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中国的工人和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一九二七年的“五一”到了！今年的“五一”不单是中国无产阶级检阅自己的革命队伍的日子。今年的“五一”正是中国革命急剧进展的时机，也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四面围攻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历来当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他的目的，是要反抗中外大资本家的剥削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是要推翻军阀地主买办的政权，而创造革命平民的政权。他现在已经引导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奋斗，而使革命的胜利扩大到了半个中国，他的勇猛牺牲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没有见过前例的，他在事实上证明自己是唯一能解放中国民族及一般民众的阶级；非他做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中国革命是决不能澈底胜利的。现时革命的进展，正向着澈底胜利的道路上走去。今年中国工人阶级的“五一”运动——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决不仅是宣传示威而已，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要力争自己阶级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力量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要求在最短期间确定劳动法，亲自参与监督劳动法的实施，如工作时间、工厂卫生、最低工资、女工童工的保护等——设立劳工检查院。因为只有革命能如此的逐步深入，才能摧毁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土豪劣绅等的反革命势力，而后国民革命的胜利方能巩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他要剥削工人和农民，要剥削小商人及一般民众，但是工人阶级要领导着革命来解放一般民众，拥护一般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资产阶级看见革命的真正发展，危害他的私利，所以他宁可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而开始屠杀工人，摧残共产党和革命的国民党，压迫一般民众——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蒋介石派就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公然屠杀民众，反对国民政府，中途破坏革命，在上海、南京、广东、江西、安徽、四川等处不断的实行反革命的屠杀政策——都是大资产阶级只顾自己阶级的私利而背叛国民革命的表演。他现在和帝国主义共同进攻无产阶级，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如果无产阶级势力不被摧残，他是无从破坏革命的。如果革命破坏而中途停止，那末，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要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的更加严厉残暴的压迫。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要联合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反抗军阀和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联合农民实行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并没收大地主土地；要联合革命军人及兵士，实行革命战争，改善革命的兵士生活；要联合一般民众参加并巩固革命政权，废除苛捐杂税，实现民主政权的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一方面摧残军阀及反动派的根基，别方面巩固并发展革命。今年的“五一”纪念正要表示工农商学兵等一切被压迫民众的革命团结，去镇压反动，歼灭军阀。帝国主义呢，也因为中国革命急剧的进展，除利用军阀及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外，还在实行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并且开始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如南京、惠阳及汉口四三的事件）。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应当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去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结合更密切的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现在成为世界革命主要的势力之一。今年世界无产阶级的“五一”纪念，可以称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示威运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应当做世界的“五一”运动中的主要队伍。中国工人及被压迫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在今年的“五一”纪念中，真正表示他的现实的意义。这一件大的革命的世界联合，终竟要打破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而得到最终的胜利！我们今年“五一”的标语是：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武力与民众一致动员打倒奉鲁军阀！撤退外国军舰！收回一切租界！革命民众组织义勇队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镇压反革命派！颁布劳动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肃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建立乡村民主政权！用革命的恐怖制止反革命的恐怖！拥护国民政府！救济失业工人！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拥护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纲！反对法西斯蒂的恐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万岁！争得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四期刊印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工友们！同志们！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近两年来，已有蒸蒸日上的发展，其发展之猛烈使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发生摇动；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稳定之最大障碍了。因此镇压中国革命遂成为各帝国主义国的共同企图，其镇压之方法亦从间接援助中国军阀而变为直接用武力干涉以摧残中国革命。现在英美法日意集中军舰数百只军队数万于沪汉，先既有炮击南京之事，继又对国民政府提出类似哀的美顿书之通牒，现在更有待时而发立即摧毁革命根据地之势。中国国民革命之所以能如此发展而使帝国主义如此恐怖，就是因为他是由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以三百万有组织的群众领导现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妥协地向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奋斗。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受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唆使，背叛了中国的革命而与帝国主义携手共同向中国的革命及其领导者——工人阶级进攻。资产阶级用法西斯的手段在上海广东及各地屠杀工人领袖与破坏工会的组织。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实行以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及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举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形之下，使中国革命走入一个新的时期，使中国无产阶级采取新的战略，更使世界工人阶级了解须团结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防止其破坏中国的革命。各国工友们！要知道帝国主义此次积极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要给他们以致命伤；所以我们各国无产阶级要起来以全力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不能稳定，如此各国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基础就发生摇动。所以中国共产党，正值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趁“五一”节的机会，要求各国的工人阶级更形团结一致以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向帝国主义奋斗。中国革命成功后猛烈促进世界资本主义的完全崩溃，将使世界革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而底于成功。无产阶级加紧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反对白色恐怖！打倒世界资本主义！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四期刊印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摇动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级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智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矗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智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智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智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不但〔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智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入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于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帮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抗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澈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恐吓了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帮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帮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竟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力了。唯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对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帮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矗反叛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环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将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唯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于涉中国一个新工具。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竟〔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帮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
|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一、C．Y．是党指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其任务在扩大共产党主义的宣传与共产党的意识和政策的影响到扩〔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中国青年大多数都深切的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别入能比他们更激烈的与这压迫奋斗。因此，C．Y．应当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反其他工具军阀的斗争〔1〕，扩大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反对武力千涉中国革命及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并领导青年无产阶级参加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的争斗。二、C．Y．夺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唯一条件要注意他们日常的需要与争斗，用部分的要求具体的口号才能将革命的青年群众团结在C．Y．的周围。C．Y．必须领导青年工人全体加入工会，在工会内组织青工或学徒委员会，注意青工童工和学徒经济斗争工作，改善他们的生活。在工会中做青年工作的C．Y．团员须组织团组〔2〕，受工会内的党团及团的执行机关的指挥。在工会工作的同志须向一般工人宣传青工利益与成立〔工〕及整个工人阶级利益之相关，而打破旧的行会的保守习惯或拒绝青工童工学徒的利益和要求。C．Y．须要组织青年〈在〉农民协会之下，参加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的争斗，并发展农村中教育文化工作，在农民协会中设立青年工作部及团组。童子团在数量上已有发展，必须要继续争得童子团的领导，使广大的劳动儿童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争斗的后备军。国民革命军大都是失业的青年农民，这种军队实为革命重要力量，C．Y．应在C．Y．〔C．P〕指导之下注意在兵士中努力发展工作，改造这种军队，社会成分扩大并深入下层兵士群众的宣传〔3〕，使成为真正民众军队革命军队。C．Y．的工作要努力向青年化的方向走去才能获得广大革命群众。三、C．Y．在革命学生中与青年工农中的影响，自C．Y．第三次大会以后有相当的进步，但是在组织上的发展颇为迟缓，落在党的后面，这是C．Y．工作最大的缺点。今后须要注意在广大的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军人店员学徒与革命学生中积极发展组织，团结广大的青年于其周围，努力做到团的群众化。过去C．Y．的教育工作等常缺乏，团员对主义与政策之认识均甚幼稚，没有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新的干部人才，党必须处处帮助C．Y．改进并加紧内部教育训练工作，提高团的政治兴趣，不断的培养新的工作人员，吸收好的工人同志在各级机关中工作，以巩固C．Y．各级机关的组织，特别是中央指导机关。四、过去C．Y．与C．P．的关系不甚密切与完好，重要原因是因党没有注意〈与〉团的工作斗争以帮助，甚有些防害团的工作（如调动C．Y．工作人员过频），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党因〔应〕处处积极指导团的工作，精神物质以与团帮助。团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但团有讨论政治问题提高团员对于政治的认识与兴趣的责任。为工作的便利及团能迅速执行党的决议并〈培养〉青工人才起见，中央及各级党部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均应经常的有C．Y．代表参加。C．Y．应随时供给党以新的工作人才，但党调用C．Y．工作人员时须要顾及C．Y．工作，使不致受妨碍。为使党团分化及工作发展的对象识别起见，团员最高的年龄应减低到二十一岁。党须要帮助团在青年群众中发展，应继续注意C．Y。本身青年化的工作，即是说将共产主义的政治工作使做到青年群众中去。C．Y．应以习青年本身利益的争斗和文化体育等运动着手，引导青年群众参加党领导的一切政治争斗，这就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教育。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3〕原文如此，疑有误。〔2〕团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般社会团体中实现团的主张，统一团的行动，加重团的力量的组织，受同一组织中的党团和当团的执行委员会领导。
|
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本党最近一年半以来，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有五万人以上的党员。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本党有更加发达的增大的可能性。革命之深入，在本党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为要完尽这种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1〕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然而，本党迅速的发展，党的干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们的党部自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和巩固之可能。在这里隐藏着很大的危险。第五次大会认定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之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特训令新的中央须将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建立在共产国际此种指示之上，并须特别注意底下几点：（一）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智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党应该尽可能迅速实行党的教育，训练新党员，用通俗的书报方法和实际党的工作方法。全党的积极工作，乃是党真确的发展和增长之最好之方法。（二）中央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并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我们的以支部为基础的组织，积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做政治工作，这才是真正领导工人群众。（三）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要解决上述二种任务，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吸引工人到所有党部的指导机关来。（四）在党面前，将来又有一个问题，即集中各方面的指导，在工会，在农会，在国民党及其他团体。为着这个，必须明显组织党团，严秘服从党的指导。（五）党应该严重注意在党外劳动群众的工作，在他们中发生影响，并指导他们。这些任务，经过济难会运动，妇女协会运动，学生会运动及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团体运动，是能够做到的。吸收劳动群众到国民党来，乃是本党解决这些任务之一种方法。根据本党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员数量激增这一事实并根据本党目前的任务，第五次大会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根据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五大决议》刊印注释〔1〕今译布尔什维克。
|
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一）职工运动两年来的发展及现在的形势本党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正是职工运动复兴时期的开始，两年以来，经过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反奉战争中河南、天津、唐山职工运动的勃兴，铁路工会的恢复与发展，北伐后湘、鄂、赣、皖、苏、浙的发展，以至上海三次暴动，虽然有此仆彼兴，时起时伏的现象，然整个的形势，都是在不断的争斗继续高涨中。在政治上已经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给帝国主义以莫大的打击。从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一直到参加政权的实现，充分的表现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劳动条件，已有很显著的改善，从要求待遇的改善，团体契约权之获得，直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管理的实现。群众生活的水平线，已有很显著的提高。在组织上，工会的权力，已渐次集中。纵的方面，从零碎的行会的组合，发展到统一的产业组合（虽然现在还是很弱小的）。横的方面，各地方总工会，更具有最高的权力。工会会员数量上，由五十四万增到二百八十万。所以这两年来猛勇争斗的结果，的确有很显著的急速的进步。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受了莫大的威吓，渐次背叛革命（蒋介石叛变），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专力来打击工人阶级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帝国主义因见旧有工具军阀系统的崩溃，亦欲在中国找到新的工具，因此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亲和力，互相吸引，因此资产阶级将渐次变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工具。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的企图之下，遂尽力打击工人阶级。一方面组织法西斯蒂，来屠杀工人领袖，破坏工会；现在苏、浙、闽、广、皖、赣、川等处，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又欲以改良主义来欺骗工人阶级，如蒋介石颁布的工会条例，几乎全抄上海总工会提出的上海工人的经济总要求。并企图组织御用的黄色工会。在武汉的资产阶级亦欲以改良主义，来缓和工人阶级的进攻，如提倡分红利制度，甚至要工会来代管生产，以红利的大部分分给工人等。虽然我们在经济的分析上，看不出中国资产阶级有实行改良主义与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化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在他的政权区域内，为欲巩固他的政权，与在工人阶级参加政权的区域内，欲缓和工入的进攻，的确有企图采用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加紧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的武装来抵抗法西斯蒂，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权。同时要极力提高工人的要求，发展经济罢工，揭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假面具。（二）职工运动的新方针在党的政治议决案上，已指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在党的总的政策之下，职工运动自然应该定出新的方针。其主要点：第一，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第二，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能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不致官僚化。第三，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这些工作都应该是劳工部主要的工作，并须设立监察机关，保障这些法令的实施。第四，要求社会保险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要建立工人宿舍、公共食堂等。第五，要求设立国家商店，公买〔卖〕一切日需品（食粮、燃料等），并发展合作社等等的组织。第六，各地总工会应该随时提出工人的行动总纲，为各地工人阶级奋斗的目标。第七，发展全国一致的政治的经济的总的争斗，各全国产业总工会应即提出总的经济要求。上面七项是职工运动方针之骨干，在国民政府管辖之区域内，应该加紧争斗，使能加速的实现。在蒋介石政权之下（资产阶级政权），北方军阀政权之下亦须极力宣传，各级工会提出之要求总纲中，都应该尽可能的提出（自然要特别注意当地工人阶级当前的最迫切的要求）。必须如此，才能兴奋工人阶级革命的勇气，抵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侵入。必须如此才可以保障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三）经济斗争过去有些地方（如反奉战争中北京、天津、唐山等处）偏重于政治斗争，不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结果反减了工人对政治斗争的认识和勇气，并影响到组织的发展，这是我们很可宝贵的经验。所以在第四次大会的决议案中所说的，只有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才能兴奋工人政治斗争的勇气，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经济斗争是工会的日常生活，必须如此才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加紧群众的组织。这是以后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组织黄色工会实行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极力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尽量发展经济斗争，攻击这些黄色工会的组织，才能使工人不致受改良主义的欺骗，而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北方军阀统治之下，自然没有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可能，但我们应该注意工人日常的迫切的生活痛苦，发展工人部分的零碎斗争，在可能时，仍须举行大的斗争，使工人群众在这些争斗中团结起来。但是在宣传上仍须提出总的经济要求来吸引群众。在武汉工人群众已经普遍的经过一次经济争斗，但是资本家随时将物价提高，使工人生活几乎毫无改良，甚至挨饿，因此一部分群众发现对政治斗争的消极。这是职工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挽救这个危机的方法，只有一面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继续争斗，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限制物价，或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需品。还有一种危机就是用革命危急的恐吓，来限〈制〉工人的斗争。这样可使工人阶级成为其他阶级的工具，我们应该极力与这种主张奋斗。自经济罢工发展后，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倡为“罢工循环”之说，其用意则在打击工人阶级，就是国民党左派中亦往往有人因此学说而动遥要知一般物价之增加决非因罢工所致，而有其根本原因，即供给与需要的关系及种种政治战争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尽力根据事实作广大的宣传，与此类学说奋斗。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的争斗，成为目前很重大的问题，许多人以为欲保证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须绝对停止争斗，这句话未免矫枉过正。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决不单是消极的方面让步可以得到的，而是要在积极的方面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加紧反大资产阶级的争斗，不断的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一般市民的要求等。所以我们对手工工厂工人和店员的争斗，仍是要积极的拥护，才可以取得这些群众。第一，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少，必须使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完全在团结〔团结在〕产业工人的周围，力量才能伟大；第二，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生活极为痛苦，只有发展经济争斗，才能组织起来；第三，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的劳动关系，多半是一种封建式的主奴关系，不经过争斗，不能打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尤其是非产业的区域（各县、市、镇），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就是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应该是这些地方政治上的领导势力。但这些是他们被小资产阶级利用封建思想与权力所束缚，我们要使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导力量。自然，在手工工厂与店员的争斗中，要注意资本家的经济能力，提出的要求不可超过他的能力之外，对于团体契约权的争斗，也应就客观的形势而相当的让步。〔1〕在工会参加管理的国有产业中，将有一种反对经济争斗的倾向发生。这种倾向发生的根源，一方面将是政府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要使这些国有产业能按照他的利益发展，而限制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将有人误认这些国有产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人阶级自己的产业）。这种倾向不单是要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线低降，并且要影响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我们应该极力的与这个倾向奋斗。只有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线能随国有产业的发展而随时提高，才能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所以在这些国有产业下的工会，应该注意这些产业的发展，随时提出进步工人经济要求而争斗。在劳动保护法已经颁布以后，监督这个法令之实施将成为工会主要责任之一。工会应该注意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欺骗，随时代工人向监察机关提出抗议，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真能得这些法令的保障而提高。（四）组织问题现在工会组织有几个重大的缺点：第一，无论在纵的方面（产业组合）横的方面（地方组合）还是很零乱散漫，直到现在全国产业总工会，只有海员、铁路、邮政建立起来，并且没有力量。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没有尽他对于下级工会指导的责任，甚至毫无关系。各地总工会，虽然权力比较集中，但是所属各工会的组织，亦是非常散漫。所以目前职工运动在组织上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强固中华全国总工会，强固并建立各产业总工会。合并许多小工会成为有力的产业的大工会。第二，许多工会还带很深的行会主义的色彩，甚至仅将行会组织改了一面工会的招牌，所以我们要极力与这种行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奋斗，要限制手工工厂厂主、店东、包头等加入工会。第三，为准备参加生产管理，须组织强固的工厂委员会。过去虽然在许多地方的工会，有类似工厂委员会之组织（每工厂一委员会），但实际上仅仅做了一些工会的日常工作。以后的工厂委员会，除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还要注意本工厂的一切的经济情形的调查和统计，然后将来才可以尽他的监督生产的责任。第四，在广东、上海……等处，已经有黄色工会的组织，我们要使这些工会统一起来，只有在这些工会下面的群众中去发展我们的影响和极力提高工人经济的要求。决不可以专与他们的几个首领联欢，希冀一种上层的统一。第五，手工业工人与店员的组织（尤其是在各县市中〉，许多地方都以一种产业的方法去组织他。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工人，我们应按照他的职业和他过去组织的习惯，来做组织的原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即刻颁布一种关于手工业工人与店员工会的组织大纲，来做各地的标准。第六，铁路工人运动本为本党最早的工作，而且曾有伟大的斗争，因本党年来政策之极端与对此运动之轻视，到现在几乎完全放弃了，这是本党莫大的错误。以后应特别注意铁路工人，把铁总强大起来，在各铁路组织秘密工会，须由铁总派特派员到各路工作，以建立铁路工会的系统性，同时须在各地党部指挥之下，以建立党与工会的亲密关系。第七，第四次大会后，海员转变到本党指导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本党应该继续加紧海员中的工作。惟海员运动，虽渐次在各轮船推行支部的组织，特别以省港轮船组织为最有成绩，但是宁波籍海员仍未完全组织在海员工会之下，内河轮船分会有放弃轮船而只组织木船划子的倾向，都是应该纠正的。第八，矿工运动在此二年内仅唐山曾有一度之发展，但党对于矿工甚为漠视，如北方及关外矿域最多，而我们只注意了城市的工人运动，未注意矿工，此后对于抚即、开滦、山西、山东、焦作各矿工，本党应积极去做，以树立矿工运动之基矗第九，重工业，过去对于重工业工人很少注意，如上海轻工业同志达数千入，而重工业如某一造船厂仅只几个同志，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重工业工人，在职工运动上应占重要的地位，在全部的数量上亦复不少，如我们不有计划的加紧在矿工工人中去工作，则重工业工人已经有广东机器工会之影响，不难为黄色派所取去。工人领袖官僚化之危险，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其原因广大的工人群众缺乏健全的组织和充分的训练，工会干部人材太少，我们党的发展赶不上工人运动的发展，以致工会多为少数领袖包办，脱离群众的监督或党的指导，而趋于官僚化。救济这个危险，应该切实执行“工会民主化”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应该且必须要经过工人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各种会议中决定工会的工作，要在这些工作中去健全工会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培植工人运动人才，产出工人运动领袖，必须如此，才能挽救这个官僚化的危险。国民党应该是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之政党，因此应无限制的引导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充实其内容，才能实现领导之作用。（五〉失业问题现在全国各处都有广大的失业工人，尤其是被帝国主义封锁的武汉，差不多有十万以上的失业，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为失业的恐慌而争斗，可以影响整个的职工运动。第一，在武汉政府之下，应即刻要求社会保险制度之实施，救济失业工入，同时须加速大产业国有及国营的经济政策的实现，才可以挽救失业的恐慌。第二，应该使失业工人完全在工会组织之下去争斗，在可能的地方，应该在工会内设立职业介绍所及互济会等组织，总之无论如何要使失业工人不离开工会的影响，而为资本家或其他反动派所利用。（六〉童工与女工童工与女工问题，在党的过去议决案上，都有很详细的规定，但到现在各地还未能正确的执行。各级工会均少注意童工与女工的利益，不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以致童工、女工不了解工会的意义，不积极的拥护工会，或另外成立组织，形成如另一工会的形势，这是很危险的现象。以后各地工会要积极的拥护童工、女工的利益，每次经济罢工均须提出童工、女工的要求，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工会的各级机关均须有童工、女工参加），才能挽救这个危险。现在劳动童工〈团〉的组织，超越了他的教育宣传的意义，差不多变成了一种童工工会，以致与工会常常发生冲突。这是由于工会未能注意童工，和在童子团工作的同志不了解童子团组织的性质和意义的原因。以后各工会均须设立童工委员会（或学徒运动委员会）。童子团在组织上应该隶属于工会组织系统之下。尤其要注意童子团的童子化。（七）宣传与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在职工运动上占很重要的地位，过去很少注意，以后在各工会应极力发展宣传队的组织，各地方总工会至少须有一周刊和会报的发行（尤其要注意群众化），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有发行日报的需要，务在最近期间实现。各种小册子的编辑，亦极为重要。过去工会的教育工作，在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程度上多未注意，此项工作，极为重要，在各地方总工会均须有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并须极力利用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来发展工人教育。在教材的方面，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并须编制劳动教科书，供各地工会应用。（八）工人纠察队与武装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所以只要有工会的地方，不管是秘密的或公开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其注意点：（一）要是真正工人的组织，不可让流氓混迹其中，失业工人也不可过多。（二）纠察队应采用征兵制，使全体工人有受军事训练之机会。（三）纠察队可有相当之常备队。（四）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公布工人纠察队统一的编制法及设立一部以管理之。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的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因此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应该很广大的在工人群众中去宣传，打破一般不愿意当兵的观念！（九〉工农关系现在资本家借口工人工资的增加，任意提高物价，使一般农民对工人不满，因此在许多地方都发生工农冲突的事。这是可以影响到整个的革命前途的。要使工农关系更加亲密起来，自然要把工人生活的痛苦，及物价增高的原因（完全是市场需要与供给的消长），完全是资本家的罪恶，尽量的宣布出来。但是仅只这样的消极的宣传是不够的，一定要各地工会能够与农民发生亲密的关系，帮助农民的组织，拥护农民的争斗，直到帮助农民取得土地。这样才能〈使〉农民了解只有工人是他真正的朋友，不受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派的挑拨和利用。（十）与各国工会建立亲密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完成，一定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所以中国工会应该与各国工会发生经常的亲密的关系，把中国工人的痛苦及斗争的情形尽量的向各国工人群众中宣传，以取得各国工人的深切的同情与拥护。尤其是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只有中国工会比较进步，所以太平洋劳动大会，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期间召集，并须由此建立经常的宣传通信机关。（十一）党与工会的关系党与工会，在过去仍未能有正确的关系，不是使工会成了党的附属的机关，即是工会完全脱离了党的指导。其实工会的斗争应当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同时不能使工会失了他独立的性质。具体的说，就是党对于工会的指导，第一，应该是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完全受党的影响；第二，在工会的机关中，应该有党团的组织，使党的意志去影响工会的一切工作。这样自然可使工会的机关和群众，都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了。同时，党在每个时期的政策（如宣言、主张等）应尽可能的使公开的在工会中讨论，增加群众对于党的认识。中央工委过去几乎完全停顿，因此党对于全国职工的运动的方针与策略，完全缺乏指导。以后应该极力将工委强健起来，使能充分的工作。以前许多区委工委都很儒弱，甚至无工委的组织（如北方），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应该积极的纠正过来。现在各处工会，无论是上层领袖或下层的干部人材，都极缺乏，这也是可以阻碍职工运动发展的。要训练人材，第一，要使工人群众多参加工会的工作，使在许多斗争中，增高他们的经验和工作能力。特别要注意工人代表会的建立和训练。第二，在各地总工会都要设立短期的职工运动训练班。党应该选择很好的工人同志，办一高等职工运动学校，养成高级的干部人材。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注释〔1〕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五大决议》，此后还有：“还有一种以为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员与店东的争斗，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斗，我们不必为店员的利益，而失掉了整个的小资产阶级，这也是一个错误。固然大部份的店员在思想上，有很刻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根本上是一种雇佣劳动者，且在全国的数量看来很可惊人，尤其是各县市镇有很伟大的力量，决不能够漠视他。自然在产业区域，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的地位，远不及产业工人的重要。”
|
土地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土地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1．土地问题意义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洲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矗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二、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人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价；如此不仅剥削农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的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逼，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军阀在多数省份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A．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B．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C．战时苛酷的征收；D．拉夫（运输军用品）；E．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F．厘金征收。三，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地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借。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停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为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盘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盘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酷的剥削。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四、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停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力，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澈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连系。所以他不能作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六、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停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七、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之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失业的农民既然得到土地或能从事于生产工作之后，军阀的祸患，将不复存在于中国。重利盘剥的现象，也因为他的经济根基既行取消，势必消灭。国有农业银行的建设，信用合作等的设立，必使重利剥削者完全丧失作用，这种打倒重利盘削〔剥〕的斗争，亦是农村革命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能分离解决的；唯有从事这些工作，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保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澈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2．中国农民运动之趋势一、中国农民运动，依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大半都是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农民运动的这种社会基础，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最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二、各省农民运动发展之阶段，现在还有许多参差。北方各省在军阀残暴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协会尚在秘密组织之中，没有很大的发展。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农民运动在胚胎之中，减租抗税的斗争，反对重利盘剥及土豪乡绅的斗争都已经开始。但是他们遇见蒋介石反动的压迫。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最早，但是，客观上虽然农民群众早已从减租的口号进而要求政权，要求武装，甚至于土地，然而我们党在广东农民两年艰苦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去指导。李济琛的反动，使广东农民现在处于非常之大的压迫之下，土豪劣绅的反攻更加残暴起来。江西、湖南、湖北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江西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减租等的初步斗争，但是大致说来还在组织集中力量的时期，这是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势力之下，经过左右派政权两次转移的斗争。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回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三、中国农民运动，大部分都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不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发展不能有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如红枪会、硬肚会等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斗争方法，这在阶级分化不甚清晰的地方，如河南等处，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四、农民运动发展的时候，封建宗法的反动政权（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自然竭力压迫。他们勾结军阀，利用自己的武装（民团、团防等）以及土匪，来进攻农民，屠杀农民，要想镇压农民运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至少得到相当的自由。所以农民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伟大的势力之时，土豪乡绅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就实行消极抵抗，阴谋破坏，如运米出境，拒绝借款等，或者自己冒充农民，组织假农民协会。蒋介石派的反动势力之下，差不多只有这种土豪乡绅组织的所谓农民协会，才能存在。就是国民政府之下，土豪乡绅亦在联合军队中封建分子，时时刻刻在那里力谋反攻农民。所以现时农村中的斗争，实在是非常之剧烈的。五、农民的斗争大致初起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而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一开始便是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所以农民斗争必然要经过一个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这种猛攻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以贫农为中坚。农民的革命政权，实际上不能不以贫农为领导者。这种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运动，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乏，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己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六、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乡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农民革命的深入，不但要澈底铲除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就是严重的打击反动的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的势力无所凭借而组织反革命运动，这就是说：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3．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按照上面的分晰〔析〕，农民运动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都已经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决议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为农民问题之解决，须要以下的策略：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县政府之创造。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
|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1．从上次本党大会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九百余人增至五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本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经过两年的不断的斗争，斗争中包含好几次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四年短期之内，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自“五卅”起，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香港罢工，汉口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事件。在过去的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2．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符合第七次国际扩大会议决议案所指出的道路。民族革命之发展加紧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内的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想领导革命，以与本国反动派及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包含工入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则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发现了危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看见不能依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而领导革命，他们就把国民党分裂了。他们不但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转而反对之。他们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上海无产阶级，做了两次英勇的暴动以欢迎革命军，他们在反抗北方反动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南军占领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在上海下命令屠杀工人。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3．革命运动发展，无产阶级势力增加，同时，反革命的势力也渐渐形成。反革命势力的形成，有下列的表演：（A）帝国主义列强之联合的直接武力干涉，（B）反动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帝国主义者看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政权，足以给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们便想用武力恐吓手段强逼革命的国民政府采用妥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并鼓励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建立反革命的同盟。革命运动中第三阶段之初期，就遇到了帝国主义军阀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这种威吓。但是，革命运动正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进展。革命势力定能巩固集合民众的精力，巩固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以反抗并破坏反革命的同盟。4．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廿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三月廿日事变，开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在此时期，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他们利用他们在广东的胜利，而想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于全国。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固然，资产阶级一天留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就一天须与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资产阶级将来的作用，在三月廿日之后，已经更加清楚了。然而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三月廿日以后的反动时期中，要立刻倒蒋。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是必将出卖革命。这个任务并不与联合战线不两立。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急进的要求。当时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准备使革命妥协，至于消灭，而本党没有认明，应当在乡村之中攻打他们的根基。实则只有进攻这种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才可使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入。这件事没有做，为了这个原故，广东便很容易地失掉了。5．北伐之主观上的动机，是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客观上北伐是发展革命的方法，所以帮助北伐的政策是对的。但在此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时的策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因为有这错误政策，所以不能征调全国革命的民权派的力量，以限制封建分子资产阶级想利用军事胜利之帮助，而加强其势力之企图。最后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于是他们公开宣告包办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因为对于联合战线的见解锚误，所以在革命军所占据的地域中，一切反动的社会基础，仍任其存在。因此，到蒋介石叛党的时候，不能使他孤立，封建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带着很大的力量，从民族革命中分裂出去。倘能及早在城市与乡村中（特别是乡村中）加紧阶级斗争，那末，早就可以摇动反动势力的地位，——例如广东之失，也就不会这样容易的了。6．对大资产阶级估量不确，甚至于过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就过校小资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当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联合而预备使革命势力妥协之时，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蒋介石并不是在四月十二日突然变成反革命，而命令在上海的街道上屠杀工人的。从三月二十日起，他已经是革命的仇敌了。但党没有指出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要消灭革命，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号召城市中民权派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7．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上海无产阶级的二月暴动是太早熟了，在那时候的革命热情中，党不能有计划的指挥群众，建立苏维埃式的市民政府的尝试，更是太早熟了。大资产阶级一开始时便没有帮助这个运动；白色恐怖起来，小资产阶级也吓退了；于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二月暴动失败后至三月暴动之间的时期，是很可以利用之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密联盟，以为革命的民权政府的基矗但是因为第一次早熟运动的失败，使党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本党的另一错误，是于不自觉之中把上海运动做成是一种独立的，而未顾及全国民族运动的联系。8．第五次大会认识上海无产阶级在本党领导之下英勇斗争的历史意义。大会认为：虽然上海事件有许多失败与错误，但不失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之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联盟，已经成为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矗上海无产阶级仍为革命的柱石，上海仍是斗争的重要中心之一。上海无产阶级从“五卅”以来就继续不断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他的斗争必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将来一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9．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涨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争斗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留在民族运动中的时候，他们阻碍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政纲的实现，因此，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被遏制的。现在革命的民权派力量之自由发展的障碍已经减轻，所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加强起来。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10．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椐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帝国主义的干涉，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从坚决的斗争中，保护革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么，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展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弱，不能独立的生存〕。如果这样，中国将要走进一个时期，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领导权之下，发展经济，使世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稳定。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根据地一定要在那种省份里巩固起来，那边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农民组织，以及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不能想出一个更天然可靠的基础，如上海无产阶级，广州工人阶级，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同时也以为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客观上的条件（国内的与国际的），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议决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事实所产生的。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11．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在此合作中本党曾很坚决的反对右派，因右派系主张限制本党的独立组织者。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党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未能正确的认识。在现时这一革命的阶段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影响，应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上很明显的很坚决的表现出来。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共产党的加入国民政府与省政府，以及由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之新方法，都已表现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这新的情况之下，党团工作变成非常重要。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决不可以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方式而发生取消派的倾向。要知道一个革命的联盟并不就等于一个党。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第五次大会不赞成“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12．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褴褛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的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第五次大会认为：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的要求之实行：（一），八小时工作，（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三）劳动保护法，（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五）劳动保险及恤老金，（六）保护女工与童工。13．现时大资产阶级对于国民政府仇视，组织一个很显著的反革命大联盟，会同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来威吓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感觉很大的困难。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那么，革命的斗争便不能继续进行，军队便不能改造，将要发展而成民权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也不能建设。共产党应坚决的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矗第五次大会认为：对于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解决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向来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现在暂时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A）征收很重的财产税，（B）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担负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和地主）。14．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中，青年们在C．Y．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帮助。在现在时期中，当革命运动要深入和扩大之时，青年的革命意义格外增加了。党对于青年之革命的意义须加以严重的注意，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将来党对于C．Y．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的领导C．Y．，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帮助。C．Y．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C．Y．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个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我们现在如果把C．Y，的数量上的增加和C．Y．应负的任务比较起来，就可以看见现时C．Y，组织上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以前在各种斗争中，C．Y．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C．Y．不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C．Y．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党盼望C．Y．的第四次大会能根据这个精神去进行他的工作。15．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之中，被剥削的妇女们，一定无疑的是很重要的因子。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16．去年的经验，已经认明了一切无党的普通群众组织，特别是济难会，在革命战线上，对于革命群众，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以后对于这些组织也必须加以重大的注意，为的是经过这些组织，而在工农和智识分子之中扩大和巩固党的影响。＊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
|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因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作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第五次大会必定使全党研究与明了，并按照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努力工作。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
|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现在决不能容许他再留在国民革命的党内了，决不能再信托他当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反叛国民政府，他谋推翻国民政府，这个革命的叛徒值得国民政府最严厉处分的。工人阶级是极端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分子和战胜国民革命的敌人的。国民党内部的冲突，结果采取了这种严厉而且必须的对付蒋介石的行动，这是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的。，这不是一个人违叛党国，违叛革命。蒋介石与他的党羽是代表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国民党自从改组后，成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的革命党。可是资产阶级甚至反动的封建分子仍然留在党内。直到如今，这些分子总是设法使国民党脱离革命的道路。于是发生了内部斗争，这斗争趋向于解决以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党应该变为一个阶级的党或者是一个人民党——就是，国民党的政纲与政策应该依照上层阶级（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的利益而决定，或者依照被压迫剥削的大多数的民众而决定。这就是随着北伐发展后，国民党内严重危机的社会背影。上年三月二十号的政变，国民党内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推翻了广州革命的民主政权。他们得到政权后，于是计画依照他们阶级的利益去领导革命。为着要巩固他们的政权，于是破坏拥护国民党革命派的群众组织（进攻工农运动，解散党部等等）。群众拥护北伐，为北伐而牺牲，以求发展革命，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却认为是夺得更大权力的道路。但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进展，发动了伟大的革命势力，使国民党之资产阶级与封建派发生恐慌。很显然的，北伐的胜利有取消三月二十号政变的危险。群众反抗封建与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拥护三月二十号被推翻的国民党中的革命派。于是国民党内封建资产阶级的右派与革命民主的左派之斗争遂厉害起来了。国民革命军达到长江流域后，已经危害及帝国主义的基矗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是不能不用公开武装斗争而根本让步的。帝国主义一方面与国民政府协商租界问题，一方面准备武装干涉。国民政府要能够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军阀之联合势力，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自觉的起来拥护，只有他们的力量的牺牲是革命唯一的保障。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的中国必须建设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个意思就是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若不经过农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不能够建设的。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二十年，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于农民给了一个改善的办法。在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各省，农民运动如野火一般的散布起来。如果国民政府能根本改革农民数千年来所受之奴隶境遇与痛苦，国民革命就有了真正的保障。——国民革命军将更成为不可抵御的势力。法国农民帮助拿破仑战胜封建的欧洲。中国的农民将拥护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治。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开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农民革命是与封建分子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仇视的。农业既为中国之基本产业，农民既为主要的生产阶级，因此农民便成为一切剥削的目的物——封建、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剥削。所以国民革命再进向前发展便需要一个农民革命，这种事实已经是很明显的。国民党内的革命派承认这个必要，而国民党内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却感觉他们的地位动摇了。他们企图领导革命向别一条道路走去，结果必致与反动势力妥协，向帝国主义投降。他们宁可出卖党的主义，污辱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出卖整个的国家，而不愿减损他们的阶级利益。蒋介石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内之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之反革命的倾向。自从三月二十号以后，他就举起这些分子的旗帜，等到他不能够将整个的国民党变为封建资产阶级之反动的工具时，他就与国民党宣战了。如果民族运动不照着这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资产阶级所企图的那条路走，他们就不迟疑的要分裂他，叛逆他，不犹豫的与军阀帝国主义勾结以镇压他。蒋介石便代表国民党党内外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做出了这些事实。国民党决议将蒋介石免职、开除党籍、拿办，这个意义就是国民党宣布在他的行伍中之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反叛革命，应该公认为敌人，为国民革命之完成与最后胜利计，必须战胜这些敌人。这个决议案是表现随着革命之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分化之一个时期，共产党坚决的拥护这个决议，因为无产阶级坚决的要巩固革命的民主政权，而且是民主革命政权的主干。蒋介石与封建资产阶级已向国民党宣战，他拿工人阶级做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极凶恶的向江西、浙江、安徽、南京、上海、广东、福建的工农大肆屠杀。共产党成为他最仇恨的目标，蒋介石知道，除非破坏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左派的政权是推不翻的，民族运动是不能作为封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无产阶级方面也明白蒋介石不过是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刽子手。消灭蒋介石须要战胜国民党内外之封建资产阶级，假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一日不消灭，那末打倒一个蒋介石之后，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封建农产阶级分子以前勉强的同着国民革命走，现在已经跑到反革命的营垒里去了。蒋介石新军阀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国民革命的新工具。封建资产阶级抢不着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遂想分裂国民革命党，设立一个对抗的党部与政府，用民族主义的假面具来出卖党出卖革命，勾结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妥协。单是开除蒋介石，但还没有根本取消这个危险。他还是要想设立一个对立的国民政府。不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他仍然还是带领很多军事势力。他想欺骗民主主义的民族分子，散布反对武汉的谣言，说国民党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已经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他还想用阴险的造谣手段，来混乱这个情形。开除蒋介石党籍之后，蒋介石主义的根芽还可以在所有国民政府领土内找得着。这就是反动的社会阶级——地主土豪劣绅等，只有国民革命用激进的农民改革政策，才能消灭这些势力，使蒋介石主义衰弱下去。从前封建资产阶级分子跟着国民革命走，所以策略上尚须有步骤的发展阶级斗争。现在他们已经采白色恐怖屠杀政策宣布阶级战争了，那末任何策略上的顾虑都不能阻止向反动的阶级的进攻了。这是推翻新军阀蒋介石，破坏他设立对抗的“国民政府”的企图，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之最有效力的唯一方法。打倒蒋介石——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代表，帝国主义的工具！打倒军事专政！革命民主主义的联合万岁！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四期刊印
|
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上海无产阶级在中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下发动起义，协助国民革命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作为这次群众革命行动的结果，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形势已经成熟。蒋介石的反动将领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从一开始就出卖了群众。当时，蒋介石及其将领采取了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措施（镇压市民会议，解除纠察队武装等等）。这样，国民运动内部的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同各被压迫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因蒋介石占领了上海而尖锐化起来。反动资产阶级不但在谋求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行动上表明，他们在极端仇视革命群众这一点上，同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之类的军阀没有多大区别。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革命危机中，当人民大众各种力量联合在无产阶级周围进行争取民主和民族自由的决定性战斗的时候，所有各种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大资产阶级等等〉就会形成一个反革命联盟。上海起义就遇到了这样一个虽非正式出现但已客观形成的联盟的反抗。无产阶级想通过建立一个完全由国民政府控制的革命民主政权来使上海摆脱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所做努力的失败，其原因之一，是由于缺乏坚定、敏锐和有阶级觉悟的领导。上海出现目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懂得大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反革命。急于想同大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情绪导致低估小资产阶级民主群众。起义失败在上海无产阶级中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和消沉。整个运动迷失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立即采取措施加强上海无产阶级的领导。事实说明，反动派已经暂时占有了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由无产阶级充当领导者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上海从蒋介石新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作好准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革命力量，使他们聚集在无产阶级周围和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立即发动正面攻击，那将招致毁灭性后果。如果那样做，无产阶级将被蒋介石、北方军阀（他们正在重新向上海推进）和集中了强大兵力的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粉碎。斗争的发展必须是有阶段的。当前的任务是要保存上海无产阶级的实力和审慎地指导他们对反动派进行斗争。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以一个载有明确要求的政纲去开展群众鼓动工作。这个政纲将迫使蒋介石一步一步地暴露真面目。这样就会使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摆脱在对蒋介石本性的认识上的某种错觉。宣传鼓动必须按下列要求进行：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革命运动的最高当局。2．建立统一的民族主义政权。3．一切权力属于选举产生的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它是上海市民的权力机关。4．实行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统一。5．财政和外交必须集中。6．反对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7．保护一切工人组织。8．成立工人自卫队（纠察队）。9．保护共产党。除了这些一般的要求以外，还必须加上能吸引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江苏和浙江的农民以及对反动联盟进行战斗的士兵的特殊经济要求，从而扩大国民革命阵线。当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阵线中成为领导力量时，这种策略是绝对必要的。所有这些要求现在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但是，会遭到蒋介石的反对。现在除了最后一条，他会假装同意其他各条。他的这种伪善行为欺骗了很多的人。我们的任务是逼迫他对这些要求切实照办。他是不会干的，因此，他将被迫公开以他真正的反革命面目出现。这种鼓动工作的结果将使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决定性的斗争；追随蒋介石的各种力量将会分化瓦解，而一切人民大众的力量将团结为一个由无产阶级掌握实际领导权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我们在军队中进行鼓动的目的是要使真正的国民党队伍从蒋介石将领的军队中分化出来。必须使他们看清：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国民党，他本人已经变成一个反动军阀。关于侵吞军费的事实，我们在军队中进行鼓动时要加以利用。鉴于上海无产阶级面临着一个对反革命联盟进行严峻革命斗争的阶段，它的组织形式必须改进，以适应新的形势。在进行群众鼓动的时候，必须建立秘密组织，以期在反动派实行突然袭击时，不致使整个运动遭到破坏或瓦解。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英文稿
|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全中国工人同志们：三月二十一日从今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有价值的一个纪念日。此次上海八十万工人就在这一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并暴动起来反对直鲁军阀的统治。整整经过二日一夜的巷战，工人终于解除直鲁军的武装并自己武装起来了。正因工人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始不经战斗安全占领全上海，而上海各界民众亦得避免数千直鲁军抢劫之惨剧。上海工人阶级此次英勇的胜利的斗争，真可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模范。上海本来是全国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工人阶级本来是全国工人阶级中，数量最多组织最好奋斗历史最长久的一部分。轰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就是由上海工人首先发难的。自从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时时刻刻都站在最急进的地位，为全国工人阶级之先驱，因此更为全国革命运动之先驱。此次武装暴动起来并胜利以后，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可是，上海工人此次的奋斗及其胜利，却惹起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大大的恐慌。他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发抖，他们认识了工人阶级是他们的劲敌，尤其是数量最多组织最好行动最革命的上海工人阶级，尤其是现在暴动胜利并自己武装起来的上海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尽力注定目标向上海工人进攻。他们除直接的公开的用尽种种方法进攻工人之外，又用挑拨离间之诡计，诱惑国民革命中右倾的势力，他们以此诡计使本同在一战线上的革命武装势力之一部分，怀疑更进而敌视工人阶级。革命战线之分裂正是反革命的利益啊！所以上海工人现在虽然驱逐了直鲁军阀，虽然一部分武装起来，虽然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建立了革命民主的上海市政权之基础；然而这些革命的胜利品时时刻刻都在危险状态，时时刻刻都有被内部妥协分子葬送即被敌人夺回之可能。而上海革命势力失败，上海工人牺牲白费，即足以摇动全中国的革命潮流，全国工人的势力自然因之受重大的打击。所以全中国工人同志应该崛起，视上海工人暴动的胜利即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亦即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应该自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并建立新的政权，上海工人的武装就是国民革命胜利之保证。起来！学习上海工人暴动巷战的教训！拥护上海工人的武装——总工会纠察队！拥护上海革命民主的新政权——上海市民代表政府！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并扩大革命的争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三期刊印
|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鉴：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统治及其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中国一切财政工业及交通机关。而肃清帝国主义所用以统治中国之工具——军阀官僚势力，以间接打击帝国主义，亦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贵党自改组以来，与本党密切合作，共同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一切反动派作战，经过“五卅”运动，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来，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全国革命高潮，已摇动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之统治中国的地位。帝国主义鉴于中国革命高潮中，革命的武力与革命的民众已结成不可侮之势力，彼等对于统治中国之全部优越权利虽尚未根本放弃，而对关税及租界之特权，已不得不表示相当让步。军阀方面，直系之吴孙相继破灭，孤立之奉鲁军阀亦已在苏皖豫晋一大弧线包围之危险的环境中，首尾不相顾，旦夕即有溃败之势，榆关以内，肃清军阀势力，以成革命的统一之盛业，已非理想而近于事实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帝国主义已经懂得其利用本地军阀做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工具之传统方法，现已不完全实际适合了。于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指挥其工具奉天军阀，以“南北妥协”“南北合作”“驱除赤化分子”“压迫共产派”“驱逐左派”“共同反赤”等口号勾引其所谓南方稳健分子，这分明是欲用“以赤制赤”之妙计，以离散南方革命势力之团结，以破坏革命，以重新巩固其濒于崩治之地位。倘使此类流言仅属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片面宣传，吾人固可一笑置之；奈一月以来，“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声浪喧腾于中外报章（详细另纸抄录奉阅）〔1〕，最近日本帝国主义的《顺天时报》，且有“蒋介石……现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甚积极，已倩人提出条件”之说，介石同志对于此等流言，不但不曾有一语声辩，而且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竟谩骂武汉的左派为败类，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产党，预言共产党将要失败，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其权力，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的提议，因此英日帝国主义的报纸，都一致极口称赞他这篇演讲。在北方将领纷纷脱离讨赤的安国军归附国民政府之时，而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领袖反有“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之流言，则不独使革命的民众，对于国民政府怀疑，即新附之北方将领亦觉进退失据。此事若系介石同志个人行动，一经贵党最高权力机关明白制裁，则介石同志当未便一意孤行，将见君子之过如日月之失〔食〕；倘系贵党多数之意思，则事态便十分严重了，本党为革命前途成败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一也。复次，本党自与贵党合作以来，在政治宣传上，在前敌作战上，无时不严责同志为国民革命努力工作，其结果在北京天津保定大连青岛济南开封郑州武昌九江南昌上海南京蚌埠杭州等处，牢狱中无不有共派的囚徒，刑场上无不有共派之血迹，武昌南昌富阳〔2〕决战中，无不有共派之惨壮的牺牲，自问于国民革命虽无殊勋，亦无大过。在党务工作上，湖南一省，纯粹国民党发展到七万人以上，共派不及其半，他省亦称是，而右派却有“亡党”之谰言。并且我们认识三民主义的革命的国民党，非他国纯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国民党可比，尤其是带社会主义性的民生主义，实有与本党长久合作之可能，不图贵党右倾分子时有两党分离之运动。此次介石同志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一则自纠正共产党，再则日制裁共产党；本党乃代表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匪独不受他党之纠正与制裁，并不愿受他党之扶助，亦不曾受他党之扶助。介石同志所称纠正与制裁之理由，谓共产党党员对待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使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中果有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实，不独国民党得据党纪加以纠正与制裁，即本党最高机关亦应加以处分，然而事实恰正相反。试问本党对于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有过异议没有？事实上有违反过此案的决定没有？不但事实上未曾违反过此案所决定，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中央委员，共派本来不及全数三分之一，新近广东及江西省党部之改选，经贵党中央之圈定，广东十五委员中共派只三人，江西九委员中共派只一人，这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介石同志自己也说：“譬如中央有一个决议，有一个命令，或委一个干事，有许多同志来问这个决议，这个命令，这个干事，究竟是那一个执行委员提出的？这个执行委员究竟是跨党分子不是？”这又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呢？在本党的立场，只知随事随时努力工作，对于一切职务分配，一向不愿争持；而在贵党的立场，在革命工作的立场，一切职务之分配，似应以工作能力为标准，不应以跨党与否为前提，倘不以革命工作为前提，而专以防闲跨党分子任职是务，是则只愿共派分子在国民党为挂名党员，还有何合作意义？介石同志为贵党负责领袖之一，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于他自己也承认是革命分子的共产党员，却防闲之，排挤之，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是出于何项动机？贵党最高机关若听任此种状况继续下去，是否有碍合作之精神？本党为两党共同进行革命工作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又一也。以上二事，一则关于肃清军阀势力问题，一则关于团结革命势力问题，对于革命前途均有重大意义，故敢于坦率直陈，希即一一赐教是幸。专此，谨祝〔致〕革命敬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月十三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二期刊印注释〔1〕指《向导》第一九二期登载的《南北妥协消息一束》。〔2〕本文在《战士》周报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登载时，此处为“浔阳”。
|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工人们及革命的民众们！全中国工人阶级不避牺牲，率先和黑暗势力奋斗，不只一次了，此次上海工人反抗孙传芳的总罢工，也是这样。此次上海工人总罢工五日，不但说明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势力，并且表现出工人阶级为全民族利益为全上海市民自由而不畏艰难不避牺牲奋勇先进的精神，而且证明了国民革命军是有广大的民众同情与援助，不象军阀只有孤立的横暴武力。所以此次上海的总罢工，在中国革命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最近聚集兵力于上海，在上海各马路列队游行示威，如入无人之境，并且简直是对于国民政府武装谈判。直系军阀余孽孙传芳，因在浙江兵败，犹拟在上海勾结英国作困兽之斗，摧残工会，大捕工人，压迫舆论，甚至勾结帝国主义者在租界逮捕国民主义的新闻记者与商人。全上海的市民，对于这样残暴的统治者——帝国主义的英国及直系军阀孙传芳，无不切齿愤怒，革命阶级的工人群众，已至忍无可忍地位，怎能不不计成败利钝而起来宣告总罢工，以表示对于内外黑暗势力之反抗！在总罢工五日中，工入学生及其他市民的热血，点点滴滴的洒遍了上海南北市，横在街路上的烈士血尸，到处都可以看见，许多烈士的头颅都挂在电杆上。全上海市民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传芳的刽子手李宝章之残暴，我们也不能忘记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所号召的什么国民本党）教唆李宝章放手屠杀工人及革命民众之狠毒！将来应该再没有人能够拿任何理由反对革命的工入与市民，“以革命的恐怖回答反革命的恐怖”！全国工人们！全上海的工人们！此次上海的总罢工流血争斗，只是你们全部罢工流血争斗史中之一页，前途正复辽远。即以上海一隅而论，乃各帝国主义者最后根据地，亦即彼等最后奋斗地，同时也是奉直军阀死力争得海关附税和鸦片收入之目的地。这两种内外黑暗势力复相互勾结起来对付革命的民众，以保持彼等在上海之统治地位：李宝章未走，鲁军的毕庶澄又来了；各国海军，也已经公然联合行动，干涉中国海军对于军阀之表示反抗了，各国陆军也侵入华界了；全上海的工人，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必须有不断的巨大努力与牺牲，才能够获得最后胜利。此次总罢工之复工，诚如总工会复工宣言所说“非因退让而复工，乃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换句话说，即是以宣告复工而开始另一新的形式之争斗，求得最后胜利之争斗。全上海市民们！工入是革命的市民中最急进的先锋，你们须继续与这最急进的先锋携着手前进。这最急进的先锋，不但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而且是为全市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每个革命的市民，都不可因为国民党右派的造谣而摇动自己的革命意志，而离散革命势力之联合，右派们一向是站在帝国主义及军阀那边而企图离散革命势力的。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应该在上海市民公会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立刻全体动员，反抗孙传芳的刽子手李宝章！反抗直鲁联军南下！反抗外国海陆军和军阀联防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则中国的武装市民及将来的北伐军必进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工人及一切革命的市民起来夺取武装，响应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由市民公会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八九期刊印
|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一九二七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一九二七年初）〔1〕以前中国革命发展的程度，未能将他的性质与内容，具体的在国际上表现出来；因此，以前国际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案，不是抽象的指示一点东方民族运动的一般倾向，便是分析中国眼前较琐屑的事象以及目前一些工作方针。最近（去年十二月），国际第三〔七〕次大会〔2〕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自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伟大的表现出来，又加以北伐胜利及南方工农运动有了普遍的发展，不但促起国际对于中国问题之注意，并且中国革命运动本身，已经发展到略略可以显示他的性质与前途；因此，此次国际扩大会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撇开一切枝叶回题，大刀阔斧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将要发生什么毛病呢？通常所谓国民革命，包含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义，若死守着这个意义来做国民革命，并且以此自画，对于一切有超过这个意义之必要与可能的企图，都等待将来的下次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再来做。若照这样的方针这样的战略来做国民革命，那末，我们的革命还在将来，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五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出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此次国际扩大会的决议案告诉我们：中国的革命前途，在客观上不会是这样，在主观上更不应该是这样。国际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发生的；他的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国际这个提案，不是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不是说我们离开国民党，不必继续和他们革命的合作；不是说已经不需要民族的联合战线，而由无产阶级孤军独战；不是说要推翻国民政府，而就要实现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苏维埃；而是说要更扩大更强固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仍旧要和国民党合作——和一部分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仍旧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政权之下，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达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将国民革命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民族解放到工农解放，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在这整个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自不免有先后轻重的地象，而且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在此次国际提案中，自然未曾说将来中国不会有第二次无产阶级的革命，或不需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根本错误。革命是活的，不象演剧和做影戏，必须演完这一幕才能开演那一幕。这是此次国际中国问题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这个根本方针与战略决定了，其余若加入国民政府，若采用急进的农民政纲，若注意军事工作，都是相因必至的问题，便不要再加以原则上的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已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各区委各地委各特支，接到国际此提案，即须召集负责同志详细报告及讨论，随即分派负责同志到各支部讨论。讨论的重要点，首先决定赞否此次国际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然后再讨论几个特殊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民主独裁制；（三）和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四〉农民政纲。这些问题，各级党部讨论的结果，都应有一决议案；每个同志如有疑义或意见，都可写寄党报登载，以便共同讨论。甚至于第五次大会后，仍然要继续讨论。因为国际此提案之执行，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根据一九三○年一月出版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时间。文中说：“最近（去年十二月）国际第三〔七〕次大会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九二七年二月）中说：“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讨论国际的议决案”，并引述了本文内容。据此判定，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初。〔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日高涨扩大似一日，工人农民的大群众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而争斗，在许多大城市中罢工运动如潮而起。许多省的农民也起来成立他们的争斗组织，和反动势力的地主劣绅争斗。这些革命势力之兴起，无人能止之。工人群众渐渐组织到战斗的工会之内，冲破了以前地方的行业的界限，成功了强有力的统一势力，以领导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争斗。农民群众日益卷入革命漩涡，并且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争斗这个事实也就要到来。在此革命高潮中，革命的军队也渐渐接近工人农民及被压迫的民众，虽然其首领有些还在动摇中。由于革命军之胜利，由于工人农民的争斗，并且由于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之进攻，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手工业工人都一天一天革命化了。这些现象都使帝国主义者及其所雇用的一切反动势力见之发抖！自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是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向中国武装的进攻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剧烈的向帝国主义反抗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一次，中国革命的工农及一切民众反抗运动更扩大更加强一次。“五卅”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国民运动之真正开始，帝国主义者知道不是那一国的问题，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帝国主义者联合的以武装势力在上海在汉口在广州等处向中国民众进攻。“五卅”运动，被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势力及他们间接的武装势力即奉直军阀镇压下去。不久同情于国民运动的国民军起来反奉，占领了天津，帝国主义者大起恐慌，他们又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国奉冲突问题，他们知道民众开始与军事势力结合是革命运动发展的表现，国民军如果占住了北方的第一交通大港——天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北部的统治权力将根本动摇；于是他们第二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出兵满洲，封锁大沽口，炮击大沽炮台，复在辛丑条约国名义之下联合的以哀的美敦书威胁国民军，一面间接的用奉直军阀武装势力以讨赤名义向国民军总攻击。国民军在京津南口苦战了半年，终于为英日帝国主义所雇用的武装打手奉直联军所败，退出南口；可是同时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得广大的民众援助，一直攻下长岳武汉，帝国主义者更是惊慌失措，他们更知道北伐军之目的不是简单的南北战争，并且不是单纯的军事势力，而是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反动势力之一种有力的表现，其胜利结果，将使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全部动摇；于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分途力助他们所雇用的武装打手奉直军阀，一面在南方使孙传芳攻打北伐军，一面在北方巩固张作霖张宗昌的势力。自孙传芳在九江败退，北伐军进到浙江，一直到最近汉口“一三”事变，一切帝国主义者更惊慌得发狂起来，他们都知道“一三”事变不是汉口民众和英国水手冲突这样的简单的问题，乃表现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和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势力直接的决战时期渐渐接近了；于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在英国帝国主义者领导之下，第三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联合的在长江一带示威（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除原有驻华海陆军外，现又由英国帝国主义的提议，成立四国出兵协定大派海陆军集中上海：英国已由本国派遣第一舰队及水兵一千陆军八大队，由印度派遣英兵及印兵两大队到上海；法国则增派舰队及安南兵到上海；美国则令亚细亚舰队全部动员集中上海，日本已从佐世保派遣驱逐舰四艘，又巡洋舰一艘载陆战队到上海）；一面复间接命令他们所雇用的打手奉直军阀向北伐军及国民军进攻。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其陆军部最近计划：五十日以内将有英兵二万要集中上海。他比法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更露出了凶恶的面孔。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而且还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此次联合的向中国国民运动进攻，无论在硬的方面，在软的方面，都比前两次联合进攻凶恶而且阴毒。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他们（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打手奉直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好友稳健分子温和派）的胜利，即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什么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收回海关矿山航权路权为国有，一切帝国主义者无条件完全放弃他们对于中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统治权力，及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雇用的军阀，解除其武装。这个胜利是全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利益，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需要这个胜利。可是，这个胜利决不是什么稳健温和方法能够得到的，只有不断的争斗与牺牲可以得到。有些人提议可以用温和稳健方法向帝国主义者收回权利，不取急进的革命行动，这种反革命的说话分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消灭中国的国民运动。这是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后，许多稳健分子温和派所试探而失败的旧路，现在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去试探了！〈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时期已立在我们的面前了！一方面是国民革命运动之高潮日益增涨，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及其雇用的反动势力联合进攻，很明显的表现出中国革命决胜负的决死战之时期日近一日了！我们须立即准备！在此时期中，我们比以前要有更坚苦的战斗！在此时期中，凡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必须是枪口向着帝国主义的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拥护帮助正在和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争斗的国民政府，扩大巩固我们有组织的力量以拥护帮助国民政府！我们因为拥护帮助国民政府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我们对于反帝国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所可利用的反动势力（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劣绅土豪等）之争斗，一刻也不能休息！工人们！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的工会！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统一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无产阶级的目的，统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农民们！起来！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革命的农会！推翻地主劣绅的政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创造在农会领导之下的乡村政权！你们的争斗和城市中工人的争斗联结起来！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大半个中国还是国内外的黑暗反动势力统治着，即国民政府统治之内，外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内而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土豪，仍在横行，国民革命之成功，还须要你们长期的努力争斗。此时帝国主义及其所雇用的奉直军阀联合的向革命进攻，更是说明你们需要更广大更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农民对于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土豪的革命爆发，更是为你们肃清所有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可利用的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政权，更是你们最有力的后援。民众势力高涨起来，正是你们的敌入所恐怖的事，也是一班稳健分子温和派所恐怖的事，而不是革命政府所恐怖的事。你们若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而有一点反对工农民众，你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所雇用的军阀，立即可以利用之以反对革命。不离开革命，不离开民众，全世界革命的民众都站在你们这边，你们并不是孤立的，大胆前进！我们应该一致高呼：一、反对英国帝国主义领导的四国对华出兵协定！打倒帝国主义者对华阴谋！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二、巩固工人农民革命的军队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联合战线！三、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四、解除奉直军阀的武装！五、肃清全国反动的旧势力！六、在乡村中城市中省会中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召集革命民众的国民会议统一全中国！七、中国国民革命万岁！八、中国工农运动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八六期刊印
|
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英国水兵受长官命令，一月三日在汉口英租界枪杀和平讲演的中国市民一事已经引起很重大的事变了。愤怒的民众对英国帝国主义这种进攻和屠杀已经决定相当办法对待，务使其永不会再发生了。武汉工商学群众大会通过一些要求，请国民政府向英国提出。这些要求，根本是在永久取消英国人屠杀并高压中国市民的那种侮辱中国人民之特权，这些要求无疑地是全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这些要求表示中国工人及一切劳动民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已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亦即表示从一九二五年“五卅”英国人屠杀上海工人市民开始的中国民族运动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企图于一月三日以挑拨手段惹起革命群众的骚动借以为向国民政府进攻的张本，因此，假意退步并迫国民政府来保护他们抵御群众的愤怒。国民政府很了解英国人挑拨手段的凶辣，因此，即刻采取各种办法，防止中国民众和英人及其机关的冲突。国民政府赞助武汉民众的这种举动，即担负维持英租界治安责任并建议英人撤退其武力，是唯一正确的。在英租界的英国武力本负屠杀中国民众责任的，此种武力之驻在不能保证再不会有挑拨手段发生。英国帝国主义者对此是怎么一种见解呢？他们在愤怒的革命民众前面迫得接受国民政府的建议，但他们以为这种状况是暂时的。他们在中国和伦敦，经过政府官吏和报纸，公开宣称，他们所以接受国民政府以中国警察维持租界治安的建议，是因为他们此时在汉口没有充分的武力，故与国民政府妥协俾得从容派遣兵舰入扬子江来。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管由兰浦生〔1〕口中怎样说出愿意开始对华的“新”政策，但事实上没有一分钟放弃其于涉中国的阴谋。差不多与兰浦生赴汉口与国民政府谈判同时，英国帝国主义者却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一起准备进攻南方的大计划。谁也知道，英国帝国主义者是准备这计划的重要脚色，并继续站在北洋军阀背后，从政治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们。现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其本国和全世界正在造成干涉中国的舆论。他们在汉口的挑拨手段，就成为他们对于中国解放运动疯狂的攻击之发端，并以此证明帮助北洋军阀武装进攻革命军和国民政府，是对的。在中国的一切英国报纸，一切英国代表以及一切大资产阶级报纸和半政府机关报纸的通信员，都制造无数虚伪的消息，仿佛以为：（一）英国人及一切外国人，现在正处生命危险的情况底下，并举出他们所伪造的杀入越货等无稽事实来证明；（二）汉口一月三——四日的骚乱是少数极左派的煽动家主持的，大多数民众甚至国民党都反对此种骚乱；（三）在中国，人们准备向一切白种人作战，如拳匪之乱一样。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是十分明显的。为在政治上准备干涉，他们必须在其本国建立联合战线，如有可能，又须立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建立联合战线。为着这个，必须把中国形容得象上面所说的一样。全国民众们！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干涉中国的危险，是没有一刻不恐吓我们的。现在这个危险扩大了，特别是在与最近联合一致的北洋军阀作战的前面。英国帝国主义者任何挑拨手段都做得出来，以帮助中国的反革命，如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并不惜以任何战争的恐怖恢复其在全东方首先在中国所失去的威权。他们现在正由阿马利〔2〕与国民政府开“和平的”谈判，这种谈判乃是他延宕时间的阴谋，企图于此时期内在中国集合大势力，如有可能，并与其他帝国主义者建立联合战线。唯一能够打破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狡猾计划的，只有中国民众本身在本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反抗，全国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拥护，以及中俄的联合。本党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在目前帝国主义者以英国为首直接危害中国革命这一危险的顷刻，赶紧站立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在群众会议中，在舆论中，在议决案中，公开表明对于国民政府的赞助并要求英国人承认汉口一月五日群众大会所提出的条件。为取得保证一月三日的挑拨手段不至重演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不帮助北方进攻南方起见，我们起来要求撤退英国驻华海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英国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之驻华的军队。全国民众们！中国革命已经开始，并继续下去了！革命的胜利应该是帝国主义的失败。胜利是靠民众帮助国民政府并自己努力的，而依靠在被压迫民众上面的国民政府也要坚持到底，不对英国帝国主义让步。前进，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作战！本党同时并向西方无产阶级提议，在各国举行抗议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挑拨手段及其干涉中国的准备。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万岁！中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万岁！中俄联合万岁！打倒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根据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八三期刊印注释〔1〕兰浦生，当时任英国驻中国公使，又译作蓝普森。〔2〕阿马利，当时任英国驻中国使馆头等参赞，又译作欧玛利。
|
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1〕1．北方奉系内部对于向南用兵，虽有急进派和缓进派之冲突（前派之代表者为张宗昌，后派之代表者为杨宇霆〉，但最近奉张已依照杨宇霆计划渐趋一致，杨的计划之要点是：A.容纳急进派及英帝国主义所企图的继续与北伐军作战，不让北伐军得到一刻休息，养成势力，然而这个战争是要奉军嫡系以外的军队去抵挡，至于奉军仍极力避免现时与北伐军直接的冲突。B．他目的是在让他所不满意的别部分反赤军队去牺牲，明知他们单独没有战胜北伐军的可能，无论何方胜败，他仍拥有全国最强的军备，可以坐收渔人之利。C．因此他现在对东南方面是利用孙传芳与张宗昌进攻北伐军，先让这两部分军队去牺牲；对河南方面是极力设法拉拢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米振标等，以抵制党军及国民军，预许靳云鹗以河南地盘，并要靳云鹗组阁以疏通乃弟，奉张自己集中二万精兵，静观变化。既然奉张现在拥有全国最强的军备，杨宇霆这个计划又不是十分空想，只要他肯决心对南用兵，英帝国主义者会试以最后之努力。则是在奉张对于杨之计划当然是十分同意，惟在河南方面，恐不能若杨之如意算盘，奉张最恐惧的是国民军与党军联合豫中军队，打成一片，对付奉军，便给奉军以很大威吓，再则阎锡山态度，亦是奉方所当引为顾虑的。2．国民军受奉军之逼已退出包头，奉军的企图是尚欲取得五原，完全断绝国军械源。国民第一军共有八万人，只有三万人留在五原，五万人已开入陕西及豫东，其二、三、五、六军均在陕西。国民第一兵士的训练虽好，惜子弹及物质的给养非常缺乏，而且炮队骑兵都在南口败后丧失，很难抵御奉军充足精利之武器，国军现时是急欲打通一条与国民政府交通的出路，而因与党军及豫中军队的联络尚未十分弄好，且饷弹缺乏，故尚逗留阌乡灵宝一带，未往前进。3．河南方面，自国民军攻入豫东后，形势非常紧迫，不仅吴佩孚不安，即张作霖也十分焦虑。一面奉军已进至彰德，置重兵于京汉路上，预为防御；一面吴佩孚出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解决动摇倾南之靳云鹗部队。惟吴张终不能整个的布住河南所有的军队以对付南方，虽迭下总攻击今，而效用甚小。4．阎锡山在现时战争中的关系十分重要，奉军与北伐军谁取得与阎锡山的同盟，就是谁胜。阎现在特别对国民政府表示亲近，愿意回到K．M．T．中来，愿意组织北方国民军反奉。国民政府必须尽力弄好与晋阎的关系，只要在反奉条件之下，可以容纳阎所有的要求，和以前对唐生智的政策一样。并且尊重阎的独立地位，不可强他附属于冯之下；即令阎暂时不愿在国民政府统属之下，而只肯结为反奉的军事同盟，国民政府亦须容许之，将来奉系失败后，阎绝不会跑在国民政府之外去。5．东南方面，孙传芳已集中所有力量于沪杭路上与党军作最后的一搏，浙军一师陈仪部队因一部分被孙缴械，其余六千人已全数倒向国民政府方面来，孙之总攻击令已于一月五号发下。目前南军应战者尚只是周凤歧〔岐〕及陈仪部队，党军大队由赣闽两路入浙，全部尚未集中。浙中战事，只要把孟昭月一师主力军攻破，则其余军队均可不战而解决。张宗昌曾来南京住数日，现已北返，其军队大部分集中徐州江北一带。常之英（张之师长）想到上海，而苏军白宝山、冯绍闵、李宝章联合拒绝。鲁军侵苏常道〔2〕，常师遂不敢前进。李宝章最忠于孙，白冯则仍有观望倾向。上海市民自治运动，暂时淹没在孙传芳军事行动的高压中，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虽表现一点恐惧，然大部绅士及工人群众仍在积极的预备着，等待一个军事胜负分明后的暴起。我们对于上海政治问题：A，认为上海是与帝国主义冲突的最急点，不易应付；B．奉鲁军队势在必争；C．目前战事的中心是在京汉线上，当集中势力去D．所以赞同上海市民自治运动以为北伐军及奉鲁军间之缓冲。6．国民政府方面：一、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运动，的确是已走入革命道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每个小县每个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种新的映象，充满着新的企图，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乡村中非常普遍，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这次中国社会内层的震动较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为深刻。惟民众自己尚缺少武装力量，而反动派社会仍极深厚，不仅各地农民运动时受压迫，即K．M．T．组织亦时遭他们显明的攻击，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二、在军事方面有以下的困难：A．久战疲劳且缺乏饷项，补充又未完备，故目前作战极难，急须一个相当期间的休养；B．目前军饷无着，兵心很涣散，在江西之七军三军均有部分哗变事实，兵士中有因为领饷不得而反对政治宣传者；C．内部将领间又多冲突。主观情形虽然如此，而客观环境却逼起非战不可，亦只有积极作战争的布置。三、在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及K．M．T．中央移汉后，合组一临时委员会，维持这个政府，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蒋介石暂时亦不反对此政府，惟湖北地方的K．M．T．员多站在地方主义的观点上，颇有反对倾向。四、广东现时仍是中派政权，近虽极力拉拢右派，招致左派，向C．P．及接近C．P．的左派进攻，但C．P．本身并没有受着什么损失，张静江走后，李济琛纵右倾，但李处事比较持重，不致有很大的反动事发生。五、国民政府内部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各领袖间的冲突，最致命的是汪蒋不相容。蒋表面虽赞成迎汪，实际他现时反汪较前更力。我们实际考察，迎汪的人主观并不是倒蒋，而汪回的客观结果，汪蒋冲突势不能免，因为在军饷分配上，在一切用人行政上，只有蒋容忍汪的公平处置，或者汪容忍蒋的专断，才能够相安无事。我们认为弄好汪蒋间及名将领间的关系，比别的问题还更重要。如措置不好，立刻可以使全局崩坏。7、帝国主义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现时最主要的英日两国，虽已由炮舰政策转变到讨论承认问题，然而他们一方面赞成南北分治，一方面仍积〈极〉援助奉张对南进攻。英国二五增税的提案，只是借以和缓欺骗中国民众，实质更多帮助奉张和苏孙的财政收入。最近汉口英兵的枪杀华入便明显的表出英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因英国以二五增税拉拢奉张而妒忌而反对英国提案，一面以南北分治说欺骗南方和缓其向奉张进攻。8．总括以上的分析，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一、是军事上继续对奉作战已成为不可免的事实，盖我虽欲休息而奉鲁军与帝国主义者均不容许，在河南在江浙，吴孙溃败即不免与奉鲁军直接冲突。因此我们在军事上的策略应该是：A．积极作战争的准备，特别注意京汉线上。B．对浙取攻势，迅速击破孟昭月主力军，以兵临江苏边境影响上海自治市运动。C．鄂东九江均取守势以备鲁军之进攻。D．上海进行在K．M．T．影响之下的市民自治运动，市内不驻兵，江苏让给白宝山、冯绍闵、李宝章等与鲁张冲突。E．国民政府国民军应尽可能的拉住阎锡山联合反奉。F．国民军当联络豫中一部分军队与党军结合占住河南（黄河以南），一面抵御奉军南下，一面东向南下的奉鲁军威吓。二、是政治上仍极力调解国民政府领袖间的冲突，继续汪蒋合作的口号，要汪回来建立一个左派指导权的政府。至于迎汪实际进行中的困难，只有随时临机解决。三、是在民众中积极宣传民众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解决目前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提高兵士的革命热情，促进兵士与[兵士与]民众间亲密的关系，消灭反动派利用群众站在左的方面说话来反对国民政府的阴谋（例如大商买办阶级利用反抗增加负担的口号，鼓动群众反对国民政府）。我们现在只应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剔除中饱”的口号，而不能提出“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尤其在反奉战争中。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时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所存本文俄文件和英文件，时间均为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2〕苏常道，行政区划名，民国初年设置，属江苏剩辖吴县、常熟、昆山、吴江、武进、无锡、宜兴、江阴、靖江、南通、如皋，泰兴十二县。
|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一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1]，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2]，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3]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4]。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5]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中国红色政权[6]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7]，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8]。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9]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10]，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12]。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3]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4]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注释
[1]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2]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3]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一九二六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炸死。
[4]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5]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次屠杀事件被称为“济南惨案”。
[6]中国红色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相同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巴黎公社和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维埃是工农革命政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所领导的各地人民革命起义，即以代表会议为工农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但是，这时的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是有区别的。
[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8]这是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三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和九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十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在湖南省东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二十多天。在湖南省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关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参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
[9]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10]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11]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12]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和朱德率领的军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红军第四军）。四五月间，第四军在遂川的五斗江、永新的草市坳和永新城，先后打败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三次“进剿”。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和龙源口地区，打败江西敌军第四次“进剿”。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在遭到多次失败以后，又联合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四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七月间，“会剿”的敌军先后侵占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城。红四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出击湖南敌军后方的酃县，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江西敌军，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到处包围袭击敌军。结果，湖南敌军仓皇退守茶陵；江西敌军也被围困于永新地区。
[13]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4]大小五井山区就是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四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史达林、布哈林、向忠发、李振瀛所提出之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史达林、布哈林、向忠发、李振瀛所提出之草案）（一）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级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的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革命为“无间革命”之倾向，其错误与脱洛茨基一九○五年时的错误相类似。如此设问并且得出“无间革命”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杀，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二）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大致都在共产党的口号并且大半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者，已经过去。第一个浪潮的终了，是在革命运动的几个中心地域，工农受着极厉害的历史失败，一部份共产党及一般革命的工农干部受着极残酷的屠杀摧残，社会阶级两极端极剧烈的发展，互斗的阶级各自确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国民党军阀之指导完全暴露自己是反革命的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得着极大的革命经验，最后，使中国群众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进于新的苏维埃的阶段。自然无疑的，因为社会阶级的联合变更，而有相当的反动势力之结合（Consolidation）：资产阶级不但进而与封建军阀结合完全的反革命联盟，而且事实上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帝国主义者不但表现攫取中国经济权利的高度的积极性，并且增高自己对于中国的政治势力。反革命的这三个主要力量，协同的反对工农、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同时这反革命的营垒之内，也有极剧烈的内部斗争，一方面表现于中国互斗的各派之利益自相矛盾，别方面也反映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三）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不但英勇的广州工人之暴动，而且许多省区农民运动的开展（广东各县的暴动，湖南革命运动的开展，以及江西、湖北、河南，甚至山东、满洲北部诸省），再则军阀军队中兵士群众的愤激而倒戈也日益发见，这些都指出革命的高涨——走向新的高潮。经济状况之急剧的恶化，财政的紊乱，军阀混战的破坏，空前的政治压迫，都必不可免的推动群众到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去。（四）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他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他至今的发展，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现时的形势是：一方面许多省区之中农民运动往前发展，别方面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受着极大的摧残，在极厉害的白色恐怖之下，表现相当的挫折。（五）这一切形势，可以确定主要的党的策略路线，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因为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的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征取群众之必要，如果他不能战胜种种使他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他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此特别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他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兄弟会”等等，并且（为反对黄色工会的警察式的国民党式的机关起见），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必须同时永久抛弃职工运动中的恐怖政策，这是对于党有非常之大的危险的。必须最坚决的反对以强迫方法举行罢工。只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同样，必须加紧建立和扩大农民组织的工作（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等），特别注意贫农之中的工作，特别组织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成份。有系统的日常不断的执行提高群众阶级意识的工作，指导他们的日常斗争，组织他们，这在现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七）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份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不做工农的群众暴动，而去玩弄暴动，这是消灭革命的“正确的方法。”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Coordina—ted）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必须经常的不动摇的去组织农民的发动，党应当预先便注意中国各省区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条件。这些不同的条件，首先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区域之内估计到。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以备这些部队渐渐联合而成全国的中国红军。（八）革命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竭全力以巩固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干部，巩固他影响之下的团体及党的中央。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八七会议之后，大致纠正了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这在共产国际以前的议决案就已经说过，可是他还没有完全适应现时形势的新条件，表现策略上的动摇（看轻盲动主义的危险，职工运动中之恐怖方法，沉溺于乡村中的游击主义），以及组织上的动摇。巩固党部组织，吸收新党员，巩固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的联络，建立坚强的党的机关，正确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反对“左倾的高调”（“先锋主义”，组织“新共产党”的论调，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等）——应当是党的当前任务。（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反对组织新的仿佛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党，或者所谓“劳农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有些过去的共产党员（如谭平山等）是有组织这种新党的企图，其实这种新党，将要是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蒋介石或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反对工农运动中的右倾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是党当前的任务，而这种斗争，将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愈加坚决的战胜“左倾的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不对机会主义余毒有任何让步，而愈有成效。（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十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应当实行自己的天职：严厉的反对社会民主派及脱洛茨基派的造谣，他们说：“中国革命已经消灭了”，这种造谣诬蔑，不过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工作更加容易，帝国主义本来只想完全镇压中国的工农运动，而中国的工农运动却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各国共产党都应当竭全力赞助中国革命。现时这一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干涉中国加紧的时期，所以各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赞助尤其必要，尤其重要。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更加要力争撤回驻华海陆军，反对割据中国领土，瓜分中国领土，反对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世界的工人首先便是共产党员，要努力执行无产阶级团结之天职，实行帮助中国英勇的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布尔塞维克》第二十四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联字通告第二号）——青年工人运动的意义与目前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联字通告第二号）——青年工人运动的意义与目前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一、青年工人在目前职工运动中的地位半殖民地的中国，产业的发达当然比较落后，使工业发展始终停顿于日用品和轻工业方面，重工业陷于幼稚不能向前发展的状态，特别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殖民化的政策，而箝制中国的工业的发展，尤其对于发展工业的基本工业——重工业，更加以阻碍和摧残，以保障他对于中国侵略的地位。因此，中国工业在欧战时虽乘机得着发展，但始终只限于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方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使中国工业束缚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而陷于幼稚状态；另一方面因轻工业的发展，工作技能的简单，抹杀了技术上的差别，不仅将困守家庭的妇女吸收到工厂中去，并且使广大的身体未壮年龄甚小的青年和儿童，也卷入到工厂中奴役于机器之下，这种现象比工业先进国家还有加无已，中外资本家为获得贱价的劳动力，为易于压榨更多的利润，争先恐后的来雇用广大的青年男女工人，如纱丝业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青年工人，日用品工业烟厂等亦占多数，所以青年工人在中国新式工业中，不仅在数量上占多数，并且在工作上居重要地位，自职工运动发生以来，工人阶级在斗争上的猛烈和在革命运动中伟大的力量的表现，都震撼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使之恐惧发抖，在目前反动统治之下，不仅是加厉的在经济上剥削和苛待，而进一步的向工人阶级进攻。大批的开除工人中领导斗争的成年工人，改用青年男女工人以减弱工人斗争的力量，更利用青年工人的弱点（阶级争斗经验薄弱，反抗力与组织力弱小，特别是童工。）以易于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况之下青年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较成年工人为重，也就是易于激起青年工人积极的来斗争。在过去的剧烈斗争中，不仅证明青年工人热烈的参加，而且表现易勇敢的站在斗争的前线。这都表示青年工人在斗争中的地位，特别是在目前职工运动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二、青年工人运动的意义青年工人因为在生理情绪与社会地位上，都与成年工人有不同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青年工人更是受压迫和剥削更厉害的一部分工人，所以他除了与成年工人的一般要求与斗争外，还有他的特殊利益的要求与斗争。青年工人运动是职工运动中之一部，青工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中之一部，青工运动不仅为了争取青工的特殊利益，更重要的是动员广大的青年群众，予以阶级斗争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引导他们积极的来参加整个的阶级斗争加强阶级的战斗力，因此青年的斗争不能与整个的阶级斗争分离，青工运动不能与整个的职工运动相对立。青工利益最后的获得必须整个工人阶级的阶级胜利才能达到，反转来要强大职工运动的发展坚强阶级的战斗力，必须动员广大的青年工人群众，发动青工的特殊要求，才能吸引广大的青年工人群众起来积极参加整个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目前职工运动中，青工运动更为发展职工运动有力的武器，特别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手工业和商店劳动中尚保存封建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半奴隶形式的学徒制度，这不单是为了争取青年工人的特殊利益，而且为肃清工人中的封建关系和思想，发动学徒经济斗争减低学徒年限一直到反对学徒制度的宣传，这不仅是职工运动中而且是在目前革命斗争中都有重大的意义。三、党与团对于青工运动的正确认识党与团在过去对于青工运动始终没有明确的一致的认识，而陷于不正确的狭义的错误观念，妨碍了青工运动的发展，特指出如下：一、有些党的同志把青工运动与整个职工运动相对立，认为青工运动仅仅是C．Y．的工作，而不认为〈是〉职工运动中之一部工作，忽视了对干青工工作的指导，不帮助C．Y．去进行工会工作；二、有些C．Y．同志没有站在整个阶级的立场上，误认青年工人为工人中特殊阶级，于是将青工运动脱离整个职工运动，由C．Y．直接的单独的来发展组织或发动斗争。三、有些党的同志有借口保证整个职工运动的发展和斗争的胜利，反对在工会中发展青工运动及青工的特殊斗争；四、有些C．Y．的同志不了解青工运动的工作方法，一切工作形式及方法与党没有两样，在工作中与党形成互相竞争对立的形势。上列观念和倾向，都是阻碍革命的职工运动的发展，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和真正共产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青工运动，党与团对于青工运动正确的认识是：一、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去认识青工运动，他是职工运动中之一部，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的利益是不相违反的，斗争的对象同是资本家，因此他们的斗争不是分离的造成对立的形势，而是互相连接的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青工运动的发展不仅不妨碍整个职工运动的发展，而且加强了扩大了整个的职工运动，青工在生产中的地位重要便是证明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重要，但是青工的发展与斗争必须与整个的斗争和组织的发展紧密连接起来，在整个的革命斗争中，必须争取青工的特殊利益。二、青工运动是党的职工运动中主要工作之一，是团的基本群众工作，青年工人不是一个特别阶级，团的阶级基础仍是整个的工人阶级，团对于青工运动的任务当然是征取青年工人群众加紧阶级斗争的教育和训练，领导青工争取特殊的利益，可是主要的目的乃在引进并领导广大的青工群众，积极的来参加整个的阶级斗争。因此党是在整个职工运动中来发展青工运动，团是发展青年运动来扩大和加强整个职工运动的力量，换言之，团是党发展职工运动的一个重要助手。三、党与团在职工运动的关系上，不是在形式上来划分工作，互相竞争群众，而是在发展整个职工运动的原则上按照工作的相互关系分工来进行工作，党在职工运动中必须特别扶助团来发展青工运动，团必须参加党的职工运动工作中专门注意青工运动，同时必须在党的工作计划和策略之下来发展工作。四、青工运动目前的工作方针一、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应在工会委员会之下设立青工部，首先由全总铁总海总及上总成立组织，然后在下级工会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都立即组织起来，青工部工作大纲另定之。二、在各工会或工厂作坊中为便利教育训练以及讨论青工本身利益问题起见，兹规定轻工业，年在二十一岁以下，其他工业，年在二十三岁以下者，可随时由工会委员会召集青工会议或代表会议，并按照工作部门组织青年小组进行经常教育工作。青年小组不是工会组织中正式组织系统，而是教育青年工人的一种工作方式，这种组织在工会内不能形成单独的组织系统，并且各小组不能直接的发生组织的关系和单独组织的行动以破坏工会的组织系统。三、在手工业和店员中的学徒，凡是有工会组织应加入工会组织，其组织法与在产业工人中相同，在黄色工会和没有组织的地方，可单独的组织学徒联合会，领导学徒起来单独斗争，同时必须协同帮助成年工人来发展赤色工会组织。四、在工会组织之下进行体育会游艺会俱乐部互助会及其他各种青年的辅助组织与过渡组织是团结和教育青年工人的重要方法之一，特别是在黄色工会之下进行这些组织更为赤色工会组织的基础。五、要动员广大的青年工人群众，必须发动青工的特殊利益的斗争，赤色工会所领导的每一斗争中都要注意提出青工的要求，只要不妨碍全部工人的利益，有许多青工特殊利益要求必须尽可能的由工会领导青工起来作单独的斗争，同时要动员成年工人起来拥护和参加这种斗争。六、青工运动在产业工人中应特别注意童工利益的斗争，在店员手工业中的青工运动主要的是发动学徒的改良待遇，减低学徒年限等斗争和废除学徒制度的宣传，要使这一斗争的胜利，必须一面打破工人中的行会思想，一面要引起成年工人的同情来拥护斗争，尤其是工会应该积极的来领导学徒斗争，引导全体工人一致向资本家进攻并防止成年工人与学徒受资本家的煽惑和行会的成见而发生冲突。七、在工会一切宣传品上，要注意提出青工的要求和斗争的口号，在工会的会刊上应有一专栏登载青工的消息和宣传材料，不仅是宣传和鼓动青年工人，并且要向成年工人作广大的宣传来同情和拥护青工的斗争。八、在各级工会组织中都应有团员来参加指导机关及青工部的工作，团对青工运动是运用团的支部组织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同时经过工会组织来实现青工运动的一切工作计划，在组织上团不能直接指挥青工组织和其斗争。九、党的各级工委与团的各级经济斗争委员会必须互相派代表出席会议和建立经常工作的密切关系，党有工委之处必须督促团的经委成立起来。附注：团中央发出×号通告（关于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问题）关于青工小组意义和组织方法，有解释不清之处，兹根据本通告修正。党中央团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党的反帝与争取群众策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党的反帝与争取群众策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1〕（一）一、在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中发展着彼此间的矛盾两年来各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形势，自一九二七年三月炮击南京起便猛进的开始了压迫中国革命降服中国资产阶级的联合策略。这一猛进的联合进攻，在中国革命历次的失败中，特别是在广州暴动失败的前后更表现出他显著的成绩。因此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在帝国主义直接的指示和帮助之下便结成了他们对于压迫革命的一致，最后更助成了第三次北伐〔2〕的反动战争。但在这压迫革命的联合策略中，各个帝国主义却因其自身资本主义新的矛盾〔注一〕〔3〕之不可能避免，都需要加紧剥削殖民地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出路；在这里各帝国主义彼此间的矛盾便因之发展。所以在二次北伐〔4〕前反动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既一致地压迫革命屠杀工农，另一方面却又不断的爆发宁汉战争，粤桂战争，后面便隐着帝国主义武力瓜分中国的尝试〔注二〕。三次北伐后，济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既为露骨地武力瓜分中国的实行，于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冲突和矛盾也就日益暴露，而显著于中国统治阶级各派的阶级关系中。二、三次北伐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美帝国主义的企图国民党三次北伐无疑地是一个反革命战争，在这个战争里，中国资产阶级却含有一个和平统一发展产业的愿望，自然这个愿望是与美帝国主义输入财政资本发展中国商场的算盘相合，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如要达到这一愿望，也只有密接于美国资本成为美国财政托辣斯的代理人，才能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所以美帝国主义为欲达到他以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企图，他必然要赞助国民党的北伐成功，援助中国资产阶级的愿望，高唱关税自主，反对武力干涉，力主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以打击英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已得的特权和势力范围。三、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瓜分政策在北方的猛进和收获但这一如意算盘，紧跟着（必然地）就遇着极大的困难和阻力。日本帝国主义首先给这个中国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以济南出兵的重大打击，北京虽终打下，但日帝国主义在北方的势力并不因奉张的失败而根本动摇，并且他的满蒙积极政策和山东占据进行的更加坚决。满洲铁路网化政策，从吉会线签字做起以发展向五路完成〔注三〕。知关税修改协定将不可避免，乃以承认一切既得特权，久占山东，保障一切债款为交换条件的留难〔注四〕。奉张失败关内，张褚〔5〕复被缴械，日本在关内所能勾结的武力除胶东一带匪军外，冯阎两军阀均为其向所注意之人，而冯与阎任何一派不与日本结好条件，也万难在直鲁兵多匪多，金融商业又大半操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地方站稳地盘〔注五〕。全国抵制日货因得英美帝国主义暗助在买办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但实际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为日本在满洲的急进不仅未受着什么大的损失，反而使日本对华贸易在满洲得到更大的收获〔注六〕。这显然是日帝国主义欲完全殖民地化了满洲的结果。四、日美利害冲突前的英日矛盾日美的矛盾如此，英国的政策又如何呢？在存在的历史上说，英日帝国主义在华的商品竞争是较任何他国严重，尤其是欧战中，特别是“五卅”后英国对华贸易受着日本商品竞争的严重打击。近两年日本对华贸易因出口超过入口从中国榨压去的财富几快与英国相等。所以日本对于长江流域的威吓，英国在反张胜利后，首先便扶助桂系打倒日本所勾结的唐生智以恢复他在长江上流一年来所失去的地位。因为要巩固他在南华和长江流域的优越地位，因为要取得日本对这些地方的英国特权的承认，英国帝国主义所以在北伐开始济案发生一直到北京打下始终持着旁观和默认的态度〔注七〕。但是奉张退出关外，南北的形式统一后，的确又开展了一个新的形势。这一新的形势便是给中国资产阶级和美国帝国主义以新的希望。在这时美国首先在实际上承认南京政府，企图扶助蒋系军阀以统一中国的财力，实行道威斯计划，以财政资本殖民地化了中国。五、英美争南京政权更严于英日在经济上的冲突日本在相反的方面实行武力殖民地化了山东满蒙和胁迫直隶的一贯政策，以企图割据整个的北方。在这时英国固一方面遣派桂系大将白崇禧屯兵直东，解决张褚溃兵以抵制日本势力之独霸，但是另一方面他所更严重看待的还是与美国结合的中国资产阶级和蒋系军阀打击代表豪绅买办的桂系军阀的企图。这一企图在北京攻下后便已开始布置。蒋系军阀的裁兵裁厘财政交通四大会议，国民党五中全会中的取消政治分会实行中央集权的主张，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的拥护之下进行的。很明显的英国知道这一企图如果成功，将使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全部动摇，而日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另一侵略形式承继；这一危害将较日本在长江流域和他的商品竞争严重得不知好多倍。因为美国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企图如果实现，不仅动摇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并将影响到印度，动摇太平洋沿岸英国全部的统治，并且更牵连到整个的未来世界大战。英国在这点上看得非常真切，所以桂系军阀的动员备战，国民党五中全会的破裂，西山会议派元老的示威，胡汉民孙科受着英国的资本的命令的急遽回国〔注八〕，港督金文泰赞成政治分会的露骨表示，全表示着英国帝国主义与代表豪绅买办的桂系军阀，西山会议派向南京政府的积极进攻，果然中国资产阶级和现在在中国主观上尚需要经过一个和平发展阶段的美帝国主义，虽在蒋介石主观的主战意志下，终因准备不及不能不向英帝国主义作暂时的让步了（但这并不是说在世界大战的准备中英日联合排挤美国的环境中，美国帝国主义便没有主战的决心，而且正因为反美的帝国主义联合一天天发展，使得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平发展迫不及待而终必出于武力发展之一途）。于是豪绅买办遂加入了南京政府而且占了优势，变为目前豪绅资产阶级相持的局面，这不但南京如此，便在全中国也是如此，骨子里便是英日美三帝国主义相持的局面。六、相持局面下准备新的冲突然而这个相持的局面不是永久可以如此下去的。相持的里面正各在准备新的冲突，同时又常因准备不够而推延这个冲突〔注九〕。中国资产阶级蒋系军阀在美帝国主义引诱之下，在政权上既保有相当的势力〔注十〕，且正企图着开展这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局面：汰弱留强的裁编军队，集中其所能指挥的省份的财政，妥妥〔协〕了一部分豪绅买办〔注十一〕。在改良主义的欺骗口号之下诱取群众，并防止其革命化。修约运动，抵制日货也都是在美国资本的引诱之下来打击英日资本的。相反的桂系军阀买办豪绅西山会议派，便在英帝国主义的怀抱之中，一方进行西南五省的军事同盟〔注十二〕，巩固南华和长江上流〔游〕的割据地位，一方便拼命在南京政府中求发展，企图包办国民党三次代表大会予资产阶级蒋系军阀以更大的打击〔注十三〕。同时奸猾的英帝国主义也知关税问题他应有相当的改变，使七级差等税率成为变相的协定，另外再从投资与商品的竞争中〔注十四〕加强长江下游的特权地位。英美的准备如此，日本在北方便毫不放松的向前猛进，挟制张学良扰乱胶济，并以中国须承认日本一切既得特权及保证一切债务为接受七级差等税率协定的留难条件以抵制美国的企图。七、日美冲突是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中矛盾的中心在这三个帝国主义的三角矛盾中，日美冲突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即在太平洋的全部问题上都表现出他是太平洋未来大战的根源。目前他们――日美在中国问题的矛盾中，仅只能推延这种冲突（如日本在美国募集公债引诱美国资本经过他的在华特权向满洲投资，日本外交家内田康哉在美国作诋毁中国的宣传，美国亦同样以非战公约推延太平洋上的武装冲突，并无法减少这种冲突）。自然就两国目前军备的估量上说，日帝国主义希望目前与美帝国主义来一个武装冲突之心或更高过他要延缓这个武装冲突之心〔注十五〕。所以田中内阁的武力积极政策始终不愿放弃，而且近来更有加强的形势〔注十六〕。八、英日的商务冲突终不敌美国垄断中国的企图足以动摇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且更联结到英美争全世界的冲突在日美的冲突前面，英帝国主义究取何种态度呢？这要先看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冲突的中心――英美问题如何演进为标准。英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争夺中很显然的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英法海军协定，据秘密传出的内容，以及美总统在国际休战日对此协定不满的宣言〔注十七〕，明白的表现了英帝国主义宁可在欧洲大陆上放弃其历来袒德反法的态度，对法让步以取得一致对美的协调，虽说这一协定未必便能束缚法国，还可转脸向美国表示好感，但英法在大陆上一致对付苏联和压迫德国已得了保障，英国自可多用心于海洋上英美的竞争了。同样的策略运用在中国，英日虽在商场的竞争上有利害的冲突，但终不敌美国垄断的企图，足以动摇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且更联结到英美在全世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所以英日帝国主义在他们与中国买办豪绅地主阶级的关系上，还有默认彼此瓜分南北共同对美，日占蒙古英入新疆共同对俄的可能前途，并且英日两国也正在采取这一共同的行动〔注十八〕。而英美在争夺南京的政权上则不仅现在已演着激烈的冲突，将来必更要加紧这个冲突。九、帝国主义与统治各阶级间虽还存在着矛盾但敌不过他们结合的需要但这并不是说英日便可没有冲突了。在桂系军阀统治区域，一切民众运动都被禁止，独反日抵货在英帝国主义报复的暗示下（这是英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所受损失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回报）猛烈进行，明显的表现英日在华利益的冲突，同样，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各阶级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存在，但当着帝国主义相互间中国统治各阶级相互间有更大的矛盾存在，和准备着更大的冲突时，便掩盖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结合间的矛盾，显明的例如张学良与日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利益上本有冲突，但当着他们共同抵制南京政府保持满洲独立时，张学良便宁可倒在日帝国主义怀中出卖满洲于日本了。十、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虽说占了一时优势但美国财政资本的潜伏势力更不可轻视再则在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的相互关系中也不是绝对的不可变迁的，在阶级的关系上说，中国豪绅地主受着经济环境的支配，他必然有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注十九〕。虽说这一前途是他主观上所极不愿意，是在不能彻底实行民权革命的条件所很难达到，而且发展起来必为帝国主义经济所束缚所限制，但经过商业资本经过买办制度，我们总不能不看见这一迂回曲折的困苦前途。在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了中国的积极政策上说，美国财政资本在中国已具有一种不可轻视的潜伏势力，他这种势力不仅必然的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为他发展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并且他也会饵诱豪绅买办走上他们更驯服的被奴隶的道路。更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关系上说，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现在总不能垄断中国的中央政府。越是中央，帝国主义彼此间的竞争越烈，且这一垄断的企图只能靠着战争来解决。因此，现时的南京政权，虽说是英帝国主义一时占了优势，但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潜伏势力更不可轻视。他不但与中国资产阶级蒋系军阀紧相结合，便连代表豪绅买办的孙科伍朝枢被他饵诱着也不得不倾向于美国资本〔注二十〕。这样便可以看出南京政权在帝国主义的相持中日接近于短兵相接的冲突局面了。十一、法意比等帝国主义必然而不可避免的要在英日反美的两方战线上决定他们各自的地位除了英日美的相互竞争外，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还有法意比等国，这些国家侵略政策的路线，自然更不会离开他们在中国的特权利益势力范围，以及在争夺世界问题中的国际关系，因此在英日反美的两方战线上，他们必然要决定他们最后的隶属关系，这不仅对于争夺中国的态度要如此，即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也必须如此的〔注二十一〕。十二、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矛盾存在冲突加紧中间不要忽视了他们现在的结合力量还比革命大，压迫革命还是一致在帝国主义彼此间在中国统治各阶级彼此间矛盾虽然存在，冲突虽然加紧，未来的大战虽然必不可避免，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合的力量，现在还是比革命力量（工农兵士贫民）大，他们对革命的压迫和摧残现在还是一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夺取成千万的群众团结在他的周围，如果中国无产阶级不能强健起他的革命领导，工农兵士群众不能在无产阶级很正确的政策领导之下，广大的斗争起来，则中国统治各阶级的混战，帝国主义争中国的大战，便是爆发，也不会于中国革命有多大助益，反而会加增中国工农贫民群众更深的痛苦，造成中国更大的黑暗。中国革命自从去年（一九二七）失败以后，革命群众同着革命的党因为缺乏上述的各项条件，所以虽经过国内各军阀的几次混战（特别显著的是济南惨案北伐战争），始终不能掀起革命高潮。远之如过去的大战（一九一四――一八）在客观上的确是一个发展革命的最好环境；但当时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停顿在机会主义领导下，只有俄国多数党能从机会主义深渊中振拔出来，所以才能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从帝国主义矛盾爆发的最大罅隙（大战）中成就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十三、共产党针对着加重革命危机的敌人矛盾要有正确的政策争取群众准备在革命高潮来到时的伟大胜利因此，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仅要看清了敌人――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的将要到来，并且更应针对着这一加重革命危机的矛盾，执行争取群众加紧群众斗争团结的正确而更有效的策略，以准备并促进这一革命高潮来到时的伟大胜利。（二）自济案发生，日帝国主义采取露骨的武力瓜分中国改策，激起了全中国劳苦民众的愤慨，在客观上颇有掀起反帝高潮之可能，近海以及长江流域各口岸抵制日货的行动甚为普遍，但当时党内对于这一反帝运动颇有几种极不正确的倾向：一、反帝运动党中几种极不正确的倾向一、以为反日乃是帮助了国民党〔注二十二〕。二、以为可利用此反日高潮举行暴动〔注二十三〕。三、认反日运动可在学生群众的领导和拥护之下进行工人斗争〔注二十四〕。四、未曾将反日运动与整个反帝运动联结，尤其忽视了美帝国主义以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企图的更大危险。因为有了这些不正确的倾向，于是各地反日运动我们乃不能很正确的从中领导，坐使这一运动为豪绅资产阶级所领去：一方面停止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筹救国基金等和平运动上，另一方面更倚靠到英美帝国主义怀中去做反日抵货运动。豪绅资产阶级利用这一运动的面目以影响群众以缓和阶级斗争。他们提出为民族利益牺牲阶级利益的口号，实际上他们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好来压迫工人阶级，勾结英美帝国主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更便利的买卖而出卖民族利益。二、反日运动为豪绅资产阶级所领去为英美帝国主义所利用同时英美帝国主义，亦正利用这个反日口号暗中扩大他们自己的在华利益，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更隐藏在和平发展关税自主等骗人口号之下，准备吮吸中国劳苦群众的最后血液。一般的民众受着日帝国主义狰狞可畏的面目的反感，以为美帝国主义面目狡好和平可亲，殊不知道他的财政资本垄断全中国的道威斯计划，正是制中国民族死命的最后魔王，不仅这样，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更以关税自主盐税独立，收回领事裁判权，修改条约等问题，在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进行他们重复承认一次帝国主义特权的秘密协定〔注二十五〕。所以反帝运动自从无产阶级失去领导为豪绅资产阶级所领去，为英美帝国主义所利用以抵制日货以来，不仅混淆了中国劳苦群众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并且使革命的反帝运动变成了反革命的作用。三、反日运动党中错误倾向的根本来源因为有了这样严重的损失，故本年以来一般民众的反帝情绪虽尚高涨，但各地反帝运动总是时起时伏，不能连合成一反帝的高潮。现在我们从各地反日运动停顿在这一和平运动和我们党在反日运动中软弱无能的状态看来，党更需要指出过去错误倾向和现在软弱无能的两个根本来源，也就是根本的错误观念所在。四、各级党部根本忽略了争取群众的工作第一，各级党部根本忽略了争取群众的工作。自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虽已从坚决的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建立起来，但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中便没有了争夺群众的斗争，革命的领导权落在无产阶级身上不靠斗争天然的便会强健起来。很显然的过去同志中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已经建立起来，农民及城市贫民天然的要跟着无产阶级走，而忘掉中国资产阶级也要群众，他可以用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夺取群众，党没有正确的政策领导农民斗争，党没有防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在群众中的影响，自然反日运动一起，我们党不能领导起广大群众，坐使资产阶级领导反日运动，于是我们便以为反日是帮助国民党，或更不顾一切的妄想造一个暴动局面以掩盖这一失败。殊不知群众活动不是死板的机械的，他决不因失了无产阶级正确的领导便停止在那里不动，也同样可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欺骗的影响，更可以由此影响将整个的反帝观念模糊起来，只知道日帝国主义凶横可厌，忘掉了美帝国主义的阴毒为尤可怕、而竟跟着资产阶级于不知不觉之中做了美帝国主义在华发展的工具。五、党内颇有将反帝运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斗争第二，党内颇有将反帝运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斗争，拿他与工人运动，农民斗争对立着分离着看。这一错误观念显然是不明白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的相互关系和与工人阶级是反帝运动的领导者，所以反日运动掀起了半年有余，我们既不从工人阶级中从工人的日常斗争中建立起反帝运动的主力和密结此日常斗争到反帝运动，我们亦不从打破豪绅资产阶级改良欺骗出卖革命的影响入手以取得一切劳苦群众团结到革命的反帝口号之下，而只想在反日运动的本身做文章。因为没有群众领导便幻想出以学生做反帝的掩护而进行工人斗争，或更无耻的想降低反帝口号而先从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反对起以打算避免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注二十六〕。或者看着各地反日团体全是在国民党手中，变成了机关式的反日抵制，以为他既无群众，我们又何必领导工人加入，殊不知豪绅资产阶级的反日，正因为他们看准了群众的反日情绪，特意的将群众拉向和平欺骗的道路。我们如不领导工人阶级打进这一反日运动，举起革命的反帝口号来争取一切劳苦群众，则群众便没有实际加入国民党的反日抵货团体，也将因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而必然要受国民党和平欺骗的反日运动的不良影响。六、反帝运动的根本策略和工作方针根据前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分析，根据各地过去反日运动的经验，我们应得出下列的结论和反帝运动的根本策略以及工作方针：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群众的斗争仍然需要第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群众的斗争，不但在革命成功前要靠着这一工作促进革命的大潮，便在革命成功后（不论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或是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存在一天，这工作仍不能停止一天。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天然巩固的第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天然巩固的，农民劳苦群众不是天然就跟着无产阶级跑的，这要靠正确的政策和不断的斗争来决定。九、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是我们夺取群众的死敌第三，资产阶级的改良口号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死敌，他不但可以欺骗农民和城市贫民，并可动摇无产阶级的主力。十、美帝国主义隐藏在反帝口号反日口号后的阴谋第四，帝国主义（显明是美帝国主义）也可以隐藏在关税自主收回租界等反帝口号后面，经过中国资产阶级南京政府反日号召下实施他的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阴谋计划以蒙蔽群众。十一、反帝运动必须与工农斗争反军阀战争联结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第五，反帝运动必须与工人斗争，土地革命，反军阀战争联结起来，必须树立工人阶级强健的领导，才能走向革命的反帝高潮。十二、反日运动必须与整个反帝运动联结〈第六，〉反日运动必须与整个反帝运动相联，必须从反日运动中揭穿豪绅资产阶级和平抵货的自私阴谋，国民党和缓民众反日革命情绪的毒计，必须指明英美帝国主义利用反日的更大阴谋。十三、加入各地反日团体以革命的口号争取群众反对国民党第七，各地的反日团体，不论其为资产阶级领导或豪绅买办领导，我们必须领导群众加入活动，提出我们革命的反帝口号，指出和平抵货不彻底，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利用抵货的阴谋，联结到反国民党运动，以夺取广大群众，这一运动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加入。如我们确有广大的群众可以领导，亦可与国民党争公开的对立的反日运动，显明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即是另组织反日团体以号召群众。十四、反帝运动中要力争工会的存在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第八，应根据六次大会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切策略坚决执行，尤其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的存在，无所畏惧的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的实行这种自由”。中央注一：资本主义新的矛盾，便是因为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恢复而增高，甚至超过欧战以前的程度，加以生产合理化，于是各国商品堆积，工人失业，重复发生国内经济危机，不得不加紧剥削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特别是瓜分中国以求出路。注二：帝国主义武力瓜分中国的政策，不一定单纯的采取直接的武力行动，有时常唆使两派军阀为争夺地盘的混战以进行他们各自的瓜分政策，所以帝国主义的武力瓜分中国，必然要引起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与国内军阀战争。注三：吉会铁路条约的签字已成为事实，张学良近且公开的承认这一事实。其他五路为吉会线（敦化至图们江），长大线（长春至大赉），洮索线（洮南至索伦），延海线（延吉至海林），吉常线（吉林至五常），新新线（新印至新合子），共长八百余英里。注四：日本森外交次官在十一月向外宣言“关于七种差等税率全无反对之意”，在北平日外交官频向各使馆游说反对七级差等税率，请各国先行拒绝，并不得已时订互惠协定后须承认日本既得特权与一切债务的整理与担保。日本内田康哉在美宣传“吾人所望于中国者为担保日本之既得权及条约权利”。日本在野党民政党滨口总裁在大阪党中集会（十一月十九日）说“用合法的方法保护在华利益”。不满意田中外交的币原外交官，对于关税问题也主张当局速议适当政策。日本在奉天的活动，则以完成五路商租权撤消领事裁判权以实行中日杂居为主要条件。从这些消息上，可见日帝国主义只要与他的特权有利而且能够扩张，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变过面孔来接受关税自主撒消领事裁判权的名义――这便是帝国主义的遮眼法，不但美国会玩，顽强的日帝国主义也会学着玩这个把戏。注五：三次北伐前冯玉祥与日本久有秘密外交的往来，当时蒋介石亦进行这项工作。所以北伐一开始，冯玉祥很巧妙的让蒋介石先去济南碰一个钉子，而自己预备坐守其成于后。现在山东问题尚未解决，但冯玉祥已迫不及待的需要解决，在这一需要上，冯玉祥必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否则，他在山东便休想坐稳。注六：日本对华输出，在今年一月至八月八个月中为二四九?三五九?○○○金元，较去年同期增三一?二五五?○○○金元。其中对东三省输出较去年同期增至七?七三九?○○○金元，华中则增至三一?○○八?○○○金元（华中则因为去年同期整个长江上流对外贸易低落，故显得今年特别发达），华南华北都减少得有限，共约五百多万金元。注七：在济案发生后，英帝国主义不仅没有反对这一行动，并且外相张伯伦在国会演说还承认这一行动是需要的。国际联盟拒绝这一时〔事〕件的过问，更显明出英帝国主义的态度。注八：胡孙回国前在英的经济财政代表团，王宠惠孙科施密斯，曾与英国制造厂家商借一千五百万金磅借款，并与一企业联合会进行建筑江浙铁路的借款。注九：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延期，党员特种登记法的修正，全表示这个冲突的推延。注十：蒋系对桂系的让步，只是在让他们侵入南京政府，承认政治分会存在，暂时的牺牲了一帮效忠于蒋系的左派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至对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他还是极力保持并且日谋发展。所以宋子文王伯群孔祥熙舅子部长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仍然留在南京政府，并掌握着江浙皖等省的政权。注十一：张静江是显著的买办地主的代表，但他之当浙省政府主席，并不是豪绅买办掌握了浙省政权，而是资产阶级妥协了一部分豪绅买办来支持浙省政权。注十二：五省军事同盟，为粤桂滇黔鄂五省，五省军事代表在广州开过两次秘密会议，由粤省主盟，主要条件，在供给军火，发达交通，以便实施攻守同盟。注十三：国民党三次大会的指派代表办法，党员特种登记条例，登记延期办法，全是予蒋系国民党以不利的打击。注十四：英国资本家与中国经济财政代表团的投资交涉虽未完成，但英方这一企图并未停止，最近且有数家纺织业会社欲移资到中国来发达纺织工业以便与日美竞争。注十五：就目前日美两国武备上说，日本利于速战，美国利于缓战，其原因美国现时军舰的速度尚不及日本，太平洋上的军港尚不足抵抗日本军舰的袭击，如依美国军舰建造计划，则四年后美国一切困难均将打破，到那时日本便难与美国争衡了。注十六：最近日本久原递相对华外交的硬化政策，已相当的取得优势，日内阁政友会中反对派的软化外交界中英日同盟复活的高唱，便是明证。注十七：英法海军协定的秘密内容，据苏联消息为：一，规定太平洋及地中海方面之两国的势力范围，并规定以敌视国际联盟之一切国家为积极的军事行动之对象（苏联当为其主要敌人之一）；二、对付东方各国军事的设施，英法二国完全采一致之行动；三、英法对于东方各国之情报事宜，亦采取共同行动（此项规定与一九一三年英法对德的特别协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四、英法协定对于莱茵撤兵及赔款问题采取一致行动；五、英法协定对于巴尔干半岛及苏联采取共同政策。其他关于海军者，则英允法不限制小型潜艇，法允英仅限制万吨或万吨以下装有六寸以上至八寸口径炮位之巡舰；关于陆军者则英允在陆军后备兵上予以便利。美总统在国际休战日公开地说这一协定将引起大有害于国家经济的海军竞争之复作，所以他主张美国要有“较他国为多的军舰”。注十八：胡汉民劝白崇禧赴新疆与白崇禧所提出的修筑铁路的主张，显然是英国的主谋，与日本的满蒙积极政策正在遥相适应。在日本出版的英报曾劝说日本对于中国关税自主问题，应与英国采取共同应付策略，英外相张伯伦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复出现于国会时，首先便承认英日共同行动的非正式协定。在日本方面，则英日同盟的呼声更为高涨，最近英日法关于盐税问题的共同声明便是基于张伯伦所承认的非正式协定而成立的。注十九：南方的买办商业资本。北方的军阀官僚资本，均逐渐的向着工业发展的前途前进，显著的例：东三省的地主军阀现已成为大工厂主了。注二十：伍朝枢做驻美公使，孙科进行美国借款，显见得美帝国主义势力在南京是加紧一层进攻了。注二十一：英法在欧洲问题上既已取了一致行动，则在太平洋问题上，他们必更易于协调。意大利的态度，现尚在摇动中，在欧洲问题上，他必须反法，在欧美问题上，他也可反美，所以意国的资产阶级，一方恐惧英法海军协定，一方又主张欧洲应一致结成反美战线，反对美国海军的扩张。注二十二：湘方党部有这一倾向。注二十三：江西等省委有此计划。注二十四：广东省委有此主张。注二十五：关税自主的好名词，交成了七种差等税率的束缚协定，盐税独立，还须承认各种有关系债款的担保，而盐务稽核所则从实际上已取消了之后又复变相的恢复起来。注二十六：山东省委曾有先反对日本御用机关济南维持会，而暂避免用直接的反日口号的意见。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原文时间有误。从文件内容和《中央通告》编号的次序（中央通告21号时间为1928年12月4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附表Ⅲ所列此通告的时间是“1928.12”）看，本文时间应在12月1日至4日之间。〔2〕第三次北伐，指1928年4月开始的国民党军与奉张的战争。〔3〕文中的注一至注二十六，均本丈之原注。〔4〕二次北伐，疑是“三次北伐”之误。〔5〕张褚，指张宗昌、褚玉璞。
|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半年来反动政治在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下和反动阶级内部矛盾中变动着。日本出兵满洲山东以及济案发生，英国对日采取相当的协调，盖日本之行动一则可以转移二年来华人仇英运动，一则可以给在政治军事上声势渐张之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以打击，因此英国有暂时对日协调之必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必须扶助民族资产阶级强大起来，蒋介石（当时是南京政府之唯一支配者）于济案后，转而勾结美帝国主义，这是客观的必然。这正当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前，其时，南京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这时期是民族资产阶级很活跃的时期，全国财政会议，裁兵会议，交通会议，裁厘会议，都在这一时期召集的，同时还向民众作了许多改良欺骗的宣传。但五中会议因为地主买办阶级占着优势，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取消政治分会，财政统一等）不能通过。接着，国民政府也不能不改组。现在的局势是：胡汉民、戴季陶占住了中央党部，南京政府成了地主买办阶级（西山会议派，桂系）与民族资产阶级（蒋系）相持的政权，而地主买办阶级占着优势。英国在南京政府中比力美国起来，暂时占着优势。但这决不是说，美国或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了消极退让，恰恰相反，美帝国主义正在极力扶助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客观上的需要，也逼得地主买办阶级对美帝国主义的投资不能不垂涎（伍朝枢使美孙科在美进行借款）。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冲突虽根本不能消除，然而美帝国主义势力已一步迫进一步地伸入中国，极力以财政资本引诱中国资产阶级甚至买办豪绅好发展他的垄断政策给日英在中国的特权以严重的打击。为共同对美，更联络〔系〕到世界问题上，英日对华外交上已采取了调协的策略。日帝国主义表面上对南京政府没有直接命令的权力，但在国际关系上以及满洲山东的占领，直隶的包围，日本并没有减低他与英美共同支配中国局势的地位；无疑的日本必然继续开展其在北方的特权，在北方军阀中寻找扶持更强有力的工具（阎已亲日冯玉祥逐渐亲日）以达到其直接命令中央政府的目的。在如此国际帝国主义，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互相竞争冲突的中央政权之下，地方政权被各派新旧军阀所割据，新的军阀战争，以地主买办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为骨干而剧烈的酝酿着，后面隐藏着帝国主义英日与美国的两大对垒的操纵，因此（上述种种）反动统治不能走向统一稳定而必然走向分裂崩溃。资产阶级需要争取群众，尤其是为要消磨革命分散革命力量和打击豪绅地主阶级。其争取群众的策略是“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实行的方式，第一为宣传，如革命评论派与第三党的种种宣传，这是从政治上取得群众，在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也有些影响（《革命评论》每期曾销行到五万份）。第二便是组织上争取群众，经过党部指导（指导委员）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反日会等；主要的是以统治阶级的法律范围（合法）群众的行动（请愿，调解，仲裁，劳资合作等）消灭群众革命斗争，这在江浙各省也养成不少工人群众的合法观念。资产阶级仍在这样的继续努力着，并渐有相当影响到其他各省。在严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工人经济斗争有复兴之趋势，大小城市都陆续有部分的工人斗争发生，对国民党的欺骗逐渐打破。湘鄂赣粤的农暴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有几处（如赣西朱毛区域）斗争比前更为深入；北方几省的农民反苛杂运动也不断发生；湘鄂桂豫陕甘晋鲁等省普遍的天灾必然成为广大农村阶级斗争的火线，斗争区域农民群众对于党的信仰大部分很好。几个月来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因为生活痛苦而动摇，零碎的逃兵和哗变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小资产阶级从“五三”以来即从国民党的怀里动摇起来。城市的反日抵货运动还继续着。但是这些现象，只能算作新的高潮必不可免要到来的薄弱的象征，因为有下面的严重的弱点：（1）党的主要的口号还没有深入群众，多数群众虽然不满意国民党，然而其政治意识还是模糊动摇（黄色工会如上海七大工会仍在活动以他的动摇的政治影响群众）；（2）群众本身组织力量非常薄弱（工会的组织少而弱，许多斗争的乡村，群众自身没有组织）；（3）工农士兵群众的斗争大半是自发的零碎的随起随落；（4）一般城市工作没有做起来，大工人区域如武汉天津广州都已破碎不堪；（5）反帝运动（反日）被资产阶级领导去而不能发展（工人阶级无力领导）；（6）根本的原因由于党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不能把党的政治传到群众组织群众争取多数群众于党的周围。然而客观的环境和群众的革命情绪告诉我们革命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主要的是要无产阶级政党有正确的策略和工作路线以推进革命的微波走向高潮。中央忠实的在国际第九次扩大会决议和第六次全国大会决议之下工作，主要的是肃清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之残余，在一切劳苦群众前面扩大党的宣传揭破统治阶级的罪恶特别与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宣传奋斗，参加一切在反动领导下有群众的组织以夺取其群众；目前对于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策略是从小斗争的胜利中求扩大，纠正只注意扩大的盲动精神；建立群众独立组织，纠正过去组织上的错误（如委派命令等制度）；注意各种群众工作互相影响推进而有配合的发展。——这些是党争取群众的主要策略。下级党部对于这些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执行，多难得正确：有些地方盲动主义尚未能肃清，有些地方则又有群众工作和平发展的倾向；有的拒绝参加一切反动派领导的组织，有的却走上合法运动；对于群众斗争，有的只顾扩大，有的却忽略各部分的联系；对反帝运动或则根本忽视或则不认识职工运动为反帝运动的基本及反帝运动与一般群众工作的联系，而幻想反帝运动单独走向高潮甚至误认反帝运动为工人运动的前提；对士兵运动或则根本忽视，或则把士兵运动看做中心工作而发生士兵运动的盲动主义。因此中央又须在争取群众的策略上和工作路线上不断的纠正各地党部或左或右的倾向和种种错误。同时党的组织上的弱点，更是党目前的严重问题：第一党的工人成分缩小。全党工人成份最高数量不过四千人：江苏1500（上海1300），广东1200（香港600），直隶240（唐山100天津20），湖北80，河南100，山东150，江西60，满洲97，浙江30，福建60，山西80，四川40，云南20，陕西10，广西20，南洋400；第二没有能起核心作用的产业支部；第三城市支部固然非常之少而弱，乡村支部则大多数散漫无组织。因此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常常成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执行的障碍。因此中央在组织任务上，要坚决的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力求“党产化”，“党员职业化”，同时在积极的政治教育和工作路线上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并改正组织上许多非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残余。几个主要的地方党部的现象也可简略的叙述一点：（一）江苏——几个月来政治上尚没有大的错误，但党的宣传没有深入群众，上海工人群众虽多厌恶国民党，但也多不敢接受我们的主张，三个月来比较热烈的工人经济斗争，在我们影响或领导之下的只有一部分店员或手〈工〉业工人，几次纱厂罢工（沪西）和最近邮务罢工，我们都无力领导。反帝运动，因为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事实上被资产阶级领导去了。党和群众的组织路线，还在开始改变。外县工作，渐次纠正了盲动主义，而注意了群众的日常斗争和组织工作。（二）广东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还继续总暴策略，在国际九次扩大会决议案到中国后，省委还决定夏收总暴动，虽经中央极力批驳，当时仍未立即改正。但事实上暴不起来，省委此时的政治路线又转变到“取消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倾向，如事实上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如以反帝运动农民运动为工人运动的前提，如群众运动之合法倾向及注意经济斗争而放松政治宣传等等，别一方面对士兵运动却坚持“兵变主义”。经过中央历次的说服并派巡视员指导，最近已逐渐改变过来。广州几次破获所余无几。香港群众工作和党的基础都很弱，外县重要区域都遭极大的摧残。不过非暴动区域的工作都有新的发展。（三）湖北——武汉三镇屡次被破坏，现仅汉阳有百余同志的组织，武昌群众工作刚起来，又被摧残下去。外县尚有六千党员，三十五个县委，农村群众斗争有复兴的现象，群众组织却极少。同时党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及小资产阶级意识所表现的恶现象，都足以防〔妨〕碍新的政治工作路线之执行，而亟需积极的予以纠正。（四）直隶——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同志到北方巡视以至六次大会前，省委经过两次改组，但顺直的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药，在政治上极端的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打青白旗欢迎冯玉祥）的主张同时存在于指导机关与同志脑中。组织上则极端民主化，用金钱收买同志，闹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意气的争，派别的纠纷，在京津党部中，闹得一塌糊涂，因此群众工作多被放弃，省委对下级党部又失信仰，对外县多失联系，保南则自立省委与省委对抗。中央对二月改组会的工作曾有告顺直同志书给以纠正，但省委并未接受，而对上面种种不好现象省委及和森同志都未使中央知道，一直到六次大会中，中央巡视员到北方才知道此种情形而召集扩大会而予以纠正并改组省委。新中央接受巡视员和省委负责同志的报告，并召集和森同志讨论后，给以更正确的指导，在六次大会的精神之下，整理顺直党部创立无产阶级基础，积极工作深入群众以与一切的错误倾向奋斗，并派巡视员帮助顺直工作，中央政治局因为顺直之错误，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同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开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开除藻文仲一两同志中央委员资格，要求中央全体会追认。现在顺直工作内部纠纷仍未刷清，而新的工作人员及中央巡视员又多犯有取消命令等严重错误，中央正在努力给以纠正。（五）湖南——三月大破坏后曾停顿两个月，五月中央派人恢复省委，全省关系渐次恢复，并引进了许多工人分子担负各级党部指导工作，朱毛处也给了许多指导，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安源工作复兴起来，正在可以开〈始〉争取广大群众的工作，七月底又被大破坏（省委以至特委及重要县委），现在方在恢复关系中。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再则浏阳平江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始终未被摧残下去。中央回国后三个月中，各部各委组织已渐次建立起来。政治上已有五次通告，主要的是指示争取群众的策略和方法，纠正同志中各种或左或右的倾向。中央发了告同志书指出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积极的指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唤起全体同志团结于六次大会精神之下。此外组织，职工，宣传工作，士兵运动，济难工作，秋收斗争，年关斗争，都有极详细的通告。中央理论机关报（布报）已出一期，鼓动报（《红旗》）已出二期，党内训练教育刊物正在编辑，宣传部对各省宣传鼓动工作，依据实际材料，不断的给以指导。工委正在准备召集全总扩大会议。中央回国已与江苏省委及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直隶，河南，浙江，满洲，山西，广西，福建等省委代表讨论过各省工作计划。对于全国工作的布置特别注意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青岛，满洲等产业中心尽可能予以直接的指导和帮助，因此中央首先派人巡视顺直和广东，现在已开〈始〉上海巡视工作，中央委员及健全工作人员都参加重要支部，中央对重要省份的指导，尽可能实行巡视制度。各省代表会渐次召集，重要省份中央派人出席指导。中央准备于今年内召集中央全体集〔会〕议。（这一报告是很简略的，但已包括有各种事实，下月当有一系统的分类的长篇报告寄上）根据中央档案原复写件刊印
