，他实质是完全站在我们一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参阅同上书，第177页。〕
（三）家庭和朋友
在那些年里，马克思不但远离一切政治上的联系，而且几乎是远离整个社会生活的。他完全埋头于研究工作，偶尔放下书本也只是为了同家里人在一起聚聚。1856年1月他的女儿爱琳娜诞生，这样他家里的人口又增加了。
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是非常爱孩子的。如果他把自己的孜孜不倦的工作中断个把个钟头，那也只是为了同自己的孩子们玩一会儿。他们十分喜欢他，这可能正是因为他从不向他们摆父亲架子的缘故。他们把他看成是同伴，叫他“摩尔”，因为他的头发是黑的，面孔的颜色也是黝黑的。马克思常说，“孩子们应当教育自己的双亲”。他的孩子首先就禁止他在星期日工作，因为他们认为在假日里，父亲只是属于他们的。星期日的郊游，在简陋的小酒馆里的休息（他们常常到那里去喝生姜啤酒，吃夹干酪的面包），这就是从经常压在马克思一家头上的密云中间射出的一点阳光。
他们最喜欢的是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郊游——这个汉普斯泰特荒阜是伦敦北部的一个当时还一片荒凉的山阜，丛生着树木和野生灌木。李卜克内西曾用非常动人的色彩描绘过这些次郊游。汉普斯泰特荒阜目前已经不是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样子了。但是从马克思常常凭桌而坐的那个古老的小酒店“杰克·斯特罗堡”还可以看到山谷的美妙景色，而每到星期日，当欢乐的人群蜂拥到那里去的时候，风景就更是生动如画。南面是巨大的城市，那里耸立着许多高大的建筑物，而以圣保罗教堂的圆顶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尖塔为最高；在朦胧的远方，人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瑟列伊山。北面是人烟稠密的、有着无数村落的肥沃的地带。在西面则是邻接的海格特山，也就是马克思长眠的地方。
马克思的本来不多的一点家庭幸福突然间由于一次极大的打击而变得黯淡了：在1855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五，他的唯一的儿子，九岁的埃德加尔（家里人都叫他“穆希”）死了。这孩子已经显露了巨大的才能并且得到了全家的宠爱。弗莱里格拉特写信给家里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损失，我的内心的悲伤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从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几封叙述自己儿子生病和死亡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及其悲痛的。在3月30日的信里他写道：“我的妻子由于精神上的空前震动而病倒快一个星期了。我自己也极为痛心，而且脑子乱作一团，不过我是必须撑住的。孩子在整个生病期间一分钟也没有失掉他所特有的那种温和而又独立不依的性格。”〔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02页。〕而在4月6日的信里他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友谊怎样减轻了我们一家在这一可怕的时期的痛苦。孩子的死给了我多么大的痛苦，你是了解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03页。〕继而在4月12日他又写信说：“亲爱的孩子是使全家生趣盎然的灵魂。不消说，自他死后，家里变得一片凄凉冷落了。我无法形容我们是如何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许多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尽管在这些日子里我受到一切可怕的痛苦，但是随时在支持着我的，是我对于你和你的友情的思念，以及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世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一种希望。”〔参阅同上书，第104页。〕
过了很久，这一内心的创伤才开始愈合。为了回答拉萨尔写给他的慰问信，他在7月28日的回信中写道：“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有着这样多的联系，有这样多的事物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以致任何损失他们都会很容易经受得住。我并不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使我的内心深处受到震动他的死在我还像是当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我可怜的妻子也完全给悲痛压倒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11页。〕而10月6日弗莱里格拉特也写信给马克思说：“你不能忘却自己的损失，这使我感到十分忧虑。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任何办法帮助你，也没有任何可以劝解的话。我理解并且尊重你的悲痛，但是请你努力克制这种悲痛，否则它是会把你压倒的。这种克制并不违背你对儿子的思念。”
在那些年里，马克思一家人不断生病，小埃德加尔的死就是这一连串的不幸的顶点。春天，马克思本人也病了，而从那时起他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病魔的骚扰。肝病给他带来了特别多的痛苦，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病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来的。但马克思一家人常常生病也是因为他们住的那所住宅条件很差，又座落在一个不利于健康的市区。1854年夏天，那里霍乱病闹得很凶，人们把这归因于开挖下水道，因为这些下水道通过了1665年黑死病牺牲者的埋葬地。医生坚持要他们全家离开“索荷广场附近这个该死的地方”，那里的空气马克思已经接连不断地呼吸了好几年了。家中发生的又一件不幸的事情使他可能迁到另一个地方去。1856年夏天，马克思夫人带着三个女儿回特利尔，再一次去探望自己年老的母亲。但是她到那里的时候，母亲正好在经过十一天的疾病之后闭上了她那双疲倦的眼睛。
母亲留下来的遗产是很有限的，然而分到马克思夫人名下的仍然有几百塔勒，此外，她大概还从苏格兰的亲戚那里承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这使得马克思一家能够在1856年秋天搬到离开他们所喜爱的汉普斯泰特荒阜不远的一所小房子（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巷9号）里去。这所小房子的租金是每年三十六英镑。马克思夫人写信给自己的一位女友说：“这里和我们先前住过的小破房子比起来，真像是公侯的府第，虽然房子里的一切陈设只花了四十英镑多一点……但是最初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舒适的客厅里总觉得自己真是一个贵人。所有窗帘台布之类的东西和先前剩下来点缀排场的那些东西都被我们从当铺里赎了出来，而我又能满意地使用那些还是苏格兰旧制的织花麻布餐巾了。但是好景不长：这些东西很快又得一件件地送进“pop-house”〔当铺〕（孩子就是这样称呼那门前挂着三个球儿的神秘的房子的）；不过当时的舒适生活总还使我们快活了一阵子。”〔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7页。〕但这一喘息的时期是非常短促的。
死神也没有放过马克思的朋友们。1855年秋天丹尼尔死了，1856年1月维尔特死在海地，1858年年初康拉德·施拉姆死在泽稷岛。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争取报刊为他们登载哪怕是短短的几行讣闻，但是没有成功。他们两人常常叹息说，老近卫军凋谢了，新生力量却还没有接上来。不管他们在开头时是怎样喜欢他们的“社会孤立”，不管这两个孤零零的人对胜利的信心是何等坚定（他们就怀着这样的信心参加了欧洲的政治生活，仿佛他们本来就是欧洲列强之一似的），他们的政治热情仍然使他们不能在长时期中间不感到需要一个政党，因为，正像马克思本人有一次说过的，他们的少数拥护者还不能说是一个政党。而且，在这些拥护者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成熟到同他们处于相同的思想水平，例外的只有一个，可是他们对这个人又始终不能完全信任。
当马克思住在伦敦第恩街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每天都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李卜克内西当时住在一间顶楼上，过着及其困苦的日子。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的老同志，如列斯纳、细木工罗赫纳、埃卡留斯和“忏悔的罪人”沙佩尔，也是这样。另一些人则散居在其他城市：德朗克先在利物浦，在那里，诗人海涅晚年的秘书莱因哈特也是跟马克思关系密切的忠实的友人之一。
然而，就是他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也渐渐地脱离了政治斗争。威廉·沃尔弗在曼彻斯特靠着私人授课维持着总算不错的生活，但是他依旧是过去的老样子，就像马克思夫人有一次在谈到他时所写的，这个人具有“最诚实，果敢的平民本色”。不过他的那种单身汉的怪脾气近年来也多了起来，而他的“主要斗争”就是为了茶、糖和煤同包伙食的房东太太争吵。在思想方面，他对于自己的那些流亡中的老朋友已经没有很大帮助了。弗莱里格拉特却同先前一样，仍是一位忠实的朋友。1856年夏天，他担任瑞士一家银行的驻伦敦代理人的职务，而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条件从财政上帮助马克思。他用现金把《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酬预付给马克思，原来这家报纸除了其他一切刻薄做法之外，稿费也是要拖到很晚才寄来的。弗莱里格拉特的革命信念依旧是毫不动摇的，然而他离开党派斗争却越来越远了。尽管他抱着真诚的信念说，只有流亡之地才是革命者的最适宜的葬身之地，然而他毕竟还是位德国诗人，流亡生活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他看到他的爱妻是如何地想念祖国，而他自己在给孩子们点起圣诞树上的蜡烛时因为身在异国而不胜感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诗的灵感的泉源日益枯竭了。他为此深感痛苦，因而当祖国开始重新记起自己的著名诗人的时候，他是十分振奋的。
除去这些已经死别的朋友之外，还有长长的一大串“虽生犹死的人”！马克思在伦敦遇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研究哲学时的几个朋友：爱德华·梅因还是同先前一样尖酸刻薄；孚赫现在是科布顿的秘书，他硬说因为自己拥护自由贸易而在“创造着历史”；埃德加尔·鲍威尔相反地扮演了共产主义鼓动者的角色，然而马克思始终把他叫做“小丑”。布鲁诺·鲍威尔也来到伦敦看望自己的兄弟。他在那里待了相当长的一个时候，而马克思也几次会晤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是布鲁诺·鲍威尔十分欣赏俄国的原始力量，却把无产阶级只看成是“群氓”。他说，要统治他们，就必须使用暴力和诡计，万不得已的时候，多给工人几文钱也总可以使他们感到满足了。他既然抱着这样的观点，当然就根本谈不上同马克思有任何相互了解了。马克思发现他特别显老（他已经有些谢顶并且学会了教授的一套寒酸作风）。不过马克思还是写信给恩格斯，详细报告了他同这位“有趣的老先生”的谈话。
但是，就是在马克思不久前的同志中，“虽生犹死的人”也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数目还在逐年增加。莱茵时期的老朋友如格奥尔格·荣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海尔曼·贝克尔等人都脱离了政治生活。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如贝克尔和淳朴的米凯尔还想为自己脱离政治生活提出“科学的”论证。他们证明，首先应该让资产阶级彻底打垮容克地主，然后才谈得上无产阶级的胜利。贝克尔教训说：“先让卑鄙的物质利益这个蛀虫越来越深地蛀蚀容克地主的业已腐朽的根基吧；它是会化为灰烬的。当宇宙精神吹第一口气的时候，历史就要穿越它的全部外壳，极其简单地转到日程上来。”多么漂亮的理论啊！这个理论就是在今天也对某些狡猾的家伙具有吸引力。但是当贝克尔成了科伦的市长，而米凯尔成了普鲁士的财政大臣的时候，两个人都醉心于“卑鄙的物质利益”，竟致十分顽固地反对“宇宙精神吹第一口气”和它的“极其简单的日程”了。
一个杜塞尔多夫的商人古斯塔夫·列维成了贝克尔和米凯尔这类人物的相当可疑的代替者。1856年春天他到马克思这里来，建议要把伊塞隆，佐林根等地的工厂起义作为一份礼物奉献给马克思。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危险、无益而又愚蠢的想法。他通过
列维转告列维自称代表的那些工人，要他们过一些时候再派一位代表到伦敦来，而且不预先征得他的同意不要有所行动。
但是，马克思对列维的另一个任务——据说也是受杜塞尔多夫工人委托的——却不曾采取这样否定的态度。据列维说，工人提醒马克思要提防拉萨尔，说拉萨尔是个不可靠的人，而自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胜诉之后，他就可耻地任凭她摆布，靠她养活，并且想同她一起到柏林去，给她罗致一批文人墨客。他好像抛弃一件不再使用的工具似地抛弃了工人，并且投靠了资产阶级，等等。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莱茵地区的工人会把这样的话托人告诉给马克思，因为正是因为这些工人几年之后在隆重的致词和热情的欢迎词中证明，杜塞尔多夫地方的拉萨尔住宅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曾是“可以从那里得到党的最无畏的和最坚决的帮助的可靠庇护所。”十分可能，上面的话都是列维自己捏造出来的，因为他曾向拉萨尔借两千塔勒，而拉萨尔只同意借他500塔勒，故而他就特别痛恨拉萨尔。
如果马克思知道这种情况，他对待列维的话和列维本人当然就会十分小心了。不过就是列维所传达的话本身，也应该引起很大的怀疑。马克思同拉萨尔的通信虽然不是频繁的，然而总还是经常的。他把拉萨尔看成是一个在政治上以及在私人关系上都可靠的朋友和党内同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马克思甚至亲自出面反对当时莱茵地区的工人因为拉萨尔牵连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案件中去而对他确实抱有的不信任态度。就在一年之前，马克思在接到拉萨尔从巴黎寄来的信之后，还曾十分恳切地给他回信说：“当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你虽然离伦敦这样近，却不想到这边来几天，看看大家。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从巴黎到伦敦是何等近便，而且是用不了多少路费的。如果法国不是把大门对我关的紧紧的，我是会出其不意地到巴黎去看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11页。〕
因此很难理解，马克思在1856年3月5日写信把列维的废话告诉恩格斯时，为什么又附带说：“这一切只是我记得的并简短地提一提的细节。不过，这一切加在一起，对我和弗莱里格拉特都产生了一种非常确定的印象，尽管我跟拉萨尔的关系很好并且完全不相信工人们的流言蜚语”〔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43页。〕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他曾告诉列维，不能单听一面之词就做出任何决定，不过无论如何，抱着怀疑态度总是有益的。人们可以注意拉萨尔的行动，不过暂时应该绝对避免把事情声张出去。恩格斯同意这样做，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他这方面来说，这些看法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因为他不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拉萨尔。恩格斯在信里说，这样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真可惜。不过这些事情太可怕了。拉萨尔是一个永远必须严加提防的人物；作为一个从斯拉夫边界来的地道的犹太人，他总是准备以党的名义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务的。
马克思同这个人断绝了书信往来，而正是这个人在几年之后有充分的权利写信给他说：“我是你在德国的唯一的朋友。”
（四）1857年的危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秋天退出了党的公开斗争了之后曾声明说：“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卷，第514页。〕从这个时候起，他们便一年比一年更加焦躁不安地注视着新的危机的征兆。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有时候喜欢在这个题目上做些预言，可是后来当他的预言不曾实现的时候，朋友们就开他的玩笑。但是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马克思就通过恩格斯告诉威廉·沃尔弗说，他要证明，按照正常的情况，这一危机是应当在早两年的时候就爆发的。
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危机的前兆，《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酬降低了一半。这一打击所以特别的沉重，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新居中又出现了过去的贫困，甚至是比先前更难以忍受的贫困。即使像在第恩街居住时的那种聊以糊口的日子，在新居也已经不可能了。看不到任何前途，而家庭费用又日益增加。1857年1月20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完全不知道应当怎么办，老实讲，我的境况比五年前还要没有办法。”〔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94页。〕这个消息对恩格斯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于是他赶忙设法帮助自己的朋友，只是责怪马克思没有在两个星期前就把自己的困难告诉给他。他刚好用父亲作为圣诞节礼物给他的一笔钱买了一匹马。他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我感到十分痛苦的是，你和你的一家在伦敦受穷，而我却在这里养着一匹马。”〔参阅同上书，第197页。〕因此，当几个月之后德纳建议马克思参加编写他所出版的一部百科辞典、特别是有关军事问题方面的条目的时候，恩格斯感到十分高兴。他写信说，这件事来得“十分凑巧”并且“使他感到极大的喜悦”，因为这可以帮助马克思摆脱永无止境的经济困难。只要马克思尽量多承担一些条目，工作条件也不像恩格斯想象的那样好。稿费最后每行还不到一便士。尽管许多条目所要求的不过是拼拼凑凑的东西，然而恩格斯的认真的性格却不允许他粗制滥造。在《通信集》中谈到这一辞典工作的那些话，完全不能说明恩格斯后来对于部分由他执笔而部分由马克思执笔的那些条目的那种轻蔑的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完全是为了赚钱的生意经，只此而已；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忘掉它们”。这件大体上说来是附带性的工作渐渐地自消自灭了，而看来恩格斯和马克思按部就班地为德纳的百科辞典撰写条目的工作，并没有超过第三个拉丁字母C字。
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情况大大地妨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这就是恩格斯在1851年夏天患了腺病，不得不到海滨去修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也很坏。他的肝病突然复发，而且十分严重，只有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应付最必须的一些工作。7月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死婴。这是在他们处境悲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它使马克思深为震动，以致每当想起当时的情况便感到痛苦。惊慌的恩格斯回信说：“你既然这样写，那你想必是十分痛苦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237页。〕但是马克思说，他不能在信里谈这样的事情，一切要等到见面时再来说明。
但是，当危机在秋天来到英国，继而又转到大陆的时候，一切个人的不幸遭遇就都被忘记了。11月13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尽管目前我很贫困，然而从1849年以来，我还从来不曾像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高兴”〔参阅同上书，第283页。〕然而恩格斯所关心的却只是危机不要一下子发展得过分迅速。他写道：“但愿在第二次决定性的主要打击到来之前，这种“好转”先转化为慢性的危机。为了激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在一个时期中间，这种慢性的压力是必要的。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更加心中有数和更加协调一致地更好地进行战斗。这正和骑兵的进攻一样，在达到可以向敌人奔袭的距离之前，如果先跑五百米的小快步，就会更加容易成功。我不希望在危机席卷整个欧洲之前，过早地发生什么事情，否则斗争就会更加困难，更加令人厌烦并且更加起伏不定。5月和6月看来还是为时过早。由于长时期的繁荣，群众必然会变得极其萎靡不振……
我的情况也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破产之风开始以来，我在泽稷岛也不能安静下来，而在这全面崩溃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最近七年中间，我毕竟也沾上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泥污。现在这种泥污被冲洗掉了，而我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于我的身体来说，危机的益处就如同海水浴一样，就是现在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在1848年时说过，我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说它实际已经到来了；但这一次它才最后到来，现在事情已发展到生死关头的地步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287-288页。〕
然而，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生死关头的地步。危机有它的革命后果，但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的那种革命后果。不过他们并未沉醉在那些毫无根据的空想的希望之中，而是每天极其用心地注视着危机的发展。马克思在12月18日写给恩格斯说：“目前我的工作极为繁忙，大都要工作到早上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
（1）制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事物的基础本身对于公众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而对我本人来说则是为了最后摆脱这个梦魔）。
（2）当前的危机。除去给《论坛报》写文章外，关于这个危机，我只做记录的工作，但这却废去我许多时间。我打算到春天我们共同就这次危机写一个小册子，以便再一次提醒德国公众不要忘掉我们，知道我们依然健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305页。〕但是这个小册子没有任何下文，因为危机并没有激起群众的起义；而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有余暇完成他的计划中的理论部分。
在马克思写这封信前十天，他的妻子曾写信给在泽稷岛那里命在垂危的康拉德·施拉姆说：“我们感到了美国的危机对我们的收入的影响，因为目前卡尔每周只给《论坛》写一篇通讯，而不是两篇通讯了。《论坛》除了巴亚德·泰勒和卡尔之外，已经辞退了它的所有的欧洲通讯员。您可以想象得到，尽管这样，卡尔仍是心满意足的。他已经完全恢复了他先前的工作能力，精神奋发而开朗，要知道，自从我们失去了爱子，——这事永远使我感到伤心，——极大的痛苦就一直压得他意志消沉。卡尔整天都在为我们一家人的面包而工作，夜里则用来结束他的《经济学》。目前既然他的这部著作是适应迫切需要的，我想总能给他找到一个倒霉的出版家吧。”由于拉萨尔的努力，出版家真地给找到了。
1857年4月拉萨尔用和先前一样友好的口气写给马克思，对马克思这样久不写信给他表示诧异，说他一点也猜不出原因在哪里。恩格斯劝马克思答复拉萨尔的信，但是马克思没有答复。同年12月，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情拉萨尔又写信来：拉塞尔的表兄弟麦克斯·弗里德兰德请他约马克思为《Presse》〔《新闻报》〕撰稿。弗里德兰德是这家报纸的编辑之一。马克思回绝了弗里德兰德向他约稿的事，他说尽管他的情绪是“反法的”，然而同样也是“反英的”，而且他是最不愿意为帕麦斯顿捧场的。拉萨尔抱怨说，尽管他从来不感情用事，然而他的4月的信得不到只字的回答，这仍然是使他感到难过的。对于这种抱怨，对于这种抱怨，马克思在回信中只是“简短而冷淡地”写道，他不回信是由于一些不便在信中加以说明的原因。此外他一共只谈了几句关于自己的事情，其中说到他打算发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1858年1月，拉萨尔的一册《赫拉克利特》〔这里指拉萨尔的著作《DiePhilosophieHerakleitosdesDunkelnvonEphesob》〔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该书出版于1858年。〕寄到了伦敦。在12月写的一封信里作者就提到了寄书的事情，并且说柏林的学术界对《赫拉克利特》一书表示热烈的欢迎。然而单是为了这个邮宝就付了两个先令的邮费这一点，“就保证了这部书不会受欢迎”。就是对于《赫拉克利特》一书的内容，马克思也是抱着相当否定的态度的。“炫耀”博学这一点并不曾引起他的注意。他说，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并且能够从波恩大学图书馆把书借回家，旁征博引是轻而易举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拉萨尔在哲学上的这种炫耀博学的做法，就像生平第一次穿上漂亮衣服的小伙子的忸怩作态一样。对于拉萨尔的真正的博学的这种评论是不公平的，然而是完全能够理解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书抱有反感的理由，正是在马克思看来这部书所以受到教授们欢迎的那同一个理由：使马克思感到讨厌的是，一个享有伟大革命家声誉的青年人竟然会这样老气横秋。大家知道，该书的大部分都是在它问世前十年就写好了的。
拉萨尔从马克思对自己的抱怨所做的“简短而冷淡的”答复仍然猜不到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必须当面说明的话，他的理解是马克思想告诉他什么机密的事情。看来拉萨尔的这种理解完全是老实的，而不像马克思所怀疑的那样是装糊涂的。他在1858年2月做了十分简短的回答，对于柏林资产阶级因普鲁士王储同英国公主联姻而感到的那种得意忘形地陶醉做了辛辣的描述，此外他还建议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找一个出版人。马克思接受了他的建议，而在8月底拉萨尔已经替马克思同他自己的出版人弗兰茨·敦克尔签订了一项合同，而且合同的条件比作者自己所期望的更加优厚。马克思本人表示愿意把他的著作分册出版，并且准备放弃开头几个分册应得的任何稿酬。拉萨尔则从一开头就保证每一印章付给他三个金币的稿酬，而当时教授们一般每一印章只有两个金币的稿酬。出版人只声明有从第三分册起停止出版的权利，如果书的出版不敷成本开支的话。
但是，在九个多月之后，马克思才准备好了第一分册的付印手稿。肝病的复发和家务的操劳使马克思无法完成工作。在马克思的家里，1858年的圣诞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凄惨和没有希望”。1859年1月21日，“命运多乖的手稿”总算完成了。但是家里“没有一文钱”可以把它挂号寄给出版人。“恐怕没有什么人曾在这样缺钱的情况下写作关于“金钱”的著作了！在这个问题上写作过的大部分作者，同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关系都是极好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19页。〕这就是马克思写给恩格斯请他送来邮寄手稿所必需的邮资时所说的话。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想写一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底蕴的计划，在他着手实际实现这一计划前十五年便以产生了。早在三月革命前的日子里他就已经考虑这个计划，而反驳蒲鲁东的小册子就是马克思的这一宿愿的第一次实现。在参加了革命年代之后的斗争之后，马克思立刻重新回到他所考虑过的工作上来。1851年4月2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大约在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结束有关经济学的整个烂摊子。在这之后，我将在家里探索经济学，而到博物馆去研究其他学科。这已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老实说，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时期以来，这门学问就没有任何进步，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个别的、往往是极其精细的研究的成果。”〔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342页。〕恩格斯得到马克思的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我很高兴，你终于完成了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件事确实是拖得太久了……”。然而，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他又说；“只要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你还没有念，你就不会动笔的。”〔参阅同上书，第213页。〕然而，恩格斯认为，尽管存在着其他一切障碍，但“主要的障碍”仍然是他的朋友的“那种过分慎重的态度”。
当然，这种过分慎重的态度并不是肤浅的，这一点恩格斯也是清楚的。究竟是什么使马克思在1851年仍未完成自己的著作，而是再一次从头开始写作呢？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第一分册序言中列举了如下的一些拖延的理由，说这是“由于大英博物馆收藏了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大量资料，由于伦敦是便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观测所，最后，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仿佛已经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12页。〕他还说，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做的将近八年的工作，使得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变得极其零散。然而人们可以反驳说，给报纸撰写通讯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重新回到政治斗争上来，而政治斗争对于马克思来说，永远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要知道，正是对革命工人运动复兴的预见才促使马克思坐下来从事自己的著述，以便把他这些年中间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最后写在纸上。
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就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通信里，他们两个人经常讨论经济问题，有时篇幅之大几乎等于一篇“精细入微”的论文。我们从这些书信的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朋友之间是如何交换意见的。例如，恩格斯在一封信里就谈到自己“在理论方面一贯的懒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56页。〕这种懒惰使他只满足于他的更好的“自我”所提出的内心抗议，而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叹息说：“如果人们知道我在这一切方面知道的多么少就好了”，因为他说，一个工厂主曾用这样一个有趣的推测恭维他，说他先前必定也是一个工厂主。
如果抛开这两种情况下的诙谐的夸张说法（而且也应当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件事实，即恩格斯更熟悉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而马克思则能以非常敏锐有力的眼光洞察支配着他的运动的规律的本质。当他向他的朋友叙述第一分册的写作计划的时候，恩格斯回答他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提纲，可是要想叙述的简单扼要，不这样也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往往不得不十分吃力地去寻求辩证的转变，因为对于任何抽象思维我都很不习惯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368页。〕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恩格斯为他提供的知识，诸如工厂主和商人计算自己消费的那部分利润的方法，关于机器的磨损，或关于预付流动资本的周转的计算方法等等，则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不容易弄清楚。他抱怨说，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践上重要的东西同理论上必要的东西常常是有很大距离的。
直到1857——1858年间，马克思才着手对自己的著作进行最后的加工，这一点从写作的过程中全书计划的改变也可得到证明。还在1858年4月，他便打算在第一分册里论述“一般资本”；然而，尽管这一分册比原来预定的篇幅增加到两倍或三倍，但它仍然根本没有提到资本，而只有谈到商品和货币的两章。马克思认为这样做有如下的一个优点，即在这样分配材料的情况下，批评者将不能只限于责骂作者具有倾向性。他只是没看到一点，这反而使批评者越发觉得有必要采取另一种办法，这就是使用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对这部著作保持沉默。
在序言中，马克思概述了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不把那些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名言在这里加以引用：“我的研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括弧里面的话，是梅林加的〕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的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起来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向来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地，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个社会形态而告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8-9页。〕
