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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一九三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8）
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
（一九三七年）
同志们：
今天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开会，将号召西北及全国青年群众与各界联合，走上团结抗敌的道路，我就来说一点关于共产党的团结抗敌的政策。共产党过去的政策是国内战争与土地革命。现在政策是和平团结，对日抗战。这是什么原故呢？为什么我们过去和现在有这样不同的政策呢？原因就在过去若干年间，我们不能不那样做，也只容许我们那样做。过去是两个政权对立的斗争，阶级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拿着枪，杀革命人民，革命的人民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第二种办法和出路。那时候的那样干，完全必要与正当的。
如果说共产党过去错了，那末请问除了这条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难道我们应和国民党一道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吗？不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得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二者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要单独独占中国，灭亡中国，使得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了，使得英法关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关系也变化了一些。资产阶级同国民党里面都发生了分化，国家处在危亡面前，我们的政策就有改变旧的采取新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我们釆取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我们统一战线的目标是抗日的，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不分阶级与党派的联合战线，与外国的人民阵线也不相同，这是我们统一战线的特点。
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号平津学生反日运动以来，经过许多事变直至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中国内部已经由一种状态开始走上另一种状态，即是由内战独裁与不抵抗开始走上和平民主与抗战的阶段。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致国民党书，九月决议，以及西安事变中的和平统一政策，给三中全会通电中的和平政策，都是国内达到新阶段的号召与领导的力量，这些东西都表示我们过去提出了并实行了粉碎国内统治阶级的围剿这个口号，那末，现在就不是如此了，现在是要团结全民族来粉碎日本为首的法西斯蒂对全中国的围剿。倘若内外都有围剿，那中国就唯有灭亡，因此我们提议内面的围剿必须和解，并且建立全民族的大团体来对付外面的围剿，现在这新任务已经开始走了一步，往后就是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粉碎法西斯围剿而后止。
我们停止土地革命是否就不顾民族利益了呢？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们更要为民众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坚决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与民主改良就是为的这种目的，因为今天的民主改革，正是抗日人民大众的需要，因为没有民主改革，没有人民的自由权利，抗日会只是一句空话。抗日与民主二者是不能分离的。
以前的不和平不统一，国共两党之间如此，全国各省之间也是如此。抗日救国必须和平统一，相打分裂是不能抗日救国的，因此和平统一成为全国必须的要求。过去一年的工作是坚决要求和争取这种和平统一，现在算是初步的达到了，但和平还没有巩固，要巩固和平并实现真正的统一，就得实行民主政治。
现在全国人民，除了苏区以外，都没有民主自由，说话有罪，走路也有罪，爱国有罪，如沈钓儒等爱国领袖因为爱国而被关起来，现在听说还要起诉。为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而在街上走路就要被捉，出报纸讲爱国话就要被封。这种情形怎能真正抗日呢？所以我们说，没有和平与没有民主，都不能统一团结，便都不能抗日，所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是实现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也是今日的中心任务，是今日必须要做的文章。
我们曾为扩大红军而努力，现在也不相同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从前相打的现在应该改为好朋友，大家去打共同的敌人，这样，红军也可改为国民革命军，一切中国的军队都要变为抗日军，我们应该为扩大与训练真正的抗日军而斗争。
过去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单独负起革命的责任。理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了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西北青年有团结全国青年的责任，全国青年都团结起来，跟成年、幼年、老年就一道结成一个几万万人的大团体，那末日本帝国主义凶悍怎么样，我们是能够打倒他的。（长时间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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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青年的谈话（一九三七年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7）
与北方青年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春）
北方青年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在集体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之一。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北方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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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6）
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里之某一角落．却不免戴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过到担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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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蒋介石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5）
致蒋介石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钱，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领西渡，别求抗日途经，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复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缓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关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达、马鸿宾、马步芳、高维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之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可称劲旅者，亦难免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卫士军队之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营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前栈，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绯网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主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也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祝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语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共署各十九人，余略——编者注）
率中国人民红军二十万人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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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一）致许广平的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仅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能继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以电达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二）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墨，鲁迅先生损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的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匪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和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陡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学，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的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密语来离间大众的阵线，但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巨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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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3）
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
（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釆取必须之自卫手段；
（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便。
（四）如果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防碍举动，并愿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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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2）
给张学良的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
友军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了游移不决的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准备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互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使国民党当局的觉悟。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得到中国民族历史关系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行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迅起图之。
毛泽东周恩来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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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蔡元培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1）
致蔡元培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简，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也？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世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日当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其何以处此也？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工农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大效，国共两党合作此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也？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又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学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古，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舍救千里外曾聆敬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共具名宋、何等53人，略一一编者注。）
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
明教，敬颂
道安，不具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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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80）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
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我完全同意，还有一点，就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果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使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一切课程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会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见，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报、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想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请你考虑这个问题，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之标准之一。
布礼
毛泽东
二十六日十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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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9）
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革命与战争的前夜。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并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鉴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领东北四省，曾经引起中国反日的怒潮，这次他就釆取比较隐蔽的方式，即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下命令委任中国某些卖国军阀政客，作为他在华北的代理人，以达到直接武装占领华北，这次方式虽然是比较“九.一八”的方式更为狡猾与凶恶，但必是过渡到直接武装占领与建立华北围攻其傀儡政府的步骤。
第二个满洲国傀儡政府是必然的归宿，作为中国汉奸卖国贼集团的主要成分的许多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为劣绅卖办及银行资本家，特别是其中的亲日派，是这个傀儡政府的组成分子及其赞助者，没有这群大汉奸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是不能如此顺杨的。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卖国奴才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追到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血战到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亡人亡国亡人亡种的冒险事业的前进道路上必然得到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于吞下了东北四省这些较小的炸弹之后，又着手吞下中国本部这个绝大的炸弹。
日本帝国主义蚕蚀并吞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英国却想求得日本的某些让步和妥协，使它的主要力量能够拿去对付它的主要敌人：苏联、美国、意大利。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促进了中国反革命统治首先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统治之削弱与崩溃。一贯的卖国政策，不但使蒋介石丧失某些社会的与群众的基础，而且缩小了它的地盘，同苏维埃的长期斗争，尤其是五次“围剿”。与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使它的精力消耗了，疲劳了，分散了，统一中国的梦想，是宣告了最后的破产。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不利于蒋介石的分赃会议，蒋介石只有更加依靠出卖中国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它的出卖，将更促使他的统治加速度地走向灭亡。这种情形，也就更加深了以新的形势上新的性质，而出现的反蒋战争的爆发的可能性。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正当中国苏维埃红军转入了一个新局面的时期，自从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长江下游的一些苏区受到一些损失之后，现在是各地红军的新胜利，新根据地的创造，老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开始转入反攻，与新的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时期，困难的关头已经过去了。中央红军以十二个月的功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纪录。并且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所纵横驰聘的十一省区二万万以上的民众，指出了痛苦救国救己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许多革命种子，中央红军与二十六、七军会合之后，对于对着陕甘苏区进攻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彻底粉碎，更加表示了苏维埃运动新时期的到来，它同目前总的革命形势的新局面相会后，成为中国革命新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指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吞并，扰欲中国出乎亡国灭种，大祸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维埃红军铁一般的中坚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这种民族革命高潮，是在中国革命经过历史上无数次锻炼之下（主要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产生的。是在目前中国已经有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革命形势之下产生的。是在苏联已经有着一切力量足以战胜侵略国家援助被压迫民族的形势之下产生的，因此，它就将以特别广大、特别坚决、特别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与互相帮助的性质而出现。
无疑的，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提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千千万万民众的失业失地，千千万万的灾民难民，更使得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群众的救死救生的日常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大大地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愤是在全国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经在普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开始表现出来了，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突击、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乃至一部分军民，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釆取同情中立以致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
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的形势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危机，使得帝国主义除了战争找不出第二条挽救死亡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与意大利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的民族革命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成熟，无疑的要引导到世界的大革命，在目前的革命与战争的前夜时期，己可明显地看到世界反革命力量的薄弱，与世界革命力量的增长，在将来就是大战争与大革命，葬送世界上的一切反革命。这一形势，使得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有力帮手，同时中国革命现在就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来则要以全民族的雄伟阵势帮助着世界革命。
这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也是一样的。在有力量的日本共产觉领导下的日本工农及被压迫民族（朝鲜、台湾）等，正在准备着伟大力量，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苏维埃日本而奋斗，这就把中国革命向日本革命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基础上会合起来，日本革命民众是中国革命民众的有力的帮助。
中国革命是处在有利环境中，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尤其目前凶横直接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准备了决心和力量来对付中国革命的。在中国反革命集团方面，由于其统治力量的减弱，而不得不更加为虎作伥，投靠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向着革命的民族作决望的斗争与决斗，把这一形势同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形势结合起来看，就知道中国革命保存了一种持久性，它向中国革命民众及其首领中国共产党指明：准备长时间同敌人奋斗吧：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持久艰苦工作吧！没有几千万几万万的革命军，是不能最后解决敌人的，一切策略，一切努力，向新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准备了伟大的力量，就是准备了决战的捷报。
二、党的策略路线
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其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政策略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部队，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主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部队，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和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原有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得超出他们所允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方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中国人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
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釆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争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各卖国贼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党应使用很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
党在发动集团与组织全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作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当让自己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争取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日运动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反日战争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取得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略）
因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所以他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如下：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在华的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及灾民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台湾、日本、朝鲜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求得这纲领的实现，并经过这些纲领以求得党的十大政纲的实现。
四、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五、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这里，主要的关键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靠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了解党的主要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
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能够的。必须使它的一切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争取其中可能继续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能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党的领导权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及一切革命同盟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地反动，共产党员应参加到里面进行革命的工作。只有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的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因为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的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政纲领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为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实质上是与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因为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必然是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任务。因此，党必须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不怕可能发生的某种错误，从斗争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虽然，党在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压抑群众利益的斗争，牺牲农民夺取土地，工人兵士贫民改良待遇的要求去适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利益，对同盟者惧怕使用言论批评的武器，惧怕率领群众逼迫同盟者走上革命的更高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乡村中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尾巴。一九二七年期间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不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对右倾正是为得要顺利地克服“左”倾，彻底地击破关门主义，使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地大胆地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使党不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使群众从争取日常的切身利益出发，提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位置。
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去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的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地位。事实证明，这样成分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于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除联邦共和党外，中国共产党站在光荣的先进的地位。
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标准．应该使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区别这一目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不从积极的革命斗争需要出发，不从恐怖观念出发的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必须彻底的击破，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斗争，已经涌出和正在涌出无数的积极分子与群众领袖，党的组织应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的先锋队的地位。
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天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不是以如何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和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干部和党员，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说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领导机关同他们之间活泼有生气地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地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严厉地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难免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的不愿学习锻炼，不受领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是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有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当因为他们一时表现改正而轻易给它们以重要工作。
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坚持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成立起来．把苏维埃共和国变为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为全民族的武装部队，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万岁！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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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新字第2号
“鉴于帝国主义积极侵略，中国沦亡之危迫，全国工农及爱国志士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蒋介石辈。又因蒋介石等的卖国统治，陷中国经济于万不磨之城一特别是农村经济，全国农民群众起来反抗与暴动，富农已改变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当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
（甲）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之高度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
（乙）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
（丙）统一累租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
（丁）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佣劳动之自由。
（戌）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区域（乡、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之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已）富农在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应依法惩治之，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应按暂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之。
（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包括赤卫队在内，并无选举权。
（辛）以前颁布之土地法及一切其他法令凡与本法令有抵触者废除之。
（壬）本命令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之（在未联系一片之区域，文到次日实行之）。在本命令实行前，以前法令施行者仍属有效，不得翻案。
主席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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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会议通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7）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会议通告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付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地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反动结论（一九三四年七月廿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战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情，动员工农群众的分子武装上前钱，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亦少数开始成为红军的现成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其他一切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展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热情。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次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扩大白区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着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吾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有些弱点无疑也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中与结论中都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与又不认识，与又不承认，这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雄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作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这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之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都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的防御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目前在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白暴动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上举行“围剿”时，我作战战线，虽然是决战防御，即使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作战的防御，是为了转入反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阻挡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区革命这动。
在这一战略战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这方面，主要的运动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找有利时机，攻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使敌人骄羚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是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填地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恰当的布署战斗。不要与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地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某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向用不着去阻止它，应该待到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都统统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时期中，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敌人迫近而产生的。敌人和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而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地变动，就不能积极地加入决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故人，而且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面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防御，而在战略上则一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至数十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门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线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人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线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防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散兵力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三河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役战，温防战役等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给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数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的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釆取阵战方式，而应当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三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没有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釆取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沟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改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占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以运动战接受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这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况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争中轻易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定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在这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的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线上的胜利，然而由战线的胜利才能起战线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之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林离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军报的文章），认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然而他们最近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军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主义内部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精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了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活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堡垒主义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而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线（争），并正确地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卸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指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事实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至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以下略）
（九）在持久与速决战问题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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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声明书谈话（一九三四年下半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6）
关于日本声明书谈话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外务省于四月十七日发出为对华政策致列强的通谍后，各帝国主义都从他们自己在华势力范围的利害关系上宣布一些不满的意见，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也马上发表了最无耻的卖国言论，红色中华社记者为征求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此事的表示，特往访我主席毛泽东同志，据谈：日本外务省的最近通谍是日本帝国主义明白的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的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的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就是要在日本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直接镇压中国的革命，并且造成更巩固的后方，来进行反苏维埃的战争。日本这一企图，虽然遭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对，但是他们的真实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殖民地”。至于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和增强反苏维埃战争的后方，各个帝国主义与日本显然是赞同的，在这里，表示最无耻最可怜的就是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言人，于十九日表示了卖淫归邪样的可丑的声明书，认为国民党政府“在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是说：“提倡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瓜分中国，与保障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安全，是国民党应有的义务”。当然国民党“从无欲中伤他们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心！”而且国民党慎重的向日本声明：“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等，及雇用外国军事教官或专家，亦仅是为国防上之必要，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然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国民党从英、美、日、法、意各国所借债款，和买来的军用品，并没有用过半个铜板或一个子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和华北，以及英法帝国主义强占仓库的暴行。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贯的投降与妥协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国防，但是，国民党所谓“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实际上就是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进攻。卖国罪魁蒋介石把全国正式军队百分之六、七十调到江西来，进行第六次“围剿”，正是国民党表明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尽清道夫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国民党向日本声明时，已经特别着重的提出来了。并且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声明了，国民党对于日本，倘有不平的事态，可予纠正，中日之关系，可令具改善而顾及两国共同愿望。”这是充分表明国民党走狗之奴隶性，国民党深恐不能完善的尽其狗职，不能博得每个主人的欢心，所以，才向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摇尾乞怜，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红军，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此地缺少两句，因无线电播音听不清一一原编者）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只有一致的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维挨红军的六次“围剿”，才能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并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红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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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一九三四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5）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一九三四年）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我们的东三省，侵占了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夺占我们整个的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盗匪们的屠杀、奸淫、剥削和蹂躏。
国民党军阀一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和福建省；他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无力抗日”的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的银圆，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的反日反帝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一切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是中国历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紧急动员令，动员全体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国民众一再宣言：（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二）立即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群众的反日义勇军，在保卫中国的三个条件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战斗协定。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曾经一再反对承认傀儡“满洲国”，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公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镇压与屠杀。
全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都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出卖热河、内蒙古．出卖华北，出卖福建与全中国，而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反日主张与反日运动，这不能不使国民党更疯狂的封锁我们，向我们进攻，使我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能同全中国民众直接联合起来，不能同东北抗日义勇军一致去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中国，国民党军阀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反日的提议，完全置之不理，而且更无耻的出卖中国，加紧他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六次“围剿”，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
因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匪徒的蹂躏与出卖。同无数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不轻易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坐视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地屠杀与躁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斗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遇到任何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条件的，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压迫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要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我们认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为了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具体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省以及全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满洲伪国，抛弃对国际联盟及美帝国主义帮助的幻想；（二）宣布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的无效，立即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宣战；（三）号召全中国民众，将国民党军库中与兵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器，用来武装自己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及游击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国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军费拿来作抗日战费；（五）普遍的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如反日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募捐援助义勇军与红军委员会，以及各种反日的纠察队，破坏交通队、宣传队，运输队等，吸收广大群众一一一切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来利用罢工、罢课、罢市与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不顾一切牺牲，要为这一纲领奋斗！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全中国民众拥护这一纲领的全部实现而奋斗到底！
让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让国民党的汉奸卖国贼去叫喊“中国无力抗日”罢，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总动员，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武装，全中国民众反日大团结，有全部的力量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汉奸的集团的国民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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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今天我们党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尖锐化的时期，也正是全世界紧紧地迫近到革命战争的第一个新同期的时期。
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现在是极端尖锐化了。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已取得了最后的巩固，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就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去年的第一年内，又已经取得伟大的成绩。苏联早就消失失业现象，而且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是极大的提高了。苏联的国防是极大地巩固了。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和苏联建立国交了。
资本主义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资本主义暂时地稳定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总的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疯狂的进行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州的结果，使得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尤其是日英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重新分配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正在极端地威胁着全世界民众，然而帝国主义却又在各国暂时缓和它们的矛盾。从而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去寻找出路。反苏联战争的准备并没有一刻停止，而瓜分中国进攻中国的战争则已经在明目张胆的进行中。
但是全世界无产者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亦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影响之下，在帝国主义经济恐慌与战争威胁之下，生长扩大起来。猛烈的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是在一切与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面开展斗争，全世界战争与革命的火焰是逼近着我们。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民族危机的加紧，由于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由于苏联运动胜利，使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使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世界革命中特别显著的地位。
目前中国的局势的重心，是广大的国内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尖锐化的对立，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和中国民族大众为挽救民族存亡而奋斗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太平洋大战进攻苏联战争与中国和东方劳苦群众为阻止及消灭帝国主义大战为保护苏联的斗争。
一方面，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广大领土，垄断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一切主要权利（力），引导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使劳苦工农群众的生活遭受看空前所未有的痛苦，剥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压迫一切革命活动，实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组织一切反革命力量向苏区和红军作拚死的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将中国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融成一片，将中国引入完全殖民化的道路。
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号召，组织，领导全国革命民众进行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组织领导红军与民众为保护苏维埃领土发展苏维埃领土而斗争，以坚决地进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屡次进攻围剿。严厉镇压苏维埃领土内一切剥削分子的反革命企图。一切土地给予农民，红军士兵，工人实行八小时制，增加工资，救济失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给一切革命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罢工的完全自由。引进广大工农群众管理自己国家机构。只不准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剥削分子参加，组织民众的经济生活，使民众生活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受尽压迫的地位，进到不但完全免除饥寒并且日益向上改进的地位。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引进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将几万万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区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阻止灭亡中国的殖民地道路，建立自由独立的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两个年头中间，目前最大的事变就是帝国主义的进攻及反革命对于革命的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围剿”。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从残酷的飞机大炮的屠杀中占领了东北三省与热河、控制了平津，还正在向着内蒙及整个华北及准备更大规模的杀人战争。英帝国主义从西藏向四川进攻。法帝国主义准备从云贵，美帝国主义则欲将长江流域及福建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所有这些帝国主义，都在以奴役中国为目的，以消灭中国苏维埃政权为目的，以准备进攻苏联为目的，同时还以准备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目的，向着广大的中国领土伸张其毒手与阴谋。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却在一切奉送帝国主义的方针之下，断送了几百万方里的土地，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进攻，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以一切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换得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帮助，以便利其集中力量对于中国民族生存唯一可靠的力量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
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地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
这时候在全中国革命民众面前，摆着两个政权的相反的行动，国民党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尽量压迫反帝的民众，苏维埃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尽量援助与领导反帝运动。
两年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经屡次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与国民党的投降卖国。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公布对日宣战，同时颁布对日作战的动员令，号召全国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卖国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政府与军事革命委员会曾经发布宣言，号召一切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三）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下，苏维埃政府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的作战协定，国民党与日本订立塘沽协定及最近进行中日直接交涉的时候，临时中央政府曾一再向全国全世界宣言，表示代表全国民众严厉对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各地民众的反日斗争，苏维埃政府是实行援助的，单是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运动，苏维埃政府是曾以一万六千元援助他们。此外，苏区群众还有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援助，对于其他反帝斗争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许多援助。
至于苏维埃领土之内，则早已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牧师神父是被民众驱逐了，教会侵占了人民的财产是被收回了。教会学校是取消了，并中国境内只有苏区是脱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应向全国民众指出：用直接的民族防卫战争战胜帝国主义，是苏维埃与全体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首先是团结一切力量战胜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因为它是苏维埃与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障碍物，要使民众明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作梗一一它横直于帝国主义进攻地带与苏维埃领土之间，并且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领土进攻，使红军无法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苏维埃与红军不得不以坚决的进攻来肃清道路一一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为实行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步骤。
但是苏维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的广大的冲突，是一天一天的逼近了。这就要求苏维埃十分的加强对于一切反帝斗争的领导一一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胜利的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一一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了创造革命的新时代，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于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苏区缺乏完备的专门的教育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之应该跟着普遍教育的发展而使之教育发展起来，无疑也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注：本文系摘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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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九三三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3）
乡苏维埃怎样工作
（一九三三年）
（一）乡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工作
1．乡苏维埃（与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是最接近民众及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设施与法令的机关。
2．乡苏维埃（代表会议）是全乡最高的政权机关，上级苏维埃的各种重要的法令、设施，本乡的各种政治的、动员的、经济建设的以及其他的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与执行。
3．因此，乡代表会议应该经常的按期的开会，有些地方代表会议不经常开会是不对的。代表会议最好二十天一次（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也可以，应该照实际情况来决定）。有特殊紧急的事情，可以临时的由主席团召集代表会议，会议的时间不应该很长，通常每次两三点钟为好。在农忙的时候，代表会议应该在晚上开。
4．每次代表会议应该有个议事日程，就是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这个议事日程应该由主席团先准备好，并早几天就通知代表们，好让代表们事先准备并征求群众的意见。每次的议事日程上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可以有一两个次要的问题。假使每次会议，同时提出三四个大问题来讨论，会使会议得不到很好的结果。
5．每个讨论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同志做报告（乡苏维埃主席或者专门管理这种工作的同志，如各个委员会主任，赤卫军大队长，贫农团主任等等）。报告要切实具体，有内容。报告的时间至多十分钟。其余的时间应拿来讨论。讨论之后，应该由报告人或主席把讨论中代表们发表的意见，扼要的做一个结论。
6．每次讨论的问题，应得实际化，并且做出具体的决议或决定，并且指定某一个同志或某几个同志去实行，比较大的问题，可以分开几个项目来讨论，譬如，讨论春耕问题，就可以分开，“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困难？”“怎样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的缺乏？”“怎样防止夏荒，多种那些早粮，种多少？”“多种棉花”，“多锄多犁”等等．每项讨论后，应该做出具体决定与分工。譬如“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困堆”决定：（一）组织耕田互助社，两星期内成立，甲村由张同志负责，至少要有三十社员；乙村李同志负责，至少五十人。丙村工同志负责，至少三十五个社员。（二）发动妇女参加。第一，发动各代表的妻子首先参加，各代表负责，张秀英女同志负责督促。第二．要在下头妇女代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张秀英同志去和妇女代表会主任商量和负责召集，并代表乡苏维埃去做报告。第三，组织生产学习组，由白同志负责。（三）发动儿童参加劳动：第一，由某同志头告诉儿童团，发动他们参加拾粪、种瓜、种菜。第二，由吴同志负责和列宁小学交涉农忙时只上半天学，半天学生回家帮助作庄稼等等。讨论时一项一项的讨论．讨论了一项得了结果，把它写在记录簿上，主席团及下次代表会议，可以根据来督促检查每一个决定。主席团应该经常去督促指定的同志去完成任务，下一次或相隔不久的代表会议上，应该检查这些决定实现了没有，某同志没有实行，应该给他相当的批评。某同志实行时做错了，要好好的告诉他怎样去改正。这样，代表会议总会具体、切实、活泼、有生气。
7.代表会议要做到个个代表都能到会，就要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下次开会日子（或者一般的决定比如逢五逢二十开等）。开会前三五天，主席应该经过村主任，再通知代表们开会的日子、时间、地点，讨论的问题，开会时每次都要点名，没有到的要在他名字上打个记号，主席团或村主任散会后，应该去告诉没有到的代表，问他的理由，并告诉他代表会议的讨论和决定。如果没有理由而不到的，应该批评和督促他下头出席。
8．代表会议开会时的主席，应该由乡苏维埃主席充当，因为他熟悉全乡的情形，了解前后工作的经过。
9。要代表会开得好，就要主席团在事先准备得好，主席在代表会议开会前三五天，应该先开一次讨论代表会议的议题，指定做报告的人．帮助他准备报告，乡主席要特别负责。
（二）主席团的工作
10.主席团是代表会议闭幕后，全乡最高政权机关，它应该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上级苏维埃的命令和指示，积极领导全乡的工作。
11．主席团由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大乡五人，小乡三人，应该选举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主席团中应选出一个主席一一就是乡苏维埃主席。
12．主席团应有一种分工，如果是三个人的主席团，则应该分工为主席、付主席、支书（要识字的，如代表或主席团里没有识字的，则以应该另外找一个文书，他就不参加主席团）；如果是五人的主席团，就可以分做主席、付主席、支书及春耕委员会主任、优红委员会主任（或别的重要的委员会主任）。
13．主席主持全乡工作，出席上级召开的会议，处理日常事务，他应该抓紧每个时期的几件中心工作（如扩红、查田、选举、修路、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等），应该注意经常工作的领导（如赤少队训练、赤色戒严、粮食、教育、卫生、优红等等），还要注意本乡发生的临时问题（如饥荒、瘟疫、反革命活动等等）。主席应该把全乡各方面的工作经常的想一想，看那些进行得怎样，那几项工作做得薄弱或者不好，应该怎样去加强，那几个村子工作落后，应该怎样去帮助。他要担任出席一两个行政村的会议，收集各村每一项的工作上的好的经验和坏的现象，提到主席团或代表会议上去报告，供给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材料，主席同样要担任出席一两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付主席帮助处理日常事务，对于全乡的工作要有一般的了解，以便主席不在时能代理主席的工作。付主席也要担任领导一两个村的工作，出席几个委员会和群众团体的会议。
文书要办理人口册，土地登记，婚姻生死登记，选民登记，各种调查表，写对区苏的报告，打路条，发通知，帮助居民及红属写信，主席与付主席不识字的，要把上级的文件读给他们听。重要文件应该在代表会议上宣读，会议时写记录。文书是代表时，应该参加主席团，就可以分配他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会议。
主席团其余的委员，亦应该分别担负领导一两个村及委员会、群众团体的工作。
14.主席团会议要经常的开，最好五天或七天一次。主席团开会时，有重要问题可请村代表主任及委员会主任来参加，普通的问题可以不必参加。
15．主席团会议要经常的讨论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譬如春耕委员会，优红委员会等等），各群众团体的报告（如赤卫军，耕田合作社。妇女代表会等），并且检查上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各村代表主任及代表执行了没有，执行得怎样。或者决定下一次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报告人，准备下一次代表会议，在全乡工作中比较小的问题及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要在主席团会议上解决，不要把每一个小问题，都提到代表会议上去。不要把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拖延等待到下一次代表会议才能讨论。主席团解决的问题在代表会议上报告，通知代表们取得他们的同意。
16．主席团会议应该有一个一个月或二个月的日程表。日程表的格式如下：
参加人报告人议事日程会议日期
各村王任，春耕王春山耕田合作社工作三月五日
委员会委员李振国扩红工作，检查下次三月十日
谷村主任乡主席代表会议准备。三月十五日
各村主任乡主席春耕进行状况的检查三月二十日
主席团照日程表工作，并发给各委员会主任、村主任，先让他们也知道什么日子讨论什么问题，日程表上每次会议不要到（列）出太多的问题，一两个问题尽够了，因为一定会有一些零碎或紧急的问题要临时加上去的。主席团会议亦不要超过二、三小时。
17．主席团要领导全乡的工作，就必须抓紧每一个时期中心工作，不要忙于零碎的事务，去掉了中心工作。主席团要明白各村的情形，要了解各村的特点，要注意各村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主席团要注意领导和推动各村代表主任的工作，使得各村的代表会议群众会议都能经常开，开得好。
18。主席团要团结全体代表，各个委员、各群众团体在自己的周围，推动他们去动员全乡群众执行各种工作，而不应该离开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而少数人去忙乱。
19、主席团应该注意教育与训练代表。代表中积极努力的应该在会议上给予鼓励表扬，消极怠工的应该给以批评斗争。初次当选代表的，不知道工作怎样做的，就要好好的告诉他怎样去做工作。那些经过多次批评教育斗争不改变不进步的，或者接连四、五次会议都不到会的，应该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把他开除出去，把后补代表补上来。代表在当红军或调动工作或别的原因离开本乡的，亦应该立刻补上。
（三）村的组织和工作
20、乡的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村，在地广人稀的区域里，尤其应该这样。新乡苏维埃应该特别注意村的领导和工作。
21、每个乡应该按照村庄的分布，人口的多少，划分成为行政村，普通每乡划成三至五个村为好，再多了就不大方便。
22、每个行政村设村代表主任一人，由该村乡苏维埃代表中推选出来，要推选代表中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充当。在该村代表在十五人以上时，可以另外推选一个副代表主任。代表主任负责领导督促全村工作，副代表主任帮助他。
23、村主任应该按时（十天或者半个月一次）召集全村的乡代表开会，检查各代表的工作。按照各庄子各家的情形，讨论怎样完成乡代表会议给予本村的任务，解决本村居民中间的小的争执问题，及困难的互相帮助和救济。这种村代表会议最好是在两次乡苏代表会议之间开。
24、为使全体代表能够都负起责任来，领导居民群众完成苏维埃的一切决定和工作，就要实行每个代表分工领导居民的办法。譬如某行政村共有居民五百人，代表二十人则将这五百居民分成二十个单位，每一个代表管理一个单位。但是不应平均分配，而应该按庄屋的位置，代表的能力来分配。有些代表多管一些，有些少管一些，每个代表应该负责去领导督促我管理的居民群众去实现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和决定（如督促所管理的几十个人努力春耕，宣传这几十个人中间的积极分子去当红军，宣传加入合作社，督促儿童入学，督促大人进夜校，督促各家打扫房屋讲究卫生，注意地主反动分子活动，等等）并且吸收群众的意见，提到村和乡代表会议上去解决。
25、每个代表要召集自己所管理的几十人开会，这种会议以半个月一次为好。会议釆取谈话的方式，在晚上或有空闲的时间举行之。在这种会议上，检查各家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情形，讨论现在要做的工作，报告乡苏决议，征集群众的意见，两村或乡代表会议报告，会议并可以开展相互间的批评，如某家当红军的回来未归队，某家春耕不努力，某人帮助红军家属不上紧，某家孤老应该帮助，大家不注意等等。这种会议可以最迅速普遍的传达苏维埃的决定，使苏维埃的工作很快很顺利的进行，使群众生活很快的得到改善。
26、每个代表对于自己管理的几个人的领导，除了召集会议外，应该经常的到各家去访问访问，看看各家的生活状况有什么困难没有，实行苏维埃工作到底怎样，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应该常到红军家属里去访问。
27、代表分工管理居民的制度实行之后，村和乡的群众大会除了大的纪念节及特别重大的问题外，不应常常召集。
（四）乡的委员会及其工作
28、为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国家政权的工作，在乡苏之下要设立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领导各项工作，这种委员会由乡代表及群众由的积极分子为委员，每个代表都应该参加一两个委员会。
29、这种委员会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经常存在的；一种是为了某个特别的问题临时组织起来的经常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文化教育、卫生、粮食等委员会。临时的如查田、选举、水利修筑等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把它组织起来，工作做完了就不要了。
30、委员会的人数应按工作的性质，少则五人多则七人至九人。委员会中间必须每村都要有人参加，因为这样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就很快的可以传达到每一个村去。委员会的名单及主任，应该由主席团提出名单，在代表会议通过。在名单中除了代表外，必须吸收非代表的群众的积极分子参加。
33、各委员会的主任要选最积极的同志担任（最好是代表）主席团要经常去检查各委员会的工作，听他的报告，要教育督促各主任去工作，去召集委员会的会议。乡主席团应该分工去参加各委员会的工作。
32、各委员会应该经常的开会，但开会的期限应该看工作的轻重缓急来定。譬如在农忙前和农忙时，春耕委员么应该多开会。秋收以后，农闲的时候，那末道路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等，都要加紧工作。
33、主任对自己的委员会初开会事先应该有准备，才能使每次会议都能得到结果。会后要分配每一个委员以一部分工作，告诉他们怎样去做，下次会议要报告他们的工作。
（五）乡苏维埃与群众团体的联系和对他们的领导
34、乡苏对于本乡的各种群众团体（如工会、贫农田、妇女代表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各种合作社、识字运动委员会等），要加紧对于他们的帮助和领导，要依靠他{门去努力动员广大的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特别是贫农团、妇女代表公、劳动互助组等团体，乡苏更应负责检查和领导，因为他们没有直属的上级组织。
35、当代表会议或主席团讨论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的问题时，应该请那个团体的负责人参加，各团体开会时，乡苏也应该派人去参加。主席团亦可以听各个群众团体的工作报告。
36、乡苏维埃注意对赤卫军、少先队的领导，要使全体男女都加入。注意他们的训练，要使赤卫军、少先队完全担任放哨查路条的赤色戒严的工作。
附注：上面的工作条文大部分是适用于中心区域的，乡苏、边区的苏虽一般亦可以使用，但应特别注意：（一）领导游击小组向外游击；（二）做白军团匪中间的工作。（三）加强赤色戒严及粮食储藏；（四）向白区开辟新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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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九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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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一九三三年）
一、伟大的胜利
查田运动在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之下，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如果说，查田运动过去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上，那末在六月的八县查田大会后，七月一个月的工作，便已超过了去冬以来大半年中所做的成绩。一般说，在开会的八个县中，查田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形势。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瑞金与博生成绩最大，两县共查出了二千八百家地主、富农；胜利、零都、会昌、汀乐、长汀、五城、宁化各县，亦都有了初步成绩，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广大的群众斗争发动了，苏维埃工作中，党的工作中许多过去停顿着的状态现在都活跃起来了。苏维埃中的坏分子许多被洗刷出去了．暗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遭到严厉的镇压。一句话，封建残余势力．在广大群众面前遭受了惨败。在这个基础上，各种工作更加开展了。在查田有成绩的区域，扩大红军与扩大地方武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秋收秋耕与发展劳动互助社。以及俱乐部夜校小学文化建设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成绩。一切工作进行更加顺利了。在群众活跃的基础上，大批积极分子自己创造成为各种工作干部，许多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被吸收到苏维埃工作中来，最好的例子是瑞金的壬田区，壬田区的查田运动在中央政府工作团帮助之下，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三百家，枪决了群众所谓“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检举了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一些分子，清洗了一些混进苏维埃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出去。全区查出了土地二万七千担，全区二万余劳苦群众差不多平均每人重新得了一担二斗咎土地，分配了豪绅地主的无数财物给予群众。依靠于群众积极性的空前提高，五十五天中扩大红军七百余人进瑞金模范师去，没有一个开小差，节省咎予卖给红军，达到一千九百余担，全县没有任何区比得上它，在各乡的要求下，全区担任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四万元，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已收得七千五百元，承认继续去筹备一万元。合作社迅速地发展了，文化教育建设如俱乐部，识字班，夜学也增加了，党员数量扩大，党的领导加强了，工会工作也进步了。全区另换了一种新气象，由瑞金的一个落后区在五十五天中换了地位，成了与武阳区相等的一等区了。我们现在要问：“壬田区为什么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呢？那我们应该指出，由于他们认识了查田任务的重要，由于他们的动员方式，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都是坚决执行了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正确指示，他们做了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在任务的认识上，他们懂得查田运动与革命战争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认真的做这工作，抓紧了查田运动的领导，有计划的去布置当地的工作，在动员方式上，他们在全区十一个乡中，抓紧了最落后和比较落后的七个乡的工作，在这些乡中动员了党，动员了团，动员了乡苏，动员了工会与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经过他们去动员广大的群众。在阶级路线上，坚决执行了依靠雇农贫农与联合中农的策略，广大的发展了几个中农他们说了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阶级，他们“讲阶级”的工作做得很充分。当着鹅凤乡的地主，恐吓中农，使部分中农发生恐慌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找了几个中农来作个别谈话，经过他们去传达其它中农，鹅凤乡的中农立即稳定起来，接着积极拥护苏维埃的查田政策，从受地主、富农的欺骗转到与贫农工人一致进攻地主富农，壬田乡的同志亦曾错误地处置了几家成分，但他们迅速地改正了错误，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首先他们做了广泛的宣传，不是开的全区全乡会，他们开的是村子屋子会。这样去接近更广大群众，向他们做了多少次的宣传鼓动，所以全区群众都明了查田查阶级是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利益，其次调查阶级的成分，发动了多数人去查，详细搜查了各个成分的材料证明给群众看，所以没有发生群众不满意的事，其次通过阶级成分，是首先通过了查田委员会的分析决定，提交贫农团讨论通过，送达苏区批准再到被没收人的村子里召集本村群众大会，解释明白，举手赞成，然后举行没收，在分配财物与土地上，工作人员都能了解自己应做模范，不拿东西，而把东西完全分给群众，没收的村子多分，其它的村子少分。得到了群众的完全满意。土地也迅速地分配了。别地拖延很久，不分的现象，壬田区是没有的，所以迅速地发动了群众。他们打进落后大村子的办法也是正确的，他们不是畏惧这些大村子，他们也不用蛮干的办法来应付，他们对大村子是集中了火力，做了更多的宣传，从争取当地的积极分子着手，团结他们，教育他们。经过他们去动员其它的群众，他们很耐心地去做这种村子里的工作，表面上看是迟慢的，但实际上是迅速的，他们在五十五天中把壬田区所有的落后大村子一概发动了，很短时间消灭了这些村里的落后，抗柏坑乡的一个村子打不进去，原来那里有两个著名的“大老虎”一向在作怪，他们就釆取不同的办法，首先捉到这两个坏东西在当地开巡回法庭审判他们，经过群众热烈拥护枪决他们，那里的群众斗争就象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它们开了十次群众审判大会，三次巡回法庭都是经过了极广泛的群众路线，本乡的人都到，别乡的人每村派代表，小乡十几人，大乡四五十人，所以每一次公审与裁判的结果，都立即传播到了全区各乡各村去，不但使各个乡村的群众都觉得今天审判的这个人该罚该杀，而且使他们立即想到自己地方那个同样作恶分子也该处治他。壬田区的查田运动真算得全苏区的模范！瑞金九堡区的查田运动工作也有极大成绩，他们首先是抓紧三个乡去做，召集各乡的查田委员会委员，到苏区开了三天训练班，讲明了动员方式，阶级路线与争取群众的方法，他们在没收分配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好办法，他们的办法是：要没收一家地主了，就号召本村本屋的群众一同去，在群众大会上选举了没收分配委员会，在群众的监视下进行收费，没收的东西堆在一个大坪上，再经过群众同意立即分配给应得东西的群众。吃得的东西又是一个处置，就是杀猪煮饭群众大会吃一顿。这个办法在九堡区收了极大的成功，他们没收分配委员会不是经常组织的，而是临时组织的，更加密切联系了群众（关于土地的没收分配，仍有经常的土地委员会负责）。一切东西不挑到乡苏去。不得集中了若干家然后分配，免去了拖延时日与被别人偷去了的毛病，九堡区在其他的路线上方法上，一般也是正确的，所以能够发动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查阶级。他们办到了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到苏维埃来闹，成分与过去查田时的情况完全相反，过去总有许多被查的地主、富农到苏维埃来横闹，说把他们查错了，不但本人，甚至有时有个别乡代表贫农团员负责人也有来替他们求请讨保的，这次当然不是地主富农不闹了，而是闹也闹不起来了，他们的同宗，他们的亲戚，没有一个人赞助他们，地主富农软了劲，没有闹的可能了，这件事说明了九堡区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极充分，不然是办不到这个地步的。
所有这些光荣模范的例子（这种例子别的地方还有不少），给了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以布尔什维克的回答，证明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指示的绝对正确性，那一处完全执行了这些指示，那里就立即取得伟大胜利，但是谁违背了这些指示，忽视了这些指示，那里的工作就犯了错误，没有成绩。或者成绩很微弱，让我再拿事实来证明。
二、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的领导
查田运动的斗争任务，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之后，在中央政府训令及召集八县查田大会之后，查田运动在各县的开展，并没有普及到一切地方。这如福建全省查田的成绩，还只当得博生一县的成绩；胜利、雩都、会昌、石城每县的成绩，还只当得瑞金最好一个区至两个区的成绩；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雩都、石城，宁化）；许多区与乡的查田委员会，区乡主席不做主任，借口别的事忙，放弃查田不管。党对查田的领导，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党的坚强领导作用，党员群众的大多数，在支部与区委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勇敢战斗的工作。但在一切查田没有成绩及成绩微弱的地方，就表示出党部忽视查田运动，这与会昌县委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后，差不多两个月没有讨论过一次查田工作，直到七月底才开了一次会讨论查田；瑞金的下属区委一个时期中，对查田运动完全不管；瑞金市委里在查田开过一次会，却没有推动四郊支部去注意查田的领导，各个支部没有为了查田运动开过会的。在别的地方）如雩都、胜利、石城、宁化县委与许多区委，同样没有用大力去注意查田工作。党与中央政府说：“查田运动成为发动群众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与肃清封建半封建的有力方法！（中央局决议）。查田运动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中央政府训令）。查田运动是目前工作中心最重要的一环（八县大会总结）”。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在说：“忙得很，没有工夫照顾查田运动。”党的决议说：“一切以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敷衍态度来对付查田运动，是最有害的。”这些同志却还是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来对待查田运动。
三、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
在查田运动开展了的地方，也还表现许多个别的仍是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这些地方党部中苏维埃中还常常有个别的同志，在查田运动这个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他们机会主义的动摇，这主要在当着查田运动激烈发展的时候，他们丢弃不了姓旗与地方的关系，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成分。或者错误的分析阶级成分，把地主当富农，把富农当中农，有些裁判部的工作同志，在他们的极端疏忽接受了地主富农假冒群众名义对于查田积极分子的诬告，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保卫与裁判部的同志。又没有跟着群众查阶级斗争的开始，去积极镇压反革命，甚至当着群众请求捉拿与枪决抵抗查田运动的地主富农分子时，还有不接受群众请求的。瑞金的裁判部就是做了许多这样错误的例子。
四、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七月查田运动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虽然在中央局的决议上早已明白的写着：“必须特别注意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维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们的处置与策略，必须获得他们的赞助与拥护。每一个贫农团与苏维埃的决定，必须是在一村或一屋的群众会议上得到中农群众的拥护，一切中农群众呼声，必须注意听，并须严厉的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在八县大会的决议上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联合中农应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做起。”“在查田的开始，应普遍宣传苏维埃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政策。”在查田过程中，应审慎决定。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错。但是这样的指示，并没有为许多地方的同志所注意。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即按亩去查，查得中波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变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推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浑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逞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是有插牌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但全未为这些同志所注意。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混合了。不错，分田是应该插牌子的，是要一丘一丘查清数目，然后拿去分了；但若把这个办法应用到查田运动上来，那就混乱了农村中的斗争目标。过去我们曾经指出：“查田与分田必须严格分别，这种分别，不但为了巩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集中全力、特别是联合中农，去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这种时候，决不应在农民自己的队伍内发生任何纷扰。”（八县大会结论）这样的策略，是我们领导查田斗争中整个策略最重要的一部份，可是还为许多同志忽视了。这种忽视，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那些经过指导还故意在做这些错误的。当地的上级苏维埃须给他以严厉的处罚。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反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事，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五、贫农团的关门主义与忽视雇农的领导作用是错误的
“贫农群众是党和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彻底地进行土地革命的坚决拥护者。”“依靠贫农”是我们查田运动及一切土地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而贫农团则是查田运动中有极大作用的团体。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已经指出过去贫农团的关门主义倾向是错误的，应该废除介绍制，向贫农工人打开大门，一切男女老少的贫农工人均可报名加入。但是许多地力仍然沿着旧办法不改，仍然非有介绍不能进贫农团，甚至在瑞金踏径区当着尚未入会的贫农群众跑来参加贫农团的会议的时候，贫农团的负责人居然拒绝他们参加。博生的竹柞芨区，七月一个月中贫农团没有发展一个人。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贫农团是广大发展了，而在没有成绩或成绩微弱的区乡，那里的一个表征，就是贫农团的关门主义状态。雇农在查田运动中的伟大领导作用，同样为许多同志所不认识。党的决议说：“雇农群众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兄弟，是土地革命中的先锋队。因此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必须与工会取得密切联系，经过工会发展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先锋队。”我们的同志，依照这个指示去做的，仍然不是多数。这里主要方法，是使农村工人加入贫农团，而在其中成立车独工人小组；经过这些工人小组，去团结贫农积极分子，发展贫农团，推动查田运动前进。黄柏区山河乡的经验是可宝贵的，当我们的同志两次召集贫农团，开会不成的时候，就去开了一个农业工会与手艺工会的会员群众联合会，发动了几十个工人积极起来，每人带领一个贫农分子加入贫农团，山河乡的这个经验应该把它运用到一切农村中去。这里工会的上级领导机关，应该给下级工会以积极的指导，要把查田运动看成为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六、关于富农问题的不正确观点
农村斗争中整个我们的策略，是依靠贫农，坚决的联合中农，并使雇农起先锋队作用，团结所有一切力量，去消灭地主阶级与反对富农。关于富农问题，党已经正确说了：“必须把地主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封建残余斗争中，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七月查田中，虽然还没有公开主张消灭富农好理论，但是把富农分子当做地主全部没收了他的家产的，就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现了。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当着我们说：“没有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有地租等等剥削的是地主。”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把在生产中用了相当多的劳动分子，认为是“附带劳动”一类，把他当地主看待；有些地方则把富农兼有高利贷剥削的认为是“高利贷者”而照着“消灭高利贷者”的办法去对付这种富农；有些算陈账，算到革命前若干年上去，一人在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前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做富农，或者仅仅只请过一年两年长工的而前后没有请过的富裕中农分子，也放在富农一类。更严重的是过去兴国某地方的例子，那里的办法，拿剥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分，三种剥削的叫地主，两种剥削的叫富农，比如请了长工，收了租，又放了债，则不管他家里有几个人劳动，总之他家里就是地主了。还有“反动富农”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弄得颇糊涂。武阳区一家富农兼商人，七个人吃饭；因过去他家有一人参加AB团，在两年前被杀了，两年之后那里同志一定要全家没收他。在别的许多地方，同样发生许多这样的事，把富农在暴动前不十分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如参加“收三成租谷”之类（瑞金），暴动后几年他也没有做过反革命的活动，群众的多数对他不要惩办，而我们有些则一定要没收他。正确的说，我们对待这类分子的办法，在巩固了的区域与尚未巩固的边区，应该有策略上的不同。在边区，无疑要釆用严厉办法，镇压一切包括富农在内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心区，则要分别情形决定，暴动前有过严重的反革命行为，或暴动后还在做反革命活动的，自然坚决的没收他，否则不应该没收。有些一家中只没收他本人以及同他反革命行为直接关系的分子，其他则不没收。这样处置才是正确处置。