|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职工运动问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十九号——职工运动问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职工运动是党的最主要的群众运动，是党的基本的群众工作，党必须以全力来发展这种工作，只有这种工作的发展，才能坚强党的阶级基础，才能树立无产阶级在一切劳苦群众中的领导地位，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要认清的一点。党在过去，对于职工运动不能有正确的认识，每将职工运动与其他工作相提并论，甚或在组织上将职工运动改一工人部专门管理与其他部相对立，虽然后来改为职工运动委员会，可是在工作与关系上并未改变。因此在工作上使党与职工运动的工作在党内形成了两个工作系统。这种现象的发展，不仅使职工运动有脱离整个党的组织和工作单形发展，减弱党对于职工运动发展的力量，而且容易使党离开自己的阶级立场走上非阶级的道路。北伐后党对于职工运动没有依照阶级的路线去发展，以及“八七”后对于职工运动的忽略，这都不能不认为党对于职工运动没有正确的认识之所致。因此，目前党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总任务之下，必须澈底的在工作上组织上肃清一切不正确的观念和倾向，才能实现目前的任务。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须以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才能澈底的完成这一革命。党要完成这一使命，不仅要加紧职工运动的工作，坚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首先要正确的指出对于职工运动的阶级认识，和其在组织工作的正确关系，中央将此原则规定如下：一、职工运动是党的基本的群众工作，应以党的整个组织和力量来发展这种工作。二、职工运动委员会是在党的中央政治局和省委之下的一个专门研究和讨论的委员会组织，不是执行机关与其他各部对立的。三、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1．根据党的政策和职工运动的实际状况草拟职工运动的工作计划。2．搜集和调查工业的工人的各种材料来研究职工运动的发展状况与其将来的趋势，以规定新的策略和方针。3．研究和讨论职工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其策略运用的方式。4．考查和指导职工运动的工作，注意改正职工运动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和工作路线。四、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计划，均须经过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和决定，由党部发布，职委会不能直接发通告或命令下级党部。五、职工运动委员会对于下级党部和工会党团支部不能发生直接组织关系，必须经政治局或常委会决定或指派然后以党的名义来参加会议或接洽工作。六、各省立即组织职工运动委员会，将来各省总工会正式组织成立时，职工委员会即取消，以省总工会党团代之。各级党部必须遵照以上原则改正过去对于职工运动的观念，特别对于职工运动委员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的关系要坚决的来执行，才能使党对于职工运动在很正确的路线上迅速的向前发展。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各级党部并转全体同志们！一本党第六次大会，坚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坚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路线是争取群众，很艰苦的有耐心的，深入群众中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团结千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这样去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推翻反动的统治，完成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的两大任务。消灭封建势力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口号是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外国资本在华的企业和银行。因为必须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根本推翻，他们的统治才能完全打倒。这两大任务，一则肃清地主阶级封建的剥削，一则扫除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开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目前革命的阶段，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叛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现在阶段上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他的发展的前途，将要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目前资产阶级的各派从蒋介石派、革命评论派以至中华革命党，都只想消灭工人农民的革命暴动，宁肯和帝国主义及封建豪绅妥协，甚至联盟。他们提出的口号，如对农民只提减租和田赋政策，对反帝运动只提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是要缓和工农的阶级斗争，分裂革命势力，只是一种延长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统治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民权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去干，对于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应当一律给以无情的打击。革命既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干，革命政权当然不能要资产阶级官僚制度的形式。因此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苏维埃政权，是澈底的民权制度，是一切生产者直接管理政权的最好的方式。他的形式虽然很便利于无产阶级的独裁，但是在中国目前的阶段，还应该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而不能马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独裁，就是工农联合的政权而不是单纯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一年以来，党的政治总方针，即为建立这种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广大群众推翻现在统治的武装暴动，即为建立这种政权的前提。但是武装暴动并不可以玩弄的，必须在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反动统治剧急的动摇崩溃，革命力量有了广大的组织的时期，才可以号召武装暴动。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高潮已经过去，然而新的高潮还没有来，所以六次大会规定武装暴动暂时在全国范围的意义上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不是取消暴动的总方针，而是实际的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现在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二同志们！第六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目前决定一切策略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的运用。现在同志中发现许多不正确的观念，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的意义，都足以妨害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的任务：第一，对资产阶级认识的错误，以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资产阶级还有革命的作用，还需要一个革命的高潮，因此而发生不正确的策略，主张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主张我们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这种倾向，在客观上，完全是帮助资产阶级，完全不了解“争取群众”的意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反革命的动力，在政府中极力主张改良的政策，在群众中极力宣传改良的口号，只是一种阻碍革命破坏革命的反革命的作用，正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最主要的敌人。我们的口号，不单是不能与他相同，并要一定要不同，然后才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才能使群众团结到我们党的口号的周围。第二，就是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的观念，以为大会既经决定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的时候而不是直接号召暴动的时候，那么应该以合法的方法来发展组织，要取消一切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一切斗争行动，都要力求合法。这种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更不了解乡村中英勇的烧杀政策和盲动主义，固然应该严厉的反对，但是在许多乡村，阶级斗争已经到了极高度，每一斗争，都要走向武装斗争方面去，所以真正是广大群众要求和参加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等，我们必须领导，然后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同时还有一种危险倾向，即群众工作和平发展的倾向，现在不知不觉的在党内有了些萌芽。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在群众工作中惧怕甚至避免斗争，只做些组织工作和不激烈的宣传工作，采取了“先组织而后斗争”的机会主义原则，殊不知党和群众的力量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扩大，革命浪潮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发展出来，党与群众的正确的关系也只有从斗争中能够建立起来，不要斗争，永远不能真正获得群众，永远不要梦想革命高潮。这种倾向发生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白色恐怖和工作困难的反应，主观上则是不了解盲动主义，因而“反盲动主义”成了“不动主义”，这种倾向正与六次大会“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完全相反，其发展必然成为极庸俗的机会主义，因此在全党之内应当严重防止这一倾向之发生和发展。第三，是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大会看到过去城市工作的消沉，特别指出职工运动的重要。但因此而发生一种思想，以为那些散漫的农村斗争可以暂时置之不理。要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的群众，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中，为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如果丢开了农民群众，无产阶级便成孤立，决不能够战胜敌人。过去的高潮，农民斗争不能与工人平衡的发展，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教训。第四，但还有与上述思想正相反对的危险，则更为严重。这就是农民意识笼罩一切。一年来农村斗争特别发展，党的组织又有十之七八是农民成份，因此农民意识反映到党的内面。例如主张平分田地，平分财产等均产主义的思想，主张焚烧城市及乡村中无目的的烧杀等流寇的观念，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共产党认农民是革命的同盟者，同时明白农民是小私有财产者，不能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保守的观念特别重，更缺欠组织的能力，所以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果不极力去纠正这种农民意识的危险，将使革命完全消灭，党亦趋于死亡。再有过于重视农民斗争，放弃市工作，专一注意乡村，也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对于党对于革命都有莫大的危险。第五，轻视反帝运动和偏重反帝运动的危险，这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的土地革命就是反帝运动，此外别无反帝工作。后一种以为只要造成反帝高潮，便可发动一切工作，甚至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是不了解怎样去促进革命高潮，都不了解各种运动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意义。没有工人农民强有力的基础，决没有反帝的高潮；同时反帝运动也的确可以推动工人农民的斗争。所以工农斗争与反帝运动，应该同时发展，同时并进。第六，轻视或偏重兵士运动的倾向，这也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兵士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积极的革命的作用，所以在策略上形成“兵变主义”，以为兵士运动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制造兵变。后一种，以为兵士运动可以发展工农运动，只有兵士运动发展，工农运动才有办法，因此在策略上也主张多做兵变。这两种观念，都是极不正确的。兵士多出身于农村，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本意识还是与农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兵士只能说是“武装的农民”，决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所以决不能说没有积极革命的作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他与工人农民同为革命主要的动力，无产阶级当然更是这一联合势力当中的领导力量。所以兵士运动的目的是夺取广大的兵士群众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而成为将来的总的暴动。但是兵士运动，必须有工农斗争的影响，没有工农斗争，兵士运动决不能够发展，所以偏重兵士运动，更是一种根本的错误。所以这两个观念，根本上虽然是两个极端，但是在策略上都成为“兵变主义”。第七，反对一切公开运动的偏向，以为凡属一切公开的组织，合法的斗争都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都与推翻现在统治阶级的目标相矛盾，而不知道这是在我们党领导群众的策略正确与否。党的口号与策略如果正确，不单是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并且可以揭破统治阶级的假面具，增加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来发动群众，宣传我们的口号，但是不能降低我们的口号，去找公开的机会。最后一种，就是只幻想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而不艰苦忍耐的去做群众工作。这一种幻想，是与目前党的争取群众的任务，绝对不相容的。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的规定的明显的事实。但是新的高潮到来的迟早，与能否彻底的胜利，的确大半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如果群众力量增高，的确可以促进高潮更快的到来，如果群众的力量薄弱，或许革命还要走向暂时的消沉。所以我们只有很艰苦的、有耐心的去做群众的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然后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若是只幻想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而不去做艰苦的群众的工作，这在客观上便是妨害革命，所以我们更应该严厉的打破这种幻想。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偏向，都是犯了右倾或左倾的危险，我们必须严厉的纠正这些错误，才能正确的运用大会的决议与精神，才能走上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的路线。三同志们！要贯彻六次大会的精神，实行六次大会的路线，更要肃清过去的许多政治上的偏向，因为这些偏向都是与六次大会的根本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第一，便是机会主义。不相信群众本身的力量，而倚赖单纯的军事力量，到了斗争紧要关头，即发生动摇，为要迁就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离开自己阶级的立场，牺牲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取消批评同盟者的权利，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只顾拉拢上层的领袖，不惜阻止千百万下层群众的斗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投机取巧的思想。现在客观的情形与党的路线虽久已变迁，但机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去净。如上面指出合法运动的观念，和平发展的观念，认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等都是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第二，是盲动主义。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只凭少数人的英雄气概，就轻举妄动起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潮流中，大家只嚷着“暴动”“暴动”，几乎每次斗争都要作暴动的布置，以为不如此，便是机会主义。岂知群众斗争还没有发展，听着暴动都要害怕，自然就不会来参加，遂使暴动成了少数人的烧杀行动。到了暴动失败，使群众因反动势力的高压，连日常斗争都要消沉，其妨害群众斗争，和机会主义没有两样。这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拚命主义。上面指出的只幻想革命高潮，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和“兵变主义”等，也是很明显的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第三，是命令主义。如命令暴动，强迫罢工等。不去说服群众，鼓动群众自动的斗争，而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以及群众中的委派制度，都是这个精神。这是不了解党和群众的关系，把党放在群众之上，把群众看在属从的地位，不了解党仅是阶级的先锋队，而以为党权可以高于一切。这样必然使群众对党发生反感，或则把革命斗争认作共产党的事，他们只是服役的人，或则把党看成救世主，而不相信群众本身力量。这就是使党脱离群众，绝对不能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所以我们先要了解群众的要求，提出党的口号，使党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群众只感觉党的主张好，在党领导之下起来斗争，而不觉得是由于党的命令，这才是争取群众的正确的方法。同志们！现在党内许多不正确的观念，都是上面指出的三种错误思想的残余。要实现第六次大会的精神，必须与这三种错误的观念坚决的斗争。四同志们，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塞维克化，包括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国民党只是一个官僚政客的集团，此外则别无革命的政党，因此许多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都钻进我们党内来；尤其在国共合作时代，更加进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所以革命一经转变，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八七”以后，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坚决洗刷一般动摇的分子，改造指导机关，的确使党渐渐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党〈走〉向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但是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那么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所以要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检查了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把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严密检查一下。第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平等观念，如用钱，不管工作的重要与环境，要机械的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域区分，更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须严厉的肃清。第二，反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攻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第三，是个人的意气之争。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何等重要，但是一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丁闹不清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有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见〔气〕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第四，是小组织的倾向。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一例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第五，是工学界限。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第六，怀疑改造党的路线。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保存一种旧的组织观念，使党始终停留在一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形式之下。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的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要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许多党部执行起来，又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是机械的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那些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第八，是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只需要少数的革命职业家担负日常的党务，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然而有些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现象，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以求利益均沾，这是严重的错误。第九，是把党看成救济会。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殊不知党并不是救济的机关，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决不能人人都派作一党部工作。加之同志们如果继续不断的脱离了社会的职业，便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关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第十，是消极怠工。许多同志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于是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的去了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至于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群众的党，只要全党同志们坚决的一致的奋斗，少数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坏蛋，断乎不能破坏党的组织。消极观念，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的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受六次大会的委托，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当的倾向，继续猛烈奋斗，尤其在组织上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的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同志们！中央有决心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的排除，决不让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保留着一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同志们共同负起这个责任，一致奋斗，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中央指出下面的路线为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标准：第一，强同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要使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首先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建立强固的工厂支部，增加党的工人的成分，集中注意于全国产业区域的党的组织的健全，造成党的新生命，这是目前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主要的道路。第二，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第三，是党员的职业化。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同志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中去，把党的影响到群众中去扩大，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识正确的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第四，是支部生活的改进。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的领导，如果仅仅高级党部定几个空架子的计划，发布几种宣传的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久没有接近的时候。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的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最后中央提出下列的口号，要求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拥护第六次大会的精神详细研究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坚决执行第六次大会的一切决议反对机会主义的残余坚决的与盲动主义斗争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党员职业化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发展党的理论的教育健全支部生活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闹个人意气的滚出党去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促进革命的高潮领导革命澈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
|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目前政治形势与群众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十五号——目前政治形势与群众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一在第六十六〔1〕号通告内对于政治局势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的勾结和英美日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指出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必然日益加紧，指出国民政府的政策必然趋于反动和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宣传必然继续发展，指出反动统治是走向崩溃的前途和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以及党的工作路线等，这两个月来的发展，证明是异常正确的。现在反动的统治很明显的是地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地主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南京政府已成为桂系，西山会议〈派〉等的大本营（当然还包容一些资产阶级右倾的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评论派，和粤方委员等，都只有暂时匿迹消声，所以南京政府的策略更加反动。对外中日交涉，比以前宁案尤为可耻的投降，关税自主将变为各国单独协定，这是表面上的自主，实际上的束缚并未解除，而更加一层条约的保障。对内则取消民众运动，已开始实行第一步的取消各团体的组织（即各省县市的总的组织），第二步必然的变工会为劳资合组的振兴工业的工会，变农会为振兴农业的东佃合组的农会，甚至完全取消（这种旨趋〔趣〕不仅见于新任民众训练〈部〉常委缪斌的谈话，并且在告工人书中，已明显的宣传〔露〕出来）。恢复新闻检查，邮电检查，箝制言论自由日益加紧，苛捐杂税日益繁兴，裁厘更成画饼，这样当然使广大群众痛苦日深，而对现在的统治更加不满，造成我们夺取群众更有利的条件。同时资产阶级的屈伏，只是暂时的，尤其是看见地主阶级这种积薪自焚的危险，当然更要加紧准备夺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所以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不但不会消灭，并且只有更加加紧，因此反动政权很明显的是走向动摇崩溃的道路，但对这种形势决不能有过分的估量，因为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都只在准备冲突的时期，当他们准备没有充分以前，是有种暂时相持的局面，不过这局面是酝酿着更激烈广大的爆发，尤其是他们战争没有爆发以前，必然要提出许多裁兵裁厘，建设地方自治等的口号（训政宣言中的四大政策）来欺骗群众，来掩盖他们的裂痕，增加群众的幻想，对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相安一时的心理，是可以发生相当的影响的。同时资产阶级为要夺取反革命的领导权，为防止〔反〕革命，决不会放弃他的夺取群众的工作（改良口号的宣传），这些都是妨害革命往前发展的重大的敌人。总括上面的分析，总的局面仍然是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势，但是现在是暂时相持的局面，并且这一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要决定于革命主观上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只有揭破反动派的欺骗，推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才能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所以目前的策略，应该是艰苦的耐心去做群众工作，深入群众中去发展党的政治的影响，树立群众的基础，领导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来促进革命高潮，来准备革命高潮到来的澈底的胜利，只有加倍的努力群众工作，才能易为看见胜利的光明，没有群众的工作，更将难走到革命高潮，就算革命的高潮爆发了，亦将成为散漫零碎，此兴彼落的形势，决不能领导澈底的革命的胜利。群众工作的对象，最主要的当然是城市的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没有城市的领导，乡村斗争很少胜利的可能。没有工人的领导，农民革命很少成功的希望。所以建立城市工作尤其是工人运动，成为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更就目前主观的形势看，工会的组织已缩小到极小的范围，城市党的组织更是零离破碎，在全国找不出健全的产业工人支部，这样怎能争取群众，怎样能促进革命高潮，所以更要加十倍的努力城市工作——尤其是工人运动。现在中央决定集中很大的力量，注意全国的几个产业中心与政治中心，如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香港，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地。在各省亦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注意全省重要的政治中心与工业中心，如江苏的上海，南京，无锡，南通，镇江，苏州，徐州等；广东的香港，广州，佛山，江门，汕头，石龙，肇庆，北海等……。只有这些城市工作有了相当的基础，然后革命的胜利才更有可能，只有城市斗争兴起，乡村斗争才更易发动。这是各级党部和全党的同志应该特别注意的。但决不应该走向极端的方面去，完全放弃乡村工作，专做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当然要与城市工作同时加紧，决不能稍有忽略，不过比较起来，要用更大的力量于城市工作。二目前有几种极不正确的观念，足以妨害党的正确路线，足以松懈同志的工作，应该特别提示出来。第一，离开阶级观点的政治形势的估量。就是观察客观的政治形势，不注意根本的阶级关系，只看各派军阀的利害冲突，地盘冲突，互相勾结的形势（这是以前向导式的分析的残余），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估量，目前全国的形势中，是两个〈反动〉阶级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蒋介石派与桂系，其他各小派军阀间的冲突，完全要附属在两大派之下而不能独立的。如广东陈铭枢要反对李济琛，就要投降到蒋系之下，江西王均要反对朱培德便要投到桂系之下，就是冯阎的冲突，也就要〈各自〉联蒋或联桂，甚至交通阻隔的四川，也要多少受些影响，因为这些小军阀如果没有大军阀的扶持，决没有胜利的可能。所以如这两个根本阶级间的冲突，还没有到爆发战争的时候，那么，这些小军阀间的斗争，必然不敢发动。如果不了解这一总的原则，常常要得到过分的估量和不正确的结论。如广东以前几次估量的陈李的冲突马上就要爆发，结果总没有打起来，最近湖南因裁兵引起湘系对桂系的冲突，也有即须爆发的形势，过一向湘系终于投降，〔2〕都是因这两大阶级还没有到爆发战争时期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看这些小军阀间的冲突，因为一省的小军阀间的冲突，的确对于一省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应该特别注意阶级关系的分析（就是一省间的各小军阀也都有不同的阶级背景），与全国的总的形势。第二，离开实际的革命高潮马上就要爆发的幻想。六次大会的决议，现在已经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从实际上深刻的去认识他，还在幻想反动统治马上就会崩溃，革命高潮马上就会爆发，因此在策略上仍是不自觉的只是计划如何造成割据局面，如何夺取城市，而把目前最严重的任务，很艰苦的耐心的群众工作，不自觉的忘记了，这是对于坚决执行党的目前总的任务的莫大的危险。在客观总的形势上，固然反动统治是走向崩溃的道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但是这形势爆发的迟早，完全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以现在群众运动的缩小，党的基础的薄弱，决不能推动革命的高潮。所以只有艰苦的耐心的群众工作，才能推进革命的高潮。所以这种离开实际的幻想，是与党的目前总的任务绝对不相容的。最后还有误认这一“暂时相持的局面”以为反动统治已经开始稳定，而在策略上便发生“和平发展”的倾向，以为现在是经常宣传组织工作时期，避免斗争，甚至惧怕斗争。这是于目前争取群众来准备暴动的总任务不两立，这是一种极庸俗的机会主义者的偏向。要争取群众，必须要加紧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群众的组织只有在斗争上才能发展，尤其要使群众在斗争上坚定他的推翻现在统治的认识，锻炼他的准备暴动的勇气与决心。只有如是才能推进革命的高潮，领导革命澈底的胜利。以上指出三种错误的认识与偏向，都是党的目前的战术莫大的危险，各级党部必须加以严厉的纠正或预防。中央根据《中央通讯》第二期刊印注释〔1〕即《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在中央通告改用新号之始，曾出现过新旧号混用的现象。〔2〕原文如此。
|
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五日）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剥削压迫的民众！国民党政府，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最近发出所谓“训政宣言”，企图遮掩其卖国殃民等反革命的事实，以欺骗我们——全国的民众。这一“训政宣言”除允许我们以空洞而不着边际的“安定社会”“裁兵节饷理财”“政治经济教育建设”等所谓“施政方针”之外，其主要意义是在欺骗我们，告诉我们以为我们民众这几年来所致力的革命，我们的解放运动，已经成功了，我们民众的痛苦已经解除了，中国已经无需要革命了。国民党政府，这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为的是要遮掩一件恰恰相反的事实：即过去三年来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因为豪绅资产阶级之背叛，受了极大挫折，中国现在在极反动的阶级统治之下，而一般民众的痛苦只有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绝未得丝毫的解放。这是事实。国民党政府正要遮掩这个事实。全国民众应该认识清楚这个不可遮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中国唯一的革命的党，他走在全国革命民众面前，他的责任就在指出这个事实并揭露国民党及其政府一切反革命的欺骗民众的行为。全国一切被剥削压迫的民众！目前我们所处的时期是极反动的时期，我们身受的一切痛苦丝毫未得解放，我们在这三年来的大革中命〔大革命中〕拿我们的肉和血争取得的一点权利和自由，都被剥夺回去了，国民党是反动的党，其政府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这一种反动的统治，虽然不断的在溃败动摇过程中，但已将近支配了整个的中国。他们——统治阶级，惯会利用空洞而不着边际的言辞，来欺骗民众；但我们民众所需要的是事实，是铁一般的事实。事实告诉我们：第一，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纪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只有比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更低下，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只有比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更失败。我们不用详细解说，单拿全国民众所共知的几件大事来看：（一）不平等条约问题人们早已不提起“废约”了，人们现在所说的只是“修约”，这完全与段祺瑞“执政”“外崇国信”时代之请求帝国主义修改不平等条约，没有两样。在各国“修约”照会中，没有一国肯明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没有一国肯明白表示愿意放弃治外法权；反之经过这次“修约”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能普遍的由中国取得“最惠国”的待遇，这就是说因此可以从中国剥夺去最优益的利权。（二）关税问题“修约”中关于关税问题只轻轻说“享受与其他国同等之待遇”，而其实呢？关税自主固然做不到，连北京政府下关税会议决定的所谓“七级税”制一时也不易实行。（三）济南惨案问题惨无人道的济南屠杀，中国不但未达到惩凶赔偿的目的，不但任随日兵逗留山东不走，最近中日交涉结果，且允许日本以保障及赔偿的要求。（四）宁案问题中国更是无条件的屈服，解决宁案之各国协定中，中国不但损失未得赔偿，而且允许了“惩凶”及向帝国主义道歉之要求。（五）尤其骇人听闻的是大借款的计划据公开的及秘密的各消息，国民党政府已向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分头接〈洽〉大借款，英国一国就已有一千五百余万金之多。这洽〔浅是袁世凯时代善后大借款的重演！这种买〔卖〕国的大借款如果实现，中国将更陷于殖民地地位而不能自拔。第二，国民党政府是维持封建制度提倡复古思想的政府。国民党政府本就是地主阶级领导的豪绅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本就是封建制度的强有力的维持者，他自己不但是新军阀的政府，而且还要保存旧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如张学良的东三省。他在思想方面尤其极力提倡复古运动，打拳（所谓“国术”）尊孔古礼教文言文东方精神文化等一切近十余年全国民众所认为封建制度及思想之残余者，如今都成了国民党政府所极力提倡的对象。第三，国民党政府是残酷剥削民众脂膏的政府。国民党政府除在外国进行大借款不算，他还定出一有系统的剥削民众的计划。据财政部公开宣布的“整理”财政步骤，国民党政府已进行或将进行的公债约有底下几种：（一）善后公债二千万元；（二）十七年短期金融公债三千万元；（三）裁兵建设公债一万万元；（四）整理内外债公债八九万万元；（五）长期金融公债五千万元。除了上述几种公债之外，尚有各种无担保不兑现的国库券纸币等在市面行使，而种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尤其数不清了。第四，国民党政府是压迫民众一切自由的政府。各地农民暴动受十分残酷的压迫，白色恐怖普遍于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工人被剥夺了自己组织工会的自由，学生商人妇女等也是只许为豪绅资产阶级所谓“国家”利益而牺牲自己，而不准为自己利益的斗争。最近海外归来之国民党最反动的领袖胡汉民等，尤其努力于创立和宣传他们的禁止民众自由的理论。至于工农领袖及本党党员之遭受杀戮囚禁通缉的，尤其是每日都有了。第五，国民党政府是以假改良手段欺骗工人阶级的政府。尤其彰明较著的，就是他们除了残酷的压迫手段之外，对于工人阶级更施以假改良主义的宣传。他们极力鼓吹劳资妥协的理论，而其实呢，是要工人阶级牺牲自己阶级的利益，为资产阶级当奴隶和牛马。工人在过去革命高潮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现在都被资产阶级剥夺回去了，连自己组织的自由也没有了，而且有更严刻的条件向工人进攻了。资产阶级残暴压迫工人是允许的，而工人罢工是不允许的。最近上海邮务等罢工事件，就是国民党政府欺骗工人阶级之很明显的说明，而且国民党中央的告工人书也很明白说：工人只准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而不准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了。以上这些重大的事实已够说明，国民党政府所谓“训政宣言”中所说的革命成功建设开始的话都是欺骗我们民众的话。并且在几项空洞而不着边际的所谓“施政方针”当中，也暗示我们以他们将要进行的几件“反动方针”：第一，所谓“安定社会”，就是说他们将要更积极的厉行白色恐怖，镇压工农的革命运动，屠杀民众，压迫共产党人及工农领袖。第二，所谓“整理财政”，就是说他们将要更有系统的发行公债票不兑现纸币，并增加各种苛捐杂税等。第三，所谓“吸收外资”，就是说他们将要向帝国主义国家，举行大借款，以最损国权的条件做担保品，而使中国沦于万劫不复的殖民地地位。第四，所谓“普及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就是说他们将要绝对禁止青年“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自然一切思想言论的自由也在被禁止之列了。全国的民众！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背叛中国革命，在中国建立反革命的统治，致一九二五年“五卅”开始之中国大革命受绝大的挫折，但是中国革命不过受挫折而已，中国革命运动绝未因之而停止。恰恰相反，因为中国民众的要求目前丝毫未曾达到，中国民众的痛苦丝毫未曾解除，中国社会矛盾只有更加尖锐化丝毫未曾减轻。中国仍然在大革命的火山上面，此火山必定要爆发起来。全国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剥削压迫者，国民党是完全反动了，他是帝国主义的经纪人，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民众的剥削压迫者。同是在象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各派军阀，正在为争取帝国主义的宠幸和对剥削民众的权利而形成许多大小的军阀割据内面激剧的准备新的军阀战祸。我们——民众的被剥削压迫只有一天天的更加厉害。然则怎样是我们的出路呢？只有我们自己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消灭军阀战祸，消灭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权才是真正的出路，目前是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将要到来，我们——工人农民兵士和一切穷苦的平民应当不断的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剥削者，反对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对帝国主义，从斗争中团结自己力量，巩固革命的战线，摇动反动的统治，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学习暴动的艺术以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一直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口号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反对劳资仲裁，反对工会登记，实行八小时！实行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改良兵士生活兵士月饷二十元按月发现！反对国民党政府一切公债！工人农民兵士和一切穷苦贫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绝对自由！反对军阀战争！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苏维埃）！建设独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工农兵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
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间）〔1〕润之兄转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中央前有一长信给你们，由湘赣两省委转，想已收到，湘省委过去对于你们的指导，虽然有不少的缺点，但是关于改造红军，发动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向湘南发展等项，都非常正确，中央完全同意。最近湘省委机关破坏，以致与你们的关系，又重新中断，在工作上是莫大的损失。本党六次大会，在列宁国际的指导之下举行，确实得到了伟大的成功，领导吾党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正轨，（决议案已由江西设法送给你们）你们应当毫不犹疑的接受大会的决议，依照新的政治路线转变你们的工作路线。你们数月来英勇的斗争，确实发动了赣西及边界的无数万工农群众，并且成为未来的湘赣两省暴动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央对于诸死难同志，表示万分的哀悼与致意！兹将国际状况与国内情形及你们目前应采取的路线，作下列的指示：I、国际形势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开始了。自一九二三年德国的七月革命失败之后，将世界革命的第一时期结束，接着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局部的暂时的稳定资本对工人的进攻，另一方面更加使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的主要矛盾日益增加，以致于有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危机，总合这些极剧烈的矛盾，便是世界第二时期的完结，第三时期的开端。世界革命第三期的主要特征。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第一、工人阶级的左倾和革命化，重新开始工人对资本的公开的决胜负的激烈斗争；第二、东方殖民地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倍的剧烈，一直发展的群众的暴动。第三、苏联更加成为动摇资本主义稳定与推进世界革命的重要动力，同时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武装战争有爆发的危险。阶级斗争的激烈发展，殖民地的暴动，反苏联的战争的酝酿以及帝国主义的大战的酝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世界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年内确实经过暂时的局部的稳定，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但是这种稳定一方面固然建筑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上面，另一方面不能不使国际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剧烈的增高起来。这种危险的表现是：美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1．美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欧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由欧州移到美州，美国的生产额占全世界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世界金子的贮蓄量的过半归美国所有。美国资本主义这种畸形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使资本主义诸国在经济上产生了极严重的困难，另一方面在美国内部发生生产过剩与失业恐慌。英国资本主义的没落。2．英国资本主义的没落。在英在欧战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变成一巨大的寄生虫。英国的输出工业――从矿业起，日益低落，国内发生长期慢性的失业。英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利润，不是出自本国产业的发展，而是依靠于殖民地原料（橡皮，茶叶，石油……）的贩卖。英国在世界上的市场上的一天一天的缩小，在大陆与殖民地都遇着强大的敌人（如美德）。德国资本主义的复兴。3．自道威斯计划实行后，德国资本主义得到了相当的稳定，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已格外的强大，而且工业的技术特发展，但是同样在德国显出一种极显然的危机，即是凡尔塞条约对德的极度剥削，使德国资本主义真正的复兴是困〈难〉的不可能的。欧洲阶级斗争的尖锐化。4．欧洲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建筑在对工人阶级的极高度的榨取，（工资的减低，八小时工作制的破坏）与严酷的白色恐怖上面，（意大利波兰的法西斯蒂政府，英国法西斯蒂主义的萌芽），使欧洲工人阶级必然要挽回从前的颓势而奋起进行一种左倾化与革命化的运动。如选举将革命领袖的票数的增加；革命工会势力的增大（德法意），无产阶级不断的斗争（英国大罢工，欧洲工人对惨杀萨樊的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和进步。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烽起。5．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烽起。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市场的重新分割，问题极度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殖民地方面表示的更加明显。最近殖民地所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叙利亚埃及的反帝运动，摩拉哥的独立运动，荷领印度的大暴动，印度的不断罢工与纷扰，中国的革命等，都表示世界资本主义的大矛盾集中于殖民地。苏联经济的发展。6．苏联经济的发展。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现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已明显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与电气工业，工人生活的水平，更是逐渐提高。私人经济虽然也有发展，但是比之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发展相距极远，所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很明显的战胜私人经济。因此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权已经更加巩固。世界第二次大战的临头。7．在最近期间，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剧烈，特别是美国与欧洲诸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列强与苏联的矛盾，帝国主义重新分配殖民地的矛盾，总合这矛盾，必然的会有第二次大战的临头。国际的革命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利的。目前的世界革命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利的，“拥护中国革命”已成为无数万工人阶级的职任。Ⅱ、国内形势与党的策略广州暴动失败后反动势力的团结。广州暴动给反动势力以极大的恐吓，使他们暂时放弃内部的冲突，而结合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国民党第四次全中会议，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派完全投降代表豪绅地主的桂系让步，而拥护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上台，以镇压工农的暴动。北伐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企图。蒋介石登〈台〉不久，便开〈始〉向奉张进攻，资产阶级企图扩充自己的势力于中国。但是北伐一开始，即遇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桂系军阀的从中活动，使资产阶级这种企图完全失败。北伐期间所举行的财政裁兵裁厘的三大会议，因为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一件都不能解决。资产阶级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的失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在五中全会极力提出统一财政，实行裁兵，取消政治分会，恢复民众运动的议案，想给桂系军阀以政治上的严重打击，但是这些计划都因为桂系的反对失败了。但蒋介石还没有力量与桂系马上破裂，只好又要“辞职”了。目前蒋介石屈服于桂系而与之妥协，豪绅的反动势力会为增加。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蒋介石因为各方面的准备尚未充分，还没有战胜桂系的可能，遂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忠告，暂时向桂系屈服而与妥协。最近国民政府的改组，完全成为豪绅地主代表的势力所统治，蒋介石仅仅是一个无实权的空主席。国民党的政权永世不能稳定，蒋桂两系的大战必不可免的会要爆发。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的割据局面，很明显的划为四大势力范围，（蒋、桂、冯、阎）实际上冯阎两系的势力都非常薄弱，各依附于蒋桂两系以存在。并且在一派势力范围内，又杂有另一派的势力，明争暗斗无形〔法〕避免，未来的混战必然要爆发，国民党的政权是永远不能稳定，统一更是绝对无望的。豪绅资产阶级各自勾结一派帝国主义做靠山。豪绅资产阶级冲突的靠山是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是非常狡猾聪明，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他是有利无害，特别要打击英日帝国主义，必须利用中国的资产阶级，美国帝国主义便找到蒋介石做他的工具。英帝国主义则帮助封建地主的桂系以打击美国的工兵〔具〕――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同时在北方向日本进攻。豪绅地主的继续反动。豪绅地主的得势，继续以更反动的政策来扑灭工农暴动，建立中国式的法西斯政权。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坚持反对恢复民众运动的主张，蔡元培并主张停止青年运动，反对统一，主张分治合作（不主张取消政治分会）。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其目的与豪绅地主的政策相同。资产阶级极力要提高“党权”，在五中会议主张恢复民众运动，取消政治分会等，在群众中故意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进行和平的排货运动。这种政策，自然与豪绅地主的政策相冲突，其用意则在以改良主义的面目，欺骗群众，和缓革命运动，分散革命势力，蒙蔽群众的意识，并拿群众以打击桂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三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工具。第三党及陈公博派在北伐期间非常活动，出版《突击》《革命评论》等杂志，专门散布许多蒙蔽群众的迷药，这种似是而非的主张，确能动摇一部落后的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比较豪绅地主的反动政策对革命的危险更大。第三党和陈公博派已经变为蒋介石的最好工具。国民党的政权愈加走到反动崩溃的道路。南京政府的组织，豪绅地主的得胜，必然更加显露出反动的凶恶面目，使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可以完全消灭，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改良的欺骗宣传，必然要更加提高，妨碍群众的革命化，并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同时反动势力内部的冲突，必然愈剧烈，国民党的政权要愈加走上反动崩溃的道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数月前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山东，采更急进的进攻政策，其目的在实现独占北方的企图。这是帝国主义者重新企图瓜分中国的开始。这种积极政策的实行，与美国的在华利益发生冲突，对英国的长江利益亦有莫大的威吓，于是三大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因利害的冲突，又开始暗斗了。美国帝国主义仍旧采取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美帝国主义为要打击英日的势力，首先与南京政府订约，而得最惠的待遇，对于修约的运动，亦可相当的让步。美国并找到蒋介石做他的工具，实行他的经济侵略。英日的对华政策是一样的。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策，就是要首先保护他的特权，就是和平的修约运动，都与他们不利。因此，英日还继续以往的政策，各自扶植一派强大的封建地主的军阀――英国勾结桂系，日本匀结奉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剧烈，还是太平洋大战爆发的导火线，但是帝国主义营垒之中虽然是有极大的矛盾，可是帝国主义现在中国的力量仍旧非常强大，因政治的经济的威力，用利诱，贿买，炮舰等政策，以达到侵略的目的。日本对于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是瓜分中国的开始。革命运动在济南事变后有复兴的现象。日本出兵济南的残暴政策，使群众的反帝运动又重新开展，国民党则采取可耻的投降政策，更激动群众的愤恶，不仅是工人阶级，就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学生群众，亦开始对反动的统治不满，恢复了以前的“和平救国”的排货运动，并且有许多反对现在统治的灰色刊物，不断的发生。城市工作最近有活跃的现象。被反动统治镇压下去的城市工作，在济南事变又有活跃的现象。上海工人又重新跑上街来示威（五卅，六三）。从五卅纪念起到现在，已经爆发了不止一百次的经济斗争。各地重要城市的工人群众（如天津、杭州）对国民党的幻想日渐减低，并开始组织与斗争了。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快要到来。帝国主义冲突的日益剧烈，反动势力内部矛盾的无法解决，蒋桂两系对民众的加紧剥削，这些都可以助长革命运动发展，使群众愈趋于革命化，斗争的形式愈趋于尖锐化。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会要到来。农民的游击战争与反动军阀的兵变，还是向上发展，更要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份。六次大会的重要决议。六次大会很明显的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有转变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前途。现在革命的形势是旧的高潮已经过去（自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新的高潮尚未到来，――逐渐的是向高潮。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同盟者是无数万的农民群众。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民权独裁制。目前党的主要路线是征取广大的群众。现在〈反〉革命的势力还迢〔超〕过工农，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还非常薄弱，虽然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上看来，革命的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会要到来，我们要促进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必须征取广大的成千成万的群众――坚决群众的革命意识，发展群众的革命组织，动员群众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围绕在党的主要的政治口号的周围。因此，征取群众是目前工作的总路线。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是目前战术上主要的宣传口号。要实行党征取群众的任务，目前的主要战术是要发展群众的革命意识，肃清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揭破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欺骗与反动性，指出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是革命的唯一出路，即是目前战术上的主要宣传口号。盲动主义机会主义是妨害党的征取群众的工作。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危险在于使党脱离广大的群众，甚至于有消灭革命的可能；因此，要执行新的任务，在党内必须纠正极左倾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要坚决的反对命令群众的余毒。Ⅲ、四军目前的出路与战略问题四军现在确实处于最危险的关头甚至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的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蒋桂两系的妥协，缓和了战争爆发的速度，桂系要准备对蒋的未来的战争，必先肃清自己领域内（湘、鄂、粤）的革命势力，特别用全力围剿朱毛，如果现在我们的战略错误，甚至于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红军的可能。过去我们战略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不发动群众，不深入斗争，保守与流寇观念。你们过去在湘南的错误，主要的在于没有决心发动广大的群众，实现土地革命的任务，在赣西没有被敌人消灭，在于你们能纠正以前的错误，能坚决的发动群众，实现土地革命的任务。但是目前保守与流寇的观点在你们中间还是极大的余毒，必须使之完全肃清，才能执行新的战略。保守观念的错误。保守观念的根本出发点，完全代表落后的农民意识，并且误解了罗霄山脉为中心的意义，现在只有积极向外发展，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使红军在广大的成千成万的群众的保卫之下，才能存在，在长期的不断的农民游击之中；才能改造并扩大红军，保守是没有出路的。目前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红军的集中在一处是会失败的。目前革命的形势还没有到高潮的时期，不需要红军集中在一处，准备向敌人作决死战的进攻，现在红军的主要任务，在于发动更广大的区域的群众，集中一处是错误的，如此有在政治上更增加敌人的注意，使敌人有机会容易集中力量围剿红军，红军完全处于孤立的局面，容易被敌人消灭。保守罗霄山脉，红军绝对不前找到出路。单独的保守罗霄山脉，绝对没有办法能解决目前的一切困难――经济问题，食粮问题，枪弹问题，改造问题等，这些困难只有向外发展可以解决，保守是没有出路。数月来你们已身经过了许多的困难，应该对这点有深切的了解。流寇观念的错误。流寇观念的出发点，是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由于不了解发动群众，深入斗争的重要，对进攻与退守的决定，不建筑在群众力量上面，仅仅是单看到军事的一方面，只是向敌人的空虚处进攻，而不顾计主观的力量，结果红军变为单纯的流寇，极容易被敌人消灭。郴州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湘省委上次决定红军由赣西向湘南发展的战略是对的，但是你们的运用就发生了错误。到湘南后没有注意发动广大的群众扩大游击战争深入群众斗争，一开始即乘郴州的空虚而进攻，结果因为主观力量的薄弱与战略的错误而失败，以至于重新退回赣西，都是流寇观念的结果。红军目前的出路，只有积极的向外发展。在这样危机的时期，你们应当毫不犹〔疑〕的纠正保守的流寇的倾向的错误，积极的向外发展，扩大苏维埃区域，强健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是目前工作的总路线。向外发展是不是放弃罗霄山脉的政权？不是的！向外发展并不是说要放弃罗霄山脉的政权；而是要保障罗霄山脉的政权。因此，第一步的任务，应当是尽可能的发动罗霄山脉周围各县的群众――宁冈，永新，莲花，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深入这几县的斗争，帮助工农增加武装的训练，推进工农的斗争与组织力量，扩大苏维埃的区域，这些工作都应当建筑在当地的工农群众的力量上面，打破依赖红军的错误倾向，这样才能真正的巩固罗霄山脉的政权。今后发展的方向？赣南呢？湘东呢？还是湘南呢？如果你们能照着以上的指示工作，经过较短的准备期间，红军的大部份便可向外发展，以解敌人的企图包围形势。但是目前发展的方向是那里？有些同志主张到赣南去，这是错误的。赣南没有广大群众的基础。赣南没有广大群众的基础，没有较健全的党部组织，占领赣南极容易受敌人四方八面的包围，到赣南是死路一条。向湘东发展在目前不是时期。湘省委第二通告，命令红军占据萍安，向湘东发展，在目前不是时期，因为占据萍安，向湘东发展，可以根本动摇长沙的统治，这是湖南全省总暴动的前夜的发动，在目前是会失败的。现在发展的区域应当是向着湘南的边界各县。目前向外发展最适当的区域，中央认为是湘南的边界各县――茶陵，攸县，酃县，桂东，汝城，资兴，永兴一带，在这几县有广大的群众的基础，并且过去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豪绅地主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红军向着几县发展，容易得到群众的接助。向湘南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向湘南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要更加发动所到地的广大的工农群众，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他之深入，使之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区域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扩大并更加巩固红军是目前极重要的任务。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广大的红军，是没有希望的。红军的创立，在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有可能而且必要。这一任务的完成，可以成为湖南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个动力――这一动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之一。要艰苦的加紧湘南各重要城市的工作，同时反对军事冒险的进攻县城。联系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工人的阶级斗争是决定暴动胜负的条件，向湘南发展，必须有决心有计划，而且要长期的艰苦的加紧重要城市的工作，反对单纯的军事冒险的进攻县城。特别对于郴州，衡阳不得作此轻意的尝视〔试〕。在战争上应当以游击战术为主要的形式。红军的战术应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很好的学习过去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于大批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不应当作决死战的拼命，而应当不断的多方面的向敌人袭击与混战，使敌人的势力困难侵入到苏维埃区域，总之，凡没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应与敌军作正面的作殊死战。反对无目的乱烧乱杀主义。乱烧乱杀的政策，十分防〔妨〕害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并且可以吓跑参加斗争的群众，这种政策充分的代表流民无产阶级与一部觉得无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的心里〔理〕。过去湘南的失败，事实已教训我们。因此，此次红军向湘南发展，应当坚决的纠正无目的乱烧乱杀政策。力求红军的群众化工农化。总之，中央决定红军向湘南发展的意义，主要的为是要使红军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能深入更广大的区域，能群〈众〉化与工农化，如此，便可以在广大区域的群众保卫之下而存在而发展以至于巩固。向湘南发展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此次向湘南发展应当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应当估计赣西的情形，留多少部队驻守，应精密的估量湖南敌人的力量以及自身的情形，决定向湘南发展的部队数目与驻扎前份〔2〕。如果还是与以前一样，无组织，无计划，无准备的向湘南发展，等于是自己去送死。军事的组织与指挥并须统一。向湘南发展，首先须注意军事的组织与指挥的统一，部队的分布区域与部队之间的联络与指挥必须有相呼应相联绪的行动。因此，红军须有一健全的军事委员会，担任这种任务。军委的主席中央指定润之同志担任，玉阶文才诸同志均须参加。改造红军是目前的重要任务。改造红军是目前的重要任务。士兵必须按征兵制，由工农份子充任之，在过渡期间，可用自愿制，对于动摇不断的军官，尽可能的撤换，用自己的可靠同志担任。红军的兵士无论征兵制或自愿制，均须规定服役期间，红军军官应力求工人化，就近在自己的部队中，选择最积极最可靠的工人兵士，加以短期训练，担任军官。采用苏联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会与政治部制度――将现有的政治部加以改造，多参加工人同志。在政治上征取敌人兵士产并派人到敌军中去。红军在湖南军队中有很多类似“左中信”的传说，敌军兵士对红军有很大的信仰，特别在目前“裁兵”期间更容易促进兵士群众倾向到红军方面来，因此，你们必须有计划的开始对敌军的工作，特别要注意在政治上取得敌军的兵士――围攻你们的敌军兵士。有可能时，派一部份有训练的徒手去到敌军去，亦是破坏敌军的必要工作。红军是未来革命高潮的重要动力。在未来革命高潮中，红军是主要动力之一，你们必须执行上列的指示，才能保存并口口现有的势力！Ⅳ、湘赣边与湘南工作问题摆到你们面前的两种不同的任务。湘赣边及湘南在目前显然划为两种不同的区域：赣西各县是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党的主要任务是要积极的深入和扩大苏维埃区域〔区域〕的工作。湘南的政权还在豪绅资产阶级手里，党的主要任〈务〉是要征取极广大的群众，准备夺取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政权的群众暴动――这是摆在你们面前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任务。努力执行六次大会关于苏维埃区域任务的决议。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很明显的指出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必须努力执行！“……啊（3〕照抄决议案”。扩大赣西苏维埃区域，并须将基础建筑在群众上面。数月来赣西的斗争，确实能发动了广大的群众，你们在湘省委指导之下，很快的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群众斗争的力量与组织的数量还是不够，苏维埃区域的范围仍旧是非常缩小（仅仅宁冈一县的政权完全在我们手里），尤其危险的是群众过于依赖红军，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党必须认清这种危险，努力纠正这种错误，必须要使赣西苏维埃区域的基础在群众上面，并须扩大苏维埃区域于邻近各县。苏维埃应当是群众的组织，反对委派与命令主义！（应须民主化）过去赣西各县的苏维埃，大部份是由上而下的委派制度，许多地方的群众还是不能“自动手”的分配土地，必须要等公事来（永新）。这样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断送苏维埃政权的生命。苏维埃应当是群众的组织，应当建筑在劳动群众由下而上的选举的基础上面，纠正委派制度与命令主义的余毒，苏维埃应当吸收一般群众参加工作，并号召广大的群众监督苏维埃工作，反对苏维埃中工作人员可能的作出的许多的流弊，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用职权等等。组织赣西红军并扩大赤卫队。经过这样长期的斗争，并且已经是在苏维埃的政权之下还没有能组织起赣西当地的红军，如此可使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得不得〔到〕保障，同时亦即是群众依赖四军的原因。党必须指导赣西苏维埃立即开始赣西红军的组织，号召一般革命的份子充当红军（即党员，团员，工会和农会的积极份子），从四军中征调一部份可靠的份子担任赣西红军的干部，并供给一部份枪枝。四军必搜集数月来的经验以训练赣西红军，特别是关于游击战术的训练。各村区苏维埃应组织赤卫队，并将原有的组织扩大，其责任在于维持乡村秩序，镇压土匪，镇压反革命。湘赣边特委必须与赣西特委发生密切联系，发展以吉安为中心的城市工作，并须不断的扩张自行的领土于邻近各县。无产阶级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城市是乡村的领导者，湘赣边特委必须与赣西特委发生密切的联系，发展以吉安为中心的赣西各县及县苏维埃区域内的反动城市的工作，这样工作必须是长期的有计划的艰困工作，必须发动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中的大多数于赤色工会之中，并须积极的领导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军阀的运动，使与工人的经济斗争相推进。赣西苏维埃并须有决心有准备的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保障苏维埃存在的根本条件。扩张领土的方式有二：一方面苏维埃可以武力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的暴动。促进红军的进攻必须当地的武装暴动相呼应，单纯的军事进攻是非常危险而且是错误的，对于过去的单纯的军事进攻，须纠正之。在苏维埃区域的党的组织与党和苏维埃的关系。在苏维埃区域内，党的政治宣传和工作，应当是公开的，但须有秘密机关，党应处处准备退却时所应采取的手段，以保留党的活动力量，建设秘密的党部和交通。在苏维埃区域，党应当是苏维〈埃〉的思想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的工作，纠正过去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同时严防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在苏联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有些地方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在湘边各县须开始群众的组织与恢复党的工作。中央所决定向湘南发展的政策，你们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派遣一部份湘南的同志，回湘南去，恢复党的组织并开始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工作。现在正是秋收的时候，并且年关又快到了，这个时机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最好时机，不应当将它放了过去。恢复发展并巩固湘南的党，而且应当增加工人党员的成份，现在全国的党有一个普遍的危险，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上的缩小，在党的成份上和党的领导上的缩小有形成农民的严重危机，湘南的党自经几次失败之后，大部份已经瓦解，而且因为湘省委的破坏，更使工作的恢复感觉到异常的困难，望即在四军中抽调同志到湘南去恢复党的工作，发展并巩固党，同时在党的组织上必须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党的基础必须建筑在支部上面，没有能在群众中起核心的支部，党便不能征取几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为执行这种任务，立即组织一以郴州为中心的特委到湘南工作，所属的县份如下：桂东，汝城，郴州，宜章，永兴，资兴。特委名单由润之与湘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袁德生共同决定，以后报告湘省委批准。此特委与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发生密切的外系，此点可暂设资兴。恢复工农的群众组织，领导日常的经济斗争。湘南工作的主要路线，是要征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准备与四军相呼应的斗争，一直到一县或数县的暴动，推翻敌人的统治，建设苏维埃政权。党必须立即在乡村中恢复农民协会的组织，组织广泛的农民群众于农协之内，并保持贫苦农民在农协的领导地位。城市中进行赤色工会的组织――特别注意产业工人。党应当领导工农日常的斗争，以发动广大的群众，以造成暴动的有组织的斗争的群众力量。农村工作的总路线，是农民反地主阶级的斗争。目前地主阶级是一般农民（包括富农，中农，小农，半小农）的主要敌人，党应当吸收农民全体做〔反〕对地主豪绅压迫与封建式的剥削，使农村阶级对垒的形势更加明显尖锐化，在总的策略上，――反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应当联合富农，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如此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同时削弱了农民反地主阶级的力量，据此目前农村主要斗争的口号应当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与总的策略有害的。但是党绝对不应当因为在总的策略上要联合富农，便抛弃贫农对于富农的阶级斗争，这亦即绝对的错误。在贫农反富农的阶级斗争上，党无疑义的须站在贫农一边，反对富农，农村斗争的主力是贫农，同盟者是中农，这点党应当深切的了解而加以执行。在城市中反帝反军阀的运动，应与工人的经济斗争相推进。“五卅”惨案以后，全国范围内反帝运动有复兴之势，党必须积极的领导反帝运动，注意反帝的宣传与工作，但是反帝运动必须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并须与工人的斗争与城市工作相联系起来，对军阀战争反苛捐杂税……等斗争，是一般小资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党应领导发动这类的斗争以推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并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中央仅仅在湘省委报告中得知你们的状况，此外，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供中央的讨论，因此，未能作更详细的指示，希望你们以便〔后〕与中央发生密切的关系为要！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手抄件刊印注释〔1〕原件只有年代，没有月日，从内容判断约在九、十月间。〔2〕“决定向湘南发展的部队数目与驻扎前份”，后两字似笔误。〔8〕此处系原文删节。
|
中央通告第八号——总的政治路线之正确的运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八号——总的政治路线之正确的运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一、对六次大会决定的路线可以发生的两个极端偏向的解释第六次大会决定目前党的总的任务是夺取广大的群众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准备在将来的革命高潮中以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澈底完成革命，这是党在目前绝对正确的路线，这是党在目前重大的任务。（参阅通告第三号）但是这一路线的解释与运用，可以发生两个极端的偏向。（—）公开主义第一以为要夺取广大群众只有在公开工作中才有可能，所以我们应当极力找到公开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宣传应该力求灰色，群众斗争应当采用合法的形式（请愿与请求仲裁……等）。这一偏向在政治上可以走上完全放弃党的总的政治的口号，放弃反国民党的任务，在组织上可以走上取消秘密工作。结果是引导群众走上合法运动的幻想，完全帮助资产阶级。（二）排斥一切公开工作第二个偏向以为既然夺取群众，是在准备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那末一切工作都只能采取秘密的方式，一切公开方式都势必要走上抛弃党的政治口号的宣传，引导群众走向合法的幻想而完全排斥。这一偏向可以使党减少接近群众的机会，完全离开群众，缩小党的政治影响，客观上也是帮助资产阶级。第一个偏向只注意到如何组织群众，而没有注意到要夺取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以准备将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第二个偏向，注意到党的总的政治的口号——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没有注意到如何夺取群众，这都是与党的目前的总的路线相违反的。二、正确的解释与运用所以这路线的正确的运用是要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来扩大党的政治的宣传，决不能放弃党的政治口号，去找公开的机会。要领导群众一切斗争，在斗争中更要加紧党的政治口号的宣传。现在指出下面几个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来解释这一原则：（一）请愿问题党决不是领导群众作请愿运动，但要利用请愿运动变成示威运动。群众斗争起来以后，马上去向国民党或政府请愿，希望国民党或政府来仲裁或承认，这是很明显的合法运动。所以党决不能主张或领导群众的请愿运动。因为这一请愿的方式很易增加群众对国民党的或政府的幻想。但是决不是群众要去请愿，马上认为这些群众还没有觉悟便“自标高洁”的不管群众。这样无论这一请愿的结果如何，群众都要离开我们。正确办法是当群众主张请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指出国民党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党，请愿决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同时仍要参加这一请愿运动，把请愿运动变成示威运动。如主张群众去而反对代表去，在群众当中鼓动坚持条件，反对领袖的妥协……等。这样失败了，使群众更加认识我们，而走到我们影响之下，胜利了使群众认识是由于斗争的力量得来，而不是出于国民党或政府的恩惠。也可以增加群众斗争的勇气，认识我们党主张的正确。（二）仲裁问题要在群众中反对仲裁制度，但在被压迫时可接受仲裁。群众斗争，要由党部或政府来仲裁，这完全是一种阶级调协的办法，党必须坚决在群众中宣传反对。必须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豪绅资产阶级欺骗群众压迫群众剥削群众的狡计，而主张直接谈判。但是如果到了遭受政府压迫，不接受仲裁便要失败的时候，也可以接受仲裁，使群众不致因完全失败而瓦解。同时可以增加群众对国民党和政府的愤激与仇视。否则必会因压迫失败而怨恨我们。这就是说在宣传上一定要反对到底，在行动上到不得已时可以接受仲裁，宁可受压迫而接受仲裁，绝对不能赞成仲裁。（三）群众组织的登记问题必须在被压迫时方能接受登记。每一个群众组织，都必须到国民党部或政府登记，当然是豪绅资产阶级破坏和限制群众组织的阴谋。我们必须在群众中坚决的指出这一阴谋来打破群众合法的幻想。同时要领导群众不管甚么“条例”“登记”等自动的公开的组织起来（当然同时还要有秘密组织），但是到了政府压迫，如果不登记，便要完全解散时，也可以接受登记来保存组织。因为这样不单身使群众不会发生合法的幻想，并且还可以使群众对政府愤激与仇视。至于现在国民党的“整理制度”当然要反对到底，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是由国民党委派的组织而不是由群众产生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完全没有群众的意义，完全失掉了群众的作用。（四）对国民党召集的群众运动的策略应该参加进去来宣传我们的口号。国民党号召的群众运动，只要是有群众参加（不管是群众愿意与否）我们必须参加进去，提出我们的口号来扩大反国民党的宣传，使群众渐次走向我们影响之下来。如果不参加便是离开群众断送群众给国民党。假设参加进去而不提出我们的口号，当然便是帮助了国民党。但是最大部分的群众已经反国民党，已经到了我们影响之下的时候，那末国民党召集的群众运动，便不应该号召群众去参加而是要求由我们自己号召另一群众大会去和他对抗，或者号召群众抵制。（五）对反动或黄色的工农群众组织的策略应该参加进去扩大我们的影响渐次夺取其群众。对反动或黄色工农群众的组织，只要他有群众便应该参加进去来扩大我们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要坚决的主张群众的民主制度来反对国民党或政府的委派干涉或领袖包办的办法。同时当然要提出群众迫切的要求来号召群众的斗争。就是反动或黄色群众组织中的指导机关，只要是群众选举出来的，也应该参加进去。因为到了指导机关，更易于提出我们的主张，扩大我们的影响。但是这个机关是由国民党或政府委派的，便不应该参加。因为我们要澈底反对这种委派制度。上面提出的这些实际问题的策略，都是党的目前总的政治路线的正确的运用，其他各种类似的问题，当然也是一样。总之一切可以公开向群众宣传或组织群众的机会，都不应当放弃。如果“自标高洁”，惟恐稍一公开，便要走上政治的堕落，必然使党无法接近群众，深入群众中去扩大我们的影响来夺取群众，便是很明显的左倾的幼稚病。如果只求公开，不惜放弃党的总的政治口号，必然要将群众断送给资产阶级，便很明显的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危险在目前党内虽然还没有明显的系统的形式〔成〕，但是在许多实际问题上常常表现这样左倾右倾的错误，这都是与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不相容的。各级党部对此必须有详细的讨论与了解。中央根据《第六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刊印
|
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一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一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一、过去和现在党的组织状况“五卅”以前，党的成份最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那时党还是很小的，他的生活好象研究团体一样，虽然有支部的生活，但是很机械的，整个党的组织带有家长制的习气。经过“五卅”怒潮以至一九二七年上期，民族革命走到最高潮，这时期特别在南方各省，党在数量上有突飞的发展，工人的数量固然增多，特别是农民的成分突然在党内占重要地位，同时许多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也被农民革命怒潮涌到党内来了。然而我们没有能在这时期把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起来，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手里，一切活动分子差不多完全脱离了社会职业，旧的机械的支部生活，在这革命的高潮中，因为阶级基础不强而变为散漫无羁了，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评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训练。——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也就是国民党反动而后党的组织所以随着破碎塌台的主要原因。国民党背叛而后，党的组织很显然的是：所有公开时代的活动分子（大半为智识分子）都成为党内的失业者或者脱离了党；一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小资产的动摇分子保留在党内，给政治上工作上不好的影响，城市的支部大部分溃散，许多工人的干部因为找不着党而无形脱离组织，党的发展由城市转向乡村，由大企业转向小工厂和手工业，党部逐渐脱离开群众而秘密守住屋子里来，总之，整个的党已经溃散不堪。“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组织上的任务，应当积极发展党内讨论，引进工农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改组各级党部，中央曾经极力督促各级党部执行这一任务，并规定了各级党部的工农成份，通告执行。然而各级党部能够执行这一任务的异常之少，并且在执行中对于引进工农分子也大半是虚有其名的使之在执行机关挂一个名，并不帮他实际做指导工作，因此有些工人干部参加指导机关而后，反感觉得不安或则仍要做他的下层工作。只有广州暴动后的广东，今年五月后的湖南，广州暴动而后二月大摧残以前的武汉，比较的能够正确的执行了右述的任务，然而中央在那时还没有明确的见到党的组织上须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这是很大的缺点。当然各级指导机关的改组在当时是异常重要的，但如果不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根基即永远不能建立，同时党的指导机关，也就无从改造得好。现在党的组织显然有离开无产阶级的危险，其主要的表现是：1．党的工人成份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七倍以上，工人支部差不多半数是失业工人（如上海）2．党的指导机关极少工人的积极分子参加，仍然保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在党内和指导机关；3．有广大产业工人群众的区域工作完全塌台，如武汉，广州，天津，安源，或则没有工作或只有极少的工作，如唐山，满洲，无锡，各铁路矿山。上海的组织只有形式——与群众隔离的形式；4．一般的城市工作差不多等于零；5．党员大部分失掉了职业，与群众隔离，靠党生活，并且形成雇佣劳动性；6．乡村中差不多没有支部生活，城市支部则隔离了群众；7．一方面家长制的习气尚未洗除，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已发生，下级对上级不信任，甚至有以个人意气在下级鼓动反上级的现象（如顺直）；8．没有群众的核心作用，只有个人的英雄主义的蛮干——站在群众的前面，拼命或强迫命令群众，甚至把赤色恐怖当作发动群众的主要路线；9．农民意识与游民意识小资产意识结合而构成政治上的盲动主义；10．地方党部多不健全，各级指导机关更不集体化；11．可耻的自首叛党的现象日益蔓延。这十一大现象充分表证了党的非无产阶级化。因此现时党的前途应当是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二、新的前途及其可能的条件六次大会指示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到来，同时所确定的党的政治任务和各种工作决议都是非常正确的。然而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不能保证大会决议的执行，更其不能保证革命高潮的迅速的到来的。只有创造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才能保障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怎样创造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呢？就是以最大力量建立产业支部，在一般的城市和乡村中，把党的基础建立在手工业工人苦力和贫农的成份上。新的组织前途，其可能的条件有三：第一，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和罢工运动有复兴的现象，农村斗争继续不断的勃起；第二，党的政治任务，是要获得广大的劳苦群众，特别是要夺取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众，这足以保障党的组织上的发展；第三，党内还保留有小部分的工人干部，这些干部都是从多次斗争中磨炼出来的积极分子，但是在过去错误的组织路线之下被沉没在下面，只要各级指导机关有决心去引进这些分子，是能够来担负这新前途的创造的。湖南省委在三个月内找到近三十个积极的工人干部，就是实例。虽然有这些条件保障其可能，但须各级指导机关有最大的决心来实现，如果没有真正的决心来创造这一前途，那么这一前途仍然不能实现的。三、工作中心及党的力量的集中（主要路线之一）在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意义上，我们便要选择工作的中心，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应当如此，我们主观力量上也不够普遍发展。所谓工作中心，主要的是指产业区域和重要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是上海，武汉，天津，唐山，香港，广州，以省而言则为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直隶，满洲，山东，河南。在一省份内：江苏则为上海，南京，无锡，徐州，镇江，蚌埠〔1〕，苏州，南通，常州等；在广东则为香港，广州，佛山，江门，石龙，汕头等；湖南为长沙，安源，锡〈矿〉山，水口山，常德，衡阳，岳阳，湘潭；湖北为三镇，大冶，孝感，宜、沙等；江西为南昌，九江，乐平，景德镇，赣州等，直隶为天京〔津〕，唐山，北京，长辛店，石家庄，张家口等；满洲为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山东为济南，青岛，淄博，枣庄，德州等；河南为开封，郑州，信阳，许昌，卫辉，焦作，六河沟，彰德等；四川为成都，重庆，自流井等；福建为厦门，福州，漳州等；安徽为芜湖，安庆，荻港及宣城，繁昌（矿工）等；浙江为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山西为太原，井陉〔2〕等；陕西为西安，潼关等；云南为昆明，个旧等（各省的中心，不过是举其最重要者为例）。从产业而言，则为铁路，矿山，海员，五金工人，市政工人，兵工厂，纱厂，电汽，邮务，码头工人。其次为苦力手工业工人。如此指出工作的中心，绝对不是说便可以忽略非中心区域的工作，而是说党要把人力财力相当集中在这些中心区域，农民运动亦然。因为这些工人中心，同时即是政治中心，只有在这些工人中心，才能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只有在这些中心区域的工作做出基础，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上的领导。中央对于全国范围内的产业中心和政治中心，应当有一总的计划去布置工作，并且要时时注意帮助这些区域的工作。省委对于一省之内工人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工作，也应如此。四、新的基础之创造与旧的基础之改造党的组织上旧的基础，毫无疑义的是很不健全的，因此我们便不能幻想单靠拿旧的基础来整理一下，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党。因此，我们必须坚决的从群众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一切新的积极的党员，都应坚决的引进到指导机关学习工作，如此才可以改变党的颓废散漫，怠惰一切坏的精神而走向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但是旧的基础之不健全，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党员成分，就是上海也一样的不健全，实际乃是由组织路线的错误和委派命令的遗毒所致，我们相信旧的基础中仍然有一部分积极的分子，党不仅不要拒绝他们，而且要收集他们给他们工作。因此，对于旧的基础，党应当把六次大会的各种决议，详细告诉同志们，发展同志们的讨论并且指导他们讨论——与当地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如果经过这样教育训练的工作，而仍有不接受新精神或者口头接受而不执行的，那么无论他是指导机关负责人或普通的同志，党应坚决的将他们洗刷出去。如此，明确的认定党的无产阶级化要建筑在新的基础上，而同时对于旧的基础，则从积极的教育训练工作中加以清洗，乃是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第二个主要路线。五、党员职业化，党的产业化是党无产阶级化的主要条件（主要路线之三）“党还不是工人群众自己的”，革命群众始终把C．P．看作他们以外的东西，为什么原故呢？在组织上分析，由于过去党的习惯，是由群众外派人去包办群众工作，而不是经过组织的核心作用，由群众自动起来奋斗，从奋斗中产生群众自己的领袖，因此群众总认为C．P．是他们以外的东西，在革命高潮时候，他们（群众）依赖C．P．，一旦高潮过去，白色恐怖严重时，这些没有生产地位（没有职业）的C．P．代表便都站不住脚而要退回党里面来，于是党与群众隔离了，所有党内的活动分子都依靠党生活，动摇的分子终至脱党叛党，勇敢的分子也只能跑到群众前面去拼命而无法伏在群众中领导群众，消极的便坐在屋子里。如此党一方面不能深入群众，一方面也就无以战胜白色恐怖之进攻。现在党内许多没有工作的同志，他们主观上唯一的出路，就是请求派工作或维持生活，说是“以身许党，别无生路”，有时派到某地工作因为白色恐怖的严厉又回转来。结果派来派去，群众的工作和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并不能建立起来。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错误所遗留下来的难题，我们应当深深觉悟党的出路，只有每个同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的里面，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以身许党”必须这样的做去。各级党部要对同志详细解释这种意义，并帮助同志找职业，真有决心的同志，尤其应当打入产业中去工作，从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众中建立党的基础。六、支部是党的政治达到群众的枢纽，支部生活是无产阶级党的基础（主要路线之四）“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我们党的支部怎么样呢？“农村支部是易得而易失的”，根本很少有支部生活可言。城市支部特别拿工人支部来说，工人生活本来是比较固定的，应当可以建立健全的支部，但我们的支部则不然，一般的支部多半不能按期开会，大部分要上级党部召集，开会永远不能到齐，到会只是少敌人，或断或续的敷衍，党员纳费是绝无仅有的事。书记多半是委派的，或则是推选“大哥”充当。平日很少有工作的讨论，更没有工作的分配。上级党部的通告，机械的读一遍，上级出席人也只是机械的做报告。好的同志亦只是机械的服从，不能自觉的接接〔受〕。如此，支部便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连“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也谈不到，甚至工农同志及一般下级党部党员不把党看成他们自己的，因此，一旦有斗争，上级机关临时命令支部书记，书记命令几个比较积极的分子去英雄式的拼命，一失败便只有怨党或更脱离党，否则便向党要生活要工作，整个支部常常以是而瓦解。工人群众新的积极分子，在来党前的C．P．是神圣，一旦吸收入党，不仅得不到好的训练，反而接受许多不好的影响，一样的消极，怕工作，甚至其生活亦逐渐与群众隔离。所谓“勇敢的工人，到党里来便坏了”。如此，党员没有支部生活，党即永远没有基础，同时“夺取广大群众”也自然而然成了空话。另一方面，支部数量的统计，工会支部占少数，产业支部更是微乎其微，铁路，海员，五金工人，兵工厂，全国举不出几个支部，就上海而论，手工业店员支部占大多数，产业支部一般的有名无实，因此许多产业工人的经济斗争我们无法去领导。至于大企业的中心支部则完全没有。一部分大工人区完全塌台（武汉广州天津安源）一般的城市最大部分没有党，甚至主观上不要城市工作。由上述两种情形，党在城市和产业区可以说没有一个可以起群众核心作用的支部，因此，也就不能发动和领导广大的群众，而且不成形的工人支部还逐渐减少，这是何等的危机啊！真有决心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必须：第一，建立城市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支部；第二，支部生活不仅做到按期到会纳费，还要做到自动的讨论政治讨论工作分配工作，自我批评，每个同志成为群众的组织员和宣传员，上级党部只是指导者和帮助者，不是命令者；第三，整个的支部埋伏在群众里面去宣传群众（支部应为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机关）组织群众，有组织的领导群众斗争，而不是去包办群众或命令同志离开群众去英雄式的拼命；第四，同志的数量不求多，质量则必须健全，不能实行右述支部生活的，宁肯让其出去而团聚于党之周围；第五，在产业区域中建立大企业大工厂的中心支部（模范支部）；第六，须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干事会）管理支部工作；第七，极力建立群众独立组织，强健支部组织，改变过去支部与群众组织混合在一块的错误，支部书记须由支部会议自觉的选举在业同志担任。一般的城市支部（学生店员）和士兵支部须求其发展，其支部生活与上述者相同，农村支部比较难于严格，但必须尽可能的执行，尤其要注意干部的训练，其方法就是于每个支部范围内选择最积极勇敢最觉悟的分子加以特别训练，如开训练班使其学习担任重要工作等以造就党的中坚分子。七、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主要路线之五）党员的政治水平线本来很低，自“八七”会议以后从中央以至地方党部差不多都忽略了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八七”会议与中央虽然要各级党部发展党内讨论，但一般的积极分子，在不断的激烈的斗争中差不多一致的形成一种“只准干不要讨论”的风气，尤其是政治讨论在党员中绝少表现。以此，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常常做出许多错误而不自觉。有些同志还不能自拔于机会主义的遗毒，有些则又走向盲动主义，有些则因不了解革命的前途和我们的策略而烦闷消极。有时政治上工作上不同的意见因为没有辩论的机会而变成个人意气之争，或则对于不同的意见无判别能力而盲从。因此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在一般同志中很难进步，甚至同志们犯了错误，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党内教育训练工作乃异常之重要，主要方法如下：（1）发展党内讨论，特别是支部的讨论，使支部成为党员教育训练的中心。（2）上级党部注意供给下级党部之教育训练材料。（3）中央及各省须创办专门登载教育训练材料及党内讨论的刊物。（4）省市县委不断的举办训练班，训练教育宣传人材及党的干部。八、建立地方党部并健全地方党部的工作（主要路线之六）现在党内的组织，根本上固然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同时各级地方党部，也极少健全的组织，特别是指导人员的缺乏，不健全，因而地方党部多破碎不完，指导能力薄弱甚至不正确，自然根本要能健全支部的生活才能养成好的干部以充实地方党部。然而在此过渡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在下层组织中先选择积极的分子到地方党部，并且必须坚决的到下面去找，不可天天向上级党部要求派人。大会组织决议关于地方党部的建立和其工作，已有详细的规定，各地党部须切实执行。九、指导机关之改造与工作方式（主要路线之七）（1）各地党部的组织，须遵照六次大会党章改变。（2）各级指导机关，须尽可能实行选举制。（3）各级党部的执行机关须有与执行委员会同样数量或超过半数的候补委员，有候补书记，候补常委。支部有候补干事，候补书记。整个的候补组织的意义是预备在非常时期，可以代替正式组织。在平时不正式参加工作，如遇正式委员或干事缺席，可临时补充。省市县候补委员，最好担任巡视工作。（4）省市县于组织部之下成立组织会议，以组织部主任为主席，巡视员，同级C．Y．组织部主任，同级工农会负责人当然出席，经常开会讨论组织工作，并常要临时指定重要支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听其报告，提出实际问题。（5）凡不能澈底执行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必须坚决的令其退出指导机关。（6）引进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工农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必须实际的工作，（到会，发表意见，接头，出席，巡视，写决议或信等），绝对打破挂名的恶习。（7）省市县委委员及其他重要工作人员，须尽可能各参加一个工人支部指导支部工作。（8）中央以至省市县委的技术工作须尽可能由工人同志担任，增加指导机关生活的无产阶级精神。（9）尽可能实行民主化，注意启发并接收下级同志的意见，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分工，打破家长制，命令制的遗习，另一方面则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发生。（10）省市县须建立有力的出版物发行机关，区委支部须有专人负责管理刊物的分发。（11）一切技术工作须力求敏捷，澈底扫除官僚习气。（12）各级党的经费收支须有预算决算，组织委员会审查。（13）注意日常工作的秘密方法，打破浪漫的习惯。（14）上级党部须经常的向下级党部作工作报告，并经常考核下级工作，下级对上级一切指导须虚心讨论执行，同时向上级发表关于一切工作的意见。十、巡视制度是保证上级党部正确指导的主要方法（主要路线之八）为了解下级党部的生活和群众工作的实际，使上级指导能正确而且合于实际，能密切的传到下级党部，那么只有经常的派人巡视才有可能，各级地方党部，须遵照中央巡视条例切实执行。十一、党团的组织过去各级党部对党团的工作多不注意，或没有党团的组织，或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则党团与支部混淆，或则混乱了党的组织系统（如上级机关党团直接指挥下级机关党团）或则妨害了民众组织的独立，凡此一切错误和缺点，大会决议已详细指出，并且已指出以后党团组织之原则和工作方法，各级党部须遵照执行。十二、自首政策自首政策是国民党进攻我党最毒辣的方法，这种政策之所以能够蔓延，是我们的党有弱点可乘。根本的办法是加强党的基本组织，提高党的教育训练，同时把自首政策的内容详细向党员解释，防止党员之自首。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号召党内外群众共起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则加紧党的秘密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十三、党团的关系党和团的关系不仅要做到各级党团部互派代表出席会议，党部对团的工作须尽力指导，并尽可能给以各种帮助，同时各级团部还应经常向同级党部经常作书面的工作报告。十四、组织报告自“八七”以来，过去各级党部对上级党部没有组织报告，因此上级党部对于组织工作亦缺乏经常的指导，以后省委应督促各级党部做组织报告，每月整理向中央作单独组织报告一次（报告纲要另布）。注意此通告专为党内组织工作而发，根本精神根据六次大会决议。党外组织路线，大会决议已有详细的决定，同时中央对于支部工作方法，及群众组织工作准备收集各地经验，作更详细的指示。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蚌埠属安徽省。〔2〕井陉属河北省。
|
中央关于湖南工作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湖南省委代表参加起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关于湖南工作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湖南省委代表参加起草）I、湖南工农斗争的总形势（一）湖南工农暴动的浪潮继广州暴动而失败本党六次大会，指出自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了。湖南工农暴动的浪潮，在唐系军阀与西征军混战的期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是一个孤立的局面，结果便继广州暴动而失败，当时反动势力的各派（湘、桂、唐系军阀）为要镇压湘东湘南的暴动，暂时联合一致的向工农及共产党进攻，工农的斗争遇着如此强大的敌人的袭击，遂遭受莫大的失败，形成一时的崩溃的退守现象。（二）工农革命的要求与革命的情绪并未减低湖南工农的斗争，虽然经过这样严重的失败，但是群众一般的革命要求与革命情绪并未减低，已成为“潜伏待发”的局面，酝酿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湘东湘南的游击战争始终没有停止（如耒阳、资兴、平江、浏阳），湘西亦复如此（常德、石门……），兵士群众摇动崩溃的速度，比较任何省份都要明显（如独立第五师的“背叛”），自发的工人经济斗争（如株萍路工人的闹饷驱刘运动，醴陵人力车夫的经济罢工），有活跃的现象，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日渐减低甚至于消灭，这些都是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象征。（三）党对于这些高潮的象征不宜有过分的估量湖南的城市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至今没有恢复起来，“五三”以来之反帝运动，在湖南完全没有表现，党更没有注意，农村的游击战争还多是单纯的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参加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并且，是无组织的散漫状态。继续不断的兵士“背叛”完全是自发的行动，并没有经过党的组织，也不是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行动。总之，工农兵士的斗争，在目前还没有适当的配合，群众的革命的组织力量异常薄弱，元气尚未完全恢复，目前反革命的力量还超过工农。（四）现在的局势很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现在湘系军阀，完全屈服于桂系之下，封建买办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必然使国民党在湖南的政权，更加显露其反动的凶恶面目，对群众的压迫，剥削与屠杀日益剧烈，因此更加增高群众的愤怒，使群众更趋于革命化。另一方面，湘桂两系在湖南的冲突，仍旧是继续发展，冲突的实质是蒋桂的战争，因此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欺骗的宣传，在湖南必然发展。反动势力在湖南的冲突，将日益剧烈，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更加走上动摇崩溃的道路。这种局势很明显的是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Ⅱ、党在湖南工作的主要路线（五）武装暴动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六次大会指出目前全国的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在湖南目前亦不是高潮的时期，因此必须立即转变以前直接行动的武装暴动的口号为宣传口号，这在战术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将宣传的口号与行动的口号相混合，那是危险的，甚至于有致命之伤的，也和过早或过晚的暴动一样的危险。（六）湖南全省还是暴动的前途“将来革命的新高潮必然到来，更加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湖南在目前虽然不是暴动的时期，但暴动的前途仍旧存在，只有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才能促进新的高潮的到来，这是推翻国民党在湖南的改权，建立湖南全省苏维埃政权的唯一出路。（七）团结广大的群众于党的四围现在湖南党的主要任务是要征取广大的群众，将他们团结在党的四围，必须有计划的艰苦的长期工作，一切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以征取群众为前提，新的革命高潮的动力，完全建筑在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上面，没有强大的群众组织，没有战胜反革命势力的革命力量，绝对不能保障在新的高潮中革命澈底的胜利。湖南的党应当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征取群众的决议，这是党目前工作的总路线。（八）打破依赖红军的观点，艰苦的加紧对群众的组织教育工作湖南党内特别是下级党部，还保留着极浓厚的依赖军事力量的投机观念。如安源及湘南党部的等待红军，这显然是不耐心去做群众的组织教育工作，而幻想以红军力量去发动群众，并在群众中造成“不自己动手而等待红军”的心理。党必须坚决的与这种倾向奋斗，打破对红军的依赖观念，积极的耐心去做群众的工作。（九）纠正单独完成湘赣边境割据局面的幻想从群众及党的基础以及红军的力量来说，沿湘赣边境从平江以至湘南，事实上成为湘赣特别是湖南总暴动布置的枢纽，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这一区域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建立，必然与全省总暴动联系在一块，至少要在全省总暴动的前夜，不然则是一种幻想。省委过去有此一幻想，欲亟于完成这一区域的“割据”，因而在工作的布置上也就偏重这一区域，不自觉的忽略了其他区域，以及城市工作……等等，甚至不自觉的以红军为中心。这是严重的错误，应当深刻的断然的纠正过来。（十）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坚强群众的革命意识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宣传，足以防〔妨〕害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目前在湖南一切反动派宣传共产党专门杀人放火，以及改良的欺骗的宣传确实能蒙蔽一部分的群众。因此党必须扩大自己的政治宣传，指出资产阶级的欺骗与反动性，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肃清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使阶级对垒的形势更加明显而剧烈，如此才能团结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的四围，并加强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十一）工农兵士运动的平衡发展与适当配合，并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与无配合，使资产阶级豪绅军阀的反动更容易执行自己的任务。过去湘南湘东的农民暴动达到从来未有的高潮，但是城市工作与工人斗争并未能与农民暴动发生密切的联系与配合，兵士的自发暴动亦没有联系，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湖南党必须促进工农兵士运动的平衡发展，并且在斗争的布置要注意到配合，特别要加强无产阶级在一切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十二）建立党的工作基础是革命高潮到来的先决条件过去湖南一切斗争的失败，固然有客观上的许多困难，然而主要的原因，在于党的组织力量太薄弱，工人党员的成份非常之少，使农民的意识影响到党的指导，因此目前建立党的工人基础，吸收新的积极的工人入党，是准备革命高潮的中心任务。Ⅲ、各种工作的具体方针A、党的组织（十三）恢复被破坏的各级组织，积极的注意新的发展湖南的党部不断的被敌人摧残，党必须利用各种可能，努力去恢复已被破坏的各级组织，特别是粤汉、株萍、水口山、锡矿山、炭塘子等大生产大工厂中及湘中各县（湘乡、宝庆、益阳、宁乡、湘阴、岳州）党的组织，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但是组织的基础，应当建筑在新的发展上面，党必须不断的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十四）继续省委过去的组织路线，努力保证指导机关的工人化省委三月来的组织路线是非常正确，现在必须继续奋斗，引进积极工人同志，加入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保证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省委必须深入群众，从多方面的新的工人同志中找出积极的分子，纠正以前偏重安源的缺点。＊（十五）纠正组织上的命令主义发展党内的讨论组织上的命令主义，在湖南党内有很深的余毒，指导机关对于党员群众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党内的讨论异常缩小，这是组织上最大的缺点，省委必须坚决的与组织上的命令主义奋斗，在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讨论，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问题，以增进同志对党的兴趣，井实际参加党的生活，是强固党的重要条件。（十六）健全地方党部的组织加强省委特委对地方党部的指导过去上机〔级〕指导机关的组织，都比较健全，地方党部除少数县份外，均不健全，以后必须设法健全地方党部的组织，吸收当地各种重要区域的同志参加地方党部的指导机关，特别注意引进当地的工人同志。省委特委继续以前的巡视制度，规定经常的巡视员到各地工作，并注意找出新的积极的工人同志担任巡视工作，巡视员必须深入党的群众中去，极力避免巡视员的机关化与官僚化。（十七）建设发展并强固支部的组织，是巩固党的基本任务支部的组织异常不健全，甚至有许多地方仅有同志而无支部的组织，或者只有指导机关而无下级党部，现在巩固党的基本任务，是建设发展并强固支部的注意，特别要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六次大会及党的各种决议应当经过支部会议的讨论而传达于一般同志，支部要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每个同志必须是党的一个组织员和宣传员。（十八）自首政策在数量上不能削弱党的组织在质量上反而可以加强党的力量反革命的自首政策，确实在短期间使党的组织动摇，是敌人破坏本党最有效力的方法，但是客观上清洗一部分动摇的犹疑的分子出党，要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省委必须号召全党同志，发展巩固新的基础，同时以群众的力量对付叛党的自首分子——他们不仅是本党的叛徒，而且是工人阶级公开的敌人。B、职工运动（十九）继续省委职工运动工作路线努力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并使群众的组织与斗争并进省委过去坚决的反对不组织工人，不发动日常斗争，强迫群众暴动策略是绝对的正确。株萍路工人的斗争，是在这种正确的路线上面做起来的，省委必须继续以前的路线，领导工人的日常生活斗争，在斗争中要团结群众，注意组织力量与斗争的同时并进。（二十）要有耐心的长期的艰苦工作，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到党的方面来在极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杀死了无数的工人和革命的积极分子，一切的工厂（如水口山，第一纱厂）规定了极严格的条件，禁止活动的工人入厂与一切的斗争，使工人阶级受着极严重的挫拆〔折〕，工人阶级的斗争比农民运动要减低许多，并且加倍的困难，这是湖南的工人斗争非常困难的地方。党必须有耐心的有计划的难艰的进行此项工作，由宣传煽动的方法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并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组织革命工会，征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到党的方面来，如此才能促进湖南的新的革命高潮，并保证无产阶级在农民兵士中的领导作用。（二十一）职工运动的中心工作应当建筑在交通工人，矿工与重要城市上面湖南的职工运动，应当以交通工人——粤汉株萍铁路，汽车工人，海员——矿工——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炭塘子——为中心工作。同时对于许多重要城市的工作——长沙、衡阳、湘潭、岳州、常德、宝庆、澧县——必须有计划恢复起来，对于这些工作应当艰难的去开始，首先要设法打入群众中去，求速效是无益的。（二十二）恢复革命工会，组织工人群众于革命工会的四围党必须用最大限度的努力，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面，努力的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职工会的工作。党应当立即分派许多得力的活动同志，到重要产业工人区域工作。（二十三）反对阶级合作的思想以及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党及革命的职工会，应当站在拥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观点上，反对一切阶级合作的形式与倾向，反对欺骗工人的“工人参加提高生产主张”——如安源萍矿工人监督委员会。党过去在安源没有能有决心的反对此种欺骗工人的组织，是绝大的错误，同时对于反动派所宣传的一切阶级合作的思想——“全民利益”，“全国利益”和“劳资调和”等，这些都〈是〉欺骗工人阶级的宣传。为执行上列任务，应当用湖南全省总工会的名义，出版一种周刊，努力肃清一切阶级合作的思想与对国民党的幻想，并给群众指出政治上的出路。（二十四）健全职委的组织省委必须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定专人负责，经济完全独立，并由党指定有能力的同志，担任职工运动工作，对于职运同志党不能任意调动并兼任党的工作。C、农民运动（二十五）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并且散漫无组织几月许多县份的农民斗争与游击战争，证明农民斗争，还是走向高潮，但是发展的地带，则遍于湘赣边界各县；政治中心的湘中各县（长沙、湘潭、湘阴、益阳、岳州、宝庆、湘乡……）的农民斗争，尚未发动，豪绅地主的武装日益扩充，使农民斗争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各县的农民斗争还是散漫而缺乏组织，彼此之间亦无好的联系。（二十六）应尽量扩大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湖南的农村斗争，在过去大半是单纯的军事的游击战争；在农民暴动极高潮的时候（二月间），农民协会的组织亦没有发展，甚至许多地方从马变后即已停止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农民协会在湖南农民中是有历史根源的革命组织，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都有很深的影响，党应立即开始在各县恢复农协的组织使之更加扩大而巩固，团结成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二十七）农民协会应当是广大的群众组织纠正党对农协的包办与委派制度“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的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但是农协的基础与指导机关必须建筑在贫农身上，党对于农协应当起核心作用，保证农协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纠正以前的委派与包办制度，农村的一切斗争，应当经过农协的组织去发动，并在斗争中促进农协的组织。（二十八）游击战仍旧是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但必须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纠正无目的的杀烧倾向湖南农村的斗争已到极剧烈的阶段，各种日常的小的斗争，大都变为武装冲突，为要保证土地革命的发展，游击战争仍旧是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但是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的行动，必须出自于群众的要求，必须在农协的组织与领导之下，纠正过去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的错误。另一方面，党必须努力纠正以前游击战争中所发现的大烧大杀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完全是代表游民无产阶级的意识，防〔妨〕害党在一般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并且吓跑广人〔大〕的群众。（二十九）领导农民的日常经济斗争，不要放过任何问题与时机过去各级党部，对于农民日常的经济斗争，很少注意领导，这是极大的错误，亦即不能取得农民群众，组织农〈民〉群众的主要原因，以后各级党部，必须拿住各种时机（如秋收与年关），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斗争，从抗租抗税抗粮抗债的日常斗争起一直到准备并领导武装暴动为止。（三十）农村的暴动并须与无产阶级的城市斗争相联系起来农民的斗争与游击战争会变为农村暴动，但是这种暴动必须是一般群众的要求，是要建筑在广大农民群众的上面，并且要在当地的反动势力确实动摇崩溃的时候才能举行，纠正过去党命令群众与单纯的少数武装力量的军事冒险——少数党员的并〔拼〕命主义。另一方面必须与城市工人有密切的联系，必须保证农村暴动的胜利暴动胜利之后，必须立即实现农民的一切要求，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尤其要注意扩大暴动的范围于邻近区域。（三十—）组织红军是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建设红军，湖南的红军只有从游击战争中才能产生出来，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湖南全省如果没有健全有力能与敌人作战的红军，是非常难胜利的，因此，在游击战争中必须渐次吸收忠实勇敢的青年，特别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到游击队中来，使之能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三十二）正确的执行六次大会关于农运的战术路线，扩大土地政纲的宣传六次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战术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及半地主的阶级斗争。”湖南党必须真确的执行这样的路线。对于六次大会决定的土地政纲要普遍在农民中宣传，使得到普遍农民的了解。（三十三）健全党在农村中的组织湖南的农村的党的组织，许多地方都不健全，不能起“核心”作用。党必须在农村中吸收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分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入党，并须建立和巩固农村支部的组织，每一支部须训练若干干部为党及群众的中坚。为执行上列的任务，党应当派许多得力的工人同志到农村中工作。D、兵士运动（三十四）破坏敌人军队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湖南军队的动摇崩溃比较任何省份都明显，省委在过去没有能有计划的进行工作，是极大的错误。为要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破坏敌军的工作，亦是本党的主要〈任务〉。（三十五）兵士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兵士的阶级觉悟，吸收兵士到革命的方面来，兵变仅仅〈是〉斗争的一种湖南兵士的主要成份，多数是脱离生产不久的土着〔著〕工农。党在兵士运动中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兵士的组织，提高兵士的阶级觉悟，引起兵士对军官斗争与冲突，准备新的革命潮流到来，兵士群众多数站到革命方面来，促进敌军的根本瓦解，兵变仅仅是一种斗争的方式，过去将兵变当作兵士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绝对的错误。（三十六）兵士运动必须与一般工农的斗争相联结，—切的口号须与总的任务相联结兵士运动应当是工农斗争的一部分工作，必须与工农斗争有亲密的联系，并且只有在工农革命高潮的时候，兵士群众更容易转向到革命的方面来。另一方面，党不仅应当提出兵士一般的要求口号，而且要使这些口号与总的任务相联系，使党在政治上更容易夺取敌人的军队。（三十七）建立兵营支部，强健军委兵委组织为执行以上的任务，党必须派送得力工农同志加入敌人军队中工作，并清查已经加〈入〉军队的同志，建立兵营支部。省委须有军委组织，指定专人负责，按照清乡区域，分区成立兵委，军委并须经常的分散煽动兵士的传单，最好能出版一定期刊物。（三十八）裁兵时期是煽动兵士的最好机会现在是裁兵士的时期，党应当煽动兵士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指出只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才有出路。对于围攻朱毛及彭部的军队应当极力煽动兵变，倒戈到红军中去。E、反帝反军阀斗争（三十九）注意反帝运动，并使之与一般的群众工作联系起来“五三”惨案而后，全国范围内反帝运动有复兴之势，但在湖南因为党完全没有注意，所以寂然无闻。反帝运动当然要以工农阶级为中心领导者才能起来，但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可以互相推动，互相影响，因此要注意使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特别是与一般城市工作联系起来。（四十）反对苛捐杂税等是推进小资产阶级的工作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战争以及军阀战争所加于人民的一切剥削，对于小资产阶级特别需要，党应当领导发动这类斗争以推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四十—）学生运动仍有相当的重要学生群众对反帝反军阀和争自由的斗争，仍有重要作用，湖南学生群众在历史上比较其他各省更有革命性，领导他们加入这种斗争是很有可能的，党应当指导，并帮助C．Y．恢复学生群众中的工作。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
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1〕各级党部：六次大会给党目前中心任务是争取与积聚广大群众势力，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为要完成此任务，要求党根本改变过去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与方式，因此大会通过一宣传工作决议，详细指出关于此项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当此革命转变关头，广大群众对于反动统治日益不满，日益革命化，城市罢工争斗和反帝运动日见复兴，农村争斗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另面国民党虚伪的民族改良主义，汪精卫陈公博派，谭平山邓演达的第三党，以及上海七大工会改良主义的领袖们，莫不加紧其各色各样的蒙蔽群众意识，阻止群众革命化，并企图散布资产阶级的影响于工人阶级之中。在这样情形之下，很明〈显〉的要求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高高的举起自己的旗帜，无限制的加紧与扩大自己的政治宣传，同时加紧日常争斗的鼓动，去发动与组织各种各色的部份争斗，普遍的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肃清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改良派及一切叛徒在群众所散布的一切幻想与影响，使工农兵及广大的城市贫苦群众都团结到本党的周围。因此各级党部务必十分注意加紧扩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加紧日常部份争斗的鼓动工作，很迅速的反射〔对〕国民党各派之虚伪的反革命的宣传，而揭破其假面具与骗术。只有如此才能完成目前的中心任务而催促新的革命高潮之迅速到来。为根本改变过去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与方式，首先须指出过去所犯之缺点和错误：1．日常争斗实际问题的鼓动与政治路线不相联系。如在日常争斗中，回避宣传党的根本政策和政治口号，以致日常的鼓动与政治宣传划分为二，不发生相当的联系，政治宣传的形式至多止于发宣言散传单，不知在日常实际争斗中引导群众去认识本党政策和提高其政治意识，而只知凭空去做政治宣传，以致使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深入群众并不能取得群众。2．宣传鼓动混淆起来，没有中心的鼓动口号。政治宣传与日常鼓动划分为二而不发生联系固然是错误，同时使鼓动与宣传完全混淆起来，以致每一争斗到来不知提出鼓动的中心口号去发动群众争斗而并行的提出一列政治的宣传口号，这也是错误的。须知鼓动的口号是临时的具体的，鼓动口号是发动群众争斗的动力与目标，一个鼓动口号出去便要能发动群众到一个具体的争斗目标上来；若是临时的鼓动口号与经常的政治宣传口号完全混淆起来，便容易使群众认不清目前争斗的目标，而迟疑或降低其立即争斗的情绪。3．宣传与鼓动对立起来，甚至降低政治路线去迁就日常争斗的鼓动口号。部份的要求应当隶属于终极的目标，这是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与改良派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之一。假若政治宣传与日常鼓动对立起来，或降低政治路线去迁就临时的鼓动，甚至以为降低自己的政治口号于敌党的水平之下，由此可与敌党争取群众，结果一定要驱使群众于敌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而自己丧失一切。这样将不是一种工作上的错误，而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4．不了解具体情状和群众情绪的转变而转变鼓动的口号。无论在一个工厂里或一个农村里，争斗的情状和群众的情绪是时常转变的，假若不能瞄准这种转变而转变鼓动的口号（或是转变得不正确或是转变得太迟缓），结果必致使这一争斗流产或失败。一个争斗（无论小的大的）的能否发展扩大以至于胜利，与鼓动口号之正确的运用与转变有直接的关系。要在转变中特别的显出党的领导作用，同志们须特别在这种转变中去学习与获得领导作用。5．反应敌党的宣传非常迟缓，甚至忽视敌党的宣传。6．过去因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强迫罢工个人恐怖等错误，常常用“强迫”“命令”去代替宣传鼓动的工作，以致造成党与群众对立的危险状况，不知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取得群众。只有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命令”的关系，共产党必须坚决肃清这种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传染病，才能真正取得千百万群众。7．自有党以来，没有建立起经常的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前一切文字刊物传单口头等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临时的无常的，而且是偏于从上而下，没有深入群众的。所以现在党的主要缺点之一，不仅是没有在组织上去巩固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而且在党对于群众的政治影响并没有深入和普遍，现在就是万分的要求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之深入和普遍。8．党的根本缺点在理论的和政治的水平线太低，太幼稚，不能及时的正确的了解环境与策略的转变，不能及时的改进其领导力量的本质以及在群众中的指导工作方法。过去宣传鼓动工作之所以异常薄弱与不长进，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要改正以上种种缺点，完成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首先就要求提高全党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因此，中央对于目前宣传鼓动工作方针，按照六次大会决议采取下列决定：关于党内的：1．从上至下（从中央以至支部）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并强健各级党部的宣传机关（上级党部设宣传部，下级党部设宣传科或宣传干事）。2，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发展政策和理论的讨论，上级党部须经常的注意指导下级党部及同志的这种讨论（中央及省委有专供党内讨论的出版物及上级党部的巡视员特别注意于政策理论的指导等）。3．建立党的理论的中心，改《布尔塞维克》为中央理论机关报。4．有计划的编译与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小册子等。5．必要时，斟酌情形，开办中下级干部的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6，使支部成为党内以及对于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基础。使支部日常工作的讨论与政治的理论的讨论发生联系，使支部的每个同志都善于在群众中作宣传鼓动工作，善于提出发动和领导争斗的口号。7．上级党部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须相当参加所在地工厂支部的会议与讨论，随时改进宣传鼓动工作的质量与方法。关于一般政治的与文化的：1．创立中央日报及某几个大城市的（如广东武汉天津等）地方小日报，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及加强对于敌党的政治反应之速度，目前尤其特别注意于揭破民族资产阶级各派（蒋派，汪陈派，第三党等）的反革命假面具，加紧宣传党的政纲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统治之必要，加紧反军阀反帝抗租抗税反白色恐怖及争取一切民众运动之自由的鼓动与宣传。2，在各大城市发展各种政治的文艺的小刊物，驱逐民族资产阶级各派（蒋派，汪陈派，第三党等）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小商人等）中的影响。3．用种种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有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关于工运的：1．加紧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认识，无限制的发展党在本阶级中的政治影响，消灭一切敌人的影响，取得最大多数的主要生产部门的群众。2．集中火线攻击正在企图抬头的改良主义（如上海七大工会的领袖们）和国民党的欺骗与压迫，最后的肃清对于国民党的残余幻想。3．建立工厂小报（他的性质，作用和内容，中宣将有详细解释，并将拟一“模范的工厂小报”发于各地）。4．改良我们领导的工会之机关报。5．加紧日常部份争斗的鼓动。6．加紧工会（我们领导的）中的宣传工作，并吸引工人活动分子来参加此项工作。7．工会对于活动份子，必要时亦可办短期训练班。8，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或夜校。关于农村及苏维埃区域的：1．更进一步的扩大与深入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消灭地主阶级，武装暴动推翻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宣传。2．巩固农民对于工农联合和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观念。3．提高乡村无产阶级（雇农）的阶级意识。4．宣传土地国有的口号，批评小资产阶级平产主义（虽然在行动上帮助他们）的幻想，解释只有将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农民才能得到最后解放。5．“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扩大帮助红军的宣传。6．无情的打破农村一切封建宗法反动的思想，尤其在苏维埃区域。7．农民画报与壁报，农协须注意经常的宣传工作。8．苏维埃区域尤其要注意多做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如代表大会，群众大会，政治讲演，学校，训练班，报纸等）。9．目前特别加紧秋收斗争的鼓动。10．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关于反帝反军阀及兵士的：1．加紧反帝鼓动，向广大群众解释“只有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只有打倒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真正统一中国，获得和平”“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存在，中国永远得不到统一与和平”，应在一切反帝争斗之前，向广大群众高举本党的旗帜——“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没收外国一切企业和银行”“驱逐一切驻华海陆军”“民众自动手收回一切租界及占领地”“民众自动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去揭破国民党各派民族改良主义的假面具。2．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不停的向广大群众说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存在，军阀战争的灾祸永远不得止息，只有准备胜利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才能永远肃清军阀战争的灾祸。3．加紧对于兵士群众的鼓动与宣传，深入本党政治影响于兵士群众，不停的宣传“改良兵士生活、发欠加饷、反抗阶级服从的军事纪律，给土地和工作予退伍兵士”及“只有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兵士才能开始走上解放的道路。”因此，在组织上中央采取下列决定，以期各级党部迅速改进与加紧扩大宣传鼓动工作：1．建立与健强中央宣传部的组织。2．各省委应立即建立宣传部，大的省委如江苏广东等，至少要选择二个以上有相当理论经验的同志经常担任宣传部的工作。3．省委以下的党部如县委市委区委等皆应迅速设立宣传科，支部设宣传干事，经常有一人以上担任宣传工作。4．支部——尤其是工厂支部应立即指定一个负责同志担任经常的宣传指导工作；在支部中还缺乏能够担负此工作的人才时，上级党部应立即办一短期训练班，以养成此项人才。5，上级党部应直接的密切的指导与帮助工厂支部的宣传鼓动工作之建立。6．在本党领导下的工会农协皆应迅速设立宣传机关，扩大与加紧此项工作。7．每个省委接到此通告后，应立即提出讨论，并根据过去经验与现在需要，作一切实的宣传计划，寄交中央，并将过去宣传工作状况详细报告，是为至要。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1929年1月24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期所载的本文时间为“十月十日”。从文件内容及《中央通告》编号的时间顺序（《中央通告第五号》为“十月八日”）看，“十月十日”的时间显系有误。
|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反革命的国民党所谓北伐成功之后，你们的生活不是愈加痛苦，你们的被剥削不是愈加厉害，你们的失望不是愈加证实了吗？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明白的指出来了：所有国民党的新军阀都是同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一样的吸血鬼，一样的卖国贼，一样的白色恐怖的刽子手。你们试把自己的经验回忆一下，中国共产党那一句话不是对的？现在试来统观所谓北伐成功后的现象：工农生活不仅丝毫没有改善，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工会到处只是帮助地主资本家向工农进攻，尤其是上海工整会公开受贿压迫工人！北方工农不仅未获得丝毫好处，国民党军阀到了以后，反而增加了严重的捐税和压迫，武力解散北京工会，逮捕京津一切革命的工人领袖；南京政府恢复绞刑，表示压迫民众运动的决心；苛捐杂税不仅未减轻，京津下后，新发国库券一万二千万元，借裁军为名，还要发至五千万的所谓裁军券；兵士欠饷依然无发，退伍费更是没有；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政治自由，完全被国民党蹂躏剥削〔夺〕；学校停闭，教育破产（尤其是北京）；白色恐怖，有加无己〔已〕；济案搁延至今，借所谓“修约”来转移民众视线，实际进行其卖国的秘密外交；放弃济南惨案不问，与中美中英的宁案的条约，很明显的可耻的投降。冯阎蒋桂积极准备新的大规模的军阀战争；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在所谓五中全会中所演之种种明争暗斗的喜剧，更足证明所谓“和平”，“统一”根本是骗人的鬼话！所有以上种种情形，足够证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现在与将来：更要加紧民众生活的痛苦与剥削，帝国主义瓜分和新军阀战争的灾祸。一切痛苦，剥削，和灾祸，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只有一天天的更加紧更严重起来！工人农民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们：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新工具，不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决不能够澈底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国民党是自私自利抢夺地盘的新军阀的大本营，不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决不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国民党是屠杀民众，压迫民众的专制魔王，不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决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与生命的保障。工人不推翻资本家走狗的国民党，决不能够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与工资增加，和待遇的改善，农民不起来推翻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决不能得到土地，兵士不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新军阀，决不能够消灭军官的压迫与生活的改善。城市的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亦不起来推翻国民党，决不能够扫除苛捐杂税的剥削与痛苦。中国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的群众，只有一致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澈底解放，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出路。中国共产党目前争斗的政纲，就是要〔澈〕底驱逐帝国主义，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与工厂，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就是要澈底消灭封建势力，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消灭新军阀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反对资本家的残酷的剥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的规定与劳动保险。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反对压迫兵士群众，造成军阀的征兵制，实行群众的武装组织，分配土地给兵士。现在代表豪绅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新工具国民党的统治，是达到这些目的最主要的障碍。所以要实现这些目的，必须首先以广大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代表豪绅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新工具的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代表会议的真正民众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绝对自信这些政纲，是目前劳苦群众的迫切的要求，经〔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国民党等反革命派如何造谣，说是“杀人放火”，“掳掠残暴”等等，这事实的诬蔑，与古今所无的残暴的白色恐怖的摧残，终不能掩盖他目前革命的政纲与要求在广大群众之中大放光明，终必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团结在这些革命的口号的周围，一致往前奋斗，而达到澈底的完成。全国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劳苦的群众们，现在反动统治的内部已开始他的抢夺地盘与抢夺政权的斗争。蒋桂两系都在加紧准备他们战争。财政已到绝境，建设徒托空言，很明显表现反动的统治已走上动摇崩溃的道路。另一方面反动统治这样压迫，帝国主义这样进攻，民众生活这样痛苦，必然要使新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现在工人群众的罢工争斗，日见复兴；农民暴动和争斗仍在普遍的向前发展；反帝运动继续生长；广大的兵士群众动摇不满；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愤恨反动卖国和加紧剥削的国民党统治而渐形左倾。凡此种种现象都是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象征。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只有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实行胜利的武装大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苏维埃中国共和国，才能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准备取得澈底胜利的力量，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因此每个革命觉悟者，每个群众的先锋，都应该马上加入群众中去，宣传这些革命的口号，领导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去团聚群众组织群众，使成千成万的广大的群众都一致团结在这些革命口号的周围，一致奋斗而达到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迅速起来加紧日常的经济斗争，加紧秋收争斗，加紧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加紧拒绝一切捐税，无所畏惧的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罢工，索薪，索饷，抗租，抗税，抗债之一切公开与自由，在一切斗争中加紧自己的组织，努力促进与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迅速到来，实行澈底胜利的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农群众最后打销对于反动统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之一切幻想，充分相信只有本身和本阶级的力量与争斗，才能解放自己；只有咬紧牙齿团结自己的队伍，发动与扩大自己利益的争斗，才能改善生活地位和抵御反动统治与资本之进攻。国民党，黄色工会，御用工会改良主义者所散布的一切欺骗工人的迷药，如“阶级和平”，“劳资合作”，“劳资仲裁”等鬼话，你们绝对不要相信呵！那些表面上装做站在工人利益上说话，不管政治党派，而实际上引导工人跑向国民党的迷宫，散布阶级调和的幻想，如上海七大工会的上层领袖们之所为，这一类的改良主义者正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欺骗群众的比较有效的工具：因为公开欺骗，公开压迫，公开受贿的国民党及其御用工会，（如工统会工整会）绝对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七大工会的上层人物表面上装做是“工人的工会”免不了要欺骗一部分的群众。中国共产党警告全体工人同志，不要受这种改良主义工会的欺骗。应当坚决的揭破这种表面上装做不管政治〈党〉派而实际上做国民党走狗的假面具。中国共产党诚恳的告诉全国农民：今年秋收争斗的胜利，全靠你们自己能够发动与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势力。今年地主豪绅在国民党新军阀政府帮助之下，将更残酷的向你们进攻，只有发动与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势力，才能制胜你们的敌人：你们绝对不要幻想反动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什么“减租条例”，即使颁布，一定是表面上欺骗你们，而实际上是帮助地主。只有更广大的群众的组织力量是今年秋收争斗胜利的保证。中国共产党诚恳的告诉全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关你们生死的中国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农民群众的参加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你们也永远得不到出路。无产阶级与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帮助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蹂躏与压迫，领导你们力争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力争民权与自由，力争完全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你们不要相信大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修约），这是出卖你们于帝国主义的。你们不要相信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训政，这是出卖你们于豪绅地主阶级的（大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平分政权）。你们不要相信大资产阶级的国内和平及所谓裁减军队的骗局，这是出卖你们于更可恨的新军阀战争之陷阱的。你们不要相信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工农运动于你们有任何好处，过去年余的经验教训了你们，这种反共反工农的号召，只是诱惑你们到反革命营垒中去的一个骗局，你们若敌视工农运动，你们永远也得不到好处！所以现在你们对于城市罢工运动和农民秋收争斗都应采取同情援助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更要诚恳的警告你们：不要再受汪精卫陈公博派的欺骗！这个最无耻的派别——所谓国民党左派，他是去年武汉叛变的主要叛徒，是蒋介石出卖中国革命的罪魁，是屠杀广州暴动工农群众的刽子手。他现在又不害羞的抬出那“左派”的臭招牌，“改组国民党”的臭口号来欺骗你们；实际只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另一工具——用来和缓群众的革命化和阻止新的革命高潮之复兴的最狡猾的工具。这个最无耻的国民党派别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他看见豪绅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消灭不了中国革命，他看见白色恐怖的旗帜——三民主义国民党的信任破产无余，他看见蒋介石派反革命的假面具早已暴露净尽，需要加用别的欺骗民众的工具来巩固其反革命的领导权，他看见无产阶级在他们无耻下流的叛变后真正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他于是想把这早已打落到粪厕中的臭偶像——（三民主义国民党）再来装金，再来欺骗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企图和缓中国革命的火山之再爆发。他们现在喊出一切近似改良的口号，实际上都是在掩释〔饰〕他们本阶级——资产阶级的罪恶而进行他的反革命的企图。又有谭平山邓演达等所谓第三派的“中华革命党”，也是武汉时代动摇以至叛逆的分子之结晶；客观上同样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另一工具，企图在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散布资产阶级的影响，阻止群众革命化阻止群众团结到惟一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路。害怕革命武装暴动推翻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代之以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所有以上那些反革命的国民党派别，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只有准备胜利的武装暴动无情地打倒这些敌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阶级的民权革命才能达到最后的成功。只有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者。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应团结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加紧日常的争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没收外国资本在华的一切企业和银行！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军！自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媚外卖国的修约！立即收回山东满洲及一切租界！联络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与劳动保险！争得集会结社言论罢工游行示威抗捐抗税索薪索饷之绝对自由！援助农民秋收争斗！打倒国民党及其一切派别！废除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捐税，实行累进所得税！反对新军阀的战争！发欠加饷改良待遇！给被裁兵士土地和工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打倒欺骗工人的改良主义！“反对劳资合作”！反对白色恐怖，释放政治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万岁！只有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的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稿刊印
|
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一）广州暴动使反动势力受着莫大的威吓而团结一致的向革命势力进攻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为创立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广州暴动，震惊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威吓了国内一切反动势力团结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企图完全扑灭革命，英国帝国主义与广东的勾结，日本在北方的积极政策，固然是在互相谅解的条件之下进行，即根本政策完全冲突的美国亦有一种默契。同时国民党的四全中会议，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派的投降，代表封建阶级的桂系的妥协，而重行拥戴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登台，可见当时反动势力的各派都为要镇压革命起见，暂时放弃内部根本不能调和的矛盾而谋得相当的妥协。遂使当时组织尚未强大，队伍尚未整齐的革命势力遇了这样敌人进攻，而遭受莫大的失败，尤其是城市因为残酷的白色恐怖而有暂时崩溃的现象。（二）济南事变后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又开始爆发最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遂利用此机会而采取更急进的政策，来实现他们独占北方的企图。因此积极出兵山东故意造成济南事变，以为他的侵略政策的借口。这种积极政策当然与在中国无甚势力范围的基础的美国利益根本冲突，同时对于英国在长江的利益也有莫大的威吓，于是三大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因利害的冲突又开始分道扬镖互相暗斗了，恰好不久，所谓北伐军打到北京与南方“共匪”亦被他们残酷的白色恐怖暂时压迫下去了。豪绅资产阶级所认为共同的敌人已经消失，当然他们内部不能妥协矛盾又爆发出来互相攻击，于是各个帝国主义各自找到他的工具，各派军阀也各自找到他的主人，开始他们新的火并的准备，所以“济南事变”与“打到北京”是反革命势力高涨的极峰，同时就是他们火并与崩溃的开始。（三）济南事变激动革命运动的复兴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政策，当然使中国群众无可忍受。因此，消沉很久的反帝运动，又开始复兴起来，当时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采取可耻的投降政策，更激起群众的愤怒，不单是工人阶级，就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亦开始对反动的统治不满，因此，短期休息了的工人群众，又重行跑到街上来示威了（如上海五卅与六三），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恢复了他们“和平救国”的排货运动，同时工人的经济斗争重复活跃起来，上海从五卅纪念起到现在，已经爆发不止百次的经济斗争。学生群众因对现状不满，亦复活了他们的活动，批评或反抗现在统治的出版物，不断的发行。农民斗争始终继续不断的起来，兵士群众的革命化，所以济南事变以后，革命运动又表现开始复兴起来。（四）豪绅资产阶级的各派对革命运动复兴的不同的政策革命运动复兴，当然豪绅资产阶级任何一派，都认为是根本的危险，而企图消灭他，不过因为他们相互的利害的冲突和根据于他们阶级的观点不同，而对于消灭革命的政策，也就互异，地主豪绅阶级，主张以更反动的政策完全扑灭。一、地主阶级主张更反动的政策，所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坚决反对恢复民众运动，蔡元培并主张停止青年运动，反对统一主张分治合作（如政分会问题）。至于提出国民会议，不过是嫌国民党中央还不能纯粹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借国民会议更造成十足的地主阶级政权。二、资产阶级主张改良政策其实同样的为要消灭革命，而资产阶级，则认得清楚，知道这一更反动的政策不单是不能消灭革命，并且要逼起更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造成革命势力更广大的基础，促起革命更大更快的爆发，并且这一革命必然要直接走到危害他的存在的，所以主张以改良主义的面目来欺骗群众，恢复国民党在群众中已失的信任，缓和革命运动，分裂革命势力，要实现这些目的，必须有比较统一和集中的政权。所以打到北京后，马上召集裁兵，裁厘，财政三大会议。同时对外进行修约运动，在五中全会中更主张恢复民众运动，取消政治分会等，在群众中更故意宣传反帝国主义，实行排货运动，反对封建势力等口号（革命评论派与第三党便是实行他的政策的最好工具），这一政策，当然与地主豪绅阶级的政策相冲突，然而根本上同样的为要消灭革命。其实他的反帝运动，就是要防止澈底的群众的反帝运动，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反对封建势力，就是防止彻底的破坏封建势力，完全是一种反革命的作用，但是他们这种奸滑的无耻的革命政策，的确使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受了他们的欺骗，又对国民党发生一些新的幻想。三、改良政策只是有反革命的作用，并且对于革命进展的危险还更利害，甚至影响到我们党内也以为“资产阶级又重行左倾起来”，“重行起革命的作用”，所以这种奸滑的欺骗的改良政策，对于革命进展的危险，比之明显的残暴的反动政策，还要利害千万倍。（五）豪绅资产阶级各派既互相冲突遂各自勾结一个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各派既相冲突，当然马上要找到一个帝国主义做他的靠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既无势力范围，而他侵略的方式更复杂而狡猾，所以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他有利而无害，尤其是为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所以首先与南京政府订约，取得最惠国的待遇。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首要的就是要保护他已得的特权，就是些少改良的修约运动，所以帮助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桂系来打击资产阶级，同时于他在长江的利益有危险的日本，在北方的积极政策，他必须防止，因此桂系一方面在南方排斥蒋介石，另一方面在北方又进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张宗昌。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继续他的独占北方的政策，又利用北方的残余军阀，作种种的挑衅来做他的侵略的借口。反动势力内部这样复杂的矛盾关系，自然造成纵横排〔捭〕合明争暗斗的局势。（六）现在的局势，很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到来现在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派，因各方面的准备尚未充分不能不暂时屈服于桂系，因此南京政府必然显露他的更反动凶恶的面目，更增加对群众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必然激起群众的不满而更革命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必然在群众中更提高他们的虚伪宣传，以扩大他在群众中的影响，防止群众的革命化，同时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因此反动势力的内部的冲突必然更加激烈，反动的政权，更趋于动摇崩溃的道路。所以现在的局势很明显的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到来。（七）党的目前主要的任务在争取广大的群众促进革命的高潮更快的到来就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的分析，新的革命高潮，固然不可避免的到来，但是要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保证在新的高潮中革命彻底胜利，这就要靠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广大群众斗争的力量来定的。以现在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还不能够发动一个革命的高潮。所以争取广大群众——坚决群众革命的意识，动员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的高潮更快的到来，以保证将来革命高潮中革命彻底的胜利，成为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八）实现目前任务的战术，是要肃清群众对国民党幻想残余肃清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影响而使阶级对抗的形势更加尖锐为要实现目前的任务，党必须有针对现在客观形势明显的战术的规划，第一要发动群众坚决的革命的意识，必须肃清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的残余，使阶级对立的形势，更明显更激烈，同时给群众以将来政治上的出路。所以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为目前主要的宣传口号。第二现在妨害革命势力的团结，阻碍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口号的影响，所以党必须坚决的指出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欺骗与反动性，必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揭破他们的假面具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才能使阶级对抗的影响更加尖锐。（九）目前战术上主要的宣传的口号是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如果这一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肃清，必然会使部分群众从革命的战线当中分裂出来，动摇起来，甚至影响广大群众。这是革命发展中的最大的危险，所以现在党内对资产阶级错误的认识与估量（如认资产阶级左倾或估量资产阶级还需要一个革命的高潮），必须纠正过来，因为这一错误的认识与估量，可以走向与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某派联合的结论，而发生战术上莫大危机，更要影响到小正确的策略的决定，因此完成这一阶级的战术的目前的战略应该如下：（一）对于复兴民众运动问题：应当反对革命评论派的“要求复兴民众运动”的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禁止民众运动”和争取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的口号。因为“要求恢复”，便是引导群众离开革命的斗争，而重新恢复对国民党的幻想。所以我们党必须坚决指出国民党只会禁止压迫或干涉革命的群众运动，革命评论派主张恢复群众运动，不过是要防止群众运动的革命化，所以群众应该自己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禁止群众运动。同时加紧领导群众的部分的经济斗争（工人的加资减时的斗争，农民的减租抗税斗争，城市贫民的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斗争的力量来争取一切的自由。同时在每一个斗争中，都必须宣传党的总的口号（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使发动斗争的口号与总的口号联系起来，使群众的斗争愈发展，而愈在党的总的口号之下团结起来。（二）对于工人运动，必须在群众中，坚决的煽动，反对官僚包办工会，反对国民党委派工会职员的办法，提出“工会应该由工人自己来组织”的口号。同时利用种种部分的经济的群众迫切要求的问题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同时必须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坚决反对在工人运动中开始抬头的改良主义（如上海七大工会），反对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强迫仲裁，以及分配红利等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和宣传，使工人渐次明白国民党任何一派，以及改良主义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而坚决的走到我们的革命的口号影响之下来，我们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可以引起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工会的幻想，应普遍的发展工厂委员会（另有通告说明其作用），把在国民党及改良主义影响之下的工人群众完全夺取到我们方面来。（三）对于农民运动，必须在群众中，指出所谓“佃租交纳条例”“东四佃六交租”等的办法，实际上是延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必须坚决的宣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代表会议的政权等的口号，必须引导群众的斗争一直趋向这总的口号之下（详细的战略详——秋收工作方针——通告）。（四）对反帝国主义运动：必须指出国民党的修约办法，实际上是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宁案解决与放弃济案的交涉，完全是无耻的卖国政策，必须坚决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没收帝国主义的工厂银行”等口号，在群众中宣传，并且要不断的宣传“只有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才能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同时要使群众由和平的排货运动走向反抗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的群众示威运动等。（五）对战争问题：必须明白指出，将来的蒋桂的战争，不过是争反革命领导的战争，必须揭破资产阶级想利用群众的阴谋，必须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的口号。必须使群众从现在起就渐次团结在二个口号之下，然后到了军阀战争爆发的时候，才能使这二个口号变为群众的直接行动的口号。（六）对裁厘问题：必须主张即刻废除厘金，同时反对一切变相的厘金捐税，必须号召群众实行来抵制一切捐税，坚决的反对一切变相的厘金。（七）对裁兵问题：必须提出现在军阀的裁兵，不过是各自整理自己的实力，必须提出“彻底废除军阀制度，实行民众武装”的口号，同时要在兵士斗争中宣传“要求发清欠饷”“要解散费”“要土地”等引起兵士群众的斗争，同时要宣传“只有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兵士群众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八）对国民会议问题：必须提出这一国民会议，完全是军阀的“分赃会议”，在反动阶级统治的时候，决不会有真正民众的会议，真正的民众政权；要争得真正民众的政权，只有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的统治以后，真正的民众的政权，只有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些问题的战略，都是实现目前战斗的目的的具体战斗方法。必须按照这些战略的方针去调动群众，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斗争，然后才能肃清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政策的影响，提高群众的阶级的意识，团结在我们党的口号的周围，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实现将来领导群众，力争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十）几个战略上的错误的偏向现在战略上有严重的错误的偏向，都可以妨害党的总的战术的任务，必须充分注意的：第一、认为现在部分群众的政治意识非常落后，现在党的战略上的口号太高，群众暂时不能接受，所以党应该把政治的口号降低（如主张党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或主张“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对国民会议不根本反对，只反“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而要求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又如对反国民党的动摇等），所以党的政治口号应该看群众接受的程度来决定这一偏向，实在含有莫大的危险，很可恢复到过去的机会主义。党的战略上的职任，是要提高群众的阶级的意识，使他渐次与自己有同样的程度。党决不能把自己的程度降低，去迁就群众的意识，党是先锋队，党是自己阶级中最觉悟的一部分，假如党的正确的战略的口号，暂时不能为多数群众所接受，这仅是党的政治宣传和斗争还未深入的暂时现象。党固然要极力去接近群众，但是要取得群众，而不是跟着群众跑，如果跟着群众跑，结果是帮助敌人，断送群众给敌人。所以接近群众的方法，是在多注意群众实际的迫切的要求，而领导他们的斗争，向革命的路上走。部分的要求应隶属在总的政治口号之下，决不能降低政治的口号去俯就部分的要求，党应坚持自己政治的策略的方针，利用种种的机会去说服群众。使群众的意识渐次提高起来，渐次团结到党的口号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第二、认为现在客观的形势，马上可以发动反帝运动的高潮，所以党应该马上号召群众起来激烈行动，推动这一高潮更快的到来，党的一切的任务，便可以在这一高潮当中实现，或者主张要用反帝运动来拥护阶级斗争的复兴，这一偏向也是很危险的。反帝运动要成为广大的潮流，必须是要有广大群众的组织力量，如果群众的革命意识尚未坚决，决不能造成一个革命高潮，所以我们只能说反帝运动可以帮助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时必须有阶级斗争广大的发动，才能促进反帝运动的高涨。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是各种斗争的总的汇合（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帝斗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兵士反军官斗争……等），所以我们目前战略上的任务，是要同时促进各种斗争的发展，尤其要注意各种斗争相互的联系，相互的促进而汇合成为一个总的高潮，所以目前的反帝运动必须与工人经济斗争，乡村的秋收斗争，兵士斗争，城市的反苛捐杂税斗争极力的联系起来，使成为一个总的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决不能偏于反帝运动单方面发展，因为不单是客观不能，并且是一种冒险投机的倾向，结果将要使这一新的革命高潮流产。第三、等待军阀战争，或者以军阀战争来做兴奋同志工作的吗啡针的错误。每一次军阀的大混战，都必然是反动统治动摇到极点的时候，已经不是发动工作的时期，而是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军阀统治的时期，尤其是将来的蒋桂两系的战争，以他们现在准备的形势，必将要形成长期混战的局面。蒋桂二系异常的奸滑，准备不充分决不轻于发动，所以党的任务要从现在加紧群众的工作领导各种的斗争，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在军阀战争爆发时来实现领导群众推翻统治的任务。如果怀一种等待的观念，或者军阀战争为发动工作时期的观念，那么我们将要丧失革命爆发时期，而成为一种等待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假如平时不发动各种斗争，群众势力没有充分的强大的基础，军阀战争到临，也要陷于盲动主义的错误。第四、忽视日常斗争的偏向必须肃清，目前党的总路线不立即布置一省或几省总暴动的局面，而是夺取积聚广大群众，准备将来胜利的暴动之基本条件。必须坚决的恢复城市工作，必须坚决的发动与扩大日常争斗，才能完成这一总任务。第五、和平发展的偏向亦须预防，因为现在不是总暴动的时期，因为现在是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由此便可发生和平发展的倾向，甚至取消主义的偏向，以为农民的游击战争也不要了，农民自发的暴动也不必去领导了，农军或红军也要解散了，一切都要走上“和平”“合法”的道路。这种偏向不但与党的目前总任务不两立，而且与党的生命不两立。最后占决定意义的问题，便是党的组织问题，在革命严重的失败后，党的组织受了莫大的损失和削弱。现在必须坚决的恢复曾破坏之各大城市的组织，反对将各级指导机关避开城市而移于乡村。只有城市工作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才能迅速恢复与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
|
中央通告第二号——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二号——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业已闭幕了，此次大会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极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革命史上有极大的意义。此次大会的环境与时期：在国际形势方面正值第二时期（资本部分稳定时期）转到第三时期——即国际革命形势开始转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国内形势，正值广暴失败之后，旧的革命高潮业已过去，而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时期。大会是当着这样革命转变的关头召集的，所要求于大会解决的任务是何等的伟大而严重呵！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帮助之下，我们大会很顺利的成就了这严重的任务。大会最主要的成功在获得正确的政治的策略的路线及组织的路线，理论上解决了一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估正了过去一切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并给予今后实际的工作方针与方法，现在简括报告如下：革命性质与前途——这是最主要的根本问题，大会正确的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因为革命当前的主要任务如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消灭一切封建残余，推翻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统治权等，都是开辟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道路，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但是这一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澈底完成，必须要在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条件之下，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他的历史的任务，完全变成了反革命的动力。大会明白指出中国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无产阶级领导权已经在此一革命阶段中建立起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同时又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期，必然可以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尤其是已经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苏俄的帮助，更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前途的胜利。根本任务与政纲——因此大会指出现在的根本任务，第一，消灭地主阶级，澈底实行土地革命；第二，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第三，武装暴动推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大会确定本党目前政纲如下：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八、改善士兵生活——给土地与工作；九、取消一切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目前情势的估量——要确定目前策略的路线，首先要求对于目前形势之正确的估量，大会充分的分析了这一问题，明显的指出：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现时没有革命高潮，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现时比中国革命力量大，他们间虽有剧烈矛盾，但对于压迫革命是一致的；然反动统治根本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因为凡是引起革命的一切矛盾，没有一个能解决，反动政权根本不能真正集中和统一，长期的经济恐慌很难找到出路；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然而不可免要到来，并且已有象征：如罢工斗争之复兴，反帝运动之生长，和各地农民继续不断的斗争，许多小的苏维埃区域的存在等，并且国际革命的新形势也要帮助中国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但对于这些象征，不可过分估量。目前中心任务和策略——大会指出目前中心任务正是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应变为宣传的口号，夺取千百万群众，以准备新的高潮之到来，——即是准备将来武装暴动之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这样策略的转变是与革命形势的转变相适应的。绝不是取消暴动策略，乃是更进一步的准备最后胜利的条件。将来新的高潮到来时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便要成为当前实际的任务。大会认定：现时新的革命高潮还没到来，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所以确定党目前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同时指明自发的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必须领导；已存的苏维埃区域必须巩固与扩大，并在这些区域中扩大红军的组织。土地与农民策略——大会改正“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大会认为平分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幻想，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所拥护时，党在行动上可以帮助农民实现这一口号，但在思想上仍应批评平分主义的幻想。必须坚决的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才有真正平等的可能。大会确定了土地政纲，规定了“土地国有”为目前宣传的口号。大会确定农民策略的总路线是：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不要故意加紧反富农的斗争，但决不应抛弃对于富农的半地主性的阶级斗争，注意乡村无产阶级成分之阶级意识的提高和独立组织之形成（雇农工会或在农协中成立雇农部），尤其要防止富农侵占农协及乡村苏维埃的领导权。职工运动——大会指明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大会严厉指出过去强迫罢工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坚决的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大会以为应详细的对于本阶级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教训及中国C．P．的策略和任务，使工人群众最终的脱离对于国民党的幻想。大会指出制胜虚伪的改良主义的正确策略（绝不是所谓“统一战线”），同时更详明的指出工厂委员会在目前环境中之巨大作用。大会指出在组织上必须极力发展革命工会的组织，纠正过去党与工会混合的状态，在工会中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反对委派制度，同时指出在有群众的反革命工会或黄色工会中都必须加入进去来夺取群众。大会主张十分的加紧领导日常的部分的经济斗争。大会根据武汉时代的经验，规定了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正确策略——即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店东冲突的时候，C．P．应坚决的站在劳动者方面反对剥削阶级。反帝反军阀的工作——大会认为应积极的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引起极广泛的工农群众来参加，同时也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在此运动中，无所畏惧的争取群众运动之自由，争取革命工会的公开存在，反抗白色恐怖与一切压迫，提出最大限度的减租减捐的口号等等。组织路线及精神——大会严格的指出过去组织方面之一切毛病，如机会主义，命令主义，农民意识，极端民主化等等。大会认为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失而战斗力减低，故现在主要任务在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大会认为党的基础有由工人阶级移到农民的危险，必须坚决努力复建党的基础于工人阶级，尤其是城市大工业和交通工人之上。大会认为必须坚决铲除由机会主义命令主义所造成的党与本阶级群众之对立的现象，才能改正党与本阶级的关系，——即党不是站在工人阶级之上命令工人或帮助工人的一种特殊势力，党只是工人阶级自己之中最觉悟最先进的一部分。大会坚决反对对于本阶级群众用命令和强迫的办法，应以“说服”去替代这些办法。大会认为必须继续完成党的改造工作，建立与健全工厂支部的基础，大会主张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同时严厉的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大会严厉的号召肃清党内一切地方主义，小团体倾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个人意气的纠纷和国民党式的残余，大会认这些恶劣的残余，是损害党的统一和减低党的战斗力的敌人。大会认为加紧党内的教育和加紧武装暴动的宣传十分必要。大会认“自己批评”为强固党的武器，同时反对滥用批评，以致削弱党的威信和纪律。大会维持铁的纪律，同时取消不正确的“惩办制度”。过去经验与教训——第一个问题：机会主义是什么？大会明白答复：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抛弃独立的政治面目和批评，不了解在革命转变时期党的策略与口号的转变，以致使中国革命受着严重的失败。大会又指出革命失败之客观原因：（一）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三）地主阶级领导的军事力量很大；（四）工农革命势力发展不平衡；（五）小资产阶级动摇以至叛逆，大会认为客观上虽然有这些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失败，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实是当时本党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政策。大会承认国际一切政策和指导之正确，八七和十一月会议反机会主义开始布尔什维克之伟大意义，采用暴动策略之根本正确。大会认广州暴动开始苏维埃阶段有伟大的世界的历史意义；但他的失败使他成为退兵时的一战。广暴后党没有及时转变策略，反盲动主义未能充分，这由当时对暴动观念的模糊，过分估量革命力量及敌人的崩溃，误用不间断革命的名词等。盲动主义是什么！大会认为是不顾群众轻视敌人的玩弄暴动，他反映农民和游民无产阶级的意识与情绪，而理论上的根据则为对于革命的形势及势力关系估量之不正确。大会坚决的主张肃清盲动主义。大会指明南昌秋收及广暴都不是盲动，尤其是广暴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纵然准备工作和发动群众还不充分。倾向之预防——大会不仅纠正了极左的倾向，同时又给可能的右倾的危险以预防和警告。大会主要口号之一是肃清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并认反盲动主义即为反机会主义之继续。大会明白指出党与群众隔离的危险，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及命令主义。大会指出联合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但同时要知道领导劳动者反对剥削阶级。大会明白指出如果对于这些策略误解，便可发生复活机会主义的危险。大会一面指出农民的不正确的意识（如平产主义，烧杀主义，忽视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等），另面又指出忽视农民革命作用之危险。此外又指出忽视反帝运动之错误。同志们！以上便是六次大会的总结与精神！大会伟大的成功是我们制胜敌人的起点，大会伟大的成功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和达到最后胜利之动力，一切敌人将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完满结果之前发抖！中央受大会之委托，号召全体同志一致的热烈的起来认识，接受，拥护和执行大会一切决议与精神，使大会的成功变为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央热诚的向全体同志高呼下列口号：一、一致拥护和执行六次大会一切决议与精神！二、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最后胜利的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三、六次大会的成功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和达到最后胜利的动力！四、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防止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五、完成党的改造工作，建立党的巩固基础于工厂支部之上！六、加强与提高党的战斗力！七、铲除党内一切个人意气斗争，国民党残余，小资产阶级倾向！八、党的巩固和一致万岁！同志们！大会各种决议即将发下，各级党部接到以后，务必召集会议加以讨论，并做成决议汇送中央，凡有疑问之处，迅速报告中央要求解释，务使大会的总结和精神深入每个同志的脑中加以深刻的了解和消化，并将此种精神散布于广大的群众中起强大的核心和领导作用，迅速完成大会给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央根据《中央通讯》第二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一号——秋收工作方针（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一号〔1〕——秋收工作方针（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2〕一、去年秋收斗争，正在武汉叛变，南昌暴动初起的时候，反动统治仍在继续动摇崩溃，革命势力，虽然遭受“马变”与武汉“八一罢工”的打击，并未大挫。工农群众因国民党的反动极为愤激，有拚死反抗反动势力的决心。所以当时革命形势仍在继续深入的高潮时期。现在革命形势，反动势力虽然处在正在继续发展的极大的矛盾与冲突之上，但是尚未到无法维持立刻崩溃的时期，革命的群众——工农与城市贫民虽然对反动统治充分表示不满已经活跃的开始新的革命斗争（如上海等处的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的复兴），但是继承过去几次大失败，群众组织瓦解崩溃之后，尚在养精蓄锐，尚在继续团结势力的时期。所以今年秋收斗争，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而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时期。因此党的任务与策略，在去年秋收斗争应该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城市革命斗争汇合作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的政权的全国的总暴动，今年秋收斗争，应该是发动并团聚极广大的群众扫除对国民党改良政策的幻想，更坚决群众推翻地主豪绅阶级的统治的认识与决心。换句话说，今年秋收工作的总方针是在夺取更广大的群众，准备将来的总暴动，而不是号召秋收的总暴动。二、自去年秋收暴动以后，农民群众——尤其是南方各省，经过长期与极普遍的斗争，有些地方已发展到极高的形势——没收并分配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阶级的冲突已经到了极限，土地革命的口号，农民已有深刻的认识与要求，虽然最近各地都受了地主豪绅反攻的打击，但是农民群众决不愿意再受过去半奴隶的待遇而必然起来反抗，决不愿意很驯服的再将自己一年汗血的生产大部分送给地主。尤其是这一年来的白色恐怖，与军阀战争，农民最后一粒的生活资料都已被掠夺尽，广大农民群众经济生活的破产与痛苦，比之去年，还要更加厉害。假如今日的生产大部分再被地主掠夺去，必致无法生活。同时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去年以来，受了莫大的损失，必要在今年加倍的取偿于农民，以为报复，除逼缴今年租谷外，如索欠租欠债，勒缴赔款等，都是必然发生的压榨农民的事实，因此更要激起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今年秋收，在客观上决不会平安过去，必然掀起广大的农民斗争。所以党必须以正确的策略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去领导这种斗争。如果对秋收工作消极，或甚至反对秋收工作，那么在客观上便是放弃农民的领导，放弃革命的领导，这是应当极力纠正的错误的倾向。三、现在反动的统治阶级——国民党政府，也已经看见农民革命斗争的复兴的不可免，遂想用一种改良的政策——如浙江省政府颁布的“佃租交割条例”（？）〔3〕湖南“东四佃六”的交租的规定等——来和缓这种革命运动，延长并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这正是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反革命的作用。这种改良政策在客观上亦固然很难实现，因为中国在土地分配上，中小地主占优势，处在军阀苛捐杂税，和货币关系日益发展的条件之下，不更厉害的剥削农民，已无法延长他且将崩溃的途程，所以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遇到这种经济上的限制，很少实现的可能。但是在宣传的作用上仍有欺骗群众的可能。所以党必须提出比较更高的口号，积极领导群众的斗争，然后才能揭破这种“改良政策”的反动性质，肃清其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引导群〈众〉向革命的路上走。所以在秋收斗争中的总的口号应该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与“推翻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至于发动群众的口号，在已经过激烈斗争，农民对土地革命已有明确的认识的地方（如湘鄂赣粤等省），应该以“抗租”为号召群众的最适当的口号；在过去农民斗争很少发展的地方亦可以“减租”来发动群众。当然还应该按照当地农民更迫切的要求，提出更实际更能激起群众的口号（如在斗争时反对勒索陈租，反对勒索赔款，反对按亩抽捐等），但是总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必须随时作广大的宣传，使群众深切认识，只有完全没收地主土地，才能澈底免除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只有推翻地主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才能实现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渐次在这两个总的口号之下团结起来。过去党在农村中特别是南方几省曾作过许多英勇的斗争，但在斗争中表现一很大的缺点，就是缺乏宣传工作，甚至不做宣传工作，这样的结果便是使群众不了解我党的策略和〈口〉号，不能更广大的发动群众，不能使群众有更大的决战的决心。今后党在乡村中，在发动斗争之前和后，应用种种方法，做广大宣传鼓动工作。军阀豪绅必然勾结一致的压迫摧残秋收斗争，党的策略，便更有在斗争中努力扩大经济利益不同的农民间的统一战线之必要，因此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形，于上列秋收直接口号之处，提出反对各种苛捐杂税的口号，以吸取中农和未反动的富农于共同战线之内。四、农民斗争，在过去的经验上已明白教训我们，每个斗争起来以后，很快的就要发展到武装冲突。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和平斗争的幻想。所以在斗争初起的时候就必须计划到武装冲突，计划到解除敌人的武装。这种计划，决不可以幻想专以“我们的武装来战胜敌人的武装”，——因为如此必会偏向于武装的准备而轻视群众的工作，甚至因为武装困难，而不敢发动斗争，——而要以英勇的广大的群众的斗争力量与坚强的组织，来克服敌人的武装，来分化敌人的武装，使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如民团挨户团和军队等，分裂崩溃，甚至投降到农民方面来，只要有可能时，便应当坚决的领导这种斗争一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苏维埃的创立。因为这样才可以发动并组织更广大的群众，更坚强群众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上面指出的此次秋收斗争，不应该以总暴动为目的，这是指夺取全国全省的政权而言。这并不是说不应该领导武装斗争，而幻想和平的运动。当然在广大群众没有起来的地方，只凭少数人的杀烧政策或群众尚未认识和要求武装斗争，而命令或强迫群众这样去干，便是很明显的盲动主义。这是应当积极反对的。过去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农民运动中有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各省委应该竭力与这种倾向奋斗。游击战争在苏维埃区域的胜利之前，必成为农村斗争中武装冲突的主要方式。过去游击战争的缺点是脱离群众毁灭城市和无目的烧杀主义等反映游民无产阶级的倾向，但如果，〔便〕否认游击战争的作用，那便是因噎废食。因此在秋收斗争的准备，各级党部要根据六次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详细研究并计划游击战争的方式……等等以指示同志执行。游击队的组织可用赤卫队的名义。五、在此次秋收斗争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夺取群众组织群众。所以除极力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影响以外，同时必须加紧群众的组织，在过去农民协会有信仰的地方，必须在此次斗争中普遍的恢复并强固起来。在斗争发动前，便应该开始组织，斗争愈发展，组织亦应当随之发展。一切斗争的领导都应当集中在农协组织之下，坚决的反对以党来直接指挥农民，这样便会使党的组织代替了农协的组织，而使党的组织完全松懈。在农协的名义不适用的地方，可组其他各种名义的团体（如抗租同盟，减租会……等），其运用的策略，应该与农协完全相同。六、在这种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大部分的富农（因为中国富农多半带有半地主性）必然要站在反对的方面，我们当然毫不顾虑的以对付地主的策略一样的去对付他。不过一小部分佃农或自耕农中的富农，仍可以同情于这种运动或表示中立。那么我们应该极力吸引他来参加这种斗争，以加强这种斗争的力量。但是应该切实注意的便是在吸引富农参加斗争的时候，决不可使贫农与雇农的利益，对富农有所让步，尤其要防止富农侵入农协的领导。七、在此次斗争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此次斗争的机会，同时促进工人运动的工作，在客观上固然不能绝对否认农民斗争可以影响到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策略上尤其应当加紧工人的斗争，援助农民斗争以巩固工人阶级对农民思想上的领导。所以各省委在计划和布置此次工作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工人中的工作，坚决反对在此次斗争中不重工人或甚至停止工运集中一切人材于乡村的偏向。这样固〔必〕然使党的基本工作——工人运动变成莫大的损失，同时必然使农民斗争因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完全失败。八、必须同时注意到雇农的利益，提出增加雇农工资减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口号，使雇农积极参加这次斗争，而加强他在农协中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九、各苏维埃区域（即从前所称为割据局面）必须充分注意邻近各区的斗争，给他们以思想上的领导，以实力帮助他们来吸引农民群众，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扩大苏维埃区域。各省计划全省工作，必须计划邻近苏维埃区域各县的斗争，如何与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但是这决不可误认做专以苏维埃的区域的武装力量来发动各县的斗争，而是说群众工作的联系。在斗争中有广大群众的发动，游击战争获得较大的胜利，便应该推翻当地豪绅统治建立乡村苏维埃区域。如果在斗争中真正发动了极广大的农民群众，群众中有建立真正自己政权的要求，乡村胜利有较大的区域，士兵工作有相当的基础，城市工人运动足够领导和联络农村革命势力而当地反动势力又在动摇崩溃的时候，那么群众的游击战争，已不限于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有转变到县市地方暴动的形势。党在此时候，便须运用适当的策略和准备地方暴动。但是一省之内中心县市的夺取，客观条件上必须是一省反动势力正在激烈崩溃当中而革命局势发展到了全省总暴动的时候，否则不可贸然尝试。十、在已经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地方，加紧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并注意正式红军的创立或扩大。必须尽可能的宣传农民加入赤卫队和红军的组织，同时要使群众对赤卫队红军有深切的明确的认识。十一、各省对此次工作必须有一个整个的计划，尤其要注意与各种工作的联系。尤其是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必须在工人与兵士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引起他们对农民斗争的同情与援助，使城市与乡村的斗争联系起来，然后可以减少农民孤立的危险而得到更多的成功。十二、在秋收斗争〈中〉恢复，改造，发展乡村中党的组织，是主要任务之一。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基础为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如果吸收农民中一切革命群众加入党的组织，必使党代替了农民群众的组织。党的领导的健全在党员质量改进和干部分子的训练培养而不在数量的扩大，过去以党代替农民协会代替苏维埃以容纳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倾向，亟应极力纠正。十三、各省委接到此通告，必须有一详细的讨论，针对当地客观的情形，拟出具体的切实的计划。特别要注重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及同时促进工人运动的计划。决不可不顾实际的条件，专一空想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等。因为苏维埃区域不过是斗争的一个前途。现在的任务是在计划如何发展斗争。各省工作计划确定以后必须将内容详细的报告中央，以便分别详细指导。附秋收斗争的总口号1．不交租，不还债，不纳一切捐税！2．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3．工人作工八小时，增加工资，青年儿童妇女工资平等！4．改善士兵生活，发给士兵土地和工作！5．驱逐帝国主义！6．推翻豪绅军阀国民党政府！7．打倒国民党！8．杀豪绅地主肃清一切封建势力！9．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10．工人农民勇敢的起来组织赤卫队和红军！11．青年农民加入少年先锋队！12．军阀底下的士兵暴动杀死长官跑到农民中来大家没收土地！13．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士兵团结起来创造自己的天下！14．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六大”后，中央所发通告按新号排列。〔2〕年代是依据文件内容判定的。〔3〕“（？）”号为原件所有。