就在马克思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部著作里，马克思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超越了特别是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那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就是用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社会生产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认为价值的创造乃是通过单个人的具体劳动表现出来的人类劳动的自然特征，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陷入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相反地，马克思却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并不是永恒的自然的形式，而只是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在它之前还有其他许多的形式，而只是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在它之前还有其他许多的形式。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做了彻底地考察。他研究什么样的劳动、为什么并且以怎样的方式创造了价值，为什么价值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凝固的劳动。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而达到了一个“决定点”（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就是环绕着这个决定点进行的），即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二重性。个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无差别的社会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由于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所以它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固有的。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合理活动，劳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跟社会形态无关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劳动以自然物为前提，因而劳动就不是它的创造物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之间的比例不管怎样不同，使用价值总是包含着自然基质的。
交换价值的情况就不同了。交换价值并不包含任何自然物；劳动是它唯一的泉源。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就可以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同值。“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来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16-17页。〕在交换时，不管商品的物质存在形式如何，不管它们制造出来所要满足的需要怎样也不管它们的样式何等形形色色，他们都是同一个统一物：它们是同样的、无差别的劳动的结果，“对这种劳动来说，不论它出现在金、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样”。〔同上书，第17页。〕使用价值的差别是从生产这些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差别产生出来的；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物质特性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形式特点无关。这是相同的、无差别的、抽象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按照种类，而只是按照数量，按照它物化在不同大小的交换价值中的不同的量而有所区别。衡量抽象一般的劳动的不同量的唯一尺度就是自然时间，如小时、日、周等等。劳动时间是劳动的活的存在，是不以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为转移的。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物化在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同时又是把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因而也就是变为商品的实体；同样地，它还决定商品的一定价值量。
劳动的二重性是商品生产所固有的社会劳动形式。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以之为起点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个人劳动直接是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中，构成社会联系的是私人劳动，而不是一般劳动。在农村宗法式家庭中，当妇女纺纱男子织布是为了满足家庭本身的需要时，纱线和麻布是社会产品，而纺和织则是家庭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家庭联系以及它的自然分工给劳动产品打上了特殊的印记：纱线和麻布不是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具有同等意义和同等价值的表现而相互交换的。只有在商品生产中，只是由于私人劳动采取了自己的直接对礼物的形式，即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形式，私人劳动才会变成社会劳动。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的统一，而且它只有对其他商品来说才是商品。交换过程是商品相互间真正关系的表现。在这一有各自独立的个别人参加的过程中，每一商品应该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既是用来满足私人需要的私人劳动，又是可以换成同样数量的、同样的一般劳动的一般劳动。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展开和解决这样一个矛盾：物化在某一个别商品中的个人劳动直接具有一般性这种性质。
作为交换价值，任何个别商品都成为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反过来，所有其他商品用来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反过来，所有其他商品用来衡量自己的价值的任何个别商品则成为了交换价值的化身。因此，交换价值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独特的商品，这种商品在把所有其他商品转化为自己本身时，也就直接物化了体现在货币中的一般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作为商品本身所包含的那个矛盾亦即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成为一般的等价物，从而成为每个人的使用价值、即一般使用价值这一矛盾，便在一种商品身上得到了解决。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作为特殊商品的那些商品的交换价值结晶在货币中。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不同种类的劳动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被等同起来，从而实际上转化为商品。货币结晶是通过历史途径而自发地产生的。直接的物物交换、交换过程的自然形式，与其说表现出商品转化为货币，无宁说表现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越是发展，使用价值就越是变成商品，从而交换价值越是具有自由的形式并不在同使用价值直接联系在一起，事情也就越是要向产生货币的方向发展。起初，起货币作用的是一种或几种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如牲畜、谷物、奴隶。曾有各种各样的不大适宜的商品依次执行过货币的职能。如果说，这种职能最后转到贵金属上，那么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贵金属具有一切商品的货币存在应该结晶在其中的那种特殊商品所必须具备的物理属性。就这些属性直接来自交换价值的本性而言，这些属性就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具有持久性，可以任意分割，这种商品的各部分是同质的并且每一件都是相同的。
在各种贵金属当中，黄金成为独特的货币商品。它成为价值的尺度和价格的标准，成为商品流通的手段。通过商品之转化（Saltomortale）为黄金,积累在商品之中的特殊劳动就成了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如果做不到这种转化，则劳动不仅不能作为商品而存在，而且不能作为产品而存在，因为他之所以是商品，只是由于他对于自己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任何使用价值。
因此，马克思证明，商品和商品交换如何并且为什么由于商品所固有的价值特性而必然会产生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对立。他发现，货币看来虽是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实际上却表现着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现代经济学家所以不能清楚地阐明货币的本性，是因为他们愚蠢地把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像同他们开完笑似地在他们面前出现为物。
这一批判性的研究所发射出来的灿烂的光辉在开头时与其说使所有的人，甚至作者的朋友茅塞顿开。无宁说使他们感到迷惑了。李卜克内西说，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像这部著作那样使他感到失望。米凯尔则认为这部著作“很少真正新的东西”。拉萨尔对于论述方面的艺术性做了十分得体的称赞，他毫无嫉妒之意地认为马克思的论述从形式上说胜过自己的《赫拉克利特》。如果说这些“空话”曾使马克思怀疑拉萨尔不理解“很多经济方面的东西”，那么这一次他并没有弄错。拉萨尔不久就表明，他所不理解的正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面的劳动之间的区别这样一个“出发点”。
如果嫩枝的反应是这样的，那么从枯枝又能期待什么呢？尽管1885年时恩格斯便肯定说，马克思创造了第一个详尽的货币理论并且已经为一切人所默认，然而七年之后，在《社会科学辞典》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模范著作里，有关货币的那一条目，在它那五十栏莫名其妙的老生常谈里，对马克思甚至一字未提，却硬说什么货币的谜还没有解决。
对于把货币当作上帝来崇拜的世界来说，货币怎么能不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东西呢？
感谢只爱软中华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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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十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1)
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
不要调人。二十多个人就够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呢？人少了，多下去，会也开的短一些，在下面解决问题，少搞些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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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一九六七年十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60)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
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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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彪同志1967年国庆讲话的评语（一九六七年十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59)
对林彪同志1967年国庆讲话的评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
这个讲话是很好的讲话，气势磅礴，又没有夸张，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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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八、在回京列车上，以“斗私、批修”四个字祝贺铁路工人大联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58)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八、在回京列车上，以“斗私、批修”四个字祝贺铁路工人大联合
（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日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时传达）
这次我们跟随毛主席出去视察，坐了一段火车。车上有三派（都是铁路系统的），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人家是保守派。起初我和××同志去做工作，他们说我们“合稀泥”。后来毛主席把三派的代表找来，听他辩论，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
主席说：“我看你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嘛！”
三派还有些不想大联合，都指责对方，不做自我批评。
主席说：“不要尽看别人的缺点错误，你就讲你自己的，人家的问题他自己会讲的。人家的缺点应该人家讲，你讲什么？”
这样就没吵起来。等到他们从主席车厢走出来，还是说对方是"老保"。我就和××同志一直和三派做工作，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135页那一段话，我们说，主席和一个省谈话也不过两个小时，和你们却谈了两个小时，你们还不联合，回去怎么交账?结果三派均照主席指示检查了自己，彼此越听越感动，他们联合起来。当然，也不那么简单，有一派还提条件，可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离北京只剩三个小时，经过做工作，也通了。
这样，三派达成了联合的协议，到毛主席那里去报喜。
主席说：“祝贺你们，送你们四个字：‘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就是这么来的。
的确，如果私字不去掉，无法达成大联合的协议，达成了，也会分裂。就是把黑手斩断了，不把私心杂念去掉，特别是不去掉造反派领导人头脑里的私心杂念，就不能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即使勉强联合也是不巩固的。
斗私、批修是相互联系的。
姚文元同志九月二十九日晚接见华东四个铁路分局革命派时传达说：最近铁路工人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我们向毛主席汇报，革命大联合后搞什么？
毛主席讲：斗私，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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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七、视察河南时的指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57)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七、视察河南时的指示
（刘建勋同志传达）
九月二十二日，我和王新同志，纪登奎同志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他老人家非常关心咱们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向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汇报情况时，他老人家精神焕发，笑容满面，频频点头。
这次随同主席来河南的，有×××，张春桥等同志。
主席一见纪登奎就笑着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我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
主席笑着对纪说：“你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答：“大有好处。”
主席接着说：“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们搞的，我上次路过郑州，看到了一张大标语叫‘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
当我们汇报各地站出来一些革命干部时，主席说：“这是何运洪干的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要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主席说：“集训也要去好人。”
当汇报到开封情况时，化肥厂主张打，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讲政策，随便开枪，有时打死人时，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王新说：“主要是从理论上把他们的错误思想批倒。”
主席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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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潮或退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进潮或退潮？
我随着共产党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往上海来。秋白嘱我租一幢小洋房居住，因为中央准备于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再从上海迁往广州去而留我在上海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各埠机关。我租到了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现名亨昌里）末弄第一家房子，一种弄堂式的洋房。黄文容和我同住，几日后有一个姓黄的女同志也来居住，她不久就同中央交通处张宝全结了婚。
中央迁广州事情既然是渺茫的，这屋子就做了党报编辑部兼宣传部。但除了编辑一个党报之外很少做什么宣传工作。
我主张另出一个刊物，不必恢复《向导周报》。秋白同意了。我们二人拟了几个报名，结果采取了我提出的：《布尔塞维克》。编辑方面也比较旧时的《向导》进步了些，不是单篇文章漫无系统杂凑成功的，而有一种统一性，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每期有不署名的社论；有署名的论文；有各地通信；有读者来信；有时有追悼死者的文字。二十四开本格式，同《语丝》一般，即一张大报纸，裁成二十四张。我们每星期开编辑会议，互相审查写好的文章，分配下期的文章。秋白代表编委参加中央常委，又代表常委向编委做报告。社论，除了一篇，都是他写的。编辑委员会，除他和我以外，还有湖南来的曹典琦，谢觉哉和广东来的罗绮园。
我以编辑委员会主编或宣传部秘书资格，还管理一个印刷厂和一个发行所。印刷厂是原在上海的，发行所即是长江书店从汉口搬来的。汉口搬来的印刷机器尚存在海关未曾取出，后来好久才由几个同志集资开办一个营业用的印刷厂。
中央初迁回上海期间是个混乱期间：理论上，组织上，人与人关系上都是混乱的。三个常务委员，瞿秋白同毛子接头，比别人先知道重要消息和国际文件，遂被人视为一种政治中心和理论中心，但他没有总书记名义，不能建立像独秀过去那般威权，他与其他的常务委员是平等的。罗亦农将湖北省委书记责任交付于陈乔年，汪泽楷也在湖北做组织部长，他自己则来上海做中央常务委员，他代表的不仅是湖北和上海两方面实力，而且被人视为“陈独秀派”的代表人物，渐渐地他扩大了权力，在中央内设立“长江局”，自己做主任，又设立“组织局”，自己做主任，形式上简直是苏联的斯大林。李维汉是第三个常务委员，他从湖南带了许多人来，安置在中央机关，这些人以前都是未曾在湖南外面做过工作的。
秋白和亦农有什么决议，必须经过这个中央机关去执行，换一句话说，即必须经过李维汉手下这些湖南人去执行，他们对秋白还好，对亦农则是怀有极深的成见。亦农无论设立什么长江局和组织局，结果都没有用处。
亦农只有一个方法能巩固他的地位，就是真正成为所谓“陈独秀派”领袖。但他不肯这样做。第五次大会以后，他动摇于两派之间。他从江西调来湖北做省委书记，一方面固然由于人家需要他，人家觉得张太雷的广东作风行不通，需要前任上海区委书记来接替他；但他方面，亦农一定向国焘和秋白有什么保证，决不会站在独秀方面反对他们的。亦农同我无所不谈，只有在这方面保持绝对沉默。
我们初到上海时，两派——陈独秀派和反陈独秀派——并不明显对立。过去，在武汉的阴谋组织，此时已经解体了。中心人物：秋白，国焘，平山，各走各的路。秋白留在汉口，占据中央，后二人则都在叶贺军中。平山做了“八一暴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国焘则躲在幕后挥鹅毛扇。叶贺若是如愿攻下广州，他们二人将在广州成立中央，而排斥一切不在军中的领袖。可是叶贺在潮汕溃灭了。平山和国焘辗转来到上海，他们二人负了这个失败的责任。平山干脆被开除出党，国焘留党察看不知多少时候。这一方面是国际要找替罪羔羊去负潮汕失败责任，正如将陈独秀当作武汉失败的替罪羔羊一般，他方面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要利用这个机会排除竞争者的。与平山接近的人也受了打击。太雷为了防止平山的朋友在广东捣乱，便把杨匏安和罗绮园派到上海来。这就是罗绮园来宣传部的原因。罗绮园是广东群众领袖，他文章也写得好，而且很幽默的。住在宣传部时，对邻居说他是我的“表兄”。不久，“表嫂”也来了，还有四五个“表侄”。他知道中央为什么派他在宣传部工作。有一次曾向我表示他并不是平山一党，他和匏安向来看不起平山。此时反陈独秀的空气淡下来了。过去其实并没有明白反对陈独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对“机会主义”。八七会议的决议案未曾提起陈独秀姓名。下层同志也许莫名其妙，但与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汉失败责任不能归独秀一人担负；明白独秀退出领导机关，完全出于国际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后，自己也是这般相信，至少表面装做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内，即去访问独秀，态度又是很恭敬的，同以前在上海一般。他从独秀家接回黄文容，来做我的帮手。《布尔塞维克》出版时，他也请独秀写文章，但独秀每期只写些《寸铁》一类的东西交来，署名撒翁，此外还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三民主义，糊涂道地，……》歌，每期都登载补白里。他住在福生路，以前宣传部房子前面，不常出门，只有一次来亦农家里吃饭，又有一次来我住处住三天。初到上海半年内，我未曾听到人家有对他不敬的话，空泛的反对“机会主义”文章或通告也是很少见的。每有大事，他常写信给常委贡献他的意见，但都未被采纳。
虽然如此，但内部斗争往往与他有牵连。“陈独秀派”小组织并不存在。首先，老头子自己反对进行小组织。在武汉时代，他毫无意思团结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实行抵抗。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他有很好的政治经验，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是缺乏根本的系统的理论分析。
武汉失败，到了上海，他有新的认识，常常根据这种认识写信给常委。可惜这些信没有保留下来，我看过后也忘记了。我只记得里面是些琐碎的意见，没有理为系统，定成公式，可是同当时常委的意见是枘凿不相入的。那时他仍没有另外进行小组织的意思。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工作精神。
但“陈独秀派”，无形中仍是存在的。江苏省委，即以前的上海区委，几乎全体是拥护陈独秀的。邓中夏是省委书记，但大权操在王若飞手里，若飞继承过去亦农，世炎留下来的基础，干部同志服从他，如同当初服从世炎一般。邓中夏讽刺自己说：“我，邓中夏，不过是副书记罢了。”事实上连副书记也不是。他努力造成一部分干部，同若飞对抗，但不成功。湖北省委，陈乔年，汪泽楷，任旭，是陈独秀派。北京，彭述之是陈独秀派。常委中罗亦农被人视为陈独秀派。倘若亦农果真是如一般人所期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难恢复武汉以前的作风了。王若飞就是为这个目标而活动，乔年来上海后，他们二人曾与亦农有几次谈话，把亦农向这目标拉去，亦农拒绝了，而且向秋白告密。新中央于是警戒起来，准备斗争。
各地失败，领袖们集中在上海，有的受了处罚，有的失去了工作，他们大部分住在重庆路附近一幢两楼两底房子，闲着打牌消遣，——其中不少坚决反对陈独秀的人物，如张国焘，李立三之类。他们表示拥护中央路线，愿意帮助中央来打击“陈独秀派”，首先打击罗亦农。周恩来来上海，立即加入常委，大家向他控告罗亦农。若飞和乔年领导的力量不肯做亦农后盾，亦农于是成了孤家寡人，“组织局”取消了，“长江局”，他和李维汉平分，总之他退为普通常委的地位，而且渐渐更低下去。
彭述之在北京受了攻击，带了妻女回上海来，也在赋闲。亦农和他是仇人，若飞、乔年鄙视他，他在这斗争中不能发生作用，只能抱住独秀一条大腿。如果说有一个“陈独秀派”，那么领袖是王若飞，老头子本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
我对于这种组织斗争毫无兴趣。若飞常找我喝酒，酒醉发牢骚，把许多的话都对我说了。他知道我虽不愿积极帮助他活动，也决不会把他的计划泄露出去的。我认为这几方面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来，他们的斗争只为了竞夺党内的位置。我一想起，立即头痛。老头子提出一些颇奇特的意见，但没有系统，因之我也不去重视他的意见。现在想起来，那时革命失败之后，惟有他一个人在思想，别人并不思想。秋白并不思想，他不过翻译第三国际训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或政治论文。蔡和森正在北京党校讲中国机会主义史，后来油印多本分发，但他不是思想革命问题，而是为了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我翻了几页，就丢开不看了。秋白仔细看了一遍，同我说：“和森这本书也是反对我，和森一向反对我。”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地方反对了秋白。那时有许许多多可以思想的问题，但没有别人去思想。
思想是如此混乱，以致于我负编辑党报责任的人不晓得文章怎样写才好。《布尔塞维克》创刊号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国民革命失败后我们应当怎样？》从题目可以知道文章内容。我是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之后，我们接到了中央通告，仿佛革命并非失败，而是更进一层发展的。我们离胜利是更加近的。我等待中央或其他同志写信来反对我那篇文章，但没有信来，也没有人提起，更没有人指出党机关报文章和中央通告之间的矛盾。大家是如此忙于组织斗争，以致轻视思想和理论，竟没有一个人看出这矛盾！
但我自己得了教训，对自己说：“以后写文章要慎重啊！”慎重至于以后几期不写文章了。这就是说：我只写些零碎的文章，或常识性质的文章，或决不会有问题的文章。并非我看了通造之后忽然改变意见，认为革命并未失败。恰好相反，我仍认为革命是失败了的，但国际和中央（因为中央没有意见，一切关于理论方面的意见都是从莫斯科来的，或上海毛子想出来的）说革命更接近于胜利，总有道理，也许是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可以宣布革命失败。但以后看见中央布置确实是以革命更接近胜利为前提的，我心里又发生疑惑。他们果真是这般想么？何以我想的同他们想的如此不同？不仅中央方面说革命更向高涨，即使反对中央的人，江苏省委方面，若飞和乔年，也是认为革命更向高涨。有一天，若飞又带了酒来，我们一面喝着，一面闲谈内部种种事情。话题转到陈独秀致中央的信。我说这些信都是琐琐碎碎的，有些主张，我还明白，有些主张，我不明白。他说，他并不赞成独秀信中的意见。“不过他看得有时比别人深刻。譬如，前几天，我到他家里，他说革命是向下落的，我说革命是向上涨的，我们争起来。他问我：‘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士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于是我恍然大悟：革命是在低落的。”我只简单说：这个观察不错。我未曾向他提起我在《布尔塞维克》上写的文章。但我从此更注意独秀的信了。独秀自己并未曾把这意见写在信上，若飞也未曾将他的信念正式发表出来。江苏省委和中央的斗争，不知何时开始具有政治的和理论的性质。也许是在若飞有了这个信念以后罢？
我不写文章一连好多期，但无需要向人解释，因为从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到了广州暴动消息传来，我不能不写了。一方面，秋白忙着开会，没有功夫写社论，非我写不可；他方面，我觉得，过去是我错，因为革命确实是在高涨的。我提起笔来写社论。过去的社论都是对于中国的或世界的时事分析。这种文章我写不来。我把自己心里想的问题写出来。不记得这社论的题目，但记得内容是援引此次广州暴动做证据，证明中国只有二个前途：一是张作霖准备建立的“大龙帝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交给秋白审查，我就付印了。下次开编委会时，秋白出席，没有说什么。再下次开会，秋白就报告：“某日，常委开会，罗迈同志（即李维汉）提出上期《布尔塞维克》上，超麟同志写的社论违反了国际路线。国际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前途是工农民主专政，但超麟同志文章里则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常委决议要我负责更正。本期社论，我就要写一篇更正上一期社论的文章。不过，超麟同志这篇社论给了我很好的启示。因为我每期写社论常常找不到适当题材，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栏来讨论理论问题。”我提出了若干疑问。秋白解答：工农民主专政是列宁一九○五年提出来的，俄国那时尚且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哩，何况中国。秋白社论里说起：某期本报社论未经编辑委员会审查，其中大体不错，但有一点须加更正的，云云。次期，我想写一篇文章，放在讨论栏，反驳他。为此，我去翻书架上的俄文《列宁选集》，翻出了好几篇论工农民主专政的文章，仔细看了一遍，于是没有勇气写这篇反驳文章了，因为列宁是如此肯定俄国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的。从此我更加确定不敢写文章，直至脱离《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时候。［我写的社论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登载于十一期，瞿秋白写的社论题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登载于十四期。我说的是大龙帝国和国民党政权，一边无产阶级专政，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作者新注——作者新注］
从过去发展以及此次广州暴动看来，中国革命政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列宁在俄国革命前所写的文章推论出来，则中国革命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难道列宁这个理论是错的么，或者我不该这般估量革命前途么？
这个问题时常萦绕着我，直至一九二九年读了托洛茨基文章以后，才解决了。
但《布尔塞维克》上这次笔战，两篇不署名文章间的笔战，丝毫未曾引人注意。没有人写信或文章来，也没有人向我问起此事。秋白已死；维汉即使尚在，也不会记得此事；我记得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曾萦绕我好多时候。
此次中国革命爆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失败就告结束了。结果，除了国民党政制代替北洋军阀政制统治中国，南京代替北京做首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与革命前不同。自然，国民党政制是比北洋军阀政制更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此次中国革命在一般世界革命史上占据什么地位呢？我从上海去汉口途中遇见刚由俄国回来的潘家辰，他在轮船甲板上告诉我莫斯科的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说：“国际同志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我从这话第一次知道了这个革命，这个为我亲自经历的革命，竟如此受人重视。但对这见解，我存了怀疑，虽然未曾向潘家辰说出我的怀疑。四五个月以前，我才在上海区委办的党校里担任《世界革命史》一门功课，才温习了一遍革命史知识，法俄二次大革命的史迹和意义还很新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敢拿此次亲自经历的革命去同那二次大革命相比。何况那时一般同志，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同志，心目中的革命乃是指此次北伐成功后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工人和农民如何斗争以促成北伐军的胜利，我们并不认为北伐就是革命，至多认为它是“国民革命”罢了，而国民革命乃是从反动到我们自己的革命，到秃头无字的革命之过程中一个中间阶段。将中间阶段称为“革命”已很勉强了，怎能称为“大革命”？到了武汉，看到许多引起牢骚的现象以后，我这个见解更形确定。随后，武汉失败了，最后，广州又失败了，中国革命能不能称“大”的问题对于我就不成其为问题。可是，其他的人仍旧称此次中国革命为“大革命”，不仅在广州失败以后，而且在现在失败了十几年的时候。惟一记载此次革命的中文著作，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华岗的著作：书名就叫做《中国大革命史》！我以为革命未失败前国际同志的见解是可以原谅的，失败多年后还称“大革命”则不啻表明对于革命史的无知，或者抱持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此次中国革命，在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上，虽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于世界革命史中，但在其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上，即关于领导机关所犯的种种错误，倒是很重要的，则是大有关系于未来中国革命以及同中国一般地位的国家的革命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对立起初表现于三个争论问题，此次中国革命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左派反对派》一章中详说，此处先作一般的观察。