七、工农检察部没有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有些并且做出了错误
我们的工农检察部的同志，许多不认识查田运动开展中正是开展思想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消极怠工，驱逐阶级异己分子出苏维埃去的最好时机，因此，对于这些工作做得异常不够。许多我们工农检察部的同志，在这个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自己的消极动摇。自己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甚至如瑞金市苏工农检察科长，包庇市苏裁判科长的极大贪污行为（私用公款千余元），工农检察科长对于区苏主席放弃查田不管，也不去批评他与检举他。工农检察部的渡头区的检举运动，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别的错误方向。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的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不消说，苏维埃工作人员中那些犯了长期与严重错误的分子是应该坚决洗刷出去的；但是错误不到这种程度的也给予撤职处分，则是过分了。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完全不错，我们要坚决洗刷那些阶级异己分子，那些成分坏又加工作坏的（包括地主富农，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等），他无疑应该洗刷干净；但如果不是这样也把他洗刷出去，那就过分的了。
八、关于查田斗争的领导艺术
了解了任务与路线，但没有群众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艺术，查田运动是仍然不能开展的。．本文的开头已经说了壬田区等处许多很好领导斗争的例子，但在另外许多地方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少的错误。有些地方对于地主富农集中的落后大村子，不知道用各种方法去发动斗争，即如有种大村子只有首先捉拿著名凶恶即群众所谓“大老虎”的那些豪绅地主分子，才能开展当地的斗争，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样去做。关于用分配没收来的财物去发动斗争这个最好的方法，还有许多不知道采用。在瑞金踏径区的瓦子乡，甚至把东西只发给查田干部与贫农田会员，其他不发，理由是自己不积极的不应分东西。有些地方没收的东西分配得很慢，甚至没收了一个多月还未发给群众。没收的土地分配得更慢，不少地方的同志不知道动员苏维埃的各部，动员各个群众团结，不知道动员所有的党员团员，在各个群众团体中，各个村屋中，去起核心领导作用；工作推不动，就说这里本来没有办法的。有些地方当着群众查阶级的斗争已经发动起来了，许多群众都来报告地主富农，请求去查田没收时，我们的同志不能立即抓紧群众这个热潮去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把查阶级工作开展到各个村子里去。有些地方，则在查了一番之后，群众的斗争热情不能继续向上高涨，表现了停顿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能用各种方法鼓励群众，使斗争继续高涨，一直领导到消灭封建残余的地步。许多地方当着经过了查田运动，群众斗争热情蓬勃发展起来了的时候，不知道把这种热情组织到别的战线上去，比如当着群众得了东西，得了土地的时候，即不在那时的群众大会上，或在其它一切有利的时机，鼓动群众去当红军，去买公债票，去进合作社；鼓动群众去加紧秋收，秋耕的工作，去建立俱乐部，识字班，发展夜学与小学。把这种好的时机放过去，另等上级对于这些工作督促来了，才又重新开头去做宣传鼓动。这种落在群众斗争热情之后的尾巴主义的领导，乃是最有害于革命工作的。
另一方面，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我们曾经着重的指出：要反对对于争取大多数群众的忽视与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作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达到消灭封建残余的目的。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查田运动的开始，必须在一切村屋中做广大的宣传，向群众说明查田这动的必要，说明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的阶级，特别重要的是把什么叫做地主富农中农，向群众分析清楚。村屋的群众大会应该不只开一次，特别是那些落后的村屋应该多去开几次，应该不让一个劳动分子不听到我们的宣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首先在乡代表会、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及其它群众团体中，向一切积极分子解释明白，通过他们去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查阶级应该不是少数人去查，要发动多人数去查。通过阶级成分不但在贫农团、乡苏、区苏通过，而且要征被没收人的村屋中开群众大会，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进行没收，分发财物，要发给本村本屋群众，取得本村本屋群众的满意。所以要这样，都是为了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党与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大多数。我们的工作要深入群众，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镇里的群众。要严厉反对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办法。可是我们的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去做的，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没有分析过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在瑞金及别的县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不经过宣传就动手去查，以致地主跑出来造谣，欺骗中农，说什么本乡地主富农多得很，或者说本乡有几百家地主富农要查（瑞金）；而我们的同志，还不知用明白的“讲阶级”办法，去识破这种造谣。广昌的地主说：“查田运动是中央政府要过去欠债的人把债还给中央。”我们同志没有立即去揭穿这种鬼话。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用委员会的几个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经过，他们说：“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阶级成分提到群众大会去通过是要发生纠纷的，还是只由委员会通过是靠得住的。”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得是天下奇闻，好几个地方没收地主时不在白天而在晚上，唯一的理由是怕地主跑掉了。有一处地方开群众大会，用了“全区大会”的办法，可是到的不上两百人，三个人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样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九、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争取查田运动的彻底胜利
无疑的，查田运动是在广大地区的内开展了。但当这个运动前进的时候，当我们正确估计了已得成绩，并奠定了运动发展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还要警觉地注视运动中途的障碍物。只有发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去清除这些障碍，才能推进查田运动更加迅速的前进。开展反右倾的思想斗争，反对对查田运动严重意义的估计不足，及对地主富农的妥协投降，反对对群众斗争的尾巴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同时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来扫荡查田运动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查田运动就可以大踏步前进，他的彻底胜利就有了充分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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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1）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见“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一文所述的这一段的开头至建立革命临时政权相同。故略）……建立临时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的工农武装及群众团体，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
一、讲阶级（做宣传）
（一）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宣传内容，就是要向群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策略。
（二）为了说明这个策略起见，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在这个说明中证明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封建剥削者，因此只有采取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贫农、工人身上。
（三）但是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作地主待遇。
（四）对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的中心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要揭破地主富农对中农的欺骗，使中农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生作斗争。
（五）要揭破地主富农的每一欺骗口号，向群众作广泛的解释。要注意地主富农利用民族的、地方的落后观念，来对中农贫农进行欺骗破坏。
（六）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就更加好做。
（七）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提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燃发动群众斗争。
（八）以上是宣传的内容，以下再说宣传的方式。查田运动的对象，第一要向乡一级干部分子（乡苏代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讲话，使他们首先明了，经过他们宣传群众。第二要在工会与贫农团会议上讲话，使会员群众明了。第三，要在村子群众大会上讲话，使每个群众都明了。
（九）宣传员，主要由乡一级积极干部分子担当，有布置的出席群众会议上去讲话。其次是组织宣传队，经过训练后派往群众中讲话。
（十）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
二、查阶级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三）查阶级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且以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阶段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五）查阶级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过去的剥削情形和生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众满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本人不服，群众不满意，就阻碍了查田运动。对那些中农的成分，更要仔细查清，不使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
（六）一家阶级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级成分调查表”上，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如只讲口里记在心上，或只在簿上写两三行，易于遗失，是不好的。
三、通过阶级
（一）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问题的时候，故要十分慎重。一定要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通过。
（二）通过的次序，首先是贫农团，要开贫农团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大多数人举手赞成，才算在贫农团通过了。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
（三）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对于贫农团的意见加以审查，对的通过，不对的改正。怀疑的再调查。
（四）第三是区土地部，区土地部决定不下的，提出于区查田委员会。区查田委员会决定不下的，提出县土地部。
（五）第四是村子群众会。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的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
（六）以上通过阶级的四个步骤必不可少，特别是群众会通过更加重要。许多地方，不经过群众会通过就去没收，是错误的。
（七）如果过去错误了的，加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
（八）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分了也要抽出赔他。如是富农，现在有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的，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办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
四、没收分配
（一）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才能实行，决不可能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
（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文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争热情的好办法。
（三）趁着开村子群众会通过阶级的时候，举出临时的没收分配委员会，即刻没收，当场分配，不得迟延没收，不得迟延分配，不得把东西挑到政府里去再讲分配。
（四）要分配给本村子，不可全乡平推（大地主不在此例）
（五）首先要分配给红军家族、雇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贫苦者，不可不分阶层同等分配。
（六）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人吃。
（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乏用物，要取得群众的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员自由的拿东西。
（八）没收的耕牛及重要农具，在群众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
（九）没收来的土地，迟延不分是不对的，除开留出红军公田及公义事业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给过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时，以村为单位大家平分。山林、渔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
（十）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情最高涨时，要适时的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
五、工会贫农团
（一）所有讲阶级、查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等许多工作，都只有动员工会、动员贫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会应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贫农团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柱石。
（二）正确地开展查田运动，依靠于工会指导自己的会员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内部起积极的作用。
（三）要发展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广大贫农群众自由愿入的团体。
（四）要洗刷贫农团中暗藏的坏分子。
（五）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要勤快开会，要抓紧查田运动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六）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贫农团的会议应该吸收中农来旁听。
（七）工会贫农团领导查田斗争工作，不能违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
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与方法，来动员广大的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因此，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论查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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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一九三三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70）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
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
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按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依照土地斗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任何苏区之内，大致都有三种区域的存在，就是（一）新发展区域，（二）斗争比较落后区域，（三）斗争深入区域。
在新发展区域，土地斗争的发展，还在没收与分配土地的阶段，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革命的群众团体，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废除债物，焚毁田契与借约。这个阶段中的斗争，是包括这些区域革命与反革命开始接战以至革命打败反革命而实行处理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一整个时期。
在斗争深入区域，这里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地方武装与革命群众团体是广大的发展了，地主富农的封建半封建的势力已经完全克服下去，土地已经彻底分配好了，农民群众在土地问题上的斗争已经进到了改良土地发展土地生产的阶段。所以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建设问题。
在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其发展阶段介在上说两种阶段之间，即是从临时政府时期进到了正式政权的时期，但还没有到政权的完全巩固时期。这里地主富农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已经在第一时期被革命群众打败了，他们中间许多分子，就从那时候起，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带上革命的面具，也赞成分田，自算贫苦的农民，照例应分土地。他们积极地活动，凭借他们历史的优点，“说也是他们会说，写也是他们会写，”所以他们就在第一时期中乘机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无数地方的事实证明他们在把持临时政权，钻进地方武装，操纵革命团体，有时候比贫苦农民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及至进到第二时期，因为上级政府的督促与群众斗争的发展，改造了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力．武装已经过了第一步的改造与发展，那些假装革命的分子，部分的被洗刷出去。许多地方的土地实行了第二次分配，甚至第三第四次的分配，地主富农偷取的土地也清除一部分来。但是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中间，还依然躲藏着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在那里“称红带子算同志”，在那里造谣言，开私会，在那里骂群众为“左倾机会主义”“乱打土豪”、‘公报私仇”，或者他们“开会说得有劲，闭会一事不行”，当着斗争剧烈的时候，他们组织反革命的秘密团体，如国民党、社会民主党、AB团、新“共产党”以及各种各色的东西来破坏革命、谋害革命的积极分子。总之地主富农阶级用各种方法来压制群众的斗争，企图保持他们政权上的与土地财产上的权力，保持他们的残余的封建势力。在这些区域里、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之间是严重的斗争着，但这里的斗争，不是象第一时期里红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的斗争了，而是革命的农民群众同戴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这种斗争有他的一种特别的困难，就是暗藏的反革命不比公开的反革命，农民群众能够一眼看清楚。加上农村中各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如民族关系等。要使农民群众阶级觉悟程度，一般都认识到应该最后消灭封建残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一定要耐心的去向农民解释，一定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有正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这里的中心问题，就是查田查阶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就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起来，封建残余势力不能完全打倒下去，苏维埃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巩固，扩大红军，筹备经费供给红军，扩大地方武装，进行土地建设与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等等重大任务，都没有法子得到最大的成功。所以查田运动是这些区域里的最中心最重大的任务。
拿中中央苏区来说，这种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占了全苏区的大部分，会昌、寻邬、安远、信丰、乐安、宣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三个县，瑞金、雩都、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泰、赣县、上杭、永定、新泉的部分，就是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大的发动起来，封建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务子在暗藏着在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暗中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些原故，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都远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赣县、万泰、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阪区，瑞金的武阳区，零都的新陂区，永定的溪南区等）之后，这种地方竟占了中央区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的群众中燃烧起最高度的阶级斗争火焰，向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战争，而把他们完全打倒下去，是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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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前委代表毛泽东给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9）
总前委代表毛泽东给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省行委转左路行委，赣西行委、湘东特委：
1。我到水南知道这方面应敌工作，已有相当的准备，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这样看来，水南的应敌工作，比儒仿区之一点也没有做，吉安洋油大部未搬，盐没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要好得多。以儒仿区及吉安的情框之，西区、儒林区、纯化区、太和、永新、莲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云都，各地的应敌工作准备工作恐怕也相差不远，此时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时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错误观念，要举出分宜县委、县政府之全部都覆灭，新喻县委、县政府曾受重大损失，峡江紧急会议被敌人冲散，吉安无盐并以洋油和万多斤盐资送敌人等等严重的教训。
2、报载六十师三团从鄂南开动五日完毕．六十一师继续开拔，从遂莲花方面进攻赣西、永新、安福两县委、县苏要飞速准备敌外，湘东群众和独立师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一进到永新、安福、太和、吉安等地，赣西行委就要指导各地群众实行牵制误敌，同时已进到吉安之敌，要想尽方法去牵制他，务使蒋、蔡、罗、李四师不能渡过河东，在这个任务下，红军第三军负了很大的责任，上述许多工作，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都要指导。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截至现在正好象没有行使他的职务，既没有发一个通告指示工作，又没有发一个通报各地报告敌情，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以后非改变不可。湘东方面左委左部要指挥就是（原稿缺字）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西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东行委、赣南行委属境，亦不能在此紧急时候，断然划分区域不加指导，最近召开的赣四行委扩大公议，赣西各县委员会联席会，雇农代表大会，均不邀莲花，萍乡、兴国、宁都、永丰的代表到会（至少应该邀他们列席旁听），真是非常之不应该。
3、水南区还不知道只发柴、菜钱，不发油，盐、米的事，别处还是相同，对于供给红军油、盐、米一事，当没有接到通告，我要财政部派两人，一往永丰、牛都，一经纯化、水南、波头、白沙，办理红军给养问题，财政部负责人员号应接应了，实际上并没有做，等两天红军到了这些地方了，油、盐、米问题全然仍不能解决，特别是盐须予从省政府的盐中批一部分到这些地方，方能供给红军，不用钱买。筹款一事，一百二十万元还只有十三万元到手（此十三万元无论何人非得总前委命令不能发用分支，务望注意）非努力进行提款不可，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务望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是为重要！省委应该每天开一次合召集负责人参加集中指导一切。
4、我们今日可到白沙，明日可到荇田，望省委左委赣东行委赣西行委二十二军军委每天各有一个情报报总前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湘东行委最近报告（内述独立师缴枪五百余等事的）在安收到。
毛泽东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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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8）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九年闽西古田会议）
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毛选第一卷87～99页）
二、党的组织问题红军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之时期，特别是党员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一）党的组织路线
甲、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乙、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方法。
丙、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的将各种工作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的混合编制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二）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甲、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一）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二）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党员大会等非常开得少。
（三）一股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下，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的放松了。
（四）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们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五）上下级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一般的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六）支部大会与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乙、纠正的路线：
（一）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二）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点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入党。介绍人事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须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被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3）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他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的举行起来。
（4）严格的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5）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6）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员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盖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7）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的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的督促开会。
（三）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甲、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1）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人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了，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2）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做答复，因此减少讨论兴趣。
（3）负责人事前没有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么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4）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误，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5）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乙，纠正的方法：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提醒，尤其是对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第三，决议不要轻意，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仅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制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地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兴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能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是要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动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四）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1）部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2）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的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为单位经常有计划的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3）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
（五）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员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的工作的任务。
（六）直属部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级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七）士兵会党团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三、党内教育问题
（一）意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之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二）材料
（1）政治分析；
（2）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讨论；
（3）组织常识；
（4）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
（5）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
（6）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7）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8）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9）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10）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三）方法
（1）党报；
（2）政治简报；
（3）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4）训练班；
（5）有组织的分配看书；
（6）对不识字党员读书报；
（7）个别谈话；
（8）批评；
（9）小组会；
（10）支部大会；
（11）支部委组联席会；
（12）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13）全军文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14）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15）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16）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17）政治讨论会；
（18）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一）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剥削红军的势力。
（二）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甲、宣传内容的缺点：
（1）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2）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3）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4）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5）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6）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7）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等）的宣传；
（8）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乙、宣传技术的缺点：
（1）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机关不用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队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队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2）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3）壁报出的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4）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5）画报只出了几张。
（6）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7）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8）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9）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较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10）上门板、捆禾草、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尝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11）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12）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三）纠正的路线
甲、宣传内容方面：
（1）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2）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的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3）城市贫农（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还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4）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利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对革命的迫切要求，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做普遍的宣传。
（5）劳动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所以做好对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6）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游民生活与性质之不同，分别的对他们宣传。
（7）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8）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
乙、宣传技术方面，
（1）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重要的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2、组织。
子、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丑、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寅、宣传队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卯、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订”综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2）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
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当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3）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一）国际国内政治消息：（二）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三）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当注意下列各项：l、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一点，要清楚点。
（4）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5）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材集中工作。
（6）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
（7）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8）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
（9）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
（10）政治部及宣代队，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召集各种群众会议，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11）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单，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的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实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宣传品存储于沿途党部及群众机关中，俟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的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的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仗他们感到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资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割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人受伤官长亦然。
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一）材料问题下列各项，应很艺术的编制课本，作对士兵训练的材料：
1、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2、土地革命各方面；
3、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4、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5、早晚点名口号；
6、识字运动：
7、怎样做群众工作；
8、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9、各种偏向之纠正；、
10、苏俄红军；
11、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12、红军白军比较；
13、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14、革命故事；
15、社会进化故事；
16、卫生；
17，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18、革命歌；
19、图报
（二）方法
甲、上政治课：
（一）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伙夫，均须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士兵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二）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挑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五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组的政治常识人材，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三）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有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四）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委各政治委员会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大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五）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六）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乙、早晚点名说话；
（一）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过半小时；
（二）材料：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评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丙、集合讲话：
（一）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二）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的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三）每次讲话时间，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四）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丁、个别谈话
（一）对下列各种人必须和他做个别谈话；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罚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二）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三）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四）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戊、游戏：
（一）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打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调；
6、旧剧。
（二）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三）游艺设备费用公家支给（大队的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己、改良待遇：
（一）坚决废止肉刑；
（二）废止辱骂；
（三）优待伤病兵；
（四）恢复每月发草鞋大洋四角的制度。
庚、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一）把红军生活惯如①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②三大纪律及其理由！⑧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④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⑤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⑥废止肉刑辱骂；⑦优待俘虏等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二）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三）红军的宗旨：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3、红军三大任务。
（四）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五）普通政治常识。如l、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一）各纵队政治委员负责编制青年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作参考）。
（二）每个纵队内设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教授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三）由公家出钱备置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七、废止肉刑问题
（一）红军中用的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着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欢打人的大队长，群众还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队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生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二）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的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有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利和依于这个权利的剥削，便要发展自己阶级群众的广大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的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份，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依然很浓厚的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痛苦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空气，甚至发生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纠正的方法
（1）坚决的废止肉刑。
（2）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和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的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3）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封建现象，便掩护了它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的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运动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红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
（1）修改红军惩罚条例；（2）由最高军事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3）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4）一面由士兵全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党的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收获．
八、优待伤兵问题
（一）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1）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薪少，担架设备不充足，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的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2）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注意不充分。如1、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2、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釆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厌他们的态度。3、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的怒骂，或无情的驱逐他们。
（3）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4）蛟洋医院的缺点：①无组织状态；⑦医官和药太少；⑧医官卖私药；④不清洁；⑤御寒衣被不够；⑧看护兵太少；⑦饭食恶劣；⑧房子窄；⑨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在后方。
上例各种对伤病兵的待遇不良，便发生了下列影响：①使士兵不满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及下级官长之中；②士兵和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长间悬隔；⑧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④逃兵多；⑤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二）解决的办法
（1）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2）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薪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3）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照护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4）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兵：1，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和讥笑；2、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3、无论那一个部队和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照顾，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4、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需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5）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兵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此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
（6）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名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相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7）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在高级地方政权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的执行工作。
（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1）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2）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没有建设以前，均系政治部职权。
（3）凡没有建设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当地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机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与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4）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需尽可能的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时，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用阶级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
（六）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的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
（七）军事机关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一切命令，政治机关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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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一九二九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7）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矢前进，辅佐民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痛苦。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要租，人人悲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捐税极重。
洋债越多，国债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可医病，共产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人待遇，必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士兵，可以投顺，以前行动，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捐杂税，扫除一净。
城市商人，积珠累财，只要服从，余昔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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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围攻时给红军的动员令反围攻时给红军的动员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6）
反围攻时给红军的动员令
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是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毛泽东
（摘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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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5）
命令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于约溪总司令部
（一）敌之整个布置见蒋介石八月二号命令，卫另录。龙冈有敌第五师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军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军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败兵约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贤方太之蒋蔡部，兴国江背洞之赵欢涛部，青塘古龙冈之孙建仲部均在向我军前进，但明日（九号）不能到达龙冈。
（二）我军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
（三）攻击龙冈布署如左：
三军及七军任左翼，今夜宿营于兰石，担任攻击龙冈之西北端。三军任右翼，今夜宿营于小别，担任攻击龙冈之东北端。四军任正面，今夜宿营于表湖，担任攻击龙冈之南端。十二军位置于四军之后作总预备队，今夜应宿营于表湖附近。
各军明晨（九号）四时一律总攻，务于上午十二时以前解决战斗。
（四）解决战斗后，各军宿营地区分于左；
三军团及七军在上固、下固、缺家坪一带。
三军在小别。
四军在水西、高车、大蕉坑、下车、中塘陂一带。
龙冈圩、表湖、张家车、樊铺一带不驻兵。
（五）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间，在龙冈圩区政府（圩场的南端），后晨移石路坑。
（六）明日下午七时，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均到区政府总部开会。
总司令政治委员
毛泽东
（抄自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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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一九二九年六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3）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
为布告事。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得到解放为宗旨。现在国民党四分五裂，蒋桂冯阎全国混战。反动政府根本动摇。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人数越多，势力越大。兵士组织红军。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各省各县各乡各镇都大大的干起来了。本年来到此地，知道民众痛苦甚深。谷价很贵。利息很高。租谷很重。苛捐很多。土豪劣绅操纵一切，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贫民。这种土豪劣绅，百人之中，不过几人。大多数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倒这少数的豪绅，求得多数人的利益。现将急于要做的事开列于左：
（一）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
（二）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
（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于田东。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组。
（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枪枝，组织工农的赤卫队。不再交租于田东。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全。并夺取反革命的枪支，组织工农的赤卫队。
（六）凡平日压迫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满以死刑监禁肉刑罪款游行示众等悔过字等刑罚。
以上六项，自出示之后，即刻实行。如果反对的，即是图他自己的私利，妨碍大多数人的公利。这种人即是反革命。当月全力铲除这些恶人，决不宽贷。切切此布。
（抄自中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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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摘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2）
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摘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彻底地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要这样才能培养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如果否认这个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这种误解于中国革命极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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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宁岗步云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1）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宁岗步云山）
一、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
（一）国内国际政治状况（与毛选一第一部分同，略）49一一50页
（二）中国此时各地苏维埃政权发生及存在的原因。
（与毛选一50—52的第二部分同，略）
（三）边界割据及八月失败（与毛选一53—54页第三部分同，略）
（四）边界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中的地位。（与54页第四部分同）
（五）经济问题（与55页第五部分同，略）
（六）军事根据地问题（与56—57页第六部分同，略）
二、边界各县党的改选与建议
边界特委是最近四个月才产生的，在此短短的期间内，虽然曾领导工农红军作过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及给旧社会以伟大的破坏等工作。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攸县的党到现在还未建立。其他各县党的影响亦只及各该县之大部或一部，并未建立坚实的中心区域及普遍发展到四处的广大群众中击。故建立攸县的党和各县的坚实中心区域，及普遍建立各县党的基础，同样是边界党部今后的重要责任。
（一）过去党的错误
1．过去各县党中机会主义遗毒太深，依靠军队而不领导群众做独立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2。过去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上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其他各县，如宁、酃、莲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作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这都是组织上很严重的错误。
3．过去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领导及民主的精神。如特委只有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珍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认识个人不执识党的误解。这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紧急会议中虽然很严重的指出了这种错误，特委经常有三个常委驻会指示工作，但各科及秘书等机关，因人材缺乏之故，仍然还是无法建立，加之特委工作人员病者极多。政治时生变化，各县委与特委的关系不能密切，故特委本身反对各级总部的指示，仍然还是没有尽量执行紧急会议之决定。
4．指导机关，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对于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缺乏注意。
5．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6．过去党没有注意基本组织一一支部。
7．过去党的工作方式不对。党的一切问题应该集权于常委会，组织科宣传科……等不过是常委会的技术机关。但是边界的党，不但没有集权到常委会，甚至连组织科都没有，而仅是书记一人的独裁，紧急会议后，特委本身及永新县委比较好点（由常委会决定各项工作），但特委以下之各级党部，仍然还是犯同样的毛病，一点都没有改正。
8．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养成极大部分党员不懂秘密工作。在夺取政权时，就全部公开出来；在失掉政权时，就去“打埋伏”。
9。过去工作，上级与下级隔开，下级对上级也没有很好的巡视和指导。党只偏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
10。过去党太少注意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
11。过去特委只注意军事范围的布置，如宁岗、永新两县工作。没有顾及全部，以致成为军队附属品。如军队打到某县，就注意某县的工作，军队没有到某县，某县的工作就不注意了。
12．过去党太不注意团的工作，甚至有取消团的倾向。
（二）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设
l。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机会主义的领导。
2．特委县委都须有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
3．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级执委会、常委会都须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提拔工农分子，特别要注意教育的意义。
4．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各科都是技术机关。
5．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
6．党应该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法办产生。
7．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
8。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的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基础。
9．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同时要特别注意城市支部工作，并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记及委员，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在乡村中的党员，须选出先进分子，加以特别训练，以培养成党的中坚。
10。党的组织应绝对秘密，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应当极力注意秘密工作，反对依靠军事政治势力去组织党，应在敌人范围内秘密组织党，反对逃跑和“打埋伏”。
11．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攸县县委应马上建设，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
12．“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仰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三）各县工作问题
各县工作详细计划由特委负责讨论。
（四）农村斗争问题
1．过去农村斗争，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谓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贫苦雇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贫农的调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的错误。
2。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并没有施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上花茶陵比较好点）。
3。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太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4。我们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5．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主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时，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五）工人运动问题
1．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锋，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领导者，过去没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领导更是说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
2。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工人，我们党须用大的力最去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由零碎经济斗争进而武装暴动，纠正过去忽视工人运动的错误。
3．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斗争。
（六）兵士运动问题
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必须将工农兵三种力量很好配合起来，然后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尚未实现，故军阀豪绅买办阶级得以运用封建关系愚弄工农而雇用之，以为保护他们的工具，故现在的士兵有大多数尚安心在敌对阶级指挥之下过饥寒交迫（敌军有几年未发过饷的）的生活。但在国民党未叛变之前，国民革命军相当的都受了一点“阶级斗争”的宣传。至于事变以后，投入军营的（农灾协或工会的办事人）当然更有觉悟。这些觉悟分子在反动军官高压防范的严密下，而又苦于找不着领导者，故不敢轻易在反动军营中作宣传组织工作，实则他们的革命情绪，反水志愿是很丰富的，这可以证明在客观上的士兵运动的可能性，实在已经具备了。而且此运动的成功，在湖南、广东等省，已有事实可据。现在反动统治的屏障，完全是靠几百万尚未觉悟的国民革命军，我们士兵运动做的好，则反动统治很迅速的便要倒台，反之，我们不注意士兵运动而只专门做农民工作，则中国的革命，永久也不会成功的。
边界各级党部向来少注意士兵工作而只顾工民运动（有些党部还仅只有农民工作）。须知我们过去许多失败的经验，主要原因是没有士兵运动参加暴动，（如去年广东的年关暴动，湖南屡次的暴动失败……。）现在如再不注意，则将来的失败便可预言。很明显的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方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所以各级党部必须努力进行士兵运动。莫忘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要将工农兵三种势力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
1．士兵运动此时与工农运动同样重要，各县应有计划有组织的选派大批工农同志去反动军队内当兵、当夫、当伙头……在敌兵内部起作用。尤其是永新、茶陵、辽川等大部敌兵汇集的县分，要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2．加紧对敌兵的宣传工作。
3．派人到敌人内部去组织党，不要组织士兵委员会，以免组织复杂而易于惹起敌军军官之发觉。
d。利用灰色同志及农村妇女，向敌兵作口头宣传和煽动工作．
5．造谣、恐怖煽动，以动摇敌军人心，由动摇而瓦解。
（七）宣传问题
1．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
2．特委县委宣传科，应设法使之健全，每周标语宣传大纲，都须按期发出，每日壁报亦应发给各级党部缮写张贴。各游击队出发游击，都须有很好的宣传（群众大会一一化装讲演、宣传队、个别宣传）。
3．以后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工作报告，须有宣传工作的报告。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亦须注意宣传工作的检阅。特委县委每周应有宣传大纲发给各下级党部。
4。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应极力分析军阀内部的冲突，注意反对军阀混战的宣传工作，同时。应极力宣传工农及共产党的力量之伟大，说明军阀混战其结果必被工农暴动所消灭。
5．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
6。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脑海中。
7．此时我们应对同志和群众，详细分析统治阶级与政治上经济上之矛盾与冲突，极力宣传工人农民本身力量及各地暴动的势力，打破灰心没有希望的失败观念，同时要打破同志及群众专门依靠军队的等待观点（自然我们不否认军队发动暴动与帮助工农暴动的力量）。
（八）训练问题
1．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2．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材料，计划每周训练工作。
3．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材。
4．各级党部的会议及实际工作当中，应极力提拔工农分子，训练工农分子及干部人材。
5．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6。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做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
（九）苏维埃问题
1。过去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完全是农民协会的变形，所以它的工作，是秘书长和主席包办，甚至有些政府还是富农当权，或为知事衙门。这些所谓苏维埃政府，应一律改组。
2．由特委制定苏维埃组织法，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应一律照组织法组织之。
3．苏维埃必须以工人贫农革命兵士为主要力量。反对富农秘书长把持，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4。湘赣边界政府重新彻底改造。
5．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一普遍宣传。
（十）土地问题。接受中央对土地问题的通告，交特委讨论，作最后决定。
（十一）Cy问题
1．青年团是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组织，过去边界各级团部多不明了青年团的政治任务，团在边界各县仅只作了些扩大影响的文化运动。事实上成了党的附属机关，因此造成边界各级党更严重的错误一一主张取消团。
2．目前边界各县应当是建设团的工作，但是团的本身力量薄弱，很难单独担负起这个责任，各级党部必须划出一部分力量，经常注意团的工作，帮助团在边界各县普遍的建设团的支部，扩大团的组织，健全团的指导机关。
3．团的经费应该独立，以便团在工作上能够措置如意，避免团在经费上依赖党的观念。
4．注意团的工作，是各级党部应有的责任。今后各级党部向上级报告中，必须有“团工作”的一项。上级巡视员在检查各级工作中，亦须留心团的工作。
5。各级党部、团部多不明了党与团的关系，以致发生各干各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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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60）
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十六日）
弟二月十二日由长沙到武昌，兹将各事报告于次：
1、弟十二月十七日由汉口到长沙，参与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中商量了各种决议案，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十二月三十日大会闭幕。在区委决之将大会代表各同志开一短期训练班，弟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2、一月四日起往乡下去考察，至二月五日止，共考察了三十二天，经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布乡下在县城邀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的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在湘潭、湘乡、衡山三个县调查后回到区委向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在醴陵、长沙两县调查后，又在区委做了一次报告，党从前对农运的错误，已经有所攻正，其重点如：（一）以“农民运动好得很”纠正政府和国民党以及地主阶级一致的论调“农民运动糟得很”（二）以“贫农乃是革命先锋”纠正社会“痞子运动”和“惰农运动”的论调，（三）以从来没有过联合战线，纠正“农运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论调，今后的作法是应共同积极为建设联合战线而努力。（四）革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组织时期；第二个时期是革命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准备建立联合战线时期；是不能越过第二个时期（革命暴动时期）而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威风的时期（五）湘中、湖南各县大都经过革命时期，农民暴风雨般打倒地主阶级，乡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应立即实现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具体的建立农村联合战线，以免去农民孤立的危险；农村中武装，民食，教育建设，仲裁等问题也有最后的着落；目前湘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省民会议，县民会议非在完成乡村自治之后，快无可言。（六）第二个时期（即农民起来暴动）的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一切作法都是对的，即使过分一些也是对的，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不过分，不用大的力量就不会把地主几千年积累的势力打垮，就不能迅速地完成国民革命。因此，农民协会万万不能请县政府或团防来逮捕“痞子”，只能提“整顿纪律”的口号，只能自己动手来进行农民协会基层组织的整顿，清除“少数不良分子”否则其他的任何作法都会减损农民的志气，长地主的威风。（七）阻谷问题是各界的怨府，其实乃多数贫农要阻，只少数富农要放，农协只能处于劝告地位，劝告贫农扯富农让步，不能专代表富农去打击贫农，阻谷所以利害，全因乡村无政府，不能保障民食，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全是农协的责任，要谷米流通只是从速建立新的乡村自治机关，负责保障民食。（八）农村间的各种冲突，如农工冲突，农商冲突，农党冲突，农学冲突，贫农与富农冲突等，均必须抬出国民党（K。M。T。）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抬出共产党牌子去解放。因此，农民中必须普遍的发展国民党，让国民党去调和敷这些极难调和敷衍的事情。以前国民党发展的程度与农运发展的程度相差得太远，必须大大地在农民尤其在贫农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九）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十）在湖南的许多县分的农村中，农民已经完成民主革命，要求进入一个别的革命、贫农的情绪仍旧很高，依现在的形势，干百万的贫农群众（据长沙统计，贫农占十分之七，中农占十分之二，富农占十分之一）迫切要求进入一个别的革命。据我们的考察，无论如何压抑也不能长久的压抑住，现在是群众向左，而党在许多问题上的表示，都是不能与群众的情绪相符合。K。M。T信就更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十一）因此，无论（A）为应付目前环境，（B）准备不久要求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最小数目湖南党在六个月内要发展到两万人（现在才六千），省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独委，这样才有办法。（十二）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十三）妇女是儿童在乡村起来的形势极佳，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上列十三项，举其要目，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审核，并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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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讲话（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9）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讲话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今天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农民问题的解决。随民革命中农民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尽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场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中易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现在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法从事手工业商业，就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对革命，而中国学生犹多从事革命运动。中国的学生多是很苦的，并且毕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比如一座三层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我们现在还不得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这都是属于农民问题的。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业学生教职……的问题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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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8）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容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农民，便很少有人重视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渐农村实际状况，我们试一考察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思想完全相反，以下所述各县具体事实，又算我们近来得到的一极小部分材科，然已与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
崇明长江口之一岛，岛之全城为崇明县，均长江坭沙沉淀冲积而成，岛之四周年涨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农甚多。今举上沙一地为例，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利害，每千步田要纳保证金五十元，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农民逐渐替地主们经营成熟，成熟后，地主管田底所有权，农民管田面的权，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均归农民自备。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五百斤甚者五百斤以上，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农民要请他们吃好酒饭，不然便难免加租，收租的称，大概都在二十两以上。农民稍有反抗，马上送县究办。农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还你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还，于是农民破产者年年有之，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成群的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后因团结不固，首领被捕，以致失败。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灾，田亩减收，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而地主缴租则坚持要照例缴五百斤，地主且以“佃业维持会议决”以欺农民（佃业维持会系十一年地主组织以欺农民的），于是农民恨地主益深，暴动又将发生了。
江阴从无锡乘轮船前往，到一处地方，叫顿山镇，这顿山镇在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之间，三县大地主很多，压迫佃农很利害，去年秋天，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顾山人周水平（周原在无锡省立师范毕业）回到本乡，看不过眼，乃劝佃农组织团体，名曰‘佃农合作自救社”，周往来各村。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锡三县各界农民都为煽动，如出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种种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但农反尚未完全联起来之时，劣绅地主早已联合起来，江阴，常熟，无锡三县，绅土地主同时动作，文电如雪片传到孙传芳，孙传芳那有不听劣绅地主的话，于去年十一月便把“佃农合作社”解散了，把周水平捕获，今年一月便把他枪毙了，减租运动算是一时镇压下来。当周水平灵柩回到顾山安置在他家里时，农民们每日成群到他灵前磕头，他们说“周先生是为我们死的，我们要给他报仇。”今年大旱，稻收不好，农民又想起要求减租，可见他们并不怕死，他们知道只有团结奋斗，以减少贪暴地主的剥削，才是他们的出路。只江阻东乡有一名叫沙洲的地方，亦有农民反对地主的事，此地主苛例为交上期例，江苏人所谓寅交卯种，是一件于农民经济上很痛苦的事。现在农民要求种田还租，正在那里奋斗。
丹阳这里叙述丹阳县吕城镇的两件事，（这吕城镇在丹阳县东乡，靠近沪宁铁路）一件是反抗当铺欺削农民，事在今年下间，吕城镇上有一家当铺，一天被马王仁残部在县西茅山为匪者到境抢了一回，但所抢不多。当铺主人即呜报失，说典当的衣物都抢去了，同时密将衣物乘空移藏他处，这些衣物的当户即近镇各村农民，闻迅，邀截于路，得原物之一部，但已被藏之部未得，典物的农民乃起而组织“当铺联合会”，向吕城当铺算账，结果当铺赔偿损失一部，即每人赔偿等于当价之数目，共赔了九百块践，此事证明农民有团结便可得胜利，设这回没有团结，便让奸狡的当商欺剥了全部的当物去了。又一件是反抗劣绅富农强迫农民缴钱戽水。事在今年夏秋．一事到现在尚未了结。江苏各县农村的河里，现在很普遍地采用一种机器戽水，叫作“戽水机器”，以代替旧法的手车脚车车水，吕城领附近八个村子的农民，感觉到要戽水改用机器，但这个地方的劣绅及富农便乘机图利，抢头先做，组织一个“机器戽水公司”，集合资本一千四百元，买来一架机器，安装在河里，用公司名义，要农民按亩出钱，若不出钱不准戽水，农民们一打算：所有这几村的四一年按亩交纳的钱，即够买一架机器，若集资自买一架，一次出钱，年年可用，用公司的机器，则年要缴这样多钱，于是大反对劣绅富营的公司。本地有几位少学教员顿帮农民的忙，帮他们组织一个团体，叫做“农民促进会”，在这个团体内，组织一个“机器戽水合作社”，办法也是农民按亩出钱，也凑足一千四百元，买了一架戽水机器，于是河里有两个戽水机器，一架是公司的，一架是合作社的，公司的一架完全摆在那里没人理会，劣绅气极了，用种种诬词告到孙传芳那里，结果派兵下乡，大索过激党，捕去四人，通缉三人，声言不用公司机器的人都要重办，当兵来时，村中壮年男女都躲在木丛中，只留老弱妇女小孩见士兵的的面，这些犯了重罪的农民，单是送兵太爷恶捕礼就还了一千元，其余被搜掠者不在内，此案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好在现在已是孙传芳不甚如意之时，吕城的劣绅们或且也稍稍感到难尽如意，亦未可知。
无锡寓无锡县城十里之徐苔镇，不久之前也出了一件小小乱子。此地大商兼大地主的荣德生，也要在此地修一条马路经过农村，折毁镇上房屋，兼价收买过路田亩，此事直接损害农民经济，故农民们组织农民俱乐部反抗荣德生，结果荣德生屈服，允许田二百元一亩，新植的桑苗一角一株，镇上房子不折。
青浦沪抗路侧之靖浦县，上月内发生农民反对重价买荒之事。本县荒地，农民缴价买荒，历来定价每亩三元，此次劣绅县长林员一组织一公司，以每亩三元领得荒地，而以每亩十二元卖给农民。农民组织垦务联合会对抗劣绅官厅则多方恐吓，现在仍在争持中。
泰兴东乡王家庄地方，今年因旱少收，农民要求减租，与地主起了激烈的斗争，地主不但不肯减租，反压迫农民，农民之中一人因恨极图杀一万恶之地主，地主报县，捕三十人入狱。
泰县泰县森森庄地方之农民，今年因旱请求减租，起了一个运动。地主压迫，捕去为首数人。
徐州江苏农民江北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江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斗，此他处更多，继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洼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鼠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田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溶得两手朴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扰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处，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慈衍慈衍属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日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地、方的农民本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和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剥削，农里极愤已深，恰巧今年睛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铁租又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暴动一爆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很勇敢地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积两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缴了，又转至多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因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格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怒气，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撤。“犯法”“犯罪”己成了普遍的宣传，农民由此胆却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响导周报》第五集第一百七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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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7）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子任）
国民党右派叶楚伦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十一月二十日起，即从登载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已经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军阀宣传机关之一种。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是毫不足奇的，因为这个报从前是叶楚伦等的私人报，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才收归党办，但是自始即不能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该报常常不登或删节反帝国主义及军阀文字之该报所执为‘过火者’替帝国主义军阀隐恶扬言无微不至，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策略丝毫不能宣传；去年江浙战争该报完全丢掉国民党地位做了安福系卢永祥的机关；南洋烟草公司压迫工人流离失所时该报为资本家大登其压迫工人有理的广大工人的新闻则拒绝登载或删节而后登载；本年五卅运动中该报反帝国主义的是清远不要研究系的机关报，近数月来广东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军阀运动肃清反革命派等重要消息该报都不肯登载，而对于孙传芳的军事消息则占满了篇幅，凡此该该报反动的予兆，个个革命派，党员都早已十分不满意该报，该报此时不过借北京右派会议内“正式反动”的宣告而已。该报自从十一月二十日表明了“正式反动”以后，连日做了许多攻击左派的宣传，这自然是该报的本分。因为该报如果不做攻击左派的宣传，便不能取得右派机关报的资格，便不能向上海工部局和北京段祺瑞邀功使他们承认该报的反革命地位，便不能达到该报反动的目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我们觉得十分有理由。这个证明了国民党左派之强固，证明了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之发展，证明了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结的时候，证明了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已是快要到来。在中国现在的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载自了。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晨报醒狮周报等可以近来攻击国民党，共产党此以前特别激烈，以及国民党右派领袖们何以必须于此时在北京开会以反对广州左派领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关于上海民国日报之处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业经议决派员查办并通电各地各级党部申明该报之反动荒谬行为。兹将电文录下：