|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1〕最近全国城市工人运动有新的活跃向上的现象，已如前次通告所述。这种现象根本是由于工人阶级在长期严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一种反攻，但在事实上则是在“五三”以来反帝潮流中起来的，在我们反帝工作多做一点的地方工人斗争也就比较更热烈一点，如上海。这种现象已渐发展，当然足以使敌人发抖。豪绅资产阶级本来是绝对不要民众而要严厉禁止民众运动的，如阎桂系势力下之各省。民族性资产阶级（如江浙）则不同一点，他们也需要一点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以打击豪绅打击某派帝国主义而取得中小资产阶级的拥护，同时对于工人阶级也要做点欺骗的工作，第三党和陈公博派的言论即是他们的代表。虽然他们本身异常软弱，事实上时常要向豪绅让步（如这次五中全会蒋介石派的态度），而对帝国主义更是依赖某派打击某派（如现在之亲美抗日），但他们不仅口头上叫的象煞有介事以欺骗群众，事实上为得他们本身的需要，为得要打击C．P．，与C．P．争取领导权，有时也要对工农做点欺骗工作。第三党和陈公博等天天叫“恢复民众运动”，叫“拥护工农利益”，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要把反帝运动与工农的经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不加紧反国民党（如浙江反帝工作大纲中仍不敢反国民党宣传）反第三党和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武装暴动等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如中央屡次通告之所指示，那么我们的反帝运动和民权斗争（争自由）只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换言之，即是把领导权送给了资产阶级而替他们做工作。所以我们要认清反帝工作在其本身上是提高民族革命的潮流，而这一潮流必须是无产阶级事实上能够领导才能澈底向前发展，而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斗争正是增进无产阶级领导力量的根本道路，换言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工农阶级斗争，正是澈底的反帝斗争，至于民权斗争（争自由）只是阶级斗争和反帝运动的补充自号，绝对不是幻想向资产阶级争得法律上的自由。因此我们现时的策略也就是中央历次通告之所指示，其主要的路线是：第一，加紧反帝运动（不仅反日），使反帝运动与工农运动联系起来。第二，加紧工农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在斗争中组织工农群众。第三，在斗争中和一切接近群众的机会时，加紧反国民党和反第三党的宣传。第四，扩大党的独立宣传（口号详下），使之深入工农群众，从政治上取得工农群众。第五，扩大对穷苦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利用反帝反苛捐杂税反国民党卖国……等材料）以促进其〈对〉豪绅资产阶级的厌恶情绪。必须遵照右述的路线工作，才足以扩大工农革命力量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复起全国的革命高潮。根据左述的路线，我们不仅要在日常斗争中接近群众组织群众，尤要注意扩大党的宣传鼓动。对此更有以下的规定，严格训令各级党部执行。一、目前政治上的中心口号：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军阀乘机侵略的英美帝国主义，反对太平洋战争。2．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驻华海陆军警，收回满洲山东，反对卖国外交。3．恢复中俄邦交，苏俄是最先以平等待我自动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4．厉行抵制日货，和对日经济绝交（不替日人做工服务，不给日人粮食，不与日人做买卖等）。奸商罚款充作救济失业工人。5．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绝对自由。6．反对任何党部及政府机关干涉工人之罢工集会游行等行动。7．工人自己武装起来。8．一切土地国有，分给农民耕种。9．发清兵士欠饷，抚恤救济死伤兵士之家属。10．退伍兵回到农村中去分配土地。11．废除厘金，抗缴一切苛捐杂税，抗缴一切借裁厘为名之各种新兴特税（如棉类特税麦粉特税等）。12．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13．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打倒摧残工农的国民党，打倒不发清欠饷的国民党。14，打倒替资产阶级作走狗欺骗群众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15．反对御用的国民会议。16．武装暴动是工农兵的出路。17．“苏维埃”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18．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团结起来。二、这些口号的运用：第一、利用每次群众运动和一切可能接近群众的机会，向群众宣传。第二，用党和团或秘密工会的名义口头的或文字的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并加以解释。第三，这些口号当然不要与日常的经济口号及临时事件的口号隔离，而要使之联贯一气，又五十四号通告中“民众政权”及“召集国民会议”二口号须停止宣传，因为足以混淆工农对苏维埃政权的意识。三、各省党费和职工运动费至少须以十五分之一作为政治宣传的经费，列入经常预算，不许移作别用。各省委须办一党的机关报，有职工运动的地方还须办一秘密的工会机关报。党的机关报须于次〔此〕通告到达后二十日以内出版第一期。党报的内容必须包括下列几点：中央政策的地方化，地方政治的批评，工农斗争的消息并指示其出路，反对第三党（理论的和事实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理论的介绍。又党报必须有一编辑委员会主持，以省委常务委员一人为主席，常务委员都经常做文章。党报和工会报的出版须尽可能用铅印或石印，否则用油印，每期内容不求多，而散发份数则须求其多，使广大群众能接受我们的宣传。四、灰色刊物须尽可能利用我们领导的灰色团体拿钱来办。灰色刊物当然是采的民众的批评态度，但须遵守下列的政治精神：1．反帝国主义。2．反国民党反军阀。3．反第三党。4．反对国民会议。5．同情工人阶级斗争。6．赞成土地革命。7．赞成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五、对于中央刊物和书报的推销，必须遵照中央发行部的通告，切实办理，使中央刊物和书报不仅达到党员中，并且达到群众中去。本通告达到各省时必须立即讨论执行，并做一决议报告中央，否则以违背纪律论。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稿刊印注释〔1〕年代是依据文件内容、通告编号判定的。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全国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你们的经济地位，虽然一般的较工农兵士为优，但是贫穷的困苦压迫你们，有时竟和他们无异。你们受帝国主义军阀之剥削，豪绅资产阶级之欺凌，应该有革命的需要。你们在几年来中国革命巨潮中，的确也曾跟随无产阶级正确的领导，显示了革命的作用。然而你们不能早些明白：资产阶级之无革命作用，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以及土地革命为完成民主革命所必需的阶段。因此，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国民党四一二屠杀上海工人，及去年武汉闹“国共分裂”时，你们竟有大部分受豪绅资产阶级的愚弄，以为自身的痛苦不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大商买办豪绅压迫剥削之所致，而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过火”的工农运动所造成。以为自身的出路，还不在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后之民主自由，而在于残酷剥削更痛苦的工农同胞以抵偿自身所受之剥削，因此可以和平苟安。更以为在反共及限制工农运动以后，国民党政治势力之下，民众运动仍可以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运动亦可在“不过火”的方式之下，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而民众相当的民主自由之获得，苛捐杂税之免除，教育的发展以至一切平民生活的改善，也均可以实现。因为你们的一念之差，竟使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军阀，拿青天白日的旗帜，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使中国革命受了绝大的打击。一年以来，你们所希望的“国民革命”已埋葬在白色恐怖的血泊之中。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只是蒋桂各系军阀争相献媚于帝国主义之前，任帝国主义之屠杀而不敢丝毫反抗，让出山东，以求“中日亲善”，悬英国旗，毁沙基纪念碑，洗净反英标语，以求“中英亲善”，解决宁案交涉，承认美国军舰在南京开炮为不得已之举，兼通缉林祖涵，以求“中美亲善”，以杀戮苏俄领事，对俄绝交，铲除共党为要求一切帝国主义援助之交换条件，而对于民众的反帝运动，则一味压迫制止，北伐后对外宣言，居然“尊重友邦在华之合法利益”，对于不平等条约，特别宣称“以正当手续修改”，以求帝国主义谅解其敷衍民众并不敢实行之苦衷。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封闭民众团体，屠杀工人农民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分子，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指派御用的假民众团体，以御用的民众团体为反动派互争的工具，在“反共清党”四字之下，更不知杀了多少的无党的平民青年，甚至使怀疑革命或反对革命的分子也因为他们〈与〉当道的豺狼是“异己”而同遭杀戮。集会结社说话走路通信……等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散一张传单都要砍头，文艺家的刊物略有不平之鸣，也便马上封闭。至于苛捐杂税，有加无减，一年来江苏一省，搜括一万五千万元，南京政府发国库券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万，江苏湖北的税收较孙传芳萧耀南的时代增加一倍。一年来新旧军阀的混战，无了无休，有唐生智与桂系之战，有李济深与张发奎之战，有蒋冯阎与奉鲁之战，在战争中临时的派饷勒捐，抢掠屠杀奸淫，拉夫封船，一般中小资产阶级所受的流离破产的痛苦，简直难以言喻。北伐后什么经济会议财政会议，无非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勾结以求实现其“增加收入”的目的，其结果也是要将新的负担加到小资产阶级肩上。南京政府在北伐后已经发行煤油库券一千六百万，天津海关库券九百万，北伐军在北方取消了讨赤捐而增加煤油捐房捐人口税等更多的捐，打倒了奉军的军用票而代以中央银行纸币和国库券。对于知识分子及学生群众，则一年以来，战争最多之区如两湖，简直停办一切学校，中小学生及小学教员，大半被赤化之名，非遭杀戮即已逃亡。江浙一带虽学校尚在开办，而教育更腐败官僚化，研究系，国家主义派，江浙学阀都已集合于青天白日旗下，向学生不断地进攻，学费比孙传芳时代还重，学校亦可借防共的名义随时关门。学生会学联会在旧军阀时代还可由学生群众组织，现在非国民党御用的，即不能存在。学生要求换一教员或小至换一电灯泡，也要被指为共产党而捉将官里去。在上述一年来与日俱增的战乱，剥削，压迫，恐怖之下，中小资产阶级中大多数已因切身事实的教训而从幸福的幻梦中醒觉过来，因而失望，呻吟，烦闷，摇动，徘徊，想在迷途中找寻出路。于是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之中，有的受了工农革命巨潮的推荡而到处要求加入共产党；有的借文字发泄革命的小说诗歌以寄托思想的不平；更同时有些走到汪精卫陈公博所摆弄之夹攻派或谭平山等的中华革命党的迷宫之中，企图把已死的国民党还魂过来。所谓“左打共党，右打西山会议派”的“夹攻派”（包括夹攻，革命评论，贡献，贯澈，干，前进，青年呼声各种刊物），在理论上，虽以贯澈三民主义，继续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相号召，实则是在国民党失意的政客如汪精卫陈公博等借以向现在在朝的“忠实同志”讨价的一种骗术。他们反对工农领导革命，反对阶级争斗，完全是站在豪绅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所谓“改组国民党”，无非是说“你们滚开，让我们上台！”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蒋总司令的御用下每月向宋子文领津贴二千元，作施存统马浚萧淑宇造党国理论之笔资！换言之，即“夹”在豪绅资产阶级的卵翼下向工农进“攻”！谭平山等的中华革命党运动，在理论上亦是反对共产党政策，指为超越时代，反对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在客观上是帮助资产阶级，同时因为政争私仇的关系，虽然怎样痛骂现在的国民党，无非是喊出比陈公博较高的估价，结果与夹攻派是一而二，二而一。他们决不能在工农阶级与豪绅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搏斗的巨涛中，找出一条中庸的出路！在阶级争斗的激流中，他们必然要同化于反动！其上层领袖终将在某种形式之下投降国民党，同时其群众（假定他们是有群众）中之先进分子将受工农革命激潮的影响而追随过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年来流血的艰苦争斗中，虽然他的政策是坚决的独立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循苏维埃革命的路线发展，但决不是抛弃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现在是中小资产阶级徘徊于革命反革命阶级血战的激流之中，吟呻而找不出适当的前途之革命的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特竭诚向全国中小资产阶级之一切群众，指示他们之政治的，经济的出路。第一，帝国主义对华的积极侵略与国民党卖国政策之相因的发展，成就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数十年所仅见的武装进攻，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南华北各自取得空前优越利益的发展，将使为争夺中国市场之太平洋战祸日益迫近，同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束缚中国整个民族至不能呼吸的惨境，中小资产阶级决不能避免帝国主义进攻之切身的危害，因此，一切中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以至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应一致奋起，与工农群众一致的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反对世界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华进攻！反对卖国媚外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抵制英日仇货，惩办一切奸商！扩大经济绝交的范围！第二，在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下，一切民众的政治自由皆被剥夺，民众之反帝国主义运动，集会言论自由，或被“党”部把持而成为政府的工具，或被加上“共产党”的红帽子而完全制止，此而不争，将永远沉沦在奴隶政治之下，不能稍有动弹。现在被国民党压迫的民众应一致奋起作“民权自由运动”，打倒反动的国民党！力争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群众自动手的恢复民众运动！反对用任何党部政治部方式来把持或干涉民众运动！第三，国民党循环不止的军阀混战和穷极征敛的剥削，已将全国工农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生命与血汗，牺牲到不能忍受的极度，再若沉默屈服，即是民众的自杀！因此，全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为了切身的利害，应一致起来从事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混战的争斗！拒纳一切捐税！反对国库券及一切无偿币券！第四，无论是汪精卫派或中华革命党，在主客观上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其一切行动宣传，不是直接反动，即是间接为反动派张目。青年革命分子不应走入他们的迷宫而终于四面碰壁，应立即在自己切身利害上组织起来，向反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向这些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汪精卫派或谭平山派进攻。第五，中国土地革命必须完成，地租制度必须扫灭，然后三百数十兆农民才能解放，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封建军阀的根基才能够完全铲除。而真正民众的民主政治之发展，则必须一面反对那些什么“军政”“训政”等的党皇帝的统治制度，一面建设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直接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民主问题必如此向着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渐次解决。现在全国工农革命的高潮为此目的已不断向前激荡。共产党及无数万工农群众的行动已逐渐深入扩大，决非豪绅资产阶级的任何严酷清乡铲共的恐怖工作所能消灭。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民主独裁政权的革命阶段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政治的远景。中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在决定生死的阶级争斗的两大营垒之间，有所中立。你们必须在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之中，有所选择而决定你们的行动！全国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们！现在是你们对于国民党绝望而找自己的出路的时候，你们在悲痛的事实中得了深切的觉悟，必不愿再走入骗人的错路。中国共产党特依上列之分析敬告你们并提出如左列之口号，愿你们站在本身利害与革命前途的关系上，有切实的选择！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军！收回山东满洲及一切租界港湾！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恢复中俄邦交！反对秘密外交！反对压迫民众运动！反对国民党党部政治部干涉民众运动！民众自动手恢复民众运动！反对剥夺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权！反对新旧苛捐杂税，反对强迫摊派库券公债煤油特税麦粉特税等！反对新军阀的战争！推翻卖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建立工农兵及城市贫民的苏维埃政权！反对买办豪绅大商勾结政府把持全国经济剥削贫苦商人！废除厘金！反对鸦片公卖，严禁红丹金丸等毒品出售！启封一切代表民众呼号而被封之团体和刊物！释放一切争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减免学生学费，改良学校的课程与设备！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文化机关！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一切平等！拥护土地革命！拥护保障小商人营业的苏维埃政权！拥护废除苛捐杂税的苏维埃政权！拥护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全国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布尔塞维克》第二十五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目前政治情形和我们的责任（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目前政治情形和我们的责任（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从广州暴动到现在，中国革命局势虽遭受许多压迫和摧残，仍然是继续向前发展。依其发展的形势，可分为二个时期：从广州暴动到“五三”惨案为一时期，“五三”惨案到现在又开始了新的时期。在前一时期，革命局势显然表示了一时的艰困和严重，因为广州暴动所表现的工农阶级革命的力量和声势，及其影响之足以掀动全国工农群众之更高的热潮，豪绅资产阶级恐惧得发抖，因此更反动的摧残压迫工农革命势力，“停止民众活动”与“苏俄绝交”，无情的在城市和乡村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领袖。在那一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对豪绅资产阶级的北伐，也存有不少的幻想，他们在国民党欺骗的宣传之下，以为打到北京后一切经济政治上所受的痛苦可以相当解除。我们呢，过去城市工作除很少地方外，本来没有深固的基础，加以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没有洗刷干净，一经遭遇严重的白色恐怖，重要城市中工作，几于完全停顿甚至塌台，许多工人自发斗争得不到共产党的领导。农民暴动在湘鄂赣粤四省，有很大的发展，但因为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充分表现农民原始暴动的意识，除开海陆丰，醴陵而外，差不多完全沉溺于单纯杀人放火的红色恐怖，根本忽略了没收土地和下层苏维埃的建设，因此在大暴动区域中，不能造成深入的基础，也不能有适当的配合巩固已成的割据局面，形成总的布置，如海陆丰、湘东、湘南、黄安等，常常是某一区域已经起来，因为得不到邻近区域的响应而失败。但是我们主观上虽有这些严重的缺点，然而客观上，城市工人，在严重白色恐怖之下，依然有不断的自发斗争，湘鄂赣粤四省农暴有不断的扩大和发展，几个正式割据的城市虽被敌人夺回，农村中仍保持赤色的势力。士兵群众在不断的军阀混战和工农暴动的影响之下，日益革命化。军阀清乡，始终不能达到目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对国民党仍保存相当的幻想，但因为苛捐杂税之繁兴已开始动摇。豪绅军阀内部的明争暗斗迄未停止，反而日趋剧烈。而无产阶级的政党C．P．在其组织上也有相当的改造，渐渐洗脱机会主义的遗毒。这是前一时期革命局势的总的现象，中央在那一时期的总策略，便是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加紧城市工作，使城市能领导乡村；加紧士兵工作，在农村斗争中澈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乡村割据；注意反帝运动和小资产阶级运动，使城市和乡村工农士兵工作得着互相配合适应的发展；澈底来〔肃〕清党内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健全党的领导。在湘鄂赣粤进行四省总暴动的布置，准备夺取四省政权。在豪绅资产阶级北伐胜利的当中发生济南惨案，客观上复起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潮流。这一时期的开始，中央对于工农士兵等一般工作和党的改造是继续前一时期的策略而使之具体化；而对反帝运动复起当中的城市运动，则更加依据新的客观情势，而决定如何发动反帝高潮扩大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使工人阶级斗争和反帝远动及一般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以复兴城市工作，并且在工作当中根据每个党员参加一种党的工作的原则改造并建立党的基矗中央自“五三”至今，对反帝运动，工农运动，士兵工作，党的改造，不仅在策略上并且在方法上对各地曾有极详细的指导。现在整个的革命局势，是比前一时期更加活跃的向上开展，特别是反帝运动之复起而继续工人斗争的开展，小资产阶级脱离豪绅资产阶级的倾向日益明显。现在可将整个的〈局势〉分析如下：反帝运动济南惨案的性质，比五卅惨案更为严重，从客观上说，应当掀起一个全国高潮，且在当时全国各大小城市一时突现的反帝情绪确是很高。然而实际并没有能发动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高潮，其主要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国民党欺骗的影响，如开始则唱先完成北伐而后对外，干涉制止民众，继则做一点上层的不澈底的反帝工作〈提倡国货，征收救国基金，开全国反日大会，要求修改满期条约等等）。二是我们过去城市工作基础的薄弱（实际城市工作有些地方因这次运动才复活）和许多指导机关不深切了解，或者切实运用中央策略和方法，以至虽有些可能的条件和可能的机会，而没有去抓住他耐心的发动这一运动――甚至很小的范围。虽然如此，这次反帝运动仍然有其相当的成绩和影响：第一许多重要的城市反帝运动虽然只有很小的范围是我们党在组织上领导起来的，然而大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起来的（如党的政治影响推进了群众反帝热情和行动，间接亦使豪绅资产阶级不能不做一点上层运动的欺骗工作）。反帝运动联系到反国民党，不是偶然的。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在出卖满洲和山东的条件、压迫“爱国运动”之下换得北京，在工农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前面把自己的假面具（孙中山留给的）撕破了。反国民党的影响一般的比从前普遍而深入了。第二各地党部能够了解并运用中央所指示的策略和方法的，不仅可以多少领导反帝运动，扩大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且推动了工人运动。城市工人斗争的活动从反帝运动中活跃了工人斗争，这种情形，在上海特别显明，上海从“五卅”、“六三”两次示威运动激发了群众的斗争情绪而后，大小有近四十次的工人经济斗争，其中少数完全胜利，大多数得到部分胜利，失败的只有三数起。现在沪西日本厂工人又爆发了几个厂的罢工，并且有扩大的可能。日本厂工人的经济斗争同时是直接的反帝斗争，工人在斗争中叫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很普遍的，其他的工人斗争，虽然是以经济为出发点，但是在斗争中群众包围国民党市党部为抗议国民党工整会之帮助资本家而叫出“打侧工整会”“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也是很多的。所谓英美烟厂邮务印务报界等七大工会，在广大的群众斗争潮流中已日渐左倾。工整会在群众中一点信仰都没有了。上总和C．P．在群众中的影响，渐次扩大起来，广大的工人斗争，经过我们组织上的领导的虽然只限于一小部分，但一般的是能接受我们经过种种关系而给与影响的，现在整个的上海工人斗争已有新的开展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因为一般的是资本家长期的过分压迫的一种反攻，所以也决不是短期的现象。上海而外，广州、安源（矿工）、天津（纱厂）、济南（广大失业工人）、淄博（矿工）、豫南、汕头、佛山、海口、市（？）龙〔1〕、镇江、苏州等城市工人经济斗争（约三分之二是罢工）都陆续起来，而且差不多都是由党直接领导起来的。所以全国范围内，数个月来沉寂少声息的城市工人运动，现在又从新活跃起来了。农民暴动和四省形势广东农民暴动在表面上看，海陆丰和海南岛的城市已被敌人夺回，没有从前那样的声势。但实际在最近几个月中，各县都在注意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发展，零乱起来零乱失败的现象已经减少。海陆丰和海南岛的城市虽被敌人夺去，乡村则仍是赤色的势力，在东江这种势力，更是向四周扩展的，最近海陆丰农民还把蔡廷楷〔锴〕打得落花流水，尤其外县城市工作和士兵运动都有相当的进步，两个月来中路西路南路及梅属各县农民组织和斗争都有新的发展。湖南方面以湘东为中心，沿湘东北以至湘粤大道农暴声势继续扩展，并且比从前深入。这一中心区域参加暴动的农民二百五十万至二百万。湘东工农势力更已联络一气。湘西群众斗争亦已开始发展。在那一方面，士兵工作，更有极好的条件，兵变加入农暴的事情时常发生（平江白色清乡军队几次叛变，最近更变了两团）。醴陵白色清乡中，兵士常向农军农民暗示同情，因此清乡至今不能成功。在江西，这几个月中赣西赣南赣东赣东北，农民暴动继续不断的起来，特别是赣西之宁岗永兴〔新〕，土地已经分配过了，万县〔安〕（？）〔2〕群众又已起来，赣东北之弋阳数十万群众支持五六月之久的割据局面亦在扩大深入的当中。江西士兵工作也和湖南同样有极好的客观条件。湘赣两省有组织的红军约在万人以上，尤以朱毛部和平江余部军事上政治上有较好的基础。湖北武汉三镇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但外县组织还都存在，鄂东鄂北鄂中鄂西各区域农民斗争仍是前仆后继的起来。总之四省中湘鄂赣三省的农暴是在继续发展，纯粹杀人放火的行动比以前减少，土地革命的内容一般的比以前充分，布置上比以前注意配合和联系些了，群众的基础更比以前扩大了。此外，闽南（平和、永定为中心），豫南（信阳等地）的农民正在为土地革命而奋斗。浙江最近有临海、温岭的暴动，山东胶东一带，农民有抢分地主谷子的广大群众斗争等。国民党政权是否统一和稳定的问题北伐得到了北京，这是一种事实，但这是否就是代表国民党政权已经统一甚至稳定了呢？国民党的政权必须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上：一军权财权的统一；二从帝国主义铁蹄下相当的解放出来；三工农暴动的消灭。第三个条件已如前述，不仅没有消灭，近来更有新的开展的形势。至于第一个条件呢？国民党本身本来只是各派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一时的政治联盟，因为他们各个要利用这块招牌以巩固自己的市场。各派豪绅买办各有其自己的地方市场，因此有他自己的武装和政权形成地方的割据向外抢掠，所以表面上虽〈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实际则是蒋记桂记冯记阎记的明争暗斗。京市指示呈五次全会文“惟查各政治分会……虽唐之藩镇，曹锟时代之巡阅使，无此大权，而满清之总督，更为望尘莫及。以军夺政，以政凌党……割据之局既成，纷争之祸又起……”。这是好一篇国民党政权形势的写真。蒋介石比较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且站在中央的地位，才抬出统一军权政权财权，党权高于一切，召集裁军会议，财政会议，经济会议，裁厘会议……等等。一则以欺骗民众，取得中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另一方面便是想达到他所需要的统一。实际军权能统一么？蒋介石自己也提议全国要设十二军区。裁军能够实现么？嫡系军队军改为师，异己军队如叶开鑫何春帆等在“裁军”美名之下成了军阀牺牲品而已。另一方面则大军阀依旧潜在扩充自己的实力。军权不能统一，政权能统一么？政权不能统一，财政统一更是废话了。经济会议，裁厘会议，实际只算是烟酒特税，棉类特税，麦粉特税，丝织业特税，糖类特税……类特税的幌子，和蒋介石派在政治上的如意算盘。军政财不能统一，不仅是由于各派豪绅买办资产阶级间利益的冲突，还有重要的原因，便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冲突，因而操纵地方豪绅资产阶级之纷争。如果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等不平等条约不废除，驻华海陆军不撤退，帝国主义经营之矿山铁路工厂不收回，换言之，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不根本撤消，被其利用扶植的封建式割据因为失其依附而消灭，中国有完成统一独立自由的可能吗？蒋介石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不要，又投降美国〈帝国〉主义，想要借美抗日，宣传美国承认国民政府，对美国修约照会受宠若惊地向民众宣传，实际这位最垂怜中国的柯立芝总统的照会内容，除掉表面上承认关税自主，而实际要求最惠国待遇的欺骗办法而外，还有什么呢？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是承认关税自主吗？“五三”惨案以来，日本已强硬的取得山东满洲，英国帝国主义于此时期中，已进一步稳定他在南方的势力范围。美国呢？当然是假意亲善，进一步侵入到所谓国民党中央政权，利用之以打击日本。太平洋战争，已酝酿到了爆发之前夜，中国各派豪绅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正在准备牺牲中国工农穷苦民众的血汗，以博取他们主人的欢心。总之所谓国民政府的政权，本来是国际帝国主义豢养下的各派豪绅资产阶级狗抢骨头的玩意儿，根本上没有稳定的可能，在现时更没稳定的事实。国民党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如“突击”派、“革命评论，派等有时象煞有介事的责备现在的统治者不尝试改良主义，缓和阶级斗争，其实这也只是幻想和不负责的责备而已，实现改良主义，必须有三个条件：资产阶级统一的政权（豪绅地主谈不到改良），工商业资本相当的发展，工农斗争消沉，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力继续领导工农斗争，在这三个条件毫未具备的现在，改良运动客观上即难有实现的可能，例如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对于工人群众现在能够实行改良主义么？综合上面的分析：三个月以来城市反帝运动复兴，工人阶级活跃的向上开展，国民党在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信仰几于完全扫地。南方农民暴动继续发展，并有其组织上政治上的进步，士兵群众日益革命化，帝国主义的利用和豪绅买办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冲突，使国民党政权在现时没有稳定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时中国革命仍是继续的向上发展，特别是这……（不明）〔3〕……更有新的活跃的现象。现时中国革命还在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这一阶段的完成，就是具体的实现：被压迫民族从国际帝国主义解放出来，消灭了地主制度和一切封建关系，消灭了封建军阀的政权，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既然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是已完全不能执行这些任何任务之一，恰恰相反，而完全成了这些任务执行之敌人，如前面所述，因此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直接起来完成这些任务――直接革命。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随所谓北伐的完成而愈益暴露其自己背叛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即是使直接革命的形势在客观上和无产阶级农民的中心更加明了而迫切了，直接革命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权，消灭地主制度，土地归国有，肃清一切封建社会关系，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苏维埃政权。其手段则为武装暴动。因此目前党的主要使命，便是如何说服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工农大小斗争（经济的和政治的）一直发展到阶级斗争最高的形式――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同时在暴动政策之下，防止不要群众的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先锋主义等。这是中央自去冬中央扩大会议以来一贯的策略，证之现在革命的客观形势，更证明其正确无疑者。不过此时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主观力量的薄弱，许多工农士兵自发的斗争，我们还不能打入去领导（上海的部分亦是如此），党的基本的改造没有成绩，甚至没有开始，因此支部不能起核心作用，不能提拔出新的分子，因而一般的感觉干部之缺乏，一般的对外县关系不密切，党的策略不易下去，外县工作都不能上正轨，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还差得很远，甚至如直隶福建因为党的纠纷不能做起工作。因此种种，除开少数地方外，党不能有组织的领导群众，或者领导而不充分。今后我们的责任，便是加紧组织我们的力量，改造党的组织，健全党的基础，在工厂中，农村中，士兵中，扩大党的宣传，组织教育群众，领导更广大的群众斗争，推进现在这一活跃的革命潮流，使之扩大深入，汇合达到全国范围的高潮。目前的一般工作是：一、继续反日运动，同时扩大反对英美乘机侵略，反对太平洋战争，反对国民政府勾结美国帝国主义，出卖山东满洲于日本，假名修约剔开济案实际问题等卖国行为的宣传。所谓修约，实际上是以更具体实际的利益换取某种不重要的修改（如默认日本割据山东满洲而向之哀求修改满期商约，对美国欢迎其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之修改关税条约照会，暗地里更是引狼拒虎等等），而把不平等条约经过一种新的手续更加延长数十百年。我们应向民众广大的宣传国民党卖国外交的罪恶，从反帝运动反帝宣传中加紧群众反国民党的工作，以打破国民党利用上层反日运动及修约等给予民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欺骗。一切实际办法，仍适用中央以前历次通告所指示。二、加紧工农运动，征调大批积极分子到城乡工作。在城市中注意工人运动与反帝运动，而且注意统一战线的运用，注意下层群众公开工会的组织和秘密的赤卫队的组织，注意反国民党和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在乡村注意组织农民群众（农协或农民委员会）和手工业工人，注意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注意领导日常的小斗争，以增进群众革命情绪，扩大其组织，注意利用一切民间武器，组织赤卫队。斗争起来时注意创造乡村的割据，和几个区域的配合。详细策略和方法，可参照中央最近所发“城乡工作指南”，此地不赘述。三、加紧士兵运动，派出得力同志工作，尤其要利用现在大军阀假借裁兵美名裁撤异已军队，不发清士兵欠饷，不抚恤救济死伤残废，不给退伍士兵工作，而突然包围缴械遣散，使每个士兵不知他在什么时候会失业，尤其是老弱残废，一旦失业更无法谋生……等等，鼓动士兵群众兵变，跑向农村中参加农民暴动，或者在城市杀长官，打毁政府机关，杀死官吏等等工作，以动摇军阀统治，而增加工农革命声势。（参照中央所发士兵运动通告及城乡工作指南）四、扩大对小资产阶级的宣传，推进他们的革命情绪，向一切学生小商人群众乃至国民党下层群众宣传国民党内各派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的卖国的事实，揭破国民政府修约的内幕，和经济会议裁厘会议不过是增加新兴苛杂的幌子及蒋介石派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利用……等，使他们更加认识国民党的罪恶而倾向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参照中央最近所发政治宣传大纲）。学生群众最近亦日渐左倾，国民党的登记在学生天天减少，党和团在此时要加紧学生运动领导为本身利益斗争，和反帝运动，各省须斟酌情形，出版对小资产阶级谈话的公开刊物。五、加紧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现在是工农斗争开展活跃、小资产阶级群众烦闷找出路的时间，党的责任，不仅要领导他们目前利益的部分斗争，而且相当的指出政治的出路，领导他们作政治斗争，因此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乃异常之重要。在每一次日常的经济斗争中，在反帝运动中，我们要向群众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来宣传，不仅要消〔积〕极的宣传“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更要积极的宣传“工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自由”、“土地革命”、“工农民主独裁”、“一切政权交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口号。如果我们只领导群众作些日常利益的部分斗争，而不从斗争中积极指出群众的政治出路，或者不敢在群众前提出党的独立的政治主张，那么我们将回复机会主义的错误，而永远不能领导群众到最后胜利之路。六、经年以来，党内教育训练工作，各级党部都做得异常之少，因此不积极的分子，因不了解党的策略而犹豫不前，积极勇敢的分子，亦常常是一知半解的蛮干，甚至于盲目的干。在最近以来，尤其是中央关于反帝运动和城市工作的策略方法达到各地以后，显然证明下级党部不能充分了解以至影响到工作不能起来。因此以后关于党内教育训练工作，各级党部应特别注意，除开在整个的支部工作为教育训练同志之极好途径外，各县市区委还要注意办训练班，各省市县委还要注意出版关于教育训练的刊物，每次材料不要多，而以时常有这种刊物达到每个同志为重要。过去一时期，各地党的改造，做得不好的，几于使整个组织解体（如顺直），做得好的，也多限于中下级干部，特别是中级干部，如县市委之改组而未能深入到支部。因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未实现，支部仍不能起核心作用，工作的指导和推动，多是经过个人的关系，而不是组织起作用，因而新的干部也极难提拔起来。一方面既靠个人的英勇的指导，一方面因为支部不起作用而难提出新的干部，于是全国干部人才乃大起恐慌，而天天向中央要人，中央自然无法从天上掉下干部来以供给各省的需求，于是各省也就只好让着许多群众工作的机会过去，无力去领导。这次反帝运动，党不能扩大这一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这是现在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中央于此不得不警醒各地党部改正这一严重的缺点，如何改正呢？就是要在“一切工作归支部”“每个支部同志参加一种党指定的工作”“支部起群众核心作用”的原则之下改造健全支部的组织。尤其在城市中，每个支部的同志，必须能够经常开会纳费，经常参加一种工作，否则无形洗刷出党，使他团聚于党的周围而为最接近于党的同情者。宁肯党员数量上比较少，但质量必须渐次达到布尔塞维克的组织。惟有如此，才能训练党员，才能提拔新的干部，才能保护党的地底下的安全，才能从群众里面经过核心作用领导群众，而不单靠从群众外面派出英勇分子去影响群众。这一组织的基本改造的原则和方法，必须立即严格执行，尤其在此工作紧张的当中。除开上面的一般的指示外，中央对各省区还有以下的指示：一、江浙皖区。这一区域，当然以上海工作为中心。前面已经说过，上海工人群众反帝运动，尚在继续着，阶级斗争正在活跃开展，且不是一种短时期的现象。党在上海的策略，便是努力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向胜利的路上走，即令是小的部分的胜利，都是很有意义的。并使反帝运动和经济斗争交互影响推进，并且活泼的运用统一战线。防止向失败路上走的拚命主义，纠正党内个人赤色恐怖的恶影响，只有如此继续准备扩大群众斗争，而在斗争中加紧群众的组织工作，特别是群众工厂委员会式的公开组织以赤色工会联系起来，才能建立上海工人本身的团结，而我们也可以打入广大的群众中去，上海党部在这一时期中，关于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基本组织的改造，都做得很少，从现在起，应根据上述原则加紧这种工作，〈否则〉我们党必然和过去一样，与群众隔离，而不能在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这是上海党部应严重注意的。上海工人中不仅下层公开工会的组织重要，并且要立即开始工人赤卫队的组织为武装暴动的基础。沪西的工人罢工是直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应当努力扩大这一运动于沪西各厂，以推进整个上海和全国的反帝运动，当然这一运动不只要单独从沪西内部推动，更要使整个上海反帝运动和阶级斗争与沪西联系起来，才能扩大这一运动。安徽浙江虽然接近上海，然而反帝运动和工人斗争都没有能相当推动起来，芜湖工人虽有活跃的现象，然而我们的关系很少，党部更忽略了反帝运动。浙江党部至今没有能想法打到群众去，其实两省接近上海，在上海工人斗争潮流影响之下，如果党能了解执行中央的指示，必能做出相当的成绩，两省党部应予以严重的注意。同时上海党部没有加紧南京苏州无锡镇江等外县重要城市工作，使之与上海配合起来，也是一个重要缺点。三省的农村工作，要注意发展农民的组织（农协或农民委员会）和群众小的斗争，扩大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反帝的宣传，利用一切民间武装组织农民赤卫队，纠正不要群众不组织群众无动不暴的盲动主义。江浙更要纠正赤色恐怖为中心的错误观念，安徽要纠正沉溺于土匪运动的观念。目前的工作和布置，要注意与秋收较广大的斗争前途联系起来，三省省委对外县的观〔关〕系都异常之坏，因而外县党部大部分还沉溺于机会〈主义〉的遗毒中，工作的路线更是一般的夹着许多的错误，省委应当多派巡视员到下层巡视，并坚决的改造党。三省士兵工作尚未开始，现在为第一集团军高唱裁兵的时候，党应当立即调派同志开始工作，鼓动士兵哗变，安徽尤应改正以土匪为军运中心的错误，而以兵士工作为中心。三省小商人的抗税运动，比其他省份特别发展，江浙学生运动亦激剧分化，党应当特别注意推进这种运动和分化，扩大党的影响。二、两广福建，以广东为中心。广东各方面工作都具备了相当形式，特别是省委与外县的关系，比任何省为密切，因此上级的策略比较容易传达下去，但城市工作，仍属异常薄弱。广东目前要以城市工作为第一位，比从前更加着重反帝运动（不仅反日，要加紧反英宣传），恢复工运基础，改造并建立党的基本党的组织，在乡村特别加重群众和党的组织力量，抓住“夏收”组织更广大的群众抗租运动，以推进全省暴动的布置。这当然不是说在夏收实行全省总暴动，因为这是过早的，至于经过夏收发展的局面，是否可接着举行总暴动，要看那时主客观情形来决定。在工作的布置上，要在东江配合各个暴动区域的革命力量，完成东江的割据，同时必须注意推动广州市和中路各县群众斗争，发动北江的农暴，以与湘南赣南联成一气（过去省委不注意北江是错误的）。再则西江以至广西的东部，省委必须有计划的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指导广西全省的工作，如此才足以抵制广西豪绅援助李济琛进攻广东工农阶级。琼崖的失败，南路斗争未发动，琼崖党未澈底执行土地革命是重要原因。最近南路工作已渐有起色，省委要使南路和琼崖互相适应的发展。在广东扩大工农赤卫队的组织，扩大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和扩大党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暴动前途是很重要的工作。福建党部在闽南比较有点基础，同时这一区域工农群众经过激烈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加紧厦门福州及闽南各县市工作，布置闽南割据，以与广东东江联成一气，发动闽北建瓯区域的群众斗争，尤其要注意组织秋收到来时全省广大群众的抗租运动，但要纠正过早攻城的盲动主义（如平和永定事件）。福建反日运动，在民众中有较深印象，党应努力继续下层群众反日工作，并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第三党在闽南颇有影响，党应在群众中扩大反第三党的宣传。在一切工作的布置中，党的改造乃为第一严重问题。福建的党因为没有工农基础，至今尚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窠中，指导机关已呈瓦解溃败的形势，必须彻底遵照中央指示，救出组织上的危机。三、湘鄂赣三省，这一区域的布置，以湖南为中心。湖南革命的发展成了以湘东为中心，从湘东北之平浏经过株醴萍安荼〔茶〕攸以至湘粤大道的割据基础，这一形势，南通广东，北接湖北，而与赣西南以至西北联成一气，显然成了三省暴动的枢纽。党的责任是要更深入扩大这一革命枢纽，同时注意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湘西各县群众斗争要使之更加扩大，并澈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在湖南工作的第一中心是城市工人运动，党要以最大力量加紧工作，特别是长沙醴陵湘潭衡阳常德岳阳及铁路矿山，在这些地方，过去都有相当的组织基础和党的影响，现要加紧恢复。士兵运动和红军的调动亦是主要任务之一。湘中湘西的党部尚有深厚的机会主义遗毒，新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尚未下去，省委应派人巡视。反帝运动和对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必须开始工作。江西工作的主要弱点，是职工运动差不多全没有基础，士兵工作虽有极好的条件，而尚未开始，党的干部异常缺乏，下层的改造做得极少，因而提拔不出新的干部。反帝运动也没有影响。党的最要紧的任务，便是要纠正右述弱点，从新建立城市基础和党的干部。江西农民斗争，却有激烈的发展，党在全省工作布置上，是要扩大赣西的割据，向赣东赣南发展。组织赣南群众暴动与粤北湘南联络，扩大深入弋阳的暴动，与鄂东联络，发动修水铜鼓的斗争，与平浏会合。除此，则应当从九江沿南浔赣江以达吉安赣州线，加紧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建立全省布置的枢纽。湖北组织尚未恢复起来，目前重要的是恢复武汉三镇职工运动，……（不明）……外县工作，开始士兵运动，全省工作的布置开始建立在政治意义和群众力量的两个基础之上，因此沿粤汉路的鄂南，包围三镇的鄂中各县，沿京汉路的鄂北，以及鄂东鄂西等区域，为全省布置的几个中心，这些区域的农村中，过去都有相当的基础，恢复较易，但必须一开始即注意城市工作，在外县的斗争，要特别纠正纯粹杀人放火的流寇战争，澈底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工作。三省省委目前都要准备秋收时广大群众的抗租运动，以推进三省暴动局面。三省农协在农民中有伟大的信仰，农民自卫军过去亦有点组织。党在工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恢复并扩大农协，普遍的组织赤卫队（或自卫军），如过去之醴陵。四、其他各省1．河南。河南的工作，第一要加紧京汉、陇海、道清的铁路工人运动，郑州开封信阳等重要城市及纱厂矿工的工人运动。在这些工人区，加紧反帝国主义宣传，强健党的支部基矗第二是要扩大豫南农民斗争，在乡村中澈底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在豫中各县及沿郑州开封彰德〔4〕卫辉各县组织农民群众发动斗争，使之与城市工作相配合。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纠正不要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第三是在一切杂色军队和冯玉祥军队中开始士兵工作，鼓动士兵叛变与农民斗争联系。2．山东。应当坚决的遵照中央指示作下层群众反日运动，并且在反日运动中开展工人运动，这是山东目前的中心任务。据省委最近报告，已有极小的成绩，因此必须更加推进这个运动，但同时须纠正逃避直接反日直接反国民党的错误。在较有基础的各县，如胶东及东昌〔5〕一带，组织农民群众领导抗税运动饥荒运动，加紧土地革命宣传，促进农村阶级分化，揭破一部分落后农民对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幻想。党的改造，无论在济南青岛和外县，都异常迫切，不改造党，不把党的新策略传达到下面去，工作是永不能起来，而只有继续过去的崩溃瓦解而已。3．直隶。直隶党部自去冬和今春几次改组，至今没有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央历次关于政治工作组织各方面的指导都没有执行。现在不仅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遗毒毫没有洗刷（党内群众甚至省委的负责人还有主张打青天白日旗欢迎冯玉样的），工作没有基础，组织上在几种危机之下（极端民主化，意见纷歧，干部的充分雇佣化，两个省委的对抗等）已陷于整个塌台的形势，因此顺直的工作，非根本整理改造党的组织，从新确定正确的政治工作路线没有别的出路。4．满洲已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资本在此地有很大的发展，同时本地大地主而兼资本家的势力成为二省工农的直接剥削者，因此三省有近三十万的产业工人和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在连年军阀战争之下，完全不能生活。党的主要责任是组织群众反日运动和反国民党宣传，组织工农群众，领导他们斗争，发展党的组织。这一种下层的群众工作，只要党的耐心的努力，是很有希望的。但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要防止任何离开群众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如过去省委认为三省暴动快到来）和沉溺于土匪运动（大刀会红胡子等）。反之，如果我们不能实际去组织群众，领导他们为自己利益斗争，和反帝反国民党的工作，那么是等于帮助国民党在三省影响的扩大，对于我们的不利，将比现在的直隶更坏十倍。5．南洋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已相当资本化，党在这里的责任，是组织工人群众作长期的反帝运动，和经济政治斗争，从斗争中建立党的基础，纠正玩弄暴动和沉溺于红色恐怖不耐苦做群众工作的错误观念。中央三个月来，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事实上断绝了关系外，对各省都不断的有个别的指导。兹根据最近的政治情势更给各省以总的方针，至关于工运农运兵运反日运动党的改造等，各方面的个别通告，及最近对各省的个别指示仍然适用。望综合这些指导正确的切实的运用到实际工作方面去，是为至要。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复写稿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2〕“（？）”号为原文所有。〔3〕原文如此。〔4〕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5〕东昌，今山东省聊城。
|
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1〕打下京津之后，全国完全入于青天白日的反动统治，国民党高喊到了训政时期，裁减兵额，统一军政财政等，其实只有政治观念动摇不明了国民党内幕的人们，方才相信那些不能兑现的高调。国民党内的蒋桂冯阎间的相互冲突，早已酝酿于这次北伐之前，只因为当时奉系军阀的进攻和各派军阀本身没有充实的准备，再加以工农争斗的牵制而未公开爆发成为相互混战的局面。大家都企图在一致对奉的北伐中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作为将来冲突的根据。所以这次北伐实只是各派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在这次北伐中桂系是没有直接参加，实际上只有冯阎蒋的军队成为战争的牺牲者，尤以冯军的牺牲为最大；但是在战争中实际得到胜利与报酬的，是桂系与晋阎，桂系虽然没有获得敌人的战利品，但是他曾做了一番肃清内部补充实力的工夫，晋阎则获得极多的敌军战利品且暂时占有京津富庶区域，冯则牺牲最大，但是实利几乎一无所得，蒋亦只有牺牲。北伐延缓了他们之间的公开冲突，北伐“成功”之后的情形是怎样？桂系想企图造成全国桂系的天下，极力利用西山派，拉拢各方面以对蒋；蒋亦赶紧在裁减军队名义之下补充实力整理财政，拉拢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等联络唐生智旧有部队及程潜残余势力，更利用高级党国机关加紧造成对抗桂系的力量；冯玉祥欲保存自己实力图谋发展，则非与晋阎争夺京津不可。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久战之后没有恢复补充或者不至于马上公开爆裂，但是各方面都在积极准备酝酿之中，是显然的事实。因此国民党的北伐虽然“成功”，但是这并不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稳定，虽然他们对于阶级敌人――工农阶级与共产党――是结合一致的，但是整个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与冲突并未能消灭，统治力量仍然只有日益削弱崩溃。在这国民党统治的现时阶段中正是中国革命运动转变的紧急关头，因为北伐尚未“完成”之前，国民党尚可利用“一致北伐”“巩固后防”“民众应为北伐牺牲”等来和缓内部公开冲突，并借以欺骗压迫剥削民众，禁止民众一切革命的活动。不觉悟的民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甚至一部分北方工人群众尚幻想北伐“成功”解除一部分痛苦，但是北伐“成功”的事实已经使那些幻想完全没有希望了，民众运动不独没有恢复，在北京政治分会第一次会议即通过白崇禧提出之“停止农工民众运动”提议，南京政府最近恢复绞刑，表示他们压迫民众的决心，苛捐杂税不独没有蠲减，京津下后，国民政府新发出之国库券已有一万二千万元，马上就要发出三千万至五千万的裁军库券，接连不断的公债券还不知有多少！这只有日益加重对于民众的剥削。济案问题延搁，至今尚未开始谈判，借“修约”等转变民众视线，以实现其卖国秘密外交。至于工农生活更谈不到改善，只有帮助地主资本家向工农进攻，学校继续停闭，教育只有日趋破产，学生出路渐绝，故自杀现象日有所闻；一班民众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政治自由，全被国民党政府剥削〔夺〕。如此种种，都是我党获得群众的机会，在此民众要求革命出路的关头，若是我们不能领导民众走向正确的革命路线，这是革命的损失！但是过去我党工作表现许多严重的弱点，虽然中央曾经指出，但是仍然没有纠正，主要的表现就是：（一）没有城市工作的基础――在一切重要城市中如武汉广州天津北京南昌九江长沙郑州开封济南青岛等处，党的力量非常薄弱，职工运动全无基础，武汉长沙党部破获后，济南在惨案之后，城市党的组织几等于瓦解。广州市内工作很弱，上海虽比较是好的城市党部，但能领导行动的群众，由“五卅”“六三”纪念证明还是非常之少，且不是占重要产业地位的工人群众（店员与纱工）。各省普遍的现象，就是没有县城镇市的工作，只是避免困难（白色恐怖）去埋头农村活动，以致造成党的组织成份是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这次反帝运动始终看不见我党领导力量就是很显然的例证。（二）暴动观念的模糊及策略运用的错误――虽然去年中央扩大会议详细指出城市暴动的条件，后来中央二十八号通告详细解释武装暴动的意义，但是各地运用这一政策时，仍然表现有估量不正确不顾群众与党的力量之盲动主义（如顺直省委在国奉战争时暴动的布置，江西省委在朱毛军队移驻赣西时的全省总暴动计划等）和被农民意识领导单纯烧杀主义（如湘南特委决定毁灭城市杀戮不从共的分子，长寿街的毁灭，湖北一带烧杀行动……）及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充分准备与配合的军事冒险（如广东罗定暴动浙江宁海农民武装占领亭旁镇……）等错误。这样运用暴动政策的结果，不是估量形势不正确只有空洞而实际没有力量执行的暴动计划，就是过于轻视敌人，重视自己力量，零星散乱的发动，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反而削弱了革命力量与党的组织。（三）农村工作没有走向正轨，土地革命政纲执行的不坚决――各地农村党部，往往机械的认识一切农村工作是直接割据或武装暴动。因此只注意如何杀人放火攻城的离开广大群众的工作，斗争一起来，就不顾其他条件一定要引导到割据，因此而铸成的错误倾向就是：（1）不注意群众的日常组织工作，只求一泄了事（如江苏之江北）；（2）忽视群众政治宣传与教育（普遍现象）；（3）只注重如何利用土匪枪会组织（如安徽）；（4）不去努力发动及领导群众作小的经济斗争；（5）由上列情形，乃不能造成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农村党部，或在盲动失败之后，党就瓦解消灭！因此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始终是没有走入正确发展的轨道，有些割据区域多数只是形成单纯军事割据形式而未能坚决执行没收土地政策（如赣西之万安遂川广东之潮惠普宁及湘南等县），因之不能推动广大群众起来为切身利益来拥护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四）党的组织危机日益增加――一班的情形是：支部不能起核心作用，尤其是城市组织，几乎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而不敢行动，同志反而畏惧C．P．地位，表现不及普通群众的勇敢积极（如杭州同志不敢参加党指定的工作），农村党部缺少干部，多不能领导斗争，或是在每次争斗失败后，组织多半崩溃，军队组织不能严密，往往连累党的机关之破获（如广东江西……），秘密工作经验之缺乏与忽视及同志反叛致有不断的损失，工人成份之减少，农民成份占绝对多数致有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影响政策的危机！以上种种，实是过去本党主观的重要错误和弱点，需要极大决心与努力来纠正补足的，其他如士兵工作，虽在广东江西等省已有些路径，但仍是很弱很弱的基础，尤其是工农武装组织的建立还是非常之少！※※※党的主观方面虽然有许多弱点，但是各地民众革命斗争还是无疑的向上发展，上海工人虽在严厉的白色恐怖压迫下，他们从不能忍受状况而渐自动起向资本家反攻，据上海特别市政府的统计五月份罢工工人总数为二八七九人，六月份增加到六六九一四人，六月份共计有罢工案件八起（实际上尚不止此），最近尚有继续不断的罢工事件发生，武汉广州卫辉京津安源的工人，都有不断的大小斗争。农民争斗亦在不断的发展，湖北各县农村游击战争更加深入扩大，赣东北之横弋一带及赣东南的农民争斗未曾停止，湘东南及东北的农民又渐起来向反动统治猛烈的进攻，广东农民正准备反攻的战争，浙江宁海农民曾发动一次有群众的经济争斗，温州尚有不断的争斗。士兵动摇的程度日益加剧，湘东北平江不久有六连兵士叛变，皖北有一团人的哗变，江西第二十七师与朱毛军队战争时几乎全部倒戈，当时南昌军队十分动摇，广东第五军兵士日益左倾，北伐进程中逃营的兵士时常发现，一班士兵在北伐“成功”后仍然得不到薪饷反而要裁减兵额引起士兵的恐慌。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及压迫民众运动也是非常不满，国民党的青年党员也感觉到“党国”前途的失望，自国民党重新登记后，许多普通党员都被无形淘汰不能找到出路（上海登记后只有五百人被登记）。这些都指出革命的高涨要快走向新的高潮的局面。“直接革命的势力”仍然没有变更。※※※在这一革命形势之下，本党暴动策略不独没有改变，而且应当更加积极的求其实现，尤须注意抓住秋收时期发动各地斗争与暴动，但是暴动政策之执行，必须更加使之“艺术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一）使各地工农兵的奋争与暴动完全在无产阶级意识领导之下；（二）必须是倚靠群众的组织力量而有计划的配合发展；（三）必须是很正确的估量敌人与自己的力量发动暴动斗争，尽可能的减少无组织的散乱的发动以致敌人乘机各个击破反而散乱自己的组织。在这一原则之下的中心工作，“是在征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给他们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团结着党及党的口号”，发动他们起来争斗，来实现本党暴动政策。目前具体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我们应该肯定的承认，如果没有健强的城市工人运动，使城市与乡村的争斗配合发展，是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土地革命的领导作用的，乡村斗争的发展，将受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领导，而必然产生许多错误的结果。过去城市党部因为没有群众工作的基础，反动局面一来，便与群众隔离起来，甚至有些县委执行机关都建立在乡村，几乎放弃城市工作，或者是没有能够迅速的改变工作方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策略，去打入群众中去，只凭借恐怖手段去威吓群众，当然不能产生什么强有力的工人运动，党也自然不能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目前各级党部应当有极大的决心打破一切困难，以多量的精力去创造城市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广州上海武汉长沙郑州天津九江南昌青岛济南等城市的党部应更加倍的努力，就是县委也应当打破过去忽视城市工人运动只做农村工作的错误倾向，中央严重警告过去因白色恐怖困难而放松城市工人运动的各级党部！须知城市与乡村革命运动若不能配合发展，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只有日益扩大，暴动政策便没有实现的可能。城市中心工作当然是职工运动，但若单纯只做工人运动而放弃小资产阶级的工作（小商人学生贫民……）和士兵运动，也是不正确的工作的路线（过去有些地方的情形就是如此），这是我们必须深刻注意的。目前城市工作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是：（甲）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现在全国各地除我们领导的工会外尚有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会组织：一、由工人自动起来为保障自己经济利益而组织成的工会，这类工会，带着劳资妥协的精神，站在工人地位求工人生活的改善并防止资本的进攻，不是绝对放弃阶级斗争的方式。在政治上不反对国民党，并且形势〔式〕上还是发生关系，实际是脱离政治斗争，纯为经济利益的工会组织，如上海邮务，商务印刷所，商务印书馆，报业，南洋及英美烟公司，电汽等七工会。这类工会比较是有群众基础的。二、国民党御用的工会，这类工会的组织的领袖多半是国民党指定的，他们相当的站在工人利益上来调停资劳的纠纷，并且有相当的群众，其政治上当然完全受国民党的指挥，如厦门福州等地之工会组织。三、完全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忠实同志”所组织的御用工会，但是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上层机关而无下层组织，因为他们事实上是离开工人利益，利用政治势力压迫工人争斗，时常引起工人群众的反对，如上海工整会等类组织。四、在贵族工人领导下的法西新〔斯〕蒂式的工会组织，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有极深的关系，因为历来与我们冲突，而我们过去没有注意获得其群众的工作，故对c．P．非常仇恨，如广东机器工会，不过仅仅在广东有此种组织。我们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根本意义，是统一各派工人群众斗争的行动，在斗争中去获得群众工会的群众。在这一原则之下，对于如工整会一类完全没有群众而极反动的组织，我们只有在工人群众中揭破其黑幕，防止他的影响在工人中发展，对于第一二四类工会，应按其性质与内容的差别，而切实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有上层机关接洽与下层群众联络两种方式，但是下层群众联络与宣传是主要而且必须经常进行的工作，上层机关的接洽谈判仅在一定条件之下方可采用，惟须注意上层接洽必须同时进行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下层工作是可以单独经常进行的原则，庶可使右派工会群众日益左倾而监督或影响其领袖。在这一原则之下，统一战线的具体运用方式是：一、对于一二四类工会的群众，须经常用我们领导下的工会（或其他工人结社）名义，提出当地工人最迫切而实际的要求纲领，极广泛的向工人群众宣传，尤其使这些宣传深入到右派工会组织和影响下的工人群众中去，鼓动工人群众在这些要求之下作一致行动。二、在他们有组织的工厂中，必须设法产生党的支部组织，并且派一部分色彩不甚浓厚的同志加入他们的工会活动，主要作用是去推动其群众左倾，用结拜兄弟姊妹等方法组织左派运动，监督领袖分子的行动，我们在右派工会内须要求实现民主主义（多开会员大会，实现民主选举制）去求改造其指导机关排拆〔斥〕极右而反动的分子。对于第一种工会，我们暂可采取占领指导机关的策略，但是广东机器工会内我们领导的左派运动，必须退出机器工会加入赤色工会方面去根本破坏其组织（因机器工会为广东工人所反对），对第二种工会则暂可斟酌情形决定。三、在他们领导的斗争爆发时，我们的工会应该在工人阶级利益上号召工人起来援助（发宣言传单派代表慰劳群众以至于举行同情的怠工或罢工……），表示我们的确是希望一致行动的去影响其群众，但必须注意其领袖妥协畏缩或中途出卖等事实，利用〈它〉向他们群众做广大宣传。四、在争斗紧张时候或是斗争爆发之前，我们的工会可以用书面形式要求第一二种工会作一致行动（但对广东机器工会不必如此），对第一种工会并可派代表与其上层机关或领袖谈判一致争斗的条件（对第二种工会必要时亦可采用），如果得到他们的同意便可与之作一致的斗争，如果被其拒绝，或在一致行动中他们的领袖表现畏惧退后时，必仍须向群众宣布其欺骗黑幕以取得其群众。（乙）纠正过去争斗方式之错误过去我们发动斗争的方式有两种错误倾向：第一就是用恐怖手段威迫群众，派人以武力制止工人进厂工作，去造成罢工形势。第二就是把罢工暴动看成是工人争斗的目标，而忽视小的能够征取群众的争斗之发动。这两种倾向都足以防〔妨〕碍职工运动的发展，应即纠正。现在全国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已入于最痛苦的时期，南方工人在国民党反叛后，一切以前所得的条件完全被资本推翻而白色恐怖又掩护资本向工人猛烈进攻，加时减资开除工人是普遍现象，北方工人在初脱离奉系军阀压迫之后，亦有改善生活的斗争要求，上海京津武汉等处常有自发的经济争斗现象。工人中的某种成份对于斗争是表示非常愿意参加的，但是害怕c．P．，不敢加入C．P．的工会和c．P．领导的斗争，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于C．P．的政治压迫过于严厉，使他们害怕（因发一张C．P．的传单都可以被捕至于枪毙）！同时过心争斗方式的错误，亦有很大的关系。今后我们发动工人斗争必须注意：一、抛弃武力胁迫的方式，而着重“说服”群众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须努力宣传教育群众的工作，使群众接受我们争斗的主张，尤须有党的独立宣传向工人解释党的政策，使工人群众了解党而不致因白色恐怖而不敢与我们接近，仅如此在争斗时才能够获得广大群众起来参加，为此目的党必需定出很切实际的工人要求纲领（每个工厂支部必需制定本厂工人特殊要求条件）向工人群众作普遍的宣传，平时召集工人飞行集会，推行〔销〕工会与党的宣传品及刊物应视为工厂支部的经常工作，仅仅如此才能扩大党与工会的影响，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随时受我们调动。二、我们须切实领导工人日常微细的斗争，因为在白色恐怖环境之下，大的斗争在工人群众没有相当组织力量与争斗决心时，是很难收到胜利效果的，小的斗争便是准备大争斗的方法，党的每个工厂支部必须注意到每件能引起争斗的事件（如饮料不洁，空气恶浊，工头监工欺压工人，工资不按期照发，……），鼓动工人起来反抗，斗争的方法如派代表交涉，停工几分钟要求答复，鼓燥〔噪〕群众起来威吓监工包围厂家等等都可采用，不应抱着非罢工不算斗争的观念。在这些争斗中必须注意宣传与工会组织工作，发展党的支部与影响，聚集群众力量去发动大的斗争，仪如此大的争斗方容易收到胜利的效果。三、赤色工会的组织工作，各地始终是进行得很迟缓，全国赤色工会下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尚不及四万的数目，这足以看出本党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影响薄弱的程度，因此赤色工会之建立及工人结社（兄弟姊妹团……）之发展，应当成为每个支部的任务，并须开始注意使我们组织的工会取得公开存在的地位（惟已公开的工会必须注意秘密机关的保存），当此工人群众要求出路的时机，我们应多用过去老工会名义（如上海湖北湖南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散发宣言传单号召工人群众起来争斗。四、除开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十分紧要以外，工人武装组织亦应有计划的开始进行，在赤色工会之内，必须按中央军事决议案原则，组织赤卫队或自卫队等组织，甚至可用体育队习武社等名义，公开组织卫护工人的团体。五、手工业工人运动过去很少注意，这是职工运动中的一个缺点，尤其在工业不发达的县市中，放弃这一工作更加是最大的错误，因为这些县市中手工业工人运动是城市工作的主干。关于手工业工人运动，同样以发动斗争，建立工会为主要工作，各级县市委应即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规定具体工作计划。（关于统一战线及手工业工人运动中央将另有通告）（丙）发展反帝运动在民权革命时期中反帝运动是本党根本任务之一，但是过去各地党部不甚重视这一工作，甚至将反帝运动看成是国民党工作，这显然是一种错误观念，在这次反日运动中，我党表现的领导力量非常薄弱确是极大缺憾！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江浙的资产阶级表现很积极的抵制日货，并且筹备全国反日代表会议，国民政府亦高唱废约修约等论调，企图取得反帝运动的领导权，而抑制工人的反帝行动，因此反帝工作此时特别重要，各地应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反帝的通告，去发动群众反帝高潮，揭破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反帝的黑幕，而取得这一运动的领导地位。有些同志认为反帝高潮已经过去，我们用不着费尽精力来发展这一运动，中央认为这同样是极危险的错误倾向。其实在济案发生以来，反帝的民众运动因国民党的压迫和我党没有积极领导而尚未起来，现在日本驻屯山东满洲及天津一带的军队肆行无忌，日本政府对于国民政府提出的废约案，显然是不能接受，将来济案的交涉也必定是使国民政府完全屈服，若是本党不能发动民众的反帝斗争，揭破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民众必将受国民党欺骗政策所朦〔蒙〕蔽，而反帝运动消沉下去，则我们直等于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责任。过去中央通告已经提出反帝运动必须与反国民党和争民权自由及本身利益斗争联紧〔系〕起来，才能发展扩大并且可以激动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使小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而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在这一方针之下，各级党部尤其是城市党部应当切实估量过去反帝工作的成绩与缺点，继续努力发展这一工作。一切城市工作与群众争斗，都应引入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中。反帝运动应特别努力的就是：一、扩大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除多量发散传单宣言标语组织灰色反帝刊物外必须组织讲演队，动员全体同志参加口头宣传鼓动工作，工厂等〈支〉部须设法组织飞行集会鼓动工人反帝情绪，惟须特别注意本党主张的独立宣传。二、切实有组织的参加抵制日货运动，揭破资产阶级包揽抵货运动的黑幕，检出大商店的日货须采取严格处置的办法，由抵货运动扩大到不供给日人粮食夫役，组织日厂工人的罢工与示威运动。三、组织和扩大反日大同盟外交监督会救国十人团等类群众组织，做公开活动的工具，同时进行争取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斗争。四、同时注意领导商人进行反对苛捐重税反对库券的斗争，引导到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争斗。同样从学生本身利益的争斗鼓动学生群众参加反国民党与反帝的运动。五、国民党组织的反帝团体，我们必须打进去提出澈底的主张去揭破国民党的反帝实际是阻止民众反帝斗争的黑幕。（二）农村工作的整顿与发展过去农村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正如前述，一班的现象就是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没有走入正确的轨道，尤其是缺少农村经常的组织工作。现在正值农民生活的青黄不接恐慌时期，并且接着就是秋收发展争斗的机会，这正是我党农村工作发展的极好时机。农村工作的主要方针就是发动农民抗税抗债抗捐分粮一直到秋收时抗租没收土地，在群众与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即须实行割据与暴动。我党应即抓住这一秋收时机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湘鄂赣粤四省必须特别注意在此时期中推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目前农村工作应当特别注意的：一、防止离开群众受农民意识支配的盲动主义倾向。农民群众的心理常认县城是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会集之所，以为只要杀戮了在县城的压迫者便是农民的天下，因此把县城看得象很是乡村的敌人而主张完全毁灭，忘掉城市中贫苦民众的革命作用，稍有力量即要求作孤注一掷的攻取县城或镇市，不顾城市中工作的重要，不管自己是否可以战胜城市，也不管打下县城后的出路如何，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倾向，结果是救〔被〕敌人个别的击破消失农民争斗的勇气。我们应纠正这种倾向。攻取县城必需在下列得〔条〕件之下：A、在这县以内的农村斗争有普遍的发展，至少要有几个区城〔域〕的斗争已有群众的基础或是已造成了几个乡村的割据，具备相当的武装力量。B、县城以内的城市工作有好的基础，不独工人群众具备相当组织基础与武装争斗的力量，并且在反动武装中有相当工作，一班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对统治阶级厌恶，统治阶级表现动摇崩溃不能维持其统治。C、这一县的邻近各县具备相当农民运动的群众基础不致使争斗孤立而失败，县城的占领必定是成为某一区域（几县）暴动割据的中心，或是全县总暴动的完成，省会所在地之县城〔城市〕，必定是全省总暴动快要完成时方作最后的进攻，万不应任意做进攻的尝试。二、注意城市与乡村及各区之配合发展。过去各地争斗的失败多半由于斗争孤立发展而无配合的结果，这样当然容易被敌人个别的击破，以后必需注意：A、城市内职工运动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中的工作，须按一般城市工作原则组织工人及手工业工人的赤色工会，发动工人及小商人学生等的反苛捐杂税争民权自由的斗争，建立党在县城镇市中的基矗过去湖北江苏一带的外县工作仅限于农民运动的错误应即纠正，力求城市与乡村配合发展。B、一区之中的各乡，一县之中之各区，一省之内的各县或区域的相互之间必须力求配合适应的发展，这尤是在湘鄂赣粤四省之内应当特别注意，省市县委及特委，应当切实审查过去工作布置的缺点并设法补救。三、加紧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过去各地很少重视农民群众的经常组织工作，只是临时鼓动群众起来斗争，不论争斗胜利或失败之后，群众仍然是散乱无组织的状况，这仍然不能聚集群众力量，更不便于群众的教育工作，显然是已往工作的极大错误！今后在未割据区域，必需努力于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的组织，每次斗争的胜利与失败，不应仅以是否达到部分的经济要求来决定，必须着重于农民协会组织是否是极大群众，对于党的主张与土地革命及政权，是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要求，党的组织与影响是否发展深入、将来决定我们的胜利与失败，就是斗争失败了，如果仍能扩大群众组织取得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仍然是我们的胜利，因为这就是可以准备继续的进攻。因此各级党部必需注意：A．建立并发展农民协会（或用其他名义）的组织，如果不能公开的存在亦须秘密建立起来，我们估量自己在乡村中的领导力量，必须看我们组织群众的数量来决定，苏维埃必须是快要进到暴动的时候，方才可以组织，须政变以前一有群众起来，立时组织苏维埃的方式。在苏维埃割据区域农民协会自然应当取消，因为苏维埃即变成广大群众的政权组织。B．注意乡村无产阶级群众的特殊组织工作，在苏维埃割据区域农民协会取消之后，便须建立雇农工会组织，在未割据区域应即建立单独手工业工人工会，团结乡村以内的手工业工人并代表他们的利益做经济斗争（手工业工会在割据区域亦应存在）。当农民协会已有相当群众基础时可以设立雇农部，注意雇农特殊利益并可用农协名义召集不定期的雇农群众会议讨论他们特殊利益问题。但在农协尚未组织之前，不必组织单独雇农协会。C．建立农民武装与游击战争问题：过去中央通告指出“游击战争必须是群众斗争中发动出来的至少也必须是发动群众斗争的”〔2〕但各地多半把游击战争仍然看成单纯离开群众的杀人放火沉溺于赤色恐怖的方式，这样离开群众的行动必定是造成乡村反动势力的进攻而致吓退群众争斗的勇气，必须纠正这种错误。游击战争必须是在群众争斗中为抵抗反革命武力（民团团防或军警）或向反革命武力进攻（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时的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用少数武装拥护群众斗争向前发展。因此他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开，并且须注意由群众中产生武装的组织。但是农村中的某种成份，往往认为发动斗争必须先杀掉反动的豪绅方有办法，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绝对禁止对于农村发〔反〕动分子的赤色恐怖手段，但必须向群众解释不应以赤色恐怖的暗杀手段看成是发动斗争的重要方法，而须相信群众的力量。我们对于农村的斗争同样是“只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这就是说在争斗发动之前必须广泛的宣传鼓动及组织群众的工作，使他们在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及口号之下起来斗争。但是游击战争同时有发动群众争斗的意义，所以在下列环境之下，我们是可以并且应当派遣游击队去帮助农民起来争斗：A、在割据区域有公开红军及赤卫队组织的地方（必需向外发展扩大），我们应当派遣红军赤卫队到邻近乡村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B、在我们服务的工农学生军驻屯地方（如吉安有五百余枪），亦必须分作队伍到乡村中去发动群众起来争斗。C、在农民已经起来斗争或是有很高的争斗情绪与要求，但因某种反动势力（民团团防等）的镇压而不能扩大发动时，我们可以派遣游击队去帮助斗争的发动与扩大。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既须由群众中产出，所以党必须经常注意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过去我们一组织农民武装就必需集中武装，组织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甚至是象一般雇佣军队的形式一样（集中起来自然就需要发饷去维持他们家庭生活），得不到给养时就成土匪流寇式的队伍，这种方式显然是需要改变。以后农民武装建立须注意下列几点：A、不宜一组织武装，就集中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队，必需使武装分散在农民手中，按照区域去编成自卫队（或用其他名义）每队人数不必过多（八人十人），惟求其容易集中调遣。B、农村武装不限于快枪等利器，即棒刀梭标尖串甚至犁锄等都是农民的武器，我们应当用习武社等形式去组织农民公开的武装组织，给农民军事训练机会。C、在割据区域当然需有常备的红军组织，但必须适用志愿军的原则，尤须注意赤卫队普遍的建立（中央军事决议案）。D、我们的武装对于比我们弱的反动军事势力固然可以用敏捷的方法去夺取其武装，但对于比我们过于强大的军队宜避免决存灭胜负的战争，须用分散袭击方法去求战胜敌人军队，因此民众普遍的武装组织与训练应特别注意。四、加紧士兵运动：北伐“成功”之后，在“裁减军队”宣传之下国民党的军队更加动摇，士兵群众以极大的牺牲参加北伐，成功后他们得不到丝毫利益，不独旧欠薪饷没有领到的希望，更加上一种被裁减淘汰及失业的恐慌，此时正是我们发展士兵运动的机会，同时各派军阀新的公开冲突未爆发之前，他们必须在肃清共匪口号下加紧对于工农斗争的进攻。因此士兵运动关系我们争斗的工作十分重要，今后不独努力使城市与乡村的工农适应的发展，各地应即切实计划进行这一工作，中央已另有通告，不再详述。惟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军队中的组织，士兵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须独立的组织。除负责同志与其有关系之机关或个人发生关系外，绝对禁止与党的机关发生关系，以避免有破获时相互连带的危险。五、在实现上列各种任务过程中，必须同时努力于党的组织之整顿与改造工作，现在组织上的情形就是支部涣散而脱离群众，省委与县市委隔阂，各级机关的关系非常不亲密。较远的省份中央政策甚至半年还不能达到支部，有些地方连“七八”〔“八七”〕会议的决议尚未收到，仍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政策，这些现象应当努力改正。今后支部工作的整顿与改造应当引起各级党部特别严重的注意，尤其在严厉白色恐怖压迫下的本党，若不能有健强的支部组织可以造成党与群众完全隔离的现象。改造支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努力做到每个同志都要参加一种党的工作，实行驱逐一切不工作畏惧动摇的分子，尤其是城市的党应当切实执行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改造，才能形成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对于那些同情于党而不愿工作的成份，可将他们组织于党的周围，使他们在党的影响之下而行动。各级机关的关系应当设法亲密，下级党部务必须经常详细向上级机关报告，上级机关同样应经常给以指导，指导内容须求具体，尤须注意工作方法的指示，并须时常派人巡视下级组织的工作，做实际考查与指导。过去上级机关发出通告，下级机关多不能迅速转达下级党部，有些省委接到中央重要通告并不详细讨论，只是简单的照例转发，市县区亦同此，甚至因技术关系连转发都没有办到，这样的结果不是支部收到长而且深的通告无从讨论（尤其是工厂及农村支部），或者简直看不到中央文件，自然不会明了上级机关政策，更难谈到执行了。今后下级机关接到上级的通告及信件应当详细讨论适用到所属党部范围以内具体执行的办法，直接指导支部的机关（区委或市县委）必须拟出讨论大纲提出支部讨论，不应只是简单的转发。仅这样方才能够提高同志的政治教育，并使党为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教育训练工作，目前非常重要，指导机关应当有计划的进行这一工作，除开实际工作与通告文件去训练教育同志外，省市县委应尽可能的出版带训练性质的刊物，多根据当地工作经验编成训练的材料以供给支部讨论并可作同志工作的参考。对外宣传鼓动工作目前特别重要，尤其在小资产阶级动摇不满国民党时，我党负有思想上领导的重大责任，同时关于土地革命暴动政策中国革命性质等类问题和工农生活及斗争状况的宣传以及目前反帝的鼓动，都须要党以很大的力量有计划的扩大。关于这些工作除开推销党的刊物宣传品外，每个同志必需成为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家，尤须注意利用一切公开可能以发展党的宣传工作。关于一班组织与宣传工作，最近中央均有详细通告，各级党部应当很认真的根据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城市农村工作指南》单行本刊印注释〔1〕第二次北伐，指1928年4月开始的国民党军与奉张的战争。〔2〕“游击战争必须是群众斗争中发动出来的至少也必须是发动群众斗争的”，引文同本书所选《中央通告第28号―一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1928年1月12日）文字上略有出入。
|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关于反帝工作的指示（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关于反帝工作的指示（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1〕各省委各县市委各区委支部：关于反帝运动，中央在策略上和方法上都已有几次通告，但各地执行的成绩至今都很微弱，有些地方如福建湖南山西直隶等则连报告都没有。当济案发生时候，许多重要的城市民众反帝怒潮，确实是一时的高涨，同时根据有些地方的经验（如上海），国民党对于民众反帝运动，并不能无限制的压迫，所以在客观上，发动全国范围的反帝高潮，是有可能的。然而我们各地党部在这次运动中的影响，除少数地方外，至今只是模糊的微弱的。这是甚么原故？有些地方的回答这样说：“我们过去太没有群众基础了！”这是错误的。我们在北伐前城市的基础比现在更要薄弱甚至一点也没有，然而我们到处都有反帝的成绩。又有些报告如南昌南京则这样说：“反帝运动一点也没有做起。”这只是一种懒惰的回答。如果真有决心运用现在党在群众中就算极微弱的基础，无论如何也不致“一点也没有做起来。”其实，一切都不能委罪于过去，更不能推托到客观环境的困难，而只是由于各级党的指导机关主观上之弱点：第一各级指导机关于接到中央通告后并没细心的讨论，因此不能透澈的了解反帝国主义是广大的阶级斗争之一部分，在民权革命的阶段中，他是主要任务之一，尤其在此城市工作沉寂的时候，反帝运动是复兴城市运动的最合时的路线，许多地方把反帝运动与阶级斗争看成两个对立不相关的事情，甚至怀疑反帝是帮助了国民党而没有决心去干，或则把他看做一时的独立于经常工作之外的，凡此都是没有了解反帝的根本意义的原故。第二是或者上级机关（省委）了解了，但没有能够使下级党部以至党员群众同样的了解（如上海的党员还多认反帝与阶级斗争是两件不相联的事件）。第三是上级机关没有切实指导督促下级特别是每个支部在党的策略和主要路线之下各各讨论决定自己的反帝工作，每个同志负起一份责任到群众中去活动，实现党的使命。第四不顾群众的组织力量和党的领导力量，幻想突发的激烈而广大的运动，因而轻视小的斗争，没有耐心去从小的斗争发动群众一步一步把他扩大起来，结果幻想还归幻想，群众的反帝意识和斗争情绪更不会有所增进扩展（如江西广东直隶，江西广东的省委已改变了这种错误，但下级是否改变了，成绩如何还未得到报告）。第五缺少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就是有一点也不过是上层的，而每个支部每个学校工厂没有其自己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这是反帝运动不能开展的主观上五大原因。谁不虚心认识自己的弱点迅速的加以改正，而袖手望着客观机会过去，谁就是放弃革命的责任，在党的政治纪律上是不能容许的。现在反帝运动特别是反日的时机并没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依旧霸占了山东满洲，每天在那里屠杀中国的民众，英国正在利用桂系加紧他在南方和长江上游的侵略，美国利用蒋介石乘机扩大其势力。国民政府国民党和其各派军阀，不仅没有一点反响，乃正在各各迎合其主顾的意旨加紧压迫屠杀剥削工农革命民众。上海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大堡垒，正是反帝运动最直接的地方，上海的工人群众虽然在此时机没有能够爆发一个伟大的反帝高潮，但他们确实部分的起来与帝国主义奋斗，而且从反帝运动过程中开展了经济斗争（罢工怠工包围东家，在斗争中甚至于〔与〕警察冲突，都得到胜利）和统一战线，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学生国民党员）起了分化，小商人发生对大商资产阶级的厌恶。他们（上海工人）仍然是全国反帝运动的中心指导者。在他们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迫之下，外国资本家之间表现了竞争（如英国资本家对工人表示和缓，日本帝国主义六月份对中国输入减少八百万（？），国内一部分对中国输入生产品的工厂发生减工减薪的事实），中国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开始是破坏抵制日货的，现在却积极检查日货提倡国货，欲以欺骗群众缓和群众的斗争，同时对工人的经济斗争亦表示让步。左翼的反日大同盟在工人和学生群众中都有很好的信仰。右派领袖之下的七大工会〔2〕联合会因群众及其他小工会的压迫而渐渐左倾。上海而外，香港有一部分的群众示威运动，芜湖也有点群众工作，这是我们得到了报告的。直隶山东都爆发了几处的工人经济罢工，江苏广东江西浙江等省外县城市工人的斗争情绪都表现高涨而常有自发的斗争。由此可见在豪绅资产阶级长期的压迫之下，无论大小城市工人生活的痛苦逼迫他们日益从斗争中寻找出路，正是反帝运动争自由的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发动与扩展的极好时机，特别是反帝运动在目前更是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火线。除开城市和乡村工作的策略与方法，中央正在综合过去的指示和最近的经验编订详细的纲领发给各地外，对目前反帝运动更有以下的指示督促一切以前反帝通告均继续适用：上海运动为全国之中心已如右面所述。但是在上海指导机关里面近亦有无意的停顿反帝运动的情形，这是错误的。今后上海的工作，在党内要使党员明了反帝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更加使反帝运动经过支部的积极活动而群众化，扩大工人统一战线的运用和群众的组织。在客观上要明白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日暴行委员会从破坏抵制日货突然变成积极抵制日货并且大做其提倡国货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欲包办抵货运动，将工人阶级踢出反帝战线外以消灭反帝潮流，而所谓劳资合作提倡国货则更欲借此蒙蔽工人阶级意识，打击经济斗争，国民党更是欲以骗取巨款（所谓货价百分五十为救国基金）。因此上海的党，此时必须在经济斗争和反帝运动上都取进一步的策略，惟有如此才足以打破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欺骗。普遍的根据工人急迫的要求发动大大小小的经济〔斗争〕，反日运动方面则积极参加抵货运动并且从抵制日货扩展到广大范围对日经济绝交，如不替日本人做工卸货不供给日本人粮食等，同时提出“拍卖日货救济为经济绝交而失业的工人”的口号。在工作中要注意反帝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联系：反帝运动中注意开展工人经济斗争，经济斗争中注意反帝，争自由等宣传和发动。省委尤须注意发动下层的宣传鼓动工作，不仅在工人阶级中并须在学生和小商人中（每个支部在党的策略之下有其自己的工作），然后才能启发群众更热烈的情绪而使运动得以开展。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作中，要注意提出“反国民党”“政权归工农兵城市贫民代表会议”的口号，要指出大资产阶级压迫小商人的黑幕促进其分化。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必须特别加紧以取得更广大的群众团聚于自己的周围。对于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徐州等重要城市，省委须派专人去指导工作。上海工作是在中央的策略和方法之下做起来的，各省只有坚决执行中央屡次的指示参以上海的经验加紧开展自己的工作。特别广东省委于香港广州佛山汕头石龙〔3〕海口等地，江西于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等地，湖北于武汉宜昌沙市等地，湖南于长沙湘潭衡阳常德安源等地，河南于开封郑州洛阳信阳许昌卫辉〔4〕等地，直隶于天津北京唐山保定正定长辛店等地，山东于济南青岛淄博兖州等地，浙江于杭州宁波衢州等地，安徽于芜湖安庆荻港〔5〕等地，四川于重庆成都万县等地，福建于厦门福州漳州等地，广西于梧州南宁等地，云南于昆明个旧等地，晋陕于西安太原及其他重要城市，满洲于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洋于新嘉坡麻拉甲〔6〕等地须做出相当的成绩以推进四周的小城市的工作。除上海而外都要改正幻想大斗争轻视小斗争的错误观念，工作既然尚未开展，则惟有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发动小的斗争取得小的胜利才能够扩大群众的战线。在一个学校一个工厂里那怕只有三两个同志，只要我们真能指导这几个同志用种种方法去影响群众推进群众，无论如何是可得到相当成绩，绝不至于“一点也做不起来”。因此上级党部的指导决不可以只是笼统的敷衍的，而要帮助每个支部决定其独立的工作，征集每个同志参加活动。只有支部真能起作用，每个同志参加一种工作，工作才能起来。这样正是真正从工作中改造党，如果有人说要等到党改造了才有办法，那便是故意违背中央历次通告的指示，不配指导工作。要宣传鼓动工作能够深入群众，必须经过支部党团的活动，使每个工厂、学校，每个工会有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演讲，小传单，壁报，画报，刊物，戏剧……等。除此，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浙江直隶安徽山东满洲的省委必须办一公开的反帝刊物（周刊），经常出版。在一切宣传中主要的是反日，同时要注意反英反美，反太平洋战争，反国民党，及其他关于兵士学生小商人等利益的口号。党的独立宣传一刻不要忽略没收地主土地交农民耕种，建立工农兵城市贫民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等主要口号。广东江西安徽直隶山东的反帝工作既未能多有进展而其他的省份则甚至没有开始，那末此时只有援上海的事例努力参加或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以发动群众，取得公开的活动地位。同时上海须尽可能做到以民众团体的名义派代表到各省去推进抵货运动。如此澈底的从抵货扩展到广大范围的经济绝交，全国反帝运动的高潮仍是可以起来的。各省委须立刻将过去反帝工作的经过单独做报告寄来中央以便随时指示。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原文无年代，此年代是依据文件内容和文件戳记上的年代判定的。〔2〕七大工会，指当时上海市的邮务、报界、商务印刷所、商务发行所、英美烟草、南洋烟草、华商电汽等七工会。〔3〕石火，地名，位广东省东莞县北部。〔4〕卫辉，今河南省汲县，〔5〕荻港，地名，位安徽省繁昌县西北部。〔6〕麻拉甲，疑为“马六甲”。
|
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I、过去兵运的缺点与错误过去党与团中央决议案与通告中屡次指出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士兵运动的特别重要意义并指出工作的一斑原则与方法。但各地对此工作很少有系统的切实进行，除广东的一部分军队中建立了相当的工作规模以外，其他各省的士兵运动只有一些零星散乱的活动，偶一遭受打击就停滞不前，多数地方连士兵委员会（或反委〔1〕）都没有建立起来，甚至有些地方的党与团简直是没有开始进行，完全忽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这确是我党工作的极大缺憾！在稍有士兵运动的地方，又多发现工作观点与方法上的错误，如最近广东省委对于士兵工作主张“有一个变一个”，北伐过程中有些军队中的同志，不知如何借机会在军队中扩大组织与影响，而只是“不愿为国民党牺牲作战”，或是不能忍受战时生活而携枪逃营等，这样进行的结果，显然是使我们在反动军队中的力量零星散乱的消灭，自然不会影响到广大士兵群众的动摇，这不是有计画要根本破坏反动军队，并做士兵争斗与工农争斗及武装暴动联系的办法，而只是消灭了自己破坏敌人军队的力量！有些地方的军队中工作非常忽视“秘密艺术”的问题，以致遭受极大的损失，或是迫成过早的行动，如皖北教导团的同志因平时开会不谨慎被敌人发现我们的组织与计画而要解决这部分军队，以致不能不迫于哗变之一途，结果只是在消极方面收了消灭敌人一部分力量的效果，在积极方面，并不能帮助农民斗争与暴动的发动（因农运基础太弱），而归于消灭。南昌某部中因党的组织不严密而致一同志告秘〔密〕全体同志被捕，或宣传方法之错误而遭逮捕枪毙，广州汕头南昌及其他地方常因军队中的工作而连累党的机关之破获。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教训！Ⅱ、反动军队状况及兵运重要现在国民党的军队动摇崩溃的现象日益加剧，不久以前，湖南平江县曾有六连军队的哗变，六军分化后，浏阳醴陵一带溃散逃营的士兵非常之乡，皖北教导团全部瓦解，江西二十七师与朱毛军队抵抗时几乎全部倒戈投降我们，赣东北弋阳一带常有零星军队要求苏维埃收编，陕西最近有一旅人完全改称工农革命军，广东第五军非常动摇，南京上海间常闻兵士与警察，宪兵与兵士，伤兵与兵警间冲突之事发生。如此种种情形，证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群众一方面不堪忍受生活痛苦与国民党军官压迫，同时接受工农革命斗争影响而日趋革命化。参加北伐的士兵群从原来希望打下京津后可以领到欠饷，并且有升级的机会，但是比〔北〕伐“成功”了，他们不独旧欠没有希望，就是将来的军饷也还无着落，并且在“裁兵”政策之下，反有被淘汰失业之虞（中国士兵是一种职业），这正是我们取得士兵群众的时机。同时在“比〔北〕伐”军事暂可结束之后内部公开冲突没有爆发的时期中，各派军阀必事肃清内部镇压革命工农的工作，朱培德已调回前线军队企图扑灭朱毛，湖南亦高唱清乡，冯玉祥亦开始注意“平匪”的军事行动，若是我们不能加紧士兵运动，客观上即是增加一切工作的困难与危机！因此中央特别提醒各级党部与团部对此工作的严重注意，并且警告各级不重视士兵运动的党部与团部，须知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Ⅲ、对士兵群众的认识及发展士兵运动的方式中国士兵群众社会地位的复杂，军队组织的腐败，生活的低劣，这是各国所没有。冯玉样的军队一向不发薪饷，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夏天抽去棉衣的棉絮，士兵多吃稀饭，长官吃了一次面条即等于常人食肉一样。蒋桂系军队普通是五六个月不发饷，许多战伤的士兵得不到医药等。唯其如此，正是我们容易破坏反动者军队的优点。尤其是我们对于士兵社会地位的认识是我们决定士兵运动方式的先决条件。现在的士兵群众的社会地位及其内部的关系大半有下列几种：（1）新自农村破产出来的农民及失业工人因无法谋生而投身军队当兵，他们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2）曾经受过工会农会训练的工农群众而入伍当兵的，这部分兵士更富于革命情绪，这在湘鄂粤的军队中最多；（3）军队中的“兵油”（即多年的老兵）他们历经战斗，在战斗中获得许多经验，因此他们可以取得新兵的信仰；（4）地痞流氓，借当兵可以抢劫满其欲望——吃喝嫖赌……平日勾结私贩包庇私运烟土私货从中渔利；（5）土匪军队或收编的土匪军队，他们可为军亦可为匪，如豫鄂边境的杂色部队纯是这样；（6）卫队护兵马弁等，这些多半是该辖官长的亲属，平日受官长优待（如各军卫队多半不欠饷），他们多忠实于其长官。（1）项在全国任何军队中都占大多数，（2）项在两湖与广东很多，他们都是极富于革命性，很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只要我们能判别对象，派同志进去发展，非常容易收效，至于（3）项指出的老兵在军队中亦极普遍，他们战斗力比较薄弱，但在兵士中有信仰，可以影响群众，我们若能启发他们阶级觉悟，很容易取得新兵群众，这一点是广东兵士运动中获得的经验。军队的编制以排为单位，在一排或一连中必有一部分中心力量，就是会写会讲，或老兵，他能代替一般兵士写信……兵士都是极富于英雄思想的，所以对这部分人都是极端崇拜，我们只要能抓住这一部分兵士，其他的群众都可以影响过来，我们派进去的同志开始活动亦须先接近这部分中心力量，因为新入伍的兵士对于战争技术等素不谙练，不能起大的影响，这是发展士兵工作非常重要一点。因为士兵都富于英雄思想，他们也极重视义气，我们可以用结拜的方式来团结群众，尤其是土匪式的军队中（如鄂豫边境的军队）运用这种方式能奏很大的效果。由于过去士兵运动经验告诉我们，只由外面宣传与接近兵士决难得很大的效果，因为我们隔阂兵士生活，又加军队组织与一般社会团体组织不同，唯一的方法是要多派工农分子加入军队里边活动，这种机会非常之多，在军阀混战中他们经常需要补充兵额，在河南冯玉祥还实行征兵制度，这些机会我们应多派同志进去，此外如各地军阀创办下级军校，我们应随时注意派同志投考，不过这一点不要希望过大，因为官长与兵士界限森严，兵士对官长总有隔阂，难以取得群众。如没有入伍的机会，可派同志扮作小贩以接近兵士，注意接洽军队中的中心力量，发展我们的组织（如广东便如此作法）。军队的驻扎，有许多地方省防军是分配在乡间的（如浙江宁海……），有的他们时常到农民家中玩耍，并与农民感情极其融洽，这些，都是给我们接近士兵群众一极好的机会。再次是驻扎该省的军队士兵若大半是本省人，因乡土关系，了解其生活习惯，发展亦极容易。总之，我们要明了各个军队中复杂不同的情形，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这须特别注意的！Ⅳ、关于今后士兵运动中应改变和注意之点（1）士兵运动中党与团的关系：过去党与团在军队中各有自己的单独组织，这于秘密工作与统一指导非常不便，且在反动军队中士兵生活待遇大概相同，士兵群众亦大都是青年成份，党与团的工作无大分别，今后党团在反动军队中的组织必须统一，按照下列条件确定党团关系。（一）在同一军队中如有党与团的支部时，团的支部应即取消，合组党团共同的支部受士兵运动委员会（或反委）管理，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同志均同时兼为团员。（二）团须以很大力量发展士兵工作，党必须随时引导团参加士兵运动，各级士兵运动委员会由党团合组受党的指挥，一切士兵支部之经常工作，由兵委讨论交党军委或党团负责机关审查后执行。（三）在红军或工农革命军中，团可单独成立支部（或小组），特别注重于军队中的政治教育及娱〈乐〉文化工作，受该军队内之党部及当地团部指导机关指挥。（四）党的军委须有团代表参加，但团的省市县委为便于团员及青年群众军事训练，亦可设立军科，惟须与党的军委发生密切关系。（2）关于士兵斗争问题：我们在士兵中的活动，应是如何取得广大士兵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仰，准备必要时哗变或倒戈参加工农斗争与暴动，因此在哗变与暴动时机尚未成熟时机，必须设法保持我们的力量并求影响的扩大。平时须利用一切机会发动部分的经济斗争，挑拨兵士与长官的仇恨，并加强兵士对于政治上的认识，同志不应无计画的逃出或稍有力量即图哗变，必须在下列条件之下方有意义：（一）当地工农斗争有激烈发展或是已开始武装冲突，快要进到暴动割据时，我们可组织领导兵士哗变而跑到工农方面去。（二）如我们有力量的军队开出镇压工农斗争，或是与我们军队抵抗时，我们可以组织哗变或倒戈。（三）如兵士内部斗争已经引起广大兵士的同情与多加，并且当地很少驻屯军队时，亦可举行哗变，领导士兵去发动工农斗争。（四）如我们在军队中的组织与力量已被敌人知道，我们不动则有被敌人消灭危险时，亦可举行哗变，领导兵士向工农运动较有基础区础（域〕移动亦有必要。除开在这些环境以外，我们必须使同志保留在军以以内去努力发展工作，万不应采取消灭自己的政策。（3）注意军队内部秘密组织工作：过去因为组织浪漫，没有注意秘密技术的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在一般组织原则，应按照上次党中央发出之军事工作决议案之规定，改组军队中现有的组织，中央特别注出下列几点：（一）组织的发展须特别注意普遍和重要的部分，每部分人数不必过多的原则。如每排只要四五得力分子能领导号召全排兵士则不必再图发展，而注意到没有同志的排以内发展的工作，对于积极的非党分子可另立名义（如拜兄弟，同乡会等等）去团结他们在党的小组周围，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秘密工作的困难，同时又可团结无党群众。（二）军队中的组织应严格按照党中央军事决议案分组的原则，各组之间应断绝一切关系，组长只与支部书记发生关系，支书只与上级党代表（组织员）发生关系，开会时务必注意安全的问题，如环境不便开会时，则宁肯由组长个别谈话，不必取开会形式，军队内的同志绝对禁止保存名单文件等可作证据的物件，开会不拘仪式，更不要记录，一切一切，只是“记于心”“传于口”，仅如此才能保证秘密之安全。（三）军队中的同志，绝对禁止与军队以外的同志及党的机关发生个别关系（口头的或文字的），即军队内负责同志亦仅能与指定接洽之机关来往，禁绝与其他机关发生任何口头或文字的关系。军队士兵同志名单不应收藏于党的机关，如保存名单时，必须用极秘密方法用代名写记，并且不能将同志所在之排连写明。各级党部团部接到此项通告之后，应即于一周以内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讨论这一工作具体进行的计画，兵委人数不宜过多（至多不能超过五人），组织须求严密，能认真工作，在湘鄂赣粤苏浙闽川豫鲁顺直陕西等省中央可以津贴一点开始工作的特费，惟此项持费只能士兵中活动宣传的用途，全由党团合组的士兵运动委员会支配，绝对不能用作党或团的其他用项。但此款只在兵委已经建立时并已拟定工作计画呈报中央审核之后方能发给。以后兵委须注意调查当地士兵生活要求与革命认识等状况，连同我们工作的经过，特别写成报告寄来中央，但此项报告务须注意秘密技术。C．P．中央C．Y．中央注：为保存士兵工作之秘密起见，此通告不能在各级党部的通讯上发表。根据中央档案原复写件刊印注释〔1〕反委，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的简称。
|
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1〕（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估计中国革命现时政治环境与今后发展前途时曾指出：“党应准备着对付革命新潮流的高涨，这个高涨定使中国共产党发生一个直接的实际任务，即组织和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因为只有用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可解决革命的任务。”（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根据对于革命的环境和前途的这样的估计，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中心任务，即“要夺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政治上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共产党及其口号之下团结起来。”（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若是他在实行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时，不同时现在马上就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以保证最近将来工农群众在反对大批军阀军队（中国现存政权的藩篱）斗争时的胜利，那末，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很顺利的进行组织和实行群众武装暴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很明白的知道，任凭一般的政治环境是如何有利，但若在准备革命的时期，尤其是在革命高涨的时期，不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与纯粹带着军事性质的许多最重要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那末，仅只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是不能保证革命胜利的。（三）与国民党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大机会主义错误之一便是：一、在政治上夺取国民革命的部队一方面，差不多完全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在北伐的客观情形虽然是很顺利的，党没有利用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机关以实行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并且毫未设法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党更没看清国民革命军雇佣军队的性质可以容易使整个国民革命军变为各个军阀的工具而一味的与上级官长作勾当，把与这个或那个将军达到联合的目的，看作自己工作的中心，而不把宣传和组织下层士兵群众和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军队以改变军队性质的企图看为自己工作的中心。二、没有充分的注意准备和指导农民群众的游击运动；没有把配合各种散漫而致失败的单个的农民暴动为自己的任务。三、没有充分估计到工农的群众武装和工农的军事训练的革命意义，没有充分注意准备党里军事工作的有训练的指导人材。中国共产党指导上，在去年八月扩大会议前，除一般的机会主义错误外，同时又如此的看轻了军事方面的工作。当资产阶级叛变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的时候，不能不使革命全部遭受危亡的影响。仅于八月临时代表大会把政治路线纠正后，但因为有了军事投机的恐惧遂在军事工作上犯了新的错误。（四）回顾中国共产党以往在指导上的错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中对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方面的工作应有下列数任务：一、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充分的明白，若是军阀的大批军队有帝国主义者派别中国的军队之帮助，又有最新式技术的武装，若他们仍将以屠杀的方法继续反对革命，那末，纵然环境条件对革命如何有利，他们还是能压倒革命运动的。虽然如此，但是军阀的军队和外国派来中国的军队因自身阶级成分的关系，在一般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不会不受革命影响的！这时候，士兵群众中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种动摇能够引起，且现在正在引起部分的军队转到革命方面来。共产党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尤其是在夺取政权积极斗争的时期，在士兵中有系统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愈作的得力，则部队的动摇与转到革命方面来的将亦愈有力而常见。因此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很多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严重的任务。为实现这一工作，应有下列规定：（1）在士兵中作群众的鼓动工作，俾士兵群众知道而且接受党的口号（关于本身利益的和政治的）。为此，必须以最可靠的同志成立军事煽动组织的工作，设法与兵士群众接触，利用一切可能作口头宣传并出版关于日常问题且于士兵群众有趣的定期刊物，传单和小册子等。（2）在各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的任何形式的团结〔体〕，以便在一切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渐渐的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的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3）在一切反动军队中不应另外组织共产青年团的支部，但须尽量利用少共的干部分子经过党的支部在军阀军队及一切地主的反革命的武装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4）用各种方法去帮助和发展士兵与官长的经济斗争，设法建立士兵和水手（海军）的群众组织。此种组织之最适当的形式，如“士兵联合会”和“水手联合会”等都可。其任务在保护士兵和水手（海军）的最基本的权利及其生活上最切身的利益。（5）必须按各部队或参谋部成立通讯的组织，其目的在时时侦察军队的情绪，并研究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之最适当的对象。（6）军阀军队的招募：一、自愿的；二、按县征暮的；三、或是强迫的。在这些时候，从戎的份子按其阶级成份并不一致：自乡村的中农和贫农以至于流氓份子都有。本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应该注意计算到这样士兵成份特点，使自己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7）除在军阀军队工作以外，我们还应对于各地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如警察保安队民团商团以至土匪中实行破坏工作，以夺取其〔余〕群众加入革命方面。（8）必须使工农份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并设法使工农群众与兵士接触予以革命的影响。二、在帝国主义者军队中的工作除在军阀军队中工作外，本党还应在外国军队中工作。文字宣传的方法，与士兵建立个人的联系，成立革命的支部〔等〕组织等，凡此种种都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兄弟党积极帮助之下应作的工作。三、党员军事化（1）依照最近暴动的经验看来，不但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不会使用武器，便是多数党员也是如此。党员在工农暴动时便不会很好的指挥这个暴动的军事行动，以至在暴动发生后也不会利用很好的机会以战胜敌人。故党的任务应使一切党员受到军事训练。为达到这一任务，应利用一切公开的或非公开的机会（如体育会精武会等组织）。（2）关于军事训练，少共团员应与党员受同样训练，其方法除以上所述外，并可在农村中设立少年先锋队或体育会等等体育上的组织。（3）党应特别注意养成相当的军事工作人材——党的军事工作指导员和组织员。四、工人群众的军事组织和准备除在军队中工作外，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是在工厂和作坊中成立无产阶级的军事组织（红色先锋队、赤卫队），此种组织之将来的任务，是〔来〕应与变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队共同击破军阀军队中尚未破坏的部队。本党应即刻在工人中开始关于暴动是革命时最坚决的斗争形式的宣传和鼓动，应使工人阶级觉悟到“只有用力量才可解决历史的问题，在现代的斗争中力量的组织，便是军事组织。”〔2〕（列宁）工人阶级武装的必要，使用现代的武器，学习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巷战的策略，建立阶级的军队（红军思想的宣传）等都是要宣传的。在实行工人群众的军事教育的时候，必须利用公开的（如体育会，射击组等）和非公开的（如战斗队，秘密的训练等）可能。五、农民群众游击运动的准备农民是受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故中国共产党应特别注意农民中的军事工作，如在中国现时有力的农民军事团体或半军事团体中（农民自卫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等有力的组织）及在没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的农民中，这种游击队应以贫农及与农业关系不深的青年农民为中心份子；发展自己的影响与建立新的革命的游击队等是。本党应特别使自己在农民中的军事工作与党的一般的农民运动工作及其对农民运动的口号发生紧密的联系。本党目前在农村军事工作的根本路线应当是蓄积和准备力量以实行将来的革命斗争。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可得着胜利。脱离了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农民暴动是定遭失败的。在各处农民暴动自然爆发时候，纵然料定其难免失败，本党亦应负责指导之，力图发展并利用之，以巩固自己在农民中的影响，使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农暴及游击战争失败时，我们党应设法保存其主要干部不使使之散失，而仍得继续其游击队的性质和作用。本党应特别注意大工商业都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及在最主要的交通线尤其是铁路）附近区域的农民中的工作。本党在农民中工作的方法上应利用一九二五——二七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中国中部与南部各省有广大的农民协会，其斗争的口号是要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在这些地方的工作，无论在内容上与方法上都应与“红枪会”有势力的各省大不相同，因“红枪会”的斗争在思想上是受着富农份子的影响的。此外，与农民少有斗争经验的各省（如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也应大有区别。六、建立红军问题在工农暴动胜利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本党应迅速将自己武装力量的组织从游击的形式（不仅是农民游击队便是工人赤卫队及转变过来的兵士的暴动形式也都在内）改编而成立经常的红军。只有如此，本党方能巩固已得的胜利、且将此胜利扩大到邻近各地。建立红军的原则应为：（1）士兵必须按征兵制由工农份子充之。达到这一制度的过渡时期可用自愿制，不过旧军队的兵士应经中央慎重选择和政治训练后才可采用。且从军阀转过来的各种军队，必须立即改编，以相当的可靠的国民战斗员参加其中。有可能时应将其旧时全体干部撤换，用我们自己可靠的军官，其主力应为革命的工农队伍。红军的兵士无论是征兵制或志愿兵制，必须规定其最少限度的服役期限。（2）官长工人化，关于这些军事官长的造就，现在即应开始（派人至国外由兄弟党办理）。（3）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叶挺与贺龙部队的遭破坏，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军队中未设法肃清反动的官长，未实行政治委员，未设立政治训练机关。（4）红军在各方面都应服从当地最高级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和指挥。七、党的军事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指导而工作，但于军事技术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之指挥。中央军事部和各地军事委员会均依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规定之计划书而工作。军事部应很有系统的工作，为此，必须进行军事人员之统计和分配，且于必要时，能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少数重要中心地。只有努力而有系统的工作，只有把工农的武装力量练成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在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能达到武装暴动之胜利，且能在中国地域内巩固苏维埃政权。八、兄弟党之帮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责成各兄弟党对中国共产党予以各方面之援助，如派人帮助实际工作，物质上的帮助，以及设法破坏派到中国去的帝国主义的军队等都是。根据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决议案的原稿上，“草案”二字已涂掉。但由于大会记录上没有通过此决议案的文字，故仍按“草案”处理。〔2〕“只有用力量才可解决历史的问题。在现代的斗争中力量的组织，便是军事组织。”《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8卷《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译文是：“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
|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第一章名称（一）定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二章党员（二）入党资格：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三）入党手续：新党员入党时，由党支部通过，并须经过市县委，或等于县委组织的区委之批准。入党的条件分下列数种：（甲）工厂工人，须经党员一人之介绍，由生产支部通过。（乙）农民手工业者，智识份子及各机关下级原务人员，须有党员二人之介绍。（丙）各机关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三人之介绍。附注：（1）介绍人应对被介绍者负责，如遇有介绍书不确实时，则应受党纪之制裁，以至于开除党籍。（2）在新党员未批准为正式党员时，各相当党部得委任该新党员以某种工作，借以考察其程度及其对于党之了解。（3）共产青年团团员入党时，由团委员会介绍，亦须经上项各相当之手续，由支部党员大会通过或上级党部之批准。（4）在某种特殊情形之下，党的各级委员会均有直接征收或通过新党员之权。（丁）脱离其他政党（如国民党等）而加入本党者，须经有党籍一年以上之党员三人介绍。若从前为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者，则经省委之批准；若从前为其他政党之负责人员者，则须经中央之批准。（四）组织改变：其他部分的政治组织或整个的政治集团，以及整个的党的组织加入或转入共产党时，必须经中央之决议。（五）党员迁移：党员由这一个组织迁至别一个组织的工作范围内（区域内）时，应转入其所在地之组织中去，作为这一个组织之一员。党员由这一组织转别一组织及由一国移至他国的一切手续，须按照中央颁布的规例。（六）开除问题，开除党员须由该支部党员大会通过，须经党的上级委员会之批准，始发生效力。同时，在开除决议还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以前，应即停止被开除者在党内一切工作。不服从开除的决议者，可以上诉至最高的党的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在党员有反党行为时，有直接开除其党籍的权利，不过此开除的决议应通知被开除者所加入的下级党部的组织。第三章党的组织系统（七）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如下：（1）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2）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3）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该区域的各部份的组织为上级机关。党员对党内某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份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八）指定指导机关：在秘密环境之下，于必要时党的下级机关得由上级机关指定，且经上级机关之批准，得指定新委员加入党部委员会。（九）党的地域区分：党以地域原则划分为单位，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于该区域内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所有党员无民族与国界之分，都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十）各级机关执行权：党的组织在共产国际和党的决议范围内，对于地方问题有自由处决权。（十一）各级党部的高级机关：各级党部之高级机关为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体大会。（十二）各级执委：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国大会选举其同级党部执行委员会，此执行委员会在前后两大会期间内为指导机关，指导各级相当组织之一切经常工作。（十三）批准问题：一切新成立的党的组织（支部，县委等等），必须经过其隶属的上级机关的批准。（十四）本党组织系统如下：（1）在每个工厂，作坊，商店，街道，乡村，小市镇，军队等中：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干事会。（2）城区或乡区内：区党员大会或区代表会议——区委员会。（3）县或市的范围内：县或市代表会议——县或市委员会。（4）特别区（包括几县或省之一部分）：特别区代表会议——特别区委员会。特别区的组织如有必要时得由省委决议成立之。（5）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6）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7）为易于指导各党部工作起见，中央委员会得按情势之需要，在数省范围内成立中央执行局或中央特派员。中央执行局和中央特派员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之，并只对中央委员会负责。（十五）党部机关：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行成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等。各部或各委员会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并经过党委员会而实行自己的决议。党部委员会下各部之组织由中央决定之。附注：为在其他民族的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工作起见，于当地的党委员会之下设立小（少〕数民族工作部。此少数民族工作部应在当地党部指导和监督下工作。第四章支部（十六）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支部（工厂，矿山，作坊，商店，街道，农村，军队等），所有在该地工作之党员应一律加入支部。如有党员三人之上的地方，得成立新的党的支部组织，但须由县委或等于县委组织的区委批准之。（十七）支部特别组织：在有党员一人或二人工作的企业中，这些党员得并入与该企业最接近的生产支部，或与邻近之企业的党员共同组织支部。在任何企业中工作的党员，如手工业者，个别工人，家庭工作的工人，智识份子等等，按住处的地方为标准，组织街道支部。如在农村支部中有农村经济企业，如小的矿山或某种农业工人，得按生产关系组织支部。（十八）支部任务：支部为使与工农联系起来的组织。支部的任务：（1）用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在无党的工农群众中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2）以党的组织的力量积极参加工农的一切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以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讨论他们的要求，组织群众的革命行动，为取得工农的一切革命行动的领导而斗争，努力工作以吸收工农参加中国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一般的革命斗争。（3）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品，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教育的工作。（十九）支部干事会：以党员人数多寡为标准，支部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以进行日常党务。该干事会进行支部的工作，分配支部中党员的工作，如宣传，分发印刷品，在工会及农民组织中进行党团工作，妇女工作，与支部发生联系等。支部干事会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执行党员大会或支部会议的决议及上级党部的指示。第五章城乡区的组织（二十）区代表会：在城或乡的分区范围内，党的上级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或该城区中各支部之代表大会。城乡区的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接受和批准区委之报告，并选举区委员会和出席县市委或特别区及省代表大会之代表。（二十一）区委：城乡区委员会于前后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期间内指导各区范围内一切党务。城乡区委员会之常会应该秘密条例所许的范围内经常召集，每半月至少一次。区委员会前后会议期间内，工作由区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会指导之，常务委员会由区委员会自身委员中选举之。第六章县或市的组织（二十二）县市委〔县代表大会〕：一县范围内党的上级机关为县代表大会。县代表大会每三月召集一次。临时县代表大会，或经该县半数以上之组织的要求，或根据省委员会（或特别区委员会）的决议，由县委员会召集之。县代表大会接受县委员会和县审查委员会之报告，并选举县委员会及县审查委员会，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区代表大会或省代表大会之代表。（二十三）县委：县委员会由县代表大会选举之，于前后县代表大会期间内，为该县党的最高机关。县委员会中除应有县城的代表加入外，该县乡区或各重要乡村党部的代表亦同样须加入。县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期，可由县委县会自己决定，但至少须每月开会一次。县委员会推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县委员会选举县委书记一人以处理日常工作。县委之书记须得上级党部之批准。（二十四）县委机关：县委员会应执行县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应尽可能的成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宣传鼓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等）以进行各项工作。各部及各委员会主任照例应为县委员会之委员，且受县委员会之指导而工作。县委员会在出版党报时，应指定该党报之编辑。县委员会执行该县范围内之党务，在前后县代表大会期间内，对上级党部负责，并对上级党部关于自己的工作应作经常的报告。（二十五）县委员会所在的城市，不设市委员会，其工作直接由县委员会指导，城市的组织可分为城区，领导城区的工作者为城区委员会。（二十六）市委的组织如县委，除于其下得分城区外，并得管辖邻近乡区或近郊直属支部。在省委或特别区委所在的城市不另设市委，其工作直接由省委或特委指导。（二十七）在特别区组织已经成立的地方，特别区按照一切县组织条件〔例〕而工作。在没有省委的地方，特别区直接与中央发生联系，按照一切省委组织条例而工作。第七章省之组织（二十八）在省范围内省之代表大会是最高级机关。省代表大会的经常大会每半年召集一次。临时的省代表大会或经该省有半数以上之组织之要求，或依据中央之决议，由省委员会召集之。省代表大会听省委员会及省审查委员会之报告，讨论该省党务和社会工作问题，选举省委员会和省审查委员会及出席全国大会之代表。（二十九）省委员会由省代表大会选出，在前后省代表大会期间内，省委员会是省之范围内的党的最高机关。省之中心（省会）组织的代表及省内其他重要地方党部的代表均应参加省委员会。省委员会决定自己开会的时期，但一个半月至少须开会一次。在省委员会前后会议期间内，为工作便利起见，省委员会得从省委员会委员中推举一常务委员会，并为执行日常工作起见，选举书记一人。（三十）省委员会执行省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省委员会在省之范围内组织党的各种机关，指定该省党报的编辑，在省之范围内支配党的力量和经费，管辖党部的会计处，省委员会指导省内的非党组织中的党团工作。省委员会经常的向中央作工作报告，并经常的把自己的活动通知下级党部。省委员会为研究各重要问题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等等。每部的主任，按照一般通例，应由省委员会之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充任之，并有〔在〕省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会直接指导之下工作。（三十一）省委凭借省（城〕区委员会在其所在地之城市进行工作。因此在省委员会所在地如设县委会仅得在其本县乡区内进行工作。第八章党的全国会议（三十二）党的全国会议，按通常规例一年召集两次。全国会议的成份及选举率（即每若干人选举一代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三十三）党的全国会议的决议案，经过中央委员会审查后才发生效力。（三十四）党的全国会议开会时如恰当共产国际世界大会之前，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可以选举参加共产国际世界大会之代表。第九章党的全国大会（三十五）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之同意后召集之。党的全国大会的临时大会，或由中央委员会自动决定，或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创议，或由出席最后一次的全国大会的代表，代表党员半数以上的组织之要求，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之。但党的全国大会的临时大会之召集，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批准。党的全国大会只有在出席代表能够代表过半数以上之党员时，始能通过决议案。党的全国大会的选举率由共产国际执委决定，或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或由党的全国大会之前开会的党的会议决定。（三十六）党的全国大会（1）接受并审查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报告。（2）决定党的党纲上的问题。（3）决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4）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等。（三十七）党的全国大会的代表，应由党的省代表大会选举之。但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之下，得共产国际委员会之同意，则代表可由省委员会派遣之。党的全国大会，如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可以党的临时全国大会代替之。第十章中央委员会（三十八）中央委员会委员之数量，由全国大会规定之。（三十九）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大会前后期间内是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党与其他政党发生关系，设立党的各种机关，指导党的一切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指定在他指导和监督之下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编辑，按环境之需要，可派中央特派员于各省党的组织并设立中央执行局，进行含有全党意义的印刷局等事业，分配党的财政和力量，并〔设〕管理中央会计处等等。中央委员会应按期召集全体委员会之会议——至少每三月一次。（四十）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之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四十一）中央委员会按照各种工作部门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例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等。各部或各委员会的任务，是由各该工作部门中依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各项工作。中央委员会指定各部及各委员会主任，这些主任应尽可能的由中央委员会中委员充任之。（四十二）中央委员会以经济政治之条件为标准而规定各地党部组织活动之范围，依全国之行政区域而划分各种地域的单位。第十一章审查委员会（四十三）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第十二章党的纪律（四十四）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四十五）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和犯了党内认为有错误的其他过失，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党部执行纪律的方法，对于团体的是：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重新登记。对于党员个人的是：各种形式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关于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查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开除党籍的问题，由本章程第六条所规定之手续决定之。第十三章党的财政（四十六）党部的用费由党费，特别捐，党的印刷机关及上级党部之津贴等充之。（四十七）入党费和党费的多少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失业和极贫苦的党员可完全不缴党费。无充分理由连续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并将此宣布于党员大会。第十四章党团（四十八）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党团得选举干事及书记进行日常工作。党团在处决自身内部问题及日常工作有自由权。在党部委员会和党团中发生不同意见时，党部委员会应协同党团代表重新考查问题，并通过决议，该决议党团应即刻执行。如党团有不同意见而上诉时，问题由最近之高级党部解决，但在上诉期间，仍应执行党委之决议。（四十九）党委员会在讨论与党团有关系的问题时，应使该党团的代表出席党部的委员会之相当会议，有发言权。（五十）党团选举党团干事会，此干事会应得其所隶属之党部之批准。党团干事会在党团工作上，应对该级党部负责。党部得派自己的委员为代表加入党团干事会之组织，并有权召回任何委员，但同时，将召回的原因通知党团。（五十一）在党团工作的各组织中，各种职务人员的名单，得当地党部之同意由党团提出，关于调遣党员由这一党团至别个党团的问题，亦同样决定。（五十二）党团所在组织中各项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先经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之讨论。凡党团对于每一问题之决议，加入该党团的党员应在该组织之大会上一致拥护和表决。凡破坏此条的党员，应由党部按党章给以党纪上之制裁。第十五章与共产青年团的互相关系（五十三）在党与青年团的各指导机关中（从支部至中央）均应互派代表，交换发言权同表决权。同样，青年团得以自己团员的数量为比例选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切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刊印
|
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政治议决案起草第六次大会宣言，于适当的时期公布之。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
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附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瓦西利也夫）·附二：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1、大会承认瓦西利也夫〔1〕同志的草案作为组织问题决议的基础，至于最后的修改，大会委托新中央与共产国际组织部共同执行。2、对瓦西利也夫同志的草案应添上底下几部分：（一）根据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提纲的材料，指出中共组织工作中的主要缺点。（二）指出党与工会工作的区别。（三）指出新的干部的培养，与党内教育训练的工作。3、大会委托新中央在最近期间根据组织决议案与修改的章程，详细制定指导地方革命工作的方法：（一）工厂支部工作方法。（二）群众组织中党团组织和工作方法。（三）各级党部组织法。（四）地方党部工作方法。（五）秘密工作方法。4、大会委托新中央与共产国际组织部共同规定国外的中国党员中的工作方法。5、大会委托新中央根据组织决议案与修改的章程，编辑一通俗小册，详细叙述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中过去与现在以及将来的任务，使一般下层的党的积极分子能够明了党的组织工作的状况。附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瓦西利也夫――Ⅰ．过去党的组织状况在第六次党大会上所有的一切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的材料，证明了虽然最近的环境是非常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上，仍然有不少的进步，就是：（一）保存了党部的主要组织。（二）在党部指导机关之工人化的工作上有了相当的成绩。（三）在所有党部的工作上都加紧了无产阶级分子的作用。（四）做了许多工作以肃清在思想上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分子。（五）党在苏维埃的区域中的增长。但是，所有这些进步，决不足以遮饰在组织工作中所有的一些缺点。组织工作之一般的薄弱，仍然是党部继续发展与巩固之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上之主要的缺点，就是缺少了正确的路线与系统性，工作进行多带有偶然的性质；没有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没有用方法来肃清组织工作的缺点；没有建立全党由上至下的明确的，坚定的组织路线；没有设立有系统的监督来保证这种路线的巩固。Ⅱ．党内主要的组织任务在最近的时间以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应当集中在以下的几个问题上：（一）侵入重要工业之大企业中，在那里巩固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只有建筑基础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他才有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在他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党员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农民，仅只有百分之十是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同志多是失业的及小企业中的。我们应当承认党内这样现象不是应当有的。因此在最近的将来，所有党的努力都是应当走向大工业中（纺织工业，金属工业，铁路，海上交通，矿山，市政等等）而在那里巩固我们的组织。在这个路线上的工作，自然是比较困难的，在小手工业及在农民中间的工作，自然是比较容易些。但是，党无论如何都应当与这种困难奋斗，应当在重要工业之大生产机关中间去巩固在工人群众中间的组织。以后党的工作应当转变过来，使着党以后的发展是向着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的，使着无产阶级分子成为党的基础。（二）工厂支部：党在产业机关中的工作，应当在建设工厂支部上。党应当尽力发展并巩固工厂支部。中国共产党虽有工厂支部，但是他们数量很少，并且他们在过去只做传达指导机关的命令以及一部分的宣传作用，支部书记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指定的，无论什末问题都不在支部中讨论。总之，在支部中没有内部的独立工作。以后的工厂支部，应当照着新修改的党章及共产国际之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来改变他的工作形式。工厂支部应当成为党部之组织基础，是使党与工人群众发生联系的机关。工厂支部应当讨论一切党内的政治问题。若在秘密工作条件所允许的时候，支部书记都应当由支部党员中选举出来。（三）地方党部：为的集中力量以巩固与发展工厂支部的工作起见，中国共产党应当注意地方党部（县党部，村党部，市党部，区党部等）的工作。这些地方应有该地方的党部委员会，这个区域以内的党员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机关而发生联系。地方党部的责任，是要使当地党员的努力都集中于革命斗争中几个主要问题上，并要使当地的工作与党的一般任务发生联系。地方党部并不是要直接指导每一个党员的工作，他是建立在支部（工厂支部或街道支部）上，而指导本地之工作的。支部直接负责使该支部之每一个党员，都担负得有某种党的实际工作。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若没有地方党部的帮助，则支部的工作决不会做好的。因为必要使每一个支部的工作与党之一般的工作发生联系，而不只限于本支部（街道，部门，工厂）以内的利益。这里正是地方党部的根本任务。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特别在中央及省委面前――之一个最主要的组织任务，就是要很快的考察各地方党部的工作：是否各地党部都有实际指导当地日常工作的能力，在各地是否是所有的党员都加入了支部，是否是经过支部使所有的党员都被吸收于党的日常工作之中，各地工作是否集中于几个重要的革命斗争的问题上，是否与中国共产党之一般的政治任务组织任务有所联系？考察地方党部工作之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地方委员会之工作能力问题。决定地方委员会工作能力之最主要的条件有以几点：（1）委员会的成分，应当是当地党员中最有威望，最有信仰的同志，与工农群众有联系的分子。（2）假使在当地党部之下，有工厂支部，则在当地的委员会，应当有当地大工厂支部中之有威望的代表加入。（3）地方委员会，应当与地方支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应当是这样：在某个区域中有了重要的事变发生以后，支部应当立刻报告地方委员会，而地方委员〈会〉应当很快的指示支部以应付这件事的方针。另一方面地方委员会接到了上级机关的指导以后，应当立刻将这种指导转到支部中去，应当帮助支部怎样在具体工作中使着这种方针实行。（4）地方党部还应当经过自己的党团与当地之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等）发生密切联系。地方委员会应当负责使这所有的群众组织中，都有共产党的党团。要有系统的指导党团中的工作，树立我们党在这群众组织中的影响。（5）地方委员会应当注意在群众组织中之党团的工作，应当与当地之各支部之日常的工作发生联系。一方面党团之日常工作应当建立支部的工作上；另一方面，支部在某个群众组织之下，进行组织群众的时候，都应该在党的口号之下。（6）第六次代表大会反对组织同情者的特别政治团体，但认为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有非常注意的必要。这一点对于各地群众组织之党团的工作非常重要。在现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党自然不能有很快的数量上的发展，这种情形使中国共产党要在同情于我们的工农分子中间，进行有统计的，个别的征收党员的工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是有可能以使着广大的无党工人对他表示同情与实际之帮助的。因此党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提高工农对我们党之同情，要有系统的选举接近党的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中的工作。也可以交付他以某一种任务。最广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组织，自然是群众组织。我们吸引无党的工农群众，参加组织中间日常工作，比较吸引他们入共产党是容易得多。但是假使能以引导他们，使他们在党的指导之下，在职工会中为无党工人之最近的要求而奋斗，在农民协会中，为无党农民之最近的要求而奋斗，这便是吸引工农分子入党的第一步工作。在产业中的共产党支部，在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党团，对于同情于我们的无党工人的关系应该是：用极忍耐，极妥当的方法使他们参加日常斗争中的实际工作，应使这种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与我们党之一般行动之政纲发生联系。因此，党支部以及党团，更应注意引导一般同情于我们的，参加我们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其中最接近于我们的同情者，应当介绍他们入党。地方党部应当很过细的注意支部及党团对于群众的关系，支部与党团应当善于引导同情于我们的群众，要与他们缔结日常的实际工作中的联系，应当经过这些联系以巩固他们对党的同情。在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之日常工作中，要善于依靠着广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群众，以后经过这些同情于我们的帮助，更可以吸引着更广大的工农基本群众都走到我们党的指导之下。在征收党员的工作中，以及在无产阶级中之一般的发展群众的工作上，党应当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重要产业中的工人上（五金工人等），要在这里面树立最大的影响。（7）地方委员会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应当省察对于自己计划及上级机关指导之执行，应当使当地党部，有共产党党章中所规定的铁的纪律。在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工作条件之下，这种铁的纪律，特别必要。地方党部委员会，应当使着在他那里有坚固的纪律，但同时他应该了解所谓坚固的纪律，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共产党之纪律首先是要建筑在每个党员对于自己责任的自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只有组织好了，才能得到胜利，没有坚固的纪律，不会有好的组织的。工人组织中之纪律的必要条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每个党员都服从指导机关之命令。（8）党的组织内，应当有坚强的内部纪律。但党应当计算到对于犯错误的事谁也不能保险，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免的东西，党内有集体的指导与党员群众作有系统的报告，是预防和很快的纠正错误之最好方法。对于未执行指导的办法也是如此，只有集体的指导与党的工作一切主要问题，有系统的在下级组织中讨论，才能很快发见未执行决议和通告的事。如果有意的不执行或曲解指导机关的计划时，则相当的党的机关（见中央党章）应当详加研究，并采取相当的决议。据此，地方党委应当根据新党章相当条文之规定，实行集体工作。同时，党部应当坚决的抛弃有些地方实行过的，对不同意地方党部书记的路线之同志，予以行政机关式惩罚及一般的机械的应用纪律之事。特别应当坚决的指出，党部书记只是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命令之执行者。（9）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地方党部应当对于所有党员的军事训练工作加以很大的注意。同样的对于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工农群众的武装斗争的准备须加以极大的注意。（10）根据新党章实行党的指导机关内部之正确分工（推出书记，成立各部等）。Ⅲ．秘密党的组织原则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极端秘密的存在。党的指导机关当然要非常秘密，然而，就是党的下级组织（支部，职工会中的党团等等）现在也是在秘密的条件之下工作。在另一方面，党所准备的武装暴动，要不能吸收工农主要群众，终归无望，所以这就需要对这些群众的积极准备工作。应当在工作中严守最秘密的规例，建立起自己的秘密机关，安置与侦探以至奸细斗争的方法等等。但是，在这种工作方向之中，党不应当立刻忘记，党的机关和一切党的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在能帮助党钻进群众中去和在党的口号之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作革命的斗争，党应当站在巩固与扩大工农群众的联系的观点上，去建设适合于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的工作机关。应当使这些机关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以便有系统的准备之下，工农群众走向革命的发动，而不仅是党员和同情者的狭小范围的人作革命的发动。党可以建立内部很复杂的而且比较难于为警察机关发现的很好的秘密组织，其中有武装队的很秘密的委员会，有配置很好的秘密印刷机等等。但是这种组织无论各方怎样周到，如果与广大工农群众没有经常联系，则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的组织，也不会组织工农群众的胜利发动。这种组织最多不过能够组织成好的军事冒险，这种军事冒险与中共当前的一切任务，并没有共同之点。Ⅳ.工厂报纸与地方党部的出版品第六次大会以为欧洲各国通行的工厂小报与工厂小传单是秘密的党与广大群众发生联系的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对于准备和散发群众传单及标语，作了很大的工作，这种工作应当尽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除党的中央机关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外，小城市的地委，工厂支部，乡村支部等的下级组织，必须发行同样性质的印刷品。工厂支部与乡村支部等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当然在质量上（内容与外表）没有党的上级组织发行的那样好，但是这些地方的工厂的党的宣布和党的报纸，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对于广大群众的煽动影响则比由中央机关送来的技术上做的很好的宣言和报纸还要深刻些。因为他们能够说到工人群众特别接近和特别了解的问题。党的这种煽动工作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宣言和工厂报纸帮助之下，便工厂支部比较能够容易的钻进那些工人群众里头去。尤其是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在警察压迫之下，口头煽动纯粹不能进行或非常难以进行。Ⅴ.关于干部的工人化1927年八七会议及十一月中央会议对于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党应当把从工人中造成干部人材的任务，不要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宣传工作，而要看成是一个为改良自己指导的长期的坚决的有系统的工作。在这件事上，党内的任何动摇是不容许的。被吸收到指导机关的工人同志们必须得到一定部分的工作。对这种工作，他们实行负责，而不要使他们与党机关的真正日常工作相隔离，而只是来参加委员会的很少的会议等等。党在继续这种工作当中，同时应该纠正有些党的组织，对这一问题的曲解，曲解到对非工人出身的同志，一定要免职。这些决议是完全不对的（顺直省委组织决议案），如以为每个知识分子一定要作出机会主义的错误，而每个工人一定能定出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的观念，也是不对的。考核一个党员应该以其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标准。此外，还加上他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系，他在这些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指导群众的能力的标准。Ⅵ.关于工会和农协中的组织工作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对于工农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应当加以最严重的注意，首先就是对工会和农会中的工作。中共在最近以来，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是削弱了。这种削弱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动的残酷的恐怖手段。群众组织公开存在的武汉时代已经过去，绝对秘密的条件使党在这方面要改变组织工作上旧有的形式。在党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多少有点公开的可能性的组织，如兄弟会，姊妹团的任务（黄色工会也应利用）。这一点，大会的职工决议上详细的说明了。按工会路线的最具体的组织工作任务如下：（1）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中组织在相当的党委有系统的指导之下而工作的党团。（2）使工会工作的中心移到最主要的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内。（3）有党的核心，及在日常需要的基础上团结在党的核心周围的同情党的无〈党〉群众的工会积极分子参加的工厂委员会，是工会工作的适宜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4）使工厂支部成为企业内工会工作的基础，但工厂支部不应尽工会一样的作用，而应当尽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党团工作的作用。农会中最重要的组织任务如下：（1）在农会中建立在相当党委有系统的指导之下而工作的党团。（2）依靠党团使达到农会按乡为单位的原则――即是每一乡组织一个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的农会。（3）使党的乡村支部成为农民委员会的基础。（4）使无产阶级及贫农中的无党籍的积极分子紧结在支部的周围。（5）乡村支部及上级党的机关在一切工作中须注意使乡村党的组织的发展是建筑在乡村无产阶级及贫农成分上。至于富裕的也应当吸收到革命运动中来的，比较富裕的成份则经过农会吸收他们。附二：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大会通过这一提纲，并决议委托中央委员会依据这提纲做成详细决议案――〔2〕（一）党的主要任务（一）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极端营垒的形式。（二）工农群众政治觉悟日高一日，但党在组织上却有下列的危险现象：一、党的工人成分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七倍，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二、党与群众的关系逐渐脱离。三、党没有计划夺取群众尤其是重要的产业区域。四、各级党部及工作人员受了不断的摧残和屠杀。五、党还不是工人群众的。群众说：你们党没有力量。工人同志说：你们现在不管我们了。（三）在夺取群众走向革命高潮的政治任务前面应以：一、建立产业支部，二、建立地方支部，三、发展工农组织，为组织上主要任务，以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二）组织上基本问题（一）党的无产阶级化一、党员成分：从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党转到农民同志占百分之七十六。――产业工人同志占党的极小数量。――十元以上的工人不要。――党员的标准要“暴徒”能拚命的。――党员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党员拚命与消极两极端。――工人党员离党的现象。――吸收工人分子到现在还不得法。二、党的指导机关：知识分子充满了的指导机关，虽逐渐参加了工农分子，但进展仍是很慢。――许多地方的改组尚多是缺乏教育性的形式主义。――理论的缺乏与群众的隔离，集体指导与集体而分工。――各级党部关系不密，多存在命令形式上的关系。三、党内民主主义：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与机会主义奋斗后，渐能批评自己和上级机关，但党的政策还是没有能普遍的传达到下级党部，引起群众的讨论。――由家长制转变后倾向于极端民主主义。这证明机会主义的遗毒在组织上并未肃清。（二）支部生活支部是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组织上成为军队的形式，只有服从不容讨论。――书记是委派的，斗争是命令的，一失败只有怨党，或更脱离了党，否则便来向党要工作。――没有支部生活，没有支部的中心工作。――没有大工厂大企业的中心支部。――农村支部是易得而易失的。――交通机关的支部与兵士支部亦是极不发展。――党员入党后反怕向群众宣传，甚至其生活亦渐与群众隔离――于是支部便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甚至工农同志及一切下级党部党员，不把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一遭挫折或斗争失败，常常是整个支部瓦解。没有支部生活，便产生不出干部人材，――党的改造基础便极不强健――加以教育与训练的缺乏，党的干部人材更显不足。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三）组织上错误倾向和方法一、国民党式的组织路线――“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命令”和“委派”以至强迫罢工，命令暴动。二、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党内纠纷和互相攻击。三、极端的自由选举观念。――抹杀了党在秘密条件之下指导机关的选举权及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但不相信群众举出的干部亦是不对的。四、将党的机关与群众对立也是错误的企图。五、尾巴主义与盲动主义――在组织上都是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的危险行动。六、机械的执行纪律――“惩办主义”与说服。七、批评如失了政治和认真办事的精神和意义，便要走到个人无原则的相互倾轧，引起否认一切纪律。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每个知识分子一定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正确观念――知识分子拚命也是靠不住的，同时，知识分子的怠工，尤其是不好的倾向。九、雇佣革命与革命职业――组织上历史的遗留和历来党的组织路线的造成，是属于前者多而后者少。――失业的同志应尽力打入群众中去。十、不正确的平等观念――物质上的平均分配――地域上的平均发展。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方法，有许多都是加强了党与群众关系脱离的危险。（四）地下党的组织条件一、非躲避主义的机关秘密――离开工人区域离开城市的乡下党部的危险。二、深入群众中去的接近群众与少数人的秘密会议。三、工作人员的接替准备。――反对拚命与蛮干。四、旧的工作方法应根本改变。――要走上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从群众生活中学得斗争和工作方法。五、无政府状态与英雄色彩的行动，是打破组织的重要原因。（五）党及群众的关系党办工农会的传统政策。――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领导群众。――使群众倚靠政治势力的错误影响。――革命斗争失败后，群众乃逐渐与组织脱离。――不知如何取得群众，组织群众，而只是简单的作工会罢工暴动以及共产党的宣传。――有些地方罢工或暴动，党便来直接指挥，甚至连已经有了的革命的工农会都不经过。――于是工农会便失去独立性，有时工会成了党的行动机关（党的支部仅是宣传机关）。――工会职员中完全没有非党群众，有时工会不起作用，党的支部便代替了工会。――党团便根本失其作用而等于消灭。党很少注意产业工人的组织和打进黄色工会群众中的工作。――农会的中心还没有建筑在贫农和雇农身上――工农组织的新的秘密形式还未产生。党疏忽了并且隔断了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的关系，反动军队和土匪民团中极少我们的组织。――会帮的组织中我们亦未打入。在苏维埃的区域，党不会组织政权建立红军。青年妇女运动的指导和组织上的关系都未弄好。济难会工作未能群众化，宣传化，仅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这些组织上的基本问题都未完满解决，所以过去党还不能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党的削弱由于党与群众脱离，和敌人白色恐怖加紧，而盲动主义亦予以损失上打击不少。（三）党内的组织任务（一）征收党员的调节，和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二）党应特别注意在主要的大工业中（金属业，纺织业，铁路，交通，海运，市政，兵工厂等等）巩固与发展党的影响，建立坚强的党的工厂支部。――并须有模范支部的建立，以创造党的支部生活。――农村支部中应注意中心干部的建立。（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与党的民主化。――尽量的有教育方法的使积极的工农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使党的全部能不断的讨论各级工作的主要问题。（四）加强党的集体指导，实行分工的集体，形成无产阶级指导中坚的工作。――密切各级指导机关的关系，加多巡视工作。（五）注意中心区域党的发展，如大的工商业城市，军事重镇，海运及沿铁路大河的城市，农村等。――加强城市中党的组织。（六）建立地方党部的工作――如无健全的地方党部，便没有正确的党的组织：一、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中要有最有威信的地方党员加入。二、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中要有当地大支部的积极分子加入。三、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与当地各支部要有最密切的关系。四、支部以至地方党部的指导机关，照一般的规则，应由本支部及当地党部自己选出，但同时省委及县市委或区委对于地方党部及支部的工作应十分加紧指导。五、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支部的组织问题。――产业支部的组织方式和街道支部的组织和运用。――农村支部与市镇支部的组织关系。――兵士支部的发展和运用。六、支部开会的各种形式与征收党费的组织意义。七、干部人材的产生和训练。――工农运动训练班，与弟兄党的党校。八、有条理的调派负责党员，非必要时可以不必更调。九、地方支部应在工农群众组织中组织党团，以联结这些组织。十、支部是群众中的核心，党团是受支部指导在群众中发生核心作用的组织。十一、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非党群众中的工作。十二、在日常工作中发展党的影响和领导。十三、地方党部应注意支部和党团是否能使非党群众组织于我们党的口号之下。十四、地方党部应严重的审查各项工作执行的程度。十五、党的纪律和指导要使一般党员做到自觉的真实的接受和遵守。十六、地方党部要注意于全体党员军事化的指导。十七、要注意深入群众的秘密工作。十八、党的宣传品报章，要有很好的组织方法分配散布到工农兵士贫民群众中去。十九、地下党会议时必守的条件――有一两位负责同志不去参加会议。二十、各级党部应定期开会。二十一、各级党部机关应吸收下级党部干部分子参加各部工作。二十二、党应坚决的提出工人分子充实各地党部机关。二十三、各级党部应有系统的在党员群众前报告自己的工作――下级党部亦应经常不断的向上级党部做报告并引起党员群众对党的政策讨论和了解的兴趣。二十四、党的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应在各级党部中建立起来。――关于调查统计，应有精确的材料，关于交通工作尤应有严密和灵敏的组织。二十五、地方党部彼此间的关系，应由上级党部予以联络上的帮助。二十六、地方党部对于当地的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农妇的运动应予以极大注意，不应将他看成是女党员的专门工作。（七）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党与团的各级指导机关均应按时相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互作报告，党除给团以政治上指导外，并应予物质上的帮助。――在党没有组织的地方，团得自己发展到成年群众中去，但其政治活动必须依据上级党部的政治路线，同时须介绍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以成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团应经常介绍其成年或非成年的积极分子入党，给党以干部人材，同时党应顾及团的工作，不应将团的得力党员调得太多，致减弱了团的指导力量。―一党更应经常的指导兼团党员，经过他们在青年团中发生政治指导上的影响。（四）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一）群众中组织的中心任务党在群众中组织上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城市与乡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于党的周围及党的口号领导之下。――因此党不但要注意非党的工农群众团体中的工作，并且要利用任何机会，不拘任何形式创造非党的工农组织。（二）工人阶级中的组织问题一、党包办工会――党包办工会命令群众的遗留，白色恐怖的广大摧残，工贼国民党的破坏，均使党在职工运动的组织上发生许多困难。――因此党要极力纠正派人办职工会及工人团体的传统观念，使其能表现工人群众自己的独立能力，吸收广大的非党群众，而党从中发生党团作用，以消灭党代工会及不能发生工人群众组织的目前现象。二、秘密工会――组织秘密工会，仍成为目前职工运动中的重要任务。――不拘采用任何形式（如兄弟团，姊妹团，合作社，互助团，储金会等），去团结群众。且这种组织必须以领导这各种形式的组织生长到赤色工会的组织为目的；必须依靠于下层党的支部工作与其在群众中所得的信仰和联系。――秘密工会不但需要在每个工厂作坊和各大企业中有他的组织（即是工厂的工会支部，指一个工厂中的全体会员而言），并且需要有全体产业的和地方的总的工会组织，尤其是在下层工会已有了群众的时候。――特别在大产业中要注意秘密工会的发展。三、群众集会日常斗争与工人组织――党应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不放过任何机会的偶发的工人群众集会的参加和指导，即使是游艺会，募捐救济会，体育会也应扩大去组织使之由临时的变为经常的组织――在工人阶级日常的生活斗争中，不管是自发的或是党的领导的，党必须尽可能的使之扩大这一斗争达到可以发生组织的地步。四、工厂作坊委员会――党在职工运动中组织上基本任务是要将职工会的重心放在巨大工业上，而他的组织基础要从“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建立起来。――“工厂作坊委员会”或类似这个名词的这一组织，是由每个工厂作坊工人群众产生出来的统一组织（即是某种产业中工人的最初期组织）。他是由每一工厂作坊全体工人或大多数工人（不论他加入了什么性质的工会或是没有加入）选举出来的。――这一组织（工厂作坊委员会）的名词，在中国常常与每一个工厂作坊工会（即是职工会的工厂支部，所谓工会支部）相混，但实际上每当着群众自发的或未用工会名义领导的斗争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所举出来主持斗争出名交涉的委员会或干事会，这便是“工厂作坊委员会”的雏形，绝对不是工会。党应该依照这样组织路线使群众所举出来的委员会或干事会争得合法的可能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以完成十足的“工厂作坊委员会”。五、工厂委员会，工厂工会与党的支部――在中国现在的状态下，假使一种工厂或作坊中间，同时有三种名义和组织（党的支部，工厂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存在，很容易使党员群众不知运用――现在明显的组织出路是：工厂工会是整个产业组织的一个支部，是在他的领导之下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所以他的会员人数不必一定很多，而其存在在目前多半是秘密的。――“工厂委员会”只是各个工厂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没有会员只有委员，并还没有产业的联合，他一产生便是公开的，且大多数是由日常生活斗争中产生，故他遂成为工会实行斗争的公开斗争形式，他在将来更要成为苏维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基矗――党的支部如遇到此种组织都存在时，只能派遣一部分同志加入工厂职工会的指导机关和“工厂委员会”，为的组织不太复杂起见，不必单独组织党团，两种组织中的工作同志可直接受支部指导以发生党团作用。――通常己有职工会的工厂中，党的支部在职工会中起党团作用，工会又在全体工人之中起工会的党团作用（如鼓动工人群众选举工厂委员会），在没有职工会的工厂里，党的支部就要在斗争过程及“厂委”运动中建立工会。六、工会职员绝对不应当都是同志――在党领导之下的职工会、“工厂作坊委员会”以至工人群众的任何组织，其指导机关的地位，我们同志只应占相当数目，绝对不应采取占全部机关的包办形式。――这不但在下层组织应如此，便在上层的总工会中也应如此。七、职工会应作到与群众的广大而巩固的联系，能逐日得到职工运动的链子中的每个环子的各式报告，然后才更有益于职工会的指示和领导――党在职工会中应领导其不单讨论工会的本身问题，而更注意于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提高群众对职工会的信仰和同情。――目前职工运动中非常需要由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党应用教育来帮助他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八、黄色工会与挂国民党招牌的群众工会。――有群众的黄色工会，甚至挂国民党招牌而亦有群众的工厂工会，我们均应加入活动，揭露黄色工会以至反动工会领袖出卖阶级的事实，以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九、说服群众与群众日常斗争――这应消灭旧时的命令群众强迫罢工的工作方法，要坚决的执行说服群众引导群众的实际工作。――一切这些工作及对此工作的领导必须充满了活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的问题。从工人群众日常生活中极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吸引他们到组织方面来，以振作起群众的革命失败后颓丧烦闷的情绪。十、失业工人的组织与出路――革命工会必须坚决的进行组织失业群众于自己周围的工作，尤其要使他们脱离黄色工会或政府工会腐化了他们的影响（如收买失业工人在革命工人队伍中捣乱及机器工会的体育队等等）。――失业工人实关联到了乡村工作，多数失业工人是可以有组织的回到乡村中指导农民斗争和参加农民武装暴动的。――即在城市暴动的准备中，失业工人也可做成暴动的煽动者和暴动夺取政权时的一支同盟军。（三）农民群众中的组织问题一、农协仍为主要口号――在目前农民协会仍是在农民组织中的主要口号。――在许多已经用了农民委员会的名义或农民协会机关已为国民党所占的地方，我们必须另组织秘密的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的名义可以不用。――但国民党占的农民协会如果是群众的，我们必须加入活动揭破其反革命的阴谋。二、农协的成分与组织系统――农协的成分在过去还包含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如豪绅及反对土地革命的富农，在下级指导机关中亦有许多非革命分子混入。――党必须在今后，使农会成为广大群众的基本组织，而以贫农雇农为其成分中及指导机关中的中心。――农会的组织系统，乡农会，区农会，县农会为吸收广大群众领导农民斗争最得用的团体，省农会于必要时可以用名义的号召和代表的召集（不便开省代表会时亦可分区分路开）。三、农会独立与党的领导――农民组织中党亦应抛弃包办农会的传统观念。使农会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能够独立的做好，以提高农会的威权。党不要企图把所有的倾向于革命的农民都加入了党，但大多数农民要求入党时，除掉是投机不可靠的分子，亦不必拒绝，但须有干部的训练。――农会指导机关亦不应完全是党员充当，要尽可能的使非党员的贫农或雇农当选。――因此，党又必须加强在农会中的领导，即是要用在乡村中最有威信的党员加入农会的指导机关，以防止农会变成农民党的可能的危险。四、建立秘密的农民组织――对于农民群众中其他秘密的迷信的组织，党必须设法加入以接近其群众，揭破其领袖的欺骗，逐渐打破其迷性〔信〕的成见和习惯，以至改变其群众组织，夺取其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五、失业无地的农民――党必须使乡村失业的农民和流氓得到适当的领导，团结于农会的周围，以至加入农会。――在斗争时，尤其要使其能接受贫农和雇农的影响而参加斗争，以至游击队的战争成为农民武装行动时最得力的斗争力量。六、农民斗争与发展组织――在一切农民自发的斗争中，党必须尽可能的领导他们使之达到最高度的组织，在没有农民组织的地方，更要立即发展农会的组织，以夺取广大的群众。七、各农民苏维埃与农协及雇农工会――为着武装斗争发展到最激烈的状态，必须转到武装暴动时，党必须尽可能的，以农会名义召集农民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的革命委员会以指导暴动，夺取政权。暴动成功后，这一政府的组织便须由临时的转到正式的，亦即是由乡村工农兵代表会议――乡村苏维埃产生出乡村区政府的机关。――在暴动前后农会仍可存在，但到了乡村政府的农民代表会议经过了多次的集会，农民已直接的参加和管理政权时，农会便可由此失其作用。这就是农协生长成为农民代表会议，农民群众到那时自然感觉到农民代表会议之外，并无另外再组织农协之必要。――农民乡区政权之苏维埃的干部，应团结而为秘密农协干部，仍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和指导作用。――在乡村政权已经为农民夺取后，某些地方于条件成熟中可单独的成立雇农工会。――（所谓成熟条件如农会己取消，雇农数量较多，乡村政权较能持久等等）。（四）武装团体中的组织问题一、兵士支部――夺取兵士群众建立兵士支部发展兵士群众中任何形式的革命组织，是党在反动武装团体中最主要的组织任务。二、组织工农及失业者投身军队――党宜注意派遣得力同志和组织工农群众去接触或投到敌人军队中去，而组织失业工人农民，经过宣传后领导之投入军队之工作更为必要。三、帝国主义军队中的组织――在帝国主义驻华军队中，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军队中，党应得到兄弟党的帮助，发展革命宣传的组织。四、反动的或半封建的武装团体中――在一切反动的或半封建的武装团体中――如保安队，警察，商团，人民自卫团，民团以至红枪会，大刀会土匪等等组织中，党均应从中发展秘密组织，以推翻反动领袖，夺取其群众和武装，改变其旧式的组织和习惯为工作原则。五、工农武装组织及红军――工农的武装组织和训练，农民的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的组织，党均应有详细的规定，在这些组织中的成分，均应以产业工人和贫农雇农分子为中心基础。（五）在城市贫民中的组织问题一、城市贫民组织与党的工作――党应注意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特别是学生组织中的党的工作，使之真能领导城市贫民走向革命方面。二、要打入敌人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揭破其阴谋。――党员参加到敌人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团体中，其目的是在揭破敌人骗取群众运动出卖革命的阴谋，而领导群众走到我们的革命旗帜之下，并非企图存在其中作少数运动。（六）青年和妇女运动一、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的组织工作――党应帮助青年团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工作，并给以工作发展的机会。――在职工会，农会及一切工农群众组织中，要尽可能的领导青年工农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和各部工作。――在工农群众中青年的单独组织如体育队、童子团以及乡村中少年先锋队，均应隶属于职工会或农会指导之下。二、在女工农妇中的组织工作――党应在工农群众及一切贫农运动中注意到妇女运动，并领导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实际工作。――在工农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要有女工农妇参加，于其下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调查和计划妇女工作，并须有妇女到各部工作，于必要时，工农会的妇委得召集妇女会议讨论一切工作，但非成为经常的组织。这种妇女会议的工作，是一种经常的运动帮助工会等去教育宣传鼓动女工农妇。（七）济难会的工作一、党应从各方面帮助济难会在群众中发展，尤其是地方党部以及有广大群众环绕于他的支部，更应特别注意这项工作。二、党应指导济难会在群众中的发展，不拘用何种名义，其目的总在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同情于革命便利于党的发展。（八）党团组织问题一、凡在非党的劳动群众的组织及其机关（委员会，干事会，代表会，大会等）中，共产党籍分子必须组织党团以进行积极的党团工作。――党团必须尽力争取该组织内的大多数分子在自己影响之下。如果他们能够很热烈的实际的努力的求了解该组织内分子的要求，他们才能无微不至的拥护劳动群众本身的利益，才能将目前斗争任务与工农群众斗争最终目的相联贯起来，然后党的影响才能更易获得。――一切党团工作必须在各该非党的劳动群众组织章程与决议范围之内进行。二、党在工农会的上级机关中（如产总，全总，省总，地方总工会，以至各区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省农协，区农协等）都应有党团的组织，至在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在工会支部（即工厂工会）中，在乡农协中，不必再组织党团，即以支部全体党员起党团作用。三、在各地一切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或单独的组织党团，或即由支部起“党团作用”）由各地党部自己决定，但必须不违党团作用的原则。四、党团乃是隶属于各该级党部的一种组织，受各该级党部的指导机关指挥，他没有自己组织的系统和指挥系统，上级机关中党团决不能直接指挥同一团体中下级机关的党团（如铁总的党团决不能直接指挥各铁路工会的党团，全总的党团不能指挥各省总各全国产总的党团等），但决不因此而妨碍工农会的独立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就是说工农会上级机关可以受该党团的影响而指挥下级工农会，然并不能由上级党团直接出面指挥下级党团。同时下级党部对于其所管辖的党团指导，必须根据于上级党部对各项工作的方针，使其能与上级党团的行动相合。决议及附一根据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刊印；附二根据中央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刊印注释〔1〕瓦西利也夫，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执委会组织部代表，亦译华西利耶夫。〔2〕这个“提纲”印发后，中央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作如下更正：这个提纲是大会通过的一个组织问题的材料，瓦西利也夫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是大会通过的作为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基础。因瓦西利也夫的决议草案到得晚，故秘书处误将提纲作为决议草案印出。诘此数语以当更正。
|
妇女运动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妇女运动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中国共产党与妇女解放运动一、过去的妇女运动偏重于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党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妇女组织是一般的民族革命运动为其立脚点。其纲领只包含一些普通的妇女要求：如由宗法社会之下解放妇女等问题。但是工农运动的力量与范围的扩大，已经逐渐使运动不能单限于此等要求，当然要提出纯粹无产阶级性的要求了。在这时期内，我们可以与这些组织合作，因为她们赞成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绝不是简单的。因为他们是一般的妇女的组织，是拥护一切的妇女的利益的。但中国共产党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在指导妇女运动中也是机会主义的，每以保障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而在工作上多偏重于资产阶级妇女与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缺乏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二、“八七”以后没有切实的工作方针和吸收女工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八七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转入新的阶段，虽在组织上政策上均确定了新的方针及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等等，无不表现新的精神，然对于妇女运动工作的标准，并未明确的指示出来。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既与背叛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消灭了，别方面对于无产阶级的妇运并未有坚决而明确的计划，别一方面党同〔内〕在组织上工作上有些取消主义的倾向（取消妇女运动的倾向）。对于女工农妇并未提拔她们参加指导机关，尤是证明党之不注意妇女运动工作。三、中国革命的阶级分化反映到妇女运动的分裂。当此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组织了反革命的联合战线，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之际，阶级的分化反映到一切的民众中，劳动群众渐渐在共产党的周围团结起来与国民党成了不能调合的仇敌，妇女群众及妇女运动之中也就有这样分化。所以党的任务是要特别注意于工农妇女之中的群众工作，因为国民党时期的“一般的妇女运动”的“妇女的联合战线”是不可能的了。四、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能澈底解放妇女，现时中国的民权革命中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澈底的摧毁半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能引导妇女群众到解放的道路。这并不是说党在妇女问题上不主张一般的妇女解放，恰恰相反，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就是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真正能肃清封建余毒对于妇女的束缚和压迫的，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澈底的民权革命（在中国现时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才能痛快的最大限度的解放一般妇女的束缚，真正肃清封建余孳的经济基础。〔——土地革命。〕五、对于买办及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要努力反对。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离开政治，离开革命而以和平方法和宣传以解放妇女，这完全是幻想，但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妇女的思想上很有影响，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第一点。基督教的妇女运动用各种方式亦如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对于妇女群众由欺骗而进入麻醉的宣传，而历年来几形成了反革命的势力之一，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第二点。国民党政府现在改变刑律，仿佛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权，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之中，上层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些。这种改良主义的妇女运动，引诱和欺骗妇女群众，甚至于无产阶级妇女群众亦有受其影响的可能，这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第三点。以上三种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都是站在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反阶级斗争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阻碍革命的力量，不得不加以防止，在群众中经常的暴露其真情，严厉的加以批评和反对他们。六、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劳动妇女的群众，同时也应当用各种方式领导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的斗争。中国宗法社会的束缚和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政权之下，党应当领导一切妇女力争他们的真正解放。在这点上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劳动的知识份子，在联合战线时和我们走到一起的），要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引之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因为在革命重要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态度足以决定革命与反革命的胜负。因此，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组织——如果他们确有些群众的，党便应当尽力吸收其群众，领导他们参加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之某种具体要求的斗争，同时要赞助他们的革命的口号（如女学生反帝国主义，职业平等，经济独立等），在他们中间作宣传工作。在手工业者与劳动的智识分子之中必须作系统的工作，可利用各种方式深入其群众而组织之。（二）党的任务及对于无产阶级妇女的关系一、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在现在革命的时期中，大会提出关于取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建设苏维埃等口号。虽然中国的革命是暂时失败了，白色恐怖大批的屠杀工人，大批的开除工人，但是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无疑意的增加了。然而加入党及红色工会的群众日渐减少，组织上与群众的联系削弱了，所以现在党的任务，应取得群众，组织而准备为夺取政权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而斗争，为实现此种任务，首先要组织工人群众，指导他们日常的政治与经济的斗争，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知道夺取政权之必要。二、首先要注意大城市无产阶级群众与女工群众。革命发展之进步与最后的胜利，要依工人阶级之准备程度而定。工人阶级要成为革命之先锋队，因此党应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于工业中心地。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工人群众集中的地方，另方面是反革命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之集中处，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因此党目前应注意怎样组织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中的产业工人。故必须组织其群众中之半数的女工，尤当注意集中女工力量的纱厂与丝厂，才不致使一半的产业工人群众成为消极的，或受反革命之威胁蒙蔽。过去党在各地的妇女部，其工作多由智识分子负责，与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没有组织上的密切联系，现在反革命的营垒中建立联系非常之难，所以要加倍努力，战胜一切困难去组织女工群众。党应积极指导女工的日常斗争，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大多数觉悟到自己生活的痛苦而团结起来。要求改良参加阶级的经济斗争——要求改良女工与童工经济上的地位，要求增加工资，增加休息时间，反对折扣工资等等，以锻炼其阶级的战斗力。三、党的指导机关必须有女同志参加，劳动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在统一的党的指导之下。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有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在党与青年团，职工会与农会中，指导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要根据党的一致路线，尤不能令妇运工作成孤立的形势或独立的形势。党的组织宣传文化等，关于工农妇女群众方面应特别注意，使之易于了解。党须注意分配女同志工作，尽可能的使其参加各级党部的工作，而得相当的训练。四、党的妇女运动应群众化与无产阶级化。在党的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尤其注意吸收在群众中积极分子，这样才能使党的基础建筑在工农妇女群众之中，才能真正群众化。五、党的妇女工作人员应无产阶级化。过去党内女同志多不积极深入群众去工作，此亦是年来不能发展党的妇女运动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后要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使之无产阶级化，以督促其工作。（三）职工会与妇女工作一、应提出女工的特殊要求，应使男女工一致行动，提出女工斗争的口号和要求领导其斗争，产业女工中的工作，自然就是职工会的工作，要吸收女工加入职工会。在取得女工参加红色职工运动中，必须提出许多根本的要求，在这些口号上去统一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儿童及妊妇与哺乳妇作夜工，缩短夜工时间，同等工作应得到同等工资，保护母性，禁止妇女做过度和危险工作，经常的星期休息日及解放幼儿在工厂中工作，组织儿童院和幼稚院等。要特别注意和提出女工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要求，以求达到胜利。但同时须顾及改良主义派的要求程度和各地方的环境，酌量情形决定之。工会更当注意女工要与熟练的男工一致，以取得男女工的互相帮助，才不至于使因男女工的不一致而失败（如香港新新香水厂女工罢工，不得同赤色工会的会员——熟练男工的帮助而失败）。二、应参加黄色工会，在他们之中起党团作用，取得较大的群众时要实行妇女会议运动。赤色工会在秘密条件之下，只能吸收无产阶级一部分的积极分子，故为扩充工作起见，须利用种种公开的可能，不能放弃了黄色工会。要团结其中的女工群众，组织共产党的党团，在她们中间树立共产党的影响。如共产党〔员〕的指导已有保障时，即应设法在这些工会中，组织女工会议的运动，特别要注意女工互助会与姊妹团等工作。日常的斗争是争取群众的最好的基础，更设法使之受共产党的影响，使之成为代表会的一种助力，并统一各姊妹团的要求和组织，引导这种组织使他们进而变到赤色工会运动。要尽量利用各种短期训练班，学校，俱乐部等公开机会作革命的教育宣传工作。三、工会机关中要有妇女委员会。赤色工会之中应当有妇女委员会，执行调查计划的职务，使工会指导机关，得以尽量领导女工的运动。（四）农民运动与妇女工作一、应在农民组织中作有系统的妇女工作。党在乡村中的任务是吸收劳动妇女到革命方面来，因此在农民组织中须有系统的工作，以造成和巩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战线。二、农妇受压迫最甚，这是引导他们参加革命的基础农妇之参加农民运动，过去表现了高度的自发状态。在乡村经济中，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运〔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件。三、农民组织之中要有妇女委员会，妇女必须参加苏维埃政权。为有系统的在农妇中工作起见，必须在农民协会中组织妇女委员会。在苏维埃已成立的区域，必须使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在游击战争的地方，应设法使他们作各种特殊的重要工作。在已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或在苏维埃势力影响之下的区域，已有协作社的运动，则应利用农妇参加建设协作社的工作。四、农妇斗争的口号和要求，要在乡村中亦进行“妇女会议运动”。在农妇中之宣传与暴动工作，应直接提出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农的劳动，同时注意不要因这些问题而影响到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好感，——要注意群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成见。在现时农妇中工作的口号，最注意要与一般农民的口号相联贯，而为一般农民所同情。这种工作在初期的进行中，应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先召集农妇开会宣传她们。如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区域，可以召集长期的有系统的“农妇代表会”。如可能时，应使革命的女工与附近的农妇联合召集联席会。五、要组织农村中的女工（雇农或其他女工）于统一的工会或农民协会中，不必组织独立的妇女协会。应吸收一般农妇参加农民协会及吸收一般女雇农到农村的工会中来，并将最觉悟的分子吸入共产党。在中国的环境中，组织单独的妇女协会是不适合的，所以党不必从事这种工作，如已有这种组织，应使之并入一般的组织。但当执行时，不应因此而失掉了已有的积极分子。（五）青年妇女一、应注意青年女工。应注意到青年女工在工厂工人中，是占有很广大的数目，她们是无产阶级妇女中最革命的一部分，青年团对于妇女组织上最主要的任务是夺取这一部分女工。大会认为青年团必须在青年女工中工作，使之在青年团影响之下，因此在青年女工多的地方，青年团应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应与党部的妇女运动委员有密切的关系，由支部直至中央都应如此。（六）宣传与准备人材一、革命的报纸上要有妇女的专栏及通信员。共产党应在职工会的以及农会秘密的报纸中，设妇女栏或副张，尤其要注意印刷传单宣言口号等。这些东西对于智识很少的妇女是最相宜的。若可能时，应有妇女积极分子的投稿通信。二、要训练妇女运动的人材。在一切党的与一切职工会的学校，训练班，都应当吸收一定的百分数的妇女，而在他的教育大纲中，须研究妇女问题及工作方法，为工作者认识实际的工作。必须推动劳动妇女去积极工作，在党中职工会中农民的组织中，尽力帮助她们的工作。（七）苏维埃区域中的妇女工作一、实行解放妇女的口号。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以实现在妇女中宣传的各种口号，使之明了只有苏维埃政府，是能实现他们的利益而能解放他们的政府，并于必要时，可以召集关于妇女的各部〔种〕讨论会议。根据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刊印
|