领导机关的错误对于此次革命失败应负很大责任，首先因为此次革命的爆发并非客观的自发的，而是革命党自觉准备下来的结果。革命党主观和革命客观之间的关系，此次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爆发时，更加明显。巴黎攻陷巴士狄堡垒和彼得格拉一连五日的罢工，示威，暴动，比较上海五月三十日的租界讲演及继屠杀而起的大罢工，更多含有“自发的”性质。讲演和罢工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准备和领导的，至于巴黎和彼得格拉那两次暴动则没有一个政党去准备和领导，虽然也可说是过去革命者努力的成果。中国革命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在爆发以后还保持着，而且保持得颇长久，直至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北伐引起的新浪潮时候。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照理应当保障革命的胜利，可是反而促成革命失败了。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这里，每个人都会回答说：“因为领导机关犯了错误，”——虽然对于“错误在那里”和“领导机关指的是谁”，各人见解不同。
“宿罪”（根本的错误）乃在于没有正确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议决参加“国民革命”，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大口号。这是划时期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本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国内外革命者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各方面感到没有出路时受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影响才走到共产主义来的。他们发起了或加入了共产党，本怀抱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可是现在这些理想收藏起来了，暂时不谈了，而回去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而斗争。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新路线，虽然对于何时再拿出原来的理想，以及怎样从“国民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两大口号之中“打倒军阀”是隶属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们仅仅把军阀看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仅如此，凡一切灾害，一切可引起斗争的对象都是归结到帝国主义去的。买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农村破产是帝国主义侵略结果，等等，等等。总之，人们转移了工农群众对于本国压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国主义，外国压迫者。中国一切灾害，归根结底，也许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如此单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本国压迫者只当他们是帝国主义工具来反对，往往会造成错误的结论。试举一例来说。农民生活的困苦既是由于农村破产，而农村破产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则农民斗争对象自然是帝国主义了，而不是切近的敌人，地主阶级。农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要提出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直至湖南农民自发地没收地主土地拿来平分之后才提出土地问题，可见并非偶然的，可见是与一味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共产党落在农民群众之后提出土地问题，其说明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土地革命自身，而是为了农民没收土地可以削弱地主阶级势力，而地主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在乡村的代理人，即结果也只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被认为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能相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这个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携手完成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就是拿这个“国民革命”理论来准备，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一部分农民，果然应召而起了。他们轰轰烈烈反对帝国主义，上海和香港的罢工潮也确实惊吓了帝国主义。在这时期，群众一般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很少走在共产党前面，我们绝对未曾听到“过火”论调。
可是这种一味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上海和香港的罢工都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效果。群众革命潮渐渐衰退而落入平时的轨道。到了一九二六年初春，运动已成强弩之末了。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时，秋白叹息说：“在这退潮时候，屠杀案是不能激起广大群众运动的！”果然，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案，只死了一二十人，能够激起那么大规模的运动；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案，死了更多的人，却只得到各地空泛的抗议罢了。
北伐划分革命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相当意义下，我们可以说：五卅爆发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北伐后才爆发新的革命。这个新革命则是自发的。我的意思是说：群众提出比共产党领导机关所提的更激烈的要求，甚至为这些领导者意想不到的要求，而且走到这些领导者前面去。严格说来，只有这个新革命才当得起“革命”之称，以前的革命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罢了。
新革命爆发于湖南农村。湖南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之一。在长沙的核心，从五四运动走到社会主义，并不比《新青年》更迟些。中国共产党重要干部里，湖南人最多。在地理上说，安源煤矿是在江西境内，可是矿工大多数是湖南人，又有株萍铁路联系于湖南株洲，自始即成湖南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地盘。李立三是醴陵人，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就在安源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俱乐部和合作社，那里有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支部，工人同志朱锦棠且被第四次大会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李立三走后，工作是刘少奇负责；以后，与我同船回国的汪泽楷奉了中央命令到那里去做支部书记，他也是醴陵人。安源矿工几次斗争得了胜利，成了很大势力，可是五卅那一年或次年春天，终于失败了。矿主，盛宣怀的儿子，勾结了江西军阀，解散俱乐部，枪毙委员长某同志，好多矿工离开安源散回自己家乡去。他们都在安源受过宣传和训练，即使在矿山是无所表现的，回到乡村也能成为农民导师和领袖了，何况其中有许多活动分子。这便是湖南农民运动超过其他各省的原故。北伐军进湖南，毛泽东在广州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也跟了来，他们也有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南农民被鼓动起来欢迎和响应北伐军，参加战争，缴除溃败北军的枪械。可是出于鼓动者意料之外，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竟不以这种军事行动为限，而提出自己要求了。他们的要求很迅速地升级，不久就提出土地和政权的要求，有几个县份甚至夺得了土地和政权。
革命失败后，许多研究家钻进故纸堆中，从《二十四史》，《九通》等线装书中发现出：中国古代农民曾有几次进行过土地革命。可是，以前，我们一般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农民暴动，都以为是像明末的“流寇”，并不知道农民要求土地。我们读了俄国革命运动史，看见俄国农民如此渴求土地，又看见民粹派各种组织都以土地问题为主要政纲，心中都很诧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要求土地，中国革命者不讨论土地问题？中国革命者一般不知道土地问题，以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湖南农民的土地斗争震动了全国，不仅震动了地主阶级，而且震动了共产党领袖。共产党在农民土地斗争中尽的是制动机作用。虽然如此，这运动还是向前发展的。共产党下级干部和党员，与农民接近的，也有许多赞助和领导农民自发的要求。湖南各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都有武装队伍，有几个地方农民协会实际掌握了政权。北伐军向江西和湖北发展，这个土地斗争也跟着蔓延去了。同时，在彭湃领导底下，广东东江农民运动也更进一步发展，也到了土地斗争。
北伐军到了武汉，这个中国中部大城市，又触发了一个大群众运动。这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有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也是群众的自发运动，即也是违反共产党鼓动者本意的。武汉以外，湖北诸小城市也有这个运动。
反抗群众要求的地主和店主，或过去劣迹昭彰的人，都受了惩罚。最轻的是戴了纸帽子游街，重的枪毙。枪毙了不少的人，最著名的是叶德辉，一个渊博的古学者；中国另一个渊博的古学者王国维为了这件事情在北京投湖自杀。古学者间既有狐死兔悲之感，则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中国革命进到了“国内战争”规模。我说的不是国民党军队和北洋军阀军队之间的国内战争，而是工农群众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上海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大城市，此时也爆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罢工”，即是说：工人罢工为了改善自己生活，不管这工厂是帝国主义开的，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开的。北伐以前，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就已走上这条道路了。这罢工，共产党还能够指挥着。
这新革命的特质就是阶级斗争，即中国工农反对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甚至国内战争；与此相较，前期的革命可说是民族斗争，即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后期的革命，除了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斗争。决定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走到反动而屠杀工农的，绝不是那个民族斗争，而是这个阶级斗争。如果革命只限于“国民革命”，即只限于“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亦即只限于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那么蒋介石也许真会打下北京之后再同我们算账的。可是中国工农群众不肯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所愿望的，自限于“国民革命”范围以内。
我知道，有些人要说：“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之正是反对帝国主义自身呀！”不错，不错。可是，我们这样说也是不错的，即是：“后期革命中，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帝国主义援助群众的仇敌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群众在帝国主义身上反对的是中国资本家和地主。”非彻底进行阶级斗争，非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管理资本家工厂，中国便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因之也便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换一句话说：非超出“国民革命”范围以外去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便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在此次革命中共产党领导机关所不明白的，但工人和农民，他们明白，他们以行动表示这个认识。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并非仅指那些中国领袖，而兼指莫斯科的指导者，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总之指一切将中国革命限制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人。
上面说第二阶级的革命是北伐触发起来的，也许有人由此做出结论说：当初若是没有北伐，就不会发生这新的革命。这结论是不正确的。不错，倘若共产党领导机关保持着那种错误路线，也许需要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来触发这新革命。可是，在正确路线底下，这新革命仍是可以准备，发动，而且领导的，同五卅爆发的革命一般。反之，在实际发生的形式之下，这个革命给人以恶劣的影响，给人以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北伐以前，一般人，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干部，对于“革命”还有正确的认识，即认为革命主要是以群众暴动手段来实行的。党把主要力量，把优秀的干部，配备在下层群众运动上或党内工作上，次一等的人才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这是为了准备以群众力量实行起来的我们自己的革命的。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革命观。可是北伐问题发生了。上海中央反对北伐。后来北伐居然胜利，而且由北伐引起了更进一步的工农群众运动，于是一般人，连上海中央在内，改变了原来的革命观。割据了一个地域，组织政府，编练军队，然后出发征伐，以夺取全国政权，——这个方式被视为主要的革命方式；而群众武装暴动退入于响应革命军的别动队地位。从此，党就把最好的干部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而留下次等的人做群众运动了。这个革命观甚至影响了国际同志。在莫斯科乡下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制造一种理论，援引中国特殊国情来做这个革命观的根据。这个理论是说：中国革命，与别国革命不同，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之可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北伐影响，他方面也是模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大规模的“红军”运动正适合于这个革命观。中国共产党割据江西和他省一县或数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和编练红军，然后出征长沙，南昌，以至南京。至于大城市如上海的工人运动则不过尽响应红军的别动队作用罢了。这个“革命”后来自然没有成功，红军长征到陕北去。现在国共再合作之后，人们已不谈革命了，即使暗中还谈革命，那也是割据“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编练八路军和新四军，候机会出征西南，东南，或东北的。广大群众运动仍是被视为响应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别动队。不幸这个革命观在中国也有历史的类比，除了北伐以外还有辛亥革命，那也不是群众的行动，而是军事的行动。这个错误的革命观何时能抛弃，中国革命就何时有胜利希望。
可是我紊乱先后了。以上关于革命过程和革命观所说的话，并非那时（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我能说出的。我这个见解成立于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言论以后，而且好久以后。这是第二次入狱后在狱中思考革命的结果。至于那时，我虽思考着，虽怀疑着，但得不到明白的结论。
党内的斗争到了一九二八年春天形势改变而不利于“陈独秀派”。打击是从上海警备司令部来的。江苏省委机关被破获，许多重要的干部被捕，乔年亦在其内。若飞几乎被捕。一群人犯尚在巡捕房时，据说巡捕房索价二万元可以不引渡。中央不肯拿出这笔款，我相信是拿不出这笔款，或者毛子不同意，但若飞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意牺牲这批同志，为了便于解决党内纠纷。结果，引渡了。三个人：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在龙华枪毙，其余的人判了徒刑。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罗亦农也被捕，解往龙华枪毙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开第六次大会。大会地点定在苏联。从春天起，各地代表陆续出发了。毛子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其余的重要领袖都去了，中央只留下李维汉，各地负责的都是些新提拔起来的分子，或无经验，或无能力，于是全党感觉到很大的空虚。我留在国内做老工作，常委开会有时叫我去出席。常委负责的，李维汉以外还有一个香港工人罗登贤，新从广东来。应当有第三个人，但我记不起是谁。讨论的都是些琐碎问题，只有济南五月三日惨案问题有政治意义，此次我也被叫去出席。
以党报编辑资格出席常委以外，我以宣传部秘书资格又得了一个新工作，即指导创造社的工作。
创造社本是文学的团体，过去只出一些文学的杂志和文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我看得很少，偶然看看也不合我的胃口。连写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此外，我回国以后完全被革命吸引了去，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北伐以前，创造社一派文学家与革命无缘，倒是他们的对头，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人与我们接近，例如沈氏兄弟就是我们的同志。自然，他们不是以文学家资格同我们接近。有一次，雁冰和光赤两人在福生路宣传部房子谈文学。雁冰说了些不满意创造社的话，光赤则替创造社辩护。雁冰走后，光赤说：“他算什么文学家！不过介绍些外国文学罢了！”沈雁冰那时的确只是“外国文学介绍家”。但他是老同志，远在我回国以前，曾担任过上海地委书记。我回国以后，他做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又做上海国民党工作，很努力而忠实。我曾代表上海区委出席商务支部，有个时候他也在中央宣传部内担任一点工作，我们常常见面，可是从来没有谈过文学问题。武汉失败，他回到上海后，无形中脱离了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在四马路一家绍兴酒馆遇着宋云彬，他就是雁冰一篇写牯岭文章中的“云郎”。我们谈到了雁冰，宋云彬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几日后，我带了《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到窦乐安路景星里或景云里去访他。这是三层楼的房子，他的书室设在第三楼上。他告诉我，回来后已有五十多天没有出大门一步了，因为上海认识的人多，怕麻烦。我问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情，他说在写小说。他说：“最近出版的《小说月报》里有我的小说，你试猜看那一篇是我写的？”我没有功夫去买《小说月报》来看，因之没有去猜，直至以后好久才知道他用茅盾做笔名，发表他的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后来我是在单行本形式读了这三部曲。我曾将此次访问沈雁冰事情告知秋白。秋白说《小说月报》上有一个署名丁玲的人写了一篇小说，描写五四运动时候人的心境，写得很逼真，不知是谁？那时我对于文学如此无兴趣，竟懒得去读这篇小说。以后好久，我才知道丁玲就是曾经追求过秋白的蒋冰之。那日沈雁冰还是同我谈政治，他不满意于八七会议以后的路线，他反对各地农村进行暴动。他说一地暴动失败后，即使以后有革命形势农民也不肯参加暴动的。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志明白反对中央新路线。他这反对暴动意见后来写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文章中。李立三当权时代，党所指导的文学刊物都攻击他，中央而且训令日本支部不认他做同志。一九二九年，我遇着杨贤江，他刚从日本回来，问起雁冰时，贤江竟视他同敌人一般。
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回头再说创造社。北伐出师，郭沫若不知如何做了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是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向来不过问政治的，也谈起革命来了。一九二七年底或一九二八年初，《创造》之外还出了一个新杂志，一种月刊，我不记得名称［此杂志名《文化批判》。——编者］。这是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写稿的都是些不见经传的人，创造社的人，如成仿吾，不过写了卷头语一类的东西。里面的文章，我不很看得懂，勉强看一二页就要头痛起来，因为句子长而复杂，文法和术语都很特别。宣传部其他的人看了，也与我有同感。我们的结论是：这些人都是初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日文也许很好，但中文尚未曾写通顺。我们当时决料不到这种佶屈聱牙的文体会在中国流行起来，成为此后五年间时髦文体，为青年人竭力模仿的，直至需要“大众语”运动来纠正它。
可是这新杂志里面有反对鲁迅和蒋光赤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反对很有理由。
鲁迅对于此次革命采取一种旁观的冷笑的态度。后来的人替他辩护，说他比谁都早公开讥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动倾向。其实，他讥刺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反动倾向，而且是整个革命。蒋光赤则回国后抛弃严肃的党内工作，而挂着“革命文学家”招牌，引起一般同志的反感。那时他创立了“太阳社”，办了《太阳》杂志和书店，借了党的权威做护符，在他底下，杨邮人和钱杏邨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文学二方面，比他懂得更少。无疑创造社的人是比他们多懂得一点。
秋白临出国前二三星期，曾在编辑委员会开会时告诉我们，说创造社请求我们中央派人去指导。他说，郭沫若同我们有关系，在上海时常同恩来见面；那批日本留学生回国，沫若本劝他们同党合作，不必另办刊物；现在我们有两个同志在创造社里面：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前者本是郭沫若的秘书，后者则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两人另办一个小型刊物。会议结果推举我去指导。我拒绝了，而推举秋白自去。我是如此不习惯于同党外的人办交涉，尤其同文学家办交涉。秋白以即将出国为理由来推辞。我只好应承下来了。但我一直延宕着，没有去做，直至四月底或五月初，江苏省委催了几次，才同他们约定一个时间见面。
临去一天早晨，我接到一封短信，称我“同志”请我去创造社时先到他家，施高塔路十二号，谈谈。这信写得很随便，好像写给多年老友一般。我看信后署名：“独清”。王独清，我知道这个名字，虽然未曾见过面，也没有间接的关系。但我没有先到他家里去；是为了同李民治约好时间呢，还是为了别的缘故，我直接到永安里去，在那里会见了十几个人，都是第一次会面的，连李民治（即一氓）和欧阳继修（即华汉）也是第一次会面的。创造社的人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彭康，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成仿吾仿佛是他们的代言人，说几句欢迎话，替全体的人做介绍。接着，他说，他们设立了一个研究会或讨论会，讨论种种问题，希望我去指导他们。我谦虚一番，结果不能不说几句。我根据第三国际几次通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篇讲话是国际路线的，因之是斯大林主义的。我只能代表党的正式意见去同党外人说话。说完了，我请他们讨论。李初梨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今天的话，他以前未曾听人说过；他一向只懂得一点抽象理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如此明白的解释，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心里非常感激。这显然是客套话。其他的人则限于提出几个不相干的问题。
这个会开得如此有礼貌，是我几年来参加党内种种会议所未曾遇见的。一九二六年有一次，国民党在闸北开会，曾请我去演说，柳亚子做招待，也很客气，但演说完后台下未曾有人说话。我这日在创造社的感想是：我没有来，他们一定先分配了职务，成仿吾和李初梨的话是预先想好的，为了取悦于共产党。他们欢迎我，只为的欢迎党。这个感想，我一直保留着直至两年以前。两年以前，一个偶然机会，我遇着苏州高君，他曾在苏州反省院，与李初梨一处。有一天，反省院当局召集全体犯人开会，叫一些反省期将满的犯人登台演说，以决定去留。有的人说了些无耻的话，惟李初梨侃侃而谈。李初梨说，他从日本回来本是空泛研究社会科学的，在上海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来创造社的一个人（他说，他忘记了这个人姓名）谈了一次话，才坚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说到此时，反省院当局就叫人把他扶下台来了，因为他的感情十分激动。高君十分钦佩李初梨，可是他说的这个故事，感动了我。假如李初梨说的这个人是我，那么他那天在北四川路永安里说的几句话，就是从心坎里说出来的，并不是普通应酬话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党外人本来看不到国际通告，过去内部的理论争论，虽然印成小册子在汉口公开发行，他们也未必见到。以后，我才送秋白和述之两人著的书到创造社去。这两副纸版都是从汉口带来的，秋白的书在上海再版，述之的书在上海印的只能算初版，因为武汉时排好尚未印。我不主张印述之的书，但秋白看了纸版，发现其中有许多机会主义，极力主张印出，为了便于继续打击述之。
从永安里出来，我一个人到施高塔路去。入门，一个胖子从床上起来，拖着拖鞋，迎接我，向我投射疑问的眼光。我报了姓名，于是一阵热烈的握手，我们立即成了老朋友。这个创造社人物穿的是很随便的中装，其他的人物则是很整齐的西装，他高谈阔论没有拘束，他们则很矜持而有绅士气。不仅初见面如此，后来熟了也是有这个分别的。
王独清在他的家里等我，以致没有到永安里去；他听我说已经去过那边，颇有一点失望。他说：他有好多话要同我说。我们先闲谈法国的事情，谈蒙达尔，谈共同认识的朋友，谈他的爱人吴若膺，——吴虞的女儿。可是，成仿吾和张资平两人走了来，无疑是为了告诉独清以今天开会经过的。我稍坐一下就告别了。
以后，每隔两星期，我到永安里一次，没有人缺席，王独清也来了，每次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发表意见，互相辩论，最后由我做结论，而这结论都成了确定不移的。我明白，这是一种仪式，为了表示创造社愿意受党领导罢了，并非真正的讨论会或研究会。我渐渐失了兴趣。会开至七月底，我奉常委命令去巡视福建工作时为止。我不在上海，这个研究会或讨论会就不举行，——这点也是证据，证明我猜想的不错。
有一次去访王独清，他请我到新雅喝咖啡，那时新雅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才开张不久。他把创造社内幕告诉我。他说：“创造社的人可以分做二部分：一部分是‘已成作家’，如沫若，仿吾，资平，伯奇和我；一部分是‘未成作家’，如彭康，李初梨，等等。这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些‘小伙计’，如仿吾的侄子成绍宗，以及邱韵铎，龚冰庐等，他们有时也写文章。创造社中有的人有野心，要拿创造社这个组织，以对等资格，同共产党说话。资平是第三党人物，根本不可靠。伯奇是个小政客。那些未成作家方面，大多是新从学校出来的，都很纯洁，其中只有个别人颇有野心，我们须用力量去克服他。”
我去时，创造社已经停止攻击鲁迅了，我去后未曾讨论过鲁迅问题。也未曾讨论太阳社问题，但蒋光赤和钱杏邨二人仍向我控告创造社，指出刊物上批评太阳社文章的几点错误。例如，中国第一个提出“革命文学”的是蒋光赤，创造社刊物则说是郭沫若；又如《太阳》上有一篇文章说：“知识生于经验”，创造社刊物则指为“唯心论错误”之类。我不记得怎样回答他们。但调停创造社内部冲突，则比调停创造社和太阳社更费力些。仿吾出国了，资平无形脱离，剩下独清和伯奇二人极不相容，但那些未成作家又共同反对这二个已成作家。闹的都是个人琐细问题。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两人不知何故认为有由我出头干涉的必要。以我的名义和宣传部的经费，李民治在他家里叫了一桌川菜请他们，席间说起他们内部的意见，请他们公开提出来互相解释一下。可是王独清不愿意，他说：“我们同夫妻吵架一般，上半夜吵，下半夜好，不值得讨论的。”别的人则一件件说出来了，大家解释了误会，尽欢而散。这个和解筵席，是否有真实效力，我不得而知。每次开会后，独清总是拉我到他家里去，或者上咖啡馆，有时还上酒馆或跳舞场，因此显得我同独清特别接近，伯奇大不高兴，其他的人则说我“受了包围”。由我的关系，独清遂和汪泽楷往来，他们二人本在法国认识；汪泽楷介绍他去见彭述之和李季，他在述之家中遇见独秀，由此结合了这方面的友谊，而促成这位创造社已成作家走到托洛茨基主义来，无论受如何打击和诱惑都坚定不移直至于死。
王独清那本有名的写广州暴动的长诗，就是在我认识他以后写的。他拿草稿给我看，问我用什么书名好，我给他题了“11Dec．”。
我一向是把这些作家看作同路人，并未计划拉他们入党。六次大会后，蔡和森当宣传部长时，创造社党团开会请他出席，他表示同我一般的意见。他称他们为“德谟克拉西”。可是李立三继他后任和我脱离宣传部以后，不知何时，这些未成作家一个个入党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辜负他们的任务，上面已经说过李初梨在狱中的坚定。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朱镜我恰巧关在我的隔壁囚室，我们二人日日见面，议论虽不合，亦无恶感。出狱后，他在新四军中；那年皖南事变，据说他为避免做俘虏命运拿起手枪自杀（一说从担架上滚下深谷自杀）。彭康为一件恐怖案入狱，起初关在西牢，我在南京狱内看到苏州反省院刊物中有他写的一篇研究《老子》的文章，其中说老子学说合于陈立夫的“唯生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重视同志在反省院写的文章，那么他出狱后仍可算为一个好同志的。
广州暴动失败后，“革命高涨”信念似乎有点动摇了。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四人在莫斯科签名，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其中已不很乐观。代表们出国以后，李震瀛回到上海来，他特别找我去谈话，送我一本法文《欧洲年鉴》。我问起他签署的那篇宣言，以及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意见。他说，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尚未回到高潮，但已过了最低潮，现在开始上升。说时，他伸开左手拇指和食指成一V字形，拿右手食指指给我看。他说：“斯大林同志说的，革命已不在这里了（说时，他指着V字形的尖端），而是过了这里向上升（说时，他又指着左手食指上离V字形尖端半寸处）。”我不记得斯大林或国际其他同志曾于何时说过中国革命到了V字形尖端。我只记得过去所见通告都是说革命向上高涨的。难道说通告上不许说革命下降的话么？即使不得不承认过去革命下降的，也仍必须补充一句“现在已开始上升”的话么？我曾于广州暴动时唤起一点幻想，过后就不相信什么“高涨”鬼话，听到别人说“高涨”时，每次都要厌恶，——但我并未能由此做出什么有系统的结论。代表们出国后，不仅对外的斗争沉寂无闻，连内部生活也是奄奄一息的。七月间，李维汉派我去福建整理工作，因为有一个省委委员反动，投降漳州小军阀张贞，以致党组织陷于混乱。
我从上海乘船到了厦门。记得九年前，我从厦门乘船出发，经过欧陆诸国，最后坐西比利亚火车到海参崴，由海参崴乘船到上海。环绕欧亚大陆一周，只差上海和厦门间一段路程未曾走过。如今填补这个缺陷了。闽西数县那时正在暴动，厦门报纸连日有暴动消息。但省委和暴动区域失去了联络，在厦门，漳州一带无事可做，福州更无工作。我到那里召集了全省代表大会（但暴动区没有代表来），鼓励了若干消极的同志，选举了新的省委委员，巡视了外县农村工作。直至九月，我才回到上海。到上海第二日，报纸上即登载厦门破获共产党机关消息。住在接头处的几个华侨学生被捕，外县也破获一个机关。但敌人主要目的未曾达到：中央巡视员已离开厦门了。中央各机关不知道我回来的人，看见了报，都在为我恐慌。
此时中央热闹起来了。在苏联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已经选出新的中央，那些常务委员也已经回到上海了。
我在大风雨中回到愚园路房子来，上楼，静和我相抱，喜极而哭。新婚后，这是第一次离别，四十余日的离别。静告诉我，新的宣传部长蔡和森已经来过了。总书记是向忠发，李维汉落了选，连候补委员都得不着，正在办交代。秋白，国焘，若飞三人扣留在莫斯科，不放回来。李立三以候补委员资格回来，为了正式委员中有人出缺，递补上去。新中央开会已经决议仍任我做党报主编兼宣传部秘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颇不快活。此次，我没有兴趣又在蔡和森手下做工作。他的武汉作为和他的《机会主义史》引起我的鄙视。现在难道找不到别人做他的秘书么？我向向忠发报告了福建巡视工作以后，就提出辞去新任秘书之职。人家不许我辞职。
汪泽楷也回国了，他来找我，告诉我六次大会种种故事。“陈独秀派”团结于王若飞周围，成为大会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和其他反对中央的各派联合起来给中央以打击。秋白受了打击不得回国，李维汉受了打击不能当选，李立三受了打击几乎不能当选。李维汉完全是被何资深打下去的。
云南代表王懋廷来找我，他是静的同乡，以前我未曾见过他。他交给我一封药水写的秘密信，又告诉我写信用的药水和洗信用的药水。我到药房配了药水来，把信洗出，原来是若飞写给独秀的长信，报告他关于第六次大会经过。若飞此信本来写成公开的信，交给新中央送给独秀的。但因信内对于某些领袖有不恭敬的话或为了别的原故，中央收下来，不肯送递；若飞明白信转不到，才将这封信写成秘密形式，托王懋廷交给我转。王懋廷和我们这些“陈独秀派”本无渊源，他是从自己工作经验而成为当时中央反对派的。他在思想理论方面比较当时的所谓“陈独秀派”还更进步些，据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或第三国际大会中国代表团会议上，总之是那时莫斯科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公然要求讨论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许多代表，无论是中央派的，或反对派的，回国后私人谈话中都说起这件事情，拿来作为托洛茨基派在苏联活动的证据。“连中国代表也受影响哩！”但王懋廷为了同“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未被扣留在莫斯科，如王若飞，刘伯坚等，回国后也未曾受处罚，如汪泽楷，任旭，何资深等，——他仍回云南省委书记原任。也许他正为了同受压迫的“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才敢在莫斯科公开说话罢？王懋廷回去云南工作不到一年，就被龙云捕去枪毙了。