必送北京翠花胡同八号，并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哈尔滨各党部．上海望志路永吉里江苏省党部，杭州浙江省党部，长沙湖南省党部，南昌江西省党部，武昌湖北省党部，广州广东省党部，并转各级党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各报馆，海外各地党部，各同志均鉴：上海民国日报，近为反动分子所盘踞，议论荒谬，大悖党义，已派员查办。谢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抄自“政治周报”第3期第5页，1925年12月20日广州政治周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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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六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6）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一九二六年一月）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里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代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欲英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国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为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及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已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入革命为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主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已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说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各类平等世界六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基本属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些右倾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满朝贵族阶级的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的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抵到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实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联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就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以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粉纷分裂。我们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着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满清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源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满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份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份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份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合并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有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一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阶级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一个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大地主阶级由进步脱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目迷，何以到近日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欲组织而未成型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花熊克武把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入了进来。他们站在支配党的地位，孙中山及少数革命派的领袖拿了，伪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党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坝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第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们的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索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工人阶级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的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开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与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现在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的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钱庄主、国贷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他阶级合作可与其他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中产阶级一阶级的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开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路。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约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是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等完全无产阶级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十八、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零点二三。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间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国民党的右派，并非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的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扬刘扫平郑黄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与革命乃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象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驰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且向右加入反革命派，或且向左加入革命派（此乃没有此可能），乃没有第二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的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反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政治周报》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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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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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六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呢，却并不是立场。中国革命且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响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问：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可以一定完成功吗？要有：“不错了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这个宣言极其简单。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无论那一个国内，大概地说，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向革命的主力军种种不同的态度。
小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实际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
我们试看中国社会各阶级是怎么样。
第一、大资产阶级
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如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陆宋与东兼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瘃（如张寒盛恩照等）。
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
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
军阀（如张作霖曹锡等）。
反动派知识阶级一一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在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枝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
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第二、中产阶级
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因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本国资本银行工商业的发展尚限在中产阶级地位．所谓银行业乃指小银行及钱庄，工业乃指小规模工厂，商业乃指国货商。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国资本有关系，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
小地主
许多高等知识分子一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级对于民族革命历取了矛盾的态度。即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受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国内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一一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说解释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纳共产派分子。但这个阶级的企图一一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因为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集合子其旗帜之下，站在一边；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另一边。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个幻想。他们现在虽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迫他们让步稍多时（如农村中的减租运动，都市中的罢工运动）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本来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以商业论，固然许多商人是洋货商土贷商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有些商店的店门内，是一部分摆设着土货，一部分又摆设着洋货。以知识阶级论，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赴东洋资本主义国家读书的留学生，固然是明显的除了半身土气之外，又带上了半身洋气。即从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仍然不免是些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脚色。在这类人并不是纯民族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乃是中产阶级右翼，只要国民革命的斗争加深；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买办阶级做着（资料不清）。中产险级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此派在某种情况（如抵制外国朝流高潮时）有革命性。及其死持之空虚的“和平”观念极破，而且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慌。故其对于反革命极为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及其左翼，也包括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中产阶级的人，在全国内至多每百个人里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
第三小资产阶级
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小资产的人数，单是自耕农就有一万万至一万万二千万，小商人手工业主，知识阶级，大概自二千万至三千万，合计达到一万万三千万，这个阶级虽然同在小资产阶级之经济地位，但实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还有余剩，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只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俗财神）礼拜最劝。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但是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百分之十约一千五百万，乃小一部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不少，这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岁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现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即每天起早晨，对手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小资产的一半：“十分之五”即七千五百万。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的仅仅保守，渐渐的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次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其人数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十即六千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以参加革命，即左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着革命。我们从工业运动和历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鉴定是不错的。
第四、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乃包含：
（1）半自耕农（2）半益农（3）贫农（4）手业工工人（5）店员（6）小贩，之六种。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计一万万七千万，乃农村中一个颇大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有同属半无产阶级，然从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种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虽高利向别人借贷，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说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都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之农具及相当数目的流动资本，此种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之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近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所以称以半无产阶级，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其经济地位略与农业中半益农相当，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或失业的恐慌，与半益农亦大致相当。店员为中小商人的雇员，以微簿的薪资，供事人畜的费用，物价年年增涨，而薪例往往须数年一更，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是肩挑叫卖或于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代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手工业工人人数，大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万人，店员大概有五百万，小贩大概有一百万，合起半自耕农，半益农、佃农人数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国人口之一半。
第五、无产阶级。其种类及人数如左，
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
都市苦力约三百万；
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
共约四千五百万。中国因经济落后，故产业工人（工业无产阶级）不多，二百万产业工人之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故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源及焦作煤矿罢工，及五四后，上海、香港两处之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有组织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工具，剩用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惨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奋斗。都市苦力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以人力车夫占大多数，粪夫清道夫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除了一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集中及在生产力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业无产阶级，乃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乃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于同一要紧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级为失了土地的农民与失了工作的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乃国内兵争匪祸的根源。此游民无产阶级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红帮，都做了他们政治和经济争斗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现在可以答复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使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妄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
（“农民运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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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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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你跑到农村中间去，无论你走至甚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见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农，
半自耕农，
半益农，
贫农，
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
游民。
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
中国大地主的来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贵族后裔及现在的官僚军阀，一个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此种剥削极其普遍而惨酷；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这种剥削之惨，有的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债累息，数年即完全破产者；第三种重捐，乃用一种压力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以充团防局经费。此团防局（或名民团）乃地主阶级的武装，为镇压农民暴动维持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必要的设备；第四种为对于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但中国尚少资本主义的农业，大地主多不亲自经营土地，故此项剥削小地主较多，大地主较少；第五种为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本年包缴预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合这五种剥削加于农民的惨酷，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大地主阶级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计算，在农民中大概约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内），在全国三万万二千万农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约占三十二万人。
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都市商人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在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此种人颇受军阀及大地主的压迫，故颇有反抗性，然又怕“共产”，故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国内高等知识分子如大学专门学校教员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谓国家主义乃自他们口中倡导出来。盖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一个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但因现代的中国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国家主义国家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纳共产党分子。这一班人乃中国中产阶级的右派，他们颇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中产阶级中有一个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如在农民协会运动气焰高涨时，小地主中间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帮助农民协会们忙。但其性质极易妥协，其血统到底与小地主右派及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上和环境上都有特别情况的人。
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第一种自耕农是有余钱剩米的。即每年劳动所得，除自给外，还有剩余，因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于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的小地主颇接近，故对于乡村小地主们中那些什么“老”什么“会”什么“胡子”的“谨防过激党”“谨防共产”的宣传颇相信，自然这些谨防的话又是从大地主中那些什么“大人”什么“老爷”的咀里出来的。这班余钱剩米派，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对于现代的革命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以前，取了怀疑的态度。但这部分人在自耕农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全数百分之十。中国的自耕农人数，有人说超过佃农、雇农的总数。但把半自耕农除外，一定只占农民的少数，大概自一万万至一万万二千万。自耕农中的富裕部分约占其中百分之十，计一千二百万人。第二种自耕农是恰足自给，每年收支怕是相抵，不多也不少。这种自耕农比较第一种自耕农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即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人数甚多，大概占自耕农的一半，约六千万。第三种自耕农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自耕农好些是原先本来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只能保守，渐渐变得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较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自耕农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说三种自耕农村于现代中国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亦可参加革命。即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
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分开来说半自耕农大概为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各占六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是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增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是只收获一半或者不是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
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等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免强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日耕农而不及贫农。
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产。肥料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以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雇农乃农业的无产阶级，有长工，月工，零工三种。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乡村手工业工人地位比雇农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因家庭负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与失业的恐慌，亦与雇农差不甚远。
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压迫及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这五种人名目不同，社会看待他们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扣”，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名下相同，谋然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做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食，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二千万以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为一种革命力量。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益农、贫农、居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使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且不可迫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中国农民》第一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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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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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宣传报告
文字宣传
（一）日报
（甲）党办者：
（1）上海民国日报以前系叶楚伦等的私人报，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收归党办，支扩充费数万元，以后月支经费二千五百元至三千元。然自始即不能算作真正的党报，其言论记载荒谬之处甚多。西山会议后，变为反动派的机关报。
（2）广州民国日报
以前系广州市党部办，十三年十月始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发行数由千余份增至一万一千余份。
（3）广州民国新闻
以前系反动派机关报，廖案后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改为党报，广东省党部成立归省党部管理。目前日出七千五百余份。
（4）晋江晨报曾有一个时期收归党办。后叛入敌党，现已停刊。
（5）香港新闻报十三年七月起脱离陈炯明关系，属本党指挥。罢工事起被港政府封闭。被封前销数达八千余份，销路海外多，香港次之。
（6）北京民报
出版未久，被张作霖封闭。
（乙）同志个人办或用社团名义办的日报，调查未周，不计。
（丙）海外华侨党部所办大小日报颇多，调查未周，不计。
（二）周报
（甲）党办者：
（1）中国国民党周刊
第一次大会后中央所办，不久停刊。
（2）广州民国日报曾附属有文学，科学，孙文主义研究，经济，平民，农业，妇女，影画等八种周刊，然不久即停。
（3）党声周刊归中央宣传部主持，初附属于广州民国日报，后独立，然不久亦停。
（4）评论之评论第一次大会后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附属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不久停刊。
（5）上海民国日报附属之科学，平民等几个周刊，不久均停。
（6）浙江周报第一次大会后浙江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7）新民周报第一次大会后湖南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8）中国国民西山会议后由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主旨对抗西山会议及右派之言论，现改为三月刊。
（9）武汉评论湖北省党部主持，继续未断。
（10）政治周报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
（乙）广东方面各军及各军校所办周报半月刊等，如黄埔军校的“黄埔潮”，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第四军的“军声”，攻鄂军的“人道”等。
（丙）同志主持用社团名义办的刊物，此类颇多。如学生团体的刊物，各地都有，如“中国学生”等。
工人团体的刊物，如“工人之路”等。
农民团体的刊物，不多，广东方面稍有一点。
军人团体的刊物，如广东方面之“中国军人”“革命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之“新海军”等。
妇女团体的刊物，全国约四五种。
其它团体所出刊物。
（三）月刊
前年有“新建设”“新民”二种，不久即停。现只有中央农民部主持之“中国农民”一种，初出版。
（四）通讯社
（））中央通讯社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颇有成绩，办理已两年了。
（2）其它有关系之通讯社数家。
（五）书本
（1）中央的
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约三十种（内关于孙先生的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十二种，关于其它同志的如汪精卫先生讲演集等十一种，中央宣传部编纂的约五种）共发行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九册。惟散发偏于广东方面。
（2）各地的不明，无统计。
（六）传单
（1）中央的
中央宣传部共发传单八十三种。惟散发尽在广东方面。
（2）各地的不明，无统计。
（七）标语
（1）中央的
广州市上中央宣传部与广州公安局合作，做了两种标语：一种钉在电线柱上，一种写在墙壁上。均取材于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及孙先生之遗嘱。
（2）各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海军，黄埔军官学校，及第二第三两军附设之军官学校，由各政治部主持，发布各种标语，为数不少，收效极宏。
（3）各民众团体的
广东方面坆会工会印发颇多。
图画宣传
（一）图画宣传的重要
中国人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部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
（二）经过之成绩
（1）中央的去年四月起才实行，做得颇少，又偏于广东方面，分为下列三项：
（甲）每周供给四幅小讽刺画于广州民国日报（间有缺）；
（乙）每周出一种宣传画（间须两周或三周出一种）；
（丙）印刷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之小照片。
（2）各军的
各军政治部于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尤其在战时，于军行所至之处张贴图画很多，对于民众影响很大。
（3）各民众团体的
广东工农两会做了不少的图画宣传，最能激动工农群众，北京上海两处也有一点。
口头宣传
（一）口头宣传，于宣传中，在分量上，效力上，均占重要地位。
（二）在农民工人兵士学生召集会议时，在此会议中做各种内容的演讲，是为经常的口头宣传。
（三）在各种政治变动，或示威运动时，作各种的演说，是为临时的口头宣传。中央党部曾数次组织宣传队。各省各埠大规模有组织的宣传，五卅运动中及以前，做得很多。
（四）负责同志于开党员会时，作政治的党务的报告，是为对党内同志的教育。中央党部于总理纪念周常行之。
两年来十四重要事件之宣传
（一）本党改组发布宣言政纲，明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
其结果：
（1）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于对外宣传有极大的效果。
（2）统一党内目标及方法，使怀抱个人或少数人目标及方法者，逐渐淘汰出去。于党内教育收效极大。
（二）收回粤海关事件反帝宣传，帝国主义明白与本党破脸，本党亦明白反帝。在宣传上有很大影响。
（三）沙面罢工之反帝。
（四）商团事件
使民众认识了买办阶级的恶毒。惟此事件本党的宣传做得不力，反革命派攻击本党的宣传却做得十分起劲
（五）中俄协定国人从此明白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家与反帝国主义国家之别。北京以及各地反帝国盟奋起。“反帝国主义”一口号开始为众所接受，本党为此发布一宣言。
（六）反直战争民众从此对强大军阀失信用。孙先生发布北伐宣言。
（七）总理北上发布北上宣言。提出“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
（八）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与段祺瑞对抗，使段之善后会议民众全不信用。同时使民众更深切的认识本党政治主张，“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在此运动中，深入于民众。
（九）总理追悼这动：使民众认识孙先生，认识本党及本党目的。此追悼运动极普遍，达于穷乡僻壤，“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因此更深入民众。此时本党发布与段祺瑞绝交宣言。
（十）五卅运动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此次在宣传上收效极大，乡村农民群众已普遍的知道了本党有拥护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
（十一）廖案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及其附构物之残暴。本党用追悼及文字图画等的宣传，做得很少。
（十二）反奉战争使民众明白认识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之关系，明白认识中国军阀崩坏之迅速。在此战争中，民众有了接近革命成功之感觉。在各地的反段运动中，提出与当地军阀直接冲突的口号，如北京民众之“驱除段祺瑞”，武汉民众之“驱除吴佩孚”，长沙民众之“打倒赵晅惕”，一变从前避免直接冲突之和平态度，革命空气，空前的紧张。
（十三）反教运动两年来反基督敬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的侵略。
（十四）军队中平时之政治教育与战时之政治宣传本党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所作之政治教育，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在广东各决战役时所作之军民联合的宣传，使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此一事乃可算得本党一大成功。
敌人的宣传
我们的宣传之部分，不能不针对敌人的宣传去作，现在且一看两年来敌人的反革命宣传。
（一）帝国主义
两年来因本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猛进，帝国主义诬蔑攻击本党的宣传，亦特别厉害。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的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向．本党进攻。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奉天汉口各外报，及外国通讯社之造谣诬蔑挑拨中伤，可诮无所不用其极。
（二）各派军阀
国内各派大小军阀一．致拥护帝国主义发出的两个口号（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而扩大之。
（三）买办阶级
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然此任何反革命派之宣传为努力；香港工商日报，上海新闻报，可为代表。
（四）研究系
拥护官僚及大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向上，时事新报，晨报可为代表。
（五）安福系
拥护官僚及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以新申报为机关。
（六）联治派
拥护官僚及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中华新报乃其机关。
（七）国家主义派
学了点西洋国家主义的样子，拥护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
利益，“反共产”“反苏俄”十分起劲，醒狮周报乃其代表。
（八）国民党右派
本党右派自西山会议后，也学会了“反共产”“反苏俄”两句口
号，跟着以上各反革命派起斗，取了敌对本党的态度；上海民国日报乃其代表。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攻，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缺点从两年来的宣传中，发现了如下的各缺点：（一）党报不健全；（二）对各重要事件的宣传指导不敏捷，而且多未能尽量地做；（三）指挥系统完全缺乏，上级与下级党部的宣传部门间，完全失去连络，成了人自为战的局面，许多宣传部负贵人因此放弃职务；（四）检查纠正之职务，完全旷废；（五）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给于下级站部，完全未办；（六）有计划的党内教育，几乎没有做5（七）偏于市民，缺于通民；
偏于文字，缺于图画。以上均是以前本党宣传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以后应一一改正之。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出版《政治周报，六七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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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2）
反攻（三）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痛恶左派国民党的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国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能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其种种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郑润琦，莫雄，魏邦平，陈炯明，林虎，洪兆鳞，邓本殷，熊克武，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领导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帝国主义痛恶苏联帮助国民党政府雇用俄顾问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颂问鲍罗亭；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容纳共产分子增加一枝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既如上述。然而这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之一方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杨希阂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政府实现今日北京右派会议之目的，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梁鸿楷郑润琦魏邦平莫雄朱卓文等企图于刺杀廖仲恺后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熊克武图从北江袭取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邓本殷欲从东南方扎到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炮援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效力怎么样呢？实在难说。自然，右派会议的种种议决，只算是儿戏的议决．但是这种“窠里反”的方法，确实要此“窠外反”要进步。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慰。即使右派中有几位口里还在说打倒帝国主义，即使右派中还有一小部分并无诚心为帝国主义利用，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右派的最大本领
右派机关上海民国日报十二月三日社论说：“只有怕革命党的军阀，那有怕军阀的革命党”。他拿这个理由去反对下面汪精卫等感电的话：“中央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有军阀的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而从中作梗”。因此民国日报认为中央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可以表示勇敢，可以表示不怕军阀。民国日报的错误在那里？他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革命党的活动有公开与秘密之别。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他的党组织与会议在敌人势力之下完全是秘密的，他的主张和宣言则是公开的。在敌人势力之下要将党的组织党一的会议公开起来，那必须先得敌人的谅解，就是至少有某几点是于敌人有利才能得他的默许或者还能得到他的保护。但这还成了什么党呢？这只能是敌人的朋友，不是要革敌人的命的革命党。段祺瑞允许了右派在北京公开的开会，他能允许汪精卫谭延闿等到北京公开的开会呢？该报又谓孙总理去年曾到北京不怕段祺瑞。不知孙总理去年能到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段祺瑞刚上台其政权尚末稳固，压迫国员党的政权尚未确定；一是当时北京的警察权尚握在同情于国民党的冯玉祥手里。没有这两个原因，孙先生是不能公开地到北京的，假如孙先生至今还在，段祺瑞一定不能容许他在北京公开地做革命运动，他一定须秘密起来，或跑到别处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反动军阀盘踞的地方。都有国民党的组织，各级党部到处都有机关，党员及干部同志随时都有会议，都有各种企图消灭敌人势力的勇敢奋进的工作，但这都是秘密的。在这些组织和工作中，只有左派在那里不断的奋斗，右派党员都畏惧不敢近前。右派的长处就是一张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几个口号，他们也能不看党的决议案背得；至于实际的做法，实际的行动，他们一听见就吓落了胆。右派只有一张嘴，他们并没有手与脚。他们只有胆子在段祺瑞面前开会，没有胆子到广州开会，因为广州的革命空气把他们吓杀了。他们议决了他们所谓的第二次全国大会明年三月在上海或北京开会。依我的观察，他们的大会如真能召集得成（不管人数多少）未必敢在北京开，因为段执政的家庭已是坐不大稳了。他们大概会在上海开会。在帝国主义的老窠里，向各国领事工部局洋大人巡捕房红头阿三面前公开着国民党的全国会议，这很可以表示“勇敢”。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这是右派最大的本领，左派分子望尘莫及！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政治周报》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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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51）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子任）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不独中国人景仰。全世界被压迫民众无不景仰，厌恶他的只有各国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即帝国主义与军阀。苏俄当革命之际，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台尼金，兰格尔，柯尔恰克等白党反革命派四面侵袭，其危急情形殆仿佛两个月前之广东。此时孙先生曾有一勉励的电报致列宁。据俄代表鲍罗廷在十一月廿二日美洲同盟会欢宴席上所述，谓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首领列宁，接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故当孙先生逆陈炯明叛变避走上海之际，其时势力颇为薄弱，但苏俄派遣代表越飞到沪，致意孙先生，期以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是为中俄两国大同盟之起点云云。确实现在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大敌只有一个，就是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全世界革命势力联合一致，方能和他决战而不失败，中国所需于苏俄者在此，苏俄所需于中国者亦在此。京沪等处一班高等知识分子哗然以联俄为导，乃不识现今世界上革命及反革命双方争斗的形势，不识国民党革命策略的意义之故，莫斯科孙文大学之设乃苏俄民众景仰孙先生革命精神，设此大学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据莫斯科来信，孙先生之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两巨著已由彼邦学者翻为俄文，孙文大学现在积极筹备中，照目前予测，将来必有非常可喜之成绩。该校董事会主席为著名之越飞博士，曾任俄国驻华代表，董事会会员则为该校校长拉突，普拉夫打报主笔卜哈连，克鲁斯加耶夫人，职工联合会执行部主席汤斯基，及其他名流，中俄两国各设团及个人青著者甚多，经济方面，甚为充足。校长拉突曾对人言，该大学宗旨在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课程主要科为经济历史，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经过及其意义，而中国之国民为革命运动则要列成专科，各科教授大概取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独立之研究及创造的著作。各种成绩，并于著名报章杂志发表。至孙文大学学生人数，闻第一次定额五百名，在广东方面招百五十名。现在业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考取一百四十七名，从一千○三十人中选出，其方法分笔试口试两种，必两种成绩均优者方能及格。考取各生姓名列左：
（从略）
以上共百四十名，尚有七名姓名待查，至学生姓别籍贯年龄等项政治委员会已制有统计表，录之如下：
（一）姓别：男一百三十九人，女八人。
（二）省别：广东七十一人，湖南廿八人，江西十人，云南七人，四川七人，江西五人，湖北五人，浙江三人，贵州三人，福建二人，江苏一人，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未详三人。
（四）婚嫁：已婚嫁者四十五人，未婚嫁者九十六人，未详六人。
（五）职业：学界二十五人，教育界七人，报界二人，农界一人，其它七人，未详十人。
各在现在准备放洋，分为数批出发，第一批日内即可登船，直放海参威。每人须带路费二百五十元，由国民党津贴一百元，自备一百五十元，连日各方面开会欢送者有新学生社，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其他团体，国民政府亦邀集学生聚会一次。在此聚会中，汪精卫曾致勋勉之词南并与学生约定下列三事：（一）关于广州政治情形，政府方面，必一周或二周报告留俄各位，希望各位亦必时将其近况报告回来。（二）孙文大学的中国学生须团结起来，始终誓为孙文主义奋斗。（三）关于赴俄各种预备，请各生举出干事数人，专向政府接洽，俾将所得消息随时向各人报告，在此叙会中，俄代表鲍罗廷有一长篇演说，说明孙文大学之目的，谓科学在帝国主义手里，用为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若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则可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美国及英德诸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学，乃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孙文大学的目的，则在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兹录其演说全文于左。
（从略）
（抄自“政治周报”第二期14一一15页1925年12月13日广州政治周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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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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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反攻（二）
向左还是向右？
半年以来一班人有一千中议论，即是说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另外提出一种中间意见，排斥右派也排斥左派，自己标明是站在中间地位。这种事情在广东不多见，而在江浙颇普遍。因为在广东左就是广州，右救是香港，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香港，站在香港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广州。陈炯朗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治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站在××旗帜之下，所以两边是用大炮齐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能脸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假若右人要站在广州香港之间，则其宣言必定是“香港不好广州也不好”，那香港的大炮一定要对准他轰，广州的大炮也一定对准他轰，江浙一带现在还没有大炮互轰之事。“两边不好”的议论于是乎大盛。本来今年五月二十日甲方的大炮已经在南京一带砰砰地响了，幸喜乙方没有大炮，只有些拳头做不成“互轰”，未酿成对抗的乱局（发生一下子也算不了事），使“两边不好”的议论还可以公开的宣传，“留正气于两间，存自由于天地”。但我们若假放一个局面，假设那南京路上的群众，不但有拳头而且有大炮，又是汪精卫蒋介石带领着，把那巡捕房砰的一声打个粉碎，随即占领工部局，所有“红头阿山”之徒一齐变了俘虏；马上封锁吴淞口，在南北塘狮子林驾上大炮（象虎头门一样），炮台上扯起“炮打帝国主义”旗帜。这时候上海一定不幸要闹成广州一样的“乱局”，也会设置了卫戌司令部，请看王懋功先生之流作了司令，每日坐了武装汽车在马路上飞巡，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将怎么办呢？那自然还有北京。但是北京也难靠久，总以段执政坐得稳为条件。段执政坐得稳那是没有问题的，不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可以高挂起招牌，就是第四次中央全体委员会也可以在那里开会，比较张家口还有自由一一话虽如此说，我至今还有点糊涂，何以张家口不准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开会，那里岂不是段政府管辖的地方吗，如果段执政不在一一且慢，即使段执政在也难免有照料不周之处，不是听说有两个人被人捉上汽车载入城内打了又给写悔过书吗？咳，段执政辇毂之下也出来这种乱子，世事真是难说，更可痛者：据北京执行部电称：十一月二十八日发生革命运动，市民围攻执政府，要驱逐段祺瑞。又称：国民大会议决三条，第一条组织国民政府（很不幸！自然是照广州政府的样）。又据路透电称：“二十八日北京示威，学生执广州旗帜，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游行者分散传单，上书推翻段祺瑞，诛朱深，枪毙国贼，解散关税会议，国人武装，群众革命，真正国会等字样”。时事新报在这段电报之前标题道：“可骇的示威”！怎么办？这里又有了“可骇的示威”，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屋顶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酿成了广州的一样的“乱局’？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站在中间的先生们！请问怎么办呢？向左？还是向右呢？
赤化原是如此
十一月二十三日申报北京电：“使团是粤洋报，识蒋介石主义虽标赤化，但对于人颇爱护，反之反共产军陈林洪等部到地方时，反多共产行为”。原来赤化就是爱护人民。赤化我化，安得染遍着全中国！
杀尽智识阶级的是谁
陈炯明的反共产宣传文章里，有一篇是：“敬告青年学生”，末尾几句话说，“共产党的政策，还要灭绝智识阶级，载青年学生，总算智识阶级，共产党成功时，就要把智识的青年，一个一个杀尽”，要知陈炯明的话对不对，应先把中国智识阶级的地方，作一个分析。我们觉得有智识的人们不能承认他们是一个阶级。只能承认他们是一些有智识的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们联合做一个阶级．他们有的作了张謇穆藕初廉伯等的辩士或书记，说农民不应藏租和工人不该罢工，但同时确有一部分智识分子，已经投入农工阶级的战线里了。依此，我们很可明白每个有智识的人，就是一个智识分子，这些智识分，跟着近世界产业进步必然的结果，早已失去了他们所谓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证，由中间阶级暂沦为无产者，势非死心塌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若他们竟忘了自身在现存社会上的地位．而情愿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才算是智识的青年被人杀尽。被谁杀尽呢？直接被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冤杀，间接被帝国主义毒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政治周报》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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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9）
反攻（一）
三三三一制
“何谓共产？财务充公。不准私蓄，贫富皆穷。造作好语，名目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已得三成，一成会用。”这是杨坤茹贴在惠州城厢外的“反共产”四言谈话告示。一个新从北京来而头脑颇算得清楚的朋友问我道；“三三三一制到底有这么回事没有？”我听了纳罕。我尚未答他时，心里想：难道你也有点疑惑或者广东竟行了什么“三三三一制”么？我便带着冷峭的神气答他道：“有是有，不过还在杨坤茹的告示上。”他说：“香港晨报不是国民党的报？那上头也载着。”于是我才知道所谓香港晨报也有这种新鲜议论。原来香港晨报在杨刘叛变以前确与国民党有过关系。杨刘叛变香港罢工以后便为刘震寰买了去做了香港洋大人和所谓陈总司令也者的机关，利用省港断绝交通，就在香港那荒岛上香港晨报那篇幅上涌出了许多的“事实”，三三三一不过那许多“事实”中的一个，却不料远远地送到了北京饱了北京朋友的眼福。我因此想：“现今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那动物（如人之类）或静物（报纸之类），不必看得拘限。因为现在“革命”“反革命”分二家，那些动静物件，可以今天在这家，也可以明天在那家。香港晨报在国民党时，做了国民党的机关报；他被香港洋大人刘震寰先生与夫所谓陈总司令也者买了去，便只能算做他们的机关报。这正如冯自由马素一班人在国民党时，是国民党员；及被段祺瑞买了去，虽然咀上还说国民党，招牌也是挂的“国民党俱乐部”，然而只算是段祺瑞的人了。我不是特别有恨于香港晨报和冯马几位先生，我是不得已要借光这个例子点破给国内外许多朋友看，于局人察物时别要上当。至于杨坤茹的告示做的词意俱佳，只有“其实不通”一句，算是败笔，所谓一粒老鼠屎点坏一锅汤者非耶？但那是秘书的过。
杨坤茹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杨坤茹的布告已经领教了，还有刘志陆等行“北京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奉天张督办，湖南赵省长，武昌萧督办，江西方督理，福建周督理，岑西林先生，吴子玉先生，康南海先生，梁任公先生”许多人的电报，那上而却稍不同。信那“其罪七”中说：“我国社会，素称重农，主佃利益，所得素均，互助精神，自然而和。今乃诱以均地之说，乱其互利之序。”不免与杨坤茹冲突。照杨坤茹说：“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成，一成会用。”各方面都得一点，倒可以说是“互利”。刘志陆说的却是“均地”，其意谓广州政府教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都均分了，地主从此没有租收，所以是“乱其互利之序”。一个说地主还有三成，一个说地主一点没有，未知北京等处朋友，到底相信那个的话？
如果讨赤同志仇雠亦吾良友
刘志陆等的电报，于数了国民政府八罪之后，加上“呜呼”一段，接着说：“总之出师靖难，伐罪救民，如果讨赤同志，仇雠亦吾良友，师直为壮，胜负无待交绥。得天者昌，仁暴不难立判”。刘电列衔诸人如段执政各部总文长张萧赵方周齐诸督办督理或省长以及岑吴康粱诸先生，固然是讨赤同志。但香港×总督伦敦包经理，何尝不是讨赤同志？却不将台衔列上去。而且×总督助了如许金钱军械，又保护了陈总司令在香港开设总司令部，讨赤之志，炳若日星，却偏将台街漏列，真不知是何用意？电末师直为壮数句说的更属糊涂，他竟在替国民政府做功颂德。
颂声来于万国
有个潮梅绅学商联合会打了一个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面说：“共产妖党，颁惑粤东，近之足以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远之足以酿世界以灭绝人类之忧。我刘公仗义发难，为天下先。行见旌旄所指，浆食争迎，拉朽摧枯，大功立就（记者按立字有弊）．赤化赖以铲除，国基由兹奠定。岂特与云南起义马厂誓师先后鼎足，抑且全世界人类赖以保障，全球劫运赖以挽回，记念垂于千秋，颂声来于万国。”处处不忘“全世界”“全球”，眼光何等远大！刘志陆如果真把“赤化”铲除，“颂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这是陈炯明在东江所发反了生产印刷品上而的一句口号。这句口号确实响亮，只可惜“反共产中国国民军”要去“大同盟”有点为难；象奉天张督办所部与汉口吴子玉先生所部，实在算得“反共产小国国民军”了，但是何从“大同盟”呢？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然此种制造，只能比较抽象，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便容易自己戳穿使人不信，然此次陈炯明在东江，为了孤注一掷以图幸胜竟甚么方法都用尽了，他竟揑造所理“共产章程”以恐吓人民。他们的传单中有一张题目叫做“劝粤民协助粤军讨赤伐党”，那里面说：“呜呼，我父老兄弟知蒋中正拟订之共产章程乎？区区之愚，窃虑责氓无知，以为共产者共富人之产，于一股贫民无与也，或更大有造于贫民也。而仰知大谬不然。吾综观章程，概括言之：有所谓三三三一制者，盖对于产田言之也。有所谓四四二制者，盖对于房屋言之也。而对于工厂商场资本科学者，则更完全没收之。”但近日香港工商日报却载道：“省商代表到港，港商代表假座华商俱乐部，请省商代表开第二次大士议商磋解央工潮恢复交通事宜，华人绅商与省商代表皆围坐于一长桌。省商代表简琴石起言，省城政府实非行共产”。假如有人拿了简琴石的话去问陈炯明，我料陈炯闲必将答道：“简琴石自己扯谎，别人共了他的产他还说未共呢。”
邹鲁与革命
邹鲁说：“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应该觉悟，切不可因人家说旧同志不革命便抹杀一切。若不是我们同志屡仆屡起，那能有民团。若不是讨袁拥法讨贼北伐诸役一向无前，那能有今日的历史。这就是共产得意的工作焚毁商团，乃须要靠杨刘。打杨刘仍须要靠许梁。即今日之制许梁，又何莫非老同志。”很好！邹先生，就请你革命罢！实在没有一个人有本领敢于抹杀革命的老同志！须知单是“有民国”“有历史”是不能算数的，须得现在还是革命，须得将来还是革命。若那老同志杨刘，老同志许梁，我看赶是少举例为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政治周报》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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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周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8）
政治周报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一一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拖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睹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分革除，其余部分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晦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一一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惺然起哄，肆其恶咀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党”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象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老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政治周报》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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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7）
中国国民党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此件经×××部长提出1925年11月27日中央会议通过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以反奉战争关系重大，其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序幕。各地各级党部亟宜指挥全体同志，作广大之宣传，使全国国民了然于此战争之原因及目的。特别是宣传大纲，首为反奉战争各方面之分析，次举宣传纲领，次列九个口号。经毛泽东部长提出11月27日中央会议通过，兹录全文于左：
（甲）反奉战争各方面的分析：
（一）帝国主义方面：去年直奉战争，起于英美帝国主义欲扶直系统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其爆发以江浙战，乃美国帝国主义欲垄断江苏无线电报借款，排斥日本无线电报借款。故其时英国及亲美派竭力助齐燮元，而日本及亲日派乃竭力助卢永祥。此次反奉战争仍然一脉相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国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唯英国帝国主义在去年奉直战后，鉴于直系之不中用，于五卅运动全国反英时，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调，以重利勾引张作霖镇压上海的反英运动，后且相传英国以巨款助奉扩充奉天兵工厂，企图以奉系统一中国之说，此时直系以杨宇霆督苏上海增兵和在北京所开关税会议有利奉张之故，不得不早日发难，狡猾的英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役内究竟助奉助直，此时尚难完全断定。大概日本为对抗美国计，宁愿拉拢英国以共同役使张作霖，然英国如察张作霖有不利形势，而其旧仆吴佩孚有胜利的可能时，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他会舍新欢而联旧好，也是意中之事。故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将看何方胜利把握校多即助何方。
（二）军阀方面：在直奉对峙的局面中，直系方而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七省地盘。四川之袁祖铭支配下之贵州，名义上也属直系。但这几省内部各有特殊的派别，吴佩孚、孙传芳亦必相互分裂。在反直战争剧烈时期，孙吴自须联合作战，现在战事停顿已现裂痕，将来战胜奉张，必然分裂无疑。奉系方面自来即有老少两派。去年胜直以来，因权利的分配内部暗斗日甚。财政竭蹶，奉粟跌至五折以下，前之攫取直鲁苏皖，即为解决财政问题。此时苏皖已失，又因国民军之威胁，山东及直隶之京汉线亦将不釆，关内财源尽矣，聚数十万饥军于山海关内外，其势力于速战而不利于持久。直奉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唯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一员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之必要。
（三）政派方面：在此次反奉战争中，政派之态度可注意者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新外交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之买办阶级。安福系，在军事上的势力此时可说已经没有。在其政治上的势力，早已裂为亲直亲奉二派。唯因亲直失势，亲奉派在北京当权，故北京政府变成完全代表张作霖的东西。研究系自曹吴当国即付曹吴。曹吴虽失败，仍为吴佩孚之幕。此次直系抬头，研究系蒋方震等及该系猪仔议员麋集汉口，借以攫取利益。联治系乃合政学系益友社及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一派政客如章炳麟等许多小政派而成，现时亦均聚集在吴佩孚旗帜之下以谋活动。顾维钧一派所谓新外交系，一向是直系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卖国经纪人，此派现与研究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买办阶级深相结纳，一向聚在直系旗帜之下，努力做其买国运动。上海及南通等地买办阶级，去年反直战争时因美国帝国主义之指引站在直系一边。此次直系再起，亦马上从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意旨，做了直系响亮的应声，而且是直系有力的柱脚。以上各政派除代表日本帝国主义与官僚利益的安福系属于奉系一边外，其全代表官僚及地主阶级利益的研究联治系，代表英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新外交系，与上海南通买办阶级，都站在直系一边。
（四）国民军方面：国民军与英美日本帝国主义都没有联系，因此同情于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国民军最大的特点。此时因策略上必需尚未与张作霖决裂，或者取暂时的妥协，但这是一时的事。本党欲图接近国民革命之成功，在反奉战争后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则国民军在北方之胜利实为重要关键之一。
（五）国民政府方面：本党在广东的基础现已十分巩固，北江熊克武部早已解决，东江陈炯明又已肃清，其小部窜入闽边者已派兵追剿，务绝根株。南路邓本殷部亦不日可以解决。全境统一可说业已告成。英国帝国主义勾结陈炯明等消灭本党革命势力之企图，业已完全失败。省港罢工问题，港商港政府知无别法可以对抗，现正力图转，不日可得到胜利的解决。目前本党在广东方面所致力者，为革命军军力之精炼扩充，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之刷新整顿，工农商学民众运动之扩大。总之以最短之时间，积极准备实力，候南北形势发展到相当时限，即发兵北进，领导全国国民为国事之彻底解决。本党业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明反奉战争之目的。并用国民政府委员会名义致电直奉两方重要将领，免其一致推倒奉张，并于张奉势力倒台后建设合于民众目的之政府及政策，以验其对于本党拥护民众利益主张迎拒。
（六）民众方面：此次反奉运动在民众意识方面，乃为反抗拥护英日帝国主义压迫爱国运动之奉系军阀的运动。故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群众，直系的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此时民众之愤怒奉系军阀为历年来所未有，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胜利即反英日胜利的观念，与广东民众之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故此次反奉战争在民众意织方面与在“直皖”“奉直”几次战争时都不相同。
（乙）我们的宣传及准备
各地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须有组织有计划的觅得各种机会，于同志中尽力解释，于民众中尽力宣传以下各点：
（一）各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争中的阴谋。
（二）为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的奉系军阀如胜利，则民众将受到绝大的危险。
（三）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因直系代替奉张执政，人民亦将受到极大危险，直系当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地方，尤宜注意宣传此点。
（四）各种反革命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新外交系、买办阶级都是以人民利益绝不相容，不可不揭其阴私和一律排斥。
（五）在各派反奉势力中，冯玉祥一派与吴佩孚、孙传芳一派不同之点，即冯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吴、孙则受帝国主义指使，反对国民革命。故人民于敌友之分辩，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六）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因为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反对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为人民痛苦的慰劳者（举广东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此次统一广东和积极建设的事实。）
（七）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的。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
（八）国民党对时局主张之四条：（1）建设统一全国之国民政府。（2）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3）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对于不平等条约为根本之解决。（4）此国民政府必保障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乃结束此次战争的唯一方法，不照此四条，则战争结局，仍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合作支配的局面。人民仍然要受与以前同样的危险。
（九）为实施国民党的主张计，应该赶快准备真正的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在各种人民团体中，“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之必要”应继续去年的宣传重新奋起一个普遍的宣传。各种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于必要时，应该在所辖范围内全体动员，对于国民会议作猛力之宣传。以期唤起民众之注意。
（丙）口号：
（一）打倒张作霖、段祺瑞。
（二）打倒英美日本帝国主义。
（三）打倒一切阴谋政派。
（四）人民起来指挥反奉运动。
（五）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
（六）建设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七）取消不平等条约。
（八）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
（九）一切革命分子速加入国民党。
抄自“政治周报”第一期第8-11页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广州政治周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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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6）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资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器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所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资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资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众民的统治。
二、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
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心要，主张宣布解散。
（注：该会后为反动组织）
三、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甲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着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乙事业：教过一年书。做过二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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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二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5）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五年）
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个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白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也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首受一个重大的打击，对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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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4）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开会发行日刊应有发刊词。
本党自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历二十余年而有去年一月之改组；自辛亥革命成而败历十四年，而有现在之领导全国国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革命；至于今日全国各地惨遭帝国主义杀声中于反动军阀高压爱国运动声中于东江炮声中，而有广东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些都不是个人主观的突现和一时事变的偶然，这些都是客观环境之必然，即历史事实之推进。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策略。从去年到今年两年来全国高潮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中由执行我们的革命策略得到了宣传组织和遇敌攻守的经验，于这次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中，我们将得做什么？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下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下定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下定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对大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军阀（打倒陈林打倒杨刘），反抗大买办阶级（商团事件的镇压），反抗地主阶级（海丰、广宁、训德保……各县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在这些反抗运动中间，得到了二十万有组织工人、五十万有组织的农人和数万有训练的军队，还有许多爱国商入学生都到本党旗帜之下，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在各次运动中虽有许多外省同志参加，然广东同志实作了很大的努力。
广东是与英帝国主义紧邻的地方。是陈、林、邓、殷等落魄军阀狡然思迁的地方，是陈××等大商买办阶级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严重剥削压迫农民的地方。怎样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广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于广东是广东全代表大会的责任。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陈炯明肃清一切反革命！
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惨杀农民的地主阶级！
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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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3）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国内会员以本年11月30日为填缴调查表截止日期，外国会员以本年12月27日为填缴调查表截止期，逾期不缈者即照本届年会议决案第四条办理，取消其会员资格。
（二）答案务须缮写清楚，措辞明确，否则发生误会应由本人负责。
（三）调查表正付两张，一备付印，一备保存，均请怀式填缴，由邮局双挂号寄交南京市黄仲芳收转。
姓毛，名泽东，号润芝，省湖南，县湘撢。
最近通信址：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永久通信地址：长沙文化书社。
问题逐条答复：
（一）对于目前内扰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P）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小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二）对于本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会员所抱为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三）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
（甲）学业研究，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乙）事业教过一年，做过二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中华民国14年11月21日。
（按：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调查“上发表的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主张，明确的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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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发刊词（一九二三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2）
《新时代》发刊词
（一九二三年）
本刊是湖南自修大学同人创办的，也可以说是同人发表研究所得机关报。
本刊与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学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者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社会制的不良和教育机会的不各，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虽然自修大学创办伊始，国人的理想还在试验时期将来成绩如何不能预告，但这出发的目标自信非常正确，若凭那种精神和志气实践，必有成功的希望，木刊便是一个试验的标准了。因此本刊出进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下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供献出来，目的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主义的事业和研究，那是同人所十二分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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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军阀与革命（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1）
外力、军阀与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曾等一般盲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时期内是不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在现在是无法使他们统一的。统一当然不是混合，所以现在什么“各省会议”，“国事协议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领磋商，无非是些空谈空事。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两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更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的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了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党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方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统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几年都说不定。
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一番商议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究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尝前次大战亏失而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起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统一中国，较之民主军阀两派混乱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政治完成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这是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军阀的天下的第一理由。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中国现在是最便利于军阀统治的。白狼，老洋人可以在河南一带啸聚数万人扰乱数省；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未受教育；除了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况有一点微弱的组织象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分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二三万分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平方里；试问在这个社会经济情况下军阀不来统治，还有谁可以来统治。这是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中国必然是军阀的天下的第二理由。
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的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饱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期，断不定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原载《新时代》第一卷第一号，湖南自修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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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40）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一）我们这个大学，不是由另外一些“办学”的人设的，是由一些有学问兴趣的学生感于现时教育制度不好，要合古时书院现时学校两样之长变被动的求学为自动的求学一一基于这个意义之上设的。我们这个学校方才创始，确实简陋得很，来学的人全要看他自己能不能其实努力才能队定他有没有好成绩。但我们极愿得到许多有志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现实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
（1）以前进过甚么学校？做过甚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
（2）要研究那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
（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
（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
（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
（6）对于社会的批评。
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的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二）入校者每月须照交伙食费、杂费及学生费。
（三）入校后有投稿本校月刊的义务。
（四）入校后有服从本校公约的义务。
（五）入校为经济所限，目前釆完全自修主义。凡自揣无自修能力者不必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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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9）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新时代》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第一章宗旨及定名
第一条：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
第二章校董会
第二条：本大学设“校董会”以校董十五名组织之，负本大学经费上之责任，并总持本大学大纲，由学社社员推举。枝董因必要，得扩充人数。
第三条：校董会得以校董在本大学所在地者经半数以上之列席开校董会。校董之不在本大学所在地者得随时陈述意见于校董会，并得托其它校董代表意见。
第四条：由校董会推举一人为“驻校校董”掌握本大学事务之大纲。
第五条：本大学校董会设名誉校董，额无定数，由枝董会推举有下列资格之人充任：
一、助款于本大学五千元以上之人；
二、赞助本大学有甚大劳绩之人；
三、国内外大学及专门学校校长。
第三章学员及办事员
第六条：本大学设学长一人，由校董会聘请，担任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但因必要得添聘专科指导员，辅助学长担任指导、考察之责。
第七条：本大学暂设办事员如左：
一、书记一人，受驻校校董之付托，办理本大学文书、交际及设备诸事物。
二、会计一人，受驻校校董之付托，掌管本大学经费之出纳及其使用诸事务。
三、图书馆主任一人，受驻校校董之付托，管理本大学图书馆。
四、实验室主任一人，受驻校校董之付托，管理本大学实验室。
第八条：本大学于前所举之办事员外，因必要，得加设相当的办事员，其职务及人数，临时酌定。
第四章通讯员
第九条：本大学于国内国外重要之各大学，各专门学校及各学术团体设通讯员，担任本大学与各校各团体之连络；并注意各校各团体学术研究之情形及其重要之结果，报告于本大学。
第十条：本大学于国内国外学术昌明之区域（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昌、巴黎、伦敦．柏林、纽约、莫斯利、东京等）设通讯员，担任本大学与各文化区域之连络，并注意各区域内一切重要文化学术之情况，报告于本大学。
第十一条：本大学于湖南省内（省城及各县）各重要之中等以上学校，并各种学术团体，设通讯员，担任本大学与各校各团体之间连络，并互相介绍其学术。
第十二条：通讯员于上列职务之外，得临时托以其它特别职务。
第五章学友
第十三条：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不分男女长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学术者，经本大学证明认可，得报名入学。非中等以上学校毕业，而具有与之相等之学科根柢者，经本人证明认可，亦得入学。但本大学各种特别班学友，不必具有上列资格。
第十四条：本大学学友，分为下列二种：
甲、住校者，为住校校友；
乙，不住校者，为校外校友。
凡住校校友入学，必须经过试验，并自付膳费及杂费，住校学友及校外校友，均享有本大学图书、函授、听讲、集会等研究上之便利，凡学友须于每星期始，交纳相当之保证金，于每星期未退还，学友应否交纳学费，及学费交纳多寡临时依所研究之情形规定。
第十五条：本大学学友名额，由本大学斟酌房屋及图书馆设备情形临时分别规定。
第十六条：本大学学友，有发现下列各项事情之一者，得随时令其退学。
一、无自修能力，对于所认定之学科不能尽心研究，无成绩之表示；
二、假名自修，分心校外不正当之事务；
三、不能自治，无向上之要求；
四、妨害公众秩序，破坏其它学友及本大学名誉。
第十七条：本大学暂设文、法两科，其科目如左：
文科：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论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闻学、哲学。
法科：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
以上各科学科之详细类别，另以表规定之，学友于以上各种学科中至少须选修一种。
第六章研究
第十八条：本大学研究之范围，分为下列三类：
甲：科学；
乙：哲学；
丙：文学。
甲、乙、丙三类之详细科目，另行规定。本大学学友，于甲、乙、丙三类各科目中，至少须选修×科目。
第十九条：本大学研究之方法，分为下列二种：
甲：单独研究，学友各自制定课程表，对于所选定之学科单独修习。
乙：团体研究，组织各种研究会，关于科学者，如“数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等；关于哲学者，如“周秦诸子学研究会”、“印度哲学研究会”、“罗素哲学研究会”等；关于文学者，如“中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诗歌、小说、或戏剧研究会”等；由本大学学友因志愿相同。分别组织，定期研究完毕。在研究期间，随时开会辩论商榷，各研究会之组织另定。
第二十条：
本大学为图研究之便利起见，特设补助方法三项如左：
甲：通函指导，由本大学聘请国立大学教授及其他国内外学者，担任定期通函指导，其指导之项目如左：
一、开示书目；二、指示研究方法；三、解释疑问。
乙：特别教授，如外国文一科。本大学得酌量情形，开设“英文”、“法文”，“俄文”等各专班。此外如“工人夜校”等各种平民教育，亦得附设。其组织另定。
丙：特别研究，本大学特别讲座，随时还请名人担任讲师到校讲学。
第二十一条：本大学为沟通文化，介绍新知，设各种“译书会”，如“法文译书会”、“英文译书会”等。
第七章劳动
第二十二条，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相有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
第八章图书馆及实验室
第二十三条：本大学于校内建图书馆，研究参考之用。本大学于校内建设博物、设置中外各种重要之图书、杂志及新闻纸，以为学友理化实验室，以为学友实地试验之用。
第二十四条：本大学于校内建设博物、理化实验室，以为学友实地试验之用。
第九章成绩表示
第二十五条：本大学学友成绩之表示，分为下列三种：
甲、平时所作之记录及论文；
乙、每学期届满时所做之论文；
丙、每一科目修习完毕时所做之论文。
第二十六条：本大学学友每人修学年限无定，以修习一科完毕为单位，成绩及格者，给与某科目修学证书。（如数学修学完毕成绩及格，即给与数学之修学证书）但不要证书者听。学友经认可得长期在本大学内研究。
第十章经费
第二十七条：本大学经费之大部系用为建设并充实图书馆及实验室之用，其来源如左：
甲：学社津贴；
乙：公私捐助。
第十一章校舍
第二十八条：本大学以湖南船山学社房屋为校舍（长沙小吴门正街）。将来因必要得扩充房屋或另行建筑。
第十二章分院及海外部
第二十九条：本大学因学友研究之方便于湖南各重要地点设本大学分院。即以长沙本校为第一院，第二院以下俟经费充足时开办。
第三十条：本大学之学友，因必要得设海外部。
第十三章自治规约及本大纲修改
第三十一条：本大学内部生活，以“自治规约”规定之，此项“自治规约”如驻校校董、学长、办事员与学友共同订定。
第三十二条：本大纲之修改，须得校董会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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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与梁如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8）
英国人与梁如浩
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没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甚么缘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记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办理威海卫交涉的人，一个是督办梁如浩，一个是帮办陈绍屠。据陈绍屠在山东旅京同乡会宣布梁如浩罪状说：“梁督办居心媚外，向英人献保留刘公岛之策。威海卫之交还关系军事上甚矩，某代甘心卖国，以无条件的交还，交而为继续的租借，旦变而为永远的租借，无非另有支援，专谋利已……粱代恨余破坏其卖国阴谋，始则托人向余疏通，饵之以利，力言余个人一切开丈将来均可代为报销，且结果后之种种利益，亦曰分润，经余屡乡之拒绝，且侣要求其完全公开，某代知余不可以动，仍继以威胁。至激烈不能相下时，粱代往往拍桌子厉声问余曰，此事我有全权办理。往往指挥左右将余扶出门外。余愤不可迫，首屡次拟以身殉。一日余台手取一砚欲向头自击，某英人观之大惊，向余劝阻，梁代毫无所动心。……
梁如浩和英人所订之威海卫草约计甲乙两部二十三条，八月二十日济南国民大会已经指出其丧权辱国重要的地方出来了：
（一）变接收为续租草约允许英国继租十年，十年后有展期继租之权，且将厉来未经租于英国之威海卫域，一并划为特别区域而续租之。
（二）断送领土领海条约规定：（1）中国地方长官立据给英国领导租人（永租）凭照；（2）按照外人永租华地向来办法，不收任何手续费；（3）英国保留官场，中国不应收用，英国租出之地中国应予承认。其断送领土为如何。草约又规定：（1）刘公岛海面之抛锚所，须供英国海军不使用时中国方得使用；（2）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派兵盘岸操演打靶；（3）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抛锚所拖至外海操演。照此规定，英国占领刘公岛及其海面，其陆战水战各队得自由出没于我领土领海。
（三）断还国家主权草约规定刘公岛威海卫间一并划为特别区域，既不统属于山东地方，又非真正统属于中央政府。我政府名义上虽得委派政官，然警察须由英国人统带，财政，财政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管理，市政则由中英合组之中共委员会办理，我国委派之行政官不过徒拥虚名，担负英美债务之偿还及公费之筹备而已。威海卫竟做了香港第二，国家主权完全断还。
迷信华盛顿会议的同胞们：华盛顿会议给了我们的在那里？相信英国比日本的好的同胞们：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那里，威海卫交还是把威海卫变成香港第二；汉口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期满后要强迫续租；要求广九路和粤汉路接轨欲并长江上游及西南各省于香港政府的经济侵略之下；关税会议则主账以研究厘余问题为限（八月二十二日伦敦电）；最近更撇开一切假面具提出铁路共管案来。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问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那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那里？
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国人应反速起对汉奸梁如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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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烟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7）
纸烟税
我们时常论：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贩属，或者有人不相信；我们不时常说：外国人（尤其是英美）的假亲善只是想借“亲善’两字好多量压榨中国人的膏血，或者也有人不相信。自禁棉出口令遭洋大人反对而取消，可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现在又来了洋大人压迫政府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可更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申报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电：“阁议，英美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烟捐，结果电令答该省停止征收”，征收纸烟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六月二十日杭州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电：
“窃维奢侈征税为各国之通例。近年卷烟盛行，以吾浙论，每岁销场竟逾千万，消耗之钜，骇人听闻，流毒之列小减鸦片。当局有鉴于此，特命设局征收，化无益之消耗，作修路之正用。乃闻外商借口条约权利垒与政府交涉，殊不知此种特税，完全取诸。及尹，烟商毫不相涉，纯粹浙人所输之捐，外商又劳干预！且系同内行政主权，断不落外人侵犯，自立据理力争，忽任有所借口，主权等甚。”原来美英据了协定关税条约，不许中国对外奢侈品自由抽税，任凭是“纯粹浙人所输之损’是“国内行政主权”，只因为是对外国货，所以到底不许抽税。
英美烟公司所出的纸烟，一小部分是英美日本国这来的，一大部分是英美烟商用中国的烟叶雇中国的劳力在上海汉口等处中国内地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照“条约”出了一点轻微的税，大批达到各省，以后就再不许中国“自由”抽税了，浙江一省销纸烟价“年逾千万”，全国每年销纸烟总额无确数，照浙江一省推算起来，至少在二万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外国人同我们“亲善”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了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还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帐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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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宪法》与赵恒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6）
《省宪法》与赵恒惕
“……自湘西问题发生，赵氏地位动摇，不能不假省宪以自卫，故前数日即立其党羽方克刚李济民等以金钱实公团通电，或作一群众运动。……寓拥护赵氏于维持省宪之中……定五号午前八时举行游街，……彼辈发信以工人团体为多，以为工人头脑简单，必有千余人可来，是日候至十时，不持无一团体到会，即私人参与者亦只彼辈亲朋数人而已，彼等焦急万分，又派人四出；至素为匪彼包办之中华工会及养济院佛化讲演院等处，每人大洋五角。并备点心一餐，雇请百数十分，于十二时出发游街，游街之先，在教育处幻灯场开会，一堂和尚叫化等共一百二三十人。首由：
（1）和尚炽培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省宪法不谓之者宪经，如佛家之有佛经……坐中和尚叫化即两手乱舞。
（2）散会后出发：
前有大旗两面一一书省宪维会一一书售民请愿大会；
第一队为长衫马褂队，俨然省民代表，约二三千人；
第二队－一中华工会，约五六人；
第三队一一佛化讲演团，老头博衣，约四五十人；
第四队――养济院，约四五十人；
五光十色……演此丑剧，尽滑稽之能事……，
见民国日报
我们向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仅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湖南最是个明例。赵恒惕现在堂哉皇哉兴“护宪之师”了，而他两年来一一有省宪以来一一掺杀劳工（茧庞等）勘封报馆（大公报，自治新报，新湘报）剥夺人民书信自由（邮电检查员未曾撤去一日）剥夺集会结小自由（封力车工会，封碾谷工会，封外交后援会，多次禁止学会工人的集会），庇护其军队皈买各种鸦片烟，贿买选举（派遣荣员私造省宪的总投票，用钱私造省议会，用钱买得省长），向商人勒捐（长沙总商会会长，屡被迫逃），向农人提征田赋（有些县提征到民国十七年），被破法定的预算总此例减教育实业费增加军费，勾结吴佩孚伪耀南，何一不是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他这次兴师动众，也是和森钜犹争鸦片税（所谓持税）起始。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各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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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李抱一）书（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5）
长沙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李抱一）书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对站在群众运动后指手画脚的人指出：工人，农民并非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再不要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缺乏常识”、“不守秩序”、“品类日杂”、“忠告你们工人”、“助长工人习气”，应当要说：“我们大家……”才好啊！先生，你真个能诚恳帮助我们，忠告我们吗？那末，我们是很愿意和你握手，请你赶快拿出你的手来，切莫再“你们、我们”，恍然象你们是“官”，你们是“小的该死”一样。
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譬如我们说你贵报馆，每月多受某私人多少金钱，你能承认吗？我们且问你，你之所谓“不再受人驱策”，而云然，请你早答复我们，我们更愿新闻记者要翔实些才好啊……