关于共产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关于共产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指出中国C．Y在最近两年的发展中，积极参加向上发展的工农的革命斗争，在这时期受了很大革命的教育，对于革命的发展有过很显著的作用，中国C．Y．已渐渐把自己变成了群众的组织。在北伐及上海暴动期间，“八七”后，广东（海陆丰，琼崖）江苏（宜兴，苏州）以及湘鄂赣等处农村斗争与暴动之中，与武汉上海等处城市工作，团做了相当的群众工作，在武汉公开时期，在他的指导之下曾创造起有过很大革命作用的儿童运动。中国C．Y．常常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劳动群众到革命方面来的最亲近的助手之一。（二）虽然在这时期，在政治路线与实际工作中C．Y．曾犯了许多的错误（如青年工人利益的斗争的缺乏，在工会工作没有找出具体的工作方式，缺乏一般的劳动青年利益要求的纲领，群众宣传工作与团内政治教育薄弱，没有切实注意到兵士运动，未能尽量反抗国民政府和揭穿其假面具），但其伟大的功绩，便是在革命最紧急关头时与党员群众共同反对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国C．Y．在这时所表现的革命性比当时党的指导者要大，所以表明他是中国的伟大政治力量。可是，因为党对于团的工作没有积极的指导与帮助，及团本身在新的转变当中没有在青年工农群众中找出新的出路，使团内部发现了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与此种倾向相反的在党内与团内（C．Y．）发现了取消派的主张，其实际内容就是限制甚至放弃C．Y．政治活动而仅作文化工作，使C．Y．的年龄由廿三岁降低到十八岁，把C．Y．一切工作人员都转交给党。现在先锋主义倾向在团内已经渐次消灭，但仍须注意与这种余毒奋斗，并且取消主义倾向，在党员与团员之中还时常发现（如广东及湖北等处的下级党部），要根本铲除此种错误倾向，才能够造成党与团中间的健全关系，才能有取得广大青年工农群众的胜利的工作可能。根据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C．Y．确实是扩大共产主义者在青年中的影响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并且曾在革命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因此，要吸收广大的青年工农加入革命斗争，其当前任务厥为扩大共产青年团的组织和活动。共产青年团是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组织，在革命运动中他是党很有力的助手，经过这个组织吸收青年工农加入革命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把青年工人和被剥削的青年农民兵士与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与以共产主义训练。只有积极革命斗争和这种斗争同理论上的教育与参加党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才能训练出真正为工人事业而工作的战斗员。二、今后中国共产青年团的任务（一）共产青年团在最近时期中的根本任务，在于取得全部青年工人和被剥削的青年农民群众，以保证夺取政权的工农斗争。这个任务，特别因中国青年工人在过去和现在均有显著的作用而更为重要（中国青工在工人阶级中所占的百分比，较其他任何国家为大）。不把青年工人吸收到革命方面来，夺取政权的胜利斗争是不可能的。在过去与现在的斗争中，青年农民在乡村中的作用不弱过于青年工人在城市中的作用。苏维埃区域的革命队伍中，农民游击队以及其他较大的农民斗争中，都有大部份的农民青年（差不多是大多数）参加。因此，为着乡村的革命胜利，共产青年团必须切实进行农民协会与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工作，把青年农民中的革命部份放在自己影响之下，并须注意领导农村青年特殊利益的斗争。现时取得广大青年工农群众工作中的根本障碍，就是盲动的情绪，玩弄暴动，不愿在群众中工作，不明了取得广大群众以保证暴动胜利的必要和暴动〈后〉群众对于政权维持的必要。这种盲动的倾向，过去团内表现得尤其厉害，党与团的指导机关已经与这些不良倾向宣布斗争（广州暴动与教训及团的任务决议），但是这些不良倾向还未在团员群众中澈底肃清，现在还需要坚决的经常的斗争以反对这些倾向，因为这是在群众中工作的先决条件。共产青年团的大部分的作用既是在于教育工作，共产青年团既不与共产党一样，是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指导者的组织；而只是青年无产阶级先锋队——指导者的组织；那么，共产青年团，就应比党是更群众的一个组织。但是，现在的团员数量是赶不上党员数量的，这特别在工业中心区域内表现得厉害。（二）C．Y．在青年农民中，尤其在苏维埃区域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最近在这些区域内的发展，主要是在农民青年中间（青年农民团员的数目约占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青年工人的成分约占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而青年工人方面的发展却很有限。尤其在大工业中心的城市中（上海，武汉，天津等处）发展得非常有限。C．Y，之因为广大青年农民加入而发展，乃一重大进步原素，但因此少共在工业中心内扩大及巩固自己组织的任务就更重大了。唯有在巩固了C．Y．的阶级基础以后，才能够实现对C．Y．中农民的领导。（三）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对青年工人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尤有严重的影响，纺织工业的业主现在谋开除企业中最积极的工人阶级分子——青年工人，同时更加重对童工的剥削。大会使党及C．Y．注意于尽最高限度的去发展C．Y．团员经济的与工会的斗争的必要。工会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党团必须尽力帮助C．Y．为青年工人的利益而争斗。在不妨碍整〈个〉工人运动发展范围内，团并可发动并领导青年工人作本身特殊利益的斗争。在斗争中党部与团部均应竭力向一般工人群众宣传，使之拥护青年工人及童工的利益，并赞助此种青年工人特殊利益的斗争，向工人解释行会思想的有害。至于在我们的党内和工会中的党员中间，更不许有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根据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创造工会里面的青年组织上独立的工作之决议，应有青工小组的组织。C．Y．必须根据这些工会工作的组织形式，尽力加强他在工会中的活动。C．Y．亦必须与党共同的增强夺取黄色工会中青年工人群众的斗争和工作。（四）再者中国C．Y．对反动军队中兵士工作与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办须严重注意。至于工作方式及军队中党团关系，应根据军事决议案切实执行。（五）最后，今后团对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工作，则应注意学生本身利益斗争的领导，扩大思想斗争及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宣传与行动。三、建立正确的党团关系大会向党的组织指出与C．Y．有建立相互的正确关系的必要。党的组织与C．Y．的相当〔互〕关系应当是C．Y．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工作，同时有完全组织上的独立性。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一）党的组织必须加紧对于C．Y．的政治指导与物质的帮助。（二）党与C．Y．自上级至下级各机关必须互派代表参加。（三）必须有系统的在党委员会上讨论C．Y问题，如果特别重要的问题，并须提到整个党的组织中去讨论。（四）党方面一切牵涉到C．Y．内部组织的独立性的问题（如调动C．Y．工作人员，使团员转党等等），应当与C．Y．商议，应当得到C．Y．地方委员会的完全同意后方执行。如有不同意见时，可提交党与C．Y．的上级机关解决。（五）在党〔员〕没有组织的地方，团得自己独立发展到成年群众中去，但须接受党的政治路线之指导和帮助建立强固党的组织。（六）党应经常指导兼团的党员增强对于团的政治影响。（七）团应当经常供给党以必须的积极份子。根据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刊印
|
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煽动（一）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情形之下的基本任务即为准备新的广大的革命潮流高涨之到来。在此高涨的运动到来时，我们实际任务是组织与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现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群众之政治训育。此种任务需要党的宣传工作之根本变动而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工作内容乃向工农群众阐明他们革命争斗之内容，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反革命的教训以及上海广州等工农暴动的意义，并解释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夺取与建设的经验，群众的组织——职工会，农民协会与工农军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在无产阶级与其先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与城市之联合的作用及意义等等。（二）我党基本政治口号与群众煽动基本内容仍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帝国主义羁绊，推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政权及建立工农专政与组织苏维埃。（三）解释与阐明党的基本口号自然应当同劳动群众目前需要紧相连系起来。应当牢记着，只有在自己的地方的具体需要的基础上才能向千百万的工农群众说明广大的政治前途。不能联系因于资本进攻或工人阶级情形恶劣引起的冲突，纷争，反抗与罢工；不能联系因于地主恐怖，捣毁农民组织，军阀苛捐杂税引起的一切愤慨与骚动，不能将此等“琐细”问题与基本政治口号联系起来；——那么群众煽动一定是浮面的，一定不能在党的口号之周围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与推动他们参加革命争斗。（四）同时各省革命的不平衡发展与政治环境之一切变动（争斗加厉，从秘密条件转到公开条件及军队退出等等），需要我党巧妙的能够扩展争斗，需要我党能够依据党的一般口号而提出新的，提高群众积极性的口号（从经济罢工争斗的口号转到政治罢工，示威游行，武装暴动等口号）。很明显的，某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之夺取根本改变了我们煽动之整个性质与内容，而提出一些巩固本地方的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五）艰难的秘密工作的条件当然影响到群众煽动的性质。大的群众会议之召集，逐渐成为群众煽动的艰难工作。我们所能做到的乃为召集工人放工以后或当工时的工厂门外的露天大会，利用城市的俱乐部，工人寄宿舍，夜校，同乡平民学校，工人兄弟会及乡村中的市场，节日，神会，山林中的会议，大场上的公众游戏等等。（六）同时更有一个任务就是改善个别与小组煽动的工作。每个党员应当成为积极的努力的煽动者。这些同志必须在小组与个别谈话中积极煽动，阐明本地不健全问题之政治意义，中国目前政治事件真相及指出解决现时革命基本问题的唯一途径——准备群众武装暴动。（七）应当尽量扩大群众煽动工作的基础，应当利用一切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可能，在工人，苦力，流氓无产阶级，农民，兵士，职员，学徒，小手工艺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特别是学生与小学教师中间加紧煽动工作。除此一般的党的口号作为领导方针，此外更应在日常的群众煽动中提出适应各个争斗时期与各种等级人民需要的具体要求。如像为工人与苦力提出的要求，应为提高工资，反对以铜元付工资，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任意处罚与摧残，保护与改善劳动居所，反对包工制，男女同工同酬，产前后休息二月照发工资，减少女童工夜工时间，禁止用童工女工作危险工作等条件；为农民佃农与半佃农的要求，应为反对偿付租金，反对高利借贷者，侵吞公款者与打倒士绅等等；为学徒店员与小手工业者的要求应为反对高度的剥削，反对虐待与恶劣的劳动条件，反对低廉工资与生活昂贵，改良食物，减少学徒期间等等；为兵士的要求应为提高月饷，按时以大洋发给月饷，反对长官侵吞和折扣月饷，组织兵士管理月饷委员会，反对肉刑，反对在战线上枪毙兵士，发给兵士土地，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抚恤士兵家属，反对利用军队压迫工农队伍与阻止兵士投向工农军队等等；为知识份子的要求应为反对不良教授，拥护学生自治，自由集会与游行，反对考试制度，改善教员物质条件等等。（八）此种广大的群众政治煽动是艰难而又繁杂的，因此须加紧在关于比较进步的工人与最忠实的知识份子中间选样并选就一批宣传员与煽动者，并增加对他们的领导。党部委员会每逢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兴起时，须即召集宣传员会议（几点钟或一天两天），指示他们实施远动的方法内容与形式及供给必须的材料等等。（九）由于煽动工作之异常艰难及其含有广大的意义，因此党部宣委成份必须健全有力，以领导全部煽动宣传与工作。（二）宣传（十）党的内部宣传工作基本任务乃为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左派盲动倾向（先锋主义，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以及藐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等倾向争斗，并应在精密研究中国与国际革命运动之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党的布尔雪维克化而争斗。同时党应当同孙中山主义及创立第三〈党〉称为工农政党的一切企图作坚强理论上的争斗。因此党的宣传工作具有下面两个基本任务：（1）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智识。（2）特别应该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的理论上的认识。（十一）为实施大规模的党员政治训育起见，必须：（1）在工厂，街坊，乡村与学校支部之下设立各种秘密小组，而指定有经验的宣传员领导之，并须制定适合此等各种小组与政治认识的训练大纲，特别注意阐明目前政治任务与党的口号。（2）由于工作秘密条件，缺乏优良指导员与不易吸收大批党员进入小组等等的障碍，进行小组工作极为困难，因此须发展党员自修工作。各党部宣委与专此种工作的同志应以编制大纲，指定参考书籍报章，组织秘密图书馆等方法，尽量帮助自修同志。为减轻此种工作的困难起见，应当发行大批政治书籍，文字内容务求通俗，须适合我党同志的程度。党中对此问题亦应加以最大注意。（3）党内尚有一部分不识字的同志，务使此等同志消灭此种现象，一面组织平民学校性质的小组帮助他们或施以个别的训练亦可。党在非党群众中间（工农），应当组织夜校及平民学校，以消灭不识字的现象，并造成此学校作为政治训育工作的基础。（十二）为增高党积极份子的理论上的认识起见，必须组织速成科（同时保守……一切秘密条件），时间与人数视环境决定之。此等速成科的任务乃为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基本问题与列宁平生及其学说等等。很明显的，要使此等速成获得良好的效果，只有在具有良好的指导员与学生成份的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对于供给他们参考书，教课课本等等方面当然应当加以注意的。从这些党积极分子中间，应当挑选优秀同志继续在其他的情形比较更为静寂的环境之下，发展与加深自己理论上的认识。（十三）宣传工作基本条件之一即是必须利用各社会团体的图书馆。图书馆在党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可以转为发展吾党在工农，小资产者与知识份子间的影响之公开的方式。很明显的，此种任务并不说明党无须从事于设立自己秘密的图书馆的工作了。（十四）除掉图书馆，我党机关开办的书铺也是宣传工作公开的形式之一种。（十五）宣传之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参加这些团体会议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建议以及报告苏联状况等等，——这一切，地方党部都必须利用以为扩大自己宣传工作与利用一切公开可能的基础。（三）刊物（十六）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煽动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十七）扩展群众中间的共产主义影响之基本任务，就是无论如何必须组织每日出版的销行全中国的工农报纸。报纸的文字，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必须组织大规模的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间捐集报纸基金的运动，并应吸引党与少共全体群众参加销行此报的工作。此种报纸对于女工农妇问题应加以注意。（十八）此外，应当极力设法在工厂，企业与乡村内组织墙报和图报。材料偏重于本地情形的性质，同时极力将地方问题与一般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宣委必须采取一切步趋改善与墙报的连系，帮助组织新的墙报和增加对他们的领导。此外，粉笔队亦是我们宣传利器之一。（十九）在党各临时政治运动中，应当注意与改善传单，宣言，小册子的内容及印刷。传单有极大的作用与意义，它解释每个事件的政治意义。应当吸引优秀党员从事于传单宣言等的编制，内容文字极求简单通俗。中央宣委与地方党部组织，对此都须加以注意。（二十）在党处于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党报有极大作用，它组织与团结党的广大群众于正确的党的路线之周围，并交换各地方党部工作的经验。（二十一）因此，现时已有党的定期刊物《布尔雪维克》与《党的生活》，必须极力改善以期真正能够成为领导机关（关于这两个报纸有具体的指示）。（二十二）工农通讯员对于改善一般政治报纸与党报有极大的作用。中央宣传委员会与一切地方党部对于此等通讯员的组织，选举〔择〕与领导，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在秘密工作条件之下，这些通讯员可以表露出工农群众的政治情绪与要求，因此应当尽量扩展一切党机关中的工农通讯员的工作，而工农通讯员对于散播报纸与对报纸表示物质上的帮助等事业方面应当特别出力。（二十三）在可能条件之下建立灰色通讯社，传播各地工农争斗的消息亦是必要的。（二十四）不识字的工农自然不能阅报纸及其他通俗政治书报，因应当尽可能的组织诵读这些书报的小组（公开或秘密的）。宣传委员会即应指派一些不仅能够教读而且政治认识清楚的同志担任小组指导员的工作，以便利用这些小组作宣传的工具。（二十五）由于各种小组，讲班，自修及其他党的各种训育的组织之密布，因此必须组织：（1）发行并〔供〕给城市与乡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书籍报章，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最好编成歌谣韵语；（2）发行为中等党员用的比较高深的书籍，如关于中国现时政治生活，党的目前任务，列宁主义、苏联、评孙中山主义及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与左派盲动主义倾向等等问题；（3）最后的一个任务——时间比较长些——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思，斯达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二十六）为真正迅速实现这一切关于刊物方面的步趋起见，必须赶急指定同志从事此种工作，在技术上保证这些著作的发行，捐集发行基金等等。（二十七）因为一般与党的刊物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所以此种工作直接由中央指导。（二十八）因处于秘密条件之下，发行关系极为艰难，所以对组织散布秘密刊物于全国的特别人员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应极力注意改良分散刊物与输送方法。根据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准备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一、党在准备暴动时应该遍处建立将来政权的核心。党在准备暴动中的主要任务，在于造成那维持并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先决条件。夺取了某地方的政权以后，党的主要困难，便在维持并巩固这个政权的问题。因此，党在取得群众使之参加暴动以外，应事前采取种种必要办法而组织城市和乡村将来政权之核心，俾此核心能于夺取政权后准备各种必要动作，此核心的组织就要成为夺取政权后的政权机关，其意义列宁在他那《布尔塞维克能否维持政权》〔1〕一书中已经指出来了。列宁说：“如果革命阶级的民众创造力没把苏维埃建设起来，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会无望。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用旧机关维持政权而新机关又非一下便可建立起来的。二、中国大概不会有双政权的可能，工农夺得政权后新政权必即时实现。中国革命的全部行程告诉我们，要把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种“二元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的局面重现于中国，是少有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将来的政权核心曾与旧政权对峙，但这是在中国难能的；而且我们预料到过工农暴动夺取政权后，新政权必将即时实现。这就是说，和俄国一九一七年苏维埃事前能够公开存在，不会一样。因此，中国共产党便须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事先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另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俾暴动后可以坚决而敏捷的成立政权机关。三、党应宣传苏维埃的内容，理论和工作，并组织工农积极份子做将来苏维埃的干部。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普遍此经验于党员及广大群众中去，俾预先准备干部人材，以敏捷的建设政权机关。党应在预定的各暴动区域中，预先普遍的明的传播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立苏维埃的可能。除宣传工作外，党还应做组织上的工作。这里可以采上海的旧例，即把民众代表会议于夺取政权前秘密选好。但在中国现在秘密条件下，能否这样选举政权，很难说定。大概适当的条件是不会有的。因此，在每一企业内每条街道上，党应经过支部，党员个人或可靠的工人，须先准备起来，使他们能成为选举苏维埃时的干部，能实现革命委员会和民众间的关联，能参加将来的政府，能充任该区该企业该街道上政府的代表者。党应预先拟定将来革命委员会大概的分工计划及最近将来的命令。党应派遣代表往各大乡村实行组织地方政府的工作。这些代表应与农民协会，游击队伍，积极而有威信的农民及一切能帮助实现暴动的组织发生关系，并准备且择定革命而有威信的农民，俾他们能够掌握该区的政权，且加入该区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分子中，必须绝对保证党的影响，以组织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二）夺取政权后的任务一、党在夺取政权后应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家机关。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即在建立足以保证新政权的与其革命政策的实行之政权机关。如果认这个机关只是一种执行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决议案的技术机关，那就错了。这机关的任务与作用，要比一个技术机关广大得多。列宁在他那本书里说：“或以为二十四万布尔塞维克党员不能指挥俄国，不能代表穷人利益去反对富人，但这二十四万人已经领导着一百万以上的革命民众……我们国家机关已经有一百万人，他们在思想上都是忠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并不是希图每月二十号多领些薪水。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个‘神妙的方法’，一举手能把国家机关增大十倍。这方法是资本主义国家自来不曾有过的，也决不能有的。这种‘神妙的’事实，就是吸收劳动群众，吸收贫人来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二、党应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者的机关，分配土地衣食等于劳动群众。为要减轻那些空前的困难与战争所留下的贫苦，为要补救那些战争所赐与民众的可怕的疮痕，我们便必须采用革命的民权，必须采用革命的办法，就是要适合贫民利益，分配房屋等。同样，城市和乡村的食粮，衣服，靴鞋，土地等等，也要适合贫民的利益去分配。这样，我们便能立刻吸收千百万人参加国家机关。这样的机关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曾有过的。因为我们这样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完满的同情，所以也只有我们才能建立这样的机关。因为我们在〔有〕许多觉悟的，经过资本主义长久教训而纪律化的工人（我们并不是徒然白受资本主义的教训的），这样的工人能够建立工人警卫军（Militia）且渐次扩充为全民的警卫军。觉悟的工人能够吸收真正劳动群众与被压迫群众，并应该领导他们去参加“管理政事的事业。”“最重要的是要使被压迫者和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实际上征信他们，使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而且应当起来管理；周密的，有次序的，有组织的，根据贫民的利益，分配面包，分配各种食物，牛奶，衣服，住屋等等。”这种由劳动者所成立的新政权之最广大的机关，应在苏维埃或委员会的临时政权机关之周围组织起来。（三）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暴动参谋部即将来的红军司令部，应隶属于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设法与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召集代表会议（苏维埃）。在正式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未组织以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的，即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由参加准备暴动的各组织之代表成立之，工作开始的第一天，便须把革命委员会的和暴动参谋部的职务划分清楚。暴动参谋部应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且宜速迅变为红军司令部，指挥该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准备动员工人的力量，组织红军的军需和其他需要，以及防卫该区内一般事宜。至革命委员会，应即变成政权机关，应付民众一般的需要。革命委员会在他组织的第一天，应即宣布新政权的成立，并着手准备成立正式的代表会议政权。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府，“代表会议”（苏维埃）是正式政府，革命委员会仿佛是“代表会议”的筹备司令，他应当立即筹备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成立大会，就是正式政府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分〕，应绝对保证党的训令之执行，其在军队中或地方民众中有影响之分子，不得不让他们加入革命委员会，加入后他们又不能在革命委员会中稳固的保证我们党的组织，那末，从第一天起，我们便须设法使他孤立，并布置一切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从革命委员会中开除出去。革命委员会应采取种种办法和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建立代表会议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定期的召集工农（贫农）兵士代表开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利用参加这种会议的分子去实行并督促革命委员会决议案之执行。革命委员会并宜在该区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及至建立了经常行动的正式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便可巩固该区政权，获取民众充分的实际拥护，使民众保障代表会议确有革命的成分及革命的政策。（四）红军的组织一、以暴动力量作为基本队伍，并召募青年工农组成常备红军。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便须设法组织红军，以暴动的队伍做红军的基础。革命委员会在党的，职工会的和农民协会的帮助之下，必须以暴动的队伍编成常备红军，更召集农民协会和职工会内的革命份子，作为红军将来的干部，作为红军最可靠的柱石。召募军队的办法，应从末〔未〕婚的青年人着手。红军刚成立的时候，只能召募一般革命份子充当（即党员，团员，职工会或农民协会的会员）及至可靠的中坚分子。成立以后，规定年龄，实行征兵，使之加入红军（这只是对青年人而言）。募齐的军队，应过军队的生活。二、对游击暴动军的办法同上。现有游击暴动军，也须用同样的方法去召募队伍，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成份须重新改组，使之成为经常的红军。（五）军官与政治部职员的成份一、从工农中创造自己的军事指导人材。我们必须从农民，工人和游击暴动队伍中（反对地主的农民，有军事经验的工人）创造出自己的军事指导人材。二、开办军事训练班。革命委员会应该立即设法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以资提高革命工农的军事组织。三、利用旧式军队中革命的青年军官。我们还可利用旧式军队中富有军事智识的人充当军官，但只宜利用下级的军官，高级的则不能经常的利用，他们的军事智识并不充分，且易叛卖革命。四、政治部职员及政治委员只有共产党员可以担任。政治部职员尤其是政治委员应有很大的作用，只共产党员才许担任，最好是工人或佃农出身的党员。如果军队中共产主义的影响很弱，政治委员及政治部职员，尤其应该如此派选。（六）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限于军队以内并应煽动人民及组织地方革命政权。在军队中应组织党的支部和青年团的小组，后者宜直接服从前者。为领导政治工作起见，宜组织政治部。政治的工作不仅限于军队以内以及鼓动人民，并应在战线各区域内组织革命的政权。因此，政治部宜另设政务科。在战线各区域内，他的命令应该是最高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和政治部再〈要〉准备各该区域内苏维埃的基础。（七）军队的给养与服务各区总司令部应协同地方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区集中的军需机关。各处无论在财政方面或物品征收方面，都须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海陆丰苏维埃存在的经验，便是一个最好的集中的模范。为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起见，各区总司令部应协同该地方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区的军需机关，并指定办事人员管理各军供给事宜，没有粮食储藏的地方，尤其要注意供给的地方〔集中〕，供给的权限宜集中于该区司令部之手，须竭力反对利用贫民服役军队。地方革命委员会应布告人民以革命所需要的人伕数目，首先便要调查〔征调〕富农。（八）反对反革命的斗争擒贼先擒王，在胜利的暴动中宜先拘捕反革命的领袖做抵押。在城市中应组织特别机关与反革命斗争，在该机关下，应有特别队伍，由工人组织之，宜学习过去在广州恐怖的经验。广州的恐怖虽极剧烈，然带有毫无系统的性质。只杀死了反革命的走狗，而未杀死反革命的头目。在广州之被诛杀者，虽为数甚巨，然广州的军事领袖及反革命势力之领导者却毫发无损。恐怖宜有系统，并应打击反革命的头脑。暴动胜利的第一天，与反革命斗争的机关，便应将地方上资产阶级，地主，军阀，流氓的头目拘捕数十或数百人做抵押，同时并通告全体人民说：这些抵押人应负城市保安之责。在乡村中亦应拘捕些地主，绅士来做抵押人。对反革命的争斗的机关，应登记人民的枪械，以备意外时收回。暴动胜利的第一天，便须解除商团，流氓和土匪的武装。私藏军械者概处死刑。对反革命斗争的机关，第一天便应举行人民的登记，统计曾经服务军队或军事机关的人员，因为他们以后还有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之暴动队伍的干部之可能。凡一切地方的，绅士的，大商的，地主的团体都应完全解散，禁止。反动份子组织任何团体的企图，都应予以严重的惩罚。乡村中与反革命的争斗，应由特别的农民自卫机关执行。农民协会会员，参加暴动者，乡村中可靠的分子，都可加入农民自卫机关（农村警卫军）。其责任维持乡村秩序，镇压土匪，镇压反革命军。在城市中则须组织平民警卫军，旧警察不许在警卫军内服务。（九）对于苏维埃政权前的军事团体之关系宜完全改编，至少须更调其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对于投降革命的军队，应持特别慎重的策略。革命委员会应先解除其武装而改编之，并遣散其不稳的分子。这种工作，革命委员会宜尽力完成。旧军官须更调，但事前在兵士中宜有相当的工作。更调旧军官应在“从兵士升擢新军官”的口号下实现。凡投降革命的军队均应完全改编，决不宜优容不变。这些军队与兵士，宣编插入游击队或红军，如不克立刻做到，便应更动其军官，派政治委员严厉监视之。（十）对土匪的关系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份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防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十一）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之关系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神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之〕等）我们应在民权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于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十二）民团开除其军官，把部队送到前线上去作战。只有民团的部队可以利用（因为团丁大半是农民），其长官投降革命后应开除其军籍，全体民团解除武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利用其部队。但无论如何，决不准民团在农民自卫机关（农村警卫队）或城市平民警卫队内插足。民团的部队，该送往前线上作战。（十三）暴动口号之实现一、即刻颁布土地法令和其他实际改善工农生活的命令。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天，便该颁布土地命令及改良农工生活的命令，并宜组织专门机关，实现这些命令。这些命令在开始实现时特别重要。革命委员会在第一天便须予工农以实际的利益，如没收富豪的住室衣服，分给工人及一般贫苦群众，资助失业工人等。每区内在颁布法令以前，须详加考虑，务使一般的命令与暴动的总口号相联络〔结〕。二、国有银行并没收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之财产。为巩固财源起见，须立即没收城市中地主和军阀的财产。开始便该把银行收归国有，这乃是监督地方财政和市场之强有力的武器。至以新政府之信用制度代替旧银行之信用券，统计该地方资产阶级的资本，财政之监督权完全集中于政府手内，统计银铜等现币总额，禁止现币输出苏维埃区域，违者，由肃清反革命斗争的机关须处以严刑。政府机关应速即设法以充实苏维埃的财政。为达此目的，可对殷实之家施行临时征发，没收反革命者的财产，并实行累进所得税制。苏维埃政权应预先考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反抗的可能性，因此，应预先规定各种办法，如给养之组织，合作社之创立，国家商店之建设等，并由自己监督之。〔2〕（十四）劳工监督一、有劳工监督亦可以公平税则代替没收。实现工人监督的口号意义非常重大，列宁曾在他一篇论文里说过：问题的要点，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全民的，各方面的来监督资本家及其一切可能的拥护者。仅仅没收那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可说没收的本身并未含有组织的和正确分配计算的成分。我们只要能够防止种种谎报，假造帐目，违法作弊的可能，则以公平的税则代替没收并非难事。想要防止这种可能，便只有工人政府的劳工监督才办得到。二、劳工监督须经过劳动群众的组织来实现。劳工监督须经过职工会，工厂委员会，手工业工人的工会及一切有组织的劳动群众来实现。三、置经济部管理各业经济。再则，置相当的机关监督该区一切经济事宜，并统计该区经济的财富，这个机关就是国民经济部。该部宜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工作，办事员由大工厂中工人选出担任。国民经济部须统计一切经济富源，工厂企业，作坊，并号召一般工人实行监督这些经济的行动。（十五）苏维埃的组织一、苏维埃的组织应站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并保证产业工人的领导作用。地方政权已经巩固，便应组织苏维埃。党委员会应估计当地情形，斟酌组织苏维埃的时机。但在暴动前及暴动实现后，党即应有种种组织苏维埃的准备。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决不是像在广州（实际上只是革命委员会而非苏维埃），海陆丰和一部份在上海（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一个样子，仅仅根据上层组织的代表集合。选举时应由工厂工人，各马路工人和贫民，工会工人，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工人大会，而不是职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学生等执行，并宜包纳各地下层组织，职工会及党代表。代表成份的分配，应使大多数为直接选举出的工人和贫民。并应随地酌定选举条例，务使苏维埃中革命影响得到保障。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看各地革命的深入程度，政权的巩固程度，阶级的分化程度等等而定。苏维埃中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份的代表。本处驻扎的革命军队的兵士亦应参加苏维埃选举。选举苏维埃与进行苏维埃工作时，产业工人应有特权，以保证其苏维埃中领导的作用。二、苏维埃的定义。我们应该牢记下面列宁所下的苏维埃的定义：“苏维埃乃新的国家机关，他给我们以（一）工农的武装力量，这力量不像旧式军队一样是脱离民众的，而是和民众密切联结的；从军事讲，这力量比以前的军队强大的多；就革命的意义上讲，这力量是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二）这个机关是和群众及大多数人民密切无间的相联系的，容易考验自己的错误，容易恢复意外的创伤，这是从来国家机关所未曾梦见的。（三）这个机关为民意而选出，因民意而撤换，没有官僚主义的空架子，所以比从前的国家机关不知要更民权主义得几多倍。（四）他在各项职业间实现密切的联系，所以没有官僚主义，而能促进种种深入群众的改良。（五）他是先锋队，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的部份的组织形式，因此，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他们的先锋队经由这个机关，可以促进他们的教育，训练并领导他们。（六）他兼有议会主义及直接民权二者之长：人民选举代表，同时有立法及行政之权。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策相较，这种进步在民权主义的发展上，实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苏维埃只有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以后，才能在真正选举的基础上发展，方能充分扩大他的任务和能力，倘不如此，则苏维埃便毫无长处，成为嫩芽（嫩芽是不能长久存在的），便流为玩具。二元政权是苏维埃的瘫症。”列宁这个定义，把苏维埃目前和过去的作用，说得明白已极。至于苏维埃制度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也可以由上面体会出来。三、苏维埃会员应尽量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代表（议员）应提到苏维埃的工作中，执行苏维埃的决议案，或督察决议案的执行。四、苏维埃既非群众大会亦非几个领袖的组织。苏维埃的会议不应如上海市民会议的实行经验，具有那样群众大会的性质；更不应如广州苏维埃的实际结果，仅仅只有高级直接指挥的机关。广州苏维埃之所以如此，因为他窄狭了（总共只十四到十六人）。苏维埃政权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应号召广大的劳动群众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中办事人员可能作出的各种流弊，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权等事。五、苏维埃为执行各项职务起见分置各部。苏维埃计划当地及全国的主要政策，为更普遍的提高苏维埃会员的效率起见，应分置各部执行各项职务：（1）军务部（组织防卫队伍及红军）。（2）财政部（税务，财产的没收及处置等）。（3）市政部（管理学校，自来水，救助病人等）。（4）社会保证部（劳动法，分配好房屋给农民工人工作）。（5）国民经济部。六、苏维埃中直接的撤回权。苏维埃代表须按期向选举人报告过去工作，选举人有撤回旧代表另换新代表之权。城市苏维埃须包纳近郊农民和全区农民的代表，使他们成为该农区的革命中心。为执行城市的经常工作起见，应选出执行委员会，包纳该城市或该区重要组织的代表：军队，职工会，镇压反革命并供给必需物品的职员等。执行委员会人数约自十一人至二十七人；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会，这个差不多是该地的实际政府，人数约五人至七人。七、苏维埃各机关的党团须执行党的指示。这些机关的党团，都须绝对执行党的指示，且一切最主要的政策，都该由该地党委员会批准。（十六）苏维埃与职工会暴动司令部或革命军等的关系一、上海市民会议和群众隔绝。苏维埃从成立之日起便要成为真正的政权；于此当铲除前此在斗争过程中成立同样组织时所犯的错误。例如上海一九二七年三月暴动时，市民会议实际上不是政权，仅是死的组织，真正的政权却集中于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部的手里。因此，上海市民会议就和广大的群众隔绝，不能发生经常的活跃的关系。二、职工会转成新政权的形式，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遂行停顿。这种情形也令职工会感受极有害的影响，职工会于是不复成为职工会，而成了政权，遂丧失了他在工人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通常的连系，而政权因此和贫民及劳动群众隔裂，更为危险。广州暴动胜利时，政权实际上属于职工会的苏维埃，职工会遂不能执行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的工作，事实上职工会苏维埃虽代表新政权，但并不曾建设政权的执行机关。三、对黄色工会或其他劳动组织当打击其首领夺取其群众。对于黄色职工会及其他贫民或劳动群众的组织，我们应采非常审慎的态度。此种组织应分化之，打击其首领而非打击其群众。当广州暴动宣布黄色工会解散时，我们把他的群众和首领一般看待。这种看待，这种错误，我们以后务须避免。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不曾封闭黄色工会，但积极和他的首领斗争，因获得其群众。在中国也该采用同样的策略。我们如果用武力压迫组织内的群众，则他们可以变成反对苏维埃的大力。四、苏维埃与职工会关系应正确。苏维埃应和职工会建立正确的关系，使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能在苏维埃内占主要的地位。所有派往苏维埃的代表，关于苏维埃的行为，应对工人之有经常的报告。同时关于工会的行为，亦应在苏维埃中作有系统的报告。凡工会与苏维埃中一切纠纷，应由企业中派代表所举行之特种会议解决之。凡涉及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一切法律和处置，应预先会同该地职工运动之指导机关讨论之。五、工人纠察队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工人纠察队和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苏维埃应坚决采取各种可能手段，以保障其兵士群众对于军官的作用，并可因此监督红军的一切动作。（十七）苏维埃和党的关系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经过这些党团，经过党员所发的言论，表示党对苏维埃工作上各种问题的意见。党随时随地都应作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而不应限制自己的影响。不过党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种种危险。党应预先保障其在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作用，因此，党须在苏维埃中组织有威望的能工作的党团，以执行党的命令。但是以当地党部代替党团，那就是一种危险。党团只执行党部的指示。当党团和该地方党部的影响不能保持平衡，而后者的作用较小时，苏维埃常有代替党的危险。苏联革命后最初几年，有些地方上党的作用几乎缩小到极端，这种经验应该顾及。在中国也有以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注意党的组织之行为，毋使其发生软弱的现象。所以在党部工作的同志，不应当较在苏维埃中发〔为〕弱，党经过苏维埃或其他组织内的同志，应该在一切条件下，应该公开在苏维埃中，在苏维埃工作上增高和巩固党的影响。（十八）乡村中政权机关的组织一、党应吸收农民的革命领袖和产业工人进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当乡村中发生暴动时，应在该地组织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组织在暴动前就要由党部规定。在革命委员会中，应吸收农民运动中最坚决的革命领袖，尤其要吸收乡间住的产业工人及出身城市或归自城市的工人。这些产业工人是乡村中党的作用的一个台柱，所以党应该非常审慎的利用每个工人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二、革命委员会须设在广大群众革命运动的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应择具有广大农民运动多量农村工人的地点，这些工人尤能坚决拥护各种革命政策，而为共产党最可靠的基础。在农民协会中，须有革命委员会的基础，更为重要，革命委员会应以农民协会为基础，而成为革命的政权，不应以农民协会为政权（形式上革命委员会应当是农民协会等在将暴动前选举出来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在该区人民中，尤其在农民协会的会员中，要尽量通俗化。为避免农民协会及革命委员会的冲突起见，可以把农协的领袖包纳在革命委员会内，并对农民协会全部负责人材，吸收在政府机关内，在革命委员会中，应保障那些积极参加暴动的农民之领导作用。三、政权一经巩固便应以苏维埃代替革命委员会。当地的政权，尤其是城市中的政权一经巩固，则该区全部劳动农民所选出的苏维埃，并〔应〕代替革命委员会进行经常工作。农村工人及该区工人或工人分子，应有特殊的较多的代表。四、常务委员会内应包纳该地主要的领导者。苏维埃选举常务委员会，应包纳该区最主要的领导者，自然更要保障党在常务委员会内的影响。五、苏维埃的中心地点宜择工农运动最大的地方。苏维埃政权的行政的中心地点，不一定仍驻原来旧政权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官僚总多），须择足以保障工农革命影响的地点。小城市内没有工人，便该将该城苏维埃和近郊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使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归于农民。（十九）农民协会与苏维埃一、板力避免农民协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冲突。最先要极力避免革命委员会与农民协会间的冲突，然后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并扩大革命委员会，代替农民协会。二、农协是革命委员会的基础。农民协会应该准备苏维埃组织的基础，苏维埃则应执行农民协会的全部作用。三、没有农协的地方可以直接组织苏维埃。不过对于农民协会要非常审慎。大多数人民尚未深信有组织苏维埃之必要时，不可解散农民协会。惟农民协会变成了上层农民的组织，则须以农民代表会议和他对立，使农民代表会议成为贫农群众所拥护的机关，使大多数人知道农协招牌已为富农土豪等所把持，而迅速解散之，在没有农协的乡村中应直接组织苏维埃。但若下层的群众要求组织农民协会时，那便不可坚执反对他们的组织，而应主张多开农协〔民〕的群众大会，尤其是代表会议，使渐变为农民代表会议。（二十）苏维埃区域中党的工作一、一般工作要公开，但须留有秘密的基础。在苏维埃的区域中，党自己的工作和大多数的党员，应普遍的公开，只必须留下小的秘密机关处在秘密的状况中；在成分上，党应扩大自己成为群众的组织；但吸收党员，须非常严格。在苏维埃区域内，肃清隐匿起来的富农及奸恶份子，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参加暴动者，工人及乡村工人，入党时应受优待。二、党应特别注意工农组织准备退却时的必要手段。党应该特别注意贫农和工人的组织，因为他们是农村中拥护党的政策的主要成分。党应该处处准备退却时所应采的手段，保留党的活动力量，交通且须预先建设秘密的党部和工农组织。（二十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苏维埃须不断的扩大自己的领土：一、以武力进攻，二、极力帮助邻区武装暴动。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党部及苏维埃，务要尽力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保障。领土的扩大可由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苏维埃当以武力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暴动。因此，红军的进攻，应当与邻近区域的武装暴动相呼应。苏维埃政权更应派遣全权代表往邻区去，准备和组织该区内的政权核心和暴动。这种种行动要与红军的进行相策应。如果该地工农群众见解狭隘，只图保护本地的苏维埃政权（地方主义），则应用全力打破这些地方的偏见。党应扫除这种偏见，说明不仅自卫，且要进攻，乃是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唯一担保。根据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刊印注释〔1〕《布尔塞维克能否维持政权》，今译《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见《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26卷。下面的几段引文均与今译有出入。〔2〕在1928年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所载的本决议中，在此段之后还有：“三、革命委员会宜置财政部农民工人各部及行政处。革命委员会宜设财政部，置农民部（土地部）以实行土地法，置劳动部及行政处。此等机关初隶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成立即转隶苏维埃。”这样单独一段的文宇。
|
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稿（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稿（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第六次大会无疑义的同意第九次国际执委全体会议的决议案。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以历次失败而完结，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党的总路线是夺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之下，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一切暴力的机会，要激励一切阶级冲突并使之深入。必须与主要口号同时提出工农运动的部份口号。党与群众的脱离，是主要的危险。全国范围之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农民的游击战争之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最大限度的引进群众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将这运动与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相联结起来，然主要的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的政权。继续坚决的改造党。这一电报发到各地讨论。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时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
关于党纲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关于党纲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必须拟出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及早发给各地党部讨论，以便提出第七次大会能够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为最终之决定。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
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十二月十一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于每年十二月十一号，党要纪念他，要号召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纪念他。理由如下：（一）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贫苦的农民，兵士，开始单独的用自己的血，力量和勇气，企图推翻一切恶势力而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二）广州暴动是中国的工农群众用自己的力量企图推倒帝国主义的统治的总结晶，是东方一切被压迫群众奋斗的警钟，雪亮的灯塔。（三）广州暴动是资产阶级企图暂时部分稳定的反响，是资本主义在暂时稳定中矛盾的产物。（四）广州暴动给与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兵士及东方的工农兵群众以奋斗的教训，以奋斗的决心。因此，广州暴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广东工农兵以至于全国工农兵群众之行动，而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的著作。〔1〕因此，不但中国的共产党以至于各国的共产党要直接的纪念他和研究他的教训，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还应该高举着鲜红旗帜——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成千成万的工农兵群众去纪念他，去研究他的教训，去完成他的伟大的历史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所载的这一决议中，此段之后还有：“因此，我们认为他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这样单独一段的文字。
|
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五卅后工会的发展及武汉末期中我们工作路线的错误。自一九二五年起，中国工人阶级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引导力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伟大的罢工运动，唤醒了城市及农村之广大的群众，使中国革命运动更成为真正的平民群众运动。工会从罢工运动之中生长出来，罢工委员会逐渐变为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或干事会，罢工工人成为工会会员。所有这些运动，在经济的政治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当时，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中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容易的便战胜了他的竞争者，无产阶级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北伐开始以来，特别在武汉末期中，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的路线，没有时常依照着无产阶级之阶级的利益出发；反而时常站在“北伐”的利益上，站在民族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的利益上，结果使无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完全服从着别一阶级的利益。这种策略必不可免的使党的工作路线离开主要的产业工人阶级（如停顿了北方铁路工人中间的工作），渐渐不自觉的堕落到阶级合作的观点上去。二、工会未曾作为真正的群众的组织。职工会在形式上取得广大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但是却没有造成相当的组织上的骨干，没有训练出充分的无产阶级干部。工人阶级看着职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造出来的战斗组织，可以来拥护中国工人利益，可以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职工会在工人群众的心理中，有些地方差不多认为是阶级以外的，是超阶级的。在国民革命及罢工运动的高潮时期中，表现着最积极的仅是一部份比较少数的而与群众联系薄弱的先锋队，群众仍然没有充分的动员，在日常工作中，还没有表现着充分的积极。三、委派制度的遗毒。职工运动的组织，越过〔来〕越多的应用委派制度。这种不正确的现象，使着党去委派职工会的委员长，书记等等，当时并没有顾及到群众对于这种制度的感想怎样。——对于职工会的指导人，几乎完全没有应用民主的选举制度。所有职工运动中的组织，都没有建筑在从下而上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一切都成了相反的现象——是由上而下。没有在下层工作中训练工人群众，挑选他们加入指导机关，党时常派遣许多素日完全不知工人生活状况的学生加入职工会中的机关。因此，所有党与职工会的联系，都建立在不正确的原则之上。于是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不得不为之削弱。这是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以前的状况。其后在秘密状态中，党为保存秘密机关起见，有的不得不用委派制，于是群众与党的联系更加隔离起来。四、白色恐怖对职工运动的打击，今后基本任务是动员群众，使他们围绕党与工会。政变以后，一切反动势力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于：一、杀戮一切革命的先锋队。二、消灭革命的工人组织，或是将他逼到一个非常秘密的状况。三、消灭革命的工人组织之后，若是不能完全将工人压迫下去，则创设他们自己的组织，以管理工人运动。虽然经过了许多非常残酷的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杀死数万的工人和革命的积极分子，虽然有许多军事上经济上的压迫，以及厂主以工厂管理机关的压迫，虽然有许多反动工会领袖的欺骗，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完全与他的革命组织脱离关系，政府工会仍是不能把持工人运动。但是革命的职工运动之范围，党的影响之渗入工人阶级所必经的门户——却缩小了很多。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因此，现在之基本任务，就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他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这是在职工运动公开存在的时候，所不曾充分解决的任务，现在逼着我们在艰难万倍的条件之下去解决他。这个任务不解决，则中国革命不能够得胜利的。在组织问题上之基本的策略任务是：指导无产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煽动的方法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之阶级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一方面促进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另一方面才能保证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民众中间的指导作用。五、资本进攻，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中外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工人阶级进行很广大的进攻，这都在工人阶级之工资微小，工作时间的长久以及一般恶劣的劳动条件上表现出来。在这斗争中，资产阶级用尽了一切经济进攻的方法，例如：一、关闭工厂，二、大批的应用童工女工来代替普通男工，三、大批开除革命工人。革命工会他的日常工作中，要向广大的工人群众证明，这些群众的经济的阶级组织，他不仅是号召无产阶级作政治斗争，并且也能以拥护无产阶级日常生活中之经济上的利益。革命工会应当要会提出并拥护某种某种工人在一定时间或一定条件之下所认为比一切都迫切的经济要求。贪小利而忘大事的危险，在中国是不大的。中国工人之阶级斗争已经走到了非常严重的形式，因此，工人阶级之广大的经济斗争是一定要转变为政治斗争的。但是，若想政治斗争得着胜利，那就只有用经常的组织得很好的经济斗争的方法，动员了组织了广大工人群众之后。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职工会应当发展与巩固自己的下层组织，造成坚定的基础，尽可能的与大企业中等企业发生密切的联系。六、正确的罢工策略之重要与命令罢工之错误。在这情形之下，正确的罢工策略，是有格外重大的意义，要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决议的经济政纲（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必需有一天休息日，工资照付，每年的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禁止十四岁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的六小时工作制，禁止女工的夜班，女工产前产后之休假照付工资，同等劳动同等工资等。）在各个罢工中须估计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状况，以及自己的战斗力的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着的要求。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几个工人阶级所完全明的基本的要求上。在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中之最危险的现象，是“从上面”宣布罢工，“命令罢工”，使一部分少数积极分子抛弃工作，对于下层工人群众加以恐骇压迫等等的方法。一切的罢工都需要有非常谨慎的预备，要使一切工人都来讨论这些要求，要在罢工之前，就决定这次罢工之直接指导者的成份。罢工委员会应当由所有工人群众中选举出来的，要使每个工人都将罢工委员会认为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只有如此，然后他们自己的指导机关或代表被捕之后，所有的群众才能起来因此而作坚决的斗争。七、罢工策略的一般方针——须提出要求之注意点。在白色恐怖及秘密的条件之下，不论什么罢工，都没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或上海总工会等的名义来提出要求的必要。若这样，有时可以将一部分落后的工人骇走，另一方面使反动势力可以得着一个挑衅和进一步施行强〔压〕迫的借口。罢工必须由该企业或几个企业中的工人宣布，以后就以这些企业中之工人的名义进行。假若有可能，则可以使相当的职工会出来帮助这一次的罢工。为打倒反动工会之立足点起见，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订立条件的时候，不必用职工会的名义，而可以用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现在普及于工人群众而为他们所最了解的要求是：一、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的劳资条件（团体契约），关于工资及工作时间的规定等；二、反对任意开除工人；三、反对强迫仲裁；四、反对包工制；五、恢复工人自己的工会，争得工会的自由权。提出这些要求时（特别是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所缔结的团体契约），事实上便巩固了斗争中之工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系，继续旧时的革命遗传，随后便可以由此而引导这种经济斗争，到旧时的革命旗帜之下来进行。一切阶级斗争是要企图实现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提出来的要求，在职工会的日常工作中却只要提出为一部分工人在当时所最有兴趣的部分的要求。这种为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应当使他与无产阶级之一般的争夺阶级利益的斗争发生联系。八、反对阶级合作的思想。革命的职工会站在拥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观点上，应当尽量反对一切或明或暗之阶级合作的形式与倾向，反对欺骗工人的“工人团体参加提高生产力”的主张，反对厂家所办工会，反对工人分红的诱惑（这与“赏金”或年底双薪有别）；反对厂家工〈会〉创办所谓“工人银行”“工人储蓄会”“协作的企业”等，反对一切中外资本家。国民党，反动工会所宣传的思想——阶级利益应服从“全民利益”“全国利益”的思想这种理论，事实上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九，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工会，都异口同声的向中国工人宣传，说中国华商企业中的劳资条件比较外国洋商企业中要好些。革命工会应当揭破这种欺骗，应当在宣传上在事实上都证明给工人阶级看：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是一样残酷的剥削中国工人群众，都一样是我们阶级的敌人，工人应当同样的向他们进行极严厉的斗争。应当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这种宣传的真实意义，事实上是破坏革命斗争的阴谋，如此的说明与解释，应当是揭破反动工会领袖之卖阶级的一种方法。十、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对上层的剥削者，同样实行阶级斗争，对非剥削者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应赞助其斗争。为了要与白色恐怖斗争，为了要把处在四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工人阶级，从消沉状态中振作起来的缘故，所以引起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贫民对于工人阶级的同情，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日本干涉而在小资产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党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是企图阻止这个运动的），如果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积极参加，一定可以创造出许多适当的环境，以恢复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正确的，随机应变的罢工策略，是要能够估计复杂的环境，分化敌人的营垒，要计算怎样才可以给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一个打击，同时在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去找着可能的同盟者来帮助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样是可以削弱白色恐怖的力量，除去无产阶级中消沉的现象，振作起革命的工人运动来，而且对于反革命工会的斗争也可以更占优势。但是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分为二部分：对雇用劳动的上层的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与对一般资产阶级一样；对于无雇用劳动的（自己劳动或家庭劳动）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应帮助他们的利益（如赞助废除苛捐杂税等）以取得对于我们的同情与帮助。总之，在这里的最高原则是发展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或阻碍阶级斗争之发展的。十一、与反动工会机关斗争，同时要能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反动工会有许多在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所造的，这种工会势力之主要的来源，是依靠军事警察机关。但是政府工会存在的这一年中间，特别从去年底，上海的所谓“工人总会”——以后与反革命的“工会统一委员会”合并为“工会整理委员会”——是可以取得一部分落后的工人，他们不仅应用强迫方法，并且也用些改良主义的方法，有时也放任一点罢工，向资本家为一部分工人取得一点很小的让步。因此与反动工会斗争，不仅要战胜军事警察机关的侵犯，并且也要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及对国民党信仰之残余。十二、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为与反动工会斗争起见，必要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与阶级教育。用个人恐怖的方法来反对反动工会，这不一定对他们有害，而且对于我们自己也有害处。单纯的个人恐怖的方法，仅只是使革命者的注意力离开了主要任务，事实上，个人恐怖乃是企图用一种便易的方法——刺杀反动工会中之最坏的领袖——代替那种基本的困难方法——调动与组织工人群众。应当承认的：恐怖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有他的深厚的基础，在相当条件之下，他是为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为着作自卫的方法）。但是，站在斗争方法的观点上来说，这个方法不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于发展群众工作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和阻碍。关于这种行动，我们不仅在反对反动工会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并且在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新起的反帝运动之中，已经有许多城市的职工运动，因此重兴起来（汕头，厦门，杭州，无锡，以及芜湖等），而各地党部，不去积极参加这种运动，不去力求争取群众，却又提出是否可以不去参加这种运动，而采取恐怖手段来对付几个日本厂主或其他的剥削者。这样便将反帝运动及因此而发生的一切团体，断送给国民党，国民党却是希望消灭他们的。十三、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许多有工人群众的反动工会，改良工会，行会工会中，如广州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及上海几个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政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中，我们是应当到里面去作工的。我们同志并不是要加入政府或国民党所指派的反动工会的上层机关，乃是要在这些工会下面所组织的群众之中工作。若不派遣工作同志到这些工会中去，那就是我们将这一部份重要的工业无产阶级抛弃在反动派的影响之下。无情的揭破反动领袖的卖阶级性，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法西斯蒂的面具，应当夺取这些工会中的群众，澈底的破坏反动工会。但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十四、革命工会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是基本的工作。职工会是广大的群众组织，任何一个工人，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宗教信仰如何，帮口如何，他都可以加入，只要知道阶级的团结，并接受职工会的章程。章程上必须完全取消足以阻碍工人加入革命工会的一切限制。革命工会首先应当吸收各种基本的产业工人：纺织，铁路，海员，矿工，烟草，五金，市政，邮电等等工人。这一点应当特别注意的，因为最近在革命工作中发生了一种“贪便易”的倾向，客观上只去走反抗力量最小的道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小企业，手工业工人，以及许多其他的散漫的无技术的工人中间去。革命工会应当在所有的中国无产阶级中间工作，但在产业工人中间的工作，却是基本的。减弱了在技术工人中的工作，便是为反动工会所玩弄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许多北方的工业区域（五大铁路，天津，唐山矿区，满洲，淄博等），那里从来没有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职工会的工作。十五、工厂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工会支部的关系。革命工会应当在大工厂及企业之中有他自己的基础。下层组织的形式，在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工厂委员会以及他对于“工会支部”的工作问题。“工会支部”大多数必定是在秘密状态之中，通常的时候，他的会员只是这个产业中之工人的一小部分。“工会支部”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刻组织成的，特别在现在工人脑中，还以为赤色工会是共产党之附属物的时候。因此在多数的情形之中，我们下层组织之最适合的形式是工厂委员会（不一定要用这个名称，或者用某地的新名词，例如组织厂内委员会，保护工资委员会，视察委员会，保护劳动委员会，交涉团，维持会，代表会等）。这种组织要能代表着一个企业中之全体的或大多数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否工会会员。工厂委员会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并不就成为职工会的下层组织。他——工厂委员会，拥护某个工厂之中之工人的最切近的，最落后的工人也容易了解的利益，他便应成为阶级斗争和阶级训练之最初的形式。我们同志在这种工厂中的任务，是经过工厂委员会，经过由工厂委员会所召集的大会，树立在该工厂中工人群众之间的影响，由反动工会之下夺取其群众；在长期工作的结果，可以组成工厂中之工会支部，这样便可以使这个企业与革命的职工运动发生联系。在中国现在许多企业中，已有了这种工厂委员会的原始形式，如各车间的代表会议，索薪团等，我们应当使他变为比较巩固的公开的经常的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当是一个适合环境的组织，在罢工的时候，若他已经取得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则他可以整个的变为罢工委员会（再补充几个由大会选举出来，专为进行罢工的委员），罢工胜利后，便可以很大的增加罢工指导机关在群众之中的影响。假使我们同志加入了这种机关之后，便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在这一工厂之中，公开的或秘密的进行职工会的工作。由工厂委员会到罢工委员会，以至于“工会支部”，这中间按照一般的政治状况的变迁及各企业中之具体的条件的差异，可以有许多过渡的形式。十六、党的支部，工会支部，工厂委员会之间要有正确关系。必须确定在每个企业中之工厂委员会，党的支部，工会支部中间之正确的关系。现在党的支部及工会时常混合起来，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端有害的。党的支部应当在政治上指导该企业中的工人；能加入党的支部的，仅只是一部分最好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无党工人最有影响的人。另一方面，在现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党的支部与工会支部混合一起，若其中有一个受了打击，则两个组织都被破坏了；由工会支部之干事会或委员会中应该只有两三个秘密党员便足了，其余应党〔当〕是无党的，仅仅只有这种制度，才可以吸引“非党工人”的革命的干部，来积极的参加工会工作，而保存这个企业中的支部。十七、干部人才问题要从普通工会会员中提出干部。干部人材的问题，必须特别注意。领导机关与群众中间联系的薄弱，乃中国职工运动的老毛病。中国职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数量上成分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工人分子太少，智识分子太多。创造出“非党工人”的干部来而加以训练，增加其人致，并与大企业发生良好的联系——这就是目前最大的任务。必须吸收参加着生产，与群众有联系，懂得他们的情绪习惯等等的工人，到一切工人的组织中来。他方面，每个工会的工作者，即他不是直接在〈生〉产中工作着的，亦必须注意时时与工人发生直接的联系。自下而上一切的工会领导机关中，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止，必须参加青年工人与女工的代表。十八、工会之中要有女工委员会。女工在中国工业工人中占据很大的一部，她们所受的压迫最重，剥削的痛苦特别深，同时亦比较落后。革命工会须坚决的主张对妇女劳动的保护，及改良其劳动状况，同时尽量吸收她们到自己队伍中来，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应组织女工委员会，做女工运动工作。十九、工会之中要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甚至可组织青工小组。青年工人在革命运动中有莫大的作用，革命工会除保护青年工人劳动条件以外，必须在一部反对改良青年工人地位的成年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吸收青工加入工会与成工享受同等权利。同时在中国情形之下，青工之中儿童的数量非常之多，所以工会必须尽力设法发展童子团的工作。为要有计划的在青年工人中工作起见，应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委员会，在各工厂中，可以在工会支部的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小组”，青工小组不能与厂外任何机关发生隶属的关系，亦不能离开工会支部单独行动。在各地县城店员和手工业的学徒和青工，不能按产业工会的组织系统组织时，青年团应补〔辅〕助党组织这些学徒团体以街道或区域为中心。如该地有织工会的组织，学徒组织应直属于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二十、失业工人运动；要求政府社会的供给。失业工人的问题须特别注意。失业工人有分散及脱离阶级的危险，并且因为现在资本家利用市面萧条的与经济破坏的状况，尽量的开除共产党员及工会的积极分子，所以失业工人的工作因此更加重要。必须用一切的方法（宣传，煽动，组织以至于示威等）要求政府，市政府，及商会等社会团体津贴救济；必须专门设立委员会并维持失业的与在工会会员间的联系；必须利用失业工人去做城市中工会的工作，及在适宜的情形之下，派遣他们到农村中去做农民工作或到军队中去做兵士运动。二十一、须注意原始团体工作（兄弟团等）领导他们走向赤色工会组织。中国原有许多工人群众自己的互助组织和斗争组织，如帮口等类的所谓“抱气义”〔抱义气〕的组织。现在严动〔重〕反动之后，甚至赤色工会会员也自己退而组织兄弟团妹妹团等的原始形式的组织——“抱义气”的组织。这些方式，党固然应当要努力去领导和运用——这是群众深处自动发展的斗争方法。但是他的短处，便是复古到小的秘密的结社，而不去创造或巩固赤色工会。党应当经过党团，领导这些组织实行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领导这些组织，使他们合并统一团结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方面上来。最近由于反帝运动的加强和白色恐怖的相当的缓和，又自然的发生出——尤其在南方——一些行会式的工会来，对于这些工会，必须特别注意。这种原始的结合，现在不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但革命工会不可置之不问，必须领导他们，使他们与赤色工会运动发生联系。但是，再郑重说明一句吧：我们根本的路线，却还是在大企业中组织革命工会。二十二、工人纠察队工作要成为经常的自卫的组织。党与革命工会，必须严重注意于工人武装纠察队自卫队的教育与学习，必须把最可靠的同志加入到这种组织里面去。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武装纠察队在几次最大的阶级斗争中（香港罢工与上海暴动）有非常伟大的作用，同时作为平时的自卫组织，其作用也不下于此（比如保护工人集会，防止反革命者的袭击，罢工时的纠察与工贼斗争等等）。党与革命工会，必须竭力为纠察队的政治的与军事的教育而工作，且力求把纠察队变成党与工会机关领导之下的经常的组织。二十三、工农联合要在实际的组织上的联系。中国的革命工会必须与农民有密切联系，要使农民拥护工人行动，工人亦拥护农民的行动，各县的中心区域中的“县总工会”一向是全县的组织中心，在将来亦必须使他归做全县的中心，并且尽力扩大其作用。“县总工会”的任务是组织农村中农场工人，挑夫，轿夫，苦力，泥水匠等和手工业的工人，同时被组织起来的团体，必须与农民协会有密切的关系。农村经济工人（雇农），应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可加入农民协会，但须保存其独立的组织。二十四、党要经过党团指导工会。各省及各大工业中心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乃省总工会或市总工会。中国共产党要经过各总工会中的党团，才能够巩固他对于各地及各中心区域的职工运动的领导。党必须竭力巩固中国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努力巩固及扩大其在工会所已争得的地位。二十五、全国总工会与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中华全国总工会，必须与太平洋工会书记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必须与其他的国家的革命运动及赤色职工国际发生密切的联系。二十六、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白色恐怖虽是利害，然必须力争工会的公开存在，必须利用每个经济上的冲突，每一个罢工，每一个政治事件，以求脱离秘密状况。这中间工作的方法是非常要随机应变的。此外，又可想法创造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来，例如体育会，运动会，自修社，丝竹社，戏剧社（票房），疾病失业婚丧互助会等。应照现在的情形力争工会公开（结社自由）和创造出种种合法的与半合法的团体来，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名义之下去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革命之阶段中最主要的实际任务。二十七、党与工会组织上的界限要分明。在白色恐怖疯狂似的向共产党与革命工会进攻的情形之下，工会与党中间，正确的互相关系就更加要紧了，党对工会的经常不懈的政治的领导，必须和党与工会之间在组织上严格的分工并行的。对工会的领导非经过党团不可，并且只能经过党团，不能再用任何别的领导形式。对工会有任何决议，〔工〕会必须实行时，必须经过党团将决议内容提〔出〕付讨论表决后才施行，切不可直接采取党的决议或所谓“命令”，尤不可将党的决议在工会的报纸上公布。二十八、口号要切实合于工会及工人群众的需要和口气。现在中国全部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一切日常工作，都必须抱定这个观点去对付。工会虽是永远拥护党的，同时，却不可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工会必须在群众中巧妙的应用口号，必须使一个普通口号都是从工人的日常基础要求中自然而然的喊出来的。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用工会的口号及工人的日常用语去解释给群众听。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对于工会征取群众的工作有害无益。工会在群众面前另有自己的面目，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却并不是说工会必须离开党的政策，而是说工会与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方式是不一样。二十九、厉行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必须时时记得工会是群众的，民主式的组织，所以他们必须尽力反对工会中的命令制，指挥制和“革命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等等的恶习。应当严重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的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的肃清。只有全党坚决的有系统的在职工会中实行广大的民主主义的办法，和广大的吸引工人中积极分子到指导地位来。这样，才能够把中国职工运动变成强大的群众组织，而在党的领导之下，完成无产阶级目前的任务。三十、实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决议。党认为必须实行广大的宣传，去解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的决议和大规模的去实行第四次大会的决议；要利用世界职工运动的经验，去发展并巩固中国的工会，这便是最好的方法。根据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刊印
|
农民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农民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一、农民群众生活的日益痛苦。现时农村情形，是广大的农民群众生活日益加坏，一方面因军阀间不断的战争与国内经济的恐慌停滞；另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得到暂时的胜利，〈对〉乡村农民直接压迫剥削越发加剧。因此乡村中的阶级矛盾越加利害，农民运动进到更深入更高的要求与更剧烈的斗争。二、农民运动的高涨与发展的不平衡。最近几个月来，许多省份里的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都证明农民运动很大的高涨（如许多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消灭乡村统治的地主豪绅等）。其范围也愈加广阔，蔓延到中国北部与满洲。现在特别显著的情形，是农民运动的带地方性与不平衡。一〈方〉面有它的客观原因（如地方的辽阔，交通的不发达与经济情形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群众的散漫与缺乏组织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缺乏集中的指导机关。三，各地农民斗争中表现的要求也有差别。在最近斗争中，全国各地农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要求亦显有差别。在中国南部与中部一带，无地的农民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其斗争的主要的方向在于反对地主阶级，夺取土地与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北部（如河南，山东，直隶，满洲等处）则大半为小的自耕农，其斗争的方向，大都反抗军阀，官僚与豪绅等的苛捐杂税，拉夫的剥削和打倒军阀政权，这就是破坏封建土地关系的另一方式。当然，同时在北方还有佃农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不过现在主要的还是自耕农保持实际的土地所有权的斗争。（二）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与共产党的策略的路线一、农民斗争愈进展阶级矛盾愈暴露。过去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军阀地主豪绅的一切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全体农民还可以结成政治上的统一的战线。但是进到比较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乡村无产阶级与农业资产阶级，贫农与富农，其阶级的矛盾表现得非常之快，尤其是到了暴动胜利，平分土地的时候。二、中国富农的特性与对于富农的策略。富农在农民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常表现消极，中立，或仇视的态度，最后常更快的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去。这是因为中国富农一种特殊的性质。他具有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形式，他往往是农业企业和工商业企业的剥削雇佣劳动的人，或者同时又将其土地的一部份出租，以通常残酷的形式来剥削佃农，或以高利贷来剥削一切贫农。党应当预先看见：农民必然继续分化与富农的走入反革命营垒也不可免，所以应当在农民运动初发展时，即准备着下一阶段的斗争。凡富农现在已成为反动力量的地方，那么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受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摇动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成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但贫农与雇农的斗争应同时进行，决不能因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所让步。三、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之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必能得到广大的中农群众的拥护。因为中农群众也是受地主阶级各种封建剥削压迫群众中的一部份。四、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共产党的策略的路线。在现在革命的阶段，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至中农止。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要特别注意于贫农中的工作，妨〔防〕止富农的夺取农民组织的领导权，并须在农民组织中，巩固贫农与雇农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三）平分土地问题一、应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应加以批评。在有很多失业和贫困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澈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同时这个口号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党必须加以批评，使农民完全了解，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决没有真正平等的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能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建设。二、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尤不能强施“平分土地”。在中农和小农私有制占农民人口多数的地方，“平分土地”必将触犯广大中农的利益，尤其不能强使施行。（四）农村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的组织与政纲。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提出明显的政纲，并领导他们的阶级斗争，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急要的任务。在南方几省的农民运动已为贫农所领导，必须在这些地方的农民组织中，组织雇农支部，以加强雇农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在已有富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的地方，最好成立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加入农民协会并与县工会发生联系。如不成立独立组织，至少亦须在混合的农民组织中建立强固的雇农支部。手工业雇用工人可以加入雇农工会。在满洲和内蒙的移民当中，亦应加紧工作，因为都是各省无地农民，走到那边去做农业工人的。（五）妇女在农民运动中之作用在农民革命运动求得胜利的斗争中，吸收农民妇女群众加入斗争有极大的意义，他们直接参加农村经济，在雇农〔农民〕的队伍中间占重要的部份，而且在农民的生活中有伟大的作用，因此他们必然要参加到运动中间来。过去许多区域中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然会使土地农村革命失败。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的革命组织中来，尤其是农民协会及苏维埃。（六）青年在农民运动中之作用在过去斗争阶段中，农民青年对于土地斗争的作用确是很大，在苏维埃区域中，农民游击队伍以及其他农民斗争中，都有大部分的青年农民参加，今后应使这种作用继续增长，在这种农民斗争中，应提出青年农民特殊的利益并助其实现。应吸收青年农民积极参加农协及苏维埃。农协应经过农协中之青年农民部，协助少年先锋队与劳动童子团的工作与发展，在苏维埃区域更应尽量赞助农村青年要求纲领之实现。（七）宣传土地政纲与部份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的任务是夺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其影响之下，应当尽量的使党的土地政纲通俗化，并使之与各地特殊条件发生连系，在运动薄弱的区域、或暂时失败的区域，党应当赞助农民所提出的各种部份的要求（如减租减息抗捐等），并领导这些运动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八）农民协会及其他农民组织一、应尽量扩大并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最近几个月来，在南部与中部的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作用，都有缩小的表现。这是由于农民斗争的方式，已转移到更激烈的游击战争，与广大的群众缺乏亲密的联系。农协在中部与南部各省，为农民有历史根源的革命组织，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都留有很深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于农协的扩大与巩固，团聚成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的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的斗争。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乡村，农民协会应当是非法的组织，来领导农民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抗租抗税杀地主豪绅直到准备与领导武装暴动为止。农民协会的组织，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极力纠正以党来委派农协委员的办法，使农协成为真正的群众的组织。二、农民协会与苏维埃。在暴动当中，农民协会既已成为领导广大群众暴动的执行机关，在暴动胜利后，自然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新政权的中心骨干。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一切乡村的政治的经济的处置都应集中于苏维埃。三、对付大刀会红枪会等的策略。许多地方红抢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伟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多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的革命的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农中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四、组织农协及其他团体。此外还需继续发展农民协会的组织，如果农民协会不为群众所拥护的地方，可以组织其他名义或各种临时的组织，或利用农民原有的组织，以便更能适合于地方条件（如反军阀同盟或抗税同盟等）。（九）游击战争一、游击战争将成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在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最激烈的地方，每一小的日常生活的斗争，都必须要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游击战争已成为这些地方的主要斗争的方式。所以共产党必须积极的坚决的去领导这些斗争，使其更有组织性和与群众更亲密的联系。二、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和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等。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一，当即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杀戮豪绅地主等，建立农民代表会议与农村苏维埃政权）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到革命斗争的战线上来。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中渐次吸引勇敢的青年，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份子，参加到游击的队伍中来，使其渐次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如收缴民团警察的武装等。三、游击战争的弱点，散漫缺乏与群众的联系，毁灭城市和乡村，无目的的烧杀倾向。在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不少的弱点和不好的倾向，这些弱点和不好的倾向，都足以妨害游击战争的发展，甚至消灭他。所以必须与这些弱点奋斗。第一，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甚至受豪绅地主的宣传以为是一种土匪的行动。所以以后的游击战争的发动必须出自于群众的要求，必须在群众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宣传煽动的工作同时进行。第二，毁灭城市与无目的的大杀大烧火抢的倾向，这种倾向，更是一种游民无产阶级的心理反映，足以妨害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的发展。所以在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消灭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应积极去领导。党所反对的，只是无目的与总的革命任务不相同的烧杀，只是反对“为烧杀的烧杀”，反对不是为革命真正利益的烧杀。第三，散漫而缺乏组织，以后必须有计划的有组织而集中的指导（农民协会）。四、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时，党必须注意到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用适当的策略来领导。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决案指示我们：“各省区自发的农民游击战争……能够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只有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就是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起来。”〔1〕从过去的经验，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之下，〈建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区域是有可能的。并非游击战争必定要变成地方暴动。必须要在斗争的过程中，真正发动了极广大的农民群众，在群众要真正有建立自己政权的要求，在当地反动势力确在动摇崩溃的时候，然后游击战争必定要发展到地方暴动。所以在游击战争发展到比较广大的区域，有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有转到县市的地方暴动的形势时，党必须注意客观条件及主观力量，有准备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以县市工人群众的领导与联络去进行暴动。运用适当的策略，在暴动胜利以后，实现一切群众斗争的口号，肃清一切反动势力，以发展更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尤其要注意扩大暴动的范围到邻近的区域中去。五、党对农民自发的暴动，必须领导。现在农民群众生活日益痛苦，所受压迫日益厉害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自发的暴动，党对这种自发的暴动必须切实去领导。尤其要加紧在县城或镇市手工业工人及店员中的工作，使他们明白农民暴动的意义，帮助并领导这种自发的暴动，一直到苏维埃政权的创立与扩大。（十）对民团土匪的策略党应在民团土匪中宣传土地政纲，建立干部，吸收他们的群众。民团土匪的社会成份，这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有些地方的农民，因无法为生而去当土匪，民团更多是农民被佣为团丁的。所以党应当加紧在里面的工作，宣传土地政纲，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来吸引这些武装群众，从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分化过来。（十一）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农民中领导的巩固，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密切的联系，与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所以必须加紧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并将无产阶级的份子引入农民运动及其领导机关中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工人组织与农民协会发生经常的关系，必须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宣传工人阶级斗争的意义与目的，使他们觉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解放，并在失业回乡去的工人中工作。（十二）农村中的党的工作一、巩固农民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乡村党部主要任务。取得和巩固农民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乡村党部的主要任务和一切实际工作的总方向。在一切农民斗争与农民工作的组织中，党的支部应为自己保证领导的作用。在宣传鼓动的工作中，党的支部应该解释共产党的作用及其现时的任务。二、共产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份子所构成。共产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应该在农村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先进的份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中扩张党的组织。如果吸收农民中一切革命群众加入党的组织，必使党代替了农民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所以革命的农民群众，必须使之团结于农民协会或苏维埃之下。过去以党代替农协代替苏维埃以容纳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倾向，应极力纠正。党只能经过党团的作用影响农协和苏维埃，更不能直接的命令或指挥群众。党为实现这些工作起见，必须找到一部份积极份子到农村中去工作，中央与省委的农民委员会尤应加紧工作。根据六大《农民运动决议案》原件刊印注释〔1〕“各省区自发的农民游击战争……能够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只有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就是和无产阶级城市的革命高潮相联系起来”。引文文字同本集所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译文有出入。
|
土地问题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土地问题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中国的土地关系（―）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一、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乡村阶级斗争正在深入。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革命所经过的时期，并没有使农民得着胜利。不但如此，封建的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暂时胜利了，他们的力量暂时团结而镇压农民，所以乡村里的统治阶级更加凶恶的压迫农民。同时，中国革命现时的形势，正在乡村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与深入之中发展。二、农民的斗争是要求得着土地。最近几年的经验之中，可以看见：中国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反对农业之中的一切“中世纪式”的剥削，而斗争的主要的目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力争乡村社会制度的完全民权主义化；这种斗争，都表示农民是在要求得着土地，――土地对于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二）农民的种类和土地关系一、中国是小农式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欧洲封建地主式的农业经济。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极大部分（至少在二分之一以上）尤其是肥沃的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其余的土地属于农民。农民之中，又可以照他们的经济状态及土地的多少，分为几种小阶级（富农，中农，小农及最小农）。中国差不多没有欧洲式的地主经济，而小农经济占着优势。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都分割成极小极小的经济单位，由几百万户的农民生产者的群众，用中国式的农具耕种。二、农民之中分为佃农，半佃农，自耕农。中国几百万户的农民群众，大半是极小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可以分为：（一）绝对无地的农民（佃农）；（二）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还要承租地主的田的（半佃农）；（三）小农自己有土地的，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以补耕田的不足的（自耕农）。三、土地集中而农民受地主束缚日甚。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他们是历史上地主兼并的结果。兼并土地的过程之外，同时就有土地集中在非农业的阶级（“金钱资本家”）手里去的过程。农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的减少，因此，农业生产者（亲自耕种的人）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天天更加受地主阶级的束缚。四、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使用关系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问题。而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三）中国土地问题的特点一、中国土地制度之特点有四项。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和大地主与小地主互斗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再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特殊条件，因此，最近几百年来，土地制度之中发生出许多特点。其中最要紧的是：（1）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已经占着优势，这种优势日愈发展（土地大半可以买卖）。（2）“物产地租”仍旧是很广泛的现象（有时仅只是表面上用金钱的形式）。（3）地主阶级之中小地主比较大地主更占优势（土地集中于地主个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级的过程是非常之剧急）。（4）各省地主的大小关系是不平衡的。二、中国的小地主剥削得格外厉害。中国大地主的发展并不厉害，但是，地主阶级所有的田地，都是肥沃的居多，地段也比较好，中国的农业劳动又是“极强度”的（中国的农业在较少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劳动），土地所有关系上和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的田亩分割得极小，中国农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过剩――于是对于几万万农民群众的剥削便非常厉害。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三、中国农民受封建式的和资产阶级式的剥削――两种方式混合着，最可注意的是：中国之中进步的（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着。一方面，土地集中到金钱资本家手里去，别方面，农民（佃农）替地主做劳役的制度还是存在；再则农民受地主的束缚，甚至丧失身体自由，要卖男鬻女；至于地主方面，用“非经济的”方法，就是说用强迫的方法剥削农民，那就更有许多方式，实行得非常广泛。这些种种不同的方式，都互相勾结着，互相混合着。四、中国农业因此而衰落。农民的破产（农民的“穷困化”――Pauperiyation）土地的缺乏，更使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大受残酷的剥削，使他们不能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不能恢复自己的成本（生产资料）――就是不能实行“重复生产”，因为没有重复生产的根本条件。因此，一般的农业经济停滞而衰落，而极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要活活的饿死。五、所谓公地是豪绅的私产；豪绅地主阶级是村中代表官僚封建制度的。租田制度的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的出租，而且有所谓公地的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地的地租，表面是公共机关的收入，其实都是豪绅的收入。豪绅把持着公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贵族）的名称；现在，凡是官吏军官甚至富商都称为“绅商”。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现在，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成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再有一种现象，就是地主为要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办团防，由办团防而割据地方，转变而为军阀，更利害的剥削农民，掠夺农民的土地，变成更大的地主，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六、军阀课税等于收租，军阀并且实行一种封建式的军事徭役。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小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除地主直接剥削佃农外，还有另外一种的剥削：军阀的课税制度（实际还是军事封建式的赋役），亦是一种榨取地租的方法。军阀课税是非常之重，并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而且军阀强追的拉夫，抽丁当兵，征发牲口食粮等等，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军事的徭役”――同样是剥削农民劳动的方法。二高利贷与商业资本（四）中国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作用一、高利贷者与商业资本家往往兼是地主阶级而剥削农民。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几千万农家经济破产而穷困，使农民遇着天灾战祸或者歉收的时候，简直要成千成万的饿死；再则，货币经济的关系发展，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经济（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农民的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再能买其他消费品――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于是农民一天天的格外需要金钱，因此种种，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要借债，所以富豪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中国商人豪绅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卖米谷给农民，或者出卖肥料给农民，他们也是放帐，加上极重的利息，再则，商人买办收买原料（丝茧，茶，米，棉，麦，豆，烟草等等）往往也趁着农民急着要钱用，先付价钱，扣算利息并且预先抑低原料的价格。这种高利贷与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压迫和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农民（出租田地），互相联络着，勾结着。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上的特点，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资本家，一个地主他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别方面便是债主，拚命的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债户，变成了农奴似的奴隶和“卖男鬻女”还不清债的债户。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的土地――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田地抵押或典当，结果变成佃农。丧失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就是租的自己原有的田。――收租的办法，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借米借钱而不能还清的农民，亦往往要出卖田地，而随后替债主（高利贷，商人，官吏）耕种自己原有的田。新的地主自然仍旧用放债的手段，继续剥削农民。总之，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的剥削农民，有钱的是在变成有地的，有地的变成有货的（收取农民劳动的出产品的），甚至于变成“占有农民的”（暗中的奴隶制度，例如卖男鬻女，出卖妻子，替地主做苦工当还债）。二、资本家利用半封建式的剥削同时豪绅恶霸更是公开掠夺土地。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仿佛石磨上的两片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商业高利资本，既然加紧的“没收”农民土地，加紧的集中土地于货币资本家之手――同时，就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的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出卖了田地，还是欠债，于是这种束缚更加广泛起来。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事实上没收农民的私有土地。同时，没收农民土地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公开的掠夺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现有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简单的“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侵占土地”等等。三、农民的生产品因此极大多数被人剥夺而日益破产。几千百万受剥削的农民，生产很多的农业生产品，其中极大部分被农村中的统治阶级所掠夺。掠夺他们的就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及其代表――官僚与军阀。农民生产者自己所剩的，只有非常之少的米谷，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不至于立刻饿死罢了。所以极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是在死灭的道路上。三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斗争（五）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之意义一、中国现在的土地关系是半封建制度。中国土地关系，照以上所分析的特点，很明显的表现出来：现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现时这种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的特点，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的是半封建制度。二、中国土地制度的特点并非完全的亚洲式生产。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产社或农村公产社）之物质基础。（三）公产社制度之巩固的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联合的现象）。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三、中国的土地斗争是无地的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之间互争土地的斗争。许多欧洲国家之中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与中世纪式的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土地斗争就不同。中国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土地斗争之中，几千百万的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大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大地主之斗争，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剥夺而绝无土地的农民（佃农）以及还没有完全被剥夺的农民（地少的小自耕农）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束缚剥削强制和压迫。四、这是客观上争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农民的革命斗争，在某种程度之下，虽只是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斗争，但是，客观上是在力争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要使自由的农民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五、农民同时力争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同时，因为地主与商业高利资本混合而纠缠着，而且大半都是合一的“兼差的”，所以如果农民不能脱离商业高利资本的压迫，他们是不能得到巩固的革命胜利的。六、然而主要是反对地主。虽然如此，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在现时这一阶段，还是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之斗争――这一阶级是中国社会之中经济上最有力的主要的封建余孽。七、军阀实际是最大地主，自耕农因赋税之重而实在不能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农民力争使用土地的自由，这种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军阀的，因为军阀不但在经济上和乡村中的统治阶级，地主豪商高利贷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许多省区之内军阀实际上是全省土地的主人。他们用收捐收税派款等等的办法直接榨取农民的地租。例如北方有些省区，小自耕农居多数，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军阀，他们可以按亩随意抽捐，使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八、农民运动发展还要反对半地主的富农。革命的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照过去经验看来，不免要发展到反对“半地主”的斗争。中国富农有许多是半地主，因为他用雇农而剥削雇佣劳动，比他出租田地而剥削佃农劳动的程度是相差不远的。现在农民群众反对富农半地主的斗争，并非当他一个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来反对的，却是当一个出租田地的半地主来反对的。这种斗争有些地方是很剧烈的。四帝国主义与中国土地问题（六）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农村的经济一、帝国主义握有管理中国全体经济之权。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他。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更可以排斥“国货”，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关税管理，银行垄断，一切重工业，大商号等）。所以，帝国主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集中中国经济生活的管理权。二、外国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相勾结。外国资本主义最初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是很低的，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经济上封建制度的余孽。帝国主义便利用这些封建余孽做他们的工具，用来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种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制度――掠夺半殖民地的方式，就表现于外国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的密切的勾结。三、中国农村输出的原料多，收入的代价少。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征服中国的封建余孽，间接的收刮农民的膏血，利用中国的一切积极的寄生虫阶级，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商业高利资本得着帝国主义强有力的经济帮助，所以农村里的价值（原料，利钱等）大量的输出而得不着相当的代价，整个的农村是支出超过收入。四、外国资本还有其他种种剥削中国的方法。外国财政资本这样掠夺中国（中国是他商品销售的市场是收买原料的地方），但是除此外，帝国主义还有许多种剥削中国的方法（中国是他可以投资的市场）。帝国主义还自己开办工场（厂〕，剥削便宜的中国劳动；帝国主义还投资到中国――放出许多“外资”，还有在中国的租借地，都可以得着异乎寻常的利润，攫取中国的收入的主要机关，以保障掠夺来的利钱（关税，盐税的管理），甚至公开的侵占掠夺，还要求军事赔款。外国教堂更是直接霸占田地剥削农民。五、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开始小小的资本主义式的土地集中，而主要的是使中国农产受国际市场的监督。同时，中国还受着银价铜价低落的影响，这种情形，使钱业的投机商大大的掠夺农民。此外，还有许多无价的纸币库券。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不但使商业流转日益扩大，金钱的作用一天天的大起来，而且因为帝国主义采买原料，农村之中茶丝豆烟等“工商业植物”的种植增多，发展了所谓“商业的农业”。于是得着两个结果：一、是资本家多来购买田地开办垦牧公司或种棉种桑等等――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也开始了，不过这在中国现时还非常之少；二、是中国农产市场受着世界农产市场的监督。帝国主义要需某种原料，他就能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于是其他没有销路的原料就要少种。所以农村经济的命脉就握到帝国主义手里去，中国便有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这种倾向是很明显的。六、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的发展但他始终使中国资本主义化。中国的剥削制度，完全是一种半殖民地的经济，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别一方面，帝国主义资本的侵入，却在一天天的增高货币经济的作用，扩大商业交易和货币的流转，加强“商业的农业”，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又必然要使许多原始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渐渐消灭，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七、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农村有极大的人口过剩。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金钱和市场的权力，促进农业里宗法社会关系的崩溃及一般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一方面完全消灭了落后的农民的家庭工业，别方面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的各种方式的家庭工业发现〔出现〕，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分裂与衰落来得很快，而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慢得多。于是农村之中便发现〔出现〕极大的人口过剩的现象，中国人民出国一天天的多，土匪流氓劳动后备军一天天的增加，工力的价值一天天的低落，同时又是中国雇佣军队的来源。八、中国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推翻帝国主义，然后才能得到解放。中国农民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然后才能最终脱离地主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压迫；同时，中国农民不消灭农村中地主高利贷的束缚，不澈底扫荡旧时的官僚豪绅政权机关，不消灭农村中经济政治压迫的主人翁――地主豪绅阶级，也就决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九、积累起的资本不流入工业而流入高利贷与农业。因为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不报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量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五土地关系发展之前途（七）社会主义的前途之斗争一、中国农村受着资本主义的一切坏处，却没有他的好处。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勉强的阻滞中国工业的发展，维持封建制度的余孽，而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变成寄生虫似的中世纪式的形式；同时，又不能不引起中国农业中相当的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影响，能够使金钱和市场的权力加强起来，商业的农业发展，土地买卖的过程增加。中国农业发展的途程，在这一点上说来是和各国一样的。但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发展有许多遗留的特殊状态，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化，有特殊的性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在一般的经济停滞状态之中，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停滞。这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不同。再则中国没有大农业经济，差不多完全是最小的小农经济，不断的军阀混战，而且在帝国主义横暴侵略全国一般的破产状态之中。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厉害的坏处（平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破产失业广大的穷困等等），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好处（生产力的增高）。从中国掠夺去的资本，极大部份是用在中国国境以外，而中国所得到的是群众的破产失业死亡屠杀。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艰难畸形的半途而废的，尤其是农业。自然，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之困难的，非常之畸形的，半途而废的。这种情形，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各种可能的发展途径的共同的特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首先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农村之中发生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经济。自然，这种富农经济现时很少的。三、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可以分为富农雇农最小农小农中农。中国农民阶级分化的总过程之中，可以看见富农的经济有资本主义的成分的。阶级分化的过程，是因为金钱的作用和商业的作用而发生的。这一过程的表现：一方面是中国农村之中发现刮削雇佣工人的小小的农村资本家，而别方面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发生出来，所谓劳动后备军，日益增加。因而增多城市里苦力工人的数量。农村之中所谓短工长工的雇农，也日益增多。所以开始造成资本家经营农业的条件。农民中的富裕份子，便能雇用工人（雇农）而成为富农。四、富农的主要特点是刮削雇农的劳动。于是刮削雇农的方法，便开始成为富农的主要的经济特点，然而中国经济的一般条件，使生产力的生长十分停滞，对于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自然是非常之大的阻碍，对于农民上层份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因此，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一方面实行雇用工人（雇农），别方面仍旧要出租田地，而且还要经营商业和高利盘刮。再则，中国农民群众实际上是绝无政治权利的，农村之中一切强暴侵占的现象是常见的。五、一部分农民用强抢的方法变成富农。在如此特殊的状况之下，一般农民之中强有力的人，便能不用经济的方法，而用直接的掠夺，占侵田地，强抢财产，如此而变成富农。不错，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至今尚是含糊的，不纯粹的，但是在这个分化过程观点上看来确是一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民资产阶级――富农，别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此外，一般农民之中，又有许多过渡阶层：中农和贫农――通常所谓贫农之中阶级的分析上，还可以分为“最小农”及“小农”。“最小农”是最接近雇农（工人）的，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六、农业工人是被雇的劳动者。至于农业的工人阶级则为雇用工人（长工，短工，日工），此等工人被雇佣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及与农业相联系的工业（油车，茶厂，糖厂等）中以维持其生存。七、最小农的特点是以兼做雇工所得工资为其主要收入。最小农的特点，是他还有最小数量的田地可以自己耕种（或者自耕农，或者佃农），他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每年亏空，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兼做雇工的收入（兼做短工，苦力工人等）。这种农民非常之多，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这种最小农的半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间之区别往往是很模糊的。八、小农是通常不用雇农的小耕作农，勉强可维持贫困的生活。至于所谓的“小农”，就是小耕作农，他们有田地可以自己耕种，勉强供给一家人贫困的生活，而不用雇农。即使雇用短工，同时也要自己兼做短工，那也大半是带亲友宗族之“劳动互助”的形式。然而最近，这种雇佣关系也渐渐的进到资本主义的雇佣方式。九、中农是有余裕的可能而且有时能用雇农的。“中农”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小土地私有者，不论他是自己的私产，或是租来的土地，都只是较小的土地，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般而论，这种田地不但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而且可以得着些余钱剩米，年代好的时候，可以变成小小的资本，他们常常要雇用雇工。”（列宁）十、农民分化的程度随着金钱关系及商业发展程度而不同。这些分析，可以看见农民经济之中大致的几种经济形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之下，尤其是农业经济之中，实际上可以看见许多过渡的中间的形式。农民的这种分化，因各地金钱作用及商业作用之发展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也不同。金钱和商业之愈发展，农民的分化亦愈利害，况且天灾战祸，使一般的农民生活程度降低，而加紧农民的阶级分化，穷的更加穷，而极小部分的富人更加富。十一、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是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的进展。富农经济虽然很少，可是小农经济在中国占绝大的优势，农民自己的土地上也是小耕作的经济（出租给许多小农耕种）。除农民经济外，差不多完全没有其他经济（其他耕作营业的方法，如地主的大经济，包括几百亩田地以上的农场，或者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在中国是很少很少）。因此，历史上中国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资本主义式农家经济的向前发展，这是战胜封建残余的一定的形式。现在可以说，中国农业之中小的农家经济，是统治着全国，不过被封建余毒，强暴压迫等所层层束缚着吧了。十二、大地主经济变成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之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很没有可能，因为中国没有大地主经济，而且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小地主没有充分的资本来改良生产技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理论上还有别一种的可能（因为工业发展得很小，生产的资本不够，所以欧洲式的模范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发展是不〔是〕可能的，就是说中国不会有一方面保存地主经济，别方面又有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现象），所以第二种可能，理论上可以是：“大封建地主（或半封建地主）经济变成大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但是，这第二种可能是很少的，第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完全没有地主经济。即使认为佃农所耕的地主土地是“土地经济”〔地主经济〕，那末，要将佃农都变成雇农，使用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也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如果要如此办法，先就要有农业生产方法上技术革命。必须要农业的技术增高（利用人造肥料，改良水利，应用机器，改良家畜的应用方法等），然后才能真正运用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制度，否则，仍旧只能出租土地。如果照现在中国这种农业技术，那末在经济上看来，地主不出租田地或〔能〕用多数的雇农，是很不上算的。可是，要增高技术，先就要在农业里投一大笔资本，中国的小地主是没有这样的大资本。十三、如果现在政治情形继续不变则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很难变为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如此，即使中国地主有这么多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革命的农民运动非常之利害，必须先将农民都镇压住了，才可以投资，否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政治制度要有极大的变更，否则国内战争不停止，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都不确定，土匪都没有肃清，这样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上这种情形不改变，封建式强暴的刮削农民，永久是农业经济中的一般现象。所以，这第二种的可能，客观上是很少的，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地主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刮削者，只有极少的可能。十四、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还有由外国投资的第三种可能，但是革命深入这也很难了。现在，中国的殖民区域（满蒙等处）也有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村经济，农业公司，而且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式居多（仍旧参用出租制度）。这些农业经济的发展，遇着许多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所以非常之慢，他在全国农业之中的分量是很小很小的。然而理论上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式的进化，还有第三种可能的道路这就是外国大资本家投资在中国农业，组成很大的农业公司，例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集中）以及其他方式。这种道路，可以使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加强，生产力的增高加多。但是中国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也不能有多大的范围。因为，这是保存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是更加加增这种压迫，简直要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而要中国完全变成殖民地，现时却更加困难起来，因为现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到更高的程度，已经不是转易可以压下去的了。十五、只有革命的方法能澈底痛快的推翻封建剥削。如果假定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在“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那么，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是非常之慢非常之痛苦的。要在几十年之中继续现时的状态，中国的农民还要受着更残酷的压迫，束缚，饥荒，灾害，亚洲式的屠杀，以及其他封建的余毒。十六、土地革命是开辟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余毒相矛盾的表现。只有痛快的革命方法，肃清土地关系里的封建余毒，完全消灭一切压迫束缚的方法，完全消除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才能开辟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比较快的发展――将中国农民（如佃农和农奴）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但是，中国与当初的美国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式小农经济，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发展的模范。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时代，他的农家经济能有长期的开发，中国的这种农村经济的发展之可能，他的前途与美国不同。十七、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肃清封建余孽绝不应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只是将走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步。中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既然很低，资本积累的速度自然比较的很慢，然而当革命胜利，而要开始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时候，他却要碰见一个极大的阻碍，就是帝国主义。革命胜利推倒了西欧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半殖民地的工具――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军阀等，使帝国主义必然要找新的方法来剥削中国。那时候，中国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上即使只想得到半分的独立性，亦必须与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而且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与这些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亦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自由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非常困难的。在革命之后与帝国主义作这样剧烈的斗争时，必然要把已经获得政权的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提得极高，但这是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很有妨碍的。取得政权的工农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碍障？他所得到的答覆，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就是说要赶快准备各种条件去消灭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代以有组织的经济。局部方面，要准备条件，使工人政府能够去没收大工业生产机关，而在国有的城市大工业领导之下，去进行集体的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经过合作社而使数千百万农民经济与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相联合，但这却就已经不是准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了，这是准备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十八、社会主义前途的有利条件，资产阶级领导之破产与无产阶级觉悟之进步。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完全破产的条件之下，在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必然胜利的前途之下，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突飞猛进。――不讲别的，单有这一件，已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容易得多。中国的革命农民，除开与已经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与各先进国家和中国本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一同前进去建设社会主义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解放得自己。因此，中国民权革命得着胜利，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期落后关系之下得到解放，这件事，客观上虽然是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一个出发点，但是，革命的过程里，他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中国现在具体的环境，使他必然这样走。十九、中国农村半无产阶级以及苦力雇农如此广大就能造成转变的一个基础。就是现在，中国农村里面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已经很剧烈了。以后只要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有一个初步的胜利，这冲突一定会更加剧烈。因此，就是现在中国农村工人已经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与农村中半无产阶级的份子，一同在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领导之下，去与乡村中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斗争，以求前途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至于这个前途是否一定能够胜利，这当然要看将来的实际环境。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断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要用斗争来解决，是要领导中国革命向这条路线上发展。二十、目前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中共产党的土地党纲。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要完全消灭中国农村中所有的封建遗迹，为了要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以下的方针：（一）推翻豪绅地主官僚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四）各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分配工农军的兵士，供其经济上的使用。（五）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六）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七）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八）国家帮助农业经济：A．办理土地工程；B．改良扩充水利；C．防御天灾；D．国家办理移民事业；E．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F，组织消费及生产的合作社；G．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九）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经营管理。二十一、苏维埃政权巩固后，即当实现土地国有。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在全国或在重要省分中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共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坚决最澈底的方法。二十二、商品经济不消灭，被剥削的农民群众永远不得完全解放，须组织农村无产阶级为澈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争斗。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论什么情形之下，在民权土地革命中不论什么状况之下，总是一定不变的力求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要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是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永远互相冲突的，要他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蒙蔽，认清一天商品生产存在，农民群众一天还是穷苦的，要他们知道惟有澈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够消灭一切的贫困，一切的剥削。根据六大《土地问题议决案》原件刊印
|
政治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政治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中国与世界革命一、世界革命之发展一、苏联十月革命时为世界革命发展之第一期。最近十年之间、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欧战――帝国主义大战之结果，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独裁制胜利，世界革命之第一阶段，就从此开始。那时西欧各国也有激剧的革命危机（德国，意大利，奥国，匈加利等）。二、西欧各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革命失败。因为共产派――无产阶级的先锋当时还很幼稚薄弱，没有团结巩固的共产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奸细，工人阶级的极大部分，仍旧在他们这种改良主义的政党的领导之下――所以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受着创巨痛深的失败。只有苏联的革命是胜利了。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失败却仍然能够压迫工人阶级，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暂时的局部的得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三、世界革命时代的第二期及资本主义之部分稳定。世界革命形势的第二阶段之中，便是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的稳定：世界金融贸易生产额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线，资产阶级广大的进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产机关急剧的实行节省主义（Rationalization），根本上是更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取消劳动者在前一时期所争得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工资的增加，政治的自由等等）。四、国际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主要矛盾却在剧烈起来。虽然如此，一方面固然世界资本主义有稳定的过程，使生产力恢复而增高，甚至超过欧战以前的程度，然而别方面，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巨大的主要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起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关系日益险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生长起来，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深入，以至于引起许多直接的武装斗争及暴动[中]（中国，爪哇，印度，摩洛哥，叙利亚等）。再则，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剧烈，以至于有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五、世界革命的第三期便是帝国主义的新旧矛盾一齐紧张起来。所有这些矛盾的剧烈，便使世界革命的第三阶段开始。世界革命第三期的特点是：工人阶级的左倾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几千百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苏联更加成为摇动资本主义稳定的强有力的动力，更加成为各国工人运动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心。六、革命，暴动，反苏联的战争，以及列强大战，是这一期的前途。世界革命的第三期，重新要有工人阶级公开的决定胜负的发动，要有殖民地的暴动，同时，反对苏联的武装战争会有实现的危险，也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巨大的冲突之可能。二、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一、世界革命形势能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估量现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必不可免的：是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他的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因此，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起来，他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他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比现在民权革命的阶段更加要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革命波及邻近各国――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印度支那，爪哇，高丽等，唤起被压迫民族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政治斗争，根本上要动摇记本英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且给北美合众国的资本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中国革命的完成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独裁制之胜利的序幕。（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一、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他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二、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二）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成〔全〕摧毁。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暴动革命的方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苏维埃的工农民权独裁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然后才能够解决这两个任务。三、推翻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都必须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工农独裁方能完成。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最好的方式。四、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澈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四、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一、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中，他的主要口号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五、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前途一、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已经能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便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他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二、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的。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生长，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同时，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只有斗争，只有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贫农的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三）过去斗争的经验六、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一、民族联合战线时期进到左派国民党时期后武汉中央也反动起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到第六次大会之间，中国革命之中经过极重大的许多事变：北伐的胜利，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迅速的革命化，工运农运在半公开的条件之下广大的发展和勃兴，土地革命的开始深入……这些事实，接下去却来了中国革命几次严重的失败，丧失革命所得的胜利，共产党受着摧残，群众运动受着压迫。中国革命发展，便发生阶级力量的分化，这就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吓退，使他投降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营垒里去。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到了这个时候，便转变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营垒，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之后，因为蒋介石叛变之后，左派国民党的武汉中央，便一天天动摇起来，一天天的反动起来，武汉中央的动摇，日益暴露，尤其到长沙许克祥反动（马夜事变）的时候，更加明显。武汉中央的反对土地革命，到马夜事变就已经公开的〈向〉工农民众宣战，开始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同时，革命又在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于是整个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事业便完成了。二、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南昌暴动，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其结果是失败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原用，是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大，同时也因指导机关的策略错误。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三、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中国革命虽然最初有很大的发展，始终受了失败，革命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没有充分的力量战胜当前的许多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和原因之中，应当说到：一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强大。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强大。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威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做些小小的让步，威逼利诱的分裂民族联合的战线，用贿买军阀的旧方法，用武力的炮舰政策压迫革命，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的强大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造成阻碍中国革命发展和胜利的最严重的困难之一。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是参加革命的，这一事实早已伏下他必然要退出革命战线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暂时削弱了革命势力，而加强了反革命的联盟。三是地主领导的军队力量很大。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的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许多地方这种武力是足以决定胜负。革命曾经利用这种军队，可是这些军队的军官都是豪绅地主的代表，他们的兵士群众大都是久已脱离了生产的群众，和工农的联系比较很薄弱。当时军队还是豪绅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的驯服的工具。四是工农发展的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或上海三月暴动时）。中国工人阶级本来组织太弱，又是很分散的，他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动的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再则，地域上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已开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时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这种情形，当然使资产阶级封建豪绅的反动，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五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和外国资本相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当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土地革命急剧进展之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日益动摇，而终至于投降到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中里去。七、机会主义的错误一、革命性质的误解和联合战线策略的谬解。然而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当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这样，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指导机关，就使中国革命受着不可免的失败。二、无独立性无批评性只知让步政策，阻碍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竟是自愿的断送革命中之领导权。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征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尤其是马夜事变时的政策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表现。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样他便使英勇斗争的工农，竟致于失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承认：当时共产国际超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号召中国的党员群众，要求澈底变更党的路线，改变党的领导机关――的确是对的。八、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一、八七会议是布尔塞维克化的开始。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二、“八七”对于国民党问题的错误与土地问题的不澈底并不能减少他的意义。固然，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澈底，可是这种缺点决不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的极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八七会议的主要决议完全赞同。三、十一月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但对于盲动主义未能充分预防。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要更加详细深切的确定土地问题的策略，提出苏维埃的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坚决的决定改造党的组织及引进工人同志来负指导工作的职任，同时，第六次大会认为：十一月会议指出准备好的联络好的武装暴动之必要，是非常对的。但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议决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的采用了“无间断革命”的名词，于是解释革命为不断高涨之可能，就可以发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暴动政策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成为盲动倾向的根据。因此，没有严厉的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九、南昌秋收及广州暴动之意义一、这些暴动决非都是盲动，〔1〕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暴动，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二、南昌暴动指导机关的错误。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三、秋收暴动政策取得农民群众，但是机械的运用这一政策亦发生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但是，秋收暴动政策之机械的应用，亦就发生有些地方的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的行动。四、广州暴动开始苏维埃的时期但他的失败使他成为“退兵时的一战”。第六次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所指出的广州暴动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广州暴动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障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客观上广州暴动在革命失败过程中成为“退兵时的一战”（Arie―rgardFight）。第六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很正确的指出暴动时的错误：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之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对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党部与青年团自己的准备暴动工作不充分；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第六次大会认为这些错误，也是暴动不能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五、广州暴动后党的政策没有能及时转变，反盲动的斗争未能充分，这是由过于估量革命敌人的崩溃。广州暴动，客观上是革命失败的过程中“退兵时的一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的指导机关没有估计到。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的方向，必须坚决的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必须集中注意于战胜盲动主义的倾向，更加加紧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更加要消灭对于工人阶级及一般群众的命令式的强迫方法。当时指导机关没有充分看清这一点，他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办法，很明显的是不够的；……因为对于帝国主义及反动力量看得过小，相当的过于重视了农民运动的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在这种关系上不估量环境的两湖暴动等计划，就是错误了。（四）革命运动的现时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十、革命高潮过去后之形势一、革命高潮过去。工农运动的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都遭着屠杀，工农的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丧。二、现时没有革命高潮与工农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农民的游击战争此起彼落的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削弱――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打击最重。三、帝国主义实行瓜分政策。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暴动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巩固了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四、帝国主义现在比中国革命的力量大。瓜分政策的目的：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的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即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五、太平洋将有瓜分中国的大战，但是现在列强之间还没有如此剧烈的冲突，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的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扬。战争的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的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新的关系。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的反对中国革命的。六、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之间虽有矛盾，仍能一致压迫革命。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的力量大加团结，加强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的势力，因此也就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的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民〔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十一、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之意义一、中国反动统治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革命的新的高潮不可避免。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进攻：（一）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能解决了的；（二）帝国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的抛弃自己的对华特权，如租界，租借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工业经济的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食粮的价格不断的高涨，劳动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富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的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五）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可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二、国际形势能够帮助于高潮的生长。革命潮流生长的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起来，这就更可以解除中国革命的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生长以及中国邻近的殖民地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印度）。三、新的高潮的征象已见，但不可过分的估量。第六次大会认为：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征象，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消灭，自动的从下层组织起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的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份。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现象。四、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现他的决定胜负的力量，而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从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十二、争取群众的任务一、新的高潮中要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暴动，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二、现时全国范围内只要宣传武装暴动的必要，以准备新的高潮。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使群众了解，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那就决不能改良群众的生活状况，并向群众进行不断的宣传。三、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的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的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四、党要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冲突，农民和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长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小的冲突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号召武装暴动起来），扩大群众的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一开始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的唯一指导者。五、准备武装暴动正要争取群众。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为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命高潮之必须的必要的前提，亦就是将武装暴动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十三、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一、党与群众隔离的危险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政策，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其左倾向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二、盲动主义是不顾群众不顾敌人的力量少数人的军事冒险。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的实行武装战斗，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坏的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暴动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的准备暴动，而无往不是“暴动”，否认日常经济政治部分的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的暴动，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当然，这种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暴动，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三、盲动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的份子：乡村的及城市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智识分子），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的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四、党应当使贫民半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加入革命。同时，共产党不应当轻视这贫民阶级，他们在革命之中是很大的很有势力的力量。党的任务是对于这些贫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尤其对于城乡的半无产阶级，应当如此。党应当努力吸引这些贫民分子，使他们在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加入总的革命运动。不过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2〕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五、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也要反对。盲动主义之前，还有其他的危险倾向：有些党部的一部分，就是其他问题上，也有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基础，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的见解。例如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观念。误认平均财产就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平均田地，在城市中平均货物），还有主张烧毁城市的倾向，在有些农民战争之中也曾表现出来，甚至轻视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对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党内这些倾向都应当严厉的反对。六、命令主义使群众离开党。此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还有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直会成为绅士式的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的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七、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的任务是不能并存。甚至职工运动之中、也应用这种方法，到处命令，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造成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联络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障碍。党内的组织问题上，也有这种倾向，就是党内民主主义的异乎寻常的缩小（并非完全因为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官僚化，对于党员群众也是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如果不能坚决的完全的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能指导群众的党，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八、对小资产阶级政策之正当可以使党不再受机会主义的危险。过去的经验，使党应当战胜极左派的情绪和国民党式的命令主义。现在，都〔却〕仍旧可以发生对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不正确的倾向。党的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党的任务之中，对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反抗军阀税捐的斗争，也要引进农民私有者（自耕农）群众的参加。对于这种策略的误解，可以发生更不好的倾向，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时候，对于乡村中的富农过于让步，甚至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关系〈上〉又要阻止工人及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以至于名为保存联合战线，而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使这些运动服从小资产阶级的指导。九、联合小资产阶级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但是同时要知道领导劳动者反对一切的剥削者。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相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的方面，而反对剥削者的阶级。十、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况且，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中（苏维埃阶段），阶级关系已经与五卅时期完全不同。革命的深入，使将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翻军阀的斗争，――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接行动，――这种前途更不可以忽视。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将来广大下层群众的反帝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对国内反动阶级之前途，――这是极大的错误。十一、对于农民革命作用之忽视，亦是极大的错误倾向。再则，阶级斗争激烈的分化过程之中，澈底的土地革命的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上述这些倾向：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均产主义，让步主义，忽视反帝国主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都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十二、反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斗争都是反机会主义的继续。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及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得来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所谓“左倾”的这些危险倾向，也只是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别一方面影响到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五）党的任务十四、党内工作问题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一）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二）积极的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当然要注意纠正这种问题上的几种偏见和不正确的倾向。（三）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四）肃清党内一切纠纷、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因为这些倾向是损害党部〔内〕的统一，减低他的战争〔斗〕力。取消所谓“惩办”制度，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系统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做了错误，他要是能纠正过来，应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五）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时期的经验。（六）加紧宣传武装暴动策略的正确观念，宣传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的总任务。十五、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职工运动的问题（一）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自己积极的赞助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的接受党的指导。更加充分注意职工运动，尤其是产业工人，这样才能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二）为实行这一任务起见，必须立刻纠正旧的错误观念――对于党与阶级关系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便是仿佛认为党是站在阶级之前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帮助阶级，可以命令阶级，而不知道党只是工人阶级自己之中最觉悟的最先进的一部分。（三）坚决的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反对强迫罢工，强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办法，大会认为这种方法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的。（四）最大限度的努力要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去。对于真有群众的工会，即使是反动的，党员也应当加入进去，以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群众的目的。（五）有系统的各方面的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最终的脱离国民党的幻想。详细的对于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教训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六）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的必要条件，都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实现，〔3〕要十二分加紧的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十六、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一）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二）战术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三）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结（ToCoordinate）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四）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的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五）加紧注意农民的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的秘密结社等等），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六）赞助并领导农民群众的部分要求，抗税抗租抗债以至于减租等等，以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十七、苏维埃区域中之党的任务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今后的任务是：（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二）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三）澈底的实行土地问题的党纲。（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五）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的阴谋，澈底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六）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主等等的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可是要知道店东小资产阶级的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七）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八）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澈底的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要尽可能的使工人群众积极的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的领导权。十八、反帝国主义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一）积极的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罪恶；联结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积极的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的严厉的斗争。（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的存在、无所畏惧的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的实行这种自由。（三）运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反抗军阀压迫的口号，要求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实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组织信用合作社，生产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运动）――使大部分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及劳动者，游民无产阶级等等，离开国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四）赞助店员手工工人艺徒苦力的经济要求，组织这些城市贫民的小资产阶级，宣传他们，使他们组织上与无产阶级直接联络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之后，会有由社会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产之必要。十九、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一、国民党的各派完全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赞成中央十一月会议及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决定，就是认清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他们代表买办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系各派，还有一部与统治阶级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汪精卫的左派，张发奎陈公博等，也是一样的反革命，在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期间，这一派完全变成法西斯蒂派。他们表面上左派的空谈，实际上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投降豪绅资产阶级、而实行对于工农的屠杀压迫政策。二、准备推翻国民党的各派是党的总目标。党对于国民党主要的任务，是要准备推翻他的政权。现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争取群众，使他们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同时亦就要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反革命罪恶，不断的尽量的攻击，对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权，尽可能的要加以打击。“要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足以损丧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就是准备推翻国民党的现时的方式。三、反对第三党等类蒙蔽工农阶级意识的党派。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现在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两极化poliarization）的条件之下，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情形之下，这一类的“政党”，既没有广大的群众，就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例如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和工农政策”等等，他们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民众运动”之中的动摇犹豫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二十、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武装暴动的军事技术之准备又非常必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都使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党的任务是：（一）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提出“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改良兵士的生活和待遇”等等口号，去发动兵士的群众斗争。（二）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三）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的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四）训练党的军事人材、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五）加紧与军事有关系的工人之中的工作（兵工厂等），加紧交通工人的工作，使这种工作与军事工作发生一定的关系。（六）开始有系统的破坏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工作，特别注意印度安南等的兵士运动。二十一、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第六次大会为加紧与各国兄弟党密切联络起见，第六次大会认为必须：（一）实行互相经常的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二）中央委员会派遣负责代表团赴主要的各国兄弟党，以便决定密切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共产国际其他支部赞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三）委托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的提出讨论。（四）巩固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络，与之共同一致的反对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共同进行破坏驻华的日本军队的工作，鼓励日本兵士转到革命方面来，并且共同决定实际办法以进行中国境内日本企业（如南满铁路之类）的职工运动。（五）要求英法美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选择充分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实行破坏列强驻华军队的工作，加紧在各国宣传赞助中国革命，暴露各该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阴谋。（六）此外，关于安南的职工运动与法国安南共产党的关系、南洋群岛中国工人运动与印度纳支（马来群岛）共产党（爪哇共产党）的关系，蒙古问题与蒙古的革命党关系等等――都应当要与各该国共产党讨论实际的互相联络的办法。（七）经过赤色职工国际与国际济难会，加紧与各国工会及世界一般的劳动群众联络，使他们能够加紧对于中国革命及群众组织的赞助，尤其要扩大反对中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宣传。＊二十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议决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根据六大《政治议决案》原件刊印注释〔1〕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央在编印《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铅印本时，决定删除“都是”二字。〔2〕大会通过时，此处增加“一切”二字。〔3〕大会通过时，此处增加“纠正忽视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倾向”一句。