新中央不许我辞职，但实际上我没有做工作，党报和宣传部，自从我去福建后就在停顿中。我不知道这个僵局将如何打开。可是出人意外，我从福建回来没有多久，似乎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倒了。北方同志在大会以后才向新中央控告他在大会以前种种罪状。我不记得这些罪状，因为在这党内斗争风潮中一个同志被控告的罪状并不引起我的兴趣。新中央根据这些罪状查办他，革除他的常委资格，因此他自然而然不能继续做宣传部长了。
新任宣传部长是李立三。推翻蔡和森时，他有重要作用。他是大会选出的候补委员，似乎是未了一个候补委员，但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好多已经死了，或反动了，或消极了，或受处罚了，他一步步递补上去做了正式委员，现在又加入常委，而且担任宣传部长。第一次来宣传部开会时，他演说：“我们的党缺少一个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言下，大有自己将成为这个中心之意。我暗笑。但我笑错了的。从此开始一个时期内，李立三果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罗绮园问他关于六次大会上内部斗争的事情。他报告了一点，结论是：一些反对派都不是在原则立场上结合起来的，没有原则结合的党派决不会长久存在。会开完时候，我又提出辞职，他哈哈大笑，就把别的话岔开了。在他催促之下，《布尔塞维克》又出了几期。
在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回到中国来继续发展。陈独秀本人仍旧站在这个斗争圈子之外。汪泽楷向他报告了第六次大会经过以后，请他积极行动起来。他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立一个新党。”汪泽楷向我转述这话，摇摇头。我们当时认为在旧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恢复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干部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为了研究江浙读音，他还请我带他到沈雁冰家里去。我们对于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汉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确实用了许多工夫。一年多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其中创立了三十多个中文字母，大多数是罗马字母，有几个是希腊字母，还有一个和二个是他新造的字母。拼音规则颇复杂。分成北京语，吴语，粤语，闽语四种方言。这稿子写好，交付于他的几位北大老友，语言学专家赵元任似乎见过这书。如果不毁于“一二八”炮火，这部稿子定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过去著的《字义类例》和入狱后写的关于文字学的文章，可知他对于文字学本有兴趣。这汉字拼音工作，本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展开。
陈独秀的文字学即使不是曹参的酒，但他的站在党内斗争圈子外的态度仍是需要解释的。他的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若飞从莫斯科写给他的长信中曾告诉他以敌人这个认识。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我试来解释一下。我认为他自知反对他的是莫斯科，而不是中国那些领袖；他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他并不把若飞等人看做“他的”群众，他认为一切党员都是他的群众，连秋白自己也是的。为此原故，他于研究文字学余暇，只限于为某一特定问题贡献一点意见，而不肯组织一种反对势力。
在他这种态度之下，所谓“陈独秀派”的活动必然是要失败的。若如李立三一般说的，若飞团结的一部分人仅是个人团结，而没有原则的基础，——那也是不对的。仔细研究起来，当时这一派与其他小派别不同，他们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结合，而是有一种原则，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得来的，或从陈独秀谈话里启示出来的原则（主要是认为革命在退潮中，不是在进潮中），——模糊的原则，没有人明白提出来，也没有人敢彻底思想下去。这是一个有原则的派别，不仅从这些人后来差不多全体参加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可以证明，而且表现在有名的“江苏省委议决案”里面。这个“议决案”，是若飞未出国去参加大会以前起草的，但以项英为首的江苏省委另一派并未正式通过，不知何故莫斯科中山大学把它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发表了。托洛茨基看见了很高兴，特别为了它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它暗合于左派反对派的主张。可是这一派有个根本错误，即是把斗争限制在第三国际法律（Légalité）许可的范围之内，以中国若干领袖为对象，而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对象，反而思量借斯大林和布哈林力量去打击中国领袖。这打击也相当成功，秋白和维汉都倒了。但继他们起来的，是比他们更坏的敌人：李立三。
若飞没有回国，过去江苏省委反对中央的倾向遂为项英利用去。项英是李立三的竞争者，他的对头。一九二四年，我初回国时，上海微弱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们二人分别领导的。一个负沪东责任，一个负沪西责任，二人比赛谁的成绩好，结果立三成绩更好些。现在立三做了全党“理论和政治中心”，项英首先不服。他不知担负一个什么职务，大约是负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但他的力量在江苏省委，大会以前他似乎是省委书记。新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委委员何孟雄拥护他，但蔡振德和马玉夫（即马禹敷）保存过去王若飞的传统。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李立三中央。斗争结果，江苏省委宣布“独立”。江苏经费有独立的来源，无需依靠中央接济；江苏又能单独与外省通信，有希望某几省起来响应。声势非常浩大，但不多几日就烟消云散了。周恩来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会，保证了外省的忠实。向忠发，李立三等又威吓项英，指项英为唆使人，虽然项英自己并未露面。项英经不起威吓，屈服了。解铃还是系铃人，结果江苏省委恢复原状，除了蔡振德和马玉夫二人退出。正当风潮开始时，何孟雄日日问蔡振德：“超麟为什么还不来？”蔡振德不知怎样告诉他，我是与江苏省委一致的。李富春自己到我家里来找我，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宣传部工作，而且把愚园路房子顶掉，搬到李民治家里去住。富春要我去帮忙，允许给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要我帮忙，并不令我惊讶，因为我的怠工和赌气是好多人知道的；但这“交换条件”则令我惊讶。富春这个手段也许是做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候学来的。但我还是去“帮忙”。我在蔡振德家里，同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三人帮助江苏省委写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可是没有一篇采用，因为都是超过了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人的政治界限以外的。
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或二月间的事情。那时我早已离开宣传部了。起初，李立三上任后，我第一次辞职未准；第二次辞职，他说没有人接替，须待有适当的人时再来考虑；第三次辞职，他仍不准，但几日后他派了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潘文育来宣传部，要我派给工作。我明白他已经找到“适当的人”了，于是坚决辞职，得到了允准。他们没有派我新的工作，但允许我们夫妇去莫斯科读书。我和静先搬在李民治家里住，从那里再搬到蔡振德家里去。蔡振德坚邀我们去，李民治和潘汉年则挽留我们。我住的本是潘汉年夫妇的房间，是暂时借住性质，因为这两夫妇回宜兴去。他们回来时，不要我搬家，而住在李民治楼下大房间去，我不自安，但主要是为了政治倾向原故，终于搬到施高塔路恒丰里延年被捕的屋子隔壁三层楼上。那里二层楼住着蔡振德夫妇，亭子间住着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和他的女儿，此时刚出世不久，尚没有名字。
三月十八日，我们在这屋子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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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六、视察武汉时的指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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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六、视察武汉时的指示
（武汉部队负责人曾思玉、刘丰两同志传达）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汉视察了两天三夜。主席在湖南视察了一天，坐火车来，也是坐火车走。毛主席巡视了武汉市容，两次都是白天，我们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敬仰、无限关心，劝他老人家下半夜巡视，主席说不行，要白天看市容，而且是坐吉普车，主席巡视了市容和街上的大字报，感到很满意。回住处跟我们谈到深夜二点。春桥同志说：主席该休息了。我们在他老人家讲话时不插话，仔细地听，那里有这么好的机会啊！在讲话中，主席经常看语录，讲语录，边讲边笑，一直很高兴，精神焕发。主席讲了很多党的历史，从党的历史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讲中国历史，外国历史，耐心教育我们。
毛主席在汉接见了武汉部队负责人曾思玉、刘丰和武汉警备区负责人方铭、张纯青等四同志，二十三日刘丰同志送主席到郑州返汉，可惜街上大批判专栏被涂坏了，我们很难过。
根据我们回忆，主席讲话精神如下。
（一）武汉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湖北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武汉出了一个"七.二○"事件，好比脓包穿了头，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就是不破不立，乱透了就会好的，党内走资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他们被彻底打倒了，他们无权了。主席说：湖北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形势好得很，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主席问我们：湖北第二批建立革委会行不行？形势大好啊，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就赶不上。还问我们：今冬明春的工作安排了没有？明年元月、五月，八月准备搞些什么？（我们想"三结合"基本具备了条件，七大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还没把握。）主席问："你们看美帝敢不敢打？"主席很乐观地说："我看不行，它不敢打，它连一个越南也对付不了。南越最初只有九条枪，后来越南把美国搞得骑虎难下。美帝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很高兴。主席对武汉寄有很大希望，我们想，还要作艰苦工作，才能由"基本解决"走到"完全解决"，现在离建立革委会还有一段路程。（张春桥同志插话：你们千万不能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想的很远，我们湖北一定紧紧跟上毛主席战略部署。同志们考虑一下，过了国庆节先把工代会搞起来，再结合一两个革命领导干部，十月份建立革筹小组，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争取在元旦开个会，腊月十五再开个会，春节放三天假，大家好好过个年。
（二）要解放一大批干部。
主席又从历史上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主席说：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古田会议前，教条主义者还整我，陈总对军队问题解决不了，以后陈总又把我接到军队来。在古田会议上，讲了十条，从正面批评了那些"主义"。以后，又排斥我，说"山上没有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一个洋人）不听意见，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达到四比三。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即使王明这样对待我，我还是主张选他当中央委员。
主席讲，八一南昌起义是首先向国民党开的第一枪，所以是革命行动，不能取消"八一"。贺龙是个土匪，南昌失败，实际不会打仗，贺山头指靠苏联，但八一起义还是革命行动。前几次上天安门都是我批的，你们打你们的，我批我的。我这个人曾经五次被人家排斥。后来又要请我回来，南昌失败后，干部不多了，但都成了骨干。什么叫长征？长征是打出来的，是逼出来的，长征之后，质量就高了，就是现在这些干部，哪个在战场上没受伤？在民主革命中还是立了不少功，虽然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只要改正就行了。老干部到打起仗来，我的命令一下，他们上战场还是很勇敢的。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主席讲：听说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那样搞会逼上梁山的。独立师一万多人，上街的有二千多人，连人家的家属也倒霉，这样不好，搞得太凶就会脱离群众。（主席很注意看小报，每个小报都看了。）主席对曾思玉同志说："听说你来时，不是有人要打倒你？"曾答："打倒没有关系"。刘丰说：今天（九月二十八日）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说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主席说；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独立师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是受蒙蔽的。你们要多请示。刘、邓就不喜欢请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个自己决定，决定错了怎么办？
主席还指示：湖北、安徽的干部还没有站出来，有的不能当省长了，当副省长也可以。红卫兵小将也可当干部。
（三）要文斗，不要武斗。
主席说，体罚这个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打倒土豪劣绅的那一套办法都搞来了？那是对敌人的，现在时代背景不同了。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已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现在全国到处搞武斗，这翻不了天，让那些人跳出来好嘛。
（四）团给一一批评一一团结。
现在有些人破坏了这个优良传统，不喜欢这个公式。解放军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现在是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曾思玉插话。有些人叫什么勤务员，有的是大司令，比我们还大，官一大了，有时就不民主。）主席说："你这太急躁了"。
又对刘丰说："他要是急躁起来，你这个政委就给他泼点冷水。"
主席设；张国焘两次南下，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是好的。许世友是个和尚，但是员战将，他也要打倒？看一个人，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又要比较的看。要有几个反面教员，没有反面教员，叫独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五）革命大联合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联合不起来，主席早就发觉了。七月十八日主席就在汉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都，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我们一定要替毛主席争气。武汉点名的七大组织，都在他老人家那里挂了号的，联合的关键在你们，主席对你们各个小报都看了，好坏都有评价，有些小报派性特别强，纸倒特别好。主席指示我们："多给他们（注：指造反派）讲些历史。过去苏区里面打内战，无非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主席非常关心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临走时还问我们："两个月，联不联合得起来？"
曾、刘首长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很好学习中央首长对北京"天派
"、"地派"的讲话。中央对革命小将的批评，武汉造反派要引以为戒。"三新"不要骄傲、二司骄傲不得，工总也不要以为人数多，老是骄傲就会犯错误，这一段犯了点小错误，是支流，最大也不过是汉水，不是长江。"五.一六"兵团，我们这里也有，武汉有黑手，中央已经打了招呼。安徽两派联合起来后，黑手就自己揪出来了。七月十六日，主席本来想渡江的，死了那么多人，结果没渡成。有黑手，要警惕。主席讲："现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要防止坏人用极"左"的口号、山头主义搞得我们犯错误。我们的革命小将不要去管工人的事，坐下来好好学习，写文章，多起促进作用。林总从苏联回来时，对毛主席讲，中国一定比苏联强，因为中国有很多优秀儿女。你们革命组织的勤务员一定要做优秀儿女，不要掉队。
毛主席还指示："干部不要从外地调，可以精简。"接着问张政委："你的警备区有多少人？"张说：八十多人。毛主席说："有一十到二十就够了"。
主席参观市容时，正值"三司革联"开红代会，街上很多宣传车，主席对司机说："你告诉曾司令员，这不好，我很反感"。我们不要搞经济主义。上海张春侨、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办好大字报专栏，坚决抵制小报新闻，扫除一切非宣传品，取消小报买卖．曾、刘首长还表示，我们支左，决不支派。又问："干部怎么结合？张体学这个人行不行？他过去做实际工作多。"
毛主席的整个谈话长达两个半小时，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总是乐哈哈的，一点也不觉得累。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为毛主席争气。
（曾、刘首长传达）
毛主席在汉指示：
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实现三结合。希望你们成为对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大联合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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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五、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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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五、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九月十八日来到长沙，接见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黎源、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号召我们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毛主席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
在汇报到湘潭情况时，毛主席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对待干部。毛主席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不要侮辱。
毛主席教导我们造反派要加强学习。毛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进行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以上根据黎源、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传达）
开始汇报湘潭问题时，毛主席说：这么多工人不能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黑头头由他们受蒙蔽的群众自己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安江问题时，汇报这些地方农民进城的问题。主席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进城不容易，现在是十五个工分，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两元钱，有的是一百元打一次仗。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现在争人数，认为人多就要以它为核心。主席说：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有的是发的，政干校就是把枪发给造反派了。主席还说：抢枪不要怕，民兵的枪就有××万条。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武装保护解放军时，主席说：这也是个经验。
谈到“高司”问题时。主席问到姓万的（指万达），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主席说：等一段。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主席说：解放军也五不了。（此时原有四不了，现在是五不了）（主席算了一下，湖南军队两个月没有拿枪）主席说：开大会军队可以武装参加。
谈到火车不通时，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有压力。
主席问湘潭王治国时，华国锋汇报了王被斗的情况，主席说：为什么斗得那么厉害呢？他身体不好嘛，军区错了影响到军分区，也影响到县人民武装部。
谈到公检法问题时，主席说：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它一垮台我就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人武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主席又说，“……最后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了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极少数的坏人外，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对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主席说：只要犯过错误的？军队的、党的机关都要训，要吸收红卫兵参加。
谈到红旗军问题时，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一下，恢复了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怕。（张春桥同志插话，红旗军问题，林彪同志去年十一月批过文件，说服他们和别的组织联合，或参加到别的组织。）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革筹小组，主席说：十月份都要搞起革筹小组来。（张春桥同志插话说。江西也成立了临时小组，驻军召开了全省会议）主席说：开会也是训练。
谈到造反派团结时，主席说，两派要少讲别人的缺点，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老是先做自我批评，这样就好了嘛。（张春桥同志插话说：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话）主席又说：“两派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我想总是上头有人。对保守的不能压，越压越反抗，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共产党，三十万红军，后来是自己犯错误才有二万五千里长征。”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陪同主席接见的有；张春桥、×××、汪东兴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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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四、接见江西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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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四、接见江西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指示
（由省革筹小组杨栋梁同志传达）
九月十七日清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了南昌。当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同志，作了极其重要极为英明的最高指示。
随主席一起参加接见的，有×××，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等。
当程世清等同志走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满面笑容站了起来，他老人家伸出伟大、温暖的手亲切地和程世清等同志等一一握手，并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一身普通的布的便服，穿一双我们解放军战士穿的布鞋。这里我们报告同志们一个最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脸上看不见皱纹，白头发很少。我们当时又想多看看他老人家，又想多听听他老人家的亲切教导，又想多记些他老人家的最新指示，又想多汇报些江西的情况。我们感到浑身充满无限的力量。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记忆力非常好，洞悉一切，高瞻远瞩，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对我们教育最大，感受最深。主席对江西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熟悉，非常关心，在谈话中，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在谈话中，主席曾三次谈到大联筹、大中红司办的《火线战报》。对江西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6．29”事件、赣州事件，抚州叛乱事件，以及当前的情况，都很清楚。主席对当前江西文化大革命是满意的。我们向主席汇报当中，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主席向我们问了很多问题，都是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给我们作了许多最高最新的指示。
下边分五个问题向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人民群众传达。
（一）毛主席对形势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的作用时，毛主席教导我们：“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毛主席还说：“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
当我们汇报到抚州问题时，主席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张春侨同志插话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接着，主席教导我们：“那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二）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
汇报中间，毛主席指示：“干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我们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我们：“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人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主席询问了过去省委的一些人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当主席问了过去省委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时说：“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当我们汇报到正在集训军队一些干部时，主席教导我们：“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同志还要到外边去抓什么人时，主席教导我们：“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搞正错误。“
主席还教导我们：“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于部？“
（三）毛主席对造反派教育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大联筹准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
主席教导我们：“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人反右倾时，主席教导我们：“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
（四）毛主席对参加保守组织群众政策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因为前一阶段造反派受迫害、压抑，现在有些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说：“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
当我们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写了检讨，现在还在造反派那里检讨时，主席指示：“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五）毛主席对军队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的情况时，主席很关心地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说：“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
“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间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主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对江西军区搞四大，主席教导我们：“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啦，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当我们汇报到6011部队四排的事迹时，主席听了很满意，主席说“李文忠排的事迹，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青。”
（原稿由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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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三、视察浙江时的指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53)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三、视察浙江时的指示
毛主席到杭州，只休息了一小时，就召集省军管会负责同志了解浙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被接见的有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等，参加接见的还有杨成武、张春桥。吴法宪等同志。
毛主席对浙江文化大革命情况很了解，接谈了两小时，主席作了很多指示。主席详细地询问了舟山文化大革命情况，对军队问题问得很详细。
南萍同志汇报说：“二十军进入杭州前，军党委作过决议，向空五军学习。”
毛主席说：“空五军支左很好嘛！”
陈励耘向志汇报说：“空五军党委也做出决议，向二十军学习。”
主席说：“大家互相学习。”
主席对南、陈两负责人说：“你们要很好地向群众学习，不要架子，放下官架子，什么事情都是群众创造的。”并对吴法宪同志说：“飞机不是战士打下来的吗？”
南萍汇报说：“我们还有罚跪、戴高帽等现象。”
主席说：“我向来反对这样搞，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地主一样。我们有个好的传统：团结——批评——团结，对干部要一分为二。”
主席对南萍说：“金华转得很好嘛！”（据悉毛主席曾于九月十六日视察了金华。）
毛主席对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很满意，并指示：“这样发展下去，浙江在春节前后可以看出一个清楚的眉目来了。”
在整个接见中，毛主席精神非常好，神采奕奕，接见开始时，毛主席问二十军政委叫什么名字，二十军政委说“姓南”，毛主席就讲了一个唐朝的故事，说明姓南的是怎样来的，毛主席抽香烟，南萍给毛主席点烟，毛主席风趣地说：“自力更生，我自己来。”
（根据二十军首长回忆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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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新学堂