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我们工人所需要的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先生说我们受人驱策，为人牺牲，先生‘可怜’我们，先生便应该做我们的真实指导者。我们很愿先生真个能脱去长农，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真实的劳工教育者，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什么我因此更进而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你们一一啊！先生，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先生能惠然肯来吧？请快快脱去长衣！
1922年工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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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宣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领导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4）
上工宣言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领导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胜利了，胜利了！气也出来了！命也可以救了！我们宣布上工。
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但是我们这次罢工所得的代价，只算是胜利的第一次……各位工友们呀！我们努力保存我们的团体工人俱乐部，我们不怕不得胜利！
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现在我们要三呼万岁！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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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国农民书（一九二一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3）
告中国农民书
（一九二一年）
有人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不是痛苦的，也不是受十分压制的，因为所谓农民，都是自己有着田地，自己耕种的，并不是单签耕人家的田而谋生的。就是耕人家的田，而所得生产物的分配乃是平分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分配不平均。既然这样，你就向他们去宣传，也断不能促进他们的自觉，这话都不然，我现在只要把农民的状况记述出来，就可证明这一说的理由不充足了，不过我现在记述的农民状况，是就我住的那一县和附近那各县状况而论的，我想就以此推向全国，也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
一、农民自身里面的阶级。有人说中国的农民，都是各有土地的，这句话是有一部分确实的，然而未免太笼统了。一家三人所有千亩田，算是有土地；一家十口人所有一亩田也不能不算是所有土地，然而你们这样的所有，就说农民之间，生活都是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痛苦吗？设若细细地考虑起来，就可知农民自身内面，也有几层阶级：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家收租，这种人并算不得纯粹的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的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的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的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的田，分得一种而自瞻。这一种人也可谓下级的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钉的地方也没有，专靠耕人家的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贫穷的农民了。上述四种里面以第三种和第四种的人数为最多。第一种人当然是少的，第二种也是很少的。第一，二种的生活是丰衣足食的，不是我们问题的目的物。我们的目的物，乃是占农民全数内面的大多数的第三、四种农民。第四种农民的苦况简直是非常励害，每天到晚，终年到头的苦作，还不够穿衣吃饭，一过年岁不好，田主顽强（分配的方法面详说）的时候，就差不多要饿死。所以这种农民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的。第三种农民，虽然自己有一点土地，还耕一点人家的田，然而因为生活程度高，不是东拉西扯地来借贷，也是不能维持安家的生活。所以每到收谷的时候，谷总不能全进到自己家里来，直接运往债主家里去还帐，或还利息了去。因为这种原因，自己所有的一点田，也不得不渐渐卖或当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在后面地余中里面详说），而坠为第四种农民了，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是极困苦的。
照这样看起来，可见得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只拿着农民都是自己有土地这句话，说农民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困难的先生们，简直是瞎说。这种说劳动者是和资本家同样地有收入，他的生活……
（湖南自修大学设补习学校国文讲义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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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九二一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2）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一九二一年八月）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它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得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就不少。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行罢了！学校的第二个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有人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总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学校说他们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还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却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隐讳也无从隐讳。他坏的总根，在使学生出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随俗沉浮，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此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以上是说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现在再说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和非平民主义。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所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是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渺求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是二。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是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馆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既如上说。那么自修大学的内容怎么样呢？现在说一点大略如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顶用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作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学。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正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最后要说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诸君，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吗？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澧江流域三千万湖南民族，他们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去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呢？湖南人民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便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
什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事实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要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求学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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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杨怀中先生的信（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1）
给杨怀中先生的信（摘录）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今入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之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舍施为羡其成功，盲目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顷向或求真求美之顷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显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则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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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一次讨论记载――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一九二一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30）
新民学会一次讨论记载――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
（一九二一年一月）
《达到目的须釆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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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9）
工人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要脱离雇主的束缚，除掉努力奋斗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因为一般的雇主，都不抱什么人道主义的，那里肯管工人的死活，即如工资一项而论，几年以前，每个工人，是二角洋一天的，如今也只有三角洋一天，加不到二分之一，生活程度之提高，那里只有二分之一呢？雇主不肯依“水涨船高”的话儿，毅然去增工人们的工资，弄得他忍饿挨饥，渐渐有不可能过活的样子，还不能得到雇主们长点怜惜。所以工人除掉努力向雇主奋斗以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唉，可怜的工人们，自己的问题；要自己去解决。你们要改善你们的生活，也只有自己起来解决罢了！希望雇主发慈悲心，改善待遇方法，是一种慈善行为，我们羞于忍受，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事。希望人家鼓吹，以达到劳工解放的目的。也是没有效果，我敢断言一句，工人不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则已，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有“扎硬暴，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
但工人要想和雇主奋斗，应该先有强固的团体，然后不致会失败。没有强固的团体，以此作后援，贸贸然向雇主宣战，没有不失败的。中国各地力的劳动者，也屡次发生罢工风潮，结果多半是失败。是没有强固团体之缘故。所以现在的中国劳工运动，最要紧的一着，就是赶紧组织一个强固的劳工团体，强固的劳工团体怎样去组织呢？这话说来很长，但扼要的说一句：先要劳工个个有彻底觉悟，中国的劳动家，觉悟的程度怎样？说起来很令人悲观失望，可为大多数工人从乡下地方招募而来，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所以知识一点也没有，脑子里面装满许多卑鄙的观念，人家喊破喉咙的高唱“劳工解放”，他们也不晓得“劳工解放”是什么一回事？自己是不是可以算得劳工，有的还恐怕高唱“劳工解放”的先生们是过激派。我们听信了他们的话，便是受过激派的引诱，恐怕将来要受牵累呢2这些话不是我自己臆造，诸位去仔细考察工人的心理，才相信却有这种情形，劳工们的头脑，既然这样简单；知识既然这样浅短，我们却希望他有彻底的觉悟，不是“缘木求鱼”吗？工人既然没有彻底的觉悟，我们希望他组织一个强固的真正的劳工团体，不是白日做梦吗？
但劳工们现在没有彻底的觉悟，我们终希望设法能够使他们有彻底觉悟的一日，不能因为现在劳工们没有彻底觉悟，就失掉劳工问题不讲，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劳工问题不解决，社会怎样能够安宁呢？但我们究竟怎样使劳工有彻底觉悟呢？这个问题须要从工人教育问题中去解决，因为工人之所以没有彻底觉悟，就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丰富的知识的缘故，如今假如使他们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得着丰富的知识，自不难有彻底的觉悟了。现在各地方都有工人义务学校设立，我也参观过几处，其中名符其实确能增进工人的知识，供给工人的知识，供给工人的需要，替工人打算谋生活的改善的，固然不少，但名不符实，只挂了一块“工人义务学校”的招牌，以博人家称誉，在工人没有什么好处的也很多。我希望热心劳工教育的先生们，在没有有工人义务学校设立的地方，快快纠合同志，去开办工人义务学校，以招致工人来读书；在已经有工人义务学校设立的地方，应该加倍改良、扩充，使工人无向隅之感．果真如此，工人们的知识程度不难一天高如一天，那么工人自然能够用理论去判断新事物，怎样是雇主的专横？怎样是工人应有的权利？不愁没有彻底的觉悟了！所以我相信工人教育问题，是一切劳工问题的先决问题。工人既然有彻底的觉悟，自然因为利害关系，大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真正的劳工团体，而且觉得不是这样，终没有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于是所组织的劳工团体愈加巩固。上面的话对不对，很希望大家批评。
（该文发表于一九二○年十二月湖南大工报）
安源工人自编劳工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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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摘录）（一九二一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8）
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摘录）
（一九二一年四月）
（一）
我们在去年曾出过一本社务报告，是报告“发起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的，现在这“第二期社务报告”是报告从去年九月本社开幕至今年三月底“第一个半年”里的情形。长沙文化书社是去年九月初开幕的，到今年三月底，有了七个月，与本社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之例，拖一个月，这是算账之故多出来的，以后还要按照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
（二）
我们出这本报告的意思，头一层：与我们社是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实在情形，才算完了我们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第三层：我们这个社的任务，有我们的“缘起”里曾经说道：“……愿用最迅速、最简单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训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在组织大纲里也说：“……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象这样极大的任务，是不能由我们几十个社员一肩担负的。我们可达到“人人有阅读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设分社，以七十五县每设一分社，每一个分社有十个社员计，就要有七百五十个社员。所以我们惟有将社务公开，使远近同志的人，明白这个社的益处，分向各地开设分社，并口头或实力帮助我们的传播事业，“广布全省”的目的，庶几以达到了。第四层：我们社里有的是书报，少的是本钱，为什么呢：因为书报是从外边来的，要几多也有，本钱是社员出的，社员皆不是富翁；社员所作的事又不单只书报这件，那里有许多钱来作本？并且社的本是“公财”性质，没有退也没有息，我们这些穷社员，从那里出得来许多呢！然而文化书社这件事，的确是一件极可注意的事，试举其益，便有两宗：
（一）经营简便。
（二）不消耗本钱。
大家晓得现时的任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们为扩张社务，并推广各县分社起见，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书业资本三千元），我们不知谁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自然不好到处去问，惟有将来社务公开起来，庶几同情于我们的人，好自动的予以帮助。第五层：我们以前全是贩书，自己没有出版物，现正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以与书社的“发行”连为一贯，然后本社乃有社立出版物，这样社务便更加扩张，非多邀同志和筹足资本（编译社定三千元，印刷局定五千元）不行，因此也得把社务公开起来，才可邀大家的同情和注意。最后还有一层是属于我们社内职员关于营业上的利益的。一一第六层；就是要社务发达，务必要账目清楚，我们社内的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种，“日算”是每日晚上将营业的账算出结果，“月算”是每月一号将上月全月内的账算出结果，“半年算”是将半年的账算出结果。这本社务报告里面所列的“营业情形’就是“第一个半年算”的结果，我们有了这一算，手续既到，观念乃明，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
（三）
在第一期社务报告里报了的，此处就不报告了。文化书社自去年八月一日假楚怡小学开会发起，八月二十日订约承租潮宗街湘雅医学校房屋之一部为社址，九月九日营业开幕，并十月二十二日假长沙县署开第一次议事会以后，几个月间社中可纪的事，略为下述。
1、议事会临时会。十二月二十九日假长沙县署开议事会临时会，到会者：姜永洪、贺寿干、王季范、周惊元、郭涛僧、彭阴柏、熊瑾珂、易礼容、赵远文、刘驭皆、毛润之诸君，姜君泳洪主席，讨论“另觅社址”及“添筹设本”两个问题。首先讨论社址问题，因现社址僻处草湖门一隅，房屋亦觉不够，欲图社务发达，宜于转为适中的地点，觅一较为宽大的房屋。决议社址自要迁移，惟须慎重，务期一迁，便可安图。在未觅到相当房屋并布置清楚以前，自在湘雅原处。因开会之前日船山学社总理仇亦山君允将学社房屋一部分借用于书社，名以此本甚善，惟须明定契约，不背“安固进行”之目的才好。结果决定由本社与船山再切实交涉。次讨论经费问题，从第一次议事会议决尽本年筹足千元，现尚少五百三十元，大家的零募不是办法，姜君泳洪乃愿独力筹措此五百三十元，遂散会。
2、与商务等书局订约。此为本年一月以后的事。本年一月以前，外埠书局如“中华”、“展束”、“泰乐”、“新青年”、“北大出版部”、“学术讲演会”等均订约销书，至本年一月，如由杨君×介绍上海商务印书馆订约分销，分销的折扣，七、八折不等。二月，与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交涉销书亦成，惟伊文思是一个西书公司，中文书至少，湘省在现在于西书不甚需要，故不能多销，三月，北京成立了一个新知书社，是和文化书社宗旨等大致相同的一个新起的书社，刊印一部“罗索五大讲演”与本社交涉代销预约，本社已答应代销；有一个在四川的“华阳书报交通处”，将他在四川未销完的书托本社代销；又有一个在北京的“亚洲文明协会”，托本社代售其新改组出版的“时事月刊”，本社均经答应；此外新起的杂志社与本社交涉代销者，在这个期内尚有多家。
3、书报畅销。本社所销的书百六十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三种。在去年开幕至本年三月底，除开寒假时一个月外，月余均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一面固因为本社资本太少不能向外埠大批买书，小批则随到随尽的原故；一面也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剌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是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以年龄论，买书的人自然以青年的多，壮年以上的人次之。
4、成立分社。本社既欲各县均有购买新书的机会，就非在七十五县都设立分社不可。本社对于设立分社，并不是本社自己去设，只是帮助各县的同志在各县去设立起来。不知本社内容的人或疑分社设立甚难，其实此事至易，资本只要第一批书第二批书的钱，少则五十元，多则百元，第三批以后即将头二批的书价收回能购便得，是一。各县生意多，因无问题，生意少，也不要紧，分社横直是附着公共地方开设，不要独立门面，开销便不要多，僻县陋镇，或一年只能销几十元乃至几元的书都不要紧，－一是一。本社对于分社，照本让与，不赚分文，所有优价折扣都归分社，因此分社即因生意少不能得赢利，也断不至于耗本钱，一一是三。附带经营，不须多的人员，一一是四。销不完的，可以退还本社，不至因为滞销至于亏耗，一一是五。有此五层，所以说开设分社是“至易”的。本社截至今年三月底，已经成立了的分社凡七，即“平八”，“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七处分社外尚有“贩卖部”七处。“分社”何以别于“贩卖部呢”？1、分社可以得到全部的优价，就是折扣照原书店全部让与；“贩卖部”要少一点，只能有百分之五的报酬。2，分社在外县，贩卖部在本城的各校或个人（个人未贩卖小册子于平民及劳动界的，仍社与优价）。
（四）
上述之七分社及七贩卖部，分依成立的次序，将其“成立的月日”，“设立的地点”，“创办人”，“销书额”四项略列于左，至其详细情况，本社已向各分社征集，容后再报。凡下所列，截于三月底止，四月一日以后成立的分社末载。
（缺页）
易礼容（经理）
毛泽东（特别交涉员）
李庠（营业员一一管书）
唐自光（营业员一一管报兼管书）
王仙枚（营业员一一管报）
黄清安（烧饭兼走杂）
以上是现在的职员，在这个时期内尚有陈君子博、任君培道枉社各担任营业约二个月。社设在长沙潮崇街五十六号。
（《湖南革命史料几条》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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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湖南省警察厅长的公开信（摘录）（一九二○年十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7）
致湖南省警察厅长的公开信（摘录）
（一九二○年十二月）
对于湖南自治，认为关系湖南人民死生荣辱，曾为学理上之主张，亦曾随众人作为事实上之促进，所谓制宪建设是也。事实绝对公开，并无丝毫隐秘……泽东为新湖南之自由民，除依法律，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原范长沙《大公报》1920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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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为贪吏卖矿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6）
湘人为贪吏卖矿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
（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呈为贫吏和约卖矿，恳予严惩，以儆官邪而维湘矿，仰所钧鉴事；窃湖南矿务局长张荣楣，品行卑污，贪鄙成性，夤绿湘督张敬尧，至湘滥允政务厅长，助恶贪赃，声名狙借；嗣垂涎湘矿美利，百贫钻充该局局长，以便私图。前张督与英商葛兰特密议集卖全省矿权，皆其主谋，希图重贿；幸为农商部所发觉，及湘人全体反对，事途中止。不意张荣楣利心不死，诡谋百出，复暗串该局水口山矿师德人，韦佳克，介绍美商马意儿布流金等，以合资办理湖南白铅炼厂名义，抵押借款。其借款合同闻系湖南政府以铅砂作价入股，为美金八十万万，美商投资为美金一百四十万元，由张荣楣于本年本月十二二日下午一点钟，在京与美商秘密签定草约；期限五年，期满可续十年；期内湘省所釆铅砂概为该厂以每吨定价美余十元收买。草约签定之日，已交美金六万元。议定正约签定，再交美金十四万元。自草约签定日起，限三星期调印，逾期无效。查水口山铅厂为湖南财政惟一命源，自铅炼厂为湖南矿业唯一生路；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湖南财政亦失整理之资。张荣楣丧心病狂，希图贿扣，饱入私囊，竟不惜以湘省重大利权轻轻断送，盗贼之行，难岂容诛，查矿业条例，凡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资办理之矿叶，其资金必须均等，以护主权。今据该约所定美商实溢股六十万元，甘以主权让渡外人，显违矿业条例。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认者一。湖南水口山，系湖南自办之矿；今该约以专买权授之该厂，且予为规定价金，无论铅砂价格将来不无腾涨之时，一为该约所束缚。汉治萍与日人所订之复辙，将重见于水口山，损失自不待言。且专买权既属该厂，无异以水口山移为该厂之附属品，是于炼矿权断送之外，并采矿权而亦断送之，后患何堪设想？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认者二。又，查该约订定之日，美商交款二十万元于湘政府，是明之以合资炼矿之款，供炼矿以外之用，美商何以为报效？张督以此作何用途？此中黑幕不问可知。牺牲一省最大之矿权，填一二贪官污史之欲壑；事前绝不使湘人与闻。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认者三。总之，此次张荣楣所订之约，名为合资办矿，实系抛卖矿权。以张督治湘二年之暴政，敲骨吸髓，无微不至，张荣楣为虎作伥，惟利于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湘民百万，皆历劫余生，对于此种贻祸无穷之契约，认为与其他之短期劫夺，其关系有本身与子孙，个人与全体之别，院情汹惧誓死不承。三星期转瞬届临，此时犹在可以取销不生对外关系之日，伏恳钧座（钧院钧部）俯赐主持，趁该约未经调印之前，迅电张督，立将草约取销，交款退出；并撤惩张荣楣，以儆官邪而维矿政。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财政部，农商部。）具禀湖南旅京公民毛泽东，等。
（平民通讯社印发。12月27日）
（盖印平民通讯社北京北长街99号）
（抄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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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九二○年九月十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5）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
（一九二○年九月十二日）
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使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那里？春秋时，荆楚屈兴，凡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得遂其发展，虽迷于竟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濯，得发展一中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一非自主自决的国。节度史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之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割据，陋孺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之明历德，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酋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乃未与而熊遂谭杀，亡清政府以其官方施于湖南，新镜顿挫，事业全亡。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丧亡，黄克强出遁，马福盖骈首，清廷以其暴力，戳辱湘人，湖南不走克辛亥而推倒满清，早脱臣妾之羁勒，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民国成立，分数论不胜集权论，袁盗当国，汤屠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驱汤，而北方段祺瑞又欲达其力征统一之迷梦，传良佑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传，兵到岳阳，骤遇大敌，张敬尧连陷长宝，湖南于是第三次被征服。今借湘人自决的力，奋起驱张，恢复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屡践北人马蹄，假中央统一之名，行地方睬躏之实，运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逐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吗？
反之，湖南不受中国之累，得遂其自然发展，岂犹是今日的湖南吗？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享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云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割，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割，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赏思之，重思之；前者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象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无政府，全中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毁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统治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本人自次，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湖南人呵，我们的使命实在重大，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士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们应该一齐努力！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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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4）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而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的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纵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在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觉得湖南的运动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的，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湖南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以成功，一起便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到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末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脸。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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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一一湖南共和国（一九二○年九月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3）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一一湖南共和国
（一九二○年九月三日）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们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续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什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弱小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山，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什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不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象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有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捷克独立，匈牙利独立。犹太，阿拉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北利亚远东片土，亦越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亲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说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该讨论。
（原载长沙《大公报》，抄自王无为编《湖南自治运动史》上编，太东图书局发行，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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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文化书社”缘起（摘要）（一九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2）
发起“文化书社”缘起（摘要）
（一九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心向祷之，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身到了几百元，彼此不因为利；失败至于只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
（摘自《光辉的五四》第9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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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张敬尧文电（一九二○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1）
驱逐张敬尧文电
（一九二○年一月）
……吾湘不幸，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上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猛虎之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厂，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被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百，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去年张贼曾嗾使湘痞李鸣九等电京查问此款，至去长沙设立米盐公股清查处；闻近复贿令郭人漳等以旅京湘事维持会名义向熊秉三先生诘问该款，无理取闹；推其用意，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以饱其欲壑。窃吾湘遭此亘创之际，哀哀子遗，非有亘资，何以善后，米盐公款为我三千万人民忍饥食淡所储蓄，秉必不易，利用尤殷，倘被鲸吞，此劫难复。被张贼之暴戾酷害，毒我湘人，已成惯技，独不能我同此食毛践士之败类，自杀父母之邦，甘与仇敌作狗。人之无良，至于此极！公民等对于郭人漳等此种恶劣行为，誓不承认。总之此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保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此际倘来无耻之徒，希图破坏者，即视为公敌。凡我湘人，应知自卫，稍纵即逝，祈毋忽焉。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等五十五人（下略）
（抄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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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杀（节录）（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20）
非自杀（节录）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反抗旧社全！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为目的达不到，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其天下之至刚至勇，而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
（原载长沙《大公报》，转抄自《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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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新民学会致各会友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9）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新民学会致各会友的信
各会友均鉴：
投寄通信集的信稿，请寄长沙文化书社转交为荷。
新民学会启
新民学会紧要启事
本会同人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友个人对于会之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形情之人，认为虽曾列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二日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重点及付印出版日期
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上旬付印，下旬出版。
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
※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
※学会的态度：（一）互助互勉。（二）诚恳（三）光明。（四）向上。
※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
※学会的四种运动。
※联络同志之重要。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思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祥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外之，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对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之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己。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达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们接洽和视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顷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
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一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一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后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位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又穷期，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一一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蒲鲁东式一－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社会改进，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影，一剂学方可以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礼容等有极详细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鸯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总言之，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育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守下，更要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釆，单要釆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下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或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未，那有同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伦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伦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为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逐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使将智慧压倒，勇敢前进，必要回到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的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
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瘦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德谟克西拉的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部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松园曾讨论过，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依赖旧势力”，我们运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起，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一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备期。子升所列以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挈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而为最重。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总括为四：1、湖南运动；2、南洋运动；3`留法运动；4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甚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讲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要紧，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王、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阵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毛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
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给和森的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认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因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
十年一月廿一日在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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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新民学会致各会友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8）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新民学会致各会友的信
各会友均鉴：
本会出版物。分“会员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之二，除会务报告叙述会务状况年出二册外，会员通信集，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杨权讨论的场所。凡会友与会友间往来信稿，不论新、旧，长、短，凡是可以公开的，均望将原稿或誊正稿寄来本会，舅便釆登第四期以后的通信集，不登之稿可退还。已登之稿声明要退还的也可退还。稿寄长沙文书社毛泽东君为荷。
新民学会启
序
这是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釆集会员通信计二十八封，重要者如下：向警予讨论女子发展的计划一封；讨论女子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及女同志联系问题一封；欧阳洋讨论新民学会共同的精神一封；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应取潜在的态度一封；肖子障报告男女公友在法生活状况一封；易礼容主张吾人进行要有准备一封；罗璈阶希望学会反抗靡俗估量最高价值一封；毛泽东讨论湖南自治并主张学会同人应为主义的结会一封；张国基讨论会务进行一封；报告湘人在南泽情形一封；毛泽东讨论湘人往南洋应取的态度希望会友往南洋为文化动动和南洋建国运动一封；张国基述南洋的奇闻一封；罗学瓒希望会友注意锻炼身外祛除四种迷惑解决家庭问题一封；毛泽东主张组织拒婚同盟一封。以上各信，或于身心之修养有益，或学术之讨论问题之研究有益，或于会务之进行有益，并且都是在能引起会员团体生活的兴味的。其余的信，或商量进止，或讨论事宜，或报告个人状况，具载于此，以见一班。
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二十号编者
给向警予的信
※湖南问题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姐首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萌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论计划。弟和萌柏主张湖南自主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谈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明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君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世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
进步！
健豪伯母及戍熙姐同此问好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给欧阳泽的信
※学会应取潜在的态度
玉先生：
共同的精神四项，弟样样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赞成的。岂但省界，国界也不要限。弟在京所以有那么一说，是因为新民学会现在尚没有深固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姐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见好些团体，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半松园会议，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你的信我在上海接到。彭、周、劳、魏都转给他们看了，我七月回湘，一回多忆，未能作答，幸谅！你现状谅好，我忘记你在芬丹白露，抑在蒙达尔尼？来信幸告。近因极倦，游觉到萍，旋中作书，言不尽意。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萍乡旋中
对易礼容来信的评论
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预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见，于致陶斯咏姐及周惇之兄函中已具体表现，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说过几次。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的具体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根本的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诚哉如礼容所书，‘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赞周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底的学者，如罗荣熙肖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以从各而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尢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至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相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泽东
复肖子嶂的信
子嶂兄：
你沿途给我的信和照片，都收到，很感谢你的厚意。我竟没有一个信给你，很对你不住，‘半松园会议’的结果，既由他和赞周等带到了欧洲，‘蒙达尔尼会议’的情形，又由你和子升递回了亚洲，手升并且自己回国，不日就可见而了，真是乐阿！你现在谅好，谅还在学校。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使要将他研究透彻。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来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学会出版分‘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为二，通信集本年至少可出三集，请设法收集在法诸友间新旧信稿邮递‘长沙文化书社’交弟，作第四集第五集材料，至感。（请告诺友以后通信均写长沙文化书社）
弟泽东
给罗璈阶的信
※叛湖南问题
※叛主义的结合
※湖南问题
※主义的结合
※学生自决
章龙兄：
昨信接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我昨信竟没有一句答复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很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者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睽其河山，处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厉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戒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划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兄以为何如？
“会务报告”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写，大略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为会友相互讨论商讨的场所，兄处有无会友们往还信稿，不论新旧，请检查寄弟。
“湘江”尚未出版，固因事忙，亦怡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
弟本期在城南附小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很少，读‘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诸语，使我不寒而栗，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计，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共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从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来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赐信为感！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给钦文（李思安）的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
钦文姐：
你这信我八月里就收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星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谢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原谅我吧。湘江尚未出版。湖南虽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泽东
十一月二十五日
给张国基的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
※会务问题
※湘人往南洋应取之态度
※南洋文化运动和南洋建国运动
颐生兄：
两信先后本悉，久未作复，甚歉！所言会务六项，弟大体均赞成。第一项发行会报，现已决发刊会员通讯集和会务报告两种。第二项会友加入宜郑重。第三项会友加入不要有男女老幼等区别。弟忙夏间在上海与焜甫，赞周，子障，荫柏、望成、韫广、敦洋．冀儒，玉生，等在半淞园会商，及回长沙再和长沙会友商酌，多主会友加入，要准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员，正与你的主张相合。（南洋方面同志，当然应该联络），第四项，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觅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的设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设备，其经费可由各地会员“分”任，第五项，经费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员常年费交齐，普通用费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须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员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内，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讯社组织极要。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要学李石曾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之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釆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之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袵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士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有暇望时通信。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
罗学瓒的信
※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理论上的错误
※拒婚同盟
荣熙兄：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彻之到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而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谈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一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渡，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势，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四种迷，说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身原是很要紧，但不可令感情来论事。以部份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合同的误认。四者通是犯了理论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然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现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就不佩服他，或发现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要是矫正。我于后之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的也常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这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详情我小知，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种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正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实践“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象是笑话，实则兄所愈感的那些“家庭之吉”，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写出。此祝进步。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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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新民学会致各会发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7）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新民学会致各会发的信
各会友均鉴：
本会出版物，分“会员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之二，除会务报告叙述公务状况年出二册外，会员通信集，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杨榷讨论的场所。凡会友与会友间往来信稿，不论新旧长短，凡是可以公开的，均望将原稿和腾正稿寄来本会，以便采登第四期以后的通信集。不登之稿不退还。已登之稿声明要退还的也可以退还。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
新民学会启
发刊的意思及条例
第一集所收多前一、二年旧信，然于学会颇关重要，因多属于团体事业之进行与发展的。留法活动一事此集只能载蔡君给各会友的信，各会友给蔡君的信，其重要者尚望蔡君付来选印，通信集之发刊，所以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发刊不定期，大约每两月可有一本。同人个人人格及会务固宜取绝对公开态度，俱不宜标榜，故通信集以会友人得一本为主，此外多印了几十本，以便会外同志之爱看者取去。因学会极穷，不论会友非会友，都要纳一点印刷费，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就奸极了。
给陶毅的信
※“联军”
※“同志的分配”
※“自修大学”
※“女子留俄勤工勤学”
斯咏先生：
（上略）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个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象“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而多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两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观。“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有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橾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至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作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迭了，推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同志，发狠的招人到巴黎去。要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的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而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运志的人，不知对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甚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
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济共目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的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地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国劳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
会友张田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璋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经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庄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为商量。所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引俞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象你曾说过杨润余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见他的著作，真好！不杨君近日作何重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的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建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属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君函，说将在周南教一课，不知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月二日在北京
给周世钊的信
※国内研究出国围研究的先后问题
※团体事业准备工夫
※自修大学
谆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象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吴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纲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已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在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他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比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
3、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拟从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拟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致。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头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辅。第一应占时间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间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及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动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个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邵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相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头或三次。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可不提及他。
出杂志一项，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间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评论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谈，暂不多说，有暇请简幅一信。
弟泽东
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给罗学瓒的信
荣熙兄：
兄此信我自接到，先后看了多次。今天再看一次，尤有感动。你的话我没有不以为然的。我已经决定了一种求学的方法，暂时也不必说，只是你的话我一定要行就是。你奋勉的志气很可敬。你现处环境很好，可以从事周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听说你已离学校在工厂做工，西洋工厂里的情况，可由此明了，并且可以得到托尔斯泰所谓“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水鲜）辩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李君声鲜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工钱十二元。他现寓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你可以和他通信。启民在太安里周南女校。惇元在理问街道俗报。湘潭教育腐败已极，旅省诸人组织“湘潭教育促进会”从事促进，尚无大效。一师湘潭学发会亦将有所兴作，兄信尚未转去，稍迟当转去。兄沿途寄稿均登湘南日报，无转阅必要了。此信曾经复了一次，今再附识近来感想于此。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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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6）
学生之工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1919年12月28日湖南教育月刊）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他议。今春回湘，再发此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一计划，今抄上计划书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敦诲。我觉得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似可成为一问题，倘有同志对于此问题有详细规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的很。
（一）
学校之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应划分每日之时间为六分。其分配如左：
睡眠二分。
游息一分。
读书二分。
工作一分。
读书二分之中，自习一分，教授占一分。此时间实数分配，即
睡眠八小时
游息四小时
自习四小时
教授四小时
工作四小时
上例之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之一个要素。
（二）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列举如左：（甲）种园。（1）花木（2）蔬菜
（乙）种田。（1）棉（2）稻及他种
（丙）种林。
（丁）畜牧。
（戊）种桑。
（己）鸡鱼。
（三）
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现时各学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练习手眼敏活，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如为手工课之优点。然多非生产的（如纸、豆，泥、石膏各细工），作成之物，可玩而不可用。又非实际生活的，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
在吾国现时，又有一弊，即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不乐农村生活，尚有其他原因，今不具论）。此讫地方自治之举行有关系。学生多散布于农村之中，则或为发议之人，或为执行之人，即地方自治得学生之中坚而得举行。农村无学生，则地方自治缺乏中坚之人，有不能美满推行之患。又于政治亦有关系，现代政治，为代议政治，而代议政治之基础第于选举之上。民国成立以来，两次选举，殊非真正民意。而地方初选，劣绅恶棍，无选举投票乡民之多数，竟不知选举是甚么一回事，尤无民意可言。推其原因，则在缺乏有政治常识之人参与之故。有学生指导监督，则放弃选举权一事，可逐渐减少矣。
欲除去上所说之弊，（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骛于都市而不乐农村。）第一，须有一种经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论大小多寡，曾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现今社会普遍之需要。第三，此种工作之场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逸为农村之工作。
上述之第一，所以使之直接生产。第二，所以使之合于实际生活。第三，所以养成乐于农村生活之习惯。
（四）
讫上文所举之外，尚有一要项，今述之于下。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其言固为不错，然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只。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
（第四部分的摘记：
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关系。
而教育之全体，……
学校与家庭的矛盾，斗争有两前提，故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
（五）
第二节所举田园树畜各项，普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真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予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尝，吾人改而吸尝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
种园有，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梁、蜀黍等亦可间种，粗工学生所难为者，雇工助之。
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
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营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营养。
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六）
各项工作，非欲一人做遍，乃使众人分工，一人只做一项，或一项以上。
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的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去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
（七）
依第三节所述，现时各学校之手工种，为不生产的，所施之能力掷诸虚牝，是谓“能力不经济”。手工科以外，又有体操科亦然，各种之体操大抵智属于能力不经济类，今有各项工作，此两科目可废弃之。两科目之利，各项工作之中，亦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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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会章程（一九一九年十月廿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5）
问题研究会章程
（一九一九年十月廿三日）
第一条、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
第二条、下列各种问题，及其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
（一）教育问题一一
1。教育普及问题（强迫教育问题）2．中等教育问题3．专门教育问题4．大学教育问题5．社会教育问题6．口语教科书编纂问题7．中等学校国文科教授问题8。不惩罚问题9。废止考试问题30．各级教授法改良问题7．小学教师知识健康及薪金问题12．公共体育场建设问题13.公共娱乐场建设问题14．公共图书馆建设问题15.学制改订问题16．大派留学生问题17．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
（二）女子问题
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4．女子交际问题5．贞操问题6.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7．男女同校问题8．女子修饰问题9。家庭教育问题10.姑媳同居问题11．废娼问题12。废妾问题13。放足问题14．公共育儿院设置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6.私生儿待遇问题17.避妊问题
（三）国话问题（一白话文问题）
（四）孔子问题
（五）东西文明会合问题
（六）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七）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八）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九）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
（十）劳动问题一一
1.劳动时间问题2．劳工教育问题3．劳工住屋及娱乐问题4．劳动失职处置问题5．工值问题6.小儿劳作问题7．男女工值平等问题8．劳工组合问题9．国际劳动同盟问题10。劳农干政问题11.强制劳动问题12．余剩均分问题13.生产机关公有问题14．工人退职年金问题15．遗产归公问题（附）
（十一）民族自决问题
（十二）经济自由问题
（十三）海洋自由问题
（十四）军备限制问题
（十五）国际联盟问题
（十六）自由移民问题
（十七）人种平等问题
（十八）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
（十九）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
（二十）动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问题
（二一）俄国问题
（二二）德国问题
（二三）奥国问题
（二四）印度自治问题
（二五）爱尔兰独立问题
（二六）土耳其分裂问题
（二七）埃及骚乱问题
（二八）处置德皇问题
（二九）重建比利时问题
（三十）重建东部法国问题
（三一）德殖民地处置问题
（三二）港湾公有问题
（三三）飞渡大西洋问题
（三四）飞渡太平洋问题
（三五）飞渡天山问题
（三六）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遂通车问题一
（三七）西伯利亚问题
（三八）菲律宾问题
（三九）日本粮食问题
（四十）日本问题
（四一）朝鲜问题
（四二）山东问题
（四三）湖南问题
（四四）废督问题
（四五）裁兵问题
（四六）国防军问题
（四七）新旧国会问题
（四八）铁路统一问题（撤消势力范围问题）
（四九）满州问题
（五十）蒙古问题
（五一）西藏问题
（五二）退回庚子赔款问题
（五三）华工问题一一
1．华工教育问题2．华工储蓄问题3．华工归国后安置问题
（五四）地方自治问题
（五五）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
（五六）两院制一院制问题
（五七）普通选举问题
（五八）大总统权限问题
（五九）文法官考试问题
（六十）澄清贿赂问题
（六一）合议制的内阁问题
（六二）实业问题一一
1．蚕丝改良问题2。茶产改良问题3．种棉改良问题4.造林问题
5．开矿问题6．纱厂及布厂多设问题7．海外贸易经营问题8．国民工厂设立问题
（六三）交通问题一一
1．钦路改良问题2．铁路大借外款厂行添第问题3。无线电台建设问题
4．海陆电线添设问题5．航业扩张问题6。商埠马路建筑问题7。乡村汽车路建筑问题
（六四）财政问题…
1．外债偿还问题2．外债添借问题3．内债偿还及加募问题4．裁厘加税问题5。盐务整顿问题6。京省财权划分问题7．税制整顿问题8．清丈田亩问题9。田赋均一及加征问题
（六五）经济问题一一
1．币制本位问题2．中央银行确立问题3．收还纸币问题4．国民银行设立问题5。国民储蓄问题
（六六）司法独立问题
（六七）领事裁判权取消问题
（六八）商市公园建设问题
（六九）模范村问题
（七十）西南自治问题
（七一）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
第三条、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一一
（一）哲学上之主义
（二）伦理上之主义
（三）教育上之主义
（四）宗教上之主义
（五）文学上之主义
（六）美学上之主义
（七）政治上之主义
（八）经济上之主义
（九）法律上之主义
（十）科学上之规律
第四条、问题不论发生之大小，只须含有较广之普遍性，即可提出研究，如日本问题之类。
第五条、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
第六条、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之问题。在古代与现代及未来毫无关系者，则不注意。
第七条、问题研究之方式分为三种。一一
（一）一人独自之研究
（二）二人以上开研究会之研究
（三）二人以上不在一地用通函之研究
第八条、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会以外。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意，以“实行解决问题”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
第九条、不论何人有心研究一个以上之问题，而愿与问题研究会生交涉者，即为问题研究会会员。
第十条、会与会员间会员与会员间，只限于“问题研究”之一点，有关此外之关系，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
第十一条、问题研究会，设书记一人，办理会中事务。
第十二条、问题研究会，于中华民国八年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九月一日成立。问题研究会章程，即于是日订定，且发布。
（抄自《北大日刊》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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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大联合（三）（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4）
民众的大联合（三）
（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上两回的本报己说完了（一）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吶，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如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直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剥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此间我直答之日“有”。诸君不信，听我道来一一
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谘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一一同盟会一一的组成。有谘议局乃有各省谘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一举。有革命者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及革命党和谐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其后革命党化成了国民党，谘议局化成了进步党，是为吾中国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省议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象湖南）。同时各县也设立县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设的各种团体，象
各学校里的校友会，
族居外埠的同乡会，
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
上海日报公会，
环球中国学生会，
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
北京华法教育会。
各种学会（象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象银行公会，米业公会……各学校里的研究会，象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有几十种），各种俱乐部……
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上列各种，都是单纯，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小联合”。最近因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更加增了觉悟，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象什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上海的五十公团联合会，
商学工报联合会，
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国和平期成会，
全国和平联合会，
北京中法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
湖南善后协会（在上海），
山东协会（在上海），
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
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
都是，各种的会，社，部，协会，联合会，固然不免有许多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象国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全国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纯粹平民及学者的会集。至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大联合，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
（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大联合”果有此能力吗？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口只知道各营最大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象学校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谈到民众的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没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湘江评论》第四期1919.8.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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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大联合（二）（一九一九年七月廿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3）
民众的大联合（二）
（一九一九年七月廿八日）
以小联合作基础
上一回本报，已说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
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对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小联合，有大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闲镇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血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实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板书室是空的，我们游戏场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们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象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们的恩赐其多呢！唉！谁使我们的身体，精神，受摧折，不愉快？我们不联合起来，讲究我们的“自教育”，还待何时！我们已经陷在苦海，我们要求讲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们，不要靠他。遇着事情发生一一象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内强权者的跋扈一一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糜，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妻良母”，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一个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一一精神来不及！一一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克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我们为着没钱，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学上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们为着没钱，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不要说了！小学教师直是奴隶罢了，我们想要不做奴隶，除非联结我们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诸君！我们是警察。我们也要结合我们同类，成功一个有益我们身心的联合。日本人说，最苦的是乞丐，小学教员和警察，我们也有点感觉。
诸君！我们是车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车主的赁钱那么多！得到的车费这么少！何能过活，我们也有什么联合的方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成功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说的小联合，象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名目，过细说来，象下列的：
铁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员的联合，
电话司员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业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纺织业工人的联合，
电车夫的联合，
街车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级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象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厶象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当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湘江评论》第三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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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大联合（一）（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2）
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须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遇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者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主。如外交上各种“同盟”条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至元老院，故为贵族聚集的穴巢，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踞）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的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谋借，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整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作“不动的财产”。又将叫作“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仅只有一佛朗一辨士的零星给与。做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金钱和知识，他们即便设了军营练兵，设了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地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招牌，明什么“征兵制度”o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了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目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就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作“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以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者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地唤。这一阵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貌貅十万，忽然将惊旗易成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的三种方法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到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拚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箐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的一周，联合人类作一家，和乐亲善一一不是日本的亲善一一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斗作克鲁泡特金。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子历史的势力一一习惯一一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拚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原载《湘江评论》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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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1）
湘江评论第三号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世界杂评
畏德如虎的法兰西法国于德国畏惧他如虎狼。德国这么大败，法国尚畏惧得很。割萨尔煤矿，划来因左岸独立，毁希里哥伦炮台，力波兰独立以蹙其东陲，助捷克独立以阻其南出。日耳曼奥地利也并归德国，则不惜破坏民族自决主义，多方以妨之。殖民地，陆海天空军备，则多方以消之。商船亦须交出大部，以阻其海外贸易之恢复。这样也算够了，还不止此。又向英美两国，请求保卫。前日电传，威尔逊于离法以前，签订一约。系证将来法国一受攻击，美国当起而援助。劳合乔治亦以英国名义，签定一同一性质的条约。此意何等深刻！何等惨淡！籍非法国有不可告之大缺点，何至有这样的畏惧。法兰西民族素负豪气，何至竟象妇人孺子，斤斤乞人保护。我觉得这不是法兰西的好现象！
和约的内容斯末资将军说：“我之签订和约，非因和约乃满意的文件。为结束战争起见，不得不签订他。”又说：“新生活，人类大主义的胜利，人民趋向于新国际制度和优善世界，所抱如此希望之践行，象这样的约言，均没有截上和约。于今只有国民心腔里抒发义侠和人道的新真意，乃能解决和会里政治家困难而止的问题。”又说：“我很以和约里取消黩武主义，仅限于敌国为憾。”斯末资是英国一个武人，是手签和约的一个人，他于签约后所发议论是这样，我们就可想见那和约的内容。
日德密约巴黎的路透电说：“近今外间又有日德密约的谣传。密约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妄人想发现于今后的国际间么？日德密约更是什么东西？日俄密约，为列宁政府所宣布了，不但没成，反丢了脸一大抉。日英法密约成了，我们的山东就要危险。什么日德密约，前年也谣传了多次。据说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德国允许日本自由处置荷兰的殖民地，爪哇苏门答腊在内，为英政府听至，告诉了荷兰，阴谋方止。我们应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屡次寻求未遂的狗男女，他们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不×打断的。日本的强权政府军阀浪人不割除，德国的爱贝尔政府不革命，娼夫和淫妇，还未拆开，危险正多呢。
政治家斯末资云：“惟人民的新真意，乃能解决和会里政治家困难而止的问题。”人民的真意，和政治家的见解，何以这么不相同？政治家何以这么畏难？人民何以这么不畏难？这里面果有一层解释呢？我自来疑惑所谓“政治家”，怕英不是一种好东西？我如今获得了证据。巴黎和约签订后，路易乔治回到英国，在下院演说道：“我们英国，得到许多成功是我们伟大国民团结兴奋的动力。我们于今欢欣鼓舞，但不要存着祸患业已过去的妄念。已使我们获胜的精神，仍要保持，以应付将来事件。”我们不要消费精力于彼此相争。这就是政治家的大本领，这就是政治家的大魔力。不要浪费精力于彼此相争。就是说道，你们人民不要拿着生活痛苦，国民真意，种种无聊问题，和我们政府为难。那些问题都小，都不关痛痒。将来寻着事端，我们还要和别国打仗。爱国，兴奋，团结，对外，是最重要没有的。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的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
湘江杂评
不信科学便死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雷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雷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的下面第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死鼠鼠是瘟疫发生的一个原因，长沙城里到处看见死鼠，张眼望警察，警察却站在死鼠的旁边，早几年的长沙城，都没有这个样子，警察先生们，还是请你们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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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增刊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10）
湘江评论增刊第一号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健学会以前的湖南思想界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来，黯淡已极。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召集梁启超，麦梦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幅惋悔，敬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彻衡云，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
思想变了，那时候的思想是怎样一种思想？那时候思想的中心是在怎样的一点？此问不可不先答于下一一
（一）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什么“讲求西学’，什么“虚心考察”，都不外“学他到手还以奉敬”的方法。人人心目中都存想十年二十年后，便可学到外国的新法。学到新法便可自强。一达到自强的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或竟打他个片甲不回。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
（二）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酌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室”，“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从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
（三）那时候的思想，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炮厉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作“心醉欧风者泳”，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
（四）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满的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于学卫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
上面所举，全中国都有此就行，湖南在此情形的中间占一位置。所以思想虽然变化，却非透彻的变化，任何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致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
湖南辨求新学二十余年，而后有崭然的学风。湖南的旧学界，宋学、汉学两支流，二十年前，颇能成为风气。二十年来，风气尚未尽歇，不过书院为学校占去，学生为科学吸去，他们便必淹没在社会的底面了。推原新学之所以没有风气，全在新学不曾有确立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之所以不曾确立，则有以下的数个原因：
1、没有性质纯粹的学会。
2、没有大学。
3、在西洋留学的很少。有亦为着吃饭问题和虚条心理，竟趋于“学非所用’的一途，不能持续研究其专门之学。在东洋留学的，被黄兴吸去做政治运动。
4、政治纷乱，没有研究的宁日。
这是湖南新学界中心思想不能确立的原故，即是没有学风原故，辛亥以来，滥竽教育的，大部市侩一流，逞其一知半解的见解造成非驴非马的局势。中心思想，新学风气，可是更不能谈及了。
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陡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致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浸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健学会之成立
六月五日，省教育会会长陈润霖君邀集省城各学校职教员徐特立，朱剑凡，汤松，蔡湘，钟国陶，杨树达，李云杭，向绍轩，彭国君，方克刚，欧阳鼐，何炳麟，李景桥，赵翌等发起健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今录某报所载陈润霖君报告组织学会的意旨于下一一
兄弟前次到京，偶有感能，深抱乐观。象四年前，北京大学学生以做官为唯一目的。非独大学为然，即大学以外之学生，亦莫不皆然。前次居京，所见迥然不同。大学学生思潮大变，皆知注意人生应为之事，其思潮已多表露于各种杂志月刊中。因之各校学生，亦顿改旧观，发生此次救国大运动。其致此之故，则因蔡孑民先生自为大学校长以来，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掉。或该认学生救国运动为政客所勾引，而不知突出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也。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即如日本政府，从来对于提倡社会党人，苛待残杀，不遗余力，而近日竟许社会党人活动。如吉野博士等，则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以和缓过激主义，顺应世界之趋势，从看将日本政体改变为英国式虚君制。