|
中央对湖南全省暴动和对平江工作的决议（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对湖南全省暴动和对平江工作的决议（一九二八年六月）〔1〕中央在西征军入湘前决定在粤湘鄂赣布置总暴动夺取政权，而在湘鄂赣总暴的布置上以湖南为中心。这是因为在这几省工农斗争的力量，士兵的革命化，红军的基础，党的力量都比其他各省强而统治阶级（豪绅政权及军阀统治）亦较薄弱，有使我们在这几省布置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而湖南则居湘鄂赣的中心，且和广东连接，向来党的组织工农群众的斗争都有相当基础。在西征战争中，兵士群起倒戈投向工农，兵士受工农暴动的影响而日益革命化的现象为鄂赣所尚未见，尤其在这几个月来全省斗争发展的形势显然是沿湘粤大道及湘鄂大道，特别是赣西赣西北与湘东湘东北之斗争日益深入而且联成一气，所以湖南为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就最近的发展形势看更是毫无疑义的。现在湖南内部军阀的统治表面上虽似渐趋稳定，但内部冲突很多，更酝酿着新的战争，加以乡村豪绅政权事实上的崩溃及广东江西工农暴动局面的发展，全国范围内旧桂系的明争暗斗，湘境驻防军队一天一天调出，事实上湘境反动统治是无法稳定的。特别在湘南湘东湘东北一带工农斗争已深入到土地革命，豪绅在乡村政权已完全被农暴打溃，所以这一带事实上已成了全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区域。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带的暴动连成一气形成事实上的割据。就湘东而言醴陵为中心，而平江则为湘东北的中心。我们在湘东湘东北便是要抓住这两个中心力量向外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内容。具体言之，平江工作的任务是要于湘鄂赣总暴动布置中特别是湖南全省布置中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当然是以平江为中心向江西之修水铜鼓及长沙浏阳岳阳发展而与修水铜鼓连成一气，在湘赣边境造成一个割据的局面。因此中央对平江工作有以下的决议：中央对平江工作的决议一、中央对于平江过去工作的批评中央听了平江工作报告之后，其批评如次：A、优点：平江在反动势力最严重压迫之下，能够执行湖南省委紧急会议（去年十月）议决案的精神，发展广大的民众，扩大本党的组织，实行暴动政策，创立武装势力，这些是价〔值〕得赞许的。最近当反动势力集中来攻的时候，我们能把武装力量散布在各乡以游击战争之方式继续各乡村的斗争，这种布置也是适当的。B、劣点：（一）只注重烧杀一方面的工作，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只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没有开始从新分配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纲去发展革命。（二）不建设乡村苏维埃政权，使乡村政权完全抓在民众手里，以巩固革命的基础。（三）没有努力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工人对于革命站在旁观地位，形成农民的孤军奋斗，失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作用。（四）不注意兵士工作，不设法到军队中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宣传。（五）党的组织虽然得到广大的发展，但组织松懈支部不起作用，单靠一部分英勇分子个人的领导，城市基础更是微弱。中央对于平江最近扑城，亦有很严重的批评，虽然有很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但我们在城市一点基础也没有，进攻的布置也没有周密，尤其是希望敌军中一二个长官保守中立态度，是带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因此种种所以失败，且在那时平江在湘东北及鄂赣边境已成了孤军奋斗之势，我们的策略应当是深入乡村斗争并扩大斗争范围，以邻近县份形成事实上的割据，而不是冒险攻城作孤注一掷之计。以上各点是平江工作中最重大的错误，固然这种错误，是由于省委组织不健全，几个月没有得到上级的领导的原故。但因为有这样的主要错误，所以平江革命的基础至今没有深入，主要的土地革命任务及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都一点没有实现。现在只有抓住这个敌人尚未稳定的时机，深入并扩大土地革命的斗争才能树立不可磨灭的基础因此中央有以下的指示：1．中央认为烧杀土劣及其房屋不过是发动群众革命情绪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策略，平江今后的工作，对于豪劣地主，固应采用绝对的手段，但是对于一般穷苦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领导他们，使参加工农的革命战线，非他们对革命怠工时不必加以摧残；至于毁灭城市或市镇是一种落后的农民反城市的意识。与争取城市（政治中心）的主旨完全相违背，是绝对不可用的。2．苏维埃政府应从速按照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农，兵士及失业农民）之多少，将土地从新分配，这样才能根本铲除封建社会的势力，使革命基础更加稳固，才是农民革命真正的出路。至于实行方法，可以由乡苏维埃颁布土地法令，由乡苏维埃召集该乡全体农民决定并执行分配的具体方法，但是分配土地时，不免对于较大□耕农有些损失，但不能因此而停止分配土地的进行。3．在我们的势力所在地，应赶快建设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政府时，应注意代表的成分，尤其是在自耕农较多的地方，要设法使贫农的代表占多数，庶政权不致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须多召集群众会，在每一个月内，至少须召集全体大会一次，解决一切问题，使苏维埃真正民主化，使一般民众知道这样政府才是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政府，他们才能热心拥护，这样，乡村政权的基础才能巩固。在区乡苏维埃相当的完成以后，可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临时县苏维埃政府，指挥全县暴动。（所有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当根据中央的通告）4．工人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要想夺取一县的政权，必须城市工人有严密的组织并且在政治上有相当的了解，在暴动技术有相当的准备，如此才能领导全县暴动，否则单独的农民的孤军奋斗，是不能胜利的；平江自去年秋收暴动以来，攻城两次失败，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因此，平江今后的工作，对于城市工人，应当排除种种困难，设法打进里面去，纠正以前放弃工运的错误，对于工人的口号，如加薪减时，无故不得开除，恢复工会等等，以及种种日常利益的小斗争都应特别注意去领导是有利益的，这样才能发动工人革命的情绪；但是平江城市的工人，都是手工业者，且为数甚微，就是有了严密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所以同时应当注意店员与小商人的运动，如提出组织店员联合会，限制学徒年限，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以增加他们厌恶军阀剥削的心理，领导他们参加工农革命战线，庶几我们在城市才有伟大的力量，才有夺取一县政权之可能；至于乡村的工会，亦应恢复起来（以乡村市镇为中心成立工会团聚回乡的工人），使他们在乡区苏维埃里面有相当的代表，并且乡村的工人与农民比较，为数甚微，所以工人选举代表，不能以农民选举代表的人口为比例，不然，便会失掉工人加入苏维埃的意义。至于占领县城这个问题，是不须急于要解决的，因为夺取县城政权，是全县政权的完成，是全县暴动最后的一幕，必须全乡村政权抓在我们手甩，城市有了基础，并且在一省的范围内这一区域的暴〈动〉不是处于孤立的地位而可以与其他各县广大的斗争联成一气。才能出此—举。5．注重士兵工作：我们从前专做军事长官运动，是军事投机的一种很大的错误，自马夜事变后，你们虽然知道了这种错误，想极力纠正，再不蹈从前的复辙，然而事实上总不免有这种错误的倾向，如平江最近扑城，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比例。我们要知道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与反动派的武装决胜负，是没有把握的，我们一定要设法打进士兵群众中间去当兵，担任伙夫号兵等，去做党的工作，使士兵了解而且赞成我们的政策，我们在军队中，只要有严密的组织，每一连就只有三四个忠实勇敢的同志，我们就可以使敌人的全军完全瓦解；此外如设立烟酒馆，亦是接近士兵一种方法，亦可注意及之。（参照中央所颁布军事工作大纲）6．对于党员应注重训练，平江现在党员，数量上虽有了一万五千之谱，但是组织不严密，不明了党的主义和政策，这是最危险的现象，所以以后每个区委，应设一个训练班，挑选忠实勇敢的农民同志，与以特别的训练，使成为干部人材，并且负干部责任的同志，亦应于相当时期内，更换新的同志，使之参加实际工作，以养成多数的干部人材。（参照中央五日组织通告）7.党的工作，应做到深入而扩大的方面去。所谓深入，就是一方面要建设苏维埃政府，巩固乡村政权；一方面要从新分配土地，实行土地革命。所谓扩大，是因为平江的工作，无论怎样做得好，如果是孤军奋斗，与邻近各县不发生密切关系，彼此不能互相策应，那是决不会成功而且是非常之危险的，所以中央最近决定平江修水铜鼓三县划成一特别区，以平江的力量，去推动修铜二县的工作，派有经验的同志到修铜二县去工作，同时由修铜二县亦派同志来平江参加。此外如长沙浏阳岳阳等县，亦应设法与之联络，彼此互相帮助，为此以平江为中心力量发动修铜工作，向四周邻县发动以形成湘赣边境的割据局面。8．红军以志愿兵为原则，在红军服务的士兵，应由苏维埃政府分以土地，其所分得的土地，可由苏维埃政府命令该乡农民公共为之耕种，以赡养其家室，至于红军的编制应以枪支梭标鸟枪三部分组织之，以便于游击作战，此外各乡苏维埃，亦应成立赤卫队，担任侦探步哨之用。9．至于经济问题，可由苏维埃兴办合作社，并保护小商人的城乡贸易以流通金融和城乡贸易。县苏维埃成立后在可能时可发行（下缺最后几字）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原件无时间，此处为文件戳记上的时间。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国民党军阀攻下京津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国民党军阀攻下京津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全中国工人农民兵士及劳苦民众?国民党军阀的“北伐”已经打下京津了，反革命的青天白日旗遍满了全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都庆贺他们的胜利，仿佛中国从此可以统一而进于独立自由了。但是一切革命的工农兵士及一般劳苦民众，应当认清国民党的北伐成功，绝对不是中国革命的进展，只是反革命势力的强大。中国不独没有统一的希望，从此又更加稳固帝国主义利用的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了！以前，有些人希望北伐成功可以解决济案以及“五卅”以来的惨案，进而达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民众可以得到自由，生活也可得到改善；现在的事实告诉我们：那都是一些幻想！最近国民政府的对外对内宣言，显然是一种投降帝国主义欺骗民众的文告，那些“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和“励行法制”“蠲免苛税”“裁减兵额”……与以前段琪〔棋〕瑞及其他军阀登台时的“外崇国信”“裁兵减税”“澄清吏治”一类的宣言，完全没有两样！国民政府惟恐冒犯了帝国主义的虎威，第二次修改的对外宣言，便连“撤退山东日兵”都不敢提出了，连忙声明以前的宣言是不足为凭的草案，更加上些“共产党亦必不容其存在”，以取得帝国主义“友邦之谅解”，进而搜查天津俄国领事馆以表示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比张作霖还要忠实！这不独证明济案将不能得到有利于中国的解决，不平等条约只有层层的加增！更谈不到由国民党来废除了！本党屡次宣言指出这次国民党军阀的“北伐”完全是各派军阀为扩充自己地盘的混战，丝毫没有革命的意义。现在北伐成功了，国民党的军阀得到奉系军阀关内的地盘了，——民众得到的是甚么？工人得到的是失业恐慌！农民得到的是兵灾匪涡，人亡家散！兵士得到的是数万生命的死伤；生者七八个月得不到薪饷！商人得到的是加重苛捐杂税！一班贫苦民众得到的是兵灾与饥饿！中国得到的是日本占领山东和满洲！现在国民党的各派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等，都是各霸一方互相冲突的：蒋介石日在企图如何消灭桂系，冯玉祥企图怎样占有京津地盘。他们之间的每一个都想得到帝国主义的专房之宠，获得卖国的整个的权利，无限制的扩充地盘与军队。将来以“蒋与桂”“冯与阎”为骨干而互相勾结利用的战争，必然会要暴〔爆〕发，造成全国更紊乱更利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这样又如何能统一军政与财政呢？只有增加苛捐杂税加紧对于民众的压迫与剥削，又如何“蠲免苛税”“裁减兵额”“励行自治”“澄清吏治”“肃清匪盗”呢？更有什么方法统一中国呢？卖国求荣的国民党，或者还要拿出召集国民会议的招牌来欺骗民众，但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他们是不敢召集的，若是召集必定是各派军阀御用的代表会议，其内容与从前段琪〔棋〕瑞式的善后会议没有两样，我们必须坚决的反对。除开民众自动起来召集的代表会议是不能有丝毫效果的。全国工农兵士及贫苦劳动民众！在国民党没有叛变前以工农为主干的革命潮流，何等巨大而有力量，虽强顽的帝国主义亦不敢不让步，武汉九江的英国租界，也是在那一巨潮中由工人直接收回的，工农生活也得到相当的改善。在国民党反叛革命以后是如何的呢？工农所得到的改良条件也被他推翻了！苛捐杂税公债票和纸币无限的增加！与苏俄的邦交也被他断绝了！国民党抛弃反帝国主义口号而实行与英日美帝国主义亲善，以为这样必定可以获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但是帝国主义更利用国民党投降的机会采取积极侵略中国的政策，日本出兵山东满洲便是国民党投降政策的结果！现在日美帝国主义竞争在中国及整个太平洋势力发展的相互冲突，更加激烈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由国民党无耻的投降政策而更加促成暴〔爆〕发于太平洋了！我们应当认清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酝酿中所作的罪恶，同时我们应当防备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论国民党如何反动，如何残酷的屠杀革命民众与本党同志，但是革命的工农民众始终是没有停止其争自由的斗争的。从国民党反动以来，全国工农在本党实行土地革命与武装暴动政策之下，曾经做过极英勇的争斗！各省农民尤其是湘鄂赣粤与江苏的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与暴动，仍在继续不断的向上发展，而准备着大的进攻；上海广东武汉北方及各铁路工人因不堪生活的苦痛与政治的压迫，亦常暴〔爆〕发大的小的罢工，或是准备大的罢工之爆发；各派军阀下的士兵也渐认识国民党的反动而趋向于革命的工农群众，——他们时常带着枪枝离开军队来参加工农暴动；全国中小资产阶级显然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与剥削而深恶痛疾现时的政府！国民党在清党与登记之后，显然成为纯粹的豪绅地主军阀官僚资本家少数人压迫多数工农贫民的团结！这些事实，只是证明中国革命运动快要走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应当准备自己的力量，来根本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紧迫！国民党只是秉承帝国主义意旨而压迫民众的工具，我们再不要希望国民党来收回山东满洲解决济案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更不要希望国民党政府改善民众生活和统一中国，我们要防备国民政府的秘密卖国外交，我们要自动的恢复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众运动！为要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的，只有工农兵士及一般劳苦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军阀统治，实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政权！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劳苦民众！中国革命到了转变的紧急关头！我们只有根据下列的纲领，打破一切白色恐怖的恶魔，起来猛烈的向敌人进攻，组织自己，武装自己，实现自己迫切的要求，坚决的与敌人奋斗，才是出路！反对帝国主义对华的进攻！撤退一切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收回山东满洲及一切租界与租借地！收回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和工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与苏俄的邦交！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反对新军阀混战！厉行经济绝交！澈底抵制日货！推翻卖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建立工农兵及城市贫民的苏维埃政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抗租绝对自由！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救济失业工人！工人监督生产！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及兵士耕种！取消苛捐杂税，反对苛派军饷公债票国库券！解除地主资本家军阀武装，武装工农！反对公卖鸦片！没收豪绅反动派财产，开办合作社及农民银行！发清兵士欠饷，军队财政公开，改良士兵待遇！废除军队体罚，打倒压迫兵士克扣军饷的官长！减除学生学费，改良学校设备！妇女在政治经济与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自动恢复民众组织与一切活动！防止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卖国外交！释放一切争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布尔塞维克》第二十三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北伐到了北京，中央曾发出第五十二号通告，说明豪绅军阀内部的冲突及我们的工作，现在国民党已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内部的冲突，帝国主义态度，一般中等社会对国民党的感觉其表示均渐渐较前明了，因此中央更有以下的分析和决议通告各级党部。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内部的冲突，以蒋桂系冲突及冯阎冲突为骨干而日益向前发展，西山会议派更得乘时活跃以谋重握政权。在北伐未到将到京津的时候，蒋介石为争山东地盘而与冯玉祥冲突，因而极力拉阎以抗冯，同时桂系亦表示与冯要好，利用冯阎的冲突以从中取利。及北伐占领京津经过西山会议派的活动，桂系与阎日益接近，进一步排冯于京津卫戍区域之外，阎锡山积极收编直鲁军，并进行与奉系妥协以代替张作霖在北方的统治。李宗仁通电主张对奉和平遥相呼应。冯玉祥挽蒋通电居然指责奉鲁余孽匀结党内反动分子之阴谋。同时李济琛忙于迎接西山会议派首领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回国。凡此种种都足表示桂系勾结西山会议派抑冯联阎以倒蒋的阴谋。所以蒋介石曾一度辞职，而冯玉祥倦勤的消息几次披露于报纸。而所谓迁都问题，召集国民会议问题，亦反应军阀地盘的冲突而形成国民党内不同意见的争执。这样的冲突，表面是军阀争地盘的冲突，其背面便是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蒋介石代表比较民族性的江浙大资产阶级，桂系代表两广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直鲁军阀向来代表官僚和大地主，奉系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现在阎锡山正在企图做他们的继承者，冯玉样的基础在陕甘，那里没有大买办阶级，更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也是极少而只是一些中小地主，所以冯玉祥始终不能强大起来，而亟亟于谋取得山东京津地盘以培养自己。现在的形势是南方的豪绅买办与北方的豪绅买办欲互相勾结以抵抗东南的民族资产阶级抑压西北弱小的豪绅阶级。冯玉样的基本军队在连年战争中损失极大，而且战线延长几千里，蜿蜒于蒋阎桂系之胁下，所据陕甘鲁豫四省地盘，大部分在杂色军队手中，今后只有重谋与蒋妥协或更向阀桂系退让以自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虽然力量薄弱，必然利用东南地盘和最高党部政府机关，甚至向民众做点欺骗工作抓住长江流域的中小资产阶级（汪精卫派之陈公博等，极力宣传反桂系并主张恢复民众运动以拉住民众，实际则受蒋介石的收买）以抵制桂系，现在更是勾结湘境唐生智军队和程潜部队以压迫武汉并企图爆发一个新的战争。这样的冲突，当然完全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必然因此而更加压迫剥削民众，更加各各勾结帝国主义以为后援。全国的局面已恢复民国十五年以前的军阀割据局面。任何一派不仅没有独霸全国的可能，而且任何一派将因混战互斗而更加削弱。同时，我们还要知道豪绅军阀间的纵横离合，因为种种复杂关系也不是一定不变的，一时的利害可以转变他们间的合纵局面，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冲突混战是不能停止的。我们对于军阀的互斗不是采取投机而是采失败主义，那么他们间纵横离合的变动于我们的根本策略和工作路线是没有重大关系的。国民政府已经发表了一个对外宣言和一个对内宣言。他的内容与从前任何一派军阀得到北京时所说的没有丝毫分别。对外宣言提及要修改不平等条约，但马上就声明所谓修改将依外交手续行之，对山东和满洲的现实事件原稿提到了马上又删掉。这与从前任何一派军阀得到北京马上宣布“外崇国信”以博取帝国主义者承认其卖国地位者有何分别？至于对内宣言说甚么整顿吏治建设廉洁政府，裁减军队减免苛捐杂税等，这与从前军阀登台的照例文章又有甚么分别？口头说减免苛捐杂税，事实上则又发行了烟酒公债四千万元。另一方面宣传召集国民会议，无论已有军阀的（蒋派）反对而主张以党治国，事实上则民众高呼恢复民众运动之下命令各省党部组织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继续其停止民众运动箝制民众的手段，无论是蒋派主张党部整理民众扩大党权以抵制桂系或桂系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抵制蒋介石之党权，其对民众的压迫箝制是一样的。帝国主义的态度，日本在满洲和山东已经是百分之百的胜利者，国民党政府新外交部长只好假惺惺地说济案不必急于求解决。对于使馆迁移问题，帝国主义政府都表示“长期的等待”。对于改约（？）的宣言，使团消息是静待国民政府对其对内宣言实行至如何程度而后可与谈判。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将要多谢北伐，多谢毫无革命意义的北伐给他们以更多的侵略机会。一般民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种种欺骗的宣传之下，对于北伐多少有着一点幻想，虽然遭受种种压迫和种种苛杂的剥削，仍然多忍受着等待北伐的完成，济南惨案发生了，全国各地大小城市民众，表现出反帝热潮，国民党的回答是要忍耐镇静等到打到北京，先完成北伐然后对外，而于此时更加禁止民众活动。可是事实的发展，狐狸的尾巴，终究掩不住，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极端退让屈服之前更加扩大其对于山东满洲的侵略屠杀，北伐已经占了京津，国民政府只有可耻的充满“外崇国信”的精神的对外宣言，对于济案连外交形式的交涉也自动停止了。民众的利益和自由丝毫没有得到，而苛捐杂税继续的重见叠出，军阀的内部冲突，于京津占领的第二日即表现其不能继续敷衍。对内宣言更是给民众一个定心的回答。所谓训政时期开始早已被吴稚晖一句破题的拿民众做“阿斗，而已。一般城市平民特别是上海山东方面的他们对国民党对北伐的幻想，差不多表示完全失望了，尤其是学生群众和国民党的党员群众，天天感觉着没有出路而表现左倾，下层的分化，随着国民党反动程度之发展而发展。他们迫切的要求“恢复民众运动”，要求“外交公开”。直隶山东上海境内的铁路工人纱厂工人丝厂工人以及店员，不断的有广大群众的经济斗争在国民党压迫之下勇敢的起来，特别是上海一部分工人经过“五卅”“六三”的纪念运动更加兴奋起来。国民党内不满意现在统治者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来，虽然他们同样是反对C．P．，虽然他们是为要将来取得压迫民众的统治地位而故意卖〔买〕好民众，但是他们的背景则是反映国民党的反动事实和民众的不满。中央自济案发生以来，已发出四次通告指示各地，现在是我们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的时机，我们要全体动员参加反帝运动推进反帝运动，并且使反帝运动与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主要的路线是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在这个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很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因为群众的反帝运动和自身斗争能够起来，必然的走到反国民党。当此我们在城市没有基础的时候，我们要有独立的政治宣传和批评，不断的指出群众的出路，但我们却还没有力量以C．P．的名义公开的领导群众运动，因此我们的行动只有潜伏在群众里面，愈能深入群众，则愈能取得群众而愈能建立党在群众的基础。中央曾坚决的严厉的批斥有些党部想以激烈的行动（打杀）发动群众运动，因为这是脱离群众，不要群众的拚命主义。中央在这次运动中，对各地的指示，不仅只有通告，有些地方派了人，有些地方有单独书面指示，可是至今除上海比较有点成绩外，各地工作的表现都异常之微弱，甚至截至今日止，除上海浙江外各地对这次运动竟连报告也没有一个给中央。中央从各地旁的材料中看出这次运动所以不能有好的成绩，当然过去我们党在城市没有群众基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主观上各地党部还有：（一）是不了解这次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二）是没有注意这次运动（如山东）；（三）只是注意了省委所在地而没有注意普及这一运动（如江苏）；（四）是只感觉无办法而不想办法（如江西）；（五）是希望很大因此只想激烈行动而不注意发动群众的实际工作（如广东）；（六）是只知道用c．P．名义贴标语发传单的简单行动，而不懂得用种种方法到群众中去因而同志畏缩不前（如浙江等党部）；（七）一般的缺乏宣传鼓动工作。——总之，都是没有能坚决很仔细的运用中央的几次通告和行动大纲的原故。上海的党部虽然没有能够执行中央的通告到好处，但是所得到的一点成绩，证明了中央的策略和工作方法完全是对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山东的侵略和屠杀正在一天紧似一天，国民政府的外交更是一天软弱一点，以收回满洲和山东主权为骨干的反帝运动，更可以大大做起来。同时民权运动已经是一切城市民众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党现时的工作，中央除警醒各地党部仔细的执行前此四次通告以外，更提出以下的指示：一、把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斗争以发动城市广大的群众特别是复兴城市运动。下列的总要求是目前群众运动的总目标：1．要求外交公开，宣布济案交涉的经过。惩办在济南对福田签字承认中国兵士先行开枪的丧权辱国的外交部长黄郛和军事长官。2．要求恢复民众运动；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权；民众团体由民众自己选举，反对任何机关包办民众团体。3．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4．收回山东满洲的主权，日本帝国主义从山东满洲滚出去。厉行抵制日货绝对的检查焚烧日货。5．驱逐在华帝国主义的海陆军，收回租界租借地。没收外人在华的银行工厂私产。6，反对与日本协调的英帝国主义，反对乘机侵略的美帝国主义，反对制造太平洋战争的日英美帝国主义。反对与任何帝国主义妥协的军阀。7．反对军阀战争。8．释放一切争自由争国权的政治犯。9．实行民众政权，乡县市政府由工人农民兵士及小商人学生等穷苦民众代表会议选举之。10．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国民会议由工农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等民众自己选举的团体派出代表及军队以连为单位由士兵选举之代表组织之。反对御用的包办的国民会议。11．工人有自己组织工会宣布罢工之自由。工人监督生产。国家救济失业工人。发清欠饷，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劳动保护。12．农民抗捐抗租抗税抗债，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士兵耕种。13．抚恤残废老弱的士兵。增加月饷，发清欠饷。军需公开，士兵参加军需管理。改良士兵待遇，禁止军队体罚。给退伍兵士以工作。14．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反对苛派军饷公债票等。撤销一切厘卡，实行统一税。一切纸币十足兑现。15．贪官污吏处以极刑。解除地主豪绅资本家的武装，武装工农。16．改良学校教育和学生待遇，厉行义务教育，中等以下学校免费。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学生参加学校管理。17．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权利平等。右面这些要求自然不能算作我们的政纲，这只是我们用以发动群众的口号，使之成为目前民众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起而斗争，从斗争扩大群众组织的基础和斗争的力量，更加明确其反国民党的意识而有反国民党的坚心和勇气。总之，这些要求特别是复兴城市运动的策略。二、中央另外以党的名义发一宣言指示民众目前的出路和应有的要求，口号比上面更直接，因为这是党的立场说话与上面要民众采用由他们此时自己提出者不同，各省委各市委各县委特委应根据那个宣言用党的名义发出宣言，总的原则和态度不能逸出中央宣言之范围，但必须把中央宣言所指出的要求，依据当地的事实化成更具体而切实的口号。这样的宣言要设法多多的散到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小商店中去。同时要注意使党的要求变为各种民众自身的要求，自己发表出来，由口号而变成行动。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某种群众尚不能完全接受我们的党的宣言所指出的要求，那么至少限度须使他们采用本通告所指出之要求，从他们自己队伍中叫出来方有意义。三、宣传鼓动工作异常重要，各级党部要特别注意的做传单，壁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报告事实消息的小纸片，不限定用C．P．的名义，最好用民众团体的名义，或不用名义亦可。每天散发到每个工厂，学校，农村，商店，兵营中去，不断的刺激鼓动群众的热情。四、在城市工作主要的是如何扩大工人组织（不一定叫做工会）发动工人斗争，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再则如何进行或开始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求其发展，C．Y．更要加紧学生和青年工人的运动。再则对小商人须时时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要求，引他们参加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使他们日益脱离国民党的影响而倾向我们。五、党必须全体动员，每个支部或小组在此时要用尽一切方法召集同志讨论现在的工作，使每个同志都了解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依各个同志的环境和工作能力，每个同志分派一种工作，时时加以督促。如果有意怠工或最后仍表现游移的分子即断然开除出党或予以严重的处分，对新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提出新的干部。务须做到每个同志参加一种党的工作，每个支部起群众核心的作用。这是改造党的组织和强固党的基础的最适当的路线，各级党部必忠实严厉的执行。六、以前，各地党部，因为注意发动农暴，便忽略了甚至完全放弃了城市工作，以致农民意识影响了党的机关，农民暴动因为缺少无产阶级的领导而遭受很大的损失。现在中央屡次要各地复兴城市运动，是否可以容许各地党部又忽略或轻视农村工作呢？不，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须知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坚决的领导农民，取得与农民的联盟，革命是不能成功的。现在要复兴城市运动，只有在乡下坚决的继续土地革命的工作发展农暴，才足以帮助城市运动的发展。否则城市运动将因孤立而不能起来。这是要特别警醒各地党部的。至于农民运动，根据最近的经验，中央将另有通告给各地以新的指示。七、现在国民党内发生了两个反对派。一派是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陈其瑷谭平山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一派是汪精卫陈公博陈孚木所领导的以革命评论为中心的一派，事实上与蒋介石有勾结。前一派的理论具见他们所出的《突击》和《灯塔》，主张“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治同盟”，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对土地革命主张和平的合法的没收地主，对国民党主张恢复民二时代中华革命党。标榜以孙总理及其主义为圭臬。对C．P．暂末攻击，而想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目前尚未到民众去，所谓党的本身亦只有最高组织而没有下级组织，行动方面仅做了些军事阴谋的工作。既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主张重行分配土地，反对农民自动没收土地，那么他们自称孙总理信徒可称名实相符，最后当然成为蒋介石的走狗。他们批评陈公博主张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以小资产阶级为中心。其实陈公博派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不过是他们做文章时偶然高兴提及，所谓陈公博派，他们真正的纲领正是更具体的接受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精神，口头上调和各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改良主义（见革命评论《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等文）。实际无论中华革命党或汪陈派，在理论上既然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土地革命，那么就只有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而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未完成以前设想一种如何利用其他阶级共同利益点以为本阶级助力的方法而已。所以他们两派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者是汪、陈派已经先一步被蒋介石豢养成了忠实的走狗，而邓谭等则尚在门外狂吠哀号而已。当此群众对国民党日益怀疑特别是一般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烦闷没有出路的时候，他们的虚伪的宣传是颇有影响的。因此我们党从中央以至地方须尽可能从理论上给他们以打击，同时对党内外群众指明他们的虚伪的狐狸面具，特别是对于学生群众中须努力扩大我们的宣传，这于这一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八、各地须速将对于中央历次通告执行的情形及工作状况报告中央，如有别的意见亦随时写给中央，至要。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张作霖退出北京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和策略（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张作霖退出北京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和策略（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此次张作霖退出北京，事前是与阎锡山有谅解的，但日本帝国主义曾教张仍据守京津防御南军，而张无力维持残局退到关外，奉天炸弹案各方面都认为日人险〔阴〕谋，大抵是的确的。在关外日帝国主义利于奉天系之崩溃，因为便于实际占领满洲，建立如朝鲜印度同样的政治组织，日帝国主义自出兵山东，济南屠杀以至出兵满洲，是一整个的计划，在山东是想恢复青岛及胶济路，但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满洲的占领，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对南京政府同时提出觉书〔1〕，声称如北京乱事向北京天津方面发展，日政府将采取适当而且有效的步骤以保持满洲的和平与秩序。目下日本军队继续出动，其势大有准备诉之大战亦不顾惜之概，即令美帝国主义出而干涉，他也是不怕的。就日帝国主义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看来，当一八九五年以前日本资本主义渐渐兴起，及至一八九五〔一八九四〕年而发生中日战争，此后平和的发展约十年之久，又有更进一步向外开拓之必要，而发生一九○五〔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又约十年而欧战发生，日帝国主义乘机进取山东，于是发生日德战争。一九一八〔一九一五〕年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条件。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直到一九二一年还是极端动摇崩溃的时期，及到一九二四年以来，资本主义渐渐稳定，都在争取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也有同一之需要。所以目前又是日帝国主义和外国武装冲突的时期了。日政府去年曾召集一全国的产业会议，其内容为使全国的产业军事化，可知其准备战争已非一日。就美国帝国主义方面看来，日本在中国势力之扩大将战〔占〕有太平洋独霸地位，这于美国在太平洋势力之发展是一极大阻碍，虽然目下美国还没有政府的公式〔开〕的表示，可是其政界要人私人的表示及其言论机关的态度，显然和日本立于敌对地位，他拿出向来高唱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及华盛顿九国协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等条文来指责日本。在济案发生时调集军舰到青岛天津等地监视日本，据报载美国海军停止夏操调集于菲利宾。太平洋的形势如此严重，国际帝国主义的大战随时可以爆发，所以这次日本出兵可以说是太平洋大战的信号。英帝国主义的政策还是表现和日帝国主义互相谅解互相利用，如从前通告中所说。国民党各系军阀在取得北京以后，内部争斗的形势更转严重。蒋冯的冲突在争山东中已表现，冯阎的冲突在北京天津的接收又紧张起来，蒋发表阎为京津卫戍司令显系要拉阎以制冯。可是冯之欲占有天津染指北京亦具有决心，京津间配布鹿钟麟韩复渠〔榘〕大军数万，冯推荐韩鹿两人参加直省政府可以具见冯之用心。近更有阎军三团在南苑被韩复渠〔榘〕缴械的消息，如此咄咄逼人。阎锡山则谋与直鲁军谅解和平接收京津，一面仍派人到北京接收，一面声言会攻天津，本人则逗留保定多日，从容布置，且其复冯电说顺直及三特区用人行政，自当负责，态度强硬，又有电致南京诘冯背约之说，以谋独占京津地盘。奉军鲍旅得使团保障与阎谅解，安全退出北京，而冯军故意缴鲍旅的械，公使团竟提出严重质问。在蒋一方面现在实力薄弱，他的嫡系军队钱大钧部（三十二军）在沪，方鼎英部（四十六军）驻浦口徐州之间，刘峙部（一军）谬〔缪〕培南部（四军）驻徐州泰安之间，都没有上前线，顾祝同部（九军）因闻桂冯将在前线解决他们而向后退走，还有三，十，十七，二十六，三十三，三十七，四十等非蒋嫡系的杂色军队也没有地盘安插，可以说这次北伐老蒋是枉费一场心血。加以冯玉祥显违所谓中央命令，又加以桂系逼蒋日紧，蒋之部下刘峙等对蒋不满，使蒋不得不自行引退。（同时蒋在外交方面大失人心，黄郛不得不退位，冯方的王正廷取而代之。王正廷曾于去年代表冯与日方订约：冯承认日方特权，日供给冯军军械。）蒋于辞职前命令京津前敌军队于冯未到前归阎调遣节制，同时在邓军提出京津卫戍职权以制冯。桂系军阀李济琛正在联络黔滇，组什么四省银行，黄绍雄〔〕则派黄旭初部到湘南，李宗仁把湘中唐部军队调到京汉北段，同时收编樊钟秀岳维峻等部，可知其在南方则打通粤汉的交通，清除异己的军队（唐部北上，六军要求取道江西北伐），在北方一面监视阎锡山，一面威吓冯玉祥以便于冯阎斗争中得利（冯玉祥目前地位只能对接系妥协），同时对东南方面也正在酝酿着新的进攻。蒋介石的辞职当然是以退为进，同时想信党权以抵制他的敌人，现在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以及将来的全国大会都是必然的戏，但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这是表现国民党及军阀内部的冲突到了不能再敷衍的程度。这种新军阀冲突的形势，以冯阎冲突与蒋桂冲突为骨干而构成交互错综的关系，无论迟早爆发大战，而暗斗则目前已日趋澈烈。就国民政府而言，在目前北京取得之后将怎样办呢？关于外交问题，满洲既为日本占领，必不敢提为议题，至多对于济南事件经过一番形式上的谈判或所谓国际公断而得到大部分日军退出济南，交还济南行政权，日方仍然保留青岛及胶济路的占领，这就可算是国府外交的胜利！关于地盘支配问题是当前的难题，虽然已支配京津给阎，但冯不肯放手，不能如此简单的确定。其次是对民众的欺骗。现在北京已经打下，再不能拿后防治安理由来停止民运，因此近来便有整理民运委员会的纷纷指派，想组织他们的御用团体。他们的发宣言仍然用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国民会议做空口号来欺骗，以掩饰他们内部的冲突，甚至真的开所谓国民会议由各派军阀的御用团体派出代表冒充民众。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或者一时的幻想北伐成功后的和平统一，但事实的发展将很快的打破这种幻想，南京政府空口唱其财政统一等等，而且召集财政会议，但实际上是一个笑话！北伐成功不仅不能减除苛捐杂税，反而使之增加，如南京发行煤油特捐公债四千万元，山西军一到北京即印发山西军用券（？）。冯阎战争又如箭在弦上，凡此种种，有眼睛的人都会认识。加以此次反帝运动中一般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已大生厌恶，这不是有名无实的北伐成功所能挽回的。同时国民党内部除军事的分化外，还有新的政治的分化，以许多不满意当局的国民党青年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之左倾为背景而发生第三党运动，而以邓演达，宋庆龄，谭平山，彭泽民，陈友仁，陈其瑷等为领袖而活动的为中华革命党派，又有以陈公博，汪精卫为领袖而活动的为改组国民党派，这此〔些〕现象足以表示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之崩溃，失去了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以致小资产阶级纷纷动摇不安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我们的策略仍然是要努力实现上次通告所包含的各点，新的口号应加入一个：反对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所以在行动上虽注重反日而在宣传上则要同时反英美。这一次反帝运动，中央特别指出复活城市工作的前途，并订出行动大纲，主要的是扩大反帝运动，扩大工人运动基础，扩大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且联系到党的改造和建健（健全〕支部基础。但据广东江西芜湖徐州等几处报告看来，还是大半不明了中央所指示的意义，没有努力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工作方法。能够注意反帝运动而积极地干的，不过是打杀日本人捣毁日领署等脱离群众或不能组织群众斗争的投机方法。这是非常不正确的路向〔线〕。上海的反帝工作开始时也是很难领导起来，但因省委比较能执行中央的策略和工作路线，渐有起色，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三日（“五三”周月纪念）两次的示威行动，竟有数千工人学生群众参加，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等口号（在南京路及西门一带），虽被捕多人，但均随时释放。自此以后，党内党外，都有很好的影响，群众的情绪特别兴奋，有几个兵士目击示威情形而四处寻找加入共产党的门路，有些支部素形涣散的，也精神为之一新，到会的人数增多，讨论问题有兴味，这真是“四一二”以来的新气象。上海工作还是有一缺点，如那天示威游行，还只是半数党员团员率领少数的群众，没有较好的方法尽可能的发动群众，而所发传单宣言又纯系党的，少群众的。上海的工作是要干此时期继续扩大这一运动，发动广大的群众，同时特别注意于此运动中组织群众，并且与各种经常工作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宣传工作要更加紧的作，必须将各种事实每日口头或文字（小传单）传播到每个工厂学校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鼓动群众更激烈的热情，宣言传单要尽可能用民众团体的名义。上海工作的经验——优点和缺点——各地党部应当介绍给全体同志们（关于上海的材料另寄来），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开始当前的工作。对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应当趁他们动摇的时期特别注意。上海广州北京各大城市除以党名义办的刊物外，还要出版一种灰色刊物，多谈反帝运动，反对苛捐杂税，要求民权自由，批评反动政治。对于左倾的文学团体，应设法影响他们，使他们联合发表政治的宣言，如反帝及要求言论集会自由等；城市党部常常要领导群众提出代表城市平民利益（工人学生小商人等）的要求并形成实际的运动。至对国民党群众说话不必简单的笼统叫打倒国民党，而要多从具体的事实揭破政府和领导机关之卖国殃民的事实以促进群众的分化，而对一般民众开始亦不宜笼统的叫打倒国民党，而要多从国民党卖国的事实的宣传引导群众反国民党叫打倒国民党。对乡村的宣传，可利用学生暑期回乡的机会提倡组织化装演讲队，供给他们以宣传的大纲。我们的政治工作要和党的组织上的整顿联系起来。主要的是使每一同志都担任工作，凡不愿意工作的都应洗刷。这是一个改造党的良好机会。同志们：我们天天嚷着组织暴动，嚷着争取城市，我们的城市基础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敌人——国民党正在用种种方法欺骗民众麻醉民众了。我们如果不赶快努力复活城市的工作，将遭遇着更大的困难了。各地党部接到此通告后，务须依照这通告及从前的通告——以及行动大纲从速执行，并将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中央拟派人巡视各地的工作成绩，如有执行不力或因有甚么成见而延不执行的，即行分别处罚。中央右通告中包含的策略及工作方法提纲于左，望提到各支部详细解释：1．继续反帝运动；2．复活城市工作；3．提出反对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的口号；4，提出反对新军阀战争的危机的口号；5．继续提出“反对苛捐杂税”“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反对卖国政府”等口号以影响小资产阶级；6．促进国民党的分化；7．洗刷不积极工作的党员，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实行每个同志参加一种党的工作，健全党的基础——支部。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刊印注释〔1〕觉书，即备忘录。
|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德润二兄并转前敌诸同志：数月来，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中央在这数月中也曾努力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党外的反动势力奋斗，经过了去年八七紧急会议及十〈一〉月的扩大会，直到现在党内的情形的确已有很大的变化，党的工作亦较前有进步，这是可以告慰于转战数千里的同志们的。同时全国政治也有很多的变化，只可惜这些材料不能达到你们，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次由江西省委转来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中央甚为欣慰！除将中央最近的重要文件设法送给你们外还有此信的指示：目前全国的政局是北伐军已快达到北京，这次的北伐已经完全失掉了革命的意义，因为国民党已经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党，已经投降了帝国主义。在此北伐的过程中，发生了日本占据山东济南青岛的事实，日本之所以敢于如此的是因为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威胁国民党军阀，使之达到北京后更加驯伏于帝国主义的肘腋之下。同时可以进占满洲济南青岛，期于二十一条之实现，扩大其势力，因此国民党在此次事件中，他的外交政策已经充分暴露于群众之前而完全逐渐失掉民众的信仰。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山东的事件，不单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单独行动而是与英帝国主义有所协调，而给蒋介石以严重的打击，英帝国主义要借此机会来扩张其在南方的势力，桂系素系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也要借此来灭杀蒋介石在南方的势力，冯玉祥则欲借此机会而取得山东，事实上对日外交早已为冯玉样的王正廷所办理，山东亦已入于冯玉样的手中，蒋在这次北伐中已减低了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次英日的协调予他在太平洋以不利，因而极力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调膀子，也大开其兵舰到中国来。由此可知，在此次事件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军阀没有帝国主义的背影，而帝国主义间虽然不至于马上爆发一个世界战争，但其暗斗已经增高。同时在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党因为是采取一种投降的政策即日本帝国打击蒋介石的条件如要蒋介石谢罪，撤消高级军官贺耀祖及北伐军退出离济南二十里以外等。国民党军阀政府事实上已经承认蒋介石亦致不能在山东立足，国民党军阀一致在这种投降的外交政策之下，北伐乃有达到京津的可能。虽然这次所谓北伐实有达到京津的可能，但他们达到京津后军阀的统治并不会统一，反动的统治仍然是在继续的崩溃，国民党军阀之间开始了更剧烈的更复杂的冲突，反动统治始终不能稳定，其主要的原因有五，第一是帝国主义间在华的冲突；第二是豪绅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第三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之间的冲突；第四是军阀之间的冲突；第五是工农革命群众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须要一个统一的政府，他要利用中国各派的冲突来维持扩大其在中国的地位，因此每个帝国主义都要扶植一派军阀，英帝国主义几月来已经与桂系军阀勾结上了，日帝国主义则有不同的主张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在野派则主张勾结蒋介石军阀，而代表豪绅地主买办的田中政府派，则仍继续其维持张作霖的政策，冯阎打到北京后，将形成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三派军阀互相向日本帝国主义争宠的形式，蒋介石则将继续与日本在野派调膀子或完全倒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怀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出路也便是要各自维持一部分军阀，利用军阀来扩大其商场扩大其政权。因此在豪绅资产阶级之间也形成了很明显的派别，最显著的如江浙豪绅资产阶级之拥蒋，广东派之拥桂系，同时各省之内的豪绅资产阶级也有很多的派别如江西土著派与客籍派之争都是重要的事实。但军队雇佣制一天一天的扩大加重了豪绅资产阶级之负担而又不能不维持军阀，于是豪绅资产阶级对军阀也一天一天地厌恶起来，增加了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之间的冲突。因为上述各项原因每派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都要利用一派军阀来维持扩大其地位，于是军阀间的战争更加容易促成和爆发，同时各派大军阀之下又包含着许多小军阀的冲突，因而全国大小军阀间的冲突更会一天一天的加剧而无法停止。现在全国军阀割据显然划分成五大派：蒋介石的江浙皖闽；桂系的两湖两广；冯玉祥的陕甘豫鲁天津；阎锡山的山西北京一带和内蒙；张作霖的东三剩此五派军阀必要在一种互相利用互相冲突的形式之下生存着，蒋桂两系的冲突近一年来没有一天停止，开始是桂系与西山派联合倒蒋，继则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派倒桂系，继更发生间接的军事冲突，广东之张李战争；桂系对湘战争都是这一间接冲突的表现。及至北伐战争开始时，蒋以力量之弱而不集中，于是又以高唱北伐的招牌来抵制桂系的进攻，但在北伐中蒋桂两系的明争暗斗并无一天停止而且加剧，现在的情形则是桂系联冯以制蒋，而蒋则会联阎以对冯的局面。同时蒋更将在北伐军达到京津后利用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的地位来玩一些军事统一财政统一政治统一等等把戏，这不但是一些笑话，而且会更加促成军阀间冲突之加剧以至于部分的或巨大的军阀战争之爆发。目前每派军阀本身的力量均非常之削弱，其主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不断战争的损失无法恢复起来；第二是由于工农暴动的影响；第三是由于兵士的倒戈。兵士叛变的原因是由于工农暴动的影响及军饷积欠太多生活非常痛苦，工农暴动没收分配土地的宣传和事实对兵士的影响非常之深使兵士倒戈跑到工农方面来，加以工农暴动减少了甚至断绝军阀的税收，财政上发生困难，增加了兵士的痛苦和动摇，因了上叙原因使各派军阀的势力日趋削弱。现在的事实：冯的主力军在这次战争中已损失十之六七，虽然现在他在表面上有甘陕豫鲁四省的统治，然而其力量之所能及的实在不过是在几条大道和沿铁路，其他的县份仍在杂色军阀的手中，这些杂色军阀时时刻刻都是他的肘腋之患；阎在这次的损失亦不下于冯，现存的主力非常之弱；蒋在江浙须有相当的巩固，然他的实力不过一、九、三二三军，此次的损失亦甚大，近因桂冯之排挤会将一九两军由前方调回，至于皖闽江西虽在表面上是倾向于他的，然均为杂色军队的统治且内部异常动摇；桂系则在历次斗争中遭了极大的损失，广东的陈明〔铭〕枢两湖的许多杂色军队都是他的敌军，地位亦极不巩固。在这种各派军阀削弱状况之下，他们的唯一出路仍然是继续准备战争以期扩大其地盘扩大其收入以及加紧向城市乡村残酷的剥削，于是各派大军阀无日不在进行争夺全国几个重要城市之争夺，即每省的小军阀亦在努力于各小城市之争。因此在这种全国混乱状况之下，不但工农已忍受不过痛苦不断的斗争起来，暴动起来，即小资产阶级虽在国民党开始背叛革命时倒到国民党方面去，然到现在已经渐渐觉悟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欺骗，而开始动摇起来，尤其在济南事件之后更增加民众对国民党之愤怒，即国民党中的下层党员亦多表示不满，于是国民党也由此而起了分化。工农的革命运动现虽尚未到一个全国的高潮，但是一天一天的在继续高涨，许多城市的工人斗争虽然因为过去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之影响以及国民党叛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致未达到一个公开的高潮。但各地都有不断的大小斗争。如广州暴动完全在工人阶级斗争之下而爆发起来，许多城市如武汉长沙九江北方都有不断的斗争，武汉的工人还曾起了几次的大的群众斗争，他们不单有经济斗争的要求而且对于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亦甚迫切，上海的工人近年来无一日不在与反动工会工贼作艰苦的奋斗，在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独能违反国民党的命令而作单独的反抗斗争，北方的铁路矿山也起了一些零碎斗争，最近的工作更有进步，许多地方都有赤色秘密工会的组织。农民暴动更是普遍的事实，在北方已由反抗苛杂的运动而转入于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在江渐有不断的乡村斗争起来，在河南的豫南豫中都曾有很大很剧烈的斗争，现在还有几十个乡村苏维埃的组织，至于湘鄂粤赣更已是一个深入于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的内容。兵士运动历来我们党只作一些政治工作即所谓姨太太的工作，在工农暴动的过程中，中央已明显指出士兵运动之重要，现在在好多地方虽然主观上未能切实执行中央这个指示，但客观上仍然爆发了不少兵士叛变的事实，特别是湘鄂赣更有一个很好的士兵运动的环境，广东则更在各军队发展了士兵的组织和党的支部，随时可以响应到工农暴动方面来。小资产阶级在各重要城市中因为国民党的较旧军阀尤为厉害的苛捐杂税而起了许多零碎反抗苛杂的斗争，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斗争推动起来则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更容易受我们的影响。现在特别说到湘鄂粤赣四个重要省份来，广东自广州暴动后，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没收土地建立工农民主独裁苏维埃政权的新的阶段，从广州暴动中我们更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教训，特别是认识了城市工人运动之重要；认识了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认识了工农武装和士兵工作之重要，在暴动中没有敌军士兵的叛变单靠红军的作战是很困难的。同时在广州暴动后广东更是有计划的作全省总暴动之布置，在东江西江南路北江琼崖造成几个中心区域的割据，加紧广州四郊的深入的工作，现在海陆丰我们在城市的占领虽已退出，但在乡村仍然是我们的势力，红军现在并无大的损失，各路的农暴以及大小斗争仍在继续不断的爆发起来，各重要城市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基础，广州的工作也已逐渐恢复起来，兵士工作亦有成绩，党的组织也比较有好的改造。湖北从秋收暴动一直到现在，乡村中杀豪绅地主占领城市等等激烈的暴动从未停止，而且在继续的发展着，武汗〔汉〕工人在秋暴时期中，以及在西征军到两湖时，曾起了几次大的政治经济的罢工，党在不断的斗争中也淘汰了一些不好的游移的分子，现在武汗〔汉〕三镇虽然高级指导机关因为内奸的关系而遭了严重的破获，但群众工作依然不难恢复起来。湖南在西征军时许多兵士同情于工农的暴动，在湘南醴陵平江等处亦有不少的工农武装，此时在全省范围内本可造成一个很大的很深入的革命局面，湘南更有割据的可能，可借当时省委遭了严重的破获，以致中央的指示亦未能达到前敌和下级党部，以致未能充分运用此一大好机会而造成一个胜利的局面，但现在湘南湘东湘西仍有不断的群众斗争在发展，醴陵平江更有乡村苏维埃之存在，湖南的工作只要我们主观上有办法不难发展起来，湘西贺龙有枪近两千支，农民武装亦有百余支，多数县份农协已经公开，群众斗争日益激烈的起来。江西在万安失败后不但未消灭江西的局面而且更加发展起来，赣南赣东北都有许多斗争；自你们的军队占据永新宁冈后，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万安亦已从新起来。这几省在全国范围内是处在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现在反动统治的所谓清乡因其内部的冲突并未能澈底的执行反而更增农民群众之愤怒和剧烈的反抗，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工农革命潮流是日益高涨而深入的。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任务一点还未完成，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自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整个的国民党都成了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也失掉了在革命中的地位，此时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直接的来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但此一革命的性质虽是资产阶级民权的，然而他发展的趋势是生长而向社会主义方向走的。中央自八七会议以后直到现在，认定了这一革命的阶段决定了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这一策略因为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形不同以及交通上等等关系，全国革命的发展各异，故虽然这是全国一个根本的整个的策略，然而在各地的运用和工作布置上不能机械的一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应随各地工农斗争的情形，党的力量统治阶级的强弱士兵工作的好坏等等主客观条件来决定布置不同的工作方式，湘鄂粤赣四省现在是一个工农斗争最高形式，统治阶级经过了长期混战后自身非常薄弱，豪绅资产阶级在乡村的势力也因为工农暴动的发展而打得粉碎，党也比其他省份更有力量，士兵工作亦有相当的基础且有相当的红军组织，因此中央认定在这儿省有暴动夺取省政权的可能，广州暴动是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应根据广州暴动的教训来完成四省的总暴动。在十个月以来全国的党部虽然都在那里作了不断的英勇的斗争，然而亦表现了不少的错误，主要的是：一、对于革命性质之误解，以为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了民权革命的阶段而是社会革命，在表面这种误解不关重要，而在实际上如果我们已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则我们会在革命进程中失掉许多群众特别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二、是玩弄暴动亦即是妄动主义这完全是不顾主客观的暴动条件，而又不注意群众的工作用种种方法去发动群众的高潮来创造一个暴动，而是凭一种小资产阶级情绪拚命的冒险的干一下；三、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就是依靠一部分军事势力或勾结一部分会匪以之为暴动的主力来攻城夺地，而不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造成以群众为暴动的主力，其结果，此所谓暴动必因军事的失败而失败，不以群众为主力的单纯的军事行动至少是一种变形的军事机会主义；四、是忽略了城市的工作专门去干农民的暴动，这样不仅不造成城市为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还要根本毁灭城市，以致在许多地方暴动的发展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意识一天一天地低落，而农民的意识一天一天地发展，许多地方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五、是不注意士兵工作或者只幻想敌人的动摇的军官而与之妥协，须知在工农暴动中没有广大士兵的倒戈是很难成功的；六、是在一县的各乡之间或一省内之某几县间，我们没有注意各县各乡互相工作的联系以及城乡的联系，以致有许多地方的暴动之起来，多成为孤立的地位而易于为敌人各个的击破。为要暴动能够成功，并且暴动的胜利能够生长而向社会主义方向走，则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如果暴动是被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所领导，如现在有许多地方只专门作一些烧杀的工作并且主张烧毁一切重要的城市，不去澈底执行没收土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不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苏维埃政权，而只接一些上层的苏维埃的空招牌，或者不仅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甚至农民群众也未广大发动起来，而只靠一部分单纯军事力量的东征西讨，暴动是不会成功的，即使偶然的胜利也是暂时的，至于一省的暴动夺取政权必须是到阶级斗争的最高潮，城市的工人不仅到了一种普通的经济斗争而且是到了一种政治斗争的高潮，事实上成了暴动的领导者；在敌军中的士兵工作有相当的基础能在暴动中倒戈过来；工农武装也要有相当的准备，全省范围内的几个重要区域事实上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向全省暴动中心区作包围的发展；统治阶级在极端动摇崩溃的当中，一般的城市贫民已表现异常的恐慌和动摇；无产阶级的政党确实成了暴动的最高指导者。在这个时期才可以执行全省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动，如长沙广州武汉，一定是全省暴动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至于一县的暴动，也必须是先从城市的工人运动士兵的工作以及四乡形成了事实的割据，城乡有了相当的联系然后才能暴动夺取县政权。再则一省的总暴动或一县的总暴动不仅要根据一县的主客观条件来决定，而且还要根据邻省邻县的革命条件来决定，因此我们对于暴动的布置，常常不是一省或一县单独的孤立的布置。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布置上，广东自然可以单独成一中心，而在湘鄂赣三省中，则湖南成为暴动布置的中心，因为他与广东连接，党的基础和士兵工作的客观条件都比赣鄂好一点，尤其是在最近几月来，三省暴动发展的形势是湘粤的大道赣西南湘东北，如此，在湖南境内的湘粤大道以及粤汗〔汉〕株萍沿线湘赣边界已经成为三省暴动发展的枢纽，更加证明湖南应为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你们的队伍几月来都是在三省枢纽内履进履退，现在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的暴动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可是你们几月来因为与中央断绝了关系并有许多客观上的困难，你们在工作中不免有许多的错误和缺点：第一，〔1〕你们几月来所到的地方未能尽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在你们所经过的地方，土地没有没收没有分配，苏维埃的政权亦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群众选举的基础，因为你们没有澈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所以你们的军队一旦退走，革命的胜利亦多半随之而失败，尤其是在湘南的时候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在你们军队的本身上说，现在还是一种国民党时代的雇佣式的军队，未加以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你们，但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缺点和错误是很危险很严重的，因此中央特向你们郑重的指出，同时对你们今后的任务和工作有以下的指示：一、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以你们现在的环境在赣西湘东的边界，就是现在你们占领的永新宁冈及湘东一带，如果地理上比较利于你们的进攻和退守，在这一带本来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你们便可割据这一个区域。中央前此依江西省委的提议主张你们向赣南发展占领赣南夺取吉安为屏障，这一计划如果在事实上有胜利的把握，那当然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影响，而且可以与广东的北江联系，但如无胜利的把握而且在地理上如果不及赣西湘赣边界之可进可守，那么，你们仍然是以选择你们现在已经占领的地方为根据地为适宜。你们现在事实上已经占据了永宁遂三县，你们便须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改造整理你们的军队，同时向四周发展，特别注意于群众斗争已经起来的地方联系起来，如果不注意当地的深入则革命的基础是永远不会建立的，如果不注意向四周扩张你们也必归于孤立的失败。这是你们工作的总方针。二，怎样深入？就是要澈底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现在你们所占领的县城，就应由高级的政权机关或临时指挥暴动的（缺字）颁布没收土地的法令作广大的宣传，在政权方面，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政权，苏维埃是群众直接的政权，因此必须经过群众或群众、代表的选举，禁止党部或军队委派苏维埃，党对苏维埃的关系必须经过党团作用，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无论那一级的苏维埃一经成立必须事实上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群众了解苏维埃是他们的政权而绝对的拥护。当几个县的苏维埃从下至上的建立了的时候，可以召集各县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当然是以已经割据的县份为中心但附近的县份群众已经暴动起来的乡村和城市工作有基础的地方皆可派代表参加）成立割据区域的最高苏维埃。三、怎样扩大？这里所谓扩大不是要你们调动单纯的军队以机关枪和大炮向外扩大，而是要以群众为主力，红军为助力，发动四周的群众的暴动。主要的路线是：赣西要向萍乡安源醴陵茶攸发展，把这些地方与你们所占领的地方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个的割据区域，赣南各县特别是吉安赣州兴国南康信丰雩都等县已经有群众斗争起来，你们必须派出许多游击队伍，以很大的力量帮助那一区域的群众的暴动而与你们形成畸〔犄〕角之势，再则向赣西北必须派遣游击队帮助修水铜鼓发动群众的斗争，同时向东帮助万载宜春安福分宜新喻以至璋〔樟〕树镇群众斗争的发动，特别对于萍乡安源赣州吉安璋〔樟〕：树镇的城市工人以及沿赣江的船夫码头工人须帮助他们，发展组织及斗争，你们必须以很大的力量依上面的路线发动四围广大的群众斗争和农民暴动，才可以保障你们割据局面的胜利。红军的调动须避免与比自己更强大的敌军作最后决胜负的战争，因此我们的作战必须与广大的群众在一块，对于力量薄弱的敌军当然应当以我们的主力迅速地解决他，但对于大队的比较有优势的敌军，我们必须有广大的群众与红军在一块以游击战争的形式四方八面包围抄袭，切忌以单纯的军队与敌军鏖战。据报载六军部队有被逼退到赣西以图与蒋介石勾结的消息，如果程部与朱部〔2〕会合来围攻我们，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你们更要注意赣南的发展以牵制敌人，同时在必要时还可以打通赣南而占领之以为退步。因为在四面来攻时，如果死守宁永一带或退到湘东南都是很危险的，至于程部我们已派人去工作要他们与省委发生关系。四、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在组织上现在你们还是国民党式的军队，在性质上还是雇佣的军队，在成份上亦不能说很健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十分有把握成为澈底实行土地革命的军队的，而且在军饷上如果是雇佣军队将来扩大是很难维持的。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使雇佣式的军队变成志愿军，使兵士和长官都得分配土地，在服务时由苏维埃替他耕种，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在编制上应行太平天国式的编制，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这个时期，因为你们转战千里，七八月来未能得到休息的机会，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个机会做改造和整顿的工作是有必要的。除正式的红军之外，必须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使男女老少都能担任赤卫的工作，利用一切的民间武器武装群众，惟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保卫乡村的政权，群众的军事化是暴动胜利的保障，望你们特别注意。红军由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赤卫队由县苏维埃赤卫委员会指挥。五、几个策略的问题：第一，我们势力所到的地方当然要澈底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但以佃农及自耕农之比较的多少，我们的步骤也有不同，在佃农雇农占多数的地方以群众的需要我们可以不顾忌的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亦实行重新分配，但是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如万安自耕农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乃至百分之七八十，我们不宜于一开始便重新分配自耕农的土地。在苏维埃的政权必须容纳自耕农参加，但实际仍须做到以工人贫农为中心的政权。第二，在乡村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的时候亦应开始组织“雇农工会”，并且由县苏维埃颁布雇农保护法。第三，增加农民暴动及区乡苏维埃的工人意识的领导，现在应在各县乡间以市镇为中心组织工会，团结乡村的手工业工人，这样的工会应派多量代表参加区苏维埃的选举，同时区乡苏维埃须尽量的有急进的工人分子当选，第四，在你们现在的区域自耕农数量比较多的地方，为防止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影响的发展应在一切斗争中间充分增进工人的领导力量，第五，对暴动还末起来的地方我们在宣传上还不宜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单独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祠堂庙宇公地的土地。第六，对于尚未占领的城市我们应当提出每个城市的政纲向群众宣传，这个政纲当然以解放工人为主体，但必须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在过去烧毁城市的不好影响之下，这样政纲的提出是更有实际的意义的。第七，在我们占领的区域，在某种限制之下，必须保护小商人的贸易，以维持城市与乡村及各区各县之间的经济的和必须品的流通。第八，对于外县暴动的布置必须注意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及这乡与他乡的联系，使暴动的发展不致因孤立而失败，又暴动尚未起来的乡村须发展农协的组织，使暴动的组织能够有组织的进行。六、对于你们所占据的县份和已发生关系的县份，你们应决定单独的工运工作计划和专门的经费，派出有工人运动经验的同志去工作，同时你们须有专门指导职工运动的机关，你们一定要坚决的信赖职工运动在革命中的意义和重要努力去工作。七、关于党的组织问题，除中央最近的组织通告送给你们外，此处还须特别给你们指明几点：第一，在组织的发展上要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的成份之增加，对于富裕的农民非真为阶级觉悟的不可吸收以保障党之无产阶级化。第二，澈底的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这种参加不是形式的而要指导他们实际的负指导工作之责任，第三，对于城市的支部特别要注意于质量的健全，做到每个同志都能积极的担负党的工作，对于乡村要注意干部的训练要使每一个支部都能训练出十至二十个干部成为党及群众的中心。第四，在占领的县份要多开各级党部的代表会议，讨论党的策略，选举党的指导机关。第五，无论在城市或乡村要注意党的秘密，各级党部也要有担任秘密工作的同志，即使暴动的胜利遭受暂时的挫折，党的秘密组织和指导机关仍不至以此而受影响。第六，在你们占领的区域要经常的开办党的训练班训练干部。第七，随你们逃跑的各地党的干部分子应适当的分配他们的工作，可以回到原地方工作的仍须派遣他们回原地工作，特别是由湘南来的须将名单开给湖南省委，他们即使不能回到原地去，在湖南现在需人的时候也可派到旁的地方工作。第八，安源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许多工人同志要有很多斗争的经验和党的训练，你们应与湖南省委商量调一部分活动分子到各军中担任政治及党的工作。八、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之一工人同志为书记，军委及工委的名单由前委决定。对于前委，如你们觉有增加某同志的必要，可以提出名单交来中央批准。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下略）〔3〕。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原稿本段序号仅有“第一”。〔2〕程部与朱部，即程潜部与朱培德部。〔3〕此处为原件所略。
|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内容）（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内容）（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一、军事运动的一般原则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土地革命，深入建立割据区域，争夺城市的一阶段。在这时候为要建立无产阶级城市的领导权，消灭敌人在城市的武装势力，党不但应在消极方面纠正已往军事投机的错误，并且必须在积极方面对于如何打入敌人的武装，如何扩大工农群众的武装，建立红军，与其他关于军事的问题，要能够有整个的规划与指导，所以军事问题现在占了更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已经因农村破产而发生动摇，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经济基础，又因工农不发达而不能稳定，如是产生了广大的长期脱离生产的游民无产阶级，而形成今日军阀制度下的军队与民团商团土匪。这都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但并不受地主或资产阶级的直接指挥，而在介于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军阀手里。工农革命要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他亦必须破坏这一反革命武装，消灭军阀制度及依附民团商团等武装势力。破坏一切反革命武装，在目前有最大的可能性，军阀制度的本身，已表现出许多的矛盾。兵士与长官间阶级的冲突，是有军队以来便反映着社会阶级的矛盾而存在的。现在因为游民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大，非地主阶级的经济能力所能赡养，军阀为图自身的生存，自己相互间，以致他们与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间又发生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爆发，使军阀制度继续的削弱动摇，而且加剧了兵士长官间阶级的冲突。南方新军阀自背叛革命以后，取消了初期革命的宣传，屠杀工农，虐待兵士，为权利地盘之争斗，驱遣兵士自相残杀，兵士因此受了更大的剥削与牺牲，对于官长蕴蓄着很深的阶级仇恨，他们又恰好受了土地革命的与各地工农暴动的影响，分土地给兵士的口号将他们军队内部本身利益的斗争与社会上工农斗争联系起来，于是表现出反革命军队的普遍的动摇。陈济棠蔡廷锴徐锦棠部在广东，西征军在两湖，均甚为恐慌，在这时候只要我们有发展兵士运动的决心，破坏消灭敌人军队是很有把握的。民团商团的武装，多半在被雇佣的农民工人手里，在此工农革命的剧烈斗争中间，他们离开地主资产阶级更是容易的事。要破坏反革命的武装，一定要从挑拨他们的兵士与长官间阶级的仇恨与冲突作起来，兵士容易感觉的是自己受长官的压迫，兵士能够起来杀压迫他们的官长便可瓦解军队，破坏地主资产阶级所依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自然军队中单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而且容易和缓下去，一定要工农斗争愈发展，才可以促进兵士的阶级斗争，并使此斗争能够愈加有意识的走到与工农会合的总暴动路上。在破坏反革命武装的过程中间，同时要将工农自己的武装建立起来。工农赤卫队应当尽力扩大，在暴动区域中并且要挑选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与觉悟的兵士组织红军。红军的主要部分，一定要是脱离生产不久的工农分子，而且应当有定期退伍的规定。兵士参加红军的应当给予土地。反革命军队中的兵士流氓化的成份很重，他们在兵变或暴动以后，不一定会愿意参加红军。兵士运动的主要目的，亦只在破坏敌人的军队，不应存改变此等军队为红军的空想。八七会议以后的军事运动，虽然中央曾经尽力纠正各地军事投机的错误倾向，而且逐渐感觉到破坏敌人武装，扩大自己武装等工作的重要，但因为缺乏军事问题整个的规划，而且各地的暴动都只是承袭旧的军事运动的遗产，每表现出军事运动的政策不能与土地革命的深入相应的缺点。例如广州暴动时工人群众的要求武装，只是旧时罢工纠察队时的影响，工人群众在夺取武装以后，并不能迅速组织起来，党亦没有建立红军的计划，教导团的叛变只是旧时的党的工作所造成，叛变以后其本身对于暴动的观念及任务并无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行动上不能实现军事运动的旧〔新〕政策，至于以前没有党的工作的军队，更是全无破坏工作的计划。各地暴动中的农军，多半是脱离农民群众集中城市的驻防军性质，所以在暴动后始终不能成为农民群众化的武装。农军职业化的弊病一直存留到现在。琼崖暴动则由小地主自耕农贫农等联合反抗驻防军的运动演化而成，国民党反动以后，其领导权虽转移到本党手里，但红军的成份仍旧以小资产阶级分子居多而不能群众化。此外各地暴动只依赖有枪农军。这些实例，都证明对于军事问题现在急于需要有一个整个的规划与指导。以后的军事运动应遵守下列的原则：（1）工农群众的军事化。暴动不只是需要少数人的武装，更不是只有某一种人或某种武器方能参加暴动的组织。应当使工农群众都有军事化的决心，要加入敌人军队中去瓦解敌人的武装，要以任何武器铁棒木挺乃至于破坏敌人放火等应用的工具参加暴动。军〈事〉化的意义只是要工农不仅注意宣传煽动，而能够以实际行动破坏敌人的统治。（2）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职业化的军队制度必须废除，军队要定期退伍，逐渐改为志愿兵制，以至于征兵制，极力减少军队中的机械生活，废除薪饷等差制度，方能除去军阀制度的遗毒，而成为真正工农群众的武装。（3）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现在已经不仅是混合战线的乡村斗争，而且要有计划的夺取反动统治的政权，有些被我们割据区域以内的更是要巩固与扩大我们的政权，军事上非有坚强〔1〕的组织与集中的指挥，不能达到目的。（4）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这是暴动能够获得胜利的保障，敌人军队的组织多散乱，各种技术均差，如我们能注意军事技术，胜利是有把握的。（5）注意与敌人战斗时的战术。例如黑夜袭击，游击战争，巷战，野战等方法，要能够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对指导这些工作的同志给与明白的指示，方能加增胜利的希望。二、破坏反革命武装问题现在反动军阀民团商团土匪内部，均多矛盾冲突，易于破坏，一般工人农民对于民团商团土匪情形尚多明了，认为无足畏惧，惟对于军队则多隔阂而表示可惧，实则现在内部腐败崩溃，统治阶级财政既不能维持军队，军官一定克扣军饷，而且要包烟包赌，争夺地盘，以保持其自己的利益。全国军队警察多六七月不发饷，索饷辄被拘禁扣留，病兵伤兵亦无优待办法，兵士每发饷后即图逃跑，不愿当兵，军阀下的兵士大抵皆如此。他们又有各种矛盾冲突，使自己的势力继续的削弱动摇，在工农革命高潮中，兵士运动遂成了比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更容收效的工作。这些实际的情形，必须向工农群众切实宣传，以打破他们畏惧兵士的心理，而且要领导他们参加破坏反革命武装的工作。要破坏反革命武装，第一要接近兵士群众。接近兵士群众的方法，或派人加入军队，或设法与士兵发生关系。派人加入军队，以〈有〉特殊技能，如能代人写家信，或能玩弄乐器者为宜，因为他们容易与许多兵士往来。亦可以借当伙夫当号兵与兵士接近，伙夫号兵皆可以出入比较自由，便于工作。在军队外面与兵士发生关系，又可借小贩或洗衣补衣等事，有时亦可冒充兵士出入兵营，其军纪懈弛者可借茶楼接洽一切。中国现有的军队可分为三种：（一）土匪散兵改编的军队，与多老兵的部队，其流氓化的成份很重，军队的纪律甚宽，以土匪运动方法对付之便自然有成效；（二）新兵部队，此项新兵，以前未尝过军队生活，易感痛苦，然而畏惧纪律不敢反抗，这以派人加入军队工作为宜；（三）外省的兵离家远生活上痛苦多，易于煽动，然每感于无出路。这须有能说普通话而了解兵士生活的人前往工作为宜。宣传上适用月饷二十元之口号，因这些兵士得饷可以有回家的希望。煽动兵士之目的，须注意在夺取敌人兵士之信仰，破坏敌人兵士与长官间的关系。所以提出来的要求，要不便反动军官能以小利引诱兵士和缓破坏下去。要以各种方法，利用各种问题，煽动兵士，所用的标语图画，对于临时事件提出有理无理的反对长官的主张，只要能鼓动群众破坏长官的威信，便都是适用的。惟宣传的口号传单，则应是非常正确的。宣传应从兵士痛苦说起，然后说到工农兵联合，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以至于暴动的组织及其他技术问题。宣传的方法通常是用口头谈话式的，然而有时文字的宣传亦非常有号召的力量，所以小的宣传有时是须要的。尤其在少数军队单独驻在一地之时，能以一种传单给全部兵士，可以增加其动摇与恐慌的程度。兵士运动的组织问题，除兵士中少数进步份子介绍入党外，应当有兵士联合会之名义以为号召之用，兵士可酌量介绍其入兵士联合会，但不必编组开会，各省委对于兵士运动应当更有计划的进行。敌人军事中心的城市，必须有专人负责兵士运动，能得兵士同志负责更好，能够确定这样的计划才能使我们兵士运动不受敌人军队移动的影响。〔2〕兵士运动必须注意军队中的斗争，要经过一次斗争，方能增高兵士阶级仇恨而提高我们的领导权。但兵士的斗争比工农更易走入武装的冲突，使我们的组织归于破坏，若是准备兵变或暴动，须注意斗争的方法，不可过于激烈，只以兵士能受我们的影响为标准，例如闹饷须用要求发饷等形式，使兵士对官长失信仰，不能得饷时，应用消极手段宣传破坏长官的威信，而不即刻采用积极的行动。利用待遇问题如伙食或惩罚等引起斗争，亦是好的。斗争的方法是鼓噪，请求长官，包围长官、罢操等。兵士自身单独的兵变，应当加以提倡，必须有兵士为本身问题发动的兵变，才能逐渐成为工农兵汇合的暴动。兵变是没有夺取政权之意义的，但为破坏敌人武装，兵变是对于工农革命有利的事。兵士受着工农革命潮流的影响，尤其是本省军队或由土匪散兵改编过来的部队，容易走到兵变的路上。自然党必须尽力使一切兵变在党的指导之下进行，尽力使工农的势力影响兵士或准备解除其武装。兵士暴动是有夺取政权之意义的，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在兵士暴动时，工农愈有力量，方愈能抓住兵士群众。再则兵士暴动之时，党必须注意组织一部分基本部队，以收拾其他部队。暴动以后，老兵或土匪散兵分子多会逃走，彼等亦有意见纷歧或发生其他野心之弊，此等部队不可选举长官，应由苏维埃派出长官去，其不服从的应即坚决的解除其武装。新兵部队可酌用选举长官及组织各种委员会的办法，由党以苏维埃名义派政治委员监督之。关于兵变与兵士暴动的各种实际方法，由军委编秘密小册子以便给作兵士运动同志之参考。兵士运动的口号：1．兵士月饷二十元，2.发清欠饷，3，按月十足发饷，4．反对克扣军饷，5．军饷公开，6．反对长官打骂兵士，7.有病不出操，8．病兵伤病（兵〕要有疗病零用费，9．反对剥削兵士的自由权，10．杀压迫兵士的长官，11．兵士不打工农一一穷鬼不打穷鬼，12，杀屠杀工农的长官，13，兵士参加工农暴动，14．打倒财主老分银钱土地，15．兵士要田地房屋，16．不替军阀当炮灰，17．打倒不发饷的新军阀，18．打倒屠杀工〈农〉的新军阀，19．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20．一切兵士加入革命兵士联合会，21．中国共产党是工农兵自己的党。三、扩大工农群众武装问题组织赤卫队的目的，在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军事化。此所谓军事化，不仅在使工农群众能够与敌人战斗，并且是要在刚夺取政权之时，使一部分参加暴动的群众能够有组织的进行消灭敌人的工作，如肃清反革命势力，没收征发运输交通侦探救护等这些工作，都是赤卫队工作的一部分。赤卫队的组织，城市方面可以适用广州罢工纠察队的组织法，即以十人为一分队，每分队分二小组，三分队为一支队，三支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此种组织须适合于街道区域，如对付资产阶级的联街自卫团，街道区域的组织原则，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自然赤卫队下层的组织如小组分队乃至于支队依各街道区域以内之各业工人分别编制，但上层组织如大队中队应按街道区域而组织有指挥该区域以内各业工人赤卫队之权，如此方不至在暴动前后发生行动上的困难，乡村方面的赤卫队可适用以前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法，即以十人为一分队，每分队分二小组，二分队至四分队为一支队，二支队至四支队为一中队，二中队至四中队为一大队，二大队至四大队为一团，乡村每区有区苏维埃之赤卫队委员会指挥全区赤卫队的工作。大队中队均须按照地方区域而组织，中队以下可按各乡武器之种类，如尖串，大刀，粉枪，子弹枪，分别编制，以便于战争时之指挥。各区并应组织常备队，以供集中调遣。赤卫队的成分，城市方面最好能包含一切秘密工会会员，其未参加工会而愿军事化的，亦应使得加入。乡村方面凡愿参加暴动的分子，均应酌量使加入赤卫队，农妇亦应当有大力量参加。尤其是青年的佃农雇农分子，应当是赤卫队主要的成分。赤卫队必须减少流氓分子，虽然他们能够比较勇敢能战斗，但他们在失败时容易有抛弃乡村的倾向。赤卫队的训练指挥人才，必须由同志中调练一批人担任，指挥必须与队员言语相通而能了解军事。乡村赤卫队可用一部分农军人才，在城市赤卫队办理有成效时，可派城市队员负乡村训练的责任。赤卫队的上层指挥须由工人农民领袖担任之以资号召。如此领袖不懂军事，可派军事人员助之。上层指挥不可用流氓分子，因这种人每不了解组织训练的重要，而且对于反革命方面易于有姑息妥协的倾向。赤卫队所应受的训练，包含暴动一切须要的技术，不仅是如何用枪，并且学习如何夺取敌人的枪，如何使用各种木棍，铁器以及一切破坏的训练。例如破坏电线交通放火等，侦探的训练，例如侦查消息报告等。城市的赤卫队并应学习巷战，乡村的赤卫队则应学习黑夜袭击游击战争野战等。关于赤卫队所应学习的事项，军委应编小册子供给其村料。到训练的方法，通常应以每五人为一单位，在室内秘密行之，分队长支队长的会议，应随时召集，研究训练事项，但有时亦可酌用野外训练，尤其是在乡村中有更多的野外训练的机会。暴动时无组织的群众的抢劫行为是不可免的。在乡村中这种情形更甚。但在抢劫的紊乱状态中，易使敌人逃走或反攻过来。所以赤卫队必须迅速封闭没收大的仓廪商店，征发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尽先分配给赤卫队，其次便分配给贫民，使赤卫队不至因抢劫而忽略了他们作战的责任。乡村赤卫队为继续作战，并须注意给养问题，不然农民便会为了吃饭而解散离开他们作战的地点。暴动时对于有枪枝不肯取出的农民，应当加以积极的劝导，在劝导以后不取出的，应没收其枪支。富农多有枪支而不愿取出，为革命的利益，此等强制手段，有时亦须毅然采用之。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应确定由苏维埃指挥，成为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党应帮助团发展少先队的组织与工作，在战争时他应受红军指挥机关指挥。不能单独作战。其中勇敢的分子，应继续不断的转到红军中去（城市不应有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在暴动以后，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应当大批的加入红军，成为红军的中心成分。四、建立红军问题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寻〔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惟在暴动各县有工农革命独立面的，仍可听其存在。红军之编制，须依武装及作战需要而定，暴动的群众既不能有多量的武器，在作战时必须参用旧式的粉抢，大刀、梭标，尖串等，其作战亦多系乡村战争，故暂决定试用三五制，即以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为一排，五排为一连，五连为一团，五团为一师，每师共四千五百人。每团五连，用步枪者二连，用粉枪者一连，用大刀尖串者二连（此外尚有侦探交通军医特务各种组织，至其他各特种组织，则依所有武器决定之）。此系采太平军制的精神而求适合于游击战争的需要。各省割据区域，即可试用此制，以便依实际经验，而为最后之决定。红军之成份，须极力减少小资产阶级之成份，或旧式雇佣之兵士，因为这容易使红军的基础动摇，而归于消灭。红军须有广大之工农分子参加，先选把〔拔〕赤卫队中勇敢分子，尤其是同志加入红军，工人赤卫队分子尤须有多数加入。红军的干部学校，应挑选城市工人去受训练。红军应当定期退伍，每六个月退伍三分之一，外省兵士退伍后不愿回去的，可酌留为下级干部之用。红军的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训练以战斗时必要的，一切形式的不必要的训练应当尽量减少。机械的纪律，更应当取消。红军虽应比赤卫队较为严肃，但一切礼节，只以表示亲爱与整齐为主。必须尽力改今日雇佣军队的机械生活，红军方能成为真正工农化的武力。关于红军的训练，军委应规定操典礼节，以适用下级军事工作同志之需要。五、党的军事组织与苏维埃的指挥系统军事问题既因暴动的发展而趋重要，党的军事〔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军委必须有负职工运动之责的同志，或负工人赤卫队之责的同志，与农民或农民的武装同志参加。同时亦须有熟练军事技术的同志参加。此外能得一熟悉社会情形的同志参加更好。军委的工作不但限于计划建设，并须分科掌管兵士运动红军赤卫队调查及其他特务事项。省委特委与暴动的市委均应有军委之组织，重要县市应有军事特派员参加县市委，在军委特派员下和无军委之军事中心地点，均应与团合组兵委，多引导C·Y·参加士兵工作。军委须有团的代表参加。各级军委，发生直接的关系，同时对于同级之特委县市委发生关系。上级军委之指导，与同级特委县市委有不同之意见时，须服从上级军委。各级军委及兵委均应有工作大纲，受上级军委与同级党部之审查指导，军委根据此项工作大纲得独立进行其工作。军事之指挥系统，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由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赤卫队由县或区之苏维埃赤卫队委员会指挥之。此委员会即为党的军委或军事特派员。在作战时红军总指挥有权指挥赤卫队。红军之调遣，须服从割据区域苏维埃之命令，各县苏维埃有权调遣全县的赤卫队，但不能直接调遣红军。六、军队中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在反革命军队中为保守秘密，党与团应合并组织，受军委或兵委的指导。反革命军队中团设支部，连设支分部。每连党员人数不可过多，且须有严密的组织，支分部书记只与各小组组长发生关系，同志只与所属小组组长发生关系。〔3〕赤卫队除常备队应有党的独立支部组织外，其余不须有党的独立组织。红军党的组织亦应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支分部，惟在目前江军战斗尚多以连为单位，每连同志人数如较多时，得暂以连为单位，设立支部，惟红军兵士不应均被吸收为党员，因如此将使红军不能进步，反生腐化怠工之弊。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红军兵士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的代表，最好由工农分子充任，能了解军事的更好。政治委员在党内属于师委，同时即为支部或支分部，部党的负责人员，对党员应有秘密特殊之训练，但对外不得用党代表名义，应代表苏维埃进行兵士群众的政治教育。利用红军兵士集中施行政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可使红军兵士的政治认识与宣传组织工作能力增高，而且在退伍之后，乃至于在偶尔失败之时，均能使他们回到乡村中成为群众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政治委员应负责改良红军兵士生活，办理体育娱乐事项。红军中政治工作大纲应由省委详细规定，以便下级负责同志遵照施行。七、其他全省工农现有的武装应由〔有〕详细的调查，对于子弹之制造，枪支的修理，均应设法进行，尤其是补充子弹的办法，应当注意。兵士运动之同志，可设法从兵士中购买子弹，尤其从兵士出发时购买子弹甚为容易。红军经费，每师兵士以六千人计算，每人伙食服装医药零用平均每月十五元，即每师每月须经费九万元，此项经费，尽力由没收征发等方法解决之。红军应设立经理委员会，兵士选举代表参加。侦探调查工作亦应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应设法派同志到反革命军政机关作各项工作，以获得各项秘密文件材料。军医人才与设置，亦须由军委加以注意。此外有关于军事的各种特务工作军委须随时注意计划进行。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刊印注释〔1〕“军事上非有坚强”七字按中央档案抄件补上。〔2〕《中央政治通讯》此处略去一段，这是按中央档案抄件补上的。〔3〕《中央政治通讯》此处略去一段，这是按中央档案抄件补上的。
|
中央通告第五十号——关于职工运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五十号——关于职工运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全国的职工运动经过了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在各地不断的施行严厉的白色恐怖，将全国工人阶级赤色工会的组织打得粉碎，一蹶不能复振，使中国革命受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和很大的损失，也可说是中国革命激烈的迅速的发展过程，影响到资产阶级恐慌的表现；但同时因我们过去策略的错误，没有适应那时的环境，至使全国工人阶级陷于彷徨的歧途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中，甚至各地党部也轻视了职工运动，只走去乡村里硬干暴动，这种错误，自去年党的扩大会议以至今日，中央曾经有不少严重的批评和指导，在去〔今〕年全总的扩大会议，也曾经很详细的讨论过今后的工作计划，但直到现在，除开上海，广州，香港，海员，铁路……等有些工作以外，其余也是依然一样，这真是我们很大的羞耻。但是全国工人阶级，并不会因为我们这种错误就没有力量和决心起来斗争，反之他们在白色恐怖最厉害最残酷的地方——广东湖北湖南也有不断的奋斗，革命情绪并没有半点低落，特别在广州工人阶级那次大暴动，建设了苏维埃政权，更给了全国工人阶级不少斗争的勇气，其外上海，长沙，汉口，香港，北方一带铁路，唐山各地的工人也不少自发的斗争，但是为什么工人还没有广大的组织呢？全总建立了许久现在还是几个人的全总呢？虽然各地的白色恐怖不断的表现，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蒂挂起改良招牌来欺骗工人的组织，可使我们工作受不少的困难，可是这两个都不是根本的原因，主要的还是我们主观的错误。过去党内的生活大部分以全力致力于农民暴动的工作，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观念不甚坚决，所以有意和无意中忽略了城市职工运动的工作，甚至在城市负责职工运动的同志，当感觉困难的时候，也抛弃工作走去农村干暴动，各地的县委对职工运动工作的注意绝少绝少，就是已经建立了数月苏维埃政权的海陆丰对工人态度也是一样（因为现在中国的党员成份十分之八九是农民，所以许多党部的行动差不多跟了农民的意识走。农村一暴动起来，农民视城市是他唯一敌人，因看见什么苛捐杂税，征收钱粮，压迫农民，摧残农民，县长的武装……等等，都在城市里头，故此他不与工人去解决反动派，而视城市为不能要的东西，因此大烧大杀大抢的政策一出一出到处都表演了。干得厉害的地方，使小资产阶级商人反对我们，城市工人感觉暴动以后得不着多大的利益，视苏维埃只是农民的政府）。因此原因，以致发生不正确的现象，如工会与党混淆许久没有分清，甚至说出能够加入秘密工会就是党员的谬论，工会系统没有注意建立起来，有时更采急进的个人恐怖政策，使群众看不见自己团结的力量，更有幻想过高一做便要干起暴动来，因此没有注意日常小的经济斗争，基础还没有一点建立，幻想的结果等于零，硬干不起来更变为消极不干，所以这种的希望，简直一无所得，更有拿老的方法只去结合上层领袖没有刻苦深入群众工作。同时过去对于国民党的反动工会的态度，我们没有深入他的群众工作，而只有加入他的组织的投降政策。诸如此类的错误，不单是职工运动一个重大的损失，而是党和革命前途一个绝大的危机，这种错误如不洗脱净尽，矫正过来，职工运动根本没有办法做起。现在反日运动急进中工人阶级的愤激，是我们一件严重的工作（详细的计划及工作方法请看中央反日通告及政治通告，这里不再重复写了），同时在这个运动中利用这个机会去团结工人阶级的意志，发展工人的组织，最低限度也要有相当的基础组织，同时应特别注意多提出工人目前急切要求的经济口号来引起他的勇气和小的斗争，不要幻想无结果的空想主义，假使还不用充分力量去领导这个斗争，至于将来工作更受困难。所以中央现在要矫正过去的错误，有以下的决定：1．五月份起各地职工运动经费由全总支配；2．各地负责职工运动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党的工作关系时常调动而使职运没有同志负责；3．以后各地的职工运动，一定要与全总直接发生关系。以上的决议都是中央对职工运动表示的决心，全总接受了中央的决议以后更有具体的决定，但不是大规模的深奥的政策和理论，而是几个具体的方法：A．职工运动的经费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拿作党内用，所有领职费的省份都要专人负责工作，并且直接与全总发生关系受其指导；B．工会与党的组织系统一定要立即弄清楚，从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会组织来；c．各地方每月最低限度要有一个报告来，如有特别事情及斗争，应将斗争的策略和经过报告。报告可由党转交。所有报告，一份用党的名义寄中央，一份用工会的名义寄全总；D．各省委所在地及工业区域的地方，由当地的党部按工作情形至少指定一个工人同志专负职工运动责任，与全总发生关系，同时以后再不能兼党的重要工作使徒挂空名；E．下列的省份：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山东，直隶必须于最近派一负责同志来与全总接头，将全省的职运状况报告，讨论一个该省的工作计划。以上虽然都是很简单的办法，但实为目前工作的重要步骤，望各级党部接此通告后加倍努力，切实执行。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五三”以来的形势与深入反帝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五三”以来的形势与深入反帝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最近时局的状况是帝国主义猛烈地进攻，国民党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地屈服，新军阀内部的冲突将大大地爆发，城市群众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正在起来。日帝国主义在济南五三屠杀以后，进一步占据济南，驱逐南军于铁路二十里外，并且进一步进攻党家庄，可见它不仅要巩固在山东的固有地位，而且要扩大其势力范围。日帝国主义以大军横亘山东境内，遮断北伐的进路，同时维持济南治安及进攻党家庄的人都有张宗昌的部下在内，可见其用意又在维持北方军阀的相当势力及对国民党军阀示威，如前次中央通告所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以至屠杀示威，都是得了英帝国主义的同情的。英国报纸不仅不攻击日本的行动，而且替他宣传。英日势力范围，一在南方，一在北方，本来可以互相承认其拓展。此次事件发生，反日潮流徒〔陡〕高，又足以将历年南方反英的空气转移。而且，日本如果在这时攫得了相当的利益，英国可以效尤。尤其借日帝国主义对蒋介石以打击是英桂系所热望的，因为蒋介石如果在北方顺利，足以更加巩固其在南方的影响，予英桂系以更不利。所以英对日之举动，取互相利用的态度。别一方面则美帝国主义是嫉视他们这种协调的。在山东事件之后显然这样的暴露着帝国主义间之冲突。另一方面在蒋冯互相对日争宠之前，日本更可以操纵其间挟冯抑蒋造成北方将来多角形的军阀割据——更利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现在因为日军遮断胶济路并公开要蒋谢罪，使蒋遭受严重的打击而不得不折回徐州，而冯部孙良诚则已攻取德州沧州京汉线区进到保定。山东政府主席归了孙良诚，山东政权已大半从蒋介石之手而归于冯玉祥。国民党政府对日自然只有投降而且将于北伐没有达到北京以前先办屈服的外交，虽然他们宣传着完成北伐然后对帝国主义开谈判。因此北伐的前途是在对日投降之下可以达到北京的。奉方各路军队都在退走之中，张作霖通电停战，都足以表示退守关外的计划。最近的军事外交情况是如此，我们的工作怎样呢？现在蒋介石被日本压迫而折回徐州，冯阎之军则进至京津。今后中国的局面显然成了帝国主义所希望的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局面，张胡⑴在关外冯阎在北方蒋桂在南方彼此之间已经酝酿着未来的冲突。在这一酝酿之中，蒋与阎桂系与冯有妥协的可能。对帝国主义方面，广东政府勾结英国冯玉祥勾结日本而南京政府则已开始向华盛顿政府吊膀子。所以国民军进到北京是新的军阀战争和帝国主义在华冲突的序幕。我们同志中在这次事变中表现对于反帝运动有两个极端相反的意见。其一是主张大干一下，实行武装斗争如屠杀日本人等，由反帝发展到暴动夺取政权，否则让国民党干。这种意见大半从北方的党部而来，那些地方奉系军阀正在急剧地崩溃而对于国民党还存着幻想。其一是主张很冷视此次运动，甚至以为反日是帮助了国民党因而完全不干，任其自然。这种意见是出自南方各党部，这些地方，群众厌恶国民党，但城市群众运动在国民党残暴压迫之下非常艰难。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在几个大商业中心如武汉上海厦门等地实行烧日领事馆收回租界以惹起绝大纠纷使国民党没有办法应付（如江西）。实际上本党对于此次反帝运动也没有能够领导。许多的城市，党的组织完全破坏，其他虽有组织而不能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过渡到秘密环境之后工作方法还没有走到正确的轨道上。因此，这一反帝运动，确实被国民党所领导了。国民党的领导，在许多大小城市由国民党部出面（所谓指导民众运动）组织公开的对日团体，在“完成北伐巩固后防共匪捣乱”的大帽子之下箝制着群众情绪，只许在合法的条件之下做点和平的经济绝交工作以领导群众到消沉方面去，实际是以这种巧妙的变相的压迫反帝用〔运〕动的方法掩护他们的卖国勾当，此时只有我党积极的领导才可以挽回这种危机。新旧军阀的冲突并不因北伐之进展而缓和，反之，更因此而激烈，如蒋与冯蒋与桂系，这些冲突都将因北伐之胜利而加紧迅速地爆发起来，即一派新军阀的内部也有许多的矛盾。反帝运动是一个正在上涨的潮流，全国大小城市各种民众无不有反帝的表示。这一斗争的前途，如果能够好好地领导，是可以发动城市的广大群众，推进政治和经济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走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的局面。可是上述的党内几种不同的意见，都是不正确的。第一第三两种办法显然是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冒险主义，执行那种办法势必引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突然的猛烈的压迫，其结果可以把开始起来的群众力量打得落花流水。完全不干，是任令国民党引入消沉方面去。所以三者都是消灭这一运动，不是领导。这一运动的前途，决不是直接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联合战线的复活，也不是〔如〕“五卅”时广大，而是在提高反帝潮流，并抓住反帝运动去发展城市群众的一般斗争，复活城市的群众运动，充实我们的基础。提高反帝潮流，前次通告中已经指出经济绝交为良好方法，但是执行经济绝交时，行动偏于和平的合法的方面，就不能刺激群众发动群众，应当坚决地执行由各厂各学校的群众自动的检查日货焚烧日货阻运日货……等类激烈的动作，以惹起许多小的冲突。为得容易揭破国民党假面具取得更多的群众于我们影响之下，应当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加入这种团体是要运用城市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面具而取得其群众，也就是取得公开的地位以便到群众中去活动。决不要希望同他们合作使这种团体真正领导反帝运动。加入之后，即刻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学校中去，不要等到上级机关的命令，即刻把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起来，宣传反日，排货，检查日货等等，马上干起来。并且由每个学校每个工厂独立的发表宣言做成决议要求公开团体执行，如不执行，则由群众直接起来反对。同时在公开的团体中也应当尽量代表群众的意识去宣传执行一切，不可取消极的态度。反帝运动应当和一般的群众运动有密切的联系，即是反帝运动一起来，不仅要引到反国民党的斗争，而且要引到要求本身利益的斗争。在群众中应提出反对投降日帝国主义压迫民众运动的国民党，反对阻碍爱国运动之厂主校长，反对妥协自私反动领袖，要求复活民众运动，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等口号，进而在学校中提出减收学费，改良教科，驱逐不良教员，思想言论自由等要求，在工厂中提出各种适于当地群众迫切需要的经济要求。并在此时尽量扩大群众的下层组织，组织群众不一定用工会学生会的名义，只要是群众的，什么名义都可以用。宣传的影响应当扩大到兵士群众中去，激动兵士反帝国主义的情绪，甚至使他们参加反帝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进而发动要求发欠饷按月发饷，发饷用现洋，加饷，改良待遇等本身利益的斗争。反日运动是我们党扩大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的机会，因此要注意在小资产阶级中宣传，使他们明白国民党的卖国而起来反对，并且领导他们要反日而进到提出要求自由，要求减轻或免除苛捐杂税的运动。在南方的城市有许多国民党工会及黄色工会有相当的群众而我们一般的基础又薄弱，一省的党部要特别很小心的运用工人联合战线，取得他们的群众。为执行这个工作，在这次运动中各城市的党部应特别选择一部分同志，经过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指导去到各厂各业的工人中指导同志工作。我们的工作不仅在城市并且要打入乡村，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地方我们要利用反日运动以促起群众的斗争情绪，在一般的环境中应做广大的反日宣传，号召群众在乡村中示威游行，与反国民党反豪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现在反帝运动的领导不起来，由于党在城市群众中没有基础。党和群众脱离党员在群众中绝没有领导的作用，甚至党部和党员群众也失了联系。这一严重的缺点，是同志们应当坚决承认的。如上海工人学生群众自动的起来，而我们同志反走在群众的后面，因恐人家看破是共党。反日的会议中国民党假称共产党来信主张罢工，借此说共产党存心捣乱，不如镇静一点，不要罢工罢课，以免为所利用；而我们不能提出反对借口防共而停止反帝运动的口号和他对抗，也没有根究那一来信的真假，竟任听国民党把群众解散了。因为党在秘密状态之中，而把一切公开工作都不做了。这种关门的秘密，这种自己停止活动的政策是耻辱的。知道公开活动的重要而不能深入群众中去也是无效的。在北方，当着军阀崩溃的时期，反帝运动应当和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同时发动，公开民众团体，提出各种要求。于推翻旧军阀之后，还要与新军阀发生必然的冲突，因而消灭了北方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几分幻想。在南方，在国民党新军阀直接压迫之下，应当积极发动下层的群众扩大反帝的斗争以进到一般的斗争。党和团应不断的向各种群众发出宣传品，文字要简单明了，并且要能领导群众一步一步前进，而不是机械的提出一些使群众害怕的口号，致把群众吓跑。同时我们可以领导的团体也要站在群众的地位发行刊物宣言等等。总之，这次运动必须有广大的宣传才能发动起群众（中央另寄来宣传大纲）。中央认为这次运动是我党恢复城市工作的机会，特郑重训令各级党部特别是城市党部，集全力来对付这一运动，排除同志中任何不正确的观念，而根据中央的通告执行。中央除通告外，对于重要的省份另派专人去指导。各地应于接到此通告时规定行动大纲认真执行，并将经过情形随时报告中央。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九期刊印注释〔1〕张胡，即张作霖。
|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一）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获，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江苏河南相继破获，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同志亦于上海被捕枪毙！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获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获的重大关键！（二）在这种严重压迫之下，各地党部往往失掉领导斗争的力量，甚至屈服白色恐怖之下而不能与广大群众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的同志反因是C·P·分子而不敢活动，不若非党分子的勇敢积极，以致放过许多群众斗争的领导作用，尤其表现于这次因济南事件之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运动之中，即是比较有斗争经验的上海党部竟表现没有能力发动工人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全国各地的反日运动，几乎完全是一种国民党领导的上层机关活动，看不出本党领导的群众斗争，这确是我党工作没有深入群众的危机！（三）这些现象的来源，就是由于平常没有注意运用公开可能去团结广大群众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他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须知秘密工作之意义不是缩小党的活动范围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密的政治主张，而是如何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遭受军警侦探的破获，所以运用公开机会去团结广大群众是白色恐怖下的党部最重要的任务。（四）因此在这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党必须有更严密的组织庶几不致于脱离群众，并且可以防范敌人的进攻；但是本党过去的组织，并没有能按照环境的转变而有新的改造，大多数还是依着“国并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主要的现象就是：一、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所以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二、没有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极容易被敌人探悉。这样情形的结果，不是脱离群众生活毫不起一点领导斗争的作用，就是一动作便遭破获，而致干部损失组织瓦解，这种现象尤其是在城市中的党部容易发生。（五）以上许多事实应当引起本党严重的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务必坚决的采用适当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无论何时何地的党都不能夸其不至于遭遇破坏。列宁曾说：“领导全党的艺术，不独在怎样有组织的向敌人进攻，在斗争一时不利之际，并且能够有组织的暂时退防”（大意如此）。列宁这种教训告诉我们的就是在目前直接革命形式〔势〕与白色恐怖之下，一方如何保障革命的先锋队，同时又能积极的领导当前的斗争。（六）中央根据这些教训，特别通告各级党部注意下列几项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办法：A、在秘密环境之下（尤其是城市的党）每个党员必须成为群众中积极活动的分子，因此，每个党员必须编入支部，经常担任一种党的工作，出席会议按月缴纳党费，凡是不遵守或是故意违犯这些条件的分子应当驱逐出党，吸收新的党员也必须按此原则。只有每个党员都有一种工作才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作用，只有这样的党方才能够担负白色恐怖下的繁重的艰苦的使命，使党的组织严密起来，一切投机或是敌人的侦探分子不容易混入，消极叛变的危险也可以减少。质量强健的党虽然数量不多，他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俄国一九○五年后白色恐怖也是非常严厉，当时党的我量并不甚多，但质量非常优良，确定领导当时的斗争，如彼得城（现称列宁格勒）之某工厂支部仅有同志五人，完全能够领导全厂一万七千工人群众，就是很好的例证。B、在秘密环境之下务使党的组织适合于这一环境，使敌人不易破获党的机关与组织，或者破获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到其他的部分。因此以后凡超过五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支分部，在这白色恐怖厉行的时期，每一支分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分部的同志，支部只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以代替支部全体大会，如此则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获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如支分部书记超过六人时，亦须分组开会，开会时务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支部书记须设正副二人，干事会亦须有候补委员，以备一旦发生破获能有人继续工作。C、城市街道支部，务必使之更能适合于目前的工作环境，过去的形式显然是不能起重大的作用。以后街道支部之组织与作用，务须依照下列方式改变：1．每一街道（或邻近街道合组的）支部必须按照党员职业别而分成支分部，超过五人之支分部须另分小组，不满三人同职业的同志则编入某一支分部，平时只开支分部或小组会议，以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代替支部会议。2．每街道支部中的某职业支分部必须负责发展所属支部范围内本职业的工会支部。在上级工会与党的指挥之下领导该职业工人群众的斗争，由全市各街道支部中同职业的支分部负责强健并发展该职业工会的组织和工作。平时可召集这类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工会全般工作之进行。D、为健全指导并卫护指导机关起见，以后区市县省委须各预备一候补书记和一二内部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应少与普通同志发生关系，不出席执委以下的各种会议而偏重于内部工作。庶在书记被捕或平时向外活动委员发生问题不能继续工作时，他们能够代替前者的工作。再则县〔省）委委员必须轮流到所属县区党部巡视工作（广东湖南等省须有五六个巡视员，其他省份须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巡视员），常会所在之地至多留三人已足。只有这样才可以加强对各地的实际指导同时又可避免全部被破获之危险。以后当地上级对下级的指导非十分必要时不应用书面形式，执委委员的姓名不必向普通同志公开，出席各种会议时只是代表机关不必宣布个人的姓名。E、各级执行委员尤其是区委委员须尽量的找在业的工农同志担任，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秘密工作的困难，同时又更可以了解群众的情状，城市区委的机关应当建立在工人居住的区域，支部及支分部的会议须设法在工农同志家中召集（过去有些地方的支部会议都要在交通机关内召集，这是非常之坏而危险的办法），区委的执委会议也要尽可能的轮流在同志家中开会，这样必定可以减少许多机关破获的危险。除指定收藏文件之机关外，其他机关与负责同志居住处所不应储藏文件，无论任何机关不应保存同志名单与地址。F、各地普遍的现象就是在某次斗争失败或是执行机关破获之后，引起同志畏惧消极甚至成为瓦解的状况，平时支部或支分部甚至区委会议没有上级代表参加便不能开会，这种现象非常不适用于秘密环境，其根本原因由于同志缺少教育训练和单独活动的能力，补救这一种现象除加紧同志的教育训练外，须特别注意干部分子之养成，自区委以下的各级党部须养成在党的一般政策之下独立活动的习惯与能力，庶几在某种困难情形之下（如与指导机关一时断绝关系）仍然能够继续活动不致成为完全崩溃的状况。G、过去许多割据区域的党部与负责同志常常忽视秘密工作，以为“既然被我们割据了便永远〈是〉C·P·的天下”，因此把党的一切机关都公开起来，负责同志常常把自己的“官职”章帜公开悬挂胸前，惟恐人家不知道他的地位，一至反动局面临头便全部被敌人破获，负责同志及干部全不能立足或遭捕杀而受极大的损失以致全部瓦解，以后应特别注意纠正这种现象。在割据区域的党部固然应当公开一切党的活动，但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的同志以便反动后能继续活动。H、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内民主主义仍应尽量的扩大，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但同时必遵守集中的原则，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Ⅰ、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否则秘密则与群众斗争也隔离起来那便是极大的错误，为使党可以影响并领导广大群众，则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连系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因此每个支部必须找出许多公开组织群众的方法——如上海之弟兄团妹妹团堆金会读书会平民学校等等——在自己的领导与影响之下去结合周围的群众，并且要抓住每一个公开活动的机会，将我们秘密的工作与他联系起来以吸引广大的群众广大党的影响，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各支部应讨论详细的具体办法。以上所指各项各机〔级〕党部应即切实执行，绝不能丝毫疏忽致使党遭受破获的损失，须知因疏忽而引起的破获，与同志告密反叛因而破获的结果是相同的！（七）除上述各项外，关于党的发展中央特别指出下列现象与办法深望各地注意。在这半年以来本党的组织确有极大的发展，改造组织也有相当成绩，但是发展的阶级成分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同志，城市的发展非常迟缓，这种现象极有动摇无产阶级指导的危险性（如盲动主义只杀人放火等都是农民意识的表现），其农村发展虽然迅速，但下层支部组织非常松懈，在斗争失败之后，党的组织便随之崩溃或消灭，因此强健党的无产阶级指导（尤其是农村）与巩固农村党部的组织应当特别注意。除城市党部须继续努力提拔工人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外，农村党部须注意下列工作：A、党的发展须以雇农佃农及农村手工业者为主要对象，上列成份应作〔占〕农村党部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自耕农及农村知识分子吸收必须特别谨慎并须有候补期的限制。B、党及群众组织的指导机关必须以农村无产阶级为中心，省市县委应经常的准备工人同志派赴农村党部工作，以强健无产阶级的领导。C、农村党部必须特别注意培养干部分子，每一支部或每一区域必须有一部分中坚同志，经过他们去健强支部工作，这些干部必须由雇农佃农及手工业工人中去挑选，庶几在斗争受挫指导机关遇害或不能工作时，农村党部还能在干部领导之下继续工作。培养的方法，就是多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或开办短期训练班。（八）关于提拔工农分子与改造党的问题虽然有些成绩，但是各地发现许多缺点，多半偏于敷衍的形式主义的毛病，如河南省委常委委员中虽有多数工农分子但均派地方工作，实际上最高指导机关仍为知识分子包办，广东某处常委委员虽全系工农分子，但开会时一切问题完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秘书长，湖南省委常委则有每隔几天又另换一新的工人同志之现象。如此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的结果，就是由多数非工农分子的指导机关变成少数甚至一个非工农分子的包办，这一现象绝非中央提拔工农分子的本意，各地必须纠正。以后应注意：A、提拔的工农同志必须是干部而能担任指导机关一部分工作的，不应很形式的以为只要有了工农同志便是满足。B、指导机关以内的知识分子或有工作经验的工农同志，必须帮助新进工农同志工作，注意告诉他们各地及上级来件，推动他们发表意见，并须使之学习起草通告决议案及复信等。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九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的反帝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的反帝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五月三日，日本军队在济南屠杀蒋介石部下之中国军队及士民，死伤千余人，又捕杀交涉员蔡公时及其他外交官吏，焚烧外交官署，搜索黄郛之办公处，黄郛仓卒逃避，又在胶济路及青岛也有同样之暴行。蒋介石不敢抵抗，将军队调离济南，声言继续北伐，同时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以示“镇静”。但日方仍继续派遣青岛满洲及国内之陆军兵舰飞机纷纷出发山东以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并拟退长江各埠之日侨齐集上海。七日又对济南攻击，占领各机关。日帝国主义有计划的给中国南方军阀以重大打击，显而易见。此次济南屠杀，当然和北伐有关。但北伐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意义，蒋介石出兵之际还特别声明保护外侨，并对宁案为退让的解决。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尤其和日本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北伐，不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走狗争宠罢了，不过想获得与帝国主义交涉之唯一地位罢了。可是带民族资产阶级性的蒋介石政府，在帝国主义眼中，还不如纯买办阶级性的张作霖政府的驯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始终不能免除，如收回关税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虽然以和平方式提出，都不是帝国主义所能真正容许的。所以这次屠杀，是帝国主义认为必要的。其意义，一方是在保持张作霖在北方至少在关外的势力，另一方是对新军阀示威，使他们打到北京后，完全屈伏于帝国主义，丝毫无别于张作霖政府，而且在日本名义上交还胶济后，必须有此一举动，才可以表示山东仍然是日本的所有物。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潮，也是促成此次事件之一动力。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民政党联合在野各党〈同〉以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友会内阁，正到了紧张的形势。政友会的田中内阁于是采取对中国出兵以至屠杀的政策，转移国人视线到对华外交的问题上面。中国国民党久已抛弃了他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为欺骗民众起见，在日本出兵山东的开始，即假意通电反对，不过同时禁止民众的反日斗争，取缔厦门福州的反日运动。到了济南屠杀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更软弱了。五月五日致函日司令福田，声称“严令所属官厅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区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于本日出发”。这是完全屈伏于日帝国主义威力之下的可耻的表示。六日通电，要取缔民众反日运动。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口口声声要忍耐退让，专心北伐，但日帝国主义之压迫一步加紧一步。国民党领袖之屈伏软弱，已经为国民党的群众及一般小资产阶级所不满。如南京各团体反日大会中决议“请求中央恢复民众运动”，上海学联除有这个决议外，还决议“请中央罢免丧权辱国之黄郛”，可见群众是有左倾的趋势了。这一反帝斗争，现在开始萌芽了，但是如果我党不积极发动群众参加，不久必然在国民党“忍耐”“镇静”口号之下消沉下去。其实日本这次对山东军民的屠杀，完全是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屠杀工农的结果，在国民军北伐刚达到长江流域时，无产阶级领导武汉市民可以直接以群众的力量收回汉口英租界，假使工农革命潮流不因国民党的反动而遭受严重的压迫，国民党北伐的反帝国主义的意义能够随着工农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发展，换言之，就是现在所谓北伐如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含有比未达到武汉以前的更高度的民权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有广大的工农势力的拥护，则日本帝国主义决不敢公然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内施行野蛮的屠杀。无如自蒋介石李济琛在上海广东残酷的向震动帝国主义的领导“五卅”高潮的工农阶级开刀以后以至武汉的叛变，国民党已经完全投降了豪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谓北伐只是一丘之貉的军阀混战，因此帝国主义便可以无顾忌的施行此次空前的屠杀和侵略了。因此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是工农为主力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厉行广大的宣传和对日经济绝交，一方面便是要以民众的力量从反日运动进而到反军阀战争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和屠杀反帝国主义主力工农群众的刽子手——国民党蒋介石张作霖以至〈一〉切大小军阀等等。再则自从国民党屠杀工农更进一步的停止一切民众运动以遂其卖国卖民的阴谋，全国范围内城市平民一点公开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都被剥夺尽净，特别工人阶级之被压迫被屠杀已经达到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残酷程度，因此这次反日运动的另一重要的意义，便是要借此机会由民众自动恢复一切民众运动，取得城市的集会结社的自由。党与团的一切支部更加深入群众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的宣传，发展工会组织，恢复工人群众中的基础，扩大在学生群众中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以进而到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学生的教内运动，小商人的减税减捐运动……等。又这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我们须做的含有很浓厚的反国民党意义。如果仅仅是普通的反日运动，则我们不但不能在此运动中取得若干群众，谋得若干发展，而且简直是替我们的敌人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摇旗呐喊。自从工农武装斗争以来，同志们对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一种不甚重视的倾向。或以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反帝运动，我们参加了徒然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或以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工农参加又将回复旧的联合战线而蒙蔽阶级意识。其实这些显然都是误解。国民党所领导的反帝运动，完全是假的，正要工农参加进去，把反帝运动弄假成真，才可以暴露他的假面具，否则由他去欺骗，真是提高其地位了。至于小资产阶级正在厌恶国民党，我们正要乘机征取这一部分群众，工农参加反帝运动，可以使小资产阶级同情于工农阶级之革命运动。旧的迁就小资产阶级或尊重小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政策，当然是岂有此理，但目前将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拉开是我们的任务。而且对于反帝运动，小资产阶级是只有一时的兴奋不能持久的，非无产阶级参加领导，决不能扩大不能彻底。因此，中央决定我党目前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参加到〈公〉开的反日团体）。青年团更应在此一运动中打入学生群众中去。党部及党领导之团体发布宣言及其他宣传的工作，指出帝国主义险恶的阴谋及其残酷的屠杀，国民党新军阀甘心投降的辱国行为，提出对日绝交，实行经济绝交，要求撤退帝国主义军队，解除日军武装，对日总罢工，惩办福田司令，赔偿损失，驱逐日领，立刻撤退日本的海陆军，集会结社出版绝对自由，复活民众运动，释放“五卅”以来一切政治犯，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压迫民众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国民党，中日被压迫民众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世界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反对投降日帝国主义的卖国政府……等口号。并经过罢工罢市罢课以发动广大的群众，厉行经济绝交等实际斗争，以扩大反帝的浪潮（只有实行经济绝交，才能扩大并继续这一高潮）。各地特别是上海南京广州香港济南青岛天津北京开封郑州武汉九江南昌长沙芜湖安庆，接到此通告后，须立即制定当地行动大纲执行之，并将执行情形，报告中央。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九期列印
|
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全中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日本帝国主义竟乘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机会，派兵占领山东省会济南及胶州〔济〕路以至青岛了。他又派遣军舰多艘至中国沿海各口岸，并谋侵入长江各埠，以图威吓全国反日的民众，使之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面前而不敢反抗了。五月三日济南事变的爆发，以及随后的发展，明白证明，这次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定的计划。全国民众现在已为日本在山东的炮声所激起，各地反日运动已经先后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已经普遍全中国了。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先锋，是中国唯一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党，——中国共产党敢以何以造成此次日本侵略决心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反对此次日本侵略，敬为全国反日的民众告。是国民党的反革命造成日本的侵略这次济南事变显然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定的计划，但日本何以恰于此时实现此武力侵略中国的计划呢？归根一句话，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反革命。乘欧战机会占领青岛及胶济路的日本，迫于“五四”爆发的中国民众的民族革命运动，不得不将此侵占的利权交还中国（虽然是形式的交还，日本仍握有大部分的实权）；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巨潮一天天高涨，二十一条件式的露骨的对华侵略，各帝国主义者不特不敢再为尝试，而且相当的给中国革命的民众以部分的让步，譬如汉浔租界之交还等。在这民族革命高潮期间，虽然也有一些机会可以为帝国主义侵略借口的，但帝国主义者迫于民众革命的声威，丝毫不敢尝试：譬如去年英兵布防上海及南京事件等，虽然可以给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的借口，然而当时并不发生如此次济南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这都是因为民族革命潮流高涨，使帝国主义有所顾忌。如今不同了！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已经背叛了中国的民族革命，他残酷屠杀中国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最彻底的工农阶级，他杀戮拘禁通缉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民众领袖——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的分子，他——国民党的中央会议明令宣布“停止民众运动”，即压迫一切民众的要求，剥削〔夺〕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亦即禁止一切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国的革命，经过豪绅资产阶级背叛压迫以后，虽然更扩大深入到工农群众去，准备一新的更有力量的爆发，以推翻此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在帝国主义者眼中看来，却以为国民党的反动已经消灭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停止民众运动”了，所以重新运用其义和团及二十一条件时代之武力侵略政策，而开始用此旧政策者，仍是对华侵略最露骨之日本。于是而发生此次五月三日济南事变。张作霖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此次日本出兵是借口中国混战来保护其山东侨民的。这次混战是残民以逞的军阀争地盘的战争，丝毫没有革命的意义。张作霖和蒋介石同样是代表中国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同样是压迫剥削屠杀中国工农的刽子手，同样是逮捕拘禁屠戮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领袖的凶手；至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关系，则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李济琛的广东政府及一切桂系军阀的统治固是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何尝不是分头向英日美法各国帝国主义屈服投降“亲善”呢？此次济南事变，固然对于蒋介石的所谓“北伐”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字林西报》〔1〕甚至说这次事变发生就是蒋介石北伐的末日，但我们切不可以为日本帝国主义是帮助代表反革命势力的张作霖而打击代表“革命”势力的蒋介石，如近日国民党之所宣传者。在蒋介石的“北伐”中，我们闻也闻不出一点儿革命的臭〔气〕味。此次日本发动济南事变，其主要的作用乃是乘中国混战机会，占领山东的利权；其附带的作出：（一）田中内阁要造成严重的“对支问题”以转移反对派的视线而打消国会的不信任案；（二）张作霖究竟是驯养多年的老走狗，究竟比较蒋介石更容易驱策些，借此亦可以保持张作霖的一部分的政权；（三）给国民党军阀一个下马威，使他们即许“北伐”成功，也须承认日本在华既得的权利。不过如斯而已！国民党禁止反日运动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此次只是对于山东民众及无辜兵士的大屠杀，只是攫取中国民族的利权，占领中国民族的土地，威吓中国人民，侮辱中国民众，——而并不是与蒋介石及其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有何等根本的冲突。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在国民党及其领袖看来也是很明显的。国民党反动以后，对于真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向来是禁止的。我们姑且不提李济琛怎样欢迎港督金文泰而毁灭沙基的六二三纪念碑，厦门的国民党政府怎样禁止民众的反日运动，即许有些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也不过是纸上的，一旦民众稍为发生一点行动，国民党的军阀马上下令取缔禁止，说是“防止共产党乘机捣乱”！此次五月三日济南事变发生，已经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完全暴露了，然而国民党及其领袖仍然是让步屈服并禁止民众真实的反日运动。济南事变发生那一日，在济日兵只有三千，而北伐军有四万之众（《字林西报》说），蒋介石竟无耻的屈服，制止兵士抵抗，以致被日本屠杀民众数千，被其缴械无数，被其杀死并侮辱外交官员，而蒋介石自己亦被其迫退泰安，兵队完全离开济南。蒋介石以外其他国民党的所谓党国要人谭延宋子文何应钦等，也纷纷发出投降屈服的议论。他们这样的屈服还不够，还要禁止民众的反日运动。国民党中央一再决议要民众“镇静”；南京卫戍司令部禁止检查日货；上海警备司令部布告禁止反日民众集会游行；蒋介石通电只说是与日军发生误会，并声明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各省政府也都禁止民众积极运动，福州且宣布戒严，……等。国民党一方面禁止民众反日，一方面乞怜诉苦于国际联盟及美国帝国主义面前。国际联盟是什么东西呢？他只是资本家列强分赃机关，他何能替中国民族去反抗日本？至于美国帝国主义，则他对中国侵略的野心何尝不如日本？近日报载有美国出兵太平洋之说，这事如果确实，不过是为日本侵占中国利权太多，所谓“破坏了太平洋的均势”，因而危害美国在太平洋的发展，而绝对不是美国的仗义执言，国民党的乞怜于美国，简直是拒虎进狼！这些事实，明白向民众说明，所谓国民党及所谓国民政府，不仅不能够领导民众起来积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的武力侵略，并且禁止民众之积极的反抗运动。民众如果信任所谓国民党及所谓国民政府，则不久，民众反日运动将在“镇静”及“防止共产党”二个口号底下被镇压下去，济南青鸟及胶济路将确确实实为日本所占据，此次损失及侮辱将永无昭雪报复之一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被压迫民众的运动方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若依靠国民党及其政府来抵抗日本侵略，只有跟着他们去投降日本；我们要彻底抵抗此武力侵略，并谋为济南死难之数千兵民报仇雪恨，只有发动工农及被压迫阶级之广大的民众斗争。这是有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上海粤港汉口天津工人及各地被压迫的民众之广大的群众斗争做成的。汉浔英租界是怎样收回的呢？这是汉口九江工人苦力群众亲手夺回来的。只有这些大规模的民众斗争，方能折抑帝国主义，使之稍示让步。而这些斗争，显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手领导起来的。如今，民众运动已为国民党明令“停止”了，白色恐怖已经普遍全国，压迫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及一切革命民众的领袖了，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已被国民党剥夺净尽了，连反日运动也不许做了，在这时候，我们为避免亡国的惨痛，为根本解放劳苦的民众，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我们必须复活前次之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有反日运动无国民党，有国民党无反日运动我们必须推翻压迫民众运动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是与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之利益背道而驰的；澈底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也是国民党所不愿意的。有国民党，即无积极的真实的大规模的民众反日运动，有民众反日运动，即无国民党及其政府。事实显然，无用说明。这次五三事变，是比那次五卅事变更严重几分；而这次五卅〔三〕运动将比那次五卅运动，更加艰苦，——因为我们积极反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尤须反对压迫民众运动的国民党。全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我们在这艰苦斗争面前是不退却的，我们为自己谋解放，同时为全民族谋解放，我们必须不畏一切的奋起作此艰苦卓绝的斗争，一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铲除民众运动的障碍物——国民党及其政府。撤退日本驻华一切海陆军！收回青岛及胶济路！对日经济绝交！断绝对日邦交，驱逐日本使领出境！复活民众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反对新旧军阀混战！打倒压迫民众运动的国民党I打倒丧权辱国的南北军阀政府！释放“四一二”以来的一切政治犯！中日工农联合起来反对各自的政府！世界无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布尔塞维克》第二十期刊印注释〔1〕《字林西报》，英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1864年7月出版，1951年3月31日停刊。其前身是1850年8月创刊的《北华捷报》。
|
中央给湘东特委信（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给湘东特委信（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⑴中央听了陈××⑵等同志的报告以后，对于湘东工作有下列之批评与指示：最近湖南革命发展，特别是在湘鄂（“西征”）战争的过程中，得了一日千里的激烈发展。农民暴动的激烈，反动军队中士兵的倒戈，城市的白色恐〈怖〉的严重都证明湖南总暴动的局势日益明显。在总的发展局势中，醴陵安萍浏阳平江茶陵攸县湘潭衡阳耒阳安仁等县工农兵势力已经逐渐得到联结而形成了湖南总暴动布置的中心区域，换言之即湘东一带的斗争局面成了全省暴动布置上的中心区域，而可以立即成功事实上的割据。数月来醴陵乡村中的斗争，特别是在西乡南乡更为深入，确实发动了极广大的农民群众，自动手的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肃清乡村中的封建关系，建立苏维埃政权。最近与反动军队血战数次，充分的证明农民势力的伟大。现在农民与豪绅地主反动军队每日都在对垒之中，他们死守县城一隅，作最后的挣扎，绝对没有力量能澈底的实行清乡，以镇压和肃清乡村中的农民势力。因此，在事实上醴陵确成为湘东割据的中心区域，党和群众力量在湖南以醴陵为最有基础。我们在醴陵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深入，但是疏忽了向外的发展，没有能运用醴陵农暴的经验，积极的发动各县的斗争，形成醴陵孤立的局面，已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在目前一方面要继续深入醴陵的斗争，更加发动东北乡的群众，准备夺取县城与敌人作最后的决战；另一方面还须注意向外的发展，才能巩固我们在醴陵既得的胜利，万不宜有意无意的采用保守政策，死守在醴陵一偶〔隅〕，徊〔回〕避敌人的进攻。安源的工人有极丰富的斗争经验，附近农民在安源工人领导之下起来斗争。攸县湘潭与醴陵交界的乡村以及平浏一带的农民，都已有激烈武装斗争。毛泽东部队早已由遂川万安退回攸县茶陵酃县一带，朱德部队据上海报载亦有经过安仁与毛部结合的消息，似此湘东已有这样伟大的军事力量做农暴的副力。现在反动军队虽然向湘东进攻，但是要消灭我们的势力，确是非常困难。目前我们应当以醴陵做中心，发展湘东一带的暴动，以造成湘东的割据——东至萍乡安源联络莲花宁冈，北面至株州湘潭与长沙联合，东南至攸茶安仁，西南至衡山衡阳，东北至浏阳与平江联合。湘东特委必须坚决的执行这种决议，在安源醴陵调大批有经验的工农同志往平江浏阳攸县茶陵安仁衡山衡阳湘潭一带工作，积极的发动各地的斗争，使分散的隔离的湘东各县的暴动，更加有组织的联贯起来，在政治上打成一片，总汇而成为湘东的割据，这个割据局面的创立，它的发展路线应当向着政治中心的长沙，同时要注意打通与湘南和赣西南的联络。关于醴陵工作，特别有如下之指示：A、苏维埃问题醴陵党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执行的非常迟缓，同时对于苏维埃政权尚缺乏明确的观念，以致有农协与苏维埃并存的现象。苏维埃是乡村中唯一政权的组织，“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因此在苏维埃之外，不得再有第二个政权机关的组织，如现在的农民协会。醴陵党部应极快速的根据中央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通告，立即在各乡各区组织苏维埃。苏维埃一成立，农协己失去作用，须立即取消。凡尚未组织苏维埃的乡村，可限期由农民协会准备组织，但须纠正只是将原有的农民协会换一块招牌，而且仍旧保留农协的内容的不真确的观念。各乡区苏维埃须容纳非党的工农分子，党只是在其中取党团作用，不得由党员完全包办苏维埃的工作。我们要吸收广大的农民群众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实际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生活，热烈的拥护苏维埃的存在。豪绅地主的子弟，在现在虽然有许多已投降到工农方面，与农民一样的参加各种斗争，但是苏维埃政权机关，绝对要防止他们势力的浸入。苏维埃对于参加斗争的豪绅地主的子弟，只能给他们以土地耕种，绝对不能允许〈参加〉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以前农协时代十人团的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在乡村中实行五家联结的办法，以肃清反动派在乡村中潜伏的势力。在醴陵目前斗争的情况之下，须立即组织县苏维埃，以集中指挥力量。农民群众还没有认识农协应当取消的地方，我们须一方面普及政治的宣传解释苏维〈埃〉的义意〔意义〕和作用，一方面事实上充实苏维埃的作用而提高其信仰，使群众了解农协是应当取消。农协的取消须经过农协群众会议的决定和宣布，不可机械的以苏维埃命令行〈之〉致引起不必要的纠纷。B、乡村经济与土地问题现在醴陵分配土地的形式，各乡不同——有的是分配给农民自己耕种；有的是由农民共同耕种，共同分配有的是更进一步的共同耕种共同消费。当此农忙与战争之时，不必一定要变更形式，很机械的重新分配，仍旧根据各乡的情形，由乡苏维埃自己去决定。苏维埃应即公布雇工保护条例，以保护继续受雇的农民手工业工人苦力之利益，增加工钱，改良待遇，各乡区苏维埃须鼓励农民耕种，以增加收获的数量，决定缴纳农产品的条例（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维持苏维埃的收入。各县苏维埃应颁布贸易条例，在某种限制之下提倡并保护小商人的营业，经过他们与境外及县城发生商业关系，使必需品能够输入农产品能够输出，并流通金融。在割据区域内可以发行有限的苏维埃政府的纸币以流通金融。此外在各乡区可由苏维埃组织合作社，抵抗小商人对农民的剥削。一切财政绝对集中于苏维埃，由苏维埃支配，各民众团体和党部青年团军队等不能自由提用。C、军队问题现在有的工农革命军应加以积极的改造，过去县委决定解散军〈队〉把枪完全交给农民的办法不甚正确，一方面在斗争上必须有正式作战的工农革命军，一方面机械的执行解散也会发生意外的损失。因此改造的办法应当是一方另行组织成分<全>的新军队，一方面对于现有军队逐渐淘汰腐化老弱残废的分子，代以积极勇敢的农民（同志非同志都要）并充实兵士政治工作加强军队中党的组织使旧有缺点从政治组织上改正过来，再则工农革命军是正式作战的军队，须严密的加以组织，按照枪枝的多寡，决定军队的数目，徒手兵不必过多（至多不要超过战斗兵一倍以上）。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教育，万分重要，军队中的党部须有计画的进行这种工作。军队中的党部，可照旧日国民革命军中党的组织法组织之，立即成立军委员会与支部的组织，经常的召集会议，加紧军中党员的训练。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归县苏维埃。军队与农民群众须发生极亲密的关系，苏维埃里面要有兵士的代表参加。由各乡区苏维埃经常的发起召集工农兵会议，增加他们中间的关系。现在乡村大都还是作战状态，各乡村可实行抽兵制度，自动的组织赤卫队，以十人团做基本单位，维持乡村治安。D、教育问题目前一般的宣传比较识字运动还重要。各乡区苏维埃须经常的开讲演会、游艺会……等，扩大革命教育的工作。目前教育的目标主要的要使群众了解革命的前途，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在乡村中尽量的开办俱乐部，增加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各乡区苏维埃应即出版壁报，印刷各种必需的宣传品。醴陵县委最好能出版一种“小日报”，传翻各种消息。多召集各种群众会议，每逢各种纪念节多开大会。普通的识字教育，亦应开始进行。如开办小学校，容纳农民子弟读书，完全实行免费教育。E、进攻县城问题进攻县城成为醴陵一般农民的迫切要求，党部亦应当有争取县城的决心，要有严密的准备，必须有胜利的把握，然后进攻，万勿轻意尝试，而自招打击。中央认为在下列条件之下，才能进攻县城：1．株萍铁路及城内工人能积极的参加斗争，与农民一致行动；2．醴陵东北乡及附近农民群众的斗争都已起来；3，军事上有了相当的把握与准备。4．刘〔浏〕阳湘潭株州安萍茶陵等邻县的农民斗争已经广大而深入的起来，事实上割据大部分的乡村，全备了这样的条件，进攻县城一定可以胜利的。F、对于反动军队问题对于反动军队我们须加紧破坏工作，扩大宣传，运动兵士哗变。在这工作中我们的基本任务在于宣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当地党部应派同志加入军队当兵，进去活动。在军队驻扎的地方和军队经过的区域，张贴各种标语与宣传品。部分的零碎的缴反动军队的枪械。兵士下乡，只可缴其枪械，不应随意屠杀，以引起兵士群众的反感。破坏敌人军队的工作，在醴陵成为最必要的工作，兵士群众的倒戈，可以促进我们的胜利之速度。G、党的问题醴陵党的组织形式，异常紊乱，指导机关亦不健全，最近必要依照中央通告，从下而上的改造。支部的组织应以乡做单位，不应当数乡联合组织支部；区委的组织以区苏维埃为范围，成立区委。召集支部和区代表大会，由群众选举指导机关。在各种会议上须尽量的充分的讨论各种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乡村经济问题以及党内问题等。这种改造的工作，一月内必须完毕。目前先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选举县委；待改造完毕后，再召集代表大会选举之。党部应严格的纠正党员的腐化现象——如怠工，奢侈，赌嫖……。党的支部和党团须经常开〈会〉切实实现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尽量减少负责同志个人包揽的现象。以上各项，望即执行！并将此信公开，在各级会议中讨论！此外，中央指定下列数同志组织湘东特委：常委：杨福涛，廖保庭，毛泽东，鸣呵，农民同志一人。福涛为书记，未到前由保庭代理。委员：朱德，醴陵书记，潘心元，李涤生，醴陵农民同志二人。特委管辖的区域：醴陵，浏阳，萍乡，安源，茶陵，攸县，安仁，株州。特委应派人到各县乡村实地巡视，特委所在〈地〉经常至〈少〉留两人或三人。附苏维埃组织通告⑶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原件无时间，此时间是文件戳记上的时间。〔2〕此处的“××”为原文所有。〔3〕原文无附件。
|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思想，澈底肃清机会主义的余毒。党只有在这种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履行自己的重要任务：组织并教育劳动群众，以造成革命斗争之胜利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之必要的条件。现在，征取群众的工作，建立城市乡村的群众组织，以及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以与白色恐怖奋斗，是最重要的工作，是斗争胜利的必须条件，亦就是准备工农总暴动的胜利之必须条件。党在城市之中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更切实的找着新的真正群众的工作方法，改造党部的组织方式，以至机关布置的适当秘密工作，都是极重要的任务。政治局特别决定要常委在最短期间定出适当的工作计划，各地党部尤其应当特别规定适合当地具体条件的办法而切实执行。赤色工会的工作，是城市工人中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之根本工作，必须切实运用各种无党工人群众的组织方式。至于加入黄色工会的问题，则必须是真正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方能加入，而且尤其要有确定明晰的目标：取得其群众而打倒其欺骗群众的领袖之信仰（例如广东的机器工会）。至于国民党的官僚工会（如改组会或上海工统工总，整理委员会等），凡系纯粹的官僚机关而没有群众者，则宜领导群众去反对他们，明显的提出：“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反对任何机关的委派工会”之口号，努力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秘密的群众工会，不断的暴露国民党官僚工会及黄色工会机关的罪恶。乡村及外县的工人运动，中央曾经屡指示其重要。各地党部必须切实的进行组织城镇以至乡村手工业工人，乡村的无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政权的乡村，并应组织雇农工会。一般在暴动之前，必须努力组织农民，使暴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些群众组织（乡村手工工人，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等）能够迅速的联合起来组织代表会议（苏维埃）而为指导暴动的机关。再则，兵士运动是异常之重要，必须加倍的努力，去破坏敌人军队，以至更多的吸引兵士群众到革命的方面来。现时反动势力虽然联合一致的反对工农及共产党，然而不但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之内部有许多矛盾冲突，而且财政上经济上很明显的趋于更大的崩溃（许多工厂停闭，新的税捐，内外借款的无着和困难等等），所以反动政权是不能稳定。同时工农斗争极普遍的发展，扩大到许多新的省区，引进农民中的新的成份，日进于更高的阶段（土地革命之深入）。军阀军队的崩溃现象，亦就明显的指出劳动群众中之新的成份（兵士）日益引进于革命的斗争。中央政治局认为不但要切实的准备城市与乡村之间邻近省区之间相配合相适用〔应〕的发动，而且要加紧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加紧的执行城市工人中之群众工作及宣传，加紧的执行兵士运动，使这些斗争相配合相适应起来。客观上农民自发的暴动是在发展，是在艰苦的奋斗，一开始便不能不很快的转入武装的斗争。必须要努力增高农民运动政治觉悟的程度。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联合农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则中央政治局向来明白的认清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土地革命）。脱洛茨基一九○五年的“革命无间说”认为“俄皇倒了，政府是工人的”。确是要跳过民权革命的阶段（工农民权独裁制）而直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如果移到中国革命上来，是显然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只是要指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
中央通告第三十九号——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三十九号——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现在国内的局势，还是如第三十六号通告所说，革命潮流高涨，统治阶级日趋崩溃。而且最近两三周的发展，证明这种形势更趋紧张。新旧军阀的冲突，愈趋于复杂混乱，同时他们的力量愈趋于脆弱。不仅在北方军阀与南方军阀的斗争之外有北方的奉直鲁内部的斗争，南方的蒋桂两系的斗争，即就各系内部或各省内部的大小军阀而言，也是分崩离析，各自占据几个城市截留税收，谁也没有力量统治谁了。蒋桂两系的主要战争现在还不能立刻爆发，因为两方面的兵力财力都没有积聚起来，都没有战胜对方的把握，加之南方革命潮流高涨，工农暴动已将湘粤鄂赣等省的乡村及多数小的城市从他们的手中取去，势如狂风，北方军队又企图反攻，孙传芳整顿队伍且补充了外来精利的枪械，其势亦不可轻侮。有这种种原因，他们还感觉得有暂时妥协的必要。不过同时还是各自积聚其军事力量于几个重要城市，抓住这些财源，以准备未来的激烈斗争；而且还继续不断的以政治手就争取各大城市的政权，如陈铭枢之于广州，蒋介石之于上海。在这种分崩的形势之下，即各省小军阀也同样努力缓和他们的内部冲突，保全他们各自的仅有的兵力和财源，防御工农军的进攻，如湖征西军与唐部的妥协，广东张黄失败后陈铭枢与李济深的妥协。可是南方各省的乡村及许多小城市已经不是军阀所能统治的了。反动政治中心的南京，其附近江北有十五县在土匪势力之下而不能解决。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各省更显然的有十分之六七的地域为暴动工农所割据。军阀的“清乡”政策，完全成了自己哄自己的废话。军队清乡开拔时，向豪绅地主索取开拔费，乃至开拔费到手，他们即离开暴动区域而去，一般豪绅地主至于甘愿逃亡不敢请兵清乡。假使军阀冒险的派遣军队下乡，其结果必促兵士的叛变；所以军阀只集中其军队于城市，甚至还只能集中于极重要的城市，如湖南程潜派兵两团到醴陵镇压暴动，在暴动军自动退出醴城时屠杀几个农民随即开回去，仍让醴陵归于红军。一般豪绅地主只得努力建设其自己的武装如挨户团、民团之类。这种武装组织已比军阀的军队更为弱小无力，而且其士兵在当地工农革命影响之下更易摇动；所以万万不能抵当暴动的攻击。即在城市之中，军阀的统治也是异常危险的。苛捐杂税的繁兴，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一切自由的剥夺，使一般市民莫不怨愤不安，工人群众因为以前“共产党时代”的劳资条件的取消与政府资本家的严重压迫愈加愤恨不可遏抑，虽在武汉那样的白色恐怖空气之下而工人斗争仍然发展，工会组织仍然扩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只有乞灵于白色恐怖以维持其残局，然而白色恐怖是不能镇压城市的革命潮流的。农民暴动的形势，在广东东江虽然海陆丰县城已让给敌军占领，可是乡村仍然在我们统治之下，附近各县如紫金惠来普宁潮阳，则更有新的暴动的爆发，尤其是惠来潮阳一带暴动的主力军完全是农民，比较由军队发动起来的海陆丰群众更为坚决有力。湘南二十余县都被工农割据，衡阳兵工厂的数千枪械，都被红军夺去，赣西万安遂川宁冈莲花一带仍在工农之手，安福分宜也已占领，并已发展到了赣南的雩都信丰等县。湘东醴陵平江，虽累经长沙军阀派兵进攻，而不能动摇暴动局面的丝毫。工人的斗争，在新的工作方式之下，已迅速地起来，如上文所说。兵变成了全国普遍的情形。奉鲁军晋军累次兵变。南方兵变多，且多加入了工农的暴动。尤其是湖南等处曾经加入过农协的兵士一开到暴动区域，即热烈的参加暴动，特别痛快的屠杀豪绅。一般兵士都不愿参加军阀相互间的战争，更不愿向工农开枪。他们一致要求发清欠饷及增加饷银。杀死军官携枪逃亡的事十分普遍。红军兵士月饷二十元，而军阀部队连欠饷都没有发，军阀的军队怎能够不动摇呢？广东的兵士运动所以异常的发展。新军阀既不能统治乡村及许多小的城市，革命势力又将进而夺取大的城市，他们异常恐慌，他们除开集中军队外，还要解决财政问题。他们财政的出路，只有加重苛征杂税和卖国。现在的鸦片税，盐税，煤油税，糖税，卷烟税，二五库券，流通券，军事特捐，烟苗捐，……种种新兴的捐税，如雨后春荀〔笋〕的发生，强迫一般商民或靠月薪生活的人出钱，间接加重工人农民的担负。卖国的勾当，不仅桂系向英帝国主义拍卖广东，即南京政府也公开卖国，如对于去年南京惨案，及新发生之新大明惨案，厦门日人自由逮捕韩人案，平潭惨案等事，不仅不敢对帝国主义提出严重的〔交〕涉，反而自己认错，禁止民众的抵制示威运动。这样的情形，使一般市民小资产阶级也动摇起来，反抗苛捐杂税（如各省商联会，江苏商联会、商协会，上海商联会、商协会以及其他种种商业团体都有表示，甚至有罢市者如芜湖），反抗帝国主义（如厦门福州泉州等地的示威抵制），已经不仅是工农的革命口号，而是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来参加的运动了。在国民党军阀统治之下，任何言论的自由都被剥夺（如封闭《幻洲》⑴等事），使一般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都不满意于反动政府。现在是国民党反动以后革命最开展的时期了。小资产阶级厌恶新军阀统治，且为工农斗争的声势所慑服，而开始动摇了。换而言之，一年来跟随着豪绅军阀幻想太平局面的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动摇而厌恶国民党了。帝国主义因为中国革命形势紧张，一方面努力维持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政权以镇压革命，另一方面又撤退小部分驻华军队，提议增加一些儿关税以和缓革命潮流。可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没有方法免除。即如关税会议，日本便不能和英国一致。对于国民党的扶助，英国帮助桂系，日本帮助蒋系，更成了激烈斗争的形势。南京政府虽卑辞厚礼迎接英公使来解决南京惨案，而英公使还大怒而去。日本却主张单独解决。由以上所说看来，现在革命潮流自从广州暴动以来，显然日益高涨。所以新军阀不能不力谋互相妥协，不能不加重白色恐怖，总之积聚所有的力量以图最后挣扎。唯其如此地紧张，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猛烈地进攻以破坏他们最后的阵线。一、我们要以新的工作方式积极领导城市的各种斗争，反对城市工作的失败观念或取消主义（我们只有改变从前机关工作的方法而努力群众化，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二、我们要领导全国工农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反对新旧大小军阀的战争，并以阶级的战争消灭之。三、我们要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用各种方式的宣传揭破国民党卖国的罪状，引进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行动，工人尤其要领导这些斗争。四、我们要领导一般小资产阶级要求民权自由，反对苛捐杂税等运动。五、我们要将已经开始的士兵运动，更普遍的深入的发展起来，务使每一部反动军队之中都有兵士委员会和党的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政策，实行继续不断的兵变。六、我们普遍的在农民中宣传土地革命，领导他们的一般斗争（抗税抗租抗债等），领导这些斗争到群众的暴动。——在农民暴动已经起来的地方，要遵照历次的通告，领导他们建立苏维埃，进行土地革命，尤其重要的是结合他们的力量，尽可能的形成大区域的占领，而与城市的工人兵士斗争相联合。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七期刊印注释〔1〕《幻洲》，文艺性半月刊。叶灵风、潘汉年编辑。1926争10月在上海创刊，1928年1月停刊。
|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湘鄂赣三省委：关于最近三省的情形中央认为有连合同你们写信的必要，其内容指示如下：一、湘鄂赣三省的中心区域问题关于此问题中央最近曾有通告补充解释前次以湖南为中心的决议，你们见此通告当知中央以湖南为中心的理由，不过还须在此申说的：第一，在三省暴动这个区域与广东暴动相联系这点上应以湖南为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第二，在目前暴动发展的路线已是由广东及赣西南而发展到湘南及醴陵萍乡，这一个局面的连锁，也以湖南为适宜的中心局面。你们能明了这两点必能充分了解中央以湖南为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之根据。不过尚须指明的，中央决定以湖南为中心并不是看轻鄂赣的工作，也不是以湖南为中心就是湖北江西不能先湖南而发动，在布置上三省有同样的重要，要同样的加紧工作。二、三省的政治前途中央对于政治的分析已有通告指明，最近三省的新的事实更见证明中央指示之正确。目前最主要的事实是蒋介石发表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利用李宗仁来抵制程潜，来缓和蒋桂两系的明斗而加紧暗斗，同时蒋桂两系皆以北伐来进行拉拢冯玉样的工作。冯所需要的是实际利益，蒋系则以北伐来骗冯与一些小军阀来打武汉，可以帮助冯以饷弹；桂系亦以北伐的招牌来缓和冯之南下，实则仍然不能停止一些小军阀夺取武汉的企图。由此可知所谓北伐乃是浙桂两系互骗的，完全是一个缓和他们的明争而积极进行暗斗的幌子。其次在湖南谭程桂三系因收编湘军又将引起新的冲突。胡宗铎之回兵武汉，一面是要占据重要城市，一面是防止冯及一些小军阀的南下，而江西蒋系军队正集中赣南以胁迫广东的桂系，自然朱培德的军队也不能离开重要的城市。由此可以知道现在各派军阀在此三省完全是一个争夺重要城市的斗争，而他们这个斗争的路线又恰是我们发展的路线——由广东而湖北。在各派军阀争夺重要城市的斗争中，他们必不能以全力顾到下乡清乡的工作，即他们已停止战争的广东至今尚不能消灭海陆丰琼州北江苏维埃的乡村政权的事实可以证明，实则所谓清乡仍不过是豪绅地主的工作，豪绅地主将借此复兴其武装。因此在这种局面之下我们仍应积极的采取进取的政策，消灭豪绅地主复兴的武装，同时要认明这种各派军阀暗斗剧烈的时期是我们加紧工作的最好时机，我们应在这个时期努力创造割据的局面准备总暴动的工作。三、三省最近工作决议案中央认为中央巡视员罗迈同志对于两湖工作的布置和决议及湖北省委自己的决议大体都是对的，惟尚罢指明的：（一）湖北——在政治任务决议案中大体是对的，惟目前因情势已有变更，故在中央特派指导湘鄂赣豫四省工作的临委⑴到后须另成一新的决议，在此新的决议中要注意将各项工作说得具体些。鄂中是湖北的一个重〈要〉区域，原有决议中对此稍嫌忽略，这是不足的，在新决议中应注意及此。职工运动决议案亦可适用，惟对于各厂各业的斗争策略尚嫌不足，此须在实际工作时详加讨论规定。此外在各县的决议案中要注意各县应向武汉这个中心发展。（二）湖南——罗迈与资深⑵同志商草之湖南工作决议案湘省委应当依此决议执行，惟中央向〔尚〕有下列几点意见：在工作要特别注意几个重要的区域：A、湘鄂赣边界一区；B、以醴陵以中心的一区；C、以常德为中心的一区；D、以衡阳为中心的一区；F、郴宜的一区；F、茶攸一区。湘潭为中心的一区取消，因为该区的工作可由省委直接指挥。至于发展的趋势应该注意从广东到湖北的湘赣边界，各区发展的趋势应趋向于长沙。在朱培德部队占据的郴宜等县应注意土地革命之深入，群众向外发展的路线应是西向宝庆⑶，北向衡潭，至其在军事上则应向衡潭发展。其次湘东之醴萍茶攸酃与赣西南之遂川宁冈莲花诸县在工作上应有一密切的联系，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三）江西的工作中央最近已有详细的指示，江西省委应努力实行中央这此〔些〕指示，并须注意加紧各处割据局面之创造扩大与深入，对于南浔路的工作要特别的加紧，不要只专注意于赣西南的局面。四、组织问题目前三省在组织上发生的严重问题即是不要城市的倾向，一般的现象党的组织散布在乡村在城市中很少党的支部，县委大半设在乡下，这不单是客观上放弃了城市的工作而且在主观上忽略了城市的工作。在湖北更有烧城市的主张，湖南亦有黑夜党之称，江西的城市工作非常之坏，这极单纯的农民暴动不单是可以影响到党的成份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动摇无产阶级领导土地革命的根本问题。因此你们应注意纠正此倾向，要加紧城市的工人运动及发展城市中党的支部。此外在湖南的党历来没有经过一次大的改造，应马上坚决的遵照中央决议执行改造各级党部的工作，并须于四月十号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选派出席中央扩大会的代表，同时要切实执行最近湖南工作的决议，在安源水口山两处挑选出三百至五百的工人加以短期的训练派到各县去发动工作。在湖北虽过去在斗争中实现了一些自然的改造提拔了一些新的分子，但仍须要一个澈底的改造，从斗争中提拔出更多的新的分子来负指导的工作。因此湖北省委亦应马上依照中央及省委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开始执行此工作，并须于四月一日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江西亦应加紧改造各级党部的工作，在四月十号以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其次，湘鄂赣边特委因为要指导三省边界各县及武长路工作故应归湖南省委指挥，此特委应是有相当的时间性的，他的权限不单是政治上指挥而且在组织上也可以指挥，惟特委所辖〔辖〕各县在组织上属于某省的县委仍应向该省委作经常的报告受该省委的指挥，至若省委对该县委之指示与特委有冲突时则应提临委解决。至于三省中的其他特委亦与湘鄂赣边界特委相同不完全是一种临时的组织，不单是在政治上的指导而且在组织上也有权指导，不过以不应妨碍该县委与省委间之经常关系为原则。关于特委本身的组织在割据局面尚未形成之前可设一秘书处由秘书处兼管各科职务如在有工农革命军的地方可设一军委，在割据局面形成之成〔时〕，此时特委组织的作用扩大，可以斟酌情形加设各种委员会。五、军事运动目前三省应广大的发展士兵运动，要使这一个革命力量能做成三省暴动的最主的副力消灭敌人的一切武装势力。三省中自以湖南为最易发展，土地革命的宣传最易影响湘藉〔籍〕军队中的士兵。而湘省委过去又于士兵运动极无成绩，故目前更应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士兵运动亦应如工农运动一样自军队中日常生活的斗争做起，促进军官与士兵的阶级分化。现在任何军队中，欠饷扣饷，给养不周，服装不全，零用无钱，待遇恶劣，生活痛苦，阶级悬殊，都成为普遍的现象。故发动士兵斗争只要我们有人有组织有办法打入士兵群众中去，军队的破坏是极易着手的。做士兵运动的最好分子是工农同志，有组织的选拔一些人投身军队发展组织联络士兵群众拆散军队携械入乡，以投入农运，参加土地革命。与士兵运动同时须要工作的有下级军官运动，但须万分谨慎宁缺勿滥。上级军官运动除一二特殊情形须另议办法外，均宜断然打消利用他们的观念。士兵运动中党的组织应以每连为支部单位，但每个单份中不宜过事广大的发展防泄秘密。最好注重质量，每排能成立一小组不超过五人，在一连中便很有力量。如是一连有十五人的严密组织，任何行动都必能发生影响。小组与小组之间断绝往来。支部与支部间亦然。组设正副组长各一，支部设正副书记各一。会议只限于小组，宜万分严密。支部书记与小组长宜个别来往不必取会议形式。支部上设各级正副特派员。如一营驻在一地而有两连以上之支部时营设特派员。如一团驻在一地而有两营以上之特派员时设团特派员。两营或三营之支部在三连以下者只设一团特派员不设营特派员即足。驻在某地军队党部之支部书记或最高级特派员，直接受该地党部士兵委员会主任或该地县委或市委区委书记之指挥。反革命的武装组织中党与团的支部不分直接受党的士兵委员会指挥管理，其组织系统亦经过兵委到组织科。军队中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可用以作宣传的召号〔号召〕，但实际不必组织为防止泄露党的组织秘密，转碍破坏工作。党的士兵同志在群众中特别在杂色军队中可利用拜把换帖等旧社会习惯以拉拢群众借便号召。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宜采用黄埔军队二三制的办法，惟特种队只侦探卫生特务队必须设立外，余则斟酌实际需要定其设立与否。凡有工农革命军的地方必须采用志愿入伍定期退伍制，以防止赤军雇佣职业化的危险。工农革命军的饷银制应取消改为一切给养由公家供给另发零用费。赤卫队宜广大发展。在未暴动时亦宜在工农群众中秘密组织秘密训练，发动后更宜广大组织，务使工农群众都能受到武装的训练，都能履行武装保卫的职务。赤卫队的编制工人方面如纠察队，农民方面如农军。赤卫队的指挥权暴动前属工会农会或乡村苏维埃，暴动后属乡区县苏维埃。工农革命军有县苏维埃的地方即宜受县苏维埃指挥，有数县联合苏维埃的地方即宜直接受最高级苏维埃指挥。三省省委下均宜设军委，团应派一人参加。有工农革命军管辖的特委亦应设军委。军委不仅有建议讨论权，且应在各级党部常委军运政策之下负指挥管理军事工作之责。凡有军队驻扎的各县各市各区均须设立兵委，普遍地作士兵运动。有军委的各级党部兵委不另设以军委兼。党与团的兵委合组不分设。在工农革命军中党的组织系统亦经过军委到组织科，党与团的组织可分开组织。赤卫队中党与团的组织各自直隶其所在地之党部团部，在秘密时甚至须与其所属工厂作坊商店农村支部在同一组织之中。中央为要达到上述的工作特派一“中央驻汉临委”⑷赴汉指导湘鄂赣豫工作。特此通知。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刊印注释〔1〕临委，即本文文末“中央驻汉临委”。1928年2月29日，中央曾决定在汉口设立“中央驻汉临委”，以罗亦农、李维汉及一工人、一共青团员组成，并于3月5日决定以罗亦农为主任，指挥湘鄂赣豫工作。3月15日，中央决定，不再组织临委。〔2〕资深，即何资深。〔3〕宝庆，今邵阳市。〔4〕中央驻汉临委，见本文注释〔1〕。
|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中央于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土地，于秋收暴动后提出行维埃政权。盖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主要的任务是要实行澈底的民权革命，即绝对地没收土地以消灭封建的政治基础，以肃清封建的社会关系。同时，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需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在革命的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极急迫的需要。去年十一月的中央扩大会议对此曾有极明晰的决定，扩大会议以后，中央更曾给各地以不断的指导和督促。可是各地党部在其所领导的不断的暴动中，对此种根本任务——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任务，执行得异常之迟缓，而且充分表现出来各级党领导机关没有决心。除开海陆丰以外，各地农村暴动，大都只做到杀豪绅，烧地主房屋，进一步做到烧田契债券，而于没收土地的工作，则一点没有做。湖南之醴陵事实上在我们手里，江西之万安，已经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湖北之黄安曾建立了二十余天农民政府，但是土地依然没有开始没收，甚至江西党部对此还有一种解释，说万安自耕农占汉民百分之八十不便没收土地。河南省委亦以河南自耕农占多数为理由，不敢提出焚烧一切田契的口号。就是海陆丰对土地的分配也还延迟没有执行。至于苏维埃的建立，在广东只有海陆丰和琼崖的一部分建立了，湖南省委才开始命令醴陵执行，湖北的农民暴动可算是比湖南更深入了，但除开黄冈两个区苏维埃之建立外，一般还没有开始。就是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也有两个重要的缺点，第一，苏维埃代表中工人的成分过少，因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微弱而农民原始的意识对政权权的影响极大，简言之，就是带了不少的农民政府的精神，第二，许多乡村苏维埃，只是从原有的农民协会换过一个招牌，因此他的内容也就是旧的农协的内容，甚至有许多乡村苏维埃与农协的组织同时并存。海陆丰苏维埃的两个缺点在别的地方也显然是不可免的症候，譬如湖南江西河南的党部最近在宣传苏维埃的另一方面，还要扩大农民协会的宣传和组织，这就是表现在这重要省份的党部也还没有了解苏维埃的对面不容有农协存在的意义。不过这个缺点是容易矫正的，只有头一个缺点，在各省斗争发展的局势上面，已经是一种很严重的危机，就是在斗争发展的省份，如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同样只是创造了农村势力而没有城市的基础，换言之就是只有农民的基础，没有工人的基础。这样一旦暴动发展到占领城市，即使名义上不如黄安一样把政府正式叫作农民政府，事实上也会成就一个工农兵其名而农民其实的苏维埃。所以造成这种非工人领导的农民政府的原故，固然也有客观的原因，如城市工作较乡村难于发展，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各地党部没有争城市的决心，而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如果这种主观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迅速的纠正，那么暴动的发展，只是造成了代表小农私有观念的“平产”政府而已。例如湖北的汉川县，在那个地方党的组织比较普遍而具有组织的形式，斗争也比较普遍，游击战争，已经从黑夜的斗争渐次发展成为公开的群众斗争，但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观念则代表了落后的农民的意识，如要烧城市（系马口⑴烧去半边），如杀豪绅则注意要分配其财物，甚至党不将没收之现金分给群众则有些同志表示革命于个人没有好处……等等。这种现象一方面告诉我们是由于汉川的党没有注意城市（甚至主张根本焚烧城市），另一方面则告诉我们是由于汉川的党仅仅把斗争停滞在杀豪绅焚屋子的游击战争中，而没有领导群众进一步的实行分配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总之各地党部在执行暴动策略的当中，对于暴动的根本任务，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一般的还没有充分的了解，也没有充分的决心去执行。同时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作，减少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因此各地斗争，除了极少的地方如海陆丰而外，一般的还停滞在杀人放火的游击战争状况而不能有更广大更深入的发展，造成深厚的革命基础，而且这种迟慢的发展，还有受农民均产观念所支配的趋势。因此中央特训令各级党部更有决心更正确的执行中央暴动的策略，主要的是对于没收土地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执行。同时中央对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决定下面的纲要，为各地执行时的根据：关于没收土地（一）没收一切地主祠宙〔庙〕等土地，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由苏维埃支配——凡是能耕种的都可以分到土地。（二）一切土地于实行共有后，从新分给农民耕种，由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给土地使用证（县苏维埃未成立时由当地最高苏维埃发给）。旧时田契佃约一概宣布废除，土地不能买卖，并打破耕者有其原来耕地之观念，即从地主没收土地交给原佃和自耕农土地不摇动的观念。（三）土地的分配以土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寡为标准。以年满十六岁能自耕种的人为一劳动单位，每一劳动单位平均使用土地（酌量各地情形决定亩数），其余的土地按照各劳动单位所展的四岁以上的人口之多寡平均分给于劳动单位使用。（四）赤军之现役军官和兵士之有家属者其本身亦为一劳动单位，分给之土地得雇人耕种。（五）雇农愿意自己耕种者必须分给土地。（六）颁布雇农保护条例，以保护继续受雇之农民，主要在增加工钱，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等，比例于农民没收土地后所得之利益。（七）增加手工业工人及苦力之工钱并改良待遇。（八）土地之分配暂以一乡为单位，由乡苏维埃自己分配，区苏维埃指导帮助之。（九）土地没收后，凡无倚靠之老弱残废孤儿寡妇而不能从事劳动者，得由乡苏维埃维持其生活。（十）土地使用人须向县苏维埃缴纳农产品百分之十至十五国税（由县苏维埃以所收入之税额百分之二十缴国家苏维埃，百分之三十缴省苏维埃，百分之二十津贴乡苏维埃，百分之三十归县苏维埃支配——区苏维埃用费由县苏维埃津贴）。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一）苏维埃的组织在暴动以前为暴动指挥机关，在暴动胜利以后为政权机关。苏维埃一经建立，所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等机关一概取消，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二）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之组织。代表中须尽可能的引进非同志参加。凡年满十六岁的男女而非剥削劳动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皆有选举权和被选权。（三）在一个乡村中（旧日乡农协的范围），一有群众起来，即须从群众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可观望其他邻近乡村是否起来，因而有所等待。乡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其中须尽可能做到有兵士代表和工人当选。执行委员之外选举候补执行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会互推常务委员三人（内主席一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并须推选财务委员一人（必须由常务委员兼），文化委员一人（管教育宣传等），裁判（裁判群众纠纷）兼肃反（肃清反革命）委员一人，粮食委员一人，赤卫委员一人（管赤卫队）。执行委员中互推三人组织土地委员会，受理分配土地事宜。乡苏维埃常委每两天开会一次，执委每周开会一次。（四）一区内（旧区农协之范围）有二个以上之乡苏维埃时，即须召集由群众直接选举之代表会议（农民群众代表大概每五百人选一代表，赤卫军或赤卫队选举人之单位则不能至五百人而须斟酌情形减少，有工会组织的地方须有工人代表参加），选七人至九人组织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候补五人），其中须尽可能有工人和兵士代表当选。执行委员会之组织除常务委员可扩充至五人外，与乡苏维埃之组织同。执行委员会之下还须组织经济委员〈会〉，以执行委员一人为主席，计划本区范围内之经济建设事宜。区苏维埃常委每周开会二次，执行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五）一县之内城市工人运动有相当基础，并且乡村有了两个以上之区苏维埃时，须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十一人至十七人组织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候补七人）。代表会议代表数目，按照当地斗争发展情形和环境决定之，代表成分工人代表至少须占百分之三十，兵士代表至少须占百分之五。如果没有城市工人代表参加，只有乡村二个以上之区苏维埃联合起来组织之县苏维埃，只能称为临时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互选主席一人，常务委员五人至七人（执行主席在内）组织县行政委员会，县行政委员会之主席，即由县执委之主席任之。县行政委员会之下，得组织财政、经济、文化、裁判兼肃反、土地、赤卫等委员会。各种委员会之人数三人至五人，以县行政委员一人任主席（如财政委员主席财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主席文化委员会）。县苏维埃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二次，执委每月开会一次。乡村中重要的市镇可独立成立镇苏维埃，直接于县苏维埃。（六）凡省会所在的城市或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如汉口上海天津等地，在经常的工人运动中，须运用种种机会，召集各种工人代表会议（如罢工工人代表会议，失业工人代表会议，某业工人代表会议，某厂工人代表会议，全市工人代表会议等），以发动工人斗争而提高工人群众的指挥能力，并且设法使附近的士兵和农民派代表参加，促进工农兵的联合战线。一旦全省的斗争发展成总暴动的局势而该城市要事实上成为总暴动的中心枢纽时，即须召集全市各厂各业的代表和近郊农民代表及士兵代表开全市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为〕暴动的指挥机关。代表人数按照当地实际斗争情形和环境中定之，但代表的成份，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七十，农民和兵士的代表各占百分之十五。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上项代表会议选举十五人至二十一人组织之（候补委员七人）。组织法与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同。（七）一省斗争的发展快要达到全省总暴动的局势时，如现在之广东湖北湖南，应召集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全省总暴动的指挥机关。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人数按照当时斗争的发展情形和环境决定，至少须满四十人。代表的成份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四十，兵士代表占百分之十，农民代表占百分之五十。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代表会议选举二十一至二十七人组织之（候补委员十一人）。由省苏维埃执委互选七人至九人组织常务委员会，省苏维埃执委之主席兼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由省苏维埃执委会议选举之。常务委员会之下，设海陆军委员会、外交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裁判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各委员会以行政委员一人兼任主席（如海陆军委员任海陆军委员会主席，外交委县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全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每月开全体会一次，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省会之外之重要工商业中心而非县会所在之地（如、湖北之沙市），可独立成立市苏维埃，直接于省苏维埃。（八）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须议决一切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各级苏维埃一经成立，即须正式议决一切公布一切执行一切，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下级苏维埃绝对服从上级苏维埃之指挥。（九）全县境内之赤卫队归县苏维埃指挥调遣；全省境内之赤军（工农革命军）归省苏维埃指挥调遣。为指挥作战之方便起见，于海陆军委员会之下设总司令指挥等职，指挥调遣作战军队。（十）各级代表会议有撤换该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权，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有撤换该执行委员会之常务委员或行政委员之权。中央根据《中央通讯》第二十四期刊印注释〔1〕系马口，在湖北省汉阳县西部。
|
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目前统治阶级日益崩溃，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粤湘鄂赣等省农暴日益扩大，中央对此局面有如左之决定：一、革命是高涨还是低落一问题的回答：A、易纨士⑴及各国公使南下后，帝国主义之间愈表现互相冲突，而且使各派军阀都有后台老板互不相下。B、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逐渐崩溃，失业工人增加，改良政策不能实行，只能用白色恐怖镇压革命。C、城市工人对统治阶级严重的复杂的斗争，愈表现其对农民暴动的领导地位，城市统治阶级亦无力援助豪绅地主。乡村农暴高涨，尤其是粤湘鄂赣豫。D、因土地革命的深入，促成兵士的革命化，兵变响应农民暴动的事实渐多，因此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的中国，此一帝国主义与彼一帝国主义，新军阀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此派与彼派，资本家地主与工农，其间各种冲突矛盾，继续增高，阶级斗争到了国内战争的程度。广东湘鄂赣等省内，革命反革命已开始互争政权中心之大城市。革命是正在高涨无疑。二、自从国民党四次全会后，借北伐名义，投降帝国主义，准备浙桂两系大战。南京的中央即是几派军阀的军事同盟，与别的军阀对抗，将使广东湘鄂的战争扩大到争取武汉上海等重要城市的战争。三、现在军阀战争与革命战争同时加紧，都要夺取工商业中心的城市。统治阶级此时压迫城市工人必更凶，无产政党便更应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摇动反动的统治――在沿海各省和内地工商业城市更为重要。现时我党的策略应是：第一，特别加紧工人运动和准备暴动的工作，并扩大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第二，使自发的农暴在土地革命口号之下行动；第三，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变，务普遍进行；第四，加紧反帝运动，影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第五，党的澈底改造，肃清机会主义余毒；第六，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与行动要更加紧。从一般形势看，现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区域的布置应暂以湖南为中心，而武汉的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暴动的完成，并当使暴动的武汉变为全国的革命中心。中央按：附文是给各指导机关参考的，亦应尽可能的发到支部去，但正文必须发到支部去。⑵附：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附文（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一中国现时的状况之下，革命是否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有些同志竟有怀疑革命高涨的意见，这种意见的论点是说广州暴动之后，各地的党，尤其是城市之中受着许多摧残，职工运动不能有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甚至于认为各地的农民暴动也只是失败中零星的奋斗，于是便“证明”革命是低落了，于是便说帝国主义驻华军队的撤退也证明中国没有革命的危险，便说长江轮船交通的恢复也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经济的稳定了。这种见解显然是不对的。中央认为有再简明的指出革命高涨的形势，大致的分析最近政治状况及确定党的政治工作方针之必要。（一）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在国民党完全反动之后，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是否因而稳定呢？不能，因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依然不能解决。帝国主义不能向中国资产阶级真正的让步（如关税自主等），因此，帝国主义绝不能施行任何改良方法以缓和中国革命。而且中国并不是某一强国的殖民地，而是英美日法许多强国共同宰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相互间的利益永是互相冲突，所以他们并不能有一致的对华政策。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在现代世界革命潮流之中，绝对不能用改良妥协的方法便能解决。帝国主义以最猛烈的手段（如炮轰南京，上海驻兵，封锁长江等）胁迫中国资产阶级，使其成为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农革命的工具，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动之后，中国工农革命的潮流更形猛进，正因此，帝国主义便减少驻华军队，声明与国民政府合作，幻想着用这种手段帮助资产阶级缓和中国的革命潮流。同时，帝国主义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力量组织一强有力的统一政府，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买办豪绅资产阶级之割据局面对于他们是有利益的，所以他们现在的政策正想维持这种割据局面，最近易纨士之提倡关税会议，主张各口岸的地方政府分收关余及英公使蓝浦生之南下，都是无形中承认割据各地的地方政府。这种政策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易纨士主张关税增加到三五，由各地方政府分配征收，但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一便要求用此增加之关税去担保日本之借债，而且要求互惠的关税；因此对于关税问题，帝国主义相互间首先不能同意。（二）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豪绅资产阶级需要军阀的统治以镇压工农，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这种经济力量维持如此广大的军队。抽交苛捐杂税为维持军阀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非常薄弱，而且势必趋于崩溃之途，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再则中国新旧军阀如此之多，而其经济力又如此薄弱，所以豪绅资产阶级又分出许多派别，地方的或职业的，所以他们便不能不互相吞噬，以自求生存。这是豪绅资产阶级之各派相互间的矛盾。三则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与中国资产阶级以任何让步，因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经济力量之非常薄弱非常急速，非常紊乱，又以军阀之苛捐杂税与混战，所以资产与劳动，地主与农民之根本矛盾更激烈的爆发出来，而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不能施行任何改良政策以缓和土地革命，甚至于减租运动都不行，也不能施行任何政策使工人阶级生任何改良主义的幻想。现在各省经济都在崩溃之中，豪绅资产阶级不得不公开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或无形的（如江浙）取消减租二五及“共产时代”的劳资条件，极凶猛的进攻工农。即使长江交通一时恢复，金融经济流通了些，但这不是说资本家地主可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给工农以某种改良政策的出路；这只有更加加增资本家地主“恢复原状”的进攻形势――事实上现在全是地主资本家要求一切回复去年革命运动发生以前的状态。这是地主资本家非完完全全消灭工农运动，而实行绝无限制的剥削，便不能经营自己的经济――经济恐慌的程度，使地主资本家不但不能实行改良政策而缓和工农革命的斗争，并且不得不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更谈不到甚么发达经济等等。而且这种地主资本家的进攻政策，事实只是更加破坏他们的经济，不但武汉有十万以上的失业工人，甚至上海的失业最近也成了日益急剧的问题。各省的财政恐慌日甚一日，军阀大半不能维持自己的军队，这尤其是显然的事实。（三）工农运动的趋势。城市工人群众在这种严重的资本进攻与白色恐怖之下，虽然不能立刻发动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但是他们的确需要斗争，他们的日益进于武装的方式，他们急迫的需要群众的组织，需要新的斗争和组织方式，需要认真的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指导，职工运动中新的群众斗争。即使城市工人之中，有一时或一部分倾向于轻率的个人恐怖行动或过早的脱离群众的暴动，或者多数群众畏惧斗争，这只是更加证明革命的剧烈。豪绅资产阶级受着工农革命暴动的威胁，他们尽全力集中于主要的工商业中心，来勉强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的权力在许多省份之中不能达到乡村以至州县，因此一方面是城市中反革命统治加紧压迫，别方面就是工人斗争更加显出对于农民自发暴动的领导地位。现在是革命斗争进到了残酷的剧烈的国内战争状态，一切白色恐怖的残酷，工人斗争之武装冲突（杀工贼走狗）的继续不断，农民游击战争杀戮豪绅收租人收税人债主等运动普遍发展，都是这种状态的表征。同时现在也是革命斗争进到与反革命决战的趋势：不是革命势力从割据乡村州县进而发动城市群众暴动夺取工商业中心，便是反革命势力从城市中的白色恐怖与压迫工人运动进而举行“清乡”的企图。现在工农革命运动的趋势可以说是开始国内战争，部分的（尤其是广东湘鄂赣豫）已经进到争城市争工商业中心的斗争。现在的事实是：甚至于天津，唐山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已经重新开始，上海在严重的恐怖之下，在工统会工总会的工贼扰乱之下，工人、店员的斗争仍是日夜不绝，苏州扬州镇江宁波等处工人自发的斗争也继续不断。武汉的工人虽在桂系严重的摧残之下，武胜门外曾有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罢工，工人群众对于政治的认识和夺取政权的要求比上海工人还要进步，在去年阴历年底群众在暴动的口号之下很热烈的有组织的起来参加。现在在组织上已经改正了支部工会之缺点而有工会四十余个，严格的组织在工会之内的虽只有八千人，但能在工会号召之下的有八万人，都是占重要部分的群众。总之，除开广州而外武汉工人的斗争力量和政治意识都比任何一地工人进步。广州工人在暴动失败党部受摧残后亟亟的找党要求加入。这些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的斗争，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巨大的爆发，而实际上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搏战最紧迫的枢纽。农民斗争的高涨，那就更是显然的事实。固然，北方各省如直隶山东山西以及豫北等处，还有许多地方是偏于农民原始暴动的性质（天门会大刀会红枪会等），一般抗捐抗税的斗争，还不免有小豪绅的领导。但是这在一般农民暴动的土地革命时期，日益寻找无产阶级的领导，奉天通化大刀会失败之后，有一部分来找共产党，河南红枪会中发生分化，他们的群众表同情于共产党，甚至有些地方分出“光蛋会”（贫农的组织），公开的反对红枪会领袖。至于南方各省的农民暴动，经过历年的斗争，尤其是去年秋收暴动的许多经验与斗争，都在日益深入，从农民群众的斗争（有些地方直到秋收暴动期还经过初期的减租减息运动――如江浙），直接进到游击式的暗杀豪绅债主地主，更进到群众的游击战争，再进到农民割据的局面，建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政权，自己成立正式军队――工农革命军。广东海陆丰的苏维埃政府，发动四周的农民暴动，与进攻海陆丰的反动势力相搏战，海陆丰之东惠来普宁一带，其北五华紫金一带，其西三多祝⑶惠阳一带，都有农民群众陆续的斗争，现在农民群众都正在暴动起来。海陆丰的红军都往外迎头袭击进攻的反动军队。北江仁化乐昌一带，农民也已经暴动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海南岛内农民暴动日益深入，最近已经有海门暴动的消息。广东南路西路都有农民斗争的爆发。江西的西南与湖南的东边几县，农民势力已经占领乡村，而在遂州〔川〕万安等处也已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虽然，最近万安县城被敌军夺去，但是乡村仍在农民之手）。湖南醴陵及沿株萍路一带，都有农民斗争。湖北的东部西部以及南部的农民斗争则更为深入，群众都起来与反动势力搏战。河南南境信阳一带，也有农军的暴动与杀戮豪绅的斗争。这种革命运动的趋势，在每一农民斗争的区域，每一割据区域，每一省以及几省范围以内，都同样的是争得工商业中心，县城以至大都市的斗争，――就是工农与豪绅资产阶级争政权的严重的长期的斗争。同样，这些斗争必然日益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极鲜明的树立民众真正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这种斗争决不能说是普通的中国古代式的农民骚动。这种斗争是很明显的在日益归纳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很明显的要汇合起来，成为中国工农革命胜利的开始――省或几省政权的夺取。（四）兵士的革命化。同时反革命军队中兵士不但因为欠饷及生活的痛苦而开始逃走，骚动，而且广州暴动之后，尤其是在广东有许多公开的转到工农方面来，江西亦有这种事实。北方军阀之下兵士骚动最近也时常发现。湖北的“西征军”中兵士有自动叫出“打倒不发饷的官长”之口号的。湖南现在的各种军队尤其在崩溃之中――其中本省兵士大批逃回家去。这种崩溃现象是向来所没有的。在无产阶级积极的领导农民兵士贫民的革命进攻的过程之中，这种“兵变”“骚动”不会是简单的“军纪紊乱”“兵队抢掠”的普通现象的。军阀兵队是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兵士群众，从有组织作零星斗争，普通的要求改良待遇，要求发饷加饷……一直到革命的兵变，兵士反对军阀的混战而投到工农方面来，回到家乡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崩溃豪绅资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的中国之矛盾，帝国主义列强自身之间的自相矛盾，新的军阀与豪绅资产阶级的矛盾，军阀及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相矛盾，资本家地主与工农的矛盾，――都在继续增高的剧烈起来，没有丝毫改良式的暂时延缓革命之进程的可能，革命的阶级斗争，剧急的到了公开的国内战争的程度，到了某几省内革命势力互争政权中心――工商业中心的斗争之开始。这种状况之下，革命当然无疑的是高涨。固然不错，广州暴动是失败了。但是，第一，广州十二月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只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序幕，各地的农民暴动恰好继续着更加猛进，各大城市的工人虽然受着极艰苦的斗争，极严重的压迫，然而他们的勇气并未摧残，他们的决心正在增长，他们正在积聚团结自己的力量，准备着起来斗争。第二，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农民不但没有离开无产阶级，没有离开革命（例如一八四九年时候的农民），而且空前的迅速广泛的站到革命方面来，实行革命的斗争。第三，广州暴动之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不但没什么工商业的发达，渡过经济恐慌的希望，而且豪绅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正是更加恶化，财政更加破坏，混战更形复杂，甚至于引起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失望，不要说工农更加受着巨大的压迫剥削了。第四，广州暴动给了全国以工农联合兵士群众暴动的开始，给全国以大城市暴动战术的经验。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革命显然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不但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更加紧迫起来。二最近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很明显的表示：一方面豪绅资产阶级最后的完全公开的抛弃一切假面具，完全投降帝国主义，请求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合〈作〉，完全取消一切所谓“共产党的”方法与理论，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完全要恢复豪绅资产阶级无限制的剥削，完全宣告国民党的死刑；别方面便是蒋派排斥广西派，拉拢冯玉祥的把戏，种下了更深的战祸。所以国民党中央会议后，虽然表面上讲甚么北伐，其实，一切布置，如冯蒋徐州会议等等，无不包含着内部斗争，和蒋桂战争的酝酿在内。北伐的南北军阀混战和蒋桂两系在南部各省的冲突，这是现时军门统治的两大问题。国民党的军阀自从公开的开始反动――上海屠杀之后，正式与工农民众分离，将豪绅资产阶级独裁制，在这种国民党军阀式的统治形式中表现出来。从此之后，阶级关系的形式，完全变更，国民党不但不能再得到工农民众的赞助，以反对北方军阀，而且国民党自身更加完全的军阀化。事实上，上海屠杀之后――南京下的军阀在北伐中至今没有得着任何胜利；武汉反动之后――武汉政府根本消灭，冯玉样的反共，亦就是他断绝一切北伐胜利的开始。国民党反共后北伐战线上的斗争，完完全全变成买办豪绅资产阶级之各系互相争权夺地的斗争。这种斗争之中，国民党的总名义（例如蒋冯同称国民党），不过是一种几派军阀的军事同盟的别名。现今蒋介石把持到了南京的政府及党的中央，他要用北伐的名义来压迫桂系；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结合，亦要用北伐的名义得着蒋派暂时的帮助以抵御奉鲁军阀，同时依赖蒋的中央名义牵制河南境内反冯杂色军队。现在的所谓北伐，也不过是国民党内部许多派军阀互相操纵牵制暗斗明争的名义，北方军阀的内部也是如此情形，所以北京方面有宣言和平停止战争的倡议，这是表示北方军阀的内争以及财政军队的溃崩，同样是不能梦想“南征”的任何胜利。蒋介石派与广西派的斗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于湖南的战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现在以北伐的名义，步步实行压迫桂系，例如南京早已高唱湖南战争应速停止，全力北伐，说白崇禧与程潜两人之中至少应有一人出来北伐。最近，陈铭枢在广东又大唱其拥护南京的北伐政策，说李济琛应当出发北伐，同时桂系便提倡地方建设，肃清“共匪”为首要的议论，说广东此时不能急进北伐，说北伐前线上已有充分的军队。现在这一蒋桂斗争的实际行动，则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已经开始的各省外县⑷之间的间接斗争，二是各大都市的地盘之斗争。这一斗争的背景有英日帝国主义冲突之影响在内，同时，对于蒋桂两系，这都是争财源的斗争，亦就是争工商中心的斗争。蒋介石除浙闽及南京津浦以外，他在广东有陈铭枢，江西有王均，并有从广东退出之方鼎英，他还可以拉拢败退赣边的张发奎。湖南的叶开鑫是他的暗中的同盟者，唐部军队他也可以拉拢，两湖的中心他利用谭延勾结陈嘉佑鲁涤平等压迫桂系。他固然联络冯玉祥，但他同时拉拢方振武岳维峻孙岳等，――这些军阀刚在占领河南南部的地盘，蒋介石所借为声援的，大多数是杂色军阀，大多数是占领着各省的外县。这些军阀的反对桂系战争，是蒋介石所利用以摧残桂系的。广西派的军阀呢，却仍旧占着几个工商业中心，如上海汉口广州。蒋介石排斥桂系势力的斗争，势必至于从这些小军阀的州县战争，发展到争夺大都市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已在暗中酝酿发动，日益加紧起来。例如蒋介石曾经有派谭延到汉口去做政治分会主席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企图，陈铭枢不肯就名义上的广东省主席而要求广东省的财政统一在他手里。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各派军阀混战互斗，是他的统治不稳定而动摇的直接表现。而这种动摇在全国范围内看，已经是开始崩溃于这种外县的小战争之中，尤其是湖南最近的战争。这种斗争之中，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实：就是一方面桂系所有的地盘如两湖两广都不是清一色的，到处都有杂色部队，别方面蒋介石所能运用的反桂势力，也是同样不能做蒋介石靠得住的“自己”部队。因此，蒋桂斗争的开展，必定日益混乱复杂，而要演成无间断的混战。如果说这种蒋桂斗争会有一种“总”爆发，那么，他的形式要表现于几个大都市争夺的结果，或者再进一步而成为南京政府的变更组织。而这种总爆发，是与现时各省内小战争的前途，各派军阀地盘财源争夺的结果，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主要的具体的形势，现时对于工农阶级有切近关系的，还不是这种将来的总爆发，而是现在正在发展的各省省内的战争。论到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便应当见着：（一）如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尤其是湖南省内的军阀战争，急速的更加摇动豪绅的统治，促进军队的崩溃；（二）因这种关系，客观上工农的势力往往在这些反动统治脆弱而崩溃的地方爆发起来，尤其是广东――海陆丰及琼崖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存在了四个月，其次便是湖南；（三）这种工农革命势力的伟大的伸张与爆发，可以促起豪绅军阀各派的联合一致来企图“肃清共匪”，这种情形如广东反动军阀进攻海陆丰，如两湖的反动派也在高唱结束湘战，协力肃清两湖“共匪”。而工农势力在这几种阶段上，都将要更加猛进，革命的斗争将要更加剧烈；在敌人削弱的地方，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起来袭击正在崩溃的反动统治；在敌人恐慌到不得不暂时“团结”各派来反攻的时候，更加要勇猛的迎头进攻，更加要团结组织敌人后方的工农起来袭击反动统治。三总之，现在的形势是有两种最复杂最剧烈的国内战争：一是新旧南北军阀内部互相的战争，一是工农贫民和豪绅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这两种国内战争，都是已经早已开始，都在从争夺各省外县的政权，进到争城市工商业中心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工农贫民与豪绅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方式上进到极残酷的肉搏（城市中的白色恐怖与暴动地域的杀戮豪绅地主），在发展形势上，广东各暴动区的倾向于汇合，而夺取省政权。湖南南部七八县及江西西南几县已经在农民势力范围之内，从萍乡到株州〔洲〕，从醴陵到平江也是如此。江西其他各县，尤其是湖北的各县，以至河南南境，农民暴动及游击战争大大的发展。凡是这些革命势力都要求汇合联络，而事实上走到夺取几省政权的局面。这种局面的日益接近，也就使江浙（江阴无锡江北），甚至北方的农民的自发斗争，更加进于有力的情状；这种局面的日益接近，不但使广州武汉等城市工人斗争的领导地位更加吃紧，并使上海天津等处工人阶级斗争更加要千万倍的努力认真的准备暴动的工作。革命高涨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在进到更加紧张的过程之中。同样，在革命敌人方面，他们的政权，已在广东三分之一的县份之中，动摇而丧失，湖南江西的许多县份，湖北的，甚至河南的南境认真的动摇起来；革命敌人的军队开始崩溃，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在南京最近会议之后，在一年来日益紧张剧烈的阶级斗争之中，以至公开的国内战争之中，完完全全暴露，他在群众之中的“信仰”可以说没有丝毫，群众对他的毒恨日益扩大深入，同时共产党的威信更加深入日益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共产党的旗帜变成一般革命的广大民众的旗帜……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军阀在现时仅仅保有政权的地方，在一般城市之中，在拚命的压迫，以求苟延残喘，尤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区域（工商业中心――如上海等处），他们要加紧十倍百倍的压迫，用极恐怖的手段，禁止工人的革命行动，不但是罢工，甚至发一张传单，也要杀头。大城市中的这种状况，使工人斗争一时不能有大规模的暴露。表面上的现象，可以说是大多数的工人似乎畏缩而不能斗争，或是少数勇敢分子要求立即武装暴动。“如果现时是不能暴动，那么，一般的日常斗争也不能做”。这种状况显然是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更加加紧领导，更加暴真的准备群众力量，使群众在日常斗争之中团结自己的力量，认道达到暴动的正确道路。可是有些同志，例如上海，却说现在这种状况，不但是上海革命潮流已低落，就是全国的革命潮流也已低落了，这应当采取保守策略了。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显然是陷入机会主义的观点。现时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应当是：（一）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既然日益紧迫的要进到夺取工商业中心的斗争，所以城市中认真的准备暴动的工作应当十二分的加紧。这就是说，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发动和领导，群众的赤色工会的建立――都要注意新的方式的找着与运用，尤其是自下而上，从各厂各业自身的干部活动，形成群众中的核心。这种斗争过程中，加紧的切实的宣传全国斗争的总策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与道路。失业工人中的工作日益重要起来，不但要组织他们于工会之中，要组织他们的群众，去为“复业”而斗争，并且要尽可能的领导他们，以群众的示威，要求政府发给津贴，开办公共食堂，宣传失业工人有受社会供给的当然权利。这种示威的要求与运动必然要进到剧烈的斗争方式。同时武汉广州上海天津，都应当有系统的准备工人武装，训练工人的暴动战术，组织赤卫军或工农革命军等等实际工作。城市职工运动的策略，决不能认为应当是退让的或是保守的，而应当是勇猛坚决的有步骤的领导并发动群众斗争，只要真正能团结群众起来，不论是极小的斗争或广大的罢工，都应当坚决的发动。虽然在斗争方式上有时有来劝无党群众”方式的必要（如普通的某厂工人代表团等），但其实际上，本党及赤色工会的宣传与组织，都应积极的进行。在目前国民党四次全会发布停止民众运动封闭工会的命令之下，不但可以引起革命的工人群众的愤激与反抗，且可以引起素来蒙蔽于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骗之下的群众的愤激与反抗，因此在这个机会之下，统一工人战线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一工作不单是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下才可以作起来，而且可以在反抗禁止说话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的口号之下作起来。（二）农民斗争的一般自发的暴动，都应当去领导，尤其要努力去联结各个零星区域，使扩大而形成农民割据的局面。第一，在农民群众中要广大的宣传土地政纲的意义，要使群众了解这个意义。农民斗争一起来要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行动，不致将这个斗争变成简单的武装冲突的形式。第二，是要发动群众的抗税抗捐抗租抗债等的反对豪绅政府的斗争。第三，是要领导从上述斗争而发动的一般杀戮豪绅的零星的少数人秘密的游击战争，使进到群众的公开的游击战争。第四是要领导这种群众的反抗暴动使进于有组织有指导机关的斗争――乡区的工农代表会议的建立，及农民武装的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五，是要因此而创造割据的局面，联络几县的势力――尽可能的联合广大区域的群众的发动。一般的要注意城市的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使县市工人群众中的党的基础确实巩固，不但能与四乡农民运动相联络，而且能成为农民运动领导，能汇合农民的斗争势力，夺取县城的政权，使现在自发的农民攻取县城的倾向能更进一步。同时就必须纠正现时各地党部事实上对于县市工人运动忽略的倾向。（三）兵士运动应当在各省各县甚至各区委各支部都积极开始。一般的兵士运动的组织上鼓动上的方针，都应当切合当地兵士群众中的要求，同时要指出工农兵联合的总意义――工农兵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与大生产，而使成为工农兵士贫民自己的国家公有。兵士和贫民只有如此，才能解放。（四）在目前阶级斗争愈加剧烈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最近的事实表现出来不但是北方旧军阀始终是帝国主义最驯服的工具，南方的国民党新军阀蒋桂两系近亦与日英帝国主义作亲密露骨的往来，这般国民党忠实同志很快的变成了帝国主义新的忠实的工具。在这种新的事实之下，不但增加了革命的工农和城市贫民的阶级仇恨与反抗情绪，一般小资产阶级亦将不满于国民党军阀的这种卖国行动。因此我们注（意）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从革命的工农贫民群众一直扩大到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身上去，这一工作在北方固素具其可能性，而在南方新的事实之下我们亦应想出种种新的方法来扩大这个运动，宣传小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反抗豪绅资产阶级的卖国行动，来破坏豪绅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五）现时革命的一般斗争过程之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造党的任务。因为改造党的没有彻底进行，所以新的工农指导人材没有提拔出来，旧的一切自上而下的组织及工作方法都有许多保存着；群众的斗争及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已经急剧的前进，而旧式的指导机关还是落后，机会主义的余毒还是随处发现，不能代表真正群众的情绪，反而将自己的悲观恐惧和旧方法中无出路的低落情绪，去影响群众。所以现在只有在一般斗争的过程中努力执行改造党的任务，――党内的民主化，提拔工农的指导人材，刷除机会主义的成份，党的指导之真正的集体化……在工人农民兵士之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群众的基础。同时还要注意秘密工作，一切疏忽而被破获都是对于革命的损害。这些任务是现在我党全国各地党部，所必须注意的切实去执行的，现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剧烈到国内战争的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正在事实上趁着反革命军阀自相混战的时机而日益扩大爆发，日益进于争夺工商业中心的斗争，夺取一省以至几省政权的斗争，更加紧迫起来。所以，第一是广东，这些任务的执行，早已到了更深的程度。广东农民暴动的发展及兵士运动的猛进，虽然广州工人阶级及党部受过很大的摧残，然而一般形势的发展，显然使广东的革命中心地位，更加明显――尤其是反动军阀联合反攻海陆丰，更表示广东工农兵群众暴动夺取全省政权的局势事实上日益接近。第二，湘鄂赣以及豫南最近的形势也更加成为一个革命中心的区域。在这一区域里，湖南南境农民自发暴动的事实，湖南反动军队崩溃的急遽，湖南与广东的毗连，――两省暴动区域实在已经日益连结。尤其是湘赣边境沿线直达鄂南之农民暴动势力的澎涨，萍乡以西沿株萍路直到长沙的工农革命势力的伸张――凡是这些，都使这一区域的暴动布置，应以湖南为中心。湖北的武汉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的完成，而使暴动的武汉变成全国革命发展的中心。现在湖北各县的暴动，已经是治者阶级十分恐慌动摇，而急急乎要结束湘战调兵回鄂清乡，而这些湖北各县的暴动割据的发展，是武汉暴动胜利的要素。尤其使湖南暴动的广大发动和有规画有指导的联合起来，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刊印注释〔1〕易纨士，英国人，当时北京政府任命的代理总税务司。〔2〕此处的“按”为原件所有。〔3〕三多祝，即今广东省之多祝。〔4〕本文中几处“外县”，似为“州县”之误。