似乎在庚子乱后，慈禧太后不得不接受百日维新的部分改革的时候，省里依照朝廷的指示决定在各县开办新学堂。办法是：挑选几个年龄较轻的秀才去省城学习如何开办新学堂，如何教授新功课。漳平县派了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个人去，都是公费的。另有几个秀才以后也去省城学习，似乎是自费的。我只记得三个人：陈莪宾、陈玉芝、陈禹言，都是太常陈。陈祖光也是太常陈。林有声是太常陈的女婿或外甥，学习回来后还乘坐四人大轿拜客，据说是太常陈布置的，为显示他是太常陈家的人。漳平话叫做“装猴”。惟有刘子瞻是丁坂刘家的人，可见那时两个宗族的敌对仍然明显存在。但养奇先生（陈祖光）和少泉先生（刘子瞻）两人的交谊还是很好的。那些自费的学生，据说去以前是互相保密的，到了福州见面互相问道：“你也来了。”永福里似乎也有人去省城，我知道邓国桢是其中一个。
官费去省城学习回来，全县的人把他们当作新科举人来议论。知县要县里绅士同他们一起筹备新学堂，地址设在“考棚”。漳平的考棚是太平天国以后才建立的。据说李学蕙去河南某县做知县，给某县建了一个考棚。以后此县的一个人来漳平做知县也给漳平建了一个考棚。漳平的考棚，后面两进，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两边排列几十排长桌、长凳，每排以千字文的文字为名，再分号码。童生就是在这里考试的。改成新学堂之后，这些长桌、长凳都没有用处了，惟有最后两进的大厅可以作课堂，只能容纳两班学生上课。因此高等小学堂，只招收高等小学生。
甲班学生都是科举未废以前的童生。如果不废科举，则下次宗师案临时可能考得秀才的。其中多数是县城内外的人，也有几个是永福里人。永福里人居住在学堂内。学堂后进，大厅两旁延伸出去，有几个房间可供住宿。高等小学堂似是学两年毕业。课程有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国语（即官话），最重要的还是汉文，当时没设英文课。我不知道这些功课是谁教的。但除了汉文以外，只能由那几个从福州学习回来的秀才去教。我只记得静居先生（林有声）教体操和国语。陈禹言曾教算术，这个秀才一向是以善打算盘著名的。一次，我去学堂看我的父亲，他当会计兼庶务。他叫我去课堂旁听禹言先生教授阿拉伯数字。我以前没有见过阿拉伯数字。教汉文的是一个老先生，姓陈，我忘其名，家住在浮桥头。
甲班毕业了，似乎只有十一人。我记得，一天，姓钟的知县坐在衙门大堂上，毕业生身穿公服，头戴红缨帽，列队经过公案面前，分别从知县手中领取毕业文凭。
漳平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学生，我还记得几个姓名。第一名是李志勋（我记得是“勋”，而不是“埙”），他是李学蕙之孙。其他的是陈玉银、林舜居（我忘记此两人的学名）、郑宗选、刘时雍、陈维馨、陈螽诜以及几个永福人。
这第一批漳平县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从此便同旧日的秀才一起参加祭孔典礼了。那时宣传说：小学毕业生就是秀才，中学毕业生就是举人，大学毕业生就是进士，外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就是翰林。
可是，漳平县的上层社会是反对洋学堂的。他们根本反对废止科举。认为废科举办学堂，是“逆贼”康有为、梁启超戊戌那年变出的花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应当恢复科举，停办学堂了，然而八国联军又迫得慈禧太后实行这项新政。漳平的学堂是八国联军以后才办起来的。不仅守旧派反对洋学堂，连创办洋学堂的人也反对洋学堂，留恋旧科举。己酉年（一九○九年）为庆贺新皇帝登基，举行一次考试，不是考试秀才，而是选拔秀才，从各县秀才中选取优贡和拔贡。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人都去福州赴考了，刘子瞻就在此科考得拔贡。这些创办新学堂的人，不过办理知县交办的差使而已，能够替知县办差又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求之不得的。
我的祖父是当时的红绅士，学堂办成后他挂了一名“董事”（其他几个头面人物也挂名“董事”），我的父亲则担任学堂的会计兼庶务，管理学产。我家应当是属于新派的人物了，可是祖父和父亲宁可叫我们兄弟进私塾读书，不愿让我们进新学堂。
大家都把新学堂看作官样文章，官办的事业，虎头蛇尾的，大家期待着不久恢复科举。
所以甲班毕业以后，县立高等小学堂便无形停顿了。名称还在，房子还在，大门外仍旧挂着那两面“虎头牌”，牌上都画着虎头，下部一面写着“学堂重地”，一面写着“闲人勿进”，——但既无人在那里读书，也无人居住，那些永福学生都搬走了。我忘记了究竟是辛亥革命造成学堂停顿的局面，还是学堂先停顿再发生辛亥革命的。一直到几年之后邓炳来做县知事，这具死尸才还魂，以后才有丙班和丁班毕业。关于丙班和丁班，我还能够说些情况。关于乙班，则我毫无所知，是否有乙班，我也说不出来，不仅现在说不出来，当时我就不知道，不知道哪些人是乙班毕业的。但在叙说民国初年的高等小学堂以前，我要回头说说县城的初等小学堂。
设在考棚的，是漳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不仅县城只有这一个，而且全县四里也只有这一个。按照规定，学生先读完初等小学堂，才能升人高等小学堂的。但当时不能先办初等小学堂，候学生毕业之后再办高等小学堂。漳平县是先把高等小学堂办起来，招收当时准备去考秀才的一批童生为第一班学生，然后去办四个初等小学堂。居仁里只办四个，似乎永福里也开始办，和睦里和感化里似乎辛亥革命以后才办。居仁里四个初等小学堂都办在县城是虚构的。大姓的学生多几个，小姓的学生少几个，县里有的姓一般都照顾到了。例如，戊班学生中留下两个姓郑的位置，一个叫做“郑绍康”，一个叫做“郑绍兰”。
邓知事和刘校长商定学校恢复的办法如下：办好丙班学生的毕业手续，丙班学生不上课了，两个课堂给丁班学生和新招的戊班学生上课。
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此时多数在三牧第，就教于岑仲先生。少泉先生那时尚未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每日过足鸦片烟瘾之后也到三牧第来，主要是办理丙班毕业的手续。
这手续很别致。这班毕业生既不上课，也不考试，只在三牧第，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毕业表格。表格只有一张样张，必须照式画若干张，每个学生一份；上面有姓名、年龄、家长、籍贯，又有每学期考试成绩以及毕业考试成绩，分数都是少泉先生定出来的，叫各人抄录在表格上。少泉先生熟悉每个待毕业的学生的水平，所定分数大致适合，总之没有人表示异议。画表格、填表格很费事，忙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可是，完成后，少泉先生发现表格填错了，全部作废，又要重新画表、填表，为什么填好了的不能用呢？我过去知道，今天说不出来了。那些待毕业的学生是不应当抱怨的，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表格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手续。
漳平县立高等小学校丙班学生毕业了。他们领到了毕业文凭，可以参加祭孔，可以去龙岩中学读书了，可是没有甲班毕业生那么显赫。首先，他们的毕业文凭就不是知事坐在大堂上发给的。我也忘记了，全班有几个毕业生。我只记得几个姓名：陈任秋、陈锦文、郑宗房、叶鸿卿、郑寿南。这是一九一四年暑假前的事情。暑假中，上述五人都去龙岩中学考试，都录取了，暑假后就进龙岩中学读书，编入戊班。
我所以知道而且记得这些事情，只因为这一年我也做了“大学生”，住进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我和族兄郑寿南同住一个房间，少泉先生白天就在我们的房间办事。我亲见他如何指导学生填表，那些学生又如何毕业的。
一九一四年暑假后，那些没有接到聘书不能继续来学校教课的教员都走了。是他们识相自动走的，还是刘校长赶他们走的，我不知道。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刘校长受人憎恨。暑假后的教员都是刘校长正式聘请的。三个创办人：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其中只林有声一人留任，教我们体操和国语。其实，静居先生此时担任县商会的秘书，事情很忙，勉强挤出时间教书，何必聘请他呢？少泉先生去北京应文官考试了。养奇先生同刘校长不和，自己不来教书，自从学校恢复时起他就不来了。最引人注意的是刘校长聘请了岑仲先生为国文教员，兼任学监，住在学校内。岑仲先生未去福州学习，以前也未曾做过本校的教员，此次高升，只因为他教的“大学生”都须正式来学校上课，而且都须搬到学校来住宿，惟有他能管这些“大学生”。此外，刘校长还聘请了一个新教员，叫做陈纯青，来教英文。这人不是秀才，也不常住在漳平西门外老家，据说在漳州或厦门做什么事情，在那里进过洋学堂，学过英文。邓炳知事来漳平上任途中，陈纯青从外地回家，恰好与邓炳一行人同船，从华崶到漳平。在船上两人谈得很投机，邓炳就推荐给刘校长了。辛亥革命前小学不教英文，现在要教英文。我不记得当时谁教算术。图画，则是岑仲先生拿出画谱，教学生自己去画的。音乐，则是新民小学一个教员来兼课。这是一个永福人，我忘记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进过新式学堂。
丁班学生，大部分是三牧第的“大学生”，少数是从其他私塾来的。他们都是过去入了学，即挂了名的。三牧第有三个“大学生”过去未曾挂名，因之不能编入丁班，只好同新招的学生编入戊班。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族叔（与我同年），另一个是陈祖康。我们三人大概因为年纪较小，停顿以前，未曾在学校挂名。戊班本无学生，但停顿以前已经有了学生的一份名册。不知是谁捏造了这个名册，其中各姓都有，大姓的人多些，小姓的人少些。新招的学生，不难从中认取一个姓名。名册中有两个姓郑的，一个叫“郑绍康”，一个叫“郑绍兰”。我的族叔赶紧占据了“郑绍康”，留下“郑绍兰”给我，我只好取这个近于女性的名字了。我们三人正式入学上课后，便比同样从三牧第来的人低一年级了。论读书成绩，我们三人并不比同样从三牧第来的人更差些。
我们上了一个时期的课。我们的长辈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安排。刘校长同我的祖父郑秉钧，同陈祖康的父亲陈寿山，三人商议，如何把我和陈祖康两人从戊班提到丁班来，当年就可毕业。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备一份厚礼送给新民小学校长陈龙章牧师。请他以书面证明我们两人是新民小学毕业班的学生，转学到县立小学来的。陈牧师答应了，倒不是为了礼物，而是因为向他求情的人是本县的头面人物，很难拒绝。为了做得好看，免得人家反对“特权”，连我的族叔“郑绍康”也在转学之列。从此时起，我就不叫郑绍兰，而叫郑超麟了（少时，准备考秀才，我的一个堂兄曾名“起风”，我曾名“起麟”，此次则改为“超麟”）；陈祖康也是此时才名“祖康”（他的二哥名祖诒，也在丁班）；我的族叔郑绍康则改名为郑雅中。从此，我们三人都在丁班上课，这年年底经过考试，都毕业了。试题是邓知事或其幕僚出的，试卷批了分后还送进衙门去复核。毕业典礼请邓知事莅临讲话，比丙班毕业时隆重得多。但丙班全体毕业（甲班亦然），我们丁班则有三个考试成绩不好，没有毕业。此事当时引起议论。有人写“无头字”在城内张贴，根本反对“新学堂”，留恋旧科举。其中有两句受人传诵，即说高等小学毕业生“得之不足为荣，失之适足为辱”。这是八股文的句法，我父亲很欣赏这两句。当时丁班三个不能毕业的学生，确实由于水平太低，他们自己有数，但三人的家长则认为奇耻大辱。
丁班毕业生姓名，我能记得的有：张澄清、刘奎光、刘清秋、刘子明、郑绍曾、刘仲衡、郑雅中、陈祖诒、陈祖康、叶XX（忘其名）、郑超麟。
此时，县城内外的小学毕业生不能为县立小学所独占了。西门外福音堂也办了一个小学，叫做新民小学，其中有高等班，也能办理毕业。太常陈家，在邓炳来任知事后，也用族产办了小学，从初等到高等，一九一六年也有一班学生毕业。校舍不在大夫家庙，而在紫云书院。此前，一九一三年，天主堂也办了一个小学，也在衙门立了案，但一年就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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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二、视察上海时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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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二、视察上海时的指示
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在上海，见过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红光满面，步履尤健，身体非常健康。
我们经历了“一月风暴”和“九月高潮”，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
一月革命的经验，主席总结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九月份毛主席亲临上海，对工人阶级、红卫兵的大联合作了重要指示，使上海的大联合达到了高潮，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使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徐景贤同志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上的讲话传达）
在讨论训练干部的问题时，主席讲：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不训练也很难办，可以开训练班，这个事情跟红卫兵讲一讲。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训练可以人少一些，深谈一下，一次不行两次，可以多谈几次，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主席对红卫兵很关心。你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几个负责人在一起多谈谈，不要急于一次谈成，不要动不动就说你没诚意，帽子很多。主席跟我们讲：如果在七大，不用整风方法把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就会受损失。告诉那样争名争地位的人，在七大选举，有的人争中央委员，有的人反对王明当委员，但主席提名叫他当。主席说：不当中央委员不见得是坏人，当中央委员的不见得都是好人。王明就是坏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八大时很人多不同意王明当中央委员，主席仍提名。把那些反对你但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参加工作也没有什么坏处。主席讲：革委会也可以叫几个保守派进来嘛。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把人关起来不是办法。有些人应该让他们活动，他们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斗争会要允许斗争对象讲话，允许人家答辩，不要不让讲话。主席总是讲：让人家讲话嘛。有的造反派讲，我们是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所说的那样做的。主席跟我讲过：那是对付地主阶级，现在对于部，同对付地主阶级不一样，对干部应允许答辩，允许他们讲话，包括陈丕显，曹荻秋。主席在上海看过电视斗争陈、曹大会，没戴高帽子，没挂牌子，比较文明，主席很满意。主席还说了，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讲完呢？人家还没说几句就喊“打倒”，……允许人家把话讲完，然后再反驳，真理是在我们手里嘛！
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例如对付刘、邓。如果他不出中南海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过去我们曾对美国发出一次通牒，没有通过主席，后来主席就批评说：发通牒干什么？不照办怎么办？
最难的是教育革命。主席在去年七月份就讲学校斗批改要靠同学自己搞，最近主席要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拿出一些典型经验来。
（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上海高校负责人会议上传达）
有的头头私心杂念重，根本不顾国家利益，争核心、争名称、名位、名次，不是按照路线比较正确。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团就是这样争，主席问我和姚文元：这个大学不是一月风暴不错吗？现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总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东北三省代表团时，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传达）
主席在上海看了怎样砸上柴“联司”的电视，上面两次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主席就指示，提“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要去掉它。
主席在上海视察时，除了对工人大联合作了重要指示外，对学生也作了重要指示。就是在谈到交大“反到底”时，要他们“无条件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改引如下：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五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传达）
毛主席在关键时刻指示：
把“团结——批评——团结”改为“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
（徐景贤同志九月十九日在党校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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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一、视察沿途讲话主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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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
一、视察沿途讲话主要精神
（张春桥同志在河南传达）
一、形势：形势大好，全国已解决了七个省（指革委会），基本上解决了八个省（指河南，湖南已建立筹备小组），共十五个省。争取今年再解决十个省，南方五个，北方五个，共二十五个。（实际上二十四个省。因黑龙江解决两次，中央是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不能垮，坚决支持。）春节前，全国要基本解决，纳入轨道。文化大革命七、八、九三个月大进一步。形势和任务就是如此。
二、上下级关系：为什么搞的那么苦？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这样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干部不要一棍子打死，最顽固的也要给一碗饭吃。
北京开武装干部会，不只武的要去，文的也要去，党政群干部也要参加，左派也要去，红卫兵也要去。红卫兵权力很大，又很凶，也要训练。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教也不能诛。
要扩大教育面，主席在上海说了几次，并在许多省都讲了，中央文革也认真讨论了的。
三、大联合。那条语录：“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汉第一次讲的。这句话没有被接受，武汉问题如果用这个思想去解决就更好。主席反复谈这个问题，七月谈过，八月也谈过，（我）在上海把这条语录给工人讲了，很灵，上海大联合高潮就是主席这几句话搞起来的，主席关于大联合指示，全国一宣传，效果很好。
×××插话，主席是这样讲的：“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就想不过，这是有人操纵，无非是：一种走资派操纵，第二种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种是小集团思潮影响。”
春桥接着说：反复宣传主席这个思想，主要是工人，对学生，机关干部也有效。工人阶级真正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力军，让工人来左右局势，上海最有发言权的是工人，不是学生说了算数，上海一乱主席就问我：“乱得起来吗？”我说：“不要紧，工总司不动就不会乱。要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不要被学生牵着鼻子跑。”
四、三结合。主席讲：“上海军、干、群三方面关系比较好。”主要是三方面经常开门整风，这次以军队为主，召集革命群众团体，下次以革命群众为主，如此轮流，这个制度比较好。工总司每天坚持半天学习毛著，半天工作，天塌下来也不管。军队负责召集。干部向题是一个重要条件，上海部、局长一级干部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插话；主席说：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干部，解放干部，使用干部，干部中除了走资派为什么斗那么凶，斗那么厉害呀！有些干部坐汽车了，房子住好了，官做大了，工资高了，这都还可以，但是不要有架子，不讲民主，脱离群众。所以，一有机会就起来攻你。
当我们问到“5.16”时，春桥同志说：“5.16”是个反革命组织，有三条，一反中央，二反解放军，三反革委会。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一段，讲革委会一段，是主席亲自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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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50)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各地要将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中央。
记录稿未经主席审阅，不要在大小报纸和刊物上发表。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大，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痲。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斑，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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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庆祝国庆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9)
对庆祝国庆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
今年的国庆要充分的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成就。
×××
游行不单是游行，也是大批判。用文艺武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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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8)
对新闻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
新闻单位要树立严肃作风、科学作风、战斗作风，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风格。
（据陈伯达同志1967年9月3日对新闻人员讲话时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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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选择之进化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性的选择之进化观
性的选择问题，虽然比之两性配合事实发达得迟些，但性的选择是很早就在动物的两性结合中发现了。鸟类的雄性多半具有比较美丽的羽毛和头冠，雄壮伟大的身躯，婉转的鸣声等等，这都是为了竞争配偶，取悦于雌性，而产生的性择条件。所以两性的结合，在比较高等一点的生物中，早已不是单纯的无条件的自然结合，而有或多或少的选择作用存于其中了。不但性的选择作用早在动物之中发现，并且由于这种选择作用的发生，也同时使性的竞争和淘汰作用早已形成于动物的性的关系中。有些人一提到男女间的性的解放问题便由憎恶阶级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无理的束缚而走到另一极端，以为男女的结合，不问那些束缚条件的内容性质如何，都应该完全废除，而绝对实行无条件的结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种简单主义的表现，不能算是正确的理解了两性结合问题的内容的。因为人类的两性结合，不是应不应该废除一切条件的限制的问题，而是事实上能否实现绝无任何条件的限制的问题。人类是比较能审美的动物，是比较需要感情、生活、习惯，乃至其他的精神上调剂的动物，因此男女的结合，不管是在有婚姻形式的社会里，或无婚姻形式的社会里，两性间的选择作用，总会随不同的环境而以不同的形式保存起来。
性的选择作用，乃至他的竞争和淘汰作用，虽然在动物和人类中都是存在的，但一般动物只是自然的动物，而人类则不单单是自然的动物，同时还是社会的动物，所以人类的性的选择和一般动物的性的选择，各有其不同的法则的支配。虽说在动物中的性的选择方法，人类也曾适用到某种程度，但无论如何，人类对于性的选择的条件和这些条件的变化，都是与动物有差别的。很明白的，在动物中，两性选择的条件完全根据自然条件为标准。颜色美丽、体干强大、体力雄伟的动物，它便易为异性所选中，成为性的竞争中之优胜者。反之，如果那一动物在颜色上不美观，体弱力小，不但异性不甚欢迎它，并且在争夺异性的经过中也常是失败的被淘汰者。这种情形，达尔文在关系雌雄淘汰的研究中，有过很详细的说明，用不着在这篇短文里来细述了。这里我们所要指出的，就是动物中两性互相选择的条件，如颜色、身段、体力乃至某些个性等等，都只是那一种动物的自然机体上所具有的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优良的，便在性选择中得着胜利，这些自然条件劣弱的，便在性选择中遭遇失败而归于淘汰。自然，在动物中应具怎样的自然条件才能博得异性的欢喜，才能适宜于竞争配偶而不被淘汰，也要随各种动物的不同和其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起变化，绝不是永久不变的。如像在北极地带的动物，我想那纯白色的动物必易为异性所特别欢迎；蝴蝶的羽色愈能适合于它所栖居的花木的颜色的，也必愈易感动它的异性；老虎生于草丛中，所以它的斑色愈显明的，也愈为它的异性所爱羡。因为这不但是由于它的颜色是该动物中生活上所习见的，而且这些保护色愈适宜的动物，在异性和它相接触时，也必愈能免掉许多危险的原故。但是，不管在动物中的性的选择条件怎样因自然环境而变化，那种影响于它们择偶的条件的变化，和它们自身的自然条件的变化，始终只能是自然的，所以说动物的性的选择条件乃至其竞争和淘汰作用，都完全为自然法则所支配。
在人类男女两性的选择上，就不是那样简单了。人类因为是自然界之一部份，所以动物中依据于自然条件的性择标准，固然仍在一定程度上适用着；然而又因为人类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环境对他的作用是特别大的，所以依据自然条件以为选择的标准，倒要包容于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出来。并且社会法则在这里对于人类的性择上就取了较大的支配作用，有决定人类选择配偶的最后权力，甚至能改变两性对于其对方的自然条件的取舍标准。社会条件变化了，当然主要的经济关系变化了，不但男女两性的性择条件也要变化，就是两性互相需求的自然机构的美丑观念也要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人类的性择和性的竞争与淘汰作用上说自然的作用反居于不足重轻的地位了，那种在一般动物中成为唯一决定性的选择，竞争、淘汰作用的自然条件，一到人类中，反被社会关系把他的作用的重要性掩过了。
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男女两性互相选择的条件罢。在人类、美丽、体态强壮和活泼的男子，固然也为每个女子所欢喜，但是，这些条件在两性的结合中，往往不能适当地表现出，而常常为社会进化的法则所修改了。
在原始的人类，因为他们较近于一般动物，又因为在远古的社会中，人类是完全平等的，所以在性的选择上，尚充分保留着以两性的自然条件为标准的配偶选择方法。可是社会进化到私有制度的社会时，一方面是女子失掉了她的自主地位，成为家庭的父母兄弟和丈夫的所有物，她自己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当然对于未来伴侣的美丑的自然条件是不能有过问的权利的，父母兄弟能够把她当一份财产看待，以聘金的形式去卖掉她，所以买卖婚姻的实际是这样：男女双方当事人简直无所谓性的选择，只不过是以女子作为一种财产而举行交换而已。在另一方面社会一经有阶级、身分、贫富之分以后，两性间互相注重的不是以自然条件为主，而是以财产的多寡，社会地位和身分的高下为主。所以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名门的子女，是不与平民的子女结婚的。不管男女互相如何爱慕，如果超脱了阶级的限制而结婚，在贵族看来是奇耻大辱；在男子方面会失掉他对于贵族的一切应享的权利。地主对于农民，一切富人对于贫者，无不如此，只是各阶层的限制略有不同而已。
到了近代的市民社会，号称人人平等了，但是那种财产关系限制人类性的自由选择的实质，仍然没有除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仍然是不通婚的，一切婚姻缔结仍然从财产、身分、地位上讲究门当户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市民社会里所谓男女自由恋爱，实际上其中的性的选择，有多少，是完全根据于自然的美和学问、道德、性情呢？女子因为生活上的附属地位没有打破，因为社会上仍保存着地位、身分、财产、势力等种种虚荣的引诱，所谓自由恋爱也仍然不过把自己的肉体拿去换这些虚荣，而随便地交给一个男子罢了。在男子方面，亦复如此，所以，在这社会里的所谓自由恋爱，并不是已经做到了性的自由选择，而仍然在实质上保存着若干肉体的买卖意义于其中。丑恶的男子，只要他有钱有地位，总可以讨得美妻娇妾；丑恶的女子，只要她的父母是有钱有势力的人，也总可以嫁得好看的男子。这是很显明的事实。
从历史的演进看来，人类对于性的选择条件之变化，是和一般动物不同的。那种自然环境对于性的选择条件的影响，几乎看不出来了，只有社会的经济条件的改变，常常在那里修改人类的性的选择条件。原始的共产社会里，人不隶属于任何人，对于性的选择是以个人的本质和公共福利为基础的。所以母系制度下的妇人的丈夫，不问他对于妇人个人的感情如何，如果他懒惰不为公共利益而劳动，如果他做出了违背母系的血族团体公共规约的事体，做他爱人的她，可以不顾一切的驱逐他出去或责罚他。所以这种性的配合的有效性，是决定于团体的利益的。到了私有的封建社会，女子固然没有性的选择权力了，而男子的选择女人，便换了以夫的私利封建的身分和财产之世袭为标准。所以在前者，男子除大略注意一下美的条件外，完全以能顺天从夫，幽闲贞静善于事父母育儿女等等贤妻良母的标准，为选择妻子的条件。至于才能、学问等等，不但不问，而且认为女子有了才能，反不容易奴役和驾驭，所以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在后者，则把女子当作唯一的生殖机器，为了承继财产和身分的关系，女人不能生儿子，便犯着「七出」之一的条例。所以男子选择他的配偶的条件，最主要的是会生儿子，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性的结合之继续维持便成为不可能。
近代社会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封建的经济体系，妇女相当的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了，妇女逐渐变成了社会的成员。因此性的选择虽没有根本除去那种以肉体换取财产、地位等虚荣的事实，但是因为经济的生产上要求着妇女从事社会生产，而两性选择的条件便也不能单注意于三从四德，于是一般的学问、知识、道德，乃也渐渐被男女两方注意起来。并且因为生产关系的变化，女子的经济地位比较上可以有相当的独立了，那么要求绝对服从男性和专门处理家务的性的选择条件，纵然希望保留至于永久，事实上乃不能不有所改变。
在人类的性的选择的一般关系上说，固然已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社会的经济关系之变化决定人类的性的选择条件的变化这件事，就是对于性的美丑之自然条件的选择上，也是一样。我们在前面曾说到动物多半是雄的比较美丽雄壮些，而雌的则反不如雄的，这在性的原始状态上说，动物是受原始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因为生物的性择的自然法则，大半是男性对于性的要求易于冲动，女性则冲动较迟缓而较能持续些。加以在动物中为了限制性的过度损害，女性有一种特殊的经期现象，以为自然的节制；所以动物中雌性不到春期，很少性的冲动，因此原始性的结合法则，总是男性居于主动的地位，而女性则居于被动的地位；男性常具有比女性更美的颜色体态等，以为引诱和竞争的武器，可是这种自然的美的条件，到了人类中就因社会关系的不同而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美的观念，也随时代而有不同。在男女平等的社会里，男女的身体的自然条件大都没有什么区别，女子并不是特别娇柔美丽些，甚至在装饰上也不大显出男女的区别来。很古的条顿人、高卢人，现在犹存的锡兰岛人、堪察加人、依斯企摩人，那些野蛮种族，就是这样。
在母权极发达的社会里，女子倒转要崇拜男子的体美，因为男子对女子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女子的活动范围比男子广，男子亦如现代的女子那样被豢养在家里，自然显得柔嫩白净美观些。甚至在服装上也是男子装饰起来让女子赏识的。现在的野蛮人中，如东非洲的窝忒拉族、刚果的安通比亚族、南洋群岛的巴蒲亚人，在体格上都是女强于男，男子反为妇女所赞美。古时埃及的男子，比女子还爱装饰些，从第四王朝到第十八王朝，更是盛行这种风俗。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是把女子当作玩物，女性居于经济的和家庭的附属地位，为取悦于男子，不但努力于装饰的外表去改变自己，而且还从摧残身体的自然机构上去改变自己，这种改变，一方面是妇女被禁锢在家庭中，从缺乏田野间的劳动与少受阳光风霜的侵婆上，使她的皮色自然白嫩细腻起来，他方面则随男子所好，而抑制身体某部的发达或助长某部的发达，造成女性的特殊美。关于前者，我们不需找任何证据都可明白，关于后者，如欧洲中世纪盛行的细腰美。乃是缠腰的结果。又欧洲妇女乳部胸部特别发达，也是由于腰缠小了，自然特别显露出乳部胸部的发达的原故。国的处女，特别没有乳胸的美，这是由于中国男子把女子的乳房大小作为贞节与否的外观泙价标准，使女子不得不束缚乳胸所造成的。中国妇人的小足，是中国男子特别要求女子娇娜的结果，都是证明。
男性对于女性和女性对于男性的自然机体的美的选择条件，是随着社会的性质不同而各异的。在封建经济制度下，妇女特别受压迫，男子要求于女子的为沉静、娇羞，举止持重和轻盈的体态等，而女子要求于男子的，也是温文尔雅的风度。因为在那一般的静态生活的社会里，所谓活泼便是轻佻，所谓体格健强便是粗蛮。女子为极端贞操道德所束缚，如果窄衣紧带，暗露出了肉体的自然形体，便是风骚。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经济生活转变为十分活跃了，人们的生活也从静态的改变为动态的，加上生理卫生学的发达，军国教育的发达，而体育的讲求也成为必要了。这时无论男女，其互相选择的体质美的条件，遂都注意于身体强健，精力充足，活泼奋发等等，以前病夫式的温文尔雅和体态轻盈的静的美，使被人渐渐忘去。尤其是女子，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之下，逐渐脱离家庭来到社会上，获得相当的经济独立，极端严厉的贞节主义再也无力束缚她们；她们渐渐有权利显示她的身体的自然美出来供男性的选择，而窄衣紧带的服饰居然代替了已往的贵族宫廷和封建社会的宽大服装，曲线美便博得了这一社会的男性的赞赏。
所有上述一切男女两性的关系和自然美的选择条件，都是随着社会关系之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人类在性的竞争和淘汰上，往往不是根据于自然的机体以决定其优胜劣败，而是根据于社会的关系以为判断的。比如在私有社会里，是以财产多寡、社会地位和身分的高低，能否适宜社会的性择条件之要求等等来决定情场中的谁胜谁负，就是一例。有不少身体美好的男女得不着适当的配偶，而丑恶，身体不健全的老年的男女反得着不应享受的美好配偶：社会的不平也同时表现于两性的性择关系和性的淘汰作用之中。