于此可知，世界思潮改变之速，势力之大矣！我国新思潮亦甚发展，终难久事遏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国人等组织学会，在釆用正确健学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
这日开会，听说街有朱剑凡君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的演说，向绍轩君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演说。在湖南思想界不可不谓空前的创闻。今录出该会所发表的会则如下一一
（一）本会同志组合，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
（二）本会定名为健学会。
（三）会所暂定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四）入会者须确有研究学术之志愿，经本会会友一人以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
（五）关于输入新思潮之方法一一
（1）凡最近出版之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搜集，以供会员阅览。会员所藏书报，得借给本会会员阅览。其有愿捐入本会者，本会尤为欢迎。
（2）延请海内外同志，随时调查，通信报告。
（3）介绍名人谈话。
（六）关于研究之方法一一
（1）研究范围，大半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
（2）重要之问题，由会友共同研究。
（3）会员有愿习外国语者，由本会会友传授。
（七）关于传播之方法一一
（1）讲演。分定期，临时两种。定期讲演，每周日曜日午前八时至十时。由会友轮流担任。讲员及讲题均于前周日曜日决定。讲友须预备讲稿，交由本会汇刊。临时讲演，凡有主要演题，或由会友，或请名人讲演，另觅地点，择期举行。
（2）出版。
（八）本会设会计，管理图书各一人。其他会务由会友共同负责。每次开会推会友一人协时主席。
（九）会友应守之公约如左一一
（1）确守时间．。
（2）富于研究的精神。
（3）学问上之互助。
（4）自由讨论学术．
（5）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
（十）会员年纳两元以上之会金，有能特别筹助经费者，本会极为欢迎。
（十一）本会遇有重要事项，必须讨论时，得于定期讲演后，临时通告全体，举行会议。
会则中的（五）（六）（七）（九）极为重要，（九）之富于研究的精神，所以破除自是自满的成见，立意很好。尚生于研究的精神之后，继之以“批评的”精神。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各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求合心所安合乎箕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不知古今最确的原理，伟大的事业邵是系一些被人加上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复杂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其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九）之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却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释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象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健学会之进行健学会进行事项，会则所定大要系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现在注重于研究一面，闻已派人到京沪各处，釆买书籍，新闻纸和杂志。在省城设一英语学习班，使会员学习英语，为直接研究四方学术的预备。有年在四五十的会员都喜欢学习。又设一演讲会由会员轮流发表意见，实行知识的交换。官气十足的先生们，忽然屈尊降贵，虚心研究起来。虽然旁人尚有不满意的处所，以为官气还有十分五、六，讲演要多采用命令式和训话式。更有谓他们是青叶上青虫的体合作用。象这样的求全责备．我们为何以下坏。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重重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山幽囚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作“改造湖南的张本”看他们四次讲演的问题，如“国人误谬的生死观”。怎样做人”，“教育和白话文”，“釆用杜威教育主义”，都可谓能得其要。倘能尽脱习气采用公开讲演，尽人都可以听，则传播之外，得益之大，当有不可计量的了。
（《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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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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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湘江评论第二号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
西方人事述评
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
签约之前：败而不屈的德意志的代表兰超等于（五月初旬）到巴黎。（五月七日）在凡尔赛宫举行很庄严的和约交付礼。德代表的态度很倨傲。克勒满沙站起声述其开会词。德总代表兰超，则坐诵其如下之演说词——
德国军事破裂，德国失败的程度，自己明白。但这回欧战，负责的不仅德国，全欧都与有罪。因五十年以来，欧洲各国的帝国主义，实贻毒于国际局势。德国战中的罪行，固不可讳，战事的时候，人民的天良，为感情所蔽，故有罪行。然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德国没与战事的人，多死于封锁的影响，协约国亦冷淡视之。威总统十四条大纲，为全世界所赞助，协约国业已声明依照此项大纲而立和约，那么，德国当不致于全没救护。国际同盟，各国都让加入，不能将德国丢在外边。德国愿以好意的精神，研究和约。……
和约为灰黄色封面一大册，和会秘书长杜斯玛，捧了交到兰超手中。兰超回到寓舍，晚餐的时候，默无一言。晚餐毕，即使人翻译和约，于晨间三点译成，送到兰超寝室。兰超看到天明方毕。另外录出几份，派专差送到柏林。八日德内阁会议许见。
内阁总理施特满，向考虑协约委员会演说——
和约条件，简直是宣告德国死刑。政府必以政治的沉静态度，讨论这可厌而狂妄的公文，……
随将和约条件，电告各联邦政府，请他们表示意见。因为感受很深的痛苦，特命公众停止行乐一星期。仅许剧院演唱和这痛苦极没相同的悲刷。股票交易所，因感受痛苦的印象，停闭三日。各界人士听得和约会要签字，皆为作怒，群相讨论拒绝签字的后患，甚至没有一人想劫或可受纳此项条件的。柏林各报一致（言尔）诋，有的说，“和约的苛刻远过最消极的预料，这系狂暴无知识的制品，若不能修改，只有用‘否’字答他。”有的说“我们如签定这约，实是屈于武力。我们的心中，应坚决拒绝。”惟独立社会党的机关报，则主张签约说，“从经验看来，拒绝徒增后患。”这时候最可注意的，是德国政党的态度。多数时会党的政府派，是不主张签字的。民治党和中央党也是这样。只有独立社会党不然。（十二日）独立社会党通过决议案，主张接受和约，并说“德现政府恢复显武主义的行为，使别人坚其对德的疑惧。德国舍屈于强迫签字，没有办法。俄德和约，及德罗和约，均没多久的寿命就取消了。凡尔赛和约，也未尝不可以革命的发展取消他。”我们为德国计，要想不受和约，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协约国最怕的就在这一点。俄罗斯，匈牙利，不派代表，不提和议，明目张胆地对抗协约国，协约国至今未如之何。向使去冬德国广义派社会党的社会革命成了功，则东联俄而南结奥，更联合匈牙利和捷克，广播其世界革命主义，或竟使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协约园国府还食得下咽吗？独立社会党和广义派社会党，本是一党而分为二，他的议论如此，本不足怪。用革命的发展取消和约这话正不要轻看呢。
同日德因会讨论媾和条件。施特满演说――
今日为德国人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除谋使国家生存，无旁的责任！德国不图进行其国家主义的梦想，并没争权的问题。于今人人的喉咙中间都觉有手塞住他的呼吸！人类的尊严，现付于诸君的手中，以保持他！
（十四日）兰超致克勒满沙一个履文，内容的大要如下——
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款，是使德国失去其×关重要的生产土地。各地薯芋的收成，将减百分之二十一。煤减三分之一。铁减四分之三。锌减五分之三。德国既因失去殖民地和商船，使经济成了麻木不仁。今又不能得充分的原料，势将被毁到极大的程度。同时输入的粮食必将大减。依赖航务和商业为生的数百万人，德国政府不能将工事和粮食供给他们则势不得不到国外求生，而重要的国家。多禁止德国移民入境。故签定和约，不啻向数百万德人宣告死刑……
兰超于上述的牒文之外，更以牒文两迈致克勒满沙。第一通的大要说，“协约国占德土地，和威总统宣布的主义不合。”第二通的乃关于赔偿条款提出抗议。谓“德国愿赔偿，但不是因为负了战争的原故。”我们看德国的抗议，大家注重（一）不独负战争责任。（二）不愿失去原料所从出的土地。其他各项，虽有抗议，但不是最重要的处所。
（十三日）晚上，柏林有大举示威。多数社会于示威时，起坛演说谓，“和约条件，较罗马施于加萨臣的，尤为刻毒而可羞。”群众游行各街，止于协约委员团所住的亚特伦旅馆前面。有人向众演说，其势汹汹，欲攻旅馆，为警察所阻。到内阁总理屋前，施特满氏临窗演说。又有人民一大队，于薄暮时候，唱歌到亚特伦旅馆，大呼“推翻强暴的和局。”“克勒满沙皆亡”。“与英伦皆亡。”众又到施特满处，请他演说，施氏讲到威尔逊总统十四公纲时，众忽大呼“与威尔逊皆亡。”这日柏林和乡间独立社会党开会，有四十处。
（十九日）柏林某报载有社会党领袖彭斯坦博士的演说，谓“非常苛刻的和约条件，非完全出于激怒与仇念。实德国政策既不能见信于人，则当然受此待遇。一切破坏咎在德国。德国之履行各项要求，不过补偿他们前所寄予人的而已。我很不以一般人士所发激烈的演说为然。告诉他们！不可再具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气焰！”这于德国热烈的反对声中，算是一瓢凉水。
（二十日）兰超致书和会，要求改正审查及讨论和约的期限，（二十二日）克勒满沙复书，允许展长期限，至五月二十九日为止。（二十三日）晚德全权大使起程往斯巴，将和来自柏林的阁员数人会晤，决定一切。（二十四日）斯希特芒，欧士白格，从柏林乘车到斯巴，兰超及委员十六人也到，即开一极长的会议，斯希特芒主席，通过德国的反提案。会毕，政府委员回柏林，兰超等回凡尔赛。
（五月二十七日）。德国有答案交付和会，答案的第一部分，要点如下一一
（一）德国承认减少军队到十万人。
（二）交出巨大的军舰，而保留商船。
（三）反对关于东边土地的决定。要求于东普鲁士区中，举行庶民大会。
（四）承认丹齐为自由口岸。
（五）要求协约国，在签字四个月后，撤退军队。
（六）要求加入国际同盟。
（七）坚欲取得代替殖民地的权利。
（八）赔偿总数，不得过十万兆马克。
（九）拒绝引渡凯撒及其他人物。
（十）德国须有重新经商海外的权利。
德国答案的第二部分，亦有如下的要点――
（一）过渡时代，须维持大军，以保治安。
（二）须许德人开公民大会，讨论土地割让问题。并许奥人以加入德国的便利。
（三）拒绝割让西里细亚上部。
（四）不承认俄国有享取赔偿的权利。
（五）无赔偿意、门、罗、波兰等国的义务。
右之德国答案，四大国代表为长久讨论后，提出答复文，将德国所约议的，逐件驳复。全文很长。不外说德国战争责任万难推诿，德国必须尽其能力赔偿损失，必须交出戎首，和战时行暴的人，用法惩治。必须于数年内受特别的约束。凡协约国所持以构成和约的根本主义，万难更易。惟对于德国的实际建议，可以让步云云。
（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又因德代表的请求，屡次展缓签约日期。最后允展至六月二十八日为止。六月前半月的光阴，全为着往复反议事占去。
至（六月十八日）德代表团，乃由法京回德，一致告诫德内阁，拒绝签约。德内阁乃准备在韦马召集国会，议此次重大问题。此时协约方面，早做军事准备。一俟德国有不签字的表示，即行进军。德国已处于不能不签字的情势了。
（六月二十二日），协约国对德的“最后复文”于这日送达德代表，限德国以五日承受和约。“最后复文”内，述可以让步的条件，如下一一
（一）西里细亚上部，实行民众投票。
（二）西普鲁士边界，重行划定。
（三）德军暂增至二十万人。
（四）德国宣布愿于一个月内将被控破坏战时法律的人名单开出。
（五）修改关于财政问题的细则。
（六）以德国履行义务为条件，保证德国为将来国际同盟的一员。
施特满内阁知和约不能再有挽回，遂决计引退。
（二十二日）德新内阁组织成立。国务总理巴安氏，外交穆勒氏，财政欧士白格氏，内务达维特氏，陆军拿斯奇氏，殖民贝尔氏，邮电格莱斯勃资氏，劳动森士南氏，工程斯利奇氏，公业经济惠塞尔氏，国库夏勒氏，粕食斯密氏。巴安氏及诸阁员，多属多数社会党，本系前内阁的同调，在这回外交紧急声中，出当此签定和约的难局。新内阁既成，已可决其是预备签约的了。施特满退职。施特满内阁所委任的媾和代表，当然随着退职，于是德国讲和代表团易人。新代表团即以新内阁中的外交总长穆勒，邮电总长格莱斯勒资等组织而成。
此时国会业已在韦玛召集，巴安氏即赴国会，作很沉痛的演说，极言加入新政府的痛苦。恳请国会确立主张，否则战事将屡发作。巴安氏曰，“我特于自由的日耳曼最后一次，起抗此强暴破坏的和约！起抗此自决权利的假面具！起抗此奴隶德人的手段！起抗此妨害世界和平的新器！”国会乃于“反对”“赞成”的喧哗声中通过签约动议。
签约的动议通过，二十三日巴安再赴国会，申述无条件签约的必要，其演词谓，“战败的国家，身魂受世界的凌辱！吾人姑且签定和约。吾人一息尚存，终望损害吾人荣誉的人，有一日身受报应，”这时候右党提出抗议。乃付表决。结果证实准许签约。议长贵里巴贽氏起立发短节的演说，“以不幸的祖国，委托于慈悲的上帝！”且谓“各党领导，允宣告军界，全国希望海陆军树先己牺牲的模范，辅助劳工，重造祖国！”关系全世界安危的德国签字，在一场非常惨痛的演说声中，完全决定。德意志人的大纪念，有史以来，当没有过于这日了：
签字案既经国会通过，德新代表团乃到巴黎，致“允可签约的牒文”于和会。牒文的大要说，一一日耳曼民国政府，知协约国决计以武力强迫日耳曼承受和约条件。此项条件，虽没有重大的意味，然实老在剥夺日耳曼人民的荣誉。日耳曼政府虽屈服于作势的武力，但关于从古未闻离背公道的和约条件。”
右文既布，各国的欢忭，自不可言。至（二十八日）而最后展缓的满期已到。于是凡尔赛宫中，仍有亘古未闻的大签约一举。
签约之际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三点五分，凡尔赛宫中开会。在宫中设高坛，甚为庄严。协约国全权代表首先会集。次为德国全权代表，只到外总长穆劝和交通总长裴尔，其余均不愿到。克勒满沙主席，首发短简宣言，谓：“协约国和共同作战国政府，均赞成媾和条件。今加签字，表示彼等忠诚依守庄严的了解。”继乃“请日耳曼民国代表首先签字。”德代表所坐席次忽发大声，“德意志！”“德意志！”克勒满沙于是乃改称“德意志”。德代表即起立在约上签名，裴尔氏首先签之。时为午后三时十二分，园中喷泉四射，炮声大作，当德代表回到坐处的时候，会场皆露喜容。次为美国签字。次为英国签字。次为法国签字。次为意国签字。次为日本签字。最后签字的为捷克斯拉夫民国。三时三十五分签字完毕。克勒满沙氏宣布散会。
签约之后，当德国国会允许签约的消息传布，德国全国自即有爱国的示威运动。群众列队唱战歌，国歌，欢呼致敬于年老的统兵员，各报对于裁判德皇问题，表示极大的忿怒。有一报恳请一九一四年的陆军军官，表示如德皇受裁判，也愿受协约国的裁判。并请组织团体，或须入荷兰，保护德皇。各地暴动罢工事情，接续而起。及（二十八日）和约签字的消息传到柏林，柏林某报即载出一文，谓“德人终必报一九一九年的耻辱！”为政府禁止发行。（二十九日）各报皆有“黑线”，表示哀痛。各报皆载有极悲观的评论。柏林及各地铁路工人及电车工人罢工。柏林城里的运输机关全停。亨堡等处出了乱子。全国的罢工，有扩张形势。
评论我叙签约。我争叙感国的签约。我叙德国签约，单注重其国民精神上所感痛苦的一点。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回和约，除却国际同盟，全是对付德国的。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崛强的。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要使全地球的人类挡他不住。我们莫将德国穷兵黩武，看作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釆，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弊”。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我实现其所谓“高”。我们对于德皇，一面恨他的穷兵黩武，滥用强权。一而仍不免要向他洒一掬同情的热泪，就是为着他“高”的精神的感动。德国的民族，他们败了就止了。象这样的屈辱条件，他们也忍苦承受。他们第一次翻转面目，已从帝国变成了民国。他们的第二次翻转，或竟将民国都不要了。这话我殊敢下一个粗疏的断定。我们且看挡在西方的英法，不是他们的仇敌吗？英法是他们的仇敌，他们的好友，不就是屏障东方和南方的俄、奥、匈、捷和波兰吗？他们不向俄奥匈捷等国连络，还向何处？他们要向俄奥匈捷连络，必要改从和俄奥匈捷相同的制度。俄匈的社会革命成了功，不用说。奥捷也有此趋势，前日电传说捷克已经成了劳兵民国了。德国广义派斯巴达团，去年冬天的猛断举动，和成功仅仅相差一间。爱倍尔政府成立，多数社会党握权，所恃以制服广义派的，全是几个兵，几杆枪。和约成功，兵是要解散了。枪是会要缴出了。那时候政府还恃着什么？德国工商业的大毁败，要重造起来，不得不仰赖出力的劳动者。以后政府所应做的大事，就是向劳动者多多的磕头。而广义派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劳动者。故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连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以做同样的断定。
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强权，为政治的强权，国际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国英国美国的强权，为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然则这回的和约“其能稳”尚靠不定。若真以“德俄和约”，“德罗和约”的例来推测，恐咱就是早晚的问题。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啊！
世界杂评
高兴和沉痛克勒满沙在办公室接得德国接受和约的电话，高兴了不得。起身来，和在办公室的阁员及同僚握手。说，“诸君！我之静候这一分钟，已有十九年了！”这话何等高兴。虽然，不第高兴，又含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威廉第一和俾士马克，高踞凡尔赛，接受法国屈服牒文的时候，何等高兴。结果遂酿成此次的战争。虽然威廉第一，俾士马克，不第高兴，又含有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一十五年，拿破伦蹂躏德意志，分裂他的国，占据他的地，解散他的兵。普王屈服，称藩纳聘。拿破伦何等高兴。结果遂酿成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的战争。虽然，拿破伦不第高兴，又含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干七百九十年，德奥为巨擘的神圣同盟军，深恶德国的民主自由，几度蹂法境，围巴黎，结果遂崛起拿破伦，而有蹂躏德国，令德人头痛的事。我们执因果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热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我们看这番和约所载，和拿破伦对待德同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卡尔和溥仪奥前皇卡尔避居瑞士，某报通讯记者求见，见其侍者。侍眶说：“皇帝的退位，本非得已，故愿望恢复帝制。惟目下暂时隐居，不问政治。”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惯性，本来如此。西洋人做事，喜欢彻底，历史上处死国王的事颇多。英人之处死沙尔一世（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法人之处死路易十六（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俄人之处死尼哥拉斯第二（一千九百一十八年），都以为不这样不足以绝祸根。拿破伦被囚于圣赫利拿，今威廉第二拟请他做拿破伦的后身将受协约国的裁判，总算很便宜的。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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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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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递取的方法。多说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我深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学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欲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两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种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
（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一一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一一“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般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有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
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西方大事述评
各国的罢工风潮
法英美三国的官阀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正在兴高釆烈时候，他们的国内，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的问题，联合同类，愤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看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此回各国的罢工风潮，英国因为在大战初了时候，（去年十二月）英伦加苏格兰各埠交通机关，燃料业，矿山业，造船业等已演了一大罢工。故此次罢工，未发生于英伦本土。法国罢工情形，初颇严重。终亦以小惠收场，没闹出什么好结果。广义派人有乘机在巴黎实行政治运动之说，亦未见诸事实。美国一部分电报电话人员的罢工，乃在附和议员多数派反对加入国际联盟。与英法罢工，异其目的。意大利之罢工乃社会觉嫉恶其政府所为的一种运动。德国自去冬少数社会党大失败，各处大罢工，亦随之而没得好结果。多数社会党掌握政权以来，早已噤若寒蝉，不敢出声。此次为和约签字问题，有激起罢工的形势。但施特满内阁倒了，继任巴安内阁，仍是前内阁的同调。抵御外侮不足，防备家贼有余的武力，紧握在手，谁敢予侮。广义一派的猛断政略，暂时决没有发动的机会。罢工不能成为事实，亦无足怪。匈牙利所受罢工影响不大，其原因则全在缺粮没饭吃。今将一月以来各国罢工情形，分述于下一一
法国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四日蔓延更广，推算当有五十万人罢工。五日，洗衣工人罢工。自后罢工的人数更多。地底铁道，电车，街车的用人决议继续罢工。地底铁道工人要求工值每月至少四百五十佛朗。（以每佛朗当四角合我一百八十元）满五十岁须给养老金。服役十五年后亦须给养老金若干。七日巴黎罢工现象有转机，五金业与机器业，工人与雇主，已商妥数事。十一日，五金业及地底铁道工人上工。当道已取必要万法对付铁道罢工。煤矿工人有全体罢工的形势。十二日，国会通过矿工每日工作八时议案。但矿工会议，仍不满意，决定从十六日，全体罢工。水夫联合会，也决计于十六日罢工。工人联合会，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记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贵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朗。一双皮鞋，价六十佛胡。）谓非洲各口岸，堆集麦粮千百吨，任其朽腐。各埠存货如山，轮船火车，宁闲置不远载。这样的政府，可要快快废止他的消耗，欺骗，和垄断！十四日，风潮渐平。极端派有乘机推翻克勒满沙强权政府的运动。路工联合会拒绝之。但矿工因解释政府每日工作八小时议案，未能满意，定十六日全体罢工。恐怕路矿运输联合会工人，也会罢工，表示同情。克勒满沙老头子急了，和运输公司及运输工人代表会商，恳请彼等在国家危机时候，发出些爱国热忱。工人吃了他的浓米汤，已老老实实决议上工了。
英国伦敦五月三十日电，全国警察拟于三日罢工的气象，正在酝酿中，政府已允增给薪资，优加待遇。但不承认警察联合会及收用已革除的警察。英国的属地澳洲，坎拿大，苏依士，昔有罢工风潮。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六月五日，苏依士运河工人罢工，局势狠恶，六月九日，澳港航务罢工，势头狠烈，各项工业，都受窒碍。十×日，风潮仍严重，他业工人，因此赋闲的逐日增多。
美国六月七日，芝加哥电报司员联合会一时罢工，共约六万人。内有二万五千人系属电报司员联合会．该会会长康能堪氏正计划全国罢工办法。同日，全国电话司员奉命于十六日起罢工，表同情于电报司员。八日，电报人员联合会干事，向全体电报人员宣布，连收发电报生在内，全体罢工。目的在停止威尔逊总统每日在巴黎往来的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赞成他在和会的主张。十二日，各电报公司报告，电报司员罢工没成。
意国六月十三日，意大利斯贝齐亚地方，因粮食昂贵，发生暴动，捣毁商店。十四日，热那亚工界示威，被捕者数百人，银行商店闭门，电车不走。杜林工人此日多停工，纪念德国斯巴达团领袖卢森堡氏。米兰工人罢工，抗议热那亚与斯贝齐亚当道的行动。
德国六月十三日，大柏林公民会议秘密会，决议罢工。各职业及军界中人，均赞助停止各项实业工作的计划。有人料此举将促成国内战争。中等社会将得政权。
匈国五月三十一日，匈京饥饿的工人，发生暴动．红旗军奉共产政府命令到各工厂制乱。匈京几无粮食。
东方人事述评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
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六月十一日，在北京新世界被捕。被捕的原因，据警厅方而的布告，系因这日晚上，有人在新世界散布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密探拘去。到警厅诘问，方知是陈氏。今录中美通讯社所述什么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于下一一
一、取消欧战期内一切中日秘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群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职。并即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及警备总司令。
四、北京保安队，由商民组织。
五、促进南北和议。
六、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和自由权。
以上六条，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乃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俯顺民意，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上文是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我们看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处。政府将陈氏捉了，各报所载，很受虐待。北京学生全体有一个公函呈到警厅。请求释放。下面是公函的原文――
警察总监钧鉴，敬启者，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特举出两要点于下：（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想见异于一般守旧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想之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基此二种理由，学生等特请贵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
北京学生又有致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一电一一
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忽于真日被逮。住宅亦披抄查。群清无任惶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
上海工业学会也有请求释放陈氏的电。有“以北京学潮，迁怒陈氏一人，大乱之机，将从此开始”的话。政府尚未昏聩到全不知外间大事，可料不久就会放出。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拚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章行严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馆长及研究所逻辑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给京里的王克敏，要他转达别厅，立予释放。大要说一一
……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訑可忽兴文绵，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龚心湛一函。说得更加激切一一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结念为劳。兹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利学长陈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被逮捕，迄今末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详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讲学为务。虽其提倡新思潮，著书立论，或不无过甚之词，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舍有政治臭味，则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讵可蹈腹诽之殊，师监谤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论，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琢萦兴，清流危惧。乃遽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露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渐防微，用敢望诸当事。且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衿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
章士钊拜启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微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兑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领卢森堡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德国仇敌的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员，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纪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给他做纪念。仇敌尚且如此，况在非仇敌。异国尚且如此，况在本国。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夺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世界杂评
强叫化前月的初间，日本米价顶贵时候，每石超四十元。日当局有狼狈之状。报纸证言粮食的危机已迫。可怜的日本！你肠将饥断，还要向施主逞强。天下那有强叫化续得多施的理。
研究过激党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谋，过激党到了南亚洲。高丽的“呼声革命”正盛吋，亦有过激党参与之说，则已到了东亚。过激党这么厉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一光眼，过激觉布备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
实行封锁前月巴黎高等经济会议议决，实行封锁匈牙利，说理直到匈政府宣言遵从民意时为止。这要分两层观察，一、协约国看错了匈政府与匈国民志愿不合。匈政府与匈国民之少数有产阶级，绅士阶级，志愿不合是有的，若与大多数无产阶级，平民阶级，没有志愿不合的理。因为匈政府，原是他们所组织的。二、实行封锁，这是帮助过激主义的传播。吾恐怕协约国也会要卷入这个漩涡。果然，则这实行封锁，真是“罪莫大焉”了。
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德国复文和会，要求德国陆军减少之后，协约国也须同减。这话谁人敢说错了？协约国满嘴的平等主义，我们且看协约国以后的军备如何？就可求个证明。
阿富汗执戈而起一个很小的阿富汗，同一个很大的海上王英国开战，其中必有重大原因。但据英国一方面的电传，是靠不住的。土耳其要被一些虎狼分吞了。印度舍死助英，赚得一个红巾照烂给人出丑的议和代表。印民的要求是没得允许。印民的政治运动，是要平兵力平压。阿富汗是个回教国，狐死冤悲，那得不执戈而起？
来因共和国是丑国协约国要划来因流域为自己挡敌的长城，必先使之脱离德国的关系，别成一国。听说已在威萨登成立临时政府，一位这登博士做总统。这位道登阵士不知果然高兴到甚么样？金人立了刘豫，契丹立了石敬塘，我们中国也曾有几个这样的国呢。
好个民族自决波兰捷克复国，都所以制德国的死命，协约因尽力援助之，称之为“民族自决”。亚刺伯有分裂士耳其的好处，故许他半自立。犹太欲在巴力斯坦复国，因为于协约国没大关系，故不能成功。西伯利亚政府有攻击过激党的功绩，故加以正式承认．日本欲伸足西伯利亚，不得不有所示好，故首先提议承认。朝鲜呼号独立，死了多少人民，乱了多少地方，和会只是不理。好个民族自决！我们认为直是不要脸！
可怜的威尔逊威尔逊在巴黎，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围包满了克勒满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一类的强盗。所听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所做的，不外不能伸出己见的种种会议。有一天的路透电说：“威尔逊总统卒已赞成克勒满沙不使德国加入国际同盟的意见”。我看了“卒已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
炸弹暴举人人知道很文明很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贴说，“阶级战争”业已发生，必得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如何睡得着？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不许实业专制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演说曰，“工党决计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许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辣斯的恶制，即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越发达，要哭的人越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割地赔偿不两全德国答复协约国，说，如失去西里细亚及萨尔煤矿，则无力行赔偿。我料协约国听了一定很烦脑。何以故？地可割，赔偿也可得，最为两全。据德国的说，两样便成了反比例，如之何不烦脑？虽然，奉劝协约国的衮衮诸公，天下那有两全的好事！
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奥总代表任纳博士答复和会，说，“奥国今已坐食其较前大减之资本，若再加以摧残，必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蠢哉任纳博士，你还不知道协约国一年以来之真目的，你专为造成社会党流血之地吗？
彭斯坦德博士彭斯坦演说曰，“媾和条件”乃野蛮战争的结果，德国最宜负责，和约条件十九为必要的”。我们固然反对协约国的强迫和约，但博士这话，系专对野蛮战争而发，听了倒很爽快。
各国没有明伦堂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发了肝火。打电给岭伍，斥为“侮圣灭伦。”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什么是民国所宜？康先生又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看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大略不是人邓镕在新国会云，“尊孔不必设专官，节省经费”。张元奇云，“内务部祀孔，由茶房录事办理．次长司长不理，要设专官。”内务部的茶房录事，大略不是人。要说是人，怎么连祀孔都不行呢？我想孔老爹的官气到了这么久的年载，谅也减少了一点。
走昆仑山到欧洲张元奇又说，“什么讲求新学，顺应潮流，本席以为应尊孔逆挽潮流。”不错不错！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山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
湘江杂评
好计策一个学校的同学对我说，我们学校里办事人和教习，怕我们学到了他们还未学到的新学说，将图书室看×了。外面送来的杂志新闻纸和书籍，凡是稍新一点的，都没得见。我听了为之点首叹服。他们的计策真妙！岂仅某学校，通湖南的学校，千篇一律都象联了盟似的。
摇身一变一些官僚式教育家，为世界的大潮卷急了，不提防就会将他们的饭碗冲破。摇身一变，把前日的烂调官腔，轻轻收拾。一些其有所感而改变的，很可佩服。一些则是假变，容易露出他们的马脚。这类人我很为他羞！很为他危！
我们饿极了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哀声！千不要看错！
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一个女学校里的办事人，把学生看做文契似的收藏起来，怕他们出外见识了甚么邪样。新青年一类的邪书，尤不准他们寓目。此次惊天动地的学生潮，北京的女学生聚诉新华门。贫儿院的小女孩子，愿到监狱替男学生抵罪。这个女学校的学生独深闭固拒，一步也不出外，好象走路是男子专有似的。
哈哈！青岛问题发生，湖南学生大激动，新剧演说，一时风行。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一位老先生，因为他的儿子化装演剧，气得了不得。走到学校问先生，开口便说，“我的命运如何这么乖？养大的儿子竟做出那么下流事”？我听了这话，忍不住卧的一声，哈哈！
女子革命军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什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娜拖泥带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弊？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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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时讲话（一九一九年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7）
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时讲话
（一九一九年初）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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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的方针（一九一八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6）
新民学会的方针
（一九一八年四月）
1938年4月毛泽东同志团结湖南进步青年，组织了革命团体一一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后来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动革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学会的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甚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今后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的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触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某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复杂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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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学日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5）
夜学日记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片断
甲班上课算术罗宗翰出席教以数之种类加法大略及亚拉伯数字码，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学生有四人未带算盘，从小学暂借，为戒严早半时下课，管理者李端输、萧珍元。
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表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讲演，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本日算术却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十几人之多，此则宜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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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夜校招生广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4）
工人夜校招生广告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学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到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需要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求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碍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第一师范学友会教学研究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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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3）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一九一七年）
长沙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向新潮方面定的，实在不少，又因近年来屡受军阀派的摧残，弄得长沙这锦绣的地方，常常没有一点生气，于是一般稍有知识的人-一各校教职员及学生——莫不深深痛恨。更觉得这《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种种问题万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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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耻篇》后题词（一九一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2）
读《明耻篇》后题词
（一九一五年）
毛主席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读了当时很多进步书刊。当他看了《明耻篇》以后，义愤填胸，来自挥笔在书上写道：
“五月七日，
国民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这十六个字充分表现了主席青少年时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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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师范讲堂录（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001）
第一师范讲堂录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修身。人情多耽安佚而惮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即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矣。因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霸之马。如此欲图存而不亡，非奋斗不可。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隋者生之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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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分会解散理由（1910-191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六、地方分会解散理由（1910-1911年）
地点产业解散原因
芒西，印第安纳金属工人罢工
杰克逊，密执安金属工人缺乏兴趣
雷丁，宾夕法尼亚金属工人罢工
敦克尔克，纽约金属工人会员离城
西普尔曼，伊利诺斯金属工人关厂
米苏拉，蒙大拿伐木缺乏兴趣
奥利安，纽约混合罢工
内甘斯，密执安混合缺乏兴趣
纳雄耐尔，内华达混合西部矿工联合会与商会
罗雷恩，俄亥俄混合缺乏兴趣
纽约建筑工人会员离城
温索克特，罗得岛混合缺乏兴趣
安纳康达，蒙大拿混合劳联与西部矿联破坏
普罗维登斯，罗得岛混合缺乏兴趣(？)
西雅图旅馆缺乏兴慈
火奴鲁鲁建筑工人缺乏兴趣
朗达普，蒙大拿建筑工人会员列入黑名单，被逐出城
苏城，衣阿华建筑工人无记录
匹兹堡食品加工内部纠纷
芝加哥剧院工人缺乏兴趣
纽约公用事业缺乏兴趣
圣路易服装参加劳联
纽约服装劳联破坏
芝加哥服装缺乏组织工作
安德森，印第安纳金属工人无纪录
匹兹堡混合缺乏兴趣
新黑文铁路工人缺乏兴趣
波特兰，俄勒冈铁路工人缺乏兴趣
普罗维登斯金属工人峡乏兴趣
匹兹堡钢铁工人关闭
伍兹鲁恩，宾夕法尼亚汽车制造关闭
麦基洛克钢铁工人关闭
马西隆，俄亥俄马口铁罢工
纽卡斯尔，宾夕法尼亚马口铁罢工
杜杜拉(？)，宾夕法尼亚汽车制造“游民”书记〔离职？〕
哈蒙简，印第安纳汽车制造“游民”书记〔离职？〕
赫格成施，伊利诺斯汽车制造缺乏兴趣
南芝加哥，伊利诺斯钢铁工人缺乏兴趣
东芝加哥，印第安纳铜铁工人缺乏兴趣
福斯托里亚，俄亥俄金属工人罢工
阿纳科尔特斯，华盛伐木缺乏兴趣（？）
圣选戈，加利福尼亚公用事业墨西哥革命
温哥华，加拿大公用事业缺乏兴趣
比尤特，蒙大拿面包工人参加劳联
雷得兰兹，加利福尼亚农业无纪录
卡里斯佩尔，兼大拿伐木缺乏兴趣
迪尔里沃，明尼苏达伐木缺乏兴趣
火奴鲁鲁农业缺乏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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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演讲（毛泽东，1940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演讲
毛泽东（1940年2月20日）
〔《毛选》删节本〕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录入者注：本文初刊载于《解放》刊物第101期第7-10页，后收入到《毛选》之中，删除、修正了大量讲话中所用的俗词俗句（鲜花插牛粪、狗屎堆）与错误的数据。
同志们！
今天延安各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这个会是为了什么的呢？就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民主的抗日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办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作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办。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势力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就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的压迫，要破坏封建势力的压迫。要坚决的澈底的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有丝毫留情之处。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这些坏东西，这些狗屎堆，不去破坏，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不然，把一朵好花插在牛屎上，那是不像样子的。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一定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都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时了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不是最新的，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却已经没落，不适合时代要求了，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他们还要这种东西，但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大多数人民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最新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各先进国都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他。到了将来，有了一定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非新式的民主，而是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就要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黎元洪曾经讲过一句话，他道：“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解释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是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也就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宪政。
有促进之必要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来开会，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拖尾巴，做封神榜上的申公豹，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作顽固份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那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我昨天在青年宪政促进会上就讲过，这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
你们看，在他那个遗嘱上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大会，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大会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申公豹在倒退，很多的人民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在延安，你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覆问题。为了答覆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的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会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事情不容易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份子就不得了了吗？他就向前进步了吗？他就服从你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你的。有很多的顽固份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作顽固份子。要使这样的顽固份子，来听你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也不论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在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份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会有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也来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很久以来就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在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份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何分别呢？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杀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是挂起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从艰苦斗争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大有希望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是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份子作怪。但是顽固份子是不能永远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份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份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斯大林的脚，但是，从去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订立协定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三天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派顽固派，如果他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要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要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要取消进步的共产党，要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份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份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一定要的话，那他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顽固份子自己起见，我有反共反边区之任务。”顽固份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你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你的自由。因为你吃了你自己的饭，你又睡足了觉，你要剿，那也随你的便。不过，也要请你做好一个决议案，这决议案就是：“为了共产党太小了，有大大发展之必要，八路军枪枝太少了，有大大增加之必要，因此我顽固派就有剿共之任务。”这是不可移易的决议，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案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案，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现象，结果都同主持者的原来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拍电报，送到各地去。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的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要亡国灭种。为了避免亡国灭种，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都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困难，却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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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地方分会的地理分布（芝加哥与底特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附录
五、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地方分会的地理分布（芝加哥与底特律）
州市
芝加哥底特律
分会编号
产业性质分会编号
产业性质
加利福尼亚布劳利439
混合
尤里卡431伐木
弗雷斯诺66混合
洛衫矶宣传团混合
103混合
奥克兰174混合
雷丁88313混合
萨克拉门托71334489
混合
旧金山9海运
3服装
147173混合
8乐师
173二支会混合
107混合
斯托克顿5海运
73混合
塔夫特453混合
加拿大阿默斯特
122混合
埃德蒙顿339混合
温哥华332
科拉拉多丹佛26混合
康涅狄格布里奇波特
112混合
哈特福德
69机工
莫萨普303纺织
米斯蒂克
35纺织
诺瓦克535纺织
佛罗里达坦帕102混合
基韦斯特108混合
爱达荷华莱士宣传团混合
伊利诺斯芝加哥3，支2；85；
混合52机械
85，支2；85，支3；
混合431食品
85，支5；85，支6；
混合102混合
144；144，支3；
混合102支2混合
341混合
宣传团混合
（匈牙利籍）
罗克福480混合
印第安纳印第安纳波利斯52
混合105混合
衣阿华苏城宣传团混合
瓦利章克兴577混合
堪萨斯堪萨斯城146混合
路易斯安那亚历山德利亚282
伐木
新奥尔良7海运
马萨诸塞波士顿2海运
布鲁克林宣传团混合
福尔河204纺织
霍利奥克205纺织
劳伦斯20纺织
洛维尔436纺织
林恩
209机械
莫尔登190纺织
新贝德福157纺织
昆西34混合
昆西角34，支3混合
34，支2混合
罗克斯柏里
121混合
马里兰巴的摩尔192；
纺织275烟叶
192，支2；
纺织
371混合
密执安底特律16；16支1；
混合603建筑
16，支2；支3；
混合26；551；汽车
62混合
551，支1；汽车
551，支2；汽车
明尼苏达德卢斯136混合
明尼阿波利斯64；221
混合500运输
圣保罗
307混合
密苏里堪萨斯城61混合
圣路易84混合
101混合
蒙大拿米苏拉40伐木
比尤特宣传团混合
大瀑布城571混合
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宣传团
混合
内华达戈尔德菲尔薄353
混合
雷诺588混合
托诺帕宣传团混合
新泽西霍博肯
504运输
西霍博肯514纺织
纽瓦克90混合
123混合
帕特森152纺织
25纺织
萨米特212纺织
纽约布法罗5混合
317混合
詹姆斯敦
114混合
小福尔斯207纺织
罗切斯特191纺织
76混合
尤帝卡
113混合
纽约市527纺织
277烟叶
1海运
100混合
9,46,179；
混合
179，支3混合
布鲁克林179，支1，466
混合213机械
701印刷
北达科他迈诺特585混合
俄亥俄辛辛纳提
107混合
克利夫兰33；33，支3
混合104混合
哥伦布
450家具
迪伦维尔240混合
雪兰德236混合
托莱多86混合
俄勒冈波特兰93伐木
600建筑
巴拿马克里斯托博，运河区
505运输
宾夕法尼亚伊利
210机械
霍姆斯特德
205机械
奥尔法奇97混合
费城425；425，支1；
纺织404乐师
533纺织
451家具
8海运
218纺织
57；57，支2
混合
405；405，支1
混合
匹兹堡215混合
谢利
276烟叶
罗德岛奥尔尼维尔530
纺织
温索克特513纺织
南卡罗来纳伊斯利537
纺织
格林维尔512纺织
德克萨斯加尔维斯顿3海运
犹他盐湖城69混合
弗吉尼亚储福克4海运
华盛顿贝林哈姆337伐木
西雅图317432
伐木400公用事业
252海运
427食品
178；178支2
混合675伐木
382混合
斯波坎315伐木
塔科玛338伐木
169混合
380海运
威斯康星密尔沃基
118混合
总计
芝加哥
底特律
混合工会…………………………74混合工会………………
20
全国纺织业工会分会……………20纺织工会分会…………
2
伐木工会分会……………………9伐木……………………
1
海运工会分会……………………10运输……………………
3
农业工人组织（400号分会）…-乐师……………………
2
宣传团……………………………8服装工人………………
1
总计………………………………123机械……………………
5
食品……………………2
烟叶……………………3
汽车……………………4
建筑……………………2
印刷……………………1
家具……………………2
公用事业………………1
总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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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白求恩（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学习白求恩
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
〔《毛选》删节本〕纪念白求恩
录入者注：本文首次发表于《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录入自《学习白求恩》，新华书店1950年1月出版。
（一）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与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渡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时，他就要求去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员每个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列宁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与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与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反对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二）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一下，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对着白求恩同志应该愧死。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感动的，晋察冀一带的军民，凡亲身受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及亲眼看见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三）白求恩是个医生，他以医疗技术为职业，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的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最高明的，他五十多岁了，干此一门并未想改换，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四）我对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的信，可是我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至于他的死我是很歉疚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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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TheI.W.W.aStudyofAmericanSyndicalism
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
〔美〕布里森登（PaulFrederickBrissenden）
商务印书馆，1987年5月第1版；译者：聂崇信朱秀贤
出版说明
第二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一部分早期阶段
第一章世界产业工会的先驱者
第二章世界产业工会的诞生（1905年）
第三章世界产业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立
第二部分第一阶段“最初的”世界产业工会
第四章经济领域里的最初努力
第五章“无产阶级暴民”的意外行动
第六章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的结构
第七章为生存而斗争
第八章戈尔德菲尔德的斗争
第九章教条主义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对立（1908年）
第十章处于“文明境界”的世界产业工会（1908-1915年）
第三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直接行动派）
第十一章言论自由与怠工
第十二章劳伦斯与力量的顶峰（1912年）
第十三章双重工会主义与权力分散
第十四章最近的趋向
附录
一、哈格蒂神父的“命运轮”【原书即无本篇内文】
二、世界产业工会会章前言：芝加哥版与底特律版
三、会员人数统计
四、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结构（图）（1917年）
五、1914年世界产业工会地方分会的地理分布（芝加哥与底特律）
六、地方分会解散理由（1910-1911年）
七、世界产业工会言论自由斗争（1906-1916年）
八、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1906—1917年）
九、《世界产业工会歌集》选录
十、各州关于“犯罪的工团主义”的立法
SecondEdition
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
Longmans,Green&Co.Agent
1920
根据纽约朗曼·格林公司1920年版本译出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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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法制裁反动份子——在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演（毛泽东，1939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用国法制裁反动份子
——在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演
毛泽东（1939年8月1日）
〔《毛选》删节本〕必须制裁反动派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解放》第5卷第81期第9页，收入《毛选》后改名为《必须制裁反动派》。《毛选》编者声称该文“所抨击的反动派，就是指……蒋介石和他的党徒”，但从这一原始文本看，并非如此，而是“请求”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以中华“民”国的“国法”制裁反动份子。《毛选》版完全删去了“国法”之类的语句。
同志们！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开这样大的追悼会？因为，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这是一件大事。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但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同他打了二年，还没有分胜负；汉奸杀死的也很少；而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一部份反动派在那里指使。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杀，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我们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的，是那班刽子手反动派听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班反动派，他们恭恭敬敬的执行了日本老爷、汪精卫老爷的命令，把抗日同志杀死了。这样一件事，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件小事，绝对不是小事。如果是小事，我们今天就不会开这样的追悼大会了。这次被杀死的涂、罗等同志，他们是抗日的干部，他们是新四军的军人，他们是共产党员。这些忠勇的战士，被那些反动派反共派指使谋害了。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就按部就班先把最坚决的抗日份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中国现在全国抗日，统统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但是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份人是坏蛋，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干这样的事：杀抗日份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
但是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情，有谁出来问呢？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已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没有呢？这件事应该谁来过问呢？首先应该是中国的法律出来过问，法官出来过问。比方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法院，它管什么的？它不管别的，专门管对付汉奸，对付破坏法律的人。如果在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问了。但是，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与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只有共产党出来过问这件事情。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虽然不好，总还不失其为有法律。法律作什么用？法律是应该保护抗日份子，打击汉奸，打击反动派。但是平江惨案，到现在法律还是置若罔问，这是什么话？难道法律是死了吗？难道法律是纵容凶犯的吗？所以，我们现在要以人民的资格出来过问这件事。我们要求全国人民起来，大家注意保护抗日份子，反对汉奸，反对反动派，尊重法律。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不仅仅是为了追悼已死的几个人，而且是为了一切抗日同志抗日同胞的生命保护权。
全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大家抗日，大家团结，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赏什么人？抗日的人，团结的人，进步的人应该赏。罚什么人呢？汉奸应该罚，反动派应该罚，开倒车的应该罚。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应该统一的没有统一。我们早就提倡全国要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现在涂振坤罗梓铭等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他们反对抗战，准备投降，实行杀人，却没有受到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这些坏蛋，反对这些投降份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第二个，要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就应该赏，破坏团结的就应该处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拥护团结的涂振坤、罗梓铭等同志，他们倒受了处罚，被枪毙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份子却还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第三个，要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要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而决不是拉进步的人向后倒退。共产党中央提出了下列的口号：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份子杀了，他们实行开倒车，这种倒退，我们一定要反对。这就是说：我们要法律，我们要统一。我们要保护抗日将士、抗日人民的法律，我们要处罚投降份子、破坏份子与反动派的法律。我们要统一，要全国一致的统一于坚持抗战，不准投降；统一于巩固团结，不准分裂；统一于力求进步，不准倒退。投降派，分裂派，反动派，那些坏蛋，统统应该受到国法的制裁。
平江惨案，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虽然这一次被杀死的人只有几个，地方只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地方，但是，这是全国的事情，是全国的大事情。同志们，你们想：如果这样下去，共产党员今天被杀一个，明天被杀十个，那末百个，千个，万个，都可以被杀的。爱国志士也是一样，十个百个，千个万个的被杀下去，中国就要亡国，日本老爷、汪精卫老爷就大大称快。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与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他们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先杀爱国志士，如果不加制止，中国会在这些坏蛋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非常大的事，我们应该到处去讲，到处去说，到全国去说，到全国去讲。怎么说法？就是写信到全国去，打电报去，请求国民政府办这个案子，严办那些反动派，严办那些凶手，严办那些捣乱份子。
同志们，我们今天不但开这个会就完了，延安的同志大家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利害，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帮日本的忙也更加积极，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暗藏的汪精卫，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他们想干一个全国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同志们，你们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这种阴谋。
今天延安开这个大会，把大会的电报打出去，发到各地方去，反对这一类事情再发生，反对与这相似的事情发生，一定要执行法律，一定要统一，一定要保护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干部，抗日的人民，这样做，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才能胜利（全场鼓掌）；不这样做，中国就很危险。今天我们一致表示：反对这样的事，我们要求蒋委员长，要求国民政府林主席，要执行保护革命同志、抗日同志的法律，要全国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法律不惩，再不统一，全国人民就要继续起来要求，一定要使法律有惩，统一实现，镇压坏蛋，镇压捣乱份子，镇压反动派，投降派，以后不准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全场热烈鼓掌）
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防制异党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法西斯党是异党，汪精卫党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国民党，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么？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大团结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防制”，现在要防制什么人？要防制日本帝国主义，要防制汪精卫，要防制反动派，要防制投降份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防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各界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防制异党办法”，一定要反对，这种办法就是捣乱一切，目无法纪，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这些意思，不是简单的为了几个同志的追悼，而且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防制异党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捣乱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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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一、昂利·列菲伏尔
二、让·保罗·萨特
三、路西安·哥德曼
四、罗歇·加罗迪
五、关于辩证法的讨论
六、其他理论争论
在西欧各国当中，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成为主要思潮之一，而且以自己旺盛的活力和各个重要的思想家，粉碎了官方的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僵硬而烦琐的观点。对这种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根本不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恰恰是先后同这个党发生公开冲突的马克思主义者。战后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甚至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有代表性的、几乎是普遍的现象——法国共产党（和战后头十五年内世界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适应形势和那些历史向它提出的任务，而形势和任务一天天经常在变动，这种变动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完全不能安逸懒散地坐享自己的进步性和自恃无所不知。
与此相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力，比其他国家的大得多。这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我们可以举出其中几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战前法国工人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点我们先前已简单地指出过），社会主义运动参加了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法国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吸引力使别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在法国，他们的活动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这一思想运动的加强。同时不应忽视，资本主义史无先树的非人道行为给人造成的历史“教训”也使许多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倾向于马克思的某些重要原理和思想。
因此，战后的形势十分有利于在哲学方面和整个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创造性的有成果的讨论。在基本哲学流派——人格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强了。这不是说他们根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说他们不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它抱批判的态度了。但可以说，法国某些最杰出的思想家采纳和研究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异化、实践），而斯大林主义不仅把这些基本概念忘掉了，而且把这些基本概念抛弃掉或弄得庸俗了。
这里自然不是指托马斯主义或右派人格主义。但是，当一位激进的基督教人格主义者穆尼埃（E.Mounier）同基督教正统教理，同基督教教会发生冲突，或者无神论存在主义者萨特（J.P.Sartre）也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种努力是不能低估的。
例如，穆尼埃几乎完整地接受了实践概念，认为实践有四种活动范围：改变外界现实，塑造我们自身，使我们接近人和丰富我们的价值世界。[1]
与必须承担义务的论点相反，穆尼埃正确地指出，这不取决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承担义务和参与的人了。尽管他对世界的理解有其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是，在他从个人的前景考虑得出的社会政治论断中，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找到共同解决人和历史的具体问题的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具体的历史行动的计划、现代人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在人的解放道路上共同劳动，必须优先于哲学的一般问题，尤其是自然哲学问题。
穆尼埃在维护关于现代人的异化的思想时认为，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无产阶级的消失，以个人全面的前景为基础组织的计划经济取代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生产部门社会化，而不是国家主义化，因为国家主义化会加深异化，以及工会运动发展，劳动重新得到尊重，劳动者个人进步，等等，那么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出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轮廓。
穆尼埃看到，在这个前景里面，组织问题和人的问题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当代的基本问题之一是要避免技术至上主义者专政，因为这种专政无论是左是右，都是只见机构不见人。穆尼埃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议会民主在解决人类现代问题时显得无能，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是劳动者本身的事业。他对形式民主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总的说来是中肯的。“政治民主必须完全调整为与现代生产结构相适应的真正经济民主。”[2]难道还能有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的更好的基础吗？难道穆尼埃对当代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是比整个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更胜一筹吗？
就在战后不久的这一时期，加·卡桑诺瓦（G.Casanova）发表了几乎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关于数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唯一著作，而在著作界则出现了穆任（H.Mougin）、加罗迪和列菲伏尔（HenriLefebvre），特别是列菲伏尔，他在探讨哲学问题方面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富于独创性。[3]
一、昂利·列菲伏尔
大家知道，列菲伏尔（1901—1991）[4]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加入了一个团体，加入这个团体的还有若·波利泽尔（G.Politzer）、P.莫昂热（P.Morhange）、N.古特曼（N.Guterman），这个团体企图从反抗过去和反抗非人道化中寻求某种出路。1928年以后，随着著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列菲伏尔加入的这个团体的许多人都准备研究马克思主义。从翻译谢林的《人的自由》一书时期（1925-1926年）起，列菲伏尔已感到存在主义和神秘主义观点的不足，对于莫·勃龙德尔（M.Blondel）这位天主教徒的恭顺“行为”和L.布伦希维克（L.Brunschvicg）的抽象的理智主义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这两人曾是他的教授。列菲伏尔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理论问题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争论。他认为必须明确地坚持最优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政治主义和经济主义。[5]
列菲伏尔同古特曼一起出版了马克思、黑格尔和列宁的文选，试图指出必须坚持的那些思想。整个这一活动是在直接面临已经到来的严峻事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希特勒主义当时正飞扬跋扈。自由世界同这种资产阶级黑暗势力的斗争进入了惊心动魄的紧张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列菲伏尔写了自己最好的小册子之一《辩证唯物主义》（LeMatérialismedialectique，1939），同时写了两本论述当时局势问题的著作：《民族主义反对民族》（LeNationalismecontrelesNations，1937）和《希特勒上台。德国法西斯五年总结》（Hitleroupouvoir.BilandecinqannéesdefascismeenAllemagne，1938）。
列菲伏尔那时已经表现出自己在思考问题时不仅有独立性，而且有灵活性和创见。不管他是否一直是这样，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辩证态度都是他的思想活动的本质特征。至于列菲伏尔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清楚地看到法西斯主义对整个民主人类和对人类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正常进步的巨大危险性，就不必多说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列菲伏尔在论述民族主义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了某种不同的音调。这种音调成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究的几乎是一贯的主调。他清楚地看到，任何抽象的国际主义、清一色的共产主义以及片面抽象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一方面民族不能是目的自身。它是既定的，是行动范围。民族感情是行动范围。民族感情是这样的一种事实，它的意义必须永远加以研究，以便考虑到它，对它和通过它进行活动。某种教条主义的和绝对的原则（例如一味赞扬或一味斥责民族感情）是不值一谈的。只有全部具体条件才能决定应当采取何种立场。没有原则上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原则上的反民族主义。民族是一个必然的阶段——至少根据欧洲所具有的一些条件来看是这样。”[6]
另一方面，抽象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普遍平均主义等等，通常使人们把社会主义世界设想成这样的一番景象：禁欲主义、兵营、一律拉平、绝顶平庸等等。“真是奇特的颠倒，这番景象越来越适合于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把一切趋向都引向原始主义、禁欲主义和自然主义，正式把个人对集体的牺牲，把个人在普遍贫乏中的一律和个人的清一色化称为‘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丰富的理论，它反对一切类型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而恢复多种多样的需要。”[7]
也应该大致根据列菲伏尔的这种思维线索来研究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就在这一著作之前不久，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被找到并第一次发表。列菲伏尔看出这些手稿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人的方面的意义，于是异化概念（这个概念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至今未被认识）重新出现在哲学领域。
于是，列菲伏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在当代哲学中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同时又几乎是中心的问题——人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关于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中介的思想，关于人在“他物”的物中，在一种否定人但又促成人的物中，即在自然界中实在化的思想，列菲伏尔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提出其他一些哲学家和青年马克思所认识了的概念，即总体的人的概念。
不过，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对总体的人这一概念不应当静止地，而应当变动地加以理解。就是说，人不是某种绝对的实质，不是先天地、形而上学地存在的。这局棋并非早就已经赢定，因为人们也可能失去一切；克服局限性，即克服异化，从来不是命定的。
从社会的现今结构和关系来看，人“尚处在分挽阵痛阶段；他尚未诞生；人们还难于预料他是一种统一体和解决，他还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并通过自己的对立物存在着，这个对立物就是：人中的非人的东西。他还总是被分散在许许多多的活动和专门化了的生产之中，实在性和有关人的本性的日益增强的意识因而破碎了。他还只是在有别于自己的他者中，即在意识形态中意识到自身”[8]。
意识形态是人的全面异化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些异化的形式只不过是歪曲了的人类能力。神话和偶像似乎具有实在的力量，实际上这种力量是由人赋予并转过来反对人的。甚至在今天，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强大的时候，人比任何时候更是偶像的牺牲品。为了揭穿这些偶像，就必须有新的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应当成为这种意识的表现和工具，辩证的异化概念支配和概括这种对存在着的人的描述。它描述人的现代悲剧和历史悲剧。列菲伏尔得出结论说：“异化是这样扩展至整个生活中去的。个人是无法摆脱它的。当他力图摆脱它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严重的异化形式。人的本质来自社会过程的总和。个人只有在与共同体的牢固和明确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它。他不应当与共同体分离，也不应当在共同体中消失。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似乎是颠倒的，个人可能认为他自我孤立起来就可以使自己实在化。这样他就更加彻底地‘丧失了’、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脱离了自己的社会根基。他把自己看作只是理论抽象（心灵、内在生活、理想），或生物存在（躯体、性欲）。他在自身中助长和更加严重地再造共同体的解体。在他自身中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矛盾、自然界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本能与理智之间的矛盾、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9]
解决办法是在争取实现人的存在的总体，争取克服人的存在的分散性、片面性和神秘性的努力和斗争中。“总体的人是生成的主体和客体。他是与客体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他是在零碎的活动和分散的使命中被粉碎而又能够克服这种分散的主体。他是行动的主体——与此同时，他又是行动的最后的客体，即行动的产物，甚至在行动看起来似乎是产生外在的客体的时候。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主体-客体，这个主体-客体起初是被破碎、分解和被禁锢在必然与抽象之中的。他通过这种碎散性走向自由；他变成自然界，但这是自由的自然界。他成为总体，像自然界一样，但这是在他驾驭着自然界的时候。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10]
人类共同体的这种组织将揭示真正是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将最终力图解决人类特有的问题：幸福、认识、爱情和死亡问题。总体的人的概念在列菲伏尔看来具有“绝对”概念的性质。没有绝对，相对就丧失任何意义，我们就陷入片面的相对论。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但又不能同它相替换。绝对是相对的界限、意义和前景。[11]
“对于这种人道主义来说，最高阶段不是社会，而是总体的人。总体的人是自由共同体中的自由个人。他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的个性中繁荣的个性。人的史前史的这种结局不是命定的。这不是经济的命运，不是历史神秘的目的性所能导致的，也不是‘社会’的指令所能导致的。为这种结局奋斗的有生命的个人可能被打败。人类可能会陷入混沌和紊乱之中。解决办法已显示在总体运动之中，它指引预感、活动和意识，它不取消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自动作用的结束怎能自动完成呢？”[12]
混沌和紊乱加速来临了。但是法西斯的恐怖舞蹈结束后还不到十年，人类又处于二者必须择一的困境，这再不仅仅是使人类全部珍品和巨大成就有遭毁灭的威胁，而且是使人类整个文明和文化有遭到毁灭的威胁。
战后，列菲伏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因独创性而特别突出。但是这个自由运动为时不长。斯大林1947-1948年的政策，暴露出要垄断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极端倾向，粗暴地和荒谬地排斥不是与马克思主义，而是与斯大林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一切，这种政策的大转折本身不仅在政治中，而且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坚持冷战的一个重要因素。讨论、分析、创造性的批判被荒谬的教条主义代替了。列菲伏尔这样评论法国这一时期：“当时应当把哲学和思想意识同政治区别开来（当然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不应当把舌战同广泛的讨论和对话混淆起来，应当善于适可而止，不要给辩论火上加油，不要硬邦邦地同政治扯在一起；不要把辱骂当作论据。不应当把革命的政策有理由提出的消灭阶级敌人的目标扯到思想意识和哲学领域上去，如果已经这样做了，就应当做得谨慎小心。不应当把用辱骂虚假和幻想地消灭敌人混同于用论据真正消灭敌人。最后，特别重要的，就是应当劳动、创造、强迫自己去认真研究一定的对象，这将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付出不能立即赢利的长期政治投资和努力，要求多去著书立说，少写论战文章，多做艰苦的工作，少发即兴议论，多搞深入的理论建设，少做充满庸俗观点的轻率论断。”[13]
在这一时期，列菲伏尔出版了几部著作：《存在主义》（1946年）、《日常生活批判》（1947年）、《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1947年）、《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48年），以及论述笛卡儿、巴斯卡耳和狄德罗，再后是缪塞、拉伯雷等人的文章。
上述形势必然也在列菲伏尔的活动中留下痕迹。由于某些基本的危机还没有被克服，由于在那最后几年过程中某些重要认识还没有获得，他的著作也遭受这种教条主义压力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列菲伏尔竭力冲破公式主义的框子，从分析对象本身中提出解决办法、因而越来越同官方的观点发生冲突。他在论述逻辑问题的书中就是如此，在书中，虽然是片断地，但坚持把逻辑问题和认识问题理解为统一的问题，沿着列宁的足迹走，并把当时遭官方斥责的黑格尔的论著当作解决这些问题所应依据的辩证基础。
在当时的著作中，《日常生活批判》无论如何是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在1958年再版，并加上一篇很长的序言。虽然这本书仍是由片段构成的，但却是一种有价值的和机敏的尝试，试图在人类的关系和表现（从艺术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其他各种不同现象）的现实土壤上细致地研究和具体地阐述异化问题。
特别是在他后来加上的序言中，他进一步具体地阐述异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正如他本人讲的那样，被共产主义的官方代表人物轻蔑地抛弃了，好像革命后异化就会消失似的，好像这个问题不是伴随着过渡时期的整个阶段似的，好像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对异化有免疫力似的。
根据人的异化的这些不同形式，列菲伏尔按照自己的意见，强调了一种批判的思想，这种批判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陌生的，但他第一次做了更清楚的阐明。这里指的是这样的论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式在历史上和理论上是脱离内容的、偶像化了的和与内容对立的。他在上述序言中概括地叙述了这一点，他说：“内容和形式的任何脱离，都包含着一个幻想和表面现象部分；这种脱离对形式来说意味着内容的丧失，而不是内容的缺乏和形式的纯粹。反过来说，对内容本身加以规定，那是教条主义的妄求和常常是对信任的滥用。这就是说，表面看来是纯粹的和纯形式的形式，今天竭力（在‘思想家’和著作家的笔下和口中，这是不言而喻的）成为自满自足的东西，竭力排斥内容，取代内容的位置。这表现在内容的毁灭中。这种能动的形式化，转而反对由于变得空虚而自我毁灭的形式，除非它是用来表示一个外在于它的、与形式无关的‘内容’，除非它为了存在而需要一种虚幻的术语。
让我们来列举一下（不完全地、暂时地）这些冲突：
（1）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形式主义的唯理论，即资产阶级的理智主义，它停留在理性上，反对活生生的、具体的、辩证的理智）；
（2）民族主义（旧右派的‘古典’民族主义）反对各民族并反对在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进程中即道路上的自己本身的活生生的民族；
（3）个人主义（孤独地沉湎于自己私人的意识和自尊感中的孤独的资产阶级个人的个人主义）反对能够解决问题，首先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真正的、能动的、有生命的个人；
（4）客观主义（‘中立的’和‘不偏不倚’的思想的客观主义，无休无止地既可用来赞成又可用来反对，或从这一观点跳到另一观点的客观主义，孤立地列举事实和彼此毫不相关的资料的客观主义）反对深化了的客观性，即反对这样的思维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同实践的联系中把握住相矛盾的现实的一切方面，即它的错综复杂的存在、它的隐藏着的趋向〔……〕；
（5）纯粹形式的唯美主义（艺术中的形式主义、对纯粹风格和造型的追求），即完全自由的抽象或形式主义反对形式。
等等……
本可以列出一大串这样的‘主义’。但这里列举的已经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代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的一般倾向了。这种倾向为技术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在一定领域的许多活动中存在着这类主义）所掩盖，但也由于各种互相对立的发现或创造某种新内容的愿望、探求和努力的存在而得到显示。
这种一般的形式主义不正是符合人类的活动和能力的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而又单调的异化吗？不正是符合人类的活动和能力的伴随着以彼此外在的和外在于活的人的形式表现的脱离吗？这是一般的异化，这种异化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突然出现的，从这些结构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但又经常重新转向生活和返回日常生活中去。我们在那里不是抓住了日常生活批判中一条可能的引导线索吗？”[14]
完全可以理解，列菲伏尔作为一个在许多方面坚持（仍然是片断地、格言式地）法国精神和风格的光辉传统的思想家，必然会同现代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教条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发生冲突。1957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弗·伊·列宁的思想》的著作，这以后又发表了上面提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法国思想的文章，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问题》（1958年）这本小册子，这以后，他被开除出党。
于是，批判从四面八方纷纷而来。首先出现的是路西安·塞维（LucienSève）的尖刻而又勉强的批判，然后是让·苏勒-卡纳累（J.Suret-Canale）的批判，而加罗迪在官方的党刊上发表的文章，则按照人人皆知的俄国处方而集这一切之大成。[15]
如果我们扼要地叙述一下加罗迪对列菲伏尔的观点的批评，我们只要列举一下标题就行了。在他看来，列菲伏尔抛弃了唯物主义，抛弃了自然辩证法，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并成为修正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真是耐人寻味，一个实行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和真正地已经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国家（南斯拉夫），竟被宣布为修正主义的、可疑的等等。这个国家的所有理论家则被宣布为修正主义者。在其他国家，所有那些以自己的独创性真正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声誉，实际上有效地维护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想家们，首先是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和列菲伏尔，竟被说成有修正主义和敌对活动而遭到攻击。[16]
“领导思想”的代表人物也立即加入了法国批评家的行列，他们从来就认为给每个问题下最后结论是他们的历史特权。他们除了重复上面提到的那些批评外还加上一条，那就是激烈指责列菲伏尔竟认为“辩证逻辑、异化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而他们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但是，某人把什么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这丝毫不能分辨出他是修正主义者还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最有意思的是，苏联的思想家们没有看到，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被理解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就是说在整整一个过渡性历史时期中的政权的实质，那么，异化和克服异化问题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问题。
在自己的另一部巨著中，列菲伏尔试图回顾已走过的道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今天这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有两个基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始至终贯穿在这部确实是特种形式的时代纪实的著作中。这两个基本问题是：哲学和哲学家的地位和任务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克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斯大林主义中的庸俗化和僵化的问题。他早在以前就得出结论，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要成为自己时代的批判者，要无情地反对一切异化形式，不管它们在何处出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直接任务首先是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抛弃斯大林的本体论，其次是恢复“克服”这个命题（它自然也包括否定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同这个问题有关，依然存在着异化的整整一个始终尚未弄清的巨大领域。列菲伏尔还特别要求建立一种“总体的存在”的哲学（列菲伏尔认为这意味着恢复主动性），认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任务还包括研究文明理论，因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没有全部包括整个社会实践。[17]