|
中央通告第三十五号——《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三十五号——《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同时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一《广州暴动决议案》，其意义与中央决议案有根本不同的精神。因此中央立即致广东省委及全体同志一信，指明广东省委会决议的“根本错误在没有认识广州暴动的全部意义和其给予全世界全中国工农兵的伟大创造，而仅很狭义地受了广州一部分同志在失败后一时愤激的影响，轻轻地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去。所以三天会场的讨论决议案中的文字……都侧重在这一问题，材料的收集也都纯偏重在主观上所认为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错误问题，关于广州暴动在历史上的意义，对全中国工农兵士以至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的伟大贡献，暴动期中及暴动前后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和反动势力的各种压迫和进攻的方法，以至一切一切主观上客观上使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遂都不能一齐抓住扼要地将他们列举起来，做成一个可以教育全党，领导全中国工农兵士，激励全世界革命民众的决议案。”“省委决议案的第二个根本错误在对于十二月十一广州暴动没有一个很肯定他是正确而且对的回答，反转有一个极其摇动的回答。因为在决议案中一方面承认广州暴动‘是代表全国工农群众革命的情绪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一幕’，‘是全省暴动的开始’，‘是表现他们（指广州工人和省港罢工工人）已经不信任一切欺骗政策起来推翻统治阶级的决心’并‘完全在本党指导之下，不单是本党领导的工代会的群众，机器工会下面的群众亦多表示中立，表现本党的政纲政策……完全为群众所接受’，且更承认其影响‘必然使全省全国的工农群众都增加了不少自信心和勇气’，‘各处的农民群众都闻风兴起，使工人阶级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使反革命派的兵士群众受了很大的影响’，使‘本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更易扩大’，‘使阶级的意识益加明了而促起他们（指工农群众）自谋解放的决心’，‘使本党在群众中的地位益加坚强’。但另一方面却又很坚决地说，此次暴动，省委原定计划必须先发动群众的总罢工然后举行暴动……后来以客观环境的逼迫，不得不提早暴动而改变原定计划以军队为主力。当然指导机关在发动暴动的计划中只有军事完全没有发动群众一同参加暴动的计划，甚至觉得赤卫队都不必很多参加，表现当时指导机关动摇不定不能坚决的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按：省委嗣后有专函并发通告声明‘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系‘把此次暴动的计划变成军事投机的方法’的笔误）⑴，且又继续的说‘自然群众还不能了解此次暴动的意义，而且不知道竭全力来拥护暴动的胜利’。且更反复地说‘此次暴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广大的群众尚未起来’，‘所以群众没有广大起来的原因实在是指导机关未能充分注意发展群众工作’”。如此将两方面论断合拢来看立刻便会发生几个很严重的疑问：第一假使如后一方面所说广州暴动便不会产生前一方面所说的效果；第二“这一暴动定是过早无疑，甚或至玩弄暴动”。因此省委定会愈论愈偏，结果在新省委的第一号通告上面更直截了当地说“过去党在政策上组织上都犯着极深刻的机会主义，不单是不能领导革命并且是阻碍革命的罪人。过去各地暴动的失败，此次暴动的失败，都是很显明的证例”。省委决议案中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没发动群众，一个是军事投机”。中央在那封信中的解释是：“严格地说我们只能责备当时指导机关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计划完密，还没有执行充分，但决不能说广州暴动是没发动群众的——这无异说广州暴动是非群众的暴动”。“如其在暴动开始时以为群众重视武器，指导机关重视军事行动，便也是军事投机，则更是笑话；这简直不知道武装群众的军事行动在暴动开始时的重要价值”。退却时的责任问题在省委决议案中看得极其严重，中央的解答是“参加会议（指退却时会议）同志之不镇定也是极可批评的。假使规划充分通知周密赤卫队必可有大部分的退出”。但中央同时亦承认“当时还有些实际的困难，如太雷死了，全省的实际斗争情形无人熟悉，军事没有得力的同志任指导，全市作战的实情没有人周知，赤卫队的组织不完〈整〉，党和工会的交通线都紊乱了等等”。在失败的原因上中央亦不完全同意省委决议案之所说“此次暴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广大的群众尚未起来”，“其实两日苏维埃的得失还系之于群众的军事行动”。故失败的原因客观主观双方都应论到，不应专责备于主观上指导的错误。因此而生的政治纪律中央便认为“根本不能成立”。在中央答复广东省委决议案的行程中，省委亦复对中央决议案有所决议，其重要意见为“这个决议（指中央决议案对于暴动前的经过及事前的准备描写得非常之好，差不多有列宁创造俄国“十月艺术”一样。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相信可以支持比较长时的苏维埃的政权，意义和影响还要更加扩大。可惜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多不相符合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描写，得着不正确的报告，否则便是智识阶级的虚伪——就是上海工人骂我们的‘吹牛皮主义’。这样一来，使我们得不着正确的教训，将要使我们甚至影响群众得要走入更深的机会主义式的军事投机的方面，的确是重大的问题”。同着这个决议来中央还有省委的代表罗登贤同志。中央除掉与罗同志当面解释以外，并即复省委一信。信中要义是：“省委决议案和两次来信所力争者重在主观上错误问题。关此，中央也并未忽视。第一，在中央最先致省委信（一月八日）中便提到关于中央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可保留一个补充事实的批评机会。因为中央在仅是根据国际代表的报告而成立的决议案中，深知有些事实还没叙到，有些错误还没指出，所以有待补充。第二，在中央的决议案中于客观的失败原因之外亦已指出六个主观上重要缺点和错误。省委决议案除掉最重要的发动群众这一问题外，其余所指的错误，不是包含在这六个要点之内，便是那些缺点本身颇有些客观困难，其错误的程度还不如原述六点之严重。故中央认为省委决议案对于事实的批评除掉重要精神已根本弄错外，便是一般的也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的困难。而且这些一般的批评至多也只能看做事实的补充，决不能摇动中央决议案的根本精神”。“中央的决议案是根据于国际代表的报告，但决议案的精神和中央历来对于广东省委政策是一贯的。有些事实还嫌遗漏，有些批评还没充实，在中央久已声明。若说这‘便是智识阶级的虚伪’，‘就是吹牛皮主义’未免拟于不伦，且省委这样的轻率论断，对中央对下级党部均有不妥。若更深一步说中央这种决议‘将要使我们甚至影响群众将要走入更深的机会主义式军事投机方面’，更不知何所根据‘的确是重大问题’。因此特决定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假使省委还有意见，须待二月中省委扩大会议时再行讨论。现时特调立三同志来中央面谈，调中夏同志前往代理书记，并预备二月中的扩大会议以便解释一切”。中夏去后，因事实的需要特别提前开广东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广州暴动问题，立三亦列席，会议中的决定是：“第一，省委发一通告，内容说明中央决议如何好，省委决议如何偏，广州暴动意义忽略详细说明，我们应适用中央的决议，不适用省委的决议，应立即根据中央根本精神宣传下去，但改造党仍是要积极做去。“第二，中央决议案中事实的确有些不符，应把中央决议马上发下去，不过要声明事实有些不符的。“第三，依照中央根本精神做一个“广州暴动的经过”报告给中央。“第四，根据会议的情形及讨论结果报告中央，请中央修改，修改的要点如下：一、事实不符的，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三、过去农民运动工作没有做好及没充分注意，尤其是中路，四、退却问题应说明显些指出没有充分计划；并报告政治纪律不能取消，因为如果取消了会发生不好影响。”会后，立三即来中央参加政治局会议。中央最后的结论是：第一，广东省委的两次决议案必须取消。根据省委决议案的根本精神所发出的省委一二两号通告及红旗十二斯的论文观点，均应立予纠正。第二，广东省委根据中央决议案的根本精神督促同志宣传广州暴动的重要意义，纠正过去同志对于广州暴动的消极观念和偏的见解。第三，没有充分发动群众问题，中央在通告二十八号上已曾说过，广州暴动的失败，“主要的也是发动群众之尚不充分”。在致省委第一信中更指明“当时指导机关发动群众工作还没有计划完密，还没有执行充分”，“在主观的错误和缺点上，还应加上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党的力量还是薄弱，还不足指导这样一个伟大的创造”，因此中央认为当时指导机关没有发动群众的完密计划来充分执行，这是由于指导机关还是薄弱乃成为主观上主要的失败原因之一，但决不能因此掩盖了其他主观上以及客观上的错误和缺点，并且应当承认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客观上的困难以及暴动后四十八小时的血的巷战的环境”和主观上亦曾尽了不少发动群众的努力。第四，这次广州暴动不但不应妄指为军事投机，便是说指导机关运用军事投机的方法也极不适合。第五，退却的责任问题，中央除指出“参加退却会议的同志之责任问题，自不能卸去”外，并在两信中均说明退却时慌乱情形的种种客观原因以明负责同志在当时并非临阵脱逃而是那时指导机关的能力薄弱不足以应此剧变。第六，因此，政治纪律在这次广州暴动中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不仅在坚决的执行党的暴动政策，并且对于这一伟大创造实尽了不少力量的事实前便根本不能成立。若认为退却时负责同志应有所处分，则只能适用普通纪律，广东省委于此应有一明确的认识，不能因群众于失败愤激之余而主张严惩负责同志以政治纪律便也随着偏颇下去。第七，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愤激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甚至党的改造也和广州暴动混在一起，于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愈觉模糊，过去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尽善，也完全归论到暴动中的指导机关身上了。第八，中央决议案中事实不尽符合的问题，中央早有声明。且事实不合的地方大都是程度的浅深数量的多寡或是已经决定了的事尚未有做到，并非原则上的冲突，即是说将这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各项完全改过，暴动的全部批评分量仍然不会变更。现在可将应更正的事实列举如下：一、苏维埃的选举，在广州市工代会中的确选举了一次，不过不是十人而是七人，全广州市苏维埃执委会的正式成立，原打算在全市的苏维埃成立后宣布，但为建立政权指挥暴动起见，故先成立平民行政委员会，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并非根本不要广州市工人农民参加苏维埃。二、“在暴动的前一天……命令传单日报印出七百万份”。命令是指宣言说（因国际代表所起草的法令，代英同志将他纳宣言中）数量是计算上的错误。三、禁止国民党存在问题宣言已草就只是没有印出。四、对于工人农民兵士公布的法令，改在宣言中发表了。五、“几千附郊农民”应改正为“几区附郊农民”。六、教导团的十二营，营字是连字的笔误。为使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在群众宣传中更加正确起见，中央特将上述之原委通告全党，望广东以及各地党部都须根据中央这一类〔补〕充通告和原决议案，继续在党内外作广大而更明确的宣传，终止一切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中央根据《中央通讯》第二十六期刊印注释〔1〕此处的“按”为原件所有。
|
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关于全省总暴动与地方割据等问题（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关于全省总暴动与地方割据等问题（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⑴江西省委：接五日发的江西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赣西南工作两次决议案，八日来信，并听到XXX⑵同志的口头报告，惟所来各件洗出来均不清楚，特别是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大意都看不出来，兹就所见的并依据×同志的口头报告，特作下面的答复：I、江西一省总暴动问题江西在“八一”事变之后，财政破产已达极点，统治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工农及一般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已到绝端痛苦的地位，农民的暴动已经普遍全省，赣西南之万安、遂川、宁冈、乐安农民已经割据起来，其他各县亦有很大的农民群众斗争近于暴动的形势，在朱培德的武力所能镇压的十五县，农民的暴动一样的在乡村中发展，并未稍加遏抑。兵士群众已经开始动摇而开始自动的站在工农群众一方面。在这许多情形之下，江西确是一全省总暴动的局面。江西农民暴动之猛烈与范围之广大为江西历来所未有，如果不能抓住这时期，实行全省总暴动，诚如来件所说要失掉这一个革命的好时期。这就是说要切切实实的准备全省总暴动，你们的观察与努力是对的。但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下列的错误：1．你们认为蒋桂两系军阀的武装冲突，很快的就要在江西爆发，江西已经成了蒋桂两系武装冲突的中心，你们所根据的事实很少，而且仅只就江西一省观察，同时你们又认为湘鄂战争已经告一段落，这是不正确的。A、湘鄂战争并未告一段落而正在延长，唐生智残余并未根本消灭，而积极企图保存其实力与反攻，桂系军阀且有很大的损失，这是最〈近〉几天上海各报登载得非常显明的。你们在本月九日就肯定湘鄂战争已经告一段落，显见得不是事实；B、蒋桂两系的武装冲突，不简单是江西一省的问题，至少是湘鄂赣粤四省的问题。不错，蒋桂两系现在都要拿江西，但这并不能说蒋桂两系军阀的冲突马上就要爆发。蒋桂两系军阀的冲突，诚然是很严重的，但据各方的事实与观察，蒋桂两系都在切实的准备实力，准备一严重的武装冲突，尤其是桂系如最近李济深之让陈铭枢以广东省政府主席，白崇禧等之以湘省政权归湘系军阀等，都是应当加以考虑，除此，在湘鄂战争并未告一段落之前，江西成为蒋桂两系军阀冲突的中心，亦不能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蒋桂两系军阀的冲突在江西爆发，至少亦不是单独江西一省的问题。2．你们认为蒋桂两系的冲突马上在江西就要爆发，因此江西是一全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时期，同时你们以为中央决定湘鄂赣三省的暴动区域，以湖南为暴动的中心，举行在湘鄂战争的时候，现在湘鄂战争既然告一段落，蒋桂两系的冲突，又在江西爆发，因此江西应当举行一全省总暴动，而且似乎以为江西可以单独的举行全省总暴动，不顾湘鄂两省似的。这又是不正确的。A、蒋桂两系军阀的冲突，不一定马上就爆发，而且不单独是江西一省的问题，在上面已经说过；B、中央从未决定湘鄂赣三省以湖南为中心的暴动举行在湘鄂战争的时候，中央以广东与湘鄂赣为中国目前比较容易可以夺取政权的区域，是根据于一：革命民众本身的力量，二：统治阶级政权的动摇与全省的混乱及大小军阀不断的相互的冲突。中央只决定如何的在这许多省份切实的准备全省总暴动，如何的发动工农群众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从未决定在什么日子即可以举行总的暴动，即未定期举行暴动，暴动的时期是要看工农群众发动的情形，统治阶级崩溃的情形，主观的准备等等条件是否具备之后才能决定。中央以湘鄂赣为比较容易夺取全省政权的区域，是悬一这样的目标，要湘鄂赣的党按照这个目标做去。总之，中央的本意是：广东与湘鄂赣的客观情形与工农革命的力量，应当使我们坚决的确定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而湘鄂赣自成为一互相关联的区域——客观上湖南是一中心，由湖北江西各处农民割据的发展，其势必须取得长沙，由武长路以达武汉。这便要成为全国的中心问题。我们的工作应当如此布置，这并不是说湖北或江西应当等待湖南然后再动。湖南与江西各区域应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以至各种可能的割据局面，即进展的方面应如上所述。以江西而论，如果只顾江西的一省暴动，只取得南昌，而不向湖南发展，则自然不能为全国中心。换句话说：如果事实上湖南先得，则形成江西响应湖南的形势，如果江西先得，则必须迅速发动湖南，迅速向湖南发展，然后才能巩固江西之胜利，而取得全国地势上的中心区域。Ⅱ、江西总暴动局面的布置问题你们分江西为五区发展农民暴动是对的。中央与你们没有不同意的地方，惟中央有以下的意见，希望你们加以严重的注意：1．南昌，九江，南浔路不定为全省暴动的中心。这些地方的工作现在非常薄弱，不讲为全省暴动的中心，连群众都不能发动起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你们似乎尚未看得十分严重，这是要迅速的改变的。2，赣西南割据局面之发展与完成为江西全省总暴动之先决条件，这个区域现在要切实注意，真能造成一全赣西南割据的局面，但同时要注意到湘南攸县，茶陵，桂东等县而发展，即要造成赣西南与湘南的割据局面。这一个责任在中央尚未更进一步决定湘鄂赣三省暴动计划的时候，赣西南特委可以管到与赣西南附近湘南各县的工作。主要的是：（一）应急速发展到泰和等县，瓦解来攻的敌军，而且与赣东发生关系；（二）应急速往北发展，向萍乡等处进攻，使湘军的部队瓦解，直接影响于醴陵等处——沿株萍路一带。3．江西农民的暴动，虽在全省普遍的发展，但在政治上与地理上，都未汇合与联络起来。这是一最大的缺点，现在要一区一区的将各县暴动的农民联合起来，同时，赣西南与赣东要打通关系，赣东与赣北要打通关系。4.省委要发表一宣言，提出具体的政纲，号召全省工农兵士群众暴动。5．工人与兵士运动要切实的工作。其方法详在下面。Ⅲ、赣西南割据问题赣西南工作你们所规定的都同意，其割据的意义与湘南的关系在上面已经说过，现在要说的是：1．要赶快的把万安，遂川，宁冈，乐安，打成一片，同时要向附近各县发展。2．在已割据的县份要铲除劣绅地主及一切反动的势力，深入土地革命，各村各区都成立工农代表会议，为政权的机关。3．对于二十七师要采取进攻的政策，如能集中力量解决驻泰和的二十七师，不但能保障万安割据的局面，而且可以大发展农民的暴动。4．已割据的各县的苏维埃政府，须开一代表会议正式举出赣西南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为赣西南最高政权机关，与号召各县的最高机关，仍为县苏维埃，并须竭力切实组织乡区苏维埃（概称某某乡区工农代表会议）说明地主歼尽农民已得政权，无须农民协会，因由各村工农举代表会议，再选执行委员会，即为乡区政府，这些各级代表会议要常常开，要引导群众自己参加政府各种工作。赣西南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应以革命政府资格号召全省工人农民兵士一般人民——（尤其对兵士）发出布告，要秘密贴到各地去。例如与驻在泰和战争时，一面即须做这种工作。5.赣西南革命委员会应当发表宣言及政纲，其政纲应当如下：（一）铲除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二）完成全江西工农兵士的暴动，推翻豪绅地主产〔资〕产阶级新军〈阀〉朱培德的统治，夺取江西全省的政权，建立全江西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三）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四）实行耕地农有；（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法；（六）保护雇农的利益；（七）建立工农革命军与革命的赤卫队；（八）工农兵士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九）建立农民各种合作社，扶助农民合作事业，奖励合作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6．自耕农问题即你们所谓的富农问题。这是一最困难的问题。尤其在江西是中国自耕农最多的地方。这一个问题，在策略上我们的胜利尚未有全国或者几省的范围的时候，对于自耕农必须取联络的政策，不能大有害于他利益。但要在事实上做到以雇农失业的农民小的佃农为政权的中心。地主的土地必须分配给佃农雇农与失业的农民。土地的问题，则须宣布苏维埃政权下的土地是属于国有，取消一切的地主所有权，实行耕地农有，以前一切地主所有田契宣布无效。各村（或乡）的土地，由当地农民代表会议自己决定分配。至于雇农的利益，有雇农保护的条件，切实保护。至于雇农委员会是否马上可以组织还须加以考虑。你们废除私人的雇农制度，是不妥当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问题。你们所定的办法，大体是对的，革命政府的布告应当说明实行这种政策，但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关系经济问题。7．经济问题的解决固然可以想出一些零星的办法，但主要的还是暴动局面的扩大，即割据局面之发展，一县几县的割据是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8．工农革命军问题，据王同志报告可集中将近××××的新式快枪，必须将这许多武装编成正式的自愿的工农革命军。至其数量可定为××至××××。但须注意以贫农为中心成份。至于普遍的武装农民为自卫的性质则愈多愈好。这些武装必须能够受苏维埃政府调动。9．农民的政治宣传，除拥护苏维埃土地革命等普通的宣传加紧外，须特别注意提出向外发展艰苦奋斗与敌人武装冲突之不可避免的宣传，尤为重要。Ⅵ、其他各区的问题你们所规〈定〉的大体都是对的。中央必须要再三说明的是：要赶快将各区域中各县暴动的农民互相联络起来，才能成为一真实的暴动力量，否则便有被敌人随时容易击败的危险。游击战争在无军队的县份必须大大的发展。Ⅴ、南昌南浔路各大城市的问题南昌南浔路各大城市的问题即是工人运动的问题，——你们的来件说最近各县群众的争斗与暴动，完全是农民的，很少工人争斗的表现，这诚如来件所说是很不好的现象。但江西党目前的责任，就要挽救〈这〉一危机。中央的意思你们最近因为注意于农民暴动的发展，似乎对于工人运动未加以很大的注意，因此发生这种现象。虽然江西党人材缺乏，中央亦未有许多得力同志派去，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中央现在要你们特别注意这一问题。要提出各种工人迫切争斗的口号，如加工资发现，发欠薪，增加工资，反对某一工头，包工等。这许多具体的要求要一业一厂的规定，规定之后，每个支部都要在群众中起领导与核心的作用。规定与领导工人小的经济争斗时，不要厌麻烦。工会要切实的恢复起来。工会的组织不一定拘于工会的名义，只要是工人群众的组织，直接建立在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上面，任何名义都可以的。要指定大批的同志做工人运动。要在工人中注意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发展。要切实组织工人赤色自卫队，要设法教以巷战等。Ⅵ、兵士运动问题我们须懂得中国现时军队尤其是南方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内部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和斗争。这就是说一方面由失业工农出身的士兵群众已开始接受了中国工农革命的伟大影响，一方面他们自己已由其阶级背景的反映开始向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利益的军官反抗。许多地方的兵变，许多地方兵士携械逃走，许多地方发生兵士反抗长官命令，或是兵士向长官闹饷闹伙食，这些事已不能再看做是一种普通军队的事变，而的确是这一新的革命阶段——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士兵群众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新的发展。我们如能很明了地抓住这一发展，开始我们的士兵运动，我们必能在新政策领导之下创造士兵的革命力量与工农革命力量相汇合。我们对待现时军队的根本策略是：破坏军队的组织和力量，扩大士兵运动，建立党的士兵支部使能分化并领导一部分士兵群众成为工农的武装势力。我们对现时军队千万不要存一点幻想，以为我们有人可以充为军官便希望他能在军队中“飞黄腾达”，由下级军官而中级军官而上级军官，可以拿住这整个军队然后用之以掩护工农运动，甚至发展工农运动。如果有这样打算，显然是机会主义的企图，且完全在事实上行使不通，江西省委必须断绝一些在军队中同志的这样痴念。固然能利用一些军官同志的地位和机会去发展士兵运动，建立士兵支部是很必要的。但最主要的士兵运动方法，还是有组织地派遣大批工农同志以及得力的非同志投入军队充当士兵，由日常生活小的煽动小的斗争反抗长官一直发展到兵变，或是联合群众携枪逃入农村散入农民群众中变为农民的武装，或是当着军队与工农暴动的群众决战时在内响应以消灭军队的力量。这一方法是目前江西最须要的，望省委切实计议执行。其次，以有组织的工农群众或是化装（或为卖吃食的小贩或为流氓）宣传分子影响兵士群众发生〔展〕我们组织。至于文字的宣传在中国军队中还只能收最小的效果，其作用并不见大。（下略）（3）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刊印注释〔1〕《中央政治通讯》二十一期所载此文时间是二月二日，但从内容看，这个时间有误。经查会议记录，二月十七日中央常委讨论了江西总暴动的问题，并决定起草致江西信。据此判断，本文时间应在二月十七日之后。〔2〕文中的“×”符号，均为原文所有。〔3〕此处为原文所略。
|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⑴一1．广州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之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虽然广州苏维埃的存在期间很短，但是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已经显然的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权独裁的革命）。只有这一革命的扩大和深入，达到全国的胜利，才能够解放几万万中国的工农民众，而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建立苏维埃的中国。现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已经明显的是除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以使中国脱离经济政治社会的总危机及新旧军阀的混战局面。2．当广州暴动的时候，全国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新旧军阀以及帝国主义，都震恐失措，疯狂似的施行白色恐怖的暴政。这次反动势力的惶恐动摇为从来所未有。这就证明中国的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已经觉得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统治，不能消灭几千万工农兵士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立刻提出对俄绝交和停止民众运动的两大政策，这又更表示他们为苟延残喘起见，不能不揭去一切假面具，而公开的降伏于国际帝国主义之前，公开的声明他们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奴才（蒋介石宣言：“必须与列强一致反对第三国际”；李宗仁朱培德宣称“三民主义应当是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否则便有第三国际之臭味”）。3．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一）广东：广州的暴动军退出广州到花县北江一带，又折到东江一带去，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已经有五六十万人口的区域，包含海陆丰紫金普宁一直到五华。花县清远兴〔英〕德东莞宝安等处都有农民暴动，海陆丰的农民暴动更取进攻的形势，努力发展临近各县的群众。广州在白色屠杀六千人之后，工人的罢工斗争又立刻起来（鸡鸭行工人等）。（二）湖南：十二月十〈一〉日晚上长沙与广州同日有工农暴动，占据长沙车站。衡阳有农民暴动发生，茶陵攸县酃县有工农军的占领，并且伸张到江西西境的宁冈莲花。（三）江西：万安的农民势力有很大的发展，万安一带群众都在跃跃欲试。（四）湖北：黄安黄梅麻城农民大暴动，围攻县城，汉川沔阳一带农民暴动杀土豪劣绅。武汉裕华纱厂罢工。（五）江苏：青浦黄渡枫泾一带都有农民抗租暴动，杀土豪劣绅的运动。崇明外沙的农民也在最近起来暴动，杀屠豪绅。上海电车罢工虽然失败，而最近南货估衣酱业等的罢工又风起云涌，抵抗年终的资本进攻（开销工人店员）。（六）浙江有奉化等处的农民骚动。（七）山东有二千万的饥民运动，红枪会大刀会的运动。（八）河南江枪会天门会的抗税捐的运动。（九）直隶清远〔苑〕有农民抗税，成千群众围攻县城的事。（十）甚至奉天通化等处大刀会的扑城，也竖起红旗，这更加表明：一般贫民的〔是〕反抗军阀政治的，普遍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是领导他们力争解放的组织。这一些事实已经很明显的表明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4．反动派――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都在日益厉害的动摇混乱，自相冲突，自相混战。全国各省的经济（工商业以及金融财政）都在剧烈崩溃的危机之中。一方面，反动的军阀要更加增多各式各种的苛捐杂税；别方面新旧军阀的军队，因为欠饷日益加多，他们之中的兵士情绪都日益骚动，而倾向于愤激反抗反革命官长的兵变。现在军阀军队的崩溃现象之利害，实为从来所未有。广州暴动中有兵士群众参加，广州暴动的革命政府是有兵士群众自己的代表参加的政府，这一事实尤其推动广大的一向“无智无识”的一般兵士贫民之革命意识，使他们在事实上看见除忍饥耐冻挨打挨骂出卖性命以图一饱之外，还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和工农民众联合起来暴动，根本推翻这种吃人的统治。军阀混战和资本的进攻，使城市工人和一般店员手工工人的生活一天天的更加窘迫痛苦。战祸的蔓延，一般的经济危机，使工人店员的失业日夜不绝的增加。再加以反动的各派国民党或旧军阀，争相表明自己能代表“资本家利益”，杀戮压迫革命的工人，禁止革命的工人运动，更加使资本的进攻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大批的开除工人店员，否认以前罢工胜利所订条件，例如汉口总商会要求政府明令废除一切“共产党时代”所订劳资条件。军阀混战和地主豪绅的进攻，尤其是农民的经济地位日益低落，完全过着非人的生活。捐税重重，催租催债，招夫派粮，几千斤的压迫和剥削加到农民身上。各派国民党先先后后公开撤消他们的欺骗农民的改良政策（甚么减租二五等等），即使没有明令取消，事实上只有豪绅地主告发农佃抗租，而这些青天白日的政府下严令禁止，农佃的减租是绝对不能“和平”的得到的。国民党现在广州暴动之后，更公开的实行白色屠杀政策，停止民众运动，他虽说还要用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和平建设的臭招牌欺骗，而工农民众甚至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于他们的信仰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共产党在极广大的群众之中信仰日益增高起来。凡是这些情形，在广州暴动之后都有更深更广的发展，农民自发的暴动――抗租抗债抗税抗捐抗粮的斗争之剧烈，工人经济斗争的勇猛艰苦，尤其是兵士群众的开始骚动反抗，都超过以前的程度。兵士群众参加革命或者简单的不自觉的变乱，更是最近革命潮流中的新现象。5．广州暴动后苏维埃革命在如此的客观环境上，更加扩大和深入，更加摇动了豪绅资产阶级新旧军阀的政权，更加重他们统治的削弱形势，更加开展了他们内部争权夺地的冲突，更加扫除了一切改良主义的幻想，更加紧迫了反动统治对于革命民众的屠杀和压迫，更加使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及世界的革命势力，尤其是苏联的进攻。广州暴动之前，国民党与资产阶级还想以改良主义欺骗民众，尤其是投降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派代表中国之动摇卑鄙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一派。其时国民党各派还想开甚么中央第四次会议，想形成统一的反动统治，以找出欺骗民众的改良色彩的政纲，而来消灭与镇压中国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但是，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的冒牌改良主义之反动势力，便被桂系军阀所驱逐，以至于消灭。这证明中国的阶级斗争到了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期，不能容许任何站在帝国主义工具〈与〉中国工农革〈命〉之间的“中间”力量之存在。国民党的党部及其所谓工会农会等民众团体，不是实际完全消灭，就是要变成纯粹法西斯蒂的暴力机关；其他豪绅地主的组织和武装也在尽量扩充自己的力量，即所谓“无政府保产会”等欺骗工农的和平组织，也是要迅速变成公开反动的武装团体；九省商会联合会更是公开的进攻工农，主张扩充商团。同时亦就证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的总危机，已经是迅速崩溃不可挽救的情形，不能容许任何资产阶级式的“改良”“建设”（例如广州暴动后上海所开的九省商会联合会，拟出许多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及召集经济会议等议案）。――实际上，中国资产阶级在这种总危机之下，客观上只有各派各系之间的冲突格外加紧而剧烈起来。6．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他的第一等的任务便是取得以前买办阶级之帝国主义尊崇的地位而代之。国民党的广西派军阀，经过香港政府的赞助（李济琛），经过上海工部局的赞助（白崇禧），与英国帝国主义相勾结。桂系军阀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他的背景便是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多分的带着豪绅地主的色彩的资产阶级，买办化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蒋介石派军阀，经过蒋介石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他的背景却是上海浙江〔江浙〕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是工业的资产阶级。――所以英日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反映在广东与江浙两系的资产阶级的冲突与竞争（最近九省商会联合会中冯少山等广东派排斥虞洽卿等江浙派的现象是很显然的），并且亦就反映现时各省之内桂系与蒋系军阀的互相冲突，以至于国民党中的各派冲突（最近国民政府中孙科伍朝枢等的下台和宋子文等的上台，国民党中央会议中西山会议派的失势，及蒋介石的许多新走狗的重新团结――都反映这种冲突竞争的过程）。英日帝国主义各自利用中国内战而扩张他们的侵略势力。7．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是客观经济环境的必然的结果，除此以外他们别无出路。所以虽然广州暴动的爆发，暂时激起各派联合施行屠杀及对于工农的进攻，而他们各派之间的斗争和冲突只有更加深入。蒋介石的总司令复职及最近南京的国民党会议，只是酝酿着更大更厉害的战争，――桂系军阀对于蒋介石派的进攻正在准备着反攻。国民党和新旧军阀的统治，只是日益分裂中国糜烂中国，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一致不能调和。国民党军阀与奉鲁军阀的战争，冯玉祥阎锡山与北京的战争，固然已经使中国北部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极点，而且同时张作霖与张宗昌孙传芳相互之间有冲突和纠纷，冯玉祥阎锡山之间，他们与南京政府之间，又各自酝酿着许多争权夺地不可调和的冲突。国民党的所谓北伐，实际上只是南京政府之桂蒋两系及冯玉祥阎锡山互相推诿互相牵制的局面，而且即使他们能联合而打败奉鲁军阀一直到进据北京也决不能改良北方的政治社会状况，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职任是他们所不能担负的。直鲁两省的大饥荒，一般交通商业的破毁，税捐的苛重，更是不堪言状。满洲财政的紊乱和破产，更有日落千丈之势。而且东三省正在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纯全殖民地。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陕西甘肃山西，一般经济的破产和工农群众的痛苦，更是和全国其他各省毫无二致。南京政府之下桂系和蒋派两军阀的斗争，许多杂色小军阀的互相排挤冲突，都是显然的事实。江浙上海的区域经济破产的程度虽然形势上比较和缓，但是广东福建的财政破产与经济破毁达到很危险的地步；而湘鄂区域的危机，则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军事上则南京政府之下桂系与蒋派两军阀的冲突，直接的间接的已经表现于各地战争之中。总之，在如此的经济崩溃和普遍的军阀混战局面之下，买办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他们内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斗争之中，在他们受着自发的工农革命潮流的攻袭之中，很显然的有一般削弱的总形势。8.现在正在发展的湘鄂战争，实际上已经是桂系与蒋派两军阀武装冲突的开始。蒋派军阀现时和唐生智系的军阀余孽互相利用，唐生智系想借此保存其实力与地盘，蒋介石则想借此压迫和屈服桂系，――何健周澜等首先通电拥蒋复职，助长蒋派在南京压迫桂系的声势。而桂系军阀却正在力图战〔占〕领两湖，霸住两广以为自己之根据地，更极力拉拢湘系军阀程潜鲁涤平陈嘉佑等，以抵制蒋系军阀，――而程潜等在现时形势之下也只有依附桂系以解决保持地盘及扩充实力的问题。固然蒋介石派的主要目标在于首先造成江浙（沪杭沪宁以至津浦南段）的清一色的霸占局面，同时以北伐名义拉拢冯玉祥阎锡山做他的外援。然而他一面必须勾结各种杂色军队，并且暗中或公开的帮助粤鄂湘等省反桂系的军队以伸张其势力。这种形势之下，虽然形式上蒋介石复职并占领南京中央政府是桂系与蒋派斗争的中心问题，但是实际上则这一斗争的公开表演，却要先发现于桂系所主持的对湘战争。桂系虽然在中央及政府问题之中，暂时的屈服，如孙科伍朝枢等的受排斥，但是他们不肯轻易放松上海的地盘；他们更要竭全力的去夺回广东：李济琛黄绍雄想与陈铭枢钱大钧（蒋的势力）暂时妥协先肃清张发奎的势力，同时他们必须要夺到湖北的整个地盘，与杨森开战，而且必须进而夺取湖南地盘，以便两广和两湖的联成一片。所以争两湖，争广东，争江浙皖这三个斗争，是蒋派与桂系军阀之间所必不可避免的。现在最早发生的湘鄂战争，及广东省内的战争，还不过是间接的表演这种斗争之第一步罢了。至于各省内部各小军阀之间的纵横捭阖，还在酝酿着更复杂更混乱的战争。9．总结起来：（一）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纪元；（二）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完全投降帝国主义；（三）工农革命的潮流正在继续的高涨深入；（四）工农兵士群众一般的革命化和暴动夺取政权的认识更加深入与普遍；（五）阶级斗争进展到最剧烈的短兵相接的时期，不容许任何改良主义幻想的存在；（六）帝国主义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日益剧烈；（七）政治经济的总危机及反动统治一般削弱的形势；（八）尤其是蒋派与桂系军阀的内部冲突，已经开始暴露到武装的战争。二1．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就早已明显的确定本党的总策略，而在于领导一切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到武装暴动，达到尽可能的大范围内之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最近政治局决议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案大纲，更明显的指出领导工农兵士群众的武装暴动之任务，及在一省或几省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照上述的客观形势之分析，全中国买办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新旧军阀之分崩离析动摇溃散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自然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政策。固然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对全国而定的。全国各省的党部，都应当认真的执行这一政策――准备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从发动并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汇合革命势力，形成总的革命高潮，从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进于农民割据的局面，从大城市日常的工人斗争的发动与扩大，进于工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总的政治斗争，以至大城市的武装暴动获得胜利，成为四周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而夺得工商业中心的政权――一省的政权。这种政策当然是适用于全国的。但是从现时这种自发的革命潮流，进于决定胜负的暴动，必须有下列的条件：（一）治者阶级的政权极端的动摇，以至于把持不住这种政权；（二）工农群众革命高潮的总形势；（三）极多部分工农之中，首先是在共产党中开始坚决的有规划有系统的争取政权之决心，已经成熟；（四）但〔在〕组织上技术上之相当准备。现在中国一般的统治阶级之动摇削弱，工农兵士革命情绪之高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及信仰之普遍与深入的情形之下，各省之中那几省在最近期间有进于上述的这些条件之可能呢？换句话说，就是那几省里，将要首先爆发决定胜负的暴动呢？这是实行我党总政策的重要问题。无产阶级在一般的直接的革命的形势之下，应当抓住治者阶级统治最削弱最动摇的关键，工农革命潮流及党的领导力量最强的地方，而开始革命的进攻。我党曾经抓住这种关键而发动于广州（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广州暴动虽然暂时失败，而客观上更加证明我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更加应当再进而规划胜利成分更多的发动――自然，同时反对⑵其他地方更加要加紧的扩大强固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广大群众的革命工会，发动并扩大工人的日常斗争，发动农民抗租抗税等的斗争，以至于群众发动的游击战争，组织革命的兵士，领导他们的斗争。总之，就是准备群众而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政策，是应当如此去执行的。2．照这种直接暴动条件的观察，中国可以分成几区情形相异的区域：（一）广东两湖；（二）河南陕西等省；（三）直鲁等省；（四）江浙。两湖之中，尤其是湖南的情形，最明显的是豪绅地主及其军阀统治，处于最动摇最削弱的地位，农民群众的力量与斗争经验，很大很多。湖北则经济破产和湖南仿佛，农民自发的暴动蔓延全省――尤其是湖北江西边境暴动的屡胜屡败已经有很久的时期，只是武汉的工人斗争还没有广大的坚强发展，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也很差。广东则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存在已及三月，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仆〔伏〕已经延长到一年之久，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广州工人虽然受着很大的摧残，但是共产党及赤色工会的基础，始终是全国之冠。河南陕西等省，则本地军阀统治内部虽有纠纷，而他们的削弱形势较两湖稍缓。工人生活痛苦到极端，只是没有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赤色工会的基础薄弱。无产阶级政党也比较薄弱。农民的斗争，因为阶级分化上的落后，大部分还在小的豪绅所领导的红枪会天门会的运动之中，虽然革命意识比较模糊，客观上却是极广泛的抗捐抗税扰乱统治阶级地位的情形。直鲁等省虽在北方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南北战争之中奉鲁军阀固然日在崩溃，却给冯玉祥等以军事上的出路。这些省份之中工农民众的生活是最苦的，灾荒和战祸最延长。可是工农自觉的斗争却还发展的很小。农村中的斗争阶级分化也还模糊，却有大刀会红枪会等类的原始农民暴动。这一区域的巨大弱点，便是天津青岛大连等无产阶级中心地点及铁路矿山工人没有工人群众斗争的广大发展，因此，也就没有广大的共产党的发展。江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亦就是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经济的枢纽。江浙各县的农民虽然已经发动极多的斗争和暴动，而且必须广大的发动以摇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经济基础；然而无产阶级中心的上海，却因为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竭全力以镇压和破坏工人运动，至今还只在报告零星的日常斗争的阶段之中，上海共产党的组织还没有能深切的与广大群众相联络。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权力最大的根据地――上海与江浙，反动派自然要以全力来保持，即使他们有内部的冲突，他们始终是建立着最完密的压迫机关，来压迫工农群众。这种观察之下，我们便可以答复上节所提出来的问题：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客观条件，究竟是那几省最具备呢？――是两湖和广东，其次是河南等省。其他地域之中，则必须更加倍的努力，尤其是上海。我们必须准备工人群众的斗争力量，在日常的斗争中发展并巩固其组织，负起领导农民及一般贫民斗争的责任，吸引崩溃中的军阀军队之兵士群众……以创造直接暴动的局面为目标。这一总的任务，在其他区域，比两湖广东，要加好几倍的努力；而在上海天津等处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大本营，则更须极艰苦的树立革命势力之基础，准备夺取这些巨大的工商业之中心，而有能制止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反攻胜利的多分的可能。――没有这些工商业的中心，将来苏维埃中国是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最终巩固的，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统治的。3．最近期间，因为广州暴动的失败，广东夺取全省政权――发展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于全省的时期，比较的延长一点，于是湖南便成为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最有胜利机会的省份。不过湖南与湖北江西地域上的关系，与历来革命运动发展的相互关系，实成为一个不可隔离的系统，尤其武汉为全国的中心，武汉民众革命的胜利及湘赣边境农民暴动的胜利，同为湖〈南〉工农兵革命维持全省范围胜利的保证。因此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一革命的中心区域。此中心区域的革命胜利，将要开始于湖南，而发展到武汉，并且与革命的广东相联结，――这种发展是要负起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的历史使命的。这一发展的成败，关系于全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很大。我党对于这些省份的主要工作应当如下：（一）利用桂系湘系军阀与唐生智系军阀的战争，更坚决的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更广大的发动他们的斗争，发展到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进于割据的局面，群众起来解除溃兵或小部队的武装；发展唐系湘系桂系以至朱培德等军阀军队中的革命兵士运动，发展城市中尤其是长沙的工人斗争，引导一般贫民群众到总的争政权的斗争，以至于总暴动而夺取湖南的省政权。长沙的夺取，必须湖南总暴动的完成。武汉工人群众之团结与斗争格外重要，必须切实的建立工人的斗争组织，使他们与湖南湖北各地的暴动农民相联络，使武汉的群众运动能够切实准备以至于暴动，而完成湘鄂革命区域之胜利。这是总的任务，还可以分述如下：（二）普遍的发展农民群众切身的斗争：抗税抗租抗捐抗粮抗债。杀戮土豪乡绅政府官吏军队长官，没收地主豪富的财产与土地，焚毁田契租约债券，夺取民团团防及驻军的武装，实行群众暴动中的游击战争，进而至于农民割据的局面。这些斗争发动群众之后，必须立即组织广大斗争的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以为指挥斗争及暴动之机关，进行至于当地的革命政权机关（苏维埃成立之后，以前的农民协会自然可以消灭，因为农民代表会议（或一村的农民会议）群众所选的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了指导的机关。即使以前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现在也不用再组织，而要一面宣传苏维埃，一面发动群众的斗争，以至于组织苏维埃）。（三）农民割据的地域，尤其应当注意：（1）湘东赣西一区――茶陵攸县酃县及宁冈莲花等县；（2）湘南区――衡阳等处；（3）湘鄂区――监利桑植临澧澧县及松磁〔滋〕石首公安施鹤⑶；（4）湘鄂赣交界区――浏阳平江铜鼓修水通城通山崇阳等。长沙附近的十几县应当特别注意：发动广大群众的切身斗争，深入农民斗争的性质，建立巩固的群众的基础，使与长沙工人有密切的关系。这几区农民暴动的割据局面之造成及向长沙的发展以及长沙附近农民群众的发动与长沙工人及其四郊农民的暴动，实是湖南总暴动夺取省政权之重要条件。同时湖北割据区域还要注意：（1）鄂东：黄梅黄安麻城罗田；（2）鄂中：沔阳汉川天门潜江京山。江西则赣西南万安等区域。再则湖南暴动发动或可联合湖北暴动时应当特别注意占据武长路一带，断绝敌人的交通，这一区域横梗在两湖之间，可以便于两湖暴动的总发展，一方面屏障岳州长沙的暴动，别方面则可以进取武汉。（四）工人运动应当特别注意武汉与长沙及其他较大的城市和工业区，如大冶、湘潭、安源、常德、宜昌、沙市，以至九江南昌景德镇等。城市之中应当立刻开始积极的发动并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这些斗争之中，不但要发展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并且要努力创造群众斗争组织之新方式：如罢工时之罢工工人代表会，或简单的工人代表会议等。每次斗争之中，要领导工人群众去了解工农兵士联合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与意义，并要经常的宣传这种意义。无产阶级应当做到农民暴动与兵士暴动的领导者。应当以总同盟罢工发展暴动夺取政权的观念，宣传工人群众。因此，必须立即勇敢的领导工人的减时加资等斗争，反对反动的假工会的斗争，引导他们认识推翻现政府之必要。失业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作有组织的示威，以至劫夺富户当铺，实行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口号。对于店员亦应特别加以注意，提出他们的特殊要求，领导他们的斗争，武汉的失业工人，铁路工人尤其应当特别注意，长沙和武昌应即秘密组织工人武装队，为暴动的赤卫军之基础。（五）兵士运动应当特别注意。要使一般工农普遍的向兵士宣传，告诉兵士以工农斗争的目标，兵士是最苦的贫民，他们只有和工农携手，反对军阀――克扣他们兵饷把他们当炮灰的军阀。党应当特别向兵士宣传，发传单，领导他们反抗军官，要求发饷，要求加饷……应当秘密发展兵士及下级军官中党的支部。应当组织兵士委员会。应当号召兵士回乡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应当号召兵士起来兵变转到工农方面来，编入工农革命军。这些工作应当在唐系湘系桂系以及朱培德军队中普遍的发展。要设法使兵士与工会尤其是农民团体发生关系。在未暴动之先便要做到工农兵的联合组织。工农暴动之中，而贫苦的兵士群众照旧是“无智无识”的接受军阀豪绅的命令来攻打暴动的工农，这种工农暴动是很难得到胜利的，而且这种现象是革命之中不应有的。（六）应当在发动与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斗争的过程中积极的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各级党部，不但工人的农村的支部，应当由工人或农民同志当书记，而且市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工人农民至少应当占五分之三；至于工会负责同志应当做到纯全是工人，农民运动的负责同志至少要工农分子占二分之一，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使一般党的群众真正能讨论党的政策，了解党的政策而去坚决的执行。（七）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共产党的策略应当是：“当时统治阶级组织上多少已经有涣散的现象，当时群众是在革命的愤激状态之中，当时中间阶级向无产阶级方面摇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政党便有引导群众去直接攻击资产阶级国家之任务。要达到这种目的，便须提出日益激烈的口号，日益激烈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党的一切宣传鼓动都应以此为标准……这些斗争方式就是：罢工，罢工与示威相联结，武装示威与罢工相联结，最后总同盟罢工向着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之直接武装斗争的最高方式。这种斗争便须服从军事艺术的规则，须有军事计划（地点时间等的确定），作战须有进攻的性质，及无产阶级之绝对的忠实与勇敢。这种发动须要组织广大的群众于战斗的结合之中；这种战斗的结合之组织方式的本身，便是吸引并领导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参加运动的（就是工农代表的苏维埃，兵士代表的苏维埃）。再则，海陆丰军中的工作〔4〕，亦是胜利的策略之前提。”（共产国际党纲草案）这种策略方针一般的对于中国现时是非常之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湘鄂区域走向直接暴动――决定胜负的大城市中的暴动的时候。（八）暴动的指导机关所以一定要是工农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乡村之中固然是如此，城市之中尤其非如此不可。苏维埃的组织，固然是要到群众的大发动，并且一般群众革命高潮之中“开始争政权的决心已经成熟”的时候；但是关于苏维埃的宣传，必须经常的扩大到一般工人兵士贫民农民群众之中。湘鄂区域之中的这些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自然一般通用于全国各地，不过各地依照当地情形而有应用程度的不同罢了。至于其他区域的特殊工作，也可以略举如下：4．（一）广东虽经广州暴动失败的摧残，仍旧是革命的中心区域。各系军阀正在直接的混战局面之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应当乘机取绝对进攻的战略，完成全东江的割据局面，北江西江南路农民斗争的一般的发动，各自造成割据数县或数十县的局面；广州市工人的基础，应当在最短时间内纯全恢复，利用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及苏维埃政权在群众中的信仰，从发动并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加紧工人赤卫队的工作，反抗白色恐怖的斗争，积极准备第二次总暴动局面的创造。加紧在军队中海军中的工作，香港的工人运动，应当加以极艰苦的工作，造成党员〔的〕及工会的群众基础，使在广东全省工农兵总暴动的时候，能有牵制英帝国主义对暴动的广东进攻之伟大力量，以至于根本摇动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广西福建是广东左右两个屏藩，也正是桂浙两系争广东的出发地和失败的退路，所以两省工作特别是梧州一带与闽南更与广东有密切的关联。我应加紧这些地方的工农斗争，走向暴动割据的局面，以扩大广东暴动的成功并摇动敌人军阀的后路。（二）河南的工作此时不占极重要的位置。党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京汉陇海路上的党的及工会的群众的基础，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与沿路农民相联络；第二个任务是领导一般农民的斗争，把在中小豪绅影响之下的红枪会天门会等广大的农民群众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本党领导之下，尽可能的造成农民割据的局面；第三个任务是郑州开封等城市中造成党及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中深入并发展工人贫民的革命意识（苏维埃的宣传等），使在两湖暴动胜利之际，能以牵制冯玉祥的进攻两湖，以至给他以致命的打击，汇合各县农民暴动的势力，进而创造河南总暴动夺取政权；第四个任务是开始并加紧的深入冯玉祥军队的兵士运动。陕西工作更多具有乡村土地革命的意义，全陕西省的农民都在极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我们应加紧领导农民的斗争，命令我们有工作的军队分裂军阀的力量，领导革命的兵士走回乡村中去参加土地革命。情形如有可能，更宜以城市工人的领导，造成工农暴动在陕北陕南以至陕中部分的割面。陕北绥远是与革命的蒙古交界的，苏维埃的中国与苏维埃的俄罗斯在陆路的联结，这是一个可注意的孔道。（三）江苏目前是没有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然而上海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大本营，是浙江〔江浙〕资产阶级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雄厚的地方。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工农的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争上海的斗争，因为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要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现时客观及主观形势之下，党在江苏的任务是：（1）建立巩固本党在上海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巩固基础，建立并发展极广大的群众的赤色工会，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增高他们的阶级意识，深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认识于一般群众，建立工人阶级中秘密的武装训练和组织，发展上海四郊的农民运动，并且使他与革命的工人团体相联络；（2）加紧南京及其四郊的工作，尤其是津浦沪宁铁路工人的组织，使在紧急的时机，革命的力量足以给南京政府以致命的〔打〕击；（3）发展无锡南通的工人运动建立党及工会的群众基础；（4）发展一般的农民群众斗争，以至于群众暴动中的游击战争，尽可能的实行农民割据。浙江安徽等省的工作，也是发展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并且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尽可能的从抗租抗税抗债，发动游击战争，以至于农民割据。这些地方驻军中的兵士运动非常重要，也应当立刻开始。总之，上海是本党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现状与地位，都必须本党能很艰苦的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四）直隶历来是反动政府的中心，同时也有很广大的无产阶级组织，本党最大的任务是：（1）建立天津唐山等处党及工会的群众的基础，在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中发展苏维埃口号的影响于一般群众之中；（2）努力去发动一般农民群众的斗争，取得其领导权，指导他们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游击战争的战略，农民割据，根本推翻反动政府，抗纳捐税等等；（3）特别注意铁路工人（京绥，京汉，京奉，津浦，正太）。山东则特别应当注意胶济津浦工人及淄博等矿工，青岛的工人，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在农民斗争之中更要能领导群众使他们脱离大刀会等领袖的妥协策略，并且要能领导饥民运动，组织饥民，发展党的影响于一般饥民及贫民兵士群众之中，普遍的提出本党的政策，号召他们积极的斗争。农民暴动必须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的杀戮豪绅，没收富豪的财产，没收土地开仓放米，这种群众斗争中发动游击战争，尽可能的实行农民割据。山东的党非常薄弱，尤其要注意在这些工农斗争之过程中发展并巩固党。总之，直鲁等省要在奉鲁阎冯等军阀混战及政权更迭之时，尽可能发展群众的力量，树立革命势力的基础，破坏奉鲁军队乃至冯阎攻入的军队。使国民党的欺骗政策完全失其作用。东三省有很大的工业区，铁路，矿山，大连等无产阶级中心，然而党的组织非常之薄弱。同时东三省的土地关系是有极大的地主，而且地主官僚军阀互相勾结，压迫的形势特别明显；再则韩国的农民有很多的在中国的地主压迫之下，西境又和蒙古相联并且因中东铁路接壤的关系，与苏联有密切的关系。现时日本帝国主义尽力向满州〔洲〕进攻，满州〔洲〕几乎和日本〈的〉完全殖民地一样了。东三省的地域是非常之重要，而且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统治的大本营，本党必须艰苦的实行斗争，建立党在群众中强固的基础，在日常斗争之中建立工会的群众基础，领导农民的群众斗争，尽可能的发动领导其暴动。联合韩国蒙古的农民，联合苏联的工人，联合日本的工人，联合奉系军阀的兵士，造成形〔雄〕厚的势力；――东三省是将来的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的枢纽。这种雄厚势力的造成，不但对于中国革命，并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有非常之大的意义。城市贫苦的小商人响应，也都竖起红旗，据东方杜的消息，这次大刀会暴动之发展且有根本动摇奉系军阀在东三省的统治的危险，因此吴俊升亲率一千五百精兵，前往扑灭。这证明北方的农民与一般贫民反抗军阀政治，反对苛捐杂税（大城市）的自发运动已经非常普遍，而且普遍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是领导他们力争解放的组织。5．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要看本党各级党部是否能切实执行这种政策而决定。治者阶级的一般的削弱与工农革命潮流之深入与普遍的情形之下，如果本党机会主义的遗毒仍未去尽，就是仍旧留着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领导群众斗争，甚至于阻止群众斗争，那么，因此而使革命势力再不断的挫折，这简直是对于革命的罪恶。同时在如此客观情形之下，不去认真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不去认真的指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不去发动领导汇合群众的斗争及其革命意识，以创造总的革命高潮，造成群众力争政权之决心，而勇敢的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暴动的发动，却只□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施行个人的暗杀，或在乡村中实行与群众脱离的游击以杀人放火，或者不问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具备与否，轻易号召立刻在大城市暴动起来，轻易的脱离群众，实行少数党员的暴动，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这种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可以毁损党及群众的力量，不但不是增加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是要客观上帮助敌人毁灭革命的主观力量――这亦是对于革命的罪恶。三在执行总的政策与上面所指示的各省具体工作方针，各省委应当特别注意下列缺点之纠正：1．中国的革命运动，在现状之下，客观上好象农民运动超过于工人运动，这就是说工农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有不能领导农民争斗，城市不能成为农民暴动中心的危险。这固然：一由于中国是农业的国家，农民的数量超过于工人群众；一由于各大城市为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中的白色恐怖远过于乡村，每一工人群众小的经济斗争都认为是共产党的争斗，施以无情的非人的压迫，因此工人运动难于发展。但是同时主观上还是各级党部有意的无意的放弃了工人运动，至少有些地方，没有把工人运动看得比发动与领导农民自发的暴动更为重要，因此无意的集全力于农民群众的斗争，而忘记城市应当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不知如何艰苦的深入工人群众的斗争，领导他们从日常细微的争斗中去发扬他们的阶级意识，去了解苏维埃政权之必要，去团结他们的组织，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秘密工会，组织各厂工厂委员会，以群众自己的力量战胜反动的压迫，这是一最大的缺点。各级党部应即按照最近中央扩大会议职工运动议决案的指示切实纠正。2．大的城市既为反动统治的中心，本党在各大城市中的工作尤其应当特别注意深入，不但要深入工人群众的斗争，把工人群众普遍的组织起来，同时要注意城市中一般贫民的工作，要切实的准备武装暴〈动〉的技术，要有计划的教育工人群众以巷战，要在警察与兵士群众中加以极艰苦的工作，要将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普遍于一般的劳苦群众。凡此一切的布置与工作是使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与给反动统治以最后打击的先决条件。3．全国各省工农群众的斗争，大都是自发的斗争，党并没有充分领导与发动群众斗争，这显然是不了解发动群众的方法，放弃了许多过渡的斗争方式，因此党不能将发动的斗争汇合起来，如广州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广州的工人兵士群众已经起来，四郊以及其他各县不能同时起来，是广州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本党最好的经验，各级党部应当以后注意群众斗争平衡的发展，但这不是说某几个地方群众斗争已经起来，党不去积极的领导他们去发展他们，而等待别处同时起来，如此便犯了等待主义的严重错误，而是说在群众斗争不发展的区域，应当加以更艰苦的工作，如此才是切实暴动的准备，才能使暴动得到较大胜利的范围，同时本党一向不注意群众的宣传工作，亦是使群众争斗在政治上不能汇合起来，有更明显的政治目标的主要原因。群众的宣传煽动工作以及利用日常细微斗争的事实在工农群众中作普遍的苏维埃政权之宣传，以后当加以极严重的注意。4.党的组织从八七会议以后，并没有在许多工农群众剧烈的争斗中加以好多的改造，广大的工农革命分子并未吸入党来，党的指导机关仍然亦未加以多的改造，同时党员群众中发生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如广东潮阳同志之三K党（谓革命为大杀，大枪，大烧）的组织，各地同志一切解决于暗杀暴动等。如此c．P．本身将要发生极大的危险。倾向于纯粹无政府主义式的斗争方法。各级党部应当按照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议决案及中央关于组织的通告，加以切实改组，多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使本党更无产阶级化，布尔塞维克化，才能负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稿刊印注释〔1〕原文无时间。这是中央常委通过此文件的时间。〔2〕“反对”二字为原文所有，似“反而对”或“反要对”之意。〔3〕今湖北省恩施、鹤峰一带。〔4〕1927年4月新青年出版社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此处为“海陆航空军中的工作”。
|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工作（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工作（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各级党部：一、中央发出第十七、二十号关于组织问题通告之后，现在尚未接到各地党部专门关于组织的报告。在各党部寄来中央之报告，大都是暴动计划，政治问题，很少提及党内的组织状况与改造的情形。这不但使中央无从统计我们主观的力量，而且证明各地在一种不顾主观力量无计划的状态中工作，尤其证明各地党部不了解造党的意义。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固然要有好的正确的政策，但没有好的坚强的组织，他的政策是不能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的。列宁主义重要原素之一，便是铁一般的列宁党的创造。小农生产社会的中国，不善于组织，散漫已成了中国人一般的习性，无形中亦反映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中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向不着组织客观原因之一。八七会议之后，党的主要政策为领导广大的中国工农群众直接革命。此时党的组织工作应当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代重要千倍万倍，而党的成份的改造，党员思想的改造，指导机关的改造，一切工作方法的改造，党与群众组织关系的改造，党内干部之形成，尤其成了党的组织的最严重的问题。八七会议来重新造党的口号，便是基于这上引许多问题。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各地的同志，虽然相当的了解这一口号与工作，尤其争斗比较剧烈的地方，特别感觉需要。但党的组织工作直到现在，实没有许多的进步。工作方法是旧的，新的干部没有形成，一般党员甚至大部分负责同志对于新的政策不能透澈了解，党的宣传品不但不能深入到党外群众中去，而且不能普遍到党内的群众，支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不但如此，而且党在组织上有削弱的趋势。这表现于：1、党员数量减少，除了少数的农民区如海陆丰，琼崖，湖南之醴陵，萍〔平〕江，党员数量有相当的发展外，其他如武汉，上海，广州，京津，浙江，山东，江西，各大城市都大大的减少；2、斗争或暴动中组织之解体，这纯全是证明各地党部不善于组织，不要组织的工作，尤其是上海每次斗争的失败党员的数量是减少，就是胜利也是减少；3、干部之牺牲，旧的干部本来不多，新的干部尚未养成，但在每次的斗争中因为不善于秘密工作，或是斗争的方法与策略本身的错误，或是斗争的失败与不可避免，因而牺牲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顺直江浙机关被破获极多，负责同志牺牲极重；4、一般组织工作之退后，各区委县委各省委无党员名册，不开会，不缴党费，党与党员无关系等。这样的许多情形，加以新的工农分子未加入本党，自然要形成党的削弱的状况。党的领导力量将由此益愈缩小，这实在党中目前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至于削弱的原因，主要的当然是：1、盲动政策之结果，——只是拚命，不要群众，不要组织，忽略组织；2、机会主义成份之洗出，新成分未加入；3、党的政策宣传之不好，使群众怕党（如上海之工人）而不敢加入；4、教育训练不好，使党员群众不懂得出路，如上海山东之工人同志，怕斗争而退出党…；5、因为地底工作的关系，未曾努力征求党员；亦根本不注意组织工作，忽略组织工作，这样，任听党的政策如何进步，是不能深入到广大的工农群众，是不能领导他们执行直接革命的使命的。因此中央严重的要各级党部注意党的组织削弱的趋势这一问题，同时中央要各级党部注意下列各项工作：（一）要积极发展真正群众的英勇斗争，但须制止非群众或者不要群众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与军事投机的工作；（二）积极改改〔组〕各级党部，根据中央第二十号的通告迅速改组。但这一改组的工作绝对不是机械的，应付式的，而是要每个同志明白改组的意义，改组之后使每个同志都积极参加党内一切生活和工作，因此各级党部应当按照各地实际情形，在各支部各级党部严重讨论之后再执行改组。在各级党部的改选中，要注意选拔积极的工农分子实际的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三）要把党的各种政策的文件发到各支部中去，同时又做出简单的明了的大纲，在各支部中讨论。要将一切斗争的情形，尤其是支部各级党部当前斗争的情形与策略，明白的告诉各支部各级党部，在各支部各级党部严重的讨论；（四）要积极培养新的干部，其方法主要的为：1、上级党部多开活动分子大会（如秘密条件不可能则分批开）2、多开各种工作人员的讨论会批评会，如职工运动讨论会等；3、定期报告党的策略于担负各种工作的同志与全体活动分子；4、上级负责同志有计划的多找各积极分子作不断的长时的谈话，告以党的策略，政治的情形，工作的方法，各种运动的情形……；5、尽可能的公开党各方面的工作（除开最秘密的技术工作）于各积极分子，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生活；6、尽可能的开短期（一星期的）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五）要切实的按照中央第三十一号通告⑴，限期征求党员，这一工作是党中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六）要在每一次暴动，游击战争及一切的斗争中保障与发展党的组织，其方法因各地的情形不同由各地党部自定，但各省委应当事前有一详细的指示；（七）要避免一切个人领导的斗争，使成为有组织的斗争；（八）要切实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如负责同志家中不要放许多文件，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全住在一处等；（九）各支部各级党部都要举行定期的会议，大支部如因秘密条件不能举行全体支部会议，则须划成若干小组开会；（十）要严格征收党费，三月无故不缴党费即应开除出党；（十一）各级党部在每一次定期的会议上都要注意讨论党的组织问题；（十二）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即应开一专门讨论党的组织问题的会议，并由各省委各临委报告中央。二、集体指导的问题——集体指导为党的建设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其意义主要为：1、反对党的组织自然而然分裂成多数独立的系统，如过去党的组织分部，工人部成为工党，农部成为农党，军事部成为军党等；2、反对封建社会的遗习，因为中国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很容易流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但这决不是说，党不要有首领，不要有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认识，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近来各地党部因为要实行集体的指导，以至工作无中心，负责同志都不敢负责，因而工作松懈怠慢起来，这是于工作的进行有很大的妨碍的。中央特别要各下级党部注意下列各项关于集体指导之实际运用：（一）各级党部的最高级〔机〕关——执行委员常委对于各方面经常的或临时的争斗的工作都要事先有一具体明白的计画，即要有一具体明白的工作方针，在这一工作方针决定之后，不合于实际或须更进一步的决定，各级党部负最高机关责任的同志必须按照这一工作方针指导下级党部与各负责任同志；（二）每一工作方针决定之后，各级最高机关分配某一负责同志督促下级党部或负某方面工作的同志执行，或即由某同志执行，他的行动与指导便是代表该最高机关；（三）每一工作方针或指令执行之后，最高机关负责的同志必须向所代表之机关做书面的或口头的报告，在工作的过程中如发现与原定的工作方针或指令有原则的不同时，必须报告所代表之该最高机关，讨论决定之后执行；（四）集体的指导仍须相当的分工，这一分工或者不是长时的或者是轮流的，但必须有相当的专门性质，然后才便利于工作之发展与执行；（五）一切权力与指导集中于各级党部的常委与执委，每个常委与执委的委员必须知道明白该最高指导机关所管辖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方针与党的整个的策略。同时一切大的工作方针都要共同的决定；（六）常委与执委之书记，应为该常委与执委之中心，总揽各方面的工作，即对于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负责，中央绝对反对取消书记或轮流主席的办法；（七）各级党部的常委与执委开会时，应以大部的时间讨论与决定日常的工作，不要专讨论“国家大事”，或专讨论中央的通告，以免疏忽共同指导日常工作之弊。三、党内民主主义的问题——在秘密条件之下，党内要尽可能的实行民主主义，其意义是：1、要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2、尽可能的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3、尽可能的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但决不是要下级负责同志或每个党员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是要上级机关无威权，一切都要解决于党员群众，决不是要造成党中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好象国民党员相互关系的局面，决不是要每个党员来抢所谓党的领导权，——当各级党部的执委或常委委员，决不是要造成党中的工学界限，因为过去党的负责机关的指导人多系知识分子，因而不问工作的积极，工作的能力与是否坚决执行党的新政策，去攻击现在负责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犯了上面所说的这许多缺点，都是不好的，都要影响到党的工作之进行，而且不是共产党中应有的现象。现在有些党部（例如顺直）却犯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毛病，中央认为须立刻纠正。中央认为讨论与批评过去党的机会主义，要根据新的政策，新的指挥与讨论批评，不要杂以无意识的个人闹意气的成分；批评与讨论现在的负责的机关或负责机关的某一同志，应当依据他是否执行新的策略，积极领导工农群众直接的斗争，是否将过去机会主义的余毒纯全洗，尽；批评某一个同志尤其不应去从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或在责任尚未判定之前即加以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军事投机等名字。党的策略尤其是实际斗争的政策，固然而且必须要党员群众讨论批评，但是必须要保存指导机关的信用。凡是群众对于指导机关的批评，必须能将他综合起来，站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观点上，客观的归纳成确实而明显的纲要，在如此情形之下发现这一指导机关的确错误，不好，就要有明显的决议，提到上级指导机关，要求撤换。这样办法便不是闹意气，不是专以打倒指导机关或某某同志信用为目的的办法，而真实的民主主义化，真实的健全党部，刷除机会主义成分的办法，而且是建立新的指导机关威信，与统一的集权的布尔塞维克党的办法。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固然要积极的改组，而且必须要依据中央第二十号通告改组各级党部，便要避免机械式的或一二同志专包的毛病。总之，党内实行民主主义，要按照实行民主主义的真实意义，不要表演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奇怪的无意识的现象。此外从下层提出工农同志来党的指导机关负责任，是实行党内民主主义重要作用之一，八七会议之后虽然各级党部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工作的成绩甚少，而且有许多党部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这是党的组织目前重要缺点之一。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必须多使工人同志与贫农分子参加并学习党的日常工作的指导，负责工运的同志，至少是五分之四是工人同志，负责农运的同志要尽量的是工农分子，各工厂支部，各乡村支部负责的同志要一律是工人与农民同志，各区委县委负责同志工农同志至少须占二分之一以上。各种委员会，省委的各科负责同志，负兵士运动责任的同志在短时期内亦要做到二分之一以上是工人与贫农的同志。起草各种通告与重要的决议案宣言等要尽量的使工人同志练习。总之，如果不有大批工人同志与贫农同志负党的各种工作的责任，党的指导机关与一切工作是很难做好的。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二期刊印注释〔1〕中央第三十一号通告，即《中央通告第三十一号——举行“广州暴动征求期”的办法》（1928年1月16日），通告根据1928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规定的发展新党员的任务，给各地分配了征求新党员的名额。
|
中央致罗迈信——关于湖北湘南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致罗迈信——关于湖北湘南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迈兄：（一）顷从C．Y．中央闻悉C．Y．湖北省委本月十一日来信谓：“湘鄂战争已经开始，六、七、十三、四十四军俱已开到通城、崇阳、蒲圻一带，二、十九两军开到鄂西，武汗〔汉〕仅有由省防军改编之十八军两团。市面非常恐慌，宛似去年十一月十日左右唐生智军败退黄冈鄂城的形势，武汗〔汉〕的工人普遍的可以号召起来，群众已经自动的喊出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口号，群众已经普遍地起来，要求要饭吃，中小商人厌战的心理，可说是完全一致。外县农民已经大部起来，黄安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减低农民革命的情绪，四乡仍完全在我们的游击队和农民手里。黄梅黄冈汉川的暴动，正从夺据四乡公开的杀土豪劣绅围攻县城。鄂南党与团的组织已经恢复，农民对于秋收暴动及我党之信仰，都非常之好，杀土劣的工作，始终没有间断，鄂南公安石首一带及京汗〔汉〕路孝感等县均可做骚扰工作。客观形势湖北已经到了工农兵暴动夺取政权时候——统治阶级已经到了崩溃瓦解的时期，工农群众已经普遍的起来。省委已于十一日决定湖北全省总暴动的日期及一切具体的计画，决定于最短期内（日期已确定）爆发。这次暴动的目标，毫无疑义的是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分配土地，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这次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工人（武汉三镇都可以号召起来）农民（汉川可来二千至三千武装农民来武汗〔汉〕。鄂南三千至五千，黄冈二千，其他各县如黄梅黄安可各在本地造成割据的局面）士兵（有三团人可以哗变倒戈），他们的估量胜利是很有可能的”。C．Y湖〈北〉省委来信如果确实，中央认为武汉现时确是发动群众争斗很好的时期。如能抓住这一时期，深入工人群众的斗争及扩大一般市民反战争的宣传，扩大苏维埃的宣传，加紧农民群众的切身争斗，以至围攻县城，进于割据的局面，加紧士兵运动，深入到各军各师各团各营中去，则准备湖北全省总暴动胜利的局面，是很有可能的。但中央反对即刻举行总暴动。省委总暴动日期之确定，中央惟恐仍是红色周不正确的精神之继续，且其全盘计画与兄未离沪时，中央对于湘鄂赣总暴动局面之布置的计画相反。就是湖北一省的暴动计画，亦不应在各县农民尚未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武汉附近各县农民群众尚未普遍的起来的时候，武汉三镇即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而他们举行总暴动时力量之估量，谓汉川可来二千至三千农民来武汉，鄂南可来三千至五千，黄冈可来二千，中央更不了解湖北省委对于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如何组织。此外关于党与团的组织情形，如何发动与武汉三镇工人群众发动的情形，武装暴动技术准备的程度，苏维埃组织的情形，这许多重大的问题，都轻轻的一字未曾提及，中央更是忧虑。中央考虑的结论，认为湖北省委总暴动日期之决定是错误的，省委总暴的政策与中央的政策相反。省委轻轻的决定总暴动的政策，根本倾向是错误的。省委好象不懂得如何准备武装暴动，甚么时候举行武装暴动。兄抵汉后谅已纠正这一错误的倾向，按照中央指示的策略解释一切。但中央阅悉C．Y．湖北省委来信之后，非常忧虑。特致函于兄，希兄斟酌情形按照寄来之中国政治现状与本党各省最近工作的方针决议案，关于湘鄂赣工作的指示，督促湖北省委布置湖北的工作。至于中央认为仍须特别指出的为下列各项：一，湘鄂战争期内武汉三镇空虚的情形为发展武汉工人群众斗争最好的时期。此时须特别有计画的发动各厂各业的工人经济斗争，汇合成总的争斗的形势，并宜即以总罢工发展争斗的口号，在群众中作普通的宣传与煽动。恢复原有的工会，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秘密工会，开工人代表会议，从各区各业，一直至全武汉三镇，杀改组委员，举行飞行的群众示威，发扬与鼓励群众的斗争，利用短时间的工会公开的时期，发展工会的组织，加紧工人武装队之组织与训练，加紧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与鼓动。二、在一般市民中作广大的反战争，反苛捐杂税，反二五库券，要求发还现全集中时的八百万现款等的宣传，并为他们提出口号，使他们益厌恶军阀政府，而同情于工农群众的行动。三、农村的工作，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切实造成全省恐惶与割据的局面，尤其注意武汉三镇附近各县的农民群众普遍的争斗。四、士兵运动如真有三团可以哗变倒戈，如在武汉则须加紧政治宣传（在别处亦应如此）组织与秘密的工作，如不能保存则须设法开至农民可以造成割据局面的区域，参加与扩大农民群众的暴动。五、党的组织之发展，与如何努力成为群众的核心，这一工作的计画，尤其望兄加以注意。（二）接湖南省委寄来之湘南特委报告，虽然是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告，中央认为湘南特委主持之同志有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如他们的口号，有暴动起来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起来工人占据工厂自己管理，他们的暴动的战斗的决议案第十五条有马上恢复民众团体，工人占据工厂，农民实行分配土地等语，他们对于政治的认识与中国目前革命的时候亦不清楚，如政治决议案有“现在之革命环境已较好于十月革命前之俄国，十月革命已到我们目前了”；他们对于党的策略好象不太清楚，如他们暴动的总口号有“暴动起来打倒盗用国民党名义的一切新军阀”，好象仍认为有好的国民党一样，有“革命委员万岁”不懂得要以苏维埃为暴动的指挥机关。他们的方法亦有些错误，如宣传兵士利用娼妓，夺取豪劣地主富商的财产用吊肥的办法。此外他们对于会匪不取分裂根本消灭的政策，对于军事运动尚幻想长官的错误方法，这许多都是不正确的，继续这种政治的精神，自然不能深入土地革命而且有大的危险。原因虽是由于他们远处深山与中央的政策隔绝，但他们农民分配土地，工人占据工厂的倾向，确表现一分社会关系与广东同志之组织三K党，谓革命为大杀，大枪，大烧，广州工人同志要求提出没收一切资本家的财产纯全一样。附上他们的报告，希兄至湘时加以纠正。（下略）〔1〕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刊印注释〔1〕此处为原稿所略。
|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的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李济琛屠杀广东工农，已经有九个月了；国民党的唐生智屠杀两湖农民（马夜事变），汪精卫屠杀汉口工人（七月三十一日），也已经有半年了。国民党的宁汉两中央“合作”，宁汉两政府合并等类的滑稽戏也不知扮演了几多次了。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在这期间杀戮各地工农民众，摧残罢工，禁止抗租，严禁抵制外货，……凡是一切反革命卖国的勾当早已应有尽有，应做尽做了。广州工农兵群众暴动失败之后，国民党自己宣布已经屠杀广州工人兵士农民到五千七百多人，并且对俄绝交，杀戮驻华的苏联外交人员。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宣布“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并“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国民党的反动事业，到此已经告了大成。国民党的所谓反共清党，说是可以肃清恶化腐化，完成北伐，解放中国，改善民生等等。如今事实上怎样呢？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民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这总算是反共清党的成绩！这种“成绩”的表现，不但使全国的经济金融陷于破产崩溃的地位，一般工农民众受着不堪言状的剥削压迫和屠杀，不但新旧南北各省大小军阀的混战破毁全国縻〔糜〕烂全国，甚至于国民党内的纠纷也是闹得乌烟瘴气。国民党已经是死尸，而且是早已烂得发臭的死尸了。国民党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召集他的第四次中央会议，但是他召集了五个月，至今还是开不成，或是说不足法定人数，或是连法定人数也不能确定（究竟是十五人还是二十人）。形式上的理由多得很，但是实际上呢？——是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是甚么统一的党，他内部的政客派别军阀系统多得很；这些派别和系统之间，正在冲突矛盾战斗，如何能一致的开甚么中央会议呢！最近伍朝枢孙科辞职，汪精卫被逐，何香凝等所谓粤方委员被人提议通缉，胡汉民李石曾吴稚晖等声言“没有办法”，蒋介石自己说“民众怀疑”，说“党国威信日堕”。国民党自己以及帝国主义的报纸，都说：（一）国民党已经不是统一的党，国民党的统治和北方军阀的统治毫无二致，（二）北伐了两年，结果仍是四分五裂，各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及军阀的混战不已；（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都不能发展甚么革命解放中国，而是发展反革命破坏中国。这些情形是全国人民所共见共闻的了。中国共产党早已向中国一般劳动民众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与一切工农民众破裂，就是背叛革命，这种结果一定是使国民党变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新军阀的工具。这已经铁一般的事实了。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纲口号，已经完全拆穿西洋镜。国民党已经是赤裸裸的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党了。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已命令自己的党员完全退出国民党，并且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反对这种背叛革命卖国殃民的国民党；根据下列的罪状：（一）国民党是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工农的党；（二）国民党认为“粮从租办，租由佃出，是千古不易之定理”，压迫禁止农民的抗租和没收土地，他是维持地主封建式的剥削的党；（三）国民党禁止罢工，封闭革命工会，他是维持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党；（四）国民党认为“必须与列强一致反对第三国际”，他的政府，如蒋介石则与日本勾结，秘密向日本借款卖国，如李济琛则向英国香港政府借款千万，作为他屠杀广州民众五千七百人的赏金，他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五）国民党北伐了两年，不仅没有打倒甚么军阀，而且是造成许多新军阀，这些新军阀就是国民党的主人，互相以救党护党的“理由”，实行争权夺利的混战。如今广东福建两湖山东直隶等省，到处都是这些军阀混战，战祸的蔓延，使一般工农失业，兵士牺牲，使一般民众受着苛捐重税，公债省债库券等的压榨或者不兑的纸币军用券剥夺一般贫民的生计。——根据这些罪状，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是国民的公敌！国民党是中国一般工农贫民兵士群众的公敌！国民党和北方军阀已经是同样的反动势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众！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继续广州暴动的事业，创立苏维埃的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中国最大多数民众自己的政府，然后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后才能解放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于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才能消灭一切军阀的混战，开始中国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布尔塞维克》第十五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一、中央自从叶贺失败之后，便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确定中国革命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直接革命的形势表现于：（一）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北方军阀的统治动摇而不能稳定，他们内部的纠纷冲突和混战日益发展；（二）民众革命的势力仍在日益生长，——各省农村之中尤其有不断的自发的农民骚动；（三）各省的工商农业金融交通在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下不断的紊乱崩溃，形成全国经济的总危机，客观上工农贫民兵士的群众，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出路。二、最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事实上更加证明了中央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同时，广州暴动更证明了中央扩大会议及中央常委历次对于各地党部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暴动问题必须发动群众之指示，是异常之重要的。广州暴动的胜利，主要是能发动群众，造成工农兵三大力量之结合；他的失败，主要的也是发动群众之尚不充分。三、中央扩大会议的总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性；（二）努力使相互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广州暴动便是这种策略运用的尝试：海陆丰农民暴动的胜利与组织力量的表现，其他各县及广州市郊农民发动的尝试，以及广州斗争的发动与农民兵士暴动的联络。固然，广州暴动之中还有许多策略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的政治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他在策略上证实中央政策的正确。四、广州暴动虽然失败，而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更加的明显，武装暴动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的问题。所以对于武装暴动的政策尤其应当有明确观念。根据过去的经验，各地党部在指导暴动或规划暴动的时候，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例如：（一）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而偏于军事投机主义，这就是只规划军事的力量，计划着如何调动某某部队，某某农军，某某工农讨逆军，勾结某某土匪首领的部队，组织几队几队的游击队，如此用阴谋式的计划发动“暴动”。这种所谓暴动完全与群众无关。例如湖南去年秋收暴动之中，北方玉田暴动之中，江苏去年十一月宜兴无锡暴动之中，江西鄱阳星子暴动之中，都只见军事力量的发动。尤其是去年鄂北暴动的规划之中，居然有联络农〈民〉所反对的樊钟秀之计划，而没有发动和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而达到武装暴动之计划。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而采取等待政策，这就是不相信农民群众的斗争和兵士群众的运动，可以从部分的斗争发展成总的革命高潮，可以从极了〔少〕的武装力量，创造出群众的武装力量，因此只在幻想着全省定期的总暴动时，如何一致的同时同刻的发动，或者先先后后用巧妙的战术步骤来逐地发动；于是采取等待政策，对于各地群众当时自发的斗争，反而不去领导。例如广州秋收暴动时等待叶贺，河南雒山四方山已有农民自发的斗争而不去领导，尽在等待全省总暴动之时期。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甚至已经有了很大的群众起来暴动，到了最吃紧的时机，仍旧临阵脱逃。这就是在暴动起来之后，一切规画仍旧完全建筑在军事力量的估计上，不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不去领导群众向前进攻，而只根据于兵力不足的理由，骤然制止群众的前进，骤然去解散群众的队伍。如鄂南秋暴期间进攻蒲圻咸宁的停止，湖南秋暴期间暴动势力已从浏醴发展到株州，而长沙九月十三日的暴动期却宣告无期延期。凡是这种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都是根源于不信任群众的力量。这些倾向的背景，便是想象在群众之外另外有一种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同〔用〕阴谋政变的方法，推翻反动政治而替群众来立一个好政府。所以始终不和群众的斗争联结起来，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指导者，却只是这种军事力量的指导者，一切进退攻守联甲攻乙的计划，完全以这种群众以外的力量为标准。（二）不顾群众力量——因为不顾到群众的力量，所以也是不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不去领导群众目前的斗争以求创造暴动的局面，而只是主观上认为“不暴动即是机会主义”，无往而不暴动，天天可以马上暴动，时时可以马上暴动，甚至于一次罢工，打杀一两个工贼，亦都称之谓暴动，于是又成为“无动不暴”的倾向。湖北党及C．Y．一部分同志在十月底主张马上暴动；山东省委对于淄博矿工罢工的指导也称暴动等类，都是这种实例。因为顾不到群众的力量，所以在群众斗争并未发动到大规模的革命高潮，不但党的群众尚未普遍的自觉的要求夺取政权，甚至党内自身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都很薄弱的时候，立刻便号召“暴动已经实实在在的到来了”，立刻便发出“大暴动”命令。这就形成玩弄暴动的倾向。北方局在实际上只是勾结热河土匪，北京城内只有一千多学生同志，唐山天津都未能切实发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天津党的组织只有一百余人），那时便决定顺直的“大暴动”；江苏省委，在去年十一月间上海杨树浦纱厂罢工之扩大尚须少数工人持硬打方能成功的时候，却在号召全上海说“暴动实实在在已经到来”，便是这种实例。凡是这种“无动不暴”“玩弄暴动”的倾向，其根源都在不顾群众的力量，就是不去指〔切〕实的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不在日常斗争之中去步步引导群众从部分的切身的要求，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这种倾向的背景，其实也是不认识群众的力量，也是无意之中以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之外，另外有一种英雄的力量，超过群众的超人的力量，脱离了广大的群众，可以“暴动的精神”代替暴动的本身。（三）不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因为不认明本党的根本任务，是力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之实现，所以在工农自发的暴动潮流之中，以前本党大有忽略职工运动之倾向。甚至于江苏宣兴暴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以为上海的工作应当以响应外县农民为政策。五、凡是这些错误的倾向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及最近政治局会议对于《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的议〈决〉案，以及对于各地的指示都曾经指出，并加以纠正。现在则对于暴动政策之意义更加以确切的解释。不信任群众力量的各种倾向之表现：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固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然而不顾群众力量的倾向的表现，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亦是机会主义之另一方式的发露。总策略之中说“要努力使零星的暴动尽可能的成为大范围的农民总暴动”，而不顾群众力量的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恰好是使暴动成为零星散乱的。总策略之中说“要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相联络”，而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倾向，恰好是不去认真的准备并发动工人群众的力量，或者将城市工人的力量当做副力。六、武装暴动政策的主要意义：（一）中国各省农村之中，农民自发的暴动，如潮流似的生长起来，这些自发的农民暴动的根源，自然是农民所受的种种压迫：地主豪绅的政权，地租田税杂捐等等，重利盘剥，无往不是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问题。这些问题在群众之中时常可以引起激烈的斗争，虽然有时这些斗争事实上可以开始于比较温和的方式，如要求减租减税，甚至于请愿等等，但是很快的便急转直下到剧烈的斗争，杀死收捐收债……的人，引起群众的愤怒，激起群众的直接行动，而转入武装斗争——暴动。党的任务正在于发动这些潜伏待发的斗争，或者引导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到武装暴动，因此党在农村之中发展支部，建立秘密的农民团体等是党的经常任务，而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并领导这种斗争尤其是中心问题。（二）农村中群众斗争发动而进于武装暴动，则游击战争便成为武装斗争的一种最初的方式。游击战争只是农村中群众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的总过程中的一种斗争方式。暴动群众既然开始了武装斗争，则他们必须创造自己的武力；农民的武装队，他们开始袭击反革命的军队（民团团防等），要采取游击的战术。这是说暴动的农民和反革命派作战的时候，不能采取正式军队的作战方式，而用少数武装力量袭击敌人，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种游击战争，必须〈是〉群众斗争中发动出来的，至少也必须是发动群众斗争的。他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的。他仅仅是群众的农民斗争的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决不能认为游击战争便是农民暴动的全部，或者认为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三）农民暴动中游击战争的胜利，其目的当然在于创立革命的地域。农民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就要组织群众于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暴动的指导机关（这是此次中央扩大会议更进一步的规定）。暴动的胜利，例如游击战争的结果，能够使暴动的农民战胜反革命派于某一区域之后，那么，这地方农民代表会议便要变成革命政权的机关。这种革命区域的创立（或所谓农民割据）自然有发展其他区域的农民群众暴动的前途——以进而创立一省或几省的总暴动的局面。（四）城市——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在这种农民暴动自发的汹涌潮流之中，自然应当成为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这是扩大会议就肯定的指示出来的。城市工人的职工运动，因此成为更加千倍重要的动力。虽然城市工人除此次暴动前之广州外，其他地方的斗争，都还没有进于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但是广州暴动后，各地资本家的进攻更加厉害，反动政府更加公开的压迫一切工人运动，所谓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工人群众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要求真正群众工会的公开，反对白色的国民党假工会的斗争，要履行以前的罢工条件等等，这些要求，都是群众日常生活中所迫切的问题。党的任务，便是努力在这些日常斗争之中，去发动群众，切实的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于革命的工会之中。从经济斗争领导到政治斗争，努力去建筑群众的基础，不但要发动汇合这些斗争到普遍的群众的愤激，转入总的政治斗争，反抗政府的总同盟罢工，而且要也日常生活斗争中逐步领导群众一般模糊的愤激与反抗，更进于坚决的夺取政权的要求。中央扩大会议，所指示的城市暴动的条件：（1）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工人日常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2）治者阶级统治的动摇崩溃的形势；（3）一般商民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同情于治者阶级的颠覆；（4）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的组织，技术上的准备，——是非常之应当注意的。在日常艰苦琐屑的工作中创造这些条件，是本党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再则城市暴动之中必须在革命的高潮达到直接暴动的形势的时候，便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为暴动的指导机关，使暴动胜利之后，他便不但成为这一城市的革命政权，而且成为这一城市附近区域以至一省的革命政权机关。（五）再则，武装暴动——尤其是夺取省政权的总暴动之中，兵士运动是非常之重要。革命的暴动和正式战争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异点：就是正式战争之中，两方战斗者的决胜负，差不多完全依靠军力和军事技术和战略的优劣，而且战区内的居民，实际上在军事方面是中立的，没有重大作用的；革命的暴动之中便不同：（1）革命的战斗，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队，别方面是暴动的武装力量，革命暴动的胜利，全在于反革命军队的崩溃，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兵士群众），转变成革命的武装力量；（2）一般民众加入革命方面，所以革命暴动之中，革命的武装力量及群众的数量应当是日益增多，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是日益减少，而只一般反对反革命的民众日益积极的在政治上精神上表现他们赞助革命的力量，因此暴动之中兵士群众的倒戈是异常之重要的。本党的任务，必须要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他们的暴动和工农的暴动联合起来。工农暴动发动之后，还要努力于吸引敌方兵士的种种工作，以拆散反革命的武装势力。（六）中国的兵士，极大多数是贫苦失业的工农，被雇佣而为反革命军队的兵士，他们的生活是异常的痛苦，而且现在大半是欠饷很久，受军阀的奴使虚〔虐〕待不堪言状。党的任务，是要在唤起他们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要号召他们及一般贫民回到乡村中去实行土地革命，去分得土地，要号召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只有工农群众的政权能够保证他们和一般贫民的生活。（七）总之，暴动的意义是要工农兵士的日常生活的斗争，由自发的斗争进于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从零星的发动汇合而成巨大的革命高潮，使群众自觉的坚决的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进于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方式——武装暴动。武装暴动必然是夺取政权的斗争，——不论政权范围的巨细（一县或几县或者一省到几省）。武装暴动必然是群众的广大的发动。列宁说：马克斯主义和白朗吉主义不同的地方，便是马克斯主义发动暴动必然有下列三个条件：“〔一〕，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须不依据于军事阴谋，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⑴（八）然而现时同志之中，对于武装暴动政策的观念，都恰好不注意这些主要的意义。现在有两种危险的倾向。（一）对于农村中的暴动差不多认为游击战争就等于农民暴动的全部，而不去积极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游击战争几乎成了脱离群众的“游击队”作战，游击队作战又几乎成了简单的杀人放火。因此不但对于县城中手工业工人店员的日常经济斗争没有充分的注意，对于他的组织不去努力创造群众的工会，对于他们的革命意识不在斗争中去发展到夺取政权的认识，甚至于对于游击战争，当地的农民群众的迫切斗争问题，也不去发动和领导，如此单纯的放火杀人的游击战争，实在可以说“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能领导农民与非阶级化的贫民，却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被非无产阶级化的游民式‘策略’所领导了。”（二）对于夺取一省政权的总暴动，不注意〔一〕切实的准备广大的群众组织的力量，不发动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领导他们创造巨大的革命高潮，使群众意识发展到自觉的要求夺取政权，而往往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的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这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这不是认真的准备暴动，而是玩弄暴动。这两种危险的倾向必须完全纠正，这些危险倾向仍旧是继续中央扩大会议以前的种种不信任群众不顾群众力量和不以无产阶级的政策去领导暴动之遗留。各地党部应当切实研究“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议〈决〉案中所规定的党的最近任务，研究广州暴动中优点和缺点的教训，正确的和错误的政策之经验，而切实的利用到当地斗争的规划与工作上去。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七期刊印注释〔1〕“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须不依据于军事阴谋，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此处与《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26卷《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的译文有出入。
|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关于湖南总暴动问题（一九二八年一月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央致湖南省委信——关于湖南总暴动问题（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湖南省委诸同志：在前两函之中曾指出，必须利用军阀相互间的新冲突与南京政府讨唐战争之际，以整顿我们的力量准备在两湖夺取政权。一个半月以来在湖南所发生的事件很显然证明了一般情势日趋于直接革命之途，夺取政权的问题已成为一切争斗过程之中的基本工作。我们必须在革命过程每一新的阶段之中，很审慎的观察一般政治情势，估量自己的力量，认清本身的弱点，预测一切事件之趋势，尽力保障暴动之胜利。因此中央以为，省委必须特别注意对于一般政治情势的分析，因为从分析一般政治情势之中可以看出省委本身实际的任务——这些任务都是中央指示给湖南省委的。目前湖南暴动有些什么必备的条件？I、湖南省政府已无力统治湖南，实际上省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城市之中，并不能出城门一步，有些地方豪绅已感觉无立足之地，再不敢请求军事当局以为自卫。由湖北退回湖南的唐生智的残部，组织涣散，纪律不振，将官们有的勾结蒋介石，有的勾结广西派，每人各据一方，百般剥削地皮，充富私囊，拒绝纳税与政府，借公利以自肥，向农民强收重税，征收农村出产品的出口税，使其不得出口价格低落，征收各种非法的苛捐杂税，势必使人民完全破产为止。不独小商人与手工业者日就破产，就是大商人与大地主也只得把自己的财宝藏于地下或寄存于上海各银行之中。商业日就衰落，地契出卖几乎完全无人受业，一钱不值。虽然收成很好，农民因受收税者强盗似的剥削，不能不把自己谷米贱价出卖，而去买生活必须的东西，必须大项金钱，因此依然不能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工业日就破产，工人数月未得工资，苦受冻馁。政府之无力挽救政治经济的危机，已经成为显然的事实。Ⅱ、1．虽然一切压迫日益加厉，白色恐怖日形严重，而工人阶级之政治经济地位日劣，势必使工人运动重复高涨。我们已眼看不独长沙工人的革命情趣日益腾沸，全省的工人都是一样（安源的矿工与湖南境内的铁矿的工人等）。工会组织日形发展，工人罢工运动的潮浪逐渐高涨起来，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的要求，一部分的武装工人在我党的号召之下，已经起来作武装争斗（十二月十日之长沙暴动）。2．全省的农民运动重复高涨起来。屠杀土豪绅士已为常事。缴小部分军队枪械的事时常发现。往往因枪毙农民农民则以暴动回答。告密谋害共产党员之事已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受农民家庭的帮助。在五月与十月失败之后，农民协会的会员由五六百万减少到数千，现在又重新发展起来：Ⅲ、现在在军队中发表〔生〕许多破坏的裂痕，饥寒交迫的兵士们几月来未得发饷，公然作不平之鸣，进行不满意的反抗运动。因为将官常施肉刑，并虐待兵士，军队的纪律更日形不振，时常发生兵变。以前唐生智军队的兵士大都是湖南的农民，他们以前都亲身参加过农民运动，而在五月与十月事变之后，被白色恐怖赶出乡村，复投身军队的。这种兵士群众不是而且不能说是反动将官们的盲从工具。许多兵士现在已经同自己的家乡发生联系，或逃回家乡进行扑灭豪绅地主的运动。较有智识的兵士，已由各种宣传与传单之中认识了自己的出路。因此政府之衰颓，再加以工农群众革命情趣之高涨及兵士之革命化，便是于最近期内在湖南可以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事实根据。同时在湖南也缺乏了许多保障暴动胜利的必须条件。第一，广大的工农群众对于总暴动之目的——夺取政权，根本推翻军阀地主的政权及建立苏维埃政权——还是不明白。民众之不满很深，由此不满虽引起许多自行发动的革命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大多未曾联合一致，未曾在政治上打成一气，党也未曾号召使其联合。同时，由党组织起来的暴动，因为政治工作之缺乏，未能成为群众的行动，并且含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号之长沙暴动），完全只用党的力量，而不是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发动的。在广州暴动之时，宣传夺取政权极为容易，党的一切口号都起了实际的作用。现在，应用这些事实，很容易使每一个无智识的工人与每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对于暴动之意义了解，使他们知道，暴动能使农民有土地工人有饭吃，能使农民由苛捐杂税与高利盘剥的债务之下解放出来，能使饥寒交迫的贫民从奴役的地狱之中逃出……。现在有广州与海陆丰的经验，更容易使一般劳动群众了解夺取政权以对付豪绅，地主，厂主与商人及组织红军的意义。党若不能将自行发动的，零散的暴动联合一致，若不能使暴动充富政治的性质，若不能使每一日常争斗都含有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精神，则暴动必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亦不能十分有力，而势必至于失败。第二，党与群众组织经过严重的打击之后，还未补救健全起来——这是基本的缺点，中央扩大会议认为此种缺点是屡次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1．虽然在省委紧急会议之后，湖南的工作已经得到相当的结果，但是下级党的组织尚未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指导。同情于我党者及党的威信固然一天一天的增高起来，而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仍非常迟缓，远不及马日事变以前的数量。党部的工作尚未注意到极重要的政治问题，支部还未曾讨论过目前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并未完全领导群众及群众的斗争（参看前两函）。2．工会与农会的组织在许久以前已被解散，现在刚刚开始恢复。实际上，还未曾在任何一大企业之内组织起坚固的公开的（可能的地方）或秘密的工厂委员会。支部与工会的作用混合为一，未曾尽量吸收非党工人作工会工作，伟大的群众革命力量未曾团结一致。农民协会之情况也是一样，以前有五六百万会员，现在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农民的革命情趣虽然日益高涨，而组织的力量仍然异常薄弱。3．军队工作实际上还未开始。虽然我们在军队中已有相当的力量，而军队中仍无一个党的支部或青年团的小组与支部，仍没有一个兵士委员会，更没有一次有组织的兵士暴动。省委工作之最大缺点在于忽略了群众的工作与群众的组织及党内的群众工作。假使这一道防线若不巩固，若不将群众的组织与群众工作扩大，我们就不能执行目前任何党的任务。若将广州的情形与目前湖南的情形对照着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断言湖南暴动的条件有几点比广州顺通些。第一，城乡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和政权组织，经济基础远不及广东，而且已经开始崩溃自己感觉没有稳定的可能而希望与农民妥协；第二，湖南党的组织比较深入社会，工农组织亦曾有比广东更广大的发展；第三，大多数军队组织散漫，欠饷七八个月，兵士以物质生活异常艰苦而又大多数曾是工会农会会员受过广大的革命宣传，容易接受我们的工作……。但是在广东也有许多优点：1，广东党的组织特别是广州比较有更多的斗争经验，而且极赋有无产阶级的精神，而湖南的党部刚刚在不久以前才开始脱离这种倾向。2．广州市内坚固的工会组织在李济琛的白色恐怖之下，仍能秘密存在，而且有许多工会在占据广州以前已经争得公开存在的权利。工会组织在去年四月李济琛叛变之后，依然继续发展，继续的巩固起来，锻炼出雄厚的阶级争斗的精神。工会在党的领导之下，抛弃了一切对于国民党的妄想，也未曾为张发奎之甘言密语所骗再对于张发奎作任何幻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广州无产阶级有万余省港罢工工人，其争斗的力量，除上海纺纱工人而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可以同他比拟的。所以广州市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治力量足以成为全广东的指导者。3．虽然广东的农民群众运动与农民协会不比湖南更形广大，但是广东农民的斗争已有比较深的历史基础和比较澈底的阶级觉悟，为湖南农民所不及。当南昌暴动之后回粤革命军南下潮汕之际，广东的工农引领相望准备相机而动，以影响彼等；虽然终遭失败，但是广州与全省的群众斗争不独未曾因之低落而且加强起来。这些条件都是湖南所没有的。为达到这些条件自然是很困难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困难而畏惧不前或者动摇起来，而应当坚决的与这困难奋斗，务必于最短期间将这些缺点弥补起来。加紧政治与组织工作是目前的基本任务。自然，一切技艺上的准备也须同时并进，但绝不能因之放弃了基本的任务——使广大的工农群众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关于实际工作问题，中央坚决的决定，每日经常的斗争必须为夺取政权而奋斗。在每一阶段之中务必在日常实际工作之中使群众了解，只有共产党始终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所指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而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建设苏维埃政权。此外，必须尽量设法破坏敌人的力量与反动政府，并须巩固自己的力量，准备武装，健强组织，凡此都是日常的实际工作。以上所指出的方针与以前机会主义的工作方式——先组织后斗争——根本不同，中央坚决的指出，必须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在争斗的基础之上，以组织一切力量；不是为组织而组织，而是为争斗与胜利有所保障，务必使党与群众的组织强固起来，健全起来。党内的任务1．必须借广州事件号召群众入党，主要的是工人，次为贫农，不应当使群众同情于党便算了事，必须使群众组织之觉悟分子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2．尽力使支部小组参加实际工作，将一切游离分子，怯懦不革命的分子驱逐出党。3．务必使指导机关健全，肃清所有机会主义的领导者。4．使党的群众在支部会议详细讨论一切党的决议。5．务必使支部活动起来，使其与群众发生亲密的关系，认识他们的日常必须的工作，勉为争斗的领导者。工运的任务1．组织秘密工会，在大企业之中组织工厂委员会，尽量的吸收新的积极的非党工人到工会中工作。必须党与工会的工作分别清楚，下级组织与全省的总机关都应如此。务必在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而外，组织起全省总工会。2．在一切适当的时期（白色恐怖减轻的时候）务必乘机组织公开的群众工会与选举出来的工会机关。工人罢工之时务必组织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终结之后改为经常实际动作的工厂委员会。3．领导经济罢工斗争，提出并推进“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同时应当指出，在未曾夺得中央政权之前，而图占有工厂，实为幻想，不独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在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政权仍然存在的时候，工人阶级不能解决出生产品及发给工资等问题。4．尽量使工人阶级武装起来，组织有纪律能斗争的工人革命军，使工人参加正当的武装斗争。5．召集工人群众大会，组织工人宣传队，向工人群众作政治报告，使他们讨论政治问题；向他们解释一切政治任务，以便提出整个的政治要求（集会结社等自由……）。6．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提出经常帮助失业工人的要求，为失业工人开办公共饭堂，公办某种社会工作，组织失业工人示威运动，组织失业工人纠察队及武装队伍。7．经常的领导城市工人斗争中，第一要使此种斗争能够有策略的有计划的向前发展到总的政治斗争——总同盟罢工（暴动之前夜）。第二，要在这些斗争中利用机会召集某业或某区工人代表会议，此种代表会议一方面是苏维埃的练习，一方面便可从日常斗争的指挥机关发展成为暴动的指挥机关（代表会议选举的执行委员会）。农运工作1．湖南在此逼近总暴动的时期中，农民协会的组织已属比较过去历史上的东西，现在在农村中组织上的策略应当在有农协的地方经过农协召集农民群众会议（乡村）和农民代表会议（区）选举农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一切政权（乡村）交农民代表会议（农民苏维埃），取消农协的组织，在没有农协组织的地方即不要再组织农协，径直发展群众组织苏维埃指挥暴动，此种代表会议在有农军的地方须有兵士参加。2．根据中央前信所指示深入的发动乡村土地革命斗争，普遍的由农民群众起来肃清一切封建关系建立苏维埃。应当努力去领导农民的群众斗争，领导一切抗税抗租等等斗争，发展这种斗争到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3．使党的组织在农民中的工作尽量的发展起来。4．尽量的夺取反动武装扩大农军。5．在一县之内有几个区苏维埃成立时可以联合组织苏维埃临时县委员会，但一旦取得县城时即须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正式县苏维埃政府。兵士工作1．集合兵士一切不满意的事实，提出增加兵饷，按期全数发给，改良待遇及兵士生活，废除体罚及其他苛刑……等要求。2．组织兵士委员会以保护兵士的利益，监察军官的经济收支及军官成份，驱逐反革命贪赃肥私的军官。3．要求由兵士选举官长。4．使兵士拒绝压迫工农，使兵士与正在争斗的工人农民联合一致，使兵士加入农民代表会议或农民协会。5．宣传“一切土地归于农民与兵士”的口号。6．要求兵士与武装工农联合一致。在这些工作之中我们的基本任务在于宣传苏维埃政权之实意与准备夺取政权。这些工作务必在全省政治中枢——长沙及附近十余县中首先推行。一、组织苏维埃使其成夺取政权的争斗机关。二、仿海陆丰之例，尽力在各乡组织苏维埃政权，这种政权只能在有群众基础，占有广大地域有党的力量之保障及利用最小的机会取得胜利等条件之下才能稳固起来。占据大城市是在广大地域之上的工农斗争达到成熟地步的最后一举，必须得很多军队变向暴动方面来才行。不要以长沙暴动为全省的信号，而要以长沙暴动来完成全省的夺取政权。这是全省暴动所经过的最后一道桥梁。因此，对于占据重要政治中心的问题务必十分审慎的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在以上各条件末具备之前就爆发起来。发动全省总暴动与夺取长沙的问题务必同中央或中央代表一同决定，虽然一般顺适环境之下，务必注意一切进攻湖南的军队有暂置私争与湖南内部的反动军队缔结联合战线，以镇压暴动的可能（记忆着广州暴动的经验——张发奎与李济琛很快的联合起来向暴动进攻）。白崇禧程潜及其他各军阀之大军现在正准备着向湖南进攻。军阀的互相冲突与乘机破坏他们的力量，这是革命斗争应当利用的机会。中央的任务在于进行破坏广西派军队的工作及领导与湖南邻近各省的农民运动以帮助湖南。中央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刊印
|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工人阶级，同着农民兵士群众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一广州苏维埃，在三天英勇的斗争之后，竟被帝国主义及广州一切反革命的联合势力所摧残了。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期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苏维埃的广州之建立与奋斗及其失败，都是中国共产党所应当研究的，应当收集这些历史事实之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教训，而给一般工农兵士广大群众，解释其意义。（一）广州暴动前之中国一般状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沪粤的四月反动，武汉的七月反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都确定中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分析完全合于事实。背叛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军阀与国民党，自从和工农民众破裂之后，绝对没有能力去建立经济政治的稳定，他们是一无办法。国内各种经济――工业商业农业财政国际贸易，都起了很大的恐慌，这种经济恐慌，一天天的利害起来，简直有天崩地陷的形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已经充分表现他没有能力保持他内部形式上的统一，更不用说实现中国之资本主义的集权了。广东汪精卫所领导的张发奎黄琪翔政变之前，国民党领域之内已经爆发许多军阀战争和简单的抢掠。这种战争没有丝毫的革命意义，完全是为着抢地盘争地位，各省之间，有抢夺，各县之间也有抢夺，――这都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各派各军互相竞争的现象。资产阶级愈反动，对于被剥削阶级的恐怖政策也愈加利害，他们的屈伏于帝国主义之前也愈加无耻，他们内部愈加不能统一而日益分裂纷争。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合并”完全是一出滑稽戏；这一幕滑稽戏之后，立刻准备了两个军阀的战争，南京政府和唐生智的战争，及广东派军阀和广西派军阀的战争。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反对李济琛黄绍雄的战争，不过是反动政治内部的纷扰和军阀混乱的总局面之中的一幕。全国之中现在有两个根本的阶级过程：一方面，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很迅速的与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及帝国主义相联合混一；别方面，无产阶级农民和极大部份的城市贫民在极艰难的条件之下，忍受着无数的牺牲，共同进于革命之更高的阶段――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合之联合战线，进于工农反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阶级之联合战线。在前一时期，革命的旗帜是国民党，现在的新时期的旗帜却是苏维埃的工农革命，这革命要由共产党来领导。工农革命运动的生长，表现于最近半年来上海汉口广州的罢工潮，湖南湖北广东江苏的农民暴动，以及河南直隶山东江西的农民骚动，南昌的八一暴动及叶贺军队的占领潮汕。这一过渡时期中，革命方面最大的弱点，便是革命正在进于更高的阶段，而中国共产党很幼稚，经验很不充足，又受着极严厉的压迫，他在政治上组织上指导一切运动的能力太薄弱，而其中又有人对于国民党及其“左派”还存着种种幻想，由此而发生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土地问题及军事问题上；其最主要的缺憾是三种革命力量之间没有亲密的坚固的联络，――这三种伟大革命力量，便是工人群众的斗争，农民的暴动和兵士群众的兵变。南昌革命军队的起来，没有能用自己的革命政策去发动工人和农民；暴动的农民没有得着城市的赞助（如湖南秋收暴动时长沙的不发动群众暴动）；城市工人也没有会吸引兵士群众到自己方面来，所有这些缺点，便发生叶贺南征时期的历次的失败。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在十一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纠正上述的缺点，同时确定现时的总形势：虽然受着历史上的屡次失败（上海蒋介石反动，武汉汪精卫叛变，潮汕叶贺挫败），可是仍旧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的力量不但不减少，而且不断的生长，而暴动问题也仍旧是最近直接行动和规划中的问题。（二）广东省内的情形李济琛的广东境内的国民革命军早已葬送了；广州的反动只在蒋介石公开反革命行动后的两天。叶贺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的时候，张发奎和汪精卫及一部份广东省内的资产阶级，便准备推翻李济琛黄绍雄及代表南京政府一派的豪绅资产阶级。十一月十七日，这一政变居然成功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起来夺着广东政权，自称“护党运动”，想号召一般民众来赞助他们，而达到反动的目的；同时这一派人也非常之残酷的压迫工农和共产党，比李济琛的统治是有过之无不及。汪精卫领导之下的张黄政权，第一步的政策，便是取消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逐他们出公共宿舍，封闭他们的公共食堂等等，逮捕大批群众的革命工人，开枪轰击徒手的示威群众，命令军警和反革命的“改组委员”占领工会会所，特别发布杀尽共产党的标语。张发奎黄琪翔等对于帝国主义是特别的表示亲密和所谓“和平友好”，他们甚至于对于资产阶级的团体也严禁抵制英日货，他们那时便命令军警强占苏联领事馆的一部分房屋，对于苏联领事的抗议，完全置之不理。广东全省完全陷于这两派军阀的混战之中，广州的市民遭着空前掠夺，在所谓“正税”之外，增加了许多的苛税杂捐，想尽方法的搜括民脂民膏，甚至于公开的盗用库藏。如此之战争，财政恐慌，钞票跌价，物价高涨，都使经济生活的崩溃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再加上屠杀搜捕的种种淫暴政策、到十二月初的时候，已经陷于完全破产的状态。汪精卫张发奎等欺骗劳动民众的政策，完全失败。工人群众之中，充满了不满意于各派资产阶级军阀的情绪，这种革命情绪的高涨很快的变成公开的愤激。共产党的威信大大增高，――虽然政府对于共产党的搜捕压迫非常之野蛮厉害，共产党存在于极严重的秘密状态之中，可是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却大大的增加。共产党日益成为革命民众反对反动的国民党统治之组织。（三）广州暴动前阶级力量之团结十一月十二月之中，广东全省，也和中国一样，阶级斗争特别的剧烈。广东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背叛革命出卖工农之后，立刻便和一切反革命势力团结联合战线，他和封建的地主，香港的买办，反动的财政资本家，旧时的官僚，一切投机的军阀，以及以前孙中山的死敌“纸老虎”的商团等等，还有英美法日的外交官侦探之帝国主义者，结合联合战线。汪精卫张发奎等的所谓“左派”在阶级的关系上，和李济琛黄绍雄一派是一样的。所谓广东派的军阀，他们勾结李福林，又因为李福林能领袖广东的地主武装的民团，所以他们又和民团联络。这两派反动的军阀，对于工农革命，都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他们这两派并不因此而能一致行动，并且互相冲突以至于公开战争。广东派与广西派的公开破裂，反映着英日帝国主义的互相冲突，广东的资本家有亲日的倾向（广东派的张发奎因此想用攀附广东资产阶级的手段，仰承蒋介石派的鼻息――蒋介石是亲日的）；上海的资产阶级――英国买办却是亲英的（广西派军阀的亲英和他们与上海买办阶级密切联系，都是最近半年来明显的过程）。广州十一月十七日黄琪翔政变之后，广东全省的战事爆发起来，从汕头到广州，从江门到北江都打起来。然而剧烈的大战没有起来，而只有双方的调兵遣将和小的冲突，可是战事的影响已经非常之大，因此双方军阀的经济力量都已大大的削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都在非常的崩溃情形之中，因为准备大战的缘故，广州市内政府军队日益减少。同时被压迫民众之中的革命情绪也增高起来，广州的工人，在四月李济琛反动之后，受着极大的牺牲，被杀的工人在四千以上，此外还有一千多被拘禁；此后屡次对于革命民众施行屠杀搜捕的强暴政策。国民党政府的强暴政策，特别的是对于赤色的工会运动和共产党。但是在反动政府恐怖政策之下，广州的工会――工人代表会一直能按期召集秘密的代表会议，广州的党部，更能按期集会，努力的工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都有相当的程度，党部与工会确是工人在日常斗争中所团结的政治指导机关。九月间，南昌暴动的革命军队到达广来〔东〕的时候，共产党曾经准备广州市的暴动。潮汕方面革命军的失败，使这一口号没有能直接实现。虽然那时反动政府加倍的压迫，虽然叶贺的革命军队失败，但是工人运动的高潮，却继续增高起来。政府或国民党所派的工会改组委员，到处被工人群众所驱逐。有组织的工人，到处自己选举工会的委员。十月十四爆发海员的罢工，各业工人都起来援助，而举行群众的示威，极广大的工人群众不顾警察的禁止和拘捕，在群众大会之上公开的拥护赤色工会和共产党，当时工人群众便自动手夺回工会会所，驱逐警察和白党的工贼走狗，当场打死海员工会会所中的工贼。此后，立刻便有印刷工人的罢工起来。十月十九日汪精卫所领袖的反动政府对于这种工潮大施压迫，逮捕大批的工人领袖，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被解散，海员工会被封闭。那时工人之中便有主张暴动的，但是共产党威信足以纠正这种过早暴动的倾向。共产党提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更加紧工人力量的组织，扩大政治经济日常斗争的要求，宣传暴动的必要和苏维埃政权。十一月初开始反对白色恐怖的示威，――就是反对汪精卫回粤后的压迫政策的示威。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纪念日，广州工人开了极大的群众大会表示纪念，但被警察解散。黄琪翔张发奎的政变之后，群众示威和部分的罢工继续不断的发展，省港罢工工人被张黄解散之后，自动的放火烧毁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房屋，共产党的宣传品有极多量的分布，群众热烈的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些现象表明阶级斗争更加剧烈。十二月初群众的愤激达到了极点，海员罢了工，公共汽车工人宣布了怠工，许多小企业的工人也开始罢工，邮务工人已经议决罢工。先进的工人武装起来，自己准备炸弹等等。暴动的主张，普及了一般无产阶级的群众。至于农民方面，则四月间李济琛反动后，曾经有一时期的农民暴动，叶贺军队到达广东时，九月间又起了秋收抗租的暴动，最近农民在各县又重新暴动起来――这是一九二七年广东农民的第三次暴动了。各县农民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这次暴动的开始时，有叶贺残部很少的军力参加，这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的一师。这次暴动开始于十月底，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兵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这一农民暴动带着充分的革命性质，完全扫除了以前的机会主义余毒，一切乡村之中，随后便是一切区镇之中，以至东江许多县的县城之中，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切田界（广东所称为田茔）――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剥削农民佃户的田契租约借券等等，完全当众销毁。一切田地都归乡村苏维埃收归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一切当铺的财物完全没收，无价发还典质的贫民，一切反革命派豪绅地主的财产充公，作为苏维埃工农兵政府的费用，用来救济贫民，从事公共建设，扩充工农兵政府的革命军队，一切反革命派地主豪绅都公开处以死刑，他们的巢穴都被焚毁。邻近的乡村县市，都激起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暴动，和工农革命军共同围攻地主豪绅的巢穴，而能战胜他们，扩大革命的地域。县城的苏维埃，如海丰陆丰碣石紫金汕尾，以及后来的普宁等处，都由手工工人农民苦力等共同组织。海丰十一月七日开苏维埃大会到工农代表三百人，宾客一万人，选举苏维埃政府，管理东江的各县。十一月中旬暴动区域已经扩大有五十万居民的区域。新组织的工农革命军，是由各村选出的志愿兵组成的。雇佣军队的方法取消，代以团体（各业工人各村农民）的义务兵役。工农革命军的武装，大半是由敌人处夺来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派人向广州工人群众请求赞助，并发出告工人群众的宣言。同时海陆丰的农民将没收的地主财产之中，取出二万元来送给广州工人，作购买武装之用。海陆丰以外，其他的农民暴动虽然规模较小，但是也已经有许多处开始了：北江方面，海南岛，北海地方，沿广九铁路，潮汕附近……。兵士群众的生活异常痛苦，并且受长官的压迫侮辱，专门使他们当军阀战争的炮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及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十月间所发宣言上，便号召国民党及反动军队里的兵士起来反对军阀统治，起来反抗反革命的军纪，起来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起来力争自己的生活改良，政治权利和军纪待遇的改良，起来兵变而站到革命的工农方面来。张发奎黄琪翔政变之后，他们号召群众大会来庆祝他们所谓“护党”的成功，这一“大会”实际上只能算是阅兵，大多数到会的人，都是奉上官命令而来的军警；这一大会之中，突然来了一群革命工人，高举红旗，写着“打倒国民党”“苏维埃广州万岁”“工农兵政权万岁”“兵士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等标语，当时还散发许多传单给军警，工人高呼口号，当场的兵士都公开的表示对于工人的同情。尤其是广州的驻军（教导团等）的兵士，他们对于反革命的统治非常之愤激，这些军阀〔队〕要算是张发奎部队中最好的一部份，他们还保持着往年国民革命之热情的影响，而愤恨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军阀。十二月初在许多次秘密会议之上，这些兵士整连整营的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政策和举行暴动。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内部，纠纷分裂争扰到极点，发生不断的公开的战争，而工农兵士方面却一日千里的兴起革命的高潮。城市的劳动小资产阶级，一般贫民及一部分智识界之中，也开始不满意反动政治的表现，厌恶政治上的混乱和不能容忍的经济困难，他们对于欺骗民众的国民党，不能实行自己所应许的政纲的国民党，开始失望和怨恨。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方面，虽然只在找不着出路的动摇徘徊于革命反革命之间，然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份子，已经决定的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就是十二月初广东政治状况的具体情形。（四）广州暴动的决定和日期张发奎黄琪翔的政变之后，十一月廿六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遵从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十八日的决议案和指令，讨论暴动问题，当日便一致议决坚决进行暴动的政策，可是暂时还不能决定举行暴动的日期，而先开始组织赤卫军，最高限度的加紧兵士运动，并且开始组织苏维埃。到十二月初旬，便已经有了可以胜利的无产阶级暴动的条件，列宁所指示的那种条件――阶级斗争的最大的剧烈已经成了事实；统治阶级已经不能保持政权；被压迫的阶级不能再受反动腐化崩溃的国民党之统治，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极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赞助共产党；广州驻军的兵士对于共产党的口号日益表示赞成，几万几十万农民联合到暴动旗帜底下来。同时如果再推延暴动，就算只推延几天，也必定是广州驻军的革命兵士被解除武装，极严厉的白色恐怖压迫广州工人，极残酷的屠杀来镇压农民暴动，西江方面的一切反动军队回来占领广州。这些条件之下，只有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会认为这次暴动是过早的行动，是盲动，是军事阴谋；这种机会主义者在广东共产党党部之中是没有的，在中央委员会之中也是没有的。十二月中旬的广州暴动，是阶级斗争整个儿的发展之客观条件的结果所必然要发生的，当时对于工人阶级没有别条路，只有直接起来夺取革命的政权。本党广东省委员会决定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日期，是很正确的。（五）广州暴动的准备和口号暴动的直接准备与组织，经过下列的六种准备：（一）确定暴动之总政纲，（二）暴动之军事上的准备，（三）广州苏维埃的组织，（四）经过赤色工会动员工人群众，（五）兵士中急进的工作，（六）农民中的准备与联络。十二〔一〕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就公开的号召群众暴动，同时就提出下列的口号：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工农武装起来，劳动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一切工会会所归还工人，杀尽一切工贼走狗和改组委员，立刻恢复省港罢工工人权利，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资，工人监督生产，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暴〔劳〕动民众住，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一切土地归农民，杀尽土豪乡绅地主，改良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反抗军阀，兵士委员会监督军费的开支，打倒国民党，打倒张发奎黄琪翔李济琛黄绍雄，枪毙一切白色恐怖的刽子手，工农兵联合万岁，工农兵代表会政府万岁，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众和苏联联合万岁，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产党而且联结这些要求，举出最主要的口号：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打倒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这些口号便能对一般民众表示将要起来的暴动之明确的政纲。对于军事的准备，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十一月二十六日便决定下列的办法：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做总指挥机关；组织参谋部做暴动时军事技术的指导机关。暴动之军事方面的准备情形是：定出明确的举行暴动的战术计划，全体党员动员，组织二千工人的赤卫队，这赤卫队是极端秘密有极端严密纪律而按连组织的，又组织最可靠最忠实最有训练的敢死队两连（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一连海员及手车工人一连）；准备运输工人汽车夫等，以及一切运输用具以备暴动时之用；秘密准备许多铁尺刀棍手榴弹炸弹炸药等，少数的手枪驳壳及许多冷器，如此武装了工人赤卫队及工人群众；吸收大多数的党外工人加入赤卫军，并担负军事的指挥任务，建立极广大的消息机关，差不多反动军队及政府机关参谋部等处都有共产党的消息报告员，每天侦察敌情报告党部；党部的工会的革命兵士及下级军官的会议，差不多每天召集，逐步讨论详细的暴动计划。因为秘密状态异常严重，所以苏维埃只能在决定暴动日期时候才成立：工人代表会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十人＊，革命兵士的会议选出三人，市郊农民协会上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三人（可是三人之中只有一人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广州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便由这十六个委员组成，此外还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之中，工人占三分之二。举行暴动的最终决定，便在这苏维埃会议上通过，并且通过举行暴动的行动计划，所以能立刻调动工农兵的群众开始暴动。暴动胜利之后，即选出苏维埃政府的平民行政委员会（SOVNARKOM），通过许多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共产党能够在广州调动这样广大的群众，完全因为共产党在广州成年累月的工作，确能深入广州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而与广州工人阶级结合同生共死的密切关系，永久在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知道工人群众的一切要求，一直到极琐细的，并且能够替他们提出来，能够领着他们去力争这些要求，能够结合一切部分的要求，而综合于工农革命的总任务。再则保障暴动胜利的要素，就是共产党经过赤色工会，而在工人群众中得有非常之大的信仰，共产党能够切实的领导赤色工会使工会中共产党员及工会指导者的影响集中在群众身上。没有这些工会中的深入热烈的工作，决不会有如此伟大的暴动胜利，如此热烈的对于苏维埃政府的拥护，如此明显的实现革命政策。兵士中的工作首先便在广州驻军之中发生影响。可是没有能够和驻在市外及外县的兵士，发生密切关系。市内所驻各种军队之中都能有自己的党员。广州市内的教导团，尤其完全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他在暴动之中有很大的作用。这十二营的军队，其中极大多数是军官学校学生的智识份子，除少数高级军官是反动派外，其余一致赞成苏维埃革命。再则广州的警备团的大多数兵士，炮兵营一部份，有些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及其他，也都成赞〔赞成〕广州的苏维埃口号。暴动的一星期以前，二百兵士的会议（其中有党外的普通兵士），一致决议誓死为工农革命奋斗。共产党所提出来的兵士口号，尤其是“土地归农民和兵士”，在兵士群众中遇着热烈的拥护。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及广州市委员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们曾经组织秘密的农民训练班，他们与海陆丰的党部和苏维埃政府有经常的联络，不断的给海陆丰党部以指令，并且努力发展广州市郊的农民，一直到广九路沿线，东箢〔莞〕宝安⑴等处，宣传极澈底的土地革命口号，经过秘密出版的机关报报告农民运动的消息于广州群众。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竭全力反对一切恢复“革命的国民党”的幻想，因此暴动之前许久工农兵士群众对于国民党已经早已认清，非常愤恨．汪精卫张发奎等想欺骗群众的滑稽戏立刻被共产党所揭破，所谓“左派”的真面目立刻揭穿，共产党拒绝张发奎的谈判提出先决条件（见广东省委会员宣言――布尔塞维克第九期），而张发奎的所谓“左派”政府，立刻便又施行白色恐怖。群众的宣传曾经有很大的工作，有秘密日报《工农小报》周报《红旗》及许多种传单。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的前一天便会同印刷工会商定，印布苏维埃政府的命令传单，这些命令传单日报印出七百万份。苏维埃估计自己的力量，尽了所有的一切来准备，力求无产阶级暴动预先在组织上有保障胜利的可能。（六）十二月十一日的发动广东党部，组织指导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时的政策，完全是和马克思列宁所说一样，就是“暴动是艺术”。党部及工会在几星期以来，将全力都放在准备直接暴动之上，暴动的开始，恰恰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规定的时刻：十二月十一日午前三时三十分，――工人和兵士同时发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长张太雷在营中去组织兵士。党及苏维埃，以及工人赤卫队都派代表，出席教导团兵士全体大会，他们演说之后，群众宣布国民党的政府已推翻，承认广州苏维埃政府，枪毙十五个反动军官，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定了“暴动”两字的军中口号〔令〕，兵士群众便从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开动，去攻占市内要隘，杀警察及解除反动军队的武装。同时同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用手枪炸弹进攻公安局及保安队――这都是反革命的军事政治中心。那时运输工会已将一切运输用具及全部的加拿大公司的公共汽车几百部搬运汽车及普通汽车开出〔赴〕战场，以便革命军力的移动。因此工人赤卫队及兵士群众能在一点钟之内便将公安局攻下。工人增加武装之后，立即独立占领保安队。公安局中所夺到的枪枝机关枪铁甲汽车等，立刻用来攻取其他机关。过了几点钟之后，广州市内的重要地点，除长堤以外，都被革命的兵士和工人占领。反动派的反抗全被镇服。邮政，电报，无线电，兵营，公安局一切分署，政府机关，国民党省党部，全被苏维埃军队占领。二千政治犯立即释放，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赤色工会会员，以及国民党真正左派黄埔学生。其中大多数立刻武装起来，志愿的加入红军。教导团的一营人，用突然攻袭的手段，解除两团反动军队，取得张发奎全部炮队之三分之二，一千支枪，还有很多的子弹。同时革命的市郊农民占粤汉车站及兵工厂厂库，在临近几个乡村暴动起来，广三铁路的车站也被农民占领。十一日中午除长堤及还在顽抗的反革命巢穴之外，全广州已在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之手。广州暴动的胜利，完全是靠革命的工农兵士的联合力量。（七）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暴动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胜利了。这一胜利，便是一切国家政权都归到工农兵士群众，以广州苏维埃为指导中心。从此之后，广州苏维埃便从无产阶级暴动的最高机关，变成革命政权的最高机关。对于一切人都非常明显的是：这一暴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政客之手移转到别派，而是政权之阶级的社会的移转；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取得政权之后，在胜利的群众之前，立刻发生许多重要的任务：（一）组织苏维埃政权，（二）拥护苏维埃政权，（三）实行苏维埃的政策，（四）向反革命进攻，（五）打通与海陆丰联络的道路，使与农民暴动胜利区域相接，而建立巩固的革命基础。广州苏维埃存在期间很短促――尚不满三天，所以这些任务只实行了很小一部分。对于最后的两种任务，简直丝毫也没有能实行。至于前三个任务，则平民行政委员会发布宣言命令，宣布苏维埃政权的成立，组织革命的军队，以及立刻消灭反革命势力的办法。平民行政委员会在暴动成功之后，立刻开始实行政府的职权，他签字并公布广州苏维埃所决定的一切命令和宣言。他的第一件政府行为，便是发布告中国工农兵群众及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苏维埃政府的文件，都在广州最大的一家印刷局中印发二十五万份。平民行政委员会之中有许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是苏兆征同志――九二五年省港罢工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政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革命军力保卫苏维埃的广州，支配军械军费及食粮等。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根据海陆丰的经验，建立正式的革命军队，从工人赤卫队，国民党军队中暴动出来的兵士，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以及志愿投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成工农革命军。新成立的赤军，其中一半以上是工人和农民。工农革命军的连排长和营长大多数是能够使用枪械的普通工人。反动的雇佣军队方法，完全取消，代以志愿兵的制度，军队的一切需要，完全用集体供给的方法（衣食住等等）。苏维埃政府存在期间，从兵士到最高长官都没有支饷，而只领取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征发资本家的种种物品食粮。新组织的赤军很快的便能有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纪律，因为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组织习性本来非常之好。广州的工人阶级，在革命军官同志的指导及兵士同志的帮助之下，开始学习军事，不但学着打枪，并且学着使用最近代的军事机械，如机关枪，铁甲汽车，迫击炮等。就是在最紧急的战事期间，赤军的每一部份之中，都进行极紧张的政治宣传工作，文字的口头的实验的都有，所以每一个赤军兵士都知道他为着什么而作战。甚至于在军事俘虏――解除武装的国民党军队之中，也认真的做了宣传鼓动工作。因此有几百兵士和几个军官，自愿的加入赤军，努力的为革命而作战，一直到最后，他们之中并没有听见背叛革命的事实。苏维埃政府因为反动派顽强的抵抗，不得不极严厉的镇压白党（国民党民团等）。苏维埃政府设立之肃清反动委员会，为歼灭反革命派工贼走狗奸细等的机关。工人表现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努力歼灭并逮捕著名的剥削者反动派警察奸细走狗工贼官僚反革命派国民党的军官。苏维埃政府尽他所有的力量去消灭资产阶级军阀的机关，毁灭警察，澈底扫除国民党在广州的军队。他围攻中央银行而占领了他――这是以前资本家的经济巢穴，他占领许多小银行征发许多金钱，为革命军事之用。长堤方面反动派极顽强的抵抗，革命区域中某几处街道也有些反革命巢穴顽抗不降。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几次要求他们投降，而得不到答覆之后，决定无情的焚毁这些房屋，以免赤军方面肉搏的牺牲加大。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掉，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广州苏维埃政府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解除国民党在广州的一切党部，没收其财产，宣布通缉国民党领袖，一般劳动民众得以随处逮捕，就地正法，不论左派右派一律如此；并发布命令宣布国民党政府人员的死刑，严加通缉。同时，苏维埃存在期间，实现了真正平民的完全民权主义，及革命的平民工农兵之完全的政治自由。广州苏维埃的历史，自始至终充满了最高度的英勇热烈毫不犹豫退缩的精神，充分表现无产阶级群众深切的阶级意识和积极的群众行动。苏维埃的每一举动：他的发展，他的政策之实行，他的武装斗争，一直到他的失败，始终是受几千万群众的拥护和一般贫苦民众的同情。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中国共产青年团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青年，以及无产阶级妇女之革命行动的积极，暴动以前及以后都是如此。女共产党员和女工也加入赤军作战。军队供给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女工担任，他们帮助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传递消息机关，制造军用的材料旗帜，帮助运输工作，实行极广大的群众政治宣传，看护受伤的革命兵士和工人。苏维埃政府失败之后，有许多女工和普通妇女，因此而被白党所残杀。（八）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暴动胜利之后，在占领城市与释放政治犯的时候，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指挥作战，一面苏维埃政府平民行政委员会立刻便进行实现工人阶级及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反对剥削者的复辟。苏维埃政府就在新出版的红旗日报上，公布许多命令，他的内容便是完全实现暴动的口号：对于工人阶级，便是公布命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于手工小企业的工人也规定工作时间，恢复并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对于农民便是公布命令，宣布―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杀尽一切地主豪绅，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一切田界，各村各区即日成立苏维埃政权。同时通电全广东及全中国，说广州苏维埃政府当以全力保障海陆丰的革命胜利，批准海丰的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并选任海陆丰暴动领袖澎〔彭〕湃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之农业委员长；号召一般农民以海陆丰为模范，武装起来，组织准备自己的力量发动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及工农革命军。对于一般劳动民众以及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则公布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他们的财产救济贫民，对于贫民取消一切税捐，取消一切债务（尤其是新年的债务），对于贫民则更取消一切房租，――全市房屋归市有，没收一切当铺，将贫民的质物无价发还。对于兵士，则宣布国有的土地分给兵士失业人民自由耕种，各军部队之中组织兵士委员会；组织工农革命军。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之下的工会为唯一工会组织，一切种种反动工会完全解散，他们的会员应当加入革命的赤色工会，资本家的走狗工贼组织（国民党的所谓工会等等）――白色工会的指导者和委员，应加通缉就地正法。广州苏维埃政府对于一般民众说明：白色工会中的真正工人会员也是被剥削者，我们应当亲密的提携他们，团结全体无产阶级来拥护苏维埃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的这些政策，极广泛的促起平民群众的觉悟，很快的增进阶级意识的发展，普及对于暴动的社会意义之认识，团结广大的群众，来誓死拥护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不但工农兵明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城市的贫民，见着苏维埃政府的这些命令，都公开的来赞助苏维埃政府。赤军和白军剧烈作争〔战〕的时候，工人群众热烈的参加，但是不大会装置障碍物，有一个地方的救火队员，自动的开出救火汽车以为赤军的屏障。满衔都挂红旗，好几千普通市民挂起红星标帜，赞助苏维埃政府种种的工作。居民之中谁也没有帮助白党作战，――只有法西斯啻〔蒂〕的机器工会是例外。一般积极的群众完全站在苏维埃方面，广州在这三天之内，真正是赤色的苏维埃的广州。（九）广州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原因虽然广州苏维埃政府实行直接的革命政策，虽然得着广大群众的赞助，虽然极勇敢的保卫革命的胜利，然而在三天三夜英勇的斗争之后，广州的苏维埃政府终究被敌人所摧残了。简单的说来，广州苏维埃政府失败的原因约有底下几点：一、反动军队的数量很多，他们立刻调动三师人，从北方西方南方三面进攻赤色的广州；开始炮击广州的是海军军舰，于是河南的反革命军队得以渡河，而且调动武装很整齐的民团加入攻战。二、赤军的大多数是工农，他们在军事上没有经验。许多工人苦力都是暴动之后才第一次开始练习放枪的。因为没有训练好的专门家，所以只有一部分机关枪能够使用。因为没有相当数量的炮兵，所以夺来的二十五尊炮，只能使用四五尊。再则，工人没有知道巷战时架筑障碍物的必要。三、各派军阀在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联合起来，拚死命的用一切方法来扑灭他们所痛恨的苏维埃政权。四、帝国主义的列强帮助白色国民党的军阀，他们用尽了种种的方法。他们用许多军舰来反对赤色的广州。日本水兵在长堤登岸，开枪射击赤军，因此长堤的反革命军队更难肃清，使赤军费了一天的工夫，没有能把全力去抵御别方面进攻的白军。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救出许多的反动派和豪绅资本家，运他们到河南或香港，使他们能从容集中力量来对付广州的革命。英国军舰“Moreon”及美国军舰“Sacrame－nto”也派陆战队登岸。中国的反革命军舰，完全靠着英美日法海军的掩护，而能运送白军，轰击广州，英国海军包围革命的海员加以逮捕。英国商船公开的运载白军。于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之下得以渡过河攻击赤军。这些客观的失败原因之外，革命的指导机关主观上也有些缺点和错误：（一）暴动很迅速的胜利之后，在军事的观点上看来，革命军事委员会费了太多的时间于肃清长堤反革命巢穴以及市内反动派的机关，而没有一开始便举行对于市外反革命军事中心的进攻，就是没有很快的进攻河南，黄埔，以及石龙，以便与农民暴动区域相联结（海陆丰离广州有六天路程，经过石龙可以相联络），又因为占领东山太迟了些，而东山是广州的贵族区域，国民党的反动领袖大半住在那里，所以反革命的军阀及政客都没有能捉到，再则指挥作战的某同志，表现得非常之弱，非常之迟疑，后来弄得省委不能不撤换他。（二）从外县来进攻广州的白色军队中的兵士，很少动摇的现象，很少很少转移到革命方面来的。这些白色军队居然很坚决的反对赤色的广州。这里看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最久的弱点，――就是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工作，非常之不充分。（三）反动派在胜利之后，居然能调动一千个武装机器工会会员，来做屠杀工人的刽子手。本党从前的工作之中，实在对于机器工会中的无产阶级份子，没有充分的去宣传吸引他们，使他们脱离那些法西斯啻〔蒂〕的首领。（四）虽然暴动时候立刻有几千农民群众加入，他们有许多参加赤军的组织，参加革命的斗争，对于苏维埃政权有非常宝贵的赞助，然而没有能在广州市内暴动期间，立刻发动几十万市郊农民的暴动。这就表明党与农村的关系还不密切，农村之中简直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农民运动之中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五）因为赤军围攻中央银行中的白军的时候，不得不放火烧毁仓库，于是没收的几百万元，都没有能取出使用。（六）敌军围攻广州的时候，赤军突围而退的行动，没有充分的规画。工农革命军的兵士，虽然能够很整齐很振作的退出，打破很多敌人包围，而退到革命的农民区域里去，然而工人武装队却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够参加这种有计划的退却。广州苏维埃，在光荣英勇的战斗之后，在努力反抗国内国外联合的反革命势力的战斗之后，竟失败了。可是无产阶级的暴动始终创造了苏维埃政府和赤军，最后还能实行有规画的退却，勇猛的攻打敌人的包围，而退到农民暴动的区域中去。（十）共产党的策略上述的许多缺点和错误无论是怎样严重，可是广州暴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上，实在有极伟大的政治上历史上的意义和成绩。这次胜利的暴动的基础，无疑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历来政策之正确。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广州第一次起来夺取政权，这不是偶然的。广州是中国国民革命最初集聚力量的发源地，几百万被压迫的群众加入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也最深入最广泛。国民革命的联合成〔战〕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还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这些前一时期的政策给共产党以许多可能，得以公开的深入农民群众，促起农民的觉悟，领导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组织他们，训练他们，造成强大工会，创立农民协会，渗入军队里去，影响城市平民一部分好的成分，以及智识阶级，公开的传布布尔塞维克的思想。广州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儿的说起来，实在也是这前一时期革命之中几年以来准备工作的结果。从这一点上说来，广州经验是共产国际前一期政策之正确的事实上的证据。这亦就是完全证明苏联共产党中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政策的批评是不正确的。同时，广州的经验也就对于中国共产党内过去抵抗共产国际策略的机会主义的余毒，给以致命的打击。就是八七会议之后，过去许多机会主义的成见，软弱懦怯和幻想，在这一次广州暴动之中，一点也没有了。这次在广州，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对于国民党的犹豫，对于暴动的畏缩；工农方面也没有表现不信任的态度，他们都是坚决的赞成革命的口号。广州暴动之中有四个的主要要点：一、本党考察当时国民党中两派的斗争，两系军阀的混战，确有双方削弱的趋势，能够认清并运用这一个时机，提出唯一革命的“第三力量”――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贫民群众，起来实行暴动夺取政权。二、以前许多次暴动潮流之中，工农兵士的力量，各自不相联结，因而往往被压迫下去；这次广州的暴动之中，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三种革命力量能够很好联合起来，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和兵士暴动化而为一。三、共产党在暴动之前，以及建立苏维埃之后，不但是能调动一切党员群众的力量，而且能调动一般党外的工农兵士群众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口号。四、共产党对于暴动，真能像艺术一样，很有系统很细心的组织他，注意一切现有的条件，建立自己的政策于正确的估计各阶级力量的相对关系，估计一般的政治形势及当地的政治形势。（十一）夺取一省政权的问题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屡次企图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之上，但是中国之物质基础及其基本动力异常落后，在资产阶级脱离民众之后仍然是野蛮落后，自行崩溃。国民党此种腐败统治的基础本具有亚洲专制主义的特性，其政治现象之残苛剥削方法，仍然是“剥夺民脂民膏以自肥”而“任情破坏”。现代西欧帝国主义正在很巧妙的利用这些方法把一切被剥削者钳制于自己掌握之中任意剥削（白色工会，法西斯啻〔蒂〕的组织，精巧的欺骗民众，精致的警察技艺等。）中国及其他亚洲专制主义之下不能建筑真正巩固的政权及有组织的集中的行政机关，正是他的特性之一种。这些条件既已使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统一中国的企图通成妄想，则中国革命阶级便尽有可能于全国工农革命胜利之前，在几个较大的区域之内博得工农暴动的胜利，建设苏维埃政权，继而保障其胜利，更进而扩大争斗使此政权扩展到其他区域以及整个四百兆人口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在相当具备的条件之下，在有二千万或四千万人口的省份之中，领导民众起来，夺取一省或几省，在暴动之后组织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使革命扩张于全中国。广州暴动之客观目的显然不只限于在广州胜利便算了事，而在于推翻剥削阶级，建设广东全省的苏维埃政权。本党早已知道此种任务异常困难；但是终究如此决定者，正因为具有下列无可迟疑的具体根据：海陆丰有四十万农民的暴动，广东其他各县农民运动高涨，一般社会秩序异常紊乱，假使广州苏维埃政权能够保持较长，则运用此百万人口的赤色城市之政治物质力量，便能使苏维埃政权极形巩固。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党的任务依旧是可以在一省或数省之中，领导工农兵群众为夺取政权而奋斗，不当坐待全国革命之最后胜利。全国各部分局部的革命暴动要求共产党起而为全国被压迫民众的领导者，在暴动有些微可能的地方若用尽全力与以最积极的发动，便能使其成为暴动斗争的中心。与广州暴动同时，在各地发生过许多重要的骚动，如上海之电车工人罢工，湖南之农民革命，长沙农民占据车站等。不过，虽有这许多事实，现时除却宣传鼓动而外，并没有任何行动上的对于广州暴动之赞助。（十二）广州暴动之政治结果及其历史意义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虽然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牺牲了许多英勇的同志，而广州苏维埃的政治结果永远会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广州暴动政治结果如下：一、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及受列强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双层剥削的民众，用自己的力量把压迫者及剥削者的统治推翻了，建设起自己的政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保持了三天，而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不是纸上具文，而在事实上已经表现出东方民众的伟大的力量与何种政权真正能解放他们。广州工农兵用自己的力量所争得的政权，告诉全中国每个工人，每个苦力，每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与被压迫的兵士说：假使你们想胜利，你们必须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奋斗。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在一切困难争斗之中，勇往直前，俨然为一般争斗群众公认的先锋队。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国民党资产阶级之叛变引起了谁能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广州暴动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确实的答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便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上海无产阶级的三月暴动还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同盟的时候。现在广州工人暴动，则已经是在反对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之中，第一次博得胜利。参加广州暴动的无产阶级不顾生命的牺牲，表现出他们异常英勇的精神；他们在广州建设了苏维埃政权，保持了三天之久，表现出他们伟大的政治军事力量，表示出他们在目前中国社会之中，真正是最富有独立性，最勇敢最先进的阶级。三、广州暴动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结为亲密的革命联盟。成千成万的农民暴动，以前都仰望城市工人群众的帮助，现在已经成为工人暴动有力的响应者。在工人暴动的怒涛之中转入了农民战争与兵士倒戈的巨波；在这一夺取政权的暴动之无产阶级确能领导起农民和兵士的力量。广州苏维埃的信用散布到全省最落后的一隅，传布到每个乡村，告诉每个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得到土地。四、广州保卫团的兵士宣布不再作军阀战争的工具去蹂躏民众，破坏了反动军队的纪律，倒戈向资产阶级军阀进攻，在灿烂光明的苏维埃旗帜之下，走向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五、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暴动之中，的确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及无产阶级领导民族革命的主力军。本党引起了暴动，领导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指导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自始至终尽力保障苏维埃政权。党将一切白色恐怖给与的困难危险都负担起来。共产党在广州公布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纲使其见诸实行，救助了工农民众，发展了中国革命，都是历史上莫大的功绩。六、资产阶级与其国民党此次把他们的丑态毕露于全国，他们自就衰颓，他们是喋血的叛逆者，他们是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的死敌。七、任何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任何复辟后的资本家与军阀的报复，任何屠杀上海与广州工人的企图，任何一派的刽子手，都不能把广州暴动这些简明而不可消灭的结果掩没起来。在热烈的战争之中，在无情的火焰之下，巩固的革命队伍受工人阶级来领导，要在苏维埃旗帜之下，高喊着共产党的口号，奋勇直前与敌人决战。他们永远不至于磨灭。（十三）广州暴动之国际意义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奋斗自相〔始〕至终成为国际阶级斗争之一幕。广州暴动之胜利预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之胜利。领导暴动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部份。指导暴动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支部之一。工农兵群众之夺取政权，不独反对国内的剥削阶级，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广州暴动已决定领导革命民众直接反对国际财政资本在殖民地之统治，苏维埃政权的政纲之主要一点，便是“与苏联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第一次宣言之中已经向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阶级请求帮助。帝国主义者对于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出现极为仇视。列强的驻粤领事都公开的帮助中国反动派，派船替他们运兵，以便进攻广州。英国在华出版的报纸鼓吹扑灭苏维埃的广州。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残酷的白色恐怖之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指使者仍旧在香港与沙面之内。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不知羞的完全降服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广州暴动之后不特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参谋部，而且是帝国主义的直接争斗机关。帝国主义希望得国民党之帮助，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国民党因为英帝国主义者帮助他镇压下了苏维埃的广州，便向英帝国主义者供献下列的报酬：无人道的枪决苏维埃〔苏联〕广州领事馆之馆员，逮捕所有在广州之苏联国民，与苏联断绝国交，凡是在国民党地域之内的苏联驻华领事馆及商业机关一概撤消承认，驱逐出境，苏联政府在中国所有之权利概被撤消。这些行动完全与张作霖一样。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在工农革命第一次露面之时，便破坏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而在广州暴动之后，更完全的投降了帝国主义。苏联是他们主要的仇敌，因为苏联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为使叛徒们之屠杀有所借口，英国报纸大大的鼓吹，说苏联驻华领事馆馆员曾经指导暴动，发枪械给暴动群众。这真是天外奇谈，谣言惑众。苏联驻华领事馆正自知其外交官的地位，所有领事馆馆员不独未曾参加暴动，并且未曾参加广州苏维埃政府之任何行动。反动的国民党帮着英人的谣传，把广州苏维埃〔苏联〕领事馆馆员及其家属尽行枪决，这不过因为他们是全世界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国家之代表。苏联领事馆馆员饮白色军官之枪弹，在镰刀斧头红旗之下慷慨而死，与他们同死的还有数千广州的工人与农民。他们是中国工农革命的死难者。中国民众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并且永远的纪念着几千死难的广州苏维埃的英雄。（十四）中国革命之前途最近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之总括的估计和观察，在广州暴动之后仍旧是正确的。广州暴动的主要意义，自然不在于他们所创立的苏维埃政府只存在了三天，而是在于工农革命热烈的高潮与高度的成熟已经明显的固定。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最终破裂之后，开始了一个一切革命势力改组而变更其结合形势之很深的过程。共产国际估定这一时期是革命进于新的更高阶段之过渡时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叶贺军队的南征，秋季以来各省的农民暴动和罢工潮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变更结合形势，及其指导机关之改组，凡此一切都是这一过渡时期的继续。广州暴动便结束了这一过程。革命已经过渡于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形势，这就是过渡于苏维埃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独裁革命，这苏维埃革命又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最近将来的任务，而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成为实际的事实了。继续发展这一已经开始的事业，并加以领导，――应当是现在政治前途之中心任务。广州暴动之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稳定已经只有极小的前途，如今广州暴动之后，这种稳定的前途不但不增加，而且更要无限的减少。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政府没有任何政纲和任何政治手段，只有实行杀戮成千累万工农的大屠杀政策，压迫一切种种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实际上与苏联宣战。一切种种反动派结合起来反对广州暴动的联合战线，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立刻解体，立刻分裂成许多派别，立刻开始互相冲突。现在看不见丝毫资产阶级军阀内部一致的现象，更不要说要在他们领导之下统一中国是万不可能的了。中国的南方北方，四处都是军阀战争，白色恐怖，混乱纠纷。铁路航路大道海道，都是日益阻隔危险；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日益停滞；财政经济及货币流通，都是日益破坏，国内工业的很小的基础正在崩坏，以前所有一些工商各业之间的联系也在解体纷崩。每一件这种事实，都是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式的稳固没有丝毫极初步的前提。同时，北方军阀与国民党军阀双方都在更加勾结帝国主义，更加要想绝对的剥削工农，自然要引起全国伟大的工农革命，革命已进于更高的阶段而日益卷入更广大的民众。国际革命的形势，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又是赞助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力量，此外还有强固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苏联。而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矛盾又正在发展。中国的总形势，仍旧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阶级斗争的剧烈非常之利害。暴动的问题，在相当条件之下及有最小限度的准备，――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都已经是目前工农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一切暴动都应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不独工业城市之中应由工人代表会议，革命兵士委员会，市郊农民团体的代表会（苏维埃）为暴动的指导机关，就是农村之中的暴动，只要有广大群众的发动，也要组织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起来做暴动的指导机关。（十五）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和广州暴动的结果与经验相联络起来。党的口号应当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中国共产党努力执行八七会议与十一月会议的决议时，应当以最大限度的力量注意下列的主要任务：一、对于广州暴动之政治意义及经验，在一切党部及群众之中作各方面的详尽的广大的宣传。对于海陆丰农民暴动及广州工农兵暴动的经过与教训，作极广大的宣传。公布这些暴动的一切材料和文件。立即散布关于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暴动及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中央及地方都应当在自己的机关报杂志传单宣言通告之中运用广州及海陆丰暴动的材料。二、中国共产党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也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一切共产主义者密切的团结，铁一般的巩固自己的组织，创造强有力的共产党，便能随时执行自己领导暴动及建立苏维埃政权之任务。任何妨碍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统一和团结之行动，在现时简直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罪恶。现时所剩余的机会主义的遗毒和表面上革命的盲动主义，应当坚决迅速的扫除。党内的民主主义（选举党部机关，报告消息的普遍，政策在广大的党内群众中讨论等等），应当尽可能的扩大实行，――只要在现在这种严重压迫之下是可能的。党应当立刻扩大自己的组织，立刻举行“广州暴动纪念征求期”――征求群众加入我党：使六个月内增加二万新党员，其中须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人，百分之三十的农民。三、中国共产党应当十倍于前的努力于建立赤色工会；这次赤色工会在广州暴动之中对于组织工人阶级的作用，非常之伟大。此后应当更加努力使党部与工会在组织上分化，不相混合。应当要吸引有力的党外工人，使他们担负工会的指导工作。实行加紧工人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布尔塞维克式的结合工人阶级的部分要求与革命的主要任务。要能运用微细审定的罢工战术，估计一切力量及环境，当实行领导日常部分的斗争到群众的胜利的罢工，以免无计划的散乱的不顾环境枉然牺牲的罢工。要能切实引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到总的政治反抗的斗争。这就是总同盟罢工的口号，以准备群众，开展群众的斗争力量，――而达到进于暴动的局面。继续严厉的反对法西斯啻〔蒂〕的官办白色工会中的走狗工贼官僚。同时实行工人的联合战线的政策，就是联合一切工人群众实行反对资本家，不问他们是否暂时在白色工会之下（这决不是和这些白色工会机关联合），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会代表会议，总工会，发行工会的机关报宣传品；如在大城市之中尤其要组织工人纠察队。努力实行组织和动员失业工人及苦力之工作。四、因为在中国，尤其在广州上海汉口，都是极严重的白色恐怖，因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灭中国共产党，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杀戮几千几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所以无产阶级斗争的将来，就完全要靠共产党能用精悍的革命的方法，保护党和工会的组织，保存他们的干部，扩大他们的干部，继续实行严格的秘密的组织。五、中国现在组织伟大的胜利的农民暴动之客观条件都有。组织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于澈底的土地革命口号之下，这在具备相当条件时，已是直接的实际问题。海陆丰农民的苏维埃政权，他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仍在继续自己英勇的斗争。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之丰富的材料，他的胜利，他的经验，应当充分的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暴动进行的方法和兵士群众的结合，歼灭地主豪绅的果断，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苏维埃政策的实行，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各区各村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游击战争的经验，保障革命地域的英勇斗争）。一切农民暴动都要在苏维埃的口号和旗帜之下进行，暴动初起可以由革命委员会指导。一有群众的基础和广大的地域，苏维埃便应当组织起来为暴动的指挥机关。大城市四郊的农民中工作，应当特别注意。实际举行农民暴动的时候，应当依广州暴动的经验，切实估计各派军阀的冲突和战争，尤其是他们双方互相削弱的形势，他们军力的进退及其相对关系，而利用相当的时机。我们的一切政策，都应当注意到各地斗争中心的互相联系，都应当注意到工人斗争与农民暴动及兵士暴动的联合。为实行这些政策起见，必须到处组织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支部；在主要省份之中，养成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干部，吸引党外的农民领袖，建立农民团体的基础；联络城市工人及农民的关系（农民中扩大党的组织，派遣工人到农村中去宣布，工人组织代表团到农村中去，农民代表到城市中与工人联络）。六、中国共产党应当立刻纠正以前轻视兵士运动的错误；应在一切反动军阀中进行积极的宣传，组织他们．使他们的群众和革命的劳动民众联络，使兵土〔士〕站到工农方面来。积极的宣传，“土地归农民兵士”口号，提出兵土〔士〕的军纪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组织兵士委员会，以反对反动政治，要求监督军费的开支。组织军队中的共产党兵士支部。在兵士之中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说明广州暴动之意义，广州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之意义，兵士在暴动的作用，工农革命军（赤军）的意义，海陆丰工农兵政权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目的等等。在兵士之中揭发资产阶级军阀的罪恶，国民党的欺骗兵士，把兵士当做炮灰等。吸引纯洁的革命的下级士官。七、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在最初国民党叛党的时候，依附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如今他们只是受着战争恐怖穷困，而且对于腐化的国民党日益失望，他们就开始动摇到革命方面来。广州暴动之中，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智识界，以及革命的军官，都赞助苏维埃政府。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之下，经济上政治上都能取得小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因为农民的实力增加，海陆丰一带县城和乡村之间的贸易兴盛起来，甚至于中等资产阶级也中立了。汉口武胜门纱厂罢工的斗争中，学生有许多武装的赞助工人斗争，反对白色的工会官僚。所以这些事实，都表明须要赶紧实际上去吸引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及智识阶级到革命运动之中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这亦是运用广州苏维埃的经验：抗税抗捐，不还债，不付房租，没收当铺，银行国有，取消厘金，抵制帝国主义的货物……。八、实行极严厉的反对军阀的强盗战争，须调动一切力量，以求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这就是工农兵士暴动的胜利。所以宣传要求和平的口号，必须说明只有苏维埃政权成立而且统一中国，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要实行革命的反军阀战争之斗争，便要努力执行“主义失败”〔失败主义〕的政策――就是各地鼓动民众起来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这一口号通用于普遍的一般国民党各派的战争和国民党军阀与北方军阀的战争。我党绝对的拒绝与任何一派白党的军阀联盟和其他勾结利用的政策。我党在这一问题之上，不许有任何的犹豫动摇。我党各地党部都应当以广州暴动为模范，经常的有规划的进行利用军阀战争――各派屠杀工农刽子手的战争，而最大限度的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力量。九、国民党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民族问题不但不丧失了意义，而且比以前一时期更有严重的意义。力争完全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斗争，仍旧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种革命已经发展到最高程度。我党改变政策的头几个月之中，因为国内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非常之严重，所以一般政策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注意得不甚充分。列强帝国主义干涉苏维埃的广州，国民党则决然的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助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实际上的完全殖民地，这些事实现在更加使中国工农革命中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成为中心的问题。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就是反对强盗式的列强财政资本及其反革命的走狗。根据过去时期的一般历史的发展，很明显的是：要完全解放中国于列强掠夺奴隶制度之下，要解放中国于国内各种属性的军阀统治之下，要真正统一中国，便必须中国平民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要解决这些任务，同时也必须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亲密的结合，与各国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我党必须发动群众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而使民众新的革命高潮有他自己的民族革命的政纲――对外的要求：归还一切割据地租借地租界，澈〔撤〕退列强驻华的海陆军，解散帝国主义的巡捕包探，没收帝国主列强在华的一切公司工厂银行矿山铁路轮船等，禁止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学校教会，并没收其一切财产地产，立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赔款外债率息，关税完全自主，海关税务监务邮政等的管理权立刻完全收回，立刻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国立刻退出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我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奸细，不使帝国主义有任何可能开始新的干涉和屠杀。反对背叛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军阀与反对老牌卖国的北方军阀之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直接的一部分。十、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苏维埃时期，比在国民党时候更加要百倍千倍的加紧与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结合巩固的联盟。这一事实应当在党的每次行动之中特别的注重。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声望，在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之中，更加增高起来。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越是无耻大胆的反对苏联及第三国际，劳动民众越是要拥护他们。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绝交，驱逐苏联的商业机关，杀戮苏联副领事于广州，中国几万万的劳动民众是要严重的反抗的，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这种反抗运动。中国共产党〈郑重〉的〔苏联〕宣告于全世界：将来中国苏维埃政府的第一步政策，就是与苏联结合巩固的革命联盟，而严厉的惩办杀死苏联国家代表的凶手。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本刊印注释〔1〕宝安，今深圳市。