这样，我们可以结论的说，人类的性的选择，是不能没有什么条件的限制的，两性的配合必定要以自然条件的相当为标准，如美丑的相当、身体健全和年龄的相当等等条件，都是必须讲求的。而且，不止如此，不仅应如动物一样，只简单的根据自然机体以为选择，其他像知识学问的相当，个性和感情的投合，一切道德、思想、信仰的一致等等，也都是性的选择所必须讲求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选择，随便结合起来，其结果我们敢断言是不会美满的。但是，在现社会里，随者社会关系所带来的许多无理的性择条件，如以财产、地位二者为性择标准的条件，是使人类的两性之正当配合发生错乱，使人类不能得到平等自由的性的选择、适宜的发挥性的本能和满足性的欲求的。我们要求人类对于性的选择能依照适当的条件去处理他，能使人在平等的关系中去过性的生活，然而这只有除去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私有的经济制度，使人人立于平等的地位，以他们的自然机体良好的知识学问，和健全的人格精神作标准，来实行性的竞争，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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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7)
对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
好极，此文的要害是点破了“五．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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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6)
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对北外造反团所编《陈毅黑话集》的评语）
材料不黑，性情直爽。
×××
陈毅是个好同志，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
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人搞，还要他来搞。
×××
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四十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二十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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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安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5)
对公安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掌握不好，就容易伤害自己。这把刀子要是被坏人抓走了，那就更加危险。所以，公安工作只能由党委直接领导，不能由业务部门垂直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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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4)
827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许世友要帮助过关，他是一个战将，文化革命以来，落后了，跟不上；
二、要出马恩列斯语录；
三、文化大革命要搞三年，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
四、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了一篇好文章（指《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红卫兵小报是好东西；
五、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
六、群众组织提以我为核心，这样提是极蠢的；
七、依靠青年人；
八、依靠群众，加强专政，新疆办大型劳改农场不一定好，要研究；
九、要抓学习，把工作做好，要精兵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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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俄国在波兰的经济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第二部分俄国在波兰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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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3)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
（一九六七年八月）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讲成绩，讲讲方向，要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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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2)
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仅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强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不能把我们的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的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的来谈判。
（摘自谢富治同志1967年8月22日在北师大讲话）
×××
（对增派往温州的6299部队指示）
行动要愈快愈好，工作不要太急，要做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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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的批示和修改（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1)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的批示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批示：已阅，照办。
毛泽东
主要修改：
信的开头，“广大的职工群众们”一句是主席加的。
信的第七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职工必须把国家利益”一句后加了“工人阶级利益”几字。
信的第八段“凡是坚持下去、坚持生产，做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哪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整段都是主席新加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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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斗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40)
关于武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对武斗不要看得太紧张，对形势不能看得太严重，不要急。那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让他多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众看得更清楚，群众孤立他，就好办了。乱是暂时的，可以转化为好的。打架是支流，是暂时的支流。决不能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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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9)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一九六七年八月）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转摘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合部——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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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津与河北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8)
对天津与河北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天津、河北应该搞得好一些，因为天津、河北离北京近，特别是天津，容易影响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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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的批语（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7)
对《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
还我长城。
（注：这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是由林杰起草，王力、关锋批准发表的。社论中错误地提出了“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而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主席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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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串连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6)
关于大串连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去年走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倒忙。
（转摘自周总理1967年8月16日对北京红代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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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5)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最大的运动必须有最大的联合。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前途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最广泛的联合。每个革命组织、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在思想上引起充分的注意，在大批判中求得大联合，否则就会亲者痛，仇者快。
革命派互相攻击，刘少奇坐山观虎斗的现象，再也不能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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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九六七年七月卅日《人民日报》社论加的一句话（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4)
为一九六七年七月卅日《人民日报》社论加的一句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
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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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3)
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打响了第一枪，为井冈山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不容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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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汉事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2)
对武汉事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本来军内的问题没有机会解决，武汉问题发生了，就有机会解决了，机会是他们给的。
×××
全国都应该从武汉事件中学习。全国支持武汉地区，武汉地区的斗争推动了全国的工作。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也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这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
武汉一小撮人的叛变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
这次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
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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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入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第一次入狱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蒙达尔森林中，薛世纶征求我同意参加发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时，我是迟疑了一下才表示同意的。这迟疑并无关于思想和认识。我的共产主义那时已经成熟了。但从思想走到行动这个关头，需要下决心，需要有不惜入狱，受刑，被枪毙的决心。
在中国，为共产主义运动入狱的，陈独秀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任了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捕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而且永远驱逐出法租界。在他自己，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入狱了，不过为了共产主义入狱是第一次。
除此次以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二七”，是否有党员入狱或死难，我不知道。“二七”是轩然大波。除当场中枪死的党员和群众及被处死刑的林祥谦和施洋不算，中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的，在汉口有刘芬，许白昊诸人；在长辛店有史文彬，吴雨铭诸人；在上海有李启汉，韩白骅诸人。汉口和长辛店被捕的，直接与铁路罢工有关；上海被捕的则是间接的关系：李启汉负工人运动责任，韩白骅是《向导周报》发行人。一九二四年春天，张国焘和杨志烈两夫妇在北京被捕。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们更加痛切感到迫害，因为几个月前国焘曾在这里东方大学对我们演说。那时谣传这两夫妇受了严刑，且说国焘折断了一条臂膀。冯玉祥“倒戈”之后，两夫妇释放出来，次年春天来上海，我问国焘狱中受刑经过，他说并未受刑。
“倒戈”之后，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似乎没有遇着迫害，直至五卅前后。顾正红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为赴顾正红追悼会在戈登路被捕的韩步先，朱义权等四个上大学生则都是共产党员。四人定于五月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审判，这就是五卅演讲和继起的屠杀的一个原因。在讲演时被捕的学生，列为第一名被告受审的瞿景白，秋白的一个弟弟，是共产党员。在屠杀时当场死去的何秉彝是共产党员。二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高潮中，与上海总工会同时也成立了“国际革命者救济会”（M．O．P．R．）的中国支部。为采取一个通俗的名称，陈独秀便定名为“济难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经费很充裕，负责的同志都做绅士打扮，以便于向那些高等华人交际和募捐。事实上也是一个宣传机关。济难会初成立时，没有什么入狱的或死难的革命者待它救济的，因为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一般不敢动手，或不知道怎样去动手。复工后、退潮期间，流氓曾来捣毁总工会，常玉清诸徒弟曾将李立三绑到常玉清那里去，强迫承认什么条件，最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通缉它的委员长李立三。但李立三逃脱了。济难会救济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刘华，一个四川人，很好的青年，在上海大学或附中读书，受李立三指导，在小沙渡做工人运动。五卅前后，小沙渡无数次罢工之中没有一次与他无关的。他成为公开的工人领袖。中外资本家恨他刺骨。孙传芳到上海后，他害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没有活动，而且表现消极。病后有一天在公共租界电车上被捕房密探认出了，立即被捕，路过四马路，有几个工人看见他，而且同他说了几句话。不久，他解到龙华去。以后就听说他在狱中被孙传芳秘密枪毙了。据说孙传芳在总商会某次宴会中，有几个资本家向他诉说刘华如何“可恶”，请他枪毙的。我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上海暴动成功后，总工会曾公开登报寻觅刘华遗体，似乎未曾寻到。第二个受救济的是周水平。周水平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在江阴鼓动农民反对地主，结果被当地豪绅勾结军阀把他捕去枪毙了。济难会为了表示不是共产党机关，也救济了这个死难的革命者。
说到江阴，已经走出上海了。从五卅屠杀直至暴动时期，共产党员除了刘华以外似乎没有别人受迫害的。但其他地方就不能这样说。差不多与五卅屠杀同时，青岛也发生了屠杀，可惜为上海大潮所淹没了，知道青岛屠杀的人比较少。这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负责的人是与我同在蒙达尔工厂做工的李慰农。七月间，李慰农终于被张宗昌捕去枪毙了。
为了抗议五卅屠杀，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同国内各地一般，也发起一个运动，他们用传统方法，包围公使馆，强迫陈箓签字在什么文件之上，结果法国警察来驱散了，领导者任卓宣，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书记，被捕，判决了一年徒刑，确实在有名的Santé狱中监禁了几个月。
“三一八”当场中枪死的人比“五卅”那天死的更多了。死者之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但没有我认识的人，乔年在纷乱中胸前挨了一刺刀。屠杀之后，段祺瑞还公布了一个通缉名单，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最重要的是李大钊。许多人离开北京到南方来了。
北京屠杀之后二日，广州也出了乱子。蒋介石派兵包围俄国顾问团，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逮捕或软禁黄埔学校里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此次虽然未曾杀死一个人，虽然除李之龙外其他中国的和俄国的革命者不久都恢复自由，李之龙最后也释放了，但是在迫害革命的意义上说，“三月二十日”是比“三一八”更加重要的。后来的白色恐怖并非出自段祺瑞，而是出自蒋介石。
五卅以后，北伐以前，湖南发生过二次屠杀：水口山和安源。水口山死者不知是否同志，安源工人俱乐部主席，被枪毙了的，确实是同志。
在此时期中，北方，保定组织被破获，被捕了许多同志，大多是男女学生。负责人高风，为了免除其他同志罪名，便把一切责任都认在自己身上了，结果牺牲了他一个人。
北伐军兴，阵亡的同志一定不少，但没有我认识的人。袁庆云随军出发，死于郴州，但他是害虎列拉死的。武昌，一个繁盛的丁字街头，竖立一个纪念碑，我到那里时碑还是新的。湖北省委机关中人告诉我说：这是纪念围城时被北军杀死的某个同志。
但从此以后共产党员牺牲的就渐渐加多了。我们回到上海来罢。当共产党准备上海暴动时候，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有一次闲谈说：暴动成功，我们三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的，但不知哪个先牺牲？第一次暴动时，我们的同志死了奚佐尧，陶静轩若干人。报纸详细登载他们被捕，审判和枪毙的经过。他们都承认是国民党员。秋白看了报后，向我表示他的感慨。他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塞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秋白不知从这个感慨做出什么结论没有？能彻底思想的人，当时应当做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而独立起来，必须以自己的面目对着群众。
第二次暴动时，上海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巡行街道，遇着发传单的或喊口号的人立即斩杀。死了好多的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除了大刀队以外，警察和包探还逮捕许多有嫌疑的人或示威运动时常露面的人，其中有好多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些被捕的人大多判决徒刑，监禁在漕河泾监狱，暴动成功后总工会纠察队派了一队人去迎接出来。
第三次暴动，在巷战中阵亡的同志，我都不认识。暴动成功，纠察队逮捕了几个特别出力的警官和包探，结果不知如何处置。可是此时，我们已经感到新的威胁了。占据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是蒋介石属下的第一军，但是蒋介石一路来的反动事迹，我们已有所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他捕去枪毙，九江总工会被他买通流氓捣毁。难道我们的盟友蒋介石将代替我们的敌人孙传芳和张宗昌来迫害我们么？
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事情。头一日晚上，何今亮又去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曾在电话中叫何今亮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暴动前后，杜月笙一派青帮通过纽永建与我们合作。第二次暴动时，我们在法租界设了指挥暴动机关，就是依赖杜月笙保护的。何今亮是我们同志中与杜月笙接头者之一。他假名汪寿华，身份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四月十一日晚上他坐了汽车到杜月笙那里去，从此不再回来了。次日据汽车夫报告，他被扣留，而且被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最近，友人谢澹如读了我这个回忆录，托人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汪寿华死难经过。据他说，汪寿华被扣留，而且解往新设的公安局去。公安局怕负责任，不敢拘押他。夜里，放他出来，故意把路灯熄灭，埋伏了人在后来的蓬莱市场近旁，俟他走近来时，开枪打他，他带了枪伤倒毙在谢澹如亲戚家的后门口。这故事是很可信的，因为当时别处也曾采取这种杀人手段。
在缴械时纠察队阵亡的，以及示威游行时群众被屠杀的，姑且不去说它。我们只说以后的白色恐怖。施行恐怖的机关是龙华司令部，施行的人是侦缉队长杨虎和政治部主任陈群。杨虎和陈群两个名字当时是联在一起说的，以致成了“养虎成群”，一句象征着恐怖的话。但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他若落在杨虎手里就没有命了。被龙华司令部捕去的起初是那些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仅在上海做工作的，而且在别处做工作逃来上海的。死的人很多，但我认识的人则不多。上海大学学生何洛和他的爱人刘尊一被捕了。男的是民选上海市政府委员，而且兼什么局局长，女的则是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之一。刘尊一，北京某大学学生，一个四川姑娘，与赵世炎的二个姊妹和其他的女学生结拜“十姊妹”，相约不嫁。此时其中已有过半数背约了，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也已有了爱人。现在，她和她的爱人在等待着死刑。可是，司令白崇禧的另一个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她，杀了何洛而娶了她。“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她的同乡欧阳继修常念这二句旧诗，欧阳继修曾有一本长篇小说写这件事情，但我未曾读过。
这一批被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宣中华和安体诚，两人都是从杭州逃到上海被捕的。宣中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是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都是杭州有名的共产党员。在杭州被捕被杀的还有好多人，但我不知道。
与上海同时，南京也实行屠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全体被捕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们，放他们出去，但埋伏了打手在街上，开枪杀死他们。其中我认识的有主任委员侯绍裘，他本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在上海时与秋白同住在菜市路；有谢文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有张应春，妇女部长，柳亚子的朋友，柳亚子有许多文章纪念她。一九二六年间，她在上海，为妇女运动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找陈碧兰，因此与我相当熟。
“四一二”恐怖，死的人很多，蒋介石军事系统下各地都有牺牲者。一九二八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时，厦门的同志都向我称道一个同志，厦门大学学生，死难者之一。一九四○年我回上海途中路过宁波时，看见宁波中山公园进门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国民党“四一二”屠杀宁波共产党员的“功绩”。需要未来的历史家来详细记载此次恐怖，我所知的是很有限的！
在广州的恐怖称为“四一五”，即比上海迟三日。那里的事情我更加不知道。全国总工会内的李启汉被杀了。黄埔学校中死难的，我认识的有熊雄和萧楚女。但我特别怀念一个姓陈的青年，他是我的小同乡，当我去法国时，他在漳州师范一年级读书，当我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他从家乡写信给我，讨论革命问题。以后，他去广州，我介绍他去找陈延年，结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他也死在这次恐怖中。据说，他四一五被捕，拘押在集中营里，以后才被杀的。
此时前后，张作霖也在北京与国民党竞赛恐怖了。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人中，我认识李大钊，范鸿劫，李季达，谢陈常。李季达是我的莫斯科同学，回来在天津做了很久工作；谢陈常曾与我同在蒙达尔做工［李季达不是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他在李大钊死了半年后才在天津被捕，牺牲。——作者1986年补注］。他们的死是张国焘在第五次大会上宣布出来的，大会为他们静默几分钟志哀。关于他们的事情，报纸登载得很多。
我到汉口后，上海的恐怖又踏进了新的阶段。陈延年被捕了！上海报纸登载老狗吴稚晖致杨虎的贺电。老狗电中说：捕得小陈比捕得大陈更加有意义，因为在共产党内小陈比大陈更加重要。老狗仇恨陈延年，是有原因的。陈延年过去与他同属于无政府主义，可是“少年共产党”发起时，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来了。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吴老狗的死对头，他的假面具就是给我们揭下来的。延年被捕消息震动了全党。因为他是广东党内负责人，他初到广东时那里只有几十个同志，不到三年发展上万，工作的发展更不用说。全党对他有很大的希望，有人说国际要他代替他的父亲为全国领袖。又因为过去的恐怖只限于牺牲那些做国民党工作的人，或做其他公开工作的人，如今进一步要牺牲党内重要组织的负责同志了。我不知道延年死难经过。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罗亦农在上海公馆里请吃饭，席散后，苏兆征，王若飞和我三人尚在斗酒。苏兆征已经醉了，不知怎样提起延年，他大声哭起来。他说，他的眼泪只好流入肚里去。
不记得那一日，总之是国民党也在武汉宣布反共之后，罗亦农代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时候。亦农和我在浴堂洗澡，我们无意中谈起赵世炎的皮肤病。亦农忽然用俄语同我说：“радинарестоъан！”（辣丁被捕了！）我吓了一跳。辣丁是世炎的俄文名字。当时党内对世炎被捕消息保持秘密。同志间偶然知道这消息时，问负责人，负责人都否认，或者说：“不错，上海又有一批同志被捕了，其中有个工人同志自称是赵世炎，为了欺骗杨虎，以便世炎脱逃。”这秘密是表示我们在上海正设法用贿赂或其他手段营救世炎。延年死后，我们的党不能再有这个损失了。党内的人知道陈延年的多，除北京和上海同志以外很少知道赵世炎的，这两地同志也不很知道赵世炎的重要。延年和世炎各有所长，假使两人交换了工作，不知道成绩怎样？延年不是广大群众领袖人才，他所长在于运筹帷幄，指挥同志工作。世炎是群众领袖，运筹帷幄能力，我看，并不下于延年。这两个同志又是十分纯洁的，俭朴的，毫无个人野心，绝不似罗亦农和彭述之，又极能取得同志信仰。我未曾听见人对这两个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们死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党内斗争时期，这斗争结果至于分裂。延年和世炎如果不死，不知道怎样？这分裂自然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可是斗争和分裂方式，我想，一定会同实际经过的不同。
我知道世炎死了，但尽量避免宣布。世炎的姊姊世兰同“十姊妹”之一李慧住在汉口兰陵花园亦农公馆，我们天天见面，大家都不敢提起世炎。有一天，我们将近离开汉口了，我到亦农家里去，看见世兰在流泪，她骂我们不该瞒骗她。她的哥哥从青岛或天津写信给她，她才知道世炎已经死了。
我离开汉口以前，武汉三镇已经捕人了。七月十五日所谓“和平分共”之后，起初唐生智还不多捕人，更未杀人。到了鄂南数县暴动以后，就渐渐施行恐怖了。周维桢在武昌军委机关被捕，这是反动以后最初被捕的重要同志，他本是湖北省委中负军事责任的委员。他从狱中有信出来请求营救。我们想不出办法。我不知他以后的命运。我未退出湖北省委以前，省委一个开会和接头机关被破获，幸而事情发生在黄昏时候，我们都不在那里办公了，只留下二个女同志，河南人，住宿在那里。后来听说是某区委书记过铁路线被兵士搜查出一张开会通知单而发现这个机关的；又听说两个女同志都判了十年徒刑。我在汉口时候，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中央和省委机关都未遇着什么灾祸。武汉的真正恐怖发生于我去上海以后。省委机关一连破获了好几次，死了好多的人，与我共同做过工作的马峻山，余忠迪，魏某，符向一，任开国，都死了。穆清被捕，因证据不足，又有同乡力保，幸得逃生，但只为得半年或一年之后去四川送命。罗亦农从上海去巡视长江工作，几乎被捕。从此武汉无法建立工作，刘少猷，刘伯庄等等，被任为省委书记。去那里不久都逃回上海来。向警予也在那里枪毙，中国官厅向法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时曾遇了一些麻烦。
我们在湖南基础比在湖北的好得多，但恐怖之下我们也无法在长沙做工作。我们的干部同志牺牲于长沙的比牺牲于武汉的更多些。“马日事变”中，我们的同志不知死了几人，但那都是做工会，农民协会或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党内负责的人则很少。薛世纶那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正在长沙，这一夜听了枪声吓得魂不附体，次日就逃往外县去，从此脱离了党。夏曦下落如何，我不知道。“八七会议”参加人中与我同不是中央委员的彭公达，开会后就回去湖南做省委委员，不久就牺牲了。过去负湖南责任的人已经无法在长沙做工作了。中央派王一飞去，他是浙江人，未曾在湖南做过工作。他做了一个时间省委书记，终于被捕，枪毙。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他与王一飞一同被捕，一同枪毙，当夜或次晨，有一个农民在郊外刑场经过，发现一具死尸还没有死，便救活了他，送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负责的同志送他进医院医治枪伤。差不多快医好了，不知如何被人发现，他又作了阶下囚。此次与前次不同了。任卓宣为了保存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尽其力之所能为白色恐怖服务。不知有多少人牺牲在他手里！颜昌颐的爱人傅凤君也在牺牲者之中，她隐藏了“伍桐”（何资深）好久，而当时一切案件无不与伍桐有关的。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袁笃实（大时）也被捕了，他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任卓宣和袁笃实及其他几个叛徒在长沙发表宣言劝其他同志投降。
这是我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同恩来谈起叛党的同志。恩来叹息道：“谁想得到连袁笃实也做了叛徒哩！”袁笃实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贫农家庭出身，少时曾替人牧牛。东大中国学生内部斗争中，他是要角之一。回国以后，他做下层工人运动工作，忠实而努力。一九二七年底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与王若飞同住一处，那时我才识面，虽然久已闻名。以后他就调往湖南去了。我同他不熟，他的反动未曾像任卓宣的反动给我如此深刻印象。恩来与卓宣关系，比与笃实关系更深些，不知何故单提笃实？也许为了卓宣在国内工作表现不如笃实罢？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湖南作用完毕后，袁笃实在陕西去做了一任县长，任卓宣则回归四川继续研究和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三○年间，他来到上海，办辛垦书店，出版丛书和杂志，用“叶青”笔名写理论文章。斯大林派中国共产党无法奈何他，只好骂他“托派”。斯大林派有许许多多诬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话，但我认为他们把任卓宣说做“托派”是最无耻的诬蔑之一呀！