列菲伏尔也朝着这一方向继续进行他的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并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他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列菲伏尔把注意力首先放在现代文明及其矛盾和缺陷的问题上，放在这一复杂对象的研究方法上。他在自己的第二部对日常生活批判的著作中给自己提出了进行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和制定需求理论的任务。他分析了需求（besoins）和愿望（désirs）之间的关系，同时确定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平面，真正的创造在这个平面上出现并得到验证和证实。“在较高社会实践领域中产生或创造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其真理性，不管是艺术、哲学还是政治，无不如此。只有在这个平面上才能进行验证。”[18]
与此相联系，列菲伏尔提出了周期性时间和直线性时间问题。前者直接地隐匿入自然的旋律，隐匿入宇宙时间之中，从而长久地统治着人类生活，直至今日仍未在当代人类中完全消逝。直线性时代是当代工业社会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由自然现象来规定的。这样，日常生活的批判“在直线性时代中，即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时代中探究周期性时代的持久性。它探究周期性时代（自然的、在一定意义上非理性的、具体的时代）与直线性时代（后天性的、理性的、抽象的、在一定意义上反自然的时代）之间的干扰。它探究从尚鲜为人知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缺陷和匮乏。它最后还探究日常生活中从这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可能的变态”[19]。
列菲伏尔赞同马克思与许多当代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异化劳动以及对生活分裂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现象的批判，同时认为日常生活已经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深度。书籍的文明因电视而消失泯灭，新住宅无非是供人栖身的机器，新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犹如一片光秀秃的土地一样贫乏，原始的自发性丧失殆尽。重新私有化在贬低集体的威信，因此，作为日常生活的变压器的集体化的失败，技术因素及其问题的增长，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标志，也是迄今的社会主义的标志。[20]
尽管这个问题比列菲伏尔所说的要复杂一些，但是可以肯定，日常生活丧失了深度，这是当代文明的一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社会主义最好是必须竭力阻止人的可能是灾难性的消极状态。
在分析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列菲伏尔非常注意“形式的工具”和范畴，并特别强调总体范畴和否定范畤的意义。[21]萨特认为总体范畴是根本的辩证范畴，而列菲伏尔却正确地强调否定范畴的重要性，尽管相当虚构地把辩证法的实质归结为某个范畴。同样，他试图通引入可能这个概念使实在范畴辩证化。只是这时范畴才使认识的深化了的客观性得到保障，并避免浅薄的客观主义和幻想深刻的本体论。为此目的，列菲伏尔还主张对异化范畴做更辩证的理解，认为只有做历史的和相对的理解，才能看到它的复杂性。绝对的异化和异化的绝对扬弃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考虑到异化的扬弃有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理解实际的异化。[22]
列菲伏尔还把新的因素引入实践。他指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多只是看到了作为生产力的实践，即作为人对外在自然界的行动的实践这一个方面，并由此立即转到生产力的计划和政治实践方面去。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实践的一部分。因此，实践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层次：从生物物理学的层面（它除了包含有对自然界的关系外还包含有其他关系——比如在家庭中，在乡村和城市中，在民族中）到象征、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等的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层面。对实践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能够区分：一、整体的革命实践（例如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所论述的实践），二、部分的革命实践（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生产的增长等），三、作为实践的认识，它以实践为基础，同时它又是作为认识的体现物的实践，四、政治实践——实践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它不应偶像化，五、重复的实践，六、发明创造的实践，它从重复的实践中产生，而它既存在于物质化了的活动中，也存在于人的关系之中，七、专业的实践——特别的手工艺和职业。[23]
列菲伏尔最后探讨了他自己很早就关心的一个理论——契机（moment）理论。与时刻（instant）不同，时机通过一种确定契机的选择，从一种混沌和混乱中，即从意义双关中脱离出来，从而具有自己的时间持续性、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每一个契机（爱情、游戏、休息、认识等）都是绝对的，同时，从日常生活的平凡来考虑又是扬弃异化的，但它同样会变成异化。如果我们想要给契机下一个定义，我们就必须把它称为“对一种可能性的总体实现的追求”[24]。
在这当中，列菲伏尔并不主张确立某种绝对的自发性，因为自发性最终会导致混乱和不确定性。有教养的人竭力分析一定的因素，以便确定契机，同样又竭力综合显得散乱的东西的自发的意识。“因此，根据契机的理论，文化并没有同自然界相脱离，也没有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文化是被选择出来的；它在进行区分（有时甚至过分了：到了分离和孤立它所需要的因素本身的地步，这阻碍着任何较高形态的产生）；它在进行融合。这一缓慢的选择和统一的工作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契机的种子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己肥沃的土壤。”[25]
从列菲伏尔在哲学方面的整个努力方向中可以看出，他研究人和人的问题，并且竭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建立起某些重要的范围，首先是批判性[26]，因此，在围绕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企图以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烦琐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而展开的讨论中，列菲伏尔的反应颇为激烈。[27]列菲伏尔坚持辩证法及其革命性，坚持否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向——克服当代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异化结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这个问题成了他经常研究的题目。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克服当代的异化结构这个过程是作为官僚主义和当代技术至上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机构的必然消亡的过程。在上述著作中，列菲伏尔主张一种自治的社会主义，对迄今存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提出警告，指出他们把国家的革命变革同社会主义的变革本身混为一谈。[28]他说道：从社会主义的当代过程来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那些自称‘革命的’或‘共产主义的’左派，没有能力去避免技术至上的神话。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他们甚至十分注重权威性计划的威望和某种‘意识形态的凌驾一切的决定作用’（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教条主义）”[29]。当代日常生活的变化必然通过所有有利害关系的人们的干预才能发生，而不只是按照政治民主的各种形式和规范行事的结果。“在这方面，利益和有利害关系的人们的协作具有自己的名称，它就叫作自治。”[30]
然而，技术至上主义的意识和实践日甚一日地阻挠这种民主的发展，在自己的代表者，即“智能控制的人”（cybernanthrop）和“人”（anthrop）之间不断地制造对立和矛盾。人接受冲突并忍受着从这些冲突中产生的痛苦。他不怕矛盾变得激烈尖锐，不怕把矛盾公布于众，他不去掩盖矛盾。而智能控制的人却相反，他竭力抹杀矛盾；这是他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方式。“他根本不相信冲突会带来成果。他顽固地拒绝可能产生矛盾的‘第三种术语’（事业、高兴、悲剧、革命的创造等）。他不大相信（且不说根本不相信）矛盾能得到克服。他拒绝其他任何可能性，而只要求对他自身的信奉、他自身的牢固和他自身的均衡。这是被委任的人（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谈话中）。这是被指定的、被任命的、职能的、结构的人。这不再是人，因此他的思想家完全有权在理论上否认人道主义，因为在实践中他不再有人道主义了！”[31]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昂利·列菲伏尔是法国迄今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学识广博、才智敏锐的思想家，法国文化界的典型代表。法国的哲学短评，从蒙台涅（M.E.Mogtaigne）和培尔（P.Bayle），经过法国的大百科全书派（我们且不管霍尔巴赫〔Holbach〕从自己的德国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风格上的惰性），直至列菲伏尔的哲学短评，是法国文化的特产。当然这不仅仅在于出色的哲学散文（这些散文自然缺乏系统性，缺乏穷根究底的分析韧性），而且在于哲学和文学的融为一体。这种独特的想象力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哲学家们所没有的，在这个人身上，非凡的艺术家和哲学思想家合而为一。从伏尔泰（Voltaire）、卢梭和狄德罗（D.Diderot）到萨特、加缪（A.Camus），在一定意义上还有列菲伏尔，这样的例子在法国数不胜数。如果说他们的某些成果有时也是短暂的，那么，这些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们由于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参加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进步斗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自己时代的良心。
二、让·保罗·萨特
在当代法国文化的最卓越的人物和思想家当中，萨特（1905-1980）不仅以他的发展、地位和非凡的智力、文化和道德政治活动，彻底否定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当代问题和当代人物所采取的顽固的公式主义的程度，而且还指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做出更大的努力和具有更广阔的眼界。
像法国具有的这种如此丰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加上在信息传播和文化创造方面拥有的如此优越的现代条件，是同不动脑筋地宣传另一种文化，同搬用僵硬的教条主义的一般哲学原理和一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做法互不相容的。至于法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一意孤行地进行的各种政治行动和一味顽固地坚持的各种政治评价，就更不用说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败坏一种伟大的思想和事业，因为这种做法使这一伟大的思想和事业不能得到相应的历史共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坚定有力和勇敢无畏的人物成为自己时代的见证人和良心，他的许多观点、评价以至行动在某些方面胜过整整一个党，那是毫不奇怪的。
萨特生于1905年。他的思想理论发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主要是在与列菲伏尔和上述经过各种弯路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那群法国青年知识分子相同的时期。萨特自己也强调说（特别是在他最近的巨著《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中），当时处在诅咒马克思，而且诅咒黑格尔，一句话，诅咒辩证法的思想气氛之中，他对马克思的兴趣是冷淡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在所有那样的思想前提下，他不可能理解马克思。这就是说，要理解马克思，这些影响也必须有所变化，而在当时，他接触的是那样的读物，这是不可能的事。
人，不仅是抽象的人，而且是活生生的、历史的、当代的人的问题，特别吸引萨特及其同期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萨特沿着这个问题上的合乎逻辑的道路发展。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当时以现象学为标志，而现象学在德国本土已经在哈特曼（N.Hartman）的本体论、舍勒的人本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历经浮沉盛衰了。
萨特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下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更强烈的影响，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先验自我已不能使萨特所具有的那种历史制约思想完全令人满足了。人的状况，人对他人的关系，人的物化、异化和自由等等问题（虽然是在抽象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不容许他蛰居起来，仅仅沉溺于意识、存在和意向之中。萨特意识到人类的存在的矛盾和不人道状况，便力图越出自己的存在主义（依然是唯心主义地），不仅去抗议使人类全面非人道化的社会，而且抗议唯心主义本身。
《存在与虚无》（L’Étreetlenéant）的阶段对萨特本人和对法国哲学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依然是在抽象范围内的抗议阶段，虽然在这里面已有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在搏动。
萨特对人和现代历史运动中人的问题的关心和密切注视、他对历史事件的异常敏感（他在自己的文学著作中也刻画了这些事件[32]）、他不蛰居在永远意味着智力上或历史实践上的真正无能的思想象牙之塔，——这一切必然使萨特获得关于现代历史及其运动的结构和意义的最后认识和结论。
我们这个世纪的整个血淋淋的历史，正如萨特本人后来写的那样，要求理解现实；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所有当代的事件，促使萨特放眼探求这些历史具体事实的基础。
萨特在这方面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必然也同马克思主义本身，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的，特别是官方的一种变形发生冲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对人和历史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碰到的是一个人的真空，因为在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人的问题不仅被忽视了，而且被歪曲了。萨特在这里碰到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对若干辩证法特征的毫无意义的重复，而这些辩证法特征，同关于现代科学的各种成果如何证实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的学术论证一样，对人的问题谈得很少。
如果在这里再加上他还碰到公式主义的和有局限性的政治实践，那么可以理解，萨特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浪子回头，而是一个重要的独立思想家非凡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经验的结果。因此，他必然也给只懂得一种乐谱的清一色的马克思主义乐队带进一定的批判性的和不和谐的旋律。
萨特虽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体现一定的社会主义希望的唯一运动，但并不随随便便地去赞同这一共产主义运动要服从另一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也不赞同盲目地袒护那种特别是在1948年到1957年期间造成震撼当时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体系的事件的政策。他就匈牙利事件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特写，描绘了这一事件，并与一味公然抹杀事件真实原因的法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相反，指出事件的根源在于荒谬地和粗暴地坚持陈腐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实践。在萨特看来，拉科西主义既不是法西斯专政，也不是暴政，“与所有这些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化；只不过这是一种恶劣的社会主义化，这比它什么也不是还坏”[33]。
萨特认为不必谴责“敌人，不必抛弃一种体系（指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弗兰尼茨基注），应当谴责一种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的领导人”[34]，因为是这种方法使党和人民之间发生总失调，使人民的观点和利益同官僚主义的观点和利益发生对抗，结果，只有在另一个国家的军队中才找到了出路，而这个国家的军队的铁甲车便“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向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开火”[35]。
萨特反对法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对由于攻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而造成的当代社会主义最严重事件所做的轻浮和诡秘的解释，并且认为能够帮助法国共产党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真理与它的谎言对抗，直到它的全体党员不再相信这些谎言为止。萨特说，他理解法国的领导人同俄国人的亲密友谊。但是归根到底“他们只是对本国劳动群众负责”[36]。
萨特认为，在现代法国生活中左派进步力量涣散（法国共产党作为最强大的、在工人阶级中扎根最深的组织，对此负有特别的责任），只有新的人民阵线和一切左派力量的联合才能拯救国家。“至于我们，我们同共产党人已辩论了12年。起初是尖刻地，后来是友好地。但我们的目的始终一样：为实现唯一能拯救我国的左派人士的团结，贡献出我们微薄的力量。”[37]
我们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些，目的是要指出，在关于现代历史的许多与通常的论点相反的论点中还有这样的一个论点：现代历史的最先进的力量再也不能按老办法行事了，再也不能根据外来指令，根据宗派主义的、狭隘的、有局限性的和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政治、哲学和文化问题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在其所有阶段，不仅要允许，而且要促进和实现广泛的文化高涨，在这个文化高涨中，将不以官僚主义的狭窄心胸拿药房的戥子去衡量任何思想，不心惊胆战地害怕在文化复兴中会出现尚不知其结果为何的新思想。思想运动的结果是不能够预见和由官方规定的。只有自由的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实践才能最终使一切事物各得其所。
当我们要评价萨特在理论和哲学领域促进哲学问题的发展的努力时，所有这一切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中认为，任何一种哲学，甚至乍一看来是最思辨的哲学，也都是实践的哲学。方法是社会和政治的武器，因此，伟大的笛卡儿主义者的分析的和批判的唯理论比他们本人活得更长久。哲学，只要生它育它和被它阐明的活生生的实践仍然存在时，它就仍然是有效的。“如果哲学应当既是知识的总体化、方法、调节的观念，又是进攻的武器和语言共同体，如果这一‘世界观’也是摧毁腐败的社会的工具，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这一个别观念会成为整整一个阶级的文化和往往成为整整一个阶级的本性，那么，十分清楚，哲学创造的时代是罕有的。在17世纪和20世纪之间，我看到三个可以用一些名人的名字来表示的时代：笛卡儿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最后是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每一种都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全部特殊思想的肥沃土壤和整个文化的水平线，当它们所表现的历史时代还没有被超越时，它们是不可超越的。”[38]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哲学活动范围，并强调指出，即使从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来考虑，马克思也是正确的，因为从克尔凯郭尔来考虑，马克思强调了人的存在的特殊性，而从黑格尔来考虑，马克思则研究了人的客观实在中的具体的人。萨特自己写道，马克思主义之吸引他，犹如月亮之吸引潮水，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一切旧观念和消灭了资产阶级思维的各个范畴，然而，自此之后，当代马克思主义违背了认识具体的人这个主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和丰富，是因为它最彻底地坚持在历史过程的总体上解释历史过程。但是它已停滞了20年，竭力以自己的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把变化归结为同一，以一般公式解释个别。萨特具体说明自己的批判意见道：“瓦勒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是每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瓦勒里。当代马克思主义之缺乏开拓性就包括在这两句话里。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中介的阶梯来理解一定历史时期在一个阶级内部和一定社会内部产生着个人及其产物的过程。”[39]
正因为如此，萨特认为，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根本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反题而产生的，它由于分析人，分析人的关系，因而仍然具有意义。这不是为了某一条第三种道路和某种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摈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掌握人，是研究一种具体的人类学。“存在主义（萨特指自己的存在主义。——弗兰尼茨基）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领域的、在集体对象和其他单个的人们当中属于某一阶级的单个的人，这是异化了的、物化了的、神秘化了的个人，即分工和剥削所造成的，但又以各种错误手段与异化斗争，而无论如何总是耐心向前的个人。因为辩证的总体化必须像包括各个经济范畴一样，包括行为、欲念、劳动和需求，必须把行动者和事件同时放进历史的整体，限定历史整体的生成方向和准确地规定现状本身的意义。马克思的方法是累进法，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是一长串的分析的结果；今天，综合的累进法是危险的，因为懒惰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它去先验地构造现实，政治家则利用它来证明发生了的事必然这样发生，他们用这一纯粹的诠释的方法不能发现任何东西。证据就是他们事先知道所要寻求的东西。我们的方法是启发式的，它教给我们新东西，因为这一方法既是后溯法，又是累进法。”[40]
萨特认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范围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没有另一种哲学能够提供更大和更有效的可能来理解历史和人，同时他又认为，他关于对人的问题进行具体考察的方法，他今天已“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存在主义的分析综合的考察方法（而不是综合的考察方法），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东西，是说明有理由特别强调他的存在主义方法的东西。如果这些考察方法的基本差别在于“生存意识形态”的真正作用不是描写从不存在的抽象的人类现实，而是在人类学分析中经常强调这个生存范围，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萨特在这方面的主张之所以有道理，只是因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忘掉具体的分析和陷入公式主义的一般化之中。
萨特不想修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认为那是荒谬的。他也不想超越马克思主义，而只想填补一个重要的空白点。“这些看法使人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一致，而又暂时保留存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自治。确实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今天唯一可能的，必然同时既是历史的又是结构的人类学。这同时是在人的总体中，即从人的物质状况出发去研究人的唯一的哲学。谁也不能向它建议另一个出发点，因为那就是要它把某种另外的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越是违背自身原有的倾向而竭力把提问者排除在探求之外，而把被提问者变成绝对知识的对象，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内部就越会发现裂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用来描述我们历史社会的概念（剥削、异化、拜物教化、物化等）本身，正是最直接导致存在主义结构的概念。实践和辩证法概念（不可分离的两个概念）本身，是同认识的理智主义思想相矛盾的。同时，我们还要谈谈主要之点：作为人的本身生活的再生产的劳动，如果它的基础结构不是设计，就不能有任何意义。”[41]
如果我们知道萨特通过怎样的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知道他首先密切关心的是人的生存的意义和前景，如果我们同时还知道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所有这些不仅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性的问题——人的问题上的贫乏无能，那么我们就不会不理解萨特为什么厌恶当代辩证唯物主义所特有的抽象的本体论，这一本体论对物理、生物等范畴和现象的关心远远超过对人本身的关心。
萨特完全专心致志于人的问题，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同时至今还拒绝对自然辩证法做任何肯定。虽然他比较趋向于否定自然辩证法（因为他认为辩证法的来源是实践，而实践是人的实践），但没有明确否定，而是认为我们不能肯定这方面的任何东西。
加罗迪最近的一部著作附有萨特的一封信，萨特在这封信中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现今哲学思想的明确的范围，不能超越。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的内在辩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指的是要揭示自然辩证法这种形而上学的幻想的话。这种自然辩证法可能确实存在，但必须承认，就连证明这一点的最小的苗头我们也没有。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关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充满侈谈和懒惰的徒劳无益的讨论而已。它掩盖着（至少在法国是如此）最墨守成规的分析的机械论。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他把一切辩证法的来源直接理解为受人本身的物质性支配的人的实践，——是任何人能够具有（和确实具有）的关于自身实践和自身异化的经验，同时也是能够把人的历史理解为总体化运动的一种改造和建设的方法。”[42]
如果有人把自然辩证法理解为自然界（总而言之宇宙）向更高的阶段的前进运动和发展，那么，这种理解是毫无意义的。但同样地不能认为辩证法的来源只是实践，因为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我们必然会走向否定自然辩证法。这等于是用人的因素代替自然界的关系和运动。在这个问题上，这关系到一些一般的辩证法因素，这些因素我们今天是可以在存在中，即在自然界中验证的，至于它们在自然界的物质或社会的物质中如何表现，则是另一个问题。确切些说，完全可以理解，社会的辩证法具有一些使社会辩证法成为社会特有的辩证法因素（例如实践），但这不是说这些因素必然是一切辩证法的前提。同样，只要我们去分析范畴的和逻辑的一般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碰到自然辩证法问题。我们思想结构和过程的辩证性，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能是一个单独的过程的结果。
此外，完全正确，历史领域向分析提供着最丰富最错综复杂的结构和过程，而萨特恰恰是对这些结构和过程最感兴趣的，因为它们对于人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萨特在自己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只能举出一部分）中试图实现自己的哲学纲领。对于整个人的问题，即历史事物，他首先透过实践进行观察，因此，无论是总体或总体化（总体化是一个过程，因而当然也包括暂时性），离开实践这个基本范畴就无法加以理解。《辩证理性批判》第1卷力图确定“历史地位”，即一种结构人类学的基础，而第2卷的任务，将是描绘和确证，存在着一种具有一种真理和一种理性的人的历史。[43]
辩证经验揭示历史事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物愈被人“中介”，人就愈被物“中介”。历史的整个辩证法建立在个人的实践上，而任何的和部分的总体化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个人自身就是在总体化的个人。
实践由孤立的行动者发出，被揭示为真正的理性，即辩证运动的意义。此外，萨特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人们自身之间最初的实在化，是一些人们与另一些人们的无穷无尽的依赖。整个历史的这些条件在我们的面前表现为受无机物质制约的条件。因此，“如果存在着作为历史过程的总体化，它是通过物质达到人们那里的。换句话说，作为有机体的自由发展的实践，在实践领域范围内使物质环境总体化；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作为人类关系的第一次总体化的物质环境”[44]。
在这方面，萨特正确地给以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周围物质以特殊形式在我们的个人历史中表现出来，因为全部人类历史，至少是迄今的人类历史，都是针对匮乏的艰苦斗争。这样，在劳动使之形成和使之社会化了的物质的全部水平上，我们发现，一切能动的基础，是作为从人到物质又通过物质回到人的最初统一体的匮乏（不足）结构。匮乏，作为一个量的事实的表现（这种和那种自然实体或工场手工业产品是否存在，对所有的人是否足够），是我们的历史的基础关系之一。这同时是人被确定为另一种东西而不是人的基础，即对每个人来说，他作为非人的人，作为某种异类而存在的基础。人的非人性质不是来自他的本性，而是来自上述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暴力并不必然是每一过程中的行动，并不是本性的特征，实际上是“人的行为经常的不人道性即如此内化了的匮乏，以致简直是每个人都在他人那里看到恶的原则”[45]。
萨特同意马克思关于劳动是建立人们关系的现实基础这一发现，并希图通过匮乏这个因素，即否定性因素指出在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矛盾的条件和根源。通过人的实践，这个物质性“进入”历史，成为历史，成为实际-内在之物，即加工过的物质，这加工过的物质又通过自身矛盾（它自身含有这些矛盾）成为历史中的重要推动力。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产生。自然界对人的关系也是如此。[46]
在该书第1卷第2篇，萨特研究集团和历史的问题时，同时借助实践范畴去解决问题，认为实践是在联合中的集团的唯一实在的统一，因为实践创造它、反映它和改变它。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略去从那些实际上是在阐明历史运动和结构方面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所做的丰富的观察了。通过实践，有机的个人也作为集体的个人被产生和被认识。这首先是由于客体将集团作为实践和实际的认识反映给他，即既从实践领域向他揭示现状的客观性出发，又同时从把自己对客体的劳动理解为集体的客体化的单个部分出发；其次是由于作为也通过他实现的实际总体化的整体，强使他把先验的客体实际理解为集体的客体，并把实践的领域实际理解为有待改变的集体的实际领域。[47]
在这种关系中，辩证法表现为双循环。第一个循环是静态的循环：一定集团的结构和行动方针由集体的性质来决定，同时，集团表现为被控制的他者，这种他者成为机械的运动和生产的节拍。第二个循环是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迟早要使集团退化，并使之消融在集体之中。[48]
从萨特的广泛详细的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表述如下：辩证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关系双重性质。作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简单关系，人的关系是直接的相互关系，而这种相互关系是一般共同体的原始结构。相互关系不是思辨的，也不是感情的，而是具有双重（或多重）震中的实践。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个实践领域最初是由先前的环境和物质条件规定的，因而这一对抗性的相互关系的条件的总和是建立在匮乏基础之上的。人是与许多同类生活在匮乏环境之中的实际的有机体，匮乏作为一种消极力量，把每一个人都决定为人的和非人的实在。每一个人，如果他希图消费我或所有其他人所必需的某种产品，他就成为危险的人，威胁着我的生命的人，从而成为既是人而又是非人的人，而我的同类对我就表现为我的异类。在最初阶段，生存斗争“不是通过人而相互对立的盲目本能，而是错综复杂的结构，是借助于这样一种实践来超越物质条件，这种实践或是建立道德，或是毁灭他者，这个他者不是有威胁性的简单客体，而是被彻底承认和判决了的自由。我们称之为暴力，因为唯一可理解的暴力，是自由以无机物质为中介对自由施加的暴力。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它可以有两个方面：自由的实践可以借助于物质工具直接毁灭他者的自由或把他者的自由放在括号里面不予以考虑（愚弄、欺骗），或者可以反对（异化的）必然性……”[49]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理解压迫、恐怖、奴役、在异化的关系中的劳动等关系。
所有这些探讨，应当导致认识历史的真正问题。如果历史确实是一切多种多样的实践及其一切斗争的总体化，那么，那些冲突和合作的错综复杂的产物，在自己的综合实在性中必然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说，它作为一种正在进行总体化实践的综合产物而必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迄今还是停留在同时期的总体化的平面上，那么剩下的事就是要考察实践的暂时化的不同时期的深处了。萨特认为，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种结构人类学的因素和辩证基础，而剩下的只是要让这些结构自由地生存和在其自由发展中去认识它们。
尽管如我们强调过的，可能有人持批判性的意见，或者可能有人对个别观点持拒绝态度，尽管萨特坚持存在主义的方法论（我们指出过，存在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一范围内不可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某种东西），可是他的观点（哲学观点和社会心理学观点一并在内）比所有目前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色。这些努力表明，我们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将是：对各个问题的看法，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中有了共同基础，就可以有尽量充分的自由，就可以各色各样，甚至即使在这一基础上，看法也可能在许多方面是相对立的，但仍然是人类觉醒道路上的进步步骤。
三、路西安·哥德曼
哥德曼（1913-1970）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处于早年卢卡奇著作的线上；他主张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卢卡奇的重大成就，同时特别要根据一定的社会文化试验材料对它们做出具体的阐述。因此，很自然，在他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唯物史观范畴：总体范畴、阶级和阶级意识范畴、可能意识的最大限度范畴、世界观和物化等范畤。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卢卡奇把辩证法的总体范畴理解为科学中的革命原则。哥德曼持有同样的观点：“总体观念实际上是一切辩证思维的中心和基础。”[50]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总体的分析也是建立在各种形式的异化的观念之上的，哥德曼依靠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分析，发现了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两极分化和分裂，没有那些思想手段，这种两极分化和分裂现象是无法解释的。正因为如此，物化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和哥德曼的主张中有重大意义的范畴。
由于有这样一些意向，哥德曼把哲学理解为“对特定社会的一定时代所提出的人的基本问题做出概念的回答的尝试”[51]。对所有这些问题存在着三种可能的答案：概念的和抽象的答案（哲学）；情感的和具体的答案（艺术）；以及实践的答案——行动。因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努力这么接近和为什么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双生子——哲学家和艺术家。
由此可见，社会学家们想从作者生平和环境来解释哲学著作和艺术作品的一切试图都不是从根本着手的。只有到某一社会的生活总体中才能找到有关各种哲学或艺术的性质问题的答案。“作品越是重要，越是有生命力和越是合情合理，它就越是可以通过对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思想的分析直接加以解释。”[52]社会学的分析只是这种解释的一种必要的步骤。“重要的是要寻找出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作者通过个人的情感把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表现出来的途径。”[53]
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哥德曼既对反映论也对意识在解释文化问题方面具有独立功能的理论持批判的态度。他把重心放在其意识和活动旨在完整地组织社会的阶级上，认为这些阶级在自己的实践的、理性的和感情的生活中竭力谋求一种人的世界和人的面貌，这些只是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单个的个人所接近，但是作为一种趋向，却在整个集团中能动地发生作用。作家、哲学家、艺术家不是简单地反映集团的真正的意识，而是在概念或幻想的范围内塑造符合这一意识的意向的，但又凝练得多的世界。伟大的作品表明集团根本不是有意识的，而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的思想结构，最多也不过是表明过于有限的事件的认识，在这些事件中这些人物的思想结构能够得到最彻底的和最一贯的表现。[54]
正是这样，哥德曼在接受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基本范畴的同时，主张扩大研究历史现象的概念体系。“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研究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文学和哲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世界的外观的表现，世界的外观不是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55]
因此正如卢卡奇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所主张的那样，基本的总体就是历史的阶级（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这就意味着：“1．每当涉及到寻找一种哲学，一种文学或艺术的流派的内在结构的时候，我们不是涉及到一代人，或者一个民族，或一个教会，不是涉及到一种职业或者任何一种别的社会集团，而是涉及到一个社会阶级和它同社会的关系；2．一个社会阶级的可能的意识的最大限度构成一种心理学上始终如一的世界观，它表现在宗教、文学或艺术等方面。”[56]
因此，在这种提纲式的公式中，阶级和阶级意识，作为一定的能动的历史的总体，这一阶级的现实的意识和可能的意识的最大限度，乃是除了众所周知的生产关系等等概念之外构成精神社会学（sociologiedel’ésprit）领域的任何研究的支撑点的范畴。
在考虑世界的外观问题和一种能够对各种文化历史现象做出独特说明的世界观类型学的问题时，哥德曼再一次利用韦伯和卢卡奇的分析，特别是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心灵和形式》和《小说理论》中所做的分析。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世界观的三种基本类型：悲剧的世界观、评论的世界观和小说的世界观。哥德曼认为世界观类型学问题是精神社会学最大的任务之一，并且是处在刚刚开始解决的阶段的问题。同时，他认为探讨这种类型学乃是哲学和文学的学术史的入门，是那种能够把某一著作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的客观的手段。[57]世界观（例如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泛神论、神秘主义、个人主义、悲剧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等等），总是一种对于个人和集团的情况和处境的可能的首尾一贯的回答，总是对一定的多种多样的和常常是对立的历史情况的答案。这也就说明这样一种事实：一方面历史上常常出现艺术和哲学的复兴，而另一方面同一种世界观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功能，革命的、辩护的、保守的和颓废的功能。[58]
除了这些在各个不同层次上研究所谓人的历史的总体的思想手段之外，哥德曼也特别坚持可能的意识范畴。这一范畴标志着一个阶级能够认识现实的最大限度而又不同这一阶级的存在与之紧密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它与现实的意识不同，因为现实意识标志着一定时期和一定国家的现实的认识阶段。
考虑到这个问题，哥德曼认为物理学家同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目前物理学家只注意“认识的两个层次，首先是思想标准：思维符合物体，其次是它的时间的实际认识层次，其价值取决于它们和物体的距离，而历史学家，特别是社会学家注意的，起码还有一种存在于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之间的因素：构成他们所分析的那个社会的各个阶级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59]。
当我们谈到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时，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一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内部也看到了差异，以及看到了某些集团和个人有可能表现出不一定人人都意识到的最大限度。当谈到科学家在特殊情况下能够达到超越他那个时代存在的一切社会阶级的现有意识的认识时，就是说“伟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以或多或少彻底的方式表达了符合某个阶级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的世界观；这样说对于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特别适合”[60]。
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这一概念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是适用于说明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和哲学著作的思想和观念结构的重要手段。但从政治行动来考虑起码要注意到这样一点：一个阶级或阶级集团最大限度可能的意识取决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的和国内国际的发达程度和情势。当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具体的政治要求不能只沿着考察最大限度可能的意识这一条路线走，而首先要注意那些决定着这种意识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在个别的时代，特别是革命的时代，在落后的阶级中也会形成这样的集团，其意识在其他阶级的影响下超过本阶级的实际意识，虽然直至一定的物质前提建成之前，要在实践中实现其意识，那必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存在着某种意识做出各种浪漫主义的过高评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种过高评价在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将来也肯定还会出现。要对可能的意识进行分析，由于要分析其经济社会前提，因而总是困难的。所以，无论是历史的推断还是政治的预测都必须有尽量牢固的基础，即客观地分析那些条件，以及改变那―些作为阶级意识变化的前提的条件。也应该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先进的个人、集团和组织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和作用，他们的预见标志着一定时期的可能的意识实际达到的最大限度，他们的行动指引着阶级的运动去开辟看来是可靠的、令人满意的和唯一可能的历史前景。
在韦伯、卢卡奇和哥德曼看来，可能的意识以及最大限度的可能的意识，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这使人们可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做出特别的说明和解释。哥德曼主要地和极为广泛地对这样一种现象，即帕斯卡尔（B.Pascal）的思想和拉辛的一些悲剧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以悲剧的世界观观念（它表现出人与社会世界和宇宙世界之间深刻的危机）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前提为基础的。哥德曼提出一个问题：在17世纪的法国和18世纪的德国，是哪些社会阶层热衷于发展悲剧的世界观，并得出结论说：在法国是穿袍贵族，在德国是资产阶级。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向往民主自由的社会，但它由于自己的软弱而不能予以实现，它关于人的观念就带有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标记。同样，穿袍贵族由于出身于资产者行列，对凡尔赛宫廷的无聊生活持否定态度而力图革新；但它忠于君主制度，与这一制度联结在一起，因而不可能采取鲜明的社会变革的立场。所以，这两种情况产生了同样的悲剧的世界观。[61]
在法国，歌德曼发现这种悲剧的世界观的立场存在于冉森教派中，在这里主要是“抛却世界和社会”。哥德曼通过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格言和拉辛的悲剧的分析得出这样的论断：这些思想和某些悲剧说明，在冉森教派内部也存在分化，分化为温和派、中间派和两个极端派的必然性。当一些研究家仅仅看到阿尔诺-尼古拉（ArnauldNicole）周围的中间派、J.奥尔西巴尔（J.Orcibal）周围的温和派时，哥德曼得出结论认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的性质，即矛盾的逻辑和冲突的道德，完全不同于冉森教派众所周知的立场。这使他得出在冉森教派运动中必定还存在第三个派别的假说。由于发现马丁·德·巴尔科斯（MartindeBarcos）的原稿，哥德曼也就找到了他从上面对拉辛的某些悲剧，特别是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的世界观性质的分析产生的假设。《隐藏着的上帝》这一著作也是进行这种分析的。
哥德曼称自己研究文学史的方法是遗传学的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遗传学的分析）。按照遗传学结构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幻想世界的结构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维结构是同源的，或者至少与之具有可以理解的关系，作家在作品的内容方面，即在这一结构所决定的幻想世界的创造方面具有充分自由。[62]哥德曼在其《小说社会学》中企图寻找这种结构的同源，但不再是在集团和个人的关系中寻找，而是在整个生产方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的艺术表现的关系中寻找。
哥德曼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分析出发的，这种分析指明交换价值的作用机制，从而也指出了商品生产的根本现象——商品拜物教和物化。哥德曼说，使用价值继续存在，“但是，它们的作用是隐蔽的，正如小说世界中真正的价值的作用一样”[63]。在哥德曼看来，小说的复杂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形式，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得不以退化的方式即通过交换价值的中介来寻找任何物品。“由此可知，这两种结构，很重要的小说型的结构和理性型的结构，是完全同源的，甚至可以说是表现为两个不同方面的同一种结构。”[64]
哥德曼就是这样一贯认为：符合物化占支配地位的世界的小说形式的进步，只要它与作为生产方式本身发展变化的结果的物化结构的同源变化相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为此目的，他十分详细地分析了马尔劳克斯（A.Malraux）的小说和N.萨劳特（N.Sarraute）和A.罗伯-格里莱特（A.Robbe-Grillet）的最新法国小说的联系。哥德曼的出发前提（这一前提同时又是他的工作假说）在于：在新世纪的物化社会中存在着特殊的小说形式也与之相适应的个别时期。个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功能的20世纪初以前的自由经济，在小说中与主人公是同源的；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20世纪的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结果，个人和个人生活在经济结构中和在整个生活中的意义消失了，于是我们就有了主人公堕落的小说；最后，在最近30年，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我调节机构的建立，就有其相应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独立的对象世界，唯一能表现出人的现实的那些结构和规律。[65]
虽然这些研究尚未得到确定的和全面的证实，但我们认为，哥德曼已经获得一些重要的认识，获得对艺术和意识形态的现象和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手段，这将有助于更深一步地认识它们的发生和发展。
哥德曼虽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有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意识问题，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回避它们的社会制约性问题。但我们在这里还想指出他的另一个观点，我们在M.韦伯和其他许多人那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但我以为不能用那样的形式去理解它。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价值判断和实在判断的争论。哥德曼写道：“首先，我们可以断定，涂尔干（E.Durkheim），特别是他的学生[66]试图创立一种科学的社会学，强调（已经暗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的）两个在今天对任何严肃研究来说都是确定的成果的原则：
（1）科学地研究人的现实本身不能以什么价值判断为逻辑根据。或者如彭加勒（J.H.Poincaré）所表述的：在陈述式中的前提并没有命令式中的逻辑结论。社会科学的‘技术的’效益仅仅在于确立假说的命令式（某些手段和一定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于人意识到由于掌握一定的价值而产生的成果这一事实。
（2）研究者应该努力获得一种符合事实的图景，避免任何由于他个人的好恶而产生的歪曲。”[67]
不需要特别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都蕴含着一定的立场，对事实的认识虽然在心理上会加快或延缓得到价值判断，但是最合乎逻辑的描述取决于研究者的特定状态等等。哥德曼对这点比别人知道得清楚得多。问题只是在于，对历史事实的科学研究本身不能够成为任何价值判断的逻辑根据这一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排除一系列不应该从中引申出任何价值判断的实际是次要的事实，那么对于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来说，这一观点只有在认为不存在历史规律——趋势（不管对它们做何解释），不存在进步的历史运动（它意味着较高的阶段能够解决较低阶段不能解决的东西）的场合才适用。只有在认为人的历史参与在客观的历史环境、关系、矛盾等等中没有基础，在主观的价值评价和需要中有基础的场合才适用。
事情完全相反：现代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意向是把历史的行动和价值判断，以及赋予一定的历史环境和趋势以价值的活动，都奠定在尽量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历史的结构、运动和趋势的基础上，就是说价值判断本身也得到尽量客观的科学根据。
因此，哥德曼在另一个地方在同M.卢贝尔（M.Rubel）争论这个问题时更多地表露出来的不是有关这些行为脱节的议论，而是正好相反，认为真正科学地研究某些基本的历史问题必将也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与马克思把价值判断和客观分析“混淆”的看法相反，哥德曼论证说，在马克思的辩证分析中认识、说明和价值三者是严格地不可分的。[68]
学术上坚持严格区分实在判断和价值判断而否定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这种立场是现代社会许多脑力劳动者的状况合乎逻辑和可以理解的后果。他们的社会参与是严格受限制的，而超越这些界限的行动又使得他们的良知，甚至常常是职业的生存都成问题。
完整地把握哥德曼的著作，可以得出结论如下：他在社会学研究中，坚持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忽视的或完全没有得到表述的某些范畴和概念手段，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鲜的东西，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而进行具体研究，经常检验这些原则的价值，这是哥德曼的活动的重要方面，这是长期的和折磨人的道路，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要得到尽量广泛的根据和必要的前提所必需的。
四、罗歇·加罗迪
罗歇·加罗迪（1913-2012）是法国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以大量著作从根本上反映了共产党本身的发展路线和立场的人物。加罗迪在其理论活动的初期，在60年代开始以前，完全处于苏联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因此，他在这一时期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著作之一，常有认识论和实证主义的一切标志。[69]
加罗迪当时的认识论，以及苏联的认识论，由于许多原因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要求。它们没有达到现代哲学发展的水平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是公式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所有这些作者都停留在主观客观关系的古典的解释上，按照这种解释，主体被理解为一般的主体，即局限于他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上。
尽管没有忘记现实是人化的现实，尽管没有忘记强调实践因素，但是主体对于一种第一性的关系来说依然是外在的、附加的。加罗迪不理解的一点是：实践不仅是对自然的行为，而且是整个人与人的关系的实际的相互联系。所以，实际上不存在什么一般反映的主体（这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遗毒），只存在处于历史情况和结构中的历史的人们。而实际上那种中介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思维，历史上构成的、意识形态化的和常常是神秘化的人的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确实是那种需要研究的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中介。
加罗迪在其论自由的著作中没有摆脱一般意识形态主义的框框，直至50年代末才试图解释异化问题，而异化问题应该是上述问题的基础。[70]
毋庸争辩的是，法国共产党曾经受斯大林主义的极大的影响，而那种受局限的视野相当大地限制了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活动，也限制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思想参与。例如，在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问题上以及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1968年五月事件的时候又表现出回跳。直至许多其他党都开始清除极其复杂的教条主义的遗毒之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法国共产党直到1962年6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批判了斯大林后才进行它正式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加罗迪在那次中央全会上做了批判斯大林理论观点的报告。虽然一些观点尖锐，但终究还是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消极性在于如此致命地危害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71]同样，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相信党总是能够在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72]之间，即在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幸运地行进。只要人们想到“修正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如此众多的含义，如此众多的矛盾性和相对性，那么，这种斩钉截铁的断语不能不引起我们某种程度的怀疑。[73]
另一方面，换句话说，清算斯大林的理论错误的主要理由是不算小的。基本的指责是：斯大林割裂理论和实践，从而导致把哲学概括为七个特征的缺点；宣扬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论点；只注意到帝国丰义的早期阶段的规律性而主张战争不可避免；宣扬机械论的反映论；对实践问题注意不够；忽视对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并简单化地理解关于黑格尔头足倒置的比喻；机械地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简单片面地认为唯物主义是进步的派别，而唯心主义则是反动的派别；割裂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相信经典作家原著可以提供几乎全部现成答案，从而造成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托马斯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已经完成的一种原则和规律的体系并从这些规律中推论出现实结构。
从那个时期起，加罗迪就越来越摆脱自己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框框，并开始新的探索和钻研。在这条道路上，他必然要返回到一位思想家那里去，没有那位思想家，就无法理解马克思，这就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遭到诋毁的那位思想家。正是在他批判斯大林的理论立场的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论述黑格尔哲学的书，一年之后又出版了论述毕加索、圣-约翰·培尔瑟（Saint-JohnPerse）和卡夫卡的大部头著作[74]，阿拉贡（L.Aragon）为它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序言。在这本关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中概括地综述了这些主张。
首先必须指出，加罗迪公开承认了自己先前的思想发展阶段的教条主义的局限性和自己观点的意识形态主义。[75]加罗迪看到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致共产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都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任务。在加罗迪看来，支配这一变化的基本因素有三：科学和技术的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和亚非两大陆的非殖民化。当代世界结构的这些根本变化，要求人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新的概念手段。[76]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他特别强调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产生的重大意义。加罗迪抛弃了过时的但在苏联哲学中依然存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职能，并且认为它的首要任务是成为人用以改造物和人本身，并且创造人本身的历史的行动的意识和动力。它力图尽量透彻地理解这一行动并获得优势地位。[77]
正如许多当代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加罗迪把实践当作马克思的哲学观的基础，同时试图保留反映概念和自然辩证法概念。因此，在他看来，认识“按其本性，从它是对一种并非我们创造的现实的认识这种意义来说，是‘反映’；同时，按其方法，它是‘建构’”[78]。这两种因素可以最好不过地表现“模式”概念。“模式”概念既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反映因素又包含着能动性、建构的因素，而后一因素能阻止产生那种要用绝对的终极真理来取代那种暂时的模型的妄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存在的哲学，而是行动、行为的哲学。[79]由于艺术问题首先是创造问题，任何关于艺术和创造活动的机械论的、唯心主义的或教条主义的解释和观念在美学中都必然会有不理想的后果。因此，实际上“美学观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试金石”[80]。正如加罗迪通过在《无涯的现实主义》中的例子试图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能够使近百年来一切最重要的研究一体化，同时使各种浪漫主义的或者神秘主义的变种非神秘化，并同时揭穿它们。现代的艺术观来自“对人的自主的确认：艺术不是模仿而是创造”[81]。
由此可见，图画不可能是反映某种永恒的外部世界的镜子，但也不是用来透视永恒的内心世界的荧光屏。图画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模式”，而模式在历史上就人掌握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程度而论是各不相同的。这种看法使得加罗迪抛弃了那种认为在艺术中只有一种原则，在社会中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并且强调上述这一切认识使我们不仅理解到而且希望，在艺术中以及在科学中存在着流派和风格的富有成果的多元主义。[82]
加罗迪在探讨道德问题时，在道德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解决下列三个问题：根绝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事先批判的哲学，也就是说，人们不能马克思主义地想象，似乎康德和费希特从未存在过；其次更加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并且承认存在主义已成为现实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接受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最后，制定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理论，使我们能够研究人的一切领域，并且理解内心世界和价值，而又不致陷入神学观念。[83]
同样，我们可以提到加罗迪关于宗教及其历史作用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的饶有兴趣的研究。加罗迪遵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现象的思想，着重说明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现实世界贫困的表现和同时又是对这种贫困的抗议的早期思想。加罗迪把这种抗议的特点看作是犹太基督教的战斗的因素，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积极的历史参与，从历忠角度研究这一特点，同时在理论上不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存在上，而是放在主体性上（研究奥古斯丁〔Augustin〕、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delaMirandola〕、托·闵采尔〔T.Münzer〕到现代基督教人道主义者）。恰恰是这种抗议的特点表明，人们不能把宗派仅仅归结为消极的东西或制度化了的教会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想在机械地碰头中最终各朝两种方向走，就必须意识到，我们如果不改变自己，我们就无法相互了解。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的占有者。[84]
加罗迪在最近时期参加了许多关于各种哲学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公开讨论，并且试图成为当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的同时代人，他也许能够以其丰富的经验和文化，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跃和研究做出贡献。
五、关于辩证法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一场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萨特、加罗迪、J.奥尔塞尔（J.Orcel）、J.伊波利特（J.Hyppolite）和P.维吉埃尔（P.Vigier）。讨论主要是围绕辩证法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展开的，注意的中心是众所周知的、颇有争议的自然辩证法问题。
萨特的出发前提和主张是：总体范畴是历史的存在物和这一存在物的思想的基本范畴。对于生物学的个体和对于历史可以说总体性，对于自然界就不能这么说，因为自然界是无限的。萨特在提出自然界中是否存在总体性或总体化的问题的同时，认为这一问题应当由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去回答。
萨特认为我们只有在谈到历史的时候才谈得上总体和总体化。正因为这样，“辩证法规律按我们本身和我们本身的社会运动来说是社会的总体化。简言之，辩证法不是别的而是实践”[85]。
萨特的所有这些见解和立场是以这样的一个论点和某种忧虑为基础的，这就是：我们承认自然辩证法时就必然事先限定历史进程本身，必然缩小或者完全排除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因为，对于萨特来说，历史是我们人的事业，明白无误地是辩证的事件，是不以历史之外存在的某些规律为转移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些论断使我们抛弃外在的教条主义，即一种所谓的自然总体辩证理论，这种理论妄图决定人的历史的特殊性。”[86]他在结束论述时谈到以下问题，并做出如下论断：能否承认辩证法的特殊性，承认辩证法“本身是人的辩证法，即辩证法与物质的和有机的存在物——人有关？”如果能够承认，“那么可以期望，我们在自然界中只能发现辩证过程的极为残缺、极其模糊和极不发达的形式”。[87]
加罗迪是同萨特论战的主要对手，他不同意那种认为总体范畴足以规定历史辩证法的论题，他也不同意所谓恩格斯认为辩证法规律的清单已经完备的看法。同样他也不同意那种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概念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分歧的说法。他认为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马克思是赞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的。加罗迪认为我们本身的历史实践以及其他科学都表明：我们行动的客体具有和自然同样确定的结构和历史。如果“一种关于结构的假说得到了证实，如果它表明是实在的，如果它给予我们一种支配现实的权力，那么，怎么能说，在那种认识的结构和那种事物本身之间不存在现实关系呢？辩证思维怎么能够给予我们支配权，支配一种在某一阶段不是辩证地存在的存在物呢？”[88]在讨论中加罗迪得出如下结论：“在自然界中不存在那种在我们的思维中存在的辩证法。这种论断是神学的观念，起码是黑格尔的观念，照它的说法自然界中的存在是由绝对精神决定的。我们说自然辩证法存在着，这就是说，现实的结构和运动是这样的：只有辩证的思维才使我们能够理解和支配现象。总括起来说：一种物质的东西自在地存在着（先于我们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它是具有（依然是先于我们和在我们之外）结构的；科学给我们指明这种结构是辩证的。”[89]加罗迪在讨论中还试图强调指出自然辩证法不是自然哲学，不是被证明的自然哲学，他担心接受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同时意味着人的历史仅仅只是极其广泛的自然史的附加物；再者，马克思主义者并未肯定自然界是总体，而是肯定在自然界中也存在总体的东西，这同样适合于历史，在历史领域只能谈到许多总体，而不是一个总体。最后，马克思主义者拒绝那种反映在自然界上的辩证规律的先验公式。
参加讨论的其他人在讨论中并没有提出新的因素。我们只能指出：伊波利特并没有排除把辩证法公式也运用于自然领域的可能性，而只是认为这种运用是有问题的，它得不到我们有效地参与人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可靠性。同样他认为，“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术语在历史辩证法中有其本源的意义，而且只有在这里才具有这种意义。[90]这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和在他们之外进行的有关这一重大哲学问题的许多讨论之一，它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双方都利用一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很好地看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萨特对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辩证法的本体论主义——加罗迪是这种本体论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而有关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答案却是片面的。同样，加罗迪和维吉埃尔的意图也是有道理的，他们没有排除自然过程、进化、现实的各个领域和它们的过程性和结构性——这表明这些过程的某种程度的辩证性，表明他们承认历史的东西和人的东西的特殊性，但是尽管如此，历史辩证法对于某种无意识的自然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依然未得到回答。
这些讨论常常采取经院哲学的烦琐形式，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某些国家中。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人们还看不出当代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本质和意义所在。重新提出辩证法（以至自然辩证法）的普遍性，不顾一定的明显的差别和不能创造性地解决历史本身存在的问题的主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把排除自然辩证法的任何可能性的最过激的看法置于一边（而我们看到，已故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承认自然辩证法的片断的和不发达的形式的可能性），那么只有某一种思维的偏颇性才能否定在自然的运动本身中存在某些辩证法因素（矛盾、质变和量变的关系，等等〉。肯定这一点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它最好地向我们表明现实的各个领域的本质的联系。但是，这一辩证法和这些我们能够在现实的一切领域确定的抽象形式（尽管它们总是历史地确定的）远不是能够穷尽的，对于人，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真正最重要的领域是历史辩证法的领域。众所周知，正如在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中过去和现在都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仅仅抽象地坚持这些普遍的范畴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运用，结果造成一种在理论上完全反动的没有意义的机械论和本体论主义。
要钻研和理解历史的东西，就必须钻研历史辩证法的特殊的范畴。而这一领域正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占优势地位的领域。那些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探讨历史辩证法问题和解决现代文明的矛盾的人们，一当他们抛弃抽象的辩证法，就比那些承认抽象辩证法并且成为这种抽象的俘虏，或者经常力图证明所有科学都证实这种辩证法抽象和那些从黑格尔那里已经知道的范畴的人们，更加接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人的问题只能在历史的领域内解决。所以，怎样理解实践、历史的决定性、自由、异化、人和人道、历史的东西和个人的东西、社会结构的关系、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解放的过程和道路等问题，一句话，怎样理解辩证的历史或历史辩证法，是具有首要和决定性的意义的。
六、其他理论争论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著述当中，应该提到的是皮埃尔·纳维勒（PierreNaville）的一部巨著。他在这一著作中，从黑格尔的著作起，一直叙述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和后期的著作，充分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动问题和劳动这一概念的起源问题的观点。[91]同样还应该提到奥·科尔纽（A.Cornu）的重要的历史著作。他在自己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他们的发展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论据确凿的分析。[92]
60年代初，《论据》（Argument,1957-1962）杂志的出版者和主编科斯塔·阿克塞洛斯（KostasAxelos,1924-2010）发表了他的论马克思是技术思想家的著作，并在稍微晚一些时候发表了他的评论文集。[93]阿克塞洛斯坚持那种否定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任何本体论、自然哲学或自然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把马克思的思想概括为本质上人本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在阿克塞洛斯看来，马克思不是从物质、自然等等出发，而是从人出发，从自然的、人的和社会的存在物出发，人为了满足需要而劳动，同时推动技术进步。这样一来，技术的概念和问题就成为马克思的哲学和理论研究的中心思想，并且加强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和加紧在实践和技术中实现哲学。因此，他认为人的解放的唯一现实的前景在于技术的发展，这就成了他的“全球论题”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状况、功能及其独特的运用，就是各种形式的异化的根源，它返回到技术也是基本问题。现代世界生活在空虚之中。这是因为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它首先是离异；它对物质、生活、思想的离异。技术是人和世界之间对话和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消除了异化的劳动应该成为娱乐，而新的星球的思想，地球的思想，遨游者、组织者、计划者的思想，永远是开放的。它是坚决的批判之批判的，将永远是带着问题的（questionnante），给自己本身提出一切，而且乐于提出问题。
在阿克塞洛斯看来，在马克思那里特别注意的是虚无和超越。一切都是异化了的，因而就需要否定。阿克塞洛斯关于星球运动和时代的设想是一个新的人类产生的过程，人对自己的总体对话的运动，但是同时，思想-存在和存在-思想依然经常对话，从哲学的实现、异化、总体，到艺术、娱乐和那些马克思首倡的一切设想问题都是开放的。
在60年代，在法国围绕着结构主义的讨论和争论也成了标志，结构主义几乎成了时髦的东西。结构概念对于理解一个整体，社会的或者非社会的整体的意义，老早就已经被发现了，在马克思和其他许多思想家那里就可以看到用变动的因素和结构的因素的关系来解释过程的主张。结构的东西对于变动的东西的优越性，同时态的东西对历时态的东西的优越性在F.德·索绪尔（F.deSaussur）、R.雅各布逊（R.Jakobson）和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的结构主义学派的现代语言学研究著作中得到特殊的意义。在法国，首先在人种学研究领域，结构主义方法复活起来，在这人种学研究领域，C.列维-施特劳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以他的非凡的著作对原始公社的关系问题做了大量的说明。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J.拉康（J.Lacan）和福柯（M.Foucault）企图采用结构主义方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队伍中间的讨论也激化起来。[94]
这些理论家想要用结构来说明一切，完全用特定的社会结构来解释人，这时作为社会过程的本质的和能动的因素的个性被完全忽视了，他们还主张抛弃一切有关人道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现象的研究，因此他们遭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95]
当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抱着同样的看法开始发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即在很大程度上受结构主义观念影响的研究著作以来，争论就变得更加激烈起来。[96]对于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阿尔都塞的观念在各个方面都是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在这些国家，阿尔都塞的观点被某些领域的人士迅速接受。阿尔都塞仅仅表明在理论观点上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和哲学观念的起源、性质和意义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假如不是这样，就不需要接受阿尔都塞关于认识论断裂（coupureépistemologique）的概念，这一断裂阿尔都塞定位于1845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这样一来，这以前的马克思发展的整个阶段都被宣称为意识形态的阶段，而从那以后才是科学的阶段。或者是认为马克思曾经受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而根本不曾是黑格尔主义者，由此可以判明根本否定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辩证的和批判的性质，这是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期和在斯大林主义中发生过的。[97]
阿尔都塞尖锐地把意识形态同科学分裂开来，并且主张科学地论证哲学思想，从这一概念中抛弃一切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概念。这恰恰表明他极其接近现代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正努力克服的那种教条主义观念。任何想把哲学思维变为“科学”的意向都只会缩小哲学思想能动性的领域，并且把两种不同的研究世界和人生问题的方式混为一谈。这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
因为，否定和异化的范畴对于阿尔都塞和对于现代实证主义者来说都同样是意识形态的概念。他甚至还捍卫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这种斯大林观念中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概念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不起作用，这不是由于理论上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原因。[98]
阿尔都塞抽象分析的特定的逻辑，只是非批判地对现代文明的严酷问题进行哲学探讨，而现代文明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中表现出它的许多坏的方面。原因是阿尔都塞在对待这些问题方面和苏联官僚制度的哲学辩护士处在认识这些问题和过程的同一水平上。因此除了别的以外很说明问题的是，斯大林也同那些著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或者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避而不谈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99]或者同样，他非批判地对待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而这是任何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的试金石，他也非批判地对待关于苏联共产主义阶段的最新的宣言，这我们已经有机会在苏共最新的纲领中看到。同样，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早在四十年以前在苏联就在阶级专政的概念中表现出来了，而且表现为阶级的人道主义；今天它开始在超越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以个人的人道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四十多年的期间，在苏联，通过重大的斗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其说通过个性自由的术语表现出来，不如说是以阶级专政的术语表现出来……十年以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形式成为阶级的人道主义。今天它存在两种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还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中国，等等）是阶级的人道主义，在已经超越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苏联）则是（社会主义的）个人的人道主义。两种形式和两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在‘个人’的人道主义中‘阶级’的人道主义可以看到自己固有的前景，现实的前景。”[100]
意识形态的分析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并不具有理论的东西的优越性，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具有意识的东西的优越性。按照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科学的哲学的模式，在他确定科学性的时候，意识形态被他看作是更多地具有社会实践的功能而较少具有理论功能的观念的体系。意识形态和“意识”只有极少的联系；问题在于人类的大部分所处的结构，而不是要通过他们的“意识”。[101]在这一意义上，阿尔都塞想鲜明地区分社会主义概念和人道主义概念，同时他认为这些概念（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联系是明显的理论上的不相符合。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概念是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概念却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把它解释为意识形态概念的时候，他并不因此想否定它的历史现实性。它表示存在的现实性的总和。但是，同科学概念不同，它并不提供认识它们的手段，因而也不揭示现实的本质。[102]
这样区分意味着离开历史先后关系来提问题。抽象的形式主义的分析在阿尔都塞的主张中是很有特色的，它并没有给这一问题提供什么本质的东西。因为在一种历史的先后关系中，社会主义概念除了它的全部“科学性”之外，还带有辩护性的和意识形态的性质，这正如人道主义概念在一定的历史关头，例如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有过和有着许多意义重大的对价值的认识和对任何“科学的”概念的历史反响，因为它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哲学领域和范围。
因此，完全正确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地对待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或非人道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理论前提，同时又认为只有在消灭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的神话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确定的对人的认识。[103]
路·阿尔都塞到那时为止的理论主张表明他想要彻底分析的是思想理论的抽象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这必将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烦琐议论的风格。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同批判的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相异的注释和概念论的形式至义，极为接近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接近所有那些用真正马克思的精神来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
某些正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危机的出路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讨论和主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则要重要得多。只要仔细观察最近20年来的这一发展，我们就将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极为衰弱或者在这些社会中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而在那些党依然比较强大的地方，特别是在法国，官僚等级制的结构，对于苏联的政治和实践的依赖，错过对重大历史事变做出反应的时机，停留在过时的政治斗争的原则上和满足于议会主义，等等，必然要引起左派队伍和力量中间的两极分化。这些党盲目追随1948年斯大林想要降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企图，赞成对匈牙利的干涉，对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反应过迟和过少参与（我们只举一些最重大事件），这就使得许多共产党员脱离了所谓共产党，并且把许多当今重大的有关工人阶级和一般共产党人的斗争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性质、现代工人阶级的性质、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运动的作用、现代条件下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等问题，都提到议事日程上。[104]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中，首先应当提到赛尔格·马勒（SergeMallet,1927-1973）和安德列·高兹（AndréGorz,1926-2007）的分析。马勒在其论新工人级的著作[105]中，研究自动化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勒的意见和看法是以自动化走在最前面的三个法国工厂的调查表为根据的。马勒在说明熟练程度越来越大的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时，肯定在那种情况下等级关系没有强调那么多，并且生产组织可靠性比在机械化工厂中大得多。同样，工程师和技术员由于自己的处境意识到接近工人阶级，从而产生一种他称之为“企业工团主义”的新型的工团主义。“‘新工人阶级’确实由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联结在一起，但是它现有的生活水平有赖于这些企业的极高水平的生产率。不管经济制度如何，这里存在的一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从而也就彻底推翻了那种足以把现代工业的技术人员同‘工人贵族’混为一谈的分析。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之间存在生活水平上的明显差别，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它没有保留工人阶级残余的消极后果，相反，这种‘先锋队’的存在曾经有过积极作用。”[106]工人阶级的改良既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也在于参与企业的管理，共产党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纲领和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提出来。
马勒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一种趋势和由自动化引起，但将会日益得到克服的新现象，因为自动化是生产发展的总趋势和前景，从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争取克服雇佣关系的斗争具有新的形式和规模。马勒写道：“通过它，而且只有通过它，工人的斗争在工业最发达的新条件下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争取变为‘自由的社会生产者’。但是，同样，只有通过它，这种改良才能够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在这种条件下技术经济进化的逻辑过程出现，这种条件就是它不仅会成为工人的事业，而且会成为生产机构中技术人员和干部的事业。
在这里，‘政治斗争’和‘改良斗争’之间旧的教条式的区分丧失了全部具体意义。‘改良斗争’在实际上为较小的改良的好处而告终，以便吸引工人阶级参加由政治的常常是议会主义的原因所决定的更广泛的行动，而这些原因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异己的。
反之，通过工人工会利用它们置于管理之上的监督的某些因素和甚至利用生产本身的关系给予它们的强制的手段可以看到，一种工人斗争的新形式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它谋求日益扩大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实际参与经济机构本身的管理，深入由生产关系的实际结构和它们的社会性不断产生的矛盾内部。”[107]因此，马勒认为，工人阶级不再是旧形式的革命阶级，即抱着夺取政权的愿望，而是因为想改变社会关系它才是革命阶级，因而它终究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队，他在其他一些篇幅较短的著作中也表现出这种见解。
安德列·高兹的两本书[108]也探讨这些问题，在这里他把现代人和工人争取社会主义的动机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正是在工人意识形成的地方，即在生产关系中，这种要求的意识，包括关于改革社会关系必要性的意识，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高兹因而也强调了现代“企业的工团主义”的意义，并且认为工会能够成为政治的动力。[109]正如这种在意大利特别活跃的新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许多参加者（布鲁诺·特连亭〔BrunoTrentin〕、列利奥·巴索〔LelioBasso〕、卢西奥·马格利〔LucioMagri〕、维多里奥·福阿〔BittorioFoa〕和其他人）一样，高兹从新资本主义发展中现代的经验和情况出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革命的起义去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不存在，并且经常等待大的危机会导致工人运动衰落。工人运动唯一可行的路线是那些准备用它来管理社会的力量现在所采取的立场。[110]争取自主治理权力，争取实现中间目标这一达到终极目的的中介的斗争，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现代斗争的指导思想，在这里，在掌握管理的立场的同时将提出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这就意味着不是抽象地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而是意味着现在作为已经开始的现实，作为正在发展创造力和从内部挖资本主义墙脚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已经来临。
高兹在对具有当今消费社会的一切消极方面的现代新资本主义，对它的根本上是由利润来调节的生产进行令人信服的批判的同时，强调指出，对这种制度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的批判的出发点应当是全面观察人即生产者的状况，就是说应当首先全面观察和工人阶级所处的异化相联系的制度。高兹指出，在这种制度中生产者，即工人的地位的消极后果，指出资本主义利润政策时至今日也把他的生活大部分和劳动地点联结在一起，不容许他参与其他许多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创造劳动。晚近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具有其个人消费的文明和造出大批个体的文明的野蛮社会。[111]
高兹认为，工人阶级，特别是通过他们的工会，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应该日益国际主义化，同时特别强调争取上述“革命的改革”的斗争并不意味着统治制度合理化，它的整体化，而是意味着“决定权的非集中化，限制国家或资本的权力，民主对于专制的胜利，而这也意味着使生产服从消费，使经济服从需要和生产者的监督，在所有显现出这些需要和这种监督的地方（企业、公社、城市、地区、部门、民族、学校），具有反垄断计划的最一般的目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在所有这些层次上改变权力的关系的办法来中止实际的资本专政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112]。
在这种对于各个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极为重要的讨论和理论研究中，比利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23-1995）占据特别突出的地位。他在其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头著作[113]中，依据有关现代经济思想的丰富资料，不仅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而且在广泛的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内，在马克思探讨这些问题的传统中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曼德尔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而且分析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本身的基本问题。通过对苏联官僚主义化的原因，对满足它们的需要和可能的分析，曼德尔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立场出发解决工人阶级解放问题，并且探讨了国家消亡问题，最后还有劳动、社会主义发展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历史参与本身的意义问题。[114]这样一来，他就同时给社会主义各国的大多数经济专家树立了榜样，说明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研究不能够仅仅归结为纯粹经济的范畴。因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意愿，也不可能是创立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从根本上批判和超越它。
正如现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其他批判者一样，曼德尔在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在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增强剩余的能力和经常使货币贬值才能够减轻和避免危机的压力，军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就是试图制止这一点。而军火工业的不断发展，在军事技术和科学的现阶段几乎是全人类的直接危险。
另一种矛盾在于日益发展的自动化引起固定资本的不断增长，同时又引起剩余价值不断低落，这在大量财富存在的同时提出了商品生产的不可超越的界限问题。“只有在生产者自治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它们的计划组织离开个人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而谋求合理地满足需要，才能够利用现有的生产力来生产越来越多的全面发展的个性，而不是生产越来越多的不适用的或坏的商品。那时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就意味着大大缩短劳动时间——半天工作，半天工余时间——；普遍的高等教育；飞跃式地提高社会消费，即飞跃式地扩大在教育和保健、科学和艺术部门的就业；商品和货币经济和它们内在的使人的活动物化和使空闲时间的事务商品化的趋势这些新的异化的根源消亡。”[115]
曼德尔考虑到现代工人阶级的斗争道路，特别是在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之后重新主张：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危机不可避免地重新回来这一问题，而且几乎不能满足今天的青年人。同时他主张对制度的全面危机这一革命变革的推动因素不能袖手旁观。曼德尔反复谈到资本主义本身中的结构改革，认为它们可能而且甚至应该以总罢工告终，总罢工或者将会摧毁现存的制度，或者将会建立两重政权。
曼德尔接受了列宁关于工人苏维埃形式的直接民主和国家消亡的观念，甚至还有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家主义官僚制的政权形式的批判，同时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基本措施不是“参与共决”（Mitbestimmung——这被看作是公开的阶级合作），也不是“自治"（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将意味着间接参与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工人监督。它将使工人能够依靠对企业的管理自由地安排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它意味着工人通过选举出来的可以随时撤换的代表有决定干活和休假、生产过程的进度、引进新的生产等等的权利。争取与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和一种过渡的纲领相适应的工人监督的斗争，必然要从实际和群众的利益以及工人、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经验，日常积累的经验中产生出来。[116]
从整个这种情况来看，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模式，强大的知识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表达思想的自由和广泛的信息交流，很明显，法国现在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变动方面是令人最感兴趣的国家之一。除了在哲学和社会学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之外，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具体的历史的斗争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上面提到过的要突破旧的政治实践的框框的尝试。把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整个政策纳入议会政治的框框的做法。那种认为一切工人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都要在日益成为改良主义的官方政策范围内来解决的看法，在1968年五月事件中受到法国工人阶级的有重大意义的造反行动的最大打击。
引起大学生不满和造反的是有关大学的情况，这仅仅是青年一代反对现存的生活方式的条件和无意义的造反的一种表现；法国工人阶级以其总罢工和在罢工过程中的许多社会改良，清楚地表明它忘记了社会主义力量革命斗争的手段。（这里要补充一句：当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得比较强大的时候，这种经验同样在社会主义各国，对于工人阶级反对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官僚制度的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
法国的事件几乎所有的基本力量都通过了。但是只是赞成在现代历史事件、变化和要求的水平上没有成为改良主义或没有为斯大林主义观念俘虏的东西。法国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的抉择只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软弱的抉择。在那种历史情况下，总体的革命变革问题肯定不是决定性的日程问题。那种深刻的历史变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这一历史事件和革命热情能够用来把握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新立场，而不只是在政治领域提到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结构改革——我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所有这些事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前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列宁时代有价值的并且直接由他提出的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是否已为今天的历史所证实：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反封建的结构改革和旧的封建关系内部的过程准备好了的（工业、商业、银行资本等等的发展，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因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终结；反之，按照这种观念，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才能开始，就是说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机构和政治权力之后才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和进程。俄国的、中国的和南斯拉夫的革命迄今为止证实了这一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一场大战在掌握核武器时代之没有意义，等等，以及迄今为止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全部经验，恰恰在加强关于上述观念过时的观点。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在某些国家，很不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国家，在某些严重的历史变乱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通过政治上掌握国家政权登上历史舞台。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应改变方针，就是说应掌握确定的立场，举行反资本主义性质的结构改革，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就教育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管理社会，以便在将来同时成为最好的反对官僚政权的集体，这在今天是现实的历史可能性和甚至是历史的绝对命令。
[1]参见E.Mounier,LePersonalisme（1949年第一版）。
[2]E.Mounier,LePersonalisme,Paris,str.128.