|
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亲爱的同志们！中国最近的事变，使我们不能等待你们方面关于现在条件之下中国党的路线和行动的消息，就要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现时局势的估量，而给你们预先的指示，说明中国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个危机，表现在：（一）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重新爆发，而各派军阀的背后，站着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剧烈起来；（二）“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的形成他们反对南京的国民党，现在得着一派军阀的帮助（张发奎）而走上政治舞台；（三）反苏联的冒险政策（中东路事变）引起一切矛盾的剧烈和全部局势的复杂化；（四）请求外国比较多量的投资，以及请求帝国主义方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一切尝试，都完全破产；（五）国民党的国内政策，也都显然的失败，既然没有能够完全压住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实行着空前的白色恐怖），亦没有在财政统一和军事统一方面，能够有稍稍有些意义的成绩；（六）许多工业正在衰败，而外国资本在全国经济生活之中的作用却在扩大；（七）农业危机正在延长而且深入，这种农业危机在现存的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之下，是没有出路的；（八）工人阶级及农民主要群众的生活状况，本来已经是不堪忍受的了，现在更加是一般的恶化；（九）工人运动的新潮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十）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正在复兴。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要想在反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造成并且巩固“中央集权约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企图，没有成功。如果南京政府的初期还能够造成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稳定之幻象，那末，现在我们显然看见：旧的矛盾在扩大的基础上重复产生着——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加强，经济危机的深入，统治着的上层有新的崩坏，工农群众革命的运动却在复兴。我们固然不能够预言全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二、一九二七年年底，为着镇压和摧残工农运动起见，形成帝国主义地主及全部资产阶级的统一的反革命联盟，这一联盟，继续的存在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胜利的初期；现在，这一联盟之中的内部矛盾和分裂，却在生长并且深入。虽然一切剥削阶级—般的都是反革命性的，虽然他们这些阶级对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以及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的立场，相互之间的分别很不清楚——然而现在这个联盟始终分裂成为两个主要的派别。第一派包含军阀，封建地主和土著的大资产阶级（极大多数是买办界和银行界的资产阶级，当然不是纯粹只有买办和银行界），这一派的政治上的代表，现在是执政的国民党和非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各小派别（蒋介石派，西山派，广西派，安福派，冯玉祥阎锡山等等），中国经济结构的极端复杂，以及中国各区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小派别之中每一派的阶级性质各有特点，他们在各种不同的配合形式里，代表地主和土著的大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他们共同在一起，实现中国的服从外国资本封建式的割据分崩，以及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斗争的舞台和目标的事实，正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政治营垒的内部没有和平，而有不断的军阀战争。第二派企图在政治上形成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就是代表工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和商界的一部分。这一派，对于现在执政的国民党，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而散布自己的影响到中小资本的企业家，到不满意的小地主，以及城市和乡村的上层（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这一派的政治上的代表，是“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改组派极广泛的运用社会问题上的武断宣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斗争的虚伪口号，企图在现时，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日益增加的不满意，去达到改组南京政权，而预防新的革命爆发的目的。这一派以及他的代表“国民党改组派”是反革命的，极深切的仇视工农革命运动，仇视苏联，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制度，是极端的妥协和驯服的。这种情形很明显的表现于：国民党改组派靠着“自己的”军阀（张发奎）而且和北方军阀（冯玉祥等）联合来做军阀式的军事行动。这所谓第二派，在自己的企图之中，没有能力实现这种出路，他们即使愿意改变现存政权的社会性质，也同样的没有能力实现甚么改变。独立的工农运动的革命高潮的将来发展的条件之下，他们很快的就要丧失他们对于现存政权的在野党态度，而在无产阶级农民起来实行第一二次的坚决的阶级战斗的时候，他们就要很快的和那第一派合并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但是现在革命浪潮的初期，国民党改组派（集中群众之间还没有消灭的国民党幻想，而传怖对于，“维新的”国民党的虚幻的希望）还没有来得及在劳动民众之前完全暴露自己的真相；在这种时候，实行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他们的反动妥协的影响——是革命斗争将来的开展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之必要的前提。对于这些反动的政治派别，立于反抗地位的，就有唯一的革命营垒——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个营垒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叛变的结果，它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结果，国民党各种政治派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也就都变更了，一切种种没有批评态度的企图，要想把现在时期的政治派别，和武汉时期的政治派别，去相比拟——都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里暂时的很有条件的分出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这种分裂，无论如何不能够解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或者解释成为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譬如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就是这样说法，右派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的群众斗争。事实上，南京政府完全破产之后，这个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分裂出来，这个事实，不过是中国资产阶级新的尝试，要想推延革命的爆发，如果可能，还想完全阻滞革命的爆发，这种尝试的方法，就是宣布改组国民党是政治上困难状况的出路，国民党改组派只是为着这个目的，所以自己宣传他们的军阀混战，是为着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而斗争，是为着恢复“真正的国民党”而斗争，他们举起改组国民党的旗帜，并不是为着要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是为着要救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三、统治阶级里面政治派别的变动，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表示中国深刻的全国危机。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张发奎的发动，南京和冯玉祥的战争，指出全国危机的发展，又表现于军事政治冲突的形式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是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反革命政策的直接继续，同时，这种战争，客观上削弱统治政权，引导群众到政治斗争里去，引起他们日益积极的反抗，去反对军阀战争及其结果，而帮助独立的工农运动开展。中国的全国危机以及革命浪潮的另外一个特异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没有能够完全压住农民的革命运动，回民的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因为他们有群众的性质，所以虽然在反动领导之下，都是客观上的革命暴动；尤其是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地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将要生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将来强有力的高潮。然而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罢工经济斗争，是在发展着这种斗争，表现着转变到政治战斗，游行示威的须向。这些过程已经在工人运动之中，引导到共产党的巩固，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很有成绩的领导今年“五卅”“八一”“九一”的罢工和示威。可是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还是比群众不满意的生长，比积聚起来的革命能力的生长，比自发运动的生长，来得落后。赤色工会的大多数，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生产里，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是没有解决。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共产党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共产党自己里面，有严重的对于党的策略和政策的主要问题的动摇（陈独秀的取消派，联合改组派，和联合黄色工会官僚的倾向，否认帮助和指导农民战争的倾向）。这些动摇，妨碍共产党在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潮的新条件之下，去领导群众的独立斗争。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将来的全部发展，最主要的危险，就在于这种现象：党对于工人群众的影响，革命工会的组织程度，比起日益坚强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要来得落后。四、上面所说的一切就可以规定共产党最近的任务。我们补充以前的信（关于农民的信，和关于工会的信）认为必须指出现在条件之下，党有下列的主要任务:甲：必须以全力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战争，来向前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必须在报纸杂志，传单及口头鼓动里，最大限度的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破坏一切军阀派别的政权，就是各区域当地军阀统治的政权（南方是南京派，张发奎派等等，北方是阎锡山派冯玉祥派，奉天派等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在群众鼓动里的主要的紧急的口号。乙：同时争取群众，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应当更加紧张，首先就是反对所谓国民党改组派——国民党改组派，正在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湛意，他们现在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正是主要的危险。必须立刻发展最坚决的尽可能的群众的巨大运动，去破坏改组派的一切影响，暴露他们的反革命的真相，必须积极的暴露改组派的所谓“工人政纲”和“耕地政纲”。改组派事实是反对工人，反对土地革命——拥护地主的土地和私有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对于群众要指〔揭〕示改组派的奉承帝国主义，尤其明显的表现，就是改组派于中东路问题上，实行法西斯蒂式的造谣攻击，来反对苏联——这亦是非常重要的。要暴露改组派的假民权主义，他们认承以党治国的“党权”（而完全否认群众参加政治生活），他们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在力争别的军阀的独裁。当然无论什么样的联合改组派政策，那是绝对不可容许的。这种联合，如果是要实现了，那末简直是把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去服从反革命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要使革命运动失败。现在，比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更加着重工农在我们党指导之下的独立斗争。丙：共产党应当特别的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配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方针；应当在一切地方，只要那地方的国民党反革命政权削弱而革命斗争生长就要做革命的工会运动，走出秘密状态的尝试。丁：共产党应当更加注意些：发展对于反帝国主义的领导，实行争取这种领导的斗争，反对一切列强的帝国主义，亦就一定要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方面一切强暴的表现，来发动革命的群众，组织政治示威和政治罢工，吸引工人阶级的极广大的群众，并且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到运动里面来，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反帝国主义的复兴，将要对于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又有很大的革命影响，使他更积极化。对于中东路问题上，满洲方面的冲突，必须用直接拥护的口号，组织一种运动，要暴露国民党的一切派别，改组派当然亦在其内，要暴露它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戊：巩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洲，以及朱毛的区域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最大限度的武装工农队伍，解除军阀的武装，夺取交通的用具。军阀所抛弃的区域里，要取得并且巩固自己的力量。凡是群众农民革命斗争生长和扩大的地方，都要去创造苏维埃区域。现在已经有的苏维治区域里，应当积极的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武装农民，建立苏维埃，要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的工农红军的零碎行动互相配合，全中国的农民群众斗争，都要积极化，应当去领导乡村里反对国民党地主军阀的日常冲突，而使之深入，党在红枪会等类的组织之中，工作更有变更。党在工人群众之中，要加紧解释农民斗争的任务，要以全力辈〔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里的领导。五、这些任务，要能很有成绩的实行，就只有根据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的战争力的巩固和积极化。新的条件之下，共产党的根本主要任务，就是争取革命运动里的领导作用，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现在不要重复这种错误；现在要以生力鼓动并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所有这些，都要求共产党队伍的团结和积极勇敢的引进正在斗争的革命无产者的最好干部，来充实党的队伍，要坚决的斗争，反对离开党的总路线的机会主义倾向。现在比较任何时候，党都应当更加保证自已思想上布尔什维克的统一。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政纲，这种政纲，不但否认正在生长的革命浪潮甚至于否认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客观上的前提。必须继续加紧暴露托洛斯基主义的反革命的真相，同时指出托洛斯基派的所谓“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右倾取消派观点的补充。党应当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斯基派和取消派。然而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这些倾向：是要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是要承认改组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对于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是对于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碍，是减少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这些倾向，和列宁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都是否认中国革命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共产党如果不在自己队伍里面，战胜一切种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那就不能执行发动，组织和领导新的革命高潮的作用。根据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红旗》第七十六期刊印
|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Ⅰ.党的历史1．四军未成立前毛部由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指挥，湖南特委令其改组一师二委，朱部为一师委，湖〔湘〕南农军为各县委，是时各部队连上成立支部，营无营委只设直设〔属〕小组，在营单独时颇感不便。同时军队受特委指挥每每为地方主义所囿，不得不打硬仗，受不必须的损失。这时党在军队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同时士兵同志没有提拔起参加指导机关。2.在四军成立以后，军一级设军委受边界特委指挥，有—时期四军军委即为边界特军委，团设团委，营设营委，连设支部，排班设小组，军部设特支。队伍出发游击组织行动委员会，参加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之，同时公开可以命令指挥当地群众机关，行委成了一又是党又是群众机关的一种权力组织。3．在去年十一月，中央六月来信，要在军队中成立前委，指定朱毛及地方党部书记并工农份子各一成立前委，四军执行这个命令，由边界特委及军中同志共三十余人开特委扩大会（因是时四军受特委指挥）成立前委，选了九个人成立前委会，同时四军成立前军委。因此前委在当时指挥三个机关，一，前军委。二，边界特委。三，工农运动委员会。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了毛病，就是机关太多，人员分配不过，颇影响各级党部之活动。4．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连〔达〕到某地作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这个状况一直继续到现在。这一段党的历史经过觉得有几点特别重要：1．军队党的负责机关人数宜多，因为军队是集中的，开会容易，同时军队党的决定可以影响军队的生活如休息给养等，负责机关人数过少，便不能很快的明白每日士兵的情绪。因此军各级党部执委均在十几个人以上，有时扩大到廿余人。2．营委问题，出前没有营委，不何在单独一营行动感觉困难，平时的训练给养之管理也感着困难，所以成立了营委至现在已成为不能废除的了。3．在没有较大的苏维埃割据足以容纳四军时，四军不经常如行〈云〉流水般活动，不能解决他的许多问题，如避免与敌人冲突及自身给养等，则在此无苏维埃政府的指挥时期，红军的指挥，只能直接受命于党，纵然成立一个革委会，实际仍然是党的直接指挥，因为军队行动于开会后即要行动，有时连开会也来不及，多设机关，命令要经过周折是不利于游击行动，只交给军官指挥，则一个人的处置常常要错的，因此四军在经过许多讨论后，仍然觉得现在的指导方式是很方便于斗争的。在最近到了闽西，决定成立军部党团，意在把一些行政事务交给处理，出减少前委对日常事务的应付，这个办法行起没有什么成效，¨¨总之党在四军指导的方式是如此，当然会有党公开指挥军队，造成党军，党的政府等毛病，但此问题在前委没有好方法来更正。4．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材了。5．党的训练，在四军成着困难，须［许］是材料收集与训练负责人员之缺乏，同时军队的习惯是一个命今服从，所以一般党员群众特别呆板而不活泼，党内生活之机械化是常犯的毛病。6．连上成立支部的作用非常大，因每一连可以担任一方面的任务，一个支部恰可以应付这个任务，连支部的精神，在“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上，四军党的基础在连支部上面，军队力量也寄托在上面。Ⅱ.党的近况1．数量：四军一二三纵队为四军基干，常常不分离的，计一纵队一千六百人，二纵队一千五百人，三纵队一千五百人，军部，政治部，特务营，军需处，约共九百人左右，全军计：五千四百人左右，党员有一千四百人（据六月底统计）。2．成分：官长同志约占十分之三，兵夫约十分之七，手工业工人占十分之二，学商占十分之一，军队中产业工人成分极其低微。3．组织系统a．前委——纵委——营委——支部——小组。b．党的机关，纵委前委均分设宣传，组织，青年三科，士委会各级设有党团。4．干部机关人员成分的分配，通党〔常〕士兵同志皆须参加干部指导机关，其比例为三分之一，譬如前委现有十三个委员，士兵份子占了五个，前委常委五人，士兵份子占了两个，皆有相当用。士兵分子参加指导机关，在前委尚在初期的扶助中，并不能十分尽领导作用。不过士兵在各种会议上常有两种表现，一是随时提士兵利益，一是对付敌人随时是主战论者，不主张退让避免的。5．各级党部之书记，通常由上级委派，下级大会选举亦可，但须得上级党部的批准。在以前各级书记均由党代表兼，现在业已渐渐改变，书记可由军宫士兵兼。6．现在四军党的一般表现：①右倾的危险。这种右倾的危险的产生由于下列的原因：a．干部指导机关尚在知识份子手中，四军党的士兵基础薄弱。b．党员政治水平不高，怀疑反动政局是一个崩溃的前途。c．改良主义的宣传相当的影响到四军内。d．在四军本身因长期斗争的疲劳，每日生活刻板式的，是一些行军宿营作战等，在工作上感着无味，使他们别寻消遣，有享乐主义的倾向。e．敌人的围剿在宣传上闹得慌，在行动上使四军感着应付的困难，自然要使一部份人动摇。f．许多同志，无法脱离军队，自己又因受伤毁坏了身体某一部之健全，日趋消极悲观，常常长吁短叹，影响到他左近的工作的人。②极端民主化。四军是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在初期一般官〈兵〉同志，皆十足的盲目服从上级，渐渐由党的在下层的发动，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讲话发表意见，到最近又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③小团体主义。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如〔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法，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忙自己的。④取消或缩小红军的观念。因政治的分析错误，认定反动政局是稳定的，当然会怀疑红军是否能够存在的，又见大的部队斗争日趋激烈，则主张缩小红军，以为缩小了就可以和缓敌的进攻。这些观念其骨子里面是无坚决斗争的勇气，四军党中有一部份具有这一类的思想。Ⅲ.党的前后政策1．以江西宁冈为中心向南向北的游击问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四军各部会合于江西宁冈，成立了四军，并有军委，但党内不统一，军队各自为政。袁王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朱部及湘南农军这样多人在宁冈，使他目标大惹下大祸，主张四军到赣南去。毛部颇有自了之心，看见朱部及农军那样混乱，不愿意〈合〉伙，主张他们自己到平浏（回北游击），朱部及农军（向南游击）到赣南，军委则随朱部出发。朱部及农军尚一致主张到赣南，因为宁冈没有饭吃，实在不满意袁王及毛部的态度。军委明知这分家政策是不对，因为四军在此时初初成立，应该整顿，到平浏及赣南皆属单独的军事行动，尤其军队未整顿到处要引起许多坏的影响，更应该顾虑，若说经济问题困难，事实上四军在宁冈一年多亦终有办法。当时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筑在各部的私利上，尤以袁王的自私，毛部的自了不管，引起朱部及农军不满。这个政策决定后并未实行，因为一二日后朱部二十八团即击溃江西敌人两团，占领了永新，经济问题得了解决，大家又合伙起来。2．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为了整顿红军，须要一个根据地，为了执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游击战争，红军须要帮助地方斗争。在江西宁冈为湘赣交界区城，距两省会皆远，在交通上及政治派别上，渐赣敌人对我会剿不易实现，红军在井冈附近八县工作是可以应付敌人，同时边界各县党至少有一些影响，许多地方过去有个〔过〕农民斗争，主张在湘赣边界罗宵山脉中段建立一个群众政权，训练庞大红军，发展各县群众斗争，向四周推进。这个政策在当时（四月至七月）在党内没有反对，虽然有一二人主张下去要打南易，这个投机的办法，毫无问题被党内拒绝了。3．五月初送湘南农军卅团卅二团四千人左右回湘南这个问题是军委常委会决定的。湘南各县委要求要回去，军委落〔乐〕得送他们走，以减省他们在宁冈的各种困难（如给养问题，纪律问题）。军委常委是嫌红军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整理，看见他们要走便让他们走，以致他们回去大部受了损失，红军日后没有人补充，这个举动引起党内极严重之批评。4．七月出发湘南问题在五月至七月边界割据日益扩大，敌人进攻日益剧烈，红军的精英至少有了三分之一的损失，这个时候党内有两种主张是对立的。第一派主张继续在边界斗争，边界的割据是可以扩大的，红军只有在这割据里可以保存，离开边界就有消灭的危险，尤其在七月间谷子黄的时候，红军为使农民割禾不能他去。第二派主张，敌人进攻是没有进〔止〕境的，红军屡次作战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此时边界割据用红军去打出来，结果红军必为边界而趋于消灭，红军消灭了，边界亦同归于尽，所以红军应该脱离边界，到别处去游击。第一派在军事行动上主张推进不脱离根据地。第二派在军事行动上是主张不要根据地，流动的办法。第一派主张红军应该为边界割据奋斗。第二派主张红军应该是游击的，不能为某一地域死守。这两个主张还没有达到大的争辩，省委命四军到湘南的指示到来，结果四〈军〉二十八，二十九两团终于去湘南，弄得边界，湘南方面都大大失败，红军损失了一团基本势力。边界各县的农民不能割禾，让土豪弄了去。这显然是到湘南的政策从事实上证明是不对的。从这件历史事件里面包含了几个重要问题：一、红军与其根据地问题。二、红军与群众割据问题。就现在四军经验后来，在有一团力量以上的红军，实在是须要一个根据地，来作收容伤病兵，修理枪械，有储辎重，短期休养地，办理各方面交通等事，若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在〔有〕许多实际问题实在不能解决。不过这个根据地的条件，不一定像井冈山那样天生险峻，主要的是有党及群众的组织，肃反的工作有了成效，兼有相当的地势就可以了。红军对于这个根据地不一定要死守，他的保存应该交给地方的群众，红军已不在此死守竖立大的目标，自然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则这个根据〈地〉是可以作为永久的。红军与群众割据。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红军的割据与群众的割据不同，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边界的割据在初期的发展（四月起）至后期失败（十二月彭德怀即退出井冈山）大半都是红军的割据，出实力造成，红军大半用的是染红的政策，而不是用说服宣传的态度，使他们自己红起来的，因此在边界赤白斗争中农民反水常常见到的。当时主张红军驻边界的一派，实含有硬打到底的意见。主张脱离宁冈的一派，实在是站在保存红军实力不顾地方需要的偏见，所以造成去湘南的错误。当时应该在边界斗争，使边界群众割了谷子，使他们真正得了分土地的利益，就是把土地革命深入，使他们得了谷子，然后分兵到湘东去游击。一面不脱离宁冈，红军是向前发展的形势，一面可避免在宁冈一带的硬打，一面红军到湘东游击，平浏群众起来对南昌长沙都是威胁，边界的割据自然可以保存，同时在萍乡平江工农有数千人可以到红军来。5．一月出发赣南问题湘赣粤三省企图联合向红军进攻，国民政府以二三月的准备，调大兵24团限三月内肃清井冈山，这样大的声势，红军的应付有下列的意见：第一派以守为攻说：积极准备边界八县群众的力量，凭籍井冈天险，引敌人到山下来攻，俟其疲敝，然后由红军及群众夹击消灭敌人。第二派死守主义：在军事观点上断定井冈天险敌人不能攻破。在政治分析上，决定在三全大会敌人破裂可期（蒋桂战争），因此主张红军死守井冈，准备两月时期即可得最后胜算。第三派抛弃边界说：红军应打圈子，到别处另图发展，不要在边界死守，红军一去敌人也要退去，如此才能保存边界党及群众组织。前委最后决定，以为第一派的意见所谓夹击，实在把群众的力量太估量得大了，结果是夹攻不成红军陷在重围中无出路。第二红军在此奋斗，即在保存群众革命以后所得的各种益利，并不是一定要这座井冈荒山，若让敌人深入边界各腹地把群众的利益—切打毁，甚至迫群众反水，则不待敌人打井冈而我们已大大失败。所以第一派的主张是一个红军死守根据地的主义，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在战术上又空想群众能夹击廿四团的大敌，是不对的。第二派死守主义之不对在战略上是讲不通的，战略上只有死守待援，若无极可待而主张守，只是宁死而不是死守，因为有外援，守者预定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援兵一到即可成功，有一个希望才能坚固死守决心。在井冈死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怎能坚固军心，期望蒋桂战争爆发，来解井冈之围这当然是一个毫无把握的事。第三派抛弃边界说，是忽略了红军与群众不可分离的关系，红军脱离群众走到白色地方受敌人包围更易消灭。群众在敌人进攻看着红军逃脱，一定失望要怨恨红军，结果于红军群众都有损失，所以第三派是红军自了，脱离群众的意见。前委以为死守主义，硬拼主义，自了主义，都是不对的，乃决定：一、我们对敌人要取积极的进攻态度，一切保守，死守，脱逃，悲观，最后一拼的办法都不对，都足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我们断定敌人的崩溃，反动政局的混乱，加上红军内部团结及群众拥护，边界地形险要，我们可以对付敌人，至少敌人不消灭我们。二、我们的战略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敌人廿四团，不能每一团都到边界来，计算他除了担任其他任务外，实际只能以十二团兵力到前线来，这个数目与六月湘赣合兵进攻是一样大的，并不是什么了不得。同时在敌人方面虽然会剿却包含了许多冲突，剿共的主力仍然是江西不是湖南。三、决定以三分之一兵力加上边界群众总动员应付边界四周敌人的进攻力量，以三分之二（我军的主力）的兵力出间道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方，乘虚而入，使江西军队回兵救援，则此次敌人之会剿计划可以打破了。这个政策的决定，前后各级党部讨论约经过一月的时间。6．四军的分兵问题在出发赣南以后（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追不息，同时在所到各地闽赣粤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起了争论。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份，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以避免敌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了目标。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各个击破。一面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二月间事），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终没有分开。7．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问题在本年四月，蒋桂战争爆发，四军是期由闽西推进至赣南，兴国，宁都，赣县，信丰等县，群众斗争大大的发展，同时赣南，宁冈井冈山一带四县有群众割据及红军组织，赣北德安一带亦有红军活动，赣东有方志敏部，赣南则有红军二四团。前委根据江西省红军分布状况，决定一年内将这些红军努力联系起来，将赤色努〔势〕力扩大起来，如果军阀混战延长，则一年内有夺取江西的可能。这个决定是前委对江西工作的一个意见，主要的是要把江西四个赤色势力联系起来，向夺取江西的目标去进行。这个决定写成决议案没有什么人反对。当时是一前委扩大会，赣南特委及某几个县委有代表参加。虽然有同志觉得这个决定太乐观太空洞，太不估量主观客观情势是否可能，但觉得江西党天然是一个夺取江西的任务，则这个决定也是可以的。8．蒋桂战争的爆发前委的政策红军三月间到了汀州，知道蒋桂冲突必然要演成混战，此时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四军马上布置于南昌吉安之间，接近战区，以便夺取敌军辎重，并且使蒋派失败，好改编他的队伍，不如此错过了机会，在他们混战中我们得不了什么是很可惜。第二种主张，则以为蒋桂战争是中国反动政局崩溃的第一幕，这一个崩溃，在客观上可以帮助革命势力的恢复与发展，但不能估量太过，认他为是一个全国工农夺取政权的时期。在此时期工作，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群众斗争，揭穿国民党的黑幕，号召群众起来，以组织的力量争本身利益，并反对军阀混战。红军应在这个目的下进行工作。所谓接近战区，是一个单纯军事阴谋，至多不过得些枪械。在敌人大的集团军事行动，不见得我们的部队就会有左右他们战局的能力，尤其在两个军阀混战的当儿，我们不能有帮助一个敌人来打倒一个敌人的昏想，这个思想是机会主义的遗留，最足混乱我们阶级的政治立场。前委通过了第二种主张，决定以闽西，赣南，湘赣边界三地为游击区城，放手分兵游击，争取广大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号召群众的反军阀混战，组织自己〔自〕的苏维埃政权。9．闽西七县游击问题五月四军到闽西，张贞陈国辉大部入粤讨桂，此时四军有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此时利用两广战争入东江消灭张贞，造成东江割据，趁蒋桂决斗而渐扩大割据于全粤境。第二种主张，打漳州使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第三种主张，此时入粤消灭张贞是不十分有把握的事，长途行军之后恐怕政局一变，红军会感着进退两难，因为我们对于东江的情形完全不明了，于东江的党没有交通。打漳州是一个军事冒险，因漳州敌有一旅人，攻城一项，红军无健全炮兵是无把握，就攻下漳州，三天以后必要退出，敌人由广东回军，我必陷于绝境。前委主张红军在闽西七县游击，一面整顿红军，一面帮助闽西党之改造，一面发动七县群众斗争，定两个月工作计划，无论蒋桂两方胜利如何，我们有了七县广大群众可以应付。在红军从一月至五月皆在长途奔波中，应该有相当休息。以上是前委关于应付政治军事局面的决定。关于期〔其〕他各方面的办法择主要者叙述如下：A．武装地方的与武装工农问题红军在胜敌以后得着许多枪械，对于此项分配业〔也〕有两方面的意见：第一种主张，这些枪械来扩充红军，红军壮大才能应敌。交给地方，农民又不能打仗，存在困难。第二种主张，以红军此时不再需要戏立一团，一营，应该交给地方赤卫队，赤卫队加多即是红军的壮大。前委决定，第一种是单独〔纯〕的军事观点。第二种是把赤卫队与红军的性质分不清，而且有取消红军的倾向。前委以为红军与赤卫队之武装应该同等重视，在群众有觉悟毫无武装的时候，红军应设法多发枪械给他们，在有几县以上的赤卫队，群众武器多的地方应该成立红军一营至一团，打破群众自私自利的地域界限，创造强有力的超地方性的红军。但不是朱毛改编赤卫队，把他们［带们］带着走。B．经济政策一、在农村中没收豪绅财物分给贫苦工农，勒款以供给红军给养。二、保护城市乡镇中小商人对之筹款，公买公卖。三、对城市大商店举行累进法的筹款，不没收他们的东西。四、实行免除苛捐杂税。五、对城市的商店（反革命的）亦不主张没收，根据下列理由：（1）没收他们的，城市中小商人不愿意，一面是扰乱了市面，一面是他们与之有经济的往来。（2）没收了他们的，得不着实际利益并不能打击他们，得来的东西零碎不成整，不好分配，分配给城市贫民亦不十分需要。（3）没收一家商店，其余恐慌，红军筹款发生问题，（4）没收商店风声传出去，邻近城市一概动摇，红军去了逃跑一空。因此对反动商店主张特别罚款。C．红军补〈充〉问题一、招募新兵。二、改编俘虏。三、由农会工会送来。上面三者均填新兵入伍志愿表，说明红军苦乐及纪律，绝对禁止用欺骗方法，说什么红军每月关饷廿元。自愿者则听其入伍，不愿者听其自去，红军士兵愿退伍请假者亦斟酌情形准其退伍。总之对士兵入伍退伍采取志愿主义，不用胁迫的办法。D．对由兵变而来的部队及投诚土匪问题均欢迎其加入红军，红军是一个大炉子，可以把他们熔化，常常是首领不干，群众自愿干，结果首领为他的群众所推翻。前委不主张硬性的消灭首领的办法，夺取了群众，首领自然成了废物。E．对地方武装的政策一、在有如县以上的赤色区域，经过斗争的赤卫队业已有普遍的组织，在不妨害赤卫队条件之下，应建立红军，以扩大赤色区域，扫武装不集中，不能彼令作战的毛病。二、各区乡政府及县政府均须成立赤卫队，县以百名至二百名为足额，区可以由三十至五十名，乡可以四五名至廿名，县区乡赤卫队队员除作战放哨外，应担任当侦探，任交通的任务。三、为使农村的群众武装充分利用，大家都来学习战斗，敌人来攻作总动员的防御，成立暴动队之组织，以村为单位举出一个队长，除老幼妇女外，其余壮丁均须参加，有管，由队长鸣锣，各队员齐集登山应付敌人。四、凡上列红军、赤卫队兵士皆举行按期退伍制，并可择其觉悟分子送一批到红军第四军来。F．对地方政权的主张分为三种形式：一、凡在白色区域中只能成立秘密农协，区别由各乡农协派代表举出区农协，或由红军政治部任军〔命〕，皆绝对秘密。二、在群众斗争比较有历史的地方，则农协可分为公开和秘密两种。三、许多赤色区域地则召集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四、在区县两级苏维埃未正式成立前，通常成立革委会为苏维埃筹备机关，机关执委工会代表占多数，主席通常选举工人担任。五、农协与革委机关内分文化，宣传，组织，经济，赤卫，土地，各部负责进行各种工作。六、在农协内曾主张成立雇农部，专门注意组织雇农为农村领导，但这个在事实上没有什么人去努力做。以上六项为前委对各地群众政权的主张，差不多红军经过区域，他们大概都照这方法去办了。G．前委对土地问题的主张一、达到某区域由政治部会同（或单独）地方政权机关，公布没收地主的土地。二、召集农民大会讨论解决土地问题，按人口平分，或只分地主的，均由群众表决。三、限期焚烧田契粮册税簿，四、关于债务只主张不还土豪的债，农民相互的债是要还的。五、若田不够分配，可将山林连同分配之。六、若田多的冶方，山林则归政府所有。七、政府机关职员及红军士兵没有饷发，但得分配土地，由政府雇人耕种，以维持其生活。八、手工业工人加工钱，不分田地。九、僧尼道站，强迫其工作，可以分田地给他。十、老幼不能劳动，只能以能劳动的所为标准分一半。上面是前委决定的土地法的大纲。H．前委对工人问题一、照一般工会组织法召集工人大会成立工会及总工会。区设办事处，乡设各业工会，村设小组，城市除总工会外，设各业分工会，直属工总指挥。二、发枪给工总成立赤卫队，在城市内作肃反工作。三、召集店东开会宣布加工价，以物价为标准。四、严防店东入据工会机关。五、在县革委或苏维埃的执委工会〔人〕要占三分之二，或当选为主席。以上是前委决定之工会组织法的一般内容。Ⅰ．前委对于妇女问题一、农协下设妇女部管理妇女工作。二、妇女与男子一样得分田地及当选为执委等。三、对婚姻问题主张离婚结婚绝对自由，但不公开提倡，遇某一个纠纷，采取单独解决或调和，不用法令公布。J．前委对青年问题一、组织方面：十六岁以上至廿一岁可成立少先队。十六岁以下至七岁成立儿童团。二、利益方面：青工作同样工作须与成年工人同样工钱。青工在学习期须得相当工资，不要拜师钱。青工不为师娘招呼小孩倒马桶，不为店东服苦役及贱务。青工须有读书的机会。三、对于一般学生智识份子：（1）说明智识份子要帮助工农革命才有出路。（2）欢迎学生及教职员加入红军作政治工作。K．红军达到某一区域发动群众的办法（在安民告示里面表示出来）一、平谷价。二、废除债务，不纳捐税。三、分土豪的财物及其田地。因为这几个办法，红军行军常常有大批群众跟着后面，要求一同去打土豪。红军一到某地，群众的活动马上就可以起来。红军内CY的工作团在红军的历史：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前，团与党一样在红军中成〈立〉了各种组织，但感觉几种困难：①是红军中士兵太〔大〕半是青年（廿三岁以下）由按年龄来划分，党就要发生根本的问题。⑦在红军中，诸色人等要求与生活皆是一祥，青年绝不能提特殊问题，亦不会受特殊的损害。③红军干部缺乏。④红军讨论问题为应付敌人要异常敏捷，每每党讨论了即执行，党先讨论传达要快些，团的讨论天然要前后，每每使团员感着不能了解，军队行动的痛苦，所以团员都不愿在团里，愿到党内来。③党团解〔纠〕纷在各级发生，影响到实际工作。因为上列的原因，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以后，便取消了团的组织。但从此出后红军对青年工作完全忽略，甚至标语都没有了，到一个地方CY来接头，拿〈不〉出一个圆满的办法给他们，尤其各地CY组织非常薄弱，而青年的革命表现又特别好，乃决定在前委△委两级成立青年部，营委设青年干事，连设青年小组，专门负责作青年工作，前委肯年科长得出席C．Y．县委，代表前委发表意见。这是本年三月间的事，红军对青年工作之忽视便纠正一些了。陈毅九月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一）四军的历史1.未成立以前2.第一个时期（从1928〈年〉4〈月〉――1928〈年〉7〈月〉）3．第二个时期（1928〈年〉8〈月〉一1928〈年〉9〈月〉）4．第三个时期（1928〈年〉9〈月〉――1928〈年〉12〈月〉）5．第四个时期（1929〈年〉1〈月〉――3〈月〉）6．第五个时期（蒋桂战争爆发至现在）（二）四军的组织及训练1．军队编制（1）军事组织（2）经济组织（3）医药设备（4）军事机关人员责职分配（5）兵士的组织2．四军的训练（1）军事训练（2）政治训练（3）士兵生活状况（4）给养（5）娱乐3．四军的军纪（1）战争纪律（2）一般纪律（3）三大纪律（三）四军的游击工作1．调查2．宣传3．组织4．筹款5．俘虏处置6．游击战争（四）四军近况1．游击区域2．实力3．官兵夫成分统计（五）结论（一）四军的历史1．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由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为由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彬〔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叶贺军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潮汕一带失败，三河坝一战，二十五师及九军失利，向闽赣边界撤退，由朱德率领转入广东北江，曾与范石生有一时期的合作，得范之补充不少，一九二八年一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连战击溃许克祥，周烂，白崇禧所部，实力增加了两信，是〈年〉四月湘南暴动失败，不战而安全撤退至江西宁冈与毛部会合，同行有湘南郴州，耒阳，永兴，宜章，资兴五县农军，计宜章第三师，郴州第七师，来阳第四师，永资两县各有一独立团。毛部基础为卢德络团，卢在八一暴动之后二日由武昌率队去九江，见张发奎业已反革命，乃中途起举，初拟沿赣边去广东与叶贺会合，继因道途梗阻乃留在湘东赣北一带复与平浏农军会合，并由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部被迫向南移动至宁冈，复得当时绿林（洪会）首领袁文才王佐之帮助乃留在井冈山附近各县游击，这是一九二七年底至次年三月间的事，到了四月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出朱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改编为三师，卒以枪械及人数不足乃改编为28，29，30，31，32，33六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枪仅二千余。2．四军成立以后的经过：四军成立后与反革命斗争经过极艰难的历史可分作五段叙述。（1）第一时期，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七月，这一个时期四军初初成立，内部成分复杂，训练的程度各异，加以湘赣边界贫瘠，致此庞大红军的给养非常困难，同时边界各县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动，单独军事行动无法避免，只是在茶陵，酃县，桂东，遂川，永新，莲花，宁冈七县向皆属崇山峻岭，尤出并〈冈〉山为最险要，周围约有五百余里，四军得此地势却可以休息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辜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及动群众斗争，这一个政策非常正确，但当时湘南农军皆有归思，不十分注意执行，卒于五月底因给养困难，三十团三十三团，转回湘南，结果分散到农村中，有一部分受了损失，留在边界之四团，非常努力于对外游击及内部整顿的工作，赣军三次进攻皆被击溃，敌军团长阵亡，师长杨如轩杨池生受伤，尤以六月二十八〔二十三〕日龙源口一战敌以两倍于我之兵力被我击溃为最有名，当时边界群众有两句联语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破江西两只羊”最能表示群众的欢迎。在赣军〈几〉次失败后，乃联合湘军举行大规模的会剿，吴尚八军全部于七月初入驻宁冈，我军适在永新回师应敌，湘军在宁冈一星期，不敢驻民房屋通通露宿，日夜被农民群众之包围袭击，恐慌万状，不得引退，我军回师，彼已连夜逃去。在此时期红军迭获胜利，边界党及群众组织皆大大发展，宁冈永新及莲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田地，各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边界临时苏维埃政府业已成立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群众武装各县成立了赤卫队，由六十名至二百名，红军武装大大扩充，有一倍以上的增加，同时在井冈山上成立了红军医院，成立了红军学校训练工农干部，按此时期为边界斗争的全盛时期。（2）第二个时期（从七月中旬到九月）在七月初吴尚部进攻宁冈，我军由间道回师应敌，吴逃入永新，我军恐其与赣军联合，乃以二十八，二十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入据吴之后方，以三十一团应付赣军，三十二团守后方，攻酃茶之二十八，二十九两团迭获胜利，使吴尚不得不连夜赶回老巢。二十九团全部为湘南宜章县之农民，到酃县全体要求回湘南，二十八团则主张去遂川牵制江西敌军，两团行山道两日，非常疲劳，卒转道而入湘南。计由七月十五日由酃县宁冈交界之十都出发，二十二日占领资兴，二十七日进攻郴州，击溃范石生部两团，是日黄昏时范部反攻，我军不及应付，夤夜撤退，二十九团大部去宜章散入农村，有一营在乐器受了损失，二十八团及二十九团之小部取道资兴桂东到汝城游击。中间发生第二营长袁崇全之叛变，袁率所部四连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作前卫，袁逆假传命令，日夜急行意在脱离大队往江西作土匪，或降投反军，卒因各连官兵不受欺骗胁迫，忠实于革命，自动脱离袁之羁绊，归回大队，袁只胁迫了第五连迫击炮连逃窜，至江西崇义界，其后十日大队取道崇义回井冈山复与袁遇，第五连及追击炮连均全部即来，袁逆只身逃去，不幸二十八团长三尔琢同志于是役不慎，惨遭毒手，为红军干部极大损失。计袁逆叛变至各部回来，前后经过两周之转折，辛得恢复旧观，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自动，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能有的。在军部率领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去湘南之后，赣敌杨池生残部八团及第六军一师联合向宁冈进攻，三十一团以一团兵力在广大群众合力之下与敌尘〔鏖〕战一月之久渐次引退，复于八月初湘赣联合以五团乒进攻宁冈万〔黄〕洋界，三十一团以两连兵力利用要隘尘〔鏖〕战一日，敌知不可犯慌忙引退，毛在失败后率兵一暂至桂东与军部取得联络于九月间返至宁冈。计至由七月至九月，出发湘南部队及留边界部队均同遭失败，边界群众组织遭了不少的推〔摧〕残，割据区域逐渐缩小直至井冈山下，是为四军第二时期之八月失败。（3）第三个时期（从十月至一月）四军回至宁冈，二十八，三十一团损失虽不见大，但数量质量均不如前，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极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同时又三次击溃周浑元旅，三次击溃刘士毅旅，宁冈及永新遂川莲花之群众赤色割据，又重新发展起来，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赖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敌人这次进攻从十一月至一月，准备了两个多月，四军亦从十一月起积极整顿，同时彭德怀部红军第五军于十一月初由平江游击至宁冈附近与四军会合，红军声势更加浩太，红军对于敌人三省会剿决定以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以彭德怀及袁王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在四军至吉安附近，赣敌后方动摇必然撤退，彭、袁、王应付湘军仅有余力，此为我方之计划。再者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浓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领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山［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二月没有一文零用钱，物质条件如此困难，官兵奋斗精神并不低减，四军的基础确于是时建立，在事实上有了考验与证明。此时期为红军四军复兴与整顿时期。（4）第四个时期（从一月至三月）一、出发赣南游击部队之经过：一月十四日，四军军部率二十八，三十一两〈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一月二十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庚，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累积重迭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闹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样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领〔岭〕皆冰雷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存〔仍〕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足此以足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纪录。至二月中旬（正阴历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尘〔鹿〕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三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萧致平经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枝，俘虏数略同。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此后红军由宁都至兴国，吉安，永丰交界处得江西红军二团，四团之掩护，有一周以上之休息整顿，是时知井冈山业已失败，乃决定到闽粤交〈界〉处游击。二、彭德怀，王佐部留守宁冈根据地，于一月二十八日敌分三路兵力各三团左右，向井冈山进迫，彭王部仅只千余枪左右，与敌相持五日夜自动引退，彭部取道赣南与朱毛会合，王部则埋伏在井冈山附近，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是到井冈出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彭部至赣南于三〔四〕月初与四军会合于江西雩都，在此大的斗争之后四军共存有二千余人，彭部只存有八百余人，两共枪约二千枝。（5）第五时期（从蒋桂战争爆发到现在）二月二十一日桂系袭长沙，酿成湖南事变，湘，粤，赣三省敌人为自己要打架，不能再向红军进攻，红军是时入闽西击溃郭凤鸣旅，郭于是役阵亡，于三月中旬入汀州，工作了两个礼拜红军大大补充，衣履焕然一新，人员增加，款饷亦得有五万元，决定蒋挂混战中放手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并冈山附近群众割据，红军于三月底由闽西入赣南，游击区域及于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广昌五县，五月初蒋桂在武汉混战告一段落，赣军又向我进攻，红军乃于五月中旬第二次入闽西，正值张贞入粤讨佳，红军决定汀州，上抗，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六县游击计划，至七月初复扩大至漳平，宁洋一带直至现在，计二次入闽，两次击溃陈国辉部，陈部实力丧三分之二，两次击溃卢兴〔新〕铭部，得械约两营左右，彭德怀部在退出井冈于四月底〔初〕与朱毛会合于雩都，受了使命回边界恢复群众割据，游击区域，经过北江赣南湘南一带最近在糊北湘东游击，在城口得商团核二百余，在南雄得商团械三百左右，在遂川得赣军六十八团一营械，在安福击溃赣军一次，该部实力已增加四倍左右。（二）四军的组织及训练1．军队的编制（1）军队的编制在原则上要注意武器与地势两个条件，尤其红军在游击战争时期，因为他是流动性质的，他的编制应该与普通军队不同，红军的战术原则不外“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争取群众”，但要军队的编制能恰如其分做到分散集中两面都好，红军四军此刻还没有这个经验，四军此时成了庞然大物，一切都是吃大锅饭的集体行动，分散为比较困难的问题，同时四军此时的武器以步兵为主要，游击的地区时时要不脱离边界山林区域，在流动自如的意义上，红军要通常比敌军行动快才不易受敌人包围或很快退出敌人会剿的范围，四军中经过几许讨论仍然一仍黄埔式军队的编制，虽然有人曾在红军教导队试验俄国红军的编制法，结果大家看了一回希奇，在实际工作上仍然只有照抄老的办法，因为上了五个单位不好指挥，每一个连单位超出了百五十人，于宿营给养就大不方便，若一连单位只五六十人，则作战警戒就疲劳得要死，因此四军此时编制仍然为国民革命军的办法，每排三班，每班十人，每连三排，每营三连至四连，每团二营至三营，加上机炮连或特务队，不过时常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红军需要多的徒手兵，一面红军不轻易作战，每战必有把握，因此在胜利后若没有徒手兵，缴得枪械就没有人抬，同时在经常行军，红军病兵多，一个病了若无一个徒手兵，他的枪弹就无人抬了，所以红军的兵要多于枪为好。第二红军的非战斗兵如夫子及政治工作人材非要多不可，因为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的问题，夫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政治工作人材多于发动群众训练兵士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每每红军一团人数有二千枪还不及千枝，就是这个原故，但这是一般旧军官所不懂得的玄妙。（2）四军的经济组织，可分为执行，计划，监督三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则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各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因此四军此时的经济脱离军官的影响，做到澈底公开，于经济上最能表现红军的平等精神，红军有一付联语道“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伙食不同”。再则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顶顶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火夫头，同时到现在“火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3）在军医方面，各团有卫生队，军部亦有一个直属卫生队，另外赣南闽西游击边界皆别特〔特别〕成立红军休养所，来容纳病伤兵，不过医药与医官很感困难去解决，在十分无法时雇佣本地中医内外科也相当有功效。同时此休养所唯一的条件要四面有群众组织及武装的拥护。在伤兵好了以后不必一定要回红军，即可由当地农协及革委分配到赤卫队工作。（4）在军事机关人员分配方面，军部有军长党代表两人直接处理全军日常事务，参谋长一人辅助之，外有参谋处长一人指挥参谋处工作，副官长一处理交际庶务等事，军需长一负责管理经济及计划等，军成立政治部设主任一人，秘书长一，秘书若干名，外有宣传，组织，总务等科，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又政治部职权与军部平衡不相隶履，军部与政治部以上的权力，在此未建立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时，集中于党的最高委员会。在团营连设党代表，团又设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兼，因此各级党代表担任政治工作受政治部指挥。（5）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黄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会员，全连士兵大会选举五人五七人或九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五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十一人至十三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一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十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十七人至十九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一人任主席，全军按每三十人或五十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十九人至二十一人或二十三人组织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一、参加军队管理。二、维持红军纪律。三、监督军队的经济。四、作群众运动。五、作士兵政治教育。此外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置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6）四军的训练一、军事训练可大别为四种方式，第一种日常操课由参谋长或军官制定日常操课表，按日实施之，所有科目课程均一仍国民革命军之旧，没有什么改更，只是把那些摆架子的于作战无大关系的繁冗虚文去掉，大概注意传令，侦探，警戒，描〔瞄〕准，及野外实习，关于可以振作精神之制式教练亦相当注意。第二种于作战之后或一月之后一种结束的讲评，由军官负责报告工作经过并指出缺点与优点。第三种为实地的训练，于放哨时由官长说明放哨守则，于守卫时说明卫兵守则，一面使士兵于讲了之后照着去做，一面免掉说教式的训练的干燥无味。第四种由各级负责军官召集各级官长开军官会议，讨论训练方法或对于某种专问题的报告。二、四军的政治训练（一）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二）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作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有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智识。（三）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则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四）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兵讲出来。（五）军队里举行识〈字〉行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六）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追悼会，俱乐会亦为政治教育之另一种。（七）在士兵委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小组会上有各种报告及工作批评，亦为训练的方法之一。三、四军士兵之生活状况（一）被服方面在今年三月以前非常吃苦，浓冬尚穿单衣，在到汀州以后每人缝了两套新衣，鞋袜草鞋军帽均已解决，所以近来军队表面非常整齐。（二）驻军方面，士委有卫生部管理宿营的卫生事室，饮食清洁，便所扫除，卧处整理等。（三）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尝感觉太清淡了。红军费〔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余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四）士委内有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广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四、四军的军纪四军军纪可以分为下列数项：（一）战时纪律：临阵退却，畏缩不前，违抗命令等，可由军官就地枪决。（二）一般纪律：通敌，叛反，拐枪潜逃，开小差，强奸，乱烧舌〔乱〕杀，敲诈人民财物均处死刑，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并决定一月内不发零用费，嫖妓则处以夜不归营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或处死刑或罚勤务或打屁股或手心，其余比较细小之错误则按其轻重处罚之。（三）红军三大纪律，各种纪律宣布之后多而复杂，士兵每每弄不清楚，又特别归纳为三大纪律：A.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B．打土豪要归公。C．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这三条纪律是一个原则，但包括了一切，所以现在红军士兵每每都要抬出这三条来批评放不愿的人。他自己犯了处罚他也就没有话说。（三）四军的游击工作四军出发达到某一定地点，即估量敌人并斟酌地方革命群众需要，决定五日至七日或十日以至于一月的游击计划，计划定了以后即分兵四面出动，在数县范围内经常以每一个纵队（团）为单位，在一县范围内则以一支队（营）或一连为单位出发游击，指挥地点通常在县城或出发部队之中心，在一期游击工作完毕以后，则开始第二期游击工作，或向前推进，或向四方延伸，均由指挥机关斟酌情形定之，如任何方面发现敌人，游击队一日夜即可集中，在部队未集中前，各游击部〈队〉不得轻易与敌人冲突。至各游击部队之工作通常为下列各种：1．调查工作：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火〔水〕一股，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形，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需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赖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比较，及土地百分比之分配，以及当地特殊产品等，其次对当地情形观察，交通河流之测量，此关于军事上极需要，这大概是调查工作之内容，这个工作是一个极有趣味的工作，一般同志作起来感觉麻烦。红军经过一时期表册便堆积起来，政治部工作人员缺乏无人整理，每致散失却是一个遗憾。但是他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已的政策。2．宣传工作：红军在成立初期对宣传工作仍沿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某一部分人的事，尤其感觉军队是打仗的，宣传是实假膏药，是讨厌的，这自然是表示士兵对于国民党的不兑现之口号的一种强烈的反抗。红军在经过许多斗争，觉得宣传工作太差，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着土匪打，红军为解决这困难，宣传才逐渐进了步。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揩〔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各叫宣传兵。此五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过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更须〈全〉体出发在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按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群众为了懂得红军这个怪物，及朱毛的仪容，常常是普遍的跑来参加大会的。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以愈大愈好，要用梯子写得高，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达到一个城市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区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各连写的标语有暗记不怕冒功或混淆，写错了亦易查出予以处罚，因此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同时宣传员还负责破坏反动宣传品如国民党标语总理遗嘱等，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3．组织工作：红军达到比较工农发展地方则助其组织发展，或参加他们的会议，为他们纠正过去错误及目前工作计划，在未有组织地方，则从宣传工作中物色群众中进步分子，大概注意下列对象：（1）与上豪有仇恨的。（2）极贫苦的。（3）在叶贺军队当兵的。（4）由外地农协失败来此被〔避〕难的。（5）以前参加革命斗争的。（6）与邻县工农会有关系的。把上列的人请到政治部用茶酒招待，作一详尽之宣传，征求他们同意，如愿意组织则成立临时革委或工农会筹备处，举出人负责，一面派人为红军作侦探，一面要他们报告土劣姓名，或引路去打，红军得帮助十元以内之办公费，红军去后要他们继续有报告来，如果报〈告〉能来，则此种组织是可靠的，该地即有组织的初步了，同时要把一些负责人的姓名住址形象记下来，送到邻近有组织的区域，叫他们派人来接受，这个方法可于半日内收效，有许多白色地方用这个速成注收了效验。许多同志反对这个办法，以为不可靠，或者工作上特别慎重选择，其实这个意见是不对，我们把他当着一个特别的宣传工作，日后有效无效可以不必去顾虑的。4．筹款工作：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出在豪绅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1）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头）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需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上〔下〕商店不筹款，如发现包办或强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告发，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同时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数〔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解决。（3）挖害：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尝尝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一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勇〔踊〕跃来帮助红军。（5）欢送俘虏：在与敌人作战得许多俘虏兵，则公开征求同意，如他们愿在红军则马上补名字，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士兵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们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用再当兵，不要再来打工农和红军。敌人的伤兵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区域附近去，敌人得着大批俘虏伤兵回去，只有气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蒙红军不杀之恩，深深觉得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自己的军队，跑了回去必然要交头接耳谈红军如何如何好，反动军官诬蔑红军共产党的宣传不攻自破，这是一个兵运的好方式之一。此外对于土豪的走狗，如许多农民为了拥护家族，出头来反对分谷，分财物，一经捉获又不能枪毙，又不好释放，因枪毙了他的罪不致死而且引起不好影响，若释放则他分明是一个反革命的行动如何能放他，不得已才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由他请几个保人，红军代表宣布他的不是处，但说明他是没有阶级觉悟受了土劣欺骗可以不杀他，望他改悔，再由保人及本人向群众说明他是犯了错误，愿以后改过，如此当群众释放可以得一个很大的宣传。（6）红军的游击战术问题：四军的战术从斗争中有许多进步，但只限于大规境的军事游击行动，对于小部队游击的经验比较要少。兹分述如下：一、关于行军的，在前卫之前四五里或前卫之后四五里，均须派遣便衣短枪侦探，以妨〔防〕敌之意外袭击或无益之冲突。二、关于驻军的，每日对敌人方面必派遣一连或一排以上之武装游击队，作三十里左右之侦探及宣传工作，若发现敌人该队一面抵抗，一面飞报，使我军能准备应付或撤退，不致打不必要打的仗。三、红军不攻坚，若土豪跑到炮楼里去了，或敌人闭城固守，或涌险抵抗，红军绝不去攻击他，因为：（一）次坚费时日，（二）攻坚我之损失必数倍于敌，（三）在游击中我军炮兵是不能健全的，（四）若轻易攻坚，一个时期急切难下，四面的敌人很易从四面包围拢来。关于此点指挥官务要有决心，不要轻易凭气愤去乱干一下。四、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我军须要走得路使敌人赶不上，同时经过地方要有群众及党的组织，才有人担负前后侦探工作，不致受敌人前后夹击。五、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有党有群众的地方，我军有极大扶助，如运输救护扰敌侦探等，敌人处于孤立地位，与之作战比较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幸失败亦有法收容。六、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红军驻在某处忽然发现敌人，不知敌人多少，或从何处来，则绝不应战，千万撤退数十里，十分接近只好派掩护队，因为敌人敢向我进攻，他是有计划的，我们不要轻易去如他所愿而上当，如果敌大我退自然我占便宜，如果敌小我退不过有点疲劳，再去打不迟。七、单纯军队的袭击，探知敌距我有百里以外，我军轻装尽一夜功夫跑到出敌不意而歼灭之。八、用群众封销〔锁〕的袭击，在敌人接近我时，我方有群众的组织四面断绝敌人交通，使敌人不知到〔道〕我军已在其附近，然〈后〉利用拂晓将其击溃。九、用群众扰乱，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在作战时，分一部红军，以一排为单位，每一排领导三四百工农勇敢分子，多打红旗占领四面山头，利用工农的武器土炮，刀矛，喇叭，利用满山遍野群众打吆喝去扰乱敌人，然后红军以全力出其不意，从侧面击溃之。或用赤卫队日夜打冷枪，或埋伏在山林中瞄准打大旗右的指挥官，先使敌人恐慌疲倦，然后用生力军袭击之。十、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挡部队的时候，或追兵过于强硬的时候，为了脱离敌人，可以一部队伍距敌四五里引其走大道，大队则取间道脱离敌人，或猛出敌后而袭击之，或用农民在另一路上划路标，贴标语，以引诱敌人去穷追，我军从小道冲出。十一、不打硬仗，不能十分有把握的仗就不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句好话，尤其红〈军〉干部补充困难，子弹不易，打了胜仗〔打了胜仗〕不能得械枪在红军战术上均是失败。十二、敌人若进攻我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此为围魏救赵之老办法，红军尝用有效。十三、就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前去，偏偏走傍一个方向，到了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击溃敌人。十四、敌人急急追来，择一个好地形，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上面十四条，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无，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本有，但均为四军的法宝，故一并录出。（四）四军的近状1．目前的游击区域：本年五月二十日左右红军击溃陈国辉部两黄，占领龙岩，五月底进占永定，陈国辉全部由粤撤回，红军往连城游击，复于六月十九进攻龙岩，陈部五营三暂完全缴械，陈仅以身免，其余两营因未在龙岩幸而得免，红军因此即决定闽西――龙岩，永定，连城，上抗，汀州，武平六县游击计划，龙岩城由六月起迄在红军手中，至近日始放弃，永定自本年四月起直至现在始放弃，上杭全县均有群众暴动，汀州武平有一部分有公开斗争，连城南部全为赤色区域，宁洋漳平红军派部队前往游击。在目前之闽西游击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到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转入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入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上面三个方式视敌人逼进之情况大明时才作决定。2．四军的实力：四军现分一二三纵队，此项为基干部队，每纵队分两个支队外加直属机炮连及一特务队，一纵队可当反军一团战斗力过之，人数在一干六百人左右，枪八百至九百，手枪排长以上军官均有―支，手机关每纵队有两挺，每纵队有机关枪两挺，迫击炮两挺合组机炮连，四军子弹不甚充足，因经常没有接济。另属于四军所指挥之彭德怀部，江西红军二四团当另有报告说明之。3．四军官兵夫的成分：（1）历史的：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现在还在当士兵者为所极少，以官兵夫合计，此项人数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史〔次〕俘虏敌方士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2）籍贯的：湘南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五，闽赣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三则为其他各省人。（3）年龄的：少年（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壮年的（二十五至四十岁左右）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三，老幼（十六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4）战斗兵与非战斗兵之比例：战斗兵约为全军人数十分之六。余为官仗夫彼〔役〕等。（五）结论把四军一般状况详述之后，还有把它的优点和缺点指出作为一个结论，以补足上面的不足处。1．优点：红军与普通军队大概从四方面去区分，（1）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2）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智识，不象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士兵造成一个好管理的奴隶；（3）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弟兄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象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4）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在上面四点红军四军渐做到了，如雇佣性：四军在过去困难当中能继续奋斗，实由于士兵自知当兵是为的自己及工农大众，不是为的饱银而当兵，尤其伤兵同志在困苦万分，没有抱怨或恃功骄傲等事。如红军的学校化：此刻因在流动时期及教练人材缺乏没有做得十分好，但较之反动军队，士兵的政治认识文化程度都要高些，在四军各团营士兵内是非常团结彼此相依为命的，尤其是恶劣的政治环境及斗争历史更坚决了他们的团结。其次如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四军在过去经验上使每个士兵都知道本地工农的帮助的重要，达到某一地方每个士兵能自动向群众宣传与之发生亲密的关系，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2．缺点：（1）造成党军的错误倾向。（2）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3）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超出士委职权的范围，有时又不发生作用，等于空头机关。（4）因经常在行动期中伤病兵安插非常困难，安置在农民群众中医药仍然没有妥善办法，相当影响战斗力。（5）集团军队的力量虽能驱逐较大的敌人，但养成了群众依赖红军的心理，忽视本身的力量。（6）经常受敌人封锁，对政治消息及各地革命实况隔离，以致红军中人常常有囿于一隅的观察，进步比较困难。（7）经常与敌人冲突，干部感觉着补充的困难。（8）红军士兵来源多半出于招募及改编敌兵，因此军队只能集团行动，竖极大目标引起敌人围攻，而不能做到化整个为零。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分析最近一年来的职工运动，可以有完全的根据，说中国工人运动的新潮是在成熟起来。最近一年的经济斗争里有几十万工人参加，而罢工往往明显的带着政治的性质，因此，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一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般说来，的确在工会方面有正确的路线；别方面仍旧认为有必要使中国共产党要严重的注意到：共产党在工人群众里组织的工作，首先就是在工会里的工作——独立的赤色工会，以及国民党（政府）工会和黄色工会（“左派”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作——有极快的转变的必要。二、中国共产党现在要用一切方法，去加紧赤色工会的组织，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群众的组织。这在现时经济斗争的浪潮里，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赤色工会在群众中有丧失一切信仰的危险，工人群众会感觉不到赤色工会在经济冲突里的工作。在目前阶段上，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组织日渐发展着的争斗。同时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党内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的倾向——这是纯粹机会主义的右倾危险的表现。不可以忘记：赤色工会有极大的政治资本，在革命斗争时期积聚起来的政治资本，赤色工会政治上的分量，比他们现在组织上的状态要重大得多。赤色工会是革命职工运动的根本，应当到处尽量扩大，只有客观上有良好的基础，首先就是铁路工会，矿工工会，和海员工会，这些工会曾经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骨干。三，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应开始同样坚决的争斗，反对党内对于黄色和国民党工会之内工作的估量不够。一部分黄色和国民党工会，现在变成了群众的工人组织，中央应当提出在他们之中努力工作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有群众的，别方面，赤色工会组织上很弱。共产党在黄色和国民党工会里工作的转变，必须在事实上执行，而不单在议决上。因此要在党内实行一次宣传，解释党员和革命工人加入群众的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之必要。必须要打碎那些共产党员在工会工作里的宗派主义的残余。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遗传（虽然改良主义因〔用〕极大的努力要想钻进中国的工人运动），黄色国民党工会没有强固的下层机关，所以在中国现在罢工潮流成熟之中，在黄色国民党工会里，共产党员应当团结在党团里，共产党党团要把会里一切革命分子围绕着自己而组合起来。可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加入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并不因此就应当负责宣传广大的工人群众去加入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因为这些组织是反阶级的性质。因此，凡是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没有群众性质的地方，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就不应当加入这些工会。我们加入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完全只因为他们之中有工人群众，完全只为着利用现在工人运动的浪潮而去争取这些群众。凡是有群众的黄色或国民党工会，而同时有客观上的良好环境，可以建立革命工会的地方，那么，革命工会应当同时组织。一方仍在黄色国民党工会里工作，以革命的政策去争取其中的群众，而达到消灭这些工会的目的。四、群众之中的努力工作，要中国共产党经过建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在工厂里巩固自己的立场（地位〕。工厂委员会的意义，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都没有生国范围，以及产业范围以内的集权组织。工厂委员会应当由全体工人选举出来，就是用自动的方式实行选举也好。工厂委员会有工厂里党的支部指导，能够成为工厂里工人群众日常斗争的组织者，如最近日益生长的自发的经济冲突的指导者。工厂委员会努力的工作，就使黄色国民党工会的会员有转到赤色的群众工会之可能。最后，工厂委员会能够成为工厂里工人群众和黄色国民党工会之间的隔膜。当工厂委员会在工厂里巩固起来的时候，在工人运动高涨的适当时机，工厂委员会能够并且应当成为阶级的赤色工会的下层机关，而且是产业式的工会组织的发动机，因此，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在有黄色国民党工会的地方，尤其重要。而只有赤色工会的地方，工厂委员会更是创造及巩固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的出发点。五、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新浪潮的期间，应当提起〔出〕赤色工会公开起来的问题，就是用自动的方式，在各种别的名目之下公开起来。然而必须把这些工会实际上的指导干部秘密起来。赤色工会在以前公开存在期间，就没有工厂里下层的组织上的基矗这就使国民党的压迫，能够把赤色工会缩小，其中有许多甚至于完全消灭。所以现在占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建立赤色工会的这些下层的组织上的基矗否则，既然不能够造成稳固的赤色工会，亦不能建立工厂委员会，亦不能在黄色和国民党工会里工作，更不能独立的指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六、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党内有无〔些〕党员的主张——主张〔不管〕赤色工会是不是群众的，能不能够成为群众的，有没有对于广大无党工人群众的影响，或者能不能够经过对于工人群众经济斗争的积极参加而取得这种影响，而要取消一切赤色工会。中国共产党正应当在没有群众的工会组织的城市和产业里，去组织阶级的赤色工会，甚至可不用赤色工会的名称。工人和资本家的经济冲突，正是建立这种群众组织的适当机会。七、然而，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取消最坏的遗传：命令主义和上层空机关式的工会建设办法。必须重新审查赤色工会的名单，审查他们工作的积极不积极，和活动不活动。而把那些非群众的无用的空机关，名义上纸张上的工会；而且在当地有黄色的或者国民党的群众工会的情形之下，不能发展成群众组织的工会——毫不游移的取消，这样，可以使在这些机关里的同志，出来到工厂里去工作，或者到黄色国民党工会里去工作。至于黄色国民党工会里赤色工会运动占着坚强的地位之后，中国共产党应当在适当的时机，提出驱逐黄色国民党领袖的问题，即使有一部分会员要跟着黄色的和国民党的领袖分裂出去，也不要停止这种运动。八、同时，如果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之下，我们能够取得黄色工会的下层机关，或者赤色工会里不管有没有工人斗争的浪潮，而在国民党的法律范围内得到合法公开的存在，那就是很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幻想。因此，必须会联结公开和秘密的工会工作，经过秘密的指导干部，巩固赤色工会和群众的联系，用各种方法去力争罢工结社的自由，不顾并且反对国民党法律而力争赤色工会的自动公开。九、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独立的领导正在发展的经济斗争，最好的组织和准备这种斗争。因此，必须对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给以极坚决的打击——这些分子主张“不经过黄色国民党工会不能有所动作”，主张“要经过黄色国民党工会领袖执行我们的决议”。这是共产主义先锋能够占有现在工人运动浪潮的最重要的前提。十、目前赤色工会应当准备经济斗争而领导这种斗争，经过工厂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工厂群众选举出来的斗争委员会等类的机关，必须在这种方针之下，最大限度的发展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吸引革命的分子，起来指导斗争。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一九二九，八，三○日通过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中央常委同志们：一、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澈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二、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谟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三、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由这传统的错误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至于说资产阶级企图发达市场，列宁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第一，为生产手段创造市场，即是由富农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较强的农民消费扩大，以创造市场”。若改良一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连工人也包含在内）购买能力，则非资本主义生产力终于不能有高度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与可能（国民党政府丝毫也没有想到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与可能）。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甚么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矗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日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业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的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将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编者）像这样不正确的观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这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与资本）战争之可能，自然会产生“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这是曲解，中央在反对向导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时候，指出每个战争每个政治事变都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与阶级的意义。参阅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三十四号等――编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说每个战争都有经济的背景，在阶级的社会里，便有阶级的意义（这里所谓阶级的意义，如就阶级内部战争说，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阶级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阶级战争，必须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之革命战争），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阶级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级内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军阀战争，南北美战争。如蒋桂战争真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蒋介石讨发〔伐〕桂系，如果真如你们所说是“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谓“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们使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谓：“同志中有以为‘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后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错误的分析之必然的结论，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们又解释道：“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央有这样的解释），（中央只说中国的军阀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编者）；如果真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台！“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及“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有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了闻所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四、蒋桂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他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他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他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题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他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他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己的运动，对于他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他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极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对于他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他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他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他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宪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他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这样说，这是何等痛心的事。五、因为不曾洞察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不曾看出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纲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常”“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富农中农及农业无产阶级”）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他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资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经走进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下层群众（贫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贷，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给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因为他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终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终想和资产阶级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中，根本就没有像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领主那一特权等级。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在垄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阶级，使农民经济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六、最令人不解的，你们不但在阶级比重上把封建势力看做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强固些，最后更进一步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你们从前肯定的说桂系和冯玉祥都不代表资产阶级，随后又说：“蒋介石并不等于资产阶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红旗》）；那末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及其领导势力是什么呢？国民党政权积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说有，既非桂系，又非冯蒋，那末究竟是谁呢？如说没有，那末，以前所谓“阶级联盟”，及所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谎，岂非滑稽之至！大约是你们看见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农民生活，并且他战胜了桂系反而马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减租，你们对他很失望，所以说他不等于资产阶级。你们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说：“假如冯玉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必须解放农民等等。”如此说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并不是现在实有的这些冒牌的假的资产阶级，只有幻想着在你们头脑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资产阶级。你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切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国际说你们“夸大资产阶级”，正确点说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这样的幻想，决不能够领导群众向当面的资产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群众去寻找你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豪不犹疑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除开现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即是除开冯蒋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们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们欺骗群众。七、不错，你们着实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可是你们说了千遍万遍反对资产阶级的话，都被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打销了。这是因为你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目的物（资产阶级）从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们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之错误的分析，又把群众政治斗争的视线混乱了。因此，群众会向你们反问：诚然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蒋介石既不等于资产阶级，冯玉祥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桂系，阎锡山，张学良更不用说；那末，我们反对谁呢？我们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仅仅反对工厂主和公司老板们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说：你们以为资产阶级还要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干这事的人呢？更或者说：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这些企图，虽然不彻底，总比封建阶级进步些，是否还要联合它，领导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为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也会复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阶级尚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遂至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论上现时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论的根据，莫非真是谭平山所谓“超时代的政策”。诸加〔如〕此类的右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发生出来。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八、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底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他到来解决，因为他就快要到来了。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本莫斯科一九○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O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毕士马克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黑并时代⑴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层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便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O八年所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2〕者”有过剧烈斗争。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常随便把他们领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以便证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说绝对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像是盲行大海中，丝毫也看不见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没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面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这种“打吗啡针”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九、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认识统治者的阶级性之转变，以为现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统治阶级将因之崩溃；不认识现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间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虽然经过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说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涨，只好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应该“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认识盲动主义，把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线。你们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计，是统治阶级动摇；然而经过蒋桂及蒋冯冲突后，他动摇了没有？又说是改良派的势力缩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缩小没有？又说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们还要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纱厂去强自关车呢？你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贯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的话），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员因为工厂罢工办不到，遂遇着下级党部下命令罢工，说：“在原则上必须罢工。”这是什么话？你们忘记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遗教了吗？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与意志。“五卅”运动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绩无论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们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给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谑评。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论，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级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十、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出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斜，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顺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何！倘若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谟克拉西势必缩小到连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连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说他们的观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们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呢”？列宁说过：“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争论，宁可说，为了说明现存之意见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争论诸问题的全面讨论，为了讨论诸种见解之代表者等，陷于褊狭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识的劳动者面前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隐秘的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说过：“一切团体员，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争论题目，都有陈述意见的必要，民主的组织之党也没有例外，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不能视为原则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场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规模的杯葛特（BOYCOTT）⑶于政治的行动”（“一九○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说过：“中央委员会知道党员大众之意识的意见，从而不是盲目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说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努力给关于理论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怂恿同志们对于争点无忌惮的发挥”（《我们的纲领》）。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论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南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同志政治水平线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辩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话什么“程度不够”（又是造谣，中央只说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缩小的，――编者）的理由，以为必须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赐”他们发表意见的理由。你们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公开的理论争辩尚未被容许开始，你们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及经济主义取消主义，一贯的推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领导的统治，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仍主张什么“四个阶级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顾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错误，我们可以用教育及争辩方法来矫正，用不着小题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谟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谟克拉西的。）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闲谈。他们都很惨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变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敷衍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谣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话――编者）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面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现在的办法，你们褊狭性一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员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泼有生气的党在那里！？十一、综合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统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我现在提议几个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问题，对于富农政策问题，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二、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国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问题：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讨论，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问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唤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原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十二、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生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此致革命的敬礼！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文中几个完全造谣的地方，略加了短注――编者。⑷根据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三○年十二月再版的《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刊印注释〔1〕即指俄国斯托雷平地制改良时代。〔2〕即召回主义，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召回派的主张和观点。〔3〕意为“抵制”。〔4〕系《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的编者。
|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七月）―、闽西斗争的前途（一）全国政治形势：（1）反革命政权向前崩溃自从蒋桂战争结束以来，表面上蒋系军阀战胜了桂系，征服了冯系，并拉扰奉系，以威胁阎系；资产阶级“打倒封建阶级势力”“实行和平统一”的口号仍在唱着；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竞争，好象是帝国主义，一时占了优势。但这些完全是表面的。实则军阀与军阀之间，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了，他们的冲突越发紧迫了，帝国主义彼此间，对中国统治权的争夺、帝国主义彼此间在全世界上，冲突的紧迫而更加紧迫，英国的旧工具桂系军阀，虽形式上解体，却马上在全国大小军阀中找得新的工具；日本的工具奉系军阀虽表现得不很驯顺，但冯阎却正是合用的；美国的工具蒋系军阀虽则始终尽忠于美国，却不能不兼受英日的支配；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斗争发展的新形势。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完全是假的，他不但不能打倒封建势力，且有屈服于封建势力的趋势；蒋系南京政府的日益右倾，即日益投降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汪陈派的活动因之猛进，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裂痕日益发展，“和平统一”的口号，只是垂死前的一片微弱的哀声。至于大小军阀彼此间，对地盘的竞争，和每个军阀内部的冲突与分裂，越发成了普遍的现象。全国范围内大小战争的继续爆发是毫无疑义的趋势，这样的形势，都是表明全国范〈围〉内各个统治阶级各派军阀，都很迅速的向着崩溃的前途走去，全国的政局是一天一天更混乱更不统一，更无办法。（2）革命势力的发展统治阶级的混乱，不统一，无办法，给了革命势力发展的很好机会。数月以来，长江下游及北方产业区域，罢工潮流的高涨，南方各省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与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军阀士兵群众的怨恨加深与逃跑日多，土匪扰乱的遍于全国，商业小资产阶级对于苛什税剥削的愤怒，学生小资产阶级的日益革命化，都是表示革命潮流之逐渐发展，这种革命潮流发展的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混乱，不统一，无办法的形势相汇合，足以促进统治阶级崩溃的速度，而与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日益接近起来。（二）闽西的环境（1）福建反动统治是分割的而且是向前崩溃的福建因经济地形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产生许多割据的小军阀，这种割据的形势，不到军阀的削〔消〕灭那一天，是不会变更的。福建自国民党占领以来，分布的五个小军阀，到最近形成了鼎立三派，即代表福州，泉州，厦门一带，买办地主阶级的海军为一派，代表漳州龙岩一带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张贞，陈国辉为一派，和代表闽北闽西地主阶级的卢兴邦，卢新铭为一派。这五部三派反动小军阀，因地理的形势分割福建全省，各在其范围内剥削工农阶级，同时联合成一统一的同盟，以便分配赃物（福建岁入一千八百余万元的分配是：海军三百五十万，张贞一百六十万，卢兴邦一百八十万，陈国辉卢新铭二百万，新豪绅――党务费五十万，贪官污吏――行政费，政务费，司法费，财务费，五百万，反动宣传――教育费一百五十万，其他三百万），而联系同盟完全是表面的形势〔式〕的。实际上三派对省政权分量上分配的斗争（即对剥削分配的斗争），特别是张杨两派对省政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天一天走向激烈。在全副各派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最混乱，最激烈的时候，福建的小军阀最〔是〕一定要爆发战争的。同时闽西一带工农暴动的发展，和红军的游击，汀龙两属统治势力，和卢陈两个小军阀，均受了极大的打击。闽南闽北的工农势力在全省全国工农势力影响之下，亦当逐渐的发展起来，这种革命势力的发展与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相汇合，福建统治阶级之向着崩溃的前途行进是完全没有疑义的。（2）东江赣南的革命势力发展东江赣南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使闽西打破了孤立的形势，于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3）但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进攻闽西的可能全国和闽西四围的形势虽在大的倾向说来是〈反〉革命势力向下低落，但不是说统治阶级从此便完全无力向闽西进攻了。闽西的革命势力向前发展，则四围反革命势力一定要尽可能的调动他们的力量来进攻革命势力，特别是福建统治阶级，尤其是闽南的统治者随时派兵进攻的可能，这是不可忽略的。（三）闽西政治经济情形（1）土地的分配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这可见农民要求土地之迫切，而两年来广大的农民斗争，目标完全在于土地。（2）剥削情形。田租各县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利息龙岩每月二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灯，均三分，上杭，未定均二分半，最高观息各县有到十二分的（惟不多）。税捐很重，除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项外，县政府，驶军民团三者的捐税是十分利害的。（3）农民成分六县除连城外，雇农都在百分之五以下，长汀少至百分之一，永定溪南等外几至完全没有雇农，这是因为闽西没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几乎本体都是非经济的封建剥削的原故。富农平均不到百分之五，中农平均亦只有百分之十七，而贫农则占百分之七十五，这证明在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双重压榨之下，农业之资本主义发展在闽西是不可能的。土地集中到收租地主，有地农民一天一天减少，无地农民一天一天增多，客观上土地斗争便必然要剧烈起来。（4）洋货之浸〔侵〕入与手工业之失败无论什么偏僻的乡村，都有许多种洋货侵入，对手工业厉行袭击，特别是烟纸两业的失败影响手工业，同时影响农业，巨额的收入减少，失业的人数增多，完全是受外国纸烟的影响，这在闽西是一种重大的事变。（5）商业资本之发展闽西的商业即在扰乱的政周下仍然是发展的，特别是龙岩和永定之坎市香港式房屋之建筑表示新兴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形势，这些城市商人到近年逐渐变成政治上的主人，和驻军与地主勾结起来，尽量压榨农民（消〔销〕出高价货物，收买廉价农产，和手工业品（如烟，纸等）收买土地，征马路捐，修筑马路），这是一种新兴势力。收租土地中城市商业资本占的成数极大，龙岩连城及永定的丰田区均占到全额土地百分之五十，长汀百分之三十，上杭百分之二十五，武平百分之二十。商业资本土地有二种形式：一种是城市资本家赚了钱进乡购买土地。龙岩，连城，永定，商资土地之多，就是因为除本县商家购买土地外，还有一大批往南洋经商的华侨发了财拿钱回来购买土地。一种是乡村地主的商人化。他们〈一〉面在乡村是地主，一面却把从农民剥来的孽钱投入城市经商，这一种比较的少。商业资本与乡村土地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可知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阶段中是必然要和地主阶级联合，反对土地革命，完全没有疑义，而闽西土地革命的最大敌人，不是腐败的豪绅地主阶级，而是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一点是最可注意的了。（6）豪绅地主阶级的地位依据上面的分析及从斗争中所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估量闽西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了。首先去看豪绅地主阶级，这个阶级虽是目前反动的中心，但他们最腐败，最没有能力，他们的团结极松懈，他们办的民团极跪弱，在革命中完全表示他们招架不来的神气。他们是垂死了的阶级，每天在恐慌崩溃的途中。（7）商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一个反动的主力，他们县城市中等以上商人，他们与洋货及土地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他们对于反封建势力，反帝国主义的工农，民权革命是一仝〔同〕要反对的，在事实上龙岩，坎市，湖雷，金丰等处，过去及现在，与革命势力作死战的就是他们，他们所办的民团和商团比起地主的民团来强得多。他们和着潮汕漳厦南洋等处的闽西籍商人是剿共声中奔走呼号攀兵请将最努力的，这个阶级是有坚决的反革命性，是闽西革命势力的主要仇敌。（8）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与城市的不能混为一谈。农村小资产阶级，如富农小地主等，［除小地主等］除小地主中有一个破产部分有些革命性外，其余均是反革命的。他们在革命高潮中，投机混于革命队伍，白色恐怖一到，即表现其反革命性。这是因为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他们是受损失的（贫农群众对他们剩余土地的没收和政治上的打击）。农村小资产阶级中互〔只〕有中农可以参加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如国货小商人小手工业等（城市中占很大部分），即要革命中〈不〉弄出打击他们的错误政策（如以前一样），他们对革命是同情的，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军阀政府革命是于他们很有利益。龙岩，永定等处在我们保护商店的口号之下，取得了商人普遍的为盛〔好感〕，是最近几个月来的证明。（9）工农阶级闽西革命主力是广大的乡村贫农（百分之七十五）和城市手工工人，中农是可以帮助革命。（10）游民阶级半失业的与完全失业的不同。半失业的，即使一面做匪，仍可以参加革命，完全失业的，在闽西或做匪，或当民团，或在卢新铭部下当兵，或在城乡靠贿钱过活，以前大半是附属于反革命势力的。这个阶级在闽西［在闽西］各地占当地人口百分之二十五，――一个不小的群众，对付他们是很要注意。（11）军阀军队民团商团这些反动阶级压迫革命的工具中，陈卢两部军队，陈部已驱逐去了，不能再为害。卢部釜底游魂，不是工农势力之敌。所以豪绅地主的民团，都是脆弱无用的。只有商业资产阶级所办民团及商团，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土匪〈势〉力，始终是工农群众的一个劲敌。他们是武〈装〉反革命很坚决，而且操习出了相当的斗争力，他他〔们〕是剿共军清乡搜山的向导，是最可恶的一个东西。（12）国民党闽西国民党在改良主义的改组派把持中，无成分建筑在农村中，小地主富农阶级及城市商业资本上面，组织很小，过去不是力量。在月〔目〕前赤色斗争中，改良口号亦自然没有和我们争群众的可能。但旅外的闽西范〔籍〕国民党人在张贞杨树庄庇荫之下者，都呼号剿共颇为很起劲，严防这等人派遣其走狗混来闽西工农组织中捣乱，却是要紧的。（四）闽西斗争的前途和闽西党的总路线（1）闽西有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依据上述的分析，在下列各项主观的客观的条件之下，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是确定了的：1．有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2．农民得了土地（红色区域田契已经烧完。夏收的谷又即可得到，田地的分配亦赶快可以完成）。3．民众百分之八十，是贫苦工农，要求革命，而且十分积极。4．工农武〈装〉扩大。6．红色政权区域比前扩大，并且连成了一片。6．有红军第四军帮助。7．经济条件不缺（粮食不成问题，外来日用足在我们正确的经济政策之下，是可以继续维持的）。8．邻近反动区诚的群众，对我们已有相当的认识，不如从前之受反宣传蒙蔽坚决反对我们了。9．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确，可以得着小资产阶级的同情。10．有利于斗争的地势。11．全国政局变动很快，敌军没有长期围剿的可能。12．闽西统治阶级的经济破产，无法维持其统治势力（收不到租息税）。13．反动武装削弱。14．改良主义不能得群众，而且根本不能实现。以上十四项都是有利的条件，但亦有六个缺点：1．党的组织不普通〔遍〕，不健全，干部人材缺乏，不足以领导广大群众。2．新发展区域的群众，没有巩固的组织，没有斗争经验。3．城市与中心区域的工作没有巩固的基矗4．武装组织不健全，战斗力薄弱。5．盲动主义的残余，过分打击农村小资产阶级，使农村小资产阶级有脱离革命之趋势。6．赣南东江的群众革命势力，还没有〈与〉闽西联络起来。依上所述客观环境主观力量的估量，可以确定闽〈西〉是有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虽然在主观力量方面还有好些缺点，但这些缺点是可以用党的努力去强〔弥〕补的。（2）闽西工农政权的意义：闽西可以造成一个割据，但这个割据有什么意义呢？闽西的割据有两个重要的意义：1．闽西痛苦的工农群众，为反抗反动政权的压迫，解除繁重的剥削，起来实行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自已的政权――这是闽西工农政权的本身意义。2．为发展更广大的群众，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于远地建立红军的根据地，与赣南东江及湘赣边界的革命势力取得联系，促进一般革命潮流的高涨，把这样去和党的全国总任务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夺取政权联系起来――这是闽西工农政权的全国意义。（3）党的总路线依客观环境主观力量的分析，确定了闽西有一个工农政权武装割据的前途。因此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其主要任务是：1．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2．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3．实行土地革命；4．建立苏维埃政权；5．扩大工农武装。而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扩〔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二、闽西过去斗争的经验（一）一九一〔二〕七――?一九一〔二〕八年的斗争闽西的斗争从一九一〔二〕七年开始，而激烈的武装斗争则在一九二八年，兹分述批评于下：（1）永定溪南里1．由日常斗争转变到武装暴动。2．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以上是溪南里斗争最有意义的同点，最值得各地效法的。3．六月（一九二八）群众武装攻城是表现农民对地主阶级（溪南的大地主多住城内）及地主的保护者贪官污吏与军阀军队的愤怒的最高潮，是一个英勇的行动，虽然失败，但发动了闽西的土地斗争，意义是很重大的。但此次斗争不在乡村发动直接夺助〔瘸地主田地的斗争，以后，攻城时口号不适当（没有分别城内穷人与富人），事先没有发动城内群众的准备，和攻城技术错误等，则是此次斗争的缺点。4．大规模的杀戮反动豪绅及其走狗，并烧毁反动〈派〉房屋，这种群众的肃反行动，是十分对的，但烧了一些不应该烧的屋，杀了一些不必杀的人（如吃鸦片的及略有嫌疑的），焚烧商人账簿，没收丰稔市的商店，则是犯了盲动主义的缺点。5．在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到来，群众中调和空气很浓厚，党在此时提出“杀尽一切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并且毫无群众基础的强迫的，把这一口号执行起来（实行杀人），这仍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有脱离群众的极大危险。但党随即改变了政策，采取了退却的正当策略（取销杀尽一切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但对群众说明地主的调和主张是骗人的，各种压迫会跟着到来，应该准备持久的奋斗），才仍旧取得群众（后来我们所说皆验，群众乃谓到底共产党对）。（2）永定金丰里1．去年金丰的斗争，扩大了武装数量，并且用继续不断的游击战木亦发展一些群众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现在是消灭了）。但使金丰〈里〉的斗争，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偏重军事行动，这是与溪南斗争方式根本不同的。五月陈东坑武装暴动后不到一天即将赤卫队开往下洋，完全忽视了陈东坑群众工作（不发动群众，不建设政权），这是单纯军事行动的开始。以后历次向下洋古洋等地游击，不知发动当地的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却由游击队代替包办一切，游击队做了一切的主体，失了帮助群众自发斗争的意义，以致环陈东坑各乡群众长久销沉，至今尚没有广大地起来，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2．陈东坑暴动后，县委采取埋枪政策，解散陈东坑正在斗争高潮的武装群众，失了发动全金丰群众的机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3．抢下洋商店拦抢金丰商货，失了小资产阶级同情，使一般人认我们做土匪，这是流氓无产阶级意识领导的错误。（3）永定太平里1．不注〈意〉从日常斗争，尤其是不用土地革命口号去发动群众，而欲用军事力量进攻政治经济中心之坎市，单纯的欲用这个方法去发动群众，这是偏重用军事力量去发动群众的错误。2．暴动的条件既不具备，尤其是群众没有暴动的可能，欲强迫暴动，以蛟洋红军为主力去攻坎市，失败后群众受摧残埋怨我们，以致全里工作陷于长期的销沉，这量〔是〕盲动主义的错误。（4）龙岩白土白土的斗争，从前年减租，到去年一月平分猪肉，平粜，算帐，二月捉委员杀土豪的走狗，捆家长，缴枪，一步一步走到高潮，这个方法本是很对的。但在二月间不举行一个群众的暴动，斗争到了捉委员，杀土豪，走狗，捆家长，同志们还有闯祸还不甚大，可免严重压迫的幻想。二月十三杀人缴枪，在客观上做的是暴动，同志们主观上却不承认是暴动，不如此时以赤色政权宣布地主的罪状，烧毁田契，发布土地政纲，取得党在全白土各乡广大群众的信仰。这种不把斗争范围扩大，而只求缩小的政策，实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至六月蛟洋红军攻城既不是群〈众〉的又不是有准备有目的的，只算是一种军事投机的举动。（5）上杭蛟洋1．由日常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每次斗争有广大群众参加。2．由政治影响的扩大，发展了新区域。3．有斗争的决心，始终〈不〉与反动派妥协，得了最后的胜利。4．游击战术进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在敌军四周出没无常，以此与敌军持久斗争）。以上各点，是蛟洋斗争的优点。下面则是他的缺点：5．去年四月群众斗争已到了高潮，党没有领导群众杀土豪、分田地、深入土地革命。九月对客观上环境观察不正确，（［不］悲观）不相信斗争有我们胜利可能。不不〔下〕决心帮助白砂群众的斗争，失掉围捉大批反动领袖的机会。这些都是机会主义的错误。6．二月杀土匪八人，招致土匪群众之反对是不对的。（二）一九二九年的斗争（1）盲动主义在今年闽西已经纠正了许多，但还有一些残余，如龙岩赤卫队不顾主客观力量一连三次攻城道了失败。畲心在卢部到了之时没有发动经济斗争而布置一个缴卢部枪械的计划。均显然表示盲动倾向。其余如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这种盲动的大烧杀，更是非常错误的。（2）一面烧杀主义矫枉过正变成了不杀不动的机会主义，如卢丰华家亭大池一些地方捉着土豪却放了生。（3）对小资产阶级政策不正确对小资产阶级政策及城市政策，过去受了农〈民〉均产意识的支配，做了很多的错误，如没收商店，烧家簿账等。自五月四军来以后，这种错误纠正了好多。但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在农村中过分打击富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如派款，烧“一切”借约田契等。尤其是分谷子采取平分主义，因此引起农民的反感，至有同志为群众所杀者（东山社之坑头）。新发展区域中，最普通的环〔坏〕现象就是派款，好些地方是贫农派小资产阶级的款，有些地方农会为地主走狗所把持，有些流氓地痞所把持的，则反向穷苦农民派起派〔款〕来，简直是变相的地主剥削农民，至对城市商店以前所做的错误，近来大体上均改正过来了。（4）党的领导力薄弱闽西党员数量太少，六县共计不上三千，当然是不足以领导百几十万新发展的群众。兼之党员质量亦不很好，政治水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去年斗争中干部损失太多，为了这些原因，党的领导力，就削弱了，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组织性，简直象一盘散沙。而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很少用会识〔议〕的集体的方法去指导工作，分配工作，乃是组织涣散的总原因。至党与群众关系不正确，党的秘密完全公开出来，还是缺点的较小者。（5）忽视团的工作党对团完全没有指导，而且把团员随便调动，有些更把团的活动分子调到党里来工作，客观上犯了取消主义错误。（6）地方主义如在分谷派款分配枪枝禁粮食出口等事上充分表现地方主义，不但群众如此，党员乃至党部均不能免。（7）土兵运动兵迅仅长汀有点成绩。团了和土匪运〈动〉简直没有注意。（8）职工运动不但乡村工人没有组织，即城市工人组织亦没有好的基矗过去对于城市工作一般的忽略，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9）对流氓阶级的政策不正确过去闽西党一般的说都不注意土匪运动，并大部分都是仇视土匪，如蛟洋杀土匪等，尤其对城市流氓取仇视态度，这在客观上是把土匪流氓群众让与豪绅阶级使之进攻我们。（10）政权组织的缺点组织方面：最大的缺点是政权机关组织〈不〉健全，各部分很难炔起〕作用，因此客〈观〉上等于个人包办。这种现象仅在过去有斗争的地方，如溪南，东乡，蛟洋等处比较少些。再则已经建设苏维埃的地方，并没有建设真正的代表会议，仍然只是一个［人］执行委员会。至于政权机关产生方法，大多数都由一哄而集的群众会选出，不是由于代表会议。岩永一个临时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已二月，还没召集全县基础的代表会议。上杭则至今无县政权机关。政府委员成份固然大多是贫农阶级，亦有些为流氓所把持。另有一二处为地主所霸占。工作方面：过去有斗争地方对于肃反，发动群众及分配土地做得很好，但新发展区域大多数没有好成绩。宣传工作除永定有点成绩外，上杭龙岩都没有。与党的关系，各县都很不好，政府委员，党员占多数，成了党包办政权。（11）土地斗争闽西各处发动了斗争的地方，对于烧地主田契，分土豪谷子，向土豪派款，抗租等，做得很普遍，这是对的。但分田一事，只永定龙岩做了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还没有做。分配土地这样缓慢，不能使起来了的群众迅速得到土地，使他们为自己土地的利益而战，忽视这个最主要的工作，是十分不对的。（12）武装最近几个月斗争中，赤卫队枪支，永定由五百条发展到一千二百余条，龙岩由几十条发展到六百条，上杭由三百余条发展到一千余条，这样大的数量发展是这回的胜利。此外闽西红军第四纵队之成立尚不在内，但枪的质量不好，大多数还没有组织，战斗力薄弱，且有半数以上在非常[党]领导之手，这是有被敌人夺去的危险的。以后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是成为革命的能斗争的武力。三、党的任务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政权割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佐〔依〕据过去的经验，及斗争的需要，规定今后党在闽西斗争中，各方面应该执行任务如次：（一）党内工作问题1.从工人及贫农中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2．健全支部生活。3．严密党的组织，洗刷原来无组织状态。同时要扩大党的组织，使党员数量和党的分布区域都发展起来。4．党的指导工作集体化，废除从前不开会的不良习惯。5．执行铁的纪律。6．在城市及中心区域建立党的基矗7．建立党的理论的基础，加紧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8．训练干部人材。9．消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10．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二）土地问题1．看群众起来建设了政权的乡村（不论农民协会或苏维埃），即须用政权机关宣布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大小池〔地主〕的祠堂庙宇及团体的），并随即分配与贫农。2．一切收租田地的契约烧毁。3．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毁，惟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4．为求敏捷起见，田地以乡为单位，按男女老幼依原耕形势〔式〕，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田地抽〔总〕合起来总〔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在下种之后第一道的禾只归原种农民收获，分配的效力从第二道发生――农民按照分配的田地各自下种。5．农民对地主债务宣布废除，债约烧毁。6．为公共的用途及斗争需要征收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但须在经过宣传之后。7．工人及雇农工资生活以物价为标准相当的提高。（三）政治问题1．由下而上，建立苏维埃的群众政权组织。2．扩大苏维埃区域。3．严密政权机关的组织，各级政权机关的指导工作积〔集〕体化，防止个入包办。4．政权机关中确立工人贫农的领导权。5.引进劳动的妇女及青年积极分子参加政权机关工作。6．建立闽西统一的政权机关――闽西革命委员〈会〉到闽西苏维埃。（四）武装问题1．严密武装组织洗刷涣散状态。2．武装集中在忠实勇敢尤其是有战斗经验的贫农工人手里。3．加紧政治训练以加强战斗力。4．在武装组织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打破地方主义，尤其是新发展区域武装队要加注意。5．县区乡均组织赤卫队，县区二级应有常备组织。6．建立和扩大闽西红军，开办红军学校训练干部人材。7．各级武装受各该级政权机关指挥，不得自由调动。（五）职工运动1．从日常斗争中发展工会组织，在重要城市中（各县城及重要市镇）及重要职业（店员，烟纸，运输）中建立工会基础。2．在赤色区域农村中的雇农及手工工人应该组织工会，在宣布〔白色〕区域农村工人可以加入农协，但工人人数多的地方应该有独立组织。（六）农民运动1．在秘密状态之下的地方应尽量扩大农会组织。2.在真正群众政权的苏维埃建立之后，农协可以不要，但在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党无基础又已经建立苏维埃地方，则秘密农协还是必要的。3．从日常斗争中发动广大农民去扩大农会组织。4．在未暴动区域，尽量深入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宣传。5．在公开农会之下要吸收勇敢忠实分子组织秘密农会准备退却时起作用。（七）游击问题1.在白色区域内群众有革命的要求，但因反动力量太大而不敢起来的地方，党应调遣其附近赤色区城的游击队前去游击，以削弱该地反动力量，发动该地群众建立和扩大该地党和群众的组织，逐渐引起该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2．在白色区域群众的斗争情绪已经涨到最高程度，非爆发公开斗争即不能领导他们时，党应坚决的领导群众布置暴动局面，夺取反动武装，杀戮反动豪绅，分配地主土地，建立赤色政权。如尚无建立政权可能时，即就暴动群众组织武装游击队，在当地及附近一带用游击方式和反动派斗争以逐渐削弱反动努〔势〕力，发展工农自己势力，达到建立政权的目的。3．在游击〈队〉中主要应该注意的是：要发展当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游击队只是一个帮助的力量，一种启发的作用，〈不〉要代替当地群众办理一切，要使当地群众自己（当局〔面〕）〔自己〕负责任去和豪绅直接斗争，才能免除群众不信任自己力量，单依赖游击队力量以及游击队去后当地的斗争立即消沉的弊病，同时须禁止盲目的烧杀致使群众脱离我们。4．在游击队行到的地方，必须坚决号召群众自己起来打土豪，分谷子，烧田契等。并应把这些事尽可能的以群众与群众大会的形式表决去干，开群众大会应是游击队经常工作之一，游击队若不做过〔这〕些工作那就是很坏的游击队。（八）妇女问题1．闽西妇女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斗争，并引进他们的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指导机关，是保障闽西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党应提出适合妇女要求的口号，以取得妇女群众，但妇女不必有单独组织。（九）青年问题1．青年工农群众在革命中有很大力量，而且有特殊要求，发动广大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是十分必要的。2．组织少年先锋队及劳动童子团。3．团是青年工农群众的先锋，党是应该坚决地纠正过去对于团的取消主义的错误，帮助团在闽西建立工作基矗。（十）士兵问题革命势力如得不到士兵参加，特别是闽西已在武装斗争时期中，如单靠和敌军硬打而不用很大努力做破坏敌军工作，则前途很是困难的。党应该坚决纠正过去忽视〈士〉兵运动的观念，在现在驻军及随时向我们进攻的军队中很难苦地去建立〈士〉兵运动的基础。（十一）党和政权及群众发展的方式有三点是要注意的，第一建立中心工作区域。闽西范围内应有一地或相连属的数地为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建立深入工作基础，以为全闽西向前发展的根据地。一县之内亦应有中心工作区域以为一县发展的根据。第二赤色区域的互相连属。要加紧赤色区域与赤色区城间空隙地带的工作，使之打成一片，免去孤立的弊玻第三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依傍着已有工作的地方如波浪一样的向前推进，不要是不相关联的冒进。（十二）对商业资产阶级政策1．这一阶级因为与华侨，洋行及土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必然成为一个反革命派。为巩固革命政权起见必然要剥夺他们的政权，而且没收他们的土地。2．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对反动商人宁可杀人，罚款，不可没收商店，但压迫商人最利害而为一般商人所深恶，没收后可以得到多数商人同情的，在宣传工作做好后才可以没收。（十三）对小资产阶级政策1．在反帝，反军阀，反豪绅，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店口号之下，可以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因此，对城乡小商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账簿，和废除账目；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富农在革命初期时间――向豪绅斗争最激烈时间，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对自耕的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这以上的政策都是取得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一致或者中立的。2．在革命向前发展，城市中店员对于店主，工人对于厂主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店员，工人达到他们的要求。在农村中贫农群众对于富农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贫农分配富农的土地，因为革命已经发展，广大群众已经起来，革命势力有了保障，这时候经济的进攻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主富农）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抛弃小资产阶级，也不是要过分的打击他们，这是要注意的。3．商人及小地主不应参加政权。富农凡亲自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但须防止他们在政权中的领导（不要使他们当选为政府及农会的委员）。4．小资产阶级不要有单独组织。（十四）对流氓无产阶级政策1．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党应坚决的解除他们的武装，2．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党应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中，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下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3．对于〔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党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4．在赤色区域城市中的流氓分子，应分配他们以田地或强迫他们做工，不要胡乱打击他们，但如系显著反动嫌疑的流氓领袖，应处以死刑。在白色区域中则应设法拉拢流氓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十五）对付敌军进剿1．敌军进剿是不可避免的。党应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建立长期应敌计划，这是闽西党目前迫切的任务。闽西的割据就是从这样斗争中创造出来。2．在党内通告各级党部，唤起党员群众依据过去斗争经验，明白埋枪和与敌人和平妥协的政策是自杀的政策，只有党的团结一致，领导广大群众与敌人作坚决的奋斗才有胜利的前途。3．在党外对工农群众，应宣传我们只有继续团结，坚决与敌人奋斗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应使群〈众〉明了过去斗争经验，只有自己能够团结有决心不和反动派妥协，又有很好的斗争方法，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保护土地革命胜利斗争，确〔虽〕有一时的失败是不要紧的。4．应使群众明了反动派尚有藏在工农分子里头，如不赶快肃清是一定会做敌人的向导危害我们的。有政权的地方应迅速肃清反动分子。5．党应准备退却时的一切计划。最〈主〉要是建立党的秘密机关和工会农会及政权的秘密机关。6．党应对敌军士兵作广大的宣传，提出适当的口号用很好的方法打进敌军士兵中去。7．加紧红军及赤卫队的训练，随时准备作战，党应规定最好的战术，通告各地应用战术，不打硬状〔仗〕，多方扰敌，应〔夜〕间袭击，截击少〔谐队，破坏交通，断绝粮食，秘密肃反。（十六）对付国民党改组派国民党改组派改良口号虽根本得不到群众，但在农民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发生和平妥协观念的时候，是有一时受他的欺骗的可能，党应在此时努力揭破改组派欺骗群众的里[黑]幕，使群众知道只有团结自己力量，反抗改良妥协到底才能[有]出路。（十七）反帝反军阀问题1．反对军阀战争是现时党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口号之一。闽西对于此一口号的宣传亦是非常之紧要的。但中国的军阀斗争，即是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序幕，所以反对军阀战争同时即应反对帝国主义因争夺中国统治权，酿成不断的军阀战争的罪恶。2．闽西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自然〈是〉反帝反军阀最实际最具体的行动，但不是做了这些事就不要另外有反帝反军阀的宣传了，党应纠正过去闽西忽视反帝反军阀宣传的错误，而尽（应）是这一宣传于一般群众之间，特别是新的军阀战争到来时候，这一宣传更加要紧。3．在赤色区域中取消教会学校并没收其财产。（十八）与东江赣南湘赣边界之联系1．加紧长汀武平工作，注意瑞金会昌寻邬平远蕉岭工作，特别是闽赣粤三省枢纽的长汀要加紧工作。2．建立闽西赣南东江湘赣边界四个区域的最高党部，指挥四区域的工作，造成四省边界的赤色政权。3．应与东江赣南两地党部发生秘密关系。根据福建省档案馆保存的原石印件刊印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在上一次谈政治问题的信上，我们并没有说到农民问题，曾说关于农民问题需要写一封专门的信。经过一个时间，虽然我们已经有可能，经过相当的同志，在口头上传达我们的意见，但我们依然觉得口头的传达是不足的，对于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口头传达之外，实在还需要书面的形式。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们必要写一封专门的信，就是到现在还有某几个负指导责任的同志，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还犯有严重的错误。如象由我们最近所得关于中央工作的材料中（农民问题的通告，中央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和森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上的争论等等），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党中仍然有许多同志，不能明了在现在环境中，党对农民问题所应取的策略，不能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应当采取甚么样的态度。但这些都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若没有正确的解决都可以引起非常不好的结果。因此我们盼望你们很严重的再来讨论一次农民问题，同时注意到我们以下的意见。在上一次的信上，我们分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便已指出了中国农村经济之正在增长的危机。帝国主义于中国之固有农产品（丝，茶等）的破坏，地主，军阀，高利贷对于农民之野蛮的剥夺，灌溉建设之绝对的没有，这些条件都逐渐的使农村经济的生产力完全破坏，以造成非常广大的饥荒。农村经济之日趋严重的危机，一定要不断的更增加农村基本群众的痛苦，使他们不断的贫民化。中国的反动势力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过程，也没有能力削弱现在农村经济中的危机。很显明的，现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布满了一切封建关系的残余，这些东西阻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仅只有在澈底肃清各种封建残余的条件之下，才说得上农村生产力之真正的发展。同样更显明的，中国反动势力在这一方向上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这个理由我们都很懂得。最大多数的中国资产阶级都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及一切封建式的剥夺制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南京政府已经表示了他不能也不愿意甚至于半途的部分的去解决土地问题。固然，南京政府现在也在预备一些农村的改良。以胡汉民为主席的委员会［是］正在进行这一件事。但无疑义的，这些改良将要使农村基本群众的生活更为恶化。很容易的可以预想到，正在起草的新的土地税则，将要使一切税务的重担都放到农村贫民（佃农及半佃农）上。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由政府估定价格以收买土地的提议，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剥夺小自耕农之一种新的武器。无论如何，国民党土地改良的草案，在帮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上说，还不会有俄国斯扦雷平（1）之土地改良的作用，他无论如何不会削弱农村经济的危机。假使他真的实现了，在改正土地税则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出，他只是一种使农民群众更加破产更加奴隶的工具。对于一切稍有实际意义的土地改良在南京政府的计划中是不能的与不愿意的。因此，他的一切改良只是在淆乱中国农村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终身不能在现存制度之下得着解决的。一切国民党的农村政策其结果都是对于这些绝无政治保障的农民，再加一层经济上的压迫。事实上现在中国反动统治的胜利，对于农民就是加增了一切苛捐杂税以及一切新的负担（地主豪绅用以扩大武装），军事骚扰，残酷的压迫，“清乡”等等。国民党这些实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说不上缓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在资产阶级地主掌握政权的条件之下，说不上可以缓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农民群众之经济生活及政治地位的恶化，日趋扩大的农村经济的危机，必不可免的要加紧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一定要使农村基本群众及其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更加深刻尖锐，这就是农民运动之新的高潮的前提，这就要鼓动农民组织的发展可以很快的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都革命化。这种农民运动发展的前途，已经在现在中国各省之不断的农民斗争中表现出来了。甘肃回族的农民运动，就他所波及的范围来看，却已经表现有很大的意义。各处积极活动的有“红枪会”，“大刀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的秘密的团体。朱毛的游击队，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不独仍然保特〔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还得了相当的胜利。农民的武装斗争在其他各地也可以看见。甚至于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也看见了农民的暴动。虽然有很多的农民武装斗争是为反动分子所领导，但这决不应当因此而减少党对于他的积极注意。相反的，对于这种争土地反地主军阀的斗争，对于这种客观上有革命意义的运动，党应当坚决的为争取其领导而斗争。我们指出以上的这些事实，并不是说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也不是说中国农民运动特别高涨。不是的，若这样说，是不与实际情形相合的。我们指出这些事实，只是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前面仍然有非常顺利的前途，以进行扩〔广〕大被压迫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党应当利用这些客观的环境，以宣传自己的土地政纲，以恢复农民之革命的组织，以准备广大的革命高潮，以动员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以揭破国民党的欺骗，指出国民党代表着地主的利益而使广大农民群众饥饿，贫困，破产。但是假使党对于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则党对于夺取农民群众的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就要提出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犯了实际的错淡〔误〕。对富农的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讨论过。第六次大会分析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规定无产阶级策略是联合所有的农民群众而富农不在内，因为富农在农民运动中时常表现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六次大会决定无产阶级农村中之巩固的基础是贫农，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在这里为什么要将富农与一般农民群众分开呢？许多中国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是仍然不能了解，仍然有人机械的去应用列宁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对农民的策略，而将富农看成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事实上列宁所规定之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策略，对于中国也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联合富农。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联合富农是不对的。从列宁所规定的策略中，也不能做出“联合富农”的结论，在中国党的文件中都写得有联合富农。假使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国富农与俄国富农之不同的社会实质则尤其不能做出联合富农的结论。俄国富农在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以前，代表着农村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地主阶级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地主的经济势力完全建筑在封建剥夺上。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中国富农之这种社会实质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在这里，外国资本的统治自然有不少的作用。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种殖民他〔地〕国家中，外国资本扶助与利用这种落后的半封建的关系，使这种东西服从他的统治。外国资本阻碍着农村经济之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阻碍作用使农村中因商品货币经济而发生的阶级分化，表现着各种奇怪的形式就是由于保存着农村经济之半对〔封〕建式的关系。在这里再加中国士〔土〕地关系特点，使中国富农应用雇佣劳动所得利益反不如对农民群众用半封建式的剥夺。中国的富农，将土地出租兼放高利贷资本，在经营自己经济的时候，不愿将资本用在改良土壤及整顿水利上，他要使自己免除军阀战争及一切破坏的责任，不受饥荒的痛苦，将这些条件所造成的重担，一并放在佃农群众的肩背上。农村中之过剩的人口，大多数农民没有充分的土地，使富农以及一切地主，可以利用其资本与私有的土地，以施行野蛮的佃租与高利贷的掠夺。因此，进行自己的经济租取土地，努力生产而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在中国却〔确〕实非常薄弱。中国富农之另一种形式便是半地主。一部分中国同志对于列宁之联合整个农民的策略，加以机会主义的解释，没有认识中国富农的特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可以使党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农民问题采取不正确的路线。这种错误尤其在现在有更大的意义，因为现在当革命失败以后，农村中的富农分子时常公开的站在反动势力方面而〔向〕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无疑义的六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语句上并不十分明了与撤底，也给了这种不正确观点以相当的基础。在政治决议上曾说，当着这种斗争是淆乱农村中之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之基本矛盾的时候，不要加紧反对富农。这种断定之基本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他是说在中国农村中之中心的剥夺者以及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地主与军阀，我们党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原则，要握住在这一阶段中之农村的主要冲突——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六次大会在最近阶段中所提出的要求不是平分一切土地，而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是，在政治决议上之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语句，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将其真正的意义表现出来，而反离开了原来的意义而变成了独立的口号，做成不正确的政治结论的基矗同时，可以使人在解释六次大会之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时候，以为这是因为不要摇动富农的财产，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上还有更不服底的语句，在那里说到反对反动势力的时候说是要使富农中立，甚至于说到对于还没有消失革命可能性的富农，要吸收他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争中，这些语句，都可以使人以机会主义的精神去了解六次大会决议以为必要联合富农。不仅只是几个同志有这样的观点，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及文件中也可以看见，以为党应该将〔采〕取联合富农的政策。例如中共（央）给毛泽东的信上，我们看见这样的话：“在总的策略上——反对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应当联合富农，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但是党绝不能因为在总的策略上要联合富农，便抛弃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以上两段皆见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底致湘鄂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信，《中央通讯》第三期第二集——译者注）党的总路线明明是以贫农为基础而联合中农，在这里便以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来代替了他。因此使一切关于农民问题的争论（如和森及立三同志）都走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同志们不但没有改正六次大会决议上之语句上的不明了，反而在扩大这种错误，反而企图将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富农的论调给以理论上的充实（如引用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时期）。这种错误特别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条件之下，有非常严重的危险。在施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农民运动正在发展的时候，在许多农民为反帝国主义一切反动势力而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在游击战争非常发展的时候，在还存在许多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时候，我们应当顾计，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富足的一部分，不能去促成更多的困难，应当承认在反帝国主义及反地主阶级的前面，使我们将与富农的冲突，不得不放到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是有相当的理由，因为我们一切革命的力量，首先应该集中起来以打击中国革命之最严重的根本的敌人。但是，即是说这个时候，若是富农已经出来与反动势力站在一起，则所谓“不要加紧反对富农”的说法，便会做成错误策略的来源。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对于富农之不正确的策略，同时也就表示对贫农及雇农的策略不正确。很显明的，策略之总的路线是联合富农，则党决不能坚决的去组织农村工人，绝不能加紧他们的斗争，绝不能使这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之最落后群众能提高他的阶级认识，但这部分群众正是我们在农村中的基矗相反的，党只有坚决的防止一切关于富农问题之机会主义动摇，才能使农村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能进行争取改善自己之经济的权利的地位，才能有胜利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目前在全党之当前的任务是要发展农村无产阶级运动与联合农村贫民群众。这个任务的解决，必要“不顾虑”富农，不要畏惧“他离开革命”。在现在的环境之下，当着不少的富农已经被国民党利用以压迫农民运动的时候，这种畏惧是完全不正确的。农民群众的斗争是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农村中的策略，是要与我们在日常经济斗争中以夺取城市无产阶级的策略相适应，相配合。绝不是一开始农民运动便直接号召施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暴动等。相反的，现在中国客观环境，使党必然着重指导一切部分的小的斗争，扩大农民群众之日常的要求与斗争，反对一切的剥夺形式，使这种斗争的政治意义更加提高。为改良雇农的劳动条件的斗争，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新军阀战争，反对高利贷资本，特别是抗租或减租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们斗争中〈的〉环练，党只有经过这种环练才能动员最大的数百万数十万的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而走到新的农民运动的高潮。我们所向你们介绍这种策略路线，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这种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对于他们，党同样不能放松了雇农的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的活〈动〉受富农态度的支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对于富农有任何的让步。即或富农还在参加反苛捐杂税及反军阀战争的运动，党对于这种富农仍然不能改变自己之一般的路线。党应当与他力争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决不要使富农有了利用群众以扩大自己利益的可能。农村无产阶级之组织，以及农村贫苦人民的联合，这是无产阶级民权革命中争取领导作用之必要条件。在雇农中间的工作，同样是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战士。雇农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不能也不应该离开了一般农民之争土地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这里不应当忘记，虽然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半地主时常是中国反动势力结成同盟以压迫农民运动，但无论如何国民党以及中国反动势力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依然是地主豪绅，这些是农村中的统治力量。因此，一方面要绝不掩饰农村无产阶级及富农之阶级之对立，不要糊模了他们这种觉悟；另一方面在雇农以及在所有农民前面，要指明农村中之最中心之剥夺者是地主豪绅军阀以及站在他们上面的帝国主义，必要领导农民之部分的要求与斗争，使逐渐的觉悟到党的基本口号，同时必要解释国民党政策之反革命的实质。无产阶级争取实现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领导，必须要坚决的为争取中农而斗争，使中农离开资产阶级及富农的影响，要在群众前面揭破各种各色（自蒋介石的以至谭平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指出他们是违反农村大多数基本群众之实际的利盖。党应当找取一切的方法以巩固与中农的联合，吸收中农到积极的反军阀及反地主的斗争中。同时党应当加强雇〈农〉中间的工作，要注意有很多的中农群众有一个时期是出卖自己劳动力（所谓季候工人）而与雇农一样。要使农民群众绕围着党的周围，绕围着党之一切基本的及部分的口号，则必要加强农民的组织，实际上解决农民群众组织问题的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农村无产阶级之独立的组织，同时要组织革命的农民委员会以成为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之革命斗争的下层机关，以反对地主，高利贷，豪绅，富农等。农民委员会不是什么上层的组织，他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基本群众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群众之最近的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之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的精力。在这种斗争中农民委员会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以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他们的群众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夺取在反动组织中之农民的重要工具。我们再说到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必要指出，正确的在农村中工作的方向，需要很仔细的研究所有农村中的事实，所发生的一切过程，这些东西还有许多为党的指导所不知道，不能在理论上去研究。这种现象不能使党的指导机关更具体去指导各地机关，也不能检阅自己的决议。另一方面，党应当用很大的注意力以培养农民运动之专门的工作干部。照现在只是将城市中之一切不能〔没有〕工作的人员，智识分子送到乡村中，这是不能完成在农村中之巨大的任务的。在最近几个月内要加紧的准备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这是发展农民运动的实际步骤。在最近短时间以内，党要派选能负责工作的同志去到回民暴动的区域，正在发展的回民暴动，党一点也没有注意，更说不上什么指导。在争取这些暴动的回族农民的斗争中，党首先应当认识这种运动之民族的性质。我们党对于这种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应当提出自已的政纲以及适当的斗争口号。在一切游击战争的区域，中央应当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根据六次大会的决议，加强对于他们的指导。在发展农村工作中，党的最大的任务是要组织坚强的农村支部，以及在一切农民群众组织中之坚强的党团。最后，党应当特别注意农村手工业者，使他们尽量参加农村中之一般的革命斗争。在这一切工作中都要注意到农村妇女家庭手工业中的妇女。在最后我们还想指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富农的意见，可以〔能〕为一部分同志所曲解而做出不正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中国党六次大会关于农村中之各个社会成分及我们对他的关系的决定，以及我们现在之反对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的口号，决不动摇我们对于中国之目前这个阶段的认识，决不动摇我们承认现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矛盾（肃清农村中的封建地主，推翻外国资本的统治，推翻军阀及统一全国）还没有解决，则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在中国革命将来高潮之第一个时期中一定仍然存在。但同时我们必要指出，在民权阶段中之无产阶级与农村贫民的联合，及无产阶级对整个农民之巩固的领导以及与其他条件的汇合必不可免的要促进革命转变的速度，使民权阶段可以很快的转入社会主义的阶段。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就是我们在这封信上想特别指出的。我们不怀疑的，中央一定能注意到我们的意见，改正党在农民问题中的路线，防止在这个问题中之机会主义的动摇，加紧在农村中的实际工作，利用现在农村中之一切顺利的工作条件，而保证着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之下，促进全国扩〔广〕大的农民运动的高潮。共产主义的敬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部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十期刊印注释斯托雷平是俄国地主的领袖，于一九0五年俄国大革命以后，他提议了土地改良的计划，经俄国沙皇政府实行。这个土地改良政的内容是将一部分地主阶级土地，尽量的转卖与农民(富农)，另一方面创办农民银行帮助富农，以活动农村中的金融。这种改良方法的目的，是要收买一部分富农，破坏农村中之整个反地主的战线，同时用改良的和平方法使农村地主经济转变到资本主义，以根本消灭民权革命的过程。这种政策的结果，相当的在短时间以内，收买富农，缓和了革命前农村经济的危机，并帮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革命高潮延至七八年以后。但结果仍然又发生农村资本主必与地主经济的冲突，农民群众因斯托雷平政策而更加速度的破产仍然造成农村中新的革命高潮！——译者注
|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发于福建永定湖雷市。六月二十五日到福建省委；七月十一日到中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发于福建永定湖雷市。六月二十五日到福建省委；七月十一日到中央。）中央：1．我军（第四军一二纵队）由瑞金不攻汀州取道直趋龙岩，五月二十四日到达龙岩城及其附近，坎〔头〕市之陈国辉部两营，一特务连，一机关枪连，骤不及备，大部缴械，得机关枪两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三万发，俘营长一，士兵二百余。2．因永定有郭凤鸣部黄月波团，有迅速击破之必要，五月二十六日进攻永定，黄团不战而退上杭。3．我军现在永定分兵各县城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帮助革命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并去发动群众斗争的新区域，消灭民国〔团〕势力，刻在工作中。五日后即移往他县（龙岩上杭等），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张贞陈国辉卢新铭大部入粤，闽西闽南空虚，张贞陈国辉卢新铭（代郭旅长）三个残部合计五千人，故此时在闽西一带游击，是最好的机会，望省委对这方工作多加指导。4．我们五〔四〕月一日退出汀州到瑞金，在瑞金雩都赣州（东乡）宁都兴国五县作消灭反动武装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共为四十五天，路线是从瑞金到雩都到赣州东乡到兴国到宁都，五月十五日再到瑞金，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的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之计兼发展，不偏于一边，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现在闽西是这样。5．在赣南游击四十五天内朱培德又闹剿匪，一旅由赣州进雩都，一旅由太〔泰〕和进兴国。一路由抚州进宁都，瑞金由抚州来的是王均师李文彬部，我们在瑞金但未游击，我们向龙岩来，他亦进汀州。在此刻军阀发动全国大混战的时候，此一部敌军或无再追我之可能，惟尚不能完全断定刻在探查中。我们对于这等战争强的军队，决采打圈子政策，不到条件具备（各〔如〕地势与群众）有胜算可操时，决不和他碰头，所以敌也终无亲何我们。6．赣南党与群众的基础，以背都兴都〔国〕及赣州东乡比较好，安远……宁都次之，瑞金刚在开始，石城广昌南丰等县无组织，新改组的赣南特委在赣南雩都工作人很缺乏，一部分地方有盲动主义，多部分还有机会主义（不动主义），省委对他们的指挥很稀少，雩都兴国宁都三县都有了政权机关（工农兵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之下是农会工会。赣南各县地主势力很弱，前有刘士毅赖世琮（赖世璜弟）两部土著军队，十分为害，刘旅被红军之二次击溃，残部调往沪浙，赖部于四月三十日红军攻克宁都时，又完全消灭（俘赖世琮，缴好坏枪一百余）。此两部既不存在，朱培德军队又决不敢长驶偏僻之赣南，故赣南的前途，亦是很有希望的，因赣南的发展又可与赣西之石〔井〕岗山（宁冈等六县）赣东之方志敏部取得联络，请中央通告江西省委注意这二处工作。7．一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井冈山彭德怀同志两连兵抵抗很大的会剿军至四日四夜，终于被敌军攻破之。各县赤卫队及王佐营仍在边界，未受大的损失。彭同志即退来赣南缴得刘士毅部枪百余，四月一日与四军在瑞金会合。前委决定彭同志部及王部改编为第四军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缺），王佐同志为纵队长，湘赣边界赤卫队为四军第六纵队，贺国中同志为纵队长，共有抢一千四〈百〉支，此两纵队对于战斗力颇强。此两纵队属于彭同志以四军副军长名义（对内彭为书记）指挥，湘赣边界军委隶属于前委，前委不能直接指挥时则受湘赣边特委指挥，游击的区域是以宁冈为中心，边界各县有势力广大的提为斗争区域，注意与赣闽路联系。四月十四日彭同志部从雩都出发，往信丰南康……遂川四边界以后从……抵……积他们的活动……江西省委指挥之下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三〔二〕团第四团共有枪约一千支，（四军补充五百支，好坏各半，）两团战争〔斗〕力颇好，四团成立不久较差，内部组织也颇健全，党在军事上很能发生作用，他们游击的区域是吉安……太〔泰〕和万安兴国……各县他们工作的方法比前较差，四军的影响须有进步。四军在赣南游击时他们受前委的指挥（与前委的关系不变），与四军一同做发展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担任的区域是兴国及宁都之一部。四军来闽西后他们仍在那里以兴国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游击。9．我们在宁都时东江特委曾到一信给我们，说东江准备暴动要红军分兵去彼帮助。前委复了他们一信，说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此时只能发动游击战争，红军实不能分兵去助，因彼反动势力很大，且不能很远路线发兵。来到闽西时又去了一信，要他们作群众工作，红军在闽西工作一时期后有向东江游击一时期的可能。东江特委与闽西特委有联络，与赣南特委尚没有联络，依工作的进展，各特委有密切联系的必要，且有在省交界一带设指导机关之必要，或以前委固定设置于此，望中央讨论指示。10．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瘐失败退到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六日都大柏地〔1〕对刘旅一战幸已补充，但因没有兵提，将所有之枪给江西红军第二团去）。三个月来，人数增加一千六百，枪数增加五百（汀州宁都龙岩坎市四役共得枪八百支，三百多等坏些的发给地方赤卫队去了），连原有共计二千。子弹三个月前，平均每枪不到四十发，现亦增加一倍，这是我军的实力。外间所宣传均超过此数甚多，如各地党部甚至有朱毛有人两万，有枪一万，这样实情不明，势必在估量上发生错误。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11．红军党的详细概况，已详四月一日在瑞金补抄去年十—月的报告，由福建省委转上谅已达览。去年七一月以前全军有军党部，十—月的中央指示后，组织比前妥。前委设军委管辖前委的各级党部（团委营连委支部）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于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指导。今年一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迭，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荣〔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兹将五月份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及军部直属部队党的各项重要统计于下：（1）党员数量——1329——（2）职务总计——长官——330——战斗力兵——734——非战斗力兵188——（亻夫）子68（3）发展同志统计——官长——9——战斗力兵99——非战斗力兵——9——（亻夫）子——10——（4）年龄统计——十八岁以下——95——十九岁至二十三岁——544—三十一岁至四十岁——179——四十八岁以下——48——（5）成份统计——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6——学生——192——其他——95（6）处罚同志统计——劝告——29——警告——96——留察10——开除31——共计166——（7）活动分子统计表——支委委员——65——组长——123——组员——200——共计500余。（8）伤亡同志统计——官长——伤6亡3——战斗兵——伤9亡5——再附上一信后，四月一日在瑞金寄上一信并付上彭同志一信补抄去年十一月份的详细报告，不知均收到中央否？到雩部探闻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中央通告十五号二十号，当在兴国石印数千份，散发红军及各地党部。刘安荣〔恭〕同志还未办公，听到详细的口头报告。五月二十日在瑞金〈收到〉中央军委致前委一信，到龙岩又接到中央通告三十四号，国际职工运动小册子中央为蒋桂战争告民众书等均收到。此外尚接到福建省委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党今后方针小册委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党今后方针小册子《烈火》等刊物，我们久处深山穷谷之中，与外界隔绝，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惟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最近二次到赣南，罗受男同志从中央来带往我们的文件，又只见罗空手来，文件被江西省委留住了，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通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13）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如前在汀州十七天，仅向大商人筹款二万，豪绅地主筹款三万，彼就宣传几十万；仅杀五人都是最反动的（郭凤鸣营的）；长汀革命委员会烧四个，红军烧一个，彼则宣传为五百多间房子；仅杀郭凤鸣死党三四人，彼则宣称为杀千多人，总之全是胡说，不足为信。杀人烧屋，要有群众的基础，已经成了信条之一，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14）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现请中央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给工作人各一百人，医生及造炸弹师各数名，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五人，在个月内赶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来人从福建省委转送。（15）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托龙岩县委转交，如何运送，祈指示龙委。（16）红军因长期斗争，现有军官及政治工作人不惟知识感特异的饥荒，精神亦表现疲倦，为救济红军的疲？？计，为造就将来工作人计，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二十二人业经前委选定，另用专函连同复〔履〕历付上盼速复！宣传情况容后报告！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此处似有误。根据1929年3月20自《红军第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说：“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2〕本文序号不连贯，编者未加改动，均按原文刊印。
|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于瑞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于瑞金）中央：三〔二〕月七日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三次〉⑴进攻井岗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的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池〔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急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健〔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沈弱〔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俱农民〔到〕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导领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火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多〉⑵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岗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见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团结内部〉⑶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岗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溪，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若〕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木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退〔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争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天〔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期〔时〕间分〔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事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⑷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⑸是〔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来〔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游〔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湘〔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岗永新万〔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乱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⑹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我们三月十四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风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雩都，到雩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廿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茶的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辛，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雩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太〔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风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份留边界外，大部份出来的计三千六面人，一千一百枪，在大庚信丰寻邬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连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洒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第纵队辖二支部[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岗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枝。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汀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第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一]支队大队两级设常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常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洒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鼎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汀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和机会，那边除王佑[佐]部二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荼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红郴州在资兴汝城桂阳〔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复灭于攸醴交界之黄土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全〔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的失贩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湘〔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湘〔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起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历史的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廿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言人》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南〕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同〔月〕志〔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讲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路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2〕〔3〕〔4〕〔5〕〔6〕〈〉内文字系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六大以来》中《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补订。
|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如何键全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在白色恐怖下如何键全党的组织工作周恩来（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山西党的组织，中央最近依据全国组织的变动，有一新的决定，特分项说明如下：一、自“八七”会议〔15〕至今一年有半，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于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日益削弱，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党部机关尤多空架子，完全与群众相隔绝。因之自中央至支部有层层机关，而工作效能极其微弱。有时且因党的上级机关一再破坏，各地党部唯一的办法，便是要求中央派人前往恢复。中央过去确也循着这个路线，派人至各省恢复组织。结果不但工作不能推动，新的关系不能发生，甚至旧的基础也日益缩校工作既没做起，而机关已立，于是这个架空的组织，在社会中便极易为敌人发现，屡遭破坏，在党内因有了这些不落实际的机关，反足以助长同志依赖机关、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观念。因此，中央特改定，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嗣后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必须在此种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如果超越了这一基础工作而谈恢复，而先立一上级机关，则必致基础没有，徒然发生一些个人的关系，牵引这些同志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无职业，无社会关系这种人越多，越妨碍党的下层基础的恢复和建立，于是这一机关越隔离群众，越隔绝社会，形成一架空而不合实际需要的组织。二、依照上项说明的组织路线运用到北方党部，山西省委便成为目前最不必要的组织。如强行组织起来，必成为一空架子机关。汪铭同志〔22〕来信还主张调一批人到太原，结果必如上项所说，因为有了省委这一级空架子机关，于是又团聚了许多同志离开社会的关系而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这是最妨碍深入群众工作的。故中央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23〕兼管。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如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大同由京绥路方面建立关系）。目前第一步工作，便应先在这些地方寻找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建立党的基矗工作恢复开始，党员的线索并不求多，重在质量的选择，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主要的还在产业工人，即无产业工人之地，亦应注意寻找手工业工人及乡村中雇农贫民。知识分子，必求能在社会中生活活动的人，如与社会一无关系而又畏怯深入社会，不努力寻找职业，这种人从前即便是同志，现在找到也无甚利于党，这种人越多，反而越易使党停留在这些与社会隔绝的流落分子圈中，用不能建立社会基椽―党的阶级基础。假使在太原、榆次这类地方，仅只找到几个同志，最初便须以支部的形式开始他们党的生活。主要的工作自然须依照中央前次致山西的信去做。要能在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动起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以发展到行动，并在这一艰难困苦的工作中训练我们的战斗员。假使我们能在每一地方，得到几个能深藏在群众中、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同志，则便是仅仅这几个同志，便是仅仅一两个工人支部，也会使这一些组织成为山西工作发展的核心。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县、市委的组织。务使这一组织，能从几个有群众基储有社会关系的支部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市委负责同志也要多由在业同志选出担任，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玻在县、市委没有成立前，几个支部并存时，可指定一个较健全的支部为特支，指导其他支部的工作。中心县、市委须指导其他邻近县份。三、根据上述的办法，目前山西实无集中一部分同志到太原的必要。便是太原的工作，也只能设法在当地找有杜会职业或下决心找社会职业的同志，去开始恢复党的工作和建立党的基础。顺直省委应根据此信所指示的办法，函知汪铭同志至天津面商；依指示的区域，速即计划如何用巡视方法去寻找各地在业的同志，开始恢复中心区域的工作。汪铭同志得此信后，亦应速至顺直省委处面商。※※※河东有七县范围〔24〕，工作不可忽视。在目前春荒期中，主要的斗争固在扩大借粮分粮运动，但斗争的对象宜多领导着向地主方面进攻，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使农民斗争专停顿在这一运动上，宜从抗债分粮运动发展到农民反抗地主的日常斗争。只有斗争的范围日益扩大，斗争有继续不断的小胜利，然后农民运动才会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才得在北方开始进行。这一点很重要的指示，望你们于指示河东工作时特别注意。对士兵运动和土匪、民团等工作，也望依照中央的工作计划指示河东特委。注释＊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指示信。