我回上海后，全国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恶，更加扩大和深入。广州暴动失败，死了无量数的人，这个血债，中国无产阶级是要索取的。我认识的死者只有张太雷，他是这个暴动的总指挥，他参加了广州群众大会之后坐汽车回公安局来，不知这个暴动者司令部几分钟前已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白军向汽车开枪，一弹射中太雷胸膛，登时死于车内。与他同车的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居然逃脱。
北京在张作霖治下也施行恐怖。有一批人牺牲了，其中一个是王荷波，福建最早的共产党员，第三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参加过几次国际大会。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为了张宝全夫妇喜筵，我们被会计处扣去几元生活费，说：那日原是大家集资给宝全夫妇贺喜的。但邓希贤夫妇喜筵，则我们生活费未曾被扣，据说是小邓家里寄钱来请客的。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结婚，但未曾请客，即是说未曾请党内工作同志吃喜酒。
那时杨虎已经去职了。他的恐怖如此之残酷，而且化为一种敲诈手段，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厌恶他。此时国民党在大城市的统治已经稳定，经济趋于复兴，上海工人运动已退至无能为害的地步。杨虎时代被捕的判决了徒刑的共产党员，向司法机关控诉，法院特为此设立一个法庭，重新审判，好多的人交保释放了。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国主义撤退驻华军队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但龙华看守所仍然有政治犯待审，他们多半是个人仇恨或偶然失机的牺牲品，不然则是各省逃来的亡命者受人告发的。中央属下外埠接头处被破获，负责者王荷波的弟弟王警东被捕，解往南京，那是外埠发生事情牵连到上海的。我们并不恐慌，此案也没有发展，中央还派人去南京活动，买王警东出来。可是不成功，王警东判决了无期徒刑，后来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遇着他，化名王凯，番号是“一号”。我出狱时他还未曾放出。
一九二八年初乔年一批人被捕，这是我到上海后党组织第一次遇到的恐怖。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三人枪毙后，其余的人判决了徒刑，我在苏州军人监狱中还遇着他们这一案的人。此案发生经过我不很清楚。
张宝全被捕，不记得是与陈乔年同时，还是与罗亦农同时，总之是在同一个发生恐怖的时候。张宝全奉命通知各机关以恐怖消息，他到宣传部来通知后，还要到其他几处去。他袋内装了许多信件。我劝他化化装，但一时没有办法，他穿西装，我穿的也是西装，我们只能交换一件大衣：我的较旧的材料较坏的换了他的较新的材料较好的。他从此一去不回了。原来，他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许多信，人们知道他的重要，用了许多刑法拷问他，可是这个忠实的关西大汉什么机关都不肯说出，以至于死。我继续穿着他的大衣，纪念着他，经过第一次入狱，经过反对派活动，经过第二次入狱，从上海穿到杭州，从杭州穿到苏州，从苏州穿到南京，那年冬天借给一个苏州难友，一个青年政治犯，他不肯还我，我很惋惜没有带出狱来。
张宝全来也许是通知我罗亦农被捕的消息。罗亦农的阔绰公馆早已取消了。此次，他巡视了长江工作才回来，无家可住，暂时住在宣传部，我的家。白天则到戈登路爱文义路口一个机关办公。一天夜里，他没有回来睡觉，这虽是不平常的事情，我也不很着急。次日才知道他被捕了。江苏省委机关破获，中央机关都不恐慌，因为这是两个系统。此次大家恐慌起来。我和静二人搬到大世界近旁一个公寓去，留下娘姨看家，托词往杭州烧香。直至报纸登出了亦农枪毙消息和照片，我们才搬回来。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知道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从此以后一年多，上海未曾有重要机关被破获，未曾有重要同志被捕。一九二八年七月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几乎在那里被捕。敌人目标在我，可是我于一日前离开厦门了，几个同志被捕，新选的省委常委之一李连生也在内，他一人在漳州枪毙。未死以前，他在狱中遇见前省委书记陈少微。不久，陈少微挖了墙洞逃出来。
以上所记不能视为白色恐怖史，因为是不完全的。我只记下我所见闻的事情，记载详略并不是与事情的重要程度成比例的。凡我知道得多的，印象深刻的，就写得详细些。济难会曾出几本小册子记载死难同志的略历，有时还印出了照片。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家能否找到这些出版物？但愿有人记载一部完全的白色恐怖史！
我还可以接着写下去。可是我要先写我第一次入狱的经过了。
退出中央宣传部时，我们，我和静二人，本是准备去莫斯科读书的。据说越过中俄国境，须步行几十里路程。静不良于行，我迫她每日练习走路。愚园路房子未曾顶去以前，我们到静安寺电车站去或从那里回家，常常走路，不坐黄包车，也不坐当时新开的电车或公共汽车。住在李民治家时还练习走路，住在蔡振德家时就停止练习了。因为渐渐有人劝我们勿去莫斯科。陈碧兰告诉我，她曾听到老先生同述之说：“超麟走了，我们要办杂志更缺少写文章的人了。”我从这话知道了老头子准备办杂志。他方面，出国时日延了又延，最后竟无确定的消息。我们也不去催问。
不去莫斯科也好，但生活成了问题。我们是没有工作的同志，在等待出国期间，每人支领原薪一半，即二十只大洋，衣食住零用一概在内。这个维持费自然不够维持生活。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任旭等人已经不靠团体维持了，他们或翻译或写作，总之卖文为生。蔡振德退出江苏省委时，李富春和何孟雄待他还不错，送他一笔款足够维持二三个月生活。马玉夫仍做工人运动，有生活费可拿。我每日翻译几页《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希望卖得稿费还债以及维持以后的生活。当时出版界渐渐要求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个要求后来更加迫切，以致小书店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竞争着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革命失败，但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这个离奇现象是颇难解释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各国过去的革命，每次失败之后，革命理论总要消沉一个时候的。例如，西欧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时期和俄国一九○五年以后的时期。中国此次革命失败为什么不然呢？我有一个不很圆满的解释。我认为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发挥威力，虽然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来不及唤起全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例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正是这个特殊的状况，才使得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头脑糊涂，一直将退潮看作进潮；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中国才能发生“红军”形式的乡村武装斗争，使此斗争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对象，以致现在这种“国共关系”；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一九二九年后四五年间中国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学生群众，被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
但这是我事后的解释，从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红军”的解释中启示得来的。一九二九年初，当我翻译恩格斯这本书时，我还未曾看出出版界有这个趋势哩。我翻译着，当作研究，当作消磨时间，完全没有把握能找到出版者。
蔡振德夫妇和小孩，张以森母女，以及我们二人，合伙吃饭。我们常常拿不出伙食费。起初蔡振德还有江苏省委给他一笔款子，后来也没有办法维持伙食了。三月十八日，我们一家人没有钱买米和小菜。张以森到夏之栩家打麻将去了，那里可以吃一顿晚饭。蔡振德夫妇到同乡或朋友家去揩油；我们二人身上尚有一只大洋，正在思量如何解决这顿晚饭。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正想出去，忽然后门冲进一群人来，都握着手枪，要捉亭子间的张以森。他们是公安局派来的包打听和警察。可是张以森不在家，我们是房客，她也是房客，她去哪里，何时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包打听满意我的解释，便在楼下客堂坐等，直等至深夜。他们不到三层楼我们的房间来。我们自己恐慌，把文件捆成几包，送到晒台上屋瓦底下一个洞里。刚送完，马玉夫跑了来，他也许是准备来我们这里揩油吃一顿饭的。人家放他进来，却不许他出去，他说是我的客人。我们商量几句应答的话。天快黑时，一个包打听上来守住我们房门口监视我们，但说话很客气。他说：“刚才我们在后门守望的人看见有人藏了什么东西在晒台上。我们取下来看，原来都是共产党文件。我们又问了娘姨，她说你们是一家吃饭，张以森是你们的姑奶奶。”我们那时还用一个江北娘姨，这日她有旧饭可吃。
约九点钟，我们的房东回来了，包打听跟着这两夫妇进二楼房里一抄，文件柜里装满了文件。他们也立即受了监视。张以森抱着小女孩直至十一点钟才回来。在她房里抄出何资深的照片，书信和文件。所有文件装满了两个皮箱，连人一同带到狄思威路后面中国地界一个分局里去，那里问了姓名年籍等之后，就坐一辆大卡车到南市公安局来。江北娘姨也同我们一路。
我们在总局包探间坐候天亮，有二个强盗比我们先到包探间。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包打听很有礼貌，称我们做“同志”。一个烟容满面的书记传张以森到另外房间去，问了很久的话。她回来告诉我们，说是南京“湖南同乡会”写公文给上海公安局，请求公安局捕她的。书记拿公文给她看，其中说她是湖南著名共产党领袖伍桐之妻，伍桐现在山东被捕。我们早已知道何资深在山东被捕，但不知是谁向湖南同乡会报告以森在上海住处。后来，资深告诉我，这报告人是他的前妻的堂弟，资深与这人的老婆有暧昧关系，这人怀恨，用此恶毒手段报复。这人在吴淞什么大学读书，曾来看以森，到过我们的恒丰里房子。
公安局里的人听说我们是共产党案，都不高兴。他们说：“自己又打起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昨天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了。南京派了许多兵去进攻汉口。侦缉队长，一个矮子，来办公，房里顿时热闹。他问两个强盗口供，强盗不说，就叫人拉到隔壁一个房间去，一会我们就听到悲惨的喊叫。我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强盗回来，都供认了。侦缉队长只问了以森几句话，就进他的办公室去。不久，一个书记从办公室出来，好像向我们贺喜的神气。他说：“你们是不要紧的，你们是‘为国家’。”以后公安局长黄某走了进来，侦缉队长陪他进来，说：“这个女的就是张以森，她住在一个‘机关’里，这些人都是在机关里面捕来的。”我们向局长说：“冤枉”。局长说：“你们放心，凡是冤枉的，都要释放。”公安局长去后，来了一个穿西装的人。这人，我认识。我想糟了。他一看见我，便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王绳祖。”他说：“面孔好熟。”他去后，蔡振德问我：“你认识他么？”我说：“他是双方做侦探的家伙，北伐军到上海前，住在上海大学近旁，认识李季，曾帮助李季出版《马克思传》，有一次托李季请我去他家里谈过一次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振德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只知他姓鲍。”振德说：“莫非是鲍君甫，我也知道有这个人，很靠不住。”
我的一只大洋买了一百只小包子，当作早点心。黄公安局长吩咐人叫几客和菜请我们吃午饭。下午三点钟，侦缉队长办公室里一声声“发科”，“发科”，“发科”，立即就有几个包打听来请“诸位同志”跟随他们到那边去了。“那边”，就是看守所。男女分开，一个房间拥挤了好多人，既脏又臭，远没有包探间舒服。看守拿着竹鞭，真正把我们当作犯人了。我们颇留恋于包探间，可是同室难友告诉我们：在包探间是要“吃大菜”的，他们巴不得有“发科”二字。“发科”，就是侦缉队手续完毕，将犯人移交第三种（司法科）办理之意。我们在看守所里关了三四天，第三科“提堂”了两次。张以森侃侃而谈，毫不畏惧和隐瞒。是的，她就是湖南同乡会所要的人，她的丈夫是共产党，现在山东“被捕”。她在包探间时向侦缉队长也是这般说。队长说：“‘被捕’？你这小姑娘懂得什么叫做‘被捕”？问她：“文件是哪里来的？”她说：“我的丈夫的一个朋友寄存的。”“这个朋友呢？”“在汉口枪毙了。”我们则否认文件从自己房间抄出。李季生（马玉夫）和娘姨居张氏更没有什么可问的。有一天，鲍君甫跑到看守所来，问我们各人住的房间，他气愤愤说：“他们如此糊涂，把所有文件通通混杂在一起了，分不出那一包是从那个房间抄出的！”如此，我们更加能否认自己房间有文件。第二次“提堂”，法官拿出几封“王绳祖先生启”的信件，那是我从福建写给静的，其中有许多难解的话。他指为一种秘密的信件，里面有共产党阴谋。“小猫猫，小狗狗，是什么意思？”我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大发了雷霆。他说：“我们待你们很客气。给你们一点刑罚尝尝，看你们说不说！不问了！”我同其余“提堂”的人都还押看守所，别人也不问了。第二日就解龙华司令部。临上汽车时，看守所所长，一个湖南平江人，大声喊：“东西要当心！有两瓶毒药水不要打破了！还有一尊马克思像！”于是我明白，他们又去恒丰里抄了一次，把我写字台上的铁铸的马克思像拿了来，那两瓶做通信用的隐显药水也拿了来。如此认真，此去龙华是凶多吉少的了。
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里另是一番景象。那里房间更大得多，每房里关的人更少得多，弄堂铁门关好，十个“号子”（房间）的人可以互相往来，饭尽量吃，小菜不能下咽，但你可以请看守兵到外面买小菜来吃。看守所长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一九二九年春间，龙华司令部里约有十几个共产党囚犯，其中只有王克全是比较重要的，他是浦东区委书记或委员，为了偶然原因被捕，其他的政治犯都是为了私人仇恨被告发的，有些是真实的共产党员，有些是冤枉。我们一到，立即受了欢迎。政治犯有团结，他们既欢迎我们，其他罪犯就不敢向我们索取陋规了。强盗之中有几个是真实的共产党员，都认识马玉夫。
四个女犯，张以森，王绍华，刘静贞，居张氏，关在女监，那时女监设在第三弄弄门对面，其中没有一个政治犯。我们三个男犯，王绳祖，刘士奇，李秀生，都关在第二弄，那里是政治犯的集中地。同弄有个绑匪，他的老婆也在女监，他的五岁儿子小毛则往来于两监之间。小毛的口袋成了我们的邮筒。以王克全为首的政治犯，以及其他的罪犯，都在唱歌，哗笑，下棋或赌钱，好像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在这种空气之下，我们不久也就克服忧虑和恐慌了。他们说，只要没有原告催迫，政治犯都可以运动出去的。有原告的，即使证据确凿也不过判决几个月徒刑。谈起死刑或长期徒刑的话，则其中羁押最久的政治犯也不过听前人说过，自己并未曾见过。他们说那都是有特别的原因。
济难会买通一个看守兵，传递消息，又常常派人送钱，送物，接济这些政治犯。我们一到，济难会负责人，上海大学学生吴瑜（后来在《时事新报》当记者，改名吴苏中）立即知道了，他设法接济我们，以致我们没有缺少什么。王克全提议在狱中组织党支部，按期开会，我认为不妥当，结果没有实行。王克全在外面本很熟悉蔡振德和马玉夫，但与我第一次见面。这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工人，曾与赵世炎一起被杨虎捕去，受了刑不肯屈服。世炎枪毙了，他在漕河泾监狱关了几个月，设法保出。此次他深怕翻出旧案，幸而无事，在我们以后出狱，渐渐升高了党内的地位，直做到江苏省委书记，为后来所谓“调和派”的一个重要干部。最后，反动了，积极逮捕共产党员。但那是我第二次入狱以后的事情。
我融化在这种空气里面，不久也就忘记了自己是犯人。被捕那天，我们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哩，如今则一切都不愁了。房租不必付，电灯免费，饭是警备司令送吃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在外面买的要贵一些。一天下午，看守兵来通知，说法官下来查监房了。老囚犯都很诧异，因为法官向来不查监房的。我们每人都回到自己房间。不久，弄堂铁门响，看守所长陪着法官进来，每个房间都进去一下，走进我们房间时，我吓了一跳，立即把脸转开对着窗外。这位法官是我的中学同班学友苏福畴，我曾与他共一自修室半年长久。足足十年不见了，但我看得清楚，决不会错的。他向我们房里囚犯说：“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处名义向你们家属敲诈，下次你们写信时必须关照家属不可上当。军法处是秉公办案，决不徇私的。”一口福建龙岩县人说的官话，我在中学时代听惯了的官话。他出了铁门，我立刻走到铁门边看他向女监走去，为了说同样的话。一点不错是苏福畴。回来问一个老犯人，他的案子恰巧是苏法官办理的，他拿出苏法官的批示来看，上面盖着“苏印福畴”方形图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利或有害。我虽叫做“王绳祖”，但年龄籍贯以及出身的学校都照实说。在公安分局时，我决想不到法官之中有一个也是“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而且是与我同班毕业的。至今，我仍不知道苏法官在我这案内起了什么作用。我不敢说他有助于我的释放，但他没有加害于我，则是确然无疑的。只消有人指出“王绳祖”实是“郑超麟”，我就要大费周折了。后来鲍君甫告诉我，当我们还押在公安局时，吴开先曾去看黄局长，为了通缉谷正纲的事情。吴开先看见桌上文件中有“郑超麟”信，便对局长说：“这件案子若是同郑超麟有关，办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局长问：“有人认得么？”吴开先答应去找人到看守所来认。后来不知怎样未曾实行。吴开先的一个秘书，黄正厂，本是共产党员，上海第二次暴动时曾在辣斐德路冠华里内和我共同工作，他认识我。黄正厂曾问梅电龙：“也捉去了？”电龙回答他：“瞎说！”这问答不知是后来的事情，还是当我在公安局时的事情。
办理我们这案的法官，不是苏福畴，而是一个江西人，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也忘记第一次提堂是在苏法官查监以前或以后。江西法官任随我瞎说，毫不反驳我，口供记下，叫我签字之后，他才拿出那几封“王绳祖启”的信来，问我信内说的什么意思。我同在公安局一样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于是发起气来，骂我“放屁”！“难道是包探栽诬你？你只消说这些信说的都是戏话就完了。我本以为你没有嫌疑，现在我看你大有嫌疑。”于是他叫书记在口供后面再添入我否认这些信的话。
第二次提堂，是到军法处办公室。这次不是审案，而是鲍君甫来看我。他说，李先生托他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谢谢他，就回来了。
第三次提堂，即是交保。此次提堂以前，一日或二日，李秀生和居张氏无条件释放了。马玉夫卷起衣包辞别了我们，江北娘姨受了我们连累遭这场无妄之灾，从此不再与我们见面。接着张以森判决了八个月徒刑。她提问了几堂，承认一切文件都是从她的房间搜出的。判决后，她写呈文请求纳金代替徒刑，未准。
我们交保后，写了信出去，好多天未见保人来。静的哥哥刚从云南来上海，从同乡处得知我们入狱，到龙华来看我们。我们告诉他已经交保了。他无法找到铺保。我比其余的人更着急，因为静在女监害病，看守所长告诉我，说是“肺炎”。特别允许我去女监探望一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我们终于出狱了。吴瑜来接我们，从龙华雇了汽车直达上海二马路新旅社。次日送静入红十字会医院，前后疗养了一个多月，病才好。若是铺保多延几日，静非死不可。
顾顺章当日来新旅社看我们，告诉我鲍君甫此次极力帮忙。中央为我们的案给鲍君甫五百元做活动费。顾顺章又给我三十元，要我请鲍君甫吃一餐饭，看一次电影。我照着做了。鲍君甫老实告诉我，他在公安局帮了一点忙，例如催促第三科解我们去龙华，因为经过两个机关办理，容易含混些；至于龙华方面，则不是他的力量，即使没有他去同法官说话，我们也能出来的，他不知法官为什么如此宽宏。
我没有把苏法官和我的关系告诉他。此外，我出来后，又知道了另一件为鲍君甫所不知道的事情。这里，我要回头叙述十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了。
一九一九年我乘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停泊于博赛港时，一个中国人从岸上到船上来，请求船上诸位同胞设法帮助他到法国去。原来他是半个月以前同其他的勤工俭学生一路乘船经过此处的，他下船来，在旅馆住了一夜，大约是为了解决性的问题。次日走到海边时，船已经开了，举目无亲，又不懂得一种外国话，钱也不曾带在身边。幸而那里遇见几个广东水手，言语虽不通，究竟是中国人，他们带他去做种种苦工，勉强糊了口。这是一个纯粹的北方人，年纪已不小了。勤工俭学生带他到头等舱去见张继，张继认识他是陕西有名的革命党李仲三。于是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件事当作笑谈。我们也到博赛街上去游玩，但有几位登徒子，经过其他商埠常要开旅馆过夜的，此次就不敢尝试了。以后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
全体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分发到圣日耳曼中学读书，入学那日我发现有个外省人搀入在福建学生中间。这就是博赛上船的北佬儿。教务长注意到他，问他多少岁，他回答：三十八。福建学生都窃笑。那么大的年纪，而且如此老实，不晓得隐瞒！福建学生是排外的，何况他是老实可欺的北佬儿。他们常常欺侮他。我至少是个“省际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成见。我同他谈起长安，谈起华山，谈起汉唐古迹，他愈谈愈兴奋起来。他的行李中有一部《张惠言词选》，又有一部《愙斋集古录》。几个月之后，他没有钱读书，只好到工厂做工去了；他把《愙斋集古录》寄存我处。这是吴大澂搜集的古董的拓片，一共几本，装在小木箱内，很值得一点钱。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勤工俭学生，而且不作自我宣传，如徐特立一流人所做的。他力气大，技艺差，做的都是笨重的工作。一年以后，他把一部《愙斋集古录》讨回去，说有人买它。后来，我收到他准备回国的信。到西安后，他又有信给我，但我没有回他的信。
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人，直至冯玉祥“倒戈”以后，我才在国民军将领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后来报纸上常常有他的名字。他曾以国民第二军驻京代表资格，带两个马弁把当时现任的国务总理姚震逮捕去，经姚震向他下跪和旁人说情，才释放。上海英文报纸举出此事，作为中国“无政府”的证据。我想这就是当初福建学生所欺侮的北佬儿。
我在创造社第一次会见郑伯奇时，伯奇告诉我“仲三现在上海，他常常提起你。”我很奇怪，李仲三还记得我的姓名。后来看见蔡振德，振德也同我说这样的话。郑伯奇和蔡振德都是陕西人。
我们被捕之后，振德的同乡就去找李仲三，而且告诉他，我和振德一同被捕。李仲三到南京去，找他的朋友胡逸民，由胡逸民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营救王绳祖和刘士奇两个犯人。我们住在法租界某公寓时，李仲三来看我们，携来熊式辉复胡逸民的信，说军法处就要释放这两个犯人了。
从此李仲三便和我们往来，而断绝了旧的关系。最后，他从军阀一变为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这是中国未曾经过斯大林主义学校的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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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1)
《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林、周、中央文革小组：
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毛泽东
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得到群众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人员和百万雄师群众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
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
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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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30)
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上海的形势是好的。大学、中学、小学如何搞好教学改革，上海是否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搞些调查研究，创造一些典型材料。
×××
（大学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搞不下去的。
过了夏天屁股要坐下来。
×××
中学文化大革命要走向正规。军训还要搞，中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严重，复课闹革命，有的单位搞得好，有的单位搞得不好。这是关系到革命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讲，是关系到把青年人培养成接班人，变不变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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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军区的龙书金（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9)
关于湖南军区的龙书金
（一九六七年七月）
这个人是否还可以用？你们要讲究斗争策略，你们水平怎么这么低，也不研究一下。据我了解，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我对打仗很勇敢的人还是很尊重的。他犯了错误当然可以批判，但既然他表示愿意改，就应给他机会，不要太过分。你们这样做，不能争取别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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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8)
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
（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
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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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要“开快车”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7)
关于不要“开快车”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开快车要翻车，要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要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大体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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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了××××会议汇报后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5)
在听了××××会议汇报后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毛主席在七月七日接见了××××会议全体人员，在听了汇报后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毛主席听了汇报后，感到××太落后了，而且数量也很少。主席说。“现在形势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对国大党，搞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清算了修正主义，又起来了。缅甸游击队有很大发展，比泰国武装斗争还有基础，已搞了几十年，过去党不团结（红旗党、白旗党）。现在统一起来了。反对奈温是一致的，武装活动地区已占缅甸地区百分之六十。缅甸比南越的地理条件还好，回旋区大。泰国的地理条件也很好。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亚洲形势如此，非洲、拉了美洲武装斗争也有很大发展。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反对他。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特别是这次中东事件，苏修还是采取赫晓夫那一套。本来他派往阿联军事专家两千多人，先是采用冒险主义，把军舰开了去，说服阿联不要先出击，同时用热线告诉了约翰逊（赫鲁晓夫那时还没有用热线）后。约翰逊很快就告诉了以色列，实行突然袭击，把阿联百分之六十的飞机都消灭在地面上。苏联援助阿联一共三十三个亿。打掉了廿亿，最后阿联投降停了战。这是出卖民族的又一次大暴露。对苏联，不仅是阿拉伯国家。亚洲、拉丁美洲都反对。苏联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自杀，就是一种不满。中东战争不久，苏联召集了三次东欧国家会议，罗马尼亚不签字，也未和以色列断交。后来毛雷尔跑到中国要和我们搞全面经济协作。单项经济协作可以，全面协作我们不干。帝、修更加孤立。越南战争坚持下去。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像我们孤立，实际上他们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吋，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但是我们许多技术还未解决”。
主席讲：“还要把××，×××，××××狠狠地抓一下。总理批评‘四机部落后’，四机部要大大赶上去。”
（四机部军管会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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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队同志的教导（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4)
对军队同志的教导
（一九六七年七月）
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只要讲三句话就行了。一句话：错了；二句话：是什么错就是什么错，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是方向错了就承认这个问题上方向错了；第三句话：就改正。这样就好了。公开检查比不公开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
（摘自××在1967年7月7日在昆明讲话）
军队这几年群众工作做得少，错了改了就好，也不给处分，也不要治罪。
（摘自周总理1967年7月7日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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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造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3)
关于建造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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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缅甸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2)
关于缅甸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缅甸向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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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和给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1)
看到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和给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现在有的人是“铺张闹革命”，“大少爷作风”，“掌权开始，是浪费开始。”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批评人家宽一些，批评自己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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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绝食静坐的问题（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20)
关于绝食静坐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食静坐可以做为一种斗争手段。因为无产阶级内部有一小撮敌人，有官僚主义。他无非要让你答应几个条件。所以绝食静坐，允许。但不能提倡，一般不赞成。绝食可以开水放糖、放盐、打葡萄糖，可以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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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姚文元同志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9)
对姚文元同志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这次出去要注意谦虚啊！这不是一个代表团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红卫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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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8)
修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
（一九六七年六月）
翻印者注：[]内为毛主席修改时删去的字句，黑体字为毛主席添加的。
一、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下......