[3]G.Casanova,Mathématiquesetmatérialismedialetique,Paris1947;H.Mougin,LaSaintefamilleexistentisliste,Paris1947.itd.
[4]列菲伏尔生于1901年，弗兰尼茨基在本书中误写为“生于1905年”，特此更正。——译者注
[5]列菲伏尔在他著的《存在主义》（L’existentialisme,Paris1946,str.10-66）一书和他后来的著作《总结及其他》（LaSommeetlereste,Paris1959）中，对这一时期做了较详尽的阐述。关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参见GeokrgeLichtheim,MarxisminModernFrance,NewYorkandLondon1966。
[6]H.Lefebvre,LeNationalismecontrelesNations,Paris1937,str.212.
[7]H.Lefebvre,LeNationalismecontrelesNations,str.38.
[8]H.Lefebvre,LeMatérialismedialectique,Paris1949,str.137-138.
[9]H.Lefebvre,LeMatérialismedialectique,Paris1949,str.144-145.
[10]H.Lefebvre,LeMatérialismedialectique,Paris1949,str.147.
[11]列菲伏尔后来在《日常生活批判》第2版前言中这样表述这一想法：“人的问题也是这样。或者是想按哲学方式思考和建立人道主义，或者是忽视和抛弃这种深刻的反思，从而对人道主义听其湮没，听其生灭。人方面的前进、进步，只有通过总体的人的概念才能获得意义（这个词同时作意义和方向解）。每一个历史因素，每一个历史所达到的阶段都组成一个整体；同样，每一个部分活动，每一个实际掌握了的能力，每一个因素也都包含有自己的人类现实内核，这个内核在后来的发展的进程中显示和出现。同时，总体的人是在无限中的一个界限。”（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Paris1958,str.78）
[12]H.Lefebvre,LeMatérialismedialectique,str.49.
[13]H.Lefevvre,Marksizamifrancuskamisao,“Jugoslavenskičasopiszafilozofijuinsociologiju”,br.1/1957,Beograd,str.27.
[14]H.Lefebvre,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izd.,Paris1958,str.92-94.
[15]L.Sève,H.LefebvreetladialectiquechezMarx(“Lanouvellecritique”,mart1958),J.Suret-Canale,LaméthodedeH.Lefebvre(“Lanouvellecritique”,april1958),RogerCaraudy,Aproposd’unlivred’HenriLefebvre:Initiationaumarxismeouinitiationaurevisionisme?(“Cahiersducommunisme”,br.4/1958)
[16]列菲伏尔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问题》一书中力图批判地说明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在解释历史的人的时候，列菲伏尔指出，现实和思维之间没有机械的和简单的反映关系。“没有什么比一方面是‘实在’而另一方面是实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一提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更矛盾的了。实在是复杂和矛盾的，面对实在的反映又给这些实在的矛盾添加上自己的矛盾、自己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是自己对联系性的徒然追求。”（Problèmesactuelsdumarxisme,Paris1958,str.75）加罗迪简单地把这宣布为抛弃反映论。同样，在论述历史和人时，列菲伏尔力图特别强调实践因素，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无主体的客体，没有无客体的主体，如果从实践的（社会的）活动，而不是从纯意识来理解这个观点的话。不在客体中和事物中实现的能动性是没有的……”（Problèmesactuelsdumarxisme,Paris1958,str.42）加罗迪和其他批评家割裂第一句话，以达到把列菲伏尔宣布为唯心主义者的目的。（RogerCaraudy,Aproposd’unlivred’HenriLefebvre:Initiationaumarxismeouinitiationaurevisionisme?“Cahiersducommunisme”,br.4/1958.str.565）同样，列菲伏尔有时在异化问题范围内解释社会主义中国家的消亡问题，而加罗迪就反驳他说：“国家消亡的基础不是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管理形式。”（Aproposd’unlivred’HenriLefebvre:Initiationaumarxismeouinitiationaurevisionisme?“Cahiersducommunisme”,br.4/1958.str.565,str.570）在加罗迪看来，重要的是消灭敌对阶级的反抗，而“专政和民主是齐步并进的，因为专政和镇压是对付敌对阶级（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民主是给予劳动阶级及其同盟者的”。（Aproposd’unlivred’HenriLefebvre:Initiationaumarxismeouinitiationaurevisionisme?“Cahiersducommunisme”,br.4/1958.str.565,str.571）好像斯大林主义30年的历史，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一个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有关的问题似的！好像社会主义革命后，民主的发展已是注定的必然，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危险似的！
[17]H.Lefebvre,LaSommeetlereste,Paris1959,str.707-715.
[18]H.Lefebvre,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Paris1961,str.50.
[19]H.Lefebvre,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Paris1961,str.54-55.
[20]参见H.Lefebvre,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Paris1961,str.83-97.
[21]列菲伏尔探讨公理方法和公理化方法，探讨了假设、推论（从既定的实在到可能），探讨了水平、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微观和宏观概念、证据、规范和变元、向度和结构，认为模式概念是动态的，较少服从于偶像化（参见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Paris1961,str.104-183）。
[22]参见H.Lefebvre,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Paris1961,str.209。
[23]参见H.Lefebvre,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Paris1961,str.242-245。
[24]H.Lefebvre,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Paris1961,str.343。
[25]参见H.Lefebvre,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II,Paris1961,str.356。
[26]关于这个问题，关于当代和现代化的问题，以及关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艺术和社会主义新古典主义的问题，参见列菲伏尔的《现代性导论》（IntroductionàlaModernité,Paris1962）。
[27]关于语言和社会问题，参见《语言和社会》（Lelangageetlasociété,Paris1966）；关于结构主义，参见论战性著作《立场：反对技术至上主义》（Position:contrelestechnocrates,Paris1967）和文章《评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释》（Suruneinterprétationdumarxisme,L’Hommeetlasociété,br.4/1967）。
[28]参见H.Lefebvre,Position:contrelestechnocrates,Paris1967,str.44。最近，列菲伏尔开始发表广泛论证的著作《国家》（Del’Etat），此书的第一部分——《当今世界中的国家》（l’EtatdansleMondemoderne）已于1976年在巴黎问世。
[29]H.Lefebvre,Position:contrelestechnocrates,str.21.
[30]H.Lefebvre,Position:contrelestechnocrates,str.48.有一次，列菲伏尔参加了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讨论，他机智地和意味深长地把列宁的公式（社会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改写为社会主义是自治加现代信息系统。
[31]H.Lefebvre,Position：contrelestechnocrates,str.222-223.这里列菲伏尔同样对马克思主义暗中做了结构主义的解释。最近一个时期列菲伏尔还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特别是关于现代文明问题（关于空间生产和都市问题。——译者注）的著作:LeDroitàlaville,ParisI1968,II1973;Révolutionurbaine,Paris1970;LaPenséemarxisteetlaVille,Paris1972;LaProductiondel’espace,Paris1974isl。
[32]特别参见他的《恶心》（LaNausée,1939）、《自由之路》（LesCheminsdelaLiberté,1948）和许多剧作。
[33]J.P.Sartre,LeFantômedeStaline,“LesTempsModernes”,br.129-131,1956-1957,str.616.
[34]J.P.Sartre,LeFantômedeStaline,“LesTempsModernes”,br.129-131,1956-1957,str.677.
[35]J.P.Sartre,LeFantômedeStaline,“LesTempsModernes”,br.129-131,1956-1957,str.674.
[36]J.P.Sartre,LeFantômedeStaline,“LesTempsModernes”,br.129-131,1956-1957,str.682.
[37]J.P.Sartre,LeFantômedeStaline,“LesTempsModernes”,br.129-131,1956-1957,str.696.
[38]J.P.Sartr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Paris,1960,str.17.
[39]J.P.Sartr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Paris,1960,str.44.
[40]J.P.Sartr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Paris,1960,str.86.
[41]J.P.Sartr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Paris,1960,str.107-108.萨特强调说：“一旦马克思主义转而探索人的范围（就是说探索生存设计），并以人类学认识为基础，存在主义就将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被哲学的总体化运动所吸收、超越和保存，不再是一种专门的研究，而将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础。”（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Paris,1960,str.111.）
[42]萨特谈论马克思和存在哲学的信，参见罗·加罗迪《人的前景》（R.Garaudy,Perspectivesdel’homme,Paris1960,str.112）。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Paris,1960,str.125-129.）也可以找到近似的观点。
[43]我们在这里只能举出一些基本思想，而略去萨特对各个历史事件的许多观察和分析。从他的中心概念之一的总体和总体化来看，必须指出，他把总体这个概念理解为整体，这个整体不同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但又寓于其中的每一个部分之中。总体化概念同样是整体借助于各个部分对自身的关系，但这是过程中的关系。这是在进程中的描述一种实践领域的行动（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128）。“只是总体化不同于总体，因为总体是被总体化了的，而总体化是自身在总体化。在这个意义上，不言而喻，自身在总体化就是自身在暂时化。”（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143.）
[44]J.P.Sartr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199.
[45]J.P.Sartr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221.
[46]根据匮乏、实践（劳动）、暴力这个关系，萨特还解释另外一些范畴，如利益（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261-279）和有趣的序列问题（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303-377）。根据这些分析，萨特在一个注释中对上层建筑问题提出如下珍贵意见：“我们在这里试图指出这样的一个事实：一切所谓的上层建筑已经包括在基础，即人对加工过的物质和人对他人的根本关系的结构之中。如果我们看见它们后来作为抽象的因索和作为上层建筑出现和自行建立起来，那是因为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通过其他一些领域和特别是通过语言领域折射出它们。但是，无论一种观念、一种价值和一种体系，如果不是已经包含在全部经验水平上、在可变的形式中、在能动和异化的全部因素之中，同时作为符号，作为对工具的需要和作为借助于这一工具进行的劳动对世界的揭露等等，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303）
[47]参见J.P.Sartr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550。
[48]参见《辩证理性批判》的“作为总体化的辩证经验”这一章（特别是所引版本的第641页前后）。在这一章中在讨论这些关系时，也论及现代的集团、阶级、殖民地实践等问题。
[49]J.P.Sartre,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str.689.
[50]L.Goldmann,Recherchesdialiectiques,Paris1959,str.169.或者在另一处：辩证思维“从总体观念出发并肯定各个部分离开它们在整体中的关系，其本身是无法被理解的，同样，整体离开它的组成部分也是难以理解的。这足以证明，为什么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所特有的整体观点和细节分析之间经常出现振动。这一方法无论如何比理性主义的分折方法和直线方法更难运用和更难使人理解，但是科学和哲学同生活和实践一样，是不会有宽阔平坦的大道好走的”。（Recherchesdialiectiques,str.25）哥德曼用现代心理学通用的意义结构概念代替总体概念，认为在这种意义上皮亚杰在其著作《发生认识论导论》（Introductionàl’Eppistémologiegénétique）中的研究特别有意义。哥德曼逝世之后，其《卢卡奇和海德格尔》（LukácsetHeidegger）一书于1973年在巴黎出版。
[51]L.Goldmann,Recherchesdialiectiques,str.30.
[52]L.Goldmann,Recherchesdialiectiques,str.50.
[53]L.Goldmann,Recherchesdialiectiques,str.62.
[54]参见L.Goldmann,Zasociologijuromana,Beograd1967,str.222-223。
[55]L.Goldmann,Recherchesdialiectiques,str.46.
[56]L.Goldmann,Humanističkenaukeifilozofija,Beograd1960,str.75.
[57]哥德曼到处强调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类型学要成为历史和精神社会学发展中的主要阶段，现在对我们来说还远未能实现，即使是一般地实现。这是因为它要求长期地和具体地事先做好许多工作。”（Humanističkenaukeifilozofija,str.97）或者在另一处：“我们要补充说明，在我们看来，世界观类型学是哲学史家和艺术家的主要任务，一句话，它将是哲学人本学的主要贡献，但是它还仅仅是刚刚开始。同伟大的物理学体系一样，它将成为由长长一系列局部研究构成的花环，这些研究将从自己的方面加以解释和限定。”（Ledieucaché,Paris1955,str.30-31）
[58]参见L.Goldmann,Ledieucaché,Paris1955,str.29-30。
[59]L.Goldmann,Humanističkenaukeifilozofija,str.86.
[60]L.Goldmann,Humanističkenaukeifilozofija,str.37.
[61]“一旦找到那种社会基础，它就不仅使我们能够说明康德的思想和帕斯卡尔的思想的相同之处，而且使我们能看到它们的主要差别。在德国资产阶级那里存在着意识和现实、思想和行动的悲剧式的脱节；在法国穿袍贵族那里，这种脱节存在于意识本身，存在于理性、职责和君主制度显而易见的现实及其全部优点之间。这也反映在以康德和哥德曼为一方的著作中和以帕斯卡尔和拉辛为另一方的著作中。在前者那里，主要是思维和行动脱节，在后者那里则主要是理性和感觉之间、职位和激情之间的冲突。（Recherchesdialectiques,str.43-44）
[62]L.Goldmann,Zasociologijuromana,str.222.
[63]L.Goldmann,Zasociologijuromana,str.52-53.
[64]L.Goldmann,Zasociologijuromana,str.53.
[65]参见L.Goldmann,Zasociologijuromana,str.198-203.。
[66]哥德曼自注：彻底区分给定的东西和标准的东西，这特别归功于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和他的著作《道德和道德科学》（Lamoraleetlasciencedesmoeurs），因为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Lesréglesdelaméthodesociologique）中，涂尔干在其关于标准的和“病理学的”东西的良好叙述中总是认为，行为规则能从对事实的简单的客观研究中推论出来。总之，在这一点上他的学生看来没有跟随着他。
[67]L.Goldmann,Humanističkenaukeifilozofija,str.18-19.
[68]参见Recherchesdialectiques,str.300。
[69]《唯物主义认识论》（Lathéoriematérialistedelaconnaissance,Paris,1953）书名本身就很有特色，因为由此可以看出他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一般唯物主义的解释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解释的重大区别。
[70]参见加罗迪的《自由的原理》（GrammairedelaLiberté,1950），《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L’humanismemarxiste,1958）和《人的前景》（Perspectivesdel’homme,1959）等著作。
[71]加罗迪还总是以下述方式表述斯大林的特点：“如果全部抛弃那种遗产，那显然是错误的。斯大林尽管有某些错误，但他对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包括理论领域在内。大多数老党员都是通过斯大林在其《列宁主义问题》的著作所做的对基本原则的丰富和有力的综合而学习到共产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的实质依然起作用，并且将会继续起作用。甚至他的基本论述在哲学上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优点，对于扩大我们的世界观的伟大影响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R.Garaudy,Rapportod14.juna1962,“CahiersduCommunisme”,7-8,1962,str.88）
[72]希腊神话中两个凶猛强悍的女妖，危害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外出漂流时所经过的狭隘水域。——译者注
[73]在同一报告中，加罗禅写道：“我们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就已经懂得，同时既防止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解释，又防止教条主义的解释。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借口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使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怀疑。而教条主义借口所谓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好像从未犯过错误那样思考和行动，因而为生活所超越。”（R.Garaudy,Rapportod14.juna1962,“CahiersduCommunisme”,7-8,1962,str.89）他在这一报告中，加罗迪对列菲伏尔采取傲慢的态度，依然把列菲伏尔看作似乎是一个由于具有模糊的和贫乏的左的黑格尔主义而滥用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的所谓思想家。（参见R.Garaudy,Rapportod14.juna1962,“CahiersduCommunisme”,7-8,1962,str.105）
[74]罗·加罗迪:《上帝死了》（Dieuestmort,Paris1962）；《无涯的现实主义》（D’unréalismesansrivages,Paris1963）。此后他出版了论马克思的有趣的著作《卡尔·马克思》（KarlMarx,Paris1964）。
[75]例如参见《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du20’siècle,Paris1966,str.19-20,22-223）。
[76]参见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Paris1966,str.21。
[77]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str.41-42.
[78]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str.49.
[79]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str.92.
[80]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str.191.
[81]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str.201.
[82]参见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Paris1966,str.205，210。
[83]参见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str.86-87。
[84]参见R.Garaudy,Marxismedu20’siècle,str.169。加罗迪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同党的领导集团发生冲突，此后被开除出党。在这一时期出版了《关于法国社会主义模式》（Pourunmodèlefrancaisdusocialisme,Paris,1968）；《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LegrandTournantdusocialisme,Paris,1969）；《完整的真理》（Toutelaverité,Paris,1970）。
[85]Marxismeetexistentialisme,controversesurladialectique,Paris1962,str.16.我们记得在这之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过若干次公开的争论，一次是梅洛-庞蒂（M.Merlau-Ponty），另一次是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天主教人物的争论，但这些争论没有多大理论意义。罗·加罗迪、G.克瓦纽（G.Cogniot）、M.卡维因（M.Caveing）、J.T.德桑蒂（J.T.Desanti）、让·卡纳帕（J.Kanapa）、V.列杜克（V.Leduc）和昂·列菲伏尔参加撰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幸遭遇》（Mésaventuresdel’anti-marxisme,1956）一书回答了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LesAventuresdelaDialectique,1955）一书。他们用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对天主教的批判回答》（LesMarxistesrépondentàleursCritiquescatholiques,1957）回答了天主教的批评家。
[86]Marxismeetexistentialisme,controversesurladialectique,Paris1962,str.21.
[87]Marxismeetexistentialisme,controversesurladialectique,Paris1962,str.26.
[88]Marxismeetexistentialisme,controversesurladialectique,Paris1962,str.34-35.
[89]Marxismeetexistentialisme,controversesurladialectique,Paris1962,str.35.
[90]参见Marxismeetexistentialisme,controversesurladialectique,Paris1962,str.51。
[91]皮·纳维勒：《享受的异化》（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Paris1957）。在这个问题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纳维勒区分出劳动范畴和实践范畴：“作为一般的能动性，作为实践，人类集团的生活是创造；但是作为劳动，它是分离的创造物，即异化。在创造活动中，人作为自身的一种礼物，既屈于自己本身，也属于其他人；但是，在劳动和对他人的强制所产生的异化中，人成为对自身和对他人的异己的东西。作为创造者，他得到自己；作为商品生产者，他丧失自身。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是能动的，他的能动性一直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钥匙；但是，只有对他的劳动条件做专门的分析，才能使他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之对自己有利。”（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str.367）此外，纳维勒在其较早的著作《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Psychologie,Marxisme,Matérialisme,Paris1964）中，有时主张与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相近的思想。在该书的结尾部分，在“新怪物”这一统一的标题下，颇多地论述了异化。纳维勒发表了大部头的分析社会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报应》，（LeSalairesocialiste2,3Paris1970;4-1974;5-1972）。
[92]奥·科尔纽：《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KarlMarxetFriedrichEngels,Paris,Isv.1955,IIsv.1958,IIIsv.1962）。此外，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集》（Essaidecritiquemarxiste,Paris1949）。在这一时期的令人感兴趣的主张中，可以提到下列著作：J.T.Desanti,Introductionàl’HistoiredelaPhilosophie,Paris1956;Tran-Duc-Thao,PhénomenologieetMatérialismedialectique,Paris1951;PierreFougeyrollas,LeMarxismeenQuestion,Paris1959;CharlesBettelheim,Latransitionversl’économiesocialiste,Paris1968;CharlesBettelheim,Calculéconomiqueetformesdepropriété,Paris1970;DanielChauvey,Autogestion,Paris1970;YvonBourdet,Pourl’autogestion,Paris1974;CastoriadisCornelius,Lesociétéburocratique,I1974;II1973;CastoriadisCornelius,L’expériencedumouvementouvrierI,II,Paris1974;FabreJ.,HinckerF.,L.Sève,Lescommunistesetl’état,Paris1977。在法国，相当紧张第研究马克思的观点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活动在发展着。在最著名的“马克思学学者”中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之外还有M.吕贝尔（M.Rubel），出版了《社会主义伦理学问题文集》（Pageschoisiespouruneéthiquesocialiste,1948），在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导论中试图在伦理学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出版了关于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书名叫作《卡尔·马克思思想传记》（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Paris1957），现在又出版了马克思学的著作《马克思学概论》（Étudesdemarxologie），作为《使用经济研究所学报》的专辑。他后来的各种研究成果收录在《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MarxCritiqueduMarxisme,Paris1974）中。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提到P.山多尔（P.Sandor）研究辩证法史的尝试《辩证法史》（Histoiredeladialectique,1945）一书，但它显得太烦琐、不够完整和不够深刻。J.伊波利特（J.Hyppolite）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ÉtudessurHegeletMarx,1955）一书就充实得多。有意思的是：在50年代期间某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也出版了一些极为广泛和详细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者是从托马斯主义的批判立场出发的。还应该强调指出，法国的许多脑力劳动者和有名的科学工作者捍卫马克思的观念或者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E.博提格利（E.Botigelli）、C.列维-施特劳斯（C.LévyStrauss）、若·弗里德曼（G.Friedmann）、阿·库维利埃（A.Cuvillier）、H.德斯罗切斯（H.Desroches）、J.福拉斯梯尔（J.Fourastier）、G.古尔维奇（G.Gurvitch）和其他许多当代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
[93]K.Axelos,Marxpenseurdelatéchnique,Paris1961;Verslapenséeplanétaire,Paris1964.这第二本书是论述古希腊罗马哲学和现代欧洲哲学的评论和论文集。
[94]除那些论人种关系结构的大部头著作外，C.列维-施特劳斯在下列著作中表达了结构主义方法的观点和研究成果：Anthropologiestructurale,Paris1958;Tristetropique,Paris1955;Lapenséesauvage,Paris1962。此外，还可以参加下列著作：J.Lacan,Ecrit,Paris1966;M.Foucault,Lesmoktsetleschoses,Paris1966。
[95]参见J.P.Sartre,interview,in“L’Arc”br.30/1966;H.Lefebvre,C.LévyStraussetlenouveléléatisme,in“L’hommeetlasociété”br.4/1967;L.Goldmann,Structuralisme,Marxisme,Existentialisme,“L’hommeetlasociété”br.2/1966;L.Sebag,MarxismeetStructuralisme,Paris1964;G.Schiwy,DerfranzösischeStructuralismus,ReinbekbeiHamburg1969。《思想》杂志（LaPensée）1967年10月专号讨论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文章。
[96]阿尔都塞1960-1965年的论文后来发表在《保卫马克思》（PourMarx,Paris1966）一书中，与他人合作的有《读〈资本论〉》第1卷（LireleCapital,I,Paris，收录有路·阿尔都塞、J.兰西埃尔[J.Rancier]、P.马舍雷[P.Macherey]的文章）和第2卷（1965年巴黎版，路·阿尔都塞、E.巴里巴尔[E.Balibar]、R.埃斯塔布列特[R.Establet]合著）。
[97]参见L.Althusser,PourMarx,str.26-27。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阿尔都塞写道，除了马克思最后的意识形态时期1844年之外，“青年马克思任何时候也不曾是黑格尔主义者，在开始时他是康德主义者和费希特主义者，后来是费尔巴哈主义者。关于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这个广泛传开的论题，也完全是一种神话”。（PourMarx,str.27）
[98]“否定和异化不过是意识形态概念，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可能是别的，而只是意味着它们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内容。”（L.Althusser,PourMarx,str.221）斯大林抛弃“否定之否定”，这在阿尔都塞看来，正说明作者确实在理论上高明。（PourMarx,str.205）
[99]参见L.Althusser,PourMarx,str.212-213。
[100]L.Althusser,PourMarx,str.227-228.
[101]参见L.Althusser,PourMarx,str.238-240。
[102]参见L.Althusser,PourMarx,str.229。
[103]参见L.Althusser,PourMarx,str.236。；参见LireleCapitalII,str.73。在后一本书中关于结构的等级问题，个别结构的时代特性和它们的决定性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较为有意思的，这在理论上还研究得很不够。阿尔都塞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值得注意（参见str.46-47，53，164-165）。后来，阿尔都塞以《自我批判论文集》（Élémentsd’autocritique,Paris1974）的题目发表了自己对某些批判的回答和较短的著作《列宁和马克思以后的哲学和列宁对于黑格尔》（LénineetlaphilosophiesuivideMarxetLéninedevantHegel,Paris1972）。
[104]关于这些问题，许多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杂志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因而完全具有国际性。参见“LesTempsModernes”，“InternationalSocialistJournal”，“Praxis”（特别是《实践》杂志上与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有关的讨论），“NeueKritik”，“DieInternationale”，“ProblemidelSocialismo”，“Criticamarxista”，“Sociologiedutravail”，“Autogestion”，“Alternative”，“Argument”，“NewLeftReview”，“BlackandRed”，itd.。
[105]赛尔格·马勒：《新工人阶级》（Lanouvelleclasseouvrière,Paris1963）。还可参见皮埃尔·别勒维尔（PierreBelleville）：《一个新工人阶级》（Unenouvelleclasseouvrière,Paris1963）。这个问题吉勒斯·马丁涅特（GillesMartinet）在《当代马克思主义》（LeMarxismedenotretemps）中谈到过，并且预先提出掌握尚处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工人阶级的立场的要求，而用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观点的精神探讨现代的历史进程。
[106]SergeMallet,Lanouvelleclasseouvrière,Paris1963,str.69.
[107]SergeMallet,Lanouvelleclasseouvrière,Paris1963,str.175-176.
[108]安·高兹：《工人战略和新资本主义》（Stratégieouvriéreetnéocapitalisme,Paris1964）；《艰难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difficile,Paris1967）。
[109]高兹写道:“同群众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虚构相反，工会作为阶级现实的堡垒，在实现自己的作用的程度上，成为政治的动力。正是通过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确定地表现在自己活生生的具体现实中。正是在它那里，在异化劳动的王国，在它们的真理性和它们的意义（即使不是在它们的直接内容上）包含着革命的要求：要求生产满足需要，生产方式符合给社会生产资本的人们的人的需要。迄今为止只有在它那里才能够锻造出社会主义的人：同其他工人‘联合的、管理生产和交换的工人’，支配生产而不被生产所支配的生产者，创造性实践的人。社会主义如果不是首先由这些人组成，如果它不是一种优越的新制度，新的消费、文化、社会合作的模式，社会主义就将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在任何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都必须确立这种模式。它在哪里都还没有。迄今为止各个社会主义社会也都是使生产消费、需要、创造的努力、文化、教育服从积累过程的需要。这种搞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在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还要系统化和还要不可调和。”（A.Gorz,Stratégieouvriéreetnéocapitalisme,str.22）
[110]参见A.Gorz,Stratégieouvriéreetnéocapitalisme,str.14。
[111]参见A.Gorz,Stratégieouvriéreetnéocapitalisme,str.65-66。
[112]A.Gorz,Stratégieouvriéreetnéocapitalisme,str.165.高兹还在其《艰难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探讨了类似的问题；重新论证了争取工人监督企业，争取实现自治和创造一种现代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斗争，因为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极力为着更大的积累和投资而斗争，这只是对集权主义的国家主义化起作用。并且，高兹注意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在争取自治和克服国家主义的斗争中的正面经验。高兹前不久又发表了新的著作《一种道德的基础》（Fondamentspourunemorale,Paris1977）。
[113]恩·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Traitédel’économiemarxisteI,II,Paris1962）。
[114]参见E.Mandel,Traitédel’économiemarxisteII,str.208-434。
[115]E.Mandel,KritikdesWachstumstheorieimGeistedes“Kapitals”,inKritikderpolitischenÖknomieheute”.100Jahre“Kapital”,Frankfurta.M.1968,str.256.曼德尔最新的经济著作是《后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Frankfurta.M.1972）。
[116]参见E.Mandel,LeconsdeMai1968,“LesTempsModernes”,august-septembar1968,str.3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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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毛泽东，1939年6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
毛泽东（1939年6月30日）
〔《毛选》删节本〕反对投降活动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解放》第4卷第75-76合期第4-5页，收入《毛选》后更名为《反对投降活动》。《毛选》编者称：“蒋介石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毛泽东……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但这一原始文本中处处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抗战到底”之类的词句。
抗战两周年了，解放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与八路军军政杂志，要我作一篇纪念文章。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拟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藉以答覆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的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
中华民族，在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历来存在的关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芦沟桥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异常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芦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的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完全错了。但芦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的解决这个问题而并没有最后的解决这个问题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份人的动摇性，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而在中国内部就掀起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它们的论点依然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份的动摇份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的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与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与向外扩展，共产党大发展，与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群众的眼目，企图逐渐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民族团结抗战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与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的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份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道：“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还有什么可以打下去的？只得和罢！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一切，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这一套，不但汪精卫，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与汪精卫里应外合，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是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历次公开宣告的抗战国策的。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所谓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与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它。我们坚决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与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分裂与两党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统统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与分裂政策统统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之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根本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饵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它们的阴险政策，它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它们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籍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其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与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与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的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份人的更加动摇，竟把所谓主和问题闹得甚嚣尘上，这样就把投降可能造成为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把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当作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重要与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光起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确切的事实与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与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神圣抗战，是决不容许一部份人去动摇与叛卖的。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决不容许一部份人去破坏与分裂的。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与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与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与团结，把投降阴谋与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呵！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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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戴维斯（1946-2022）——我们失去了一位最需要他的时候的优秀马克思主义者（﹝英国﹞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202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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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戴维斯（1946-2022）——我们失去了一位最需要他的时候的优秀马克思主义者
﹝英国﹞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2022年10月27日
Melon翻译、轮值志愿者校对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写道，迈克·戴维斯（MikeDavis）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灾祸的清晰见解——同时也为我们带来找到出路的希望。
迈克·戴维斯1946-2022
迈克·戴维斯的逝世，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想象力被夺走了。迈克带着无止境的好奇心，以他的智识的专注和卓越的文风投向了广泛的主题，包括汽车炸弹、近地天体、贫民窟和1960年代的洛杉矶。
他与乔恩·维纳合著的《点燃黑夜》（SettheNightonFire）（2020）讲述了关于他自己的最后一个故事。迈克1946年出生于南加州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6岁时离开学校，投身民权运动。我记得他描述过，作为一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团体的组织者，他是如何写信给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的。马尔库塞和迈克一样，也住在圣迭戈。马尔库塞邀请迈克和他的朋友们到他那里，并且买来一箱啤酒以增进对辩证法的讨论。
迈克曾是一名卡车司机，并不久成为了一名活跃的社会主义者——先是在洛杉矶共产党，后来在搬到格拉斯哥后加入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nternationalMarxistGroup）。《新左派评论》杂志（NewLeftReview）很快发现了他的才华，并将他带到了伦敦，这里便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迈克从未忘记自己在南加州的工人阶级出身，他在1980年代末回到了那里。他最终在那建立了学术基础。《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Timesnewspaper）后来报道了他是如何“开一周的卡车，途中又离开公路去大学做讲演，然后再次上路。”
他接着写了一系列精彩的书藉。《水晶之城》（CityofQuartz）（1990）探究了洛杉矶严酷的两极分化的阶级地缘。该书出版两年后，一场穷人的大规模反抗印证了迈克的判断。
然后是《恐惧生态学》（EcologyofFear）（1998），它探索了日益困扰加州的“自然”灾害——火灾和洪水。它的最精彩的部分是“让马里布燃烧的理由”（TheCaseforLettingMalibuBurn），这篇文章揭露了由利润驱动所造成的过度建设与该地区生态之间的矛盾。
即使是这些成就，后来也被他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大屠杀》（LateVictorianHolocausts）（2001）超越了。《新左派评论》的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将其称为迈克的杰作。迈克在此书中描述了由于印度、中国和巴西融入了19世纪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且与周期性的厄尔尼诺现象相互作用而造成的毁灭性饥荒。
迈克将这本内容丰富且引人入胜的书，与乔治·W·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时代的政治意义的关系，说得清楚透彻。他写道：“这本书的重任，是表明帝国对其“臣民”的饥饿政策往往在道德上等同于从18000英尺高空投下炸弹一样。”
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物理体系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迈克后期作品的主要主题。在《门口的怪物》（MonsterattheDoor）（2005）中，他警告说，2002-2004年的非典大流行，预示了农业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将带来更大的生物性灾难。当这个预测像其它许多预测一样成真时，我很幸运地收到了《瘟疫年新闻》（PlagueYearNews）。这是迈克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第一年里每天发布的新闻和评论。
迈克非常博学，智力上具有冒险精神，但他仍然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最近接受《卫报》（Guardian）采访时，他仍对改良主义左派提出了强硬的批评。他说：“共和党人在将抗议运动结合选举政治做得很出色。”“共和党人不仅掌控了低强度的街头斗殴，他们还能够以一种进步的民主党人无法做到的方式，维持一种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辩证关系。”
虽然迈克经常被指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的真正立场可以用一本集体向他致敬的书籍标题概括——《在灾祸与革命之间》（BetweenCatastropheandRevolution）。他对他所谓的“末日资本主义”（apocalypticcapitalism）所造成的灾祸有着深刻且清晰的洞察力，而革命可能够从中催生出来。
迈克留下了他自己被广泛引用的墓志铭。它说：“最终让我们继续前进的是我们对彼此的爱，以及我们都拒绝低头、接受判决，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强大。这是普通人必须要做的事情。你们必须彼此相爱。你们必须互相保护。你们必须战斗。”
我对迈克的伴侣，亚历山德拉·莫特祖马（AlessandraMoctezuma），他的孩子们，以及他的朋友和同志，在此表达爱和同情。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worker.co.uk/obituaries/mike-davis-1946-2022-weve-lost-a-superb-marxist-when-we-needed-him-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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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毛泽东，193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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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毛泽东（1939年5月1日）
〔《毛选》删节本〕五四运动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解放》第4卷第70期第9页，后收入《毛选》。删去了一些接近于共产国际、王明之流的典型机会主义论调。“真正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的”……也就是向国民党伸出友谊之手……。值得注意的是，《毛选》中删去了任何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阶段论语句，比如：“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覆是：走历史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要先为民主资本主义、为资产阶级而奋斗……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之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生长与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枝生力军，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而在五四时候，英勇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是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之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可以从鸦片战争说起的话，那它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红军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压迫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了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走完了这个民主革命过程，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不同的性质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各有其特点，然而通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这后一种性质，是根本的性质，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各个阶段共通具备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完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它的前身是封建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它自己则是民主主义社会。它从封建主义社会来，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则是为了完成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覆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之取得，必是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巩固和发展之时。
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都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仅仅口讲）什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东西，真正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的。
五四运动已二十周年，抗战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青年与文化人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把自己的工作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民众中去，变为民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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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要点（1974年9—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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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要点
毛泽东
（1974年9—12月）
1974年9月至12月，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多次指出现在这个世界比较过去很不安宁，要准备打仗。最近在恩来、洪文同志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又对国内工作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特别指示我们要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要写文章，使全国知道。
下面是毛主席一系列指示的要点。
（一）内容是关于国际斗争方面，略
（二）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强。开二中全会，补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毛主席说，张春桥有才干。当汇报到有谁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毛主席说，张春桥兼。
当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时，毛主席说，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都可以去嘛。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一些事，说起来难，做起来不难。比如四书五经现在都不谈了，可以一样治国嘛。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毛主席说，苏联人人与我们搭桥，注意。
毛主席问，勃列日涅夫到中国来可以不可以？
（三）内容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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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续）（李季，1932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续）
李季1932年3月
录入者按：载于《读书杂志》2卷2-3期（1932年3月）。原文繁体字转为简化字，除个别不能转化的仍保留。标点符号采用现代的。原文波浪线表示书名号一律改用《》。原文人名、地名的下划线从略。凡著作、人名、国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比较著名的和可以确认的，改用现代译名。没有把握的，仍与原文一致。
目录
（三）关于陶希圣君的（叶青，梅思平……诸君附）
一，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自秦汉至清代）的性质问题
（三）关于陶希圣君的（叶青，梅思平……诸君附）
我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本文的末尾附有一个启事，说以后首先要批评的为朱其华的大著，现在却把他抛在后面，先提出陶希圣君的著作来做对象，唯一的理由是朱君对于中国社会史说不上有什么研究，他虽也著了几部厚书，虽还有几部书正待发表，甚至于已译成了日文英文，但就已经刊布的作品看，完全是东抄西凑（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抄《铁道公报》一连是五十七大页，简直可以出一个小册子！），没有理论可言；他曾在某部大著的序言中说明那些都是换面包吃的作品，我相信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并不是谦词，因此我此时用不着多费气力来对付他。至于陶君则不然。他真心研究中国问题已经有好几年，和人家的争论也实在不少，他不独不愧为一个老战士，并且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重心。他自言：
“曾以其争斗之文字，辑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书，皆尚能流行于社会。”（见《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编者小引三页）
这也是实情。自这两部书出后，陶君便名震一时，为国内一部分青年所倾倒。岂止于此。学术比我们发达的日本人正在像煞有介事地翻译他的作品，所以这一“流行”便是顺流而下，一泻万里，直行到东洋去了！我们基于这些理由，特对于他的各种大著作一种彻底的和详尽的批评，借以显示其四五年来研究的结晶品的价值。兹为达此目的起见，先分出五个项目如下：
一，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自秦汉至清代）的性质问题，
二，关于秦汉至清代统治阶级的问题，
三，关于儒法道墨等家学说的阶极性问题，
四，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革命特征的问题。
五，关于其他问题。
现在即依照这个程序讨论下去：
一，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自秦汉至清代）的性质问题
记得西洋有一位学者说过。黑格尔的学说不好懂。因为他自己没有懂清自己的学说。我以为把这句话赠给陶希圣君，似乎比赠拾黑氏还要适宜些。试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的说法胪列起来比较一下，即可见一斑。据他说：
“氏族的战争。如果说上黄帝与蚩尤。炎帝与共工氏的战争，使一氏族征服他氏族，便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间的战争，使一国家征服他国家，便成立了次期的封建国家。社会中到了这个时期，已构成了三个或四个阶级。梅思平先生解释《尚书·尧典》所说的‘九族’，‘百姓’，及‘黎民’为三个阶级，这是我完全同意的。”（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及由这种社会经济发生的结果，如交通的滞阻，货币的缺滥，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乃至政府的官僚军队割据的倾向，这些实阻碍资本主义的发达，致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形态还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见同书一三六页）
照陶君这两段话看来，中国自有史以前（炎帝即神农氏）就是封建社会，一直到清末，仍然如此！这种说法竟出于号称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并著有《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书的陶君之口。真令我大吃一惊！第一，他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始于炎帝。这表见他对于商殷以前的社会没有劳神研究过，只是把马端临《文献殖考》的《封建考》中：
“神农氏衰，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等语拿来点材料，制造一下，这比周谷城君：
“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的成长期”（见周著《中国社会之结构》四六页）
的说法，还要荒唐无稽。
第二，他既认“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比朱其华君：
“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即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对中国开始商品侵略以后”（见朱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三二页）
的主张，有过之无不及，他和朱君正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不意竟和这位好同志大打其笔墨官司，这不是故弄虚玄，好演滑稽剧么？！
四五千年来的中国不过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我们现在要问陶君，封建制度到底是什么？他说：
“封建制度以封限于地方共同体之内的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一个或多数村落构成一个地方共同体，自有其公有的森林，草场，水道及耕地。在这种地方共同体之内，公地及分授于农户的田园，供给生活必要品，如田园果食，渔猎产物，畜牧兽类，木料羊毛等原料品，用以供家庭工业之制造。这种地方共同体常为一个自足的经济有机体，与外界差不多没有经济的接触。地方共同体的领主在这个共同体以内，养成‘夜郎自大’的尊严。国王不过是较大的领主，并没有权力臣服别的领主，因此封建国家是一种极形松懈的组织。”（见陶著《革命论之基础知识》四九页）
这段话对于封建制度的说明虽极不完全，但总算道出几个要点。然以此为标准去观察他的四五千年来的中国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的说法，便只看他自相矛盾，自己和自己开顽笑！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公然宣言：
“如果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则中国可以说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六页）