|
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李立三（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一、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的发展二、现在反动势力内部的斗争三、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矛盾与对中国不同的策略四、编遣会议以后的政治形势五、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否有渐次稳定的可能？六、群众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七、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在最近十余年来，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以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日益增大，到现在已成为一切政治变迁主要动力之一。现在南京政府与以前北京政府，固然同是反动的政权，但是有一很大的不同点，就是以前北京政府中几乎完全是官僚贵族（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买办地主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的影响异常微弱；而现在南京政府中资产阶级已成为主要势力之一，把一部份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官僚贵族排斥出去了。资产阶级其所以在政治上能有这样大的发展，完全不是偶然的，的确在这十余年中，中国民族工业有很多的发展，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看下面的几个主要工业发展的数目字便可知道：（第―表）华商棉织工厂历年发展表年份纱厂数光赌廿二〔三〕年（一八九七）七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二二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二九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五一民国十二年（―九二三）五四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六九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六四锭子数布机数二五九·○○○一·七五○五四四·○一○二·二五四六五九·七二一二·六五○一·二三八·九○二六·六五○一·九四三·六七二八·五八一―·八八一，八二二一六·三八一一·八七八·○二三一二·二八三（第二表）华商面粉工厂发展表年份厂数光绪廿六年（一九○○）二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六七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一一六（第二表）华商面粉工厂发展表年份厂数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一一四（第三表）华商水泥厂（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成立的年份厂名地点全〔启〕新洋灰公司唐山士敏土厂广州华记水泥公司大冶上海水泥厂龙华太湖水泥公司无锡中国水泥公司龙潭成立年份资本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四·八五○·○○○光始卅四年（一九○八）一·五○○·○○○宣统二年（一九一○）一·○○○·○○○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二·○○○·○○○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一·○○○·○○○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一·○○○·○○○此外还有很多的小公司，遍设各地，大半都是民国八年以后成立的。（第四表）中国地毯历年输出比较表年份条数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一二·三九六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五一·二○五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九○·四五九（第四表）中国地毯历年输出比较表年份条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价值九九·八六三四六○·五五○九七五·三二二四·六九一·○五二六·三六二·六三三从上面几个重要的工业统计看来，中国民族资本的确是―年一年向前发展的，所以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自然也―年一年增大。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便是欧战期中和战后几年，到民国八年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渐次回复到东方来了，所以发展的速度便渐次停滞缓慢下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欧战期中，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很大的阻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感觉到要使自己发展，非排斥帝国主义不可，因此资产阶级渐次走向革命的道路。这种思想的反映，便造成空前的五四反帝运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遂因这一运动而得到莫大的进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次形成“自觉的阶级”，极力参加革命的战线，因此而爆发二七运动，五卅运动，资产阶级在这两个运动当中，虽然表现很多动摇妥协的情形，但的确是竭力参加的。这两次运动，最后都因为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压迫而失败，因此激起广大群众更加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当时资产阶级也认消楚，“要使自己的发展，非排斥帝国主义不可，要反对帝国主义，非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贵族阶级的北洋军阀不可”，所以也更积极的来参加革命，因此而促成国民党改组，成为工农和城市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但是当时工农劳苦群众，虽然与资产阶级站在同一的革命战线之内，反对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各自要求达到的目的，并不―致。在工农劳苦群众的阶级利益上，企图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客观上即是要与西方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根本消灭帝国主义，而资产阶级尚很幼稚，在经济上并不能完全离开帝国主义而独立，尤其是他的各个份子大部分带有很深的买办性，因此仅仅要求相当的削弱一些帝国主义的压力，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不过当时要得到帝国主义这一点点的改良，也非用革命的手段不可。工农劳苦群众企图根本消灭封建势力，因此直接走向土地革命，没收和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中国资产阶级的份子大部分与封建阶级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兼有封建的剥削，因此仅仅要求相当的缓慢的削弱封建势力，来渐次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既然在这一革命联盟的内部对于这一革命行动的目的，有这样大的差别，当然不可避免的发展到某一限度的时候，便要分裂起来。所以在北伐以后，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突飞的发展，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却〔都〕以直接行动的方法收回英租界，两湖的农民群众都自动手抢夺地主的土地，尤其是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积极的要求改善，在政治上的影响更一天一天的扩大，客观上几乎夺到了这一革命的领导权，这样革命的发展，很明显的超越了资产阶级要求的范围，触犯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前资产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参加革命，现在不得不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了。因为当时革命发展的结果，已经使他认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于他的利益的触犯，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他的妨害还要更大，不得不坚决的反革命起来，以镇压这一妨害他的革命势力了。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以前的参加革命，和后来的反革命，都完全是站在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的观点上，这是他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中国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可是这里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起初利用革命，后来又反革命的结果，都得到了一些成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已得到突飞的进展，而造成现在资产阶级占主要势力之一的南京政府。二现在反动势力内部的斗争在中国的土地关系，封建势力的内部，有很多派别层次的冲突，尤其是中小地主阶级与代表大地主的官僚贵族的斗争，并且这一斗争，在客观上很容易使中小地主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影响。所以革命初发展的时期，一部份中小地主阶级还可以留在革命战线的内部。到了资产阶级感觉革命对他的危害，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引诱而坚决的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来压迫革命的时候，自然这一部分半封建势力的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必然随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而联合一块向工农劳苦群众进攻，因此造成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联盟。现在国民党便是这一反革命联盟的组织，现在南京政府，便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目的，仍然是为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为着工农势力的发展侵犯了他的利益，而要联合买办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工农，所以他的反革命，虽然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妥协，但并不是根本放弃了他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而且正是为着他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资产阶级发展的利益，根本上是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相矛盾的。资产阶级要使他自己的工厂赚钱发展，便不得不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在市场上竞争，便不得不要求相当的渐次削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资产阶级要使自己的商品的流通日益加速，便要要求国内市场的扩大，便要设法使广大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因此不得不渐次削弱封建的剥削。他革命的时候，固然是为着这样的利益而斗争，他反革命以后仍然是要为着这样的利益而斗争。但是帝国主义（美国是不同一点）和买办阶级的利益，是要扩大在中国的商品侵略的范围，地主阶级的利益是要延长自己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根本上都是与资产阶级发展相矛盾的。固然在客观上买办地主阶级受着社会进化力（生产力）的推动，仍然只有把自己蜕化到资产阶级的前途去，但是在目前还不能变成资本家的时候，自然还要极力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并且他还觉得只有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才能得到更多的资本，加速自己的蜕化过程；所以他自然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要求，并且还要极力反抗这一要求。同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首先买办化的便是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官僚），因此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直到现在代表帝国主义在乡村中剥削农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大多数都是地主豪绅和半地主的富农兼营。并且帝国主义要维持他在中国的统治，只有极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更加撮合了买办地主阶级的亲密的关系。现在反革命统治内部的冲突，完全是这两个阶级利益的矛盾的反映。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当然他自己还是带有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性），各自为着自己阶级利益，各自为着自己阶级发展的前途而争斗。都希望着这一反动的统治，完全合着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发展，因此极力抢夺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既然这两个反革命阶级的利益和发展的前途都有这样大的矛盾，因此在一切现实的政治问题上都要发生不同的见解和政策。资产阶级为着工业的发展，商品的流通，便要运输便利，交通统一，便要减轻厘金和苛捐杂税的剥削，便要实行裁兵统一等；对于农民，便主张二五减租，而不赞成完全镇压和维持一切封建剥削的政策。地主阶级完全靠剥削农民而生存，所以对农民的反抗运动，自然不愿接受资产阶级二五减租等的改良办法，而要极力实行镇压的政策。要镇压农民便要军队，因此不愿意裁兵；同时便要把军队分散到各个区域，成为一种分区割据的局面（所谓分治合作），而不愿意统一；军队多了，分区割据的局面既然存在，就要筹款来维持军费，厘金便是主要军费来源之一，自然不愿意裁厘。所以这些现实的政治问题，裁兵，裁厘，统一，二五减租……等等，没有一个不是在两个阶级中都存有很大的矛盾的。现在蒋系与桂系的争斗，最主要的便是在这些问题上面。蒋介石在北伐以后，便高唱裁兵，统一，裁厘，和关税自主，二五减租等；桂系在表面上似乎对于这些问题都不反对（这不过是受全国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压迫而不敢公开反对），实际上没有一点不是根本反对的。四中会议，五中会议，直到编遣会议，都是在这些问题当中表现两派的冲突。蒋系主张取消政治分会，而桂系西山会议派坚决反对取消政治分会；甚至陈铭枢在广东主张取消善后区域，而李济琛坚决反对取消善后区域，蒋顾主张裁厘，并召集五省裁厘会议决定即刻执行，而桂系公开的通令缓行裁厘（广东财政厅）；蒋系极力主张二五减租，而桂系公开的宣布取消二五减租和佃农保护条例：没有一个问题中不表现两个阶级根本的矛盾，这就是反革命内部各派冲突的很本原因。三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矛盾与对中国不同的策略反动统治势力内部各派的冲突，都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各派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要战胜自己的反对派，都必须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尤其是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都有很多的冲突，不得不勾结一派反动的势力来做自己的工具，因此反动（派）内部的冲突，受各国帝国主义的操纵而更加激烈起来。各国帝国主义中，压榨中国最利害，中国问题对他的利益有莫大关系的，主要的就是英日美三个帝国主义，其他法意葡西……等都比较次要些。但是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都含有极大的矛盾，尤其是英日美三国。日美的冲突，更是这些帝国主义相互冲突中的中心。美国帝国主义已是世界资本主义之王，他的对外的侵略主要在移殖资本，企图发展他的财政资本的侵略来统治全世界。他在中国没有甚么特殊的势力范围，他对中国的输出主要是机器和精制品。所以他如果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必须渐次排斥英日的势力；他要扩大他在中国的资本的市场，扩大他在中国的机器的市场（在经济的意义上，输出机器仍然是移殖资本），他要实现他对中国的经济的统治，更要使中国幼稚的工业渐次脱离英日商品的压迫向前发展，然后才能把他的大批的资本投到中国来。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便是他的很好的主题，便是他在中国政治上活跃的很好的工具。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要相当的排斥英日商品的侵略，正是因为自己资本的力量太弱而希望得到帮助，于是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帝国主义自然相互默契，相互勾结起来，美国帝国主义在欧战以后，对中国―贯的策略，都是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巴黎会议受了英日联合的打击以后，美帝国主义便召集华盛顿会议，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来打击日本，并帮助中国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的要求。在五四运动后―切反日反英的运动，都有美帝国主义的暗助，这当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而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排斥英日。所以起初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固然有美帝国主义的引诱，以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是有美帝国主义的威吓（在南京首先开炮的便是美帝国主义），因为当时革命势力的发展，不但危害英日帝国主义的特权，而且要根本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这当然〈是〉美帝国主义者所极不愿意，而要极力压迫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当然还要帮助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使他渐次得到中国的统治，使中国渐次走向资本主义的前途，因此在蒋介石北伐以后，美帝国主义首先承认南京政府，首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更加使中国资产阶级死心塌地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做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只有在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扶植之下才能发展，只有在美帝国主义伟大的财政资本剥削中国劳苦群众的过程中偷到一点剩余的资格，决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现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系固已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而他的正统派（汪陈派）更公开的无耻的宣传联美的主张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的发展，的确得到了美帝国主义不少的帮助；如果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渐次稳定他的统治，那便要使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经济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要比美帝国主义幼稚得多，他现在还是要极力输出商品，并且主要还是轻工业品，来使他的资本主义向上发展。他的商品侵掠的最好的地方便是中国，这里有四万万人口的消费力，这里有广大的原料供给，所以日本对中国一贯的政策便是要使中国变成他的纯粹的殖民地。欧战中的二十一条，以后对满蒙的积极政策，直到去年出兵山东，及现在的外交态度，都是从这个政策出发。现在满洲固然差不多成为他的纯粹殖民地了，就整个中国来说，也就与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生死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输出，占他全部的输出百分之二十，而对中国纱布的输出又占对中国整个的输出百分之四十六，所以要保障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非继续向中国进攻不可，就是要避免他的资本主义的恐慌，也非维持他对中国的侵掠不可。因此他极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极不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他在中国都是极力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打击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是与美帝国主义采取极端相反的政策。美帝国主义要帮助中国的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等；而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极力反对中国的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美帝国主义要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日本帝国主义要极力压迫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是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不可调协的根本的矛盾。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自然没有日本这样关系重大。他对中国的输出，仅占全部输出的百分之六，同时他输入中国的商品，精制品（如毛织物等）占了很大的部份，并且他的输出资本的侵掠与他的输出商品的侵掠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他除中国外还有极广大的殖民地，所以他不似日本一样，中国问题关系他的帝国主义的存亡，所以他可采取与日本帝国主义比较和缓的策略。但是他与美帝国主义仍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他的殖民地多在东方，如果中国完全独立，马上可以影响到印度南洋一带。第二，他在欧战以后，因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已陷于日渐衰落的趋势，对外贸易，每年的入超很多，输出资本所取得的利润，已经不能弥补入超的损失，因此自然还要求扩大国外的市场，来恢复他的工业。所以当然不能放弃中国这一广大的市场，当然不愿意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面要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所以在蒋介石北伐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有更向上发展的趋势，他便极力帮助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来抢夺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孙科胡汉民等的返国都是受了英帝国主义的钦命（只要看孙胡在伦敦时与英国外交家实业家等的谈话便可知道）；以及现在桂系西山会议派的政策，莫不有英国在背后操纵（当蒋系主张取消政治分会时，英港督金文泰首先表示赞成中国的分区合作，便是明证）。所以英国对中国的政策，还是极力维持他的特权，并且要恢复他的已失的市场，来维持他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恐慌，来维持他帝国主义的统治。日美在中国的利益，和对中国的政策，固然是绝对的矛盾，就是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和对中国的政策，也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日美与英美之间都是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不过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如日本这样重大利害的关系，不愿意如日本这样执行积极的政策，而不可避免的激动中国第二次的革命高潮，更加影响他在东方殖民地的统治。同时他要恢复他在中国的市场，又与日本的商品在市场发生很大的竞争，而不得不设法排斥日本的商品。（最近一年来在桂系统治之下，一切群众运动都被禁止，但对反日运动却很放任甚至与以便利，这便是英帝国主义的暗示），最近中国反日运动发展，日本的商品因抵制日货的关系而大受打击，英国的商品又极形活跃起来，英国兰开夏联合几十家公司，吃〔吸〕收二百万以上的纱锭，组织东方织物公司，想到中国市场上来与日本商品竞争，便可证明英日对中国市场的竞争，还极利害，英日之间也有很利害的冲突，英国还不能与日本采取一致的行动。因为这些原因，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还保存一种三角冲突的形势。但是如果中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更向前发展，就是美国的势力更在中国发展，那就不只是日本决不能容，并且也是英国所不能接受，必得促起英日同盟的复活共同对付美国的形势。因为英日对中国的利益，根本上还是相同的，都是要维持中国固有的特权，都是要扩大在中国的市场，都是不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都是要使中国成为纯粹的殖民地；至于美国政策的发展，便要动抓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他们相互间虽然有竞争市场扩大势力范围的冲突，但是如果美国势力发展的时候，他们可以设法调协起来，或者划清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统治北方，英国统治南方两不相犯的来共同对付美国。所以现在英日美还是三角冲突的形势，但英日联合共同对美的前途是有极大的可能，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几乎是逐年增加，再往前去，必然要逼成英日的联合，美帝国主义久已看到这一着了，最近添造军舰案，共和党已公开的在议会申官要对付日本或英国，非添造军舰不可，所以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已一天―天的激烈化了，如果到了英日同盟复活的时候，使将是太平洋大战爆发的前夜。帝国主义要抢夺中国的地盘，不一定开始就直接冲突起来，首先还是要操纵他各自在中国的工具混战起来，来抢夺最高的统治权。同时中国反动势力各派之间又有根本不能调协的矛盾，虽然在目前因种种的关系，不能不设法谋到暂时的调协，最后还是非战争不能解决，再加以帝国主义的操纵，战争的爆发自然更是不可避免，而且要加快爆发的时间。现在有些同志以为中国军阀战争的爆发，一定要引〔等〕到世界大战的前夜，这―观点是不甚正确的，因为他第一只看帝国主义的矛盾，而没有看见中国各派间相互的矛盾，第二还没有看见帝国主义不愿意马上直接冲突，而要先操纵中国军阀的混战以抢夺中央政权。所以如果说中国军阀的战争与帝国主义有莫大的关系，当然是对的；如果便推论说中国军阀的战争一定要到世界大战的前夜，那就不正确了。四编遣会议以后的政治形势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历史条件的规定，在他的发展的途程中，遇着了三个最大的阻力：第一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主要是与英日的矛盾），第二是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矛盾，第三是与工农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矛盾。起初他参加革命，就是要想改善第一，第二两个矛盾；后来的反革命就是要克服第三个矛盾。他这几年来利用一切革命的与反革命的策略的结果，的确得到了一些成功，对于他的发展条件有些少的改善，但是这三个矛盾并未消灭，而且又是日益加紧起来。所以资产阶级极力想运用一个妥善的策略，来缓和这三个矛盾，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这个妥善的方法便是他的“改良主义”。这个改良主义的“法宝”，第一可以欺骗广大的群众，使他们不走到革命的道路，到他的改良主义影响之下，同时可以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威吓帝国主义，压迫买办地主阶级；第二可以希望得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第三可以使封建势力在无可奈何中来接受他的改良政策。这一法宝开放起来，便同时把三个敌人都打退下去，这便是资产阶级现在势〔努〕力的企图。他在实行反革命的开始便进行这一企图，尤其是北伐以后，马上召集裁兵会议，经济会议，财政会议，裁厘会议，同时在野的汪陈派极力宣传，以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以骗取广大的群众，后来五中会议受了买办地主阶级势力的包围和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暂时妥协，以保障他在政治上已得的地位，以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但是这一企图并未停止，而且正是他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五院〔1〕成立后，又马上召集五省裁厘会议，五省民政会议，极力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和关税自立〔主〕等。这一企图首先得到美帝国主义帮助，使英国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政府，其他各国除日本外，也都与南京政府订立条约了。同时又极力在军事上准备，联合冯阎两大军阀，勾结桂系后腋下的湘鄂系（当然冯阎湘鄂系等与蒋系的联合，都是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原因），以威吓桂系和西出会议派，不敢不相当的让步，于是编遣会议就在资产阶级这样企图之下产生了。编遣会议以前，蒋桂两系的冲突，在表面上已到极激烈的形势，如川黔战争的爆发，如蒋冯联合消灭樊钟秀，如两李⑵在鄂粤开军事会议，一般人都以为蒋桂系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其实这样的观察只看见表面的形势，只看见几个军阀地盘财政军事等的冲突，而没有深刻去分析两个阶级的形势。资产阶级在当时固然要得到他自己发展的比较便利的条件，如裁兵，裁厘，统一等些微的实现。但是第一他还是利用“和平转变”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在军事上，政治上，群众中的影响，都没有完全压倒买办地主阶级的可能，如果马上以战争来解决，不只是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就是现在表面的统一，也将要完全破坏，而成为分裂割据的局面，那么便要使交通更加阻碍，运输更加困难，市场更加缩小，这是于他没有利益的。如果用“和平转变”的方法，那就只要有一些儿的胜利，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力图发展，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与实力，准备将来胜利的条件。第二当时还有几个帝国主义没有承认南京政府，尤其是日本，正在找觅机会来设法进攻，若是马上爆发战争，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更可以籍口停止一切交易〔涉〕，甚至实行武力的干涉，那就多年企求的关税改良，都要完全成为泡影，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极端不愿意的。第三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势力，不但没有消灭，而且有重行活跃的形势，这也是资产阶级所引为莫大的威吓。因此在当时，资产阶级并不愿意爆发战争，不过―方面极力扩大宣传，以骗取一般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也加紧准备以威吓桂系，来达到会议中的胜利，这就是资产阶级进行改良主义的―贯的政策，在买办地主方面，当时政治上因资产阶级影响的扩大，已处不利的地位；军事上在北京武汉都有受包围的危险，所以当时实在不能战争，也只好采取到会议中来战争的策略，因此编遣会议并没有爆发战争，而在根本不能调协的当中，谋到―个暂时妥协办法。中国的封建阶级，因帝国主义的侵掠，市场的发展，货币关系的扩大，资产阶级的形成，尤其是几年来革命势力的进攻，已走在〔入〕一天一天崩溃的过程。其所以还没有被革命所摧毁的原因，第一是帝国主义的维持，第二是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帮助了封建剥削关系的延长。到现在固然一方面还要极力维持固有的封建的剥削，另一方面的确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压迫，而企图渐次把自己蜕化到资产阶级去，使中国在自己领导之下向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以维持自己的寿命。虽然这一企图，在〔受〕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是极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历史的条件与德国日本有极大的不同（读者可以参阅“布报”第二期《中国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一文），但是已经不能不相当的接受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甚至也还要利用一些资产阶级改良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因此一些周小的军阀（如湘鄂系等）便更容易跑到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去。这并不是说封建势力已经不能抵抗资产阶级了，在资产阶级改良的要求超过了他的可能的范围时，自然还是要极力起来反抗，并且正因为他自己也企图蜕化到资产阶级的过程，因此更要与资产阶级斗争，来争取自己的前途，何况再加以帝国主义在背后的操纵？所以蒋桂系的战争，无论如何是不能避免的。不过在此次编遣会议时，桂系在军事上，政治上……都不能战争，并且在他的策略也不好因反抗“裁兵”来爆发战争，使资产阶级得到更广大的群众，使自已立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编遣会议中，谋到暂时的妥协，来准备自己最后的实力。编遣会议的结果是在两派互让之下，而造成―种“暂时的妥协”与“虚伪的和平”，使目前两派相持的局面，更加延长。资产阶级在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统―，和平，裁兵，款厘的更多的可能，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这次会议的结果的确是得到了相当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是极微弱的。如暂时不打仗，军政比较统一，（如取消集团军总司令改成编遣办事处），财政比较统一（各省财政都要受总经理处支配），交通比较统一，裁兵有多一点的办法（决定裁减至六十七师），裁厘有多一点的可能（就是两粤也承认裁撤常关，预备裁厘改特税了），固然这些在会议的结果看来，都只是表面的（不―定能执行的），但的确这一点表面的东西，都是农产阶级所要求的，但是这一些微的胜利，并不是屈服了买办地主阶级，而是向买办地主阶级有相当的让步换取来的，如取消总司令组织编遣会议常务委员会，集合全国各大军事巨头来指挥全国军队，支配全国的财政，甚至中央军事学校都取消校长制改成委员制；如三市指委（北平，天津，长沙）的撤换，也是排斥资产阶级的汪陈派。所以桂系和西出会议派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的要求有相当的让步，同时取得了更多一点的中央军事财政等的支配权，好藉此来准备自己的实力，在这样两派互放之下，而延长了两派相持的局面。不过两派在这次会议中得到的妥协是暂时的，造成的和平仅仅是表面的虚伪的，因为会议中所解决的仅仅是一些表面上的政治的问题，两派根本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调协。如农民问题，如果不能实行资产阶级二五减租……等的改良政策，那么裁兵固然无办法，统一也是空谈，但这类的问题不只是在会议中没有谈到，并且是中国地主阶级始终不能接受的。两派根本的矛盾，既没有谋到一点调协，那么“妥协”，“和平”自然都是表面的虑伪的文章。但是这次会议的结果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确得到了些微的胜利，又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力图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他的改良主义的影响，更可以在群众中极力扩大，就这一点说，的确是增加了一点革命发展的障碍。五资产阶服的政权是否有渐次稳定的可能？这里已经牵动―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既然是一天一天向前发展，而在编遣会议的结果，又得到了更多―点的发展的机会，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缓慢的，渐次的削弱买办地主阶级的势力，取得反革命的领导，使反动的统治走向稳定呢？我们要判断这一问题，决不能单从政治上来分析，而是质从根本的经济上来分析。如果经济上民族工业可以渐次向前发展，渐次减少他的阻力，那么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渐次走向稳定，如果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自然反映到政治上也是不可能。有些同志以为中国的经济一尤其是民族工业这几年来始终是破产崩溃的，因此反动的统治无法稳定，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又有些国志以为一九二八年的经济―尤其是民族工业的确是比前恢复了。因此经济状况是向前发展的，反映到政治上必然要走向稳定，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先考察一九二八年的经济到底虽继续崩溃还是恢复了，只要看一看下面几个重要的统计，便可知道继续崩溃的说法是不合事实的。（第五表）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上半期上海纱花进口比较表以担为单位（根据《银行月刊》编制）类别国内统计国外统计合计棉花进口一九二八一·五九六·六四二七一四·八二一二·三三八·四六三一九二七八五○·八七七一·二七一·六八八二·一二八·五六二增七四五·七八五二○九·九○一减五五六·八六七棉纱进口一九二八四八·九七三四·二二二五一·一九五一九二七六九·三九九一八·一八一八七·五八○增减二二·四二六一三·九五九三六·三八五从上表〔3〕我们可以看见棉花进口增加二十余万担，棉纱进口减少了三万六千余担，就可见去年上海的纱厂营业要比前年恢复了一些。再就纱花的价格来看：（第六表）顺手十六支纱―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价格的比较表（根据“银行周报》及《商业月报》编制）一九二七年―九二八年最高价最低价最高价最低价一月一二七·五○――一月一五四·五○一五四·○○二月一三·○○――二月一五六·七○一四六·三○三月―三九·七五一三六·五○三月一六二·八○一五三·八○四月一四O·○○一三七·五○四月一六一·七○一五六·二○五月一三八·二五一三六·七五五月一六六·九○一五七·○○六月一四二·○○一三九·七五六月一六二·四○一五七·六○七月一五六·五○一四七·五○七月一六五·四○一五八·九○八月――――八月一六○，六○一四六·九○九月一六○·○○――九月一六一·四○一四七·二○十月一五五·○○一四九·二九十月一六六·九○一五五·二○十一月一五四·○○一五一·○○十一月一六一，○○一五八·五○十二月一五四·○○一五○·二○十二月一七五·○○一七二，○○从上表看出去年的纱价比前年高十两至二十两，而棉花的价格又相差不远（表从略），所以去年上海纱厂获利必多。英国资本的瑞记纱厂在去年十月卖与中国的申新公司，亦可见中国纱厂去年是比较兴旺的。天津纱业在去年十月以前因战事的关系，比较疲滞，十月以后战事停止，交易又极其活跃起来。汉口的第―纱厂，原已停闭，在去年底重新开工，九江纱厂新添工人七百余，可见去年全国各地的纱业，都是恢复的形势。再看丝业：（第七表）丝货〈最近〉三年―月至九月〈上海〉出口的比较表以担为单位（根据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的沪海关册）类别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白厂丝二五·六九五二七·七五三二九·三一九同功丝一·二二三一·五二一二·六二三绸缎一六·○五一一四·四四七一五·三九一几种主要的丝的出口都比去年增多，尤其是白厂丝增加一万二千担，将近增加了二分之一，并且在去年江苏一省就加盖了二十二家丝厂，可见丝业实在是恢复的形势。虽然去年丝厂联合会借口美国抵制华丝极力诉苦，其实不过是藉此来欺骗工人进攻工人（参看丝厂工会的宣言便可知道），实际上仍旧是获利的。再看面粉业：（第八表）―九二八与―九二七年一月至九月上海面粉进出口比较表以担为单位（根据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沪海关清册编制）年月一九二八一九二七比较进口六五·八八○二四·八四二增四一·○三八出口四·五九六·七四一四·二八○·六八六增三一六·○五五出超四·五三○·八六一四·二三五·八四四二九五·○一五从上表〔4〕看出去年上海面粉的输出比前年增加了三十万担（比一九二六年却还减少了五十万担），也的确是恢复的形势。去年天津的面粉业是衰落的形势，但第一因为河北等省大灾荒，小麦的来源大减，各面粉公司甚至跑到上海安徽购买麦子，第二是战争的影响，都是偶然的原因，今年战争停止后，必然要比较恢复些。其他如交通工业，铁路，轮船，都很明显的是要比前年恢复些，并且在桂粤闽浙各省都加筑了许多汽车道。总括上面这些情形，去年中国的民族工业，的确是恢复的形势，虽然除纱业外都是很小的恢复。已足证明中国经济继续破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并不能根据去年比较前年恢复的形势，就断定中国的民族资本便是继续向前发展。因为我们只考察了崩溃或者恢复的形势是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观察他的溃崩或者恢复的条件，才能断定他的趋势。去年经济比较前年恢复的条件是甚么？先就纱业来说：第一，是因为反日运动的复兴，各地抵制日货，以至日本纱布交易都停滞起来，而中国的纱布因之畅消〔销〕。据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载：“自济案发生后，中国对日经济绝交扩大，以去年七月至十二月之间，日商所受影响最大，虽在贸易统计上，日本对华贸易仍为入超，然较之平时，实相差倍蓰，倘以发展之度数计之，则无形损失，更不知几许，仅就几种主要商品计之，其减退之象，已非常显著，兹分述如下：（一）布匹日本输入上海之布匹，共一千零十五捆，较之前年同期约减百分之十五。（二）棉纱日本输入上海共四千二百六十七担，比较前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五。（三）砂糖日本输入仅一万五千九百担，不过前年总额百分之三。（四）海产物日本输入共八万三千二百担，竟减少百分之七十。（五）五金品日本输入共五万八千担，仅增加百分之八，而英国货则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美国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德国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六）染料日本输入约值一万五千海关两，较之前年减少约二分之一。”因全国抵制的结果，使日本纱价大跌，平时三品二十支纱，比十六支人标常高至三十两左右，但是到九月中竟跌至比十六支人标还廉二两，可见去年中国纱厂的获利，抵制日货是有莫大的关系的。第二，因为战争停止的关系，各地交通比较恢复，运输比较便利，客帮办货者比较增多。如四川帮，汉口帮，陕西帮，进货都超过前年很多。第三，去年本棉与美棉都算丰收，花价不贵，而纱价却是很昂，去年年底人标一百七十五两，比之前年年初一百二十六两，已贵了五十两，而花价的比较仅是三十一两五钱与三十四两八钱，不过贵了三两几钱，自然比较要获得极厚利润。第四，是孟买罢工，去年印度孟买罢工十一个月之久，出纱减少很多，因此印度帮进纱比较多。整个对印度的贸易是输入减少，输出增多，也是有相当的关系的。第五，罢工减少，对工人的剥削加重。去年工人的罢工事件，比之前年要减少得多，资本因之极力进攻，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也是去年工业获得利润，比较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余各项工业比较恢复，都不外上面举出来的几个条件，而“抵制日货”，“战争停止”和“对工人进攻”，是三个最主要的条件。现在详细的来分析这些条件：第一，“战争停止”是一个消极的条件，仅能使交通比较恢复，运输比较便利，换一句话说，仅能使市场比较恢复，而不能使市场更加兴旺。因为中国市场衰疲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广大劳苦群众，因压迫阶级的种种剥削，都陷于空前的破产与贫困，因之购买力薄弱，所以要振兴市场，主要在减轻对一般劳苦群众――尤其是对农民的剥削，仅仅战争的停止是异常之不够的。第二，“抵制日货”，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决不能有长期的作用。因为专靠一般人的“爱国心理”来不用贱价的商品，这完全不可靠的，印度甘地主义的失败，以及中国历次抵制日货的失败，便是极好的证明。第三，“增加对工人的剥削”，这又是一个异常之消极的条件，因为在中国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如纺织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十二小时，每日工资平均不过五角，仅够一人的生活费，所以再无法继续增加对工人的剥削了。何况现在工人运动的形势，又在开始活跃，必然要给资本的进攻以莫大的打击。其余如“孟买罢工”，“棉花价廉”，更是偶然的条件。所以去年工业比较恢复的原因，完全是消极的偶然的条件，并没有一个积极的条件。因此决不能依据这一比较恢复的现象，便断定民族资本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甚么才是可以帮助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条件？第一，民族资本发展的第一障碍，便是帝国主义商品的竞争。所以必须减少帝国主义商品的侵掠，然后才能使本国商品的销路扩大。第二，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过于贫困；购买力大弱，所以要使市场的兴旺，必须相当的改善农民的生活，就是要相当改良土地关系，渐次削弱半封建的剥削。第三，是因为厘金和一切苛捐杂税的剥削太利害，使本国商品的生产费太高，不能与外国商品竞争，因此必须废除一切厘金苛捐杂税的抽剥。必须这三个条件有些微的实现，然后民族工业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在去年比较恢复的条件上看来，是一个积极的条件也没有，所以决不能因此断定民族工业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有些同志说：“去年固然没有这些积极的条件，可是今年己经相当的有了一些，不是关税已经自主吗？不是各省都在进行裁厘吗？不是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如二五减租等也在开始实行吗？那么民族工业因为这些条件有些微的改善，当然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检查这些条件：第一，所谓关税自主，依据中英条约附带的照会有如下的申明：“……国民政府采用之国定海关税则中，所有按值征收，或根据于该税则之特定税率与一九二六年关税会议所讨论暂时议定之税率，系属相同，而为对于英国货物所课之最高税率……”所以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后，所采取的还是段政府时代，关税会议时所议定的七级等差税率。再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税率之内容：“附加税系采等差税率，即于现在输入正税百分之五外，凡输入货物分为甲乙丙丁次己庚七种，其课税率如下：甲、百分之二二?五。乙、百分之一七.五。丙、百分之一二?五。盯百分之十。戊、百分之七?五。己、百分之五。庚、百分之二?五”棉织工业居中国工业的第一位，而棉纱棉布等竟因容纳日本之要求，列在庚类，享受百分之二。五的附加轻税。再按国民政府公布之实在税率：十六支纱每担仅抽三两，二十支每担抽三两三钱，但十六支纱每担价已超过一百五十两，而二十支纱价将近一百八十两，可见实际的税率，还不过百分之四，等于全未加税，其他棉布等从量抽税的差不多都是如是。面粉为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在新税率上竟完全免税。其他如洋灰，火柴，肥皂等轻工业品，中国可以自制的工业品，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品，税率都极轻微。可见现在的税则，完全谈不上保护税率，对于削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掠，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的意义上，实在是异常之轻微。第二，所谓裁厘，在五省裁厘会议中决定裁厘后，举办消费特捐。《银行周刊》第十三卷第四号《裁厘后举办消费特捐之商榷》一文中有如下之论断：“就所发表之厘税年额约计表而观，以所定之特税品目相比较，即厘税中课税物品之有大宗收入者，无不包罗于特税之中，仅将厘金简化而已，世人疑特税为厘金之变相者非无故也”。“五省裁厘会议所定之特种消费税查验细则，列查验办法三种：（一）派员查验，（二）置查验所，（三）设巡船，其中所谓查验所者，虽与厘卡迥然不同，而流弊所届，或有甚于厘卡。目前之特税查验局，已为商民所诟病，盖查验所，仍有碍于商货之通行。且以我国厘卡积弊之深，由来已久，查验所或为变相之厘卡耳。”可见特种消费税完全是厘金之变相。再就特种消费税的税率来看：“（一）奢侈品自值百抽十二?五至值百抽十七?五；（二）半奢侈品自值百抽七?五至值百抽十；（三）日用品自值百抽二.五至值百抽五”。而以前厘金税率普通多半一律值百抽三，固然厘金要过卡还税，而现定的消费税是销产并征，但是税律〔率〕增高很多，结果亦相差不远。再就五省裁厘会议预定的厘金及特税收入的比较来看：（第九表）〔5〕五省厘税年额约计比较表省份江苏浙江安徽厘金旧额九·○○○·○○○七·○○○·○○○三·一六○·○○○特税总额三·三五七·一五九四·九六六·○○○一·一六○·○○○特税比厘五·六二四·○○○二·○三四·○○○二·○○○·○○○金短少数省份福建江西合计厘金旧额五·一三○·○○○三·六○○·○○○二七·八九○·○○○特税总额三·三○二·五四○三·二○○·○○○一五·九八○·○○○特税比厘一·八二七·四○○四○○．○○○二·九○○．○○○金短少数五省共计特税每年收入仅比厘金短少一千一百九十万，可见对于厘额的减轻，仍是极少。何况各省并不切实执行，如江西福建，举行特种消费税，任意扩充项目，增加税率，比以前厘金还要烦重苛细，同时又举行甚么营业税，内地货捐等，引起商人罢古反抗（九江，厦门，福州都罢市几日）；如湖南取消厘金改征统税，但是税率有加重至百分之三十者，引起商人激烈反抗游行示威，并且要求恢复旧日厘金制度等，最后税率还是减低极少。如两广至今没有取消厘金的办法，北方各省更毫无所闻。可见各省对裁厘很少切实执行，有些执行的还是，“藉裁厘之名，行加税之实”（总商会反对特税的遍电）。又如面粉，洋货入口既完全免税，而本国工厂出品，每包征收出厂税一角。棉纱在出厂时要征收出厂税，到各省时还要征收统税或消费税，这样与厘金制度一点区别也没有了。所以这样裁厘的结果，实际上对于本国工业的发展，一点帮助也没有的。第三，改善农民生活问题，在南方是佃农占极大多数，所以主要在实行二五减租和减轻田赋及一切苛捐杂税。但是现在各省所谓二五减租，除开浙东几县的确实行了之外，其余各省是一点没有实行的。如在桂系统治下的两湖两粤，已经由武汉政治分会和广州政治分会公开的宣布废除二五减租及佃农保护条例。同时对于农民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加增不已，如江西各县甚至抽收墙壁捐桌子捐（按每家墙壁桌子的数目抽捐），广东有些县份实行抽收入头捐，牛捐，猪捐，甚至旧报纸捐；四川田赋已预征到民国三十一年；山西田赋在民国十四年还是每亩抽银一两，到民国十六年每亩改征四元，十七年又加至每亩征收六元。至于军阀勒种鸦片如云贵川闽陕甘等省都是极普遍之事，如四川种鸦片抽鸦片捐，不种者加倍征收懒惰捐。南方各省农村中经过激烈斗争的地方，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更是加倍的利害，加租，加归，勒索欠租，欠债，赔屋，赔物等，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这样。有些地方还勒逼加倍的还租，加倍的赔偿，甚至农民暴动时捣毁了一个神像要赔十元至五百元者。其办民团，挨户团，勒收民团捐，门牌捐，烟灶捐，枪枝捐（买枪抗用），修公路，勒缴公路捐（闽南每人要缴公路捐五元），尤其是非常普遍，这样农民的生活，有一点改良的余地吗？再加以各种日用品捐税间接对农民的剥削，如去年国民政府整理盐务，加增盐税，各省也照例举行，今年又举行验票，抽收验票费。又括去约一千五百万元，这不是取之于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吗？何况还有军阀“加工制造”出来的灾荒，已普及于西北九省，三千五百余万人口，快要饿死，这些事实都只看见农民的日趋流离贫困，看不出些少的改良。从上面事实的分析，证明今年的几个积极的条件，表面上似乎做了一些，实际上的确是极少改善。就令这些条件有些微的改善，但是因为还有下面几个严重的困难，中国民族资本并不因此就能够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就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第一，各国帝国主义可以自由在中国开设工厂，而在新兴各国订立的条约上，都是“最惠国”的待遇，都载明“这一订约国，对于彼一订约国，不得有何借口抽收异于或重于他国或本国人民所纳的税捐”，那么就是关税相当的提高了，可以相当的抵制外货的输入，各帝国主义马上可以用大批的资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贱价的劳力和丰富的原料来开设工厂，民族资本还是无法可以抵制（以前美国对付加拿大的保护关税就是采用这样的政策）。第二，中国资本太弱小，抵不住帝国主义资本的雄厚，帝国主义很可以用，屯并主义”（中国商人用的名词，就是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极力提高价格取得利润，另一方面在国外市场极力降低价格，以打倒外国的工业），来打倒中国的工业。现在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组织的东方织物公司，就是准备用这样的策略来打击日本和中国的纺织业。第三，中国生产技术非常之低劣，机器都极陈旧，生产费很高；各帝国主义的工业，生产技术都很高，最近生产合理化的实施，更加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生产费，这也是中国民族工业无法抵御的。第四，日本帝国主义在他势力范围内的满洲山东，甚至河北等处，可以用商业垄断的政策来排斥中国货。第五，就是中国民族工业能得到相当的资本的积累，但因为政府财政困难，强迫购买内国公债，或借款等，也就很难有余款来扩大营业。国民政府成立到现在仅一年多，而发行的内国公债，已有二万三千余万了，统计如下：（第十表）国民政府发行之公债统计表（根据财政部的财政报告及最近国府公布的命令编制）种类发行日期数目用途江海关二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三○，○○○，○○○军政费五库券续发江海关二五库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四○·○○○·○○○――――卷烟库券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一六·○○○·○○○军费军需公债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第一次六·○○○·○○○军费军需公债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第二次四·○○○·○○○军费善后短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四○·○○○·○○○善后事宜公债二五库券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九·○○○·○○○弥补国府短款金融公债务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三○·○○○·○○○整理金融赈灾公债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一○·○○○·○○○赈灾裁兵公债务一九二九年一月卅日五○·○○○，○○○裁兵共计二三五·○○○·○○○这样大的巨款，落叶归根还是取之于一般劳苦群众，但是起先出款的还是所谓工商业家，一债未缴，一债又来，各工厂就是赚钱，也只能供给这些债款了。至于内地的工厂更是要遭受无穷的强迫借款，据说河南郑州豫丰纱厂在去年一年，就被冯玉祥借去八十万，那么，还有甚么余资来扩大营业？日本帝国主义力争关税增收必须拿来整理无担保的外债，就是要借此来窘穷中国的财政，间接就是压迫中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些情形若是不能改变，就是几个积极的条件有些微的改善，民族工业还是无法向前进展的。所以要使中国工业继续向前发展，除了要继续改善几个积极的条件外，对于上面几个困难，也要有解决的方法。但是这几个困难，如“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强大本国资本的力量”，“提高生产技术”……等，都是极困难做到的。因此可以断定中国民族工业极少向前发展的可能。今年因为去年这些消极条件的帮助，又因为历年市场久经衰歇，必然有一时的畅消〔销〕的原因，或许还可以继续些微恢复的现象，但是如果这些积极的条件，不能继续改善，那就要很快的遇到严重的恐慌。所以我们现在还要考查这几个积极的条件，是否有继续改善的可能。第一、帝国主义是否有继续向中国资产阶级让步的可能？现在表面上似乎与各国协定，七级过渡税，仅通用一年，从一九三○年起，便可完全关税自主，但是在客观上是绝不可能。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承认，此次日本国会通过的都叫做“关税协定条约”，毫无自主的字样，并且说“协定的内容，依中国政府之嘱托，除税则外暂不宣布”，可见这一协定中包含了不能公开的秘密。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差不多依赖剥削中国而生存，不是经过“革命”“战争”，帝国主义的倒台等，决不轻易放弃这一衣食来源的中国。就是英国也正在极力进行恢复中国的市场，甚至因此不惜与日本发生龃龉，那么他会愿意轻易的对中国资产阶级施与恩惠吗？他现在颁布的关税税律〔率〕，对于英国的商业还没有甚么妨碍，如果进一步的自主，自然要触犯英国的利益了。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得到美国的后援而大胆的干去，那么，不只是英日要帮助他在中国的工具――桂系和奉系来推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势力，并且要因此加紧英日对美的冲突，加紧太平洋战争的危机。既然进一步的关税自主既不可能，那么，要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工厂，更是绝对的不可能了。第二、封建地主阶级是否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资产阶级的土地改良政策？那就是说在佃农占优势的地方，是否可以实行二五减租等的政策，在自耕农占优势的地方是否可以减轻田赋的剥削？第一，因为中国地主阶级中，中小地主占优势，已经无法可以对农民让步，再加以近年来，帝国主义的侵掠，货币关系的发展，物价日益昂贵，自己已陷于破产崩溃的境域，更只有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才能相当延长自己的命运。所以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民暴动，将要消灭封建剥削的时候，决不能接受些微的改良政策的。第二，在自耕农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多半是工商业不甚发展，没有别的税收，因此军阀剥削的来源大部份都靠对土地上的剥削，因此造成了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复活。只要看各省每年收支的统计便可知道：（第十―表）几个重要省份十七年岁收统计比较表（根据各省财政报告编制）省别国家收入（多半是工商业的捐税）地方收入总计江苏九·二三八·五八三九·二五八·九九六安徽二·八○八·九六九七·四五四·二七二福建一一·○四七·五九七（包括鸦片税）八·九七四·三五一省别田赋江苏七·七二一·八七五安徽五·七二七·一三四福建约四·○○○·○○○从上面的比较表看来，江苏从田赋的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四十，福建田赋的收入仅占百分之二十五，而安徽田赋的收入差不多占百分之六十。这就是由于江苏福建是工商业比较发展的地方，可以多从工商业上来取得收入，无须加重土地上的抽剥；而安徽工商业比较落后，因此不得不加重对土地的剥削了。安徽在全国看来，还是工商业比较发展的地方，如果拿出西，陕西，河南，甘肃，四川……等省来与江苏，广东比较，更可以看出很大的差别。所以在工商业比较落后的地方（大半即是自耕农比较多的地方），军阀没有办法，不得不加重对土地的剥削，而自然造成国家封建的残余形势。所以，要减轻这些地方对农民剥削，非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军阀制度已有相当的削弱不可，这实在是客观的条件上很困难办到的。所以资产阶级企图的土地改良政策，也是极少实现的可能。第三、裁厘是不是有进一步实现的可能？我们要问裁厘有没有进一步的实现的可能，必须先看军阀制度是不是能有削弱或消灭的可能。如果军阀制度依然存在，那么，厘金是各省军费主要的来源，决没有办法可以裁减的。就是表面上裁撤了，必然是要用一种别的捐税来代替它，如现在各省以特税来代替厘金一样。我们要问军阀制度是否有消灭或削弱的可能，必须先看中国的土地关系是否可以改革或改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是否可以削弱。因为军阀制度的存在，根本是由于封建阶级要维持对农民剥削，要镇压农民的反抗；同时帝国主义要维持在中国的特权，要保障对中国的侵掠，都需要这一工具，所以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若不消灭或改良，帝国主义的势力若不推翻或减轻，那么，军阀制度是不会削弱或消灭的。从第一，第二两项的分析，要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更多一点的改良政策，都是极少可能的事，所以要削弱军阀制度也是极少可能的事，所以要实现裁厘也是极少可能的事。总括上面的分析，资产阶级发展的三个积极条件，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都是极少可能；所以民族工业走向发展的前途，也是极少可能。虽然今年或许还要表现一点恢复的形势，但是很快的就要遇到严重的恐慌。如果资产阶级要继续进行改良自己发展的条件，那么，不可避免的要爆发与买办地主阶级的矛盾，与英日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就要加紧英日和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最后便是战争――国内战争甚至世界战争的不可免。所以资产阶级要使反动的统治走向稳定，要稳定自己在反动统治中的领导都是极少可能。但是有一点要使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力量，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的确是比以前增进了。而且资产阶级是极力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所以必然要在群众中极力扩大改良主义的宣传，美帝国主义也是极力企图使中国成为他的经济的殖民地，所以必然要继续帮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同时大革命失败之后，新的革命高涨尚未到来的时期，一般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很易为将受改良主义的欺骗，这的确是革命发展前途莫大的障碍。重复一句，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尤其是他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的扩大，必须与以严重的注意！六群众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资产阶级不能解决他自己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帝国主义无法调协自己相互间的矛盾，仅是证明反动统治稳定的不可能，并不就是反动统治的必然崩溃，更不就是革命的必然胜利。因为反动统治的崩溃和革命的胜利，最主要的动力还是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一切反动的势力，都在极力斗争，企图以自己斗争的力量，来战胜自己发展前途中的矛盾，来延长自己的寿命。如果不是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力量，已经比敌人强大，已经能克服敌人，那么统治阶级还可以运用自己的主观力量来渡过重重的难关，或者这一派倾覆，那一派上台，这一军阀倒，那一军阀起而代之，而形成一种长期动摇，既不稳定，也不崩溃的局面。过去十余年未的历史就是这样，欧战恐慌时代，资产阶级统治并未完全倾覆，也就是这一原因。因此我们在分析反动统治极难稳定以后，还要特别注意去分析革命的主观力量――群众革命斗争的形势。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势力，所以我们要首先分析工人斗争的情形。工人运动自“五三”事变以后，尤其是自上海邮务罢工以后，的确是开始活跃的形势。先看上海这几个月工人斗争的统计：（第十二表）一九二八年，八月至十二月上海工人斗争统计表（根据社会局劳资纠纷报告编制）月份月份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总计斗争次数本月发生次数七二五一八二九五五一三四上月未解决次数一七七二五二八四八一三五[125]总计二四三二四三五七一○三二五九罢工次数九九一五二二一六七一参加人数八一五九七七四二九四二三七五六一八九一九四一八○四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斗争的次数是逐月增加的，在八月仅有二十四次，而十二月已经有一百○三次。第二，罢工的次数也是逐渐增加的，八月仅有九次而十二月已经有十六次。可见工人运动是逐渐向前发展，虽然是很缓慢的发展。第三，在斗争原因起初是资本进攻的次数多，十一和十二两月是工人进攻的次数多，可见工人运动已从防御的形势渐次转向进攻的形势。第四，四个月参加罢工的人数仅四万一千多人，以上海八十万工人计算，二十个工人才有一人参加过罢工，所以只能说仅仅是开始活跃的形势，并不能过分的估量以为群众斗争已经高涨起来。全国的形势都是与上海的形势同样的开始活跃的状态。如北方，自上海邮务罢工，引起了天津北京的邮务斗争。从天津北京的邮务工人斗争的胜利又引起了京奉铁路工人的斗争，唐山矿工反对包工的运动，北京电车工人的加薪运动，天津英美烟厂的罢工，地毯工厂，北洋纱厂的斗争，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兴起的形势。如香港，这几个月中各重要产业工人如邮务，铁路，造船厂，码头工人都经过斗争，虽然每一个斗争是极小的问题，但已经不是以前不敢斗争的形势。其余如武汉，及各铁路，海员等工人群众，斗争的情绪都是相当的增高。甚至如产业落后的江西，最近九江的纱厂，码头工人，景德镇的磁器工人，都发生罢工或斗争。所以全国工人阶级的情形，的确是在大失败之后相当恢复了他的疲劳，又开始站起来向敌人反攻的形势。这几个月农民斗争的情形，的确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如海陆丰区域之失败、闽南苏维埃区域的消灭，朱毛的失败，影响到湘赣边境各县都遇到了严重的摧残，琼崖几县的苏维埃区域，也是同样的被消灭，所以农民斗争是比以前低落的形势。但是这些失败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敌人已将城市的革命斗争给了莫大的打击，同时内部冲突又得到了暂时的妥协，所以能比较集中力量来镇压农民的斗争。第二，这样广大的农民斗争完全得不到城市的领导，最后自然要遇到严重的失败。所以这些失败大部份都是客观原因所造成，并不是农民群众不要斗争，不愿斗争。而且适得其反，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是一样的极热烈的要求斗争，极力斗争。如湖南平江，浏阳苏维埃区经过一年之久，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不下百余次，遭受若干次的失败，直到现在，还是继续艰苦奋斗，苏维埃区域还存十余处，群众的组织还有十万人以上。其他各县如华容，常德，湘西各县虽然在极困难的环境当中，仍是在不断的斗争。湘南一带，农民常常自己树立红旗，反抗军队民团的压迫。如广东海陆丰三次失败以后，已经备受摧残，但是农民并不因此而消沉，到现在又恢复了三分之―以上的苏维埃区域。琼崖亦有很小的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其他在中路南路各县，农民群众的组织，又是发展的形势，斗争也在继续。如江西赣西―带苏维埃区域虽因朱毛之失败而受打击，但赣东北一带的苏维埃区域，仍然继续存在，并且近来受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农民的情绪更加勇敢起来。如江苏，浙江，虽然资产阶级一方面用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又极尽改良的欺骗，但是农民斗争（如火刀会，红枪会反军阀苛捐杂税等），继续不断的起来，虽然冯玉祥，阎锡山等在农村中改变新的策略，实行村庄制度，扶植中小地主与富农的势力，但并未能因此停止农民的斗争。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影响，共产党政治的影响，的确是更普遍的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总之，现在农民斗争比较低落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白色恐怖的镇压，并不是因为农民的生活已有相当的改良而不要斗争，所以这一形势很明显的，只要工人斗争是向前发展的，只要军阀镇压的力量减弱，农民斗争必易为继续扩大。重新在广大的范围内爆发起来。尤其在今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斗争将又有一时的兴起，因为在北方历年军阀的战争和榨取，制造出空前的灾荒，到现在没有饭吃的将近三千万人，在南方因为去年广大农民斗争的失败，地主阶级加倍的剥削摧残，许多地方的农民牛粮种子，空粒无余，这样广大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形，能安宁下去，不发生许多的变乱吗？现在不管是资产阶级或者是买办地主阶级，保障他的统治地位的就是靠广大的士兵群众，所以极力榨取经费来养兵，去年一年，国民政府中央财政项下支出军费达四万万以上，若合各省总计起来还要超过若干倍。这一笔数目实在惊人。但是军费虽然用了这样多，而士兵的生活，并没有甚么改善，大部分的钱，都到了军阀的腰包里面。直到现在，除蒋桂两系认为是自己的主力军以外，差不多没有那一部份军队不是欠饷屡月，士兵群众的生活苦到万分。尤其是裁兵的结果，更引起了广大士兵群众的愤慨，因为欠饷不发，只给几元路费滚蛋，一切残废伤亡的抚恤费也都整个的被吞没，“替军阀拼命的结果，还是回到老家去挨饿”（士兵语）。因此兵变，逃走的事，时时发生，士兵运动在几个主要的省份都有进展的形势。反帝运动更是新的活跃的形势，自“五三”济案发生，反日运动遍于全国，都有很多的群众参加。此后如奉天的保路运动，汉口的水案，更加掀起群众斗争的情绪，汉口日租界工人已罢工数月之久，到现在尚未停止。固然这些运动，几乎都被资产阶级改良口号领导去了，或者是被买办地主阶级所利用，用以来欺骗群众，掩盖自己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甚至被帝国主义利用做打击自己敌人〔对〕的帝国主义的工具。但是我们绝对不应抹煞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一回实事，因为从此可以看见广大群众的反帝情绪还是非常之热烈，还是要爆发成为各种的斗争。总之，反帝运动重新活跃的原因，广大群众对反帝斗争的要求，还是最主要的动力。此外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极普遍的发展，如各省商人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在九江河门福州及广东几个县份的市镇都实行罢市，在上海，长沙，武汉，北方各城市，都有很激烈的反抗，甚至游行示威的运动。如学生和一般自由职业者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也不断的在各地发生。这就是表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现在统治的不满，开始离开国民党，离开资产阶级的影响。固然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运动，都易为接受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如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无法实现的时候，便要很快的转到革命的方面来。所以只要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还是可以吸引一般贫苦的小资产阶级走向革命斗争。我们分析各种群众的情形，很明显的是广大群众的斗争又已开始复兴的形势，虽然这一复兴的形势是很缓慢的，但的确是很稳着的向前进展。有些同志以为“现在群众的斗争是革命失败的余波；而不是革命复兴的象征”。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以后群众斗争的情形，纵〔总〕是继续的下降，而不是向前开展”。这一观点的错误，是很易证明的。第一，我们看广大群众的生活是不是向改善的路上走？帝国主义的侵掠已是渐次减轻吗？地主阶级能接受对农民的改良吗？这些我们上面都分析过了，是极少可能的。资产阶级能渐次改善工人的生活吗？伪既不能减轻帝国主义的压迫，又极困难实行土地改良政策，使农民的生活比较优裕来扩大市场，那么，他自然只有更利害的剥削工人群众，才能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这样很明显的广大群众的生活些微的改良都极困难，那么群众的斗争能够一天一天的减少吗？第二，白色恐怖的镇压，只能有短期的效用，而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紧，固然对我们的进攻仍然是一致，但终是不能不比较松懈。第三，群众经过许多大失败以后，固然有一时的休息，然而决不是长期的，因为生活痛苦的压迫，除斗争外别无出路。第四，这几个月来的客观的实际情形，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错误，因为很明显的群众斗争是一天一天增多，而不是一天一天减少的。第五，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在群众中扩大，的确是可以缓和群众革命的情绪，的确是革命的严重的敌人；但是改良主义如果很少实现的可能，那么这一改良宣传的欺骗是可以揭破的，所以只要我们能有正确的策略和艰苦的工作，是可以战胜这一改良的影响。总之，现在群众斗争，不是统治阶级改良政策渐次实施而渐次缓和的形势，而是因为生活痛苦的压迫，不能不走上斗争的道路。所以很明显的群众的斗争不会渐次的减少，而是要渐次的向前开展。所以现在群众的斗争，决不是革命失败的余波，而是开始复兴的形势。固然，认为现在群众斗争是革命失败的余波，是一种革命失败反映过来的悲观思想，同时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的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观点，同一样的有害我们正确的路线。因为这一无聊的乐观主义要使我们认不清敌人的策略，尤其是使我们认不清革命的主观的弱点。现在群众斗争虽然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的确有不少的弱点，需要我们有极正确的策略和板艰苦耐心的工作，才能战胜这些弱点的。第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的确在群众中渐次增长了，尤其是黄色工会的组织的确是普遍的发展，在上海，天津一带都是同样的形势，就是在桂系下面的区域，除开桂系所御用各种官僚工会以外，也有黄色工会的活动。并且他们不是像以前空招牌的组织，而且的确有相当的群众了。因此群众中又发生了一些对国民党的幻想，希望国民党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解除他们的痛苦的幻想。还有许多经过极激烈的斗争，亲身受过国民党屠杀的群众，虽然对国民党没有幻想，但是对改良主义的宣传还是接受了不少。这些情形决不容许我们忽视！因为第一，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不仅是空口的欺骗，而是的确可能――虽然这一可能是极少的――给些极小的恩惠来麻醉群众；第二，群众在历次的大失败以后，在生活万分痛苦的当中，只有要一些的改善、都容易模糊阶级意识，而接受改良的思想。并且这种改良影响的增长，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民中也是一样，如浙东几县的农民因二五减租有些微的实现，便有很多的农民加入国民党，广东东江农民听到张发奎回粤的谣言，都很高兴起来，以为总比李济琛要好些，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现在改良影响还没有极普遍的深入农村，虽然客观上土地改良的政策，极少实现的可能，但是农民接受改良的影响，根本上比工人阶级还要易为得多，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所以现在群众中改良主义影响的增长，黄色工会的发展，的确增加了革命不少的障碍，是革命主观上第一个严重的弱点。第二，是革命失败的情绪，在群众中还是极普遍的存在。许多群众――在工人农民中都是一样――都表现一些恐俱怀疑，妥协，不敢斗争，不愿斗争的倾向。这一倾向已经造成一种极不正确的观念，如合法运动的观念，和平发展的观念，不只是在群众中有这样的观念，而且反映到我们党里来了。这是给与改良主义发展的更多的机会。第三，过去党的机会主义给与群众许多不好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如不愿自己斗争，希望红军来打平天下，这不仅在农民中是如是，就是在比较进步的上海工人群众中甚至还有很少的人对朱毛发生幻想。如“组织斗争现在不必做，到了暴动的时候，群众都会要来的”，这差不多在上海广东等地工人群众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些机会主义残余的观念，不是很容易克服的，并且极妨碍群众斗争的进展。第四，党在过去继续发生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尤其是农村中的无目的烧杀政策，的确使广大的群众离开发，不信任党，这是要更增加团聚广大群众到革命口号之下来的困难。第五，群众的组织异常的薄弱，过去赤色工会的组织，农民协会的组织差不多破碎无余，就是现在黄色工会的组织也仅在小部份的群众中发展。这样群众组织的弱小是要使群众斗争只能缓慢的进展，而且这一组织群众的任务是异常之艰苦的。这些革命主观上的主要的弱点，的确可以妨碍群众斗争不能很快的进展。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作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涨必然很快的到来。固然这些弱点，因为客观形势便利于革命发展的原因，而使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七我们的中心任务总合各方面的分析，帝国主义极难调协相互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极难解决自己前途的障碍，经济上极少发展的可能，政治上极少稳定的可能，目前虽在两派相持之下而造成一种暂时妥协，虚伪和平的局面，但是根本的矛盾并未减轻，战争终不可避免的爆发，群众斗争又在开始复兴，所以很明显的革命是在生长，革命高涨〔潮〕不可避免的到来。这一总的形势与党的第六次大会时的确是更加明显了。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必须严重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比重――同时就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比重又加大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影响又扩大了一些，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又增长了一些，这的确是增加了一些革命的困难。并且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看我们能否很快的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正确的策略，艰苦的工作，那么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将会要继续的扩大，而更延长革命的高潮到来的时期，所以我们目前策略上的中心任务，就是怎样与改良主义斗争，怎样来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危险，争取极广大的群众都走向革命的道路上来。现在有两个极端的观念，客观上都是〔足〕以帮助改良主义影响的增加，防〔妨〕害革命的进展。第一，以为改良主义没有一毫实现的可能，或者以为经过艰苦斗争的群众，不会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一观念的错误，客观的事实已经充分的答覆了。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一下，为什么黄色工会能够普遍的发生？为什么已经能够得到部分的群众？为什么群众当中合法运动的观念这样普遍――何以有很多群众的斗争都到社会局去请求调解，或者到市党部去请愿？何以有很多群众自己组织的工会，都愿意到国民党去立案？这不是改良主义的影响生长的表现吗？如果国民党已经召集到了一部分群众的会议，我们还说国民党是没有办法的，这真是一种“盲目的夸大狂”。在上海法电斗争〔6〕中，我们差不多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群众中的工作，将近一月的艰苦斗争，仅仅相当的揭破了国民党的欺骗，整个的罢工还是失败的，这还不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利害吗？过去许多的事实已经教训我们了，将来的事实还会要教训我们，不过从现在起还不认识这个危险，将来的工作更要加倍的困难。并且这一观念是要减弱我们对改良主义的注意，〈减弱〉对改良主义斗争的力量，客观上就是帮助改良主义的发展来危害革命。第二，以为改良主义有很大的实现的可能，这在客观的事实上――帝国主义不愿有更多的让步，二五减租的不能实行，资本的剥削更加残酷，也已经证明这一观念的错误。但是这一观念的确是有帮助改良主义宣传的嫌疑，如果这一观念在群众中发展，将使群众都渐次离开革命，而走向改良主义的路上去。同时要使党的策略走到极右倾的机会主义方面，更加增长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的观念，这无异是帮助资产阶级阻碍革命的进展。这个观念的危险，比第一种还要严重得多。第一种观念将要因客观事实的发展而要渐次肃清，第二种观念或许因资产阶级更努力宣传的结果，而更要扩大。所以我们要同样的认识这两种观念的危险，但特别对于第二种要给以严厉的批评。现在我要简单的说明怎样与改良主义斗争的几个主要的原则：第一，要极力发展党的政纲的宣传。现在改良主义者――主要的是汪陈涨，极无耻的蒙了一层，“革命”的面皮，摭拾一些革命的名词，极力来宣传他们改良的政纲。因此更加使一股群众认不清他们的真面目，而受到他们的麻醉，所以我们必须加紧我们政纲的宣传，才能使群众得到正确的判断。如反帝国主义问题，他们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他们的政纲，仅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必须到群众中去从各种事实的当中极力说明，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只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异常之不够的，并且这完全是美帝国主义要发展对中国的经济的侵略的阴谋；如果要真正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取消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因为必须如是，然后中国的发展，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他们的办法是“排斥外货，提高生产，援助政府外交”，我们必须到群众中去说明，这是资产阶级的欺骗，这是资产阶级利用反帝国主义来向工人进攻的策略。要真能推翻帝国主义必须先推翻这些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实际是保障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必须与西欧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尤其是与唯一的工人阶级的国家――苏联联合起来，因为苏联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主要的力量。他们的反帝宣传只特别注意到反日，甚至于反英，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这就是资产阶级勾结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并不比日本好些，而只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奸诈些，更凶恶些，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些宣传，我们必须更大胆一点到群众中去说，从各种日常的实际问题中去说明，才能使一般群众逐渐的了解起来，渐次的团结到革命口号之下来。现在有些同志，以为“这是不能宣传的，我们只要一开口，群众就要说‘又是共产党来了’，吓得逃跑，下一次再不见我们的面了”。对的！但这是宣传的方法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机械的去背诵我们的政纲自然是会得到了这样不幸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的事实中去说明，群众一定不会吓跑而且会感觉到很有道理的。如我们与工人谈到水案问题，我们便说，这就是因为有租界的关系，所以日本炮车才会冲死我们工人，假如把租界收回了，这些事件才永远不会发生。假如他答覆说“这怎样能办得到呵？”我们便接着说，这〔是〕方面是我们工人不齐心，如果齐心没有办不到的，以前汉口英租界不是我们工人收回来的吗？那一天真是利害呵，几十万工人都跑到英租界去，英国水兵都吓得逃跑了。第二是国民党不好，假如下是蒋介石叛变把我们工人屠杀，取消我们的工会，恐怕现在全国的租界都收回了。我相信如果我们照这样从一切日常的问题当中去说明，工人群众不只是不会吓跑，而且会感觉得津津有味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不能宣传这些政纲，而是应该说，用更好的方法去宣传这些政纲。第二，是要真能深入群众中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现在有些同志以为要揭破改良宣传，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口号要比他们高，于是汪陈派宣传八小时工作，我们就要宣传七小时的工作制，这是极可笑的幼稚病。而不知道要使群众认识他们的欺骗，是要在斗争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群众斗争起来了，他们便容易明白资严阶级是一个铜板也吝借不容易给与我们的，这些好听的话，都不过是他们的欺骗。所以我们必须极力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就是极小的也是好的。有些同志并没有深入群众中去，坐在家里发愁，以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一定是工人日常要求的，而不知道工人日常生活的要求，还有比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更迫切的。有些同志比较实际些了，他看见工人在出厂的时候，资本家简直把他们当强盗，每个人都要经过搜身才放走，于是他提出一个口号：“反对搜身！”但是结果工人并没有在这个口号之下起来斗争。后来找到工人仔细谈话，才知道工人说“反对搜身是做不到的，只要他不是从小门放工，一个一个的挨次来搜，使出厂的时候要担搁一点多钟久，而能从大门放工，两三个人一排一排出来，可以早一点回家都是好的。”于是他明白了，马上提出“放工要走大门不定小门”的口号。果然工人群众都响应起来了，在这一日放工的时候，大家都拥在大门口大闹，要开放大门，厂里开了小门，没有一个人肯从小门出去，资本家没有办法，只好开放大门，于是大家一拥出去了，完全搜不成了。于是他在第二天再提出“以后永远不准搜身了”，果然大家都赞成这个口号，出厂时一拥而去，这一搜身的办法就取消了，工人得到了这一点胜利，这一工厂的工会组织也就有一些扩大了。所以要领导日常斗争，必须真正深切了解工人日常迫切的痛苦，然后才能发动他们的斗争，斗争起来了，便可以逐渐进展，揭破改良的欺骗。如果有一点虚想，很极难发动群众斗争的。第三，要加入到一切有群众的组织当中去，争取群众到革命的影响之下来。只要他是有群众的组织，不管他是黄色工会，反动的工会或者农民协会，以及一切旧有的群众的组织，如行会，堆金会，老君会……大刀会，关帝会，红枪会，……都好，不管他是国民党领导的，西山会议派组织的，或者是豪绅地主领导的，我们都要到里面去做工作，发动斗争，扩大宣传，树立我们的基础，然后才能使这些群众离开这些反革命的影响，团结到革命口号的周围。有许多同志，以为凡属是国民党组织的群众团体，号召的群众会议，都是反革命的，好像怕玷辱了自己的清白一样，都不愿参加进去工作，而只在外面唱高调。国民党对群众说一句：“这般东西都是共产党”，于是不怕我们的调子唱得几何好听，并不觉得是与他的问题有关系，并且群众怕砍头，自然都不敢来跟随我们了。做群众工作，是要到群众中去，是要唱群众能听得懂的调子，才能引起群众的同情，才能使群众和唱起来。决不是坐在外面，唱一些“阳春白雪之曲”，群众莫明其妙，或许还会以为这是一些疯子，决不敢亲近我们了。并且只有参加到这些群众的组织当中去，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要求，才能懂得国民党欺骗群众的方法，才能指出群众一切日常对国民党或者对这些组织的领袖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便可以用这些问题来极力宣传，反对国民党，反对这些反革命的领袖，那么，群众一定要一致起来斗争的。国民党和一切反动领袖也就渐渐在群众中丧失信任。第四，在各工厂中要很正确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在群众中既然有了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影响，或者没有这些工会而大部分的群众还怕接近我们。那么用赤色工会的名义去领导斗争，徒然是把群众吓跑，徒然是增加群众的畏惧而不敢坚决斗争。如上海某次罢工，召集了一部份群众的会议，一开始就是上海总工会的代表演讲，并且说上海总工会是受共产党指挥的，如是第二次会议便没有一个人来了。这是很可笑的幼稚病！到群众中去工作，要表现是群众一样的人，能说群众心里要说的话，能提出群众迫切要求的口号，绝对不要表现是“额上雕字的共产党”。群众斗争的领导机关，尽可能的经过群众的推派，不管是代表团，交涉委员会，或者不要什么名义都可以。必须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容易领导斗争的胜利，才能使群众在不断的斗争走向革命的道路。到后来就是发现了某人是共产党，他也不觉得可怕，而且更要极力的拥护了。这个策略不只是在工厂中可以运用，就是在农村中，学校中及其他群众经常集合的场所，都一样的可以运用。渐次使群众觉得我们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斗争的，便会渐次离开敌人而团结到我们影响之下来。第五，我们在组织上的任务，必须特别注意中心区域的工作，产业支部的工作。因为现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特别在工人中扩大，而我们在产业工人中的基础是异常薄弱，如果我〈们〉不能很积极的在产业工人群众中扩大党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那么反改良主义的斗争要加倍的困难。上海的邮务斗争，法电斗争，天津的主要的斗争都是很好的教训。所以加紧中心区域工作的口号，不仅是目前党的组织上是十二分的严重，而且是党的目前中心的策略上，尤为必要。以上只是很简单的说明我们目前策略的中心任务的几个原则，没有能够详细分析党的主要的战术和策略的运用，没有详细分析敌人的各种策略，尤其是改良欺骗的策略，没有分析我们几个月的经验，更没有详细分析现在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因为这篇文章的任务，主要分析目前政治的形势和农展的趋势。至于正确的分析了目前的革命形势以后，自然更迫切需要对于战术与策略以及运用方法的详细的解答，我预备继续写一本《怎样争取群众？》的小册子，来完成这个任务。二月十一日根据《党的生活》刊印注释〔1〕国民党中央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召开的第一大八次常会上，根据“五权分立”的原则，正式成立了相互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陀、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分别执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五院互不统属，都直接对国民党中央负责。〔2〕李宗仁，李济深。〔3〕〔5〕表内多项数字有误。〔4〕表内“一九二七年”项和，比较”项的出超数有误。〔6〕即指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底，法国水兵惨杀了中国电车工人吴同根，法界水电工人为反杭资本家的苛虐待遇，要求增加工资，尤其是要求生命的保障而实行罢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亲爱的同志们：看过你们的政治局底报告与新中央自六十三号至七十七号通告（按即一号至十五号――译者），以及各地党部工作报告等材料之后，我们感觉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局势之变迁，所决定的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批准过的新策略，在根本上新中央虽能运用遵行，但是全党整个的执行程度仍然非常薄弱。譬如从你们的报告与通讯中，可以看出，在党内仍在有普遍的散漫与无组织的现象，这对于党的工作发展大有妨碍。因此必须很快的使全党对于党的路线有清晰的了解，在最短期内克服这种现象，并须以伟大的贯彻精神与坚决的态度，鼓励全党党员群众，完成迫不容缓的基本任务。现在的危险，我们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很深刻指明，就是有一部分的党员以及一部分在革命高涨时期受党指导而同情于党的工人对于革命的前途是很怀疑的。在现在革命的工人运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这种危险非常严重。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发生的消沉与犹豫的心理，是过去得很漫〔慢〕。因为反革命进攻的结果――对于党的组织与黄色工会的打击，在许多儒弱的人们中很容易发生超过实际情形以外的悲观，甚至于以为革命运动已经完全失望而消灭。另一方面，在国内战争停止之后，全国一部分经济的活跃，造成了发生幻想之相当的基础，以为在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健壮”，开辟了中国政治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新的革命高潮将不会发生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延长到遥遥所期。这种观点，对于现在的环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知道促成革命高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统治阶级绝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观点是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肯定的，他不仅只有理论上的根据，而且在详细的研究了最近一年内的事变之后，已经找着了许多具体的证明。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企图在民众中间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可以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和平的解放出来。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大家又公认中国某种的形式上的主权（例如关税自主），实际上是搪塞了“帝国主义滚出中国”的口号，而把中国束缚得更紧。特别英国在南部日本在北部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由这些事实上来看，如其说，以“外交方法”来乌托邦式的解放中国，不如说是在瓜分中国以准备着与此相密切联系的前途――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互斗。自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是巩固的，而且也不会巩固。这里首先就表现着美国与英日的竞争。假使没有这一竞争，则日本在自己积极用兵于中国北方的时候，绝不至于半途动摇，而且英国（其他各国也是一样）也绝对不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与修改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是不应当夸大这种事实的意义。在中央第六十五号（第三号――译者）通告上，认为美国与英日的根本政策是完全冲突，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英日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区别只是在应用这种政策的方法。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的原则，绝不是使中国有脱离殖民地的政策，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假面具，这种假面具可以帮助遮饰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为在现在的客观条件之下，美国需要应用比较英日不同的帝国主义的策略。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将政策的重心用在取得经济的统治权以及在财政与外交上制服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希望他只是友谊的态度而没有地盘的及势力范围的侵略，不象英日在中国用强迫的方法来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没有能力进行一种独立的民族政策，他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主要的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取得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机会，但这是一个空想。事实上除了在某一时期适合于某一大帝国主义（现在如美国）的利益以外，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新的“权利”。只就一九二九年二月一号南京政府所公布的关税细则看来，就可以知道南京政府不能够得着比这更大形式上的权利，帝国主义所承认的关税自主非常微弱。这种的关税税则仅只能相当的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而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软弱，在这一税则上得出了很明显的反映。在目前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绝不反对中国有相当巩固的中央政府，反而要希望一切过去的及将来的借债都有保证。每一个关于保证债务的条约，都要促成中国更深入于殖民地的束缚。去年一年中国的一切经济活跃，一直到现在，大部分仍然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影响到中国民族轻工业（特别是丝业到现在仍在停滞之中）。同时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仍然继续着转递于外人之手（有些企业卖给日本人了）。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相当的发展虽然是很困难，但在最近的将来是可能的。因此，中国全国生产力，向独立的民族资本的路线的发展倾向将要反对着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施行的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倾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将要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独立的民族利益。假使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买办化了，完全继续着以前的地主军阀政府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但是这一政纲的本身，是一种经常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实际要使民族资产阶级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与各个帝国主义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帝国主义有相互的联系，在民众中间发生了反对与他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候，则资产阶级在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也要利用这种机会（例如现在汉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即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只要这个运动牵动了广大的民众，资产阶级立刻就要反攻。共产党的任务在于揭露这种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与小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使这些群众脱离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揭破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作用，指明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之表面的反对态度，来遮饰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使中国走到更陷入殖民地的奴隶地位。无论由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完全解放或是中国真正统一的实现，对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政府，都是不能实现，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利益的任务。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政府仅只是口头上是一个全中国的政权，事实上并未曾统一全中国，而且不能统一生中国。不仅满洲，并且许多西南各省的政权，事实上是离开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国民党的军阀独立的管理他所统治的省区，差不多与旧式的督军一样，在全国经济不统一的状态中，这种军阀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应当注意在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后面都隐藏着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希望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他们在将来的国内战争之中成为自己现成的工具，这样使国民党及其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掌上的玩物，而预先执行他们的计划。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的矛盾不仅是反映着中国各派军阀之历来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之相互的冲突，并且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参加这一统治联盟在此联盟之中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的斗争，但是若是夸大了这种现象的意义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力，那便是错误。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之中，曾有一处表现这种夸大，那里说，“资产阶级现在企图给豪绅地主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样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号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也说资产阶级（并说到商业资产阶级）预备着“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不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没有愿心去这样做。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震动及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了的，确使当时阶级的矛盾，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斗争，走到最紧张的时候，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变表露出资产阶级最后的转变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向帝国主义投降，放弃了彻底的肃清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国统一与解放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间的三大问题，只有革命高潮与工农专政的政府能够做到。至于现在的环境，则是农业危机的逐渐紧张，农民的状况日趋贫困。许多区域（山东，直隶，山西，甘肃等）的饥荒，据报告有两千万的饥民，不能说这种灾荒是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农村经济的崩溃有很密切的联系。中国农村经济需要改良灌溉耕种及整理水利等等，但是农民在地主高利贷及军阀无限制的掠夺之下，甚至于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产工具，使单纯的再生产也不能够继续。因为中国最多的是小地主经济，使减租政策也难于实行，就是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因为没有剩余土地的关系，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就是对富农与佃农的让步也是不可能，就是小的改良仍然没有实行。去年在革命势力逼迫之下所规定的减租，仍然被反动势力战胜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使资产阶级或是由农村中直接收出〔入〕许多地租，或是间接的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夺农民，就是这个事实就可以使资产阶级不能去实行农村的改良。若说这一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合组的国民党政府来实行改良，更是没有希望的事。因此，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这是很显明的事实。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不可免的走到新的革命恐谎〔慌〕的过程，而且比较以前更广大深入。在每一时期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形与正确的分析向党员〔的〕群众及一切革命的工人经常的解释这种过程及其前途。对此必须特别注意根据具体的观察去说明新的革命高涨发展的速度问题。很明显的，关于这个（发展速度）问题，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已经给了答复，我们现在也只有很少的补充。六次大会说：“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并且说：“不可以过份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虽然在许多区域中发生了群众自发的斗争，工人群众的心理已经有了相当的转变，消沉的情绪已经开始转变到复兴的状态，但是这种估计，一直到现在仍然保持他的正确。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中间有一种倾向，以为高潮是一个“短的前途”（这可以说是革命的急性病），就是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也未会完全脱离这种心理。因此有许多地方发现着夸大了反革命内部的分离矛盾的紧张。例如在中央第六十五号通告（按即第三号通告――译者）上，我们看出了这种意思，说：资产阶级“正在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因此，反动政府更快的走向完全动摇崩溃的道路”。这种结论是表现着相当的过于性急，我们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在这半年中间是“很动摇，应当承认新的革命高涨的成熟还是走得很慢。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是会使革命的高涨牵延到很长的时期，这是同样不正确。一般的说来，理论上自然不否认直接革命形势（可以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若以为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没有严重的经济组织的动摇（农村经济的危机，饥荒，个别民族工业的危机），没有帝国主义的激烈的冲突，没有军阀间的武装战争，没有无产阶级更大的斗争，没有乡村的农民暴动――以为这样，便是很大的错误。在这许多的危机中，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他们彼此正在互相斗争的派别可以暂时作更可耻的更卑鄙的结合，以延长他〈们〉的命运，但是因为他们每次的结合与妥协，都是要加重劳苦群众的负担,这自然要引起劳苦群众的反抗，这就造成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前提。共产党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不应当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的极端为出发点，而必须常常对于环境加以正确的明晰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现在是准备群众走向革命高潮的时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应当使党的本身以及广大的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准备着将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来建设革命的工农德谟克拉西的专政，假使共产党不预先整顿自己的队伍，不巩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民中的领导权，就是发生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也不能利用这种客观的条件，来取得革命的胜利。策略问题与党的最近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还未能很充分的使自己的革命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这一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党很大的缺点。中国党是革命高涨之中产生而发展的，他的斗争经验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及公开工作条件之下取得的，他并没有准备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秘密工作。因此反革命的进攻已经使他走到组织很涣散的地步，使他现在遇着非常大的困难，干部中之知识分子的过多，绝不能减轻他在工作中的困难，没有充分的布尔塞维克的经验，不能正确执行日常的革命工作，许多绝不是很坏的同志完全成了消极的状态。还有在中央的一次通告上所说的“等待”，如象许多等待军阀战争（蒋桂战争），以为战争可以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另外还有人等待着，国民党实行民主，以得着公开工作的条件。过去之“左倾”与右倾的残余与现在这种情趋有很密切的联系，这都是过去的残余在新的形势上的表现。党应当很明显的认识，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危险。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的特别危险的是右倾，中央在第六十九号通告之中曾指出过，是很正确的。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是应当利用一切公开工作的可能，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假使只注意到这种策略的一方面，则只是指出了这一方面利益。但是，这种观点表面上是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新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会是放弃了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的任务。要使我们的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绝不是放弃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任务，他只是说在新的条件之下，为实现旧的基本的口号与任务起见，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所谓尽量利用公开的可能，这一口号只应当这样去了解。但是有许多公开主义者，得着相反的观点，他们为着不放过公开工作的机会，所以提议降低党的口号，以为这样不惊动政府，而避免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干涉。照这些人的意见，参加公开的群众组织的工作实际上是作改良主义者的工作，于是利用合法工作的可能，便变成了对于合法条件的屈服。拿这种公开工作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相对照起来，则这种公关〔开〕工作绝不能使我们得着工作的成绩。合法主义者将要认为秘密条件下的共产党，一切原则上的批评是在实际条件下的不可能武断办法，而且中央的通告是不合于实际工作，障碍着工作进行。因此，这种合法主义在最后就形成了取消派的倾向，这是与共产主义的指导与共产党处于相反地位的，因此在现在这个时期以内中国党第一个基本任务是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加强他的组织与威信，以及他的领导的影响，合法倾向在始而不明了这种工作的重要，阻碍这种工作的进行，最后会走到与这种路线完全相反的地步。现在中国革命中右倾的危险特别严重，因为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因为如此，所以一面对共产党〈员〉们屠杀政策，同时继续进行公布一些社会改良的条例（部分的减少工作时间，分配红利等等），〈如〉南京政府立法院与上海社会局所公布的一些条例。资产阶级的一切民主的及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幻想的空气，以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还希望反对封建地主与军阀以及保持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这种空想对群众的影响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为他在口号上与实际上的区别是非常显明。但是在相当的时期之内，他可以对群众发生影响，我们不能轻视这种危险。在现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力量的薄弱，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国民党人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工具，利用一切统治阶级的权，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中，保持着一部分群众对于他们的幻想。假使在共产党员中（无论怎样少），对于国民党还有妥协的与尾巴主义的政策，那么，就可以知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劳动群众中间，自然更没有肃清对于国民党政策的幻想。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的政策之假面具，发动劳动群众去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准备群众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就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忽略这种任务，就是以上所说的右倾危险，应当有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党内的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完成，并不是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派别。党员在现在是有了个别的右倾的错误与动摇，党若不用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干涉他的发展，则他将成为很大的危险。去年一年中许多党员脱离党的现象（甚至于向国民党政府自首），这就是党内右派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在党外职工运动中将更有力量。无论在党内或是群众中，只要那里表现着有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都要用坚决的彻底的手段来反对他。这种工作，特别要揭破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假面具，如象现在还有从左面批评国民党的第三党谭平山等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事实上他们已成为国民党的工具。在中国党中央的―切通告中，我们没有看见一点关于反对他们的特殊指明，没有看见与这种反共产主义团体的斗争。中国党六次大会坚决的号召全党起来纠正“左倾”的危险（盲动主义，军事投机，个人恐怖等）以及所谓国民党式对待群众的方法（命令主义）。因为客观条件的变更，盲动主义及军事投机的危险，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是假使以为“左倾”错误的残余已经完全肃清，这便错误的。在去年夏天中央所发的六十一号通告中，还写了许多盲动主义的计划，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准备着军事行动，还说首先要打倒最反动的桂系，又六十一及六十三号通告中还可以看见以许多“左倾”的话头，来代替实际的革命行动，如“杀死一切豪绅地主！”“消灭一切封建势力！”等等的口号。甚至最近一次中央所发出关于年关（十二月到一月内）期内地方党部工作的七十一号通告中，我们还看见对农村工作有这样的号召：“都到豪绅地主家里去过年！”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倘若以这种空自夸大的高调，并不能引起任何的群众运动，这样决不能巩固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适得其反的要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只是表示与群众的隔离。六次大会说左倾是“不愿意进行日常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不承认部分要求争斗的必要”这种左倾的病态在党内还没有完全消灭，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出不明了工会工作伟大革命意义；不知道正确的去利用公开可能；和不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联系等等的现象，正因为不会照着革命的原则去运用争斗的公开形式与方法，以为在运用这些公开形式与方法中，必将发生右倾危险与公开主义的幻想而裹足不前。对于不觉悟或者半觉悟及动摇群众的革命教育和说服工作，本来是一种极难的艺术，若不从实际工作中去求了解就不会正确的明了这种意义与必要，因此现时中国党的第三个基本任务就是――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其革命化，不了解这一任务而事实上仍沉溺于“左”的病态中，这种形式就等于怠工。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是完全正确的接受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关于获得群众的决议，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党员都在认真的去执行。此中原因最主要的是“左倾”危险，党应当无条件的彻底的肃清。发展在劳动群众中工作的时候，党要特别注意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性，因此，中国党要特别注意民族的问题（特别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六次大会特别招出本党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轻视反帝运动，及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不过我们应当明确了解我们参加这种运动决不是帮助国民党之反对派式的把戏。我们的参加是要使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劳动群众之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中央在最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部分要求，他可以称为最近党―切日常活动的主要政纲。为揭破国民党的这种假民权主义的政策，唯一的动员群众与反对国民党，这些工农群众一切政治自由（自由集会出版等）的要求，将比以前有更大的意义。但是每个环境中应当注意日常口号与党的基本口号正确的联系，中央通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时常是正确的。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日常斗争的口号，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党的基本的口号，这都不适合于党的斗争的利益。有时候党的主要宣传口号很机械的与日常斗争的口号摆在一起，如有时写许多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同时又写一些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等等，这只能加增群众心理中的糊涂。在现在一切日常的斗争中我们注意策略路线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的准备我们党以及广大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时的任务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根据这种观点使着这类部分要求（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的武装，加紧在铁路工人及兵士中的工作等等），在现在已经有了极重要的意义，党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罢工运动，农民运动，反帝的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应当是向着实现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庶可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结合城市与乡村广大劳苦群众都绕围着在工人阶级的周围，以保障着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并认真的组织群众，准备在某一适当的环境中来实现总的革命罢工，铁路工人总罢工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因为这种斗争的方式，可以征集全国革命力量于无产阶级周围，于中国革命中将有极重大的作用。工会工作所有的党员都应当知道若是在工人阶级的中间，没有坚固的基础，在各企业及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便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握着领导地位，要使同志知道若是党现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及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在将来激烈的阶级战争中，有更巩固的力量。在六次大会前中国党的中央曾经指出革命工会当武汉失败以后，曾由七百三十四个减到八十一个，当时中央说黄色工会有四十个，并且还有六十四个没有群众的，从这次通告之后，革命工会的环境自然是继续的恶劣，国民党工会继续增长，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实，假使我们承认在中国的条件之下，不允许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有广大的稳固的基础，那我们对于黄色工会（如上海七大工会）的估量就有极大的错误，事实上这类黄色工会是中国工运中革命发展的有力障碍。经过这种工会，反革命统治的政党，企图在工人运动中造成自己政权的巩固的基矗使他们的代理人包办工会中的领导，面有时用恐怖的手段，破坏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会，对付这种国民党式的法西斯蒂，共产党应用尽各种方法在工会外或工会内进行积极的有系统的反对他的斗争。在现时环境之下，我们应当努力恢复并强固革命的阶级工会，在这不公开状况中，自然要使我们的工会工作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一面应当为我们秘密的工会找着公开的遮饰；―面加紧秘密工会的组织工作，使其强固而争得半公开的存在。在产业中应当进行反对压迫与限制工会组织自由的运动，每个工会巩固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各个产业上，要受着党的支部的指导，可是我们的“党团”（甚至在赤色工会中）――在大企业中革命工会已有强固基础的地方，应当利用时机直接取得事实上的公开。最好的机会自然是当着革命分子领导罢工而得着胜利的时候。在某些条件之下许多公开的社会团体，如兄弟团，同乡会等（可组这类性质而名义不同的组织）的组织可以作为赤色工会的公开掩饰的工具。此外工厂委员会组织，及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等，是发展公开及半公开的革命工会，那是非常错误的说法。不要忘记除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有群众的公开的国民党黄色工会。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钻进国民党的群众工会中，而引导群众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共产党员出及其他的觉悟的革命工人，无疑的应即加入黄色工会而进行反对国民党代办人的斗争，必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夺取这些组织中工人的大多数，以及使他们团结于秘密的共产〈党〉支部的周围。在工人罢工及一切的斗争中，必要揭破黄色领袖一切妥协的卖阶级的面具。必要要求工会内部实现充分民主化的方法，由大多数人自由选举自己相信的代表来参加工会的指导机关。应当坚决的反对“被选举的人一定要是国民党员”的条件，这样才能根据工人自己的经验，使工人阶级明了国民党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反动势力。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破坏国民党的法西斯蒂的工会系统而可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工会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要宣传反对国际联盟的劳动局，反对亚姆斯丹国际，反对日本的改良主义者，苏德走狗，布基等所召集的亚细亚劳动会议。在反对工会法西斯蒂主义争取工人直接利益及巩固革命工会运动的斗争中，在这时期中罢工有很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及选择罢工时间的时候，应当正确的估计到可以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直接指导罢工的罢工委员会，应该完全离开黄色工会而独立，应当是在罢工开始的时候，便由当场的工人中直接选举出来。并且在选举的时候，应当预先在那个企业的工人中进行充分的宣传，指导罢工的工作，应当与当地的或最近的党部建立很好的秘密联系，在罢工工人每一个全体大会或是代表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员应当积极的出来表示积极的态度，向这些大多数同情罢工的工人讨论他们的重要问题与提议。共产党员在工人中积极的宣传时，应当注意破坏仲裁法庭的威信和国民党的调和，并且指出黄色领袖的作用，是资本家与政府的走狗。在罢工中应常提出所以农生罢工经济的或政治的要求，这些要求应当是罢工工人自己所叫出来的，是他们自已所感觉的重要要求，在罢工的时候，应当尽力使罢工委员会及工人的代农机关，使为资产阶级政府承认是代表工人谈判劳动条件的全权代表，在这时候，假使这个企业中有国民党的工厂委员会，便应当乘机宣传改选。即是当着罢工已经完结的时候，也应当使罢工委员会不立即解散，应当尽可能的使他事实上变成工厂委员会（或者需要改选他的成份）。关于党之组织及思想的巩固照中央的材料来看，党之组织之状况，可以说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中央第六十九号通告说：“城市支部大部分都是散漫的，许多的工人积极分子都找不着党，因此相续不断的都脱离了我们的组织，大多数的活动分子，都没有职业，脱离了群众，依党为生活”。照政治局的报告说全党的工人党员最高限度不过四千（其中上海占一三○○，香港占六○○，其他的大城市中更非常之少）。在大多数的城市中，甚至于在最大的工人中心如武汉，天津，广州，“什么工作也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在六十九号组织问题的通告上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正确的指示，指出首先要注意工业中心重要城市的工作，要注意重要的产业工人，要吸收工人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号召没有职业的失业党员到工厂中去，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方法，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健全地方党部，改良指导机关的工作等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将中央所提出的这些指示能够真正的去执行。在中央所指出的这许多任务中，有两点我们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想特别指出这两点的重要。第一、建设生产支部和其工作。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健全的生产支部，他是在周围的工人群众中有领导的作用。生产支部的数目已经很少，并且还逐渐减少，在大而重要的产业，简直没有支部。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说：“譬如在上海那里最多的身手工业支部，店员支部，所谓产业支部，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完全没有”。支部内部生活在现在非常之薄弱，大多数的支部，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实际问题，没有集体的讨论，也没有支部内部的分工。在这种条件之下，支部一方面是脱离了群众，另一方面又不能训练自己的党员（有时候说勇敢的工人入党以后反变成怯懦的了）。因此现在的任务，要用尽一切力量，坚决的去恢复产业支部中的支部生活。没有这个党见不能前进的，不是这样，党便会腐化，因为这样可以消灭自己之生存的一切的组织基础。对于这部分工作，在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集有极丰富的经验，中国同志应当学习这些经验，并正确的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去应用，只有从建立这些积板的有能力的，虽然是小的秘密的产业支部才可以造成党可靠的基础。第二个任务是加强全党之理论上的武装，这里首先就需要严重的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应当知道不仅在党的指导中间，并且在一切宣传煽动的人材中，若是没有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的预备，则党员群众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在将来形势转变，政治问题复杂，对于党对于革命进程都有严重意义的时候，党一定不能正确的应用适合于环境的策略。因此必须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等），在现在特别要使全体党员认识国际的纲领，六次国际大会的决议，中国党大会的决议。忍性的，细心的，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在现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的斗争中，应当成为最主要的工作方法。等于政治洗刷式的开除党籍，仅止是在他实际上屡次不改正自已错误的时候才能应用。现在在中国共产党中对于这一种方法不能广大的运用。六次大会关于实行党内民主的指示，中央以及一切党的工作人员，应当尽量的去执行，只要是秘密条件下是可能的（譬如选举制便不能在所有的党部都实现），在党内民主的口号之下不应当发展派别的意气的无原则的斗争。这种现象不幸在中国共产党内依然不少，党应当用尽一切必要的方法，首先是说服的方法来肃清这种现象。全党的义务，要不动摇党的一致，党的纪律以及指导机关的威信，应当反对―切同志之破坏党之行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努力党的巩固，应当知道没有坚强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绝对谈不上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各省各地的活动分子都有机会来了解认识这一封信。（二）关于农民问题，我们认为还有他的重要意义，这一封信上并没有说到。关于这个问题，在最近再给你们专门的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九，二，八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刊印
|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与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因为中国取消派与调和派在各方面的表现，正是与国际取消派调和派的思想，一条路线，一个系统。因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仔细的研究十次全体会议的一切决议，并且根据这些决议配合实际情形坚决的执行。一、全体会指出一年来事变的发展，“一天一天更加看出第六次大会对于目前时期估量的正确。认为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激烈的时期”，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国际形势上，如各个帝国主义因为抢夺市场，争取投放资本的势力范围，以求重新分割殖民地而加紧世界大战的准备；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更加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更积极的向苏联进攻；因为生产合理化，更残酷的榨压工人，而促成工人阶级的日益革命化；因为更厉害掠取殖民地劳苦群众的血汗，而促起殖民地工农劳苦群众自谋解放的革命斗争更尖锐的向前发展；因为这些原因而促进了世界革命新的浪潮的兴起，完全证实了这样的估量。就中国现在一般经济政治危机的形势，也完全适合于这样的估量。如英美日帝国主义抢夺中国的矛盾日加尖锐，一方面极力指使中国军阀互相抢夺，战争不已，另一方面极力在中国树立军事的根据，美国占有航空，英国夺取海军，日本在山东满洲扩大其自由驻兵的范围；这便是各个帝国主义加紧准备直接战争的形势，因此，中国已成为爆发帝国主义大战主要危险区域之一。如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武装夺取中东路，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让日本积极进兵北满，请求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共同干涉，都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加紧。如帝国主义更厉害的侵掠中国，勾结国民党军阀取得更多的经济政治的特权（如航空，海军，内地杂居，内地租借权，内河航行的扩大等），而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因此促起了工农劳苦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重新兴起。如中外资本竞行生产合理化，加重工人工作，增加失业，工资减少，童工女工增多，使中国工人阶级为救死求生不得不坚决起来斗争，而就开展了工人运动复兴的形势。这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一切根本矛盾同时尖锐化”的有力的证明。所以右倾派及调和派说“帝国主义间的一些协约协定（如杨格计划等）可以相当缓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或者说“资本主义国内矛盾日渐衰弱”都是些无稽之谈。特别是中国的取消派认为帝国主义可以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可以放任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更是完全走上了社会民主党讴歌世界资本主义繁荣的观点，无疑的是绝对错误的。二、全体会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互相冲突的中心，是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在殖民地的‘携的战争（如中国蒋桂间的战争），其背后都隐藏着英美间为争世界霸权的冲突”，这是不容丝毫怀疑的。最近改组派军阀反蒋战争的兴起，也同样有英帝国主义的积极作用（如汪精卫回国前首先至伦敦与麦克唐纳尔会见，香港成为改组派策动中心，同时香港政府又操纵两广战争等），又是—次有力的证明。所以英日美在中国的三角冲突，固然日美间表现行更加尖锐（如日本积极组织北方军阀反蒋及对满洲问题等），而英帝国主义决不会取消极的态度，尤其不能与美国妥协一致以稳定南京政府；并且就发展的形势看，必然要从三角冲突而走向英日协调与美对抗的形势。如果轻视了英美间的矛盾，那么，一切政治问题的估量都会走到极端错误与右倾的方面去。三、无论帝国主义营垒怎样的敌对和冲突，但主要的世界矛盾，是世界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两个经济政治系统的冲突，特别是一年来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出乎右倾派意料之外的更加巩固起来，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起来，所以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也就日益紧迫。帝国主义在他互相冲突更加紧张的时候，更要企图首先消灭苏联的。所以全体会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只有取消主义者陈独秀们，才在极明显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中东路问题上把帝国主义战争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危险平列起来；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这样的观点只是替帝国主义在群众中散播和平欺骗的空气，来松懈广大群众武装拥护苏联的决心。四、全体会议指出“经济上采用榨压工人的政策，同时政治上的反动也更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蒂化，在社会民主党占有势力的国家，另有一种社会法西斯蒂的形式”，更残酷的来镇压工人。另一方面也就造成了“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危机”，广大群众日益左倾革命化。于是左派社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有力的工具，“这个左派传播幻想，使人相信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中领导一派的政策，以此来缓和社会民主党崩溃的过程，其实这个左派是尽可能拥护社会法西斯蒂政策的”。所以“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特别严重的提出，加紧坚决斗争，以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左派的任务，尤其要反对社会民主党左派，因为他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是工人群众积极力和战斗力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更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轻视了反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斗争，无疑的要堕入右派调和派的泥坑。同样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也极力利用民族改良主义来缓和工农革命斗争；国民党，特别是改组派，第三党，是他们最有力的工具。现在广大群众对这些改良主义的政党，的确还有不少的幻想的残余；特别现在形势，军阀战争更加扩大与混乱，工农革命斗争更加向前发展，改组派，第三党更要加紧他的欺骗宣传，实在是党夺取广大群众之最严重的敌人。所以党必须更严厉的作反改组派与第三党的斗争，不断的揭破他们的欺骗，然后才能领导工农革命斗争更快的向前发展。五、全体会指出“国际六次大会以后发现的新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明白表现的左倾，和工人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开始”。过去的洛茨同盟罢工，柏林五一示威的巷战，鲁尔的斗争，印度革命的继续高涨，以及最近的澳洲矿工冶大罢工，东京电车工人的同盟罢工，美洲海地工人的武装斗争，都充分证明这一估量是完全正确的。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增加，工人生活更加痛苦，社会民主党公开的法西斯蒂化，更暴露了他的假面具；共产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势力的增加，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危机的加紧：在这些条件之下，无疑的群众革命斗争要更快的成熟为世界的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右倾派与调和派认现在新的革命浪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好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住，无疑的是极端错误的。同样的，现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根本矛盾，都更加尖锐化，资产阶级因为他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国家财政资本的利益，不可分离，和他与封建势力反动联盟之故，决不能实现丝毫改良的企图，而只有更加走入反中国独立的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去，更残酷的剥削工农劳苦群众。这样自然要更加促起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各地罢工潮流的兴起，特别是主要产业工人，农民的土地斗争与武装斗争到处爆发，兵士哗变普遍了全国，都证明中国革命运动的复兴，证明国际第十次全体会与中国党的二中全会对中国革命的估量是完全正确。尤其是最近的形势，军阀战争扩大，统治阶级的危机加深，工人斗争渐次走上反黄色工会与国民党的斗争，每个经济罢工都很快转为严重的政治斗争，甚至武装冲突（如青岛纱厂工人，北京人力车夫，武汉纱厂工人等），农民暴动与游击的范围日益宽广，红军的组织特别是政治影响，更加强大起来，这就表现着这一革命复兴的形势，要更迅速的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取消派陈独秀等，以为现在群众斗争“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这不过证明他们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抹煞一切事实而幻想资产阶级的稳定罢了！六、在这样革命浪潮发展的形势之下，党必须提出更坚决的策略与政治口号来领导群众斗争更快的发展，所以全体会指出“政治罢工，成为直接的时代的坚决问题”，是异常正确的。特别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取消派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无疑的是替资产阶级服役来阻止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七、特别是全体会坚决反对右派与调和派的路线，指出“机会主义是传播资产阶级影响于工人阶级，并传播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间牒〔谍〕”，中央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因此，中央更完全同意全体会反对布哈林同志的调和主义，同意决定免除他的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布哈林同志远在指导中国党的六次大会的时候，虽然根本上是依据共产国际的整个路线，但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暴露了他的调和派的观点。如在他的演说中，因对富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观点不正确而得出将来工农专政时还会有与其他急进的革命政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形式，“或者会形成一个甚么急进的革命党，它在某一阶段，将与我们共同行动，或者如左派谭平山党……”，尤其论到组织问题，提出“和气一致”的口号等，都是极明显的右倾的不正确的观点。必须明白的指出这样观点的错误，而肃清这样思想的残余，否则，在将来还可以成为右倾思想的基点。八、中国党一方面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残留，还伏着很深的根蒂，另一方面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尚很薄弱，因此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乃更加严重。所以六次大会后中央开始工作即坚决的与机会主义的残留思想斗争（如顺直问题，江苏问题，广东问题）。从三十四号通告起更明白的指出右倾是党内主要的危险。二中全会便在这样的精神之下，确定了党的路线，更加强了党内反右倾的斗争。在中东路问题爆发以后，机会主义——反对派，公开的提出他的取消主义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党的六次大会，二中全会与中央的整个路线，更加表现出右倾危险的严重。中央在一贯的反右倾的路线之下，动员全党的同志，与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现在虽然相当的战胜了取消主义的思想，并且在组织上开除了一些公开反党的取消派的领袖，陈独秀彭述之等；可是这一斗争还是在异常严重的时期。因为党的一般的理论水平线很低，同时取消派正在积极作反党的活动，所以要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更须要全党继续不断的加倍的努力。特别是调和主义的思想，还在活跃，还需要在思想上给以严重的打击；所以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的最严重的问题。必须依据国际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与路线，继续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九、且目前右倾危险，是有他的客观的强大的基础，是由于阶级矛盾的更尖锐化，历史上空前的事变，将要到临，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留，为这样严重的事变所吓怕，自然要更加动摇而走向右倾与调和的方面去。特别是中国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尚不宽广，理论水平都很幼稚，更易于反映右倾的思想，甚至在坚决执行反右倾的路线之下，而在某些策略上亦仍然可以犯到右倾的危险。譬如中央一年来总的路线，主要的是反对右倾，可是过去在政治的分析上，过分估量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在农民问题上，对富农的认识不清楚，与策略的动摇，在职工运动上，主张在黄色工会之下，不能建立对立的赤色工会等，都是极明显的犯到右倾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在接到国际的指导后很快的纠正了，但仍然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因此全党在坚决反对取消派与调和派的斗争时，仍然需要很仔细的检查自己的策略与工作，肃清一切右倾的危险。现在党内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倾向等仍然异常严重；特别是国际决议案上最后所指出的“目前时代最大的危险，就是共产党有追赶不上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可能（尾巴主义）”，在中国党内表现得尤为严重。最近几月来工人罢工潮流的发展，党很少在事前起领导的作用，大部分都是跟着群众的尾巴跑，尤其在策略的运用上，随处表现出尾巴主义的精神。所以中央号召全党的同志，必须坚决的接受国际全体会议的指导：“以最坚决的精神，反对这种反映社会民主党遗传的尾巴主义倾向。不战胜这种倾向，是不能尽工人运动先锋队的作用，即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到新的革命战争和新的胜利。”中央一九二九.一二.二十.根据一九三O年一月十五日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一期刊印
|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最近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党二中全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一般说来，认为是正确的，加以批准，同时指示中国党在全国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时期中之几个严重的任务，中央经过详细讨论，完全接受国际之指示，并根据国际正确指示和目前职工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形，更具体的作以下的决定：（一）全国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来全国工人斗争，自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各地是继续向前发展，罢工运动更普遍于全国各地，如上海，江苏各县，天津，唐山，北京，青岛，周村，香港的海员斗争，景德镇等地罢工运动，至于斗争，在铁路，海员，矿山，及南北与长江各城市都是普遍的发展，最近北平人力车夫武装斗争，青岛日厂工人不断的反抗，武汉纱厂工人和哈尔滨铁路工人的示威，的确表示工人斗争更有力的向前发展。全国罢工运动的发展，是证明工人直接斗争的行动增加，纯粹合法运动减少。反黄色领袖斗争，在各地已增加发展了，如上海模范黄色工会——商务南洋等，北方矿山铁路等都表现这种斗争的锐进，就连武汉工人也已开始这一斗争发展——如武昌裕源第一等纱厂，都表示改良主义在群众中日渐缩小的现象。在全国罢工运动和斗争中，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加紧压迫，黄色工会日益反动，黄色领袖的官僚化，工贼化，更使许多罢工和斗争，往往明显的带着政治性质，至于党在各地所领导的示威运动，更推进群众政治斗争的发展。工人斗争自去年以来，继续向前发展，且日渐扩大和深入，的确证明中国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来，这一估量是非常正确的，是日益走向革命高潮的前途，特别在目前军阀混战日益扩大之政治混乱局势之下，将更要有力的促进这一发展的速度。（二）群众斗争的发展与党的工作在工人斗争浪潮成熟中，群众斗争中的弱点，亦仍表现得很多，因为白色恐怖严厉，资本进攻，黄色工会之控制，群众的畏惧心理还未完全消灭，合法的倾向仍存在，对于国民党还有幻想（在北方表现得更厉害），故罢工运动大部分还在国民党控制或压迫的形势之下而至失败，或者是妥协下来。在反黄色领袖斗争中，还不能与反国民党直接联系而发展起来，且仍在国民党黄色工会范围之内而被国民党利用欺骗方法（掉换黄色领袖）妥协了事。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仅要正确的了解群众斗争发展的形势与前途，而且要认清群众在斗争中所表现的弱点，党要以自己的正确策略，在工作及群众斗争中来克服这些弱点，领导斗争更快的走向高潮，这是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和责任。党自二中全会以后，对于职工运动的工作，虽在很短期内，在全国已表现相当进步，最主要的对于铁路矿山兵工厂等重要产业工人中已开始建立了部分的群众基础和党的组织，至重要城市如天津武汉厦门北平都发展了一部分群众组织，上海在产业工人中也较前进步，其他如奉天，广州，南通，郑州，信阳都有群众关系建立；在斗争领导上，在铁路海员矿山以及重要城市工人斗争中，都表现党的领导作用增加，赤色工会的发展，在全国统计有四万会员，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无疑的是扩大了，当然在目前斗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中，党的工作发展与进步，仍表现极其不够，不能随着客观的形势来扩大党的工作，最大的缺点是：（1）党还不能有计划去发展工作，不能充分运用群众工作路线去扩大工作，大部分还束缚在党的狭隘秘密范围之内，支部的党员大半不做群众工作，以致减弱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力量。（2）党还不能有计划的坚决的去建立和发展赤色工会，尤其是在对于黄色工会不建立赤色工会支部之策略的错误，在客观上自然走上取消赤色工会组织发展的道路，这是不可否认的错误。已有赤色工会的组织亦还不能成为广大群众组织，常表现组织的不固定性。（3）工厂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极不充分，不能在工厂中运用一切机会去进行这一工作，特别在过去党对于工厂委员会的解释极不充分，因此发生只限于在斗争中采用这种方式，而成为一时策略的运用，无形中放弃工厂委员会的独立发展。（4）缺乏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去发动群众斗争，每每斗争发生之后，党与赤色工会才参加进去，充分表现群众的尾巴作用，这是极其严重的弱点。（5）在有些地方还束缚于日常斗争，不能发展成为大的斗争和罢工运动，对于斗争的联系，不是陷于机械，便是停滞在某一斗争范围之内，不能推进斗争更扩大的向前发展。（6）对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还不十分积极，缺乏有计划的经常的去发展这一工作，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党与赤色工会的推动和领导都极其不够。（7）尤其是在黄色工会工作中，有的只重视上层机关的夺取，忽视最主要的下层群众工作，及赤色工会纲领的宣传，结果夺取指导机关之后，仍在黄色工会纲领之下，反使领袖变为黄色，有的获得群众的拥护，驱逐黄色领袖之后，不积极夺取领导地位，建立赤色工会，反而使党员和赤色会员退出，让一般中立妥协分子选到指导机关去，使黄色工会继续维持下去，以致不能达到消灭它的目的。过去中央对黄色工会的策略，不主张建立赤色工会支部，党不公开的在群众中独立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和独立领导斗争，陷于单纯的转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的错误，当然更助长了在黄色工会工作中右倾错误的发展。因此在黄色工会的党员，党不能严厉的督促，随时纠正一切合法运动倾向，到了斗争发展时，不是与黄色领袖妥协，就是叛变成为黄色领袖。（8）公开活动的策略，不能充分的正确运用，有的发生合法倾向，大部分是仍死守着秘密的狭隘工作形式，不能运用一切斗争去争取公开发展，争取自由的斗争，以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活动。因此党与赤色工会在群众斗争中，还不能表现强大的领导作用，战胜国民党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欺骗和控制作用，还不能实际驱逐黄色领袖，消灭黄色工会组织，还不能有计划的去组织广大群众的罢工运动，以至同业的同盟罢工，冲破敌人个别击破的政策，赤色工会在组织上，还比黄色工会小得多多。这都是目前党在职工运动中严重的问题，应当严厉的纠正这些现象，才能使党在工人斗争浪潮成熟中，实现一切的任务。（三）目前党在职工运动中主要工作二中全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在各地还没有发动全党党员热烈的讨论，充分的去执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各级党部应当严厉的纠正，并努力执行一切决议，依据目前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党的最主要工作是：（1）建立群众工作路线在目前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来，在客观上级便利于党争取广大群众工作，党要实现这一任务，最主要的是建立群众工作路线：（一）首先要打破狭隘支部的工作，动员一切工厂或工人支部的党员去发展群众工作，每个党员都要成为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要认定群众工作是支部的中心工作；（二）要充分运用工会组织关系去扩大工会工作，要运用群众组织和关系去扩大在群众中一切活动（如反帝会罢工后援会等），使工会工作纠正过去党团代替工会的工作形式，充分在群众中发展工会作用；（三）要运用与群众接近的可能方式（如办学校读书班武术团等）尤其要在其组织的群众中，去发展和建立群众工作；（四）在一切运动和斗争中要运用群众路线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斗争。有了群众路线的建立，才能使党与群众建立广大而密切的关系，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和领导作用。（2）建立赤色工会组织，加紧赤色工会的发展赤色工会组织的建立，是党目前在职工运动中最中心的基本工作。在目前群众斗争发展中，每每因为缺乏赤色工会组织之强有力的领导，使许多斗争被国民党黄色工会控制，而多遭失败，因此赤色工会组织和发展是目前工人斗争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党应有计划的用一切方法在工厂中工人中去发展和建立赤色工会下层组织，应使目前各地的赤色分子将他正式形式〔成〕组织，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矿工以及市政邮电纺织工人中之产业工会的建立更为重要，这是党与全总在职工运动中的骨干与强固的群众基础。赤色工会的建立，最主要的是建立强固的下层群众基础——基本组织，应严厉防止机关主义发生，凡是没有群众的空机关要坚决取消，使工作人员到群众中去工作，赤色工会要厉行民主化，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会生活和工作，更积极引进非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会指导机关，发展群众的积极性，肃清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残余。赤色工会的建立必须由下而上，一个地方应以一个产业组织一个工会，同一产业的各厂，只能组织分会（即工会支部），必须有了几个工厂建立，才可成立产业工会。每个赤色工会支部，在工厂中应发展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以团结全厂群众在其领导之下，这是中心行务之一。尤其在斗争中，更应召集全厂群众会议讨论和决定斗争方法，成立群众选举的领导机关，而赤色工会支部要起领导作用。党与赤色工会在工厂中的支部除坚决的建立和发展赤色工会支部组织外，并需运用各种关系去发展和建立没有赤色支部组织的工厂中之赤色工会支部组织。赤色工会虽在目前客观形势之下，不能得着很公开的发展，但应当时时争取公开的活动，且可运用其他灰色组织名义来活动，然必须在赤色工会纲领之下进行，必须坚信赤色工会在过去大革命中已在群众有强固政治地位，他的政治分量比在组织上更重大得多，要坚决的反对取消赤色工会组织的倾向。（四）对黄色工会的工作黄色工会虽然因为群众斗争的发展，黄色领袖在群众中地位日益动摇，但在全国各地仍有发展（如上海武汉等地），特别是国民党进攻苏联以来，更加深的在群众中活动起来（如上海市总工会成立等），黄色工会仍包括有大多数群众在其组织之内，仍成为国民党统治工人运动之有力的工具。党不应存着丝毫的忽视。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仍为目前最主要工作。因此党在党员群众中，应实行一次宣传，和解释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参加黄色工会夺取群众的意义与作用，以纠正一切宗派主义的残余。在中国工人群众中，过去完全在党与革命工会领导之下，没有改良主义的宣传（虽然改良主义用极大的努力，要想钻进工人运动中去），黄色工会没有强固的下层群众基础，特别在目前工人斗争浪潮中，黄色工会日益反动，黄色领袖官僚化，工贼化，党之夺取黄色工会下层群众的工作，更为容易。党必须有计划的经常的去发动这一工作，特别是重要产业的黄色工会，是中心的工作。要能实现夺取黄色工会内大多数群众，驱逐黄色领袖，消灭黄色组织，最主要的是建立赤色工会的支部组织。在过去的经验中，不靠建立赤色支部，仅成立附设组织，不仅在平常表现不出赤色纲领从中活动的力量，特别在斗争中表现放弃了赤色工会独立的领导。只是在黄色工会内建立赤色工会支部，不应放弃在黄色工会内进行工作，否则，仍然是走到另一错误放弃夺取黄色工会的大多数群众的工作。在黄色工会内应当适用工厂委员会组织，去团结群众，脱离黄色工会，独立的领导斗争，并纠正一切要经过黄色工会去执行的错误；这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建立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独立领导地位，这是党与赤色工会在目前工人斗争浪潮中，取得领导地位的前提。在黄色工会工作中，赤色工会运动应站在强固地位，坚决的领导群众进行驱逐黄色领袖斗争。即使有一小部分会员要跟着黄色领袖分裂出去，也不应停止这一斗争，然后才能实现消灭黄色工会的目的。在黄色工会中，不仅要坚决的反黄色领袖，并且要反黄色工会，以赤色工会的纲领，来对抗黄色工会的纲领。因此在反黄色工会与黄色领袖斗争中，不应与反国民党分开，只有坚决的在反国民党形势之下，才能坚决群众反黄色领袖的力量，达到驱逐黄色工会的领袖消灭黄色工会的目的，才不致被国民党欺骗。在实现这一目的之后，应当在赤色工会纲领之下，坚决的选举革命分子来组织赤色工会领导机关，建立赤色工会的生活，领导群众作一切斗争，反对一切合法行动，成为赤色工会，以纠正退让暂用中立分子为过渡时候等等错误的策略。在黄色工会中，主张民主化的策略，亦应有所纠正。党不应认为这是反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唯一的中心策略，是领导群众自动的开会，以脱离黄色工会的范围；因此在黄色工会内主张民主化，仍然是易于在黄色工会范围之内使群众增加对黄色工会与其领袖的幻想。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假若被群众选举其为执行委员，他不应当在黄色纲领之下来行动，应公开的坚决的揭破黄色领袖罪恶，发动群众反黄色领袖斗争。对于此种工作，严厉的纠正一切黄色倾向和合法行动。（五）广大的发展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工厂委员会，是在目前斗争发展最能团结广大群众在党与赤色工会领导之下，反黄色工会之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工厂委员会，决不仅是在斗争中运用的一个策略，而是有他的独立发展与存在的必要。党与全总应当号召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开会讨论计划如何去发展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利用文字的会议的方式来执行这一工作。并应由工会召集各厂工人代表开会，实际计划进行组织，每个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在工厂中都负有组织和发展工厂委员会的责任。在工厂中已有工厂委员会相类的组织（代表会，斗争委员会等），要加重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在工厂中遇有斗争和会议机会即应实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在每一地方式的区域内，可以召集各工厂委员会代表开会，组织固定的各工厂中代表会，来讨论斗争和政治问题，督促工厂委员会的发展；同时这便是将来苏维埃的组织基础。工厂委员会，不能与工会混合一体，在有赤色工会支部的工厂，工厂委员会组织仍然要单独存在。工厂委员会在斗争的领导中，将能够并且应当成为赤色工会之工厂委员会的发展；同时这便是将来苏维埃的组织基矗工厂委员会，不能与工会混合一体，在有赤色工会支部的工厂，工厂委员会组织仍然要单独存在。工厂委员会在斗争的领导中，将能够并且应当成为赤色工会之下层基础，而且是组织产业工会的基础且这一组织的发展，将必然的成为帮助党在目前政治斗争形势中，组织同盟罢工之有力的组织基础。（六）有计划的去发动斗争组织罢工和同盟罢工在工人斗争浪潮中，党与赤色工会最能在群众中建立强固的领导地位，党应有计划的去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罢工和同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如铁路，矿山，市政，纱厂，丝厂，米面粉等等），在目前客观形势上，群众斗争很易于走入罢工运动，尤其是同一产业的工人，每每因为斗争的发展，形成同盟罢工的前途。并且在目前国民党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及资本家采取有计划的进攻形势之下，个别的零碎的斗争，很易于失败。因此各地党部应有计划的去组织一厂罢工，以至一业的同盟罢工，才能推进斗争浪潮更有力的向前发展，打破敌人个别击破的进攻形势。特别在目前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任务之下，只有广大罢工运动的发展，才能实现武装保护苏联与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而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因此目前对于这一策略的运用应是：（1）党与赤色工会在每一工厂应根据群众的实际要求，规定一厂工人的要求纲领，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在日常斗争中，应与一厂要求纲领，密切的联系起来，然后才能使日常斗争更加发展，而成为大的斗争和罢工运动。（2）赤色工会支部在工厂中的发展，应注意各部门平衡的发展，使每一小的斗争中，在组织上可以推进全厂斗争的发展。每一日常斗争中，党及赤色工会都应注意罢工的宣传和组织上的准备，才能有计划的去实现一厂的罢工运动。（3）为组织和实现同盟罢工，赤色工会应首先在各地召集同一产业的工厂代表会议，或赤色工会支部代表会议，制定同一产业的要求纲领，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在还没有赤色工会支部及工厂委员会的产业中，党之同一产业的各工厂支部，便应有一联席会议，先决定同—产业的工人要求纲领，进行宣传组织与发动经常的工作。即使有了赤色工会支部或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党的支部也要加紧这工作。（4）要有计划去发展同一产业的重要工厂的工作，要发展和建立党与赤色工会支部组织，有了儿个赤色工会支部之后，则应成立同一产业的工会。（5）为实现同盟罢工，最主要是在某一工厂发生斗争时，应号召同一产业的工人起来，使斗争上发生共同关系。在日常斗争中，要加紧到共同要求纲领的宣传。在各厂有斗争时，应互相联系起来，提出共同要求，以发展到同盟罢工。若是不注意斗争的联系，而仅和平的去组织，这不但是一个空想，而且是很大的错误。等于口头上接受同盟罢工，同厂罢工的策略，在实际中又来取消。（6）在罢工中要采用正确的罢工战术，使一切罢工要顾到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主观的斗争力量，使其可能发展，与继续的前途。尤其是斗争策略之适当的运用。（七）加紧反对改良主义的工作改良主义目前在工人斗争浪潮中，虽然日渐缩小，但是改良主义的活动与企图，反因群众斗争发展，特别是国民党进攻苏联以来，更加积极。在军阀战争中，改组派更在群众中积极活动，实行欺骗方法，企图利用群众来争夺反动政权，并且一部分落后群众中颇易于对改组派发生幻想。党及工会反改良主义的工作，不应稍懈，更要坚决的在群众中来揭破改良主义的面具，特别要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揭穿改组派的欺骗罪恶，同时更要坚决的反对一切合法运动。对于国民党各派在群众中的互相利用群众和夺取群众的阴谋，更应毫不留情的领导群众反对他们，并驱逐被他们利用的黄色领袖。反改良主义，特别是反对改组派的利器，是宣传党的政纲及此次第五次劳动大会的斗争纲领，这才更有力的揭破改良主义目前在群众中的一切欺骗。（八）发展工人武装组织和武装训练在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行动之下，在群众斗争发展中，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是目前最迫切工作。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是党的主要任务特别在目前更要加紧这一任务的执行。群众斗争的发展，已自发的发生武装冲突（如青岛北平等地），在一般群众中已发生这种需要，因此各地在工人群众中，应立即开始有计划的去发展工人纠察队，成为经常的组织。这些组织，应在斗争中极力扩大，开始进行干部武装训练。关于武装暴动和武装拥护苏联的意义，在宣传上更为重要。在群众中，应求扩大和深入，尤其是目前改组派专利用武装暴动的名义，欺骗群众，实行土匪的军事骚动，更要坚决的揭破他这种阴谋和欺骗，正确的解释武装暴动的意义，及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对于黄色工会中武装组织，应积极参加进去，扩大赤色组织宣传，并夺取其群众，这是—个很中心的工作。（九）正确运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与争自由的斗争党与赤色工会要扩大在群众中的活动与领导，必须正确的运用公开活动策略：⑴以群众力量来争取公开活动；（2）在斗争中自动公开；（3）应运用一切可能机会（不是遵守国民党法律范围）求得公开，半公开活动；（4）运用一切政治问题，作公开的群众示威运动；（5）公开工作要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赤色工会中，党团组织是秘密的，指导机关也应是相当秘密的。争取公开的活动，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即是争取革命工会一切自由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直接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应当在一切斗争中来发展这一斗争，汇合起来，形成争自由的罢工与示威运动。这一斗争发展，才能引导工人走向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暴动前途。（十）加紧对于青工女工的工作在目前资本进攻中之生产合理化，青工女工的工作更有重大作用与意义。过去对于这一工作还不充分，特别是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的斗争领导，更不能有计划的去进行。目前党与团和工会，都要特别加紧这一工作。有计划的运用各种方式，去发动斗争。在赤色工会的青工，女工，即要独立建立工作，纠正过去形式主义的工作。党与团和赤色工会，应特别注意黄色工会内青工女工的工作与组织，坚决的发动青工女工的斗争，使他们能脱离黄色领袖领导，独立的斗争起来，这是反黄色工会之更有力的生力军。（十一）坚决反对取消倾向机会主义——反对派，完全在他一贯的取消中国革命路线之下，否认工人运动复兴的形势，认为群众斗争还只是部分的反抗斗争的形势，反对进攻策略，主张合法运动；这简直与改良主义没有两样，并且在群众中，比改良主义还要危险。党及赤色工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坚决的肃清这种思想使它不能存留在党内。凡是主张取消赤色工会的组织和发展，放弃反黄色工会与其领袖的斗争，反对在黄色工会内独立领导斗争，放弃在黄色工会内建立赤色工会支部，怀疑目前斗争形势，都是最右倾的危险，必然的要走上取消派的道路，党应坚决与之斗争。只有严厉肃清这些倾向，才能够根本肃清取消派的思想，保证党在职工运动中正确策略的执行和实现。中央一九二九、一二、一四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
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一、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自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以暴力抢夺中东路以后，苏联极力以和平政策来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民党却着着进攻，着着挑衅。最近几日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危险，而且已经迫在目前了。在帝国主义方面，日本积极备战，且已经进兵北满；英美法意等的海军与陆战队纷集上海，尤其是英美法意等伦敦会议正式提起警告，便是哀的美敦书的第一步。日本不参加共同警告，只是企图在进攻苏联之下争取满洲的独占，他指使张学良单独进行交涉，一方面是表示他要在武装交涉之下来屈服苏联，一方面是利用这一交涉的延岩〔官〕，以加紧其军事上外交上的进攻布置。在中国军阀方面，蒋阎表面的妥协便是以“共同对俄”为第一条件；现在有人进行蒋汪合作的酝酿，也是以“共同对俄”为基点，张学良的积极招兵，白俄军队的组织，谢米诺夫的特别活动，这些事实，都是进攻苏联的大战就要爆发的朕兆。取消主义者宣传甚么“中俄战争爆发，于中俄两国都不利，只要苏联不采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必互相冲突”，这简直是极力替资产阶级效力，模糊群众的认识，松懈群众武装拥护苏联的决心，党应当坚决的在群众中指斥这样的观点。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决不是历史上的“国与国间的战争”，而是人类历史上所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一方面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统率着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着殖民地的劳苦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周围。所以这战争的胜负，不只是决定于苏联的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的对对；而决定于双方阶级战斗力量的对比。取消主义者宣传“假如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苏联很难胜利”，这不只是在根本的认识上，不了解这一战争是两个根本阶级力量的对比，而误认是苏联国家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并极明显的是故意替帝国主义宣传，来降低广大群众武装保护苏联的勇气。只要将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拿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较一下，便可断定进攻苏联战争的爆发必然要引起全世界的大革命，把帝国主义的统治葬送到坟墓中去。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现在已有占全世界面积六分之一的无产阶级政权的苏联，有强固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武装的组织，而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中有极大的政治影响。第二、无产阶级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戕杀——死伤一千八百万人，这样极伟大的政治巨变，更坚决了他们反战争的决心，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极难欺骗他们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没有的，且现在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力量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若干倍以上。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的殖民地都在睡梦沉沉中，所以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得不到殖民地的援助陷于孤立而失败；现在所有殖民地国家都经过了大革命，广大劳苦群众，都有反帝国主义的觉醒，而且有了强大的革命的组织，必然可以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同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第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二国际完全为机会主义所领导，虽然有列宁，李卜克纳西等左派的组织，但是异常弱小；所以大战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都投降了资产阶级，而使世界革命不能及时的爆发。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已在各国普遍建立而日渐强固起来，尤其是列宁所创立的共产国际更成为全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坚。现时共产国际中，虽随着火战危机增长而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一年来在任何一国的支部中，都已经受了列宁主义的严重打击，帮助资产阶级破坏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企图，已经失败。我们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因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得以继续屠杀了四年之久，便可以了解现在各国共产党能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便是将来领导世界革命，消灭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之最后胜利的有力的保证。从上面这些优越的条件，可以断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必然要引起全世界革命的大爆发，而且要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现在全世界革命浪潮正在发展的时期，那么，进攻苏联战争开始后，革命高潮的爆发，必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来得更快。或者有人会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相互的战争，而此次大战是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战争，是不便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他不知道一方面帝国主义在进攻苏联的当中，同时因瓜分苏联与抢夺殖民地更加深了他们相互的矛盾，而极难步调整齐；另一方面正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相互的战争，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欺骗易于发生作用，而此次大战是帝国主义进攻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战争，那么拥护苏联的口号反易于动员广大群众，这正是更便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三、中国国民党各派军阀在进攻苏联的旗帜之下依然要加紧内战的发展国民党军阀，在相互战争中，最主要的口号互以“对俄不力”为讨伐罪名，以“共同对俄”为妥协的第一条。国民党军阀不仅对于进攻苏联是一致的，而且更因为要积极进攻苏联，乃更加紧攫取中央政权以实行武装进攻苏联，这当然是反映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别是争取进攻苏联的指挥权。所以国内军阀战争继续爆发，决不因此而减少对于苏联的进攻，反而是加紧进攻苏联的危机。同时，中国军阀战争在一致进攻苏联之下，也决不会减少或停止，反而在进攻苏联的旗帜之下，更要各自增兵，抢夺地盘财政，特别借“反俄不力”以争夺南京反动政权。因此，军阀战争更要扩大的爆发起来，目前军阀战争已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反蒋军阀已在全国各地爆发战争（如两广战事及石友三兵变⑶等）。因此，将来反蒋军阀与改组派或取得胜利，进攻苏联危机必更要加紧，同时国内军阀战争亦同样要更加扩大的发展。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正在复兴，又处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第一道火线，受着世界革命的推动，无疑伪要更快的爆发革命高潮。并且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锐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同时国内军阀战争又在不断的爆发，更加深了中国统治阶级的动摇与削弱，更加紧了他之走向崩溃的过程。只要我们有正确策略的领导，革命怒潮的爆发比其他地方〈有〉更快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到群众中去，指出进攻苏联战争与军阀战争发展的前途，指摘取消主义的欺骗，而坚定并提高广大群众武装保护苏联的勇气与决心！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战争与军阀战争的总路线在中央第四十九号通告中已经指出进攻苏联战争必不可免的爆发，军阀战争更因进攻苏联而加紧，党的任务，是要积极宣传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而且要积极准备武装保护苏联的工作。现在的形势，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所以武装保护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就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在总的方面，他与党之争取群众反对军阀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已成为不可分离的路线，而且更加重了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坚决执行下面指出的要在各方面运用这一路线的策略：五、在城市和工人运动的策略现在全国主要城市和中心产业区域，工人斗争，都表现着正在向前发展，罢工运动甚至武装冲突，到处爆发。所以党在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开始的策略，应该是：第一，立即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去组织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以领导工人斗争更激烈的向前发展，而走上同一区域的总同盟罢工。组织同盟罢工的主要方法：（一）必须立即提出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的工人共同要求——群众异常迫切的要求，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如号召工厂会议，代表会议，来通过这些要求。（二）要立即组织同一产业或职业工人的代表会议（这些代表必须经过群众会议的选举），以成为现在群众斗争与同盟罢工的领导机关。（三）必须立即扩大每一工厂中的赤色工会支部的组织，并极力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必须树立了这样的组织，才能发动并领导广大群众。（四）须特别加紧发动工人的日常斗争，要加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使各个工厂的各部分的斗争互相连系起来，以提高群众团结的力量与斗争的勇气。总之组织同盟罢工主要的策略，是在深入群众中去，推进广大群众起来，而不可走到过去命令罢工的方式。第二，要特别加紧在铁路海员兵工厂中的工作，这些工人在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中有极伟大的作用。各级党部必须把这一工作看做最中心的工作，第三，必须加紧在工人中宣传武装暴动的思想与工人武装的需要，必须加紧组织工人纠察队，在斗争中扩大工人纠察队，加紧秘密的武装训练，并须尽可能的准备武装。第四，黄色工会是统治阶级在工人群众中散布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之最有力的工具，必须坚决的揭破一切改良的欺骗，特别是改组派的欺骗，肃清一切黄色领袖在群众中信用的残余，以至把黄色工会完全推翻，而团结全部群众到赤色工会之下。第五，在群众斗争已经相当的起来，便应组织群众的示威运动，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以提高群众政治斗争的勇气。第六，在城市中必须从现在起积极准备群众的破坏与骚动的工作，同时要向群众指出改组派反蒋的非群众的军事骚动完全是他们互争反动政权的政变，决不同于我们所主张的群众的反抗整个统治阶级的骚动与暴动。这些工作的发展与汇合，便是走向总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的前途。所以这样的策略就是组织总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的第一步。六、在农民运动中的策略在农民运动中，第一，应当坚决的采用各种的方式发动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发动到地方暴动。第二，应特别加紧城市四郊与沿铁道河流交通路线附近的农民斗争。第三，必须坚决领导各种日常的斗争，深入到土地的斗争。第四，必须发动乡村中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以联系到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的执行。第五，富农领导已经成为各地阻碍斗争之极严重的危险，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的斗争，肃清富农在斗争中的影响，把富农从农民组织中，特别是党的组织中与苏维埃政权内驱逐出去。必须这样才能深入土地革命，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第六，在苏维埃区域应当采用各种方法，鼓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到附近区域特别是所谓白色区域去宣传，发动他们的斗争，特别是需要鼓动农民群众加入红军，打破农民的保守观念向外游击以扩大苏维埃区域。发展方向，应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路线。总之，在农村中必须坚决的有计划的立即发动广大群众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渐次连系起来，以与城市向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相配合。七、兵士运动的策略兵士运动，在武装保护苏联的总路线之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过去各地对于这一工作多未充分注意，尤其是没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去向士兵作宣传鼓动的工作，是严重的缺陷。因此，目前策略：第一，须立即动员全体同志以至赤色工会农会的群众向所在地的兵士群众来参加这一工作。第二，对兵士宣传鼓动的中心口号应该是：不打自己的工农弟兄，不打苏维埃和中国红军，与红军联合起来，与工农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反对军阀战争……等。第三，在军队中的支部必须立即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去组织兵变，尤其在军阀战争已经爆发的地方与进攻苏联红军的前线，更要立即进行这一计划。当然在组织兵变的策略，要利用一切兵士群众的迫切要求，来鼓动广大兵士群众。但是必须特别加紧中心口号的宣传，尤其是反动战争对于士兵群众的残酷牺牲。在实行兵变的时候，必须举起鲜明的旗帜，如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等。在现在军阀日益崩溃的时期，广大士兵群众在生活上，在政治上都迫切的要求解放，无疑的广大士兵群众要成为将要到来的革命巨潮中的主要潮流之一，只要我们能够坚决的执行上面指出的策略，必然可以领导这一潮流更快的激荡起来。八、红军的策略各地红军在武装保护苏联的路线之下，负有极重大的任务，执行这—路线的策略：第一，须极力扩大与集中红军的组织与战斗力量，尽可能的鼓动广大农民起来加入红军，集中农民的武装群众，编成正式的红军。尤其是在军阀战争的区域，更要加紧这一策略的进行，以影响敌人的军队，以夺取敌人的士兵群众，这一策略的执行，当然不是采用招兵买马的方法，而是要极力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鼓动，发动群众的斗争，激起他们武装斗争的热情加入红军。第二，各省委对本省红军必须有集中组织与互相联系发展的计划，每部红军必须在总的计划之下活动。第三，红军发展须实行大规模的游击，过去避免夺取主要城市之策略，也须改变，只要有胜利的可能有群众可发动的，便须向主要的城市进攻，以至占领这些城市，就是占据极短的时期，也是有极伟大的政治影响。红军执行这样的策略，以与全国工农兵的斗争汇合起来，便可促进革命的巨潮。九、更加强革命的主观力量在目前这样紧张的客观形势下，主观力量的加强乃更加重要。第一，党的组织要更向着产业工人开门，要有计划的依照中央通告所指示的进行发展工人党员，在农村中要坚决的驱逐富农出党，向着雇农贫农发展，以树立党的强健的无产阶级基矗支部生活要打破关门的狭隘的工作方法，要深入群众中去活动，使每一支部都真能成为群众中的核心，成为农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斗争，以至组织同盟罢工，领导政治示威，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之群众的枢纽。地方党部的工作要更集中在许多中心城市，沿交通路线的农村，以至红色游击区域，去加紧实现党之武装保护苏联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各省省委在工作的布置上更要集中到目前的主要任务，联系和领导一切群众斗争的发展向着武装斗争的汇合道路上去。尤其是工人干部的进行，群众领袖人才之培养，党更要特别注意于强健与稳固党与群众的领导力量。第二，党与群众的关系，必须更加紧的运用争取公开活动的路线，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范围。党在群众运动上必须切实了解群众生活，抓住群众斗争的情绪与要求，明白他可能发展的前途，尽其发动与领导的责任，而根本肃清群众斗争中党之尾巴主义的现象。同时党对于各种群众斗争之发动，必须有同一产业，同一职业，一农村一军队之共同斗争纲领的宣传以推动斗争之扩大。如此党的政治口号与政纲，才能更与这些联系起来，才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第三，群众中的赤色组织，更要加速的在各厂各业各农村的群众中进行他的建立与发展，各级党部更要将建立赤色工会的与农会的组织看作是党之目前最严重的任务；工厂作坊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的组织也要在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中尽量的扩大运用，以团聚更广大的群众，以树立赤色组织的基础，并练习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只有在这些革命斗争主观力量更加强健之后，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强健的领导之下更便利更快的走上革命高潮。十、宣传工作的注意点在现在进攻苏联战争日益紧迫的时机，国民党、资产阶级极力散布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这是我们动员广大群众武装保护苏联的最严重的敌人，必须尽一切可能，到群众中去，揭破他们的欺骗。主要的方法是指出他们与帝国主义勾结进攻苏联的阴谋，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就是瓜分中国，指出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是中国工农革命的最好的同盟军，并将苏联工农群众实际生活状况作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改组派，第三党与取消派，他们用极巧妙的方法来欺骗广大群众，实际上完全是国民党的同盟者，应该毫不放松的，针对着他们的宣传来揭破他们的欺骗。这是宣传上要特别注意的第一点。第二，在进攻苏联的时期，军阀战争，仍然不会停止，我们必须利用军阀战争予广大群众的痛苦，鼓动广大群众起来直接反对军阀战争与武装拥护苏联的鼓动联系起来。第三，我们的宣传固然要特别注意工农兵群众中的工作，但是对城市贫民与学生群众也不应该放松；因为争取他们到武装保护苏联口号的周围，才能更加扩大我们斗争的力量，而且他们是极有可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十一、坚决反对取消派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来阻挠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如果不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和小组织，必然要使党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工作受着莫大的阻碍。如果发现了固执取消主义的路线和破坏党的行动的同志，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现在调和派的思想也在党内发生，这是与取消主义固〔同〕样的右倾的路线，同样的妨害党执行正确路线的思想，也应同样的把这样的思想肃清，才能更便利的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在动员全党同志武装保护苏联的时期，必须更坚决的与取消派调和派的思想斗争。十二、执行这一通告的注意点（1）这一通告是与第四十九号通告一贯的路线，不过这次通告是更进一步的策略，各地讨论的时候须参考中央第四十九号通告。（2）各地接到此通告后，必须立即根据通告中的路线与策略，定出立即执行的具体的工作计划与布置，并立刻报告中央。（3）这一通告的总路线必须到每个支部去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把全体同志动员起来。（4）本通告仅指出各方面策略的原则，更具体的策略和运用的方法，中央将继续发出各种专门的通告成公开的值（如组织、工运、农运、军事等），发到各级党部去讨论执行。中央一九二九，一二，八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友三部在浦口一带发动兵变。
|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各级党部：（一）目前的政治形势，日益加重了党之执行“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两大任务。同时群众的斗争日在发展与激烈化；因此，党必需加紧领导与推进群众的各种斗争向前发展，并联系到党的两大任务之具体行动。因此，党在这一形势下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于是加强党的战斗力量遂成为目前非常迫切而又严重的任务。（二）自二中全会以来，党在组织上是有进步的：上海，津，唐，武汉，广州，哈尔滨，厦门等城市在产业工人中党的组织都有新的发展；产业支部新的建立与发展亦有相当增加，各地产业支部生活有相当的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亦比前进步得多，许多斗争已有党的关系；群众组织亦较前发展，赤色工会会员可统计的有四万余在游击战争和苏维埃区域党与群众的组织与关系都渐有进步；这些现象在战斗力上说，当然还是不够的。且同时还有许多弱点存在，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支部生活还不健全，赤色工会的组织还不发展，故目前党的主观力量常赶不上客观环境的发展。因此党在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基础，向着产业群众中（尤其是重要工业如铁路海员兵工厂矿山市政纺织）扩大党的组织是目前组织上非常中心的任务。（三）为具体的执行这一任务，中央特决定在广暴纪念周起各地党部都要努力征求党员，尤其在广暴纪念周的前后要加倍努力，务于十二月内全国工人党员要增加三千的数目。在几个产业的区域如上海天津唐山香港武汉哈尔滨奉天广州青鸟九江厦门郑州无锡南通杭州等城市，地方党部更应有精密的计划来执行这一任务，并应有数量的估计（当然不是机械的只凭主观的理想）。这一发展，更要着重于重要产业工人的群众中的吸收。农村的党应认定雇农是党在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基础，党的发展应向着雇农贫农，要特别着重于雇农及手工业工人。富农必须坚决的排斥出党。尤其是在游击区域和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如闽西，广东东江，赣西，赣东北，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西，豫南，鄂东北等地，为巩固党在游击区域的领导，扩大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和保证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只有坚决的执行这一任务。（四）扩大党的组织之主要的路线是要在斗争中发展。只有积极领导群众的各种斗争，才能保证入党的分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说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更易认识谁是积极勇敢分子，谁是有阶级觉悟者，而且也更容易引进到党的队伍里来。但不是说没有斗争就不扩大党的组织了，主要的问题，是在防止和平发展的倾向。且在斗争过程中，不只是发展党员，而且要培养群众的领袖人材以加强群众斗争的领导力量。各级党部应勇敢的向产业工人开门，尽量吸收产业工人群众入党。只要是积极勇敢有阶级觉悟的分子便应该介绍入党，这就是选择质量的主要目标。现在党的组织是要在质的基础上求数的发展，所以要防止以为革命群众便是党员之拉夫式的办法。但同时亦反对选择党员的条件太苛，在斗争中不注意介绍党员或以为要在斗争结束后再说，或恐惧因发展而增加党的危险性等等儒弱动摇害怕的观念，都是不对的，都必然要停顿在旧的基础上而走入取消党的道路。（五）为要具体的实现这一巨大任务，必需动员全党群众来努力执行这一工作，首先就要有计划的集中力量推动支部工作。所以地方党部的计划应提到支部中并联系到当地实际情形去具体讨论，规定支部周围群众的对象和工厂的重要部门中去发展（在农村中便是白色区域和大的乡村与镇市），必需分配每个同志以具体的工作（如谈话介绍等）。新介绍的同志必须填表经支部通过，并给以入党的训练如谈话会训练班等。这样才能推动支部工作，才能使每个党员深刻认识扩大党的力量——介绍周志是自己的主要日常工作之一。（六）扩大党的组织与发展和建立赤色工会和雇农工会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赤色工会的基础，仍然非常薄弱，而雇农工会更少，所以党应利用各种方式去组织群众，特别是建立赤色工会。如能将斗争的群众团结在他的阶级组织周围，经过这一路线必更容易选择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分子。所以扩大党的组织必需加紧发展产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纸的群众组织。这一工作必要同时并进。（七）党在过去的确乏缺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根本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宣传与介绍，同时党的政纲中之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的宣传亦非常的不充分。现在应立刻矫正这一缺点，中央特别唤起各级党的严重注意。首先中央宣传部应有计划开始编印各种专门通俗简单明了的小册子（同时各地自己一样的要编印）供给各地宣传材料。全国各种刊物由党内以至党所领导与影响的必须每期郁有这样的稿件。在支部会议上亦应常有关于理论上之简短的报告和讨论。各级党部宣传部更应有切实的计划开始工作。在群众各种组织中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扩大这一宣传，在工农会学生会中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班等等，以发动群众提出讨论，以引起群众对于主义的认识，我们所领导与影响的学校应首先执行。这些工作在目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八）在扩大了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过程中，应更加紧党内有系统的教育训练工作，特别是造就工人的干部。同时，要使新的入党同志经过训练增加其对党的了解。现在工人成份的干部（特别是职工运动工作人材）的乏缺，这对于训练干部的需要更有莫大意义。所以各级党部（尤其是上海香港顺直满洲福建江西等地）应有计划的开办训练班，尤其在地方党部应有短期的流动的训练班，甚至是谈话的方式都可以采龋加入训练班的成份最好是支部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支部书记与干事等的训练，更为必要。省委的训练班应从地方党部选择人材出来，新介绍的同志在第—二周内必须根据各区域编入新党员训练班，每星期有—二次专门会议谈话。中央组织部要尽量供给教育的材料与过去的经脸。各地方党部更要使这些教育训练的材料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且训练班只是训练干部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支部中对于党的策略路线的讨论及当地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认识应该是有互相联系而成为训练干部之最经常的工作。（九）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应即讨论根据当地情形定出执行的具体计划，同时切实指导与督促下级党部的工作，和时常检阅自己的工作是否充分执行，并将经过情形详细的迅速的报告中央，以便指导，在十二月底应有一总报告，来检阅全国的进步。中央一九二九，十二，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