二、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
三、在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思维尔·霍查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四、领导阿尔巴尼亚青年胜利前进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敬爱的伟大领袖思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
五、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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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生活之过去与将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性爱生活之过去与将来
（一）性爱为人类的自然要求
人类亦动物之一。动物之最基本的本能就是「食」与「性」。前者为维持个体之生存，后者为延续种族之繁衍。没有此等本能，动物便根本失其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固然，此等本能在人类更是发展到了最高度，因为人类生理上的一切机构，较之其他任何动物都发展得最为完善，最为超绝。但从「本能」的本质上说来，还是一样的。因此，「性」的问题，即性爱或性欲的问题，绝非如一般道德家或宗教家虚伪地所诅骂的是什么可鄙的淫秽肉欲问题，也不是如诗人文学家们所想象所描写，是神秘或玄妙的问题。实际上「性爱」只是人类生理上一种自然的要求，即人类个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理上一种本能的冲动。
在一切动物，特别是较高等的动物，我们可以从它们看到剧烈的性欲冲动，对性爱的热烈的追求。在追求性爱时，有些动物（如犬、牛等）往往表现疯狂的状态。在人类中亦有同样的表现。当一个人（无论男女）的生理发展到成熟时期，性的冲动就要显示它的伟力，它会推动人们寻找异性的安慰，追求性欲的满足。而且在追求性爱尚未达到目的的当中，往往表现神经病状态，所以有人说，热烈的恋爱，就是性神经病的具体表现。据佛罗伊特（Freud）的分析心理学，现代的神经病十分之八九是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佛氏的心理学固然还有许多可訾议的地方，但关于这一点，即关于性心理的分析方面，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才的启示。
从生物学和生理学上说来，此种性本能的冲动、两性的吸引力，确然是生物界生理上一种最奇异的现象，和现代的科学家还不能完全说明蛋白质（生命中的基本因素）的化学成分一样。但我们已经知道此种本能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无任何神秘存在其中，且是千万年来生物自身进化的结果。大抵最低的动物，性的冲动与要求亦最微弱，反之，最高等的动物，其性的冲动亦最烈，要求亦最奢。在起初，性的本能不过是一种极简单的保持种族延续的本能。但经过长期天演淘汰的结果，此种本能得到高度的发展，尤其是人类生理上成为一种最感典趣，最感愉快的肉欲刺激。这样，使动物（人类在内）在性的自然追求，即满足其最感愉快的肉欲刺激的追求中得以延续和繁殖其种族。这与饥饿时吃食物能使胃部感到愉快，因而得以维持生命，是同样的道理，同样是生理上自然的满足和要求。
但性本能的发泄，性爱的满足，不是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两性双方的共同问题。当一个男性或女性希图达到性的满足时，必须征求另一女性或男性的同意故此性爱问题上，必然发生一些问题，发生双方能否同意的条件问题。根据达尔文的学说，许多动物，尤其雄性方面，往往因为要取得异性对方的喜悦，以便遂到性的满足的目的，往往改变了自己的性情和形貌。在人类亦是如此，不过人类为社会的动物，不仅限于自然的条件，限于形貌、生理、性情方面的选择，而且有社会条件（即经济、习惯、法律、地位等）的限制。正因为有此等限制，所以人类的性爱亦极不自然，极受束缚，发生种种悲剧。但我们知道，此等不自然的社会条件的限制，也不是从来就如此，是从历史上逐渐发生出来的。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各自不同，即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中，在各阶级间亦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如果要想真正了解性爱问题，求得满足人类性爱的正当道路，必得首先从历史演进中去探讨。
（二）原始的性生活
从人猿进化到真正人类的社会生活，即最初能以两足直行，以两手使用最简单的工具的原始人的社会生活，无论是考古学或人种志，都不能给我们以直接可靠的证据，使我们能了解那时的社会生活情形。所以对于那时的性生活情形我们亦无从肯定地加以判断，但我们根据一般动物现象和社会学的理论可以推想，大概人类最初的性生活，是极类似现今猿类的性生活的。最古代的人类性生活据说曾经过一个「乱交」时期，这是可信的。在乱交时期中，性的生活当然是极自由的。在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内，男女都能自由地依着性的自然冲动而举行性交，无所限制。这是因为那时生产技术异常之低，人们常常在一种寻找食物的流浪生活中，互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异常薄弱，因之不能形成较固定的社会习惯，一切生活方面都带着动物的性质，性的方面当然亦是如此。
迄至生产技术稍微进步，采集与狩猎经济较为发达，人群的结合较巩固时，即达到原始的共有集团社会时，性的生活也就改变而略有限制了。这就是所谓「群婚制」的时期。在这时期内因生产的关系，集团内的人们被按年龄分为小孩群、成年群和老年群。在成年群当中凡是年龄相当的男女都可以自由发生性交的关系。在澳洲的乌拉宾（Urablam）和基利（Giori）等部落中还保存此种制度。在这些部落内年龄相同的男子视年龄相同的女子均为他们的妻子，反之，年龄相同的女子亦视年龄相同的男子为她们的丈夫，他们同她们的性的关系是极自由的。这种性生活制度，在一切民族的社会发展史上差不多都经过的。
但在群婚制的末期已经发生了一对男女比较固定的性的关系，不过一个男子或一个女子虽有其较固定的性关系，一个男子或一个女子虽有其固定的妻与夫，但同时还可以与别的男或女发生性的关系。因此便演进成为原始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现象。
继前一社会制度而来的是氏族社会的形成，即血统关系的确定。这是由于农业和牧畜的发展，经济生活的比较稳定，社会关系的比较团结。因而，社会的习惯，传统和种种限制，得以保存和巩固。故在此种社会内，性生活较前更受限制，是很自然的。不但同母生的兄弟姊妹间不能发生性的关系，两性的结合只能在不同图腾的氏族内的男女之间举行。而且有许多禁律和迷信，性的关系较前更是固定。虽然如此，但性生活还比较的自由。在图腾与图腾的男女间，其在青春时期，对于生活差不多极端放任的。譬如托罗卜勒岛人（TioTrobriandIslands—氏族社会）在男女未正式结婚之前，图腾间的男女，可以任意选择对象发生性的关系，会并为这些青年男女们置备有恃别过自由性生活的房屋——名之为「拔哥贾土拉」。此种现象在其他的许多落后民族中还可以找出许多遗迹。如中国的苗猺，当男女逢到结婚年龄时，常常在山林中举行唱歌或跳舞的露天大会，俾令其自由选择情人，自行发生性爱。氏族社会里，夫妇间如有不和不能共同生活时，亦比较容易脱离。最主要的，就是在这种社会中，还没有发生私有财产制和阶级制，男女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平等的，当然还不会发生特别抑制女子的事实。自然，在氏族社会末期，发生了私有财产制的维形，发生了一夫多妻制（在畜牧氏族社会中最盛），但这正是氏族共有社会制崩溃之主要原因。
从上述的情形看来，我们所以说，从人类的最初社会直到氏族共有制社会（这一时期最长，大约在十万年左右），男女间的性生活虽然带动物的原始的性质，但是自由的。那时两性的选择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习惯的限制，但还没有财产的阶级的限制，大都根据自然条件，即在相貌、性情、能干……等条件各自选择其所好以完成各自的性生活。换言之，这是根据自然的自愿的恋爱原则而满足其性爱的。
（三）封建时代的性生活
自氏族社会崩坏后，私有财产制日见发展，阶级日趋对立，随即形成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女子的经济地位几全限于附属状态，因而在政治、法律、宗教及一切习惯和道德方面，都将妇女置在男子的严格管辖和支配之下，驯至于男子可以自由处置女子的生命。这样，在社会中便形成了男女间绝对不平等的关系。在性的方面，女子亦常处于纯粹被动的多方受限制的地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于妇女的贞操观念。这就是说，女子在任何时期和任何情形之下，都要替男子保持「贞操」，绝对抑制自己的性欲要求。如果一个女子破坏了「贞操」，不但要遭受家庭和社会的凌辱，且要受法律的制裁，有时丈夫可以随便结果其生命。但在一方面，男子可以自由纳妾，自由调戏女人，甚至自由宿娼留妓，社会反不以为怪，且为法律所允许。在此种情形之下，男女的结合，绝非由于自愿与经过双方的自由选择，而是根据于门阀地位，特别是根据于父母的意志，在结婚后，无论女子怎样不愿意，怎样感受痛苦与压迫，也只能忍受，不能要求脱离——只有男子有休妻之权。妇女在这种种片面的严酷的束缚之下，在性生活上只是满足男子性欲的简单工具而已。
但在封建社会内既然产生阶层，则在各阶层内的男女关系，性爱生活，自亦各有不同的表现。在封建阶层中，女子表面上虽亦备受爱护，处之以深闺，藏之以高阁，仿佛培养花卉一样。但「深闺」与「高阁」，不过是限制女子性爱，监视女子「贞操」的特别监牢而已。
总而言之，封建社会时期，从女子方面看来，是一个特别残酷可怕的时期，同时对性生活，特别是对妇女的性生活，是一个极端剥夺和栲梏的时期，也就是一个充满了「怨女旷夫」的悲愤的时期。
（四）商品化的性生活
自封建经济崩溃，商业的发展，货币制度的流行，工业的改革，于是形成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成为绝对的神圣制度。一切法律、道德、习惯乃至宗教的教条都被建立在保护这一神圣制度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溶化于这一制度之中。如果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看门阀的高下，则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视财产的多少，即赤裸裸的拜金主义。不但货物的好坏、土地房产价值，均须用这一「主义」来测量，即科学、艺术、哲学，乃至人品的高下、宗教的效能，亦须以此「主义」为标准。性爱当也逃不脱这个「米突尺」的范围。在这一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固然比在封建社会时期要高得多并得到了相当的解放。但在经济，政治及社会习惯和道德方面，还是保存着不少的封建传统，即男子支配女子的传统。因此，在性的方面，女子仍然是处在被动的，受束缚的和被压迫的地位。简言之，就是女子的商品化。在性的结合中，其唯一标准当然是财产，女子选男子的条件是：有多少财产，或每月能得多少薪金。而男子之看女子，则除遗产之外，特别要看是否美貌，仿佛美貌是女子唯一的资本和价值似的。在结婚之后，其双方性的关系之保持和继续，亦几全依金钱的关系而定。如果男方一旦缺乏经济的维持，立刻就有宣布关系破产之可能。反之，男方如果经济优裕，他亦可以随便公开地或秘密地宿娼留妓。如果是一个获得较多遗产的女人，她亦自然可以任意胡为。总括一句说，就是性关系的金钱化，现时普遍的公开娼妓制度，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男女间性爱关系之象征和讽剌画。所以我们称资本主义社会的性生活为「商品化」，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用说，在这个社会中，有些男女的结合是多少根据于自愿或「自由恋爱」，或「纯洁的爱情」，然就整个社会说来，这些究竟是少数之少数。而且所谓「自由」或「纯洁」，亦不免要受许多客观的限制，更难保持长久。我们时常听到「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这不是公开道破了那些自由和纯洁当中的秘密吗？
资本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亦如封建社会一样，性爱越是在上层阶级之间，越腐败，越金钱化了。在下层阶级之间，金钱化和虚伪腐败的程度要比较少些，这正是金钱的罪恶！譬如资本家或地主处处总是以金钱为言的，他们对于女性不是希望对方的遗产，就是用自己的财产去引诱。不仅在结婚后可以任意收买情人，宿娼妓，而且可以随便借口休自己的妻子，至多给点赡养费就行了。女子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只好忍气吞声，或是阳奉阴违，干些私通的勾当。至军阀官僚们对于女性的玩弄、虚伪、蹂躏和贱视那更是不用说的了。在工人中间却有些不同，他们反正都是依靠两只手来维持生活，自然谈不到金钱主义的问题。而且男女多半集合在一个产业中共同工作，互相接近，因此他们与她们之间容易发生比较自然纯洁的性爱关系。他们同她们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受资方残酷剥削，不易维持生活，因而减损了甚至破坏了他们的性爱关系。有大部分的男工因工资过少，或常常失业，往往不能完成结婚，只得临时宿妓留娼。而女工或因此被迫而公然常娼或零售肉体——这些都是现代严重问题一方面之反映。在农民与城市小市民之间，他们的性生活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形式和内容，但一般说来，在金钱势力的严酷侵蚀和打击之下，是极不自然的，极痛苦的。在现社会中且有很大一部份男子，因缺乏经济能力，几全不能接近性生活的愉快，一部份女子则以同一原因零售肉体为生。所以封建社会的「怨女旷夫」这宗遗产，资本社会还是继承了下来，不过将「怨女」改为「娼妓」，将「旷夫」的数量加以可怕的扩大而已——犹之扩大失业一样。
（五）性生活的将来
男女间的性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上看来，虽然是一本悲剧的记录，却同时也是一幅富有教训的图画我们不但可以从这幅画中窥见人类将来性生活前途的憧憬，而且可以找到走向这一前途的实际步骤和方案。
氏族社会以前的性生活，如「乱交」「群婚制」……等，虽然是自由的，比较合乎自然的要求与满足，但是过于粗野和单调，换言之，即过于「动物式」了。在氏族社会中的性生活，除粗野与单调之外，还加上了一些愚笨的禁律与迷信。在封建社会里，因女性地位的特殊低落与备受压迫，性生活在男性方面成为单纯的「玩物主义」。在女性方面，成为「服从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则将性爱转变为单纯的「生意经」，为市侩化、娼妓化。而且封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因财富的垄断，造成了无数的怨女旷夫，能享受性生活的只限于一部份人，形成性生活的极端不平等现象。
上面这些畸形悲惨现象之造成，如果追索其最根本的原因，则氏族社会及以前的社会，是由于生产与一般文化程度尚在最低级阶段，客观上尚不能容许人们过高尚的生活。在封建与资本主义社会，则由于私有财产制度及等级和阶级的横暴，剥夺了大多数人民一切应享的权利，因此摧残了女性，也就摧残了性爱，性生活因之变成畸形的社会罪恶的渊源。要想改造现代社会中畸形的悲剧的性生活，只有澈底推翻私有财产和阶级制。此等制度如一旦废除，则建筑于其上之一切法律、道德、习惯等，自亦随之消灭，则一切束缚性爱之障碍，当然亦随之烟消云散——性生活从此才能踏上自然的自由的光明道路。事实上，历史的巨轮己在推动人类走向这一前途。
如果我们想象：在辽远的将来，那时全世界的资本已早入了坟墓，社会一切财富完全公有化；那时的科学和生产技术已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人类成了支配自然之王；那时的社会除了劳动律，一切束缚人们的法律、道德、习惯等都被堆在博物院中；那时的人们除每日从事二三小时带艺术性的生产劳动之外，其余的时间都费在研究科学、艺术和享乐方面；那时人们的智识发达到如此高度，即一个平常的中年人的各种常识，都超过了现时许多专门家各种专门知识的总和而且还要正确；那时人们的身体、性情，及人们间相处的友爱和互相尊重的习惯（或者可以名之为新道德），一定进展到最高的阶级—在这些条件之下，男女间的关系、性的生活，一定会呈放奇异的光彩，以那时的人来回顾我们这时代，简直好像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相信，那时人们的性生活，不但极合乎自然性本能的要求，而且是科学和艺术化的。那时性爱结合的条件只是男女双方的愿意，即双方对于体格、仪表、性情、科学、艺术及其他嗜好的投合。在现社会中将性的关系不是看作神秘的或淫秽的举动，就是认为单纯的肉欲发泄，因而忽视了两性生理上的适合，性的卫生和性艺术等知识。而那时性生活的科学化和艺术化，不仅愉快人们的精神，改良人们的种嗣，而且会增进人们的健康，延长寿命，使人们在生理、性情和理智各方面达到和谐的迅速的发展。
（六）在现社会制度下对性爱应有的态度
在现社会制度下，即在现社会未改造前，我们对此生理上实际的要求，即现实的性生活的需要，应持怎样的态度，怎样解决呢？我以为应当看作衣食住的问题一样，只有就每个人的可能范围内去解决它，不要过存幻想，更不宜过于追求。社会上许多有用的青年男女们，常把性爱看作一种神圣事业，用全副的精力去追求恋爱，所得的结果往往是悲剧。因此不是走到颓废，就是腐化。其实在现社会的限制下，绝不能容许人们获得完美的恋爱成功，更不容许人们过长期的理想的性生活。性爱问题既是全社会病态之一面，在整个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性爱问题是得不到单独的解决的。有思想有志向有能为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男女们，应该将自己的精神和能力灌注于根本改造社会的方面，为绝大多数人群的幸福而奋斗，就是说应该牺牲个人幸福以为推动历史前进之代价。从奋斗中寻找人生的价值与乐趣。我们这一代人反正是社会的牺牲者，如果将我们的牺牲造成后一代人平坦的和谐的道路，总算是值得的。而且我们的牺牲也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在奋斗的过程中还有可能找到异性的同道，获得某种限度内的安慰和满足，我们相信：人类社会走到理想社会之一日，理想的性生活终有一日在理想之王国实现出来，人们不应过于顺从或重视历史的污迹，应同现实的罪恶抵抗。应将自己的目光注射到伟大的将来！
一九三四，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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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赞比亚总统的谈话（摘要）（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7)
对赞比亚总统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
非洲是很有生气的大洲。在亚洲，是东南亚比较突出，美国黑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先独立的国家是要援助晚独立的国家的。你们不要感谢我们，这是为了世界革命，是关系到世界革命，不援助才是错误的。世界革命可能还要几百年，任务就落在我们身上了，特别是落在下一代，所以我们要好好培养接班人。
×××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种可能，改革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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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警卫团支左部队的三点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6)
对中央警卫团支左部队的三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附注：这是主席在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去北京针织总厂及其两个分厂支左临行前所作的指示。十一月十一日，北京针织总厂成立革命委员会，八三四一部队向毛主席报喜，主席当即批示：“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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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一九六七午六月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5)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
（一九六七午六月十八日）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就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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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叛徒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4)
关于叛徒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出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以接待。但不能重新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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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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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错误就改（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3)
有了错误就改
（一九六七年六月）
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的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转引自六月二十七日河南军区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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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2)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我们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是要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可能被打倒，原因是他们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式的，出来两年也行。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的大事情，信不过他们。
×××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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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1)
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
（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六月八日张春桥同志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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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10)
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全国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慢，中央各部要慢。”开始说三、四月出眉目，前几天主席说“比预料的晚了一个季度，不是三、四、五月了，而是六、七月了。与其估计快一点，不如估计慢一点，与其估计很容易，不如估计困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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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收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9)
关于夏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积极行动起来夏收夏种，目前正进入两夏大忙季节，南方已开始收割。今年全国夏收作物生长很好。今年的夏收，各级领导同志应特别重视，立即投入夏收夏种。各地要组织学生、机关干部、工人、解放军，以劳力、畜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持人民公社，做到颗粒归仓。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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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8)
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六月）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转引自六月一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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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7)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一一。”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同志插话：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所以我在中央特别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因为敌人是非常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地挑开了党内的矛盾。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干部，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是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里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起来了。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去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揑是揑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揑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渐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国家大事，世界的大事。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二，顽固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地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严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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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6)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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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5)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现在师军区、军分区较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不要怕。有些地方报纸封了，我们向来不主张办那么多报纸。绝食不要紧，这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我们支左支错了，认错不干脆，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扭扭捏捏。错了没关系，搞了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还有坏人，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意志衰退。绝食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要去做工作，不要把人饿死，要想办法。可以送开水，水里可以放些葡萄糖。开枪的地方大体是军队，不是军队支持，也是民兵。如青海、内蒙。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对军队的一次考验。有些地方把情况报告得很严重，如江西、两湖、河南。是不是那样严重？过去东北比较平静，如今东北局和军队各支持一派。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派，打乱架。乱了就可以乱出个名堂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和稀泥，有时也是必要的。各地的问题各地自己去解决，报中央批准。中央文革最近讲得太多了，不要到处讲，讲多就不灵。现在到处在骂保皇派，保皇狗，什么四三派，四四派，还有不三不四派。现在军队较紧张，“联动”放了么？为什么不让××派参加红代会？大学生各地串连的一律回校闹革命。北京市的大学生要全部撤，在中学、工厂、农村的要回来。农村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有的武装部有问题．要采取坚决态度，要坚决支持左派。错了就改，不要扭扭妮妮，要干脆。对保守派要做思想工作，采取教育、团结、争取的方针。屁股要扭过来。如果现在不纠正这个问题，让保守派继续发展，我们就要犯错误。要同左派站在一起，做好保守派的工作。有些武装部很顽固，如果这样下去。要犯极大错误，要注意做好武装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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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4)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有人说，美苏战略中心转移，我不赞成。他们是注意远东，但中心还在欧洲。欧洲七个师的兵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调了几万老兵到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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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3)
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五月）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是个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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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革命派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2)
对上海革命派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五月）
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
（据姚文元同志在上海整风报告会上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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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1)
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
（一九六七年五月）
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要有无产阶级感情，要有工农兵感情。
（据陈伯达同志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在北京女六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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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300)
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的机构，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搞了几个月了，这个经验是逐步取得的，要总结几条。
（据谢富治同志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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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九六七年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9)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一九六七年五月）
多少派也是两大派，不是反革命就要做工作，慢慢观点就会越来越近的，不会越远的。
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卅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部队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卅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根据聂荣臻同志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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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两编辑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所加的两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8)
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两编辑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所加的两段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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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州、湖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7)
对广州、湖南军区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
一、现将广州、湖南军区报告两个文件，发给你们希望遵照执行。
二、是错误的必须改正，如果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能比以前高。
三、不能动动摇摇，犹犹豫豫，听老婆孩子从保守派那里来的错误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改正，解释不通的，暂时搁下来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群众大多数是好的，坏人是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什么问题也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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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队整训的指示——给林彪同志的信（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6)
关于军队整训的指示——给林彪同志的信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林彪同志：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10——14天为宜，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三个月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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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批制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5)
关于大批制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批判文章不要像九评那样长，每篇一、二千字，不要超过三千字。一篇一个中心，一个概念，明明白白。长了就没有人看，记不住。
同意。团结和服从都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年纪大的、年纪中的、年纪小的也要“三结合”，不要看不起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都能做工作。搞“三结合”，要老中小，老的都会去见上帝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批判文章文字要短。彭、罗、陆杨可以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其他人都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章中提，在标题上要提。
×××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
写文章要琢磨，要准确，要尖锐明确。
（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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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棉粮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4)
对棉粮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必须把粮食抓紧，把棉花抓紧，把布匹抓紧，粮油征购工作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收、管、吃）抓的很紧，而且抓的及时。
不注意储备，铺张浪费，吃光用光，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粮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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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和张×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3)
“五一”节和张×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五月一日晚上十点三十五分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同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单独引见了张×，接见时周总理也在座。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张×亲切握手。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江青同志向毛主席．林付主席介绍说：这是国家科委张×，她们把韩光一伙打倒了，她们那里运动搞得不错。
毛主席说：应该祝科委同志们万寿无疆，应该祝人民万寿无疆！
毛主席又说：女同志也一样造反嘛！你们把反革命韩光打倒了，你们夺权夺得好！
接着主席又亲切地问：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
张×同答说：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工作。
毛主席问：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吧？
周总理说：也就是了吧！
这时，毛主席向林副主席说：她原来是个局长，和群众一起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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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2)
“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作工作，江×、江××、谭××不是三反分子。陈××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话，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今天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我身体不好，请肖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还临阵逃脱，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主席在天安门上与王震握手说：“王胡子，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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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对阿尔巴尼亚贵宾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1)
“五一”节对阿尔巴尼亚贵宾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主席对阿尔巴尼亚贵宾说：“我们还是有困难的。中国是有希望的，世界是有希望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尽快实现三结合。（有人谈到像“九评”那样批判《修养》。）主席说，不要写长文章，两千字就够了，不要超过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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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六七年四、五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90)
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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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9)
关于四川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林（彪）周（恩来）阅后办：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些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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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西驻军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报告的批示和批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8)
关于陕西驻军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报告的批示和批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林彪、恩来同志：
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对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省军区司令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军军长胡伟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继召集西工大、西军电造反派、交大文革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时还支持保守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办法，搞“关门训练”，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注）
黄经耀、胡伟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胡伟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捕死亡，后被救活者——毛注）对军区提出了几条意见。即：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对新成立的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对保守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要帮助工总×部队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确实做好各大头头的工作。
抓好活思想，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毛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二大革命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黄经耀、胡伟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的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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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7)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一九六七年四月）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要把所有的联动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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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谢富治同志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下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6)
接见谢富治同志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下午）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的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再搞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这样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
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的观点和反动的群众组织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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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5)
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四月）
目前全国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但要注意保守派把造反派吃掉，不要用解散革命造反派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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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管问题（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4)
关于军管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
军管太少了。
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群众，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
（摘自谢富治副总理四月十八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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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志的一段对话（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3)
与×同志的一段对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
主席问：你们说是北京的大学大联合了，成立了红代会，很好呀！那三个司令部呢？
答：没有了，都取消了。主席：啊，为什么要取消呀？我才不相信呢，已经取消了？
（摘自周恩来同志1967年4月18日在广州群众组织座谈会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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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触詟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2)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
（一九六七年四月）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注：主席的这段重要讲话是江青同志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传达的）
附《触詟说赵太后》（《战国策·赵策四》）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jian音箭]。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詟[Zhe音哲]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xu昔须]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白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xi音戏]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nian音碾]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qi音奇]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肯。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huo音货]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窍以为媪[ao音袄]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共踵[zhong音种]，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祖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日：“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yu音鱼]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日：“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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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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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放弃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1)
不能放弃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
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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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判黑《修养》（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80)
关于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
（一）
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
（转摘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评沦员文章）
（二）
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即《修养》）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权，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四月十三日康生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三）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的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要批判刘少奇的《沦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邓小平多年来的讲话。
（四）
四月七日《北京日报》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发表的当天，毛主席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
（四月九日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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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79)
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
从宜宾问题的揭发，才开始揭开了四川阶级斗争盖子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李井泉的盖子。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次才翻过来。以后要把这个材料印出来，发给每个党员。四川阶级斗争的揭盖子，两条路线斗争还未解决。（摘自林彪同志1967年4月5日关于四川问题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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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78)
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
军队的威信必须坚决维护，不能有半点含糊。拥军爱民社论的发表是当前工作的中心。军队第一次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是大规模的战斗任务，犯错误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当前主要危险是有人把解放军打下去。
×××
支左支错，支到保守派方向去，改过来就行了，允许的嘛。我们在这五大工作中，三分之二做对了，三分之一做错了，就是很好了。
×××
有的受老婆孩子观点的影响，有的是县委地委或地委书记，他们的孩子是那个地方的保守派，或者是老婆是那个地方当权派之一，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摘自谢富治付总理四月六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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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所加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77)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所加的一段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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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一九六七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76)
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指责他们，更没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楚，让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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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批判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275)
关于大批判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
一、批判要踏实，要调查确实，不然会一风吹。
二、文章要一、二千字，短一点，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了。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三、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都是有条件的。四、托拉斯不能都推翻吧？旧名词可以有新内容，主要批判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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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ts and Spl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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