陶君脑子的糊涂一至于此，我们见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谈中国的封建制度可以不依“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难怪他说中国四五千年来不过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像他这样不要确定的标准的说法，不要说中国，就是现在的西洋各国，那一国不可说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照确定的封建制度去寻求，既发见“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就直截了当地和马札亚尔一样，宣布中国未尝经过封建制度一个阶段就是了，即不然，说中国仅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封建制度也可以，何必像煞有介事地著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史》呢？！更何必张大其词地说中国自炎帝起一直到清末，不过是封建国家或封建社会呢？！
我们乡下有句俗话，叫做“嘴唇两块皮，翻身又改移”。陶君能够著几部大书的真本领就在这里。所以他于宣布“如果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则中国可以说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之后，相隔不过三页，便说：“中国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也有相同的各点”：
“第一，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这是两者相同的第一点。……
第二，在中国古代分封诸侯的典礼有由天子授与茅土于受封者的仪文，表示指定的土地今后归受封者的拥有。……欧洲封建诸侯分封下级领主的时候，也授与士和刀，以表示领有关系开始。……
第三，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大特点。侯分封领地于伯，伯再分封于子男。也可以说侯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于家臣。欧洲的等极名称虽和中国不同，而其为等级则一。……（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九至三○页）
陶君把这三点详细比较之后，用很自信的口气总括起来，说道：
“总之，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而小异之差，也许和欧洲各地封建制度互异之差相等。”（见同书三一页）
大家看啊，“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制度”既系“小异大同”，而这“小异之差”又不过“和欧洲各地封建制度互异之差相等”，则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简直等于欧洲的封建制度，陶君何以要说，若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呢？！像这样的逻辑真是每个具有健全脑袋的人所梦想不到的！
然我们对于他这种纷乱的情形，并不是不能解释的。他的每一种主强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而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所以常是前后互相冲突，不能调和。例如他上面所谓炎帝黄帝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尧舜时成立了次期的封建国家，这是应用了德国掉号“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奥本海默（FranzOppenheimer）《论国家》（DerStaat）的两个死公式而成（参看原书五一页和六五页）。但在较早的一个时期，他曾剿袭顾颉刚君的《古史辫》中“禹为山川之神”（见原书一一四页）的说法，宣言：
“汤以前的禹，则不过殷人崇拜的水土之神。（见《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三页，
我现在要问陶君，
汤以前的禹既不过是殷人崇拜的水土之神，你又怎样知道禹以前的炎帝不是唐虞人或唐虞前后的人所崇拜的火木之神，而一定说他是“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呢？
还有一层，他在上述宣言之后，接着又说：
“依甲骨文记载研究之，殷代是神权政治的时代，凡事都要问卜。殷的王于其祖宗，常称为祖某父某，足证其尚为氏族长。……由这些记录和传说推测，我们可以说，约在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黄河腹部，包含河南归德，偃师，淇县的地域以内，已从氏族社会进入于封建制度。”（见同书一三至一四页）
依我们的研究，商代（自纪元前一七八三年起至一四○二年止）还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殷代（自纪元前一四○一年起至一一三五年止），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无所谓“从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现在即退一万步，承认陶君这种说法是对的，他依最靠得住的甲骨文记载的“研究”，既知道迟至殷代，才从氏族社会进到封建制度，他又怎样能断定远在殷代以前的炎帝黄帝与尧舜时代已成立了初期的和次期的封建国家呢？！
其实关于炎帝，黄帝时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的谎话，后来被陶君自己于无意中揭穿了。他说：
“商有水土之神称为禹。周有农神称为后稷，秦有物是白帝，黄帝，炎帝及青帝，东夷有战神称为蚩尤。”（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一九页）
啊，黄帝，炎帝和蚩尤原来只是一些神，则所谓初期的封建国家便是天上的而不是地下的，是神的而不是人的。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我们在此应当附带说一句：自禹，后稷，以至什么白帝，黄帝，青帝或蚩尤，在古代都实有其人，并且是特出的人物，最为当时的人所崇拜；后因年代湮远，传说不一，他们便神化了。所以他们即使是神，也是由人而变成神的。只有满脑子玄学思想的顾颉刚君才主张禹是神而不是人，也只有满脑子玄学思想的陶希圣君才把自己前此认为“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的炎帝，黄帝以及战争中的蚩尤等等一律看作天神，而不复认其曾为人了。（参看同书二○至二二一页）
陶君对于自己所主张的炎帝，黄帝时成立的初期封建国家，既因赐予他们以天神的名义，移到天上去了，而他所主张的尧舜时成立的次期封建国家，也因自己前后两次宣言，送入地府中去了。他说得最显明的一次是：
“所谓尧舜禅代，实不过战国初期人士兴起的自辩。”（见同书二二一页）
明明白白载在《虞书》上的尧舜禅代，犹“不过战国初期人兴起的自辩”，则没有见诸明文的什么“次期的封建国家”完全是空中楼阁，自不待言。然单是这一点，还嫌证据不足。他又说：
“……周以前，又不能说是封建社会，那个时期的牧伯。不过是氏族长。这许多氏族长——‘群后’之上冠戴着一个‘元后’——或许元后制是后人假定的也未可知。”（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七页）
周以前既不能说是封建社会，则不独尧舜时所成立的“次期的封建国家”站不住脚，即“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黄河腹部……已从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的主张也没有根据了！陶君关于古代封建国家或封建制度的说法原来都是“莫须有”之类。真不愧为秦桧的好同志！
我们试将上面征引陶君的话综合起来考查一下，便看见他时乎说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时乎说中国自有史以前就是封建国家，时乎说中国迟至殷代才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时乎又说中国在周代以前不能说是封建社会。像他这样开顽笑，实在太厉害，像他这样自相矛盾，也实在太严重！
然他的开顽笑和自相矛盾并不止此。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反复声明（至少有五次）在封建制度的时候，没有官僚，只有贵族。今仅介绍其中的一个例子如下：
“1．在封建制度的社会里没有官僚，所有治人的事都由贵族自己去干。
2．大的国家，是不能与封建制度一样的，必须有官僚去掌管政治。
3．有货币才可以产生官僚，因为官僚必得货币去营生。（春秋时，中国已有货币，孟子有馈赠二百金等说。）”（见同书二五九页）
但在另一方面，他把封建制度分作两期，说仅在初期没有官僚，在后期是有官僚的（参看同书八五至九一页）。既然如此，他这里的第一条应当说在封建制度初期的社会里没有官僚，而第二条更是不通，因为他既认封建后期发生官僚，便不能说：“大的国家是不能与封建制度一样的，必须有官僚去掌管政治”的话。至于第三条尤属胡说八道。他引孟子受金的事作证，不独孟子非官僚，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忘记了孟子以前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的故事。原思这个宰官所受的俸禄是粟而不是什么金属货币，难道这不是事实？况且陶君自己也明白说过：
“秦的官吏俸给是以什么物类充用，历史虽没有明白的记载，但‘诸子功臣’是‘以公赋税重赏赐’。公赋税是谷帛，则赏赐当也是谷帛。汉官名有所谓‘二千石’之类，是表示俸禄的数额。列侯在长安者，其俸给仍然是食邑的租税。”（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二二页）
在封建制度破坏以后的秦汉时代，官僚俸给犹用谷帛之类，则“有货币才可以产生官僚。因为官僚必得货币去营生”的话简直是信口开河！德国资产阶级有名的经济史家韦伯（MaxWeber）本来说过：
“某种程度的货币的发达虽不是创造纯粹官僚主义管理的正式的前提，却是维持这种管理的经常状况正式的前提。”（见《社会经济学纲要》——（GrundrissderSozilökonomik，Tübingen1922．——第三卷韦氏《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六五五页）
但这句话不独不能供给陶君，作为理论上的根据，并且把他的主张打得粉碎了。像这样不建筑在任何事实或理论上的无稽之谈，只有陶君才说得出口
陶君以为官僚是起于封建后期，我们现在要问他们是怎样起源的。据他说：
“一国的经济力量集中于诸侯，则政治力量也掌握于诸侯之手。其结果，国家为集权的国家，而贵族却日趋崩溃。诸侯为增进收入计，又从事于夺地争城，国际战争尤较从前为激烈。战争的结果，国权落于将领之手。有权的将领（也是贵族）便取传统的诸侯而代之，因此更杀戮贵族阶级的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
官僚便依上述的情形发生了。”（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页）
据陶君的意见，官僚的发生是由于有权的贵族将领杀戮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这又是胡说。官僚的起源不独不姑于封建制度的后期，而且不始于这种制度的初期，因为在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有官僚，在奴隶制度的生产方法时代也有官僚，盘庚所谓“百执事之人”是属于前者，希腊罗马的官吏是属于后者。陶君如果不相信中国书上的话是靠得住，我就征引关于后者的例子给他看罢：
“有一大批为公家服务的奴隶，在庙宇中，法庭中，财政机关中，他们的数目要占一大部分，甚至于在雅典——希腊的首都——的警察署中也是如此。”（见拙译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九页，亚东图书馆出版）
“一种显然发达的官僚主义（Bürokratismus）在数量上最大的历史例子为：……（b）后期罗马的元首政治（Prinzipat），特别是戴克里克的（diokletianisch）君主政治和由此发展拜占庭的（byzantinisch）国家组织，不过带有浓厚的封建和世袭的色彩。”（见《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韦伯《经济与社会》六五五页）
第一个例子专言奴隶做官僚，没有说到希腊的和士阀这种职务。后一个例子仅说以后期的罗马。而未尝涉及初期的罗马，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显然发达的官僚主义”，而不是简单的官僚（有了官僚，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形成一种官僚主义）。这两个例子本极不完全。但已经足以充分表现奴隶制度时代是有官僚，甚至于有“显然发达的官僚主义”的。这个时代既在封建时代之前，则陶君的官僚发生于封建后期的说法是不攻自破了。
现在即退一万步，抛开此事不讲，专谈封建制度中的官僚，也决不是起于封建后期，更不是起于“有权力的将领……杀戮……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怎样见得呢？芋尹无宇说：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傅》昭七年传）
这十等人中的土就是封建制度中官僚的主要来源，也就是替封建贵族治人的重要分子。此如皁，隶，僚，仆等也都是一种半奴隶式的下级官僚。据陶君的推测。中国的官僚发生于春秋时代（参看《中国社会史的分析》八八至八九页），而芋尹无宇恰为春秋时代的人，他指这种官僚的等极制为“古之制也”，可见陶君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然春秋战国的时代，托古之风最盛，他也许要借此为口实，而否认芋尹无宇的话的真实性。因此我们不妨把他所指出“地方共同体的领主”底下的官僚例子找一个给他看。
“中古时代的大赋役农院上面有一个总管（Vorsteher）。指挥全部事务。但这全部中每一个经营部门是各自独立，由一个特别职员管理的。此农院中有田地劳动者，森林劳动者，手工业者，课税人，养蜂者，打猎者，园丁，栽培葡萄者，有牧畜经济。有妇女劳动——每一个单独的劳动部门有一个特别的事务所，由一个职员管理，当必要时，并得增加助理员。此等事务所称为‘部’（Ministerien），而一般职员则称为‘部员’（Ministerialen）。部员全住在农院内。他们也是奴,仆恰和普通的仆役一样。”（见拙译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七五至一七六页）
这里所描写的为初期封建制度的情形而非后期封建制度（即陶君所指出封建制度崩坏时期）的情形。是丝毫没有疑义的。这段话至少告诉我们两个要点：
1，在领主的赋役农院中即有官僚，由此可知陶君所谓有权的将领“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才发生官僚，全是无识妄言！
2，近代官僚系统的总枢纽内阁及阁员等字既出源于赋役农院中的官僚名称，可见官僚的发生是由经济方面扩充到政治方面，而非如陶君所说，首先从政治方面开始的。
我想陶君对于这种真凭实据是无从反驳的。他倘若企图反攻。便只好借口于赋役农院中的职员不过是一些奴仆，不得僭用官僚的名称，要像他所举的“大夫士”成“士大夫”才是官僚或具有官僚的资格，所以他说：
“官僚取人材于士大夫。”（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二页）
其实不然。官僚的任职是以能力为权衡，而不以出身为绝对的标准。士阀固可为官僚，即士阀以下的人只要力能胜任，也可担负这种职务。并且官僚也不过是一种奴仆，所以百里奚在虞公下面做了官僚之后，又卖身为奴，替人牧牛，牧牛之后，又做秦穆公的相，常人以为奇怪，实则他的前后事人任职只有繁简高下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的《官僚系统》（Bürokratie）一章中叙述古代埃及的官僚情形说道：
“在古代那些自然经济的国家中。埃及的官僚即使在法律上不是国王（Pharao）的奴隶，在事实上也是他的奴隶。”（见《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六五七页）
古代国家的官僚既不过是国王，或诸侯的奴隶，陶君对于领主赋役农院中担负官僚职务的奴仆，便不能斥其为非官僚了。
由以上所述各节看来，封建制度中的官僚也是出现于封建初期，而不像陶君所主张的一样：
“由历史上观察，可以下一个断语。官僚的发生，在封建制度崩坏时期。”（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五页）
“由历史上观察！”他难道是以事实作根据的？对呀。他依据传说，把五帝和尧舜时代的官制与官僚数了半页之后，仿照八股中“然而”一转的办法说道：
“但是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即令模糊影响的有这么一回事，龙，云，火，鸟，也不过古代各氏族的图腾。在周代以前。我们只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版图内，不过多数部落并立。部落战争占满了周代以前的史乘。”（见同书八六页）
“周代以前”，既不过是“多数部落并立”，则当时自然无所谓国家。陶君在他这部大著一九五至一九六页，何以承认炎帝和黄帝时代是“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呢？又何以承认尧舜时代是“成立了次期的封建国家”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么？！更荒唐的是：他在那里对于“梅思平先生解释《尚书·尧典》所说的‘九族’，‘百姓’，及‘黎民’为三个阶级”，“完全同意”，在这里复不认“陶唐氏除皋陶，禹，舜等大臣而外，还有四岳。舜又举八元八凯”。（见同书八六页）是真实可靠。他如果认《虞书》为实录，则“九族”，“百姓”，“黎民”，和四岳，八元，八凯，应同为事实，如非实录，则两者应同系虚构，假令内中有一真一伪，也应当举出证据来。他不独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且连自己所提出的四岳，八元，八凯，也不加解释，仅把太昊伏羲氏以龙纪官，黄帝以云纪官，神农氏以火纪官，金天氏以鸟纪官中的龙，云，火，鸟，解作“古代各氏族的图腾”，即使这话完全正确。难道可以概括四岳，八元，八凯，说它们也是“各氏族的图腾”？！“由历史上观察”，就是这样“察”的么？！当然不是的。这只能叫做“观”而不“察”！
然像陶君这样的人开口大谈历史，能做到观而不察，已经是了不得。他有时连这个标准都赶不上。试看他对于夏，商，殷一千余年的情形一字不提，却急转直下地断定春秋时代甚至于孔子时代（他认官僚发生于封建制度崩坏时期，又说孔子生于这个时期，故可断定孔子时是官僚发生时期，参看同书一九六页。）为官僚发生的时期。便可以知道。这就做不观不察！
陶君的不观不察或观而不察固然是摸不到真理的门，就是鼓起眼睛，拼命观察，也不会识货。可是他做书的技术倒也不错，在书的前面开了一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参看同书六至九页）而他的“观察”完全是根据所谓“概括的记述法”，“抽象法”，和“统计法”进行的。不过历史上的事实径他这一“括”，一“抽”，一“统”，便弄得皮破骨穿，半点真相也没有了。啊，好厉害的“历史上观察”！
陶君对于周代以前的“观察”既是矛盾百出，没有看见真实情形的影子，对于周代本身的“观察”，也就令人莫明其妙。第一，他对于封建国家的分期没有一定的术语，有时说“初期封建国家”与“次期的封建国家”（见同书一九六页）；有时又说“初期的封建国家”与“后期的封建国家”（见同书八八页）。在不知道他的底蕴的人看来，不是认定初期，次期之后，还有三期，四期，以至X期，就会猜想他所谓次期即是后期。其实两者都是不对的。他在这里是把他所译的奥本海默《论国家》中对于封建国家的分期法制成一种劣货。奥氏的分法为“原始的封建国家”（DerprimitiveFeudalstaat）与“发展的封建国家”（DerentfalteteFeudalstaat）两期，而“原始的封建国家”一期中又标出“高级的原始封建国家”（DerprimitiveFeudalstsathöhererStufe）一个名目，这原是属于第一期的。不意陶君剿袭奥氏的学说，而改变其名称（我没有看见他的“大译”，不知道他是沿用原文的名称，还是另用本店自造的名称，如果擅改名称，当然是一种拙劣的译品），把次期和初期对立起来，以致使人容易发生误会，这是应由他负责的。
第二，我们已经知道，他认炎帝黄帝时代为初期的封建国家，尧舜时代为次期的封建国家。如果用奥本海默的话来说，就是炎帝黄帝时代为原始的封建国家，尧舜时代为高级的封建国家。不意他摆起学者架子，讲什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时，竟举出一个例子说：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概括的论断，和希腊，罗马，波斯，埃及，维新以前的日本，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等等再作概括的记述。例如传说中的西周时代。种种征象和索伦以前的雅典，及沙威尔斯吐鲁斯以前的罗马相似；这可以说是原始封建国家的类型。”（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七页）
希腊呀，罗马呀。波斯呀，埃及呀。维新以前的日本呀，革命以前的俄罗斯呀，索伦以前的雅典呀，沙威尔斯吐鲁斯以前的罗马呀，——好漂亮的专门名词！（可惜只是没有内容的专门名词！）陶君这样说得天花乱坠，得意忘形，把头脑弄昏了，宣言：
“传说中的西周时代……是原始封建国家的类型。”
啊。他的昏头昏脑并不是暂时的毛病，而是永久的痼疾，所以他在以后几个月所著的“纠正或补充拙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误点及遗漏”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上起首一页仍然标出：
“二千四百年以前原始封建制度”
等字样。这“二千四百年以前”七个大字就是整个的西周时代和大部分的东周时代的代名词。西周甚至于大部分的东周竟是“原始封建制度”呀！现在即退一步。专拿他的“传说中的西周时代……是原始封建国家的类型”一点来讲，这就无异说，传说中的西周时代等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代，因为两者都为原始的封建国家，我们依照甲等于丙，乙等于丙，故甲等于乙的公式，尽可以作出如上的结论。既是这样，则传说中的西周时代还比不上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因为据陶君说，后者是高级的原始封建国家（即他所谓“次期的封建国家”）。当然要较胜一筹。哈哈，倘若依照他的“概括的记述法”去“论断”，则所谓世界进化，后胜于前，完全是一个骗局。我们真增进见识不少！
第三，迨陶君的神志偶然清醒的时候，他便马上反遏来说：
“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后期的封建国家。”（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七页）
现在先从后期这个名词说起，它应当和前期相对峙，而不能和初期相对峙，为什么呢？我们如把一种制度分作前后两期，则前期所包括的范围是从它的发生期至鼎盛期为止，后期是从它的衰落期至消灭期为止。试作一图如下：
但如果用初期和后期的名词，便没有这样妥当，因为初期只能指发生期而不能指鼎盛期，后期只能指衰落期与消灭期，也不能指鼎盛期。陶君偶然使用的“次期”这个名词，虽勉强可作鼎盛期解，但当他将初期与后期并举的时候，并没有拿出次期的名目来。这中间一个大漏洞，是心粗气浮和脑筋迟钝的陶君所想象不到的。
关于他所使用的名词的缺点既经指出，我们就来研究他所谓周代是后期的封建国家，这“后期”两字到底作何解释？统观他的各种说法，正和我们上面所指的含义相符。他在一方面说：
“……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后期的封建国家。……在这个时期以前，国家组织决不会有官僚发生。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也便是享有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换句话说，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人，便是掠夺土地和农民的人。卿大夫士所谓俸禄，便是农民耕种土地的所得。”（见同书八七至八八页）
在另一方面又说：
“官僚的发生在封建制度崩坏时期。”（见同书八五页）
把这两项总合起来看，陶君明明是承认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封建制度崩坏时期”的国家，因为从这个时期起，国家组织才发生官僚，我们再依照甲等于丙，乙等于丙，故甲等于丙的公式，尽可作出如上的结论。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陶君的主张又自相矛盾了。他说：
“在儒家所讴歌的井田时代，封建制度完全发展于中国。依《豳风·七月》之诗，《小雅·大田》，《甫田》之诗。《郑风·叔于田》之诗，我们看得出公元前七○○年前后的中原，实有独立庄园制度，此独立庄园之内，领主监督农奴的徭役劳动，并征收农奴的地租；农奴除地租与徭役劳动之外，尚须从事狩猎，蚕桑，缝纫，酒酿，畜牧，以供给领主之衣食。且须进入宫廷去执行工役。领主（卿大夫）则居于不满百雉的城堡中，除出巡田畴之外，从事于宴享以有费农奴贡纳的羊酒，从事祭祀以吸收农奴的宗教信仰，从事狩猎以检阅农奴的兵役并训练自己的战术，从事战争以扩大领地，消纳贵族的剩余人口。此种多数之小领主，率其农奴以奉事大领主（公侯）。大领主亦有其庄园，有其农奴，有其战士（公徒）。所情‘天王’亦不过大领主之一，‘王畿’亦不过较大的领地，其中包容无数的庄园，为‘王之卿士’的食邑。”（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这不是封建制度鼎盛时代的写照么？当然是的。当“封建制度完全发展于中国”的时代，正是这种制度的极盛时代。所谓“公元前七○○年前后”就是周庄王即位（纪元前六九六年）的前后，也就是春秋开始（纪元前七二二年）的前后。当时既是封建制度鼎盛时代，可见西周不是“后期的封建国家”而是前期的封建国家，陶君这里的描写又把自己从前的主张推翻了。
综观陶君对于周代的说法，时乎认为原始的封建国家，时乎认为发展的封建国家，时乎又认为后期的封建国家，前后改变主张至三次之多——与其说他改变主张，不如说他没头没脑地瞎猜瞎说至三次之多——却没有一次是中肯的。其实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终始，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前期，东周是封建制度的后期，事实俱在，可以覆按。即下面一段话也很可以表见这一点：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阜隶抱关击柝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冤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僣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杰。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见前汉书九十一卷《货殖传》一至二页）
这段话的前半截是描写一个井井有条的等级制的和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即前期的封建社会。这个半截下面被我们省去的一大段中虽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洽之大略也”等语，显系托古的顽意儿，实则这不过是西周的写照。这段话的后半截是描写一个等级制破坏和自给自足的局面逐渐崩溃的封建社会，即后期的封建社会。这是指东周的情形，文中已经言明，更没有疑义了。不意陶君不肯搜集材料去分析西周和东周的封建情形，仅仅笼统地周代是原始的封建国家，周代是后期的封建国家。宜乎他说来说去，总摸不着门径，自始至终是东奔西窜，自始至终是一误再误！
可是他的东奔西窜，一误再误，不仅对周代是如此，即对秦汉以至现代也无不如此。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一面说：
“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见同书一三六页）
一面又说：
“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见同书七页）
我们如果又应用甲等于丙，乙等于丙，故甲等于乙的公式，便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封建社会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这种可笑的结论，陶君不独完全同意，并且还亲自宣布出来。不过他的词句不甚明了，使人不能一望而知了。试听他说：
“在中国社会构造中，使我们感觉为封建制度之现象甚多。使我们感觉为资本主义之现象亦伙。依前者之感觉，我们便说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依后者之感觉，我们便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然而感觉是常识的；常识是反科学的。若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而直至今日，中国的主要生产方法还不是资本主义。此二十四世纪长久期间中，前十八个世纪则自然经济优越于货币经济，后六世纪货币经济始显著抬头。虽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有所交替于其间，而社会结构的本质仍没有根本的差异。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陶君用了大气力发出这段议论，在一般初学或浅薄的人看来，以为这是“至理名言”，实则不过一派胡说，简直不成东西。我们现在来替他分析一下：
1，他从前不是说过中国社会直至清末还是封建社会的话么？此时为改正并掩饰自己的错误起见，特借常识做护身符，然后把反科学轻轻加在常识的身上，表见这种错误应由常识负责，他自己不必负责。但在事实上，他认中国直至清末还是封建社会，完全是由于缺乏常识，那里是什么常识的罪过？因为常识会告诉他说：
自秦汉至清末已经没有同时掌握政治和经济权的封建领主，附在土地上的农奴，与自给自足的庄园，等等，封建制度的主要条件已经消灭，故不能再称为封建社会。
他著了几本大书，连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都不知道，不是缺乏常识是什么？！他不自愧悔，竟归罪于“常识是反科学的”，一何厚颜至此？！
2，马克思本来说过：
“如依照仅仅捉住事物虚幻外表的日常经验去判断科学的真理，则科学的真理常成为逆说（Paradox）。”（见马氏《价值价格与利润》七○页——Value，PriceandProfit，Chicago）
这句话是对的。我们清晨看见日出于东，晚间看见日没于西，以为太阳是在绕地面行，但科学的真理却告诉我们，这是地球的自转。所以仅仅捉住事物虚幻外表的日常经验是反科学的。丝毫没有疑义。不过陶君不管三七二十一。笼统说一句“常识是反科学的”，那就完全不对了。我们固然承认仅仅捉住事物虚幻外表的常识，或不建筑在合理基础上的常识是反科学的，但大部分的常识是经常人所具的一种普通知识，也就是一种普遍的真理。因此常识是科学的，而不是反科学的，常识是一个好名词，而不是一个坏名词。我们如果说某人缺乏常识，就无异骂他蠢蠢无知。陶君连这种分别都不知道，他的头脑才是反科学的！可是他这位著书立说，中外同钦的大学者别具风格，另有标准，我们怎能奈他何呢？我如本旧日同执教鞭的友谊，诚心诚意地忠告他道：
老陶，你得了罢，自己连历史的常识都没有。何必著什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
他一定含笑答道：
老李，你懂得什么？妙处就在这里。我因为缺乏历史的常识，才能著大部头的书，受中国青年和日本人的欢迎。
既是这样，我们只好各行其是，不过为防止他继续麻醉青年起见，我不得不破除情面，揭穿他的谬论。
3，常识既不全是反科学的，而感觉尤其不全是常识的。我们要获得常识固然有赖于感觉，但我们要认识一切真理，也同样有赖于感觉。所以列宁说：
“感觉是我们认识唯一的泉源，这没有疑义地是认识论上第一个前提。”（见《列宁全集》——LeninSamtlicheWerke——第十三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三页——MaterialiemusundEmpiriokrtizismus）
陶君把感觉专归给常识，难道一切科学上的发见，一切客观真理的认识，无须感觉，另有其他玄妙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么？绝对不能。陶君的头脑完全是他所最鄙视的中国士大夫的头脑，没有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更没有受过哲学和科学的洗礼，根本就不能思索，只会说笼统话；他如有自知之明，即应当藏藏拙，少发议论，乃计不出此，竟摇头摆脑，侃侃而谈，大出其丑，岂不“冤哉枉也”？！
4，我们十分抱歉，因为在路上铲除障碍物，耽搁许多时候。现在才回到本题来，说陶君亲自宣布封建社会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证据。我们已经知道他说周代是后期的封建国家，又极力描写春秋开始前后的封建制度是怎样的发达，怎样的兴盛，完全和他在《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对“确定的封建制度”所下的定义（已见前）相符。由此可见他所谓后期的封建国家或后期的封建制度就是一种“确定定的封建制度”，即一种正规的封建制度。这一点既经弄清楚，则他所谓：
“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胁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即无异宣布：
封建社会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我替陶君宣布这种主张，并不是故意断章取义，罗织成狱，实因他的本意确是如此，以后并且还有一贯的“理论”，例如他认郡县制直等于封建制，并等于封建制度，正是他认前资本主义社会直等于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为根据他的议论反驳他的主张起见，现在又要尽量征引他关于这两种制度的说法了。
“战国时代以后，封建制度渐次分解：其分解的情形是这样的：
（一）农奴分解为佃户与奴隶；
（二）地租分解为地租与田赋；
（三）徭役劳动分解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及对地主的劳役。
（四）领主权力分解为属于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属于政府的政治支配权。
认识了封建制度分解的情形，我们才能够明了为什么秦汉以后，农奴制度已经崩坏而农业生产关系上面还支持着封建的上层构造。农奴制度崩坏后的中国农民，经济的负担与农奴毫没有不同。所不同的，是农民的经济负担，分归相异的多数人享受。地主只享受地租而田赋则归属他人。国家既发征徭役而地主也享受劳务。政务支配权不直属于地主，而政府仍为地主的利益来实施政治支配权。农民比之于农奴只多享一点移动的自由，移动的自由对于农民有两种意义：其一是受商人资本的驱策而卖身为奴隶之自由；其二是饿死的自由。领主对于农奴有权力，亦有保护及衣食的义务，地主与政府对于农民只有权力，而毫没有义务之可言。
在这种农民身分之上的上层构造，自然还是封建的。所当注意的是上层构造之中，含有与封建制度的社会不同的势力关系。这势力关系推移的轨迹，便是从来中国学者弄不清楚的所谓‘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更迭。
若简明的指出‘郡县制’与‘封建制’推移的轨迹，我们可以说：
（一）所谓‘郡县制’者，是地主阶级以田赋为本阶级巨大的补充收入的制度。其方法，地主阶级的过剩人口及地主自身获得某种地位以分配田赋。此种地位便是非世袭的官僚制度。
（二）所谓‘封建制’者。是外国游牧部落或中国战斗集团以地主阶级为租税来源而分配田赋的制度。
再简单些说，地主阶级占领官僚系统以取田赋，便是‘郡县制’；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封建制’固然是封建的上层构造；‘郡县制’一样的是封建的上层构造。所不同者，地主阶级的地位有高低而已。若竟指‘封建制’为封建制度，而不知‘郡县制’也是封建的上层构造，便是一个大错。”（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七一至二七三页）
陶君这篇伟论，不用说，又是对他自己的主张开顽笑的和互相矛盾的佳作，我们因为分项讨论的缘故，此时只能将关于本项的各点首先指出来。
1，他在这里说，战国时代以后。封建制度才逐渐分解，可是他在另一书中却说：
“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所以中国早已不是封建国家。”（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六一页）
他在同书一三六页尚宣言：“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形态还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此处复说“中国早已不是封建国家”。好矛盾啊！这一点现在也不要管它。我们要问的是：
战国在春秋之后，春秋时已轻崩坏的封建制度，何以在战国时代以后才逐渐分解？！难道“崩坏”是一事，“逐渐分解”又是一事？难道“崩坏”还赶不上“逐渐分解”？
好罢，这任可笑的矛盾是表见于两本书中，我扪忠厚待人，姑且承认他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是“纠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误点”，不必计校。但他在这纠正错误的书中为什么又要说：
“若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公元前五世纪”还是春秋时代，去“战国时代以后”足有二百五十年，在春秋时代开始崩坏的封建制度，经过二百五十年才“逐渐分解”，这是什么道理？周代的领域既大，则封建制度的崩坏，各地当有先后之分，又因年代久远，文献难征的缘故，开始崩坏期也很难确定，这是没有疑义的。不过一个人的说法至少应有一个最小限度的一致，不能在这里说早几百年，在那里说迟几百年，毫无定见，等于信口开河。
2，他承认战国以后，“地租分解为地租与田赋”，地租归地主，而田赋则归国家，作为本阶级非世袭的官僚的俸禄。但他在同书中又说：
“中国的封建制度分解已久。秦汉以来，中国有封建的地租，有大土地私有，有为地主而治理的官僚政府。但此三者竟不相汇合以操于一个阶级之手，所以中国的社会有封建的象征而没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三者的汇合，中国社会只有三者的分立。”（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四九页）
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只有封建的地租。大土地私有和为地主而治理的官僚政府三者的分立。没有汇合于一个阶级之手，所以只有封建的象征，这真是白昼见鬼的胡说！这不独与实际情形不符，并且也和他上面的话互相冲突。因为他在上面明明承认收取地租的是地主，而分配国家所征田赋的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这不是三者“相汇合以操于一个阶级之手”么？这里为什么又说出三者分立的话来呢？
3，他既认“封建的地租”，“大土地私有”和“为地主而治理的官僚政府”“三者竟不相汇合以操于一个阶级之手，所以中国的社会有封建的象征而没有封建制度”，何以他在后前面又说秦汉以来的“‘封建制’为封建制度，而……‘郡县制’也是封建的上层构造”呢？
4。他曾说过：
“封建制度破坏后，采邑制度代兴。卿相的俸禄，出自采邑，采邑本是贵族的特权，但是有政权的官僚也得食采邑，而有采邑者却不一定便有政权。这样的贵族特权和官僚政治的分岐至汉代而益著。汉的制度，刘氏得封王，有功得封侯，但是王侯所在地的政治仍操在朝廷委派的官吏之手。所谓王侯，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与政治不相关涉，武宣以后，分判尤明。……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此后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于这个阶级的内哄。而以这个阶级为背悬的官僚政治，也发生了极大的弊害。”（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八至五九页）
什么“贵族阶级”呀，什么“士大夫阶级”呀，全是缺乏社会科学常识的人的用语，姑且留待第二项去驳斥。现在要讲的是，陶君既知道汉代“王侯所在地的政治仍操在朝廷委派的官吏之手”，便不当取法于马端临，袭用封建这个名词。因为——和《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所说的一样——“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自汉以后都是“封而不建”的把戏，再明白些说，就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见《钦定续文献通考·封建考》）所谓封建，在名义上已去掉一半，在实质上已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怎能沿用这个名称呢？还有一层，他既说“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这自然又是一种不通的议论，留在以后再说），自然是没有封建的分儿，他为什么要标出一个“封建制”的名目，为什么又要说“‘封建制’为封建制度”呢？
5，“‘封建制’为封建制度”，这句话听来有点奇怪，令人马上发生两个疑问，就是：
甲，封建制与封建制度如果是相同的东西。则这样的说明岂不是全无意义？例如说：陶希圣为陶希圣，除掉合逻辑的同一律公式外，一点东西也没有说明。
乙，封建制与封建制度如果是不相同的东西，为什么加减一个“度”字，就可以表示其中的差异？例如说：奴隶制与奴隶制度，资本制与资本制度，工资制与工资制度能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稍加考察，便知道封建制与封建制度原来大不相同。他所谓封建制，就是“外国游牧部落或中国战斗集团以地主阶级为租税来源而分配田赋的制度”。他所谓封建制度，就是领主统治下农奴和工奴从事生产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共同体组织的制度（参看陶著《革命论之基础知识》四九页）。前者不过是一种政治制度，后者则为一种经济制度，这是两者大区别的地方。所以陶君初时仅认“‘封建制’……是封建的上层构造”。但他善用玄之又玄的玄学方法，仅隔一句。就大书持书：
“‘封建制’为封建制度。”
这样一来。他对于我们上面两个疑问，一齐解答了。就是：
封建制与封建制度是不相同的东西，又是相同的东西！！！
我们看了这种神秘的答案，除掉大呼“妙哉妙哉”以外，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不过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一个“度”字的增减上故弄虚玄？此事虽似乎过于枝节与微小，值不得提及，但一经探出内幕，不独十分有趣，而且可以表见他的为学方法。他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绪论中除掉提出三个观点外，教人“必须诊治”四种“毛病”，其中的第三种是：
“把名词的含义混淆了。如‘封建制’之在汉代以后，实质已与春秋以前不同。后者的封建是领主征收地租与徭役；前者的封建是封君征收国赋以备用。把清初的三藩与周初的齐鲁等量齐观，只缘于‘封建’名词之误用，这是滑稽的事情了。”（见同书三至四页）
陶君既对于汉代以后的“封建制”和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名词的含义混淆”，加以指摘，复对于“清初的三藩与周初的齐鲁等量齐观”，目为“滑稽”，这表见他颇具有科学头脑的象征。可是当他自己描写春秋以前和汉代以后的情形时，仍袭用俗流“学者”的用语，仅恃一个“度”字的增减以示区别。这种方法的劣拙与俗流“毕者”的乱用含义混淆的名词，不独相差无几，而且更为滑稽。所以陶君教人“必须诊治”的“毛病”，自己又躬蹈了。
6，我们绕了许多圈子，才归结到初时要讨论的封建制与郡县制的问题来。这不是我们故意横生枝节，逗留不进，实因他的议论，缺陷太多，处处须加以纠正或指摘，故不能不多费工夫和篇幅。“所谓‘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更迭”，既是“从来中国学者弄不清楚的”问题，竟劳学冠中西的陶君指点出来了，我们是多么高兴啊！他告诉我们的两句秘诀是：
“地主阶级占领官僚系统以取田赋，便是‘郡县制’；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
我们——至少是我——本着小时候读书的经验，将这两句话反复背诵，到了五千四百八十遍之后，果然“熟中生巧”，心中马上涌出一个问题来，就是：
第一句话既有阶级，第二句话为何没有阶级？难道战斗集团是超阶级的？
这个问题闷在我的胸中。想过三天三晚，想不出答案来。本拟写信问一问陶君，求个解答，但据友人言，他正在南北奔驰，从事国难的工作，不见得有闲工夫来答复这个小问题。即不然，也非三五星期不能达到目的。因此我只好把他的几部大著拿出来，打算一页一页地细读。但我因为时间宝贵的缘故，想取一点巧，先从小书读起，以为如能从小书中找出，就用不着再读大书了。首先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没有如愿相偿，其次读《革命论之基础知识》，还是落空，再其次读《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仍然失败。啊，我有点失望了，有点不耐烦了！可是终于想到：像他这样的大著作家的著作值得重读一遍，马上又鼓起勇气，打开《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来读，刚读到八十八页，谢谢上帝（？），我发见真理了！内中有一段话说：
“光武事田业，……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南阳饥荒，……光武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光武，……遂与定谋，……起于宛。……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及见光武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光武本纪》——出《后汉书》）
依于上述，王莽时代的民众暴动，有游民与地主两大营垒。而成功竟归后者。由此我可以推求历代帝国再建的缘由了。”
陶君上面所征引的事实既表明光武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他所作的结论又告诉我们由此去“推求历代帝国再建的缘由”，可见所谓战斗集团，——即成功的战斗集团——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可是我获得他这种供状。还不满足，于是又开始读那部五百多页的《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读到四四○页，发见一个历代的战斗集团表（他自然没有用这个名称），今特介绍如下：
一，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
刘邦刘渊石勒等朱元璋
二，农民政权因未能转变致失败者：
陈涉赤眉王郞等黄巾孙恩等窦建德等
黄巢方国珍等李闯张献忠太平天国
三，以地主起事并反攻农民而成功者：
刘秀曹操等司马睿王导刘裕陈霸先李世民赵匡胤之前朝曾国藩袁世凯
四，以地主起事而失败者：
项羽东汉末诸牧李密等唐之诸藩镇五代时诸镇
五，以地主而依附已经转变之农民政权及游牧部落者：
张良等之于刘邦崔浩等之于元魏吴复王弼等之于朱元璋”
上面这个表本来是错得一塌糊涂，不足为据。如在实质上始终代表地主利益的刘邦，刘渊石勒和朱元璋等硬指为“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太平天国和袁世凯硬指为“农民政权因未能转变致失败者”和“以地主起事并反攻农民而成功者”，代表封建贵族，企图死灰复燃的项羽硬指为“以地主起事而失败者”，等等都是其中最显著的错误。可是抛开这一点不讲，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他自己明白承认中国历史上获得成功的战斗集团总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于是他在上面告诉我们的两句秘诀改为：
地主阶级占领官僚系统以取田赋，便是‘郡县制’；代表地主阶级的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
这两句话的不可避免的结论是郡县制直等于封建制，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陶君认“封建制”为封建制度”。故
郡县制直等于封建制度！
综观前面四点和后面六点对于陶君的批评，我们不禁发生一种总的感想。就是：他不独缺乏历史的常识和社会科学的常识，并且观察力异常迟钝，思考力异常薄弱；不独观察力与思考力够不上做一个学者，并且——也许是用脑过度的缘故——神志昏迷，精神彷佛，因此自己所说的话总是前后不一致——岂止不一致，总是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子。像他这样的人应当赶快改行，否则至少也应当先休息一二年，再读十年八年书，然后从事著作，一则可以减少他贻误青年的罪孽，二则可以休养自己的精神，三则他的雪白的漂亮面孔也还可保留一部分，不致打得全部青肿，伤痕累累。这是一桩一举而三善务焉的事，陶君勉乎哉！
我们于忠告陶君之后，仍须继续批评的工作。现在要谈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我在《读书杂志·社会史论战第二辑》上所提出的主张，本是自秦至清鸦片战争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关于这一点，陶君似乎是先我而主张。我不过是跟在他的后面走。例如他说：
“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七页）
“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见同书二四七至二四八页）
“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中国自战国以后，已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商人资本的发达，灌概农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是，便是这商人资本的发达，破坏国内市场，杜绝国外市场，促成大土地私有，于是有财政的掠夺组织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再建起来。于单纯再生产的基础上，商人瓷本及地租与地税所造成的剩余人口，又向于商人资本及地租与地税而竞争；构成封建军事国家统一割据，循环无端的历史。若认定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必引起似是而非的主张。其实我们所感觉为封建制度者，或是财政掠夺组织，或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保留之构成封建制度的个个条件，如大土地所有，半奴隶的佃农，现物地租等等。”（见同书九六页）
可是我们如果将他这些说法仔细玩味一下，便知道他所谓前资本主义时期和我们所说的没有共同之点。他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至少也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的社会。我们所谓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不仅不是封建社会，而且也不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的社会，乃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破坏以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关于这种方法的内容可参看本文的第一部分）兴起时的社会。他听见说有“前资本主义”的名词，等不及查清它的内容。即拿来应用，结果便等于封建制度或“后封建制度”，天下滑稽的事宁有过于此举？！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我们细心读过陶君的各种大著之后，也深深知道他的习性。他的习性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对于自己从前所说的话总要推翻得干干净净。他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说法更不是例外。他替朱其华君那部“极征引的能事”——其实是极抄袭的能事——的大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做一篇序，于征引马克思封建生产方法的转变取两条路径的一段话后，大发议论道：
“这些话太显了。它显明指出封建制度破坏的明日并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天下。同时资本主义的昨日也不一定正与封建制度恰相衔接。中国封建制度分解后，各处没有成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所以封建制度虽时有再建的事情，而仍然迅速分解。这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分解的明日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天下的缘故。所以其华君指我，以为我在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两形式之间，要另立第三形式，这是一句寃枉话。其华君如果看到上面所征引的‘封建生产方法的转变有两条路径’的话，不也以为说这话的人于封建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要另立第三形式吗？（见《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序言三页）
陶君这里用愤愤不平的口吻，埋怨朱君不该冤枉他“要另立第三形式”，这就是根本推翻他从前所提出的前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说法。我们在指斥他的谬误之前，还须将他的另一段话一并引来，以便一起解决。
“因为土地制度之封建性，及商业资本之分解性，两方面的材料都很多。主张封建制度者专引前者的材料；主张商业社会者专引后者的材料，都各可以引出一大堆。我对于两方面都不愿舍弃，尤其是为了指出两方经济势力的交互作用及有机结合，所以不恤兼征并引。因此，批评我的人，可以引我的论文中这一段与那一段比较而表见互相矛盾。其华君说得好：社会本来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我们又在那儿去找一个纯封建制度或纯资本主义，何况中国自战国时代以后，便是封建制度逐渐分解而资本主义生产又没有发达的社会？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瞒过其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说它是封建制度，只好否认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和商业都市的发达和主要性。如果说封建制度转变的前途，不一定就即刻有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其华君又要说我另立经三形式了。”（见同书序言五页）
陶希圣和朱其华两君近年来大谈其马克思主义，并且辩论不休，在目前的中国，这虽不限定是一桩反常的事，但至少总可称为一桩滑稽的事！他们两人都不懂马克思主义，都不懂《资本论》，并且也没有读过全部《资本论》，却要装成“内行”的样子，从《资本论》中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大都是间接抄来的），拿来当作武器，你打我的眼睛，我打你的鼻子，装腔作势，令人齿冷！即如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相衔接的问题就是一个好例。
陶君在这两者之间最怕的是“另立第三形式”，而朱君要向他进攻的唯一口实，也就在这“另立第三形式”。其实封建制度破坏的明日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资本主义的昨日又不正与封建制度相衔接，而中国的情形却恰恰如此。则要想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家，在这两形式之间，自然应另立第三形式。陶君为什么那样害怕，硬说朱君宣布他要另立第三形式是一句冤枉话呢？朱君为什么又那样勇敢，硬说陶君要另立第三形式是不对呢？说出原因来，真要笑死人，就是：他们因为自己偶然碰见的《资本论》上的一段或几段话，只有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两形式。再找不出第三形式，他们为做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起见，都不敢另出主张。所以陶君的害怕，急得呼冤，并不是害怕朱其华，而是害怕失去“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反之，朱君的进攻，一步紧逼一步，更不是自信本领胜过陶希圣，而是自信据有“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像这样一攻一守的活剧煞是好看！
可是我们要告诉他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死的教条，而是实际生活的指导者，——恰和列宁所说的一样，——马克思主义最精粹的地方就在于具体的的情形，加以具体的分析。他们遇着一种既非封建制度又非资本主义的具体的情形，没有能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加以具体的分析，“另立第三形式”，惟死守着《资本论》中的几段话，一个说，寃枉呀，我们何尝要另立第三形式，一个说，的确呀，你是要另立第三形式——这真是滑稽，这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我们还要告诉他们：在封建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间另立第三形式——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人就是陶君代为否认有此说法——好冒失！——的人，就是著《资本论》的人，而并且就在《资本论》中。关于此事的证据，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征引得很多，请他们覆按一下，便知道了。陶朱两君于检阅证据之后，恐怕要相视而笑，自认前此的一守一攻直同儿戏罢！
我们对于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这个长时期中如果应用马克思所提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名词，指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则陶君所说的两种困难便迎刃而解。因为在这种生产方法的时代，有封建制度的残余（除此以外，还有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残余，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的残余），也有商业和都市的发达，既不必“瞒过其中的封建剥削制度”，又不必“否认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和商业都市的发达和主要性”。同时，陶君不必再呼寃，朱君也不必再攻击，彼此相安无事，用不着重演这小孩子式的争斗了。所以我们的办法是最切实际的，最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也就是确切不移的真理。
不幸陶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几乎全是一个门外汉，对于马氏屡次提出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术语，更无所闻，以致把自己从道听途说中得来，并试用过几次的前资本主义的名词完全抛弃，且进一步坚决否认“要另立第三形式”，这就是刚刚靠近真理的道路又转入岐途了。
陶君重新走入岐途之后，又归宿到原来的地方去了，所以他说：
“我的结论是：中国社会，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的生存赖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政治地位的取得，而与宗教无关。所以它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与封建领主和农民的势力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可以叫它做封建势力，又因此可以叫中国社会做封建社会。”（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九一页）
关于什么“士大夫阶极”本身的问题不在本项讨论的范围之内，暂不提及，现在只把封建势力和封建社会的问题来批评一下。我们要批评这个问题，须先知道他对于封建制度与封建势力两者关系的意见。他对于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见同书二六页）
陶君本是一个玄学头脑，所以他的答案完全是玄学式的，“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这是多么神秘的一个答案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依照陶君的公式，则当改为：“皮虽不存，毛犹可附。”因为据他说，封建制度的崩坏已有二千五百年，而托命于封建制度的封建势力可以巍然独存，这不是皮不存而毛犹可附的一种注释么？陶君看到这里，一定气愤愤地骂我没有看清前后的文意，即轻下批评，因为他明明指出：
“士大夫阶级的势力……叫做封建势力。”（见同书三八至三九页）
他的答案何尝神秘？其实把非封建制度中所固有的什么“士大夫阶极”的势力称为封建势力，已经是完全不通，即退一万步，承认这种说法是对的，他也应当说：
封建制度已不存在，然带有封建性的“士大夫阶级”乘时崛起。故封建势力还存在着。
要这样插入一句，才合于逻辑，才不致令人看了，觉得神秘，马上要问：
封建制度既已不存在，封建势力为什么还存在着？
然就是照我们那样的改正，陶君也没有答复他自己所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他所问的既系：“是不是封建社会？”，他的答案便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是，或不是，或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这三种方式，他都可以自由采取，但绝不该说出他那样语意含混，模棱两可的滑头话来，致令人莫明其妙！不过他又说过：
“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的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见同书二四七至二四八页）
可见他那含糊的答案仍不外简简单单承认八十年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至于他所加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只不过出于东拉西扯的本能，并无何等意义，所以他在别处又置诸脑后了。
要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八十年后的中国社会才是“半封建社会”，这是很合逻辑的。不过他对于“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后来又表见他的习性中的老毛病，就是推翻得干干净净。他说：
“第三种见解以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制度，又不是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最适于自己辩护的。然而所谓‘半’，倘怳不定，可用于宣传，而不宜于研究。中国的农业经济不同于欧洲，所以中国社会，在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的欧洲。‘半’字不能够指出两者根本不同之点。”（见《中国封建社会史》四页）
“或谓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此所谓‘半’，只不过推论时一个便利的形容词。中国社会的封建成分，果否居十分之六七，实为一个问题。故所谓‘半’者，在研究社会构造时殆不宜适用以启疑团，且至多亦不过予人以模糊不清的概念。”（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四页）
陶君真狡猾，自己明明说过“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及后来感觉“半”字不妥当，于是就用“第三种见解”及“或谓”字样推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反摆出“学者”的面孔，来加以“纠正”！他如果有半点真诚的话，应当坦然自承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曾用过“半封建社会”的名词，此时觉得不妥，应弃去不用。计不出此，竟对于“半”字大发酸论，借此表示人家用“半”字是浅薄的“宣传”，他不用“半”字是深刻的“研究”，人家用“半”字易“启疑团”，“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观念”，他不用“半”字即没有疑义，予人以明了的观念。其实所谓“半”并不像他那样笨拙的解法，视为十数的一半，即视中国有十分之五的的成分为封建社会，其余十分之五的成分为资本主义或其他主义的社会；“半”是残缺不全的意思，而“半封建社会”就是仅剩有封建残余的社会的意思。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应用这个名词（见恩格斯校的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三二○页，英文《资本论》第三卷九一三页）。马氏此书的一段或一节是陶君当作至宝，引入自己的著作中装装门面的，试问他用“半封建社会”（halbfeudalegesellschaften，semi-feudalsocieties）的名词是在那里宣传，还是在那里研究？
像陶君那样的头脑，根本就“不宜于研究”，根本就没有判断的能力，所以他跟着他人应用一个“半封建社会”的名词之后，又疑神疑鬼地抛弃不顾，免玷辱了自己“学者”的招牌，这是多么可惜啊？！可是我们替他可惜的，仅系抛弃一个正确的名词，而不赞成他应用在“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上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应划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详细理由将在以后批评他人的著作时发表），并不是什么“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只能应用于秦汉以后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因为自汉景帝武帝时起，诸侯王虽受封连城而不得治民补吏。遂逐渐形成一种封而不建的局面，不独封建制度的实质完全灭亡，即封建的名义也打掉一半。所以至多只能袭用“半封建社会”的名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是封建社会的嫡子，它带着父亲的一些残余，是势所必至的，所以把“半封建社会”当作它的副名，不独没有矛盾。并且很切合实情。但像陶君那样用于前资本主义以后的现代（近八十年来），便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我们对于陶君所发挥的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的批评已经不少，现在仅简单总括一下，作个结束。据他的高见，凡有封建制度的时代，固然有封建势力，固然应叫做封建社会；即没有封建制度的时代，也有封建势力，也应叫做封建社会，至少应叫做半封建社会。封建势力及封建社会是可以离开封建制度而独立存在，并且长久存在的，恰和投机的商人一样，只要有一个空架子的铺面，虽没有资本，是可以买空卖空，继续交易的！所以自秦汉至清鸦片战争这个长时期中，虽没有封建制度，仍应把“士大夫阶级的势力”当作封建势力，故仍应叫做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大炮送进大工业的生产品，中国马上也开始机器工业的生产，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发轫，仍应把苟延残喘的“士大夫阶级的势力”当怍“半封建势力”，故仍应叫做“半封建社会”。这就是陶君许多年来，孜孜不息“研究”的结果。我们对于他这种结果，除掉前面随时随地的评价外，现在再作一种总的判断如下。
自有人类以来，已经经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生产方法时代，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每一种生产方法于正式消灭之后，总会遗留若干残影于世，历数十百年，甚至于数千百年而不致磨灭。例如我们中国现在距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已经有三千三百多年，但农村中的公共牧场，森林，河道，道路，港堰等等，不能不说是它的残影；距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也在三千年以上，但现在国有的土地——森林，河道，道路，川原，湖海等等——也不能不说是它的遗迹；距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约二千二三百年，因为这个社会生存期的长久，文物的大备，和时代较近的缘故，它的残影与遗迹持别丰富，特别显著，这是丝毫没有疑义的。继它而起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不是一种真正划时代的生产方法，仅系一种过渡性质的生产方法，所以保存着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是我们完全承认的。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自具有它的特点（参看本文讲这种方法的文字）。绝不能与封建的生产方法混为一谈，因此前资本主义社会固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什么后期封建社会——我们要能明白认识这一点，才能够谈中国的社会发展史。
不意陶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学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形，茫无所知；他大概是受了前几年宣传的影响，脑子里面深深嵌着封建社会，封建势力等名词的印象，所以他谈古代社会，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一概不管，一起首就是炎帝黄帝时“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或“自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的起源发达崩坏的纪录，直到今日，尚未结算清楚”。自周代的封建制度崩溃以后，他仍不愿封建势力和封建社会的名词跟着死去，又拿来加在秦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的身上，虽明知这两个时代的本质全不相同，也在所不顾。不仅是这样，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他仍舍不得封建社会的名词，又剖一半给近八十年来的中国。总之，自他看来，封建两字正是一件宽袍，无论是胖子瘦子，或男子女子，都可披在身上。所以他把“初期的封建国家”和“次期的封建国家”加在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国家还没有起源的所谓五帝和尧舜时代，把“封建制度”加在实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殷代，把“封建势力”和“封建社会”加在实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秦汉至清鸦片战争时代。把“半封建社会”加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现代。自他看来，是无处不封建，无时不封建，甚至于无人不封建！自他看来，著社会进化史的人只须著封建的起源发达崩坏史。自他看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不应当著，至少是不应当译成中文，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只有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正用不着这些非封建社会的著作来做参考。自他看来，中国是与封建结了不解缘，彼此没有分离的意志，也没有分离的可能，任欧美日本去闹资本主义的恐慌，任苏联去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是要抱着封建这个老太婆——其实是骷楼美人——终老的。可怜呀，中国。幸福呀，封建！可是我们不要过于悲观，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始终和封建结不解缘的，并不是中国，而是陶希圣君的脑袋，因此我就拿这两万多字的批评，当作一个千钩之锤，击破他的封建的脑袋，使他清醒过来，得接受客观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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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9—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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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指示要点
（1974年9—12月）
最近一个时期，毛主席对国际斗争和国内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下面是毛主席指示的要点。
毛主席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前不久出了林彪的事。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主席说，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毛主席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毛主席在听取上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时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人事安排的问题，已另有文件。下面谈一谈理论问题。
毛主席在谈到批林批孔时说，世界上的一些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比如四书五经以前不读不行，现在不读了，孔夫子可以批了，一样可以治国嘛。关云长也不拜了。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应运而生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还谈了几个具体问题。毛主席说，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都可以去嘛。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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